鲁迅作品全集

鲁迅

鲁迅先生年谱

许寿裳

凡例

一、先生自民国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写日记，从无间断，凡天气之变化如阴晴 风雨，人事之交际如友朋过从，信札往来，书籍购入，均详载无遗，他日付印，足 供参考。故年谱之编，力求简短，仅举荦荦大端而已。

二、先生著作既多，译文亦富，另有著译书目，按年排比，故本谱于此二项，仅记 大略未及详焉。

三、先生著译之外，复勤于纂辑古书，抄录古碑，书写均极精美，谱中亦不备举。

四、先生工作毕生不倦，如编辑各种刊物，以及为人校订稿件之类，必忠必信，贡 献亦多，谱中亦从略不述。

五、本谱材料，有奉询于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于夫人许广平及令弟作人、建人 者，合并声明。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许寿裳记

民国前三十一年（清光绪七年辛已、西历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岁

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 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前二十六年（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前二十四年（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 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 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前二十年（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 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 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 《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 小皋步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十九年癸己，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

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廿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前十四年（年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前十三年（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前十一年（廿七年辛丑，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前十年（廿八年壬寅，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 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前九年（廿九年癸卯，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前八年（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前六年（三十二年丙午，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前五年（三十三年丁未，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前四年（三十四年戊申，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酋，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前二年（二年庚戌，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前一年（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 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注：以上月份均系阴历。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五月， 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 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二年（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三年（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四年（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 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 志拓本。

六年（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 搜集研究拓本。

七年（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 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 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八年（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后收入杂感录《热风》。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 弟作人俱移入。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 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九年（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 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 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 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 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 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十四年（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 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 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 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 师，黎明中学教员。

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 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 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 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 辞职。

十六年（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 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 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 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 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 《唐宋传奇集》。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 居。同月《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 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 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十七年（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 《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 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 成。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 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 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 《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 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十二 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十九年（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 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 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 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 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 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 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 “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 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二十年（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 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 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 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 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 本成。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 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 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 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 月排比《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 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 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 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 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 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 《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 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 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 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 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 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 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十一 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 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 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 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 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 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 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 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 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 时二十五分逝世。

（原载《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二十六 年十月十九日初版）

第一卷

坟

题记

科学史教篇

摩罗诗力说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文化偏至论

说胡须

我们怎样做父亲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未有天才之前

坚壁清野主义

我之节烈观

寡妇主义

春末闲谈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看镜有感

杂忆

娜拉走后怎样

论睁了眼看

论照相之类

写在《坟》后面

论“他妈的！”

从胡须说到牙齿

灯下漫笔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题记①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②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③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⑤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⑥？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⑦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⑧。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语丝》周刊一○六期，题为《〈坟〉的题记》。

②《河南》　月刊，我国留日学生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创办于东京，程克、孙竹丹等人主编。一九○一年“辛丑条约”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我国留日学生有数千人，其中多数倾向于反清革命，他们进行各种反清活动，出版了许多书报。其中有十多种杂志是以各省留日同乡会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义出版的，内容偏重于有关各省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和科学的启蒙宣传，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洞庭波》、《云南》、《四川》等，《河南》就是这些杂志中的一种。作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收入本书的《人之历史》等四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破恶声论》和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的《裴彖飞诗论》（两篇都是未完稿）。

③《民报》　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内容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共出二十六期。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由章太炎主编。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在《民报》发表的文章，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这里说的受《民报》的影响，即指受章太炎的影响。

④“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语出《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⑤这里的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谓正人君子，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们。

《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所办的一种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它主要是刊登政论，同时也发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主要撰稿人是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笔名西滢）、徐志摩、唐有壬等，也采用一些外来投稿。其中胡适虽没有参加实际编辑，但事实上是这个刊物的首领。这派人物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办的这个刊物的主要特色，就是时而曲折时而露骨地反对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如五卅运动发生后，胡适、陈源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先后在该刊发表文章，诬蔑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学生和市民所形成的广大的反帝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屠杀爱国人民时，该刊公然诬蔑被杀的爱国群众，替段祺瑞辩护。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以后，该刊逐步投靠蒋介石政权，成为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的刊物。

作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曾不断发表文章，对这个刊物的反动言论进行斗争，揭穿了这派人物的假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些文章，都收在本书和《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

“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同晚报》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的一篇报导中，吹捧现代评论派的话；鲁迅在杂文中常引用它来讽刺这一派人。

⑥这里说的不骂军阀和下文的“无枪阶级”，都见于《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署名涵庐（即高一涵）的一则《闲话》中，原文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彼此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当时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

⑦木皮道人　应作木皮散人，是明代遗民贾凫西的别号。贾凫西（约1592—1674），名应宠，山东曲阜人。这里所引的话，见于他所著的《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昼夜商量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鲁迅在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⑧三一八惨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出动军舰支持奉军，炮击国民军，并联合英美法意等国，于十六日以最后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竟令卫队开枪射击，当场死、伤二百余人。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发表陈西滢评论此案的《闲话》，诬蔑被惨杀的爱国群众“没有审判力”，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参加种种他们还莫明其妙的运动”，“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又险恶地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们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等等。参看《华盖集续编》中的《“死地”》、《空谈》等篇。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科学史教篇

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②；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③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④，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既而中止，几一千年，递十七世纪中叶，乃复决为大川，状益汪洋，流益曼衍，无有断绝，以至今兹。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

希腊罗马科学之盛，殊不逊于艺文。尔时巨制，有毕撒哥拉（pythagoras）⑤之生理音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⑥之解剖气象二学，柏拉图（platon）⑦之《谛妙斯篇》（timaeus）暨《邦国篇》，迪穆克黎多（demokritos）⑧之“质点论”，至流质力学则癙于亚勒密提士（archimedes）⑨，几何则建于宥克立（eukleides）⑩，械具学则成于希伦（heron）⑾，此他学者，犹难列举。其亚利山德大学⑿，特称学者渊薮，藏书至十万余卷，较以近时，盖无愧色。而思想之伟妙，亦至足以铄今。盖尔时智者，实不仅启上举诸学之端而已，且运其思理，至于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质⒀，德黎（thales）谓水，亚那克希美纳（anaximenes）⒁谓气，希拉克黎多（herakleitos）⒂谓火。其说无当，固不俟言。华惠尔⒃尝言其故曰，探自然必赖夫玄念⒄，而希腊学者无有是，即有亦极微，盖缘定此念之意义，非名学⒅之助不为功也。（中略）而尔时诸士，直欲以今日吾曹滥用之文字，解宇宙之玄纽⒆而去之。然其精神，则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方诸近世，直无优劣之可言。盖世之评一时代历史者，褒贬所加，辄不一致，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略有思理之士，无不然矣。若据此立言，则希腊学术之隆，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则意之所执，与蔑古亦相同。盖神思⒇一端，虽古之胜今，非无前例，而学则构思验实，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古所未知，后无可愧，且亦无庸讳也。昔英人设水道于天竺(22)，其国人恶而拒之，有谓水道本创自天竺古贤，久而术失，白人不过窃取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不知意之所在，将如天竺造说之人，聊弄术以入新学，抑诚尸祝(23)往时，视为全能而不可越也？虽然，非是不协不听之社会，亦有罪焉已。

希腊既苓落，罗马亦衰，而亚剌伯人继起，受学于那思得理亚与僦思(24)人，翻译诠释之业大盛；眩其新异，妄信以生，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盖希腊罗马之科学，在探未知，而亚剌伯之科学，在模前有，故以注疏易征验，以评骘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宇宙见象，在当时乃又神秘而不可测矣。怀念既尔，所学遂妄，科学隐，幻术兴，天学(25)不昌，占星(26)代起，所谓点金通幽(27)之术，皆以癙也。顾亦有不可贬者，为尔时学士，实非懒散而无为，精神之弛，因入退守；徒以方术之误，结果乃止于无功，至所致力，固有足以惊叹。如当时回教新立，政事学术，相辅而蒸，可尔特跋(28)暨巴格达德(29)之二帝，对峙东西，竞导希腊罗马之学，传之其国，又好读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书。而学校亦林立，以治文理数理爱智质学(30)及医药之事；质学有醇酒(31)硝硫酸之发明，数学有代数三角之进步；又复设度测地，以摆计时，星表(32)之作，亦始此顷，其学术之盛，盖几世界之中枢矣。而景教子弟，复多出入于日斯巴尼亚(33)之学校，取亚剌伯科学而传诸宗邦，景教国之学术，为之一振；递十一世纪，始衰微也。赫胥黎作《十九世纪后叶科学进步志》，论之曰，中世学校，咸以天文几何算术音乐为高等教育之四分科，学者非知其一，不足称有适当之教育；今不遇此，吾徒耻之。此其言表，与震旦谋新之士，大号兴学者若同，特中之所指，乃理论科学居其三，非此之重有形应用科学而又其方术者，所可取以自涂泽其说者也。

时亚剌伯虽如是，而景教诸国，则于科学无发扬。且不独不发扬而已，又进而摈斥夭阏(34)之，谓人之最可贵者，无逾于道德上之义务与宗教上之希望，苟致力于科学，斯谬用其所能。有拉克坦谛（lactantius）(35)者，彼教之能才也，尝曰，探万汇之原因，问大地之动定，谈月表之隆陷，究星辰之悬属，考成天之质分，而焦心苦思于此诸问端者，犹絮陈未见之国都，其愚为不可几及。贤者如是，庸俗可知，科学之光，遂以黯淡。顾大势如是，究亦不起于无因。准丁达尔（j．tyndall）(36)言，则以其时罗马及他国之都，道德无不颓废，景教适以时起，宣福音于平人，制非极严，不足以矫俗，故宗徒之遘害虽多，而终得以制胜。惟心意之受婴久，斯痕迹之漫漶也难，于是虽奉为灵粮(37)之圣文，亦以供科学之判决。见象如是，夫何进步之可期乎？至厥后教会与列国政府间之冲突，亦于究之受妨，与有力也。由是观之，可知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如希腊罗马之科学，以极盛称，迨亚剌伯学者兴，则一归于学古；景教诸国，则建至严之教，为德育本根，知识之不绝者如线。特以世事反复，时势迁流，终乃屹然更兴，蒸蒸以至今日。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且此又不独知识与道德为然也，即科学与美艺之关系亦然。欧洲中世，画事各有原则，迨科学进，又益以他因，而美术为之中落，迨复遵守，则车免近事耳。惟此消长，论者亦无利害之可言，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来，其色益显，或为路德(38)，或为克灵威尔(39)，为弥耳敦(40)，为华盛顿(41)，为嘉来勒(42)，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欤？此其成果，以偿沮遏科学之失，绰然有余裕也。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人间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兹未能。惟若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则准史实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此何以故？则以如是种人之得久，盖于文明政事二史皆未之见也。

迄今所述，止于昏黄(43)，若去而求明星于尔时，则亦有可言者一二，如十二世纪有摩格那思（a．magnus）(44)，十三世纪有洛及培庚（rogerbacon生一二一四年，中国所习闻者生十六世纪与此异）(45)，尝作书论失学之故，画恢复之策，中多名言，至足称述；然其见知于世，去今才百余年耳。书首举失学元因凡四：曰摹古，曰伪智，曰泥于习，曰惑于常。(46)近世华惠尔亦论之，籍当时见象，统归四因，与培庚言殊异，因一曰思不坚，二曰卑琐，三曰不假之性，四曰热中之性，(47)且多援例以实之。丁达尔后出，于第四因有违言，谓热中妨学，盖指脑之弱者耳，若其诚强，乃反足以助学。科学者耄，所发见必不多，此非智力衰也，正坐热中之性渐微故。故人有谓知识的事业，当与道德力分者，此其说为不真，使诚脱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识之依，则所营为，特可悯者耳。发见之故，此其一也。今更进究发见之深因，则尤有大于此者。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阑喀(48)曰，孰辅相人，而使得至真之知识乎？不为真者，不为可知者，盖理想耳。此足据为铁证者也。英之赫胥黎，则谓发见本于圣觉(49)，不与人之能力相关；如是圣觉，即名曰真理发见者。有此觉而中才亦成宏功，如无此觉，则虽天纵之才，事亦终于不集。说亦至深切而可听也。茀勒那尔(50)以力数学之研究有名，尝柬其友曰，名誉之心，去己久矣。吾今所为，不以令誉，特以吾意之嘉受耳。其恬淡如是。且发见之誉大矣，而威累司(51)逊其成就于达尔文，本生付其勤劬于吉息霍甫，(52)其谦逊又如是。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若曰，此累叶之言，皆空虚而无当于实欤？则曰然亦近世实益增进之母耳。此述其母，为厥子故，即以慰之。

前此黑暗期中，虽有图复古(53)之一二伟人出，而终亦不能如其所期，东方之光，盖实作于十五六两世纪顷。惟苓落既久，思想大荒，虽冀履前人之旧迹，亦不可以猝得，故直近十七世纪中叶，人始诚闻夫晓声，回顾其前，则歌白尼（n．copernicus）首出，说太阳系，开布勒（j．kepler）〔５４〕行星运动之继续之，此他有格里累阿（galileo galilei）(55)，于星力二学，多所发明，又善导人，使事斯学；后复有思迭文（s．stevin）(56)之机械学，吉勒裒德（w．gilbert）(57)之磁学，哈维（w．har－vey）(58)之生理学。法朗西意大利诸国学校，则解剖之学大盛；科学协会亦始立，意之林舍亚克特美（accademiadel lincei）(59)即科学研究之渊薮也。事业之盛，足惊叹矣。夫气运所趣既如此，则桀士自以笃生，故英则有法朗希思培庚(60)，法则有特嘉尔(61)。培庚（f．bacon1561—1626）著书，序古来科学之进步，与何以达其主的之法曰《格致新机》。虽后之结果，不如著者所希，而平议其业，决不可云不伟。惟中所张主，为循序内籀之术，而不更云征验：后以是多讶之。顾培庚之时，学风至异，得一二琐末之事实，辄视为大法之前因，培庚思矫其俗，势自不得不斥前古悬拟夸大之风，而一偏于内籀，则其不崇外籀(62)之事，固非得已矣。况此又特未之语耳，察其思惟，亦非偏废；氏所述理董自然见象者凡二法：初由经验而入公论(63)，次更由公论而入新经验。故其言曰，事物之成，以手乎，抑以心乎？此不完于一。必有机械而辅以其他，乃以具足焉。(64)盖事业者，成以手，亦赖乎心者也。观于此言，则《新机论》第二分中，当必有言外籀者，然其第二分未行世也。顾由是而培庚之术为不完，凡所张皇，仅至具足内籀而止。内籀之具足者，不为人所能，其所成就，亦无逾于实历；就实历而探新理，且更进而窥宇宙之大法，学者难之。况悬拟虽培庚所不喜，而今日之有大功于科学，致诸盛大之域者，实多悬拟为之乎？然其说之偏于一方，视为匡世之术可耳，无足深难也。

后斯人几三十年，有特嘉尔（r．descartes1596—1650）生于法，以数学名，近世哲学之基，亦赖以立。尝屹然扇尊疑之大潮，信真理之有在，于是专心一志，求基础于意识，觅方术于数理。其言有曰，治几何者，能以至简之名理，会解定理之繁多。吾因悟凡人智以内事，亦咸得以如是法解。若不以不真者为真，而履当履之道，则事之不成物之不解者，将无有矣。(65)故其哲理，盖全本外籀而成，扩而用之，即以驭科学，所谓由因入果，非自果导因，为其著《哲学要义》中所自述，亦特嘉尔方术之本根，思理之枢机也。至其方术，则论者亦谓之不完，奉而不贰，弊亦弗异于偏倚培庚之内籀，惟于过重经验者，可为救正之用而已。若其执中，则偏于培庚之内籀者固非，而笃于特嘉尔之外籀者，亦不云是。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如格里累阿，如哈维，如波尔（r．boyle）(66)，如奈端（i．newton）(67)，皆偏内籀不如培庚，守外籀不如特嘉尔，卓然独立，居中道而经营者也。培庚生时，于国民之富有，与实践之结果，企望极坚，越百年，科学益进而事乃不如其意。奈端发见至卓，特嘉尔数理亦至精，而世人所得，仅脑海之富而止；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他若波尔立质力二学征实之法，巴斯加耳（b．pascal）(68)暨多烈舍黎（e．torricelli）(69)测大气之量，摩勒毕奇（m．malpighi）(70)等精官品之理，而工业如故，交通未良，矿业亦无所进益，惟以机械学之结果，始见极粗之时辰表而已。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亦即胚胎于是时矣。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顾治科学之桀士，则不以是婴心也，如前所言，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尔时之科学名家，无不如是，如侯失勒（j．herschel）(71)暨拉布拉（s．delaplace）(72)之于星学，扬俱（th．young）(73)暨弗勒那尔（a．fresnel）之于光学，欧思第德（h．c．oersted）(74)之于力学，兰麻克（j．delamarck）之于生学，迭亢陀耳（a．de candolle）(75)之于植物学，威那（a．g．werner）(76)之于矿物学，哈敦（j．hutton）(77)之于地学，瓦特（j．watt）(78)之于机械学，其尤著者也。试察所仪，岂在实利哉？然防火灯作矣，汽机出矣，矿术兴矣。而社会之耳目，乃独震惊有此点，日颂当前之结果，于学者独恝然而置之。倒果为因，莫甚于此。欲以求进，殆无异鼓鞭于马勒欤，夫安得如所期？第谓惟科学足以生实业，而实业更无利于科学，人皆慕科学之荣，则又不如是也。社会之事繁，分业之要起，人自不得不有所专，相互为援，于以两进。故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今试置身于野人之中，显镜衡机(79)不俟言，即醇酒玻璃，亦不可致，则科学者将何如，仅得运其思理而已。思理孤运，此雅典暨亚历山德府科学之所以中衰也。事多共其悲喜，盖亦诚言也夫。

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成然(80)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夫欧人之来，最眩人者，固莫前举二事若，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叶耳。寻其根源，深无底极，一隅之学，夫何力焉。顾著者于此，亦非谓人必以科学为先务，待其结果之成，始以振兵兴业也，特信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81)耳。居今之世，不与古同，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丁达尔不云乎：止属目于外物，或但以政事之感，而误凡事之真者，每谓邦国安危，一系于政治之思想，顾至公之历史，则立证其不然。夫法之有今日也，宁有他因耶？特以科学之长，胜他国耳。千七百九十二年之变，(80)全欧嚣然，争执干戈以攻法国，联军伺其外，内讧兴于中，武库空虚，战士多死，既不能以疲卒当锐兵，而又无粮以济守者，武人抚剑而视太空，政家饮泪而悲来日，束手衔恨，俟天运矣。而时之振作其国人者何人？震怖其外敌者又何人？曰，科学也。其时学者，无不尽其心力，竭其智能，见兵士不足，则补以发明，武具不足，则补以发明，当防守之际，即知有科学者在，而后之战胜必矣。然此犹可曰丁达尔自治科学，因阿所好而立言耳，然证以阿罗戈(83)之所载书，乃益明其不妄，书所记曰，时公会征九十万人，盖御外敌之四集，实非此不胜用尔。而人不如数；众乃大惧。加以武库久空，战备不足，故目前之急，有非人力所能救者。盖时所必要，首为弹药，而原料硝石，曩悉来自印度，至此时遂穷。次为枪炮，而法地产铜不多，必仰俄英印度之给，至今亦绝。三为钢铁，然平日亦取诸外国，制造之术，无知之者。于是行最后之策，集通国学者，开会议之，其最要而最难得者为火药。政府使者皆知不能成，叹曰，硝石安在？声未绝，学者孟耆(84)即起曰，有之。至适当之地，如马厩土仓中，有硝石无量，为汝所梦想不到者。氏禀天才，加以知识，爱国出于至诚，乃睥睨阖室曰，吾能集其土为之，不越三日，火药就矣，于是以至简之法，晓谕国中，老弱妇稚，悉能制造，俄顷间全法国如大工厂也。此外有质学家，以法化分钟铜，用作武器，而炼铁新法亦癙于是时，凡铸刀剑枪械，无不可用国产。柔皮术亦不日竟成，制履之韦，因以不匮。尔时所称异之气球暨空气中之电报(85)，亦均改良扩张，用之争战，前者即摩洛(86)将军乘之探敌阵，得其情实，因制殊胜者也。丁达尔乃论曰，法国尔时，实生二物，曰：科学与爱国。其至有力者，为孟耆（monge）与加尔诺（carnot）(87)，与有力者，为孚勒克洛(88)，穆勒惠(89)，暨巴列克黎(90)之徒。大业之成，此其枢纽。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坡仑(91)之战将云。今试总观前例，本根之要，洞然可知。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蕉萃，储能于初，始长久耳。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92)；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93)；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94)；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

一九○七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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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六月《河南》月刊第五号，署名令飞。

(2)沮核意即阻隔。

(3)百祀即百年。

(4)震旦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5)毕撒哥拉（约前580—前500）通译毕达哥拉斯，古代希腊数学家、哲学家。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又把音乐的和谐归结为数学的关系，从这个理论出发去实验音律，知道音的高低系根据音波的长短而定，因此发现了音阶。他又发现了数学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这里的“生理”似应作“数理”。

(6)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他具有辩证法思想，恩格斯称他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他对解剖学、气象学、伦理学、美学等都有研究。主要著作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诗学》等。

(7)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谛妙斯篇》和《邦国篇》是他所著《对话集》中的两篇。《谛妙斯篇》今译《蒂迈欧篇》，是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邦国篇》今译《理想国》，是关于政治社会观点的阐述。

(8)迪穆克黎多（约前460—前370）通译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质点论”，即原子论，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所组成，原子在虚空中永远地运动着；它不可渗透，不可分割，永远不变，数目无限。自然界万物即由这种原子互相结合而成。

(9)亚勒密提士（约前287—前212）通译阿基米德，古希腊数学家、力学家。他发现杠杆、浮力等定理。著有《论球面和柱面》、《论浮体》、《论力学理论的方法》等。流质力学，即流体力学。

(10)宥克立（约前330—前275）通译欧几里德，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系统的数学著作，是现代几何学的基础。

(11)希伦（公元一世纪前后）古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在机械学和流体静力学上有许多发现，又创立三角形面积的公式。著有《几何学》、《空气力学》、《度量》等。械具学，即机械学。

(12)亚利山德大学指亚历山大图书馆。公允前三世纪初建于埃及亚历山大城，馆内藏书丰富，学者云集，研究各种学科，形成当时国际性的学术研究中心。公元前四十八年罗马人入侵时被焚烧过半，残存部分传说于公元六四一年阿拉伯人攻入该城时被毁。

(13)元质指元素。

(14)亚那克希美纳（约前588—约前525）通译阿那克西米尼，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把空气当作本原，认为它是无限的，万物都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著有《论自然》，已失传。

(15)希拉克黎多（约前540—约前480）通译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具有丰富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宇宙万物都起源于火，火是万物的本原。著有《论自然》。

(16)华惠尔（w．whewell，1794—1866）英国哲学家、科学史家。著有《归纳科学的历史》等。

(17)玄念抽象概念。

(18)名学即逻辑学。

(19)玄纽奥妙的关键。

(20)神思指理想或想像。

(21)水道日语，即自来水。

(22)天竺我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

(23)尸祝指古代祭祀时任尸和祝的人。尸，代表受祭者；祝，向尸祝告者。尸祝引伸为崇拜。《庄子·庚桑楚》：“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

(24)那思得理亚（nestorians）即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我国古称景教。僦思（jews），今译犹太。

(25)天学天文学。

(26)占星即“占星术”，以观察星辰运行预言人事祸福的一种巫术。

(27)点金即“炼金术”，中古时代起源于阿拉伯的一种方术。通幽，即“接神学”，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

(28)可尔特跋（cordoba）通译科尔多瓦，西班牙地名。公元八世纪时，阿拉伯翁米亚族侵入西班牙后所建立的白衣大食国（即西萨拉森帝国）的都城，是欧洲中世纪科学与艺术的中心之一。

(29)巴格达德（baghdad）通译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地名，今伊拉克的首都。公元七世纪末，阿拉伯阿拔斯族所建立的黑衣大食国（即东萨拉森帝国）的都城，建有图书馆及大学。

(30)理爱智质学即修辞学、数学、哲学、化学。

(31)醇酒即乙醇，通称酒精。

(32)星表即星体运行表，著名的有托勒坦（toletan）星表和亚丰沙（alphonso）星表。

(33)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日斯巴尼亚之学校，指设在科尔多瓦的大学。

(34)天阏遏止。

(35)拉克坦谛（约250—330）古罗马拉丁语修辞学家。出生于非洲。他信仰基督教，著有《神之教》等。

(36)丁达尔（1820—1893）通译丁铎尔，英国物理学家。著有《热——一种运动形式》、《论声》等。

(37)灵粮精神食粮。

(38)路德（m．luther，1483—1546）即马丁·路德，德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

(39)克灵威尔（o．cromwell，1599—1658）通译克伦威尔，英国政治家。他领导了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于一六四九年判处英王查理一世死刑，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40)弥耳敦（j．milton，1608—1674）通译弥尔顿，英国诗人、政论家。克伦威尔共和政府时曾任国会秘书。主要著作有《失乐园》、《为英国人声辩》等。

(41)华盛顿（g．washington，1732—1799）美国政治家。他领导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胜利后任美国第一任总统。

(42)嘉来勒（t．carlyle，1795—1881）通译卡莱尔，英国著作家、历史学家。他从贵族立场出发，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著有《论英雄与英雄崇拜》、《法国革命史》等。

(43)昏黄指黑暗的时代。

(44)摩格那思（1193—1280）德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注重实验，对动物学和植物学都有研究。

(45)洛及培庚（约1214—约1292）通译罗吉尔·培根，英国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前驱者。著有《大著作》、《小著作》等。“中国所习闻者”，指弗兰西斯·培根，见本篇注(60)。

(46)罗吉尔·培根论述造成人类无知的四个原因是：一、崇拜权威；二、因循旧习；三、固执偏见；四、狂妄自负。见他所著《大著作》一书。

(47)华惠尔所说当时学术衰微的四个原因是：一、观念不确定；二、经院学派的烦琐哲学；三、神秘主义；四、单凭热情而不凭理智的主观武断。见他所著《归纳科学的历史》一书。

(48)阑喀（l．vonlange，1795—1886）通译兰克，德国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罗马教皇史》等。

(49)圣觉灵感。

(50)茀勒那尔（a．j．fresnel，1788—1827）通译菲涅耳，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他用实验证明了光的波动性，创光学上的“波动说”，并建立了有关的数学理论以说明光波衍射的规律性。著有《光的衍射》等。

(51)威累司即华莱士，参看本卷第23页注(38)。

(52)本生（r．w．bunsen，1811—1899），德国化学家。著有《气体测定法》等。吉息霍甫（g．r．kirchhoff，1824—1887），通译基尔霍夫，德国物理学家。著有《数学物理讲座》等。他与本生于一八五九年共同完成“光谱分析”。

(53)复古这里指反对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复兴古希腊的科学文化。

(54)开布勒（1571—1630）通译开普勒，德国天文学家。他研究行星运动的轨道，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被称为“开普勒定律”。著有《立体几何学》等。

(55)格里累阿（1564—1642）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是力学原理的发现者，确定了惯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和合力定律。一六○九年首先用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的宇宙太阳中心说。著有《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等。

(56)思迭文（1548—1620）荷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对静力学方面的力的平衡关系有不少阐发。著有《静力学及流体力学》等。

(57)德（1544—1603）通译吉尔伯特，英国物理学家、医学家。对于磁学有不少贡献，创立磁气分子说。著有《磁石论》等。

(58)哈维（1578—1657）英国医学家。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现象，使生理学确立为科学。著有《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等。

(59)林舍亚克特美即意大利的科学院，一六○三年创立于罗马。

(60)培庚通译弗兰西斯·培根，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著有《新工具》（即文中所说的《格致新机》、《新机论》）、《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等。

(61)特嘉尔通译笛卡儿，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倾向于二元论。著有《哲学原理》（即文中所说的《哲学要义》）、《方法论》等。

(62)外籀即演绎法。

(63)公论即定理。

(64)培根的这段话，见于他的著作《新工具》第一卷第二条。

(65)笛卡儿的这段话，见于他的著作《方法论》第二编。

(66)波尔（1627—1691）通译波义耳，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他用实验阐明气压升降的原理，发现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他在化学分析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著有《关于空气弹性及其效应的物理——力学的新实验》、《关于颜色的实验与想法》等。

(67)奈端（1642—1727）通译牛顿，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发现了力学基本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微积分学和光的分析。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68)巴斯加耳（1623—1662）通译帕斯卡，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他用水银器测量大气的压力，发现“帕斯卡定律”。著有《关于真空的新实验与想法》、《算术三角论》等。

(69)多烈舍黎（1608—1647）通译托里拆利，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他从水利工程中研究液体的运动，发明气压计。著有《运动论》、《几何概貌》等。

(70)摩勒毕奇（1628—1694）通译马尔比基，意大利解剖学家。他精密地研究了生理组织，发现毛细管。著有《肺炎的解剖学观察》、《郯解剖学》等。

(71)侯失勒（1792—1871）通译赫歇耳，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他完成了全天体系统的观测，著有《天文学大纲》等。

(72)拉布拉（1749—1827）通译拉普拉斯，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他是宇宙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发展了康德的星云说，认为太阳系是由星云发展而来，不是上帝创造的，并以天体的运行阐明牛顿的学说，著有《天体力学》等。

(73)扬俱（1773—1829）通译杨格，英国物理学家。研究光的波动，发现“杨格率”。著有《自然哲学和力学工艺讲座》等。

(74)欧思第德（1777—1851）丹麦物理学家。一八二○年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电和磁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电磁学的基础。著有《关于电的不一致效应的实验》、《大自然的灵魂》等。

(75)迭亢陀耳（1778—1841）通译德堪多，瑞士植物学家。主要研究植物的自然分类法，对植物生理学、解剖学等方面也有贡献。著有《植物界自然分类长编》等。

(76)威那（1750—1817）通译魏尔纳，德国地质学家。他认为一切岩石都由海底沉积形成，是“水成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化石的外表特征》等。

(77)哈敦（1726—1797）通译赫顿，英国地质学家。他认为一切岩石都由火山的爆发形成，是“火成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地球的理论》等。

(78)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一七七四年完成对原始蒸汽机的重大改进，使它能够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促成近代史上有名的产业革命。

(79)显镜衡机即显微镜和天平。

(80)成然顷刻，很快。《庄子·大宗师》：“成然寐，蘧然觉。”

(81)立拨立刻覆灭。

(82)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这次革命开始后，法国贵族、僧侣、地主等勾引普、奥等国军队，于一七九二年七月向法国大举进攻。当时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和爱国人民群众奋起抵抗，八月推翻君主政体，九月召开国民公会，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最后击退了外国侵略者。下文说到的科学家蒙日、穆勒惠等都参加了这一斗争。

(83)阿罗戈（f．arago。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著有《大众天文学》等。

(84)孟耆（g．monge，1746—1818）通译盖帕德·蒙日，法国数学家。著有《静力学引论》等。

(85)有线电报发明于一八三三年，无线电报至一八九八年才进入实际应用。此处疑有误。

(86)摩洛（v．moreau，1763—1813）法国将军。先学法律，在法国大革命时加入军队。

(87)加尔诺（1753—1823）通译卡尔诺，法国数学家、政治家。著有《论微积分中的形而上学》、《平衡与运动的基本原理》等。

(88)孚勒克洛（a．f．defourcroy，1755—1809）法国化学家。著有《博学和化学要旨》等。

(89)穆勒惠（g．demorveau，1737—1816）法国化学家。他与巴列克黎、孚勒克洛等合著有《化学命名方法》。

(90)巴列克黎（c．l．deberthollet，1748—1822）法国化学家。他是人造硝的发明者，著有《亲合力规律研究》等。

(91)拿坡仑（napoléonbonaparte，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大革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92)狭斯丕尔（1564—1616）通译莎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有《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93)洛菲罗（1483—1520）通译拉斐尔，意大利画家、雕刻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有《西克斯丁圣母》、《雅典学院》等。

(94)培得诃芬（1770—1827）通译贝多芬，德国音乐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丰富，对近代西洋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摩罗诗力说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②——尼耙

一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③，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④。古民神思，接天然之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⑤。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⑥者，无不如斯。使举国人所习闻，最适莫如天竺。天竺古有《韦陀》⑦四种，瑰丽幽，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⑧，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kalidasa）⑨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诗宗瞿提（w．vongoethe），至崇为两间之绝唱。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次为希伯来⑩，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特在以色列族，则止耶利米（jeremiah）⑾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赫，耶路撒冷遂隳⑿，而种人之舌亦默。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而下，无赓响矣。复次为伊兰埃及⒀，皆中道废弛，有如断绠，灿烂于古，萧瑟于今。若震旦而逸斯列，则人生大戬，无逾于此。何以故？英人加勒尔（th．carlyle）⒁曰，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dante alighieri）⒂，彼有意语。大俄罗斯之札尔⒃，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能辖大区，行大业。然奈何无声？中或有大物，而其为大也喑。（中略）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有但丁者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

尼耙（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⒄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明如华，蛮野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殆以此欤？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⒅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shakespeare），即加勒尔所赞扬崇拜者也。顾瞻人间，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若渊默而无动者，独前举天竺以下数古国而已。嗟夫，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则取以供览古之人，使摩挲咏叹而外，更何物及其子孙？否亦仅自语其前此光荣，即以形迩来之寂寞，反不如新起之邦，纵文化未昌，而大有望于方来之足致敬也。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⒆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阑之奴性⒇；有漫为国歌者亦然。盖中国今日，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夫二国与震旦究孰劣，今姑弗言；若云颂美之什，国民之声，则天下之咏者虽多，固未见有此作法矣。诗人绝迹，事若甚微，而萧条之感，辄以来袭。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非然者，口舌一结，众语俱沦，沉默之来，倍于前此。盖魂意方梦，何能有言？即震于外缘，强自扬厉，不惟不大，徒增欷耳。故曰国民精神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22)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23)，人本以目裴伦（g．byron）(24)。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25)。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虽未生以前，解脱而后，或以其声为不足听；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以语平和之民，则言者滋惧。

二

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观之天然，则和风拂林，甘雨润物，似无不以降福祉于人世，然烈火在下，出为地囱(26)，一旦偾兴，万有同坏。其风雨时作，特暂伏之见象，非能永劫安易，如亚当之故家(27)也。人事亦然，衣食家室邦国之争，形现既昭，已不可以讳掩；而二土室处，亦有吸呼，于是生颢气(28)之争，强肺者致胜。故杀机之癙，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战斗，渐进于文明矣，化定俗移，转为新懦，知前征之至险，则爽然思归其雌(29)，而战场在前，复自知不可避，于是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区，或迟之不可计年以后。自柏拉图（platon）《邦国论》始，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几何人。虽自古迄今，绝无此平和之朕，而延颈方来，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间进化之一因子欤？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盖古民曼衍播迁，其为争抗劬劳，纵不厉于今，而视今必无所减；特历时既永，史乘无存，汗迹血腥，泯灭都尽，则追而思之，似其时为至足乐耳。傥使置身当时，与古民同其忧患，则颓唐镑傺，复远念盘古未生，斧凿未经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且更为忖度其言，又将见古之思士，决不以华土为可乐，如今人所张皇；惟自知良懦无可为，乃独图脱屣尘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堕于虫兽，而已身以隐逸终。思士如是，社会善之，咸谓之高蹈之人，而自云我虫兽我虫兽也。其不然者，乃立言辞，欲致人同归于朴古，老子(30)之辈，盖其枭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31)，人类既出面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苓落，世界之内，实例至多，一览古国，悉其信证。若诚能渐致人间，使归于禽虫卉木原生物，复由渐即于无情(32)，则宇宙自大，有情已去，一切虚无，宁非至净。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33)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柏拉图建神思之邦，谓诗人乱治，当放域外；虽国之美污，意之高下有不同，而术实出于一。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够？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虽然，上极天帝，下至舆台，则不能不因此变其前时之生活；协力而夭阏之，思永保其故态，殆亦人情已。故态永存，是曰古国。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34)；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35)。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36)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37)，返顾高丘，哀其无女，(38)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39)怀疑自遂古之初(40)，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41)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第此亦不能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夫心不受撄，非槁死则缩朒耳，而况实利之念，复ysys热于中，且其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则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又必然之势矣，此亦古哲人所不及料也。夫云将以诗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闻者或晒其迂远乎；而事复无形，效不显于顷刻。使举一密栗(42)之反证，殆莫如古国之见灭于外仇矣。凡如是者，盖不止答击縻系，易于毛角(43)而已，且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创痛少去，即复营营于治生，活身是图，不恤污下，外仇又至，摧败继之。故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

千八百有六年八月，拿坡仑大挫普鲁士军，翌年七月，普鲁士乞和，为从属之国。然其时德之民族，虽遭败亡窘辱，而古之精神光耀，固尚保有而未隳。于是有爱伦德（e．m．ar－ndt）(44)者出，著《时代精神篇》（geistderzeit），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繇之音，国人得之，敌忾之心大炽；已而为敌觉察，探索极严，乃走瑞士。递千八百十二年，拿坡仑挫于墨斯科之酷寒大火，逃归巴黎，欧土遂为云扰，竞举其反抗之兵。翌年，普鲁士帝威廉三世(45)乃下令召国民成军，宣言为三事战，曰自由正义祖国；英年之学生诗人美术家争赴之。爱伦德亦归，著《国民军者何》暨《莱因为德国大川特非其界》二篇，以鼓青年之意气。而义勇军中，时亦有人曰台陀开纳（theodorkomrner）(46)，慨然投笔，辞维也纳，剧场诗人之职，别其父母爱者，遂执兵行；作书贻父母曰，普鲁士之鹫，已以鸷击诚心，觉德意志民族之大望矣。吾之吟咏，无不为宗邦神往。吾将舍所有福祉欢欣，为宗国战死。嗟夫，吾以明神之力，已得大悟。为邦人之自由与人道之善故，牺牲孰大于是？热力无量，涌吾灵台(47)，吾起矣！后此之《竖琴长剑》（leierundschwert）一集，亦无不以是精神，凝为高响，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然时之怀热诚灵悟如斯状者，盖非止开纳一人也，举德国青年，无不如是。开纳之声，即全德人之声，开纳之血，亦即全德人之血耳。故推而论之，败拿坡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然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德法二国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剥；示其内质，冀略有所悟解而已。此篇本意，固不在是也。

三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48)。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49)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勉，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50)，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约翰穆黎(51)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此他丽于文章能事者，犹有特殊之用一。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昔爱诺尔特（m．arnold）(52)氏以诗为人生评骘，亦正此意。故人若读鄂谟（homeros）(53)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

顾有据群学(54)见地以观诗者，其为说复异：要在文章与道德之相关。谓诗有主分，曰观念之诚。其诚奈何？则曰为诗人之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遍观念之一致。得诚奈何？则曰在据极溥博之经验。故所据之人群经验愈溥博，则诗之溥博视之。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故诗与道德之相关，缘盖出于造化。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非如是者，必与群法僢驰(55)。以背群法故，必反人类之普遍观念；以反普遍观念故，必不得观念之诚。观念之诚失，其诗宜亡。故诗之亡也，恒以反道德故。然诗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则曰，暂耳。无邪之说，实与此契。苟中国文事复兴之有日，虑操此说以力削其萌蘖者，尚有徒也。而欧洲评骘之士，亦多抱是说以律文章。十九世纪初，世界动于法国革命之风潮，德意志西班牙意太利希腊皆兴起，往之梦意，一晓而苏；惟英国较无动。顾上下相，时有不平，而诗人裴伦，实生此际。其前有司各德（w．scott）(56)辈，为文率平妥翔实，与旧之宗教道德极相容。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此言始于苏惹（r．southey）(57)，而众和之；后或扩以称修黎（p．b．shelley）(58)以下数人，至今不废。苏惹亦诗人，以其言能得当时人群普遍之诚故，获月桂冠，攻裴伦甚力。裴伦亦以恶声报之，谓之诗商。所著有《纳尔逊传》（thelife of lord nelson）今最行于世。

《旧约》记神既以七日造天地，终乃抟埴为男子，名曰亚当，已而病其寂也，复抽其肋为女子，是名夏娃，皆居伊甸。更益以鸟兽卉木；四水出焉。伊甸有树，一曰生命，一曰知识。神禁人勿食其实；魔乃半(59)蛇以诱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识。神怒，立逐人而诅蛇，蛇腹行而土食；人则既劳其生，又得其死，罚且及于子孙，无不如是。英诗人弥耳敦（j．milton），尝取其事作《失乐园》（the paradise lost）(60)，有天神与撒但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撒但为状，复至狞厉。是诗而后，人之恶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然为基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亚当夏娃既去乐园，乃举二子，长曰亚伯，次曰凯因(61)。亚伯牧羊，凯因耕植是事，尝出所有以献神。神喜脂膏而恶果实，斥凯因献不视；以是，凯因渐与亚伯争，终杀之。神则诅凯因，使不获地力，流于殊方。裴伦取其事作传奇(62)，于神多所诘难。教徒皆怒，谓为渎圣害俗，张皇灵魂有尽之诗，攻之至力。迄今日评骘之士，亦尚有以是难裴伦者。尔时独穆亚（th．moore）(63)及修黎二人，深称其诗之雄美伟大。德诗宗瞿提，亦谓为绝世之文，在英国文章中，此为至上之作；后之劝遏克曼（j．p．eckermann）(64)治英国语言，盖即冀其直读斯篇云。《约》又记凯因既流，亚当更得一子，历岁永永，人类益繁，于是心所思惟，多涉恶事。主神乃悔，将殄之。有挪亚独善事神，神令致亚斐木为方舟，(65)将眷属动植，各从其类居之。遂作大雨四十昼夜，洪水泛滥，生物灭尽，而挪亚之族独完，水退居地，复生子孙，至今日不绝。吾人记事涉此，当觉神之能悔，为事至奇；而人之恶撒但，其理乃无足诧。盖既为挪亚子孙，自必力斥抗者，敬事主神，战战兢兢，绳其祖武(66)，冀洪水再作之日，更得密诏而自保于方舟耳。抑吾闻生学家言，有云反种(67)一事，为生物中每现异品，肖其远先，如人所牧马，往往出野物，类之不拉（zebra）(68)，盖未驯以前状，复现于今日者。撒但诗人之出，殆亦如是，非异事也。独众马怒其不伏箱(69)，群起而交踀之，斯足悯叹焉耳。

四

裴伦名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系出司堪第那比亚(70)海贼蒲隆（burun）族。其族后居诺曼(71)，从威廉入英，递显理二世时，始用今字。裴伦以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十二岁即为诗；长游堪勃力俱大学(72)不成，渐决去英国，作汗漫游，始于波陀牙，东至希腊突厥(73)及小亚细亚，历审其天物之美，民俗之异，成《哈洛尔特游草》（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74)二卷，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次作《不信者》（the giaour）(75)暨《阿毕陀斯新妇行》（thebrideofabydos）二篇，皆取材于突厥。前者记不信者（对回教而言）通哈山之妻，哈山投其妻于水，不信者逸去，后终归而杀哈山，诣庙自忏；绝望之悲，溢于毫素，读者哀之。次为女子苏黎加爱舍林，而其父将以婚他人，女偕舍林出奔，已而被获，舍林斗死，女亦终尽；其言有反抗之音。迫千八百十四年一月，赋《海贼》（the corsair）之诗。篇中英雄曰康拉德，于世已无一切眷爱，遗一切道德，惟以强大之意志，为贼渠魁，领其从者，建大邦于海上。孤舟利剑，所向悉如其意。独家有爱妻，他更无有；往虽有神，而康拉德早弃之，神亦已弃康拉德矣。故一剑之力，即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权力若具，即用行其意志，他人奈何，天帝何命，非所问也。若问定命之何如？则曰，在鞘中，一旦外辉，彗且失色而已。然康拉德为人，初非元恶，内秉高尚纯洁之想，尝欲尽其心力，以致益于人间；比见细人蔽明，谗谄害聪，凡人营营，多猜忌中伤之性，则渐冷淡，则渐坚凝，则渐嫌厌；终乃以受自或人之怨毒，举而报之全群，利剑轻舟，无间人神，所向无不抗战。盖复仇一事，独贯注其全精神矣。一日攻塞特，败而见囚，塞特有妃爱其勇，助之脱狱，泛舟同奔，遇从者于波上，乃大呼曰，此吾舟，此吾血色之旗也，吾运未尽于海上！然归故家，则银釭暗而爱妻逝矣。既而康拉德亦失去，其徒求之波间海角，踪迹奇然，独有以无量罪恶，系一德义之名，永存于世界而已。裴伦之祖约翰(76)，尝念先人为海王，因投海军为之帅；裴伦赋此，缘起似同；有即以海贼字裴伦者，裴伦闻之窃喜，则篇中康拉德为人，实即此诗人变相，殆无可疑已。越三月，又作赋曰《罗罗》（lara），记其人尝杀人不异海贼，后图起事，败而伤，飞矢来贯其胸，遂死。所叙自尊之夫，力抗不可避之定命，为状惨烈，莫可比方。此他犹有所制，特非雄篇。其诗格多师司各德，而司各德由是锐意于小说，不复为诗，避裴伦也。已而裴伦去其妇，世虽不知去之之故，然争难之，每临会议，嘲骂即四起，且禁其赴剧场。其友穆亚为之传，评是事曰，世于裴伦，不异其母，忽爱忽恶，无判决也。顾窘戮天才，殆人群恒状，滔滔皆是，宁止英伦。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谤毁，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析者。(77)东方恶习，尽此数言。然裴伦之祸，则缘起非如前陈，实反由于名盛，社会顽愚，仇敌窥覗，乘隙立起，众则不察而妄和之；若颂高官而厄寒士者，其污且甚于此矣。顾裴伦由是遂不能居英，自曰，使世之评骘诚，吾在英为无值，若评骘谬，则英于我为无值矣。吾其行乎？然未已也，虽赴异邦，彼且蹑我。已而终去英伦，千八百十六年十月，抵意太利。自此，裴伦之作乃益雄。

裴伦在异域所为文，有《哈洛尔特游草》之续，《堂祥》（donjuan）(78)之诗，及三传奇称最伟，无不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一曰《曼弗列特》（manfred），记曼以失爱绝欢，陷于巨苦，欲忘弗能，鬼神见形问所欲，曼云欲忘，鬼神告以忘在死，则对曰，死果能令人忘耶？复衷疑而弗信也。后有魅来降曼弗列特，而曼忽以意志制苦，毅然斥之曰，汝曹决不能诱惑灭亡我。（中略）我，自坏者也。行矣，魅众！死之手诚加我矣，然非汝手也。意盖谓己有善恶，则褒贬赏罚，亦悉在己，神天魔龙，无以相凌，况其他乎？曼弗列特意志之强如是，裴伦亦如是。论者或以拟瞿提之传奇《法斯忒》（faust）(79)云。二曰《凯因》（cain），典据已见于前分，中有魔曰卢希飞勒(80)，导凯因登太空，为论善恶生死之故，凯因悟，遂师摩罗。比行世，大遭教徒攻击，则作《天地》（heavenand earth）以报之，英雄为耶彼第，博爱而厌世，亦以诘难教宗，鸣其非理者。夫撒但何由癙乎？以彼教言，则亦天使之大者，徒以陡起大望，生背神心，败而堕狱，是云魔鬼。由是言之，则魔亦神所手创者矣。已而潜入乐园，至善美安乐之伊甸，以一言而立毁，非具大能力，易克至是？伊甸，神所保也，而魔毁之，神安得云全能？况自创恶物，又从而惩之，且更瓜蔓以惩人，其慈又安在？故凯因曰，神为不幸之因。神亦自不幸，手造破灭之不幸者，何幸福之可言？而吾父曰，神全能也。问之曰，神善，何复恶邪，则曰，恶者，就善之道尔。神之为善，诚如其言：先以冻馁，乃与之衣食；先以疠疫，乃施之救援；手造罪人，而曰吾赦汝矣。人则曰，神可颂哉，神可颂哉！营营而建伽兰焉。

卢希飞勒不然，曰吾誓之两间，吾实有胜我之强者，而无有加于我之上位。彼胜我故，名我曰恶，若我致胜，恶且在神，善恶易位耳。此其论善恶，正异尼耙。尼耙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之冤谥。故尼耙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人谓神强，因亦至善。顾善者乃不喜华果，特嗜腥膻，凯因之献，纯洁无似，则以旋风振而落之。人类之始，实由主神，一拂其心，即发洪水，并无罪之禽虫卉木而殄之。人则曰，爰灭罪恶，神可颂哉！耶彼第乃曰，汝得救孺子众！汝以为脱身狂涛，获天幸欤？汝曹偷生，逞其食色，目击世界之亡，而不生其悯叹；复无勇力，敢当大波，与同胞之人，共其运命；偕厥考逃于方舟，而建都邑于世界之墓上，竟无惭耶？然人竟无惭也，方伏地赞颂，无有休止，以是之故，主神遂强。使众生去而不之理，更何威力之能有？人既授神以力，复假之以厄撒但；而此种人，又即主神往所殄灭之同类。以撒但之意观之，其为顽愚陋劣，如何可言？将晓之欤，则音声未宣，众已疾走，内容何若，不省察也。将任之欤，则非撒但之心矣，故复以权力现于世。神，一权力也；撒但，亦一权力也。惟撒但之力，即生于神，神力若亡，不为之代；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驰，莫甚于此。顾其制众生也，即以抗故。倘其众生同抗，更何制之云？裴伦亦然，自必居人前，而怒人之后于众。盖非自居人前，不能使人勿后于众故；任人居后而自为之前，又为撒但大耻故。故既揄扬威力，颂美强者矣，复曰，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坡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五

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郯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若裴伦者，即其一矣。其言曰，硗确之区，吾侪奚获耶？（中略）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81)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82)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83)，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顾裴伦不尽然，凡所描绘，皆禀种种思，具种种行，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则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即裴伦最后之时是已。彼当前时，经历一如上述书中众士，特未欷s[断望，愿自逖于人间，如曼弗列特之所为而已。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盖裴伦者，自繇主义之人耳，尝有言曰，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84)是时意太利适制于土奥(85)，失其自由，有秘密政党起，谋独立，乃密与其事，以扩张自由之元气者自任，虽狙击密侦之徒，环绕其侧，终不为废游步驰马之事。后秘密政党破于土奥人，企望悉已，而精神终不消。裴伦之所督励，力直及于后日，赵马志尼(86)，起加富尔(87)，于是意之独立成(88)。故马志尼日，意太利实大有赖于裴伦。彼，起吾国者也！盖诚言已。裴伦平时，又至有情愫于希腊，思想所趣，如磁指南。特希腊时自由悉丧，入突厥版图，受其羁縻，不敢抗拒。诗人惋惜悲愤，往往见于篇章，怀前古之光荣，哀后人之零落，或与斥责，或加激励，思使之攘突厥而复兴，更睹往日耀灿庄严之希腊，如所作《不信者》暨《堂祥》二诗中，其怨愤谯责之切，与希冀之诚，无不历然可征信也。比千八百二十三年，伦敦之希腊协会(89)驰书托裴伦，请援希腊之独立。裴伦平日，至不满于希腊今人，尝称之曰世袭之奴，曰自由苗裔之奴，因不即应；顾以义愤故，则终诺之，遂行。而希腊人民之堕落，乃诚如其说，励之再振，为业至难，因羁滞于克茀洛尼亚岛(90)者五月，始向密淑伦其(91)。其时海陆军方奇困，闻裴伦至，狂喜，群集迓之，如得天使也。次年一月，独立政府任以总督，并授军事及民事之全权，而希腊是时，财政大匮，兵无宿粮，大势几去。加以式列阿忒(92)佣兵见裴伦宽大，复多所要索，稍不满，辄欲背去；希腊堕落之民，又诱之使窘裴伦。裴伦大愤，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前所谓世袭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而裴伦志尚不灰，自立革命之中枢，当四围之艰险，将士内讧，则为之调和，以己为楷模，教之人道，更设法举债，以振其穷，又定印刷之制，且坚堡垒以备战。内争方烈，而突厥果攻密淑伦其，式列阿忒佣兵三百人，复乘乱占要害地。裴伦方病，闻之泰然，力平党派之争，使一心以面敌。特内外迫拶，神质剧劳，久之，疾乃渐革。将死，其从者持楮墨，将录其遗言。裴伦曰否，时已过矣。不之语，已而微呼人名，终乃曰，吾言已毕。从者曰，吾不解公言。裴伦曰，吁，不解乎？呜呼晚矣！状若甚苦。有间，复曰，吾既以吾物暨吾康健，悉付希腊矣。今更付之吾生。他更何有？遂死，时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夕六时也。今为反念前时，则裴伦抱大望而来，将以天纵之才，致希腊复归于往时之荣誉，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盖以异域之人，犹凭义愤为希腊致力，而彼邦人，纵堕落腐败者日久，然旧泽尚存，人心未死，岂意遂无情愫于故国乎？特至今兹，则前此所图，悉如梦迹，知自由苗裔之奴，乃果不可猝救有如此也。次日，希腊独立政府为举国民丧，市肆悉罢，炮台鸣炮三十七，如裴伦寿也。

吾今为案其为作思惟，索诗人一生之内，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此已略言之前分矣。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盖英伦尔时，虚伪满于社会，以虚文缛礼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世辄谓之恶人。裴伦善抗，性又率真，夫自不可以默矣，故托凯因而言曰，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遂不恤与人群敌。世之贵道德者，又即以此交非之。遏克曼亦尝问瞿提以裴伦之文，有无教训。瞿提对曰，裴伦之刚毅雄大，教训即函其中；苟能知之，斯获教训。若夫纯洁之云，道德之云，吾人何问焉。盖知伟人者，亦惟伟人焉而已。裴伦亦尝评朋思（r．burns）(93)曰，斯人也，心情反张(94)，柔而刚，疏而密，精神而质，高尚而卑，有神圣者焉，有不净者焉，互和合也。裴伦亦然，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无惧于狂涛而大做于乘马，好战崇力，遇敌无所宽假，而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意者摩罗为性，有如此乎？且此亦不独摩罗为然，凡为伟人，大率如是。即一切人，若去其面具，诚心以思，有纯禀世所谓善性而无恶分者，果几何人？遍观众生，必几无有，则裴伦虽负摩罗之号，亦人而已，夫何诧焉。顾其不容于英伦，终放浪颠沛而死异域者，特面具为之害耳。此即裴伦所反抗破坏，而迄今犹杀真人而未有止者也。嗟夫，虚伪之毒，有如是哉！裴伦平时，其制诗极诚，尝曰，英人评骘，不介我心。若以我诗为愉快，任之而已。吾何能阿其所好为？吾之握管，不为妇孺庸俗，乃以吾全心全情感全意志，与多量之精神而成诗，非欲聆彼辈柔声而作者也。夫如是，故凡一字一辞，无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现，中于人心，神弦立应，其力之曼衍于欧土，例不能别求之英诗人中；仅司各德所为说部，差足与相伦比而已。若问其力奈何？则意太利希腊二国，已如上述，可毋赘言。此他西班牙德意志诸邦，亦悉蒙其影响。次复入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流泽之长，莫可阐述。至其本国，则犹有修黎（percy bysshe shelley）一人。契支（john keats）(95)虽亦蒙摩罗诗人之名，而与裴伦别派，故不述于此。

六

修黎生三十年而死，其三十年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客意太利之南方，终以壮龄而夭死，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盖非夸也。修黎者，以千七百九十二年生于英之名门，姿状端丽，夙好静思；比入中学，大为学友暨校师所不喜，虐遇不可堪。诗人之心，乃早萌反抗之朕兆；后作说部，以所得值飨其友八人，负狂人之名而去。次入恶斯佛大学(96)，修爱智之学，屡驰书乞教于名人。而尔时宗教，权悉归于冥顽之牧师，因以妨自由之崇信。修黎蹶起，著《无神论之要》一篇，略谓惟慈爱平等三，乃使世界为乐园之要素，若夫宗教，于此无功，无有可也。书成行世，校长见之大震，终逐之；其父亦惊绝，使谢罪返校，而修黎不从，因不能归。天地虽大，故乡已失，于是至伦敦，时年十八，顾已孤立两间，欢爱悉绝，不得不与社会战矣。已而知戈德文（w．godwin）(97)，读其著述，博爱之精神益张。次年入爱尔兰，檄其人士，于政治宗教，皆欲有所更革，顾终不成。逮千八百十五年，其诗《阿剌斯多》（alastor）(98)始出世，记怀抱神思之人，索求美者，遍历不见，终死旷原，如自叙也。次年乃识裴伦于瑞士；裴伦深称其人，谓奋迅如狮子，又善其诗，而世犹无顾之者。又次年成《伊式阑转轮篇》（the revoltof islam）。凡修黎怀抱，多抒于此。篇中英雄曰罗昂，以热诚雄辩，警其国民，鼓吹自由，挤击压制，顾正义终败，而压制于以凯还，罗昂遂为正义死。是诗所函，有无量希望信仰，暨无穷之爱，穷追不舍，终以殒亡。盖罗昂者，实诗人之先觉，亦即修黎之化身也。

至其杰作，尤在剧诗；尤伟者二，一曰《解放之普洛美迢斯》（prometheusunbound）(99)，一曰《煔希》（thecenci）。前者事本希腊神话，意近裴伦之《凯因》。假普洛美迢为人类之精神，以爱与正义自由故，不恤艰苦，力抗压制主者僦毕多(100)，窃火贻人，受絷于山顶，猛鹫日啄其肉，而终不降。僦毕多为之辟易；普洛美迢乃眷女子珂希亚，获其爱而毕。珂希亚者，理想也。《煔希》之篇，事出意太利，记女子煔希之父，酷虐无道，毒虐无所弗至，煔希终杀之，与其后母兄弟，同戮于市。论者或谓之不伦。顾失常之事，不能绝于人间，即中国《春秋》(101)，修自圣人之手者，类此之事，且数数见，又多直书无所讳，吾人独于修黎所作，乃和众口而难之耶？上述二篇，诗人悉出以全力，尝自言曰，吾诗为众而作，读者将多。又曰，此可登诸剧场者。顾诗成而后，实乃反是，社会以谓不足读，伶人以谓不可为；修黎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天阏，此十九栋(102)上叶精神界之战士，所为多抱正义而骈殒者也。虽然，往时去矣，任其自去，若夫修黎之真值，则至今日而大昭。革新之潮，此其巨派，戈德文书出，初启其端，得诗人之声，乃益深入世人之灵府。凡正义自由真理以至博爱希望诸说，无不化而成醇，或为罗昂，或为普洛美迢，或为伊式阑之壮士，现于人前，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也。旧习既破，何物斯存，则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十九世纪机运之新，实赖有此。朋思唱于前，裴伦修黎起其后，掊击排斥，人渐为之仓皇；而仓皇之中，即亟人生之改进。故世之嫉视破坏，加之恶名者，特见一偏而未得其全体者尔。若为案其真状，则光明希望，实伏于中。恶物悉颠，于群何毒？破坏之云，特可发自冥顽牧师之口，而不可出诸全群者也。若其闻之，则破坏为业，斯愈益贵矣！况修黎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奥古斯丁(103)曰，吾未有爱而吾欲爱，因抱希冀以求足爱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终出人间而神行，冀自达其所崇信之境；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世则谓之恶魔，而修黎遂以孤立；群复加以排挤，使不可久留于人间，于是压制凯还，修黎以死，盖宛然阿剌斯多之殒于大漠也。

虽然，其独慰诗人之心者，则尚有天然在焉。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天物之不伪，遂寄之无限之温情。一切人心，孰不如是。特缘受染有异，所感斯殊，故目睛夺于实利，则欲驱天然为之得金资；智力集于科学，则思制天然而见其法则；若至下者，乃自春徂冬，于两间崇高伟大美妙之见象，绝无所感应于心，自堕神智于深渊，寿虽百年，而迄不知光明为何物，又爰解所谓卧天然之怀，作婴儿之笑矣。修黎幼时，素亲天物，尝曰，吾幼即爱山河林壑之幽寂，游戏于断崖绝壁之为危险，吾伴侣也。考其生平，诚如自述。方在稚齿，已盘桓于密林幽谷之中，晨瞻晓日，夕观繁星，俯则瞰大都中人事之盛衰，或思前此压制抗拒之陈迹；而芜城古邑，或破屋中贫人啼饥号寒之状，亦时复历历入其目中。其神思之澡雪(104)，既至异于常人，则旷观天然，自感神，凡万汇之当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非狭斯丕尔暨斯宾塞(105)所作，不有足与相伦比者。比千八百十九年春，修黎定居罗马，次年迁毕撒(106)；裴伦亦至，此他之友多集，为其一生中至乐之时。迨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偕其友乘舟泛海，而暴风猝起，益以奔电疾雷，少顷波平，孤舟遂杳。裴伦闻信大震，遣使四出侦之，终得诗人之骸于水裔，乃葬罗马焉。修黎生时，久欲与生死问题以诠解，自曰，未来之事，吾意已满于柏拉图暨培庚之所言，吾心至定，无畏而多望，人居今日之躯壳，能力悉蔽于阴云，惟死亡来解脱其身，则秘密始能阐发。又曰，吾无所知，亦不能证，灵府至奥之思想，不能出以言辞，而此种事，纵吾身亦莫能解尔。嗟乎，死生之事大矣，而理至，置而不解，诗人未能，而解之之术，又独有死而已。故修黎曾泛舟坠海，乃大悦呼曰，今使吾释其秘密矣！然不死。一日浴于海，则伏而不起，友引之出，施救始苏，曰，吾恒欲探井中，人谓诚理伏焉，当我见诚，而君见我死也。然及今日，则修黎真死矣，而人生之，亦以真释，特知之者，亦独修黎已耳。

七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裴伦之诗，亦疾进无所沮核。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曰普式庚(107)，曰来尔孟多夫(108)，曰鄂戈理。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

普式庚（a．pushkin）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于墨斯科，幼即为诗，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顾其时俄多内讧，时势方亟，而普式庚诗多讽喻，人即借而挤之，将流鲜卑(109)，有数耆宿力为之辩，始获免，谪居南方。其时始读裴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裴伦；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110)，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中记俄之绝望青年，囚于异域，有少女为释缚纵之行，青年之情意复苏，而厥后终于孤去。其《及泼希》（gypsy）一诗亦然，及泼希者，流浪欧洲之民，以游牧为生者也。有失望于世之人曰阿勒戈，慕是中绝色，因入其族，与为婚因，顾多嫉，渐察女有他爱，终杀之。女之父不施报，特令去不与居焉。二者为诗，虽有裴伦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普式庚于此，已不与以同情，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悉指摘不为讳饰。故社会之伪善，既灼然现于人前，而及泼希之朴野纯全，亦相形为之益显。论者谓普式庚所爱，渐去裴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盖实自斯时始也。尔后巨制，曰《阿内庚》（eugiene onieguine）(111)，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惟以推敲八年，所蒙之影响至不一，故性格迁流，首尾多异。厥初二章，尚受裴伦之感化，则其英雄阿内庚为性，力抗社会，断望人间，有裴伦式英雄之概，特已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厥后外缘转变，诗人之性格亦移，于是渐离裴伦，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至与裴伦分道之因，则为说亦不一：或谓裴伦绝望奋战，意向峻绝，实与普式庚性格不相容，曩之信崇，盖出一时之激越，迨风涛大定，自即弃置而返其初；或谓国民性之不同，当为是事之枢纽，西欧思想，绝异于俄，其去裴伦，实由天性，天性不合，则裴伦之长存自难矣。凡此二说，无不近理：特就普式庚个人论之，则其对于裴伦，仅摹外状，迨放浪之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不能如来尔孟多夫，终执消极观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千八百三十一年波阑抗俄(112)，西欧诸国右波阑，于俄多所憎恶。普式庚乃作《俄国之谗谤者》暨《波罗及诺之一周年》二篇(113)，以自明爱国。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g．brandes）(114)于是有微辞，谓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特此亦不仅普式庚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爱国者，于国有诚为人爱而不坠于兽爱者，亦仅见也。及晚年，与和阑(115)公使子覃提斯，终于决斗被击中腹，越二日而逝，时为千八百三十七年。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118)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而裴伦之摩罗思想，则又经普式庚而传来尔孟多夫。来尔孟多夫（m．lermontov）生于千八百十四年，与普式庚略并世。其先来尔孟斯（t．learmont）(117)氏，英之苏格兰人；故每有不平，辄云将去此冰雪警吏之地，归其故乡。顾性格全如俄人，妙思善感，惆怅无间，少即能缀德语成诗；后入大学被黜，乃居陆军学校二年，出为士官，如常武士，惟自谓仅于香宾酒中，加少许诗趣而已。及为禁军骑兵小校，始仿裴伦诗纪东方事，且至慕裴伦为人。其自记有曰，今吾读《世胄裴伦传》，知其生涯有同我者；而此偶然之同，乃大惊我。又曰，裴伦更有同我者一事，即尝在苏格兰，有媪谓裴伦母曰，此儿必成伟人，且当再娶。而在高加索，亦有媪告吾大母，言与此同。纵不幸如裴伦，吾亦愿如其说。(118)顾来尔孟多夫为人，又近修黎。修黎所作《解放之普洛美迢》，感之甚力，于人生善恶竞争诸问，至为不宁，而诗则不之仿。初虽摹裴伦及普式庚，后亦自立。且思想复类德之哲人勖宾赫尔，知习俗之道德大原，悉当改革，因寄其意于二诗，一曰《神摩》（demon），一曰《谟哜黎》（mtsyri）(119)。前者托旨于巨灵，以天堂之逐客，又为人间道德之憎者，超越凡情，因生疾恶，与天地斗争，苟见众生动于凡情，则辄旋以贱视。后者一少年求自由之呼号也。有孺子焉，生长山寺，长老意已断其情感希望，而孺子魂梦，不离故园，一夜暴风雨，乃乘长老方祷，潜遁出寺，彷徨林中者三日，自由无限，毕生莫伦。后言曰，尔时吾自觉如野兽，力与风雨电光猛虎战也。顾少年迷林中不能返，数日始得之，惟已以斗豹得伤，竟以是殒。尝语侍疾老僧曰，丘墓吾所弗惧，人言毕生忧患，将入睡眠，与之永寂，第优与吾生别耳。……吾犹少年。……宁汝尚忆少年之梦，抑已忘前此世间憎爱耶？倘然，则此世于汝，失其美矣。汝弱且老，灭诸希望矣。少年又为述林中所见，与所觉自由之感，并及斗豹之事曰，汝欲知吾获自由时，何所为乎？吾生矣。老人，吾生矣。使尽吾生无此三日者，且将惨淡冥暗，逾汝暮年耳。及普式庚斗死，来尔孟多夫又赋诗以寄其悲(120)，末解有曰，汝侪朝人，天才自由之屠伯，今有法律以自庇，士师盖无如汝何，第犹有尊严之帝在天，汝不能以金资为赂。……以汝黑血，不能涤吾诗人之血痕也。诗出，举国传诵，而来尔孟多夫亦由是得罪，定流鲜卑；后遇援，乃戍高加索，见其地之物色，诗益雄美。惟当少时，不满于世者义至博大，故作《神摩》，其物犹撒但，恶人生诸凡陋劣之行，力与之敌。如勇猛者，所遇无不庸懦，则生激怒；以天生崇美之感，而众生扰扰，不能相知，爱起厌倦，憎恨人世也。顾后乃渐即于实，凡所不满，已不在天地人间，退而止于一代；后且更变，而猝死于决斗。决斗之因，即肇于来尔孟多夫所为书曰《并世英雄记》(121)。人初疑书中主人，即著者自序，迨再印，乃辨言曰，英雄不为一人，实吾曹并时众恶之象。盖其书所述，实即当时人士之状尔。于是有友摩尔迭诺夫(122)者，谓来尔孟多夫取其状以入书，因与索斗。来尔孟多夫不欲杀其友，仅举枪射空中；顾摩尔迭诺夫则拟而射之，遂死，年止二十七。

前此二人之于裴伦，同汲其流，而复殊别。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孟多夫则直在消极之观念。故普式庚终服帝力，入于平和，而来尔孟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波覃勖迭(123)氏评之曰，来尔孟多夫不能胜来追之运命，而当降伏之际，亦至猛而骄。凡所为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良以是耳。来尔孟多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几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敌俄国者也；来尔孟多夫虽自从军，两与其役，然终爱之，所作《伊思迈尔培》（ismailbey）(124)一篇，即纪其事。来尔孟多夫之于拿坡仑，亦稍与裴伦异趣。裴伦初尝责拿坡仑对于革命思想之谬，及既败，乃有愤于野犬之食死狮而崇之。来尔孟多夫则专责法人，谓自陷其雄士。至其自信，亦如裴伦，谓吾之良友，仅有一人，即是自己。又负雄心，期所过必留影迹。然裴伦所谓非憎人间，特去之而已，或云吾非爱人少，惟爱自然多耳等意，则不能闻之来尔孟多夫。彼之平生，常以憎人者自命，凡天物之美，足以乐英诗人者，在俄国英雄之目，则长此黯淡，浓云疾雷而不见霁日也。盖二国人之异，亦差可于是见之矣。

八

丹麦人勃阑兑思，于波阑之罗曼派，举密克威支（a．mickiewicz）(125)斯洛伐支奇（j．slowacki）(126)克拉旬斯奇（s．krasinski）(127)三诗人。密克威支者，俄文家普式庚同时人，以千七百九十八年生于札希亚小村之故家。村在列图尼亚(128)，与波阑邻比。十八岁出就维尔那大学(129)，治言语之学，初尝爱邻女马理维来苏萨加，而马理他去，密克威支为之不欢。后渐读裴伦诗，又作诗曰《死人之祭》（dziady）(130)。中数份叙列图尼亚旧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于垅上，用享死者，聚村人牧者术士一人，暨众冥鬼，中有失爱自杀之人，已经冥判，每届是日，必更历苦如前此；而诗止断片未成。尔后居加夫诺（kowno）(131)为教师；二三年返维尔那。递千八百二十二年，捕于俄吏，居囚室十阅月，窗牖皆木制，莫辨昼夜；乃送圣彼得堡，又徙阿兑塞(132)，而其地无需教师，遂之克利米亚(133)，揽其地风物以助咏吟，后成《克利米亚诗集》(134)一卷。已而返墨斯科，从事总督府中，著诗二种，一曰《格罗苏那》（grazyna）(135)，记有王子烈泰威尔，与其外父域多勒特，将乞外兵为援，其妇格罗苏那知之，不能令勿叛，惟命守者，勿容日耳曼使人入诺华格罗迭克。援军遂怒，不攻域多勒特而引军薄烈泰威尔，格罗苏那自擐甲，伪为王子与战，已而王子归，虽幸胜，而格罗苏那中流丸，旋死。及葬，絷发炮者同置之火，烈泰威尔亦殉焉。此篇之意，盖在假有妇人，第以祖国之故，则虽背夫子之命，斥去援兵，欺其军士，濒国于险，且召战争，皆不为过，苟以是至高之目的，则一切事，无不可为者也。一曰《华连洛德》（wallenrod）(136)，其诗取材古代，有英雄以败亡之余，谋复国仇，因伪降敌陈，渐为其长，得一举而复之。此盖以意太利文人摩契阿威黎（machiavelli）(137)之意，附诸裴伦之英雄，故初视之亦第罗曼派言情之作。检文者不喻其意，听其付梓，密克威支名遂大起。未几得间，因至德国，见其文人瞿提。(138)此他犹有《佗兑支氏》（pantadeusz）(139)一诗，写苏孛烈加暨诃什支珂二族之事，描绘物色，为世所称。其中虽以佗兑支为主人，而其父约舍克易名出家，实其主的。初记二人熊猎，有名华伊斯奇者吹角，起自微声，以至洪响，自榆度榆，自檞至檞，渐乃如千万角声，合于一角；正如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令人忆诗中所云，听者当华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咸支者，盖即生于彼歌声反响之中，至于无尽者夫。

密克威支至崇拿坡仑，谓其实造裴伦，而裴伦之生活暨其光耀，则觉普式庚于俄国，故拿坡仑亦间接起普式庚。拿坡仑使命，盖在解放国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则为最高之诗。至于裴伦，亦极崇仰，谓裴伦所作，实出于拿坡仑，英国同代之人，虽被其天才影响，而卒莫能并大。盖自诗人死后，而英国文章，状态又归前纪矣。若在俄国，则善普式庚，二人同为斯拉夫文章首领，亦裴伦分文，逮年渐进，亦均渐趣于国粹；所异者，普式庚少时欲畔帝力，一举不成，遂以铩羽，且感帝意，愿为之臣(140)，失其英年时之主义，而密克威支则长此保持，洎死始已也。当二人相见时，普式庚有《铜马》(141)一诗，密克威支则有《大彼得像》一诗为其记念。盖千八百二十九年顷，二人尝避雨像次，密克威支因赋诗纪所语，假普式庚为言，末解曰，马足已虚，而帝不勒之返。彼曳其枚，行且坠碎。历时百年，今犹未堕，是犹山泉喷水，著寒而冰，临悬崖之侧耳。顾自由日出，熏风西集，寒之地，因以昭苏，则喷泉将何如，暴政将何如也？虽然，此实密克威支之言，特托之普式庚者耳。波阑破后(142)，二人遂不相见，普式庚有诗怀之；普式庚伤死，密克威支亦念之至切。顾二人虽甚稔，又同本裴伦，而亦有特异者，如普式庚于晚出诸作，恒自谓少年眷爱自繇之梦，已背之而去，又谓前路已不见仪的之存，而密克威支则仪的如是，决无疑贰也。斯洛伐支奇以千八百九年生克尔舍密涅克（krzemieniec）(143)，少孤，育于后父；尝入维尔那大学，性情思想如裴伦。二十一岁入华骚户部(144)为书记；越二年，忽以事去国，不能复返。初至伦敦；已而至巴黎，成诗一卷，仿裴伦诗体。时密克威支亦来相见，未几而。所作诗歌，多惨苦之音。千八百三十五年去巴黎，作东方之游，经希腊埃及叙利亚；三十七年返意太利，道出易尔爱列须(145)阻疫，滞留久之，作《大漠中之疫》(146)一诗。记有亚剌伯人，为言目击四子三女，洎其妇相继死于疫，哀情涌于毫素，读之令人忆希腊尼阿孛（niobe）(147)事，亡国之痛，隐然在焉。且又不止此苦难之诗而已，凶惨之作，恒与俱起，而斯洛伐支奇为尤。凡诗词中，靡不可见身受楚毒之印象或其见闻，最著者或根史实，如《克垒勒度克》（królduch）(148)中所述俄帝伊凡四世，以剑钉使者之足于地一节，盖本诸古典者也。

波阑诗人多写狱中戍中刑罚之事，如密克威支作《死人之祭》第三卷中，几尽绘己身所历，倘读其《契珂夫斯奇》（cichowski）一章，或《娑波卢夫斯奇》（sobolewski）之什，记见少年二十橇，送赴鲜卑事，不为之生愤激者盖鲜也。而读上述二人吟咏，又往往闻报复之声。如《死人祭》第三篇，有囚人所歌者：其一央珂夫斯奇曰，欲我为信徒，必见耶稣马理(149)，先惩污吾国土之俄帝而后可。俄帝若在，无能令我呼耶稣之名。其二加罗珂夫斯奇曰，设吾当受谪放，劳役缧绁，得为俄帝作工，夫何靳耶？吾在刑中，所当力作，自语曰，愿此苍铁，有日为帝成一斧也。吾若出狱，当迎鞑靼(150)女子，语之曰，为帝生一巴棱（杀保罗一世者）(151)。吾若迁居植民地，当为其长，尽吾陇亩，为帝植麻，以之成一苍色巨索，织以银丝，俾阿尔洛夫（杀彼得三世者）(152)得之，可缳俄帝颈也。末为康拉德歌曰，吾神已寂，歌在坟墓中矣。惟吾灵神，已嗅血腥，一跃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153)，欲人血也。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不之直，则彼且自报之耳。

如上所言报复之事，盖皆隐藏，出于不意，其旨在凡窘于天人之民，得用诸术，拯其父国，为圣法也。故格罗苏那虽背其夫而拒敌，义为非谬；华连洛德亦然。苟拒异族之军，虽用诈伪，不云非法，华连洛德伪附于敌，乃歼日耳曼军，故土自由，而自亦忏悔而死。其意盖以为一人苟有所图，得当以报，则虽降敌，不为罪愆。如《阿勒普耶罗斯》（alpujarras）(154)一诗，益可以见其意。中叙摩亚(155)之王阿勒曼若，以城方大疫，且不得不以格拉那陀地降西班牙，因夜出。西班牙人方饮，忽白有人乞见，来者一阿剌伯人，进而呼曰，西班牙人，吾愿奉汝明神，信汝先哲，为汝奴仆！众识之，盖阿勒曼若也。西人长者抱之为吻礼，诸首领皆礼之。而阿勒曼若忽仆地，攫其巾大悦呼曰，吾中疫矣！盖以彼忍辱一行，而疫亦入西班牙之军矣。斯洛伐支奇为诗，亦时责奸人自行诈于国，而以诈术陷敌，则甚美之，如《阑勃罗》（lambro）《珂尔强》（kordjan）皆是。《阑勃罗》为希腊人事，其人背教为盗，俾得自由以仇突厥，性至凶酷，为世所无，惟裴伦东方诗中能见之耳。珂尔强者，波阑人谋刺俄帝尼可拉一世者也。凡是二诗，其主旨所在，皆特报复而已矣。上二士者，以绝望故，遂于凡可祸敌，靡不许可，如格罗苏那之行诈，如华连洛德之伪降，如阿勒曼若之种疫，如珂尔强之谋刺，皆是也。而克拉旬斯奇之见，则与此反。此主力报，彼主爱化。顾其为诗，莫不追怀绝泽，念祖国之忧患。波阑人动于其诗，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举；馀忆所及，而六十三年大变(156)，亦因之起矣。即在今兹，精神未忘，难亦未已也。

九

若匈加利当沉默蜷伏之顷，则兴者有裴彖飞（a．petofi）（157），肉者子也，以千八百二十三年生于吉思珂罗（kis－komroms）。其区为匈之低地，有广漠之普斯多（puszta此翻平原），道周之小旅以及村舍，种种物色，感之至深。盖普斯多之在匈，犹俄之有斯第孛（steppe此亦翻平原），善能起诗人焉。父虽贾人，而殊有学，能解腊丁文。裴彖飞十岁出学于科勒多，既而至阿琐特，治文法三年。然生有殊禀，挚爱自繇，愿为俳优；天性又长于吟咏。比至舍勒美支，入高等学校三月，其父闻裴彖飞与优人伍，令止读，遂徒步至菩特沛思德(158)，入国民剧场为杂役。后为亲故所得，留养之，乃始为诗咏邻女，时方十六龄。顾亲属谓其无成，仅能为剧，遂任之去。裴彖飞忽投军为兵，虽性恶压制而爱自由，顾亦居军中者十八月，以病疟罢。又入巴波大学(159)，时亦为优，生计极艰，译英法小说自度。千八百四十四年访伟罗思摩谛（m．vo mromsmarty）(160)，伟为梓其诗，自是遂专力于文，不复为优。此其半生之转点，名亦陡起，众目为匈加利之大诗人矣，次年春，其所爱之女死，因旅行北方自遣，及秋始归。洎四十七年，乃访诗人阿阑尼（j．arany）(161)于萨伦多，而阿阑尼杰作《约尔提》（joldi）适竣，读之叹赏，订交焉。四十八年以始，裴彖飞诗渐倾于政事，盖知革命将兴，不期而感，犹野禽之识地震也。是年三月，土奥大利人革命(162)报至沛思德，裴彖飞感之，作《兴矣摩迦人》（tolpramagyar）(163)一诗，次日诵以徇众，至解末迭句云，誓将不复为奴！则众皆和，持至检文之局，逐其吏而自印之，立俟其毕，各持之行。文之脱检，实自此始。裴彖飞亦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爱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164)顾所为文章，时多过情，或与众忤；尝作《致诸帝》(165)一诗，人多责之。裴彖飞自记曰，去三月十五数日而后，吾忽为众恶之人矣，褫夺花冠，独研深谷之中，顾吾终幸不屈也。比国事渐急，诗人知战争死亡且近，极思赴之。自曰，天不生我于孤寂，将召赴战场矣。吾今得闻角声召战，吾魂几欲骤前，不及待令矣。遂投国民军（honvéd）中，四十九年转隶贝谟(166)将军麾下。贝谟者，波阑武人，千八百三十年之役，力战俄人者也。时轲苏士(167)招之来，使当脱阑希勒伐尼亚(168)一面，甚爱裴彖飞，如家人父子然。裴彖飞三去其地，而不久即返，似或引之。是年七月三十一日舍俱思跋(169)之战，遂殁于军。平日所谓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盖至今日而践矣。裴彖飞幼时，尝治裴伦暨修黎之诗，所作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曾自言曰，吾心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自称为无边自然之野花。所著长诗，有《英雄约诺斯》（jáuosvitéz）(170)一篇，取材于古传，述其人悲欢畸迹。又小说一卷曰《缢吏之缳》（ahóhérkomtele）(171)，证以彀起争，肇生孽障，提尔尼阿遂陷安陀罗奇之子于法。安陀罗奇失爱绝欢，庐其子垅上，一日得提尔尼阿，将杀之。而从者止之曰，敢问死与生之忧患孰大？曰，生哉！乃纵之使去；终诱其孙令自经，而其为绳，即昔日缳安陀罗奇子之颈者也。观其首引耶和华(172)言，意盖云厥祖罪愆，亦可报诸其苗裔，受施必复，且不嫌加甚焉。至于诗人一生，亦至殊异，浪游变易，殆无宁时。虽少逸豫者一时，而其静亦非真静，殆犹大海漩泂中心之静点而已。设有孤舟，卷于旋风，当有一瞬间忽尔都寂，如风云已息，水波不兴，水色青如微笑，顾漩泂偏急，舟复入卷，乃至破没矣。彼诗人之暂静，盖亦犹是焉耳。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蹇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周彡苓，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故一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则震旦为国，得失滋不云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英当十八世纪时，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于是哲人洛克(173)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转轮之兴，此其播种。而在文界，则有农人朋思生苏格阑，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然精神界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轗轲流落，终以夭亡。而裴伦修黎继起，转战反抗，具如前陈。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顾裴伦修黎，虽蒙摩罗之谥，亦第人焉而已。凡其同人，实亦不必口摩罗宗，苟在人间，必有如是。此盖聆热诚之声而顿觉者也，此盖同怀热诚而互契者也。故其平生，亦甚神肖，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故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以不支。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余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174)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俄文人凯罗连珂（v．korolenko）作《末光》(175)一书，有记老人教童子读书于鲜卑者，曰，书中述樱花黄鸟，而鲜卑寒，不有此也。翁则解之曰，此鸟即止于樱木，引吭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一九○七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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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二月和三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署名令飞。

②尼采的这段话见于《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卷第十二部分第二十五节《旧的和新的墓碑》。

③勾萌绝朕毫无生机的意思。勾萌，草木萌芽时的幼苗；朕，先兆。

④心声指语言。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里指诗歌及其他文学创作。

⑤种人指种族或民族。

⑥影国指名存实亡或已经消失了的文明古国。

⑦《韦陀》通译《吠陀》，印度最古的宗教、哲学、文学的经典。约为公元前二千五百年至前五百年间的作品。内容包括颂诗、祈祷文、咒文及祭祀仪式的记载等。共分《黎俱》、《娑摩》、《耶柔》、《阿闼婆》四部分。

⑧《摩诃波罗多》和《罗摩衍那》，印度古代两大叙事诗。《摩诃波罗多》，一译《玛哈帕腊达》，约为公元前七世纪至前四世纪的作品，叙诸神及英雄的故事。《罗摩衍那》，一译《腊玛延那》，约为五世纪的作品，叙古代王子罗摩的故事。

⑨加黎陀萨（约公元五世纪）通译迦梨陀娑，印度古代诗人、戏剧家。他的诗剧《沙恭达罗》，叙述印度古代史诗《摩诃波罗多》中国王杜虚孟多和沙恭达罗恋爱的故事。一七八九年曾由琼斯译成英文，传至德国，歌德读后，于一七九一年题诗赞美：“春华瑰丽，亦扬其芬；秋实盈衍，亦蕴其珍；悠悠天隅，恢恢地轮；彼美一人，沙恭达纶。”（据苏曼殊译文）

⑩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又一名称。公元前一三二○年，其民族领袖摩西率领本族人民从埃及归巴勒斯坦，分建犹太和以色列两国。希伯来人的典籍《旧约全书》，包括文学作品、历史传说以及有关宗教的记载等，后来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

⑾耶利米以色列的预言家。《旧约全书》中有《耶利米书》五十二章记载他的言行；又有《耶利米哀歌》五章，哀悼犹太故都耶路撒冷的陷落，相传也是他的作品。

⑿耶路撒冷遂隳公元前五八六年犹太王画为巴比伦所灭，耶路撒冷被毁。《旧约全书·列王纪下》说，这是由于犹太诸王不敬上帝，引起上帝震怒的结果。

⒀伊兰埃及都是古代文化发达的国家。伊兰，即伊朗，古称波斯。

⒁加勒尔即卡莱尔。这里所引的一段话见于他的《论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三讲《作为英雄的诗人：但丁、莎士比亚》的最后一段。

⒂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品多暴露封建专制和教皇统治的罪恶。他最早用意大利语言从事写作，对意大利语文的丰富和提炼有重大贡献。主要作品有《神曲》、《新生》。

⒃札尔通译沙皇。

⒄这里形容远古时代人类未开化的情景。原作

唐代柳宗元《封建论》：“草木榛榛，鹿豕驙颉！。”

⒅鄂戈理（h．bopqprs，1809—1852）通译果戈理，俄国作家。作品多揭露和讽刺俄国农奴制度下黑暗、停滞、落后的社会生活。作品有剧本《钦差大臣》、长篇小说《死魂灵》等。

⒆武怒武功显赫。怒，形容气势显赫。

⒇清末流行的军歌和文人诗作中常有这样的内容，例如张之洞所作的《军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他作的《学堂歌》中也说：“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

(21)什《诗经》中雅颂部分以十篇编为一卷，称“什”。这里指篇章。

(22)摩罗通作魔罗，梵文mára音译。佛教传说中的魔鬼。(23)撒但希伯来文sātan音译，原意为“仇敌”。《圣经》中用作魔鬼的名称。

(24)裴伦（1788—1824）通译拜伦，英国诗人。他曾参加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和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作品多表现对专制压迫者的反抗和对资产阶级虚伪残酷的憎恨，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欧洲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长诗《唐·璜》、诗剧《曼弗雷特》等。

(25)摩迦文士指裴多菲。摩迦（magyar），通译马加尔，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26)地囱火山。

(27)亚当之故家指《旧约·创世记》中所说的“伊甸园”。(28)颢气空气。

(29)思归其雌退避潜伏的意思。《老子》第二十四章：“知其雄：守其雌。”

(30)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人。他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著有《道德经》。

(31)星气既凝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星云说”，认为地球等天体是由星云逐渐凝聚而成的。

(32)无情指无生命的东西。

(33)性解天才。这个词来自严复译述的《天演论》。(34)舜云言志见《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35)关于诗持人性情之说，见于汉代人所作《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玉函山房辑佚书》）在这之前，孔丘也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后来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综合地说：“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

(36)自繇即自由。

(37)屈原被楚顷襄王放逐后，因忧愤国事，投汨罗江而死。(38)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屈原《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高丘，据汉代王逸注，是楚国的山名。女，比喻行为高洁和自己志向相同的人。

(39)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屈原《离骚》：“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修能，杰出美好的才能。王逸注：“又重有绝远之能，与众异也”。(40)怀疑自遂古之初屈原在《天问》中，对古代历史和神话传说提出种种疑问，开头就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遂古，即远古。

(41)刘彦和（？—约520）名勰，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文艺理论家。他所著《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名著。这里所引的四句见该书《辨骚》篇。

(42)密栗确凿。

(43)毛角指禽兽。

(44)爱伦德（1769—1860）通译阿恩特，德国诗人、历史学家，著有《德意志人之歌》、《时代之精神》等。

(45)威廉三世（wilhelmⅢ，1770—1840）普鲁士国王。一八○六年普法战争中被拿破仑打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溃败后，他又与交战，取得胜利。一八一五年同俄、奥建立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神圣同盟”。

(46)台陀开纳（1791—1813）通译特沃多·柯尔纳，德国诗人、戏剧家。一八一三年参加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义勇军，在战争中阵亡。他的《竖琴长剑》是一部抒发爱国热情的诗集。

(47)灵台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

(48)卒业之券即毕业文凭。

(49)道覃（1843—1913）通译道登，爱尔兰诗人、批评家。著有《文学研究》、《莎士比亚初步》等。这里所引的话见于他的《抄本与研究》一书。

(50)善生生计的意思。

(51)约翰穆黎（j．s．mill，1806—1873）通译约翰·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原理》、《功利主义》等。

(52)爱诺尔特（1822—1888）通译亚诺德，英国文艺批评家、诗人。著有《文学批评论集》、《吉卜赛学者》等。

(53)鄂谟通译荷马，相传是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行吟盲诗人，《伊利亚德》和《奥德赛》两大史诗的作者。

(54)群学即社会学。

(55)僢驰背道而驰。《淮南子·说山训》：“分流僢驰，注于东海”。

(56)司各德（1771—1832）英国作家。他广泛采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对欧洲历史小说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作品有《艾凡赫》、《十字军英雄记》等。

(57)苏惹（1774—1843）通译骚塞，英国诗人、散文家。与华滋华斯（w．wordsworth）、格勒律治（s．coleridge）并称“湖畔诗人”。他政治上倾向反动，创作上表现为消极浪漫主义。一八一三年曾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他在长诗《审判的幻影》序言中曾暗指拜伦是“恶魔派”诗人，后又要求政府禁售拜伦的作品，并在一篇答复拜伦的文章中公开指责拜伦是“恶魔派”首领。下文说到的《纳尔逊传》，是记述抵抗拿破仑侵略的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1758—1805）生平事迹的作品。

(58)修黎（1792—1822）通译雪莱，英国诗人。曾参加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他的作品表现了对君主专制、宗教欺骗的愤怒和反抗，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作品有《伊斯兰的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

(59)镑同托。

(60)弥尔顿的《失乐园》，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歌颂撒但对上帝权威的反抗。一六六七年出版。

(61)凯因通译该隐。据《旧约·创世记》，该隐是亚伯之兄。

(62)指拜伦的长篇叙事诗《该隐》，作于一八二一年。

(63)穆亚（1779—1852）通译穆尔，爱尔兰诗人。作品多反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歌颂民族独立。著有《爱尔兰歌曲集》等。他和拜伦有深厚友谊，一八三○年作《拜伦传》，其中驳斥了一些人对拜伦的诋毁。

(64)遏克曼（1792—1854）通译艾克曼，德国作家。曾任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歌德谈话录》。这里所引歌德的话见该书中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的谈话记录。

(65)挪亚通译诺亚。亚斐木，通译歌裴木。

(66)绳其祖武追随祖先的足迹的意思。见《诗·大雅·下武》。

(67)反种即返祖现象，指生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与远祖类似的变种或生理现象。

(68)之不拉英语斑马的音译。

(69)不伏箱不服驾驭的意思。《诗·小雅·大东》：“卑彼牵牛，不可以服箱”。

(70)司堪第那比亚即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公元八世纪前后，在这里定居的诺曼人经常发动海上远征，劫掠商船和沿海地区。

(71)诺曼即诺曼底，在今法国北部。一○六六年，诺曼底封建领主威廉公爵攻克伦敦，成为英国国王，诺曼底遂属英国。这一年，拜伦的祖先拉尔夫·杜·蒲隆随威廉迁入英国。至一四五○年，诺曼底划归法国。显理二世，通译亨利第二；一一五四年起为英国国王。

(72)堪勃力俱大学通译剑桥大学。

(73)突厥指土耳其。

(74)《哈洛尔特游草》通译《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拜伦较早的一部有影响的长诗，前两章完成于一八一○年，后两章完成于一八一七年。它通过哈罗尔德的经历叙述了作者旅行东南欧的见闻，歌颂那里人民的革命斗争。

(75)《不信者》和下文的《阿毕陀斯新妇行》、《海贼》、《罗罗》，分别通译为《异教徒》、《阿拜多斯的新娘》、《海盗》、《莱拉》。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四年间写成，多取材于东欧和南欧，因此和其它类似的几首诗一起统称《东方叙事诗》。

(76)拜伦的祖父约翰（1723—1786），曾任英国海军上将。

(77)刘勰关于人禀五才的话，见于《文心雕龙·程器》。五才（材），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元素，人的禀赋也决定于这五种元素。寸析，原作寸折，曲折很多的意思。

(78)《堂祥》通译《唐·璜》，政治讽刺长诗，拜伦的代表作。写于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四年。它通过传说中的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在希腊、俄国、英国等地的种种经历，广泛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抨击封建专制，反对外族侵略，但同时也流露出感伤情绪。

(79)《法斯忒》通译《浮士德》，诗剧，歌德的代表作。

(80)卢希飞勒通译鲁西反。据犹太教经典《泰尔谟德》（约为公元三五○年至五○○年间的作品）记载，他原是上帝的天使长，后因违抗命令，与部属一起被赶出天国，堕入地狱，成为魔鬼。

(81)拜伦的这段话见于一八二○年十一月五日致托玛斯·摩尔的信。

(82)《社会之敌》即《文化偏至论》中的《民敌》，通译《国民公敌》。

(83)地主指房主。

(84)拜伦的这段话见于一八二○年十一月五日致托玛斯·摩尔的信。原文应为：“如果一个人在国内没有自由可争，那么让他为邻邦的自由而战斗吧。”

(85)土奥奥地利。

(86)马志尼（g．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政治家，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民主共和派领袖。他关于拜伦的评价见于所作论文《拜伦和歌德》。

(87)加富尔（c．b．dicavour，1810—1861）意大利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88)意之独立意大利于一八○○年被拿破仑征服，拿破仑失败后，奥国通过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取得了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权。一八二○年至一八二一年，意大利人在“烧炭党”的鼓动下，举行反对奥国的起义，后被以奥国为首的“神圣同盟”所镇压。一八四八年，意大利再度发生要求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最后经过一八六○年至一八六一年的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成立了统一的意大利王国。

(89)希腊协会一八二一年希腊爆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独立战争，欧洲一些国家组织了支援希腊独立的委员会。这里指英国支援委员会，拜伦是该会的主要成员。

(90)克茀洛尼亚岛（cephalonia）通译克法利尼亚岛，希腊爱奥尼亚群岛之一。拜伦于一八二三年八月三日到达这里，次年一月五日赴米索朗基。

(91)密淑伦其（missolonghi）通译米索朗基，希腊西部的重要城市。一八二四年拜伦曾在这里指挥抵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战斗，后在前线染了热病，四月十九日（按文中误为十八日）在这里逝世。

(92)式列阿忒（suliote）通译苏里沃特，当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民族之一。拜伦在米索朗基曾收留了五百名式列阿忒族士兵。

(93)朋思（1759—1796）通译彭斯，英国诗人。出身贫苦，一生在穷困中度过。他的诗多反映苏格兰农民生活，表现了对统治阶级的憎恨。著有长诗《农夫汤姆》、《愉快的乞丐》和数百首著名短歌。文中所引评论彭斯的话，见拜伦一八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

(94)反张意即矛盾。

(95)契支（1795—1821）通译济慈，英国诗人。他的作品具有民主主义精神，受到拜伦、雪莱的肯定和赞扬。但他有“纯艺术”的、唯美主义的倾向，所以说与拜伦不属一派。作品有《为和平而写的十四行诗》、长诗《伊莎贝拉》等。

(96)恶斯佛大学通译牛津大学。

(97)戈德文（1756—1836）通译葛德文，英国作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反对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主张成立独立的自由生产者联盟，通过道德教育来改造社会。著有政论《政治的正义》、小说《卡莱布·威廉斯》等。

(98)《阿剌斯多》和下文的《伊式阑转轮篇》，分别通译为《阿拉斯特》、《伊斯兰起义》。

(99)《解放之普洛美迢斯》和下文的《煔希》，分别通译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

(100)僦毕多（jupiter）通译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诸神之父，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101)《春秋》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的史实，相传为孔丘所修。

(102)栋即朞，本意是周年，这里指世纪。

(103)奥古斯丁（a．augustinus，354—430）迦太基神学者，基督教主教。著有《天主之城》、《忏悔录》等。

(104)澡雪　高洁的意思。《庄子·知北游》：“澡雪精神”。

(105)斯宾塞（e．spenser，1552—1599）英国诗人。他的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形式上对英国诗歌的格律有很大影响，被称为斯宾塞体。作品有长诗《仙后》等。

(106)毕撒（pisa）通译比萨，意大利城市。

(107)普式庚（a．c．tuvwxy，1799—1837）通译普希金，俄国诗人。作品多抨击农奴制度，谴责贵族上流社会，歌颂自由与进步。主要作品有《欧根·奥涅金》、《上慰的女儿》等。

(108)来尔孟多夫（m．z．[ ]^py_p

，1814—1841）通译莱蒙托夫，俄国诗人。他的作品尖锐抨击农奴制度的黑暗，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著有长诗《童僧》、《恶魔》和中篇小说《当代英雄》等。

(109)鲜卑这里指西伯利亚，一八二○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普希金写诗讽刺当局，原想把他流放此地；后因作家卡拉姆静、茹柯夫斯基等人为他辩护，改为流放高加索。

(110)《高加索累囚行》和下文的《及泼希》，分别通译为《高加索的俘虏》、《茨冈》，都是普希金在高加索流放期间（1820—1824）所写的长诗。

(111)《阿内庚》通译《欧根·奥涅金》，长篇叙事诗，普希金的代表作，写于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三一年间。

(112)波阑抗俄一八三○年十一月，波兰军队反抗沙皇的命令，拒绝开往比利时镇压革命，并举行武装起义，在人民支持下解放华沙，宣布废除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成立新政府。但起义成果被贵族和富豪所篡夺，最后失败，华沙复为沙俄军队占领。

(113)《俄国之谗谤者》和《波罗及诺之一周年》，分别通译为《给俄罗斯之谗谤者》、《波罗金诺纪念日》，都写于一八三一年。当时沙皇俄国向外扩张，到处镇压革命，引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普希金这两首诗都有为沙皇侵略行为辩护的倾向。按波罗金诺是莫斯科西郊的一个市镇。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俄军在这里击败拿破仑军队，一八三一年沙皇军队占领华沙，也是八月二十六日，因此，普希金以《波罗金诺纪念日》为题。

(114)勃阑兑思（1842—1927）通译勃兰兑斯，丹麦文学批评家，激进民主主义者。著有《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歌德研究》等。他对普希金这两首诗的批评意见，见于《俄国印象记》。

(115)和阑即荷兰。

(116)芘宾（a．h．tsaxy，1833—1904）通译佩平，俄国文学史家，著有《俄罗斯文学史》等。

(117)来尔孟斯（约1220—1297）苏格兰诗人。

(118)莱蒙托夫的这两段话，见于他一八三○年写的《自传札记》。《世胄拜伦传》，即穆尔所著《拜伦传》。

(119)《神摩》和《谟哜黎》，分别通译为《恶魔》、《童僧》。

(120)指《诗人之死》。这首诗揭露了沙俄当局杀害普希金的阴谋，发表后引起热烈的反响，莱蒙托夫因此被拘捕，流放到高加索。下文的末解，即最末一节，指莱蒙托夫为《诗人之死》补写的最后十六行诗；士师，指法官。

(121)《并世英雄记》通译《当代英雄》，写成于一八四○年，由五篇独立的故事连缀而成。

(122)摩尔迭诺夫 俄国军官。他在官厅的阴谋主使下，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在高加索毕替哥斯克城的决斗中，将莱蒙托夫杀害。

(123)波覃勖迭（f．m．vonbodenstedt，1819—1892）通译波登斯德特，德国作家。他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124)《伊思迈尔培》通译《伊斯马伊尔·拜》，长篇叙事诗，写于一八三二年。内容是描写高加索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战争。

(125)密克威支（1798—1855）通译密茨凯维支，波兰诗人、革命家。他毕生为反抗沙皇统治，争取波兰独立而奋斗。著有《青春颂》和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诗剧《先人祭》等。

(126)斯洛伐支奇（1809—1849）通译斯洛伐茨基，波兰诗人。

他的作品多反映波兰人民对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一八三○年波兰起义时曾发表诗歌《颂歌》、《自由颂》等以鼓舞斗志。主要作品有诗剧《珂尔强》等。

(127)克拉旬斯奇（1812—1859）波兰诗人。主要作品有《非神的喜剧》、《未来的赞歌》等。

(128)列图尼亚通译立陶宛。

(129)维尔那大学在今立陶宛境内维尔纽斯城。

(130)《死人之祭》通译《先人祭》，诗剧，密茨凯维支的代表作之一。写成于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三二年间。它歌颂了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复仇精神，表现了波兰人民对沙皇专制的强烈抗议，号召为争取祖国独立而献身。

(131)加夫诺立陶宛城市。密茨凯维支曾在这里度过四年中学教师生活。

(132)阿兑塞通译敖德萨，在今乌克兰共和国南部。

(133)克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半岛，在苏联西南部黑海与亚速海之间，有许多风景区。

(134)《克利米亚诗集》即《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共十八首，写于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六年间。

(135)《格罗苏那》通译《格拉席娜》，长篇叙事诗，一八二三年写于立陶宛。

(136)《华连洛德》通译全名是《康拉德·华伦洛德》，长篇叙事诗，写于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八年间，取材于古代立陶宛反抗普鲁士侵略的故事。

(137)摩契阿威黎（1469—1527）通译马基雅维里，意大利作家、政治家。他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主张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著有《君主》等书。密茨凯维支在《华伦洛德》一诗的开端，引用了《君主》第十八章的一段话：“因此，你得知道，取胜有两个方法：一定要又是狐狸，又是狮子。”

(138)密茨凯维支于一八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到达德国魏玛，参加八月二十六日举行的歌德八十寿辰庆祝会，和歌德晤谈。

(139)《佗兑支氏》通译《塔杜施先生》，长篇叙事诗，密茨凯维支的代表作。写于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四年。它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进攻俄国为背景，通过发生在立陶宛偏僻村庄的一个小贵族的故事，反映了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华伊斯奇（wojski），波兰语，大管家的意思。

(140)普希金于一八三一年秋到沙皇政府外交部任职，一八三四年又被任命为宫廷近侍。

(141)《铜马》今译《青铜骑士》，写于一八三三年。下文的《大彼得像》，今译《彼得大帝的纪念碑》，写于一八三二年。

(142)指一八三○年波兰十一月起义失败，次年八月沙皇军队占领华沙，进行大屠杀，并再次将波兰并入俄国版图。

(143)克尔舍密涅克通译克列梅涅茨，在今苏联乌克兰的特尔诺波尔省。

(144)华骚即华沙。户部，掌管土地、户籍及财政收支等事务的官署。

(145)曷尔爱列须（elarish）通译埃尔·阿里什，埃及的海口。

(146)《大漠中之疫》今译《瘟疫病人的父亲》。

(147)尼阿孛又译尼俄柏，希腊神话中忒拜城的王后。因为她轻蔑太阳神阿波罗的母亲而夸耀自己有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阿波罗和他的妹妹月神阿耳忒弥斯就将她的子女全部杀死。

(148)《克垒勒度克》波兰语，意译为《精神之王》，是一部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哲理诗。按诗中无这里所说伊凡四世的情节。

(149)马理通译马利亚，基督教传说中耶稣的母亲。

(150)鞑靼这里指居住中亚细亚一带的蒙古族后裔。

(151)巴棱沙皇保罗一世的宠臣。他于一八○一年三月谋杀了保罗一世。

(152)阿尔洛夫俄国贵族首领。在一七六二年发生的宫廷政变中，他指使人暗杀了沙皇彼得三世。

(153)血蝠又译吸血鬼。旧时欧洲民间传说：罪人和作恶者死后的灵魂，能于夜间离开坟墓，化为蝙蝠，吸吮生人的血。

(154)《阿勒普耶罗斯》和下文的《阑勃罗》、《珂尔强》，分别通译为《阿尔普雅拉斯》、《朗勃罗》、《柯尔迪安》。《柯尔迪安》是大型诗剧，斯洛伐茨基的代表作。写于一八三四年。

(155)摩亚（moor）通译摩尔，非洲北部民族。曾于一二三八年到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建立格拉那陀王国，一四九二年为西班牙所灭。阿勒曼若是格拉那陀王国的最后一个国王。

(156)指一八六三年波兰一月起义。这次起义成立了临时民族政府，发布解放农奴的宣言和法令。一八六五年因被沙皇镇压而失败。

(157)裴彖飞（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革命家，诗人。他积极参加了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布达佩斯的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次年在与协助奥国侵略的沙皇军队的战斗中牺牲。他的作品多讽刺社会的丑恶，描述被压迫人民的痛苦生活，鼓舞人民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著有长诗《使徒》、《勇敢的约翰》、政治诗《民族之歌》等。

(158)菩特沛思德通译布达佩斯。

(159)巴波大学应为中学，匈牙利西部巴波城的一所著名学校。

(160)伟罗思摩谛（1800—1855）今译魏勒斯马尔提，匈牙利诗人。著有《号召》、《查兰的出走》等。他曾介绍裴多菲的第一部诗集给国家丛书社出版。

(161)阿阑尼（1817—1882）通译奥洛尼，匈牙利诗人。曾参加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主要作品《多尔第》三部曲（即文中所说的《约尔提》）写成于一八四六年。萨伦多，匈牙利东部的一个农村。

(162)土奥大利人革命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生武装起义，奥皇被迫免去首相梅特涅的职务，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制订宪法，但并未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163)《兴矣摩迦人》指《民族之歌》。“兴矣摩迦人”是该诗的首句，今译“起来，匈牙利人！”此诗写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维也纳武装起义的当天。

(164)裴多菲的这段话，见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译文如下：“也许在世界上，有许多更加美丽、庄严的七弦琴和鹅毛笔，但比我那洁白的鹅毛笔更好的，却绝不会有。我的七弦琴任何一个声音，我的鹅毛笔任何一个笔触，从来没有把它用来图利。我所写的，都是我的心灵的主宰要我写的，而心灵的主宰——就是自由之神！”（《裴多菲全集》第五卷《日记抄》）

(165)《致诸帝》今译《给国王们》，写于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之间。在这首诗里，裴多菲预言全世界暴君的统治即将覆灭。下引裴多菲的话，见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

(166)贝谟（j．bem，1795—1850）通译贝姆，波兰将军。一八三○年十一月波兰起义领导人之一，失败后流亡国外，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维也纳武装起义和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

(167)轲苏士（l．kossuth，1802—1894）通译科苏特，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组织军队，于一八四九年四月击败奥军，宣布匈牙利独立，成立共和国，出任新国家元首。失败后出亡，死于意大利。

(168)脱阑希勒伐尼亚（transilvania）通译特兰西瓦尼亚，当时在匈牙利东南部，今属罗马尼亚。

(169)舍俱思跋通译瑟克什堡，一八四九年夏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出十多万军队援助奥地利，贝姆所部在这里受挫，裴多菲即在此役中牺牲。

(170)《英雄约诺斯》通译《勇敢的约翰》，长篇叙事诗，写于一八四四年。

(171)《缢史之缳》通译《绞吏之绳》，写于一八四六年。

(172)耶和华希伯来人对上帝的称呼。

(173)洛克（j．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他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后天经验是认识的源泉，反对天赋观念论和君权神授说。著有《人类理解力论》、《政府论》等。

(174)治饼饵守囹圄之术指当时留学生从日文翻译的关于家政和警察学一类的书。

(175)凯罗连珂（1853—1921）通译柯罗连科，俄国作家。一八八○年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六年。写过不少关于流放地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著有小说集《西伯利亚故事》和文学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末光》是《西伯利亚故事》中的一篇，中译本题为《最后的光芒》（韦素园译）。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来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②之一种。

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段成式③（《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云：“子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癗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

其详细虽难晓，但因此已足以推见数端：一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二由于市人之口述，三在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而郎瑛④（《七修类藁》二十二）所谓“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证实，不过一种无稽之谈罢了。

到宋朝，小说的情形乃始比较的可以知道详细。孟元老在南渡之后，追怀汴梁盛况，作《东京梦华录》⑤，于“京瓦技艺”⑥条下有当时说话的分目，为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而操此等职业者则称为“说话人”。高宗既定都临安⑦，更历孝光两朝⑧，汴梁式的文物渐已遍满都下，伎艺人也一律完备了。关于说话的记载，在故书中也更详尽，端平⑨年间的著作有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10)，元初的著作有吴自牧《梦粱录》⑾及周密《武林旧事》⑿，都更详细的有说话的分科：

《都城纪胜》　　　　　　　|　　　　《梦粱录》（二十）

|　　　　说话者，谓之舌辩，

说话有四家：　　　　　　　|　　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　　且小说，名银字儿，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　　　　|　　　　如烟粉灵怪传奇；公

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　　　　|　　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

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　　　　|　　案此四字当有误）之事。

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　　　　|　　……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谓士马金鼓之事。　　　　　　　|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

|　　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

说经，谓演说佛书；　　　　|　　道等事。……又有说诨经

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　　　　|　　者。

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　　　　|　　　　讲史书者，谓讲说《

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　　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

……　　　　　　　　　　　　　|　　兴废争战之事。

|　　　　合生，与起今随今相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　　　　|　　似，各占一事也。

似，各占一事。　　　　　　　　|

但周密所记者又小异，为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说诨话；而无合生。唐中宗时，武平一⒀上书言“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新唐书》一百十九）则合生实始于唐，且用诨词戏谑，或者也就是说诨话；惟至宋当又稍有迁变，今未详⒁。起今随今之“今”，《都城纪胜》作“令”，明抄本《说郛》中之《古杭梦游录》⒂又作起令随合，何者为是，亦未详。

据耐得翁及吴自牧说，是说话之一科的小说，又因内容之不同而分为三子目：

1．银字儿所说者为烟粉（烟花粉黛），灵怪（神仙鬼怪），传奇（离合悲欢）等。

2．说公案所说者为搏刀赶棒（拳勇），发迹变态（遇合）之事。

3．说铁骑儿所说者为士马金鼓（战争）之事。

惟有小说，是说话中最难的一科，所以说话人“最畏小说，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云；《梦粱录》同，惟“提破”作“捏合”⒃。），非同讲史，易于铺张；而且又须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辩。然而在临安也不乏讲小说的高手，吴自牧所记有谭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记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陈郎娘枣儿，史蕙英。

临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会；瓦舍的技艺人也多有，其主意大约是在于磨炼技术的。小说专家所立的社会，名曰雄辩社。（《武林旧事》三）

元人杂剧虽然早经销歇，但尚有流传的曲本，来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说也一样，也幸而借了“话本”偶有留遗，使现在还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瓦舍中说话的模样。

其话本曰《京本通俗小说》，全书不知凡几卷，现在所见的只有残本，经江阴缪氏影刻，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先曾单行，后来就收在《烟画东堂小品》之内了。(17)还有一卷是叙金海陵王的秽行的，或者因为文笔过于碍眼了罢，缪氏没有刻，然而仍有郋园的改换名目的排印本；郋园是长沙叶德辉的园名。⒅

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说的篇目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代如下列：

卷十碾玉观音“绍兴年间。”

十一菩萨蛮“大宋高宗绍兴年间。”

十二西山一窟鬼“绍兴十年间。”

十三志诚张主管无年代，但云东京汴州开封事。十四拗相公“先朝。”

十五错斩崔宁“高宗时。”

十六冯玉梅团圆“建炎四年。”

每题俱是一全篇，自为起讫，并不相联贯。钱曾《也是园书目》⒆（十）著录的“宋人词话”十六种中，有《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而《通俗小说》即是若干单篇本的结集，并非一手所成。至于所说故事发生的时代，则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况汉唐。又可知小说取材，须在近时；因为演说古事，范围即属讲史，虽说小说家亦复“谈论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谈古当是引证及装点，而非小说的本文。如《拗相公》开首虽说王莽，但主意却只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开首即入正文者只有《菩萨蛮》，其余六篇则当讲说之前，俱先引诗词或别的事实，就是“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本书十五）“头回”当即冒头的一回之意，“得胜”是吉语，瓦舍为军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语说之，未必因为进御才如此。

“得胜头回”略有定法，可说者凡四：

1．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如卷十用《春词》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游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词逐句解释，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戏言落职，引起刘贵因戏言遇大祸；卷十六以“交互姻缘”转入“双镜重圆”而“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皆是。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三以王处厚照镜见白发的词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张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这四种定法，也就牢笼了后来的许多拟作了。

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诗；别一小本则题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⒇。《也是园书目》将《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归入“宋人词话”门，或者此类话本，有时亦称词话：就是小说的别名。《通俗小说》每篇引用诗词之多，实远过于讲史（《五代史平话》《三国志传》(22)，《水浒传》(23)等），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引诗为证，在中国本是起源很古的，汉韩婴的《诗外传》(24)，刘向的《列女传》(25)，皆早经引《诗》以证杂说及故事，但未必与宋小说直接相关；只是“借古语以为重”的精神，则虽说汉之与宋，学士之与市人，时候学问，皆极相违，而实有一致的处所。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几句即兴诗，此等风雅举动，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关涉，但因为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咏而变为引证，使事状虽殊，而诗气不脱；吴自牧记讲史高手，为“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梦粱录》二十），即可移来解释小说之所以多用诗词的缘故的。

由上文推断，则宋市人小说的必要条件大约有三：

1．须讲近世事；

2．什九须有“得胜头回”；

3．须引证诗词。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的话本，除《京本通俗小说》之外，今尚未见有第二种(26)。《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极拙的拟话本，并且应属于讲史。《大宋宣和遗事》(27)钱曾虽列入“宋人词话”中，而其实也是拟作的讲史，惟因其系钞撮十种书籍而成，所以也许含有小说分子在内。

然而在《通俗小说》未经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说也未尝断绝；他间或改了名目，夹杂着后人拟作而流传。那些拟作，则大抵出于明朝人，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虽然也有变更，而大体仍然无异。以下是所知道的几部书：

1．《喻世明言》(28)。未见。

2．《警世通言》(29)。未见。王士禛(30)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香祖笔记》十）《拗相公》见《通俗小说》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说。

3．《醒世恒言》(31)。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题作者姓名。前有天启丁卯（1627）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因知三言之内，最后出的是《恒言》。所说者汉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说，故唐人小说在元既已侵入杂剧及传奇，至明又侵入了话本；然而悬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逊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余篇远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吴衙内邻舟赴约》，《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疑出自宋人话本，而一篇（《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即是《通俗小说》卷十五的《错斩崔宁》。

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32)，穷工极变，不失本来。……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纂三言与补《平妖》者为一人。明本《三遂平妖传》有张无咎序，云“兹刻回数倍前，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而首叶则题“冯犹龙先生增定”。可知三言亦冯犹龙作，而龙子犹乃其游戏笔墨时的隐名。

冯犹龙名梦龙，长洲人（《曲品》(33)作吴县人），由贡生拔授寿宁知县，有《七乐斋稿》；然而朱彝尊(34)以为“善为启颜之辞，时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明诗综》七十一）盖冯犹龙所擅长的是词曲，既作《双雄记传奇》，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多取时人名曲，再加删订，颇为当时所称；而其中的《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是自作。他又极有意于稗说，所以在小说则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在讲史则增补《三遂平妖传》。

4．《拍案惊奇》(35)。三十六卷；每卷一事，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前有即空观主人序云，“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则仿佛此书也是冯犹龙作。然而叙述平板，引证贫辛，“头回”与正文“捏合”不灵，有时如两大段；冯犹龙是“文苑之滑稽”，似乎不至于此。同时的松禅老人也不信，故其序《今古奇观》，于叙墨憨斋编纂三言之下，则云“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36)，爱有《拍案惊奇》之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了。

5．《今古奇观》(37)。四十卷；每卷一事。这是一部选本，有姑苏松禅老人序，云是抱瓮老人由《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及《拍案惊奇》中选刻而成。所选的出于《醒世恒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疑为宋人旧话本之《卖油郎》，《灌园叟》，《乔太守》在内；而《十五贯》落了选。出于《拍案惊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其余二十二篇，当然是出于《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的了，所以现在借了易得的《今古奇观》，还可以推见那希觏的《明言》《通言》的大概。其中还有比汉更古的故事，如俞伯牙，庄子体及羊角哀皆是。但所选并不定佳，大约因为两篇的题目须字字相对，所以去取之间，也就很受了束缚了。

6．《今古奇闻》(38)。二十二卷；每卷一事。前署东壁山房主人编次，也不知是何人。书中提及“发逆”，则当是清咸丰或同治初年的著作。日本有翻刻，王寅（字冶梅）到日本去卖画，又翻回中国来，有光绪十七年序，现在印行的都出于此本。这也是一部选集，其中取《醒世恒言》者四篇（卷一，二，六，十八），《十五贯》也在内，可惜删落了“得胜头回”；取《西湖佳话》(39)者一篇（卷十）；余未详，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然而笔墨拙涩，尚且及不到《拍案惊奇》。

7．《续今古奇观》(40)。三十卷；每卷一回。无编者名，亦无印行年月，然大约当在同治末或光绪初。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41)严禁淫词小说，《拍案惊奇》也在内，想来其时市上遂难得，于是《拍案惊奇》即小加删改，化为《续今古奇观》而出，依然流行世间。但除去了《今古奇观》所已采的七篇，而加上《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改立题目，以足三十卷的整数。

此外，明人拟作的小说也还有，如杭人周楫的《西湖二集》(42)三十四卷，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43)十五卷皆是。但都与几经选刻，辗转流传的本子无关，故不复论。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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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②“说话”唐宋人习语，即讲故事，亦即后来的说书。

③段成式（？—863）字柯古，唐代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任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以笔记小说及骈体文著名。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④郎瑛（1487—1573）字仁宝，明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七修类稿》是他的一部笔记，五十一卷，《续稿》七卷。

⑤《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撰，十卷。孟元老的事迹不详，有人说可能是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这部书对宋京城汴梁（今开封）的城市、街坊、节气、风俗及当时的典礼仪卫都有记载，可见北宋一代文物制度的一斑。

⑥“京瓦技艺”见《东京梦华录》卷五。瓦，即“瓦肆”，又称“瓦子”或“瓦舍”，是宋代伎艺演出场所集中的地方。

⑦高宗指宋高宗赵构，南宋第一个皇帝。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首都。

⑧孝光两朝指宋孝宗赵和宋光宗赵蔼两朝。

⑨端平宋理宗赵昀的年号。

⑩《都城纪胜》题灌园（一作灌圃）耐得翁撰，一卷。书成于南宋端平二年（1285），内容是记述南宋都城杭州的市井风俗杂事，可见南渡以后风习的一斑。

⑾《梦粱录》吴自牧撰，二十卷。仿《东京梦华录》的体裁，记南宋郊庙宫殿及百工杂戏等事。吴自牧，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

⑿《武林旧事》周密撰，十卷。记南宋都城杭州杂事。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渡后的遗闻轶事和文人的断简残篇。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济南人，寓吴兴，南宋词人。

⒀武平一名甄，山西太原人。唐中宗时曾为修文馆直学士。

⒁关于宋代“合生”，可参看宋代洪迈《夷坚志·支乙集》的一条记载：“江浙间路歧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翫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

⒂《说郛》笔记丛书，明陶宗仪编，一百卷。是撮录明以前的笔记小说而成。《古杭梦游录》，即《都城纪胜》的改名，收入《说郛》第三卷中。其中有“合生与起令随合相似”的话。

⒃“提破”说明故事结局。“捏合”，史实与虚构结合。

⒄《京本通俗小说》不著作者姓名，现存残本七卷。一九一五年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以后有各种通行本。缪荃孙（1844—1919），字筱珊，号艺风，又自称江东老蟫，江苏江阴人，藏书家、版本学家。《烟画东堂小品》是他编刻的一部丛书。

⒅金海陵王即金朝皇帝完颜亮。据缪荃孙在《京本通俗小说》跋语中说，该书尚有“《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一九一九年叶德辉刻有单行本，题为“《金虏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按《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与叶德辉刻本相同，叶本可能就是根据《醒世恒言》刻印的。叶德辉（1864—1927），字负彬，号郋园，湖南湘潭人，藏书家。

⒆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清代藏书家。《也是园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共十卷。

⒇《大唐三藏取经记》日本京都高山寺旧藏，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共三卷。《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是日本高山寺旧藏，后归大仓喜七郎，共三卷，为巾箱本（小本），所以鲁迅称作“别一小本”。二者实为一书，各有残缺。内容是唐僧和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略具后来《西游记》的雏形。

(21)《五代史平话》不著作者姓名，应是宋代说话人所用的讲史底本之一，叙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事，各代均分上下二卷，内缺梁史和汉史的下卷。

(22)《三国志传》即《三国志演义》，明代罗贯中著，现流行的是清代毛宗岗的删改本，共一百二十回。

(23)《水浒传》明代施耐庵著，流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代金圣叹删改的七十一回本。

(24)韩婴汉初燕（今北京）人，汉文帝时的博士。他所传《诗经》世称“韩诗”。著有《诗内传》和《诗外传》，今仅存《外传》十卷。内容杂记古事古语，每段末引《诗》为证，并不解释《诗》义，通称《韩诗外传》。

(25)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所著《列女传》，七卷，又《续传》一卷，每传末大都引《诗经》数句作结。

(26)关于宋代民间话本，在作者作此文时，尚未发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此书现存残本三册，共十五种。清平山堂为明嘉靖年间洪楩的书室名。马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推定其刊刻年代在嘉靖二十至三十年（1541—1551）之间。一九二九年马氏将此书影印行世。以后他又发见同书中的《雨窗》、《欹枕》两集残本，计十三种，一九三四年影印。其中《简贴和尚》、《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均系宋代人作品。

(27)《大宋宣和遗事》不著作者姓名。清代吴县黄丕烈最初翻刻入《士礼居丛书》中，分二卷，有缺文。一九一三年涵芬楼收得“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分元、亨、利、贞四集，较黄本为佳，无缺文。

(28)《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此书在国内久已失传，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代天许斋刊本排印出版。原序称编者为茂苑野史，按即明人冯梦龙早年的笔名。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文学家。他编刻的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通称“三言”，约成书于泰昌、天启（1620—1627）之间。

(29)《警世通言》冯梦龙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四年（1624）刊行。日本蓬左文库藏有金陵兼善堂明刊本，一九三五年上海生活书店据此收入《世界文库》；以后国内又发现有三桂堂王振华复明本。《警世通言》收残存《京本通俗小说》除《错斩崔宁》以外的其他六篇：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京本通俗小说》的《拗相公》，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即《菩萨蛮》，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即《碾玉观音》，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即《冯玉梅团圆》，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西山一窟鬼》，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志诚张主管》。

(30)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代文学家。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香祖笔记》，十二卷，是一部考证古事及品评诗文的笔记。

(31)《醒世恒言》冯梦尤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七年（1627）刊行。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叶敬池刊本，一九三六年国内有据此排印的《世界文库》本。鲁迅所见的是通行的衍庆堂翻刻本。此本删去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将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两篇，编入卷二十及卷二十一，而将原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补为第二十三卷，以足四十卷之数，所以鲁迅说“四十卷，共三十九事”。

(32)墨憨斋冯梦龙的书斋名。《平妖》，即《平妖传》。原为罗贯中作，只二十回，后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内容叙述宋代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官军文彦博用诸葛遂、马遂、李遂将起义平息，所以原名《三遂平妖传》，是一部诬蔑农民起义的小说。

(33)《曲品》明代吕天成作，是一部评述戏曲作家和作品的书。

(34)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代文学家。《明诗综》共一百卷，是他编选的一部明代诗人作品的选集，每人皆有略传。

(35)《拍案惊奇》明代凌镑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有初刻、二刻两辑，通称“二拍”，这里指“初刻”。鲁迅当时所见的是三十六卷翻刻本，后来在日本发现了明尚友堂刊的四十卷原本（多出讲唐代故事的三篇和讲元代的一篇），国内才有排印的足本。凌镑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判。其著作尚有《燕筑讴》、《南音三籁》等。

(36)壶矢代兴古代宴会时有一种“投壶”的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左传》昭公十二年：“晋侯以齐侯晏，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后来就用“壶矢代兴”表示相继兴起的意思。

(37)《今古奇观》明代抱瓮老人选辑，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崇祯初年刊行。内容选自“三言”及“二拍”。序文作者姑苏松禅老人，一作姑苏笑花主人。

(38)《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收二十二篇，题“东壁山房主人编次”。原序署“上浣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可知“东壁山房主人”即王寅。光绪十七年（1891）刊行。内容除取自《醒世恒言》四篇和《西湖佳话》一篇外，有十五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另有两篇传奇文，来历不详。按鲁迅所说“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就是《娱目醒心编》；该书作者草亭老人为清代昆山杜纲，评者自怡轩主人为松江许宝善。书共十六卷，三十九回，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行。因《今古奇闻》从其中选取最多，故“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

(39)《西湖佳话》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题古吴墨浪子撰，十六卷，收话本十六篇。清康熙十六年（1677）刊行。

(40)《续今古奇观》三十卷，收话本三十篇。内容除第二十七卷“赔遗金暗中获隽，拒美色眼下登科”一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卷九（即本文所举《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外，其余全收《今古奇观》未选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十九篇。

(41)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清末洋务派人物。同治七年（1868）他任江苏巡抚时曾两次“查禁淫词小说”二百六十九种，内有《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红楼梦》、《水浒传》等。

(42)《西湖二集》明代周楫撰，共三十四卷，每卷一篇。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讦谟甫评”。崇祯年间刊行。

(43)《醉醒石》原题“东鲁古狂生编辑”，十五回，每回一篇，崇祯年间刊行。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文化偏至论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②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③，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④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⑤，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虽然，惟无校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⑥，人心始自危，而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⑦，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⑧，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为然，今则机械其先，非以力取，故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罟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且使如其言矣，而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嗟夫，夫子盖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⑨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⑩。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⑾，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若夫后二，可无论已。中较善者，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盖无殊痼疾之人，去药石摄卫之道弗讲，而乞灵于不知之力，拜祷稽首于祝由⑿之门者哉。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⒀，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⒁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⒂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是故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即不若是，中心皆中正无瑕玷矣，于是拮据辛苦，展其雄才，渐乃志遂事成，终致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借曰非乎？请循其本——夫世纪之元，肇于耶稣⒃出世，历年既百，是为一期，大故若兴，斯即此世纪所有事，盖从历来之旧贯，而假是为区分，无奥义也。诚以人事连绵，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于根茇⒄，倏忽隐见，理之必无。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若所谓某世纪文明之特色何在者，特举荦荦大者而为言耳。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虽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于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⒅宫庭，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太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咸致同情于不平者，凡有能阻泥教旨，抗拒法皇，无闻是非，辄与赞和。时则有路德（m．luther）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自所创建，在废弃阶级，黜法皇僧正⒆诸号，而代以牧师，职宣神命，置身社会，弗殊常人；仪式祷祈，亦简其法。至精神所注，则在牧师地位，无所胜于平人也。转轮⒇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21)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22)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溯厥由来，则以往者颠覆法皇，一假君主之权力，变革既毕，其力乃张，以一意孤临万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制，日夕孳孳，惟开拓封域是务，驱民纳诸水火，绝无所动于心：生计绌，人力耗矣。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23)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举其他，则物质文明之进步是已。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虽然，教权庞大，则覆之假手于帝王，比大权尽集一人，则又颠之以众庶。理若极于众庶矣，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宴安逾法，则矫之以教宗，递教宗淫用其权威，则又掊之以质力。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品尽人生之本也耶？平意思之，必不然矣。然而大势如是者，盖如前言，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督(24)校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25)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与躄，斯失孑与躄之德，而留者为空无。不安受宝重之者奈何？顾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又宁见其有当也？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土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德人尼耙（fr．nietzsche）(26)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会，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27)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

然则十九世纪末思想之为变也，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质，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盖五十年来，人智弥进，渐乃返观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黑甚暗，于是浡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全欧人士，为之栗然震惊者有之，芒然自失者有之，其力之烈，盖深入于人之灵府矣。然其根柢，乃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神思一派(28)；递夫后叶，受感化于其时现实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时之现时，即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29)也。若夫影响，则眇眇来世，肊测殊难，特知此派之兴，决非突见而靡人心，亦不至突灭而归乌有，据地极固，函义甚深。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虽云早计，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则按诸史实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弹，犹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30)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如诗歌说部之所记述，每以骄蹇不逊者为全局之主人。此非操觚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社会思潮，先发其朕，则之载籍而已矣。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黑甚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非超越尘埃，解脱人事，或愚屯罔识，惟众是从者，其能缄口而无言乎？物反于极，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大斯契纳尔（m．stirner）(31)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32)，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至勖宾霍尔（a．schopenhauer）(33)，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34)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ibsen）(35)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36)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若夫尼耙，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由是观之，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37)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设留今之众志，连诸载籍，以俟评骘于来哲，则其是非倒置，或正如今人之视往古，未可知也。故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常言奥义，孰近正矣？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38)，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到。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而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盖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虑而可知矣。虽然，此亦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

若夫非物质主义者，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于抗俗。盖唯物之倾向，固以现实为权舆，浸润人心，久而不止。故在十九世纪，爱为大潮，据地极坚，且被来叶，一若生活本根，舍此将莫有在者。不知纵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39)，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即具他评骘之士，以至学者文家，虽意主和平，不与世，而见此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则亦悲观愤叹，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40)者焉。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前者为主观倾向之极端，力特著于十九世纪末叶，然其趋势，颇与主我及我执殊途，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言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具内曜之成果可也。若夫兴起之由，则原于外者，为大势所向，胥在平庸之客观习惯，动不由己，发如机缄(41)，识者不能堪，斯生反动；其原于内者，乃实以近世人心，日进于自觉，知物质万能之说，且逸个人之情意，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桔，故不得不以自悟者悟人，冀挽狂澜于方倒耳。如尼耙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然尔时所要求之人格，有甚异于前者。往所理想，在知见情操，两皆调整，若主智一派，则在聪明睿智，能移客观之大世界于主观之中者。如是思惟，迨黑该尔（f．hegel）(42)出而达其极。若罗曼暨尚古(43)一派，则息孚支培黎（shaftesbury）(44)承卢骚（j．rousseau）(45)之后，尚容情感之要求，特必与情操相统一调和，始合其理想之人格。而希籁（fr．schiller）(46)氏者，乃谓必知感两性，圆满无间，然后谓之全人。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故如勖宾霍尔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耙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万众不慑之强者也。夫诸凡理想，大致如斯者，诚以人丁转轮之时，处现实之世，使不若是，每至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文明真髓，顷刻荡然；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虽然，此又特其一端而已。试察其他，乃亦以见末叶人民之弱点，盖往之文明流弊，浸灌性灵，众庶率纤弱颓靡，日益以甚，渐乃反观诸己，为之sk然(47)，于是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为将来之柱石。此正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尔，悲夫！

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势所必然。洎夫末流，弊乃自显。于是新宗蹶起，特反其初，复以热烈之情，勇猛之行，起大波而加之涤荡。直至今日，益复浩然。其将来之结果若何，盖未可以率测。然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流衍方长，曼不遽已，则相其本质，察其精神，有可得而征信者。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48)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49)，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50)？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一九○七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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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八月《河南》月刊第七号，署名迅行。

②轩辕氏之戡蚩尤　轩辕氏即黄帝，我国传说中汉族的始祖、上古帝王。相传他与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作战，擒杀蚩尤于涿鹿。

③景教父师　指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士。公元一二九○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经印度来北京；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至澳门，以肇庆到北京。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近代科学，即经由他们传入中国。其后来者渐多，明清间主持改革历法的德教士汤若望，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人。

④海禁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实行传统的闭关政策，禁阻民间商船出口从事海外贸易，规定外国商船在指定的海口通商，这些措施叫做“海禁”。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海禁大开，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

⑤校雠　原意是校对文字正误，这里是比较的意思。

⑥踣傹　僵倒。傹，同僵。

⑦印度波兰　印度于公元一八四九年被英国侵占；波兰于十八世纪末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

⑧戈尔（gaul）　通译高卢。公元三世纪末高卢等族联合罗马奴隶进攻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使它于公元四七六年覆亡。

⑨兜牟　军盔。

⑩制造商估　即发展工业和商业。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和洋务运动的刺激下，提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制造新式武器、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建立近代工业，振兴商业，和外国进行“商战”。立宪国会，是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之间改良主义者所主张和提倡的政治运动。这时期的改良主义者，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内，已经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和成立欧洲资产阶级式的国会，反对孙中山等主张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运动。

⑾犹太遗黎　犹太国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十世纪之间。

在公元一世纪亡于罗马，以后犹太人即散居世界各地。

⑿祝由　旧时用符咒等迷信方法治病的人。

⒀营搰　钻营掠夺。

⒁佛戾　违逆。佛，通拂。

⒂金铁　指当时杨度提出的所谓“金铁主义”。一九○七年一月，杨度在东京出版《中国新报》，分期连载《金铁主义说》。金指“金钱”，即经济；铁指“铁炮”，即军事。这实际上是重复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论调，与当时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说相呼应。

⒃耶稣（约前4—30）　基督教创始人，犹太族人。现在通用的公历，以他的生年为纪元元年（据考证，他实际生年约在公元前四年）。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⒄茇　即草根。

⒅法皇　即教皇，其宫廷在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

⒆僧正　即主教。

⒇转轮　意即变革。

(21)超形气学　指研究客观事物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哲学；与下文的形气学，即具体的自然科学相对而言。

(22)发隐地　指十五世纪末叶发现美洲大陆。

(23)英、美、法三国的革命，指一六四九年和一六八八年英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七七五年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

(24)缘督　遵循正确的标准。《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督，中道、正道。

(25)孑躄　独臂。躄，跛足。

(26)尼耙（1844—1900）通译尼采，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他认为个人的权力意志是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动力，鼓吹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所谓“超人”是人的生物进化的顶点，一切历史和文化都是由他们创造的，而人民群众则是低劣的“庸众”。他极端仇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坚决反对。他的理论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据。作者把他当作代表新生力量的进步思想家，显然是当时的一种误解。以后作者对尼采的看法有了改变，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称他为“世纪末”的思想家。（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27)察罗图斯德罗　通译札拉图斯特拉。这里引述的话见于尼采的主要哲学著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第三十六章《文明之地》（与原文略有出入）。札拉图斯特拉，即公元前六七世纪波斯教的创立者札拉西斯特（zoroaster）；尼采在这本书中仅是借他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与波斯教教义无关。

(28)神思一派　指十九世纪初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派。参看本篇注(42)。

(29)神思宗之至新者指十九世纪末叶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如下文所介绍的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论，以斯蒂纳为代表的唯我论等。

(30)吊诡十分奇特的意思。《庄子·齐物论》：“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据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吊，“音的，至也”；诡，“异也”。

(31)斯契纳尔（1806—1856）通译斯蒂纳，德国哲学家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唯我论者，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他认为“自我”是唯一的实在，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是“我”的产物，反对一切外力对个人的约束。著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鲁迅认为斯蒂纳是一个“先觉善斗之士”，也是一种误解。

(32)舆台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后泛指被奴役的人。

(33)勖宾霍尔（1788—1860）通译叔本华，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认为意志是万物的本原。意志支配一切，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痛苦，因为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人生只是一场灾难，世界注定只能被盲目的、非理性的意志所统治。这种唯意志论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界即意志和观念》。

(34)契开迦尔（1813—1855）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他用极端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的主观存在才是唯一的实在，真理即主观性。著作有《人生道路的阶段》等。

(35)显理·伊勃生（1828—1906）通译亨利克·易卜生，挪威戏剧家。他的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庸俗作了猛烈批判，鼓吹个性解放，认为强有力的人是孤独的，而大多数人是庸俗、保守的。在当时挪威小市民阶级占有很大势力，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强大政治力量的条件下，这些思想具有反对小市民阶级市侩主义的进步意义；但其强烈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相冲突的。易卜生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其进步的一面，在当时的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即文中所说的《民敌》）等。

(36)拘于虚囿于狭隘的见闻。《主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与海者，拘于虚也”。虚，洞孔。

(37)梭格拉第（sokrates，前469—前399）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他宣扬世界万物都是神为了一定目的安排的，是保守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后因被控犯有反对雅典民主政治之罪判处死刑。

(38)布鲁多既杀该撒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通译恺撒，古罗马共和国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命为终身独裁者，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布鲁多刺死。恺撒死后，他的好友马卡斯·安东尼（即文中所说的安多尼）指恺撒血衣立誓为他复仇。布鲁多刺杀恺撒后，逃到罗马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安东尼击败，自杀身死。这里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中的情节。

(39)意力即唯意志论。

(40)方舟即诺亚方舟。参看本卷第21页注(29)。

(41)机缄即机械。

(42)黑该尔（1770—1831）通译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世界万物都是由“绝对观念”所产生，英雄人物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者，因此创造人类历史的是他们。黑格尔的主要功绩在于发展了辩证法的思维形式，第一次把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并力求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著作有《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和《美学》等。

(43)罗曼指浪漫主义。尚古，指古典主义。

(44)息孚支培黎（1671—1713）通译沙弗斯伯利，英国哲学家，自然神论者。他主张“道德直觉论”，认为人天然具有道德感，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相矛盾，二者的统一调和就是道德的基础。他的理论是为当时专制皇权服务的。著有《德性研究论》。

(45)卢骚（1712—1778）通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学说的倡导者。在哲学上，他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根源，但又强调人有“天赋的感情”和天赋的“道德观念”，并承认自然神论者的所谓上帝的存在。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按卢梭的生存年代在沙弗斯伯利之后。

(46)希籁（1759—1805）通译席勒，德国诗人、戏剧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哲学观点倾向于康德的唯心主义，认为支配物质的是“自由精神”，只要摆脱物质的限制，追求感觉和理性的完美的结合，人就能达到自由和理想的王国。著有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等。

(47)sk然忧虑、不满足的意思。

(48)波陀牙即葡萄牙。

(49)机括指武器。

(50)禺大猴子；，橡实。《庄子·齐物论》有“狙（猴）公赋”的寓言。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说胡须①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②，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③的朋友们。

今天喝茶之后，便看书，书上沾了一点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须又长起来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颊旁的，下巴上的各种胡须，大约都有特别的名号谥法的罢，④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总之是这胡子又长起来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汤带水。于是寻出镜子，剪刀，动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缘平齐，成一个隶书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⑤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

诚然，他们的胡子确乎如此翘上，他们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但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而必须对了镜子，以自己的胡子为法式，则其手段和思想之离奇，真可谓“出乎意表之外”⑥了。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⑦，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⑧，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⑨则认拖下的胡子为国粹亦无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黄帝的子孙？又何以说台湾人在福建打中国人⑩是奴隶根性？

我当时就想争辩，但我即刻又不想争辩了。留学德国的爱国者x君，——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说我的毁谤中国，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么？我先前不过单举几样中国的缺点，尚且要带累“贱内”改了国籍，何况现在是有关日本的问题？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么大相干。我于是连连点头，说道：“嗡，嗡，对啦。”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想，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⑾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我再向着镜中的自己的脸，看定右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

那已经是老话，约有十六七年了罢。

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

记得我那时的没奈何，确乎比看见x君的通信要超过十倍。我那时随身并没有带着家谱，确乎不能证明我是中国人。即使带着家谱，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并无画像，也不能证明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画像，日本人会假造从汉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难道偏不会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谱么？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

于是我从此不说话。

然而，倘使在现在，我大约还要说：“嗡，嗡，……今天天气多么好呀？……那边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现在我想，船夫的改变我的国籍，大概和x君的高见不同。其原因只在于胡子罢，因为我从此常常为胡子受苦。

国度会亡，国粹家是不会少的，而只要国粹家不少，这国度就不算亡。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这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法，但当时的实情确是如此的。

“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发过一篇崇论宏议之后，就达到这一个结论。

可惜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识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愤愤地争辩。第一，我的身体是本来只有这样高，并非故意设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机器压缩，使他变成矮小，希图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诚然和许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胡须样式变迁史，但曾经见过几幅古人的画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们的国粹差不多。维新以后，可是翘起来了，那大约是学了德国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须，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么？虽然他后来因为吸烟烧了一边，只好将两边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维新⒄的时候，他这一边还没有失火……。

这一场辩解大约要两分钟，可是总不能解国粹家之怒，因为德国也是洋鬼子，而况我的身体又矮小乎。而况国粹家很不少，意见又很统一，因此我的辩解也就很频繁，然而总无效，一回，两回，以至十回，十几回，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罢了，况且修饰胡须用的胶油在中国也难得，我便从此听其自然了。

听其自然之后，胡子的两端就显出毗心现象⒀来，于是也就和地面成为九十度的直角。国粹家果然也不再说话，或者中国已经得救了罢。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这也是应该的。我于是又分疏，一回，两回，以至许多回，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

大约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罢，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阿，你的胡子这样了？”当初也曾有人这样问。

“唔唔，我的胡子这样了。”

他可是没有话。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寻不着两个尖端，所以失了立论的根据，还是我的胡子“这样”之后，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总之我从此太平无事的一直到现在，所麻烦者，必须时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②长安即西安。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作者应西北大学的邀请，离京前往西安，为该校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③“不耻下问”语见《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④《康熙字典》中各种胡须的名称是：上唇的叫“髭”，下唇的叫“粜”，颊旁的叫“髯”，下巴的叫“襞”。《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等奉诏编纂的一部字典，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共四十二卷，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

⑤李二曲（1629—1705）名[禺页]，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清代理学家。著有《四书反身录》等。

⑧“出乎意表之外”这是林琴南文章中不通的语句。当时林琴南等人攻击新文学作者所以提倡白话文，是因为自己不懂古文的缘故；因而主张白话文的人常引用他们那些不通的古文句子，加以嘲讽。

⑦黄易（1744—1801）字大易，号小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金石收藏家。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书。汉武梁祠石刻画像，在山东嘉祥县武宅山汉代武氏墓前石室中，四壁刻古人画像和奇禽异兽等物，为汉代石刻艺术代表作品之一。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曾有记载。后来因河道变迁，淤没土中；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黄易曾到那里掘得石室数处，画像二十余石，及《武斑碑》、《武氏石阙铭》等。

⑧信士像我国自三国时起，信仰佛教的人，常出资在寺庙和崖壁间塑造或雕刻佛像；有时也在其间附带塑刻出资者自身的像，叫做信士像。

⑨指元兵侵日失败一事。元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命范文虎等率军十余万人进犯日本。次年七月，攻入日本平户岛。据《新元史·日本传》所记，当时日本形势很紧张：“日本战船小，不能敌前后来攻者，皆败退，国中人心汹汹，市无粜米。日本主亲至八幡祠祈祷，又宣命于六神宫，乞以身代国难。……八月甲于朔，飓风大作，（元军）战舰皆破坏覆没。”

⑩指福州惨案中发生的事。参看本卷第293页注③。当时我国台湾还在日本侵占之下，在这次事件中，也有台湾的流氓参加。

⑾这里的“汽车”，即火车；下文的“自动车”，即汽车。都是日语名称。

⑿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掌握了国家政权，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实行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革新运动，通称明治维新。

⒀毗心即趋向中心；毗心现象，是说上唇两边的须尖向下拖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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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做父亲⑴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⑵，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决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⑶”“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⑷（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⑸。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物，因有食物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⑹”；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力，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⑺”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予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取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⑻”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⑼”，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　“我吗？”

欧　“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

欧　“正为那个。”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⑽）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⑾”，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末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⑿”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⒀”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⒁”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⒂”。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⒃，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⒄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都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⒅）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份，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⒆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发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⒇”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21］，割骨。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22］，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23］”，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4］”，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注释：

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⑵　“圣人之徒”　这里指当时竭力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林琴南等人。林琴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曾以“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等语，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按李卓吾（1527－1602），即李贽，明代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反对当时的道学派，主张男女婚姻自主，曾被人诬蔑有“狎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等“禽兽行”。

⑶　伦常　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因此称为伦常。

⑷　《随感录》　《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的关于社会和文化短评的总题。参看本卷第293页注⑷。

⑸　指《时事新报》对作者的谩骂。作者曾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二、三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月、三月），发表《随感录》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批判了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泼克》所载讽刺画的恶劣形象和错误倾向，并对新的美术创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随感录四十六》中有“我辈即使才能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的话；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时事新报》就发表了署名“记者”的《新教训》一文，骂鲁迅“轻佻”、“狂妄”、“头脑未免不清楚，可怜！”等等。

⑹　“人伦之始”　语见《南史·阮孝绪传》。

⑺　“父兮生我”　语见《诗经·小雅·蓼莪》。

⑻这里说的“劝孝”的乐府，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公言报》所载林琴南作《劝世白话新乐府》的《母送儿》篇，其中说：“母送儿，儿往学堂母心悲。……娘亲方自磨杏仁，儿来儿来来尝新。娇儿含泪将娘近，儿近退学娘休嗔。……儿言往就教，那想教师不教孝。……再读《孝经》一卷终，不去学堂倒罢了。”

⑼　“人乳喂猪”　《世说新语·汰侈》载：“武帝（司马焱）尝降王武子（济）家，武子供馔，……［丞灬］［犭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犭屯］。”

⑽　善种学　即优生学，是英国高尔顿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所谓“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鲁迅以后对这种把生物学照搬到社会生活上来的学说采取了否定态度，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⑾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语见《论语·学而》。

⑿　“老复丁”　从老年回复壮年。语出汉代史游《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

⒀　“勃豀”　指婆媳争吵。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豀。”

⒁　欧美家庭并无“逆子叛弟”之说，见于林琴南所译小说《孝友镜》（比利时恩海贡斯翁士著）的《译余小识》：“此书为西人辨诬也。中国人之习西学者恒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莞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抑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⒂　“万年有道之长”　久远的意思。这是封建臣子颂扬朝廷的一句成语。

⒃　举孝　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之一，由各地推荐“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中去作官。效悌力田，是汉唐科举名目之一，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所谓有“孝悌”德行和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分别任用或给予赏赐。孝廉方正，是清代特设的科举名目，由地方官荐举所谓孝、廉、方正的人，经礼部考试，授以知县等官。

⒄　割股　即所谓“割股疗亲”，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⒅　路粹引孔融的话，见《后汉书·孔融传》。路粹，字文蔚，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曹操的军谋祭酒。他承曹操的意旨控告孔融，说孔融对祢衡讲过这几句话，曹操便用“不孝”的罪名杀掉孔融。但曹操在《求贤令》中又说只要有才能，“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任用，在这件事上自相矛盾，因此鲁迅说“教人发笑”。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曾为北海相，因而有“北海先生”之称。

⒆　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　英国哲学家。他是终身不娶的学者。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等。

⑿　“实用主义”　即实验主义，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代表有美国的皮尔斯、杜威等。其基本观点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有用即真理。

［21］　哭竹　三国时吴国孟宗的故事。唐代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说：“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卧冰，晋代王详的故事。《晋书·王详传》说，他的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详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尝秽，南朝梁庾黔娄的故事。《梁书·庾黔娄传》说，他的父亲庾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三个故事都收在《二十四孝》中。

［22］　《孝经》　儒家经典之一，共十八章，孔门后学所述。汉代列入“七经”之一，后来又列入“十三经”

［23］　“学于古训”　语见《尚书·说命》。

［24］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见《孟子·离娄》。据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①

一　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②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③，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④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⑤。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⑥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⑿。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⒃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⒄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⒅，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⒆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⒇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3)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24)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26)，《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27)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　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②　林语堂（1895—1976）　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③　“费厄泼赖”　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④　“义角”　即假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⑤　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⑥　“中庸之道”　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⑦　康党　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指参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⑧　“以人血染红顶子”　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⑨　“咸与维新”　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⑩　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⑾　秋瑾（1879？—1907）　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⑿　王金发（1882—1915）　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于杭州。

⒀　谋主　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贪污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杀害王金发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⒁　模范的名城　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⒂　杨荫榆（？—1938）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⒃　“犯而不校”　这是孔丘弟子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⒄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⒅　“投石下井”　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⒆　“请君入瓮”　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⒇　“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21)“婆理”　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22)　清流　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23)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24)　燧人氏　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25)　“求仁得仁又何怨”　语见《论语·述而》。

(26)　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27)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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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天才之前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②，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⑤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⑥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②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③“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④“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⑤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⑥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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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壁清野主义①

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

“坚壁清野”②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听说这回的欧洲战争时最要紧的是壕堑战，那么，虽现在也还使用着这战法——坚壁。至于清野，世界史上就有着有趣的事例：相传十九世纪初拿破仑进攻俄国，到了墨斯科时，俄人便大发挥其清野手段，同时在这地方纵火，将生活所需的东西烧个干净，请拿破仑和他的雄兵猛将在空城里吸西北风。吸不到一个月，他们便退走了。

中国虽说是儒教国，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丘未之学也。”③但上上下下却都使用着这兵法；引导我看出来的是本月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据说，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主家属，协同禁止。④自然，我并不深知这事是否确实；更未见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即从女生发生，所以不许其去，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也不发生，抑或即使发生，也就管他妈的了。

或者后一种的推测庶几近之。我们的古哲和今贤，虽然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无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结果是：收起来。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专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二，是器宇只有这么大，实在并没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经济法，只有将钱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样。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⑤，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

其实这种方法，中国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过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见男人和卖力气的女人，很少见所谓上流妇女。但我先在此声明，我之不满于这种现象者，并非因为预备遍历中国，去窃窥一切太太小姐们；我并没有积下一文川资，就是最确的证据。今年是“流言”鼎盛时代，稍一不慎，《现代评论》上就会弯弯曲曲地登出来的，所以特地先行预告。至于一到名儒，则家里的男女也不给容易见面，霍渭崖的《家训》⑥里，就有那非常麻烦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构造图。似乎有志于圣贤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现在究竟是二十世纪，而且有“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的教育总长⑦，实在宽大得远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锢妇女，走在外面，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这和我们的古哲和今贤之意相左，或者这种风气，倒是满洲人输入的罢。满洲人曾经做过我们的“圣上”，那习俗也应该遵从的。然而我想，现在却也并非排满，如民元之剪辫子，乃是老脾气复发了，只要看旧历过年的放鞭爆，就日见其多。可惜不再出一个魏忠贤⑧来试验试验我们，看可有人去作干儿，并将他配享孔庙。

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庙会，看祭赛，谁能说“有伤风化”情事，比高门大族为多呢？

总之，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以“收起来”为改良社会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车往奉天。这道理很浅显：壁虽坚固，也会冲倒的。兵匪的“绑急票”⑨，抢妇女，于风化何如？没有知道呢，还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颂德的！

其实，“坚壁清野”虽然是兵家的一法，但这究竟是退守，不是进攻。或者就因为这一点，适与一般人的退婴主义相称，于是见得志同道合的罢。但在兵事上，是别有所待的，待援军的到来，或敌军的引退；倘单是困守孤城，那结果就只有灭亡，教育上的“坚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么呢？照历来的女教来推测，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还能苟安时候，所谓男子者俨然地教贞顺，说幽娴，“内言不出于阔”，“男女授受不亲”⑩。好！都听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罢。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袭来了，足下将何以见教呢？曰：做烈妇呀！

宋以来，对付妇女的方法，只有这一个，直到现在，还是这一个。

如果这女教当真大行，则我们中国历来多少内乱，多少外患，兵燹频仍，妇女不是死尽了么？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际，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于是生育子孙，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断，但到现在还很有带着奴气的人物，大概也就是这个流弊罢。“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传，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阔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来，因此还只得奉这为至宝。更昏庸的，便以为只要意见和这些歧异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当然的事。但最近，孙美瑶据守抱犊崮，其实倒是“坚壁”，至于“清野”的通品，则我要推举张献忠。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杀完百姓之后，便令ab杀c，又令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⑾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正如伤风化是要女生的，现在关起一切女生，也就无风化可伤一般。

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听说现在的乡民，于兵匪也已经辨别不清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新女性》月刊创刊号。

②　“坚壁清野”　语见《三国志·魏书·荀蔼传》。

③　“俎豆之事”等语，见《论语·卫灵公》（原文无“丘”字）。是孔丘回答卫灵公的话。俎、豆，古代礼器。

④　关于禁止女生往娱乐场的新闻，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京报》：“教部昨饬京师学务局，谓据各处报告，正阳门外香厂路城南游艺园，及城内东安市场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处，迭次发生有伤风化情事。各女学校学生游逛，亟应取缔。特由该局通知各级女学校，禁止游行各娱乐场，并由校通知各女生家长知照云。”

⑤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语见《周易·系辞上》。意思是财物收藏得不严实，容易诱发人的盗心；容貌打扮得妖艳，容易诱发人的淫心。

⑥　霍渭崖（1487—1540）　名韬，广东南海人，明代道学家。嘉靖时官礼部尚书。他著的《家训》中有《合爨男女异路图说》，图中以朱墨两色标明分隔男女进出所走的路。

⑦　指章士钊。“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是他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的自述。该文曾载于《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⑧　魏忠贤（1568—1627）　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⑨　“绑急票”　旧时盗匪把人劫走，强迫被劫者的家属在一定限期内用钱赎回，称为“绑票”。限期很短的称为“绑急票”。

⑩　“内言不出于阃”　语见《礼记·曲礼》：“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即妇女所居内室的门限。“男女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

⑾　李自成（1606—1645）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于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被推为闯王。曾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部队纪律严明，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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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节烈观①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②陈独秀便斥他不兴③；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④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⑤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⑥！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⑦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⑧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⑨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⑩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⑾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⑿，“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⒀，甚而至于钱谦益⒁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⒂，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⒃！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⒄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⒅。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⒆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②　康有为（1858—1927）　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外国，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军阀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③　陈独秀（1880—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驳斥“虚君共和”的论调。

④　灵学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⑤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⑥　“表彰节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⑦　君政复古时代　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⑧　《贞操论》　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⑨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⑩　“重适”　即再嫁。

⑾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⑿　斥革功名　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⒀　“双烈合传”　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⒁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⒂　“妇者服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⒃　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⒄　“儒者柔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⒅　《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⒆　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寡妇主义①

范源廉②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③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④者有之，“神道设教”⑤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⑥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⑦。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⑧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高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⑨……。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⑩。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kowalewsky⑾，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⑿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⒀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亵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⒁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他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⒂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

②　范源廉（1874—1934）　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清末曾在日本创设速成法政、师范诸科，民国以后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二五年春，因师大经费不足辞校长职，该校学生会曾发动挽留运动。作者这里说他为“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大概即指此事。

③　军国民主义　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尊王攘夷主义，在我国春秋时代称拥护周王室、排斥异族为尊王攘夷。它传入日本后成为一种封建性的改良主义思想：尊王，即拥护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削弱幕府权力；攘夷，即抵抗外来侵略。但其后即转化为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下文的贤母良妻主义，是当时在日本和别的国家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思想。

④　“奉母命权作道场”　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陆稼书先生从祀文庙，初议时，或以先生家中曾延僧讽诵为疑。其后人出先生手书厅事一联云：‘读儒书不奉佛教，遵母命权作道场’。议乃定。”作者引用这句话是指当时一般兼信佛教的道学家。

⑤　“神道设教”　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欺骗人民的一种方法。见《周易·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章士钊在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时，曾认为这种做法也有理由，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再疏解车军义》一文中说：“故神道设教，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⑥　《文昌帝君功过格》　据迷信传说，晋时四川梓潼人张亚死后成神，掌管人间功名禄籍，称为“文昌帝君”。《功过格》是一种宣传封建道德、带有浓厚迷信性质的所谓劝善书。它将人们的言行列为十类，分别善恶，各定若干功过，要人们逐日根据自己的言行记录功过，用这种方法劝人为善以积所谓“阴德”。《功过格》的“敬慎”类“言语过格”中有这样一条：“谈人闺阃五十过。”

⑦　“若杀其父兄”　语见《孟子·梁惠王》。

⑧　“儒行”　儒家理想中的道德行为。《礼记》有《儒行》篇，详细记载孔丘回答鲁哀公所问关于儒者道德行为的言论。

⑨　邑犬　即乡里中的狗。《楚辞·九章·抽思》：“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这里说的“跟着一大而群吠的邑犬”，指不辨是非的盲从的人们。

⑩　这里的“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是指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和舍监秦竹平一类人。舍监，是当时学校里管理寄宿学生生活的职员。

⑾　sophie　kowalewsky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雅（1850—获得巴黎科学院的保尔丹奖金。她还写有剧本《为幸福而斗争》、小说《女虚无主义者》等。

⑿　ellen　key　爱伦·凯（1849—1926），瑞典思想家、女权运动者。著有《儿童之世纪》、《爱情与伦理》等。

⒀　章士钊呈文　指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作者所引的文句，都是呈文中污辱女学生的词语。亵黩，即轻薄玩弄的意思。见《汉书·枚乘传》：“亵黩贵幸。”

⒁　“未字先寡”　即在未许婚时心情就已同寡妇一样。旧时女子许婚叫“字”。

⒂　《妇女周刊》　当时北京《京报》的附刊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出五十期，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周年纪念特号发行后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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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闲谈①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②。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面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③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④，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⑤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⑥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⑦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⑨，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⑩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⑾，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⑿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⒀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⒁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⒂。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⒃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⒄。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⒅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署名冥昭。

②　细腰蜂　在昆虫学上属于膜翅目泥蜂科；关于它的延种方法，我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记载。《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汉代郑玄注：“蒲卢（按即蜾蠃）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汉代扬雄《法言·学行》：“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最先反对上面说法的是六朝时的陶弘景，他在注《本草》“惺斡一名土蜂”条下说：“（惺斡）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作案，谓摙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细腰，衔泥于壁及器物边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余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虫。一名果蠃，《诗》云：‘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或言细腰蜂无雌，皆取青虫教祝，变成己子，斯为谬矣。”其后，宋代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卷六中说：“我朝嘉钓中，掌禹锡等按蜀本注云：‘惺斡即蒲芦，蒲芦即细腰蜂。不特负持桑虫，亦以他虫入穴，用泥封之，数日成蜂飞去。陶云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虫为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坏而看之，见有卵如粟，在死虫之上，即如陶说矣。’”

③　发勃耳（1823—1915，）　通译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④　e君　爱罗先珂。参看本卷第229页注(25)。

⑤　“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　语见《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

⑥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语见《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君子”指统治阶级，“小人”指劳动人民。

⑦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语见《孟子·滕文公》：“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⑧　“特殊知识阶级”　一九二五年二月，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在共产党支持下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拼凑了一个御用的“善后会议”，企图从中产生假的国民会议。当时竟有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在北京组织“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公园开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要求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中给他们保留名额，其中说：“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作者批判的所谓“特殊知识阶级”，即指这类留学生。

⑨　“特别国情”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goodnow）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特别国情”的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⑩　“极峰”　意即最高统治者。旧时官僚政客对最高统治者的媚称。

⑾　进研究室主义　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稍后又提出学者“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口号，企图诱使青年逃避现实斗争。

⑿　莫谈国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实行恐怖政策，密探四布，茶馆酒肆里多贴有“莫谈国事”的字条，某些文人也把“莫谈国事”当作处世格言。

⒀　勿视勿听勿言勿动　语出《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⒁　“礼失而求诸野”　孔丘的话，见《汉书·艺文志》。

⒂　苍颉造字夜有鬼哭　见《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⒃　尼古拉二世（1868—1918）　帝俄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次年七月十七日被处死。“龙御上宾”，旧时指皇帝逝世，意即乘龙仙去。典出《史记·封禅书》。

⒄　《山海经》　十八卷，约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间的作品，内容主要是有关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还保存了不少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刑天”，一作形天，见该书《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牌；戚，斧头。

⒅　陶潜（约372—427）　一名渊明，字元亮，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著作有《陶渊明集》。“刑天舞干戚”两句诗，见他的《读山海经》第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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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雷峰塔的倒掉①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②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作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③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亻叔塔”④，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

②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宋开宝八年（975）为吴越王钱亻叔所建，初名西关砖塔，后定名王妃塔；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倒坍。

③《义妖传》演述关于白蛇娘娘的民间神化故事的弹词，清代陈遇乾著，共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水满金山”“和白传员祭塔”，都是白蛇故事中的情节。金山在江苏镇江，山上有金山寺，东晋时所建。白状元是故事中白蛇娘娘和许仙所生的儿子许士林，他后来中了状元回来祭塔，与被法海和尚镇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相见。

④本文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说：“这篇东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亻叔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十一月三日。”保亻叔塔在西湖宝石山顶，今仍存。一说是吴越王钱亻叔入宋朝贡时所造。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中有简单记载：“杭州有保亻叔塔，因亻叔入朝，恐其被留，做此以保之……今误为保叔。”另一传说是宋咸平（998－1003）时僧永保化缘所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遂名塔曰保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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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雷峰塔的倒掉①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整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③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④，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⑤，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掩死。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⑥，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⑦（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严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猃狁⑧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⑩杀人如草，而满州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①本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十五期。

②崇轩的通信，指刊登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京报副刊》第四十九号上的胡崇轩给编者孙伏园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有如下一段话：“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关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的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我的表兄曾这样做过的，——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现在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唉，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胡崇轩，即胡也频，当时是《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者之一。

③亡国病菌：当时的一种奇怪论调。一九二四年四月《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载有张耀翔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一些新诗集里的惊叹号（！）加以统计，说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示，因而说多用惊叹号的白话诗都是“亡国之音”。

④十番：又称“十番鼓”，“十番锣鼓”，由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流行于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据清代李斗《扬洲画舫》录卷十一记：十番鼓是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目鱼，檀板，大鼓等十种乐器更番合奏。

⑤“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语见《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意思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项应做的事。这里只取“经”“景”两字同音。

⑥孔丘（前551－前479）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述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语见《论语·八佾》。他曾修订过《春秋》，后来的经学家认为他用一字褒贬表示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他对弟子子路赌咒的事，见《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按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

⑦《衡论》：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第十二号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ty。他反对写批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人（按指写批评文章的人），真不知其心何居。说是想赚钱吧，有时还要赔子儿去出版。说是想引诱女人吧，他那朱元璋的脸子也没有印在文章上。说是想邀名吧，别人看见他那尖刻的文章就够了，谁还敢相信他？”这里是鲁迅对该文的顺笔讽刺。

⑧猃狁：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周代称猃狁，秦汉时称匈奴。周成王，宣王时都曾和他们有过战争。

⑨五胡：历史上对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的合称。

⑩张献忠（1606－1646）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1630）起义，转战陕、豫各地；崇祯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1646）出川，行至川北盐亭界，猝遇清兵，于凤凰坡重箭坠马而死。旧史书（包括野史和杂记）中多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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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镜有感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看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现在，便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苦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浸疏，开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畴人传》四十五）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遂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著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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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①

１

有人说g．byron②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③。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听近今的议论，译诗是已经不值一文钱，即使译得并不错。但那时大家的眼界还没有这样高，所以我看了译本，倒也觉得好，或者就因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将臭草当作芳兰。《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虽然用的是词调，又译sappho为“萨芷波”，④证明着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

苏曼殊⑤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并不广。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也少见了。

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⑥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⑦，——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hauptmann，su－dermann，ibsen⑧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⑨，《嘉定屠城记略》⑩，《朱舜水集》⑾，《张苍水集》⑿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⒀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⒁。

２

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⒂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⒃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⒄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几间破屋，也无门窗；若有门，则是烂洋铁做的。总之，是毫无一点木料。

那么，城破之时，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诉我：战争时候自然有些损坏；革命军一进城，旗人⒅中间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难，在明的冷宫的遗址的屋子里使火药炸裂，以炸杀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几个适从近旁经过的骑兵。革命军以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烧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还不少。此后是他们自己动手，拆屋材出卖，先拆自己的，次拆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无尺材寸椽，这才大家流散，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但这是我耳闻的，保不定可是真话。

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罢。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轻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殒灭”⒆的中国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有宗社党的活动和遗老的谬举⒇而两族的旧史又令人忆起，有袁世凯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恶加甚，有阴谋家的狡计而省界又被利用(22)，并且此后还要增长起来！

３

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现在的青年，虽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23)之悲罢。果然，连大学教授，也已经不解何以小说要描写下等社会的缘故了(24)，我和现代人要相距一世纪的话，似乎有些确凿。但我也不想湔洗，——虽然很觉得惭惶。

当爱罗先珂君(25)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26)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27)。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日文的《桃色的云》出版时，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检查机关（警察厅？）删节得很多。我的译文是完全的，但当这剧本印成本子时，却没有印上去。因为其时我又见了别一种情形，起了别一种意见，不想在中国人的愤火上，再添薪炭了。

４

孔老先生说：“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我们自己看看本国的模样，就可知道不会有什么友人的了，岂但没有友人，简直大半都曾经做过仇敌。不过仇甲的时候，向乙等候公论，后来仇乙的时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来，倒也似乎并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敌。但怨敌总常有一个，因此每一两年，爱国者总要鼓舞一番对于敌人的怨恨与愤怒。

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扦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国民是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事刂]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

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已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莽原》周刊第九期。

②　g．byron　拜伦，参看本书《摩罗诗力说》第四、五节及注(24)。

③　拜伦的肖像，指英国画家菲力普斯（t．phillips）所作的拜伦画像。一九二四年四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期《拜伦逝世百年纪念专号》曾予刊载。《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一年经过改革，成为当时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一九三二年停刊。

④　《新罗马传奇》　梁启超根据自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改编的戏曲，其中并无拜伦诗的译文。按梁启超在他所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曾以戏曲的形式介绍过拜伦长诗《唐·璜》第三篇中的一节：“（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sappho，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希腊女诗人。日语译音为サツフオ“ツ”（音芷）在此处不读音，“撒芷波”系梁启超的误译。

⑤　苏曼殊（1884—1918）　名玄瑛，字子谷，广东中山人，文学家。二十岁时在惠州人寺为僧，号曼殊。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诗五篇：《星耶峰耶俱无生》一篇，收入一九○八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文学因缘》；《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四篇，收入一九○九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拜伦诗选》。“寄弹筝人”，指《寄调筝人》，是苏曼殊自作的情调颓废的三首七言绝句，最早发表在一九一○年出版的《南社》第三集，思想风格与所译拜伦诗异趣。

⑥　adam　mickiewicz　密茨凯维支；petofi　sándor，裴多菲。参看本书《摩罗诗力说》第八、九节及有关注。

⑦　厘沙路（j．rizal，1861—1896）　通译黎萨，菲律宾作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一八九二年发起成立“菲律宾联盟”，同年被捕；一八九六年第二次被捕后为西班牙殖民政府杀害。著有长篇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等。他的绝命诗《我的最后的告别》，曾由梁启超译成中文，题作《墓中呼声》。

⑧　g．hauptmann　霍普德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著有《织工》、《沉钟》等。h．sudermann，苏德曼（1857—1928，德国作家。著有剧本《故乡》、小说《忧愁夫人》等。ibsen，易卜生。

⑨　《扬州十日记》　清代江都王秀楚著，记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入扬州时惨杀汉族人民的实况。

⑩　《嘉定屠城记略》　清代嘉定朱子素著，记顺治二年清兵攻入嘉定时三次屠杀汉族人民的实况。

⑾　《朱舜水集》　朱之瑜著。朱之瑜（1600—1682），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据舟山抗清，力图恢复，失败后流亡日本，客死水户。他的著作有日本稻叶岩吉编辑的《朱舜水全集》，一九一二年印行；国内有马浮就稻叶本重订的《舜水遗书》二十五卷，一九一三年印行。

⑿　《张苍水集》　张煌言著。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义军领袖，文学家。他于清顺治二年（1645）在浙东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监国，兵败后被俘，不屈而死。清末章太炎从鄞县得《奇零草》抄本，上卷杂文，下卷古今体诗，改题《张苍水集》印行。

⒀　《黄萧养回头》　以鼓吹反清革命为主题的粤剧，署名新广东武生著，原载于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后有上海广智书局单行本。黄萧养是明代正统末年广东农民起义领袖，景泰元年（1450）在战斗中中箭牺牲。剧本内容是说黄帝命黄萧养的灵魂投生，从事救国运动，使中国进入“富强之邦”。

⒁　邹容（1885—1905）　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曾留学日本，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逮捕，判刑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狱中。《革命军》是邹容宣传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一九○三年作，共七章，约两万言，前有章炳麟的序和作者的自序。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该书揭露了清政府的殊酷统治，提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

⒂　周召共和　据《史记·周本纪》，西周时厉王无道，遭到国人反对，于三十七年（前841）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又据《竹书纪年》，周厉王出奔后，由共伯和（共国国君名）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

⒃　黄兴（1874—1916）　字克强，湖南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组织华兴会，一九○五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居协理地位。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窃国后，流亡日本，一九一六年在上海逝世。

⒄　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死者多达八百七十余人。血迹石，相传是方孝孺被钩舌敲齿时染上血迹的石块。

⒅　旗人　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按八旗是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后来一般称满族人为旗人。

⒆　“罪孽深重不自殒灭”　宋代以来，一些人在父母死后印发的讣文中，常有“不孝某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廷显考（妣）”一类套语。

⒇　宗社党　清朝贵族良粥、毓朗、铁良等企图保全清室政权于一九一一年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这些人曾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夏历正月十九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溥仪退位。民国成立后，他们潜伏天津、大连等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进行复辟阴谋活动。一九一四年五月，曾和遗老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等勾结图谋复辟；一九一七年七月，又和张勋、康有为等勾结进行复辟，俱告失败。

(21)南北交恶　指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七月所发生的袁世凯与南方国民党讨袁军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袁世凯以阴谋手段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当时以孙中山为首、以南力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势力。在战争前，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重要人物宋教仁于上海，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积极准备战争；国民党方面，原是对袁世凯妥协的，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战争于七月开始，八月底讨袁军即告失败。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北仍处于对立的局面。

(22)　省界被利用　段祺瑞在袁世凯失败后出任国务总理时，为了团结北洋系的武力，曾使徐树铮策动各省区派代表到徐州开会，于一九一六年成立了所谓“省区联合会”。这是北洋军阀利用所谓省界联合的手段以图保存他们的封建割据的组织。与此同时，南方各省成立了联合的“护国军政府”。从此以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盘据南北各省的军阀就常在联合的名义下，实行以省为单位的封建割据；而在利害冲突时，又进行相互之间的战争。

(23)　合辙　指异族统治者强制汉族人民遵从他们的制度和政策。辙，即轨道。古代车制，两轮相距八尺，车行必与辙合。

(24)　指当时东南大学教授吴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说：“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

(25)　爱罗先珂（1889—1952）　俄国诗人、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曾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六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辗转来到中国，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一九二三年四月回国。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曾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

(26)　《读卖新闻》　日本报纸，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二四年改革后成为全国性的大报。该报经常登载文艺作品及评论文章。

(27)　江口涣（1887—1975）　日本作家。作品有《火山下》、《一个女人的犯罪》等。他所作的关于爱罗先珂的文章，题名《忆爱罗先珂华西理君》，文中记述爱罗先珂在日本受迫害的经过。该文曾由鲁迅译载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四日《晨报副刊》，现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

(28)　“毋友不如己者”　语见《论语·学而》。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娜拉走后怎样①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②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④，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⑤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⑥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⑦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⑧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⑨，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⑩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⑾，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同年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新近因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志发表。”

②　伊孛生　通译易卜生。参看本卷第60页注(35)。

③　人形　日语，即人形的玩具。

④　李贺（790—816）　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一生官职卑微，郁郁不得志。著有《李长吉歌诗》四卷。关于他“玉楼赴召”的故事，唐代诗人李商隐《李贺小传》说：“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焱欠]下榻叩头言：‘阿弥女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⑤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　俄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华沙。下文所述是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对亚拉借夫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九章。

⑥　这是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立志出家修行，遍历各地，苦行六年，仍未能悟道，后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就克服了各种烦恼，顿成“正觉”。

⑦　note－book　英语：笔记簿。

⑧　拳匪　一九○○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⑨　“涸辙之鲋”　战国时庄周的一个寓言，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⑩　ahasvar　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　　⑾　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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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睁了眼看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未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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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照相之类①

一　材料之类

我幼小时候，在s城②，——所谓幼小时候者，是三十年前，但从进步神速的英才看来，就是一世纪；所谓s城者，我不说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说之故，也不说。总之，是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s城有一种习惯，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盐来腌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但洋鬼子之腌眼睛，则用意当然别有所在，惟独方法却大受了s城腌白菜法的影响，相传中国对外富于同化力，这也就是一个证据罢。然而状如小鲫鱼者何？答曰：此确为s城人之眼睛也。s城庙宇中常有一种菩萨，号曰眼光娘娘。有眼病的，可以去求祷；愈，则用布或绸做眼睛一对，挂神龛上或左右，以答神麻。所以只要看所挂眼睛的多少，就知道这菩萨的灵不灵。而所挂的眼睛，则正是两头尖尖，如小鲫鱼，要寻一对和洋鬼子生理图上所画似的圆球形者，决不可得。黄帝岐伯③尚矣；王莽诛翟义党④，分解肢体，令医生们察看，曾否绘图不可知，纵使绘过，现在已佚，徒令“古已有之”而已。宋的《析骨分经》⑤，相传也据目验，《说郛》中有之，我曾看过它，多是胡说，大约是假的。否则，目验尚且如此胡涂，则s城人之将眼睛理想化为小鲫鱼，实也无足深怪了。

然而洋鬼子是吃腌眼睛来代腌菜的么？是不然，据说是应用的。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

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旨备于我”⑥的事，其实是全国，至少是s城的“目不识丁”的人们都知道，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⑦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然而这并非本论的范围，现在姑且不说。况且s城人极重体面，有许多事不许说；否则，就要用阴谋来惩治的。

二　形式之类

要之，照相似乎是妖术。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但当我幼小的时候，——即三十年前，s城却已有照相馆了，大家也不甚疑惧。虽然当闹“义和拳民”时，——即二十五年前，或一省里，还以罐头牛肉当作洋鬼子所杀的中国孩子的肉看。然而这是例外，万事万物，总不免有例外的。

要之，s城早有照相馆了，这是我每一经过，总须流连赏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过经过四五回。大小长短不同颜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还有挂在壁上的框子里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鲍军门⑧。一个族中的好心的长辈，曾经借此来教育我，说这许多都是当今的大官，平“长毛”的功臣，你应该学学他们。我那时也很愿意学，然而想，也须赶快仍复有“长毛”。

但是，s城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因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运气正好的时候，尤不宜照，而精神则一名“威光”：我当时所知道的只有这一点。直到近年来，才又听到世上有因为怕失了元气而永不洗澡的名士，元气大约就是威光罢，那么，我所知道的就更多了：中国人的精神一名威光即元气，是照得去，洗得下的。

然而虽然不多，那时却又确有光顾照相的人们，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人物，或者运气不好之徒，或者是新党⑨罢。只是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为像腰斩。自然，清朝是已经废去腰斩的了，但我们还能在戏文上看见包爷爷的铡包勉⑩，一刀两段，何等可怕，则即使是国粹乎，而亦不欲人之加诸我也，诚然也以不照为宜。所以他们所照的多是全身，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执书卷，或者大襟上挂一个很大的时表，我们倘用放大镜一照，至今还可以知道他当时拍照的时辰，而且那时还不会用镁光，所以不必疑心是夜里。

然而名士风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满于这样千篇一律的呆鸟了，于是也有赤身露体装作晋人⑾的，也有斜领丝绦装作x人的，但不多。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这类“图”晒出之后，总须题些诗，或者词如“调寄满庭芳”“摸鱼儿”之类，然后在书房里挂起。至于贵人富户，则因为属于呆鸟一类，所以决计想不出如此雅致的花样来，即有特别举动，至多也不过自己坐在中间，膝下排列着他的一百个儿子，一千个孙子和一万个曾孙（下略）照一张“全家福”。

th．lipps⑿在他那《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中，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那书可惜我不在手头，只记得一个大意，好在中国已经有了译本，虽然是节译，这些话应该存在的罢。用事实来证明这理论的最显著的例是孙皓⒀，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但表现得最透澈的却莫如“求己图”，将来中国如要印《绘图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这实在是一张极好的插画，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讽刺画家也万万想不到，画不出的。

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已没有卑劣可怜地跪着的照相了，不是什么会纪念的一群，即是什么人放大的半个，都很凛凛地。我愿意我之常常将这些当作半张“求己图”看，乃是我的杞忧。

三　无题之类

照相馆选定一个或数个阔人的照相，放大了挂在门口，似乎是北京特有，或近来流行的。我在s城所见的曾大人之流，都不过六寸或八寸，而且挂着的永远是曾大人之流，也不像北京的时时掉换，年年不同。但革命以后，也许撤去了罢，我知道得不真确。

至于近十年北京的事，可是略有所知了，无非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比电光自然永久得多。倘若白昼明烛，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⒁君。而该君的麻姑⒂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确乎比那些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其一面又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盖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⒃，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继起的模仿者们的拟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的苦相，也就会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⒄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

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

我所见的外国名伶美人的照相并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没有见过，别的名人的照相见过几十张。托尔斯泰，伊孛生，罗丹⒅都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勖本华尔一脸苦相，淮尔特⒆，穿上他那审美的衣装的时候，已经有点呆相了，而罗曼罗兰⒇似乎带点怪气，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虽说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来罢，但总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假使吴昌硕(22)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画的润格如是之贵，则在中国确是一位艺术家了，但他的照相我们看不见。林琴南(23)翁负了那么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热心于“识荆”(24)的人，我虽然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25)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26)函谢丸药的功效，所以印上的，并不因为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27)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28)往矣，且从略；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29)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铜板而已。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九期。

②　s城　指作者的出生地绍兴。

③　黄帝岐伯　这里指《黄帝内经》。这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古籍，大约为战国秦汉时医家汇集古代及当时医学资料纂述而成，托名黄帝、岐伯所作。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前者用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讨论生理、病理治疗的情况，后者主要讲述循环系及一般解剖学、针灸疗法等。

④　王莽诛翟义党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王朝政权时，东郡太守翟义和他的外甥陈丰起兵讨王莽，兵败后被“磔尸陈市”；随翟义起兵的人，也被屠杀。据《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被捕后，“莽使太医、尚方与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龟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

⑤　《析骨分经》　明代（文中说是宋代，疑误）宁一玉著，收入清代陶[王廷]编纂的《续说郛》第三十卷中。

⑥　“万物皆备于我”　语见《孟子·尽心》。

⑦　关于月经精液毛发爪甲等入药的说法，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中曾有记载。

⑧　曾大人即曾国藩，李大人即李鸿章，左中堂即左宗棠，鲍军门即鲍超。他们都是清朝的大官僚，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⑨　新党　清末一般人对维新派人物的称呼。

⑩　铡包勉　我国过去流行的剧目之一。内容系根据民间传说，演宋朝包拯奉公执法，不徇私情，铡杀犯罪的侄儿包勉的故事。

⑾　指晋代文人刘伶等。《世说新语·任诞》中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言衣，诸君何为入我言中？’”又《德行》中说：“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⑿　th．lipps　李普斯（1851—1941），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他在《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第二章《道德上之根本动机与恶》中说：“凡欲使他人为奴隶者，其人即有奴隶根性。好为暴君之专制者，乃缺道德上之自负者也。凡好傲慢之人，遇较己强者恒变为卑屈。”（据杨昌济译文，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⒀　孙皓（243—283）　三国时吴国最后的皇帝。在位时淫侈残酷，常随意杀戮臣下和宫人，或剥人面，或凿人眼，无所不用其极。降晋后封归命侯。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晋武帝有一次问他：“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乎？”他正在饮酒，立刻举杯对武帝唱道：“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⒁　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他是扮演旦角的男演员，在京剧表演艺术方面有重要成就。

⒂　麻姑　神话传说中的仙女。据晋代葛洪《神仙传》：东汉时仙人“王方平降蔡经家，召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手似鸟爪，顶中有髻，衣有文章而非锦绣。”

⒃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⒄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曾到中国。下文的“竺震旦”是泰戈尔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

⒅　罗丹（a．rodin，1840—1917）　法国雕塑家。作品有《加莱义民》、《巴尔扎克》等。

⒆　淮尔特（o．wilde，1856—1900）　通译王尔德，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夫人的扇子》等。

⒇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1866—1944）　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

(21)戈尔基（1868—1936）　通译高尔基，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22)　吴昌硕（1844—1927）　名俊卿，浙江安吉人，书画家、篆刻家。

(23)　林琴南（1852—1924）　名纾，号畏庐，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翻译家。他曾由别人口述，用古文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多种，其中不少是外国文学名著，在清末至“五四”期间影响很大。到了“五四”时期，他是最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在给蔡元培的信及小说《荆生》、《妖梦》中，诋毁新文化运动者；其中《荆生》一篇大意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丘，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走出一个伟丈夫荆生来，把三人打骂一顿。荆生是林琴南自况，鲁迅在文中用“识荆”二字含有双关意思。

(24)　“识荆”　语出唐代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后来就用“识荆”作为初次识面的敬辞。

(25)　仿单　介绍商品的性质、用途和用法的说明书。

(26)　“如夫人”　即小老婆，语出《左传》僖公十七年。

(27)　“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　林琴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28)　南亭亭长　即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我佛山人，即吴沃尧（1866—1910），字趼人，广东南海佛山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

(29)　创造社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等。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周年纪念号上，曾刊印他们三人合摄的照片。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写在《坟》后面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⑴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⑵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⑷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做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⑸，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⑹，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注释：

［1］南普陀寺　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普照寺。

［2］刘伶　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3］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4］庄周（约前369－前286）　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庄子》一书。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5］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6］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论“他妈的！”①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②。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③。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④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⑤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⑥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⑦？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⑧；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⑨；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⑩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⑾（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⑿，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⒀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七期。

②　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　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中，鲁迅等七名教员曾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发表宣言，对学生表示支持。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攻击鲁迅等人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利害了。”某籍，指鲁迅的籍贯浙江。陈西滢（1896—1970），即陈源，字通伯，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

③　“犹河汉而无极也”　语见《庄子·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河汉，即银河。

④　hamsun　哈姆生（1859—1952），挪威小说家。《饥饿》是他在一八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⑤　gorky　高尔基。参看本卷第189页注。

⑥　artzybashev　阿尔志跋绥夫。参看本卷第164页注⑤。

⑦　“花之富贵者也”　语见宋代周敦颐《爱莲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⑧　“役夫”　见《左传》　文公元年，楚成王妹江骂成王子商臣（即楚穆王）的话：“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汝）而立职也。”晋代杜预注：“役夫，贱者称。”按职是商臣的庶弟。“奴”，《南史·宋本纪》：“帝（前废帝刘子业）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奴。”，鼻上的红疱，俗称“酒糟鼻子”。“死公”，《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骂黄祖的话：“死公！云等道？”唐代李贤注：“死公，骂言也；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

⑨　“老狗”　汉代班固《汉孝武故事》：栗姬骂景帝“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衔，怀恨在心。“貉子”，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

⑩　“而母婢也”　《战国策·赵策》：“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昔斤]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尔）母碑也！’”“赘阉遗丑”，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刘备）文》：“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赘阉，指曹操的父亲曹嵩过继给宦官曹腾做儿子。

⑾　《广弘明集》　唐代和尚道宣编，三十卷。内容系辑录自晋至唐阐明佛法的文章。邢子才（496—？），名邵，河间（今属河北）人，北魏无神论者。东魏武定末任太常卿。元景（？—559），即王昕，字元景，北海剧（今山东东昌）人，东魏武定末任太子詹事，是邢子才的好友。

⑿　拓跋氏　古代鲜卑族的一支。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王圭]自立为魏王，后日益强大，占有黄河以北的土地；公元三九八年建都平城（今大同），称帝改元，史称北魏。

⒀　刘时中　名致，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离石）人，元代词曲家。这里所引见于他的套曲《上高监司·端正好》。曲子中的“好顽劣”，意即很无知。“表德”，即正式名字外的“字”和“号”。“声音多厮称”，即声音相同。子良取音于“粮”。仲甫取音于“脯”。君宝取音于“饱”。德夫取音于“脯”。《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元代杨朝英编选的一部散曲选，共十卷（另有九卷本一种）。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从胡须说到牙齿①

１

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②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③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实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钊④之所谓“每况愈下”⑤了，——自然，这一句成语，也并不是章士钊首先用错的，但因为他既以擅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当时就听说，——或者也是时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愤慨过，以为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则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报》⑥一样了。为什么呢？这须是熟精今典的人们才知道，后进的“束发小生”⑦是不容易了然的。因为《晶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太阳晒屁股赋》，屁股和胡须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说此部，即难免不说彼部，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⑧者，为防微杜渐起见，应该在背后给一顿奚落的。——如果说此外还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窃闻之：欧美的文明人讳言下体以及和下体略有渊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为中心而画一正圆形，则凡在圆周以内者均在讳言之列；而圆之半径，则美国者大于英。中国的下等人，是不讳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讳，所以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⑨。讳之始，不知在什么时候；而将英美的半径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间或更在其上，则[日方]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之，虽然很像背道而驰，其实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诗。我现在虽然也弄弄笔墨做做白话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⑩之下似的，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冢之类，倒无动于中；只记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刀的时候，可似乎略有做诗之意，——但是，不过“之意”而已，并没有诗，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我有诗集将要精装行世，传之其人，先在此预告。后来，也就连“之意”都没有了，大约是因为见惯了的缘故罢，正如下等人的说惯一样。否则，也许现在不但不敢说胡须，而且简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论”或“天地玄黄赋”⑾便不屑做。遥想土耳其革命⑿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呜呼，她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２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⒀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自胡须直至屁股等辈，倘使相安无事，谁爱去纪念它们；我们平居无事时，从不想到自己的头，手，脚以至脚底心。待到慨然于“头颅谁斫”，“髀肉（又说下去了，尚希绅士淑女恕之）复生”⒁的时候，是早已别有缘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评家们曰：“无病”。我实在艳羡他们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间的毫毛，向来不很肇祸，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来呻吟一通。头发便不然了，不但白发数茎，能使老先生揽镜慨然，赶紧拔去；清初还因此杀了许多人。民国既经成立，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事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但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⒂，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⒃，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要人没有反拨，总须不加刺激；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齿又发生问题了，这当然就要说牙齿。这回虽然并非说下去，而是说进去，但牙齿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肠，直肠，和吃饭很有相关，仍将为大雅所不齿；更何况直肠的邻近还有膀胱呢，呜呼！

３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历之重九，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⒄了。但巡警却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据说两面“互有死伤”。次日，几种报章（《社会日报》，《世界日报》，《舆论报》，《益世报》，《顺天时报》⒅等）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话：

“学生被打伤者，有吴兴身（第一英文学校），头部刀伤甚重……周树人（北大教

员）齿受伤，脱门牙二。其他尚未接有报告。……”

这样还不够，第二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道：

“……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舆论也好，指导社会机关也好，“确”也好，不确也好，我是没有修书更正的闲情别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许多学生们，次日我到l学校⒆去上课，缺席的学生就有二十余，他们想不至于因为我被打落门牙，即以为讲义也跌了价的，大概是预料我一定请病假。还有几个尝见和未见的朋友，或则面问，或则函问；尤其是朋其⒇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顿学风”(22)者和其党徒之气罢；或者算是说了胡须的报应，——因为有说下去之嫌，所以该得报应，——依博爱家言，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23)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2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25)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却是“确落二个”的。

４

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27)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还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28)先生的文才，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续集。然而岂但没有而已么，遭难的又是自家的牙齿，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单，是不大合式的，虽然所有文章，几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辩护。现在还不如迈开大步一跳，一径来说“门牙确落二个”的事罢：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29)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30)，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31)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32)，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假的。

５

孔二先生(33)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这话，我确是曾经读过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已者为限。准此，我便顺手又要将章士钊的将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账揭出来。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

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

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驳掉他：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

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其实，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乱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钊未必一定如此胡涂；假使真只胡涂，倒还不失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说过：“挽近政治。内包甚复。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难于迹象求之。执法抗争。不过迹象间事。……”(34)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则与其听他说政法，谈逻辑，实在远不如看《太阳晒屁股赋》，因为欺人之意，这些赋里倒没有的。

离题愈说愈远了：这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即此收住，将来说到那里，且看民国十五年秋罢。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二期。

②　双十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俗称“双十节”。

③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④　章士钊（1881—1978）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主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⑤　“每况愈下”　原作“每下愈况”，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后人引用常误作“每况愈下”，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孤桐杂记》中也同样用错：“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⑥　《晶报》　当时上海一种低级趣味的小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一九一九年三月单独出版。下文所说《太阳晒屁股赋》，是张丹[火斤]（延礼）写的一篇无聊文章，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神州日报》副刊。

⑦　“束发小生”　这是章士钊常用的轻视青年学生的一句话，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说：“今之束发小生。握笔登先。名流巨公。易节恐后。”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

⑧　gentleman　英语：绅士。

⑨　黑臀　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见《国语·周语》所记单襄公的话：“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故名之曰黑臀。”

⑩　“水平线”　这是从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引用来的。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刊登的《〈现代丛书〉出版预告》中，吹嘘他们自己的作品说：“《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

⑾　“人之初性本善”　是《三字经》的首句。“天地玄黄”，是《千字文》的首句。从前学塾中常用这类句子作为练习文章的题目。

⑿　土耳其革命　指一九一九年基马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多年的民族独立战争，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随后又对宗教、婚姻制度、社会习俗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妇女不带面纱是风俗改革中的一项。

⒀　“无病呻吟”　原是一句成语，当时复古主义者章士钊等人，时常攻击提倡写白话文的人为“无病呻吟”。如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月）《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就影射白话文作者“忘其谫陋，无病呻吟”。

⒁　“头颅谁斫”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隋炀帝感到统治局面不稳时，曾“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髀肉复生”，《三国志·蜀书·先主纪》的注文中曾引《九州春秋》说，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时，因无用武之如，久不乘马，他“见髀里肉生”，就“慨然流涕”。

⒂　m先生　指毛邦伟，贵州遵义人。清光绪举人，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二○年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天夺其魄，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原作“天夺之魄”。

⒃　越俎代谋　语出《庄子·逍遥游》，原作“越俎代疱”，意思是掌管祭祀的人，放下祭器去代替厨师做饭。

⒄　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文中误作“二十七”），段祺瑞政府根据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关税条约，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这是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愿望相反的。因此在会议开幕的当日，北京各学校和团体五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游行刚至新华门，即被大批武装警察阻止、殴打，群众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造成流血事件。重九，即九月初九。

⒅　《社会日报》　一九二一年创刊于北京。原名《新社会报》，一九二二年五月改名《社会日报》，林白水主编。《世界日报》，一九二四年创刊于北京。原为晚报，一九二五年二月起改为日报，成舍我主编。《舆论报》，一九二二年创刊于北京，侯疑始主办。《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一九一五年创刊于天津。次年增出北京版。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一九○一年创刊于北京，创办人中岛美雄。下文的《黄报》，一九一八年创刊于北京，薛大可主编。这些都是为中外反动派利益服务的报纸。

⒆　l学校　指北京黎明中学。一九二五年鲁迅曾在该校教课一学期。

⒇　朋其　即黄鹏基，四川仁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莽原》撰稿者之一。

“昊天不吊”　语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22)　“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教育总长章士钊草拟了“整顿学风令”，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由段祺瑞执政府明令发布。

(23)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卅运动后的革命高潮中，胡适竭力诽谤革命的群众运动，宣传知识分子应该回到研究室里去。如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中，他歪曲引用德国歌德在拿破仑兵围柏林时闭门研究中国文物，和费希特在柏林沦陷后仍继续讲学的事为例，鼓吹埋头用功，引诱学生离开爱国运动。

(24)　江绍原　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发表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中，认为青年作者发表不成熟的作品等于“流产”，并说：“我的小提议是：——无论作什么，非经过几番精审的推敲修正，决不发表。”

(25)　易卜生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并说闭门读书就是“救出你自己”。

(26)　yes　英语：是的。

(27)　《验方新编》　清代鲍相[王敖]编，八卷。是过去很流行的通俗医药书。

(28)　victor　hogo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长篇小说，雨果的代表作之一。

(29)　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四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30)　“区区”佥事　作者从一九一二年八月起在教育部任佥事，一九二五年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作者曾在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说他因为失了“区区佥事”就反对章士钊，器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等等。参看《华盖集·碰壁之余》。

(31)　“帛”　古代祭祀时用来敬神的丝织品，祭后即行焚化，后来用纸作代替品。“爵”，古代的酒器，三足，铜制，祭祀时用来献酒。

(32)　按应为民国十二年春。《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33)　孔二先生　即孔丘。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丘有兄孟皮，他排行第二。文中所引的话，见《论语·泰伯》。

(34)　章士钊的这段话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通讯栏他对吴敬恒来信所加的附言（“内包甚复”，原作“内包深复”）。

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灯下漫笔①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②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③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④，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⑤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⑥，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⑦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⑧的时候，黄巢⑨的时候，五代⑩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⑾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

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⒃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⒄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⒅。”（《左传》昭

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⒆（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⒇，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①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

②　袁世凯（1859—1916）　河南项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政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政府；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③　蔡松坡（1882—1916）　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一九一五年他潜离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④　中交票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⑤　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⑥　《鉴略》　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垫用的初级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弘光。全为四言韵语。《历代纪元编》，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纪元总载，中卷纪元甲子表，下卷纪元编韵。是中国历史的干支年表。

⑦　“三千余年古国古”　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⑧　五胡十六国　公元三○四年至四三九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氏、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⑨　黄巢（？—884）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唐乾符二年（875）参加王仙芝的起义。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破洛阳，入潼关，广明一年（880）据长安，称大齐皇帝。后因内部分裂，为沙陀国李克用所败，中和四年（884）在泰山虎狼谷被围自杀。黄巢和张献忠一样，旧史书中都有关于他们杀人的夸大记载。

⑩　五代　即公元九○七年至九六○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⑾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语见《尚书·汤誓》。时日，指夏桀。

⑿　“一治一乱”　语见《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洽一乱。”

⒀　“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语出《汉书·王莽传赞》：“圣王之驱除云尔。”唐代颜师古注：“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⒁　鹤见钓辅（1885—1972）　日本评论家。作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该书。

⒂　proletariat　英语：无产阶级。

⒃　democracy　英语：民主。

⒄　孙美瑶　当时占领山东抱犊固的土匪头领。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他在津浦铁路临城站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当时哄动一时的事件。

⒅　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台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⒆　每斤八文的孩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载有仲瑚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叙说当时军阀统治下四川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说：“男小孩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小孩连这个价钱也卖不了。”

⒇　罗素（b．russell，1872—1970）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各地游览。关于“轿夫含笑”事，见他所著《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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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

“一是之学说”

“以震其艰深”

不懂的音译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儿歌的“反动”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估《学衡》

即小见大

事实胜于雄辩

所谓“国学”

题记

望勿“纠正”

为“俄国歌剧团”

无题

智识即罪恶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33

随感录35

随感录36

随感录37

随感录38

随感录56

随感录57

随感录58

随感录59

随感录61

随感录62

随感录65

随感录63

随感录66

随感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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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之学说”

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２〕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３〕来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相。记者又在论前介绍说，“泾阳吴宓君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髓而国学复涵养甚深近主撰学衡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时论崇之”。

但这篇大文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说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澈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声势浩大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于是“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了。这就谓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反应的书报一共举了七种，大体上都是“执中驭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现在我也来绍介一回：一《民心周报》，二《经世报》，三《亚洲学术杂志》，四《史地学报》，五《文哲学报》，六《学衡》，七《湘君》。〔４〕此外便是吴君对于这七种书报的“平情衡理”的批评（？）了。例如《民心周报》，“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至于《湘君》之用白话及标点，却又别有道理，那是“《学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的。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５〕。

但最“贯通澈悟”的是拉《经世报》来做“反应”，当《经世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孝为先”的谣言〔６〕，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崇圣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现象了。至于“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亚洲学术杂志》议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７〕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８〕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十一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学灯》当时研究系报纸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驳吴宓的文章，指甫生写的《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学灯》。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英、法等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等。当时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３〕《中华新报》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政客组织的反动政治团体）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该报增刊。

〔４〕《民心周报》一九一九年创刊，上海民心周报社编辑。《经世报》，月刊，一九一七年创刊，先为日刊，后于一九二二年改为月刊，北京经世报社编辑。《亚洲学术杂志》，月刊，一九二二年创刊，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编辑。《史地学报》，季刊，一九二一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文哲学报》，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哲学研究会编辑。《湘君》，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湘君社编辑。这些报刊大多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

〔５〕“英文标点”其实即国际通用的标点符号，也就是“新式标点”。“学衡派”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连“新式标点”也加以排斥，甚至把国际上各种文字都可以通用的标点符号说成是“英文标点”。作者在这里引用时加上引号，含有讽刺意味。

〔６〕“万恶孝为先”的谣言《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什么话”栏载：“三月八日上海《中华新报》上说：‘陈独秀之禽兽学说，……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

〔７〕《国粹学报》月刊，一九○五年一月创刊于上海，邓实编辑，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该志时常刊载明末遗民反清的文章，对当时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起过一些作用。

〔８〕《长青》周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红》，即《红杂志》，周刊，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快活》，旬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礼拜六》，周刊，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创刊。这些都是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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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震其艰深”

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２〕，其中有一段说：

“新学家薄国学为不足道故为钩辀格磔之文以震其艰深也一读之欲呕再读之昏昏睡去矣”

领教。我先前只以为“钩辀格磔”〔３〕是古人用他来形容鹧鸪的啼声，并无别的深意思；亏得这《文字感想》，才明白这是怪鹧鸪啼得“艰深”了，以此责备他的。但无论如何，“艰深”却不能令人“欲呕”，闻鹧鸪啼而呕者，世固无之，即以文章论，“粤若稽古”〔４〕，注释纷纭，“绎即东雍”〔５〕，圈点不断，这总该可以算是艰深的了，可是也从未听说，有人因此反胃。呕吐的原因决不在乎别人文章的“艰深”，是在乎自己的身体里的，大约因为“国学”积蓄得太多，笔不及写，所以涌出来了罢。

“以震其艰深也”的“震”字，从国学的门外汉看来也不通，但也许是为手民〔６〕所误的，因为排字印报也是新学，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艰深”。

否则，如此“国学”，虽不艰深，却是恶作，真是“一读之欲呕”，再读之必呕矣。

国学国学，新学家既“薄为不足道”，国学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尽途穷了！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涵秋李涵秋（１８７３—１９２４），江苏江都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作品有《广陵潮》等。他的《文字感想》，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时报》的《小时报》专页。

〔３〕“钩辀格磔”象声词，鹧鸪鸣声。《本草纲目》卷四十八《禽部》“集解”引孔志约的话：“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

〔４〕“粤若稽古”语见《尚书·尧典》。粤，亦作“曰”，发语词。关于这四个字，自汉代以来注释的人很多，而各家的注释多不相同。据唐代孔颖达注，是“能考古道而行之”的意思。

〔５〕“绛即东雍”语见唐代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樊宗师的文章以艰涩著名，很难断句。注释这篇文章的人很多，断句也不尽相同。该文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按樊宗师曾任绛州刺史，这句话的意思是：绛就东雍旧地建置太守治所。

（６〕手民指排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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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的音译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２〕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３〕……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４〕，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５〕，我已经记不清是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呢，还是Ｔｏｌｓｔｏｉ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６〕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Ｋｕ，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Ｋ和Ｋｕ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７〕。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８〕之类，例如进化论〔９〕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１０〕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１１〕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１２〕，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１３〕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１４〕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屠介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１７０页注〔５〕。“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３〕阿难陀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６９５）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４〕“柯伯坚”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１８４２—１９２１），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国留法学生主办的《新世纪》周刊第八十七号（一九○九年三月六日）刊有他的照片，译名为“柯伯坚”。

〔５〕“陶斯道”《新世纪》第七十三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号（同年十二月五日）译载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欢如此》的文章，评介俄国作家“陶斯道”。从该文内容看，是指托尔斯泰（即文中的Ｔｏｌｓｔｏｉ），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

〔６〕六朝和尚指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的佛经翻译者。

〔７〕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报》，其中刊有一张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国社会改革家苦鲁巴金”，而照片却是身着军服的俄国将军库罗巴特金（即文中的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１８４８—１９２５）。

〔８〕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黄三太，旧小说《彭公案》中的人物。

〔９〕进化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是这个科学理论的奠基者。

〔１０〕相对论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世纪初由德国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等所建立。

〔１１〕美洲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Ｃ．Ｃｏｌｏｍｂｏ，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的。

〔１２〕《流沙坠简》三卷，罗振玉、王国维合编。一九○○年、一九○七年，英国人斯坦因（Ａ．Ｓｔｅｉｎ）两次在我国新疆、甘肃掘得汉晋时代木简，偷运回国，法国人沙畹（Ｅ．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曾为这些木简作考释。罗振玉、王国维又把它们分类编排，重加考释，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等三卷。

〔１３〕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

〔１４〕沙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参看本卷第４３页注〔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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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２〕，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５〕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嗜痂之癖”病态的、反常的嗜好。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十载：“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病，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

〔３〕“放诸四夷”语出《礼记·大学》：“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四夷，旧时汉族统治者对我国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带轻蔑性的称呼。

放诸四夷，放逐到边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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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的“反动”

一儿歌胡怀琛〔２〕

“月亮！月亮！

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二反动歌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

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

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３〕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

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

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妄行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读原诗，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那里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４〕，当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夏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５〕谨注。

十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字寄尘，安徽泾县人。他也是本书《所谓“国学”》一文中所说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体”作家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运动说：“提倡新文学的人，意思要改造中国的文学；但是这几年来，不但没有收效，而且有些反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儿歌的‘反动’”，就是针对这种言论而发的。

〔３〕宝相花蔷薇科，花似蔷薇，朵大色丽。

〔４〕胡怀琛曾把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加以改削，重新发表。这里所说的“夙善改削”，即指此事。

〔５〕某生者作者署名“某生者”，含有讽刺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一派作者常有用“××生”作笔名的，而且他们的小说多用“某生者，某地人，家世簪缨，文采斐雅……”一类话开头，几乎成为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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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２〕。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３〕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４〕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５〕，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６〕，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７〕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８〕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９〕，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１０〕，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Ｇｏｅｔｈｅ，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１１〕，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１２〕。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关于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一九二二年八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接着，章洪熙（即章衣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在《觉悟》（同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进行答辩，内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胡梦华，安徽绩溪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等。

〔３〕《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姓名不详）作，一百回。它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但其中有许多淫秽的描写。

〔４〕锻炼周纳罗织罪名，陷人于法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则锻炼而周内之。”晋代晋灼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５〕“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６〕《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

〔７〕释迎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８〕“风马牛”互不相干的意思。语见《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９〕“绮语戒”佛家的禁戒之一。凡佛家认为“邪淫不正”的言词，都称“绮语”，在禁戒之列。

〔１０〕歌德德国诗人、学者。参看本卷第２２页注〔３４〕。他的文学作品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雪利，通译雪莱，英国诗人。参看本卷《坟·摩罗诗力说》第六节及注〔５８〕。

〔１１〕《青光》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一。“一段文章”，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青光》所载一夫的《君与先生》。

〔１２〕《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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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学衡》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２〕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３〕，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４〕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５〕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７〕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９〕，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绅先生难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１１〕。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１２〕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１３〕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

〔３〕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第三版“杂感”栏刊登的式芬的《〈评尝试集〉匡谬》。该文列举了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

〔４〕《学衡》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们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实际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

〔５〕“聚宝之门”聚宝门是南京城门之一。“学衡派”主要成员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所以文中说“聚在‘聚宝之门’左近”。“聚宝之门”，是鲁迅故意模仿“学衡派”的“乌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调，用以讽刺他们的。下文的“英吉之利”、“睹史之陀”（睹史陀，梵语，“知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桥，东北地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６〕《弁言》以及下文所举《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纯锦作），《国学摭谭》（马承堃作）《渔丈人行》（邵祖平作）等，都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杂志第一期，《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胡先骕作），全文在一九二二年的《学衡》杂志断续刊载。

〔７〕顾亭林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他著的《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条。

〔８〕“突而弁兮”语见《诗经·齐风·甫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９〕摩耳（Ｔ．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通译莫尔，英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作于一五一六年。乌托邦，英语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意即理想国。

〔１０〕太史公即司马迁（前１４５—？），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在所著《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叙述了五帝的事迹后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荐绅，即"|绅，《史记·封禅书》裴马困《集解》引李奇注：“"|，插也。插笏于绅。绅，大带。”后以“"|绅”为官吏的代称。

〔１１〕“挂脚韵”我国旧体诗一般都在句末押韵，叫“韵脚”。如果不顾诗句的意思，仅是为了押韵而用一个同韵字硬凑上去，就被称为“挂脚韵”。

〔１２〕《诗韵合璧》韵书，清代汤文潞编，六卷。是旧时初学作诗者检韵的工具书。“六麻”，旧诗韵“下平声”的第六个韵目。下文的“蛇”、“瓜”、“叉”均属此韵目。

〔１３〕匡庐即江西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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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小见大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２〕，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３〕，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４〕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

〔２〕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一九二二年十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发生风潮。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按冯省三，山东人，当时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

〔３〕四烈士坟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炸袁世凯，未成被杀；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旧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称为四烈士墓。

〔４〕“散胙”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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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胜于雄辩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二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十一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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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学”

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２〕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３〕，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鸳鸯蝴蝶体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３〕绵连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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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１〕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２〕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３〕，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４〕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５〕。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６〕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１〕童子军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２〕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３〕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一九一五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所谓“二十一条”的条约。

〔４〕《随感录》《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该刊第六卷第六号的《六十六生命的路》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５〕这里说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及其注〔３〕。

〔６〕“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木呈]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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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勿“纠正”

汪原放〔２〕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３〕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４〕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５〕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汪原放（１８９７—１９８０）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３〕效颦《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后来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颦。

〔４〕《花月痕》长篇小说，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内容系描写文士、妓女的故事。

〔５〕陶乐勤江苏山人。他标点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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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歌剧团”

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２〕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你们还是回去罢！

我到第一舞台着俄国的歌剧，是四日的夜间，是开演的第二日。

一入门，便使我发生异样的心情了：中央三十多人，旁边一大群兵，但楼上四五等中还有三百多的看客。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３〕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沙漠在这里。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流动而且歌吟的云……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一个最响，超出于兵们的。

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沙漠在这里，恐怖的……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你们漂流转徙的艺术者，在寂寞里歌舞，怕已经有了归心了罢。你们大约没有复仇的意思，然而一回去，我们也就被复仇了。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呜呼！这便是我对于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对于相识以及不相识的同感的朋友的劝诱，也就是为流转在寂寞中间的歌人们的广告。

四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晨报副刊》。

〔２〕俄国歌剧团指一九二二年春经哈尔滨、长春等地来到北京的俄国歌剧团（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的一个艺术团体），它于四月初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

〔３〕指爱罗先珂。参看本书第２２９页注〔２５〕。他关于沙漠的话，参看《呐喊·鸭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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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２〕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

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

回去要分点心给孩子们，我于是乎到一个制糖公司里去买东西。买的是“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气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过是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３〕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他说：“那里那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鲁迅。

〔２〕私立学校游艺大会指中国实验学校等二十四所男女学校，为解决经费困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八、九、十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游艺大会。

〔３〕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ｓａｎｄｗｉｃｈ今译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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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即罪恶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以卖肉见长了。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胡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诚然，智识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地球是圆的。元质〔２〕有七十多种。ｘ＋ｙ＝ｚ。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罪恶，赃物〔３〕……。虚无哲学，多大的权威呵，而说道智识是罪恶。我的智识虽然少，而确实是智识，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于是请教老师去。老师道：“呸，你懒得用功，便胡说，走！”

我想：“老师贪图束*'罢。智识倒也还不如没有的稳当，可惜粘在我脑里，立刻抛不去，我赶快忘了他罢。”然而迟了。因为这一夜里，我已经死了。

半夜，我躺在公寓的床上，忽而走进两个东西来，一个“活无常”，一个“死有分”〔４〕。但我却并不诧异，因为他们正如城隍庙里塑着的一般。然而跟在后面的两个怪物，却使我吓得失声，因为并非牛头马面〔５〕，而却是羊面猪头！我便悟到，牛马还太聪明，犯了罪，换上这诸公了，这可见智识是罪恶……。我没有想完，猪头便用嘴将我一拱，我于是立刻跌入阴府里，用不着久等烧车马。

到过阴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阴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罗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识么？”朗翁脸上毫无表情的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阴府里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阎罗殿去了。

其时跌在一坐城池里，其中都是青砖绿门的房屋，门顶上大抵是洋灰做的两个所谓狮子，门外面都挂一块招牌。倘在阳间，每一所机关外总挂五六块牌，这里却只一块，足见地皮的宽裕了。这瞬息间，我又被一位手执钢叉的猪头夜叉用鼻子拱进一间屋子里去，外面有牌额是：“油豆滑跌小地狱”

进得里面，却是一望无边的平地，满铺了白豆拌着桐油。只见无数的人在这上面跌倒又起来，起来又跌倒。我也接连的摔了十二交，头上长出许多疙瘩来。但也有竟在门口坐着躺着，不想爬起，虽然浸得油汪汪的，却毫无一个疙瘩的人，可惜我去问他，他们都瞠着眼不说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听见呢还是不懂，不愿意说呢还是无话可谈。

我于是跌上前去，去问那些正在乱跌的人们。其中的一个道：

“这就是罚智识的，因为智识是罪恶，赃物……。我们还算是轻的呢。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他气喘吁吁的断续的说。

“现在昏起来罢。”

“迟了。”

“我听得人说，西医有使人昏睡的药，去请他注射去，好么？”

“不成，我正因为知道医药，所以在这里跌，连针也没有了。”

“那么……有专给人打吗啡针的，听说多是没智识的人……我寻他们去。”

在这谈话时，我们本已滑跌了几百交了。我一失望，便更不留神，忽然将头撞在白豆稀薄的地面上。地面很硬，跌势又重，我于是胡里胡涂的发了昏……阿！自由！我忽而在平野上了，后面是那城，前面望得见公寓。我仍然胡里胡涂的走，一面想：我的妻和儿子，一定已经上京了，他们正围着我的死尸哭呢。我于是扑向我的躯壳去，便直坐起来，他们吓跑了，后来竭力说明，他们才了然，都高兴得大叫道：你还阳了，呵呀，我的老天爷哪……我这样胡里胡涂的想时，忽然活过来了……没有我的妻和儿子在身边，只有一个灯在桌上，我觉得自己睡在公寓里。间壁的一位学生已经从戏园回来，正哼着“先帝爷唉唉唉”〔６〕哩，可见时候是不早了。

这还阳还得太冷静，简直不像还阳，我想，莫非先前也并没有死么？

倘若并没死，那么，朱朗翁也就并没有做阎罗王。

解决这问题，用智识究竟还怕是罪恶，我们还是用感情来决一决罢。

十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署名风声。

〔２〕元质即元素。

〔３〕智识是罪恶是朱谦之所宣扬的虚无哲学的一个观点。他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又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因为知识是反于淳朴的真情，故自有了知识，而浇淳散朴，天下始大乱。什么道德哪！政治哪！制度文物哪！这些人造的反自然的圈套，何一不从知识发生出来，可见知识是罪恶的原因，为大乱的根源。”按朱谦之，福建闽侯人，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４〕“活无常”和“死有分”，都是迷信传说地狱中的勾魂使者。

〔５〕牛头马面都是佛经传说地狱中的狱卒。

〔６〕“先帝爷”传统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词：“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先帝爷，指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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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二十五〔１〕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２〕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３〕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４〕，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５〕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２〕严又陵（１８５８—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１８９４）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Ｔ．Ｈ．Ｈｕｘｌｅｙ）的《天演论》，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Ｃ．Ｌ．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３〕这里所说“做”《天演论》，是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忄旨]”，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忄旨]，不云笔译。”《天演论》，严复于一八九五年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前两篇的题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

〔４〕“仍旧贯如之何”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５〕华宁该尔（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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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33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２〕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据我所晓得的，是Ｋｏｃｈ博士〔３〕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Ｋｏｃｈ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４〕。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５〕，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６〕，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传》〔７〕。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８〕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９〕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１０〕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

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先生书〔１１〕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１２〕，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谛闲法师的问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柢，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辶豚]斋闲览》〔１３〕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１４〕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他比喻用）说得好——

“杨[面力]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也许是Ｋｏｃｈ博士发见了虎列拉菌时，Ｐｆｅｆｆｅｒ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决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署名唐俟。

〔２〕指蒋维乔，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他一九一四年出版《因是子静坐法》一书，提倡“静坐”。在该书《原理篇》中，有“人之根本在脐”，“丹田者亦名气海，在脐下腹部”等语。在他译述的日本铃木美山所著《长寿哲学》的《病之原因》一节中，引用了德国“科布博士”（即科荷博士）吞食细菌的事，来证明“霉菌进入人身，而精神正确时，决不成病”，把精神的作用夸张到荒谬的程度。

〔３〕Ｋｏｃｈ博士科荷博士（１８４３—１９１０），德国病菌学家。关于吞食细菌的事，本文“补记”有所改正，但仍有误。Ｐｆｅｆｆｅｒ博士应为沛登柯弗博士（Ｍ．ｖｏｎＰｅｔｔｅｎｋｏｆｅｒ，１８１８—１９０１）。他是旧式的病理论者，认为疾病系由于体液变坏，和细菌无关。他吞了科荷所培养的霍乱菌，结果泻腹，并没有得霍乱病，但这只是证明病菌致病还必须有生理的条件，如果身体健康，即使细菌侵入体内，也能抵抗。

〔４〕神童指当时山东历城一个叫江希张的孩子。传说江希张不到十岁，就著了《四书白话解说》、《息战》、《大千图说》等书，其实都是他父亲江钟秀和别人代写的。中国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分子把他吹捧为“神童”，加以利用。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Ｒｏｂｅｒ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ｅｅ）除了操纵万国道德总会出版《息战》一书外，并为该书写序，称他“具天纵之姿，有卫道之志”，“以一童子而能融洽教理，为世界民族请命”。《三千大千世界图说》，即《大千图说》，一九一六年出版。作者在书中说他创立“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是鉴于“近来物质家，创无天帝鬼神之说，一时靡然从风，不知其贻害之大，将有使全球民物同归于尽者”，扬言要使“天下人人莫不敬天畏天”。下面所引的几段文字，分别见于该书“大千世界总论”、“赤精天”、“众星系总论”、“太阳星”等部分。

〔５〕天眼通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

〔６〕《十洲记》即《海内十洲记》，一卷，旧题汉代东方朔著，实为六朝方士所作。内容系讲述荒诞的神仙故事。

〔７〕《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共八章，是宣传封建迷信的书，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内容系讲述所谓“地狱十殿”的情况，宣扬因果报应。

〔８〕拳匪当时一些人对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民群众的蔑称。参看本卷第１６５页注〔８〕。

〔９〕《教育杂志》月刊，绍兴县教育会编辑，一九一四年创刊。《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一文，载一九一八年八月该刊第二十五期。

〔１０〕封建时代用字避免与皇帝和尊长名字相同，叫做“避讳”。清宣宗（道光）名[上日下文]宁，故清人和遗老将“宁”改用为“甯”。

〔１１〕《灵学杂志》应为《灵学丛志》，是当时宣传迷信的一种刊物，上海灵学会编，一九一八年一月发刊。俞复，江苏无锡人，当时“灵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上海与陆费逵等人设立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灵学丛志》即由他主持。他的《答吴稚晖书》载于该刊第一卷第一期。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反动政客。早年参加同盟会，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七年后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１２〕《感显利冥录》应为《显感利冥录》。下面引语中的“所说之话”，原作“所说之语”。

〔１３〕《[辶豚]斋闲览》宋代陈正敏撰，原本十四卷，今佚。《说郛》第三十二卷中，收入四十余条。《应声虫》条中说：“淮西士人杨[面力]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之，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面力]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

〔１４〕《本草纲目》明代李时珍撰写的药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文中所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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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35

从清期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２〕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３〕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４〕；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海禁参看本卷第５７页注〔４〕。

〔３〕成汤文武周公成汤，商代的第一个君主。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周代尊称为文王。武，即周武王，文王的儿子，周代第一个君主。周公，武王之弟，成王时曾由他摄政。下文的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４〕殷顽作乱周武王灭殷之后，把殷的旧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由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管领。又封纣的儿子武庚为诸侯，受三叔的监视。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监国，三叔与周公不和，武庚遂联合东方的奄、蒲姑等国，起兵反周。周公率兵东征，杀武庚，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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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36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２〕，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俟。

〔２〕埃及犹太人即犹太人（又称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他们最先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公元前一三二○年，其民族领袖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前往迦南（巴勒斯坦）建国。因为他们来自埃及，故有埃及犹太人之称。到了公元七○年，犹太人的国家为罗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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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37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２〕，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３〕，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两种来，是：

一，用在体育上。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无如竟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

二，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４〕。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２〕满清王公大臣指清朝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他们都是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想废黜光绪帝，立载漪的儿子溥躇为帝位继承人，但遭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反对。他们便“赞助”义和团，提倡打拳，企图利用正在兴起的义和团对付外国势力。

〔３〕民国的教育家当时济南镇守使马良写了一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曾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教育界一些人也对此加以鼓吹。

〔４〕义和团在一九○○年抵抗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曾有“神灵附体，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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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38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２〕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３〕。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４〕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５〕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６〕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７〕。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Ｇ．ＬｅＢｏｎ〔８〕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９〕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１０〕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１１〕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ＬｅＢｏｎ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１２〕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迅。

〔２〕Ｎｏｒｄａｕ诺尔道（１８４９—１９２３），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论家、作家。著有政论《退化》、小说《感情的喜剧》等。

〔３〕“国民之敌”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的主人公斯铎曼一类人。斯铎曼是一个热心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温泉浴场医官。有一次他发现浴场矿泉里含有大量传染病菌，建议把这个浴场加以改建。但市政当局和市民因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极力加以反对，最后把他革职，宣布他为“国民公敌”。

〔４〕ｍｏｂ英语：乌合之众。

〔５〕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字孝达，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末大官僚，洋务派首领之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见他所著《劝学篇·设学》：“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又在该书《会通》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６〕这里的“思想昏乱”“是我们民族所造成的”等话，是针对《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任鸿隽（即任叔永）致胡适信中的议论而发的，该信中有“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人（疑“使”字之误）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等语。按任鸿隽，四川巴县人，科学家。这里所引的话，是他为了反对当时钱玄同等关于要废孔学、灭道教，驱除一般人幼稚、野蛮、顽固思想，必先废灭汉字的论点而发的。

〔７〕牛二小说《水浒》中的人物。他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强迫扬志卖刀给他的故事，见该书第十二回《汴京城杨志卖刀》。

〔８〕Ｇ．ＬｅＢｏｎ勒朋（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法国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所著《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即本文所说的《民族进化的心理》）一书的第一部第一章中说：“吾人应该视种族为一超越时间之永久物，此永久物之组成不单为基一时期内之构成他的活的个体，而也为其长期连续不断的死者，即其祖先是也。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他们统治着无意之巨大范围，此无形的势力启示出智慧上与品性上之一切表现，乃是为其死者，较之为其生者更甚。在指导一民族，只有在他们身上才建筑起一个种族，一世纪过了又一世纪，他们造成了吾人之观念与情感，所以也造成了吾人行为之一切动机。过去的人们不单将他们生理上之组织加于吾人，他们也将其思想加诸吾人；死者乃是生者惟一无辩论余地之主宰，吾人负担着他们的过失之重担，吾人接受着他们的德行之报酬。”（据张公表译文，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版）

〔９〕道学又称理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以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

〔１０〕阴阳五行原是我国古代一种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自然观。它用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和“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发展和变化。后来儒家和道家将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歪曲和神秘化，用来附会解释王朝兴替和社会变动以至人的命运，宣扬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１１〕打脸传统戏曲演员按照“脸谱”勾画花脸。“打把子”，传统戏曲中的武打。当时《新青年》上曾对“打脸”、“打把子”的存废问题，进行过讨论。

〔１２〕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参看本卷第１９６页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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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6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２〕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３〕，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４〕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５〕，湖南灾民的布告〔６〕，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７〕，没有“过激主义”哩。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过激立义”日本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诽谤性的译称；当时中国反动派也沿用这个词进行反共宣传。〔３〕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北洋政府曾派遣二十余万人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战争，实际上只从事修路运输等劳动，故称华工。十月革命后，中国北洋政府为防止侨居俄国的华工回国传播革命思想，曾经内阁议决，通电东北、蒙古、新疆等地边防官吏对他们严格检查、防范。

〔４〕主战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方面的日本嗾使中国参战，想借此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则企图以参战为名，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对德国宣战。

〔５〕陕西学界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三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控诉陕西军阀陈树藩纵使兵匪残杀无辜人民的暴行的《秦劫痛语》，其中列举兵匪所用的酷刑有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镯子、煮人肉等。（见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

〔６〕湖南灾民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一月，湖南人民控诉张敬尧暴虐统治的《湘民血泪》，其中列举了张敬尧纵兵奸淫掳掠、惨杀无辜等罪行。（见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上海《时报》）

〔７〕“多数主义”这里仅是人数众多的意思，与“布尔什维（多数）主义”含义不同。参看本书《随感录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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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7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２〕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镜花缘》长篇小说，清代李汝珍著，一百回。这里所引酒保的话，见于该书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君子国”应为淑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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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8

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

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２〕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３〕的一段话：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后来又在《北史》〔４〕里看见记周静帝的司马后的话：“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别的例证，想必还多，我见闻狭隘，不能多举了。但即此看来，已可见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年，意见还是一样。现在的人心，实在古得很呢。

中国人倘能努力再古一点，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５〕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工夫了。

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Ｖｅｄｄａ族〔６〕。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羲皇上人”〔７〕。

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史记》汉代司马迁著，一百三十卷。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世家，是该书中传记的一体，主要记叙王侯的事迹。

〔３〕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主父即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十九年），他推行军事改革，改穿匈奴族服装，学习骑射。这一措施，曾遭到公子成的反对。

〔４〕《北史》唐代李延寿撰，一百卷。记载我国南北朝时代北方国家魏、齐、周和隋的历史。这里所引的应为隋文帝独孤后的事，见该书卷十四《后妃列传》。

〔５〕三皇五帝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一般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

〔６〕Ｖｅｄｄａ族味达族，锡兰岛上的一个种族，他们住在山林里，大都过着狩猎生活。

〔７〕羲皇上人指伏羲氏（羲皇）以前的人。晋代陶潜《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原意是指想像中的上古时代过着闲适生活的人们。这里引用，是就所谓“羲皇上人”的原始的次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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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9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２〕，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３〕；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４〕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５〕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６〕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六朝焚身的和尚，据梁朝慧皎《高僧传》卷十二《忘身》第六记载：有宋蒲坂释法羽“……服香油，以布缠体，诵《舍身品》竟，以火自僚”。此外该书记载焚身的和尚还有慧绍、僧瑜、慧益、僧庆、法光、昙弘等多人。

〔３〕唐朝砍下臂膊布施的和尚，据唐代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九《普圆传》记载：“……有恶人从圆乞头，将斩与之，又不肯取。又复乞眼，即欲剜施。便从索手，遂以绳系腕著树，齐肘斩而与之。”

〔４〕“圣武”原为对皇朝武功的颂词。这里含讽刺意味。

〔５〕秦始皇帝（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的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６〕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于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起兵反秦，在亡秦灭楚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庙号高祖。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常繇（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名籍，下相（今江苏宿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于秦二世元年起兵反秦，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公元前二○二年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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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61

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怎样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２〕，收回租界，退还庚子赔款〔３〕……”现在都很渺茫，实在不合人道。

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

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若论皮毛，却总算略有进步了。这回虽然是一场恶战，也居然没有“食肉寝皮”，没有“夷其社稷”〔４〕，而且新兴了十八个小国〔５〕。就是德国对待比国，都说残暴绝伦，但看比国的公布，也只是囚徒不给饮食，村长挨了打骂，平民送上战线之类。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算得什么希奇？

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２〕治外法权这里是指过去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根据这种特权，居留中国的外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他们在中国犯了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只受本国的领事或由其本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他们的法律审判。它保护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不法侨民在中国进行罪恶活动。

〔３〕庚子赔款一九○○年（庚子），德、法、俄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九○一年（辛丑），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向八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这笔赔款通称“庚子赔款”。

〔４〕社稷古代我国帝王或诸侯在都城设立的祭祀社神（土神）和稷神（谷神）的庙，旧时用作国家政权的代称。

〔５〕新兴了十八个小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重建或新建的国家，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一九二九年改名南斯拉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拉夫、芬兰、冰岛、奥地利、匈牙利、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汉志、远东共和国等。它们有的后来又并入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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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62

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２〕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３〕去黄河几丈么？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桑间濮上〔４〕如何情形，自由恋爱怎样态度？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悔么？四斤的担，您能挑么？三里的道，您能跑么？

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悔了，这便很有些希望。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２〕“天道宁论”语见梁朝江淹《恨赋》：“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

〔３〕弱水即额济纳河，在甘肃省西北部。

〔４〕桑间濮上桑间，在濮水上，春秋时卫国的地方。相传当时附近男女常在这里聚会。《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台，声色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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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65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２〕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Ｇｏｇｏｌ的剧本《按察使》〔３〕，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４〕。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２〕“臣工”群臣百官。

〔３〕Ｇｏｇｏｌ果戈理。参看本卷第１０２页注〔１８〕。《按察使》，今译《钦差大臣》，作于一人三四年至一八三六年间。〔４〕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时，为门徒犹大所出卖，被捕后解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彼拉多因耶稣无罪，想释放他，但遭到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们的反对，结果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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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63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２〕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像的了。大约像我在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

“人间很寂寞。我单能这样说了就算么？你们和我，像尝过血的兽一样，尝过爱了。去罢，为要将我的周围从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罢。我爱过你们，而且永远爱着。这并不是说，要从你们受父亲的报酬，我对于‘教我学会了爱你们的你们’的要水，只是受取我的感谢罢了……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

“我的一生就令怎样失败，怎样胜不了诱惑；但无论如何，使你们从我的足迹上寻不出不纯的东西的事，是要做的，是一定做的。你们该从我的倒毙的所在，跨出新的脚步去。但那里走，怎么走的事，你们也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索出来。

“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走罢！勇猛着！幼者呵！”

有岛氏是白桦派〔３〕，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

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２〕有岛武郎（１８７８—１９２３）日本小说家。著作有《有岛武郎著作集》。《与幼者》见《著作集》第七辑，鲁迅曾译为中文，题为《与幼小者》，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中。

〔３〕白桦派近代日本的一个文学派别，以一九一○年创刊《白桦》杂志而得名。他们标榜新现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有岛武郎是其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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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66

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昨天，我对我的朋友Ｌ〔２〕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Ｌ很不高兴，说，“这是Ｎａｔｕｒ（自然）的话，不是人们的话。你应该小心些。”

我想，他的话也不错。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２〕这里和下文的“Ｌ”，最初发表时都作“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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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64

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谭腿”“截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

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淌牌”“吊膀”“拆白”〔２〕，什么“噫嘻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吁嗟风风雨雨”，“耐阿是勒浪覅面孔哉！”〔３〕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文才，大可以译几叶有用的新书。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２〕“淌牌”又作淌白，指女流氓或私娼。吊膀，意为调情。拆白，用异性引诱等手段诈骗财物的流氓行为。这些都是旧时上海一带的俗语。

〔３〕“耐阿是勒浪覅面孔哉”苏州方言，意思是：“你是不是在不要脸呢！”耐，你；阿是，是否；勒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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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

自序

故乡

社戏

风波

狂人日记

端午节

药

明天

白光

孔乙己

头发的故事

阿Ｑ正传

兔和猫

鸭的喜剧

一件小事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Ｎ进Ｋ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Ｎ去进了Ｋ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Ｓ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Ｎ指南京，Ｋ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１８９８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１９０２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４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１９０６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②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③Ｓ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从１９１２年５月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作者住在这会馆里。

④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⑤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故乡(1)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⑵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⑶。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⑷，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弓京〕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⑸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电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⑹。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⑺，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⑻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⑼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乩镄λ*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⑵猹：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致舒新城的信中说：“‘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

⑶大祭祀的值年：封建社会中的大家族，每年都有祭祀祖先的活动，费用从族中“祭产”收入支取，由各房按年轮流主持，轮到的称为“值年”。

⑷五行缺土：旧社会所谓算“八字”的迷信说法。即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来记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得两字，合为“八字”；又认为它们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各有所属，如甲乙寅卯属木，丙丁巳午属火等等，如八个字能包括五者，就是五行俱全。“五行缺土”，就是这八个字中没有属土的字，需用土或土作偏旁的字取名等办法来弥补。

⑸鬼见怕和观音手，都是小贝壳的名称。旧时浙江沿海的人把这种小贝壳用线串在一起，戴在孩子的手腕或脚踝上，认为可以“避邪”。这类名称多是根据“避邪”的意思取的。

⑹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后来用以泛称一般美女。

⑺拿破仑（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⑻华盛顿（１７３２—１７９９）：即乔治·华盛顿，美国政治家。他曾领导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胜利后任美国第一任总统。

⑼道台：清朝官职道员的俗称，分总管一个区域行政职务的道员和专掌某一特定职务的道员。前者是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后者掌管一省特定事务，如督粮道、兵备道等。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也曾沿用此制，改称道尹。

社戏⑴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冬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⑵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皇皇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然而夜气很清爽，真所谓“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仿佛这是第一遭了。

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

至于我看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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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决没有留用的道理。其余的都是小船，不

总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没有的。吃饭之后，看过

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

“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阿发说。

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篷的船在一处，而况没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

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

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船行却慢了，摇船的都说很疲乏，因为太用力，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⑺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

“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了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母亲颇有些生气，说

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蹋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

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听说他还对母亲极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号。

⑵谭叫天（１８４７—１９１７）：即谭鑫培，又称小叫天，当时的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

⑶目连：释迦牟尼的弟子。据《盂兰盆经》说，目连的母亲因生前违犯佛教戒律，堕入地狱，他曾入地狱救母。《目连救母》一剧，旧时在民间很流行。

⑷龚云甫（１８６２—１９３２）：当时的京剧眼员，擅长老旦戏。

⑸“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语见《诗经·小雅·斯干》。据汉代郑玄注：“秩秩，流行也；干，涧也；幽幽，深远也。”

⑹社戏：“社”原指土地神或土地庙。在绍兴，社是一种区域名称，社戏就是社中每年所演的“年规戏”。

⑺罗汉豆：即蚕豆。

风波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波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

“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

伊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正从对面跑来，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

九斤老太虽然高寿，耳朵却还不很聋，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仍旧自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伊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儿媳⑵七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愤愤的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么？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称，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还没有答话，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便移了方向，对他嚷道，“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

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时事：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但夏天吃饭不点灯，却还守着农家习惯，所以回家太迟，是该骂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低着头，慢慢地走来，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势溜出，坐在他身边，叫他爹爹。七斤没有应。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说。

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皇帝坐了龙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

七斤又叹一口气，说，“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么？”

“皇帝要辫子。”

“你怎么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赶忙的问。

“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

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

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了，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气来；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饭，偶然抬起头，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伊透过乌桕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⑶，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裉斓*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记得，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

赵七爷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爷也一路点头，说道“请请”，却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们连忙招呼，七爷也微笑着说“请请”，一面细细的研究他们的饭菜。

“好香的菜干，——听到了风声了么？”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七斤嫂的对面说。

“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说。

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七斤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正在不平，趁这机会，便对赵七爷说，“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从前的长毛，这样的么？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从前的长毛是——整匹的红缎子裹头，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爷是黄缎子，拖下去，黄缎子；红缎子，黄缎子，——我活够了，七十九岁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语的说，“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

赵七爷摇头道，“那也没法。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自己急得没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

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都赶紧吃完饭，聚在七斤家饭桌的周围。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很不雅观，便只得抬起头，慢慢地说道：

“你今天说现成话，那时你……”

“你这活死尸的囚徒……”

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正在七斤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斤嫂，算了罢。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七斤嫂没有听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便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说，“阿呀，这是什么话呵！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诞胡涂话么？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

扑的一声，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连说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发怒，大声说，“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⑷，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

八一嫂正气得抱着孩子发抖，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瞪着眼，准对伊冲过来，便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赵七爷也跟着走去，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让开路，几个剪过辫子重新留起的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怕他看见。赵七爷也不细心察访，通过人丛，忽然转入乌桕树后，说道“你能抵挡他么！”跨上独木桥，扬长去了。

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关上门去睡觉。七斤嫂咕哝着，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关上门睡觉了。

七斤将破碗拿回家里，坐在门槛上吸烟；但非常忧愁，忘却了吸烟，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渐渐发黑了。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计画，但总是非常模糊，贯穿不得：“辫子呢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庭。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谁能抵挡他？书上一条一条写着。入娘的！……”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他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

九斤老太很不高兴的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三文钱一个钉；从前的钉，这样的么？从前的钉是……我活了七十九岁了，——”

此后七斤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但家景总有些黯淡，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七斤嫂也没有好声气，还时常叫他“囚徒”。

过了十多日，七斤从城内回家，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问他说，“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呢？”

“他们没有说。”

“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么？”

“也没人说。”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

“…………”

“你想，不坐龙庭了罢？”

“我想，不坐了罢。”

现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到夏天，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⑸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一九二○年十月。⑹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年九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⑵伊的儿媳：从上下文看，这里的“儿媳”应是“孙媳”。

⑶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指小说《三国演义》。金圣叹（１６０９—１６６１），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附加评语，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首回前亦有“圣叹外书”字样，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⑷张大帅：指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原为清朝军官，辛亥革命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被称为辫子军。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⑸十八个铜钉：据上文应是“十六个”。作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李霁野的信中曾说：“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

⑹据《鲁迅日记》，本篇当作于一九二○年八月五日。

狂人日记⑴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⑵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⑶，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⑷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⑸；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⑹。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⑺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⑻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⑼；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⑽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作者除在本书（《呐喊》）《自序》中提及它产生的缘由外，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可以参看。⑵候补：清代官制，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官衔，但还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⑶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里比喻我国封建主义统治的长久历史。⑷“本草什么”：指《本草纲目》，明代医学家李时珍（１５１８—１５９３）的药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该书曾经提到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的记载，并表示了异议。这里说李时珍的书“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当是“狂人”的“记中语误”。⑸“易子而食”：语见《左传》宣公十五年，是宋将华元对楚将子反叙说宋国都城被楚军围困时的惨状：“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⑹“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州绰对齐庄公说：“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按：“二子”指齐国的殖绰和郭最，他们曾被州绰俘虏过。）⑺“海乙那”：英语ｈｙｅｎａ的音译，即鬣狗（又名土狼），一种食肉兽，常跟在狮虎等猛兽之后，以它们吃剩的兽类的残尸为食。⑻易牙：春秋时齐国人，善于调味。据《管子·小称》：“夫易牙以调和事公（按：指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桀、纣各为我国夏朝和商朝的最后一代君主，易牙和他们不是同时代人。这里说的“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也是“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的表现。⑼徐锡林：隐指徐锡麟（１８７３—１９０７），字伯荪，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心肝被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⑽指“割股疗亲”，即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愚孝行为。《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端午节⑴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似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

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⑵，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其时大概是提起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于是说到“古今人不相远”，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⑶，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大发其议论道：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⑷，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或者是以为这话对；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其实却是都错误。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总长冤他有神经病，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他决不开一开口；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直到听得同寮过分的奚落他们了，这才略有些小感慨，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就释然了。

他虽然也缺钱，但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大家议决罢课，可是不去上课了。政府说“上了课才给钱”，他才略恨他们的类乎用果子耍猴子；一个大教育家⑸说道“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他才对于他的太太正式的发牢骚了。

“喂，怎么只有两盘？”听了“不高尚说”这一日的晚餐时候，他看着菜蔬说。

他们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太太并无学名或雅号，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称呼了，照老例虽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愿意太守旧，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喂”字。太太对他却连“喂”字也没有，只要脸向着他说话，依据习惯法，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

“可是上月领来的一成半都完了……昨天的米，也还是好容易才赊来的呢。”伊站在桌旁脸对着他说。

“你看，还说教书的要薪水是卑鄙哩。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对啦。没有钱怎么买米，没有米怎么煮……”

他两颊都鼓起来了，仿佛气恼这答案正和他的议论“差不多”，近乎随声附和模样；接着便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依据习惯法，这是宣告讨论中止的表示。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⑹，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的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这是因为官俸也颇有些拖欠了。当是时，便是廉吏清官们也渐以为薪之不可不索，而况兼做教员的方玄绰，自然更表同情于学界起来，所以大家主张继续罢课的时候，他虽然仍未到场，事后却尤其心悦诚服的确守了公共的决议。

然而政府竟又付钱，学校也就开课了。但在前几天，却有学生总会上一个呈文给政府，说“教员倘若不上课，便要付欠薪。”这虽然并无效，而方玄绰却忽而记起前回政府所说的“上了课才给钱”的话来，“差不多”这一个影子在他眼前又一幌，而且并不消灭，于是他便在讲堂上公表了。

准此，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挟带私心的不平，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每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当初虽只不理那些招人头痛的教员，后来竟不理到无关痛痒的官吏，欠而又欠，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也很有几员化为索薪大会里的骁将了。惟有几种日报上却很发了些鄙薄讥笑他们的文字。方玄绰也毫不为奇，毫不介意，因为他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⑺的缘故，万一政府或是阔人停了津贴，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

他既已表同情于教员的索薪，自然也赞成同寮的索俸，然而他仍安坐在衙门中，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至于有人疑心他孤高，那可也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他自己说，他是自从出世以来，只有人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所以这一端是“非其所长”。而且他是不敢见手握经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⑻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这种脾气，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时也疑心这其实是没本领。

大家左索右索，总自一节一节的挨过去了，但比起先前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厮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的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来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独创的意见，有些唐突的举动，也就可以了然了。到了阴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来，伊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这也是往常所没有的。

“一总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消……发了么？”伊并不对着他看的说。

“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索薪大会的代表不发放，先说是没有同去的人都不发，后来又说是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他们今天单捏着支票，就变了阎王脸了，我实在怕看见……我钱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这样无限量的卑屈……”

方太太见了这少见的义愤，倒有些愕然了，但也就沉静下来。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伊看着他的脸说。

“我不去！这是官俸，不是赏钱，照例应该由会计科送来的。”

“可是不送来又怎么好呢……哦，昨夜忘记说了，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已经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

伊觉得他已经不很顾忌道理，似乎就要将自己当作校长来出气，犯不上，便不再言语了。

两个默默的吃了午饭。他想了一会，又懊恼的出去了。

照旧例，近年是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一面走，一面掏着怀中，一面大声的叫道，“喂，领来了！”于是递给伊一叠簇新的中交票⑼，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却破了例，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方太太很惊疑，以为他竟已辞了职了，但暗暗地察看他脸上，却也并不见有什么格外倒运的神情。

“怎么了？……这样早？……”伊看定了他说。

“发不及了，领不出了，银行已经关了门，得等初八。”

“亲领？……”伊惴惴的问。

“亲领这一层也已经取消了，听说仍旧由会计科分送。可是银行今天已经关了门，休息三天，得等到初八的上午。”他坐下，眼睛看着地面了，喝过一口茶，才又慢慢的开口说，“幸而衙门里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去借钱，实在是一件烦难事。我午后硬着头皮去寻金永生，谈了一会，他先恭维我不去索薪，不肯亲领，非常之清高，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迫都打起皱来，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买卖怎样的赔本，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也不算什么的，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却只淡淡的说，并没有什么慨然。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觉得这也无怪其然的，况且自己和金永生本来很疏远。他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明明已经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死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装了副为难的神色，说道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实在“爱莫能助”，将他空手送走了。他虽然自已并不看见装了怎样的脸，但此时却觉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动，又摇一摇头。

然而不多久，他忽而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他知道店家希图明天多还帐，大抵是不敢不赊的，假如不赊，则明天分文不还，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莲花白竟赊来了，他喝了两杯，青白色的脸上泛了红，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枝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⑽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店家？……教他们初八的下半天来。”

“我可不能这么说。他们不相信，不答应的。”

“有什么不相信。他们可以问去，全衙门里什么人也没有领到，都得初八！”他戟着第二个指头在帐子里的空中画了一个半圆，方太太跟着指头也看了一个半圆，只见这手便去翻开了《尝试集》。

方太太见他强横到出乎情理之外了，也暂时开不得口。

“我想，这模样是闹不下去的，将来总得想点法，做点什么别的事……”伊终于寻到了别的路，说。

“什么法呢？我‘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别的做什么？”

“你不是给上海的书铺子做过文章么？”

“上海的书铺子？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空格不算数。你看我做在那里的白话诗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钱一本罢。收版权税又半年六月没消息，‘远水救不得近火’，谁耐烦。”

“那么，给这里的报馆里……”

“给报馆里？便在这里很大的报馆里，我靠着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编辑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这几个钱，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够养活你们么？况且我肚子里也没有这许多文章。”

“那么，过了节怎么办呢？”

“过了节么？——仍旧做官……明天店家来要钱，你只要说初八的下午。”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的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⑾……”

“胡说！会说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的走过稻香村，看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他脸色一变，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恼着伊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没有说完话。方玄绰也没有说完话，将腰一伸，咿咿呜呜的就念《尝试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九号。

⑵“无是非之心”：语见《孟子·公孙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⑶“性相近”：语见《论语·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⑷“易地则皆然”：语见《孟子·离娄》。

⑸大教育家：指范源濂。据北京《语丝》周刊第十四期《理想中的教师》一文追述：“前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按：即范源濂）也曾非难过北京各校的教员，说他们一手拿钱，一手拿书包上课。”

⑹指当时曾发生的索薪事件。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国立北京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联合全市各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群众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向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索取欠薪，遭到镇压，多人受伤。下文的新华门，在北京西长安街，当时曾是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府的大门。

⑺润笔：原指给撰作诗文或写字、画画的人的报酬，后来也用作稿酬的别称。

⑻《大乘起信论》：佛经名。印度马鸣菩萨作。

⑼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⑽《尝试集》：胡适作的白话诗集，一九二○年三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⑾彩票：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证券。大多由官方发行，编有号码，以一定的价格出售，从售得的款中提出一小部分作奖金；用抽签的办法定出各级中奖号码，凡彩票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的，按等级领奖，未中的作废。

药⑴

一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⑵，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悉悉卒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⑶上暗红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⑷，那红的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

“得了么？”

“得了。”

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

“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工夫，已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

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劳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

“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按：篇中人物夏瑜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秋瑾在徐锡麟被害后不久，也于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遭清政府杀害，就义

⑵洋钱：指银元。银元最初是从外国流入我国的，所以俗称洋钱；我国自清代后期开始自铸银元，但民间仍沿用这个旧称。

⑶号衣：指清朝士兵的军衣，前后胸都缀有一块圆形白布，上有“兵”或“勇”字样。

⑷鲜红的馒头：即蘸有人血的馒头。旧时迷信，以为人血可以医治肺痨，刽子手便借此骗取钱财。

⑸化过纸：纸指纸钱，一种迷信用品，旧俗认为把它火化后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下文说的纸锭，是用纸或锡箔折成的元宝。

明天⑴

“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

红鼻子老拱手里擎了一碗黄酒，说着，向间壁努一努嘴。蓝皮阿五便放下酒碗，在他脊梁上用死劲的打了一掌，含含糊糊嚷道：

“你……你你又在想心思……。”

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他自从前年守了寡，便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绵纱来，养活他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所以睡的也迟。

这几天，确凿没有纺纱的声音了。但夜深没有睡的既然只有两家，这单四嫂子家有声音，便自然只有老拱们听到，没有声音，也只有老拱们听到。

老拱挨了打，仿佛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呜呜的唱起小曲来。

这时候，单四嫂子正抱着他的宝儿，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黑沉沉的灯光，照着宝儿的脸，绯红里带一点青。单四嫂子心里计算：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要是还不见效，怎么好？——那只有去诊何小仙了。但宝儿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

单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不明白这“但”字的可怕：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他才变好，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他都弄糟。夏天夜短，老拱们呜呜的唱完了不多时，东方已经发白；不一会，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单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别人这样容易，觉得非常之慢，宝儿的一呼吸，几乎长过一年。现在居然明亮了；天的明亮，压倒了灯光，——看见宝儿的鼻翼，已经一放一收的扇动。

单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声“阿呀！”心里计算：怎么好？只有去诊何小仙这一条路了。他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便站起身，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

天气还早，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他摸出四角银元，买了号签，第五个轮到宝儿。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纳罕，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的说：

“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⑵。”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⑶……”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纸角上的几个字说道：

“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

单四嫂子接过药方，一面走，一面想。他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自然是买了药回去便宜了。于是又径向济世老店奔过去。店伙也翘了长指甲慢慢的看方，慢慢的包药。单四嫂子抱了宝儿等着；宝儿忽然擎起小手来，用力拔他散乱着的一绺头发，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单四嫂子怕得发怔。

太阳早出了。单四嫂子抱了孩子，带着药包，越走觉得越重；孩子又不住的挣扎，路也觉得越长。没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馆的门槛上，休息了一会，衣服渐渐的冰着肌肤，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宝儿却仿佛睡着了。他再起来慢慢地走，仍然支撑不得，耳朵边忽然听得人说：

“单四嫂子，我替你抱勃罗！”似乎是蓝皮阿五的声音。

他抬头看时，正是蓝皮阿五，睡眼朦胧的跟着他走。

单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他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五。但阿五有些侠气，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所以推让了一会，终于得了许可了。他便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之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单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

他们两人离开了二尺五寸多地，一同走着。阿五说些话，单四嫂子却大半没有答。走了不多时候，阿五又将孩子还给他，说是昨天与朋友约定的吃饭时候到了；单四嫂子便接了孩子。幸而不远便是家，早看见对门的王九妈在街边坐着，远远地说话：

“单四嫂子，孩子怎了？——看过先生了么？”

“看是看了。——王九妈，你有年纪，见的多，不如请你老法眼⑷看一看，怎样……”

“唔……”

“怎样……？”

“唔……”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

宝儿吃下药，已经是午后了。单四嫂子留心看他神情，似乎仿佛平稳了不少；到得下午，忽然睁开眼叫一声“妈！”又仍然合上眼，像是睡去了。他睡了一刻，额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单四嫂子轻轻一摸，胶水般粘着手；慌忙去摸胸口，便禁不住呜咽起来。

宝儿的呼吸从平稳到没有，单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呜咽变成号啕。这时聚集了几堆人：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老拱之类。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

第一个问题是棺木。单四嫂子还有一副银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都交给了咸亨的掌柜，托他作一个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蓝皮阿五也伸出手来，很愿意自告奋勇；王九妈却不许他，只准他明天抬棺材的差使，阿五骂了一声“老畜生”，怏怏的努了嘴站着。掌柜便自去了；晚上回来，说棺木须得现做，后半夜才成功。

掌柜回来的时候，帮忙的人早吃过饭；因为鲁镇还有些古风，所以不上一更，便都回家睡觉了。只有阿五还靠着咸亨的柜台喝酒，老拱也呜呜的唱。

这时候，单四嫂子坐在床沿上哭着，宝儿在床上躺着，纺车静静的在地上立着。许多工夫，单四嫂子的眼泪宣告完结了，眼睛张得很大，看看四面的情形，觉得奇怪：所有的都是不会有的事。他心里计算：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都是梦。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儿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

老拱的歌声早经寂静，咸亨也熄了灯。单四嫂子张着眼，总不信所有的事。——鸡也叫了；东方渐渐发白，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银白的曙光又渐渐显出绯红，太阳光接着照到屋脊。单四嫂子张着眼，呆呆坐着；听得打门声音，才吃了一吓，跑出去开门。门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背了一件东西；后面站着王九妈。

哦，他们背了棺材来了。

下半天，棺木才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他，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

但单四嫂子待他的宝儿，实在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缺陷。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⑸；收敛的时候，给他穿上顶新的衣裳，平日喜欢的玩意儿，——一个泥人，两个小木碗，两个玻璃瓶，——都放在枕头旁边。后来王九妈掐着指头子细推敲，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

这一日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王九妈又帮他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

单四嫂子很觉得头眩，歇息了一会，倒居然有点平稳了。但他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遇到了平生没有遇到过的事，不像会有的事，然而的确出现了。他越想越奇，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

他站起身，点上灯火，屋子越显得静。他昏昏的走去关上门，回来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

他现在知道他的宝儿确乎死了；不愿意见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他一面哭，一面想：想那时候，自己纺着棉纱，宝儿坐在身边吃茴香豆，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但现在怎么了？现在的事，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我早经说过：他是粗笨女人。他能想出什么呢？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

但单四嫂子虽然粗笨，却知道还魂是不能有的事，他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叹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宝儿，你该还在这里，你给我梦里见见罢。”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他的宝儿，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

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这时红鼻子老拱的小曲，也早经唱完；跄跄踉踉出了咸亨，却又提尖了喉咙，唱道：

“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

蓝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

单四嫂子早睡着了，老拱们也走了，咸亨也关上门了。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北京《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⑵中焦塞着：中医用语。指消化不良一类的病症。中医学以胃的上口至咽喉，包括心、肺、食管等为上焦；脾、胃为中焦；肾、大小肠和膀胱为下焦。

⑶火克金：中医用语。中医学用古代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来解释病理，认为心、肺、肝、脾、肾五脏与火、金、木、土、水五行相应。火克金，是说“心火”克制了“肺金”，引起了呼吸系统的疾病。

⑷法眼：佛家语。原指菩萨洞察一切的智慧，这里是称许对方有鉴定能力的客气话。

⑸《大悲咒》：即佛教《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咒文。迷信认为给死者念诵或烧化这种咒文，可以使他在“阴间”消除灾难，往生“乐土”。

⑹据《鲁迅日记》，本篇写作时间当为一九一九年六月末或七月初。

白光⑴

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圆图⑵里细细地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单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

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觉的旋转了觉得涣散了身躯，惘惘的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七个学童便一齐放开喉咙，吱的念起书来。他大吃一惊，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磬，只见七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幌，幌得满房，黑圈子也夹着跳舞。他坐下了，他们送上晚课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

“回去罢。”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的说。

他们胡乱的包了书包，挟着，一溜烟跑走了。

陈士成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舞，有时杂乱，有时也摆成异样的阵图，然而渐渐的减少了，模胡了。

“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分明就在耳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又听得嗡的敲了一声磬，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屈指计数着想，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誊真的制艺和试帖⑶来，拿着往外走，刚近房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只好缩回里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闪烁；他目睹着许多东西，然而很模胡，——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碗筷也洗过了，而陈士成还不去做饭。寓在这里的杂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县考的年头，看见发榜后的这样的眼光，不如及早关了门，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绝了人声，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眼里颇清静了，四近也寂静。但这寂静忽又无端的纷扰起来，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

“左弯右弯……”

他耸然了，倾耳听时，那声音却又提高的复述道：

“右弯！”

他记得了。这院子，是他家还未如此雕零的时候，一到夏天的夜间，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纳凉的院子。那时他不过十岁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边，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伊说是曾经听得伊的祖母说，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罢，然而至今还没有现。至于处所，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

“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

对于这谜语，陈士成便在平时，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可惜大抵刚以为可以通，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有一回，他确有把握，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总没有前去发掘的勇气；过了几时，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至于他自己房子里的几个掘过的旧痕迹，那却全是先前几回下第以后的发了怔忡的举动，后来自己一看到，也还感到惭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摧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了。

“也终于在这里！”

他说着，狮子似的赶快走进那房里去，但跨进里面的时候，便不见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苍苍的一间旧房，和几个破书桌都没在昏暗里。他爽然的站着，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来了，这回更广大，比硫黄火更白净，比朝雾更霏微，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陈士成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伸手去摸锄头，撞着一条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张惶的点了灯，看锄头无非倚着。他移开桌子，用锄头一气掘起四块大方砖，蹲身一看，照例是黄澄澄的细沙，揎了袖爬开细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来。他极小心的，幽静的，一锄一锄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尖铁触土的声音，总是钝重的不肯瞒人的发响。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并不见有瓮口，陈士成正心焦，一声脆响，颇震得手腕痛，锄尖碰到什么坚硬的东西了；他急忙抛下锄头，摸索着看时，一块大方砖在下面。他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会神的挖起那方砖来，下面也满是先前一样的黑土，爬松了许多土，下面似乎还无穷。但忽而又触着坚硬的小东西了，圆的，大约是一个锈铜钱；此外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磁片。

陈士成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浑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这其间，心在空中一抖动，又触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这似乎约略有些马掌形的，但触手很松脆。他又聚精会神的挖起那东西来，谨慎的撮着，就灯光下仔细看时，那东西斑斑剥剥的像是烂骨头，上面还带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齿。他已经误到这许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的显出笑影，终于听得他开口道：

“这回又完了！”

他栗然的发了大冷，同时也放了手，下巴骨轻飘飘的回到坑底里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里了。他偷看房里面，灯火如此辉煌，下巴骨如此嘲笑，异乎寻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边看。他躲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觉得较为安全了；但在这平安中，忽而耳朵边又听得窃窃的低声说：

“这里没有……到山里去……”

陈士成似乎记得白天在街上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他不待再听完，已经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⑷一般黑魆魆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

而且这白光又远远的就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里去！”

他决定的想，惨然的奔出去了。几回的开门之后，门里面便再不闻一些声息。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屋和坑洞，毕毕剥剥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渐的缩小以至于无有，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

“开城门来～～”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战战兢兢的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看见一个浮尸，当即传扬开去，终于传到地保的耳朵里了，便叫乡下人捞将上来。那是一个男尸，五十多岁，“身中面白无须”，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或者说这就是陈士成。但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于是经县委员相验之后，便由地保埋了。至于死因，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剥取死尸的衣服本来是常有的事，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而且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

一九二二年六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上海《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三号。

⑵圆图：科举时代县考初试公布的名榜，也叫图榜。一般不计名次。为了便于计算，将每五十名考取者的姓名写成一个圆图；开始一名以较大的字提高写，其次沿时针方向自右至左写去。

⑶制艺和试帖：科举考试规定的公式化的诗文。

⑷朝笏：古代臣子朝见皇帝时所执狭长而稍弯的手板，按品级不同，分别用玉、象牙或竹制成，将要奏的事书记其上，以免遗忘。

孔乙己⑴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兼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⑵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⑶，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⑷，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⑸，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擒钕愣钩*，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⑹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⑺，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⑻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⑵描红纸：一种印有红色楷字，供儿童摹写毛笔字用的字帖。旧时最通行的一种，印有“上大人孔（明代以前作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样一些笔划简单、三字一句和似通非通的文字。

⑶“君子固穷”：语见《论语·卫灵公》。“固穷”即“固守其穷”，不以穷困而改便操守的意思。

⑷进学：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籍，叫进学，也就成了秀才。又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省一级考试），由秀才或监生应考，取中的就是举人。

⑸回字有四样写法：回字通常只有三种写法：回、〔外“冂”内“巳”〕、〔“面”之下部〕。第四种写作〔外“囗”内“目”〕（见《康熙字典·备考》），极少见。

⑹“多乎哉？不多也”：语见《论语·子罕》：“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里与原意无关。

⑺服辩：又作伏辩，即认罪书。

⑻据本篇发表时的作者《附记》（见注１），本文当作于一九一八年冬天。按：本书各篇最初发表时都未署写作日期，现在篇末的日期为作者在编集时所补记。

头发的故事⑴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⑵。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Ｎ，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Ｎ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⑶。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Ｎ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⑷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三日，嘉定屠城⑸，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⑹。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⑺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Ｎ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⑻，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⑼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⑽，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Ｎ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⑾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Ｎ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九二○年十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⑵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⑶斑驳陆离的洋布：指辛亥革命后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旧中国的国旗，也叫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

⑷关于我国古代刑法，据《尚书·吕刑》及相关的注解，分为五等：一是墨刑，即“先刻其面，以墨窒之”；二是劓刑，即“截鼻”；三是〔非刂〕刑，即“断足”；四是宫刑，即“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按：指破坏生殖器官）；五是大辟，即斩首。“去发”的髡刑不在五刑之内，但也是一种刑罚，自隋、唐以后已废止。

⑸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前者指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辛亥革命前，革命者曾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为推翻清王朝作舆论准备。

⑹拖辫子：我国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清世祖进入北京以后，几次下令强迫人民遵从满族发式，这一措施曾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⑺洪杨：洪，指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广东花县人；杨，指杨秀清（１８２０？—１８５６），广西桂平人。二人都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他们领导的起义军都留发而不结辫，被称为“长毛”。

⑻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国后，著《革命军》一书鼓吹革命。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狱中。关于邹容等剪留学生监督辫子一事，据章太炎所著《邹容传》记载：邹容在日本留学时，“陆军学生监督姚甲有奸私事，容偕五人排闼入其邸中，榜颊数十，持剪刀断其辫发。事觉，潜归上海。”

⑼本多博士：即本多静六（１８６６—１９５２），日本林学博士，著有《造林学》等书。

⑽监学：清末学校中负责管理学生的职员，一般也兼任教学工作。

⑾阿尔志跋绥夫（１８７８—１９２７）：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波兰华沙。这里所引的话，见他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第九章。

阿Ｑ正传⑴

第一章　序

我要给阿Ｑ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⑵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接到传阿Ｑ，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⑶。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⑷，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⑸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Ｑ。说是“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Ｑ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Ｑ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⑹——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⑺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Ｑ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Ｑ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⑻，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⑼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⑽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Ｑ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Ｑ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Ｑ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Ｑ，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Ｑ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Ｑ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Ｑ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Ｑ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Ｑ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Ｑ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Ｑｕｅｉ，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Ｑｕｅｉ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⑾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仔细想：阿Ｑｕｅｉ，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Ｑｕｅｉ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⑿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⒀，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Ｑ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Ｑｕｅｉ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Ｑｕｅｉ，略作阿Ｑ。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Ｑ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⒁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⒂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Ｑ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优胜记略

阿Ｑ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⒃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Ｑ，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Ｑ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Ｑ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⒄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Ｑ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Ｑ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Ｑ真能做！”这时阿Ｑ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Ｑ很喜欢。

阿Ｑ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⒅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Ｑ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Ｑ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Ｑ“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Ｑ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Ｑ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Ｑ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Ｑ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哙，亮起来了。”

阿Ｑ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Ｑ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容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Ｑ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Ｑ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Ｑ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Ｑ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Ｑ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Ｑ，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Ｑ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Ｑ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Ｑ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⒆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Ｑ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⒇，一推人蹲在地面上，阿Ｑ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咳～～开～～啦！”桩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Ｑ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Ｑ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①罢，阿Ｑ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赛神②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Ｑ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

然而阿Ｑ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愤愤的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③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

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在阿Ｑ，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而其实也不然。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Ｑ，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Ｑ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④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阿Ｑ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Ｑ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Ｑ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Ｑ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Ｑ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Ｑ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Ｑ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Ｑ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Ｑ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Ｑ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Ｑ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

在阿Ｑ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⑤，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Ｑ无可适从的站着。

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Ｑ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Ｑ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

阿Ｑ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诩伲褪敲挥*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Ｑ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Ｑ所谓哭丧棒⑥——大蹋步走了过来。阿Ｑ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Ｑ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Ｑ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Ｑ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Ｑ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Ｑ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Ｑ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Ｑ！”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Ｑ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Ｑ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却又使他有些异样。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

“断子绝孙的阿Ｑ！”

阿Ｑ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⑦，而“若敖之鬼馁而”⑧，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⑨了。

“女人，女人！……”他想。

“……和尚动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Ｑ在什么时候才打鼾。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女……”他想。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⑩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Ｑ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㈠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㈡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㈢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恶，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Ｑ便不至于被蛊，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Ｑ便也不至于被蛊了，——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而小尼姑并不然，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

“女……”阿Ｑ想。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然而伊并不对他笑。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常留心听，然而伊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哦，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

这一天，阿Ｑ在赵太爷家里舂了一天米，吃过晚饭，便坐在厨房里吸旱烟。倘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Ｑ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因为这一条例外，所以阿Ｑ在动手舂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烟旱。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Ｑ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Ｑ想。

“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Ｑ想。

阿Ｑ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Ｑ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Ｑ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楞，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这……”

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Ｑ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

阿Ｑ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这时，他那“女……”的思想却也没有了。而且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便动手去舂米。舂了一会，他热起来了，又歇了手脱衣服。

脱下衣服的时候，他听得外面很热闹，阿Ｑ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便即寻声走出去了。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虽然在昏黄中，却辨得出许多人，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还有间壁的邹七嫂，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司晨。

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

阿Ｑ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他翻身便走，想逃回舂米场，不图这支竹杠阻了他的去路，于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后门，不多工夫，已在土谷祠内了。

阿Ｑ坐了一会，皮肤有些起粟，他觉得冷了，因为虽在春季，而夜间颇有余寒，尚不宜于赤膊。他也记得布衫留在赵家，但倘若去取，又深怕秀才的竹杠。然而地保进来了。

“阿Ｑ，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你的妈妈的！……”

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阿Ｑ自然没有话。临末，因为在晚上，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Ｑ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并且订定了五条件：

一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到赵府上去赔罪。

二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费用由阿Ｑ负担。

三阿Ｑ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

四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Ｑ是问。

五阿Ｑ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

阿Ｑ自然都答应了，可惜没有钱。幸而已经春天，棉被可以无用，便质了二千大钱，履行条约。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

第五章　生计问题

阿Ｑ礼毕之后，仍旧回到土谷祠，太阳下去了，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细一想，终于省悟过来：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他记得破夹袄还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张开眼睛，原来太阳又已经照在西墙上头了。他坐起身，一面说道，“妈妈的……”

他起来之后，也仍旧在街上逛，虽然不比赤膊之有切肤之痛，却又渐渐的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Ｑ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的女儿都叫进去了。阿Ｑ很以为奇，而且想：“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这娼妇们……”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老头子催他走，噜苏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却使阿Ｑ肚子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的事情。

阿Ｑ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但独不许踏进赵府的门槛，——然而情形也异样：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

“没有没有！你出去！”

阿Ｑ愈觉得稀奇了。他想，这些人家向来少不了要帮忙，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事，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他留心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去叫小Ｄｏｎ㈣。这小Ｄ，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在阿Ｑ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所以阿Ｑ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当气愤愤的走着的时候，忽然将手一扬，唱道：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㈤……”

几天之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Ｄ。“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Ｑ便迎上去，小Ｄ也站住了。

“畜生！”阿Ｑ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Ｄ说。

这谦逊反使阿Ｑ更加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Ｄ的辫子。小Ｄ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Ｑ的辫子，阿Ｑ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Ｑ看来，，小Ｄ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Ｄ，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然而他们都不听。阿Ｑ进三步，小Ｄ便退三步，都站着；小Ｄ进三步，阿Ｑ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Ｑ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Ｄ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Ｑ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Ｄ也回过头来说。

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都没有发什么议论，而阿Ｑ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Ｑ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Ｑ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庵周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阿Ｑ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扯着何首乌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Ｑ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里面真是郁郁葱葱，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还有油菜早经结子，芥菜已将开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Ｑ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近园门去，忽而非常惊喜了，这分明是一畦老萝卜。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又即缩回去了，这分明是小尼姑。小尼姑之流是阿Ｑ本来视若草芥的，但世事须“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拧下青叶，兜在大襟里。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

“阿弥陀佛，阿Ｑ，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Ｑ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阿Ｑ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经要咬着阿Ｑ的腿，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那狗给一吓，略略一停，阿Ｑ已经爬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嗥，老尼姑念着佛。

阿Ｑ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现。阿Ｑ于是抛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

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第六章　从中兴到末路

在未庄再看见阿Ｑ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Ｑ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Ｑ前几回的上城，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但这一次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土谷祠的老头子，然而未庄老例，只有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何况是阿Ｑ：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而未庄的社会上也就无从知道了。

但阿Ｑ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确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黑，他睡眼蒙胧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Ｑ，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Ｑ有些两样了，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㈥，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凝而且敬的形态来。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豁，阿Ｑ，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

这一件新闻，第二天便传遍了全未庄。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Ｑ的中兴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这结果，是阿Ｑ得了新敬畏。

据阿Ｑ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这老爷本姓白，但因为合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说起举人来就是他。这也不独在未庄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在这人的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但据阿Ｑ又说，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这一节，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因为阿Ｑ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而不帮忙是可惜的。

据阿Ｑ说，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㈦，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这一节，听的人都赧然了。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Ｑ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Ｑ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Ｑ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阿Ｑ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

然而不多久，这阿Ｑ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虽然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但闺中究竟是闺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异。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邹七嫂在阿Ｑ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九角钱。还有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司晨的母亲，待考，——也买了*患⒆哟┑*大红洋纱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钱九二串㈧。于是伊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Ｑ，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Ｑ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问道：

“阿Ｑ，你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

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因为邹七嫂得意之余，将伊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以为阿Ｑ实在有些古怪，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也许有点好东西罢。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皮背心。于是家族决议，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Ｑ，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

油灯干了不少了，阿Ｑ还不到。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Ｑ太飘忽，或怨邹七嫂不上紧。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因为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赵太爷有见识，阿Ｑ终于跟着邹七嫂进来了。

“他只说没有没有，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他还要说，我说……”邹七嫂气喘吁吁的走着说。

“太爷！”阿Ｑ似笑非笑的叫了一声，在檐下站住了。

“阿Ｑ，听说你在外面发财，”赵太爷踱开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说。“那很好，那很好的。这个，……听说你有些旧东西，……可以都拿来看一看，……这也并不是别的，因为我倒要……”

“我对邹七嫂说过了。都完了。”

“完了？”赵太爷不觉失声的说，“那里会完得这样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来不多。他们买了些，……”

“总该还有一点罢。”

“现在，只剩了一张门幕了。”

“就拿门幕来看看罢。”赵太太慌忙说。

“那么，明天拿来就是，”赵太爷却不甚热心了。“阿Ｑ，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瞥阿Ｑ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赵太太说。

阿Ｑ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这使赵太爷很失望，气愤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对于阿Ｑ的态度也很不平，于是说，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不如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未庄。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秀才听了这“庭训”㈨，非常之以为然，便即刻撤消了驱逐阿Ｑ的提议，而且叮嘱邹七嫂，请伊千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

但第二日，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又将阿Ｑ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可是确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节。然而这已经于阿Ｑ很不利。最先，地保寻上门了，取了他的门幕去，阿Ｑ说是赵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还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嚓”的时候又不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班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Ｑ的底细。阿Ｑ也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从此他们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小脚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有一夜，他刚才接到一个包，正手再进去，不一会，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他便赶紧跑，连夜爬出城，逃回未庄来了，从此不敢再去做。然而这故事却于阿Ｑ更不利，村人对于阿Ｑ的“敬而远之”者，本因为怕结怨，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㈩。

第七章　革命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⒈）——即阿Ｑ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船从黑魆魆中荡来，乡下人睡得熟，都没有知道；出去时将近黎明，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

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动摇。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椎剑从幸环獬ば牛驼约遗帕*“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⒉）。

阿Ｑ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Ｑ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Ｑ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Ｑ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Ｑ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Ｑ，”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Ｑ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Ｑ。”

“悔不该……”

“阿Ｑ！”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Ｑ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Ｑ，……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Ｑ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Ｑ说着自去了。

大家都怃然，没有话。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连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阿Ｑ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阿Ｑ便向他要了两个饼，吃完之后，又要了一支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Ｄ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Ｑ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

“荷荷！”阿Ｑ忽而大叫起来，抬了头仓皇的四顾，待到看见四两烛，却又倒头睡去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

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Ｑ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Ｑ说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Ｑ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Ｑ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Ｑ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Ｑ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⒋）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⒌）。

这事阿Ｑ后来才知道。他颇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

第八章　不准革命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⒍）。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Ｑ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但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Ｑ。倘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而在未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看见的人大嚷说，

“豁，革命党来了！”

阿Ｑ听到了很羡慕。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现在看见赵司晨也如此，才有了学样的意思，定下实行的决心。他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迟疑多时，这才放胆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说什么话，阿Ｑ当初很不快，后来便很不平。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其实他的生活，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艰难，人见他也客气，店铺也不说要现钱。而阿Ｑ总觉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的。况且有一回看见小Ｄ，愈使他气破肚皮了。

小Ｄ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Ｑ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自己也决不准他这样做！小Ｄ是什么东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但他终于饶放了，单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呸！”

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⒎）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⒏），抵得一个翰林（⒐）；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Ｑ，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

阿Ｑ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Ｑ便怯怯的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Ｑ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⒑）。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阿Ｑ轻轻的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妥，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⒒）！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唔，……这个……”阿Ｑ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Ｑ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Ｄ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

拍，吧～～！

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Ｑ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暗中直寻过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Ｑ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那人转弯，阿Ｑ也转弯，那人站住了，阿Ｑ也站住。他看后面并无什么，看那人便是小Ｄ。

“什么？”阿Ｑ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Ｄ气喘吁吁的说。

阿Ｑ的心怦怦的跳了。小Ｄ说了便走；阿Ｑ却逃而又停的两三回。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格外胆大，于是躄出路角，仔细的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⒓）时候一般太平。阿Ｑ站着看到自己发烦，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决计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

土谷祠里更漆黑；他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他躺了好一会，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Ｑ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第九章　大团圆

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Ｑ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Ｑ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Ｑ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Ｑ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Ｑ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Ｑ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Ｑ，阿Ｑ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Ｑ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Ｑ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Ｑ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Ｑ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Ｑ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Ｑ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旧。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阿Ｑ也仍然下了跪。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Ｑ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Ｑ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Ｑ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Ｑ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Ｑ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Ｑ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Ｑ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呕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的说道，“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举人老爷窘急了，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而把总却道，“请便罢！”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阿Ｑ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大堂，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阿Ｑ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

阿Ｑ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Ｑ很气苦：因为这很像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缚了，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

阿Ｑ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Ｑ没有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口皇〕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于是有些诧异了：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Ｑ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Ｑ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住的前行，阿Ｑ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阿Ｑ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Ｑ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至于当时的影响，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因为终于没有追赃，他全家都号啕了。其次是赵府，非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所以全家也号啕了。从这一天以来，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Ｑ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注释

⑴本篇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自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起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止，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曾为这篇小说的俄文译本写过一篇短序，后收在《集外集》中；一九二六年又写过《阿Ｑ正传的成因》一文，收在《华盖集续编》中，都可参看。

⑵“立言”：我国古代所谓“三不朽”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国大夫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⑶“名不正则言不顺”：语见《论语·子路》。

⑷内传：小说体传记的一种。作者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给《阿Ｑ正传》日译者山上正义的校释中说：“昔日道士写仙人的事多以‘内传’题名。”

⑸“正史”：封建时代由官方撰修或认可的史书。清代乾隆时规定自《史记》至《明史》历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正史”中的“列传”部分，一般都是著名人物的传记。

⑹宣付国史馆立“本传”：旧时效忠于统治阶级的重要人物或所谓名人，死后由政府明令褒扬，令文末常有“宣付国史馆立传”的话。历代编纂史书的机构，名称不一，清代叫国史馆。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都曾沿用这一名称。

⑺迭更司（１８１２—１８７０）：通译狄更斯，英国小说家。著有《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博徒别传》原名《劳特奈·斯吞》，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著。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致韦素园信中曾说：“《博徒别传》是rodneystone的译名，但是c。doyle做的。《阿Ｑ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误记。”

⑻“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指白话文。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作者给日本山上正义的校释中说：“‘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氏之父。那时，蔡元培氏为北京大学校长，亦系主张白话者之一，故亦受到攻击之矢。”

⑼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三教，指儒教、佛教、道教；九流，即九家。《汉书·艺文志》中分古代诸子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是以君子弗为也。”

⑽《书法正传》：一部关于书法的书，清代冯武著，共十卷。这里的“正传”是“正确的传授”的意思。

⑾“著之竹帛”：语出《吕氏春秋·仲春纪》：“著乎竹帛，传乎后世。”竹，竹简；帛，绢绸。我国古代未发明造纸前曾用来书写文字。

⑿茂才：即秀才。东汉时，因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改秀才为茂才；后来有时也沿用作秀才的别称。

⒀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指一九一八年前后钱玄同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展关于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的讨论一事。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作者在给山上正义的校释中说：“主张使用罗马字母的是钱玄同，这里说是陈独秀，系茂才公之误。”

⒁《郡名百家姓》：《百家姓》是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郡名百家姓》则在每一姓上都附注郡（古代地方区域的名称）名，表示某姓望族曾居古代某地，如赵为“天水”、钱为“彭城”之类。

⒂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即胡适，安徽绩溪人，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政客。他在一九二○年七月所作《〈水浒传〉考证》中自称“有历史癖与考据癖”。

⒃“行状”：原指封建时代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事迹的文字，一般由其家属撰写。这里泛指经历。

⒄土谷祠：即土地庙。土谷，指土地神和五谷神。

⒅“文童”：也称“童生”，指科举时代习举业而尚未考取秀才的人。

⒆状元：科举时代，经皇帝殿试取中的第一名进士叫状元。

⒇押牌宝：一种赌博。赌局中为主的人叫“桩家”；下文的“青龙”、“天门”、“穿堂”等都是押牌宝的用语，指押赌注的位置；“四百”、“一百五十”是押赌注的钱数。

①“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据《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胡中，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控弦而战，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②赛神：即迎神赛会，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以鼓乐仪仗和杂戏等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③《小孤孀上坟》：当时流行的一出绍兴地方戏。

④太牢：按古代祭礼，原指牛、羊、豕三牲，但后来单称牛为太牢。

⑤皇帝已经停了考：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清政府下令自丙午科起，废止科举考试。

⑥哭丧棒：旧时在为父母送殡时，儿子须手拄“孝杖”，以表示悲痛难支。阿Ｑ因厌恶假洋鬼子，所以把他的手杖咒为“哭丧棒”。

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见《孟子·离娄》。据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⑧“若敖之鬼馁而”：语出《左传》宣公四年：楚国令尹子良（若敖氏）的儿子越椒长相凶恶，子良的哥哥子文认为越椒长大后会招致灭族之祸，要子良杀死他。子良没有依从。子文临死时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意思是若敖氏以后没有子孙供饭，鬼魂都要挨饿了。而，语尾助词。

⑨“不能收其放心”：《尚书·毕命》：“虽收放心，闲之维艰。”放心，心无约束的意思。

⑩妲己：殷纣王的妃子。下文的褒姒是周幽王的妃子。《史记》中有商因妲己而亡，周因褒姒而衰的记载。貂蝉是《三国演义》中王允家的一个歌妓，书中有吕布为争夺她而杀死董卓的故事。作者在这里是讽刺那种把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都归罪于妇女的观点。

㈠“男女之大防”：指封建礼教对男女之间所规定的严格界限，如“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礼记·内则》），“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等等。

㈡“诛心”：犹“诛意”。《后汉书·霍〔言胥〕传》：“《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诛心、诛意，指不问实际情形如何而主观地推究别人的居心。

㈢“而立”：语出《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原是孔丘说他三十岁在学问上有所自立的话，后来就常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㈣小Ｄｏｎ：即小同。作者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Ｑ一样。”

㈤“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一句及下文的“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都是当时绍兴地方戏《龙虎斗》中的唱词。这出戏演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呼延赞交战的故事。郑贤弟，指赵匡胤部下猛将郑子明。

㈥“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语出《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刮目，拭目的意思。

㈦三十二张的竹牌：一种赌具。即牙牌或骨牌，用象牙或兽骨所制，简陋的就用竹制成。下文的“麻酱”指麻雀牌，俗称麻将，也是一种赌具。阿Ｑ把“麻将”讹为“麻酱”。

㈧三百大钱九二串：即“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见《华盖集续编·阿Ｑ正传的成因》）。旧时我国用的铜钱，中有方孔，可用绳子串在一起，每千枚（或每枚“当十”的大钱一百枚）为一串，称作一吊，但实际上常不足数。

㈨“庭训”：《论语·季氏》载：孔丘“尝独立，鲤（按：即孔丘的儿子）趋而过庭”，孔丘要他学“诗”、学“礼”。后来就常有人称父亲的教训为“庭训”或“过庭之训”。

㈩“斯亦不足畏也矣”：语见《论语·子罕》。

（⒈）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十五天。据《中国革命记》第三册（一九一一年上海自由社编印）记载：辛亥九月十四日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即日宣布光复。

（⒉）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崇正，作品中人物对崇祯的讹称。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明亡于清，后来有些农民起义的部队，常用“反清复明”的口号来反对清朝统治，因此直到清末还有人认为革命军起义是替崇祯皇帝报仇。

（⒊）宁式床：浙江宁波一带制作的一种比较讲究的床。

（⒋）“咸与维新”：语见《尚书·胤征》：“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对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⒌）宣德炉：明宣宗宣德年间（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制造的一种比较名贵的小型铜香炉，炉底有“大明宣德年制”字样。

（⒍）把总：清代最下一级的武官。

（⒎）“黄伞格”：一种写信格式。这样的信表示对于对方的恭敬。

（⒏）柿油党的顶子：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作者在《华盖集续集·阿Ｑ正传的成因》中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顶子是清代官员帽顶上表示官阶的帽珠。这里是未庄人把自由党的徽章比作官员的“顶子”。

（⒐）翰林：唐代以来皇帝的文学侍从的名称。明、清时代凡进士选入翰林院供职者通称翰林，担任编修国史、起草文件等工作，是一种名望较高的文职官衔。

（⒑）刘海仙：指五代时的刘海蟾。相传他在终南山修道成仙。流行于民间的他的画像，一般都是披着长发，前额覆有短发。

⒒）洪哥：大概指黎元洪。他原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以后的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拉出来担任革命军的鄂军都督。他并未参与武昌起义的筹划。

（⒓）羲皇：指伏羲氏。传说中我国上古时代的帝王。他的时代过去曾被形容为太平盛世。

兔和猫⑴

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是给伊的孩子们看的。

这一对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熳来。但也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没

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嚷着围住了看；大人也都围着看；还有一匹小狗名叫Ｓ的也跑来，闯过去一嗅，打了一个喷嚏，退了几步。三太太吆喝道，“Ｓ，听着，不准你咬他

这一对兔总是关在后窗后面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多，听说是因为太喜欢撕壁纸，也常常啃木器脚。这小院子里有一株野桑树，桑子落地，他们最爱吃，便连喂他们的菠菜也不吃了。

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他们很和气，竖起耳朵，动着鼻子，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但一有空，却也就溜开去了。他们夜里的卧榻是一个小木箱，里面铺

这样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忽而自己掘土了，掘得非常快，前脚一抓，后脚一踢，不到半天，已经掘成一个深洞。大家都奇怪，后来仔细看时，原来一个的肚子比别一个的大得*

大家都高兴，说又有小兔可看了；三太太便对孩子们下了戒严令，从此不许再去捉。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家族的繁荣，还说待生下来的离了乳，也要去讨两匹

他们从此便住在自造的洞府里，有时也出来吃些食，后来不见了，可不知道他们是预先运粮存在里面呢还是竟不吃。过了十多天，三太太对我说，那两匹又出来了，大约小兔是生

有一天，太阳很温暖，也没有风，树叶都不动，我忽听得许多人在那里笑，寻声看时，却见许多人都靠着三太太的后窗看：原来有一个小兔，在院子里跳跃了。这比他的父母买来

那小的也捡些草叶吃，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往往夹口的抢去了，而自己并不吃。孩子们笑得响，那小的终于吃惊了，便跳着钻进洞里去；大的也跟到洞门口，用前脚推

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

然而竟又全不见了那小的和大的。这时是连日的阴天，三太太又虑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我说不然，那是天气冷，当然都躲着，太阳一出，一定出来的

太阳出来了，他们却都不见。于是大家就忘却了。

惟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喂他们菠菜的，所以常想到。伊有一回走进窗后的小院子去，忽然在墙角上发见了一个别的洞，再看旧洞口，却依稀的还见有许多爪痕。这爪痕倘说是大兔

气愤和失望和凄凉，使伊不能不再掘那墙角上的新洞了。一动手，那大的两匹便先窜出洞外面。伊以为他们搬了家了，很高兴，然而仍然掘，待见底，那里面也铺着草叶和兔毛，

一切都明白了，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伊为预防危险起见，便将七个小的都装在木箱中，搬进自己的房里，又将大的也捺进箱里面，勒令伊去哺乳。三太太从此不但深恨黑猫，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据说当初那两个被害之先，死掉的该还有，因为他们生一回，决不至于只两个，但为了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死了。这大概也不错的，现在七个之中，就有两个很瘦弱。所以三太太一有闲空，便捉住母

母亲对我说，那样麻烦的养兔法，伊历来连听也未曾听到过，恐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⑶的。

白兔的家族更繁荣；大家也又都高兴了。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Ｓ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

嗥的一声，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迅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不，他们自己咬。他那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

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我觉得母亲实在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

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倒是帮他的忙……

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⑸。

一九二二年十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北京《晨报副刊》。⑵庙会：又称“庙市”，旧时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设在寺庙或其附近的集市。⑶《无双谱》：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四十个行为独特人物的画像，并各附一诗。这里借用来形容独一无二。

⑷长班：旧时官员的随身仆人，也用以称一般的“听差”。

⑸青酸钾：即氰酸钾，一种剧毒的化学品。

鸭的喜剧⑴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⑵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⑶，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说，地气北转了，这里在先是没有这么和暖。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而且是夜间，我偶而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夏夜。“这样的夜间，”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

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痧，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⑷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爱罗先珂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说。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⑸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咻咻的叫，都是“鸭鸭”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

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

一九二二年十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上海《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十二号。

⑵爱罗先珂（１８８９—１９５２）：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曾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我国。一九二二年从上海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一九二三年回国。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曾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⑶“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语见《孔子家语·六本》。

⑷《小鸡的悲剧》：童话。鲁迅于一九二二年七月译出，发表于同年九月上海《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九号，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⑸“俄罗斯母亲”：俄罗斯人民对祖国的爱称。

一件小事⑴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Ｓ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Ｓ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⑵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年七月。⑶

□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

⑵“子曰诗云”：“子曰”即“夫子说”；“诗云”即“《诗经》上说”。泛指儒家古籍。这里指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⑶据报刊发表的年月及《鲁迅日记》，本篇写作时间当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第二卷

彷徨

祝福

弟兄

离婚

幸福的家庭

伤逝

长明灯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肥皂

在酒楼上

祝福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末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丕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技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虹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勿勿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活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请墩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样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佯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莱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于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限，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掏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详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掏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掏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样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于。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嫂，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每当这些时候，她往往自言自语的说，“她现在不知道怎么佯了？”意思是希望她再来。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绝了望。

新正将尽，卫老婆子来拜年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说因为回了一趟卫家山的娘家，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她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祥林嫂。

“她么？”卫若婆子高兴的说，“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坳的贸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

“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他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地嫁到里山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可是详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样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夭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她摇一摇头，顺下眼睛，不说了。

“后来怎么样呢？”四婢还问。

“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她抬起眼来说。

“后来呢？”

“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的对四婶说：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幸亏有儿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本来还可以守着，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衔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来了狼，谁料到？现在她只剩了一个光身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好在她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太太家里又凄巧要换人，所以我就领她来。——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四婶起刻还踌踌，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卫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相似的嘘一口气，祥林嫂比初来时候神气舒畅些，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她从此又在鲁镇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姑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她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帏，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向，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但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她就说：

“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

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于是又只剩下她一个，终于没趣的也走了，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

“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火起来了。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微雪点点的下来了。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

“晤晤。”她含胡的回答。

“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着。”她笑了。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她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

“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

“唉，可惜，白撞了这－下。”一个看着她的疤，应和道。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莱，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掏米。

“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警告她。

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她走了，教她回到卫老婆于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原刊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

弟兄

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秦益堂捧着水烟筒咳得喘不过气来，大家也只得住口。久之，他抬起紫涨着的脸来了，还是气喘吁吁的，说：

“到昨天，他们又打起架来了，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我怎么喝也喝不住。”他生着几根花白胡子的嘴唇还抖着。“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己赔出来……。”

“你看，还是为钱，”张沛君就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在深眼眶里慈爱地闪烁。“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

“像你们的弟兄，那里有呢。”益堂说。

“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益翁也只要对令郎开导开导……。”

“那－－里……。”益堂摇头说。

“这大概也怕不成。”汪月生说，于是恭敬地看着沛君的眼，“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

“他们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益堂说。

“令弟仍然是忙？……”月生问。

“还是一礼拜十八点钟功课，外加九十三本作文，简直忙不过来。这几天可是请假了，身热，大概是受了一点寒……。”

“我看这倒该小心些，”月生郑重地说。“今天的报上就说，现在时症流行……。”

“什么时症呢？”沛君吃惊了，赶忙地问。

“那我可说不清了。记得是什么热罢。”

沛君迈开步就奔向阅报室去。

“真是少有的，”月生目送他飞奔出去之后，向着秦益堂赞叹着。“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家里那里还会闹乱子。我就学不来……。”

“说是折在公债票上的钱不能开公账……。”益堂将纸煤子插在纸煤管子里，恨恨地说。

办公室中暂时的寂静，不久就被沛君的步声和叫听差的声音震破了。他仿佛已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说话有些口吃了，声音也发着抖。他叫听差打电话给普悌思普大夫，请他即刻到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去看病。

月生便知道他很着急，因为向来知道他虽然相信西医，而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现在却请的是这里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于是迎了出去，只见他脸色青青的站在外面听听差打电话。

“怎么了？”

“报上说……说流行的是猩……猩红热。我我午后来局的时，靖甫就是满脸通红……。已经出门了么？请……请他们打电话找，请他即刻来，同兴公寓，同兴公寓……。”

他听听差打完电话，便奔进办公室，取了帽子。汪月生也代为着急，跟了进去。

“局长来时，请给我请假，说家里有病人，看医生……。”他胡乱点着头，说。

“你去就是。局长也未必来。”月生说。

但是他似乎没有听到，已经奔出去了。

他到路上，已不再较量车价如平时一般，一看见一个稍微壮大，似乎能走的车夫，问过价钱，便一脚跨上车去，道，“好。只要给我快走！”

公寓却如平时一般，很平安，寂静；一个小伙计仍旧坐在门外拉胡琴。他走进他兄弟的卧室，觉得心跳得更利害，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而且发喘。他伸手去一摸他的头，又热得炙手。

“不知道是什么病？不要紧罢？”靖甫问，眼里发出忧疑的光，显系他自己也觉得不寻常了。

“不要紧的，……伤风罢了。”他支梧着回答说。

他平时是专爱破除迷信的，但此时却觉得靖甫的样子和说话都有些不祥，仿佛病人自己就有了什么豫感。这思想更使他不安，立即走出，轻轻地叫了伙计，使他打电话去问医院：可曾找到了普大夫？

“就是啦，就是啦。还没有找到。”伙计在电话口边说。

沛君不但坐不稳，这时连立也不稳了；但他在焦急中，却忽而碰着了一条生路：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他也许已经听到了……。

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

白问山却毫不介意，立刻戴起玳瑁边墨晶眼镜，同到靖甫的房里来。他诊过脉，在脸上端详一回，又翻开衣服看了胸部，便从从容容地告辞。沛君跟在后面，一直到他的房里。

他请沛君坐下，却是不开口。

“问山兄，舍弟究竟是……？”他忍不住发问了。

“红斑痧。你看他已经‘见点’了。”

“那么，不是猩红热？”沛君有些高兴起来。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这立刻使他手脚觉得发冷。

“可以医么？”他愁苦地问。

“可以。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

他已经胡涂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竟请白问山开了药方，从他房里走出；但当经过电话机旁的时候，却又记起普大夫来了。他仍然去问医院，答说已经找到了，可是很忙，怕去得晚，须待明天早晨也说不定的。然而他还叮嘱他要今天一定到。

他走进房去点起灯来看，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起来。他坐着，却似乎所坐的是针毡；在夜的渐就寂静中，在他的翘望中，每一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更使他听得分明，有时竟无端疑为普大夫的汽车，跳起来去迎接。但是他还未走到门口，那汽车却早经驶过去了；惘然地回身，经过院落时，见皓月已经西升，邻家的一株古槐，便投影地上，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

突然一声乌鸦叫。这是他平日常常听到的；那古槐上就有三四个乌鸦窠。但他现在却吓得几乎站住了，心惊肉跳地轻轻地走进靖甫的房里时，见他闭了眼躺着，满脸仿佛都见得浮肿；但没有睡，大概是听到脚步声了，忽然张开眼来，那两道眼光在灯光中异样地凄怆地发闪。

“信么？”靖甫问。

“不，不。是我。”他吃惊，有些失措，吃吃地说，“是我。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好得快一点。他还没有来……。”

靖甫不答话，合了眼。他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一切都静寂，只听得病人的急促的呼吸声，和闹钟的札札地作响。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罢，可是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

对面的寓客还没有回来，照例是看戏，或是打茶围〔２〕去了。但夜却已经很深了，连汽车也逐渐地减少。强烈的银白色的月光，照得纸窗发白。

他在等待的厌倦里，身心的紧张慢慢地弛缓下来了，至于不再去留心那些汽笛。但凌乱的思绪，却又乘机而起；他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而且是不可救的。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

后事怎么办呢，连买棺木的款子也不够，怎么能够运回家，只好暂时寄顿在义庄〔３〕里……。

忽然远远地有一阵脚步声进来，立刻使他跳起来了，走出房去，却知道是对面的寓客。

“先帝爷，在白帝城……。”〔４〕

他一听到这低微高兴的吟声，便失望，愤怒，几乎要奔上去叱骂他。但他接着又看见伙计提着风雨灯，灯光中照出后面跟着的皮鞋，上面的微明里是一个高大的人，白脸孔，黑的络腮胡子。这正是普悌思。

他像是得了宝贝一般，飞跑上去，将他领入病人的房中。两人都站在床面前，他擎了洋灯，照着。

“先生，他发烧……。”沛君喘着说。

“什么时候，起的？”普悌思两手插在裤侧的袋子里，凝视着病人的脸，慢慢地问。

“前天。不，大……大大前天。”

普大夫不作声，略略按一按脉，又叫沛君擎高了洋灯，照着他在病人的脸上端详一回；又叫揭去被卧，解开衣服来给他看。看过之后，就伸出手指在肚子上去一摩。

“Ｍｅａｓｌｅｓ……”普悌思低声自言自语似的说。

“疹子么？”他惊喜得声音也似乎发抖了。

“疹子。”

“就是疹子？……”

“疹子。”

“你原来没有出过疹子？……”

他高兴地刚在问靖甫时，普大夫已经走向书桌那边去了，于是也只得跟过去。只见他将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拉过桌上的一张信笺，从衣袋里掏出一段很短的铅笔，就桌上飕飕地写了几个难以看清的字，这就是药方。

“怕药房已经关了罢？”沛君接了方，问。

“明天不要紧。明天吃。”

“明天再看？……”

“不要再看了。酸的，辣的，太咸的，不要吃。热退了之后，拿小便，送到我的，医院里来，查一查，就是了。装在，干净的，玻璃瓶里；外面，写上名字。”

普大夫且说且走，一面接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入衣袋里，一径出去了。他送出去，看他上了车，开动了，然后转身，刚进店门，只听得背后ｇｏｇｏ的两声，他才知道普悌思的汽车的叫声原来是牛吼似的。但现在是知道也没有什么用了，他想。

房子里连灯光也显得愉悦；沛君仿佛万事都已做讫，周围都很平安，心里倒是空空洞洞的模样。他将钱和药方交给跟着进来的伙计，叫他明天一早到美亚药房去买药，因为这药房是普大夫指定的，说惟独这一家的药品最可靠。

“东城的美亚药房！一定得到那里去。记住：美亚药房！”他跟在出去的伙计后面，说。

院子里满是月色，白得如银；“在白帝城”的邻人已经睡觉了，一切都很幽静。只有桌上的闹钟愉快而平匀地札札地作响；虽然听到病人的呼吸，却是很调和。他坐下不多久，忽又高兴起来。

“你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遇到了什么奇迹似的，惊奇地问。

“…………”

“你自己是不会记得的。须得问母亲才知道。”

“…………”

“母亲又不在这里。竟没有出过疹子。哈哈哈！”

沛君在床上醒来时，朝阳已从纸窗上射入，刺着他朦胧的眼睛。但他却不能即刻动弹，只觉得四肢无力，而且背上冷冰冰的还有许多汗，而且看见床前站着一个满脸流血的孩子，自己正要去打她。

但这景象一刹那间便消失了，他还是独自睡在自己的房里，没有一个别的人。他解下枕衣来拭去胸前和背上的冷汗，穿好衣服，走向靖甫的房里去时，只见“在白帝城”的邻人正在院子里漱口，可见时候已经很不早了。

靖甫也醒着了，眼睁睁地躺在床上。

“今天怎样？”他立刻问。

“好些……。”

“药还没有来么？”

“没有。”

他便在书桌旁坐下，正对着眠床；看靖甫的脸，已没有昨天那样通红了。但自己的头却还觉得昏昏的，梦的断片，也同时闪闪烁烁地浮出：

——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忙着收殓，独自背了一口棺材，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地方仿佛是在家里，看见许多熟识的人们在旁边交口赞颂……。

——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

他因为这些梦迹的袭击，怕得想站起来，走出房外去，但终于没有动。也想将这些梦迹压下，忘却，但这些却像搅在水里的鹅毛一般，转了几个围，终于非浮上来不可：

——荷生满脸是血，哭着进来了。他跳在神堂〔５〕上……。那孩子后面还跟着一群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知道他们是都来攻击他的……。

——“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他听得自己这样说。

——荷生就在他身边，他又举起了手掌……。

他忽而清醒了，觉得很疲劳，背上似乎还有些冷。靖甫静静地躺在对面，呼吸虽然急促，却是很调匀。桌上的闹钟似乎更用了大声札札地作响。

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脸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

伙计送药进来了，还拿着一包书。

“什么？”靖甫睁开了眼睛，问。

“药。”他也从惝恍中觉醒，回答说。

“不，那一包。”

“先不管它。吃药罢。”他给靖甫服了药，这才拿起那包书来看，道，“索士寄来的。一定是你向他去借的那一本：《ＳｅｓａｍｅａｎｄＬｉｌｉｅｓ》〔６〕。”

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过了一会，高兴地低声说：

“等我好起来，译一点寄到文化书馆去卖几个钱，不知道他们可要……。”

这一天，沛君到公益局比平日迟得多，将要下午了；办公室里已经充满了秦益堂的水烟的烟雾。汪月生远远地望见，便迎出来。

“嚯！来了。令弟全愈了罢？我想，这是不要紧的；时症年年有，没有什么要紧。我和益翁正惦记着呢；都说：怎么还不见来？现在来了，好了！但是，你看，你脸上的气色，多少……。是的，和昨天多少两样。”

沛君也仿佛觉得这办公室和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生疏了。虽然一切也还是他曾经看惯的东西：断了的衣钩，缺口的唾壶，杂乱而尘封的案卷，折足的破躺椅，坐在躺椅上捧着水烟筒咳嗽而且摇头叹气的秦益堂……。

“他们也还是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

“所以呀，”月生一面回答他，“我说你该将沛兄的事讲给他们，教他们学学他。要不然，真要把你老头儿气死了……。”

“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算公用的，应该……应该……。”益堂咳得弯下腰去了。

“真是‘人心不同’……。”月生说着，便转脸向了沛君，

“那么，令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医生说是疹子。”

“疹子？是呵，现在外面孩子们正闹着疹子。我的同院住着的三个孩子也都出了疹子了。那是毫不要紧的。但你看，你昨天竟急得那么样，叫旁人看了也不能不感动，这真所谓‘兄弟怡怡’。”〔７〕

“昨天局长到局了没有？”

“还是‘杳如黄鹤’。你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

“说是应该自己赔。”益堂自言自语地说。“这公债票也真害人，我是一点也莫名其妙。你一沾手就上当。到昨天，到晚上，也还是从堂屋一直打到大门口。老三多两个孩子上学，老五也说他多用了公众的钱，气不过……。”

“这真是愈加闹不清了！”月生失望似的说。“所以看见你们弟兄，沛君，我真是‘五体投地’。是的，我敢说，这决不是当面恭维的话。”

沛君不开口，望见听差的送进一件公文来，便迎上去接在手里。月生也跟过去，就在他手里看着，念道：

“‘公民郝上善等呈：东郊倒毙无名男尸一具请饬分局速行拨棺抬埋以资卫生而重公益由’。我来办。你还是早点回去罢，你一定惦记着令弟的病。你们真是‘[脊鸟][令鸟]在原’〔８〕……。”

“不！”他不放手，“我来办。”

月生也就不再去抢着办了。沛君便十分安心似的沉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呈文，一面伸手去揭开了绿锈斑斓的墨盒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三期。

〔２〕 打茶围旧时对去妓院喝茶、胡调一类行为的俗称。

〔３〕 义庄以慈善、公益名义供人寄存灵柩的地方。

〔４〕“先帝爷，在白帝城”京剧《失街亭》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先帝爷指刘备，他在彝陵战役中被吴国的陆逊战败，死于白帝城（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

〔５〕神堂供奉祖先牌位或画像的地方，也称神龛，一般设在堂屋的正面。

〔６〕《ＳｅｓａｍｅａｎｄＬｉｌｉｅｓ》《芝麻和百合》，英国政论家和艺术批评家罗斯金（．ＪＲｕｓｋｉｎ．１８１９—１９００）的演讲论文集。

〔７〕“兄弟怡怡”语见《论语·子路》。怡怡，和气、亲切的样子。

〔８〕“[脊鸟][令鸟]在原”语见《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鸟][令鸟]，原作脊令，据《毛诗正义》，这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中以此比喻兄弟在急难中，也要互相救助。

离婚

“阿阿，木叔！新年恭喜，发财发财！”

“你好，八三！恭喜恭喜！……”

“唉唉，恭喜！爱姑也在这里……”

“阿阿，木公公！……”

庄木三和他的女儿——爱姑——刚从木莲桥头跨下航船去，船里面就有许多声音一齐嗡的叫了起来，其中还有几个人捏着拳头打拱；同时，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坐位来了。庄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将长烟管倚在船边；爱姑便坐在他左边，将两只钩刀样的脚正对着八三摆成一个“八”字。

“木公公上城去？”一个蟹壳脸的问。

“不上城，”木公公有些颓唐似的，但因为紫糖色脸上原有许多皱纹，所以倒也看不出什么大变化，“就是到庞庄去走一遭。”

合船都沉默了，只是看他们。

“也还是为了爱姑的事么？”好一会，八三质问了。

“还是为她。……这真是烦死我了，已经闹了整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

“这回还是到慰老爷家里去？……”

“还是到他家。他给他们说和也不止一两回了，我都不依。这倒没有什么。这回是他家新年会亲，连城里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八三的眼睛睁大了。“他老人家也出来说话了么？……那是……。其实呢，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２〕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况且爱姑回到那边去，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味儿……。”他于是顺下眼睛去。

“我倒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八三哥！”爱姑愤愤地昂起头，说，“我是赌气。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有这么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３〕，就不说人话了么？他不能像慰老爷似的不通，只说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对他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

八三被说服了，再开不得口。

只有潺潺的船头激水声；船里很静寂。庄木三伸手去摸烟管，装上烟。

斜对面，挨八三坐着的一个胖子便从肚兜里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线，给他按在烟斗上。

“对对。”①木三点头说。

“我们虽然是初会，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说。“是的，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施家的儿子姘上了寡妇，我们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带了六位儿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灶，谁不说应该？……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怕他们甚的！……”

“你这位阿叔真通气，”爱姑高兴地说，“我虽然不认识你这位阿叔是谁。”

“我叫汪得贵。”胖子连忙说。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慰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么？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

“你这妈的！”木三低声说。

“可是我听说去年年底施家送给慰老爷一桌酒席哩，八公公。”蟹壳脸道。

“那不碍事。”汪得贵说，“酒席能塞得人发昏么？酒席如果能塞得人发昏，送大菜〔４〕又怎样？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譬如，一个人受众人欺侮，他们就出来讲公道话，倒不在乎有没有酒喝。去年年底我们敝村的荣大爷从北京回来，他见过大场面的，不像我们乡下人一样。他就说，那边的第一个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

“汪家汇头的客人上岸哩！”船家大声叫着，船已经要停下来。

“有我有我！”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从中舱一跳，随着前进的船走在岸上了。

“对对！”他还向船里面的人点头，说。

船便在新的静寂中继续前进；水声又很听得出了，潺潺的。八三开始打磕睡了，渐渐地向对面的钩刀式的脚张开了嘴。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她们撷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

爱姑瞪着眼看定篷顶，大半正在悬想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慰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见过两回，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这种人本村里就很多，无非脸色比他紫黑些。

庄木三的烟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底里的烟油吱吱地叫了，还吸着。他知道一过汪家汇头，就到庞庄；而且那村口的魁星阁〔５〕也确乎已经望得见。庞庄，他到过许多回，不足道的，以及慰老爷。他还记得女儿的哭回来，他的亲家和女婿的可恶，后来给他们怎样地吃亏。想到这里，过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开，一到惩治他亲家这一局，他向来是要冷冷地微笑的，但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

船在继续的寂静中继续前进；独有念佛声却宏大起来；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爱姑一同浸在沉思里。

“木叔，你老上岸罢，庞庄到了。”

木三他们被船家的声音警觉时，面前已是魁星阁了。他跳上岸，爱姑跟着，经过魁星阁下，向着慰老爷家走。朝南走过三十家门面，再转一个弯，就到了，早望见门口一列地泊着四只乌篷船。

他们跨进黑油大门时，便被邀进门房去；大门后已经坐满着两桌船夫和长年。爱姑不敢看他们，只是溜了一眼，倒也并不见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踪迹。

当工人搬出年糕汤来时，爱姑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来了，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么？”她想。“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我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从十五岁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

她喝完年糕汤；知道时机将到。果然，不一会，她已经跟着一个长年，和她父亲经过大厅，又一弯，跨进客厅的门槛去了。

客厅里有许多东西，她不及细看；还有许多客，只见红青缎子马挂发闪。在这些中间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这一定是七大人了。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爱姑很觉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

“这就是‘屁塞’〔６〕，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

“水银浸”周围即刻聚集了几个头，一个自然是慰老爷；还有几位少爷们，因为被威光压得像瘪臭虫了，爱姑先前竟没有见。

她不懂后一段话；无意，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么“水银浸”，便偷空向四处一看望，只见她后面，紧挨着门旁的墙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虽然只一瞥，但较之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分明都见得苍老了。

接着大家就都从“水银浸”周围散开；慰老爷接过“屁塞”，坐下，用指头摩挲着，转脸向庄木三说话。

“就是你们两个么？”

“是的。”

“你的儿子一个也没有来？”

“他们没有工夫。”

“本来新年正月又何必来劳动你们。但是，还是只为那件事，……我想，你们也闹得够了。不是已经有两年多了么？我想，冤仇是宜解不宜结的。爱姑既然丈夫不对，公婆不喜欢……。也还是照先前说过那样：走散的好。我没有这么大面子，说不通。七大人是最爱讲公道话的，你们也知道。现在七大人的意思也这样：和我一样。可是七大人说，两面都认点晦气罢，叫施家再添十块钱：九十元！”

“…………”

“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没有这么便宜。这话只有我们的七大人肯说。”

七大人睁起细眼，看着庄木三，点点头。

爱姑觉得事情有些危急了，她很怪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这里竟说不出话。她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她自从听到七大人的一段议论之后，虽不很懂，但不知怎的总觉得他其实是和蔼近人，并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样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书识理，顶明白的；”她勇敢起来了。“不像我们乡下人。我是有冤无处诉；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都像个‘气杀钟馗’〔７〕。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鸡，那里是我没有关好吗？那是那只杀头癞皮狗偷吃糠拌饭，拱开了鸡橱门。那‘小畜生’不分青红皂白，就夹脸一嘴巴……。”

七大人对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缘故的。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鉴；知书识理的人什么都知道。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８〕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

“那些事是七大人都知道的。”慰老爷仰起脸来说。“爱姑，你要是不转头，没有什么便宜的。你就总是这模样。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那时候是，‘公事公办’，那是，……你简直……。”

“那我就拚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

“那倒并不是拚命的事，”七大人这才慢慢地说了。“年纪青青。一个人总要和气些：‘和气生财’。对不对？我一添就是十块，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于是转脸向着一个尖下巴的少爷道，“对不对？”

“的的确确。”尖下巴少爷赶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声说。

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

“怎么连七大人……。”她满眼发了惊疑和失望的光。“是的……。我知道，我们粗人，什么也不知道。就怨我爹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发昏了。就专凭他们‘老畜生’‘小畜生’摆布；他们会报丧似的急急忙忙钻狗洞，巴结人……。”

“七大人看看，”默默地站在她后面的“小畜生”忽然说话了。“她在大人面前还是这样。那在家里是，简直闹得六畜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声声‘小畜生’，‘逃生子’②。”

“那个‘娘滥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爱姑回转脸去大声说，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还有话要当大众面前说说哩。他那里有好声好气呵，开口‘贱胎’，闭口‘娘杀’。自从结识了那婊子，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七大人，你给我批评批评，这……。”

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

“来－－兮！”七大人说。

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立刻进来一个蓝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对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七大人将嘴一动，但谁也听不清说什么。然而那男人，却已经听到了，而且这命令的力量仿佛又已钻进了他的骨髓里，将身子牵了两牵，“毛骨耸然”似的；一面答应道：

“是。”他倒退了几步，才翻身走出去。

爱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来，那事情是万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这时才又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卤了。她非常后悔，不由的自己说：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

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她的话虽然微细得如丝，慰老爷却像听到霹雳似的了；他跳了起来。

“对呀！七大人也真公平；爱姑也真明白！”他夸赞着，便向庄木三，“老木，那你自然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她自己已经答应。我想你红绿帖〔９〕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我通知过你。那么，大家都拿出来……。”

爱姑见她爹便伸手到肚兜里去掏东西；木棍似的那男人也进来了，将小乌龟模样的一个漆黑的扁的小东西〔１０〕递给七大人。爱姑怕事情有变故，连忙去看庄木三，见他已经在茶几上打开一个蓝布包裹，取出洋钱来。

七大人也将小乌龟头拔下，从那身子里面倒一点东西在真心上；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扁东西去。七大人随即用那一只手的一个指头蘸着掌心，向自己的鼻孔里塞了两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黄焦焦了。他皱着鼻子，似乎要打喷嚏。

庄木三正在数洋钱。慰老爷从那没有数过的一叠里取出一点来，交还了“老畜生”；又将两份红绿帖子互换了地方，推给两面，嘴里说道：

“你们都收好。老木，你要点清数目呀。这不是好当玩意儿的，银钱事情……。”

“呃啾”的一声响，爱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喷嚏了，但不由得转过眼去看。只见七大人张着嘴，仍旧在那里皱鼻子，一只手的两个指头却撮着一件东西，就是那“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在鼻子旁边摩擦着。

好容易，庄木三点清了洋钱；两方面各将红绿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紧着的脸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

“好！事情是圆功了。”慰老爷看见他们两面都显出告别的神气，便吐一口气，说。“那么，嗡，再没有什么别的了。恭喜大吉，总算解了一个结。你们要走了么？不要走，在我们家里喝了新年喜酒去：这是难得的。”

“我们不喝了。存着，明年再来喝罢。”爱姑说。

“谢谢慰老爷。我们不喝了。我们还有事情……。”庄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说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唔？怎么？不喝一点去么？”慰老爷还注视着走在最后的爱姑，说。

“是的，不喝了。谢谢慰老爷。”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①“对对”是“对不起对不起”之略，或“得罪得罪”的合音：未详。——作者原注。

②私生儿。——作者原注。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五十四期。

〔２〕拆灶是旧时绍兴等地农村的一种风俗。当民间发生纠纷时，一方将对方的锅灶拆掉，认为这是给对方很大的侮辱。

〔３〕换贴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异姓兄弟，各人将姓名、生辰、籍贯、家世等项写在帖子上，彼此交换保存，称为换帖。

〔４〕大菜旧时对西餐的俗称。

〔５〕魁星阁供奉魁星的阁楼。魁星原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所谓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称。最初在汉代人的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昌”的说法，后奎星被附会为主宰科名和文运兴衰的神。

〔６〕“屁塞”古时，人死后常用小型的玉、石等塞在死者的口、耳、鼻、肛门等处，据说可以保持尸体长久不烂。塞在肛门的叫“屁塞”。殉葬的金、玉等物，经后人发掘，其出土不久的叫“新坑”，出土年代久远的叫“旧坑”，又古人大殓时，常用水银粉涂在尸体上，以保持长久不烂；出土的殉葬的金、玉等物，浸染了水银的斑点，叫“水银浸”。

〔７〕“气杀钟馗”据旧小说《捉鬼传》：钟馗是唐代秀才，后来考取状元，因为皇帝嫌他相貌丑陋，打算另选，于是“钟馗气得暴跳如雷”，自刎而死。民间“气杀钟馗”（凶相、难看的面孔等意思）的成语即由此而来。

〔８〕三茶六礼意为明媒正娶。我国旧时习俗，娶妻多用茶为聘礼，所以女子受聘称为受茶。据明代陈耀文的《天中记》卷四十四说：“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六礼”，据《仪礼·士昏礼》（按昏即婚），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种仪式。

〔９〕红绿帖旧时男女订婚时两家交换的帖子。

〔１０〕指鼻烟壶。鼻烟是一种由鼻孔吸入的粉末状的烟。

幸福的家庭〔1〕

——拟许钦文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而我，……这算是什么？……”他想到这里，忽然从床上跳起来了。以先他早已想过，须得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了；投稿的地方，先定为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的丰。但作品就须有范围，否则，恐怕要不收的。范围就范围，……现在的青年的脑里的大问题是？……大概很不少，或者有许多是恋爱，婚姻，家庭之类罢。……是的，他们确有许多人烦闷着，正在讨论这些事。〔２〕那么，就来做家庭。然而怎么做做呢？……否则，恐怕要不收的，何必说些背时的话，然而……。他跳下卧床之后，四五步就走到书桌面前，坐下去，抽出一张绿格纸，毫不迟疑，但又自暴自弃似的写下一行题目道：《幸福的家庭》。

他的笔立刻停滞了；他仰了头，两眼瞪着房顶，正在安排那安置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他想：“北京？不行，死气沉沉，连空气也是死的。假如在这家庭的周围筑一道高墙，难道空气也就隔断了么？简直不行！江苏浙江天天防要开仗；福建更无须说。四川，广东？都正在打。〔３〕山东河南之类？——阿阿，要绑票〔４〕的，倘使绑去一个，那就成为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贵；……假如在外国，笑话。云南贵州不知道怎样，但交通也太不便……。”他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地方，便要假定为Ａ了，但又想，“现有不少的人是反对用西洋字母来代人地名的〔５〕，说是要减少读者的兴味。我这回的投稿，似乎也不如不用，安全些。那么，在那里好呢？——湖南也打仗；大连仍然房租贵；察哈尔〔６〕，吉林，黑龙江罢，——听说有马贼，也不行！……”他又想来想去，又想不出好地方，于是终于决心，假定这“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Ａ。

“总之，这幸福的家庭一定须在Ａ，无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两夫妇，就是主人和主妇，自由结婚的。他们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却是中国装，……”

“不行不行，那不行！二十五斤！”

他听得窗外一个男人的声音，不由的回过头去看，窗幔垂着，日光照着，明得眩目，他的眼睛昏花了；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声响。“不相干，”他又回过头来想，“什么‘二十五斤’？——他们是优美高尚，很爱文艺的。但因为都从小生长在幸福里，所以不爱俄国的小说……。俄国小说多描写下等人，实在和这样的家庭也不合。‘二十五斤’？不管他。那么，他们看看什么书呢？——裴伦的诗？吉支〔７〕的？不行，都不稳当。——哦，有了，他们都爱看《理想之良人》〔８〕。我虽然没有见过这部书，但既然连大学教授也那么称赞他，想来他们也一定都爱看，你也看，我也看，——他们一人一本，这家庭里一共有两本，……”他觉得胃里有点空虚了，放下笔，用两只手支着头，教自己的头像地球仪似的在两个柱子间挂着。

“……他们两人正在用午餐，”他想，“桌上铺了雪白的布；厨子送上菜来，——中国菜。什么‘二十五斤’？不管他。为什么倒是中国菜？西洋人说，中国菜最进步，最好吃，最合于卫生〔８〕：所以他们采用中国菜。送来的是第一碗，但这第一碗是什么呢？……”

“劈柴，……”

他吃惊的回过头去看，靠左肩，便立着他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

“什么？”他以为她来搅扰了他的创作，颇有些愤怒了。

“劈架，都用完了，今天买了些。前一回还是十斤两吊四，今天就要两吊六。我想给他两吊五，好不好？”

“好好，就是两吊五。”

“称得太吃亏了。他一定只肯算二十四斤半；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半，好不好？”

“好好，就算他二十三斤半。”

“那么，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

“唔唔，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他也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忽而奋然的抓起笔来，就在写着一行“幸福的家庭”的绿格纸上起算草，起了好久，这才仰起头来说道：

“五吊八！”

“那是，我这里不够了，还差八九个……。”

他抽开书桌的抽屉，一把抓起所有的铜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摊开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才又回过头来向书桌。他觉得头里面很胀满，似乎桠桠叉叉的全被木柴填满了，五五二十五，脑皮质上还印着许多散乱的亚剌伯数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气，又用力的呼出，仿佛要借此赶出脑里的劈柴，五五二十五和亚刺伯数字来。果然，吁气之后，心地也就轻松不少了，于是仍复恍恍忽忽的想——“什么菜？菜倒不妨奇特点。滑溜里脊，虾子海参，实在太凡庸。我偏要说他们吃的是‘龙虎斗’。但‘龙虎斗’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蛇和猫，是广东的贵重菜，非大宴会不吃的。但我在江苏饭馆的菜单上就见过这名目，江苏人似乎不吃蛇和猫，恐怕就如谁所说，是蛙和鳝鱼了。现在假定这主人和主妇为那里人呢？——不管他。总而言之，无论那里人吃一碗蛇和猫或者蛙和鳝鱼，于幸福的家庭是决不会有损伤的。总之这第一碗一定是‘龙虎斗’，无可磋商。

“于是一碗‘龙虎斗’摆在桌子中央了，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

“‘Ｍｙｄｅａｒ，ｐｌｅａｓｅ．’

“‘Ｐｌｅａｓｅｙｏｕｅａｔｆｉｒｓｔ，ｍｙｄｅａｒ．’

“‘Ｏｈｎｏ，ｐｌｅａｓｅｙｏｒ！’〔１０〕

“于是他们同时伸下筷子去，同时夹出一块蛇肉来，——不不，蛇肉究竟太奇怪，还不如说是鳝鱼罢。那么，这碗‘龙虎斗’是蛙和鳝鱼所做的了。他们同时夹出一块鳝鱼来，一样大小，五五二十五，三五……不管他，同时放进嘴里去，……”他不能自制的只想回过头去看，因为他觉得背后很热闹，有人来来往往的走了两三回。但他还熬着，乱嘈嘈的接着想，“这似乎有点肉麻，那有这样的家庭？唉唉，我的思路怎么会这样乱，这好题目怕是做不完篇的了。——或者不必定用留学生，就在国内受了高等教育的也可以。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高尚优美，高尚……。男的是文学家；女的也是文学家，或者文学崇拜家。或者女的是诗人；男的是诗人崇拜者，女性尊重者。或者……”他终于忍耐不住，回过头去了。

就在他背后的书架的旁边，已经出现了一座白菜堆，下层三株，中层两株，顶上一株，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Ａ字。

“唉唉！”他吃惊的叹息，同时觉得脸上骤然发热了，脊梁上还有许多针轻轻的刺着。“吁……。”他很长的嘘一口气，先斥退了脊梁上的针，仍然想，“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宽绰。有一间堆积房，白菜之类都到那边去。主人的书房另一间，靠壁满排着书架，那旁边自然决没有什么白菜堆；架上满是中国书，外国书，《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内，——一共有两部。卧室又一间；黄铜床，或者质朴点，第一监狱工场做的榆木床也就够，床底下很干净，……”他当即一瞥自己的床下，劈柴已经用完了，只有一条稻草绳，却还死蛇似的懒懒的躺着。

“二十三斤半，……”他觉得劈柴就要向床下“川流不息”的进来，头里面又有些桠桠叉叉了，便急忙起立，走向门口去想关门。但两手刚触着门，却又觉得未免太暴躁了，就歇了手，只放下那积着许多灰尘的门幕。他一面想，这既无闭关自守之操切，也没有开放门户之不安：是很合于“中庸之道”〔１１〕的。

“……所以主人的书房门永远是关起来的。”他走回来，坐下，想，“有事要商量先敲门，得了许可才能进来，这办法实在对。现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主妇来谈文艺了，也就先敲门。——这可以放心，她必不至于捧着白菜的。

“‘Ｃｏｍｅｉｎ，ｐｌｅａｓｅ，ｍｙｄｅａｒ．’〔１２〕

“然而主人没有工夫谈文艺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不理她，听她站在外面老是剥剥的敲？这大约不行罢。或者《理想之良人》里面都写着，——那恐怕确是一部好小说，我如果有了稿费，也得去买他一部来看看……。”

拍！

他腰骨笔直了，因为他根据经验，知道这一声“拍”是主妇的手掌打在他们的三岁的女儿的头上的声音。

“幸福的家庭，……”他听到孩子的呜咽了，但还是腰骨笔直的想，“孩子是生得迟的，生得迟。或者不如没有，两个人干干净净。——或者不如住在客店里，什么都包给他们，一个人干干……”他听得呜咽声高了起来，也就站了起来，钻过门幕，想着，“马克思在儿女的啼哭声中还会做《资本论》，所以他是伟人，……”走出外间，开了风门，闻得一阵煤油气。孩子就躺倒在门的右边，脸向着地，一见他，便“哇”的哭出来了。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我的好孩子。”他弯下腰去抱她。

他抱了她回转身，看见门左边还站着主妇，也是腰骨笔直，然而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的似乎豫备开始练体操。

“连你也来欺侮我！不会帮忙，只会捣乱，——连油灯也要翻了他。晚上点什么？……”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发抖的声音放在脑后，抱她进房，摩着她的头，说，“我的好孩子。”于是放下她，拖开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两膝的中间，擎起手来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猫洗脸’给你看。”他同时伸长颈子，伸出舌头，远远的对着手掌舔了两舔，就用这手掌向了自己的脸上画圆圈。

“呵呵呵，花儿。”她就笑起来了。

“是的是的，花儿。”他又连画上几个圆圈，这才歇了手，只见她还是笑迷迷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忽而觉得，她那可爱的天真的脸，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通红的嘴唇尤其像，不过缩小了轮廓。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迷迷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的坐着，仿佛有些醉了。

“阿阿，可爱的嘴唇……”他想。

门幕忽然挂起。劈柴运进来了。

他也忽然惊醒，一定睛，只见孩子还是挂着眼泪，而且张开了通红的嘴唇对他看。“嘴唇……”他向旁边一瞥，劈柴正在进来，“……恐怕将来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两只眼睛阴凄凄的……。”他想着，随即粗暴的抓起那写着一行题目和一堆算草的绿格纸来，揉了几揉，又展开来给她拭去了眼泪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罢。”他一面推开她，说；一面就将纸团用力的掷在纸篓里。

但他又立刻觉得对于孩子有些抱歉了，重复回头，目送着她独自茕茕的出去；耳朵里听得木片声。他想要定一定神，便又回转头，闭了眼睛，息了杂念，平心静气的坐着。他看见眼前浮出一朵扁圆的乌花，橙黄心，从左眼的左角漂到右，消失了；接着一朵明绿花，墨绿色的心；接着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Ａ字。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月刊第十卷第三号。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我于去年在《晨报副刊》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过单是这样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来，又适值没有别的事，于是就这样的写下来了。只是到末后，又似乎渐渐的出了轨，因为过于沉闷些。我觉得他的作品的收束，大抵是不至于如此沉闷的。但就大体而言，也仍然不能说不是“拟”。二月十八日灯下，在北京记。”

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当时的青年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故乡》等。他的《理想的伴侣》是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八号刊出的“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启事而写的一篇讽刺小说，载于同年九月九日北京《晨报副刊》。

〔２〕指当时一些报刊关于恋爱、婚姻、家庭问题的讨论。如一九二三年五、六月间《晨报副刊》进行的“爱情定则”的讨论；《妇女杂志》关于理想配偶的征文以及出版“配偶选择号”（第九卷第十一号）等。

〔３〕关于江浙等地的战争，当指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对峙；直系军阀孙传芳与福建军阀王永泉等人的战争；四川军阀杨森对熊克武的战争；广东军阀陈炯明与桂系、滇系军阀的战争；湖南军阀赵恒惕对谭延笥的战争。

〔４〕绑票旧时盗匪把人劫走，强迫被劫持者的亲属出钱赎买，称为绑票。当时山东、河南是土匪头子孙美瑶、“老洋人”等活动的地区，经常发生这类事件。

〔５〕关于罗马字母代替小说中人名地名问题，一九二三年六月至九月间《晨报副刊》上曾有过争论。八月二十六日该刊所载郑兆松的《罗马字母问题的小小结束》认为：“小说里羼用些罗马字母，不认识罗马文字的大多数民众看来，就会产生出一种厌恶的情感，至少，也足以减少它们的普遍性。”

〔６〕察哈尔指当时的察哈尔特别区。一九二八年改设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７〕裴伦（Ｇ．Ｇ．Ｂｙｒ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２４）通译拜伦，英国诗人。著有长诗《唐·璜》、诗剧《曼佛雷特》等。吉支（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通译济慈，英国诗人。著有《为和平而写的十四行诗》、长诗《伊莎贝拉》等。

〔８〕《理想之良人》即四幕剧《ＡｎＩｄｅ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英国王尔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６—１９００）著。该剧在“五四”前被译成中文，曾连载于《新青年》第一卷第二、三、四、六号和第二卷第二号。

〔９〕关于西洋人称赞中国菜，作者曾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这样说过：“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ｎ。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和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ｎ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

〔１０〕这三行英文的意思是：“我亲爱的，请。”“你请先吃，我亲爱的。”“不，你请！”

〔１１〕“中庸之道”儒家学说。据宋代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１２〕这一行英文的意思是：“请进来，我亲爱的。”

伤逝〔1〕

——涓生的手记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２〕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３〕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４〕……。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帖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胡，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５〕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奉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秘书处启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蹰，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崛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帖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油鸡们。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６〕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后来，经多次的抗争和催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我们和阿随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鲜肥；可是其实都很瘦，因为它们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几粒高粱了。从此便清静得多。只有子君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但是阿随也将留不住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来信，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来。冬季又逼近得这么快，火炉就要成为很大的问题；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于是连它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标〔７〕到庙市去出卖，也许能得几文钱罢，然而我们都不能，也不愿这样做。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我一回寓，觉得又清静得多多了；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自然是为阿随。但又何至于此呢？我还没有说起推在土坑里的事。

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么今天这样儿了？”我忍不住问。

“什么？”她连看也不看我。

“你的脸色……。”

“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我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这于我尤为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得到轻蔑的一瞥，但此地却决无那样的横祸，因为他们是永远围在别的铁炉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炉边的。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８〕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

冷了起来，火炉里的不死不活的几片硬煤，也终于烧尽了，已是闭馆的时候。又须回到吉兆胡同，领略冰冷的颜色去了。近来也间或遇到温暖的神情，但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记得有一夜，子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笑着和我谈到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子君似乎也觉得的，从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是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但对我却温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她，但我还没有敢，当决心要说的时候，看见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暂且改作勉强的欢容。但是这又即刻来冷嘲我，并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镇静。

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这是从未见过的，但也许是从我看来的怨色。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幸而是早晨，时间正多，我可以说我的真实。我们的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９〕。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

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续地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

“是的。”她又沉默了一会，说，“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

我觉得这似乎给了我当头一击，但也立即定了神，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

临末，我用了十分的决心，加上这几句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着寒风径奔通俗图书馆。

在那里看见《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这使我一惊，仿佛得了一点生气。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但是，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

我开始去访问久已不相闻问的熟人，但这也不过一两次；他们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却觉得寒冽。夜间，便蜷伏在比冰还冷的冷屋中。

冰的针刺着我的灵魂，使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

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１０〕：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单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

然而觉得要来的事，却终于来到了。

这是冬春之交的事，风已没有这么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经昏黑。就在这样一个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没精打采地回来，一看见寓所的门，也照常更加丧气，使脚步放得更缓。但终于走进自己的屋子里了，没有灯火；摸火柴点起来时，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正在错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来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亲来到这里，将她接回去了。”她很简单地说。

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无言地站着。

“她去了么？”过了些时，我只问出这样一句话。

“她去了。”

“她，——她可说什么？”

“没说什么。单是托我见你回来时告诉你，说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黯淡的家具，都显得极其清疏，在证明着它们毫无隐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推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

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

躺着，在合着的眼前经过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经现尽；暗中忽然仿佛看见一堆食物，这之后，便浮出一个子君的灰黄的脸来，睁了孩子气的眼睛，恳托似的看着我。我一定神，什么也没有了。

但我的心却又觉得沉重。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的呢？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

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终，还希望我维持较久的生活……。

我要离开吉兆胡同，在这里是异样的空虚和寂寞。我想，只要离开这里，子君便如还在我的身边；至少，也如还在城中，有一天，将要出乎意表地访我，像住在会馆时候似的。

然而一切请托和书信，都是一无反响；我不得已，只好访问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经出名的拔贡〔１１〕，寓京很久，交游也广阔的。

大概因为衣服的破旧罢，一登门便很遭门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见，也还相识，但是很冷落。我们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这里了，”他听了我托他在别处觅事之后，冷冷地说，“但那里去呢？很难。——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惊得没有话。

“真的？”我终于不自觉地问。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经忘却了怎样辞别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说谎话的；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像去年那样。她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自然，我不能在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

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到来，无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无非是死的寂静。

我比先前已经不大出门，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死的寂静有时也自己战栗，自己退藏，于是在这绝续之交，便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阴沉的上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耳中听到细碎的步声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睁开眼。大致一看，屋子里还是空虚；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

我一细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来。

那是阿随。它回来了。

我的离开吉兆胡同，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为着这阿随。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现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会馆旧时都市中同乡会或同业公会设立的馆舍，供同乡或同业旅居、聚会之用。

〔３〕长班旧时官员的随身仆人，也用来称呼一般的“听差”。

〔４〕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曾来过我国。当时他的诗作译成中文的有《新月集》、《飞鸟集》等。雪莱（Ｐ.Ｂ.Ｓｈｅｌｌｅｙ，１７９２—１８２２），英国诗人。曾参加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因传播革命思想和争取婚姻自由屡遭迫害。后在海里覆舟淹死。他的《西风颂》、《云雀颂》等著名短诗，“五四”后被介绍到我国。

〔５〕庙会又称“庙市”，旧时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设在寺庙或其附近的集市。

〔６〕赫胥黎（Ｔ.Ｈｕｘｌｅ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英国生物学家。他的《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今译《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重要著作。

〔７〕草标旧时在被卖的人身或物品上插置的草杆，作为出卖的标志。

〔８〕摩托车当时对小汽车的称呼。

〔９〕《诺拉》通译《娜拉》（又译作《推偶之家》）；《海的女人》，通译《海的夫人》。都是易卜生的著名剧作。

〔１０〕书券购书用的代价券，可按券面金额到指定书店选购。旧时有的报刊用它代替现金支付稿酬。

〔１１〕拔贡清代科举考试制度：在规定的年限（原定六年，后改为十二年）选拔“文行计优”的秀才，保送到京师，贡入国子监，称为“拔贡”。是贡生的一种。

长明灯〔1〕

春阴的下午，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了，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熄掉他罢！”

但当然并不是全屯的人们都如此。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２〕，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的不过几个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但在蛰居人的意中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

现在也无非就是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

“还是这样么？”三角脸的拿起茶碗，问。

“听说，还是这样，”方头说，“还是尽说‘熄掉他熄掉他’。眼光也越加发闪了。见鬼！这是我们屯上的一个大害，你不要看得微细。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

“除掉他，算什么一回事。他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造庙的时候，他的祖宗就捐过钱，现在他却要来吹熄长明灯。这不是不肖子孙？我们上县去，送他忤逆！”阔亭捏了拳头，在桌上一击，慷慨地说。一只斜盖着的茶碗盖子也噫的一声，翻了身。

“不成。要送忤逆，须是他的父母，母舅……”方头说。

“可惜他只有一个伯父……”阔亭立刻颓唐了。

“阔亭！”方头突然叫道。“你昨天的牌风可好？”

阔亭睁着眼看了他一会，没有便答；胖脸的庄七光已经放开喉咙嚷起来了：

“吹熄了灯，我们的吉光屯还成什么吉光屯，不就完了么？老年人不都说么：这灯还是梁武帝〔３〕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连长毛〔４〕造反的时候也没有熄过……。你看，啧，那火光不是绿莹莹的么？外路人经过这里的都要看一看，都称赞……。啧，多么好……。他现在这么胡闹，什么意思？……”

“他不是发了疯么？你还没有知道？”方头带些藐视的神气说。

“哼，你聪明！”庄七光的脸上就走了油。

“我想：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灰五婶，本店的主人兼工人，本来是旁听着的，看见形势有些离了她专注的本题了，便赶忙来岔开纷争，拉到正经事上去。

“什么老法子？”庄七光诧异地问。

“他不是先就发过一回疯么，和现在一模一样。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

“怎么骗？我怎么不知道？”庄七光更其诧异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那时你们都还是小把戏呢，单知道喝奶拉矢。便是我，那时也不这样。你看我那时的一双手呵，真是粉嫩粉嫩……”

“你现在也还是粉嫩粉嫩……”方头说。

“放你妈的屁！”灰五婶怒目地笑了起来，“莫胡说了。我们讲正经话。他那时也还年青哩；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５〕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来，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大约那是邪祟附了体，怕见正路神道了。要是我们，会怕见社老爷么？你们的茶不冷了么？对一点热水罢。好，他后来就自己闯进去，要去吹。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呵，后来不是全屯动了公愤，和他老子去吵闹了么？可是，没有办法，——幸亏我家的死鬼①那时还在，给想了一个法：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

“唉唉，这真亏他想得出。”三角脸吐一口气，说，不胜感服之至似的。

“费什么这样的手脚，”阔亭愤愤地说，“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吓！”

“那怎么行？”她吃惊地看着他，连忙摇手道，“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②的么？”

阔亭们立刻面面相觑，觉得除了“死鬼”的妙法以外，也委实无法可想了。

“后来就好了的！”她又用手背抹去一些嘴角上的白沫，更快地说，“后来全好了的！他从此也就不再走进庙门去，也不再提起什么来，许多年。不知道怎么这回看了赛会之后不多几天，又疯了起来了。哦，同先前一模一样。午后他就走过这里，一定又上庙里去了。你们和四爷商量商量去，还是再骗他一骗好。那灯不是梁五弟点起来的么？不是说，那灯一灭，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都要变泥鳅么？你们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罢，要不……”

“我们还是先到庙前去看一看，”方头说着，便轩昂地出了门。

阔亭和庄七光也跟着出去了。三角脸走得最后，将到门口，回过头来说道：

“这回就记了我的账！入他……。”

灰五婶答应着，走到东墙下拾起一块木炭来，就在墙上画有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串短短的细线的下面，划添了两条线。

他们望见社庙的时候，果然一并看到了几个人：一个正是他，两个是闲看的，三个是孩子。

但庙门却紧紧地关着。

“好！庙门还关着。”阔亭高兴地说。

他们一走近，孩子们似乎也都胆壮，围近去了。本来对了庙门立着的他，也转过脸来对他们看。

他也还如平常一样，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工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因为他们向他头上一看之后，就都缩了颈子，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

他们站定了，各人都互看着别个的脸。

“你干什么？”但三角脸终于走上一步，诘问了。

“我叫老黑开门，”他低声，温和地说。“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熄。你看，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

“唏唏，胡闹！”阔亭轻蔑地笑了出来，“你吹熄了灯，蝗虫会还要多，你就要生猪嘴瘟！”

“唏唏！”庄七光也陪着笑。

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苇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

“吧！”

“你还是回去罢！倘不，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灯么，我替你吹。你过几天来看就知道。”阔亭大声说。

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使阔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了。

“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

阔亭便立刻颓唐得酒醒之后似的无力；方头却已站上去了，慢慢地说道：

“你是一向懂事的，这一回可是太胡涂了。让我来开导你罢，你也许能够明白。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么？不要这么傻头傻脑了，还是回去！睡觉去！”

“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他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敛了，沉实地说道，“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他说着，一面就转过身去竭力地推庙门。

“喂！”阔亭生气了，“你不是这里的人么？你一定要我们大家变泥鳅么？回去！你推不开的，你没有法子开的！吹不熄的！还是回去好！”

“我不回去！我要吹熄他！”

“不成！你没法开！”

“…………”

“你没法开！”

“那么，就用别的法子来。”他转脸向他们一瞥，沉静地说。

“哼，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

“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我放火。”

“什么？”阔亭疑心自己没有听清楚。

“我放火！”

沉默像一声清磬，摇曳着尾声，周围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结了。但不一会，就有几个人交头接耳，不一会，又都退了开去；两三人又在略远的地方站住了。庙后门的墙外就有庄七光的声音喊道：

“老黑呀，不对了！你庙门要关得紧！老黑呀，你听清了么？关得紧！我们去想了法子就来！”

但他似乎并不留心别的事，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

方头和阔亭在几家的大门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后，吉光屯全局顿然扰动了。许多人们的耳朵里，心里，都有了一个可怕的声音：“放火！”但自然还有多少更深的蛰居人的耳朵里心里是全没有。然而全屯的空气也就紧张起来，凡有感得这紧张的人们，都很不安，仿佛自己就要变成泥鳅，天下从此毁灭。他们自然也隐约知道毁灭的不过是吉光屯，但也觉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

这事件的中枢，不久就凑在四爷的客厅上了。坐在首座上的是年高德韶的郭老娃，脸上已经皱得如风干的香橙，还要用手捋着下颏上的白胡须，似乎想将他们拔下。

“上半天，”他放松了胡子，慢慢地说，“西头，老富的中风，他的儿子，就说是：因为，社神不安，之故。这样一来，将来，万一有，什么，鸡犬不宁，的事，就难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来到府上，麻烦。”

“是么，”四爷也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鲇鱼须，却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说，“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呵。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萨么？我那时就和他不合，可是一点也奈何他不得。现在，叫我还有什么法？”

“我想，只有，一个。是的，有一个。明天，捆上城去，给他在那个，那个城隍庙里，搁一夜，是的，搁一夜，赶一赶，邪祟。”

阔亭和方头以守护全屯的劳绩，不但第一次走进这一个不易瞻仰的客厅，并且还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爷之上，而且还有茶喝。他们跟着老娃进来，报告之后，就只是喝茶，喝干之后，也不开口，但此时阔亭忽然发表意见了：

“这办法太慢！他们两个还管着呢。最要紧的是马上怎么办。如果真是烧将起来……”

郭老娃吓了一跳，下巴有些发抖。

“如果真是烧将起来……”方头抢着说。

“那么，”阔亭大声道，“就糟了！”

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子又来冲上茶。阔亭便不再说话，立即拿起茶来喝。浑身一抖，放下了，伸出舌尖来舐了一舐上嘴唇，揭去碗盖嘘嘘地吹着。

“真是拖累煞人！”四爷将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这种子孙，真该死呵！唉！”

“的确，该死的。”阔亭抬起头来了，“去年，连各庄就打死一个：这种子孙。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一齐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

“那又是一回事。”方头说，“这回，他们管着呢。我们得赶紧想法子。我想……”

老娃和四爷都肃然地看着他的脸。

“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

“那倒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四爷微微地点一点头。

“妥当！”阔亭说。

“那倒，确是，一个妥当的，办法。”老娃说，“我们，现在，就将他，拖到府上来。府上，就赶快，收拾出，一间屋子来。还，准备着，锁。”

“屋子？”四爷仰了脸，想了一会，说，“舍间可是没有这样的闲房。他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会好……”

“就用，他，自己的……”老娃说。

“我家的六顺，”四爷忽然严肃而且悲哀地说，声音也有些发抖了。“秋天就要娶亲……。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单知道发疯，不肯成家立业。舍弟也做了一世人，虽然也不大安分，可是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

“那自然！”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

“六顺生了儿子，我想第二个就可以过继给他。但是，——别人的儿子，可以白要的么？”

“那不能！”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

“这一间破屋，和我是不相干；六顺也不在乎此。可是，将亲生的孩子白白给人，做母亲的怕不能就这么松爽罢？”

“那自然！”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

四爷沉默了。三个人交互看着别人的脸。

“我是天天盼望他好起来，”四爷在暂时静穆之后，这才缓缓地说，“可是他总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无法可想，就照这一位所说似的关起来，免得害人，出他父亲的丑，也许倒反好，倒是对得起他的父亲……。”

“那自然，”阔亭感动的说，“可是，房子……”

“庙里就没有闲房？……”四爷慢腾腾地问道。

“有！”阔亭恍然道，“有！进大门的西边那一间就空着，又只有一个小方窗，粗木直栅的，决计挖不开。好极了！”

老娃和方头也顿然都显了欢喜的神色；阔亭吐一口气，尖着嘴唇就喝茶。

未到黄昏时分，天下已经泰平，或者竟是全都忘却了，人们的脸上不特已不紧张，并且早褪尽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在庙前，人们的足迹自然比平日多，但不久也就稀少了。只因为关了几天门，孩子们不能进去玩，便觉得这一天在院子里格外玩得有趣，吃过了晚饭，还有几个跑到庙里去游戏，猜谜。

“你猜。”一个最大的说，“我再说一遍：白篷船，红划楫，摇到对岸歇一歇，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

“那是什么呢？‘红划楫’的。”一个女孩说。

“我说出来罢，那是……”

“慢一慢！”生癞头疮的说，“我猜着了，航船。”

“航船。”赤膊的也道。

“哈，航船？”最大的道，“航船是摇橹的。他会唱戏文么？你们猜不着。我说出来罢……”

“慢一慢，”癞头疮还说。

“哼，你猜不着。我说出来罢，那是：鹅。”

“鹅！”女孩笑着说，“红划楫的。”

“怎么又是白篷船呢？”赤膊的问。

“我放火！”

孩子们都吃惊，立时记起他来，一齐注视西厢房，又看见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

沉默只一瞬间，癞头疮忽而发一声喊，拔步就跑；其余的也都笑着嚷着跑出去了。赤膊的还将苇子向后一指，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声道：

“吧！”

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

孩子们跑出庙外也就立定，牵着手，慢慢地向自己的家走去，都笑吟吟地，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

“白篷船，对岸歇一歇。此刻熄，自己熄。戏文唱一出。我放火！哈哈哈！火火火，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６〕

①该屯的粗女人有时以此称自己的亡夫。——作者原注。

②做过实缺官的意思。——作者原注。

〔１〕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北京《民国日报副刊》。

〔２〕黄历我国的旧历书系由朝廷颁布，用黄色纸印制，故称“黄历”。其中载有农时节气，还杂有一些迷信的“宜忌”，如某日“宜祭祀”、某日“忌出行”、某日“诸事不宜”，以及“喜神”每日所在的方位（“喜神方”）等。

〔３〕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萧衍（４６４—５４９）。他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笃信佛教的皇帝（下文中灰五婶误称他为“梁五弟”）。

〔４〕长毛指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

〔５〕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都是迷信传说中神道的名称。社老爷即土地神；瘟将军是掌管瘟疫的神；王灵官是主管纠察的天将，道教庙宇中多奉为镇守山门的神。

〔６〕据《鲁迅日记》，本篇写作日期当为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孤独者

一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

那时我在Ｓ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柄；总之，在Ｓ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有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就姓魏，是连殳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许多钱。

到秋末，山村中痢疾流行了；我也自危，就想回到城中去。那时听说连殳的祖母就染了病，因为是老年，所以很沉重；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所谓他的家属者，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听说她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现在可是安乐了。但因为他没有家小，家中究竟非常寂寞，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异样之一端罢。

寒石山离城是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专使人叫连殳去，往返至少就得四天。山村僻陋，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第二天便轰传她病势已经极重，专差也出发了；可是到四更天竟咽了气，最后的话，是：“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殳的呢？……”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殳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２〕，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３〕。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他说‘都可以’哩！我们看去罢！”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待到走到他家，已见连殳在给死者穿衣服了。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隔了两日，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发议论，说连殳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

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便又顺便去吊慰。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见，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我很劝慰了一番；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只回答了一句话，是：

“多谢你的好意。”

二

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Ｓ城的一个书铺子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总算是认识了。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连殳去。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二则，因为听人说，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虽然素性这么冷。但是世事升沉无定，失意人也不会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见了。两间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但套话一说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逐渐沉闷起来。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枝烟，烟蒂要烧着手指了，才抛在地面上。

“吸烟罢。”他伸手取第二枝烟时，忽然说。

我便也取了一枝，吸着，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但也还觉得沉闷。我正想走时，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但是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

“大良，二良，都来！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

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有一个哭了。

“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后面嘱咐。

“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我问。

“是房主人的。他们都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祖母。”

“房东只一个人么？”

“是的。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了罢，没有续娶。——否则，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

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是单身，但因为不很熟，终于不好开口。

只要和连殳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４〕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还有那房主的孩子们，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但连殳一见他们，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我因为闲着无事，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就要吃素谈禅〔５〕一样，正在看佛经。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但竟也不自检点，一味任意地说。

然而连殳气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我便只好逃走了。

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释的。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渎的话倒也情有可原。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其时是在我的寓里的酒后，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半仰着头道：

“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这是环境教坏的。”

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地吸烟。

“我倒忘了，还没有问你，”我便用别的话来支梧，“你是不大访问人的，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

“我正要告诉你呢：你这几天切莫到我寓里来看我了。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

“一大一小？这是谁呢？”我有些诧异。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哈哈，儿子正如老子一般。”

“是上城来看你，带便玩玩的罢？”

“不。说是来和我商量，就要将这孩子过继给我的。”

“呵！过继给你？”我不禁惊叫了，“你不是还没有娶亲么？”

“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化完。只有这一间破屋子。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他那词气的冷峭，实在又使我悚然。但我还慰解他说：

“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

“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他两眼向上凝视，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

“总而言之：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也是久已想问的话，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

他诧异地看着我，过了一会，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

三

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还不给连殳安住。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倒也并不介意。Ｓ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这却使我觉得有些兀突；其实，这也是向来如此的，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所以就以为兀突罢了，Ｓ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

其时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阳去当教员的事，竟没有工夫去访问他。待到有些余暇的时候，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殳的意思。有一天，我路过大街，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却不禁使我觉到震悚，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６〕，正是连殳的书。他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难道他失业刚才两三月，就一贫至此么？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殳去，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

他的房门关闭着，叫了两声，不见答应。我疑心他睡着了，更加大声地叫，并且伸手拍着房门。

“出去了罢！”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了，也大声说，不耐烦似的。

“那里去了呢？”我问。

“那里去了？谁知道呢？——他能到那里去呢，你等着就是，一会儿总会回来的。”

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７〕，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Ｓ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屋中间的圆桌还在，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脏吵闹的孩子们的，现在却见得很闲静，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拖过一把椅子来，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

的确不过是“一会儿”，房门一开，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正是连殳。也许是傍晚之故罢，看去仿佛比先前黑，但神情却还是那样。

“阿！你在这里？来得多久了？”他似乎有些喜欢。

“并没有多久。”我说，“你到那里去了？”

“并没有到那里去，不过随便走走。”

他也拖过椅子来，在桌旁坐下；我们便开始喝烧酒，一面谈些关于他的失业的事。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无足怪，而且无可谈的。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不知怎地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史记索隐》，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近来客人不多了么？”

“没有了。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来也无意味。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突然，仰起脸来看着我问道，“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罢？……”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愤然，正想发话，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有完哩。你对于我们，偶而来访问你的我们，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罢？”

“并不。但有时也这样想。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８〕，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

我即刻记起他祖母大殓时候的情景来，如在眼前一样。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于是鹘突地问了。

“我的祖母入殓的时候罢？是的，你不解的。”他一面点灯，一面冷静地说，“你的和我交往，我想，还正因为那时的哭哩。你不知道，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他的生母，他三岁时候就死去了。”他想着，默默地喝酒，吃完了一个熏鱼头。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家景也还好，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盛大地供养起来。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但那时，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幅像说：‘这是你自己的祖母。拜拜罢，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得快。’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可是我爱这‘自己的祖母’，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她年青，好看，穿着描金的红衣服，戴着珠冠，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我看她时，她的眼睛也注视我，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笑影：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

“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但我还爱她。可是到后来，我逐渐疏远她了；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倒是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发烦。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管理我，也爱护我，虽然少见笑容，却也不加呵斥。直到我父亲去世，还是这样；后来呢，我们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自然更这样，直到我进学堂……。”

灯火销沉下去了，煤油已经将涸，他便站起，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来添煤油。

“只这一月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他旋好了灯头，慢慢地说。“生活要日见其困难起来。——她后来还是这样，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生活比先前安定些；恐怕还直到她生病，实在打熬不住了，只得躺下的时候罢……。

“她的晚年，据我想，是总算不很辛苦的，享寿也不小了，正无须我来下泪。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是脸上很惨然。哈哈！……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

“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

他沉默了，指间夹着烟卷，低了头，想着。灯火在微微地发抖。

“呵，人要使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呵。”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略略一停，便仰起脸来向我道，“想来你也无法可想。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

“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么？”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连自己。

“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

我辞别连殳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

四

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但是学校里的人们，虽是月薪十五六元的小职员，也没有一个不是乐天知命的，仗着逐渐打熬成功的铜筋铁骨，面黄肌瘦地从早办公一直到夜，其间看见名位较高的人物，还得恭恭敬敬地站起，实在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礼节”〔８〕的人民。我每看见这情状，不知怎的总记起连殳临别托付我的话来。他那时生计更其不堪了，窘相时时显露，看去似乎已没有往时的深沉，知道我就要动身，深夜来访，迟疑了许久，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便是钞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我……。”

我很诧异了，还不料他竟肯这样的迁就，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我还得活几天……。”

“那边去看一看，一定竭力去设法罢。”

这是我当日一口承当的答话，后来常常自己听见，眼前也同时浮出连殳的相貌，而且吞吞吐吐地说道“我还得活几天”。到这些时，我便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但有什么效验呢，事少人多，结果是别人给我几句抱歉的话，我就给他几句抱歉的信。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１０〕，连推荐连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

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上课之外，便关起门来躲着，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连殳的事，自然更是无从说起了。这样地一直到深冬。

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故乡也准备过年了，人们忙得很；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在后园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罗汉。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一闪动，便变了连殳的眼睛。

“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呢？”我无端地这样问，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

这可笑的问题使我清醒，坐直了身子，点起一枝烟卷来；推窗一望，雪果然下得更大了。听得有人叩门；不一会，一个人走进来，但是听熟的客寓杂役的脚步。他推开我的房门，交给我一封六寸多长的信，字迹很潦草，然而一瞥便认出“魏缄”两个字，是连殳寄来的。

这是从我离开Ｓ城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我知道他疏懒，本不以杳无消息为奇，但有时也颇怨他不给一点消息。待到接了这信，可又无端地觉得奇怪了，慌忙拆开来。里面也用了一样潦草的字体，写着这样的话：

“申飞……。

“我称你什么呢？我空着。你自己愿意称什么，你自己添上去罢。我都可以的。

“别后共得三信，没有复。这原因很简单：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

“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现在简直告诉你罢：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然而就活下去么？

“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呵！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

“申飞……。

“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

“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罢，我们在城中初见和将别时候的客厅。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你前信说你教书很不如意。你愿意也做顾问么？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办。其实是做门房也不妨，一样地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新的颂扬……。

“我这里下大雪了。你那里怎样？现在已是深夜，吐了两口血，使我清醒起来。记得你竟从秋天以来陆续给了我三封信，这是怎样的可以惊异的事呵。我必须寄给你一点消息，你或者不至于倒抽一口冷气罢。

“此后，我大约不再写信的了，我这习惯是你早已知道的。何时回来呢？倘早，当能相见。——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连殳。十二月十四日。”

这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但草草一看之后，又细看了一遍，却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又想，他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了，虽然在我这一面始终不过是无法可想。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

我的确渐渐地在忘却他。在我的记忆中，他的面貌也不再时常出现。但得信之后不到十天，Ｓ城的学理七日报社忽然接续着邮寄他们的《学理七日报》来了。我是不大看这些东西的，不过既经寄到，也就随手翻翻。这却使我记起连殳来，因为里面常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有一回，《学理闲谭》里还津津地叙述他先前所被传为笑柄的事，称作“逸闻”，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１１〕的意思。

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胡；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幸而到了秋季，这《学理七日报》就不寄来了；山阳的《学理周刊》上却又按期登起一篇长论文：《流言即事实论》。里面还说，关于某君们的流言，已在公正士绅间盛传了。这是专指几个人的，有我在内；我只好极小心，照例连吸烟卷的烟也谨防飞散。小心是一种忙的苦痛，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殳。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但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五

从山阳到历城，又到太谷，一总转了大半年，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我便又决计回Ｓ城去了。到时是春初的下午，天气欲雨不雨，一切都罩在灰色中；旧寓里还有空房，仍然住下。在道上，就想起连殳的了，到后，便决定晚饭后去看他。我提着两包闻喜名产的煮饼，走了许多潮湿的路，让道给许多拦路高卧的狗，这才总算到了连殳的门前。里面仿佛特别明亮似的。我想，一做顾问，连寓里也格外光亮起来了，不觉在暗中一笑。但仰面一看，门旁却白白的，分明帖着一张斜角纸〔１２〕。我又想，大良们的祖母死了罢；同时也跨进门，一直向里面走。

微光所照的院子里，放着一具棺材，旁边站一个穿军衣的兵或是马弁，还有一个和他谈话的，看时却是大良的祖母；另外还闲站着几个短衣的粗人。我的心即刻跳起来了。她也转过脸来凝视我。

“阿呀！您回来了？何不早几天……。”她忽而大叫起来。

“谁……谁没有了？”我其实是已经大概知道的了，但还是问。

“魏大人，前天没有的。”

我四顾，客厅里暗沉沉的，大约只有一盏灯；正屋里却挂着白的孝帏，几个孩子聚在屋外，就是大良二良们。

“他停在那里，”大良的祖母走向前，指着说，“魏大人恭喜之后，我把正屋也租给他了；他现在就停在那里。”

孝帏上没有别的，前面是一张条桌，一张方桌；方桌上摆着十来碗饭菜。我刚跨进门，当面忽然现出两个穿白长衫的来拦住了，瞪了死鱼似的眼睛，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钉住了我的脸。我慌忙说明我和连殳的关系，大良的祖母也来从旁证实，他们的手和眼光这才逐渐弛缓下去，默许我近前去鞠躬。

我一鞠躬，地下忽然有人呜呜的哭起来了，定神看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伏在草荐上，也是白衣服，头发剪得很光的头上还络着一大绺苎麻丝〔１３〕。

我和他们寒暄后，知道一个是连殳的从堂兄弟，要算最亲的了；一个是远房侄子。我请求看一看故人，他们却竭力拦阻，说是“不敢当”的。然而终于被我说服了，将孝帏揭起。

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连殳。但是奇怪！他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大襟上还有血迹，脸上也瘦削得不堪，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几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去试探他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

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我退开了，他的从堂兄弟却又来周旋，说“舍弟”正在年富力强，前程无限的时候，竟遽尔“作古”了，这不但是“衰宗”不幸，也太使朋友伤心。言外颇有替连殳道歉之意；这样地能说，在山乡中人是少有的。但此后也就沉默了，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

我觉得很无聊，怎样的悲哀倒没有，便退到院子里，和大良们的祖母闲谈起来。知道入殓的时候是临近了，只待寿衣送到；钉棺材钉时，“子午卯酉”四生肖是必须躲避的。她谈得高兴了，说话滔滔地泉流似的涌出，说到他的病状，说到他生时的情景，也带些关于他的批评。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术〔１４〕，他自己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就是这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他交运之后，人来人往，我把正屋也让给他住了，自己便搬在这厢房里。他也真是一走红运，就与众不同，我们就常常这样说笑。要是你早来一个月，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近来可也两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良们也很喜欢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前两月二良要他买鞋，还磕了三个响头哩，哪，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

一个穿白长衫的人出来了，她就住了口。我打听连殳的病症，她却不大清楚，只说大约是早已瘦了下去的罢，可是谁也没理会，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到一个多月前，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但似乎也没有看医生；后来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说不出一句话。十三大人从寒石山路远迢迢地上城来，问他可有存款，他一声也不响。十三大人疑心他装出来的，也有人说有些生痨病死的人是要说不出话来的，谁知道呢……。

“可是魏大人的脾气也太古怪，”她忽然低声说，“他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十三大人还疑心我们得了什么好处。有什么屁好处呢？他就冤里冤枉胡里胡涂地化掉了。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待到死了下来，什么也没有，都糟掉了。要不然，今天也不至于这样地冷静……。

“他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我是想到过的，也劝过他。这么年纪了，应该成家；照现在的样子，结一门亲很容易；如果没有门当户对的，先买几个姨太太也可以：人是总应该像个样子的。可是他一听到就笑起来，说道，‘老家伙，你还是总替别人惦记着这等事么？’你看，他近来就浮而不实，不把人的好话当好话听。要是早听了我的话，现在何至于独自冷清清地在阴间摸索，至少，也可以听到几声亲人的哭声……。”

一个店伙背了衣服来了。三个亲人便检出里衣，走进帏后去。不多久，孝帏揭起了，里衣已经换好，接着是加外衣。

这很出我意外。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三个亲人扶着棺沿哭了一场，止哭拭泪；头上络麻线的孩子退出去了，三良也避去，大约都是属“子午卯酉”之一的。

粗人打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毕。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承重孙”按封建宗法制度，长子先亡，由嫡长孙代替亡父充当祖父母丧礼的主持人，称承重孙。

〔３〕法事原指佛教徒念经、供佛一类活动。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迷信仪式，也叫“做功德”。

〔４〕《沉沦》小说集，郁达夫著，内收中篇小说《沉沦》和短篇小说《南迁》、《银灰色的死》，一九二一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些作品以“不幸的青年”或“零余者”为主人公，反映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抑下的忧郁、苦闷和自暴自弃的病态心理，带有颓废的倾向。

〔５〕吃素谈禅谈禅，指谈论佛教教义。当时军阀官僚在失势后，往往发表下野“宣言”或“通电”，宣称出洋游历或隐居山林、吃斋念佛，从此不问国事等，实则窥测方向，伺机再起。

〔６〕《史记索隐》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的书，共三十卷。汲古阁，是明末藏书家毛晋的藏书室。《史记索隐》是毛晋重刻的宋版书之一。

〔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语出《诗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８〕独头茧绍兴方言称孤独的人为独头。蚕吐丝作茧，将自己孤独地裹在里面，所以这里用“独头茧”比喻自甘孤独的人。

〔９〕“衣食足而知礼节”语出《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１０〕挑剔学潮一九二五年五月，作者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他六位教授发表了支持该校学生反对反动的学校当局的宣言，陈西滢于同月《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闲话》中，攻击作者等是“暗中挑剔风潮”。作者在这里借用此语，含有讽刺陈西滢文句不通的意味。

〔１１〕“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１２〕斜角纸我国旧时民间习俗，人死后在大门旁斜贴一张白纸，纸上写明死者的性别和年龄，入殓时需要避开的是哪些生肖的人，以及“殃”和“煞”的种类、日期，使别人知道避忌。（这就是所谓“殃榜”。据清代范寅《越谚》：煞神，“人首鸡身”，“人死必如期至，犯之辄死”。）

〔１３〕苎麻丝指“麻冠”（用苎麻编成）。旧时习俗，死者的儿子或承重孙在守灵和送殡时戴用，作为“重孝”的标志。

〔１４〕仙居术浙江省仙居县所产的药用植物白术。

高老夫子〔1〕

这一天，从早晨到午后，他的工夫全费在照镜，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查《袁了凡纲鉴》〔２〕里；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３〕，顿觉得对于世事很有些不平之意了。而且这不平之意，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实在太不将儿女放在心里。他还在孩子的时候，最喜欢爬上桑树去偷桑椹吃，但他们全不管，有一回竟跌下树来磕破了头，又不给好好地医治，至今左边的眉棱上还带着一个永不消灭的尖劈形的瘢痕。他现在虽然格外留长头发，左右分开，又斜梳下来，可以勉强遮住了，但究竟还看见尖劈的尖，也算得一个缺点，万一给女学生发见，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他放下镜子，怨愤地吁一口气。

其次，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竟太不为教员设想。他的书虽然和《了凡纲鉴》也有些相合，但大段又很不相同，若即若离，令人不知道讲起来应该怎样拉在一处。但待到他瞥着那夹在教科书里的一张纸条，却又怨起中途辞职的历史教员来了，因为那纸条上写的是：

“从第八章《东晋之兴亡》起。”

如果那人不将三国的事情讲完，他的豫备就决不至于这么困苦。他最熟悉的就是三国，例如桃园三结义，孔明借箭，三气周瑜，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以及其他种种，满肚子都是，一学期也许讲不完。到唐朝，则有秦琼卖马之类，便又较为擅长了，谁料偏偏是东晋。他又怨愤地吁一口气，再拉过《了凡纲鉴》来。

“哙，你怎么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

一只手同时从他背后弯过来，一拨他的下巴。但他并不动，因为从声音和举动上，便知道是暗暗[足辟]进来的打牌的老朋友黄三。他虽然是他的老朋友，一礼拜以前还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但自从他在《大中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这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接着又得了贤良女学校的聘书之后，就觉得这黄三一无所长，总有些下等相了。所以他并不回头，板着脸正正经经地回答道：

“不要胡说！我正在豫备功课……。”

“你不是亲口对老钵说的么：你要谋一个教员做，去看看女学生？”

“你不要相信老钵的狗屁！”

黄三就在他桌旁坐下，向桌面上一瞥，立刻在一面镜子和一堆乱书之间，发见了一个翻开着的大红纸的帖子。他一把抓来，瞪着眼睛一字一字地看下去：

今敦请

尔础高老夫子为本校历史教员每周授课四

小时每小时敬送修金大洋三角正按时

间计算此约

贤良女学校校长何万淑贞敛衽谨订

中华民国十三年夏历菊月吉旦〔４〕立

“‘尔础高老夫子’？谁呢？你么？你改了名字了么？”黄三一看完，就性急地问。

但高老夫子只是高傲地一笑；他的确改了名字了。然而黄三只会打牌，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新艺术。他既不知道有一个俄国大文豪高尔基〔５〕，又怎么说得通这改名的深远的意义呢？所以他只是高傲地一笑，并不答复他。

“喂喂，老杆，你不要闹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了！”黄三放下聘书，说。“我们这里有了一个男学堂，风气已经闹得够坏了；他们还要开什么女学堂，将来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才罢。你何苦也去闹，犯不上……。”

“这也不见得。况且何太太一定要请我，辞不掉……。”因为黄三毁谤了学校，又看手表上已经两点半，离上课时间只有半点了，所以他有些气忿，又很露出焦躁的神情。

“好！这且不谈。”黄三是乖觉的，即刻转帆，说，“我们说正经事罢：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局面。毛家屯毛资甫的大儿子在这里了，来请阳宅先生〔６〕看坟地去的，手头现带着二百番〔７〕。我们已经约定，晚上凑一桌，一个我，一个老钵，一个就是你。你一定来罢，万不要误事。我们三个人扫光他！”

老杆——高老夫子——沉吟了，但是不开口。

“你一定来，一定！我还得和老钵去接洽一回。地方还是在我的家里。那傻小子是‘初出茅庐’，我们准可以扫光他！你将那一副竹纹清楚一点的交给我罢！”

高老夫子慢慢地站起来，到床头取了马将牌盒，交给他；一看手表，两点四十分了。他想：黄三虽然能干，但明知道我已经做了教员，还来当面毁谤学堂，又打搅别人的豫备功课，究竟不应该。他于是冷淡地说道：

“晚上再商量罢。我要上课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恨恨地向《了凡纲鉴》看了一眼，拿起教科书，装在新皮包里，又很小心地戴上新帽子，便和黄三出了门。他一出门，就放开脚步，像木匠牵着的钻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不多久，黄三便连他的影子也望不见了。

高老夫子一跑到贤良女学校，即将新印的名片交给一个驼背的老门房。不一忽，就听到一声“请”，他于是跟着驼背走，转过两个弯，已到教员豫备室了，也算是客厅。何校长不在校；迎接他的是花白胡子的教务长，大名鼎鼎的万瑶圃，别号“玉皇香案吏”〔８〕的，新近正将他自己和女仙赠答的诗《仙坛酬唱集》陆续登在《大中日报》上。

“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

“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并且说。

他们于是坐下；一个似死非死的校役便端上两杯白开水来。高老夫子看看对面的挂钟，还只两点四十分，和他的手表要差半点。

“阿呀！础翁的大作，是的，那个……。是的，那——‘中国国粹义务论’，真真要言不烦，百读不厌！实在是少年人们的座右铭，座右铭座右铭！兄弟也颇喜欢文学，可是，玩玩而已，怎么比得上础翁。”他重行拱一拱手，低声说，“我们的盛德乩坛〔９〕天天请仙，兄弟也常常去唱和。础翁也可以光降光降罢。那乩仙，就是蕊珠仙子〔１０〕，从她的语气上看来，似乎是一位谪降红尘的花神。她最爱和名人唱和，也很赞成新党，像础翁这样的学者，她一定大加青眼〔１１〕的。哈哈哈哈！”

但高老夫子却不很能发表什么崇论宏议，因为他的豫备——东晋之兴亡——本没有十分足，此刻又并不足的几分也有些忘却了。他烦躁愁苦着；从繁乱的心绪中，又涌出许多断片的思想来：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的瘢痕总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但同时还模模胡胡听得瑶圃说着话：

“……赐了一个荸荠……。‘醉倚青鸾上碧霄’，多么超脱……那邓孝翁叩求了五回，这才赐了一首五绝……‘红袖拂天河，莫道……’蕊珠仙子说……础翁还是第一回……这就是本校的植物园！”

“哦哦！”尔础忽然看见他举手一指，这才从乱头思想中惊觉，依着指头看去，窗外一小片空地，地上有四五株树，正对面是三间小平房。

“这就是讲堂。”瑶圃并不移动他的手指，但是说。

“哦哦！”

“学生是很驯良的。她们除听讲之外，就专心缝纫……。”

“哦哦！”尔础实在颇有些窘急了，他希望他不再说话，好给自己聚精会神，赶紧想一想东晋之兴亡。

“可惜内中也有几个想学学做诗，那可是不行的。维新固然可以，但做诗究竟不是大家闺秀所宜。蕊珠仙子也不很赞成女学，以为淆乱两仪〔１２〕，非天曹所喜。兄弟还很同她讨论过几回……。”

尔础忽然跳了起来，他听到铃声了。

“不，不。请坐！那是退班铃。”

“瑶翁公事很忙罢，可以不必客气……。”

“不，不！不忙，不忙！兄弟以为振兴女学是顺应世界的潮流，但一不得当，即易流于偏，所以天曹不喜，也许不过是防微杜渐的意思。只要办理得人，不偏不倚，合乎中庸，一以国粹为归宿，那是决无流弊的。础翁，你想，可对？这是蕊珠仙子也以为‘不无可采’的话。哈哈哈哈！”

校役又送上两杯白开水来；但是铃声又响了。

瑶圃便请尔础喝了两口白开水，这才慢慢地站起来，引导他穿过植物园，走进讲堂去。

他心头跳着，笔挺地站在讲台旁边，只看见半屋子都是蓬蓬松松的头发。瑶圃从大襟袋里掏出一张信笺，展开之后，一面看，一面对学生们说道：

“这位就是高老师，高尔础高老师，是有名的学者，那一篇有名的《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是谁都知道的。《大中日报》上还说过，高老师是：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以示景仰之意，斯人之出，诚吾中华文坛之幸也！现在经何校长再三敦请，竟惠然肯来，到这里来教历史了……”

高老师忽而觉得很寂然，原来瑶翁已经不见，只有自己站在讲台旁边了。他只得跨上讲台去，行了礼，定一定神，又记起了态度应该威严的成算，便慢慢地翻开书本，来开讲“东晋之兴亡”。

“嘻嘻！”似乎有谁在那里窃笑了。

高老夫子脸上登时一热，忙看书本，和他的话并不错，上面印着的的确是：“东晋之偏安”。书脑〔１３〕的对面，也还是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不见有别的动静。他猜想这是自己的疑心，其实谁也没有笑；于是又定一定神，看住书本，慢慢地讲下去。当初，是自己的耳朵也听到自己的嘴说些什么的，可是逐渐胡涂起来，竟至于不再知道说什么，待到发挥“石勒〔１４〕之雄图”的时候，便只听得吃吃地窃笑的声音了。

他不禁向讲台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但当他瞥见时，却又骤然一闪，变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他也连忙收回眼光，再不敢离开教科书，不得已时，就抬起眼来看看屋顶。屋顶是白而转黄的洋灰，中央还起了一道正圆形的棱线；可是这圆圈又生动了，忽然扩大，忽然收小，使他的眼睛有些昏花。他豫料倘将眼光下移，就不免又要遇见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合的海，只好再回到书本上，这时已经是“淝水之战”〔１５〕，苻坚快要骇得“草木皆兵”了。

他总疑心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但还是熬着讲，明明已经讲了大半天，而铃声还没有响，看手表是不行的，怕学生要小觑；可是讲了一会，又到“拓跋氏〔１６〕之勃兴”了，接着就是“六国兴亡表”，他本以为今天未必讲到，没有豫备的。

他自己觉得讲义忽而中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这样罢……。”他惶惑了一会之后，才断续地说，一面点一点头，跨下讲台去，也便出了教室的门。

“嘻嘻嘻！”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他便惘惘然，跨进植物园，向着对面的教员豫备室大踏步走。

他大吃一惊，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他倒退两步，定睛看时，一枝夭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微微发抖。他赶紧弯腰去拾书本，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道：桑桑科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于是也就不好意思去抚摩头上已经疼痛起来的皮肤，只一心跑进教员豫备室里去。

那里面，两个装着白开水的杯子依然，却不见了似死非死的校役，瑶翁也踪影全无了。一切都黯淡，只有他的新皮包和新帽子在黯淡中发亮。看壁上的挂钟，还只有三点四十分。

高老夫子回到自家的房里许久之后，有时全身还骤然一热；又无端的愤怒；终于觉得学堂确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的好，尤其是女学堂，——有什么意思呢，喜欢虚荣罢了！

“嘻嘻！”

他还听到隐隐约约的笑声。这使他更加愤怒，也使他辞职的决心更加坚固了。晚上就写信给何校长，只要说自己患了足疾。但是，倘来挽留，又怎么办呢？——也不去。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样子，自己又何苦去和她们为伍呢？犯不上的。他想。

他于是决绝地将《了凡纲鉴》搬开；镜子推在一旁；聘书也合上了。正要坐下，又觉得那聘书实在红得可恨，便抓过来和《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同塞入抽屉里。

一切大概已经打叠停当，桌上只剩下一面镜子，眼界清净得多了。然而还不舒适，仿佛欠缺了半个魂灵，但他当即省悟，戴上红结子的秋帽，径向黄三的家里去了。

“来了，尔础高老夫子！”老钵大声说。

“狗屁！”他眉头一皱，在老钵的头顶上打了一下，说。

“教过了罢？怎么样，可有几个出色的？”黄三热心地问。

“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

毛家的大儿子进来了，胖到像一个汤圆。

“阿呀！久仰久仰！……”满屋子的手都拱起来，膝关节和腿关节接二连三地屈折，仿佛就要蹲了下去似的。

“这一位就是先前说过的高干亭兄。”老钵指着高老夫子，向毛家的大儿子说。

“哦哦！久仰久仰！……”毛家的大儿子便特别向他连连拱手，并且点头。

这屋子的左边早放好一顶斜摆的方桌，黄三一面招呼客人，一面和一个小鸦头布置着座位和筹马。不多久，每一个桌角上都点起一枝细瘦的洋烛来，他们四人便入座了。

万籁无声。只有打出来的骨牌拍在紫檀桌面上的声音，在初夜的寂静中清彻地作响。

高老夫子的牌风并不坏，但他总还抱着什么不平。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惟独这一回，却总以为世风有些可虑；虽然面前的筹马渐渐增加了，也还不很能够使他舒适，使他乐观。但时移俗易，世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不过其时很晚，已经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凑成“清一色”〔１７〕的时候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二十六期。

〔２〕《袁了凡纲鉴》即《了凡纲鉴》，明代袁黄采录朱熹《通鉴纲目》编纂而成，共四十卷，清末坊间有刻本流行。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江苏吴江人，明万历进士，还著有《历法新书》、《群书备考》等。

〔３〕“人生识字忧患始”语见宋代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

〔４〕菊月吉旦即夏历九月初一。旧时常用花期来指称月份，九月盛开菊花，称为菊月。吉旦，初一。

〔５〕高尔基（Ｍ．bcdefgh，１８６８—１９３６）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Ａ．Ｍ．ijkfcl），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作者在本篇中让一个思想极端腐败、连高尔基的姓名都不了解（以为姓高名尔基）的人物改名高尔础，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上这一伙人丑态的辛辣讽刺，同时也是对于把外国人的姓译作中国式姓名模样的译法的调侃。参看《华盖集·咬文嚼字（一）》。

〔６〕阳宅先生即所谓“堪舆家”，俗称“风水先生”。他们称生人的住宅为“阳宅”，称墓地为“阴宅”。

〔７〕番“番饼”的简称。旧时我国某些地区称从外国流入的银币为番饼（后来也泛指银元）。

〔８〕“玉皇香案吏”旧时附庸风雅的文人，常从古人诗词中摘取词句作为别号。“玉皇香案吏”见于唐代元稹《以州宅夸于乐天》：“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

〔９〕乩坛扶乩的场所。扶乩是一种迷信活动，由二人扶一丁字形木架，使下垂一端在沙盘上划字，假托为神鬼所示。

〔１０〕蕊珠仙子道教传说中的仙女，所居之处称为蕊珠宫。唐代赵嘏《赠道者》：“华盖飘飘绿鬓翁，往来朝谒蕊珠宫。”

〔１１〕青眼《晋书·阮籍传》载：晋代阮籍以白眼看他憎恶的人，用青眼看他器重的人。后来“加青眼”就被用作表示器重和喜爱。

〔１２〕两仪原指天地，见《易经·系辞传》。后也用以指称男女。

〔１３〕书脑线装书打眼穿线的地方。

〔１４〕石勒（２７４—３３３）羯族人，西晋末年于山东聚众起兵，逐渐发展成割据势力，后灭前赵，建立政权，史称后赵。

〔１５〕“淝水之战”指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军队在安徽淝水以八万兵力大败前秦苻坚近百万大军的战役。据《晋书·苻坚载记》：在交战中苻坚登城远望；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错看成是晋军。成语“草木皆兵”即由此而来。

〔１６〕拓跋氏古代鲜卑族的一支。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王圭]自立为魏王，后日益强大，据有黄河以北各地。公元三九八年，拓跋[王圭]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改元，史称北魏。

〔１７〕“清一色”打麻将的用语。指某一家手中所掌握的牌全由一种花色组成。

示众〔1〕

首善之区〔２〕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３〕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车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嗄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

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荷阿！馒头包子咧，热的……。”

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在电杆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时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但胖孩子身体矮，仰起脸来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

“嗡，都，哼，八，而，……”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文字虽然还未读完，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草帽檐下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

又像用了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多久，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他诧异地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上首是穿白背心的，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只望着红鼻子。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奶头四近有几枝很长的毫毛。

“他，犯了什么事啦？……”

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然而他又放稳了，于是又看白背心。长子忽又弯了腰，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但即刻也就立直，擎起一只手来拚命搔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接着耳朵边就有唧咕唧咕的声响。他双眉一锁，回头看时，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他也就不说什么，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跄踉。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相上下的臂膊来，展开五指，拍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

“好快活！你妈的……”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４〕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

胖孩子也跄踉了四五步，但是没有倒，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胖大汉赶忙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

“什么？”

胖孩子就像小鼠子落在捕机里似的，仓皇了一会，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推开他，冲出去了。小学生也返身跟出去了。

“吓，这孩子……。”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只见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他于是用手掌拂去了这些汗。

然而形势似乎总不甚太平了。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５〕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车夫一推，却正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转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跄踉，但便即站定，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

“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空隙间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下颚向上一磕，咬开，退出去了。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

挟洋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斜下了一边的肩膊，皱眉疾视着肩后的死鲈鱼。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原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在盛夏。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仿佛很觉得有趣。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钩刀般的鞋尖。

“好！”

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采。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

“刚出屉的包子咧！荷阿，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磕睡似的长呼；路上是车夫们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发见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接近了。车上的坐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成么？”车夫要来拉车时，坐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拉了车就走；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知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了孩子从屋檐阴下蹩过去了。胖孩子歪着头，挤细了眼睛，拖长声音，磕睡地叫喊——“热的包子咧！荷阿！……刚出屉的……。”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二十二期。

〔２〕首善之区指首都。《汉书·儒林传》载：“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里指北洋军阀时代的首都北京。

〔３〕铜盏一种杯状小铜器。旧时北京卖酸梅汤的商贩，常用两个铜盏相击，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以招引顾客。

〔４〕弥勒佛佛教菩萨之一，佛经说他继承释迦牟尼的佛位而成佛。常见的他的塑像是胖圆笑脸，袒胸露腹，俗称大肚子弥勒佛。

〔５〕“苏州俏”旧时妇女所梳发髻的一种式样，先流行于苏州一带，故有此称。

肥皂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但那布鞋底声却愈响愈逼近，觉得终于停在她的身边了，于是不免转过眼去看，只见四铭就在她面前耸肩曲背的狠命掏着布马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

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葵绿色的，一径递给四太太。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还看见葵绿色的纸包上有一个金光灿烂的印子和许多细簇簇的花纹。秀儿即刻跳过来要抢着看，四太太赶忙推开她。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问。

“唔唔。”他看着她手里的纸包，说。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也来得更浓了。

“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说。

“唔唔，你以后就用这个……。”

她看见他嘴里这么说，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便觉得颧骨以下的脸上似乎有些热。她有时自己偶然摸到脖子上，尤其是耳朵后，指面上总感着些粗糙，本来早就知道是积年的老泥，但向来倒也并不很介意。现在在他的注视之下，对着这葵绿异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脸上有些发热了，而且这热又不绝的蔓延开去，即刻一径到耳根。她于是就决定晚饭后要用这肥皂来拚命的洗一洗。

“有些地方，本来单用皂荚子是洗不干净的。”她自对自的说。

“妈，这给我！”秀儿伸手来抢葵绿纸；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儿招儿也跑到了。四太太赶忙推开她们，裹好薄纸，又照旧包上葵绿纸，欠过身去搁在洗脸台上最高的一层格子上，看一看，翻身仍然糊纸锭。

“学程！”四铭记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长了声音叫，就在她对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学程！”她也帮着叫。

她停下糊纸锭，侧耳一听，什么响应也没有，又见他仰着头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尽力提高了喉咙，尖利的叫：

“[纟全]儿呀！”

这一叫确乎有效，就听到皮鞋声橐橐的近来，不一会，[纟全]儿已站在她面前了，只穿短衣，肥胖的圆脸上亮晶晶的流着油汗。

“你在做什么？怎么爹叫也不听见？”她谴责的说。

“我刚在练八卦拳〔２〕……。”他立即转身向了四铭，笔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问他什么事。

“学程，我就要问你：‘恶毒妇’是什么？”

“‘恶毒妇’？……那是，‘很凶的女人’罢？……”

“胡说！胡闹！”四铭忽而怒得可观。“我是‘女人’么！？”

学程吓得倒退了两步，站得更挺了。他虽然有时觉得他走路很像上台的老生，却从没有将他当作女人看待，他知道自己答的很错了。

“‘恶毒妇’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来请教你？——这不是中国话，是鬼子话，我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懂么？”

“我，……我不懂。”学程更加局促起来。

“吓，我白化钱送你进学堂，连这一点也不懂。亏煞你的学堂还夸什么‘口耳并重’，倒教得什么也没有。说这鬼话的人至多不过十四五岁，比你还小些呢，已经叽叽咕咕的能说了，你却连意思也说不出，还有这脸说‘我不懂’！——现在就给我去查出来！”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这真叫作不成样子，”过了一会，四铭又慷慨的说，“现在的学生是。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３〕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学程呢，为他化了的钱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给他进了中西折中的学堂，英文又专是‘口耳并重’的，你以为这该好了罢，哼，可是读了一年，连‘恶毒妇’也不懂，大约仍然是念死书。吓，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

“对咧，真不如统统关掉的好。”四太太糊着纸锭，同情的说。

“秀儿她们也不必进什么学堂了。‘女孩子，念什么书？’九公公先前这样说，反对女学的时候，我还攻击他呢；可是现在看起来，究竟是老年人的话对。你想，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

“对咧，男人都像了和尚还不够，女人又来学尼姑了。”

“学程！”

学程正捧着一本小而且厚的金边书快步进来，便呈给四铭，指着一处说：

“这倒有点像。这个……。”

四铭接来看时，知道是字典，但文字非常小，又是横行的。他眉头一皱，擎向窗口，细着眼睛，就学程所指的一行念过去：

“‘第十八世纪创立之共济讲社〔４〕之称’。——唔，不对。——这声音是怎么念的？”他指着前面的“鬼子”字，问。

“恶特拂罗斯（Ｏｄｄｆｅｌｌｏｗｓ）。”

“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四铭又忽而愤怒起来了。“我对你说：那是一句坏话，骂人的话，骂我这样的人的。懂了么？查去！”

学程看了他几眼，没有动。

“这是什么闷胡卢，没头没脑的？你也先得说说清，教他好用心的查去。”她看见学程为难，觉得可怜，便排解而且不满似的说。

“就是我在大街上广润祥买肥皂的时候，”四铭呼出了一口气，向她转过脸去，说。“店里又有三个学生在那里买东西。我呢，从他们看起来，自然也怕太噜苏一点了罢。我一气看了六七样，都要四角多，没有买；看一角一块的，又太坏，没有什么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绿的一块，两角四分。伙计本来是势利鬼，眼睛生在额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可恨那学生这坏小子又都挤眉弄眼的说着鬼话笑。后来，我要打开来看一看才付钱：洋纸包着，怎么断得定货色的好坏呢。谁知道那势利鬼不但不依，还蛮不讲理，说了许多可恶的废话；坏小子们又附和着说笑。那一句是顶小的一个说的，而且眼睛看着我，他们就都笑起来了：可见一定是一句坏话。”他于是转脸对着学程道，“你只要在‘坏话类’里去查去！”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去了。

“他们还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这样了，还不够？”他两眼钉着屋梁，尽自说下去。“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你想，那多么可叹？……”

“什么？”她随口的问，并不惊奇。

“孝女。”他转眼对着她，郑重的说。“就在大街上，有两个讨饭的。一个是姑娘，看去该有十八九岁了。——其实这样的年纪，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还讨饭。——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的，白头发，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檐下求乞。大家多说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讨得一点什么，便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可是这样的孝女，有人肯布施么？”他射出眼光来钉住她，似乎要试验她的识见。

她不答话，也只将眼光钉住他，似乎倒是专等他来说明。

“哼，没有。”他终于自己回答说。“我看了好半天，只见一个人给了一文小钱；其余的围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还有两个光棍，竟肆无忌惮的说：‘阿发，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哪，你想，这成什么话？”

“哼，”她低下头去了，久之，才又懒懒的问，“你给了钱么？”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嗡。”她不等说完话，便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厨下去。昏黄只显得浓密，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四铭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里还明亮，学程就在墙角落上练习八卦拳：这是他的“庭训”〔５〕，利用昼夜之交的时间的经济法，学程奉行了将近大半年了。他赞许似的微微点一点头，便反背着两手在空院子里来回的踱方步。不多久，那惟一的盆景万年青的阔叶又已消失在昏暗中，破絮一般的白云间闪出星点，黑夜就从此开头。四铭当这时候，便也不由的感奋起来，仿佛就要大有所为，与周围的坏学生以及恶社会宣战。他意气渐渐勇猛，脚步愈跨愈大，布鞋底声也愈走愈响，吓得早已睡在笼子里的母鸡和小鸡也都唧唧足足的叫起来了。

堂前有了灯光，就是号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们便都齐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围。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像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碗筷声雨点似的响，虽然大家不言语，也就是很热闹的晚餐。

招儿带翻了饭碗了，菜汤流得小半桌。四铭尽量的睁大了细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这才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他左右一瞥，就发见学程刚刚夹着塞进他张得很大的嘴里去，他于是只好无聊的吃了一筷黄菜叶。

“学程，”他看着他的脸说，“那一句查出了没有？”

“那一句？——那还没有。”

“哼，你看，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但是你们这些学生那里知道这些，肆无忌惮，将来只好像那光棍……。”

“想倒想着了一个，但不知可是。——我想，他们说的也许是‘阿尔特肤尔’〔６〕。”

“哦哦，是的！就是这个！他们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声音：‘恶毒夫咧。’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就是他们这一党：你知道的。”

“意思，——意思我不很明白。”

“胡说！瞒我。你们都是坏种！”

“‘天不打吃饭人’，你今天怎么尽闹脾气，连吃饭时候也是打鸡骂狗的。他们小孩子们知道什么。”四太太忽而说。

“什么？”四铭正想发话，但一回头，看见她陷下的两颊已经鼓起，而且很变了颜色，三角形的眼里也发着可怕的光，便赶紧改口说，“我也没有闹什么脾气，我不过教学程应该懂事些。”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她可是更气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点了灯笼火把，寻了那孝女来了。好在你已经给她买好了一块肥皂在这里，只要再去买一块……”

“胡说！那话是那光棍说的。”

“不见得。只要再去买一块，给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么话？那有什么相干？我因为记起了你没有肥皂……”

“怎么不相干？你是特诚买给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这真是什么话？你们女人……”四铭支吾着，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但大约大半也因为吃了太热的饭。

“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那是一个光棍……”

“四翁！”外面的暗中忽然起了极响的叫喊。

“道翁么？我就来！”四铭知道那是高声有名的何道统，便遇赦似的，也高兴的大声说。“学程，你快点灯照何老伯到书房去！”

学程点了烛，引着道统走进西边的厢房里，后面还跟着卜薇园。

“失迎失迎，对不起。”四铭还嚼着饭，出来拱一拱手，说。“就在舍间用便饭，何如？……”

“已经偏过了。”薇园迎上去，也拱一拱手，说。“我们连夜赶来，就为了那移风文社的第十八届征文题目，明天不是‘逢七’么？”

“哦！今天十六？”四铭恍然的说。

“你看，多么胡涂！”道统大嚷道。

“那么，就得连夜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

“文题我已经拟下了。你看怎样，用得用不得？”道统说着，就从手巾包里挖出一张纸条来交给他。

四铭踱到烛台面前，展开纸条，一字一字的读下去：

“‘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７〕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好极好极。可是字数太多了罢？”

“不要紧的！”道统大声说。“我算过了，还无须乎多加广告费。但是诗题呢？”

“诗题么？”四铭忽而恭敬之状可掬了。“我倒有一个在这里：孝女行。那是实事，应该表彰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

“哦哦，那不行。”薇园连忙摇手，打断他的话。“那是我也看见的。她大概是‘外路人’，我不懂她的话，她也不懂我的话，不知道她究竟是那里人。大家倒都说她是孝女；然而我问她可能做诗，她摇摇头。要是能做诗，那就好了。”

“然而忠孝是大节，不会做诗也可以将就……。”

“那倒不然，而孰知不然！”薇园摊开手掌，向四铭连摇带推的奔过去，力争说。“要会做诗，然后有趣。”

“我们，”四铭推开他，“就用这个题目，加上说明，登报去。一来可以表彰表彰她；二来可以借此针砭社会。现在的社会还成个什么样子，我从旁考察了好半天，竟不见有什么人给一个钱，这岂不是全无心肝……”

“阿呀，四翁！”薇园又奔过来，“你简直是在‘对着和尚骂贼秃’了。我就没有给钱，我那时恰恰身边没有带着。”

“不要多心，薇翁。”四铭又推开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别论。你听我讲下去：她们面前围了一大群人，毫无敬意，只是打趣。还有两个光棍，那是更其肆无忌惮了，有一个简直说，‘阿发，你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你想，这……”

“哈哈哈！两块肥皂！”道统的响亮的笑声突然发作了，震得人耳朵[口皇][口皇]的叫。“你买，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这么嚷。”四铭吃了一惊，慌张的说。

“咯支咯支，哈哈！”

“道翁！”四铭沉下脸来了，“我们讲正经事，你怎么只胡闹，闹得人头昏。你听，我们就用这两个题目，即刻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这事只好偏劳你们两位了。”

“可以可以，那自然。”薇园极口应承说。

“呵呵，洗一洗，咯支……唏唏……”

“道翁！！！”四铭愤愤的叫。

道统给这一喝，不笑了。他们拟好了说明，薇园誊在信笺上，就和道统跑往报馆去。四铭拿着烛台，送出门口，回到堂屋的外面，心里就有些不安逸，但略一踌蹰，也终于跨进门槛去了。他一进门，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那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

秀儿和招儿都蹲在桌子下横的地上玩；学程坐在右横查字典。最后在离灯最远的阴影里的高背椅子上发见了四太太，灯光照处，见她死板板的脸上并不显出什么喜怒，眼睛也并不看着什么东西。

“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

四铭微微的听得秀儿在他背后说，回头看时，什么动作也没有了，只有招儿还用了她两只小手的指头在自己脸上抓。

他觉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烛，踱出院子去。他来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鸡和小鸡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来，他立即放轻脚步，并且走远些。经过许多时，堂屋里的灯移到卧室里去了。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白云间，看不出一点缺。

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８〕，孤苦零丁了。他这一夜睡得非常晚。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看见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比起先前用皂荚时候的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来，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别了。从此之后，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一九二四年三月二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

〔２〕八卦拳拳术的一种，多用掌法，按八卦的特定形式运行。清末有些王公大臣和“五四”前后的封建复古派把它作为“国粹”加以提倡。

〔３〕关于光绪年间开学堂，戊戌变法（１８９８）前后，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我国开始兴办近代教育，开设学堂。这些学堂当时曾不同程度地传播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学说。

〔４〕共济讲社（Ｏｄｄｆｅｌｌｏｗｓ）又译共济社，十八世纪在英国出现的一种以互济为目的的秘密结社。

〔５〕“庭训”《论语·季氏》载：孔丘“尝独立，鲤（按即孔丘的儿子）趋而过庭”，孔丘要他学“诗”、学“礼”。后来就常有人称父亲的教训为“庭训”或“过庭之训”。

〔６〕“阿尔特肤尔”英语Ｏｌｄｆｏｏｌ的音译，意为“老傻瓜”。

〔７〕孟母指孟轲的母亲，旧时传说她是善于教子的“贤母”。

〔８〕“无告之民”语出《礼记·王制》，其中说：孤、独、鳏、寡“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无告，有苦无处诉说。

在酒楼上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Ｓ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一石居是在的，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径到小楼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我一面说给跟我上来的堂棺听，一面向后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客人，酒。……”

堂棺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Ｓ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为正在下午的缘故罢，这会说是酒楼，却毫无酒楼气，我已经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还是四张空板桌。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棺，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

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同时也就吃惊的站起来。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跟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的，然而颇不自然的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时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他也问我别后的景况；我一面告诉他一个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来，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后再去添二斤。其间还点菜，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终于说不清那一样是谁点的，就从堂倌的口头报告上指定了四样莱：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排满了一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当时什么法也没有。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他又喝干一杯酒，看说窗外，说，“这在那边那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就在前天，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因为我豫料那地下的应该早已朽烂了，——带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们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拔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后回转身，也拿着酒杯，正对面默默的听着。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卖棺材虽然有些离奇，但只要价钱极便宜，原铺子就许要，至少总可以捞回几文酒钱来。但我不这佯，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墩，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监工。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来，衔在嘴里，点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几口烟，才又慢慢的说，“正在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先前的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但你一定没有留心，因为那时她还小。后来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她很能干，十多岁没了母亲，招呼两个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亲，事事都周到；也经济，家计倒渐渐的稳当起来了。邻居几乎没有一个不夸奖她，连长富也时常说些感激的活。这一次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又记得她了，老年人记性真长久。她说她曾经知道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戴着红的剪绒花，自己也想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这种剪绒花是外省的东西，Ｓ城里尚且买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买两朵去送她。

“我对于这差使倒并不以为烦厌，反而很喜欢；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来接我母亲的时候，有一天，长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闲谈起来了。他便要请我吃点心，荞麦粉，并且告诉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里能有白糖的船户，可见决不是一个穷船户了，所以他也吃得很阔绰。我被劝不过，答应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识世故，便嘱咐阿顺说，‘他们文人，是不会吃东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调好端来的时候，仍然使我吃一吓，是一大碗，足够我吃一天。但是和长富吃的一碗比起来，我的也确乎算小碗。我生平没有吃过荞麦粉，这回一尝，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沙糖才有这样难。然而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所以我这一夜虽然饱胀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恶梦，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我先前并不知道她曾经为了一朵剪绒花挨打，但因为母亲一说起，便也记得了荞麦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来了。我先在太原城里搜求了一遍，都没有；一直到济南……”

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技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

“一直到了济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转身喝干一杯酒，又吸几口烟，接着说。“我才买到剪绒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这一种，总之是绒做的罢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深色还是浅色，就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都带到这里来。

“就是今天午后，我一吃完饭，便去看长富，我为此特地耽搁了一天。他的家倒还在，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气色了，但这恐怕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他的儿子和第二个女儿——阿昭，都站在门口，大了。阿昭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飞奔的逃进屋里去。我就问那小子，知道长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连声问我寻她什么事，而且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我支吾着退走了，我现在是敷敷衍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然而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办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终于回到就在斜对门的柴店里。店主的母亲，老发奶奶，倒也还在，而且也还认识我，居然将我邀进店里坐去了。我们寒暄几句之后，我就说明了回到Ｓ城和寻长富的缘故。不料她叹息说：

“‘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

“她于是详细的告诉我，说是‘大约从去年春天以来，她就见得黄瘦，后来忽而常常下泪了，问她缘故又不说；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过小伤风，终于躺倒了，从此就起不来。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她早就像她母亲一样，不时的吐红和流夜汗。但是瞒着，怕他因此要担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伯羞，不好问，只好哭。长富赶紧将她的男人怎样的挣气的话说给她听，那里还来得及？况且她也不信，反而说：好在我已经这样，什么也不要紧了。’

“她还说，‘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长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个愉鸡贼，那是什么东西呢？然而他来送殓的时候，我是亲眼看见他的，衣服很干净，人也体面；还眼泪汪汪的说，自己撑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积起钱来聘了一个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见他实在是一个好人，长庚说的全是诳。只可惜顺姑竟会相信那样的贼骨头的诳话，白送了性命。——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

“那倒也罢，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带在身边的两朵剪绒花怎么办呢？好，我就托她送了阿昭。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我实在不愿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日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日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他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楼梯上一阵乱响，拥上几个酒客来：当头的是矮子，拥肿的圆脸；第二个是长的，在脸上很惹眼的显出一个红鼻子；此后还有人，一叠连的走得小楼都发抖。我转眼去着吕纬甫，他也正转眼来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账。

“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我一面准备走，一面问。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堂倌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六日

（原刊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

野草

《野草》英文译本序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淡淡的血痕中

风筝

复仇

复仇(其二)

狗的驳诘

过客

好的故事

腊叶

立论

墓碣文

秋夜

求乞者

失掉的好地狱

死后

死火

颓败线的颤动

我的失恋

希望

雪

一觉

影的告别

这样的战士

野草题辞

《野草》英文译本序

冯y·s·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但我希望，译者将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驰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当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为译本而作的序言，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要钱；头钱〔２〕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语丝》周刊第六十期。

〔２〕头钱旧社会里提供赌博场所的人向参与赌博者抽取一定数额的钱，叫做头钱，也称“抽头”。侍候赌博的人，有时也可从中分得若干。

淡淡的血痕中

——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迟鲜禣e；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

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僇民”〔２〕，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

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五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

〔２〕“天之僇民”语出《庄子·大宗师》。僇，原作戮，僇风，受刑戮的人、罪人

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２〕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语丝》周刊第十二期。

〔２〕风轮风筝上能迎风转动发声的小轮。

复仇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２〕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３〕。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致郑振铎信中说：“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２〕槐蚕一种生长在槐树上的娥类的幼虫。

〔３〕鲞头即鱼头；江浙等地俗称干鱼、腊鱼为鲞。

复仇(其二)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２〕，所以去钉十字架。

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３〕看哪，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他不肯喝那用没药〔４〕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

他没有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５〕看哪，和他同钉的……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

遍地都黑暗了。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６〕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期。

文中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是根据《新约全书》中的记载。〔２〕以色列的王即犹太人的王。据《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载：“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来，就是髑髅地），……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３〕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据《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载：“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阿。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４〕没药药名，一作末药，梵语音译。由没药树树皮中渗出的脂液凝结而成。有镇静、麻醉等作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有兵丁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耶稣不受的记载。

〔５〕据《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载：“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咳，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罢。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祭司长，古犹太教管祭祀的人；文士，宣讲古犹太法律，兼记录和保管官方文件的人。他们同属上层统治阶级。

〔６〕关于耶稣临死前的情况，据《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载：“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气就断了。”

狗的驳诘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２〕；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们再谈谈……”他在后面大声挽留。

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语丝》周刊第二十五期。

〔２〕铜和银这里指钱币。我国旧时曾通用铜币和银币。

过客

时：或一日的黄昏。

地：或一处。

人：老翁——约七十岁，白须发，黑长袍。

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

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２〕的竹杖。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门侧有一段枯树根。

（女孩正要将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搀起。）

翁——孩子。喂，孩子！怎么不动了呢？

孩——（向东望着，）有谁走来了，看一看罢。

翁——不用看他。扶我进去罢。太阳要下去了。

孩——我，——看一看。

翁——唉，你这孩子！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还不够好看么？什么也不比这些好看。你偏是要看谁。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还是进去罢。孩——可是，已经近来了。阿阿，是一个乞丐。

翁——乞丐？不见得罢。

（过客从东面的杂树间跄踉走出，暂时踌蹰之后，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老丈，你晚上好？

翁——阿，好！托福。你好？

客——老丈，我实在冒昧，我想在你那里讨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极了。这地方又没有一个池塘，一个水洼。

翁——唔，可以可以。你请坐罢。（向女孩）孩子，你拿水来，杯子要洗干净。

（女孩默默地走进土屋去。）

翁——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翁——阿阿。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木杯来，递去。）

客——（接杯，）多谢，姑娘。（将水两口喝尽，还杯，）多谢，姑娘。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翁——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前面，是坟〔３〕。

客——（诧异地，）坟？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客——（西顾，仿佛微笑，）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翁——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

翁——那么，你，（摇头，）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举起*蛔愀先丝矗┮虼耍*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罢。

翁——那也未必。太阳下去了，我想，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罢，像我似的。

客——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么？

翁——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客——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

客——唉唉，不理他……。（沉思，忽然吃惊，倾听着，）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恨我的脚早经走破了。（准备走路。）

孩——给你！（递给一片布，）裹上你的伤去。

客——多谢，（接取，）姑娘。这真是……。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断砖坐下，要将布缠在踝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还了你罢，还是裹不下。况且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

翁——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什么好处。但在我，这布施是最上的东西了。你看，我全身上可有这样的。

翁——你不要当真就是。

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４〕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向女孩，）

姑娘，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孩——（惊惧，退后，）我不要了！你带走！

客——（似笑，）哦哦，……因为我拿过了？

孩——（点头，指口袋，）你装在那里，去玩玩。

客——（颓唐地退后，）但这背在身上，怎么走呢？……翁——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动。——休息一会，就没有什么了。

客——对咧，休息……。（默想，但忽然惊醒，倾听。）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

翁——你总不愿意休息么？

客——我愿意休息。

翁——那么，你就休息一会罢。

客——但是，我不能……。

翁——你总还是觉得走好么？

客——是的。还是走好。

翁——那么，你也还是走好罢。

客——（将腰一伸，）好，我告别了。我很感谢你们。（向着女孩，）姑娘，这还你，请你收回去。

（女孩惊惧，敛手，要躲进土屋里去。）

翁——你带去罢。要是太重了，可以随时抛在坟地里面的。

孩——（走向前，）阿阿，那不行！

客——阿阿，那不行的。

翁——那么，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

孩——（拍手，）哈哈！好！

客——哦哦……。

（极暂时中，沉默。）

翁——那么，再见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女孩，）孩子，扶我进去罢。你看，太阳早已下去了。（转身向门。）客——多谢你们。祝你们平安。（徘徊，沉思，忽然吃惊，）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随即阖了门。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语丝》周刊第十七期。

〔２〕等身和身材一样高。

〔３〕坟作者在《写在〈坟〉后面》中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４〕作者在写本篇后不久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两地书·二四》）

好的故事

灯火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是昏沉的夜。

我闭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学记》〔２〕的手搁在膝髁上。

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４〕，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５〕，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

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６〕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语丝》周刊第十三期。

〔２〕《初学记》类书名，唐代徐坚等辑，共三十卷。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及唐初诸家作品。

〔３〕山阴道指绍兴县城西南一带风景优美的地方。《世说新语·言语》里说：“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４〕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的略称，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后泛指寺庙。

〔５〕一丈红即蜀葵，茎高六七尺，六月开花，形大，有红、紫、白、黄等颜色。

〔６〕文末所注写作日期迟于发表日期，有误；《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记有“作《野草》一篇”，当指本文。

腊叶

灯下看《雁门集》〔２〕，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

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语丝》周刊第六十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又，许广平在《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一文里说，“在《野草》中的那篇《腊叶》，那假设被摘下来夹在《雁门集》里的斑驳的枫叶，就是自况的”。

〔２〕《雁门集》诗词集，元代萨都剌著。萨氏世居山西雁门，故名。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２〕”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五期。

〔２〕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ｈｅ！象声词，即嘿嘿！嘿，嘿嘿嘿嘿！

墓碣文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２〕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３〕。…………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二期。

作者在文中通过一个梦境，描写了墓中人内心的虚无与灰暗，以及意欲认识和摆脱这种心境而不能的焦灼和痛楚。最后以“我疾走，不敢反顾”来表示对这种思想情绪的否定。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当时深刻的思想苦闷和严格进行自我解剖的精神。〔２〕墓碣圆顶的墓碑。

〔３〕殒颠死亡。

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２〕。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

〔２〕猩红色的栀子栀子，一种常绿灌木，夏日开花，一般为白色或淡黄色；红栀子花是罕见的品种。据《广群芳谱》卷三十八引《万花谷》载：“蜀孟昶十月宴芳林园，赏红栀子花；其花六出而红，清香如梅。”

求乞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四期。

失掉的好地狱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２〕，布告三界〔３〕：地下太平。

有一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一切都已完结，一切都已完结！可怜的鬼魂们将那好的地狱失掉了！”他悲愤地说，于是坐下，讲给我一个他所知道的故事——

“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就是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权的时候。他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地狱原已废弛得很久了：剑树〔４〕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５〕，花极细小，惨白可怜。——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地上曾经大被焚烧，自然失了他的肥沃。

“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小花，惨白可怜，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

“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战声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网罗，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

“当鬼魂们一齐欢呼时，人类的整饬地狱使者已临地狱，坐在中央，用了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

“当鬼魂们又发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人类于是整顿废弛，先给牛首阿旁〔６〕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

“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沸；刀一样璋；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

“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二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曾说：“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写作本篇一个多月前，作者在概括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时，也曾指出：“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集外集·杂语》）

〔２〕醉心的大乐使人沉醉的音乐。这里的“大”和下文的“大威权”、“大火聚”等词语中的“大”，都是模仿古代汉译佛经的语气。

〔３〕三界这里指天国、人间、地狱。

〔４〕剑树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５〕曼陀罗花曼陀罗，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佛经说，曼陀罗花白色而有妙香，花大，见之者能适意，故也译作适意花。

〔６〕牛首阿旁佛教传说中地狱里牛头人身的鬼卒。东晋昙无兰译《五苦章句经》中说：“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持钢铁叉。”

死后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

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听到几声喜鹊叫，接着是一阵乌老鸦。空气很清爽，——虽然也带些土气息，——大约正当黎明时候罢。我想睁开眼睛来，他却丝毫也不动，简直不像是我的眼睛；于是想抬手，也一样。

恐怖的利镞忽然穿透我的心了。在我生存时，曾经玩笑地设想：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牢业脑は刖沟闹小玻*〕了，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

听到脚步声，走路的罢。一辆独轮车从我的头边推过，大约是重载的，轧轧地叫得人心烦，还有些牙齿。很觉得满眼绯红，一定是太阳上来了。那么，我的脸是朝东的。但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切切嚓嚓的人声，看热闹的。他们踹起黄土来，飞进我的鼻孔，使我想打喷嚏了，但终于没有打，仅有想打的心。

陆陆续续地又是脚步声，都到近旁就停下，还有更多的低语声：看的人多起来了。我忽然很想听听他们的议论。但同时想，我生存时说的什么批评不值一笑的话，大概是违心之论罢：才死，就露了破绽了。然而还是听；然而毕竟得不到结论，归纳起来不过是这样——“死了？……”

“嗡。——这……”

“哼！……”

“啧。……唉！……”

我十分高兴，因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否则，或者害得他们伤心；或则要使他们快意；或则要使他们加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多破费宝贵的工夫；这都会使我很抱歉。现在谁也看不见，就是谁也不受影响。好了，总算对得起人了！

但是，大约是一个马蚁，在我的脊梁上爬着，痒痒的。我一点也不能动，已经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倘在平时，只将身子一扭，就能使他退避。而且，大腿上又爬着一个哩！你们是做什么的？虫豸！？

事情可更坏了：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走了几步，又一飞，开口便舐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但是不能说出来。他却从鼻尖跑下，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摇。实在使我烦厌得不堪，——不堪之至。

忽然，一阵风，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他们就一同飞开了，临走时还说——“惜哉！……”

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

木材摔在地上的钝重的声音同着地面的震动，使我忽然清醒，前额上感着芦席的条纹。但那芦席就被掀去了，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热。还听得有人说——“怎么要死在这里？……”

这声音离我很近，他正弯着腰罢。但人应该死在那里呢？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可惜我久没了纸笔；即有也不能写，而且即使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了。只好就这样地抛开。

有人来抬我，也不知道是谁。听到刀鞘声，还有巡警在这里罢，在我所不应该“死在这里”的这里。我被翻了几个转身，便觉得向上一举，又往下一沉；又听得盖了盖，钉着钉。但是，奇怪，只钉了两个。难道这里的棺材钉，是只钉两个的么？

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

“气闷！……”我又想。

然而我其实却比先前已经宁静得多，虽然知不清埋了没有。在手背上触到草席的条纹，觉得这尸衾倒也不恶。只不知道是谁给我化钱的，可惜！但是，可恶，收敛的小子们！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他们并不给我拉平，现在抵得我很难受。你们以为死人无知，做事就这样地草率么？哈哈！

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要重得多，所以压着衣皱便格外的不舒服。但我想，不久就可以习惯的；或者就要腐烂，不至于再有什么大麻烦。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着想。“您好？您死了么？”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委实太毛糙，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锯绒还是毛毵毵的。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３〕，嘉靖黑口本〔４〕，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烦厌。停了一会，没有声息，他大约走了。但是似乎一个马蚁又在脖子上爬起来，终于爬到脸上，只绕着眼眶转圈子。

万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后也还会变化的。忽而，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

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我于是坐了起来。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语丝》周刊第三十六期。

〔２〕的中射中靶子。

〔３〕明板《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又作《公羊春秋》）的明代刻本。《公羊传》是一部阐释《春秋》的书，相传为周末齐国人公羊高所作。在木刻书中，明板是比较名贵的。

〔４〕嘉靖黑口本我国线装书籍，书页中间折叠的直缝叫做“口”。“口”有“黑口”“白口”的分别：折缝上下端有黑线的叫做“黑口”，没有黑线的叫做“白口”。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明世宗的年号。

死火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２〕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入衣袋中间。冰谷四面，登时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３〕。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４〕，将我包围。我低头一看，死火已经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他说。我连忙和他招呼，问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他答非所问地说，“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了。我也被冰冻冻得要死。倘使你不给我温热，使我重行烧起，我不久就须灭亡。”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就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语丝》周刊第二十五期。

〔２〕火宅佛家语，《法华经·譬喻品》中说：“三界（按这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泛指世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然不息。”〔３〕铁线蛇又名盲蛇，无毒，状如蚯蚓，是我国最小的一种蛇。分布于浙江、福建等地。

〔４〕火聚佛家语，猛火聚集的地方。

颓败线的颤动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也看见屋上瓦松〔２〕的茂密的森林。

板桌上的灯罩是新拭的，照得屋子里分外明亮。在光明中，在破榻上，在初不相识的披毛的强悍的肉块底下，有瘦弱渺小的身躯，为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而颤动。弛缓，然而尚且丰腴的皮肤光润了；青白的两颊泛出轻红，如铅上涂了胭脂水。

灯火也因惊惧而缩小了，东方已经发白。

然而空中还弥漫地摇动着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的波涛……。

“妈！”约略两岁的女孩被门的开阖声惊醒，在草席围着的屋角的地上叫起来了。

“还早哩，再睡一会罢！”她惊惶地说。

“妈！我饿，肚子痛。我们今天能有什么吃的？”

“我们今天有吃的了。等一会有卖烧饼的来，妈就买给你。”她欣慰地更加紧捏着掌中的小银片，低微的声音悲凉地发抖，走近屋角去一看她的女儿，移开草席，抱起来放在破榻上。

“还早哩，再睡一会罢。”她说着，同时抬起眼睛，无可告诉地一看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

空中突然另起了一个很大的波涛，和先前的相撞击，回旋而成旋涡，将一切并我尽行淹没，口鼻都不能呼吸。

我呻吟着醒来，窗外满是如银的月色，离天明还很辽远似的。

我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我自己知道是在续着残梦。可是梦的年代隔了许多年了。屋的内外已经这样整齐；里面是青年的夫妻，一群小孩子，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

“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男人气忿地说。“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说。

“还要带累了我！”男的说。

“还要带累他们哩！”女的说，指着孩子们。

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

那垂老的女人口角正在痉挛，登时一怔，接着便都平静，不多时候，她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了。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五期。

〔２〕瓦松又名“向天草”或“昨叶荷草”。丛生在瓦缝中，叶针状，初生时密集短茎上，远望如松树，故名。

我的失恋

——拟古的新打油诗〔２〕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３〕。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４〕。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四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谈到本篇时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

〔２〕　拟古的新打油诗　拟古，这里是模拟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的格式。《四愁诗》共四首，每首都以“我所思兮在××开始，而以“何为怀忧心 ××”作结，故称“四愁”。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第二十九卷。打油诗，传说唐代人张打油所作的诗常用俚语，且故作诙谐，有时暗含嘲讽，被称为打油诗。

〔３〕　冰糖壶卢　用山楂等果品蘸以糖汁制成的一种食品。据清末富察敦崇编著的《燕京岁时记》载：“冰糖壶卢，乃用竹签贯以葡萄、山药豆、海棠果、山里红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凉。”

〔４〕　赤练蛇　一作赤链蛇；生活于山林或草泽地区。头黑色，鳞片边缘暗红色；体背黑褐色，有红色窄横纹。无毒。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２〕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３〕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ＰｅｔǒｆｉＳá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４９）〔４〕的“希望”之歌：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５〕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Ｐｅｔǒｆｉ，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６〕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十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

〔２〕作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３〕杜鹃鸟名，亦名子规、杜宇，初夏时常昼夜啼叫。唐代陈藏器撰的《本草拾遗》说：“杜鹃鸟，小似鹞，鸣呼不已，出血声始止。”

〔４〕ＰｅｔǒｆｉＳáｎｄｏｒ裴多菲·山陀尔（１８２３—１８４９），匈牙利诗人、革命家。曾参加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间反抗奥地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他的主要作品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这里引的《希望》一诗，作于一八四五年。

〔５〕可萨克通译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自由的人”或“勇敢的人”。他们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农奴和城市贫民，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前半叶，因不堪封建压迫，从俄国中部逃出，定居在俄国南部的库班河和顿河一带，自称为“哥萨克人”。他们善骑战，沙皇时代多入伍当兵。一八四九年沙皇俄国援助奥地利反动派，入侵匈牙利镇压革命，俄军中即有哥萨克部队。

〔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出自裴多菲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凯雷尼·弗里杰什的信：“……这个月的十三号，我从拜雷格萨斯起程，乘着那样恶劣的驽马，那是我整个旅程中从未碰见过的。当我一看到那些倒霉的驽马，我吃惊得头发都竖了起来……我内心充满了绝望，坐上了大车，……但是，我的朋友，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这些瘦弱的马驹用这样快的速度带我飞驰到萨特马尔来，甚至连那些靠燕麦和干草饲养的贵族老爷派头的马也要为之赞赏。我对你们说过，不要只凭外表作判断，要是那样，你就不会获得真理。”（译自匈牙利文《裴多菲全集》）

雪

暖国〔２〕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３〕，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４〕；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十一期。

〔２〕暖国指我国南方气候温暖的地区。

〔３〕宝珠山茶据《广群芳谱》卷四十一载：“宝珠山茶，千叶含苞，历几月而放，殷红若丹，最可爱。”

〔４〕磬口的蜡梅花据清代陈 子撰《花镜》卷三载：“圆瓣黄，形似白梅，盛开如半含者，名磬口，最为世珍。”

一觉

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２〕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隐约听到一二爆发声以后，飞机嗡嗡地叫着，冉冉地飞去了。也许有人死伤了罢，然而天下却似乎更显得太平。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叶梅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的小书斋，今日也依然是所谓“窗明几净”。

因为或一种原因，我开手编校那历来积压在我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给一个清理。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我忽然记起一件事：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３〕，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４〕。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钟》〔５〕的前身。那《沉钟》就在这风沙肮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

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我记得托尔斯泰〔６〕曾受了很大的感动，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拚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沉钟》的《无题》〔７〕——代启事——说：“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片沙漠。——如果当真是一片沙漠，这虽然荒漠一点也还静肃；虽然寂寞一点也还会使你感觉苍茫。何至于像这样的混沌，这样的阴沉，而且这样的离奇变幻！”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８〕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五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

〔２〕一九二六年四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所部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曾多次飞临轰炸。

〔３〕指冯至，河北涿县人，诗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载：“午后往北大讲。浅草社员赠《浅草》一卷之四期一本。”

〔４〕《浅草》文艺季刊，浅草社编。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刊，在上海印刷出版。共出四期，一九二五年二月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冯至、陈炜谟、陈翔鹤等。

〔５〕《沉钟》文艺刊物，沉钟社编。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出十期。一九二六年八月改为半月刊，次年一月出至第十二期休刊；一九三二年十月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第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除浅草社同人外尚有杨晦等。

〔６〕托尔斯泰（n．Ｈ．Ｔｏoｃｏh，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这里说的“一篇小说”，指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野蓟，即牛蒡花，菊科，草本植物。在《哈泽·穆拉特》序曲开始处，作者描写了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牛蒡花，以象征小说主人公哈泽·穆拉特。

〔７〕《无题》载于《沉钟》周刊第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８〕烟篆燃着的纸烟的烟缕，弯曲上升，好似笔划圆曲的篆字（我国古代的一种字体）。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四期。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作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可参看。

这样的战士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２〕。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３〕……。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４〕，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八期。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

〔２〕毛瑟枪指德国机械师毛瑟弟兄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设计制造的一种单发步枪，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武器。绿营兵，一作绿旗兵。清朝兵制：除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等“八旗兵”（以满族人为主）外，又另募汉人编成军队，旗帜采用绿色，叫做绿旗兵。清代中叶以后，绿营兵渐趋衰败，终被裁废。盒子炮，即驳壳枪，手枪的一种，外有特制的木盒，故名。

〔３〕东方文明五四运动前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复古主义者鼓吹的反动口号之一，目的在于维护我国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反对近代科学文明和民主改革。

〔４〕护心镜古代战衣胸前部位镶嵌的金属圆片，用以保护胸膛。

野草题辞

散文诗二十三篇。一九二七年七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题辞〔１〕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２〕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３〕，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４〕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５〕。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６〕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三八期，在本书最初几次印刷时都曾印入；一九三一年五月上海北新书局印第七版时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一九四一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本篇作于广州，当时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不久，它反映了作者在险恶环境下的悲愤心情和革命信念。

本书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又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致萧军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其中某些篇的文字较隐晦，据作者后来解释：“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２〕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者在广州作的《怎么写》（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曾描绘过他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３〕大欢喜佛家语，指达到目的而感到极度满足的一种境界。

〔４〕陈死人指死去很久的人。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塞。……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５〕地面比喻黑暗的旧社会。作者曾说，《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６〕白云楼在广州东堤白云路。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由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简介：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朝花夕拾》简介：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小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①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bruegeld.a）的一张铜版画allegoriederwollust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edgarallanpoe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卓旁，给我猜谜，讲古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象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

这是侥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叶瑟瑟地作响，微风也吹动了，想来草席定已微凉，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猫是饲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人，我们那里叫它“隐鼠”，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象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象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不象正在办着喜事。直到我敖不住了，怏怏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也许鼠族的婚仪，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贺礼，虽是真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罢，我想，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无法抗议的。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春后，你听到它“咋！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称为“老鼠数铜钱”的，便知道它的可怕的屠伯已经光临了。这声音是表现绝望的惊恐的，虽然遇见猫，还不至于这样叫。猫自然也可怕，但老鼠只要窜进一个小洞去，它也就奈何不得，逃命的机会还很多。独有那可怕的屠伯——蛇，身体是细长的，圆径和鼠子差不多，凡鼠子能到的地方，它也能到，追逐的时间也格外长，而且万难幸免，当“数钱”的时候，大概是已经没有第二步办法的了。

有一回，我就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数钱”的声音，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隐鼠，口角流血，但两胁还是一起一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子里，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了原，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给放在饭桌上，便检吃些菜渣，舔舔碗沿；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舔吃了研着的墨汁。这使我非常惊喜了。我听父亲说过的，中国有一种墨猴，只有拇指一般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发亮的。它睡在笔筒里，一听到磨墨，便跳出来，等着，等到人写完字，套上笔，就舔尽了砚上的余墨，仍旧跳进笔筒里去了。我就极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墨猴，可是得不到；问那里有，那里买的呢，谁也不知道。“慰情聊胜无”，这隐鼠总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罢，虽然它舔吃墨汁，并不一定肯等到我写完字。

现在已经记不分明，这样地大约有一两月；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所谓“若有所失”。我的隐鼠，是常在眼前游行的，或桌上，或地上。而这一日却大半天没有见，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它走出来，平时，是一定出现的。我再等着，再等它一半天，然而仍然没有见。

长妈妈，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也许是以为我等得太苦了罢，轻轻地来告诉我一句话。这即刻使我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她说：隐鼠是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

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里面，打得它垂头丧气。这作战继续得颇长久，此后似乎猫都不来近我了。但对于它们纵使怎样战胜，大约也算不得一个英雄；况且中国毕生和猫打仗的人也未必多，所以一切韬略、战绩，还是全部省略了罢。

但许多天之后，也许是已经经过了大半年，我竟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它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

这确是先前所没有料想到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然而在现在，这些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倘其万不得已，则赶走而已，决不打伤它们，更何况杀害。这是我近几年的进步。经验既多，一旦大悟，知道猫的偷鱼肉，拖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所以，目下的办法，是凡遇猫们捣乱，至于有人讨厌时，我便站出去，在门口大声叱曰：“嘘！滚！”小小平静，即回书房，这样，就长保着御侮保家的资格。其实这方法，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因为这么一来，就要不被重视，甚至于因失其用处而被裁汰。我想，如果能将这方法推广应用，我大概也总可望成为所谓“指导青年”的“前辈”的罢，但现下也还未决心实践，正在研究而且推敲。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①这是陈源《致志摩》一文中的话。本文以及《朝花夕拾》中的其它篇章都多处引用陈源文章中的语句讥讽陈源。

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埔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象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象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二十四孝图》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北京现在常用“马虎子”这一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这些话，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因为就是所谓“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以为大悖于“文格”，亦即大损于“人格”。岂不是“言者心声也”么？“文”和“人”当然是相关的，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教授们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但这些我都不管，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去，正无须怎样小心。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了，那就即刻跌下来罢。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当还未到地之前，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细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在书塾之外，禁令可比较的宽了，但这是说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样。我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地阅看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

阴间，倘要稳妥，是颂扬不得的。尤其是常常好弄笔墨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前车可鉴，听说阿而志跋绥夫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说，“惟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可以活下去。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死。”于是乎有一个叫作密哈罗夫的，寄信嘲骂他道，“……所以我完全诚实地劝你自杀来祸福你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第一是合于逻辑，第二是你的言语和行为不至于背驰。”

其实这论法就是谋杀，他就这样地在他的人生中寻出欢喜来。阿尔志跋绥夫只发了一大通牢骚，没有自杀。密哈罗夫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这一个欢喜失掉了，或者另外又寻到了“什么”了罢。诚然，“这些时候，勇敢，是安稳的；情热，是毫无危险的。”

然而，对于阴间，我终于已经颂扬过了，无法追改；虽有“言行不符”之嫌，但确没有受过阎王或小鬼的半文津贴，则差可以自解。总而言之，还是仍然写下去罢：——

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人之初，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桔”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上兆下鼓〗也，朱熹曰：“〖上兆下鼓〗，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儇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衣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象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何况现在早长大了，看过几部古书，买过几本新书，什么《太平御览》咧，《古孝子传》咧，《人口问题》咧，《节制生育》咧，《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界》咧，可以抵抗被埋的理由多得很。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五月十日。

五猖会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化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

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女足〗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志异》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五月二十五日。

无常

迎神赛会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杀之权的，——不，这生杀之权四个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倒不如说是职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罢，就如城隍和东岳大帝之类。那么，他的卤簿中间就另有一群特别的脚色：鬼卒、鬼王，还有活无常。

这些鬼物们，大概都是由粗人和乡下人扮演的。鬼卒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裳，赤着脚；蓝脸，上面又画些鱼鳞，也许是龙鳞或别的什么鳞罢，我不大清楚。鬼卒拿着钢叉，叉环振得琅琅地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据传说，鬼王是只用一只脚走路的；但他究竟是乡下人，虽然脸上已经画上些鱼鳞或者别的什么鳞，却仍然只得用了两只脚走路。所以看客对于他们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除了念佛老妪和她的孙子们为面面圆到起见，也照例给他们一个“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的仪节。

至于我们——我相信：我和许多人——所最愿意看的，却在活无常。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譬如城隍庙或东岳庙中，大殿后面就有一间暗室，叫作“阴司间”，在才可辨色的昏暗中，塑着各种鬼：吊死鬼、跌死鬼、虎伤鬼、科场鬼，……而一进门口所看见的长而白的东西就是他。我虽然也曾瞻仰过一回这“阴司间”，但那时胆子小，没有看明白。听说他一手还拿着铁索，因为他是勾摄生魂的使者。相传樊江东岳庙的“阴司间”的构造，本来是极其特别的：门口是一块活板，人一进门，踏着活板的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踏便扑过来，铁索正套在你脖子上。后来吓死了一个人，钉实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时候，这就已不能动。

倘使要看个分明，那么，《玉历钞传》上就画着他的像，不过《玉历钞传》也有繁简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身上穿的是斩衰凶服，腰间束的是草绳，脚穿草鞋，项挂纸锭；手上是破芭蕉扇、铁索、算盘；肩膀是耸起的，头发却披下来；眉眼的外梢都向下，象一个“八”字。头上一顶长方帽，下大顶小，按比例一算，该有二尺来高罢；在正面，就是遗老遗少们所戴瓜皮小帽的缀一粒珠子或一块宝石的地方，直写着四个字道：“一见有喜”。有一种本子上，却写的是“你也来了”。这四个字，是有时也见于包公殿的扁额上的，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写，他自己还是阎罗王，我可没有研究出。

《玉历钞传》上还有一种和活无常相对的鬼物，装束也相仿，叫作“死有分”。这在迎神时候也有的，但名称却讹作死无常了，黑脸、黑衣，谁也不爱看。在“阴死间“里也有的，胸口靠着墙壁，阴森森地站着；那才真真是“碰壁”。凡有进去烧香的人们，必须摩一摩他的脊梁，据说可以摆脱了晦气；我小时也曾摩过这脊梁来，然而晦气似乎终于没有脱，——也许那时不摩，现在的晦气还要重罢，这一节也还是没有研究出。我也没有研究过小乘佛教的经典，但据耳食之谈，则在印度的佛经里，焰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狱里做主任。至于勾摄生魂的使者的这无常先生，却似乎于古无征，耳所习闻的只有什么“人生无常”之类的话。大概这意思传到中国之后，人们便将他具体化了。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创作。

然而人们一见他，为什么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呢？

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我的故乡，在汉末虽曾经虞仲翔先生揄扬过，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后来到底免不了产生所谓“绍兴师爷”，不过也并非男女老小全是“绍兴师爷”，别的“下等人”也不少。这些“下等人”，要他们发什么“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那样热昏似的妙语，是办不到的，可是在无意中，看得住这“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但这自然是专就我的故乡而言，若是“模范县”里的人民，那当然又作别论。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然而虽说是“下等人”，也何尝没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么样呢？未曾“跳到半天空”么？没有“放冷箭”么？无常的手里就拿着大算盘，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对付别人要滴水不羼的公理，对自己总还不如虽在阴司里也还能够寻到一点私情。然而那又究竟是阴间，阎罗天子、牛首阿旁，还有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马面，都是并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脚色，虽然他们并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什么大文章。当还未做鬼之前，有时先不欺心的人们，遥想着将来，就又不能不想在整块的公理中，来寻一点情面的末屑，这时候，我们的活无常先生便见得可亲爱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们的古哲墨瞿先生谓之“小取”云。

在庙里泥塑的，在书上墨印的模样上，是看不出他那可爱来的。最好是去看戏。但看普通的戏也不行，必须看“大戏”或者“目连戏”。目连戏的热闹，张岱在《陶庵梦忆》上也曾夸张过，说是要连演两三天。在我幼小时候可已经不然了，也如大戏一样，始于黄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结。这都是敬神禳灾的演剧，全本里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恶贯满盈”，阎王出票来勾摄了，于是乎这活的活无常便在戏台上出现。

我还记得自己坐在这一种戏台下的船上的情形，看客的心情和普通是两样的。平常愈夜深愈懒散，这时却愈起劲。他所戴的纸糊的高帽子，本来是挂在台角上的，这时预先拿进去了；一种特别乐器，也准备使劲地吹。这乐器好象喇叭，细而长，可有七八尺，大约是鬼物所爱听的罢，和鬼无关的时候就不用；吹起来，Ｎｈａｔｕ，ｎｈａｔｕ，ｎｈａｔｕｔｕｔｕｕ地响，所以我们叫它“目连瞎头”。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这才自述他的履历。可惜我记不清楚了，其中有一段大概是这样：——

“…………

大王出了牌票，叫我去拿隔壁的癞子。

问了起来呢，原来是我堂房的阿侄。

生的是什么病？伤寒，还带痢疾。

看的是什么郎中？下方桥的陈念义ｌａ儿子。

开的是怎样的药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

第一煎吃下去，冷汗发出；

第二煎吃下去，两脚笔直。

我道ｎｇａ阿嫂哭得悲伤，暂放他还阳半刻。

大王道我是得钱买放，就将我捆打四十！”

这叙述里的“子”字都读作入声。陈念义是越中的名医，俞仲华曾将他写入《荡寇志》里，拟为神仙；可是一到他的令郎，似乎便不大高明了。ｌａ者“的”也；“儿”读若“倪”，倒是古音罢；ｎｇａ者，“我的”或“我们的”之意也。

他口里的阎罗天子仿佛也不大高明，竟会误解他的人格，——不，鬼格。但连“还阳半刻”都知道，究竟还不失其“聪明正直之谓神”。不过这惩罚，却给了我们的活无常以不可磨灭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紧双眉，捏定破芭蕉扇，脸向着地，鸭子浮水似的跳舞起来。

Ｎｈａｔｕ，ｎｈａｔｕ，ｎｈａｔｕ－ｎｈａｔｕ－ｎｈａｔｕｔｕｔｕｕ！目连瞎头也冤苦不堪似的吹着。他因此决定了：——

“难是弗放者个！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

“难”者，“今”也；“者个”者“的了”之意，词之决也。“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他现在毫不留情了，然而这是受了阎罗老子的督责之故，不得已也。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迎神时候的无常，可和演剧上的又有些不同了。他只有动作，没有言语，跟定了一个捧着一盘饭菜的小丑似的脚色走，他要去吃；他却不给他。另外还加添了两名脚色，就是“正人君子”之所谓“老婆儿女”。凡“下等人”，都有一种通病：常喜欢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虽是对于鬼，也不肯给他孤寂，凡有鬼神，大概总要给他们一对一对地配起来。无常也不在例外。所以，一个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妇样，大家都称她无常嫂；这样看来，无常是和我们平辈的，无怪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一个是小孩子，小高帽，小白衣；虽然小，两肩却已经耸起了，眉目的外梢也向下。这分明是无常少爷了，大家却叫他阿领，对于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猜起来，仿佛是无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无常有这么象？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论。至于无常何以没有亲儿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释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儿女一多，爱说闲话的就要旁敲侧击地锻成他拿卢布，所以不但研究，还早已实行了“节育”了。

这捧着饭菜的一幕，就是“送无常”。因为他是勾魂使者，所以民间凡有一个人死掉之后，就得用酒饭恭送他。至于不给他吃，那是赛会时候的开玩笑，实际上并不然。但是，和无常开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有人说，他是生人走阴，就是原是人，梦中却入冥去当差的，所以很有些人情。我还记得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小屋子里的一个男人，便自称是“走无常”，门外常常燃着香烛。但我看他脸上的鬼气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么？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论了。

六月二十三日。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 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 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 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 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 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 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 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 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 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 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 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 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 ，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 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 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 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 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 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 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 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 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 。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 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 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 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 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 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 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 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 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 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 到百草园了。Ａｄｅ，我的蟋蟀们！Ａｄｅ，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 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 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 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 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 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 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 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 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 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 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 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 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 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 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 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 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 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 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 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 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 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 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 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九月十八日。

父亲的病

大约十多年前吧，Ｓ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据舆论说，神妙就在这地方。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正在这时候，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象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Ｓ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又想不出“冤愆”来，自然，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旧泰然的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十月七日。

琐记

衍太太现在是早已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举一个例说罢，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却决不如此。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象。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去寻母亲去罢，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坏的是没有药擦，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衍太太却决不埋怨，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说这不但止痛，将来还没有瘢痕。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好。那么，走罢！

但是，那里去呢？Ｓ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Ｓ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鸠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以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象《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Ｉｔｉｓａｃａｔ。”“Ｉｓｉｔａｒａｔ？”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况且自从张网以后，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口牛〕，〔口奄〕耶〔口牛〕！〔口奄〕！耶！〔口牛〕！！！”

我的前辈同学被关圣帝君镇压了一整年，就只在这时候得到一点好处，——虽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样的好处。所以当这些时，我每每想：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聘书，或者是发“名士”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习期内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路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试验并不难，录取的。

这回不是Ｉｔｉｓａｃａｔ了，是ＤｅｒＭａｎｎ，ＤｉｅＷｅｉｂ，ＤａｓＫｉｎｄ。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马癸〕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但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堂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面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有一个前辈同学在，比我们早一年毕业，曾经游历过日本，应该知道些情形。跑去请教之后，他郑重地说：——

“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

四个人都说遵命。别人不知其详，我是将钱都在上海换了日本的银元，还带了十双中国袜——白袜。

后来呢？后来，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国袜完全无用；一元的银圆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圆和纸票。

十月八日。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范爱农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ＪｏＳｈｉｋｉＲｉｎ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密秘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希乙プ救*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撬浅ＯＭ模欢*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十一月十八日。

后记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王比），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王比〗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鹿阝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在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１８７９）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形似“册”，四十）孝图》－－原书有注云：“册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象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而作的。人重色而己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虽然是“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他注云：“隋史”。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是《隋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中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又加了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者，世不多睹焉。……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长此滔滔，伊何底止？。……

其实陈叔宝模胡到好象“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这是有几个人以评“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的事的。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

从说“百行之先”的孝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浇漓。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省。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绵密的研究。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

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册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１８９２）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第一图的上方。我想，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吴友如画，也有曹娥，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盗，遇虎，遇火，遇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十之九是“哭”和“拜”。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仙本，这本子早已印入《点石斋丛画》里，变成国货，很容易入手的了。吴友如画的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但影响殊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象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因为总是惨苦的多。譬如“郭巨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还有“尝粪心忧”，也不容易引人入胜。还有老莱子的“戏彩娱亲”，题诗上虽说“喜色满庭帏”，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陈村何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段。也带出“双亲开口笑”来。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锡彤”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上描下来的，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象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然而仍然无趣。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刻工。查这刻工当前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慎独山房刻本，无画人姓名，但是双料画法，一面“诈跌卧地”，一面“为婴儿戏”，将两件事合起来，而将“斑斓之衣”忘却了。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老莱子的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象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莱子的，《百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莱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尝弄雏于双亲之侧，欲亲之喜。（原注：《高士传》。）

谁做的《高士传》呢？嵇康的，还是皇甫谧的？也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只在新近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狠买来的《太平御览》上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倘不是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里的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我所觉得特别的，是文中的那“雏”字。

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ｈｉｎａ，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ｄｏｌｌ，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这弄雏的事，似乎也还没有画过图。

我所搜集的另一批，是内有“无常”的画像的书籍。一曰《玉历钞传警世》（或无下二字），一曰《玉历至宝钞》（或作编）。其实是两种都差不多的。关于搜集的事，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钧兄，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又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其次是章矛尘兄，给我杭州码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最近石印本。又其次是我自己，得到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

这些《玉历》，有繁简两种，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却恐慌起来了。因为书上的“活无常”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算盘，戴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脚下有草鞋和布（？）鞋之殊，也不过画工偶然的随便，而最关紧要的题字，则全体一致，曰：“死有分”。呜呼，这明明是专在和我为难。

然而我还不能心服。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二者因为我还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不过撕下一叶来做插画的企图，却被无声无臭地打得粉碎了。只得选取标本各一－－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如第三图上方。好在我并非画家，虽然太不高明，读者也许不至于嗔责罢。先前想不到后来，曾经对于吴友如先生辈颇说过几句蹊跷话，不料曾几何时，即须自己出丑了，现在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但是，如果无效，那也只好直抄徐（印世昌）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然。

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觉得虽是宣传《玉历》的诸公，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叫作“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阳无常和阴无常－－而并非活无常和死有分。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如第四图版上的Ａ，阳无常何尝是花袍纱帽？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相象的，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时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难道夏天时疫多，他竟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声明；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Ｂ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刻本上取来的，图画和Ａ相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天津本指为阴无常者，它却道是阳无常。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那么，倘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不问他胡子之有无，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为阴无常或死有分，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各随自己的便罢。“名者，实之宾也”，不关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Ｃ图，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不知宣传者于意云何。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所以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然。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为别的本子上所无。这就是我所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父之道”的。

除勾摄人魂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也什九站着一个高帽脚色。如Ｄ图，１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２是南京本，舌头拖出来了，不知何故；３是广州的宝经阁本，扇子破了；４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５是天津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又，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脚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脚色。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曰“阳”，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然相混了。如第四图版之Ａ，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入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故事新编

序言

理水

采薇

铸剑

非攻

奔月

出关

补天

起死

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１〕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２〕

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３〕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４〕，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５〕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６〕，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１〕弗罗特说，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者对这种学说，虽曾一度注意过，受过它的若干影响，但后来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一九三三年所作《听说梦》（收入《南腔北调集》）中，他曾批评过这种学说。

〔２〕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蕙的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３〕成仿吾湖南新化人，“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鲁迅的《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Ｑ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说：“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４〕《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篇抽出，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所以这里称为“第二版”。

〔５〕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６〕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并编印《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

理水〔1〕

一

这时候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舜爷〔２〕〔３〕的百姓，倒并不都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有的捆在树顶，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还搭有小小的板棚，从岸上看起来，很富于诗趣。

远地里的消息，是从木排上传过来的。大家终于知道鲧大人因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么效验也没有，上头龙心震怒，把他充军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儿子文命少爷，〔４〕乳名叫作阿禹。〔５〕

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６〕，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７〕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着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８〕

“古鲁几哩……”

“Ｏ．Ｋ！”〔１０〕

飞车向奇肱国疾飞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声，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独有山周围的水波，撞着石头，不住的澎湃的在发响。午觉醒来，精神百倍，于是学说也就压倒了涛声了。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Ｏ．Ｋ！”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１１〕，”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Ｏ．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劳。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１２〕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１３〕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先生，”乡下人麻木而平静的回答道，“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真是对不起得很，我要捞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来投案罢。”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网兜，捞着水草，泛泛的远开去了。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学者在摇头。

然而“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却仍然是一个大疑问。

二

禹也真好像是一条虫。

大半年过去了，奇肱国的飞车已经来过八回，读过松树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十个里面有九个生了脚气病，治水的新官却还没有消息。直到第十回飞车来过之后，这才传来了新闻，说禹是确有这么一个人的，正是鲧的儿子，也确是简放〔１４〕了水利大臣，三年之前，已从冀州启节〔１５〕，不久就要到这里了。

大家略有一点兴奋，但又很淡漠，不大相信，因为这一类不甚可靠的传闻，是谁都听得耳朵起茧了的。

然而这一回却又像消息很可靠，十多天之后，几乎谁都说大臣的确要到了，因为有人出去捞浮草，亲眼看见过官船；他还指着头上一块乌青的疙瘩，说是为了回避得太慢一点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这就是大臣确已到来的证据。这人从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看他头上的疙瘩，几乎把木排踏沉；后来还经学者们召了他去，细心研究，决定了他的疙瘩确是真疙瘩，于是使鸟头先生也不能再执成见，只好把考据学让给别人，自己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一大阵独木大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每只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桨，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后都是旗帜；刚靠山顶，绅士们和学者们已在岸上列队恭迎，过了大半天，这才从最大的船里，有两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员出现，约略二十个穿虎皮的武士簇拥着，和迎接的人们一同到最高巅的石屋里去了。

大家在水陆两面，探头探脑的悉心打听，才明白原来那两位只是考察的专员，却并非禹自己。

大员坐在石屋的中央，吃过面包，就开始考察。

“灾情倒并不算重，粮食也还可敷衍，”一位学者们的代表，苗民言语学专家说。“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并不劳心，原只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很……”

“况且，”别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着说，“榆〔１６〕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Ｗ〔１７〕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Ｏ．Ｋ！”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敝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而他们冥顽不灵，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就是洪水，也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吗？”一位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又抢着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不肯戽……”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１４〕

“Ｏ．Ｋ！”

这样的谈了小半天。大员们都十分用心的听着，临末是叫他们合拟一个公呈，最好还有一种条陈，沥述着善后的方法。

于是大员们下船去了。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昏。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

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开始推举的，然而谁也不肯去，说是一向没有见过官。于是大多数就推定了头有疙瘩的那一个，以为他曾有见过官的经验。已经平复下去的疙瘩，这时忽然针刺似的痛起来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毋宁死！大家把他围起来，连日连夜的责以大义，说他不顾公移益是利己的个人主义者，将为华夏所不容；激烈点的，还至于捏起拳头，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负这回的水灾的责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与其逼死在木排上，还不如冒险去做公益的牺牲，便下了绝大的决心，到第四天，答应了。

大家就都称赞他，但几个勇士，却又有些妒忌。

就是这第五天的早晨，大家一早就把他拖起来，站在岸上听呼唤。果然，大员们呼唤了。他两腿立刻发抖，然而又立刻下了绝大的决心，决心之后，就又打了两个大呵欠，肿着眼眶，自己觉得好像脚不点地，浮在空中似的走到官船上去了。

奇怪得很，持矛的官兵，虎皮的武士，都没有打骂他，一直放进了中舱。舱里铺着熊皮，豹皮，还挂着几副弩箭，摆着许多瓶罐，弄得他眼花缭乱。定神一看，才看见在上面，就是自己的对面，坐着两位胖大的官员。什么相貌，他不敢看清楚。

“你是百姓的代表吗？”大员中的一个问道。

“他们叫我上来的。”他眼睛看着铺在舱底上的豹皮的艾叶一般的花纹，回答说。

“你们怎么样？”

“……”他不懂意思，没有答。

“你们过得还好么？”

“托大人的鸿福，还好……”他又想了一想，低低的说道，“敷敷衍衍……混混……”

“吃的呢？”

“有，叶子呀，水苔呀……”

“都还吃得来吗？”

“吃得来的。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哩，妈的，我们就揍他。”

大人们笑起来了，有一个对别一个说道：“这家伙倒老实。”

这家伙一听到称赞，非常高兴，胆子也大了，滔滔的讲述道：

“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剥树皮不可剥光，要留下一道，那么，明年春天树枝梢还是长叶子，有收成。如果托大人的福，钓到了黄鳝……”

然而大人好像不大爱听了，有一位也接连打了两个大呵欠，打断他的讲演道：“你们还是合具一个公呈来罢，最好是还带一个贡献善后方法的条陈。”

“我们可是谁也不会写……”他惴惴的说。

“你们不识字吗？这真叫作不求上进！没有法子，把你们吃的东西拣一份来就是！”

他又恐惧又高兴的退了出来，摸一摸疙瘩疤，立刻把大人的吩咐传给岸上，树上和排上的居民，并且大声叮嘱道：“这是送到上头去的呵！要做得干净，细致，体面呀！……”

所有居民就同时忙碌起来，洗叶子，切树皮，捞青苔，乱作一团。他自己是锯木版，来做进呈的盒子。有两片磨得特别光，连夜跑到山顶上请学者去写字，一片是做盒子盖的，求写“寿山福海”，一片是给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额，以志荣幸的，求写“老实堂”。但学者却只肯写了“寿山福海”的一块。

三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份子分福禄寿三种，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贝壳〔１９〕。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２０〕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２１〕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２２〕，有的是仓颉鬼哭体〔２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评定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之后，文化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来考察盒子的内容了：大家一致称赞着饼样的精巧。然而大约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议论纷纷：有的咬一口松皮饼，极口叹赏它的清香，说自己明天就要挂冠归隐〔２４〕，去享这样的清福；咬了柏叶糕的，却道质粗味苦，伤了他的舌头，要这样与下民共患难，可见为君难，为臣亦不易。有几个又扑上去，想抢下他们咬过的糕饼来，说不久就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都得去陈列，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观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只拦住了气喘吁吁的从后面追来的一个身穿深蓝土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妇女。

“怎么？你们不认识我了吗？”她用拳头揩着额上的汗，诧异的问。

“禹太太，我们怎会不认识您家呢？”

“那么，为什么不放我进去的？”

“禹太太，这个年头儿，不大好，从今年起，要端风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别了。现在那一个衙门里也不放娘儿们进去，不但这里，不但您。这是上头的命令，怪不着我们的。”

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回转身，一面嚷叫道：

“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２５〕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２６〕！这没良心的杀千刀！……”

这时候，局里的大厅上也早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睛去看。奔来的也临近了，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２７〕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禀大人，他们都是以善于吃苦，驰名世界的人们。”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２８〕小姐来做时装表演。只卖票，并且声明会里不再募捐，那么，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一面派人去通知奇肱国，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尊崇文化，接济也只要每月送到这边来就好。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说的倒也很有意思，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玩想的那么精微的。知人论事，第一要凭主观。例如莎士比亚〔２９〕……”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３０〕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３１〕，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３２〕，”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３３〕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３４〕，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四

禹爷走后，时光也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京师的景况日见其繁盛了。首先是阔人们有些穿了茧绸袍，后来就看见大水果铺里卖着橘子和柚子，大绸缎店里挂着华丝葛；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酱油，清炖鱼翅，凉拌海参；再后来他们竟有熊皮褥子狐皮褂，那太太也戴上赤金耳环银手镯了。

只要站在大门口，也总有什么新鲜的物事看：今天来一车竹箭，明天来一批松板，有时抬过了做假山的怪石，有时提过了做鱼生的鲜鱼；有时是一大群一尺二寸长的大乌龟，都缩了头装着竹笼，载在车子上，拉向皇城那面去。

“妈妈，你瞧呀，好大的乌龟！”孩子们一看见，就嚷起来，跑上去，围住了车子。

“小鬼，快滚开！这是万岁爷的宝贝，当心杀头！”

然而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３５〕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皇上舜爷的事情，可是谁也不再提起了，至〔３６〕多，也不过谈谈丹朱太子〔３７〕的没出息。

禹要回京的消息，原已传布得很久了，每天总有一群人站在关口，看可有他的仪仗的到来。并没有。然而消息却愈传愈紧，也好像愈真。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似员。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３８〕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了。

百姓们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正好像浙水的涛声〔３９〕一样。

舜爷坐在龙位上，原已有了年纪，不免觉得疲劳，这时又似乎有些惊骇。禹一到，就连忙客气的站起来，行过礼，皋陶先去应酬了几句，舜才说道：

“你也讲几句好话我听呀。”

“哼，我有什么说呢？”禹简截的回答道。“我就是想，每天孳孳！”

“什么叫作‘孳孳’？’皋陶问。

“洪水滔天，”禹说，“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我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益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搬家。大家这才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

“对啦对啦，这些话可真好！”皋陶称赞道。

“唉！”禹说。“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

舜爷叹一口气，就托他管理国家大事，有意见当面讲，不要背后说坏话。看见禹都答应了，又叹一口气，道：“莫像丹朱的不听话，只喜欢游荡，旱地上要撑船，在家里又捣乱，弄得过不了日子，这我可真看的不顺眼！”

“我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禹回答说。“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所以能够治了水，分作五圈，简直有五千里，计十二州，直到海边，立了五个头领，都很好。只是有苗可不行，你得留心点！”

“我的天下，真是全仗的你的功劳弄好的！”舜爷也称赞道。

于是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退朝之后，他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４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之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语出《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汉代孔安国注：“割，害也。”“怀，包；襄，上也。”意思是说：洪水为害，浩浩荡荡地包围着山并且淹上了部分的丘陵。

〔３〕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号有虞氏，通虫虞舜。相传尧时洪水汜滥，舜继位后，命禹治水，才将水患平息。

〔４〕关于鲧治水的故事，《史记·夏本纪》中有如下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按“殛”通常解作“诛”的意思，但《尚书·舜典》孔颖达疏则以为“流”、“放”、“窜”、“殛”“俱是流徙”；照这说法，则鲧是被流放到羽山后死在那里的。

〔５〕禹我国古代的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史记·夏本纪》说禹“名曰文命”，在他的父亲鲧被殛以后，奉命治水：“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按即治水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汝）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关于他治水事迹的传说，在《尚书》、《孟子》及其他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述。

〔６〕本篇作为插曲所写的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的活动，是对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讽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又说：“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７〕奇肱国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

〔８〕古貌林英语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的音译，意为“早安”。

〔９〕好杜有图英语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ｄｏ的音译，意为“你好”。

〔１０〕ＯＫ美国式的英语：“对啦。”

〔１１〕太上皇指舜的父亲瞽叟。《史记·五帝本纪》说：“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舜父瞽叟顽。”“顽”是愚妄无知的意思。《尚书·大禹谟》孔氏传有舜“能以至诚感顽父”，使其“信顺”的话。

〔１２〕“禺”《说文解字》：“禺，母猴属。”清代段玉裁注引郭璞《山海经》注说：“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据《说文》，“禹”字笔画较“禺”字简单，所以这里说“禹”是“禺”的简笔字。

〔１３〕皋陶传说是舜的臣子。《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士”，真管狱讼的官。按一九二七年鲁迅在广州时，顾颉刚曾于七月中由杭州致书鲁迅，说鲁迅在文字上侵害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要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鲁迅当时答复他：“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这里鸟头先生与乡下人的对话，隐指此事。参看《三闲集·答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１４〕简放古代君主任命高级官员。简指授官的简册。（在清代则称由特旨任命道府以上外官为简放。）

〔１５〕从冀州启节《尚书·禹贡》叙“禹别九州”，首举冀州。孔颖达疏：“冀州，尧所都也。诸州冀为其先，治水先从冀起。”又《史记·夏本纪》也说：“禹行自冀州始。”按冀州为古九州之一，约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在冀州境内，故下文又说“冀州的帝都”。启节，指旧时高级官员启程、出发。节，古代使者及特派官员出行时所持的信物。

〔１６〕《神农本草》是我国最古的记载药物的专书。其成书年代不可确考，当是秦汉间人托神农之名而作。

〔１７〕维他命Ｗ维他命是Ｖｉｔａｍｉｎ的音译，现在通称维生素。但并未发现维他命Ｗ。下文的瘰疬病，中医病名，主要指颈部淋巴结核一类疾病；而因缺碘所致的甲状腺肿大（俗虫大脖子）叫“瘿”，不叫瘰疬。这里是讽刺当时一些所谓学者的无知妄说。

〔１８〕“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的这段话，是对当时林语堂一派人提倡的所谓“语录体”小品文的模拟；林语堂主张的所谓“语录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见《论语》第三十期《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基本上还是文言。这是一种变相的复古主义。其次，这段话中的“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是影射林语堂丑化进步青年的谰言（林语堂在他的《游杭再记》中有“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这样的话）。蚩尤是传说中我国九黎族的首领，相传他和黄帝作战时，施放大雾，后为黄帝所擒杀；由于民族偏见，旧日史书把他描写成非常凶恶的怪物。因此，蚩尤的名字也常被过去统治阶级用来形容他们所认为的“凶恶的人”。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讨赤”，曾经异想天开地拿蚩尤来比拟“赤化”，胡说：“草昧初开，部落时代，蚩尤肆虐，彼时无所谓法制，无所谓伦纪，殆与赤化无异”（见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北京《晨报》）。他还说，查得蚩尤是“赤化”的始祖，因“蚩”和“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尤”云云。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及其有关注。

〔１９〕贝壳上古用贝壳为货币。

〔２０〕庭燎庭院中照明的火酒。《诗经·小雅·庭燎》孔颖达疏：“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

〔２１〕虎贲勇士，即下文所说的卫兵们。《尚书·牧誓》：“虎贲三百人。”孔颖达疏说，称为虎贲，是形容他们“若虎之贲（奔）走逐兽，言其猛也。”

〔２２〕伏羲八卦体伏羲，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相传他曾画八卦。《周易·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２３〕仓颉鬼哭体仓颉，一作苍颉，相传他是黄帝的史官，最初创造文字的人。《淮南子·本经训》中记有关于苍颉的一种传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２４〕挂冠归隐《后汉书·逢萌传》载：王莽时逢萌为了避祸，“即解冠挂东都城门”而去。后人因此称辞官为“挂冠”。

〔２５〕禹过家门不入，见《孟子·滕文公》：“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又《史记·夏本纪》：“（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２６〕忘八乌龟的俗虫。古代传说鲧死后化为三足鳖。参看本篇注〔３４〕。

〔２７〕鹤膝风中医病名，结核性关节炎的一种。战国时楚国人尸佼所著的《尸子》中记有禹生“偏枯之疾”的传说：“（禹）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

〔２８〕女隗《左传》中狄人之女多姓隗，如叔隗、季隗等。又《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夏禹）之苗裔也。”匈奴就是春秋时的狄人。本篇中女隗这个人名，大概是根据这类记载而虚拟出来的。

〔２９〕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等经常标榜只有他们懂得莎士比亚，如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中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徐志摩在同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中说，“去过大英国”的留学生才能“讲他的莎士比亚”，别人“不配插嘴”。稍后的“第三种人”杜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文艺风景》创刊号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也借评莎士比亚来诬蔑人民群众“没有理性”，“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等等。本篇中这个大员从“愚民”忽然拉扯到莎士比亚，是作者对陈、杜这类人的讽刺。

〔３０〕“湮”鲧用的治水方法。《尚书·洪范》：“我闻在昔，鲧□洪水。”□（湮），填塞。“导”，是禹用的治水方法，《国语·周语》：“伯禹念前之非度，□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导，疏通。

〔３１〕息壤传说中一种能够自己生长，永不耗减的土壤。《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３２〕“干父之蛊”语见《周易·蛊》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时魏国王弼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后称儿子能完成父亲所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过错为“干蛊”。

〔３３〕摩登英语Ｍｏｄｅｒｎ的音译，原意为现代，这里是时髦的意思。

〔３４〕这是古代关于鲧的一种传说。《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唐代陆德明《释文》：“黄熊，音雄，兽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来反，三足鳖也。”能，一写作熊。《史记·夏本纪》替代张守节《正义》说：“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晰《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

〔３５〕禹化为熊的传说，见清代马[马肃]《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禹）治洪水，通辕山，化为熊。”按随巢子，战国时墨翟弟子，著《随巢子》六篇，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内有辑文一卷。

〔３６〕禹捉无支祁的传说，见替代李公佐《古岳渎经》：“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颈[金巢]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据鲁迅辑《唐宋传奇集》卷三）

〔３７〕丹朱太子尧的儿子。古书中都说他“不肖”（品德不像他的父亲），所以尧不把天下传给他而传给舜。

〔３８〕“玄圭”见《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又《史记·夏本纪》：“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圭，古代诸侯大夫在朝会和祭祀时所执的一种长条尖顶的玉器。玄，黑色。

〔３９〕浙水的涛声浙水，即钱塘江，涨潮时涛声很大。

〔４０〕关于禹同舜和皋陶谈话的情形，《史记·夏本纪》有如下的一段记载：“帝舜谓禹曰：‘女（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曰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木辇]，行山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女无面谀，退而谤予。……’禹曰：‘然。……’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辛壬娶涂山，癸甲（按应作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又关于禹的吃喝和衣服，《论语·泰伯》记有孔丘的话：“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采薇〔1〕

一

这半年来，不知怎的连养老堂里也不大平静了，一部分的老头子，也都交头接耳，跑进跑出的很起劲。只有伯夷〔２〕最不留心闲事，秋凉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纵使听到匆忙的脚步声，也决不抬起头来看。

“大哥！”

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叔齐。伯夷是向来最讲礼让的，便在抬头之前，先站起身，把手一摆，意思是请兄弟在阶沿上坐下。

“大哥，时局好像不大好！”叔齐一面并排坐下去，一面气喘吁吁的说，声音有些发抖。

“怎么了呀？”伯夷这才转过脸去看，只见叔齐的原是苍白的脸色，好像更加苍白了。

“您听到过从商王〔３〕那里，逃来两个瞎子的事了罢。”

“唔，前几天，散宜生〔４〕好像提起过。我没有留心。”

“我今天去拜访过了。一个是太师疵，一个是少师强，还带来许多乐器〔５〕。听说前几时还开过一个展览会，参观者都‘啧啧称美’，——不过好像这边就要动兵了。”

“为了乐器动兵，是不合先王之道的。”伯夷慢吞吞的说。

“也不单为了乐器。您不早听到过商王无道，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脚骨，看看他的骨髓，挖出比干王爷的心来，看它可有七窍吗？〔６〕先前还是传闻，瞎子一到，可就证实了。况且还切切实实的证明了商王的变乱旧章。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不过我想，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

“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伯夷想了一想，说。“但我看你还是少出门，少说话，仍旧每天练你的太极拳的好！”

“是……”叔齐是很悌的，应了半声。

“你想想看，”伯夷知道他心里其实并不服气，便接着说。“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７〕，呆在这里的。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

“那么，我们可就成了为养老而养老了。”

“最好是少说话。我也没有力气来听这些事。”

伯夷咳了起来，叔齐也不再开口。咳嗽一止，万籁寂然，秋末的夕阳，照着两部白胡子，都在闪闪的发亮。

二

然而这不平静，却总是滋长起来，烙饼不但小下去，粉也粗起来了。养老堂的人们更加交头接耳，外面只听得车马行走声，叔齐更加喜欢出门，虽然回来也不说什么话，但那不安的神色，却惹得伯夷也很难闲适了：他似乎觉得这碗平稳饭快要吃不稳。

十一月下旬，叔齐照例一早起了床，要练太极拳，但他走到院子里，听了一听，却开开堂门，跑出去了。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一阵一阵的喷着白蒸气。

“大哥！你起来！出兵了！”他恭敬的垂手站在伯夷的床前，大声说，声音有些比平常粗。

伯夷怕冷，很不愿意这么早就起身，但他是非常友爱的，看见兄弟着急，只好把牙齿一咬，坐了起来，披上皮袍，在被窝里慢吞吞的穿裤子。

“我刚要练拳，”叔齐等着，一面说。“却听得外面有人马走动，连忙跑到大路上去看时——果然，来了。首先是一乘白彩的大轿，总该有八十一人抬着罢，里面一座木主，写的是‘大周文王之灵位’；后面跟的都是兵。我想：这一定是要去伐纣了。现在的周王是孝子，他要做大事，一定是把文王抬在前面的。看了一会，我就跑回来，不料我们养老堂的墙外就贴着告示……”

伯夷的衣服穿好了，弟兄俩走出屋子，就觉得一阵冷气，赶紧缩紧了身子。伯夷向来不大走动，一出大门，很看得有些新鲜。不几步，叔齐就伸手向墙上一指，可真的贴着一张大告示〔８〕：

“照得今殷王纣，乃用驿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

正，离□（辶易）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

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

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示。”

两人看完之后，都不作声，径向大路走去。只见路边都挤满了民众，站得水泄不通。两人在后面说一声“借光”，民众回头一看，见是两位白须老者，便照文王敬老的上谕，赶忙闪开，让他们走到前面。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９〕，仿佛五色云一样。接着又是甲士，后面一大队骑着高头大马的文武官员，簇拥着一位王爷，紫糖色脸，络腮胡子，左捏黄斧头，右拿白牛尾，威风凛凛：这正是“恭行天罚”的周王发〔１０〕。

大路两旁的民众，个个肃然起敬，没有人动一下，没有人响一声。在百静中，不提防叔齐却拖着伯夷直扑上去，钻过几个马头，拉住了周王的马嚼子，直着脖子嚷起来道：

“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

开初，是路旁的民众，驾前的武将，都吓得呆了；连周王手里的白牛尾巴也歪了过去。但叔齐刚说了四句话，却就听得一片哗啷声响，有好几把大刀从他们的头上砍下来。

“且住！”

谁都知道这是姜太公〔１１〕的声音，岂敢不听，便连忙停了刀，看着这也是白须白发，然而胖得圆圆的脸。

“义士呢。放他们去罢！”

武将们立刻把刀收回，插在腰带上。一面是走上四个甲士来，恭敬的向伯夷和叔齐立正，举手，之后就两个挟一个，开正步向路旁走过去。民众们也赶紧让开道，放他们走到自己的背后去。

到得背后，甲士们便又恭敬的立正，放了手，用力在他们俩的脊梁上一推。两人只叫得一声“阿呀”，跄跄踉踉的颠了周尺一丈〔１２〕路远近，这才扑通的倒在地面上。叔齐还好，用手支着，只印了一脸泥；伯夷究竟比较的有了年纪，脑袋又恰巧磕在石头上，便晕过去了。

三

大军过去之后，什么也不再望得见，大家便换了方向，把躺着的伯夷和坐着的叔齐围起来。有几个是认识他们的，当场告诉人们，说这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两位世子，因为让位，这才一同逃到这里，进了先王所设的养老堂。这报告引得众人连声赞叹，几个人便蹲下身子，歪着头去看叔齐的脸，几个人回家去烧姜汤，几个人去通知养老堂，叫他们快抬门板来接了。

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又好久，才有两个老头子抬着一扇门板，一拐一拐的走来，板上面还铺着一层稻草：这还是文王定下来的敬老的老规矩。板在地上一放，空咙一声，震得伯夷突然张开了眼睛：他苏醒了。叔齐惊喜的发一声喊，帮那两个人一同轻轻的把伯夷扛上门板，抬向养老堂里去；自己是在旁边跟定，扶住了挂着门板的麻绳。

走了六七十步路，听得远远地有人在叫喊：

“您哪！等一下！姜汤来哩！”望去是一位年青的太太，手里端着一个瓦罐子，向这面跑来了，大约怕姜汤泼出罢，她跑得不很快。

大家只得停住，等候她的到来。叔齐谢了她的好意。她看见伯夷已经自己醒来了，似乎很有些失望，但想了一想，就劝他仍旧喝下去，可以暖暖胃。然而伯夷怕辣，一定不肯喝。

“这怎么办好呢？还是八年陈的老姜熬的呀。别人家还拿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呢。我们的家里又没有爱吃辣的人……”她显然有点不高兴。

叔齐只得接了瓦罐，做好做歹的硬劝伯夷喝了一口半，余下的还很多，便说自己也正在胃气痛，统统喝掉了。眼圈通红的，恭敬的夸赞了姜汤的力量，谢了那太太的好意之后，这才解决了这一场大纠纷。

他们回到养老堂里，倒也并没有什么余病，到第三天，伯夷就能够起床了，虽然前额上肿着一大块——然而胃口坏。官民们都不肯给他们超然，时时送来些搅扰他们的消息，或者是官报，或者是新闻。十二月底，就听说大军已经渡了盟津，诸侯无一不到。不久也送了武王的《太誓》的钞本来。〔１３〕

这是特别钞给养老堂看的，怕他们眼睛花，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一般大。不过伯夷还是懒得看，只听叔齐朗诵了一遍，别的倒也并没有什么，但是“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１４〕这几句，断章取义，却好像很伤了自己的心。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１５〕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１６〕

这两种传说，固然略有些不同，但打了胜仗，却似乎确实的。此后又时时听到运来了鹿台的宝贝，巨桥的白米〔１７〕，就更加证明了得胜的确实。伤兵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又好像还是打过大仗似的。凡是能够勉强走动的伤兵，大抵在茶馆，酒店，理发铺，以及人家的檐前或门口闲坐，讲述战争的故事，无论那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的在听他。春天到了，露天下也不再觉得怎么凉，往往到夜里还讲得很起劲。

伯夷和叔齐都消化不良，每顿总是吃不完应得的烙饼；睡觉还照先前一样，天一暗就上床，然而总是睡不着。伯夷只在翻来复去，叔齐听了，又烦躁，又心酸，这时候，他常是重行起来，穿好衣服，到院子里去走走，或者练一套太极拳。

有一夜，是有星无月的夜。大家都睡得静静的了，门口却还有人在谈天。叔齐是向来不偷听人家谈话的，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脚步，同时也侧着耳朵。

“妈的纣王，一败，就奔上鹿台去了，”说话的大约是回来的伤兵。“妈的，他堆好宝贝，自己坐在中央，就点起火来。”

“阿唷，这可多么可惜呀！”这分明是管门人的声音。

“不慌！只烧死了自己，宝贝可没有烧哩。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他们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招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都磕头。一直进去，但见门上都贴着两个大字道：‘顺民’。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向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

“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一人问道。

“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嚓！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叔齐吃了一惊。

“之后就去找纣王的两个小老婆。哼，早已统统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黑斧头，割下她们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这么一来……”〔１８〕

“那两个姨太太真的漂亮吗？”管门人打断了他的话。

“知不清。旗杆子高，看的人又多，我那时金创还很疼，没有挤近去看。”

“他们说那一个叫作妲己〔１９〕的是狐狸精，只有两只脚变不成人样，便用布条子裹起来：真的？”

“谁知道呢。我也没有看见她的脚。可是那边的娘儿们却真有许多把脚弄得好像猪蹄子的。”

叔齐是正经人，一听到他们从皇帝的头，谈到女人的脚上去了，便双眉一皱，连忙掩住耳朵，返身跑进房里去。伯夷也还没有睡着，轻轻的问道：

“你又去练拳了么？”

叔齐不回答，慢慢的走过去，坐在伯夷的床沿上，弯下腰，告诉了他刚才听来的一些话。这之后，两人都沉默了许多时，终于是叔齐很困难的叹一口气，悄悄的说道：

“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你瞧罢，不但不孝，也不仁……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

“那么，怎么好呢？”伯夷问。

“我看还是走……”

于是两人商量了几句，就决定明天一早离开这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东西是什么也不带。兄弟俩一同走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来送自己的残年。况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２０〕，或者竟会有苍术和茯苓之类也说不定。

打定主意之后，心地倒十分轻松了。叔齐重复解衣躺下，不多久，就听到伯夷讲梦话；自己也觉得很有兴致，而且仿佛闻到茯苓的清香，接着也就在这茯苓的清香中，沉沉睡去了。

四

第二天，兄弟俩都比平常醒得早，梳洗完毕，毫不带什么东西，其实也并无东西可带，只有一件老羊皮长袍舍不得，仍旧穿在身上，拿了拄杖，和留下的烙饼，推称散步，一径走出养老堂的大门；心里想，从此要长别了，便似乎还不免有些留恋似的，回过头来看了几眼。

街道上行人还不多；所遇见的不过是睡眼惺忪的女人，在井边打水。将近郊外，太阳已经高升，走路的也多起来了，虽然大抵昂看头，得意洋洋的，但一看见他们，却还是照例的让路。树木也多起来了，不知名的落叶树上，已经吐着新芽，一望好像灰绿的轻烟，其间夹着松柏，在蒙胧中仍然显得很苍翠。

满眼是阔大，自由，好看，伯夷和叔齐觉得仿佛年青起来，脚步轻松，心里也很舒畅了。

到第二天的午后，迎面遇见了几条岔路，他们决不定走那一条路近，便检了一个对面走来的老头子，很和气的去问他。

“阿呀，可惜，”那老头子说。“您要是早一点，跟先前过去的那队马跑就好了。现在可只得先走这条路。前面岔路还多，再问罢。”

叔齐就记得了正午时分，他们的确遇见过几个废兵，赶着一大批老马，瘦马，跛脚马，癞皮马，从背后冲上来，几乎把他们踏死，这时就趁便问那老人，这些马是赶去做什么的。

“您还不知道吗？”那人答道。“我们大王已经‘恭行天罚’，用不着再来兴师动众，所以把马放到华山脚下去的。这就是‘归马于华山之阳’呀，您懂了没有？我们还在‘放牛于桃林之野’〔２１〕哩！吓，这回可真是大家要吃太平饭了。”

然而这竟是兜头一桶冷水，使两个人同时打了一个寒噤，但仍然不动声色，谢过老人，向着他所指示的路前行。无奈这“归马于华山之阳”，竟踏坏了他们的梦境，使两个人的心里，从此都有些七上八下起来。

心里忐忑，嘴里不说，仍是走，到得傍晚，临近了一座并不很高的黄土冈，上面有一些树林，几间土屋，他们便在途中议定，到这里去借宿。

离土冈脚还有十几步，林子里便窜出五个彪形大汉来，头包白布，身穿破衣，为首的拿一把大刀，另外四个都是木棍。一到冈下，便一字排开，拦住去路，一同恭敬的点头，大声吆喝道：

“老先生，您好哇！”

他们俩都吓得倒退了几步，伯夷竟发起抖来，还是叔齐能干，索性走上前，问他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

“小人就是华山大王小穷奇〔２２〕，”那拿刀的说，“带了兄弟们在这里，要请您老赏一点买路钱！”

“我们那里有钱呢，大王。”叔齐很客气的说。“我们是从养老堂里出来的。”

“阿呀！”小穷奇吃了一惊，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２３〕了。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他看见叔齐没有回答，便将大刀一挥，提高了声音道：“如果您老还要谦让，那可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了！”

伯夷叔齐立刻擎起了两只手；一个拿木棍的就来解开他们的皮袍，棉袄，小衫，细细搜检了一遍。

“两个穷光蛋，真的什么也没有！”他满脸显出失望的颜色，转过头去，对小穷奇说。

小穷奇看出了伯夷在发抖，便上前去，恭敬的拍拍他肩膀，说道：

“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２４〕，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儿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

伯夷没有话好回答，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和叔齐迈开大步，眼看着地，向前便跑。这时五个人都已经站在旁边，让出路来了。看见他们在面前走过，便恭敬的垂下双手，同声问道：

“您走了？您不喝茶了么？”

“不喝了，不喝了……”伯夷和叔齐且走且说，一面不住的点着头。

五

“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华山大王小穷奇，都使两位义士对华山害怕，于是从新商量，转身向北，讨着饭，晓行夜宿，终于到了首阳山〔２５〕。

这确是一座好山。既不高，又不深，没有大树林，不愁虎狼，也不必防强盗：是理想的幽栖之所。两人到山脚下一看，只见新叶嫩碧，土地金黄，野草里开着些红红白白的小花，真是连看看也赏心悦目。他们就满心高兴，用拄杖点着山径，一步一步的挨上去，找到上面突出一片石头，好像岩洞的处所，坐了下来，一面擦着汗，一面喘着气。

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沉，倦鸟归林，啾啾唧唧的叫着，没有上山时候那么清静了，但他们倒觉得也还新鲜，有趣。在铺好羊皮袍，准备就睡之前，叔齐取出两个大饭团，和伯夷吃了一饱。这是沿路讨来的残饭，因为两人曾经议定，“不食周粟”，只好进了首阳山之后开始实行，所以当晚把它吃完，从明天起，就要坚守主义，绝不通融了。

他们一早就被乌老鸦闹醒，后来重又睡去，醒来却已是上午时分。伯夷说腰痛腿酸，简直站不起；叔齐只得独自去走走，看可有可吃的东西。他走了一些时，竟发见这山的不高不深，没有虎狼盗贼，固然是其所长，然而因此也有了缺点：下面就是首阳村，所以不但常有砍柴的老人或女人，并且有进来玩耍的孩子，可吃的野果子之类，一颗也找不出，大约早被他们摘去了。

他自然就想到茯苓。但山上虽然有松树，却不是古松，都好像根上未必有茯苓；即使有，自己也不带锄头，没有法子想。接着又想到苍术，然而他只见过苍术的根，毫不知道那叶子的形状，又不能把满山的草都拔起来看一看，即使苍术生在眼前，也不能认识。心里一暴躁，满脸发热，就乱抓了一通头皮。

但是他立刻平静了，似乎有了主意，接着就走到松树旁边，摘了一衣兜的松针，又往溪边寻了两块石头，砸下松针外面的青皮，洗过，又细细的砸得好像面饼，另寻一片很薄的石片，拿着回到石洞去了。

“三弟，有什么捞儿〔２６〕没有？我是肚子饿的咕噜咕噜响了好半天了。”伯夷一望见他，就问。

“大哥，什么也没有。试试这玩意儿罢。”

他就近拾了两块石头，支起石片来，放上松针面，聚些枯枝，在下面生了火。实在是许多工夫，才听得湿的松针面有些吱吱作响，可也发出一点清香，引得他们俩咽口水。叔齐高兴得微笑起来了，这是姜太公做八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去拜寿，在寿筵上听来的方法。

发香之后，就发泡，眼见它渐渐的干下去，正是一块糕。叔齐用皮袍袖子裹着手，把石片笑嘻嘻的端到伯夷的面前。伯夷一面吹，一面拗，终于拗下一角来，连忙塞进嘴里去。

他愈嚼，就愈皱眉，直着脖子咽了几咽，倒哇的一声吐出来了，诉苦似的看着叔齐道：

“苦……粗……”

这时候，叔齐真好像落在深潭里，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抖抖的也拗了一角，咀嚼起来，可真也毫没有可吃的样子：苦……粗……

叔齐一下子失了锐气，坐倒了，垂了头。然而还在想，挣扎的想，仿佛是在爬出一个深潭去。爬着爬着，只向前。终于似乎自己变了孩子，还是孤竹君的世子，坐在保姆的膝上了。这保姆是乡下人，在和他讲故事：黄帝打蚩尤，大禹捉无支祁，还有乡下人荒年吃薇菜。

他又记得了自己问过薇菜的样子，而且山上正见过这东西。他忽然觉得有了气力，立刻站起身，跨进草丛，一路寻过去。

果然，这东西倒不算少，走不到一里路，就摘了半衣兜。他还是在溪水里洗了一洗，这才拿回来；还是用那烙过松针面的石片，来烤薇菜。叶子变成暗绿，熟了。但这回再不敢先去敬他的大哥了，撮起一株来，放在自己的嘴里，闭着眼睛，只是嚼。

“怎么样？”伯夷焦急的问。

“鲜的！”

两人就笑嘻嘻的来尝烤薇菜；伯夷多吃了两撮，因为他是大哥。

他们从此天天采薇菜。先前是叔齐一个人去采，伯夷煮；后来伯夷觉得身体健壮了一些，也出去采了。做法也多起来：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

然而近地的薇菜，却渐渐的采完，虽然留着根，一时也很难生长，每天非走远路不可了。搬了几回家，后来还是一样的结果。而且新住处也逐渐的难找了起来，因为既要薇菜多，又要溪水近，这样的便当之处，在首阳山上实在也不可多得的。叔齐怕伯夷年纪太大了，一不小心会中风，便竭力劝他安坐在家里，仍旧单是担任煮，让自己独自去采薇。

伯夷逊让了一番之后，倒也应允了，从此就较为安闲自在，然而首阳山上是有人迹的，他没事做，脾气又有些改变，从沉默成了多话，便不免和孩子去搭讪，和樵夫去扳谈。也许是因为一时高兴，或者有人叫他老乞丐的缘故罢，他竟说出了他们俩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儿子，他老大，那一个是老三。父亲在日原是说要传位给老三的，一到死后，老三却一定向他让。他遵父命，省得麻烦，逃走了。不料老三也逃走了。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来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又不料现在的周王竟“以臣弑君”起来，所以只好不食周粟，逃上首阳山，吃野菜活命……等到叔齐知道，怪他多嘴的时候，已经传播开去，没法挽救了。但也不敢怎么埋怨他；只在心里想：父亲不肯把位传给他，可也不能不说很有些眼力。

叔齐的预料也并不错：这结果坏得很，不但村里时常讲到他们的事，也常有特地上山来看他们的人。有的当他们名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甚至于跟着看怎样采，围着看怎样吃，指手画脚，问长问短，令人头昏。而且对付还须谦虚，倘使略不小心，皱一皱眉，就难免有人说是“发脾气”。

不过舆论还是好的方面多。后来连小姐太太，也有几个人来看了，回家去都摇头，说是“不好看”，上了一个大当。

终于还引动了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２７〕。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做着祭酒〔２８〕，因为知道天命有归，便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来投明主了。可惜已在会师盟津的前几天，兵马事忙，来不及好好的安插，便留下他四十车货物和七百五十个奴婢，另外给子两顷首阳山下的肥田，叫他在村里研究八卦学。他也喜欢弄文学，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学概论，气闷已久，便叫家丁打轿，找那两个老头子，谈谈文学去了；尤其是诗歌，因为他也是诗人，已经做好一本诗集子。

然而谈过之后，他一上轿就摇头，回了家，竟至于很有些气愤。他以为那两个家伙是谈不来诗歌的。第一、是穷：谋生之不暇，怎么做得出好诗？第二、是“有所为”，失了诗的“敦厚”；第三、是有议论，失了诗的“温柔”。〔２９〕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于是他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３０〕，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这时候，伯夷和叔齐也在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这并非为了忙于应酬，因为参观者倒在逐渐的减少。所苦的是薇菜也已经逐渐的减少，每天要找一捧，总得费许多力，走许多路。

然而祸不单行。掉在井里面的时候，上面偏又来了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他们俩正在吃烤薇菜，不容易找，所以这午餐已在下午了。忽然走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先前是没有见过的，看她模样，好像是阔人家里的婢女。

“您吃饭吗？”她问。

叔齐仰起脸来，连忙陪笑，点点头。

“这是什么玩意儿呀？”她又问。

“薇。”伯夷说。

“怎么吃着这样的玩意儿的呀？”

“因为我们是不食周粟……”

伯夷刚刚说出口，叔齐赶紧使一个眼色，但那女人好像聪明得很，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下，于是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３１〕

伯夷和叔齐听得清清楚楚，到了末一句，就好像一个大霹雳，震得他们发昏；待到清醒过来，那鸦头已经不见了。薇，自然是不吃，也吃不下去了，而且连看看也害羞，连要去搬开它，也抬不起手来，觉得仿佛有好几百斤重。

六

樵夫偶然发见了伯夷和叔齐都缩做一团，死在山背后的石洞里，是大约这之后的二十天。并没有烂，虽然因为瘦，但也可见死的并不久；老羊皮袍却没有垫着，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这消息一传到村子里，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来来往往，一直闹到夜。结果是有几个多事的人，就地用黄土把他们埋起来，还商量立一块石碑，刻上几个字，给后来好做古迹。

然而合村里没有人能写字，只好去求小丙君。

然而小丙君不肯写。

“他们不配我来写，”他说。“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我不写！……”

文盲们不大懂得他的议论，但看见声势汹汹，知道一定是反对的意思，也只好作罢了。伯夷和叔齐的丧事，就这样的算是告了一段落。

然而夏夜纳凉的时候，有时还谈起他们的事情来。有人说是老死的，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给抢羊皮袍子的强盗杀死的。后来又有人说其实恐怕是故意饿死的，因为他从小丙君府上的鸦头阿金姐〔３２〕那里听来：这之前的十多天，她曾经上山去奚落他们了几句，傻瓜总是脾气大，大约就生气了，绝了食撒赖，可是撒赖只落得一个自己死。

于是许多人就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

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自然，她上山去开了几句玩笑，是事实，不过这仅仅是推笑。那两个傻瓜发脾气，因此不吃薇菜了，也是事实，不过并没有死，倒招来了很大的运气。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她说。“他看见他们的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您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里来。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的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３３〕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那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关于伯夷和叔齐，《史记·伯夷列传》中有如下的记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３〕商王指商纣，姓子名受，是商代最末的一个帝王。

〔４〕散宜生周初功臣。商代末年往归西伯（周文王），以后曾似武王伐纣。

〔５〕关于太师疵和少师强，《史记·周本纪》载：“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太师、少师都是乐官名。据《周礼·春官》郑玄注，凡担任这种官职的，都是盲人。

〔６〕关于纣王砍脚、剖心的事，《尚书·泰誓》有如下记载：“今商王受……□（斫）朝善之胫，剖贤人之心。”《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纪》：“帝纣□朝善之胫而视其髓。”又《史记·殷本纪》也记有比干被剖心的事：“纣愈淫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７〕西伯肯养老西伯即周文王姬昌；商纣时为西伯，死后谥为文王。《史记》的《周本纪》和《伯夷列传》都说“西伯善养老”。《周本纪》说他“笃仁、敬老、慈少”。

〔８〕大告示《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率师渡过盟津以后，曾发布誓师辞，即所谓《太（泰）誓》。这里的“告示”，除首尾“照得”“此示”数字外，都是《太誓》的原文。“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意思是毁坏了天、地、人的正道，抛弃他的祖辈和弟兄不用。

〔９〕九旒云罕旗《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举行祭社典礼，有“百夫荷罕旗以先驱”的记载；南朝宋裴[马因]《集解》说：“蔡邕《独断》曰：‘前驱有九旒云罕。’”据《文选·东京赋》薛综注，云罕和九旒，都是旌旗的名称。

〔１０〕周王发即周武王姬发，文王之子。《史记·周本纪》记有武王出兵的情形：“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又以下记牧野誓师时情形，有“武王左杖黄钺（黄斧头），右秉白旄（白牛尾）”的句子。

〔１１〕姜太公即姜尚。《史记·齐世家》说文王在渭水之滨遇见姜尚：“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文王死后，他佐武王灭纣，封于齐。

〔１２〕周尺一丈约当现在的七市尺。

〔１３〕关于周师渡盟津，《史记·周本纪》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按盟津亦名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武王伐纣，由陕西进入河南，在此渡过黄河，至朝歌近郊牧野，击败纣兵，便占领了纣的都城朝歌（故城在今河南汤阴县）。

〔１４〕“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等语；见《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按小说中所说的《太誓》，应为《牧誓》；《尚书·牧誓》作：“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

〔１５〕关于牧野大战的情况，《尚书·武成》中有如下的记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１６〕关于纣兵倒戈的事，《史记·周本纪》中有如下的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１７〕鹿台和巨（钜）桥，都是商纣的仓库。前者贮藏珠玉钱帛，故址在今河南汤阴朝歌镇南；后者贮藏米谷，故址在今河北曲周东北古衡章水东岸。《史记·殷本纪》：“帝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１８〕关于纣王自焚和武王入商等情形，《史记·周本纪》中有如下的记载：“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

〔１９〕妲己商纣的妃子。《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武王克商，“杀己。”又明代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六：“商妲己，狐精也，亦曰雉精，犹未变足，以帛裹之。”在长篇小说《封神演义》中也有类似的传说。

〔２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语见《老子》七十九章。又《史记·伯夷列传》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２１〕“归马于华山之阳”二语，见《尚书·武成》：武王克商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２２〕小穷奇穷奇，我国古代所谓“四凶”（浑沌、穷奇、[木寿]杌、饕餮）之一。《左传》文公十八年：“少[日皋]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小穷奇，当是作者由此虚拟的人名。

〔２３〕“天下之大老也”原是孟轲称赞伯夷和姜尚的话，见《孟子·离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２４〕“剥猪猡”旧时上海盗匪抢劫行人，剥夺衣服，称为“剥猪猡”。猪猡，江浙一带方言，即猪。

〔２５〕首阳山据《史记·伯夷列传》裴[马因]《集解》引后汉马融说：“首阳山在河（黄河）东蒲坂，华山之北，河曲之中。”蒲坂故城在今山西永济县境。

〔２６〕捞儿也作落儿。北方方言，意为物质收益。这里指可吃的东西。

〔２７〕小丙君作者虚拟的人名。

〔２８〕祭酒古代宴时，先由一个年长的人以酒沃地祭神，故尊称年高有德者为祭酒。汉魏以后，用为官名，如博士祭酒、国子祭酒等。

〔２９〕“敦厚”“温柔”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据孔颖达疏说，所谓“温柔敦厚”就是“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意思；这一直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种准则。

〔３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语见《诗经·小雅·北山》，“普”原作“溥”。

〔３１〕关于伯夷、叔齐由于一个女人的话而最后饿死的事，蜀汉谯周《古史考》中记有如下的传说：“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按《古史考》今不传，这里是根据清代章宗源辑本，在清代孙星衍所编《平津馆丛书》中。）

〔３２〕阿金姐作者虚拟的人名。

〔３３〕关于鹿奶的传说，汉代刘向《列士传》中有如下的记载：“伯夷，殷时辽东孤竹君之子也，与弟叔齐俱让驿位而归于国。见武王伐纣，以为不义，遂隐于首阳之山，不食周粟，以微（薇）菜为粮。时有王糜子往难之曰：‘虽不食我周粟，而食我周木，何也？’伯夷兄弟遂绝食，七日，天遣白鹿乳之。迳由数日，叔齐腹中私曰：‘得此鹿完[口敢]之，岂不快哉！’于是鹿知其心，不复来下。伯夷兄弟，俱饿死也。”（按《列士传》今不传，这是从《[王周]玉集》卷十二所引转录。《[王周]玉集》，辑者不详。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二十卷，现存残本二卷，在清代黎庶昌所编《古逸丛书》中。）

铸剑〔1〕

铸剑〔１〕

一

眉间尺〔２〕刚和他的母亲睡下，老鼠便出来咬锅盖，使他听得发烦。他轻轻地叱了几声，最初还有些效验，后来是简直不理他了，格支格支地径自咬。他又不敢大声赶，怕惊醒了白天做得劳乏，晚上一躺就睡着了的母亲。

许多时光之后，平静了；他也想睡去。忽然，扑通一声，惊得他又睁开眼。同时听到沙沙地响，是爪子抓着瓦器的声音。

“好！该死！”他想着，心里非常高兴，一面就轻轻地坐起来。

他跨下床，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摸到钻火家伙，点上松明，向水瓮里一照。果然，一匹很大的老鼠落在那里面了；但是，存水已经不多，爬不出来，只沿着水瓮内壁，抓着，团团地转圈子。

“活该！”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便是它们，很觉得畅快。他将松明插在土墙的小孔里，赏玩着；然而那圆睁的小眼睛，又使他发生了憎恨，伸手抽出一根芦柴，将它直按到水底去。过了一会，才放手，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还是抓着瓮壁转圈子。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气。

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随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

换了六回松明之后，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不过沉浮在水中间，有时还向水面微微一跳。眉间尺又觉得很可怜，随即折断芦柴，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放在地面上。老鼠先是丝毫不动，后来才有一点呼吸；又许多时，四只脚运动了，一翻身，似乎要站起来逃走。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不觉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只听得吱的一声，他蹲下去仔细看时，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大概是死掉了。

他又觉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他蹲着，呆看着，站不起来。

“尺儿，你在做什么？”他的母亲已经醒来了，在床上问。

“老鼠……。”他慌忙站起，回转身去，却只答了两个字。

“是的，老鼠。这我知道。可是你在做什么？杀它呢，还是在救它？”

他没有回答。松明烧尽了；他默默地立在暗中，渐看见月光的皎洁。

“唉！”他的母亲叹息说，“一交子时〔３〕，你就是十六岁了，性情还是那样，不冷不热地，一点也不变。看来，你的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

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体都在颤动；低微的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悲哀，使他冷得毛骨悚然，而一转眼间，又觉得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

“父亲的仇？父亲有什么仇呢？”他前进几步，惊急地问。

“有的。还要你去报。我早想告诉你的了；只因为你太小，没有说。现在你已经成人了，却还是那样的性情。这教我怎么办呢？你似的性情，能行大事的么？”

“能。说罢，母亲。我要改过……。”

“自然。我也只得说。你必须改过……。那么，走过来罢。”

他走过去；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

“听哪！”她严肃地说，“你的父亲原是一个铸剑的名工，天下第一。他的工具，我早已都卖掉了来救了穷了，你已经看不见一点遗迹；但他是一个世上无二的铸剑的名工。二十年前，王妃生下了一块铁〔４〕，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大王知道是异宝，便决计用来铸一把剑，想用它保国，用它杀敌，用它防身。不幸你的父亲那时偏偏入了选，便将铁捧回家里来，日日夜夜地锻炼，费了整三年的精神，炼成两把剑。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５〕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大欢喜的光采，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四射出来；他取起剑，拂拭着，拂拭着。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他将那两把剑分装在两个匣子里。

“‘你只要看这几天的景象，就明白无论是谁，都知道剑已炼就的了。’他悄悄地对我说。‘一到明天，我必须去献给大王。但献剑的一天，也就是我命尽的日子。怕我们从此要长别了。’

“‘你……。’我很骇异，猜不透他的意思，不知怎么说的好。我只是这样地说：‘你这回有了这么大的功劳……。’

“‘唉！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

“我掉泪了。

“‘你不要悲哀。这是无法逃避的。眼泪决不能洗掉运命。我可是早已有准备在这里了！’他的眼里忽然发出电火随的光芒，将一个剑匣放在我膝上。‘这是雄剑。’他说。‘你收着。明天，我只将这雌剑献给大王去。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间了。你不是怀孕已经五六个月了么？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抚养。一到成人之后，你便交给他这雄剑，教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给我报仇！’”

“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眉间尺赶紧问。

“没有回来！”她冷静地说。“我四处打听，也杳无消息。后来听得人说，第一个用血来饲你父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亲。还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

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

他的母亲站起了，揭去床头的木板，下床点了松明，到门背后取过一把锄，交给眉间尺道：“掘下去！”

眉间尺心跳着，但很沉静的一锄一锄轻轻地掘下去。掘出来的都是黄土，约到五尺多深，土色有些不同了，随乎是烂掉的材木。

“看罢！要小心！”他的母亲说。

眉间尺伏在掘开的洞穴旁边，伸手下去，谨慎小心地撮开烂树，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他看清了剑靶，捏着，提了出来。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随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凝神细视，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正如一片韭叶。

“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他的母亲说。

“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

“但愿如此。你穿了青衣，背上这剑，衣剑一色，谁也看不分明的。衣服我已经做在这里，明天就上你的路去罢。不要记念我！”她向床后的破衣箱一指，说。

眉间尺取出新衣，试去一穿，长短正很合式。他便重行叠好，裹了剑，放在枕边，沉静地躺下。他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优柔的性情；他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倒头便睡，清晨醒来，毫不改变常态，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雠。但他醒着。他翻来复去，总想坐起来。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二

当眉间尺肿着眼眶，头也不回的跨出门外，穿着青衣，背着青剑，迈开大步，径奔城中的时候，东方还没有露出阳光。杉树林的每一片叶尖，都挂着露珠，其中隐藏着夜气。但是，待到走到树林的那一头，露珠里却闪出各样的光辉，渐渐幻成晓色了。远望前面，便依稀看见灰黑色的城墙和雉堞〔６〕。

和挑葱卖菜的一同混入城里，街市上已经很热闹。男人们一排一排的呆站着；女人们也时时从门里探出头来。她们大半也肿着眼眶；蓬着头；黄黄的脸，连脂粉也不及涂抹。

眉间尺预觉到将有巨变降临，他们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这巨变的。

他径自向前走；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了一身汗。转出北方，离王宫不远，人们就挤得密密层层，都伸着脖子。人丛中还有女人和孩子哭嚷的声音。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然而人们却又在背后拥上来。他只得宛转地退避；面前只看见人们的背脊和伸长的脖子。

忽然，前面的人们都陆续跪倒了；远远地有两匹马并着跑过来。此后是拿着木棍，戈，刀，弓弩，旌旗的武人，走得满路黄尘滚滚。又来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上面坐着一队人，有的打钟击鼓，有的嘴上吹着不知道叫什么名目的劳什子〔７〕。此后又是车，里面的人都穿画衣，不是老头子，便是矮胖子，个个满脸油汗。接着又是一队拿刀枪剑戟的骑士。跪着的人们便都伏下去了。这时眉间尺正看见一辆黄盖的大车驰来，正中坐着一个画衣的胖子，花白胡子，小脑袋；腰间还依稀看见佩着和他背上一样的青剑。

他不觉全身一冷，但立刻又灼热起来，像是猛火焚烧着。他一面伸手向肩头捏住剑柄，一面提起脚，便从伏着的人们的脖子的空处跨出去。

但他只走得五六步，就跌了一个倒栽葱，因为有人突然捏住了他的一只脚。这一跌又正压在一个干瘪脸的少年身上；他正怕剑尖伤了他，吃惊地起来看的时候，肋下就挨了很重的两拳。他也不暇计较，再望路上，不但黄盖车已经走过，连拥护的骑士也过去了一大阵了。

路旁的一切人们也都爬起来。干瘪脸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的衣领，不肯放手，说被他压坏了贵重的丹田〔８〕，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得浑身发火，看的人却仍不见减，还是津津有味随的。

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他并不言语，只向眉间尺冷冷地一笑，一面举手轻轻地一拨干瘪脸少年的下巴，并且看定了他的脸。那少年也向他看了一会，不觉慢慢地松了手，溜走了；那人也就溜走了；看的人们也都无聊地走散。只有几个人还来问眉间尺的年纪，住址，家里可有姊姊。眉间尺都不理他们。

他向南走着；心里想，城市中这么热闹，容易误伤，还不如在南门外等候他回来，给父亲报仇罢，那地方是地旷人稀，实在很便于施展。这时满城都议论着国王的游山，仪仗，威严，自己得见国王的荣耀，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等等，很像蜜蜂的排衙〔９〕。直至将近南门，这才渐渐地冷静。

他走出城外，坐在一株大桑树下，取出两个馒头来充了饥；吃着的时候忽然记起母亲来，不觉眼鼻一酸，然而此后倒也没有什么。周围是一步一步地静下去了，他至于很分明地听到自己的呼吸。

天色愈暗，他也愈不安，尽目力望着前方，毫不见有国王回来的影子。上城卖菜的村人，一个个挑着空担出城回家去了。

人迹绝了许久之后，忽然从城里闪出那一个黑色的人来。“走罢，眉间尺！国王在捉你了！”他说，声音好像鸱枭。

眉间尺浑身一颤，中了魔似的，立即跟着他走；后来是飞奔。他站定了喘息许多时，才明白已经到了杉树林边。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

“你怎么认识我？……”他极其惶骇地问。

“哈哈！我一向认识你。”那人的声音说。“我知道你背着雄剑，要给你的父亲报仇，我也知道你报不成。岂但报不成；今天已经有人告密，你的仇人早从东门还宫，下令捕拿你了。”

眉间尺不觉伤心起来。

“唉唉，母亲的叹息是无怪的。”他低声说。

“但她只知道一半。她不知道我要给你报仇。”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１０〕。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好。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

“只要你给我两件东西。”两粒磷火下的声音说。“那两件么？你听着：一是你的剑，二是你的头！”

眉间尺虽然觉得奇怪，有些狐疑，却并不吃惊。他一时开不得口。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暗中的声音又严冷地说。“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暗中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

“呵呵！”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笑声即刻散布在杉树林中，深处随着有一群磷火似的眼光闪动，倏忽临近，听到咻咻的饿狼的喘息。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最先头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扑过来。他用青剑一挥，狼头便坠在地面的青苔上。别的狼们第一口撕尽了它的皮，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他已经掣起地上的青衣，包了眉间尺的头，和青剑都背在背脊上，回转身，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走去。

狼们站定了，耸着肩，伸出舌头，咻咻地喘着，放着绿的眼光看他扬长地走。

他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走去，发出尖利的声音唱着歌：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

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

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

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

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

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１１〕

三

游山并不能使国王觉得有趣；加上了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更使他扫兴而还。那夜他很生气，说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

午后，国王一起身，就又有些不高兴，待到用过午膳，简直现出怒容来。

“唉唉！无聊！”他打一个大呵欠之后，高声说。上自王后，下至弄臣，看见这情形，都不觉手足无措。白须老臣的讲道，矮胖侏儒〔１２〕的打诨，王是早已听厌的了；近来便是走索，缘竿，抛丸，倒立，吞刀，吐火等等奇妙的把戏，也都看得毫无意味。他常常要发怒；一发怒，便按着青剑，总想寻点小错处，杀掉几个人。

偷空在宫外闲游的两个小宦官，刚刚回来，一看见宫里面大家的愁苦的情形，便知道又是照例的祸事临头了，一个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却像是大有把握一般，不慌不忙，跑到国王的面前，俯伏着，说道：

“奴才刚才访得一个异人，很有异术，可以给大王解闷，因此特来奏闻。”

“什么？！”王说。他的话是一向很短的。

“那是一个黑瘦的，乞丐似的男子。穿一身青衣，背着一个圆圆的青包裹；嘴里唱着胡诌的歌。人问他。他说善于玩把戏，空前绝后，举世无双，人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一见之后，便即解烦释闷，天下太平。但大家要他玩，他却又不肯。说是第一须有一条金龙，第二须有一个金鼎。……”

“金龙？我是的。金鼎？我有。”

“奴才也正是这样想。……”

“传进来！”

话声未绝，四个武士便跟着那小宦官疾趋而出。上自王后，下至弄臣，个个喜形于色。他们都愿意这把戏玩得解愁释闷，天下太平；即使玩不成，这回也有了那乞丐似的黑瘦男子来受祸，他们只要能挨到传了进来的时候就好了。

并不要许多工夫，就望见六个人向金阶趋进。先头是宦官，后面是四个武士，中间夹着一个黑色人。待到近来时，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须眉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他恭敬地跪着俯伏下去时，果然看见背上有一个圆圆的小包袱，青色布，上面还画上一些暗红色的花纹。

“奏来！”王暴躁地说。他见他家伙简单，以为他未必会玩什么好把戏。

“臣名叫宴之敖者〔１３〕；生长汶汶乡〔１４〕。少无职业；晚遇明师，教臣把戏，是一个孩子的头。这把戏一个人玩不起来，必须在金龙之前，摆一个金鼎，注满清水，用兽炭〔１５〕煎熬。于是放下孩子的头去，一到水沸，这头便随波上下，跳舞百端，且发妙音，欢喜歌唱。这歌舞为一人所见，便解愁释闷，为万民所见，便天下太平。”

“玩来！”王大声命令说。

并不要许多工夫，一个煮牛的大金鼎便摆在殿外，注满水，下面堆了兽炭，点起火来。那黑色人站在旁边，见炭火一红，便解下包袱，打开，两手捧出孩子的头来，高高举起。那头是秀眉长眼，皓齿红唇；脸带笑容；头发蓬松，正如青烟一阵。黑色人捧着向四面转了一圈，便伸手擎到鼎上，动着嘴唇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随即将手一松，只听得扑通一声，坠入水中去了。水花同时溅起，足有五尺多高，此后是一切平静。

许多工夫，还无动静。国王首先暴躁起来，接着是王后和妃子，大臣，宦官们也都有些焦急，矮胖的侏儒们则已经开始冷笑了。王一见他们的冷笑，便觉自己受愚，回顾武士，想命令他们就将那欺君的莠民掷入牛鼎里去煮杀。

但同时就听得水沸声；炭火也正旺，映着那黑色人变成红黑，如铁的烧到微红。王刚又回过脸来，他也已经伸起两手向天，眼光向着无物，舞蹈着，忽地发出尖利的声音唱起歌来：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随着歌声，水就从鼎口涌起，上尖下广，像一座小山，但自水尖至鼎底，不住地回旋运动。那头即似水上上下下，转着圈子，一面又滴溜溜自己翻筋斗，人们还可以隐约看见他玩得高兴的笑容。过了些时，突然变了逆水的游泳，打旋子夹着穿梭，激得水花向四面飞溅，满庭洒下一阵热雨来。一个侏儒忽然叫了一声，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他不幸被热水烫了一下，又不耐痛，终于免不得出声叫苦了。

黑色人的歌声才停，那头也就在水中央停住，面向王殿，颜色转成端庄。这样的有十余瞬息之久，才慢慢地上下抖动；从抖动加速而为起伏的游泳，但不很快，态度很雍容。绕着水边一高一低地游了三匝，忽然睁大眼睛，漆黑的眼珠显得格外精采，同时也开口唱起歌来：

王泽流兮浩洋洋；

克服怨敌，怨敌克服兮，赫兮强！

宇宙有穷止兮万寿无疆。

幸我来也兮青其光！

青其光兮永不相忘。

异处异处兮堂哉皇！

堂哉皇哉兮嗳嗳唷，

嗟来归来，嗟来陪来兮青其光！

头忽然升到水的尖端停住；翻了几个筋斗之后，上下升降起来，眼珠向着左右瞥视，十分秀媚，嘴里仍然唱着歌：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血一头颅兮爱乎呜呼。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

唱到这里，是沉下去的时候，但不再浮上来了；歌词也不能辨别。涌起的水，也随着歌声的微弱，渐渐低落，像退潮一般，终至到鼎口以下，在远处什么也看不见。

“怎了？”等了一会，王不耐烦地问。

“大王，”那黑色人半跪着说。“他正在鼎底里作最神奇的团圆舞，不临近是看不见的。臣也没有法术使他上来，因为作团圆舞必须在鼎底里。”

王站起身，跨下金阶，冒着炎热立在鼎边，探头去看。只见水平如镜，那头仰面躺在水中间，两眼正看着他的脸。待到王的眼光射到他脸上时，他便嫣然一笑。这一笑使王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记不起是谁来。刚在惊疑，黑色人已经掣出了背着的青色的剑，只一挥，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扑通一声，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

仇人相见，本来格外眼明，况且是相逢狭路。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狠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鼎水即刻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水中死战。约有二十回合，王头受了五个伤，眉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人的后面去。眉间尺偶一疏忽，终于被他咬住了后项窝，无法转身。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蚕食进去；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皮肤上都一粒一粒地起粟；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怦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四

烟消火灭；水波不兴。特别的寂静倒使殿上殿下的人们警醒。他们中的一个首先叫了一声，大家也立刻迭连惊叫起来；一个迈开腿向金鼎走去，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拥上去了。有挤在后面的，只能从人脖子的空隙间向里面窥探。

热气还炙得人脸上发烧。鼎里的水却一平如镜，上面浮着一层油，照出许多人脸孔：王后，王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

“阿呀，天哪！咱们大王的头还在里面哪，唉唉唉！”第六个妃子忽然发狂似的哭嚷起来。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也都恍然大悟，仓皇散开，急得手足无措，各自转了四五个圈子。一个最有谋略的老臣独又上前，伸手向鼎边一摸，然而浑身一抖，立刻缩了回来，伸出两个指头，放在口边吹个不住。

大家定了定神，便在殿门外商议打捞办法。约略费去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总算得到一种结果，是：到大厨房去调集了铁丝勺子，命武士协力捞起来。

器具不久就调集了，铁丝勺，漏勺，金盘，擦桌布，都放在鼎旁边。武士们便揎起衣袖，有用铁丝勺的，有用漏勺的，一齐恭行打捞。有勺子相触的声音，有勺子刮着金鼎的声音；水是随着勺子的搅动而旋绕着。好一会，一个武士的脸色忽而很端庄了，极小心地两手慢慢举起了勺子，水滴从勺孔中珠子一般漏下，勺里面便显出雪白的头骨来。大家惊叫了一声；他便将头骨倒在金盘里。

“阿呀！我的大王呀！”王后，妃子，老臣，以至太监之类，都放声哭起来。但不久就陆续停止了，因为武士又捞起了一个同样的头骨。

他们泪眼模胡地四顾，只见武士们满脸油汗，还在打捞。此后捞出来的是一团糟的白头发和黑头发；还有几勺很短的东西，随乎是白胡须和黑胡须。此后又是一个头骨。此后是三枝簪。

直到鼎里面只剩下清汤，才始住手；将捞出的物件分盛了三金盘：一盘头骨，一盘须发，一盘簪。

“咱们大王只有一个头。那一个是咱们大王的呢？”第九个妃子焦急地问。

“是呵……。”老臣们都面面相觑。

“如果皮肉没有煮烂，那就容易辨别了。”一个侏儒跪着说。

大家只得平心静气，去细看那头骨，但是黑白大小，都差不多，连那孩子的头，也无从分辨。王后说王的右额上有一个疤，是做太子时候跌伤的，怕骨上也有痕迹。果然，侏儒在一个头骨上发见了：大家正在欢喜的时候，另外的一个侏儒却又在较黄的头骨的右额上看出相仿的瘢痕来。

“我有法子。”第三个王妃得意地说，“咱们大王的龙准〔１６〕是很高的。”

太监们即刻动手研究鼻准骨，有一个确也似乎比较地高，但究竟相差无几；最可惜的是右额上却并无跌伤的瘢痕。

“况且，”老臣们向太监说，“大王的后枕骨是这么尖的么？”

“奴才们向来就没有留心看过大王的后枕骨……。”

王后和妃子们也各自回想起来，有的说是尖的，有的说是平的。叫梳头太监来问的时候，却一句话也不说。

当夜便开了一个王公大臣会议，想决定那一个是王的头，但结果还同白天一样。并且连须发也发生了问题。白的自然是王的，然而因为花白，所以黑的也很难处置。讨论了小半夜，只将几根红色的胡子选出；接着因为第九个王妃抗议，说她确曾看见王有几根通黄的胡子，现在怎么能知道决没有一根红的呢。于是也只好重行归并，作为疑案了。

到后半夜，还是毫无结果。大家却居然一面打呵欠，一面继续讨论，直到第二次鸡鸣，这才决定了一个最慎重妥善的办法，是：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热闹。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天一亮，道上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中间还夹着许多祭桌。待到上午，清道的骑士才缓辔而来。又过了不少工夫，才看见仪仗，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此后是四辆鼓吹车。再后面是黄盖随着路的不平而起伏着，并且渐渐近来了，于是现出灵车，上载金棺，棺里面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

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

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作。〔１７〕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八、九期，原题为《眉间尺》。一九三二年编入《自选集》时改为现名。

〔２〕眉间尺复仇的传说，在相传为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中有如下的记载：“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据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本）又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也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而叙述较为细致，如眉间尺山中遇客一段说：“（楚）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我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此外相传为后汉赵晔所著的《楚王铸剑记》，完全与《搜神记》所记相同。）

〔３〕子时我国古代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记时，从夜里十一点到次晨一点称为子时。

〔４〕王妃生下了一块铁清代陈元龙撰《格致镜原》卷三十四引《列士传》佚文：“楚王夫人于夏纳凉，抱铁柱，心有所感，遂怀孕，产一铁；王命莫邪铸为双剑。”

〔５〕井华水清晨第一次汲取的井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井泉水《集解》：“汪颖曰：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

〔６〕雉堞城上排列如齿状的矮墙，俗称城垛。

〔７〕劳什子北方方言。指物件，含有轻蔑、厌恶的意思。

〔８〕丹田道家把人身脐下三寸的地方称为丹田，据说这个部位受伤，可以致命。

〔９〕蜜蜂的排衙蜜蜂早晚两次群集蜂房外面，就像朝见蜂王一般。这里用来形容人群拥挤喧闹。排衙，旧时衙署中下属依次参谒长官的仪式。

〔１０〕放鬼债的资本作者在创作本篇数月后，曾在一篇杂感里说，旧社会“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惯用“同情”一类美好言辞作为“放债”的“资本”，以求“报答”。参看《而已集·新时代的放债法》。

〔１１〕这里和下文的歌，意思介于可解不可解之间。作者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日本增田善的信中曾说：“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

〔１２〕侏儒形体矮小、专以滑稽笑谑供君王娱乐消遣的人，略似戏剧中的丑角。

〔１３〕宴之敖者作者虚拟的人名。一九二四年九月，鲁迅辑成《俟堂砖文杂集》一书，题记后用宴之敖者作为笔名，但以后即未再用。

〔１４〕汶汶乡作者虚拟的地名。汶汶，昏暗不明。

〔１５〕兽炭古时豪富之家将木炭屑做成各种兽形的一种燃料。东晋裴启《语林》有如下记载：“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状。羊[王秀]骄豪，乃捣小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后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然。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据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本）

〔１６〕龙准指帝王的鼻子。准，鼻子。

〔１７〕本篇最初发表时未署写作日期。现在篇末的日期是收入本集时补记。据《鲁迅日记》，本篇完成时间为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

非攻〔1〕

一

子夏〔２〕的徒弟公孙高〔３〕来找墨子〔４〕，已经好几回了，总是不在家，见不着。大约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罢，这才恰巧在门口遇见，因为公孙高刚一到，墨子也适值回家来。他们一同走进屋子里。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５〕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６〕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他穿过厨下，到得后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着园角上叫了起来道：

“阿廉〔７〕！你怎么回来了？”

阿廉也已经看见，正在跑过来，一到面前，就规规矩矩的站定，垂着手，叫一声“先生”，于是略有些气愤似的接着说：

“我不干了。他们言行不一致。说定给我一千盆粟米的，却只给了我五百盆。我只得走了。”

“如果给你一千多盆，你走么？”

“不。”阿廉答。

“那么，就并非因为他们言行不一致，倒是因为少了呀！”

墨子一面说，一面又跑进厨房里，叫道：

“耕柱子〔８〕！给我和起玉米粉来！”

耕柱子恰恰从堂屋里走到，是一个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他问。

“对咧。”墨子说。“公孙高走了罢？”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气，说我们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９〕

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楚国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让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绒打了火，点起枯枝来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说道：“我们的老乡公输般〔１０〕，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兴风作浪的。造了钩拒〔１１〕，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要耸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

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

“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耕柱子在后面叫喊道。

“总得二十来天罢，”墨子答着，只是走。

二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１２〕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走了三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颗大树，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就这样的到了都城〔１３〕。

城墙也很破旧，但有几处添了新石头；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像是有人淘掘过，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

“他们大约也听到消息了，”墨子想。细看那些钓鱼人，却没有自己的学生在里面。

他决计穿城而过，于是走近北关，顺着中央的一条街，一径向南走。城里面也很萧条，但也很平静；店铺都贴着减价的条子，然而并不见买主，可是店里也并无怎样的货色；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

“这模样了，还要来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见了贫弱而外，也没有什么异样。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１４〕

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

然而他并不挤进去招呼他，匆匆的出了南关，只赶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里还有窝窝头，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不过布片薄，不平的村路梗着他的脚底，走起来就更艰难。到得下午，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树下，打开包裹来吃午餐，也算是歇歇脚。远远的望见一个大汉，推着很重的小车，向这边走过来了。到得临近，那人就歇下车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声“先生”，一面撩起衣角来揩脸上的汗，喘着气。

“这是沙么？”墨子认识他是自己的学生管黔敖，便问。

“是的，防云梯的。”

“别的准备怎么样？”

“也已经募集了一些麻，灰，铁。不过难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没有。还是讲空话的多……”

“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一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

“和他很难说，”管黔敖怅怅的答道。“他在这里做了两年官，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了……”

“禽滑厘呢？”

“他可是很忙。刚刚试验过连弩〔１５〕；现在恐怕在西关外看地势，所以遇不着先生。先生是到楚国去找公输般的罢？”

“不错，”墨子说，“不过他听不听我，还是料不定的。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管黔敖点点头，看墨子上了路，目送了一会，便推着小车，吱吱嘎嘎的进城去了。

三

楚国的郢城〔１６〕可是不比宋国：街道宽阔，房屋也整齐，大店铺里陈列着许多好东西，雪白的麻布，通红的辣椒，斑斓的鹿皮，肥大的莲子。走路的人，虽然身体比北方短小些，却都活泼精悍，衣服也很干净，墨子在这里一比，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

再向中央走是一大块广场，摆着许多摊子，拥挤着许多人，这是闹市，也是十字路交叉之处。墨子便找着一个好像士人的老头子，打听公输般的寓所，可惜言语不通，缠不明白，正在手真心上写字给他看，只听得轰的一声，大家都唱了起来，原来是有名的赛湘灵已经开始在唱她的《下里巴人》〔１７〕，所以引得全国中许多人，同声应和了。不一会，连那老士人也在嘴里发出哼哼声，墨子知道他决不会再来看他手心上的字，便只写了半个“公”字，拔步再往远处跑。然而到处都在唱，无隙可乘，许多工夫，大约是那边已经唱完了，这才逐渐显得安静。他找到一家木匠店，去探问公输般的住址。

“那位山东老，造钩拒的公输先生么？”店主是一个黄脸黑须的胖子，果然很知道。“并不远。你回转去，走过十字街，从右手第二条小道上朝东向南，再往北转角，第三家就是他。”

墨子在手心上写着字，请他看了有无听错之后，这才牢牢的记在心里，谢过主人，迈开大步，径奔他所指点的处所。果然也不错的：第三家的大门上，钉着一块雕镂极工的楠木牌，上刻六个大篆道：“鲁国公输般寓”。

墨子拍着红铜的兽环〔１８〕，当当的敲了几下，不料开门出来的却是一个横眉怒目的门丁。他一看见，便大声的喝道：

“先生不见客！你们同乡来告帮〔１９〕的太多了！”

墨子刚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关了门，再敲时，就什么声息也没有。然而这目光的一射，却使那门丁安静不下来，他总觉得有些不舒服，只得进去禀他的主人。公输般正捏着曲尺，在量云梯的模型。

“先生，又有一个你的同乡来告帮了……这人可是有些古怪……”门丁轻轻的说。

“他姓什么？”

“那可还没有问……”门丁惶恐着。

“什么样子的？”

“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

“阿呀！那一定是墨翟了！”

公输般吃了一惊，大叫起来，放下云梯的模型和曲尺，跑到阶下去。门丁也吃了一惊，赶紧跑在他前面，开了门。墨子和公输般，便在院子里见了面。

“果然是你。”公输般高兴的说，一面让他进到堂屋去。

“你一向好么？还是忙？”

“是的。总是这样……”

“可是先生这么远来，有什么见教呢？”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很沉静的说。“想托你去杀掉他……”

公输般不高兴了。

“我送你十块钱！”墨子又接着说。

这一句话，主人可真是忍不住发怒了；他沉了脸，冷冷的回答道：

“我是义不杀人的！”

“那好极了！”墨子很感动的直起身来，拜了两拜，又很沉静的说道：“可是我有几句话。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了云梯，要去攻宋。宋有什么罪过呢？楚国有余的是地，缺少的是民。杀缺少的来争有余的，不能说是智；宋没有罪，却要攻他，不能说是仁；知道着，却不争，不能说是忠；争了，而不得，不能说是强；义不杀少，然而杀多，不能说是知类。先生以为怎样？……”

“那是……”公输般想着，“先生说得很对的。”

“那么，不可以歇手了么？”

“这可不成，”公输般怅怅的说。“我已经对王说过了。”

“那么，带我见王去就是。”

“好的。不过时候不早了，还是吃了饭去罢。”

然而墨子不肯听，欠着身子，总想站起来，他是向来坐不住的〔２０〕。公输般知道拗不过，便答应立刻引他去见王；一面到自己的房里，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来，诚恳的说道：

“不过这要请先生换一下。因为这里是和俺家乡不同，什么都讲阔绰的。还是换一换便当……”

“可以可以，”墨子也诚恳的说。“我其实也并非爱穿破衣服的……只因为实在没有工夫换……”

四

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圣贤，一经公输般绍介，立刻接见了，用不着费力。

墨子穿着太短的衣裳，高脚鹭鸶似的，跟公输般走到便殿里，向楚王行过礼，从从容容的开口道：

“现在有一个人，不要轿车，却想偷邻家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家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怎样的人呢？”

“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楚王率直的说。

“楚的地面，”墨子道，“方五千里，宋的却只方五百里，这就像轿车的和破车子；楚有云梦，满是犀兕麋鹿，江汉里的鱼鳖鼋鼍之多，那里都赛不过，宋却是所谓连雉兔鲫鱼也没有的，这就像米肉的和糠屑饭；楚有长松文梓榆木豫章，宋却没有大树，这就像锦绣的和短毡袄。所以据臣看来，王吏的攻宋，和这是同类的。”

“确也不错！”楚王点头说。“不过公输般已经给我在造云梯，总得去攻的了。”

“不过成败也还是说不定的。”墨子道。“只要有木片，现在就可以试一试。”

楚王是一位爱好新奇的王，非常高兴，便教侍臣赶快去拿木片来。墨子却解下自己的皮带，弯作弧形，向着公输子，算是城；把几十片木片分作两份，一份留下，一份交与公输子，便是攻和守的器具。

于是他们俩各各拿着木片，像下棋一般，开始斗起来了，攻的木片一进，守的就一架，这边一退，那边就一招。不过楚王和侍臣，却一点也看不懂。

只见这样的一进一退，一共有九回，大约是攻守各换了九种的花样。这之后，公输般歇手了。墨子就把皮带的弧形改向了自己，好像这回是由他来进攻。也还是一进一退的支架着，然而到第三回，墨子的木片就进了皮带的弧线里面了。

楚王和侍臣虽然莫明其妙，但看见公输般首先放下木片，脸上露出扫兴的神色，就知道他攻守两面，全都失败了。

楚王也觉得有些扫兴。

“我知道怎么赢你的，”停了一会，公输般讪讪的说。“但是我不说。”

“我也知道你怎么赢我的，”墨子却镇静的说。“但是我不说。”

“你们说的是些什么呀？”楚王惊讶着问道。

“公输子的意思，”墨子旋转身去，回答道，“不过想杀掉我，以为杀掉我，宋就没有人守，可以攻了。然而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城上，等候着楚国来的敌人。就是杀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

“真好法子！”楚王感动的说。“那么，我也就不去攻宋罢。”

五

墨子说停了攻宋之后，原想即刻回往鲁国的，但因为应该换还公输般借他的衣裳，就只好再到他的寓里去。时候已是下午，主客都很觉得肚子饿，主人自然坚留他吃午饭——或者已经是夜饭，还劝他宿一宵。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说。“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２１〕

“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公输般道。“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乡！”

“那倒也不。丝麻米谷，都是贱人做出来的东西，大人们就都要。何况行义呢。”〔２２〕

“那可也是的，”公输般高兴的说。“我没有见你的时候，想取宋；一见你，即使白送我宋国，如果不义，我也不要了……”

“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国了。”墨子也高兴的说。“你如果一味行义，我还要送你天下哩！”〔２３〕

当主客谈笑之间，午餐也摆好了，有鱼，有肉，有酒。墨子不喝酒，也不吃鱼，只吃了一点肉。公输般独自喝着酒，看见客人不大动刀匕，过意不去，只好劝他吃辣椒：

“请呀请呀！”他指着辣椒酱和大饼，恳切的说，“你尝尝，这还不坏。大葱可不及我们那里的肥……”

公输般喝过几杯酒，更加高兴了起来。

“我舟战有钩拒，你的义也有钩拒么？”他问道。

“我这义的钩拒，比你那舟战的钩拒好。”墨子坚决的回答说。“我用爱来钩，用恭来拒。不用爱钩，是不相亲的，不用恭拒，是要油滑的，不相亲而又油滑，马上就离散。所以互相爱，互相恭，就等于互相利。现在你用钩去钩人，人也用钩来钩你，你用拒去拒人，人也用拒来拒你，互相钩，互相拒，也就等于互相害了。所以我这义的钩拒，比你那舟战的钩拒好。”〔２４〕

“但是，老乡，你一行义，可真几乎把我的饭碗敲碎了！”公输般碰了一个钉子之后，改口说，但也大约很有了一些酒意：他其实是不会喝酒的。

“但也比敲碎宋国的所有饭碗好。”“可是我以后只好做玩具了。老乡，你等一等，我请你看一点玩意儿。”

他说着就跳起来，跑进后房去，好像是在翻箱子。不一会，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只木头和竹片做成的喜鹊，交给墨子，口里说道：

“只要一开，可以飞三天。这倒还可以说是极巧的。”

“可是还不及木匠的做车轮，”墨子看了一看，就放在席子上，说。“他削三寸的木头，就可以载重五十石。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坏的。”〔２５〕

“哦，我忘记了，”公输般又碰了一个钉子，这才醒过来。“早该知道这正是你的话。”

“所以你还是一味的行义，”墨子看着他的眼睛，诚恳的说，“不但巧，连天下也是你的了。真是打扰了你大半天。我们明年再见罢。”

墨子说着，便取了小包裹，向主人告辞；公输般知道他是留不住的，只得放他走。送他出了大门之后，回进屋里来，想了一想，便将云梯的模型和木鹊都塞在后房的箱子里。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２６〕，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一九三四年八月作。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时卫国人，孔丘的弟子。

〔３〕公孙高古书中无可查考，当是作者虚拟的人名。

〔４〕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轲语）的精神。他的著作有流传至今的《墨子》共五十三篇，其中大半是他的弟子所记述的。《非攻》这篇小说主要即取材于《墨子·公输》，原文如下：“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按齐应作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说（悦）。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按即楚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盘曰：‘诺。’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也；荆有云梦，犀、兕、糜、鹿满之，江汉之鱼、、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免、狐狸（按狐狸应作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纳）也。”按原文“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三事”两字，前人解释不一；《战国策·宋策》作“臣以王吏之攻宋”，较为明白易解。在小说中作者写作“王吏”，当系根据《战国策》。又，《公输》叙墨翟只守不攻；《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则说：“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输般守备，墨子九下之。”小说中写墨翟与公输般迭为攻守，大概根据高注。

〔５〕席子我国古人席地而坐，这里是指铺在地上的座席。按墨翟主张节用，反对奢侈。在《墨子》一书的《辞过》、《节用》等篇中，都详载着他对于宫室、衣服、饮食、舟车等项的节约的意见。

〔６〕墨翟和子夏之徒的对话，见《墨子·耕柱》：“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豕希]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豕希]，伤矣哉！’”

〔７〕阿廉作者虚拟的人名。在《墨子·贵义》中有如下的一段记载：“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

〔８〕耕柱子和下文的曹公子、管黔敖、禽滑，都是墨翟的弟子。分见《墨子》中的《耕柱》、《鲁问》、《公输》等篇。

〔９〕计爱无父这是儒家孟轲攻击墨家的话，见《孟子·滕文公》：“杨氏（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１０〕公输般般或作班，《墨子》中作盘，春秋时鲁国人。曾发明创造若干奇巧的器械，古书中多称他为“巧人”。

〔１１〕钩拒参看本篇注〔２４〕。

〔１２〕关于墨翟赶路的情况，《战国策·宋策》有如下记载：“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又《淮南子·修务训》也说：“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于郢。”

〔１３〕都城指宋国的国都商丘（今属河南省）。

〔１４〕这里曹公子的演说，作者寓有讽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意思。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而表面上却故意发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论，以欺骗人民。

〔１５〕连弩指利用机械力量一发多欠的连弩车。见《墨子·备高临》。

〔１６〕郢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境。

〔１７〕赛湘灵作者根据传说中湘水的女神湘灵而虚拟的人名。传说湘灵善鼓瑟，如《楚辞·远游》中说：“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下里巴人》，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甚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１８〕兽环大门上的铜环。因为铜环衔在铜制兽头的嘴里，所以叫做兽环。

〔１９〕告帮在旧社会，向有关系的人乞求钱物帮助，叫告帮。

〔２０〕关于墨翟坐不住的事，在《文子·自然》和《淮南子·修务训》中都有“墨子无暖席”的话，意思是说坐席还没有温暖，他又要上路了（《文子》旧传为老聃弟子所作）。

〔２１〕关于墨翟献书给楚王的事，清代孙诒让《墨子间诂》（《贵义》篇）引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说：“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据《渚宫旧事》所载，此事系在墨翟止楚攻宋之后（参看孙诒让《墨子传略》）。

〔２２〕墨翟与公输般关于行义的对话，见《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悦），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小说采取墨翟答穆贺这几句话的意思，改为与公输般的对话。

〔２３〕关于送你天下的对话，见《墨子·鲁问》：“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２４〕公输般与墨翟关于钩拒的对话，见《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于是）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非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据孙诒让《墨子间诂》，“钩强”应作“钩拒”，“揣”也应作“拒”。钩拒是武器，用“钩”可以钩住敌人后退的船只；用“拒”可以挡住敌人前进的船只。

〔２５〕关于木鹊，见《墨子·鲁问》：“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２６〕募捐救国队影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欺骗行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同时却用“救国”的名义，策动各地它所控制的所谓“民众团体”强行募捐，欺骗人民，进行搜括。

奔月〔1〕

奔月〔１〕

一

聪明的牲口确乎知道人意，刚刚望见宅门，那马便立刻放缓脚步了，并且和它背上的主人同时垂了头，一步一顿，像捣米一样。

暮霭笼罩了大宅，邻屋上都腾起浓黑的炊烟，已经是晚饭时候。家将们听得马蹄声，早已迎了出来，都在宅门外垂着手直挺挺地站着。羿〔２〕在垃圾堆边懒懒地下了马，家将们便接过缰绳和鞭子去。他刚要跨进大门，低头看看挂在腰间的满壶的簇新的箭和网里的三匹乌老鸦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心里就非常踌蹰。但到底硬着头皮，大踏步走进去了；箭在壶里豁朗豁朗地响着。

刚到内院，他便见嫦娥〔３〕在圆窗里探了一探头。他知道她眼睛快，一定早瞧见那几匹乌鸦的了，不觉一吓，脚步登时也一停，——但只得往里走。使女们都迎出来，给他卸了弓箭，解下网兜。他仿佛觉得她们都在苦笑。

“太太……。”他擦过手脸，走进内房去，一面叫。

嫦娥正在看着圆窗外的暮天，慢慢回过头来，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没有答应。

这种情形，羿倒久已习惯的了，至少已有一年多。他仍旧走近去，坐在对面的铺着脱毛的旧豹皮的木榻上，搔着头皮，支支梧梧地说——

“今天的运气仍旧不见佳，还是只有乌鸦……。”

“哼！”嫦娥将柳眉一扬，忽然站起来，风似的往外走，嘴里咕噜着，“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

“太太，”羿赶紧也站起，跟在后面，低声说，“不过今天倒还好，另外还射了一匹麻雀，可以给你做菜的。女辛〔４〕！”他大声地叫使女，“你把那一匹麻雀拿过来请太太看！”

野味已经拿到厨房里去了，女辛便跑去挑出来，两手捧着，送在嫦娥的眼前。

“哼！”她瞥了一眼，慢慢地伸手一捏，不高兴地说，“一团糟！不是全都粉碎了么？肉在那里？”

“是的，”羿很惶恐，“射碎的。我的弓太强，箭头太大了。”

“你不能用小一点的箭头的么？”

“我没有小的。自从我射封豕长蛇〔５〕……。”

“这是封豕长蛇么？”她说着，一面回转头去对着女辛道，“放一碗汤罢！”便又退回房里去了。

只有羿呆呆地留在堂屋里，靠壁坐下，听着厨房里柴草爆炸的声音。他回忆半年的封豕是多么大，远远望去就像一坐小土冈，如果那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又何用天天愁饭菜。还有长蛇，也可以做羹喝……。

女乙来点灯了，对面墙上挂着的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弩机〔６〕，长剑，短剑，便都在昏暗的灯光中出现。羿看了一眼，就低了头，叹一口气；只见女辛搬进夜饭来，放在中间的案上，左边是五大碗白面；右边两大碗，一碗汤；中央是一大碗乌鸦肉做的炸酱。

羿吃着炸酱面，自己觉得确也不好吃；偷眼去看嫦娥，她炸酱是看也不看，只用汤泡了面，吃了半碗，又放下了。他觉得她脸上仿佛比往常黄瘦些，生怕她生了病。

到二更时，她似乎和气一些了，默坐在床沿上喝水。羿就坐在旁边的木榻上，手摩着脱毛的旧豹皮。

“唉，”他和蔼地说，“这西山的文豹，还是我们结婚以前射得的，那时多么好看，全体黄金光。”他于是回想当年的食物，熊是只吃四个掌，驼留峰，其余的就都赏给使女和家将们。后来大动物射完了，就吃野猪兔山鸡；射法又高强，要多少有多少。“唉，”他不觉叹息，“我的箭法掌太巧妙了，竟射得遍地精光。那时谁料到只剩下乌鸦做菜……。”

“哼。”嫦娥微微一笑。

“今天总还要算运气的，”羿也高兴起来，“居然猎到一只麻雀。这是远绕了三十里路才找到的。”

“你不能走得更远一点的么？！”

“对。太太。我也这样想。明天我想起得早些。倘若你醒得早，那就叫醒我。我准备再远走五十里，看看可有些獐子兔子。……但是，怕也难。当我射封豕长蛇的时候，野兽是那么多。你还该记得罢，丈母的门前就常有黑熊走过，叫我去射了好几回……。”

“是么？”嫦娥似乎不大记得。

“谁料到现在竟至于精光的呢。想起来，真不知道将来怎么过日子。我呢，倒不要紧，只要将那道士送给我的金丹吃下去，就会飞升。但是我第一先得替你打算，……所以我决计明天再走得远一点……。”

“哼。”嫦娥已经喝完水，慢慢躺下，合上眼睛了。残膏的灯火照着残妆，粉有些褪了，眼圈显得微黄，眉毛的黛色也仿佛两边不一样。但嘴唇依然红得如火；虽然并不笑，颊上也还有浅浅的酒窝。

“唉唉，这样的人，我就整年地只给她吃乌鸦的炸酱面……。”羿想着，觉得惭愧，两颊连耳根都热起来。

二

过了一夜就是第二天。

羿忽然睁开眼睛，只见一道阳光斜射在西壁上，知道时候不早了；看看嫦娥，兀自摊开了四肢沉睡着。他悄悄地披上衣服，爬下豹皮榻，[足辟]出堂前，一面洗脸，一面叫女庚去吩咐王升备马。

他因为事情忙，是早就废止了朝食〔７〕的；女乙将五个炊饼，五株葱和一包辣酱都放在网兜里，并弓箭一齐替他系在腰间。他将腰带紧了一紧，轻轻地跨出堂外面，一面告诉那正从对面进来的女庚道——

“我今天打算到远地方去寻食物去，回来也许晚一些。看太太醒后，用过早点心，有些高兴的时候，你便去禀告，说晚饭请她等一等，对不起得很。记得么？你说：对不起得很。”

他快步出门，跨上马，将站班的家将们扔在脑后，不一会便跑出村庄了。前面是天天走熟的高粱田，他毫不注意，早知道什么也没有的。加上两鞭，一径飞奔前去，一气就跑了六十里上下，望见前面有一簇很茂盛的树林，马也喘气不迭，浑身流汗，自然慢下去了。大约又走了十多里，这才接近树林，然而满眼是胡蜂，粉蝶，蚂蚁，蚱蜢，那里有一点禽兽的踪迹。他望见这一块新地方时，本以为至少总可以有一两匹狐儿兔儿的，现在才知道又是梦想。他只得绕出树林，看那后面却又是碧绿的高粱田，远处散点着几间小小的土屋。风和日暖，鸦雀无声。

“倒楣！”他尽量地大叫了一声，出出闷气。

但再前行了十多步，他即刻心花怒放了，远远地望见一间土屋外面的平地上，的确停着一匹飞禽，一步一啄，像是很大的鸽子。他慌忙拈弓搭箭，引满弦，将手一放，那箭便流星般出去了。

这是无须迟疑的，向来有发必中；他只要策马跟着箭路飞跑前去，便可以拾得猎物。谁知道他将要临近，却已有一个老婆子捧着带箭的大鸽子，大声嚷着，正对着他的马头抢过来。

“你是谁哪？怎么把我家的顶好的黑母鸡射死了？你的手怎的有这么闲哪？……”

羿的心不觉跳了一跳，赶紧勒住马。

“阿呀！鸡么？我只道是一只鹁鸪。”他惶恐地说。

“瞎了你的眼睛！看你也有四十多岁了罢。”

“是的。老太太。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８〕。”

“你真是枉长白大！连母鸡也不认识，会当作鹁鸪！你究竟是谁哪？”

“我就是夷羿。”他说着，看看自己所射的箭，是正贯了母鸡的心，当然死了，末后的两个字便说得不大响亮；一面从马上跨下来。

“夷羿？……谁呢？我不知道。”她看着他的脸，说。

“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经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

“哈哈，骗子！那是逢蒙〔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但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

“阿阿，老太太。逢蒙那人，不过近几年时常到我那里来走走，我并没有和他合伙，全不相干的。”

“说诳。近来常有人说，我一月就听到四五回。”

“那也好。我们且谈正经事罢。这鸡怎么办呢？”

“赔。这是我家最好的母鸡，天天生蛋。你得赔我两柄锄头，三个纺锤。”

“老太太，你瞧我这模样，是不耕不织的，那里来的锄头和纺锤。我身边又没有钱，只有五个炊饼，倒是白面做的，就拿来赔了你的鸡，还添上五株葱和一包甜辣酱。你以为怎样？……”他一只手去网兜里掏炊饼，伸出那一只手去取鸡。

老婆子看见白面的炊饼，倒有些愿意了，但是定要十五个。磋商的结果，好容易才定为十个，约好至迟明天正午送到，就用那射鸡的箭作抵押。羿这时才放了心，将死鸡塞进网兜里，跨上鞍鞒，回马就走，虽然肚饿，心里却很喜欢，他们不喝鸡汤实在已经有一年多了。

他绕出树林时，还是下午，于是赶紧加鞭向家里走；但是马力乏了，刚到走惯的高粱田近旁，已是黄昏时候。只见对面远处有人影子一闪，接着就有一枝箭忽地向他飞来。〔１０〕

羿并不勒住马，任它跑着，一面却也拈弓搭箭，只一发，只听得铮的一声，箭尖正触着箭尖，在空中发出几点火花，两枝箭便向上挤成一个“人”字，又翻身落在地上了。第一箭刚刚相触，两面立刻又来了第二箭，还是铮的一声，相触在半空中。那样地射了九箭，羿的箭都用尽了；但他这时已经看清逢蒙得意地站在对面，却还有一枝箭搭在弦上正在瞄准他的咽喉。

“哈哈，我以为他早到海边摸鱼去了，原来还在这些地方干这些勾当，怪不得那老婆子有那些话……。”羿想。

那时快，对面是弓如满月，箭似流星。飕的一声，径向羿的咽喉飞过来。也许是瞄准差了一点了，却正中了他的嘴；一个筋斗，他带箭掉下马去了，马也就站住。

逢蒙见羿已死，便慢慢地[足辟]过来，微笑着去看他的死脸，当作喝一杯胜利的白干。

刚在定睛看时，只见羿张开眼，忽然直坐起来。

“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他吐出箭，笑着说，“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没有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艺〔１１〕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

“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胜者低声说。

“哈哈哈！”他一面大笑，一面站了起来，“又是引经据典。但这些话你只可以哄哄老婆子，本人面前捣什么鬼？俺向来就只是打猎，没有弄过你似的剪径的玩艺儿……。”他说着，又看看网兜里的母鸡，倒并没有压坏，便跨上马，径自走了。

“……你打了丧钟！……”远远地还送来叫骂。

“真不料有这样没出息。青青年纪，倒学会了诅咒，怪不得那老婆子会那么相信他。”羿想着，不觉在马上绝望地摇了摇头。

三

还没有走完高粱田，天色已经昏黑；蓝的空中现出明星来，长庚在西方格外灿烂。马只能认着白色的田塍走，而且早已筋疲力竭，自然走得更慢了。幸而月亮却在天际渐渐吐出银白的清辉。

“讨厌！”羿听到自己的肚子里骨碌骨碌地响了一阵，便在马上焦躁了起来。“偏是谋生忙，便偏是多碰到些无聊事，白费工夫！”他将两腿在马肚子上一磕，催它快走，但马却只将后半身一扭，照旧地慢腾腾。

“嫦娥一定生气了，你看今天多么晚。”他想。“说不定要装怎样的脸给我看哩。但幸而有这一只小母鸡，可以引她高兴。我只要说：太太，这是我来回跑了二百里路才找来的。不，不好，这话似乎太逞能。”

他望见人家的灯火已在前面，一高兴便不再想下去了。马也不待鞭策，自然飞奔。圆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途，凉风吹脸，真是比大猎回来时还有趣。

马自然而然地停在垃圾堆边；羿一看，仿佛觉得异样，不知怎地似乎家里乱毵毵。迎出来的也只有一个赵富。

“怎的？王升呢？”他奇怪地问。

“王升到姚家找太太去了。”

“什么？太太到姚家去了么？”羿还呆坐在马上，问。

“喳……。”他一面答应着，一面去接马缰和马鞭。羿这才爬下马来，跨进门，想了一想，又回过头去问道——

“不是等不迭了，自己上饭馆去了么？”

“喳。三个饭馆，小的都去问过了，没有在。”

羿低了头，想着，往里面走，三个使女都惶惑地聚在堂前。他便很诧异，大声的问道——

“你们都在家么？姚家，太太一个人不是向来不去的么？”

她们不回答，只看看他的脸，便来给他解下弓袋和箭壶和装着小母鸡的网兜。羿忽然心惊肉跳起来，觉得嫦娥是因为气忿寻了短见了，便叫女庚去叫赵富来，要他到后园的池里树上去看一遍。但他一跨进房，便知道这推测是不确的了：房里也很乱，衣箱是开着，向床里一看，首先就看出失少了首饰箱。他这时正如头上淋了一盆冷水，金珠自然不算什么，然而那道士送给他的仙药，也就放在这首饰箱里的。

羿转了两个圆圈，才看见王升站在门外面。

“回老爷，”王升说，“太太没有到姚家去；他们今天也不打牌。”

羿看了他一眼，不开口。王升就退出去了。

“老爷叫？……”赵富上来，问。

羿将头一摇，又用手一挥，叫他也退出去。

羿又在房里转了几个圈子，走到堂前，坐下，仰头看着对面壁上的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弩机，长剑，短剑，想了些时，才问那呆立在下面的使女们道——

“太太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掌灯时候就不看见了，”女乙说，“可是谁也没见她走出去。”

“你们可见太太吃了那箱里的药没有？”

“那倒没有见。但她下午要我倒水喝是有的。”

羿急得站了起来，他似乎觉得，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地上了。

“你们看见有什么向天上飞升的么？”他问。

“哦！”女辛想了一想，大悟似的说，“我点了灯出去的时候，的确看见一个黑影向这边飞去的，但我那时万想不到是太太……。”于是她的脸色苍白了。

“一定是了！”羿在膝上一拍，即刻站起，走出屋外去，回头问着女辛道，“那边？”

女辛用手一指，他跟着看去时，只见那边是一轮雪白的圆月，挂在空中，其中还隐约现出楼台，树木；当他还是孩子时候祖母讲给他听的月宫中的美景，他依稀记得起来了。他对着浮游在碧海里似的月亮，觉得自己的身子非常沉重。

他忽然愤怒了。从愤怒里又发了杀机，圆睁着眼睛，大声向使女们叱咤道——

“拿我的射日弓来！和三枝箭！”

女乙和女庚从堂屋中央取下那强大的弓，拂去尘埃，并三枝长箭都交在他手里。

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１２〕，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１３〕的雄姿。

飕的一声，——只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本来对面是虽然受了三枝箭，应该都聚在一处的，因为箭箭相衔，不差丝发。但他为必中起见，这时却将手微微一动，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

使女们发一声喊，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

“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

他们都默着，各人看各人的脸。

羿懒懒地将射日弓靠在堂门上，走进屋里去。使女们也一齐跟着他。

“唉，”羿坐下，叹一口气，“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但她上月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

“这一定不是的。”女乙说，“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

“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女辛说。

“放屁！——不过乌老鸦的炸酱面确也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

“那豹皮褥子脱毛的地方，我去剪一点靠墙的脚上的皮来补一补罢，怪不好看的。”女辛就往房里走。

“且慢，”羿说着，想了一想，“那倒不忙。我实在饿极了，还是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来，给我吃了好睡觉。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女庚，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２〕羿亦称夷羿，我国古代传说中善射的英雄。据古书记载，帝□时有羿，尧时和夏代太康时也有羿，他们都以善射著称，而事迹又往往混为一人。《尚书·五子之歌》替代孔颖达疏引贾逵等人的话，以为“‘羿’是善射之号，非复人之名字”；这样，传说中的羿大概是集古代许多善射者的事迹于一身的人物。

〔３〕嫦娥古代神话中人物。关于嫦娥奔月的神话，据《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按嫦娥原作[女亘]娥，汉代人因避文帝（刘恒）讳改为嫦娥。

〔４〕女辛商王以十干（天干）为庙号，王室以外，也有用十干为名的；这里的女辛以及下面的女乙、女庚等，都是作者虚拟的人名。

〔５〕羿射封豕长蛇的传说，据《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封[豕希]、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豕希]于桑林。”封[豕希]，大野猪；修蛇，长蛇。

〔６〕彤弓彤矢红色的弓和矢。卢弓卢矢，黑色的弓和矢。弩机，是弩上发矢的机括，一称弩牙。

〔７〕废止朝食过去有一些人为了“健康不老”，提倡节食。蒋维乔曾据日本美岛近一郎的著作“辑述”而成《废止朝食论》一书，一九一五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８〕这里“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的话以及下文好几处，都与当时高长虹诽谤鲁迅的事件有关。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他的第一本创作散文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即由鲁迅选辑并编入《乌合丛书》。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编辑《莽原》周刊时，他是该刊经常的撰稿者之一；但至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借口《莽原》半月刊的编者韦素园（当时鲁迅已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莽原》自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半月刊）压下了向培良的一篇稿子，即对韦素园等进行人身攻击，并对鲁迅表示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鲁迅的名字进行招摇撞骗，如登在当年八月《新女性》月刊上的狂飙社（他和向培良等所组织的文艺团体）广告中，即冒称他们曾与鲁迅合办《莽原》，合编《乌合丛书》等，并暗示读者好像鲁迅也参与他们的所谓“狂飙运动”。鲁迅当时曾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后收入《华盖集续编》），揭穿了这一骗局；高长虹即进而攻击鲁迅，在他所写的《走到出捌界》中不断地对鲁迅进行诽谤。这篇小说写于高长虹诽谤鲁迅的时候，其中逢蒙这个形象就含有高长虹的影子。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这篇作品时说：“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按指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见《两地书·一一二》）。小说中有些对话也是摘取高长虹所写《走到出版界》中的文句略加改动而成。如这里的“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以及下文的“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等语，都引自其中的一篇《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祖乃父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又如下文“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也是针对高长虹在这篇《指掌图》中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的话而说的。“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是引自其中的《公理与正义的谈话》：“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还有，“你打了丧钟”，是引自其中的《时代的命运》：“鲁迅先生已不着言语而敲了旧时代的丧钟。”“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也是从《指掌图》中引来：“他（按指鲁迅）所给与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按指一九二四年末）为最清新，彼此时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走到出版界》是高长虹在他所主编的《狂飙》周刊上连续发表的零星批评文字的总题，后来出版单行本。）

〔９〕逢蒙我国古代善射的人，相传他是羿的弟子。《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黄帝之后，楚有弧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

〔１０〕逢蒙射羿的故事，在《孟子·离娄》中有如下的记载：“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又《列子·汤问》有关于飞卫的故事：“（飞卫）学射于甘蝇；……纪昌者，又学射于飞卫，……纪昌既尽卫之术，计天下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锋相触而坠于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昌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捍）之而无差焉。”

〔１１〕“啮镞法”《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有《列子》的如下记载：“飞卫学射于甘蝇，诸法并善，唯啮法不教。卫密将矢以射蝇，蝇啮得镞矢射卫，卫绕树而走，矢亦绕树而射。”（按今本《列子》无此文。）

〔１２〕闪闪如岩下电语出《世说新语·容止》；王衍称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

〔１３〕射日《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高诱注：“十日并出，羿射去九。”

出关〔1〕

老子〔２〕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３〕

“先生，孔丘又来了！”他的学生庚桑楚〔４〕，不耐烦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

“请……”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着礼，一面说。

“我总是这样子，”老子答道。“您怎么样？所有这里的藏书，都看过了罢？”

“都看过了。不过……”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样，这是他从来所没有的。“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很长久了，够熟透了。去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谁也不采用。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道’的难以说明白呢？”

“你还算运气的哩，”老子说，“没有遇着能干的主子。六经这玩艺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你的话，可是和迹一样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难道就是鞋子吗？”停了一会，又接着说道：“白[儿鸟]们只要瞧着，眼珠子动也不动，然而自然有孕；虫呢，雄的在上风叫，雌的在下风应，自然有孕；类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５〕

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呆木头。

大约过了八分钟，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着老子的教训。

老子也并不挽留他，站起来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图书馆〔６〕的大门外。孔子就要上车了，他才留声机似的说道：

“您走了？您不喝点儿茶去吗？……”

孔子答应着“是是”，上了车，拱着两只手极恭敬的靠在横板〔７〕上；冉有〔８〕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待到车子离开了大门十几步，老子才回进自己的屋里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兴，”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边，垂着手，说。“话说的很不少……”

“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话真也说的太多了。”他又仿佛突然记起一件事情来，“哦，孔丘送我的一只雁鹅〔９〕，不是晒了腊鹅了吗？你蒸蒸吃去罢。我横竖没有牙齿，咬不动。”

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静下来，合了眼。图书馆里很寂静。只听得竹竿子碰着屋檐响，这是庚桑楚在取挂在檐下的腊鹅。

一过就是三个月。老子仍旧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先生，孔丘来了哩！”他的学生庚桑楚，诧异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他不是长久没来了吗？这的来，不知道是怎的？……”

“请……”老子照例只说了这一个字。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着礼，一面说。

“我总是这样子，”老子答道。“长久不看见了，一定是躲在寓里用功罢？”

“那里那里，”孔子谦虚的说。“没有出门，在想着。想通了一点：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

“对对！”老子道。“您想通了！”

大家都从此没有话，好像两段呆木头。

大约过了八分钟，孔子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着老子的教训。

老子也并不挽留他。站起来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图书馆的大门外。孔子就要上车了，他才留声机似的说道：

“您走了？您不喝点儿茶去吗？……”

孔子答应着“是是”，上了车，拱着两只手极恭敬的靠在横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待到车子离开了大门十几步，老子才回进自己的屋里去。

“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兴，”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边，垂着手，说。“话说的很少……”

“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应该走了。”〔１０〕

“这为什么呢？”庚桑楚大吃一惊，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雳。

“孔丘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那么，不正是同道了吗？还走什么呢？”

“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１１〕，他的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

“你在我这里学了这许多年，还是这么老实，”老子笑了起来，“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换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

“我真想不到。但先生的看人是不会错的……”

“不，开头也常常看错。”

“那么，”庚桑楚想了一想，“我们就和他干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来，向庚桑楚张开嘴：

“你看：我牙齿还有吗？”他问。

“没有了。”庚桑楚回答说。

“舌头还在吗？”

“在的。”

“懂了没有？”

“先生的意思是说：硬的早掉，软的却在吗？”〔１２〕

“你说的对。我看你也还不如收拾收拾，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罢。但先给我的那匹青牛〔１３〕刷一下，鞍鞯晒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骑的。”

老子到了函谷关〔１４〕，没有直走通到关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转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绕着。他想爬城。城墙倒并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将身一耸，是勉强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里，却没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１５〕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总而言之：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当他弯进岔路的时候，已经给探子望见，立刻去报告了关官。所以绕不到七八丈路，一群人马就从后面追来了。那个探子跃马当先，其次是关官，就是关尹喜〔１６〕，还带着四个巡警和两个签子手〔１７〕。

“站住！”几个人大叫着。

老子连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动也不动，好像一段呆木头。

“阿呀！”关官一冲上前，看见了老子的脸，就惊叫了一声，即刻滚鞍下马，打着拱，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老聃馆长。这真是万想不到的。”

老子也赶紧爬下牛背来，细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胡胡的说，“我记性坏……”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记了的。我是关尹喜，先前因为上图书馆去查《税收精义》，曾经拜访过先生……”

这时签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鞯，又用签子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橛着嘴走开了。

“先生在城圈边溜溜？”关尹喜问。

“不，我想出去，换换新鲜空气……”

“那很好！那好极了！现在谁都讲卫生，卫生是顶要紧的。不过机会难得，我们要请先生到关上去住几天，听听先生的教训……”

老子还没有回答，四个巡警就一拥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签子手用签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牛把尾巴一卷，就放开脚步，一同向关口跑去了。

到得关上，立刻开了大厅来招待他。这大厅就是城楼的中一间，临窗一望，只见外面全是黄土的平原，愈远愈低；天色苍苍，真是好空气。这雄关就高踞峻坂之上，门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间一条车道，好像在峭壁之间。实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１８〕。

大家喝过开水，再吃饽饽。让老子休息一会之后，关尹喜就提议要他讲学了。老子早知道这是免不掉的，就满口答应。于是轰轰了一阵，屋里逐渐坐满了听讲的人们。同来的八人之外，还有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有几个还带着笔，刀，木札〔１９〕，预备抄讲义。

老子像一段呆木头似的坐在中央，沉默了一会，这才咳嗽几声，白胡子里面的嘴唇在动起来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侧着耳朵听。只听得他慢慢的说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觑，没有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接着说，“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磕睡来，哗啷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

老子仿佛并没有觉得，但仿佛又有些觉得似的，因为他从此讲得详细了一点。然而他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爱说什么“[口而]”：大家还是听不懂。可是时间加长了，来听他讲学的人，倒格外的受苦。

为面子起见，人们只好熬着，但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讲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住了口了，还是谁也不动弹。老子等了一会，就加上一句道：

“[口而]，完了！”

大家这才如大梦初醒，虽然因为坐得太久，两腿都麻木了，一时站不起身，但心里又惊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样。

于是老子也被送到厢房里，请他去休息。他喝过几口白开水，就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人们却还在外面纷纷议论。过不多久，就有四个代表进来见老子，大意是说他的话讲的太快了，加上国语不大纯粹，所以谁也不能笔记。没有记录，可惜非常，所以要请他补发些讲义。

“来笃话啥西，俺实直头听弗懂！”账房说。〔２１〕

“还是耐自家写子出来末哉。写子出来末，总算弗白嚼蛆一场哉[口宛]。阿是？”书记先生道。〔２２〕

老子也不十分听得懂，但看见别的两个把笔，刀，木札，都摆在自己的面前了，就料是一定要他编讲义。他知道这是免不掉的，于是满口答应；不过今天太晚了，要明天才开手。

代表们认这结果为满意，退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天气有些阴沉沉，老子觉得心里不舒适，不过仍须编讲义，因为他急于要出关，而出关，却须把讲义交卷。他看一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觉得更加不舒适了。

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静静的坐下去，写起来。回忆着昨天的话，想一想，写一句。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他的老花眼睛细得好像一条线，很费力；除去喝白开水和吃饽饽的时间，写了整整一天半，也不过五千个大字。

“为了出关，我看这也敷衍得过去了。”他想。

于是取了绳子，穿起木札来，计两串，扶着拄杖，到关尹喜的公事房里去交稿，并且声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

关尹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又非常惋惜，坚留他多住一些时，但看见留不住，便换了一副悲哀的脸相，答应了，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青，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２３〕

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着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之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去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大家回到关上，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伸一伸腰，又好像得了什么货色似的，咂一咂嘴，好些人跟着关尹喜走进公事房里去。

“这就是稿子？”账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来，翻着，说。

“字倒写得还干净。我看到市上去卖起来，一定会有人要的。”书记先生也凑上去，看着第一片，念道：

“‘道可道，非常道’……哼，还是这些老套。真教人听得头痛，讨厌……”

“医头痛最好是打打盹。”账房放下了木札，说。

“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不过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

“这可只能怪您自己看错了人，”关尹喜笑道。“他那里会有恋爱故事呢？他压根儿就没有过恋爱。”

“您怎么知道？”书记诧异的问。

“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磕睡，没有听到他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大姑娘，不论好丑，就眼睛甜腻腻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将来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们的账房先生一样，规矩一些了。”

窗外起了一阵风，大家都觉得有些冷。

“这老头子究竟是到那里去，去干什么的？”书记先生趁势岔开了关尹喜的话。

“自说是上流沙去的，”关尹喜冷冷的说。“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再叫他著书。”账房先生高兴了起来。“不过饽饽真也太费。那时候，我们只要说宗旨已经改为提拔新作家，两串稿子，给他五个饽饽也足够了。”

“那可不见得行。要发牢骚，闹脾气的。”

“饿过了肚子，还要闹脾气？”

“我倒怕这种东西，没有人要看。”书记摇着手，说。“连五个饽饽的本钱也捞不回。譬如罢，倘使他的话是对的，那么，我们的头儿就得放下关官不做，这才是无不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

“那倒不要紧，”账房先生说，“总有人看的。交卸了的关官和还没有做关官的隐士，不是多得很吗？……”

窗外起了一阵风，括上黄尘来，遮得半天暗。这时关尹喜向门外一看，只见还站着许多巡警和探子，在呆听他们的闲谈。

“呆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吆喝道。“黄昏了，不正是私贩子爬城偷税的时候了吗？巡逻去！”

门外的人们，一溜烟跑下去了。屋里的人们，也不再说什么话，账房和书记都走出去了。关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尘拂了一拂，提起两串木札来，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

关于这篇小说，可参看《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２〕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我国古代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辶酋]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辶酋]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关于老聃其人其书的时代，孔丘曾否见过老聃，近代学者的看法不一。现存《老子》（一名《道德经》），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是战国时人编纂的传为老聃的言论集。

〔３〕关于老聃接见孔丘时的情形，《庄子·田子方》中记有如下的传说：“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倔）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然，晋代司马彪注：“不动貌。”

〔４〕庚桑楚老聃弟子。《庄子·庚桑楚》中说：“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据司马彪注，“役”就是门徒、弟子。

〔５〕关于孔丘两次见老聃的传说，《庄子·天运》中有如下的描写：“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金句]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儿鸟]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驿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按关于上文中所说的“类”，《山海经·南山经》中有如下记载：“□爰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细要”，指细腰蜂，即蜾蠃。我国有些古书中误认蜾蠃纯雌无雄，只有捕捉螟蛉来使它化为己子；所以小说中译原句为“细腰蜂儿化别个”。风化，旧说是兽类雌雄相诱而化育的意思。

〔６〕图书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曾作周室“守藏室之史”，司马贞《索隐》：“藏室史乃周藏书室之史也。”藏书室是古代帝王收藏图书文献的地方；史，古代真管图书、记事、历象的史官。

〔７〕横板古称为“轼”，即设置车厢前端供乘车者凭倚的横木。古人在车上用俯首凭轼表示敬礼。

〔８〕冉有名求，春秋时鲁国人，孔丘弟子。《论语·子路》有“子适卫，冉有仆”的记载；宋代朱熹注：“仆，御车也。”

〔９〕雁鹅古代士大夫初相见时，用雁作为礼物。《仪礼·士相见礼》：“下大夫相见以雁。”清代王引之以为雁鹅即鹅（见《经义述闻》）。

〔１０〕关于老聃西出函谷的原因，作者在《〈出关〉的“关”》中说，是为了孔丘的几句话，又说，这是依据章太炎的意见；现摘录章著《诸子学略说》中有关一节于下：“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原注：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见一九○六年《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四册）按章太炎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推测，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曾说，“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

〔１１〕流沙古代指我国西北的沙漠地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裴[马因]《集解》引刘向《列仙传》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１２〕老聃和庚桑楚的这一段对话，是根据刘向《说苑·敬慎》中所载老聃和常枞的一段问答：“常枞有疾，老子往问焉，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邪；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邪？’常枞曰：‘然。’”常枞，相传为老聃之师。

〔１３〕关于老聃骑青牛的传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列异传》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其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

〔１４〕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关城在谷中，战国时秦国所置。

〔１５〕鲁般和墨翟参看本书《非攻》及其有关的注。

〔１６〕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

〔１７〕签子手旧时称关卡上持铁签查验货物的人。

〔１８〕一丸泥就可以封住形容函谷关的形势险要，用少数兵力即可扼守的意思。“丸泥”，见《后汉书·隗嚣传》中王元对隗嚣说的话：“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按我国古时用泥丸封缄木简，所以王元有丸泥封关的譬喻。

〔１９〕笔、刀、木札我国古代还没有纸的时候，记事是用笔点漆写在竹简或木札上，写错了就用刀削去，因而同时用这三种工具。

〔２０〕自“道可道”至“众妙之门”，连成一段，是《老子》全书开始的一章。下文“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是全书最末一句。“无为而无不为”，是第四十八章中的一句。

〔２１〕这句话间杂着南北方言，意思是：你在说些什么，我简直听不懂！

〔２２〕这是苏州方言，意思是：还是你自己写出来吧。写了出来，总算不白白地瞎说一场。是吧？

〔２３〕这里说的“优待”老作家和下文的“提拔新作家”，是解放前出版商为了对作家进行剥削常用的一种欺骗宣传，这里信笔予以讽刺。

补天〔1〕

一

女娲〔２〕忽然醒来了。

伊〔３〕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目夹]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

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

“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

“Ｎｇａ！ｎｇａ！”〔４〕那些小东西可是叫起来了。

“阿，阿！”伊又吃了惊，觉得全身的毛孔中无不有什么东西飞散，于是地上便罩满了乳白色的烟云，伊才定了神，那些小东西也住了口。

“ＡｋｏｎＡｇｏｎ，！”有些东西向伊说。

“阿阿，可爱的宝贝。”伊看定他们，伸出带着泥土的手指去拨他肥白的脸。

“ＵｖｕＡｈａｈａ，！”他们笑了。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

伊一面抚弄他们，一面还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边打圈，但他们渐渐的走得远，说得多了，伊也渐渐的懂不得，只觉得耳朵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

伊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带着疲乏了。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况又头昏，两眼便蒙胧起来，两颊也渐渐的发了热，自己觉得无所谓了，而且不耐烦。然而伊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做。

终于，腰腿的酸痛辨得伊站立起来，倚在一座较为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满天是鱼鳞样的白云，下面则是黑压压的浓绿。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刚开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挥，那藤便横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然而伊不暇理会这等事了，单是有趣而且烦躁，夹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了，那藤便拖泥带水的在地上滚，像一条给沸水烫伤了的赤练蛇。泥点也就暴雨似的从藤身上飞溅开来，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爬来爬去的撒得满地。

伊近于失神了，更其抡，但是不独腰腿痛，连两条臂膊也都乏了力，伊于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将头靠着高山，头发漆黑的搭在山顶上，喘息一回之后，叹一口气，两眼就合上了。紫藤从伊的手里落了下来，也困顿不堪似的懒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二

轰！！！

在这天崩地塌价的声音中，女娲猛然醒来，同时也就向东南方直溜下去了。伊伸了脚想踏住，然而什么也踹不到，〔５〕连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峰，这才没有再向下滑的形势。

但伊又觉得水和沙石都从背后向伊头上和身边滚泼过去了，略一回头，便灌了一口和两耳朵的水，伊赶紧低了头，又只见地面不住的动摇。幸而这动摇也似乎平静下去了，伊向后一移，坐稳了身子，这才挪出手来拭去额角上和眼睛边的水，细看是怎样的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大概是海里罢，有几处更站起很尖的波浪来。伊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终于大平静了，大波不过高如从前的山，像是陆地的处所便露出棱棱的石骨。伊正向海上看，只见几座山奔流过来，一面又在波浪堆里打旋子。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便伸手将他们撮住，望那山坳里，还伏着许多未曾见过的东西。

伊将手一缩，拉近山来仔细的看，只见那些东西旁边的地上吐得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６〕，又夹杂些嚼碎的松柏叶和鱼肉。他们也慢慢的陆续抬起头来了，女娲圆睁了眼睛，好容易才省悟到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只是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有几个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毛了，虽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杨叶。

“阿，阿！”伊诧异而且害怕的叫，皮肤上都起粟，就像触着一支毛刺虫。

“上真〔７〕救命……”一个脸的下半截长着白毛的昂了头，一面呕吐，一面断断续续的说，“救命……臣等……是学仙的。谁料坏劫到来，天地分崩了。……现在幸而……遇到上真，……请救蚁命，……并赐仙……仙药……”他于是将头一起一落的做出异样的举动。伊都茫然，只得又说，“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也都开口了，一样的是一面呕吐，一面“上真上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异样的举动。伊被他们闹得心烦，颇后悔这一拉，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祸。伊无法可想的向四处看，便看见有一队巨鳌〔８〕正在海面上游玩，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将那些山都搁在他们的脊梁上，嘱咐道，“给我驼到平稳点的地方去罢！”巨鳌们似乎点一点头，成群结队的驼远了。可是先前拉得过于猛，以致从山上摔下一个脸有白毛的来，此时赶不上，又不会凫水，便伏在海边自己打嘴巴。这倒使女娲觉得可怜了，然而也不管，因为伊实在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些事。

伊嘘一口气，心地较为轻松了，再转过眼光来看自己的身边，流水已经退得不少，处处也露出广阔的土石，石缝里又嵌着许多东西，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还在动。伊瞥见有一个正在白着眼睛呆看伊；那是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脸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顺便的问。

“呜呼，天降丧。”那一个便凄凉可怜的说，“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礻右]德，我师反走，……”〔９〕

“什么？”伊向来没有听过这类话，非常诧异了。

“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１０〕，折天柱，绝地维，我后亦殂落。呜呼，是实惟……”

“够了够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转过脸去了，却又看见一个高兴而且骄傲的脸，也多用铁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到此时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竟会变这么花样不同的脸，所以也想问出别样的可懂的答话来。

“人心不古，康回实有豕心，觑天位，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实[礻右]德，我师攻战无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１１〕

“什么？”伊大约仍然没有懂。

“人心不古，……”

“够了够了，又是这一套！”伊气得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火速背转头，另外去寻觅，好容易才看见一个不包铁片的东西，身子精光，带着伤痕还在流血，只是腰间却也围着一块破布片。他正从别一个直挺挺的东西的腰间解下那破布来，慌忙系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

伊料想他和包铁片的那些是别一种，应该可以探出一些头绪了，便问道：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呵。”他略一抬头，说。

“那刚才闹出来的是？……”

“那刚才闹出来的么？”

“是打仗罢？”伊没有法，只好自己来猜测了。

“打仗罢？”然而他也问。

女娲倒抽了一口冷气，同时也仰了脸去看天。天上一条大裂纹，非常深，也非常阔。伊站起来，用指甲去一弹，一点不清脆，竟和破碗的声音相差无几了。伊皱着眉心，向四面察看一番，又想了一会，便拧去头发里的水，分开了搭在左右肩膀上，打起精神来向各处拔芦柴：伊已经打定了“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了。〔１２〕

伊从此日日夜夜堆芦柴，柴堆高多少，伊也就瘦多少，因为情形不比先前，——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毫没有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

芦柴堆到裂口，伊才去寻青石头。当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纯青石的，然而地上没有这么多，大山又舍不得用，有时到热闹处所去寻些零碎，看见的又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伊于是只好搀些白石，再不够，便凑上些红黄的和灰黑的，后来总算将就的填满了裂口，止要一点火，一熔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响，支持不住了。

“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坐在一座山顶上，

两手捧着头，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这时昆仑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１３〕还没有熄，西边的天际都通红。伊向西一瞟，决计从那里拿过一株带火的大树来点芦柴积，正要伸手，又觉得脚趾上有什么东西刺着了。

伊顺下眼去看，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东西，然而更异样了，累累坠坠的用什么布似的东西挂了一身，腰间又格外挂上十几条布，头上也罩着些不知什么，顶上是一块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１４〕，手里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脚趾的便是这东西。

那顶着长方板的却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见伊一顺眼，便仓皇的将那小片递上来了。伊接过来看时，是一条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还有两行黑色的细点，比槲树叶上的黑斑小得多。伊倒也很佩服这手段的细巧。

“这是什么？”伊还不免于好奇，又忍不住要问了。

顶长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

女娲对那小方板瞪了一眼，倒暗笑自己问得太悖了，伊本已知道和这类东西扳谈，照例是说不通的，于是不再开口，随手将竹片搁在那头顶上面的方板上，回手便从火树林里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来，要向芦柴堆上去点火。

忽而听到呜呜咽咽的声音了，可也是闻所未闻的玩艺，伊姑且向下再一瞟，却见方板底下的小眼睛里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因为这和伊先前听惯的“ｎｇａｎｇａ”的哭声大不同了，所以竟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哭。

伊就去点上火，而且不止一地方。

火势并不旺，那芦柴是没有干透的，但居然也烘烘的响，

很久很久，终于伸出无数火焰的舌头来，一伸一缩的向上舔，又很久，便合成火焰的重台花〔１５〕，又成了火焰的柱，赫赫的压倒了昆仑山上的红光。大风忽地起来，火柱旋转着发吼，青的和杂色的石块都一色通红了，饴糖似的流布在裂缝中间，像一条不灭的闪电。

风和火势卷得伊的头发都四散而且旋转，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大光焰烘托了伊的身躯，使宇宙间现出最后的肉红色。

火柱逐渐上升了，只留下一堆芦柴灰。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时候，才伸手去一摸，指面上却觉得还很有些参差。

“养回了力气，再来罢。……”伊自己想。

伊于是弯腰去捧芦灰了，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里，芦灰还未冷透，蒸得水澌澌的沸涌，灰水泼满了伊的周身。大风又不肯停，夹着灰扑来，使伊成了灰土的颜色。

“吁！……”伊吐出最后的呼吸来。

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这时候，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

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

三

有一日，天气很寒冷，却听到一点喧嚣，那是禁军终于杀到了，因为他们等候着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的时候，所以到得迟。他们左边一柄黄斧头，右边一柄黑斧头，后面一柄极大极古的大纛，躲躲闪闪的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却并不见有什么动静。他们就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他们检选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们却突然变了口风，说惟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同时也就改换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写道“女娲氏之肠”。〔１６〕

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１７〕。

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１８〕。

大约巨鳌们是并没有懂得女娲的话的，那时不过偶而凑巧的点了点头。模模胡胡的背了一程之后，大家便走散去睡觉，仙山也就跟着沉下了，所以直到现在，总没有人看见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发见了若干野蛮岛。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四周纪念增刊》，题名《不周山》，曾收入《呐喊》；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此篇抽去，后改为现名，收入本书。

〔２〕女娲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她用黄土造人，是我国关于人类起源的一种神话。《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代应劭《风俗通》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纟亘]人也。”（按《风俗通》全名《风俗通义》，今传本无此条。）

〔３〕伊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当时还未使用“她”字。

〔４〕“Ｎｇａｎｇａ！！”以及下文的“ＡｋｏｎＡｇｏｎ，！”“ＵｖｕＡｈａｈａ，！”都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调。“Ｎｇａｎｇａ！！”译音似“嗯啊！嗯啊！”“ＡｋｏｎＡｇｏｎ，！”译音似“阿空，阿公！”“ＵｖｕＡｈａｈａ，！”译音似“呜唔，啊哈哈！”

〔５〕这是关于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按共工、颛顼，都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过去史家说，共工是上古一个诸侯，炎帝（神农氏）的后代；颛顼是黄帝之孙，上古史上“五帝”之一，号高阳氏。

〔６〕金玉的粉末指道士服食的丹砂金玉之类的东西，道士认为服食后可以长生不老。

〔７〕上真道教称修炼得道的人为真人。上真是一种尊称。

〔８〕巨鳌见《列子·汤问》：“勃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似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按禺□，见《山海经·大荒北经》：“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

〔９〕这是共工与颛顼之战中共工一方的话。后，君主，这里指共工。这几句和后面两处文言句子，都是模仿《尚书》一类古书的文字。

〔１０〕不周之山据《山海经·西山经》晋代郭璞注：“此山形有缺不周币处，因名云。”又《淮南子·原道训》后汉高诱注，此山在“昆仑西北”。

〔１１〕这是颛顼一方的话。康回，共工名。后，这里指颛顼。

〔１２〕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淮南子·览冥训》中有如下的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烘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呆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又替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当驿（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１３〕昆仑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燃）。”

〔１４〕长方板古代帝王、诸侯礼冠顶上的饰板，古名为“延”，亦名“冕板”。顶长方板的小东西，即本书《序言》中所说的“古衣冠的小丈夫”。下面他背诵的几句文言句子，也是模拟《尚书》一类古书的。

〔１５〕重台花复瓣花。

〔１６〕关于“女娲氏之肠”的神话，《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如下的记载：“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科斗字，古代文字，笔画头粗尾细，形如蝌蚪。

〔１７〕秦始皇寻仙山的故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如下的记载：“齐人徐市（芾）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数岁不得。”

〔１８〕汉武帝寻仙山的故事，《史记·封禅书》中有如下的记载：方士“（李）少君言上（汉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剂）为黄金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

起死〔1〕

（一大片荒地。处处有些土冈，最高的不过六七尺。没有树木。遍地都是杂乱的蓬草；草间有一条人马踏成的路径。离路不远，有一个水溜。远处望见房屋。）

庄子〔２〕——（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３〕，布袍，拿着马鞭，上。）出门没有水喝，一下子就觉得口渴。口渴可不是玩意儿呀，真不如化为蝴蝶。可是这里也没有花儿呀，……哦！海子〔４〕在这里了，运气，运气！

（他跑到水溜旁边，拨开浮萍，用手掬起水来，喝了十几口。）唔，好了。慢慢的上路。（走着，向四处看，）阿呀！一个髑髅。这是怎的？（用马鞭在蓬草间拨了一拨，敲着，说：）

您是贪生怕死，倒行逆施，成了这样的呢？（橐橐。）还是失掉地盘，吃着板刀，成了这样的呢？（橐橐。）还是闹得一榻胡涂，对不起父母妻子，成了这样的呢？（橐橐。）您不知道自杀是弱者的行为〔５〕吗？（橐橐橐！）还是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成了这样的呢？（橐橐。）还是年纪老了，活该死掉，成了这样的呢？（橐橐。）还是……唉，这倒是我胡涂，好像在做戏了。那里会回答。好在离楚国已经不远，用不着忙，还是请司命大神〔６〕复他的形，生他的肉，和他谈谈闲天，再给他重回家乡，骨肉团聚罢。（放下马鞭，朝着东方，拱两手向天，提高了喉咙，大叫起来：）

至心朝礼〔７〕，司命大天尊！……

（一阵阴风，许多蓬头的，秃头的，瘦的，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鬼魂出现。）

鬼魂——庄周，你这胡涂虫！花白了胡子，还是想不通。死了没有四季，也没有主人公。天地就是春秋，做皇帝也没有这么轻松。还是莫管闲事罢，快到楚国去干你自家的运动。……

庄子——你们才是胡涂鬼，死了也还是想不通。要知道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我是达性命之源的，可不受你们小鬼的运动。

鬼魂——那么，就给你当场出丑……

庄子——楚王的圣旨在我头上，更不怕你们小鬼的起哄！（又拱两手向天，提高了喉咙，大叫起来：）

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８〕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９〕！敕！敕！敕！

（一阵清风，司命大神道冠布袍，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手执马鞭，在东方的朦胧中出现。鬼魂全都隐去。）

司命——庄周，你找我，又要闹什么玩意儿了？喝够了水，不安分起来了吗？

庄子——臣是见楚王去的，路经此地，看见一个空髑髅，却还存着头样子。该有父母妻子的罢，死在这里了，真是呜呼哀哉，可怜得很。所以恳请大神复他的形，还他的肉，给他活转来，好回家乡去。

司命——哈哈！这也不是真心话，你是肚子还没饱就找闲事做。认真不像认真，玩耍又不像玩耍。还是走你的路罢，不要和我来打岔。要知道“死生有命”〔１０〕，我也碍难随便安排。

庄子——大神错矣。其实那里有什么死生。我庄周曾经做梦变了蝴蝶〔１１〕，是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成了庄周，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庄周。究竟是庄周做梦变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了庄周呢，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这样看来，又安知道这髑髅不是现在正活着，所谓活了转来之后，倒是死掉了呢？请大神随随便便，通融一点罢。做人要圆滑，做神也不必迂腐的。

司命——（微笑，）你也还是能说不能行，是人而非神……那么，也好，给你试试罢。

（司命用马鞭向蓬中一指。同时消失了。所指的地方，发出一道火光，跳起一个汉子来。）

汉子——（大约三十岁左右，体格高大，紫色脸，像是乡下人，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用拳头揉了一通眼睛之后，定一定神，看见了庄子，）哙？

庄子——哙？（微笑着走近去，看定他，）你是怎么的？

汉子——唉唉，睡着了。你是怎么的？（向两边看，叫了起来，）阿呀，我的包裹和伞子呢？（向自己的身上看，）阿呀呀，我的衣服呢？（蹲了下去。）

庄子——你静一静，不要着慌罢。你是刚刚活过来的。你的东西，我看是早已烂掉，或者给人拾去了。

汉子——你说什么？

庄子——我且问你：你姓甚名谁，那里人？

汉子——我是杨家庄的杨大呀。学名叫必恭。

庄子——那么，你到这里是来干什么的呢？

汉子——探亲去的呀，不提防在这里睡着了。（着急起来，）我的衣服呢？我的包裹和伞子呢？

庄子——你静一静，不要着慌罢——我且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的人？

汉子——（诧异，）什么？……什么叫作“什么时候的人”？……我的衣服呢？

……

庄子——啧啧，你这人真是胡涂得要死的角儿——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你这“人”尚且没有弄明白，那里谈得到你的衣服呢？所以我首先要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的人？唉唉，你不懂。……那么，（想了一想，）我且问你：你先前活着的时候，村子里出了什么故事？

汉子——故事吗？有的。昨天，阿二嫂就和七太婆吵嘴。

庄子——还欠大！

汉子——还欠大？……那么，杨小三旌表了孝子……

庄子——旌表了孝子，确也是一件大事情……不过还是很难查考……（想了一想，）再没有什么更大的事情，使大家因此闹了起来的了吗？

汉子——闹了起来？……（想着，）哦，有有！那还是三四个月前头，因为孩子们的魂灵，要摄去垫鹿台脚了〔１２〕，真吓得大家鸡飞狗走，赶忙做起符袋来，给孩子们带上……

庄子——（出惊，）鹿台？什么时候的鹿台？

汉子——就是三四个月前头动工的鹿台。

庄子——那么，你是纣王的时候死的？这真了不得，你已经死了五百多年了。

汉子——（有点发怒，）先生，我和你还是初会，不要开玩笑罢。我不过在这儿睡了一忽，什么死了五百多年。我是有正经事，探亲去的。快还我的衣服，包裹和伞子。我没有陪你玩笑的工夫。

庄子——慢慢的，慢慢的，且让我来研究一下。你是怎么睡着的呀？

汉子——怎么睡着的吗？（想着，）我早上走到这地方，好像头顶上轰的一声，眼前一黑，就睡着了。

庄子——疼吗？

汉子——好像没有疼。

庄子——哦……（想了一想，）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你在商朝的纣王的时候，独个儿走到这地方，却遇着了断路强盗，从背后给你一面棍，把你打死，什么都抢走了。现在我们是周朝，已经隔了五百多年，还那里去寻衣服。你懂了没有？

汉子——（瞪了眼睛，看着庄子，）我一点也不懂。先生，你还是不要胡闹，还我衣服，包裹和伞子罢。我是有正经事，探亲去的，没有陪你玩笑的工夫！

庄子——你这人真是不明道理……

汉子——谁不明道理？我不见了东西，当场捉住了你，不问你要，问谁要？（站起来。）

庄子——（着急，）你再听我讲：你原是一个髑髅，是我看得可怜，请司命大神给你活转来的。你想想看：你死了这许多年，那里还有衣服呢！我现在并不要你的谢礼，你且坐下，和我讲讲纣王那时候……

汉子——胡说！这话，就是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的。我可是三十三岁了！（走开来，）你……

庄子——我可真有这本领。你该知道漆园的庄周的罢。

汉子——我不知道。就是你真有这本领，又值什么鸟？你把我弄得精赤条条的，活转来又有什么用？叫我怎么去探亲？包裹也没有了……（有些要哭，跑开来拉住了庄子的袖子，）我不相信你的胡说。这里只有你，我当然问你要！我扭你见保甲〔１３〕去！

庄子——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

汉子——（发怒，）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一手捏了拳头，举起来，一手去揪庄子。）

庄子——（窘急，招架着，）你敢动粗！放手！要不然，我就请司命大神来还你一个死！

汉子——（冷笑着退开，）好，你还我一个死罢。要不然，我就要你还我的衣服，伞子和包裹，里面是五十二个圜钱〔１４〕，斤半白糖，二斤南枣……

庄子——（严正地，）你不反悔？

汉子——小舅子才反悔！

庄子——（决绝地，）那就是了。既然这么胡涂，还是送你还原罢。（转脸朝着东方，拱两手向天，提高了喉咙，大叫起来：）

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员，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

（毫无影响，好一会。）

天地玄黄！

太上老君！敕！敕！敕！……敕！

（毫无影响，好一会。）

（庄子向周围四顾，慢慢的垂下手来。）

汉子——死了没有呀？

庄子——（颓唐地，）不知怎的，这回可不灵……

汉子——（扑上前，）那么，不要再胡说了。赔我的衣服！

庄子——（退后，）你敢动手？这不懂哲理的野蛮！

汉子——（揪住他，）你这贼骨头！你这强盗军师！我先剥你的道袍，拿你的马，赔我……

（庄子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汉子愕然，放慢了动作。不多久，从远处跑来一个巡士。）

巡士——（且跑且喊，）带住他！不要放！（他跑近来，是一个鲁国大汉，身材高大，制服制帽，手执警棍，面赤无须。）带住他！这舅子！……

汉子——（又揪紧了庄子，）带住他！这舅子！……

（巡士跑到，抓住庄子的衣领，一手举起警棍来。汉子放手，微弯了身子，两手掩着小肚。）

庄子——（托住警棍，歪着头，）这算什么？

巡士——这算什么？哼！你自己还不明白？

庄子——（愤怒，）怎么叫了你来，你倒来抓我？

巡士——什么？

庄子——我吹了警笛……

巡士——你抢了人家的衣服，还自己吹警笛，这昏蛋！

庄子——我是过路的，见他死在这里，救了他，他倒缠住我，说我拿了他的东西了。你看看我的样子，可是抢人东西的？

巡士——（收回警棍，）“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到局里去罢。

庄子——那可不成。我得赶路，见楚王去。

巡士——（吃惊，松手，细看了庄子的脸，）那么，您是漆……

庄子——（高兴起来，）不错！我正是漆园吏庄周。您怎么知道的？

巡士——咱们的局长这几天就常常提起您老，说您老要上楚国发财去了，也许从这里经过的。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读《齐物论》，什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真写得有劲，真是上流的文章〔１５〕，真好！您老还是到敝局里去歇歇罢。

（汉子吃惊，退进蓬草丛中，蹲下去。）

庄子——今天已经不早，我要赶路，不能耽搁了。还是回来的时候，再去拜访贵局长罢。

（庄子且说且走，爬在马上，正想加鞭，那汉子突然跳出草丛，跑上去拉住了马嚼子。巡士也追上去，拉住汉子的臂膊。）

庄子——你还缠什么？

汉子——你走了，我什么也没有，叫我怎么办？（看着巡士，）您瞧，巡士先生

……

巡士——（搔着耳朵背后，）这模样，可真难办……但是，先生……我看起来，（看着庄子，）还是您老富裕一点，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羞……

庄子——那自然可以的，衣服本来并非我有。不过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

巡士——对啦，这实在少不得。（向汉子，）放手！

汉子——我要去探亲……

巡士——胡说！再麻烦，看我带你到局里去！（举起警棍，）滚开！

（汉子退走，巡士追着，一直到乱蓬里。）

庄子——再见再见。

巡士——再见再见。您老走好哪！

（庄子在马上打了一鞭，走动了。巡士反背着手，看他渐跑渐远，没入尘头中，这才慢慢的回转身，向原来的路上踱去。）

（汉子突然从草丛中跳出来，拉住巡士的衣角。）

巡士——干吗？

汉子——我怎么办呢？

巡士——这我怎么知道。

汉子——我要去探亲……

巡士——你探去就是了。

汉子——我没有衣服呀。

巡士——没有衣服就不能探亲吗？

汉子——你放走了他。现在你又想溜走了，我只好找你想法子。不问你，问谁呢？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

巡士——可是我告诉你：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

汉子——那么，你给我想法子！

巡士——（摆脱着衣角，）我没有法子想！

汉子——（缒住巡士的袖子，）那么，你带我到局里去！

巡士——（摆脱着袖子，）这怎么成。赤条条的，街上怎么走。放手！

汉子——那么，你借我一条裤子！

巡士——我只有这一条裤子，借给了你，自己不成样子了。（竭力的摆脱着，）不要胡闹！放手！

汉子——（揪住巡士的颈子，）我一定要跟你去！

巡士——（窘急，）不成！

汉子——那么，我不放你走！

巡士——你要怎么样呢？

汉子——我要你带我到局里去！

巡士——这真是……带你去做什么用呢？不要捣乱了。放手！要不然……（竭力的挣扎。）

汉子——（揪得更紧，）要不然，我不能探亲，也不能做人了。二斤南枣，斤半白糖……你放走了他，我和你拚命……

巡士——（挣扎着，）不要捣乱了！放手！要不然……要不然……（说着，一面摸出警笛，狂吹起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庄子（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名周，战国时宋国人，曾为漆园吏，我国古代思想家，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庄子》三十三篇；本篇的材料主要即采自《庄子·至乐》中的一个寓言：“庄子之楚，见空髑髅，然有形，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蹙[安页]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３〕道冠道士帽。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并非宗教，庄周亦并非道士。由于道家思想对后来的道教有相当影响，所以道教奉老聃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这里也把庄周写作道士装束。

〔４〕海子即湖泊，蒙古语“淖尔”的意译；《新元史·河渠志》：“淖尔，译言海子也。”按从元代以后“海子”也成为北京的口语。

〔５〕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当时社会上曾陆续发生一些人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事件，资产阶级文人不加分析地说这种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参看《花边文学·论秦理斋夫人事》、《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

〔６〕司命大神司命，我国古书中记载的星名。旧时认为司命主管人的生死寿命。

〔７〕至心朝礼道教经书中常用的话。意思是诚心诚意地礼拜。

〔８〕“天地玄黄”至“辰宿列张”，是《千字文》的开首四句。“赵钱孙李”至“姜沈韩杨”，是《百家姓》的开首四句（按后二句原作“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里是作者随意取用，并非一般道士所念的真的咒语。

〔９〕急急如律令意思是如法律命令，必须迅速执行。如律令，原为汉代公文常用语；道士仿效，用于符咒的末尾。敕，旧时上对下的命令词。

〔１０〕“死生有命”孔丘弟子子夏的话，见《论语·颜渊》。

〔１１〕庄周做梦变了蝴蝶见《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下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是《齐物论》中的句子。

〔１２〕垫鹿台脚旧时迷信传说，大建筑物要摄取孩子们的魂灵垫基，才能建成。鹿台，参看本卷第４１４页注〔１７〕。

〔１３〕保甲指保甲长。保甲制始于宋代。国民党政府为加强法西斯统治，也实行保甲制度，若干户为一甲，设甲长，若干甲为一保，设保长，以便加强对人民的控諥e和镇压。

〔１４〕圜钱周代钱币。《汉书·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

〔１５〕上流的文章林语堂在《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烟屑》一文中说：“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

第三卷

华盖集

题记

咬文嚼字

青年必读书

忽然想到(1)

通讯

论辩的魂灵

牺牲谟

战士和苍蝇

夏三虫

忽然想到(2)

杂感

北京通信

导师

长城

忽然想到(3)

“碰壁”之后

并非闲话

我的“籍”和“系”

咬文嚼字

忽然想到(4)

补白

答ks君

“碰壁”之余

并非闲话（二）

十四年的“读经”

评心雕龙

这个与那个

并非闲话（三）

我观北大

碎话

“公理”的把戏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后记

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1〕。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2〕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5〕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6〕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7〕。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8〕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9〕，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0〕东壁下。

※　　　　　　　 ※　　　　　　　　 ※

〔1〕大方之家　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伟大的人物　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过去、现在、未来。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

〔3〕“正人君子”　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

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竭力为章士钊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　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是对陈西滢一类人的讽刺。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5〕“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纠合同伙，攻击异己的意思。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6〕“公理”　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7〕“以待来年”　语见《孟子·滕文公》。

〔8〕文士们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9〕《莽原周刊》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参看《可惨与可笑》注〔4〕。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0〕绿林书屋　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就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

咬文嚼字〔1〕

一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则欧文〔2〕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3〕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鉐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4〕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5〕的了。

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6〕，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7〕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鏭，鎴，锡，错，矽〔8〕，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

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9〕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10〕。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　　　　　　　 ※　　　　　　　　 ※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月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本篇第一节发表后，即遭到廖仲潜、潜源等人的反对，作者为此又写了《咬嚼之余》和《咬嚼未始“乏味”》二文（收入《集外集》）予以反驳，可参看。

〔2〕欧文　英、美人的姓。如美国有散文家华盛顿，欧文（w．irving，1783—1859）。

〔3〕托尔斯泰　俄国人的姓。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b．c．defghei，1828—1910）。

〔4〕gogol　果戈理（h．b．jekelm，1809—1852），曾有人译为郭歌里，俄国作家，wilde，王尔德（1856—1900），英国作家。d’an－nunzio，邓南遮（1863—1938），曾有人译为唐南遮，意大利作家。

holz，何尔兹（1863—1929），德国作家。gorky，高尔基（m．jenmopi，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galsworthy，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

〔5〕“吾家rky”　即吾家尔基。旧时常称同宗的人为“吾家某某”，有些人为了攀附名人，抬高自己，连同姓的也都称“吾家某某”。

这里是对当时某些文人把“高尔基”误为姓高名尔基的讽刺。

〔6〕《百家姓》　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7〕原质　元素的旧称。

〔8〕鏭，，锡，错，矽　化学元素的旧译名。其中除锡外，其他四种的今译名顺序为铯、锶、铈、硅。

〔9〕“黄金万两”拼成的怪字，其形如“驀”。

〔10〕仓颉　亦作“苍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汉字最初的创造者。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２〕的征求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２〕《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忽然想到〔1〕

一

做《内经》〔2〕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3〕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4〕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5〕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6〕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7〕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奇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8〕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9〕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10〕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

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

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11〕把戏而已么？

二月十六日。

※　　　　　　　 ※　　　　　　　　 ※

〔1〕本篇最初分四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二十日、二月十四日、二十日《京报副刊》。

当第一节发表时，作者曾写有《附记》如下：“我是一个讲师，略近于教授，照江震亚先生的主张，似乎也是不当署名的。但我也曾用几个假名发表过文章，后来却有人诘责我逃避责任；况且这回又带些攻击态度，所以终于署名了。但所署的也不是真名字；但也近于真名字，仍有露出讲师马脚的弊病，无法可想，只好这样罢。又为避免纠纷起见，还得声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按这里说的“不当署名”，系针对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所载署名江震亚的《学者说话不会错？》一文而发。江震亚在这篇文章中说：

“相信‘学者说话不会错’，是评论界不应有的态度。我想要免除这个弊病，最好是发表文字不署名。”他认为“当一个重要问题发生时，总免不了有站在某某一边的人，来替某某辩论”。而且因为某某“是大学的教授，所以他的话不错”，某某“是一个大学生，所以他的话错了”。

〔2〕《内经》　即《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约为战国秦汉时医家汇集古代及当时医学资料纂述而成。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的说法，见《灵枢·经筋第十三》。

〔3〕《洗冤录》　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男女骨数不同”的说法见于该书《验骨》。

〔4〕细辛　多年生草本植物，中医以全草入药。

〔5〕康圣人　指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变法维新失败后，他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又与北洋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他“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否则要此膝何用”一语，常见于康有为鼓吹尊孔的文电中，如他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6〕格物　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中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话。

〔7〕《苦闷的象征》　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著。曾由鲁迅译为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8〕二十四史　指清代乾隆时“钦定”为“正史”的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相斫书”，意思是记载互相杀戮的书，语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三注引鱼豢《魏略》：“豢又常从（隗禧）问《左氏传》，禧答曰：‘……《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独夫的家谱”，意思是记载帝王一姓世系的书，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9〕李自成（1606—1645）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明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被推为闯王。明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三月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害。张献忠（1606—1646），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明崇祯三年起义，一六四四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1646）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时史书（包括野史和杂记）中都有渲染李、张好杀人的记载。

〔10〕“绳其祖武”　语见《诗经·大雅·下武》。绳，继续；武，步伐。

〔11〕轮回　佛家语。佛教以为生物各依其所作的“业”（修行的深浅、积德的多少、作恶的大小），永远在“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中生生死死，循环转化不已。

通讯〔1〕

一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进》〔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来的。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

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5〕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6〕，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

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7〕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三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

你所说底“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诚哉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你所说底“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实在是最痛心的话。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许多人讲话和写文章，还可以证明人心的没有全死。可是这里需要有分别，必需要是一种不平的呼声，不管是冷嘲或热骂，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证验。如果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文章里面，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说的写的怎么样好听，那人心已经全死，亡国不亡国，倒是第二个问题。

“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几乎不可能。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这是我第一个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现在的《第一小报》，似乎就是这一类的。

这个报我只看见三两期，当然无从批评起，但是我们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总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到什么步田地躲到什么步田他。《第一小报》对于这一点，似还不很注意。这样良好的通俗小日报，是我第二种的希望。拉拉杂杂写来，漫无伦叙。你的意思以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给我的信旱看见了，但因为琐琐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现在才能作答。

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9〕与《群强报》〔10〕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

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12〕，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13〕的讲动物生活，fabre〔14〕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6〕。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三月二十九日。

鲁迅先生：

你看出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是“一种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发现。我实在告诉你说：我近来看见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看见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话（见《语丝》第二十期），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总之这些字全是一种圈套，大家总要相戒，不要上他们的当才好。

我好像觉得通俗的科学杂志并不是那样容易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想，所以对于它觉暂且无论什么全不能说。

我对于通俗的小日报有许多的话要说，但因为限于篇幅，止好暂且不说。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东西，专论这件事，到那时候，还要请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　　　　　　　 ※　　　　　　　　 ※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三日北京《猛进》周刊第三、五期。

〔2〕旭生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

〔3〕《猛进》　政论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4〕玄伯　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猛进》周刊自第二十七期起，由他接编。

〔5〕指徐树丕，字武子，号活埋庵道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明末秀才。明亡后隐居不出。著有《识小录》、《活埋庵集》等。

〔6〕“强聒不舍”　语出《庄子·天下》：“强聒而不舍者也。”

意思是说了又说，不肯停止。

〔7〕“戊戌政变”　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绪皇帝采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主张，于六月间开始，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政事，颁布新法，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于九月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等六人，并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废除新法，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历史上称为“戊戌政变”。

〔8〕《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关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并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思想革命”，指《新青年》提倡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运动。

〔9〕《第一小报》　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创刊，自创刊日起曾连载译自日文的《常识基础》一书。

〔10〕《群强报》　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一二年创刊，内容不注重时事新闻，大部分是低级趣味的文字。

〔11〕皇帝何在，太妃安否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十二日被迫退位。按照当时所订优待皇室的条件，他们仍留居故宫；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才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里是说溥仪等被逐后，当时还有人在关心他们的命运。

〔12〕禁缠足　清顺治二年（1645）、康熙元年（1662）、三年清廷曾先后下过禁止缠足的诏文，但未严格执行，而且在一六六八年重新开禁。关于垂辫，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但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这件事曾引起各地人民广泛的反抗斗争，有许多人被杀。

〔13〕brehm　勃莱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著有《动物生活》等。

〔14〕fabre　法布耳（1828—1915），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15〕指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前后思想和文艺界的一种情况。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站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它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劝人“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同时还有一些人提倡所谓“纯文艺”，主张作家固守“艺术之宫”。这类思潮在当时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坏的影响。

〔16〕中庸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论辩的魂灵〔1〕

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符，名叫“鬼画符”〔2〕。虽然不过一团糟，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买得一张符，也是“鬼画符”。但帖了起来看，也还是那一张，并不见什么增补和修改。今夜看出来的大题目是“论辩的魂灵”；细注道：

“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乩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3〕。今谨摘录数条，以公同好——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4〕。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5〕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

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

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勿用惊叹符号，这是足以亡国的。

〔6〕但我所用的几个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笔来，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云：

中学为体西学用〔7〕，不薄今人爱古人〔8〕。”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北京《语丝》周刊第十七期。

本篇揭露的是当时顽固派和许多反改革者的“魂灵”和他们的思想“逻辑”。其中列举的诡辩式的奇怪言论，都是作者从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新思想、反对改革和毁谤革命者的荒谬言论中概括出来的。

〔2〕“鬼画符”　符是道士以朱笔或墨笔在纸或布上画的似字非字的图形，迷信的人认为它能“驱鬼召神”或“治病延年”，“鬼画符”，即胡乱画的符。

〔3〕扶乩　一种迷信活动，由二人扶一丁字形木架，使下垂一端在沙盘上划字，假托为神鬼所示。太上老君，是道教对老子（老聃）的尊称；急急如律令敕，是道教符咒末尾的常用语，意思是如同法律命令，必须迅速执行。

〔4〕“男女授受不亲”　语见《孟子·离娄》。意思是男女之间不能亲手递接东西。

〔5〕过激派　日本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性的译称。当时我国的反动派也曾沿用这个词进行反共宣传。

〔6〕关于用惊叹符号足以亡国的论调，见《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张耀翔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其中统计了当时出版的一些新诗集里的惊叹号（！），说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现，因而认为多用惊叹号的白话为都是“亡国之音”。

〔7〕中学为体西学用　原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中学，指“治身心”的纲常名教；西学，指“应世事”的西方技术。

〔8〕不薄今人爱古人　语见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原意是说他不菲薄当时人爱慕古人的“清词丽句”（据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这里则是对于今人和古人都一视同仁的意思。

牺牲谟〔1〕

——“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备贤者’〔2〕的神色来，请你不要见气，我们的心实在太坦白了，什么也藏不住，哈哈！可是，同志，你也似乎太……。

“哦哦！你什么都牺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我向来一心要做的也就是这件事。你不要看得我外观阔绰，我为的是要到各处去宣传。社会还太势利，如果像你似的只剩一条破裤，谁肯来相信你呢？

所以我只得打扮起来，宁可人们说闲话，我自己总是问心无愧。正如‘禹入裸国亦裸而游’〔3〕一样，要改良社会，不得不然，别人那里会懂得我们的苦心孤诣。但是，朋友，你怎么竟奄奄一息到这地步了？

“哦哦！已经九天没有吃饭？！这真是清高得很哪！我只好五体投地。看你虽然怕要支持不下去，但是——你在历史上一定成名，可贺之至哪！现在什么‘欧化’‘美化’的邪说横行，人们的眼睛只看见物质，所缺的就是你老兄似的模范人物。你瞧，最高学府的教员们，也居然一面教书，一面要起钱来，〔4〕他们只知道物质，中了物质的毒了。难得你老兄以身作则，给他们一个好榜样看，这于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的。你想，现在不是还嚷着什么教育普及么？教育普及起来，要有多少教员；如果都像他们似的定要吃饭，在这四郊多垒〔5〕时候，那里来这许多饭？像你这样清高，真是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可敬可敬！你读过书没有？如果读过书，我正要创办一个大学，就请你当教务长去。其实你只要读过‘四书’〔6〕就好，加以这样品格，已经很够做‘莘莘学子’〔7〕的表率了。

“不行？没有力气？可惜可惜！足见一面为社会做牺牲，一面也该自己讲讲卫生。你于卫生可惜太不讲究了。你不要以为我的胖头胖脸是因为享用好，我其实是专靠卫生，尤其得益的是精神修养，‘君子忧道不忧贫’〔8〕呀！但是，我的同志，你什么都牺牲完了，究竟也大可佩服，可惜你还剩一条裤，将来在历史上也许要留下一点白璧微瑕……。

“哦哦，是的。我知道，你不说也明白：你自然连这裤子也不要，你何至于这样地不彻底；那自然，你不过还没有牺牲的机会罢了。敝人向来最赞成一切牺牲，也最乐于‘成人之美’〔9〕况且我们是同志，我当然应该给你想一个完全办法，因为一个人最紧要的是‘晚节’，一不小心，可就前功尽弃了！

“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朋友，你不要这么看我，我是最反对人身买卖的，这是最不人道的事。但是，那女人是在大旱灾时候留下的，那时我不要，她的父母就会把她卖到妓院里去。你想，这何等可怜。我留下地，正为的讲人道。况且那也不算什么人身买卖，不过我给了她父母几文，她的父母就把自己的女儿留在我家里就是了。我当初原想将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看，不，简直当作姊妹，同胞看；可恨我的贱内是旧式，说不通。你要知道旧式的女人顽固起来，真是无法可想的，我现在正在另外想点法子……。

“但是，那娃儿已经多天没有裤子了，她是灾民的女儿。

我料你一定肯帮助的。我们都是‘贫民之友’呵。况且你做完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全始全终；我保你将来铜像巍巍，高入云表，呵，一切贫民都鞠躬致敬……。

“对了，我知道你一定肯，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此刻且不要脱下来。我不能拿了走，我这副打扮，如果手上拿一条破裤子，别人见了就要诧异，于我们的牺牲主义的宣传会有妨碍的。现在的社会还太胡涂，——你想，教员还要吃饭，——那里能懂得我们这纯洁的精神呢，一定要误解的。一经误解，社会恐怕要更加自私自利起来，你的工作也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0〕了，朋友。

“你还能勉强走几步罢？不能？这可叫人有点为难了，——那么，你该还能爬？好极了！那么，你就爬过去。你趁你还能爬的时候赶紧爬去，万不要‘功亏一篑’〔11〕。但你须用趾尖爬，膝髁不要太用力；裤子擦着沙石，就要更破烂，不但可怜的灾民的女儿受不着实惠，并且连你的精神都白扔了。

先行脱下了也不妥当，一则太不雅观，二则恐怕巡警要干涉，还是穿着爬的好。我的朋友，我们不是外人，肯给你上当的么？舍间离这里也并不远，你向东，转北，向南，看路北有两株大槐树的红漆门就是。你一爬到，就脱下来，对号房说：

这是老爷叫我送来的，交给太太收下。你一见号房，应该赶快说，否则也许将你当作一个讨饭的，会打你。唉唉，近来讨饭的太多了，他们不去做工，不去读书，单知道要饭。所以我的号房就借痛打这方法，给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知道做乞丐是要给人痛打的，还不如去做工读书好……。

“你就去么？好好！但千万不要忘记：交代清楚了就爬开，不要停在我的屋界内。你已经九天没有吃东西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故，免不了要给我许多麻烦，我就要减少许多宝贵的光阴，不能为社会服务。我想，我们不是外人，你也决不愿意给自己的同志许多麻烦的，我这话也不过姑且说说。

“你就去罢！好，就去！本来我也可以叫一辆人力车送你去，但我知道用人代牛马来拉人，你一定不赞成的，这事多么不人道！我去了。你就动身罢。你不要这么萎靡不振，爬呀！朋友！我的同志，你快爬呀，向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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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十八期。

谟，谋划。《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等篇。

〔2〕“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求全责备的意思。

〔3〕“禹入裸国亦裸而游”　语出《吕氏春秋·慎大览》：“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又《战国策·赵策》：“禹祖入裸国。”这里用以说明随俗的必要。

〔4〕指当时曾发生的索薪事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公教人员因薪金常年拖欠不发，生活难以维持，曾联合向反动政府索讨欠薪。当时却出现了一种以为教员要薪水、要吃饭就是不清高的谬论。如林马矣（曾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教育为最神圣最清高之事业，教育家应有十分牺牲精神……不能长久枵腹教书，则亦惟有洁身引退，以让之可以牺牲之人。”作者的这段话就是针对这类论调而发的。

〔5〕四郊多垒　语见《礼记·曲礼》：“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垒，堡垒，作战时的防御工事。

〔6〕“四书”　即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北宋时程颢、程颐特别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

南宋朱熹又将这二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自此便有了“四书”的名称。它是旧时学塾中的必读书。

〔7〕“莘莘学子”　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莘莘，多的意思。此语常见于章士钊等人的文字中。

〔8〕“君子忧道不忧贫”　语见《论语·卫灵公》。

〔9〕“成人之美”　语见《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10〕“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语见《孟子·公孙丑》。

〔11〕“功亏一篑”　语见《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功败垂成的意思。篑，竹制的盛土器具。

战士和苍蝇〔1〕

schopenhauer〔2〕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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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

作者在同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见《集外集拾遗》）

〔2〕schopenhauer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这里引述的话，见他的《比喻·隐喻和寓言》一文。

夏三虫〔1〕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虎狼间去？或者，鹰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臜，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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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六号。

忽然想到〔1〕

五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2〕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

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3〕们看见秦始皇〔4〕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5〕道：“彼可取而代也！”没出息的刘邦〔6〕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原因。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7〕，岂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8〕，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9〕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四月十四日。

六

外国的考古学者们〔10〕联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长城久成废物，弱水〔11〕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12〕。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13〕！”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14〕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百百宋〔15〕，潍县陈氏的十钟〔16〕，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17〕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18〕，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

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19〕，百宋千元〔20〕，天球河图〔21〕，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22〕，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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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下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京报副刊》。

〔2〕“公车上书”　甲午（1894）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会试，就集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按汉代用公家的车子载送应征到京城的士人，所以后世举人入京会试也称“公车”。

〔3〕黔首　秦代对人民的称呼。《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

〔4〕秦始皇（前259—前210）　　姓赢名政，战国时秦国的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5〕项羽（前232—前202）　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楚国贵族，亡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据《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6〕刘邦（前247—前195）　　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在亡秦灭楚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庙号高祖。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7〕“死而后已”　语见诸葛亮《后出师表》。

〔8〕“我生不辰”　语见《诗经·大雅·桑柔》：“我生不辰，逢天僤怒。”不辰，不是时候；，大、盛。

〔9〕约翰弥耳（j．s．mill，1806—1878）　通译约翰·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作有《逻辑体系》、《论自由》（严复中译名分别为《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等。

〔10〕外国的考古学者们　指借考古之名而来我国掠夺文物的帝国主义分子。如法国格莱那（f．grenard）于一八九二年从和阗盗去梵文佛经残本、士俑等；英国斯坦因（a．stein）于一九○一年在和阗盗掘汉晋木简，又于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敦煌千佛洞盗走大批古代写本及古画、刺绣等艺术品；还有法国伯希和（p．pelliot）也于一九○八年从千佛洞盗走很多唐宋文物。到作者写本文时，这种文物掠夺者更“联翩而至”，如一九二四年美国瓦尔纳（l．warner）在千佛洞以特制胶布粘去壁画二十六幅；一九二五年二月，美帝国主义又指使他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旅行团为名义的团体，带了大批胶布等材料，再次到千佛洞作有计划的盗窃；后经敦煌人民的反对阻止，才未得逞。

〔11〕弱水　我国古书中关于弱水的神话传说很多。如《海内十洲记》说昆仑山有“弱水”“周回绕匝”；弱水“鸿毛不浮，不可越也。”

〔12〕“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语见《诗经·周颂·载芟》。意思是不但现在，从古以来就如此。

〔13〕涅槃　佛家语，意为寂灭、解脱等，指佛和高僧的死亡，也叫圆寂。后来引伸作死的意思。

〔14〕劬古　研究古代文化的意思。劬，勤劳。

〔15〕归安陆氏　指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浙江归安（今吴兴）人，清末藏书家。藏有宋版书约二百种，所以他的藏书处取名为百百宋楼。在他死后，这些书都由他的儿子陆树藩于一九○七年卖给日本岩崎兰室（静嘉堂文库）。

〔16〕潍县陈氏　指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　斋，山东潍县人，清代古文物收藏家。藏有古代乐器钟十口，所以他的书斋取名为十钟山房。这些钟后来在一九一七年卖给日本财阀住友家。

〔17〕犹太学校　指大资本家犹太人哈同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及附属中小学。哈同曾雇用清代遗老王国维等担任教员，教学生读经，习古礼。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所谓仓颉生日时，要学生给仓颉磕头拜寿。

〔18〕道学　即理学，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此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它来维护反动统治。

〔19〕《三坟》《五典》　相传是三皇五帝时的遗书，现在已不可考。《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晋代杜预注：“皆古书名。”

〔20〕百宋千元　指清代乾隆、嘉庆时的藏书家黄丕烈和吴骞的藏书。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余部，他的书室名为“百宋一廛”，意思是一百部宋版书存放处；吴骞藏有元版书一千部，他的书室名为“千元十驾”，意思是元版书千部能抵宋版书百部，有如驽马十驾能抵好马一驾。

〔21〕天球河图　天球相传为古雍州（今陕、甘一带）所产的美玉。河图，相传为伏羲时龙马从黄河负出的图。

〔22〕“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　语见《庄子·山木》：“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或曰：‘为其布与？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与？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布，古代的钱币；天属，人的天性。

杂感〔1〕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灭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

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2〕，没有已时者有望。

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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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三期。

〔2〕二六时中　即十二个时辰，整天整夜的意思。

北京通信〔1〕

蕴儒，培良〔2〕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4〕，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5〕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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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当时常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4〕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称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危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意思是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导师〔1〕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2〕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3〕的大法，求上升〔4〕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5〕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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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初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为《编完写起》。本篇原为第一、二段，下篇《长城》原为第四段；题名都是作者于编集时所加。第三段后编入《集外集》，仍题为《编完写起》。关于本篇，作者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间与白波的通讯中曾有说明，可参看《集外集·田园思想》。

〔2〕“而立”　语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原是孔丘说他到了三十岁在学问上有所自立的话，后来“而立”就常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3〕生西　佛家语，往生西方、成佛的意思。佛家以西方为“净土”或“极乐”世界。

〔4〕上升　升天。道教迷信说法，服食仙药能飞升成仙。

〔5〕“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语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一年出版），他在书中说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长城〔1〕

伟大的长城〔2〕！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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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参看本书上篇注〔1〕。

〔2〕长城　战，齐、楚、魏、燕、赵、秦等国都筑有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贵族集团的侵扰，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俗称“万里长城”。此后一直到明朝，历代都有兴筑增修，形成今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总长六千多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忽然想到〔1〕

七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2〕，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3〕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4〕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5〕，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6〕，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7〕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8〕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9〕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10〕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

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11〕。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九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

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a．france〔12〕罢，——

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13〕。（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14〕的请帖，大概是终于没法“谨谢”的，无论你怎样摆架子。好，现在是并非眷念过去，而是遥想将来了，可是一样的没出息。管他娘的，写下去——

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15〕我近来才知道；可是动笔的九成九是为自己来辩护，则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这样。所以，现在要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q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16〕，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17〕，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18〕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19〕。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普通认为romantic〔20〕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21〕外，还装到那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鲁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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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十八日、十九日《京报副刊》。

〔2〕武者君的《温良》　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京报副刊》。其中说：“鲁迅先生曾在教室里指示出来我们是温良，像这样外面涂着蜜的形容辞，我们当然可以安心的承受，而且，或者可以尝出甜味来。”“然而突然出了意外的事，……我的心是被刺刺伤！”“我的意想里那可爱的温良面相渐渐模糊，那蜜，包在外面的那东西，已经消溶，致死的尝出含在那里面的毒质来！”又说：“在途中，我迎送着来来往往的这老国度的人民，从他们的面相上，服饰上，动作上以及所有他们的一切，我发现了两批东西：凶兽和羊，践踏者和奴隶。”参看本书《后记》。

〔3〕指女师大风潮。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风潮发生，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荫榆长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将杨撤换；并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她为校长。同年四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声言“整顿学风”，这就更助长了杨荫榆的气焰。为了配合章士钊的行动，仰承他的意旨，杨荫榆在五月七日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请校外名人演讲，想借此巩固她的校长地位；同时又包含着这样一个阴谋：若学生有反对举动，则以国耻纪念日不守秩序的罪名予以惩罚。当天上午演讲会举行时她登台为主席，但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便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至九日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作者当时是该校的讲师，平时对杨荫榆的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风潮起后，他完全同情学生，这段文字，便是他第一次为女师大事件所说的话。“掠袖擦掌”一语，即见于学生自治会为杨荫榆开除学生六人致评议会函中。对五月七日演讲会上发生冲突的情形，信中说：当时杨荫榆“强以校长名义，悍然登台为主席，事前不听自治会各部职员立婉劝，致有当场激动学生公愤，稍起冲突之事”，而杨即“厉声呼曰‘叫警察’，同时总务长吴沆，掠袖擦掌，势欲饱生等以老拳。”

〔4〕“显微镜”　当时《京报》的一个栏目，刊登的都是短小轻松的文字。

〔5〕五七呈文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学生因纪念“五七”国耻遭到镇压后，曾结队去章士钊住宅责问，与巡警发生冲突。

“五七呈文”即指章士钊为此事给段祺瑞的呈文。

〔6〕《说文解字》　我国最古的字书之一，汉代许慎著，共三十卷。据《说文解字》：　钊，“元刂也”；淦，“水入船中也”。

〔7〕曹锟（1862—1938）　字仲珊，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三年十月，他收买国会议员，以贿选得任中华民国总统，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失败后被迫退职。

〔8〕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建党后一直负责北方区的党的工作，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因而遭到当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压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下令通缉他，次年四月六日被捕，二十八日遇害。

〔9〕“大刀王五”　即王子斌，清末的著名镖客。

〔10〕n的学堂　n指南京。作者于一八九八年夏至一九○二年初曾就读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

〔11〕候补道　即候补道员。道员是清代官职，分总管省以下、府州以上一个行政区域职务的道员和专管一省特定职务的道员。又清代官制，只有官衔但还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12〕a．france　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等。

〔13〕“寿终正寝”　《仪礼·士丧礼》有“死于适室”的话，据汉代郑玄注：“适室，正寝之室也。”即住房的正屋。寿终正寝，老年时在家中安然死去的意思，别于横死、客死或天亡。

〔14〕阎罗大王　即阎罗王，小乘佛教中所称的地狱主宰。《法苑珠林》卷十二中说：“阎罗王者，昔为毗沙国王，经与维陀如生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

〔15〕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　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的给编者孙伏园的信中说：“一月以前，《京报副刊》登了几个剧评，中间牵涉西林的地方，都与事实不符……西林因为不屑自低身分去争辩，当然置之不理。”

〔16〕学生到执政府去请愿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北京各校学生为了援救因纪念“五七”国耻被捕的学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罢免教育总长章士钊、京师警察总监朱深。

〔17〕“郁郁乎文哉”　语见《论语·八佾》。据朱熹注：“郁郁，文盛貌。”这里是文质彬彬的意思。

〔18〕混成旅　旧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制，由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混合编成的独立旅。

〔19〕恒河　南亚的大河，流经印度等国。在印度宗教神话中它被称作圣河。传说婆罗门教的主神湿婆神的“精力”化身婆婆娣，喜欢撕裂吞食带血而颤动的生肉。所以恒河一带信仰湿婆神的教徒“每年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血肉，用以祀之，以祈嘉福。”（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杀掉而祭天”可能指此。

〔20〕romantic　英语，音译“罗曼蒂克”。意思是浪漫的、幻想的、离奇的。

〔21〕土谷祠　土地庙。《阿q正传》中阿q的栖身所。

“碰壁”之后〔1〕

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2〕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3〕来诉痛苦的。所以待到磨墨吮笔，说什么“履穿踵决”〔4〕时，脚上也许早经是丝袜；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5〕，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6〕使我不堪闻见。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

打门声一响，我又回到现实世界了。又是学校的事。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想着走着，出去开门，果然，信封上首先就看见通红的一行字：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7〕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8〕，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9〕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10〕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谿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现在我可以大胆地用“妇姑勃谿”〔11〕这句古典了。但婆媳吵架，与西宾〔12〕又何干呢？因为究竟是学校，所以总还是时常有信来，或是婆婆的，或是媳妇的。我的神经又不强，一闻打门而悔做教员者以此，而且也确有可悔的理由。

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媳妇儿们不佩服婆婆做校长了，婆婆可是不歇手。这是她的家庭，怎么肯放手呢？无足怪的。而且不但不放，还趁“五七”之际，在什么饭店请人吃饭之后，开除了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13〕，并且发表了那“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

这回抽出信纸来一看，是媳妇儿们的自治会所发的，略谓：

“旬余以来，校务停顿，百费待兴，若长此迁延，不特虚掷数百青年光阴，校务前途，亦岌岌不可终日。……”

底下是请教员开一个会，出来维持的意思的话，订定的时间是当日下午四点钟。

“去看一看罢。”我想。

这也是我的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知道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但是，究竟也颇熟于世故了，我想后，又立刻决定，四点太早，到了一定没有人，四点半去罢。

四点半进了阴惨惨的校门，又走进教员休息室。出乎意料之外！除一个打盹似的校役以外，已有两位教员坐着了。一位是见过几面的；一位不认识，似乎说是姓汪，或姓王，我不大听明白，——其实也无须。

我也和他们在一处坐下了。

“先生的意思以为这事情怎样呢？”这不识教员在招呼之后，看住了我的眼睛问。

“这可以由各方面说……。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么？我个人的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办法的……。”

糟了！我的话没有说完，他便将他那灵便小巧的头向旁边一摇，表示不屑听完的态度。但这自然是我的主观；在他，或者也许本有将头摇来摇去的毛病的。

“就是开除学生的罚太严了。否则，就很容易解决……。”

我还要继续说下去。

“嗡嗡。”他不耐烦似的点头。

我就默然，点起火来吸烟卷。

“最好是给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他又开始发表他的“冷一冷”学说了。

“嗡嗡。瞧着看罢。”这回是我不耐烦似的点头，但终于多说了一句话。

我点头讫，瞥见坐前有一张印刷品，一看之后，毛骨便悚然起来。文略谓：

“……第用学生自治会名义，指挥讲师职员，召集校务维持讨论会，……本校素遵部章，无此学制，亦无此办法，根本上不能成立。……而自闹潮以来……不能不筹正当方法，又有其他校务进行，亦待大会议决，兹定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务恳大驾莅临，无任盼祷！”

署名就是我所视为畏途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但下面还有一个“启”字。我这时才知道我不该来，也无须“莅临”太平湖饭店，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兼任教员”。然而校长为什么不制止学生开会，又不预先否认，却要叫我到了学校来看这“启”的呢？我愤然地要质问了，举目四顾，两个教员，一个校役，四面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的责任的生物。“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虽然能“启”，然而是不能答的。只有默默地阴森地四周的墙壁将人包围，现出险恶的颜色。

我感到苦痛了，但没有悟出它的原因。

可是两个学生来请开会了；婆婆终于没有露面。我们就走进会场去，这时连我已经有五个人；后来陆续又到了七八人。于是乎开会。

“为幼稚者”仿佛不大能够“体贴尊长之心”似的，很诉了许多苦　然而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干预“家庭”里的事呢？而况太平湖饭店里又要“解决种种重要问题”了！但是我也说明了几句我所以来校的理由，并要求学校当局今天缩头缩脑办法的解答。然而，举目四顾，只有媳妇儿们和西宾，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的责任的生物！

我感到苦痛了，但没有悟出它的原因。

这时我所不识的教员和学生在谈话了；我也不很细听。但在他的话里听到一句“你们做事不要碰壁”，在学生的话里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于我就仿佛见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这一种会议是照例没有结果的，几个自以为大胆的人物对于婆婆稍加微辞之后，即大家走散。我回家坐在自己的窗下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而阴惨惨的颜色却渐渐地退去，回忆到碰壁的学说，居然微笑起来了。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14〕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饭店之宴已近阑珊，大家都已经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罢……。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贝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但是织芳〔15〕来访我了。

我们闲谈之间，他也忽而发感慨——

“中国什么都黑暗，谁也不行，但没有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教员咧，学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个学校，一有事故，教员也不见了，学生也慢慢躲开了；结局只剩下几个傻子给大家做牺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后，又是这样的学校，躲开的也出来了，不见的也露脸了，‘地球是圆的’咧，‘苍蝇是传染病的媒介’咧，又是学生咧，教员咧，烘烘烘……。”

从不像我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学生的眼睛看来，中国也就如此之黑暗么？然而他们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

五月二十一日夜。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二十九期。

〔2〕“穷愁著书”　语出《史记·虞卿传》：“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虞卿，战国时赵国的上卿。

〔3〕骈体文　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盛行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词藻华丽。“妃红俪白”就是骈体文句，红白相对的意思。

〔4〕“履穿踵决”　鞋子破旧，脚跟露出的意思。《庄子·山木》：“衣弊履穿，贫也。”又《庄子·让王》：“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纳屦而踵决。”

〔5〕陶征士　指陶渊明（约372—427），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安帝义熙末年（418），征召他为著作郎，不就，因此被称为“征士”。“饥来驱我去”，见他的《乞食》一诗。

〔6〕牛首阿旁　地狱中牛头人身的鬼卒；畜生、化生，轮回中的变化；大叫唤、无叫唤，地狱中的鬼魂。这些都是佛家语。

〔7〕杨荫榆（？—1938）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当时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肆意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学生反杨风潮中，她于五月九日无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并于次日发表《致全体学生公启》，其中说：“顷者不幸，少数学生滋事，犯规至于出校，初时一再隐忍，无非委曲求全。至于今日，续成绝望，乃有此万不得已之举。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晨报》）

〔8〕坐馆　旧时称当家庭教师为“坐馆”。

〔9〕“冷板凳”　清代范寅《越谚》：“谑塾师曰：‘坐冷板凳’。”

意思是冷落的职位，也泛指受到冷遇、无事可为。

〔10〕《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这篇“感言”是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后离校迁居饭店时所发的，其中说：“若夫拉杂谰言，笔舌，与此曹子勃相向，憎口纵极鼓簧，自待不宜过薄。……

梦中多曹社之谋，心上有杞天之虑；然而人纪一日犹存，公理百年自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

〔11〕“妇姑勃谿”语见《庄子·外物》。婆媳吵架的意思。

〔12〕西宾同西席。旧时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含有敬意的称谓。

〔13〕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　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

〔14〕“鬼打墙”　旧时的一种迷信：夜间走路，有时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找不出应走的路来，就认为是被鬼用无形的墙壁拦住，叫做“鬼打墙”。

〔15〕织芳　即荆有麟，山西猗氏人。他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过作者的课，当时以“文学青年”的面貌在文学、新闻界活动。后来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

并非闲话〔1〕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3〕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

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4〕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5〕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6〕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7〕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8〕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9〕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10〕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

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

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京报副刊》。

〔2〕即收入本书的《忽然想到》之七。

〔3〕“和光同尘”　语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尘。”随和的意思。

〔4〕《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等，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依附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风潮及其后的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都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5〕《女师大的学潮》　这是一篇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给《现代评论》记者的信，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主要意思是说：女师大学生迭次驱杨的“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又说“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子……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

〔6〕“琴心是否女士”　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但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当时在女师大读书）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

〔7〕七个教员的宣言　即由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它是针对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和她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而发的，由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盞、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文中说：“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

〔8〕西滢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采的几句就知道了。（摘句略）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按某籍，指浙江；某系指当时北京大学国文系。发表宣言的七人除李泰盞外，都是浙江人和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9〕给同籍的人帮忙　指陈西滢给杨荫榆帮忙，他们都是江苏无锡人。

〔10〕陈西滢比女师大为“臭毛厕”的议论，原话是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

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临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我的“籍”和“系”〔1〕

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2〕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3〕，可以说说“桃红柳绿”，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认的，谁也不会说你错。如果论史，就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4〕，这些是非也早经论定，学述一回决没有什么差池；况且秦太师的党羽现已半个无存，也可保毫无危险。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

我记得宋朝是不许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们的“祖制”，只可惜终于不能坚持。〔5〕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也还是女师大的风潮，我说了几句话。但我先要声明，我既然说过，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为什么又去说话呢？那是，因为，我是见过清末捣乱的人，没有生长在太平盛世，所以纵使颇有些涵养工夫，有时也不免要开口，客气地说，就是大不“安分”的。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6〕呢？自然是难怪的。

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

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7〕，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8〕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9〕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

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0〕呀！”“猗欤休哉〔11〕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12〕，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　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毒，却还不下于流言，尤其是有谁装腔作势，要来将这撒去时，更足使乏人和白痴惶恐。我本来也无可尊敬；

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六月二日晨。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莽原》周刊第七期。

〔2〕指署名“瞎嘴”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的致作者的信。这封信攻击作者的《青年必读书》，其中说：“我诚恳的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按着重号系原件所有）

〔3〕掉文袋　亦作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4〕孔明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蜀汉丞相。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曾任南宋宰相，加太师衔，是主张降金的内奸，诬杀抗金名将岳飞的主谋。

〔5〕关于宋朝不许南人做宰相，据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载：“太祖（赵匡胤）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这个“祖制”，在真宗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江西新喻人）做了宰相后，就被打破。

〔6〕指陈西滢。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

〔7〕“研究系”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研究系”。“交通系”，袁世凯的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奉命组织他的部属为“公民党”，充当袁世凯当选总统和复辟帝制的工具，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交通系”。

〔8〕指苏联人王希礼，原名瓦西里耶夫（b．a．qrgplmst），俄文本《阿q正传》的最初翻译者，当时是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作者曾为他的译本写过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后都编入《集外集》中。

〔9〕“空穴来风，桐乳来巢”　语出《文选》宋玉《风赋》李善注引《庄子》（佚文）：“空阅来风，桐乳致巢。”据晋代司马彪注：“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著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这里的意思是说：流言之来，一定是本有可乘之隙的缘故。

〔10〕“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

〔11〕“猗欤体哉”　叹美词。

〔12〕八面锋　锋利无比的意思。清代陈春在《永嘉先生八面锋》（传为南宋陈傅良著）一书的跋文中说：“物之不可犯者锋，锋而至于八则面面相当，往无不利。”

咬文嚼字〔1〕

三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之后，颇使我觉得惊奇，想考查这家庭的组织。后来，幸而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发见了“与此曹子勃谿相向”这一句话，才算得到一点头绪：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犹”之“妇姑”。于是据此推断，以为教员都是杂凑在杨府上的西宾，将这结论在《语丝》上发表〔2〕。

“可惜”！昨天偶然在《晨报》上拜读“该校哲教系教员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见书投寄本报”〔3〕的话，这才知道我又错了，原来都是弟兄，而且现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儿子阿丕和阿植〔4〕似的。

但是，尚希原谅，我于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只因为我不想圈，并非文章坏。

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5〕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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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京报副刊》。

〔2〕即收入本书的《“碰壁”之后》。

〔3〕汪懋祖（1891—1949）　字典存，江苏吴县人，当时的女师大教员，是杨荫榆迫害学生事件的积极参加者。杨荫榆宴请评议员于西安饭店，他也列席。他在这篇致“全国教育界”的意见书（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晨报》）中，诬蔑学生，颠倒黑白，对杨荫榆大加推崇：“杨校长之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女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有所不辞。今反杨者，相煎益急，鄙人排难计穷，不敢再参末议。”

〔4〕阿丕　即曹丕（187—226），曹操的次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7〕。阿植，即曹植（192—232），曹操第三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8〕。

〔5〕《七步诗》　《世说新语·文学》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选录此诗，注云“本集不载”，并附录四句的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清代丁晏的《曹集诠评》中关于此诗也说：“《诗纪》云‘本集不载’，疑出附会。”

忽然想到〔1〕

十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2〕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3〕。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4〕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5〕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bernard　shaw）〔6〕，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henri　barbusse）〔7〕，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

我并非说我们应该做“爱敌若友”的人，不过说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倘有敌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而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辩诬之后，不过想得点轻微的补偿；那办法虽说有十几条〔8〕，总而言之，单是“不相往来”，成为“路人”而已。虽是对于本来极密的友人，怕也不过如此罢。

然而将实话说出来，就是：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这几天有些纸贴在墙上，仿佛叫人勿看《顺天时报》〔9〕似的。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10〕，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12〕，大可以借此来磨练。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

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　急不择言

“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

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原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

我们确有点慌乱了，反基督教的叫喊〔13〕的尾声还在，而许多人已颇佩服那教士的对于上海事件的公证〔14〕；并且还有去向罗马教皇诉苦〔15〕的。一流血，风气就会这样的转变。

2　一致对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3　“同胞同胞！”

我愿意自首我的罪名：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极少的几个钱，可是本意并不在以此救国，倒是为了看见那些老实的学生们热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给他们碰钉子。

学生们在演讲的时候常常说，“同胞，同胞！……”但你们可知道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同胞”，这些“同胞”是怎样的心么？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说出之前，募捐的人们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邻有几个小学生，常常用几张小纸片，写些幼稚的宣传文，用他们弱小的腕，来贴在电杆或墙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见多被撕掉了。虽然不知道撕的是谁，但未必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罢。

“同胞，同胞！……”学生们说。

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为“排货”〔16〕复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国人！

要中国好起来，还得做别样的工作。

这回在北京的演讲和募捐之后，学生们和社会上各色人物接触的机会已经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干留心各方面的人，将所见，所受，所感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像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同胞”。

明白以后，这才可以计画别样的工作。

而且也无须掩饰。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

而且也无须掩饰了，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试举一个极近便的例，则中国人自编的《北京指南》，还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确！

4　断指和晕倒

又是砍下指头，又是当场晕倒。〔17〕断指是极小部分的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

5　文学家有什么用？

因为沪案发生以后，没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就有人发了疑问了，曰：“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18〕今敢敬谨答曰：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

中国现下的所谓文学家又作别论；即使是真的文学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leonardo　da　vinci〔19〕非常敏感，但为要研究人的临死时的恐怖苦闷的表情，却去看杀头。中国的文学家固然并未狂喊，却还不至于如此冷静。况且有一首《血花缤纷》，不是早经发表了么？虽然还没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评。

文学家也许应该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总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汉口的牺牲者〔20〕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诗文却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还要感动别人，启发后人。

这倒是文学家的用处。血的牺牲者倘要讲用处，或者还不如做文学家。

6　“到民间去”

但是，好许多青年要回去了。

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

更何况这也可以算是“到民间去”〔21〕。

但从此也可以知道：我们的“民间”怎样；青年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又怎样？

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倘将来从民间来，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的时候，回忆起来，就知道自己是在说真还是撒诳。

那么，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

7　魂灵的断头台

近年以来，每个夏季，大抵是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22〕，也是青年们的魂灵的断头台。

到暑假，毕业的都走散了，升学的还未进来，其余的也大半回到家乡去。各样同盟于是暂别，喊声于是低微，运动于是销沉，刊物于是中辍。好像炎热的巨刃从天而降，将神经中枢突然斩断，使这首都忽而成为尸骸。但独有狐鬼却仍在死尸上往来，从从容容地竖起它占领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气爽时节，青年们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经新陈代谢。他们在未曾领略过的首善之区〔23〕的使人健忘的空气中，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毕业的人们在去年秋天曾经开始过的新的生活一般。

于是一切古董和废物，就都使人觉得永远新鲜；自然也就觉不出周围是进步还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见的是鬼还是人。不幸而又有事变起来，也只得还在这样的世上，这样的人间，仍旧“同胞同胞”的叫喊。

8　还是一无所有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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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四号及同月二十三日《民众周刊》（《民众文艺周刊》改名）第二十五号。

〔2〕指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次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愤。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百余人。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即伤亡数十人。

〔3〕洗刷牺牲者的罪名　指《京报》主笔邵振青（邵飘萍）关于五卅惨案的文章。他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京报》“评坛”栏发表的《我国人一致愤慨的情形之下，愿英日两国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一文中说：英、日帝国主义“用种种宣传政策，谓中国国民已与俄国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压迫中国，行见中国赤化而后，美国亦大受其影响……然中国之并未赤化，所谓赤化说乃纯属英日两国之虚伪政策……今次上海之惨剧，乃世界伪文明之宣告破产，非中国之一单纯的外交问题。”他又在同日该报发表的《外国绅士暴徒》一文中说：“‘暴动学生’之一名词，真乃可谓滑稽极矣，请问外国绅士，学生是否有手枪？是否有机关枪？是否已因暴动杀死外国绅士多人？否否不然，多死者乃为学生，此决非学生之自杀也。”

〔4〕指希腊民族独立运动。一八二一年三月，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次年一月宣布独立，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于一八二九年取得胜利。

〔5〕《致中国国民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国际工人后援会从柏林发来为五卅惨案致中国国民的宣言，其中说：“国际工人后援会共有五百万会员，都是白种用手和用脑的工人，现在我们代表全体会员，对于白种和黄种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这次残杀和平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们一致抗争。我们……对于掠夺中国人民并且亦就是掠夺我们的那班东西毫无关系。他们在国外想欺凌你们这个民族，在国内亦想压迫我们这个阶级。只有我们合起来同他们对敌，才可以保全我们。……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文末署名的有英国的萧伯纳和法国的巴比塞，他们都是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6〕培那特萧　通译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早期参加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同情社会主义。著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

〔7〕巴尔布斯　通译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热情拥护苏联；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8〕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对外谈判条件。五卅惨案后，该会于六月八日发表宣言，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四条及正式条件十三条，其中包括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等条款。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愿望，但还不能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主要目的。后来负责这次对外交涉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总商会会长）等，又删改了其中一些重要条款，成为委曲求全的十三条。

〔9〕《顺天时报》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报纸。创办人为中岛美雄，最初称《燕京时报》，一九○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10〕指《顺天时报》的《爱国的两说与爱国的两派》的社论。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学学生因旅顺、大连租借期将满，向当时的国会请愿，要求收回旅大。北洋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于三月十日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十四日遭到拒绝后，即爆发了规模几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日爱国运动。四月四日《顺天时报》发表上述社论。其中说：“凡一国中兴之际。照例发生充实民力论及伸张国权论两派。试就中国之现状而论。亦明明有此二说可观。……国权论者常多为感情所支配。……民力论者多具理智之头脑。……故国权论者。可以投好广漠之爱国心。民力论者。必为多数人所不悦。于是高倡国权论容易。主张民力论甚难。”

〔11〕“再而衰，三而竭”　语见《左传》庄公十年，春秋时鲁国曹刿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2〕他山的好石　语出《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13〕反基督教的叫喊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载有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宣言，说明它的宗旨是“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之一切侵略活动”。该同盟又于四月十五日创刊《科学与宗教》半月刊（《京报》临时增刊），当时很有影响，引起了普遍的反基督教的呼声。

〔14〕这里说的教士的公证，指五卅惨案发生后，一些在中国的外国教士曾发表宣言，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斗争在表面上表示同情，实际上是为了和缓当时的紧张局势。

〔15〕向罗马教皇诉苦　北京大学某些教授为五卅惨案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电罗马教皇，希望他“竭力发扬作为基督教的基础的友爱精神”，幻想得到罗马教皇的“同情和支持”。

〔16〕“排货”　指当时的抵制英国货和日本货。

〔17〕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北京民众为五卅惨案在天安门开大会，据当时报载：参加者因过于激忿，曾有人演说时以利刃断指书写血字，又有人当场晕倒。

〔18〕“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　《妇女周刊》（《京报》的副刊之一）第二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载有署名畹兰的《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一文，其中说：“我真奇怪，自沪案发生后，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刺激之下，为什么总不见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按畹兰即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他曾在《猛进》周刊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发表过《血花缤纷》一诗（副题为“悲悼沪案牺牲者”）。

〔19〕leonardo　da　vinci　莱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和科学家。

〔20〕汉口的牺牲者　五卅惨案发生后，汉口群众计划于六月十三日召开大会，抗议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却于前两日（十一日）解散学生会，并枪杀学生四人；工人群众也在这天晚间遭英国海军陆战队射击，死伤多人。

〔21〕“到民间去”　原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口号，它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五四”以后，特别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这个口号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也相当流行。

〔22〕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的内战，如一九二○年的直皖战争，一九二一年的湘鄂战争，一九二二年的奉直战争，一九二四年的江浙战争，都发生在夏季。

〔23〕首善之区　指首都。《汉书·儒林传》载：“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里指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首都北京。

补白〔1〕

一

“公理战胜”的牌坊〔2〕，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却答道，“有天灵盖”！〔4〕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5〕，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6〕现在就只得进学校。“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

“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8〕，一路的呵。”

徐锡麟〔9〕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11〕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12〕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13〕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14〕。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

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15〕呀，……

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16〕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諡，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　枭亲　兽亲　鳄亲　虎亲　歪亲

尊长类

鳄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类

悖男　恶侄　孽侄　悖孙　虎孙　枭甥

孽甥　悖妾　泼媳　枭弟　恶婿　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19〕，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20〕的老师所作；

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21〕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22〕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23〕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24〕

三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25〕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26〕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27〕，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28〕，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29〕。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　　　　　　　 ※　　　　　　　　 ※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2〕“公理战胜”的牌坊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了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那时战胜国都立碑纪念，中国北洋政府因曾参加协约国一方，所以也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一九五三年已将“公理战胜”四字改为“保卫和平”）。

〔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帝国主义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同年五四运动爆发，迫使当时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际上是战败了”，是就巴黎和会侵犯我国主权这一情况而说的。

〔4〕关于“天灵盖”的谐谑，见宋代张知甫的《可书》：“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粘罕，即完颜宗翰，金军统帅；韩少保，即韩世忠，南宋抗金名将。鲁迅文中说的“四太子”是金太祖的第四子完颜宗弼，本名兀术；岳少保即岳飞。

〔5〕“心上有杞天之虑”　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参看本书《“碰壁”之后》及其注〔10〕）。这是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原来的故事见《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6〕秀才　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就是秀才。监生，国子监生员的简称，国子监原是封建时代中央最高学府，清代乾隆以后可以援例捐资取得监生名义，不一定在监读书。

〔7〕南京政府　指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8〕“草字头”　一种隐语；因“革”字与“草”字的起头相似，所以当时一般人称革命党为“草字头”。这里所说的“革命党”系指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及其他一些反清革命组织。

〔9〕徐锡麟（1873—1907）　字伯荪，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日惨遭杀害。

〔10〕陶成章（1878—1912）　字焕卿，别署会稽山人，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一九一二年一月，被投机分子陈英士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及《催眠术讲义》等。

〔11〕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结果失败。因对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言，故称二次革命。

〔12〕“三教同源”　“三教”指儒、释、道。自东汉以后，这三家时有对抗和冲突，但往往也互相渗透。到了宋代，由于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形成“三教”思想的调和。这里所说“‘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即指这种调和现象。

〔13〕悟善社　一种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

〔14〕孔子（前551—前479）　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道家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基督，即救世主。谟哈默德（约570—632），通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

〔15〕五世同堂　即五代同居。礼门、义宗，即所谓笃守礼义的门庭和宗族。在封建社会里，这些都被认为是可称颂的事情。

〔16〕《萧曹遗笔》　清代竹林浪叟辑，共四卷。一种供讼师写状纸用的参考书，假托是汉代萧何、曹参的著作。

〔17〕“以孝治天下”　语见《孝经·孝治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

〔18〕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他因为鼓吹并实际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疯癫。辛亥革命后，他也常有反对袁世凯等军阀黑暗统治的言论，因此又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章疯子”。

〔19〕《鬼谷子》　相传为战国时鬼谷子所著，实为后人伪托，共三卷。《飞箝》是其中的一篇。据南朝梁陶弘景注：“‘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箝’谓牵持缄束，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有所好，牵持缄束，不得转移。”“虽覆能复”，据陶弘景注：“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箝之终也。”

〔20〕苏秦，张仪　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游说六国联合抗拒秦国；张仪曾游说六国归顺秦国。据《史记》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说，他们两人“俱事鬼谷子先生学术”。

〔21〕来鹄　据《全唐文》卷八百十一《来鹄》条：“鹄，豫章人，咸通（按为唐懿宗年号）举进士不第。”这里所引的话，见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鬼谷子》条：“来鹄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诡绐、激讦、揣测、忄佥猾之术，悉备于章，学之者惟仪、秦而已。如捭阖、飞箝，实今之常态，是知渐漓之后，不读鬼谷子书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22〕指当时各地军阀的内战。参看本书《忽然想到》之十一及其注〔22〕。

〔23〕“是乃天授，非人力也”　这是汉代韩信称颂刘邦的话。

见《史记·淮阴侯传》：“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24〕本节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七月一日”是作者在结集时补上的。

〔25〕“五分钟热度”　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晨报》“勿忘国耻”栏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曾说：“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

〔26〕汤尔和（1878—1940）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关于五卅事件，他在《晨报》的“时论”栏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其中充满诬蔑群众，取媚于英、日帝国主义的胡说；这里所引的侮辱爱国学生的话也见于该文：“前天某学校以跳舞会的名义来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诉他说是捐的次数太多了，家里没有钱。来人说你们主人做过什么长，还会没钱吗？把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

〔27〕木兰从军　见南北朝时的叙事诗《木兰诗》。内容是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缇萦救父，见《史记·仓公传》。缇萦是汉代淳于意（即仓公）的幼女，因父亲犯罪，上书汉文帝，表示自己情愿做一名官婢，代父赎罪。

〔28〕“束发小生”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他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形诸条件。”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章士钊说的“束发小生”却含有轻视的意思，近似俗语“毛头小子”。

〔29〕韩非子　即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韩非子》二十卷，计五十五篇。《韩非子》中没有“不耻最后”的话，在《淮南子·诠言训》中有类似的记载：“马由者不贫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平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哉，马力必尽矣。”，赛马。

答ks君〔1〕

ks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2〕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3〕，也使我莫明其妙。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4〕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5〕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挦〔6〕，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7〕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8〕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挦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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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

〔2〕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的行动和解散女师大的措施，章便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次日公布。八月二十二日鲁迅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复职。后来章士钊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3〕《甲寅周刊》　章士钊主编的杂志。章士钊曾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发行《甲寅》月刊，两年后出至第十期停刊。《甲寅》周刊是他任教育总长之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出版的，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其内容杂载公文、通讯，正如鲁迅所说，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他办这个刊物的主旨，一方面为了提倡古文，宣扬封建思想，一方面则为了压制学生和他的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刊物中除一般地宣传复古外，还有不少诬蔑青年学生、为当时的所谓执政（段祺瑞）捧场和吹嘘他自己的文章。

〔4〕唐宋八大家　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5〕“每下愈况”　语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的《孤桐杂记》中，将这个成语错用成“每况愈下”：“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6〕挦撦　意思是摘取和撕扯。一般指剽窃别人的词句。撦，扯的异体字。

〔7〕《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这篇呈文曾刊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其中有一部分字句，旁加密圈。

〔8〕何栻（1816—1872）　字廉昉，号悔庵，江苏江阴人。清道光时进士，曾任吉安府知府。著有《悔余庵诗稿》、《悔余庵文稿》等。

《齐姜醉遣晋公子赋》见《悔余庵文稿》卷二。

“碰壁”之余〔1〕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2〕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3〕。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6〕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7〕。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8〕：“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9〕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10〕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11〕，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12〕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个女读者”　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　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4〕段祺瑞（1864—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　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6〕《女师风潮纪事》　载《妇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说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满武装军警，各室封锁，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断绝交通。同学相顾失色。继而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凶拥入校，旋即张贴解散四班学生之布告。”

〔7〕高仁山　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8〕陈西滢这篇《闲话》载《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说五卅惨案、沙面惨案还没有解决，又造谣说“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黯的牢狱里”，也没有人“反抗”，然后即说到“女师风潮”，讲了鲁迅所摘引的那些话。

〔9〕弗罗特（s．freud，1856—1939）　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10〕“圣之时者也”　孟轲赞美孔丘的话，见《孟子·万章》。

〔11〕otto　weininger　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曾于一九○三年出版《性与性格》一书，攻击妇女，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12〕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当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十日由教育部下令执行。学生闻讯后即开会决议，坚决反对，并在教员中公举九人，学生中公举十二人，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务，于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八月十七日，章士钊又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所谓“女子大学”，于十九日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到校后即禁上校务维持会活动，并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将她们禁闭在报子街补习科中。“毛丫头”一语，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京报》吴稚晖关于女师大问题的《答大同晚报》。该文篇末说：“言止于此。我不愿在这国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时候，经天纬地，止经纬到几个毛丫头身上去也。”

〔13〕张崧年　河北献县人；当时教育部的编译员。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关于女师大问题的通信中说：“此所以使我日益相信，如罗素之所信，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

〔14〕“说不出气”诗文　这是作者对当时某些随意抹杀别人作品，而自己实际水平很低的文人的讽刺。参看《集外集·“说不出”》。

〔15〕“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唐代韩愈《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据《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按即周文王）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拘幽操》是韩愈模拟文王的口气写的一首诗。

〔16〕平政院　北洋政府的官署名称，一九一四年置，直属于总统，是审理及纠弹官吏违法行为的机构。

并非闲话（二）〔1〕

向来听说中国人具有大国民的大度，现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们要说得好，那么，就说好清净，有志气罢。所以总愿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爱见别的东西共存。行了几年白话，弄古文的人们讨厌了；做了一点新诗，吟古诗的人们憎恶了；做了几首小诗，做长诗的人们生气了；出了几种定期刊物，连别的出定期刊物的人们也来诅咒了：太多，太坏，只好做将来被淘汰的资料。

中国有些地方还在“溺女”，就因为豫料她们将来总是设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们总没有好眼力，否则并以施之男孩，可以减少许多单会消耗食粮的废料。

但是，歌颂“淘汰”别人的人也应该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样不灭的东西在里面，否则，即使不肯自杀，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几个嘴巴。然而人是总是自以为是的，这也许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条路。相传曾经有一个人，一向就以“万物不得其所”为宗旨的，平生只有一个大愿，就是愿中国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卖食物的。现在不知道他怎样，久没有听到消息了，那默默无闻的原因，或者就因为中国人还没有死完的缘故罢。

据说，张歆海〔2〕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3〕。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他们所有的不是拳头么？

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现代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们还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么？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更可悲观的是现在“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真如《闲话》所说，而且只能“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而且如果“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

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起。”〔4〕这确是近来的实情。即如女师大风潮，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所造。

还有女生的罪状，已见于章士钊的呈文〔5〕，而那些作为根据的“流言”，也不知道是那几个“卑鄙龌龊”且至于远不如畜类者所造。但是学生却都被打出了，其时还有人在酒席上得意。——但这自然也是“谣诼”。

可是我倒也并不很以“流言”为奇，如果要造，就听凭他们去造去。好在中国现在还不到“群众专制”的时候，即使有几十个人，只要“无权势”者〔6〕叫一大群警察，雇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无须乎我来为“被压迫者”说什么“公平话”。即使说，人们也未必尽相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些“公平话”总还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饭”填出来的。不过事过境迁，“酒饭”已经消化，吸收，只剩下似乎毫无缘故的“公平话”罢了。倘使连酒饭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国也还要光明些。

但是，这也不足为奇的。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现在，除了疯子，倘使有谁要来接吻，人大约总不至于倒给她一个嘴巴的罢。

九月十九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猛进》周刊第三十期。

〔2〕张歆海　浙江海盐人，曾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当时是清华大学英文教授。这里所说关于他见美国兵打中国车夫和巡警的事，见《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陈西滢的《闲话》。该文除转述张歆海的话以外，还对五卅爱国运动加以辱骂和诬蔑。

〔3〕“拳匪”　反动派对义和团的蔑称。参看本卷第295页注〔10〕。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的《闲话》里辱骂五卅运动和爱国群众说：“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我们不妨据理力争。”又说：“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的一味横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

〔4〕这里的引文都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陈西滢为了掩饰自己散布流言，就诬蔑别人造谣，并乘机向吴稚晖献媚，说：“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诬蔑他报密清廷，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污辱之来，当然更不能免。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因为章炳麟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支冷箭。”对他自己袒护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帅大师生的言论，则说成是“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参看本书《并非闲话》。

〔5〕章士钊的呈文　指《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其中有“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谨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等语。

〔6〕“无权势”者　指章士钊。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北京大学评议会在讨论宣布脱离教育部议案时，有人担心由此教育部将停拨经费，有人认为可直接向财政部领取。陈西滢为此事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中说：“否认一个无权势的‘无耻政客’却去巴结奉承五六个有权势的一样的无耻政客（按指财政部总长等），又怎样的可羞呢？”

十四年的“读经”〔1〕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2〕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3〕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4〕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5〕！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6〕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7〕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8〕），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9〕，无怀氏，葛天氏〔10〕？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11〕，真是“谬以千里”〔12〕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13〕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14〕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15〕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16〕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17〕。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18〕。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19〕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猛进》周刊第三十九期。

十四年，指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

〔2〕章士钊主张读经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由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议决，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止。

〔3〕府县志书　记载一府、一县的历史沿革及其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人物的书。

〔4〕《论语》　记录孔丘言行的书；《易经》，即《周易》，大约产生于殷周时代，是古代记载占卜的书。旧时一部分读书人认为经书有驱邪却敌的神力，所以这里如此说。

〔5〕华工　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去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中国工人。参看本书《补白》第一节。

〔6〕“瞰亡往拜”　见《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礼拜之。”意思是孔丘不愿见阳货，便有意乘阳货不在的时候去拜望他。“出疆载质”，见《孟子·滕文公》：“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意思是孔丘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他就焦急不安，一定要带了礼物出国（去见别国的君主）。

〔7〕颜回（前521—前490）　孔子的弟子。子思（约前483—前402），孔子的孙子。孟轲（约前372—前289），战国中期儒家主要代表。朱熹（1130—1200），宋代理学家。王守仁（1472—1528），明代理学家。徐世昌（1855—1939），清末的大官僚；曹锟（1862—1938），北洋直系军阀。徐、曹又都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统。

〔8〕“本朝”　辛亥革命后，一般遗老仍称前清为“本朝”。

〔9〕禹汤文武周公　禹，夏朝的建立者。汤，商代的第一个君主。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周代尊称为文王。武，即周武王，周代的第一个君主。周公，武王之弟，成王时曾由他摄政。

〔10〕无怀氏，葛天氏　都是传说中我国上古时代的帝王。

〔11〕读经可以救国　这是章士钊等人的一种谬论。《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章士钊和孙师郑关于“读经救国”的通信，孙说：“拙著读经救国论。与先生政见。乃多暗合”；章则赞赏说：“读经救国论。略诵一过。取材甚为精当。比附说明。应有尽有。不图今世。犹见斯文。”

〔12〕“谬以千里”　语见《汉书·司马迁传》：“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13〕孔二先生　孔丘字仲尼，即表明排行第二。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丘有兄名孟皮。老聃，即老子，相传孔丘曾向他问礼，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孔丘的先生。“大著作”，指他所著《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的主要经典，其中有“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一类的话，旧时有人认为老子崇尚阴谋权术。

〔14〕“学而优则仕”　语见《论语·子张》。

〔15〕武则天（624—705）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高宗死后，她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曰周；退位后称“则天大圣皇帝”。

〔16〕多数主义　指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俄语uelmvstpo的音译，意即多数派。

〔17〕卢布换去了良心　当时的报刊上常刊有反苏反共的文章，如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晨报副刊》刊登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竟说：“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

〔18〕十三经　指十三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和《孟子》。

〔19〕梅契尼珂夫（w．w．xsyzp孴，1845—1916）　俄国生物学家，免疫学的创始人之一。

评心雕龙〔1〕

甲　a－a－a－ch！〔2〕乙　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3〕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

丙　他是在骂中国，奚落中国人，替某国间接宣传咱们中国的坏处。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国人。

丁　中国话里这样的叹声倒也有的，他不过是自然地喊。

但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死尸！现在应该用表现法；除了表现地喊，一切声音都不算声音。这“a－a－a”倒也有一点成功了，但那“ch”就没有味。——自然，我的话也许是错的；但至少我今天相信我的话并不错。

戊　那么，就须说“嗟”，用这样“引车卖浆者流”〔4〕的话，是要使自己的身分成为下等的。况且现在正要读经了……。

己　胡说！说“唉”也行。但可恨他竟说过好几回，将“唉”都“垄断”了去，使我们没有来说的余地了。

庚　曰“唉”乎？予蔑闻之。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5〕。

辛　然哉！故予素主张而文言者也。

壬　嗟夫！余曩者之曾为白话，盖痰迷心窍者也，而今悔之矣。

癸　他说“呸”么？这是人格已经破产了！我本就看不起他，正如他的看不起我。现在因为受了庚先生几句抢白，便“呸”起来；非人格破产是甚么？我并非赞成庚先生，我也批评过他的。可是他不配“呸”庚先生。我就是爱说公道话。

子　但他是说“嗳”。

丑　你是他一党！否则，何以替他来辩？我们是青年，我们就有这个脾气，心爱吹毛求疵。他说“呸”或说“嗳”，我固然没有听到；但即使他说的真是“嗳”，又何损于癸君的批评的价值呢。可是你既然是他的一党，那么，你就也人格破产了！

寅　不要破口就骂。满口谩骂，不成其为批评，gentle－man决不如此。至于说批评全不能骂，那也不然。应该估定他的错处，给以相当的骂，像塾师打学生的手心一样，要公平。骂人，自然也许要得到回报的，可是我们也须有这一点不怕事的胆量：批评本来是“精神的冒险”呀！〔6〕卯　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肞嶒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湅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7〕辰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窃取着外国人的声音，翻译着。喂！你为什么不去创作？

巳　那么，他就犯了罪了！研究起来，字典上只有“ach”，没有什么“a－a－a－ch”。我实在料不到他竟这样杜撰。所以我说：你们都得买一本字典〔8〕，坐在书房里看看，这才免得为这类脚色所欺。

午　他不再往下说，他的话流产了。

未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流产〔9〕也，岂非因为急于出风头之故么？所以我奉劝今之青年，安分守己，切莫动弹，庶几可以免于流产，……

申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误译也，还不是因为不买字典之故么？且夫……

酉　这实在“唉”得不行！中国之所以这样“世风日下”，就是他说了“唉”的缘故。但是诸位在这里，我不妨明说，三十年前，我也曾经“唉”过的，我何尝是木石，我实在是开风气之先〔10〕。后来我觉得流弊太多了，便绝口不谈此事，并且深恶而痛绝之。并且到了今年，深悟读经之可以救国，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该废除。但是我并不说中国应该守旧……。

戌　我也并且到了今年，深信读经之可以救国……。

亥　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当废除……。

十一月十八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周刊第三十二期。

“雕龙”一语，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雕龙睪”。据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驺睪修衍（驺衍）之文，饰若雕缕龙文，故曰‘雕龙’。”南朝梁刘勰曾采用这个意思，把他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题为《文心雕龙》，本篇的题目就是套用《文心雕龙》的。作者的用意是调制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论调，最主要的是在攻击从林琴南到章士钊的读经尊孔的复古主义，和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奴颜婢膝的阿谀；但同时也批评了新文艺阵营中的某些偏向和不正确的主张。文中所举的一些语句，大都见于上述诸人的文章，但也有经过作者提炼的。

〔2〕a－a－a－ch　即ach，德语感叹词，读如“啊喝”。

〔3〕关于“搬到外国去”的话，参看本卷第83页注〔2〕。

〔4〕“引车卖浆者流”　一九一九年三月林琴南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5〕噫嘻吗呢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中说：“陈君（按指陈西滢）……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噫（原文作嘻）嘻吗呢为之障也。”

〔6〕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话，可能是针对《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林的《批评与骂人》一文而发的。

该文有如下一些议论：“批评的时候，虽可以骂人，骂人却不就是批评。

两个洋车夫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情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

gentleman，英语：绅士。“精神的冒险”，也译作“灵魂的冒险”。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说过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话。

〔7〕这一节是模仿徐志摩的文字而给以讽刺的。参看《集外集·“音乐”？》。

〔8〕买一本字典　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说（一）》中，说“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他指责王统照在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时不查字典，“捏造谬解”，“完全不通”。并说：“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9〕青年何其多流产　当时有些人把青年作者发表不够成熟的作品斥为“流产”。《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由于报刊的编辑者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等人也发表文章应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一文，指责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鲁迅对这种论调的批评，可参看本书《这个与那个》第四节。

〔10〕开风气之先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上激烈反对白话文。胡适在《国语》周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说到章士钊也是很早就写过白话文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章即在《甲寅》周刊一卷八号（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答适之》，其中也说：“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

这个与那个〔1〕

一　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2〕，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4〕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5〕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6〕中的两种《茅亭客话》〔7〕，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8〕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9〕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10〕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11〕，《明季稗史汇编》〔12〕，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13〕。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得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　bon〔14〕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15〕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

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十二月八日。

二　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蹳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讯》〔16〕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

〔17〕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

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18〕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　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19〕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鍼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

〔20〕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21〕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四　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22〕，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　　　　　　　 ※　　　　　　　　 ※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副刊》。

〔2〕一个阔人　指章士钊。关于读经“救国”，参看本卷第131页注〔11〕。

〔3〕“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语见《论语·学而》。“说”同“悦”。

〔4〕开学校，废读经　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1898）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5〕“钦定四库全书”　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四库全书馆，把宫中所藏和民间所献书籍，命馆臣分别加以选择、钞录，费时十年，共选录书籍三千五百○三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即所谓“钦定四库全书”。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但这也是清政府文化统制的具体措施之一，凡被认为“违碍”的书，或遭“全毁”、“抽毁”，或被加以窜改，使后来无可依据。

〔6〕《琳琅秘室丛书》　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

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

〔7〕《茅亭客话》　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是记录从五代到宋代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8〕《三朝北盟汇编》　宋代徐梦莘编，共二百五十卷。书中汇辑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间宋、金和战的史料。

〔9〕《宋人说部丛书》　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宋人说部书”（都是笔记小说），夏敬观编校，共出二十余种。

〔10〕《野获编》　即《万历野获编》，明代沈德符著，三十卷，补遗四卷。记载明代开国至神宗万历间的典章制度和街谈巷语。

〔11〕《明季南北略》　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清代计六奇编。《北略》二十四卷，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崇祯十七年（1644）间事；《南略》十八卷，与《北略》相衔接，记至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帝被害止。

〔12〕《明季稗史汇编》　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各书所记都是明末的遗事。有都城留云居排印本。

〔13〕《痛史》　乐天居士编，共三集。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汇印，收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

〔14〕le　bon　勒朋（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一书中说：“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张公表译，商务印书馆版）参看《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15〕关于美国禁讲进化论，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再疏解轋义》中说：“田芮西州ten－nessee。尊崇耶教较笃者也。曾于州宪订明。凡学校教科书。理与圣经相牾。应行禁制。州有市曰堞塘dayton。其小学校中。有教员曰师科布john　thomas　scopes。以进化论授于徒。州政府大怒。谓其既违教义。复触宪纲。因名捕师氏。下法官按问其罪。”后来因“念其文士。罚锾百元”。进化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它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对近代生物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16〕《笑林广记》　明代冯梦龙编有《广笑府》十三卷，至清代被禁止，后来书坊改编为《笑林广记》，共十二卷，编者署名游戏主人。关于金老鼠的笑话，见该书卷一（亦见《广笑府》卷二）。

〔17〕民元革命　即辛亥革命。s城，指绍兴；都督，指王金发。

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其有关注。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号称万人，故作者戏称他“出身绿林大学”。

〔18〕“自求多福”　语见《诗经·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只要顺天命而行，则福禄自来。

〔19〕“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参看本卷第110页注〔29〕。

〔20〕“不为戎首”　语出《礼记·檀弓》：“毋为戎首，不亦善乎？”据汉代郑玄注：“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语见《庄子·刻意》：“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21〕“锲而不舍”　语见《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雕刻的意思。

〔22〕宁馨儿　晋宋时代俗语。《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馨儿是“这样的孩子”的意思。宁，这样；馨，语助词。

并非闲话（三）〔1〕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4〕。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5〕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6〕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

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7〕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8〕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9〕，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15〕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种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摽窃了去，自然他们自己书籍的销路大受影响了。”又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的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

〔3〕“创作冲动”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中说：“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吃饭睡觉都不成，可是有时也懒懒的让它过去了。”又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4〕狸猫充太子　这是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故事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崑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有这样的情节：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立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5〕游戏三昧　佛家语。这里是无挂无碍、泰然游戏的意思。

〔6〕吕纯阳（798—？）　即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末京兆（今陕西长安）人，隐居终南山。民间传说他后来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他游戏人间的故事如“三醉岳阳楼”、“三戏白牡丹”等在民间很流行。

〔7〕当时有些出版商任意编选作品牟利，编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评论。如一九二二年由鲁庄云奇编辑、小说研究社发行的《小说年鉴》，其中收有鲁迅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在评论中竟说《兔和猫》是“进化论的缩写”，对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发表时的排校错误不仅未予改正，还添了新的错误，如将“我说不然”排成“说我不然”等。

〔8〕“烟士披离纯”　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9〕“干着种种无聊的事”等语，也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干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10〕“高头讲章”　在经书正文上端留有较宽空白，刊印讲解文字，这些文字称为“高头讲章”。后来泛指这类格式的经书。

〔11〕藏之名山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12〕《资本论》　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共三卷。第一卷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罪与罚》是他的长篇小说，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　通译穆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海口，著名的咖啡产地。

〔15〕编译馆　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由章士钊呈请创办，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　指《现代评论》。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现代评论》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当时金城银行的广告。

〔17〕“打落门牙”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余人当日在天安门集会反对，主张关税自主；赴会群众曾遭到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次日，《社会日报》等登载不符事实的消息说：“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落门牙二”（参看《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18〕参看本书《并非闲话》及其注〔8〕。

〔19〕制艺的选家　明代以八股文（制艺）取士，选家就应运而生；他们的八股文选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陈腔滥调之作。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对于选家的淋漓尽致的描写。

〔20〕df　指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给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阅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

我观北大〔1〕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

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3〕的招牌来“作之师”〔4〕，并且分送金款〔5〕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7〕，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8〕，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2〕指高仁山。参看本卷第120页注〔7〕。

〔3〕“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4〕“作之师”　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5〕金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　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里做总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8〕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

碎话〔1〕

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脑里想，在自己的宅子里说；或者和情人谈谈也不妨，横竖她总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有第三者与闻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陆续发表出来，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称这些为“思想”或“公论”之类，却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变迁，原是反足以见学者文人们进步之神速的；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2〕，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义务。谁叫你不能研究或创作的呢？亦惟有活该吃苦而已矣！

然而，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从庸人一方面看起来，却不免觉得此说虽合乎理而反乎情；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也还是古之明训。所以虽然是庸人，总还想活几天，乐一点。无奈爱管闲事是他们吃苦的根苗，坐在家里好好的，却偏要出来寻导师，听公论了。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3〕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发见了一颗新彗星〔4〕，或者知道了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5〕之后，跳出来救国时，先觉者可是“杳如黄鹤”了，寻来寻去，也许会在戏园子里发见。你不要再菲薄那“小东人嗯嗯！哪，唉唉唉！”〔6〕罢：这是艺术。听说“人类不仅是理智的动物”，必须“种种方面有充分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学者之在戏园，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种种的美”。

〔7〕“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可怜。

那么，立刻看夜戏，去求种种的美去，怎么样？谁知道呢。也许学者已经出戏园，学说也跟着长进（俗称改变，非也）了。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8〕。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但是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但也并非在这上面和别的强敌战斗，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作了这样的战场者，怎么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几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胎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师大学生一归她们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为例，说张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学生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9〕。如果这样，北大学生确应该群起而将女师大扑灭，以免张胡或李胡援例，确保母校的安全。

但我记得北大刚举行过二十七周年纪念，那建立的历史，是并非由章士钊将张胡或李胡将要率领的二百学生拖出，然后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这样的比附，简直是在青年的脑上打滚。夏间，则也可以称为“挑剔风潮”。但也许批评界有时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天才之在文坛一样的。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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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进》周刊第四十四期。

〔2〕“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据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3〕这些“名言”都是胡适说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四烈士土冢上的没字碑歌》一诗中，歌颂“炸弹！炸弹！”和“干！干！干！”；但在五卅运动后，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又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4〕发见了一颗新彗星　这也是对胡适所说的话而发的。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所作《论国故学》一文中曾说过：“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5〕刘向（约前77—前6）、刘歆（？—23），父子二人都是汉代学者。这里说“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是讽刺当时一些毫无根据地乱下判断的考据家。

〔6〕这是京剧《三娘教子》中老仆薛保的唱词。“小东人”指小主人薛倚。

〔7〕这些都是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康健强壮，在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8〕《妇人论》　叔本华的一篇诬蔑妇女的文章。曾由张慰慈译为中文，题为《妇女论》，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在译文前，还有徐志摩的介绍文《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9〕女师大学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钊、刘百昭雇人殴曳出校以后，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原址则由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即迁回原址。这立刻招致陈西滢的攻击，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闲话》里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诬蔑女师大学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据”女大校舍，所以又说：“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或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你们又怎样说？”

“公理”的把戏〔1〕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2〕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3〕，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5〕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6〕，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8〕，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12〕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13〕；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14〕，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15〕，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16〕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17〕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2〕太平湖饭店　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3〕章士钊复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警察解散女师大。

〔4〕胡敦复　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长任内，将该校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通告，寄给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发表。通告中有“许（学生）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5〕校务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6〕肉麻透顶的呈文　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7〕分润金款之利　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5〕。

〔8〕“教育界公理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9〕“土匪”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10〕“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　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12〕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顿。”

〔13〕陈西滢关于“多数”的议论，参看下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及其注〔8〕。

〔14〕这是陈西滢为纪念《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所作的《闲话》中自我吹嘘的话，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骗一口饭　这里指教书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　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17〕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18〕城狐社鼠　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墙和土地庙（社），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1〕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2〕，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　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　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7〕“通品”　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4〕。

〔8〕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9〕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朱之瑜（1600—1682）等人。

〔10〕“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后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1〕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2〕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3〕……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4〕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5〕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6〕，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云苍狗〔7〕，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8〕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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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m的文章题为《鲁迅先生的笑话》，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通讯（复孙伏园）》。

〔2〕参看作者当时所写的《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3〕楚霸王　即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被刘邦围困于垓下的时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后就败退乌江，自刎而死。

〔4〕吴佩孚（1873—1939）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他原是清代的秀才，在当时报刊上，常有似通非通的诗作发表，所以这里称之为“名士”。在鲁迅发表这谈话之前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吴佩孚正因在奉直战争中失败，暂时隐居湖北武昌西山的庙中。（据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京报》）

〔5〕齐燮元（1879—1946）　河北宁河人，北洋直系军阀。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他也是秀才出身。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作战失败后，避居日本别府。他在那里对记者说：“不图数载之间，竟将军人生活达到止境，然予一方面犹可为文人，今后将以数年光阴费于著述之上，故特借日本之山水，抒予心气”。（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

〔6〕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　指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所载《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其中充满对鲁迅的诬蔑。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字志摩，浙江海宁人。先后留学欧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晨报副刊》编辑，是新月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有人称他为“诗圣”；徐志摩追随泰戈尔左右，当时也有人称徐为“诗哲”。

〔7〕白云苍狗　唐代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变幻无常的意思。

〔8〕“收之桑榆”　语见《后汉书·冯异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指日出处；桑榆，指日落时余光照耀处。这两句话比喻起初虽有所失，但终于得到了补救。

华盖集续编

小引

无题

有趣的消息

学界的三魂

古书与白话

一点比喻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送灶日漫笔

谈皇帝

无花的蔷薇

无花的蔷薇之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记念刘和珍君

空谈

如此“讨赤”

无花的蔷薇之三

新的蔷薇

再来一次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马上日记

马上支日记

马上日记之二

记“发薪”

记谈话

上海通信

后记

小引〔1〕

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如果环境没有改变，大概今年不见得再有什么废话了罢。灯下无事，便将旧稿编集起来；还豫备付印，以供给要看我的杂感的主顾们。

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从一月以来的，大略都在内了；只删去了一篇〔2〕。那是因为其中开列着许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发表。

书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华盖集》。

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记于厦门。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语丝》周刊第一○四期。

〔2〕指《大衍发微》，后收入《而已集》作附录。

无题

１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2〕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豫言就见于《现代评论》〔3〕五十六期的《闲话》里。惭愧我没有拜读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详。要是确的呢，那么，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说声“可惜”〔4〕之外，真的倒实在很诧异自己之胡涂：年纪这么大了，竟不知道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别人是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变动。我近来对于年关颇有些神经过钝了，全不觉得怎样。其实，倘要觉得罢，可是也不胜其觉得。大家挂上五色旗〔5〕，大街上搭起几坐彩坊，中间还有四个字道：“普天同庆”，据说这算是过年。大家关了门，贴上门神，爆竹毕剥砰土訇的放起来，据说这也是过年。要是言行真跟着过年为转移，怕要转移不迭，势必至于成为转圈子。所以，神经过钝虽然有落伍之虑，但有弊必有利，却也很占一点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还有些事我终于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假使我们知道了火星里张龙和赵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6〕那自然是颇近于管闲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至于咱们地球之上，即无论那一处，事事都和我们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闲”也。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7〕在我们是闲事似的罢，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生不是多多，多多了么？倘有合宜之处，就要引以为例，正如在文学上的引用什么莎士比亚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8〕呀一般。

（不对，错了。芮恩施是美国的驻华公使，不是文学家。

我大约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带出来了。合即订正于此，尚希读者谅之。）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9〕，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

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但陈源教授据说是去年却管了闲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说的并不错，那就确是一个超人。今年不问世事，也委实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苍生何”〔10〕了。幸而阴历的过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时一过，也许又可望心回意转的罢。

２

昨天下午我从沙滩〔11〕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12〕君来访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进了病院的了，现在知道并没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赠我一本《现代评论增刊》，只要一看见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细长的蜡烛，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学问的工具》呢？这是正论，至少可以赛过“闲话”的；至少，是我觉得赛过“闲话”，因为它给了我许多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学会图书馆”去年“因为时局的关系，借书的成绩长进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13〕却还“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十个字形容当今学术界大部分的状况”。这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燉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做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现在知道并不然，至少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并不然。但可惜中国的图书馆里的书太少了，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据说第一要数“溥仪先生的教师庄士敦〔14〕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15〕，因为在德国柏林时候，陈源教授就亲眼看见他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

〔16〕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17〕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18〕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物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19〕的“流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20〕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21〕。“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22〕，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

〔24〕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

“就以‘四书’〔25〕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

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陈源教授所推许为“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问》上曾经说：“‘四书’，南宋以后之名。”〔26〕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27〕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七经”，“六艺”，〔28〕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但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由此想来，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春秋》责备贤者”〔29〕之意罢。

完

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总之：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适〔30〕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31〕先生的译诗一首呀，西林〔32〕氏的《压迫》呀，陶孟和〔33〕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发表而必须我们的玄孙才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候，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二期。

〔2〕陈源　笔名西滢，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3〕《现代评论》　参看本卷第79页注〔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因为，据他说，“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这是他为自己前一年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行所作的辩护。

〔4〕“可惜”　此语原为陈西滢对于鲁迅等七教员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的讥评。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这个宣言语气措词，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

〔5〕五色旗　民国成立后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旧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

〔6〕请酒开会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曾一再利用宴会方式，拉拢教员，策划压迫学生。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办女子大学后，女师大进步师生另在宗帽胡同租屋上课，后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原校址复校。十二月十四日，女子大学也用宴会方式宴请所谓“教育界名流”。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在席上成立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次日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于十二月十六日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攻击女师大进步师生说：“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这里就是针对他们而发。

〔7〕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学，十九日派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前往筹备。刘于二十二日在军警配合下雇用流氓和老妈子殴曳学生出校。这里是对此事的讽刺。

〔8〕塞文狄斯（m．de　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芮恩施（p．s．reinsch），民国初年美国驻华公使。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内，曾引芮恩施的话来作为“外国人之中国人译外国小说观”的论据；并称他“是美国一位很大的学者”。这里所说“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即指罗家伦的这篇论文。

〔9〕“邻猫生子”　指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10〕“如苍生何”　语见《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按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人常用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语即由此而来。

〔11〕沙滩　北京地名，当时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地。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京地名。

〔12〕大琦　即王品青，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13〕他“家翰笙”　指陈翰笙，江苏无锡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临时抱佛脚》一文，说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藏书在一万册以上，“会员里十九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他根据馆内借书统计表，指出一九二五年因有“沪案（按即五卅惨案）和关会（按即关税会议）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借书的人数较前一年大为增多；因而他用“临时抱佛脚”这句俗谚来形容当时学术界大部分人平时的“懒惰”。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发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陈翰笙的话时，称他为“‘吾家’翰笙”。

〔14〕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即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庄士敦（1874—1938），英国人。曾任威海卫“英国租借地行政长官”，一九一九年起，任溥仪的英文教师，以后即长期和溥仪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二四年春夏间，曾与金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同年十一月溥仪被逐出宫后，他又与郑孝2胥等于十二月护送溥仪逃往日本使馆，是个长期在我国从事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

〔15〕章士钊早年署名青桐，后改秋桐，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办《甲寅》周刊时起，又改署孤桐（见《甲寅》周刊第一号《字说》）。陈西滢在文章中常亲昵地称他为“孤桐先生”。

〔16〕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举行示威游行。群众对于段祺瑞和平日依附他的一批政客如章士钊、朱深等人深为愤恨，游行时曾到他们的住宅示威；事后，章士钊即写了一篇《寒家再毁记》（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中所有。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西籍为愚历年续续购办。哲学政计诸门差完。……最后一批。乃两年前在柏林所得。甚称富有。”又说当日群众“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接着，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里又附和说：“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从《寒家再毁记》看来，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这真是很可惜的。”

〔17〕刘百昭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期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因要求关税自主示威游行时，刘的住宅也受到冲击，他便乘机吞没存放家中的艺专公款八千元，捏词呈报教育部说公款全数被劫，无法赔垫。

〔18〕火神庙　在北京琉璃厂。旧时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庙会期间，设有很多临时性的古玩玉器摊。

〔19〕“打落门牙”　参看本卷第155页注〔17〕。

〔20〕“交臂失之”　语出《庄子·田子方》：“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

〔21〕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颂扬芮恩施说：“我想着要是那时美国公使莱恩施没有竭力的提倡，组织什么政治学会，办什么图书馆，那么今年不要说有了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就有了二十个热闹的时务题目，也就要借书也无从借起了。”

〔22〕美国退还的赔款　指一九○一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美国的部分。美帝国主义为了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在所谓“资助”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幌子下，于一九○八年第一次将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我国；一九二四年又决定将余款全数退还。

这里所说用以扩充北京图书馆的经费，即在第二次退款之内。

〔23〕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清末与康有为同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失败后逃亡日本。一九○二年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著有《饮冰室文集》。

〔24〕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说过这样的话：“要学者去弄他们的学问，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学者能有固定的收入，不至于镇天的忧柴愁米；第二；便是供给他们比较完善的做学问的工具。……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曾经发表了两篇文章。他对于学者宜有固定收入是看得很清楚的，然而第二种要求他似乎没看到。”参看本书《不是信》第六段。

〔25〕“四书”　参看本卷第37页注〔6〕。自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才有了“四书”这个名称。

〔26〕张之洞（1837—1909）　字孝达，河北南皮人，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大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是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推崇他的话。《书目答问》，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所著，成于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一说为缪荃孙代笔。“‘四书’，南宋以后之名”，见该书经部第二。“束发小生”，章士钊对青年学生常用的蔑称。如他在一九二五年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时，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形诸条件。”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

〔27〕《汉书艺文志》　《汉书》，东汉班固撰。其中《艺文志》是当时所存各种书籍名目的汇编，为我国最早的书目。《隋书经籍志》，《隋书》，唐代魏征等撰。其中《经籍志》性质和《汉书艺文志》同。

〔28〕“五经”　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五经”加上《乐经》。“七经”，“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六艺”，这里指“六经”。

〔29〕“《春秋》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这里是求全责备的意思。

〔30〕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三首》，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清晨的分别》、雪莱的《给——》、哈代的《月光里》。

〔31〕徐志摩　参看本卷第179页注〔6〕。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一首”，是英国诗人罗赛蒂的《图尔的约翰》。

〔32〕西林　丁燮林（1893—1974），笔名西林，字巽甫，江苏泰兴人，物理学家、剧作家。早年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压迫》是他所作的一个独幕剧。

〔33〕陶孟和（1888—1960）　名履恭，字孟和，天津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刊《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上曾发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题下自注：“这是要到二○二五年才可以发表——假使当时的状况允许——的一部著作里的几节。”

有趣的消息〔1〕

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厌世诗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连祖述释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华尔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不肯轻易“涅槃”〔2〕。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

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无聊透顶，无话可说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贵起来；自己的“区区佥事”，又因为“妄有主张”〔3〕，被章士钊先生革掉了。向来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来夫的话来说，是“没有花，没有诗”〔4〕，就只有百物昂贵。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5〕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

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6〕。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托之故罢。然而这关系非同小可，将来怕要遭殃了，因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报应的。

话要回到释迦先生的教训去了，据说：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做人有“作”就是动作（＝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报应）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狱的原因，而下地狱倒是出地狱的起点。这样说来，实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7〕（据说，这是“一句天津话”）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实一点的朋友就难于给自己竖起一杆辞严义正的军旗来。

我一向以为下地狱的事，待死后再对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其实，这里也何尝没有国家大事的消息呢，“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呀，“国军一致拥段”〔8〕哪，有些报纸上都用了头号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们头昏，但于我却都没有什么鸟趣味。人的眼界之狭是不大有药可救的，我近来觉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见那在德国手格盗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领三河县老妈子一大队的武士刘百昭校长居然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学，教部备员，多艺之誉愧不如人，审美之情差堪自信”，还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实在没有料想到。〔9〕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闲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闲事了，在年底结清帐目的办法，原来不止是掌柜之于流水簿，也可以适用于“正人君子”的行为的。或者，“阿哥！”这一声叫，正在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间十二点钟罢。

但是，这些趣味，刹那间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变动，也诚然是可恨。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当然要迁移，一迁移，当然会有所以迁移的道理。况且世界上的国庆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们的军旗，是全都早经竖定了的。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10〕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11〕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12〕勃朗宁夫妇〔13〕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勗本华尔和尼采〔14〕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归根结蒂，如果杨荫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犹太人特莱孚斯去，则他的篾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辈了。这个时候，可怜的左拉要被中国人背出来；幸而杨荫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莱孚斯，也还是一个大疑问。〔15〕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坏人（如水平线下的文人和学棍学匪之类〔16〕），似乎将来要大吃其苦了，虽然也许要在身后，像下地狱一般。但是，深谋远虑的人，总还以从此小心，不要多说为稳妥。你以为“闲话先生”真是不管闲事了么？并不然的。据说他是要“到那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凭证”。〔17〕（《晨报副刊》一四二三）

后出者胜于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堕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论，也是由裸体而用会阴带或围裙，于是有衣裳，衮冕。我们将来的天才却特异的，别人系了围裙狂跳时，他却躲在绣房里刺绣，——不，磨绣针。待到别人的围裙全数破旧，他却穿了绣花衫子站出来了。大家只好说道“阿！”可怜的性急的野蛮人，竟连围裙也不知道换一条，怪不得锐气终于脱尽；脱尽犹可，还要看那“笑吟吟”的“讽刺”的“天才”脸哩，这实在是对于灵魂的鞭责，虽说还在辽远的将来。

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风闻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发表一部著作。内容如何，只有百年后的我们的曾孙或玄孙们知道罢了，但幸而在《现代评论增刊》上提前发表了几节，所以我们竟还能“管中窥豹”〔18〕似的，略见这一部新书的大概。那是讲“现代教育界的特色”的，连教员的“兼课”之多也说在内。〔19〕他问：“我的议论太悲观，太刻薄，太荒诞吗？我深愿受这个批评，假使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批评我们且俟之百年之后，虽然那时也许无从知道事实；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传。要是当真这样，那大半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后人总不至于以为刻薄罢。但我们也难于悬揣，不过就今论今，似乎颇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0〕之意了。人们不逢如此盛事者，盖已将二千四百年云。

总之，百年以内，将有陈源教授的许多（？）书，百年以后，将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书出现。内容虽然不知道怎样，但据目下所走漏的风声看起来，大概总是讽刺“那班出锋头的人们”，或“驰驱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21〕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

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

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但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界豺虎”〔22〕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

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得罪人要受报应，平平常常，并不见得怎样奇特，有时说些宛转的话，是姑且客气客气的，何尝想借此免于下地狱。这是无法可想的，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一月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国民新报副刊》。

〔2〕勗本华尔　即叔本华。这里说他“祖述释迦牟尼”，是因为他的思想曾部分地受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曾发现医治梅毒的药方，这里说他“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即指此事。

〔3〕“区区佥事”　鲁迅在一九一二年八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一九二五年，因支持女师大进步学生，于八月中被章士钊非法免职，为此他向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借此攻击他因为失去“区区佥事”，所以反对章士钊，没有“学者的态度”。“妄有主张”，是章士钊在给平政院答辩书中诬蔑作者的话。

〔4〕安特来夫　通译安德烈夫（b．c． zfnsst，1871—1919），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没有花，没有诗”，出自他的小说《红的笑》：“你知道地球已发狂了，已没有花与歌在地球上了。”（据梅川译文）

〔5〕《晨报副刊》　《晨报》，是当时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的政治团体研究系在北京出版的机关报；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鲁迅经常为该刊写稿。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起，由现代评论派徐志摩编辑。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盛赞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谈法朗士的《闲话》，是“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因而希望“上帝保佑他以后只说闲话，不再管闲事！”文中曾讲述了一件关于陈西滢的“家事”：“‘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作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清点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向我阿哥报虚帐！’”

〔6〕“女媭之婵媛兮”等语，见屈原《离骚》。女媭，一般以为是屈原对其姊的称谓。《说文》：“楚人谓姊为媭。”鲧，夏禹的父亲，相传他因治水无功，被舜杀于羽山。屈灵均，即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

〔7〕“有根”　这是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话，见他所作《“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8〕“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奉系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冯玉祥国民军联合，反对张作霖；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下乒败被杀。但驻守榆关的郭松龄部炮兵旅长魏益三于次年一月三日宣布与国民军合作，改称国民军第四军，继续与张作霖对峙，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故报上说“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国军一致拥段”，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段祺瑞在直奉等军阀的压力下被迫通电辞职。国民军为了暂时维持现状，曾表示挽留，故报上有“国军一致拥段”之说。这两则新闻标题，《京报》等均以头号字排印。

〔9〕刘百昭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奉章士钊命令接收女师大时，与学生发生冲突，他恐吓学生说：“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二十二日，他又雇用老妈子百余人随同巡警将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一九二五年九月至次年一月间，他兼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里所引的骈文是他为《艺专旬刊》所作的《发刊词》中的句子。按当时北京女佣以三河县籍为多，故被泛称为“三河县老妈子”。

〔10〕孔丘　即孔子，儒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墨家创始人。老聃，即老子，道家创始人。过去一般认为，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儒家、墨家都是主张“有所为”的，他们各自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学说，而道家则是主张“无为”而治的。

〔11〕关龙逄　夏桀的臣子，因谏桀作酒池被杀。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孔丘为鲁国司寇时，借鼓吹邪说等罪名将他杀害。

〔12〕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等。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他们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剧烈的生存斗争。克鲁巴金（]． ．1921），通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所著《互助论》中，认为生物进化和人类发展，都有赖于互助，主张用互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13〕勃朗宁夫妇　勃朗宁（r．browning，1812—1889）和勃朗宁夫人（e．browning，1806—1861），都是英国诗人。他们曾不顾勃朗宁夫人父亲的反对，秘密结婚并脱离家庭远走。

〔14〕尼采（f．nietzsche，1844—190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他和叔本华都是反对妇女解放的人。叔本华在他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虚荣、无知、缺乏思想，是“本来不配做什么伟大的工作”的人。尼采在他所著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则发表“妇女必须服从”、“你到女人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一根鞭子”等谬论。

〔15〕特莱孚斯（a．dreyfus）　法国犹太籍军官。他在一八九四年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经人查明真相，要求复审，又未获准。左拉（zola．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他在一八九七年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特莱孚斯是无辜的，就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结果左拉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被迫逃往英国伦敦。此案因而引起很大的反响，终于在一九○六年撤销前判，特莱孚斯仍复军职。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那篇声明“不管闲事”的《闲话》里，竟把杨荫榆、章士钊比附为特莱孚斯而隐以左拉自况。篾片，豪门帮闲的俗称。

〔16〕水平线下　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吹嘘他们出版的作品“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学棍学匪，参看本书《学界的三魂》及其注〔1〕、〔2〕。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也对鲁迅进行类似的攻击。

〔17〕这一段也是徐志摩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里替陈西滢吹嘘的话。

〔18〕“管中窥豹”　语见《晋书·王献之传》：“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19〕陶孟和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中说，当时教育界的特色之一是“教育的商业化”。“一种是以授课为营业，……便是俗所谓兼课。……这个时代，学校太多，学者太少，这个僧少粥多的状况，不得不稍牺牲大学者的光阴。所以除了那些蠢笨无学识的，不得不只依赖一个学校收入吃饭的以外，硕学醇儒便不得不在一星期里驰驱——如在北京——于九城之中。”这里的“驰驱于九城”即奔走于北京全城的意思；因北京有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等九门，故以“九城”统称北京全城。

〔20〕“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慎”　语出《孟子·滕文公》：“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21〕小乘教　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它宣传人死后“神不灭”、轮回、因果报应等等，在旧社会中影响很大。

〔22〕“投畀豺虎”　语见《诗经·小雅·巷伯》。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曾用此语咒骂女师大进步教员。参看本卷第169页注〔8〕。

学界的三魂〔1〕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马弁们的眼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子花园或运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

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子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点上这轨道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

一月二十五日东壁灯下写。”

〔2〕《国魂》　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次年一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3〕汉朝选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项办法，因此社会上就产生了许多虚伪矫情的事情。《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记郭巨埋儿的事说：“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遂得兼养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宝《搜神记》记丁兰刻木的事说：“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后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仇。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学　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　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6〕源增　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的译后记中。

〔7〕《双官诰》　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

〔8〕《四杰村》　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

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欲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将他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9〕刘玄德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10〕李景林　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督军。

一九二五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准备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11〕“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12〕顺我者“通”　这是作者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5页注〔4〕。

〔13〕“减膳”执政　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九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举行游行示威，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

〔15〕《甲寅》　指《甲寅》周刊。参看本卷第113页注〔3〕。

古书与白话〔1〕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2〕，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3〕，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4〕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

〔5〕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6〕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7〕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8〕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9〕，“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10〕。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11〕，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12〕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国民新报副刊》。

〔2〕“异端”　语见《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3〕“用夷变夏”　语出《孟子·滕文公》：“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里指用外来文化同化中国的意思。夷，古人对少数民族或外国的蔑称；夏，即华夏，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古称。

〔4〕吴稚晖（1865—1953）　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他原是清末举人，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自称无政府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

〔5〕这里的引文都见于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七号（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再答稚晖先生》，其中说：“先生近用讲话体为文。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其貌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而其神则非读破几百卷书者。不能道得只字。”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闲话》里，特别将这一段引出，说“很有趣”，并说吴稚晖三十岁前在南菁书院把那里的书“都看了一遍”。而“近十年随便涉览和参考的汉文书籍至少总可以抵得三四个区区的毕生所读的线装书。”以此来为章士钊的文章作证。这里所说“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即指陈西滢而言。

〔6〕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夏，我国留日自费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顾忌很大，所以驻日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当时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前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双方因而发生争吵。

〔7〕“下意识”　章士钊在《再答稚晖先生》中曾说：“近茀罗乙德言心解者流。极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谓吾人真正意态。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subconsciousness，英语：下意识。

〔8〕“不朽之大业”　语出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按吴稚晖在《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一文中，曾引用曹植《与杨修书》中的“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等轻视文章的话，章士钊在《再答稚晖先生》里说这是吴稚晖“在意识用事时”对于他自己重视文章的“真正意态”的否认，所以这里引用了曹丕的这句和曹植意见相反的话。

〔9〕二九二五年　陶孟和曾说，他有一部“要到二○二五年才可以发表”的著作。参看本卷第196页注〔33〕。

〔10〕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闲话》中为章士钊和他所主办的《甲寅》周刊吹嘘说：“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甲寅》虽然还没有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接着他便举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的那篇《再答稚晖先生》来作为这“有了生气”的例证。

〔11〕“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是《韩非子·难势》中的一个寓言：“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12〕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再疏解轋义》一文，借评述一九二五年七月美国田芮西州小学教员师科布因讲授进化论被控的事，以辩护他自己的种种“开倒车”的言行。参看本卷第146页注〔15〕。按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先已发表过一篇《说轋》，其中说：“轋者还也。车相避也。相避者又非徒相避也。乃乍还以通其道。旋乃复进也。……今谚有所谓开倒车者。时人谈及。以谓有背进化之通义。辄大病之。是全不明夫轋义者也。”

一点比喻〔1〕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2〕明白一点这种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为他是不很读书的，所以也就难于熟悉运用那些的奥妙。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只会自己乱打乱割，乱得哀号之声，洋洋盈耳，结果是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然而“经一事，长一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平？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schopenhauer〔3〕先生曾将绅士们比作豪猪，我想，这实在有些失体统。但在他，自然是并没有什么别的恶意的，不过拉扯来作一个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里有着这样意思的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

有不守这距离的，在英国就这样叫，“keep　your　disatance！”〔4〕但即使这样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间才有效力罢，因为它们彼此的守着距离，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

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5〕。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又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

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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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四期。

〔2〕袁世凯（1859—1916）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民国成立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六月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死去。袁在复辟的阴谋活动中，曾指使杨度等所谓“六君子”组织筹安会，赤裸裸地鼓吹帝制，遭到人民强烈反对。所以这里说袁世凯“用得不大巧”。

〔3〕schopenhauer　叔本华。下文的《parerga　und　paralipo－mena》（《副业和补遗》），叔本华一八五一年出版的一本杂文集。

〔4〕“keep　your　distance！”英语：“保持你的距离！”即不要太亲近的意思。

〔5〕“礼不下庶人”和下文的“刑不上大夫”二句，见《礼记·曲礼》。

不是信〔1〕

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问题〔2〕。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就是曾在新潮社〔3〕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信〔4〕，说及我“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记得首先根据了“流言”，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正是这位西滢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现代评论》上。我不该生长“某籍”又在“某系”教书，所以也被归入“暗中挑剔风潮”〔5〕者之列，虽然他说还不相信，不过觉得可惜。在这里声明一句罢，以免读者的误解：“某系”云者，大约是指国文系，不是说研究系。

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虽然也很自愧没有“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6〕。不料过了半年，这些“流言”却变成由我传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说这回的所谓“流言”，并非关于“某籍某系”的，乃是关于不信“流言”的陈源教授的了，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上传布。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7〕，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8〕，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但这自然是只对于看过《热风》的读者说的。

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9〕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10〕，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的，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bb》，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11〕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12〕，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13〕也好，决定与“人气”〔14〕无关。即不然，也是因为生气发热〔15〕，被别人逼成的，正如别的副刊将被《晨报副刊》“逼死”〔16〕一样。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但若以赵子昂〔17〕——“是不是他？”——画马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总得替bb想一想。现在不是要谈到《西滢致志摩》么，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18〕，暂时再也看不见“笑吟吟”。至少，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某籍”，“某系”，“某党”，“喽罗”，“重女轻男”〔19〕……等；而且还得小心记住，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斯”〔20〕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无辜，《鲁迅致bb》决计不用，所以一直写到这里，还没有题目，且待写下去看罢。

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么？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报社收津贴，连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22〕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23〕，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

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24〕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

〔26〕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27〕，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28〕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30〕了，还未去做，然而豫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

〔31〕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32〕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33〕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34〕，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35〕，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36〕；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37〕，我是用《太平广记》〔38〕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39〕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份，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41〕。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说得客气一点呢，他自说写这信时是在“发热”，那一定是热度太高，发了昏，忘记装腔了，不幸显出本相；并且因为自己爬着，所以觉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肤或者一向就破着，却以为被我“骂”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那也许倒是有的；此后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来，总不免要挤擦，碰磕，也并非“还不肯罢休”。

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42〕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罢。

太费纸张了，虽然我不至于娇贵到会发热，但也得赶紧的收梢。然而还得粘上一段大罪状——

“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43〕，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44〕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样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

“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

“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苦心孤诣给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恶名，这一回忽又否认了，可见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好，免得后来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别有慧心，那里会给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罪恶，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这是真的，从那时以来，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45〕，也没有希望国民军〔46〕失败；对于教育部，其实是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47〕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我向来就“装出这样的面孔”，不但毫不顾忌陈源教授可“有些恶心”，对于“孤桐先生”也一样。要在我的面孔上寻出些有趣来，本来是没头脑的妄想，还是去看别的面孔罢。

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48〕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那时我说“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刺他一针，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刻骨镂心”的记住了，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罢。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如所谓“孤桐先生”，做官时办《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后，听说更有生气了。而我“下台”时所做的文章，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49〕，而且罪孽深重，延祸“面孔”了么？

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清高了？袁世凯称帝时代，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迟得多，福气也比我好得多。曹锟贿选，他做教授，“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做总长”，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不做总长了，他自然还做教授，归国以来，一帆风顺，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恶心”之故喽。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说没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对于他的面孔，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心”，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这一类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说几句费话的不过是他对镜装成的姿势和“爆发”出来的蕴蓄，但又即刻掩了起来，关上大门，据说“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车既经杳然，我且不做叫门的事，因为这些时候所遇到的大概不过几个家丁；而且已是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的时候了，就这样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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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

〔2〕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里诬蔑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这期间陈西滢也曾在口头上侮辱女学生。而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却恭维陈说：“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只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这就引起岂明（周作人）在同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针对徐志摩说陈西滢“忠贞”于女性一点，揭发了陈侮辱女学生的话：“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于是在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就发表有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共同对鲁迅进行攻击和诽谤。在陈西滢的这《几封信》中有两封《致岂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认“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一面又加以辩解，并且一再说“先生兄弟两位”或“令兄鲁迅先生”，把鲁迅也拉在一起。此外，在他的这《几封信》中还有一封题为《致志摩》的长信，内容全是对鲁迅的造谣和诬蔑，因此鲁迅写了这篇文章。

〔3〕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三卷二期停刊）、《新潮丛书》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逐渐右倾，无形解体。

〔4〕指陈西滢给岂明的两封信中的第一信。参看本卷第209页注〔1〕。

〔5〕“暗中挑剔风潮”　陈西滢攻击鲁迅等人的一句不通的话。

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6〕“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　这是李四光给《晨报副刊》编者徐志摩的信中所说的话。详见本篇注〔23〕。

〔7〕“耳食之言”　即传闻的话。语出《史记·六国年表序》。

〔8〕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望勿“纠正”》一文。其中说古书的标点者“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知汪还健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将该文编入《热风》时，特于篇末作了订正。汪原放，参看本卷第306页注〔6〕。

〔9〕“刑名师爷”　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判牍的幕僚，叫“刑名师爷”。一般善于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祸福。当时绍兴籍的幕僚较多，因有“绍兴师爷”之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10〕“察见渊鱼者不祥”　语见《列子·说符》：“周谚有言：

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察见渊鱼”，比喻窥见别人心中的“隐匿”；“不祥”，是指容易招来猜忌和祸患。

〔11〕学理和事实　这是陈西滢自我吹嘘的话。参看本卷第171页注〔14〕。

〔12〕“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　这是对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话所作的概括。参看本书《有趣的消息》及其注〔17〕。

〔13〕毛厕　这是陈西滢诬蔑女师大的话。参看本卷第80页注〔10〕。

〔14〕“人气”　岂明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里曾针对陈西滢侮辱女学生的话说：“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西滢随即在《致岂明》中加以辩解，其中有“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这样的话。

〔15〕发热　陈西滢在《致志摩》的末尾说：“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

〔16〕“逼死”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当天他就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内说到陈西滢本来是最厌恶副刊的；但“为要处死副刊”，反而赞成徐志摩来编《晨报副刊》，以便“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17〕赵子昂（1254—1322）　赵孟頫。字子昂，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代书画家，以画马著称。关于他画马的故事，清代吴升《大观录》卷十六王穉登题赵孟頫《浴马图卷》中有这样的记载：“（赵孟頫）尝据床学马滚尘状，管夫人自牖中窥之，政见一匹滚尘马。”

〔18〕“悻悻的狗”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谩骂鲁迅说：“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像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像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

〔19〕“重女轻男”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闲话》中谈到女师大风潮时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20〕法兰斯　通译法朗士。参看本卷第66页注〔12〕。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十六日）连续发表两篇谈法朗士的《闲话》；徐志摩看到第一篇后，便在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中称赞陈的文章和法朗士的文章同样“妩媚”，又说他学法朗士已经“有根”了。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21〕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收入论文集《坟》。

〔22〕刀笔吏　古代书吏在办理文书时，经常要使用刀和笔两种工具（用笔写在竹简或木札上，有误则用刀削去），所以秦汉时的书吏被称为刀笔吏；后来它又转为一般舞文弄法的讼师的通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为“刀笔吏”。

〔23〕李四光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一封给徐志摩的信，内容是关于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一事的声明。信末说：“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

〔24〕“粪车”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他发表这几封信，“总算是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的一点回响，也可以证明我的容忍还没有到‘家’。……现在忍不住的爆发了。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住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25〕“思想界的权威者”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刊登广告，宣传该报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等语。

〔26〕秋士（孙伏园）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27〕“请君入瓮”　唐代酷吏周兴的故事。《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授二年载：“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28〕《音乐》　即《“音乐”？》，原载《语丝》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后收入《集外集》；系针对《语丝》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志摩在他翻译的波特莱耳《死尸》一诗前所发的议论而作。

〔29〕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

〔30〕“暂署佥事”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鲁迅复佥事职。因为由教育部呈请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当时还未发表，所以是“暂署佥事”。

〔31〕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闲话》里，说当时著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含沙射影地诬蔑作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傅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在《致志摩》里，他便明白地说作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骂街”，参看本卷第209页注〔1〕。

〔32〕盐谷氏　指盐谷温（1878—1962），日本汉文学研究者，当时任东京大学教授。

〔33〕《红楼梦》　长篇小说，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高鹗续作。

〔34〕森槐南（1863—1911）　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他对唐人小说的分类，据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所述，共为三类：一、别传；二、异闻琐语；三、杂事。盐谷温则根据他所分类的第一类，再细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

〔35〕《汉魏丛书》　明代何镗辑，内收汉魏六朝间遗书百种。

现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谟刻本八十六种。

〔36〕指《古小说钩沉》。内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37〕《唐人说荟》　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百四十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莲塘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百六十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38〕《太平广记》　类书，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

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四百七十余种。

〔39〕塞文狄斯　通译塞万提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按在英国华兹（h．e．watts）所著的《塞万提斯评传》第十二章中，曾说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记述的一个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会见一些爱读塞万提斯著作的法国人，他愿意引导他们去看那个作者。他告诉他们说，塞万提斯年老了，很穷；于是一个人问道：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说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并未真的引导那些法国人去会塞万提斯。陈西滢关于塞万提斯的话完全是道听途说。

〔40〕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曾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

〔41〕指陈彬的节译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本，开明书店出版）。

〔42〕关于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晨报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徐志摩在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京报副刊》又发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凌叔华的《花之寺》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陈西滢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陈西滢之妻。下文的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莱（a．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鲁迅曾于一九二九年选印他的画集《比亚兹莱画选》（《艺苑朝华》第四辑）。

〔43〕曹锟贿选　参看本卷第66页注〔7〕。

〔44〕彭允彝　参看本卷第159页注〔6〕。“代表无耻”云云，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

〔45〕云南起义　蔡锷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讨袁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袁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

〔46〕国民军　当时冯玉祥统率的倾向进步的军队。冯原属北洋军阀中直系吴佩孚的一系；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在前线与奉军妥协，通电主张停战，回师北京，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所部军队改组为国民军。

〔47〕张勋复辟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带兵从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与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进行复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败。作者于七月三日与教育部别的几个部员同时愤而离职，乱平后于十六日返部。

〔48〕炸大　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刘半农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辈》（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中说：“吴稚晖先生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大无外。”

〔49〕“教训”　陈西滢在《致岂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鲁迅说：“因为先生们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来，所以给先生一个小小的教训。”

我还不能“带住”〔1〕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2〕，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3〕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

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4〕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5〕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6〕——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7〕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8〕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9〕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2〕“攻周专号”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二月二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中，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3〕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通信中说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同时他又慨叹“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徐志摩则说：“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因为“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和同刊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中，曾一再说到一九二一年夏天他在伦敦访问萧伯纳的事。

〔5〕李四光的“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话，参看本卷第237页注〔23〕。李四光是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成员之一。

〔6〕勃罗亚（l．bloy，1846—1917）　法国作家，著有《一个专事拆毁的工程师的话》、《失望者》等。他常在文章中用极毒辣的语言攻击当时文学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

〔7〕指王世杰，他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成员。他曾叫嚷“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对此，鲁迅指出：“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见《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8〕指本书《不是信》一文。

〔9〕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中说：“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是有胆量望里看的话，那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 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above　the　battle　field”，英语，意为“在战场上”；这是徐志摩对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集《超乎混战之上》一书书名不准确的英译。

送灶日漫笔〔1〕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2〕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3〕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4〕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

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5〕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那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6〕，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7〕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

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卑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二月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3〕食蛤蜊　见《南史·王弘传》：“（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襱，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谈风月，见《梁书·徐勉传》，勉为吏部尚书，“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酒酣耳热而歌呜呜”，语出《汉书·杨恽传》，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

〔4〕“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是明代周道登（崇祯初年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对崇祯皇帝说的话，见竹坞遗民（文秉）著《烈皇小识》卷一：“上（崇祯）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左右皆匿笑。”

〔5〕“兵谏”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在参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发生分歧。五月，段提出的对德宣战案未得国会通过，且被黎元洪免职。于是在段的指使下，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通电独立，奉、鲁、闽、豫、浙、陕、直等省督军相继响应，皖督张勋也用“十三省省区联合会”（即所谓督军团）的名义电请黎元洪退职，他们自称这种行动为“兵谏”。

〔6〕“三尸神”　道教称在人体内作崇的“神”。据《太上三尸中经》说：“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又说每逢庚申那天，他们便上天去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但只要人们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叫做“守庚申”。

〔7〕《封神传演义》　即《封神演义》，长篇小说，明代许仲琳（一说陆西星）著，共一百回。

谈皇帝〔1〕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

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2〕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3〕，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4〕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5〕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6〕，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

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国民新报副刊》。

〔2〕“挟天子以令诸侯”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评论曹操时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3〕“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见《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溥，通普。

〔4〕“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　语出《梁书·邵陵王纶传》。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陷建康，“高祖（梁武帝萧衍）

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5〕“我生不有命在天？！”　语见《尚书·西北戡黎》：“王（商纣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6〕“射天”　见《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无花的蔷薇〔1〕

１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

“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2〕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

２

去年，不知怎的这位勗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3〕；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３

有人说我是“放冷箭者”〔4〕。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４

蔡孑民〔5〕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５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６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７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7〕（《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8〕（《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８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10〕（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９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尝研究过什么呢，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么？

该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话”——说过，我笑别人称他们为“文士”，而不笑“某报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权威者”。现在不了，不但笑，简直唾弃它。

10

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

我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滢教授所颁赏陪衬的荣名，“说句体己话”罢，实在是不得已。我的同乡不是有“刑名师爷”的么？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带住！”又要“构陷人家的罪状”了。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　叔本华。这里的引文据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华全集》第六卷《比喻·隐喻和寓言》，可译为：“没有无刺的蔷薇。——但不是蔷薇的刺却很多。”

〔3〕《女人论》　即《妇人论》，叔本华诬蔑妇女的一篇文章。

参看本卷第163页注〔8〕。

〔4〕“放冷箭者”　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前清进士，近代教育家。早年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后又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五四”时期，他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欧洲回抵上海，对国闻社记者发表关于国内政治教育等问题的谈话，说“对政制赞可联省自治。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等等（见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报》），这与胡适的主张相似，鲁迅因而表示反对；这里说“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是对蔡的一种比较委婉的批评。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罗曼罗兰》一文。文中说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　nag）“专为法国罗曼罗兰明年六十整寿征文”写信给他，说“罗曼罗兰先生自己极想望从‘新中国’听到他思想的回响”。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8〕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的《闲话》。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0〕此段引自陈西滢的《致志摩》。

无花的蔷薇之二〔1〕

１

英国勃尔根〔2〕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3〕，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２

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4〕（《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３

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

〔5〕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４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6〕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５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7〕，仅有一点相像。

６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７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8〕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８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９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

〔2〕勃尔根　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这里引的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演说中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报》）。

〔3〕叔梁纥　春秋时鲁国人，孔丘的父亲。按孔丘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比耶稣生年早五百多年。

〔4〕关于《现代评论》收受津贴一事，《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说：“《现代评论》因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又章川岛在《语丝》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说到这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然而这也许是流言，正如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

这两篇通信都揭露了当时《现代评论》收受津贴的事实；对于这两篇通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曾经加以辩解，说他个人并未“每月领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够证明他“领受过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个铜子”，那他“就不再说话”。但对于《现代评论》收受过段祺瑞津贴的事实，则避而不答。又，这里的“联合战线”一语，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鲁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现代评论》。”

〔5〕这是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216页注〔10〕。

〔6〕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十二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三月十六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以内2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多人受伤。这天是星期日，史称“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孙绳绳”　语见《诗经·大雅·抑》：“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

“死地”〔1〕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2〕，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4〕。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5〕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言语道断　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3〕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4〕“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5〕《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

可惨与可笑〔1〕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2〕。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2〕应为二百多人。参看本卷第265页注〔6〕。

〔3〕“康党”　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4〕“革党”　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5〕“乱党”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6〕深文周纳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

〔7〕“整顿学风”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祺瑞和总理贾德耀，侈谈“整顿学风”。他胡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惟此邪说诐行，甚于洪水猛兽。”

请段祺瑞“设法抑制”。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外，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去年的“整顿学风”，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8〕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胡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李大钊（1889—1927），参看本卷第66页注〔8〕。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阳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顾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后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10〕俄款委员会　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里所说的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11〕“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说：“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中，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

记念刘和珍君〔1〕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刘和珍（1904—1926）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张静淑（1902—1978）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

空谈〔1〕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　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4〕锻炼　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　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6〕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

如此“讨赤”〔1〕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2〕执政府前开2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3〕，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京津间战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两妇人和被炸伤之一小黄狗，是否即“赤”，尚无“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于府前枪杀之四十七人，则第一“明令”已云有“误伤”矣；

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又云“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之行为”矣；而国务院会议又将“从优拟恤”〔4〕矣。然则徐谦们所率领的“暴徒”那里去了呢？他们都有符咒，能避枪炮的么？

总而言之：“讨”则“讨”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论。归根结蒂，“烈士”落葬，徐谦们逃亡，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5〕出缺。六日《京报》云：

“昨日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在法政大学开会，查良钊主席，先报告前日因俄款委员会改组事，与教长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发言，略云，政府此次拟以外教财三部事务官接充委员，同人应绝对反对，并非反对该项人员人格，实因俄款数目甚大，中国教育界仰赖甚深……。”〔6〕又有一条新闻，题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员会”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于“中国教育界”良非浅甚少也。“从优拟恤”，谁曰不宜！？

而今而后，庶几“中国教育界”中，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党”欤？

四月六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京报副刊》。

〔2〕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在京津间的战争。当时奉系军阀称国民军为“赤化”，称他们自己对国民军的进攻为“讨赤”。

〔3〕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　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自二日起，连续三天飞临北京投弹（作者此文写于四月六日；此后奉军飞机还曾到北京投弹数次）。奉天，辽宁省的旧称，当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地方。

〔4〕“从优拟恤”　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开会后，发布“怃恤令”说：“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时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属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抚恤。”

〔5〕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　应为三人，参看本书《可惨与可笑》及其注〔10〕。

〔6〕此段引自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京报》（文中的“六日”应为“五日”）发表的《九校代表对改组俄委会意见》的新闻。九校，指当时的北京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九所国立大学。下文的五私大，指当时北京的朝阳、民国、中国、平民、华北等五所私立大学。

无花的蔷薇之三〔1〕

１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2〕（《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２

做那有名的小说《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don　quijote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3〕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３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４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4〕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５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6〕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

６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7〕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3〕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关于说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话，参看本卷第239页注〔39〕。

〔4〕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　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五月一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晚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

〔5〕“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语见《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七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究系何报，未详。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它们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群众的情绪，也曾被胡适等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

新的蔷薇〔1〕

——然而还是无花的

因为《语丝》〔2〕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这回可要开花了？

——嗡嗡，——不见得罢。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

——好！那么，由它去罢。——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

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回“北京城内的外国旗”，大约特别地多罢，竟使学者为之愤慨：“……至于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国国旗，以为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3〕这是的确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我们自有“法律”在。

如果还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种更稳妥的旗子：红卍字旗〔4〕。介乎中外之间，超于“无耻”和有耻之外，——确是好旗子！

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5〕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6〕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情而坐实了罪；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见得一钱不值了。

然而听说赵子昂的画马，却又是镜中照出来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于是自然要发生“节育问题”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7〕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8〕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种。

独身主义现今尚为许多人所反对，节育也行不通。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9〕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10〕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世纪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饭；如果大师兄〔11〕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

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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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

〔2〕《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里的“改成中本”，指《语丝》从八十一期起由十六开本改为二十开本。

〔3〕《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时事短评栏有《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之为“托借外国国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4〕红卍字旗　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体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卍字会的会旗。

〔5〕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诬蔑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6〕“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7〕山格夫人（m．sanger）　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出发，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8〕“有些志士”　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副刊》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

〔9〕关于教育部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按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生纠葛。

〔10〕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他们采用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诬蔑为“拳匪”。

义和团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一些领导人把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侵华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1〕大师兄　义和团中较小的头领。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立一头领，称为大师兄。

再来一次〔1〕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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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　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

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2〕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3〕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4〕告我已在厂甸〔5〕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蹰，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臂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6〕，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7〕，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8〕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

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9〕；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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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

〔2〕《何典》　一部运用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复（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区）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4〕半农　刘复（1891—1934），字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参看《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著有诗集《扬鞭集》、《半农杂文》等。

〔5〕厂甸　北京地名，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过去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传统的庙市期间，这里有许多临时摆设的旧书摊。

〔6〕汪原放（1897—1980）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水浒传》等小说若干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每种前大抵都有胡适（适之）所作的序。

〔7〕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主持者之一。

〔8〕《何典》广告　载于《语丝》第七十至七十五期。前三期只刊登“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数语，未提《何典》书名。从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起，广告开头才是“吴稚晖先生的老师（《何典》）出版预告”，其中引用了吴稚晖的一段话：“我止读他（按指《何典》）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9〕一九二六年春夏间，由于段祺瑞政府长期不发教育经费，国立九所大学都未能开学。北京大学在三月十五日召开教职员评议会，决定如不发一个月欠薪，生活无法维持，不能开课（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京报》）。后虽勉强开学，但教员请假者日必数十。不久，教务会议即议决，提前于六月一日举行学年考试，以便早日结束。这里说的“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即指此。

马上日记〔1〕

豫序

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2〕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

吾乡的李慈铭〔3〕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什么做了一点白话，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

我这回的日记，却不是那样的“有厚望焉”〔4〕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简单的，现在还没有，想要写起来。四五天以前看见半农，说是要编《世界日报》的副刊去，你得寄一点稿。〔5〕那自然是可以的喽。然而稿子呢？这可着实为难。看副刊的大抵是学生，都是过来人，做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或“人心不古议”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样的味道。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那证据，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平时接着一懒，便搁下，忘掉了。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类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画到簿。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

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所以这日记要有多么长，现在一点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记于东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晴。

生病。——今天还写这个，仿佛有点多事似的。因为这是十天以前的事，现在倒已经可以算得好起来了。不过余波还没有完，所以也只好将这作为开宗明义章第一。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

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6〕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7〕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前几天和季　〔8〕谈起这些事，并且说，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用不着向什么博士化冤钱。第二天，他就给我请了正在继续研究的dr．h．〔9〕来了。开了一个方，自然要用稀盐酸，还有两样这里无须说；我所最感谢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el〔10〕使我喝得甜甜的，不为难。向药房去配药，可又成为问题了，因为药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没有的药品，也许就替换，或者竟删除。结果是托fraeulein　h．〔11〕远远地跑到较大的药房去。

这样一办，加上车钱，也还要比医院的药价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来的生力军，强盛起来，一瓶药还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决定多喝它几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药房，同一的药方，药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检查我自己，并不发热，舌苔也不厚，这分明是药水有些蹊跷。喝了两回，坏处倒也没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紧，便照例将它喝完。去买第三瓶时，却附带了严重的质问；那回答是：也许糖分少了一点罢。这意思就是说紧要的药品没有错。中国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点，不但不甜，连酸也不酸了，的确是“特别国情”〔12〕。

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

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13〕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长了。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中，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事，或者简直不算事。

质问之后的第三瓶药水，药味就同第一瓶一样了。先前的闷胡卢，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里，是只有一日分的药，却加了两日分的水的，所以药味比正当的要薄一半。

虽然连吃药也那么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来了。病略见好，h就攻击我头发长，说为什么不赶快去剪发。

这种攻击是听惯的，照例“着毋庸议”。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屉。翻翻废纸，其中有一束纸条，是前几年钞写的；这很使我觉得自己也日懒一日了，现在早不想做这类事。

那时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击近时印书，胡乱标点之谬的文章的，废纸中就钞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进字纸篓里时，觉得有几条总还是爱不忍释，现在钞几条在这里，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赏”罢。其余的便作为换取火柴之助——

“国朝陈锡路黄鉐余话云。唐傅奕考覈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茶香室丛钞》卷四第二叶。）

“国朝欧阳泉点勘记云。欧阳修醉翁亭。记让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诸选本。作酿泉。误也。”（同上卷八第七叶。）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书影》卷一第四叶。）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水浒续集两种序》第七叶。）

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但上列的几条，却还不至于那么无从索解。末两条的意义尤显豁，而标点也弄得更聪明。〔14〕　　　　六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得霁野〔15〕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话并不多，说家里有病人，别的一切人也都在毫无防备的将被疾病袭击的恐怖中；末尾还有几句感慨。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16〕，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但这也就可以作为他将要做官的一证。

景宋〔17〕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

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

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

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晴，大风。

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18〕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

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19〕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

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许多人都对他看，但他走过去了，许多人也就不看了。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药房时，外面正有一群人围着看两个人的口角；一柄浅蓝色的旧洋伞正挡住药房门。我推那洋伞时，斤量很不轻；终于伞底下回过一个头来，问我“干什么？”我答说进去买药。他不作声，又回头去看口角去了，洋伞的位置依旧。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决心，猛力冲锋；一冲，可就冲进去了。

药房里只有帐桌上坐着一个外国人，其余的店伙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饰干净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觉得十年以后，他们便都要变为高等华人，而自己却现在就有下等人之感。于是乎恭恭敬敬地将药方和瓶子捧呈给一位分开头发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说。

“喂！”我实在耐不住，下等脾气又发作了。药价八毛，瓶子钱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现在自己带了瓶子，怎么还要付五分钱呢？这一个“喂”字的功用就和国骂的“他妈的”相同，其中含有这么多的意义。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将五分钱让去，真是“从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风度。

我付了八毛钱，等候一会，药就拿出来了。我想，对付这一种同胞，有时是不宜于太客气的。于是打开瓶塞，当面尝了一尝。

“没有错的。”他很聪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点头表示赞成。其实是，还是不对，我的味觉不至于很麻木，这回觉得太酸了一点了，他连量杯也懒得用，那稀盐酸分明已经过量。然而这于我倒毫无妨碍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对上水，多喝它几回。所以说“唔”；

“唔”者，介乎两可之间，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话也。

“回见回见！”我取了瓶子，走着说。

“回见。不喝水么？”

“不喝了。回见。”

我们究竟是礼教之邦的国民，归根结蒂，还是礼让。让出了玻璃门之后，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行到东长安街左近，又是军警林立。我正想横穿过去，一个巡警伸手拦住道：不成！我说只要走十几步，到对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结果，是从别的道路绕。

绕到l君〔20〕的寓所前，便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l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我说，也快到这个时候了，我在这里等一等罢。他说：不成！你贵姓呀？这使我很狼狈，路既这么远，走路又这么难，白走一遭，实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钟，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说有这么一个人，要在这里等一等，可以不？约有半刻钟，他出来了，结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点钟才回来哩，你三点钟再来罢。

又想了十秒钟，只好决计去访c君，仍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这回总算一路无阻，到了。打门一问，来开门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领我进客厅，c君也跑出来。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余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

回家看日报，上面说：“……吴在长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系吴由保定启程后，张其锽曾为吴卜一课，谓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吴颇以为然。此亦吴氏迟一日入京之由来也。”〔21〕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运气殊属欠佳，不如也卜一课，以觇晚上的休咎罢。但我不明卜法，又无筮龟，实在无从措手。后来发明了一种新法，就是随便拉过一本书来，闭了眼睛，翻开，用手指指下去，然后张开眼，看指着的两句，就算是卜辞。

用的是《陶渊明集》，如法泡制，那两句是：“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22〕详了一会，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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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八日、十日、十二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

〔2〕段祺瑞曾著《二感篇》，发表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八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分《内感》与《外感》两篇。“内感”是对国内时局的感想；“外感”是对国际时局的感想。在《内感》篇内，他大谈封建的“道德仁义”，满含杀机地说：“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不加裁制。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这里的“外冒篇”是对段祺瑞的讽刺。

〔3〕李慈铭（1830—1894）　字无心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末文学家。所著《越缦堂日记》，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年影印出版。

〔4〕“有厚望焉”　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段祺瑞在逃往天津前发出八道“命令”。第一道“严禁赤化”中说：“惟是共产之祸，举国非之，及今不图，何以为国，尚望各省军民长官，国内耆旧，设法消弭，勿任滋蔓，有厚望焉。”这里是顺笔对段的讽刺。

〔5〕《世界日报》　成舍我主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该报请刘半农编辑副刊。据《鲁迅日记》，刘在六月十八日访作者约稿。作者便自六月二十五日起为该刊写了《马上日记》等文。

〔6〕八字　旧时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来记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得两字，合为“八字”。迷信认为根据这八个字可推算人的命运祸福。

〔7〕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九二六年三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由医生割去右肾后，不但血未全清，连病源也未查出。当时陈西滢为此写了两篇《闲话》（刊于五月十五日、二十二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徐志摩也写过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五月二十九日《晨报副刊》），一起对开刀的医生加以指责和嘲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七十六期的《闲话》中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这里的“中医了不得论”，即指此类言论。

〔8〕季茀　许寿裳（1882—1948），字季茀，浙江绍兴人，教育家。作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其后又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处同事多年，与作者友情甚笃。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因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致遭国民党反动派所忌，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著有《鲁迅年谱》、《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9〕dr．h．指许诗堇，许寿裳兄许铭伯之子。《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载：“上午，季市、诗堇来，为立一方治胃病。”

〔10〕sirup　simpel　德语：纯糖浆。

〔11〕fraeulein　h．　德语：h女士（即许广平）。

〔12〕“特别国情”　这是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散布的一种谬论。古德诺于该年八月十日的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声称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应恢复君主政体，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这里借作对药房欺诈行为的讥讽。

〔13〕吕端（933—998）　字易直，河北安次人，宋太宗时为宰相。《宋史·吕端传》说：“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

〔14〕各条标点，应如下：

“国朝陈锡路《黄鉐余话》云：唐傅奕考奕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

“国朝欧阳泉《点勘记》云：欧阳修《醉翁亭记》‘让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并同；诸选本作‘酿泉’，误也。”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

〔15〕霁野　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译有剧本《往星中》（安特来夫）、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有短篇小说集《影》及《回忆鲁迅先生》等。

〔16〕“方糖”　即霜糖，河南开封附近各县名产。这些地区的口音读“霜”为“方”。

〔17〕景宋　许广平（1898—1968），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遭难前后》、《鲁迅回忆录》等。

〔18〕摩托车　这里指小汽车。

〔19〕吴玉帅　指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字子玉）。一九二六年春他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进攻国民军，四月，国民军失败退出北京等地，他便在这时来到北京。

〔20〕l君　指刘复（半农）。下文的c君，指齐宗颐（寿山）。

据《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载：“晴。……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

〔21〕这一段报道见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世界日报》所载的“本报特讯”。张其锽，吴佩孚的秘书长。

〔22〕“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语见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

马上支日记〔1〕

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2〕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

意思之间，似乎是说：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

但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时可暗暗地想：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拘泥？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晴。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3〕，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赏鉴；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

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4〕，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

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5〕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6〕的，移录在这里罢——

宋洪迈《夷坚甲志》〔7〕十四云：“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见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担观之。其人曰，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穴，移时不反，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其一足。虎弃所衔人，踉蹡而窜；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题云《舒民杀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8〕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月耷月耷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

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余童aeh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原注：

曲因囊损无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襱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成化丁未，来孙〔9〕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10〕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晴。

上午，空六〔11〕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

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12〕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便踌躇起来；但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13〕，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14〕，陈源教授的《闲话》；

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15〕，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16〕，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17〕，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18〕。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19〕。大意是日本称油为“阿蒲拉”（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

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

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20〕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21〕，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22〕（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夜，寄品青〔23〕信，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闾邱辨囿》〔24〕。

夜半，在决计睡觉之前，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我想，明天还是星期六，怎么便用红字了呢？仔细看时，有两行小字道：“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25〕。我又想，明天可挂国旗呢？……于是，不想什么，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因此说：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现在进不去了。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

〔26〕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似乎并没有挂国旗，后半夜补挂与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仍然赶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来。品青的回信来了，说孔德学校没有《闾邱辨囿》。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27〕，《酉阳杂俎》〔28〕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29〕。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30〕，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31〕，就收在《闾邱辨囿》中。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n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所引据的是威廉士的《中国》〔32〕（《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33〕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34〕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就是肉苁蓉〔35〕，然而那是药，不是菜。总之，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36〕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觉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据安冈氏说，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不但从他，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而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比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孙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应该去掉煮得烂熟，萎靡不振的；

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应该吃些虽然熟，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

正午，照例要吃午饭了，讨论中止。菜是：干菜，已不“挺然翘然”的笋干，粉丝，腌菜。对于绍兴，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我所憎恶的是饭菜。

《嘉泰会稽志》〔37〕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听说探险北极的人，因为只吃罐头食物，得不到新东西，常常要生坏血病；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菜之类去探险，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

晚，得乔峰〔38〕信并丛芜所译的布宁〔39〕的短篇《轻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里默默地躺了半年，这回总算设法讨回来了。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

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七月五日晴。

晨，景宋将《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理清送来。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毕，寄给小峰付印。天气实在热得可以。

觉得疲劳。晚上，眼睛怕见灯光，熄了灯躺着，仿佛在享福。听得有人打门，连忙出去开，却是谁也没有，跨出门去根究，一个小孩子已在暗中逃远了。

关了门，回来，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个行人唱着戏文走过去，余音袅袅，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过的《小说旧闻钞》里的强汝询〔40〕老先生的议论来。这位先生的书斋就叫作求有益斋，则在那斋中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说，诚不解一个人何以无聊到要做小说，看小说。但于古小说的判决却从宽，因为他古，而且昔人已经著录了。

憎恶小说的也不只是这位强先生，诸如此类的高论，随在可以闻见。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41〕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

近来确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节义了，新年到庙市上去看年画，便可以看见许多新制的关于这类美德的图。然而所画的古人，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晴。

午后，到前门外去买药。配好之后，付过钱，就站在柜台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经停了一天了，应该早喝；二，尝尝味道，是否不错的；三，天气太热，实在有点口渴了。

不料有一个买客却看得奇怪起来。我不解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来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药水罢？”

“不是的！”店伙替我维持名誉。

“这是戒大烟的罢？”他于是直接地问我了。

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戒烟药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几何，何必固执，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同时请出我那“介乎两可之间”的好回答来：

“唔唔……。”

这既不伤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热烈的期望，该是一帖妙药。果然，从此万籁无声，天下太平，我在安静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园〔42〕，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43〕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44〕。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点饭，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田妈告诉我，今天下午，斜对门的谁家的婆婆和儿媳大吵了一通嘴。据她看来，婆婆自然有些错，但究竟是儿媳妇太不合道理了。问我的意思，以为何如。我先就没有听清吵嘴的是谁家，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两个婆媳，更没有听到她们的来言去语，明白她们的旧恨新仇。现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实有点不敢自信，况且我又向来并不是批评家。我于是只得说：这事我无从断定。

但是这句话的结果很坏。在昏暗中，虽然看不见脸色，耳朵中却听到：一切声音都寂然了。静，沉闷的静；后来还有人站起，走开。

我也无聊地慢慢地站起，走进自己的屋子里，点了灯，躺在床上看晚报；看了几行，又无聊起来了，便碰到东壁下去写日记，就是这《马上支日记》。

院子里又渐渐地有了谈笑声，谠论声。

今天的运气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烟药水”，田妈说我……。她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愿从明天起，不再这样。

※　　　　　　　 ※　　　　　　　　 ※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二十六日，八月二日、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七、八十九、九十、九十二期。

〔2〕《旧事重提》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各篇最初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时的总名。

〔3〕s州　指河南陕州。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鲁迅曾应陕西教育厅和西北大学的邀请到西安讲学，往返都经过这里。

〔4〕鼓吹什么“捕蝇”　当时北京有些团体和学校提倡捕蝇活动，有的举办捕蝇比赛会，有的出资以发动贫苦小孩捕蝇出卖。

〔5〕《茶香室丛钞》　俞樾所著笔记，共四集，一○六卷。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代学者。

〔6〕《水浒传》　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

〔7〕洪迈（1123—1202）　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夷坚甲志》，是他所著的笔记小说，原为正集、支案、三集、四集，共四二○卷；现在留传下来的，以张元济校辑本二○六卷为较完善。这里所引的一条，出正集甲志第十四卷。

〔8〕庄季裕　名绰，字季裕，宋代山西清源（今属清徐）人。

《鸡肋编》，是他所著的笔记，内容多述轶闻旧事，凡三卷。这里所引的一条，出于该书卷中。

〔9〕来孙　玄孙的儿子。自本身下数为第六代。

〔10〕《涵芬楼秘笈》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套丛书，共出十集。

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存放善本图书的藏书楼名。金侃，字亦陶，苏州人，清代藏书家。

〔11〕空六　即陈廷璠，陕西雩阝县（今户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务主任。

〔12〕蚩尤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九黎族酋长。《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曾经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谬论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据《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

〔13〕“超然象外”　语出唐代司空图《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原意是形容诗歌的“雄浑”的风格，这里是对人生社会漠不关心的意思。

〔14〕张之江　河北盐山人，国民军将领之一，当时任西北边防督办。

〔15〕丁文江（1887—1936）　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六年四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总办；五月二十八日，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海《新闻报》）

〔16〕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复旦通信社记者访问英国庚款委员会华方委员胡适，就英国退还庚款用途提出问题。记者问：“庚款用途已否决定？”胡答：“已经决定。”又问：“决定系作何项用途？”胡答：“此时不能宣布。”又问：“究竟于中国有无利益？”胡答：“以余个人之观察，甚觉满意。”等等。（见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晨报》）

〔17〕牛荣声　事迹不详。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发表《“开倒车”》一文，为反动派的言行作辩护，其中说：“今人说某人是‘开倒车’，某事是‘开倒车’，并不见得某人便真腐败，守旧，某事便真不合现代的潮流。也许是因为说话的人有了主观的偏见，也许是他太急进，也许是他的见解根本错误。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

〔18〕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一九二六年夏他盘踞苏浙等地时，曾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用模特儿，并一再写信给该校校长刘海粟，以为模特儿有违中国的“衣冠礼教”，必须严禁。如他在六月三日的一封信中说：“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模特儿止为西洋画这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见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上海《新闻报》）

〔19〕亚伯拉罕　（abraham）　犹太族的始祖，约当公元前二千年自迦勒底迁居迦南（见《旧约·创世记》）。这里所说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是日本佐佐木照山在一篇关于《穆天子传》的文章中所发的怪论。

〔20〕《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是一本诬蔑中国民族的书。

〔21〕smith　斯密斯（1845—1932），美国传教士，曾居留中国五十余年。他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一书，有日本澁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

〔22〕都介涅夫（w．c．typkszst，1818—1883）　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这里是指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类型的人物。

〔28〕品青　即王品青。

〔24〕《闾邱辨囿》　丛书名。清代顾嗣立辑，共收书十种。

〔25〕“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扶持溥仪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段祺瑞原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推倒总统黎元洪；但复辟事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于七月三日在天津西南面的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张勋失败后，北洋政府曾规定这天为“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日”。

〔26〕《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七十二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二十四日）刊载陈西滢所作《闲话》，列举他认为是“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共十一种，其中举《玉君》为长篇小说的代表说：“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玉君》，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五年出版。

〔27〕“八珍”　用八种烹调方法制成的食品。据《礼记·内则》，“八珍”的名目是：“淳熬、淳母、炮、擣珍、渍、熬、糁、肝膋。”

〔28〕《酉阳杂俎》　段成式著，二十卷，续集十卷。内容多记秘书异事，为唐代笔记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种；御赐菜帐见卷一《忠志》篇。段成式（？—863），字柯古，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唐代文学家。

〔29〕《随园食单》　袁枚著，四卷。袁权（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苏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退职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故又号随园。

〔30〕《饮馔正要》　应作《饥膳正要》，元代和斯辉著，三卷。

和斯辉在元仁宗延襱间（1314—1320）曾任饮膳太医，该书的内容便是记载关于饮膳卫生和育婴妊娠等的知识。

〔31〕《膳夫经手录》　唐代杨煜著，四卷。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1056）。杨煜（《新唐书》作阳晔），曾任巢县县令。

〔32〕威廉士（s．w．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一八七九年。

〔33〕“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34〕“会稽竹箭”　语出《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35〕肉苁蓉　一年生寄生草本植物，茎肉质，高尺余，形如短柱。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

〔36〕《留东外史》　不肖生（向恺然）著。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

〔37〕《嘉泰会稽志》　宋代施宿著，二十卷。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完成，故名。一九二六年夏绍兴周肇祥等据清嘉庆间采鞠轩刊本影印。施宿，字武子，浙江吴兴人，曾任绍兴府通判。

〔38〕乔峰　周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有达尔文《种的起源》、生物学论文选集《进化与退化》；著有《生物进化浅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等。

〔39〕丛芜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布宁（w． ．udzpz，1870—1953），又译蒲宁，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后死于巴黎。

〔40〕强汝询（1824—1894）　字荛叔，江苏溧阳人，清咸丰举人。著有《求益斋文集》。他在《佩雅堂书目小说类序》中说，做小说是“敝神劳思，取媚流俗，甘为识者所耻笑，甚矣其不自重也！……

魏晋以来小说，传世既久，余家亦间有之，其辞或稍雅驯，姑列于目；

而论其失，以为后戒焉。”参看《小说旧闻钞·禁黜》。

〔41〕关岳　指关羽和岳飞。过去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作为忠义的化身，建立专祠奉祀。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政府下令以关羽、岳飞合祀。以后，北洋政府也不断地祭祀关岳。

〔42〕中央公园　今北京中山公园。

〔43〕寿山　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河北高阳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44〕《小约翰》　长篇童话，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本收入《未名丛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

马上日记之二〔1〕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3〕（boris　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5〕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6〕，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7〕。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8〕（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9〕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10〕。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11〕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12〕（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13〕（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

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七月八日上午，往伊东医士寓去补牙，等在客厅里，有些无聊。四壁只挂着一幅织出的画和两副对，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两颗印，一颗是姓名，一颗是头衔；江的是“迪威将军”，王的是“佛门弟子”。〔14〕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15〕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16〕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

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

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

但密斯们却不在此限，她们的胃似乎比他们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个点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来陈列片时，吃去一点，于我的损失是极微的，“何必改作”〔17〕？

密斯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只好献出柿霜糖去了。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

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柿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是淡黄，那便不是纯柿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里有黑点的，我们那里称为灰茭，虽是乡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论斤论车地卖，一到南边，便根上系着绳，倒挂在水果铺子的门前了，买时论两，或者半株，用处是放在阔气的火锅中，或者给鱼翅垫底。但假如有谁在北京特地请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边时请他吃煮白菜，则即使不至于称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张罢。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许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

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18〕，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19〕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20〕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21〕（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22〕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23〕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

虽然夹些“流言”在内，也未必便于“学理和事实”有妨。

※　　　　　　　 ※　　　　　　　　 ※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世界日报副刊》。

〔2〕素园　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北京大学毕业。译有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3〕毕力涅克（u． ．]plmzfo，1894—1941）　又译皮涅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同路人”作家。一九二六年夏曾来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4〕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间曾来我国。“竺震旦”是他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我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简称竺国；那时印度一带僧人初入中国，多用“竺”字冠其名。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5〕甘地（m．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屡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监禁，他在狱中便以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

〔6〕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共和党的领导人。。一九二四年春曾随美国的一个世界游历团来我国游历。

〔7〕据上海《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和第十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记载，第十一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通过“今后教育官注意民族主义案”，其办法是：“（一）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二）公民教育应以民族自决为对外唯一目的。（三）社会教育，宜对于一般平民提倡民族主义，以养成独立自主之公民。（四）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以引起其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

〔8〕斯吉泰烈支（c．j．cophrls_，1868—1941）俄国小说家。

十月革命时逃亡国外，一九三○年回国。著有《契尔诺夫一家》等。

〔9〕任国桢（1898—1931）　字子卿，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他选译当时苏俄杂志中的不同派别的四篇文艺论文编辑而成；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0〕里培进司基（g．c．bphsfpzgopi，1898—1959）苏联作家。《一周间》，是他描写苏联内战的中篇小说。

〔11〕尾濑敬止（1889—1952）　日本翻译家。曾任东京《朝日新闻》和《俄罗斯新闻》的记者，生平致力于介绍、翻译俄国文学。

〔12〕勃洛克（a．a．uleo，1880—1921）苏联诗人。早期为俄国象征派诗人；后受一九○五年革命影响，开始接触现实。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13〕托罗兹基（b．i．dnefopi，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

〔14〕江朝宗、王芝祥都是当时的军阀、官僚。江朝宗曾参加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他在同一年内却得到北洋政府“迪威将军”的头衔。王芝祥曾用佛教慈善团体名义组织世界红卍字会，自任会长。

〔15〕“密斯”　英语miss的音译，意为小姐。“密斯得”，英语mister的音译，意为先生。

〔16〕“向隅”　见汉代刘向《说苑·贵德》：“古人于天下，臂一堂之上；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后来用以比喻得不到平等的待遇。

〔17〕“何必改作”　语见《论语·先进》：“仍旧贯，如之何？

何必改作？”

〔18〕李太白（701—762）李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杨朱，战国时魏国人，思想家。

〔19〕威尔士（h．g．wells，1866—1946）通泽威尔斯，英国著作家。著有《世界史纲》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等。

〔20〕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神曲》等。

〔21〕跋忒莱尔（1844—1910）英国作家，但丁的研究者。著有《但丁及其时代》等。曾译《神曲》为英文，并加注释。

〔22〕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里，说他和章士钊于一九二一年夏曾在英国访问威尔士和萧伯纳；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里，又将陈西滢的这一段文字改写为文言。此外，陈西滢在其他文章中还常谈到威尔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等以自炫。

〔23〕曼殊斐儿（k．mansfield，1888—1923）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小说《幸福》、《鸽巢》等。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又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上一再谈到法朗士，徐志摩也“夸奖”他学法朗士的文章已经“有根”了。

记“发薪”〔1〕

下午，在中央公园里和c君做点小工作〔2〕，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

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否则？

否则怎样，他却没有说。但这是“洞若观火”的，否则，就不给。

只要有银钱在手里经过，即使并非檀越〔3〕的布施，人是也总爱逞逞威风的，要不然，他们也许要觉到自己的无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当铺却用这样的势利脸和高柜台；明明用银元去换铜元，钱摊却帖着“收买现洋”的纸条，隐然以“买主”自命。钱票当然应该可以到负责的地方去换现钱，而有时却规定了极短的时间，还要领签，排班，等候，受气；

军警督压着，手里还有国粹的皮鞭。

不听话么？不但不得钱，而且要打了！

我曾经说过，中华民国的官，都是平民出身，并非特别种族。虽然高尚的文人学士或新闻记者们将他们看作异类，以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从我这几年的经验看来，却委实不很特别，一切脾气，却与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经手银钱的时候，也还是照例有一点借此威风一下的嗜好。

“亲领”问题的历史，是起源颇古的，中华民国十一年，就因此引起过方玄绰〔4〕的牢骚，我便将这写了一篇《端午节》。

但历史虽说如同螺旋，却究竟并非印板，所以今之与昔，也还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张“亲领”的是“索薪会”——

呜呼，这些专门名词，恕我不暇一一解释了，而且纸张也可惜。——的骁将，昼夜奔走，向国务院呼号，向财政部坐讨，一旦到手，对于没有一同去索的人的无功受禄，心有不甘，用此给吃一点小苦头的。其意若曰，这钱是我们讨来的，就同我们的一样；你要，必得到这里来领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亲自送到受惠者的家里去的么？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现在是无论怎么“索”，早已一文也不给了，如果偶然“发薪”，那是意外的上头的嘉惠，和什么“索”丝毫无关。不过临时发布“亲领”命令的施主却还有，只是已非善于索薪的骁将，而是天天“画到”，未曾另谋生活的“不贰之臣”了。所以，先前的“亲领”是对于没有同去索薪的人们的罚，现在的“亲领”是对于不能空着肚子，天天到部的人们的罚。

但这不过是一个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临其境，实在有些说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近来有几个心怀叵测的名人间接忠告我，说我去年作文，专和几个人闹意见，不再论及文学艺术，天下国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来倒是明白了，身历其境的小事，尚且参不透，说不清，更何况那些高尚伟大，不甚了然的事业？我现在只能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

总之，我以为现在的“亲领”主张家，已颇不如先前了，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谓“每况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骚如方玄绰者，似乎也已经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报，便走出公园，跳上车，径奔衙门去。

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到里面，不见什么人，因为办公时间已经改在上午，大概都已亲领了回家了。觅得一位听差，问明了“亲领”的规则，是先到会计科去取得条子，然后拿了这条子，到花厅里去领钱。

就到会计科，一个部员看了一看我的脸，便翻出条子来。

我知道他是老部员，熟识同人，负着“验明正身”的重大责任的；接过条子之后，我便特别多点了两个头，以表示告别和感谢之至意。

其次是花厅了，先经过一个边门，只见上帖纸条道：“丙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满百元”。我看自己的条子上，写的是九十九元，心里想，这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5〕。

……”同时便直撞进去。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说道这“不满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并不在这里，是在里间。

就到里间，那里有两张大桌子，桌旁坐着几个人，一个熟识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条子去，签了名，换得钱票，总算一帆风顺。这组的旁边还坐着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监督者，因为他敢于解开了官纱——也许是纺绸，我不大认识这些东西。——小衫，露着胖得拥成折叠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灾官”，殊不知“心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校的教员豫备室里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骚。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点注解。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总而言之，薪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知道还有“戊组”，是发给已经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律者，不但“他”，也有“他们”在内。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的周到。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c君　即齐寿山。“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3〕檀越　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4〕方玄绰　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5〕“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记谈话〔1〕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的纪念的意思。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里，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

〔2〕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3〕，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现在还没有很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始了，后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帮忙；以后就打胜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

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所以要从新分一下。——

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总长要看看那些书是什么书了。怎样看法呢？叫我们用中文将书名译出来，有义译义，无义译音，该撒呀，克来阿派式拉呀，大马色〔4〕呀……。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为那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5〕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至于“克来阿派忒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人心惊胆战。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在苏俄也并不受人欢迎。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卢布……。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们的文人学士一般。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6〕自然，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这个学校，也就是受了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之后，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过下去的。

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这话自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了，只好逃进城里来。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有了，受了破坏。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了，她也还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7〕赶尽杀绝不可。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8〕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9〕。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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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题《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2〕培良　向培良，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曾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3〕《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m．]． nfjhrvst，1878—1927）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一九二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　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克来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译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大马色（damascus），通译大马士革。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

〔5〕对德和约　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

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财产，并决定重建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6〕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7〕“毛鸦头”　即毛丫头。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参看本卷第121页注〔12〕。

〔8〕任可澄（1879—1945）　字志清，贵州安顺人。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八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9〕林素园　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上海通信〔1〕

小峰兄：

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篮摇了两摇，扬长而去了。幸而我的篮里并无人参汤榨菜汤或玻璃器皿，所以毫无损失，请勿念。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所以并不嚣杂，但挤是挤的。我从七年前护送家眷到北京〔2〕以后，便没有坐过这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生一点小风潮，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3〕。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不过一到下关，记起这是投壶〔4〕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里，下关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插烧，油鸡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须弯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通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6〕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怕投壶的日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

这里在下雨，不算很热了。

鲁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湾。

〔3〕“使之闻之”　语见《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4〕投壶　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曾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过这种古礼。

〔5〕“无枪阶级”　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开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天桥附近，是当时北京的刑场。

〔6〕《消闲录》　上海出版的一种无聊小报。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创刊，原名《消闲报》，一九○三年改为《消闲录》。

〔7〕吉柏希（gypsy）　通译吉卜赛。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为生。

后记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1〕

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2〕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讫记。

※　　　　　　　 ※　　　　　　　　 ※

〔1〕软刀　语出明朝遗民贾凫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词》：“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2〕这是陈西滢在《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中攻击鲁迅的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八节。

华盖集续编补编

厦门通信

厦门通信（二）

《阿q正传》的成因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厦门通信（三）

海上通信

厦门通信〔1〕

h．m．〔2〕兄：

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四围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掌柜的是一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可以比我长一辈。

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我初到时，一个同事便告诉我：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还指给我石头看：这块像老虎，那块像癞虾蟆，那一块又像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其实也不大相像。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3〕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4〕。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5〕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6〕“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7〕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8〕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borel〔9〕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

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10〕的，从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当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2〕h．m．　是“害马”的罗马字拼音“haima”的缩写。这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因她在女师大风潮中曾被杨荫榆称做“害群之马”。

〔3〕郑成功（1624—1662）　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他反对父亲郑芝龙投降清王朝，毅然在南澳起兵，驻守金门、厦门，连年出击闽粤江浙等地，屡败清兵；一六六一年（南明永历十五年），率舰队渡台湾海峡，驱逐侵占我国领土的荷兰殖民者，积极经营台湾，以作抗清根据地。在他死后，厦门于一六八○年（清康熙十九年）、台湾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先后被清兵攻占。下文的“圣祖仁皇帝”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庙号。

〔4〕清代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礼部议复，国子监祭酒王士正（按即王士禛）奏：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从之。”按在清康熙时仅有明监本（明代国子监刻印的版本）“二十一史”；至乾隆时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共二十四部，定为“正史”，由武英殿刻印；“殿板”，即指武英殿所刻的版本。

〔5〕厦门大学附近的镇北关是郑成功为防御清兵而建造的，靠近城脚的海滩满铺可做玻璃原料的白沙，当时有人把它偷运到鼓浪屿，卖给台湾人设立的货栈，再转运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玻璃厂。

〔6〕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7〕曼陀罗　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花大，色白。

〔8〕朋其　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莽原》撰稿人，后加入狂飚社。他在短篇小说集《荆棘》的代序《自招》里说：“得朋友的一株霸王鞭是今年，废物利用，我把它种在一把没有盖的茶壶里，虽然不很茂，但竟没有死。”

〔9〕borel　亨利·包立尔，荷兰人。清末曾来中国，在北京、厦门、漳州、广州等地居住多年。著有《新中国》、《无为》（一本关于老子哲学的书）等。

〔10〕“金石例”　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元代潘昂霄著有《金石例》十卷；以后明代的王行，清代的黄宗羲、梁玉绳、李富孙、王芑孙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

厦门通信（二）〔1〕

小峰兄：

《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在中国，几个人组织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实在是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2〕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调查一下，他们有多少正经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给我开一个目录？但如果是讲义，或者什么民法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条之类，那就不必开，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园〔3〕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4〕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

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5〕，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6〕的。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

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

鲁迅。十一月七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一○七期。

〔2〕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烩炎（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越是板着学者的面孔，讨论学术问题的文字，看的人越少；越是带着三分流氓气，喜笑怒骂的揭黑幕攻阴私的文字，看的人越多。”又说：“社会上既欢迎嬉笑怒骂的文字，而著作家又利用社会的弱点，投其所好，又怎能不造成报界风气，叫人家认《小晶报》为大雅之声明呢？”

〔3〕漱园　即韦素园。

〔4〕宋玉　战国时楚国诗人。这里引的两句，见他所著的《九辩》。

〔5〕刀山剑树　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6〕“桃之夭夭”　语见《诗经·周南·桃夭》。“夭夭”，形容茂盛、艳丽。

《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4〕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5〕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6〕，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7〕）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9〕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

“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

“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12〕。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

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13〕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14〕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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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2〕《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3〕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4〕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

〔5〕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6〕“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7〕高一涵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8〕“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9〕“绥惠略夫”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10〕“会逢其适”　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12〕grotesk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13〕包龙图　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事。

〔14〕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　纸墨字体是宋；

二　宋讳缺笔〔6〕；

三　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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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　指日本福冈诚一。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　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苏峰（1863—1957）　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5〕《三藏取经记》　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6〕缺笔　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7〕罗振玉（1866—1940）　字叔蕴，别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所著《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　《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装　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10〕缪荃荪（1844—1919）　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11〕阴时夫　阴幼遇，字时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类书，二十卷。

〔12〕《宣和遗事》　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13〕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浙江兰谿人，明代学者。

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新女性》〔2〕八月号登有“狂飙社〔3〕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4〕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

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

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5〕，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6〕，亦身心之交病矣。

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a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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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

〔2〕《新女性》　月刊，妇女问题研究会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创刊，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3〕狂飙社　高长虹、向培良等所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至十七期停止；一九二六年十月，又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并编印《狂飙丛书》。

〔4〕《乌合》《未名》　即《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是鲁迅在北京编辑的两套丛书；《乌合》专收创作，《未名》专收译本。《弦上》，是狂飙社在北京编印的一种周刊。

〔5〕第三顶“纸糊的假冠”　指狂飙社广告所加于鲁迅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这里说“第三顶”，是因为在这以前已有人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

〔6〕“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毁谤鲁迅为“世故老人”；对于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章士钊的斗争，又加以嘲骂说，在“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

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厦门通信（三）〔1〕

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2〕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例如这里的报纸上，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训霸占公地”〔3〕的笔墨官司，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训何人，曲折怎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诬也；

〔4〕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治〔5〕睁大着眼睛对我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质之高明，未识以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称病辞去了。百无可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6〕而来的，现在不到半年，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叫他们怎么办？这实在使我夹脊梁发冷，哑口无言。不料“思想界权威者”或“思想界先驱者”这一顶“纸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误人子弟。几回广告（却并不是我登的），将他们从别的学校里骗来，而结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万分抱歉。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记事，将学生们拦住。“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7〕哲学，似乎有时也很是误人子弟的。

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8〕和《古小说钩沈》印出。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请你印。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及至到了这里，看看情形，便将印《汉画象考》的希望取消，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其实是已经可以走了，但看着语堂〔9〕的勤勉和为故乡做事的热心，我不好说出口。后来豫算不算数了，语堂力争；听说校长就说，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并不欺骗。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钩沈》的意思也取消，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语堂是除办事教书之外，还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尽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开会议，连国学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顾问，据说是所以连络感情的。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为什么研究国学，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顾问的绳，将他络住？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兼士〔10〕又已辞职，所以我决计也走了。现在去放假不过三星期，本来暂停也无妨，然而这里对于教职员的薪水，有时是锱铢必较的，离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来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经出题考试，作一结束了。阅卷当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请暂勿寄来，待我有了驻足之所，当即函告，那时再寄罢。

临末，照例要说到天气。所谓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评家指为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声明：并非如此。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苍蝇不见了，蚊子间或有之。

夜深了，再谈罢。

鲁迅。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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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2〕指《〈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黄仲训霸占公地”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鼓浪屿日光岩建督操台，操练水师。一九二六年秋，黄仲训在这里建筑瞰青别墅，因侵占公地，引起舆论反对。随后黄登报声明：所建别墅将供众人游览，以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故垒，别墅因得继续修建。黄仲训，厦门人，清末秀才，越南华侨。

〔4〕这是对于高长虹的驳斥。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高长虹曾说：“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论。如他对自己不主张批评，我不反对。但如因为自己不能批评，便根本反对批评，那便不应该了。”

〔5〕卓治　魏兆祺，字卓治，福建福州人。一九二六年九月从上海南洋大学转学厦门大学。这里他所说的话，可参看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给许广平的信：“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两地书·一○五》）

〔6〕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　一九二六年六月和八月，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先后发表厦门大学“革新消息”，介绍该校创办人陈嘉庚增拨基金和经费，大规模地扩充学校，并增设国学研究院。如八月四日《时事新报》刊载《厦门大学最近之发展》一文说：“不数年间，厦大当可望为中国完善大学之一，除广筑校舍购备仪器图书等外，该校长林文庆，目下最注意者，为延聘国内外名宿，使学生得良师之诱导……且以（已）聘定北大沈兼士、周树人（鲁迅）、顾颉刚以整理国学……果能如此致力进行，加以经费充裕，将来国学研究院定有相当成绩，为吾国学术界别开生面也。”同一期间，《申报》和《时事新报》还多次刊登厦门大学新聘教授周树人等的行踪。

〔7〕“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　这是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发表的《答国民大学×君》一文中的话：“文字上的冷箭，我也略知一二，大概还不至于十分吃亏。以冷箭来，以冷箭报，不违古礼，且合新谊。见面时谈一谈，不见面时战一战，也可减少一些单调。”

〔8〕《汉画象考》　鲁迅准备编印的关于美术考古的一部专书。他历年搜集和研究汉魏六朝石刻的画象和图案，已成《六朝造象目录》一书（未印），但汉画象部分并未完成。

〔9〕语堂　林语堂。

〔10〕兼士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毕业，曾任厦门大学文科国学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

海上通信〔1〕

小峰兄：

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2〕，他不懂。他也能说几句日本话，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笔谈，才知道他是丝绸商。我于丝绸一无所知，他于丝绸之外似乎也毫无意见。于是乎他只得睡觉，我就独霸了电灯写信了。

从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闲空，给《唐宋传奇集》〔3〕做一篇后记，准备付印，不料现在又只得搁起来。

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4〕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5〕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6〕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7〕，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8〕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长林文庆〔9〕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新说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10〕，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11〕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新近还听到我的一件罪案，是关于集美学校〔12〕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现在因为反对校长，闹了风潮了。先前，那校长叶渊〔13〕定要请国学院里的人们去演说，于是分为六组，每星期一组，凡两人。

第一次是我和语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书来迎接。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14〕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场。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

鲁迅。一月十六夜，海上。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八期。

〔2〕蓝青官话　指夹杂地区性方言的普通话。蓝青，比喻不纯粹。

〔3〕《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小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这里指高长虹。他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说：“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人证实，置之不谈。”

〔5〕刘树杞　字楚青，湖北新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时任厦门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暂借生物学院三楼作为国学院图书或古物的陈列所，刘树杞曾授意别人讨还房子。以后，鲁迅辞职，有人以为是被刘树杞排挤走的，因而发生了“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风潮。其实，鲁迅主要是因为对厦门大学当局不满而辞职的。

〔6〕一九二四年四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开会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林又拒绝学生的任何合理要求，并于六月一日指使、诱骗部分建筑工人凶殴学生，继又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当时，厦门市的保守反动势力也都支持林文庆，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在被解聘教职员帮助下，他们到上海共同筹建了大夏大学。

〔7〕“别种的谣言”　指黄坚（白果）等人散布的谣言。如说鲁迅“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按指许广平）不在之故”（见《两地书·一一二》）等。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县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职员。当时，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8〕“天下纷纷，何时定乎？”　语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9〕林文庆（1869—1957）　字梦琴，福建海澄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香港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

〔10〕“当面输心背面笑”　语见唐代诗人杜甫的《莫相疑行》一诗：“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11〕“新的时代”的青年　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给鲁迅的公开信中说到《狂飙》周刊时，曾吹嘘说：“这次发刊，我们决意想群策群力开创一新的时代。”

〔12〕集美学校　爱国华侨陈嘉庚一九一三年在他家乡厦门市集美镇创办。初为小学，以后陆续增办中学、师范部等。

〔13〕叶渊　字采真，福建安溪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

〔14〕“先意承志”　语见《礼记·祭义》，是孔丘弟子曾参论孝的话。意思是揣测别人的意志而于事先便去逢迎。

而已集

题辞

黄花节的杂感

略论中国人的脸

革命时代的文学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略谈香港

读书杂谈

通信

答有恒先生

辞“大义”

反“漫谈”

忧“天乳”

革“首领”

“公理”之所在

卢梭和胃口

拟豫言

文学和出汗

再谈香港

“意表之外”

可恶罪

谈“激烈”

文艺和革命

新时代的放债法

《尘影》题辞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革命文学

扣丝杂感

谈所谓“大内档案”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小杂感

附录：大衍发微

题辞

附录一九二六年的一篇。一九二八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题辞〔１〕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１〕本篇最初收入《华盖集续编》，是作者编完该书时所作。

黄花节的杂感

黄花节〔２〕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３〕。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４〕。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

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５〕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６〕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７〕，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编印的《政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

〔２〕黄花节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领导成员黄兴、赵声等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结果失败。事后将收集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遗体合葬于广州市郊黄花岗。民国成立后曾将公历三月二十九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通称黄花节。

〔３〕“对空策”汉代以后科举考试时，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作题目，命应试者书面各陈所见，叫做对策。“对空策”就是对题目毫无具体意见，只发一通空论的意思。

〔４〕《辞源》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陆尔奎等人编辑，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５〕中山先生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

〔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在遗嘱中告诫其同志的话。

〔７〕“止于至善”语见《大学》，意思是到达尽善尽美的境界。

略论中国人的脸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２〕汉朝还有《相人》〔３〕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４〕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５〕；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６〕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７〕，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四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

〔２〕《孟子·离娄》有如下的话：“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癈哉。”

〔３〕《相人》谈相术的书，见《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类，著者不详。

〔４〕《天方夜谈》原名《一千○一夜》，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安兑生（Ｈ．Ｃ．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８０５-１８７５），通译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这里所说的插画，见于当时美国霍顿·密夫林公司出版的安徒生《童话集》中的《夜莺》篇。

〔５〕长谷川如是闲（１８７５-１９６９）日本评论家。著有《日本的性格》、《现代社会批判》等。《猫·狗·人》，日本改造社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内有《中国人的脸及其他》一文。

〔６〕吴友如（？-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以善画人物、世态著名。他主编的《点石斋画报》，旬刊，一八八四年创刊，一八九八年停刊，随上海《申报》发行。

〔７〕拆梢上海一带方言，指流氓制造事端诈取财物的行为。

革命时代的文学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２〕讲

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３〕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４〕，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５〕，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这样地看看，多么舒服。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前几年《新青年》〔６〕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一出戏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他们的戏里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下等人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一同欢喜欢喜。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７〕，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君听完的厚意！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出版的《黄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时作者作了修改。

〔２〕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曾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３〕指三一八惨案。参看本卷第２６５页注〔６〕。

〔４〕八股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它用“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构成。后四部分是主体，每一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５〕复仇的文学指十九世纪上半期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当时波兰处于俄、奥、普三国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复独立。

〔６〕《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２７页注〔８〕。下文所说的大学教授，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

〔７〕孙传芳军队的主力于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为北伐军击溃。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２〕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３〕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１〕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２〕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张我军（１９０２-１９５５），台北板桥人。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３〕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

略谈香港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２〕，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３〕，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我去讲演〔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５〕上，有这样两条琐事：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傥迨吆诺叵虏伎阋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旧锨爸葱兴焉怼８梦髯澳凶佑糜⒂锒*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谝惶跷颐且荒苛巳唬乐泄*还在那里被抽藤条。“司”当是“藩司”“臬司”〔６〕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７〕，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８〕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Ｘ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Ｘ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９〕，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１０〕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１１〕，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１２〕，现在则“到了汉口”〔１３〕。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１４〕，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来多嘴。但其中有关于我的三点，我自己比较的清楚些，可以请为更正，即：

“一，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

“二，陈大悲〔１５〕被攻击后，我并未停止投稿。

“三，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从发信之日到今天，算来恰恰一个月，不见登出来。“总之你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你是这样”罢。幸而还有内地的《语丝》；否则，“十二藤”，“bbb”，那里去诉苦Ｎ蚁*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若夫“香江”（案：盖香港之雅称）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就说：“（上略）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中略）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下略）”

我又记得还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１６〕”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它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大惊失色，赶紧跳起来去翻旧报。运气，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张《循环日报》上寻到了。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不可不振兴的铁证，也是将来“中国国学振兴史”的贵重史料，所以毫不删节，并请广东朋友校正误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选》句，因为不能悬揣“金制军”究竟如何说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贴于下，加以略注，希《语丝》记者以国学前途为重，予以排印，至纫公谊〔１７〕：

k六月二十四号督辕茶会金制军演说词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学业，周爵绅，赖太史，今日已经发挥尽致，毋庸我详细再讲咯，我对于呢件事，觉得有三种不能不办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谈谈，（第一）系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呀，香港地方，华人居民，最占多数，香港大学学生，华人子弟，亦系至多，如果在呢间大学，徒然侧重外国科学文字，对于中国历代相传嘅大道宏经，反转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嘅学业，岂唔系一件大憾事吗，所以为香港中国居民打算，为大学中国学生打算，呢一科实在不能不办，（第二）系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呀，中国事物文章，原本有极可宝贵嘅价值，不过因为文字过于艰深，所以除哓书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极高嘅人以外，能够领略其中奥义嘅，实在很少，为呢个原故，近年中国学者，对于（整理国故）嘅声调已经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国大陆相离，仅仅隔一衣带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国学科，能够设立完全，将来集合一班大学问嘅人，将向来所有困难，一一加以整理，为后生学者，开条轻便嘅路途，岂唔系极安慰嘅事咩，所以为中国发扬国光计，呢一科更不能不办，（第三）就系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呀，中国通商以来，华人学习语言文字，成通材嘅，虽然项背相望，但系外国人精通汉学，同埋中国人精通外国科学，能够用中国言语文字翻译介绍各国高深学术嘅，仍然系好少，呢的岂系因外国人，同中国外洋留学生，唔愿学华国文章，不过因中国文字语言，未曾用科学方法整理完备，令到呢两班人，抱一类（可望而不可即）之叹，如果港大（华文学系）得到成立健全，就从前所有困难，都可以由呢处逐渐解免，个时中外求学之士，一定多列门墙，争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唔哙有乜野隔膜咯，所以为中国学问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办，列位先生，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班中国外洋留学生，因为想研精中国学问，也曾出过一份（汉风杂志），个份杂志，书面题辞，有四句集文选句，十分动人嘅，我愿借嚟贡献过列位，而且望列位实行个四句题辞嘅意思，对于（香港大学文科，华文系）赞襄尽力，务底于成，个四句题辞话，（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

略注：

这里的括弧，间亦以代曲钩之用。爵绅盖有爵的绅士，不知其详。呢＝这。而家＝而今。嘅＝的。系＝是。唔＝无，不。哓＝了。同埋＝和。咩＝呢。＝呵。唔哙有乜野＝不会有什么。嚟＝来。过＝给。话＝说。

注毕不免又要发感慨了。《汉风杂志》〔１８〕我没有拜读过；但我记得一点旧事。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所钞的大抵是中国所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１９〕的特刊，所以名曰《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

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后，竟变成在香港大学保存国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的标语了。我实在想不到这四句“集《文选》句”，竟也会被外国人所引用。

这样的感慨，在现今的中国，发起来是可以发不完的。还不如讲点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余兴”。从予先生在《一般》杂志（目录上说是独逸）上批评我的小说道：“作者的笔锋……并且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换言之，即因为此故，至少是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２０〕悲夫，这“只觉得”也！但我也确有这种的毛病，什么事都不能正正经经。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发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为整年的发感慨，倘是假的，岂非无聊？倘真，则我早已感愤而死了，那里还有议论。我想，活着而想称“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为有趣，想要介绍的也不过是一个广告。港报上颇多特别的广告，而这一个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环日报》，便在第一版上看见的了，此后每天必见，〔２１〕我每见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终于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香港城余蕙卖文

人和旅店余蕙屏联榜幅发售香港对联香港七律香港七绝青山七律荻海对联荻海七绝花地七绝花地七律日本七绝圣经五绝英皇七绝英太子诗戏子七绝广昌对联三金六十员

五金五十员

七金四十员

屏条加倍

人和旅店主人谨启小店在香港上环海傍门牌一百一十八号

七月十一日，于广州东堤。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四期。

〔２〕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赴香港讲演，二十日回广州。文中说的“一月”应为二月。

〔３〕辰江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三七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题为《谈皇仁书院》。他曾亲听过作者在香港的讲演，在信的末段说：“前月鲁迅先生由厦大到中大，有某团体请他到青年会演说。……两天的演词都是些对于旧文学一种革新的说话，原是很普通的（请鲁迅先生原恕我这样说法）。但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先生来演讲，有什么用意。”

〔４〕作者在香港青年会共讲演两次，一次在二月十八日晚，讲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在二月十九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两篇讲稿后来分别收在《三闲集》和《集外集拾遗》中。

〔５〕《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它辟有《循环世界》等副刊。

〔６〕“藩司”“臬司”明清两代称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布政使为藩司，俗称藩台。称掌管一省狱讼的按察使为臬司，俗称臬台。

〔７〕颜之推（５３１-？）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北齐文学家。他关于学鲜卑语、弹琵琶的话，见所著《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按颜之推是记述北齐“一士大夫”的话，并且表示反对，不是他自己的意见。鲁迅后来在《〈扑空〉正误》（收入《准风月谈》）一文中作过说明。

〔８〕和尚被焚的故事，见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建炎二年十二月，“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轻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有僧讼富民，逋其钱数万缗，而通事受贿，诡言天久不雨，此僧欲焚身动天。燕京留守尼楚哈许之。僧呼号，不能自明，竟以焚死。”又宋代洪皓《松漠纪闻》有金国“银珠哥大王”一则，记燕京一个富僧收债的事，内容与此相似。通事，当时对口译人员的称呼。

〔９〕“学者”指顾颉刚等。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自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１０〕《工商报》即《工商日报》，香港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五年七月。

〔１１〕“清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该党，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军进展至长江下游，蒋介石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公布所谓“清党”决议案，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清党运动”。

〔１２〕《晨报副刊》参看本卷第２０２页注〔５〕。鲁迅经常为《晨报副刊》写稿，但并非“特约撰述员”。

〔１３〕“到了汉口”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还没有正式决定“分共”，公开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派合流，当时的武汉还是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的所在地。

〔１４〕“枪终路寝”即被枪杀于路上的意思，由成语“寿终正寝”改变而来。

〔１５〕陈大悲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的话剧工作者。一九二三年八月，《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忠友》；九月十七日陈西滢在《晨报副刊》发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一文，指责他译文中的错误。徐丹甫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说鲁迅因此事停止了向《晨报副刊》投稿，意思是说鲁迅反对《晨报副刊》发表陈西滢的文字。

〔１６〕制军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

〔１７〕至纫公谊过去公函中习用的客套语。意思是十分感佩（对方）热心公事的厚意。纫，感佩。

〔１８〕《汉风杂志》时甡编辑，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第一号封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前二句见该书卷一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１９〕《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名为《旧学》，扉页背面也印有上述《文选》句。

〔２０〕从予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所引的文字见于他在《一般》杂志第三号（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评论《彷徨》的短文。《一般》，是上海立达学会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二六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开明书店发行。

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２〕讲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３〕，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４〕。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５〕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６〕，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７〕，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９〕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１０〕，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ｈａｗ）〔１１〕，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２〕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１〕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２〕知用中学一九二四年由广州知用学社社友创办的一所学校，北伐战争期间具有进步倾向。

〔３〕博物旧时中学的一门课程，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的内容。

〔４〕这里说的开一大篇书目，指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吴宓的《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开列于一九二三年。

〔５〕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参看本卷第１９５页注〔２６〕。

〔６〕本间久雄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新文学概论》有章锡琛中译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７〕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文集。参看本卷第２０页注〔７〕。

〔８〕《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辑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瓦浪斯基（Ａ．^．qenezgopi，１８８４-１９４３）等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论文四篇。参看本卷第３４６页注〔９〕。

〔９〕这个比喻见于印度何种书籍，未详。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张赤山译的伊索寓言《海国妙喻·丧驴》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故事。

〔１０〕进研究室“五四”以后，胡适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一九二四年间，鲁迅曾多次写文章批驳过，参看《坟·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１１〕培那特萧即萧伯纳。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议论见于何种著作，未详。（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襱辅《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１２〕勖本华尔即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指他的《读书和书籍》中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通信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２〕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３〕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４〕--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５〕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６〕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７〕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８〕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９〕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１０〕，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１１〕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ＣＰ和ＣＹ〔１２〕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Ｙ什么Ｙ〔１３〕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１４〕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土耳其鸡〔１５〕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１６〕。这回我看见《闲话》〔１７〕出版的广告，道：“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２〕《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３〕“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４〕指国民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５〕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６〕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７〕“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３９２页注〔６〕。

〔８〕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９〕《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１０〕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１１〕“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１２〕ＣＰ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缩写，即共产党；ＣＹ，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１３〕指国民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Ｌ．Ｙ．，即所谓“左派青年团”；Ｔ．Ｙ．，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１４〕指所谓“士的派”（又称“树的党”），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Ｓｔｉｃｋ（手杖、棍子）的音译。

〔１５〕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１６〕《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参看本卷第２３７页注〔２５〕。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１７〕《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答有恒先生

有恒〔２〕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３〕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４〕。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５〕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６〕，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７〕。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８〕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９〕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１０〕。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１１〕，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１２〕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１３〕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１４〕，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１５〕，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１６〕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１７〕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２〕有恒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３〕《北新》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初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４〕“暴殄天物”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内的“天下百物，鸟兽草木”。

〔５〕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６〕“醉虾”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菜。

〔７〕即本文后一篇《辞“大义”》。

〔８〕“研究系”参看本卷第８４页注〔７〕。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北京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内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丝派”以鲁迅“为主”。“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参看本书《革“首领”》。

〔９〕“投诸四裔”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１０〕指顾颉刚。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说：“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１１〕《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

〔１２〕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参看本卷第４０２页注〔７〕。

〔１３〕独秀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１４〕唐有壬（１８９３-１９３５）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１５〕“抚哭叛徒的吊客”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１６〕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２１５页注〔４〕。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１７〕“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辞“大义”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２〕，--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３〕。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２〕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３〕“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反“漫谈”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２〕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３〕，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４〕，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５〕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２〕“世故的老人”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３８３页注〔３〕。

〔３〕《教育漫谈》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４〕“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５〕再作冯妇《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忧“天乳”

《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２〕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为还有光明。不过也太嫌“新”一点。

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３〕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４〕，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５〕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女子剪发也一样，总得有一个皇帝（或者别的名称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虽然如此，有许多还是不高兴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载，也就忘其所以了；两年以后，便可以到大家以为女人不该有长头发的世界。这时长发女生，即有“望洋兴叹”之忧。倘只一部分人说些理由，想改变一点，那是历来没有成功过。

但现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张女子剪发的，可惜据地不坚。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已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以此例之，欧阳晓澜女士盖尚非甚严欤？

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６〕。有人以不得樊增祥〔７〕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我曾经也有过“杞天之虑”〔８〕，以为将来中国的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须雇乳娘。但仅只攻击束胸是无效的。第一，要改良社会思想，对于乳房较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装，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９〕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

九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２〕《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参看本卷第９８页注〔９〕。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该报刊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一则说：“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不惟对于该校生功课认真督责指导，即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亦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因之一般剪发女生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

〔３〕指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垂辫一事。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４〕作者在清代末年留学日本时，即将辫子剪掉，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时间在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冬之际。他在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归国后曾因没有辫子而吃过许多苦。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５〕袁世凯参看本卷第２１９页注〔２〕。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的一项令文中，也有“剪发为民国政令所关，政府岂能漠视”等话。

〔６〕“天乳运动”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见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广州《国民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

〔７〕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他曾经写过许多“艳体诗”，专门在典故和对仗上卖弄技巧；做官时所作的判牍，也很轻浮。下文的“鸡头肉”，是芡实（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的别名。宋代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载：“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

〔８〕“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５〕。

〔９〕“不齿于四民之列”民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谓“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官署差役等等都视为贱民，将他们排斥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革“首领”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２〕，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３〕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４〕；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５〕；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６〕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７〕，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８〕之类。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２〕华盖罩命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３〕指凌叔华。参看本卷第２４０页注〔４２〕。

〔４〕“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３７页注〔２５〕。“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５〕“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２４５页注〔３〕。

〔６〕“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７〕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３６页注〔１５〕。

〔８〕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公理”之所在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这是我去年说过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正如每个穷光棍，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

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２〕么？--Ｙｅｓ〔３〕，就是这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４〕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５〕，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６〕--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２〕“公理战胜”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２〕。

〔３〕Ｙｅｓ英语：是，对。

〔４〕段执政指段祺瑞。参看本卷第１２０页注〔４〕。下文的“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指一九二六年段祺瑞下令卫兵屠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

〔５〕枪炮战胜了投壶指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战胜了军阀孙传芳。参看本卷第３６３页注〔４〕。

〔６〕《现代评论》开办时曾通过章士钊接受段祺瑞的一千元津贴。《猛进》、《语丝》曾揭露过这件事。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中强作辩解，并影射攻击鲁迅。参看本卷第２６４页注〔４〕。

卢梭和胃口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２〕，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３〕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

“……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然而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梁实秋〔４〕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点不同”了。其实岂但“稍微”而已耶，乃是“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因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而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又证明着天下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５〕所以，梁先生说--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势必至于得到这样的结论--“……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

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更渐近于完全“蠢笨如牛”。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这种议论还是不会完结的。为什么呢？一者，因为即使知道说“自然的不平等”〔６〕，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为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７〕也。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８〕，今年大谈白璧德〔９〕，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

许多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别，也正如“人”字一样的--其实这两字也应该呈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国的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０〕的，以尊重另一种人格罢--

“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对于他取了为父之劳的个人主义运动的全体怀疑，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么？

“阿嶷夫人曰：‘最后的一句，好像是对于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说。‘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审判了。’”

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错误，因为我是从日本文重译的。书的原名是《Ｍａｍｍｏｎａｒｔ》，在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的Ｐａｓａｄｅｎａ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们自己弄来看去罢。Ｍａｍｍｏｎ〔１１〕是希腊神话里的财神，ａｒｔ谁都知道是艺术。可以译作“财神艺术”罢。日本的译名是“拜金艺术”，也行。因为这一个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没有下令颁行，字典里也大概未曾注入，所以姑且在这里加一点解释。

十二，二一。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

〔２〕卢梭（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民约论》（一七六二年出版），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在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影响很大。他因此备受僧侣和贵族的迫害，以致不得不避居瑞士和英国。

〔３〕《爱弥尔》通译《爱弥儿》，卢梭所著的教育小说，一七六二年出版。在前四篇关于主要人物爱弥儿的描述中，作者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应尊重人的自然发展。但第五篇叙述对莎菲亚的教育时，作者又认为“人既有差别，人格遂亦有差别，女子有女子的人格。”由于此书反封建、反宗教色彩浓厚，出版后曾被巴黎议会议决焚毁。中文本系魏肇基所译，一九二三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序文为译者所作。

〔４〕梁实秋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的重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曾留学美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追随者。他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后略加修改，重新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他认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实足矫正近年来男女平等的学说”。

〔５〕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中说：“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不但男子和女人是有差别的，就是男子和男子，女人和女人，又有差别。简言之，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

〔６〕“自然的不平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七六二年出版）中说：“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据李常山译本，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７〕“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二句，是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中的话。

〔８〕亚诺德（Ｍ．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２２-１８８８）通译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梁实秋在所著《文学批评辩》、《文学的纪律》等文里常引用他的意见。

〔９〕白璧德（Ｉ．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他在所著《卢骚及浪漫主义》一书中，对卢梭大肆攻击。梁实秋说卢梭“无一是处”，便是依据他的意见而来的。

〔１０〕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阿通·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小说家。下文的《Ｍａｍｍｏｎａｒｔ》，即《拜金艺术》，辛克莱的一部用经济的观点解释历史上各时代的文艺的专著，一九二五年出版。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的Ｐａｓａｄｅｎａ，即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第那城。按引文中的阿嶷是该书中一个原始时代的艺术家的名字。这里的引文是根据木村生死的日文译本《拜金艺术》（一九二七年东京金星堂出版）重译。

〔１１〕Ｍａｍｍｏｎ这个词来源于古代西亚的阿拉米语，经过希腊语移植到近代西欧各国语言中，指财富或财神，后转义为好利贪财的恶魔。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是普路托斯（Ｐｌｏｕｔｏｓ）。

拟豫言

--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有公民某甲上书，请每县各设大学一所，添设监狱两所。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书，请将共产主义者之产业作为公产，女眷作为公妻，以惩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发，逃入租界。

有大批名人学者及文艺家，从外洋回国，于外洋一切政俗学术文艺，皆已比本国者更为深通，受有学位。但其尤为高超者未入学校。

科学，文艺，军事，经济的连合战线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许多新的期刊出版，〔２〕本子最长大者，为--

文艺又复兴。文艺真正老复兴。宇宙。其大无外。至高无上。太太阳。光明之极。白热以上。新新生命。新新新生命。同情。正义。义旗。刹那。飞狮。地震。阿呀。真真美善。……等等。

同日，美国富豪们联名电贺北京检煤渣老婆子等，称为“同志”〔３〕，无从投递，次日退回。

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时灭亡。

有提倡“一我主义”者，几被查禁。后来查得议论并不新异，着无庸议，听其自然。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４〕，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愦胡涂”。

谣传有男女青年四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踪。

蒙古亲近赤俄，公决革出五族，以侨华白俄补缺，仍为“五族共和”，各界提灯庆祝。

《小说月报》出“列入世界文学两周年纪念”号，定购全年者，各送优待券一张，购书照定价八五折。

《古今史疑大全》〔５〕出版，有名人学者往来信札函件批语颂辞共二千五百余封，编者自传二百五十余叶，广告登在《艺术界》，谓所费邮票，即已不赀，其价值可想。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６〕

有中国的法斯德〔７〕挑同情一担，访郭沫若，见郭穷极，失望而去。

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绑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洋五十元，国帑更裕。〔８〕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９〕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用一句，云：“什么马克斯牛克斯。”〔１０〕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新诗“雇人哭丧假哼哼体”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摊，皆寄售《现代评论》。〔１１〕赤贼完全消灭，安那其主义将于四百九十八年后实行。〔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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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署名楮冠。

〔２〕关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期刊，作者稍后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曾说过：“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见《三闲集》）可参看。

〔３〕关于美国富豪称北京捡煤渣老婆子为“同志”，参看本卷第５４８页注〔２〕。

〔４〕“以党治国”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而提出的口号。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鼓吹：“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５〕《古今史疑大全》这是影射顾颉刚的《古史辨》而虚拟的书名。一九二六年六月，顾颉刚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内收他自己和胡适等人所作讨论中国古史的文字及往来信札；书前有他的一篇自序，详述其身世、环境、求学经过与治学方法等等，长达一○三页，就像是他的自传。书中各篇，往往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对待古代的史实和人物。

〔６〕《玉堂春》叙述妓女苏三（玉堂春）遭遇的故事。最早见于《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以后被改编为弹词、京戏、评剧、电影等等。按白璧德文艺思想的追随者梁实秋在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时，曾说男女“人格”有差别，“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参看本书《卢梭和胃口》）这里是说，像玉堂春那样被践踏的女性，应该是最符合梁实秋的理论的所谓“完全的女子”。

〔７〕中国的法斯德大概是指高长虹。法斯德即德国作家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主角浮士德，是欧洲传说中的一个冒险人物。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说：“鲁迅则常说郭沫若骄傲，我则说他的态度才能倒都好，颇有类似歌德的样子。”又说：“听一个朋友说，……郭沫若醉后写了一副对联给周作人，意思是什么成文豪置房产之类”。文中所说“同情”也是高长虹的话，参看本卷第４９９页注〔２〕。按高长虹说鲁迅“常说郭沫若骄傲”，完全出于“捏造”，参看《两地书·七三》。又所说郭沫若写对联给周作人，亦无其事。

〔８〕关于束胸受罚，参看本卷第４６９页注〔６〕。

〔９〕指马寅初。作者在《两地书·五八》中说：“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线，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

〔１０〕指吴稚晖。他在国民党“清党”前后，常常发表这种反革命言论。这一句迭见于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月给汪精卫的信中。按广州报纸曾称吴稚晖为“革命文学家”。参看本书《革命文学》一文。

〔１１〕《现代评论》为了扩大销路，曾在该刊“特别增刊”第一号（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现代评论》代售处”一表，分“京内”、“京外”、“国外”三栏，详列代售处一百多处，其中有百货店、药店、实业公司、同善社等等。

〔１２〕这是对于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国民党政客吴稚晖的讽刺。参看本卷第４５９页注〔１６〕。安那其主义，英语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的音译，即无政府主义。

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２〕。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３〕。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４〕。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

〔２〕指梁实秋。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一文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数年间所写的文艺批评的根本思想。

〔３〕“岌岌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天下殆哉，岌岌乎！”即危险不安的意思。

〔４〕汗不敢出见《世说新语·言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再谈香港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２〕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３〕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４〕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５〕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６〕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７〕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８〕是我们的前辈。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２〕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３〕伏园孙伏园，参看本卷第３８３页注〔５〕。

〔４〕蒋径三（１８９９-１９３６）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５〕《大陆报》美国人密勒（Ｆ．Ｍｉｌｌａｒｄ）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６〕“学者”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７〕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８〕苗瑶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意表之外”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但今年发见了，我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来做广告，显而易见，不消说了。还有：１，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２〕，“相视而笑，莫逆于心”〔３〕了。“咱们一伙儿”。

２，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譬如办学校罢，教员请不到，便说：这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学生闹一点小乱子罢，又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他倒干干净净。

我又不学耶稣〔４〕，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也许后来还要开开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说过的“主将”之类以外，新的都不再说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个人”，“某学者”，“某教授”，“某君”。这么一来，他利用的时候便至少总得费点力，先须加说明。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这种办法实在比“交战”厉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写杂感。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意表之外”，是引用复古派文人林纾文章中不通的用语。

〔２〕“兰谱”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兄弟，互换谱帖以为凭证，称为金兰谱，省称兰谱，取《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

〔３〕“相视而笑”二句，见《庄子·大宗师》，即彼此同心，毫无拂逆的意思。

〔４〕耶稣（约前４-３０）基督教创始人。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ＣＰ或ＣＹ，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２〕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九，十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２〕清党委员会蒋介石国民党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而设立的机构。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指派邓泽如等七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七日，该会正式成立，各省也先后组成它的下属机构。

谈“激烈”

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２〕，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３〕，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环日报》上遇到一点参考资料了。事情是一个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路过（！）香港，“在尖沙嘴码头，被一五七号华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谨案：箱也）之内，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抄报太麻烦，说个大略罢，是：“择译”时期，押银五百元出外；后来因为被告供称书系朋友托带，所以“姑判从轻罚银二十五元，书籍没收焚毁”云。

执信学校是广州的平正的学校，既是“清党”之后，则《宣传大纲》不外三民主义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独对于友邦，竟敢用“侵夺”字样，则确也未免“激烈”一点，因为忘了他们正在替我们“保存国粹”之恩故也。但“侵夺”上也许还有字，记者不敢写出来。

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４〕，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经举出过《茅亭客话》。但这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５〕，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６〕今摘数条如下：“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矩”之道〔７〕。即：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矩”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还未研究好，单看清朝的老例，则准其叹气，乃是对于古人的优待，不适用于今人的。因为奴才都叹气，虽无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须要如罗素〔８〕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

但我还要给自己解释几句：我虽然对于“笑嘻嘻”仿佛有点微词，但我并非意在鼓吹“阶级斗争”，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篇，杭州轿夫是不会看见的。况且“讨赤”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轿，足见以抬轿为苦境，也不独“乱党”为然。而况我的议论，其实也不过“可叹也夫”乎哉！现在的书籍往往“激烈”，古人的书籍也不免有违碍之处。那么，为中国“保存国粹”者，怎么办呢？我还不大明白。仅知道澳门是正在“征诗”，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经“江霞公太史（孔殷）〔９〕评阅”，取录二百名。第一名的诗是：南中多乐日高会。。。良时厚意愿得常。。。

陵松万章发文彩。。。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照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１０〕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１１〕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而“狂徒”又须挨骂了。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１２〕，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关税非国粹也。“可叹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重吟“征诗”，莫名其妙，稿有余纸，因录“江霞公太史”评语，俾读者咸知好处，但圈点是我僭加的--“以谢启为题，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诗十九首中字，复嵌全限内字。首二句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步骤井然，举重若轻，绝不吃力。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属巧中生巧，难上加难。至其胎息之高古，意义之纯粹，格调之老苍，非寝馈汉魏古诗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广州。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２〕“中国元气太损”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嗾使一部分买办洋奴用所谓“上海保安会”的名义，散发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传单与图画，有一张图画上画一个学生高高站着大叫“打倒帝国主义！”他下面的一群听众，包括绅士、学者、商人、流氓，都表示反对，其中有一个工人张嘴喊着：“中国元气太损，再用不着破坏了！”

〔３〕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有这样谩骂作者的话：“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下文“身心交病”、“新时代的青年”，也是引自高长虹的文章。

〔４〕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如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庄廷鑨《明书》之狱；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之狱；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徐述夔《一柱楼诗》之狱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大狱。

〔５〕《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及其注〔６〕、〔７〕。

〔６〕《鸡肋编》参看本书第３３６页注〔８〕。清代胡珽《琳琅秘室丛书》中收有此书，系以影元钞本校文澜阁本；这里是指夏敬观据琳琅秘室本校印的本子，一九二○年七月出版。文澜阁，收藏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附近，建于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７〕“循规蹈矩”之道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增加房捐，受到人民的反抗。租界当局御用的“上海保安会”便散发题为《循规蹈矩》的传单，说“循规蹈矩”“是千古治家治国的至理名言；否则，处处演出越轨的举动，就要家不家，国不国了。”威胁群众不得为此事“罢工辍业”。

〔８〕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来我国讲学，曾至西湖游览。他“称赞”杭州轿夫“常是笑嘻嘻”的话，见所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说几个中国轿夫在休息时，“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９〕江霞公太史即江孔殷，字少泉，号霞公，广东南海人。清末翰林，故称太史。他当时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幕僚，经常在广州、港澳等地以遗老姿态搞复古活动。

〔１０〕“嵌字格”过去做旧诗或对联的人，将几个特定的字（如人名地名或成语），依次分别用在各句中相同的位置上，叫做“嵌字格”。

〔１１〕饶汉祥湖北广济人，民国初年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他作的通电宣言，都是骈文滥调。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去世，同月二十九日《顺天时报》日本记者著文哀悼，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１２〕裁厘加税厘即厘金，是起于清代咸丰年间的一种地方货物通过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日本等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会上曾讨论中国裁撤厘金和增加进口税等问题。各国代表大都以裁撤厘金为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条件，反对中国在裁厘以前提高进口货物的税率。他们所以在会议上提出裁厘，意在抵制中国增加关税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知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本是不可能裁撤厘金的。

文艺和革命

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

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现在妄加编排，以质同志--１，革命军。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大军官们也许到得迟一点，但自然也是先驱，无须多说。

（这之前，有时恐怕也有青年潜入宣传，工人起来暗助，但这些人们大抵已经死掉，或则无从查考了，置之不论。）

２，人民代表。军官们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这是第二先驱。

３，文学家。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２〕，飞腾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

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３〕……。

好了。倘若硬要乐观，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所谓文学家将要出国的消息，看见新闻上的记载，广告；看见诗；看见文。虽然尚未动身，却也给我们一种“将来学成归国，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谁都愿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点一分五秒。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２〕同情文学一九二七年春，广州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在《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连续发表“忏悔”的诗文，并对他们的叛变互表“同情”；三月间，又在《现代青年》上发表《谈谈革命文艺》、《革命与文艺》等文章，鼓吹文艺“是人类同情的呼声”，“人类同情的应惑”等等。所谓“同情文学”，当指这类东西。

〔３〕珂罗连珂（q．j．^enelszoe，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译柯罗量疲，俄国作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六年。著有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文学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新时代的放债法

还有一种新的“世故”〔２〕。

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你倘说中国像沙漠罢，这资本家便乘机而至了，自称是喷泉。你说社会冷酷罢，他便自说是热；你说周围黑暗罢，他便自说是太阳。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岂但拿去而已哉。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

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点产业，那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他一提倡共产，你的产业便要充公了，但他没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现在的产业。那自然是他赏赐你的。

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这又是一宗恩典。

还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担--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为你没有精神的眼睛--经过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担……阿阿！这又是一宗大恩典。

于是乎是算账了。不得了，这么雄厚的资本，还不够买一个灵魂么？但革命家是客气的，无非要你报答一点，供其使用--其实也不算使用，不过是“帮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帮忙”，当然，罪大恶极了。先将忘恩负义之罪，布告于天下。而且不但此也，还有许多罪恶，写在账簿上哩，一旦发布，你便要“身败名裂”了。想不“身败名裂”么，只有一条路，就是赶快来“帮忙”以赎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的身边藏着这许多账簿，而他们自己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这样天大的恐慌。

于是乎又得新“世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

九，十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原题《“新时代”的避债法》。

〔２〕“世故”及下文若干词句，都是引用高长虹的话。高长虹，参看本卷第３８３页注〔３〕。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恣意的诬蔑和攻击。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谩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在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给--》一诗中自比太阳：“如其我是太阳时，我将嫉妒那夜里的星星。”在第九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介绍中华第一诗人》内则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像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是我倒让步过人。”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时代的命运》中又有“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等语。在同篇中又说他和鲁迅“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他所用的“战略”是“同情”。在《指掌图》一文内，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一月）《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等等。所以本文中有“太阳”、“爱人”、“同情”、“来一百回”等语。此外，“帮忙”、“新时代的新青年”等，都是高长虹文中常用的词语。

《尘影》题辞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２〕，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３〕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４〕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５〕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２〕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ｄｏｌｌａｒ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３〕《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国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４〕《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行贿求救。韩受贿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５〕《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

陶元庆〔２〕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３〕：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Ｙｅｓ”“Ｎｏ”，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４〕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５〕或清朝的营造尺〔６〕，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２〕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３〕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４〕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Ｍｅｔｒｅ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５〕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８１）所造的一种铜尺。

〔６〕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革命文学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２〕，德国的霍普德曼〔３〕，西班牙的伊本纳兹〔４〕，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５〕，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６〕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７〕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８〕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９〕，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１０〕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１１〕，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２〕唐南遮（Ｇ．Ｄ’Ａｎｎｕｎｚｉｏ，１８６３-１９３８）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３〕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４〕伊本纳兹（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re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参看本卷第４５９页注〔１６〕。

〔６〕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７〕“杀身成仁”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８〕“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９〕“赋得革命，五言八韵”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１０〕叶遂宁（Ｃ．Ａ．Ｅｃｅzpz，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１１〕梭波里（Ａ．Ｍ．Ｃｏhelm，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扣丝杂感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２〕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３〕，《沉钟》〔４〕。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５〕，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６〕，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７〕，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８〕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９〕，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１０〕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１１〕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１２〕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１３〕说他《洪水》〔１４〕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１５〕直要待到蔡松坡〔１６〕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１７〕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１８〕。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２〕《语丝》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随感录》二十八是岂明所作的《光荣》。内容是说《语丝》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３〕《新生》文艺周刊，北京大学新生社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４〕《沉钟》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冯至、陈炜谟、陈翔鹤、杨晦等。这里是指半月刊。

〔５〕《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汉学杂志，佐久节编，一九一九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该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编第一号起连载《西游记杂剧》（非传奇）。《西游记杂剧》，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实为元末明初杨讷（字景贤）所作，共六卷。我国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见明刊杨东来评本。

〔６〕《君山》韦丛芜作的长诗，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７〕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无“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８〕这是广州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９〕方传宗关于毛边装订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说，毛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内容浅薄的掩丑”，对于读者，则“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所以他反对毛边装订。从通信中知道他当时是福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馆员。

〔１０〕李老板指北新书局主持者李小峰。

〔１１〕大概指发表在《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侠子的《东风》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说：“在这革命火焰高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着的文学当然是革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革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１２〕教育部禁止白话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１３〕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１４〕《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１５〕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为“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

〔１６〕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日本。

〔１７〕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１８〕“清道”封建时代，帝王和官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谈所谓“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２〕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３〕，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g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４〕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５〕，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６〕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７〕，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８〕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９〕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１０〕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１１〕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１２〕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Ｆ先生〔１３〕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Ｇ主事〔１４〕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１５〕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１６〕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Ｙ次长〔１７〕，以讲大话出名的Ｃ参事〔１８〕，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Ｆ总长，都“念兹在兹”〔１９〕，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Ｆ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ＹＴ〔２０〕；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ＹＴ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２１〕，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不。Ｆ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２２〕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２〕“大内档案”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

〔３〕罗振玉参看本卷第３８９页注〔７〕。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４〕金梁字息侯，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５〕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在罗的影响下，受清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６〕蒋彝潜事迹不详。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７〕Ｓａｎｄｗｉｃｈ英语：夹肉面包片。音译三明治。

〔８〕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英语：感伤的。按蒋彝潜的文章中充满“追悼”、“痛哭”、“去了！东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语句。

〔９〕“国朝”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在文章中仍称清朝为“国朝”。

〔１０〕胡玉缙（１８５９-１９４０）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许蚌学林》等书。

〔１１〕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江苏学政黄体芳创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南菁讲舍文集》等。

〔１２〕夏曾佑（１８６５-１９２４）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光绪进士。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１３〕Ｆ先生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１４〕Ｇ主事不详。

〔１５〕殿试又叫廷试，皇帝主持的考试。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１６〕实录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编写。因材料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１７〕Ｙ次长指袁希涛（１８６６-１９３０），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

〔１８〕Ｃ参事指蒋维乔，学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１９〕“念兹在兹”语见《尚书·大禹谟》。念念不忘的意思。

〔２０〕ＹＴ指彦德，字明允，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他在这“大内档案”中得到蜀石经《穀梁传》九四○余字。（罗振玉亦得《穀梁传》七十余字，后来两人都卖给庐江刘体乾；刘于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经》八册。）

〔２１〕《司马法》古代兵书名，共三卷，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但实为战国时齐威王诸臣辑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后来《隋书·经籍志》等就以为是他所撰。

〔２２〕蜀石经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石列于成都学宫。这种石刻经文的拓本，后世称为蜀石经。因为它是历代石经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种，错字也比较少，所以为后来研究经学的人所重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２〕讲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３〕和董卓〔４〕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５〕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６〕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８〕。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９〕。--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１０〕。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１１〕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１２〕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１３〕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１４〕，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１５〕。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１６〕，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１７〕，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１８〕，还有明帝曹叡〔１９〕，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２０〕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２１〕（ＡｒｔｆｏｒＡｒｔ′ｓＳａｋｅ）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２２〕；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２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２４〕，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２５〕。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２６〕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２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２８〕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２９〕，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３０〕。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３１〕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３２〕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３３〕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３４〕，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３５〕。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３６〕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３７〕--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３８〕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３９〕。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４０〕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４１〕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４２〕，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４３〕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４４〕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４５〕。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４６〕和阮籍〔４７〕。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４８〕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４９〕。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５０〕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５１〕。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５２〕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５３〕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５４〕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５５〕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５６〕，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５７〕，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５８〕。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５９〕，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６０〕，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６１〕，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６２〕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６３〕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６４〕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６５〕--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６６〕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６７〕。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６８〕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６９〕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７０〕。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２〕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癋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３〕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４〕董卓（？-１９２）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１９０），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５〕党锢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１６９），熹平元年（１７２），熹平五年（１７６）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７〕《三国志演义》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８〕严可均（１７６２-１８４３）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９〕丁福保（１８７４-１９５２）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１０〕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１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１２〕《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１１２-１８５），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１３〕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二十二年（２１７）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２１４）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１４〕“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１２７-２００），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１５〕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１６〕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１７〕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１８〕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１９〕曹叡（２０４-２３９）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２０〕《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２１〕“为艺术而艺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Ｔ．Ｇａｕｔｉｅ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２２〕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２３〕文章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２４〕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癕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２５〕“建安七子”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１５３-２０８），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２１７），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１７１-２１７），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瑀（？-２１２），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瑒（？-２１７），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２１７），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丞相掾属。

〔２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２７〕“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酒。

〔２８〕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k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２９〕祢衡（１７３-１９８）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３０〕何晏（？-２４９）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３１〕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３２〕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３３〕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３４〕“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３２５-３７５），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３５〕葛洪（约２８３-３６３）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３６〕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３７〕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３８〕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２０９-２５４），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３９〕“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２４０-２４９），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４０〕《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４１〕司马懿（１７９-２５１）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２６５），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４２〕“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４３〕皇甫谧（２１５-２８２）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癳，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４４〕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农。

〔４５〕“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３９〕。

〔４６〕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鑟e（今安徽宿县）人Ｊ恕*《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４７〕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４８〕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操鞍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绅处士”在他的面前“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４９〕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５０〕“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５１〕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

〔５２〕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５３〕《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５４〕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５５〕颜延之（３８４-４５６）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５６〕《难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５７〕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５８〕《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２０５-２８３），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５９〕裴頠（２６７-３００）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６０〕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６１〕何曾（１９７-２７８）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６２〕“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６３〕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６４〕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２２５-２６４），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２６２）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６５〕《家诫》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６６〕刘勰（？-约５２０）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６７〕陶潜（约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６８〕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６９〕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７０〕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小杂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３〕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４〕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５〕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６〕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２〕犬儒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Ｃｙｎｉｃｉｓｍ）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Ｃｙｎｉｃ，它那‘刺’便是‘冷嘲’。”

〔３〕约翰穆勒（Ｊ．Ｓ．Ｍｉｌｌ，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４〕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５〕“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６〕“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２０６）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附录：大衍发微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纂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先开前六名，但所任的职务，因为我见闻有限，所以也许有遗漏：一徐谦（安徽）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

二李大钊（直隶）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室秘书。三吴敬恒（江苏）清室善后委员会监理。

四李煜瀛（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大教授。

五易培基（湖南）前教育总长，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六顾兆熊（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四月九日《京报》云：“姓名上尚有圈点等符号，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虽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于是就有人推测，以为吴老先生之所以仅有一点者，因章士钊还想引以为重，以及别的原因云云。案此皆未经开列职务，以及未见陈源《闲话》之故也。只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点之别，不过表明“差缺”之是否“优美”〔２〕。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记其详”的余人，依此类推，大约即不至于有大错。将冠冕堂皇的“整顿学风”〔３〕的盛举，只作如是观，虽然太煞风景，对不住“正人君子”们，然而我的眼光这样，也就无法可想。再写下去罢，计开：七陈友仁（广东）前《民报》英文记者，现《国民新报》英文记者。

八陈启修（四川）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大教授，女师大教授，《国民新报副刊》编辑。

九朱家骅（浙江）北大教授。

十蒋梦麟（浙江）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十一马裕藻（浙江）北大国文系主任，师大教授，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

十二许寿裳（浙江）教育部编审员，前女师大教务长现教授。

十三沈兼士（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女师大教授。

十四陈垣（广东）前教育次长，现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大导师。

十五马叙伦（浙江）前教育次长，教育特税督办，现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北大讲师。

十六邵振青（浙江）《京报》总编辑。

十七林玉堂（福建）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语丝》撰稿者。

十八萧子升（湖南）前《民报》编辑，教育部秘书，《猛进》撰稿者。

十九李玄伯（直隶）北大法文系教授，《猛进》撰稿者。二十徐炳昶（河南）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一周树人（浙江）教育部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

二十二周作人（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燕京大学副教授，《语丝》撰稿者。

二十三张凤举（江西）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讲师，《国副》编辑，《猛进》及《语丝》撰稿者。

二十四陈大齐（浙江）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二十五丁维汾（山东）国民党。

二十六王法勤（直隶）国民党，议员。

二十七刘清扬（直隶）国民党妇女部长。

二十八潘廷干

二十九高鲁（福建）中央观象台长，北大讲师。三十谭熙鸿（江苏）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一陈彬和（江苏）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三十二孙伏园（浙江）北大讲师，《京报副刊》编辑。

三十三高一涵（安徽）北大教授，中大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

三十四李书华（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五徐宝璜（江西）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六李麟玉（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七成平（湖南）《世界日报》及《晚报》总编辑，女师大讲师。

三十八潘蕴巢（江苏）《益世报》记者。

三十九罗敦伟（湖南）《国民晚报》记者。

四十邓飞黄（湖南）《国民新报》总编辑。

四十一彭齐群（吉林）中央观象台科长，《猛进》撰稿者。

四十二徐巽（安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

四十三高穰（福建）律师，曾担任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刘百昭事。

四十四梁鼎

四十五张平江（四川）女师大学生。

四十六姜绍谟（浙江）前教育部秘书。

四十七郭春涛（河南）北大学生。

四十八纪人庆（云南）大中公学教员。

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还是像九六的制钱似的，这就算是足串了。至于职务，除遗漏外，怕又有错误，并且有几位是为我所一时无从查考的。但即此已经足够了，早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甲，改组两个机关：

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２．清室善后委员会。

乙，“扫除”三个半学校：１．中俄大学；

２．中法大学；

３．女子师范大学；

４．北京大学之一部分。

丙，扑灭四种报章：

１．《京报》；

２．《世界日报》及《晚报》；３．《国民新报》；

４．《国民晚报》。

丁，“逼死”两种副刊：１．《京报副刊》；

２．《国民新报副刊》。

戊，妨害三种期刊：

１．《猛进》；

２．《语丝》；

３．《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党同伐异”〔４〕怕是不至于的，“睚眦之怨”〔５〕或者也未必报。但是赵子昂的画马〔６〕，岂不是据说先对着镜子，摹仿形态的么？据上面的镜子，从我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１．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上面已经说过了。

２．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７〕，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

３．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４．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８〕，有十四人在内。

５．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

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９〕；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这种举动虽将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愿意为要博得这些东西的夸奖，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这且待后来再说，因为近几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一般，“安居在东交民巷里”〔１０〕了。

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报副刊》上，名单即见于《京报》。用“唯饭史观”〔１１〕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之数”〔１２〕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

于是就抽掉了。但现在情势，却已不同，虽然其中已有两人被杀〔１３〕，数人失踪，而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谨案：妙极）了”〔１４〕了。而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１５〕了。此之所以为革命欤。因见语堂的《翦拂集》〔１６〕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京报副刊》。

〔２〕“优美的差缺”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７２页注〔１１〕。

〔３〕“整顿学风”参看本卷第１２０页注〔４〕。

〔４〕“党同伐异”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５〕。

〔５〕“睚眦之怨”参看本卷第３０１页注〔７〕。

〔６〕赵子昂的画马参看本卷第２３６页注〔１７〕。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７〕“某籍”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作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针对杨荫榆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的行径，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同月三十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的《闲话》中攻击这个宣言，其中有“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话。某籍，指浙江。参看本卷第８０页注〔８〕。

〔８〕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评议会为了反对章士钊非法解散女师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有十七位教员曾发表《致本校同事公函》。这里说的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即指此事。

〔９〕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作战期间，国民军因发觉段祺瑞勾结奉军，于四月九日包围执政府，收缴卫队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当时外国使馆所在地）。又一九二五年五月间，章士钊因禁止爱国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遭到学生群众的反对，曾逃往天津躲避。

〔１０〕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的《闲话》中曾对当时北方的革命力量加以讽刺说：“每一次飞艇（按指奉军飞机）正在我头上翱翔着的时候，我就免不了羡慕那些安居在东交民巷的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

〔１１〕“唯饭史观”这是讽刺陈西滢的。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闲话》中说：“我是不信唯物史观的，可是中国的政治，我相信实在可以用唯物观来解释，也只可这样的解释。种种的战争，种种的政变，出不了‘饭碗问题’四个字。”

〔１２〕“大衍之数”语见《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为五十的代词。

〔１３〕指李大钊及邵振青。李大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邵振青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

〔１４〕《现代评论》的这个广告登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北京《新晨报》。

〔１５〕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书报十五种，《语丝》是其中的一种。〔１６〕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名玉堂，福建龙溪人，作家。语丝社成员。曾留学美国、德国，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他在北京任教时，曾对青年学生反对章士钊的斗争表示支持。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和“闲适”，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翦拂集》是他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杂文的结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出版。集中有《“发微”与“告密”》一文，内容是揭露段祺瑞、章士钊等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无耻手段，其中曾提及作者这篇文章，有“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等语。

第四卷

三闲集

序言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吊与贺

“皇汉医学”

匪笔三篇

“醉眼”中的朦胧

革命咖啡店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流氓的变迁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鲁迅译著书目

《小彼得》译本序

路

扁

某笔两篇

铲共大观

柔石作《二月》小引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书籍和财色

太平歌诀

述香港恭祝圣诞

通信（并Ｙ来信）

无声的中国

头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怎么写（夜记之一）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我和《语丝》的始终

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１〕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２〕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３〕，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５〕，太阳社〔６〕，“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８〕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９〕，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１０〕，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１１〕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１２〕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１３〕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１４〕，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１５〕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１６〕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１７〕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１８〕。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１〕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２〕“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３〕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十七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十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４〕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九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５〕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６〕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７〕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８〕“有闲即是有钱”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９〕廖君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

〔１０〕《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１１〕《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四十六篇。

〔１２〕“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１３〕“杀，杀，杀”这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１４〕按《老调子已经唱完》曾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新时代》，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又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讲演是《无声的中国》。〔１５〕蒲力汗诺夫（cad艶ghijkl，１８５６—１９１８）通移樟泻号捣颍欢砉缙诘穆砜怂贾饕謇砺奂遥*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艺术论》，参看《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及其注〔１〕。

〔１６〕成仿吾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１７〕锻炼周纳意思是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语出《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１８〕“刀笔”这里指刀笔吏（讼师）罗织人罪的手法。《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克兴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说鲁迅“拿出他本来的刀笔，尖酸刻薄的冷诮热骂”。作者在这里引用是给以反刺。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西湖博览会〔２〕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征求的，末后又有“落伍者的丑史”，却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历亲芳烈之余，添嗅一下臭气似的。

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丑史”的目录中，又有“邹容〔３〕的事实”，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没有错而邹容不是别一人，那么，据我所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他在满清时，做了一本《革命军》〔４〕，鼓吹排满，所以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后来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里了，其时盖在一九○二年。自然，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义〔５〕，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６〕才成立。听说中山先生的自叙上就提起他的，〔７〕开目录的诸公，何妨于公余之暇，去查一查呢？

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二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语丝》第五卷第二期。

〔２〕西湖博览会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主办的一个交流物资性质的展览会，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在杭州西湖开幕，内设“革命纪念馆”。开幕前曾在报纸上刊登“征集革命纪念品”的广告。

〔３〕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春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回国后于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狱中。

〔４〕《革命军》邹容著，章炳麟序，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刊行，全书共七章。它揭露了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了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作者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５〕三民主义孙中山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原则和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背叛了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学说也被窜改。

〔６〕同盟会即中国革命同盟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在孙中山领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它的政治纲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７〕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说：“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吊与贺

《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

吊丧文孔伯尼

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斯，素无余润，常经风波。以久特闻，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坚壮，岂意中道而崩？“闲话”失慎，“随感”伤风欤？抑有他故耶？岂明〔２〕老人再不兴风作浪，叛徒首领〔３〕无从发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余愤；义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语丝派”已亡，众怒少息，“拥旗党”〔４〕犹在，五色何忧？从此狂澜平静，邪说歼绝。有关风化，良匪浅鲜！则《语丝》之停也，岂不懿欤？所惜者余孽未尽，祸根犹存，复萌故态，诚堪预防！

自宜除恶务尽，何容姑息养奸？兴仁义师，招抚并用；设文字狱，赏罚分明。打倒异端，惩办祸首；以安民心，而属众望。岂惟功垂不朽；易止德及黎庶？抑亦国旗为荣耶？效《狂飙》〔５〕之往例，草《语丝》之哀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朝野君子，乞勿忽之。

未废标点，已禁语体之秋，阳历晦日，杏坛上。

先前没有想到，这回却记得起来了。去年我在厦门岛上时，也有一个朋友剪寄我一片报章，是北京的《每日评论》，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阳历的日子被剪掉了。内容是这一篇：

挽狂飙燕生〔６〕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当这与“思想界的权威者”〔７〕正在宣战的时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结果，多心的人也许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这话当然不确”，“不过”自由批评家所走不到的光华书局，“思想界的权威”也许竟能走得到了，于是乎《狂飙》乃停，于是乎《狂飙》乃不得不停。

但当今之世，权威亦多矣，《狂飙》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欤？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飙》虽停，而长虹〔８〕终于能安然走到北京，这个，我们倒要向长虹道贺。

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９〕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拥护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随线装书以入于毛厕坑中乎！嘻嘻！咄咄！

《语丝》本来并非选定了几个人，加以恭维或攻击或诅咒之后，便将作者和刊物的荣枯存灭，都推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这回的禁终于燕京北寝的讣闻，却“也许”不“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去了罢。诚然，我亦觉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国旗道贺。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寝。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卷第三期。

〔２〕岂明即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浙江绍兴人，《语丝》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３〕叛徒首领指鲁迅。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鲁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说鲁迅不配作“青年叛徒的首领”。

〔４〕“拥旗党”指国家主义派。他们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五色，指五色旗，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的国旗，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组成。

〔５〕《狂飙》文学周刊，狂飙社的高长虹等人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光华书局出版。

〔６〕燕生常燕生，山西榆次人，国家主义派分子。曾参加过狂飙社。

〔７〕“思想界的权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北京《民报》分别在《京报》、《晨报》刊登发刊广告，内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后来有些人就引用这称号来讽刺鲁迅。

〔８〕长虹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他曾经一度和鲁迅接近，不久即对鲁迅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

〔９〕非宗教大同盟指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它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先驱》半月刊上发表宣言、通电和章程，并在群众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会，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当时北京大学周作人、沈士远等五教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同盟”的意见，发表信教自由的宣言。

“皇汉医学”

革命成功〔２〕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日本人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３〕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广告〔４〕上这样说——“日医汤本求真氏于明治三十四年卒业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后应世多年觉中西医术各有所长短非比较同异舍短取长不可爱发愤学汉医历十八年之久汇集吾国历来诸家医书及彼邦人士研究汉医药心得之作著‘皇汉医学’一书引用书目多至一百余种旁求博考洵大观也……”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也正是同例，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们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５〕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小朋友梵儿〔６〕在日本东京，化了四角钱在地摊上买到一部冈千仞作的《观光纪游》〔７〕，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来游中国的日记。他看过之后，在书头卷尾写了几句牢骚话，寄给我了。来得正好，钞一段在下面：“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８〕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９〕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１０〕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案：盖指《全体新论》〔１１〕），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合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苏杭日记》下二页。）

冈氏于此等处似乎终于不明白。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１２〕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所以文人则“盛称多纪氏”，武人便大买旧炮和废枪，给外国“无用陈余之刍狗”有一条出路。

冈氏距明治维新〔１３〕后不久，还有改革的英气，所以他的日记里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评家或云与其看世纪末的烦琐隐晦没奈何之言，不如上观任何民族开国时文字，证以此事，是颇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皇汉医学”，日本应用中医原理来治病的医学。

〔２〕革命成功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自称“革命成功”。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３〕汤本求真（１８６７—１９４１）日本医生，汉医学家，著有《皇汉医学》和《日医应用汉方释义》等。《皇汉医学》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述中医治疗的效用。前部以注解我国东汉张机的医学著作为主，后部分述中医方剂的主治症候。有周子叙的中译本，一九三○年九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４〕这是中华书局的“《皇汉医学》出版预告”，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

〔５〕《无双谱》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的“忠孝、才节、事功……妖佞之从来无有者”四十人的画像，并各附乐府诗一首，记其“生平大端”。

〔６〕梵儿即李秉中（？—１９４０），四川彭山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后入黄埔军校，继去苏联、日本学习陆军，为国民党军官。早期与作者通信较多。《鲁迅日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收李秉中自日本所寄赠《观光纪游》一部三本。”

〔７〕冈千仞（１８３３—１９１４）日本人。清末曾到中国游历，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一八八五年自费刊印。

〔８〕多纪氏即多纪蓝溪（１７３１—１８０１），名元惠，字仲明，日本内科医生。

〔９〕刍狗语见《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做成的狗，祭后即弃去，所以喻作轻贱无用之物。

〔１０〕仲景氏张机，字仲景，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东汉医学家。著有《金匮要略》、《伤寒论》。

〔１１〕《全体新论》英国合信在华编写的生理学著作，陈修堂译，一八五一年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后在宁波等处刻印。按鲁迅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致江绍原信中曾说：“括弧中《全体新论》下，乞添入‘等五种’三字。”

〔１２〕“四千余年古国古”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载一九○二年十月《新小说》第一号）

〔１３〕明治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它结束了封建王朝德川幕府的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匪笔三篇

今之“正人君子”，论事有时喜欢讲“动机”〔２〕。案动机，我自己知道，绍介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伤忠厚的。旅资将尽，非逐食不可了，许多人已知道我将于八月中走出广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谓“学者”的信，说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且叫我“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异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开审，真是霸道得可观。第二天偶在报纸上看见飞天虎寄亚妙信，有“提防剑仔〔３〕”的话，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独笑，还想到别的两篇东西，要执绍介之劳了。这种拉扯牵连，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罢，好在“开审”时总会结帐的。

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后来只在北京的《平民周刊》〔４〕上发表过一篇模范监狱里的一个囚人的自序，其余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后，不知怎样了，现在却还想搜集。要夸大地说起来，则此类文章，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我记得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５〕所做的一本书——大约是《天才与狂人》，请读者恕我手头无书，不能指实——后面，就附有许多疯子的作品。然而这种金字招牌，我辈却无须挂起来。

这回姑且将现成的三篇介绍，都是从香港《循环日报》〔６〕上采取的。以其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７〕之说，名之曰：笔。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但经文人润色，或拟作赝作者不收。其实，古如陈涉帛书〔８〕，米巫题字〔９〕，近如义和团传单〔１０〕，同善社乩笔〔１１〕，也都是这一流。我想，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

来件想托北新书局代收，当择尤发表，——但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开审”或下了牢监的话。否则，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一撕票布告潘平广州佛山缸瓦栏维新码头发现烂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盖男子尸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只，白旗一面，书明云云。由六区水警，将该尸艇移泊西医院附近。验得该尸颈旁有一枪孔，直贯其鼻，显系生前轰毙。查死者年约三十岁，乃穿短线衫裤，剪平头装者。

南海紫洞潘平布告。

为布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禄步共掳得乡人十余名，困留月余，并望赎音。兹提出禄步笋洞沙乡，姓许名进洪一名，枪毙示众，以儆其余。四方君子，特字周知，切勿视财如命！此布。（据七月十三日《循环报》。）二致信女某书金吊桶广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黄卓生，新会人，日前有行骗陈社恩，黄心，黄作梁夫妇银钱单据，为警备司令部将其捕获，又搜获一封固之信，内空白信笺一张，以火烘之，发现字迹如下：今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吕纯阳先师下降，查明汝信女系广西人。汝今生为人，心善清洁，今天上玉皇赐横财四千五百两银过你，汝信享福养儿育女。但此财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鸽票七百五十元左右。

老来结局有个子，第三位有官星发达，有官太做。但汝终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条命极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横财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与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无事。若不信解除，汝条命得来十分无夫福无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见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为要可也。汝想得财得子者，为夫福者，有夫权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礼，交合阴阳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顺从先生者，汝条命冇好处，无安乐也。……（据七月二十六日《循环报》。）

三诘妙嫦书飞天虎香港永乐街如意茶楼女招待妙嫦，年仅双十，寓永吉街三十号二楼。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许，散工之后，偕同女侍三数人归家，道经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汉三四人，要截于途，诘妙嫦曰：汝其为妙玲乎？嫦不敢答，闪避而行。讵大汉不使去，逞凶殴之，凡两拳，且曰：汝虽不语，固认识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殴，大哭不已，归家后，以为大汉等所殴者为妙玲，故尚自怨无辜被辱，不料翌早复接恐吓信一通，按址由邮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殴，确为寻己，乃将事密报侦探，并告以所疑之人，务使就捕雪恨云。

亚妙女招待看！启者：久在如意茶楼，用诸多好言，殴辱我兄弟，及用滚水来陆之兄弟，灵端相劝，置之不理，与续大发雌雄，反口相齿，亦所谓恶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殴打已捶，亦非介意，不过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内答复，妥讲此事，若有无答复，早夜出入，提防剑仔，决列对待，及难保性命之虞，勿怪书不在先，至于死地之险也。诸多未及，难解了言，顺候，此询危险。

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飞天虎谨。（据八月一日《循环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十年九月十日北京《语丝》第一四八期。

〔２〕“动机”陈源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的动机？”

〔３〕剑仔广州话：匕首。

〔４〕《平民周刊》即《民众文艺》，北京《京报》附出的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并校阅过自创刊号至第十六号中的一些稿件。一个囚人的自序，即《一个“罪犯”的自述》，该文曾由鲁迅加上按语，发表于《民众文艺》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５〕Ｌｏｍｂｒｏｓｏ龙勃罗梭（１８３６—１９０９），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他认为“犯罪”是自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荒谬的“先天犯罪”说，主张对“先天犯罪”者采取死刑、终身隔离、消除生殖机能等以“保卫社会”。著有《天才论》、《犯罪者论》等。他的学说曾被德国法西斯采用。

〔６〕《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

〔７〕《文笔对》清代阮福为回答他父亲阮元的提问而作。它“综合六朝唐人之所谓文所谓笔与宋明之说不同而见于书史者，不分年代类列之，以明其体”。阮福认为：“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这篇文章收入他所编的《文笔考》，又见阮元的《"c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８〕陈涉帛书陈胜（？——前２０８）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他和吴广被派戍守渔阳，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因雨误期，按秦代法律将被斩首，于是揭竿起义。据《史记·陈涉世家》，起义前夕，“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９〕米巫题字据《后汉书·刘焉传》，东汉张陵于“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后来，张陵被尊为“张天师”，并奉为道教的创始人，他的道徒与巫觋一样，都以符箓为术。符箓，是在纸或布上划的似字非字的图形，他们用以“祭祷”、“治病”和“驱使鬼神”。

〔１０〕义和团传单十九世纪末，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的活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一些宣言和传单中，往往借用神灵、符咒来号召群众：如“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备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见《拳匪纪事》）

〔１１〕同善社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乩笔，扶乩的人假托鬼神降临，用木锥在沙盘上划出的“文字”。内容是与人唱和、示人吉凶，或为病人开具药方等等。

“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２〕——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３〕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４〕，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５〕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８〕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９〕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８〕，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１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２１〕，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２４〕。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２５〕，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６〕，《创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开步走”〔２７〕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２８〕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２９〕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鲁迅针对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２〕冯乃超广东南海人，作家，后期创造社成员。“醉眼陶然”，见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ＬaＴｏｌmｓｔｏｙ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３〕托尔斯泰（xayazkfs[k\，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引用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毫无忌惮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与行政的喜剧的假面，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文化的结果与贫困的增大，劳动大众的痛苦间的矛盾；他方面很愚蠢地劝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恶。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按译文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完全相同。

〔４〕这是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的话：“自从北伐军进出杨子江以来，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特征，就是大众的政治运动的炽烈化，然而，观察目前的情状，革命的势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种停顿的样子，而事实上，社会的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

〔５〕“杀人如草不闻声”语见明代沈明臣作《铙歌十章·凯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原是歌颂战功的，这里用以指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

〔６〕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样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们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７〕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一九二六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一九二七年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受到反动当局压迫时，刘世芳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登报声明“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

〔８〕创造社成立初期，成仿吾主张文学“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追求文学的“全”和“美”，存在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一九二六年他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再回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所以这里说他是“复活的批评家”，“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

〔９〕“获得大众”、“保障最后的胜利”，都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莫忘记了，你是站在全战线的一个分野！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殊勋，你将不愧为一个战士。”

〔１０〕表现主义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对资本主义黑暗现实带有盲目的反抗情绪；强调表现自我感受，认为主观是唯一真实，漠视现实生活，反对艺术的自的性，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反映。

〔１１〕踏踏主义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反对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是当时青年一代恐慌、狂乱的精神状态的反映。

〔１２〕《文化批判》月刊，创造社的理论性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创行，共出五期。在创刊号上载有成仿吾的《祝辞》。李初梨，四川江津人，文艺评论家，后期创造社成员。这里是指他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其中说：“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又说：“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

〔１３〕《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发表署名甘人的《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中有“鲁迅……是我们时代的作者”的话；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加以反对说：“我要问甘人君，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甘人君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简直毫不认识。”

〔１４〕这段引文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１５〕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评论早期创造社时说：“它的诸作家以他们的反抗的精神，以他们的新鲜的作风，四五年之内在文学界养成了一种独创的精神，对一般青年给与了不少的激刺。他们指导了文学革命的方针，率先走向前去，他们扫荡了一切假的文艺批评，他们驱逐了一些蹩脚的翻译。他们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定最为完全，他们以真挚的热诚与批判的态度为全文学运动奋斗。”而在展望“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时又说：“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得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１６〕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１７〕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过去外国历史家曾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应译“等级”）。第一阶级：国王；第二阶级：僧侣和贵族；第三阶级：当时的被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等。后来又有人把工人阶级称为第四阶级。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１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产者既利用一切艺术为他的支配工具，那么文学当然为无产者的重要的战野。所以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不是‘为文学而革命’，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

〔１９〕这是张定璜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期（一九二五年一月）连载的《鲁迅先生》一文：“鲁迅先生的医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２０〕“奥伏赫变”德语音译，现通译为“扬弃”。

〔２１〕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将《呐喊》中的小说分为“再现的”和“表现的”两类。认为前者“平凡”“庸俗”，是作者“失败的地方”，而后者如《端午节》，“表现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

〔２２〕“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３〕这两句话的出处待查。

〔２４〕“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参看本篇注〔６〕。苏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曾游说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联合抗秦。

〔２５〕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者自身写出的文学。不是。因为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他写出来的，仍是一些有产者文学。”

〔２６〕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世界末日》等。《文化批判》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曾刊载辛克莱《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的摘译，译者冯乃超在译文的前言中说：辛克莱“和我们站着同一的立脚地来阐明艺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不特喝破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且阐明了今后的艺术的方向”。

〔２７〕Ｖｉｇｎｙ维尼（１７９７—１８６３），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著有《上古和近代诗集》、《命运集》等。《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七、八、九各期曾连载穆木天的论文《维尼及其诗歌》。“开步走”，是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的话：“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２８〕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２９〕指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办的一些刊物如《新生命》等。

革命咖啡店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２〕昨天在报章上看到了，仗着第四个“有闲”，先抄一段在下面：“……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３〕，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何况既喝咖啡，又领“教益”呢？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但我又有几句声明——就是：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那一位作者所“遇见”的，又是别一人。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４〕），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三，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５〕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６〕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还有四，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以上都是真话。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７〕，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杭州另外有一个鲁迅时，我登了一篇启事，“革命文学家”就挖苦了。〔８〕但现在仍要自己出手来做一回，一者因为我不是咖啡，不愿意在革命店里做装点；二是我没有创造社那么阔，有一点事就一个律师，两个律师。

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郁达夫的《革命广告》之后，题作《鲁迅附记》，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指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申报》所载的《“上海珈琲”》，作者署名慎之。

〔３〕“龌龊的农工大众”这是成仿吾的话。他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４〕“时代错误”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当时的文学出版物“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５〕潘汉年（１９０６—１９７７）江苏宜兴人，作家。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他们都曾参加创造社。

〔６〕“满口黄牙”《流沙》第三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一条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

〔７〕叶灵凤的画，载于上海《戈壁》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参看本卷第１２４页注〔１２〕。

〔８〕指收入本书的《在上海的鲁迅启事》。“革命文学家”，指潘汉年。他在《战线》周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假鲁迅与真鲁迅》中，挖苦鲁迅的启事说：“那位少老先生，看中鲁迅的名字有如此魔力，所以在曼殊和尚坟旁Ｍ女（士）面前，题下这个‘鲁迅游杭吊老友’的玩意儿，现在上海的鲁迅偏偏来一个启事……这一来岂不是明明白白叫以后要乞教或见访的女士们，认清本店老牌，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了吗？虽然上海的鲁迅启事，没有那个大舞台对过天晓得所悬那玩意儿强硬，至少也使得我们那位‘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的另一个鲁迅要显着原形哆嗦而发抖！这才是假关公碰到真关公，假鲁迅遇着真鲁迅！”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

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这些原因还在外。

中国于世界所有的大部杰作很少译本，翻译短篇小说的却特别的多者，原因大约也为此。我们——译者的汇印这书，则原因就在此。贪图用力少，绍介多，有些不肯用尽呆气力的坏处，是自问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点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坏的意思。还有，是要将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里，可以较不容易于散亡。我们——译者，都是一面学习，一面试做的人，虽于这一点小事，力量也还很不够，选的不当和译的错误，想来是一定不免的。我们愿受读者和批评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识。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一）》。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是鲁迅和柔石等创立的朝花社的出版物之一，分《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两集，收入比利时、捷克、法国、匈牙利、俄国和苏联、犹太、南斯拉夫、西班牙等国家和民族的短篇小说二十四篇。

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２〕。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３〕。“儒者，柔也”〔４〕，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５〕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６〕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７〕，“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８〕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９〕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１０〕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１１〕，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１２〕，《七侠五义》〔１３〕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１４〕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１５〕“氏”的近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如《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３〕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言行，经他的弟子及后学辑入《墨子》一书。墨子之徒多尚武。他死后，他的学派起分化，以宋钘，许行等为代表的正统派，到秦汉时演化成为游侠。

〔４〕“儒者，柔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５〕“死”指游侠中流行的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见《史记·游侠列传》）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

〔６〕汉代的大侠多和权贵交往勾结，如《汉书·游侠传》载，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７〕“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此语。

〔８〕“五侯”汉成帝（刘骜）河平二年（前２７），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据《汉书·游侠传》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其中大侠楼护（君卿）最受信用，是“五侯上客”。

〔９〕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四十回。

〔１０〕《水浒》即《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作，是一部以北宋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有宋江受朝廷招安后又去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的情节。“替天行道”是宋江一贯打着的旗号。

〔１１〕《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详，共九十七回。写康熙年间施仕纶官江都知县至灌运总督时，黄天霸为他办案的故事，一八三八年印行。

〔１２〕《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署贪梦道人作，共一百回。写康熙年间一帮江湖侠客为三河知县彭鹏办案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印行。

〔１３〕《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订，共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修订，一八八九年重印，改名《七侠五义》。前半部主要写包拯审案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江湖侠客的活动。

〔１４〕《九尾龟》张春帆作，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一九一○年出版。

〔１５〕张资平参看《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及其有关注。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大家都说要打俄国，〔２〕或者“愿为前驱”，或者“愿作后盾”，连中国文学所赖以不坠的新月书店〔３〕，也登广告出卖关于俄国的书籍两种，则举国之同仇敌忾也可知矣。自然，大势如此，执笔者也应当做点应时的东西，庶几不至于落伍。我于是在七月廿六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遇见一篇题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叙述详细而昏不可当的文章，可惜限于篇幅，只能摘抄：“……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４〕。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开国以后。奄有钦察阿速诸部。命速不合征蔑里吉〔５〕。复引兵绕宽田吉思海。转战至太和岭〔６〕。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为前驱。随诸王拔都。皇子贵由。皇侄哥等〔７〕伐西域。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８〕。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９〕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纪载矣。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

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

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其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那结论是：

“……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

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

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

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２〕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党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国民党藉此掀起“反俄运动”。

〔３〕新月书店新月社的书店，一九二七年春成立于上海。该店为配合“反俄运动”，曾再版了署名世界室主人的《苏俄评论》和徐志摩的《自剖》（第三辑为《游俄》），并刊登宣传广告。

〔４〕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十三世纪初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后被尊为元太祖。他曾将蒙古汗国的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后来他的继承者们征服了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又灭了南宋，建立元朝。

〔５〕速不台（１１７６—１２４８）蒙古汗国大将。一二一六年春，成吉思汗命他征服蔑里吉。蔑里吉，通称蔑几乞，辽金时游牧于色楞格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６〕宽田吉思海今译里海。太和岭，今译高加索。

〔７〕拔都（１２０９—１２５６）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之孙。贵由（１２０６—１２４８），元太宗窝阔台的长子，后被尊为元定宗。哥，即蒙哥（１２０８—１２５９），窝阔台的侄子，后被尊为元宪宗。

〔８〕耶烈赞城今译梁赞，在莫斯科之南。

〔９〕术赤（１１７７—１２２５）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长子。

鲁迅译著书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绥惠略夫》（俄国Ｍ·阿尔志跋绥夫作中篇小说。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一九二二年

《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戏曲。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云》（俄国Ｖa爱罗先珂作童话剧。北新书局印《未名丛刊》之一。

《呐喊》（短篇小说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改订之北京大学文科讲义。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作论文。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印行所同上。后合上册为一本。）一九二五年

《热风》（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评。印行所同上。）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说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短评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续编》（短评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说旧闻钞》（辑录旧文，间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随笔，选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归北新书局。）

一九二七年

《坟》（一九○七至二五年的论文及随笔。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华夕拾》（回忆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书局另排印行。）

《唐宋传奇集》十卷（辑录并考正。北新书局印行。）一九二八年

《小约翰》（荷兰Ｆ·望·蔼覃作长篇童话。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诗。北新书局印行。）

《而已集》（短评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作随笔，选译。印行所同上，今绝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译丛》（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之论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坦鹰穗作。印行所同上。）《拾谷虹儿画选》（并译题词。朝华社印行《艺苑朝华》之一，今绝版。）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片上伸作。大江书店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

《艺术论》（苏联Ａ·卢那卡尔斯基作。印行所同上。）一九三○年

《艺术论》（俄国Ｇa蒲力汗诺夫作。光华书局印行《蒲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论文及演说。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

《文艺政策》（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并同上。）

《十月》（苏联Ａa雅各武莱夫作长篇小说。神州国光社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

一九三一年

《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商务印书馆收稿，分载《自然界》中。）

《毁灭》（苏联Ａ·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三闲书屋印行。）译著之外，又有

所校勘者，为：

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丛书堂钞本，并补遗。未印。）

所纂辑者，为：

《古小说钩沈》三十六卷（辑周至隋散逸小说。未印。）

谢承《后汉书》辑本五卷（多于汪文台辑本。未印。）所编辑者，为：

《莽原》（周刊。北京《京报》附送，后停刊。）

《语丝》（周刊。所编为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后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书局印行，后废刊。）

《奔流》（自一卷一册起，至二卷五册停刊。北新书局印行。）

《文艺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册。大江书店印行。）所选定，校字者，为：《故乡》（许钦文作短篇小说集。北新书局印行《乌合丛书》之一。）

《心的探险》（长虹作杂文集。同上。）

《飘渺的梦》（向培良作短篇小说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诗选。北新书局印行。）

所校订，校字者，为：《苏俄的文艺论战》（苏联褚沙克等论文，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任国桢译。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十二个》（苏联Ａa勃洛克作长诗，胡译。同上。《争自由的波浪》。同上。）

《勇敢的约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间故事诗，孙用译。湖风书局印行。）

《夏娃日记》（美国马克·土温作小说，李兰译。湖风书局印行《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之一。）

所校订者，为：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说。朝华社印行，今绝版。）

《小小十年》（叶永蓁作长篇小说。春潮书局印行。）

《穷人》（俄国Ｆa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说，韦丛芜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书》之一。

《黑假面人》（俄国Ｌa安特来夫作戏曲，李霁野译。同上。

《红笑》（前人作小说，梅川译。商务印书馆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Ｈa至尔·妙伦作童话，许霞译。社印行，今绝版。

《进化与退化》（周建人所译生物学的论文选集。光华书局印行。）

《浮士德与城》（苏联Ａa卢那卡尔斯基作戏曲，柔石译,神州国光社印行《现代文丛书》之一。）

《静静的顿河》（苏联Ｍa唆罗诃夫作长篇小说，第一卷：非译。同上。

《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苏联Ｖa伊凡诺夫作小说,侍桁译。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为：

《士敏土之图》（德国Ｃa梅斐尔德木刻十幅。珂罗版印。《铁流》《铁流之图》（苏联Ⅰa毕斯凯莱夫木刻四幅。印刷中炸毁。）

我所译著的书，景宋〔１〕曾经给我开过一个目录，载在《关于鲁迅及其著作》〔２〕里，但是并不完全的。这回因为开手编集杂感，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就顺便另抄了一张书目，如上。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

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

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景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３〕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４〕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５〕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６〕（ＥaＲｅｎａｎ）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Ｎ以敢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便在百静中，信笔写了这一番话。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鲁迅于沪北寓楼记。

〔１〕景宋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

〔２〕《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收入当时关于《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

〔３〕“绊脚石”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琐记两则》中，暗指鲁迅为“青年作者”的“绊脚石”说：“我所唯一希望于已成名之作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

〔４〕“可怜无益费精神”语见韩愈诗《赠崔立之评事》：“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

〔５〕“进步的青年”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６〕卢南（１８２８—１８９２）法国作家。著有《耶稣传》等。

《小彼得》译本序

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２〕的译本（一九二七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ＨｅｒｍｙｎｉａＺｕｒＭｕｅｈ－ｌｅｎ）〔３〕，看姓氏好像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可买书和无暇去读书。但是，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的眼中，那结果也还是和在别国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还是因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讽刺的话法的缺点，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几乎全篇都是。第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矿，森林，玻璃厂，染色厂；读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那么，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觉得，第五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的，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现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第四，则故事中的物件，在欧美虽然很普通，中国却纵是中产人家，也往往未曾见过。火炉即是其一；水瓶和杯子，则是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圆的玻璃杯，在我们这里，只在西洋菜馆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舱中，可以见到。破雪草也并非我们常见的植物，有是有的，药书上称为“獐耳细辛”（多么烦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茛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的小花，来“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就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译，我曾用在《桃色的云》〔４〕上，现在也袭用了，似乎较胜于“獐耳细辛”之古板罢。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原译本有六幅乔治·格罗斯〔５〕（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ｓｚ）的插图，现在也加上了，但因为几经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负责任，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尤其是如第二图，——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绍介。格罗斯是德国人，原属踏踏主义（Ｄａｄａｉｓｍｕｓ）者之一人，后来却转了左翼。据匈牙利的批评家玛察〔６〕（ⅠaＭａｔｚａ）说，这是因为他的艺室心谌荨枷耄巡荒鼙惶ぬぶ饕*所牢笼的缘故。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７〕，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场罚，也是有名的事，至今还颇有些人记得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讫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小彼得》中译本。

《小彼得》，原名《小彼得的朋友们讲的故事》，由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改。

〔２〕林房雄（１９０３—１９７５）日本小说家，军国主义分子。

〔３〕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１８８３—１９５１）德国女作家。生于维也纳，童年随父到过欧亚不少国家。她熟悉工人生活，曾参加德国无产阶级文学活动。一九三三年在德国纳粹党压迫下，长期流亡国外。她的作品除《小彼得》和文中所说的《真理之城》外，还有《玫瑰》、《织毯工阿里》等。

〔４〕《桃色的云》俄国爱罗先珂作的童话剧，鲁迅的中文译本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５〕乔治·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德国讽刺画家，装帧设计家，一九三三年移居美国。

〔６〕玛察匈牙利文艺批评家，生于捷克；一九二三年移居苏联，从事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对格罗斯的评论，见他所著《现代欧洲的艺术》（有冯雪峰中译本，一九三○年六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７〕指格罗斯于一九二三年画的《耶稣受难像》。一九二五年他因画《资产阶级的镜子》，曾受到德国当局的审讯。

路

又记起了Ｇｏｇｏｌ〔２〕做的《巡按使》的故事：中国也译出过的。一个乡间忽然纷传皇帝使者要来私访了，官员们都很恐怖，在客栈里寻到一个疑似的人，便硬拉来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后，那人跑了，而听说使者真到了，全台演了一个哑口无言剧收场。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

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篲清道，或者伛偻奉迎。于是做人便难起来，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

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出路是有的。何以无呢？只因多鬼祟，他们将一切路都要糟蹋了。这些都不要，才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声明了因为没法子，只好暂在炮屁股上挂一挂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序）

还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如果因此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可实在是很可怜，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动笔了。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Ｇｏｇｏｌ果戈理（ＨaＢack]kfw，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即《巡按使》）等。

扁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２〕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随感录”栏。

〔２〕这个笑话，在清代崔述的《考信录提要》中有记载。

某笔两篇

昨天又得幸逢了两种奇特的广告，仍敢执绍介之劳。标点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该称什么笔呢，想了两天两夜，没有好结果。姑且称为“某笔”，以俟博雅君子教正。这回的“动机”比较地近于纯正，除希望“有目共赏”外，似乎并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发生了一种妄想。记得前清时，曾有一种专选各种报上较好的论说的，叫作《选报》〔２〕。现在如有好事之徒，也还可以办这一类的刊物。每省须有访员数人，专收该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不知ＣＦ男士〔３〕以为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饭之前。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

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４〕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其二

征求父母广告余现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纯无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继逝世，余独取家资，来学广州。自思自觉单身儿子，有非常之寂寞。于是自愿甘心为人儿子。并自愿倾家产而从四方人事而无儿子者。有相当之家庭，且欲儿子者，请来函报告（家庭状况经济地位若何），并写明通讯地址。俟我回复，方接洽面商。阅报诸君而能介绍我好事成功者，应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当有谢谢。申一○六通讯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余希成具。

（右一则见同日广州《民国日报》。）

谨案：我辈生当浇漓之世，于“征求伴侣”等类广告，早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昔读茅泮林所辑《古孝子传》〔５〕，见有三男皆无母，乃共迎养一不相干之老妪，当作母亲一事，颇以为奇。然那时孝廉方正〔６〕，可以做官，故尚能疑为别有作用也。而此广告则挟家资以求亲，悬百金而待荐，雒诵之余，乌能不欣人心之复返于淳古，表而出之，以为留心世道者告，而为打爹骂娘者劝哉？特未知阅报诸君，可知广州有欲儿子者否？要知道倘为介绍，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谢谢”者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

〔２〕《选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杂志。

〔３〕ＣＦ男士指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当时北新书局主持人。该书局出版的非洲须莱纳尔（Ｏｌｉｖｅ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所著《梦》的中译本，译者张近芬署名为ＣＦ女士。这里是对李小峰的戏称。

〔４〕太医院宫廷医疗机构。

〔５〕《古孝子传》清代茅泮林从类书中辑录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盘佑、郑缉等已散佚的《孝子传》成书。这里引述的事，见该书《五郡孝子》篇。“三男”应是“五男”。

〔６〕孝廉方正汉代选拔官吏，有孝廉和贤良方正的科目，由地方向朝廷荐举“孝子”、“直言极谏者”，中选的授予官职。清代合孝廉和贤良方正为孝廉方正科。

铲共大观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２〕，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３〕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４〕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５〕，民二〔６〕，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２〕《申报》的这则通讯题为《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下面的两句引语是它的副题。

〔３〕“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创造社早期也曾提过这类主张。

〔４〕罗喀绥夫斯奇（daxapk]i_glsoj\，１８７４—１９３０）现译罗忧夫斯基，苏联文学史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契诃夫与新的道路》中说：“托尔斯泰批评安特列夫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那么关于契诃夫，我们却可以相反地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５〕清末党狱指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如囚禁章太炎、邹容，杀害秋瑾、徐锡麟等。

〔６〕民二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孙中山领导广东、江西、安徽等省讨伐袁世凯，在此前后，袁世凯杀害了许多革命者。

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２〕——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３〕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上海《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柔石参看《二心集·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二月》，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女佛山小说《二月》中的一个地名。

〔３〕霍善斯坦因（Ｗa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２—１９５７）德国张评家。这里所引他对于释迦牟尼出家的解释，见他的《艺术与社会·印度的社会和艺术》。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鲁迅先生：

顷发一挂号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学转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钞一分奉览。敬请大安。

颉刚敬上。十六，七，廿四。

钞件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廿四日回信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２〕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顾颉刚，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一九二六年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作者到广州不久，他也往中山大学任教，这年暑假去杭州为学校购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yr、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鲁迅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２〕谢君谢玉生，湖南耒阳人，作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书籍和财色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２〕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３〕，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４〕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５〕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６〕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７〕，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成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周作人等。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办《新潮》月刊，次年八月起出版《新潮丛书》，一九二三年起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北新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成立于北京，由原新潮社成员李小峰主持。当时主要出版新文艺书籍。

〔３〕“轮盘赌”欧洲赌场中的一种赌博方法，当时也盛行于上海租界。

〔４〕“书中自有黄金屋”见相传为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锺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５〕“女作家”分为一类张若谷曾编辑《女作家杂志》，一九二九年九月由上海女作家杂志社出版。

〔６〕张竞生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７〕《忏悔录》卢梭于一七七八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张竞生曾翻译它的第一、二部分，一九二九年上海美的书店出版。

太平歌诀

四月六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一段记事：“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后略）

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２〕，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２〕鸡肋语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兵临汉中，和刘备军队相持不下，打算退兵，“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曹操）欲还也。’”

述香港恭祝圣诞

记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２〕孔夫子圣诞，香港恭祝，向称极盛。盖北方仅得东邻〔３〕鼓吹，此地则有港督督率，实事求是，教导有方。侨胞亦知崇拜本国至圣，保存东方文明，故能发扬光大，盛极一时也。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各学校皆行祝圣礼，往往欢迎各界参观，夜间或演新剧，或演电影，以助圣兴。超然学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对联，贴于门口，而今年所制，尤为高超。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

乾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罪齐田恒，〔４〕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５〕诛少正卯，〔６〕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爱亲敬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藉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７〕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埋犹言合，乜犹言何，冇犹言无，盖女子小人，不知雅训，故用俗字耳。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孔诞祝圣言感佩蘅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

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卤莽灭裂。不惜假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俨如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呜呼。长此以往。势不至等人道于禽兽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跄跄一时称盛耶。虽然。吾人祝圣。特为此形式上之纪念耳。尤当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伦理。重实行。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皆有轨道之可循。天不变道亦不变。自有碻凿之理由在。虽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然浮云之翳。何伤日月之明。吾人当蒙泉剥果〔８〕之余。伤今思古。首当发挥大义。羽翼微言。子舆氏谓能言距杨墨〔９〕者。圣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乱。异说争鸣。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与圣教为难者。向只杨墨。就贵词而辟之。为吾道作干城。树中流之砥柱。若乎张皇耳目。涂饰仪文。以敷衍为心。作例行之举。则非吾所望于祝圣诸公也。感而书之如此。香港孔圣会则于是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其广告云：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香港孔圣会谨启。

《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１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余如各种电影，亦复美不胜收，新戏院则演《济公传》四集，预告者尚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新世界有《武松杀嫂》，全系国粹，足以发扬国光。皇后戏院之《假面新娘》虽出邻邦，然观其广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不愧称为万世师表也。”则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１１〕，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１２〕也。专此布达，即颂辑祺。

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发表时用致编者信的形式，刊于“来函照登”栏内，题目为作者编入本书时所加。

〔２〕文宣正大成至圣先师这是封建统治者加给孔丘的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加谥孔丘为文宣王；后来宋元明各朝都有加谥；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３〕东邻指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些人曾组织“斯文会”，尊奉儒教。

〔４〕《春秋》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系孔丘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改订而成。罪齐田恒，据《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陈恒，即田恒。他于公元前四八五年杀了齐简公（即壬），孔丘认为他是乱臣贼子，所以迫切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

〔５〕堕三都，出藏甲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丘做鲁司寇时，见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掌握实权，自建都城，俨如一个国家，便向鲁定公进言：要使“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并“使仲由（即孔丘学生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结果堕毁了叔孙氏的都和季孙氏的费都。

〔６〕诛少正卯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前４９７）孔丘在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７〕男禀乾刚，女占坤顺《周易·系辞》：“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同书《说卦》又说：“乾，健也；坤，顺也。”

〔８〕蒙泉剥果蒙、剥，是《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泉和果是解释这两个卦使用的比喻。蒙泉剥果，大意是指人们愚昧，世道衰微。

〔９〕子舆氏即孟轲。这里所引他的话，见《孟子·滕文公》：“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杨墨，指杨朱和墨翟。

〔１０〕“子见南子”见《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春秋时卫灵公夫人。

〔１１〕乘桴浮海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竹木编的小筏。

〔１２〕受一廛而为氓语见《孟子·滕文公》。廛，古代城市平民住宅区。氓，居民。

通信（并Ｙ来信）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２〕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３〕，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４〕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Ｙ。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Ｙ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Ｎ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５〕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６〕，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７〕，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不过似乎说是因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们印了《语丝》，所以革命还未成功，或青年懒于革命了。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这是今年革命文学界的舆论。对于这些舆论，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高兴。因为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沉重起来。

但我已经没有去年那么沉重。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学足以移人，则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想做革命文学了，现在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文章，断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学者，可见文字于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只可惜是同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不过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来决不至于诬栽我，所以我再从别一面来想一想。第一，我以为你胆子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而你并不计较这些，偏要向黑暗进攻，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胆，那么，第二，就是太认真。革命是也有种种的。你的遗产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遗产革来的，但也有连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头衔的。这些英雄，自然是认真的，但若较原先更有损了，则我以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那么，我没有罪戾么？有的，现在正有许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学家，用明枪暗箭，在办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来我所受的伤的总计，我就划一部分赔偿你的尊“头”。这里添一点考据：“还我头来”这话，据《三国志演义》，是关云长夫子说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实都是空话。一到先生个人问题的阵营，倒是十分难于动手了，这决不是什么“前进呀，杀呀，青年呵”那样英气勃勃的文字所能解决的。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来信没有住址，无法答复，只得在这里说几句。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且住，现在很有些没分晓汉，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苏俄的学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８〕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里，将这手段使一个公爵使用，可见也是贵族的东西，堂皇冠冕。第二，要爱护爱人。这据舆论，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紧，你只要做几篇革命文字，主张革命青年不该讲恋爱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个有权者或什么敌前来问罪的时候，这也许仍要算一条罪状，你会后悔轻信了我的话。因此，我得先行声明：等到前来问罪的时候，倘没有这一节，他们就会找别一条的。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

先生，我将这样的话写出，可以略蔽我的过错了罢。因为只这一点，我便可以又受许多伤。先是革命文学家就要哭骂道：“虚无主义者呀，你这坏东西呀！”呜呼，一不谨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点粉了。趁便先辩几句罢：无须大惊小怪，这不过不择手段的手段，还不是主义哩。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

先生，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这也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纸完了，回信也即此为止。并且顺颂痊安，又祝

令爱人不挨饿。

鲁迅。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泡制醉虾”这是鲁迅在《答有恒先生》（收入《而已集》）一文中说过的话。

〔３〕这里所引岂明（周作人）的话，见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爆竹》：“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有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

〔４〕“还我头来”这是《三国志演义》中关云长说的话。关云长在荆州战败，夜走麦城被杀，吴兵割下他的首级后仍“阴魂不散”，到玉泉山向普静和尚诉冤，大呼“还我头来”（见该书第七十七回）。梁遇春（１９０１—１９３２），福建福州人，当时的青年作家。他在一篇题为《“还我头来”及其他》（载一九二七年八月《语丝》第一四六期）的文章中曾引用过这个典故。

〔５〕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几次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６〕“聚而歼旃”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旃，助词，意为“之焉”。

〔７〕“浅薄的人道主义”郑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创造周报》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连载《国民文学论》，其中批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平民文学”的提倡者说：“国民意识未经唤醒，国民感情未经燃着的新文学家，对于一般国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兴味。结果只生出了几篇浅薄的人道主义的作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期就闭幕了。”

〔８〕卢那卡尔斯基（ＡaＢax^ji_i`soj\，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苏联文评论家。曾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著有《艺术与革命》、《实证美学的基础》和剧本《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等。鲁迅曾翻译过他的《艺术论》，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２〕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３〕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Ｃｈａｎｇ。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４〕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５〕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６〕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７〕。“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８〕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９〕。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１０〕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１１〕，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１〕本篇最初刊于香港报纸（报纸名称及日期未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转载。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二月十八日。

〔２〕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机构之一。

〔３〕这里说的浙江陕西在打仗，指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初北洋军阀孙传芳在浙江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有联系的陈仪、周凤歧等部，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陕西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

〔４〕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的战争。拳匪事件，指一九○○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民元革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

〔５〕指清初统治者多次施于汉族人民的文字狱，其中较著名的有康熙年间的“庄廷媟之狱”、“戴名世之狱”，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年间的“胡中藻之狱”等。这些文字狱的起因，都是由于他们在著作中记载了汉族人民在历史上（特别是宋末和明末）反抗民族压迫的事实，或涉及了当时一些政治事件，因而遭到迫害和屠杀。

〔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著有《东坡全集》等。

〔７〕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代表人物。这里所说他提倡“文学革命”，是指他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四月）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

〔８〕法国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

〔９〕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论注音字母》一文中以过，“高等字典和中学以上的高深书籍，都应该用罗马字母记音”；在同年四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提出“废灭汉文”，代以世界语的主张。

〔１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主要言行记载在《论语》一书中。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继孔丘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言行记载在《孟子》一书中。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代文学家，著有《柳河东集》等。

〔１１〕泰戈尔（Ｒa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钟惺*《新月集》、《飞鸟集》和长篇小说《沉船》等。

头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报》〔２〕上有一篇梁实秋〔３〕教授的《关于卢骚》，以为引辛克来儿的话来攻击白璧德〔４〕，是“借刀杀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击卢骚〔５〕，理由之二，则在“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对于卢骚的道德的攻击，可以说即是给一般浪漫的人的行为的攻击。……”

那么，这虽然并非“借刀杀人”，却成了“借头示众”了。假使他没有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就不至于路远迢迢，将他的头挂给中国人看。一般浪漫文人，总算害了遥拜的祖师，给了他一个死后也不安静。他现在所受的罚，是因为影响罪，不是本罪了，可叹也夫！

以上的话不大“谨饬”，因为梁教授不过要笔伐，井未说须挂卢骚的头，说到挂头，是我看了今天《申报》上载湖南共产党郭亮“伏诛”后，将他的头挂来挂去，“遍历长岳”，〔６〕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当局，竟没有写了列宁（或者溯而上之，到马克斯；或者更溯而上之，到黑格尔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状，一同张贴，以正其影响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评家。

记得《三国志演义》〔７〕记袁术（？）死后，后人有诗叹道：“长揖横刀出，将军盖代雄，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８〕当三个有闭之暇，也活剥一首来吊卢骚：“脱帽怀铅〔９〕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１０〕”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他经常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

〔４〕白璧德（Ｉa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的领导者之一,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所谓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所谓道德准则。他反对浪漫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主要著作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５〕卢骚（ＪaＪa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通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６〕郭亮（１９０１—１９２８）湖南长沙人，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历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等职。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岳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十九日在长沙壮烈牺牲。《申报》四月十日刊载的《郭亮在湘伏诛续闻》中说：“郭亮首级之转运、郭首用木笼装置、悬在司门口者数日矣、兹铲共法院、因郭系铜官人、在该地作恶更多、特于昨日将郭首运往铜官、示众三日、期满再解往岳州示众、是郭之首级、将遍历长岳矣。”

〔７〕《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历史小说，元末明初罗贯中作，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这里袁术应为袁绍。该书第三十、三十一回写有袁绍杀田丰的事：田丰为袁绍谋士，曾劝阻袁暂不攻打曹操，袁认为他沮丧军心，把他杀了，结果被曹操打败；他的儿子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军阀公孙康。相见时袁尚要求榻上铺席，公孙康叱道：“汝二人之头将行万里！何席之有？”便命左右砍下他们的头，使人送给在易州的曹操。

〔８〕这诗是清代王士禛作的《咏史小乐府三十首·杀田丰》（见《带经堂全集·乙巳稿》）。第二句中的盖，原作一。“长揖横刀出”，语出《后汉书·袁绍传》：东汉献帝时，董卓欲谋废立，袁绍反对，董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９〕铅我国古代书写工具之一。晋代葛洪撰的《西京杂记》载有汉代扬雄“怀铅提椠”，到处搜求方言的故事。

〔１０〕卢梭于一七六二年出版教育小说《爱弥儿》，提倡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批判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教育制度。当时法国的反动当局曾为此下令焚毁该书并逮捕作者，卢梭被迫逃往瑞士、英国等地，直到一七七○年才重返巴黎。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２〕……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Ｙｅｓ”〔３〕，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Ｎｏ”〔４〕，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６〕，——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７〕——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１０〕”，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１１〕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１２〕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１３〕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１６〕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２〕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３〕“Ｙｅｓ”英语：是。

〔４〕“Ｎｏ”英语：不是。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访华时，他担任翻译，并在《小说月报》上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

〔６〕杜威（Ｊa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９—１９５２）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有用就是真理。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逻辑：探究的理论》等。胡适是杜威学说的宣传者。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杜威来华讲学时，他曾担任翻译。

〔７〕曼殊斐儿（Ｋa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通译曼斯菲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曾在法国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

〔８〕乌托邦拉丁文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描写一种叫“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９〕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盛时有社员千余人。他们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安福系、研究系等政客团体，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一九二三年解体。该社编印不定期刊《南社》，发表社员所作诗文，共出二十二集。

〔１０〕“汉官威仪”指汉代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王莽篡位失败被杀后，司隶校尉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１１〕爱伦堡（fazag`gjv^`]，１８９１—１９６７）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他在创作中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

〔１２〕德国诗人海涅在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六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物珍品，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１３〕“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见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防御自己》（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１４〕指王独清的长诗《ⅡＤｅｃa》（《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未标出版处）。

〔１５〕《一只手》短篇小说，载一九二八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至十一期，内容和这里所说的有出入。

〔１６〕《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作。鲁迅曾译成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中译本的封面为陶元庆作。画面是一把钢叉叉着一个女人的舌头，象征“人间苦”。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２〕。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论集》〔３〕（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蒋光Ｘ（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６〕，王独清领头的《我们》〔７〕，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９〕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但前几天看见Ｋ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１２〕，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玸鲁迅”〔１３〕之后，据日本的无产文艺月刊《战旗》七月号所载，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

鲁迅。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一》，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徐匀未详。

〔３〕《革命文学论集》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

〔４〕《创造月刊》创造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

〔５〕《流沙》创造社的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六期停刊。

〔６〕《太阳》即《太阳月刊》，太阳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七期停刊。蒋光Ｘ，指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曾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安徽六安人，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作家。著有诗集《新梦》，小说《短裤党》、《田野的风》等。

〔７〕《我们》即《我们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创刊号上第一篇系王独清的《祝辞》。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陕西西安人，当时创造社成员，不久即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

〔８〕《戈壁》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

〔９〕《现代小说》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１０〕《洪荒》即《洪荒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

〔１１〕Ｋ君指郭沫若，参看本卷第３０６页注〔２６〕。他和成仿吾与日本战旗社作家藤枝丈夫等的谈话，载于《战旗》一九二八年七月号。《战旗》，当时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阴阳脸”《戈壁》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１３〕“玸鲁迅”指《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像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ｔｅ（玸吉诃德）——玸鲁迅！”玸，西班牙语Ｄｏｎ的音译，通译堂，即先生。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２〕，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３〕，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４〕，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指梁实秋。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七月）发表的《论批评的态度》中，提倡所谓“严正”的批评”，攻击“幽默而讽刺的文章”是“粗糙叫嚣的文字”，指责“对于现状不满”的青年只是“说几句尖酸刻薄的俏皮话”。

〔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中庸》宋代朱熹注。

〔４〕“思想自由”新月派当时曾提倡“思想自由”。如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五月）《论思想统一》中说：“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按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民主立场提出这一主张的，实际上反对人民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５〕别一种维持治安法指国民党的思想统制。当时新月派要求的“思想自由”也得不到允许，例如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上先后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批评党义”、“污辱总理”，曾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戒”。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鲁迅先生：

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２〕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他说：

“以这种理由若推论下去，有产者的个人性与无产者的个人性，‘全个’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说不承认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有共同的人性。再换一句话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而全然缺少个人性的。”

这是什么话！唯物史观的理论，岂是这样简单的。它的理论并不否认个人性，因此，也不否认思想，道德，感情，艺术。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艺术，都是受支配于经济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个人性，我们就以个人性而论。譬如农村经济宗法社会里拿妻子为男子的财产，但是文化进步到今日的社会，就承认妻子有相当的人格。这个观念，当然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虽然是共同，却并非天赋的，仍然逃不了经济的支配。有产者和无产者物质生活上受经济的影响而有差等，个人性同样地受经济的影响而却是共同的。并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驳唯物史观，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样的是圆顶方趾，要吃饭，要睡觉，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而来驳唯物史观，爽快得多了。

最后，我须声明：我是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因为是职工，所以学识的谫陋是谁都可以肯定的。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达意和不妥之处。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一打仗。

因为避学者嫌疑起见，以信底形式而写给鲁迅先生。能否发表，是编者的特权了。

恺良〔３〕于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回信

恺良先生：

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论，他将话两次一换，便成为“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决定得太快一点了。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而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作为本文根据的林氏别一篇论文，我没有见，不能说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４〕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有马克斯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鲁迅。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则，原题《通信·其二》，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侍桁即韩侍桁，天津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他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载《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原文载日本《新潮》第九期（一九二六年），译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声称：“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观’的立脚点的”。林癸未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日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３〕恺良未详。

〔４〕“死之恐怖”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这是一个青年的作者，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的书。

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２〕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释迦牟尼〔３〕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

然而这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渐向战场的一段，无论意识如何，总之，许多青年，从东江起，而上海，而武汉，而江西，为革命战斗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种种的希望，死在战场上，再看不见上面摆起来的是金交椅呢还是虎皮交椅。种种革命，便都是这样地进行，所以掉弄笔墨的，从实行者看来，究竟还是闲人之业。

这部书的成就，是由于曾经革命而没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说的人们，当有许多人发生同感。

技术，是未曾矫揉造作的。因为事情是按年叙述的，所以文章也倾泻而下，至使作者在《后记》里，不愿称之为小说〔４〕，但也自然是小说。我所感到累赘的只是说理之处过于多，校读时删节了一点，倘使反而损伤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责任。还有好像缺点而其实是优长之处，是语汇的不丰，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部书却加以扫荡了，使读者可以更易于了解，然而从中作梗的还有许多新名词。

通读了这部书，已经在一月之前了，因为不得不写几句，便凭着现在所记得的写了这些字。我不是什么社的内定的“斗争”的“批评家”之一员，只能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我极欣幸能绍介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还渴望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于上海，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上海《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叶永蓁，浙江乐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后为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小小十年》是他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重上征途”《小小十年》的最后一章。

〔３〕释迦牟尼（Ｓａｋｙａｍｕｎｉ，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相传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后“悟道成佛”。

〔４〕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写到这里，总算有好几万字了。但我也不知道究竟写了些什么。小说吗？不像！散文吗？不像！”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２〕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感觉锐敏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３〕和你底《“醉眼”中的朦胧》两篇文字，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流的广大深缓，足以灌田亩，驶巨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深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顶。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流，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流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身整个的价值了。这种评断，出于着眼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口，不足为怪；出于着眼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口，未免昏乱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流，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流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马，但丁，沙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眼，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管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感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感觉锐敏一点。摆在他们眼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种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道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说，已有点灰色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身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奴（Ｔａｉｎｅ）〔４〕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做地盘而出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出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出这种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愤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波特来耳的诗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减其价值。浅薄者许要咒他为人群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们平常讥刺一个人，还须观察到他的深处，否则便见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地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这不过使我们觉到此刻现在的中国文艺界真不值一谈，因为以批评成名而又是创造自许的所谓文艺家者，还是这样地崇奉功利主义呵！我——自然不是什么文艺家——喜欢读些高级的文艺作品，颇多古旧的东西，很有人说这是迷旧的时代摈弃者。他们告诉我，现在是民众文艺当世了，崭新的专为第四阶级玩味的文艺当世了。我为之愕然者久之，便问他们：民众文艺怎样写法？文艺家用什么手段，使民众都能玩味？现在民众文艺已产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后的民众能够赏识所谓民众文艺者已有几分之几？莫非现在有许多新《三字经》，或新《神童诗》出版了么？我真不知民众化的文艺如何化法，化在内容呢，那我们本有表现民众生活的文艺了的；化在技艺上吧，那末一首国民革命歌尽够充数了，你听：“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多么宏壮而明白呵！我们为什么还要别的文艺？他们不能明确地回答，而我也糊涂到而今。此刻现在，才从《民众主义与天才》一文里得了答案，是：“无论民众艺术如何地主张艺术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艺术作品无论如何自有无限的价值等差，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所谓普遍性啦，平等性啦这一类话，意思不外乎是说艺术的内容是关于广众的民间生活或关于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这种内容的艺术，始可以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艺术备有像这种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说是不可以否认的，然而艺术作品既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以上，那些比较高级的艺术品，好，就可以说多少能够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若要说一切人都能够一样的精细，一样的深刻，一样的微妙——换句话说，绝对平等的来玩味它，那无论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实。”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最先进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层的先进的少数人能够了解，等到这种思想透入群众里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先进的思想了。这些话，是告诉我们芸芸众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觉不敏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不平等，除了诅咒造物的不公，我们还能怨谁呢？这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人类的演进史，可以一笔抹杀，而革命也不能发生了。世界文化的推进，全赖少数先觉之冲锋陷阵，如果各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发达到极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谓“螺旋式进行”一句话，还不是等于废话？艺术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进退，艺术自不能除外。民众化的艺术，以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差来说，简直不能成立。自然，借文艺以革命这梦呓，也终究是一种梦呓罢了！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为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５〕。

回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评家，因此也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至少，在现在的上海滩上。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所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至灭亡的。不过近来的批评家，似乎很怕这两个字，只想在文学上成仙。

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

中国的批评界怎样的趋势，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６〕，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倘无创作，将批评什么呢，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肠的。

别的此刻不谈。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７〕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８〕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９〕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

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１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１１〕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末的警句：“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四月四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六期。

〔２〕《新闻报》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创刊于上海的日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停刊。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该报曾连载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收入《集外集》）。

〔３〕《民众主义和天才》日本作家金子筑水作，ＹＳ译文载《语丝》第四卷第十期（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

〔４〕泰奴（１８２８—１８９３）通译泰纳，法国文艺理论家。他认为：民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因素。在他所著《艺术哲学》一书中充分发挥了这个论点。

〔５〕冬芬即董秋芳（１８９７—１９７７），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

〔６〕超时代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部分人提出的文学主张，如钱杏邨在《太阳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号发表的《死去了的阿Ｑ时代》中说：“无论从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并批评鲁迅的著作“没有超越时代”。

〔７〕正人君子者流指新月社中人。他们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攻击革命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所不容的”。又说：“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

〔８〕黄巢（？—８８４）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齐政权。据新、旧《唐书·黄巢传》记载，中和三年（８８３）他率起义军退出长安（今西安），途中受敌人围困，粮食匮乏，起义军曾“俘人而食”。

〔９〕辛克莱在《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一书中曾说：“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刊载冯乃超的译文时，将这句话用大号字标出。列宁曾称辛克莱“是一个有感情而没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二四一页，一九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０〕“稻香村”“陆稿荐”过去上海等大城市有名的食品店和肉食店牌号。

〔１１〕“昨日的文学家”冯乃超在独幕话剧《同在黑暗的路上走》（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第一号）的“附识”中说：“戏曲的本质应该在人物的动作上面去求，洗练的会话，深刻的事实，那些工作让给昨日的文学家去努力吧。”篇末所引就是这个剧本中的对话。

怎么写（夜记之一）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２〕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有时有一点杂感，子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止了。好的又没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

可谈的问题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会国家，高超的还有文明，文艺。古来许多人谈过了，将来要谈的人也将无穷无尽。但我都不会谈。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３〕。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４〕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

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

尼采爱看血写的书〔５〕。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就是随便写写罢，横竖也只能如此。这些都应该和时光一同消逝，假使会比血迹永远鲜活，也只足证明文人是侥幸者，是乖角儿。但真的血写的书，当然不在此例。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便觉得“写什么”倒也不成什么问题了。

“怎样写”的问题，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这么一个问题，还不过两星期之前。那时偶然上街，偶然走进丁卜书店去，偶然看见一叠《这样做》〔６〕，便买取了一本。这是一种期刊，封面上画着一个骑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７〕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８〕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这《这样做》却又有些特别，因为我还记得日报上曾经说过，是和我有关系的。也是凡事切己，则格外关心的一例罢，我便再不怕书面上的骑马的英雄，将它买来了。回来后一检查剪存的旧报，还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没有注明报纸的名目，但不是《民国日报》，便是《国民新闻》〔９〕，因为我那时所看的只有这两种。下面抄一点报上的话：“自鲁迅先生南来后，一扫广州文学之寂寞，先后创办者有《做什么》，《这样做》两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

开首的两句话有些含混，说我都与闻其事的也可以，说因我“南来”了而别人创办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当初将日报剪存，大概是想调查一下的，后来却又忘却，搁下了。现在还记得《做什么》〔１０〕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１１〕，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１２〕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这样做》却在两星期以前才见面，已经出到七八期合册了。第六期没有，或者说被禁止，或者说未刊，莫衷一是，我便买了一本七八合册和第五期。看日报的记事便知道，这该是和《做什么》反对，或对立的。我拿回来，倒看上去，通讯栏里就这样说：“在一般ＣＰ〔１３〕气焰盛张之时，……而你们一觉悟起来，马上退出ＣＰ，不只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ＣＰ气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连三的退出共产党登报声明。……”那么，确是如此了。

这里又即刻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相反对的两种刊物，都因我“南来”而“先后创办”呢？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为我新来而且灰色。但要讲起来，怕又有些话长，现在姑且保留，待有相当的机会时再说罢。

这回且说我看《这样做》。看过通讯，懒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录。忽而看见一个题目道：《郁达夫〔１４〕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这还是切己的琐事总比世界的哀愁关心的老例，达夫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怎么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假使说的是张龙赵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伟人，老实说罢，我决不会如此留心。

原来是达夫先生在《洪水》〔１５〕上有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说这一次的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实现，而记者则以为是民族革命的理论的实现。大约还有英雄主义不适宜于今日等类的话罢，所以便被认为“中伤”和“挑拨离间”，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电灯下回想，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这期刊，听说在广西是被禁止的了，广东倒还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坏脾气，从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１６〕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１７〕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１８〕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记得年幼时，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末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一个江北口音的人向观众装出撒钱模样道：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１９〕大概是谁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是装在刀柄里的苏木汁〔２０〕，Ｈｕａｚａａ一够，他便会跳起来的。但还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识着这是戏法，而全心沉浸在这戏法中。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

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２１〕，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２２〕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越缦堂日记》〔２３〕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２４〕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

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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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

〔２〕《莽原》文艺刊物，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编辑，出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３〕这几句是作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话。

〔４〕“世界苦恼”（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原为奥地利诗人莱瑙（ＮaＬｅmｎａｕ，１８０２—１８５０）的话，意思说人们生活在世上是苦恼的；后来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家引用它来解释文艺创作，认为创作起因于这种苦恼的感觉。

〔５〕尼采（Ｆa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ｃ，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超人哲学”的鼓吹者。他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读与写》中说：“在一切著作中，吾所爱者，惟用血写之著作。”（据萧赣译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６〕《这样做》旬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创刊，孔圣裔（共产党的叛徒）主编，“革命文学社”编辑发行。它以“努力革命文化的宣传”为幌子，配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猖狂反共反人民。

〔７〕伊孛生（Ｈa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他的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庸俗作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婚姻、家庭和社会的改革问题。剧本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

〔８〕雒诵一作洛诵，语见《庄子·大宗师》，反复诵读的意思。

〔９〕《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报纸，一九三七年改名为《中山日报》。《国民新闻》，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初期宣传革命，“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成为反革命宣传的喉舌。

〔１０〕《做什么》周刊，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创刊，毕磊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１〕毕磊（１９０２—１９２７）笔名坚如、三石，湖南长沙人。当时为中山大学英文系学生，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中被捕牺牲。

〔１２〕《少年先锋》旬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创刊；李伟森等先后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３〕ＣaＰa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缩写，即共产党。

〔１４〕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而“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并说：“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么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是对当时蒋介石反革命派的批判，所以《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发表了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对郁进行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１５〕《洪水》创造社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创办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改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１６〕《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大观园是书中人物活动的场所。

〔１７〕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著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他的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的《跋》中，记有他攻击《聊斋志异》的话：“先生（按指纪昀）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蒲留仙（１６４０—１７１５），名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清代小说家。《聊斋志异》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１８〕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记了旁人所谈的一个读书人受鬼奚落的故事，末段是：“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鹿兄槐下之辞，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浑良夫梦中之噪”，见《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七年：“（秋，七月）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长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按浑良夫原系卫臣，这年春天被卫太子所杀，所以书中说卫侯在梦中见他披发大叫。《春秋左氏传》，是一部用史实解释《春秋》的书，相传为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撰。

〔１９〕ｈｕａｚａａ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２０〕苏木汁苏木是常绿小乔木，心材称“苏方”。苏木汁即用“苏方”制成的红色溶液，可作染料。

〔２１〕《林黛玉日记》一部假托《红楼梦》中人物林黛玉口吻的日记体小说，喻血轮作，内容庸俗拙劣，一九一八年上海广文书局出版。

〔２２〕《板桥家书》清代郑燮作。郑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文学家、书画家。他的《家书》收书信十封。另有《道情》，收《老渔翁》等十首。

道情，原系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

〔２３〕《越缦堂日记》清代李慈铭著，一九二○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印出版。

〔２４〕何焯（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字屺瞻，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代校勘家。康熙时官至编修，因事入狱，所藏书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都被没收。康熙帝对这些书曾亲作检查，因未发现罪证，准予免罪并发还藏书。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２〕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并且明白弱水〔３〕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里的有一粒弹子，是瞄准着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做错了。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量气太窄了。最先（据所知）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４〕，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

是的，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

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吧了。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５〕先生了！”

这一段虽然并不涉及是非，只在态度，量气，口吻上，断定这“老头子的确不行”，从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杀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却很像第三者从旁的批评。从我看来，“尖酸刻薄”之处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会有“老头子”气的，这恐怕因为我“冥顽不灵”，不得已而用之的罢，或者便是自己不觉得。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我并非说，这些战士，大概是创造社里常见他的脚踪，或在艺术大学〔６〕里兼有一只饭碗，不过指明他们是相同的气类。因此，所谓《战线》，也仍不过是创造社的战线。所以我和西滢长虹战，他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而出现了。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７〕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８〕即使真以为先两回是正直在我这面的罢，也还是因为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们同系，同社，同派，同流……。从他们那一面看来，事情可就两样了。我“和西滢战”了以后，现代系的唐有壬曾说《语丝》的言论，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９〕“和长虹战”了以后，狂飙派的常燕生曾说《狂飙》的停版，也许因为我的阴谋。但除了我们两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记得了罢。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过去的。

这次对于创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庄严”；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仍可认为“尖酸刻薄”。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但成仿吾辈的对我的“态度”，战士们虽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讥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１０〕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还有，我合印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还乐得不可开交道，“他（成仿吾）这段文章，比‘趣味文学’还更有趣些。”〔１１〕但是还不够，他们因为我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了，便说“老生”，还要加注道：“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

而这一个“老”的错处，还给《战线》上的弱水先生作为“的确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但是“态度”问题来了，“量气”问题也来了，连战士也以为尖酸刻薄。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１２〕老爷麾下”，这才不至于“的确不行”么？

至于我是“老头子”，却的确是我的不行。“和长虹战”的时候，他也曾指出我这一条大错处，此外还嘲笑我的生病。〔１３〕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确生过病，这回弱水这一位“小头子”对于这一节没有话说，可见有些青年究竟还怀着纯朴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将“冷嘲热刺”的用途，也瓜分开来，给“热烈猛进的”制定了优待条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经不属于那一类，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

其实这回的不行，还只是我不行，无关年纪的。托尔斯泰，克罗颇特庚〔１４〕，马克斯，虽然言行有“卑污”与否之分，但毕竟都苦斗了一生，我看看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国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别，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当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１５〕，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服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Ｆａｓｃｉｓｔ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象他的东拉西扯。

又来说话，量气又太小了，再说下去，就要更小，“正直”岂但“不一定”在这一面呢，还要一定不在这一面。而且所说的又都是自己的事，并非“大贫”〔１６〕的民众……。但是，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人却也看见背景或环境。例如《鲁迅在广东》这一本书，今年战士们忽以为编者和被编者希图不朽，〔１７〕于是看得“烦躁”，也给了一点对于“冥顽不灵”的冷嘲。我却以为这太偏于唯心论了，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会有这一本书，其实不过是要黑字印在白纸上，订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罢了。无论是怎样泡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这种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的创造社也在所不免的。托罗兹基〔１８〕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

四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九期。

〔２〕“文艺的分野”当时创造社同人的常用语。如《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成仿吾在《打发他们去》一文中说：“在文艺的分野，把一切麻醉我们的社会意识的迷药与赞扬我们的敌人的歌辞清查出来，给还它们的作家，打发他们一道去。”

〔３〕《战线》文艺性周刊，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署名弱水的这篇文章，原题《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载该刊第一期。弱水，即潘梓年（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江苏宜兴人，哲学家。

〔４〕和西滢战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围绕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长虹战，指一九二六年底鲁迅对高长虹的诽谤所进行的回击。

〔５〕林琴南（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名纾，号畏庐，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他晚年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

〔６〕艺术大学即上海艺术大学，周勤豪创办的专教绘画的学校，一九二八年得到创造社的合作，开设文学、美术和社会科学三个系，主要课程由创造社同人分担。

〔７〕老聃即老子，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引语出自《道德经》：“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８〕陈西滢（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的“闲话”中，先说鲁迅的《呐喊》是新文学最初十年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９〕唐有壬（１８９３—１９３５）湖南浏阳人。《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刊载一则《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引用《语丝》七十六期有关《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

〔１０〕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了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杂志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

〔１１〕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

〔１２〕“印贴利更追亚”俄语yj[gfft]gjatb的音译，即知识分子

〔１３〕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发表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毁谤鲁迅为“世故老人”，又嘲弄他“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１４〕克罗颇特庚（eacad`kak[otj，１８４２—１９２１）通译克鲁泡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１５〕林琴南的这篇影射小说，题为《荆生》，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上海《新申报》。

〔１６〕“大贫”弱水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中说：“中国虽说只有大贫小贫，没有悬殊的阶级，但小贫虽没有小到够得上人家资本阶级的资格，大贫大到够得上人家无产阶级的资格而有余！”按“大贫”一词，最初见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

〔１７〕《鲁迅在广东》锺敬文编。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当时报刊所载有关鲁迅的文章十二篇，附鲁迅杂文和讲演记录四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关于“不朽”的话，见于《战线》周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署名薙光的《“我来……”和“我去……”》一文，其中说：“看到了《鲁迅在广东》这本书，便单单看这可以诱惑人的书名……鲁迅是不朽了，编者锺敬文也不朽了。”

〔１８〕托罗兹基（xaeaz`kaot\１８７９——１９４０）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在十月革命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后死于墨西哥。这里引述他的话，见《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２〕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３〕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Ｋ委员〔４〕，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Ｋ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５〕的话来：“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６〕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７〕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Ｈａｎｂａｒａｎ（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Ｔｉｕ－ｎａ－ｍａ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Ｈａｎｂａｒａｎ被他偷去，所以要Ｔｉｕ－ｎａ－ｍａ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８〕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Ｔｉｕ。故Ｔｉｕｈｅｉ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９〕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１０〕一般，待到居士〔１１〕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１２〕，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１３〕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Ｋ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１５〕。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１６〕，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１７〕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１８〕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１９〕和梭波里〔２０〕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语丝》第四卷第一期。

〔２〕柏生即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的编辑。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

〔３〕爱而指李遇安，《语丝》、《莽原》的投稿者。一九二六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职员，不久离去。

〔４〕Ｋ委员指顾孟余，国民党政客。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５〕勃洛克（ＡaＡanfko，１８８０—１９２１）苏联诗人。《十二个》是他一九一八年创作的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这里的引语，原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的《回忆勃洛克》（见《凤凰·文艺·科学与哲学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篝火出版社出版）。

〔６〕“感慨系之矣”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

〔７〕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的引文，见他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８〕太炎先生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作者留学日本时曾听他讲授《说文解字》。《新方言》是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之一，共十一卷，书末附有《岭外三州语》一卷，现收入《章氏丛书》。“其州在尾上”，原语出《山海空·北山经》；章太炎对于“州”字的解释，见《新方言·释形体》。

〔９〕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１０〕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对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张“自我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大乘佛教则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

〔１１〕居士这里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１２〕三廉形似杨桃而略大的水果。

〔１３〕纸冠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１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见《论语·阳货》。

〔１５〕“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见《论语·卫灵公》。

〔１６〕“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这是新月书店吹嘘徐志摩的话。一九二七年春该店创办时，在《开幕纪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书预告”中，介绍徐志摩的诗，说他“一只手奠定了一个文坛的基础”。

〔１７〕宋云彬（１８９７—１９７９）浙江海宁人，作家。当时任《黄埔日报》编辑。

〔１８〕拉狄克（Ｋanapiqgo，１８８５—？）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他写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刘一声译，载《中国青年》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１９〕叶遂宁（ＣaＡarsgjtj，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作品多流露忧郁情调，曾参加资产阶级意象派文学团体。十月革命时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终于自杀。

〔２０〕梭波里（Ａaukvkfw，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同路人”作家他在十月命后曾经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现实而自杀。

我和《语丝》的始终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２〕这听说是张孟闻〔３〕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像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４〕，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５〕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６〕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传说，我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闻，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７〕（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８〕的指示，在开手看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９〕的小说了。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１０〕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１１〕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１２〕，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恐怕是不会很错的。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谭正璧〔１３〕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大意），我以为移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１４〕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目夹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１５〕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就不过如此，虽然投稿时多时少。但这样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

到得厦门，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责任便觉得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费纸墨。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脬论》，那也许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这年底到了广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务，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１６〕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

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从这时起，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那很简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所以我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漠起来。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因此所谓“社员”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无不刊载，此后便放心发稿，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但经旧的社员绍介，直接交到北新书局，刊出之前，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间或有之。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１７〕；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１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过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１９〕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２０〕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２１〕，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２２〕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２３〕。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

但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十二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２〕《山雨》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十月）发表署名西屏的《联想三则》，其中说：“《山雨》在《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发表过一则讣闻（按指《偶像与奴才》一文后所附致鲁迅信中说的《山雨》在宁波创刊未成一事），这在本刊第一期的发刊刑已经提起过了。现在所以要重提者，则是关于鲁迅先生的事。鲁迅先生在那篇讣闻后面，附有复信，其辞曰：‘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这几句话简直在派我是反对，或者客气一些说来是颇不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推绎鲁迅先生之所以有这个误解者，大抵是我底去稿太坏之故，因为他是说‘读了来稿之后’也。文字的题目是《偶像与奴才》，文中也颇引些外国名人的话，……我想这至少也可免去我是顽固而反对输入洋派的嫌疑吧，——然而仍然不免。因此，我联想起一件故事来。记得孙伏园先生编辑《晨报副刊》时，曾经登载打孔家店的老将吴虞底艳体诗，没有加以明白的说明，引起读者的责问，于是孙老先生就有《浅薄的读者》一篇教训文字，于是而有幽默的提倡。此时回想当日，觉得鲁迅先生似乎也有做伏园先生教训的读者之资格。”

〔３〕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山雨》半月刊的编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他和鲁迅关于《偶像与奴才》一文的通信，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题为《通讯（复张孟闻）》。

〔４〕“不虞之誉”语见《孟子·离娄》。不虞，意料不到。

〔５〕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曾不断率军向外侵略欧洲各国。

〔６〕《晨报副刊》研究系机关报《晨报》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晨报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由孙伏园编辑。

〔７〕指刘勉己，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晨报》代理总编辑。

〔８〕“学者”指陈西滢。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说陈源“私淑”法朗士，学他已经“有根”了，“只有像西滢那样，……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９〕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法兰斯（１８４４—１９２４），通译法朗士，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等。

〔１０〕威尔士（ＨaＧaＷｅｌｌｓ，１８６６—１９４６）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未来的世界》、《世界史纲》等。萧，即萧伯纳，参看《南腔北调集·谁的矛盾》及其注〔２〕。

〔１１〕陈源疑为涵庐（即高一涵）。一九二六年初，当鲁迅与陈源进行论战时，涵庐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则《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去宝……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敢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当时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

〔１２〕川岛章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

〔１３〕谭正璧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文学工作者。他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中说：“鲁迅的小说集是《呐喊》和《彷徨》，许钦文、王鲁彦、老舍、芳草等和他是一派……这派作者，起初大都因耐不住沉寂而起来‘呐喊’，后来屡遭失望，所收获的只是异样的空袭，于是只有‘彷徨’于十字街头了。”

〔１４〕《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写的哲学著作。书中借古代波斯的“圣者”扎拉图斯特拉宣扬超人学说。

〔１５〕疑古玄同即钱玄同。

〔１６〕“张大元帅”即张作霖（１８７５—１９２８），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七年六月自封“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他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查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

〔１７〕指《语丝》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白薇作的独幕剧《革命神的受难》。该剧中有革命神斥责一个反动军官的台词：“原来你是民国英雄，是革命军的总指挥么？“你阳假革命的美名，阴行你吃人的事实。”这实际上是影射蒋介石的，因此《语丝》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

〔１８〕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指许绍棣。《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刊载了读者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内部一些腐败情况。出身于该校的许绍棣便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用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在浙江查禁了《语丝》并其他书刊十五种。

〔１９〕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作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语丝》经常撰稿人之一。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刊登了读者洛卿的来信，指出了这一错误。

〔２０〕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语丝》撰稿人之一。

〔２１〕《贡献》旬刊，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创刊于上海。该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发表简又文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同时登载江绍原的介绍文章，其中说：“同学简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问《语丝》能否登载。但《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鲁迅先生复函中语），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贡献》。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又文先生的观察和意见。”

〔２２〕《秋野》月刊，上海暨南大学华侨学生组织的秋野社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刊，次年十月停刊。

〔２３〕指《语丝》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二九年四月）的《建议撤销广告》。

二心集

序言

“好政府主义”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友邦惊诧”论

“智识劳动者”万岁

《进化和退化》小引

《夏娃日记》小引

《野草》英文译本序

《艺术论》译本序

沉滓的泛起

答北斗杂志社问

答文艺新闻社问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风马牛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ＪＫ来信）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Ｙ及Ｔ来信）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几条“顺”的翻译

柔石小传

上海文艺之一瞥

唐朝的钉梢

我们要批评家

习惯与改革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新的“女将”

宣传与做戏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以脚报国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知难行难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序言

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初版。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余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本版与初版相同。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１〕和《奔流》〔２〕，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１〕。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４〕，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５〕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６〕。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７〕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８〕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９〕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１０〕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１１〕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１２〕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１３〕，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１４〕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１５〕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１６〕。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１〕《语丝》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１０〕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２〕《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３〕《萌芽》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４〕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５〕象牙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７〕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８〕“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９〕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０》《文坛贰臣传》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１１〕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９〕。《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１２〕“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１３〕“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１４〕梅林格（１８４６—１９１９）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１５〕“不满于现状”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２〕。

〔１６〕《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好政府主义”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２〕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３〕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４〕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２２５页注〔５〕。

〔２〕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３〕国家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４〕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２〕。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３〕，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４〕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５〕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６〕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７〕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８〕了的缘故。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９〕，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１０〕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１１〕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１２〕，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１３〕，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１４〕，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１５〕，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１６〕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１７〕，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２〕“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３〕“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４〕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５〕《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６〕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７〕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通译拉丁。

〔８〕条顿民族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条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

〔９〕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１０〕成吉思汗参看本卷第１４４页注〔４〕。他的孙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１１〕鞑靼、女真、契丹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民族。

〔１２〕威廉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黄祸”，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１３〕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即宋高宗，南宋第一个皇帝。

〔１４〕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出现过袭击华侨的事件。

〔１５〕这是《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们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却又是不断地在那里冲突。”

〔１６〕宋人的笔记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佾》，无，原作亡。

〔１７〕城下之盟语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指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条约，后来常用以指投降。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２〕，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３〕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４〕，“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５〕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６〕，《晨报》〔７〕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８〕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９〕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１０〕），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２〕指《拓荒者》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３〕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实际出版日期当在一九三○年二月以后）《“资本家的走狗”》一文。

〔４〕这里所说的定义，指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ｅｒ）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总之，普罗列塔利亚——普罗列塔利亚底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现在也是的）劳动阶级（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恩格斯）”这段话现译为：“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５〕《答鲁迅先生》也见于《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实秋在文中说：“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６〕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爱国学生和群众为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即命令卫队开枪射击，死伤二百多人。

〔７〕《晨报》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８〕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它的发起人之一。

〔９〕《革命日报》国民党内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创刊。

〔１０〕“学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家主义派刊物《国魂》旬刊第九期上，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咒骂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支持进步学生的鲁迅、马裕藻等人为“学匪”。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也对鲁迅等进行过这类攻击。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２〕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３〕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４〕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５〕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６〕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７〕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８〕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９〕，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的意思就是：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ｗｈｏ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ｎｏ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ｕｔｏｎｌｙｂｙｈａｖ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Ｃｈｅｍｉｅ译作“舍密学”〔１０〕，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１１〕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１２〕，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１３〕，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１４〕。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ＡＢＣＤ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１５〕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１６〕，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１７〕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１８〕。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１９〕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２０〕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２１〕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２２〕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２３〕，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２４〕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２５〕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２６〕说地体运动，达尔文〔２７〕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２８〕“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２９〕。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３０〕。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３１〕。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３２〕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３３〕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３４〕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３５〕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３６〕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ＤｅｍｉａｎＢｅｄｎｉｉ）〔３７〕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３８〕，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３９〕，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４０〕，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４１〕。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４２〕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４３〕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４４〕（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４５〕，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４６〕（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４７〕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４８〕，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４９〕印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和Ｇｒｅ－ｇｏｒｙ夫人〔５０〕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５１〕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５２〕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５３〕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５４〕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５５〕，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Ｚ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５６〕，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５７〕（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５８〕，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５９〕尼采的则只有半部，〔６０〕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６１〕，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６２〕，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新月》月刊团体指新月社。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７〕。

〔３〕争“言论自由”的文字指《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上刊载的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编者的《敬告读者》等。后者以同人的名义说：“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当时新月派虽然高喊“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却反对人民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４〕梁实秋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３〕。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写道：“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５〕《文艺与批评》鲁迅翻译的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６〕仂句语法术语，指一个大句子中的小句子，现多称作“主谓词组”。

〔７〕新月社的声明指《新月》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所载《新月的态度》。其中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８〕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英语：无产者。下文的“普罗列塔利亚”是英语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的音译，即无产阶级。

〔９〕《韦白斯特大字典》美国诺·韦白斯特（１７５８—１８４３）编辑的一部大型英语辞典，一八二八年初版。下面英文的意思是：无产者是最低阶级的公民，他们不是以财产而只是以生孩子为国家服务。

〔１０〕“舍密学”即化学。舍密是德语Ｃｈｅｍｉｅ的音译，来源于希腊语Ｃｈｅｍｅｉａ，意为“炼金术”。

〔１１〕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他们当时经常在《新月》上发表小说。后面提到的《搬家》，是凌叔华写的短篇小说。

〔１２〕闲话指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他后来结集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书店出版。

〔１３〕潘光旦（１８９９—１９６７）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新月社成员。他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宣扬优生学。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优生学是英国遗传学家哥尔登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１４）白璧德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４〕。梁实秋在《新月》上经常介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并将吴苾等人译的白璧德的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１５〕两首译诗指郭沫若译的苏联马林霍夫的《十月》（见一九二九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诗选》），和苏汶译的苏联撒莫比特尼克的《给一个新同志》（见一九二九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中的《无产阶级诗歌》）。

〔１６〕《史》指《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汉》，指《汉书》，东汉班固著。《书经》，即《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１７〕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时起，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统治者曾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１８〕“于我如浮云”语见《论语·述而》。含有轻视、无关的意思。

〔１９〕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文艺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等。

〔２０〕《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收入先秦到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２１〕梁实秋这段话的原文如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已经看见约十种了，专门宣传这种东西的杂志，我也看了两三种。我是想尽我的力量去懂他们的意思，但是不幸的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得懂。内容深奥，也许是；那么便是我的学力不够。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如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婆格达诺夫之类，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点的材料而已。”

〔２２〕婆格达诺夫（ＡaＡank]qij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８）通译波格丹诺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一度加入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提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他的《无产阶级诗歌》、《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宗教、艺术与马克斯主义》等三篇论文曾译成英文，载英国伦敦《劳动月刊》，后由苏汶译成中文，加上画室译的《“无产者文化”宣言》，辑为《新艺术论》，于一九二九年由水沫书店出版。

〔２３〕托罗兹基即托洛茨基。他的《文学与革命》，曾于一九二五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后由李霁野、韦素园译成中文，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２４〕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这里所引的他的谬论，见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他给汪精卫的信。

〔２５〕梁实秋这段歪曲阶级斗争的话，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和，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但是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他们是要报复！他们唯一的报复的工具就是靠了人多势众！‘多数’群众’‘集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暴动的武器。”

〔２６〕格里莱阿（Ｇa，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俐略*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一六三二年他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教会信奉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因此于一六三三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软禁终身。

〔２７〕达尔文（ＣaＲa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因此曾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排斥和歧视。

〔２８〕卢梭又译卢骚。他提倡人权平等学说，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大量集中。“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见于他一七五五年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所写的《论政治经济学》，译文应为“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梁实秋歪曲引用卢梭这句话所发的谬论，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２９〕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无产阶级的暴动的主因是经济的。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文明依然是要进行的。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单靠了目前经济的满足并不能永久的担保这个阶级的胜利。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还是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的。所以无产阶级近来于高呼‘打倒资本家’之外又有了新的工作，他们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或‘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这里面包括文学艺术。”

〔３０〕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如其文学只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那么，我们可以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也可以了解无产文学是有它的理论根据；但是文学不是这样肤浅的东西，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如其‘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便是无产文学，那么无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

〔３１〕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３２〕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３３〕约翰孙（Ｓa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０９—１７８４）英国作家、文学*家。出身于书商家庭，早年靠卖文为生。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英语辞典》，受到皇室的赏识，被授予政府年金。从此成了“名流”，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３４〕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３５〕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３６〕钱杏邨（１９００—１９７７）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３７〕台明·培特尼（eangqjh\，１８８３—１９４５）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３８〕《论翻译之难》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３９〕法兑耶夫（ＡaＡaiiqggl，１９０１—１９５６）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毁灭》。

〔４０〕格拉特珂夫（iadacfiqokl，１８８３—１９５８）苏联小说*摇《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４１〕“布尔乔亚”的恶意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布尔乔亚，法语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４２〕亚历舍·托尔斯泰（ＡaＨazkfs[k\，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威垒纫颍*ＢaＢadg`gsigl，１８６７—１９４５）、普理希文（ＭaＭ芵tjltj，１８７３—１９５４），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

〔４３〕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４４〕“艺术之宫”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４５〕“太阳”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４６〕“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１１８页注〔６〕。

〔４７〕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４８〕《文艺政策》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４９〕郑伯奇（１８９５—１９７９）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５０〕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霍普特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Ｇｒｅｇｏｒｙ夫人，格列高里夫人（１８５２—１９３２），爱尔兰剧作家。

〔５１〕《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５２〕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５３〕“方向转换”《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５４〕片冈铁兵（１８９４—１９４４）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５５〕“阿狗阿猫”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２〕。

〔５６〕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

〔５７〕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东京之旅》。

〔５８〕《一周间》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６０〕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６１〕“严正态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６２〕《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２〕，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３〕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４〕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５〕，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６〕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署名明瑟。

〔２〕学生的请愿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的事件。对于这次学生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禁止请愿；十七日当各地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又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打伤百余人；十八日还电令各地军政当局紧急处置请愿事件。

〔３〕哀求国联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多次向国联申诉，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又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军队退入关内为条件请求日军停止进攻；十二月十五日在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时再度向国联申诉，请求它出面干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

〔４〕冯庸大学奉系军阀冯庸所创办的一所大学，一九二七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５〕中大，南京中央大学。

〔６〕中公，中国公学；复旦，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亚，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中，上海中学；文生氏，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这些都是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

“智识劳动者”万岁

“劳动者”这句话成了“罪人”的代名词，已经足足四年了。压迫罢，谁也不响；杀戮罢，谁也不响；文学上一提起这句话，就有许多“文人学士”和“正人君子”来笑骂，接着又有许多他们的徒子徒孙来笑骂。劳动者呀劳动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竟又有人记得你起来。

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们还嫌党国屠杀得不赶快，竟来亲自动手了，炸的炸，轰的轰。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而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也有这妙法，竟称不抵抗的顺从的党国官军为“贼匪”，大加以“膺惩”！冤乎枉哉，这真有些“顺”“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于是又记得了劳动者。

于是久不听到了的“亲爱的劳动者呀！”的亲热喊声，也在文章上看见了；久不看见了的“智识劳动者”的奇妙官衔，也在报章上发见了，还因为“感于有联络的必要”，组织了“协会”，〔２〕举了干事樊仲云〔３〕，汪馥泉〔４〕呀这许多新任“智识劳动者”先生们。

有什么“智识”？有什么“劳动”？“联络”了干什么？“必要”在那里？这些这些，暂且不谈罢，没有“智识”的体力劳动者，也管不着的。

“亲爱的劳动者”呀！你们再替这些高贵的“智识劳动者”起来干一回罢！给他们仍旧可以坐在房里“劳动”他们那高贵的“智识”。即使失败，失败的也不过是“体力”，“智识”还在着的！

“智识”劳动者万岁！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佩韦。

〔２〕“协会”即“智识劳动者协会”，当时投机文人樊仲云等发起组织的一个团体。成员较复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于上海。

〔３〕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

〔４〕汪馥泉（１８９９—１９５９）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进化和退化》小引

这是译者从十年来所译的将近百篇的文字中，选出不很专门，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处，希望流传较广的本子。一，以见最近的进化学说的情形，二，以见中国人将来的运命。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２〕的译述赫胥黎〔３〕《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其间学说几经迁流，兑佛黎斯〔４〕的突变说兴而又衰，兰麻克〔５〕的环境说废而复振，我们生息于自然中，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尝加意。此书首尾的各两篇，即由新兰麻克主义〔６〕立论，可以窥见大概，略弥缺憾的。但最要紧的是末两篇〔７〕。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可以解中国古史难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国人最能耐苦的谬说，还不过是副次的收获罢了。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倘这事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所记忆，那么，这书所得的酬报，也就非常之大了。

然而自然科学的范围，所说就到这里为止，那给与的解答，也只是治水和造林。这是一看好像极简单，容易的事，其实却并不如此的。我可以引史沫得列〔８〕女士在《中国乡村生活断片》中的两段话作证——“她（使女）说，明天她要到南苑〔９〕去运动狱吏释放她的亲属。这人，同六十个别的乡人，男女都有，在三月以前被捕和收监，因为当别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以后，他们曾经砍过树枝或剥过树皮。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捣乱，只因为他们可以卖掉木头来买粮食。

“……南苑的人民，没有收成，没有粮食，没有工做，就让有这两亩田又有什么用处？……一遇到些少的扰乱，就把整千的人投到灾民的队伍里去。……南苑在那时（军阀混战时）除了树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当乡民一对着树木动手的时候，警察就把他们捉住并且监禁起来。”（《萌芽月刊》五期一七七页。）

所以这样的树木保护法，结果是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进沙漠的出现。但这书以自然科学为范围，所以没有顾及了。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一九三○年五月五日。

〔１〕《进化和退化》周建人辑译，收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八篇，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本篇最初即印入该书。

〔２〕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九五年他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一八九八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后来还译有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起过较大的影响。

〔３〕赫胥黎（ＴaＨaＨｕｘｌｅ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动物学分类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等。

〔４〕兑佛黎斯（ＨaＤｅＶｒｉｅｓ，１８４８*保梗常担⊥ㄒ氲路鹄锼梗兰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他根据月见草的遗传试验结果，于一九○一年发表突变学说，认为生物的进化起因于突变。

〔５〕兰麻克（ＪaＢa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通译拉马克，法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先驱者。一八○九年他在《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提出“直接顺应说”（即“环境说”），认为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环境的直接影响，器官用进废退，而后天获得的性状又可以遗传。它有力地反对了宗教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在科学上为达尔文学说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６〕新兰麻克主义通译新拉马克主义，十九世纪末兴起的进化学说之一，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斯宾塞（１８２０—１９０３）等人提出。它认为变异是定向的，生物通过获得性状的遗传而进化，否认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７〕末两篇指匈牙利英吉兰兑尔（ＡaＬaＥｎｇｌａｅｎｄｅｒ）作《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美国亚道尔夫（ＷaＨaＡｄｏｌｐｈ）作《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

〔８〕史沫得列（ＡaＳｍｅｄｌｅ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通译史沫特莱，美国革命女作家、记者。当时她是德国《佛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美国《新群众》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旅居上海，和鲁迅有较密切的交往。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

〔９〕南苑北京南郊的地名。元代以后，曾为历代封建帝王的游猎场所。

《夏娃日记》小引

玛克·土温（ＭａｒｋＴｗａｉｎ）〔２〕无须多说，只要一翻美国文学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纪末至现世纪初有名的幽默家（Ｈｕｍｏｒｉｓｔ）。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开眼笑，就是他那笔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莱门斯（ＳａｍｕｅｌＬａｎｇｈｏｒｎｅＣｌｅｍｅｎｓ，１８３５—１９１０），原是一个领港，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便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用作了笔名。作品很为当时所欢迎，他即被看作讲笑话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遗著《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３〕一出版，却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

含着哀怨而在嘻笑，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知道，美国出过亚伦·坡（ＥｄｇａｒＡｌｌａｎＰｏｅ），出过霍桑（n．hawthorne），出过惠德曼（w．whitman），〔４〕都不是这么表里两样的。然而这是南北战争〔５〕以前的事。这之后，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爱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连有名如荷惠勒（ＷaＤaＨｏｗｅｌｌｓ）〔６〕的，也以为文学者的能为世间所容，是在他给人以娱乐。于是有些野性未驯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国，如詹谟士（ＨｅｎｒｙＪａｍｅｓ）〔７〕，有的讲讲笑话，就是玛克·土温。

那么，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８〕里的儿童，还笑道：玛克·土温是我们的。

这《夏娃日记》（Ｅｖｅ’ｓＤｉａｒｙ）出版于一九○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虽然不过一种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点，叙述里夹着讥评，形成那时的美国姑娘，而作者以为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脸上的笑影，却分明是有了年纪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纯熟的手腕，令人一时难以看出，仍不失为活泼泼地的作品；又得译者将丰神传达，而且朴素无华，几乎要令人觉得倘使夏娃用中文来做日记，恐怕也就如此一样：更加值得一看了。

莱勒孚（ＬｅｓｔｅｒＲａｌｐｈ）〔９〕的五十余幅白描的插图，虽然柔软，却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许很容易使人记起中国清季的任渭长〔１０〕的作品，但他所画的是仙侠高士，瘦削怪诞，远不如这些的健康；而且对于中国现在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处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夜，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李兰译、一九三一年十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的《夏娃日记》，署名唐丰瑜。

〔２〕玛克·土温通译马克·吐温，美国小说家，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年青时在密西西比河当领港人的学徒，在报告测量河水深度时，常要叫喊“马克吐温”，意思是“水深两口寻”（一口寻合一·八二九米），后来他就以此作为笔名。

〔３〕《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Ｓｔｒａｎｇｅｒ》《神秘的陌生人》。

〔４〕亚伦·坡（１８０９—１８４９）通译爱伦·坡，美国作家，著有小说《黑猫》等。霍桑（１８０４—１８６４），美国小说家，著有小说《红字》等。惠特曼（１８１９—１８９２），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他们都是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

〔５〕南北战争也叫“美国内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美国北部资产阶级对南部种植园奴隶主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当时美国总统林肯在人民的支持下，采取解放黑奴等民主措施，镇压了南部奴隶主的武装叛乱，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

〔６〕荷惠勒（１８３７—１９２０）通译霍威尔斯，美国小说家。他的创作采用所谓“温和的现实主义”手法，回避阶级矛盾。著有小说《一个现代事例》等。

〔７〕詹谟士（１８４３—１９１６）通译詹姆斯，美国小说家。一八七六年定居英国，晚年入英国籍。著有小说《一位妇女的画像》等。

〔８〕新土地指当时的苏联。

〔９〕莱勒孚（１８７６—？）美国画家。

〔１０〕任渭长（１８２２—１８５７）名熊，字渭长，浙江萧山人，清末画家。

《野草》英文译本序

冯ＹaＳa〔２〕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但我希望，译者将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３〕；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４〕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为译本而作的序言，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十一月五日。

〔１〕《野草》英译本的译稿由译者交商务印书馆，后毁于“一二八”战火，未出版。这篇序文在编入本书之前也没有发表过。

〔２〕冯ＹaＳa即《野草》英文本的译者冯余声，广东人，当时是“左联”成员。

〔３〕避居别处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作者因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传闻被列入段祺瑞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中。他在友人的敦促下，从三月下旬起，先后到山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等处避居，直到五月初回寓。

〔４〕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原属直系）的国民军与奉系张作霖、李景林的军队在京、津间的战争。

《艺术论》译本序

一

蒲力汗诺夫（Ｇｅｏｒｇｅ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ｖｉｔｃｈ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以一八五七年，生于坦木皤夫省的一个贵族的家里。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间，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正是智识阶级所提倡的民众主义〔２〕自兴盛以至凋落的时候。他们当初的意见，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经领会了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成着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间去”，向他们说明那境遇，善导他们对于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则农民便将自行蹶起，实现自由的自治制，即无政府主义底社会的组织。

但农民却几乎并不倾听民众主义者的鼓动，倒是对于这些进步的贵族的子弟，怀抱着不满。皇帝亚历山大二世〔３〕的政府，则于他们临以严峻的刑罚，终使其中的一部分，将眼光从农民离开，来效法西欧先进国，为有产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争斗了。于是从“土地与自由党”〔４〕分裂为“民意党”，从事于政治底斗争，但那手段，却非一般底社会运动，而是单独和政府相斗争，尽全力于恐怖手段——暗杀。

青年的蒲力汗诺夫，也大概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开始他革命底活动的。但当分裂时，尚复固守农民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见解，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获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别组“均田党”〔５〕，惟属望于农民的叛乱。然而他已怀独见，以为智识阶级独斗政府，革命殊难于成功，农民固多社会主义底倾向，而劳动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运动上的俄罗斯工人》中说，工人者，是偶然来到都会，现于工厂的农民。要输社会主义入农村中，这农民工人便是最适宜的媒介者。因为农民相信他们工人的话，是在智识阶级之上的。

事实也并不很远于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义者竭全力所实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民众未尝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结果是有力的指导者或死或因，“民意党”殆濒于消灭。连不属此党而倾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的蒲力汗诺夫等，也终被政府所压迫，不得不逃亡国外了。

他在这时候，遂和西欧的劳动运动相亲，遂开始研究马克斯的著作。

马克斯之名，俄国是早经知道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比别国早有译本〔６〕；许多“民意党”的人们，还和他个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们所竭尽尊敬的马克斯的思想，在他们却仅是纯粹的“理论”，以为和俄国的现实不相合，和俄人并无关系的东西，因为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发生于工厂而出于农村的缘故。但蒲力汗诺夫是当回忆在彼得堡的劳动运动之际，就发生了关于农村的疑惑的，由原书而精通马克斯主义文献，又增加了这疑惑。他于是搜集当时所有的统计底材料，用真正的马克斯主义底方法，来研究它，终至确信了资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一八八四年，他发表叫作《我们的对立》〔７〕的书，就是指摘民众主义的错误，证明马克斯主义的正当的名作。他在这书里，即指示着作为大众的农民，现今已不能作社会主义的支柱。在俄国，那时都会工业正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随此而起者，是资本主义之敌，就是绝灭资本主义的无产者。所以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无产者是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从那境遇上说，对于坚执而有组织的革命，已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将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阶级。

自此以来，蒲力汗诺夫不但本身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

二

但蒲力汗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

一八八九年，社会主义者开第一次国际会议于巴黎，蒲力汗诺夫在会上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靠着劳动者的运动才能胜利，此外并无解决之道”的时候，是连欧洲有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们，也完全反对这话的；但不久，他的业绩显现出来了。文字方面，则有《历史上的一元底观察的发展》〔８〕（或简称《史底一元论》），出版于一八九五年，从哲学底领域方面，和民众主义者战斗，以拥护唯物论，而马克斯主义的全时代，也就受教于此，借此理解战斗底唯物论的根基。后来的学者，自然也尝加以指摘的批评，但什维诺夫却说，“倒不如将这大可注目的书籍，向新时代的人们来说明，来讲解，实为更好的工作”云。次年，在事实方面，则因他的弟子们和民众主义者斗争的结果，终使纺纱厂的劳动者三万人的大同盟罢工，勃发于彼得堡，给俄国的历史划了新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底价值，始为大家所认识，那时开在伦敦的社会主义者的第四次国际会议，也对此大加惊叹，欢迎了。

然而蒲力汗诺夫究竟是理论家。十九世纪末，列宁才开始活动，也比他年青，而两个人之间，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尝商量的分业。他所擅长的是理论方面，对于敌人，便担当了哲学底论战。列宁却从最先的著作以来，即专心于社会政治底问题，党和劳动阶级的组织的。他们这时的以辅车相依〔９〕的形态，所编辑发行的报章，是Ｉｓｋｒａ（《火花》）〔１０〕，撰者们中，虽然颇有不纯的分子，但在当时，却尽了重大的职务，使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层因此而奋起，使民众主义派智识者发生了动摇。

尤其重要的是那文字底和实际的活动。当时（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革命家是都惯于藏身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不明白全国底展望的，他们不悟到靠着全国底展望，才能有所达成，也没有准确的计算，也不想到须用多大的势力，才能得怎样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要试行中央集权底党，统一全无产阶级的全俄底政治组织的观念，是新异而且难行的。《火花》却不独在论说上申明这观念，还组织了“火花”的团体，有当时铮铮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火花”派，加在这团体中，以实行蒲力汗诺夫在报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展开的计划。

但到一九○三年，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分裂为布尔塞维克（多数派）和门塞维克（少数派）〔１１〕了，列宁是前者的指导者，蒲力汗诺夫则是后者。从此两人即时离时合，如一九○四年日俄战争〔１２〕时的希望俄皇战败，一九○七至一九○九年的党的受难时代，他皆和列宁同心。尤其是后一时，布尔塞维克的势力的大部分，已经不得不逃亡国外，到处是堕落，到处有奸细，大家互相注目，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了。在文学上，则淫荡文学盛行，《赛宁》〔１３〕即在这时出现。这情绪且侵入一切革命底圈子中。党员四散，化为个个小团体，门塞维克的取消派〔１４〕，已经给布尔塞维克唱起挽歌来了。这时大声叱咤，说取消派主义应该击破，以支持布尔塞维克的，却是身为门塞维克的权威的蒲力汗诺夫，且在各种报章上，国会中，加以勇敢的援助。于是门塞维克的别派，便嘲笑“他垂老而成了地下室的歌人”了。

企图革命的复兴，从新组织的报章，是一九一○年开始印行的Ｚｖｅｚｄａ（《星》）〔１５〕，蒲力汗诺夫和列宁，都从国外投稿，所以是两派合作的机关报，势不能十分明示政治上的方针。但当这报章和政治运动关系加紧之际，就渐渐失去提携的性质，蒲力汗诺夫的一派终于完全匿迹，报章尽成为布尔塞维克的战斗底机关了。一九一二年两派又合办日报Ｐｒａｖｄａ《真理》）〔１６〕，而当事件展开时，蒲力汗诺夫派又于极短时期中悉被排除，和在Ｚｖｅｚｄａ那时走了同一的运道。

殆欧洲大战起，蒲力汗诺夫遂以德意志帝国主义为欧洲文明和劳动阶级的最危险的仇敌，和第二国际的指导者们一样，站在爱国的见地上，为了和最可憎恶的德国战斗，竟不惜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相提携，相妥协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本国，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底爱国者的团体，曰“协同”〔１７〕。然而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之父蒲力汗诺夫的革命底感觉，这时已经没有了打动俄国劳动者的力量，布勒斯特的媾和〔１８〕后，他几乎全为劳农俄国所忘却，终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孤独地死于那时正被德军所占领的芬兰了。相传他临终的谵语中，曾有疑问云：“劳动者阶级可觉察着我的活动呢？”

三

他死后，Ｉｎｐｒｅｋｏｌ〔１９〕（第八年第五十四号）上有一篇《ＧaＶa蒲力汗诺夫和无产阶级运动》，简括地评论了他一生的功过——

“……其实，蒲力汗诺夫是应该怀这样的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年少的劳动者阶级，对他所知道的，是作为爱国社会主义者，作为门塞维克党员，作为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作为主张革命底劳动者和在俄国的资产阶级的指导者密柳珂夫〔２０〕互相妥协的人。因为劳动者阶级的路和蒲力汗诺夫的路，是决然地离开的了。

然而，我们毫不迟疑，将蒲力汗诺夫算进俄国劳动者阶级的，不，国际劳动者阶级的最大的恩师们里面去。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当决定底的阶级战的时候，蒲力汗诺夫不是在防线的那面的么？是的，确是如此。然而他在这些决定战的很以前的活动，他的理论上的诸劳作，在蒲力汗诺夫的遗产中，是成着贵重的东西的。

惟为了正确的阶级底世界观而战的斗争，在阶级战的诸形态中，是最为重要的之一。蒲力汗诺夫由那理论上的诸劳作，亘几世代，养成了许多劳动者革命家们。他又借此在俄国劳动者阶级的政治底自主上，尽了出色的职务。

蒲力汗诺夫的伟大的功绩，首先，是对于‘民意党’，即在前世纪的七十年代，相信着俄国的发达，是走着一种特别的，就是，非资本主义底的路的那些智识阶级的一伙的他的斗争。那七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中，在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堂堂的发展情形，是怎样地显示了民意党人中的见解之误，而蒲力汗诺夫的见解之对呵。

一八八四年由蒲力汗诺夫所编成的‘以劳动解放为目的’的团体（劳动者解放团〔２１〕的纲领，正是在俄国的劳动者党的最初的宣言，而且也是对于一八七八年至七九年劳动者之动摇的直接的解答。

他说着——

‘惟有竭力迅速地形成一个劳动者党，在解决现今在俄国的经济底的，以及政治底的一切的矛盾上，是惟一的手段。’

一八八九年，蒲力汗诺夫在开在巴黎的国际社会主义党大会上，说道——‘在俄国的革命底运动，只有靠着革命底劳动者运动，才能得到胜利。我们此外并无解决之道，且也不会有的。’

这，蒲力汗诺夫的有名的话，决不是偶然的。蒲力汗诺夫以那伟大的天才，拥护这在市民底民众主义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主权，至数十年之久，而同时也发表了自由主义底有产者在和帝制的斗争中，竟懦怯地成为奸细，化为游移之至的东西的思想了。

蒲力汗诺夫和列宁一同，是《火花》的创办指导者。

关于为了创立在俄国的政党底组织体而战的斗争，《火花》所尽的伟大的组织上的任务，是广大地为人们所知道的。

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蒲力汗诺夫，生了几回大动摇，倒是总和革命底的马克斯主义违反，并且走向门塞维克去了。惹起他违反革命底的马克斯主义的诸问题，大抵是什么呢？

首先，是对于农民层的革命底的可能力的过少评价。

蒲力汗诺夫在对于民意党人的有害方面的斗争中，竟看不见农民层的种种革命底的努力了。

其次，是国家的问题。他没有理解市民底民众主义的本质。就是他没有理解无论如何，有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的必要。

最后，是他没有理解那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的问题。要而言之，——蒲力汗诺夫是于列宁的强处，有着弱处的。他不能成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斯主义者’。所以他之为马克斯主义者，也就全体到了收场。蒲力汗诺夫于是一步一步，如罗若·卢森堡〔２２〕之所说，成为一个‘可尊敬的化石’了。

在俄国的马克斯主义建设者蒲力汗诺夫，决不仅是马克斯和恩格斯的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的单单的媒介者。他涉及这些全领域，贡献了出色的独自的劳作。

使俄国的劳动者和智识阶级，确实明白马克斯主义是人类思索的全史的最高的科学底完成，蒲力汗诺夫是与有力量的。惟蒲力汗诺夫的种种理论上的研究，在他的观念形态的遗产里，无疑地是最为贵重的东西。列宁曾经正当地常劝青年们去研究蒲力汗诺夫的书。——‘倘不研究这个（蒲力汗诺夫的关于哲学的叙述），就谁也决不会是意识底的，真实的共产主义者的。因为这是在国际底的一切马克斯主义文献中，最为杰出之作的缘故。’〔２３〕——列宁说。”

四

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

这里的三篇信札体的论文，便是他的这类著作的只鳞片甲。

第一篇《论艺术》首先提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补正了托尔斯泰的定义〔２４〕，将艺术的特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底表现。于是进而申明艺术也是社会现象，所以观察之际，也必用唯物史观的立场，并于和这违异的唯心史观（ＳｔaＳｉ*恚铮睿茫铮恚簦澹龋澹纾澹臁玻玻怠臣右耘溃芙橛趾驼些相对的关于生物的美底趣味的达尔文的唯物论底见解。他在这里假设了反对者的主张由生物学来探美感的起源的提议，就引用达尔文本身的话，说明“美的概念，……在种种的人类种族中，很有种种，连在同一人种的各国民里，也会不同”。这意思，就是说，“在文明人，这样的感觉，是和各种复杂的观念以及思想的连锁结合着。”也就是说，“文明人的美的感觉，……分明是就为各种社会底原因所限定”了。

于是就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须从达尔文的领域的那将人类作为“物种”的研究，到这物种的历史底运命的研究去。倘只就艺术而言，则是人类的美底感情的存在的可能性（种的概念），是被那为它移向现实的条件（历史底概念）所提高的。这条件，自然便是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但蒲力汗诺夫在这里，却将这作为重要的艺术生产的问题，解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间的矛盾，以怎样的形式，作用于艺术上；而站在该生产关系上的社会的艺术，又怎样地取了各别的形态，和别社会的艺术显出不同。就用了达尔文的“对立的根源的作用”这句话，博引例子，以说明社会底条件之与关于美底感情的形式；并及社会的生产技术和韵律，谐调，均整法则之相关；且又批评了近代法兰西艺术论的发展（Ｓｔａmｌ，Ｇｕｉｚｏｔ，Ｔａｉｎｅ〔２６〕*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接地反映于艺术现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蒲力汗诺夫就想由解明这样的原始民族的艺术，来担当马克斯主义艺术论中的难题。第二篇《原始民族的艺术》先据人类学者，旅行家等实见之谈，从薄墟曼，韦陀，印地安〔２７〕以及别的民族引了他们的生活，狩猎，农耕，分配财货这些事为例子，以证原始狩猎民族实为共产主义的结合，且以见毕海尔〔２８〕所说之不足凭。第三篇《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则批判主张游戏本能，先于劳动的人们之误，且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详言之，即蒲力汗诺夫之所究明，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这结论，便是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引入艺术里去了。

看第三篇的收梢，则蒲力汗诺夫豫备继此讨论的，是人种学上的旧式的分类，是否合于实际。但竟没有作，这里也只好就此算作完结了。

五

这书所据的本子，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译本。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译，本也可以不必再译了，但因为丛书的目录早经决定，只得仍来做这一番很近徒劳的工夫。当翻译之际，也常常参考林译的书，采用了些比日译更好的名词，有时句法也大约受些影响，而且前车可鉴，使我屡免于误译，这是应当十分感谢的。

序言的四节中，除第三节全出于翻译外，其余是杂采什维诺夫的《露西亚社会民主劳动党史》，山内封介的《露西亚革命运动史》和《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教程》余录中的《蒲力汗诺夫和艺术》而就的。临时急就，错误必所不免，只能算一个粗略的导言。至于最紧要的关于艺术全般，在此却未曾涉及者，因为在先已有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附印在《苏俄的文艺论战》（《未名丛刊》〔２９〕之一）之后，不久又将有列什涅夫《文艺批评论》和雅各武莱夫的《蒲力汗诺夫论》（皆是本丛书〔３０〕之一）出版，或则简明，或则浩博，决非译者所能企及其万一，所以不如不说，希望读者自去研究他们的文章。

最末这一篇，是译自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曾在《春潮月刊》〔３１〕上登载过的。其中有蒲力汗诺夫自叙对于文艺的见解，可作本书第一篇的互证，便也附在卷尾了。

但自省译文，这回也还是“硬译”，能力只此，仍须读者伸指来寻线索，如读地图：这实在是非常抱歉的。

一九三○年五月八日之夜，鲁迅校毕记于上海闸北寓庐。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六月一日《新地月刊》（即《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六期）。《艺术论》包括普列汉诺夫的四篇论文：《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２〕民众主义通译民粹主义。

〔３〕亚历山大二世（cfgosijq`Ⅱ，１８１８—１８８１）俄国沙皇。野宋逦迥昙次唬*后在彼得堡被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党人炸死。

〔４〕“土地与自由党”又译“土地和自由社”，民粹派的组织，由普列汉诺夫、米哈依洛夫等于一八七六年在彼得堡建立。

〔５〕“均田党”通译“土地平分社”，一八七九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成立，主要成员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等。

〔６〕《资本论》第一卷的俄译本于一八七二年在彼得堡出版。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７〕《我们的对立》通译为《我们的意见分歧》。

〔８〕《历史上的一元底观察的发展》通译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９〕辅车相依语见《左传》僖公五年。比喻事物的互相依存。辅，颊骨；车，牙床。

〔１０〕Ｉｓｋｒａ（《火花》）即《火星报》。列宁创办的第一份全俄马克思主义秘密报纸。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德国莱比锡创刊，先后在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出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火星报》草拟和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草案，并在国内各城市成立了火星派组织，它实际上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机关。从第五十二期起被孟什维克所把持，一九○三年十一月，列宁退出编辑部。该报出至一一二期停刊。

〔１１〕布尔塞维克通译布尔什维克；门塞维克，通译孟什维克。

〔１２〕日俄战争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３〕《赛宁》通译《沙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所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七年。主人公沙宁是个否定道德和社会理想，主张满足自身欲望的人物。

〔１４〕门塞维克的取消派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１９０５）失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别。他们慑于当时的白色恐怖，企图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涣散团体。该派在一九一二年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被清除出党。普列汉诺夫当时曾领导一个从孟什维克中分化出来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反对取消派反党分子。

〔１５〕Ｚｖｅｚｄａ（《星》）即《明星报》，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一九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二年五月在彼得堡出版，列宁从国外指导了它的工作。一九一一年六月以前，普列汉诺夫等“孟什维克护党派”曾为该报撰稿。

〔１６〕Ｐｒａｖｄａ（《真理》）即《真理报》，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创刊，一九一七年三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一九一三年三月至六月，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写过一些反对取消派的文章。

〔１７〕“协同”通译“统一派”，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统一报》为喉舌的孟什维克护国派集团。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一九一八年夏解体。

〔１８〕布勒斯特的媾和指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与德国等国在布列斯特订立和约。这是列宁领导下的新生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

〔１９〕Ｉｎｏｒｅｋｏｌ《国际通讯》的简称，共产国际出版的刊物。

〔２０〕密柳珂夫（eayantfookl，１８５９—１９４３）通译米留可夫*俄国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家、政客，立宪民主党头子。

〔２１〕劳动者解放团即劳动解放社，一八八三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组织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它曾作过很多工作，并给民粹主义以沉重打击；但它也存在看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过低、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等严重错误。

〔２２〕罗若·卢森堡（ＲｏｓａＬｕｘｅｍｂｒｕｇ，１８７１—１９１９）通译罗莎·卢森堡，国际工人运动的女活动家。生于波兰，一八九三年参加创立波兰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七年后移居德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

〔２３〕这里的引文现译为：“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五三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４〕托尔斯泰对于艺术的见解，普列汉诺夫文中所引的是这样一段话：“艺术者，是人们之间交通的一个手段……。这交通，和凭言语的交通的特殊性，是在凭言语，是人将自己的思想传给别人，而用艺术，则人们互相传递自己的感情。”

〔２５〕ＳｔaＳｉｍｏｎ圣西门（１７６０—１８２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摺Ｃｏｍｔｅ，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Ｈｅｇｅｌ，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２６〕Ｓｔａmｌ斯达尔夫*耍ǎ保罚叮丁保福保罚ü骷摇⑽囊掌缆家。Ｇｕｉｚｏｔ，基佐（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Ｔａｉｎｅ，泰纳，参看本卷第８５页注〔４〕。

〔２７〕薄墟曼（Ｂｕｓｈｍａｎ）通译布须曼，西南非洲的一种原始民族。韦陀（Ｖｅｄｄａ），通译维达，斯里兰卡的一种原始民族。印地安（Ｉｎｄｉａｎ），美洲的土著民族。

〔２８〕毕海尔（ＫaＢüｃｈｅｒ，１８４７—１９３０）通译毕歇尔，德国*济学家。

〔２９〕《未名丛刊》鲁迅编辑的专收翻译著作的丛书，原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后，改由该社出版。

〔３０〕本丛书指《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二九年六月开始，分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出版。文中提到的《文艺批评论》和《蒲力汗诺夫论》的中译本，曾列入该丛书计划，但后未出版。

〔３１〕《春潮月刊》文艺刊物，夏康农、张友松编辑，上海春潮书店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创刊，次年九月停刊，共出九期。

沉滓的泛起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２〕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３〕——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作“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４〕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５〕，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６〕（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７〕，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８〕”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９〕和《艺术三家言》〔１０〕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１１〕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它音。

〔２〕《唐书》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分别为后晋刘癲等和宋代欧阳修等撰。两书的《东夷传》中都有关于“倭奴”的记载。

〔３〕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名将，因坚持抗击金兵而被投降派宋高宗、秦桧杀害。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朝大臣，鸦片战争中，积极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被清政府流放新疆。

〔４〕胡展堂（１８７９—１９３６）名汉民，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右派政客。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同广东军阀结成粤派势力，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相对峙。一九三一年十月，双方打着“共赴国难”的旗号，在上海举行谈判。胡汉民于十四日曾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说：“学生固宜秉为民前锋之精神努力，惟宜多注意力的准备，毋专为气的发泄。”

〔５〕“爱国歌舞表演”以及下文的引语，见一九三一年十月《申报·本埠增刊》连续登载的黄金大戏院的广告。

〔６〕《草野》原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王铁华、汤增"嗉猿剖恰拔难*青年的刊物”。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起鼓吹“民族主义文学”。作者在下文提到的“文学青年”、“文学小囡囡”都是对他们的讽刺。

〔７〕谢六逸（１８９６—１９４５）贵州贵阳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下文的徐蔚南，江苏吴县人，当时是世界书局的编辑。

〔８〕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民族主义文学派打着“抗日”、“救国”旗号组织的文艺团体，也有少数中间派人士参加，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在上海成立。

〔９〕《日本小品文选》即《近代日本小品文选》，谢六逸选译，一九二九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１０〕《艺术三家言》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合著，一九二七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１１〕“灭此朝食”语出《左传》成公二年，是齐晋两国之战中齐侯所说的话：“余姑剪灭此而朝食。”急于要消灭敌人的意思。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２〕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３〕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Ｓｋｅｔｃｈ〔４〕，决不将Ｓｋｅｔｃｈ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八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该刊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许多作家征询意见。本文是作者所作的答复。

〔２〕关于小说创作法方面的书，当时出版很多，如美国人哈米顿著、华林一译的《小说法程》，孙俍工编的《小说作法讲义》等。

〔３〕模特儿英语Ｍｏｄｅｌ的音译。原意是“模型”，这里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原型。

〔４〕Ｓｋｅｔｃｈ英语：速写。

答文艺新闻社问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２〕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九期。《文艺新闻》，周刊，“左联”所领导的刊物之一。一九三一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六月停刊。九一八事变后，该刊向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征询对这一事变的看法，鲁迅作了这个答复。

〔２〕“膺惩”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把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说成是“膺惩”。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中学生》新年号。《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参看本卷第２７７页注〔２〕。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２〕成立大会讲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Ｓａｌｏｎ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Ｓａｌｏｎ”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３〕，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４〕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５〕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６〕，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７〕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８〕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９〕，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１０〕，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１１〕，原是“进学”〔１２〕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１３〕，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３〕墨索里尼（Ｂa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１８３３—１９４５）意大利的独*谜吆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之一。

〔４〕邓南遮（ＧaＤ’Ａｎｎｕｎｚｉｏ，１８６３—１９３８），意大利唯*乐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的胜利》等。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深受墨索里尼的宠爱，获得“亲王”称号；墨索里尼还曾悬赏征求他的传记（见一九三○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

〔５〕叶遂宁参看本卷第３８页注〔１９〕。这里所引的诗句，分别见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约旦河上的鸽子》。

〔６〕毕力涅克（1894—1941）又译皮涅克，联革命初期的所谓“同路人”作家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在国外白俄报刊上发表长篇小说《红木》，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爱伦堡，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⑾。

〔７〕“南社”参看本卷第１３８页注〔９〕。

〔８〕海涅（h．heine　1794—1856）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这里的引述，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⑿。

〔９〕几种杂志指当时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艺研究》等。

〔１０〕几个文学团体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１１〕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说的“起承转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１２〕“进学”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叫“进学”，也就成为“秀才”。

〔１３〕关于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美术的观点，见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２〕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３〕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４〕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５〕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６〕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７〕，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大同世界”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３〕叶永蓁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４〕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５〕波特莱尔（c．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编辑《社会生路报》，并参加了六月的街垒战。但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丧失了对于社会进步的信心，日益颓废。所作诗集《恶之华》，描写病态心理，美化丑恶，歌颂死亡，充满悲观厌世情绪。

〔６〕互助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反动学说。它认为生物及人类的生存和进化是由于互助，鼓吹以互助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争存说，即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在维护个体生存和繁殖后代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条件经常发生矛盾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种自然科学学说，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成为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

〔７〕“允执厥中”语见《尚书·大禹谟》，不偏不倚的意思。

风马牛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２〕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ＡｌａｙＯｏｐ》〔３〕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Ｔｏｌｄ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４〕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Ｌｏｖｅ”。〔５〕《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６〕”，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ＤｅｒＺｅｎｔａｕｒ）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Ｄｅｒ”，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７〕，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８〕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９〕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Ｍｉｌｋ”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风马牛，语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意思是齐楚两国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后来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２〕“国外文坛消息”《小说月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设立的专栏。赵景深是主要撰稿人。

〔３〕格罗泼（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1897—1977）犹太血统的美国画家，“ＡｌａｙＯｏｐ”是吆喝的声音，格罗泼以此作为画册的名字。

〔４〕英语：“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图画故事”。

〔５〕“Ｌｏｖｅ”英语：爱情。

〔６〕塞意斯（ＦaＴｈｉｅｓｓ）应译提斯，德国作家。赵景深介绍说乃牟壳*为：《离开了乐园》、《世界之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按这四部书总称为“青年四部曲”，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些书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陆续出版。

〔７〕茄门话即德语。茄门，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译，通译日耳曼。Ｄｅｒ是德语阳性名词的冠词。

〔８〕同济学校一九○七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同济德文医学校，一九一七年由中国政府接办，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大学，一九二七年改为同济大学。

〔９〕“牛奶路”这是赵景深在一九二二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ＭｉｌｋｙＷａｙ（银河）的误译。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２〕上？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３〕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４〕，有如下的一段话：“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５〕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６〕，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辨，后来收在杂感集中。〔７〕所以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８〕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亻羲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９〕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即如郑振铎先生所引据的同一位“王国维氏”，他别有《两浙古刊本考》〔１０〕两卷，民国十一年序，收在遗书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杂本”项下，有这样的两种在内——

《京本通俗小说》〔１１〕《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是不但定《取经诗话》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说》为元本了。《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启上。一月十九日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十二号。原题为《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

〔２〕《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３〕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塘》、《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４〕《唐三藏取经诗话》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分三卷，共十七节。是关于唐僧取经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雏形。作者不详。

〔５〕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从事历史、考古和戏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和《观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

〔６〕吴昌龄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７〕德富苏峰（１８６３—１９５７）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上发表《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反对鲁迅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年代的意见。鲁迅曾写《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收入《华盖集续编》）进行答辩。

〔８〕缺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在书写和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９〕绍兴这里指旧时绍兴府。南宋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升越州置府，以年号为名。

〔１０〕《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辑录考订的宋、元两代浙江杭州府、嘉兴府刊刻的各种版本书目。

〔１１〕《京本通俗小说》宋人话本集。原书卷数不详，今残存第十至十六卷，共七篇。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ＪＫ来信）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Ｚ同志〔２〕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Ｓａｌｏｎ）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３〕。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４〕。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５〕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６〕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７〕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８〕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９〕。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一九二五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茀理契序文〔１０〕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都从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这是忧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恼，——他这样苦恼着的想：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过去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够再回过来，·重·新·换·个·样·子·再·过·它·一·过，而以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就特别来得“不顺”。）现在木罗式加觉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样的一条道路，·他·看·起·来·是·一·直·的·明·白·的·正·当·的·道·路，像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人，他们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个什么人在·妨·碍·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呢。而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也想不到这个仇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和伤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这样正当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不服从他的。”

（七）“开始的时很，他对于他生活的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渐渐的他起劲起来了，他竟写了两张纸……在这两张纸上，居然有许多这样的字眼——谁也想不到莱奋生会知道这些字眼的。”（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许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罢？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虚点填满了？）

（八）“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九）“……沉默的，还是潮湿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麦场上的疏远的人，——这些人，他应当很快就把他们变成功·自·己·的·亲·近·的·人，像那十八个人一样，·像·那·不·做·声·的，·在·他·后·面·走·着·的·人·一·样。”（这里，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有错误。）这些译文请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对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译，可以比较得出来的。我的译文，除出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有些比起原文来是倒装的，或者主词，动词，宾词是重复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译的。

这里，举一个例：第（八）条“……·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得出。而你的译文：“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也许是日德文的错误）。错误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这一个·字·眼；（二）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够表现那句话的神气。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再则，还有一个例子，比较重要的，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的。这就是第（一）条的“·新·的……·人”的问题。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Ｔｙｐｅ）——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ＪaＫa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爱的ＪaＫa〔１１〕同志：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１２〕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１２〕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１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１５〕，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１６〕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１７〕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１８〕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本是“Ｍｅｎｓｃｈ”，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１９〕）和基督教社会主义〔２０〕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ＪaＫa论翻译》。ＪaＫa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一、二期。

〔２〕Ｚ同志指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译有《铁流》等。

〔３〕“教堂斯拉夫文”即教会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鲁特人）在祷告时使用的语文。在俄国，这种文字曾广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学术著作，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俄语有过很大的影响。

〔４〕洛莫洛莎夫（1711～1765）通译罗蒙诺索夫，俄国学者，著有《俄国语法》等。现代俄国文学语言即由他开始建立，经过普希金而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５〕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言》中有“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等语。

〔６〕“严译名著”指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原富》、英国甄克思（１８６１—１９３９）《社会通诠》、英国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群己权界论》、法国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法意》、英国斯宾塞（１８２０—１９０３）《群学肄言》、英国耶方思（１８３５—１８８２）《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这些书曾陆续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把它们汇集重印，总称《严译名著丛刊》。

〔７〕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这是对赵景深翻译主张所作的归纳，参看本书《几条“顺”的翻译》及其注〔２〕。

〔８〕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撰有《饮冰室文集》。鲁迅复信中提到的《和文汉读法》，是他写的一本供中国人学日语用的书。

〔９〕“仓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我国最初创造文字的人。

〔１０〕茀理契（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史学家，曾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写了《代序——一个新人的故事》。

〔１１〕ＪaＫa即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１２〕“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１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１４〕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１５〕吴汝纶（１８４０—１９０３）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１６〕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１７〕什法师（３４４—４１３）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１８〕《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１９〕巴比塞（ＨaＢａｒｂｕｓｓｅ，１８７３—１９３５）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２０〕基督教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基督教的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认为只要实行基督教的“博爱”、“互济”等教义，就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苦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和金斯莱等。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Ｙ及Ｔ来信）

ＬaＳa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Ｔｓ－ｃaＹa及Ｙ－ｆaＴa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Ｙ及Ｔ〔２〕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３〕，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４〕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近佳。

ＬaＳa启。十二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２〕Ｙ，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Ｔ，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３〕戈兼（ＴaＧａｕｔｉｅｒ，１８１１—１８７２）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４〕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２２９页注〔５〕。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和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ＭｒaＰｒｏｆaＩｒｖｉｎｇＢａｂｂｉｔｔ）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２〕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serafmovitch），伊凡诺夫（Ｖ．ivanov）和奥格涅夫（n．ognev）不必说了，连契诃夫（Ａ．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③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 ros④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⑤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⑥单是禁止，还不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尔特（oscar wilde）⑦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８〕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ＨｅｎｒｙＦｏｒｄ）〔９〕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１０〕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１〕的个个好像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Ｐａｓｓｉｏｎ），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１〕本篇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时间约在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

〔２〕这里所说白璧德的门徒、“学者”，都指梁实秋。参看本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及有关的注释。

〔３〕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通译绥拉菲摩维奇，著有长篇小说《铁流》等。伊凡诺夫（1895～1963），著有中篇小说《铁甲列车14～69号》等。奥格涅夫（1888—1938），著有《新俄学生日记》等们都是苏联作家。契诃夫（1860～1904），著有短篇小说数百篇及剧本《海鸥》、《樱桃园》等。安特来夫（1871～1919），通译安德烈夫，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他们都是俄国作家。

〔４〕ＭｒaＣａｔ和ＭｉｓｓＲｏｓｅ英语：猫先生和玫瑰小姐

⑤至尔妙伦　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及其注③。她所作《小彼得》（许霞译，鲁迅校改）第六篇《破雪草的故事》中，曾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比喻为冬天予以诅咒。

〔６〕指当时湖南军阀何键。他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中，主张禁止在教科书中把动物比拟为人类，其中说：“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

〔７〕斯蒂文生（１８５０—１８９４）英国小说家。著有小说《金银岛》等。槐尔特（１８５６—１９００），通译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著有剧本《莎乐美》等。

〔８〕政府委员指朱应鹏。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前锋月刊》主编。侦辑队长，指范争波。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前锋周报》编辑之一。他们都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发起人。

〔９〕亨利·福特（１８６３—１９４７）美国经营汽车制造业的垄断资本家，有“汽车大王”之称。

〔１０〕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左联”常委会曾发布《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揭露他们追随或参加“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其他一些反动行为（见《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作者这里说的几个转向的文艺家当指这些人。

〔１１〕毕亚兹莱（１８７２—１８９８）英国画家。多用带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常把人画得瘦削。

几条“顺”的翻译

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２〕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３〕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这一条格言虽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

因为“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休养精神的读者，自然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必须读者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

我对于科学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没有什么外国书，只好看看译本，但近来往往遇见疑难的地方。随便举几个例子罢。《万有文库》〔４〕里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学浅说》里，有这样的一句——

“最近如尼尔及厄尔两氏之对于麦……”

据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个生物学名家Ｎｉｌｓｓｏｎ－Ｅｈｌｅ是考验小麦的遗传的，但他是一个人而兼两姓，应该译作“尼尔生厄尔”才对。现在称为“两氏”，又加了“及”，顺是顺的，却很使我疑心是别的两位了。不过这是小问题，虽然，要讲生物学，连这些小节也不应该忽略，但我们姑且模模胡胡罢。

今年的三月号《小说月报》上冯厚生先生译的《老人》里，又有这样的一句——

“他由伤寒病变为流行性的感冒（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的重病……”

这也是很“顺”的，但据我所知道，流行性感冒并不比伤寒重，而且一个是呼吸系病，一个是消化系病，无论你怎样“变”，也“变”不过去的。须是“伤风”或“中寒”，这才变得过去。但小说不比《生物学浅说》，我们也姑且模模胡胡罢。这回另外来看一个奇特的实验。

这一种实验，是出在何定杰及张志耀两位合译的美国Ｃｏｎｋｌｉｎ所作的《遗传与环境》里面的。那译文是——“……他们先取出兔眼睛内髓质之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种‘代晶质’，足以透视这种外来的蛋白质精以后，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于受孕之雌兔。雌兔经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们的眼睛或晶体并不见有若何之伤害，并且他们卵巢内所蓄之卵，亦不见有什么特别之伤害，因为就他们以后所生的小兔看来，并没有生而具残缺不全之眼者。”

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颇“顺”，可以懂得的。但仔细一想，却不免不懂起来了。一，“髓质之晶体”是什么？因为水晶体是没有髓质皮质之分的。二，“代晶质”又是什么？三，“透视外来的蛋白质”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原文能对，实在苦恼得很，想来想去，才以为恐怕是应该改译为这样的——“他们先取兔眼内的制成浆状（以便注射）的水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感应了这外来的蛋白质（即浆状的水晶体）而生‘抗晶质’（即抵抗这浆状水晶体的物质）。然后再取其血清，而注射于怀孕之雌兔。……”

以上不过随手引来的几个例，此外情随事迁，忘却了的还不少，有许多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过去，或者照样错误地装在我的脑里了。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２〕赵景深四川宜宾人，当时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在《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三月）《论翻译》一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３〕杨晋豪上海奉贤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他在《社会与教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一年九月）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

〔４〕《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的大型丛书，收入中外著作两千余种，共四千册。

柔石小传

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以一九○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的父亲，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所以他直到十岁，这才能入小学。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师范学校；一面为杭州晨光社〔２〕之一员，从事新文学运动。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且从事创作，有短篇小说集《疯人》〔３〕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乡村发生暴动。失败后，到处反动，较新的全被摧毁，宁海中学既遭解散，柔石也单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艺。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又与友人设立朝华社〔４〕，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出版的有《朝华》〔５〕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６〕五本。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年春，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７〕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学上的成绩，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８〕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９〕，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１０〕及《丹麦短篇小说集》〔１１〕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未署名。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左联”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人遭反动派逮捕，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鲁迅主持出版了“左联”秘密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并参与起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本文写作时因受条件限制，若干地方与事实稍有出入。按柔石一九○二年生于浙江宁海（令并入象山），一九一七年赴台州，在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念书。一九一八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一九二五年春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次年回浙江任镇海中学教员，后任教导主任。一九二七年夏，创办宁海中学，并任县教育局长。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宁海亭旁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上海。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２〕晨光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成立于杭州。主要成员有朱自清、叶圣陶、柔石、冯雪峰、潘漠华、魏金枝等，曾出版《晨光》周刊。

〔３〕《疯人》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六篇，署名赵平复。一九二五年初由作者自费出版，宁波华升书局代印。

〔４〕朝华社亦作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

〔５〕《朝华》即《朝花》，文艺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创刊，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共出二十期；六月一日改出《朝花旬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６〕《艺苑朝华》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丛刊，鲁迅、柔石编辑。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间共出外国美术作品五辑，即《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拾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后一辑编成时朝花社已结束，改由光华书局出版。

〔７〕《一个伟大的印象》通讯，载《世界文化》创刊号（一九三○年九月，仅出一期），署名刘志清。

〔８〕《旧时代之死》长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三姊妹》，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四月水沫书店出版；《二月》，参看《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及其注〔１〕。《希望》，短篇小说集，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９〕《浮士德与城》剧本，柔石的中译本于一九三○年九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鲁迅为该书写了“后记”及翻译了“作者小传”（分别收入《集外集拾遗》和《鲁迅译文集》第十卷）。

〔１０〕戈理基（1868～1936）通译高尔基，苏联资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他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柔石译本题为《颓废》，署名赵璜，一九三四年三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１〕《丹麦短篇小说集》收柔石译安徒生等作家的作品十一篇，署名金桥，曾列为朝花社《北欧文艺丛书》之四，一九二九年四月登过广告，但未出版。一九三七年三月增入淡秋翻译的六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２〕。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３〕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轲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４〕，《三宝太监西洋记》〔５〕，《快心编》〔６〕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７〕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８〕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９〕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Ｕｋｉｙｏｅ）〔１０〕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Ｅｒｏｔｉｃ（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１１〕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ＨaＲaＨａｇｇａｒｄ：ＪｏａｎＨａｓｔｅ）〔１２〕。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１３〕，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１４〕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１５〕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１６〕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１７〕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１８〕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Ｎｏｒａ）似的跑掉了。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１９〕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２０〕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２１〕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２２〕。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Ｙｅｓ，Ｎｏ，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苾〔２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胡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２４〕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２５〕，来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２６〕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目夹眼，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子，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然而并无什么作品，在上海，则并且还没有这名词。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２７〕（ＩaＡaＧｏｎｔｃｈａｒｏｖ）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２８〕，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

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２９〕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Ａ要变Ｂ，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Ｂ。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荡，这些作者，是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ＨaＫｕｒｉｙａｇａｗａ）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准抑栊矗*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３０〕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３１〕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３２〕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在一部旧的笔记小说——我忘了它的书名了——上，曾经载有一个故事，说明朝有一个武官叫说书人讲故事，他便对他讲檀道济——晋朝的一个将军，讲完之后，那武官就吩咐打说书人一顿，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道：“他既然对我讲檀道济，那么，对檀道济是一定去讲我的了。”〔３３〕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３４〕，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地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而因此也就影响到文艺上面来。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英国维多利亚朝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３５〕，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除以上所说之外，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但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只得待将来有机会再讲了。今天就这样为止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三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据《鲁迅日记》，讲演日期应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副标题所记八月十二日有误。

〔２〕《申报》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２〕。该报最初的内容，除国内外新闻记事外，还刊载一些竹枝词、俗语、灯谜、诗文唱和等；这类作品的撰稿者多为当时所谓“才子”之类。

〔３〕古今体诗古体诗和今体诗。格律严格的律诗、绝句、排律等，形成于唐代，唐代人称之为今体诗（或近体诗）；而对产生较早，格律较自由的古诗、古风，则称为古体诗。后人也沿用这一称呼。

〔４〕《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书中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作了讽刺和批判。

〔５〕《三宝太监西洋记》即《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代罗懋登著，共二十卷，一百回。

〔６〕《快心编》清末较流行的通俗小说之一，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桔居士评点，共三集，三十二回。

〔７〕《点石斋画报》旬刊，附属于《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一八八四年创刊，一八九八年停刊。由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吴友如主编。后来吴友如把他在该刊所发表的作品汇辑出版，分订成册，题为《吴友如墨宝》。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

〔８〕绣像指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卷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９〕叶灵凤参看本卷第１１８页注〔５〕。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初，他在上海办《幻洲》半月刊，鼓吹“新流氓主义”。

〔１０〕“浮世绘”日本德川幕府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的一种民间版画，题材多取自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

〔１１〕“拆梢”即敲诈；“揩油”，指对妇女的猥亵行为；“吊膀子”，即勾引妇女。这些都是上海方言。

〔１２〕《迦茵小传》英国哈葛德所作长篇小说。该书最初有署名蟠溪子的译文，仅为原著的下半部，一九○三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当时流行很广。后由林琴南根据魏易口述，译出全文，一九○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３〕先译者的大骂当指寅半生作《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一文（载一九○六年杭州出版的《游戏世界》第十一期），其中说：“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始得有孕一节为迦因隐去。……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百计所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另补之以彰其丑。……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遮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轻薄夫迦因也。”

〔１４〕天虚我生即陈蝶仙，鸳鸯蝴蝶派作家。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声中，他经营的家庭工业社制造了取代日本“金钢石”牙粉的“无敌牌”牙粉，因盛销各地而致富。按天虚我生曾于一九二○年编辑《申报·自由谈》，不是《眉语》主编。《眉语》，鸳鸯蝴蝶派的月刊，高剑华主编，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一六年出至第十八期停刊。

〔１５〕鸳鸯胡蝶式文学指鸳鸯蝴蝶派作品，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先后办过《小说时报》、《民权素》、《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物；因《礼拜六》影响较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陈蝶仙、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等。

〔１６〕《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１７〕伊孛生即易卜生。他的剧本《玩偶之家》，写娜拉（诺拉）不甘做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的故事，“五四”时期译成中文并上演，产生较大影响。其他主要剧作也曾在当时译成中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八年六月）并出版了介绍他生平、思想及作品的专号。

〔１８〕《终身大事》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１９〕创造社参看本卷第７页注〔５〕。

〔２０〕文学研究会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等人发起，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的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新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或消遣的东西。同时努力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该会当时的活动，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编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多种。鲁迅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支持者。

〔２１〕创造社“出马的第一个广告”，指《创造》季刊的出版广告，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其中有“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等话。

〔２２〕这里说的批评误译的专论，指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雅典主义”》的文章。它对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小说月报》）一文中将无神论（Ａｔｈｅｉｓｍ）误译为“雅典主义”加以批评。

〔２３〕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一九二一年他同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提倡复古主义，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２４〕《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始由王蕴章、恽铁樵先后主编，是礼拜六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因此遭到礼拜六派的攻击。一九二三年一月第十四卷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２５〕《小说世界》周刊，鸳鸯蝴蝶派为对抗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创办的刊物，叶劲风主编。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

〔２６〕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为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发起人。一九二六年投身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和民主运动。他的著作丰富，对我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２７〕冈却罗夫（facackj_i`kl，１８１２—１８９１）通译冈察洛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等。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等文中曾多次提到奥勃洛摩夫这个艺术形象。

〔２８〕指叶灵凤的小说《穷愁的自传》，载《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小说中的主角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２９〕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投靠国民党。他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孤独者》一文中曾说：青年们“愤怒而且嗥叫，像一个被追逐的狼，回过头来，露出牙……。”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主编《青春月刊》，反对革命文学运动，提倡所谓“人类底艺术”。所著《人类的艺术》一书，一九三○年五月由国民党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３０〕厨川白村的这些话，见于他所作《苦闷的象征》第三部分中的《短篇〈项链〉》一节。

〔３１〕《列宁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中国青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改为《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又改为《列宁青年》，一九三二年停刊。这里所说的文章，指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三月）得钊的《一年来中国文艺界述评》。

〔３２〕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明朝第一个皇帝。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曾登过他的画像，称他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中国革命之英雄”。

〔３３〕按这里说的檀道济当为韩信，见宋代江少虞著《事实类苑》：“党进不识文字，……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令杖之。”

〔３４〕拜了流氓做老子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并拜他们做师父和干爹的所谓“文学家”。

〔３５〕民族主义的“文学”当时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反动文学。参看本书《“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及其注〔２〕。

唐朝的钉梢

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据钉梢专家说，那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我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２〕，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那里面有张泌〔３〕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车入凤城〔４〕，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５〕。

这分明和现代的钉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译成白话诗，大概可以是这样：

夜赶洋车路上飞，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但恐怕在古书上，更早的也还能够发见，我极希望博学者见教，因为这是对于研究“钉梢史”的人，极有用处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长庚。

〔２〕《花间集》我国晚唐五代词人作品的选集，后蜀赵崇祈编，共十卷。

〔３〕张泌晚唐词人，生平不详。《花间集》中收有他的词二十七首。

〔４〕凤城传说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吹箫，曾引凤凰降临，所以称她住的城为丹凤城。后来又作京城的别称。

〔５〕“太狂生”太轻狂的意思。生，系词尾，无意义。

我们要批评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２〕，台静农的《地之子》〔３〕，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４〕，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５〕，刘一梦的《失业以后》〔６〕，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７〕。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书局出版。

〔３〕台静农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４〕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参看本书《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

〔５〕魏金枝（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嵊县人，作家。《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间书店出版，原题为《七封书信的自传》。

〔６〕刘一梦（？—１９３１）山东沂水人。《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

〔７〕这里说的钱杏邨“和茅盾扭结”，指钱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

习惯与改革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２〕，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３〕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４〕，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５〕，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６〕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禁用阴历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３〕《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４〕浪漫古典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５〕“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６〕乌略语夫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一电影与观众

电影的发明，是新的印刷术的起源。曾经借着活字和纸张，而输运开去，复制出来的思想，是有着使中世的封建底、旧教底社会意识，归于坏灭的力量的。

有产者底社会的勃兴，宗教改革，那些重大的历史底契机，由此得了结果了。现在，在思想的输运上，在观念形态的决定上，电影所负的任务，就更加积极底，更加意识底了。

它是阶级社会的拥护，也是新的“宗教改革”。

这新的印刷术，是由于将运动的照相的一系列，印在Ｚｅｌｌｕｌｏｉｄ的薄膜上而成立的。那活字，并非将概念传给读者，却给以动作和具象。这在直接地是视觉底的这一种意义上，是无上的通俗底的而同时也是感铭底的活字，在原则底地没有言语这一种意义上，则是国际底活字。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效用，就在这一点。

当考察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之际，比什么都重大的，是电影和在那影响之下的大众的关联。

我想用了具体底的数目字来描写它。

据英国的电影杂志《ＴｈｅＣｉｎｅｍａ》所发表的统计，则一星期中的电影看客之数，其非常之多如下。

亚美利加

常设馆数　　　　　　　　　　　　　　　　　　　15，000

人口　　　　　　　　　　　　　　　　　　106，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47，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45％

英吉利

常设馆数　　　　　　　　　　　　　　　　　　　3，800

人口　　　　　　　　　　　　　　　　　　44，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14，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33％

德意志

常设馆数　　　　　　　　　　　　　　　　　　　3，600

人口　　　　　　　　　　　　　　　　　　63，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　　　　　　　　　　　　　 6，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　　　　　　　　　　　　　　　　　10％

（hans buchner－im banne des films s.21）

又，这些常设馆的收容力的总计，是可以看作每日看客数目的平均底数字的，如下表所示——

常设馆与收容力

常设馆数　　　　　　收容人员

亚美利加　　　　15，000　　　　　　 8，0o0，000

德意志　　　　　3，600　　　　　　　1，500，000

英吉利　　　　　3，800　　　　　　　1，250，000

于这些数字，乘以365则得

8，000，000×365＝2，920，000，000（亚美利加）

1，500，000×365＝547，500，000（德意志）

1，250，000×365＝456，250，000（英吉利）

就可以算作一年间的看客总额的大概。

但这些数字，还是一九二五年度的调查，若据较新的统计，则世界各国的常设馆数，总计约在六万五千以上。内计——

亚美利加　　　　　　　 20，000

德意志　　　　　　　　　4，000

法兰西　　　　　　　　　3，000

俄罗斯　　　　　　　　 10，000

意大利　　　　　　　　　2，000

西班牙　　　　　　　　　2，000

英吉利　　　　　　　　　4，000

日本　　　　　　　　　　1，100

（léon moussinac—panoramiquedu cinéma，pa17）⒂

由此看来，则美，德，英三国，在馆数上，显示着约三成至一成增加。于看客数，也可以想定为大约同率的增加；于这三国以外的诸国，也可以推为同样的增加率。

就是，虽在一九二五年度的统计，一年间的电影看客的总额，就已经到了在亚美利加是约二十九亿，在欧罗巴是二十亿，在亚细亚，腊丁·亚美利加，加拿大，亚非利加等是十亿，总计五十九亿那样的好像传奇的空想底数字了。

①moussinac所举的数字，并未揭出调查年度。推想起来，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统计罢。据一九二八年度的《film－daily》及其他的调查，则亚美利加于这数字上，增加2.5％有二万五百的馆日本增加１０％成为千二百；德国增加３０％成为五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数一八七六六○一）了。而这些，还是除掉了移动电影馆，非商业底剧场的数字。

电影所支配的这庞大的观众，以及电影形式的直接性，国际性，——就证明着电影在分量上，在实质上，都是用于大众底宣传，煽动的绝好的容器。

二电影与宣传

要正当地认识那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价值，必须知道所谓“宣传电影”这一句熟语，以及那概念之无意义。

为了介绍日本的好风景于外国，以招致游客而作的电影富士山，艺妓，日光，温泉等等，我们常常称之为宣传电影，凡这些，有时是因了教导疾病的预防法，奖励邮政储金，劝诱保险之类的目的而照的。那时候，我们便立刻感到装在那些软片之中的目的，领会了肺结核之可怕，开始贮金，加入生命保险去。然而利用了公会堂，小学校讲堂之类来开演的宣传电影，往往是不收费用的，既然白给人看，便会立刻发生疑惑，以为来演的那一面，一定有着白给人看的根由。这种宣传电影，目的意识就马上被看透。

有着衰老而盲目的母亲的独养子一太郎君，得了召集令，将母亲放在她的一切衰老和盲目之中，“为了君国”，出征去“膺惩可恶的仇敌”了。勇壮的日章旗，万岁，一太郎呀！我们往往被给看这种军国美谈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乃是×××电影公司所制的商业电影，当开演时，也并不叨公会堂和小学校讲堂的光，收取着有名誉的观览费，在普通的常设馆里堂皇地开映。一到这样，善良而无疑的看客，便不觉得这是宣传电影了。他们就将自己的付过正当的观览费这一个事实，做了那影片并非宣传电影的证明。其实，单纯的看客，是没有觉到陷于被那巧妙地布置了的宣传所煽动，所欺骗，然而对于那欺骗，还要付钱的二重欺骗的。

在市民底的用语惯例上的“宣传电影”的无意义，大略就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目的的电影，因而就不是宣传电影的电影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幻想的缘故。

我们能够就现在所制成的一切影片，将那隐微的目的——有时这还未意识底地到了目的地步，止是倾向以至趣味的程度罢了，但那倾向以至趣味，结果也是一个重要的宣传价值——摘发出来。那或是向帝国主义战争的进军喇叭，或是爱国主义，君权主义的鼓吹，或是利用了宗教的反动宣传，或是资产者社会的拥护，是对于革命的压抑，是劳资调和的提倡，是向小市民底社会底无关心的催眠药，——要之，是只为了资本主义底秩序的利益，专心安排了的思想底布置。

在一九二八年，开在墨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席上，关于电影，有了

“将电影放在劳动者阶级的手中，关于苏维埃教化和文化的进步的任务，作为指导，教育，组织大众的手段。”的决议了。苏维埃电影的任务，即在在世界的电影市场上，抗拒着资本主义底宣传的澎湃的波浪，而作×××××宣传。

世界现今是正在作为第二次大战的准备的，观念形态斗争的涡中。而电影，是和那五十九亿的看客一同，可以在这斗争的秤盘上，加上决定底的重量去的。

三电影和战争

资本主义底宣传电影之中，占着最重要的部门的，是战争影片。

将战争收入电影里去，已经颇早了。当电影刚要脱离襁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罗马，巴比伦，埃及之类的兵卒的打仗。这是那时的电影对于舞台的唯一的长处，为了要使利用了自由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就地摄影）和巨大的Ｓｅｔ（场内陈设）和大众摄影的光景的魅力，发现到最大限度，所以设法出来的。辉煌的古代的铠甲，环以城垣的都市，神祠，奇怪的偶像，枪，盾，矛，火箭，石弩，这样异域情调的，而在当时，又是壮丽的布置，便忽然眩惑了对于电影还很幼稚的大众的眼，正合了时尚了。

但在初期的这类的战争，归根结蒂，和大排场的马戏，比武之类的把戏，也并无区别。古代罗马和凯尔达戈，都不是现代电影看客的祖国。战争也不过仗了那动底的煽情底的视觉，使他们兴奋，有趣罢了。

引进近代的战争去，而在那里面分明地装入有意识的宣传底要素的最初的电影制作者，我以为恐怕是葛蕾菲士（ＤaＷaＧｒｉｆｆｉｔｈ）罢。他在取材于南北战争的《一民族之诞生》（Ｂｉｒｔｈ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亚美利加》（Ａｍｅｒｉｃａ）这些影片上，赞美北军的英雄主义，将所谓合众国建国的精神，化为正当，化为美丽了。凡这些，虽不如后出的许多好战底影片那样，积极底地鼓吹了对外战争，但那目的，则仍在对于国民中有着驳杂分子的人种博物馆一般的合众国和其居民，涵养其确固的国家底概念，爱国心。“十足的亚美利加人”这一句口号，流行起来，成为“亚美利加化”运动的有力的武器，对于从爱尔兰来的巡警，从昔昔利来的菜商，于黑人，于美洲印第安，也都想印上这脸谱去了。

“亚美利加化”的历程，以欧洲大战的勃发，亚美利加的参战，以及和这相伴的急速的帝国主义化为契机，而告了完成。

亚美利加和对德宣战同时，还必须送一百万军队到法兰西去，于是开始了速成的募兵，施行了速成的海军扩张。奏着煽动底的进行曲的军乐队，在各处都市的大街上往来，各十字路口帖着传单，报纸独于此时候说些“亚美利加市民”的义务。易受煽动的青年们，或者为着不去应募，将被恋人所鄙弃，或者为着对于生活，觉得厌倦，或者又为着“进了海军去看看世界”，就来当募兵了。当此之际，亚美利加政府之宣传，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而且最见效果的了。

在这宣传之战，充了最主要的脚色的，是新闻和电影。当这时期，在本来的意义上的战争电影，这才制作出来了。在以根据西班牙的发狂底反对德国者伊本纳支（ＢｌａｓｃｏＩｂáｎaｅｚ）的原作《默示录的四骑士》（ＦｏｕｒＨｏｒｓｅｍｅｎｏｆ*簦瑁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我们的海》（ＭａｒｅＮｏｓｔｒｕｍ）为代表作品的战争影片上，亚美利加的支配阶级便描写出德国军队的如何凶残，德国潜艇的如何非人道，巧妙地煽动了单纯的花旗人。

然而花旗帝国主义开始呈露它本来的锐锋，却在欧战收场之后，懂得了大众的军国化，是应该在平时不断地安排的时候。

在一九二○年代的前半，切实地支配了全世界人类的脑子的，首先是活泼泼的战争的记忆。于是发生一种欲望，要符世界大战这一个重大的历史底事件，在国民底叙事诗的形态上，艺术底地再现出来，正是自然的事。而所作的电影，就切实地倾向大众的兴味和感情上去，也正是自然的事。将这有利的情势，忽然利用了的，是花旗帝国主义。战争的叙事法，便以最为好战底的煽动企图，创作出来了。

战争影片的不绝的系列，产生了。《战地之花》（ＢｉｇＰａ－ｒａｄｅ），《飞机大战》（Ｗｉｎｇｓ）以下，许多反动底宣传影片，列举名目就不胜其烦。不消说，那些电影是没有战时的纯粹的煽动影片一般地露骨的，制作之法，是添些乐剧式恋爱的适当的甘甜，以及掩饰些人道主义底的战争批评的药料，弄得易于下咽，使能在较自然，较暗默之中，达到宣传的目的。但虽然是十分小心的假面，而其究竟目的之所在，则同是将遮眼的东西给与大众，使不明帝国主义底战争的本质，以及赞美亚美利加军队的英雄主义，有时还宣传军队生活的放恣和有趣罢了。（我深惜在这里没有揭出这种战争影片的完全的目录，以那代表底的几个例子，来使我的叙述更加具体起来的纸面和时间了。但我相信将来会有补正的机会的。）

就战争和电影所历叙的这些事实，那自然，也决不是惟亚美利加所独有的特别现象。倒是在别的一切帝国主义强国里，都在争先兴办的。德国将《大战巡洋舰》（Ｅｍｄｅｎ）《世界大战》（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等呈在我们的眼前，法国是制作了《凡尔登——历史的幻想》（Ｖｅｒｄｕｎ——Ｖｉｓｉｏｎ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蔼克巴什》（Ｌ’Ｅｑｕｉｐａｇｅ）等，英国则以《黎明》（Ｄａｗｎ），日本则以《炮烟弹雨》，《地球在回旋》和《蔚山洋西的海战》等，竭力用心于“军事思想”的普及。

当叙述完战争电影之际，而没有提及作为几个例外底现象的反对战争的倾向，怕是不妥当的罢。

我们在《战地之花》里，在几个段落里，虽然是太感伤底的，然而总算也看见了描写着诅咒战争的心情。那心理，在《战地鹃声》（ＷｈａｔＰｒｉｃｅＧｌｏｒｙ）中，就更为积极底地表白着。但在这些影片上，对于战争的确然的批评和态度，并无一定。只有着和卓别林（ＣｈａｒｌｉｅＣｈａｐｌｉｎ）曾在《从军梦》（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ｒｍｓ）里，将战争化为谑画了那样的同一程度的认识。

和这比较起来，技术上非常卓拔的战争影片《帝国旅馆》（ＨｏｔｅｌＩｍｐｅｒｉａｌ）的导演者ＥｒｉｃｈＰｏｍｍｅｒ所作的《铁条网》（ＢａｒｂｅｄＷｉｒｅ），倘临末没有那高唱人类爱的可笑的夸张，则和猛烈地讽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名喜剧《阵后谐兵》（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一同，大概是可以属于反战争电影的范畴的了。

四电影与爱国主义

爱国底宣传电影，也是世界大战后的显著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电影，虽有外形上的差违，但终极之点，是在向帝国主义战争的意识的准备，鼓舞，在那君权主义上，在那好战性上，和战争影片是本质底地相关联的。

那么，那目的是在那里呢？

直接地，是宣传团体观念，国旗之尊严，间接地，是奖励暴力，使民心倾向右翼政党，当和外国争夺资本市场之际，即刻有军事行动的事，成为妥当化。

这种影片的最活泼的影响，大抵见于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大总统的时期，如德国的国权党，尤其是能够仗了爱国主义的电影，博得许多的投票。

例如叫作《腓立大王》（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ｕｓＲｅｘ，这在日本，是大加短缩，改题为《莱因悲怆曲》了）的普鲁士勃兴的历史影片，是其中的最获成功的。那正是大战后的张皇的时代，且正值跟着德国革命的失败而来的反动的火头上，这是有产阶级的巧妙的宣传。穷极，饿透了的小市民们，在这影片中，看见精锐的腓立大王的禁军的行进，看见七年战争的冠冕堂皇的胜利，于是想起了往日的皇帝的治世，便在无智的廉价的感激中，鼓掌蹈足，吹起口笛来了。

接着这个，而国民底英雄俾士麦的传记，化成电影了，兴登堡的传记，化成电影了。

《俾士麦》（Ｂｉｓｍａｒｃｋ）者，单为了那制作，就设起俾士麦电影公司来，照成了两部二十余卷的巨制，凡在这帝国主义底政治家一生中的一切爱国底，煽情底的要素，都一无遗漏地填进在那里面。①

《兴登堡》（Ｈｉｎｄｅｎｂｕｒｇ）者，是乘这老将军当选为大统领——这叨光于影片《腓立大王》和《俾士麦》之处是多么７９３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①《俾士麦》影片公演时所散布的纲要书上，载着这样的说明——“我们的影片的祖国底的目的（ｄｅｒｖａｔｅｒｌａｅｎｄｉｓｃｈｅＺｗｅｃｋ），也规定了那内面的结构和事件的时间底限制。所以俾士麦的少年时代，仅占了极简略的开端。（中略。）而且这故事，是应该以一八七一年的德意志建国收场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跟着发生的国内的纷争，以及他的退隐，是惹起阴沉的回忆，不使观者结合，却使之乖离，有违于这电影全体的祖国底的目的的缘故。这影片的主要部分，是将从一八四七年，俾士麦入了政治底生活的时候起，至一八七一年止，作为一个完成了的戏曲的。（下略。）”的大呵。——之机，为了他的收罗人心而作的。

一九二七年春，德意志国权党领袖之一，奥古斯德·霞尔书店的事实上的所有者福干培克，乘德国大公司之一乌发公司的财政危机，买进了那股票的过半，坐了乌发公司总经理的交椅了。于是德国的电影事业和那影响力，便全捏在国权党的手里。福干培克立刻在乌发公司的出品计划上，露骨地显示了他的政治底主张。那最是世界底的例子，是《世界大战》（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的二部作。

对于这，社会民主党的内阁便即刻取了牵制底手段。就是，使德意志银行来对抗福干培克，投资于乌发公司。为了使德国的独占底大电影公司不成为国权党宣传机关，这是不得已的方法。

《世界大战》①已有删节的片子，绍介于日本（译者按：在上海，去年也大演了一通），那是有着怎样的倾向和主张的事，大约现在早可以无须详说了罢。

在表面上所标榜的，《世界大战》是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中所摄的各国（大抵是德法）的照片，凭了纯粹的历史底客观而编辑的留在软片上的记录。

而且这比起专一描写本国军队的胜利，的勇敢，的爱国的亚美利加式电影来，也真好像近于写实。然而注意较深的观察者，却即刻可以看见。从丹南培克之战起，常只将兴登８９３鲁迅全集·二心集①当《世界大战》开演之际，关于这影片，有一个将军述其所感，登在报上道。——“战争是完全可怖的，但我们是认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再没有较之辱没自己的职务，尤为可怖的运命了。我们的青年们，对于战争的恐怖，应该以平静的镇定和确固的意志而进行。所以这影片的凄惨的场面，决不是可以厌恶的东西，却对于这影片给了意义，增了价值。”

堡将军的胜利，重复地映出了好几回。而且和写着“在战时屡救祖国的将军，当平和时，也作为大统领而尽力于祖国”等语的字幕一同，这电影也就完结了。①五电影和宗教

通一切时代，宗教一向在供支配阶级的御用，是已经证明了许多次数的。

这在东洋，则教人以佛教底的忍从和蔑视现世，在西方，则成为基督教底平和主义，想阻止现存的阶级社会的积极底改革。

到二十世纪，宗教虽然已经失却了昔日的权威和信仰，但倒是因为失却，所以对于那支配阶级的奴仆状态，也就愈加露骨，故意起来了。

在物质文明发达较迟的国度中，宗教还有着大大的宣传煽动力。资本主义于是将宗教和电影相结合，能够同时利用了。

例如，《十诫》（ＴｈｅＴ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基督教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宾汉》（ＢｅｎＨｕｒ），《万王之王》（ＫｉｎｇｏｆＫｉｎｇｓ），《犹太之王，拿撒勒的耶稣》（ＩaＮaＲaＩ）之类的基叮梗梗诚执缬坝胗胁*级①作为属于这范畴的影片，可以列举出《路易飞迭南公子》（ＰｒｉｎｚＬｏｕ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乌第九号》（Ｕa９a），《猫桥》（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ｇ），《律查的猛袭》（ＬｕｅｌｚｏｗｓＷｉｌｄｅＶｅｒｗｅｇｅｎｅＪａｇｄ），《希勒的军官们》（Ｓｃｈｉｌｌｓｃｈｅ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大战巡洋舰》（Ｅｍｄｅｎ），《我们的安覃》（ＵｎｓｅｒＥｍｄｅｎ）及其他的德国影片；《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贞德》（Ｊｅａｎｎｅｄ’Ａｒｃ）——但并非输入日本的ＫａｒｌＤｒｅｉｅｒ的作品——等法国影片；《珂罗内勒和孚克兰岛的海战》（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ｏｎｅｌａｎｄＦａｌｋ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ｓ）等英国影片来。至于亚美利加，则连在《彼得班》（ＰｅｔｅｒＰａｎ》，《红皮》（ＲｅｄＳｋｉｎ）之类的童话和乐剧中，也发见了训导Ｓｔａ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ｉｐｅｓ（译者按：星星和条纹＝花旗）之尊严的机会了。教宣传电影，《亚细亚之光》（ＤｉｅＬｅｕｃｈｔｅＡｓｉｅｎｓ），《大圣日莲》之类的佛教电影，是和感激之泪一同，从全世界的愚夫愚妇，善男信女的衣袋里，赚得确实的布施，从商业底方面看起来，也是利益最多的影片。一切宗派中，罗马加特力教会是最留意于电影的利用的，每年开一回电影会议，议定着那一年中全世界底宣传的计划。

在我们的周围，宗教之力早已几乎视若无物了。至多，也不过本愿寺，日莲宗之流，组织了巡行电影团，竭力想维系些乡下农民的信仰。然而因此便推定宗教的世界底无力，是不可以的。只要看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的历程中。还不能放掉对于宗教的斗争，而在实行的事实，大概就可以明白其间情势了。①

六电影和有产阶级

为资本主义底生产方法和有产者政府的监视所拘束的现今电影的一切，几乎都被用于拥护有产阶级的事，我相信是已经很明显了的。

但在这里，却将电影和有产阶级的关系，限于较狭的意义，只来论及直接服役于市民有产阶级的光荣和支配的电影这一种。

这种电影，可以分成三样概括底区别。

那第一种，是和封建底，乃至贵族底社会相对抗，而尽讴歌有产阶级之胜利的任务的。因此那全部，几乎都是取材于市民底社会的勃兴的历史影片。××，或者××的野兽底横暴，在其下尝着涂炭之苦的农民，工商阶级。到影片的第七卷，而有产阶级终于蜂起，将电影底的极顶（Ｃｌｉｍａｘ）和壮大的群集（ｍｏｂｓｃｅｎｅ），在这里大行展开，这是那典型底的结构。但在大多数的影片上，有产阶级是决不作为一个阶级底总体而蹶起的，大抵由一个（往往是贵族出身，年青，而又眉目秀丽的！）英雄所指导，力点就放在那个人底的英雄主义上。作为那最是性格底的作品，读者只要记起《罗宾汉》（ＲｏｂｉｎＨｏｏｄ），《斯凯拉谟修》（Ｓｃａｒａｍｏｕｃｈｅ），《定情之夕》（ＡＮｉｇｈｔｏｒＬｏｖｅ）来，大约就足够了。在日本的时代剧，尤其是剑剧影片之中，我们也有那不少的例子。

但是，我们又能够在那历史底时代，发见新兴有产阶级所演的革命的脚色，和现在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其间有很大的类似（Ａｎａｌｏｇｉｅ）。倘作者将意识底的强音（Ａｋｚｅｎｔ）集中于此的时候，是可以产生优秀的作品的。如《熊的结婚》，《农奴之翼》，《斯各丁城》，《忠次旅行日记》等，便是那仅少的代表。

第二种，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

《党人魂》（ＶｏｌｇａＢｏａｔｍａｎ）是当内务省检阅之际，惹起了大问题，终于遭了警视厅来制限其开映的忧患的影片，但那内容是什么呢？

《大暴动》（Ｔｅｍｐｅｓｔ；译者按：在上海映演时，名《狂风暴雨》）也靠了长有数卷的小插画，这才好容易得以许可开演的影片，然而那所选的是怎样的主题呢？

这些影片，是只在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背景这一点上，因而遭了禁止，或重大的删剪的。但要之，那所描写，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当作了无统制的暴民的一揆。无教育而不道德的农民和劳动者，倚恃着多数，攻入贵族的城堡去，破坏家具，××美丽的少女，酗酒，单喜欢流血。那是在无产阶级的胜利上，特地蒙上暴虐的假面，涂些污泥，使小市民变成反革命起见而作的有产阶级的××。我们于此，看见了如拥护有产者社会而设的宣传电影，却被×××××××的××所禁止的那种奇怪而且愉快的现象了。

固然，在《约翰南伊之爱》（ＬｉｅｂｅｄｅｒＪｅａｎｎｅＮｅｙ）和《最后的命令》（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ｏｍｍａｎｄ）上，剪去了十月革命，那却是检阅者十分做了他所该做的事的。

最后，就来了以《大都会》（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译者按：在上海映演时，名《科学世界》）为典型的劳资调和电影的一连串。

关于《大都会》，现在已经无须在这里缕述了。那是揭着“头和手之间，非有心脏不可”这标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宣讲着资本家和劳动者可以不由战争，但靠相互底的协力与爱，即能建设新社会云云的巴培尔塔以前的童话。①七电影与小市民

有产阶级的电影底宣传，一到阶级间的对立逐渐鲜明地，２０４鲁迅全集·二心集①论难攻击了《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而显了英雄的英国的改良主义底时行作家威尔士（ＨaＧamＷｅｌｌｓ），在那近著《ＴｈｅＫｉｎｇＷｈｏＷａｓａＫｉｎｇ—*裕瑁澹拢铮铮耄铮妫幔疲椋欤怼飞希赜战争的绝灭，大耍着使日内瓦的政治家们也要脸红那样反动底Ｄｅｍａｇｏｇｉｅ（笼络群众手段），那是滑稽之至的。

决定底地尖锐起来，也就陷在无可避免的绝地里了。在实际上，电影是以大多数的小市民和无产阶级为看客的。而他们，小市民和无产阶级，早已渐渐地觉察出有产阶级的诡计来了。就是，已经注意于“支配阶级制作了宣布那服从于己的观念形态的影片，而以此来做掠取无产者的衣袋的手段”这事实的真相了。

卢那卡尔斯基关于苏维埃电影，曾经说明过“拙劣的煽动，却招致反对的结果”这原则，在这里，却被有产者底地应用了。

露骨的宣传是停止了。最所希望的，是使电影的看客看不见“阶级”这观念。至少，是坐在银幕之前的数小时中，使他们忘却了一切社会底对立。

这样子，就产生了小市民的影片。①在小市民家庭剧中，有两种特征底的倾向——一，是那罗曼主义。

二，是那弄玄妙（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粗粗一看，则现在的电影，尤其是电影剧，乃是写实主３０４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①关于小市民影片的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所作的拙稿《电影美学以前》里，虽然很简约，却已曾略述过了的。以下数行，请许其拔萃，以便读者的理解。“（前略）登场人物，是在高大的宫殿里占着王座的富豪。富豪，是良善的。富豪的女儿，是美的。小市民出身的年青的男子，溜出阶级斗争的背后，要高升到富豪的家族里面去。他就简单地只靠了恋爱，走上了一段阶级的梯子。为了他和富豪的女儿，常设馆的可怜的乐队，就奏起结婚进行曲来。“富豪由此得到恭维。小市民为这飞腾故事所激励，觉得要誓必尽忠于有产阶级。“但人们，大部分是无产者的人们，这样却还不满足。“没有破绽的商人，于是来设法。他们便想一切都避开‘阶级’这一个观念。“于是家庭剧发生了。那对于阶级的对立，是彻头彻尾，要掩住看客的眼睛，连两个不同的阶级的存在，也避开不写。将一切问题和倾向，都置之不顾，但竭力将‘谨慎的’小市民的生活，仅在他们的生活圈内，描写出来。那‘大抵是关于恋爱的柔滑的故事’，或则以母性爱为主题，其中虽一个无产者，一个资本家，也不准登场。只有小市民阶级作为惟一的阶级，在独裁着。（后略）”义底的。而且许多人们，都抱着这样的幻想。但其实，除了极少数的第一流作品以外，一切全没有什么现实底的申诉的。

自然，虽说是罗曼主义，但和给十九世纪时有产阶级革命的艺术以特征的那生着火焰之翼的罗曼主义，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平庸，近视，乐天底的小市民们而设的，也是平庸，近视，乐天底的罗曼主义。这于迭克萨的农民，芝加各的公司人员，亚理梭那的牧童，纽借那的送牛奶人，纽约的速记生，毕兹巴格的野球选手，东京的中学生，横滨的水手，无不相宜。说起来，就是Ｒｅａｄｙ－ｍａｄｅ（现成）的罗曼主义。作为那象征底的形相，则有珂林·谟亚（ＣｏｌｌｉｎＭｏｏｒｅ），瑙玛·希拉（ＮｏｒｍａＳｈｅａｒｅｒ），克莱拉·宝（ＣｌａｒａＢｏｗ），从一九二六年起，顺次登场来了。就是那样程度的罗曼主义。

每星期薪水（美金）二十五元的大学生出身的公司职员和美尔顿百货公司的娇娃的恋爱故事。珂尼·爱兰特。新福特式的跑车。爵兹乐舞。打猎。

至于这花旗罗曼主义上所必要的此外的布置和氛围气，则读者倘一看《ＶａｎｉｔｙＦａｉｒ》的广告栏，更所希望的，是往就近的电影馆，一赏鉴任何的亚美利加影片，大约便能自己领悟的罢。

读者必须明白，这小市民底的罗曼主义，是和亚美利加资本主义还在走着上行线的这一个公式底认识，有不可分的关联的。这事实，在一方面，是每年将九十亿元的国帑，撒在有产阶级的怀中，而使发生了叫作所谓“ＦｏｕｒＨｕｎｄｒｅｄｓ”的有闲阶级，利子生活者的大群。①而且有闲阶级，利子生活者的大群，则使他本身的消费底文化，娱乐机关，极端地发达起来了。而从那消费底文化的母胎中，就酦酵了为一切文化烂熟期之特色的一种像煞有介事，通人趣味，低徊趣味，讽刺，冷嘲等。这过度地洗炼了的生活感情，他们称之为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卖弄巴黎式的Ｃｈｉｃ，以及花旗式地解释了的ｈａｒｄ－ｂｏｉｌｅｄ之类的话，都和这相关联，而为人们所欢喜。

卓别林在《巴黎一妇人》（ＡＷｏｍａｎｏｆＰａｒｉｓ）里，居然表现了那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模范（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刘别谦（ＥｒｎｓｔＬｕｂｉｔｓｃｈ）在《婚姻范围》（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ｉｒｃｌｅ）里，表现于一套片子上面了。蒙太·培尔，玛尔·辛克莱儿，泰巴第·达赖尔等许多后继者们，都发挥了电影界的玄妙家腔调。

但是，亚美利加虽在那一切的资本主义底兴隆，但本身之中，却已经包藏着到底消除不尽的内底矛盾，而在苦闷。消费不能相副的一面底生产，失了投资市场的大金融资本，荷佛政府的积极底外交，拥抱着五百万失业者的天国亚美利加，现在是正踏在不可掩饰的阶级底对立的顶上了。

这社会情势，将怎样地反映在亚美利加影片之中呢，那是很有兴味的将来的问题。

译者附记

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原是《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所谓“宣传，煽动”者，本是指支配阶级那一面而言，和“造反”并无关系。但这些字面，现在有许多人都不大喜欢，尤其是在支配阶级那方面。那原因，只要看本文第七章《电影与小市民》的前几段，就明白了。

本文又原是《电影和资本主义》中的一部分，但全书尚未完成，这是据发表在《新兴艺术》〔３〕第一，第二号上的初稿译出来的。作者在篇末有几句声明，现在也译在下面：“我的，《电影和资本主义》，原要接着本稿，更以社会底逃避的电影，无产阶级方面所作的宣传电影等，作为顺次的问题，臻于完成的。但现在，则仅以对于有产阶级电影的如上的研究，暂且搁笔。

“又，本稿不过是对于每一项目，各能写出独立的研究那样的浩瀚的材料，给了极概括底的一瞥，在这一端，是全篇过于常识底了。请许我声明我自己颇以为憾的事。”

但我偶然读到了这一篇，却觉得于自己很有裨益。上海的日报上，电影的广告每天大概总有两大张，纷纷然竞夸其演员几万人，费用几百万，“非常的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空前巨片”，真令人觉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现在用这小镜子一照，就知道这些宝贝，十之九都可以归纳在文中所举的某一类，用意如何，目的何在，都明明白白了。但那些影片，本非以中国人为对象而作，所以运入中国的目的，也就和制作时候的用意不同，只如将陈旧枪炮，卖给武人一样，多吸收一些金钱而已。而中国人对于这些的见解，当然也和他们的本国人两样，只看广告中借以吸引看客的句子，便分明可知，于各类影片，大抵都只见其“非常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了。然而，冥冥中也还有功效在，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事巨片，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见他们“非常风情浪漫”的爱情巨片，便觉得太太如此“肉感”，真没有法子办——自惭形秽，虽然嫖白俄妓女以自慰，现在是还可以做到的。非洲土人顶喜欢白人的洋枪，美洲黑人常要强奸白人的妇女，虽遭火刑，也不能吓绝，就因看了他们的实际上的“巨片”的缘故。然而文野不同，中国人是古文明国人：大约只是心折而不至于实做的了。

因为自己看过之后，大略发生了如上的感想，因此也想介绍给一部分的读者，费去许多工夫，译出来了。原文本是很简短的，只因为我于电影一道是门外汉，虽是平常的术语，也须查考，这就比别人烦难得多，即如有几个题目，便是从去年的旧报上翻出来的，查不到的，则只好“硬译”，而且误译之处，也恐怕决不能免。但就大体而言，我相信于读者总可以有一些贡献。

去年，美国的“武侠明星”范朋克（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因为美金积得太多，到东洋来游历了。上海有几个团体便豫备欢迎。中国本来有“捧戏子”的脾气，加以唐宋以来，偷生的小市民就已崇拜替自己打不平的“剑侠”，于是《七侠五义》，《七剑十八侠》，《荒山怪侠》，《荒林女侠》，……层出不穷；看了电影，就佩服洋《七侠五义》即《三剑客》〔４〕之类。古洋侠客往矣，只好佩服扮洋侠客的洋戏子，算是“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亦且快意”〔５〕，正如捧梅兰芳者，和他所扮的天女，黛玉等辈，决不能说无关一样，原是不足怪的。但有些人们反对了，说他在演《月宫宝盒》（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６〕）时摔死蒙古太子，辱没了中国。其实呢，《月宫宝盒》中的英雄，以一偷儿连爬了两段阶级的梯子，终于做了驸马，正是译文第七章细注里所说，要使小市民或无产者“为这飞腾故事所激励，觉得要誓必尽忠于有产阶级”的玩艺，决不是意在辱没中国的东西。况且故事出于《一千一夜》〔７〕，范朋克并非作家，也不是导演，我们又不是蒙古太子的子孙或奴才，正不必对于他，为美金而演剧的个人，如此之忿忿。但既然无端忿忿了，这也是中国常有的惯例，不足怪的a——在见惯者。后来范朋克到了，终于有团体要欢迎Ｈ欢笈龆ぷ樱*范氏代表谓范氏绝对不允赴公共宴会”，竟不能得到瞻仰洋侠客的光荣。待到范朋克“到日本后，一切游程，均由日人代为规定，且到东京后，将赴影戏院，与日本民众相见”（见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申报》），我们这里的蒙古王孙乃更不胜其没落之感，上海电影公会有一封宛转抑扬的信，寄给这“大艺术家”。全文是极有可供研究的处所的，但这里限于纸面，只好摘录了一点——“曾忆《月宫宝盒》剧中，有一蒙古太子，其表演状态，至为恶劣，足使观者之未知东方历史，未悉东方民族性质者，发生不良之印象，而能成为人类相爱进程上绝大之阻碍。因东方中华民国人民之状态，并不如其所表演之恶劣也。敝会同人，深知电影艺术之能力，转辗为全世界一切民情风俗智识学问之介绍，换言之，亦能引导全世界人彼此之相爱，及世界人类彼此之相憎。敝会同人以爱先生故，以先生为大艺术家故，愿先生为向善之努力，不愿先生如他人之对世界为不真实之介绍，而为盛誉之累也。”

文中说电影对于看客的力量的伟大，是很不错的，但以为蒙古太子就是“中华民国人民”，却与反对欢迎者流，同一错误。尤其错误的是要劝范朋克去引“全世界人彼此之相爱”，忘却了他是花旗国〔８〕里发了财的电影员。因此一念之差，所以竟弄到低声下气，托他去绍介真实的“四千余年历史文化所训练的精神”于世界了——“敝会同人更敢以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之精神，大声以告先生。我中华人民之尊重美德，深用礼仪，初不异于贵国之人民。更以贵国政府常能于世界国际间主持公道，故为我中华人民所敬爱。先生于此次东游小住中，想已见到真实之证据。今日我中华政治之状态，方在革命完成应经历之过程中，有国内之战争，有不安静之纷扰，然中华人民对于外来宾客如先生者，仍能不忘应有之礼节，表示爱人之风度。此种情形，先生当能于耳目交接之间，为真实之明了。虽间有表示不同之言论者，然此种言论，皆为先生代表以及代表引为己助参加发言者不合礼节隔离人情之宣言及表示所造成。……“希望先生于东游之后，以所得真实之情状，介绍于贵国之同业，进而介绍于世界，使世界之人类与中华所有四万万余之人民为相爱之亲近，勿为相憎之背驰，以形成世界不良之情状，使我中华人民之敬爱先生，一如敬爱美国之政府。”

但所说明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咱们蒙古王孙即使国内如何战争，纷扰，而对于洋大人是极其有礼的。就是这一点。

这正是被压服的古国人民的精神，尤其是在租界上。因为被压服了，所以自视无力，只好托人向世界去宣传，而不免有些谄；但又因为自以为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的，还可以托人向世界去宣传，所以仍然有些骄。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我想，如《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

一九三○，一，十六，Ｌ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Ｌ。

〔２〕岩崎·昶日本电影评论家。一九二九年曾组织过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日本映画社制片局长，东宝电影公司制片人等。著有《电影艺术史》、《电影与资本主义》等。

〔３〕《新兴艺术》日本文艺期刊，田中房次郎编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创刊，东京艺文书院出版。

〔４〕《三剑客》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１８０２—１８７０）的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侠隐记》）改编的一部美国电影。

〔５〕“过屠门而大嚼”等语，见《文选》曹植的《与吴季重书》。

〔６〕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即《巴格达的窃贼》。

〔７〕《一千一夜》即《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谈》，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

〔８〕花旗国美国国旗以星星和条纹的图案组成，旧时上海等地以“花旗”代称美国。

新的“女将”

在上海制图版，比别处便当，也似乎好些，所以日报的星期附录画报呀，书店的什么什么月刊画报呀，也出得比别处起劲。这些画报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着大人先生们的什么什么会开会或闭会的纪念照片而外，还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为什么要绍介于社会的呢？我们只要看那说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Ａ女士，Ｂ女校皇后，性喜音乐。”

“Ｃ女士，Ｄ女校高材生，爱养叭儿狗。”

“Ｅ女士，Ｆ大学肄业，为Ｇ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装束：春天都是时装，紧身窄袖；到夏天，将裤脚和袖子都撒掉了，坐在海边，叫作“海水浴”，天气正热，那原是应该的；入秋，天气凉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东三省，于是画报上就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

这是可以使读者喜欢的，因为富于戏剧性。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副对子，一面是“戏场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戏场”。做起戏来，因为是乡下，还没有《乾隆帝下江南》之类，所以往往是《双阳公主追狄》，《薛仁贵招亲》，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她头插雉尾，手执双刀（或两端都有枪尖的长枪），一出台，看客就看得更起劲。明知不过是做做戏的，然而看得更起劲了。

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而同时，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但还没有提起剑仙的一道白光，总算还是切实的。

但愿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女士”们都得在绣房里关起来；我不过说，雄兵解甲而密斯〔２〕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而已。

还有事实可以证明。一，谁也没有看见过日本的“惩膺中国军”的看护队的照片；二，日本军里是没有女将的。然而确已动手了。这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２〕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意思是小姐。

宣传与做戏

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２〕，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罢，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究竟还有一点影子；究竟还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３〕，梅兰芳做《黛玉葬花》〔４〕，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到寓里，做成文章，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到中国的《申报》上来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２〕“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英语：宣传。

〔３〕杨小楼（１８７７—１９３７）安徽石台人，京剧演员。《单刀赴会》，京剧剧目，内容是三国时蜀将关羽（云长）到吴国赴宴的故事。

〔４〕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黛玉葬花》，梅兰芳根据《红楼梦》中的情节编演的京剧。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２〕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新闻》第十四期。

〔２〕一八艺社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一个木刻艺术团体。该社部分成员在上海从事艺术活动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

以脚报国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２〕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华。

〔２〕“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２〕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３〕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４〕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５〕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６〕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２〕《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３〕《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４〕《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５〕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６〕“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２〕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３〕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４〕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我们能保得定荷马〔５〕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６〕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７〕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２〕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３〕乐群书店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告。

〔４〕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张资平曾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

〔５〕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６〕沙士比亚（Ｗa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崭葱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７〕门墙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２〕，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３〕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４〕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５〕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６〕”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７〕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８〕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９〕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２〕“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３〕“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４〕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５〕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６〕丁文江（１８８７—１９３６）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７〕刘文典（１８８９—１９５８）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８〕“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９〕罗隆基（１８９７—１９６５）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２〕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署名ＬaＳa。

〔２〕传略指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左联”五烈士的小传。他们是李伟森（１９０３—１９３１），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译有《朵思退夫斯基》、《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柔石，参看本书《柔石小传》。胡也频（１９０５—１９３１），福建福州人，作品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冯铿（１９０７—１９３１），原名岭梅，女，广东潮州人，作品有小说《最后的出路》、《红的日记》等。殷夫（１９０９—１９３１），即白莽，一名徐白，浙江象山人，作品有新诗《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生前未结集出版。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伟森被捕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其他四人被捕时都是“左联”负责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同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２〕，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３〕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诃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见一点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许多奇迹，还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式。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４〕”。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５〕，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６〕，有“哭秦庭”〔７〕，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８〕，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９〕，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１０〕，棱的《战争》〔１１〕，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青年团”，所以他们都实在打了仗。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不堂。

〔２〕西万提斯（Ｍa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一六○五年；第二部发表于一六一五年。

〔３〕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旧小说中常把它描写成剑侠修炼的地方。

〔４〕“青年援马团”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几乎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部领土。十一月间日军进攻龙江等地时，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进行过抵抗，曾得到各阶层爱国人民的支持。当时上海的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要求参加东北的抗日军队，对日作战，但由于缺少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切实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团体不久就涣散了。

〔５〕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６〕“舆榇”在车子上载着空棺材，表示敢死的决心。“截指”，把手指砍下，也是表示坚决的意思。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申报》报导，“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书写血书。

〔７〕“哭秦庭”春秋时楚国臣子申包胥的故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当伍子胥率领昊国军队攻破楚国都城的时候，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８〕孙陵孙中山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

〔９〕“不用古典”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其中第六事为“不用典”。

〔１０〕雷马克（ＥaＭa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１８９８—１９７０）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

〔１１〕棱通译雷恩（l．renn），德国小说家。《战争》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出版。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２〕。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３〕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４〕：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５〕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６〕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７〕——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８〕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９〕，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１０〕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１１〕。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１２〕，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１３〕，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１４〕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记”，立了这样的题目。大意是想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

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１５〕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以作柔石的记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常燕生参看本卷第５８页注〔６〕。他是《长夜》的经常撰稿人，在该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越过了阿Ｑ的时代以后》中说：“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长夜》，文艺半月刊，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等主办，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３〕指常燕生的《挽狂飙》一文。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４〕陈源的批评法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８〕。

〔５〕“汲汲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６〕五色旗参看本卷第５８页注〔４〕。

〔７〕刘大杰的文章题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刊于《长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刘大杰（１９０４—１９７７），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当时是《长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８〕《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书。《文章作法》，夏丐尊、刘薰宇合编，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９〕“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语见《孟子·梁惠王》，“独夫”原作“一夫”。

〔１０〕“中庸”语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１１〕指收入《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二文。

〔１２〕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十六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迅速传布全国。当时统治日本的江户幕府（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害怕教徒联合反抗，于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并用酷刑杀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岛原的天主教徒起义，幕府曾调动十余万军队进行镇压，杀万余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时代的中央军事独裁政权。

〔１３〕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创造月刊》上连续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除掉”鲁迅的“除掉”！》、《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等文，将鲁迅作为“人道主义者”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１４〕指上海明日书店。这里所说的杂志，后来没有出版。

〔１５〕“人琴俱亡”晋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献之（字子敬）的故事，见《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南腔北调集

“非所计也”

“连环图画”辩护

“论语一年”

“蜜蜂”与“蜜”

《木刻创作法》序

《守常全集》题记

《竖琴》前记

《萧伯纳在上海》序

《一个人的受难》序

《自选集》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

《总退却》序

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捣鬼心传

声明

给文学社信

关于翻译

关于妇女解放

关于女人

火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经验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论“第三种人”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论“赴难”和“逃难”

论翻印木刻

漫与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沙

世故三昧

谁的矛盾

谈金圣叹

题记

听说梦

为了忘却的记念

我们不再受骗了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小品文的危机

学生和玉佛

谚语

谣言世家

由中国女人的脚

又论“第三种人”

真假堂吉诃德

祝《涛声》

上海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

作文秘诀

“非所计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２〕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３〕与芳泽〔４〕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５〕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６〕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７〕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２〕旧时新年各日报多连续休刊几天，所以《申报》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后的第一回。

〔３〕陈友仁（１８７５—１９４４）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华侨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国，曾任孙中山秘书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旧时在官场或社交活动中，对人称字不称名；在文字上如称名时，则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４〕芳泽即芳泽谦吉，曾任日本驻国民党政府公使、日本外务大臣等职。

〔５〕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

〔６〕“国联”参看本卷第３５４页注〔５〕。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赖国联，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就说：“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申张正义与公理。”

〔７〕“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屠杀和逮捕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连环图画”辩护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２〕——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３〕，《最后之晚餐》〔４〕，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５〕，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７〕，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ＧｕｓｔａｖｅＤｏｒ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８〕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９〕，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１０〕，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Ｂｌａｔｔｆｏｌｇｅ）。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７蛉恕玻保薄场*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ＤｉｅＷｅｂｅｒ）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一，《农民斗争》（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金属版七幅；二，《战争》（ＤｅｒＫｒｉｅｇ），木刻七幅；三，《无产者》（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木刻三幅。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ＣａｒｌＭｅｆｆｅｒｔ），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ＤｉｅＪａｇｄｎａｃｈＺａｒｅｎｖｏｎＷｅｒａＦｉｇｎｅｒ）〔１２〕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一，《你的姊妹》（ＤｅｉｎｅＳｃｈｗｅｓｔｅｒ），木刻七幅，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３〕，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１４〕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ＢｅｉＫｕｒｔＷｏｌｆｆ，Ｍüｎｃｈｅｎ），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一，《理想》（ＤｉｅＩｄｅｅ），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祷告》（ＭｅｉｎＳｔｕｎｄｅｎｂｕｃｈ），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ｏｈｎｅＷｏｒｔｅ），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ＤｉｅＳｏｎｎｅ），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ＤａｓＷｅｒｋ），木刻，幅数失记；六，《一个人的受难》（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１５〕木刻的《巴黎公社》（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ＡＳｔｏｒ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ｅｇｅｌ），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Ｃｌｕｂ）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所画的书，据赵景山淌谒担恰奥硐返墓适隆保玻保*〕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Ａｌａｙ－Ｏｏｐ》（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aＳ⒐淖骷椅也淮笾溃*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ｂｂｉｎｇｓ）〔１７〕，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Ｔｈｅ７ｔｈＭａｎ）。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四号。

〔２〕意大利的教皇宫位于梵蒂冈，宫内保存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重要文物和绘画、雕塑等。

〔３〕《亚当的创造》根据《旧约·创世记》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所作的绘画。亚当，上帝用泥土所造的男人。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米开朗琪罗于一五○八年至一五一二年间所作的西斯庭礼拜堂拱顶壁画的一部分。

〔４〕《最后之晚餐》根据《新约·马太福音》所作的绘画，描写耶稣殉难前与十二门徒共进晚餐时，当众宣布一门徒出卖自己而引起群情激动的情景。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达·芬奇于一四九五年至一四九七年间所作的米兰圣玛利亚·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画。

〔５〕阿强陀石窟（ＡｊａｎｔａＣａｖｅＴｅｍｐｌｅ）今译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原是在马蹄形的壁面上凿成的僧房，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凿，到公元六、七世纪建成，共二十九洞。洞内保存印度壁画很多，也较完整。壁画的内容大多表现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与宫廷生活的情景，为印度古代艺术的著名宝藏之一。

〔６〕《孔子圣迹图》一部关于孔丘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明代有木刻、石刻多种。木刻现存最早的有明初刻本，共三十六图，以后又有明万历年间刻本一一二幅（吕兆祥编）。石刻有曲阜孔庙保存的明万历年间的一二○幅。

〔７〕佛陀的本生佛陀，梵语Ｂｕｄｄｈａ的音译，意为“智者”、“觉者”，简称佛。这里指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本生，梵语Ｊāｔａｋａ（阇陀伽）的意译，“十二部经”之一，是佛叙说自己过去因缘的经文。

〔８〕陀莱（１８３３—１８８３）法国版画家。他作插图的《神曲》为意大利诗人但丁（１２６５—１３２１）的长诗；《失乐园》为英国诗人弥尔顿（１６０８—１６７４）的长诗；《吉诃德先生》，参看本卷第３５４页注〔２〕。《十字军记》，陀莱编绘的连环图画，共一百幅。

〔９〕《唐风图》南宋马和之所绘的《诗经》图卷之一。《耕织图》，描绘耕种、纺织生产过程的图画。南宋刘松年画过《耕织图》两卷，楼璹画过《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

〔１０〕仇英（？—约１５５２）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明代画家。他为之绘图的《飞燕外传》，传奇小说，题汉代伶玄撰，写赵飞燕姊妹的宫廷生活；《会真记》，传奇小说，唐代元稹作，写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故事。

〔１１〕珂勒惠支夫人（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六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选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她作插图的《织匠》，是德国作家霍普特曼写的以纺织工人罢工为题材的剧本。

〔１２〕梅斐尔德现代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印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他作插图的《猎俄皇记》，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纳尔（１８５２—１９４２）写的回忆录，记述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故事。

〔１３〕麦绥莱勒比利时版画家。参看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序》及其注〔４〕。

〔１４〕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传记《贝多芬传》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侨居瑞士，反对战争。

〔１５〕希该尔未详。

〔１６〕参看《二心集·风马牛》及其有关注。〔１７〕吉宾斯（１８８９—１９５８）英国木刻家。

“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

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２〕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３〕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４〕，现在呢，就是“幽默”〔５〕。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６〕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７〕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况且作者姓氏一大篇〔８〕，动手者寥寥无几，乃是中国的古礼。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悲观，加以不爱，就使我不大热心于《论语》了。

然而，《萧的专号》〔９〕是好的。

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憎恶之久，憎恶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证据。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绍介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１０〕说得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的缘故。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这怎么办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扬扬的嚷起来，说他有钱，说他装假，说他“名流”，说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厕里的，他却从大茅厕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绍介者胡涂，称赞的可恶。然而，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进化，被达尔文揭发了，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远祖和猴子是亲戚。〔１１〕然而那时的绅士们的方法，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大家倒叫达尔文为猴子的子孙。罗广廷博士在广东中山大学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尚未成功，〔１２〕我们姑且承认人类是猴子的亲戚罢，虽然并不十分体面。但这同是猴子的亲戚中，达尔文又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了。那理由很简单而且平常，就因为他以猴子亲戚的家世，却并不忌讳，指出了人们是猴子的亲戚来。

猴子的亲戚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达尔文善于研究，却不善于骂人，所以被绅士们嘲笑了小半世。给他来斗争的是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１３〕的赫胥黎，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１４〕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现在是指人为狗，变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恶骂。但是，便是狗罢，也不能一例而论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为军队探敌，有的帮警署捉人，有的在张园〔１５〕赛跑，有的跟化子要饭。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别。“幽默处俏皮与正经之间”（语堂语）。不知俏皮与正经之辨，怎么会知道这“之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１６〕这如何容得感叹号？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更何况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将来圆桌会议上也许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宾之间，用不着“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饭，而主人所办的报章上，已有说应该给他鞭子的了。〔１７〕这可见在印度也没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１８〕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学》〔１８〕都已新出，《孝经》是一定就要出来的；不过另外还要有《左传》。在这样的年头，《论语》那里会办得好；二十五本，已经要算是“不亦乐乎”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论语》第二十五期。

〔２〕语堂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德国，早期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和“性灵”文学，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一九三六年居留美国，一九六六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３〕“学而一章”“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题目。旧时的八股文，一般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文句命题。

〔４〕“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后来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林语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作者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曾批判过这一主张。

〔５〕“幽默”英语ｈｕｍｏｕｒ的音译。林语堂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办《论语》起，就提倡“幽默”，他说“《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见《论语》第一期“群言堂”《“幽默”与“语妙”之讨论》）。

〔６〕圆桌会议中世纪英国亚瑟王召集高级骑士开会时，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后泛指与会者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会议。

〔７〕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４）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徐文长（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名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两人都是明代文学家、画家。过去民间流传不少关于他们的笑话。

〔８〕作者姓氏一大篇过去有些杂志为了显示阵容的强大，常列出大批撰稿人名单。《论语》自第五期起，在刊头下印有“长期撰稿员”二十余人。

〔９〕《萧的专号》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论语》第十二期《萧伯纳游华专号》。

〔１０〕列维它夫（naoaxgljqkl，１８９１—１９４２）苏联作家。他浴恫伞は舻南肪纭*一文中说：“说到萧和易卜生的对比，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易卜生和萧是资产阶级戏剧创作的顶点。然而这个顶点——易卜生——被浓密的永久的云雾掩蔽着。易卜生——是个天才的问号‘？’，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解决的疑问。……萧——却是个伟大的惊叹号‘！’——这一个顶点被斗争化的思想的灿烂光线镀了金了；对于他，提出疑问，也大半是伦理道德的疑问，就等于解决这个疑问，因为疑问的解决就包含在疑问的正确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里面一样。”（据萧参译文）

〔１１〕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六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中，描述了人类的始祖类人猿。

〔１２〕罗广廷广西合浦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曾得医学博士。三十年代任中山大学生物教授时，发表《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用真凭实据来答复进化论学者》等文，用物种不变论反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声称他在“科学试验”中发现了“生物自然发生的奇迹”，说“由此推论，人猿，牛，猪……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时某地的适应环境里产生的，而不是要经过几千亿兆年的进化才有的。”

〔１３〕“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受到攻击时，极力为达尔文辩护，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至于那些要吠、要嗥的恶狗，你必须想到你的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性……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备”。

〔１４〕亚当和夏娃《圣经》故事中由上帝创造的人类始祖，见《旧约·创世记》第一章。

〔１５〕张园旧时上海的一个公共游览场所，原为无锡张氏私人花园，故名。按当时上海赛狗的地方是在逸园、申园、明园等处。

〔１６〕庄生（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即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这里的引语，前两处见《庄子·齐物论》，后一处见《庄子·应帝王》。

〔１７〕甘地（Ｍa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主张“非暴力抵抗”，以“不合作运动”对付英国殖民政府，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绝食。一九三○年五月六日“路透电”曾说到英国殷芝开伯爵主张对他采用武力。

〔１８〕《孝经》儒家经典之一，作者各说不一，当为孔门后学所作。下面的引语，出自该书《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１９〕《中庸》《大学》儒家经书名，当时在上海以此为名出版的杂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办，一九三三年三月创刊；《大学》月刊，林众可、丘汉平等编辑，一九三三年八月创刊。

“蜜蜂”与“蜜”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２〕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

著安。

罗怃。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罗怃。

〔２〕《蜜蜂》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写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引起群众反抗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写了《“蜜蜂”》一文，其中说：“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

《木刻创作法》序

地不问东西，凡木刻的图版，向来是画管画，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国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经衰退；清光绪中，英人傅兰雅氏编印《格致汇编》，〔２〕插图就已非中国刻工所能刻，精细的必需由英国运了图版来。那就是所谓“木口木刻”〔３〕，也即“复制木刻”，和用在编给印度人读的英文书，后来也就移给中国人读的英文书上的插画，是同类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儿童，见了这些图，便震惊于它的精工活泼，当作宝贝看。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是艺术家直接的创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现在我们所要绍介的，便是这一种。

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画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无须乎此的，否则，一张什么复制缩小的东西，实在远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费。自然，也许有人要指为“要以‘今雅’立国”〔４〕的，但比起“古雅”来，不是已有“古”“今”之别了么？

第二，是因为简便。现在的金价很贵了，一个青年艺术学徒想画一幅画，画布颜料，就得化一大批钱；画成了，倘使没法展览，就只好请自己看。木刻是无需多化钱的，只用几把刀在木头上划来划去——这也许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样，可以成为创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创作的欢喜。印了出来，就能将同样的作品，分给别人，使许多人一样的受到创作的欢喜。总之，是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远了。

第三，是因为有用。这和“好玩”似乎有些冲突，但其实也不尽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么。打马将恐怕是终于没有出息的了；用火药做花炮玩，推广起来却就可以造枪炮。大炮，总算是实用不过的罢，而安特莱夫一有钱，却将它装在自己的庭园里当玩艺。木刻原是小富家儿艺术，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装饰，文学或科学书的插画上，也就成了大家的东西，是用不着多说的。

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讲说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却已经给了读者一个大意。由此发展下去，路是广大得很。题材会丰富起来的，技艺也会精炼起来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各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这书虽然因此要成为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鲁迅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木刻创作法》，白危编译的关于木刻的入门书，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２〕傅兰雅（Ｊa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英国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丰十一年）来我国传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在上海与人合办“格致书院”，次年出版专刊西方自然科学论著摘要和科学情报资料的《格致汇编》（季刊），时断时续，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该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细的插图。

〔３〕“木口木刻”即在木头横断面上进行的雕刻。

〔４〕这是施蛰存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攻击鲁迅的话：“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鲁迅曾将该文录入《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的“备考”。

《守常全集》题记

我最初看见守常〔２〕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３〕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４〕，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５〕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钊的文稿经李乐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辗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

〔２〕守常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鸿劼、路友于、谭祖尧、张挹兰（女）等十九人同时遇害。

〔３〕这里应作“在广州”。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开厦门，十八日到达广州。

〔４〕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即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送葬者有多人受伤，四十余人当场被捕。

〔５〕Ｔ先生指曹聚仁。Ｇ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Ｃ书局，指商务印书馆。

《竖琴》前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２〕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３〕，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４〕，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５〕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ＤaＳa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ｉＺaＮaＨｉｐｐｉｕｓ），库普林（ＡaＩaＫｕｐｒｉｎ），蒲宁（ＩaＡaＢｕｎｉｎ），安特来夫（ＬaＮa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７〕，阿尔志跋绥夫（ＭaＰa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罗古勃（ＦｉｏｄｏｒＳ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垒赛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牵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Ｖa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ＮaＴｏｌｓｔｏｉ）〔９〕。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谡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１０〕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ü－ｄｅｒ）〔１１〕。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１２〕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１４〕，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

〔２〕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１８６８—１９１８）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３〕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１８２１—１８８１）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都介涅夫（fauaz^`]gjgl，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４〕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２０〕。

〔５〕创造社参看本卷第７页注〔５〕。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６〕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ＯｍａｒＫｈａｙｙáｍ，１０４８—１１２３）。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Ｒｕｂáｉｙáｔ）。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７〕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１８６６—１９４１）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１８６９—１９４５），俄国象征主义女诗人，颓废派代表，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库普林（Ａafad^a`tj，１８７０—１９３８）俄国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蒲宁（faＡan^jtj，１８７０—１９５３），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安特来夫，即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

〔８〕阿尔志跋绥夫（Ｍ艫c`qhvijgl，１８７８—１９２７）俄国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华沙。梭罗古勃（iaukfk]^v，１８６３—１９２７），俄国作家，象征派代表，主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

〔９〕勃留梭夫（dafan`os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４）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ＢaＢaＭiboklsoj\，１８９３—１９３０），鸵肼硌趴煞*斯基，苏联诗人。他的代表作长诗《列宁》、《好》都写在十月革命之后。亚历舍托尔斯泰，一九一九年侨居国外，一九二三年回国，以后连续发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等。

〔１０〕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１１〕“绥拉比翁的兄弟们”（ug`iatkjklhn`i[lb）通译“靶焕皮翁兄弟”。一九二一年由伦茨、左琴科等六人组成，一九二四年自动解散。它的名称是借用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１２〕淑雪兼珂（ＭaＭagkjgjok，１８９５—１９５８）通译左琴科！靶焕皮翁兄弟文学团体发起人之一。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一九二二年《文学杂志》（俄文）第三期所载《论自己及其他》一文。

〔１３〕瓦浪斯基（Ａadadk`kjsot\，１８８４—１９４３）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１４〕《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萧伯纳在上海》序

现在的所谓“人”，身体外面总得包上一点东西，绸缎，毡布，纱葛都可以。就是穷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条破裤子；就是被称为野蛮人的，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叶子。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脱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这就叫作不成人样子。

虽然不像样，可是还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绅士淑女们一齐掩住了眼睛，然而从手指缝里偷瞥几眼的也有，总之是要看看别人的赤条条，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

人们的讲话，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假如将这撕去了，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因为爱，所以围拢来，因为怕，就特地给它起了一个对于自己们可以减少力量的名目，称说这类的话的人曰“讽刺家”。

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不必说毕力涅克（ＢｏｒｉｓＰｌｌｎｉａｋ）和穆杭（ＰａｕｌＭｏｒａｎｄ）了，〔２〕我以为原因就在此。

还有一层，是“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３〕，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４〕的人们是不敢的。不过时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听洋讽刺家来“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还有一层，我在这里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裤。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者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

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国报，那是无须多说的，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这跟也跟得长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战略关系”上，这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余波流到北平，还给大英国的记者一个教训：他不高兴中国人欢迎他。二十日路透电说北平报章多登关于萧的文章，是“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苦痛性”。〔５〕胡适博士尤其超脱，说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欢迎。〔６〕“打是不打，不打是打！”〔７〕这真是一面大镜子，真是令人们觉得好像一面大镜子的大镜子，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虽然用笔和舌的还没有北平的外国记者和中国学者的巧妙，但已经有不少的花样。旧传的脸谱本来也有限，虽有未曾收录的，或后来发表的东西，大致恐怕总在这谱里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灯下，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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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野草书屋出版的《萧伯纳在上海》。

《萧伯纳在上海》，乐雯（瞿秋白）编译，辑入上海中外报纸对于萧在上海停留期间的记载和评论。在该书的《写在前面》中说，编译这书的主要用意，是把它“当作一面平面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２〕泰戈尔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我国访问。毕力涅克一九二六年曾来我国。穆杭又译莫朗，法国作家，一九三一年曾来我国。〔３〕“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的话。

〔４〕“道路以目”语见《国语·周语》：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国时吴国韦昭注：“不敢发言，以目相眄而已”。

〔５〕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萧伯纳由上海到北平，同日英国路透社发出电讯说：“政府机关报（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今晨载有大规模之战事正在发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广大之篇幅载萧伯纳抵北事，闻此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

〔６〕胡适的话，见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另一电讯：“胡适之于萧氏抵平之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

〔７〕“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见宋代张耒《明道杂志》：“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尝在杭谒珊禅师。珊见之殊傲。俄顷，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礼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做，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掴珊数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一个人的受难》序

“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是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中国古来的所谓“长卷”，如《长江无尽图卷》，如《归去来辞图卷》，〔２〕也就是这一类，不过联成一幅罢了。

这种画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绩，“死书”〔３〕所画冥中的情形，已就是连环图画。别的民族，古今都有，无须细述了。这于观者很有益，因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当时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辞，非熟习的不能领会。到十九世纪末，西欧的画家，有许多很喜欢作这一类画，立一个题，制成画帖，但并不一定连贯的。用图画来叙事，又比较的后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麦绥莱勒。我想，这和电影有极大的因缘，因为一面是用图画来替文字的故事，同时也是用连续来代活动的电影。

麦绥莱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４〕是反对欧战的一人；据他自己说，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兰兑伦的勃兰勘培克（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ｉｎＦｌａｎｄｅｒｎ），幼小时候是很幸福的，因为玩的多，学的少。求学时代是在干德（Ｇｅｎｔ），在那里的艺术学院里学了小半年；后来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国去了，而最爱的是巴黎，称之为“人生的学校”。在瑞士时，常投画稿于日报上，摘发社会的隐病，罗曼罗兰比之于陀密埃（Ｄａｕｍｉｅｒ）和戈耶（Ｇｏｙａ）〔５〕。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书籍上的插图，和全用图画来表现的故事。他是酷爱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诡，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独有这《一个人的受难》（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乃是写实之作，和别的图画故事都不同。

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并无一字的说明。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无所有的屋子里，一个女子怀着孕了（一），生产之后，即被别人所斥逐，不过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还是她的父亲（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终于跟了别人；先前的孩子，便进了野孩子之群，在街头捣乱（四）。稍大，去学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条野狗一样（六）。他为饥饿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维持秩序的巡警所捕获（八），关进监牢里去了（九）。罚满释出（十），这回却轮到他在热闹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过，终日挥着鹤嘴锄，是会觉得疲劳的（十三），这时乘机而入的却是恶友（十四），他受了诱惑，去会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归途中又悔恨起来（十七），决计进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书自习（十八）；在这环境里，这才遇到了真的相爱的同人（十九）。但劳资两方冲突了，他登高呼号，联合下工人，和资本家战斗（二十），于是奸细窥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弹压于后（二十二），奸细又从中离间，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们的开枪（二十五）！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６〕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Ｐａｓｓｉｏｎ）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这就是《一个人的受难》中所叙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个人的受难》。

〔２〕“长卷”窄长的横幅卷轴国画。古来题名《长江万里》、《江山无尽》的长卷很多，著名的有宋代夏、明代周臣、清代王等人的作品。以陶渊明《归去来辞》为题材的长卷，有明代徐贲等人的作品。

〔３〕“死书”（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又译“死者之书”，古代埃及宗教文艺的一种。本为王公、贵族的陪葬物。它将多种咒语、祷文、颂歌写在长卷纸上，冒于死者棺中。许多“死书”还附有冥间的图画。

〔４〕麦绥莱勒（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曾为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图。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还出版过他的连环画《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和《没有字的故事》。

〔５〕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译杜米埃，法国讽刺画家，擅长石版画。戈耶（１７４２—１８２８），西班牙讽刺画家，擅长铜版画。

〔６〕耶稣的这段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学革命”〔３〕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４〕，见过二次革命〔５〕，见过袁世凯称帝〔６〕，张勋复辟〔７〕，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９〕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１０〕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Ｑ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计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６〕袁世凯称帝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

〔７〕张勋复辟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８〕“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见屈原《离骚》。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１０〕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1〕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２〕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３〕的变幻，又在《新小说》〔４〕上，看见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６〕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７〕，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９〕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１０〕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１１〕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１２〕，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１３〕，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牵铮颍耄└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１６〕。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１７〕，有的说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为“破锣”〔１９〕，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２０〕是不属于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端赖氖だ贰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２５〕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２６〕。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２〕《时务报》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是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尔摩斯包探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说》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刊除登载创作小说之外，也刊登翻译小说。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译儒勒·凡尔纳，法国小说家。著有科学幻想及冒险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多种。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国小说家。林琴南曾依靠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过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

〔７〕苏菲亚即别罗夫斯卡娅（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杀害。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新世纪》第二十七号（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绍过她的事迹，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玛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物。〔９〕《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包括戏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父》和《樱桃园》（三者均耿式之译），史拉美克的《六月》（郑振铎译）。〔１０〕《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内收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俄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１〕《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即《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期专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内收鲁迅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沈雁冰译的《芬兰的文学》（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泽民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译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波兰诃勒温斯奇作）等论文，以及鲁迅、沈雁冰等所译芬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２〕指那时曾留学英美的某些绅士派如吴宓等人，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有关论述。

〔１３〕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话，见《民铎》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１４〕珂罗连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开柯罗连*疲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尔加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指陈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绝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来，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１７〕为了卢布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及《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参看本卷第２２０页注〔５２〕。

〔１９〕“破锣”反动派对“普罗文学”的污蔑。当时，一般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普罗文学”；“普罗”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无产阶级）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２０〕《战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当时有沈叔之的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　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斯的旗子。“i”，纳粹党的党徽

〔２２〕《死的胜利》　意大利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３〕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译里进斯基，苏联作家。所作《一周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２４〕“复交”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

〔２５〕“黑土”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

〔２６〕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２〕。

《总退却》序

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没有工夫看小说。所以凡看小说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见是不必怎样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经断之曰：“有闲，即是有钱！”〔２〕者以此。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之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馆，那有闲钱做茶钱呢？

小说之在欧美，先前又何尝不这样。后来生活艰难起来了，为了维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还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这一种洋文坛上的趋势，也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短篇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书中的主角也变换了。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现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飘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还有谁会转过脸去呢？他们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了。

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于农村的缘故罢。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鲁迅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总退却》，葛琴的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短篇小说七篇，与鲁迅作序时的篇目有出入。

〔２〕“有闲，即是有钱”这是李初梨的话，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８〕。

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文化列车》〔２〕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３〕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对于这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鲁迅先生：

读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

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康健。

杨邨人谨启。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象画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４〕？”这就问得稀奇。李儵〔５〕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蟊贼”〔６〕的。“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７〕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８〕？”的问题也就落了空。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或吴稚晖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现在请放心罢。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９〕的旗下，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几个人们中，先生也在内。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１０〕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纸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１１〕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１２〕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１３〕。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文化列车》文艺性五日刊，方含章、陈栾合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３〕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

〔４〕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字孔明，琅王牙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谋略的典型人物。

〔５〕李儵应作李儵，即曹艺，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读〈伪自由书〉》一文，发表于《涛声》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６〕“人群的蟊贼”这是《社会新闻》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后》中谩骂鲁迅的话。

〔７〕魏延（？—２３４）三国义阳（今属河南）人，蜀国大将。《三国演义》一○五回载：“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谋反；长史杨仪按诸葛亮生前预定计策，将他杀掉。

〔８〕阿斗三国蜀后主刘禅的小名。据史书记载和《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

〔９〕“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杨邨人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承认着属于某一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任是无意地也是拥护着其自身所属的阶级的利益。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也就来作拥护着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１０〕“自白”指杨邨人叛变革命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１１〕这里指杨邨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办的《白话小报》第一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的《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其中对鲁迅造谣诬蔑说：“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辞，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座中杨骚大爷和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１２〕《新儒林外史》这是杨邨人化名柳丝所作攻击鲁迅的文章，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火炬》。其中诬蔑鲁迅对他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分”的“乱砍乱杀”。

〔１３〕陈源教授的余唾陈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诬蔑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２〕，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这《图书评论》〔３〕不但是“我们唯一的批评杂志”，也是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所组成的唯一的联军。然而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

校对员一面要通晓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认识字，然而看现在的出版物，“己”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为他不管，就压在校对员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认识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战'g”为“战包”，以“已竟”为“已经”；“非常顽艳”是因妒杀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说这人已有六十多岁了。至于译注的书，那自然，不是“硬译”，就是误译，为了训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图书评论》中文学部分的书数的一半，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这些错误的书的出现，当然大抵是因为看准了社会上的需要，匆匆的来投机，但一面也实在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贬声价，来做这用力多而获利少的工作的缘故。否则，这些译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学，去谨听教授们的指示的。只因为能够不至于误译的人们洁身远去，出版界上空荡荡了，遂使小兵也来挂着帅印，辱没了翻译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４〕，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５〕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要澄清中国的翻译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级去，虽然那时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七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２〕《〈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傅东华作，载《文学》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三三年七月）。该文就《图书评论》一至九期发表的二十二篇文学书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３〕《图书评论》月刊，刘英士编辑，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刊，南京图书评论社出版。该刊发表的梁实秋、罗家伦等对当时一些外国文学译本的评论，态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译文的个别错误，就指斥为“荒谬绝伦”，“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药还要厉害”，“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等，并且定出所谓“标准”，企图限制和打击别的译者。

〔４〕“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语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５〕八极《淮南子·形训》：“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八极，边远的地方，引伸为世界。

捣鬼心传

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有像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他无论怎么怪，怎么畸，总有一个限制：孪儿可以连背，连腹，连臀，连胁，或竟骈头，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骈拇，枝指，缺肢，多乳，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好像“买两送一”的买卖。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

但是，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谓“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笔记里，常说罗两峰的《鬼趣图》〔２〕，真写得鬼气拂拂；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还不如只看笔记有趣。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３〕。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

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古来尽多坏人，十条不过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骆宾王作《讨武白檄》，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几句，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不过微微一笑。〔４〕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样呢？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只是攒眉摇头，连称“坏极坏极”，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狂飙文豪”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５〕而终于并不发表，是深得捣鬼正脉的；但也竟无大效者，则与广泛俱来的“模胡”之弊为之也。

明白了这两例，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因为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不测的威棱使人萎伤，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却还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心传，佛教禅宗用语，指不立文字，不依经卷，只凭师徒心心相印来传法授受。

〔２〕罗两峰（１７３３—１７９９）名聘，字遯夫，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当时不少文人曾为它题咏。

〔３〕这里所说的山中厉鬼，见南朝宋人郭季产的《集异记》：“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人著乌袴褶来，取火照之，面首无七孔，面莽傥然。”（据鲁迅《古小说鉤沈》）

〔４〕骆宾王（约６４０—？）义乌（今属浙江）人，唐代诗人。曾随徐敬业反对武则天，著有《代徐敬业讨武白檄》。据《新唐书·骆宾王传》，他“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

〔５〕高长虹在《狂飙》第十七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说：“若夫其他琐事，如狂飙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我们是青年，我们有的是同情，所以我们决不为已甚。”

声明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Ｍ女士〔２〕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两礼拜前，蒙Ｍ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但Ｍ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３〕师坟旁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Ｈ君〔４〕，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５〕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

〔２〕Ｍ女士指马湘影，当时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得开明书店……转交马湘影信，即复。”

〔３〕曼殊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出家后法号曼殊，广东中山县人，文学家。著作有《曼殊全集》。他的坟墓在杭州西湖孤山。

〔４〕Ｈ君指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当时的青年作家。作品有小说集《故乡》等。

〔５〕“前驱”高长虹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号《新女性》所刊的“狂飙社广告”中，说《狂飙》是“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落伍”，参看本卷第６７页注〔２〕。

给文学社信

编辑先生：

《文学》第二号，伍实〔２〕先生写的《休士在中国》中，开首有这样的一段——

“……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是的，见萧的不只我一个，但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最近的就是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兰芳为一谈的名文。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３〕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

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

临末，我要求这封信就在《文学》三号上发表。

鲁迅。七月二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２〕伍实即傅东华（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文学》的编者之一。

〔３〕休士（Ｌa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美国黑人作家。一九热*年七月访苏返美途经上海时，上海的文学社、现代杂志社、中外新闻社等曾联合为他举行招待会。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

〔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妇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２〕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３〕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４〕（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十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曾否发表于报刊，未详。

〔２〕这段话见《论语·阳货》。

〔３〕沈佩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

〔４〕这是西方传入的一种仪式，叫掷瓶礼：在船舰、飞机首航前，由官眷或女界名流将一瓶系有彩带的香槟酒在船身或机身上掷碎，以示祝贺。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２〕，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３〕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４〕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四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按本篇和下面一篇《真假堂吉诃德》以及《伪自由书》中的《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２〕“堕马髻”、“愁眉啼妆”见《后汉书·梁冀传》：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唬（啼）妆、堕马髻。”据唐代李贤注引《风俗通》说：“愁眉者，细而曲折；唬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

〔３〕阿剌伯古诗人指穆塔纳比（Ｍｕｔａｎａｂｂｉ，９１５—９６５）。他在晚年写了一首无题的抒情诗，最后四句是：“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

〔４〕长三幺二旧时上海妓院中妓女的等级名称，头等的叫做长三，二等的叫做幺二。

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２〕也被忘却了，到如今只见中国人供火神菩萨〔３〕，不见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养起来，希望他少作恶。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

点灯太平凡了。从古至今，没有听到过点灯出名的名人，虽然人类从燧人氏那里学会了点火已经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４〕——烧了书没有烧人；项羽入关又放了一把火〔５〕——烧的是阿房宫不是民房（？——待考）。……罗马的一个什么皇帝却放火烧百姓〔６〕了；中世纪正教的僧侣就会把异教徒当柴火烧，间或还灌上油。这些都是一世之雄。现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证人。〔７〕如何能不供养起来。何况现今是进化时代，火神菩萨也代代跨灶〔８〕的。

譬如说罢，没有电灯的地方，小百姓不顾什么国货年，人人都要买点洋货的煤油，晚上就点起来：那么幽黯的黄澄澄的光线映在纸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这么点灯！你们如果要光明的话，非得禁止这样“浪费”煤油不可。煤油应当扛到田地里去，灌进喷筒，呼啦呼啦的喷起来……一场大火，几十里路的延烧过去，稻禾，树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会儿都变成飞灰了。还不够，就有燃烧弹，硫磺弹，从飞机上面扔下来，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够烧几天几晚。那才是伟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萨的威风是这样的。可是说起来，他又不承认：火神菩萨据说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灾，却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为非作歹，纵火抢掠。

谁知道呢？历代放火的名人总是这样说，却未必总有人信。

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你不见海京伯马戏团〔９〕么：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这年头的“时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署名洛文。

〔２〕燧人氏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他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

〔３〕火神菩萨我国传说中的火神有祝融、回禄等，他们的名字也用作火灾的代称。

〔４〕秦始皇嬴政（前２５９—前２１０），战国时秦国的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他于公元前二一三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５〕项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名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出身楚国贵族。据《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二○六年他进兵秦国首都咸阳时，“烧秦宫室（按即阿房宫），火三月不灭。”

〔６〕指罗马皇帝尼禄（ＣaＣa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相传他曾在公元六十四年放火焚烧罗马城。

〔７〕希特拉即希特勒。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制造“国会纵火案”，焚烧了国会大厦，却嫁祸于德国共产党人，作为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借口。

〔８〕跨灶马的前蹄下有个空隙，称灶门。快马奔驰时，后蹄蹄印落在前蹄蹄印之前，叫做“跨灶”。人们以此比喻儿子胜过父亲。

〔９〕海京伯马戏团德国驯兽家海京伯（ＣaＨａｇｅｎｂｅｃｋ，１８４４—１９１３）创办的马戏团，一九三三年十月曾来我国上海表演。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尝慨乎言之，曾出一联，索人属对，道：“三鸟害人鸦雀鸽”，“鸽”是彩票，雅号奖券，那时却称为“白鸽票”的。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２〕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３〕，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２〕这段话见《礼记·檀弓》：“骨肉归复于上，命也；若魄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３〕“拔宅飞升”据《全后汉文》中的《仙人唐公房碑》记载，相传唐公房认识一个仙人，能获得“神药”。有一次，他触怒了太守，太守想逮捕他和他的妻子，“公房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危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又东晋葛洪《神仙传》也载有关于汉代淮南王刘安的类似传说，参看本卷第２３１页注〔４〕。

经验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２〕，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３〕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４〕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５〕，就去自杀或拚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六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署名洛文。

〔２〕《本草纲目》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撰写的药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这书是他在长期实践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参考大量医药资料和有关文献，费时近三十年才写成的。

〔３〕神农皇帝我国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据《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本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４〕“始制文字，乃服衣裳”语见《千字文》。

〔５〕别人讥刺我怕死梁实秋在《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的《鲁迅与牛》一文，借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为声援四·三惨案（英国人在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工人的惨案）集会时，一工人被巡捕枪杀的事讥笑作者说：“自由运动大同盟即是鲁迅先生领衔发起的，……这事发生之后，颇有人为鲁迅先生担心，因为不晓得流了‘一滩鲜血’的究竟是那一位。……幸亏事实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参加工农革命底实际行动’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鲁迅先生的‘不卖肉主义’是老早言明在先的。”又法鲁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中，也有这类含沙射影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现在，这萧就要到中国来，但特地搜寻着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没有。

十六日的午后，内山完造〔２〕君将改造社的电报给我看，说是去见一见萧怎么样。我就决定说，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十七日的早晨，萧该已在上海登陆了，但谁也不知道他躲着的处所。这样地过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会看见似的。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３〕的信，说萧现就在孙夫人〔４〕的家里吃午饭，教我赶紧去。

我就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萧就坐在圆桌的上首，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因为早就在什么地方见过照相，听说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但是，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为肖像画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简单。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

萧吃得并不多，但也许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吃了一通了也难说。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的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

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

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

两点光景，笔会（ＰｅｎＣｌｕｂ）〔５〕有欢迎。也趁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原来是在叫作“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色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也演说了几句：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艺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约又以为这是讽刺。

也还有一点梅兰芳博士〔６〕和别的名人的问答，但在这里，略之。

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７〕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的接受了。据张若谷君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则萧还问了几句话，张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萧不听见云。〔８〕但是，我实在也没有听见。

有人问他菜食主义的理由。这时很有了几个来照照相的人，我想，我这烟卷的烟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还有面会新闻记者的约束，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９〕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

在后园的草地上，以萧为中心，记者们排成半圆阵，替代着世界的周游，开了记者的嘴脸展览会。萧又遇到了各色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似乎并不想多话。但不说，记者们是决不干休的，于是终于说起来了，说得一多，这回是记者那面的笔记的分量，就渐渐的减少了下去。

我想，萧并不是真的讽刺家，因为他就会说得那么多。

试验是大约四点半钟完结的。萧好像已经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内山书店里去了。

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例如，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１０〕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１１〕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１２〕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但是，在新闻上的对于萧的评论，大体是坏的。人们是各各去听自己所喜欢的，有益的讽刺去的，而同时也给听了自己所讨厌的，有损的讽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讽刺来讽刺道，萧不过是一个讽刺家而已。

在讽刺竞赛这一点上，我以为还是萧这一面伟大。

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不料木村君却要我写一篇萧的印象记。别人做的印象记，我是常看的，写得仿佛一见便窥见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实在佩服其观察之锐敏。至于自己，却连相书也没有翻阅过，所以即使遇见了名人罢，倘要我滔滔的来说印象，可就穷矣了。

但是，因为是特地从东京到上海来要我写的，我就只得寄一点这样的东西，算是一个对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许霞译自《改造》四月特辑，更由作者校定。）

〔１〕本篇为日本改造社特约稿，原系日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号《改造》。后由许霞（许广平）译成中文，经作者校定，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一期。

〔２〕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当时在上海开设主要出售日文书籍的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他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

〔３〕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之一。

〔４〕孙夫人即宋庆龄，广东文昌人，政治家。

〔５〕笔会带有国际性的著作家团体，一九二一年在伦敦成立。中国分会由蔡元培任理事长，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成立于上海，后来自行涣散。

〔６〕梅兰芳博士一九三○年梅兰芳赴美访问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予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７〕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出资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

〔８〕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当时的投机文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大晚报》发表《五十分钟和萧伯纳在一起》一文，其中记述给萧伯纳送礼时的情形说：“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装了十几个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萧老头儿装出似乎很有兴味的样子，指着一个长白胡须和他有些相像的脸谱，微笑着问道：‘这是不是中国的老爷？’‘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老头儿。’我对他说。他好像没有听见，仍旧笑嘻嘻地指着一个花旦的脸谱说：‘她不是老爷的女儿吧？’”据张若谷自称，他所说的“舞台上的老头儿”，是讽刺萧伯纳的。

〔９〕木村毅当时日本改造社的记者。在萧伯纳将到上海时，他被派前来采访，并约鲁迅为《改造》杂志撰写关于萧伯纳的文章。

〔１０〕英字新闻指上海《字林西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一段报导：“回答着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他们应当怎么干的问题，萧伯纳先生说：‘他们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

〔１１〕日本字新闻指上海《每日新闻》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的一段报导：“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呢？’——‘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那一个呀？’”

〔１２〕汉字新闻据《萧伯纳在上海》一书所引，当时上海有中文报纸曾报导萧伯纳的话说：“中国今日所需要者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绝非一般民众所欢迎”。

论“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２〕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４〕。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８〕：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９〕。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１０〕。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１１〕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１２〕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１３〕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他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当时“左联”所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认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反击。洛扬（冯雪峰）在《文艺新闻》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发表了《致文艺新闻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盖下的反动实质。由此苏汶（即杜衡）就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认为当时许多作家（即他所说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搁笔”，是因为“左联”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霸占”了文坛的缘故；并在文中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于是“左联”也就继续对胡秋原、苏汶等加以反击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这情形下发表的。

〔２〕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当时胡秋原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托洛茨基派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３〕“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

〔４〕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所说的话：“诚哉，难乎其为作家！……他只想替文学，不管是煽动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那一阶级的走狗。”

〔５〕苏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人，当时《现代》月刊的编辑。这里所说苏汶的文章，即上述《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现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载《“第三种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７〕苏汶的这些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有了三年的历史。在这三年的期间内，理论是明显地进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见其增多，甚至连质都未见得有多大的进展。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见。但是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

〔８〕苏汶说过“笑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

〔９〕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譬如拿他们（按指“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这问题来说吧。他们鉴于现在劳动者没有东西看，在那里看陈旧的充满了封建气味的（这就是说，有害的）连环图画和唱本。于是他们便要作家们去写一些有利的连环图画和唱本来给劳动者们看。……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他们断然不会那么蠢。但是，他们要弗罗培尔什么用呢？要托尔斯泰什么用呢？他们不但根本不会叫作家去做成弗罗培尔或托尔斯泰，就使有了，他们也是不要，至少他们‘目前’已是不要。而且这不要是对的，辩证的。也许将来，也许将来他们会原谅，不过此是后话。”

〔１０〕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特别关注俄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命运，编写了大量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民间故事、传说和寓言。这类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时也揭露了沙皇统治的罪恶，因而有些遭到了当局的删改和查禁。弗罗培尔（ＧaＦｌａｕｂｅｒｔ１８２１—１８８０），通译福楼拜，法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１１〕密开朗该罗（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译米开朗琪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画家。绘画代表作有《创世记》和《最后的审判》等。达文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通译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

〔１２〕《旧约》即《旧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前部分（后部分为《新约全书》）。

〔１３〕这句话和末句的“怎么办呢”，均见《“第三种人”的出路》。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ＤｉｅＷｏｃｈｅ）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着。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２〕，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３〕，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４〕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五金工人。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国经济危机失业，一九三○年应募到苏联做工。《苏联闻见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新旧三都指南京、洛阳和西安。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二八战争时，又曾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南北两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４〕《譬喻经》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是佛教宣讲大乘教义的寓言性作品。这里所引的故事见该书的《三重楼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作楼，愚人见其垒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而问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２〕，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３〕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４〕，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５〕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６〕《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７〕。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１０〕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躍躍毚兔，遇犬获之。”〔１１〕，此之谓也。然则三十六计，固仍以“走”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否？谨听裁择，并请文安。

罗怃顿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二十九日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涛声》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罗怃。原题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２〕周木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他的《骂人与自骂》，载《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说：“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自动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又说：“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３〕“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段祺瑞（字芝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时，上海市商会等十八个团体于二月十七日为他举行欢迎会。

〔４〕指三一八惨案。参看本卷第２４９页注〔６〕。

〔５〕整顿风俗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颁行这类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的“整顿学风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段祺瑞，主张“男女之防”“维风化而奠邦本”，段政府复电表示“嘉许”，并着手“根本整饬”。

〔６〕陈源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在《现代评论》发表《闲话》，诬蔑爱国学生是被人利用，自蹈“死地”，还诬蔑所谓“宣传赤化”的人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见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的《闲话》）。

〔７〕“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报》）此后，它成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奉行的反共卖国政策。

〔８〕副司令指张学良。他在一九三○年六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

〔９〕“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语见《论语·子路》。

〔１０〕“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制造的傀儡政权。

〔１１〕“躍躍毚兔，遇犬获之。”　语见《诗·小雅·巧言》。躍躍，跳跃的样子；毚兔，兔。

论翻印木刻

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２〕出版并不久，日报上已有了种种的批评，这是向来的美术书出版后未能遇到的盛况，可见读书界对于这书，是十分注意的。但议论的要点，和去年已不同：去年还是连环图画是否可算美术的问题，现在却已经到了看懂这些图画的难易了。

出版界的进行可没有评论界的快。其实，麦绥莱勒的木刻的翻印，是还在证阴连环图画确可以成为艺术这一点的。现在的社会上，有种种读者层，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种种，这四种是供给智识者层的图画。然而为什么有许多地方很难懂得呢？我以为是由于经历之不同。同是中国人，倘使曾经见过飞机救国或“下蛋”，则在图上看见这东西，即刻就懂，但若历来未尝躬逢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风筝或蜻蜓罢了。

有一种自称“中国文艺年鉴社”，而实是匿名者们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在它的所谓“鸟瞰”中，曾经说我所发表的《连环图画辩护》虽将连环图画的艺术价值告诉了苏汶先生，但“无意中却把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即是否还成其为大众艺术的问题忽略了过去，而且这种解答是对大众化的正题没有直接意义的”。〔３〕这真是倘不是能编《中国文艺年鉴》的选家，就不至于说出口来的聪明话，因为我本也“不”在讨论将“德国板画搬到中国来，是否为一般大众所理解”；所辩护的只是连环图画可以成为艺术，使青年艺术学徒不被曲说所迷，敢于创作，并且逐渐产生大众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编者所希望，“有意的”来说德国板画是否就是中国的大众艺术，这可至少也得归入“低能”一类里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问：“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呢？那么，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４〕，未来派〔５〕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该能够理解一点。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国文艺年鉴》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风俗习惯，彼此不同，有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但这是人物，这是屋宇，这是树木，却能够懂得，到过上海的，也就懂得画里的电灯，电车，工厂。尤其合式的是所画的是故事，易于讲通，易于记得。古之雅人，曾谓妇人俗子，看画必问这是什么故事，大可笑。中国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已经证明了它是艺术，伤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虽然只对于智识者，我以为绍介了麦绥莱勒的作品也还是不够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无字的，总得翻印好几种，才可以窥见现代外国连环图画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画，也较易近真，有益于观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了，学外国文学可看原书，学西洋画却总看不到原画。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将一大幅壁画缩成明信片那么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我们将象缩小如猪，老虎缩小如鼠，怎么还会令人觉得原先那种气魄呢。木刻却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来，还不至于大相远。

但这还仅就绍介给一般智识者的读者层而言，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锌板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６〕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施蛰存先生在《大晚报》附刊的《火炬》上说：“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本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７〕，就是在讥笑这一件事。我还亲自听到过一位青年在这“罕见书”边说，写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骗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报少，不过想抬高那书价。

他们自己没有做过“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这些笑骂是都无足怪的。我只因为想供给艺术学徒以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画来制玻璃版，但制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须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则只印一张或多至三百张，制印费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张即需六元，九百张九元，外加纸张费。倘在大书局，大官厅，即使印一万二千本原也容易办，然而我不过一个“私人”；并非繁销书，而竟来“精印”，那当然不免为财力所限，只好单印一板了。但幸而还好，印本已经将完，可知还有人看见；至于为一般的读者，则早已用锌板复制，插在译本《士敏土》里面了，然而编辑兼批评家却不屑道。

人不严肃起来，连指导青年也可以当作开玩笑，但仅印十来幅图，认真地想过几回的人却也有的，不过自己不多说。我这回写了出来，是在向青年艺术学徒说明珂罗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制板上普通的事，并非故意要造“罕见书”，并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为不负责任的话所欺，大家都来制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涛声》第二卷第四十六期，署名旅隼。

〔２〕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参看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序》及其注〔４〕。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以“中国文艺年鉴社”名义编选，上海现代书局出版。“鸟瞰”，指该书中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它歪曲鲁迅鼓励青年艺术家创作大众化作品的意见说：“苏汶……对旧形文艺（举例说，是连环图画）的艺术价值表示怀疑。因辩解这种怀疑，鲁迅便发表了他的《连环图画辩护》，他告诉苏汶说，像德国板画那种连环图画也是有艺术价值的。但是鲁迅无意中却把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即是否还成其为大众艺术的问题忽略了过去，而且这种解答是对大众化的正题没有直接意义的。”

〔４〕立方派即立体派，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反对客观地描绘事物，主张以几何学图形（立方体、球体和圆锥体）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作品构图怪诞。

〔５〕未来派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强调表现现代机械文明。形式离奇，难于理解。

〔６〕《士敏土之图》即《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共十幅，鲁迅自费影印，一九三○年九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７〕这是施蛰存在《推荐者的立场》一文中的话，鲁迅曾将该文录入《准风月谈·扑空》的“备考”。

漫与

阴天，晌午大风雨。看晚报，已有纪念这纪念日的文章，用风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报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实，且看看那些记事罢——戴季陶讲如何救国（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周，到林森戴季陶陈绍宽朱家骅吕超魏怀暨国府职员等四百余人，林主席领导行礼，继戴讲“如何救国”，略谓本日系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吾人于沉痛之余，应想法达到救国目的，救国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最近又有所谓航空运动及节约运动，前者之动机在于国防与交通上建设，此后吾人应从根本上设法增强国力，不应只知向外国购买飞机，至于节约运动须一面消极的节省消费，一面积极的将金钱用于生产方面。在此国家危急之秋，吾人应该各就自己的职务上尽力量，根据总理的一贯政策，来做整个三民主义的实施。

吴敬恒讲纪念意义（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时举行九一八二周年纪念大会，到中委汪兆铭陈果夫邵元冲陈公博朱培德贺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员共六百余人，汪主席，由吴敬恒演讲以精诚团结充实国力，为纪念九一八之意义，阐扬甚多，并指正爱国之道，词甚警惕，至九时始散。汉口静默停止娱乐（日联社）

汉口十八日——汉口九一八纪念日华街各户均揭半旗，省市两党部上午十时举行纪念会，各戏院酒馆等一律停业，上午十一时全市人民默祷五分钟。

广州禁止民众游行（路透社）

广州十八日——各公署与公共团体今晨均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中山纪念堂晨间行纪念礼，演说者均抨击日本对华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鸣，以警告民众，且有飞机于行礼时散发传单，惟民众大游行，为当局所禁，未能实现。

东京纪念祭及犬马（日联社）

东京十八日——东京本日举行九一八纪念日，下午一时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阵亡军人遗族慰安会，筑地本愿寺举行军马军犬军鸽等之慰灵祭，在乡军人于下午六时开大会，靖国神社举行阵亡军人追悼会。

但在上海怎样呢？先看租界——雨丝风片倍觉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丝风片之侵袭，愁云惨雾之笼罩，更显黯淡之象。但驾车遍游全市，则殊难得见九一八特殊点缀，似较诸去年今日，稍觉消沉，但此非中国民众之已渐趋于麻木，或者为中国民众已觉悟于过去标语口号之不足恃，只有埋头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闸北以及租界区域，情形异常平安，道途之间，除警务当局多派警探在冲要之区，严密戒备外，简直无甚可以纪述者。

以上是见于《大美晚报》〔２〕的，很为中国人祝福。至华界情状，却须看《大晚报》的记载了——今日九一八华界戒备公安局据密报防反动今日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国难二周纪念，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昨据密报，有反动分子，拟借国难纪念为由秘密召集无知工人，乘机开会，企图煽惑捣乱秩序等语，文局长核报后，即训令各区所队，仍照去年“九一八”实施特别戒备办法，除通告该局各科处于今晨十时许，在局长办公厅前召集全体职员，及警察总队第三中队警士，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同时并行纪念周外，并饬督察长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员，男女检查员，分赴中华路，民国路，方浜路，南阳桥，唐家湾，斜桥等处，会同各区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衙，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分三班轮流检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沪西曹家渡三角场，闸北谭子湾等处，均派大批巡逻警士，禁止集会游行。制造局路之西，徐家汇区域内主要街道，尤宜特别注意，如遇发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丽园路报告市保安处第二团长处置，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该局侦缉队长卢英，饬侦缉领班陈光炎，陈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侦缉员，分头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胶州路及南市公共体育场等处，严密暗探反动分子行动，以资防范，而遏乱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两警务处，亦派中西探员出发搜查，以防反动云。

“红色车”是囚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云。记得前两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３〕所载的《两年的教训》里，有一段说——“第二，我们明白谁是友谁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国民族社会党大会中说：‘德国的仇敌，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北平整委会主席黄郛说：‘和共抗日之说，实为谬论；剿共和外方为救时救党上策。’我们却要说‘民族的仇敌，不仅是帝国主义，而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们。’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碍在那里，还有比这过去两年的事实指示得更明白吗？”

现在再来一个切实的注脚：分明的铁证还有上海华界的“红色车”！是一天里的大教训！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是夜，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大美晚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一九二九年四月创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增出中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３〕《生活》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起由邹韬奋主编，一九三三年独立出版，同年十二月在国民党当局压迫下停刊。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起应〔２〕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３〕，却非常失望。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４〕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５〕。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Ｑ”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６〕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７〕（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８〕，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

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２〕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主编《文学月报》。

〔３〕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诗《汉奸的供状》，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但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４〕别德纳衣的讽刺诗指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５〕对于姓的开玩笑原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著名汉奸。

〔６〕“剖西瓜”原诗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７〕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德国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国无产阶级、农民和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８〕“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喜，原作嬉。

沙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２〕，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３〕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４〕。那些君子们，不是象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

七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２〕　跪香　旧时穷苦无告的人们手捧燃香，跪于衙前或街头，向官府“请愿”、鸣冤的一种方式。

〔３〕　这里所说“团结的人们”和下文“沙皇的胜者”，隐指日本帝国主义。

〔４〕　“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　《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古本《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世故三昧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２〕，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３〕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４〕，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５〕，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６〕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７〕，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８〕，心知其意可也，〔９〕！

十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２〕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一九三二年程鼎兴为亡妻金淑姿刊行遗信集，托人请鲁迅写序。鲁迅所作的序，后编入《集外集》，题为《〈淑姿的信〉序》。

〔３〕郑鄤号癮阳，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时温体仁诬告他不孝杖母，被凌迟处死。

〔４〕“官僚”陈西滢攻击作者的话，见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所载《致志摩》。

〔５〕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报副刊》、《语丝》等不断载有谈论此事的文字。

〔６〕三昧佛家语，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

〔７〕言筌言语的迹象。《庄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８〕善知识佛家语，据《法华文句》解释：“闻名为知，见形为识，是人益我菩提（觉悟）之道，名善知识。”

〔９〕梵文ｏｍ的音译，佛经咒语的发声词。

谁的矛盾

萧（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ｈａｗ）〔２〕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嘴脸，应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口试，——然而落了第。

他不愿意受欢迎，见新闻记者，却偏要欢迎他，访问他，访问之后，却又都多少讲些俏皮话。

他躲来躲去，却偏要寻来寻去，寻到之后，大做—通文章，却偏要说他自己善于登广告。

他不高兴说话，偏要同他去说话，他不多谈，偏要拉他来多谈，谈得多了，报上又不敢照样登载了，却又怪他多说话。

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

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书，偏要当他百科全书，问长问短，问天问地，听了回答，又鸣不平，好像自己原来比他还明白。

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３〕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

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爱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恶。

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然而我想，还是熬一下子，姑且将这样的萧，当作现在的世界的文豪罢，唠唠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唠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二月十九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论语》第十二期。

〔２〕萧伯纳（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政治组织“费边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牛兰（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罗·鲁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谈金圣叹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２〕，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４〕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５〕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６〕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７〕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８〕，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西厢记》、《水浒传》等。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载：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翱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箱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边塞云。”

〔３〕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在《觞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说、戏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和《焚书》并列。金圣叹也曾以《离骚》为第一才子书，《南华经》（《庄子》）为第二才子书，《史记》为第三才子书，《杜诗》为第四才子书，《水浒》为第五才子书，《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

〔４〕《西厢》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杂剧，元代王实甫作。金圣叹在批注《西厢》时，曾参校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等较早的刻本，作了一些有根据的改动，但有些却是主观妄改的，如将篇末“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改为“谢当今垂帘双圣主”，则更是为了奉承清顺治皇帝及其母后而乱改的。

〔５〕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明中叶以后，《水浒传》有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多种版本流行。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左右，金圣叹把《水浒》七十一回以后的章节全部删去，另外伪造了一个“惊噩梦”的结局（卢俊义梦见知州“嵇叔夜”击溃了梁山队伍，并杀绝起义者一百零八人），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

〔６〕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起义，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三月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等野史记载，李自成初进北京时，“贴安民榜云：‘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民间大喜，安堵如故。”后来李自成退出北京时，“宫中火作，百姓知‘贼’走，必肆屠僇，各运器物，纵横堆塞胡同口，尽以木石支户”。

〔７〕《武松独手擒方腊》过去流行于民间的戏剧。按《水浒传》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擒方腊的是鲁智深。

〔８〕飞艇当时对飞机的一种称呼。

题记

杂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本版抽出《〈两地书〉序言》（存目），以免与编入第十一卷中的《两地书》的《序言》重复。

题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１〕。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爆，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２〕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３〕一位喽罗儿〔４〕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６〕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７〕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８〕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１〕南腔北调见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鲁迅》，作者署名美子。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２〕《五讲三嘘集》参署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这本集子后来没有编成。

〔３〕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

〔４〕一位喽罗儿指梅僧。他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鲁迅与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说：“曼肯（即门肯）平时在报章杂志揭载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５〕门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他的主张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双方论战数十年。主要著作有《偏见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册。

〔６〕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

〔７〕《自由谈》《申报》的副刊之一。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连续在该刊发表杂文；后来将一月至五月发表的编为《伪自由书》，六月至十一月的编为《准风月谈》。

〔８〕《十字街头》半月刊，第三期改为旬刊，“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合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一月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三期。《文学月报》，“左联”刊物之一，先后由周起应（周扬）等编辑。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六期。《北斗》，参看本卷第３６５页注〔１〕。《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十二期。《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申报月刊》，申报馆编辑和出版的国际时事综合性刊物，也刊载少量文艺作品。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文学》，月刊，郑振铎、傅东华等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２〕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３〕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４〕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２〕《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３〕《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４〕“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５〕佛洛伊特（Ｓa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译弗*抟恋拢碌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乃至常人的梦，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释》、《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６〕Ｃｅｎｓｏｒｓ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７〕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２〕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３〕。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５〕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６〕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８〕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９〕，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１０〕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１１〕。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磐〔１２〕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１３〕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１４〕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潜*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１６〕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１７〕，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二月七——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

〔２〕五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２８３页注〔２〕。

〔３〕“左联”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来。

〔４〕林莽即楼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当时“左联”成员。

〔５〕彼得斐（ＰｅｔｆｉＳá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译裴多菲，匈牙利爱国诗人。主要诗作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

〔６〕《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一八六七年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

〔７〕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

〔８〕“三道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被称作“三道头”。

〔９〕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时的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

〔１０〕“人心惟危”语见《尚书·大禹谟》。

〔１１〕《说岳全传》清代康熙年间的演义小说，题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共八十回。该书第六十一回写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因同情岳飞，秦桧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内“升座说法”，一见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语，佛家传说有些高僧在临终前盘膝端坐，安然而逝，称作“坐化”。偈子，佛经中的唱词，也泛指和尚的隽语。

〔１２〕涅磐　佛家语，意为寂灭、解脱等，指佛和高僧的死亡，也叫圆寂。后引伸作死的意思。

〔１３〕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１４〕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当时是慎昌钟表行的职员，和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二十八号，柔石在狱中通过送饭人带信给他，由他送周建人转给作者。

〔１５〕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将此诗书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她。

〔１６〕“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

〔１７〕向子期（约２２７—２７２）向秀，字子期，河内（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文学家。他和嵇康、吕安友善。《思旧赋》是他在嵇、吕被司马昭杀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见《文选》卷十六）。

我们不再受骗了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２〕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３〕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说，一九一九年，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５〕，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６〕（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２〕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３〕绥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译谢芙琳娜，苏联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肥料》、《维丽尼雅》等。唆罗诃夫（ＭaＡabkfkhkl），通译萧洛夫，苏联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等。

〔４〕乌曼斯基（dacqijsot\）当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新闻司司长。《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国的新艺术》）是他所著的一本书。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对德作战，随后，英法两国先后招募华工十五万名去法国战场，他们被驱使在前线从事挖战壕及运输等苦役，伤亡甚多。

〔６〕“公理战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并立碑纪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Ｓｉｅｋｉｅｗｉｔｚ）〔２〕。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４〕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８〕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

〔２〕显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兰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著有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说《炭画》等。

〔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中篇小说《哥儿》等。森鸥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舞姬》等。

〔４〕会馆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五四”时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写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６〕Ｓｔｙｌｉｓｔ英语：文体家。作者这里所指似为黎锦明。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见《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订本）一文中说：“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Ｓｔｙｌｉｓｔ）者。……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７〕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指胡梦华。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汪静之作的诗集《蕙的风》，认为其中某些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８〕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话，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按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当时俗语：这个。

小品文的危机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２〕，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３〕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４〕，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５〕，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７〕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鑣。明末的小品〔８〕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Ｅｓｓａｙ），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Ｋｒｉｓｉｓ）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六期。

〔２〕《兰亭序》即《兰亭集序》，晋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余字。

〔３〕云冈指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创建于北魏中期。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石雕佛像飞天等五万一千多个，其中最高的佛像达十七米。

〔４〕《六朝文絜》六朝骈体文选集，共四卷，清代许编眩

〔５〕　清言　三国时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义，崇尚虚无，摈弃世务，专谈玄理，读书人争相慕效，形成风气，叫作“清言”，也叫“清谈”或“玄言”。到晋代有王衍等人提倡，此风更盛。

〔６〕罗隐（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晚唐文学家。著有《甲乙集》十卷、《谗书》五卷等。

〔７〕皮日休（约８３４—约８８３）字袭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晚唐文学家。早年隐居鹿门山，曾参加黄巢起义军。著有《皮子文薮》十卷。陆龟蒙（？—约８８１），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晚唐文学家。曾隐居笠泽，著有《笠泽丛书》四卷。

〔８〕明末的小品指晚明作家袁宏道、钟惺、张岱等人的小品文。

学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载二十七日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２〕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份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论语》第十一期，署名动轩。

〔２〕团城在北京北海公园声门旁的小丘上，有圆形城垣，故名。金时始建殿宇，元后屡有增修。白玉佛，置于团城承光殿内，由整块洁白的玉石雕刻而成，高约五尺，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

谚语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２〕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３〕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来，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办学的，无论他成绩如何，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绍介国医。小百姓随军充案，童子军沿门募款。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动了贤人们的心，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４〕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５〕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６〕，此之谓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７〕。声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８〕

六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署名洛文。

〔２〕孙皓（２４２—２８３）三国时吴国最后的皇帝。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他在位时，“粗暴骄盈”，常无故杀戮臣子和宫人；降晋之后，被封为归命侯，甘受戏弄。《世说新语·排调》载：有一次，“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对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３〕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８５）即赵佶，北宋皇帝。在位时，横暴凶残，骄奢淫侈；靖康二年（１１２７）为金兵所俘，被封为“昏德公”，宫眷被“没为宫婢”。他虽备受侮辱，却还不断向“金主”称臣，“具表称谢”（见《靖康稗史·呻吟语》）。

〔４〕一九三三年五月，广西民政厅曾公布法令，凡女子服装袖不过肘，裙不过膝者，均在取缔之列。

〔５〕当时四川军阀杨森提倡“短衣运动”，他管辖下的营山县县长罗象翥曾发布《禁穿长衫令》。这里所引即见于该项令文，令文中还说：“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倘敢有抗拒者，立即带县罚究，决不姑宽。”

〔６〕“口含天宪”语见《后汉书·朱穆传》：“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尝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q则伊、颜化为桀、跖。“据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天宪，王法也，谓刑戮出于其口也。”

〔７〕关于蜡人和活人下棋的事，见清朝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礼部尚书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一九○六年北京和第一书局出版）。该书“丙午（１９０６）正月二十一日”记有参观巴黎蜡人院的情况：“午后往观蜡人院，院中蜡人甚多，或坐或立，神志如生。最妙者：一蜡像前置棋枰，能与人对弈。如对手欺之，故下一子不如式，则像即停子不下，若不豫状。其仍不改，即以手将棋子扫之。巧妙至此，诚可叹也！”

〔８〕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游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十一国。这里所说的事，见他的《欧东阿连五国游记·游塞耳维亚京悲罗吉辣》：“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耳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吾国乡曲行劫富豪，亦何难事。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见《不忍杂志汇编》二集卷四）

谣言世家

双十佳节〔２〕，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先生的，在《时事新报》上给我们讲光绪时候的杭州的故事。〔３〕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所以要他说“九百九十九”，一露马脚，刀就砍下去了。

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谣言。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４〕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军阀做着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５〕，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

怎么会遭灾的呢？就是发生了谣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６〕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至于用数目来辨别汉满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说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们数一二三四，数到“六”字，读作上声，便杀却。但杭州离荆州太远了，这还是一种谣言也难说。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十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２〕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３〕汤增“民族主义文学”的鼓吹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辛亥革命逸话》中说：“旗人谓九为钩。辛亥革命起，旗人皆变装图逃，杭人乃侦骑四出，遇可疑者，执而讯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为旗人，则音必读‘钩百钩十钩’也。乃杀之，百无一失。”旗人，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后来一般用以称呼满族人。

〔４〕钱大王即钱镠（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记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５〕汤蛰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汤寿潜，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武昌起义后曾被推为浙江省都督。

〔６〕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避战求和，失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易顺鼎在《劾权奸误国奏》中说：“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按李经方系李鸿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为妾。

由中国女人的脚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２〕，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４〕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７〕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８〕。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１１〕，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１２〕，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１３〕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１４〕；三月一日《大晚报》〔１５〕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k（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论语》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２〕《杂事秘辛》笔记小说，一卷，旧题无名氏撰，伪托为东汉佚书，实为明代杨慎（号升庵）作。写东汉桓帝（刘志）选梁莹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写梁莹的脚：“足长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杨慎在该书跋语中说：“予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按杨慎是持缠足起源较早一说的。

〔３〕“利屣”一种舞鞋。《史记·货殖列传》：“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

〔４〕“潭腿”拳术的一种，相传由清代山东龙潭寺的和尚创立，故称。

〔５〕炎汉即汉代。过去阴阳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称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王朝更替；他们认为汉朝属火，故称“炎汉”。

〔６〕“小家碧玉”语出南朝乐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系人名，旧时常以“小家碧玉”称小康人家的少女。

〔７〕《朝野佥载》唐代张族鸟作，内容系记载唐代的故事和琐闻。按该书没有鲁迅所引一事的记载。

〔８〕“除恶务尽”语出《尚书·泰誓》：“树德欲滋，除恶务本。”“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９〕语见《论语·子路》。据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

〔１０〕“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等语，都见《论语·乡党》。

〔１１〕孔子周游列国孔丘于鲁定公十二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４９８—前４８４）离开鲁国，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游说诸侯，终不见用。

〔１２〕花旗白面由美国进口的面粉。

〔１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时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扬的所谓“八德”。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强令机关团体将它制匾悬挂于礼堂，国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

〔１４〕“忘八”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指忘记了概括封建道德要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也即“无耻”的意思。

〔１５〕《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张竹平创办，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３〕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５〕；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６〕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７〕，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纪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于现在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攻击苏联。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

〔６〕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７〕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２〕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３〕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４〕——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５〕。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７〕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９〕，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１０〕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１３〕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节义、勇武、坚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欧骑士精神。骑士，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军人，属小封建主。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任侠，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羡贵妇。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３〕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５〕“特制钢刀”的事，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飞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稍后，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７〕“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断丧失国土，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这类欺骗宣传充斥于当时的反动报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就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故吾主张政府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满族，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９〕“反日”爱国储金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了反日救国，曾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储金团却为袁世凯所把持，储金存入当时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被他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１０〕“国货运动”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

〔１１〕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经》，佛经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要人”纷纷联名发起“金光明道场”之类的所谓“佛法救国”活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发起金光明道场戴季陶先生之“经咒救国”》为题，报导了这类活动。

〔１２〕岳飞奉旨不抵抗岳飞在抗金中战功卓著，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赵构）听信内奸秦桧的谗言，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他下狱处死。

〔１３〕远庖厨语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见其生不忍见甚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１４〕菲希德（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通译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

祝《涛声》

《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挂羊头卖狗肉”也成了过去的事，现在是在“卖人肉”了。于是不“卖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们，便成为被卖的货色。这也是无足奇的，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２〕呀。

然而《涛声》尚存，这就是我所谓“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们摇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现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过谁也没有记一篇准账。这事实又教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３〕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运而且也是缺点之处，是在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中国人虽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国古”，可是十分健忘的，连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会认成吉斯汗为老祖宗〔４〕，则不宜与之谈古也可见。上海的市侩们更不需要这些，他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这可以使《涛声》的销路不见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涛声》长寿。文人学士是清高的，他们现在也更加聪明，不再恭维自己的主子，来着痕迹了。他们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涛声》在销路上的不大出头，也正给它逃了暂时的性命，不过，也还是很难说，因为“不测之威”，也是古来就有的。

我是爱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然而看近来，不谈政治呀，仍谈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来，则我的那些忠告，对于“乌鸦为记”〔５〕的刊物，恐怕也不见得有效。

那么，“祝”也还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张，算一张了。昔人诗曰，“丧乱死多门”〔６〕，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涛声》上，果然发出《休刊辞》来，开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缴还登记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７〕。我们准备休息一些时了。

……”这真是康有为所说似的“不幸而吾言中”，岂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２〕“我爱血写的书”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５〕。

〔３〕名列于该杀之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作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举为执行委员，因此招致国民党的忌恨。同年六月；该盟副会长杨杏佛遭暗杀，作者也被列入黑名单。

〔４〕这里说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指黄震遐。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５〕“乌鸦为记”的刊物指《涛声》。它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刊头上印有乌鸦的图案。

〔６〕“丧乱死多门”语见唐代杜甫《白马》诗。

〔７〕“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语见《诗经·大雅·民劳》。汔，庶几，差不多。

上海的少女〔1〕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２〕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３〕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八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署名洛文。

〔２〕《西游记》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一百回。写唐僧（玄奘）在孙悟空等护送下到西天取经，沿途战胜妖魔险阻的故事。

〔３〕梭罗古勃在长篇小说《小鬼》中，描写过一群早熟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1〕

上海越界筑路〔２〕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所没有的。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八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署名洛文。

〔２〕越界筑路指当时上海租界当局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

作文秘诀

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逢蒙杀羿〔２〕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了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３〕，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４〕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５〕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６〕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声，余分闰位”〔７〕，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８〕，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９〕，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扬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１０〕，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它“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写到这里，成了所讲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诀，而且是做骗人的古文的秘诀了。但我想，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蒙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十一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署名洛文。

〔２〕逢蒙杀羿见《孟子·离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按逢蒙亦作逢蒙。

〔３〕指一九三○年写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后收入《二心集》。

〔４〕《尔雅》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大概成书于春秋至西汉初年，今本十九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从先秦到齐、梁的各体文章的总集，共六十卷。

〔５〕《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等奉旨编撰，共四十二卷，收四万七千余字，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印行。

〔６〕班马指班固、司马迁。他们都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

〔７〕“紫色声，余分闰位”语见《汉书·王莽传》，指王莽“篡位”这件事。据唐代颜师古注：“应劭曰：紫，间色；，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岁月之余分为闰也。”

〔８〕扬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杨雄，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著作，明人辑有《杨子云集》五卷。“蠢迪检柙”，语见《法言·序》。据东晋李轨注：“蠢，动也；迪，道也；捡押，犹隐括也。言君子举动，则当蹈规矩。”按捡押，当作检柙。

〔９〕《绿野仙踪》长篇小说，清代李百川著。这里所说塾师咏“花”的故事，见于该书第六回《评诗赋大失腐儒心》。

〔１０〕“知耻近乎勇”语见《礼记·中庸》。

伪自由书

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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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的辩护

崇实

电的利弊

航空救国三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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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咒

战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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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讽刺到幽默

从幽默到正经

王道诗话

伸冤

曲的解放

文学上的折扣

迎头经

“光明所到……”

止哭文学

“人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

文人无文

最艺术的国家

现代史

推背图

《杀错了人》异议

中国人的生命圈

内外

透底

“以夷制夷”

言论自由的界限

大观园的人才

文章与题目

新药

“多难之月”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王化

天上地下

保留

再谈保留

“有名无实”的反驳

不求甚解

后记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间所作杂文四十三篇，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曾由上海联华书局改名《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相同。

前记

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１〕上的《自由谈》的杂感。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２〕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３〕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

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４〕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谈》，不过仍然没有投稿。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５〕，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６〕；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总之，这种战术，是陈源〔７〕教授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开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经忘却了，这回是王平陵〔８〕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９〕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此外为我所看见的还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但另有几篇，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读者的参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是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庐，鲁迅记。

〔１〕　《申报》　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的日报。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创办，一九○九年为买办席裕福所收买，一九一二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后，曾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史量才遭国民党暗杀后，该报重趋保守。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自由谈》是该报副刊之一，始办于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

〔２〕　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

〔３〕　黎烈文（１９０４—１９７２）　湖南湘潭人，翻译家。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职。

〔４〕　创造社　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５〕　指黎烈文的《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缅怀亡妻的文章，载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谈》，后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６〕　作者第一篇刊于《自由谈》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书时改题《逃的辩护》。

〔７〕　陈源（１８９６—１９７０）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是陈源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说的话。

〔８〕　王平陵（１８９８—１９６４）　江苏溧阳人，国民党御用文人。这里说的“告发”，见本书《不通两种》附录《“最通的”文艺》。

〔９〕　周木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　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这里说的“揭露”，见本书《文人无文》附录《第四种人》。

观斗〔１〕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２〕，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３〕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罢。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孑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４〕不可。

一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东方杂志》　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该刊第三十卷第二号，曾刊载浙江婺州斗牛照片数帧，题为《中国之斗牛》。

〔３〕　“负弩前驱”　语见《逸周书》：“武王伐纣，散宜生、闳天负弩前驱。”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每当日军进攻，中国驻守军队大都奉命后退，如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当地驻军在四小时后即放弃要塞，不战而退。但远离前线的大小军阀却常故作姿态，扬言“抗日”，如山海关沦陷后，在四川参加军阀混战和“剿匪”反共的田颂尧于一月二十日发通电说：“准备为国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负弩前驱。”

〔４〕　“爱和平”　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投降卖国政策，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就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逃的辩护〔１〕

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２〕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３〕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４〕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５〕。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６〕。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７〕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干。

〔２〕　指学生到南京请愿一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奋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二月初，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加以禁止；十七日出动军警，逮捕和屠杀在南京请愿示威的各地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

事后反动当局为掩盖真相，诬称学生“为反动分子所利用”、被害学生是“失足落水”等，并发表验尸报告，说被害者“腿有青紫白黑四色，上身为黑白二色”。

〔３〕　榆关　即山海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为日军攻陷。

〔４〕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处于战区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等，校舍或毁于炮火，或被日军夺占，学生流散。

〔５〕　山海关失守后，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求展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曾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为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

〔６〕　“遗臭万年”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当局为掩饰其自动放弃山海关等长城要隘的罪行，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上有国民党操纵的童子军组织送的挽联，上写：“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

〔７〕　语言历史研究所　应作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当时设在北平。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归它保管。

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时，该所于一月二十一日将首批古物三十箱、古书九十箱运至南京。

崇实〔１〕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２〕和不准大学生逃难〔３〕，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４〕，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５〕《黄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６〕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北平的迁移古物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

〔３〕　不准大学生逃难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

〔４〕　禹是一条虫　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

〔５〕　崔颢（？—７５４）　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６〕　文化城　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电的利弊〔１〕

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２〕，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３〕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４〕，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切利支丹殉教记》　原名《切支丹e殉教者》，日本松崎实作，一九二二年版。一九二五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切支丹殉教记》。书中记述十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情况。《切支丹》（也称“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译名。

〔３〕　《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佚文中有类似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逼供，“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

〔４〕　爱迪生（Ｔ．Ａ．Ｅｄｉｓｏｎ，１８４７—１９３１）　美国发明家。精研电学，有很多发明创制，如电灯、电报、电话、电影机、留声机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后，世界各地曾悼念他。

航空救国三愿〔１〕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２〕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３〕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

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４〕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５〕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

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二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申挤·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马占山（１８８５—１９５０）　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他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他曾率部抵抗，当时舆论界一度称他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烟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烟的牌号，并在报上登广告说：“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３〕　航空救国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４〕　洋烈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有替国民党政府航空署试验新购飞机性能的美国飞行员萧特（Ｂ．Ｓｈｏｒｔ），由沪驾机飞南京，途经苏州上空时与日机六架相遇，被击落身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借此进行宣传。萧特的母亲闻讯后，于四月曾来中国。

〔５〕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公开执行卖国投降政策。一二八战争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曾声称“中央既定长期抵抗之决心”，此外又有“心理抵抗”之类的说法，这些都是为推行投降政策而作的掩饰辞。

不通两种〔１〕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２〕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３〕，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要说的只是在笼统的一句“不通”之中，还可由原因而分为几种。大概的说，就是：有作者本来还没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４〕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５〕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６〕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二月三日。

因此引起的通论：“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

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家干

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７〕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８〕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９〕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１０〕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中学生》　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３〕　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４〕　《大晚报》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５〕　“为艺术的艺术”　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６〕　“民族主义文学”　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７〕　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

〔８〕　鲍罗廷（Ｍ．Ｍ．fghgijk，１８８４—１９５１）　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９〕　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１０〕　“第三种人”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赌咒〔１〕

“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２〕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３〕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一九三二年底，上海佛慈大药厂在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所谓“长生防老新药”——“含电人参胶”，说这种药是“科学”发明，能“补充电气于体内”，供给“人生命原动力之活电子”。

〔３〕　“裙带官儿”　原来是指因妻子的关系而得官的人。语出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卷三：“帝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官，即所谓郡马也；俗谓裙带头官。”后来即用以指因妻女姊妹等女人关系而获官职的人。

战略关系〔１〕

首都《救国日报》〔２〕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

应严厉责成张学良〔３〕，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血的确流过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将要流的还不知道有多多少少。这都是反对运动者的血。为着什么？为着战略关系。

战略家〔４〕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时候，曾经说：“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为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这样就停战。此后，“第二道防线”消失，上海和议〔５〕开始，谈判，签字，完结。那时候，大概为着战略关系也曾经见过血；这是军机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于亲自流过血的虽然知道，他们又已经没有了舌头。究竟那时候的敌人为什么没有“被诱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决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６〕不至于被国联〔７〕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８〕，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９〕。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赃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１０〕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备考：奇文共赏　周敬侪

百姓的命）一般坚决南迁，无非因为“古物”价值不止“连城”，并且容易搬动，容易变钱的原故，这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冷嘲热讽！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居然从首都一家报纸上见到赞成“古物南迁”的社论；并且建议“武力制止反对”，“流血在所不辞”，请求政府“保持威信”，“贯彻政策”！这样的宏词高论，我实在不忍使它湮没无闻，因特不辞辛苦，抄录出来，献给大众：

“……北平各团体之反对古物南迁，为有害北平将来之繁荣，此种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团体竟敢说出，吾人殊服其厚颜无耻，彼等只为北平之繁荣，必须以数千年古物冒全被敌人劫夺而去之大危险，所见未免太小，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则古物必被敌人劫夺而去，试问将来北平之繁荣何由维持，故不如先行迁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后，再行迁回，北平各团体自私自利，固可恶可耻，其无远虑，亦可怜也，其反对迁移之又一理由，则谓政府应先顾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实非，盖放弃一部分土地供敌人一时之占领，以歼灭敌人，然后再行恢复，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弃莫斯科，且将莫斯科烧毁，以困拿破仑，欧战时，比利时，塞尔维亚，皆放弃全部领土，供敌人蹂躏，卒将强德击破，盖领土被占，只须不与敌人媾和，签字于割让条约，则敌人固无如该土何，至于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最后吾人奉告政府，政府迁移古物之政策，既已决定，则不论遇如何阻碍，应求其贯彻，若一经无见识无远虑之群愚反对，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张严责张学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救国日报》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南京创刊的反动报纸，龚德柏主办，一九四九年四月停刊。文中所引的话，原见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该报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

〔３〕　张学良　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九一八”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等职。

〔４〕　战略家　指国民党军事当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后，他们屡令中国军队后撤，声称是“变更战略”，“引敌深入”，“并非战败”。

〔５〕　上海和议　一二八战事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并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参预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屈膝投降的谈判，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６〕　满洲国　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为“皇帝”。

〔７〕　国联　“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８〕　什么什么草案　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调解中日争端的“决议草案”。一九三三年一月又据此草案修改为“德鲁蒙新草案”。这些草案明显地袒护日本，默认“满洲国”伪政权。

〔９〕　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　指参加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外相西门的态度。他在国联会议的发言中屡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曾受到当时中国舆论界的谴责。

〔１０〕　行都　在必要时政府暂时迁驻的地方；陪都，在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时于一月三十日仓皇决定“移驻洛阳办公”；三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又通过决议，正式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同年十二月一日由洛阳迁回南京。

颂萧〔１〕

萧伯纳〔２〕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３〕。

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４〕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

（十一日路透电）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５〕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６〕，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７〕，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二月十五日。

又招恼了大主笔：

萧伯纳究竟不凡　《大晚报》社论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

“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

“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

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　乐雯〔８〕

“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萧伯纳在上海》。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２〕　萧伯纳（Ｇ．Ｂ．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　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　“和平老翁”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报》曾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萧伯纳“能于其飞渡长城来游北平时，暂使战争停顿”的话。

〔４〕　“路透电”　即路透通讯社的电讯。路透社由犹太人路透（Ｐ．Ｊ．Ｒｅｕｔｅｒ）一八五○年创办于德国亚琛，一八五一年迁英国伦敦，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在中国的活动，始于一八七一年前后。

这里所说的“路透电”，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该社由香港发的关于萧伯纳发表演说的电讯，曾刊登于十五日《申报》，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

〔５〕　工部局　旧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６〕　“特别国情”　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散布的一种谬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鼓吹中国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胡说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来看，“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当时中国拥袁称帝的反动势力如筹安会等，也极力宣传“共和不适于国情”之类。这种“特别国情”论，成为反动派阻挠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社会学说、压制革命的借口。

〔７〕　“政如飘风，民如野鹿”　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下句见《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８〕　乐雯　原是鲁迅的笔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书屋出版。

对于战争的祈祷〔１〕

——读书心得热河的战争〔２〕开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战争的结束的“纪念日”，也快到了。

“民族英雄”的肖像〔３〕一次又一次的印刷着，出卖着；而小兵们的血，伤痕，热烈的心，还要被人糟蹋多少时候？回忆里的炮声和几千里外的炮声，都使得我们带着无可如何的苦笑，去翻开一本无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这警句是：

“喂，排长，我们到底上那里去哟？”——其中的一

个问。

“走吧。我也不晓得。”

“丢那妈，死光就算了，走什么！”

“不要吵，服从命令！”

“丢那妈的命令！”

然而丢那妈归丢那妈，命令还是命令，走也当然还是走。四点钟的时候，中山路复归于沉寂，风和叶儿沙沙的响，月亮躲在青灰色的云海里，睡着，依旧不管人类的事。

这样，十九路军就向西退去。

（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４〕）

什么时候“丢那妈”和“命令”不是这样各归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还有“警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说以外，还有

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见同书。）

这是警告我们，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热河的战争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省。

〔３〕　族英雄”的肖像　指当时上海印售的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等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将领的像片。

〔４〕　黄震遐（１９０７—１９７４）　广东南海人，“民族主义文学”的骨干分子。《大上海的毁灭》，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上海战争，夸张日本武力，宣扬失败主义的小说；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连载于上海《大晚报》，后由大晚报社出版单行本。

从讽刺到幽默〔１〕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２〕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３〕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４〕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做过和尚的洋人　可能指国际间谍特莱比歇·林肯（Ｔ　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８７９—１９４３），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当时曾在上海活动，以和尚面目出现，法名照空。

〔３〕　也么哥　元曲中常用的衬词，无字义可解；也有写作也波哥、也末哥的。

〔４〕　“王之爪牙”　语出《诗经·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

这里指反动派的帮凶。

从幽默到正经〔１〕

“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２〕。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３〕，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４〕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５〕。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三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徐文长（１５２１—１５９３）　名渭，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文学家、书画家。著有《徐文长初集》、《徐文长三集》及戏曲《四声猿》等。浙东一带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有的把他描写成诙谐、尖刻的人物。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民间的创造，同徐文长本人无关。

〔３〕　一个大炸弹抛下来　一九三三年元旦，当北平学生在中南海公园举行化装溜冰大会时，有人当场掷炸弹一枚。在此之前，曾有人以“锄奸救国团”名义，警告男女学生不要只顾玩乐，忘记国难。

〔４〕　讲文德　国民党政客戴季陶曾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文德与文品》一文，其中说：“开口骂人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之所应有。”

〔５〕　“陈叔宝全无心肝”　陈叔宝即南朝陈后主。《南史·陈本纪》：“（陈叔宝）既见宥，隋文帝给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

王道诗话〔１〕

“人权论”〔２〕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３〕，见胡适〔４〕《人权论集》序所引。）

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５〕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６〕。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７〕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

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

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８〕，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三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按本篇和下面的《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以及《南腔北调集》中的《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２〕　“人权论”　指《人权论集》。该书主要汇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在一九二九年间所写的谈人权问题的文章，一九三○年二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３〕　《栎园书影》　即《因树屋书影》。明末清初周栎园著。该书卷二中说：“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因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这原是一个印度寓言，屡见于汉译佛经中。按周栎园（１６１２—１６７２），名亮工，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４〕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九二七年曾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后来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劳。一九四九年四月逃美国，后病死于台湾。

〔５〕　何将军　指何键（１８８７—１９５６），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

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胡适应何键之邀到长沙讲演《我们应走的路》，据传何送他“路费”五千元。

〔６〕　实验主义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认为有用即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要代表人有美国杜威等。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和信徒。一九一九年胡适在北京连续讲演宣传实验主义。一九二一年写《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为之吹嘘，文中说杜威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

〔７〕　《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ｒｙ　Ｎｅｗｓ”）　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日报，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创刊，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停刊。

〔８〕　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　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伸冤〔１〕

李顿报告书〔２〕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３〕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

“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４〕。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

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５〕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三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李顿报告书　李顿（Ｖ．Ｌｙｔ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英国贵族。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他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其中竟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及“利益”。日本侵入东北，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损害”；是由于苏联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使日本“忧虑”。在《报告书》的第九章中，把孙中山早年关于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帮助中国开发建设的主张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实际上是主张由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报告书》还荒谬地提出使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满洲自治”主张。当时国民党政府竟称这一报告“明白公允”，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

〔３〕　日内瓦　瑞士西部日内瓦州的首府，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

这里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帝国主义集团。

〔４〕　“缩短阵线”　这是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作战部队溃退的用语。如《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所载一则新闻标题为：“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原我军缩短防线。”

〔５〕　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

曲的解放〔１〕

“词的解放”〔２〕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３〕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４〕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

〔短柱天净纱〕〔５〕　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　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６〕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唱）：

〔颠倒阳春曲〕〔７〕　人前指定可憎张〔８〕，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只不过假装腔，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唱）：

〔颠倒阳春曲〕　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只不过理行装，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９〕，（生）：雷厉风行查办忙。

（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

三月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词的解放”　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该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载有他作的《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３〕　温柔敦厚　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４〕　热汤　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进攻热河时他仓皇逃跑。日军于三月四日仅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当时的省会承德。

〔５〕　短柱天净纱　短柱，词曲中一种翻新出奇的调式，通篇一句两韵或两字一韵。《天净纱》是“越调”中的曲牌名。

〔６〕　“查办”　热河失陷后，为了逃避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将汤玉麟“免职查办”，八日又下令“彻查严缉究办”汤玉麟。

〔７〕　颠倒阳春曲　《阳春曲》一名《喜春来》，是“中吕调”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阳春曲》前用“颠倒”二字，含有诙谐、讽刺的意味。

〔８〕　张　指张学良。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曾把失地责任委罪于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９〕　扶桑　据《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

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文学上的折扣〔１〕

有一种无聊小报，以登载诬蔑一部分人的小说自鸣得意，连姓名也都给以影射的，忽然对于投稿，说是“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２〕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中，往往不满于中国文章之夸大。这真是虽然研究中国文学，恐怕到死也还不会懂得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倘是我们中国人，则只要看过几百篇文章，见过十来个所谓“文学家”的行径，又不是刚刚“从民间来”的老实青年，就决不会上当。因为我们惯熟了，恰如钱店伙计的看见钞票一般，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

譬如说罢，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３〕，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４〕，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这种尺寸，虽然有些模胡，不过总不至于相差太远。反之，我们也能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例如戏台上走出四个拿刀的瘦伶仃的小戏子，我们就知道这是十万精兵；刊物上登载一篇俨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字里行间还有看不见的鬼把戏。

又反之，我们并且能将有的化无，例如什么“枕戈待旦”呀，“卧薪尝胆”呀，“尽忠报国”呀，〔５〕我们也就即刻会看成白纸，恰如还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

但这些文章，我们有时也还看。苏东坡贬黄州时，无聊之至，有客来，便要他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你姑且胡说一通罢。”〔６〕我们的看，也不过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东西，是费去了多少无聊的眼力。人们往往以为打牌，跳舞有害，实则这种文章的害还要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它教成后天的低能儿的。

《颂》诗〔７〕早已拍马，《春秋》〔８〕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

“文学家”倘不用事实来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夸大，装腔，撒谎……的老脾气，则即使对天立誓，说是从此要十分正经，否则天诛地灭，也还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也早已看惯了许多家都钉着“假冒王麻子〔９〕灭门三代”的金漆牌子的了，又何况他连小尾巴也还在摇摇摇呢。

三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月三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的征稿启事。《大晚报》连载的张若谷的“儒林新史”《婆汉迷》，是一部恶意编造的影射文化界人士的长篇小说，如以“罗无心”影射鲁迅，“郭得富”影射郁达夫等。

〔３〕　“两耳垂肩”　语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备）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４〕　“白发三千丈”　语见唐代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棍长。”

〔５〕　“枕戈待旦”　晋代刘琨的故事，见《晋书·刘琨传》：“（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卧薪尝胆”，“尝胆”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故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卧薪”见宋代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后来讲到越王勾践故事时，习惯用“卧薪尝胆”一语。“尽忠报国”，宋代岳飞的故事，见《宋史·岳飞传》：“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在谈话或通电中常引用这三句话。

〔６〕　苏东坡要客谈鬼的故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苏东坡）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

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７〕　《颂》诗　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它们多是统治阶级祭祖酬神用的作品。

〔８〕　《春秋》　相传为孔丘根据鲁国史官记事而编纂的一部鲁国史书。据《春秋焚梁传》成公九年：孔丘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９〕　王麻子　是北京有长久历史的著名刀剪铺，旧时冒它的牌号的铺子很多；有的冒牌者还在招牌上注明“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字样。

迎头经〔１〕

中国现代圣经〔２〕——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３〕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与否，那么，当然“既非军事专家，详细计画，不得而知”。〔４〕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５〕。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右传之一章。

传又曰：迎头赶和勿后跟，还有第二种的微言大义——报载热河实况曰：“义军〔６〕皆极勇敢，认扰乱及杀戮日军为兴奋之事……唯张作相〔７〕接收义军之消息发表后，张作相既不亲往抚慰，热汤又停止供给义军汽油，运输中断，义军大都失望，甚至有认替张作相立功为无谓者。”“日军既至凌源，其时张作相已不在，吾人闻讯出走，热汤扣车运物已成目击之事实，证以日军从未派飞机至承德轰炸……可知承德实为妥协之放弃。”（张慧冲〔８〕君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席上所谈。）虽然据张慧冲君所说，“享名最盛之义军领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义军的兵士的确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策略。于是小百姓自己，就自然要碰见迎头的抵抗了：热汤放弃承德之后，北平军委分会下令“固守古北口，如义军有欲入口者，即开枪迎击之”。这是说，我的“抵抗”

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去抵抗，我就抵抗你；何况我的退后是预先约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协，那就只有“不要你向后跟着”而要把你“迎头赶上”梁山了。右传之二章。

诗云：“惶惶”大军，迎头而奔，“嗤嗤”小民，勿向后跟！赋〔９〕也。

三月十四日。

九日的报上登出来了。

原文是这样的——

第三段“现在通行的说法”至“当然既”，原文为“民国廿二年春×三月某日〔１０〕，当局谈话曰：‘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又“不得而知”下有注云：（《申报》三月十二日第三张）。

第五段“报载热河……”上有“民国廿二年春×三月”九字。

三月十九夜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中国现代圣经　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迎头赶上去”等语，见该书《民族主义》第六讲，原文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

〔３〕　传　这里是指阐释经义的文字。

〔４〕　“日军所至”等语，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载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答记者问：“我无论如何抵抗到底。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非军事专家，详细计划，不得而知。”

〔５〕　“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　一二八上海战事后，国民党政府为向日本侵略者乞降求和，曾同意侵入中国国土的日军暂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并“严饬”中国军队不得越界前进。

〔６〕　义军　指“九一八”后活动在东北三省、热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

〔７〕　张作相（１８８７—１９４９）　辽宁义县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８〕　张慧冲（１８９８—１９６２）　广东中山人，魔术、电影演员。曾于一九三三年初赴热河前线拍摄义勇军抗日纪录影片。这里引用的是他自热河回上海后于三月十一日的谈话，载三月十二日《申报》。

〔９〕　赋　《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注疏》解释，是“直陈其事”的意思。

〔１０〕　春×三月某日　这里的“×”，是从《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套来的。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用“×三月”，含有讽刺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意味。

“光明所到……”〔１〕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２〕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３〕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４〕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

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法”。“好人”〔５〕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

三月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民权保障同盟　全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总会设上海，继又在上海、北平成立分会。该组织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它曾对国民党监狱中的黑暗实况进行调查并向社会揭露，因此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和迫害。

〔３〕　《招商局三大案》　李孤帆著，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李孤帆曾任招商局监督处秘书、总管理处赴外稽核；一九二八年参加稽查天津、汉口招商局分局舞弊案，一九三○年参加调查招商局附设的积余公司独立案，后将三案内容编成此书。招商局，即轮船招商局，旧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十一月由李鸿章创办的名为官督商办的企业。一九三二年后成为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产业。

〔４〕　庚款委员会　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通称“庚子赔款”。后来，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先后将部分赔款“退还”，用以“资助”中国教育事业等，并分别成立了管理这项款务的机构。胡适曾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及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兼秘书，握有该会实权。

〔５〕　“好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曾在他主持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宣传由几个“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组成“好政府”，中国就可得救。所谓“好人”、“优秀分子”，实际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

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又在《新月》月刊上重弹老调，目的在于到国民党政府中做官。

止哭文学〔１〕

前三年，“民族主义文学”家敲着大锣大鼓的时候，曾经有一篇《黄人之血》〔２〕说明了最高的愿望是在追随成吉思皇帝的孙子拔都元帅〔３〕之后，去剿灭“斡罗斯”。斡罗斯者，今之苏俄也。那时就有人指出，说是现在的拔都的大军，就是日本的军马，而在“西征”之前，尚须先将中国征服，给变成从军的奴才。

当自己们被征服时，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是很苦痛的。这实例，就如东三省的沦亡，上海的爆击〔４〕，凡是活着的人们，毫无悲愤的怕是很少很少罢。但这悲愤，于将来的“西征”是大有妨碍的。于是来了一部《大上海的毁灭》，用数目字告诉读者以中国的武力，决定不如日本，给大家平平心；而且以为活着不如死亡（“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但胜利又不如败退（“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总之，战死是好的，但战败尤其好，上海之役，正是中国的完全的成功。

现在第二步开始了。据中央社消息，则日本已有与满洲国签订一种“中华联邦帝国密约”之阴谋。那方案的第一条是：“现在世界只有两种国家，一种系资本主义，英，美，日，意，法，一种系共产主义，苏俄。现在要抵制苏俄，非中日联合起来……不能成功”云（详见三月十九日《申报》）。

要“联合起来”了。这回是中日两国的完全的成功，是从“大上海的毁灭”走到“黄人之血”路上去的第二步。

固然，有些地方正在爆击，上海却自从遭到爆击之后，已经有了一年多，但有些人民不悟“西征”的必然的步法，竟似乎还没有完全忘掉前年的悲愤。这悲愤，和目前的“联合”就大有妨碍的。在这景况中，应运而生的是给人们一点爽利和慰安，好像“辣椒和橄榄”的文学。这也许正是一服苦闷的对症药罢。为什么呢？就因为是“辣椒虽辣，辣不死人，橄榄虽苦，苦中有味”〔５〕的。明乎此，也就知道苦力为什么吸鸦片。

而且不独无声的苦闷而已，还据说辣椒是连“讨厌的哭声”也可以停止的。王慈先生在《提倡辣椒救国》这一篇名文里告诉我们说：

“……还有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

“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在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的给辣茄子他咬。”（《大晚报》副刊第十二号）

辣椒可以止小儿的大哭，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倘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然而也很分明的看见了这种“文学”的企图，是在给人一辣而不死，“制止他讨厌的哭声”，静候着拔都元帅。

不过，这是无效的，远不如哭则“格杀勿论”的灵验。此后要防的是“道路以目”〔６〕了，我们等待着遮眼文学罢。

三月二十日。

备考：提倡辣椒救国　王慈

记得有一次跟着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点心馆子里

去，坐定了以后，堂倌跑过来问道：

“老乡！吃些什么东西？”

“两盘锅贴儿！”那位北方朋友用纯粹的北方口音说。

随着锅贴儿端来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见那位北方朋友把锅贴和着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的送进嘴里去，触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险般的把一个锅贴悄悄的蘸上一点儿辣椒，送下肚去，只觉得舌尖顿时麻木得失了知觉，喉间痒辣得怪难受，眼眶里不自主涌着泪水，这时，我大大的感觉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见了我这个样子，大笑了起来，接着他告诉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是出于天性，他们是抱着“饭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义的；他们对于辣椒已经是仿佛吸鸦片似的上了瘾！还有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

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的给辣茄子他咬。

中国的人们，等于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会兴奋的！

三月十二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硬要用辣椒止哭：不要乱咬人　王慈当心咬着辣椒

上海近来多了赵大爷赵秀才一批的人，握了尺棒，拚命想找到“阿Ｑ相”的人来出气。还好，这一批文人从有色的近视眼镜里望出来认为“阿Ｑ相”的，偏偏不是真正的阿Ｑ。

不知道是什么来历的何家干，看了我的《提倡辣椒救国》（见本刊十二号），认北方小孩的爱嗜辣椒，为“空前绝后”的“奇闻”。倘使我那位北方朋友告诉我，是吹的牛皮，那末，的确可以说空前。而何家干既不是数千年前的刘伯温，在某报上做文章，却是像在造《推背图》。北方小孩子爱嗜辣椒，若使可以算是“奇闻”，那么吸鸦片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为什么也有烟瘾呢？

何家干既抓不到可以出气的对象，他在扑了一个空之后，却还要振振有词，说什么：“倘使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

敢问何家干，戴了有色近视眼镜捧读《提倡辣椒救国》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北方”两个字？（何家干既把有这两个字的句子，录在他的谈话里，显然的是看到了。）

既已看到了，那末，请问斯德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个的日耳曼？亚伯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个的不列颠群岛？

在这里我真怀疑，何家干的脑筋，怎的是这么简单？

会前后矛盾到这个地步！

赵大爷和赵秀才一类的人，想结党来乱咬人。我可以先告诉他们：我和《辣椒与橄榄》的编者是素不相识的，我也从没有写过《黄人之血》，请何家干若使一定要咬我一口，我劝他再架一副可以透视的眼镜，认清了目标再咬。

否则咬着了辣椒，哭笑不得的时候，我不能负责。

三月二十八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但到底是不行的：这叫作愈出愈奇　家干

可以代表全中国。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却是事实，也实在没有法子想。

吸鸦片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也有烟瘾，是的确的。

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却没有辣椒瘾，和嗜醋者的孩子，没有醋瘾相同。这也是事实，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想。

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还是改不过来的。格里莱阿〔８〕说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是实在在回旋的缘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对，倘将辣椒塞在哭着的北方（！）

孩子的嘴里，他不但不止，还要哭得更加利害的。

七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黄人之血》　黄震遐作的鼓吹反共卖国的诗剧，发表于《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鲁迅在《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曾给予揭露和批判。

〔３〕　成吉思皇帝（１１６２—１２２７）　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十三世纪初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一二七九年忽必烈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被追尊为元太祖。他的孙子拔都（１２０９—１２５６），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４〕　爆击　日语：轰炸的意思。

〔５〕　这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编者的话，题为《我们的格言》。

〔６〕　“道路以目”　语见《国语·周语》：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国时吴国韦昭注，即“不敢发言，以目相眄而已”。

〔７〕　斯德丁（Ｓｔｅｔｔｉｎ）　欧洲中部奥德河口的城市，古属波兰，曾为普鲁士占有，一九三三年时属德国，一九四五年归还波兰人民共和国，今名什切青（Ｓｚｃｚｅｃｉｎ）。

〔８〕　格里莱阿（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　通译伽俐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一六三二年他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教会信奉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因此于一六三三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软禁终身。

“人话”〔１〕

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Ｆ．Ｖａｎ　Ｅｅｄｅｎ）〔２〕——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你是人么？这是人话呵！”

从菌类的立场看起来，的确应该惊喊的。人类因为要吃它们，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无毒，但在菌们自己，这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成问题。

虽是意在给人科学知识的书籍或文章，为要讲得有趣，也往往太说些“人话”。这毛病，是连法布耳（Ｊ．Ｈ．Ｆａｂｒｅ）〔３〕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虫记》（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也是在所不免的。随手抄撮的东西不必说了。近来在杂志上偶然看见一篇教青年以生物学上的知识的文章〔４〕，内有这样的

叙述——

“鸟粪蜘蛛……形体既似鸟粪，又能伏着不动，自己假做鸟粪的样子。”

“动物界中，要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要算前面所说的蜘蛛和现今要说的螳螂了。……”

这也未免太说了“人话”。鸟粪蜘蛛只是形体原像鸟粪，性又不大走动罢了，并非它故意装作鸟粪模样，意在欺骗小虫豸。螳螂界中也尚无五伦〔５〕之说，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只是肚子饿了，在吃东西，何尝知道这东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

但经用“人话”一写，一个就成了阴谋害命的凶犯，一个是谋死亲夫的毒妇了。实则都是冤枉的。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

‘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再说下去，就要引起阶级文学的麻烦来了，“带住”。

现在很有些人做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种“人话”？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

三月二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　荷兰作家、医生。《小约翰》发表于一八八五年，一九二七年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二八年北平未名社出版。菌类的争论见于该书第五章。

〔３〕　法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法国昆虫学家。他的《昆虫记》共十卷，第一卷于一八七九年出版，第十卷于一九一○年出版，是一部介绍昆虫生活情态的书。

〔４〕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号《中学生》刊载的王历农《动物的本能》一文。

〔５〕　五伦　我国封建社会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中说这五种关系的准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出卖灵魂的秘诀〔１〕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２〕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４〕，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五鬼闹中华”　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３〕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　语出《孟子·公孙丑》：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４〕　太平洋会议　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

文人无文〔１〕

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２〕这实在是对透了的。但那“无行”的界说，可又严紧透顶了。据说：“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指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接着就举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恶癖”的例子，来作中国的有为的青年的殷鉴，一条是“宫地嘉六〔３〕爱用指爪搔头发”，还有一条是“金子洋文〔４〕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干和头皮痒，古今的圣贤都不称它为美德，但好像也没有斥为恶德的。不料一到中国上海的现在，爱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头发罢，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了。如果不舒服，也只好熬着。要做有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了。

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只要他写得出文章来，或搔或舐，都不关紧要，“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

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直到现在，除了并未豫告的一部《子夜》〔５〕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只是通电宣言之类，却大做其骈体，“文”得异乎寻常。“偃武修文”〔６〕，古有明训，文星〔７〕全照到营子里去了。

于是我们的“文人”，就只好不舐嘴唇，不搔头发，揣摩人情，单落得一个“有行”完事。

三月二十八日。

备考：恶癖　若谷

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只要是人，谁都容易沾染不良的习惯，特别是文人，因为专心文字著作的缘故，在日常生活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怪异的举动，而且，或者也因为工作劳苦的缘故，十人中九人是染着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欢服用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卷烟与咖啡，是成为现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现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烟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着各样的怪奇恶癖。前田河广一郎爱酒若命，醉后呶鸣不休；谷崎润一郎爱闻女人的体臭和尝女人的痰涕；今东光喜欢自炫学问宣传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细田源吉喜作猥谈，朝食后熟睡二小时；宫地嘉六爱用指爪搔头发；宇野浩二醺醉后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奸通癖；山本有三乘电车时喜横膝斜坐；胜本清一郎谈话时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日本现代文人所犯的恶癖，正和中国旧时文人辜鸿鸣喜闻女人金莲同样的可厌，我要求现代中国有为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着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再犯着和日本文人同样可诟病的恶癖。

三月九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风凉话：第四种人　周木斋

《文人无文》一文，论中国的文人，有云：

“‘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是有的。进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专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诚如这文所说，“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然而例外的是：

“直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却没有出现。”

“文”的“界说”，也可借用同文的话，“可又严紧透顶了”。

这文的动机，从开首的几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种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关于“文人无行”的话而起的。此外，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

可是议论虽“对透”，“文”的“界说”虽“严紧透顶”，但正惟因为这样，却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里面了；纵然鲁迅先生是以“第四种人”自居的。

中国文坛的充实而又空虚，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不过在矮子中间找长人，比较还是有的。我们企望先进比企图谁某总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总要容易收获些。

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名的成人！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

四月十五日，《涛声》二卷十四期。

乘凉：两误一不同　家干

这位木斋先生对我有两种误解，和我的意见有一点不同。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

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意见不同之点，是：凡有所指责时，木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内为“风凉话”；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内为“风凉话”，如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８〕。

但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

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指《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张若谷的《恶癖》一文，原文见本篇“备考”。

〔３〕　宫地嘉六（１８８４—１９５８）　日本小说家。工人出身，曾从事工人运动。作品有《煤烟的臭味》、《一个工人的笔记》等。

〔４〕　金子洋文　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早期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品有小说《地狱》、剧本《枪火》等。

〔５〕　《子夜》　长篇小说，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６〕　“偃武修文”　语见《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７〕　文星　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旧时传说中主宰文运的星宿。

〔８〕　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５〕。

最艺术的国家〔１〕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譬如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２〕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同时，老实的民众真个要起政权来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实属反动之至。现在早已回到恢复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过一次〔３〕，草案〔４〕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再来挑选一次，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自然是被选举人了。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但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得扮成宪政国家〔５〕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现的民权，是纳税的方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６〕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７〕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并不是一面违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８〕：从这一方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９〕而已”。其四，一面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１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三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捐班　指不经科举考试，而用钱财换得官职或做官的资格。

清代曾明定价格，实行直接用银钱捐官的制度。

〔３〕　重新扮过一次　指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曾开过一次“国民会议”，公布过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所以这里说“重新扮过一次”。

〔４〕　草案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５〕　宪政国家　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借口；一九三三年，他们声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只是企图用以掩饰和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６〕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　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　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８〕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精卫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交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９〕　“小贫”　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１０〕　“国货年”　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１１〕　“君子之中庸”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现代史〔１〕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２〕”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Ｈｕａｚａａ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Ｈｕａｚａａ，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Ｈｕａｚａａ　Ｈｕａｚａａ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四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Ｈｕａｚａａ　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推背图〔１〕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２〕，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３〕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４〕，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５〕五，××××……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报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余只大火”，“××××廉价只有四天了”等大概无须“推背”的记载，于是乎我们就又胡涂起来。

听说，《推背图》〔６〕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

四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正面文章反看法》　陈子展作，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其中大意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

〔３〕　本草家　指中药药物学家。汉代有托名神农作的药物学书《本草》，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后即以本草为中药的统称。

〔４〕　芳泽来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曾经做过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１８７４—１９６５）从日本到上海；对外宣称是私人旅行，以掩饰其来华活动的目的。

〔５〕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造的谣言，载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国内电讯”。

〔６〕　《推背图》　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不题撰人，南宋岳珂《侨史》以为唐代李淳风撰。现存传本一卷共六十图，前五十九图预测以后历代兴亡变乱，第六十图画的是唐代袁天纲要李淳风停止继续预测而推李的背脊的动作，故后来又被认作李袁二人同撰。《侨史》卷一《艺祖禁谶书》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按历代称太祖或高祖为“艺祖”，此处指宋太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甚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杀错了人》异议〔１〕

看了曹聚仁〔２〕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３〕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４〕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５〕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６〕，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７〕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

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四月十二日记。

备考：杀错了人　曹聚仁

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　二次革命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　“国民公仆”　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

〔６〕　“军政执法处”　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的特务机关。

〔７〕　旧皇帝　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中国人的生命圈〔１〕

“蝼蚁尚知贪生”，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不过，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例如罢，报上说，北平正在设备防空，我见了并不觉得可靠；但一看见载着古物的南运〔２〕，却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机，并且由这古物的行踪，推测中国乐土的所在。

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

这在“蚁民”，也是一个大打击，所以还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生命圈”。这就是说，既非“腹地”，也非“边疆”〔３〕，是介乎两者之间，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于×世”〔４〕的。

“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砾。

“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胡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只要炸弹不要误行落下来，倒还有可免“血肉横飞”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国人的生命圈”。

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５〕。

其实，这预感是大家都有的，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

但这一番话，阔人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但有飞机，还有他们的“外国”！

四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古物的南运　据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四月间报载，国民党政府已将北平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所存古物近二万箱，分批南运到上海，存放于租界的仓库中。

〔３〕　“腹地”　指江西等地区工农红军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四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后期，调集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出动飞机滥肆轰炸。“边疆”，指当时热河一带。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占领承德后，又向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迫，出动飞机狂炸，人民死伤惨重。

〔４〕　“苟延性命于×世”　语出诸葛亮《前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５〕　“生命○”　即“生命零”，意思是存身之处完全没有了。

内外〔１〕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２〕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３〕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４〕。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５〕，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何香凝（１８７８—１９７２）　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３〕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

“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４〕　“绝对不能言抗日”　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５〕　心死的应该出洋　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透底〔１〕

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譬如反对八股〔２〕是极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３〕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４〕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像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活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会赞赏一番，说打倒偶像而打倒“打倒”者，确是透底之至。其实，这时候更大的蠢笨，笼罩了全世界。

开口诗云子曰，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５〕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物〔６〕……。这自然透底之极。其实，从前反对卫道文学，原是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该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

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是下列的一个故事：

古时候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主义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倒，而变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里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呢〔７〕。

四月十一日。

来信：

家干先生：

昨阅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发表《论新八股》之处，至为欣幸。惟所“譬”云云，实出误会。鄙意所谓新八股者，系指有一等文，本无充实内容，只有时髦幌子，或利用新时装包裹旧皮囊而言。因为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个空虚的宇宙”，仍与“且夫天地之间”同为八股。因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仍与“子曰诗云”毫无二致。故攻击不在“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与“这个宇宙”本身（其实“子曰”，“诗云”，如做起一本中国文学史来，仍旧要引用，断无所谓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成为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举“地球”“机器”之例，“透底”“卫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觉曲解。

今日文坛，虽有蓬勃新气，然一切狐鼠魍魉，仍有改头换面，衣锦逍遥，如礼拜六礼拜五派等以旧货新装出现者，此种新皮毛旧骨髓之八股，未审先生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又有借时代招牌，歪曲革命学说，口念阿弥，心存罔想者，此种借他人边幅，盖自己臭脚之新八股，未审先生亦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实质上固知大有区别，但仍有今之主席与古之皇帝一模一样者，则在某一意义上非难主席，其意自明，苟非志在捉虱，未必不能两目了然也。

予生也晚，不学无术，但虽无“彻底”之聪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误会耳。

尚望赐教到“底”，感“透”感“透”！

祝秀侠上。

回信：

秀侠〔８〕先生：

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所谓新八股是礼拜五六派〔９〕等流。其实礼拜五六派的病根并不全在他们的八股性。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礼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１０〕，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辩，只剩得“国骂”了。

至于“歪曲革命学说”的人，用些“蒲力汗诺夫曰”等来掩盖自己的臭脚，那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使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误会。先生来信似乎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那《透底》里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最后，我那篇文章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你的《论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过是许多例子之中的一个，这是必须解除的一个“误会”。而那文章却并不是专为这一个例子写的。

家干。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八股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３〕　阴沉木　一称阴桫，指某些久埋土中而质地坚硬的木材，旧时认为是制棺木的贵重材料。这里借喻思想的顽固僵化。

〔４〕　功令　旧时指考核、录用学者的法令或规程，也泛指政府法令。

〔５〕　指祝秀侠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的《论“新八股”》，其中列举“新旧八股的对比”：“（旧）孔子曰……孟子曰……《诗》不云乎……诚哉是言也。（新）康德说……蒲力哈诺夫说……《三民主义》里面不是说过吗？……这是很对的。”

〔６〕　格物　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

〔７〕　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客吴稚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写的《所谓赤化问题》（致邵飘萍）中说：“赤化就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再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８〕　秀侠　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参加“左联”，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９〕　礼拜五六派　礼拜六派，又称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因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出版《礼拜六》周刊；故称礼拜六派。礼拜五派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

〔１０〕　“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　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曾发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一些人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文章发表后，祝秀侠曾化名“首甲”，与别人联合在《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文章，为被批评的错误倾向辩解。

“以夷制夷”〔１〕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２〕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

再来看一看本文罢——

“（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３〕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员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４〕！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四月十七日。

跳踉：“以华制华”　李家作

念阿弥陀佛，选拔国士如征求飞檐走壁之类的“善”文，还可以随时长许多见识。譬如说杀人，以前只知道有斫头绞颈子，现在却知道还有吃人肉，而且还有“以夷制夷”，“以华制华”等等的分别。经明眼人一说，是越想越觉得不错的。

尤其是“以华制华”，那样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觉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华对华并不会亲热；而且为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当然非解决别人不可。所以那“制”是，无论如何要“制”的。假如因为制人而能得到好处，或是因为制人而能讨得上头的欢心，那自然更其起劲。这心理，夷人就很善于利用，从侵略土地到卖卖肥皂，都是用的这“华人”善于“制华”的美点。然而，华人对华人，其实也很会利用这种方法，而且非常巧妙。

双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得其所；旁人看来，不露痕迹。据说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吧狗，即走狗。但细细甄别起来，倒并不只是哈吧狗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犬。

做哈吧狗与做警犬，当然都是“以华制华”，但其中也不无分别。哈吧狗只能听主人吩咐，向仇人摇摇尾，狂吠几声。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身分。警犬则不然：老于世故者往往如此。他只认定自己是一个好汉，是一个权威，是一个执大义以绳天下者。在那门庭间的方寸之地上，只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呐喊呐喊。他的威风没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较起来，哈吧狗真是浅薄得可怜。但何以也是“以华制华”呢？那是因为虽然老于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绽。破绽是：他俨若嫉恶如仇，平时蹲在地上冷眼旁观，一看到有类乎“可杀”的情形时，就踪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决不是乱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当然不能不有一个寄身的地方），他决不伤害，有了也只当不看见，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头的，尤其是，圈子外头最碍眼的仇人。这便是勇，这便是执大义，同时，既可显出自己的权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欢心：因为，他所咬的，往往会是他和他东家的共同的敌人。主人对于他所痛恨，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给你一些供养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连三的奋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机会。旁观者不免有点不明白，觉得这仇太深，却不知道这正是老于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谓向恶社会“搏战”“周旋”是也。那样的用心，真是很苦！

所可哀者，为了要挣扎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员外府君之类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庄院的门楼边，暂且作个“江湖一应水碗不得骚扰”的招贴纸儿。也可见得做中国人的不容易，和“以华制华”的效劳，虽贤者亦不免焉。

——二二，四，二一。

四月二十二日，《大晚报》副刊《火炬》。

摇摆：过而能改　傅红蓼

改，善莫大焉！”意思是错误人人都有，只要能够回头。

我觉得孔老夫子这句话尚有未尽意处，譬如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之后，再加上一句：“知过不改，罪孽深重”，那便觉得天衣无缝了。

譬如说现在前线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而有人觉得这种为国牺牲是残酷，是无聊，便主张不要打，而且更主张不要讲和，只说索性藏起头来，等个五十年。俗谚常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看起来五十年的教训，大概什么都够了。凡事有了错误，才有教训，可见中国人尚还有些救药，国事弄得乌烟瘴气到如此，居然大家都恍然大觉大悟自己内部组织的三大不健全，更而发现武器的不充足。眼前须要几十个年头，来作准备。言至此，吾人对于热河一直到滦东的失守，似乎应当有些感到失得不大冤枉。因为吾党（借用）建基以至于今日，由军事而至于宪政，尚还没有人肯认过错，则现在失掉几个国土，使一些负有自信天才的国家栋梁学贯中西的名儒，居然都肯认错，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塞翁失马，又安知非福的聊以自慰，也只得闭着眼睛喊两声了，不过假使今后“知过尚不能改，罪孽的深重”，比写在讣文上，大概也更要来得使人注目了。

譬如再说，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华制华”里说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观，等到有可杀的时候，便一跃上前，猛咬一口，不过，有的时候那警大被人们提起棍子，向着当头一棒，也会把专门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头来，伸出舌头在暗地里发急。

这种发急，大概便又是所谓“过”了。因为警犬虽然野性，但有时被棍子当头一击，也会被打出自己的错误来的，于是“过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里发急时，自又便会想忏悔，假使是不大晓得改过的警犬，在暗地发急之余，还想乘机再试，这种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国人只晓得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记了底下那一句。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报》副刊《火炬》。

只要几句：案语　家干

《火炬》上的文章，为了我的那篇《“以夷制夷”》而发的，揭开了“以华制华”的黑幕，他们竟有如此的深恶痛嫉，莫非真是太伤了此辈的心么？

但是，不尽然的。大半倒因为我引以为例的《××报》其实是《大晚报》，所以使他们有这样的跳踉和摇摆。

然而无论怎样的跳踉和摇摆，所引的记事具在，旧的《大晚报》也具在，终究挣不脱这一个本已扣得紧紧的笼头。

此外也无须多话了，只要转载了这两篇，就已经由他们自己十足的说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们真实的嘴脸。

七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以夷制夷”　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常用的策略，即让某些少数民族同另一些少数民族冲突，以此来削弱并制服他们。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也曾采用这种策略，企图利用某些外国力量来牵制另一些外国，借以保护自己，但这种对外策略最后都遭失败。

〔３〕　“国步”　语见《诗经·大雅·桑柔》：“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国步，国家命运的意思。

〔４〕　“为王前驱”　语见《诗经·卫风·伯兮》：“伯兮屏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原是为周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

此处用来指当时国民党所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是为日本进攻中国开辟道路的卖国政策。

言论自由的界限〔１〕

看《红楼梦》〔２〕，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３〕，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４〕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５〕，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四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焦大是小说中贾家的一个忠实的老仆，他酒醉骂人被塞马粪事见该书第七回。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话，见第六十六回，系另一人物柳湘莲所说。

〔３〕　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８）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至左徒，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愤而作长诗《离骚》，以抒发其愤激心情和追求理想的决心。

〔４〕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一九二九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等问题的文章，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意在向蒋介石献策邀宠。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曾遭扣留。他们继而变换手段，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５〕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语见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

大观园的人才〔１〕

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２〕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３〕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４〕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而今时世大不同了，手里象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５〕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世造英雄（说“美人”要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６〕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有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７〕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８〕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９〕，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虽然，这新鲜压轴戏的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四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大观园　《红楼梦》中贾府的花园，这里比喻国民党政府。

刘老老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这里指国民党中以“元老”自居的反动政客吴稚晖（他曾被人称作“吴老老”）。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２５页注〔２〕。

〔３〕　大“放”一通　吴稚晖的反动言论中，常出现“放屁”一类字眼，如他在《弱者之结语》中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

“裤子后穿”，是章太炎在《再复吴敬恒书》中痛斥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载一九○八年《民报》二十二号）

〔４〕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吴稚晖充当帮凶，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５〕　“开放××”　指当时一些国民党政客鼓吹的“开放政权”。

〔６〕　徐娘　《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是指汪精卫。

〔７〕　“似战似和”等语，是讽刺汪精卫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饰投降面目的丑态。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８〕　“以天下与人易”　语见《孟子·滕文公》：“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９〕　入火坑　汪精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文章与题目〔１〕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２〕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３〕，做了第一种。李自成〔４〕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５〕氏之先，原是轩辕〔６〕黄帝第几子之苗裔，唏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７〕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８〕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四月二十九日。

附记：

五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安内与攘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３〕　草菅民命，杀戮清流　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贤等，通过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镇抚司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忠贤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这时，在我国东北统一了满族各部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已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登可汗位，正率军攻明。

〔４〕　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５〕　爱新觉罗　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６〕　轩辕　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７〕　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８〕　“宁赠友邦，不给家奴”　这是刚毅的话。刚毅（１８３４—１９００），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新药〔１〕

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２〕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３〕，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声息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

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４〕。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吴稚老　指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卖过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一九二四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３〕　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

〔４〕　药渣　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

“多难之月”〔１〕

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２〕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３〕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希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４〕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５〕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６〕“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

五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济南惨案　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３〕　革命政府成立　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５〕　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６〕　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１〕

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个自称姓“张”的〔２〕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的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３〕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４〕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自称姓“张”的　指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的投机文人。这段话见于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３〕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４〕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　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１〕

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２〕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

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３〕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４〕，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５〕，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

“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

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

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６〕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

“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７〕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３〕　五七和五九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

〔４〕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５〕　航空捐　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３〕。

〔６〕　《五一告工友书》　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７〕　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

王化〔１〕

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２〕的了。

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３〕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４〕，于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５〕。

对于西藏的怀柔〔６〕，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

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７〕。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８〕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９〕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１０〕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１１〕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１２〕

五月七日。

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幸而既非瑶

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１３〕十五夜记。

〔１〕　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

后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干。

〔２〕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语见《尚书·尧典》，是记叙尧的功德时所作的颂词，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无所不至。

〔３〕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报》曾载“溥仪弟妇恋奸案”的新闻，说溥仪堂弟妇和厨工携款从长春逃到烟台，被烟台公安局发觉后，将厨工处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领回管束。

〔４〕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　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当时报纸称“回民”）的反抗行动。一九三一年四月，维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军阀金树仁的暴政，遭到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初，维族人民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金树仁被迫弃守哈密等地，迪化（今乌鲁木齐）也遭包围；四月，金树仁垮台逃走，他的参谋长盛世才乘机攫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四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前往处理此事。

〔５〕　“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内蒙东部地区，国民党政府曾指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拨款救济流落在北平等地的东蒙王公官民学生和逃来内蒙的原外蒙王公等，并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设立“蒙古救济委员会”。

〔６〕　对于西藏的怀柔　九一八事变前后，西藏统治阶级中的亲英势力，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在青海玉树、西康甘孜一带，不断挑起同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们曾企图以武力强渡金沙江进入当时西康的巴安，以实现所谓“康藏合一”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此一筹莫展，曾竭力拉拢被达赖喇嘛赶出西藏的班禅喇嘛（当时班禅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举办祈祷法会，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联系以示怀柔。

〔７〕　对付瑶民的办法　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区，是少数民族瑶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政府一贯实行大汉族政策，地方政府对瑶民的剥削侮辱尤为严重，因而激起瑶族人民的多次反抗。一九三三年二月，广西北部全县、灌阳等地瑶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众起义，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声势颇大。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进剿”，并派飞机前往轰炸，瑶民伤亡甚重。事后，国民党当局又玩弄“剿抚并施”的策略，“拟领导瑶民乡村长到全省各埠去参观。”

〔８〕　上国　春秋时称中原齐、晋等国为上国，是对吴、楚诸国而言的。这里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

〔９〕　红头阿三　旧时上海对公共租界内印度巡捕的俗称。

〔１０〕　“东面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书·仲虺之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这里引用的是孟轲的话，见《孟子》中的《梁惠王》和《滕文公》。

〔１１〕　“远人”　指异族人或外国人，见《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１２〕　“草野小民”等四句，见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六月写的《上李鸿章书》。

〔１３〕　这段附记，未随本文在《论语》刊出。

天上地下〔１〕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２〕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３〕，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

……”（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４〕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５〕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

“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６〕。释迦〔７〕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８〕，这就完结了。

五月十六日。

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十九夜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３〕　蓟县、密云，河北省的县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４〕　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五月初仅得半数，乃发动全市童子军于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５〕　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

〔６〕　造起了宝塔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客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７〕　释迦　即释迦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

（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

〔８〕　外洋养病，名山拜佛　这是国民党政客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去名山诵经拜佛的消息。

保留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１〕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２〕云。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３〕。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其次，是中国虽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４〕，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５〕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

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６〕，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

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７〕，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８〕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五月十七日。

七月十九日。

〔１〕　黄郛（１８８０—１９３６）　浙江绍兴人。国民党政客，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进行媚外投降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２〕　刘庚生炸黄郛案，发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这年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当时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国民党将他杀害并制造舆论，显然是借以掩盖派遣黄郛北上从事卖国勾当的真相。

〔３〕　西湖抢案，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４〕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语见《论语·阳货》：“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５〕　三老通电　指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国通电，指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阳示抵抗，阴作妥协”。

二老宣言，指马良、章炳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发表的联合宣言，内容是依据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他们两人还在同年二月十八日发表宣言，驳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热河不属中国领土的谰言；四月下旬又联名通电，勖勉国人坚决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当年虚龄九十四岁，他常自署“九四老人”为各界题字。

〔６〕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语见《世说新语·言语》，是汉代陈韪戏谑孔融的话。

〔７〕　扑满　陶制的储钱罐。

〔８〕　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黄郛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

再谈保留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Ｑ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Ｑ”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１〕，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２〕，靠俄款〔３〕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４〕：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５〕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

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

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６〕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日。

〔１〕　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　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２〕　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　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３〕　俄款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４〕　某机关通知　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５〕　黄委员长　即黄郛。

〔６〕　清朝的文字狱　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桫《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有名无实”的反驳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１〕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２〕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五月十八日。

〔１〕　不抵抗将军　指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辞职后，于四月十一日出国。

〔２〕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轲的话，见《孟子·告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不求甚解

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

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１〕，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２〕（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

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３〕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

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４〕。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

总之，这类文章浑沌一体，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种使人扫兴或讨厌的注解。

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５〕，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

五月十八日。

〔１〕　“和平”宣言　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元首发表的《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呼吁缩减军备并制止武装军队的逾越国境。

〔２〕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等语，是罗斯福发表宣言时，美国官方为自己驻兵中国、违反这一宣言的行径辩解时所说的话。

〔３〕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参看本卷第１３４页注〔４〕。“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黄郛在天津对记者的谈话。

〔４〕　电通社的消息　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公社。此则消息的原文是：“东京十七日电通电：关于中国方面之停战交涉问题，日军中央部意向如下，虽有停战交涉之情报，然其诚意可疑。中国第一线军队，尚执拗继续挑战，华北军政当局，且发抵抗乃至决战之命令。停战须由军事责任者，以确实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此不过谋一时和缓日军之锋锐而已。中国当局，达观东亚大势，清算无益之抗日，乃其急务，因此须先实际表示诚意。”（据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晚报》）

〔５〕　“好读书不求甚解”　语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后记

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传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须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

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

拦途扭往捕房控诉

干叔奸侄女

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惟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１〕的狂嗥起来，好像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２〕。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材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出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

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水手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３〕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总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４〕，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记事——

“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

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

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

《自由谈》态度转变

《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５〕，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６〕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７〕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鹜，《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８〕（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道〕

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９〕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顽石

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这虽然也是一科“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１０〕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轰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粹公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Ｑ”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

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Ｑ”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阘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谈》来。

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１１〕的“解放词”，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备反攻

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１２〕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１３〕（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不曾与座谈而遥领盛情之经过也。

解题既毕，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课，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个请帖；展而恭读之，则《新时代月刊》之请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请帖！折而藏之，以为传家之宝。

《新时代》请客而《文艺座谈》生焉，而反攻之阵线成焉。报章煌煌记载，有名将在焉。我前天碰到张凤老师，带便问一个口讯；他说：“谁知道什么座谈不座谈呢？

他早又没说，签了名，第二天，报上都说是发起人啦。”

昨天遇到龙榆生先生，龙先生说：“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谈，只吃了一些茶点，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我说：“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没有去吃茶，免于被强奸，遥领盛情，志此谢谢！

但这“文艺漫谈会”的机关杂志《文艺座谈》〔１４〕第一期，却已经罗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专为我而作的——内山书店小坐记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个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议到虹口公园去看看，我的朋友却说先到内山书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我们就进了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随便翻看着书报。内山看见我们就连忙跑过来和我们招呼，请我们坐下来，照例地闲谈。因为到内山书店来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人，内山也就知道点中国的文化。他常和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情形，却不大谈到中国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国人对他怀疑。

“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内山还和我们谈了好些，“航空救国”等问题都谈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谈》发表过的。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内山书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园去了。

不到一礼拜（七月六日），《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就加以应援，并且廓大到“左联”〔１５〕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该写作“鲁迅”的故意的错误，为的是令人不疑为出于同一人的手笔——

内山书店与左联

《文艺座谈》第一期上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而此类材料之获得，半由受过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艺份子所供给；半由共党自行送去，为张扬势力之用，而无聊文人为其收买甘愿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闻此种侦探机关，除内山以外，尚有日日新闻社，满铁调查所等，而著名侦探除内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岛，中村等。〔新皖〕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人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但也有人来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谈》上，竟揭载了这样的一篇文字——谈“文人无行”谷春帆虽说自己也忝列于所谓“文人”之“林”，但近来对于“文人无行”这句话，却颇表示几分同意，而对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视为“道学先生”的偏激之言。实在，今日“人心”险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诬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觍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窃他人唾余，还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无丑不备有恶皆臻”，对着这些痛心的事实，我们还能够否认“文人无行”这句话的相当真实吗？（自然，我也并不是说凡文人皆无行。）我们能不兴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吗？

自然，我这样的感触并不是毫没来由的。举实事来说，过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放”，被人斥为“轻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却唠唠叨叨辩个不休，现在呢，新的事实又证明了曾某不仅是一个轻薄少年，而且是阴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吹牛（见二月崔在本报所登广告），甚至硬把日本一个打字女和一个中学教员派做“女诗人”和“大学教授”，把自己吹捧得无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报，指他的朋友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开出卖（见第五号《中外书报新闻》）。这样的大胆，这样的阴毒，这样的无聊，实在使我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有廉耻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却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当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无畏的精神。

听说曾某年纪还不大，也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马的精力和那种阴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实学一点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吗？然而曾某却偏要日以吹拍为事，日以造谣中伤为事，这，一方面固愈足以显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见青年自误之可惜。

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造谣中伤，怎样阴谋陷害，明眼人一见便知，害人不着，不过徒然暴露他们自己的卑污与无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对于这班丑类，实在不应当像现在一样，始终置之不理，而应当振臂奋起，把它们驱逐于文坛以外，应当在污秽不堪的中国文坛，做一番扫除的工作！

于是祸水就又引到《自由谈》上去，在次日的《时事新报》〔１６〕上，便看见一则启事，是方寸大字的标名——张资平启事

五日《申报·自由谈》之《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此须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内山小坐记》亦不见是怎样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笔，我未便承认，此须申明者二；我所写文章均出自信，而发见关于政治上主张及国际情势之研究有错觉及乱视者，均不惜加以纠正。至于“造谣伪造信件及对于意见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诬毁”皆为我生平所反对，此须申明者三；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动。我连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故凡容纳我的这类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对于该刊物之其他文字则不能负责，此须申明者四。今后凡有利用以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视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

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对于《自由谈》编辑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时事新报》上，也登出相对的启事来——

黎烈文启事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避烦不再剪贴了。总之：较关紧要的问题，是“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者是谁？但这事须问“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张资平本人才知道。

可是中国真也还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岁小农居”这洋楼底下去请教他了。《访问记》登在《中外书报新闻》〔１７〕的第七号（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关于“为妾”问题等的一段——（四）启事中的疑问

以上这些话还只是讲刊登及停载的经过，接着，我便请他解答启事中的几个疑问。

“对于你的启事中，有许多话，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让我问一问？”

“是那几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射？”

“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过自然他既然说了不能公开的话，也就不便追问了。

“还有一点，你所谓‘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这又何所指？”

“那是讲我在文艺以外的政治见解的东西，随笔一类的东西。”

“是不是像《新时代》上的《望岁小农居日记》一样的东西呢？”（参看《新时代》七月号）我插问。

“那是对于鲁迅的批评，我所说的是对政治的见解，《文艺座谈》上面有。”（参看《文艺座谈》一卷一期《从早上到下午》。）

“对于鲁迅的什么批评？”

“这是题外的事情了，我看关于这个，请你还是不发表好了。”

这真是“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１８〕，寥寥几笔，就画出了这位文学家的嘴脸。《社会新闻》说他“阘懦”，固然意在博得社会上“济弱扶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启事上的自白，却也须照中国文学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内山书店小坐”，一定又会从老板口头听到），因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后，也就说“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虽然“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而无奈“还是不发表好了”何？但既然“还是不发表好了”，则关于我的一笔，我也就不再深论了。

一枝笔不能兼写两件事，以前我实在闲却了《文艺座谈》的座主，“解放词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写起来却又很简单，他除了“准备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艺。崔万秋〔１９〕先生和这位词人，原先是相识的，只为了一点小纠葛，他便匿名向小报投稿，诬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五号）上精印了出来——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来是很容易的。而同时又诊出了一点小毛病，是这位词人曾经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诗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称赞了一通自己的诗。〔２０〕轻恙重症，同时夹攻，渐使这柔嫩的诗人兼词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时事新报》（七月九日）上却又是一个启事，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曾今可启事

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

这就完了。但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

我剪贴在上面的《谈“文人无行”》，其实就是这曾张两案的合论。但由我看来，这事件却还要坏一点，便也做了一点短评，投给《自由谈》。久而久之，不见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满纸，这便是曾经排过，又被谁抽掉了的证据，可见纵“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资本家的出版者”也还是为这一类名公“后援”的。但也许因为恐怕得罪名公，就会立刻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为性命计，不如不登的也难说。现在就抄在这里罢——

驳“文人无行”

“文人”这一块大招牌，是极容易骗人的。虽在现在，社会上的轻贱文人，实在还不如所谓“文人”的自轻自贱之甚。看见只要是“人”，就决不肯做的事情，论者还不过说他“无行”，解为“疯人”，恕其“可怜”。其实他们却原是贩子，也一向聪明绝顶，以前的种种，无非“生意经”，现在的种种，也并不是“无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虽是极低劣的三角恋爱小说，也可以卖掉一批的。我们在夜里走过马路边，常常会遇见小瘪三从暗中来，鬼鬼祟祟的问道：“阿要春宫？

阿要春宫？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

生意也并不清淡。上当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乡下人。然而这至多也不过四五回，他们看过几套，就觉得讨厌，甚且要作呕了，无论你“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也无效。而且因时势的迁移，读书界也起了变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这样的东西了；一部份是简直去跳舞，去嫖妓，因为所化的钱，比买手淫小说全集还便宜。这就使三角家之类觉得没落。我们不要以为造成了洋房，人就会满足的，每一个儿子，至少还得给他赚下十万块钱呢。

于是乎暴躁起来。然而三角上面，是没有出路了的。

于是勾结一批同类，开茶会，办小报，造谣言，其甚者还竟至于卖朋友，好像他们的鸿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赏识，只是因为有几个人用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误解，以为他真在这样想。他是聪明绝顶，其实并不在这样想的，现在这副嘴脸，也还是一种“生意经”，用三角钻出来的活路。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只好经营这一种卖买，才又可以赚些钱。

譬如说罢，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过“革命文学家”，借此开张书店，吞过郭沫若的许多版税，现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还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装饰的。此刻那里还能做这样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击左翼，并且造谣陷害了知道他们的行为的人，自己才是一个干净刚直的作者，而况告密式的投稿，还可以大赚一注钱呢。

先前的手淫小说，还是下部的勾当，但此路已经不通，必须上进才是，而人们——尤其是他的旧相识——的头颅就危险了。这那里是单单的“无行”文人所能做得出来的？

上文所说，有几处自然好像带着了曾今可张资平这一流，但以前的“腰斩张资平”，却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费，出版卖钱，即使他无须养活老婆儿子，我也满不管，理由也很简单：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然而多角之辈，竟谓我策动“腰斩张资平”。既谓矣，我乃简直以Ｘ光照其五脏六腑了。

《后记》这回本来也真可以完结了，但且住，还有一点余兴的余兴。因为剪下的材料中，还留着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为可惜的，所以特地将它保存在这里。

这篇文章载在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里——新儒林外史柳丝

第一回揭旗扎空营兴师布迷阵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人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

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邨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的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编辑者的信，大意说：兹署名有柳丝者（“先生读其文之内容或不难想像其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题为《新儒林外史》，但并无伤及个人名誉之事，业已决定为之发表，倘有反驳文章，亦可登载云云。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辩明“卡尔和伊理基”〔２１〕的话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师，又怎么看得见“天堂”？“柳丝”是杨邨人〔２２〕先生还在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时候已经用起的笔名，这无须看内容就知道，而曾几何时，就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子下做着这样的幻梦，将自己写成了这么一副形容了。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桁〔２３〕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

这作品只是第一回，当然没有完，我虽然毫不想“反驳”，却也愿意看看这有“良心”的文学，不料从此就不见了，迄今已有月余，听不到“卡尔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将”“小将”在地狱里的消息。但据《社会新闻》（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说，则又是“左联”阻止的——杨邨人转入ＡＢ团

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近已由汉来沪，闻寄居于ＡＢ团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该团活动矣。前在《大晚报》署名柳丝所发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杨手笔，内对鲁迅大加讽刺，但未完即止，闻因受左联警告云。〔预〕左联会这么看重一篇“讽刺”的东西，而且仍会给“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以“警告”，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说，“第三种人”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是已经因了左翼理论家的凶恶的批评而写不出来了〔２４〕，现在这“小资产战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联的警告而不再“战斗”，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联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２５〕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２６〕，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来未曾受人攻击，自以为不可一世，现在要给他知道知道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份。先前何尝不如此呢，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份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所引时文字中，我以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学者”。但他们现在是另一个笔名，另一副嘴脸了。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２７〕，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２８〕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这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记。

〔１〕什么“员外”什么“警犬”反动文人对作者的这种诬蔑，参看本书《以夷制夷》附录《“以华制华”》。

〔２〕《社会新闻》反动刊物。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创刊，曾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新光书店经售。一九三五年十月起改名《中外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停刊。

〔３〕沈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及《茅盾短篇小说集》、《茅盾散文集》等。

〔４〕《微言》反动刊物，周刊，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创刊。

〔５〕丁玲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潘梓年（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江苏宜兴人，哲学家。他们同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

〔６〕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所开的书店。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以后常有交往，鲁迅曾借他的书店作通讯处。

〔７〕《蘧庐絮语》札记，陈子展作。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连载于《申报·自由谈》。

〔８〕杨杏佛（１８９３—１９３３）名铨，江西清江人。早年曾赴美留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六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９〕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员之一，国家社会党党员。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

〔１０〕“腰斩张资平”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四月二十二日《自由谈》刊出编辑室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的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除文中所引《社会新闻》外，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晶报》曾载有《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短文。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关于他的“解放词”，参看本卷第５４页注〔２〕。

〔１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安徽泾县人。他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十六号（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武断说墨翟是印度人，墨学是佛学的旁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自由谈》发表署名玄（茅盾）的《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的话，胡怀琛认为这是“任意讥笑”，“有损个人的名誉”，写信向《自由谈》编者提出责问。

〔１３〕《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该刊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封面上印有乌鸦搏浪的图案并题辞：“老年人看了摇头，青年人看了头痛，中年人看了短气，这便是我们的乌鸦主义。”前面引文中关于“乌鸦主义”的话即指此。

〔１４〕《文艺座谈》半月刊，曾今可等编。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新时代书局发行。

〔１５〕“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

〔１６〕《时事新报》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初名《时事报》，后合并于《舆论日报》，改名为《舆论时事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起改名《时事新报》。初办时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曾经是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一九三五年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下面的启事载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该报副刊《青光》上。

〔１７〕《中外书报新闻》周刊，包可华编辑。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内容以书刊广告为主，兼载文坛消息，中外出版公司印行。同年八月改名《中外文化新闻》。

〔１８〕“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轲的话，见《孟子·离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眊，眼睛失神。

〔１９〕崔万秋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当时《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

〔２０〕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作序事，指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今可出版他的诗集《两颗星》时，书前印有崔万秋为之吹捧的“代序”。同年七月二、三日，崔万秋分别在《大晚报·火炬》和《申报》刊登启事，否认“代序”为他所作；曾今可也在七月四日《申报》刊登启事进行辩解，说“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

〔２１〕“卡尔和伊理基”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伊理基，通译伊里奇，指列宁；列宁的姓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伊里奇是其父称，意为伊里亚之子。

〔２２〕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曾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为适应反动派分裂瓦解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他又在同年二月《现代》第二卷第四期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宣扬“第三种文艺”。

〔２３〕韩侍桁天津人。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当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发表《文艺时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其中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

〔２４〕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曾说：“作家，假使他是忠实于自己的话，……他不能够向自己要他所没有的东西。然而理论家们还是大唱高调，尽向作者要他所没有的东西呢！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２５〕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著有诗集《新梦》、中篇小说《短裤党》、长篇小说《田野的风》等。

〔２６〕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

〔２７〕狮子身中的害虫原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佛教名词，俗称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见《莲华面经》上卷：“阿难，譬如师（狮）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师子身肉，唯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瞰食师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积行勤苦所集佛法。”（据隋代那连提黎耶舍汉文译本）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２８〕“孝子”指杨邨人。他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准风月谈

准风月谈

前记

夜颂

推

二丑艺术

偶成

谈蝙蝠

“抄靶子”

“吃白相饭”

华德保粹优劣论

华德焚书异同论

我谈“堕民”

序的解放

别一个窃火者

智识过剩

诗和豫言

“推”的余谈

查旧帐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踢

“中国文坛的悲观”

秋夜纪游

“揩油”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为翻译辩护

爬和撞

各种捐班

四库全书珍本

新秋杂识

帮闲法发隐

登龙术拾遗

由聋而哑

新秋杂识（二）

男人的进化

同意和解释

文床秋梦

电影的教训

关于翻译（上）

关于翻译（下）

新秋杂识（三）

礼

打听印象

吃教

喝茶

禁用和自造

看变戏法

双十怀古

重三感旧

“感旧”以后（上）

“感旧”以后（下）

黄祸

冲

“滑稽”例解

外国也有

扑空

答“兼示”

中国文与中国人

野兽训练法

反刍

归厚

难得糊涂

古书中寻活字汇

“商定”文豪

青年与老子

后记

准风月谈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一九三六年五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

前记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１〕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２〕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３〕。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４〕好的，凤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５〕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

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１〕　《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攻击，《自由谈》编者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２〕　“学而时习之”　语见《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３〕　柳下惠与盗跖见糖水的事，见《淮南子·说林训》：“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物同而用之异。”

后汉高诱注：“牡，门户会牡也。”按柳下惠，春秋时鲁国人，《孟子·万章》中称他为“圣之和者”；盗跖，相传是柳下惠之弟，《史记·伯夷列传》说他是一个“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大盗。

〔４〕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语见宋代苏轼《后赤壁赋》。

〔５〕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语见元代冁然子《拊掌录》：“欧阳公（欧阳修）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徒刑）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夜颂〔１〕

游光

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假如长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将使她碰着“没落”的命运。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缓开足的马力，吐一口气，这时之觉得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六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申报·自由谈》。

推〔１〕

丰之余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２〕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好白相来希　上海话，好玩得很的意思。

二丑艺术〔１〕

丰之余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净，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六月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偶成〔１〕

苇索

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２〕；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３〕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

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４〕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

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５〕，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六月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派队剪除长衣的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参看本书《“滑稽”例解》。

〔３〕　整顿茶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星期谈屑”刊载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馆》一文，其中说对群众聚集的茶馆“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动当局把茶馆变为对群众“输以教育”的场所，并提出“改良茶馆的设备”、“规定坐茶馆的时间”、“加以民众教育的设备”等办法。

〔４〕　《包公案》　又名《龙图公案》，明代公案小说，写宋代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

〔５〕　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写的杂文说：“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

谈蝙蝠〔１〕

游光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２〕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

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还有，是中国人本来愿意自己能飞的，也设想过别的东西都能飞。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飞升，有情的愿作比翼鸟〔３〕儿，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飞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耸然，然而青蚨〔４〕飞来，则眉眼莞尔。至于墨子的飞鸢〔５〕终于失传，飞机非募款到外国去购买不可〔６〕，则是因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缘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虽然不能够做，却能够想，所以见了老鼠似的东西生着翅子，倒也并不诧异，有名的文人还要收为诗料，诌出什么“黄昏到寺蝙蝠飞”〔７〕那样的佳句来。

西洋人可就没有这么高情雅量，他们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我想，恐怕是应该归罪于伊索〔８〕的。他的寓言里，说过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厌这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国近来拾一点洋古典，有时也奚落起蝙蝠来。但这种寓言，出于伊索，是可喜的，因为他的时代，动物学还幼稚得很。现在可不同了，鲸鱼属于什么类，蝙蝠属于什么类，就是小学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还拾一些希腊古典，来作正经话讲，那就只足表示他的知识，还和伊索时候，各开大会的两类绅士淑女们相同。

大学教授梁实秋先生以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间的东西，〔９〕那知识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腊，位置是说不定会在伊索之下的，现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点了。

六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微行”　旧时帝王、大臣隐藏自己身分改装出行。

〔３〕　比翼鸟　传说中的鸟名，《尔雅·释地》晋代郭璞注说它“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飞”。旧时常用以比喻情侣。

〔４〕　青蚨　传说中的虫名，过去诗文中曾用作钱的代称。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载：“南方有虫，……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

〔５〕　墨子的飞鸢　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制飞鸢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又见《淮南子·齐俗训》：“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在《墨子》一书中，则仅有公输般（一说即鲁般）“削竹木以为鹊”的记载（见《鲁问》篇）。

〔６〕　募款买飞机，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３〕。

〔７〕　“黄昏到寺蝙蝠飞”　语见唐代韩愈《山石》诗。

〔８〕　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　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奴隶出身，因机智博学获释为自由民。所编寓言经后人加工和补充，集成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该书《蝙蝠与黄鼠狼》一篇，说一只蝙蝠被与鸟类为敌的黄鼠狼捉住时，自称是老鼠，后来被另一只仇恨鼠类的黄鼠狼捉住时，又自称是蝙蝠，因而两次都被放了。鲁迅文中所说的情节与这一篇相近。

〔９〕　梁实秋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曾说：“鲁迅先生最近到北平，做过数次演讲，有一次讲题是《第三种人》。……这一回他举了一个譬喻说，胡适之先生等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坛，现在的普罗运动，是赤脚的也要闯入文坛。随后报纸上就有人批评说，鲁迅先生演讲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登着一双帆布胶皮鞋，正是‘第三种人。’”（据《偏见集》）按鲁迅曾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

“抄靶子”〔１〕

旅隼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２〕，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３〕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中国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赐谥，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道洋大人的下属们所给与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４〕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５〕，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

然而我们这些“靶子”们，自己互相推举起来的时候却还要客气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滩上先前的相骂，彼此是怎样赐谥的了。但看看记载，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６〕。“寿头码子”虽然已经是“猪”的隐语，然而究竟还是隐语，含有宁“雅”而不“达”〔７〕的高谊。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

六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清朝雍正皇帝（胤肚，康熙第四子）未即位前，和他的兄弟争谋皇位；即位以后，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命削去他的弟弟胤肚（康熙第八子）和胤肚（康熙第九子）二人宗籍，并改胤肚名为“阿其那”，改胤肚名为“塞思黑”。在满语中，前者是狗的意思，后者是猪的意思。

〔３〕　黄巢（？—８８４）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旧史书中多有夸张其残暴的记载。《旧唐书·黄巢传》说他起义时“俘人而食”，但无“两脚羊”的名称。鲁迅引用此语，当出自南宋庄季裕《鸡肋编》中：“自靖康丙午岁（１１２６），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

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１１３３）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杭州）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４〕　“则不得免焉”　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　前年九月以来　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

〔６〕　“曲辫子”　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都是上海话。

〔７〕　宁“雅”而不“达”　清末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说“评事三难：信、达、雅”。按“信”指忠实于原作；“达”指语言通顺明白；“雅”指文雅。

“吃白相饭”〔１〕

旅隼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游荡可以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问一个男人，或向一个女人问她的丈夫的职业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极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饭的。”

听的也并不觉得奇怪，如同听到了说“教书”，“做工”一样。倘说是“没有什么职业”，他倒会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了。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

“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六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华德保粹优劣论〔１〕

孺牛

希特拉〔２〕先生不许德国境内有别的党，连屈服了的国权党〔３〕也难以幸存，这似乎颇感动了我们的有些英雄们，已在称赞其“大刀阔斧”〔４〕。但其实这不过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别一面，他们是也很细针密缕的。有歌为证：

带着一伙各处走。

皇后宫嫔都害怕，

谁也不敢来动手。

即使咬得发了痒罢，

要挤烂它也怎么能够。

嗳哈哈，嗳哈哈，哈哈，嗳哈哈！

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歌》〔５〕的一节，可是在德国已被禁止了。当然，这决不是为了尊敬跳蚤，乃是因为它讽刺大官；但也不是为了讽刺是“前世纪的老人的呓语”，却是为着这歌曲是“非德意志的”。华德大小英雄们，总不免偶有隔膜之处。

中华也是诞生细针密缕人物的所在，有时真能够想得入微，例如今年北平社会局呈请市政府查禁女人养雄犬文〔６〕云：

“……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除门犬猎犬外，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

两国的立脚点，是都在“国粹”的，但中华的气魄却较为宏大，因为德国不过大家不能唱那一出歌而已，而中华则不但“雌女”难以蓄犬，连“雄犬”也将砍头。这影响于叭儿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应时势之需要，它必将变成“门犬猎犬”模样。

六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　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纳粹德国头号战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大资产阶级垄断集团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一九三四年八月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

在他登台以后，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外大肆进行侵略。一九三九年九月他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五月苏军攻抵柏林时自杀。

〔３〕　国权党　一译民族党。在希特勒攫取政权前后，与法西斯的国社党密切合作，其党魁休根堡曾任希特勒内阁的经济与农业部长。一九三三年六月，希特勒取缔除国社党外的一切政党，民族党被迫解散，休根堡辞去部长职务。

〔４〕　“大刀阔斧”　见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晚报》所载未署名的《希特勒的大刀阔斧》一文：“大刀阔斧，言行相符的手段，是希特勒从政的特色”。

〔５〕　《跳蚤歌》　德国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一首政治讽刺诗，一八七九年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为此诗谱曲。

〔６〕　查禁女人养雄犬文　这段呈文转引自《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古香斋”栏。参看本书《“滑稽”例解》。

华德焚书异同论〔１〕

孺牛

德国的希特拉先生们一烧书〔２〕，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３〕。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４〕，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５〕，所以我们从“剧秦”〔６〕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７〕……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８〕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９〕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拉先生们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彩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１０〕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

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门徒们在奥国一被禁止，连党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为不准叫口号，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１１〕这真是一个大讽刺。刺的是谁，不问也罢，但可见讽刺也还不是“梦呓”，质之黄脸干儿们，不知以为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执政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一九三三年五月起曾在柏林和其它城市焚烧书籍。

〔３〕　秦始皇　嬴政（前２５９—前２１０），战国时秦国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年），丞相李斯因当时博士中有人怀疑郡县制、以古非今，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秦以前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古籍烧毁。

〔４〕　“客卿”　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就是楚国人。

〔５〕　关于秦人重小儿，赵重妇人，见《史记·扁鹊列传》：“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赵人）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又同书《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载，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邯郸的一个“豪家女”。

〔６〕　“剧秦”　意思就是很短促的秦朝。原语见汉代扬雄《剧秦美新》：“二世而亡，何其剧与（欤）！”《文选·剧秦美新》唐代李善注：“剧，甚也，言促甚也。”

〔７〕　车同轨，书同文　原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战国时诸侯割据一方，各国制度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车轨一致；又规定以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推行全国；同时，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

〔８〕　亚历山德府　即亚历山大，埃及最大的海港城市，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前３０５—前３０）是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该城图书馆藏书甚丰，公元前四十八年罗马人入侵时被焚烧过半；残存部分，传说公元六四一年阿拉伯人攻陷该城时被毁。

〔９〕　《可兰经》　又译《古兰经》，伊斯兰教经典。共三十卷，为该教创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经后人整理成册传世。

〔１０〕　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对得不到写作自由而被迫用“弯弯曲曲”笔法的作者进行嘲讽。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１１〕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执政后，极力策划德奥合并运动。

奥地利的法西斯政党国社党也希望奥国能早日合并于德国。当时奥总理陶尔斐斯反对法西斯党的合并运动，他在五月间下令除国旗外禁止悬挂一切政党旗帜，随着德奥关系的紧张，奥政府又于六月解散奥国国社党，禁止佩带该党党徽，禁呼该党口号。有的国社党员因而用黑红白三色玫瑰花代替该党的靛字标志；或直立举右手，以左手掩口，作为呼口号的表示。

我谈“堕民”〔１〕

越客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包〔２〕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３〕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４〕，乃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５〕，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６〕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７〕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８〕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９〕……的后人呢？……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１０〕，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七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唐包　浙江镇海人，作家。著有杂文集《推背集》、《短长书》等。他曾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堕民》一文，其中有“辱国者的子孙作堕民，卖国的汉奸如果有子孙的话，至少也将是一种堕民”的话。

〔３〕　《堕民猥谈》　应作《堕民猥编》，作者不详。清代钱大昕编纂的《鄞县志》中，曾引录该书关于堕民的记载：“堕民，谓之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丐自言则云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扁其门曰丐。

……男子则捕蛙，卖饧……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钟鼓戏剧，种种沿门需索。其妇人则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习媒妁，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髟也。”（卷一《风俗》）

〔４〕　明太祖　即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三六八年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改元洪武，庙号太祖。

〔５〕　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　明初对待元代残余努力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据《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三年（１３７０）五月，武将李文忠攻克应昌（今内蒙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生擒元帝之子买的里八剌。六月，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明太祖不许，并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同时又因为李文忠的捷报过于夸耀，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洪武七年九月，又把买的里八剌放回；十一年四月，元主爱猷识理达腊死，明太祖于六月遣使致祭。鲁迅所说明太祖对元朝“不肯放肆”，大概指的这类事情。

〔６〕　“教坊”　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乐户”，封建时代罪人妻女被编入乐籍者，其名称最早见于《魏书·刑罚志》。

两者实际都是官妓，相沿到清代雍正年间才废止。

〔７〕　反抗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有景清、铁弦、方孝孺等人。朱元璋死后，由皇太孙朱允吧继位，即建文帝；不久，他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帝位，即永乐帝。当时景清等人效忠建文反抗永乐，他们的妻子儿女及族人多同遭杀戮或被贬为奴（但未见到贬为堕民的明确记载）。反抗洪武（明太祖）的忠臣义士，未知何指。

〔８〕　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　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名将。因坚持抗击金兵而被投降派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被害后，初被偷偷草葬于杭州钱塘门外荒关中，宋孝宗时改葬于杭州西湖西北岸。

〔９〕　秦桧（１０９０—１１５５）　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宋高宗时曾任宰相，是主张降金的内奸，杀害岳飞的主谋。严嵩（１４８０—１５６７），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世宗时官至太子太师，是祸国殃民的权奸。

〔１０〕　据清代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九月“除浙江绍兴府堕民丐籍”。

序的解放〔１〕

桃椎

一个人做一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２〕，是封建时代的事，早已过去了。现在是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买办立刻享荣华，当文学家怎不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术存焉。

那术，是自己先决定自己是文学家，并且有点儿遗产或津贴。接着就自开书店，自办杂志，自登文章，自做广告，自报消息，自想花样……然而不成，诗的解放〔３〕，先已有人，词的解放〔４〕，只好骗鸟，于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别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这未免太迂，不合于“新时代”的“文学家”〔５〕的胃口。因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６〕，术语曰“摘录来信”，真说得好像锦上添花。“好评一束”还须附在后头，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候，一面一齐开起来。

可是这样的玩意儿给人戳穿了又怎么办呢？也有术的。立刻装出“可怜”相，说自己既无党派，也不借主义，又没有帮口，“向来不敢狂妄”〔７〕，毫没有“座谈”〔８〕时候的摇头摆尾的得意忘形的气味儿了，倒好像别人乃是反动派，杀人放火主义，青帮红帮，来欺侮了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哥儿似的。

更有效的是说，他的被攻击，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我们倘不知道这位“文学家”的性别，就会疑心到有许多有党派或帮口的人们，向他屡次的借钱，或向她使劲的求婚或什么，“无法满足”，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

但我希望我的话仍然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摘”出一条“好评”来，作为“代跋”罢：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早已过去了。二十世纪，有术存焉，词的解放，解放解放，锦上添花，何等有趣？可是别人乃是反动派，来欺侮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的要求’，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

七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语出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以著此书（按指《史记》），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文选》卷四十一选此文，唐代刘良注：“当时无圣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名山。”

〔３〕　诗的解放　指“五四”时期的白话诗运动。

〔４〕　词的解放　参看本卷第５４页注〔２〕。

〔５〕　“新时代”的“文学家”　指曾今可，他当时主持的书局和刊物，都用“新时代”的名称。

〔６〕　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　指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集《两颗星》作序一事，参看本卷第１８４页注〔２０〕。

“好评一束”，指曾今可在《两颗星·自序》中罗列的“读者的好评”。

〔７〕　“向来不敢狂妄”　这是曾今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四日《申报》刊登的答复崔万秋的启事中的话：“鄙人既未有党派作护符，也不借主义为工具，更无集团的背景，向来不敢狂妄。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虽自幸未尝出卖灵魂，亦足见没有‘帮口’的人的可怜了！）”

〔８〕　“座谈”　指曾今可拉拢一些人举办“文艺漫谈会”和他主办《文艺座谈》杂志（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别一个窃火者〔１〕

丁萌

火的来源，希腊人以为是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因此触了大神宙斯之怒，将他锁在高山上，命一只大鹰天天来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３〕也已经用火，但并不是由希腊人传授给他们的。他们另有一个窃火者。

这窃火者，人们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却了。他从天上偷了火来，传给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触了大神大拉斯之怒，这一段，是和希腊古传相像的。但大拉斯的办法却两样了，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个故事。他们单知道火乃酋长的祖先所发明，给酋长作烧死异端和烧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现在交通发达了，非洲的蝇子也有些飞到中国来，我从它们的嗡嗡营营声中，听出了这一点点。

七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普洛美修斯　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予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

〔３〕　瓦仰安提族　即尼亚姆威齐人，东非坦桑尼亚的主要民族之一，属班图语系。原信祖先崇拜，现多已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

智识过剩〔１〕

虞明

世界因为生产过剩，所以闹经济恐慌。虽然同时有三千万以上的工人挨饿，但是粮食过剩仍旧是“客观现实”，否则美国不会赊借麦粉〔２〕给我们，我们也不会“丰收成灾”〔３〕。

然而智识也会过剩的，智识过剩，恐慌就更大了。据说中国现行教育在乡间提倡愈甚，则农村之破产愈速〔４〕。这大概是智识的丰收成灾了。美国因为棉花贱，所以在铲棉田了。中国却应当铲智识。这是西洋传来的妙法。

西洋人是能干的。五六年前，德国就嚷着大学生太多了，一些政治家和教育家，大声疾呼的劝告青年不要进大学。现在德国是不但劝告，而且实行铲除智识了：例如放火烧毁一些书籍，叫作家把自己的文稿吞进肚子去，还有，就是把一群群的大学生关在营房里做苦工，这叫做“解决失业问题”。

中国不是也嚷着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５〕吗？其实何止文法科。

就是中学生也太多了。要用“严厉的”会考制度〔６〕，像铁扫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数的智识青年刷回“民间”去。

智识过剩何以会闹恐慌？中国不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还不识字吗？然而智识过剩始终是“客观现实”，而由此而来的恐慌，也是“客观现实”。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

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然而单是铲除还是不够的。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学——要乐天知命，命虽然苦，但还是应当乐。第二，是识相学——要“识相点”，知道点近代武器的利害。至少，这两种适合实用的学问是要赶快提倡的。提倡的方法很简单：——古代一个哲学家反驳唯心论，他说，你要是怀疑这碗麦饭的物质是否存在，那最好请你吃下去，看饱不饱。现在譬如说罢，要叫人懂得电学，最好是使他触电，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飞机等类的效用，最好是在他头上驾起飞机，掷下炸弹，看死不死……

有了这样的实用教育，智识就不过剩了。亚门〔７〕！

七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赊借麦粉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定“棉麦借款”合同，借款五千万美元，规定以五分之四购买美棉，五分之一购买美麦。

〔３〕　“丰收成灾”　一九三二年长江流域各省丰收，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地主和商人的操纵，谷价大跌，造成了丰收地区农民的灾难。

〔４〕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谈话，他把当时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荒谬地归之于“现行教育制度不适合农村环境之需要”，说“现行教育制度在乡间提倡愈甚，则农村之破产愈速。故欲求农村之发达，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

〔５〕　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令文中说：“吾国数千年来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而文法等科又设备较简，办学者亦往往避难就易，遂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形成人才过剩与缺乏之矛盾现象。”（据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

〔６〕　会考制度　国民党政府自一九三三年度开始，规定全国各中小学学生届毕业时，除校内毕业考试以外，还须会同他校毕业生参加当地教育行政机关所主持的一次考试，称为会考，及格者才得毕业。

〔７〕　亚门　希伯来文ａlｍｅlｎ的音译，一译“阿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祈祷结束时的用语，表示“诚心所愿”。

诗和豫言〔１〕

虞明

豫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过诗而已，诗却往往比豫言还灵。

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这几句《推背图》〔２〕里的豫言，就不过是“诗”罢了。那时候，何尝只有九十九把钢刀？还是洋枪大炮来得厉害：该着洋枪大炮的后来毕竟占了上风，而只有钢刀的却吃了大亏。

况且当时的“胡儿”，不但并未“杀尽”，而且还受了优待〔３〕，以至于现在还有“伪”溥仪出风头〔４〕的日子。所以当做豫言看，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死板的照着这类豫言去干，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时候，有人特别打了九十九把钢刀〔５〕，去送给前线的战士，结果，只不过在古北口等处流流血，给人证明国难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这种豫言歌诀当做“诗”看，还可以“以意逆志，自谓得之”〔６〕。

至于诗里面，却的确有着极深刻的豫言。我们要找豫言，与其读《推背图》，不如读诗人的诗集。也许这个年头又是应当发现什么的时候了罢，居然找着了这么几句：

“此辈封狼从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汪精卫〔７〕著《双照楼诗词稿》：译嚣俄〔８〕之《共和二年之战士》这怎么叫人不“拍案叫绝”呢？这里“封狼从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却偏偏把人当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万人”的愤怒的确是不可挽回的了。嚣俄这诗，是说的一七九三年（法国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党，他没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应验。

汪先生译这几首诗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是白话的世界。现在，懂得这种文言诗的人越发少了，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处，正在似懂非懂之间，叫人在事情完全应验之后，方才“恍然大悟”。这所谓“天机不可泄漏也”。

七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推背图》　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是《烧饼歌》中的两句。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中常流传着这两句话，表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烧饼歌》相传是明代刘基（伯温）所撰，旧时常附刊于《推背图》书后。

〔３〕　指清皇室受优待，参看本卷第９７页注〔７〕。

〔４〕　溥仪出风头　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６〕。

〔５〕　打了九十九把钢刀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当时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与亲友捐资特制大刀九十九柄，赠给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　“以意逆志，自谓得之”　语出《孟子·万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７〕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　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及该党副总裁。自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主张对日本侵略者妥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敌，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于日本。他的《双照楼诗词稿》，一九三○年十二月民信公司出版。

〔８〕　嚣俄（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　通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他在一八五三年写作长诗《斥盲从》（收入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歌颂一七九三年（即共和二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士兵奋起抗击欧洲封建联盟国家武装干涉的英雄业绩，谴责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发动反革命政变时的追随者。汪精卫译的《共和二年之战士》，系该诗第一节。

“推”的余谈〔１〕

丰之余

看过了《第三种人的“推”》〔２〕，使我有所感：的确，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长江轮船的统舱，却还没有这样的“推”得起劲。

那时候，船票自然是要买的，但无所谓“买铺位”，买的时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铺位，一早带着行李下船去罢，统舱里全是空铺，只有三五个人们。但要将行李搁下空铺去，可就窒碍难行了，这里一条扁担，那里一束绳子，这边一卷破席，那边一件背心，人们中就跑出一个人来说，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时可以开会议，崇和平，买他下来，最高的价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战斗的英雄，可就容易对付了，只要一声不响，坐在左近，待到铜锣一响，轮船将开，这些地盘主义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类，一溜烟都逃到岸上去，抛下了卖剩的空铺，一任你悠悠然搁上行李，打开睡觉了。倘或人浮于铺，没法容纳，我们就睡在铺旁，船尾，“第三种人”是不来“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舱门外的人们，当账房查票时却须到统舱里去避一避。

至于没有买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无疑的。手续是没收物品之后，吊在桅杆或什么柱子上，作要打之状，但据我的目击，真打的时候是极少的，这样的到了最近的码头，便把他“推”上去。据茶房说，也可以“推”入货舱，运回他下船的原处，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推”上最近的码头，他究竟走了一个码头，一个一个的“推”过去，虽然吃些苦，后来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种人”，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

我并非眷恋过去，不过说，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罢了。但愿未来的阔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动”的码头去——则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第三种人的“推”》　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作者署名达伍。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是指鲁迅在《推》中所说的“洋大人”和“上等”华人以外的另一种人。达伍的文中说：“这种人，既非‘上等’，亦不便列作下等。然而他要帮闲‘上等’的来推‘下等’的。”又举长江轮船上的情形为例说：“买了统舱票的要被房舱里的人推，单单买了船票，而不买床位的要被无论那一舱的人推，推得你无容身之地。至于连船票也买不起的人，就直率了当，推上岸或推下水去。万一船开了，才被发现，就先在你身上穷搜一遍，在衣角上或裤腰带里搜出一毛两毛，或十几枚铜元，尽数取去，充作船费，然后把你推下船底的货舱了事。……这些事，都由船上的‘帮闲’者们来干，使用的是‘第三种推’法。”

查旧帐〔１〕

旅隼

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２〕，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３〕，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４〕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古人是怕查这种旧帐的，蜀的韦庄〔５〕穷困时，做过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较为通俗的《秦妇吟》，真弄得大家传诵，待到他显达之后，却不但不肯编入集中，连人家的钞本也想设法消灭了。当时不知道成绩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从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这诗的钞本，就可见是白用心机了的，然而那苦心却也还可以想见。

不过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法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

不过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６〕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作者或自以为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

“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

“古道”怎么能再行于今之世呢？竟还有人主张读经，真不知是什么意思？然而过了一夜，说不定会主张大家去当兵的，所以我现在经也没有买，恐怕明天兵也未必当。

七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肉食者言》　原书作《食肉者言》，马成章编，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听涛社出版。内收吴稚晖和现代评论派唐有壬、高一涵、周鲠生等人数年前所写的攻击北洋政府的文章十数篇。这书出版的用意，是在显示吴稚晖等当时的行为和以前的言论完全不符，因为当时吴稚晖已成为蒋介石的帮凶，唐有壬等也大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吏。“肉食者”，指居高位，享厚禄的人，语见《左传》庄公十年：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３〕　“听其言而观其行”　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４〕　《涛声》　参看本卷第１８３页注〔１３〕。

〔５〕　韦庄（约８３６—９１０）　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晚唐五代时的诗人与词人，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宰相。唐僖宗广明元年（８８０）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长安时，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三年后（中和三年，８８３）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这首诗在当时很流行，许多人家都将诗句刺在幛子上，又称他为“《秦妇吟》秀才”。诗中写了黄巢入长安时一般公卿的狼狈以及官军骚扰人民的情状，因王建当时是官军杨复光部的将领之一，所以后来韦庄讳言此诗，竭力设法想使它消灭，在《家诫》内特别嘱咐家人“不许垂《秦妇吟》幛子”（见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后来他的弟弟韦蔼为他编辑《浣花集》时也未将此诗收入。直到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在我国甘肃敦煌县千佛洞盗取古物，才发现了这诗的残抄本。一九二四年王国维据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９０５）张龟写本和伦敦博物馆所藏贞明五年（９１９）安友盛写本，加以校订，恢复了原诗的完整面貌。

〔６〕　净坛将军　即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作净坛使者），关于他化为鲫鱼（原作鲇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的故事，见该书第七十二回。

晨凉漫记〔１〕

孺牛

关于张献忠〔２〕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

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３〕，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５〕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６〕，舍身求法的玄奘〔７〕，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９〕，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１０〕；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

《蜀碧》〔１１〕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

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１２〕来射死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１３〕。

但我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怎么想。

七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　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河南、陕西等地。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有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３〕　《无双谱》　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四十个名人的画像，并各附一诗。

〔４〕　嘉勒尔（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　通译卡莱尔，英国著作家及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过去与现在》等。《英雄及英雄崇拜》是他的讲演稿，出版于一八四一年。

〔５〕　亚懋生（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　通译爱默生，美国著作家。著有《论文集》、《英国人的性格》等。《伟人论》（一译《代表人物》）是他于一八四七年访问英国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讲演稿，后经整理于一八五○年出版。

〔６〕　苏武（？—前６０）　字子卿，京兆杜陵（今属陕西西安市）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前１００）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幽禁在一个大窖中，断绝饮食。他啮雪吞毡，得以不死。后又被送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无人处去牧羊，他仍坚苦卓绝，始终不屈。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

〔７〕　玄奘（６０２—６６４）　唐代高僧，翻译家、旅行家。本姓陈，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隋末出家。他鉴于初期输入的佛典不够精确完全，佛教内部对教义阐发不一，立志亲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古印度）求法，于贞观三年（６２９，一说贞观元年）自长安西行，取道甘肃、新疆，过沙漠，越葱岭，经阿富汗，历尽艰险到达印度，在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钻研梵典，又遍游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后于贞观十九年返抵长安。他带回经卷六五七部，与其弟子们共译七十五部，计一三三五卷。此外，他又口述所历诸国风土，由僧人辩机编录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８〕　孔明（１８１—２３４）　姓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蜀汉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句，是他在建兴六年（２２８）十一月上蜀后主刘禅奏章中的话。这篇奏章世称为《后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未载，见于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代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据说出于三国时吴国张俨的《默记》。

〔９〕　王莽（前４５—２３）　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西汉末年，他以外戚由大司马逐渐做到“摄皇帝”，实际掌握了当时的政权。公元八年，他废孺子婴，自立为帝，国号新。即位后他模仿古法，改定一切制度，如收全国土地为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口不满八人而有田一井（九百亩）以上的，将余田分给同族或乡里；奴婢称为“私属”，禁止买卖等等。但后来一切新政又都先后废止，王莽本人则在对农民起义军作战失败后被杀。

〔１０〕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　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

人，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来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和攻击而失败。

〔１１〕　《蜀碧》　清代彭遵泗著，四卷。内容系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特别夸张了他杀人的事。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中说，该书系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记载而成。

〔１２〕　肃王　即豪格（１６０９—１６４８），清太宗长子，封和硕肃亲王。顺治三年（１６４６）率清兵进攻陕西、四川，镇压张献忠部起义军。

〔１３〕　“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这是《蜀碧》卷三所载关于张献忠之死的预言诗：“初，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使余一龙所建，……（献忠）命毁之，就其地修筑将台，穿穴取砖，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至肃王督师攻献，于西充射杀之，乃知‘吹箫不用竹’，盖‘肃’字也。”按张献忠之死，据《明史·张献忠传》载：“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清代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七则说张献忠是“以病死于蜀中”，与清代官修的《明史》所记各异。

中国的奇想〔１〕

游光

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无论古今，谁都知道，一个男人有许多女人，一味纵欲，后来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２〕也无效，简直非“寿（？）终正寝”不可的。可是我们古人有一个大奇想，是靠了“御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３〕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几百岁。这方法和炼金术一同流行过，古代书目上还剩着各种的书名。不过实际上大约还是到底不行罢，现在似乎再没有什么人们相信了，这对于喜欢渔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然而还有一种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声，鼻孔里放出一道白光，无论路的远近，将仇人或敌人杀掉。白光可又回来了，摸不着是谁杀的，既然杀了人，又没有麻烦，多么舒适自在。这种本倾，前年还有人想上武当山〔４〕去寻求，直到去年，这才用大刀队来替代了这奇想的位置。现在是连大刀队的名声也寂寞了。对于爱国的英雄，也是十分不幸的。

然而我们新近又有了一个大奇想。那是一面救国，一面又可以发财，虽然各种彩票〔５〕，近似赌博，而发财也不过是“希望”。不过这两种已经关联起来了却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赌抽头来维持的摩那科王国〔６〕，但就常理说，则赌博大概是小则败家，大则亡国；救国呢，却总不免有一点牺牲，至少，和发财之路总是相差很远的。然而发见了一致之点的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虽然还在试验的途中。

然而又还有一种小奇想。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几回启事，几封匿名的信件，几篇化名的文章，使仇头落地，而血点一些也不会溅着自己的洋房和洋服〔７〕。并且映带之下，使自己成名获利。这也还在试验的途中，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翻翻现成的文艺史，看不见半个这样的人物，那恐怕也还是枉用心机的。

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倘有人要编续《龙文鞭影》〔８〕的，我以为不妨添上这四句。

八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三鞭酒　用三种动物的雄性生殖器泡制的强身药酒。

〔３〕　彭祖　传说中人物。晋代葛洪《神仙传》卷一：“彭祖者，姓狠讳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传内记彭祖曾说过这样的话：“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昼分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

〔４〕　武当山　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宫观，为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在旧小说中常把武当山描写为剑侠修炼的神奇的地方。

〔５〕　彩票　又称奖券。这里指国民党政府同一九三三年起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当时报纸宣传购买奖券是“既爱国，又获奖”。

〔６〕　摩那科王国（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ａｃｏ）　通译摩纳哥公国，法国东南地中海滨的一个君主立宪国，境内蒙的卡罗（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城有世界著名的大赌场，赌场收入为该国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之一。

〔７〕　指当时《社会新闻》、《微言》一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张资平、曾今可等人的启事，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８〕　《龙文鞭影》　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都是从古书中摘取来的一些故事，四字一句，每两句自成一联，按韵谱列为长编。旧时书塾常采用为儿童课本。

豪语的折扣〔１〕

苇索

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２〕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仙才李太白〔３〕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４〕，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５〕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但我手头无书，引诗或有错误，也先打一个折扣在这里。

其实，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

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６〕一般，誓必复仇的意思。不过总是不来的居多，倘是智识分子呢，也许另用一些阴谋，但在粗人，往往这就是斗争的结局，说的是有口无心，听的也不以为意，久成为打架收场的一种仪式了。

旧小说家也早已看穿了这局面，他写暗娼和别人相争，照例攻击过别人的偷汉之后，就自序道：“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马……”〔７〕底下怎样呢？他任别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别人是决不那么胡涂，会十足相信的，但仍得这么说，恰如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样，成为一种仪式了。

但因时势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广告上，我们有时会看见自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８〕，真要蓦地发生一种好像见了《七侠五义》〔９〕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章，均自负责”，却身子一扭，土行孙〔１０〕似的不见了。予岂好“用其他笔名”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

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

所以，自打折扣，也还是没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须再打它一下。

八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　自白其可怜和无用　指曾今可。参看本卷第２２１页注〔７〕。

〔３〕　李太白（７０１—７６２）　名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他的诗豪放飘逸，有“诗仙”之称。后代文人曾将他与下文提到的李长吉并论，如北宋宋祁等人就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的说法（见《文献通考·经籍六十九》）。

〔４〕　李长吉（７９０—８１６）　名贺，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新唐书·文艺传》说他“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他的诗想像丰富，诡异新奇。这里引用的两句，见他的《南园》十三首中的第七首，意思是说他要去学剑术。“猿公”典出《吴越春秋》卷九：越有处女，善剑术，应聘往见勾践，途中遇一老翁，自称袁公，要求和她比剑，结果两力相敌，老翁飞上树枝，化为白猿而去。

〔５〕　陆放翁（１１２５—１２１０）　名游，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他生活在外族入侵、国势衰微的时代，诗词慷慨激昂。这里所引两句，见他的《夜泊水村》一诗，意思是说他虽然年老，但也还可以到边塞去驱逐敌人，并鼓励他人对国事不要悲观。“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初年，由北方逃到建康（今南京）的一批士大夫，有一天在新亭（在今南京市南）宴会，周（晋元帝时的尚书左仆射）想起西晋的首都洛阳，叹息说：“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于是大家“皆相视流泪”。

〔６〕　伍子胥（？—前４８４）　名员，春秋时楚国人。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伍奢、哥哥伍尚，他出奔吴国，力谋复仇；后佐吴王阖庐（一作阖闾）伐楚，攻破楚国首都郢（在今湖北江陵），掘平王墓，鞭尸三百。

〔７〕　这两句是小说《水浒》中人物潘金莲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二十四回。原作“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

〔８〕　此句与下文“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句，都是张资平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的启事中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９〕　《七侠五义》　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共一二○回，署“石玉昆述”，一八七九年出版。十年后经俞樾改撰第一回并对全书作了修订，改名为《七侠五义》。书中所叙人物，口头常说“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这一句话。

〔１０〕　土行孙　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小说写他善“地行之术”——“身子一扭，即时不见”。

踢〔１〕

丰之余

两月以前，曾经说过“推”，这回却又来了“踢”。

本月九日《申报》载六日晚间，有漆匠刘明山，杨阿坤，顾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适另有数人在左近聚赌，由巡逻警察上前驱逐，而刘，顾两人，竟被俄捕〔２〕弄到水里去，刘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说，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３〕的。但据顾洪生供，却道：“我与刘，杨三人，同至太古码头乘凉，刘坐铁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边，……俄捕来先踢刘一脚，刘已立起要避开，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经不及，乃转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经人救起的。”推事〔４〕问：“为什么要踢他？”

答曰：“不知。”

“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

“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败之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的。南宋败残之余，就往海边跑，这据说也是我们的先帝成吉思汗赶他的，赶到临了，就是陆秀夫〔５〕背着小皇帝，跳进海里去。我们中国人，原是古来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说，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此说其实是不确的，穷人在实际上，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即使在码头上乘乘凉，也会无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罢，“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时代在进步，轮船飞机，随处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决不至于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国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这理由虽然简单，却也复杂，故漆匠顾洪生曰：“不知。”

八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俄捕　旧时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雇佣白俄充当的警察。

〔３〕　“自行失足落水”　这是国民党当局为掩饰自己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时所说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２〕。

〔４〕　推事　旧法院中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官员。

〔５〕　陆秀夫（１２３６—１２７９）　字君实，盐城（今属江苏）人，南宋大臣。一二七八年拥立宋度宗八岁的儿子赵绊为帝，任左丞相。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元兵破祪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他背负赵祪投海而死。

“中国文坛的悲观”〔１〕

旅隼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２〕，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３〕，李莼客和赵祪叔〔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５〕，《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６〕，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嚣俄和霍普德曼〔７〕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８〕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

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９〕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像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八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原题《悲观无用论》。

〔２〕　中国文坛的混乱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几年来的文坛，处处都呈现着混乱，处处都是政治军阀割据式的小缩影”，“文雅的书生，都变成狰狞面目的凶手”，“把不相干的帽子硬套在你的头上，……直冤屈到你死！”并慨叹道：“呜呼！中国的文坛！”

〔３〕　章实斋（１７３８—１８０１）　名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史学家。袁子才（１７１６—１７９８），名枚，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县）人，清代诗人。袁枚死后，章学诚在《丁巳札记》内针对袁枚论诗主张性灵及收纳女弟子的事，攻击袁枚为“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此外，他又著有《妇学》、《妇学篇书后》、《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也都是攻击袁枚的。

〔４〕　李莼客（１８３０—１８９４）　名慈铭，字无心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清末文学家。赵譅叔（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名之谦，字譅叔，浙江会稽人，清末书画篆刻家。李慈铭在所著《越缦堂日记》中常称赵之谦为“妄人”，攻击赵之谦“亡赖险诈，素不知书”，“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见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记）

〔５〕　《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　指清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关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的论争。

《民报》，月刊，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冬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新民丛报》，半月刊，一九○二年二月在日本横滨创刊，一九○七年冬停刊。

〔６〕　《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　指《新青年》派和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进行的论争。《新青年》，“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７〕　嚣俄　通译雨果。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时，拥护浪漫主义文学的人们同拥护古典主义文学的人们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喝采声和反对声混成一片。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通译霍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著有剧本《织工》等。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剧院上演时，拥护者和反对者也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欢呼声和嘲笑声相杂，一幕甚于一幕。

〔８〕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

〔９〕　林琴南（１８５２—１９２４）　名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他晚年是反对“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有《荆生》与《妖梦》（分别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新申报》），前篇写一个所谓“伟丈夫”荆生，将大骂孔丘、提倡白话者打骂了一顿；后篇写一个所谓“罗苍罗阿修罗王”将“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吃掉等事。

秋夜纪游〔１〕

游光

秋已经来了，炎热也不比夏天小，当电灯替代了太阳的时候，我还是在马路上漫游。

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

租界也还有悠闲的处所，是住宅区。但中等华人的窟穴却是炎热的，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住处的门外，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

我生长农村中，爱听狗子叫，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２〕者就是。倘或偶经生疏的村外，一声狂嗥，巨獒跃出，也给人一种紧张，如临战斗，非常有趣的。

但可惜在这里听到的是吧儿狗。它躲躲闪闪，叫得很脆：

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冷笑，因为我明白了使它闭口的方法，是只要去和它主子的管门人说几句话，或者抛给它一根肉骨头。这两件我还能的，但是我不做。

它常常要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恶笑了，因为我手里拿着一粒石子，恶笑刚敛，就举手一掷，正中了它的鼻梁。

呜的一声，它不见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里。

秋已经来了，我还是漫步着。叫呢，也还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闪闪了，声音也和先前不同，距离也隔得远了，连鼻子都看不见。

我不再冷笑，不再恶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听着它那很脆的声音。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犬声如豹”　语出唐代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原作“深巷寒犬，吠声如豹”。

“揩油”〔１〕

苇索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电车上的卖票人。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２〕，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门丁，西崽之类闲谈起来，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揩的是洋商的油　解放前，上海租界内的电车是分别由英商和法商投资的两个电车公司经营的。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１〕

旅隼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２〕，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３〕。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４〕，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５〕，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６〕，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７〕之类的。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

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８〕。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　指陈子展所作《再谈孔乙己》一文，内容是关于旧时书塾中教学生习字用的描红语诀“上大人，丘（孔）乙己……”的考证和解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３〕　《三字经》　相传为南宋王应麟（一说宋末元初人区适子）作。《百家姓》，相传为宋代初年人作。都是旧时书塾中所用的识字课本。

〔４〕　《神童诗》　旧时书塾中初级读物的一种，相传为北宋汪洙作。这里所引的是该书开头几句。

〔５〕　《幼学琼林》　旧时学童初级读物，清代程允升等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的多种成语典故而成，全都是骈文。这里所引的第三四句，原文作：“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６〕　《太公家教》　旧时学童初级读物，作者不详。太公即曾祖或高祖。此书在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写本一卷，有罗振玉《鸣沙石室古佚书》影印本。

〔７〕　《急就篇》　一名《急就章》，旧时学意识字读物，西汉史游撰。有唐代颜师古及王应麟注。内容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一句。

〔８〕　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是唐代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称赞孟轲的话：“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亚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禹是一条虫，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４〕。

为翻译辩护〔１〕

洛文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３〕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４〕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５〕，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７〕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

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３〕　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４〕　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　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５〕　托尔斯泰（m．n．ogpqrgs，１８２８—１９１０）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t．u．Ｔvhwxk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Ｕ．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

〔６〕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　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

〔７〕　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爬和撞〔１〕

荀继

从前梁实秋教授曾经说过：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２〕。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就是五十万元大洋〔３〕，妻，财，子，禄都有。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何况有些人不过撞着玩罢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从童生到状元，从小瘪三到康白度〔４〕。撞却似乎是近代的发明。要考据起来，恐怕只有古时候“小姐抛彩球”〔５〕有点像给人撞的办法。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可惜，古人究竟呆笨，没有要这些男子汉拿出几个本钱来，否则，也一定可以收着几万万的。

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机会，虽然比爬得上的还要少得多，而大家都愿意来试试的。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３〕　五十万元大洋　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头等奖为五十万元。

〔４〕　康白度　英语Ｃｏｍｐｒａｄｏｒ的音译，即买办。

〔５〕　“小姐抛彩球”　旧小说戏曲中描述的官僚贵族小姐招亲的一种方式，小姐抛出彩球，落在哪个男子身上，就嫁给他为妻。

各种捐班〔１〕

洛文

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２〕，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

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３〕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４〕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５〕，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６〕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而现在还值钱，所以也还会有人忙着做人名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水晶顶、蓝翎　都是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五品官礼帽上用亮白色水晶顶。帽后又分别垂戴孔雀翎（五品以上）或羽蓝翎（六品以下）。富家子弟也可以因捐官而得到这种“顶戴”。

〔３〕　李富孙（１７６４—１８４３）　字芗蒜，清代嘉兴人。著有《金石学录》、《汉魏六朝墓铭纂例》等书。

〔４〕　金石　这里金指铜器，石指石碑等，古代常在这些东西上面铸字或刻字以记事，故称这类历史文物为金石。

〔５〕　“作俑”《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后来即称开头做坏事为“作俑”。俑，古代殉葬用的木偶或泥人。

〔６〕　一榻括子　上海话，统统、全盘的意思。

四库全书珍本〔１〕

丰之余

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２〕。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但是，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这理由很分明，就因为要赶快。四省不见，九岛出脱〔３〕，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４〕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况且“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国，拿破仑〔５〕的藏书在拍卖场上还是比平民的藏书值钱；欧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学者”，讲中国就会引用《钦定图书集成》〔６〕，这是中国的考据家所不肯玩的玩艺。但是，也可见印了“钦定”过的“珍本”，在外国，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饰，而“善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决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也亦可知。这类的买主，会买一个商周的古鼎，摆起来；不得已时，也许买一个假古鼎，摆起来；但他决不肯买一个沙锅或铁镬，摆在紫檀桌子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实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７〕。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

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八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下令编纂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三千余种。为了维护清政权的封建统治，有些书曾被抽毁或窜改。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当时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影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未刊本；北京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则主张采用旧刻或旧抄本，以代替经四库全书馆馆臣窜改过的库本，藏书家傅增湘、李盛铎和学术界陈垣、刘复等人，也与蔡元培主张相同，但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所反对，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也主张照印库本。结果商务印书馆仍依国民党官方意见，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刊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选书二百三十一种。

〔３〕　四省不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侵占我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九岛出脱，九一八事变后，法国殖民主义者趁机提出吞并我国领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无理要求，并于一九三三年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九个岛屿。对此，中国人民群起抗议，当时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当局提出了严正交涉。

〔４〕　黄河的出轨　指一九三三年七月黄河决口，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以至江苏北部，都泛滥成灾。

〔５〕　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藏书很多，死后其藏书辗转易主，一九三二年曾有一部分被人运往柏林，准备拍卖，后由法国政府设法运回巴黎。

〔６〕　《钦定图书集成》　即《古今图书集成》，我国大型类书之一。清康熙、雍正时命陈梦雷、蒋廷锡等先后编纂，于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完成。全书共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总计凡一万卷。

〔７〕　“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新秋杂识〔１〕

旅隼

门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两队蚂蚁在打仗。

童话作家爱罗先珂〔２〕的名字，现在是已经从读者的记忆上渐渐淡下去了，此时我却记起了他的一种奇异的忧愁。他在北京时，曾经认真的告诉我说：我害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只要怎么一来，就能使人们都成为打仗的机器的。

其实是这方法早经发明了，不过较为烦难，不能“怎么一来”就完事。我们只要看外国为儿童而作的书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为大宗，就知道这正是制造打仗机器的设备，制造是必须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的。

不但人们，连昆虫也知道。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业，是专在攻击别种蚂蚁，掠取幼虫，使成奴隶，给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决不掠取成虫，因为已经难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虫和蛹，使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先前，永远是愚忠的奴隶，不但服役，每当武士蚁出去劫掠的时候，它还跟在一起，帮着搬运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虫和蛹去了。

但在人类，却不能这么简单的造成一律。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

然而制造者也决不放手。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是我们时时看见的。经济的雕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

反战会议〔３〕的消息不很在日报上看到，可见打仗也还是中国人的嗜好，给它一个冷淡，正是违反了我们的嗜好的证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蚁去搬运败者的幼虫，也还不失为一种为奴的胜利。但是，人究竟是“万物之灵”，这样那里能就够。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爱罗先珂（Ｂ．z．Ｅhg[xk\g，１８８９—１９５２）　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曾来中国，与鲁迅结识，鲁迅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３〕　反战会议　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上海召开的远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争取国际和平等问题。开会前，国民党政府和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对会议进行种种诽谤和阻挠，不许在华界或租界内召开。但在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持下终于秘密举行。英国马莱爵士、法国作家和《人道报》主笔伐扬－古久里、中国宋庆龄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鲁迅被推为主席团名誉主席。在会议筹备期间，鲁迅曾尽力支持和给以经济上的帮助。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鲁迅复萧军的一封信中曾说：“会（按指反战会议）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帮闲法发隐〔１〕

桃椎

吉开迦尔〔２〕是丹麦的忧郁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悲愤。不过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见了这样的几句——“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

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

当没有这样的事件时，那就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吉开迦尔（Ｓ．Ａ．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　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下面引文见于他的《非此即彼》一书的《序幕》。原书注解说，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按鲁迅这段引文是根据日本宫原晃一郎译克尔凯郭尔《忧愁的哲理》一书。）

登龙术拾遗〔１〕

苇索

章克标〔２〕先生做过一部《文坛登龙术》，因为是预约的，而自己总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诵的幸运，只在《论语》〔３〕上见过广告，解题和后记。但是，这真不知是那里来的“烟士披里纯”〔４〕，解题的开头第一段，就有了绝妙的名文——龙的技术，那是和骑马驾车相类似的东西了。但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致于会要招女婿，那么这样解释似乎也有引起别人误会的危险。

……”

确实，查看广告上的目录，并没有“做女婿”这一门，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５〕的一失，似乎该有一点增补才好，因为文坛虽然“不致于会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６〕，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

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

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７〕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８〕。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

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９〕，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１０〕。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章克标　浙江海宁人。他的《文坛登龙术》，是一部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

〔３〕　《论语》　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该刊第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刊载《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又刊载该书的广告及目录。

〔４〕　“烟士披里纯”　英语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音译，意为灵感。

〔５〕　“智者千虑”　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６〕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　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邵娶清末大买办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之孙女为妻，曾出资自办书店和编印刊物。

〔７〕　王尔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６—１９００）　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

曾因不道德罪（同性恋，即文中说的“滥交顽童”）入狱，后流落巴黎，穷困而死。

〔８〕　人见犹怜，而况令阃　南朝宋虞通之《妒记》记晋代桓温以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领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会见之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据鲁迅辑《古小说钩沈》本）这两句即从此改变而来。阃，门槛，古代妇女居住的内室也称为阃，所以又用作妇女的代称。

〔９〕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语见《劝学文》（相传为宋真宗赵恒作）。

〔１０〕　“女诗人”　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一九三二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

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

由聋而哑〔１〕

洛文

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所以勃兰兑斯〔２〕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这几句话，也可以移来批评中国的文艺界，这现象，并不能全归罪于压迫者的压迫，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运动者和以后的反对者，都应该分负责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后者则故意迁怒，至骂翻译者为媒婆〔３〕，有些青年更推波助澜，有一时期，还至于连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读者参考时，也就诋之曰“墟学”。

今竟何如？三开间店面的书铺，四马路上还不算少，但那里面满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寻一部巨册，真如披沙拣金之难。自然，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而况还有“剪贴”。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ＡＢＣ〔４〕”里，却也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

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于是误认这空虚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说给读者们；其甚者还至于摆出他心的腐烂来，算是一种内面的宝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试看今年的选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续”〔５〕之感。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６〕所描写的“末人”。

但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八月二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　勃兰兑斯（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７）　丹麦文学批评家。

他的主要著作《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共六卷，出版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年。

〔３〕　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在《民铎》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李石岑函，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４〕　ＡＢＣ　入门、初步的意思。当时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过一套“ＡＢＣ丛书”，内收各方面的入门书多种。

〔５〕　“貂不足，狗尾续”　语见《晋书·赵王伦传》，原意是讽刺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封爵过滥，连家中奴仆差役都受封，“每朝会，貂蝉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６〕　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末人”（Ｄｅｒ　Ｌｅｔｚｔｅ　Ｍｅｎｓｃｈ），见尼采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意思是指一种无希望、无创造、平庸畏葸、浅陋渺小的人。鲁迅曾经把这篇《序言》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二○年六月《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五号。

新秋杂识（二）〔１〕

旅隼

八月三十日的夜里，远远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来，一时来不及细想，以为“抵抗”又开头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约又是什么节气了罢？……

待到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原来昨夜是月蚀，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们的同胞，异胞（我们虽然大家自称为黄帝子孙，但蚩尤〔２〕的子孙想必也未尝死绝，所以谓之“异胞”）在示威，要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

再前几天，夜里也很热闹。街头巷尾，处处摆着桌子，上面有面食，西瓜；西瓜上面叮着苍蝇，青虫，蚊子之类，还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词：“回猪猡普米呀邓！〔３〕**呀邓！

邓！！”这是在放焰口，施饿鬼。到了盂兰盆节〔４〕了，饿鬼和非饿鬼，都从阴间跑出，来看上海这大世面，善男信女们就在这时尽地主之谊，托和尚“**呀邓”的弹出几粒白米去，请它们都饱饱的吃一通。

我是一个俗人，向来不大注意什么天上和阴间的，但每当这些时候，却也不能不感到我们的还在人间的同胞们和异胞们的思虑之高超和妥帖。别的不必说，就在这不到两整年中，大则四省，小则九岛，都已变了旗色了，·不·久·还·有·八·岛。

不但救不胜救，即使想要救罢，·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这两句，印后成了“于势也有所未能”）。所以最妥当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价响，天狗决不至于来咬，月亮里的酋长（假如有酋长的话）也不会出来禁止，目为反动的。救人也一样，兵灾，旱灾，蝗灾，水灾……灾民们不计其数，幸而暂免于灾殃的小民，又怎么能有一个救法？那自然远不如救魂灵，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５〕同其功德。这就是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６〕；而“君子务其大者远者”〔７〕，亦此之谓也。

而况“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８〕，也是古圣贤的明训，国事有治国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闹的。不过历来的圣帝明王，可又并不卑视小民，倒给与了更高超的自由和权利，就是听你专门去救宇宙和魂灵。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将来想必也不至先便废。记得那是去年的事了，沪战初停，日兵渐渐的走上兵船和退进营房里面去，有一夜也是这么劈劈拍拍起来，时候还在“长期抵抗”〔９〕中，日本人又不明白我们的国粹，以为又是第几路军前来收复失地了，立刻放哨，出兵……乱烘烘的闹了一通，才知道我们是在救月亮，他们是在见鬼。“哦哦！成程（Ｎａｒｕｈｏｄｏ＝原来如此）！”惊叹和佩服之余，于是恢复了平和的原状。今年呢，连哨也没有放，大约是已被中国的精神文明感化了。

·奴·才·们·的·发·昏·和·做·梦·也·不·准·的·么？·……八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题为《秋夜漫谈》，署名虞明。

〔２〕　蚩尤　古代传说中我国九黎族的首领，相传他和黄帝作战，兵败被杀。

〔３〕　“回猪猡普米呀邓！”　梵语音译，《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的咒文，“猪猡”原作“资*獱”。

〔４〕　盂兰盆节　“盂兰盆”是梵语音译，意为解倒悬。旧俗以夏历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在这一天夜里请和尚诵经施食，追荐死者，称为放焰口。焰口，饿鬼名。

〔５〕　打醮　旧时僧道设坛念经做法事。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在九一八事变后，拉拢当时的班禅喇嘛，以超荐天灾兵祸死去的鬼魂等名义，迭次发起“仁王护国法会”、“普利法会”等，诵经礼佛。造塔，指戴季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南京筑塔收藏孙中山的遗著抄本，参看本卷第１４０页注〔６〕。

〔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卫灵公》。

〔７〕　“君子务其大者远者”　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是春秋时郑国子皮对子产所说的话。

〔８〕　“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　语见《庄子·逍遥游》，意思是各人办理自己分内的事。庖人，厨子；尸祝，主持祝祷的人；尊俎，盛酒载牲的器具。

〔９〕　“长期抵抗”　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５〕。

男人的进化〔１〕

虞明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２〕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３〕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４〕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自注：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九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旅隼。

〔２〕　“知有母不知有父”　指原始共产社会杂婚制下的现象。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有关于这种现象的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３〕　周公　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他曾助武王灭商，并辅成王执政，对周代典章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旧传“六经”中的《礼经》（《仪礼》）为周公所作，或说是孔丘所定；其中关于婚礼的详细规定，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

〔４〕　“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　语出基督教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同意和解释〔１〕

虞明

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

新进的世界闻人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２〕这话说得透彻。不然，我们那里有牛肉吃，有马骑呢？人对人也是这样。

日本耶教会〔３〕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圣经上说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上的豫言。”这也显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至于有些地方的绅董，却去征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请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那却又当别论。总之，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

但是，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万一实现了，他还说你抄袭他的动物主义的老文章呢。

·是·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说·了；·就·是·英·国·的·国·民·政·府，“·它·的·实·权·也·完·全·属·于·保·守·党·一·党”。“·美·国·新·总·统·所·取·得·的·措·置·经·济·复·兴·的·权·力，·比·战·争·和·戒·严·时·期·还·要·大·得·多”。

〔４〕

·大·家·做·动·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么·同·意，·这·正·不·过，·我·这·种·解·释·还·有·点·美·中·不·足：·中·国·自·己·的·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中·国·自·己·的·韩·退·之

〔５〕

·等·说：“·民·不·出·米·粟·麻·丝·以·的·学·说·和·事·实·—·—·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呢？九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这是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九月初在纽伦堡国社党大会闭幕时发表演说中的话。

〔３〕　日本耶教会　即日本耶稣教会。据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大晚报》载路透社东京讯说，该会负责人中田宣称：“《以色亚》章（按指《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中一汝所不知之国，与亦不知汝之国，及《启示录》第七篇（按指《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七章）一天使降自东方，执上帝之玺，皆指日本而言。”又说：“上帝将以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之白人，……日本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预言”。

〔４〕　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归国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在南京说的话。他宣传西方各国政府的“权力之大”，“为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要中国效法这种“好榜样”。

〔５〕　韩退之（７６８—８２４）　名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这里所引的话见他所作的《原道》，原文为：“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文床秋梦〔１〕

游光

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２〕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天教人这么着，人就不能不这么着。所谓“文人”当然也不至于例外，吃得饱饱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梦；而现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梦威严起来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涛声》上，有一封自名为“林丁”先生的给编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说——彼此摧残，则在傍观人看来，却不能不承是整个文坛的不幸。……我以为各人均应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余事可一概不提。……”

前两天，还有某小报上的不署名的社谈，它对于早些日子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３〕，也非常气愤——

“……假使我一朝大权在握，我一定把这般东西捉

了来，判他们罚作苦工，读书十年；中国文坛，或尚有干净之一日。”

张献忠自己要没落了，他的行动就不问“孰是孰非”，只是杀。清朝的官员，对于原被两造〔４〕，不问青红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确也偶尔会有的，这是因为满洲还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旧梦。某小报上的无名子先生可还要比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经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罚”下等华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个问题是在怎样才能够“一朝大权在握”？文弱书生死样活气，怎么做得到权臣？先前，还可以希望招驸马，一下子就飞黄腾达，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而捐官的办法，又早经取消，对于“大权”，还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处的葡萄一样，仰着白鼻子看看。文坛的完整和干净，恐怕实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时候，曾经在出版界上发现了“文丐”，接着又发现了“文氓”，但这种威风凛凛的人物，却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发见的，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文官”罢。看文学史，文坛是常会有完整而干净的时候的，但谁曾见过这文坛的澄清，会和这类的“文官”们有丝毫关系的呢。

不过，梦是总可以做的，好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写出来也有趣。请安息罢，候补的少大人们！

九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沙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他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出版于一六○○年。

〔３〕　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　余赵指余慕陶和赵景深。一九三三年余慕陶在乐华书局出版《世界文学史》上中两册，内容大都从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及他人所著中外文学史、革命史中剪窃而来，经赵景深等人在《自由谈》上指出以后，余慕陶一再作文强辩，说他的书是“整理”而非剪窃。

〔４〕　原被两造　原告与被告两方。

电影的教训〔１〕

孺牛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２〕。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３〕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４〕和茅盾的《春蚕》〔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６〕。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７〕”，令人记起《四郎探母》〔８〕以及《双阳公主追狄》〔９〕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斩木诚》　根据下文所述情节，此剧出自清代李玉著传奇《一捧雪》。木诚应作莫诚，为剧中人莫怀古之仆。

〔３〕　十九路军　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曾自动进行抵抗；但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４〕　《春潮》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上海亨生影片公司曾据以拍摄为同名影片。

〔５〕　《春蚕》　茅盾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

〔６〕　《瑶山艳史》　一部侮辱少数民族的影片，上海艺联影业公司出品。片中有在瑶区从事“开化”工作的男主角向瑶王女儿求爱，决心不再“出山”的情节。一九三三年九月初在上海公映时，影片公司在各报大登广告。该片曾获国民党中央党部嘉奖，“开化瑶民”一语，见于嘉奖函中。

〔７〕　驸马　汉朝设有“驸马都尉”，掌管御马；魏晋开始，公主的配偶授与“驸马都尉”的职位，此后驸马成为公主配偶的专称。

〔８〕　《四郎探母》　京剧，内容是北宋与辽交战，宋将杨四郎（延辉）被俘，当了驸马。后四郎母佘太君统兵征辽，四郎思母，潜回宋营探望，然后重返辽邦。

〔９〕　《双阳公主追狄》　京剧，内容是北宋大将狄青西征途中误走单单国，被诱与单单王之女双阳公主成亲。后来狄青逃出，继续西行，至风火关，公主追来，斥他负义；狄青以实情相告，公主感动，将他放走。

关于翻译（上）〔１〕

洛文

因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２〕先生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九日《自由谈》所载），这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并且觉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但从那作者的案语里，我却又想起一个随便讲讲，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来了。那是这样的一段

——

学术院（译者：当系指著者所属的俄国共产主义学院）所选的鲁易倍尔德兰的不朽的诸作，为最优秀’。在我以为此地所谓‘Ａｃａｄｅｍｉｅ’者，当指法国翰林院。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我不知为什么楼先生那样地滥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国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３〕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４〕；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５〕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６〕不但是加特力教〔７〕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８〕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补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

九月十五日。

〔１〕　本篇在当时没有能够刊出，原文前三行（自“因为我的一篇短文”至“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被移至下篇之首，并为一篇发表。

〔２〕　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　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创造社。他这篇文章所谈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系指苏联弗里契原著、楼建南（适夷）翻译的中文本，一九三三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拉丁文：科学院（旧时曾译作大学院、翰林院）。法文作Ａｃａｄéｍｉｅ。法国翰林院，指法兰西学院（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Ｆｒａｎéａｉｓｅ）。苏联大学院，指苏联科学院（Ａ\]ix^jw　Ｈ]v\　ＣＣＣＰ）。

〔４〕　《一千一夜》　即《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谈》，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十日谈》，意大利薄伽丘著的故事集。《吉诃德先生》，即《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的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英国笛福著的长篇小说。

〔５〕　歌德（Ｊ．Ｗ．ｖｏｎ　Ｇｏｅｔｈｅ，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德国诗人、学者。主要作品有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６〕　倍尔德兰（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１）　通译路易·贝特朗，法国作家。一九二五年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小说《种族之血》等及多种历史传记。

〔７〕　加特力教　即天主教。加特力为拉丁文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ａ的音译。

〔８〕　布尔乔亚　即资产阶级，法文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音译。

关于翻译（下）〔１〕

洛文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２〕，不好；巴比塞〔３〕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４〕，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５〕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萧伯纳于一九三三年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七日途经上海。

〔３〕　巴比塞（Ｈ．Ｂａｒｂｕｓｓｅ，１８７３—１９３５）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４〕　“大学教授，下职官员”　这是邵洵美在《十日谈》杂志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的《文人无行》一文中的话：

“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少，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借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

〔５〕　邹韬奋（１８９５—１９４４）　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政论家、出版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著有《萍踪寄语》等书。《高尔基》（原书名《革命文豪高尔基》）是他根据美国康恩所著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里所谈的批评，是指林翼之的《读〈高尔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新秋杂识（三）〔１〕

旅隼

“秋来了！”

秋真是来了，晴的白天还好，夜里穿着洋布衫就觉得凉飕飕。报章上满是关于“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责秋……等等。为了趋时，也想这么的做一点，然而总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类，恐怕也要福气的，实在令人羡慕得很。

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像秋的诗境。呜呼哀哉，自从流落江湖以来，灵感卷逃，连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学家的名文，说是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秋花为了我在悲哀，忽然变了颜色；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冰莹〔２〕女士的佳作告诉我们：“晨是学科学的，但在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尽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福气。科学我学的很浅，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但是，它那些教训，花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虫鸣鸟啭，是在求偶呀之类，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于新诗人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３〕先生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

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４〕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

九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冰莹　谢冰莹，湖南新化人，女作家。下文引自她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海滨之夜》一文。

〔３〕　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　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关于自然科学的译文中，把人体和动植物的各种器官，都简译为“官”。

〔４〕　邵洵美　（１９０６—１９６８）　浙江余姚人。曾出资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

礼〔１〕

苇索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再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２〕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３〕，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５〕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７〕；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

我爱其礼！”〔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９〕，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１０〕，礼也。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邓文　当时东北军马占山部的骑兵师长，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张家口被暗杀。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报纸曾载“京各界昨日追悼邓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　三部关于礼的书，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有英国斯蒂尔（Ｊ．Ｓｔｅｅｌ）的英译本，一九一七年伦敦出版。

〔４〕　“新鬼大，故鬼小”　见《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闵公死后，由他的异母兄僖公继立；僖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立，依照世序，在宗庙里的位次，应该是闵先僖后；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庙时，将他的父亲僖公置于闵公之前，说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说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时年纪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闵公是弟弟，死时年纪又小，所以要“先大后小”。

〔５〕　“礼让为国”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６〕　以黄老治天下　指以导源于道家而大成于法家的刑名法术治理国家。黄老，指道家奉为宗祖的黄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治理国家。

〔７〕　“礼不下庶人”　语见《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８〕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语见《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据宋代朱熹注：饩羊，即活羊。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庙听政，叫做告朔。子贡（端木赐）因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废去告朔之礼，想把为行礼而准备的羊也一并去掉；但孔丘以为有羊还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点礼的虚文，所以这样说。

〔９〕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丘的话，语见《论语·颜渊》。

〔１０〕　“多行不义，必自毙”　语见《左传》隐公元年，原语为春秋时郑庄公说他弟弟共叔段的话。

打听印象〔１〕

桃椎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２〕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

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

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３〕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４〕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５〕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讲过学。

〔３〕　萧伯纳的话，见《论语》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载镜涵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人家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

〔４〕　卡尔亲王（Ｃ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Ｏｓｋａｒ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当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八月来中国。下引他对记者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

〔５〕　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和《新潮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该社逐渐趋向右倾，无形解体；傅斯年、罗家伦等成为国民党政权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干人物。

吃教〔１〕

丰之余

达一〔２〕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３〕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４〕，二是《老子》〔５〕，三是《维摩诘经》〔６〕，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７〕，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

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８〕，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９〕。《现代评论》〔１０〕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１１〕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１２〕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１３〕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达一　即陈子展，湖南长沙人，古典文学研究者。《文统之梦》一文，载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其中有一节说：“文统之梦，盖南北朝文人恒有之。刘勰作《文心雕龙》，其序略云：

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薨小子之垂梦欤？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可知刘勰梦见孔子，隐然以文统自肩，而以道统让之经生腐儒。微惜其攻乎异端，皈依佛氏，正与今之妄以道统自肩者同病，贻羞往圣而不自知也。”

〔３〕　刘勰（？—约５２０）　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文艺理论家。晚年出家为僧。

〔４〕　《论语》　儒家经典，孔丘弟子记录孔丘言行的书。《孝经》，儒家经典，记载孔丘与其弟子曾参关于“孝道”问答的书。

〔５〕　《老子》　又名《道德经》，道家经典，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作。

〔６〕　《维摩诘经》　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佛教经典，维摩诘是经中所写的大乘居士，相传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

〔７〕　三教辩论　始见于北周，盛于唐代。唐德宗每年生日，在麟德殿举行儒、释、道三教的辩论，形式很典重，但三方都以常识性的琐碎问题应付场面，并无实际上的问难，相反却强调三教“同源”，并往往杂以谐谑。唐懿宗时，还有俳优在皇帝面前以“三教辩论”作为逗笑取乐的资料（见《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唐阙史·俳优人》）。

〔８〕　《太上感应篇》　《道藏·太清部》著录三十卷，题“宋李昌龄传”。清代经学家惠栋曾为它作注。《文昌帝君阴骘文》，相传为晋代张亚子所作。《明史·礼志（四）》说张亚子死后成为掌管人间禄籍的神道，称文昌帝君。二者都是宣传道家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

〔９〕　杂志上的所谓“主张”　指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提出的“好政府”主张，参看本卷第６５页注〔５〕。

〔１０〕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人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后来多在教育界或反动政界充任要职。

〔１１〕　《新月》　新月社主办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　这里是对戴季陶一类国民党政客言行的讽刺。戴季陶在大革命时期伪装革命，不久即暴露出反革命面目，竭力鼓吹忠孝等封建道德。关于他“跟大拉嘛打圈子”及“造塔藏主义”，参看本卷第２８２页注〔５〕、第１４０页注〔６〕。

〔１３〕　不撤姜食　语见《论语·乡党》。据朱熹注：“姜，通神明，去秽恶，故不撤。”

喝茶〔１〕

丰之余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２〕，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

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九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悲哉秋之为气也”　语见战国时楚国诗人宋玉《九辩》。

禁用和自造〔１〕

孺牛

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２〕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我们也不说写大字，画国画的名人，单来说真实的办事者。在这类人，毛笔却是很不便当的。砚和墨可以不带，改用墨汁罢，墨汁也何尝有国货。而且据我的经验，墨汁也并非可以常用的东西，写过几千字，毛笔便被胶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速度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员讲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

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３〕，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墨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

但它的存在，却必须在宝贵时间，宝贵生命的地方。中国不然，这当然不会是国货。进出口货，中国是有了帐簿的了，人民的数目却还没有一本帐簿。一个人的生养教育，父母化去的是多少物力和气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终，谁也不加注意。区区时间，当然更不成什么问题了，能活着弄弄毛笔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难说。

和我们中国一样，一向用毛笔的，还有一个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笔几乎绝迹了，代用的是铅笔和墨水笔，连用这些笔的习字帖也很多。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便当，省时间。然而他们不怕“漏鞍”〔４〕么？不，他们自己来制造，而且还要运到中国来。

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禁用进口笔，改用毛笔的报道，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晚报》载路透社广州电：广东、广西省当局为“挽回利权”，禁止学生使用自来水笔、铅笔等进口文具，改用毛笔。

〔３〕　“非人磨墨墨磨人”　语见宋代苏轼《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

〔４〕　“漏鞍”　鞍是圆形的酒器，汉代桓宽《盐铁论·本议》有“川源不能实漏鞍”的话；后人常用“漏鞍”以比喻利权外溢。

看变戏法〔１〕

游光

我爱看“变戏法”。

他们是走江湖的，所以各处的戏法都一样。为了敛钱，一定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

黑熊饿得真瘦，几乎连动弹的力气也快没有了。自然，这是不能使它强壮的，因为一强壮，就不能驾驭。现在是半死不活，却还要用铁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牵着做戏。有时给吃一点东西，是一小块水泡的馒头皮，但还将勺子擎得高高的，要它站起来，伸头张嘴，许多工夫才得落肚，而变戏法的则因此集了一些钱。

这熊的来源，中国没有人提到过。据西洋人的调查，说是从小时候，由山里捉来的；大的不能用，因为一大，就总改不了野性。但虽是小的，也还须“训练”，这“训练”的方法，是“打”和“饿”；而后来，则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为这话是的确的，我们看它还在活着做戏的时候，就瘪得连熊气息也没有了，有些地方，竟称之为“狗熊”，其被蔑视至于如此。

孩子在场面上也要吃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将他的两手扭过来，他就显出很苦楚，很为难，很吃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个，五个，再四个，三个……而变戏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钱。

他自然也曾经训练过，这苦痛是装出来的，和大人串通的勾当，不过也无碍于赚钱。

下午敲锣开场，这样的做到夜，收场，看客走散，有化了钱的，有终于不化钱的。

每当收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之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然而我还是常常看。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十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申报·自由谈》。

双十怀古〔１〕

——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

史癖

小引

要做“双十”〔２〕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但是，翻完“描写字典”，里面无之；觅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没有。

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

去今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剪贴着做什么用的呢，自己已经记不清；莫非就给我今天做材料的么，一定未必是。但是，“废物利用”——既经检出，就抄些目录在这里罢。不过为节省篇幅计，不再注明广告，记事，电报之分，也略去了报纸的名目，因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报都有的。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

十月三日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中央军克陈留。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

礼县土匪屠城。

六岁女孩受孕。

辛博森伤势沉重。

汪精卫到太原。

卢兴邦接洽投诚。

加派师旅入赣剿共。

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

墨索里尼提倡艺术。

谭延贻轶事。

战士社代社员征婚。

十月四日

开幕。

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空军将再炸邕。

剿匪声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程艳秋登台盛况。

卫乐园之保证金。

十月六日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

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

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十月七日

津浦全线将通车。

平津党部行将恢复。

法轮殴毙栈伙交涉。

王士珍举殡记。

冯阎部下全解体。

湖北来凤苗放双穗。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鬼击人背。

十月八日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

国货时装展览。

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

学校当注重国文论。

追记郑州飞机劫。

谭宅挽联择尤录。

汪精卫突然失踪。

十月九日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

京卫戍部枪决人犯。

辛博森渐有起色。

国货时装展览。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十月十日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

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首都枪决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陈圩匪祸惨酷。

海盗骚扰丰利。

程艳秋庆祝国庆。

蒋丽霞不忘双十。

南昌市取缔赤足。

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十月一日。

盖双十盛典，“伤今”固难，“怀古”也不易了。

十月十三日。

〔１〕　本篇收入本书前未能在报刊发表。

〔２〕　“双十”　即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决定以十月十日为国庆节。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窃取政权后，仍以“双十”为国庆节。

重三感旧〔１〕

——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丰之余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２〕。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４〕，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５〕，看《化学鉴原》〔６〕；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７〕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８〕，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９〕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１０〕。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１１〕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１２〕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

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感旧》，无副题。

〔２〕　“骸骨的迷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期发表过一篇《骸骨之迷恋》，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这句话便常被引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３〕　“新党”　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被称为新党；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出现主张彻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因而前者被称为老新党。

〔４〕　甲午战败　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侵略朝鲜并对中国进行挑衅，发生中日战争。中国军队虽曾英勇作战，但因清廷的动摇妥协而终告失败，次年同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５〕　《学算笔谈》　十二卷，华蘅芳著，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收入他的算学丛书《行素轩算稿》中，一八八五年刻印单行本。

〔６〕　《化学鉴原》　六卷，英国韦而司撰，英国傅兰雅口译，无锡徐寿笔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

〔７〕　“富强丛书”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曾出现过“富强丛书”一类读物。如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张荫桓编辑，鸿文书局石印的《西学富强丛书》，分算学、电学、化学、天文学等十二类，收书约七十种。

〔８〕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进士，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军机大臣。《书目答问》是他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任四川学政时所编（一说为缪荃孙代笔）。书中列有《新法算书》、《新译几何原本》等“西法”数学书多种。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筱珊，江苏江阴人，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

〔９〕　《庄子》　战国时庄周著，现存三十三篇，亦名《南华经》。《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

〔１０〕　“旧瓶不能装新酒”　这原是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最初出于基督教《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话作为譬喻。

〔１１〕　“五更调”　亦称“叹五更”，民间曲调名。一般五叠，每叠十句四十八字，唐敦煌曲子中已见。“攒十字”，民间曲调名，每句十字，大体按三三四排列。

〔１２〕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感旧”以后（上）〔１〕

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备考：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蛰存　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３〕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４〕　《烈女传》　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５〕　“第三种人”　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１０〕。

“感旧”以后（下）〔１〕

丰之余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２〕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

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３〕，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４〕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　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著有《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等。

他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论语》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下文所引诗及注，都出自集中的《阅卷杂诗》六首（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有写‘倡明文化’者……”，系《杂诗》第一首的“自注”；“幸‘萌科学思想之芽’”，系《杂诗》第六首中的一句；“先生犯了弥天罪……”系《杂诗》的第二首。

〔３〕　倡予和女”　语见《诗经·郑风·熔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

〔４〕　“先生犯了弥天罪”四句，据刘半农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古时候九流，最远不出国境，今流往外洋，是加一等治罪矣。昔吴稚老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谓其去时小而归来大也。

据此，流学生不特流而已也，且入油锅地狱焉，阿要痛煞！”

黄祸〔１〕

尤刚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２〕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３〕，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所以我们一面在做“黄祸”

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４〕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现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样的。

德皇的所谓“黄祸”，我们现在是不再梦想了，连“睡狮”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见。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我们似乎不再想，也寻不出什么“象征”来，我们正在看海京伯〔５〕的猛兽戏，赏鉴狮虎吃牛肉，听说每天要吃一只牛。我们佩服国联〔６〕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我们赞成军缩〔７〕的“保护和平”，我们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军缩；我们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我们也憎恶非战大会。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十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德皇威廉　指德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他曾鼓吹“黄祸”论，并在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的画，画上以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德国曾把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象征西方；以浓烟卷成的巨龙、佛陀象征来自东方的威胁。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３〕　佛陀　梵文　Ｂｕｄｄｈａ　的音译，简称佛，是佛教对“觉行圆满”者的称呼。

〔４〕　德国治下的青岛　青岛于一八九七年被德帝国主义强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一九二二年由我国收回。

〔５〕　海京伯（Ｃ．Ｈａｇｅｎｂｅｃｋ，１８４４—１９１３）　德国驯兽家，一八八七年创办海京伯马戏团。该团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来我国上海演出。

〔６〕　国联　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声称要期待国联的“公理判决”。一九三二年四月国联派调查团来中国，十月发表名为调解中日争端实则偏袒日本的报告书，主张东北各省脱离中国由国际共管。国民党政府竟对这一《报告书》佩服赞赏。但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无视国联意见，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退出国联。国民党政府又对国联无力约束日本表示过不满。

〔７〕　军缩　指国际军缩（即裁军）会议，一九三二年二月起在日内瓦召开。当时中国一些报刊曾赞扬军缩会议，散布和平幻想。一九三三年十月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军缩会议，一些报刊又为希特勒扩军备战进行辩护，如同年十月十七日《申报》载《德国退出军缩会议后的动向》一文说：德国此举乃“为准备自己，原无不当，且亦适合于日尔曼民族之传统习惯”。

冲〔１〕

旅隼

“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２〕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我先前只知道武将大抵通文，当“枕戈待旦”的时候，就会做骈体电报，这回才明白虽是文官，也有深谙韬略的了。田单曾经用过火牛〔３〕，现在代以汽车，也确是二十世纪。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４〕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５〕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６〕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十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贵阳通信　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申报》载国闻社重庆通讯。按当时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为王家烈，他和教育厅长谭星阁等都是这次惨案的主谋；事后他们严密检查邮电，消息在惨案发生后二十余日才由重庆传出。

〔３〕　田单曾经用过火牛　田单，战国时齐国人。据《史记·田单列传》，燕伐齐，破齐七十余城，齐军退守莒和即墨；后来田单在即墨用火牛大破燕军，尽复失地。

〔４〕　俄皇　指旧俄最末的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nj\gp]s　Ⅱ，１８６８—１９１）。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国旧历一月九日）他曾令哥萨克马队在冬宫前冲击和屠杀请愿群众

〔５〕　“年方花信”　指女子正当成年时期。花信，花开的消息。

〔６〕　“婴儿杀戮”　见基督教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其中说：当犹太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知道了，心里很不安。“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按约瑟是马利亚的丈夫，马利亚在婚前受圣灵感动怀孕，婚后生子耶稣）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他们走后，希律“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滑稽”例解〔１〕

苇索

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慨自语堂〔２〕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磐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３〕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这危险，就因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狸猫换太子”〔４〕的关键，是在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便将油滑之类，误认为滑稽了。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

见于报章上的广告的，也有的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刊物，自说是“舆论界的新权威”〔５〕，“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一面又在向别一种刊物“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但又说是“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

见于报章的短评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６〕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诸如此类的妙文，我们也尝见于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并非将它漫画化了的，却是它本身原来是漫画。《论语》一年中，我最爱看“古香斋”〔７〕这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云：“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

不过“古香斋”里所收的妙文，往往还倾谄诡，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加滑稽，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十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语堂　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他在三十年代初主编《论语》半月刊，声称“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

（见《论语》第三期《我们的态度》）。

〔３〕　“新戏”　我国话剧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最早称为“新剧”（“新戏”），又称“文明戏”，二十年代末“话剧”名称确立以后，一般仍称当时上海大世界、新世界等游艺场演出的比较通俗的话剧为文明戏。

〔４〕　“狸猫换太子”　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记载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昆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写有这个故事，情节是：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当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５〕　“舆论界的新权威”等语，见邵洵美主办的《十日谈》创刊时的广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申报》。下面“声明误会”等语，见该刊向《晶报》“表示歉意”的广告，参看本书《后记》。

〔６〕　“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等语，见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所载圣闲《“女婿”的蔓延》一文，参看本书《后记》。

〔７〕　“古香斋”　是《论语》半月刊自第四期起增辟的一个栏目，刊载当时各地记述荒谬事件的新闻和文字。以下所举两令文，均见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该栏内。

外国也有〔１〕

符灵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２〕；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３〕；狄昆希〔４〕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５〕赌得发昏。斯惠夫德〔６〕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７〕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

〔８〕

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９〕，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底·与·马·基·顿·乎〔１０〕？——

·外·国·也·有·的！十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他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发起“不合作运动”，领导印度人民反抗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

〔３〕　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　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载：德国国社党冲锋队队员殴伤美国医生慕尔比希，希特勒出于外交需要，即派员赴美使馆道歉，并下令禁止冲锋队殴打外侨。

〔４〕　狄·昆希（Ｔ．Ｄ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１７８５—１８５９）　英国散文家。曾服食鸦片；著有《一个吃鸦片的英国人的忏悔》，于一八二二年出版

〔５〕　陀思妥夫斯基（_．Ｍ．`gqrgxyq\js，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在他夫人的回忆录中曾谈到他赌博的事，并引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信中的话说：

“那个使我痛苦了十年的下流的幻想……消失了。我以前老是梦想赢钱，梦想得很厉害，很热烈，……赌博将我全身缚住了。……但是现在我要想到工作，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夜夜梦想着赌博的结果了。”

〔６〕　斯惠夫德（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　通译斯威夫特，英国作家。著有《格列佛游记》等。鲁迅这里所说，似系另一英国作家、《鲁滨孙飘流记》的著者笛福（Ｄ．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之误。一七○三年笛福曾为了一本讽刺教会的小册子《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被英国政府逮捕，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被罚在闹市带枷示众三天。

〔７〕　林白（Ｃ．Ａ．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ｈ，１９０２—１９７４）　美国飞行家，一九二七年五月首次驾机横渡大西洋，完成由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行，获空军预备队上校衔。一九三二年三月，他的儿子在纽约被绑匪绑去。

〔８〕　折冲樽俎　语出《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原指诸侯在会盟的宴席上制胜对方，后泛指外交谈判。

〔９〕　哥仑布（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　意大利探险家，美洲大陆的发现者。爱迪生，参看本卷第１５页注〔４〕。

〔１０〕　迦勒底（Ｃｈａｌｄａｅａ）　古代西亚经济繁盛的奴隶制国家，又称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六二六年建立，前五三八年为波斯人所灭。马基顿（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通译马其顿，古代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奴隶制军事强国，约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前二世纪被罗马帝国吞并。

扑空〔１〕

丰之余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２〕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３〕。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

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４〕。

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５〕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６〕，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７〕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鹄矗扒嗄昕葱率樽匀槐热八强淳墒槟芄欢嗷竦靡恍┤褐凇！?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

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８〕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９〕，《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

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备考：

推荐者的立场　施蛰存

——《庄子》与《文选》之论争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

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

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Ｍｒ．Ｘ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　丰之余

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册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突　　围　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

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

“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

“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

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

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

（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大晚报》　参看本卷第２４页注〔４〕。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出《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３〕　“逍遥游”　原为《庄子》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

〔４〕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著。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初，太子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乱，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５〕　义和拳　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一九○○年（庚子）曾英勇抗击八国联车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６〕　施蛰存在《大晚报》征求答案的表格“目下所读之书”栏内，填了一部《文学批评之原理》（英国李却兹著）和一部《佛本行经》。

〔７〕　《归心篇》　是《颜氏家训》中的一篇。主旨在说明“内（佛）外（儒）两教，本为一体”，而对一些人加于佛教的批评和怀疑作种种解释，篇末并举有因果报应的例子数条。参看本篇“备考”《突围》。

〔８〕　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　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

〔９〕　《孟子》　儒家经典，是记载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言行的书，由他的弟子纂辑而成。

答“兼示”〔１〕

丰之余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

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２〕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３〕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备考：

致黎烈文先生书　施蛰存——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

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　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

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

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中国文与中国人〔１〕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

〔２〕　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野兽训练法〔１〕

余铭

最近还有极有益的讲演，是海京伯马戏团的经理施威德在中华学艺社的三楼上给我们讲“如何训练动物？”〔２〕可惜我没福参加旁听，只在报上看见一点笔记。但在那里面，就已

经够多着警辟的话了——

那便错了，因为这是从前野蛮人对付野兽的办法，现在训练的方法，便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用的方法，是用爱的力量，获取它们对于人的信任，用爱的力量，温和的心情去感动它们。

……”

这一些话，虽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们圣贤的古训，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３〕，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无信不立”〔４〕。

但是，有了“信任”以后，野兽可要变把戏了——

“教练者在取得它们的信任以后，然后可以从事教练它们了：第一步，可以使它们认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它们跳浜，站起来……”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５〕。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挤出奶汁来，——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

施威德讲演之后，听说还有余兴，如“东方大乐”及“踢毽子”〔６〕等，报上语焉不详，无从知道底细了，否则，我想，恐怕也很有意义。

十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威德（Ｒ．Ｓａｗａ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４７）　德国驯兽家。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中华学艺社讲演者为海京伯马戏团中的惠格纳，施因年老未讲。中华学艺社，一些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一九一六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原名丙辰学社，后迁上海，改名“中华学艺社”。曾发行《学艺》杂志。

〔３〕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孟轲的话，见《孟子·公孙丑》。

〔４〕　“民无信不立”　孔丘的话，见《论语·颜渊》。

〔５〕　治民的大人物曰“牧”　《礼记·曲礼》：“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古代称“九州”的各州之长为牧。汉代起，有些朝代曾设置牧的官职。

〔６〕　东方大乐”及“踢毽子”　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在惠格纳讲演后，放映电影助兴，其中有《东方大乐》及《褚民谊踢毽子》等短片。

反刍〔１〕

元艮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２〕罢——对不起，“古书”又来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３〕。倘要知道得详细，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赞同的。”〔４〕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

十一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语出《韩菲子·难势》：“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之。’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３〕　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　这是胡适说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光明所到……”》。

〔４〕　“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等语，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晚报·火炬》载何人《我的意见》一文。

归厚〔１〕

罗怃

在洋场上，用一瓶强水去洒他所恨的女人，这事早经绝迹了。用些秽物去洒他所恨的律师，这风气只继续了两个月。

最长久的是造了谣言去中伤他们所恨的文人，说这事已有了好几年，我想，是只会少不会多的。

洋场上原不少闲人，“吃白相饭”尚且可以过活，更何况有时打几圈马将。小妇人的嘁嘁喳喳，又何尝不可以消闲。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

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作者在谣言文学上，也还是“滥竽充数”〔２〕。这并非我个人的私见。讲什么文坛故事的小说不流行，什么外史也不再做下去，〔３〕可见是人们多已摇头了。讲来讲去总是这几套，纵使记性坏，多听了也会烦厌的。

想继续，这时就得要才能；否则，台下走散，应该换一出戏来叫座。

譬如罢，先前演的是《杀子报》〔４〕罢，这回就须是《三娘教子》〔５〕，“老东人呀，唉，唉，唉！”

而文场实在也如戏场，果然已经渐渐的“民德归厚”〔６〕了，有的还至于自行声明，更换办事人，说是先前“揭载作家秘史，虽为文坛佳话，然亦有伤忠厚。以后本刊停登此项稿件。

……以前言责，……概不负责。”（见《微言》〔７〕为了“忠厚”而牺牲“佳话”，虽可惜，却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换办事人。这并非敬他的“概不负责”，而是敬他的彻底。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

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

不过，尤其为难的是忠厚文学远不如谣言文学之易于号召读者，所以须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时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减色。我想，还不如就用先前打诨的二丑挂了长须来唱老生戏，那么，暂时之间倒也特别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次年六月十九日记。

〔１〕　本篇当时未能在报刊发表。

〔２〕　“滥竽充数”　出自《韩非子·内储说》所载的一个故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３〕　这里说的“文坛故事的小说”、“外史”，指当时一些反动、无聊的文人恶意编造的影射文化界人士的作品，如张若谷的《婆汉迷》、杨邨人的《新儒林外史》（只写了第一回）等。

〔４〕　《杀子报》　一出表现淫恶、凶杀和迷信思想的旧戏。

〔５〕　《三娘教子》　一出宣传节义思想的旧戏。“老东人”是戏中老仆人薛保对主人薛广的称呼。

〔６〕　“民德归厚”　语见《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７〕　《微言》　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４〕。该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登载“改组启事”，声明原创办人何大义等八人已与该刊脱离关系，自第二十期起，改由钱唯学等四人接办，同时又登有钱等四人的“启事”；这里所引的几句，即出于后一“启事”中。

难得糊涂〔１〕

子明

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２〕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正像“玩”木刻之类，未必“只是个人的事情”：“谬种”和“妖孽”就是写起篆字来，也带着些“妖谬”的。

然而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现在，到了“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３〕的时代，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

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这终于说出来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报应之说”（老庄另帐登记），而说别人“鄙薄”佛教影响就是“想为儒家争正统”，原来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认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４〕。正统和正宗，是明显的。

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活的生活已经那么“穷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又不见了，只剩得字汇。“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５〕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６〕两个字来译Ｕaｎｉｔ，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

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７〕。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

十一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郑板桥（１６９３—１７６５）　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文学家、书画家。

〔３〕　“求仕不获无足悲”等句，见章太炎为吴宗慈纂辑的《庐山志》所作《题辞》。这篇《题辞》作于一九三三年九月，曾发表于同年十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４〕　这是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赞成大众文学，尽可能地以浅显的文字供给大众阅读，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

〔５〕　“自然景物”等语，是施蛰存《突围》之五（答致立）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想至少还有许多自然景物，个人感情，宫室建筑，以及在某种情形之下专用的名词或形容词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

〔６〕　“幺匿”　英语ｕｎｉｔ的音译。严复译英国斯宾塞《群学肄言》第三章《喻术》中说：“群者，谓之拓都（原注：译言总会）；一者，谓之幺匿（原注：译言单个）。”严复自己在《译余赘语》里举例解释说：“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幺匿也。饭，拓都也；粒，幺匿也。国，拓都也；民，幺匿也。”按“拓都”，英语ｔｏｔａｌ的音译，意为全体、总计。

〔７〕　“汉以后的词”等句，也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古书中寻活字汇〔１〕

罗怃

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

假如有“可看《文选》的青年”在这里，就是高中学生中的几个罢，他翻开《文选》来，一心要寻活字汇，当然明知道那里面有些字是已经死了的。然而他怎样分别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为标准。但是，看了六臣注〔２〕之后才懂的字不能算，因为这原是死尸，由六臣背进他脑里，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脑里即使复活了，在未“可看《文选》的青年”的眼前却还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须看白文。

诚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这就是活字汇。然而他怎会先就懂得的呢？这一定是曾经在别的书上看见过，或是到现在还在应用的字汇，所以他懂得。那么，从一部《文选》里，又寻到了什么？

然而施先生说，要描写宫殿之类的时候有用处。这很不错，《文选》里有许多赋是讲到宫殿的，并且有什么殿的专赋。

倘有青年要做汉晋的历史小说，描写那时的宫殿，找《文选》是极应该的，还非看“四史”《晋书》〔３〕之类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过将死尸抬出来，说得神秘点便名之曰“复活”。如果要描写的是清故宫，那可和《文选》的瓜葛就极少了。

倘使连清故宫也不想描写，而豫备工夫却用得这么广泛，那实在是徒劳而仍不足。因为还有《易经》和《仪礼》〔４〕，里面的字汇，在描写周朝的卜课和婚丧大事时候是有用处的，也得作为“文学修养之根基”，这才更像“文学青年”的样子。

十一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六臣注　《文选》在唐代先有李善注，后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合称六臣注。

〔３〕　“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合称。《晋书》，唐代房玄龄等撰，记述晋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４〕　《仪礼》　又称《礼经》，儒家经典，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资料的汇编。

“商定”文豪〔１〕

白在宣

笔头也是尖的，也要钻。·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一·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的地方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团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没有了，连自作自刻，订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诗人，也已经不大遇得到。现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大抵仅仅为稿费。倘说，作者是饿着肚子，专心在为社会服务，恐怕说出来有点要脸红罢。就是笑人需要稿费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还是不免要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２〕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

十一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久已夫，已非一日矣”　这是对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模仿，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十四曾引有这样的句子：“久已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

青年与老子〔１〕

敬一尊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２〕，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３〕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的·自·白〔４〕——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

就不见了。〔５〕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６〕，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７〕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　这是清末许多人笔下常常出现的滥调；“欧风东渐”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３〕　关于道士长生不老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五代汉王仁裕《玉堂闲话》：“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上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

‘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马矣，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

〔４〕　杨某的自白　指杨邨人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参看本卷第１８５页注〔２８〕。

〔５〕　宋代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条有与这里所述大致相同的故事。《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西牖书钞》引录过该书。

〔６〕　“虚君共和”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曾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一九一八年一月）发表《共和平议》、《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７〕　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　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曾提倡尊孔读经。

后记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１〕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

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２〕，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３〕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

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问题　如是

一篇是孙用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瑕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又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能用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佩服，因为用妻子的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办书店，出杂志，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来，妻子的钱自然也是私蓄之一。况且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正如做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之并非罪恶为一样，如其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回国后游荡无事，可以依靠亲戚的牌头，夺一个副刊来编编，则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当然也无不可。

“女婿”的蔓延　圣闲

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还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属于正面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园上他的一篇《女婿问题》里说过，今日在文坛上最有声色的鲁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过既然做文人同时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则此女婿是应该属于穷岳家的呢，还是属于富岳家的呢？关于此层，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尚未出而主张，不知究竟应该“富倾”还是“穷倾”才对，可是《自由谈》之流的撰稿人，既经对于富岳家的女婿取攻击态度，则我们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该再跨上这个文坛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仿佛是冲突的，二者只可任择其一。

目下中国文坛似乎有这样一个现象，不必检查一个文人他本身在文坛上的努力的成绩，而唯斤斤于追究那个文人的家庭琐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穷妻子之类。要是你今天开了一家书店，则这家书店的本钱，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赔嫁钱，也颇劳一些尖眼文人，来调查打听，以此或作攻击讥讽。

我想将来中国的文坛，一定还会进步到有下种情形：

穿陈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坛，如穿皮鞋，便属贵族阶级，而入于被攻击之列了。

现在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失业的多得很。回国以后编一个副刊也并非一件羞耻事情，编那个副刊，是否因亲戚关系，更不成问题，亲戚的作用，本来就在这种地方。

自命以扫除文坛为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两句自己的不愿意听的话，便要成群结队的来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骂人家为狂吠的，则自己切不可也落入于狂吠之列。

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亲，鲁迅，茅盾之后，结果不过说着“鲁迅拿卢布”那样的滥调；打诨的高手要推圣闲先生，他竟拉到我万想不到的诗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戏剧上的二丑帮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丑，用的便是这样的说法，我后来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郡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今年二月，我给日本的《改造》〔５〕杂志做了三篇短论，是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邵家将却以为“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这甜葡萄棚里产生出来的《人言》〔６〕（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者算是只译了其中的一篇《谈监狱》，投给了《人言》，并且前有“附白”，后有

“识”——谈监狱　鲁迅

（顷阅日文杂志《改造》三月号，见载有我们文坛老将鲁迅翁之杂文三篇，比较翁以中国文发表之短文，更见精彩，因迻译之，以寄《人言》。惜译者未知迅翁寓所，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详，不能先将译稿就正于氏为憾。但请仍用翁的署名发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译者井上附白。）

人的确是由事实的启发而获得新的觉醒，并且事情也是因此而变革的。从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长的时间中，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文章，选拔及登用人才。

到同法国打了败仗，才知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遣留学生到西洋，设立武器制造局，作为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败仗之后，知道这还不彀，这一回是大大地设立新式的学校。于是学生们每年大闹风潮。清朝覆亡，国民党把握了政权之后，又明白了错误，而作为改正手段，是大造监狱。

国粹式的监狱，我们从古以来，各处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谓文明监狱。那是特地造来给旅行到中国来的外人看的，该与为同外人讲交际而派出去学习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囚人却托庇了得着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吃，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便发布了囚人口粮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后当是益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所以不但禁锢人犯，而且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有时还有榨取人犯亲属的金钱使他们成为赤贫的职责。而且谁都以为这是当然的。倘使有不以为然的人，那即是帮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进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说人犯每年放归家中一次，给予解决性欲的机会，是很人道主义的说法。老实说：他不是他对于人犯的性欲特别同情，因为决不会实行的望头，所以特别高声说话，以见自己的是官吏。但舆论甚为沸腾起来。某批评家说，这样之后，大家见监狱将无畏惧，乐而赴之，大为为世道人心愤慨。受了圣贤之教，如此悠久，尚不像那个官吏那么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对于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却由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想来，监狱也确有些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的理想乡。火灾少，盗贼不进来，土匪也决不来掠夺。即使有了战事，也没有以监狱为目标而来爆击的傻瓜，起了革命，只有释放人犯的例，没有屠杀的事。这回福建独立的时候，说释人犯出外之后，那些意见不同的却有了行踪不明的谣传，但这种例子是前所未见的。总之，不像是很坏的地方。只要能容许带家眷，那么即使现在不是水灾，饥荒，战争，恐怖的时代，请求去转居的人，也决不会没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

牛兰夫妻以宣传赤化之故，收容于南京的监狱，行了三四次的绝食，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监狱精神之故。某官吏说他自己不要吃，同别人有什么关系，很讶奇这事。不但不关系于仁政，且节省伙食，反是监狱方面有利。甘地的把戏，倘使不选择地方，就归于失败。

但是，这样近于完美的监狱，还留着一个缺点，以前对于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为补这个缺点，近来新发明有一种“反省院”的特种监狱，而施行教育。我不曾到其中去反省过，所以不详细其中的事情，总之对于人犯时时讲授三民主义，使反省他们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要做出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倘使不愿写或写不出则当然非终生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下，进去的有，出来的也有，反省院还有新造的，总是进去的人多些。试验完毕而出来的良民也偶有会到的，可是大抵总是萎缩枯槁的样子，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面把心力用尽了。那是属于前途无望的。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编者先生认

为可用，当再译寄。——译者识。）

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但文字也原是无须译得认真的，因为要紧的是后面的算是编者的回答——

编者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治下之呼声一般。《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再登，转言译者，可勿寄来。

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７〕”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

他们的主公邵诗人，在赞扬美国白诗人的文章中，贬落了黑诗人〔８〕，“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国语的圈子。”（《现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国的富贵人及其鹰犬的眼中，虽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声音却走出去了。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实，黑人的诗也走出“英国语的圈子”去了。

美国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鹰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

但这种鹰犬的这面目，也不过以向“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只要立刻能给一个嘴巴，他们就比吧儿狗还驯服。现在就引一个也曾在《“滑稽”例解》中提过，登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申报》上的广告在这里罢——十日谈向晶报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会本刊措词不善致使晶报对郡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诉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兹经章士钊江容平衡诸君诠释已得晶报完全谅解除由晶报自行撤回诉讼外特此登报声明表示歉意“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此“理”极奇，大约是应该攻讦“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刊物的罢。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在这里看见铁证了。

给“女婿问题”纸张费得太多了，跳到别一件，这就是“《庄子》和《文选》”。

这案件的往复的文字，已经收在本文里，不再多谈；别人的议论，也为了节省纸张，都不剪帖了。其时《十日谈》也大显手段，连漫画家都出了马，为了一幅陈静生先生的《鲁迅翁之笛》〔９〕，还在《涛声》上和曹聚仁先生惹起过一点辩论的小风波。但是辩论还没有完，《涛声》已被禁止了，福人总永远有福星照命……

然而时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谓“第三种人”，尤其是施蛰存和杜衡〔１０〕即苏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来的嘴脸来了。

这回要提到末一篇，流弊是出在用新典。

听说，现在是连用古典有时也要被检查官禁止了，例如提起秦始皇，但去年还不妨，不过用新典总要闹些小乱子。我那最末的《青年与老子》，就因为碰着了杨邨人先生（虽然刊出的时候，那名字已给编辑先生删掉了），后来在《申报》本埠增刊的《谈言》（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引得一篇妙文的。不过颇难解，好像是在说我以孝子自居，却攻击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因为这是一篇我们的“改悔的革命家”的标本作品，弃之可惜，谨录全文，一面以见杨先生倒是现代“语录体”〔１１〕作家的先驱，也算是我的《后记》里的一

点余兴罢——聪明之道　邨人

街而立，虽电车玲玲轧轧，汽车呜呜哑哑，市嚣扰人而不觉，俨然有如隐士，居处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来何事？”对曰，“敢问聪明之道。”谈话有主题，遂成问答。

“难矣哉，聪明之道也！孔门贤人如颜回，举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称其聪明过人，于今之世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尚非聪明之人，汝问聪明之道，其有意难余老糙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误会了我的问意了！我并非要请教关于思辨之术。我是生性拙直愚笨，处世无方，常常碰壁，敢问关于处世的聪明之道。”

“噫嘻，汝诚拙直愚笨也，又问处世之道！夫今之世，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阶级不同，思想各异，父子兄弟夫妇姊妹因思想之各异，一家之内各有主张各有成见，虽属骨肉至亲，乖离冲突，背道而驰；古之所谓英雄豪杰，各事其君而为仇敌，今之所谓志士革命家，各为阶级反目无情，甚至只因立场之不同，骨肉至亲格杀无赦，投机取巧或能胜利于一时，终难立足于世界，聪明之道实则已穷，且唯既愚且鲁之徒方能享福无边也矣。

……”

“老先生虽然说的头头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真的聪明之道就没有了吗？”

“然则仅有投机取巧之道也矣。试为汝言之：夫投机取巧之道要在乎滑头，而滑头已成为专门之学问，西欧学理分门别类有所谓科学哲学者，滑头之学问实可称为滑头学。滑头学如依大学教授之编讲义，大可分成若干章，每章分成若干节，每节分成若干项，引古据今，中西合璧，其理论之深奥有甚于哲学，其引证之广大举凡中外历史，物理化学，艺术文学，经商贸易之直，诱惑欺骗之术，概属必列，包罗万象，自大学预科以至大学四年级此一讲义仅能讲其千分之一，大学毕业各科及格，此滑头学则无论何种聪明绝顶之学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学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难学也可想而知之矣。余处世数十年，头顶已秃，须发已白，阅历不为不广，教训不为不多，然而余着手编辑滑头学讲义，仅能编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也。此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其纲目为‘顺水行舟’，即人云亦云，亦即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恶者恶之是也，举一例言之，如人之恶者为孝子，所谓封建宗法社会之礼教遗孽之一，则汝虽曾经为父侍汤服药问医求卜出诸天性以事亲人，然论世之出诸天性以事亲人者则引‘孝子’之名以责难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称快，勿管本心见解及自己行动之如何也。被责难者处于时势潮流之下，百辞莫辩，辩则反动更为证实，从此青年鸣鼓而攻，体无完肤，汝之胜利不但已操左券，且为青年奉为至圣大贤，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风行海内洛阳纸贵，于是名利双收，富贵无边矣。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二项为‘投井下石’，余本亦知一二，然偶一忆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觉头痛，实无心编之也。然而滑头学虽属聪明之道，实乃左道旁门，汝实不足学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现在社会上将这种学问作敲门砖混饭吃的人实在不少，他们也实在到处逢源，名利双收，可是我是一个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学也学不了吧？”

“呜呼汝求聪明之道，而不学之，虽属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问道于世故老人，归来依然故我，呜呼噫嘻！

但我们也不要一味赏鉴“呜呼噫嘻”，因为这之前，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

也还是剪报好，我在这里剪一点记的最为简单的——艺华影片公司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近新建之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在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遂大呼一声，则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摄影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约逾七分钟时，由一人狂吹警笛一声，众暴徒即集合列队而去，迨该管六区闻警派警士侦缉员等赶至，均已远扬无踪。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云。

据各报所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者，但以向南京检委会行贿，故得通过发行。又称该会现向教育部，内政部，中央党部及本市政府发出呈文，要求当局命令该公司，立即销毁业已摄成各片，自行改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并对受贿之电影检委会之责任人员，予以惩处等语。

事后，公司坚称，实系被劫，并称已向曹家渡六区公安局报告。记者得讯，前往调查时，亦仅见该公司内部布置被毁无余，桌椅东倒西歪，零乱不堪，内幕究竟如何，想不日定能水落石出也。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报》。

警戒电影院

拒演田汉等之影片

自从艺华公司被击以后，上海电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动，从制片商已经牵涉到电影院，昨日本埠大小电影院同时接到署名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之警告函件，请各院拒映田汉等编制导演主演之剧本，其原文云：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电影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影片公司之行动，查贵院平日对于电影业，素所热心，为特严重警告，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此告。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

但“铲共”又并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时遭到覆面英雄们的袭击了。又剪报——

今晨良友图书公司

突来一怪客

手持铁锤击碎玻璃窗

扬长而去捕房侦查中

b……光华书局请求保护

沪西康脑脱路艺华影片公司，昨晨九时许，忽被状

似工人等数十名，闯入摄影场中，并大发各种传单，署名“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等字样，事后扬长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时许，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铁锤，至该公司门口，将铁锤击入该店门市大玻璃窗内，击成一洞。该男子见目的已达，立即逃避。该管虹口捕房据报后，立即派员前往调查一过，查得良友公司经售各种思想左倾之书籍，与捣毁艺华公司一案，不无关联。今日上午四马路光华书局据报后，惊骇异常，即自投该管中央捕房，请求设法保护，而免意外，惟至记者截稿时尚未闻发生意外之事云。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报》。

印刷所已被捣毁

编辑间未受损失

承印美人伊罗生编辑之《中国论坛报》勒佛尔印刷

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潜入，将印刷间捣毁，其编辑间则未受损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报》。

袭击神州国光社

昨夕七时四人冲入总发行所

铁锤挥击打碎橱窗损失不大

河南路五马路口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于昨晚七时，

正欲打烊时，突有一身衣长袍之顾客入内，状欲购买书籍。不料在该客甫入门后，背后即有三人尾随而进。该长袍客回头见三人进来，遂即上前将该书局之左面走廊旁墙壁上所挂之电话机摘断。而同时三短衣者即实行捣毁，用铁锤乱挥，而长衣者亦加入动手，致将该店之左橱窗打碎，四人即扬长而逸。而该店时有三四伙友及学徒，亦惊不能作声。然长衣者方出门至相距不数十步之泗泾路口，为站岗巡捕所拘，盖此长衣客因打橱窗时玻璃倒下，伤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该长衣者当即被拘入四马路中央巡捕房后，竭力否认参加捣毁，故巡捕已将此人释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报》。

美国人办的报馆捣毁得最客气，武官们开的书店〔１２〕捣毁得最迟。“扬长而逸”，写得最有趣。

捣毁电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几种报上登过全文；对于书店和报馆却好像并无议论，因为不见有什么记载。

然而也有，是一种钢笔版蓝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馆名空着，各各填以墨笔，笔迹并不像读书人，下面是一长条紫色的木印。

我幸而藏着原本，现在订定标点，照样的抄录在这里——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

思想界为共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计，拟对于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

查。素知

贵……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此

告…………

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　十一，十三。

一个“志士”，纵使“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值银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是也许要灰心的。然则书店和报馆之有些为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既是被“扬长而去”的英雄们指定为“赤色作家”，还是莫害他人，放下笔，静静的看一会把戏罢，所以这一本里面的杂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为从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时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并没有写些什么的。

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烟士披离纯”，何况现在嗅觉又特别发达了，他们深知道要怎样“创作”才合式。这就到了我不批评社会，也不论人，而人论我的时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尽有，妙的却不多。纸墨更该爱惜，这里仅选了六篇。官办的《中央日报》讨伐得最早，真是得风气之先，不愧为“中央”；《时事新报》正当“全武行”全盛之际，最合时宜，却不免非常昏愦；《大晚报》和《大美晚报》〔１３〕起来得最晚，这是因为“商办”的缘故，聪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迟钝，他刚才决计合伙来讨伐，却不料几天之后就要过年，明年是先行检查书报，以惠商民，另结新样的网，又是一个局面了。

现在算是还没有过年，先来《中央日报》的两篇罢——

杂感　洲

《东方杂志》以及《现代》上，都有杂感随笔这一栏。好像一九三三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目下中国杂感家之多，远胜于昔，大概此亦鲁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国杂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鲁迅。他的师爷笔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去年则还出了什么三心《二心》之类。照他最近一年来“干”的成绩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

不过普通一些杂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对于某事物有所不满，自然就不满（迅案：此字似有误）有冷嘲的文章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倒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文坛与擂台　鸣春

王。鲁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带了一付透视一切的望远镜，如果发现文坛上那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关于这，我替鲁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Ｑ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流的作家们既然常时混战，则一般文艺青年少不得在这战术上学许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变枳，批评人的人常离开被批评者的言论与思想，笔头一转而去骂人家的私事，说人家眼镜带得很难看，甚至说人家皮鞋前面破了个小洞；甚至血偾脉张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笔杆动拳头。我说，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

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

我记得一个精通中文的俄国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对鲁迅先生的《阿Ｑ传》曾经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是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Ｑ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这两位，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颇诧异鸣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亚之流一大串。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国，也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中间就夹两篇《时事新报》上的文章——

略论告密　陈代

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记》与《后记》里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这一点。可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告密，并不是有人把他的住处，或者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么要他的“密”的别的机关？）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为”他“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的什么宣说出来，而使人知道“什么就是鲁迅”。

“这回，”鲁迅先生说，“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他却忘了说编者暗示于鲁迅先生尚未上场之先。因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时候，编者先介绍说，这将上场的两位是文坛老将。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来等那两位文坛老将的上场。要是在异地，或者说换过一个局面，鲁迅先生是也许会说编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个生疏的名字在什么附刊上出现，就想知道那个名字是真名呢，还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笔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鲁迅先生说，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艺》，便禁不住问：“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谁的笔名的话，他也许会说出那就是谁来的。这不会是怎样的诬蔑，我相信，因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实说“柳丝是杨邨人先生……的笔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还有，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为安全？我有些怀疑告密者的聪敏，要是真有这样的告密者的话。

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略论放暗箭　陈代

《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包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

在《新脸谱》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虽然有许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

脚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条。虽说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为现在的确有许多文脚色，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见，放着演惯的旧戏不演演新戏，嘴上还“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以表示他的不落后。还有些甚至不要说脚色依旧，就是脸谱也并不簇新，只是换了一个新的题目，演的还是那旧的一套：如把《薛平贵西凉招亲》改题着《穆薛姻缘》之类，内容都一切依旧。

第二箭是——不，不能这样写下去，要这样写下去，是要有很广博的识见的，因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数箭，看得人眼花头眩，竟无从把它把捉住，比读硬性的翻译还难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满意这样的态度，不然为什么要骂人家“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然而，在事实上，他是在“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或者说，他并不是在挑战，只是放放暗箭，因为“鏖战”，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败了”“再来”的时候还得去“重画”脸谱。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处，看到了什么可射的，便轻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飞。可是他又在骂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这位陈先生是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后来的说明和别人豫先的揭发的区别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谋害而终于不死，后来竟得“寿终×寝”，他是会说我自己乃是“最后的凶手”的。

他还问：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答曰：这确是比较的难懂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要告得像个“文学家”的缘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进探坛里去了。有意的和无意的的区别，我是知道的。我所谓告密，是指着叭儿们，我看这“陈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灵，不是反而不便当么？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包先生为就是我了。采在这里，只不过充充自以为我的论敌的标本的一种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报》上的东西——

钱基博之鲁迅论　戚施

近人有裒集关于批评鲁迅之文字而为《鲁迅论》一

书者，其中所收，类皆称颂鲁迅之辞，其实论鲁迅之文者，有毁有誉，毁誉互见，乃得其真。顷见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訾支。迩来旧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钱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尝注意及之。兹特介绍其“鲁迅论”于此，是亦文坛上之趣闻也。

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此于鲁迅之直译外国文学，及其文坛之影响，而加以訾支者也。

平心论之，鲁迅之译品，诚有难读之处，直译当否是一问题，欧化的国语文学又是一问题，借曰二者胥有未当，谁尸其咎，亦难言之也。钱先生而谓，鄙言为不然耶？

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而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是则于鲁迅之创作亦加以訾支，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鲁迅为右倾，亦可谓独具只眼，别有鉴裁者也！既不满意于郭沫若蒋光赤之左倾，又不满意于鲁迅徐志摩之右倾，而惟倾慕于所谓“让清”遗老之流风余韵，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钱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当今之世，左右做人难，是非无定质，亦于钱先生之论鲁迅见之也！

钱氏此书出版于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记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报》的《火炬》。

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的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最后是《大美晚报》，出台的又是曾经有过文字上的交涉

的王平陵先生——骂人与自供　王平陵

生小子道长论短，有所述作，无不讥为“浅薄无聊”；同样，较有修养的年轻人，看着那般通材硕儒们言必称苏俄，文必宗普鲁，亦颇觉得如嚼青梅，齿颊间酸不可耐。

世界上无论什么纷争，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类思想的冲突，因为多半是近于意气，断没有终止的时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毁谤人家故意找寻人家的错误当作是一种职业；而以直接否认一切就算是间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只许他们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准过问的。其实，有时候这些人意在对人而发的阴险的暗示，倒并不适切；而正是他们自己的一篇不自觉的供状。

圣经里好像有这样一段传说：一群街头人捉着一个偷汉的淫妇，大家要把石块打死她。耶稣说：“你们反省着！只有没有犯过罪的人，才配打死这个淫妇。”群众都羞愧地走开了。今之文坛，可不是这样？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如同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就骂人是代表官方说话；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么“方”说话！

本来，不想说话的人，是无话可说；有话要说；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鲁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了。

像这样的情形，文坛有的是，何止是鲁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报》的《火树》。

记得在《伪自由书》里，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论为属于“官方”〔１５〕，这回就是对此而发的，但意义却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的话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么，说人反动的，他自己正是反动，说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评语”了，耶稣不说过“你们反省着”〔１６〕吗？——为消灾计，再添一条小尾：这坏习气只以文坛为限，与官方无干。

王平陵先生是电影检查会〔１７〕的委员，我应该谨守小民的规矩。

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这一条尾巴又并不小。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１８〕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１９〕，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这《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在这里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还是真的带住罢，写到我的背脊已经觉得有些痛楚的时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鲁迅记于上海。

〔１〕　《社会新闻》　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２〕。该刊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发表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书后》一文，攻击鲁迅说：“《伪自由书》，鲁迅著，北新出版，实价七角。书呢，不贵，鲁迅的作品，虽则已给《申报·自由谈》用过一道，但你要晓得，这里还有八千字的后记呢，就算单买后记，也值。并且你得明了鲁迅先生出此一书的本意，是为那些写在《自由谈》的杂感吗？决不是，他完全是为了这条尾巴，用来稳定他那文坛宝座的回马枪。”

〔２〕　《十日谈》　邵洵美等办的一种文艺旬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创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停刊。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

〔３〕　“盛宫保”　指盛宣怀，参看本卷第１３３页注〔２〕。清廷曾授他“太子少保”官衔。一九一六年盛死后，他的家属举办过轰动一时的“大出丧”。

〔４〕　《中央日报》　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创刊，当时在南京出版。

〔５〕　《改造》　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改造社发行。一九五五年二月停刊。鲁迅应改造社之约写了《火》、《王道》、《监狱》三篇短论，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的《改造》月刊。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时，将三个短论组成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６〕　《人言》　周刊，郭明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二月创刊，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谈监狱》载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按章克标、邵洵美都是《人言》的“编辑同人”，作者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到“章（克标）编《人言》”的事，说：“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

〔７〕　丸造氏　即内山完造，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６〕。

〔８〕　贬落了黑诗人　见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载《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现代美国文学专号”。

黑诗人，指美国黑人作家休士（Ｌ．Ｈｕｇｈｅｓ　１９０２—１９６７）。

〔９〕　《鲁迅翁之笛》　刊于《十日谈》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署名静（陈静生）。画中为鲁迅吹笛，群鼠随行。曹聚仁曾在《涛声》第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发表《鲁迅翁之笛》一文，批评了这幅漫画；接着漫画作者在《十日谈》第十一期发表《以不打官话为原则而致复涛声》进行答辩。《涛声》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国民党政府吊销登记证而被迫停刊。

〔１０〕　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　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种人”自居，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曾编辑《新文艺》、《现代》等刊物。

〔１１〕　现代“语录体”　指当时林语堂等提倡的模仿宋人《语录》的文白夹杂的文字。

〔１２〕　武官们开的书店　指上海神州国光社。该社在一九三一年后曾接受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的投资。

〔１３〕　《大美晚报》　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起曾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１４〕　托尔斯泰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时，写了一封给俄国皇帝和日本皇帝的信（载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泰晤士报》，两月后曾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指斥他们发动战争的罪恶。又托尔斯泰很不满意当时的教会（俄国人信奉的是希腊正教），在著作中常常猛烈地加以攻击，他于一九○一年二月被教会正式除名。

〔１５〕　见《伪自由书·不通两种》附录《官话而已》。

〔１６〕　“你们反省着”　或译“你悔改吧”，是基督教《新约全书》中的话。

〔１７〕　电影检查会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由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是迫害左翼文艺运动的机构之一。

〔１８〕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语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竖子，对人的蔑称，与“小子”相近。

〔１９〕　中权　本指古代军队中主将所在的中军。《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中权后劲。”晋代杜预注：“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这里引申为政治中枢，是说当时一些文人在反动当局指使下进行造谣诬陷的阴谋活动。

花边文学

序言

“彻底”的底子

“此生或彼生”

“大雪纷飞”

“京派”与“海派”

“莎士比亚”

“小童挡驾”

《如此广州》读后感

安贫乐道法

北人与南人

大小骗

刀“式”辩

倒提

点句的难

读几本书

读书忌

法会和歌剧

古人并不纯厚

过年

汉字和拉丁化

化名新法

考场三丑

看书琐记（一）

看书琐记（二）

看书琐记（三）

零食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论“花边文学”

论秦理斋夫人事

论重译

骂杀与捧杀

漫骂

女人未必多说谎

偶感

朋友

奇怪（一）

奇怪（二）

奇怪（三）

批评家的批评家

清明时节

商贾的批评

趋时和复古

谁在没落？

水性

算账

推己及人

玩具

未来的光荣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洋服的没落

小品文的生机

一思而行

迎神和咬人

又是“莎士比亚”

运命

再论重译

正是时候

知了世界

中秋二愿

做文章

序言

文六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１〕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２〕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３〕，小品文半月刊《太白》〔４〕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５〕，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６〕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７〕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８〕，官家的书报检查处〔９〕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１０〕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１１〕。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１２〕。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１〕《申报》的《自由谈》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２〕新任者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３〕《中华日报》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４〕《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

〔５〕青年战友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６〕“花边”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７〕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８〕《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９〕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１０〕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１１〕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１２〕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彻底”的底子

公汗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

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此生或彼生”

白道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２〕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汪懋祖（１８９１—１９４９）字典存，江苏吴县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主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五四”时期他就鼓吹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又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申报》发表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学习文言固较寻常语言稍难，……而应用上之省力，则阅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较经济，若用耳不用目，固无须文言。若须用目则文言尚矣。因文言为语体之缩写，语言注重音义，而文言音义之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

“大雪纷飞”

张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２〕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３〕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彭述之等案担任辩护。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申报》刊载他的《国民党与国家》一文，谈及保障“民权”问题。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京《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一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人。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３〕李焰生当时反动刊物《新垒》月刊的主编。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对大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２〕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３〕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４〕，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５〕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６〕，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７〕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３〕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三○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４〕“居移气，养移体”语见《孟子·尽心》。

〔５〕“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５〕。

〔７〕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６〕、〔２〕。

“莎士比亚”

苗挺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２〕，一提便完；梁启超〔３〕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４〕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５〕，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６〕。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７〕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８〕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严复《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

〔３〕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饮冰室文集》。他在《小说零简·新罗马传奇·楔子》中说：“因此老夫想著拉了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同去瞧听一回。”

〔４〕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待》，《柔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５〕见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表的《莎剧凯撒传中所表现的群众》。参看本书《又是“莎士比亚”》。

〔６〕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指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他曾在北京《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发表译文《莎士比亚论金钱》，是根据英国《Ａｄｅｌｐｈｉ》杂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号登载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段翻译的。约翰生（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０９—１７８４），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梁实秋曾著《约翰生》一书（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并多次推崇约翰生，如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说他是“有眼光的哲学家”、“伟大的批评家”。马克斯“牛克斯”，是国民党政客吴稚晖谩骂马克思主义的话。

〔７〕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说：“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

〔８〕“《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参看本卷第４５０页注〔６〕。

“小童挡驾”

宓子章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２〕，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３〕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４〕，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５〕要推出“女子与小人”〔６〕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四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裸体运动大写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的上海大戏院放映一部德、法、美等国裸体运动记录片《回到自然》。影院曾为此大肆宣传，此语及下面引文都是广告中的话。

〔３〕张生即张珙（君瑞），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人物。这里引用的唱词见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一折：“咍，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４〕“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语见《中庸》十三章朱熹注。

〔５〕“木兰从军”见南北朝时北朝叙事长诗《木兰诗》，诗中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汪踦卫国”，汪踦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个儿童，《礼记·檀弓》：“（鲁与齐师）战于郎，公叔禺人……与其邻重（童）汪踦往，皆死焉。”

〔６〕“女子与小人”参看本卷第１４３页注〔４〕。

《如此广州》读后感

越客

前几天，《自由谈》上有一篇《如此广州》〔２〕，引据那边的报章，记店家做起玄坛和李逵〔３〕的大像来，眼睛里嵌上电灯，以镇压对面的老虎招牌，真写得有声有色。自然，那目的，是在对于广州人的迷信，加以讥刺的。

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衖堂，只要看毕毕剥剥在那里放鞭炮的，大门外的地上点着香烛的，十之九总是广东人，这很可以使新党叹气。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即如那玄坛和李逵大像，恐怕就非百来块钱不办。汉求明珠，吴征大象，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为了对付假老虎，也能出这许多力。要不然，那就是拚命，这却又可见那迷信之认真。

其实，中国人谁没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没出息了，所以别人倒不注意。譬如罢，对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总要不舒服的。不过，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这样的出死力来斗争，他们会只化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４〕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５〕，悄悄的贴起来，就如此的安身立命。迷信还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奄奄一息，他连做《自由谈》的材料也不给你。

与其迷信，模胡不如认真。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６〕，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锭，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直是骗鬼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二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如此广州》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味荔。

〔３〕玄坛即道教尊为“正一玄坛元帅”的财神赵公明。其绘像身跨黑虎，故称“黑虎玄坛”。李逵，长篇小说《水浒》中人物，该书四十三回中有他杀死四只老虎的故事。

〔４〕姜太公即周朝太公望吕尚（姓姜，封于吕，因称吕尚）。《史记·封禅书》：“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后来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说他给神魔封号，民间也迷信他的名字能镇压“妖邪”。

〔５〕“泰山石敢当”西汉史游《急就篇》中已有“石敢当”一语，据唐代颜师古注：“敢当，言所当无敌也。”旧时人家正门或村口等处，如正对桥梁、通道，常树起一个石人或石片，上刻“泰山石敢当”字样，以作“镇邪”之用。前加“泰山”，大概因旧时流传“泰山府君”能“制鬼驱邪”的缘故。

〔６〕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用纸钱以后，也仍有以铜钱和金银埋在墓中的。

安贫乐道法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２〕，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３〕，其中有一段——“……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西洋古格言，见罗马讽刺诗人朱味那尔的《讽刺诗》第十篇。

〔３〕《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是一九三四年上海中学会考的作文试题。《新语林》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载埜容《拥护会考》一文中，曾根据《上海中学会考特刊》引录了试卷中的这段文字。《新语林》，文艺半月刊，原徐懋庸主编，第五期起改为“新语林社”编辑，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月停刊。

北人与南人

栾廷石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２〕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３〕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４〕，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５〕，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６〕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７〕，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８〕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一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二陆指陆机、陆云兄弟。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陆云（２６２—３０３），字士龙，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二人都是西晋文学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皆三国时吴国名将。晋灭吴后，机、云兄弟同至晋都洛阳，往见西晋大臣张华，《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晋阳秋》说：“司空张华见而说之，曰：‘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又《世说新语·方正》载二陆入晋后，“卢志（按为北方士族）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简傲》载二陆拜访刘道真的情形说：“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３〕羊衒之羊一作杨。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洛阳伽蓝记》，五卷，作于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其中时有轻视南人的话，如卷二记中原氏族杨元慎故意说能治陈庆之（南朝梁将领，当时在洛阳）的病时的情景：“元慎即含水*e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依，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羹，唼嗍蟹黄。手把荳蔲，口嚼槟榔……’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又卷三记南齐秘书丞王肃投奔北魏后的情形说：“（王肃）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鞍。……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４〕元代把所统治的人民划分为四等：前三等据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氏族》载为：一、蒙古人。二、色目人，包括钦察、唐兀、回回等族，是蒙古人侵入中原前已征服的西域人。三、汉人，包括契丹、高丽等族及在金人治下北中国的汉族人。又有第四等：南人，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说，“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

〔５〕南方之强语见《中庸》第十章：“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６〕孑遗这里指前朝的遗民。语出《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７〕权贵南迁指汉族统治者不能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奴隶主的入侵，把政权转移到南方。如东晋为北方匈奴所迫，迁都建康（今南京）；南宋为北方金人所迫，迁都临安（今杭州）。他们南迁后，仍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８〕某先生指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阳货》），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卫灵公》），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大小骗

邓当世

“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名人的题签，虽然字不见得一定写的好，但只在表示这书的作者或出版者认识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骗人的。可疑的是“校阅”。校阅的脚色，自然是名人，学者，教授。然而这些先生们自己却并无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阅了没有是一个问题；即使真的校阅了，那校阅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个问题。但再加校阅，给以批评的文章，我们却很少见。

还有一种是“编辑”。这编辑者，也大抵是名人，因这名，就使读者觉得那书的可靠。但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书上有些序跋，我们还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断定它是否真是这人所编辑，但市上所陈列的书，常有翻开便是目录，叫你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这怎么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门类的刊物的所谓“主编”，那是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无不通晓了，“无为而无不为”〔２〕，倒使我们无须再加以揣测。

还有一种是“特约撰稿”。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约撰稿的名人，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这并不可疑。然而过了一年半载，可就渐有破绽了，许多所谓特约撰稿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见。是并没有约，还是约而不来呢，我们无从知道；但可见那些所谓亲笔签名，也许是从别处剪来，或者简直是假造的了。要是从投稿上取下来的，为什么见签名却不见稿呢？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无为而无不为”语见《老子》第四十八章。

刀“式”辩

黄棘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２〕先生指明杨昌溪〔３〕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４〕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阿芷即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湖南益阳人，作家。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３〕杨昌溪“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４〕法捷耶夫（Ａ．Ａ．_]ixxy，１９０１—１９５６）苏联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三一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倒提

公汗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２〕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３〕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４〕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５〕，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６〕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六月三日。

点句的难

张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２〕，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３〕闹出许多笑话来。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４〕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５〕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袁中郎全集校勘记》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袁大郎再校”，内容是指摘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

〔３〕“莘莘学子”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

〔４〕冯妇搏虎，见《孟子·尽心》。关于这段文字的断句，宋代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中曾有这样的意见：“《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云云……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

〔５〕这是对林语堂的讽刺。林在《人间世》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辜鸿铭特辑·辑者弁言》中，说过：“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的话。“性灵”，是当时林语堂提倡的一种文学主张。他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的《论文》一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读几本书

邓当世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２〕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二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３〕，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４〕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５〕，中国的白璧德〔６〕，中国的吉尔波丁〔７〕，中国的高尔基〔８〕……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９〕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１０〕和莫泊桑〔１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上海《人言》周刊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有胡雁的《谈读书》一文，先引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的话，然后说“看过一本书，是让人跑过一次马，看的书越多，脑子便变成跑马场，处处是别人的马的跑道，……我想，书大可不必读。”按叔本华在《读书和书籍》等文中，反对读书，认为“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主张“由自己思想得来真理”。

〔３〕象征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而“另一世界”是真的、美的。要求用晦涩难解的语言和形象刺激感官，产生恍惚迷离的神秘联想，形成某种“意象”，即所谓“象征”，借以暗示这种虚幻的“另一世界”。

〔４〕梅特林（Ｍ．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通译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剧本《青鸟》等。

〔５〕法朗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及《企鹅岛》等。

〔６〕白璧德（Ｉ．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７〕吉尔波丁（Ｂ．z．cjhdgrj）苏联文艺批评家。著有《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先驱》等。

〔８〕高尔基（Ｍ．eghy\js，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饕髌酚谐*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９〕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潘家洵译的《易卜生集》，只出两册。

〔１０〕柴霍甫（Ａ．f．gxhgy，１８６０—１９０４）通译契诃夫，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姊妹》、《樱桃园》等剧本和《变色龙》、《套中人》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当时开明书店曾出版赵景深译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八册。

〔１１〕莫泊桑（Ｇ．ｄｅ．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１８５０—１８９３）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以及短篇小说《羊脂球》等。当时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册。

读书忌

焉于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２〕，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３〕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４〕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５〕，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明季稗史》即《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所记都是明末遗事，如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记福王弘光朝事；黄宗羲《赐姓始末》，记郑成功收复台湾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记清兵杀戮的残酷。《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汇印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总题为《痛史》。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３〕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名今种。后又回俗，北游关中、山西。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清雍正、乾隆间，他的著作都遭禁毁，直至一九一○年（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

〔４〕代北古地区名，指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一带。

〔５〕《广庄》袁中郎模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著作，共七篇。《瓶史》，袁中郎研究花瓶与插花的小品，共十二章。这两种都收入《袁中郎全集》。

法会和歌剧

孟弧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２〕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３〕，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４〕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５〕，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６〕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７〕开会而不唱《毛毛雨》〔８〕，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９〕徐来，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时轮金刚法会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一九三四年四月由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下野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该会《募捐缘起》曾在《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

〔３〕“或消自业，或淡他灾”这是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上海各报载《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中的话，它劝人捐助“法资”，以“为已故宗亲拔苦，或为现存父母祈福，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４〕中央社这一电讯与事实有出入。徐来、胡蝶当时在杭州浙江大舞台为公益警卫募捐义务演出，她们和梅兰芳都未为法会表演。徐来（１９０９—１９７３），浙江绍兴人。胡蝶，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今高鹤）人。她们都是三十年代电影女演员。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简称。

〔５〕天女散花见《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据后秦鸠摩罗什汉文译本）梅兰芳曾据此演出京剧《天女散花》。

〔６〕标准美人当时上海一些报纸上所称的徐来的诨名。

〔７〕“印可”佛家语，承认、许可。《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８〕《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９〕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即小姐。

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２〕但广州开的耆英会〔３〕，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４〕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５〕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６〕，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１〕，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８〕》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９〕中的欧阳修〔１０〕，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１１〕，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１２〕的。

四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２〕达赖啦嘛这里指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的达赖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１８７６—１９３３）。“不幸短命死矣”，语见《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

〔３〕广州开的耆英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４〕“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

〔６〕《文选》参看本卷第３２６页注〔９〕。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７〕《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８〕荆公即王安石。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９〕“八大家”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１０〕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

〔１１〕《唐宋文醇》清代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１２〕“挽狂澜于既倒”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过年

张承禄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２〕，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３〕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４〕，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５〕，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废历”指阴历（或称夏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

〔３〕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

〔４〕“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４〕。

〔５〕花爆即花炮、爆竹。

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拿出货色来看！”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３〕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

〔４〕胡绳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

〔５〕《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

〔６〕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化名新法

白道

杜衡和苏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３〕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４〕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Ｏｈｏ！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５〕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６〕

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４２９页注〔２〕。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４〕《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５〕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６〕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考场三丑

黄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２〕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３〕，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３〕“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４〕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看书琐记（一）

焉于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２〕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３〕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４〕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５〕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６〕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蕉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巴尔札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余部。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在巴尔扎克的《鲛皮》（按通译《驴皮记》）里，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惊服了。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但却以许多形态，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重要的是——我不但听见，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来宾们的相貌，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微笑和姿势。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此文载一九三四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鲁迅（署名许遐）译。

〔３〕《水浒》即《水浒传》，长篇小说。明初施耐庵作。

〔４〕“黛玉葬花”梅兰芳早年曾根据《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情节编演京剧《黛玉葬花》。旧时照相馆常挂有他演此剧的照片。

〔５〕《红楼梦图咏》清代改琦画的《红楼梦》人物像，共五十幅，图后附有王希廉、周绮等题诗，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画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共一百二十幅，图后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题诗，光绪八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后屡经翻版。

〔６〕遏斯吉摩人通译爱斯基摩人，居住北极圈一带，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民族。

看书琐记（二）

焉于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２〕，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３〕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余孽”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４〕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如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看书琐记（三）

焉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２〕“文坛的悲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３〕“文人相轻”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零食

莫朕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２〕。桂花白糖伦教糕〔３〕，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４〕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５〕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６〕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实繁有徒”语见《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３〕伦教糕一种广东式糕点。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一八六○年间开设。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

〔６〕年红电灯即霓虹灯。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

〔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

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３〕齐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５〕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

〔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７〕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论“花边文学”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

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不许倒提鸡鸭在路上走，违者即拘入捕房罚款的规定。这里所说西洋的慈善家，指当时上海外侨中“西人救牲会”的组织。

〔３〕“倒悬”语见《孟子·公孙丑》：“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４〕“生刲驴肉”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有酒馆……曰驴香馆。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活烤鹅掌，据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云间叶映榴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浸火烤炙；鹅跳唬不已，以酱油醋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又唐代张族鸟《朝野佥载》卷二也记载过活烤鹅鸭和活烤驴的残虐食法。

〔５〕舆台是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后泛指被奴役的人。

〔６〕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汗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２〕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３〕，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４〕，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５〕！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奏理斋夫人姓龚名尹霞，《申报》馆英文译员秦理斋之妻。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秦理斋在上海病逝后，住在无锡的秦的父亲要她回乡，她为了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不能回去，在受到秦父多次严厉催迫后，五月五日她和女儿希荪、儿子端、珏四人一同服毒自杀。

〔３〕据《申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载：上海福华药房店员陈同福于五月二十日因经济困难自杀，在他身边发现有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秦理斋夫人自杀的新闻一纸。

〔４〕秦理斋的父亲秦平甫，在四月十一日写给龚尹霞的信上说：“汝叔翁在申扶乩，理斋降临，要金钱要棉衣；并云眷属不必居沪，当立时回锡。”又说：“尊府家法之美，同里称颂……即令堂太夫人之德冠女宗，亦无非以含弘为宗旨：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汝望善体此意，为贤妇为佳女；沪事及早收束，遵理斋之冥示，早日回锡。”

〔５〕“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语见《论语·宪问》。自经，即自缢。

“……”“cccc”论补〔１〕曼雪

徐*'〔２〕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３〕，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

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然而归根结蒂，也好像终于是安徒生〔４〕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cc”是国货，《穆天子传》〔５〕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６〕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徐*'浙江慈溪人，作家。他的《“……”“cccc”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四期。

〔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５〕。

〔４〕安徒生（Ｈ．Ｃ．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８０５—１８７５）丹麦童话作家。《皇帝的新衣》是其名作之一，取材于西班牙民间故事，说有两个骗子，自称用他们织成的最美丽的布缝制的衣服，“任何不称职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他们其实没有这种“布”，却欺骗皇帝，让他脱下衣服，假装给他穿上这种不存在的“新衣”。皇帝及周围臣民怕别人说自己不称职或愚蠢，都不敢说出真相。最后，一个小孩子天真地说穿了：“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呀！”

〔５〕《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共六卷。原本是竹简，后因竹简文字剥落，从竹简古文改写楷书时有难辩之处，用c号代替缺文，*允橹卸郈，如卷二：“仍献白玉c只角之一c三，可以c沐，乃进食c酒姑劓九c。玻丁场翱谏福*口戕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的句子。清代周元亮、钱尔皘都说这几个“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后来王应奎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柳南随笔》卷一中说：“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霸谋荆鞍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鞍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论重译

史贲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２〕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３〕。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４〕，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５〕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６〕，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７〕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３〕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

〔４〕伊本涅支（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西万提司（Ｍ．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６〕诺威挪威。

〔７〕改造社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骂杀与捧杀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２〕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４〕，右有徐志摩〔５〕，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３〕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４〕林长民（１８７６—１９２５）福建闽侯人，政客。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漫骂

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２〕，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３〕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３〕孔融（１５３—２０８）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女人未必多说谎

赵令仪

侍桁〔２〕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３〕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４〕，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５〕，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６〕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７〕，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８〕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３〕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４〕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５〕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７１９—７５６），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６〕“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

〔７〕“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８〕“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偶感

公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２〕。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３〕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４〕，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５〕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６〕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碟仙”当时出现的一种迷信扶乩活动，如上海曾流传“香港科学游艺社”制造发售的“科学灵乩图”，图上印有“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丝毫不带迷信作用”等字句。

〔３〕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出现的以“灵学”为招牌的设坛扶乩迷信活动，进行了揭露批判。

〔４〕当时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班禅喇嘛诵经作法时，有摄影师在佛殿内使用镁光灯照明。

〔５〕《狸猫换太子》据小说《三侠五义》有关李宸妃的情节改编的京剧，参看本卷第３４４页注〔４〕。《玉堂春》，据《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京剧，是说名妓苏三（玉堂春）受诬入狱，后与当了巡按的旧识王金龙重逢的故事。《谢谢毛毛雨》，三十年代黎锦晖作的流行歌曲。

〔６〕“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见《庄子·胠箧》。

朋友

黄凯音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朋友，以义合者也”〔２〕，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宋代朱熹注：“朋友以义合。”

奇怪（一）

白道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２〕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３〕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４〕。凯末尔〔５〕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６〕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７〕赏鉴“胖女”，禁杀乌龟；〔８〕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９〕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男女七岁不同席”语出《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３〕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

〔５〕凯末尔（ＫｅｍａｌＡｔａｔüｒｋ，１８８１—１９３８）通译基马尔，土耳其政治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执政期间，曾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如废除回教历，创新字母，撤去妇女的面罩，废除一夫多妻制等。

〔６〕斯惠夫德在其长篇小说《格利佛游记》里，通过虚构的“小人国”、“大人国”等的描写，对英国上流社会进行了讽刺。

〔７〕烧香拜龙当时求雨消旱的一种迷信活动，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报上就有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七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沸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

〔８〕赏鉴“胖女”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上海先施公司联合各厂商聘请体重七百余磅的美国胖女人尼丽，在该公司二楼表演。禁杀乌龟，当时上海徐家汇沿河一带，有些人捕卖乌龟谋生，上海“中国保护动物会”认为“劈杀龟肉，……势甚惨酷”，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呈请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通令禁止。

〔９〕研究古代舞法指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祭孔前演习佾舞。主张男女分途，参看本卷第５１６页注〔７〕。禁止女人露腿，是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奇怪（二）

白道

尤墨君〔２〕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对象气压温度结晶彻底趋势理智现实下意识相对性绝对性纵剖面横剖面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尤墨君（１８８８—１９７１）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

奇怪（三）

白道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２〕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３〕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４〕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ＦＭ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５〕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６〕，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７〕”，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８〕，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９〕，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

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县人，作家，后堕落为汉奸。《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３〕戴平万（？—１９４５）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４〕麦绥莱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

〔５〕《世界文坛了望台》《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６〕龚果尔奖金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一九三三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

〔７〕安得烈马尔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

〔８〕“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９〕“琵亚词侣”（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清明时节

孟弧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收拾埋藏宋帝遗骸，被称为“义士”。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８〕后之诗人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９〕后之论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１１〕志石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有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有“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来山丘变化时得以辨识死者。

〔１２〕“子路止宿处”《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

〔１３〕“孔子小天下处”《孟子·尽心》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１４〕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１５〕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１６〕《洗冤录》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１７〕“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

商贾的批评

及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３〕希隽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

〔４〕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５〕亚波理奈尔（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１８８０—１９１８）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中的一首短诗。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２〕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３〕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４〕，是在他跳出鸳蝴派〔５〕，骂倒王敬轩〔６〕，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７〕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８〕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９〕的不止太炎〔１０〕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１１〕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１２〕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１３〕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１４〕，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

〔３〕“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４〕刘半农从一九三三年九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

〔５〕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９〕。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６〕骂倒王敬轩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五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八年（戊戌）六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九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

〔８〕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９〕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１０〕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思想趋向消沉。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１１〕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朴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

〔１２〕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曾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未去。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

〔１３〕“呜呼哀哉，尚飨”这是旧时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用在这里表示完结的意思。

〔１４〕刘半农自认“没落”的话，见《半农杂文自序》（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人间世》第五期）：“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谁在没落？

常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２〕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３〕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４〕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５〕，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刘海粟江苏武进人，画家。徐悲鸿（１８９５—１９５３），江苏宜兴人，画家。一九三四年他们先后赴欧洲参加中国画展。

〔３〕“发扬国光”这也是上引《大晚报》题为《梅兰芳赴苏俄》新闻中的话。

〔４〕印象主义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主要表现在绘画上，强调表现艺术家瞬间的主观印象，重在色彩光线，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这种思潮后来影响到文学、音乐、雕刻等各方面。

〔５〕构成主义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

水性

公汗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２〕，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像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像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七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买办”的白话文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一文中，曾说鲁迅写的《倒提》是“买办”手笔，参看本书《倒提》附录。

算账

莫朕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２〕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３〕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４〕，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５〕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６〕。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７〕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几位学者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３〕小学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４〕犹太人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者指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

〔６〕“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７〕重修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雷峰塔再建，同年五月，时轮金刚法会理事会发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年七月，广州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根据《礼记·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的话，呈请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库珍本发行，参看本卷第２６７页注〔２〕。

推己及人

梦文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２〕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３〕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４〕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恩底弥翁》，抒情诗《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等。他的《恩底弥翁》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由于诗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古典主义倾向，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因肺病恶化到意大利疗养，次年去世。他的朋友——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第十一歌中写道：“济慈被一篇批评杀死了，正当他可望写出伟大的作品。”

〔３〕苏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说：“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高明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批评》一文，也攻击批评家是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

〔４〕罗兰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Ｒｏｌａｎｄ，１７５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攫取政权的吉伦特派政府内政部长罗兰的妻子。她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一七九三年五月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掌权后，罗兰夫人于同年十一月被处死刑。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曾记她临死时对断头台旁的自由神像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玩具

宓子章

今年是儿童年〔２〕。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慈幼协会曾根据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的提议，呈请国民党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发出“训令”，改定一九三五年为儿童年。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单独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

〔３〕江北人这里的江北指江苏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后，日军占领闸北，利用汉奸组织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为非作歹。该会头目胡立夫等多为江北人，因此引起当时一般群众对江北人的恶感。

未来的光荣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２〕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４〕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５〕“外国文氓”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北平特讯》）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３〕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４〕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５〕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６〕，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７〕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语见《论语·学而》。

〔４〕《中国文法通论》刘半农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见该书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５〕“霞飞路”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飞（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７〕康伯度即“买办”，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４〕。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２〕，是白话的“鲁里鲁苏”〔３〕，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４〕的，桐城派〔５〕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当时有人在提倡大众语时指摘白话文“难懂”，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读书问答》所载《怎样建设大众文学》一文，说白话脱离大众的生活、语言，“比古文更难懂”。

〔３〕“鲁里鲁苏”林语堂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反对白话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苏。”

〔４〕文选体　指南朝梁萧统《文选》诗文的风格和体制。

〔５〕桐城派参看本卷第３２７页注〔１２〕。

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２〕。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３〕，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４〕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５〕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６〕这怎么办呢？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士繇。

〔２〕《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作者署名英伯，发表于一九○三年九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浙江潮》第七期。此题目原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被杀后，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见到他们，“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按原语中“汉”指汉朝，英伯文中则指汉族。

〔３〕樊山老人即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号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文人。“我穿的也是外国服”，据易宗夔《新世说·言语》记载，这是清代文学家王闿运的故事：“王壬甫硕学耆老，性好诙谑。辛亥之冬，民国成立，士夫争剪发辫，改用西式衣冠。适公八十初度，贺者盈门，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问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国式；君辈衣服，讵中国式耶？若能优孟衣冠，方为光复汉族矣。’客亦无以难之。”

〔４〕一九一二年十月，袁世凯政府曾下令定长袍马褂为男子常礼服。

〔５〕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论语》第三十九期发表的《论西装》一文中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６〕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杭（州）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

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２〕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３〕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４〕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５〕，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论语》参看本卷第２７５页注〔３〕。该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

〔３〕“中国无幽默”作者自己也持这种意见，他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中曾说：“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４〕见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周作人诗读法》。其中所引古人的话，出于明代张萱《复刘冲倩书》（引语中“鸟散”原文作“兽散”）。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著有《西园存稿》等。

〔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停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该刊出版后不久，《申报·自由谈》等曾发表文章批评它的所谓“闲适”的作品，林语堂即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作答，其中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

一思而行

曼雪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２〕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３〕，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４〕，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５〕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６〕，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理学先生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信奉和宣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为理学先生。

〔３〕指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主张，见《人间世》半月刊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发刊词》：“盖小品文……以闲适为格调。”

〔４〕“天朗气清”语见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５〕郑板桥作有近似游戏笔墨的道情《老渔翁》等十首。道情原是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袁中郎，即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和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复古倾向，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的作品以小品散文著称。三十年代时，林语堂等在其所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袁中郎、郑板桥等人的文章。当时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过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过《袁中郎尺牍全稿》。

〔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语见《世说新语·简傲》，是三国时魏文学家嵇康对来访的钟会表示简慢的话。

迎神和咬人

越侨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２〕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３〕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４〕，长官禁屠〔５〕，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６〕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７〕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８〕。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八月十九日。

附记：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

〔３〕董仲舒（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经学家。曾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在他所著《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中有这样的话：“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又《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４〕天师作法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所谓“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天师，道教对该教创始人东汉张道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人，也相沿称为天师。

〔５〕长官禁屠旧时每遇旱灾常有停宰牲畜以求雨的迷信活动，如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

〔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又同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据传徐氏现年六十三岁，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徐极爱金钱，时借故向乡人索诈，凡船只经过陡时，徐必向舟子索取现费若干。……徐之行为极为乡民所不满，此其惨死之远因云。”

〔７〕《精忠说岳全传》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编订。张俊参与秦桧陷害岳飞被众人咬死的事，见该书第七十五回。

〔８〕“天讨”语出《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

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２〕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３〕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４〕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５〕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６〕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７〕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８〕，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指一九三三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攻击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

〔３〕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４〕当时胡适等把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５〕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

〔６〕《凯撒传》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７〕《文艺风景》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七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８〕“发思古之幽情”语见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运命

倪朔尔

电影“《姊妹花》〔２〕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３〕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４〕。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５〕，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姊妹花》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以一九二四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

〔３〕宗汉即邵宗汉，江苏武进人。他的《穷人哲学》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报》“日日谈”。

〔４〕《推背图》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

〔５〕优生学英国哥尔登创立的学说，他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由遗传所决定，研究如何改进人类的遗传性。

〔６〕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王朝的建立者。

再论重译

史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３〕，鲁迅译的《毁灭》〔４〕，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５〕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６〕。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３〕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５〕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６〕绥拉菲摩维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铁流》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正是时候

张承禄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２〕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３〕，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４〕，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５〕，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语见《论语·乡党》。

〔３〕“觉今是而昨非”语见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４〕关岳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一九三四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５〕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知了世界

邓当世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２〕。所以，有人〔３〕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４〕。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５〕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６〕，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燧人氏，神农氏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３〕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４〕“与民同乐”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拉芳丁（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１６２１—１６９５）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

〔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中秋二愿

白道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２〕。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３〕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４〕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５〕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６〕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７〕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８〕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９〕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１０〕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１１〕，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海宁观潮”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１６５２—１７３６），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５〕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６〕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７〕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８〕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

〔９〕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１０〕梭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１１〕“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１０〕。

做文章

朔尔

沈括〔２〕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３〕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４〕，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５〕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６〕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３〕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９７０—１０１８），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４〕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５〕“白话的文言”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６〕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

序言

“以眼还眼”

论俗人应避雅人

《草鞋脚》

买《小学大全》记

《看图识字》

门外文谈

《木刻纪程》小引

拿来主义

病后杂谈

拿破仑与隋那

病后杂谈之余

难行和不信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儒术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说“面子”

答《戏》周刊编者信

随便翻翻

答曹聚仁先生信

韦素园墓记

答国际文学社问

忆刘半农君

隔膜

忆韦素园君

关于新文字

运命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阿金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寄《戏》周刊编者信

中国语文的新生

连环图画琐谈

附记

脸谱臆测

论“旧形式的采用”

且介亭杂文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

〔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

〔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以眼还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２〕。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３〕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５〕，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８〕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１０〕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１１〕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伦理的问题》）

这当然也未必是正确的见解，显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不过便是这一点点，就很可以看见虽然同是从《凯撒传》来看它所表现的群众，结果却已经和杜衡先生有这么的差别。而且也很可以推见，正不会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九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夜作《解杞忧》一篇”，即此文。

“以眼还眼”，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２〕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即《攸里乌斯·凯撒》。是一部以凯撒为主角的历史剧。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为终身独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勃鲁都斯（约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鲁都斯刺杀凯撒后，逃到罗马的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凯撒部将安东尼（约前８３—前３０）击败，自杀身死。卡西乌斯（？—前４２），罗马地方长官，刺杀凯撒的同谋者，亦为安东尼所败，自杀。

〔３〕《文艺风景》月刊，施蛰存编辑，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仅出二期。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４〕“巽语之言，能无说乎”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子罕》。“巽语”原作“巽与”，据朱熹《集注》：“巽言者，婉而导之也。”“说”同“悦”。

〔５〕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说：“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剧中几次出现被毒死的丹麦国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７〕“吊民伐罪”旧时学塾初级读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诛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救无辜，伐有罪。”

〔８〕布鲁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通译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英雄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来不少诗人和历史剧作家都从中选取题材。

〔９〕显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寓居巴黎。著有《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１０〕彭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罗马将军，公元前七○年任执政；后与凯撒争权，公元前四十八年为凯撒所败，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杀。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罗马地方长官。凯撒被刺时，他同情并公开赞美刺杀者。

论俗人应避雅人

这是看了些杂志，偶然想到的——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２〕。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３〕。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４〕，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５〕，面目全非了。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６〕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７〕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８〕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如果你不恭维，还可以；一皱眉，就俗；敢开玩笑，那就把好事情都搅坏了。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么古“幽默”书里〔９〕，有一首“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

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说的话，也不合式，它这时应该一声不响的，一说，就“伤雅”，会累得“老爷”不便再雅，只好立刻还俗，赏吃板子，至少是给一种什么罪案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处了。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１０〕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１１〕，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且。

〔２〕朱子即朱熹。他给官妓吃板子一事，见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按即朱熹）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筍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３〕指梁实秋等对作者的谩骂攻击。梁实秋在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到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又说：“‘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罢？”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４〕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译为公正的比赛，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参看《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其有关注释。

〔５〕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游杭再记》中说：“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

〔６〕“相反而实相成”语出《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７〕曹孟德（１５５—２２０）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官至丞相，封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处世待人，一般比较放达，不拘小节。通侻，即此意。

〔８〕祢正平（１７３—１９８）即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据《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屡次辱骂曹操，曹操想杀他而有所顾忌，就将他遣送与荆州刺史刘表；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与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

〔９〕古“幽默”书清代倪鸿的《桐阴清话》卷一载有这首诗，其中“低首”作“忽地”。

〔１０〕卢布学说指反动派诬蔑进步文化工作者受苏俄收买，接受卢布津贴的谣言。参看《二心集·序言》。

〔１１〕“贤者避世”孔丘的话，见《论语·宪问》。据朱熹《集注》，“避世”是“天下无道而隐”的意思。

《草鞋脚》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３〕“文学革命”运动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４〕“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买《小学大全》记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２〕，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４〕。还请令旗籍〔５〕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８〕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９〕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１０〕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１１〕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１２〕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１３〕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１４〕，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１５〕，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１６〕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１７〕……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１８〕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２〕清朝禁书清政府为实行文化统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禁书”即指这些应毁的书；关于禁书的目录，后来有《全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数种（都收在清代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中）。

〔３〕尹会一（１６９１—１７４８）字元孚，清代道学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阐释程、朱理学的书数种和《贤母年谱》等。

〔４〕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管长官，按清朝官制为“正三品”。稽察觉罗学，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据《清会典》载：以显祖宣皇帝（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爱新觉罗·塔克世）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显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孙为“觉罗”。

〔５〕旗籍清代满族军事、生产合一的户籍编制单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设蒙八旗和汉八旗。

〔６〕朱子即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官至宝文阁待制，著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等。《小学》，朱熹、刘子澄编，共六卷，系辑录古书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类编成。

〔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语见《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８〕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范文程（１５９７—１６６６），字宪斗，沈阳人，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顾八代（？—１７０９），字文起，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官至礼部尚书。

〔９〕三宝（？—１７８４）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

〔１０〕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又其书有《多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在《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１１〕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字晓岚，直隶（今河北）献县人，清代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库全书》的书目解题，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共五种，二十四卷。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的“引言”中说：“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是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列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多处有不满道学家的言论，如：“讲学家责人无已时。”“一儒生颇讲学……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等等。

〔１２〕关于销毁《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五月“上谕”：“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按指尹嘉铨）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

〔１３〕“剥极必复”“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１４〕“文化统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剿灭共产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大事宣传（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为《文化剿匪专号》，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为《文化统制专号》）。鲁迅在这里用“文艺政策”和“文化统制”等字样加以揭露，但发表时都被删去。

〔１５〕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设馆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共收书三五○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１６〕“七经”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和《礼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编为《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七种，合称《御纂七经》。“二十四史”，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通鉴》，宋代司马光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名《资治通鉴》。乾隆帝命臣下编成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另一编年体史书，由他亲自“详加评断”，称为《御批通鉴辑览》。

〔１７〕《东华录》清代蒋良骥编，三十二卷。系从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而成。后由王先谦加以增补，扩编为一九五卷，并新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合为《九朝东华录》，共四二五卷。稍后，他又补辑《咸丰朝东华录》和《同治朝东华录》各一百卷；此后又有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二二○卷。《上谕八旗》，内容是雍正一朝关于八旗政务的谕旨和奏议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朱批谕旨》，三六○卷，内容是经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余人的奏折。

〔１８〕性灵文字指当时林语堂提倡“性灵”的文章。他在《论语》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看图识字》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门外文谈

一开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２〕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４〕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１０〕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Ａｌｔａｍｉｒａ）洞〔１１〕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１２〕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写字就是画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１３〕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１４〕，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１５〕，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oes”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１６〕，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１７〕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１８〕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１９〕，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２２〕记的就两样。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２３〕，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２５〕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２６〕，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２７〕，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２９〕，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３０〕。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３１〕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七不识字的作家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３２〕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３４〕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３５〕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３６〕，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３７〕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３８〕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八怎么交代？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４０〕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劳乃宣和王照〔４１〕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４２〕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４４〕，《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４５〕，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Ｒｈｅｎ，“房子”就是Ｆａｎｇｚ，“我吃果子”是Ｗｏｃｈｇｏｚ，“他是工人”是Ｔａｓｈｇｕｎｇｒｈｅｎ。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九专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那不消说：是觉悟的读书人。有人说：“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４６〕那当然不错的，不过得看看说的是什么脚色。如果说的是大众，那有一点是对的，对的是要自己来，错的是推开了帮手。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

十不必恐慌

·但·是，·这·还·不·必·实·做，·只·要·一·说，·就·又·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

·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

〔４７〕，

·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么，·倘·使·口·头·宣·传·呢，·就·应·该·使·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聋·子·了。·但·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

·专·为·着·文·学·发·愁·的，·我·现·在·看·见·有·两·种。·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４８〕。

·这·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上次说过，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讥刺。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４９〕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５０〕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５１〕，俄国的梭罗古勃〔５２〕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但自然，缺点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十一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５３〕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十二煞尾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论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２〕这些是常见于当时上海报刊的新闻。一九三四年夏，我国南方大旱，国民党政府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汤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打扇、驾车，被称为“吊膀子秘书长”。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利用旱灾展出一个所谓“旱魃”的矮人，称“三寸怪人干”，招揽游客。五月，美国政府颁布《白银法案》后，国际银价上升，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趁国内粮价飞涨，大量输出白银，从国外购进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手令”，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

〔３〕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古文家的文章编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

〔４〕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荀子·解蔽》中则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５〕《易经》即《周易》，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引的两句，见该书《系辞》篇。

〔６〕“升中于天”语见《礼记·礼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据汉代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

〔７〕“仓颉，黄帝史”语见《汉书·古今人表》。史，即史官。

〔８〕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八卦”，相传为他所作。《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即挂，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坤、震、巽、离、坎、兑、艮八种式样。《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９〕“打结字”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日期、数目等等的变化。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

〔１０〕“岣嵝碑”又称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峰，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难于辨识。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二载：“（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灵怪杳冥，难可凭信。不知韩诗又云：‘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但凭道士所言，未尝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见于记载，故多疑为伪造。

〔１１〕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发现于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鹿、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

〔１２〕关于朱育、武则天造字，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则天于“载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白。”但《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天授元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白’”。

〔１３〕《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述周王朝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资料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这里讲的汉字六种构成法，即《周礼》和《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六书”。《周礼》中所说的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１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语见《易经·系辞》。

〔１５〕“象意”《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颜师古注：“象意即会意也。”

〔１６〕篆、隶、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但各国有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称为小篆。隶书开始于秦代，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楷书始于汉末，以后取代隶书，通行至今。

〔１７〕这里指胡适。胡适著的《国语文学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黎锦熙在该书的《代序》中说，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代序》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抽去《代序》，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在第一章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１８〕《书经》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１９〕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

〔２０〕“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语见《史记·陈涉世家》。据唐代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又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

〔２１〕《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蜀郡，中途绝食而死。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

〔２２〕《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汉纪》，即《汉纪》，东汉荀悦撰，编年体西汉史，内容多取材《汉书》，有所增补。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汉书·淮南王传》，末句无“能”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见于《前汉纪》，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载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缯，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２３〕“藏之秘阁，副在三馆”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史·职官志》载：“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

〔２４〕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２５〕杨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经》及其他文赋。《汉书·扬雄传》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据唐代颜师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共十三卷，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刘歆（约前５３—２３），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在《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却说：“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跳黄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话，意即自杀。

〔２６〕樊宗师（？—约８２１）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绵州、绛州刺史。他的文章艰涩，难以断句，如《绛守居园池记》的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

〔２７〕李贺（７９０—８１６）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不易理解。《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２８〕《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刊行。

〔２９〕钱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献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汉学家。善写小篆。刘熙，字成国，汉代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训诂学家。所著《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

〔３０〕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所作的《小学答问》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

〔３１〕“千字课”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平民千字课本》，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一文，其中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课》的书，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

〔３２〕“文学子游子夏”语见《论语·先进》，据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子游、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３３〕“杭育杭育派”意指大众文学。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而发的。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所载《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说：“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又说：“《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

〔３４〕《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孔丘删定。

〔３５〕王官王朝的职官，这里指“采诗之官”。《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３６〕荷马的两大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荷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欧洲的文学史家颇多争论，所以这里说“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

〔３７〕《子夜歌》据《晋书·乐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乐府诗集》列为“吴声歌曲”，收“晋、宋、齐辞”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读曲歌》，据《宋书·乐志》：“《读曲哥（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又《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４４０）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乐府诗集》收《读曲歌》八十九首，也列为“吴声歌曲”。

〔３８〕《竹枝词》据《乐府诗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７８５—８２０）。”《柳枝词》，即《杨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３９〕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起，清政府为了推行所谓“通俗教育”，将一些官方发布的政治时事材料，用白话编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谣进行宣讲。“太平歌”以“莲花落”形式编写，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开头，是当时钦颁的通俗歌谣之一。

〔４０〕白话报戊戌变法后，各地报刊风起云涌，其中以白话写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话报》（１９０３）、上海的《中国白话报》（１９０３）和《扬子江白话报》（１９０４）等。

〔４１〕劳乃宣（１８４３—１９２１）字季瑄，浙江桐乡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民国初年主张复辟，后来避居青岛。他的《简字全谱》系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依据，成于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韵一得》、《古筹算考释》等。王照（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字小航，河北宁河人。清末维新运动者，戊戌政变时逃往日本，后又自行投案下狱，不久被释。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于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东集上下编》八种。

〔４２〕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议长。因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除审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读音以外，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称“注音符号”。

〔４３〕“假名”日文的字母，因为是从“真名”（即汉字）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为“假名”。分片假名（楷体）和平假名（草体）二种。

〔４４〕《每日国际文选》一种“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间各种论文之汉译”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创刊，孙师毅、明耀五、包可华编选，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由焦风（方善境）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新阶段》，是《每日国际文选》的第十二号，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４５〕《世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语科学》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号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号合刊的增刊）上载有应人（霍应人）作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一文。

〔４６〕“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在当时大众语文学的论争中，报刊上曾有过不少这类议论，如吴稚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大众语万岁》一文中说：“让大众自己来创造，不要代办。”章克标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说：“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

〔４７〕“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这是反动刊物《新垒》主编李焰生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中的话：“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宋阳，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第三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后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和《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两文。

〔４８〕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报·电影专刊》署名米同的《“大众语”根本上的错误》一文中的话：“要是照他们所说，用‘大众语’来写作一切文艺作品的话，到了那个时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说出就是文章，记下来就是作品，那时不是文学毁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学家了。”

〔４９〕《目连救母》《盂兰盆经》中的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有大神通，尝入地狱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曲，这里是指绍兴戏。无常鬼，即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参看《朝花夕拾·无常》。

〔５０〕《目连救母记》明代新安郑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试者冯”写于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的序言，其中说：“此书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余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说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较为憾事；不知清磬场中，杂此妙舞，更觉可观，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余不为之咎。”

〔５１〕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余篇，系后人编集。

〔５２〕梭罗古勃（pgqgrst，１８６３—１９２７）　俄国诗人和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说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版）中曾译载他的寓言十篇。

〔５３〕《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辞源》，陆尔奎等编辑，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续编”，是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

《木刻纪程》小引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２〕。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３〕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４〕。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铃社，曾印《木铃木刻集》两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画》一辑。有无名木刻社〔５〕，曾印《木刻集》。但木铃社早被毁灭，后两社也未有继续或发展的消息。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Ｍ·Ｋ·木刻研究社〔６〕，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７〕所没收了。

据我们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８〕，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如又村〔９〕，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连环图。这是都值得特记的。

而且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虽然还未坚实，但总之，是要跨出去了。不过，同时也到了停顿的危机。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将自去年以来，认为应该流布的作品，陆续辑印，以为读者的综观，作者的借镜之助。但自然，只以收集所及者为限，中国的优秀之作，是决非尽在于此的。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铁木艺术社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纪程》一书中。

《木刻纪程》，鲁迅编辑，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计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一工（黄新波）、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清桢等人，初版印一二○本。（封面上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但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２〕我国古代木刻版画，现在所见最早的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公元十世纪）的佛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早好几百年；以后宋代的医书插图、明代的小说绣像，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３〕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年春解体。《艺苑朝华》，美术丛刊，鲁迅编选，共出五辑。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拾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均于一九二九年由朝花社印行。第五辑《新俄画选》于一九三○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４〕木刻讲习会一八艺社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在上海举办。鲁迅介绍日本人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为期一周。

〔５〕木铃社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于杭州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郝力群、曹白等。同年十月因主要成员被捕，无形解体。野穗社，一九三三年冬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陈烟桥、陈铁耕等。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刘岘、黄新波等。

〔６〕ＭＫ木刻研究社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ＭＫ”是拉丁化拼音“木刻”（Ｍｕｋｅ）二字起首的字母，主要成员为周金海、王绍络、张望、金逢孙、陈普之等，曾举办木刻展览四次。

〔７〕工部局过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８〕罗清桢（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９〕又村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２〕。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３〕，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４〕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５〕。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２〕“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３〕“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４〕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５〕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病后杂谈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２〕——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３〕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５〕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６〕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７〕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８〕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９〕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s塾缭厩*池”〔１１〕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１２〕。

这是蜀宾〔１３〕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１４〕，都是讲张献忠〔１５〕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１６〕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１７〕，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１９〕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２０〕，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２２〕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三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２４〕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２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２６〕。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幽，雅终《召癋》，〔２７〕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２８〕，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２９〕，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３０〕了。

四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瞑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３１〕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３２〕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３３〕，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３４〕这真是“曲终奏雅”〔３５〕，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３６〕，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３７〕，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３８〕（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木挈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国朝文纂》〔３９〕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

十二月十一日。

〔１〕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来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装九大册；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装二十大册。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种）原订二千五百册，也有精装本，合订一百册。

〔３〕《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共三卷。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风貌、轶事等。

〔４〕阮嗣宗（２１０—２６３）名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曾为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三国志·魏书·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此记载。

〔５〕陶渊明（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晋书·陶潜传》载：“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宋书·隐逸传》及《南史·隐逸传》，“一顷五十亩”均作“二顷五十亩”。下文提到的“采菊东篱下”“饥来驱我去”等诗句，分别见于陶潜的《饮酒》、《乞食》两诗。

〔６〕“站在云端里呐喊”这原是林语堂说的话，他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一文中说：“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７〕王夷甫（２５６—３１１）名衍，晋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书·王戎传》：“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又说：“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

〔８〕“杭育杭育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３〕。

〔９〕“敦伦”　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按李光e（１６５９—１７３３）字刚主，清代经学家。

〔１０〕“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赋》，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姓登徒。

〔１１〕“隅跃清池”《世说新语·排调》载：“郝隆为桓公（按即桓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隅跃清池。’桓问：‘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１２〕《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１３〕蜀宾许钦文的笔名。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鲁迅日记》：“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

〔１４〕《蜀龟鉴》清代刘景伯著，共八卷。内容杂录明季遗闻，与《蜀碧》大致相似。

〔１５〕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途中，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１６〕孙可望（？—１６６０）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张败死后，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云南。永历五年（１６５１）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自己则驻在贵阳，定朝仪，设官制；最后投降清朝。

〔１７〕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安龙逸史》，清朝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名沧洲渔隐（据《禁书总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被列入“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中。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安龙逸史》，分上下二卷，题屈大均撰；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相同，字句小异。

〔１８〕景清真宁（今甘肃正宁）人，建文帝（朱允吧）时官御史大夫。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e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１９〕“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语见《孟子·梁惠王》。

〔２０〕看书的好姿势《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共六图，其中之一为“游蛟伏地式”，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

〔２１〕袁中郎（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名宏道，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称“公安派”。当时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闲适”、“性灵”。《广庄》是袁中郎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并七篇，后收入《袁中郎全集》。

〔２２〕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闭门投辖思张俭”，原作“望门投止思张俭”，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狱中题壁》的第一句。张俭，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灵帝时官东部督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闭门投辖”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见《汉书·游侠列传》。）

〔２３〕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筹划起义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历六月初六）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

〔２４〕吴兴刘氏嘉业堂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在浙江吴兴南浔镇，藏书达六十万卷，并自行雕版印书，刻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创办人刘承干（１８８２—１９６３），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人。

〔２５〕蔡显（约１６９７—１７６７）字笠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收有“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据当时的奏折称：蔡显系雍正时举人，年七十一岁，自号闲渔；所著《闲闲录》一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后来的结果是蔡显被“斩决”，他的儿子“斩监候秋后处决”，门人等分别“杖流”及“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闲渔闲闲录》，九卷，是一部杂录朝典、时事、诗句的杂记，刘氏嘉业堂刻本于一九一五年印行。

〔２６〕缺着末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刘承干对“儀”字缺末笔，是避清废帝溥仪的讳。

〔２７〕风终幽，雅终《召癋》《诗经》计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豳》列于“国风”的最后，共七篇。据《诗序》称：这些都是关于周公“遭变故”、“救乱”、“东征”的诗。《召癋》是“大雅”的最后一篇，据《诗序》称：“《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坏也。”

〔２８〕体元表正“体元”，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晋代杜预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据唐代孔颖达疏：“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表正”，见《书经·仲虺之诰》：“表正万邦。”汉代孔安国注：“仪表天下，法正万国。”

〔２９〕关于张献忠之死，史书上的说法不一。据《明史·张献忠传》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肃亲王豪格进兵四川，“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说他是“以病死于蜀中”。

〔３０〕“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３１〕“万物皆备于我矣”孟轲的话。语见《孟子·尽心》。

〔３２〕东坡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他要客谈鬼的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３３〕铁铉（１３６６—１４０２）字鼎石，河南邓州（今邓县）人。明建文帝时任山东参政，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起兵夺位，他在济南屡破燕王兵，升兵部尚书。燕王登位后被处死。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载：“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永乐）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

〔３４〕关于铁铉两个女儿入教坊的事，据明代王鏊的《震泽纪闻》载：“铉有二女，入教坊数月，终不受辱。有铉同官至，二女为诗以献。文皇曰：‘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适士人。”教坊，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后来封建统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罚入教坊，实际上是一种官妓。

〔３５〕“曲终奏雅”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３６〕永乐的上谕参看本书《病后杂谈之余》第一节。

〔３７〕张献忠祭梓潼神文见于《蜀碧》卷三和《蜀龟鉴》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两书中个别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晋时人。

〔３８〕杭世骏（１６９６—１７７３）字大宗，浙江仁和（今余杭）人，清代考据家。乾隆时官御史。著有《订讹类编》、《道古堂诗文集》等。《订讹类编》，六卷，又《续补》二卷，是一部考订古籍真伪异同的书。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骏照录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四中的话。据《列朝诗集》：“其论”作“其语”，“好事”作“好事者”。

〔３９〕《国朝文纂》明代诗文的汇编。据《明史·艺文志》“集类”三“总集类”载：“王栋《国朝文纂》四十卷”，又“张士瀹《明文纂》五十卷”。

拿破仑与隋那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２〕和隋那（ＥｄｗａｒｄＪｅｎｎｅｒ，１７４９—１８２３）〔３〕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４〕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一九三五年《文艺日记》。

〔２〕拿破仑（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３〕隋那通译琴纳，英国医学家，牛痘接种的创始者。

〔４〕卍 德国纳粹党的党徽

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

一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２〕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３〕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４〕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５〕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６〕，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７〕，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８〕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癸巳类稿》〔９〕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料》〔１０〕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１１〕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１２〕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１３〕，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１４〕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１５〕，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１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１７〕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１８〕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但是，这校勘，是用清朝的书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库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凿，还有一部也是《四部丛刊续编》里的影旧抄本宋晁说之《嵩山文集》〔１９〕在这里，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旧抄本

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骑却虏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四库本金人扰我疆埸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无）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态度。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２０〕，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三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２１〕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２２〕。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说，在再版的《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２３〕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２４〕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２５〕。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２６〕，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２７〕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２８〕的圣人的幸福。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２９〕，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３０〕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３１〕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Ｐｉｇ－ｔａｉｌ——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３２〕。（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３３〕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四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３４〕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Ｑ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３５〕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３６〕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教坊献诗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却）无家。云鬟半挽（馨）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为赋）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３７〕；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辩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合艹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余谈》，副题亦被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宋端仪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明成化时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著有《考亭渊源录》、《立斋闲录》等。《立斋闲录》，四卷，是依据明人的碑志和说部杂录的笔记，自太祖吴元年至英宗天顺（１３６７—１４６４）止。鲁迅家藏的是明抄《国朝典故》本，残存上二卷。

〔３〕“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４〕《汇刻书目》清代王懿荣编，共二十卷，系将顾修原编本及朱隘增订本重编而成，是各种丛书的详细书目，共收丛书五百六十余种。后来又有《续汇刻书目》、《续补汇刻书目》、《再续补汇刻书目》等。

〔５〕《宫闺秘典》即《皇明宫闺秘典》，又名《酌中志》，明代刘若愚著，共二十四卷，写明末太监魏忠贤专权时的宫廷内幕情况。

〔６〕傅某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

〔７〕《永乐实录》明代杨士奇等编纂，共一三○卷；《明史·艺文志》作《成祖实录》。

〔８〕《安徽丛书》安徽丛书编审会编辑，共四集，内容为汇集安徽人的著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陆续出版。

〔９〕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学者。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等。《癸巳类稿》，共十五卷，刻于道光癸巳（１８３３），内容是考订经、史以至小说、医学的杂记，《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载《癸巳类稿》卷十二中。收入《安徽丛书》的这一部书是作者晚年的增订本。

〔１０〕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合艹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合艹州山人四部稿》、《合艹山堂别集》等。《合艹州史料》，明代董复表编，系采录王世贞著作中有关朝野的记载编纂而成，计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１１〕齐泰江苏溧水人，官兵部尚书；下文的黄子澄，江西分宜人，官太常卿；茅大芳，江苏泰兴人，官副都御史。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永乐登位时被杀。

〔１２〕惰民又作堕民，明代称作丐户，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始废除惰民的“丐籍”。教坊废于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女乐废于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１３〕“舒愤懑”汉代班固作有《典引》一文，歌颂朝廷功德，文前小引中说：“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舒愤懑”，即班固所说的“启发愤满”。

〔１４〕“不亦快哉！”金圣叹在他批评的《西厢记》的《圣叹外书》卷七《拷艳》章篇首中说：“昔与亚斤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对床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下面就记录了“快事”三十三则，每则都用“不亦快哉”一语结束。

〔１５〕《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系记录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１６〕《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编选影印的丛书《四部丛刊》的续编，共八十一种，五百册。

〔１７〕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又《五笔》十卷，是一部有关经史、文艺、掌故等的笔记。

〔１８〕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等。《容斋随笔五集》有张元济写于一九三四年的跋，其中说：“清代坊刻，《随笔》卷九阙《五胡乱华》一则，《三笔》卷三阙《北狄俘虏之苦》一则，卷五阙《北虏诛宗王》一则。盖当时深讳胡、虏等字，刊者惧罹禁网，故概从删削。”

〔１９〕晁说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号景迂，清丰（今属河北）人，宋代文学家。著有《嵩山文集》、《晁氏客语》等。《嵩山文集》，二十卷，是他的诗文集，《负薪对》载于卷三中。

〔２０〕“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２１〕《訄书》章太炎早期的一部学术论著，木刻本印行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改订出版时，作者删去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客帝》等篇，增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论文，共收《原学》、《原人》、《序种姓》、《原教》、《哀清史》、《解辫发》等文共六十三篇，卷首有“前录”二篇：《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客帝匡谬》文末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著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一九一四年作者重行增删时，删去“前录”二篇及《解辫发》等文，并将书名改为《检论》。

〔２２〕“客卿”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楚国人。

〔２３〕《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为《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题名为《旧学》，扉页背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四句，前二句见《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同书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２４〕乾隆皇帝南巡清代乾隆帝在位六十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曾先后巡游江南六次，沿途供应频繁，销耗民财民力甚巨；在他第二次巡游后，视学江苏回来的大臣尹会一就已奏称：“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２５〕“长毛”指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队。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短毛”，指剃发的清朝官兵。“花绿头”，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法、英帝国主义军队。清代许瑶光《谈浙》卷四“谈洋兵”条：“法国兵用花布缠头，英国兵则用绿布，故人称绿头、花头云。”

〔２６〕“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官名。唐、宋、元、明各朝都有这名称；清朝则以为世袭的职位，为世职的末级。凡阵亡者授爵，自云骑尉至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不等。

〔２７〕“心事如波涛”唐代诗人李贺《申胡子觱篥歌》中的句子。

〔２８〕“四十而不惑”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不惑”是“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的意思。

〔２９〕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薙（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３０〕开口跳传统戏曲中武丑的俗称。

〔３１〕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申江胜景图》分上下二卷，出版于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清末民初上海租界内的审判机关，由中外会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华人和外侨的互控案件。

〔３２〕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指国民党反动派诬蔑进步人士拿卢布，信俄国人的学说。“斯基”是俄国常见姓氏的词尾。

〔３３〕指施蛰存。他在《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３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原为清朝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３５〕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清军占领南京时，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鄙视。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列朝诗集》是他选辑的明诗的总集，共六集，计八十一卷；铁氏二女诗载闰集卷四中。

〔３６〕彭孙贻（１６１５—１６７３）字仲谋，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代选贡生，明亡后闭门不出。著有《茗斋集》、《茗香堂史论》等。《茗斋集》是他的诗词集，共二十三卷；所附《明诗钞》共九卷，铁氏长女诗载卷五中。

〔３７〕俞正燮在《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中引永乐上谕后的小注说：“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张氏及女媳皆死于井，未就逮；书藏其家。又铁公妻女亦以死殉，与此不同。”

难行和不信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２〕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３〕，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４〕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５〕。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６〕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８〕，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孟宗哭竹”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两个故事后来都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３〕“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

〔４〕“囊萤照读”见《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凿壁偷光”，见《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５〕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角。

〔６〕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道教宫观。《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７〕《龙文鞭影》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是从古书中摘取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四言韵语。《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等成语典故，用骈文写成。两书都是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８〕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之流。戴季陶在一九三四年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同年他又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２〕，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３〕，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４〕。八月三十日的《申报》〔５〕报告我们说——“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

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６〕，“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近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７〕，

·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八月二十九日。〔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公汗。

〔２〕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当时南京、上海等地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颁布祀孔令，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

〔３〕夷场指上海的租界。我国古代泛称东方各民族为夷，明清时也用以称外国人。因清朝统治者忌讳“夷狄”字样，所以有时“夷场”也写作“彝场”。

〔４〕“韶乐”相传是虞舜时的乐曲。《论语·述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

〔５〕《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６〕“孔子，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是孟轲称道孔丘的话。

〔７〕“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语出《孟子·滕文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８〕本文发表时原未署写作日期，此处所记有误：文中所引新闻二则均见八月三十日报；又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望道”即当时《太白》的编辑陈望道，所寄稿即本文。

儒术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２〕元遗山（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集》。

〔３〕崔立（？—１２３４）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

〔４〕王若虚（１１７４—１２４３）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５〕刘祁（１２０３—１２５０）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

〔６〕凌廷堪（约１７５５—１８０９）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

〔７〕张德辉（１１９５—１２７４）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８〕余阙（１３０３—１３５８）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集。

〔９〕颜之推（５３１—约５９０后）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１０〕卢文鞍（１７１７—１７９６）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２〕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３〕，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２〕“恨恨而死”指空自愤恨不平而不去进行实际的改革工作。参看《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３〕“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作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批判当时某些借口反对欧化句法而攻击白话文的人；八月七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的附录。

说“面子”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２〕，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３〕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４〕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５〕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６〕，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７〕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２〕“出洋考察”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５〕“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

〔６〕“圆机活法”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７〕长谷川如是闲（１８７５—１９６９）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原是中国的故事，见《尸子》（清代章宗源辑本）卷下：“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据《水经注》：盗泉出卞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北卞山之阴。

答《戏》周刊编者信

鲁迅先生鉴：

《阿Ｑ》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发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Ｑ》剧本同时付印当作一篇序。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祝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２〕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阿Ｑ》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Ｑ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未庄在那里？《阿Ｑ》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３〕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４〕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Ｑ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５〕，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Ｑ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二，阿Ｑ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Ｑ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Ｑ》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６〕；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７〕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８〕，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９〕。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１０〕。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１１〕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１２〕，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２〕《戏》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Ｑ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３〕《闲话扬州》易君左著，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４〕《百家姓》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

〔５〕果戈理（ab]grgqc，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贺启明译的《巡按》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

〔６〕指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７〕七斤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Ｑ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航船七斤”。

〔８〕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９〕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参看本书《附记》。

〔１０〕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参看本书《附记》。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１２〕买办意识林默（廖沫沙）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参看《花边文学·倒提》及其附录。

随便翻翻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２〕，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３〕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５〕，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６〕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７〕。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８〕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９〕，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１０〕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迄明代弘光。

〔３〕《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编撰。参看本卷第５９页注〔１１〕。《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亦纪昀编撰，各书提要较《总目》简略，并且不录《总目》中“存目”部分的书目。

〔４〕“食菜事魔”五代两宋时农民的秘密宗教组织明教，提倡素食，供奉摩尼（来源于古代波斯的摩尼教）为光明之神。因此在有关他们的记载中有“食菜事魔”的说法。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事魔食菜法……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１１２０—１１２１），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常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

〔５〕“十彪五虎”疑应作“五虎五彪”。明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按《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６〕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厉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不得已》就是杨光先历次指控汤若望呈文和论文的汇集，其中有浓重的封建排外思想，如《日食天象验》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

〔７〕“我大清”旧时学塾初级读物《三字经》中的句子。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政权后，一般汉族官吏对新王朝也称之为“我大清”；鲁迅在这里不说“清朝”，含有讽刺的意味。

〔８〕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领袖。一二○六年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他的继承者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元太祖。他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三年率军西征，占领中亚和南俄。以后他的孙子拔都又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俄罗斯并侵入匈、奥、波等欧洲国家。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一二七九年忽必烈（即元世祖）灭宋之前。

〔９〕“斡罗思”即俄罗斯。见清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新元史·外国列传》作“斡罗斯”。

〔１０〕《世界史教程》苏联波查洛夫（wxygz[\g，现译鲍恰罗夫）等人合编的一本教科书，原名《阶级斗争史课本》。有中译本两种，一为王礼锡等译，只出第一分册，神州国光社出版；另一种为史嵛音等译，出了第一、二分册，骆驼社出版。鲁迅说此书只译了一本，可能是指前一译本。《中国社会史》，苏联沙发洛夫（]^p[_[\g，现译萨法罗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藏有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一九三四年版）。文中所说“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中译本，系李俚人译，一九三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

聚仁〔２〕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４〕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八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当时吴研因在南京、上海报纸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随后各报刊陆续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七月二十五日，当时《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鲁迅这一篇虽分五点作答，但并不针对曹聚仁来信所提的问题。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的另一信中曾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见《鲁迅书信集》）。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作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罗马字拼音泛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拼音。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个文字改革方案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的部分会员及刘复等人制定，赵元任是主要制作人。这种方案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有繁细的拼调规则，比较难学。一九三一年，吴玉章等又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它不标声调，比较简单；一九三三年起各地相继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推广。

〔４〕赵元任江苏武进人，语言学家。历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著有《现代英语之研究》、《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等。

韦素园墓记

韦君素园〔２〕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３〕立表；鲁迅书。

〔１〕本篇写成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据作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素兄墓志，当于三四日内写成寄上”；又作者同年四月三日日记：“以所书韦素园墓表寄静农。”

〔２〕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３〕丛芜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等。静农，即台静农，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霁野，即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影》，译有安特列夫剧本《往星中》、《黑假面人》等。

答国际文学社问

原问——

一、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苏维埃建设的十月革命，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

二、你对于苏维埃文学的意见怎样？

三、在资本主义的各国，什么事件和种种文化上的进行，特别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二，我只能看别国——德国，日本——的译本。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２〕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三，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国际文学》一九三四年第三、四期合刊，发表时题为《中国与十月》，同年七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以俄、德、英、法等文字在苏联出版，原名《外国文学消息》，一九三○年十一月改称《世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改名为《国际文学》。

〔２〕《铁甲列车》全名《铁甲列车第１４—６９号》，伊凡诺夫著，侍桁译，系鲁迅所编《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三二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毁灭》，法捷耶夫作，鲁迅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铁流》，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这些都是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忆刘半农君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２〕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３〕投稿之后，由蔡孑民〔４〕先生或陈独秀〔５〕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６〕，“她”字和“牠”字的创造〔７〕，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８〕，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９〕，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１０〕。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１１〕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１２〕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２〕半农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蔡孑民（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６〕答王敬轩的双鐄信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８〕《何典》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９〕“驷不及舌”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能追之。”

〔１０〕《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１１〕禁称“蜜斯”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１２〕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隔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２〕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撤回文证来〔３〕。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４〕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５〕，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６〕，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７〕，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８〕，也仍然活不出。

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９〕，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１０〕。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１１〕，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１２〕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１３〕。

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第一期，署名杜德机。

〔２〕“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该社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社员发生分化，一九二三年无形解体。由南社社员辑印的清代文字狱中被害者的遗集，如吴炎的《吴赤溟集》，戴名世的《戴褐夫集》和《孑遗录》，吕留良的《吕晚村手写家训》等，后来大都收入邓实、黄节主编的《国粹丛书》。

〔３〕清末有些留日学生从日本的图书馆中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等。印出后输入国内，以鼓吹反清革命。

〔４〕孟森（１８６８—１９３７）字莼荪，号心史，江苏武进人，历史学家。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心史丛刊》，共三集，出版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内容都是有关考证的札记文字；其中关于清代文字狱的记载，有朱光旦案、科场案三（河南、山东、山西闱）附记之“查嗣庭典试江西命题有意讽刺”案、《字贯》案、《闲闲录》案。他在论述王锡侯因著《字贯》被杀一案时说：“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于字书而置《康熙字典》为一家言，与诸家均在平阝少马之列，此王之所以罹辟也。”

〔５〕指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事。故宫博物院是管理清朝故宫及其所属各处的建筑物和古物、图书的机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易培基任院长时，该院古物被盗卖者甚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

〔６〕《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其中资料都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实录三种清代文书辑录。第一辑出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冯起炎一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

〔７〕秦陵清朝雍正皇帝（胤祯）的陵墓，在河北易县。

〔８〕“斩监候”清朝法制：将被判死刑不立时处决的犯人暂行监禁，候秋审（每年八月中由刑部会同各官详议各省审册，请旨裁夺）再予决定，叫做“监候”，有“斩监候”与“绞监候”之别。

〔９〕“炎黄之胄”指汉族。炎黄，传说中的我国古代帝王炎帝和黄帝。

〔１０〕“思不出其位”语见《易经·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１１〕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与当时同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成为后来戊戌变法运动的前奏。

〔１２〕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一文中说：“前一些时候，政府曾经根据于剿除共产主义文化这政策而突然禁止了一百余种文艺书籍的发行。……沈从文先生曾经在天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讨论这禁书问题的文字。……但是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第六卷第二十七八期上却连续刊载了一篇对于沈从文先生那篇文章的反驳。……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书籍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果的办法；……然而，在《社会新闻》的那位作者的笔下，却写下了这样的裁决：‘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

〔１３〕《庄子》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文选》，即《昭明文选》，共三十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自秦汉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一九三三年九月《大晚报》征求所谓“推荐书目”时，施蛰存曾提倡青年读这些书。作者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等文中曾予批评，可参看。

忆韦素园君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２〕。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３〕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４〕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５〕，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绍介了望·蔼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绍介了爱伦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１３〕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２〕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先后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３〕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后为北新书局主持人。

〔４〕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等。

〔５〕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的小官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为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下令停办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林被任为师范部学长。同年九月五日，他率领军警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６〕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长虹等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该刊第二期载有高长虹《给鲁迅先生》的通信，其中说：“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且甚至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要不应施之于同伴也……今则态度显然，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他又对鲁迅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７〕未名社被封一九二八年春，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李霁野、韦素园译）一书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扣。北京警察厅据山东军阀张宗昌电告，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至十月始启封。

〔８〕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一月十八日）。

〔９〕《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为《未名丛刊》之一。据《鲁迅日记》，他收到韦素园的赠书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１０〕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勃兰特》是他作的诗剧，剧中人勃兰特企图用个人的力量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去寻找理想的境界，在途中，人们不堪登山之苦，对他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于是把他击倒，最后他在雪崩下丧生。

〔１１〕陀思妥也夫斯基（edＭdfghigjkhlmm，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１２〕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１３〕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韦素园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韦丛芜译），安特列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荷兰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的童话《小约翰》（鲁迅译），苏联爱伦堡（１８９１—１９６７）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曹靖华辑译），苏联拉甫列涅夫（１８９１—１９５９）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曹靖华译）。

〔１４〕《未名新集》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关于新文字

——答问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２〕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过学者，〔３〕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因为学者总忘不了官话，四声，以及这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字，必需有学者的气息。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然而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

十二月九日。

〔１〕本篇曾被译为拉丁化新文字，发表于《拥护新文字六日报》，期数未详。

〔２〕指刘大杰。他在上海《人间世》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发表的《春波楼随笔》中说：“此等书（指《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等）中，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字，可恨清代士大夫，只会做滥调古文，不能赏识此等绝妙文章耳。”但他标点的《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中却有不少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３〕指王照、劳乃宣等人，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１〕。

运命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２〕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３〕，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

〔２〕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在上海开设的书店，主要经售日文书籍。

〔３〕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今可主办的《文艺座谈》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影射鲁迅为日本的间谍（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又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一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３〕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４〕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５〕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６〕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７〕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８〕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９〕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１０〕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１１〕然而，这是诳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１２〕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１３〕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二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１４〕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１５〕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１６〕，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１７〕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汉的高祖〔１８〕，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１９〕，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２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２１〕，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２２〕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２３〕，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２４〕，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三关于中国的监狱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２５〕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２６〕，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２７〕，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２８〕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２９〕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３０〕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当福建独立〔３１〕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牛兰〔３２〕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３３〕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３４〕，就毫无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参看本书《附记》。

〔２〕普洛美修斯通译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３〕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４〕火神传说不一。一说指祝融，见罗泌《路史·前纪》卷八；一说指回禄，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及其注疏。

〔５〕有巢氏我国传说中发明树上搭巢居住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６〕神农氏我国传说中发明制作农具、教人耕种的人，远古三王之一。又传说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７〕西班牙以前有斗牛的风俗，斗牛士手持红布对牛撩拨，待牛以角向他触去，斗牛士即与之搏斗。

〔８〕赛会也称赛神，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等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９〕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将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所藏除农书和医书以外的古籍尽行焚毁。

〔１０〕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通译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内阁总理后，实行法西斯统治，烧毁进步书籍和一切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关于引秦始皇为希特勒焚书先例的论调，作者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中曾作过分析，可参看。

〔１１〕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中载：“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Ｚ，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

〔１２〕项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他攻破咸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阿房宫，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阿房村。

〔１３〕救世主基督教徒对耶稣的称呼。《新约·马太福音》说基督所在之处，都有大光照耀。

〔１４〕中里介山（１８８５—１９４４）日本通俗小说家，著有历史小说《大菩萨山卡》。他的《给支那和支那国民的一封信》，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日本春阳堂出版。

〔１５〕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当时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这里所引的这段话，是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记者的谈话，载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下文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是他在一九二○年七月所写的《〈水浒传〉考证》中的话：“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

〔１６〕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１７〕关于王道和霸道之说，《孟子·公孙丑》载有孟轲的话：“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又《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１８〕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汉朝的建立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１９〕周武王姓姬名发，殷末周族领袖。公元前十一世纪，他联合西北和西南各族起兵进入中原，灭殷后建立周王朝。

〔２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他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学说，成为孔丘以后的又一儒家代表人物。

〔２１〕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２２〕血流漂杵据《尚书·武成》载：“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２３〕“顽民”据《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崩，武庚（商纣之子）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又《尚书·多士》载：“成周（今洛阳）既成，迁殷顽民。”据唐代孔颖达疏：“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

〔２４〕以谈霸道为羞据《孟子·梁惠王》载：“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据宋代朱熹《集注》：“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２５〕“制艺”也称制义。科举考试时规定的文体。在明清两代指摘取“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立论的八股文。

〔２６〕指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２７〕指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２８〕恶党这里是反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匪党”等字眼诬称中国共产党。

〔２９〕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南京专电”称：“司法界某要人谈……壮年犯之性欲问题，依照理论，人民犯罪，失去自由，而性欲不在剥夺之列，欧美文明国家，定有犯人假期……每年得请假返家五天或七天，解决其性欲。”

〔３０〕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谈》第二期载有郭明的《自由监狱》一文，其中说：“最近司法当局复有关于囚犯性欲问题之讨论……本来，囚禁制度……是国家给予犯罪者一个自省而改过的机会……监狱痛苦尽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讨苦吃，百姓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对付小人，此亦天机一条也。”

〔３１〕福建独立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发生的政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进犯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该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反对蒋介石投降日本的政策，不愿和红军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但不久即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

〔３２〕牛兰（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罗·鲁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３３〕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不合作运动”，曾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以绝食表示反抗。

〔３４〕兴行场日语，戏场的意思。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２〕，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３〕，·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４〕。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

〔２〕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

〔３〕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

〔４〕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十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５〕“正史”清高宗（乾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２〕。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云尔。铭曰：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徙倚〔３〕，巧黠因时，鷃枪鹊起〔４〕，然犹飘风〔５〕，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俺，惟精惟一〔６〕。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北平《细流》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时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

〔２〕永无意必永不任性固执。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３〕黄神徙倚黄神，意为黄帝之神，原出《淮南子·览冥训》：“黄神啸吟”。据汉代高诱注：“时无法度，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徙倚，徘徊不定的意思。

〔４〕鷃枪鹊起比喻乘时崛起。《庄子·逍遥游》篇：“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文选》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李善注引《庄子》（佚文）：“鹊上高城之*'，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鷃、鹊都是小鸟；枪是飞跃的意思。

〔５〕飘风不会长久的意思，《老子》：“飘风不终朝”。

〔６〕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阿金〔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饭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戏剧里的彼尔·干德〔２〕，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３〕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ｂａｒｙｔｏｎｅ）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４〕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５〕会安汉，木兰从军〔６〕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７〕，西施沼吴〔８〕，杨妃乱唐〔９〕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１０〕，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十二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写成时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后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二期。

〔２〕彼尔·干德挪威易卜生的诗剧《彼尔·干德》的主角，是一个想像丰富、意志薄弱的人物，最后在他爱人给他唱催眠曲时死去。

〔３〕《十八摸》旧时流行的一种猥亵小调。

〔４〕《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５〕昭君出塞昭君，即王昭君，名嫱，汉元帝宫女。竟宁元年（前３３）被遣出塞“和亲”，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见《汉书·匈奴传》）。

〔６〕木兰从军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诗》中的故事，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见《乐府诗集·鼓角横吹曲》）。

〔７〕妲己亡殷妲己，殷纣王的妃子，周武王灭殷时被杀。《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武王伐殷时，在《太誓》中有“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等语，后来一些文人就把殷亡的责任归罪于妲己。

〔８〕西施沼吴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越王勾践为吴所败，把她献给吴王夫差。后来吴王昏乱失政，破灭于越（见《吴越春秋》）。“沼吴”，语出《左传》哀公元年，当勾践战败向吴求和时，伍员谏夫差拒和，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９〕杨妃乱唐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起兵反唐，玄宗奔蜀，至马嵬驿，将士杀国忠，玄宗令将杨妃缢死。

〔１０〕“五十而知天命”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３〕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５〕。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７〕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Ｇｏｒｋｙ），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绥拉斐摩维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罗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１０〕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１１〕，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２〕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４〕“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５〕“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７〕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８〕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９〕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铁流》，美国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１０〕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寄《戏》周刊编者信

编辑先生：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２〕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Ｑ像〔３〕，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Ｑ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４〕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Ｑ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Ｑ正传》上说：“小Ｄ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Ｑ一样。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２〕《独白》《戏》周刊第十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刊载的编者的话。其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Ｑ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诸下期了。”

〔３〕阿Ｑ像《戏》周刊在发表《阿Ｑ正传》剧本时，从一九三四年九月起，同时刊载剧中人物的画像。“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的阿Ｑ像，叶灵凤作，见该刊第十二期（十一月四日）。

〔４〕陈铁耕木刻家。参看本卷第４９页注〔９〕。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３〕。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４〕倡地动说，达尔文〔５〕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６〕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２〕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３〕关于打钢刀送给军队事，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喜峰，大刀杀敌，震惊中外，兹有王述君定制大刀九十九柄，捐赠该军。”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

〔４〕格理莱（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从一六○九年起自制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地动说），推翻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动说，给予欧洲中世纪神权论以致命打击，因此曾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５〕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因此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歧视和排斥。

〔６〕哈飞（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译哈维，英国医学家。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为动物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连环图画琐谈

“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２〕，《二十四孝图》〔３〕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艾思奇〔４〕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五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燕客。

〔２〕《圣谕像解》清代梁延年编，共二十卷。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曾颁布“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等“上谕”十六条，“以为化民成俗之本”。《圣谕像解》即根据这些“上谕”配图和解说的书。编者在序文中说：“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晓。”

〔３〕《二十四孝图》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所传孝子二十四人的故事，编为《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

〔４〕艾思奇（１９１０—１９６６）云南腾冲人，哲学家。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动向》的《连环图画还大有可为》中说：“我以为若有活生生的新内容新题材，则就要大胆地应用新的手法以求其尽可能的完善，大众是决不会不被吸引的，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决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

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３〕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Ａ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５〕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６〕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９〕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１〕《改造》日本的一种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印行。

〔２〕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国论坛》（每月发行一期或两期）的编辑。

〔３〕《社会月报》综合性期刊，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

〔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起初接受政学系的津贴，一九三五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编辑。

〔５〕《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张梓生主编。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常在该刊发表文章。

〔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主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７〕《生生月刊》文艺杂志，李辉英、朱荢园编辑，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只出一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

〔８〕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学家、戏剧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９〕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１０〕《文学》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１１〕《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

脸谱臆测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２〕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３〕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４〕，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５〕，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

〔２〕《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

〔３〕指南北朝时的歌舞戏《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４〕“相人术”《左传》文公元年：“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有《相人》一书。

〔５〕“诚于中，必形于外”语出《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６〕古代罗马剧场，中间为圆形表演场地，周围环绕着台阶式的观众席，近似现代的体育场。

论“旧形式的采用”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２〕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３〕，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４〕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５〕，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６〕，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７〕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是无须赘说的。

但中国的两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璜，花纸也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惜纸的节俭；唐伯虎〔８〕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

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有时大出小说，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与内容相关联。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

五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署名常庚。

〔２〕耳耶即聂绀弩，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当时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动向》上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反驳四月十九日同刊猛克的《采用与模仿》一文。猛克文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对于连环图画的旧形式与技术，还须有条件地接受过来……却有人以为这是投降旧艺术。”又说新的连环图画“形式与街头流行的连环图画颇不同，而技术有的也模仿着立体派之类，不但常常弄得儿童看不懂，就是知识阶级的人们，也无法了解其内容。”耳耶的文章中则认为这些话“非常之类乎‘投降’”，“把内容与形式这样机械地分开……因为旧艺术内面有一二接近大众的东西，就这样为整个旧艺术捧场。”接着又说：“一小部分旧艺术之能为大众‘了解’、‘习惯’、‘爱好’，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存在……要谈采用旧形式，不先从这些决定的原因上加以详细的研究，看见《啼笑姻缘》销路广，《姊妹花》卖座好就眼红，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最后他说：“要艺术大众化，只有一条路，就是新形式的探求……只有在新形式的探求的努力之中，才可以谈有条件地采用旧形式。”

〔３〕《艺术底内容和形式》日本藏原惟人所作的论文。译文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日《动向》上连载。

〔４〕《姊妹花》郑正秋根据他自己所作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故事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上海上映。

〔５〕宋的院画指宋代“翰林图画院”中宫廷画家的作品。它们在形式上都以工整、细致为主要特点。

〔６〕米点山水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画。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米友仁（１０７４—１１５３），润州（今江苏镇江）人。他们的画不取工细，自创一种皴法，以笔尖横点而成，被称为米点山水。

〔７〕猛克魏猛克，湖南长沙人，美术工作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８〕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名寅，字伯虎，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擅长山水、仕女画。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

序言

“京派”和“海派”

“靠天吃饭”

“题未定”草（一至三）

论“人言可畏”

“题未定”草（五）

论讽刺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毛笔之类

“文人相轻”

再论“文人相轻”

论新文字

“寻开心”

漫画而又漫画

“招贴即扯”

漫谈“漫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名人和名言

《死魂灵百图》小引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人生识字胡涂始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书的还魂和赶造

从帮忙到扯淡

三论“文人相轻”

四论“文人相轻”

非有复译不可

逃名

几乎无事的悲剧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鎌田诚一墓记

文坛三户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萧红作《生死场》序

隐士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杂谈小品文

叶紫作《丰收》序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后记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１〕，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２〕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３〕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４〕，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５〕。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１〕《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２〕“以华制华”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３〕邵洵美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１〕。

〔４〕华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５〕保护正当的舆论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２〕，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３〕，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４〕，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５〕，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６〕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

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７〕，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口虐！”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８〕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９〕。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四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指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十二月一日苏汶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就展开了所谓“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３〕指《“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收入《花边文学》。

〔４〕老京派的题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有当时在北平的周作人的题签；文中所说的“真正老京派”，即指周作人。

〔５〕新出的刊物指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的《文饭小品》月刊，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它是由施筹款创办的。该刊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文中所说“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指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该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卷首刊有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

〔６〕《文饭小品》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表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其中说《太白》半月刊第十一期有评论《文饭小品》的两篇小文，“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这地方，我觉得未免‘太’不坦‘白’了。”“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看了，他说：‘……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７〕法郎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泰绮思》，长篇小说，作于一八九一年。它的两种中译本是：《黛丝》，杜衡译，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女优泰绮思》，徐蔚南译，一九二九年世界书局出版。

〔８〕弗洛伊特（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９〕打棚上海方言，开玩笑的意思。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饭图》的碑〔２〕，民国初年，状元陆润庠〔３〕先生也画过一张：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靠着，捧了碗在吃饭。这图曾经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许还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确是实行着这学说，和图不同者，只是没有碗捧而已。这学说总算存在着一半。

前一月，我们曾经听到过嚷着“旱象已成”，现在是梅雨天，连雨了十几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并无飓风暴雨，却又到处发现水灾了。植树节〔４〕所种的几株树，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５〕，去今已远，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吃饭，大约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罢。到底还是做给俗人读的《幼学琼林》〔６〕聪明，曰：“轻清者上浮而为天”，“轻清”而又“上浮”，怎么一个“靠”法。

古时候的真话，到现在就有些变成谎话。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世界上穷人有份的，只有日光空气和水。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报上往往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行”，这岂只是“天时不正”之故，“天何言哉”〔７〕，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他们要拚命，决不肯做一首“阿呀诗”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８〕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到，“带住”可也。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姜珂。

〔２〕《靠天吃饭图》的碑山东济南大明湖铁公祠有这样的碑，并附有清嘉庆癸酉（１８１３）魏祥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余襄工五台，得此石拓，语虽近俚，实有理趣……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３〕陆润庠（１８４１—１９１５）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同治时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

〔４〕植树节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

〔５〕“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语见王充《论衡·是应》：“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唐虞之世，指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尧（陶唐氏）、舜（有虞氏）时代。儒家典籍中常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典范。

〔６〕《幼学琼林》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７〕。该书的首二句为：“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７〕“天何言哉”孔丘的话，见《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８〕斯坦因（ＭＡ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在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等处盗走我国大量古代文物。敦煌，汉唐时代我国与中亚和欧洲交通线上的重镇，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题未定”草（一至三）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２〕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４〕，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５〕，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６〕。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７〕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８〕。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９〕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１０〕；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１１〕，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１２〕，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１３〕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１４〕，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１５〕，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１６〕，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１７〕，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１８〕。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１９〕，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２０〕。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２１〕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

〔２〕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及“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３〕《世界文库》郑振铎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每月发行一册，内容分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名著翻译两部分。该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册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库》的总名改出单行本。鲁迅所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在印单行本前曾连载于该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册。

〔４〕沙袋旧式电灯为调节灯头悬挂高低而装置的瓷瓶，内贮沙子，故俗称沙袋。扑落，英语Ｐｌｕｇ的音译，今称插头或插销。

〔５〕指略悉珂所作的《铁的静寂》。《一天的工作》，鲁迅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内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译，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６〕关于文章是挤出来的，作者曾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７〕上田进（１９０７—１９４７）日本翻译家。曾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多种译成日文。

〔８〕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林语堂在《人间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说法虽乖，功效实同。……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下面就紧接着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９〕“那摩温”即英语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的音译，意为第一号，当时上海用以称工头。“土司”，即英语Ｔｏａｓｔ的音译，意为烤面包片。

〔１０〕《探母》即京剧《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杨家将故事。

〔１１〕“事大”服事大国的意思。语出《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１２〕文素臣小说《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这里说他“崇华，抑夷”，是因为书中有关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写。这书写的是明代中叶的事，说他是“满崽”，似有误。

〔１３〕这一段引文见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随行随失，狗逐尾巴”一节中。

〔１４〕《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是刊载文言小说和旧诗词笔记等，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经过改革，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该刊第十二卷第十号曾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增刊，刊有鲁迅、沈雁冰等译的波兰、捷克等国的文学作品和介绍这些国家的文学情况的文章。

〔１５〕“花旗”旧时我国一些地方对美国的俗称；“茄门”，英语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译，通译日耳曼，指德国。

〔１６〕《天方夜谈》现译《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１７〕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在北京设立了培养译员的学校，称“京师同文馆”，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次年添设法文、俄文馆，后又设德文、日文馆。

〔１８〕“勤工俭学”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勤劳作工，节俭求学”；当时赴法求学的人不少。该会于一九二一年停办。

〔１９〕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英国的如司各德（ＷＳｃｏｔｔ，１７７１—１８３２）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迭更斯（Ｃ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０）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狄福（Ｄ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惠夫特（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等。

〔２０〕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罗蜜欧与朱丽叶》和《哈孟雷特》，由中华书局印行。

〔２１〕这则笑话见于清初石成金所著《传家宝》的《笑得好》初集，题为《割股》。

论“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２〕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３〕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这句话，开初是也曾惹起一点小风波的。有评论者，说是使她自杀之咎，可见也在日报记事对于她的诉讼事件的张扬；不久就有一位记者公开的反驳，以为现在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可怜极了，那里还有丝毫主宰谁的运命的力量，况且那些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绝非捏造的谣言，旧报具在，可以复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

这都可以算是真实话。然而——也不尽然。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所以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连自己也并不了然的社会组织或意志强弱的滥调，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但新闻记者的辩解，以为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却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无论你怎么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经说过，现在的报章的失了力量，却也是真的，不过我以为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生所自谦，竟至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因为它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

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自然，能试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过他不屑，因为他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那不消说，更加是好极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

五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赵令仪。

〔２〕阮玲玉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７〕。

〔３〕艾霞当时的电影演员，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间自杀。

“题未定”草（五）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

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

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颇有点难。说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绽。还记得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６〕先生手抡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的时候，曾经说，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从冷落堆里提出作家来。这是好的，虽然勃兰兑斯曾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但我们似乎也难以斥他为追随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这一张支票，到十多年后的现在还没有兑现。说得远一些罢，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张露薇先生的期限还要少到约十分之九的样子。

然而讲已往的琐事也不易。张露薇先生说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这质问是极不错的。我只得招供：读得很少，而且连高尔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几本也不知道。不过高尔基的全集，却连他本国也还未出全，所以其实也无从计算。至于祝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却并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７〕。这也并非怕有“奴性”，只因没有人来邀，自己也想不到，过去了。发不妨，不发也不要紧，我想，发，高尔基大约不至于说我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不发，也未必说我是“张露薇的追随者的作家”的。但对于绥拉菲摩维支〔８〕的祝贺日，我却发过一个祝电，因为我校印过中译的《铁流》。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较难于想到，还不如测定为对于高尔基发电的容易。当然，随便说说也不要紧，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于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见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谓的奴隶们，也只隔了一张纸。如果有谁看过菲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那一个和一群，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张纸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

我在这里，自以为总算又钩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艺“豫言”家——的嘴脸的轮廓了。

八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目下原有小注：“一至三载《文学》，四不发表。”按《“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

〔２〕“生脑膜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伪满《盛京时报》第三版载《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消息一则：“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同年三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据以转载。

〔３〕《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停刊。

〔４〕张露薇原名贺志远，吉林人，曾主编北平《文学导报》，后成为汉奸。《略论中国文坛》一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题目分别为《意识正确的文魔们的新梦》和《茅盾先生的法宝》。

〔５〕纪德（Ａ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作家。著有小说《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巴尔扎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多部。

〔６〕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

〔７〕关于祝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一事，上海《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刊出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等人署名的《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祝贺》一文，并不是祝电。

〔８〕绥拉菲摩维支（ＡＣＣｅｐａdmpgmz，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铁流》由曹靖华译成中文，鲁迅写了《编校后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论讽刺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２〕（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３〕（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４〕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２〕《外套》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３〕《鼻子》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４〕勒浪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记得Ｔ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２〕，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３〕。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着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４〕，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５〕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６〕之类的“金刚怒目”〔７〕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８〕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９〕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癌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１０〕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欤，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１１〕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１２〕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内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訽。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訽。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１３〕，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１４〕序里，有这样的句子：“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１５〕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１６〕，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七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１７〕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１８〕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１９〕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２０〕。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２１〕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２２〕也。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Ｓｅｒｅｎｉｔｙ）

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

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２３〕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２４〕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２５〕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胡，不过这含胡，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２６〕，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２７〕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２８〕，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下第题长安客舍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长不到丈六〔２９〕。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八

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３０〕，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３１〕，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３２〕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３３〕，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３４〕，那当然听他自己的便，还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开，他却偏要躲躲闪闪，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发生关系，随作随删，删到只剩下一张白纸，到底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３５〕，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现在已经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铅字一排就够。虽说排印，糟蹋纸墨自然也还是糟蹋纸墨的，不过只要一想连杨邨人之流的东西也还在排印，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３６〕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

收回了谦让的人，在实际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谓“爱惜自己”的居多。“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３７〕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３８〕相同。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但记得Ｃ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３９〕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４０〕，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洶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４１〕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４２〕。……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４３〕，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４４〕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４５〕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谢国桢〔４６〕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４７〕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４８〕，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４９〕，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５０〕！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１〕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２〕施蛰存对《集外集》的批评，见他在《文饭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三○年前后他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在内。

〔４〕蔡邕（１３２—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后王允诛董卓，他受牵连下狱，死于狱中。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辑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萧统《文选》中选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赋》系有愤于当时宦官擅权而作。这里所引的四句，“工巧”原作“变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续古文苑》所载并同）。《续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孙星衍编。

〔５〕“愿在丝而为履”四句，见陶潜所作《闲情赋》。他在该文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这里说“止于礼义”，即指此。“止于礼义”，语见《诗经·关雎》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６〕“精卫衔微木”四句，见陶潜所作《读山海经》之十。精卫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其名自叫，是炎帝之少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形天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７〕“金刚怒目”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怒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８〕《青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林语堂的话原见刊于《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烟屑》，原文为：“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的不好。”

〔９〕《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风》，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１０〕“意德沃罗基”德语ｌｄｅｏｌｏｇｉｅ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１１〕张岱（１５９７—１６７９）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石匮书》、《琅嬛文集》、《陶庵梦忆》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诗文杂集，六卷，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校点，后面有乙亥（１９３５）十月卢前的跋文，其中说：“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跹其间，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卢前，字冀野（１９０５—１９５１），江苏南京人，戏曲研究者，曾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１２〕《景清刺》是一首关于景清谋刺永乐帝（朱棣）的乐府诗。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８〕。

〔１３〕“本色”林语堂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发表的《说本色之美》一文中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

〔１４〕《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乐歌。张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鹡鸰，一种鸣禽类的小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常喻作兄弟友爱。

〔１５〕关于唐太宗射杀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书·太宗皇帝本纪》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时封秦王），未发。（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载：“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又同书《魏征传》载：“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贞观）十七年，疾甚。……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１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拟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写的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

〔１７〕《述酒》陶潜的这首诗，据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的注语，认为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

〔１８〕《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朱光潜安徽桐城人，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第六十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２０〕《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二赋是北周庾信作。

〔２１〕“只在此山中”二句，见唐代诗人贾岛《寻隐者不遇》一诗。“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

〔２２〕“至心归命礼”二句，是道教经典中常见的话，意思是诚心皈依道教，礼拜玉皇大帝。

〔２３〕沙孚（Ｓａｐｐｈｏ）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希腊女诗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两三篇完整的短诗和一些断片，内容主要是歌颂爱情和友谊。

〔２４〕亚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２５〕钱起（７２２—约７８０）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天宝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诗人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著有《钱考功集》。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７６６—７７９）。

〔２６〕“省试”唐代各州县贡士到京城参加考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故称省试或礼部试。

〔２７〕椒兰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兰。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剥兮，菭又欲充夫佩帏。”据后汉王逸注：“兰，怀王少弟（按应为少子）司马子兰也，……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

〔２８〕《大历诗略》清代乔亿评选的唐诗选集，共六卷。

〔２９〕丈六佛家语，指佛的身量。晋代袁宏《后汉纪·明帝纪》载：“佛身长一丈六尺。”

〔３０〕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鲁迅校本。集中附录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赠答诗共十四首，向子期、张辽叔等人的论难文共四篇。

〔３１〕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义书》，并录有伏义的《与阮嗣宗书》。伏义，字公表，生平不详。

〔３２〕《谢宣城集》南朝齐诗人谢朓的诗文集，今存五卷，书后有宋代娄拜跋：“小谢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传……考其上五卷，赋与乐章以外，诗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联句，他人所囗见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则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载于本传、《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谢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３３〕《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３４〕“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３５〕“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３６〕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３７〕“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３８〕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３９〕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谭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４０〕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４１〕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４３〕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４４〕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４６〕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４８〕周顺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鐮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４９〕《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５０〕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

论毛笔之类

国货也提倡得长久了，虽然上海的国货公司并不发达，“国货城”〔２〕也早已关了城门，接着就将城墙撤去，日报上却还常见关于国货的专刊。那上面，受劝和挨骂的主角，照例也还是学生，儿童和妇女。

前几天看见一篇关于笔墨的文章，中学生之流，很受了一顿训斥，说他们十分之九，是用钢笔和墨水的，这就使中国的笔墨没有出路。自然，倒并不说这一类人就是什么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妇女的爱用外国脂粉和香水似的，应负“入超”的若干的责任。

这话也并不错的。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３〕。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青年里面，当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挂一枝万年笔〔４〕，做做装饰的人，但这究竟是少数，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如果说这提议是笑话，那么，劝学生改用毛笔呢？现在的青年，已经成了“庙头鼓”，谁都不妨敲打了。一面有繁重的学科，古书的提倡，一面却又有教育家喟然兴叹，说他们成绩坏，不看报纸，昧于世界的大势。

但是，连笔墨也乞灵于外国，那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却要推前清的官僚聪明，他们在上海立过制造局，想造比笔墨更紧要的器械——虽然为了“积重难返”，终于也造不出什么东西来。欧洲人也聪明，金鸡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为去偷种子，还死了几个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这里种起来了，使我们现在如果发了疟疾，可以很便当的大吃金鸡那霜丸，而且还有“糖衣”，连不爱服药的娇小姐们也吃得甜蜜蜜。制造墨水和钢笔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没有偷金鸡那子那么危险的。所以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造墨水和钢笔；但必须造得好，切莫“挂羊头卖狗肉”。要不然，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个白费。

但我相信，凡有毛笔拥护论者大约也不免以我的提议为空谈：因为这事情不容易。这也是事实；所以典当业只好呈请禁止奇装异服，以免时价早晚不同，笔墨业也只好主张吮墨舐毫，以免国粹渐就沦丧。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然而这办法却是没有好结果的，不是无效，就是使一部份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黄棘。

〔２〕“国货城”一九三五年上海一些厂商为扩大宣传提倡国货，特设立一个临时性的国货展销场地，称为“国货城”，于六月五日（夏历端午节）开幕。据同年六月十三日《申报·国货周刊》报道：“本市国货城开幕以来，营业甚盛，每日到城购物及参观者，十分拥挤。”

〔３〕“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此语在宋代即已通行；北宋苏易简著有《文房四谱》一书，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

〔４〕万年笔日语：自来水笔。

“文人相轻”

老是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是要厌的。在所谓文坛上，前年嚷过一回“文人无行”〔２〕，去年是闹了一通“京派和海派”〔３〕，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４〕。

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５〕，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自然，这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６〕，是古圣人的良法，但“相轻”的恶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们如果到《文选》里去找词汇〔７〕的时候，大概是可以遇着“文人相轻”这四个字的，拾来用用，似乎也还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８〕先生已经在《自由谈》（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谓“文人相轻”者，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至施蛰存〔９〕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或魏金枝〔１０〕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１１〕，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１２〕，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１３〕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

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也不必恰如那时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

四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文人无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上刊有若谷的《恶癖》一文，文中把一些作家生活上的某些癖习都说成是“恶癖”，是“文人无行”的表现。参看《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及其备考。

〔３〕“京派和海派”参看《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和本书《“京派”和“海派”》及其注〔２〕。

〔４〕“文人相轻”一九三五年一月《论语》第五十七期刊载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一文，把文艺界的论争都说成是“文人相轻”。文中说：“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

〔５〕“真理哭了”此语出处未详。

〔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朱熹《中庸》第十三章注文。

〔７〕到《文选》里去找词汇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庄子〉与〈文选〉》一文中说，他所以推荐这两部书，是因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

〔８〕曹聚仁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２〕。这里提到他的文章，题目是《论“文人相轻”》，其中曾引用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话。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的次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而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除诗作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五卷，已佚，其中《论文》一篇，收于《文选》卷五十二。

〔９〕施蛰存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３〕。一九三三年他在《大晚报》上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并说他正在读佛经，受到鲁迅批评。他在一些答辩文章中，说鲁迅也曾捐资重刻《百喻经》，“玩木刻，考究版本，……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等。暗指鲁迅“自己也是这样的”。参看《准风月谈》中《“感旧”以后（上）》、《扑空》、《答“兼示”》等文所附施蛰存各文。

〔１０〕魏金枝参看本卷第２６４页注〔７２〕。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再说“卖文”》中说，在一次宴会上，茅盾“问我为什么到教会学校去教书。语意之间，似乎颇为不屑”，“但日子过得不多，……茅盾的一个亲戚，想到我在教书的教会学校里来找事做了”。

〔１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在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中，施蛰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致黎烈文先生书》，声称“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并在最后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

〔１２〕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１３〕《庄子·天下篇》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又说：“宋钘、尹文……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又说：“彭蒙之师……所言之韪（是），不免于非。”

再论“文人相轻”

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真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能有多少呢！我们在近凡年所遇见的，有的是“以其所短，轻人所短”。例如白话文中，有些是该屈难读的，确是一种“短”，于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语录，向这一点昂然进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来，暴露了他连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２〕，“短”得很。有的却简直是“以其所短，轻人所长”了。例如轻蔑“杂文”的人，不但他所用的也是“杂文”，而他的“杂文”，比起他所轻蔑的别的“杂文”来，还拙劣到不能相提并论〔３〕。那些高谈阔论，不过是契诃夫（ＡＣｈｅｋｈｏｖ）所指出的登了不识羞的顶颠，傲视着一切〔４〕，被轻者是无福和他们比较的，更从什么地方“相”起？现在谓之“相”，其实是给他们一扬，靠了这“相”，也是“文人”了。然而，“所长”呢？

况且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

然而，又有人来恐吓了。他说，你不怕么？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５〕。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Ａｎｔａｅｕｓ）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６〕。五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六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指林语堂。他在《论语》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月）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盖语录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铡！谆拔闹。嗔ㄠ铡！钡*在《新语林》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七月）的《论个人笔调》一文中，却将引文“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错点为：“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

〔３〕指林希隽，参看本书《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及其注〔５〕。

〔４〕这句话见于契诃夫的遗著《随笔》。

〔５〕关于钟会访嵇康事，见《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钟会（２２５—２６４），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２６２）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文中司马懿应为司马昭。

〔６〕赫尔库来斯紧抱巨人安太乌斯据古希腊神话：赫尔库来斯是主神宙斯的儿子，神勇有力。安太乌斯是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只要靠着地面，就力大无穷。在一次搏斗中，赫尔库来斯把安太乌斯紧紧抱起，使他脱离地面，而扼死了他。

论新文字

汉字拉丁化〔２〕的方法一出世，方块字系的简笔字和注音字母〔３〕，都赛下去了，还在竞争的只有罗马字拼音〔４〕。这拼法的保守者用来打击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说它方法太简单，有许多字很不容易分别。

这确是一个缺点。凡文字，倘若容易学，容易写，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罗马字拼音能显四声，拉丁化字不能显，所以没有“东”“董”之分，然而方块字能显“东”“”之分，罗马字拼音却也不能显。单拿能否细别一两个字来定新文字的优劣，是并不确当的。况且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虽是方块字，倘若单取一两个字，也往往难以确切的定出它的意义来。例如“日者”这两个字，如果只是这两个字，我们可以作“太阳这东西”解，可以作“近几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种动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个“一”字，在孤立的时候，也不能决定它是数字“一二三”之“一”呢，还是动词“四海一”之“一”。不过组织在句子里，这疑难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两个字，说它含胡，并不是正当的指摘。

主张罗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两派的争执，其实并不在精密和粗疏，却在那由来，也就是目的。罗马字拼音者是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成罗马字，使大家都来照这规矩写，拉丁化者却以现在的方言为主，翻成拉丁字，这就是规矩。假使翻一部《诗韵》〔５〕来作比赛，后者是赛不过的，然而要写出活人的口语来，倒轻而易举。这一点，就可以补它的不精密的缺点而有余了，何况后来还可以凭着实验，逐渐补正呢。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拉丁化却没有这空谈的弊病，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它和旧文字的关系轻，但和人民的联系密，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汉字拉丁化一九三一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吴玉章等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特点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不标记声调。一九三三年起国内各地相继成立团体，进行推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曾由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发起《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签名运动，至次年五月，有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教界人士六百余人签名。

〔３〕注音字母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通过由会员钱玄同、许寿裳、鲁迅等提出的汉字注音方案，共字母三十九个，称为注音字母，一九一八年公布。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将它改名为“注音符号”，重新公布。

〔４〕罗马字拼音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３〕。

〔５〕《诗韵》指供写诗用的一种韵书，按字音的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分类排列。

“寻开心”

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意，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语堂先生为什么会称赞《野叟曝言》〔２〕。不错，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但其实，恐怕语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谈“性灵”，讲“潇洒”〔３〕，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自然，两面非常不同，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也还是一个“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我们只要知道语堂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就什么骇异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读经，在广东，听说是从燕塘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出版，〔４〕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孔子谓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并不然，第三课还有“模范”，是乐正子春述曾子闻诸夫子之说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华日报》上。那地方记的有“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一十宣言》〔５〕原则的谈话，末尾道：“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教育部应统令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语堂先生在暨南大学讲演道：“……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据《芒种》本）〔６〕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这“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杜德机。

〔２〕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第四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发表的《语录体举例》中说：“近读《野叟曝言》，知是白话上等文字，见过数段，直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次年一月他又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九期的《新年附录：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中举了三本书，第一本即为《野叟曝言》，说它“增加我对儒道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不久悍膂（聂绀弩）就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谈野叟曝言》一文中，列举该书的“最方巾气”、“不是性灵”、“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白中之文”五点，以为“《野叟曝言》处处和林语堂先生底主张相反，为甚么林先生还要再三推荐呢？”《野叟曝言》，清代夏敬渠所著的长篇小说。

〔３〕讲“潇洒”林语堂在《文饭小品》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的《说潇洒》一文中说：“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

〔４〕广东军阀陈济棠于一九三三年间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燕塘军事政治学校首先实行；后来又成立经书编审委员会，编成中小学读本。小学的《经训读本》共二册，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供五、六年级之用。这里所引的《读本》中的课文，“身体发肤”等句，见《孝经·开宗明义章》；“天之所生”等句，见《礼记·祭义》。

〔５〕《一十宣言》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所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李季谷（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即李宗武，浙江绍兴人。

〔６〕这是林语堂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的话，见《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所载曹聚仁的《我和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按这篇讲稿曾发表于《论语》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但其中并无这里所引的话。《芒种》，刊载杂文、小品文的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主编，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创刊，同年十月终刊。

漫画而又漫画

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ｓｚ）〔２〕，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他在中国的遭遇，还算好，翻印的画虽然制版术太坏了，或者被缩小，黑线白地却究竟还是黑线白地。不料中国“文艺”家的脑子今年反常了，在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３〕上绍介格罗斯的黑白画，线条都变了雪白；地子呢，有蓝有红，真是五颜六色，好看得很。

自然，我们看石刻的拓本，大抵是黑地白字的。但翻印的绘画，却还没有见过将青绿山水变作红黄山水，水墨龙化为水粉龙的大改造。有之，是始于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五年的上海的“文艺”家。我才知道画家作画时候的调色，配色之类，都是多事。一经中国“文艺”家的手，全无问题，——嗡，嗡，随随便便。

这些翻印的格罗斯的画是有价值的，是漫画而又漫画。

二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署名且介。

〔２〕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德国画家、装帧设计家，后移居美国。一九二九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订的匈牙利童话《小彼得》，收有格罗斯作的插图六幅，鲁迅并在序文中作了介绍（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举行的“德国版画展览会”中，曾展出他作的《席勒剧本〈强盗〉警句图》十幅。

〔３〕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指《文艺画报》，月刊，穆时英、叶灵凤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二月）曾刊载格罗斯的漫画八幅，其中四幅就是蓝地、红地、黑地和五彩的。

“招贴即扯”

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２〕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３〕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４〕的死敌而外，还有些什么？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５〕，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自反录》）推而广之，也就是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６〕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

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７〕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８〕，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

一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公汗。

过去城市中有些人家在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招贴即扯”、“不许招贴”等字样，以防止别人在上面粘贴广告。

〔２〕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做文与做人》一文，其中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３〕袁中郎参看本卷第１７６页注〔２１〕。

〔４〕“方巾气”又称“头巾气”，意思就是道学气。方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卷一载：“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林语堂在《方巾气研究》一文（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中说：“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

〔５〕顾宪成（１５５０—１６１２）字叔时，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曾因“忤旨”被革职；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始起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力辞不就。他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无锡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同在东林书院讲学，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死后谥端文。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劙记》、《自反录》等。

〔６〕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７〕《顾端文公年谱》四卷，由顾宪成之子与沐、孙枢、曾孙贞观相继编定，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

〔８〕《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撰，一百回。它广泛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态和生活，其中有不少淫秽的描写。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１６０６）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秩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按袁中郎在《觞政》之十“掌故”中分酒经酒谱、子史诗文、词曲传奇为内典、外典、逸典，并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漫谈“漫画”

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２〕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画也一样，住家的恨路人到对门来小解，就在墙上画一个乌龟，题几句话，也不能叫它作“漫画”。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和被画者的形体或精神，是绝无关系的。

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

漫画是Ｋａｒｉｋａｔｕｒ〔３〕的译名，那“漫”，并不是中国旧日的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这一种画，在中国的过去的绘画里很少见，《百丑图》或《三十六声粉铎图》〔４〕庶几近之，可惜的是不过戏文里的丑脚的摹写；罗两峰的《鬼趣图》〔５〕，当不得已时，或者也就算进去罢，但它又太离开了人间。

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没有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驴气息，那就糟了，从此之后，越看想像，比读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还明白。关于事件的漫画，也一样的。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６〕，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设法，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髑髅或狐狸之类，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他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于是她也只好承认这真实，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但这种漫画，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学家说过，他最讨厌论人用显微镜。

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ｄｅＧｏｙａ）和法国的陀密埃（ＨｏｎｏｒéＤａｕｍｉｅｒ）〔７〕那样的漫画家，到底还是不可多得的。

二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该书是《太白》半月刊一卷纪念的特辑，内收关于小品文和漫画的文章五十八篇，一九三五年三月生活书店出版。

〔２〕“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二句，意思是“小三子可恶之极，戳他三千三百刀。”“同同”，形容戳的声音。

〔３〕Ｋａｒｉｋａｔｕｒ德语，又译“讽刺画”。

〔４〕《百丑图》描绘一百出丑角戏的图画，作者不详。《三十六声粉铎图》，全名为《天长宣氏三十六声粉铎图咏》，描绘昆剧三十六出丑角戏的图画，并加题咏。清代宣鼎作，《申报馆丛书》之一。

〔５〕罗两峰（１７３３—１７９９）名聘，字遁夫，号两峰，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

〔６〕“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北风行》中的句子。燕山在河北蓟县东南。

〔７〕戈雅（１７４２—１８２８）一译戈耶，西班牙讽刺画家。作品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作有铜版组画《奇想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译杜米埃，法国画家。晚年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作品有石版画《立法肚子》等。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够看见实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明人曾用之于诗笺，近乎雅了，然而归结是有文人学士在它全体上用大笔一挥，证明了这其实不过是践踏。

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实绩具在，说它“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为“俗”，却又断乎不能。这之前，有木刻了，却未曾有过这境界。

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血脉相通，当然不会被漠视的。所以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辨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

曾被看作高尚的风景和静物画，在新的木刻上是减少了，然而看起出品来，这二者反显着较优的成绩。因为中国旧画，两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觉见其久经摄取的所长了，而现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却仍然不免有些逊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态，也间有不合实际的。由这事实，一面固足见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但一面也可见入“俗”之不易了。

这选集，是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天津《文地》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目录署名鲁迅，文末署名何干。

同期所载该刊编者唐诃《哀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全国木刻联展专辑》，选好四十几幅画……在金肇野君寓中存放。不幸去年十二月运动（按指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犯爱国罪被捕入狱，这些作品也因之而失散。仅存的，只鲁迅先生亲笔所写序文的刻版，算是这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遗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文地》所刊本文，即据这刻版排印的。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唐诃等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主办，于一九三五年元旦起开始作巡回展览，曾在北平、济南、上海等地展出。

名人和名言

《太白》〔２〕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３〕，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４〕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５〕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从‘’从‘心’，‘’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６〕。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７〕，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８〕。……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Ｖｉｒｃｈｏｗ）〔９〕，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０〕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Ｆａｂｒｅ）〔１１〕，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１２〕，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１３〕之论也。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越丁。

〔２〕《太白》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６〕。

〔３〕南山即陈望道（１８９０—１９７７），浙江义乌人，学者。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等。《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太白》第二卷第七期。它开头说：“保守文言过去有过两道策。……直到最近，才由章太炎提出白话比文言还要难做的话头来，勉强算是缴了第三道。”其后引证了章太炎自己的话：“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学，如何可写白话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即白话之‘罢’字……‘矣’转而为‘哩’，……‘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不应用‘呀，唉，罢，哩’也。”（按章太炎的话见于他的讲演稿《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４〕太炎即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０〕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５〕江亢虎（１８８３—１９５４）江西弋阳人。辛亥革命时曾组织“中国社会党”进行投机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汉奸，任汪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上海发起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这里说他“谈到小学”的一些话，是同年三月在上海“讲学”时说的。

〔６〕《说文解字》卷十下：“，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从心。多则切。”又卷十二下：“，正见也，从从十从目。徐锴曰：，隐也，今十目所见，是也。除力切。”

〔７〕岐黄指古代名医。黄即黄帝，名轩辕，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岐即岐伯，传说中的上古名医。今所传著名医学古籍《黄帝内经》，是战国秦汉时医家托名黄帝和岐伯所作。其中《素问》部分，用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讨论病理，故后来常称医术高明者为“术精岐黄”。

〔８〕六法中国画过去有“六法”之说。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名录》中说：“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９〕维尔晓（１８２１—１９０２）通译微耳和。德国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早年曾拥护达尔文主义，后来却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著有《细胞病理学》等。

〔１０〕赫克尔（１８３４—１９１９）通译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等。

〔１１〕法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法国昆虫学家。他著的《昆虫记》出版于一九一○年，是一部以生动活泼的文笔介绍昆虫生活情态的书。当时我国有好几个节译本，如《法布尔科学故事》、《昆虫故事》、《昆虫记》等。

〔１２〕一九三三年前后，章太炎曾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授国学。他在《制言》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中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讲学吴中三年矣。”

〔１３〕“悬诸日月而不刊”语出汉代扬雄《答刘歆书》。扬雄在这封信里，引用张伯松赞美他的《方言》稿本的话：“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刊，这里是掉下的意思。

《死魂灵百图》小引

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２〕，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照着跳舞夜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也不是电灯，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像清楚的。

关于《死魂灵》的有名的图画，据里斯珂夫说，一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３〕。这图画先有七十二幅，未详何年出版，但总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现在也快要九十年；后来即成为难得之品，新近苏联出版的《文学辞典》里，曾采它为插画，可见已经是有了定评的文献了。虽在它的本国，恐怕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更何况在我们中国。今年秋末，孟十还〔４〕君忽然在上海的旧书店里看到了这画集，便像孩子望见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号，总算弄到手里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图完备，还增加了收藏家蔼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并那时的广告画和第一版封纸上的小图各一幅，共计一百零五图。

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所以现在就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除绍介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５〕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广布于世，实足偿其损失而有余，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对于木刻家，却恐怕并无大益，因为这虽说是木刻，但画者一人，刻者又别一人，和现在的自画自刻，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是已经大有差别的了。

世间也真有意外的运气。当中文译本的《死魂灵》开始发表时，曹靖华〔６〕君就寄给我一卷图画，也还是十月革命后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这正是里斯珂夫所说的梭可罗夫〔７〕画的十二幅。纸张虽然颇为破碎，但图像并无大损，怕它由我而亡，现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于是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死魂灵》的插画，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

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题句大概依照译本，但有数处不同，现在也不改从一律；最末一图的题句，不见于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记乞乞科夫免罪以后的事，这是那时俄国文艺家的习尚：总喜欢带点教训的。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８〕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死魂灵百图》。此书由鲁迅出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２〕摩托卡英语Ｍｏｔｏｒ－ｃａｒ的音译，即汽车。

〔３〕里斯珂夫（apucrhlg）在《关于〈死魂灵〉的插画》一文（原载一八九三年俄国《涅瓦》周刊第八期）中说：“作《死魂灵》插画的有三个俄国艺术家：阿庚、皤克莱夫斯基和梭可罗夫。”阿庚（１８１７—１８７５），俄国画家。这些插画的雕版者是培尔那尔特斯基，阿庚的同时代人。

〔４〕孟十还原名孟斯根，辽宁人，翻译家。译有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等。

〔５〕“出相”或“绣像”都是指过去印入通俗小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６〕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曾在苏联留学和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译有长篇小说《铁流》等。

〔７〕梭可罗夫（ffpglgqg，１８２１—１８９９）俄国画家。

〔８〕吴朗西四川重庆人，翻译家。当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２〕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３〕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４〕，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国的姿态》。

《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写成，由作者自译为中文，参看本书《后记》。

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先经营药品，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经售日文书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国。

〔２〕《支那人气质》长期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ＡＨＳｍｉｔｈ，１８４５—１９３２）著，日本有爱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

〔３〕指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随意诬蔑。该书《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中甚至说：“彼国人的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四日）》。

〔４〕“亲善”、“提携”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经与黄郛在上海进行“中日亲善”谈判；六月间有吉明又到南京见汪精卫，商谈“中日提携”问题。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但因此又感到自己的衰退了。

回忆起来，大约四五年前罢，增田涉〔２〕君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很为愉快。那时候，我是还有这样的余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阴如驶，近来却连一妻一子，也将为累，至于收集书籍之类，更成为身外的长物了。改订《小说史略》的机缘，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准备辍笔的老人，见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兴一样，我也因而高兴的罢。

然而，积习好像也还是难忘的。关于小说史的事情，有时也还加以注意，说起较大的事来，则有今年已成故人的马廉〔３〕教授，于去年翻印了“清平山堂”残本，使宋人话本的材料更加丰富；郑振铎〔４〕教授又证明了《西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还有一件，是《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５〕，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但我却并不改订，目睹其不完不备，置之不问，而只对于日本译的出版，自在高兴了。但愿什么时候，还有补这懒惰之过的时机。

这一本书，不消说，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然而增田君排除困难，加以翻译，赛棱社主三上於菟吉氏不顾利害，给它出版，这是和将这寂寞的书带到书斋里去的读者诸君，我都真心感谢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灯下，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该书于一九三五年由日本东京赛棱社出版。参看本书《后记》。

〔２〕增田涉（１９０３—１９７７）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时，常到鲁迅家中商谈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事。著有《鲁迅的印象》、《中国文学史研究》等。

〔３〕马廉（１８９３—１９３５）字隅卿，浙江鄞县人，古典小说研究家。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三四年影印的“清平山堂”残本，是在他的故乡发现的，题为《雨窗欹枕集》，共话本十二篇（原订三册：《雨窗集上》五篇，《欹枕集上》二篇；《欹枕集下》五篇；其中有五篇残缺）。据他考证，《雨窗集》、《欹枕集》等书题，或系藏书人所题；其版心刻字情形，与一九二九年以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名义影印的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话本》十五篇相同。清平山堂是明代洪~f的书斋；洪~f（约当１６世纪），字子美，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４〕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曾任燕京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痀偻集》是他的文学论文集，分上下二卷，一九三四年生活书店出版。考证《西游记》的论文题为《西游记的演化》，收入该书卷上。

〔５〕《金瓶梅词话》发见于北平一九三二年北平文友堂在山西介休县发现了一部明万历间刻印的《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万历丁巳（１６１７）季冬东吴弄珠客”和欣欣子的序文各一篇。是现在所见的《金瓶梅》最早的刻本。这部小说以前的通行本有明代崇祯间的“新刻绣像原本”和清代康熙间“张竹坡评本”。相传为明代太仓人王世贞所作，但欣欣子的序文则说是“兰陵笑笑生”作。按兰陵，即今山东峄县。

弄堂生意古今谈

“薏米杏仁莲心粥！”

“玫瑰白糖伦教糕！”

“虾肉馄饨面！”

“五香茶叶蛋！”

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居民似乎也真会化零钱，吃零食，时时给他们一点生意，因为叫声也时时中止，可见是在招呼主顾了。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但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使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现在是大不相同了。马路边上的小饭店，正午傍晚，先前为长衫朋友所占领的，近来已经大抵是“寄沉痛于幽闲”〔２〕；老主顾呢，坐到黄包车夫的老巢的粗点心店里面去了。至于车夫，那自然只好退到马路边沿饿肚子，或者幸而还能够咬侉饼。弄堂里的叫卖声，说也奇怪，竟也和古代判若天渊，卖零食的当然还有，但不过是橄榄或馄饨，却很少遇见那些“香艳肉感”的“艺术”的玩意了。嚷嚷呢，自然仍旧是嚷嚷的，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决不会停止的。然而现在却切实了不少：麻油，豆腐，润发的刨花，晒衣的竹竿；方法也有改进，或者一个人卖袜，独自作歌赞叹着袜的牢靠。或者两个人共同卖布，交互唱歌颂扬着布的便宜。但大概是一直唱着进来，直达弄底，又一直唱着回去，走出弄外，停下来做交易的时候，是很少的。

偶然也有高雅的货色：果物和花。不过这是并不打算卖给中国人的，所以他用洋话：“Ｒｉｎｇｏ，Ｂａｎａｎａ，Ａｐｐｕｌｕ－ｕ，Ａｐｐｕｌｕ－ｕ－ｕ！”〔３〕“Ｈａｎａ呀Ｈａｎａ－ａ－ａ！Ｈａ－ａ－ｎａ－ａ－ａ！”〔４〕也不大有洋人买。

间或有算命的瞎子，化缘的和尚进弄来，几乎是专攻娘姨们的，倒还是他们比较的有生意，有时算一命，有时卖掉一张黄纸的鬼画符。但到今年，好像生意也清淡了，于是前天竟出现了大布置的化缘。先只听得一片鼓钹和铁索声，我正想做“超现实主义”的语录体诗〔５〕，这么一来，诗思被闹跑了，寻声看去，原来是一个和尚用铁钩钩在前胸的皮上，钩柄系有一丈多长的铁索，在地上拖着走进弄里来，别的两个和尚打着鼓和钹。但是，那些娘姨们，却都把门一关，躲得一个也不见了。这位苦行的高僧，竟连一个铜子也拖不去。

事后，我探了探她们的意见，那回答是：“看这样子，两角钱是打发不走的。”

独唱，对唱，大布置，苦肉计，在上海都已经赚不到大钱，一面固然足征洋场上的“人心浇薄”，但一面也可见只好去“复兴农村”〔６〕了，唔。

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九期，署名康郁。

〔２〕“寄沉痛于幽闲”这是林语堂的话。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于《人间世》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发表后，林语堂随即在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周作人诗读法》一文，其中说：“昨得周先生与《人间世》稿，内附短简云：‘……得刘大杰先生来信，谓读拙诗不禁凄然泪下，此种看法，吾甚佩服。’吾复周先生信，虽无存稿，大意如下：‘……此诗自是如此看法，寄沉痛于幽闲，但世间俗人太多，外间颇有訾议，听之可也。’”

〔３〕Ｒｉｎｇｏ日语“林檎”（苹果）的语音。Ｂａｎａｎａ，日语“香蕉”的语音。Ａｐｐｕｌｕ，日语外来词“苹果”的语音。

〔４〕Ｈａｎａ，日语“花”的语音。

〔５〕“超现实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流行于西欧的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流派。语录体，我国古代一种记录传道、授业时的问答口语而不重修饰的文体。这里是对林语堂的讽刺，当时林语堂提倡脱离现实的“幽默”、“性灵”文学和语录体诗文。

〔６〕“复兴农村”一九三三年五月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发起所谓农村复兴运动。这是国民党政府用来掩盖他们对农村的剥削和缓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的一个政治骗局。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２〕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３〕的创作小说，陈嘏〔４〕和刘半农〔５〕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７〕一八八三年顷，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８〕也早借了苏鲁支（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１０〕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１１〕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１２〕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３〕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１４〕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１５〕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１６〕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１７〕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１８〕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１９〕，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２０〕，《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２１〕；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２２〕和七千部《点滴》〔２３〕。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２４〕。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２５〕。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Ｍｕｓａｉ）上，由胡山源〔２６〕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２７〕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２８〕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２９〕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３０〕；钱江春和方时旭〔３１〕，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３２〕，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３３〕，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３４〕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ＧＧｉｓｓｉｎｇ）〔３５〕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３６〕，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３７〕的果汁：王尔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３８〕，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波特莱尔（Ｃｈ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３９〕，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４０〕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４１〕，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４２〕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４３〕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Ｐｒｏｅｍ”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４４〕。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４５〕，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４６〕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４７〕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４８〕，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ＰｅｔgｆｉＳáｎｄｏｒ）〔４９〕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来—疤的闶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５０〕，后来是《京报副刊》〔５１〕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５２〕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５３〕和李健吾〔５４〕。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５５〕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５６〕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５７〕，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５８〕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

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ＶＥｒｏｓｈｅｎｋｏ）〔５９〕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６０〕；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６１〕，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６２〕，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Ａ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６３〕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６４〕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ＨＳ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６５〕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６６〕的老手居多。凌叔华〔６７〕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６８〕，汪静之〔６９〕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７０〕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７１〕，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７２〕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７３〕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７４〕。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７５〕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７６〕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７７〕。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７８〕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巴札罗夫（Ｂａｚａｒｏｖ）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Ｓａｎｉｎ）〔７９〕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Ｓｈｅｖｅｒｉｏｖ）〔８０〕式的憎恶”的前途。未名社〔８１〕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８２〕，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８３〕，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８４〕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劝，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地之子》的后记里自己说——

“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

此后还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五

临末，是关于选辑的几句话——一，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在这里，一九二六年后之作即不录，此后的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等，也不论。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编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发表过的初期的文章，集子里有时却不见，恐怕是自己不满，删去了。但我间或仍收在这里面，因为我以为就是圣贤豪杰，也不必自惭他的童年；自惭，倒是一个错误。

三，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

以上两点，是要请作者原谅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种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说集当然也不少，但见闻有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至于明明见了集子，却取舍失当，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来勉强辩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

〔１〕本篇最初印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是那一时期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编选，至二月底选讫，五月间又最后删定，七月间出书，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７４页注〔３〕。该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六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３〕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后为僧，号曼殊，广东中山人，文学家。曾参加南社。著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发表他的小说《碎簪记》。

〔４〕陈嘏当时的一个翻译家。《新青年》自创刊号（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连载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

〔５〕刘半农参看本卷第７３页注〔２〕。他所译葡萄牙席尔洼的小说《欧洲花园》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６〕胡适参看本卷第１５页注〔１５〕。当时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在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过所译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等。

〔７〕果戈理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５〕。《狂人日记》，短篇小说，内容描写一个小职员因爱慕上司的女儿而发狂的故事。

〔８〕尼采参看本卷第４０页注〔４〕。这里所引的话见《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

〔９〕安特莱夫（uaijk\jj，１８７１—１９１９）俄国作家。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

〔１０〕《新潮》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不久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伦等赴欧美留学后，该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１１〕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花匠》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九年四月）。

〔１２〕罗家伦（１８９７—１９６９）浙江绍兴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客。这里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１３〕易卜生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１０〕。他在《娜拉》和《群鬼》中提出了婚姻和家庭的改革问题；在《国民之敌》和《社会柱石》中提出了社会的改革问题。《娜拉》和《国民之敌》曾译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一九一八年六月）。

〔１４〕杨振声（１８９０—１９５６）山东蓬莱人，小说家。曾任北京大学、武昌大学教授。他的短篇小说《渔家》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描写在渔霸剥削和警察勒索下的渔民的悲惨遭遇。

〔１５〕汪敬熙（１８９７—１９６８）浙江杭县人，小说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这里所说“好学生的秘密”，指短篇小说《一个勤学的学生》，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苦人的灾难”指短篇小说《雪夜》，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后来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号（一九二五年五月）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瘸子王二的驴》等。他的短篇小说集《雪夜》收作品九篇，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１６〕欧阳予倩（１８８９—１９６２）湖南浏阳人，戏剧家。《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曾发表他的短篇小说《断手》。

〔１７〕叶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和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１８〕《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主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这个杂志的主要成员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原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１９〕《玉君》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现代社发行，《现代丛书》之一。作者在该书《自序》的末尾说：“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

按邓叔存即邓以蛰，陈通伯即陈源，胡适之即胡适。

〔２０〕《新青年》月刊于第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年九月）起，设编辑部于上海，由新青年社出版（以前该刊系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２１〕《新潮》最末一期第三卷第二号是《一九二○年名著介绍特号》，于一九二二年三月间出版。

〔２２〕《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编，共收杂文八十四篇及附录三篇，一九二○年十月出版。蔡孑民，即蔡元培。

〔２３〕《点滴》周作人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年八月出版。

〔２４〕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指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指创造社等。

〔２５〕弥洒社文学团体，胡山源、钱江春等组成，一九二三年三月在上海创办《弥洒》月刊，共出六期。弥洒，通译缪斯，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２６〕胡山源江苏江阴人，曾任世界书局编辑。他的短篇小说《睡》和《碧桃花下》（文中误作《樱桃花下》）分别发表于《弥洒》第一期和第三期（文中误作第一期）。

〔２７〕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英语：灵感。

〔２８〕陈德征浙江浦江人。一九二七年以后依附国民党右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

〔２９〕“垄断文坛”创造社为《创造》季刊出版刊登的广告中有这样的话：“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

〔３０〕唐鸣时浙江嘉善人，翻译工作者。赵景沄（？—１９２９），浙江平湖人。他的短篇小说《阿美》发表于《弥洒》月刊第一期。方企留，应为张企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曹贵新（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后），江苏常熟人。

〔３１〕钱江春（１９００—１９２７）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弥洒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方时旭，笔名云郎，浙江绍兴人。

〔３２〕浅草社一九二二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办《浅草》季刊，一九二五年二月出至第四期停刊。

〔３３〕冯至河北涿县人，诗人。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浅草》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蝉与晚祷》。

〔３４〕《沉钟》周刊文艺刊物，沉钟社编，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共出十期。一九二六年八月改出半月刊，中经停刊复刊，至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第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除原浅草社同人外还有杨晦等。

〔３５〕吉辛（１８５７—１９０３）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著有《文苑外史》（ＮｅｗＧｒｕｂＳｔｒｅｅｔ）、《四季随笔》（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ＨｅｎｒｙＲｙｅｃｒｏｆｔ）等。

〔３６〕“径一周三”即直径与圆周的比。语出《周髀算经》卷上汉代赵君卿注：“圆径一而周三。”

〔３７〕“世纪末”原指十九世纪末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呈现颓废现象，在此时期出现的具有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世纪末”文学。

〔３８〕王尔德（１８５６—１９００）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夫人的扇子》等。

〔３９〕波特莱尔（１８２１—１８６７）法国颓废派诗人。著有诗集《恶之华》等。

〔４０〕“沉自己的船”是《浅草》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所载高世华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写水手们因不堪船上北洋政府士兵的凶暴，把船撞沉，同归于尽。这里所说绝处求生，是指小说结尾沉船时，水手们唱着歌：“不若就地齐下灰（水）……齐向死里去求活……”

〔４１〕“春非我春，秋非我秋”语见《汉书·礼乐志》中《郊祀歌》之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４２〕莎子原名韩德章，天津人。这里说的托辞小草，是指他在《沉钟》周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白头翁底故事》，写一种名叫白头翁的小草，开花后经风雨摧残，花冠雕零，只留下白色绒毛，自以为还是青春少年，却被同伴们讥为“白发老人”，因而感到悲伤。按沉钟社中有一些四川作家，但冯至和莎子都不是。

〔４３〕陈炜谟（１９０３—１９５５）四川泸县人，小说家。《炉边》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小说七篇，卷首有Ｐｒｏｅｍ（英语，序言或小引的意思）一篇。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出版。

〔４４〕这是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剧本《沉钟》里面的故事。

〔４５〕冯文炳（１９０１—１９６７）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小说家。《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作品十四篇，一九二五年十月新潮社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我开始做小说，在一九二二年秋天……都可以说是现在的产物，我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

〔４６〕冯沅君（１９００—１９７４）河南唐河人，小说家、文学史家。《卷劝》，《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书中所收小说四篇，都先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过。

〔４７〕陆侃如（１９０３—１９７９）江苏海门人，文学史家。冯沅君的丈夫，曾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

〔４８〕《春痕》中篇小说，冯沅君著。内容是“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五十封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

〔４９〕彼兑菲（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约翰》等。

〔５０〕《晨报副刊》北京《晨报》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停刊。《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政府，但其副刊在孙伏园编辑期间（一九二四年十月以前），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五年十月以后，改由新月派的徐志摩编辑。

〔５１〕《京报副刊》《京报》是邵飘萍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京报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闭《京报》时停刊。

〔５２〕蹇先艾贵州遵义人，小说家。《朝雾》收《水葬》等短篇小说十一篇，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水葬》写贵州乡间一个穷人因偷窃被人抛入水中淹死（水葬），而他的老母天黑后还在倚门等候着他回家的故事。

〔５３〕裴文中河北丰润人，考古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戎马声中》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晨报副刊》。

〔５４〕李健吾山西安邑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晨报副刊》。

〔５５〕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丹麦文学批评家。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题为《侨民文学》（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关于几位流寓国外的法国作家的评论。

〔５６〕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小说家。《故乡》，《乌合丛书》之一，收《父亲的花园》等小说二十七篇，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短篇小说《石宕》是《故乡》之后的作品，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写几个石匠在山石崩裂下丧生的惨剧。

〔５７〕“虽有忮心，不怨飘瓦”语出《庄子·达生》：“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

〔５８〕王鲁彦（１９０２—１９４４）浙江镇海人，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柚子》，收《秋雨的诉苦》、《灯》、《柚子》、《华丽的头发》等十一篇，一九二四年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爱罗先珂（blm\gnjjlg，１８８９—１９５２）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所作童话剧《桃色的云》曾由鲁迅译成中文，其中的主角是一只地下的土拨鼠。

〔６０〕这里的一些话都见于王鲁彦的小说，如在《灯》中说：“罢了，罢了，母亲。我还你这颗心……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又在《柚子》中说：“托尔斯小先生说过：‘自由之代价者，血与泪也。’”又在《华丽的头发》中说：“她很有学问。她接着说了许多达我文的进化论的原理，又举了许多牛克司，克鲁屁特金等等的欧西名人的话来引证。”（按“托尔斯小”、“达我文”、“牛克司”、“克鲁屁特金”系对托尔斯泰、达尔文、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谑称。）

〔６１〕指黎锦明在他的短篇小说《社交问题》（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晨报副刊》）中的话：“《小说月报》之《橘子》一篇作品，只觉得满目的油滑调，而且不曾感得一丝毫忠实的兴味……湖南人底头，橘子！杀人的事描作滑稽派小说，真是玩世！”（按这里说的《橘子》，即指王鲁彦的《柚子》，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期。）

〔６２〕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他的短篇集《烈火》收《轻微的印象》等小说十篇，一九二五年开明书店出版；又《破垒集》收小说八篇，一九二七年开明书店出版。

〔６３〕斯忒林培黎（１８４９—１９１２）一译斯忒林培克，通译斯特林堡，瑞典作家。他是一个轻视妇女解放论者。所著短篇小说集《结婚》，对妇女解放持嘲讽的态度。黎锦明的《社交问题》是写一个女青年追逐虚荣、对爱情采取轻率态度的小说。

〔６４〕“磊砢山房”清代文学家屠绅的书室名。屠绅（１７４４—１８０１），字贤书，别号磊砢山人，江苏江阴人。著有长篇小说《瞫史》、笔记小说《六合内外琐言》等。

〔６５〕显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兰小说家。著有《你往何处去》、《火与剑》等。

〔６６〕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６７〕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等。这里说的“出轨之作”，指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的《酒后》，写一个年青的妻子酒后要求丈夫同意她去吻一下酒醉的客人。

〔６８〕川岛章廷谦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月夜》。

〔６９〕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著有诗集《蕙的风》、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等。

〔７０〕莽原社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鲁迅、高长虹、韦素园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办《莽原》周刊，由鲁迅编辑，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止；次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发行；八月鲁迅去厦门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二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７１〕高长虹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６〕。下面所说的“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指高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的总题为《幻想与做梦》的小品。

〔７２〕魏金枝（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嵊县人，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后收入短篇集《七封书信的自传》。

〔７３〕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小说家。他的短篇集《荆棘》收小说十一篇，是《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他在《刺的文学》一文中说，“文学家……的作品也不是只为浮在面上供一般吃了饭没事干的人赞赏的奶油”。

〔７４〕这里是指黄鹏基的两个短篇：《我的情人》和《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分别发表于《莽原》周刊第三十一期和第二十五期，后来都收入《荆棘》。

〔７５〕尚钺河南罗山人，小说家、历史学家。他的短篇集《斧背》收小说十九篇，《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八年五月泰东图书局出版。

〔７６〕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飘渺的梦》收小说十四篇，《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引在这里的几句话，就是这本小说集的题词。他在题为《野花》的一个短篇中说：“我深深忏悔，向已经失去的童心，忏悔那过去的往事，儿时的回忆，稚子之心的悲与欢。”

〔７７〕《我离开十字街头》向培良的中篇小说，《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光华书局出版。他在这书的《前记》里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反抗者，虚无的反抗者……但是我非常爱他，因为我在他强有力的憎恨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来。”

〔７８〕“末人”尼采著作中的用语，与“超人”相对，指平庸猥琐、浅陋渺小的人。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序言》第五节中说：“‘我们发现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目夹着眼。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据鲁迅译文。）

〔７９〕巴札罗夫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主角，文学作品中最早的虚无主义者的典型。沙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沙宁》的主角，虚无主义者。

〔８０〕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角，无政府主义者。

〔８１〕未名社参看本卷第６８页注〔２〕。

〔８２〕韦素园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２〕。

〔８３〕李霁野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所著短篇小说集《影》，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其中《嫩黄瓜》篇中有这样的话：“手抚摸着藤叶，我可以清清楚楚摸出它的叶脉来。”

〔８４〕台静农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他的短篇集《地之子》收小说十四篇，《建塔者》收小说十篇，二书都编入《未名新集》，由未名社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三○年八月先后出版。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２〕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３〕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４〕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为例——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天津《大公报》的《小公园》，八月十八日。）“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斗争’。）”云。

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读者，大约一定也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之感。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５〕，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６〕，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７〕，现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们有作品。但中国也有的。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８〕；——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问。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９〕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兑飞〔１０〕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九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３〕“不隔”见王国维《人间词话》：“间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又：“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４〕炯之即沈从文。

〔５〕关于古典主义者与罗曼主义者相骂，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观众中支持古典主义的顿足、起哄，拥护浪漫主义的则狂热喝采，双方的喧嚷声混成一片，甚至引起斗殴。罗漫主义，今译浪漫主义。

〔６〕左拉（m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国作家。一八九四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莱孚斯被诬泄露军事机密罪判处终身苦役。左拉于一八九七年对此案材料作了研究后，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德莱孚斯辩护，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侵犯人权，以致被控诽谤罪而逃亡伦敦。在这一事件中，法国报刊不断刊载攻击他的文字和漫画。直至左拉死后四年（１９０６），该案终于真相大白，撤销原判，德莱孚斯恢复军职。

〔７〕一八九五年马奎斯指摘王尔德与其子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恋，道德败坏。王尔德在道格拉斯的怂恿下，控告马奎斯诽谤自己。因证据对王尔德不利，结果他被判两年苦役，于一八九五年五月入狱。出狱后流寓国外，死于巴黎。

〔８〕指新月社的人们。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９〕“死的说教者”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６〕。

〔１０〕彼兑飞即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这里所引是《我的爱——并不是……》一诗的最后两节。鲁迅曾译有全文，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九、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六日）。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但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恶，便有些为难了。

譬如有一种人，他们借着一个好看的幌子，做其为所欲为的勾当，不论是非，无分好恶，一概置之在所排挤之列，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但他还要大言不惭，自以为是。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这是我们在谈话是非之前，所应最先将它分辩明白的。次则以趣观之，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对于腰骨硬朗的，他会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对于下一点的，也会装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给你当头一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时是非，便会煞时分手，各归其主，因之好恶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时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

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凡人在落难时节，没有朋友，没有六亲，更无是非天道可言，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所以，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来那般似是的人，还在那里大登告白，说是“少卿教匈奴为兵”，那个意思，更为凶恶，为他营业，卖他朋友，甚而至于陷井下石，望人万劫不复，那层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么呢？

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

七月一日，《芒种》第八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人生识字胡涂始

中国的成语只有“人生识字忧患始”〔２〕，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的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更喜欢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点心，但也为了爱热闹，尤其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己有关系——能懂，该问，或可取的。

我们先前的学古文也用同样的方法，教师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去。弄得好，是终于能够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写出几句来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为通，别人也以为通了，但一看底细，还是并不怎么通，连明人小品都点不断的，又何尝少有？〔３〕人们学话，从高等华人以至下等华人，只要不是聋子或哑子，学不会的是几乎没有的，一到学文，就不同了，学会的恐怕不过极少数，就是所谓学会了的人们之中，请恕我坦白的再来重复的说一句罢，大约仍然胡胡涂涂的还是很不少。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为我们虽然拚命的读古文，但时间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说话，整天的可以听见；而且所读的书，也许是《庄子》和《文选》〔４〕呀，《东莱博议》呀，《古文观止》〔５〕呀，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遭，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这一种“有所得”当然不会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自己本是胡涂的，写起文章来自然也胡涂，读者看起文章来，自然也不会倒明白。然而无论怎样的胡涂文作者，听他讲话，却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听不懂的——除了故意大显本领的讲演之外。因此我想，这“胡涂”的来源，是在识字和读书。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会用些书本子上的词汇的。虽然并非什么冷僻字，或者连读者也并不觉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枝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膀’的，那山是‘岩’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钩出一点轮廓来给我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膀”和“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钞来的，向来就并没有弄明白，一经切实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珑”，“蹒跚”，“嗫嚅”……之类，还多得很。

说是白话文应该“明白如话”，已经要算唱厌了的老调了，但其实，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至于旧语的复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须选择，二须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这是另一问题，在这里不说它了。

四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

〔２〕“人生识字忧患始”宋代苏轼《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的句子。

〔３〕指林语堂、刘大杰等。当时出版的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刘大杰校点的张岱《琅嬛文集》等，其中有不少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和本书《“题未定”草（六）》等。

〔４〕《庄子》、《文选》参看本卷第４６页注〔１３〕。

〔５〕《东莱博议》宋代吕祖谦著，是一部取《左传》中史事加以评论的文集。旧本题为《东莱左氏博议》，共二十五卷，一六八篇。后来通行的是明人删节本，只十二卷，八十六篇。《古文观止》，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共十二卷，收自先秦至明代的文章二二二篇。

不应该那么写

凡是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像没有效，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有些青年是设法去问已经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还很少见有什么发表，但结果是不难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领。这也难怪，因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诀，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以中国之大，或者也许会有罢，但是，这其实是骗子。

在不难推想而知的种种答案中，大概总该有一个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这恐怕也很不能满文学青年的意，因为太宽泛，茫无边际——然而倒是切实的。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２〕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近几年来，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学者的著述或日记。也许是因为向来崇尚“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的缘故罢，又大抵是全本干干净净，看不出苦心删改的痕迹来。取材于外国呢，则即使精通文字，也无法搜罗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种本子的。

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没有这样的环境和遗产，是中国的文学青年的先天的不幸。

在没奈何中，想了一个补救法：新闻上的记事，拙劣的小说，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这就是“不应该这样写”的标本。只是和“应该那样写”，却无从比较了。

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六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洛。

〔２〕惠列赛耶夫（ＢＢＢｅｐｅｃａｅ，１８６７—１９４５）一译魏烈萨耶夫，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

什么是“讽刺”？

——答文学社问

我想：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i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譬如罢，洋服青年拜佛，现在是平常事，道学先生发怒，更是平常事，只消几分钟，这事迹就过去，消灭了。但“讽刺”却是正在这时候照下来的一张相，一个撅着屁股，一个皱着眉心，不但自己和别人看起来有些不很雅观，连自己看见也觉得不很雅观；而且流传开去，对于后日的大讲科学和高谈养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说，所照的并非真实，是不行的，因为这时有目共睹，谁也会觉得确有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认这是真实，失了自己的尊严。于是挖空心思，给起了一个名目，叫作“讽刺”。其意若曰：它偏要提出这等事，可见也不是好货。

有意的偏要提出这等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同一事件，在拉杂的非艺术的记录中，是不成为讽刺，谁也不大会受感动的。例如新闻记事，就记忆所及，今年就见过两件事。其一，是一个青年，冒充了军官，向各处招摇撞骗，后来破获了，他就写忏悔书，说是不过借此谋生，并无他意。其二，是一个窃贼招引学生，教授偷窃之法，家长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里了，他还上门来逞凶。较可注意的事件，报上是往往有些特别的批评文字的，但对于这两件，却至今没有说过什么话，可见是看得很平常，以为不足介意的了。然而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ＪＳｗｉｆｔ）〔２〕或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的手里，我看是准可以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的。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

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五月三日。

〔１〕本篇写成时未能刊出，后来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杂文》月刊第三号。参看本书《后记》。

〔２〕斯惠夫德（１６６７—１７４５）通译斯威夫特，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等。

从“别字”说开去

自从议论写别字〔２〕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３〕，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４〕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还未必是“曲”说；至于“大可不必”之评，那是极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言行，从别人看来，“大可不必”之点多得很，要不然，全国的人们就好像是一个了。

我还没有明目张胆的提倡过写别字，假如我在做国文教员，学生写了错字，我是要给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刘教授，却和保护别字微有不同。（一）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况且（二）现在的学校，科目繁多，和先前专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纵使文字不及从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写错字的书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质的名目吗？自然，如果精通科学，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坏，但这不能含含胡胡，责之一般的学生，假使他要学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导淮就尽够了，写“昌明”为“倡明”，误“留学”为“流学”，堤防决不会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说，别国的学生对于本国的文字，决不致闹出这样的大笑话，那自然可以归罪于中国学生的偏偏不肯学，但也可以归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说：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

改白话以至提倡手头字，其实也不过一点樟脑针，不能起死回生的，但这就又受着缠不清的障害，至今没有完。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为别字辩护，战法也是搬古书，弄得文人学士之自以为识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为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这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辩文的白不白——但“寻开心”者除外——字的别不别了，因为这会引到今文《尚书》〔５〕，骨甲文字〔６〕去，麻烦得很。这就是改革者的胜利——至于这改革的损益，自然又作别论。

陈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这决战之后，重整阵容的最稳的方法，他已经不想从根本上斤斤计较字的错不错，即别不别了。他只问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错。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大纲》来做自己的代表〔７〕——

“……古人用通借，也是写别字，也是不该。不过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字都能够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爸父之蛊’。纵使不能，岂可在古人写的别字以外再加许多别字呢？古人写的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国相同，所以还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县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种大障碍吗？……”

这头几句，恕我老实的说罢，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８〕骨甲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能“爸父之蛊”〔９〕。所以陈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张是已经错定了的，就一任他错下去，但是错不得添，以免将来破坏文字的统一。是非不谈，专论利害，也并不算坏，但直白的说起来，却只是维持现状说而已。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孳乳而成“字”，〔１０〕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１１〕。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复古是难了，何先生也承认。不过现状却也维持不下去，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读书人之所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字学举隅》〔１２〕中，但二十年来，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从古讫今，什么都在改变，但必须在不声不响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碍，维持现状说来了，复古说也来了。这些说头自然也无效。但一时不失其为一种窒碍却也是真的，它能够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迟疑一下子，从招潮者变为乘潮者。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维持现状说听去好像很稳健，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史实在不断的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仅在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议论写别字一九三三年十月，刘半农在《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阅卷杂诗（六首）》，对当年北京大学招考时学生在国文试卷中所写的别字大加嘲弄。鲁迅在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以后（下）》（后收入《准风月谈》），对刘的这种态度进行了批评；接着曹聚仁就“别字”问题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谈“别字”》和《再张目一下——续谈别字》两篇文章。

〔３〕提倡手头字一九三五年初，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杂志社曾发起推行手头字运动，主张将手头字正式用于出版物，并发表了第一期推行的三百个字。据他们发表的《推行手头字缘起》说，手头字是“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的字。

〔４〕陈友琴安徽南陵人。当时是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教员。他的《活字与死字》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的《申报·自由谈》。

〔５〕今文《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尚书》系汉初伏胜所传，欧阳氏及大小夏侯氏所习，以汉代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古文《尚书》传为汉代孔安国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书写（后来流传的古文《尚书》，相传为东晋梅赜伪造）。据《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

〔６〕骨甲文字即甲骨文，又称“卜辞”，殷商时代在龟甲和兽骨上所刻记载占卜情况的文字，一八九九年始于河南安阳（殷代故都）发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

〔７〕陈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一文中说：“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认识文字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最后又说：“我觉得我们的同行何仲英先生（按陈、何当时都是教员）的话，可以做我的代表。”《中国文字学大纲》，一九二二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８〕《说文》《说文解字》的略称。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金文，又称“钟鼎文”，是殷、周到汉代青铜器上铸刻的记事文字。

〔９〕“爸父之蛊”语见《周易·蛊》初六：“爸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时魏国王弼注：“爸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后称儿子能完成父亲所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过错为“爸蛊”。

〔１０〕关于“文”和“字”的这一解释，原出《说文解字·序目》中，原文是：“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１１〕关于篆、隶、“真书”（楷书），参看本卷第１０５页注〔１６〕。

〔１２〕《字学举隅》清代龙启瑞编，是一部“辨正通俗文字”的书，分“辨似、正譌、摘误”三类。此书刻本的字体，系由翰林二十余人分写而成，故称“翰苑分书”。

书的还魂和赶造

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２〕，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３〕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豫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拚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二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长庚。

〔２〕我国最早印行的丛书，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太学生俞鼎孙及其兄俞经辑刊的《儒学警悟》，内收宋人著作六种，共四十一卷。度宗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左圭又辑刊《百川学海》十集，共一百种，收有汉、晋、六朝、唐、宋各代著作，其中宋人著作，占十分之八以上。

〔３〕《格致丛书》明代万历间胡文焕编。据《汇刻书目》说：“是编杂采诸书，更易名目，古书一经其点窜，使人厌观。且所列诸书，亦无定数……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全书凡几种。”所收各书从周代到明代都有，名目较多的一部凡分三十七类，共三四六种，现存者只一六八种。《历代小史》，明代万历间李栻编，收六朝至明代的野史、杂记共一○六种，每种一卷。《五朝小说》，不著编者名氏，收魏、晋一一四种，唐一○四种，宋、元一四四种，明一○九种。《唐人说荟》，旧有桃源居士编刻本，收小说、杂记一四四种，清代乾隆间陈莲塘增编为一六四种。后来坊刻本又改名《唐代丛书》。

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文学”〔２〕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３〕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４〕，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５〕，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６〕，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７〕，袁枚的《随园诗话》〔８〕，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１〕本篇写成时未能刊出，后来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杂文》月刊第三号。参看本书《后记》。

〔２〕“帮闲文学”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讲演中说：“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

〔３〕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８）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修明政治，联齐抗秦，但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终于投江而死。《离骚》是他被放逐后的作品。

〔４〕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顷襄王时任大夫，著有《九辩》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与唐勒、景差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５〕“俳优蓄之”语见《汉书·严助传》：“朔（东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６〕司马相如（约前１７９—前１１７）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７〕李渔（１６１１—约１６７９）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闲情偶寄》，是他的诗文杂著，共六卷。

〔８〕袁枚（１７１６—１７９８）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宁知县，辞官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自号随园。著有《小仓山房全集》，其中收《随园诗话》十五卷，补遗十卷。

三论“文人相轻”

《芒种》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是为以前的《文学论坛》上的《再论“文人相轻”》而发的。他先给了原则上的几乎全体的赞成，说，“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中间虽说“凡人在落难时节……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看起来好像有些微辞，但其实说的是他的憎恶骗子屠夫，远在猿鹤以至麻疯病菌之上，和《论坛》上所说的“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话，也并不两样。至于说：“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则在近来的庄子道友中，简直是鹤立鸡群似的卓见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论的主旨，并不专在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难定，于是爱憎就为难。因为“譬如有一种人，……

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的。

到这地步，我们的文人就只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泪了。“似是之非”其实就是“非”，倘使已经看穿，不是只要给以热烈的憎恶就成了吗？然而“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又不得不爱护“非中之是”，何况还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细的方法，于是就不适用了。天下何尝有黑暗，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不是总有Ｘ分之一的光的吗？看起书来，据理就该看见Ｘ分之一的字的，——我们不能论明暗。

这并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却正走到“无是非”的结论的。他终于说：“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人无全德，道无大成，刚说过“非中之是”，胜过“似是之非”，怎么立刻又变成“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铁，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击，怎么同时又说是“手无寸铁”了呢？这可见要抬举“非中之是”，却又不肯明说，事实上是怎样的难，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举了许多对手的“排挤”，“大言”，“卖友”的恶谥，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无阻，却还是觉得“手无寸铁”，归根结蒂，掉进“无是非”说的深坑里，和自己以为“原非确论”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说成了“朋友”——这里不说“门阀”——了。

况且，“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结论而言，就先没有动笔的必要。不过要说结果，这无须动笔的动笔，却还是有战斗的功效的，中国的有些文人一向谦虚，所以有时简直会自己先躺在地上，说道，“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论战中的了，却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来，推得干干净净，连肋骨在那里也找不到了。论“文人相轻”竟会到这地步，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备考

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魏金枝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但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恶，便有些为难了。

譬如有一种人，他们借着一个好看的幌子，做其为所欲为的勾当，不论是非，无分好恶，一概置之在所排挤之列，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但他还要大言不惭，自以为是。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这是我们在谈话是非之前，所应最先将它分辩明白的。次则以趣观之，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对于腰骨硬朗的，他会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对于下一点的，也会装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给你当头一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时是非，便会煞时分手，各归其主，因之好恶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时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

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凡人在落难时节，没有朋友，没有六亲，更无是非天道可言，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所以，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来那般似是的人，还在那里大登告白，说是“少卿教匈奴为兵”，那个意思，更为凶恶，为他营业，卖他朋友，甚而至于陷井下石，望人万劫不复，那层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么呢？

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

七月一日，《芒种》第八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四论“文人相轻”

前一回没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文章。他以为现在“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重甲而轻乙；他自然不至于主张文人应该对谁都打拱作揖，连称久仰久仰的，只因为乙君原是大可钦敬的作者。所以甲乙两位，“此时此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甲说你的甲话，乙呢，就觉得“非中之是，……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把“门阀”留给甲君，自去另找讲交道的“朋友”，即使没有，竟“与麻疯病菌为伍，……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了。

这拥护“文人相轻”的情境，是悲壮的，但也正证明了现在一般之所谓“文人相轻”，至少，是魏先生所拥护的“文人相轻”，并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交道”。朋友乃五常〔２〕之一名，交道是人间的美德，当然也好得很。不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们自己之间，却也叫作“朋友”的。“必也正名乎”〔３〕，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４〕这是李太白先生罢，就早已“感慨系之矣”，更何况现在这洋场——古名“彝场”——的上海。最近的《大晚报》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５〕在通知我们要在上海交朋友，说话先须漂亮，这才不至于吃亏，见面第一句，是“格位（或‘迪个’）朋友贵姓？”此时此际，这“朋友”两字中还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说下去，就要一步紧一步的显出爱憎和取舍，即决定共同玩花样，还是用作“阿木林”〔６〕之分来了。“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７〕呜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的只是赢，然而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就是所谓“屏风”——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热，也来出手，然后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来，他们又觉得你并非蠢才，只因为好奇，未必来上当，就会说：“朋友，管自己走，没有什么好看。”这是一种朋友，不妨害骗局的朋友。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块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大抵不很高强，明眼人本极容易看破，于是他们就时时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这并非在要求撒钱，是请托你不要说破。这又是一种朋友，是不戳穿戏法的朋友。把这些识时务的朋友稳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执花枪，来赶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窥探底细的傻子，恶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还要危险。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的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买儿童画报，杂志，文库之类，据说否则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们所占领的文坛上，当然不至于有这么彰明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８〕，才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五常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旧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变易的常道，所以称为五常。

〔３〕“必也正名乎”孔丘的话，见《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４〕“翻手为云覆手雨”等句，见杜甫《贫交行》一诗。管鲍，即管仲和鲍叔牙，春秋时齐国人，二人少年时友善，后齐桓公命叔牙为相，叔牙推荐管仲自代。

〔５〕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上载有罗侯的《上海话那能讲头》一文，其中说：“在上海，……要这些上下三等人都不把你看作可欺的阿木林瘟生呢，你就非得好好研究上下三等交朋友用的谈话，在上海交朋友，你必须了解的是，所谓‘朋友轧得要好，讲个闲话要漂亮’……譬如你们初见面，道名问姓起来，上海的上等朋友就爱半说话半咬文的，‘格位朋友尊姓？’……‘格位’和‘迪位’是‘这位’的意思”。

〔６〕“阿木林”上海话，即傻瓜。

〔７〕“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朱熹注：“朋友以义合”。“义，利也”，语见《墨子·经上》。

〔８〕“自己的园地”一九三五年五月，杨邨人、杜衡等组织“星火”文艺社，出版《星火》月刊。他们标榜该刊是“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和“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当时《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论坛”栏发表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批评了上海一些文人用商人手法，要文学青年“投资五元”，以取得在“自己的园地”“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杨邨人、杜衡等即以“本社同人”名义在《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否认该刊要作者“投资五元”，说只是“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

非有复译不可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２〕；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３〕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４〕，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５〕，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

〔２〕“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４〕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５〕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逃名

就在这几天的上海报纸上，有一条广告，题目是四个一寸见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只看题目，恐怕会猜想到这是展览着外科医生对重病人施行大手术，或对淹死的人用人工呼吸，救助触礁船上的人员，挖掘崩坏的矿穴里面的工人的。但其实并不是。还是照例的“筹赈水灾游艺大会”，看陈皮梅沈一呆〔２〕的独脚戏，月光歌舞团的歌舞之类。诚如广告所说，“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举两得，何乐不为”，钱是要拿去救命的，不过所“看”的却其实还是游艺，并不是“救命”。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弄到暂时非把“解放”解作“孥戮”〔３〕，“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

天津《大公报》〔４〕的副刊《小公园》，近来是标榜了重文不重名的。这见识很确当。不过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当然为了作品好，不是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张上，却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许多前辈作家附在来稿后面的叮嘱”：“把我这文章放在平日，我愿意那样，我骄傲那样。我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了，我愿着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因为许多时候他们的东西来得还更新鲜。”

这些“前辈作家”们好像都撒了一点谎。“熟”，是不至于招致“厌倦”的。我们一离乳就吃饭或面，直到现在，可谓熟极了，却还没有厌倦。这一点叮嘱，如果不是编辑先生玩的双簧的花样，也不是前辈作家玩的借此“返老还童”的花样，那么，这所证明的是：所谓“前辈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盗名的，因此使别一批羞与为伍，觉得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决计逃走了。

从此以后，他们只要“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就舒舒服服，还是作品也就“来得还更新鲜”了呢，现在很难测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说是豁达，但有去就，有爱憎，究竟总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小公园》里，已经有人在现身说法了，而上海滩上，却依然有人在“掏腰包”〔５〕，造消息，或自称“言行一致”〔６〕，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尸搭台，或请现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７〕，或自编自己的作品入画集里，名曰“现代杰作”〔８〕——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作家一排一排的坐着，将来使人笑，使人怕，还是使人“厌倦”呢？——现在也很难测定。但若据“前车之鉴”，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大约也还不免于“悲夫”〔９〕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杜德机。

〔２〕陈皮梅，沈一呆都是当时在上海游艺场演唱滑稽戏的演员。

〔３〕“孥戮”语出《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不但你自身，连你的儿子也都杀死”。

〔４〕《大公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一九二六年九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后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关系。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版等。

〔５〕“掏腰包”指杨邨人、杜衡等人创办《星火》月刊的自我表白。该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五月）刊出的《〈星火〉前致词》中说，他们这刊物是“由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创办的。参看本书《四论“文人相轻”》及其注〔８〕。

〔６〕“言行一致”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７〕顾凤城在他所编的《中外文学家辞典》（一九三二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中，除外国文学家外，收中国文学家二七○人，其中也列入了他自己的名字。

〔８〕刘海粟编《世界名画》（中华书局出版），所收都是近代外国著名画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其中的第二集是他自己的作品，由傅雷编辑。

〔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几乎无事的悲剧

果戈理（ＮｉｋｏｌａｉＧｏｇｏｌ）的名字，渐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了，他的名著《死魂灵》的译本，也已经发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译·文·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借此知道了从第二至六章，一共写了五个地主的典型，讽刺固多，实则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连他们诚心来帮绅士们的忙，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当时的绅士们很不满意，一定的照例的反击，是说书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大俄罗斯地主的情形。这是说得通的，作者是乌克兰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时也简直和书中的地主的意见相类似。然而即使他并不知道大俄罗斯的地主的情形罢，那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例如第四章里的罗士特来夫，是地方恶少式的地主，赶热闹，爱赌博，撒大谎，要恭维，——但挨打也不要紧。他在酒店里遇到乞乞科夫，夸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过狗耳朵之后，还要摸鼻子——“乞乞科夫要和罗士特来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于是说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这种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圆滑的应酬，是我们现在还随时可以遇见的，有些人简直以此为一世的交际术。“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样的鼻子呢？说不明的，但听者只要这样也就足够了。后来又同到罗士特来夫的庄园去，历览他所有的田产和东西——“还去看克理米亚的母狗，已经瞎了眼，据罗士特来夫说，是就要倒毙的。两年以前，却还是一条很好的母狗。大家也来察看这母狗，看起来，它也确乎瞎了眼。”

这时罗士特来夫并没有说谎，他表扬着瞎了眼的母狗，看起来，也确是瞎了眼的母狗。这和大家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却确是嚷闹，表扬，夸示着这一类事，又竭力证实着这一类事，算是忙人和诚实人，在过了他的整一世。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２〕，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七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旁。

〔２〕“含泪的微笑”这是普希金评论果戈理小说的话，见于他在一八三六年写的《评〈狄康卡近乡夜话〉》。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爱伦堡（Ｉｌｉａ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２〕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Ｘ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亘〔３〕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４〕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５〕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雅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我们的学者〔６〕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７〕自杀，姚锦屏化男〔８〕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９〕，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１０〕，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读者是决不和我计较这些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鲁迅读毕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八月的乡村》。

田军，又名萧军，辽宁义县人，小说家。《八月的乡村》是他著的长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爱伦堡（^]o\jjts\r，１８９１—１９６７）苏联作家。这里的引文见于他所作的《最后的拜占庭人》一文（据黎烈文译文，载一九三五年三月《译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改题为《论莫洛亚及其他》）。

〔３〕箭内亘（１８７５—１９２６）日本史学家。著有《蒙古史研究》、《元朝制度考》、《元代经略东北考》等。

〔４〕这是南宋时流传的民谣，见于南宋庄季裕《鸡肋编》。

〔５〕“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季氏》。据朱熹《集注》：“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６〕指胡适。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他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７〕阮玲玉（１９１０—１９３５）广东中山人，电影演员。因婚姻问题受到一些报纸的毁谤，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自杀。参看本书《论“人言可畏”》。

〔８〕姚锦屏化男一九三五年三月间，报载东北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姚锦屏自称化为男身，后经医师检验，还是女性。

〔９〕法捷耶夫（ＡdＡdd[kjjk，１９０１—１９５６）　苏联作家。《毁灭》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有鲁迅译本，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

〔１０〕满洲帝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制造所谓“满洲国”，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写信，已经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２〕，今人作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来不及出版。王尔德的自述，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３〕，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发表〔４〕，这在我们中国恐怕办不到。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就是在“文学概论”上有了名目的创作上，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不过加了些藻饰，有了些排场，仿佛穿上了制服。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５〕，不愿意别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奥如叔本华先生者，中国还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写信，总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经：这是要请编者读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鲁迅记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

〔１〕本篇最初印入《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１９０４—１９７２），浙江桐乡人。他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于一九三六年五月由生活书店出版，改题《现代作家书简》，收作家五十八人的书信二一九封。

〔２〕“匆匆不暇草书”《晋书·卫恒传》载：“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弘农张伯英者……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按张伯英名芝，后汉人，善草书，人称草圣。

〔３〕王尔德的自述指王尔德在狱中写给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即《狱中记》。一八九七年王尔德出狱后将这信交给好友罗伯特·罗斯。罗斯于王尔德死后曾将它删节发表，一九四九年十月才由王尔德的次子维维安·霍兰初次将它全文发表。

〔４〕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等。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瑞士所记的《战时日记》原稿（分订二十九册，最后一册记于巴黎）交瑞士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保存，又将三份打字稿分交苏联列宁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要求各保管者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才可以启封，并译成各该国文字出版。

〔５〕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梵文，古印度的文字。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２〕，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３〕，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４〕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十一月二十日。

〔１〕本篇原用日文写作，最初发表于日本《文艺》杂志一九三六年二月号，中译文亦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同时在上海《青年界》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发表。参看本书《后记》。

〔２〕陀思妥夫斯基参看本卷第７０页注〔１１〕。

〔３〕但丁（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èｒｉ，１２６５—１３２１）意大利诗人，《神曲》是他的代表作，通过作者在阴间游历的幻想，揭露了中世纪贵族和教会的罪恶。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炼狱”又译作“净界”，天主教传说，是人死后入天国前洗净生前罪孽的地方。

〔４〕伦勃罗梭（Ｃ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１８３６—１９０９）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著有《天才论》、《犯罪者论》等书。他认为“犯罪”是自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反动的“先天犯罪”说，主张对“先天犯罪”者采取死刑、终身隔离、消除生殖机能等以“保卫社会”。他的学说曾被德国法西斯采用。

鎌田诚一墓记

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门必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鎌田诚一（１９０５—１９３４），日本人，内山书店职员。参看本书《后记》。

文坛三户

二十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作家，多少作品，而且至今还没有完结，所以有个“文坛”，是毫无可疑的。不过搬出去开博览会，却还得顾虑一下。

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时候听说有过一面看牛牧羊，一面读经，终于成了学者的人的，但现在恐怕未必有。——我说了两回“恐怕未必”，倘真有例外的天才，尚希鉴原为幸。要之，凡有弄弄笔墨的人们，他先前总有一点凭借：不是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就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要不然，他就无缘读书识字。现在虽然有了识字运动，我也不相信能够由此运出作家来。所以这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

已非暴发，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颇有出些著作的人，但这并非第三种，不近于甲，即近于乙的，至于掏腰包印书，仗奁资出版者，那是文坛上的捐班，更不在本论范围之内。所以要说专仗笔墨的作者，首先还得求之于破落户中。他先世也许暴发过，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一叹天时不良，二叹地理可恶，三叹自己无能。但这无能又并非真无能，乃是自己不屑有能，所以这无能的高尚，倒远在有能之上。你们剑拔弩张，汗流浃背，到底做成了些什么呢？惟我的颓唐相，是“十年一觉扬州梦”〔２〕惟我的破衣上，是“襟上杭州旧酒痕”〔３〕，连懒态和污渍，也都有历史的甚深意义的。可惜俗人不懂得，于是他们的杰作上，就大抵放射着一种特别的神彩，是：“顾影自怜”。暴发户作家的作品，表面上和破落户的并无不同。因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这才爬上一向为破落户所主宰的文坛来，以自附于“风雅之林”，又并不想另树一帜，因此也决不标新立异。但仔细一看，却是属于别一本户口册上的；他究竟显得浅薄，而且装腔，学样。房里会有断句的诸子，看不懂；案头也会有石印的骈文，读不断。也会嚷“襟上杭州旧酒痕”呀，但一面又怕别人疑心他穿破衣，总得设法表示他所穿的乃是笔挺的洋服或簇新的绸衫；也会说“十年一觉扬州梦”的，但其实倒是并不挥霍的好品行，因为暴发户之于金钱，觉得比懒态和污渍更有历史的甚深的意义。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拟到和破落户的杰作几乎相同，但一定还差一尘：他其实并不“顾影自怜”，倒在“沾沾自喜”。

这“沾沾自喜”的神情，从破落户的眼睛看来，就是所谓“小家子相”，也就是所谓“俗”。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这在文坛上，向来为破落户所鄙弃。

然而破落户到了破落不堪的时候，这两户却有时可以交融起来的。如果谁有在找“词汇”的《文选》，大可以查一查，我记得里面就有一篇弹文，所弹的乃是一个败落的世家，把女儿嫁给了暴发而冒充世家的满家子〔４〕：这就足见两户的怎样反拨，也怎样的联合了。文坛上自然也有这现象；但在作品上的影响，却不过使暴发户增添一些得意之色，破落户则对于“俗”变为谦和，向别方面大谈其风雅而已：并不怎么大。

暴发户爬上文坛，固然未能免俗，历时既久，一面持筹握算，一面诵诗读书，数代以后，就雅起来，待到藏书日多，藏钱日少的时候，便有做真的破落户文学的资格了。然而时势的飞速的变化，有时能不给他这许多修养的工夫，于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既“沾沾自喜”，也“顾影自怜”，但却又失去了“沾沽自喜”的确信，可又还没有配得“顾影自怜”的风姿，仅存无聊，连古之所谓雅俗也说不上了。向来无定名，我姑且名之为“破落暴发户”罢。这一户，此后是恐怕要多起来的。但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

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六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干。

〔２〕“十年一觉扬州梦”唐代诗人杜牧《遣怀》一诗中的句子。

〔３〕“襟上杭州旧酒痕”唐代诗人白居易《故衫》一诗中的句子。

〔４〕即《文选》卷四十“弹事”类所录南朝梁沈约《奏弹王源》一文。文中说：“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宜禒以明科，黜之流伍。”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答文学社问

这试题很难解答。

因为唐代传奇，是至今还有标本可见的，但现在之所谓六朝小说，我们所依据的只是从《新唐书艺文志》〔２〕以至清《四库书目》〔３〕的判定，有许多种，在六朝当时，却并不视为小说。例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续齐谐记》〔４〕等，直至刘癲的《唐书经籍志》〔５〕，还属于史部起居注和杂传类里的。那时还相信神仙和鬼神，并不以为虚造，所以所记虽有仙凡和幽明之殊，却都是史的一类。

况且从晋到隋的书目，现在一种也不存在了，我们已无从知道那时所视为小说的是什么，有怎样的形式和内容。现存的惟一最早的目录只有《隋书经籍志》〔６〕，修者自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也许尚存王俭〔７〕《今书七志》，阮孝绪〔８〕《七录》的痕迹罢，但所录小说二十五种中，现存的却只有《燕丹子》〔９〕和刘义庆撰《世说》合刘孝标注〔１０〕两种了。此外，则《郭子》，《笑林》，殷芸《小说》，《水饰》〔１１〕，及当时以为隋代已亡的《青史子》，《语林》〔１２〕等，还能在唐宋类书里遇见一点遗文。

单从上述这些材料来看，武断的说起来，则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１３〕谢安一说，这书即大损声价云云，就是。

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

但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不过他不用于小说，这类文章，那时也不谓之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１４〕，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１５〕（今仅有辑本），葛洪的《神仙传》〔１６〕，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肇为之赞〔１７〕，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陈鸿《长恨传》置白居易的长歌之前〔１８〕，元稹的《莺莺传》既录《会真诗》，又举李公垂《莺莺歌》之名作结〔１９〕，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

至于他们之所以著作，那是无论六朝或唐人，都是有所为的。《隋书经籍志》抄《汉书艺文志》〔２０〕说，以著录小说，比之“询于刍荛”，就是以为虽然小说，也有所为的明证。不过在实际上，这有所为的范围却缩小了。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豫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作“行卷”。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但自然，只被风气所推，无所为而作者，却也并非没有的。

五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文学百题》一书。

文学社，即《文学》月刊社。《文学》月刊，傅东华、郑振铎编，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七卷起由王统照接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社曾拟定有关文学的问题一百个，分别约人撰稿，编成《文学百题》，于一九三五年七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２〕《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系宋代欧阳修等撰。其中《艺文志》四卷，是古代到唐代的书籍的目录。

〔３〕《四库书目》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参看本卷第５９页注〔１１〕、第１３９页注〔３〕。

〔４〕《汉武故事》一卷，相传为汉代班固或南朝齐王俭著，所记多系关于汉武帝的传说。《西京杂记》，六卷，相传为汉代刘歆或晋代葛洪所著，所记都是汉武帝时杂事。《搜神记》，二十卷，相传为晋代干宝著，内容都是神怪故事。《续齐谐记》，一卷，南朝梁吴均著，内容也是神怪故事。（按“齐谐”出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

〔５〕刘癲（８８７—９４６）字耀远，涿州归义（今河北雄县）人，后晋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所监修的《唐书》，通称《旧唐书》，共二百卷。其中《经籍志》二卷，是从古代到唐代书籍的目录，内容较《新唐书·艺文志》简略。

〔６〕《隋书·经籍志》《隋书》，唐代魏征等撰。其中“十志”部分，题长孙无忌撰。《经籍志》，四卷，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一些已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采用经史子集四部的图书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清代。“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是《隋书·经籍志》引论中的话。

〔７〕王俭（４５２—４８９）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目录学家。他在南朝宋明帝时任秘书丞，依刘歆《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记录古今图书，分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道、佛附见。此书已失传。

〔８〕阮孝绪（４７９—５３６）字士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南朝梁目录学家。《七录》是他所辑录的古今书籍的目录，共十二卷，分内外两篇：内篇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技术五录；外篇为佛法、仙道二录。现仅存序言和分类总目，载在唐释道宣编撰的《广弘明集》一书中。

〔９〕《燕丹子》《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不著撰人。内容是关于战国燕太子丹的故事，大都系辑录古书中有关燕丹和荆轲的文字而成。

〔１０〕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文学家。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所撰《世说》，即《世说新语》，参看本卷第１７３页注〔３〕。刘孝标（４６２—５２１），名峻，平原（今属山东）人，南朝梁文学家。他为《世说新语》所作注释，征引广博，为世所重。

〔１１〕《郭子》东晋郭澄之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笑林》，三国魏邯郸淳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殷芸（４７１—５２９），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南朝梁文学家。所著《小说》，《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水饰》，隋杜宝著，《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不著撰人。这四种书唐以后失传，鲁迅《古小说钩沉》中各有辑本。

〔１２〕《青史子》周青史子著，《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七篇，《隋书·经籍志》中已无此书。《语林》，东晋裴启著，《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附注：“《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这两种书鲁迅《古小说钩沉》中各有辑本。

〔１３〕关于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一事见《世说新语·轻诋》：“庾道季（和）诧谢公（安）曰：‘裴郎（启）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解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王癲）《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１４〕阮籍参看本卷第１７３页注〔４〕。《大人先生传》见于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六。陶潜，参看本卷第１７３页注〔５〕。《桃花源记》是他的一首五言古诗《桃花源诗并记》的前记部分。

〔１５〕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鑟e（今安徽宿县）人，裙菏恕*他的《圣贤高士传赞》一书，据其兄嵇喜所作《嵇康传》说：“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都有此书辑本。

〔１６〕葛洪（约２８３—３６３）字稚川，东晋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好神仙导养及炼丹之术，著有《抱朴子》等。《神仙传》，十卷，记古代传说中八十四个神仙的故事。

〔１７〕李公佐（约７７０—约８５０）字颛蒙，陇西（今甘肃东南）人，唐代小说家。《南柯太守传》是他所作的传奇小说，篇末有“前华州参军李肇”的赞四句。李肇，唐文学家。唐宪宗时任左司郎中，翰林学士。著有《翰林志》、《唐国史补》等。

〔１８〕陈鸿字大亮，唐德宗时人，小说家。《长恨传》是他所作的传奇小说，篇末说：“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太原（今属山西）人，唐代诗人。

〔１９〕元稹（７７９—８３１）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洛阳）人，唐代诗人。《莺莺传》是他所作传奇小说，其中说：“河南元稹亦续生（张生）《会真诗》三十韵。”结末又说：“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李公垂（７７２—８４６），名绅，无锡（今属江苏）人，唐代诗人。

〔２０〕《汉书·艺文志》《汉书》，东汉班固等撰，其中《艺文志》一卷，是古代到汉代的书籍的目录。它在“小说十五家”的篇目之后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隋书·经籍志》也在子部小说类的篇目之后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询于刍荛”一语，见于《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即砍柴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向民间采访。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文人相轻”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话。如果自己是这局面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轻则是轻人，他决不用这对等的“相”字。但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也可以拿这四个字来遮掩一下。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战术，所以这口诀还被有一些人所宝爱。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在先，当然是“轻”。

“轻”之术很不少。粗糙的说：大略有三种。一种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这形容自然未免过火一点，然而较文雅的现象，文坛上却并不怎么少见的。埋伏之法，是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惟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说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此外，已经把别人评得一钱不值了，临末却又很谦虚的声明自己并非批评家，凡有所说，也许全等于放屁之类，也属于这一派。

一种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面把不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漫骂”，一面又竭力宣扬自己的好处，准备跨过别人。但这方法比较的麻烦，因为除“辟谣”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观的，所以做这些文章时，自己得另用一个笔名，或者邀一些“讲交道”的“朋友”来互助。不过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会变成保驾的打手或抬驾的轿夫，而使那“朋友”会变成这一类人物的，则这御驾一定不过是有些手势的花花公子，抬来抬去，终于脱不了原形，一年半载之后，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么花头去，而且打手轿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饱满，是没法维持的。如果能用死轿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来抬，再请一位活名人喝道〔２〕，自然较为轻而易举，但看过去的成绩和效验，可也并不见佳。

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抛头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要时髦些，就可以说是“批判”。尤其要紧的是给与一个名称，像一般的“诨名”一样。

因为读者大众的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评”或“批判”者同仇敌慨的，一篇文章，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了。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上，这法术，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却很小。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３〕。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可惜我们中国人并不怎样擅长这本领。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关东觥觥郭子横”〔４〕，“五经纷纶井大春”〔５〕，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直到后来的讼师，写状之际，还常常给被告加上一个诨名，以见他原是流氓地痞一类，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镜，即使毫无才能的师爷，也知道这是不足注意的了。现在的所谓文人，除了改用几个新名词之外，也并无进步，所以那些“批判”，结果还大抵是徒劳。

这失败之处，是在不切帖。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现在却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时之所谓恶名，摔了过去：或“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或“破锣”，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怕一个不够致命，又连用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怕一人说没有力，约朋友各给他一个；怕说一回还太少，一年内连给他几个：时时改换，个个不同。这举棋不定，就因为观察不精，因而品题也不确，所以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虽然也许博得市侩们的一笑，但他们是决不因此就得“猪猡阿四”或“乌龟阿五”的诨名的。此理易明：因为不切帖。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６〕，是指做“载飞载鸣”〔７〕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８〕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连称号或诨名起得不得法，也还是因为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指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和施蛰存编选、周作人题签的《晚明二十家小品》。

〔３〕果戈理夸俄国人善给别人起名号在《死魂灵》第五章末尾，作者有一段关于诨名的议论：“俄罗斯国民的表现法，是有一种很强的力量的。对谁一想出一句这样的话，就立刻一传十，十传百；他无论在办事，在退休，到彼得堡，到世界的尽头，总得背在身上走。”

〔４〕“关东觥觥郭子横”《后汉书·郭宪传》载：“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今安徽太和）人也……（王莽）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征宪，拜博士。……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觥觥，刚直的意思。

〔５〕“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井丹传》载：“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今陕西郿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纷纶；浩傅的意思。

〔６〕“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这两句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的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７〕“载飞载鸣”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评论《社会通诠》译者严复的文笔说：“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见《太炎文录·别录》卷二。按《社会通诠》，英国甄克思著。

〔８〕洋场恶少指施蛰存。参看《准风月谈·扑空》。“革命小贩”，指杨邨人。参看《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手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２〕，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３〕。

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酱，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如果这推测并不错，文坛上可又要增添各样的罪人了，因为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总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点特产的赠品。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４〕。有的卖穷，或卖病，说他的作品是挨饿三天，吐血十口，这才做出来的，所以与众不同。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５〕。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６〕，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７〕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衔烟斗，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姑且叫他“卖俏”罢。不过中国的社会上，“卖老”的真也特别多。女人会穿针，有什么希奇呢，一到一百多岁，就可以开大会，穿给大家看〔８〕，顺便还捐钱了。说中国人“起码要学狗”，倘是小学生的作文，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几十年，新闻上就大登特登，还用方体字标题道：“皤然一老莅故都，吴稚晖语妙天下”〔９〕；劝人解囊赈灾的文章，并不少见，而文中自述年纪曰：“余年九十六岁矣”者，却只有马相伯〔１０〕先生。但普通都不谓之“卖”，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１１〕，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太阳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提倡革命文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该社和创造社都曾奚落过鲁迅年老。

〔３〕“倚老卖老”《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刊有署名巴山（杨邨人）的《文坛三家》一文，就《文坛三户》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

〔４〕指邵洵美。他在自办的《十日谈》旬刊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文章，攻击有些人“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所以作文卖稿的。他自己却靠岳家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钱开书店，办刊物。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讽刺他“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不久，《中央日报》上就刊出署名“圣闲”的《“女婿”的蔓延》一文，攻击鲁迅说：“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５〕指杨邨人、杜衡等办的《星火》月刊。该刊创刊号所载《〈星火〉前致词》中说，当时“文坛已经被垄断”，“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因此他们要办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于是才大胆的把创刊号付印了。”

〔６〕这里是指杨邨人。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参看《准风月谈·青年与老子》。

〔７〕李密（２２４—２８７）字令伯，晋初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晋书·李密传》载：“泰始初诏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乃上疏……。”这一篇奏疏，在《文选》中题为《陈情事表》，在《古文观止》中题为《陈情表》，其中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等语。

〔８〕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零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９〕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２〕。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北平特讯”报道他在北平发表的谈话：“中国人想要装老虎或狮子，固然不易，但起码也应该学一个狗。因为一只狗你要杀死它的时候，至少你也要有相当的牺牲才行。”

〔１０〕马相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江苏丹徒人，清代举人，教育家。曾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民国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１１〕“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这是炯之（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的话。参看本书《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的引文。

萧红作《生死场》序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２〕，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３〕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４〕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奴隶社〔５〕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生死场》。

萧红（１９１１—１９４２），原名张薨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小说家。《生死场》是她所著的中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

〔３〕“训政”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由政府对民众进行行使民权的训练。国民党政府曾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公布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借“训政”为名，剥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长期实行独裁统治。

〔４〕《略谈皇帝》应作《闲话皇帝》。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因“失责”而撤销。参看本书《后记》及其注〔１３〕。

〔５〕奴隶社一九三五年鲁迅为编印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而拟定的一个社团名称。以奴隶社名义出版的《奴隶丛书》，除《生死场》外，还有叶紫的《丰收》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

隐士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２〕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３〕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４〕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５〕，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６〕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７〕，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n饭之道，归隐，也是*n饭之道。假使无法*n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n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n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n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８〕，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９〕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n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１０〕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长庚。

〔２〕陈眉公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认为是刺陈眉公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再青（阿英）的《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这一首诗。

〔３〕“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按现在的通行本《诗经》中并无“聊以卒岁”句；“优哉游哉”则见于《小雅·采菽》。

〔４〕陶渊明参看本卷第１７３页注〔５〕。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５〕“庚款”指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作为在我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和设立各科学术文化奖金的经费。

〔６〕“隐君子”即隐士。语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７〕汗牛充栋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８〕左偃南唐诗人。《全唐诗》载有他的诗十首。“谋隐谋官两无成”，原作“谋身谋隐两无成”，是他的七律《寄韩侍郎》中的一句。

〔９〕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长期提倡悠闲的生活情趣。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更大肆提倡“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他所办的《人间世》、《论语》等刊物上，经常登载反映闲适生活的谈烟说茗一类文字。

〔１０〕《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曾说该刊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２〕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３〕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４〕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

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５〕，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药片。完了。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Ｔｓａ－ｗｅｎ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么所谓气候，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历史上很尊隐逸，《居士传》〔６〕不是还有专书吗，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７〕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Ｅｓｓａｙ〔８〕，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９〕，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剌剌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其实，近一两年来，杂文集的出版，数量并不及诗歌，更其赶不上小说，慨叹于杂文的泛滥，还是一种胡说八道。只是作杂文的人比先前多几个，却是真的，虽然多几个，在四万万人口里面，算得什么，却就要谁来疾首蹙额？中国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国有一点生气；用比喻说：此之谓“虎伥”。

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惊人集》〔１０〕，我只见过一篇自序；书呢，不知道那里去了。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我不管这本书能否入于文艺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１１〕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踪无影了，只剩下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

这嘴脸当然还可以唠叨，说那一首“夫子何为者”并非好诗，并且时代也过去了。但是，文学正宗的招牌呢？“文艺的永久性”呢？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六期，后印入《打杂集》。

徐懋庸（１９１０—１９７７），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新语林》半月刊和《芒种》半月刊。《打杂集》收杂文四十八篇，附录别人的文字六篇，一九三五年六月生活书店出版。

〔２〕孙桂云当时的女短跑运动员。

〔３〕“美人鱼”当时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的绰号。有一段时期报纸上连日刊登关于她的消息，其中有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她拉缰和挥扇等记事。

〔４〕这句话见于契诃夫遗著《随笔》。

〔５〕削“杂文”这里是指林希隽，他在《杂文和杂文家》（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文中说：杂文的“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又说：“无论杂文家之群如何地为杂文辩护，主观的地把杂文的价码抬得如何高，可是这堕落的事实是不容掩讳的。”最后还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

〔６〕《居士传》清代彭际清著，五十六卷。全书共有传记五十六篇，列名者三百人，系采辑史传、各家文集及佛家杂说而成。

〔７〕《西厢记》杂剧，元代王实甫著。

〔８〕Ｅｓｓａｙ英语：随笔、小品文、短论等。

〔９〕伊索参看本卷第１１０页注〔５１〕。契开罗（ＭＴＣｉｃｅｒｏ，前１０６—前４３），通译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及演说家。《伊索寓言》和《西塞罗文录》，我国均有译本出版。

〔１０〕《不惊人集》徐懋庸的杂文集，当时未能出版，后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印行。它的自序以《〈不惊人集〉前记》为题，曾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人间世》半月刊第六期。〔１１〕《唐诗三百首》八卷，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夫子何为者”一诗是卷五“五言律诗”的第一首，题为《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唐玄宗（李隆基）作。第四句中的“接”字一作“即”；末句中的“犹”字一作“当”。

杂谈小品文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２〕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３〕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福。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史记》〔４〕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５〕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６〕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７〕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８〕，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就露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９〕数等了。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１０〕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即使是牛骨头，不也有了识见，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骗去了吗？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奋起的作品，清初，单为了作者也会禁，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

十二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老子》又名《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著。全文五千余字。

〔３〕小乘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

〔４〕《史记》西汉司马迁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故称“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全文引录了屈原的《怀沙赋》和贾谊的《吊屈原赋》、《服赋》。

〔５〕“江湖派”南宋末年的诗人陈起（在杭州开设书铺）曾编刻《江湖集》，收南宋末年的文人隐士和宋亡后的遗民戴复古、刘过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后被称作江湖派。《江湖集》原有前集、后集、续集；现在所见的《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和《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收作者一一一人，已非原本。

〔６〕“抒写性灵”当时林语堂等提倡小品文，推崇明代袁中郎、清代袁枚等人“抒写性灵”的作品。林语堂在《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表的《论文（下）》中说：“性灵派文字，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

〔７〕“天马行空”林语堂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论文（上）》中说：“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

〔８〕“悖谬”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凡被视为有“违碍”的书，都加以全毁或抽毁。在各省缴送的禁书书目中，有的就注有“有悖谬语，应请抽毁”字样。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９〕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以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迎合小市民趣味，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１０〕翻印所谓“珍本”指《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国学珍本文库》，前者由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后者由襟霞阁主人（平襟亚）编印，中央书局发行。

叶紫作《丰收》序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２〕？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３〕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４〕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５〕，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６〕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７〕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８〕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９〕，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１０〕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作家。《丰收》收短篇小说六篇，《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一九三四年五月起连载于《现代》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书名改为《叛徒》，篇首《题解》中引用歌德临终时所说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３〕薄凯契阿（ＧＢｏｃｃàｃｃｉｏ，１３１３—１３７５）通译薄伽丘，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著有故事集《十日谈》等。雨果（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等。

〔４〕契诃夫（Ａdfdgjhgk，１８６０—１９０４）　俄国作家，著有大量短篇小说和剧本《樱桃园》等。高尔基（Ｍd]g\clmm，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５〕《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小说，明代罗贯中著，现在通行的是清代毛宗岗改订本，一百二十回。《水浒传》，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初金圣叹删订的七十一回本等。

〔６〕《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

〔７〕“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三月）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

〔８〕希腊神话中有“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的故事，说强盗普洛克鲁思德斯有长短不同的两张床，他把长人放在短床上，将他锯短；又把矮人放在长床上，将他拉长。

〔９〕指一九三四年五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

〔１０〕《电网外》在《文学新地》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时，题为《王伯伯》，作者署名杨镜英；发表后曾被译为俄文，刊登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上。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２〕，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３〕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冫卖，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４〕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５〕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６〕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７〕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８〕；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９〕；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１０〕，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１１〕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１２〕；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１３〕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１４〕，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１５〕，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１６〕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１７〕，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１８〕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１９〕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２０〕，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２１〕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２２〕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２３〕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２４〕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２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２６〕。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１〕本篇是作者用日文写的，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中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二号，题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参看本书《后记》。

〔２〕汤岛东京的街名，建有日本最大的孔庙“汤岛圣堂”。该庙于一九二三年被烧毁，一九三五年四月重建落成时国民党政府曾派代表专程前往“参谒”。

〔３〕何键（１８８７—１９５６）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４〕勃兰特易卜生的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全部，或全无”，是他所信奉的一句格言。

〔５〕《孔子家语》原书二十七卷，久佚，今本为三国魏王肃所辑，十卷。内容是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大都辑自《论语》、《左传》、《国语》、《礼记》等书。

〔６〕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清议报》是他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旬刊，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创刊；内容鼓吹君主立宪、保皇反后（保救光绪皇帝，反对那拉太后），一九○一年十二月出至一百期停刊。

〔７〕“大成至圣文宣王”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８〕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北宋时程颢、程颐特别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南宋朱熹又将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自此便有了“四书”这个名称。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汉武帝时始有此称。

〔９〕“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的文体，它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构成。后四部分是主体，每一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

〔１０〕侯失勒（ＦＷ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１７９２—１８７１）通译赫歇耳，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谈天》的中译本共十八卷，附表一卷，出版于一八五九年。雷侠儿（ＣＬｙｅｌｌ，１７９７—１８７５），通译赖尔，英国地质学家。《地学浅释》的中译本共三十八卷，出版于一八七一年。代那（ＪＤＤａｎａ，１８１３—１８９５），通译丹纳，美国地质学家、矿物学家。《金石识别》的中译本共十二卷，附表，出版于一八七一年。

〔１１〕徐桐（１８１９—１９００）汉军正蓝旗人，清末顽固派官僚。光绪间官至大学士。他反对维新变法，出于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他又曾利用义和团势力，围攻外国使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自缢死。

〔１２〕弘文学院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的预备学校。校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创办人为嘉纳治五郎（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学监为大久保高明。

〔１３〕御茶之水日本东京的地名。汤岛圣堂即在御茶之水车站附近。

〔１４〕“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

〔１５〕警视总监日本主管警察工作的最高长官。孔丘曾一度任鲁国的司寇，掌管刑狱，相当于日本的这一官职。

〔１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句，见《论语·公冶长》。桴，用竹木编的筏子。由，孔子的弟子仲由，即子路。

〔１７〕“君子死，冠不免”语见《左传》哀公十五年：“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１８〕关于孔丘因子路战死而倒掉肉酱的事，见《孔子家语·子贡问》：“子路……仕于卫，卫有蒯聩之难……既而卫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１９〕释迦牟尼（Ｓａｋｙａｍｕｎｉ，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原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后出家修道，成为佛教创始人。佛教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

〔２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语出《孟子·滕文公》。

〔２１〕袁世凯参看本卷第１２８页注〔３〕。他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２２〕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当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古礼。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说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

〔２３〕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提倡尊孔读经。

〔２４〕《子见南子》林语堂作的独幕剧，发表于《奔流》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二九年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排演此剧时，当地孔氏族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由，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提出控告，结果该校校长被调职。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子见南子〉》。

〔２５〕苏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古希腊哲学家，保守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

〔２６〕“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后记

这一本的编辑的体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写作的时候。凡在刊物上发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经过官厅的检查，大约总不免有些删削，不过我懒于一一校对，加上黑点为记了。只要看过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话。

被全篇禁止的有两篇：一篇是《什么是讽刺》，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１〕而作，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为《文学论坛》而作，至今无踪无影，连“缺”字也没有了。

为了写作者和检查者的关系，使我间接的知道了检查官，有时颇为佩服。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我那一篇《从帮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２〕，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因为实在看得太明，说得太透。别人大约也和我一样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的风传，致使苏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报》上发表了这样的公开信：

“《火炬》编辑先生大鉴：顷读本月四日贵刊‘文学评论’专号，载署名闻问君的《文学杂谈》一文，中有——‘据道路传闻苏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弹冠入××（照录原文）会消息，可知文艺虽不受时空限制，却颇受“大洋”限制了。’等语，闻之不胜愤慨。汶于近数年来，绝未加入任何会工作，并除以编辑《现代杂志》及卖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组织之分文薪金。所谓入××会云云，虽经×报谣传，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见称之贵刊，亦复信此谰言，披诸报端，则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汶为爱护贵刊起见，用特申函奉达，尚祈将原书赐登最近贵刊，以明真相是幸。专此敬颂

编安。

苏汶（杜衡）谨上。十二月五日。”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我是一向不“为爱护贵刊起见”的，所以从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来越滥，竟谣到苏汶先生头上去了，可见谣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查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写的文章，有两篇冒犯了他们，一篇被删掉（《病后杂谈之余》），一篇被禁止（《脸谱臆测》）了。也许还有类于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为“入××（照录原文）会”〔３〕了罢。这真应该“不胜愤慨”，没有受惯奚落的作家，是无怪其然的。

然而在对于真的造谣，毫不为怪的社会里，对于真的收贿，也就毫不为怪。如果收贿会受制裁的社会，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贿的谣言的人们。所以用造谣来伤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报销，在实际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写的，现在自己译出，并且对于中国的读者，还有应该说明的地方——一，《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里，我在对于“支那通”加以讥刺，且说明日本人的喜欢结论，语意之间好像笑着他们的粗疏。然而这脾气是也有长处的，他们的急于寻求结论，是因为急于实行的缘故，我们不应该笑一笑就完。

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改造》杂志上发表的，这时我们的“圣裔”，正在东京拜他们的祖宗，兴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译出，载于《杂文》〔４〕杂志第二号（七月），现在略加改定，转录在这里。

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５〕。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四，《关于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应三笠书房之托而作的，是写给读者看的绍介文，但我在这里，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临末我还要记念鎌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三三年七月，以病在故乡去世〔６〕，立在他的墓前的是我手写的碑铭。虽在现在，一想到那时只是当作有趣的记载着我的被打被杀的新闻，以及为了八十块钱，令我往返数次，终于不给的书店，我对于他，还是十分感愧的。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

自然，这情形是极不容易明了的，因为倘一公开，作家要怕受难，书店就要防封门，然而如果自己和出版界有些相关，便可以感觉到这里面的一部份消息。现在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已往的公开的事情。也许还有读者记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报》上，曾经登有一则这样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致引起上海出版业之恐慌、由新书业组织之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集议，于二月二十五日推举代表向市党部请愿结果、蒙市党部俯允转呈中央、将各书重行审查、从轻发落、同日接中央复电、允予照准、惟各书店于复审期内、须将被禁各书、一律自动封存、不再发卖、兹将各书店被禁书目、分录如次、店名书名译著者

神州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文艺批评集钱杏邨

浮士德与城柔石

现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石炭王郭沫若

黑猫郭沫若

创造十年郭沫若

果树园鲁迅

田汉戏曲集（五集）田汉檀泰琪儿之死田汉

平林泰子集沈端先

残兵周全平

没有樱花蓬子

挣扎楼建南

夜会丁玲

诗稿胡也频

炭矿夫龚冰庐

光慈遗集蒋光慈

丽莎的哀怨蒋光慈

野祭蒋光慈

语体文作法高语罕

藤森成吉集森堡

爱与仇森堡

新俄文学中的男女周起应大学生私生活周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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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家洪灵菲

流亡洪灵菲

萌芽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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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论续集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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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使蓬子

我的童年蓬子

结婚集蓬子

妇人之梦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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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团与他冯雪峰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胡也频现代中国作家选集蒋光慈新文艺辞典顾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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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欧洲的生活王独清湖风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郭沫若青年自修文学读本钱杏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田汉饥饿的光芒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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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山李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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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泉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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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杨骚

十月杨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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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蔷薇茅盾

韦护丁玲

现代欧洲的艺术冯雪峰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冯雪峰水沫文艺与批评鲁迅文艺政策鲁迅

银铃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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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冰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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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恋爱周起应

天马鲁迅自选集鲁迅苏联短篇小说集楼建南茅盾自选集茅盾

北新而已集鲁迅

三闲集鲁迅

伪自由书鲁迅

文学概论潘梓年

处女的心蓬子

旧时代之死柔石

新俄的戏剧与跳舞冯雪峰一周间蒋光慈

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合众二心集鲁迅

劳动的音乐钱杏邨

亚东义冢蒋光慈

少年飘泊者蒋光慈

鸭绿江上蒋光慈

纪念碑蒋光慈

百花亭畔高语罕

白话书信高语罕

两个女性华汉

转变洪灵菲

文艺安特列夫评传钱杏邨光明青年创作辞典钱杏邨暗云〔７〕王独清

泰东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钱杏邨枳花集冯雪峰

俄国文学概论蒋光慈

前线洪灵菲

中华咖啡店之一夜田汉日本现代剧选田汉

一个女人丁玲

一幕悲剧的写实胡也频开明苏俄文学理论陈望道春蚕茅盾

虹茅盾

蚀茅盾

三人行茅盾

子夜茅盾

在黑暗中丁玲

鬼与人心胡也频

民智美术概论陈望道

乐华世界文学史余慕陶中外文学家辞典顾凤城独清自选集王独清

文艺社会科学问答顾凤城儿童穷儿苦狗记楼建南良友苏联童话集楼建南商务希望柔石

一个人的诞生丁玲

圣徒胡也频

新中国水丁玲

华通别人的幸福胡也频乐华黎明之前龚冰庐

中学生中学生文艺辞典顾凤城出版界不过是借书籍以贸利的人们，只问销路，不管内容，存心“反动”的是很少的，所以这请愿颇有了好结果，为“体恤商艰”起见，竟解禁了三十七种，应加删改，才准发行的是二十二种，其余的还是“禁止”和“暂缓发售”。这中央的批答和改定的书目，见于《出版消息》〔８〕第三十三期（四月一日出版）——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执字第一五九二号

（呈为奉令禁毁大宗刊物附奉说明书恳请转函中宣会重行审核从轻处置以恤商艰由）

呈件均悉查此案业准

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函并决定办法五项一、平林泰子集等三十种早经分别查禁有案应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三十种内容宣传普罗文艺或挑拨阶级斗争或诋毁党国当局应予禁止发售三、浮士德与城等三十一种或系介绍普罗文学理论或系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确意识者颇有宣传反动嫌疑在剿匪严重时期内应暂禁发售四、创造十年等二十二种内容间有词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应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五、圣徒等三十七种或系恋爱小说或系革命以前作品内容均尚无碍对于此三十七种书籍之禁令准予暂缓执行用特分别开列各项书名单函达查照转饬遵照等由合仰该书店等遵照中央决定各点并单开各种刊物分别缴毁停售具报毋再延误是为至要件存此批

“附抄发各项书名单一份”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常务委员吴醒亚

潘公展

童行白

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略）

这样子，大批禁毁书籍的案件总算告一段落，书店也不再开口了。

然而还剩着困难的问题：书店是不能不陆续印行新书和杂志的，所以还是永远有陆续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门的危险。这危险，首先于店主有亏，那就当然要有补救的办法。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种风闻——真只是一种隐约的风闻——

不知道何月何日，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善后的方法。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９〕，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别的编辑们好像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散出的时候，某甲之友也是编辑先生的某乙，很感动的向或一书店代表道：“他牺牲了个人，总算保全了一种杂志！”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约是以为这种献策，颇于名誉有些损害的。其实这不过是神经衰弱的忧虑。即使没有某甲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不过用了别一种缘由来开始，况且这献策在当时，人们不敢纵谈，报章不敢记载，大家都认某甲先生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须，谁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过交头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誉无关。

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１０〕，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这种乱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１１〕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虽是文学家也很难脱体的，而且这也不算是恶德。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但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会被抢去了饭碗，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见一个西洋人从旅馆里出来，几辆洋车便向他飞奔而去，他坐了一辆，走了。这时忽然来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车夫的头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车上的照会。我知道这是车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为什么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为西洋人只有一个，当然只能坐一辆，他也并没有争。后来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诉我，说巡捕是每月总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懒惰，于饭碗颇有碍。真犯罪的不易得，就只好这么创作了。我以为审查官的有时审得古里古怪，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恐怕也是这缘故。倘使真的这样，那么，他们虽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诃夫选集”〔１２〕做成“残山剩水”，我也还是谅解的。

这审查办得很起劲，据报上说，官民一致满意了。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工作紧张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自在沪成立以来、迄今四阅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十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故出版界咸认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该会审查标准、如非对党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余均一秉大公、无私毫偏袒、故数月来相安无事、过去出版界、因无审查机关、往往出书以后、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审查会成立后、此种事件、已不再发生矣、闻中央方面、以该会工作成绩优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种组织、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员计划、以便利审查工作云、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１３〕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那么，不是还我自由，飘飘然了么？并不是的。未有此会以前，出版家倒还有一点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会而不见之后，却真觉得有些摇摇摆摆。大抵的农民，都能够自己过活，然而奥国和俄国解放农奴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哭起来了，因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活。况且我们的出版家并非单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复了某甲先生献策以前的状态，又会扣留，查禁，封门，危险得很。而且除怕被指为“反动文字”以外，又得怕违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训”成软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担，当局对于内交，又未必肯怎么“敦睦”，而“礼让为国”，也急于“体恤商艰”，所以我想，自有“审查会”而又不见之后，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胡，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

评论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但在我自己，却是一个纪念，一年完了，过而存之，长长短短，共四十七篇〔１４〕。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写讫。

〔１〕《文学百题》参看本卷第３２４页注〔１〕。该书原为百题，经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去二十六题；出版时被删各题仍列入目录，下注“阙”字。

〔２〕妇女年一九三三年冬，上海市商会和一些妇女团体为提倡国货，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简称妇女年。

〔３〕××会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４〕《杂文》文学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由杜宣、勃生编辑。国内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至第三号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四号起改名《质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期。

〔５〕陈源（１８９５—１９７３）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一文，其中诬蔑鲁迅说：“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闲话》中影射鲁迅“整大本的剽窃”。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６〕鎌田诚一殁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同年五月十七日鲁迅日记：“午后闻鎌田政一（诚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

〔７〕《暗云》一书已列入本书目的“光华”部分（见第４５５页）。据《出版消息》第三十三期所载，在“亚东”部分应补入“《爱的分野》蒋光慈”一种。

〔８〕《出版消息》半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停刊，共出四十八期，上海乐华图书公司编辑发行。

〔９〕某甲指《现代》杂志编者施蛰存。参看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的信。

〔１０〕《拾零集》共收杂文十六篇，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该书封底印有“本书审查证审字五百五十九号”字样。

〔１１〕许绍棣浙江临海人。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刊出冯珧（徐诗荃）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该校内部的一些腐败情形，出身该校的许绍棣于同年九月以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名义禁止《语丝》在浙江发行。

〔１２〕“契诃夫选集”指鲁迅翻译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九三六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内收契诃夫早期的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七篇的译文曾先在《译文》月刊发表，但《波斯勋章》一篇，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禁止刊登。

〔１３〕杜重远（１８９９—１９４３）辽宁开原人。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主编《新生》周刊，因《闲话皇帝》事件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

〔１４〕按本书除有题无文的《“题未定”草（四）》以外，共收杂文四十八篇。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且介亭杂文末编

《出关》的“关”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译文》复刊词

白莽作《孩儿塔》序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三月的租界

我要骗人

写于深夜里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续记

且介亭杂文末编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六年所作杂文三十五篇，

作者生前开始编集，后经许广平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出关》的“关”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２〕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３〕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我并没有遭着这种打击和恫吓，是万分幸福的，不过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这也并无他意，只以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咱们也不妨谈一谈而已。

看所有的批评，其中有两种，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得更小，或者简直封闭了。

一种，是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一个人。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不幸我那《出关》并不合于这一流人的胃口，于是一种小报上批评道：“这好像是在讽刺傅东华，然而又不是。”〔４〕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见并不“是在讽刺傅东华”了，这不是该从别处着眼了么？然而他因此又觉得毫无意味，一定要实在“是在讽刺傅东华”，这才尝出意味来。

这种看法的人们，是并不很少的，还记得作《阿Ｑ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Ｑ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有谁相像，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像。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５〕——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叫作“个人主义”，有破坏“联合战线”之罪，从此很不容易做人〔６〕。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说傅东华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儿，他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我对于这资格，也毫无轻视之意，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氚〔７〕，《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８〕，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氚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９〕：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还有一种，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自况总得占点上风，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１０〕。说得最凄惨的是邱韵铎〔１１〕先生——

“……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每周文学》的《海燕读后记》）

这一来真是非同小可，许多人都“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前面一个老子，青牛屁股后面一个作者，还有“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还有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竟一窠蜂似的涌“出关”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会不再出关，回上海请我们吃饭，出题目征集文章，做道德五百万言的了。

所以我现在想站在关口，从老子的青牛屁股后面，挽留住“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以及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首先是请不要“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因为“本意是不在这里”，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没说出在那里，也许看不出在那里。倘是前者，真是“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倘因后者，那么，却是我的文字坏，不够分明的传出“本意”的缘故。现在略说一点，算是敬扫一回两月以前“留在脑海里的影子”罢——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１２〕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１３〕；“儒者，柔也”〔１４〕，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１５〕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１６〕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１７〕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这样的凄惨，我想，这大约一定因为我的漫画化还不足够的缘故了，然而如果更将他的鼻子涂白，是不只“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这样子。

再引一段邱韵铎先生的独白——“……我更相信，他们是一定会继续地运用他们的心力和笔力，倾注到更有利于社会变革方面，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加强起来，同时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转为有利的力量，以联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

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然而我“们”和邱先生不同之处却就在这里，我“们”并不“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却会“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的关键也在这里。他起了有利于老子的心思，于是不禁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我的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但我疑心：邱韵铎先生以及像邱韵铎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也许倒只在这里的。

四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海燕》月刊。胡风、聂绀弩、萧军等创办，署史青文编。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仅出两期即被查禁。《出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３〕“名利双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社会日报》第三版刊有署名黑二之《四马路来消息三则学学时髦姑名之曰文坛三部曲》中说：“《八月的田间》自鲁迅及鲁系诸人转辗相捧之后，作者田军名利双收”。

〔４〕关于《出关》是讽刺傅东华的说法，见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上海《小晨报》徐北辰《评〈海燕〉》一文，其中说：“自老子被硬请上关，讲学，编讲义，以及得了饽饽等赠品被放行止，一句两句的零碎讽刺很多，但却看不准他究竟在讽刺谁，好像是傅东华，然而也只是好像而已，并没有可下断语的凭据。”傅东华（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任《文学》月刊主编。

〔５〕施耐庵相传为元末明初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作者。旧籍中关于他的记述互有出入，都无确证，所以这里说“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

〔６〕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７〕曹僇（？—１７６３或１７６４）号雪芹，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８〕《儒林外史》长篇讽刺小说，清代吴敬梓著。书中人物马二先生（马纯上）是个八股文选家。冯执中，应作冯萃中。清代金和在《儒林外史》跋文中说：“马纯上者，冯萃中。”

〔９〕胡适在一九二一年所写的《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１０〕老子参看本卷第３０１页注〔１２〕。相传孔丘向他问过礼。后来他西出函谷关而去。现存《老子》一书，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是战国时人编纂的老聃的言论集。

〔１１〕邱韵铎上海人，曾任创造社出版部主任。他的《海燕读后记》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二十一期。

〔１２〕太炎即章太炎，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０〕和本书《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注〔２〕。《诸子学略说》是他述评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学说的著作，其中论及老子出关事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原注：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偏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五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见一九○六年《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四册。）

〔１３〕老，是尚柔的《老子》上篇有“柔胜刚，弱胜强”这话。

〔１４〕“儒者，柔也”语出许慎《说文解字》卷八。

〔１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出《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１６〕“无为而无不为”语出《老子》上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下篇：“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无以为。”

〔１７〕关尹子相传是春秋末函谷关的关尹。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１〕

凯绥·勖密特（ＫａｅｔｈｅＳｃｈｍｉｄｔ）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于东普鲁士的区匿培克（Ｋｏｅｎｉｇｓｂｅｒｇ）。她的外祖父是卢柏（ＪｕｌｉｕｓＲｕｐｐ），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协会的创立者。父亲原是候补的法官，但因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见，没有补缺的希望了，这穷困的法学家便如俄国人之所说：“到民间去”〔２〕，做了木匠，一直到卢柏死后，才来当这教区的首领和教师。他有四个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凯绥的艺术的才能。凯绥先学的是刻铜的手艺，到一八八五年冬，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学的柏林，向斯滔发·培伦（ＳｔａｕｆｆｅｒＢｅｒｎ）〔３〕去学绘画。后回故乡，学于奈台（Ｎｅｉｄｅ）〔４〕，为了“厌倦”，终于向闵兴的哈台列克（Ｈｅｒｔｅｒｉｃｈ）〔５〕那里去学习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尔·珂勒惠支（Ｋａｒｌ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结婚，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于是凯绥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间住下，这才放下绘画，刻起版画来。待到孩子们长大了，又用力于雕刻。一八九八年，制成有名的《织工一揆》〔６〕计六幅，取材于一八四四年的史实，是与先出的霍普德曼（Ｇｅｒｈａｒｔ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７〕的剧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莱亲》，零一年刻《断头台边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连续版画《农民战争》七幅，获盛名，受Ｖｉｌｌａ－Ｒｏｍａｎａ奖金〔８〕，得游学于意大利。这时她和一个女友由佛罗棱萨步行而入罗马，然而这旅行，据她自己说，对于她的艺术似乎并无大影响。一九○九年作《失业》，一○年作《妇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为题材的小图。

世界大战起，她几乎并无制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儿子以义勇兵死于弗兰兑伦（Ｆｌａｎｄｅｒｎ）战线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选为普鲁士艺术学院会员，这是以妇女而入选的第一个。从一九年以来，她才仿佛从大梦初醒似的，又从事于版画了，有名的是这一年的纪念里勃克内希（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９〕的木刻和石刻，零二至零三年〔１０〕的木刻连续画《战争》，后来又有三幅《无产者》，也是木刻连续画。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１１〕，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２〕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禣e的同情，罢庑┦赵谒难壑校拇*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然而她在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儿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儿子像那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医生。

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诚如亚斐那留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１３〕之所说：“新世纪的前几年，她第一次展览作品的时候，就为报章所喧传的了。从此以来，一个说，‘她是伟大的版画家’；人就过作无聊的不成话道：‘凯绥·珂勒惠支是属于只有一个男子的新派版画家里的’。别一个说：‘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家’，第三个却道：‘她是悲观的困苦的画手’。而第四个又以为‘是一个宗教的艺术家’。要之：无论人们怎样地各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来解释这艺术，怎样地从中只看见一种的意义——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没有忘记她。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们中国，绍介的还不多，我只记得在已经停刊的《现代》和《译文》上，各曾刊印过她的一幅木刻，〔１４〕原画自然更少看见；前四五年，上海曾经展览过她的几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国所复制的作品，据我所见，以《凯绥·珂勒惠支画帖》（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Ｍａｐｐ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Ｖｅｒｌａｇ，Ｍｕｅｎ－ｃｈｅｎ，１９２７）为最佳，但后一版便变了内容，忧郁的多于战斗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数较多的，则有《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Ｄａｓ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Ｗｅｒｋ，ＣａｒｌＲｅｉｓ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Ｄｒｅｓｄｅｎ，１９３０），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此后又出了一本新集（ＤａｓＮｅｕｅＫ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Ｗｅｒｋ，１９３３），却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Ｗｉｌｈｅｌｍ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５〕批评她中期的作品，以为虽然间有鼓动的男性的版画，暴力的恐吓，但在根本上，是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形式也出于颇激的纠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紧握着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１６〕并取她的后来之作，以这批评为不足，他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和里培尔曼（Ｍａｘ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１７〕不同，并非只觉得题材有趣，来画下层世界的；她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她照目前的感觉，——永田一修说——描写着黑土的大众。她不将样式来范围现象。时而见得悲剧，时而见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无论她怎样阴郁，怎样悲哀，却决不是非革命。她没有忘却变革现社会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脱离了悲剧的，或者英雄的，阴暗的形式。”

而且她不但为周围的悲惨生活抗争，对于中国也没有像中国对于她那样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间，六个青年作家遇害〔１８〕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的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的时候，她也是署名的一个人。现在，用中国法计算作者的年龄，她已届七十岁了，这一本书的出版，虽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为她作一个小小的记念的罢。

选集所取，计二十一幅，以原版拓本为主，并复制一九二七年的印本《画帖》以足之。以下据亚斐那留斯及第勒（ＬｏｕｉｓｅＤｉｅｌ）〔１９〕的解说，并略参己见，为目录——（１）《自画像》（Ｓｅｌｂｓｔｂｉｌｄ）。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按《作品集》所列次序，当成于一九一○年顷〔２０〕；据原拓本，原大３４×３０ｃｍ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２）《穷苦》（Ｎｏｔ）。石刻，原大１５×１５ｃｍ据原版拓本，后五幅同。这是有名的《织工一揆》（ＥｉｎＷｅｂｅｒａｕｆｓｔａｎｄ）的第一幅，一八九八年作。前四年，霍普德曼的剧本《织匠》始开演于柏林的德国剧场，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勖列济安（Ｓｃｈｌｅ－ｓｉｅｎ）〔２１〕麻布工人的蜂起，作者也许是受着一点这作品的影响的，但这可以不必深论，因为那是剧本，而这却是图画。我们借此进了一间穷苦的人家，冰冷，破烂，父亲抱一个孩子〔２２〕，毫无方法的坐在屋角里，母亲是愁苦的，两手支头，在看垂危的儿子，纺车静静的停在她的旁边。（３）《死亡》（Ｔｏｄ）。石刻，原大２２×１８ｃｍ同上的第二幅。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得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改革运命的力量。

（４）《商议》（Ｂｅｒａｔｕｎｇ）。石刻，原大２７×１７ｃｍ同上的第三幅。接着前两幅的沉默的忍受和苦恼之后，到这里却现出生存竞争的景象来了。我们只在黑暗中看见一片桌面，一只杯子和两个人，但为的是在商议摔掉被践踏的运命。（５）《织工队》（Ｗｅｂｅｒｚｕｇ）。铜刻，原大２２×２９ｃｍ同上的第四幅。队伍进向吮取脂膏的工场，手里捏着极可怜的武器，手脸都瘦损，神情也很颓唐，因为向来总饿着肚子。队伍中有女人，也疲惫到不过走得动；这作者所写的大众里，是大抵有女人的。她还背着孩子，却伏在肩头睡去了。（６）《突击》（Ｓｔｕｒｍ）。铜刻，原大２４×２９ｃｍ同上的第五幅。工场的铁门早经锁闭，织工们却想用无力的手和可怜的武器，来破坏这铁门，或者是飞进石子去。女人们在助战，用痉挛的手，从地上挖起石块来。孩子哭了，也许是路上睡着的那一个。这是在六幅之中，人认为最好的一幅，有时用这来证明作者的《织工》，艺术达到怎样的高度的。（７）《收场》（Ｅｎｄｅ）。铜刻，原大２４×３０ｃｍ同上的第六和末一幅。我们到底又和织工回到他们的家里来，织机默默的停着，旁边躺着两具尸体，伏着一个女人；而门口还在抬进尸体来。这是四十年代，在德国的织工的求生的结局。（８）《格莱亲》（Ｇｒｅｔｃｈｅｎ）。一八九九年作，石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歌德（Ｇｏｅｔｈｅ）的《浮士德》（Ｆａｕｓｔ）〔２３〕有浮士德爱格莱亲，诱与通情，有孕；她在井边，从女友听到邻女被情人所弃，想到自己，于是向圣母供花祷告事。这一幅所写的是这可怜的少女经过极狭的桥上，在水里幻觉的看见自己的将来。她在剧本里，后来是将她和浮士德所生的孩子投在水里淹死，下狱了。原石已破碎。

（９）《断头台边的舞蹈》（ＴａｎｚＵｍＤｉｅＧｕｉｌｌｏｔｉｎｅ）。一九○一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一种情景：断头台造起来了，大家围着它，吼着“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ＤａｎｓｏｎｓＬａＣａｒｍａｇｎｏｌｅ！）〔２４〕的歌，在跳舞。不是一个，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同样的可怕了的一群。周围的破屋，像积叠起来的困苦的峭壁，上面只见一块天。狂暴的人堆的臂膊，恰如净罪的火焰一般，照出来的只有一个阴暗。

（１０）《耕夫》（ＤｉｅＰｆｌｕｅｇｅｒ）。原大３１×４５ｃｍ这就是有名的历史的连续画《农民战争》（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的第一幅。画共七幅，作于一九○四至○八年，都是铜刻。现在据以影印的也都是原拓本。“农民战争”是近代德国最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以一五二四年顷，起于南方，其时农民都在奴隶的状态，被虐于贵族的封建的特权；玛丁·路德〔２５〕既提倡新教，同时也传播了自由主义的福音，农民就觉醒起来，要求废止领主的苛例，发表宣言，还烧教堂，攻地主，扰动及于全国。然而这时路德却反对了，以为这种破坏的行为，大背人道，应该加以镇压，诸侯们于是放手的讨伐，恣行残酷的复仇，到第二年，农民就都失败了，境遇更加悲惨，所以他们后来就称路德为“撒谎博士”。这里刻划出来的是没有太阳的天空之下，两个耕夫在耕地，大约是弟兄，他们套着绳索，拉着犁头，几乎爬着的前进，像牛马一般，令人仿佛看见他们的流汗，听到他们的喘息。后面还该有一个扶犁的妇女，那恐怕总是他们的母亲了。

（１１）《凌辱》（Ｖｅｒｇｅｗａｌｔｉｇｔ）。同上的第二幅，原大３５×５３ｃｍ男人们的受苦还没有激起变乱，但农妇也遭到可耻的凌辱了；她反缚两手，躺着，下颏向天，不见脸。死了，还是昏着呢，我们不知道。只见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躏，显着曾经格斗的样子，较远之处，却站着可爱的小小的葵花。（１２）《磨镰刀》（ＢｅｉｍＤｅｎｇｅｌｎ）。同上的第三幅，原大３０×３０ｃｍ这里就出现了饱尝苦楚的女人，她的壮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块磨石，磨快大镰刀的刀锋，她那小小的两眼里，是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

（１３）《圆洞门里的武装》（ＢｅｗａｆｆｎｕｎｇＩｎＥｉｎｅｍＧｅ－ｗｏｅｌｂｅ）。同上的第四幅，原大５０×３３ｃｍ大家都在一个阴暗的圆洞门下武装了起来，从狭窄的戈谛克式〔２６〕阶级蜂涌而上：是一大群拚死的农民。光线愈高愈少；奇特的半暗，阴森的人相。

（１４）《反抗》（Ｌｏｓｂｒｕｃｈ）。同上的第五幅，原大５１×５０ｃｍ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从全体上洋溢着复仇的愤怒。她浑身是力，挥手顿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还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也如《织工一揆》里一样，女性总是参加着非常的事变，而且极有力，这也就是“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的精神。（１５）《战场》（Ｓｃｈｌａｃｈｔｆｅｌｄ）。同上的第六幅，原大４１×５３ｃｍ农民们打败了，他们敌不过官兵。剩在战场上的是什么呢？几乎看不清东西。只在隐约看见尸横遍野的黑夜中，有一个妇人，用风灯照出她一只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触动一个死尸的下巴。光线都集中在这一小块上。这，恐怕正是她的儿子，这处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现在流着的却不是汗而是鲜血了。

（１６）《俘虏》（ＤｉｅＧｅｆａｎｇｅｎｅｎ）。同上的第七幅，原大３３×４２ｃｍ，画里是被捕的孑遗，有赤脚的，有穿木鞋的，都是强有力的汉子，但竟也有儿童，个个反缚两手，禁在绳圈里。他们的运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各人的神气，有已绝望的，有还是倔强或愤怒的，也有自在沉思的，却不见有什么萎靡或屈服。

（１７）《失业》（Ａｒｂｅｉｔｓ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一九○九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４４×５４ｃｍ他现在闲空了，坐在她的床边，思索着——然而什么法子也想不出。那母亲和睡着的孩子们的模样，很美妙而崇高，为作者的作品中所罕见。（１８）《妇人为死亡所捕获》（ＦｒａｕＶｏｍＴｏｄＧｅｐａｃｋｔ），亦名《死和女人》（ＴｏｄＵｎｄＷｅｉｂ）。一九一○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他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一转眼间，对面就是两界。“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而这妇人则是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

（１９）《母与子》（ＭｕｔｔｅｒＵｎｄＫｉｎｄ）。制作年代未详〔２７〕，铜刻；据《画帖》，原大１９×１３ｃｍ在《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中所见的百八十二幅中，可指为快乐的不过四五幅，这就是其一。亚斐那留斯以为从特地描写着孩子的呆气的侧脸，用光亮衬托出来之处，颇令人觉得有些忍俊不禁。（２０）《面包！》（Ｂｒｏｔ！）。石刻，制作年代未详〔２８〕，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３０×２８ｃｍ饥饿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亲的的心的。这里是孩子们徒然张着悲哀，而热烈地希望着的眼，母亲却只能弯了无力的腰。她的肩膀耸了起来，是在背人饮泣。她背着人，因为肯帮助的和她一样的无力，而有力的是横竖不肯帮助的。她也不愿意给孩子们看见这是剩在她这里的仅有的慈爱。（２１）《德国的孩子们饿着！》（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ＫｉｎｄｅｒＨｕｎｇｅｒｎ！）。石刻，制作年代未详〔２９〕，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４３×２９ｃｍ他们都擎着空碗向人，瘦削的脸上的圆睁的眼睛里，炎炎的燃着如火的热望。谁伸出手来呢？这里无从知道。这原是横幅，一面写着现在作为标题的一句，大约是当时募捐的揭帖。后来印行的，却只存了图画。作者还有一幅石刻，题为《决不再战！》（ＮｉｅＷｉｅｄｅｒＫｒｉｅｇ！），是略早的石刻，可惜不能搜得；而那时的孩子，存留至今的，则已都成了二十以上的青年，可又将被驱作兵火的粮食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由鲁迅编选，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用珂罗版和宣纸印制。

〔２〕“到民间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的口号。

〔３〕斯滔发·培伦（１８５７—１８９１）现译施陶费尔－贝尔恩，瑞士画家。曾在柏林女子绘画学校任教。

〔４〕奈台（ＥｍｉｌＮｅｉｄｅ）现译埃米尔·奈德，德国画家。作品多以犯罪为题材，据珂勒惠支回忆，其轰动一时的作品是《生之厌倦》。

〔５〕哈台列克现译赫特里希。珂勒惠支曾在慕尼黑（旧译“闵兴”）的赫特里希美术学校（ＴｈｅＨｅｒｔｅｒｉｃｈＡｃａｄｅｍｙ）学习过。

〔６〕《织工一揆》（ＥｉｎＷｅｂｅｒａｕｆｓｔａｎｄ）“织工起义”的意思。一揆，日本语。

〔７〕霍普德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他的剧本《织工》（ＤｉｅＷｅｂｅｒ）以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出版于一八九二年。

〔８〕Ｖｉｌｌａ－Ｒｏｍａｎａ奖金Ｖｉｌｌａ－Ｒｏｍａｎａ，意大利文，意为“罗马别墅”。这项奖金的获得者可在意大利居住一年，以熟悉当地艺术宝藏并进行创作。

〔９〕里勃克内希（ＫＡＦ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１８７１—１９１９）通译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革命家、作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他领导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起义，于同月十五日被杀害。

〔１０〕应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

〔１１〕霍普德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希特勒执政后，又曾对纳粹主义表示妥协。但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常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具有社会批判意义。下面所引他的话，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上的题词。

〔１２〕罗曼·罗兰参看本卷第４１５页注〔４〕。这里所引他的话，是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前面的题词，原文为法文。

〔１３〕亚斐那留斯（１８５６—１９２３）德国艺术批评家、诗人，曾创办《艺术》杂志。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于一九二十年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帖》。

〔１４〕《现代》参看本卷第１２４页注〔５〕。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刊登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同时，刊出了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刊有她的《被死所袭击的孩子》、《饿》、《战后的寡妇》、《母亲们》等四幅版画。《译文》，参看本卷第４９２页注〔１〕。该刊终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刊有珂勒惠支的木刻《吊丧》。

〔１５〕霍善斯坦因（１８８２—１９５７）德国文艺批评家。著有《艺术与社会》、《现代的艺术中的社会的要素》等。

〔１６〕永田一修日本艺术评论家。这里所引他的话，见《无产阶级艺术论》（一九三○年出版）。

〔１７〕里培尔曼（１８４７—１９３５）德国画家，德国印象派的先驱。作品有《罐头工厂女工》、《麻纺工场》等。

〔１８〕六个青年作家遇害应为五个青年作家遇害。参看本卷第１５８页注〔３〕。

〔１９〕第勒现译为路易斯·迪尔，德国美术家。

〔２０〕应为一九一九年。

〔２１〕勖列济安通译西里西亚。一八四四年六月四日，西里西亚的织工反对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发动起义，不久即遭到镇压而失败。

〔２２〕关于《穷苦》，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致日本鹿地亘的信中说：“请将说明之二《穷苦》条下‘父亲抱一个孩子’的‘父亲’改为‘祖母’。我看别的复制品，怎么看也像是女性。Ｄｉｅｌ的说明中也说是祖母。”

〔２３〕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德国诗人、学者。《浮士德》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长篇诗剧，描写主人公浮士德为了探求生活的意义，借助魔鬼的力量遍尝人生悲欢的奇特经历。

〔２４〕加尔玛弱儿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舞曲。“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是这首舞曲中的一句歌词。

〔２５〕玛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德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最初反对教皇，揭露教会的腐败，同情农民起义，但不久就站到统治阶级一边，和贵族、教皇等结成同盟，镇压农民起义。

〔２６〕戈谛克式又译哥特式，十一世纪时创始于法国北部的一种建筑式样，以尖顶的拱门和高耸的尖屋顶为其特色。

〔２７〕《母与子》制作于一九一○年。

〔２８〕《面包！》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２９〕《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２〕，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的一般情况而论，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首先将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

〔１〕本篇是作者应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博士（ＤｒＪＰｒｕｓｅｋ，１９０７—１９８０）之请而写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曾据作者所有底稿刊出，题作《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一九三七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编者据底稿改题为《捷克译本》。现据《呐喊》捷克译本（《Ｖｒａｕａ》）书前影印的手迹排印。捷克文译本译者为普实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ＶＮｏｖｏｔｎá），收《呐喊》中小说八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

〔２〕捷克的兴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原先长期受奥匈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宣告独立，联合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译文》复刊词

先来引几句古书，——也许记的不真确，——庄子曰：“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２〕

《译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出世的。那时候，鸿篇巨制如《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库》〔３〕之类，还没有诞生，所以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大约可以说是仿佛戈壁中的绿洲，几个人偷点余暇，译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读者，也大家看看，自寻一点乐趣，也希望或者有一点益处，——但自然，这决不是江湖之大。

不过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运会，再和大家相见了。

内容仍如创刊时候的《前记》里所说一样：原料没有限制；门类也没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

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三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复刊号”。

《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最初三期为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五年九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

〔２〕“涸辙之鲋”等语，参看本卷第４８９页注〔８〕。

〔３〕《世界文学》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包括我国）的双月刊，伍蠡甫编辑，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上海黎明书局发行。《世界文库》，参看本卷第３５８页注〔３〕。

白莽作《孩儿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２〕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３〕，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白莽遗诗序》。

〔２〕白莽（１９０９—１９３１）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徐白，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孩儿塔》是他的诗集。

〔３〕徐培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署长。一九三四年间因航空署焚毁，曾被捕入狱。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候，喧传有好几位名人都要译《资本论》，自然依据着原文，但有一位还要参照英，法，日，俄各国的译本。到现在，至少已经满六年，还不见有一章发表，这种事业之难可想了。对于苏联的文学作品，那时也一样的热心，英译的短篇小说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坠入狼群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则化为“飞脚阿息普”，或则化为“飞毛腿奥雪伯”〔２〕；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译《蔚蓝的城》〔３〕输入的时候，志士们却已经没有这么起劲，有的还早觉得“伊凡”“彼得”，还不如“一洞”“八索”〔４〕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５〕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这固然也因为一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骗了。

靖华是未名社中之一员；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一次〔６〕，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封了。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７〕一同被收没，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书，遂成为天地之间的珍本。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图书馆被焚毁，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以及未名社的横祸，我那时颇觉得北方官长，办事较南方为森严，元朝分奴隶为四等〔８〕，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实在并非无故。后来知道梁教授虽居北地，实是南人，以及靖华的小说想在南边出版，也曾被锢多日〔９〕，就又明白我的决论其实是不确的了。这也是所谓“学问无止境”罢。

但现在居然已经得到出版的机会，闲话休题，是当然的。言归正传：则这是合两种译本短篇小说集而成的书，删去两篇，加入三篇，以篇数论，有增无减。所取题材，虽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见水闸建筑，不见集体农场，但在苏联，还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从我们中国人看来，也全是亲切有味的文章。至于译者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读书界中早有定论，不待我多说的了。

靖华不厌弃我，希望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体力衰惫，不能为文，以上云云，几同塞责。然而靖华的译文，岂真有待于序，此后亦如先前，将默默的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是无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且介亭之东南角。

〔１〕本篇最初印入《苏联作家七人集》。

《苏联作家七人集》，共收短篇小说十五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２〕“飞脚阿息普”、“飞毛腿奥雪伯”这是苏联卡萨特金作的短篇小说《飞着的奥西普》的两种中译名。这两种中译本都是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英译苏联短篇小说集《飞着的奥西普》转译的。

〔３〕《蔚蓝的城》英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阿·托尔斯泰等著，一九二九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有薛绩晖的中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４〕“伊凡”“彼得”俄国常见的人名。“一洞”“八索”，中国麻将牌中的两种牌名。

〔５〕《三姊妹》俄国作家契诃夫作的四幕剧。《白茶》，苏联独幕剧集，收独幕剧五篇，其中的《白茶》系班珂所作。《烟袋》，苏联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十一篇，其中的《烟袋》系爱伦堡所作。《四十一》，即《第四十一》，中篇小说，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作，后来收入《苏联作家七人集》中。

〔６〕关于未名社的被封，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７〕。

〔７〕“新式炸弹”一九三二年秋，北平警察当局查抄台静农寓所时，把一件制造化妆品的器具误认为“新式炸弹”，将台拘捕；同时没收了曹靖华译的《烟袋》和《第四十一》的存书。

〔８〕元朝分奴隶为四等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其次为色目人，指蒙古人在侵入中原之前所征服的西域人，包括钦察、唐兀、回回等族；再次为汉人，指在金人治下的北中国的汉族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最后为南人，即南宋遗民。

〔９〕上海现代书局原说要出版曹靖华所译的苏联小说，但又将他的译稿搁置起来，后由鲁迅索回编成《苏联作家七人集》。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２〕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３〕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４〕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５〕，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６〕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７〕。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

〔８〕

·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９〕，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１０〕。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Ｑ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１１〕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１２〕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１３〕，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１４〕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１５〕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１６〕，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１７〕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１８〕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１９〕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２０〕，译过几章《死魂灵》〔２１〕，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２２〕，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２３〕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２４〕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２５〕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２６〕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２７〕发表了ＯＶ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ＯＶ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２８〕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２９〕。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３０〕。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３１〕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３２〕。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３３〕，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３４〕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３５〕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３６〕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胡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３７〕。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２〕徐懋庸参看本卷第２９３页注〔１〕。

〔３〕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４〕“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５〕“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６〕《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７〕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８〕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４１９页注〔９〕。

〔９〕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１０〕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１１〕杜衡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４〕。杨邨人，参看本卷第１４９页注〔９〕；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１２〕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１３〕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１４〕“白衣秀士”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１５〕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１６〕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１７〕茅盾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１８〕聂绀弩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２〕。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１９〕辛人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２０〕两本版画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２１〕《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２２〕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２３〕咸肉庄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２４〕指沈端先（夏衍）。

〔２５〕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２６〕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２７〕《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一期发表了ＯＶ（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２８〕周文（１９０７—１９５２）又名何谷天，四川荥经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２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３０〕田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３１〕“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ｅ的音译。

〔３２〕战斗的宣言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３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七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一九三九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３４〕傅郑指傅东华和郑振铎。参看本卷第３４８页注〔４〕、第５２２页注〔４〕。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３５〕“二十一条”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

〔３６〕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３７〕《斯太林传》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为书名，徐懋庸译，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２〕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３〕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４〕和作邹容〔５〕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６〕。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７〕，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８〕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９〕。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１０〕，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１１〕斗争，和“××”的×××斗争〔１２〕，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１３〕，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１４〕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１５〕，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１６〕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１７〕，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１８〕，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１９〕，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２０〕，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２１〕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鑣。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２２〕，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２３〕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

〔２〕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

〔３〕《訄书》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２１〕。

〔４〕康有为参看本卷第４３页注〔１１〕。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５〕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国，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军》一书，书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次年三月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租界狱中。

〔６〕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苏报》案”。《苏报》，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报。因它曾刊文介绍《革命军》一书，经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后将章炳麟、邹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县知县会同会审公廨审讯，宣布他们的罪状为：“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

〔７〕《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一九○三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七期（一九○三年九月）。

〔８〕沈禹希（１８７２—１９０３）名荩，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的参加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一九○○年回国，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一九○三年被捕，杖死狱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载《浙江潮》第九期（一九○三年十一月）。

〔９〕《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又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编。

〔１０〕“俱分进化”章太炎曾在《民报》第七号（一九○六年九月）发表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一文，其中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１１〕梁启超参看本卷第３１９页注〔６〕。他逃亡日本后，于一九○二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曾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

〔１２〕和“××”的×××斗争“××”疑为“献策”二字，×××指吴稚晖。吴稚晖（名敬恒）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按当时为江苏候补道）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足下献策事，则rrr言之。……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有以知rrr之言实也。”后来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今告足下，rrr一幕友，前岁来此游历，与仆相见而说其事……足下既见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

〔１３〕×××指蓝公武。章太炎在《民报》第十号（一九○六年十二月）发表的《与人书》中说：“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辨乎？”书末又有附白：“再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有蓝公武《“汗牛之充栋”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一文，说：“当日和太炎辨难的是我，所辩论的题目，是哲学上一个善恶的问题。”按蓝公武（１８８７—１９５７），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又章太炎函中所说的“贵报”，指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在日本发行的《教育杂志》。

〔１４〕一九○八年作者在东京时曾在章太炎处听讲小学。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中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

〔１５〕章太炎这几句话，见《民报》第六号（一九○六年八月）所载他的《演说录》：“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坡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１６〕袁世凯参看本卷第１２８页注〔３〕。

〔１７〕《中华民国解》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一九○七年七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１８〕投壶参看本卷第３２１页注〔２２〕。一九二六年八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１９〕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章太炎在一九○六年五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算来自戊戌年（１８９８）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载《民报》第六号）至于“三入牢狱”，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考者为两次：一九○三年五月因《苏报》案被捕，监禁三年，期满获释；一九一三年八月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袁死后始得自由。

〔２０〕“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２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语见韩愈诗《调张籍》。

〔２２〕《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木刻本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种。其中无“诗录”，诗即附于“文录”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丛书续编》，由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钱玄同等编校，一九三三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种。

〔２３〕《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据《汉书·孟喜传》唐代颜师古注：“同门，同师学者也。”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２〕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３〕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ＶＦａｖｏｒｓ－ｋｙ）〔４〕，和他的一派兑内加（ＡＤｅｉｎｅｋａ）〔５〕，冈察洛夫（Ａ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６〕，叶卡斯托夫（ＧＥｃｈｅｉｓｔｏｖ）〔７〕，毕珂夫（ＭＰｉｋｏｖ）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ＰＰａｖｌｉｎｏｖ）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ＡＫｒａｖｃｈｅｎｋｏ）〔８〕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Ｄｎｅｐｒｏｓｔ－ｒｏｙ），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则恐怕是最先绍介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铁流》〔９〕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安娜·加里尼娜》〔１０〕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ＤＭｉｔｒｏｋｈｉｎ），希仁斯基（ＬＫｈｉｚ－ｈｉｎｓｋｙ），莫察罗夫（ＳＭｏｃｈａｌｏｖ）〔１１〕，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别的作者和作品，展览会的说明书上各有简要说明，而且临末还揭出了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努力”，在这里也无须我赘说了。

但我们还有应当注意的，是其中有乌克兰，乔其亚〔１２〕，白俄罗斯的艺术家的作品，我想，倘没有十月革命，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们见面，也未必会得出现的。

现在，二百余幅的作品，是已经灿烂的一同出现于上海了。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附记：会中的版画，计有五种。一木刻，一胶刻（目录译作“油布刻”，颇怪），看名目自明。两种是用强水浸蚀铜版和石版而成的，译作“铜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录，译作“蚀刻”和“石印”亦无不可。还有一种Ｍｏｎｏｔｙｐｅ，是在版上作画，再用纸印，所以虽是版画，却只一幅的东西，我想只好译作“独幅版画”。会中的说明书上译作“摩诺”，还不过等于不译，有时译为“单型学”，却未免比不译更难懂了。其实，那不提撰人的说明，是非常简而得要的，可惜译得很费解，如果有人改译一遍，即使在闭会之后，对于留心版画的人也还是很有用处的。

二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申报》。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联合主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起在上海举行，为期一周。

〔２〕“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语出《孟子·滕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３〕关于中国现代木刻的兴起，参看《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４〕法复尔斯基苏联木刻家。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５〕兑内加（ＡＡfjmjjl[，１８９９—？）现译捷依涅卡，苏联水彩画、版画家。

〔６〕冈察洛夫（Ａd]gjz[\gk，，１９０３—？）　苏联书籍插画艺术家。

〔７〕　叶卡斯托夫（]dmzjmhigk）现译叶契依斯托夫，生平不详。

〔８〕　克拉甫兼珂（Ａd^dq\[kzjjlg１８８９—１９４０）　苏联木刻家。

〔９〕《铁流》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著的长篇小说。毕斯凯莱夫（１８９２—１９５９）为《铁流》所作的四幅插图，曾经鲁迅推荐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文学》月刊创刊号。

〔１０〕《安娜·加里尼娜》通译《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１８２８—１９１０）著的长篇小说。

〔１１〕密德罗辛、希仁斯基、莫察罗夫都是苏联木刻家。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１２〕乔其亚现译为格鲁吉亚。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２〕，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３〕。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４〕先生的文章为证——“《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５〕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６〕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豫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四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田军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１〕。《大连丸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当时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

〔３〕《八月的乡村》田军著的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鲁迅曾为之作序，并将它编入《奴隶丛书》，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４〕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５〕高尔基出生于木工家庭，早年曾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等。

〔６〕吉须（ＥＥＫｉｓｃｈ，１８８５—１９４８）也译作基希，捷克报告文学家。用德文写作。希特勒统治时期因反对纳粹政权而逃亡国外。

“九一八”事变后曾来过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

我要骗人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２〕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３〕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马路旁边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静，再没有卖食物的小商人了，只听得有时从远处传来着犬吠。然而过了两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殴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车夫和洋车夫，日本的报章〔４〕，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们给了一个“愚民”的徽号。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天下太平的，只因为有这样的“愚民”，所以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聪明，却只因为懒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５〕——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６〕，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没有搬家，也并不是因为怀着天下太平的确信，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那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

但当大家正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热闹，或者坐在家里读世界文学史之类的心思。走远一点，到电影院里散闷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７〕。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那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了。

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这样的消遣了一些时光，傍晚回家，又走进了静悄悄的环境。听到远地里的犬吠声。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

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到门外去看了一下。

已经连人影子也看不见。只在一家的檐下，有一个卖馄饨的，在和两个警察谈闲天。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见的特别穷苦的肩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见他并无生意。用两角钱买了两碗，和我的女人两个人分吃了。算是给他赚一点钱。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８〕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业，又未中止之际，遇到山本社长〔９〕了。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１０〕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倘能用了笔，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谓眼泪洗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写着漫无条理的文章，一面又觉得对不起热心的读者了。

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

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原稿为日文，后由作者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文学丛报》月刊第三期。

在《改造》发表时，第四段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及第十五段中“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文学丛报》发表时经作者补入，该刊编者在《编后》中曾有说明。

〔２〕浅间山日本的火山，过去常有人去投火山口自杀；它也是游览地区，山下设有旅馆等。

〔３〕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晚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窦乐安路被暗杀。当时日本侵略者曾借此进行威胁要挟。

〔４〕日本的报章指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

〔５〕上海战争指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战争。当时作者的住所临近战区。

〔６〕自由早被剥夺指作者被通缉的事。一九三○年二月作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７〕指当时上海的“租界”地区。

〔８〕庄子（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编的《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大宗师》和《天运》篇中都有这样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天运》篇作“不若”）相忘于江湖。”“涸辙之鲋”，另见《庄子·外物》篇。

〔９〕山本社长山本实彦（１８８５—１９５２），当时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

〔１０〕太阳的圆圈指日本的国旗。

写于深夜里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２〕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Ｐｒｏｆ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３〕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４〕，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５〕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６〕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现在就有她的作品的复印二十一幅，来作证明；并且对于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又有这样的益处的——一，近五年来，木刻已颇流行了，虽然时时受着迫害。但别的版画，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关于卓伦（ＡｎｄｅｒｓＺｏｒｎ）〔７〕的书。现在所绍介的全是铜刻和石刻，使读者知道版画之中，又有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画之类更加普遍，而且看见和卓伦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内容。

二，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就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三，现在中国的报纸上多喜欢登载张口大叫着的希特拉〔８〕像，当时是暂时的，照相上却永久是这姿势，多看就令人觉得疲劳。现在由德国艺术家的画集，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二

略论暗暗的死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

新近在林语堂〔９〕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铢堂〔１０〕先生的文章，却是别一种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死囚喝采，是崇拜失败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

残害了几万几十万人，还只“能博得一时的慑服”，为“成功的帝王”设想，实在是大可悲哀的：没有好法子。不过我并不想替他们划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去，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杀人。这时他也如铢堂先生一样，觉得民众自有好恶，不论成败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种秘密法，是即使没有策士的献议，也总有一时要采用的，也许有些地方还已经采用。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１１〕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三

一个童话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ＤＺＺ》〔１２〕，有为纪念海涅（ＨＨｅｉ－ｎｅ）〔１３〕死后八十年，勃莱兑勒（ＷｉｌｌｉＢｒｅｄｅｌ）〔１４〕所作的《一个童话》，很爱这个题目，也来写一篇。

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地面上也不能走了，总得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皮肤的抵抗力也衰弱起来，一有紧要的事情，就伤风，同时还传染给大臣们，一齐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载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有一天的早晨，许多军警围住了一个美术学校〔１５〕。校里有几个中装和西装的人在跳着，翻着，寻找着，跟随他们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枪。不多久，一位西装朋友就在寄宿舍里抓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肩头。

“现在政府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检查，请你……”

“你查罢！”那青年立刻从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条箱来。

这里的青年是积多年的经验，已颇聪明了的，什么也不敢有。但那学生究竟只有十八岁，终于被在抽屉里，搜出几封信来了，也许是因为那些信里面说到他的母亲的困苦而死，一时不忍烧掉罢。西装朋友便子子细细的一字一字的读着，当读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的时候，就把眉头一扬，摸出一枝铅笔来，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线，问道：“这是怎么讲的？”

“…………”

“谁吃你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

但他并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将信一折，塞在衣袋里；又把那学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铁流》，《静静的顿河》〔１６〕，剪贴的报，都放在一处，对一个警察说：“我把这些交给你！”

“这些东西里有什么呢，你拿去？”青年知道这并不是好事情。

但西装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顺手一指，对别一个警察命令道：

“我把这个交给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门口去了。门外还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１７〕，背脊上都有一只勇壮巨大的手在抓着。旁边围着一大层教员和学生。

四

又是一个童话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后，拘留所里开审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上面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一个是马褂，西边的一个是西装，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乐天派，录口供的。警察吆喝着连抓带拖的弄进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来，苍白脸，脏衣服，站在下面。马褂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就又问道：“你是木刻研究会〔１８〕的会员么？”

“是的。”

“谁是会长呢？”

“Ｃｈ……正的，Ｈ……副的。”

“他们现在在那里？”

“他们都被学校开除了，我不晓得。”

“你为什么要鼓动风潮呢，在学校里？”

“阿！……”青年只惊叫了一声。

“哼。”马褂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来给他看，“这是你刻的吗？”

“是的。”

“刻的是谁呢？”

“是一个文学家。”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卢那却尔斯基〔１９〕。”

“他是文学家？——他是那一国人？”

“我不知道！”这青年想逃命，说谎了。

“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露西亚〔２０〕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亚红军军官吗？我在露西亚的革命史上亲眼看见他的照片的呀！你还想赖？”

“那里！”青年好像头上受到了铁椎的一击，绝望的叫了一声。

“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

“那里……这完全不是……”

“不要强辩了，你总是‘执迷不悟’！我们很知道你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很苦。但你得从实说来，好使我们早些把你送给法院判决。——监狱里的生活比这里好得多。”青年不说话——他十分明白了说和不说一样。

“你说，”马褂又冷笑了一声，“你是ＣＰ，还是ＣＹ〔２１〕？”“都不是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

“红军军官会刻，ＣＰ，ＣＹ就不懂了？人这么小，却这样的刁顽！去！”于是一只手顺势向前一摆，一个警察很聪明而熟练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写到这里，似乎有些不像童话了。但如果不称它为童话，我将称它为什么呢？特别的只在我说得出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实的信

“敬爱的先生：

你问我出了拘留所以后的事情么，我现在大略叙述在下面——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２２〕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

‘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

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２３〕，曾在三刻钟之内，打死了二十二个；福建人民政府〔２４〕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五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

约莫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法官只问我们三句话，怎么可以做起诉书的呢？可以的！原文虽然不在手头，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条目已经忘记了——‘……Ｃｈ……Ｈ……所组织之木刻研究会，系受共党指挥，研究普罗艺术之团体也。被告等皆为该会会员，……核其所刻，·皆·为红军军官及劳动饥饿者之景象，·借·以鼓动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之一日。……’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审判庭。庭上一字儿坐着老爷五位，威严得很。然而我倒并不怎样的手足无措，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浮出了一幅图画，那是陀密埃（ＨｏｎｏｒéＤａｕｍｉｅｒ）的《法官》〔２５〕，真使我赞叹！

审判庭开后的第八日，开最后的判决庭，宣判了。判决书上所开的罪状，也还是起诉书上的那么几句，只在它的后半段里，有——

‘核其所为，当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条，刑法第×百×十×条第×款，各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特依××法第×千×百×十×条第×款之规定，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判决书送到后十日以内，不服上诉……’云云。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

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

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栊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于忘却！使我苦痛！……然而，入狱的原因，直到我出来之后才查明白。祸根是在我们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而他却是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而那个硬派卢那却尔斯基为红军军官的马褂老爷，又是他的姐夫，多么便利呵！

写完了大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心里不禁渐渐地冰凉了起来。然而我自信自己还并不怎样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凉起来了……愿你的身体康健！

人凡〔２６〕。四月四日，后半夜。”

（附记：从《一个童话》后半起至篇末止，均据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记》。四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诲《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此文是为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呼声》（ＴｈｅＶ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而作，英译稿发表于同年六月一日该刊第一卷第六期。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曹白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又在五月四日信中说：“你的那一篇文章（按指《坐牢略记》），尚找不着适当的发表之处。我只抄了一段，连一封信（略有删去及改易），收在《写在深夜里》的里面。”

〔２〕《北斗》文艺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因国民党政府压迫停刊，共出八期。

〔３〕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作家。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等创办朝花社。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４〕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指印入《艺苑朝华》的《近代木刻选集》第一、二两集和《比亚兹莱画选》。

〔５〕五个青年作家应为“四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１５８页注〔３〕。

〔６〕“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原是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作的长篇小说的书名，这里借用它字面的意思。

〔７〕卓伦（１８６０—１９２０）瑞典画家、雕刻家和铜版蚀刻画家。

〔８〕希特拉参看本卷第１４页注〔１０〕。

〔９〕林语堂参看本卷第２０３页注〔４〕。《宇宙风》，参看本卷第４３６页注〔９〕。

〔１０〕铢堂原作铢庵，本名瞿宣颖（１８９４—？），字兑之，湖南长沙人。北洋政府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曾充当伪华北编译馆馆长。他的文章题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刊于《宇宙风》第十三期（一九三六年三月），文中说：“我们的民族乃是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这种惰性与上面所说的不论成败的精神，最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失败者过于哀怜，所以对于旧的过于恋惜。对于成功者常怀轻蔑，所以对于新的不容易接收。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这些话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然而我要藉此点明的意思，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服帖的。……总而言之，中国人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

〔１１〕但丁参看本卷第４１３页注〔３〕。

〔１２〕《ＤＺＺ》德文《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ｎｔｒ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意志中央新闻》）的缩写；是当时在苏联印行的德文日报。

〔１３〕海涅（１７９７—１８５６）德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二月十七日是海涅逝世的日子。

〔１４〕勃莱兑勒（１９０１—１９６４）通译布莱德尔，德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考验》和三部曲《亲戚和朋友们》等。

〔１５〕美术学校指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下文的“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指曹白。

〔１６〕《静静的顿河》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当时有贺非从德文译本第一卷上半译出的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鲁迅曾为它写有《后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１７〕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指当时杭州艺专学生郝力群和叶乃芬。

〔１８〕木刻研究会指木铃木刻研究会，一九三三年春成立于杭州，发起人为杭州艺术专门学校学生曹白、郝力群等。

〔１９〕卢那却尔斯基（idbdusj[z[\hlmm，１８７５—１９３３）　苏联文艺批评家，曾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

〔２０〕露西亚俄罗斯的日文译名。

〔２１〕ＣＰ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缩写，即共产党。ＣＹ，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２２〕××省指浙江省。

〔２３〕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指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红军部队攻克江西新淦、金溪，进逼南昌、抚州的时期。

〔２４〕福建人民政府参看本卷第１６页注〔３１〕。

〔２５〕陀密埃参看本卷第２３５页注〔７〕。《法官》是他作的一幅人物画，曾收入鲁迅所译《近代美术史潮论》中。

〔２６〕人凡即曹白。原名刘平若，江苏江阴人。一九三三年在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肄业，后被捕入狱，一九三五年出狱后曾任小学教师。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２〕，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这是纵使生于民国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３〕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４〕，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５〕。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６〕，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７〕。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８〕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９〕有云——“……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劗发’，（晋灼曰：‘劗，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书》中，后经更定，改名《检论》时，也被删掉了。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１０〕，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１１〕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一书。系作者逝世前二日所作（未完稿），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

〔２〕张勋参看本卷第１９５页注〔３４〕。段祺瑞，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４〕。张勋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但复辟事起，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起兵将张勋击败。

〔３〕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手工业者等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但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盲目排外。一九○○年，在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八国联军，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于八月十四日占领北京。次年清政府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４〕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２〕。他早年曾留学日本。

〔５〕西太后即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满族，名叶赫那拉氏，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即位，被尊为慈禧太后，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６〕吴稚晖和公使蔡钧大战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间，我国自费留日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颇多顾忌，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于是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发生冲突。后来蔡钧勾结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罪拘捕学生，遣送回国。

〔７〕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发表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迮而执贽康门，特以势利相缘，……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当自省者也。”（按吴稚晖投河被救后，在他衣袋里发见的绝命书中有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８〕吴稚晖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发表的《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其中对于“献策”一事多方辩解，说是“本来尽有事实可以代明，然而章太炎吃了这番巡捕房官司，当然不比跳在阳沟里，他又能扯几句范蔚宗（按即《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格调，当然他的文集，可以寿世。他竟用一面之词，含血喷人。”在文末又说：“从十三年（按即一九二四年）到今，我是在党（按指国民党）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不愿意投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好像失意……今后他也鼎鼎大名的在苏州讲学了。党里的报纸也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

〔９〕《解辫发》作于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文中所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指一九○○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周厉王被逐，由共伯和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章太炎采用共和纪元，含有不承认清朝统治的意思。

〔１０〕“断发文身”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纹）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又《汉书·地理志》：“粤（越）地……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据唐代颜师古注引后汉应劭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１１〕黄克强（１８７４—１９１６）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曾留学日本，与孙中山同倡革命，民国成立后曾任陆军总长。

续记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２〕，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３〕。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４〕，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５〕，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６〕，创造社和太阳社〔７〕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８〕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

四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

〔２〕“骸骨的迷恋”原为斯提（叶圣陶）所作文章的题名（刊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号）。文中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骸骨的迷恋”就常被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３〕“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这句话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四回。

〔４〕《文学丛报》月刊。王元亨、马子华、萧今度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

〔５〕《社会日报》当时上海发行的小报之一，一九二九年创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该报载有《史济行翻戏志趣（上）》一文，揭发史济行化名齐涵之骗稿的行径。

〔６〕《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７〕创造社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６６〕。太阳社，参看本卷第４０１页注〔２〕。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曾对鲁迅进行过批评和攻击。

〔８〕“汉出”的《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创刊，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发行。共出二期（第二期改名为《西北风》）。因当时上海有同名刊物（林语堂编），所以加“汉出”二字。

且介亭杂文附集

“立此存照”（一）

“立此存照”（二）

“立此存照”（三）

“立此存照”（四）

“立此存照”（五）

“立此存照”（六）

“立此存照”（七）

半夏小集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大小奇迹

登错的文章

我的第一个师父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难答的问题

“这也是生活”

女吊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死

文人比较学

《苏联版画集》序

后记

“立此存照”（一）

晓角

海派《大公报》〔２〕的《大公园地》上，有《非庵漫话》，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太学生应试》，云：“这次太学生应试，国文题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理科的是《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并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赵佗书的原文附在题后。也许这个试题，对于现在的异动，不无见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学生对于这两个策论式的命题，很有些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位太学生在试卷上大书：‘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某试官见此生误佗为他，辄批其后云：‘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后，并未作文，仅书‘若见美人甘下拜，凡闻过失要回头’一联，掷笔出场而去。某试官批云：‘闻鼓鼙而思将帅之臣，临考试而动爱美之兴，幸该生尚能悬崖勒马，否则应打竹板四十，赶出场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资谈助者。”

寥寥三百余字耳，却已将学生对于旧学之空疏和官师态度之浮薄写尽，令人觉自言“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３〕者，诚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国文亦良难：汉若无赵他，中华民国亦岂得有“太学生”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海派《大公报》指在上海发行的《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开始发行。

〔３〕“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唐书·郑綮传》载：“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庶政未惬，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后来他被任为宰相，“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歇后”，就是结末的语词不说出来；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载：“（唐）彦谦题高庙（汉高祖陵）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y。’虽是着题，然语皆歇后。”“三尺”，指“三尺剑”；“一'y”，指“一'y土”。

“立此存照”（二）

晓角

《申报》（八月九日）载本地人盛阿大，有一养女，名杏珍，年十六岁，于六日忽然失踪，盛在家检点衣物，从杏珍之箱箧中发现他人寄与之情书一封，原文云：“光阴如飞的过去了，倏忽已六个月半矣，在此过程中，很是觉得闷闷的，然而细想真有无穷快乐在眼前矣，细算时日，不久快到我们的时候矣，请万事多多秘密为要，如有东西，有机会拿来，请你爱惜金钱，不久我们需要金钱应用，幸勿浪费，是幸，你的身体爱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开门，我多看见你芳影，很是快活，请你勿要想念，再会吧，日健，爱书，”

盛遂将信呈交捕房，不久果获诱拐者云云。

案这种事件，是不足为训的。但那一封信，却是十足道地的语录体〔２〕情书，置之《宇宙风》中，也堪称佳作，可惜林语堂博士竟自赴美国讲学，不再顾念中国文风了。

现在录之于此，以备他日作《中国语录体文学史》者之采择，其作者，据《申报》云，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号协盛水果店伙无锡项三宝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语录体参看本卷第３１０页注〔５〕。按林语堂提倡的所谓语录体，据他解释，是“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期《怎样做语录体文？》）

“立此存照”（三）

晓角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五六年前罢，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和范朋克〔２〕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谈》〔３〕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不过我在这里，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我情愿做一回“文剪公”，因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删节了怕会索然无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４〕过沪再志》：

“这几天，上海的电影界，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Ｊｏｓｅｆｖｏ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导演人，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

“说起《上海快车》，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像昙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到了五年后的今日，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冯史丹堡会明白，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车》的时候，冯史丹堡对于中国，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中国是怎样的，他从来不晓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这回侮辱中国，并非有意如此。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希望他这是真话。”（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而在《戏剧与电影》上，登有弃扬先生的《艺人访问记》，云：“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冯史登堡氏，无疑，从这次的旅华后，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

“‘中国人没有自知，《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益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中略。）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

“不立刻置答，继而莞然地说：“‘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中国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华了，苏州太旧，神秘的情调，确实是有的。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实际上，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但我的眼睛，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看过中国了”，“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据《访问记》，也确是“真话”。不过他说“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地方，从他们看来，和人们已经几乎并无关系了。

况且我们其实也并无什么好的人事给他看。我看过关于冯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阅前一天的，十九日的报纸，也没有什么体面事，现在就剪两条电报在这里：“（北平十八日中央社电）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体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本日傍晚，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报上的电报：“（丰台十九日同盟社电）十八日之丰台事件，于十九日上午九时半圆满解决，同时日本军解除包围形势，集合于车站前大坪，中国军亦同样整列该处，互释误会。”再下一天，二十一日报上的电报：“（北平二十日中央社电）丰台中日军误会解决后，双方当局为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事件，经详细研商，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故我军原驻丰台之二营五连，已调驻丰台迤南之赵家村，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

我不知道现在冯史丹堡在那里，倘还在中国，也许要错认今年为“误会年”，十八日为“学生造反日”的罢。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５〕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范朋克（Ｄ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１８８３—１９３９）美国电影演员。一九二九年他到上海游厉，当时报纸上曾指摘他在影片《月宫盗宝》中侮辱中国人。参看《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

〔３〕《天方夜谈》参看本卷第３５９页注〔１６〕。影片《月宫盗宝》原名《巴格达的窃贼》（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即取材于此书。

〔４〕冯史丹堡美国电影导演。他生于维也纳，七岁时随父母寓居美国。

〔５〕斯密斯参看本卷第２６８页注〔２〕。

“立此存照”（四）

晓角

近年的期刊有《越风》〔２〕，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谈也非尽属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须痛骂贰臣和汉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第一节之末云：“明朝颇崇气节，所以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的多不胜计，实为我汉族生色。但是同时汉奸贰臣，却也不少，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这两个没廉耻的东西，我们今日闻名，还须掩鼻。其实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汉奸的下场尚且如此，许多次等汉奸，结果自更属可惨。……”

后又据《雪庵絮墨》〔３〕，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４〕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贰臣传》〔５〕之首，于是诫曰：“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

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６〕，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我觉得颇费唇舌。

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越风》小品文半月刊，国民党御用文人黄萍荪编辑，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杭州创刊。

〔３〕《越风》半月刊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所载高越天的原文说：“如《雪庵絮墨》载：‘清之入关，汉族功最重者，武臣当推耿、尚、吴三藩王，文臣则以洪经略承畴为第一。按报功酬庸之旨，上述四人应列庙享，或入祠祭。而吾详考之结果，则太庙东西两庑，以及贤良、功臣、昭忠等祠，皆无此四公大名……而洪大经略……宣付国史馆列入功臣传之事迹，经康、雍两朝之久，骤然被高宗特旨提出荣升为《贰臣传》中第一名。’”《雪庵絮墨》，当时上海《大公报》副刊连载的专栏文章。

〔４〕耿精忠（？—１６８２）清汉军正黄旗人。康熙间袭爵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起兵响应吴三桂反清，后又降清，被处死。尚可喜（１６０４—１６７６），辽东（今辽宁辽阳）人。崇祯间为副总兵，后降清，属汉军镶蓝旗，从清兵入关，封平南王，镇守广州；后因其子之信响应吴三桂反清，他忧急而死。吴三桂（１６１２—１６７８），高邮（今属江苏）人。崇祯间为辽东总兵。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他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镇压川、陕农民军，俘杀南明永历帝，镇守云南，与耿、尚同为清初“三藩”。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清廷下令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康熙十七年在衡州称帝，不久病死。洪承畴（１５９３—１６６５），福建南安人。崇祯间任蓟辽总督，抵御清军，兵败降清，后随清军入关，在南京总督军务，镇压江南抗清义军，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受任七省经略，镇压各部农民军。清初开国规制，多出其手。

〔５〕《贰臣传》十二卷，清高宗（乾隆）敕编，载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一百二十五人的事迹。洪承畴列入该书卷三之首，尚可喜列入卷二之六。吴三桂和耿精忠分别列入《逆臣传》卷一之首和卷二之六。

〔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立此存照”（五）

晓角

《社会日报》久不载《艺人腻事》了，上海《大公报》的《本埠增刊》上，却载起《文人腻事》来。“文”“腻”两音差多，事也并不全“腻”，这真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但也常有意外的有趣文章，例如九月十五日的《张资平〔２〕在女学生心中》条下，有记的是：“他虽然是一个恋爱小说作家，而他却是一个颇为精明方正的人物。并没有文学家那一种浪漫热情不负责任的习气，他之精明强干，恐怕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个来吧。胖胖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穿着一身不合身材的西装，衬着他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一手里经常的夹着一个大皮包，大有洋行大板公司经理的派头，可是，他的大皮包内没有支票账册，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

原意大约是要写他的“颇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面孔。最妙的是“一手里经常夹着一个大皮包”，但其中“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都是可以赚钱的货色，至于“没有支票账册”，就活画了他用不着记账，和开支票付钱。所以当书店关门时，老板依然“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而有些卖稿或抽板税的作者，却成了一付尖尖的晦气色的面孔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系以手稿影印。

〔２〕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曾是早期创造社成员，写过大量的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立此存照”（六）

晓角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张献忠〔２〕之一股陷安徽之巢县，秀水人沈国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纪异录》。今年春，上虞罗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记》〔３〕，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经了。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严大尹拜灭之；戒市人勿张灯。时余与友人薛希珍杨子乔同步街头，各有忧色，盖以贼锋甚锐，毫无防备，城不可守也。街谈巷议，无不言贼事，各以‘来了’二字，互相惊怖。及贼至，果齐声呼‘来了来了’：非市谶先兆乎？”

《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

又云：

“二十二日，……余……匿金身后，即闻有相携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襁负而至者，一闻贼来，无地可入，真人生之绝境也。及贼徜徉而前，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惧而走。……”

非经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和麻醉，不能到这田地。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４〕而宋元明清之教养亦醒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张献忠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５〕。

〔３〕《流寇陷巢记》一卷。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瞫隐庐印行。卷首罗振常的校记中说，此书“原名沈存仲《再生纪异录》，近乎说部，为易今名，较为显豁。”

〔４〕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击日军的战事。

“立此存照”（七）

晓角

近来的日报上作兴附“专刊”，有讲医药的，有讲文艺的，有谈跳舞的；还有“大学生专刊”，“中学生专刊”，自然也有“小学生”和“儿童专刊”；只有“幼稚园生专刊”和“婴儿专刊”，我还没有看见过。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报》，遇到了《儿童专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还有一篇“儿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无用的书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儿童刊物，或则看看星期日《申报》出版的《儿童专刊》，那是可以增进我们儿童知识的”。

在手里的就是这《儿童专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发见了不忍删节的应时的名文：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梦苏最近一个月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北海，湖北的汉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连续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侨民及水兵的被人杀害，国交显出分外严重的不安。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

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们当引为大戒。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九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改题为《“立此存照”（五）》。

按原来的《“立此存照”（五）》，是关于张资平的那条，因作者看到《申报·儿童增刊》一篇文章，竟主张中国人杀外国人应加倍治罪，不胜愤慨，就写了这条补白寄去。《中流》编者把这一条改为《“立此存照”（五）》，在该刊第四期发表，原来的第五条改为第七条，移在该刊第五期发表，因发表时係用手稿影印，所以号码没有改。收入本书时，编者许广平按写作时间先后将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参看作者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黎烈文信。

半夏小集

一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Ｂ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Ｃ：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Ｃ太太：他竟毫不知道Ｂ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

二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三

“联合战线”〔２〕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四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五

Ａ：Ｂ，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Ｂ：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Ａ：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Ｂ：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六

Ａ：阿呀，Ｂ先生，三年不见了！你对我一定失望了罢？……

Ｂ：没有的事……为什么？

Ａ：我那时对你说过，要到西湖上去做二万行的长诗，直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哈哈哈！

Ｂ：哦，……我可并没有失望。

Ａ：您的“世故”可是进步了，谁都知道您记性好，“责人严”，不会这么随随便便的，您现在也学会了说谎。Ｂ：我可并没有说谎。

Ａ：那么，您真的对我没有失望吗？

Ｂ：唔，无所谓失不失望，因为我根本没有相信过你。

七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伟食”〔３〕，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八

琪罗〔４〕编辑圣·蒲孚〔５〕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ＭｅｓＰｏｉｓｏｎｓ）；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九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入一部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２〕“联合战线”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伟食”语见《庄子·列御寇》。

〔４〕琪罗（ＶＧｉｒａｕｄ，１８６８—１９５３）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泰纳评传》等。

〔５〕圣·蒲孚（ＣＡ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９）通译圣佩韦，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文学家画像》、《月曜日讲话》等。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一来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２〕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Ｒｅｄｓ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Ｒｅｄｓ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健康！陈××六月三日。

二回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３〕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大安。

鲁迅。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ＯＶ〔４〕笔写。）

〔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

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当时他是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２〕康缪尼斯脱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共产党人）的音译。下文的Ｒｅｄｓ，英语“赤色分子”的意思，这里指红军。

〔３〕托洛斯基（uf\glmm，１８７９—１９４０）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他曾两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下文所说“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即指此。

〔４〕ＯＶ即冯雪峰（１９０３—１９７６），浙江义乌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成员之一。著有《论文集》、《灵山歌》、《回忆鲁迅》等。

大小奇迹

何干

元旦看报，《申报》〔２〕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３〕，这回是“罗家伦〔４〕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ＡＨｉｔｌｅｒ∶ＭｙＢａｔｔｌｅ）〔５〕，遂“摘录罗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

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真是奇杀人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

〔２〕《申报》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５〕。

〔３〕“星期标准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推销书籍，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由该馆编审部就日出新书及重版各书中每周选出一种，请馆外专家审定，列为“星期标准书”，广为宣传介绍。

〔４〕罗家伦参看本卷第２５７页注〔１２〕。当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５〕《我之奋斗》希特勒写的带自传性的著作。书中阐述了他对社会、政治、历史等等的观点，宣传纳粹主义。原书于一九二五年开始出版。由国立编译馆译出的中文本于一九三五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登错的文章

何干

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２〕呀，文天祥〔３〕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他们俩，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将，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要来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学校卒业之后，或进大学，再应文官考试，或进陆军学校，做到将官，于是武的呢，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死在牢狱里；文的呢，起兵失败，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么样呢？有历史在，恕不多谈。

不过这两位，却确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海燕》月刊第二期。

〔２〕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宋高宗绍兴十年（１１４０），他在河南大破金兵，正欲乘胜北伐，但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力主议和，一日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他退兵。岳飞奉诏回临安（今杭州）后，被诬谋反，下狱遇害。

〔３〕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文学家。元军攻陷临安后，他仍在南方坚持抵抗，兵败被俘，在大都（今北京）囚禁三年，坚贞不屈，后被杀。著有《文山先生全集》。

我的第一个师父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２〕。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惟一的记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胡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３〕，“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不想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便是所谓“有奶便是娘”〔４〕，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恋爱”，这是现在的术语，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相好”。《诗经》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５〕，起源是算得很古，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然而后来好像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这且不管它罢。总之，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６〕，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自从《宇宙风》出世以来，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近几天才看见了“春季特大号”。其中有一篇铢堂先生的《不以成败论英雄》〔７〕，使我觉得很有趣，他以为中国人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我们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现在姑且不谈，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从戏台逃下，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惰性”，崇拜起来，对于追兵，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了。在历史上，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８〕。但那时的乡下人，却好像并没有“树威”，走散了，自然，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舍在寺里，或是卖在寺里的；其余的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对我守着秘密，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他的父亲了。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经，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９〕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这时善男信女，多数参加，实在不大雅观，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这怎么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１０〕还有力，谁高兴死呢，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虽然两眼比平时水汪汪，但到两排艾绒在头顶上烧完，的确一声也不出。我嘘一口气，真所谓“如释重负”，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赞叹，欢喜布施，顶礼而散”〔１１〕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１２〕，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１３〕，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的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样。当鉴赏的时候，当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结子的是谁呢，男人不会，奴婢不会，有这种本领的，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没有文学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至于心理状态，则我虽曾拜和尚为师，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细。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而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一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１４〕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１５〕，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但要找寻三师兄，从此却艰难了一点，因为这位出家人，这时就有了三个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四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中记有如下的故事：“一长老在欧阳公（修）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又据宋代王闢之著《渑水燕谈录》：“公（欧阳修）幼子小名和尚。”

〔３〕毗卢帽和尚所戴的一种绣有毗卢佛像的帽子。放焰口，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晚上请和尚结盂兰盆会，诵经施食，称为“放焰口”。盂兰盆，梵语音译，“救倒悬”的意思；焰口，饿鬼名。

〔４〕“有奶便是娘”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因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禁止爱国运动和宣扬复古思想，北京大学评议会发表宣言反对他为教育总长，并宣布和教育部脱离关系。后来少数教授顾虑脱离教育部后经费无着，一部分进步教授就在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中说：“章士钊到任以来，曾为北京大学筹过若干经费，本校同人当各知悉；即使章士钊真能按月拨付，或并清偿积欠……同人亦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维持最高学府之尊严……如若忽变态度……采取‘有奶便是娘’主义，我们不能不为北大同人羞之。”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里，引用“有奶便是娘”这句话，歪曲公函中的原意，加以讥笑。

〔５〕“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语见《诗经·小雅·斯干》，意思是互相爱好而不相恶。式，发语辞。

〔６〕海青江浙一带方言，指一种广袖的长袍。

〔７〕《不以成败论英雄》参看本卷第５１１页注〔１０〕。

〔８〕“扬州十日”指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嘉定三屠”，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后进行的三次大屠杀。清代王秀椘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二书，分别对这两次惨杀作了较详的记载。

〔９〕大乘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相对于主张“自我解脱”的小乘教派而言。它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

〔１０〕《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印度佛教经典之一。通行的中译本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著作，相传为古印度马鸣作，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两种译本。

〔１１〕“合十赞叹”等语，是佛经中常见的话。合十，即合掌，用以表示敬意；顶礼，以头、手、足五体匍匐在地的叩拜，是一种最尊敬的礼节。

〔１２〕冠礼我国古代礼俗，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仪礼·士冠礼》篇中有关于冠礼的说明。

〔１３〕释迦牟尼参看本卷第３２０页注〔１９〕。弥勒，佛教菩萨之一，相传继释迦牟尼而成佛。

〔１４〕“金刚怒目”参看本卷第４３６页注〔７〕。

〔１５〕“狮吼”佛家语，意思是震动世界的声音。宋僧道彦《景德传灯录》卷一引《普耀经》：“佛（释迦牟尼）初生刹利王家……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和《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难答的问题

何干

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２〕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３〕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海燕》月刊第二期。

〔２〕“儿童年”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３〕。

〔３〕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山东堂邑（今聊城）人。他通过乞讨、放高利贷和收取地租等手段筹款兴办“义学”，被清政府封为“义学正”。《武训先生》一文，作者署名雨人。

“这也是生活”

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觉得的，也许遇不到，也许太微细。到得大病初愈，就会经验到；在我，则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就是两个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觉得两者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负。现在才知道是不对的，所以并无大不同者，乃是因为并未疲劳，也就是并未出力工作的缘故。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我想，强壮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过。

记得前年，也在病后，做了一篇《病后杂谈》，共五节，投给《文学》，但后四节无法发表，印出来只剩了头一节了。〔２〕虽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个“一”字，此后突然而止，并无“二”“三”，仔细一想是就会觉得古怪的，但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读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评家。于是有人据这一节，下我断语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现在也许暂免这种灾难了，但我还不如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话到这里还没有完。”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为了不给我开电灯，我对于广平很不满，见人即加以攻击；到得自己能走动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４〕尤可惊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缥缈录》〔５〕，把清朝的宫廷讲得津津有味的《申报》上的《春秋》，也已经时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点滴》〔６〕里，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我没有当过义勇军，说不确切。但自己问：战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病后杂谈》写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共四节。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时，被国民党当局检查删去后三节。全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３〕“最中心之主题”参看本卷第５４０页注〔１０〕。

〔４〕瓦德西（ＡｖｏｎＷａｌｄｅｒｓｅｅ，１８３２—１９０４）德国人，义和团起义时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总司令。赛金花，清末的一个妓女。据近人柴萼所著《梵天庐丛录》卷三《庚辛纪事》中载：“金花故姓傅，名彩云（自云姓赵，实则姓曹），洪殿撰（钧）之妾也，随洪之西洋，艳名噪一时，归国后仍操丑业。”“瓦德西统帅获名妓赛金花，嬖之甚，言听计从，隐为瓦之参谋。”这里说赛金花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是针对夏衍所作剧本《赛金花》以及当时报刊对该剧的赞扬而说的。

〔５〕《御香缥缈录》原名《老佛爷时代的西太后》，清宗室德龄所作。原本系英文，一九三三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秦瘦鸥译为中文，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后由申报馆印行单行本。

〔６〕《点滴》《申报·春秋》刊登短篇文章的专栏。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该栏发表姚明然的短文中说：“当圆圆的西瓜，被瓜分的时候，我便想到和将来世界殖民地的再分割不是一样吗？”

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２〕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可以用。

不过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３〕，我已经在《朝华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有一种蜘蛛，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悬在空中，《尔雅》〔４〕上已谓之“蚬，缢女”，可见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缢夫”或中性的“缢者”。不过一到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我们便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女吊”的称呼。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女吊”呢？

很容易解：因为在戏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一请怨鬼，仪式就格外紧张严肃，我觉得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许我在别处已经写过。“大戏”和“目连”〔５〕，虽然同是演给神，人，鬼看的戏文，但两者又很不同。不同之点：一在演员，前者是专门的戏子，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Ａｍａｔｅｕｒ〔６〕——农民和工人；一在剧本，前者有许多种，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目连救母记》。然而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７〕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因为这戏开场较早，“起殇”在太阳落尽时候，所以饭后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会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８〕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决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死在考场里的），虎伤鬼……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但这种没出息鬼，愿意去扮的并不多，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９〕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褌〔１０〕，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胯下，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连戏时，独有这一个脚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男吊”来。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１１〕，一手捏诀，一手执鞭，目不转睛的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倘镜中见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该跑到河边，洗去粉墨，挤在人丛中看戏，然后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会在戏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还会认识，跟住他。这挤在人丛中看自己们所做的戏，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看王充的《论衡》〔１２〕，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却又并无一定颜色，而在戏文里，穿红的则只有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奴本身杨家女〔１３〕，呵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这一句，也还是刚从克士〔１４〕那里听来的。但那大略，是说后来去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缳。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这也是一个女人，在衔冤悲泣，准备自杀。她万分惊喜，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料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去讨。他们由争论而至动武，女的当然不敌，幸而王灵官虽然脸相并不漂亮，却是热烈的女权拥护家，就在危急之际出现，一鞭把男吊打死，放女的独去活动了。老年人告诉我说：古时候，是男女一样的要上吊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时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处，都可以吊死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处才只在脖子上。中国的鬼有些奇怪，好像是做鬼之后，也还是要死的，那时的名称，绍兴叫作“鬼里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灵官打死，为什么现在“跳吊”，还会引出真的来呢？我不懂这道理，问问老年人，他们也讲说不明白。

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绍兴煮饭，多用铁锅，烧的是柴或草，烟煤一厚，火力就不灵了，因此我们就常在地上看见刮下的锅煤。但一定是散乱的，凡村姑乡妇，谁也决不肯省些力，把锅子伏在地面上，团团一刮，使烟煤落成一个黑圈子。这是因为吊神诱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炼成的缘故。散掉烟煤，正是消极的抵制，不过为的是反对“讨替代”，并非因为怕她去报仇。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１５〕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九月十九——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王思任（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王监国于绍兴，思任曾为礼部尚书，不久，绍兴城破，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等。

〔３〕“无常”佛家语。原指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异灭坏的过程中；后引申为死的意思，也用以称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

〔４〕《尔雅》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著，大概由汉初学者缀辑周汉著作而成。“蚬，缢女”，见《尔雅·释虫》。

〔５〕“大戏”和“目连”都是绍兴的地方戏。清代范寅《越谚》卷中说：“班子：唱戏成（班）者，有文班、武班之别。文专唱和，名高调班；武演战斗，名乱弹班。”又说：“万（按此处读‘木’）莲班：此专唱万莲一出戏者，百姓为之。”高调班和乱弹班就是大戏；万莲班就是目莲戏。大戏和目莲戏所演的《目莲救母》，内容繁简不一，但开场和收场，以及鬼魂的出现则都相同。参看《朝花夕拾·无常》和《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第十节。

〔６〕Ａｍａｔｅｕｒ英语（源出拉丁语）：业余从事文艺、科学或体育运动的人；这里用作业余演员的意思。

〔７〕高长虹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狂飙周刊》第五期上发表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参看《华盖集续编·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８〕《九歌》我国古代楚国人民祭神的歌词。计十一篇，相传为屈原所作。《国殇》是对阵亡将士的颂歌。

〔９〕“跳加官”旧时在戏剧开场演出以前，常由演员一人戴面具（即“加官脸”），穿袍执笏，手里拿着写有“天官赐福”、“指日高升”等吉利话的条幅，在场上回旋舞蹈，称为跳加官。

〔１０〕犊鼻褌原出《史记·司马相如传》，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三国吴韦昭说：“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这里是指绍兴一带称为牛头裤的一种短裤。

〔１１〕王灵官相传是北宋末年的方士；明宣宗时封为隆恩真君。据《明史·礼志》：“隆恩真君者……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后来道观中都奉为镇山门之神。

〔１２〕王充（２７—约９７）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思想家和散文家。《论衡》是他的论文集，今存八十四篇。《论衡·订鬼篇》说：“鬼，阳气也，时藏时见。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

〔１３〕杨家女应为良家女。据目连戏的故事说：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婶母将她领给杨家做童养媳，后又被婆婆卖入妓院，终于自缢身死。在目连戏中，她的唱词是：“奴奴本是良家女，将奴卖入勾栏里；生前受不过王婆气，将奴逼死勾栏里。阿呀，苦呀，天哪！将奴逼死勾栏里。”

〔１４〕克士周建人的笔名。周建人，字乔峰，作者的三弟。生物学家，当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

〔１５〕“犯而勿校”语出《论语·泰伯》，原作“犯而不校”。校，计较的意思。“勿念旧恶”，语出《论语·公冶长》，原作“不念旧恶”。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这一卷里，几乎全是关于文学的论说；只有《现实》〔２〕中的五篇，是根据了杂志《文学的遗产》〔３〕撰述的，再除去两篇序跋，其余就都是翻译。

编辑本集时，所据的大抵是原稿；但《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４〕，却是由排印本收入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５〕一篇，既系摘译，又好像曾由别人略加改易，是否合于译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为关于艺术的只有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

《冷淡》所据的也是排印本，本该是收在《高尔基论文拾补》中的，可惜发见得太迟一点，本书已将排好了，因此只得附在卷末。

对于文辞，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至于因为断续的翻译，遂使人地名的音译字，先后不同，或当时缺少参考书籍，注解中偶有未详之处，现在均不订正，以存其真。

关于搜罗文稿和校印事务种种，曾得许多友人的协助，在此一并志谢。

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编者。

〔１〕本篇最初印入《海上述林》上卷。

《海上述林》是瞿秋白的译文集，在瞿秋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由鲁迅搜集、编辑和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辨林》版权页署一九三六年五月出版，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和拾补等。因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该书出版时只署“诸夏怀霜社校印”，书脊上署“ＳＴＲ”三个拉丁字母。按诸夏，即中国，见《论语·八佾》篇注引后汉包咸说；霜，瞿秋白的原名（后又改名爽）；ＳＴＲ，即史铁儿，瞿秋白的一个笔名。

〔２〕《现实》瞿秋白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材料编译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收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文艺方面的论文和书信七篇，译者编译的有关论文六篇，后记一篇。鲁迅在编辑《海上述林》时，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将副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改为“科学的文艺论文集”。

〔３〕《文学的遗产》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的不定期丛刊，多载过去的作家未曾刊行的作品和关于他们的传记资料。

〔４〕《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编者涅拉陀夫所作，原题为《十月的艺术家》。《海上述林》据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的《铁流》中译本收入。

〔５〕《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楷戈达耶夫作，从苏联的《艺术》杂志第一、二期合刊摘译。译文曾印入一九三四年鲁迅编选、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引玉集》。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学的作品：诗，剧本，小说。也都是翻译。

编辑时作为根据的，除《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２〕的残稿外，大抵是印本。只有《没工夫唾骂》〔３〕曾据译者自己校过的印本改正几个错字。高尔基的早年创作也因为得到原稿校对，补入了几条注释，所可惜的是力图保存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４〕的原稿终被遗失，印本上虽有可疑之处，也无从质证，而且连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样了。

译者采择翻译的底本，似乎并无条理。看起来：大约一是先要能够得到，二是看得可以发表，这才开手来翻译。而且有时也许还因了插图的引动，如雷赫台莱夫（ＢＡＬｅｋｈｔｅｒｅｖ）和巴尔多（ＲＢａｒｔｏ）的绘画，都曾为译者所爱玩，观最末一篇小说之前的小引，即可知〔５〕。所以这里就不顾体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这，自然想借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垅”〔６〕的意思的。至于关于辞句的办法，却和上卷悉同，兹不赘。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编者。

〔１〕本篇最初印入《海上述林》下卷。

下卷《藻林》，版权页署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高尔基的创作选集等。

〔２〕《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通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印入《海上述林》的“残稿”只是该书第一部第一章的开端。

〔３〕《没工夫唾骂》苏联诗人别德讷衣（通译别德内依）讽刺托洛茨基的一首长诗。

〔４〕《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苏联作家巴甫连珂作，是根据文学史上的材料写成的关于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的一个短篇小说。

〔５〕印入《海上述林》下卷的高尔基早年创作二篇中，有雷赫台莱夫的插图八幅；又在《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中，有巴尔多的插图四幅，译者在该篇译文的《小引》里说：“所附的三幅插图（按该篇在《译文》月刊发表时只有插图三幅），读者可以仔细的一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凸现。”

〔６〕“悬剑空垅”语见《文选》卷四十三南朝梁刘峻《重答刘秣陵沼书》，这原是春秋时吴国季札的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使季札聘于鲁……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死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ＡＳｍｅｄｌｅｙ）〔２〕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３〕——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４〕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５〕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Ｓ医师〔６〕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Ｄ医师〔７〕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Ｄ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Ｘ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８〕，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史沫德黎（１８９０—１９５０）通译史沫特莱，美国革命女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来中国，一九二九年底开始与作者交往。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这里所说的“一篇序”，题为《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３〕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成立共和国以后，德国政府文化与教育部曾授予凯绥·珂勒惠支以教授称号，普鲁士艺术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又授予她“艺术大师”的荣誉称号，享有领取终身年金的权利。

〔４〕轮回佛家语。佛教宣扬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在所谓天、人、阿修罗（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中不断循环转化。《心地观经》：“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

〔５〕北新书局当时上海的一家书店，李小峰主持，曾出版过鲁迅著译多种。因拖欠版税问题，鲁迅于一九二九年八月曾委托律师与之交涉。

〔６〕Ｓ医师即须藤五百三，日本退职军医，当时在上海行医。

〔７〕Ｄ医师即托马斯·邓恩（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ｎｎ），美籍德国人。当时在上海行医，曾由史沫特莱介绍为作者看病。

〔８〕宫保即太子太保、少保的通称，一般都是授予大臣的加衔，以表示荣宠。清末邮传大臣、大买办盛宣怀曾被授为“太子少保”，他死后其亲属曾因争夺遗产而引起诉讼。

文人比较学

齐物论

《国闻周报》〔２〕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３〕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４〕，并非“修儿孙福”，而且该承认就承认，该辨解的也辨解，态度非常磊落。末了，还有一段总辨解云：“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中国的文人们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

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

〔２〕《国闻周报》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迁天津，一九三六年迁回上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十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刊有邓恭三（邓广铭）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一文，指出这一辑丛书的“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谬误”三点。《国学珍本丛书》，应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３〕施蛰存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３〕。他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中说：“现在，过去的错误已经是错误了，我该承认的我也承认了，该辩解的希望读者及邓先生相信我不是诡辩。”又说：“他（按指邓恭三）说出我是为了‘养生主’，而非‘逍遥游’”，是“能了解”“我之所以担任主持这个丛书的原故”的。

〔４〕“养生主”原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内篇第三），据清代王先谦注：“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这里则用作“主要是为了生活”的意思。

《苏联版画集》序

——前大半见上面《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而将《附记》删去。再后便接下文：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写来登在《申报》上面的。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良友图书公司要印一本画集，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当赵家璧〔２〕先生希望我参加选择和写作序文的时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应了：这是我所愿意做，也应该做的。

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还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停印等我，势所不能，只好仍取旧文，印在前面，聊以塞责。不过我自信其中之所说也还可以略供参考，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的成绩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述，许广平〔３〕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苏联版画集》。

《苏联版画集》，赵家璧编，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２〕赵家璧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出版家。当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

〔３〕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

后记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

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所以就不自量其浅陋，和排印，装订的草率，急于出版的罢。

这里重承好几位朋友的帮助，使这集子能够迅速付印。又蒙内山先生给予便利，得以销行，谨当深深表示谢意的。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记。

第七卷

集外集

集外集

序言

斯巴达之魂

说隋

梦

爱之神

桃花

他们的花园

人与时

渡河与引路

“说不出”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烽话五则

“音乐”？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咬嚼之余

咬嚼未始“乏味”

杂语

编完写起

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田园思想（通讯）

流言和谎话

通信

《痴华粑》题记

《穷人》小引

通信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关于《关于红笑》

通讯

《淑姿的信》序

选本

诗

哭范爱农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

无题

赠日本歌人

湘灵歌

自嘲

无题

二十二年元旦

题《彷徨》

题三义塔

悼丁君

赠人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附录

《奔流》编校后记

集外集

本书是作者一九三三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的合集，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这次只抽去已编入《三闲集》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和译文《ＰｅｔｏcｆｉＳａ′ｎｄｏｒ的诗》两篇。《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田园思想》三篇的“备考”，系本书出版后由作者亲自抄出，原拟印入《集外集拾遗》的，现都移置本集各有关正文之后；《通讯（复霉江）》的来信则系这次抄补的；《〈奔流〉编校后记》初版时遗漏最后一则，现亦补入；所收旧体诗按写作时间的先后，在顺序上作了调整。

序言〔１〕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２〕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没有变。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吃惊的是霁云〔３〕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４〕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５〕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６〕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７〕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８〕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９〕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１０〕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１１〕，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１２〕，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１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１４〕。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期。

〔２〕“悔其少作”　语出三国时杨莽《答临淄侯牋》：“莽家子云，老不晓事，强

著一书，悔其少作。”按子云即杨（一作扬）雄。他早年曾仿司马相如作有《甘泉赋》、《

长杨赋》等，后来在所著《法言·吾子》篇里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

童子抱（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３〕霁云杨霁云，江苏常州人，文化工作者。

〔４〕“被发大叫”等语，出自《浙江潮》第一期、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三月）连载文诡作《浙声》一文。该文概述越王勾践和明朝亡国时有关浙江的史实，第二期所载部分中有“荒天绝叫，鬼哭　飞，无涕可挥，大风灭烛”；“我自被发东走，虽获一二之传之书，则又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二百年来，安见无名山万重，抱经独往之徒遁灭其中”等语句。

〔５〕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九五年他译述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一八九八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涅伏”，拉丁语Ｎｅｒｖｕｓ的音译，见该书卷上《广义篇》：“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成觉。”

〔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他很推重三国两晋的文章，自述“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后来“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作者在日本时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在文风上受到章氏刻意求古的影响。

〔７〕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的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鲁迅因他向《语丝》投稿而作的一篇杂感，即本书《“音乐”？》一文。

〔８〕《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时一度担任编辑。

〔９〕“新月派”指新月社成员。该社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出版《新月》月刊。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他们原来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１０〕删去的几篇讲演指《鲁迅先生的演说》、《读书与革命》、《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等。《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经鲁迅删订同意收入，但在本书书稿送审时被国民党检查官抽去。关于删存各篇讲演稿的经过，参看作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十四、十六、十八日致杨霁云信。

〔１１〕“乳犊不怕虎”语出《荀子·荣辱篇》：“乳彘触虎”。

〔１２〕黄汉升（？—２２０）名忠，三国南阳（今属河南）人。本是荆州刘表的部将，归顺刘备时已年近六旬，所以称为老将。京剧《定军山》中有他用拖刀计斩曹操的大将夏侯渊的情节。

〔１３〕张翼德（？—２２１）名飞，涿郡（今河北涿县）人。三国时蜀汉的大将，后为部将张达、范皺刺杀，割了他的头颅投往东吴。

〔１４〕李逵、张顺都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李逵抡板斧“排头砍去”及张顺水淹李逵的故事，分别见该书第四十回和第三十八回。

斯巴达之魂〔１〕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２〕王泽耳士大举侵希

腊。斯巴达〔３〕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４〕，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摸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依格那海〔５〕上之曙色，潜入摩利逊之湾，衣驮第一峰之宿云，亦冉冉呈霁色。湾山之间，温泉门石垒之后，大无畏大无敌之希腊军，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腊同盟军，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军数万，已乘深夜，得间道，拂晓而达衣驮山之绝顶。趁朝暾之瑟然，偷守兵之微睡。如长蛇赴壑，蜿蜒以逾峰后。

旭日最初之光线，今也闪闪射垒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语人以昨日战争之烈兮。垒外死士之残甲累累成阜，上刻波斯文“不死军”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敌军之败绩兮。然大军三百万，夫岂惩此败北，夫岂消其锐气。噫嘻，今日血战哉！血战哉！黎河尼佗终夜防御，以待袭来。然天既曙而敌竟杳，敌幕之乌，向初日而噪，众军大惧；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赍不及防之警报至。

有奢刹利〔６〕人曰爱飞得者，以衣驮山中峰有他间道

告敌；故敌军万余，乘夜进击，败佛雪守兵，而攻我军背。

咄咄危哉！大事去矣！警报戟脑，全军沮丧，退军之声，嚣嚣然挟飞尘以磅礴于军中。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将校，以议去留，佥谓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温泉门以为保护希腊将来计。黎河尼佗不复言，而徐告诸将曰，“希腊存亡，系此一战，有为保护将来计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达人有‘一履战地，不胜则死’之国法，今惟决死！今惟决死战！余者其留意。”

于是而胚罗蓬诸州军三千退，而访嘻斯军一千退，而螺克烈军六百退，未退者惟刹司骇人七百耳。慨然偕斯巴达武士，誓与同生死，同苦战，同名誉，以留此危极凄极壮绝之旧垒。惟西蒲斯人若干，为反复无常之本国质，而被抑留于黎河尼佗〔７〕。

嗟此斯巴达军，其数仅三百；然此大无畏大无敌之三百军，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８〕，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黎河尼佗王，亦于将战之时，毅然谓得“王不死则国亡”之神诫〔９〕；今无所迟疑，无所犹豫，同盟军既旋，乃向亚波罗神〔１０〕而再拜，从斯巴达之军律，舆榇以待强敌，以待战死。

呜呼全军，惟待战死。然有三人焉，王欲生之者也，其二为王戚，一则古名祭司之裔，曰豫言者息每卡而向以神诫告王者也。息每卡故侍王侧，王窃语之，彼固有家，然彼有子，彼不欲亡国而生，誓愿殉国以死，遂侃然谢王命。其二王戚，则均弱冠矣；正抚大好头颅，屹立阵头，以待进击。而孰意王召之至，全军肃肃，谨听王言。噫二少年，今日生矣，意者其雀跃返国，聚父母亲友作再生之华筵耶！而斯巴达武士岂其然？噫，如是我闻，而王遂语，且熟视其乳毛未褪之颜。

王“卿等知将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

以死？”甲“不待言：战死！战死！”王“然则与卿等以最佳之战地，何如？”甲乙“臣等固所愿。”王“然则卿等持此书返国以报战状。”

异哉！王何心乎？青年愕然疑，肃肃全军，谛听谛听。而青年恍然悟，厉声答王曰，“王欲生我乎？臣以执盾至，不作寄书邮。”志决矣，示必死矣，不可夺矣。而王犹欲遣甲，而甲不奉诏；欲遣乙，而乙不奉诏。曰，“今日之战，即所以报国人也。”噫，不可夺矣。而王乃曰，“伟哉，斯巴达之武士！

予复何言。”一青年〔１１〕退而谢王命之辱。飘飘大旗，荣光闪灼，於铄〔１２〕豪杰，鼓铸〔１３〕全军，诸君诸君，男儿死耳！

初日上，征尘起。睁目四顾，惟见如火如荼之敌军先锋队，挟三倍之势，潮鸣电掣以阵于斯巴达军后。然未挑战，未进击，盖将待第二第三队至也。斯巴达王以斯巴达军为第一队，刹司骇军次之，西蒲斯军殿；策马露刃，以速制敌。壮哉劲气亘天，圳乌退舍〔１４〕。未几惟闻“进击”一声，而金鼓忽大振于血碧沙晶之大战斗场里；此大无畏，大无敌之劲军，于左海右山，危不容足之峡间，与波斯军遇。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不刹那顷，而敌军无数死于刃，无数落于海，无数蹂躏于后援。大将号令，指挥官叱咤，队长鞭遁者，鼓声盈耳哉。然敌军不敢迎此朱血涂附，日光斜射，愈增諣灿，而霍如旋风之白刃，大军一万，蜂涌至矣。然敌军不能撼此拥盾屹立，士气如山，若不动明王〔１５〕之大磐石。

然未与此战者，犹有斯巴达武士二人存也；以罹目疾故，远送之爱尔俾尼〔１６〕之邑。于郁郁闲居中，忽得战报。其一欲止，其一遂行。偕一仆以赴战场，登高远瞩，呐喊盈耳，踊跃三百〔１７〕，勇魂早浮动盘旋于战云黯淡处。然日光益烈，目不得瞬，徒促仆而问战状。

刃碎矣！镞尽矣！壮士歼矣！王战死矣！敌军猬集，欲劫王尸，而我军殊死战，咄咄……然危哉，危哉！其仆之言盖如是。嗟此壮士，热血滴沥于将盲之目，攘臂大跃，直趋战垒；其仆欲劝止，欲代死，而不可，而终不可。今也主仆连袂，大呼“我亦斯巴达武士”一声，以闯入层层乱军里。左顾王尸，右拂敌刃，而再而三；终以疲惫故，引入热血朱殷之垒后，而此最后决战之英雄队，遂向敌列战死之枕。噫，死者长已矣，而我闻其言：

汝旅人兮，我从国法而战死，其告我斯巴达之同胞。〔１８〕

巍巍乎温泉门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而七百刹司骇人，亦掷头颅，洒热血，以分其无量名誉。

此荣光纠纷之旁，犹记通敌卖国之奢刹利人爱飞得，降敌乞命之四百西蒲斯军。虽然，此温泉门一战而得无量光荣无量名誉之斯巴达武士间，乃亦有由爱尔俾尼目病院而生还者。

夏夜半阑，屋阴覆路，惟柝声断续，犬吠如豹而已。斯巴达府之山下，犹有未寝之家。灯光黯然，微透窗际。未几有一少妇，送老妪出，切切作离别语；旋铿然阖门，惨淡入闺里。孤灯如豆，照影成三〔１９〕；首若飞蓬，非无膏沐〔２０〕，盖将临蓐，默祝愿生刚勇强毅之丈夫子，为国民有所尽耳。时适万籁寥寂，酸风戛窗，脉脉无言，似闻叹息，忆征戍欤？梦沙场欤？噫此美少妇而女丈夫也，宁有叹息事？叹息岂斯巴达女子事？惟斯巴达女子能支配男儿，惟斯巴达女子能生男儿。此非黎河尼佗王后格尔歌与夷国女王应答之言〔２１〕，而添斯巴达女子以万丈荣光者乎。噫斯巴达女子宁知叹息事。

长夜未央，万籁悉死。噫，触耳膜而益明者何声欤？则有剥啄叩关者。少妇出问曰：“其克力泰士君乎？请以明日至。”

应曰，“否否，予生还矣！”咄咄，此何人？此何人？时斜月残灯，交映其面，则温泉门战士其夫也。

少妇惊且疑。久之久之乃言曰：“何则……生还……污妾耳矣！我夫既战死，生还者非我夫，意其鬼雄欤。告母国以吉占兮，归者其鬼雄，愿归者其鬼雄。”

读者得勿疑非人情乎？然斯巴达固尔尔也。激战告终，例行国葬，烈士之毅魄，化无量微尘分子，随军歌激越间，而磅礴戟刺于国民脑筋里。而国民乃大呼曰，“为国民死！为国民死！”且指送葬者一人曰，“若夫为国民死，名誉何若！荣光何若！”而不然者，则将何以当斯巴达女子之嘉名？诸君不见下第者乎？泥金〔２２〕不来，妇泣于室，异感而同情耳。今夫也不良，二三其死〔２３〕，奚能勿悲，能勿怒？而户外男子曰，“隋烈娜乎？卿勿疑。予之生还也，故有理在。”遂推户脱扃，潜入室内，少妇如怨如怒，疾诘其故。彼具告之。且曰，“前以目疾未愈，不甘徒死。设今夜而有战地也，即洒吾血耳。”

少妇曰，“君非斯巴达之武士乎？何故其然，不甘徒死，而遽生还。则彼三百人者，奚为而死？噫嘻君乎！不胜则死，忘斯巴达之国法耶？以目疾而遂忘斯巴达之国法耶？‘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２４〕君习闻之……而目疾乃更重于斯巴达武士之荣光乎？来日之行葬式也，妾为君妻，得参其列。国民思君，友朋思君，父母妻子，无不思君。呜呼，而君乃生还矣！”

侃侃哉其言。如风霜疾来，袭击耳膜；懦夫懦夫，其勿言矣。而彼犹嗫嚅曰，“以爱卿故。”少妇怫然怒曰，“其诚言耶！夫夫妇之契，孰则不相爱者。然国以外不言爱之斯巴达武士，其爱其妻为何若？而三百人中，无一生还者何……君诚爱妾，曷不誉妾以战死者之妻。妾将娩矣，设为男子，弱也则弃之泰噶托士之谷〔２５〕；强也则忆温泉门之陈迹，将何以厕身于为国民死之同胞间乎？……君诚爱妾，愿君速亡，否则杀妾。呜呼，君犹佩剑，剑犹佩于君，使剑而有灵，奚不离其人？奚不为其人折？奚不断其人首？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奚不以其剑战？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２６〕哉！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

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颈血上薄，其气魂魂〔２７〕，人或疑长夜之曙光云。惜也一应一答，一死一生，暮夜无知，伟影将灭。不知有慕隋烈娜之克力泰士者，虽遭投梭之拒〔２８〕，而未能忘情者也。是时也，彼乃潜行墙角以去。

初日瞳瞳，照斯巴达之郊外。旅人寒起，胥驻足于大逵〔２９〕。中有老人，说温泉门地形，杂以往事；昔也石垒，今也战场，絮絮不休止。噫，何为者？——则其间有立木存，上书曰：

“有捕温泉门堕落武士亚里士多德〔３０〕至者膺上赏。”

盖政府之令，而克力泰士所诉也。亚里士多德者，昔身受迅雷，以霁神怒之贤王，而其余烈，乃不能致一士之战死，咄咄不可解。

观者益众，聚讼嚣嚣。遥望斯巴达府，有一队少年军，鍪甲映旭日，闪闪若金蛇状。及大逵，析为二队，相背驰去，且抗声而歌曰：

“战哉！此战场伟大而庄严兮，尔何为遗尔友而生还兮？尔生还兮蒙大耻，尔母答尔兮死则止！”

老人曰，“彼等其觅亚里士多德者欤……不闻抗声之高歌乎？此二百年前之军歌也，迄今犹歌之。”

而亚里士多德则何如？史不曰：浦累皆之战乎，世界大决战之一也，波斯军三十万，拥大将漠多尼之尸，如秋风吹落叶，纵横零乱于大漠。斯巴达鬼雄三百，则凭将军柏撒纽，以敌人颈血，一洗积年之殊怨。酸风夜鸣，薤露竞落，其窃告人生之脆者欤。初月相照，皎皎残尸，马迹之间，血痕犹湿，其悲蝶尔飞神〔３１〕之不灵者欤。斯巴达军人，各觅其同胞至高至贵之遗骸，运于高原，将行葬式。不图累累敌尸间，有凛然僵卧者，月影朦胧，似曾相识。其一人大呼曰，“何战之烈也！噫，何不死于温泉门而死于此。”识者谁：克力泰士也。

彼已为戍兵矣，遂奔告将军柏撒纽。将军欲葬之，以询全军；而全军哗然，甚咎亚里士多德。将军乃演说于军中曰：

“然则从斯巴达军人之公言，令彼无墓。然吾见无

墓者之战死，益令我感，令我喜，吾益见斯巴达武德之卓绝。夫子勖哉，不见夫杀国人媚异族之奴隶国乎，为谍为伥又奚论？而我国则宁弃不义之余生，以偿既破之国法。嗟尔诸士，彼虽无墓，彼终有斯巴达武士之魂！”

克力泰士不觉卒然呼曰，“是因其妻隋烈娜以死谏！”阵云寂寂，响渡寥天；万目如炬，齐注其面。将军柏撒纽返问曰，“其妻以死谏？”

全军咽唾，耸听其说。克力泰士欲言不言，愧恧无地；然以不忍没女丈夫之轶事也，乃述颠末。将军推案起曰，“猗欤女丈夫……为此无墓者之妻立纪念碑则何如？”

军容益庄，惟呼欢殷殷若春雷起。

斯巴达府之北，侑洛佗士之谷，行人指一翼然倚天者走相告曰，“此隋烈娜之碑也，亦即斯巴达之国！”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十一月八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五期、第九期，署名自树。

按《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纪事·拒俄事件》载：“阴历四月初二日东京《时事新报》发刊号外……内载俄国代理公使与时事新报特派员之谈话有‘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云云’……

次晨，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评议员立即开会……提议留学生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初四日义勇队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函中有这样的话：“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十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本篇即在此时发表。

〔２〕　波斯（Ｐｅｒｓｉａ）　古代中亚的强大帝国，公元前四八○年，波斯国王泽耳士（Ｘｅｒｘｅｓ，约前５１９—前４６５）率海陆军渡海进攻希腊，占领雅典。后在萨拉米（Ｓａｌａｍｉｓ）海峡被地米托克利（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击败，泽耳士带着一部分军队，退回小亚细亚。

〔３〕　斯巴达（Ｓｐａｒｔａ）　古希腊城邦之一。斯巴达王黎河尼佗（Ｌｅｏｎｉｄａｓ）应希腊同盟军的请求，率军赶赴希腊北部的德尔摩比勒（Ｔｈｅｒｍｏｐｙｌａｓ）山隘，阻挡波斯军队的进攻，在众寡悬殊下激战两天，第三天因叛徒爱飞得（Ｅｐｈｉａｌｔｅｓ）引波斯军由山间小道偷袭后路，斯巴达军受到两面夹攻，全体阵亡。

〔４〕　浦累皆（Ｐｌａｔａｅａ）之役　泽耳士退军时，留下他的大将漠多尼（Ｍａｒｄｏｎｉｕｓ）继续与希腊人作战。公元前四七九年，希腊人与漠多尼决战于浦累皆，大胜。

〔５〕　依格那海（eｇｅａｎ　Ｓｅａ）　通译爱琴海，位于希腊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

〔６〕　奢刹利（Ｔｈｅｓｓａｌｙ）以及下文的胚罗蓬（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ｕｓ）、访嘻斯（Ｐｈｏｃｉｓ）、螺克烈（Ｌｏｃｒｉｓ）、杀司骇（Ｔｈｅｓｐｉａ）、西蒲斯（Ｔｈｅｂｅｓ），都是古希腊的地区名称。

〔７〕　关于西蒲斯人被扣一事，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约前４８４—约前４２５）《历史》第七卷一三二和二二二节记载，西蒲斯人参战并非自愿，当波斯军入侵时，他们献出土和水，被斯巴达王黎河尼佗扣留，作为人质。希腊军失败后，他们全部投敌。

〔８〕　结怒欲冲冠之长发　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二○九节，临阵结发是斯巴达人的风俗。

〔９〕　“王不死则国亡”之神诫　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二二○节，神诫内容为：“哦，土地辽阔的斯巴达的居民啊，对你们来说，或者是你们那光荣、强大的城市毁在波斯人的手里，或者是拉凯戴孟的土地为出自海拉克列斯家的国王的死亡而哀悼。”

〔１０〕　亚波罗（Ａｐｏｌｌｏ）　通译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１１〕　据上文，应作“二青年”。

〔１２〕　於铄　表示赞美的叹词。《诗经·周颂·酌》：“於铄王师。”

〔１３〕　鼓铸　这里是鼓舞、激励的意思。《史记·货殖列传》：

“铁山鼓铸”，原意为熔化金属铸造钱币。

〔１４〕　圳乌退舍　日光暗淡的意思。圳乌，指太阳。《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圳乌。”《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譅之，日为之反三舍。”反三舍，即退了三座星宿的距离。

〔１５〕　不动明王　即不动金刚明王，佛教密宗中的菩萨，梵名摩诃毗卢遮那（Ｍａｈａｖａｉｒｏｃａｎａ）。佛经中说他心性坚定，有降服恶魔的法力。

〔１６〕　爱尔俾尼（Ａｌｐｅｎｉ）　古希腊的城市。

〔１７〕　踊跃三百　形容勇猛的气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距跃三百，曲踊三百”。

〔１８〕　“汝旅人兮”等语，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二二八节，是战后所立的纪念碑上为斯巴达战死者刻的一段铭文。

〔１９〕　照影成三　孤独的意思。唐代李白《月下独酌四首》之三：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２０〕　首若飞蓬，非无膏沐　语出《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２１〕　格尔歌王后与夷国女王应答之言，原见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的《列传·来库古传》第十四节。

〔２２〕　泥金　用金粉和胶水制成的颜料，这里指泥金帖子。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泥金帖子》：“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

〔２３〕　二三其死　三心二意，没有为国捐躯的决心。从《诗·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变化而来。

〔２４〕　“愿汝持盾而归来”二句，是斯巴达妇女在儿子出征时说的话。见普鲁塔克《道德学三四一，Ｆ》。

〔２５〕　弱也则弃之泰噶托士之谷　据普鲁塔克《列传·来库古传》第十六节，古代斯巴达的新生婴儿，必须经过国家长老的检查，认为健壮合格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到泰噶托士（Ｔａｙｇｅｔｕｓ）山谷的弃婴场。

〔２６〕　式微　衰落的意思。《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

〔２７〕　魂魂　很盛的意思。《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２８〕　投梭之拒　指女子拒绝男子的引诱。《晋书·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

〔２９〕　大逵　通往四方的大路。《尔雅·释宫》：“九达谓之逵。”

〔３０〕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通译亚里斯多德摩，斯巴达的开国国王，黎河尼佗的祖先。古希腊历史著作《阿波罗多鲁斯》第二卷第八节说他为迅雷击毙。按逃归的武士与开国的国王同名。

〔３１〕　蝶尔飞神　即阿波罗神。蝶尔飞（Ｄｅｌｐｈｉ），古希腊祭祀阿波罗的神殿，在帕尔那索斯山的南麓。

说隋〔１〕

昔之学者曰：“太阳而外，宇宙间殆无所有。”历纪以来，翕然从之；怀疑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谓忽有一不可思议之原质〔２〕，自发光热，煌煌焉出现于世界，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若能力保存说〔３〕，若原子说，若物质不灭说，皆蒙极酷之袭击，跄踉倾欹，不可终日。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薄，未可知也！此新原质以何因缘，乃得发见？则不能不曰：“Ｘ线（旧译透物电光）之赐。”

Ｘ线者，一八九五年顷，德人林达根〔４〕所发明者也。其性质之奇异：若（一）贯通不透明体，（二）感写真干板〔５〕，（三）与气体以导电性等。大惹学者之注意，谓Ｘ线外，当更有Ｙ线，若Ｚ线等者。相率覃思，冀获新质。乃果也驰运涅伏，必获报酬。翌年而法人勃克雷〔６〕复有一大发见。

或曰，勃氏以厚黑纸二重，包写真干板，暴之日光，越一二日，略无感应，乃上置磷光体铀盐〔７〕，欲再行实验，而天适晦，不得已姑纳机兜〔８〕中，数日后检之，则不待日光，已感干板。勃氏大骇异，细测其理，知其力非借磷光，而铀之盐类，实自具一种类似Ｘ线之辐射线，爰名之曰铀线，生此种线之体曰剌伽刻耙夫体〔９〕。此种物体所放射之线，则例以发见者之名名之曰勃克雷线。犹Ｘ线之亦名林达根线也。然铀线则无待器械电气之助，而自能放射，故较Ｘ线已大进步。

尔后研究益盛，学者涅伏中，均结种种Ｙ线Ｚ线之影。至一八九八年，休密德〔１０〕氏于钍之化合物中，亦发见林达根线。

同时，法国巴黎工艺化学学校教授古篱夫人〔１１〕，于授业时，为空气传导之装置，偶于别及不兰〔１２〕（奥大利产之复杂矿物）中，见有类似Ｘ线之放射线，闪闪然光甚烈。亟告其夫古篱，研究之末，知含有铋化合物，其放射性凡四千倍于铀盐。以夫人生于坡兰德〔１３〕故，即以坡罗尼恩〔１４〕名之。既发表于世，学者大感谢，法国学士会院复酬以四千法郎，古篱夫妇益奋励，日事研究，遂于别及不兰中，又得一新原质曰耙〔１５〕（Ｒａ－ｄｉｕｍ），符号为Ｒａ。（按旧译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１６〕曰耙。

然其音义于Ｒａｄｉｕｍ尤惬，故篡取之，而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则别立新名可耳。）

一八九九年，独比伦〔１７〕氏亦于别及不兰中得他种剌伽刻耙夫体，名曰爱客地恩〔１８〕。然其辐射性不及恂。

坡罗尼恩与铋，爱客地恩与钍，恂与钡，均有相似之性质。而其纯质，皆不可得。惟恂则经古篱夫人辛苦经营，始得略纯粹者少许，测定分剂及光图〔１９〕，已确认为一新原质，其他则尚在疑似之间，或谓仅得保存其能力而已。

恂盐类之水溶液，加以铔，或轻二硫，或铔二硫〔２０〕，不生沉淀。恂硫养四或恂炭养三〔２１〕，不溶解于水，其恂绿二〔２２〕，则易溶于水，而不溶解于强盐酸及酒精中。利用此性，可于制铀之别及不兰残滓中，分析恂质。然因性殊类钡，故钡恒羼杂其间，去钡之法，须先令成盐化物，溶于水中，再注酒精，即生沉淀，然终不免有钡少许，存留溶液内，反复至再，始得略纯之恂盐。至于纯质，则迄今未能得也。且其量极稀，制铀残滓五千吨，所得恂盐不及一启罗格兰〔２３〕，此三年间所取纯与不纯者合计仅五百格兰〔２４〕耳。而有谓世界中全量恐已尽是者，其珍贵如此。故值亦綦昂，虽含钡甚多者，每一格兰，非三十五弗〔２５〕不能得。至古篱氏之最纯品，以世界惟一称者，亦仅如微尘大，积二万购之，犹不可得，其放射力则强于铀盐百万倍云。

此最纯品，即恂绿二也。昨年古篱夫人化分其绿，令成银绿二〔２６〕，计其量，然后算得恂之分剂为二百二十五。

多漠尔班〔２７〕氏曾照以分光器，恂之特有光图外，不复有他光图，亦为新原质之一证。恂线虽多与Ｘ线同，而此外复有与玻璃陶器以褐色或革色，令银绿二复原，岩盐带色，染白纸，一昼夜间变黄磷为赤磷，及灭亡种子发芽力之种种性。

又以色儿路多〔２８〕皿贮恂盐（放射性强于铀线五千倍者），握掌中二时间，则皮肤被灼，今古篱氏伤痕历历犹未灭也。古篱氏曰：“若有人入置纯恂一密里格兰〔２９〕之室中，则当丧明焚身，甚或致死。”而加奈大之卢索夫〔３０〕氏，则谓纯恂一格兰，足起一磅之重高及一嫡。甚或有谓足击英国所有军舰，飞上英国第一高山辩那维〔３１〕之巅者，则维廉可洛克〔３２〕之言也。综观诸说，虽觉近夸，而放射力之强，亦可想见矣。尤奇者，其放射力，毫不假于外物，而自发于微小之本体中，与太阳无异。

恂线亦若Ｘ线然，有贯通金属力，此外若纸木皮肉等，俱无所沮。然放射后，每为被贯通之物质所吸收，而力变弱，设以恂线通过○○○二五密里〔３３〕之铂箔，则强率变为其初之四十九％，再一次则又减为三十六％，二次以后，减率乃不如初之著矣。由是知恂线决非单纯，有易被他物所吸收者，有强于贯通力者，其贯物而过也若滤分然。各放射线，析为数种，感写真干板之力强者，即贯通线也，其中复有善感眼之组织者，故虽瞑目不视，而仍见其所在。

恂之奇性，犹不止是。有拔尔敦者，曾于暗室中，解包出恂，忽闪闪然发青白色光，室中骤明，其纸裹亦受微光，良久不灭。是即副放射线〔３４〕，感写真干板之作用，亦与主放射同。盖恂能本体发光，及与光于接近物体之二性质，宛如太阳与光于周围游星然。其能力之根源，竟不可测。

或曰勃克雷氏贮比较的纯恂于管中，藏之衣底，六小时后，体上忽现焦灼痕，未几忽隐现于头腕间，不能指其定处。

后古篱氏乃设法测其热度，法用热电柱〔３５〕，其一方接合点，置纯铜盐，他方接合点，置含铜盐六分一之锡盐。计算所生电流之强率，知置铜盐处之温度，高一度半。又以篷然测热器〔３６〕，测定○·○八格兰之纯恂盐所生温度，一小时凡十四加罗厘〔３７〕；即一格兰所放射之热，每一小时凡百加罗厘以上也。其光与热，既非出于燃烧，亦无化学的变化，不知此多量能力，以何为根？如曰本体所自发欤，则昔所谓能力之原则者，不得不破。如曰由外围能力而发软，则恂必当有利用外围能力之性，而此能力之本性，又为吾人所未及知者也。

恂线亦有与空气以导电性之性质，设有钢板及锌板各一，联以铜丝，两板间之空气，令恂线通过之，则铜丝即生电流，与两板各浸于稀硫酸液中无稍异。盖恂线能令气体为衣盎（集于两极间之电解质之总名），分出荷阴阳电气之部分，故气体之作用，遂与液体电解质同。恂线中之易被他物吸收者，此性尤著。

从克尔格司管阴极发生之恺多图线〔３８〕，及林达根线，及恂线，若受强磁力之作用，则进行必偏，设与恂线成直角之方向，有磁力作用，则恂线即越与磁力相对之左而行；然因恂线非单纯者，故析出屈于磁力及不屈于磁力之种种线，进路各不相同，与日光过三棱玻璃而成七色无异。恂线中之强于贯通力者，此性尤著，且因对于磁力之作用，故恂线之大部分，遂含有荷阴电气而飞运极迅之微粒云。

被磁力而偏之恂线中，既含有荷阴电之微粒，则以之投射于或物体，亦当得阴电。古篱夫妇曾用封蜡绝缘之导电体，投以恂线，而确得阴电；又以同法绝缘之铜盐，因带阴电之微粒飞去，而荷阳电。此电气之集积量，每一平方密厘每一秒时凡得４×１９１０安培云。恂线中带阴电之微粒，在强电场时，必偏其进行方向，即在一密厘有一万波的〔３９〕之强电场，则偏四生的〔４０〕许，此勃克雷氏所实证者也。

自恂所发射微粒之速度，每秒凡１．６×１０１０密厘，约当光速度之半，因此微粒之飞散，故恂于一小时所失之能力额凡４．４×１０－６加罗厘，与前记之放出热量较，则觉甚微。又从恂之表面一平方密厘所放射之微粒，其质量亦綦少，计每一格兰之飞散，约需十亿万年。准此，则其微粒之大，应为轻气原子三千分之一，是名电子。

电子说曰，“凡物质中，皆含原子，而原子中，复含电子，电子之于原子，犹原子之于物质也。此电子受四围之电气与磁气之感化，循环飞运，无有已时，凡诸物体，罔不如是，虽吾人类，亦由是成。然飞运迟速，则因物而异，恂之电子，乃极速者，以过速故，有一部分，飞出体外，而光与热，自然发生，为辐射线。”然是说也，必电子自具物质构成之能，乃得秩然成理。不然，则纵调和之曰飞散极微，悠久之曰须无量载，而于物质不灭之说，则仍无救也。且创原子说者，非以是为至微极小，分割物质之达于究极者乎。电子说兴，知飞动之微点，实小于原子千分之一，乃不得不褫原子宇宙间小达极点之嘉名，以归电子，而原子说亡。

自Ｘ线之研究，而得恂线；由恂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

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最人涅伏〔４１〕，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虽曰古篱夫人之伟功，而终当脱冠以谢十九世末之Ｘ线发见者林达根氏。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十月十日《浙江潮》月刊第八期，署名自树。恂，现定名镭。

〔２〕　原质　即元素。

〔３〕　能力保存说　即能量守恒原理。

〔４〕　林达根（Ｗ．Ｋ．Ｒｏcｎｔｇｅｎ，１８４５—１９２３）　通译伦琴，德国物理学家。一八九五年，他在研究真空放电管时发现Ｘ射线

〔５〕　写真干板　用玻璃板制作的照相底片。

〔６〕　勃克雷（Ａ．Ｈ．Ｂｅｃｑｕｅｒｅｌ，１８５２—１９０８）通译柏克勒尔，法国物理学家。一八九五年起研究磷光现象，次年发现铀射线，是科学实验中认识放射性的开端。

〔７〕　磷光体铀盐　即放射y麪光的铀盐。磷同y麪。磷光体，放射麪光的物质。

〔８〕机兜抽oe稀

〔９〕　剌伽刻耙夫体（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即放射性物质。

〔１０〕　休密德（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８４５—１９２１）　通译施米特，德国物理学家。发现放射性元素钍。

〔１１〕　古篱夫人（Ｍｍｅ　Ｃｕｒｉｅ，１８６７—１９３４）　通译居里夫人，物理学家、化学家。原名Ｍａｒｉｅ　Ｓｋｔｏｄｏｗｓｋａ，波兰华沙人，一八九五年与法国物理学家居里（Ｐ．Ｃｕｒｉｅ，１８５９—１９０６）结婚，共同研究放射性物质，先后发现新元素钋和镭。

〔１２〕　别及不兰　Ｐｉｔｃｈｂｌｅｎｄｅ的音译，即沥青铀矿。居里夫妇曾从中提炼出微量的放射性元素钋和镭。

〔１３〕　坡兰德（Ｐｏｌａｎｄ）　通译波兰。

〔１４〕　坡罗尼恩　Ｐｏｌｏｎｉｕｍ的音译，即钋，它的放射性较铀强四百倍。居里夫人将它命名为坡罗尼恩，是为纪念她的祖国波兰；居里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在法国科学院理科博士学院报告新元素的发现时曾说：“假使这新元素的存在将来能够证实的话，我们想叫它钋，来纪念我俩中一人的祖国波兰。”

〔１５〕　按居里夫人于一九○七年始从几十吨的沥青铀矿中提得半克左右的纯粹氯化镭，测定镭的原子量为２２６。到一九一○年获得纯镭。

〔１６〕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现在译为锗。

〔１７〕　独比伦（Ａ．Ｌ．Ｄｅｂｉｅｒｎｅ，１８７４—１９４９）　通译德比尔纳，法国化学家。一八九九年他在沥青铀矿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锕，次年参加居里夫妇提炼纯镭的工作。

〔１８〕　爱客地恩　Ａｃｔｉｎｉｕｍ的音译，即锕。

〔１９〕　分剂及光图　原子量和原子发射光谱线图。

〔２０〕　轻二硫　即硫化氢（Ｈ２Ｓ）。铔二硫，即硫化铵（〔ＮＨ４〕２Ｓ）。

〔２１〕　鈤硫养四即硫酸镭（ＲａＳＯ４）。鈤炭养三，即碳酸镭（ＲａＣＯ３）。

〔２２〕　鈤绿二即氯化镭（ＲａＣｌ２）。

〔２３〕　启罗格兰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的音译，即公斤。

〔２４〕　格兰　Ｇｒａｍ的音译，即克。

〔２５〕　弗　Ｆｒａｎｃ音译的简称，即法郎，法国货币单位。

〔２６〕　银绿二　即二氯化银（ＡｇＣｌ２）。

〔２７〕　多漠尔班（Ｅ．Ａ．Ｄｅｍａｒｃａｙ，１８５２—１９０４）　法国化学家。他于一九○一年发现化学元素铕，曾为居里夫妇发现的元素镭提出光谱学的证明。

〔２８〕　色儿路多（Ｃｅｌｌｕｌｏｉｄ）　即赛璐珞，由硝酸纤维素和樟脑制成的一种易燃性塑料。

〔２９〕　密里格兰　Ｍｉｌｌｉｇｒａｍ的音译，即毫克。

〔３０〕　卢索夫（Ｓ．Ｅ．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１８７１—１９３７）　通译卢瑟福，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原籍新西兰。他在研究原子结构和放射性现象方面有重要成就。

〔３１〕　辩那维（Ｐｅｎｎｉｒｅｓ）　通译奔宁山脉，在英国北部。

〔３２〕　维廉可洛克（Ｗ．Ｃｒｏｏｋｅｓ，１８３２—１９１９）　通译威廉·克鲁克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他在研究真空管内放电现象方面有重要成就。

〔３３〕　密里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的音译，即毫米。

〔３４〕　副放射线　即次级射线。

〔３５〕　热电柱　即温差电偶，一种探测和度量温度的器件。

〔３６〕　篷然测热器　即爆炸量热器，一种测量物体所释放或吸收热量的仪器，用以测定燃料的热值。

〔３７〕　加罗厘（Ｃａｌｏｒｉｅ）　通译卡路里，简称卡，热量单位。

〔３８〕克尔格司管（Ｃｒｏｏｋｅｓｔｕｂｅ）通译克鲁克斯管，即阴极射线管。恺多图线（Ｃａｔｈｏｄｅｒａｙ），即阴极射线。

〔３９〕　波的　Ｖｏｌｔ的音译，即伏特，电压单位。

〔４０〕　生的　Ｃｅｎｔｉ的音译，百分之一的意思。

〔４１〕　最人涅伏　集中众人的智慧。

梦〔１〕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１〕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Ｃｕｐｉｄ），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

桃花〔１〕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２〕。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　“杨妃红”　《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他们的花园〔１〕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人与时〔１〕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渡河与引路〔１〕

玄同〔２〕兄：

两日前看见《新青年》〔３〕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４〕，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

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便只能先学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是一件事，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５〕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６〕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ｎｏ，现在是说ｎｅ〔７〕；从前写作“咈哉”〔８〕，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

《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９〕，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

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

耶稣〔１０〕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１〕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唐俟。十一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署名唐俟。《渡河与引路》是《新青年》发表本篇和钱玄同的复信时编者所加的标题。

〔２〕玄同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编者之一。著有《文字学音篇》、《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编辑部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世界语，一八八七年波兰柴门霍甫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自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曾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究竟是否可行”。

〔５〕“四目仓圣”指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６〕“柴明华先师”指柴门霍甫（Ｌ．Ｚａｍａｎｈｏｆ，１８５９—１９１７），波兰人，一八八七年创造世界语，著有《第一读本》、《世界语初基》等。

〔７〕ｎｏ英语；ｎｅ，世界语。都是“不”的意思。

〔８〕“咈哉”意思是“不”。《尚书·尧典》：“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９〕见鬼，求仙指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鬼亦有形可象，有影可照”等谬论和提倡扶乩求神等迷信活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曾刊载陈大齐、陈独秀等的文章，予以驳斥。打脸，指传统戏曲演员勾画脸谱。《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一八年六月）起，连续刊载钱玄同、刘半农等与张厚载讨论旧戏脸谱等问题的通讯。

〔１０〕耶稣（ＪｅｓｕｓＣｈｒｉｓｔ，约前４—３０）基督教的创始者，犹太族人。

〔１１〕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尼采（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著有《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

“说不出”〔１〕

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２〕，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所以，我以为批评家最平稳的是不要兼做创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

但扫荡之后，倘以为天下已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每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

爱人的爱呀，我说不出。

阿呀阿呀，我说不出！

这样的诗，当然是好的，——倘就批评家的创作而言。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呜呼，“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５〕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北京星星文学社《文学周刊》第十七号发表周灵均《删诗》一文，把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徐玉诺《将来的花园》、朱自清、叶绍钧《雪朝》、汪静之《蕙的风》、陆志韦《渡河》八部新诗，都用“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语加以否定。后来他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寄语母亲》一诗，其中多是“写不出”一类语句：“我想写几句话，寄给我的母亲，刚拿起笔儿却又放下了，写不出爱，写不出母亲的爱呵。”“母亲呵，母亲的爱的心呵，我拿起笔儿却又写不出了。”本篇就是讽刺这种倾向的。

〔２〕　发标　江浙一些地方的方言，耍威风的意思。

〔３〕　太上老君　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者。东汉以来道教奉他为祖师，尊称太上老君。《道德》，即《道德经》，又称《老子》，相传为老聃所著。“道可道非常道”，见该书第一章。

〔４〕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等语，见《孟子·离娄下》。

〔５〕　“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语见《孟子·滕文公下》。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１〕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２〕，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

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我想：这奇怪，怎么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

“你是我的学生么？”但我终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我想：那么，他简直是游荡者，荡窘了，各处乱钻。

“你要钱什么用？”我问。

“穷呀。要吃饭不是总要钱吗？我没有饭吃了！”他手舞足蹈起来。

“你怎么问我来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豫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

“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

女工端进一杯茶来。

“他不是很有钱么？”这少年便问他，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

“多么凉。”

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

“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

“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３〕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

什么东西！周作人〔４〕，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５〕；马裕藻就是马幼渔〔６〕，对不对？陈通伯〔７〕，郁达夫〔８〕。什么东西！Ｔｏｌｓｔｏｉ，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张三，什么东西！

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１０〕，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么？”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

“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

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

我想：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

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

我对于这杨树达君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原来我先前的推测，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见时我以为简率的口调，他的意思不过是装疯，以热茶为冷，以北为南的话，也不过是装疯。从他的言语举动综合起来，其本意无非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吓，希图由此传到别个，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则就用“神经病”这一个盾牌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当时不知怎样，我对于他装疯技术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觉不出他是疯人，后来渐渐觉到有些疯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绽的事，尤其抱着特别的反感了。

他躺着唱起歌来。但我于他已经毫不感到兴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调吹着口笛，借此嘘出我心中的厌恶来。

“哈哈哈！”他翘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裤是西式的，全体是一个时髦的学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经毫不感到什么兴味了。

他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两面一看，极灵敏地找着了厕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着他小解了。

我们仍然回到房里。

“吓！什么东西！……”他又要开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对他说：

“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疯是装出来的。你此来也另外还藏着别的意思。如果是人，见人就可以明白的说，无须装怪相。还是说真话罢，否则，白费许多工夫，毫无用处的。”

他貌如不听见，两手搂着裤裆，大约是扣扣子，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张水彩画。过了一会，就用第二个指头指着那画大笑：

“哈哈哈！”

这些单调的动作和照例的笑声，我本已早经觉得枯燥的了，而况是假装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

“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Ｔｏｌfｓｔｏｉ和Ａｎｄｒｅｅｖ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阿，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

“你不舒服罢？”杨树达君曾经这样问过我。

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

〔２〕　杨遇夫（１８８５—１９５６）　名树达，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教授。著有《高等国文法》、《词诠》等。按文中所说自称“杨树达”者本名杨鄂生。

〔３〕　晨报　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

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它的副刊《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曾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在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孙伏园任编辑时经常为它撰稿，孙伏园去职后即不再投稿。

〔４〕　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　字启明，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

〔５〕　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６〕　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　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７〕　陈通伯（１８９６—１９７０）　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

〔８〕　郁达夫　参看本卷第１５５页注〔１〕。

〔９〕　Ｔｏｌｓｔｏｉ　托尔斯泰。Ａｎｄｒｅｅｖ，安德烈夫。

〔１０〕　冯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　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北洋直系将领，当时任国民军总司令。后来逐渐倾向进步。吴佩孚（１８７３—１９３９）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１〕

一

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

伏园兄：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２〕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十一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第一节排在李遇安《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之前，第二节排在李文之后。

〔２〕　指李遇安，河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烽话五则〔１〕

父子们冲突着。但倘用神通将他们的年纪变成约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伶俐人叹“人心不古”时，大抵是他的巧计失败了；但老太爷叹“人心不古”时，则无非因为受了儿子或姨太太的气。

电报曰：天祸中国〔２〕。天曰：委实冤枉！

精神文明人作飞机论曰：较之灵魂之自在游行，一钱不值矣。写完，遂率家眷移入东交民巷使馆界〔３〕。

倘诗人睡在烽火旁边，听得烘烘地响时，则烽火就是听觉。但此说近于味觉，因为太无味。然而无为即无不为〔４〕，则无味自然就是至味了。对不对？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烽即烽火。本文写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所以题为“烽话”。

〔２〕　天祸中国　北洋军阀时期，军阀官僚在通电中常用的辞句。

如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段祺瑞电文：“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又十六日冯国璋电文：“天祸中国，变起京师”。

〔３〕　东交民巷使馆界　一九○○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将北京东交民巷东起崇文门、西至棋盘街一带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这里往往也是官僚政客“避难”的地方。

〔４〕　无为即无不为　语出《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音乐”？〔１〕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２〕，——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３〕。我深信……”

此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是音乐”云云，云云云云〔４〕。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５〕。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唔，音乐，似乎有了：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Ｂｒ－ｒｒｒｔａｔａｔａｔａｈｉｔａｌ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６〕

危险，我又疑心我发热了，发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并且其实连电影广告的军乐也没有听到，倘说是幻觉，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给粗皮来粉饰的妄想。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Ｍｙｓｔｉｃ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乐又何等好听呵，音乐呀！再来听一听罢，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徐志摩的神秘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华》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宣扬“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等神秘主义的文艺论。

〔３〕Ｍｙｓｔｉｃ英语：神秘主义者。

〔４〕“都是音乐”徐志摩在译诗前的议论中说：“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那只石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５〕庄周（约前３６９—２８６）战国宋国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籁地籁和人籁，见《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６〕“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一段话，是鲁迅为讽刺徐志摩的神秘主义论调和译诗而编造的。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１〕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２〕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３〕也。

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４〕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５〕：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　玄同　钱玄同。一九○八年，他在日本东京和鲁迅一同听过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

〔３〕　《春秋》之义　《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赞美报仇雪恨，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又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４〕　叶名琛（１８０７—１８５９）　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大臣。

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任两广总督。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争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所谓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一八五九年病死。当时人们讽刺他的对联全文是：

“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钱玄同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中，引用了这副对联，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

〔５〕　末减　减轻罪罚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晋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咬嚼之余〔１〕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

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２〕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骂一通之后，即已声明不管，所以现在也不在话下。

第二回的潜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见那一句的了，但意见和我不同，以为都非不能“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各人的意见，当然会各式各样的。

他说女名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一）因为“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但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二）因为便当，譬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儿叫作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３〕，全译出来太麻烦，用“妥s禒丝苔”就明白简单得多。但假如托尔斯泰还有两个女儿，叫做　ＭａｒｙＴｏｌｓｔｏｉｅｔＨｉｌｄａＴｏｌｓｔｏｉ〔４〕，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字样，反而麻烦得多了。

他说Ｇｏ可译郭，Ｗｉ可译王，Ｈｏ可译何，何必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５〕为什么不能有伟力？但我却以为译“郭”“王”“何”才是“故意”，其游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诧异《百家姓》的伟力者，意思即见前文的第一句中。但来信又反问了，则又答之曰：意思即见前文第一句中。

再说一遍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所以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末了，我对于潜源先生的“末了”的话，还得辩正几句。

（一）我自己觉得我和三苏〔６〕中之任何一苏，都绝不相类，也不愿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驾他们。倘以某古人相拟，我也明知是好意，但总是满身不舒服，和见人使　Ｇｏｒｋｙ姓高相同。（二）其实《呐喊》并不风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间者，因为其中的讽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针对旧社会的缘故，但使老先生们一看，恐怕他们也要以为“吹敲”“苛责”，深恶而痛绝之的。（三）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使厌恶滥调的读者看看，可以从速改正误解，不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一位先生当面，一位通信，问我《现代评论》〔７〕里面的一篇《鲁迅先生》〔８〕，为什么没有了。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恼》和后面的《破落户》，而本在其间的《鲁迅先生》确乎没有了。怕还有同样的误解者，我在此顺便声明一句：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假如我说要做一本《妥s禒丝苔传》，而暂不出版，人便去质问托尔斯泰的太太或女儿?我以为这办法实在不很对，因为她们是不会知道我所玩的是什么把戏的。

一月二十日。

备考：“无聊的通信”

伏园先生：

自从先生出了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广告之后，《京报副刊》上就登了关于这类的许多无聊的通信；如“年青妇女是否可算‘青年’”之类。这样无聊的文字，这样简单的脑筋，有登载的价值么？除此，还有前天的副刊上载有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无聊的一种，亦无登载的必要！《京报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请先生宝贵它吧，多登些有价值的文字吧！兹寄上一张征求的表请收下。

十三，仲潜。

凡记者收到外间的来信，看完以后认为还有再给别人看看的必要，于是在本刊上发表了。例如廖仲潜先生这封信，我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虽然或者有人（也许连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认为“无聊的通信”。我发表“青年二字是否连妇女也包括在内？”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读者当中还有像李君一般怀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连带的明白了。关于这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答辩。至于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记者个人的意见，是认为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号字的标题，四号字的署名，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国从翻译印度文字以来，似乎数千年中还没有人想过这样的怪思想，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者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确是近十年来的人发明的（这种办法在严几道时代还未通行），而近十年来的翻译文字的错误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铄前古的了。至于这两点为什么要攻击，只要一看鲁迅先生的讽刺文字就会明白。他以中国“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绸”去映衬有许多人用“玛丽亚”，“婀娜”，“娜拉”这些美丽字眼译外国女人名字之不当，以“吾家ｒｋｙ”一语去讥讽有许多人将无论那一国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这两句话给我们的趣味已经够深长够浓厚了，而廖先生还说它是“最无聊”的文字么？最后我很感谢廖先生热心的给我指导，还很希望其他读者如对于副刊有什么意见时不吝赐教。

伏园敬复。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

关于《咬文嚼字》

伏园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Ａ，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无·关·紧·要·的；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Ｂ，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Ｗｉｌｄｅ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ｒｋｙ”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ｒｋｙ”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ｒｋｙ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无·意·思而已，说他是·门·外·汉而已，说他是·无·聊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

此颂

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复。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

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择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咬文嚼字》是“滥调”

伏园先生：

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９〕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ｏｌｓｔｏｉ，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　Ｍａｒｙ　Ｈｉｌｄａ　Ｓｔｕｗａｒｔ，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s禒丝苔”译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　Ｔｏｌｓ－ｔｏｉ，用“丝图娃德”译　Ｍａｒｙ　Ｈｉｌｄａ　Ｓｔｕｗａｒｔ，这诚是不得已之举。

至于说为适合中国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国人的名字，便不必译，直照原文写出来好。因为中国人能看看不惯的译文，多少总懂得点洋文的。鲁迅先生此举诚未免过于吹毛求疵？

至于用中国姓译外国姓，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假如Ｇｏｇｏｌ的Ｇｏ可以译做郭，Ｗｉｌｄｅ的Ｗｉ可以译做王，Ｈｏｌｚ的Ｈｏ可以译做何，我们又何必把它们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

诚然，国内的翻译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满意了！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正多，却不是这两种。伏园先生把它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算多事，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做这种吹敲的勾当。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鲁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讥刺的言辞，尖锐的笔锋，精细的观察，诚可引人无限的仰慕。《呐喊》出后，虽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国中了。

他的令弟启明先生，亦为我崇拜之一人。读书之多，令人惊叹。《自己的园地》为国内文艺界一朵奇花。我尝有现代三周（还有一个周建人先生），驾乎从前三苏之慨。

不过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若故意纵事吹敲或失之苛责，不免带有失却人信仰的危险。而记者先生把名人的“滥调”来充篇幅，又不免带有欺读者之嫌。冒犯，恕罪！顺祝健康。

潜·源。

一月十七日于唐山大学。

的先生看了不以为然，我猜想青年中这种意见或者还多，那么这篇文章不是“滥调”可知了，你也会说，我也会说，我说了你也同意，你说了他也说这不消说：那是滥调。鲁迅先生那两项主张，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过去，名为滥调，是冤枉了，名为最无聊，那更冤枉了。记者对于这项问题，是加入讨论的一人，自知态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对于“潜”字辈的先生们的主张，虽然万分不以为然，也只得暂且从缓答辩。好在超于我们的争论点以上，还有两项更高一层的钱玄同先生的主张，站在他的地位看我们这种争论也许是无谓已极，无论谁家胜了也只赢得“不妥”二字的考语罢了。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２〕　指廖仲潜。

〔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ｏｌｓｔｏｉ　英语，可译为伊丽莎白·托尔斯泰。

〔４〕　Ｍａｒｙ　Ｔｏｌｓｔｏｉ　ｅｔ　Ｈｉｌｄａ　Ｔｏｌｓｔｏｉ　法语，可译为玛丽·托尔斯泰和希尔达·托尔斯泰。

〔５〕　《百家姓》　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６〕　三苏　宋代文学家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的并称。

〔７〕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王世杰、陈西滢、徐志摩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投靠国民党政权。

〔８〕　《鲁迅先生》　张定璜作。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报副刊》上刊登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的预告目录中，该文排在《苦恼》和《破落户》两篇之间。但出版时并无此文。按此文后来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七、八两期。《苦恼》，胡适所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破落户》，炳文作的杂文。

〔９〕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英语：音节。

咬嚼未始“乏味”〔１〕

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从前独将女人缠足穿耳，也可以说不过是区别；现在禁止女人剪发，也不过是区别，偏要逼她头上多加些“丝苔”而已。

二、原文云：却于她字没有讽过。答曰：那是译Ｓｈｅ〔２〕的，并非无风作浪。即不然，我也并无遍讽一切的责任，也不觉得有要讽草头丝旁，必须从讽她字开头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四、原文云：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么？答曰：断然不必。我是主张连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别的，这回的辩难一半就为此。怎么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云：赞成用郭译Ｇｏ……习见故也。答曰：“习见”和“是”毫无关系。中国最习见的姓是“张王李赵”。《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潜”字却似乎颇不习见，但谁能说“钱”是而“潜”非呢？

六、原文云：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谢。我其实还有一个兄弟〔３〕，早死了。否则也要防因为“四”字“凑巧”，比起“四凶”〔４〕，更加使人着急。

备考：咬嚼之乏味潜源

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　”，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ｌｉｔｅｒａｌ）。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

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Ｇｏｇｏｌ的Ｇｏ译做郭，把Ｗｉｌｄｅ的　Ｗｉ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Ｇｏｇｏｌ的Ｇｏ，用“王”译　Ｗｉｌｄｅ的Ｗｉ，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Ｇｏ，用王译　Ｗｉ，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

（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

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Ｓｈｅ　英语：她。

〔３〕　指鲁迅的四弟周椿寿（１８９３—１８９８）。

〔４〕　“四凶”　传说是尧舜时代著名的坏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蓜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杂语〔１〕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２〕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的，可惜“诗哲”〔３〕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

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ＡＢＣＤ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４〕。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

〔２〕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　指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与我国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握手。参看《坟·论照相之类》第三节。

〔３〕　“诗哲”　指泰戈尔。当时报纸报导中称他为“印度诗哲”。

〔４〕　化名写文章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的事，当时曾多有发生。如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几全系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替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又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芳子”的《廖仲潜先生的“春心的美伴”》一文，恭维廖的作品“是‘真’是‘美’是‘诗’的小说”，鲁迅在《两地书·一五》中说：“我现在疑心‘芳子’就是廖仲潜，实无其人，和‘琴心’一样的”。

编完写起〔１〕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２〕，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３〕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４〕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５〕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６〕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７〕，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８〕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

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２〕　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３〕　陈百年　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４〕　《妇女杂志》　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５〕　《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６〕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７〕　“流弊流弊”　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８〕　章先生　即章锡琛（１８８９—１９６９），字雪村，浙江绍兴人。

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

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１〕

《阿Ｑ正传》序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２〕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３〕，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４〕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５〕，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７〕了，分在机关科〔８〕。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９〕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１０〕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１１〕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１２〕，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１３〕，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１４〕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１５〕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１６〕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备考：自传〔１７〕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是应《阿Ｑ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其中《阿Ｑ正传》序》译成俄文后，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Ｑ正传》（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选集）一书。

〔２〕　王希礼原名波·阿·瓦西里耶夫（g．Ａ．ghijlmn，？—１９３７），苏联人。一九二五年是河南国民革命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

〔３〕　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　《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帮（皂），帮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４〕　青年批评家　指成仿吾。他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说：“《阿Ｑ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

〔５〕　《阿Ｑ正传》发表后，曾出现这样一些评论：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说：“《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现代评论》一卷八期）冯文炳的《呐喊》说：“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Ｑ，更要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见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周作人的《阿Ｑ正传》说：“《阿Ｑ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是反语（ｉｒｏｎｙ），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见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

〔６〕　变故　指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因科场案入狱一事。

〔７〕　水师学堂　即江南水师学堂，清政府一八九○年设立的一所海军学校。初分驾驶、管轮两科，不久增添鱼雷科。

〔８〕　机关科　即管轮科，现称轮机农业。

〔９〕　矿路学堂　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１０〕　东京的豫备学校　指东京弘文学院，创办于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的学校。

〔１１〕　日本的维新　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革新，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１２〕　俄日战争　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３〕　小计画　指和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和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等事。参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说集〉序》等。

〔１４〕　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１５〕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赴教育部任职，同年五月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不久，第一科移交内务部，第二科改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被委任为第一科科长。

〔１６〕　指收入本书的《斯巴达之魂》、《说恂》和收入《坟》中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

〔１７〕　本自传当作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本文加注后重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田园思想〔１〕（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

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２〕，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备考：

来　　信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馆，顺便走了进去。

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

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上面不过要表明对于《莽原》的一种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费先生的时间。今天，我的表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给我了，白天很热，所以没有细读，现在是半夜十二时多了，在寂静的大自然中，洋烛光前，细读《编完写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因为这个念头近来把我扰的头昏，时时刻刻想找一些文章来读，借以得些解决。

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

先生，我不愿对你说我是怎么烦闷的青年啦，我是多么孤苦啦，因为这些无聊的形容词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厌恶。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

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３〕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是在流放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４〕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Ｃｏｓｅｔｔ〔５〕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６〕，看到主人Ｖｒｏｎｓｋｙ〔７〕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

及至后来读了Ｈａｒｄｙ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Ｔｅｓｓ〔８〕，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魔了！不过以Ｈａｙｄｙ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Ｗｅｓｓｅｘ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径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想，顿时消灭的片屑不存。因为照前者的入田园，只能算一种“做”，而“想”

却绝对谭不到，平心而论，一个研究学问或作其他事业的人一旦遭了挫折，便去归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简易的工作，和我国先前的隐居差不多，无形中已陷于极端的消极了！一个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痴的可怜，但一遇挫折己便反却，却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许不是这些，但现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所以顺便写了一大堆无用的话。但不知先生肯否给我以稍为明了一些的解释呢？

先生虽然万分的憎恶所谓“导师”，我却从心坎里希望你做一些和厨川白村相像的短文（这相像是我虚拟的），给麻木的中国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书院。六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周刊第八期。

〔２〕　参看《华盖集·导师》。

〔３〕　嚣俄　通译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哀史》，即《悲惨世界》。

〔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　海峡群岛，在英吉利海峡。

〔５〕　Ｃｏｓｅｔｔ　柯赛特，《悲惨世界》中的人物。

〔６〕　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　《安娜·卡列尼娜》。

〔７〕　Ｖｒｏｎｓｋｙ　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

〔８〕　Ｈａｒｄｙ　哈代（１８４０—１９２８），英国作家。Ｔｅｓｓ，《苔丝》。下文的Ｗｅｓｓｅｘ，《威塞克思》。

流言和谎话〔１〕

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２〕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３〕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４〕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５〕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

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６〕，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我虽然确是“某籍”〔７〕，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８〕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

〔２〕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　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氏掌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并发表宣言不承认她为校长。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声言“整顿学风”，助长了杨的气焰，五月七日，杨以校长身份强行主持纪念国耻讲演会，遭到学生反对，九日，她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八月一日复带领武装警察到校，强令解散国文系三年级等四班，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

〔３〕　“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　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所载朱大瓢的《听说——想起》一文中，称女师大为“某校”。又同期效痴的《可悲的女子教育》一文用ooo代指杨荫榆和章士钊。

〔４〕　两个相反的启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十八日《晨报》第二版曾刊有《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体育系紧要启事》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全体学生紧要启事》，声称“严守中立”，“并未参与”“本校风潮”云云。随后，三系学生在五月二十二日《京报》第二版登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哲学系、体育系启事》，声明驱杨是“全体同学公意”，对上述混淆视听的“冒名启事”予以揭露。

〔５〕　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　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京报》所载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紧要启事》和次日该报刊载的《杨荫榆启事》及杨以学校名义发的《女师大启事》。前一启事揭露了杨荫榆八月一日率领军警进校迫害学生的暴行，后两个启事则竭力为这一暴行辩护。

〔６〕　“停止饮食茶水”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带警入女师大》的报道。

〔７〕　“某籍”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闲话》中说：“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某籍，指浙江。发表宣言的七人中有六人是浙江籍。某系，指北京大学国文系。参见《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８〕　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　莱蒙托夫（Ｍ．p．qmrstuvtn，１８１４—１８４１），俄国诗人。著有长诗《诗人之死》、《恶魔》及中篇小说《当代英雄》等。

“我幸而没有女儿”，是《当代英雄》中一个人物说的话。

通信〔１〕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

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至于江先生的文章〔２〕，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

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３〕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九月一日。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从近来《现代评论》之主张单独对英以媚亲日派的政府，侮辱学界之驱章为“打学潮糊涂账”以媚教育当局，骂“副刊至少有产生出来以备淘汰的价值”以侮辱“青年叛徒”及其领导者，藉达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学者的拍卖人格的阴谋等等方面看来，我们深觉得其他有良心的学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太没有责任心，太怯懦了！

从牠的消售数目在各种周刊之上看（虽然有许多是送看的），从牠的页数增加上看，我们可以知道卑污恶浊的社会里的读者最欢迎这类学术界中的《红》，《半月》或《礼拜六》。自从《新青年》停刊以后，思想界中再没有得力的"缰南拭鞯某宸娑恿恕Ｈ缃瘛*新青年的老同志有的投降了，有的退伍了，而新的还没练好”，而且“势力太散漫了。”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好的《现代评论》。我正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Ｎ君拿着一份新出来的《语丝》，指给我看这位充满“阿Ｑ精神”兼“推敲大教育家”江绍原的“小杂种”，里面说道，“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乱生“小杂种”，一被谑于米先生（见京报副刊），再见斥于作《阿Ｑ的一点精神》（见民报副刊）的辛人，老羞成怒，竟迁怒到民副记者的身上去了。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爷之×（原刊不清）的语丝上诡谲地加上“有人说”三个字。Ｎ君××（原刊不清）“大约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曾推出一句共产的宣来同而睡，（原刊如此）时对于这位归国几满三年，从未作过一句宣传的文章，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从未卷入任何风潮，从未作任何活动的民副记者——一个颓废派诗人梭罗古勃的爱慕者，也终不能查出共产党的证据，所以只能加上‘有人说’三字，一方面可以摆脱责任，一方面又可造谣。

而拈阄还凑巧正拈到投在语丝上……”我于是立刻将我的《联合战线》一文撕得粉碎；我万没想到这《现代评论》上的好文章，竟会在《语丝》上刊出来。实在，在这个世界上谁是谁的伙伴或仇敌呢？我们永远感受着胡乱握手与胡乱刺杀的悲哀。

我看你们时登民副记者的文章，那末，你不是窝藏共产党的（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么？至少“有人说”你是的。章士钊褫你的职还不足以泄其愤吧，谨防着他或者又会“私禀执政”把你当乱党办的。一笑。

下一段是Ｎ君仿江绍原的“小杂种”体编的，我写

的——

“……胡适之怎样？……想起来了，那位博士近来盛传被‘皇上’‘德化’了，招牌怕不香吧。

“陈西滢怎样？……听说近来被人指为‘英日帝国主义者和某军阀的走狗章士钊’的‘党徒’……

“至于江绍原，有人说他是一般人所指为学者人格拍卖公司现代评论社的第o支部总经理。……”本函倘可给莽原补白，尚祈教正，是荷。

霉江谨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

〔２〕　江先生　即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语丝》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仿近人体骂章川岛》一文，其中多用反话，如说“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等，霉江误以为是正面的诬蔑，表示愤慨。

〔３〕　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他在所办的《甲寅》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有“密呈执政”和“密言于执政”一类话。

《痴华粑》题记〔１〕

尝闻天竺〔２〕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３〕，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４〕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５〕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６〕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７〕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８〕，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也。王君品青〔９〕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粑》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王品青校点的《痴华粑》一书，该书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２〕　天竺　我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

〔３〕　徐元太　字汝贤，安徽宣城人，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喻林》，辑录我国古籍和佛经中寓言故事的类书，一二○卷，分十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五百八十余类。有明代万历乙卯（１６１５）刊本。

〔４〕　佛藏　汉译佛教经典的总集名，通称《大藏经》。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时即开始，刊印最早始于宋开宝五年（９７２）的印雕佛经一藏，后历朝均有刊刻。其中以譬喻为集名的，除《百喻经》外，还有《大集譬喻王经》、《佛说譬喻经》、《阿育王譬喻经》、《法句譬喻经》、《杂譬喻经》等。

〔５〕　《出三藏记集》　南朝梁僧钓撰，十五卷。书中记载佛教经典经、律、论三藏的书目、序跋和各种译文的异同。

〔６〕　僧伽斯那　古印度的一个佛教法师。《修多罗藏》，即佛教著作“经”、“律”、“论”三藏之一的经藏。修多罗（Ｓｕｔｒａ），梵语“经”的音译。

〔７〕　求那毗地　僧伽斯那的弟子，《百喻经》最早的汉译者。

〔８〕　阿伽陀药　梵语Ａｇａｄａ的音译，意为万灵药。

〔９〕　王品青（？—１９２７）　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师。

《穷人》小引〔１〕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２〕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３〕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４〕。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５〕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６〕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７〕为之狂喜，培林斯基〔８〕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９〕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１０〕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１１〕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Ｇａｒｎｅｔｔ〔１２〕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３〕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１４〕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１５〕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１６〕癗曙梦〔１７〕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的读者觉得烦难，现在就在此略加解释。那姓名全写起来，是总有三个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这书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称他马加尔亚列舍维奇，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儿子马加尔，是客气的称呼；亲昵的人就只称名，声音还有变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尔瓦拉亚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女儿瓦尔瓦拉；有时叫她瓦兰加，则是瓦尔瓦拉的音变，也就是亲昵的称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鲁迅记于东壁下。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

《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六年。韦丛芜的译本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２〕陀思妥夫斯基（w．x．etivtmniyjz，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通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３〕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

〔４〕　“残酷的天才”　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５〕　正教　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６〕　“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拔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７〕格里戈洛维奇（e．g．[rj\trtnj]，１８２２—１９００）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myrhitn，１８２１—１８７８），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

〔８〕培林斯基（g．[．gmjuiyjz，１８１１—１８４８）通译别林斯基，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著有《文学的幻想》、《论普希金的作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９〕“谦逊之力”见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１０〕　“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１１〕　丛芜　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

〔１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Ｇａｒｎｅｔｔ　康斯坦斯·迦内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６），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１３〕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

〔１４〕　原白光　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１５〕　素园　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等。

〔１６〕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e．`．xmrmaytniyjz，１８６６—１９４１），俄国作家，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国。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保罗一世》等。

〔１７〕癗曙梦（１８７８—１９５８）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

通信〔１〕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２〕。《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３〕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４〕？

鲁迅。六，九。

顺便答复Ｃ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　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　“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１〕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

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７〕，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８〕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

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

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

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１０〕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１１〕，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１２〕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１３〕，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

收入本书时经过作者校阅。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３〕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剧演员，他们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４〕　Ｇｏｄ　英语：上帝。

〔５〕　象牙之塔　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艺评论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　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７〕　指汉姆生，参看《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及其注〔１〕。

他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８〕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q．^．btivtz，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９〕指吴稚晖。参看《而已集·革命文学》。

〔１０〕　陈炯明（１８７５—１９３３）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军阀。

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等曾参加讨伐陈yk明的战争。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说：“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

〔１１〕　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领徐州。

〔１２〕　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盘踞东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１３〕叶遂宁（`．_．cimuju，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著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俄罗斯》等。梭波里（_．`．tdtl，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现实生活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

关于《关于红笑》〔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２〕，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３〕。《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４〕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

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５〕——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６〕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７〕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８〕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　《华北日报》　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　鹤西　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４〕　《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　《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　梅川　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７〕　二叶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　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８〕　《竖琴》　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译文刊载于一九二九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

通讯〔１〕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b：

关于孙用〔４〕先生的几首译诗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灵魂的幸福，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

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

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无边的奇怪的希望，

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

人间苦闷的乐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２〕　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等。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一九一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３〕　曼殊斐儿（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曼殊斐儿》一文中，以轻佻的笔调和许多譬喻描写了曼殊斐儿的身态，又用许多艳丽的词句形容她的衣饰。

〔４〕　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

《淑姿的信》序〔１〕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２〕。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３〕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４〕，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５〕，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６〕，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１〕　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

〔２〕　陵天毁羽翮的故事，出于希腊神话：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巧匠德达拉斯用蜡粘着翅膀从空中逃离克里村岛，他未听从父亲的警告，飞近太阳，蜡被融化，坠落海中而死。思士，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３〕　坐驰　静坐幻想的意思。《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４〕　静女　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

〔５〕　二竖　指难治的病。《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６〕　生人　指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金死后他整理其遗书出版，并托人请鲁迅写序。

选本〔１〕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２〕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３〕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４〕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５〕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６〕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７〕，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８〕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９〕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１０〕，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１１〕袁宏道〔１２〕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１３〕，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１４〕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１５〕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

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１６〕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１７〕。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１８〕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１９〕，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２０〕，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２１〕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２２〕，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２〕　《庄子》　亦称《南华经》，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现存三十三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参看《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篇。

〔３〕　“动机论”　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中说：“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的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

〔４〕　《诗》　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共收三○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方的乐歌；“雅”是王畿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

〔〔５〕《楚辞》战国时楚（今湖南、湖北等地）人的辞赋。其名最初见于《史记·张汤传》。后来汉代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成书，名为《楚辞》。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楚辞》“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６〕　二陆　指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所作四言诗有《短歌行》、《秋胡行》等十二首，陆云（２６２—３０３），字士龙，所作四言诗有《赠顾骠骑》、《赠顾彦先》等二十四首。束皙（？—３００以后），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晋代文学家。所作四言诗有《补亡诗》六首。陶潜（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所作四言诗有《停云》、《时运》等九首。

〔７〕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三卷，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到东晋间文人学士的言谈轶事。

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时，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８〕　裴启　又名裴荣，字荣期，东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所著《语林》，十卷，记汉魏两晋高士名流的言谈轶事，《世说新语》颇多取材于此书。原书已佚，遗文散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清代马国翰有辑本二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亦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９〕　《幽明录》　刘义庆编撰，三十卷。内容多记鬼怪故事。原书于唐宋间佚亡，遗文在类书中保留甚多。鲁迅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１０〕　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的注释，引用古籍有四百多种，这些书的原本多已失传。

〔１１〕　后人模拟《世说新语》体裁的书很多，如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今佚），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李清的《女世说》、王○的《今世说》，近代易宗夔的《新世说》等。其中《今世说》、《新世说》等，都有作者自加的注解。

〔１２〕　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　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万历时进士。他在做官之前曾说：“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与李本健书》）。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任吴县知县后却又说“官实能害我性命”（《与黄绮石书》），“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寄沈博士书》），并于一年后辞去官职。

〔１３〕　曹宪　隋唐时扬州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精通文字学。

《旧唐书·曹宪传》说：“（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李善（约６３０—６８９），唐代扬州江都人。从曹宪受文选学，显庆三年（６５８）撰成《文选》注释。开元六年（７１８）吕延祚又辑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所作的注释为“五臣注”；宋人又把它和李善的注释合刻，称“六臣注”。后代学者关于《文选》的音义、考异、集释、旁证等著作甚多。

〔１４〕　“妖孽”　一九一七年七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此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便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

〔１５〕　《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十二卷。收入先秦至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１６〕　《昭明太子集》　南朝梁萧统（谥昭明）的文集，原本二十卷，久已散佚，今存明代叶绍泰辑刊的六卷本，系由类书掇拾而成。又另有明刊五卷本一种。

〔１７〕　《古文辞类纂》　清代姚鼐编选，共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分为十三类。《惜抱轩全集》，姚鼐的著作集，共八十八卷。

〔１８〕　《唐人万首绝句选》　清代王士祯编选，七卷。王士祯论诗推崇盛唐，提倡“神韵”之说，这个选本是他从宋代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中选取能表现“神韵”特色的八九五首而编成的。

〔１９〕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　字叔夜，谯国○（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诗人。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家诫》是用明哲保身思想训诫儿子的一篇文章，见《嵇康集》卷十。

〔２０〕　《闲情赋》　内容抒写对一位女子的眷恋。见《靖节先生集》卷五。

〔２１〕　《子夜歌》　乐府“吴声歌曲”之一，为民间男女赠答的情诗。《晋书·乐志（下）》：“《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

〔２２〕　《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马二先生是书中的八股文选家。他游西湖吃处片的情节，见该书第十四回。“处片”，即处州（今浙江丽水）出产的酱笋干片。

哭范爱农〔１〕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２〕

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３〕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这是《哀范君三章》的最后一首。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于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范爱农（１８８３—１９１２）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一九一一年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时，他任学监。鲁迅离职后，他被守旧势力排挤出校，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落水身亡。〔２〕大圜即天。《吕氏春秋·序意》：“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３〕新宫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在新华宫。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１〕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与《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同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短讯中刊出。《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

Ｏ．Ｅ．即小原荣次郎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拼音（Ｏｂａｒａ　Ｅｉｊｉｒｏ）的缩写。

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

无题〔１〕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爸爸。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２〕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三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参看本卷第１４３页注〔１〕。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片山松藻（内山嘉吉夫人）的。

〔２〕　秦醉　汉代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悦）秦穆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赐）用此土，而剪诸鹑首。”按鹑首，星次名，我国古代将星宿分为十二次，配属于各国，鹑首指秦国疆土。越吟，《史记·张仪列传》：“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赠日本歌人〔１〕

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２〕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３〕

三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的。原诗所写的条幅上题“辛未三月送升屋治三郎兄东归”。诗中“远”作“海”，“望”作“忆”。

〔２〕　春江　指春申江，上海市境内黄浦江的别称。相传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疏凿此江而得名。

〔３〕　西游，即《西游记》；封神，即《封神演义》。当时上海演出的两部取材于同名小说的连台本京戏。

湘灵歌〔１〕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２〕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３〕

三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诗中“如染”作“于染”，“皎如皓月”作“皓如素月”，“零落”作“苓落”。

湘灵，湘水之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后汉书·马融传》唐代李贤注：“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

〔２〕　高丘　楚国山名。《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３〕　太平成象　从“太平无象”变化而来。《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六年：“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秋门，唐代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明代曾益注：“《洛阳故宫纪》云：洛阳有宜秋门千秋门”。洛阳是唐朝的东都，这里借指南京。

自嘲〔１〕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２〕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诗中“破帽”作“旧帽”，“漏船”作“破船”。

〔２〕　千夫指　《汉书·王嘉传》：“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孺子牛，《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晋代杜预注：“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牽之。荼顿地，故折其齿。”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条幅所说“偷得半联”，指此。

无题〔１〕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损战袍。〔２〕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３〕

十二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诗是书赠郁达夫的；诗中“木落”作“浩荡”，“猩红”作“心红”，“吟不得”作“吟亦险”。

〔２〕　洞庭木落　《楚辞·九歌·湘夫人》：“粬粬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３〕　泽畔　湖边。《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离骚，屈原被放逐后所作的长诗。

二十二年元旦〔１〕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一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又戏为邬其山生书一笺……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诗中“到底”作“依旧”。邬其山，即内山完造；静农，即台静农。按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夏历癸酉年元旦。

题《彷徨》〔１〕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

题三义塔〔１〕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２〕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蠣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３〕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４〕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５〕

六月二十一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蠣”作“焰”。

西村真琴（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日本生物学家。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

〔２〕　鸠　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３〕　大心　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为大悲心。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４〕　精禽　即精卫。《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５〕　劫波　佛家语，梵文Ｋａｌｐａ的音译，略称为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

悼丁君〔１〕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２〕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六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诗是书赠陶轩的；诗中“夜气”作“遥夜”，“压”作“拥”，“瑶”作“湘”。

丁君　指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六月间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因作本诗。

〔２〕　剪柳春风　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赠人〔１〕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２〕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３〕

其　　二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４〕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５〕

七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本诗是书赠日本森本清八的；诗中“理”作“弄”，“但”作“独”。

〔２〕　越女　唐代王维《洛阳女儿行》：“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越女，原指西施，也泛指江浙一带的女子。

〔３〕　唱尽新词欢不见　唐代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露映树鹧鸪鸣。”欢，古代吴声歌曲中对情人的称谓。

〔４〕　秦女　相传秦穆公女名弄玉，能吹箫作凤鸣（见《列仙传》）。这里泛指善弹奏的女子。梁尘踊跃，形容乐声的动人。《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

〔５〕　奔星　《尔雅·释天》“奔星”注：“流星大而疾，曰奔。”

《晋书·天文志（中）》：奔星“声隆隆者，怒之象也”。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１〕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２〕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３〕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４〕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十二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诗是为当时郁达夫妻子王映霞写的；诗中“假”作“遐”，“风波”作“风沙”。

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迷途的羔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郁达夫于一九三三年春迁往杭州，并拟定居。后来他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

〔２〕　钱王登假　钱王即钱槿（８５２—９３２），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登假，同登遐，旧称帝王的死亡为登假。《礼记·曲礼下》：“告丧，曰‘天王登假’。”汉代郑玄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伍相随波，伍相，即伍子胥（？—前４８４），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兄为楚平王所杀，他出奔吴国，助吴伐楚。后劝吴王夫差灭越，吴王不听，赐剑迫令自刎，“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３〕　平楚　南朝齐谢粕《宣城郡内望远》：“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所谓平林也。”高岑，三国魏王粲《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４〕　将军岳　指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后被主和派赵构（宋高宗）、秦桧谋害。杭州西湖畔有岳坟。处士林，指林逋（９６７—１０２８），字君复，谥号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诗人。隐居西湖孤山，喜种梅养鹤。著有《和靖诗集》。孤山有他的坟墓、鹤关和放鹤亭。

《奔流》编校后记〔１〕

一

创作自有他本身证明，翻译也有译者已经解释的。现在只将编后想到的另外的事，写上几句——甚少。这一篇《Ｈａｍｌｅｔ　ｕｎｄ　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３〕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Ｈａｍｌｅｔ》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则只有林纾〔４〕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５〕君正在大发《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ｔｙｐｅ”〔６〕，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Ｈａｍｌｅｔ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ｉｓｍ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Ｍａｒｘｉｓｍ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了，〔７〕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

《大旱的消失》〔８〕是Ｅｓｓａｙ，作者的底细，我不知道，只知道是１９０２年死的。Ｅｓｓａｙ本来不容易译，在此只想绍介一个格式。将来倘能得到这一类的文章，也还想登下去。

跋司珂（Ｖａｓｃｏ）族是古来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Ｐｙ－ｒｅｎｅｅｓ〔９〕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Ｐｉｏ　Ｂａｒｏｊａ　ｙ　Ｎｅｓｓｉ）〔１０〕就禀有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原是医生，也做小说，两年后，便和他的哥哥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１〕到马德里开面包店去了，一共开了六年。现在Ｒｉｃａｒｄｏ是有名的画家；他是最独创底的作家，早和Ｖｉｃｅｎｔｅ　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ａ′ｎfｅｚ〔１２〕并称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巨擘。他的著作至今大约有四十种，多是长篇。这里的小品四篇〔１３〕，是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内，永田宽定〔１４〕的译文重翻的；原名《Ｖｉｄａ　Ｓｏｍｂｒｉａｓ》〔１５〕，因为所写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译的题目。

今年一说起“近视眼看匾”来，似乎很有几个自命批评家郁郁不乐，又来大做其他的批评。〔１６〕为免去蒙冤起见，只好特替作者在此声明几句：这故事原是一种民间传说，作者取来编作“狂言”样子，〔１７〕还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备登在《波艇》〔１８〕上的。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评家的处所，那实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缘故，怪不得传述者的。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１９〕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２０〕，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不过是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２１〕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２２〕的人们；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２３〕们自然也主张支持劳动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几个是委员，如Ｖｏｒｏｎｓｋｙ，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Ｉａｋｏｖｌｅｖ，Ｔｒｏ－ｔｓｋｙ，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２４〕等；也有“锻冶厂”〔２５〕一派，如Ｐｌｅｔｎｉ－ｊｏｖ〔２６〕；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Ｖａｒｄｉｎ，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ｂａｃｈ，Ｒｏｄｏｖ，Ｂｅｓａｍｅｎｓｋｙ〔２７〕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Ｖｏｒｏｎｓｋｙ，《赤色新地》〔２８〕的编辑者；对于他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Ｌｅｌｅfｖｉ－ｔｃｈ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且指摘Ｖｏｒｏｎｓｋｙ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２９〕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３０〕在《现代俄国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Ｖｏｒｏｎｓｋｙ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Ｔｒｏｔｓｋｙ，Ｒａｄｅｋ〔３１〕都已放逐，Ｖｏｒｏｎｓｋｙ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着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鲁迅。

二

纸数的关系，只能分登两期了。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Ｋ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３３〕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国人，所以也终于不脱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样的“摆”，不但不来，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摆”，并且连世间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这是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释迦有恒河沙数说〔３４〕，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奥国人Ｒｅｎｅ′　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３５〕的叙述苏俄状况的书，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译本曰《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叙述，虽说是客观的，然而倒是指摘缺点的地方多，惟有插画二百余，则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拾谷虹儿，〔３６〕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这里翻印了两张，都是Ｉ．Ａｎfｎｅｎｋｏｖ〔３７〕所作的画像；关于这画像，著者这样说——“……其中主要的是画家Ｉｕａｎｉｉ　Ａｎｎｅｎｋｏｖ。他依照未来派艺术家的原则工作，且爱在一幅画上将各刹那并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设法寻出一个为这些原质的综合。

他的画像即意在‘由一个人的传记里，抄出脸相的各种表现来’。俄国的批评家特别称许他的才能在于将细小微末的详细和画中的实物发生关连，而且将这些制成更加恳切地显露出来的性质。他并不区别有生和无生，对于他的题目的周围的各种琐事，他都看作全体生活的一部分。他爱一个人的所有物，这生命的一切细小的碎片；一个脸上的各个抓痕，各条皱纹，或一个赘疣，都自有它的意义的。”

那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ｙ〔３８〕的画像，便是上文所讲的那些的好例证。他背向西欧的机械文明，面对东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国，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写着“Ｒ．Ｓ．Ｆ．Ｓ．Ｒ．”〔３９〕，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那颜色只有一点连到Ｇｏｒｋｙ的脑上，也许是含有不满之意的罢——我想。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Ｇｏｒｋｙ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Ｎ．Ｅｖｒｅｉｎｏｖ〔４０〕的画像又是一体，立方派〔４１〕的手法非常浓重的。Ｅｖｒｅｉｎｏｖ是俄国改革戏剧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记得画室先生译的《新俄的演剧和跳舞》〔４２〕里，曾略述他的主张。这几页“演剧杂感”，论人生应该以意志修改自然，虽然很豪迈，但也仍当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国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结相提并论了。

这回登载了Ｇｏｒｋｙ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４３〕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

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拔曙梦的《最近的Ｇｏｒｋｙ》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只好这样：旧的呢，等他五十岁，六十岁……大寿，生后百年阴寿，死后Ｎ年忌辰时候来讲；新的呢，待他得到诺贝尔奖金〔４４〕。但是还是来不及，倘是月刊，专做庆吊的机关也不够。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国又较耳熟的，今年就有两个：Ｌｅｏｖ　Ｔｏｌｓｔｏｙ和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４５〕。Ｉｂｓｅｎ的著作，因潘家洵〔４６〕先生的努力，中国知道的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４７〕，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如Ｈ，Ｅｌｌｉｓ，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Ｌ．Ａａｓ，有岛武郎〔４８〕之作；并且加几幅图像，自年青的Ｉｂｓｅｎ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个纪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鲁迅。

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４９〕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丈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Ｉｂｓｅｎ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Ｉｂｓｅｎ敢于挑战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碍，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５０〕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从译者看来，Ｉｂｓｅｎ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

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Ｉｂｓｅｎ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Ｉｂｓｅｎ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５１〕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Ｈｅｄｄａ　Ｇａ－ｂｌｅｒ》〔５２〕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５３〕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５４〕，聊算一个记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Ｉｂｓｅｎ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Ｇ．Ｂｒａｎｄｅｓ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Ｂｒａｎfｄｅｓ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５５〕，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Ｂｒａｎｄｅｓ的相同。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Ｉｂｓｅｎ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Ｉｂｓｅｎ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绍介。这种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识阶级”及其“指导者”罢。

此外，还想将校正《文艺政策》时所想到的说几句：

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许多言辞，其实不过是装饰的枝叶。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鲁迅。

四

有岛武郎是学农学的，但一面研究文艺，后来就专心从事文艺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陆续辑印，《叛逆者》是第四辑，内收关于三个文艺家的研究〔５６〕；译印在这里的是第一篇。

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以为罗丹〔５７〕的出现，是再兴戈谛克的精神〔５８〕：都可以见作者的史识。当这第四辑初出时候，自己也曾翻译过，后来渐觉得作者的文体，移译颇难，又念中国留心艺术史的人还很少，印出来也无用，于是没有完工，放下了。这回金君〔５９〕却勇决地完成了这工作，是很不易得的事，就决计先在《奔流》上发表，顺次完成一本书。但因为对于许多难译的文句，先前也曾用过心，所以遇有自觉较妥的，便参酌了几处，出版期迫，不及商量，这是希望译者加以原宥的。

要讲罗丹的艺术，必须看罗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国并没有这一种书。所知道的外国文书，图画尚多，定价较廉，在中国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种——《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ｏｄｉｎ．》６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Ｌｏｕｉｓ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第４１本。９５ｃｅｎｔｓｎｅｔ．美国纽约Ｂｏｎｉ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ｃ．出版。〔６０〕《Ｒｏｄｉｎ》高村光太郎〔６１〕著。《Ａｒｓ美术丛书》第二十五编。特制本一圆八十钱，普及版一圆。日本东京Ａｒｓ社出版。

罗丹的雕刻，虽曾震动了一时，但和中国却并不发生什么关系地过去了。后起的有Ｉｖａｎ　Ｍｅｓｔｒｏｖｉｃ〔６２〕（１８８３年生），称为塞尔维亚的罗丹，则更进，而以太古底情热和酷烈的人间苦为特色的，曾见英国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

最近，更有Ｋｏｎｅｎｋｏｖ〔６３〕，称为俄罗斯的罗丹，但与罗丹所代表是西欧的有产者不同，而是东欧的劳动者。可惜在中国也不易得到资料，我只在拔曙梦编辑的《新露西亚美术大观》里见过一种木刻，是装饰全俄农工博览会内染织馆的《女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鲁迅。

五

本月中因为有印刷局的罢工，这一本的印成，大约至少要比前四本迟十天了。

《她的故乡》〔６４〕是从北京寄来的，并一封信，其中有云：

“这篇小文是我在二年前，从《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之‘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ｓｓａｙｓ’里无意中译出的，译后即搁在书堆下；前日在北海图书馆看到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集子十多大本，觉得很惊异。然而他的大著我仍然没有细读过，虽然知道他的著作有四种很著名。……

“作者的事情，想必已知？我是不知道，只能从那选本的名下，知他生于一八四一，死于一九二二而已。

“末了，还有一极其微小的事要问：《大旱之消失》的作者，《编校后记》上说是一九○二年死的，然而我看《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关于他的生死之注，是：１８３１—１９１３，这不知究竟怎样？”

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新近得到一本Ｇ．Ｓａｍｐｓｏｎ　增补的　Ｓ．Ａ．Ｂｒｏｏｋｅ　所编《Ｐｒｉｍｅｒ　ｏｆ　Ｅｎｇf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６５〕，查起来，在第九章里，有下文那样的语句——

“Ｈｕｄｓｏｎ在《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Ａｇｏ》〔６６〕中，讲了在南美洲的他的青年时代事，但于描写英国的鸟兽研究，以及和自然界最为亲近的农夫等，他也一样地精工。仿佛从丰饶的心中，直接溢出似的他的美妙而平易的文章，在同类中，最为杰出。《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Ｌａ　Ｐｌａｔａ》，《Ｔｈｅ　Ｐｕｒｐｌｅ　Ｌａｎｄ》，《Ａ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　Ｌｉｆｅ》等，是在英文学中，各占其地位的。”

再查《蔷薇》的作者Ｐ．Ｓｍｉｔｈ〔６７〕，没有见；Ｗｈｉｔｅ〔６８〕却有的，在同章中的“后期维多利亚朝的小说家”条下，但只有这几句，就是——

“‘Ｍａｒｋ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即Ｗｍ．Ｈａｌｅ　Ｗｈｉｔｅ）的描写非国教主义者生活的阴郁的小说，是有古典之趣的文章，表露着英国人心的一面的。”

至于生卒之年，那是《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上的对，我写后记时，所据的原也是这一本书，不知怎地却弄错了。

近来时或收到并不连接的期刊之类，其中往往有关于我个人或和我有关的刊物的文章，但说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见两次。一，是说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所以不行。这是真的。《奔流》决定底地没有这力量，会每月选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义的文章，汇成一本，或者满印出有世界的意义的作品来。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又其一，是说《奔流》的“执事者都是知名的第一流人物”，“选稿也许是极严吧？而于著，译，也分得极为明白，不仅在《奔流》中目录，公布着作译等字样，即是在《北新》，《语丝》……以及一切旁的广告上，也是如此。”

但“汉君作的《一握泥土》，实实在在道道地地的的确确是‘道地’地从翻译而来的。……原文不必远求西版书，即在商务出版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６９〕中就有。

题目是：

《Ａ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ｏｆ　Ｃｌａｙ》作者是Ｈｅｎｒｙ　Ｖａｎ　Ｄｙｋｅ。这种小错误，其实不必吹毛求疵般斤斤计较，不过《奔流》既然如此地分得明白；那末译而曰作，似乎颇有掠美之嫌，故敢代为宣布。

此或可使主编《奔流》的先生，小心下一回耳。”

其实，《奔流》之在目录及一切广告上声明译作，倒是小心之过，因为恐怕爱读创作而买时未暇细看内容的读者，化了冤钱，价又不便宜，便定下这一种办法，竟不嫌弄坏了。

但这回的译作不分，却因编者的“浅薄”，一向没有读过那一种“Ｒｅａｄｉｎｇ”之类，也未见别的译文，投稿上不写原作者名，又不称译，便以为是做的，简直当创作看了，“掠美”的坏意思，自以为倒并没有的。不过无论如何小心，此后也难保再没有这样的或更大的错误，那只好等读者的指摘，检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订正了。

顺便还要说几句别的话。诸位投稿者往往因为一时不得回信，给我指示，说编辑者应负怎样的责任。那固然是的。不过所谓奔流社的“执事者”，其实并无和这一种堂皇名号相副的大人物；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译，来做，来看，来编，来校，搜材料，寻图画，于是信件收送，便只好托北新书局代办。而那边人手又少，十来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邮局的罢工积压，所以催促和训斥的信，好几封是和稿件同到的。无可补救。各种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为忙，未能壹壹答复，这并非自恃被封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时光有限，又须谋生，若要周到，便没有了性命，也编不成《奔流》了。这些事，倘肯见谅，是颇望见谅的。因为也曾想过许多回，终于没有好方法，只能这样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鲁迅。

六

编目的时候，开首的四篇诗〔７０〕就为难，因为三作而一译，真不知用怎样一个动词好。幸而看见桌上的墨，边上印着“曹素功监制”字样，便用了这“制”字，算是将“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含混过去了。此外，能分清的，还是分清。

这一本几乎是三篇译作的天下，中间夹着三首译诗，不过是充充配角的。而所以翻译的原因，又全是因为插画，那么，诗之不关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幅的作者　Ａｒｔｈｕｒ　ｓ　Ｆａｂｌｅｓ》的图画等多种，这幅从《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　ｏｆ　Ｌｉｆｅ》〔７２〕里选出，原有彩色，我们的可惜没有了。诗的作者　Ａｌｇｅｒｎ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１８３７—１９０９）是维多利亚朝末期的诗人，世称他最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从我们亚洲人的眼睛看来，就是这一篇，也还是英国气满满的。

《跳蚤》的木刻者Ｒ．Ｄｕｆｙ〔７３〕有时写作Ｄｕｆｕｙ，是法国有名的画家，也擅长装饰；而这《禽虫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

集的开首就有一篇诗赞美他的木刻的线的崇高和强有力；Ｌ．Ｐｉｃｈｏｎ〔７４〕在《法国新的书籍图饰》中也说——

“……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所著《Ｌｅ　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　ａｕ　Ｃｏｒ

－ｔｅ′ｇｅ　ｄ’Ｏｒｐｈｅ′ｅ》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极意称赞的。

是美好的画因的丛画，作成各种殊别动物的相沿的表象。

由它的体的分布和线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装饰的全形。”

这书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国Ｄｅｐｌａｎｃｈ〔７５〕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学〔７６〕译本，名《动物诗集》，第一书房（东京）出版的，封余的译文，即从这本转译。

拾谷虹儿的画，近一两年曾在中国突然造成好几个时行的书籍装饰画家；这一幅〔７７〕专用白描，而又简单，难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来较为新鲜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将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尔斯泰，即使将一本《奔流》都印了关于他的文献的目录，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况登载记念的文章。但只有这样的材力便只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虽然不过一本小小的期刊，也还是趁一九二八年还没有全完的时候，来作一回托尔斯泰诞生后百年的记念。

关于这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中国前几年虽然也曾经有人介绍，今年又有人叱骂，然而他于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还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战争与和平》至今无人翻译；传记是只有　Ｃｈｒｏｌｅａ〔７８〕的书的文言译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尔斯泰研究》〔７９〕。前几天因为要查几个字，自己和几个朋友走了许多外国书的书店，终竟寻不到一部横文的他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在中国是如此的。说到行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８０〕——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８１〕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

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

首先当然要推Ｇｏｒｋｙ的《回忆杂记》〔８２〕，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Ｇｏｒｋｙ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达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小疑问，是第十一节里有Ｎｅｋａｓｓｏｖ这字，也许是错的，美国版的英书，往往有错误。我因为常见俄国文学史上有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８３〕，便于付印时候改了，一面则寻访这书的英国印本，来资印证，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国本终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暂时存疑，如果所添的“ｒ”是不对的，那完全是编者的责任。

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８４〕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是《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f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屡被拘囚，终遭放逐，研究文学便是在狱中时的工作。一九○九年回国，渐和政治离开，专做文笔劳动和文学讲义的事了。这书以Ｍａｒｘｉｓｍ为依据，但侧重文艺方面，所以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只说了“反对这极端底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８５〕和Ｇｏｒｋｉ，以及革命底俄国”这几句话。

从思想方面批评托尔斯泰，可以补前篇之不足的，是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讲演〔８６〕。作者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这一篇虽讲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敌“少数党”〔８７〕战斗，但在那里面，于非有产阶级底唯物主义（Ｍａｒｘｉｓｍ）和非有产阶级底精神主义（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不同和相碍，以及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点，说得非常分明，这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而且也照见那以托尔斯泰为“卑死的说教者”〔８８〕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８９〕以托尔斯泰比卢梭〔９０〕，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演说里也这样。近来看见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的一篇论文《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和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ｉ》〔９１〕的附记里，却有云，“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原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９２〕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马克斯学者的批评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９３〕，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小泉八云〔９４〕在中国已经很有人知道，无须绍介了。他的三篇讲义，为日本学生而讲，所以在我们看去，也觉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个很够研究的问题，是句子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学。倘使为大众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这文学也就决不是大众的东西了。托尔斯泰所论及的这一层，确是一种卓识。但是住在都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实行是极难的，先要“到民间去”〔９５〕，用过一番苦功。否则便会像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一样，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９６〕，而“诗人王独清教授”又来减价，只向“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说话（见《我们》一号）〔９７〕。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９８〕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

Ｍａｉｓｋｉ〔９９〕的讲演也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所以从历史说起，直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１００〕出版，计言论九篇，但大抵是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一篇的主意也一样，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虽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是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的艺术”〔１０１〕，于此得到苏的消息。然而这还不过是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年后的托尔斯泰论。在这样的世界上，他本国竟以记念观念相反的托尔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优良之点讲给外人，其实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纠纷。我们不必看别的记录，只要看《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１０２〕一篇，便知道他的长子Ｌ．Ｌ．Ｔｏｌｓｔｏｉ便是一个不满于父亲的亲母派。《回忆杂记》第二十七节说托尔斯泰喜欢盘问人家，如“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莱阿，便是他。末尾所记的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ｙ：“Ａｌｌ　ｍ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尤为奇特，且不易解。托尔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没有进屋里去，作者又没有说这是医生所传述，所以令人觉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１０３〕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可以知道一点前年的Ｉａｓｎａｉａ　Ｐｏｌｉａｎａ的情形。

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编的《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４〕，他和夫人的一幅从《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５〕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Ｊｕｌｉｕｓ　Ｈａｒｔ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Ｇｏｒｋｙ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Ｒｉｅｐｉｎ〔１０６〕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Ｒｉｅｐｉｎ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１０７〕，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１０８〕的请女速记者做小说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１０９〕上。日本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卖新闻〔１１０〕社讲堂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Ｍａｉｓｋｉ的演说，有Ｎａｐｒｏｎ女士的Ｅｓｅｎｉｎ〔１１１〕诗的朗吟。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１１２〕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１１３〕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Ａｎｎａ　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将《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Ｐ．Ｅ．Ｎ．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亦在席云。’“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人，就是Ｓｔｅｎｄｈａｌ，Ｂａｌｚａｃ和Ｆｌａｕｂｅｒｔ。对于他们的后辈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Ｍｉｒｂｅａｕ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和《忏悔》的法译本。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曾译过他的全集，可惜没有完。自从Ｅｕｇèｎｅ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ｄｅ　Ｖｏｇüｅ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小说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

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１１４〕，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记。

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１１５〕，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Ｉｖａｎｏｖ）

和铁捷克（Ｔｒｅｔｉａｋｏｖ）〔１１６〕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１１７〕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Ｓｏｌｏｇｕｂ〔１１８〕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鲁迅。

九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１１９〕未曾完结，不过这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关系，这计画恐怕办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１２０〕。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

与翻刻王羲之〔１２１〕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实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没有迟误的，但竟延误了一个月。近时得到几位爱读者的来信，责以迟延，勉以努力。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样办；不过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页，即等于十个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这十个月中，是印刷局的两次停工和举国同珍的一回“夏历”岁首，对于这些大事，几个《奔流》同人除跳黄浦江之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１２２〕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来。所以，据去年一年所积的经验，是觉得“凡例”上所说的“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实在着重起来了。

孙用先生寄来译诗〔１２３〕之后，又寄一篇作者《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小记》来。可惜那时第九本已经印好，不及添上了，现在补录在这里——

“密哈尔·古列维支·莱芒托夫（Ｍｉｋｈａｉｌ　Ｇｕｒｉｅｖｉ－

ｔｃｈ　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是一个俄国的诗人及小说家，被称为‘高加索的诗人’的，他曾有两次被流放于高加索（１８３７，１８４０），也在那儿因决斗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说《我们的时代的英雄》和诗歌《俄皇伊凡·华西里维支之歌》，《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ｙ》及《魔?怼返取！?

韦素园先生有一封信，有几处是关于Ｇｏｒｋｙ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也摘录于下——点，现从城里要来一本原文的Ｇｏｒｋｙ回忆托尔斯泰，解答如下：

１．《托尔斯泰回忆记》第十一节Ｎｅｋａｓｓｏｖ确为　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　之误。涅克拉梭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有名的国民诗人。

２．“Ｖｏｌｇａ宣教者”的Ｖｏｌｇａ是河名，中国地理书上通译为涡瓦河，在俄国农民多呼之为‘亲爱的母亲’，有人译为‘卑死的说教者’，当系错误。不过此处，据Ｇｏｒｋｙ《回忆杂记》第三十二节原文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方合，因为这里并不只Ｖｏｌｇａ一个字，却在前面有一前置词（ｚａ）故也。

以上系根据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尔热宾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当不致有大误。不过我看信比杂记写得还要好。”

说到那一封信，我的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廿言，说快点译出来，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书，上加好看的图像；有一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译文的来信寄去，给看看读书界的期望是怎样地热心。见面时候谈起来，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说，暂且不译了，〔１２４〕但至今似乎也终于没有动手，这真是无可如何。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表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记。

十

文，〔１２５〕在这一本里已经终结了，我相信于读者会有许多用处，并且连类来看英国的批评家对于批评的批评。

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１２６〕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Ｙｅａｔｓ，Ｓｙｎｇｅ〔１２７〕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

但作者是诗人，所以那文中有许多诗底的辞句，是无须赘说的。只有一端，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Ｔｒｏｔｋｙ，且明说可以读Ｄａｎｔｅ和Ｐｕｓｈｋｉｎ〔１２８〕，Ｌ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则以为古代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想，虽然和Ｔｒｏｔｓｋｙ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１２９〕——“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１３０〕，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１３１〕。

卷末的一篇虽然不过是对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ｒｃｙ　Ｂｌｉｓｓ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的批评，〔１３２〕但因为可以知道那一本书——欧洲木刻经过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载了。本卷第一，二两册上，还附有木刻的插图，作为参考；以后也许还要附载，以见各派的作风。我的私见，以为在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

但虽是翻印木刻，中国现在的制版术和印刷术，也还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罢了，如要认真研究起来，则几张翻印的插图，真是贫窭到不足靠，归根结蒂，又只好说到去看别国的书了。Ｂｌｉｓｓ的书，探究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却不合宜，因为其中较少近代的作品。为有志于木刻的人们起见，另举两种较为相宜的书在下面——《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ｏｄｃｕｔ》ｂｙ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ｕｒｓｔ，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ｏｈｎ　Ｌａ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４２ｓ．１９２４．《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ｙ　Ｍ．Ｃ．Ｔａｌａｍａｎ，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Ｌｔｄ．，Ｌｏｎｄｏｎ．７ｓ．６ｄ．１９２７．〔１３３〕上一种太贵；下一种原是较为便宜，可惜今年已经卖完，旧本增价到２１ｓ．了。但倘若随时留心着欧美书籍广告，大概总有时可以遇见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鲁迅记。

十一

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记得《小说月报》很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所论述，但我手头没有旧报，说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则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过他的两篇诗〔１３５〕。但这回绍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１３６〕；《青春的赞颂》〔１３７〕一篇，也是从法文重译的。

Ｉ．Ｍａｔｓａ〔１３８〕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现在以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剖西欧现代的艺术，著成一部有名的书，曰《现代欧洲的艺术》。这《艺术及文学的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国的文艺，在综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检查。篇页也并不多，本应该一期登毕，但因为后半篇有一幅图表，一时来不及制版，所以只好分为两期了。

这篇里所举的新流派，在欧洲虽然多已成为陈迹，但在中国，有的却不过徒闻其名，有的则连名目也未经介绍。在这里登载这一篇评论，似乎颇有太早，或过时之嫌。但我以为是极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豫先的消毒，可以“打发”〔１３９〕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文豪”。因为其中所举的各主义，倘不用科学之光照破，则可借以藏拙者还是不少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说过，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创作者，说得好，是自信很强的不遇的才人，说得坏，是骗子。〔１４０〕但此说嵌在中国，却只能合得一半，因为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１４１〕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

得到汉口来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来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

匆流览了三幅插画之后，便去读《编辑后记》——这是我的老脾气。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很为奋兴，那便是：

‘……又，如果刻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我在校的最后一年和离校后的失业时期颇曾学学过刻印，虽然现在已有大半年不亲此道了。其间因偶然尝试，曾刻过几颗绘画的印子，但是后来觉得于绘画没有修养，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继续努力。

不过所刻的这几颗印子，却很想找机会在什么地方发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给编《美育》的李金先生，然而没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价，要二元一本，不知里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画报的汉口某日报去，但是画报没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有一家小报很承他们赞赏，然而据说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国人’，不妥，劝我刻几个党国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们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这几枚印子塞到箱子底里去了。现在见到了你这句话，怎不令我奋兴呢？兹特冒盛暑在蒸笼般的卧室中找出这颗印子钤奉一阅。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则不胜大欢喜也。

〔１４２〕谨上　七月十八日。”

从远远的汉口来了这样的一个响应，对于寂寞的我们，自然也给以很可感谢的兴奋的。《美育》〔１４３〕第二期我只在日报上见过目录，不记得有这一项。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报，则大约误以版画家为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专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现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赏。不过这次可还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罢。《奔流》版心太大而图版小，所以还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１４４〕去。但希望刻者告诉我一个易于认识的名字。

还有，《子见南子》〔１４５〕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排演，引起了一场“圣裔”控告。名人震怒的风潮。曾经搜集了一些公文之类，想作一个附录来发表，但这回为了页数的限制，已经不能排入，只好等别的机会或别的处所了。这或者就寄到《语丝》去。

读者诸君，再见罢。

鲁迅。八月十一日。

十二

豫计这一本的出版，和第四本当有整三个月的距离，读者也许要觉得生疏了。这迟延的原因，其一，据出版所之说，是收不回成本来，那么，这责任只好归给各地贩卖店的乾没……。但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

增刊偏都是译文，也并无什么深意，不过因为所有的稿件，偏是译文多，整理起来，容易成一个样子。去年挂着革命文学大旗的“青年”名人，今年已很有些化为“小记者”，有一个在小报上鸣不平道：“据书业中人说，今年创作的书不行了，翻译的而且是社会科学的那才好销。上海一般专靠卖小说吃饭的大小文学家那才倒霉呢！如果这样下去，文学家便非另改行业不可了。小记者的推测，将来上海的文学家怕只留着一班翻译家了。”这其实只在说明“革命文学家”之所以化为“小记者”的原因。倘若只留着一班翻译家，——认真的翻译家，中国的文坛还不算堕落。但《奔流》如果能出下去，还是要登创作的，别一小报说：“白薇女士近作之《炸弹与征鸟》，连刊《奔流》二卷各期中，近闻北新书局即拟排印单行本发卖，自二卷五期起，停止续刊。”编者却其实还没有听见这样的新闻，也并未奉到北新书局饬即“停止续刊”的命令。

对于这一本的内容，编者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学的好坏，即使是“鸟瞰”，恐怕现在只有“赵景深氏”知道。〔１４６〕况且译者在篇末大抵附有按语，便无须编者来多谈。但就大体而言，全本是并无一致的线索的，首先是五个作家的像，评传，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译一篇传，或有了评传而搜求一篇文或诗。这些登载以后，便将陆续积存，以为可以绍介的译文，选登几篇在下面，到本子颇有些厚了才罢。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１４７〕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ｎａｔｉｏｎ”译作“民众”〔１４８〕，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

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１４９〕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一直后来，则《沉钟》月刊上有冯至先生的论文〔１５０〕；《语丝》上有Ｌ．Ｓ．的译诗〔１５１〕，和这里的诗有两篇相重复。近来孙用先生译了一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页之多，《奔流》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只好另出单行本子了。〔１５２〕契诃夫〔１５３〕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日本曾为他开过创作五十年纪念会，俄国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为他死后二十五年纪念，这里的插画，便是其中的一张。我就译了一篇觉得很平允的论文〔１５４〕，接着是他的两篇创作。《爱》是评论中所提及的，可作参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间》，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长，只得作罢。《熊》这剧本，是从日本米川正夫译的《契诃夫戏曲全集》里译出的，也有曹靖华先生的译本，名《蠢货》，在《未名丛刊》中。俄国称蠢人为“熊”，盖和中国之称“笨牛”相类。曹译语气简捷，这译本却较曲折，互相对照，各取所长，恐怕于扮演时是很有用处的。米川的译本有关于这一篇的解题，译载于下——“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尔修剧场，看法国喜剧的翻案《对胜利者无裁判》的时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这脚色的演员梭罗孚卓夫的本领，便觉到一种诱惑，要给他写出相像的脚色来。于是一任如流的创作力的动弹，乘兴而真是在一夜中写成的，便是这轻妙无比的《熊》一篇。不久，这喜剧便在珂尔修剧场的舞台上，由梭罗孚卓夫之手开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

为了作这成功的记念，契诃夫便将这作品（的印本上，题了）献给梭罗孚卓夫。”

Ｊ．Ａｈｏ〔１５５〕是芬兰的一个幽婉凄艳的作家，生长于严酷的天然物的环境中，后来是受了些法国文学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曾介绍过一篇他的小说《先驱者》，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如这一篇中的艺术家，感得天然之美而无力表现，正是同一意思。

Ａｈｏ　之前的作家　Ｐａhｉｖａhｒｉｎｔａ的《人生图录》（有德译本在《Ｒｅｃｌａ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中）〔１５６〕，也有一篇写一个人因为失恋而默默地颓唐到老，至于作一种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来换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说明原因之后，就死掉了。这一种Ｔｙｐｅ〔１５７〕，大约芬兰是常有的。那和天然的环境的相关，看Ｆ．Ｐ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的一篇《阿河的艺术》〔１５８〕就明白。这是很好的论文，虽然所讲的偏重在一个人的一部书，然而芬兰自然的全景和文艺思潮的一角，都描写出来了。

达夫先生译这篇时，当面和通信里，都有些不平，连在本文的附记上，也还留着“怨声载道”的痕迹，〔１５９〕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为当初原想自己来译，后来觉得麻烦，便推给他了，一面也豫料他会“好，好，可以，可以”的担当去。

虽然这种方法，很像“革命文学家”的自己浸在温泉里，却叫别人去革命一样，然而……倘若还要做几天编辑，这些“政策”，且留着不说破它罢。

Ｋｏｇａｎ教授的关于Ｇｏｒｋｙ的短文〔１６０〕，也是很简要的；所说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发点和变迁，大约十分中肯。早年所作的《鹰之歌》有韦素园先生的翻译，收在《未名丛刊》之一的《黄花集》中。这里的信〔１６１〕却是近作，可以看见他的坦白和天真，也还很盛气。“机械的市民”其实也是坦白的人们，会照他心里所想的说出，并不涂改招牌，来做“狮子身中虫”〔１６２〕。

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以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眼前的例，就如张勋〔１６３〕在时，盛极一时的“遗老”“遗少”气味，现在表面上已经销声匿迹；《醒狮》之流〔１６４〕，也只要打倒“共产党”和“共产党的走狗”，而遥向首都虔诚地进“忠告”了。至于革命文学指导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遥于巴黎，“左翼文艺家”蒋光Ｙ先生之养疴于日本（ｏｒ　青岛？）〔１６５〕，盖犹其小焉者耳。

Ｖ．Ｌｉｄｉｎ〔１６６〕只是一位“同路人”，经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传。别的作品，我曾译过一篇《竖琴》，载在去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

东欧的文艺经七手八脚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际，北欧的文艺恐怕先要使读书界觉得新鲜，在事实上，也渐渐看见了作品的绍介和翻译，虽然因为近年诺贝尔奖金屡为北欧作者所得，于是不胜佩服之至，也是一种原因。这里绍介丹麦思潮的是极简要的一篇〔１６７〕，并译了两个作家的作品〔１６８〕，以供参考，别的作者，我们现在还寻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但因为篇中所讲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现较早的如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Ｂａｎｇ〔１６９〕等，都没有提及。他们变迁得太快，我们知道得太迟，因此世界上许多文艺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在他们那里死掉了。

跋佐夫〔１７０〕在《小说月报》上，还是由今年不准提起姓名的茅盾〔１７１〕先生所编辑的时候，已经绍介过；巴尔干诸国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国最为熟识的人了，这里便不多赘。确木努易的小品〔１７２〕，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横泽芳人的译本重译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Ｖ．Ｌｉｄｉｎ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也不见他的姓名，这篇上注着“遗稿”，也许是一个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罢。

末两篇〔１７３〕不过是本卷前几本中未完译文的续稿。最后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艺与批评》〔１７４〕中印出，本来可以不必再印，但对于读者，这里也得有一个结束，所以仍然附上了。《文艺政策》的附录，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和《关于科学底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也已译载《文艺与批评》中；末一篇是Ｍａｉｓｋｙ的《文化，文学和党》，现在关于这类理论的文籍，译本已有五六种，推演起来，大略已不难揣知，所以拟不再译，即使再译，也将作为独立的一篇，这《文艺政策》的附录，就算即此完结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

〔１〕　《奔流》编校后记十二则，最初分别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七月二十日第二期、八月二十日第三期、九月二十日第四期、十月三十日第五期、十一月三十日第六期、十二月三十日第七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第八期、四月二十日第十期、六月二十日第二卷第二期、八月二十日第四期、十二月二十日第五期。自第二卷第二期起改称《编辑后记》。

《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２〕　Ｉｗａｎ　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　伊凡屠格涅夫（i．`．bjrkmumn，１８１—１８８３），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

〔３〕　“Ｈａｍｌｅｔ　ｕｎｄ　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郁达夫译。哈姆雷特是英国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的主要人物；堂吉诃德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的主要人物。

〔４〕　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　字琴南，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

曾借助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其中不少是世界名著，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出版。“五四”前后他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复古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等。

〔５〕　梅川　即王方仁。参看本卷第１２８页注〔６〕。他曾打算翻译《堂吉诃德》，但没有实现。

〔６〕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ｔｙｐｅ”　“堂·吉诃德型”。下文的Ｄｏｎ〔７〕　指当时创造社一些人所写的文章，如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发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底乱舞》，石厚生（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等。其中把鲁迅比作堂吉诃德

〔８〕　《大旱的消失》　英国作家威廉·怀特（Ｗ．Ｈ．Ｗｈｉｔｅ）用马克·卢瑟福特（Ｍａｒｋ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笔名写的作品，克士（周建人）译。Ｅｓｓａｙ，英语：随笔或散文。

〔９〕　Ｐｙｒｅｎｅｅｓ　英语，音译比利牛斯。

〔１０〕　巴罗哈（１８７２—１９５６）　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为生活而斗争》三部曲、《一个活动家的回忆录》等。

〔１１〕　Ｒｉｃａｒｄｏ　里卡多（１８７１—１９５３），西班牙画家、作家。

〔１２〕　Ｖｉｃｅｎｔｅ　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ａ′ｎfｅｚ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涅思（１８６７—１９２８），西班牙作家、共和党领导人之一。著有《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１３〕　指《流浪者》、《黑马理》、《移家》、《祷告》，鲁迅译，刊载时总题《跋司珂族的人们》。

〔１４〕　永田宽定（１８８５—１９７３）　日本的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者，曾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译有《堂·吉诃德》等。

〔１５〕　《Ｖｉｄａｓ　Ｓｏｍｂｒｉａｓ》　《忧郁的生活》。

〔１６〕　“近视眼看匾”　鲁迅的《匾》（收入《三闲集》）发表后，曾遭到一些人的攻击，如钱杏邨在《我们》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中说：“‘在文艺批评上比眼力’（按系鲁迅的话），鲁迅不把他笔尖的血洒向青年，洒向下等人，这就是他的革命。呜呼！现代社会并不如鲁老先生所说的这样的单纯。

所谓革命，也并不如鲁老先生所说的这样的幼稚。他始终没有认清什么是‘革命’，而况是‘革命精神！’”

〔１７〕　指琴川的《匾额——拟狂言》。“狂言”，日本十四世纪末至十六世纪盛行的一种短小的讽刺喜剧。

〔１８〕　《波艇》　文学月刊，厦门大学学生组织的“泱泱文艺社”编辑。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仅出两期。

〔１９〕　《苏俄的文艺论战》　任国桢编译，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内收苏联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关于文艺问题的论文四篇。鲁迅为该书写了《前记》。参看本卷第２６７页注〔１〕。

〔２０〕　《苏俄的文艺政策》　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水沫书店出版单行本，改名《文艺政策》，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２１〕　瓦浪斯基（Ａ．Ｋ．gtrtuiyjz，１８８４—１９４３）　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评论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杂志《红色处女地》

〔２２〕　《那巴斯图》　俄语《Ｈａ　ltivj》的音译，即《在岗位上》，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出版。其成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为在文学中贯彻俄共〔布〕的路线而斗争，但存在着“左”的宗派主义倾向

〔２３〕　Ｂｕｋｈａｒｉｎ　布哈林（Ｈ．i．gjihrju，１８８８—１９３８），早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与李可夫等结成反党联盟，后被处死。

〔２４〕　Ｖｏｒｏｎｓｋｙ　瓦浪斯基。Ｌａｋｏｖｌｅｖ，雅各武莱夫（m．_．，１８９６—１９３９），当时任俄共〔布〕中央出版部长，一九二四年五月主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召开的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讨论会。

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卢那察尔斯基（Ａ．Ｂ．qjuh]hriyjz，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苏联文艺评论家。当时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著有《艺术与革命》、《实证美学的基础》和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等。

〔２５〕　“锻冶厂”（njoujeh）　即“锻冶场”，又译“打铁铺”，一九二○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左”倾文学团体，因出版文艺刊物《锻冶厂》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并入“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伐普”）

〔２６〕　Ｐｌｅｔｎｉｊｏｖ　普列特涅夫（Ｂ．w．lkmvumn，１８８６—１９４２），苏联文艺评论家，“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之一。

〔２７〕　Ｖａｒｄｉｎ　瓦进（i．g．ghreju，１８９０—１９４１），文学评论家。伐普领导人之一，曾任《在岗位上》编辑。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列列维奇（q．[．qmkmnj]，１９０１—１９４８），《在岗位上》的编辑，曾担任“伐普”的领导职务。Ａｖｅｂａｃｈ，阿维尔巴赫（q．q．_nmrdhp，１９０３—１９３８），《在岗位上》的编辑，曾担任“伐普”领导职务。Ｒｏｄｏｖ，罗道夫（Ｃ．Ａ．qtetn，１８９３—１９６８）诗人、文艺评论家。《在岗位上》的编辑，“伐普”领导人之一。Ｂｅｓａｍｅｎｓｋｙ，别泽缅斯基（_．i．，１８９８—１９７３），诗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拉普”）成员。《在岗位上》的撰稿人之一

〔２８〕　《赤色新地》　即《红色处女地》，文艺、政论杂志，一九二一年六月创刊，一九四二年停刊。一九二七年前由瓦浪斯基主编。

〔２９〕　评议会　指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召开的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讨论会。

〔３０〕　藏原惟人　日本文艺评论家及翻译家。

〔３１〕　Ｒａｄｅｋ　拉狄克（n．g．qhemy，１８８５—？），苏联政论家。

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因参加托派集团一度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

〔３２〕　Ｒｕｄｏｌｆ　Ｌｉｎｄａｕ　鲁道夫·林道（１８２９—１９１０），德作家

著有《来自中国与日本》等。《幸福的摆》，郁达夫译。

〔３３〕　Ｋ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德语：世界主义。

〔３４〕　释迦　释迦牟尼（Ｓaａ′ｋｙａ—Ｍｕｎｉ，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创始人。恒河沙数，佛家语，比喻数量极多

〔３５〕　Ｒｅｎｅ′　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　勒内·菲勒普·米勒（１８９１—与面貌》（即文中的《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等。

〔３６〕　指叶灵凤。他所画的刊物封面和书籍插图常模仿甚至剽窃英国画家毕亚兹莱和日本画家拾谷虹儿的作品。“琵亚词侣”，通译毕亚兹莱，参看《集外集拾遗·〈比亚兹画选〉小引》。拾谷虹儿，参看本卷第３２７页注〔１〕

〔３７〕　b．Ａｎｎｅｎｋｏｖ　伊·安宁科夫（p．l．_uumuytn，１８８９—？），俄国版画家。一九二四年后，侨居德法等国。《奔流》第一卷第二期刊有他所作的高尔基和叶夫雷诺夫的画像。

〔３８〕　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ｙ　玛克西姆·高尔基（Ｍ．[trnyjz，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３９〕　“Ｒ．Ｓ．Ｆ．Ｓ．Ｒ”　原画上是俄文字母　Ｐ．Ｃ．w．Ｃ．Ｐehoerhn．意思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万岁”。

〔４０〕　Ｎ．Ｅｖｒｅｉｎｏｖ　尼·叶夫雷诺夫（Ｈ．Ｈ．cnrmzutn，１８７９—），俄国戏剧家。十月革命后侨居法国，有《话剧之起源》、《俄国戏剧史》等。下文说的“演剧杂感”指鲁迅所译《生活的演剧化》，在《奔流》上署葛何德译

〔４１〕　立方派　即立体派，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画派。

它反对客观地描绘事物，主张用几何图形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作品构图怪诞。它是资产阶级艺术家漠视现实，走向极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

〔４２〕　画室　冯雪峰（１９０３—１９７６）的笔名，浙江义乌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成员之一。《新俄的演剧和跳舞》，日本拔曙萝撰，画室的译本一九二七年五月北新书局印行。

〔４３〕　指梅川所译高尔基的小说《一个秋夜》和鲁迅所译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ｙ期待着什么》。

〔４４〕　诺贝尔奖金　以瑞典化学家诺贝尔（Ａ．Ｂ．Ｎｏｂｅｌ，１８３３—１８９６）的遗产设立的奖金。分物理、化学、生理和医学、文学、和平事业五种。

〔４５〕　Ｌｅｏｖ　Ｔｏｌｓｔｏｙ　列夫·托尔斯泰。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嗬鹓易卜生（１８２８—１９０６），挪威戏剧家。著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

〔４６〕　潘家洵　字介泉，江苏吴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译有《易卜生戏剧集》等。

〔４７〕　语堂　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

〔４８〕　Ｈ．Ｅｌｌｉｓ　艾利斯（１８５９—１９３９），又译霭理斯，英国心理学家、文艺评论家。Ｇ．Ｂｒａｎｄｅｓ，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丹麦文学评论家。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８８６—１９４１），罗伯茨，美国作家。Ｌ．Ａａｓ，艾斯，挪威作家。有岛武郎（１８７８—１９２３），日本小说家。

〔４９〕　青木正儿（１８８７—１９６４）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等。

〔５０〕　《时事新报》　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的日报。初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成为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一九三五年为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５１〕　《终身大事》　胡适所作的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载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下文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是梅兰芳所演的京剧。

〔５２〕　《Ｈｅｄｄａ　Ｇａｂｌｅｒ》　《海得·加勃勒》（现译《海达·高布乐》），易卜生的剧本。译文连载于一九二八年三、四、五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三、四、五号。

〔５３〕　《易卜生号》　《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一九一八年六月第四卷第六号）。

〔５４〕　指梅川所译挪威Ｌ．Ａａｓ的《伊孛生的事迹》、郁达夫所译英国Ｈ．Ｅｌｌｉｓ的《伊孛生论》、鲁迅所译日本有岛武郎的《伊孛生的工作态度》、林语堂所译丹麦Ｇ．Ｂｒａｎｄｅｓ的《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以及梅川所译英国Ｅ．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

〔５５〕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　日本有岛武郎评论易卜生剧作《死人复活时》的文章，鲁迅译。载《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号，后收入《壁下译丛》。卢勃克和伊里纳（现译鲁贝克和爱吕尼）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下文的“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是易卜生通过这两个人物提出的问题。

〔５６〕　指《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和《密莱礼赞》。金溟若译，总题为《叛逆者》。

〔５７〕　罗丹（Ａ．Ｒｏｄｉｎ，１８４０—１９１７）　法国雕塑家。主要作品有《青铜时代》、《思想者》、《加莱义民》等。他的创作对欧洲近代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５８〕　戈谛克的精神　指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初欧洲出现的戈特式艺术的独创精神。

〔５９〕　金君　即金溟若，浙江瑞安人。曾留学日本，当时在上海与董每戡合办时代书局。

〔６０〕　这段英语的译文是：《罗丹的艺术》六十四张复制品，路易斯·温堡伯作导，《现代丛书》第四十一本。价九十五美分，美国纽约波尼—拉夫拉特股份公司出版

〔６１〕　高村光太郎（１８８３—１９５６）　日本诗人、雕刻家。

《Ｒｏｄｉｎ》，《罗丹》。下文的Ａｒｓ，拉丁文：艺术。

〔６２〕　Ｉｖａｎ　Ｍｅｓｔｒｏｖｉｃ　伊凡·美斯特罗维克（１８８３—１９６），南斯拉夫雕刻家。主要作品有斯特罗斯马哲主教纪念像、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像等

〔６３〕　Ｋｏｎｅｎｋｏｖ　柯宁科夫（Ｃ．Ｔ．ntumuytn，１８７４—１９７１），苏联雕刻家。主要作品有《石头战士》、《Ｍ．高尔基》、《i．l．巴甫洛夫院士》等。

〔６４〕　《她的故乡》　英国作家赫德森（Ｈ．Ｈｕｄｓｏｎ，１８４１—１９２２）著，荒野从《世界名著》丛书（《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之《现代英国散文选》（《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ｓｈ　Ｅｓｓａｙｓ》）中出。

〔６５〕　Ｇ．Ｓａｍｐｓｏｎ　桑普森（１８７３—？），英国文学史家。Ｓ．Ａ．Ｂｒｏｏｋｅ，布鲁克（１８３２—１９１６），英国神学家、作家。《Ｐｒｉｍｅｒ　ｏｆ　Ｅｎf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英国文学入门》。

〔６６〕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Ａｇｏ》　《远离和久隔》。下文的《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绿色的邸宅》；《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Ｌａ　Ｐｌａｔａ》，《在拉蒲拉塔的博物学家》；《Ｔｈｅ　Ｐｕｒｐｌｅ　Ｌａｎｄ》，《紫色的土地》；《Ａ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　Ｌｉｆｅ》，《牧羊人的生活》。

〔６７〕　《蔷薇》　克士译，载《奔流》第一卷第二期。Ｐ．Ｓｍｉｔｈ，史密斯（１８６５—１９４６），英国散文作家。著有《读莎士比亚作品札记》、《难忘的岁月》、《弥尔顿和他的现代评论》等。

〔６８〕　Ｗｈｉｔｅ　怀特（Ｗ．Ｈ．Ｗｈｉｔｅ，１８３１—１９１３），英国作家。

著有《马克·卢瑟福特自传》、《日志中的篇章》等。下文中的Ｍａｒｋ　Ｒｕ－ｔｈ?澹颍妫铮颍洌砜薵卢瑟福特，是怀特的笔名。

〔６９〕　引文中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高等学校英语读本》；《Ａ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ｏｆ　Ｃｌａｙ》，《一握泥土》；Ｈｅｎｒｙ　Ｖａｎ　Ｄｙｋｅ，亨利·范·戴克（１８５２—１９３３），美国作家。

〔７０〕　指《迟暮》、《从深处》、《我恨不得杀却了伊》和《译Ａ．ＳＹ－ＭＯＮＳ一首》。在《奔流》目录上总署“石民制”。

〔７１〕　Ａｒｔｈｕｒ　Ｒａｃｋｈａｍ　阿瑟·拉克哈姆（１８６７—１９３９）英国画家。他曾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格林童话》等书绘过插图。下文的《cｓｏｐ’ｓ　Ｆａｂｌｅｓ》，即《伊索寓言》，相传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奴隶伊索所作。

〔７２〕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　ｏｆ　Ｌｉｆｅ》　《生命的春潮》，诗集，英国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勃恩（Ａ．Ｃ．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一八八○年作。

下文所说“就是这一篇”，指《儿童的将来》，梅川译。

〔７３〕　Ｒ．Ｄｕｆｙ　杜飞（１８７７—１９５３），法国画家。主要作品有《巴黎的花园》、《尼斯的海滨俱乐部》等。曾为阿坡里耐尔的《禽虫吟》作插画。

〔７４〕　Ｌ．Ｐｉｃｈｏｎ　比雄，法国作家。下面引文中的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阿坡里耐尔（１８８０—１９１８），法国诗人、作家。《Ｌｅ　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　ａｕ　Ｃｏｒｔｅ′ｇｅ　ｄ’Ｏｒｐｈｅ′ｅ》，《禽虫吟》，又译《奥尔菲的扈从》。

〔７５〕　Ｄｅｐｌａｎｃｈ　德普兰奇，法国的一个出版社。

〔７６〕　堀口大学（１８９２—？）　日本诗人、法国文学的研究者。他所译的《动物诗集》于一九二五年出版。鲁迅以“封余”的笔名转译了其中的《跳蚤》一诗。

〔７７〕　指拾谷虹儿为他自己的诗《坦波林之歌》（有鲁迅译本）所作的插图。

〔７８〕　Ｃｈ．Ｓａｒｏｌｅａ　萨洛利亚（１８７０—１９５３），英国学者。著有《俄国革命》、《苏联印象记》等。他的《托尔斯泰传》曾由张邦铭、郑阳和用文言合译，一九二○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７９〕　《托尔斯泰研究》　刘大杰著，一九二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８０〕　列夫·托尔斯泰于一八五六年曾试图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在一九一○年离出走时写的遗嘱中又决定将世袭领地让给家乡的农民。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期间，他曾给俄国沙皇和日本天皇写信，反对战争

〔８１〕　“灵魂的战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　俄国对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称呼。这一教派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俄国，他们主张禁杀戮、禁残暴，并认为上帝的精神存在于人们的灵魂里，与教会的一切仪式无关。

他们也信奉托尔斯泰的学说，拒绝服兵役，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一八八五年被逐出俄国，迁居加拿大等地。

〔８２〕　《回忆杂记》　指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郁达夫译。

〔８３〕　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　涅克拉索夫。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７〕。

〔８４〕　井田孝平（１８７９—１９３６）　日本天理大学俄语教授。他所译的《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苏联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著，鲁迅重译了其中的《托尔斯泰》一章。

〔８５〕　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　柯罗连科（Ｂ．[．ntrtkmuyt，１８５３—１９２１），俄国作家。

〔８６〕　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讲演　指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的讲演《托尔斯泰和马克思》，鲁迅据日本经田常三郎的译文重译。

〔８７〕　“少数党”　xmuldmnjy（孟什维克）的意译。

〔８８〕　“卑污的说教者”　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Ｌ．Ｔｏｌｓｔｏｙ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８９〕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　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Ｂ．q．\h]mniyjz，１８７４—１９３０），苏联文学评论家。著有《近代俄国文学史概要》、《安德烈夫论》等。

〔９０〕　卢梭（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一译卢骚，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等。

〔９１〕　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　普列汉诺夫（[．g．lkmphutn，１８５６—１９１８），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艺术论》等。《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和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ｉ》，《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

〔９２〕　札思律支（g．i．ehijkj]，１８４９—１９１９）　通译查苏利奇，女，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

〔９３〕　“根本不懂唯物史观”　杜荃（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的话：“我读了他那篇随感录（按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后我得了三个判断：第一，鲁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Ｐｒａcｓ＝Ｋａｐｉf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更简切的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

〔９４〕　小泉八云（１８５０—１９０４）　日本文艺评论家、小说家。原名拉夫卡迪奥·海恩（Ｌａｆｃａｄｉｏ　Ｈｅａｒｎ），生于希腊，后入日本籍，改名小泉八云。任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讲师。著有《陌生日本的一瞥》、《试论日本》等。下文所说的三篇讲义，指他关于托尔斯泰的三篇文章：《艺术论》、《复活》、《求道心》

〔９５〕　“到民间去”　这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提出的口号。在五四运动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我国知识界有一定的影响。

〔９６〕　成仿吾　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第六节“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团结起来”中说：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

〔９７〕　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　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曾任广东大学教授，后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他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五月）的《祝词》中说：“现在我们的文学还不能与普罗列搭利亚特接触，这是无容讳饰，但是我们第一步的工程却是很容易办到：

便是唤醒一般‘知识阶级’”。印贴利更追亚，俄语iuvmkkkmuej\的音译，即知识分子。

〔９８〕　修善寺温泉浴场　日本北部伊豆半岛的一个休养场所。成仿吾于一九二八年夏曾到过这里。

〔９９〕　Ｍａｉｓｋｉ　马伊斯基（xhziyjz，１８８４—？），曾任苏联驻日本代大使。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他在东京托尔斯泰纪念会上发表讲演，题为《托尔斯泰》，鲁迅的译文载《奔流》第一卷第七期

〔１００〕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　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编译，一九二八年东京丛文阁出版。

〔１０１〕　“为艺术的艺术”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Ｔ．Ｇａｕｔｉｅ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１０２〕　《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　托尔斯泰的长子Ｌ．Ｌ．btkivtz（１８６９-１９４５）作，赵景深译。下文所引的一段英文，赵译为“他向医生说：‘我所有的安排，都得取消。’

〔１０３〕　指藏原惟人的《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许霞（许广平）译。Ｉａｓｎａｉａ　Ｐｏｌｉａｎａ，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的故乡。

〔１０４〕　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　杜林克华特（１８８２—１９３７），英国作家、文艺评论家。《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文学大纲》。

〔１０５〕　《Ｓｐｈｅｒｅ》　《环球》。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肖特（Ｃ．Ｋ．Ｓｈｏｒｔｅｒ，１８５７—１９２６）于一九○○年创办的一种新闻周刊。下文的Ｊｕｌｉｕｓ　Ｈａｒｔ　尤利乌斯·哈特（１８５９—１９３０），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１０６〕　Ｒｉｅｐｉｎ　列宾（i．Ｅ．qmfju，１８４４—１９３０），俄国画家。

他的作品标志着十九世纪后期俄罗斯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主要作品有《伏尔加河纤夫》、《临刑前拒绝忏悔》等。

〔１０７〕　谑画（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　即漫画。

〔１０８〕　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参看本书《〈穷人〉小引》及其注〔２〕。

〔１０９〕　《无轨列车》　文艺性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九月创刊，上海第一线书店编辑发行，共出八期。第五期译载了保尔·雪华的《由托尔斯泰家里寄——百年祭通讯》一文

〔１１０〕　读卖新闻　日本有较大影响的报纸之一，刊于一八七四年十一月

〔１１１〕　Ｅｓｅｎｉｎ　叶遂宁，俄国诗人。他是托尔斯泰的孙女婿。参看本卷第１２１页注〔１３〕。

〔１１２〕　《日露艺术》　一九二五年创刊于东京，日露艺术协会发行。

〔１１３〕　赵景深　四川宜宾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当时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文学周报》主编。下面引文中的Ａｎｎａ　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安娜·斯坦纳德。《Ａｎｎａ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安娜·卡列尼娜》。Ｐ．Ｅ．Ｎ．会，国际笔会。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高尔斯华绥（１８６７—１９３３），英国作家。Ｓｔｅｎｄｈａｌ，司汤达（１７８３—１８４２），法国作家。Ｂａｌｚａｃ，巴尔扎克（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Ｆｌａｕｂｅｒｔ，福楼拜（１８２１—１８８０），法国作家。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莫泊桑（１８５０—１８９３），法国作家。Ｍｉｒｂｅａｕ，米尔博（１８５０—１９１７），法国作家。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宾斯妥克，法国作家。Ｅｕｇｅ′ｎｅ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ｄｅ　Ｖｏｇüｅ，欧仁·梅尔基奥尔·德·弗居耶（１８４３—１９１０），法国文学评论

家。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拉拍波特（１８６５—？），法国新闻记者，曾任法共中央委员。

〔１１４〕　《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是《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先后约出四百期。一九二八年九月该刊曾出《托尔斯泰百年纪念专号》。《文化战线》，周刊，上海现代文化社编辑，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

〔１１５〕　指小泉八云的《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侍桁译，连载于《奔流》第一卷第八、九、十期。

〔１１６〕　伊发尔（Ｉｖａｎｏｖ）　应作伊文（Ａ．Ａ．inju，１８８５—１９４２），苏联文学家。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授法文、俄文，曾将《儒林外史》的一部分和彭湃的《红色的海丰》和《彭湃手记》等书译成俄文。

铁捷克，即特烈捷雅柯夫（Ｃ．Ｍ．brmvl\ytn，１８９２—１９３９），苏联作家，在北京大学教授俄文

〔１１７〕　《十二个》　苏联勃洛克（１８８０—１９２１）的长诗，胡译，鲁迅写有《后记》（收入《集外集拾遗》），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１１８〕　Ｓｏｌｏｇｕｂ　梭罗古勃（w．n．`tkt\jd，１８６３—１９２７），国作家。作品多写颓废变态心理，充满悲观情绪，歌颂死亡。著有长篇小说《小鬼》、《死人的魔力》等。下文说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指《饥饿的光芒》，蓬子译

〔１１９〕　《炸弹和征鸟》　长篇小说，白薇作。连载于《奔流》第一卷第六期至第二卷第四期。

〔１２０〕　这是郑伯奇的话。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第五节。

〔１２１〕　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　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

〔１２２〕　乌托邦　拉丁文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源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汤姆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作者描写了一个称作“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１２３〕　孙用的译诗即莱蒙托夫的《帆》、《天使》、《我出来》、《三棵棕榈树》。下面引文中的《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ｙ》，《伊思迈尔总督》。

〔１２４〕　郁达夫在所译《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附记中说：“当高尔基在意大利听到托尔斯泰的出奔及死去的时候，写给他友人的一封未完的信，在这信里于悲悼痛哭之余，又加了许多颂词及当他和托尔斯泰在一道的时候的追忆杂事进去。但这一封信，现在拟暂且不译它。”这信即一九一○年写给柯罗连科的《一封信》。

〔１２５〕　Ｅ．Ｄｏｗｄｅｎ　道登（１８４３—１９１３），爱尔兰文学评论家。

著有《文学研究》、《莎士比亚初阶》、《雪莱传》等。这里所说的论文指他的《法国文评》，语堂译，连载于《奔流》第二卷第一、二期。

〔１２６〕　野口米次郎（１８７５—１９４７）　日本诗人。著有《夏云》、《站在山上》、《日本诗歌论》等。

〔１２７〕　Ｙｅａｔｓ　叶芝（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心愿之乡》，诗集《莪辛漫游记》等。Ｓｙｎｇｅ，沁孤（１８７１—１９０９），爱尔兰剧作家。著有剧本《骑马下海的人》、《西域的健儿》等。

〔１２８〕　Ｄａｎｔｅ　但丁（１２６５—１３２１），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神曲》、《新生》。Ｐｕｓｈｋｉｎ，普希金（Ａ．Ｃ．ljgyju，１７９９—１８３７），俄国诗人。著有《寄西伯利亚囚徒》、《茨冈》、《欧根·奥涅金》等。

〔１２９〕　指五色旗，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的国旗，由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组成。

〔１３０〕　“少年威德”　威德，通译维特，德国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著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要人物。

〔１３１〕　“突变”　这是当时创造社一些人提倡革命文学时的一种说法。如石厚生（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中说：“我们这次的前进，在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当然的事，但是在素来与我背道而驰的人，这一定不免要说是‘突变’——这是不难理解的。”

〔１３２〕　卷末的一篇指英国纳什（Ｊ．Ｎａｓｈ）的《木刻的历史》，真吾译。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ｒｃｙ　Ｂｌｉｓｓ，道格拉斯·珀西·布利斯；《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木刻史》。

〔１３３〕　这两段英文的译文是：《现代木刻》，赫伯特·福斯特著，一九二四年伦雷恩出版公司出版，书价四十二先令。《当代国内外木刻》，萨拉蒙编撰，一九二七年伦敦摄影有限公司出版，书价七先令六便士。

〔１３４〕　Ａ．Ｍｉｃｋｉｅｗｉｃｚ　密茨凯维支，波兰诗人。主要作品有《青春颂》、《先人祭》和《塔杜施先生》等。《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载有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波兰文学》一文，对密茨凯维支作了详细论述。

〔１３５〕　指《三个布德力斯》和《一个斯拉夫王》，孙用译。

〔１３６〕　密茨凯维支纪念像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巴黎阿尔马广场落成。法国布尔德尔（１８６１—１９２９）雕塑。《奔流》刊有这一雕像的全景和细部照片四幅。

〔１３７〕　《青春的赞颂》　即《青春颂》，石心译。

〔１３８〕　Ｉ．Ｍａｔｓａ　马察（１８９３—？），匈牙利文艺评论家。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苏联。著有《现代欧洲的艺术》、《西欧文学与无产阶级》、《理论艺术学概论》等。下文的《艺术及文学的诸流派》，雪峰译，题为《现代欧洲艺术及文学诸流派》，连载于《奔流》第二卷第四、第五期。

〔１３９〕　“打发”　成仿吾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打发他们去》一文中的用语：“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他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

〔１４０〕　察尔斯基的原话是：“艺术家的伟大的主人翁——那是广告家，艺术作品的贩卖者—最近也明白而且嗅到了这方面的事，他们不但买卖有名的名氏和伪造物，并喜欢制造新的名氏起来了。在什么地方的楼顶房里住着的人，他——说得好，是病底地强于自爱的不遇的人，说得坏，是骗子。”（见鲁迅译《文艺与批评·今日的艺术与明日的艺术》

〔１４１〕　高长虹　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１４２〕　　方善境的署名符号。

〔１４３〕　《美育》　即《美育杂志》，不定期刊物，李金、屐妲编辑。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十月出至第三期停刊，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广州复刊。

〔１４４〕　《朝花旬刊》　朝花社继《朝花周刊》后出版的文艺旬刊，鲁迅、柔石合编。参看本卷第３３１页注〔２〕。

〔１４５〕　《子见南子》　林语堂所作的独幕剧，发表于《奔流》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九年六月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公演此剧时，当地孔氏族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由，联名向教育部提出控告，结果该校校长被调职。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子见南子〉》

〔１４６〕　这里说的“鸟瞰”，指赵景深从一九二七年六月起，陆续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介绍世界文学概况的文章。

〔１４７〕　《彼得斐行状》　奥地利奥尔佛雷德·德涅尔斯作，白莽译。

〔１４８〕　“ｎａｔｉｏｎ”　德语：“民族”或“国民”。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了忘却的记念》中曾说：“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

〔１４９〕　《裴彖飞诗论》　匈牙利籁息所著《匈牙利文章史》的一章，鲁迅（署名令飞）译，载一九○八年八月《河南》月刊第七期。

《河南》，我国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月刊，程克、孙竹丹等主编。一九○七年十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一九○八年十二月停刊。

〔１５０〕　《沉钟》　文学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共出十期后停刊。次年八月复刊，改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二期停刊。一九三二年又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新三十四号停刊。冯至的论文《ＰｅｔｏcｆｉＳａ?洌洌铮颉罚ā杜岫喾苂山陀尔》），载该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冯至，河北涿县人，诗人。沉钟社主要成员。

〔１５１〕　Ｌ．Ｓ．　即鲁迅。鲁迅的译诗共五首，载《语丝》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总题为《Ａ．Ｐｅｔｏcｆｉ的诗》。其中《愿我是树，倘使你…》《我的爱——并不是》两首，与白莽所译《我要变为树……》、《我的爱情——不是……》相重复

〔１５２〕　孙用所译的《勇敢的约翰》，后于一九三一年十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１５３〕　契诃夫（Ａ．l．]mptn，１８６０—１９０４）　俄国作家。写了大量短篇小说及剧本。下文所说的《爱》，短篇小说，王余杞译；《熊》，剧本，杨骚译。

〔１５４〕　指《契诃夫与新文艺》，俄国列夫·芦加乞夫斯基作。

〔１５５〕　Ｊ．Ａｈｏ　约·阿河（１８６１—１９２１），又译哀禾。下文所说的这一篇”，指他所作的短篇小说《一个残败的人》，郁达夫译

〔１５６〕　Ｐａcｉｖａcｒｉｎｔａ　配伐林泰（１８２７—１９１３），芬兰作家。《Ｒｅｃ－ｌａ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通译《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又译《莱克兰世界文库》，一八六七年德国出版的一种文学丛书。

〔１５７〕　Ｆ．ｐｅ　英语：典型。

〔１５８〕　Ｆ．Ｐ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　菲·璞本白耳格，德国文学评论家。他的《河的艺术》一文对阿河及其小说《爱丽的结婚》作了评介

〔１５９〕　郁达夫在《阿河的艺术》译后附记中说，翻译时“觉得原著者的文章实在太华美不过，弄得我这一向是读书不求甚解的胡涂译者不得不连声的叫苦。最后费了六七天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地终把这篇论文译出来了”。

〔１６０〕　Ｋｏｇａｎ　戈庚（l．Ｃ．ntkhu，１８７２—１９３２），苏联文学史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著有《西欧文学史概论》、《古代文学史概论》等。他关于高尔基的短文，题为《玛克辛·戈理基论》，洛扬译。

〔１６１〕　指高尔基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发表于苏联《真理报》的《给苏联的“机械的市民们”》，雪峰译。这是一封驳斥反苏维埃谬论的公开信。给高尔基写信的人在信中自称为“机械的地成为苏联底市民的居住人”。

〔１６２〕　“狮子身中虫”　原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见《莲华面经》上卷：“阿难，譬如师（狮）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n食彼师子身肉，唯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n食师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碉劫积行勤苦所积佛法。”（据隋代那连提黎耶舍汉文译本）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１６３〕　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　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原为清朝军官，辛亥革命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被称为辫子军。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１６４〕　《醒狮》之流　指以反动政客曾琦、李璜、左舜生为首的“醒狮派”。他们于一九二三年建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刊行《醒狮周报》，极力鼓吹反动的“国家主义”，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

〔１６５〕　蒋光Ｙ　指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曾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著有诗集《新梦》，小说《短裤党》、《田野的风》等。当时蒋光慈在日本。ｏｒ，英语：或者。

〔１６６〕　Ｖ．Ｌｉｄｉｎ　符·理定（Ｂ．[．qjeju），苏联“同路人”作家。这期《奔流》上载有鲁迅所译的《ＶＬ．Ｇ．理定自传》

〔１６７〕　指《丹麦的思想潮流》，丹麦尤利乌斯·克劳森作，友松译。

〔１６８〕　指丹麦作家严森（１８７３—１９５０）的诗《母亲之歌》、《盲女》（梅川译）和小说《失去的森林》（柔石译）；耶培·阿克耶尔（１８６６—１９３０）的诗《裸麦田边》（柔石译）

〔１６９〕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雅各伯森（１８４７—１８８５）；Ｂａｎｇ，班恩（１８５７—１９１２）。都是丹麦作家。

〔１７０〕　跋佐夫（Ｉ．Ｍ．Ｖａｚｏｖ，１８５０—１９２１）　通译伐佐夫，保加利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轭下》、剧本《升官图》等。这一期《奔流》刊有他的回忆文《过岭记》，孙用译。鲁迅曾译他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载一九二一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１７１〕　茅盾　即沈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等。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１７２〕　确木努易（Ｈ．bmsurz）　俄国作家拉扎列夫（Ｈ．Ａ．，１８６３—１９１０）的笔名。他的小品，指《青湖记游》，鲁迅译。

〔１７３〕　指雪峰所译匈牙利马察的《现代欧洲的艺术与文学诸流派》和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１７４〕　《文艺与批评》　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鲁迅译。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六。

诗

附录

集外集拾遗

集外集拾遗

怀旧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又是“古已有之”

通讯（致郑孝观）

诗歌之敌

关于《苦闷的象征》

聊答“……”

报《奇哉所谓……》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通讯（复高歌）

通讯（复吕蕴儒）

通讯（致向培良）

通讯（致孙伏园）

一个“罪犯”的自述

启事

我才知道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何典》题记

《十二个》后记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老调子已经唱完

《游仙窟》序言

《近代木刻选集》（１）小引

《近代木刻选集》（１）附记

《拾谷虹儿画选》小引

哈谟生的几句话

《近代木刻选集》（２）小引

《近代木刻选集》（２）附记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新俄画选》小引

文艺的大众化

《浮士德与城》后记

《静静的顿河》后记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铁流》编校后记

好东西歌

公民科歌

南京民谣

“言词争执”歌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今春的两种感想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

《北平笺谱》序

上海所感

《引玉集》后记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诗

自题小像

哀范君三章

赠邬其山

无题二首

送增田涉君归国

无题

偶成

赠蓬子

一二八战后作

教授杂咏四首

所闻

无题二首

答客诮

赠画师

题《呐喊》

悼杨铨

无题

无题

无题

报载患脑炎戏作

无题

秋夜有感

亥年残秋偶作

附录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奔流》凡例五则

《艺苑朝华》广告

《文艺连丛》

《译文》终刊号前记

绍介《海上述林》上卷

集外集拾遗

本书书名系由作者拟定，但未编完即因病中止，一九三八年出版《鲁迅全集》时由许广平编定印入。这次抽去译文《高尚生活》、《无礼与非礼》、《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三篇和《〈忽然想到〉附记》（已录入《华盖集·忽然想到》注文）；《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田园思想》三篇的“备考”和《编完写起》一则已移置《集外集》有关文章之后；《〈域外小说集〉序言》已移入《译文序跋集》；《教授杂咏》的第四首系这次补入；若干诗文则按写作时同的先后，在顺序上作了调整。

怀旧〔１〕

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儿童掷石落桐子，往往飞入书窗中，时或正击吾案，一石入，吾师秃先生辄走出斥之。桐叶径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气而苏，如人舒其掌。家之阍人王叟，时汲水沃地去暑热，或掇破几椅，持烟筒，与李妪谈故事，每月落参横〔２〕，仅见烟斗中一星火，而谈犹弗止。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３〕，题曰：“红花。”予对：“青桐。”则挥曰：“平仄弗调。”令退。时予已九龄，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思久弗属，渐展掌拍吾股使发大声如扑蚊，冀秃先生知吾苦，而先生仍弗理；久之久之，始作摇曳声曰：“来。”余健进。便书绿草二字曰：

“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余弗遑听，跃而出。秃先生复作摇曳声曰：“勿跳。”余则弗跳而出。

予出，复不敢戏桐下，初亦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

而秃先生必继至，作厉色曰：“孺子勿恶作剧！食事既耶？盍归就尔夜课矣。”稍迕，次日便以界尺击吾首曰：“汝作剧何恶，读书何笨哉？”我秃先生盖以书斋为报仇地者，遂渐弗去。况明日复非清明端午中秋，予又何乐？设清晨能得小恙，映午〔４〕而愈者，可借此作半日休息亦佳；否则，秃先生病耳，死尤善。弗病弗死，吾明日又上学读《论语》〔５〕矣。

明日，秃先生果又按吾《论语》，头摇摇然释字义矣。先生又近视，故唇几触书，作欲啮状。人常咎吾顽，谓读不半卷，篇页便大零落；不知此咻咻然之鼻息，日吹拂是，纸能弗破烂，字能弗漫漶耶！予纵极顽，亦何至此极耶！秃先生曰：“孔夫子说，我到六十便耳顺；耳是耳朵。到七十便从心所欲，不逾这个矩了。……”余都不之解，字为鼻影所遮，余亦不之见，但见《论语》之上，载先生秃头，烂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特颇模糊臃肿，远不如后圃古池之明晰耳。

先生讲书久，战其膝，又大点其头，似自有深趣。予则大不耐，盖头光虽奇，久观亦自厌倦，势胡能久。

“仰圣先生！仰圣先生！”幸门外突作怪声，如见眚而呼救者。

“耀宗兄耶？……进可耳。”先生止《论语》不讲，举其头，出而启门，且作礼。

予初殊弗解先生何心，敬耀宗竟至是。耀宗金氏，居左邻，拥巨资；而敝衣破履，日日食菜，面黄肿如秋茄，即王翁亦弗之礼。尝曰：“彼自蓄多金耳！不以一文见赠，何礼为？”故翁爱予而对耀宗特傲，耀宗亦弗恤，且聪慧不如王翁，每听谈故事，多不解，唯唯而已。李媪亦谓，彼人自幼至长，但居父母膝下如囚人，不出而交际，故识语殊聊聊。如语及米，则竟曰米，不可别粳糯；语及鱼，则竟曰鱼，不可分鲂鲤。否则不解，须加注几百句，而注中又多不解语，须更用疏，疏又有难词，则终不解而止，因不好与谈。惟秃先生特优遇，王翁等甚讶之。予亦私揣其故，知耀宗曾以二十一岁无子，急蓄妾三人；而秃先生亦云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６〕，故尝投三十一金，购如夫人〔７〕一，则优礼之故，自因耀宗纯孝。王翁虽贤，学终不及先生，不测高深，亦无足怪；盖即予亦经覃思多日，始得其故者。

“先生，闻今朝消息耶？”

“消息？……未之闻，……甚消息耶？”

“长毛〔８〕且至矣！”

“长毛！……哈哈，安有是者。……”

耀宗所谓长毛，即仰圣先生所谓逆；而王翁亦谓之长毛，且云，时正三十岁。今王翁已越七十，距四十余年矣，即吾亦知无是。

“顾消息得自何墟三大人，云不日且至矣。……”

“三大人耶？……则得自府尊者矣。是亦不可不防。”先生之仰三大人也，甚于圣，遂失色绕案而踱。

“云可八百人，我已遣底下人复至何墟探听。问究以何日来。……”

“八百？……然安有是，哦，殆山贼或近地之赤巾党耳。”

秃先生智慧胜，立悟非是。不知耀宗固不论山贼海盗白帽赤巾，皆谓之长毛；故秃先生所言，耀宗亦弗解。

“来时当须备饭。我家厅事小，拟借张睢阳庙〔９〕庭飨其半。

彼辈既得饭，其出示安民耶。”耀宗禀性鲁，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１０〕之术，则有家训。王翁曾言其父尝遇长毛，伏地乞命，叩额赤肿如鹅，得弗杀，为之治庖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

逮长毛败，以术逃归，渐为富室，居芜市云。时欲以一饭博安民，殊不如乃父智。

“此种乱人，运必弗长，试搜尽《纲鉴易知录》〔１１〕，岂见有成者？……特特亦间不无成功者。饭之，亦可也。虽然，耀宗兄！足下切勿自列名，委诸地甲可耳。”

“然！先生能为书顺民二字乎。”

“且勿且勿，此种事殊弗宜急，万一竟来，书之未晚。且耀宗兄！尚有一事奉告，此种人之怒，固不可撄，然亦不可太与亲近。昔逆反时，户贴顺民字样者，间亦无效；贼退后，又窘于官军，故此事须待贼薄芜市时再议。惟尊眷却宜早避，特不必过远耳。”

“良是良是，我且告张睢阳庙道人去耳。”

耀宗似解非解，大感佩而去。人谓遍搜芜市，当以我秃先生为第一智者，语良不诬。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犹巍然拥皋比〔１２〕为予顽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若由今日天演家〔１３〕言之，或曰由宗祖之遗传；顾自我言之，则非从读书得来，必不有是。非然，则我与王翁李媪，岂独不受遗传，而思虑之密，不如此也。

耀宗既去，秃先生亦止书不讲，状颇愁苦，云将返其家，令子废读。予大喜，跃出桐树下，虽夏日炙吾头，亦弗恤，意桐下为我领地，独此一时矣。少顷，见秃先生急去，挟衣一大缚。先生往日，惟遇令节或年暮一归，归必持《八铭塾钞》〔１４〕数卷；今则全帙俨然在案，但携破箧中衣履去耳。

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王翁自云前经患难，止吾家勿仓皇。李媪亦至金氏问讯，云仆犹弗归，独见众如夫人，方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予不暇问长毛事，自扑青蝇诱蚁出，践杀之，又舀水灌其穴，以窘蚁禹。未几见日脚遽去木末，李媪呼予饭。予殊弗解今日何短，若在平日，则此时正苦思属对，看秃先生作倦面也。饭已，李媪挈予出。王翁亦已出而纳凉，弗改常度。惟环而立者极多，张其口如睹鬼怪，月光娟娟，照见众齿，历落如排朽琼〔１５〕，王翁吸烟，语甚缓。

“……当时，此家门者，为赵五叔，性极憨。主人闻长毛来，令逃，则曰：‘主人去，此家虚，我不留守，不将为贼占耶？’……”

“唉，蠢哉！……”李媪斗作怪叫，力斥先贤之非。

“而司爨之吴妪亦弗去，其人盖七十余矣，日日伏厨下不敢出。数日以来，但闻人行声，犬吠声，入耳惨不可状。既而人行犬吠亦绝，阴森如处冥中。一日远远闻有大队步声，经墙外而去。少顷少顷，突有数十长毛入厨下，持刀牵吴妪出，语格磔不甚可辨，似曰：‘老妇！尔主人安在？趣将钱来！’吴妪拜曰：‘大王，主人逃矣。老妇饿已数日，且乞大王食我，安有钱奉大王。’一长毛笑曰：‘若欲食耶？当食汝。’斗以一圆物掷吴妪怀中，血模糊不可视，则赵五叔头也……”

“啊，吴妪不几吓杀耶？”李媪又大惊叫，众目亦益瞠，口亦益张。

“盖长毛叩门，赵五叔坚不启，斥曰：‘主人弗在，若辈强欲入盗耳。’长……”

“将得真消息来耶？……”则秃先生归矣。予大窘，然察其颜色，颇不似前时严厉，因亦弗逃。思倘长毛来，能以秃先生头掷李媪怀中者，余可日日灌蚁穴，弗读《论语》矣。

“未也。……长毛遂毁门，赵五叔亦走出，见状大惊，而长毛……”

“仰圣先生！我底下人返矣。”耀宗竭全力作大声，进且语。

“如何？”秃先生亦问且出，睁其近眼，逾于余常见之大。

余人亦竞向耀宗。

“三大人云长毛者谎，实不过难民数十人，过何墟耳。所谓难民，盖犹常来我家乞食者。”耀宗虑人不解难民二字，因尽其所知，为作界说，而界说只一句。

“哈哈！难民耶！……呵……”秃先生大笑，似自嘲前此仓皇之愚，且嗤难民之不足惧。众亦笑，则见秃先生笑，故助笑耳。

众既得三大人确消息，一哄而散，耀宗亦自归，桐下顿寂，仅留王翁辈四五人。秃先生踱良久，云：“又须归慰其家人，以明晨返。”遂持其《八铭塾钞》去。临去顾余曰：“一日不读，明晨能熟背否？趣去读书，勿恶作剧。”余大忧，目注王翁烟火不能答，王翁则吸烟不止。余见火光闪闪，大类秋萤堕草丛中，因忆去年扑萤误堕芦荡事，不复虑秃先生。

“唉，长毛来，长毛来，长毛初来时良可恐耳，顾后则何有。”王翁辍烟，点其首。

“翁盖曾遇长毛者，其事奈何？”李媪随急询之。

“翁曾作长毛耶？”余思长毛来而秃先生去，长毛盖好人，王翁善我，必长毛耳。

“哈哈！未也。——李媪，时尔年几何？我盖二十余矣。”

“我才十一，时吾母挈我奔平田，故不之遇。”

“我则奔幌山。——当长毛至吾村时，我适出走。邻人牛四，及我两族兄稍迟，已为小长毛所得，牵出太平桥上，一一以刀斫其颈，皆不殊，推入水，始毙。牛四多力，能负米二石五升走半里，今无如是人矣。我走及幌山，已垂暮，山颠乔木，虽略负日脚，而山趺之田禾，已受夜气，色较白日为青。

既达山趺，后顾幸无追骑，心稍安。而前瞻不见乡人，则凄寂悲凉之感，亦与并作。久之神定，夜渐深，寂亦弥甚，入耳绝无人声，但有吱吱！口汪口汪口汪！……”

“口汪口汪？”余大惑，问题不觉脱口。李媪则力握余手禁余，一若余之怀疑，能贻大祸于媪者。

“蛙鸣耳。此外则猫头鹰，鸣极惨厉。……唉，李媪，尔知孤木立黑暗中，乃大类人耶？……哈哈，顾后则何有，长毛退时，我村人皆操锹锄逐之，逐者仅十余人，而彼虽百人不敢返斗。此后每日必去打宝，何墟三大人，不即因此发财者耶。”

“打宝何也？”余又惑。

“唔，打宝行宝，……凡我村人穷追，长毛必投金银珠宝少许，令村人争拾，可以缓追。余曾得一明珠，大如戎菽〔１６〕，方在惊喜，牛二突以棍击吾脑，夺珠去；不然纵不及三大人，亦可作富家翁矣。彼三大人之父何狗保，亦即以是时归何墟，见有打大辫子之小长毛，伏其家破柜中。……”

“啊！雨矣，归休乎。”李媪见雨，便生归心。

“否否，且住。”余殊弗愿，大类读小说者，见作惊人之笔后，继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则偏欲急看下回，非尽全卷不止，而李媪似不然。

“咦！归休耳，明日晏起，又要吃先生界尺矣。”

雨益大，打窗前芭蕉巨叶，如蟹爬沙，余就枕上听之，渐不闻。

“啊！先生！我下次用功矣。……”

“啊！甚事？梦耶？……我之噩梦，亦为汝吓破矣。……梦耶？何梦？”李媪趋就余榻，拍余背者屡。

“梦耳！……无之。……媪何梦？”

“梦长毛耳！……明日当为汝言，今夜将半，睡矣，睡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署名周。

〔２〕　月落参横　夜深的意思。古乐府《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参，星名，即猎户星座。

〔３〕　属对　即“对课”。旧时学塾教学生练习对仗的一种功课，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组成对偶的词句。

〔４〕　映午　午后。梁元帝萧绎《纂要》：“日在未曰映”，指下午一时至三时。

〔５〕　《论语》　儒家经典，孔丘的弟子记录孔丘言行的书。旧时学塾的必读课本。

〔６〕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语见《孟子·离娄上》。据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７〕　如夫人　即小老婆。语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８〕　长毛　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垂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

〔９〕　张睢阳庙　即供奉唐代张巡的庙。张巡在“安史之乱”时守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南），城陷被杀。

〔１０〕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语见《孟子·梁惠王下》。

〔１１〕　《纲鉴易知录》　清代吴乘权等编纂，共一○七卷，是一部简明的中国编年史。

〔１２〕　皋比　《左传》庄公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晋代杜预注：“皋比，虎皮。”宋代张载曾坐虎皮讲《易经》（见《宋史·道学传》），后因称任教为“坐拥皋比”??

〔１３〕　天演家　清末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名为《天演论》，宣传达尔文的物种进化学说。天演家即指信奉和宣传这种学说的人。

〔１４〕　《八铭塾钞》　清代吴懋政著，共二集，是旧时学习八股文的一种范本。

〔１５〕　琼　古代用兽骨做成的赌具，类似后来的骰子。

〔１６〕　戎菽　指蚕豆。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１〕

孟真〔２〕先生：

来信收到了。现在对于《新潮》〔３〕没有别的意见：倘以后想到什么，极愿意随时通知。

《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４〕，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

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说得。

《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

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５〕（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扇误》〔６〕译的很好。

《推霞》〔７〕实在不敢恭维。

鲁迅　四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北京《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２〕　孟真　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编辑。后留学英、德。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

〔３〕　《新潮》　综合性月刊，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辑，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４〕　史志无的信　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其中说：“览首期所载多哲学及文学之新潮，于科学之新潮尚未能充分提倡，弟愿足下三者并论，于科学之实用者尤当出以供人需要，庶不负《新潮》之旨趣也。”

〔５〕　《雪夜》　短篇小说，汪敬熙作，载《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这也是一个人》，短篇小说，叶绍钧作；《是爱情还是苦痛》，短篇小说，罗家伦作，均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６〕　《扇误》　又译《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剧本，英国王尔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４—１９００）作，潘家洵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

〔７〕　《推霞》　独幕剧，德国苏德曼（Ｈ．Ｓｕｄ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５７—１９２８）作，宋春舫用文言翻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

又是“古已有之”〔１〕

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

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４〕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钓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５〕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６〕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

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　太炎　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

〔３〕　衣萍　章鸿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

〔４〕　宋朝大闹党人　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钓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钓学术。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钓学术传播。《宋史·徽宗纪》载：崇宁二年十一月，徽宗下旨：“以元钓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并将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钓党碑

〔５〕　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钓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律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说“笞二百”鲁迅曾予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误》。

〔６〕　胡适之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教授。曾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张耀翔用作攻击新诗使用惊叹号的例证之一。

〔７〕　“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　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诗集里面的惊叹号加以统计，并讽刺说：“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多用惊叹符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

〔８〕　“民之父母”　语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旧时常用以称呼地方官。

〔９〕　这是对张耀翔的讽刺。张耀翔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心理学会刊物《心理》杂志的编辑主任。他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职是之故，心理学者关于情绪之研究，远较他种精神研究为少……余久欲努力於情绪之研究……其方法为何，即取其专为表情之著作——诗，盛行之白话诗——而分析之。”

通讯〔１〕（致郑孝观）

孝观先生：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２〕，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

我幼时并没有见过《涌幢小品》〔３〕；回想起来，所见的似乎是《西湖游览志》及《志余》〔４〕，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这书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无从复案。我想，在那里面，或者还可以得到一点关于雷峰塔的材料罢。

鲁迅。二十四日。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岔塔，

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岔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岔塔者盖近是。

文载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长，不能具引。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郑孝观，后改名宾于，四川酉阳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北京中俄大学讲师。

〔２〕　记者先生　指孙伏园，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辑。《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时，鲁迅在篇末加有如下附记：“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岔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后孙伏园在发表郑孝观的《雷峰塔与保岔塔》时附有“伏园敬案”，说：“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我不但不想来推翻并且也无法来推翻”，并表示“恭恭敬敬的向鲁郑二先生道歉”。但他又引用《西湖指南》和《游杭纪略》的记载，证明雷峰塔并非保岔塔。

〔３〕　《涌幢小品》　明代朱国桢著，共三十二卷。内容多是明代典故以及史实考证。该书卷十四有关于保岔塔的简单记载。

〔４〕　《西湖游览志》　二十四卷，又《志余》二十六卷，记述西湖名胜古迹、民间传说、掌故轶闻等。田汝成，字叔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学家。

诗歌之敌〔１〕

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２〕，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３〕投一点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艺上有伟大的尊号如诗歌小说评论等，多少总得装一些门面，使与尊号相当，而是随随便便近于杂感一类的东西，那总该容易的罢，于是即刻答应了。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豫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４〕。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曾在《学灯》〔５〕——不是上海出版的《学灯》——上见过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来了，于是就将他的题目直抄下来：《诗歌之敌》。

那篇文章的开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反诗歌党”的。

编成这一党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专诉于想像力的或种艺术的魅力，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炽烈的扩大，而他们却已完全不能扩大了的固执的智力主义者；二、是他们自己曾以媚态奉献于艺术神女，但终于不成功，于是一变而攻击诗人，以图报复的著作者；三、是以为诗歌的热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会的道德与平和的那些怀着宗教精神的人们。但这自然是专就西洋而论。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是洛克〔６〕，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７〕，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８〕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９〕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中国的有些学者，我不能妄测他们于科学究竟到了怎样高深，但看他们或者至于诧异现在的青年何以要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或者至于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运命，则颇使人疑是对于巴士凯尔的冷嘲。因为这时可以改篡他的话：“学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但反诗歌党的大将总要算柏拉图〔１０〕。他是艺术否定论者，对于悲剧喜剧，都加攻击，以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凡有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尚隔三层；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马〔１１〕。在他的《理想国》中，因为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所以诗人是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的，所许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资料的作品，即对于神明及英雄的颂歌。这一端，和我们中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然而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他在青年时，又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待到自己知道胜不过无敌的荷马，却一转而开始攻击，仇视诗歌了。但自私的偏见，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长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１２〕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

第三种是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１３〕，或者知道旧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１４〕，大概可以发见许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罢，然而我现在所知道的却都是耳食之谈，所以竟没有写在纸上的勇气。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宫人斜〔１５〕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丫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因为意在爱人，便和前辈老先生尤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们一摇头而慌忙辍笔，使他高兴，那倒像撩拨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们赏识美的事物，而以伦理学的眼光来论动机，必求其“无所为”，则第一先得与生物离绝。柳阴下听黄鹂鸣，我们感得天地间春气横溢，见流萤明灭于丛草里，使人顿怀秋心。然而鹏歌萤照是“为”什么呢？毫不客气，那都是所谓“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风头”，希图觅得配偶。至于一切花，则简直是植物的生殖机关了。虽然有许多披着美丽的外衣，而目的则专在受精，比人们的讲神圣恋爱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怜的陶潜林逋〔１６〕，却都不明白那些动机。

一不小心，话又说得不甚驯良了，倘不急行检点，怕难免真要拉到打拳。但离题一远，也就很不容易勒转，只好再举一种近似的事，就此收场罢。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１７〕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查理九世〔１８〕的言动，更将这事十分透彻地证明了的。他是爱好诗歌的，常给诗人一点酬报，使他们肯做一些好诗，而且时常说：“诗人就像赛跑的马，所以应该给吃一点好东西。但不可使他们太肥；太肥，他们就不中用了。”这虽然对于胖子而想兼做诗人的，不算一个好消息，但也确有几分真实在内。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诗人彼彖飞（Ａ．Ｐｅｔｏcｆｉ）有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１９〕，大旨说“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也正是一样的意思。但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诗，必须在幸福的家庭里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尽如此的。相反的例并不少，最显著的是勃朗宁和他的夫人〔２０〕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五期。

〔２〕　“诗孩”　指孙席珍，浙江绍兴人，作家。当时是绿波社成员，《文学周刊》编辑。他常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诗歌，又很年轻，因被钱玄同、刘半农等戏称为“诗孩”。

〔３〕　《文学周刊》　《京报》的附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于北京，初由绿波社、星星文学社合编，一九二五年九月改由北京《文学周刊》社编辑，同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四十四期。

〔４〕　“鲁般门前掉大斧”　语出明代梅之涣《题李白墓》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５〕　《学灯》　即《学镫》，日本杂志。月刊，一八九七年创刊于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春日一郎的《诗歌之敌》（上），载该刊第二十四卷第九号（一九二○年九月）。

〔６〕　洛克（Ｊ．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英国哲学家，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力论》等。他在《论教育》中认为“诗歌和游戏一样，不能对任何人带来好处。”又英国法学家约翰·塞尔丹曾记述洛克对于诗歌的意见：“贵族出版诗歌，真是滑稽可笑。他作诗自娱，当然无可厚非。他在自己房里玩弄项链或者踢球，聊以消遣，本无不可。但是如果他到菲利德大街，在商店里玩弄项链或踢球，那就一定会引起街上许多孩子的哗笑”。（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

〔７〕　巴士凯尔（Ｂ．Ｐａｓｃａｌ，１６２３—１６６２）　通译帕斯卡，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在《思想录》第三十八条曾说：“诗人是不诚实的人”。

〔８〕　伦勃罗梭（Ｃ．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１８３６—１９０９）　意大利精神病学者。著有《犯罪者论》、《天才论》等。他认为世界上很多作家、艺术家是由于精神忧郁、狂热、疯癫的病态而产生杰出的艺术作品。他在《天才论·天才与疯狂》中说：“天才和疯狂虽然不应该混为一谈，但是两者的类似之处，充分证明在同一个人身上，天才和疯狂并不互相排斥”

〔９〕　佛罗特（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著有《释梦》、《精神分析引论》等。

〔１０〕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ｎ，前４２７—前３４７）　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著有《对话集》。文中所说的《理想国》，即是其中的一篇。

〔１１〕　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　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１２〕　亚里斯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前３８４—前３２２）　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著有《形而上学》、《诗学》等。他在《诗学》中否定了柏拉图的超现实的理念世界，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及模仿世界的文艺真实性和独立性。

〔１３〕　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兴起后，罗马教皇为了镇压“异端”，于一五四三年设立查禁书刊主教会议，随后教廷控制下的西欧各大学相继发布“禁书目录”，一五五九年罗马教皇亲自颁布“禁书目录”，所列禁书数以千计。其后被禁止的有：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泰纳的《英国文学史》以及卢梭、伏尔泰、梅特林克、左拉、大仲马和小仲马等人的著作。

〔１４〕　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　十月革命前受帝俄沙皇政权直接控制利用的俄罗斯正教会，对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人物都极为仇视。曾被教会指名诅咒的有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托尔斯泰等人。

〔１５〕　宫人斜　古代埋葬宫女的坟地。唐代孟迟《宫人斜》诗：

“云惨烟愁苑路斜，路旁丘关尽宫娃。”

〔１６〕　陶潜　参看本卷第１３８页注〔６〕。他的一些咏菊诗颇为人传诵。林逋，参看本卷第１５６页注〔４〕。他以咏梅诗著称。

〔１７〕　宋玉　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通音律，有文才，得楚襄王赏识，做过大夫，但不被重用。司马相如（前１７９—前１１７），字长卿，福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因作《子虚赋》、《上林赋》，得到汉武帝赏识，拜为郎。后失宠，称疾闲居。

〔１８〕　查理九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Ⅸ，１５５０—１５７４）法国国王。曾资助“七星诗社”，供养龙沙等一批诗人。他的“诗人就像赛跑的马”等语，在法国皮埃尔·布代尔的《皮埃尔·布代尔全集》第五卷中曾有记载。

〔１９〕　彼彖飞（１８２３—１８４９）　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革命家。著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指《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册上》：“我知道，你使你的丈夫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去做，最低限度，你不要作得太过火。他是一只苦恼的夜莺，自从他获得了幸福，他绝少歌唱……折磨他吧，让我们谛听他甜蜜而痛苦的歌。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２５日，佩斯。”按Ｂ．Ｓｚ．夫人应为Ｖ．Ｓ．夫人，原名乔鲍·马丽亚（Ｃｓａｐｏ　Ｍａｒｉａ，１８３０—１８９６），匈牙利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晴天与阴天》等。Ｖ．Ｓ．是她丈夫、诗人瓦豪特·山陀尔（ａｃｈｏｔｔ　Ｓａ′ｎｄｏ′ｒ，１８１８—１８６１）名字的缩写

〔２０〕　勃朗宁（Ｒ．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１８１２—１８８９）　英国诗人，著有诗剧《巴拉塞尔士》等。他的夫人伊丽莎白·芭雷特·勃朗宁（Ｅ．Ｂ．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１８０６—１８６１），也是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集《葡萄牙十四行诗》等。他们不顾女方家庭的反对而结婚，长期旅居意大利。

关于《苦闷的象征》〔１〕

王铸〔２〕先生：

我很感谢你远道而至的信。

我看见厨川氏〔３〕关于文学的著作的时候，已在地震〔４〕之后，《苦闷的象征》是第一部，以前竟没有留心他。那书的末尾有他的学生山本修二氏〔５〕的短跋，我翻译时，就取跋文的话做了几句序〔６〕。跋的大意是说这书的前半部原在《改造》〔７〕杂志上发表过，待到地震后掘出遗稿来，却还有后半，而并无总名，所以自己便依据登在《改造》杂志上的端绪，题为《苦闷的象征》，付印了。

照此看来，那书的经历已经大略可以明了。（１）作者本要做一部关于文学的书，——未题总名的，——先成了《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篇，便登在《改造》杂志上；《学灯》〔８〕上明权先生的译文，当即从《改造》杂志翻出。（２）此后他还在做下去，成了第三第四两篇，但没有发表，到他遭难之后，这才一起发表出来，所以前半是第二次公开，后半是初次。（３）四篇的稿子本是一部书，但作者自己并未定名，于是他的学生山本氏只好依了第一次公表时候的端绪，给他题为《苦闷的象征》。至于怎样的端绪，他却并未说明，或者篇目之下，本有这类文字，也说不定的，但我没有《改造》杂志，所以无从查考。

就全体的结构看起来，大约四篇已算完具，所缺的不过是修饰补缀罢了。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９〕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上月看见《东方杂志》〔１０〕第二十号，有仲云先生译的厨川氏一篇文章，就是《苦闷的象征》的第三篇；现得先生来信，才又知道《学灯》上也早经登载过，这书之为我国人所爱重，居然可知。

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

鲁迅。一月九日。

备考：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

鲁迅先生：

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也许像你在《杨树达君的袭来》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曾认识了哪”；但是我这样的意见，忍耐得好久了，终于忍不住的说出来，这在先生也可以原谅的罢。

先生在《晨报》副镌上所登的《苦闷的象征》，在这篇的文字的前面，有了你的自序；记不切了，也许是像这样的说吧！“它本是厨川君劫后的作品，由了烧失的故纸堆中，发出来的，是一包未定稿。本来没有甚么名字，他的友人，径直的给他定下了，——叫作《苦闷的象征》。”先生这样的意见，或者是别有所见而云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时候，所见到的这篇东西的译稿，像与这里所说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让我在下面说出了吧。

在《学灯》上，有了一位叫明权的，曾译载过厨川君的一篇东西，叫作《苦闷的象征》。我曾经拿了他的译文与先生的对照，觉得与先生所译的一毫不差。不过他只登了《创作论》与《鉴赏论》，下面是甚么也没有了，大约原文是这样的罢。这篇译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时日本还没地震，厨川君也还健在；这篇东西，既然有了外国人把它翻译过，大概原文也已揭载过了罢。这篇东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厨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国人所能杜撰出来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说的，他友人给他定下了这个名字，——《苦闷的象征》，——至少也有了部分的错误了罢。

这个理由，是很明白的；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地震，厨川君也还没有死，这篇名字，已经出现过而且发表的了。依我的愚见，这篇东西，是厨川君的未定稿，大约是靠底住的；厨川君先前有了《创作论》和《鉴赏论》，又已发表过，给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闷的象征》。后来《文艺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文艺的起源》，又先后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发表过，这在熟于日本文坛事实的，自然知道，又把它摒集在一块去。也许厨川君若没有死，还有第五第六的几篇东西，也说不定呢！

但是不幸厨川君是死了，而且是死于地震的了；他的友人，就把他这一包劫后的遗稿，已经命名过的，——《苦闷的象征》，——发表出来，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友人——编者——所臆定的，是厨川君自己定下的；这个假定，大约不至有了不对了罢。

以上几则，是我的未曾作准的见解，先生看见了它，可以给我个明白而且彻底的指导么？

先生，我就在这里止住了罢？

王铸。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京报副刊》。

《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的译本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由新潮社印行，为《未名丛刊》之一。同年十月《晨报副刊》曾断续地连载其中的前两篇。

〔２〕　王铸　即王淑明，安徽无为人。当时在家乡读书。

〔３〕　厨川氏　即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作除《苦闷的象征》外，还有《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

〔４〕　指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厨川白村于这次地震中遇难。

〔５〕　山本修二（１８９４—１９７６）　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大学教授。当时是厨川白村纪念委员会的负责人。

〔６〕　指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晨报副刊》。

〔７〕　《改造》　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于东京，改造社印行，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

〔８〕　《学灯》　《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

〔９〕　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　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作品有《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九二五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０〕　《东方杂志》　综合性杂志。一九○四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初为月刊，一九二○年第十七卷起改半月刊，至一九四八年第四十四卷又改为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出四十四卷。仲云所译《文艺上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载于该刊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号（一九二四年十月）。仲云，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堕落为汉奸。

聊答“……”〔１〕

柯先生

我对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你的所谓“……”，该是“卖国”。

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３〕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４〕的书还未介绍，罗素〔５〕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钱能训〔６〕扶乩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临末，又说对于我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了么？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只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

鲁迅。

备考：偏见的经验（柯柏森）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他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确，他的经验真巧妙，“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种经验，虽然钱能训要废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经验了。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假使中国书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十四，二，二十三。（自警官高等学校寄）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京报副刊》。

〔２〕　“必读书”栏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为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印发了一种表格，分上下两栏，上栏是“青年必读书”，下栏是“附注”。参看《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　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　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归还我国。一八九七年，俄国侵占我国旅顺港，次年又强租旅顺、大连，日俄战争后，旅、大两地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归还我国。

〔４〕　达尔文（Ｃ．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于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首先在中国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最初由马君武译成中文，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５〕　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著有《数学原理》、《哲学问题》等。

〔６〕　钱能训　字干臣，浙江嘉善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报《奇哉所谓……》〔１〕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２〕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３〕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４〕的著作我未见；《列子》〔５〕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６〕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

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

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７〕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８〕，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９〕，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１０〕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１１〕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Ｑ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本栏内；“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者，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１２〕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备考：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熊以谦）

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鲁先生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鲁先生！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些甚么书？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使先生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是我们一班人所未读到的书。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样。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决不会立万古不磨的说。后来的人读他的书，不懂他的文辞，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若说他一定使你沉静，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浅薄话呢？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舍了实人生，再没有话可说了。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因为不同，说他对不对（？）是可以的，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鲁先生！请问你，你是爱做小说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记》也好，是《阿鼠传》也好，你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你能说出一句话来吗？所以我读中国书，——外国书也一样，适与鲁先生相反。我以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

鲁迅先生又说：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

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

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使他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这类的书，像关于儒家的书，没有一本书，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说，积极入世的精神更显而易见。道家的学说以老子《道德经》及《庄子》为主，而这两部书更有它们积极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了。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但是果真领略到杨朱的精神，也会知道杨朱的精神是积极的，是入世的，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证了，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我只要请教鲁先生！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

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

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

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你的说话通不通？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强国的百姓！？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十四，二，二十一，北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

〔２〕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

〔３〕　《抱朴子》　晋代葛洪撰，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

〔４〕　杨朱　字子居，战国初期魏国人，思想家。他没有留下著作，关于他的记载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

〔５〕　《列子》　相传战国时列御寇撰。《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八篇，已佚。今本《列子》八篇，可能为晋人所作。

〔６〕　赵尔巽（１８４４—１９２７）　字公镶，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

清末曾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辛亥革命后，又任北洋政府临时参政院议长、奉天都督、清史馆馆长等职。

〔７〕五胡乱华西晋末年，匈奴、、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先后在中国北方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旧史称为“五胡乱华”。

〔８〕五族共和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由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共和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９〕　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阴谋称帝时，他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起讨袁战争。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首领。

〔１０〕　“处于才与不才之间”　语出《庄子·山木》：“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１１〕　墨翟（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　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者。现有《墨子》五十三篇，其中多为其弟子所记述。

〔１２〕　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　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者。元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加谥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定瞻“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１〕

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余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

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六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员、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他曾为鲁迅著译的《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等设计封面。当时他在北京举办个人的西洋绘画展览会，鲁迅为他写了这篇序。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１〕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

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２〕，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３〕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备考：青年必读书

伏园先生：

青年必读十部书的征求，先生费尽苦心为青年求一指导。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观，原是当然的结果；富于传统思想的，贻误青年匪浅。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想竟惹起非议。发表过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谦先生那篇文章，我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则熊先生那篇文章实在不敢过责为浅薄，不知现在青年多少韫藏那种思想而未发呢！兹将那位学者的话录后，多么令人可惊呵！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真是什么意思呢！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先生那一点革命精神，不彀他这几句话扑灭，这是多么可悲呵！

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偏僻之地还不晓得“新”是什么，譬如弹簧之一伸，他们永远看那静的故态吧。请不要动气，不要自饰，不要闭户空想，实地去观察，看看得的结果惊人不惊？

（下略）

赵雪阳。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

〔２〕　评玉君的文章　指《我也来谈谈关于玉君的话》，金满成作，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其中说：“‘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见京副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玉君的作者呀！我祝你把创伤养好，起来再战，当一个文艺园中的健将。假如你没有伤口，苍蝇也不会来‘嘬’你的。”

〔３〕　《民众文艺》　《京报》附出的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民众文艺周刊》，自第十六号起改名《民众文艺》，自第二十五号起改为《民众周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１〕

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２〕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

但也有Ｉｍａｇｉｎｉｓｔ（想像派）〔３〕和Ｆｕｔｕｒｉｓｔ（未来派）〔４〕试行活动，一时执了文坛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就一变了，文艺顿有生气，最兴盛的是左翼未来派，后有机关杂志曰《烈夫》〔５〕——即连结ＬｅｖｙＦｒｏｎｔＩｓｋｕｓｔｖａ的头字的略语，意义是艺术的左翼战线，——就是专一猛烈地宣传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ｓｍ（构成主义）〔６〕的艺术和革命底内容的文学的。

但《烈夫》的发生，也很经过许多波澜和变迁。一九○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动，是政府和工商阶级的严酷的迫压，于是特殊的艺术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７〕。又四五年，为改革这一般的趣味起见，印象派〔８〕终于出而开火，在战斗状态中者三整年，末后成为未来派，对于旧的生活组织更加以激烈的攻击，第一次的杂志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名曰《批社会趣味的嘴巴》〔９〕！

旧社会对于这一类改革者，自然用尽一切手段，给以骂詈和诬谤；政府也出而干涉，并禁杂志的刊行；但资本家，却其实毫未觉到这批颊的痛苦。然而未来派依然继续奋斗，至二月革命后，始分为左右两派。右翼派与民主主义者共鸣了。左翼派则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１０〕艺术的洗礼，于是编成左翼队，守着新艺术的左翼战线，以十月二十五日开始活动，这就是“烈夫”的起原。

但“烈夫”的正式除幕，——机关杂志的发行，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此后即动作日加活泼了。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１１〕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所以他们自称为艺术即生活的创造者，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１２〕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Ｍａｒｘｉｓｍ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一六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一六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苏俄的文艺论战》。

《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间，苏联文艺界曾就文艺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参加论争的有《列夫》、《在岗位上》和《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为代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联共〔布〕中央为此作了《关于在文艺领域内党的政策》的决议。该书收入有关文章四篇。

〔２〕　战时共产主义　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如农业中的余粮征集制，工业中的实物供给制，主要消费品的配售制，以及劳动义务制等。

〔３〕　Ｉｍａｇｉｎｉｓｔ想像派，现译意像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形式主义文学流派。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在苏俄流行，主要人物有玛利恩科夫、塞尔塞涅维奇、叶赛宁等。这一流派的特点是轻视文学的思想内容，追求臆造的隐喻的形象。

〔４〕　Ｆｕｔｕｒｉｓｔ　未来派，二十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的形式主义文艺流派。其特点在于要求表现现代机械文明的飞快速度和激烈的运动，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追求怪诞的形式，宣扬创造一种“未来”艺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未来派在俄国流行，主要人物有卡明斯基、赫列勃尼柯夫、肖维略宁等。

〔５〕　《烈夫》　现译《列夫》，苏联早期文学团体“列夫”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创刊，一九二五年停刊。按“列夫”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年解散。主要成员有阿谢耶夫、特烈季亚柯夫（又译铁捷克）、马雅柯夫斯基、卡明斯基及画家罗德钦科等。“列夫”成立时宣称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建设，但大多数成员仍然信奉未来主义。

〔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ｓｍ（构成主义）　一九二一年在苏联形成的艺术流派。参看本卷第３４７页注〔８〕。

〔７〕　象征主义　参看本卷第３０２页注〔７〕。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文艺倾向。它否认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强调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感受或某种超自然的幻觉。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神秘主义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代表作家有安得列夫、别雷、黑比丝等。变态性欲主义，俄国一九○五年以后反动时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中的一种恶劣倾向。代表作家有阿尔志跋绥夫、卡明斯基、罗尚诺夫等。

〔８〕　印象派　原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欧洲形成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流派。参看本卷第３４０页注〔６〕。这里指一九○九年在俄国以诗文集《法官的饲养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它是俄国未来派的前身。

〔９〕　《批社会趣味的嘴巴》　现译《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创刊于一九一二年。

〔１０〕　波尔雪维　通译布尔什维克。

〔１１〕　耽美派　即唯美派。

〔１２〕　任国桢（１８９８—１９３１）　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后在山西太原被捕牺牲。

通讯〔１〕（复高歌）

高歌〔２〕兄：

来信收到了。

你的消息，长虹〔３〕告诉过我几句，大约四五句罢，但也可以说是知道大概了。

“以为自己抢人是好的，抢我就有点不乐意”，你以为这是变坏了的性质么？我想这是不好不坏，平平常常。所以你终于还不能证明自己是坏人。看看许多中国人罢，反对抢人，说自己愿意施舍；我们也毫不见他去抢，而他家里有许许多多别人的东西。

迅　四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开封《豫报》副刊。

〔２〕　高歌　山西盂县人，狂飙社成员。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与吕蕴儒、向培良等在河南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３〕　长虹　高长虹，高歌之兄。参看本卷第２０７页注〔１４１〕。

通讯〔１〕（复吕蕴儒）

蕴儒〔２〕兄：

得到来信了。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下略。）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

〔２〕　蕴儒　吕蕴儒，名琦，河南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通讯〔１〕（致向培良）

培良〔２〕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３〕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

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４〕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５〕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６〕两篇。第三篇斥朱湘〔７〕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８〕。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

〔２〕　培良　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与高长虹等人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次年参加莽原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３〕　《莽原》　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６〕。

〔４〕　“琴心”的疑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女友夏雪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

〔５〕　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　参看本卷第４８页注〔５〕。他任《京报副刊》编辑时，收到欧阳兰以琴心的署名投寄的一些抒情诗，误认为是一个新起的女作家的作品，常予刊载。

〔６〕　《槟榔集》　向培良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感的总题，分别刊载于该刊第一、五、二九、三○期。

〔７〕　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　字子沅，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草莽集》、《石门集》等。下文说他“似乎也已掉下去”，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８〕　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　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及长诗《恩底弥翁》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

通讯〔１〕（致孙伏园）

伏园兄：

今天接到向培良兄的一封信，其中的有几段，是希望公表的，现在就粘在下面——

“我来开封后，觉得开封学生智识不大和时代相称，风气也锢蔽，很想尽一点力，而不料竟有《晨报》造谣生事，作糟蹋女生之新闻！

《晨报》二十日所载开封军士，在铁塔奸污女生之事，我可以下列二事证明其全属子虚。

一：铁塔地处城北，隔中州大学及省会不及一里，既有女生登临，自非绝荒僻。军士奸污妇女，我们贵国本是常事，不必讳言，但绝不能在平时，在城中，在不甚荒僻之地行之。况且我看开封散兵并不很多，军纪也不十分混乱。

二：《晨报》载军士用刺刀割开女生之衣服，但现在并无逃兵，外出兵士，非公干不得带刺刀。说是行这事的是外出公干的兵士，我想谁也不肯信的。

其实，在我们贵国，杀了满城人民，烧了几十村房子，兵大爷高兴时随便干干，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号为有名的报纸，却不应该这样无风作浪。本来女子在中国并算不了人，新闻记者随便提起笔来写一两件奸案逃案，或者女学生拆白等等，以娱读者耳目，早已视若当然，我也不过就耳目之所及，说说罢了。报馆为销行计，特约访员为稿费计，都是所谓饭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其奈之何？”

其实，开封的女学生也太不应该了。她们只应该在深闺绣房，到学校里已经十分放肆，还要“出校散步，大动其登临之兴”，怪不得《晨报》的访员要警告她们一下了，说：“你看，只要一出门，就有兵士要来奸污你们了！赶快回去，躲在学校里，不妥，还是躲到深闺绣房里去罢。”

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这些新闻并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层出不穷：什么“南下洼的大老妖”，什么“借尸还魂”，什么“拍花”〔２〕，等等。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将它寄奉了。排了进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诗《我的失恋》一般，恭逢总主笔先生白眼，赐以驱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饭碗〔３〕的罢。但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阿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不宣。请了。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４〕。

备考：并非《晨报》造谣（素昧）

昨日本刊《来信》的标题之下，叙及开封女生被兵士怎么的新闻，因系《晨报》之所揭载，似疑《晨报》造谣，或《晨报》访员报告不实，其实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

上述开封女学生被兵士○○的新闻，是一种不负责任捏名投稿，这位投稿的先生，大约是同时发两封信，一给《京报》，一给《晨报》（或者尚有他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用观察新闻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对，就送他到字纸篓中去了。《晨报》所揭载的，一字不差，便是这样东西，我所以说并不是《晨报》造谣，也不是《晨报》访员报告不实，至多可以说他发这篇稿欠郑重斟酌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

〔２〕　“拍花”　旧时称歹徒用迷药诱拐小儿为拍花。

〔３〕　《我的失恋》　鲁迅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写的一首诗，《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发排后，被《晨报》代总编辑刘勉己抽掉，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

〔４〕　灰棚　指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寓所里的一间灰顶房子，即“老虎尾巴”。

一个“罪犯”的自述〔１〕

《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但我竟有了介绍这一类难得的文艺的光荣。这是一个被获的“抢犯”做的；我无庸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想借此发什么议论。总之，那篇的开首是说不识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真话，因为那文章是说给教他识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说社会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计如何失败；其次，似乎说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关于抢劫的事，却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点，今都仍旧；错字也不少，则将猜测出来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

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进京来。卖猪。走平字们（则门）外。我说大庙堂们口（门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见我笑。人家说我事（是）个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头写折（着）。清真里白四（礼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骂。后来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东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里。人家给。一百八十大洋元。不卖。我说进京来卖。后来卖了。一百四十元钱。家里都说我不好。后来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个女。他没有学生（案谓儿子）。他就给我钱。给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说买地。买了十一母（亩）地。（原注：一个六母一个五母洪县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个母地文曰（又白？）丢了。后来他又给钱。给了二百大洋。我万（同？）他说。做个小买卖。（原注：他说好我也说好。你就给钱。）他就（案脱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买卖（麦）子。买了十石（担）。我就卖白面（麦丐）。长新店。有个小买卖。他吃白面。吃来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华民国六年卖白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个钱也没有。长新店。人家后来。白都给了。露娇。张十石头。他吃的。白面钱。他没有给钱。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说。你白（把）钱都丢了。你一个字也不认的。

他说我没有处（？）后来。我们家里的。他说等到。他的儿子大了。你看一看。我的学生大了。九岁。上学。他就万（同？）我一个样的。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期。

启事〔１〕

我于四月二十七日接到向君〔２〕来信后，以为造谣是中国社会上的常事，我也亲见过厌恶学校的人们，用了这一类方法来中伤各方面的，便写好一封信，寄到《京副》〔３〕去。次日，两位Ｃ君〔４〕来访，说这也许并非谣言，而本地学界中人为维持学校起见，倒会虽然受害，仍加隐瞒，因为倘一张扬，则群众不责加害者，而反指摘被害者，从此学校就会无人敢上；向君初到开封，或者不知底细；现在切实调查去了。我便又发一信，请《京副》将前信暂勿发表。五月二日Ｙ君〔５〕来，通知我开封的信已转，那确乎是事实。这四位都是我所相信的诚实的朋友，我又未曾亲自调查，现既所闻不同，自然只好姑且存疑，暂时不说什么。但当我又写信，去抽回前信时，则已经付印，来不及了。现在只得在此声明我所续得的矛盾的消息，以供读者的参考。

鲁迅。五月四日。

备考：那几个女学生真该死（荫棠）

开封女师范的几个学生被奸致命的事情，各报上已经登载了。而开封教育界对于此毫无一点表示，大概为的是她们真该死吧！

她们的校长钦定的规则，是在平常不准她们出校门一步；到星期日与纪念日也只许她们出门两点钟。她们要是恪守规则，在闷的时候就该在校内大仙楼上凭览一会，到后操场内散散步，谁教她们出门？即令出门了，去商场买东西是可以的，去朋友家瞧一瞧是可以的，是谁教她们去那荒无人迹的地方游铁塔？铁塔虽则是极有名的古迹，只可让那督军省长去凭览，只可让名人学士去题名；说得低些，只让那些男学生们去顶上大呼小叫，她们女人那有游览的资格？以无资格去游的人，而竟去游，实属僭行非分，岂不该死？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们虽非为吃饭而失节，其失节则一，也是该死的！她们不幸遭到丘八的凌辱，即不啻她们的囱门上打上了“该死”的印子。回到学校，她们的师长，也许在表面上表示可怜的样子，而他们的内眼中便不断头的映着那“该死”的影子，她们的同学也许规劝她们别生气，而在背后未必不议着她们“该死”。设若她们不死，父母就许不以为女，丈夫就许不以为妻，仆婢就许不以为主；一切，一切的人，就许不以为人。她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抬头一看，是“该死”，低头一想，是“该死”。“该死”的空气使她们不能出气，她们打算好了，唯有一死干净，唯有一死方可涤滤耻辱。所以，所以，就用那涩硬的绳子束在她们那柔软的脖颈上，结果了她们的性命。当她们的舌头伸出，眼睛僵硬，呼吸断绝时，社会的群众便鼓掌大呼曰，“好，好！巾帼丈夫！”

可怜的她们竟死了！而她们是“该死”的！但不有丘八，她们怎能死？她们一死，倒落巾帼好汉。是她们的名节，原是丘八们成就的。那么，校长先生就可特别向丘八们行三鞠躬礼了，那还有为死者雪耻涤辱的勇气呢？校长先生呵！我们的话都气得说不出了，你也扭着你那两缕胡子想一想么？你以前在学校中所读过的教育书上，就是满印着“吃人，吃人，”“该死，该死，”么？或者你所学的只有“保饭碗”的方子么？不然，你为什么不把这项事情宣诸全国，激起舆论，攻击军阀，而为死者鸣冤呢？想必是为的她们该死吧！

末了，我要问河南的掌兵权的人。禹县的人民，被你们的兵士所焚掠，屠杀，你们推到土匪军队憨玉琨的头上，这铁塔上的奸杀案，难道说也是憨的土匪兵跑到那里所办的么？伊洛间人民所遭的灾难你们可以委之于未见未闻，这发见在你们的眼皮底下，耳朵旁边的事情，你们还可以装聋卖哑么？而此事发生了十余日了，未闻你们斩一兵，杀一卒，我想着你们也是为的她们该死吧！呀！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报》《妇女周刊》第二十一期。

谣言的魔力

编辑先生：

前为河南女师事，曾撰一文，贵刊慨然登载，足见贵社有公开之态度，感激，感激。但据近数日来调查，该事全属子虚，我们河南留京学界为此事，牺牲光阴与金钱，皆此谣言之赐与。刻我接得友人及家属信四五封，皆否认此事。有个很诚实的老师的信中有几句话颇扼要：

“……平心细想，该校长岂敢将三个人命秘而不宣！被害学生的家属岂能忍受？兄在该校兼有功课，岂能无一点觉察？此事本系‘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关系河南女子教育，全体教育，及住家的眷属俱甚大，该校长胆有多大，岂敢以一手遮天？……”

我们由这几句话看起来，河南女师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已属千真万确，我的女人在该校上学，来信中又有两个反证：

“我们的心理教员周调阳先生闻听此事，就来校暗察。而见学生游戏的游戏，看书的看书，没有一点变异，故默默而退。历史教员王钦斋先生被许多人质问，而到校中见上堂如故，人数不差，故对人说绝无此事，这都是后来我们问他们他们才对我们说的。”

据她这封信看来，河南女师并无发生什么事，更足征信。

现在谣言已经过去，大家都是追寻谣言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由于恨军界而起的。就是我那位写信的老师也在那封信上说：

“近数月来，开封曾发生无根的谣言，求其同一之点，皆不利于军事当局。”

我们由此满可知道河南的军人是否良善？要是“基督将军”在那边，决不会有这种谣言；就是有这种谣言，人也不会信它。

又有一说，这谣言是某人为争饭碗起见，并且他与该校长有隙，而造的。信此说者甚多。昨天河南省议员某君新从开封来，他说开封教育界许多人都是这样的猜度。

但在京的同乡和别的关心河南女界的人，还是在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还硬说实在真有事，有的还说也许是别校的女生被辱了。咳，这种谣言，在各处所发生的真数见不鲜了。到末后，无论怎样证实它的乌有，而有一部分人总还要信它，它的魔力，真正不少！

我为要使人明白真象，故草切的写这封信。不知先生还肯登载贵刊之末否？即颂著安！

弟赵荫棠上。八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京报》《妇女周刊》第二十二期。

铁塔强奸案的来信

Ｓ．Ｍ．……你说军队奸杀女生案，我们国民党更应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其团长营长等。我们未尝不想如此。当此事发生以后，我们即质问女师校长有无此事，彼力辩并无此事。敝校地理教员王钦斋先生，亦在女师授课，他亦说没有，并言该校既有自杀女生二人，为何各班人数皆未缺席，灵柩停于何处？于是这个提议，才取消了。后来上海大学河南学生亦派代表到汴探听此事，女师校长，又力白其无，所以开封学生会亦不便与留京学生通电，于是上海的两个代表回去了。关于此事，我从各方面调查，确切已成事实，万无疑议，今将调查的结果，写在下面：

Ａ．铁塔被封之铁证

我听了这事以后，于是即往铁塔调查，铁塔在冷静无人的地方，宪兵营稽查是素不往那里巡查的，这次我去到那里一看，宪兵营稽查非常多，并皆带手枪。看见我们学生，很不满意，又说：“你们还在这里游玩呢！前天发生那事您不知道么？你没看铁塔的门，不是已封了么？还游什么？”丁人！既没这事，铁塔为何被封，宪兵营为何说出这话？这不是一个确实证据么？

Ｂ．女师学生之自述

此事发生以后，敝班同学张君即向女师询其姑与嫂有无此事，他们总含糊不语。再者我在刷绒街王仲元处，遇见霍君的妻，Ｍｉｓｓ　Ｗ．Ｔ．Ｙ．（女师的学生），我问她的学校有“死人”的事否？她说死二人，系有病而死，亦未说系何病。她说话间，精神很觉不安，由此可知确有此事。你想彼校长曾言该校学生并未缺席，王女士说该校有病死者二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不是确有此事的又一个铁证么？

总而言之，军队奸杀女生，确切是有的，至于详情，由同学朱君在教育厅打听得十分详细，今我略对你叙述一下：

四月十二号（星期日），女师学生四人去游铁塔，被六个丘八看见，等女生上塔以后，他们就二人把门，四人上塔奸淫，并带有刺刀威吓，使她们不敢作声，于是轮流行污，并将女生的裙，每人各撕一条以作纪念。淫毕复将女生之裤放至塔之最高层。乘伊等寻裤时，丘八才趁隙逃走。……然还有一个证据：从前开封齐鲁花园，每逢星期，女生往游如云，从此事发生后，各花园，就连龙亭等处再亦不睹女生了。关于此事的真实，已不成问题，所可讨论的就是女师校长对于此事，为什么谨守秘密？据我所知，有几种原因：

１．女师校长头脑之顽固

女师校长系武昌高师毕业，头脑非常顽固。对于学生，全用压迫手段，学生往来通信，必经检查，凡收到的信，皆交与教务处，若信无关系时，才交本人，否则立时焚化，或质问学生。所以此事发生，他恐丑名外露，禁止职员学生关于此事泄露一字。假若真无此事，他必在各报纸力白其无。那么，开封男生也不忍摧残女界同胞。

２．与国民军的密约

此事既生，他不得不向督署声明，国民军一听心内非常害怕，以为此事若被外人所知，对于该军的地盘军队很受影响，于是极力安慰女师校长，使他不要发作，他自尽力去办，于两边面子都好看。听说现在铁塔下正法了四人，其余二人，尚未查出，这亦是他谨守秘密的一种原因。

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应守秘密的。况女生被强奸，并不是什么可耻，与她们人格上，道德上，都没有什么损失，应极力宣传，以表白豺狼丘八之罪恶，女同胞或者因此觉悟，更可使全国军队，官僚，……知道女性的尊严，那么女界的前途才有一线光明。我对于这个问题，早已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今得痛痛快快全写出来，我才觉着心斗很舒宁。

Ｓ．Ｍ．十四，五，九，夜十二点，开封一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旭光周刊》第二十四期。

铁塔强奸案中之最可恨者

我于女师学生在铁塔被奸之次日离开开封，当时未闻此事，所以到了北京，有许多人问我这件事确否，我仅以“不知道”三个字回答。停了几天旅京同学有欲开会讨论要求当局查办的提议，我说：警告他们一下也好。这件事已经无法补救了，不过防备将来吧。后来这个提议就无声无臭的消灭了。我很疑惑。不久看见报纸上载有与此事相反的文字，我说，无怪，本来没有，怎么能再开会呢。心里却很怨那些造谣者的多事。

现在Ｓ．Ｍ．君的信发表了（五月二十一的《旭光》和五月二十七的《京报》附设之《妇女周刊》）。别说一般人看了要相信，恐怕就是主张绝对没有的人也要相信了。

呀！何等可怜呵！被人骂一句，总要还一句。被人打一下，还要复一拳。甚至猫狗小动物，无故踢一脚，它也要喊几声表示它的冤枉。这几位女生呢？被人奸污以后忍气含声以至于死了，她们的冤枉不能曝露一点！这都是谁的罪过呢？

唉！女师校长的头脑顽固，我久闻其名了。以前我以为他不过检查检查学生的信件和看守着校门罢了。那知道，别人不忍做的事，他竟做了出来！他掩藏这件事，如果是完全为他的头脑顽固的牵制，那也罢了。其实按他守秘密的原因推测起来：（一）恐丑名外露——这却是顽固的本态——受社会上盲目的批评，影响到学校和自己。（二）怕得罪了军人，于自己的位置发生关系。

总而言之，是为保守饭碗起见。因为保守饭碗，就昧没了天良，那也是应该的。天良那有生活要紧呢。现在社会上像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但是那无知识的动物做出那无知识的事情，却是很平常的。可是这位校长先生系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受过高等国民之师表的教育，竟能做出这种教人忍无可忍的压迫手段！我以为他的罪恶比那六个强奸的丘八还要重些！呀！女师同学们住在这样专制的学校里边！

唯亭。十四，五，二十七，北京。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报副刊》。

〔２〕　向君　即向培良。参看本卷第２７２页注〔２〕。

〔３〕　《京副》　即《京报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创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停刊。

〔４〕　两位Ｃ君　指尚钺、长虹。尚钺，河南罗山人。当时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莽原社成员。

〔５〕　Ｙ君　指荆有麟（１９０３—１９５１），又名织芳，山西猗氏人。

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过鲁迅的课，参与《莽原》的出版工作，编辑过《民众文艺》周刊。后来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混迹于文化界从事反革命活动。

我才知道〔１〕

时常看见些讣文，死的不是“清封什么大夫”便是“清封什么人”〔２〕。我才知道中华民国国民一经死掉，就又去降了清朝了。

时常看见些某封翁〔３〕某太夫人几十岁的征诗启，儿子总是阔人或留学生。我才知道一有这样的儿子，自己就像“中秋无月”“花下独酌大醉”一样，变成做诗的题目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三期。

〔２〕　“清封什么大夫”　清朝对正一品到从五品文官的封号。

“清封什么人”，清朝对达官显贵的妻子常给以夫人、宜人等等的封号。

民国以后有些死者的讣文上也写有这类封号，如“清封荣禄大夫”、“清封宜人”等，以示荣耀。

〔３〕　封翁　封建社会对因子孙显贵而受封诰的男性的称呼。太夫人，封建社会里对列侯的母亲的称呼，后也用于泛称达官贵人的母亲。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１〕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２〕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３〕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还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４〕，使再填入学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女师大的学生，不是各省的学生么？那么故乡就多在远处，家长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女儿的境遇呢？怎么知道这就是威逼之后的勒令讨饶乞命的一幕呢？自然，她们可以将实情告诉家长的；然而杨荫榆已经以校长之尊，用了含胡的话向家长们撒下网罗了。

为了“品性”二字问题，曾有六个教员发过宣言〔５〕，证明杨氏的诬妄。这似乎很触着她的致命伤了，“据接近杨氏者言”，她说“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oo诸人之宣言，……近如所谓‘市民’之演说。……”〔６〕（六日《晨报》）

直到现在，还以诬蔑学生的老手段，来诬蔑教员们。但仔细看来，是无足怪的，因为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谁去摇动它，自然就要得到被诬蔑的恶报。

最奇怪的是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７〕，“此次因解决风潮改组各班学生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恳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云云，发信日是七月三十一日。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着“男生来帮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倘非脑里有些什么贵恙，大约总该不至于此的罢。我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学先生似的来诛心，但以为自己先设立一个梦境，而即以这梦境来诬人，倘是无意的，未免可笑，倘是有意，便是可恶，卑劣；“学笈重洋，教鞭十载”〔８〕，都白糟蹋了。

我真不解何以一定是男生来帮女生。因为同类么？那么，请男巡警来帮的，莫非是女巡警？给女校长代笔的，莫非是男校长么？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９〕，这实在是很可佩服的。但将自己夜梦里所做的事，都诬栽在别人身上，却未免和实际相差太远了。可怜的家长，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呢！

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

八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杨荫榆（？—１９３８）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被迫将她免职。

〔３〕　杨荫榆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率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并强行解散四个班级。

〔４〕　杨氏致书学生家长　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杨荫榆以女师大名义向学生家长发出启事，其中说：“兹为正本清源之计，将大学预科甲、乙两部，高师国文系三年级及大学教育预科一年级四班先行解散，然后分别调查，另行改组，……奉上调查表两纸，希贵家长转告学生ooo严加考虑，择一填写，……如逾期不交者，作为不愿再入学校论”。（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晨报》报导）

〔５〕　六个教员宣言　应为七教员。指鲁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教员联名发表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

〔６〕　杨荫榆的这些话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晨报》所载《杨荫榆昨晚有辞职说》的报导：“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oo诸人之宣言，近如中央公园开会所谓‘市民’对于该校学生之演说，加本人以英日帝国主义之罪名，实不愿受。”按，“市民”之演说，指八月二日李石曾、易培基等在北京各大学及女师大招待各界代表的会上以京师市民代表身份所作的发言。

〔７〕　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京报》的报导。

〔８〕　“学笈重洋，教鞭十载”　这是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报导。原文“载”作“稔”。

〔９〕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启事》。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１〕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

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２〕。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３〕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４〕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为什么呢？托洛斯基〔５〕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

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６〕，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三月十日晨。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中山先生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

〔２〕　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中山……》一文中说：“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中，也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３〕　“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

〔４〕　关于孙中山不服中药的新闻琐载，见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

〔５〕　托洛斯基　通译托洛茨基。参看本卷第１９５页注〔２４〕。鲁迅所说的这段话，见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

〔６〕　“革命尚未成功”　见孙中山《遗嘱》。

《何典》题记〔１〕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２〕可证。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３〕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Ｑ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虽然老朋友的事，也还是不会捧场，写出洋洋大文，俾于书，于店，于人，有什么涓埃之助。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４〕，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的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够了。并非博士般角色〔５〕，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谨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的《何典》。

《何典》，一部运用方言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未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２〕　《申报馆书目续集》　一八七九年上海申报馆印行，其中有关于《何典》一书的提要。

〔３〕　半农　刘复（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号半农，江苏江阴人。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著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等。

〔４〕　《何典》标点本出版时，刘半农将书中一些内容粗俗的文字删去，代以空格。后来此书再版时恢复了原样，因此刘半农在《关于〈何典〉的再版》中说：“‘空格令人气闷’这句话，现在已成过去”。

〔５〕　博士般角色　指胡适。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做序只能推胡适之”

《十二个》后记〔１〕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２〕，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连乐师画家都茫然失措，诗人也沉默了。

就诗人而言，他们因为禁不起这连底的大变动，或者脱出国界，便死亡，如安得列夫〔３〕；或者在德法做侨民，如梅垒什珂夫斯奇，巴理芒德〔４〕；或者虽然并未脱走，却比较的失了生动，如阿尔志跋绥夫〔５〕。但也有还是生动的，如勃留梭夫和戈理奇，勃洛克〔６〕。

但是，俄国诗坛上先前那样盛大的象征派〔７〕的衰退，却并不只是革命之赐；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外受未来派〔８〕的袭击，内有实感派，神秘底虚无派，集合底主我派们的分离，就已跨进了崩溃时期了。至于十月的大革命，那自然，也是额外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梅垒什珂夫斯奇们既然作了侨民，就常以痛骂苏俄为事；别的作家虽然还有创作，然而不过是写些“什么”，颜色很黯淡，衰弱了。象征派诗人中，收获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

勃洛克名亚历山大，早就有一篇很简单的自叙传——进了彼得堡大学的言语科。一九○四年才作《美的女人之歌》这抒情诗，一九○七年又出抒情诗两本，曰《意外的欢喜》，曰《雪的假面》。抒情悲剧《小游览所的主人》，《广场的王》，《未知之女》，不过才脱稿。现在担当着《梭罗忒亚卢拿》〔９〕的批评栏，也和别的几种新闻杂志关系着。”

此后，他的著作还很多：《报复》，《文集》，《黄金时代》，《从心中涌出》，《夕照是烧尽了》，《水已经睡着》，《运命之歌》。当革命时，将最强烈的刺戟给与俄国诗坛的，是《十二个》。

他死时是四十二岁，在一九二一年。

从一九○四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

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能在杂沓的都会里看见诗者，也将在动摇的革命中看见诗。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个》，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台上登场了”〔１０〕。但他的能上革命的舞台，也不只因为他是都会诗人；乃是，如托罗兹基言，因为他“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突进而受伤了”。

《十二个》于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还要永久地流传。

旧的诗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诗人还未弹他的奇颖的琴。勃洛克独在革命的俄国中，倾听“咆哮狞猛，吐着长太息的破坏的音乐”。他听到黑夜白雪间的风，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会议中的讲嫖钱，复仇的歌和枪声，卡基卡〔１１〕的血。然而他又听到癞皮狗似的旧世界：他向着革命这边突进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于是虽然突进，却终于受伤，他在十二个之前，看见了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１２〕。

但这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

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

篇末出现的耶稣基督，仿佛可有两种的解释：一是他也赞同，一是还须靠他得救。但无论如何，总还以后解为近是。

故十月革命中的这大作品《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

然而也不是空洞的。

这诗的体式在中国很异样；但我以为很能表现着俄国那时（！）的神情；细看起来，也许会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气息。可惜翻译最不易。我们曾经有过一篇从英文的重译本〔１３〕；因为还不妨有一种别译，胡成才〔１４〕君便又从原文译出了。不过诗是只能有一篇的，即使以俄文改写俄文，尚且决不可能，更何况用了别一国的文字。然而我们也只能如此。至于意义，却是先由伊发尔〔１５〕先生校勘过的；后来，我和韦素园君又酌改了几个字。

前面的《勃洛克论》是我译添的，是《文学与革命》（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ｚｉａ）的第三章，从茂森唯士〔１６〕氏的日本文译本重译；韦素园君〔１７〕又给对校原文，增改了许多。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他在俄国，所得的俸钱，还是稿费多。但倘若不深知他们文坛的情形，似乎不易懂；我的翻译的拙涩，自然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书面和卷中的四张画，是玛修丁（Ｖ．Ｍａｓｉｕｔｉｎ）〔１８〕所作的。他是版画的名家。这几幅画，即曾被称为艺术底版画的典型；原本是木刻。卷头的勃洛克的画像，也不凡，但是从《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１９〕转载的，不知道是谁作。

俄国版画的兴盛，先前是因为照相版的衰颓和革命中没有细致的纸张，倘要插图，自然只得应用笔路分明的线画。然而只要人民有活气，这也就发达起来，在一九二二年弗罗连斯〔２０〕的万国书籍展览会中，就得了非常的赞美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记于北京。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的中译本《十二个》。

《十二个》，长诗，苏联勃洛克于一九一八年作，胡译，《未名丛刊》

〔２〕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　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历二月二十七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称为“二月革命”。

〔３〕　安得列夫（q．^．_uermmn，１８７１—１９１９）　通译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著有小说《红的笑》，剧本《往星中》等

〔４〕　梅垒什珂夫斯奇　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１６〕。巴理芒德（n．e．，１８６７—１９４２），通译巴尔蒙特，俄国诗人。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５〕　阿尔志跋绥夫（x．l．_rerdh·mn，１８７８—１９２７）　俄国作家。一九一五年革命失败后成为颓废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著有长篇小说《沙宁》，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等。

〔６〕　勃留梭夫（·．m．·rpitn，１８７３—１９２４）　苏联诗人。早期受象征主义影响，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著有《镰刀和锤子》、《列宁》、《给俄罗斯》等。戈理奇，通译高尔基。参看本卷第受象征主义影响，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祖国》、《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７〕　象征派　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而“另一世界”是真的、美的、永恒的。要求文艺创作用一种恍惚迷离的“意象”，即所谓“象征”，来暗示“另一世界”。这一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欧洲各国。俄国象征派代表人物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勃留梭夫等。

〔８〕　未来派　参看本卷第２６８页注〔４〕。

〔９〕　《梭罗忒亚卢拿》　现译《金羊毛》，俄国象征派杂志。

〔１０〕　这一句以及后文“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突进而受伤了”，“咆哮狞猛，吐着长太息的破坏的音乐”，“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等引文，均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１１〕　卡基卡　《十二个》中的人物，酒馆的妓女。

〔１２〕　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　指《十二个》结尾描写的拿着旗帜、戴着花圈，走在十二个赤卫军前面的耶稣基督形象。

〔１３〕　指饶了一译的《十二个》，载《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期（一九二二年四月），是从美国杂志《活时代》一九二○年五月号转译的。

〔１４〕　胡成才　即胡，浙江龙游人。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文系。

〔１５〕　伊发尔　参看本卷第２０５页注〔１１６〕。

〔１６〕　茂森唯士（１８９５—１９７３）　日本的苏联问题研究者。

〔１７〕　韦素园　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１５〕。

〔１８〕　玛修丁（Ｂ．·hipvju）　苏联版画家。后流亡德国。

〔１９〕　《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　日本拔曙梦所作关于苏联早期文学的论著。有画室（冯雪峰）译本。

〔２０〕　弗罗连斯　通译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城市。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１〕

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

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但在北京的报纸上，所见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使刽子手有功，使闲汉得消遣。

总是有益于人们，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闲人们的时候多；餍足他们的凶心，供给他们的谈助。将这些写在纸上，血色早已轻淡得远了；如但兼珂〔２〕的慷慨，托尔斯多〔３〕的慈悲，是多么柔和的心。但当时还是不准印行。这做文章，这不准印，也还是使凶心得餍足，谈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

这书里面的梭斐亚〔４〕的人格还要使人感动，戈理基笔下的人生〔５〕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帐簿罢。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倒成了黑暗。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遏绝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后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处的倒是最稳妥的地位。然而已经都写在帐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后来便不同，先前似的时代在他们已经过去。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较之失意而学佛，切实得多多了。所以，我想，这几篇文章在中国还是很有好处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风雨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二期，并同时印入《争自由的波浪》一书。

《争自由的波浪》，俄国小说和散文集。原名《专制国家之自由语》，英译本改名《大心》。董秋芳从英译本转译，一九二七年一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内收高尔基《争自由的波浪》、《人的生命》，但兼珂《大心》，列夫·托尔斯泰《尼古拉之死》等四篇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和未署名的《在教堂里》、《梭斐亚·卑罗夫斯凯娅的生命的片断》等三篇散文。

〔２〕　但兼珂（Ｂ．i．^msjrtnj]fehu]muyt，１８４４—１９３６）　通译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俄国小说家，诗人。一九二一年流亡国外。他在小说《大心》中描写了一个妇女遭受的种种欺凌和屈辱，但又宣扬她含垢忍辱、宽宏仁爱的精神。

〔３〕　托尔斯多　即列夫·托尔斯泰。他在《尼古拉之棍》、《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中揭露了沙皇的暴虐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但又鼓吹“毋杀戮”、“爱你们的邻居”等主张。

〔４〕　梭斐亚（Ｃ．q．lmrtniyh\，１８５３—１８８１）　又译苏菲亚别罗夫斯卡娅。俄国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捕遇害。

〔５〕　戈理基笔下的人生　指高尔基早期作品《争自由的波浪》和《人的生命》中所反映的俄国人民反对奴役、要求自由解放的斗争生活。

老调子已经唱完〔１〕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２〕。——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３〕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４〕，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５〕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６〕，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

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

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

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７〕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８〕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９〕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１０〕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同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曾予转载。

〔２〕　“特别国情”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３〕　“仍旧贯”　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４〕　理学　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５〕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　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出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贸、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而失败。

〔６〕　元朝将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贵，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贱。按汉人指契丹、女贞、高丽和原金朝治下的北中国汉人；南人指南宋遗民。

〔７〕　关于西洋人用神话哄骗非洲土人的事，参看《热风·随感录四十二》。

〔８〕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语见《论语·公冶长》。

〔９〕　贾凫西（约１５９２—１６７４）　字应宠，号木皮散人，山东曲阜人，明代遗民、鼓词作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于明亡后他作的《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昼夜商议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鐮悬才知道命有差。”

〔１０〕　参看《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游仙窟》序言〔１〕

《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是旧钞本，藏于昌平学〔２〕；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文成者，张族鸟〔３〕之字；题署著字，古人亦常有，如晋常璩撰《华阳国志》〔４〕，其一卷亦云常道将集矣。张族鸟，深州陆浑人；两《唐书》〔５〕皆附见《张荐传》，云以调露初登进士第，为岐王府参军，屡试皆甲科，大有文誉，调长安尉迁鸿胪丞。证圣中，天官刘奇〔６〕以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姚崇〔７〕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族鸟讪短时政，贬岭南，旋得内徙，终司门员外郎。《顺宗实录》〔８〕亦谓族鸟博学工文词，七登文学科〔９〕。《大唐新语》〔１０〕则云，后转洛阳尉，故有《咏燕诗》〔１１〕，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时人无不讽咏。《唐书》虽称其文下笔立成，大行一时，后进莫不传记，日本新罗〔１２〕使至，必出金宝购之，而又訾为浮艳少理致，论著亦率诋诮芜秽。族鸟书之传于今者，尚有《朝野佥载》及《龙筋凤髓判》〔１３〕，诚亦多诋诮浮艳之辞。《游仙窟》为传奇，又多俳调，故史志皆不载；清杨守敬作《日本访书志》〔１４〕，始著于录，而贬之一如《唐书》之言。日本则初颇珍秘，以为异书；尝有注，似亦唐时人作。河世宁曾取其中之诗十余首入《全唐诗逸》〔１５〕，鲍氏刊之《知不足斋丛书》〔１６〕中；今矛尘〔１７〕将具印之，而全文始复归华土。不特当时之习俗如酬对舞咏，时语如目兼目舌虎虎〔１８〕，可资博识；即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１９〕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七日，鲁迅识。

〔１〕　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一九二九年二月北新书局出版的《游仙窟》。

《游仙窟》，传奇小说，唐代张族鸟作。唐宪宗元和年间流入日本，国内久已失传。章廷谦据日本保存的通行本《游仙窟》、醍醐寺本《游仙窟》以及流传于朝鲜的另一日本刻本重新校订，标点出版。

〔２〕　昌平学　江户幕府一六三○年开办的以儒学为主的学校；一八六八年明治政府接收，改组为“昌平学校”，一八七○年关闭。地址在江户汤岛。

〔３〕　张族鸟（约６６０—７４０）　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按文中作“陆浑”，误。

〔４〕　常璩　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晋代史学家。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是一部记述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事迹的书。

〔５〕　两《唐书》　即《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后晋刘颁等撰，共二百卷。《新唐书》，宋代宋祁、欧阳修等撰，共二二五卷。《张荐传》，见《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是张族鸟的孙子。

〔６〕　刘奇　滑州胙（今河南延津）人。《新唐书·刘政会传》：“次子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荐族鸟、司马槁为监察御史”。天官，武则天时改吏部为天官。

〔７〕　姚崇（６５０—７２１）　本名元崇，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睿宗、玄宗时任宰相。

〔８〕　《顺宗实录》　唐代韩愈等撰，共五卷。

〔９〕　文学科　唐代临时设置的制科的一种，由皇帝主试。名目很多，应试者可以重复参加考试。张族鸟曾参加“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考试。

〔１０〕　《大唐新语》　笔记，唐代刘肃撰，共十三卷。张族鸟事见该书第八卷。

〔１１〕　《咏燕诗》　张族鸟作，全诗已佚，现仅存《大唐新语》所引四句。

〔１２〕　新罗　古国名，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

〔１３〕　《朝野佥载》　笔记，共六卷，记载隋唐两代朝野遗闻传说。《龙筋凤髓判》，判牍书，共四卷。收录判决司法案件的骈俪体文牍。

〔１４〕　杨守敬（１８３９—１９１５）　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地理学家、版本学家。《日本访书志》，共十六卷，是他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馆员时，调查国内已失传而日本尚有留存的古书的著作。其中录有《游仙窟》，并加按语说：“男女姓氏，并同《会真记》，而情事稍疏，以骈俪之辞，写猥亵之状，真所谓傥荡无检，文成浮艳者”。

〔１５〕　河世宁　字子静，日本人。曾任昌平学学员长。《全唐诗逸》，共三卷，辑录流传于日本而《全唐诗》中遗漏的诗作百余首。内收《游仙窟》中的诗十九首。每首下分别署名张文成和《游仙窟》中的人物崔十娘、崔五娘、香儿等。

〔１６〕　鲍氏　鲍廷博（１７２８—１８１４），字以文，清代安徽歙县人。

《知不足斋丛书》，是他于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辑印的一部丛书，共三十集，一百九十七种。其中根据《全唐诗逸》录有《游仙窟》中的诗十九首。

〔１７〕　矛尘　即章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语丝》撰稿人之一。

〔１８〕　目兼目舌　眼皮低垂；虎虎，羞涩的样子。都是唐代俗语。

〔１９〕　陈球　字蕴斋，清代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燕山外史》，共八卷，是他用骈体文写成的一部言情小说，约成书于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

《近代木刻选集》（１）小引〔１〕

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那便是木刻。

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初，即一三二○年顷。那先驱者，大约是印着极粗的木版图画的纸牌；这类纸牌，我们至今在乡下还可看见。然而这博徒的道具，却走进欧洲大陆，成了他们文明的利器的印刷术的祖师了。

木版画恐怕也是这样传去的；十五世纪初德国已有木版的圣母像，原画尚存比利时的勃吕舍勒〔２〕博物馆中，但至今还未发见过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纪初，是木刻的大家调垒尔（Ａ．Ｄüｒｅｒ）〔３〕和荷勒巴因（Ｈ．Ｈｏｌｂｅｉｎ）〔４〕出现了，而调垒尔尤有名，后世几乎将他当作木版画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纪，都沿着他们的波流。

木版画之用，单幅而外，是作书籍的插图。然则巧致的铜版图术一兴，这就突然中衰，也正是必然之势。惟英国输入铜版术较晚，还在保存旧法，且视此为义务和光荣。一七七一年，以初用木口雕刻〔５〕，即所谓“白线雕版法”而出现的，是毕维克（Ｔｈ．Ｂｅｗｉｃｋ）〔５〕。这新法进入欧洲大陆，又成了木刻复兴的动机。

但精巧的雕镌，后又渐偏于别种版式的模仿，如拟水彩画，蚀铜版，网铜版等，或则将照相移在木面上，再加绣雕，技术固然极精熟了，但已成为复制底木版。至十九世纪中叶，遂大转变，而创作底木刻兴。

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记得宋人，大约是苏东坡罢，有请人画梅诗，有句云：“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７〕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

因为是创作底，所以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现今的画家，几乎是大半要试作的了。

在这里所绍介的，便都是现今作家的作品；但只这几枚，还不足以见种种的作风，倘为事情所许，我们逐渐来输运罢。

木刻的回国，想来决不至于象别两样的给本师吃苦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朝花》周刊第八期，并同时印入《近代木刻选集》（１）。

《近代木刻选集》（１），朝花社编印的美术丛刊《艺苑朝华》的第一期第一辑。内收英、法等国版画十二幅，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

〔２〕　勃吕舍勒　通译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３〕　调垒尔（１４７１—１５２８）　通译丢勒。德国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作品有木刻组画《启示录》、油画《四圣图》等。

〔４〕　荷勒巴因（１４９７—１５４３）　通译贺尔拜因。德国肖像画家、版画家。作品有版画《死神舞》、肖像画《英王亨利八世像》等。

〔５〕　木口雕刻　木刻版画的一种。用坚硬的木材的横断面雕刻，特点是精确、细致。

〔６〕　毕维克（１７５３—１８２８）　英国版画家。作品有《不列颠鸟类史》并插图、《伊索寓言》插图等。

〔７〕　“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　这是唐代杜甫的诗句。参看本书《〈近代木刻选集〉（２）小引》及其注〔８〕。

《近代木刻选集》（１）附记〔１〕

本集中的十二幅木刻，都是从英国的《Ｔｈｅ　Ｂｏｏｋｍａ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Ｈｏｌｍｅ）〔２〕中选取的，这里也一并摘录几句解说。

惠勃（Ｃ．Ｃ．Ｗｅｂｂ）是英国现代著名的艺术家，从一九二二年以来，都在毕明翰〔３〕（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中央学校教授美术。第一幅《高架桥》是圆满的大图画，用一种独创的方法所刻，几乎可以数出他雕刻的笔数来。统观全体，则是精美的发光的白色标记，在一方纯净的黑色地子上。《农家的后园》，刀法也多相同。《金鱼》更可以见惠勃的作风，新近在Ｓｔｕｄｉｏ上，曾大为Ｇｅｏｒｇｅ　Ｓ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４〕所称许。

司提芬·蓬（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ｏｎｅ）的一幅，是ＧｅｏｒｇｅＢｏｕｒｎ５*《ＡＦａｒｍｅｒ’ｓＬｉｆｅ》〔５〕的插图之一。论者谓英国南部诸州的木刻家无出作者之右，散文得此，而妙想愈明云。达格力秀（Ｅ．ＦｉｔｃｈＤａｇｌｉｓｈ）是伦敦动物学会会员，木刻也有名，尤宜于作动植物书中的插画，能显示最严正的自然主义和纤巧敏慧的装饰的感情。《田凫》是Ｅ．Ｍ．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的《Ｂｉｒｄ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６〕中插画之一；《淡水鲈鱼》是ＩｚａａｋＷａｌｔ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ｏｔｔｏｎ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ａｔｅＡｎｇｌｅｒ》〔７〕中的。观这两幅，便可知木刻术怎样有裨于科学了。

哈曼g普耳（ＨｅｒｍａｎＰａｕｌ），法国人，原是作石版画的：蟾哪究蹋笥*转通俗（Ｐｏｐｕｌａｒ）画。曾说“艺术是一种不断的解放”，于是便简单化了。本集中的两幅，已很可窥见他后来的作风。前一幅是Ｒａｂｅｌａｉｓ〔８〕著书中的插画，正当大雨时；后一幅是装饰Ａｎｄｒｅ′Ｍａｒｔｙ〔９〕的诗集《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ｄｅｓＰｒｅｎｘ》（《勇士的教义》）的，那诗的大意是——看残废的身体和面部的机轮，染毒的疮疤红了面容，少有勇气与丑陋的人们，传闻以千辛万苦获得了好的名声。〔１０〕迪绥尔多黎（ＢｅｎｖｅｎｕｔｏＤｉｓｅｒｔｏｒｉ），意大利人，是多才的艺术家，善于刻石，蚀铜，但木刻更为他的特色。《ＬａＭｕｓａｄｅｌＬｏｒｅｔｏ》〔１１〕是一幅具有律动的图象，那印象之自然，就如本来在木上所创生的一般。

麦格努斯·拉该兰支（Ｓ．Ｍａｇｎｕｓ－Ｌａｇｅｒｃｒａｎｚ）夫人是瑞典的雕刻家，尤其擅长花卉。她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册瑞典诗人Ａｔｔｅｒｂｏｍ〔１２〕的诗集《群芳》的插图。富耳斯（Ｃ．Ｂ．Ｆａｌｌｓ）在美国，有最为多才的艺术家之称。他于诸艺术无不尝试，而又无不成功。集中的《岛上的庙》，是他自己选出的得意的作品。

富耳斯（Ｃ．Ｂ．Ｆａｌｌｓ）在美国，有最为多才的艺术家之称。他于诸艺术无不尝试，而又无不成功。集中的《岛上的庙》，是他自己选出的得意的作品。

华惠克（Ｅｄｗａｒｄ　Ｗｏｒｗｉｃｋ）也是美国的木刻家。《会见》是装饰与想像的版画，含有强烈的中古风味的。

书面和首叶的两种小品，是法国画家拉图（Ａｌｆｒｅｄ　Ｌａ－ｔｏｕｒ）之作，自《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中取来，目录上未列，附记于此。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１）。

〔２〕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ｍａｎ》　《文人》。英国文艺新闻杂志，一八九一年创刊于伦敦，一九三四年停刊。《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画室》。英国美术杂志，乔弗莱·霍姆主编，一八九三年创刊于伦敦，一八九七年停刊。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Ｈｏｌｍｅ），《当代木刻》（霍姆编）。此书全名为《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当代国内外木刻》），一九二七年英国伦敦摄影有限公司出版。

〔３〕　毕明翰　通译伯明翰，英国中部城市。

〔４〕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　乔治·希赖因汉，英国插图画家、舞台美术家。

〔５〕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ｕｒｎｅ的《Ａ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ｆｅ》　乔治·勃恩的《一个农夫的生活》。乔治·勃恩（１７８０—１８４５），美国作家。

〔６〕　Ｅ．Ｍ．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的《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尼科尔森的《英格兰的鸟》。尼科尔森，英国生物学家、作家。

〔７〕　Ｉｚａａｋ　Ｗａ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ｔｔｏｎ的《Ｔｈｅ　Ｃｏｍfｐｌｅａｔ　Ａｎｇｌｅｒ》　艾萨克·沃尔顿和查理·柯顿的《钓鱼大全》沃尔顿（１５９３—１６８３）和柯顿（１６３０—１６８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作家。

〔８〕　Ｒａｂｅｌａｉｓ　拉伯雷（约１４９４—１５５３），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著有《巨人传》等。

〔９〕　Ａｎｄｒｅ′　Ｍａｒｔｙ　安德烈·马尔蒂，法国诗人。

〔１０〕　这里所引的四行诗应译为：“怯懦的卑劣的人们啊！当你们看见那瘫痪的身体和半截的面具；还有那因伤口感染而发红了的脸颊，你们就会知道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好名誉。”

〔１１〕　《Ｌａ　Ｍｕｓａｄｅｌ　Ｌｏｒｅｔｏ》　《洛勒托的文艺女神》。

〔１２〕　Ａｔｔｅｒｂｏｍ　阿特包姆（１７９０—１８５５），瑞典作家、哲学家。著有《瑞典文学史》、《花》（即《群芳》）等。

《拾谷虹儿画选》小引〔１〕

中国的新的文艺的一时的转变和流行，有时那主权是简直大半操于外国书籍贩卖者之手的。来一批书，便给一点影响。《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中的Ａ．Ｖ．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画集〔２〕一入中国，那锋利的刺戟力，就激动了多年沉静的神经，于是有了许多表面的摹仿。但对于沉静，而又疲弱的神经，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的线究竟又太强烈了，这时适有拾谷虹儿的版画运来中国，是用幽婉之笔，来调和了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的锋芒，这尤合中国现代青年的心，所以他的模仿就至今不绝。

但可惜的是将他的形和线任意的破坏，——不过不经比较，是看不出底细来的。现在就从他的画谱《睡莲之梦》中选取六图，《悲凉的微笑》中五图，《我的画集》中一图，大约都是可显现他的特色之作，虽然中国的复制，不能高明，然而究竟较可以窥见他的真面目了。

至于作者的特色之所在，就让他自己来说罢——

“我的艺术，以纤细为生命，同时以解剖刀一般的锐利的锋芒为力量。

“我所引的描线，必需小蛇似的敏捷和白鱼似的锐敏。

“我所画的东西，单是‘如生’之类的现实的姿态，是不够的。

“于悲凉，则画彷徨湖畔的孤星的水妖（Ｎｙｍｐｈ）〔３〕，于欢乐，则画在春林深处，和地碉（Ｐａｎ）相谑的月光的水妖罢。

“描女性，则选多梦的处女，且备以女王之格，注以星姬之爱罢。

“描男性，则愿探求神话，拉出亚波罗（Ａｐｏｌｌｏ）来，给穿上漂泊的旅鞋去。

“描幼儿，则加以天使的羽翼，还于此被上五色的文绫。

“而为了孕育这些爱的幻想的模特儿们，我的思想，则不可不如深夜之暗黑，清水之澄明。”（《悲凉的微笑》自序）

这可以说，大概都说尽了。然而从这些美点的别一面看，也就令人所以评他为倾向少年男女读者的作家的原因。

作者现在是往欧洲留学去了，前途正长，这不过是一时期的陈迹，现在又作为中国几个作家〔４〕的秘密宝库的一部份，陈在读者的眼前，就算一面小镜子，——要说得堂皇一些，那就是，这才或者能使我们逐渐认真起来，先会有小小的真的创作。

从第一到十一图，都有短短的诗文的，也就逐图译出，附在各图前面了，但有几篇是古文，为译者所未曾研究，所以有些错误，也说不定的。首页的小图也出《我的画集》中，原题曰《瞳》，是作者所爱描的大到超于现实的眸子。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鲁迅在上海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的《拾谷虹儿画选》。

《拾谷虹儿画选》，朝花社编印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二辑。内收拾谷虹儿作品十二幅，并附有画家自己的诗和散文诗十一首。拾谷虹儿（１８９８—１９７９），日本画家。作品有为画集《睡莲之梦》、《悲凉的微笑》、《木偶新娘》等。

〔２〕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现代丛书》。美国出版的历史、科学、文学及艺术等论著和作品的丛书。Ａ．Ｖ．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画集，比亚兹莱画集，原名《比亚兹莱的艺术》。比亚兹莱，参看本书《〈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３〕　水妖（Ｎｙｍｐｈ）　希腊神话里住在山林水泽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下文的地碉（Ｐａｎ），应作潘神，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爱好音乐，常带领山林女妖舞蹈嬉戏。

〔４〕　指叶灵凤等人。参看本卷第１９７页注〔３６〕。

哈谟生的几句话〔１〕

《朝花》〔２〕六期上登过一篇短篇的瑙威作家哈谟生，去年日本出版的《国际文化》〔３〕上，将他算作左翼的作家，但看他几种作品，如《维多利亚》和《饥饿》里面，贵族的处所却不少。

不过他在先前，很流行于俄国。二十年前罢，有名的杂志《Ｎｉｅｖａ》〔４〕上，早就附印他那时为止的全集了。大约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气息，正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十月革命后的论文中，也有时还在提起他，可见他的作品在俄国影响之深，至今还没有忘却。

他的许多作品，除上述两种和《在童话国里》——俄国的游记——之外，我都没有读过。去年，在日本片山正雄作的《哈谟生传》里，看见他关于托尔斯泰和伊孛生的意见，又值这两个文豪的诞生百年纪念，原是想绍介的，但因为太零碎，终于放下了。今年搬屋理书，又看见了这本传记，便于三闲〔５〕时译在下面。

那是在他三十岁时之作《神秘》里面的，作中的人物那该尔的人生观和文艺论，自然也就可以看作作者哈谟生的意见和批评。他跺着脚骂托尔斯泰——

“总之，叫作托尔斯泰的汉子，是现代的最为活动底的蠢才，……那教义，比起救世军的唱Ｈａｌｌｅｌｕｉａｈ（上帝赞美歌——译者）来，毫没有两样。我并不觉得托尔斯泰的精神比蒲斯大将（那时救世军的主将——译者）深。

两个都是宣教者，却不是思想家。是买卖现成的货色的，是弘布原有的思想的，是给人民廉价采办思想的，于是掌着这世间的舵。但是，诸君，倘做买卖，就得算算利息，而托尔斯泰却每做一回买卖，就大折其本……不知沉默的那多嘴的品行，要将愉快的人世弄得铁盘一般平坦的那努力，老嬉客似的那道德的唠叨，像煞雄伟一般不识高低地胡说的那坚决的道德，一想到他，虽是别人的事，脸也要红起来……。”

说也奇怪，这简直好像是在中国的一切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评家〔６〕的暗疮上开刀。至于对同乡的文坛上的先辈伊孛生——尤其是后半期的作品——是这样说——

“伊孛生是思想家。通俗的讲谈和真的思索之间，放一点小小的区别，岂不好么？诚然，伊孛生是有名人物呀。

也不妨尽讲伊孛生的勇气，讲到人耳朵里起茧罢。然而，论理底勇气和实行底勇气之间，舍了私欲的不羁独立的革命底勇猛心和家庭底的煽动底勇气之间，莫非不见得有放点小小的区别的必要么？其一，是在人生上发着光芒，其一，不过是在戏园里使看客咋舌……要谋叛的汉子，不带软皮手套来捏钢笔杆这一点事，是总应该做的，不应该是能做文章的一个小畸人，不应该仅是为德国人的文章上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名曰人生这一个热闹场里的活动底人物。伊孛生的革命底勇气，大约是确不至于陷其人于危地的。箱船〔７〕之下，敷设水雷之类的事，比起活的，燃烧似的实行来，是贫弱的桌子上的空论罢了。诸君听见过撕开苎麻的声音么？嘻嘻嘻，是多么盛大的声音呵。”

这于革命文学和革命，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之别，说得很露骨，至于遵命文学，那就不在话下了。也许因为这一点，所以他倒是左翼底罢，并不全在他曾经做过各种的苦工。

最颂扬的，是伊孛生早先文坛上的敌对，而后来成了儿女亲家的毕伦存（Ｂ．Ｂｊｏcｎｓｏｎ）〔８〕。他说他活动着，飞跃着，有生命。无论胜败之际，都贯注着个性和精神。是有着灵感和神底闪光的瑙威惟一的诗人。但我回忆起看过的短篇小说来，却并没有看哈谟生作品那样的深的感印。在中国大约并没有什么译本，只记得有一篇名叫《父亲》的，至少翻过了五回。

哈谟生的作品我们也没有什么译本。五四运动时候，在北京的青年出了一种期刊叫《新潮》，后来有一本《新著绍介号》，豫告上似乎是说罗家伦〔９〕先生要绍介《新地》（Ｎｅｗ　Ｅｒ－ｄｅ）。这便是哈谟生做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倾向小说，写些文士的生活，但也大可以借来照照中国人。所可惜的是这一篇绍介至今没有印出罢了。

三月三日，于上海。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朝花》周刊第十一期。

哈谟生（Ｋ．Ｈａｍｓｕｎ，１８５９—１９５２）　又译哈姆生，挪威小说家。曾当过水手和木工。著有长篇小说《饥饿》、《老爷》等。

〔２〕　《朝花》　文艺刊物，鲁迅、柔石合编。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共出二十期。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改出旬刊。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周刊第六期登有梅川译的哈姆生短篇小说《生命之呼声》。

〔３〕　《国际文化》　日本杂志，大河内信威编辑，一九二八年创刊，东京国际文化研究所出版。该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号《世界左翼文化战线的人们》一文，将哈姆生列为左翼作家。

〔４〕　《Ｎｉｅｖａ》　《尼瓦》。俄语^jnh（田地）的音译，周刊，一八七○年创刊于彼得堡，一九一八年停刊。它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并附出《文丛》，印行俄国及其他国家作家的文集，其中包括《哈姆生全集》。

〔５〕　三闲　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６〕　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评家　鲁迅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写的《〈农夫〉译后附记》中，谈到文坛上对托尔斯泰的批评时说：“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

〔７〕　箱船　应译作方舟，即《圣经·创世记》中诺亚的方舟。

〔８〕　毕伦存（１８３２—１９１０）　一译般生，挪威作家。著有剧本《新婚》，小说《索尔巴肯》等。

〔９〕　罗家伦（１８９７—１９６９）　浙江绍兴人，《新潮》的编者之一，后成为国民党政客。按《新潮》杂志没有出过《新著绍介号》，在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年世界名著特号”中也未见罗家伦介绍《新地》的预告。又，文中的Ｎｅｗ　Ｆｒｄｅ应作德语Ｎｅｕｅ　Ｅｒｄｅ，或英语Ｎｅｗ　Ｅａｒｔｈ。

《近代木刻选集》（２）小引〔１〕

我们进小学校时，看见教本上的几个小图画，倒也觉得很可观，但到后来初见外国文读本上的插画，却惊异于它的精工，先前所见的就几乎不能比拟了。还有英文字典里的小画，也细巧得出奇。凡那些，就是先回说过的“木口雕刻”。

西洋木版的材料，固然有种种，而用于刻精图者大概是柘木。同是柘木，因锯法两样，而所得的板片，也就不同。顺木纹直锯，如箱板或桌面板的是一种，将木纹横断，如砧板的又是一种。前一种较柔，雕刻之际，可以挥凿自如，但不宜于细密，倘细，是很容易碎裂的。后一种是木丝之端，攒聚起来的板片，所以坚，宜于刻细，这便是“木口雕刻”。这种雕刻，有时便不称Ｗｏｏｄ－ｃｕｔ，而别称为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了〔２〕。中国先前刻木一细，便曰“绣梓”，是可以作这译语的。

和这相对，在箱板式的板片上所刻的，则谓之“木面雕刻”。

但我们这里所绍介的，并非教科书上那样的木刻，因为那是意在逼真，在精细，临刻之际，有一张图画作为底子的，既有底子，便是以刀拟笔，是依样而非独创，所以仅仅是“复刻板画”。至于“创作板画”，是并无别的粉本〔３〕的，乃是画家执了铁笔，在木版上作画，本集中的达格力秀〔４〕的两幅，永濑义郎〔５〕的一幅，便是其例。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细，然而这些之外有美，有力；仔细看去，虽在复制的画幅上，总还可以看出一点“有力之美”来。

但这“力之美”大约一时未必能和我们的眼睛相宜。流行的装饰画上，现在已经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构成派绘画了〔６〕。

有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

“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的。

附带说几句，前回所引的诗，是将作者记错了。季黻〔７〕来信道：“我有一匹好东绢……”系出于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８〕，末了的数句，是“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君放笔为直干”。并非苏东坡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鲁迅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朝花》周刊第十二期，并同时印入《近代木刻选集》（２）。

《近代木刻选集》（２），朝花社编印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三辑。内收欧美和日本版画十二幅，一九二九年三月出版。

〔２〕　Ｗｏｏｄ－ｃｕｔ木刻。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木口雕刻。

〔３〕　粉本　原指施粉上样的中国画稿本，后用以泛称绘画底稿。

〔４〕　达格力秀（１８９２—１９６６），参看本书《〈近代木刻选集〉（１）附记》。

〔５〕　永濑义即（１８９１—１９７８）　日本版画家。作品有《母与子》等。参看本书《〈近代木刻选集〉（２）附记》。

〔６〕　指叶灵凤等人对苏联构成派绘画生吞活剥的模仿。构成派，参看本书第３４７页注〔８〕。

〔７〕　季黻　许寿裳（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季黻，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的同学和好友。先后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抗战胜利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湾编译馆馆长。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台北被刺。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８〕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　字子美，原籍襄阳（今属湖北），先代迁居巩县（今属河南）。唐代诗人。著作有《杜工部集》。文中《戏韦偃为双松图》应作《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诗中“请君”应作“请公”。

《近代木刻选集》（２）附记〔１〕

本集中的十二幅木刻大都是从英国的《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ｏｆ　Ｔｏ－ｄａｙ》《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Ｂｅａｓｔｓ》〔２〕中选取的，这里也一并摘录几句解说。

格斯金（Ａｒｔｈｕｒ　Ｊ．Ｇａｓｋｉｎ），英国人。他不是一个始简单后精细的艺术家。他早懂得立体的黑色之浓淡关系。这幅《大雪》的凄凉和小屋底景致是很动人的。雪景可以这样比其他种种方法更有力地表现，这是木刻艺术的新发见。《童话》也具有和《大雪》同样的风格。

杰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ｂｂｉｎｇｓ）早是英国木刻家中一个最丰富而多方面的作家。他对于黑白的观念常是意味深长而且独创的。Ｅ．Ｐｏｗｙｓ　Ｍａｔｈｅｒｓ〔３〕的《红的智慧》插画在光耀的黑白相对中有东方的艳丽和精巧的白线底律动。他的令人快乐的《闲坐》，显示他在有意味的形式里黑白对照的气质。

达格力秀（Ｅｒｉｃ　Ｆｉｔｃｈ　Ｄａｇｌｉｓｈ）在我们的《近代木刻选集》（１）里已曾叙述了。《伯劳》见Ｊ．Ｈ．Ｆａｂｒｅ的《Ａｎｉｍ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Ｇａｒｄｅｎ》〔４〕中。《海狸》见达格力秀自撰的Ａｎｉｍａｌ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５〕丛书第二卷《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Ｂｅａｓｔｓ》中。

凯亥勒（Ｅ′ｍｉｌ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ａｒｌｅ′ｇｌｅ）原籍瑞士，现入法国籍。木刻于他是种直接的表现的媒介物，如绘画，蚀铜之于他人。他配列光和影，指明颜色的浓淡；他的作品颤动着生命。

他没有什么美学理论，他以为凡是有趣味的东西能使生命美丽。

奥力克（Ｅｍｉｌ　Ｏｒｌｉｋ）是最早将日本的木刻方法传到德国去的人。但他却将他自己本国的种种方法融合起来刻木的。

陀蒲晋司基（Ｍ．Ｄｏｂｕｚｉｎｓｋｉ）的《窗》，我们可以想像无论何人站在那里，如那个人站着的，张望外面的雨天，想念将要遇见些什么。俄国人是很想到站在这个窗下的人的。

左拉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Ｚｏｒａｃｈ）是俄国种的美国人。他注意于有趣的在黑底子上的白块，不斤斤于用意的深奥。《游泳的女人》由游泳的眼光看来，是有些眩目的。这看去像油漆布雕刻〔６〕，不大像木刻。游泳是美国木刻家所好的题材，各人用各人的手法创造不同的风格。

永濑义郎，曾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过雕塑，后来颇尽力于版画，著《给学版画的人》一卷。《沉钟》便是其中的插画之一，算作“木口雕刻”的作例，更经有名的刻手菊地武嗣复刻的。现在又经复制，但还可推见黑白配列的妙处。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三月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２）。

〔２〕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Ｂｅａｓｔｓ》，即《小动物》。

〔３〕　Ｅ．Ｐｏｗｙｓ　Ｍａｔｈｅｒｓ　包伊斯·马瑟斯（１８９２—１９３９）英国作家、翻译家。

〔４〕　Ｊ．Ｈ．Ｆａｂｒｅ　法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Ａｎｉｍ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Ｇａｒｄｅｎ》，《田野和公园里的动物生活》。一九二一年美国纽约出版。

〔５〕　Ａｎｉｍａｌ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黑白画中的动物。

〔６〕　油漆布雕刻　即麻胶版画。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１〕

比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　１８７２—１８９８）生存只有二十六年，他是死于肺病的。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比亚兹莱少时的生活底第一个影响是音乐，他真正的嗜好是文学。除了在美术学校两月之外，他没有艺术的训练。他的成功完全是由自习获得的。

以《阿赛王之死》〔２〕的插画他才涉足文坛。随后他为《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作插画，又为《黄书》（《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ｏｋ》）〔３〕的艺术编辑。他是由《黄书》而来，由《Ｔｈｅ　Ｓａｖｏｙ》〔４〕而去的。无可避免地，时代要他活在世上。这九十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ｆｉｎ　ｄｅ　ｓｉｅ′ｃｌｅ）。他是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表现者。九十年代底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呼他出来的。

比亚兹莱是个讽刺家，他只能如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５〕描写地狱，没有指出一点现代的天堂底反映。这是因为他爱美而美的堕落才困制他；这是因为他如此极端地自觉美德而败德才有取得之理由。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他们织成一致。但比亚兹莱不是一个插画家。没有一本书的插画至于最好的地步——不是因为较伟大而是不相称，甚且不相干。他失败于插画者，因为他的艺术是抽象的装饰；它缺乏关系性底律动——恰如他自身缺乏在他前后十年间底关系性。他埋葬在他的时期里有如他的画吸收在它自己的坚定的线里。

比亚兹莱不是印象主义〔６〕者，如Ｍａｎｅｔ或Ｒｅｎｏｉｒ〔７〕，画他所“看见”的事物；他不是幻想家，如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ｋｅ〔８〕，画他所“梦想”的事物；他是个有理智的人，如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ａｔｔｓ〔９〕，画他所“思想”的事物。虽然无日不和药炉为伴，他还能驾御神经和情感。他的理智是如此的强健。

比亚兹莱受他人影响却也不少，不过这影响于他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他时时能受影响，这也是他独特的地方之一。Ｂｕｒｎｅ－Ｊｏｎｅｓ〔１０〕有助于他在他作《阿赛王之死》的插画的时候；日本的艺术，尤其是英泉〔１１〕的作品，助成他脱离在《ＴｈｅＲ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ｋ》底Ｅｉｓｅｎ和Ｓａｉｎｔ－Ａｕｂｉｎ〔１２〕所显示给他的影响。但Ｂｕｒｎｅ－Ｊｏｎｅｓ底狂喜的疲弱的灵性变为怪诞的睥睨的肉欲——若有疲弱的，罪恶的疲弱的话。日本底凝冻的实在性变为西方的热情底焦灼的影像表现在黑白底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中，暗示即在彩虹的东方也未曾梦想到的色调。

他的作品，因为翻印了《Ｓａｌｏｍｅ′》〔１３〕的插画，还因为我们本国时行艺术家的摘取，似乎连风韵也颇为一般所熟识了。

但他的装饰画，却未经诚实地介绍过。现在就选印这十二幅，略供爱好比亚兹莱者看看他未经撕剥的遗容，并摘取Ａｒｔｈｕｒ　Ｓｙｍｏｎｓ和Ｈｏｌｂｒｏｏｋ　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４〕的话，算作说明他的特色的小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朝花社〔１５〕识。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的《比亚兹莱画选》。

《比亚兹莱画选》，朝花社编印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内收比亚兹莱的作品十二幅。

〔２〕　《阿赛王之死》　现译《亚瑟王之死》，英国托麦斯·玛洛里（？—１４７１）作，根据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亚瑟王和他的十二个圆桌骑士的传奇故事写成。

〔３〕　《黄书》（《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ｏｋ》）　又译《黄皮书》，英国文学季刊，一八九四年创刊于伦敦。比亚兹莱于同年担任该刊美术编辑。

〔４〕　《Ｔｈｅ　Ｓａｖｏｙ》　《沙沃伊》，英国文学季刊。比亚兹莱自一八七五年起专为该刊作插画，直至去世。

〔５〕　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　波特莱尔（１８２１—１８６７），法国诗人。他的作品充满厌世的颓废情调，著有诗集《恶之华》等。

〔６〕　印象主义　即印象派。它在绘画技法上探求光与色的表现效果，强调瞬间印象，漠视作品的主题思想。印象派对欧洲绘画技法的改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艺术倾向导致了后来各种形式主义流派的泛滥。

〔７〕　Ｍａｎｅｔ　马奈（１８３２—１８８３），法国画家。他的画风一度受到印象派的影响。作品有《左拉肖像》等。Ｒｅｎｏｉｒ，雷诺阿（１８４１—１９１９），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有《包厢》、《舞会》等。

〔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ｋｅ　威廉·布莱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版画家。作品有诗歌《天真之歌》、版画《法国革命》等

〔９〕　Ｇｅｏｒｇ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ａｔｔｓ　乔治·弗里德里克·瓦兹（１８１７—１９０４），英国画家、雕刻家。作品有《希望》等。

〔１０〕　Ｂｕｒｎｅ－Ｊｏｎｅｓ　勃恩·琼斯（１８３３—１８９８），英国油画装饰画家。作品有《创造之日》、《维纳斯的镜子》等。

〔１１〕　英泉　即菊川英泉（１７９０—１８４８），日本“浮世绘”画家。

〔１２〕　《Ｔｈｅ　Ｒ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ｋ》　《卷发的掠夺》。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１６８８—１７７８），法国插图画家。Ｓａｉｎｔ－Ａｕｂｉｎ，圣·欧邦（１７３６—１８０９），法国版画家。

〔１３〕　《Ｓａｌｏｍｅ′》　《沙乐美》，英国作家王尔德（１８５４—１９００）所作的独幕剧。

〔１４〕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ｙｍｏｎｓ　亚瑟·西蒙兹（１８６５—１９４５），英诗人、文艺评论家。经常为《黄书》杂志撰稿。一八九六年任《沙沃伊》杂志的主编，是比亚兹莱的朋友和同事。著有《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和诗集《伦敦之夜》等。Ｈｏｌｂｒｏｏｋ　Ｊａｃｋｓｏｎ，贺尔布鲁克·杰克逊（１８７４—？），英国作家和杂志编辑，著有《书的印刷》等。

〔１５〕　朝花社　鲁迅、柔石、王方仁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至一九三○年春解体，曾出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选》和《艺苑朝华》画集等。

《新俄画选》小引〔１〕

大约三十年前，丹麦批评家乔治g勃兰兑斯（Ｇｅｏｒｇ。拢颍幔睿洌澹螅玻病秤*帝制俄国，作《印象记》，惊为“黑土”。果然，他的观察证实了。从这“黑土”中，陆续长育了文化的奇花和乔木，使西欧人士震惊，首先为文学和音乐，稍后是舞蹈，还有绘画。

但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绘画是还在西欧美术的影响之下的，一味追随，很少独创，然而握美术界的霸权，是为学院派（Ａｃａｄｅｍｉｓｍｕｓ）〔３〕。至九十年代，“移动展览会派”〔４〕出现了，对于学院派的古典主义，力加掊击，斥模仿，崇独立，终至收美术于自己的掌中，以鼓吹其见解和理想。然而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所以后来，艺术遂见衰落，而祖述法国色彩画家绥珊的一派（Ｃｅｚａｎｎｉｓｔ）〔５〕兴。同时，西南欧的立体派和未来派〔６〕，也传入而且盛行于俄国。

十月革命时，是左派（立体派及未来派）全盛的时代，因为在破坏旧制——革命这一点上，和社会革命者是相同的，但问所向的目的，这两派却并无答案。尤其致命的是虽属新奇，而为民众所不解，所以当破坏之后，渐入建设，要求有益于劳农大众的平民易解的美术时，这两派就不得不被排斥了。其时所需要的是写实一流，于是右派遂起而占了暂时的胜利。但保守之徒，新力是究竟没有的，所以不多久，就又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破灭。

这时候，是对于美术和社会底建设相结合的要求，左右两派，同归失败，但左翼中实已先就起了分崩，离合之后，别生一派曰“产业派”〔７〕，以产业主义和机械文明之名，否定纯粹美术，制作目的，专在工艺上的功利。更经和别派的斗争，反对者的离去，终成了以泰忒林（Ｔａｔｌｉｎ）和罗直兼珂（Ｒｏｄｓｃｈｅｎｋｏ）为中心的“构成派”（Ｋ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ｕｓ）〔８〕。他们的主张不在Ｋ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而在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９〕，不在描写而在组织，不在创造而在建设。罗直兼珂说，“美术家的任务，非色和形的抽象底认识，而在解决具体底事物的构成上的任何的课题。”这就是说，构成主义上并无永久不变的法则，依着其时的环境而将各个新课题，从新加以解决，便是它的本领。既是现代人，便当以现代的产业底事业为光荣，所以产业上的创造，便是近代天才者的表现。汽船，铁桥，工厂，飞机，各有其美，既严肃，亦堂皇。于是构成派画家遂往往不描物形，但作几何学底图案，比立体派更进一层了。如本集所收Ｋｒｉｎｓｋｙ〔１０〕的三幅中的前两幅，便可作显明的标准。Ｇａｓｔｅｖ〔１１〕是主张善用时间，别树一帜的，本集只收了一幅。

又因为革命所需要，有宣传，教化，装饰和普及，所以在这时代，版画——木刻，石版，插画，装画，蚀铜版——就非常发达了。左翼作家之不甘离开纯粹美术者，颇遁入版画中，如玛修丁〔１２〕（有《十二个》中的插画四幅，在《未名丛刊》中），央南珂夫〔１３〕（本集有他所作的《小说家萨弥亚丁像》）是。构成派作家更因和产业结合的目的，大行活动，如罗直兼珂和力锡兹基〔１４〕所装饰的现代诗人的诗集，也有典型的艺术底版画之称，但我没有见过一种。

木版作家，以法孚尔斯基〔１５〕（本集有《墨斯科》）为第一，古泼略诺夫（本集有《熨衣的妇女》），保里诺夫〔１６〕（本集有《培林斯基像》），玛修丁，是都受他的影响的。克里格里珂跋〔１７〕女士本是蚀铜版画（Ｅｔｃｈｉｎｇ）名家，这里所收的两幅是影画〔１８〕，《奔流》曾经绍介的一幅（《梭罗古勃像》）〔１９〕，是雕镂画〔２０〕，都是她的擅长之作。

新俄的美术，虽然现在已给世界上以甚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记述却还很聊聊。这区区十二页，又真是实不符名，毫不能尽绍介的重任，所取的又多是版画，大幅杰构，反成遗珠，这是我们所十分抱憾的。

但是，多取版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艺苑朝华》〔２１〕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但竟为艺苑所弃，甚难继续，今复送第五集出世，恐怕已是晌午之际了，但仍愿若干读者们，由此还能够得到多少裨益。

本文中的叙述及五幅图，是摘自癗曙梦的《新俄美术大观》〔２２〕的，其余八幅，则从Ｒ．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的《ＴｈｅＭｉｎｄａｎｄＦａｃｅｏ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２３〕所载者复制，合并声明于此。

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五夜，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年五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画选》。

《新俄画选》，朝花社编印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内收苏联绘画和木刻十三幅。

〔２〕　乔治·勃兰兑斯　参看本卷第１９８页注〔４８〕。

〔３〕　学院派　十七世纪起在欧洲各国官办美术学院中形成的艺术流派。他们的创作多取材于基督教故事和权贵生活，恪守死板的格式、追求繁琐、浮华的细节。俄国的学院派形成于十八世纪，以彼得堡美术学院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勃鲁尼等。

〔４〕　“移动展览会派”　习称“巡回展览画派”。一八七○年俄国一批现实主义画家成立“巡回艺术展览同志会”，经常在各大城市展出作品。他们与学院派对立，反对盲目摹仿西欧，强调描写俄国本国的题材。他们的作品反映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表现对祖国的爱。这个画派对俄国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克拉姆斯柯依、彼罗夫、列宾、苏里柯夫等。

〔５〕　绥珊（Ｐ．Ｃｅ′ｚａｎｎｅ，１８３９—１９０６）　通译塞尚，法国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他认为绘画的目的是对形、色、节奏、空间的探索，主张借助色彩配合而不依赖明暗效果来表现体积。作品有《自画像》、《玩纸牌者》等。Ｃｅｚａｎｎｉｓｔ，即塞尚派。一九一○年俄国出现一批青年画家，称为“红方块王子派”，他们崇拜和摹仿塞尚等的作品，追求“色彩印象”的描写。代表人物有康恰洛夫、玛希科夫等。

〔６〕　立体派　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个画派。参看本书第１９７页注〔４１〕。俄国立体派代表人物有康定斯基、力锡兹基等。未来派，参看本卷第２６８页注〔４〕。十月革命前后，立体派与未来派以破坏传统，敢于创新的姿态出现，当时一些评论者曾称他们以及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构成派等是“左派”，而把其他流派称为“右派”。

〔７〕　“产业派”　从立体派演变而来的苏联艺术派别，构成派的前身。他们强调美术应该与社会建设直接结合，提倡工艺的、以日常实用为目的的“产业美术”。

〔８〕　“构成派”　二十世纪初期在苏联形成的艺术流派。代表人物有泰忒林、罗德钦科、贝夫斯纳等。他们主张艺术要直接与工业生产、社会建设结合，反对“纯粹艺术”（指一般的绘画、雕塑等），强调机械的美，主张依靠长方形、圆形及直线等构成作品。泰忒林（Ｂ．Ｅ．，１８８５—１９５６），通译塔特林，构成派创始人。罗直兼柯（Ａ．Ｍ．]muyt，１８９１—１９５６），通译罗德钦科，构成派代表画家。

〔９〕　Ｋ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构图。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构成。

〔１０〕　Ｋｒｉｎｓｋｙ　克林斯基（^．nrjuiyjz），苏联构成派画家。

〔１１〕　Ｇａｓｔｅｖ　加斯切夫（[hivmn），苏联画家。

〔１２〕　玛修丁　参看本卷第３０３页注〔１８〕。

〔１３〕　央南珂夫　又译安宁科夫，参看本书第１９７页注〔３７〕。

〔１４〕　力锡兹基（q．x．qjij]yjz，１８９０—１９４１）　苏联版画家、建筑家。

〔１５〕　法浮尔斯基（Ｂ．Ａ．whntriyjz，１８８６—１９６４）　又译法复尔斯基，苏联版画家。在书籍装帧和插画艺术方面有很大成就。作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伊戈尔王子远征记》插图等。参看本书《〈引玉集〉后记》

〔１６〕　古泼略诺夫（Ｈ．Ｈ．njfrm\utn，１８９４—１９３３）　苏联版画家。品有《阿芙乐尔巡洋舰》和《母亲》、《毁灭》等书的插图。保里诺夫（l．m．ltnkjutn１８８１—？），通译保夫里诺夫。苏联版画家、插图画家。作品有《斯维尔德洛夫像》、《普希金像》等

〔１７〕　克里格里珂跋（c．`．nrjvkjytnh，１８６９—１９４１）　通译克鲁格里科娃，苏联版画家。作品有组画《战争前夜的巴黎》、《诗人影画集》等。

〔１８〕　影画　类似剪影的一种画，主要表现人和物的侧面黑影。

〔１９〕　《梭罗古勃像》　载《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一月）。

〔２０〕　雕镂画　又称干画，铜版画的一种，直接在铜版上刻划制版。

〔２１〕　《艺苑朝华》　参看本书《〈艺苑朝华〉广告》及其注〔１〕。

〔２２〕　拔曙梦　参看本卷１０８页注〔１７〕。《新俄美术大观》，论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苏俄艺术的著作，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东京新潮社出版。

〔２３〕　Ｒ．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　勒·菲勒普·米勒。参看本卷第１９７页注〔３５〕。

文艺的大众化〔１〕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

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２〕。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

〔２〕　劳什子　北方方言，指物件。含有轻蔑厌恶的意思。

《浮士德与城》后记〔１〕

这一篇剧本，是从英国Ｌ．Ａ．Ｍａｇｎｕｓ和Ｋ．Ｗａｌｔｅｒ所译的《Ｔｈｒｅｅ　Ｐｌａｙｓ　ｏｆ　Ａ．Ｖ．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２〕中译出的。

原书前面，有译者们合撰的导言，与本书所载尾濑敬止〔３〕的小传，互有详略之处，著眼之点，也颇不同。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的参考——“Ａｎａｔｏｌｉ　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４〕以一八七六年生于Ｐｏｌｔａｖａ省〔５〕，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族本是半贵族的大地主系统，曾经出过很多的智识者。他在Ｋｉｅｗ〔６〕受中学教育，然后到Ｚｕｒｉｃｈ大学〔７〕去。在那里和许多俄国侨民以及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和Ａｘｅｌｒｏｄ〔８〕相遇，决定了未来的状态。从这时候起，他的光阴多费于瑞士，法兰西，意大利，有时则在俄罗斯。

他原先便是一个布尔塞维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斯派的。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占了多数，布尔塞维克这字遂变为政治上的名词，与原来的简单字义不同了。他是第一种马克斯派报章Ｋｒｙｌｉａ（翼）〔９〕的撰述人；是一个属于特别一团的布尔塞维克，这团在本世纪初，建设了马克斯派的杂志Ｖｐｅｒｅcｄ（前进），并为此奔走，他同事中有Ｐｏｋｒｏｖｓｋｉ，Ｂｏｇｄáｎｏｖ及Ｇｏｒｋｉ〔１０〕等，设讲演及学校课程，一般地说，是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结社的社员，被流放到Ｖｏｌｏｇｄａ〔１１〕，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Ｉｓｋｒａ（火花）〔１２〕的一向的编辑，直到一九○六年被门维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终于回了俄罗斯。

这一点事实即以表明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灵感的创生，他极通晓法兰西和意大利；他爱博学的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在思想中的极端现代主义也一样显著地不同，连系着半中世纪的城市，构成了“现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１３〕——极像在《无何有乡的消息》里——中世纪的郡自治战争便在苏维埃俄罗斯名词里出现了。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

Ｂｌｏｋ〔１４〕，是无匹的，可爱的抒情诗人，对于一个佳人，就是俄罗斯或新信条，怀着Ｓｉｄｎｅｙ〔１５〕式的热诚，有一切美，然而纤弱，恰如Ｓｈｅｌｌｅｙ〔１６〕和他的伟大；Ｅｓèｎｉｎ〔１７〕，对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鲁而热情地叫喊，这理想，在俄国的人们，是能够看见，并且觉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Ｄｅｍｉａｎ　Ｂｅｄｎｙ〔１８〕是通俗的讽刺家；或者别一派，大家知道的ＬＥＦ（艺术的左翼战线），这法兰西的Ｅｓｐｒｉｔ　Ｎｏｖｅａｕ（新精神），在作新颖的大胆的诗，这诗学的未来派和立体派；凡这些，由或一意义说，是较纯粹的诗人，不甚切于实际的。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

（ｒｅｌａｐｓｉｎｇ）。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１９〕里面去；至于Ｂｌｏｋ和Ｂｅｌｙ〔２０〕，是经验主义者一流，高超，而无所信仰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斯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和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２１〕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２２〕《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

十二岁〔２３〕时候，他就写了《诱惑》，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情欲（Ｌｕｓｔ），但那修道士和情欲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淫猥的专制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Ｏｌｉｖｅｒ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和《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２４〕；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

“无论那一个读者倘他知道Ｇｏｅｔｈｅ的伟大的‘Ｆａｕ－ｓｔ’〔２５〕，就不会不知道我的《浮士德与城》，是被‘Ｆａｕｓｔ’的第二部的场面所启发出来的。在那里Ｇｏｅｔｈｅ的英雄寻到了一座‘自由的城’。这天才的产儿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问题的解决，在戏剧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个天才和他那种开明专制的倾向，别一方面，则是德莫克拉西〔２６〕的——这观念影响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六年，我结构了这题材。一九○八年，在Ａｂｒｕｚｚｉ　Ｉｎｔｒｏｄａｃｑｕｅ〔２７〕地方的宜人的乡村中，费一个月光阴，我将剧本写完了。我搁置了很长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环境中，Ｇｅｎｅｖａ湖的Ｓｔ．Ｌｅｇｅｒ〔２８〕这乡村里，我又作一次最后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Ｃｕｔ）。”（柔石摘译）

这剧本，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确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死后，戏剧也收场了。然而在《实证美学的基础》里，我们可以发见作者所预期于此后的一部分的情形——

“……新的阶级或种族，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是成了习惯。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大概断断续续。在种种处所，在种种时代，人类开手建设起来。而一达到可能的程度，便倾于衰颓。这并非因为遇到了客观的不可能，乃是主观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为后来的世代，却和精神的发达，即丰富的联想，评价原理的设定，历史底意义及感情的生长一同，愈加学着客观底地来享乐一切的艺术的。于是吸雅片者的呓语似的华丽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蓝，压人地沉重地施了烦腻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庙宇，希腊人的雅致，戈谛克的法悦，文艺复兴期的暴风雨似的享乐性，在他，都成为能理解，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新的人类的这完人，于人类底的东西，什么都是无所关心的。将或种联想压倒，将别的联想加强，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处，唤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绪来。能够并无信仰，而感动于孩子们的祷告，并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亚契莱斯的破坏底的愤怒，能够沉潜于浮士德的无底的深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欢娱底的笑剧和滑稽的喜歌剧。”

（鲁迅译《艺术论》，一六五至一六六页）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可说明卢那卡尔斯基当革命之初，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在这里也使开辟新城而倾于专制的——但后来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们的歌颂中〔２９〕的原因。这在英译者们的眼里，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复故”的东西了。

所以他之主张择存文化底遗产，是因为“我们继承着人的过去，也爱人类的未来”的缘故；他之以为创业的雄主，胜于世纪末的颓唐人，是因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而颓唐人则自置于人间之上，自放于人间之外，于当时及后世都无益处的缘故。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文字，在中国，翻译要算比较地多的了。

《艺术论》（并包括《实证美学的基础》，大江书店版）之外，有《艺术之社会的基础》（雪峰译，水沫书店版），有《文艺与批评》（鲁迅译，同店版），有《霍善斯坦因论》（译者同上，光华书局版）等，其中所说，可作含在这《浮士德与城》里的思想的印证之处，是随时可以得到的。

编者，一九三○年六月，上海。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年九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译本《浮士德与城》。

《浮士德与城》，剧本，卢那察尔斯基作，柔石译，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２〕　Ｌ．Ａ．Ｍａｇｎｕｓ和Ｋ．Ｗａｌｔｅｒ所译的《Ｔｈｒｅｅ　Ｐｌａｙｓ　ｏｆ Ａ．Ｖ．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　摩格那思和沃尔特所译的《卢那察尔斯基剧

本三种》。该书内收《浮士德与城》、《东方三博士》和《贤人华西里》三个剧本。一九二三年英国伦敦出版。

〔３〕　尾濑敬止（１８８９—１９５２）　日本的苏联文学研究者。

〔４〕　“Ａｎａｔｏｌｉ　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　安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参看本卷第１９６页注〔２４〕。

〔５〕　Ｐｏｌｔａｖａ省　即波尔塔瓦州。

〔６〕　Ｋｉｅｗ　基辅。

〔７〕　Ｚｕｒｉｃｈ大学　苏黎世大学。在瑞士的苏黎世。

〔〔８〕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阿芬那留斯（１８４３—１８９６），德国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Ａｘｅｌｒｏｄ，阿克雪里罗德（l．g．_yimlrte，１８５０—１９２８），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早年参加“劳动解放社”，曾任列宁组织的《火星报》编辑。

〔９〕　Ｋｒｙｌｉａ（翼）　全名为《北方之翼》（`mnmrujmnrrkl\）。

〔１０〕　Ｐｏｋｒｏｖｓｋｉ　波克罗夫斯基（ltyrtniyjz，１８６８一１９３２），苏联历史学家；Ｂｏｇｄａｎｏｖ，波格丹诺夫（Ａ．Ａ．·tkehutn，１８７３—１９２６），苏联哲学家，马赫主义者；Ｇｏｒｋｉ，高尔基。

〔１１〕　Ｖｏｌｏｇｄａ　伏洛格达，苏联的一个州。

〔１２〕　Ｉｓｋｒａ　《火星报》。按卢那察尔斯基没有参加过《火星报》的编辑工作。

〔１３〕　这句话原意应译为：“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相遇，而没有十九世纪的媒介物”。

〔１４〕　Ｂｌｏｋ　勃洛克。参看本卷第３０２页注〔６〕。

〔１５〕　Ｓｉｄｎｅｙ　锡德尼（１５５４—１５８６），英国诗人。

〔１６〕　Ｓｈｅｌｌｅｙ　雪莱（１７９２—１８２２），英国诗人。

〔１７〕　Ｅｓèｎｉｎ　叶赛宁。参看本卷第１２１页注〔１３〕。

〔１８〕ＤｅｍｉａｎＢｅｄｎｙ杰米扬g别德内依（e．gmeurz，１８８３—１９４５），苏联诗人。

〔１９〕　文中的经验主义者，原文是Ｅｍｐｉｒｅａｎ，应译为净火天。欧洲古代传说和基督教教义中指天神和上帝居住的地方。

〔２０〕　Ｂｅｌｙ　别雷（·mkrz，１８８０—１９３４），俄国作家。

〔２１〕　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　梅特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比利时作家。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柯罗连科，参看本卷第２０１页注〔８５〕。

〔２２〕　《宗教》　原文中无此书名。

〔２３〕　十二岁　原文为二十岁。

〔２４〕　《Ｏｌｉｖｅｒ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　《奥里弗·克伦威尔》。《Ｔｈｏａｓ　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托马斯·康派内拉》。

〔２５〕　Ｇｏｅｔｈｅ　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德国诗人、学者。《Ｆａｕｓｔ》，《浮士德》，诗剧。

〔２６〕　德莫克拉西　英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音译，民主。

〔２７〕　Ａｂｒｕｚｚｉ　Ｉｎｔｒｏｄａｃｑｏｕｅ　阿布鲁齐和因特罗达库。意大利东部的两个小镇。

〔２８〕　Ｇｅｎｅｖａ湖　日内瓦湖。在瑞士。Ｓｔ．Ｌｅｇｅｒ，圣·莱格。

〔２９〕　浮士德　《浮士德与城》的主要人物。他幻想建立“自由的城”，但对人民实行专制，遭到反对，退出王位。结尾写他终于悔悟，投靠人民，并且作为“自由的城”的开创者在人民的歌颂中死去。

《静静的顿河》后记〔１〕

本书的作者〔２〕是新近有名的作家，一九二七年珂刚（Ｐ．Ｓ．Ｋｏｇａｎ）〔３〕教授所作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还未见他的姓名，我们也得不到他的自传。卷首的事略，是从德国辑译的《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Ｄｒｅｉｓｉｎｇ　ｎｅｕｅ　Ｅｒｘａｅｈｌｅｒ　ｄｅｓ　ｎｅｗｅｎ　Ｒｕｓｓｌａｎｄ）的附录里翻译出来的。

这《静静的顿河》的前三部〔４〕，德国就在去年由Ｏｌｇａ　Ｈａｌｏｅｒｎ〔５〕译成出版，当时书报上曾有比小传较为详细的绍介的文辞：

“唆罗诃夫是那群直接出自民间，而保有他们的本源的俄国的诗人之一。约两年前，这年青的哥萨克的名字，才始出现于俄国的文艺界，现在已被认为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们中的一个了。他未到十四岁，便已实际上参加了俄国革命的斗争，受过好几回伤，终被反革命的军队逐出了他的乡里。

“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开手于一九一三年，他用炎炎的南方的色彩，给我们描写哥萨克人（那些英雄的，叛逆的奴隶们Ｐｕｇａｔｃｈｏｖ，Ｓｔｅｎｋａ　Ｒａｓｉｎ，Ｂｕｌａｖｉｎ〔６〕等的苗裔，这些人们的行为在历史上日见其伟大）的生活。

但他所描写，和那部分底地支配着西欧人对于顿河哥萨克人的想像的不真实的罗曼主义，是并无共通之处的。

“战前的家长制度的哥萨克人的生活，非常出色地描写在这小说中。叙述的中枢是年青的哥萨克人格黎高里和一个邻人的妻阿珂新亚，这两人被有力的热情所熔接，共尝着幸福与灭亡。而环绕了他们俩，则俄国的乡村在呼吸，在工作，在歌唱，在谈天，在休息。

“有一天，在这和平的乡村里蓦地起了一声惊呼：战争！最有力的男人们都出去了。这哥萨克人的村落也流了血。但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这就是逼近目前的革命豫兆……”

出书不久，华斯珂普（Ｆ．Ｋ．Ｗｅｉｓｋｏｐｆ）〔７〕也就给以正当的批评：

“唆罗诃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我看来好像是一种

豫约——那青年的俄国文学以法兑耶夫的《溃灭》，班弗罗夫的《贫农组合》，以及巴贝勒的和伊凡诺夫的小说与传奇等对于那倾耳谛听着的西方所定下的豫约的完成；这就是说，一种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生长起来了，这种文学，它的浩大就如俄国的大原野，它的清新与不羁则如苏联的新青年。凡在青年的俄国作家们的作品中不过是一种豫示与胚胎的（新的观点，从一个完全反常的，新的方面来观察问题，那新的描写），在唆罗诃夫这部小说里都得到十分的发展了。这部小说为了它那构想的伟大，生活的多样，描写的动人，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我们紧张地盼望着续卷的出现。”

德译的续卷，是今年秋天才出现的，但大约总还须再续，因为原作就至今没有写完。这一译本，即出于Ｏｌｇａ

Ｈａｌｐｅｒｎ德译本第一卷的上半，所以“在战争的持续间

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的事，在这里还不能看见。然而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但能否实现，却要看这古国的读书界的魄力而定了。

一九三○年九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一年十月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译本《静静的顿河》（１）。

《静静的顿河》，长篇小说，萧洛霍夫作，共四卷，作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九年。贺非（又名侯朴，原名赵广湘）的译本是第一卷的上半部，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２〕即萧洛霍夫（Ｍ．Ａ．httptn），文中作唆罗诃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３〕　珂刚　又译戈庚，参看本卷第２０９页注〔１６０〕。

〔４〕　《静静的顿河》的前三部　指第一卷的一、二、三部。

〔５〕　Ｏｌｇａ　Ｈａｌｐｅｒｎ　奥尔加·哈尔培恩，德国作家。

〔６〕　Ｐｕｇａｔｃｈｏｖ　布加乔夫（c．i．ljkh]ｅcn，约１７４２—１７７５），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Ｓｔｅｎｋｏ　Ｒａｓｉｎ，斯捷潘·拉辛（`vmfhu，？—１６７１），十七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Ｂｕｌａｖｉｎ，布拉文（n．．·jkhnju，约１６６０—１７０８），一七○七年至一七○八年哥萨克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７〕　华斯珂普（１９００—１９５５）　通译魏斯柯普夫，德国作家，生于布拉格，一九二八年迁居德国，用德语写作。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１〕

小说《士敏土》为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２〕，也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关于那内容，戈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曾有简要的说明。他以为在这书中，有两种社会底要素在相克，就是建设的要素和退婴，散漫，过去的颓唐的力。但战斗却并不在军事的战线上，而在经济底战线上。这时的大题目，已蜕化为人类的意识对于与经济复兴相冲突之力来斗争的心理底的题目了。作者即在说出怎样地用了巨灵的努力〔３〕，这才能使被破坏了的工厂动弹，沉默了的机械运转的颠末来。

然而和这历史一同，还展开着别样的历史——人类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蜕变的历史。机械出自幽暗和停顿中，用火焰辉煌了工厂的昏暗的窗玻璃。于是人类的智慧和感情，也和这一同辉煌起来了。

这十幅木刻，即表现着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由散漫而有组织，因组织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见人类心理的顺遂的变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顾及两种社会底要素之在相克的斗争——意识的纠葛的形象。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写实底地显示心境，绘画本难于文章，而刻者生长德国，所历的环境也和作者不同的缘故罢。

关于梅斐尔德的事情，我知道得极少。仅听说他在德国是一个最革命底的画家，今年才二十七岁，而消磨在牢狱里的光阴倒有八年。他最爱刻印含有革命底内容的版画的连作，我所见过的有《汉堡》《抚育的门徒》和《你的姊妹》，但都还隐约可以看见悲悯的心情，惟这《士敏土》之图，则因为背景不同，却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

小说《士敏土》已有董绍明蔡咏裳〔４〕两君合译本，所用的是广东的译音；上海通称水门汀，在先前，也曾谓之三合土。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年九月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后经作者修改，印入新生命书局再版的董绍明、蔡咏裳合译的《士敏土》中，其中删去最后一段和写作年月，另外补写了如下一段文字：“以上这一些，是去年九月三闲书屋影印这图的时候，由我写在前面作为小序的。现在要复制了插入本书去，最好是加上一点说明，但因为我别无新知，就只好将旧文照抄在这里。原图题目，和本书颇有不同之处，因为这回是以小说为主，所以译名就改从了本书，只将原题注在下面了。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鲁迅记。”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梅斐尔德为小说《士敏土》所作的插图，共十幅，鲁迅自费影印，用三闲书屋名义出版。梅斐尔德（Ｃ．Ｍｅｆｆｅ－ｒｔ），德国现代木刻家。

〔２〕　《士敏土》　现译《水泥》，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革拉特珂夫（w．·．[kheytn，１８８３—１９５８），苏联作家。

〔３〕　巨灵的努力　一九三一年鲁迅改为“非常的努力”。

〔４〕　董绍明（１８９９—１９６９）　字秋士，一作秋斯，天津静海人，翻译家。蔡咏裳（１９０１—１９４０），广东南海人。他们合译的《士敏土》一九三○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初版。

《铁流》编校后记〔１〕

到这一部译本能和读者相见为止，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

去年上半年，是左翼文学尚未很遭迫压的时候，许多书店为了在表面上显示自己的前进起见，大概都愿意印几本这一类的书；即使未必实在收稿罢，但也极力要发一个将要出版的书名的广告。这一种风气，竟也打动了一向专出碑版书画的神州国光社，肯出一种收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了，那时我们就选出了十种世界上早有定评的剧本和小说，约好译者，名之为《现代文艺丛书》。

那十种书，是——

１．《浮士德与城》，Ａ．卢那卡尔斯基作，柔石译。

２．《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同人作，鲁迅译。

３．《十月》，Ａ．雅各武莱夫作，鲁迅译。

４．《精光的年头》，Ｂ．毕力涅克作，蓬子译。

５．《铁甲列车》，Ｖ．伊凡诺夫作，传桁译。

６．《叛乱》，Ｐ．孚尔玛诺夫作，成文英译。

７．《火马》，Ｆ．革拉特珂夫作，侍桁译。

８．《铁流》，Ａ．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

９．《毁灭》，Ａ．法捷耶夫作，鲁迅译。

１０．《静静的顿河》，Ｍ．唆罗诃夫作，侯朴译。

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２〕和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也是具有纪念碑性的作品，但因为在先已有译本出版，这里就不编进去了。

这时候实在是很热闹。丛书的目录发表了不多久，就已经有别种译本出现在市场上，如杨骚先生译的《十月》和《铁流》，高明先生译的《克服》〔３〕其实就是《叛乱》。此外还听说水沫书店也准备在戴望舒〔４〕先生的指导之下，来出一种相似的丛书。但我们的译述却进行得很慢，早早缴了卷的只有一个柔石〔５〕，接着就印了出来；其余的是直到去年初冬为止，这才陆续交去了《十月》《铁甲列车》和《静静的顿河》的一部份。

然而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尚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废了约。

但已经交去的三种，至今早的一年多，迟的也快要一年了，都还没有出版。其实呢，这三种是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然而停止翻译的事，我们却独独没有通知靖华〔６〕。因为我们晓得《铁流》虽然已有杨骚先生的译本，但因此反有另出一种译本的必要。别的不必说，即其将贵胄子弟出身的士官幼年生译作“小学生”，就可以引读者陷于极大的错误。小学生都成群的来杀贫农，这世界不真是完全发了疯么？

译者的邮寄译稿，是颇为费力的。中俄间邮件的不能递到，是常有的事，所以他翻译时所用的是复写纸，以备即使失去了一份，也还有底稿存在。后来补寄作者自传，论文，注解的时候，又都先后寄出相同的两份，以备其中或有一信的遗失。但是，这些一切，却都收到了，虽有因检查而被割破的，却并没有失少。

为了要译印这一部书，我们信札往来至少也有二十次。先前的来信都弄掉了，现在只钞最近几封里的几段在下面。对于读者，这也许有一些用处的。

五月三十日发的信，其中有云：

“《铁流》已于五一节前一日译完，挂号寄出。完后自看一遍，觉得译文很拙笨，而且怕有错字，脱字，望看的时候随笔代为改正一下。

“关于插画，两年来找遍了，没有得到。现写了一封给毕斯克列夫〔７〕的信，向作者自己征求，但托人在莫斯科打听他的住址，却没有探得。今天我到此地的美术专门学校去查，关于苏联的美术家的住址，美专差不多都有，但去查了一遍，就是没有毕氏的。……此外还有《铁流》的原本注解，是关于本书的史实，很可助读者的了解，拟日内译成寄上。另有作者的一篇，《我怎么写铁流的》也想译出作为附录。又，新出的原本内有地图一张，照片四张，如能用时，可印入译本内。……”

毕斯克列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是有名的木刻家，刻有《铁流》的图若干幅，闻名已久了，寻求他的作品，是想插在译本里面的，而可惜得不到。这回只得仍照原本那样，用了四张照片和一张地图。

七月二十八日信有云：

“十六日寄上一信，内附‘《铁流》正误’数页，怕万一收不到，那时就重钞了一份，现在再为寄上，希在译稿上即时改正一下，至感。因《铁流》是据去年所出的第五版和廉价丛书的小版翻译的，那两本并无差异。最近所出的第六版上，作者在自序里却道此次是经作者亲自修正，将所有版本的错误改过了。所以我就照着新版又仔细校阅了一遍，将一切错误改正，开出奉寄。……”

八月十六日发的信里，有云：

“前连次寄上之正误，原注，作者自传，都是寄双份的，不知可全收到否？现在挂号寄上作者的论文《我怎么写铁流的？》一篇并第五，六版上的自序两小节；但后者都不关重要，只在第六版序中可以知道这是经作者仔细订正了的。论文系一九二八年在《在文学的前哨》（即先前的《纳巴斯图》）上发表，现在收入去年（一九三○）

所出的二版《论绥拉菲摩维支集》中，这集是尼其廷的礼拜六出版部印行的《现代作家批评丛书》的第八种，论文即其中的第二篇，第一篇则为前日寄上的《作者自传》。这篇论文，和第六版《铁流》原本上之二四三页——二四八页的《作者的话》（编者涅拉陀夫记的），内容大同小异，各有长短，所以就不译了。此外尚有绥氏全集的编者所作对于《铁流》的一篇序文，在原本卷前，名：

《十月的艺术家》，原也想译它的，奈篇幅较长，又因九月一日就开学，要编文法的课程大纲，要开会等许多事情纷纷临头了，再没有翻译的工夫，《铁流》又要即时出版，所以只得放下，待将来再译，以备第二版时加入罢。

“我们本月底即回城去。到苏逸达后，不知不觉已经整两月了，夏天并未觉到，秋天，中国的冬天似的秋天却来了。中国夏天是到乡间或海边避暑，此地是来晒太阳。

“毕氏的住址转托了许多人都没有探听到，莫城有一个‘人名地址问事处’，但必须说出他的年龄履历才能找，这怎么说得出呢？我想来日有机会我能到莫城时自去探访一番，如能找到，再版时加入也好。此外原又想选译两篇论《铁流》的文章如Ｄ．Ｆｕｒｍａｎｏｖ〔８〕等的，但这些也只得留待有工夫时再说了。……”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９〕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么写铁流的》都仔细的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还有一封九月一日写的信：

“前几天迭连寄上之作者传，原注，论文，《铁流》

原本以及前日寄出之绥氏全集卷一（内有数张插图，或可采用：１．一九三○年之作者；２．右边，作者之母及怀抱中之未来的作者，左边　作者之父；３．一八九七年在马理乌里之作者；４．列宁致作者信），这些不知均得如数收到否？

“毕氏的插图，无论如何找不到；最后，致函于绥拉菲摩维支，绥氏将他的地址开来，现已写信给了毕氏，看他的回信如何再说。

“当给绥氏信时，顺便问及《铁流》中无注的几个字，如‘普迦奇’等。承作者好意，将书中难解的古班式的乌克兰话依次用俄文注释，打了字寄来，计十一张。这么一来，就发见了译文中的几个错处，除注解的外，翻译时，这些问题，每一字要问过几个精通乌克兰话的人，才敢决定，然而究竟还有解错的，这也是十月后的作品中特有而不可免的钉子。现依作者所注解，错的改了一下，注的注了起来，快函寄奉，如来得及时，望费神改正一下，否则，也只好等第二版了。……”

当第一次订正表寄到时，正在排印，所以能够全数加以改正，但这一回却已经校完了大半，没法改动了，而添改的又几乎都在上半部。现在就照录在下面，算是一张《铁流》的订正及添注表罢：

一三页二行　“不晓得吗！”上应加：“呸，发昏了吗！”

一三页二○行　“种瓜的”应改：“看瓜的”。

一四页一七行　“你发昏了吗？！”应改：“大概是发昏了吧？！”

三四页六行　“回子”本页末应加注：“回子”是沙皇时代带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观点的人们对于一般非正教的，尤其是对于回民及土耳其人的一种最轻视，最侮辱的称呼。——作者给中译本特注。

三六页三行　“你要长得好像一个男子呵。”应改：“我们将来要到地里做活的呵。”

三八页三行　“一个头发很稀的”之下应加：“蓬乱的”。

四三页二行　“杂种羔子”应改：“发疯了的私生子”。

四四页一六行　“喝吗”应改：“去糟塌吗”。

四六页八行　“侦缉营”本页末应加注：侦缉营（译者：俄文为普拉斯东营）：黑海沿岸之哥萨克平卧在草地里，芦苇里，密林里埋伏着，以等待敌人，戒备敌人。——作者特注。

四九页一四行　“平底的海面”本页末应加注：此处指阿左夫（Ａｚｏｐｈ）海，此海有些地方水甚浅。渔人们都给它叫洗衣盆。——作者特注。

四九页一七行　“接连着就是另一个海”本页末应加注：

此处指黑海。——作者特注。

五○页四行　“野牛”本页末应加注：现在极罕见的，差不多已经绝种了的颈被毛的野牛。——作者特注。

五二页七行　“沙波洛塞奇”本页末应加注：自由的沙波洛塞奇：是乌克兰哥萨克的一种组织，发生于十六世纪，在德尼普江的“沙波罗”林岛上。沙波罗人常南征克里木及黑海附近一带，由那里携带许多财物回来。沙波罗人参加于乌克兰哥萨克反对君主专制的俄罗斯的暴动。沙波罗农民的生活，在果戈里（Ｇｏｇｏｌ）的《达拉斯·布尔巴》（ＴａｒａｓＢｕｌｂａ）里写的有。——作者特注

五三页六行　“尖肚子奇加”本页末应加注：哥萨克村内骑手们的骂玩的绰号。由土匪奇加之名而来。——作者特注。

五三页一一行　“加克陆克”本页末应加注：即土豪。——作者特注。

五三页一一行　“普迦奇”本页末应加注：鞭打者；猫头鹰；田园中的干草人（吓雀子用的）。——作者特注。

五六页三行　“贪得无厌的东西！”应改：“无能耐的东西！”

五七页一五行　“下处”应改：“鼻子”。

七一页五——六行　“它平坦的横亘着一直到海边呢？”

应改：“它平坦的远远的横亘着一直到海边呢？”

七一页八行“当摩西把犹太人由埃及的奴隶下救出的时候”本页末应加注：据《旧约》，古犹太人在埃及，在埃及王手下当奴隶，在那里建筑极大的金字塔，摩西从那里将他们带了出来。——作者特注。

七一页一三行　“他一下子什么都会做好的”应改：“什么法子他一下子都会想出来的。”

七一页一八行　“海湾”本页末应加注：指诺沃露西斯克海湾。——作者特注。

九四页一二行　“加芝利”本页末应加注：胸前衣服上用子缝的小袋，作装子弹用的。——作者特注。

一四五页一四行　“小屋”应改：“小酒铺”。

一七九页二一行　“妖精的成亲”本页末应加注：“妖精的成亲”是乌克兰的俗话，譬如雷雨之前——突然间乌黑起来，电闪飞舞，这叫作“妖女在行结婚礼”了，也指一般的阴晦和湿雨。——译者。

以上，计二十五条。其中的三条，即“加克陆克”，“普迦奇”，“加芝利”是当校印之际，已由校者据日文译本的注，加了解释的，很有点不同，现在也已经不能追改了。但读者自然应该信任作者的自注。

至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卷一里面的插图，这里却都未采用。因为我们已经全用了那卷十（即第六版的《铁流》这一本）里的四幅，内中就有一幅作者像；卷头又添了拉迪诺夫（Ｉ．Ｒａｄｉｎｏｖ）〔１０〕所绘的肖像，中间又加上了原是大幅油画，法棱支（Ｒ．Ｆｒｅｎｚ）〔１１〕所作的《铁流》。毕斯克列夫的木刻画因为至今尚无消息，就从杂志《版画》（Ｇｒａｖｉｏｒａ）第四集（一九二九）里取了复制缩小的一幅，印在书面上了，所刻的是“外乡人”在被杀害的景象。

别国的译本，在校者所见的范围内，有德，日的两种。德译本附于涅威罗夫〔１２〕的《粮食充足的城市，达什干德》（Ａ．Ｎｅｖｅｒｏｗ：Ｔａｓｃｈｋｅｎｔ，ｄｉｅ　ｂｒｏｔｒｅｉｃｈｅ　Ｓｔａｄｔ）后面，一九二九年柏林的新德意志出版所（Ｎｅｕ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出版，无译者名，删节之处常常遇到，不能说是一本好书。日译本却完全的，即名《铁之流》，一九三○年东京的丛文阁出版，为《苏维埃作家丛书》的第一种；译者藏原惟人，是大家所信任的翻译家，而且难解之处，又得了苏俄大使馆的康士坦丁诺夫（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的帮助，所以是很为可靠的。但是，因为原文太难懂了，小错就仍不能免，例如上文刚刚注过的“妖精的成亲”，在那里却译作“妖女的自由”，分明是误解。

我们这一本，因为我们的能力太小的缘故，当然不能称为“定本”，但完全实胜于德译，而序跋，注解，地图和插画的周到，也是日译本所不及的。只是，待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

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宛委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这自然不算什么“艰难”，不过是一些琐屑，然而现在偏说了些琐屑者，其实是愿意读者知道：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倘读者不因为她没有《潘彼得》或《安徒生童话》那么“顺”〔１３〕，便掩卷叹气，去喝咖啡，终于肯将她读完，甚而至于再读，而且连那序言和附录，那么我们所得的报酬，就尽够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闲书屋出版的中译本《铁流》。

《铁流》，长篇小说，苏联绥拉菲摩维支（Ａ．Ｃ．`mhwjstnj]，１８８３—１９４９）作，曹靖华译。作品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在同白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成长的故事。

〔２〕　里培进斯基（p．^．qjdmejuiyjz，１８９８—１９５９）　苏联作家。《一周间》，中篇小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戴望舒）、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３〕　杨骚（１９０１—１９５７）　福建漳州人，作家。他所译的《十月》、《铁流》分别于一九三○年三月、六月由南强书局出版。高明，江苏武进人，翻译工作者。他所译的《克服》，一九三○年心弦书社出版，署名瞿然。

〔４〕　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

〔５〕　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　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著有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

〔６〕　靖华　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早年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

〔７〕　毕斯克列夫（Ｈ．ljiyhrmn，１８９２—１９５９）　又译毕斯凯莱夫，苏联版画家。作品有《铁流》、《安娜·卡列尼娜》等书的插图。

〔８〕　Ｄ．Ｆｕｒｍａｎｏｖ　富曼诺夫（e．_．wjshutn，１８９１—１９２６）即文中的孚尔马诺夫，苏联作家。著有《恰巴耶夫》（《夏伯阳》）等

〔９〕史铁儿即瞿秋白。参看本卷第４６５页注〔１〕。

〔１０〕　拉迪诺夫（q．qhejutn，１８８７—１９６７）　通译拉季诺夫，苏联美术家、诗人。

〔１１〕　法棱支（Ｐ．Ｐ，wrmue，１８８８—１９５６）　通译弗连茨。苏联画家,擅长军事题材的绘画。

〔１２〕　涅威罗夫（Ａ．Ｃ．^mnmrtn，１８８６—１９２３）　通译聂维洛夫，苏作家

〔１３〕　《潘彼得》　英国作家巴雷（１８６０—１９３７）的童话，梁实秋译。《安徒生童话》，丹麦作家安徒生（１８０５—１８７５）的童话集，当时有甘棠译本。这里说的“顺”，是对梁实秋、赵景深等关于翻译主张的讽刺，参看《二心集·几条“顺”的翻》

好东西歌〔１〕

南边整天开大会〔２〕，北边忽地起烽烟〔３〕，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十字街头》半月刊第一期，署名阿二。

〔２〕　南边整天开大会　指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粤派为调解派系矛盾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如十月在上海召开宁粤“和平”预备会；十一月双方分别在南京、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３〕　北边忽地起烽烟　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军进攻锦州。

公民科歌〔１〕

何键〔２〕将军捏刀管教育，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首先叫作“公民科”，不知这科教的是什么。但愿诸公勿性急，让我来编教科书，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３〕。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头，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钱化，几百几千可以卖，正了风化又赚钱，这样好事还有吗？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公民义务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但愿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免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４〕是反动。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阿二。

〔２〕　何键（１８８７—１９５６）　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向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议：“中小课程应增设公民科，以保持民族固有道德而拯已溺之人心”。

〔３〕　耶耶乎　上海一带方言，马马虎虎的意思。

〔４〕　阿拉　上海一带方言，我的意思。

南京民谣〔１〕

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２〕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未署名。

〔２〕　谒灵　即谒陵。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申报》报导，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于当日上午八时全体拜谒孙中山的陵墓。

“言词争执”歌〔１〕

一中全会〔２〕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吴老头子〔３〕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说道卖的另有人，不近不远在场上。有的叫道对对对，有的吹了嗤嗤嗤，嗤嗤一通不打紧，对对恼了皇太子〔４〕，一声不响出“新京”，会场旗色昏如死。许多要人夹屁追，恭迎圣驾请重回，大家快要一同“赴国难”，又拆台基何苦来？香槟走气大菜冷，莫使同志久相等，老头自动不出席，再没狐狸来作梗。况且名利不双全，那能推苦只尝甜？卖就大家都卖不都不，否则一方面子太难堪。现在我们再去痛快淋漓喝几巡，酒酣耳热都开心，什么事情就好说，这才能慰在天灵。理论和实际，全都括括叫，点点小龙头，又上火车道。只差大柱石〔５〕，似乎还在想火并，展堂同志血压高〔６〕，精卫先生糖尿病〔７〕，国难一时赴不成，虽然老吴已经受告警。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但愿治病统一都容易，只要将那“言词争执”扔在茅厕里，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初为双周刊，木期改旬刊），署名阿二。

〔２〕　一中全会　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会上宁粤两派因争权夺利和推卸卖国罪责，互相漫骂。当时报纸称之为“言词争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报》在《二次大会中言词争执经过》题下载南京二十六日电：“昨日会中粤委某提出张学良处分案，发言滔滔不绝，谓不仅张应负丧师失地责任，即南京政府亦当负重要责任，报告毕，吴敬恒即起立，谓张学良固应负责，南京政府亦当负不抵抗之责任，至赴日勾结日本来祸中国之卖国者，亦不能不科以责任，粤委某起立，诘吴卖国者何指，吴答当事者不能不知，当时有人呼对对对，亦有喊嗤嗤嗤”。

〔３〕　吴老头子　指吴稚晖（１８６６—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

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他讲话时，常夹有从《何典》的开头学来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话头。

〔４〕　皇太子　指孙科（１８９１—１９７３），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长，粤派头目之一。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南京专电”：“今日二次大会讨论锦州问题时，吴敬恒发言中，有此次东省事件，京方绝未卖国，卖国贼另有其人，锦州之危，其咎不在张学良，咎在某某，孙科疑为讽刺粤方，颇感不快，散会后即于下午赴沪。”

又二十七日《申报》“本埠新闻”：“自孙科、李文范等突然离京来沪后，时局空气又复紧张，……大会特派敦劝使者蒋作宾、陈铭枢、邹鲁等先后来沪速驾”。

〔５〕　大柱石　指胡汉民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报》报导林森促胡汉民入京与会电文中，有“我公为党国柱石，万统共仰”等语。

〔６〕　展堂　胡汉民（１８７９—１９３６），号展堂，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当时称患高血压症，拒绝到南京与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报》报导他复林森电说：“弟血压尚高……医言如不静摄，将时有中风猝倒之患，用是惴惴，未能北行”。

〔７〕　精卫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大汉奸。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报》载《汪精卫因病暂难赴京，医谓尚须休养三月》的新闻：“伍朝枢语人，汪精卫之疾，除糖尿症外，肝部生一巨虫”。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１〕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怎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２〕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倘说他反对皇帝是为了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３〕。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

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４〕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ｐｌｕｓ）〔５〕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６〕，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收入本书的曾经鲁迅修订。

〔２〕　关于司马相如装病不出的事，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３〕　“心存魏阙”　语出《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魏阙，古代宫门上巍然高耸的楼观，后来用作朝廷的代称。

〔４〕　“文以载道”　语出宋代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

〔５〕　柏勒思（Ｐｌｕｓ）　英语：“加”的意思。

〔６〕　现代评论派　指《现代评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的主要撰稿人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标谤“绝不肆口粻骂”。但实际上他们常对鲁迅和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种种攻击和谩骂。

今春的两种感想〔１〕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不过因为奔忙匆匆未顾得及，同时也没有什么可带的。

我近来是在上海，上海与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没豫备什么，就随便谈谈吧。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２〕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３〕，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４〕，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５〕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６〕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外国不然。以前欧洲有所谓未来派艺术。未来派的艺术是看不懂的东西。但看不懂也并非一定是看者知识太浅，实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不过人家是不管看懂与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的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拚命的，很认真的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来馆子里是比较干净了，这是受了外国影响之故，以前不是这样。例如某家烧卖好，包子好，好的确是好，非常好吃，但盘子是极污秽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盘子，只要专注在吃的包子烧卖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为难了。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

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但有一层要注意，俄国谈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不过也可以记一个总纲。如“认真点”，“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这本是两句平常话，但我的确知道了这两句话，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

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世界日报》“教育”栏。发表前曾经鲁迅修订。

〔２〕　东北事变　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

〔３〕　一二八事变时，鲁迅寓所在上海北四川路，临近战区。

〔４〕　抗日十人团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自发成立的一种爱国群众组织。

〔５〕　学生军　又称学生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大、中学校成立的学生组织。

〔６〕　民族主义的文学　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１〕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２〕，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３〕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短篇小说选集》，是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之约而编选的。

〔２〕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语见《诗经·大雅·皇矣》。

〔３〕　邯郸学步的故事，见《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１〕

现在我被托付为该在这本小说前面，写一点小引的脚色。

这题目是不算烦难的，我只要分为四节，大略来说一说就够了。

１．关于作者的经历，我曾经记在《一天的工作》〔２〕的后记里，至今所知道的也没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

“聂维洛夫（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　Ｎｅｖｅｒｏｖ）的真姓是斯珂培莱夫（Ｓｋｏｂｅｌｅｖ），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Ｓａｍａｒａ）州〔３〕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文学团体‘锻冶厂’；二三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２．关于作者的批评，在我所看见的范围内，最简要的也还是要推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所说的话。这回是依据了日本黑田辰男〔４〕的译本，重译一节在下面：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善于描写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者之一的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吐着革命的呼吸，而同时也爱人生。他用了爱，以观察活人的个性，以欣赏那散在俄国无边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缤纷的色彩。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出发于挚爱人生的思想，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那站在进向人生和幸福和完全的路上的力量，觉得那解放人生的力量。聂维洛夫——是从日常生活而上达于人类底的东西之处的作家之一，是观察周到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生活描写者的他，在我们面前，提出生活底的，现代底的相貌来，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谓‘永久底’的性质的描写，用别的话来说，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们之前的现象和精神状态，深刻地加以照耀，使这些都显出超越了一时底，一处底界限的兴味来了。”

３．这篇小说，就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人生的面目》里的一篇，故事是旧的，但仍然有价值。去年在他本国还新印了插画的节本，在《初学丛书》中。前有短序，说明着对于苏联的现在的意义：

“Ａ．聂维洛夫是一九二三年死的。他是最伟大的革命的农民作家之一。聂维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这部小说里，号召着毁灭全部的旧式的农民生活，不管要受多么大的痛苦和牺牲。

“这篇小说所讲的时代，正是苏维埃共和国结果了白党而开始和平的建设的时候。那几年恰好是黑暗的旧式农村第一次开始改造。安得伦是个不妥协的激烈的战士，为着新生活而奋斗，他的工作环境是很艰难的。这样和富农斗争，和农民的黑暗愚笨斗争，——需要细密的心计，谨慎和透彻。稍微一点不正确的步骤就可以闯乱子的。对于革命很忠实的安得伦没有估计这种复杂的环境。他艰难困苦建设起来的东西，就这么坍台了。但是，野兽似的富农虽然杀死了他的朋友，烧掉了他的房屋，然而始终不能够动摇他的坚决的意志和革命的热忱。受伤了的安得伦决心向前走去，走上艰难的道路，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农村。

“现在，我们的国家胜利的建设着社会主义，而要在整个区域的集体农场化的基础之上，去消灭富农阶级。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里面说得那么真实，那么清楚的农村里的革命的初步，——现在回忆一下也是很有益处的。”

４．关于译者，我可以不必再说。他的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译，是现在的读者大抵知道的。插图五幅，即从《初学丛书》的本子上取来，但画家蔼支（Ｅｚ）〔５〕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野草书屋印行的中译本《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短篇小说，苏联聂维洛夫作，曹靖华译，为《文艺连丛》之一。

〔２〕　《一天的工作》　苏联短篇小说集，鲁迅编译。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３〕　萨玛拉州　现称古比雪夫州。

〔４〕　黑田辰男　日本的苏联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

〔５〕　蔼支（i．x．ce，１９０７—１９４１）　苏联插图木刻家。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１〕

当屠格纳夫，柴霍夫〔２〕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

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导师〔３〕，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而这先见，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４〕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记。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能发表。

高尔基　参看本卷第１９７页注〔３８〕。《一月九日》，是他描写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冬宫广场沙皇残酷镇压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的特写，一九三一年曹靖华译成中文，苏联中央出版局出版。这篇小引原为这一译本在国内重印而作，后因故未能出版。

〔２〕　屠格纳夫　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２〕。柴霍夫，通译契诃夫，参看本卷第２０９页注〔１５３〕。

〔３〕　革命的导师　指列宁。他在一九○七年称赞高尔基的《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引自高尔基：《列宁》）一九一○年，又在《政治家的短评》中说：“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多贡献。”

〔４〕　无祖国的文学　《共产党宣言》中有“工人没有祖国”的话，所以也有人称无产阶级文学为无祖国的文学。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１〕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以黄天霸〔２〕之流自居，头打英雄结，身穿夜行衣靠，插着马口铁的单刀，向市镇村落横冲直撞，去除恶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哗笑的，决定他是一个疯子或昏人，然而还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总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个可笑的疯子或昏人了，人们警戒之心全失，于是倒爱看起来。西班牙的文豪西万提斯（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１５４７—１６１６）所作《堂吉诃德传》（Ｖｉｄａｙｈｅｃｈｏｓｄｅｌｉｎｇｅｎｉｏｓｏｈｉｄａｌｇｏ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ｄｅｌａＭａｎｃｈａ）〔３〕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之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的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

但我们试问：十六十七世纪时的西班牙社会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总不能不答道：有。那么，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４〕的。他惩罚了毒打徒弟的师傅，自以为立过“功绩”，扬长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却更加吃苦，便是一个好例。

但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有时也嘲笑得未必得当。他们笑他本非英雄，却以英雄自命，不识时务，终于赢得颠连困苦；由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优越感；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不平，却并无更好的战法，甚至于连不平也未曾觉到。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这一个剧本，就将吉诃德拉上舞台来，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在第一场上，他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胜利的；而实际上也得了胜利，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入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道主义者，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了，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他虽不为人们所信仰，——连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却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帮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国公，傀儡而已；专制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谟尔却（Ｇｒａｆ　称吉诃德的幻想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说出他们所要实现的“野兽的幸福来”，道——

“Ｏ！堂·吉诃德，你不知道我们野兽。粗暴的野兽，咬着小鹿儿的脑袋，啃断它的喉咙，慢慢的喝它的热血，感觉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儿在抖动，渐渐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细腻的野兽。统治着，过着奢华的生活，强迫人家对着你祷告，对着你恐惧而鞠躬，而卑躬屈节。幸福就在于感觉到几百万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里，都无条件的交给了你，他们像奴隶，而你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罗马皇帝，我们的国公能够像复活的尼罗一样，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尔一样。可是，我们的宫庭很小，离这个还远哩。

毁坏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别人打出新的锁链出来！权力！这个字眼里面包含一切：

这是个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权力的程度来量它。谁没有权力，他就是个死尸。”（第二场）

这个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说的，谟尔却诚不愧为“小鬼头”，他说出来了，但也许因为看得吉诃德“老实”的缘故。

吉诃德当时虽曾说牛羊应当自己防御，但当革命之际，他又忘却了，倒说“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于是德里戈（Ｄｒｉｇｏ　Ｐａｚｚ）说——

“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诃德还是没有觉悟，终于去掘坟〔５〕；他掘坟，他也“准备”着自己担负一切的责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萨（Ｄｏｎ　Ｂａｌｔｈａｚａｒ）所说：这种决心有什么用处呢？

而巴勒塔萨始终还爱着吉诃德，愿意给他去担保，硬要做他的朋友，这是因为巴勒塔萨出身知识阶级的缘故。但是终于改变他不得。到这里，就不能不承认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这和一般的旁观者的嘲笑之类是不同的。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

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６〕，爱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７〕。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但这种的辩解和豫测，人们是未必相信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而更加证明了这剧本在十年前所豫测的真实的是今年的德国。在中国，虽然已有几本叙述希特拉〔８〕的生平和勋业的书，国内情形，却介绍得很少，现在抄几段巴黎《时事周报》“Ｖｕ”的记载〔９〕（素琴译，见《大陆杂志》十月号）在下面——

“‘请允许我不要说你已经见到过我，请你不要对别人泄露我讲的话。……我们都被监视了。……老实告诉你罢，这简直是一座地狱。’对我们讲话的这一位是并无政治经历的人，他是一位科学家。……对于人类命运，他达到了几个模糊而大度的概念，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

“‘倔强的人是一开始就给铲除了的，’在慕尼锡我们底向导者已经告诉过我们，……但是别的国社党人则将情形更推进了一步。‘那种方法是古典的。我们叫他们到军营那边去取东西回来，于是，就打他们一靶。打起官话来，这叫作：图逃格杀。’”

“难道德国公民底生命或者财产对于危险的统治是有敌意的么？……爱因斯坦底财产被没收了没有呢？那些连德国报纸也承认的几乎每天都可在空地或城外森林中发现的胸穿数弹身负伤痕的死尸，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难道这些也是共产党底挑激所致么？这种解释似乎太容易一点了吧？……”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却早借谟尔却的嘴给过解释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国的《世界》周刊的记事〔１０〕（博心译，见《中外书报新闻》第三号）在这里——

“许多工人政党领袖都受着类似的严刑酷法。在哥伦，社会民主党员沙罗曼所受的真是更其超人想像了！最初，沙罗曼被人轮流殴击了好几个钟头。随后，人家竟用火把烧他的脚。同时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晕去则停刑，醒来又遭殃。流血的面孔上又受他们许多次数的便溺。最后，人家以为他已死了，把他抛弃在一个地窖里。他的朋友才把他救出偷偷运过法国来，现在还在一个医院里。这个社会民主党右派沙罗曼对于德文《民声报》编辑主任的探问，曾有这样的声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义比读什么书都透彻。谁以为可以在知识言论上制胜法西主义，那必定是痴人说梦。我们现在已到了英勇的战斗的社会主义时代了。’”

这也就是这部书的极透彻的解释，极确切的实证，比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因的转向，更加晓畅，并且显示了作者的描写反革命的凶残，实在并非夸大，倒是还未淋漓尽致的了。

是的，反革命者的野兽性，革命者倒是会很难推想的。

一九二五年的德国，和现在稍不同，这戏剧曾在国民剧场开演，并且印行了戈支（Ｉ．Ｇｏｔｚ）的译本。不久，日译本也出现了，收在《社会文艺丛书》里；还听说也曾开演于东京。

三年前，我曾根据二译本，翻了一幕，载《北斗》杂志中。靖华兄知道我在译这部书，便寄给我一本很美丽的原本。我虽然不能读原文，但对比之后，知道德译本是很有删节的，几句几行的不必说了，第四场上吉诃德吟了这许多工夫诗，也删得毫无踪影。这或者是因为开演，嫌它累坠的缘故罢。日文的也一样，是出于德文本的。这么一来，就使我对于译本怀疑起来，终于放下不译了。

但编者竟另得了从原文直接译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场续登下去，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场，和《北斗》〔１１〕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后来辗转觅得未刊的译稿，则连第一场也已经改译，和我的旧译颇不同，而且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里，已将一年，总没有刊印的机会。现在有联华书局给它出版，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的。

原本有毕斯凯莱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木刻的装饰画，也复制在这里了。剧中人物地方时代表，是据德文本增补的；但《堂吉诃德传》第一部，出版于一六○四年，则那时当是十六世纪末，而表作十七世纪，也许是错误的罢，不过这也没什么大关系。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海联华书局出版的中译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十场戏剧，卢那察尔斯基作，易嘉（瞿秋白）译，为《文艺连丛》之一。

〔２〕　黄天霸　清代小说《施公案》中的人物。

〔３〕　西万提斯　全名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堂·吉诃德传》，全称《拉曼却的机敏骑士堂·吉诃德的生平和事业?罚ㄒ搿短胓吉诃德》，长篇小说。

〔４〕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语见《孟子·公孙丑上》。

〔５〕　掘坟　指堂·吉诃德和侍医巴坡的帕波设计使关在狱中的伯爵谟尔却假死，埋入坟墓，然后把他挖出放走。

〔６〕　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ｎ　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　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十月革命时，他同情社会主义，但又反对革命的暴力手段。

〔７〕　爱因斯坦因（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　通译爱因斯坦，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生于德国，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

〔８〕　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　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首领，一九三三年一月出任德国内阁总理，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当时“叙述希特勒生平和勋业的书”有张克林编的《希忒勒生活思想和事业》，上海南京书店一九三二年十月发行；杨寒光编译的《希特勒》，上海光明书局一九三三年三月印行；蒋学楷编《希特勒与新德意志》，上海黎明书局一九三三年四月印行等多种。

〔９〕　素琴的译文，题为《法西斯德意志之访问》，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大陆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１０〕　博心的译文，题为《褐色恐怖》，载一九三三年上海《中外书报新闻》第三期。

〔１１〕　《北斗》　文艺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八期。鲁迅翻译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第一场载于该刊第一卷第三期，署隋洛文译。

《北平笺谱》序〔１〕

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法人伯希和氏〔２〕从敦煌千佛洞〔３〕所得佛像印本，论者谓当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几四百年。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图史之体具矣。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相〔４〕，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彩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清尚朴学〔５〕，兼斥纷华，而此道于是凌替。光绪初，吴友如〔６〕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梓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７〕。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

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修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于中可见清光绪时纸铺，尚止取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８〕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９〕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１０〕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后，始见数人，分画一题，聚以成帙，格新神涣，异乎嘉祥。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１１〕，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１２〕，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印行的《北平笺谱》。《北平笺谱》，诗笺图谱选集，木版彩色水印，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自费印行，共六册。内收人物、山水、花鸟笺三三二幅。

〔２〕　伯希和（Ｐ．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７８—１９４５）　法国汉学家。一九○六年至一九○八年在中国敦煌千佛洞盗窃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巴黎。著有《敦煌千佛洞》等。

〔３〕　敦煌千佛洞　我国著名的佛教石窟之一。位于甘肃省敦煌县东南。始建于苻秦建元二年（３６６），隋唐宋元均有修建。内存有大量壁画、造像、经卷、变文等珍贵文物。

〔４〕　出相　与下文的绣像、全像均指旧时小说、戏曲中的插图。参看《且介亭杂文·连环图画琐谈》。

〔５〕　朴学　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到了清代，朴学有很大发展，从经学训诂扩大到古籍史料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学术上形成了崇尚考据，排斥空论，重质朴，轻文藻的学风。

〔６〕　吴友如（？—约１８９３）　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光绪十年（１８８４）起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主绘《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阁画报》，又为木版年画绘制画稿，影响较大。

〔７〕　鄙倍　同鄙背，粗陋背理。《论语·泰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８〕　林琴南　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４〕。他能诗画，宣统年间，曾取宋代吴文英《梦窗词》意，制为山水笺，刻版印行。

〔９〕　陈师曾（１８７６—１９２３）　名衡恪，字师曾，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书画家、篆刻家。

〔１０〕　齐白石（１８６３—１９５７）　名璜，字濒生，号白石，湖南湘潭人，书画家、篆刻家。吴待秋（１８７８—１９４９），名隘，字待秋，浙江崇德人，画家。陈半丁（１８７６—１９７０），名年，字半丁，浙江绍兴人，画家。王梦白（１８８７—１９３４），名云，字梦白，江西丰城人，画家。

〔１１〕　临睨夫旧乡　语出《离骚》：“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１２〕　短书　指笺牍。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短书出晋宋兵革之际，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行尺牍，启事论兵皆短而藏之。”

上海所感〔１〕

一有所感，倘不立刻写出，就忘却，因为会习惯。幼小时候，洋纸一到手憔醯醚螂?气扑鼻，现在却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了。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由此看来，人们——至少，是我一般的人们，要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怕也未必怎么烦难罢。无论什么，都会惯起来的。

中国是变化繁多的地方，但令人并不觉得怎样变化。变化太多，反而很快的忘却了。倘要记得这么多的变化，实在也非有超人的记忆力就办不到。

但是，关于一年中的所感，虽然淡漠，却还能够记得一些的。不知怎的，好像无论什么，都成了潜行活动，秘密活动了。

至今为止，所听到的是革命者因为受着压迫，所以用着潜行，或者秘密的活动，但到一九三三年，却觉得统治者也在这么办的了。譬如罢，阔佬甲到阔佬乙所在的地方来，一般的人们，总以为是来商量政治的，然而报纸上却道并不为此，只因为要游名胜，或是到温泉里洗澡；外国的外交官来到了，它告诉读者的是也并非有什么外交问题，不过来看看某大名人的贵恙。〔２〕但是，到底又总好像并不然。

用笔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谓文坛上的事。有钱的人，给绑匪架去了，作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来却连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说，那是给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们，却道并不是。然而又好像实在也还是在属于政府的什么机关里的样子。犯禁的书籍杂志的目录，是没有的，然而邮寄之后，也往往不知所往。假如是列宁的著作罢，那自然不足为奇，但《国木田独步集》〔３〕有时也不行，还有，是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４〕。不过，卖着也许犯忌的东西的书店，却还是有的，虽然还有，而有时又会从不知什么地方飞来一柄铁锤，将窗上的大玻璃打破，损失是二百元以上。打破两块的书店也有，这回是合计五百元正了。有时也撒些传单，署名总不外乎什么什么团之类。〔５〕平安的刊物上，是登着莫索里尼〔６〕或希特拉的传记，恭维着，还说是要救中国，必须这样的英雄，然而一到中国的莫索里尼或希特拉是谁呢这一个紧要结论，却总是客气着不明说。这是秘密，要读者自己悟出，各人自负责任的罢。对于论敌，当和苏俄绝交时，就说他得着卢布，抗日的时候，则说是在将中国的秘密向日本卖钱。〔７〕但是，用了笔墨来告发这卖国事件的人物，却又用的是化名，好像万一发生效力，敌人因此被杀了，他也不很高兴负这责任似的。

革命者因为受压迫，所以钻到地里去，现在是压迫者和他的爪牙，也躲进暗地里去了。这是因为虽在军刀的保护之下，胡说八道，其实却毫无自信的缘故；而且连对于军刀的力量，也在怀着疑。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而拿着军刀的伟人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钱，也使他们的自信力更加动摇的。这是为不远的将来计。

为了辽远的将来，则在愿意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芳名。中国和印度不同，是看重历史的。但是，并不怎么相信，总以为只要用一种什么好手段，就可以使人写得体体面面。然而对于自己以外的读者，那自然要他们相信的。

我们从幼小以来，就受着对于意外的事情，变化非常的事情，绝不惊奇的教育。那教科书是《西游记》〔８〕，全部充满着妖怪的变化。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就是。据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总而言之，两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们人类，大可以不必怎样关心。然而，假使这不是书本上的事，而自己也身历其境，这可颇有点为难了。以为是洗澡的美人罢，却是蜘蛛精；以为是寺庙的大门罢，却是猴子的嘴，这教人怎么过。早就受了《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将对手当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总在以为会给他什么祸祟。这种情形，很使正人君子们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作“愚民”。但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因了一整年的经验，我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

十二月五日。

〔１〕　本篇系用日文写作，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文学新地》创刊号，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译。

〔２〕　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曾任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来华活动，对外宣称是“私人行动”，“纯系漫游性质”，“分访昔人旧好”，“并无含有外交及政治等使命”。

〔３〕　《国木田独步集》　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１８７１—１９０８）的短篇小说集。内收小说五篇，夏丐尊译。一九二七年六月开明书店出版。

〔４〕亚米契斯（Ｅ．ｄｅＡｍｉｃｉｓ，１８４６—１９０８）意大利作家。《爱的教育》，是他的日记体小说《心》的中译名，夏丐尊译。一九二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５〕　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神州国光社遭国民党特务袭击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６〕　莫索里尼（Ｓ．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１８８３—１９４５）　通译墨索里尼，意大利独裁者，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祸首之一。

〔７〕　这是反动文人对左翼作家的诬陷。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８〕　《西游记》　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共一百回。写唐僧（玄奘）在孙悟空等护送下到西天取经，沿途战胜妖魔险阻的故事。

《引玉集》后记〔１〕

我在这三年中，居然陆续得到这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木刻，真是连自己也没有豫先想到的。一九三一年顷，正想校印《铁流》，偶然在《版画》（Ｇｒａｐｈｉｋａ）这一种杂志上，看见载着毕斯凯来夫刻有这书中故事的图画，便写信托靖华兄去搜寻。费了许多周折，会着毕斯凯来夫，终于将木刻寄来了，因为怕途中会有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靖华兄的来信说，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不小，然而无须付，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我看那印着《铁流》图的纸，果然是中国纸，然而是一种上海的所谓“抄更纸”，乃是集纸质较好的碎纸，第二次做成的纸张，在中国，除了做帐簿和开发票，帐单之外，几乎再没有更高的用处。我于是买了许多中国的各种宣纸和日本的“西之内”和“鸟之子”，分寄给靖华，托他转致，倘有余剩，便另送别的木刻家。这一举竟得了意外的收获，两卷木刻又寄来了，毕斯凯来夫十三幅，克拉甫兼珂〔２〕一幅，法复尔斯基六幅，保夫理诺夫一幅，冈察罗夫〔３〕十六幅；还有一卷被邮局所遗失，无从访查，不知道其中是那几个作家的作品。这五个，那时是都住在墨斯科的。

可惜我太性急，一面在搜画，一面就印书，待到《铁流》图寄到时，书却早已出版了，我只好打算另印单张，介绍给中国，以答作者的厚意。到年底，这才付给印刷所，制了版，收回原图，嘱他开印。不料战事〔４〕就开始了，我在楼上远远地眼看着这印刷所和我的锌版都烧成了灰烬。后来我自己是逃出战线了，书籍和木刻画却都留在交叉火线下，但我也仅有极少的闲情来想到他们。又一意外的事是待到重回旧寓，检点图书时，竟丝毫也未遭损失；不过我也心神未定，一时不再想到复制了。

去年秋间，我才又记得了《铁流》图，请文学社制版附在《文学》〔５〕第一期中，这图总算到底和中国的读者见了面。同时，我又寄了一包宣纸去，三个月之后，换来的是法复尔斯基五幅，毕珂夫〔６〕十一幅，莫察罗夫二幅，希仁斯基和波查日斯基各五幅，亚历克舍夫四十一幅，密德罗辛三幅，数目比上一次更多了。莫察罗夫以下的五个，都是住在列宁格勒的木刻家。

但这些作品在我的手头，又仿佛是一副重担。我常常想：

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至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而但秘之箧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流光真快，徘徊间已过新年，我便决计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其中的法复尔斯基和冈察罗夫的作品，多是大幅，但为资力所限，在这里只好缩小了。

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历史；幸而得到陈节〔７〕先生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现在就印在卷首，算作序言；并且作者的次序，也照序中的叙述来排列的。文中说起的名家，有几个我这里并没有他们的作品，因为这回翻印，以原版为限，所以也不再由别书采取，加以补充。读者倘欲求详，则契诃宁〔８〕印有俄文画集，列培台华〔９〕且有英文解释的画集的——

Ｏｓｔｒａｏｏｍｏｖａ－Ｌｊｅｂｅｄｅｖａ　ｂｙ　Ａ．Ｂｅｎｏｉ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ｎｓｔ．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ｓｓ，Ｍｏｓｃｏｗ－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１０〕

密德罗辛也有一本英文解释的画集——Ｓｔａｔｅ　Ｅｄｉｔｏｒｓｈｉｐ，Ｍｏｓｃｏｗ－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１１〕不过出版太早，现在也许已经绝版了，我曾从日本的“Ｎａｕｋａ社”〔１２〕买来，只有四圆的定价，但其中木刻却不多。

因为我极愿意知道作者的经历，由靖华兄致意，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个都写来了。我们常看见文学家的自传，而艺术家，并且专为我们而写的自传是极少的，所以我全都抄录在这里，借此保存一点史料。以下是密德罗辛的自传——

“密德罗辛（Ｄｍｉｔｒｉ　Ｉｓｉｄｏｒｏｖｉｃｈ　Ｍｉｔｒｏｋｈｉｎ）一八

八三年生于耶普斯克（在北高加索）城。在其地毕业于实业学校。后求学于莫斯科之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和斯特洛干工艺学校。未毕业。曾在巴黎工作一年。从一九○三年起开始展览。对于书籍之装饰及插画工作始于一九○四年。现在主要的是给‘大学院’和‘国家文艺出版所’工作。七，三○，一九三三。密德罗辛。”在墨斯科的木刻家，还未能得到他们的自传，本来也可以逐渐调查，但我不想等候了。法复尔斯基自成一派，已有重名，所以在《苏联小百科全书》中，就有他的略传。这是靖华译给我的——

“法复尔斯基（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Ａｎｄｒｅｅｖｉｃｈ　Ｆａｖｏｒｓｋｙ）生于一八八六年，苏联现代木刻家和绘画家，创木刻派在形式与结构上显出高尚的匠手，有精细的技术。法复尔斯基的木刻太带形式派色彩，含着神秘主义的特点，表现革命初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绪。最好的作品是：对于梅里美，普式庚，巴尔扎克，法郎士诸人作品的插画和单形木刻——《一九一七年十月》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

我极欣幸这一本小集中，竟能收载他见于记录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和《梅里美像》；前一种疑即序中所说的《革命的年代》之一，原是盈尺的大幅，可惜只能缩印了。在我这里的还有一幅三色印的《七个怪物》的插画，并手抄的诗，现在不能复制，也是极可惜的。至于别的四位，目下竟无从稽考；所不能忘的尤其是毕斯凯来夫，他是最先以作品寄与中国的人，现在只好选印了一幅《毕斯凯来夫家的新住宅》在这里，夫妇在灯下作工，床栏上扶着一个小孩子，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世，却如目睹了他们的家庭。

以后是几个新作家了，序中仅举其名，但这里有为我们而写的自传在——

“莫察罗夫（Ｓｅｒｇｅｉ　Ｍｉｋｈａｉｌｏｖｉｃｈ　Ｍｏｃｈａｒｏｖ）以

一九○二年生于阿斯特拉汗城。毕业于其地之美术师范学校。一九二二年到圣彼得堡，一九二六年毕业于美术学院之线画科。一九二四年开始印画。现工作于‘大学院’和‘青年卫军’出版所。

七，三○，一九三三。莫察罗夫。”

“希仁斯基（Ｌ．Ｓ．Ｋｈｉｚｈｉｎｓｋｙ）以一八九六年生于基雅夫。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基雅夫美术学校。一九二二年入列宁格勒美术学院，一九二七年毕业。从一九二七年起开始木刻。

主要作品如下：

１　保夫罗夫：《三篇小说》。

２　阿察洛夫斯基：《五道河》。

３　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Ａｅｎｅｉｄ》〔１３〕。

４　《亚历山大戏院（在列宁格勒）百年纪念刊》。

５　《俄国谜语》。

七，三○，一九三三。希仁斯基。”

最末的两位，姓名不见于“代序”中，我想，大约因为都是线画美术家，并非木刻专家的缘故。以下是他们的自传——

“亚历克舍夫（Ｎｉｋｏｌａｉ　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　Ａｌｅｋｓｅｅｖ）。线

画美术家。一八九四年生于丹堡（Ｔａｍｂｏｖｓｋｙ）省的莫尔襄斯克（Ｍｏｒｓｈａｎｓｋ）城。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之复写科。一九一八年开始印作品。现工作于列宁格勒诸出版所：‘大学院’，‘Ｇｉｈｌ’（国家文艺出版部）和‘作家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与年》，高尔基的《母亲》。

七，三○，一九三三。亚历克舍夫。”

“波查日斯基（Ｓｅｒｇｅｉ　Ｍｉｋｈａｉｌｏｖｉｃｈ　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

以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达甫理契省（在南俄，黑海附近）之卡尔巴斯村。

在基雅夫中学和美术大学求学。从一九二三年起，工作于列宁格勒，以线画美术家资格参加列宁格勒一切主要展览，参加外国展览——巴黎，克尔普等。一九三○年起学木刻术。

七，三○，一九三三。波查日斯基。”

亚历克舍夫的作品，我这里有《母亲》和《城与年》的全部，前者中国已有沈端先君〔１４〕的译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后者也是一部巨制，以后也许会有译本的罢，姑且留下，以待将来。

我对于木刻的绍介，先有梅斐尔德（Ｃａｒｌ　Ｍｅｆｆｅｒｔ）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１５〕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１６〕。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夜，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的《引玉集》。

《引玉集》，苏联版画集，共收五十九幅，鲁迅编选，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

〔２〕　克拉甫兼珂（Ａ．i．nrhn]muyt，１８８９—１９４０）　苏联版画家。作品有《列宁墓》、《德聂泊河建设工地》以及普希金、果戈理等的作品的插图。

〔３〕　冈察罗夫（Ａ．e．[tu]hrtn）　苏联插图画家。作品有《浮士德》、《十二夜》等的插图

〔４〕　战事　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

〔５〕　《文学》　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共出五十二期。

〔６〕　毕珂夫（Ｍ．ljytn）　苏联插图画家。作品有富曼诺夫《叛乱》和鲁迅短篇小说插图等

〔７〕　陈节　瞿秋白的笔名。他摘译的文章题为《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苏联楷戈达耶夫作。

〔８〕　契诃宁（Ｃ．Ｂ．imptuju，１８７８—１９３７）　苏联工艺美术家、版画家。作品有卢那察尔斯基《浮士德与城》和普希金《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插图等。

〔９〕　列培台华（Ａ．l．jivrtjstnhfqmdmemnh，１８７１—１９５５）　通译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苏联画家、木刻家。作品有彩色木刻《列宁格勒风景组画》、《早春时节的基洛夫岛》等。

〔１０〕　Ｏｓｔｒａｏｏｍｏｖａ－Ｌｊｅｂｅｄｅｖａ　ｂｙ　Ａ．Ｂｅｎｏｉｓ　ａｎｄ　Ｓ．Ｆｒｎｓｔ．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ｓｓ，Ｍｏｓｃｏｗ－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画集》，贝诺瓦和爱恩斯特编，国家出版局，莫斯科—列宁格勒。

〔１１〕　Ｄ．Ｉ．Ｍｉｔｒｏｈｉｎ　ｂｙ　Ｍ．Ｋｏｕｚｍｉｎ　ａｎｄ　Ｖ．Ｖｏｉｎｏｆｆ．Ｓｔａｔｅ　Ｅｄｉｔｏｒｓｈｉｐ，Ｍｏｓｃｏｗ－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ｄ．《密德罗辛画集》，库兹明和伏伊诺夫编，国家编辑社，莫斯科—彼得格勒。

〔１２〕　“Ｎａｕｋａ社”　科学社。日本东京的一个出版社，大竹博吉主办。

〔１３〕　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Ａｅｎｅｉｄ》　维吉尔：《伊尼德》。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

〔１４〕　沈端先　即夏衍，浙江杭州人，剧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成员之一。他翻译的《母亲》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一九三○年八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分上下册出版。

〔１５〕　西谛　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１６〕　富家赘婿　指邵洵美。他是清末大官僚、买办盛宣怀的孙女婿。在他办的刊物《十日谈》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新年特辑上，刊有杨天南的《二十二年的出版界》一文，其中说：“特别可以提起的是北平笺谱，此种文雅的事，由鲁迅、西谛二人为之，提倡中国古法木刻，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至于全书六册预购价十二元，真真吓得煞人也。无论如何，中国尚有如此优游不迫之好奇精神，是十分可贺的，但愿所余四十余部，没有一个闲暇之人敢去接受。”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１〕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之夜，作《引玉集》的《后记》时，曾经引用一个木刻家为中国人而写的自传——“亚历克舍夫（Ｎｉｋｏｌａｉ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Ａｌｅｋｓｅｅｖ）。线画美术家。一八九四年生于丹堡（Ｔａｍｂｏｖｓｋｙ）省的莫尔襄斯克（Ｍｏｒｓｈａｎｓｋ）城。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之复写科。一九一八年开始印作品。现工作于列宁格勒诸出版所：‘大学院’，‘Ｇｉｈｌ’（国家文艺出版部）和‘作家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与年》，高尔基的《母亲》。

七，三○，一九三三。亚历克舍夫。”

这之后，是我的几句叙述——“亚历克舍夫的作品，我这里有《母亲》和《城与年》的全部，前者中国已有沈端先君的译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后者也是一部巨制，以后也许会有译本的罢，姑且留下，以俟将来。”

但到第二年，捷克京城的德文报上绍介《引玉集》的时候，他的名姓上面，已经加着“亡故”二字了。

我颇出于意外，又很觉得悲哀。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的不幸，我们是要悲哀的。

今年二月，上海开“苏联版画展览会”〔２〕，里面不见他的木刻。一看《自传》，就知道他仅仅活了四十岁，工作不到二十年，当然也还不是一个名家，然而在短促的光阴中，已经刻了三种大著的插画，且将两种都寄给中国，一种虽然早经发表，而一种却还在我的手里，没有传给爱好艺术的青年，——这也该算是一种不小的怠慢。

斐定（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Ｆｅｄｉｎ）〔３〕的《城与年》至今还不见有人翻译。恰巧，曹靖华君所作的概略却寄到了。我不想袖手来等待。便将原拓木刻全部，不加删削，和概略合印为一本，以供读者的赏鉴，以尽自己的责任，以作我们的尼古拉·亚历克舍夫君的纪念。

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扶病记。

〔１〕　本篇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城与年》插图本，亚历克舍夫为小说《城与年》所作插图，共二十八幅。鲁迅于一九三三年获得这套插图手拓本后，为每幅插图写了说明，又请曹靖华写了《城与年》的概略，准备一并付印，后来因故未成。至一九四七年始印入曹靖华译的《城与年》一书。

〔２〕　“苏联版画展览会”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联合主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起在上海举行，为期一周，展出版画二百余幅。

〔３〕　斐定（n．_．wmeju，１８９２—１９７７）　通译费定，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年》、《初欢》、《不平凡的夏天》等。

自题小像〔１〕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３〕

〔１〕　本篇据作者一九三一年重写手迹收入。原无题目，下注“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许寿裳在《新苗》第十三期（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怀旧》一文中说：“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２〕　灵台　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代郭象注：“灵台者，心也。”神矢，爱神的箭。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１〕。风雨如磐，唐代齐己《侠客行》：“黄昏风雨黑如磐”。

〔３〕　荃不察　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轩辕，即黄帝，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汉民族的始祖。

哀范君三章〔１〕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２〕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其　　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３〕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其　　三〔４〕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茗剖，微醉自沉沦。〔５〕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６〕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稿后附记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这里是根据周作人《关于范爱农》一文中所记当时在绍兴《民兴日报》发表时的原题；许寿裳《怀旧》一文中又题作《哀诗三首》。《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录存于此：风雨飘摇日，……。”

范爱农　参看本卷第１４１页注〔１〕。

〔２〕　华颠　《后汉书·崔笥传》：“唐且华颠以悟秦”。唐代李贤注：“《尔雅》曰：‘颠，顶也。’华颠谓白首也。”白眼，《晋书·阮籍传》：“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鸡虫，比喻势利小人。杜甫《缚鸡行》：“鸡虫得失无了时”。按绍兴方言“鸡虫”与“几仲”谐音。何几仲是辛亥革命后中华自由党绍兴分部骨干分子。这里的“鸡虫”是双关语。

〔３〕　海草国门碧　李白《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海草三绿，不归国门。”

〔４〕　本首曾另收入《集外集》，与此处所收稍有不同。参看本卷第１４１页。

〔５〕　大圜　即天。参看本卷第１４１页注〔２〕。

〔６〕　绪言　语出《庄子·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

赠邬其山〔１〕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２〕

〔１〕　本篇手迹题款为：“辛未初春，书请邬其山仁兄教正。”

邬其山，即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著有杂文集《活中国的姿态》等。“邬其”，“内”（kl）字的日语读音。

〔２〕　南无阿弥陀　佛家语。南无，梵文“Ｎａｍａｓ”的音译，“归命”、“敬礼”的意思。阿弥陀，即阿弥陀佛，大乘教的佛名。

无题二首〔１〕

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２〕

其　　二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３〕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４〕

六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为宫崎龙介书一幅云：‘大江日夜向东流，……’又为白莲女士书一幅云：‘雨花台边埋断戟……。’”“群雄”，手迹作“英雄”，“不可见”作“杳不见”。按宫崎龙介（１８９２—１９７１），日本律师，一九三一年来上海时曾访问鲁迅。

其父宫崎弥藏系支持中国民主革命的志士，叔父宫崎寅藏曾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白莲女士，即柳原烨子（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日本女作家，宫崎龙介的夫人。

〔２〕　六代　我国历史上三国时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都建都南京，合称六朝。石头城，古城名，本名金陵城，东汉末年孙权重筑改名，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后用石头城代指南京。

〔３〕　雨花台　在南京城南聚宝山上，亦称石子岗。据《高僧传》，南朝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此讲经，感动上天，落花如雨，故名。辛亥革命时，革命军进攻南京，曾在此血战多日。莫愁湖，在南京水西门外，相传六朝洛阳女子卢莫愁曾居于此，故名。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在湖边建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有孙中山“建国成仁”的题词。

〔４〕　浩歌　语出《楚辞·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送增田涉君归国〔１〕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十二月二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作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一首并写讫，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

增田涉（１９０３—１９７７），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曾任日本根岛大学、关西大学等校教授。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时，常向鲁迅请教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等方面的问题。著有《中国文学史研究》、《鲁迅的印象》等。

〔２〕　扶桑　日本的别称。据《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无题〔１〕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一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为高良夫人写一小幅，句云：‘血沃中原肥劲草……。’”

偶成〔１〕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三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为沈松泉书一幅云：‘文章如土欲何之……。’”

赠蓬子〔１〕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２〕

三月三十一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本诗为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的即兴记事。诗中所说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去姚蓬子家寻穆木天的事。

蓬子，姚蓬子（１９０５—１９６９），浙江诸暨人，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五月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叛变革命。

〔２〕　天子　即穆天子，我国古代有《穆天子传》，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这里用作对穆木天的戏称。

一二八战后作〔１〕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七月十一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午后为山本初枝女士书一笺，云：‘战云暂敛残春在……。’即托内山书店寄去。”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日本歌人，曾写过一些不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短歌。

教授杂咏四首〔１〕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２〕

其　　二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３〕

其　　三

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

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４〕

其　　四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５〕

十二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其一云：‘作法不自毙，……。’其二云：‘可怜织女星，……。’”第三、四两首写作时间未详。

〔２〕　这首诗系影射钱玄同的。钱玄同早年曾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

〔３〕　这首诗系影射赵景深的。赵景深曾将契诃夫小说《万卡》中的天河（Ｍｉｌｋｙ　Ｗａｙ）误译为“牛奶路”，又将德国作家塞意斯的小说《半人半马怪》误译为《半人半牛怪》。参看《二心集·风马牛》。

〔４〕　这首诗系影射章衣萍的。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一九二九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曾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的话。

〔５〕　这首诗系影射谢六逸的。谢六逸曾编选过一本《模范小说选》，选录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的作品，于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他在序言中说：“翻开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头皮，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我选择的结果，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

所闻〔１〕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十二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为内山夫人写云：‘华灯照宴敞豪门，……。’”

无题二首〔１〕

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

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

其　　二

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２〕

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３〕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为滨之上学士云：‘故乡黯黯锁玄云，……。’为坪井学士云：‘皓齿吴娃唱柳枝……。’”诗中的“食”条幅手迹作“吃”。

滨之上，即滨之上信隆；坪井，即坪井芳治。他们都是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筱崎医院的医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坪井芳治邀鲁迅往日本饭店共食河豚，滨之上信隆曾同座。

〔２〕　柳枝　原为古代民间曲调，名《折杨柳》或《折柳枝》。唐代进入教坊，名《杨柳枝》。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问，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３〕　子规　即杜鹃。师旷《禽经》：“春夏有鸟如云不如归去，乃子规也。”

答客诮〔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２〕

十二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知人写字五幅，……为达夫……又一幅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此诗在书赠坪井芳治时，题款为：“未年之冬戏作。”

〔２〕　於菟　即虎。《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

赠画师〔１〕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２〕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一月二十六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画师望月玉成君书一笺云：‘风生白下千林暗，……。’”

〔２〕　白下　白下城，故址在今南京金川门外。唐武德九年（６２６）移金陵县治于此，改名白下县，故旧时以白下为南京的别称。

题《呐喊》〔１〕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２〕

三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呐喊》云：‘弄文罹文网，……。’”

〔２〕　积毁可销骨　语出《史记·张仪列传》：“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悼杨铨〔１〕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六月二十一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为坪井先生之友木通口良平君书一绝云：‘岂有豪情似旧时，……。’”写给景宋手迹题“酉年六月二十日作”。

杨铨（１８９３—１９３３），字杏佛，江西清江人。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无题〔１〕

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２〕

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３〕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为萍荪书一幅云：‘禹域多飞将，……。’”

〔２〕　禹域　即中国。《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蜗庐，即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k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３〕　玄酒　《礼记·礼运》：“玄酒在室”。唐代孔颖达疏：“玄酒，谓水也，以黑谓之玄。而大古无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

无题〔１〕

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３〕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为土屋文明氏书一笺云：‘一枝清采妥湘灵，……。’”

〔２〕　湘灵　传说中的湘水之神。参看本卷第１４６页注〔１〕。九畹贞风慰独醒，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东汉王逸注：“十二亩曰畹”。又《楚辞·渔父》：“众人皆醉我独醒”。

〔３〕　萧艾　恶草。屈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无题〔１〕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午后……又为黄振球书一幅云：“烟水寻常事，……。’”

报载患脑炎戏作〔１〕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２〕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三月十六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大公报》“文化情报”栏载有一则署名“乒”的简讯：

“据最近本月初日本《盛京时报》上海通讯，谓蛰居上海之鲁迅氏，在客观环境中无发表著述自由，近又忽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病，为重性脑膜炎。当时医生嘱鲁“十年”（？）不准用脑从事著作，意即停笔十年，否则脑子绝对不能用，完全无治云。”

〔２〕　众女　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无题〔１〕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２〕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五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午后为新居格君书一幅云：‘万家墨面没蒿莱，……。’”

〔２〕　墨面　《淮南子·览冥训》：“美人'盃首墨面而不容。”歌吟动地哀，唐代李商隐《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按《黄竹》相传为周穆王所作的诗，据《穆天子传》载，周穆王猎于苹泽，“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

秋夜有感〔１〕

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２〕

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３〕

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４〕

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５〕

九月二十九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又为梓生书一幅云：‘绮罗幕后送飞光……。’”

〔２〕　柏栗丛　古代用柏木栗木作社神。《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又据《尚书·甘誓》“弗用命，戮于社”的记载，供奉社神的地方也是统治者杀人的场所。道场，佛教僧徒诵经行道的一种活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客戴季陶、褚民谊等发起请班禅九世在杭州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参看《花边文学·法会和歌剧》。

〔３〕　望帝　即杜鹃，又名子规。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蜀王杜宇，号望帝，后因禅位自亡去，化为子规。”据《广韵》载：杜鹃“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迷阳，《庄子·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清代王先谦《庄子集解》：“迷阳，谓棘刺也。”

〔４〕　六郎　原指唐代张昌宗。《唐书·杨再思传》载：武则天时，“昌宗以姿貌见幸，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这里当指梅兰芳。“时轮金刚法会”举行时，中央社曾报导该会“决定邀请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按梅兰芳等并未参与演出

〔５〕　鸡鸣风雨　《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亥年残秋偶作〔１〕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２〕

十二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为季皦书一小幅云：‘曾惊秋肃临天下，……。’”

〔２〕　荒鸡　清代周亮工《书影》卷四：“古以三鼓前鸡鸣为荒鸡。”

《晋书·祖逖传》：“……逖有赞世才具，……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星斗阑干，古乐府《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１〕

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之意，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内容自然是很庞杂的，因为希图在这庞杂中略见一致，所以又一括而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丛刊》。

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１）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２）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以上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间的话。〔２〕现在将这分为两部分了。《未名丛刊》专收译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种单印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的，叫作《乌合丛书》。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的台静农所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版权页后。

《未名丛刊》，鲁迅编辑，原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后改由该社出版。内收鲁迅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韦素园译的果戈理《外套》和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李霁野译的安德烈夫《往星中》、《黑假面人》，韦丛芜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曹靖华译的《白茶》等。《乌合丛书》，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初由北新书局出版。内收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许钦文的《故乡》，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向培良的《飘渺的梦及其他》，淦女士（冯沅君）的《卷劝》等。

〔２〕　指《〈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奔流》凡例五则〔１〕

１．本刊揭载关于文艺的著作，翻译，以及绍介，著译者各视自己的意趣及能力著译，以供同好者的阅览。

２．本刊的翻译及绍介，或为现代的婴儿，或为婴儿所从出的母亲，但也许竟是更先的祖母，并不一定新颖。

３．本刊月出一本，约一百五十页，间有图画，时亦增刊，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

４．本刊亦选登来稿，凡有出自心裁，非奉命执笔，如明清八股者，极望惠寄，稿由北新书局收转。

５．本刊每本实价二角八分，增刊随时另定。在十一月以前豫定者，半卷五本一元二角半，一卷十本二元四角，增刊不加价，邮费在内。国外每半卷加邮费四角。

〔１〕　本篇最初刊载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

《奔流》，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１〕。

《艺苑朝华》广告〔１〕

虽然材力很小，但要绍介些国外的艺术作品到中国来，也选印中国先前被人忘却的还能复生的图案之类。有时是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有时是发掘现在中国时行艺术家的在外国的祖坟，有时是引入世界上的灿烂的新作。每期十二辑，每辑十二图，陆续出版。每辑实洋四角，预定一期实洋四元四角。目录如下：

１．《近代木刻选集》（１）

２．《拾谷虹儿画选》

３．《近代木刻选集》（２）

４．《比亚兹莱画选》以上四辑已出版

５．《新俄艺术图录》

６．《法国插画选集》

７．《英国插画选集》

８．《俄国插画选集》

９．《近代木刻选集》（３）

１０．《希腊瓶画选集》

１１．《近代木刻选集》（４）

１２．《罗丹雕刻选集》

朝花社出版。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朝花社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奇剑及其他》书后。

《艺苑朝华》，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丛刊，鲁迅、柔石编辑，共出外国美术作品五辑，即《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拾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后一辑编成时朝花社已结束，改由光华书局出版。

《文艺连丛》〔１〕

——的开头和现在

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我们只是几个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首先是印一种关于文学和美术的小丛书，就是《文艺连丛》。为什么“小”，这是能力的关系，现在没有法子想。但约定的编辑，是肯负责任的编辑；所收的稿子，也是可靠的稿子。总而言之：现在的意思是不坏的，就是想成为一种决不欺骗的小丛书。什么“突破五万部”的雄图，我们岂敢，只要有几千个读者肯给以支持，就顶好顶好了。现在已经出版的，是——１．《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苏联聂维洛夫作，曹靖华译，鲁迅序。作者是一个最伟大的农民作家，描写动荡中的农民生活的好手，可惜在十年前就死掉了。这一个中篇小说，所叙的是革命开初，头脑单纯的革命者在乡村里怎样受农民的反对而失败，写得又生动，又诙谐。译者深通俄国文字，又在列宁格拉的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学有年，所以难解的土话，都可以随时询问，其译文的可靠，是早为读书界所深悉的，内附蔼支的插画五幅，也是别开生面的作品。现已出版，每本实价大洋二角半。

２．《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易嘉译。这是一大篇十幕的戏剧写着这胡涂固执的董·吉诃德，怎样因游侠而大碰钉子，虽由革命得到解放，也还是无路可走。

并且衬以奸雄和美人，写得又滑稽，又深刻。前年曾经鲁迅从德文重译一幕，登《北斗》杂志上，旋因知道德译颇有删节，便即停笔。续登的是易嘉直接译出的完全本，但杂志不久停办，仍未登完，同人今居然得到全稿，实为可喜，所以特地赶紧校刊，以公同好。每幕并有毕斯凯莱夫木刻装饰一帧，大小共十三帧，尤可赏心悦目，为德译本所不及。每本实价五角。

正在校印中的，还有——

３．《山民牧唱》〔２〕　西班牙巴罗哈作，鲁迅译。西班牙的作家，中国大抵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本领，巴罗哈实远在其上。日本译有《选集》一册〔３〕，所记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风俗习惯，译者曾选译数篇登《奔流》上，颇为读者所赞许。这是《选集》的全译。不日出书。

４．《Ｎｏａ　Ｎｏａ》〔４〕　法国戈庚作，罗怃〔５〕译。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６〕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画十二幅。现已付印。

〔１〕　本篇最初刊载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野草书屋出版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卷末。

《文艺连丛》，文学艺术丛书。鲁迅编辑，一九三三年五月起陆续出版。

〔２〕　《山民牧唱》　中译单行本在鲁迅生前未出版。

〔３〕　指《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日本笠井镇夫、永田宽定等译。

〔４〕　《Ｎｏａ　Ｎｏａ》　毛利语，音译“诺阿、诺阿”，“芬芳”的意思。戈庚（Ｐ．Ｇａｕｇｕｉｎ，１８４８—１９０３），通译高更，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５〕　罗怃　鲁迅的笔名。

〔６〕　泰息谛　通译塔希提，南太平洋的社会群岛中最大的岛。

《译文》终刊号前记〔１〕

《译文》出版已满一年了。也还有几个读者。现因突然发生很难继续的原因，只得暂时中止。但已经积集的材料，是费过译者校者排者的一番力气的，而且材料也大都不无意义之作，从此废弃，殊觉可惜：所以仍然集成一册，算作终刊，呈给读者，以尽贡献的微意，也作为告别的纪念罢。

译文社同人公启。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译文》终刊号。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致萧军的信中说：“《译文》终刊号的前记是我和茅（按指茅盾）合撰的。”

《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于上海。最初三期由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生活书店印行。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前后共出二十九期。

绍介《海上述林》上卷〔１〕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

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函购加邮费二角三分。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

〔１〕　本篇最初刊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流》第一卷第六期，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

《海上述林》，瞿秋白的译文集。在瞿秋白牺牲后由鲁迅收集、编辑。分上、下两卷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和十月先后出版。上卷《辨林》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和拾补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该书出版时，仅署“诸夏怀霜社校印”。

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第八卷

集外集拾遗补编

集外集拾遗补编

中国地质略论

破恶声论

《越铎》出世辞

辛亥游录

○播布美术意见书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

会稽禹庙窆石考

《a肱墓志》考

《徐法智墓志》考

《郑季宣残碑》考

《吕超墓志铭》跋

《墨经正文》重阅后记

《鲍明远集》校记

随感录

拳术与拳匪

他

寸铁

自言自语

“生降死不降”

名字

无题

《遂初堂书目》抄校说明

破《唐人说荟》

关于《小说世界》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答广东新会吕蓬尊君

对于“笑话”的笑话

奇怪的日历

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误

文学救国法

通讯（复孙伏园）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

《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绛洞花主》小引

新的世故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

书苑折枝

书苑折枝（二）

书苑折枝（三）

关于知识阶级

补救世道文件四种

《丙和甲》按语

《某报剪注》按语

《“行路难”》按语

《禁止标点符号》按语

季廉来信按语

《示众》编者注

通信（复张孟闻）

《这回是第三次》按语

复晓真、康嗣群

《剪报一斑》拾遗

《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文后附白

通信（复章达生）

关于“粗人”

《东京通信》按语

敬贺新禧

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

关于《子见南子》

柳无忌来信按语

《文艺研究》例言

鲁迅自传

题赠冯蕙熹

《铁甲列车Ｎｒ．１４－６９》译本后记

题《陶元庆的出品》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理惠拉壁画《贫人之夜》说明

“日本研究”之外

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

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像

水灾即“建国”

题《外套》

我对于《文新》的意见

题记一篇

文摊秘诀十条

闻小林同志之死

通信（复魏猛克）

我的种痘

辩“文人无行”

娘儿们也不行

自传

《无名木刻集》序

《玄武湖怪人》按语

《〈母亲〉木刻十四幅》序

题《淞隐漫录》

题《淞隐续录》残本

题《漫游随录图记》残本

题《风筝误》

《译文》创刊号前记

做“杂文”也不易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

“骗月亮”

“某”字的第四义

“天生蛮性”

死所

中国的科学资料

“有不为斋”

两种“黄帝子孙”

聚“珍”

《远方》按语

题曹白所刻像

“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皦

答世界社信

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

附录一

《劲草》译本序（残稿）

周豫才告白

生理实验术要略

什么话？

《坏孩子》附记

《苦闷的象征》广告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

白事

鲁迅启事

《莽原》出版预告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编者附白

《敏捷的译者》附记

正误

本刊小信

关于《近代美术史潮论》插图

编者附白

谨启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鲁迅启事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

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

《〈铁流〉图》特价告白

更正

《引玉集》广告

《木刻纪程》告白

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信

《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

《俄罗斯的童话》

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

“三十年集”编目二种

《死魂灵百图》广告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说明

《海上述林》上卷插图正误

附录二

戛剑生杂记

莳花杂志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莲蓬人

庚子送灶即事

祭书神文

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　并跋

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元韵

题照赠仲弟

集外集拾遗补编

本书收入一九三八年五月许广平编定的《集外集拾遗》出版后陆续发现的佚文，其中广告、启事、更正等编为附录一；从他人著作中录出的编为附录二。

中国地质略论〔１〕

第一　绪　　言

战国非难。入其境，搜其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

非文明国。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质图（并地文土性等图），非文明国。不宁惟是；必殆将化为僵石，供后人摩挲叹息，谥曰绝种Ｅｘｔｒａｃ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之祥也。

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凡诸科学，发达已昔，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而胡为图绘地形者，分图虽多，集之则界线不合；河流俯视，山岳则恒作旁形。乖谬昏蒙，茫不思起，更何论夫地质，更何论夫地质之图。呜呼，此一细事，而令吾惧，令吾悲，吾盖见五印〔２〕详图，曾招贴于伦敦之肆矣。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而此孤儿，复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匚壮〔３〕，凡得几许。盗据其室，持以赠盗，为主人者，漠不加察，得残羹冷炙，辄大感叹曰：“若衣食我，若衣食我。”而独于兄弟行，则争锱铢，较毫末，刀杖寻仇，以自相杀。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４〕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况当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非左操刃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而何图风水宅相之说，犹深刻人心，力杜富源，自就阿鼻〔５〕。不知宅相大佳，公等亦死；风水不破，公等亦亡，谥曰至愚，孰云不洽。复有冀获微资，引盗入室，巨资既虏，还焚其家，是诚我汉族之大敌也。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虽曰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矣，而亦惟地质学不发达故。

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取以贡中国，则可知栾然尘球，无非经历劫变化以来，造成此相；虽涵无量宝匚壮，足以缮吾生，初无大神秘不可思议之物，存乎其间，以支配吾人之运命。斩绝妄念，文明乃兴。然欲历举其说，则又非一小册子所能尽也。故先掇学者所发表关于中国地质之说，著为短篇，报告吾族。虽空谭几溢于本论，然读此则吾中国大陆里面之情状，似亦略得其概矣。

第二　外人之地质调查者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然彼不惮重茧，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将胡为者？诗曰：“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６〕则未来之圣主人，以将惠临，先稽帐目，夫何怪焉。左举诸子，皆最著名。其他幻形旅人，变相侦探，更不知其几许。虽曰跋涉山川，探索秘密，世界学人，皆尔尔矣；然吾知之，恒为毛戴血涌，吾不知何祥也。

千八百七十一年，德人利忒何芬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７〕者，受上海商业会议所之嘱托，由香港入广东，湖南（衡州，岳州），湖北（襄阳）遂达四川（重庆，叙州，雅州，成都，昭化）；入陕西（凤翔，西安，潼关），山西（平阳，太原）而之直隶（正定，保定，北京）。复下湖北（汉口，襄阳），往来山西间（泽州，南阳，平阳，太原），经河南之怀庆，以至上海，入杭州，登宁波之舟山岛，遍勘全浙。复溯江至芜湖，捡江西北部，折而之江苏（镇江，扬州，淮安），遂入山东（沂州，泰安，济南，莱州，芝罘）。碧眼炯炯，击节大诧若所悟。然其志未熄也；三涉山西（太原，大同），再至直隶（宣化，北京，三河，丰润），徘徊于开平炭山，入盛京（奉天，锦州），始由凤皇城而出营口。历时三年，其旅行线强于二万里，作报告书三册，于是世界第一石炭〔８〕国之名，乃大噪于世界。其意曰：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９〕，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千八百八十年，匈牙利伯爵式奚尼〔１０〕初丧爱妻，欲借旅行以漓其恨。乃偕地理学者三人，由上海溯江以达湖北（汉口，襄阳），经陕（西安）甘（静宁，安定，兰州，凉州，甘州）而出国境；复入甘肃（安定，巩昌），捡四川（成都，雅州）云南（大理）由缅甸以去。历时三年，挥金十万，著纪行三册行于世。盖于利忒何芬氏探捡未详之地，尤加意焉。

越四年，俄人阿布导夫〔１１〕探捡北部之满洲，直隶（北京，保定，正定），山西（太原），甘肃（宁夏，兰州，凉州，甘州），蒙古等。其后三年，复有法国里昂商业会议所〔１２〕之探捡队十人，探捡南部之广西，河南（河内），云南，四川（雅州，松潘）等。调查精密，于广西，四川尤详。是诸地者，非连接于俄法之殖民地者软？其能勿惧！

先年，日本理学博士神保，巨智部，铃木之辽东，理学士西和田之热河，学士平林，井上，斋藤之南部诸地，均以调查地质为目的。递和田，小川，细井，岩浦，山田五专门家，复勘诸处，一订前探捡者报告之谬，则去岁事也。

第三　地质之分布

昔德儒康德Ｋａｎｔ〔１３〕唱星云说，法儒拉布拉Ｌａｐｌａｃｅ〔１４〕和之。以地球为宇宙间大气体中析出之一份，回旋空间；不知历几亿万劫，凝为流质；尔后日就冷缩，外皮遂坚，是曰地壳。至其中心，议者綦众：有内部融体说，有内部非融体说，有内外固体中挟融体说。各据学理，以文其议。然地球中心，奥不可测，欲辨孰长，盖甚难矣。惟以理想名地面之始曰基础统系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５〕，其上地层，则据当时气候状态，及蕴藏僵石Ｆｏｓｓｉｌ之种类，分四大代Ｅｒａ，细析之曰纪Ｐｅｒｉｏｄ，析纪曰世Ｅｐｏｃｈ。然此诸地层则又非掘吾人立足地，即能灿然毕备也。大都错综残缺，散布诸方。如吾中国，常于此见新，而于彼则获古。盖以荒古气候水陆之不齐，而地层遂难一致。犹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地层变例，亦如是耳。今言中国，则以地质年代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为次。

（一）　原始代或太古代Ａｒｃｈｅａｎ　Ｅｒａ地球初成，汽凝为水，是即当时之遗迹，居基础统系之上，而始为地质学家所目击者也。故吾侪目所能见之地层，以是为极古。其岩石以片麻，云母，绿泥为至多，然大都经火力而变质。捡遍石层，略无生物，惟据石类析之为：

（１２）　老连志亚纪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１１）　比宇鲁亚纪Ｈｕｒｏｎ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二纪。后虽有发见阿屯〔１６〕（意即初生生物）之说，而经德人眉彪〔１７〕研究以来，已知其谬；盖尔时实惟荒天赤地，绝无微生命存其间也。所难解者，岩石中时含石灰石墨之属。夫石灰为动物之遗蜕，石墨为植物之槁株，设无生物存，何得有是？而或有谓是等全非由生物之力而来者，迄于今尚存疑焉。索之吾中国，则两纪均于黄海沿岸遇之。虽未能知其蕴藏何如，然太古代地层中，则恒产金银铜铂电石红宝石之属，意吾国黄海沿岸地方，亦当如是耳。

（二）　古生代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　Ｅｒａ以始有生物，故以生命名者也，分六纪〔１８〕：

（１０）　寒武利亚纪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９）　志留利亚纪Ｓｉｌｕｒ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８）　泥盆纪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７）　石炭纪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６）　二叠纪Ｐｅｒｍ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岩石繁多，以水成者，若砂，硅，粘板，石炭〔１９〕等；以火成者，若花刚，闪丝，辉丝等。石类既自少而至多，生物亦由简以进复，然当（１０）纪时，尚鲜见也。递及（９）纪，则藻类，三叶虫，珊瑚虫之族日盛，然惟水产物而止耳。入（８）纪，而鱼，而苇〔２０〕，而鳞木，而印木，渐由水产以超陆产。然亦惟隐花植物而已，高贵生物，未获见也。降及（６）纪，而两栖动物及爬虫出，盖已随时日之变迁，以日趋于高等矣。是即造化自著之进化论，而达尔文〔２１〕剽窃之以成十九世纪之伟著者也。

蕴藏矿物以是代为最富。（１０）纪之见于中国者，自辽东半岛直亘朝鲜北部；虽土质确荦〔２２〕，不宜稼穑，而所产金银铜锡之属，实远胜于他纪诸岩石，土人仅耕石田，于生计可绰有余裕焉。其（９）纪岩石，则分布于陕西至四川之山间，以产金著。其（８）纪岩石，则在云南北境及四川之东北。变质岩中，常含玉类，而岩石脉络间，亦少产银铁铜铅，搜全世界，以此纪岩石为至多，而石类亦均适于用。其上则（７）纪矣，产煤铁綦多，故以石炭名其纪。而吾中国本部，实蔓延分布，无地无之，合计石炭之量，远驾欧土（详见第五）；是实榜陀罗Ｐａｎ－ｄｏｒａ〔２３〕之万祸箧底之希望，得之则日近于光明璀灿之前途，失之则惟愁苦终穷以死者也，吾国人其善所择哉。

（三）中生代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Ｅｒａ组成是代之岩石为粘板，角，硅，及粘土等，或遇如含有岩盐石炭石膏之地层，分三纪，即：

（５）　三叠纪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４）　侏罗纪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３）　白垩纪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是也。前纪生物已日归于消灭，故（５）纪时，鳞印诸木，衰落既久，而松柏，苏铁，羊齿诸科，乃代之握植界之主权。

至（３）纪则无花果，白杨，柳，槠等诸被子植物出，与现世界几无大异矣。动物则前代已生之爬虫，日益发达，有袋类亦生，为乳哺类之先导。至（４）纪而诡形之龙类〔２４〕（旧译作鼍），跋扈于陆地，有齿之大鸟〔２５〕，飞翔于太空，盖自有生物以来，未有若斯之瑰奇繁盛者也。且菊石，箭石之属，亦大繁殖，其遗蜕遂造成（３）纪之地层，即学校日用之垩笔〔２６〕，亦此微虫之余惠耳。至（３）纪时，生物界乃大变革，旧生动植，或衰或灭，而真阔叶树及硬骨鱼兴。

（５）纪之在中国者，为西藏，有用〔２７〕物则有岩盐石膏铜铁铅等。（４）纪则自西伯利亚东方，以至中国之本部，虽时有物，而极鲜石炭。（３）纪则并有用物亦鲜见矣，中国之极西方是也。

（四）新生代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Ｅｒａ新生代者，地质时代中最终之地层，而其末叶，即吾人生息之历史也，别为二纪，曰：

（２）　第三纪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Ｐｅｒｉｏｄ（１）　第四纪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Ｐｅｒｉｏｄ其岩石为粗面，流纹，玄武，及粘土，砂砾，柔石炭等。

其生物虽与今几无大异，然细察之，则不同之点綦多，如象，貘，张角兽，恐鸟〔２８〕是也。如是盛衰递嬗，益衍益进，至洪积世Ｄｉｌｕｖｉｕｍ而人类生。

（２）纪分布于中国全部，其物有金属，且产石炭，然以新成，故远逊于石炭纪者。（１）纪则全世界无不见之，如中国扬子江北部之累斯Ｌｏｅｓｓ（黄色无层之灰质岩石），即为是时积聚之砂土；黄河附近之黄土，亦是时发育之垆坶之一种也。

第四　地质上之发育

地球未成以先，吾中国亦气体中之一份耳，无可言者，故以地球成后始。

（一）太古代之中国　太古代之地球，洪水澎湃，烈火郁盘，地鲜出水，奚言生物，瞑想其状，当惟见洪流激浪而已。

然火力所激，而地壳变形，昆仑山脉，忽然隆出；蒙古之一部分，及今之山东，亦离水成陆，崛起海中，其他则惟巨浸无际，怒浪拂天已耳。

（二）古生代之中国　地壳地心，鏖战既久，其后地心花刚岩之溶液，挟火力以泉涌，流溢海陆，地壳随之隆出水面，乃构成东方亚细亚之大陆。秦岭以北断层分走于诸方，即为台地，大苇鳞木印木等巨大植物，于焉繁殖。以北，则地层恒作波折形，似曾为山脉者。厥后经风雨之剥蚀，海浪之冲激，秦岭以北，渐成海底，无量植物，受水石之迫压，及地心热力，相率僵死。然地心火力，则犹冲突而未有已也，故复隆出水中，成阶级状之台地，所谓支那炭田者，实形成于此时焉。然其南部，尚潜海底，迨因受西北方之横压力，而秦岭以南之地层，遂成波状之崛起，即所谓支那山系（南岭）者是也。

（三）中生代之中国　火山之活动，至是稍衰，惟南方之一部，渐至沦陷，成新地中海，是实今日四川省之洼地（四川之赤盆砂地），而南支那之炭田也。迨喜马拉牙山崭然显头角，而南部中国始全为陆地。厥后南京与汉江之北，生分走北东之两断层，陷落而成中原，即为历代枭雄逐鹿地，以造成我中国旧史之骨子者也。

（四）新生代之中国　入新生代之初，水火之威日杀，甘肃及蒙古地方，昔为内海，至是亦渐就干涸，砂漠成焉。然以暴风所经营，故土砂埃尘，均随风飞动，运入黄河流域地方，积为黄土。扬子江北部，亦广大之砂漠耳，后以风之吹拂，雨之浸润，遂成累斯，故累斯大发育于中国。其他则与今日地形，几无大异矣。

第五　世界第一石炭国

世界第一石炭国！石炭者，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接之关系，而足以决盛衰生死之大问题者也。盖以汽生力之世界，无不以石炭为原动力者，失之则能令机械悉死，铁舰不神。虽曰将以电生力矣，然石炭亦能分握一方霸权，操一国之生死，则吾所敢断言也。故若英若美，均假僵死植物之灵，以横绝一世；今且垂尽矣，此彼都人士，所为抚心愁叹，皇皇大索者也。列邦如是，我国如何？利忒何芬曰：“世界第一石炭国！……”今据日本之地质调查者所报告，石炭田之大小位置，图遍于左，即：

满洲七处

芜河水

赛马集

太子河沿岸（上流）本溪湖

辽东

锦州府（大小凌河上流）

宁远县

中后所

辽西

直隶省六处

石门塞（临榆县）

开平

北京之西方（房山县附近）

保安州

蔚州西宁州山西省六处

东南部炭田西南部炭田五台县大同宁民府间炭田中路（译音）西印子（译音）

四川省一处

雅州府

河南省两处

南召县鲁山县附近江西省六处

３１中国地质略论

４１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丰城新喻萍

乡兴安乐平饶州福建省两处

邵武县建宁府安徽省一处

宣城

山东省七处

沂州府新泰县莱芜县章丘县临榆县

通县〔２９〕博山县及淄川县

甘肃省五处

兰州府大通县古浪县定羗县山丹州

等四十三处是也。或谓此外有湖南东南部有烟无烟炭田，无虑二万一千方迈尔〔３０〕，虽未得其的据，然吾中国炭田之未发见者，固不知其几许，宁止湖南？今仅就图中（见１３页）山西省有烟无烟大炭田计之，约各一万三千五百方迈尔，合计七百万步〔３１〕。加以他处炭田，拟一极少数，为一千万步。设平均厚率为三十尺，一立方坪之重量为八吨，则其总量凡一万二千亿吨，即每年采掘一亿二千万吨，亦可保持至一万年之久而未有尽也。况加以湖南传说之炭田，五百六十六万步即约六千八百亿吨乎。吾以之自熹，吾以之自慰。然有一奇现象焉，即与吾前言反对者，曰中国将以石炭亡是也。列强领土之中，既将告罄，而中国乃直当其解决盛衰问题之冲，列国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复以不能越势力平均之范围，乃相率而谈分割，血眼欲裂，直睨炭田。而我复麻木罔觉，挟无量巨资，不知所用，惟沾沾于微利以自贼，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３２〕，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呜呼，不待十年，将见此〔３３〕中原，已非复吾曹之故国，握炭田之旧主，乃为采炭之奴，弃宝藏之荡子，反获鄙夫之谥。虽曰炭田有以诲盗，而慢藏〔３４〕不用，则谁之罪哉。

第六　结　论

生敬爱忧惧种种心，掷笔大叹，思吾故国，如何如何。乃见黄神啸吟，白眚舞蹈，〔３５〕足迹所至，要索随之，既得矿权，遂伏潜力，曰某曰某，均非我有。今者俄复索我金州复州海龙盖平诸矿地矣。初有清商某以自行采掘请，奉天将军诺之，既而闻其阴市于俄也，欲毁其约，俄人剧怒，大肆要求。〔３６〕呜呼，此垂亡之国，翼翼爱护之，犹恐不至，独奈何引盗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哉。今复见于吾浙矣。以吾所闻，浙绅某者〔３７〕，窃某商之故智，而实为外人伥，约将定矣。设我浙人若政府，起而沮尼之，度其结果，亦若俄之于金州诸地耳。试问我畏葸文弱之浙人，老病昏糙之政府，有何权力，敢遏其锋；阖口自臧，犹将罹祸，而此獠偏提外人耳而促之曰：“若盍索吾浙矿。”呜呼，鬼蜮为谋，猛鹫张口，其亡其亡，复何疑焉。吾尝豫测将来，窃为吾浙惧，若在北方，则无瞢耳。彼等既饱尝外人枪刃之风味，淫掠之德政，不敢不慑伏谄媚，以博未来之圣主欢，夺最爱之妻女，犹不敢怨，更何有于毫无爱想之片土哉！若吾浙则不然，台处衢严诸府，教士说法，犹酿巨前〔３８〕。况忽见碧瞳皙面之异种人，指挥经营，丁丁然日凿吾土，必有一种不能思议之感想，浮游于脑，而惊，而惧，而愤，挥梃而起，莳刈之以为快。而外人乃复得口实，以要索，以示威，枭颅成束，流血碧地之惨象，将复演于南方，未可知也。即不然，他国执势力平均之说，群起夺地，倏忽瓜分，灭国之祸，惟我自速。即幸而数十年后，竟得独立，荣光纠纷，符吾梦想；而吾浙矿产，本逊他省，复以外族入室，罗掘一空，工商诸业，遂难优胜，于是失败迭来，日趋贫病。呜呼，浙人而不甘分致戎之谤也，其可不谋所以挽救之者乎。

救之奈何？曰小儿见群儿之将夺其食也，则攫而自吞之，师是可耳。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起而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索之机绝。乡人相见，可以理喻，非若异族，横目为仇，则民变之祸弭。况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吾知豪侠之士，必有阿阿以思，奋袂而起者矣。不然，则吾将忧服箱〔３９〕受策之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十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署名索子。原为句读。

〔２〕　五印　指印度。古代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份。

〔３〕　匚壮　藏的古字。

〔４〕　弱水　我国古书中关于弱水的神话传说很多，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晋代郭璞注：“其水不胜鸿毛。”

〔５〕　阿鼻　梵文Ａｖｉｃｉ的音译，意为“无间”，指痛苦无有间断。佛教传说中有所谓阿鼻地狱。

〔６〕　“子有钟鼓，弗鼓弗考”等语，见《诗经·唐风·山有枢》。考，敲。

〔７〕　利忒何芬（Ｆ．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１８３３—１９０５）　通译李希霍芬，德国地质地貌学家。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二年，他在上海西商会的指使和资助下，七次旅行我国内地，搜集地质、矿产等资料。回国后撰有《中国——亲身经历及其研究报告》三册和地图一本。他在此书和一些文章中，极力主张德国霸占我国胶州湾。

〔８〕　石炭　这里指煤。

〔９〕　森林民族　指日耳曼人。他们在公元一世纪之前，一直居住在北欧森林地带，过着游牧打猎的生活。

〔１０〕　式奚尼（Ｂ．ｖｏｎ　Ｓｚéｃｈｅｎｙｉ，１８３７—１９１８）匈牙利人。他于一八七九年来中国，与克雷德纳（Ｇ．Ｋｒｅｉｔｎｅｒ）、洛奇（Ｌ，Ｌóｃｚｙ）一同探察我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回国后著有《一八七七年——一八八○年东亚旅行的学术成果》一书。

〔１１〕　阿布导夫（Ｂ．Ａ．Ｏfｐｙgｅh，１８６３—１９５６）　通译奥勃鲁契夫，俄国地质地理学家。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四年间参加波丹宁为首的考察队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回国后著有《亚洲中部、华北和南山》二卷

〔１２〕　里昂商业会议所　通译里昂商会，法国的商人团体之一。

成立于一七○二年。它的主要职责是讨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事宜，向政府提出工商方面的建议等。一七九一年因立宪会议下令取消各地商会而解散，一八○二年恢复。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Ｄｕｃｌｏｓ）考察我国云南、贵州、四川地区，提出了关于当地矿物资源的报告书；随后，里昂商会为进一步考察对华进行贸易渗透的前景，向上述地区派出了以法国外交部委任的领事艾米尔·罗歇（Ｅｍｉｌ　Ｒｏ－ｃｈｅｒ）率领的考察团。

〔１３〕　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德国哲学家。一七五五年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认为宇宙中无限混沌的原始物质彼此吸引、相撞、发热、旋转而成星云；旋转着的星云在其赤道面上甩出物质，依次形成太阳系诸行星。

〔１４〕　拉布拉（Ｐ．Ｌａｐｌａｃｅ，１７４９—１８２７）　通译拉普拉斯，法国科学家。他于一七九六年根据角动量守恒原则解释星云冷凝体的加速自转，独立地提出了与康德相似的论点。

〔１５〕　基础统系　也称基础建造，指原始地壳。

〔１６〕　阿屯（Ｅｏｚｏｎｅ）　美国科学家达逊曾在隐生宙（即文中的原始代）形成的加拿大石灰岩中，发现类似原生动物有孔虫的遗迹，取名为Ｅｏｚｏｎｅ。

〔１７〕　眉彪（１８２５—１９０８）　又译梅标士，德国科学家。他经过研究，否定了隐生宙存在过有孔类原生动物的说法。

〔１８〕　按寒武利亚纪后，当有奥陶纪（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　按石炭当系石灰之误。

〔２０〕　苇　又作大苇（ｃａｌａｍｉｔｓ），通译芦木，一种木贼纲的古植物。

〔２１〕　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著有《物种起源》等。他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阐明了在自然条件的作用下，生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客观规律，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

〔２２〕　确荦　土地瘠薄多石。

〔２３〕　榜陀罗　通译潘陀拉，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美女。主神宙斯把她送给厄匹米修斯为妻，并交给她一只箱子，内装疾病、灾害、罪恶等祸患，“希望”则藏在底层。她和厄匹米修斯见面时，打开箱盖，向人间放出各种祸患，却把“希望”关在箱里。

〔２４〕　诡形之龙类　指恐龙。

〔２５〕　有齿之大鸟　指始祖鸟。

〔２６〕　垩笔　即粉笔，我国多用石膏制作；其他国家则多用白垩土制作。白垩土是一种主要由微体动物遗壳堆积而成的白色土质岩石。

〔２７〕　－丨丨－　矿的古字。

〔２８〕　貘　指巨貘（Ｍｅｇａｔａｐｉｒｕｓ），真貘科的古代哺乳动物。张角兽，当指恐角类（Ｄｉｎｏｃｒａｔａ）动物，头上常有角状的骨质突起。恐鸟，又称莫滑（ＭＯＡ）鸟，一种类似驼鸟的走禽。

〔２９〕　按这里的临榆县、通县，据本文所附地图，当为临淄县、潍县。

〔３０〕　迈尔　英语ｍｉｌｅ的音译，即英里。

〔３１〕　步　日本的面积单位，同坪，一坪合三·三○五七平方米。

〔３２〕　山西某炭田夺于英　指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英国福公司攫取山西盂县平定矿权。山东各炭田夺于德，指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德国政府攫取山东胶济铁路沿线三十里内矿权，次年德商瑞记洋行攫取山东境内五处矿权。

〔３３〕　月无月无　肥沃。

〔３４〕　慢藏　意思是财物保管不严。《易·系辞上》：“慢藏诲盗。”

〔３５〕　黄神啸吟　《淮南子·览冥训》：“西老折胜，黄神啸吟。”

东汉高诱注：“为时〔按指夏桀之时）无法度，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白眚，指西方帝国主义者。眚，灾害。

〔３６〕　关于俄索金州诸矿，见一九○三年十月一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九月三十日天津特电：奉天将军以金州厅、复州、盖平、海龙厅等矿山许请清商出资开采，该清商联络俄国人，自俄国人出资，其权利尽落俄国人之手；故奉天将军近令禁止，俄国领事盛气诘问，奉天将军乃电请外务部，乞与俄国公使开议，以保护矿山权云。”奉天将军，指当时的盛京将军增祺。清商，指买办商人梁显诚。

〔３７〕　浙绅某者　指高尔伊，字子衡，浙江杭州人。一九○三年，他借开设宝昌公司承办浙东衢、严、温、处四府矿产之名，暗中以二百五十万两银价将四府矿产全部出卖给意大利惠工公司。同年十月三日，浙江留日学生曾在东京上野三宜亭集会抗议，并发布公开信声讨高尔伊的卖国行径。

〔３８〕　教士说法，犹酿巨前　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年间，浙江的台州、处州、衢州、严州等地区，爆发过多次以反对教会为口号的群众反帝斗争，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计有一八九八年二月的海门起义，一九○○年七月的诸暨起义、八月的衢州起义、九月的宁海起义，一九○三年六月的宁海、桐庐起义等。前，同灾。

〔３９〕　服箱　驾车。《诗经·小雅·大东》：“皖彼牵牛，不可以服箱。”

破恶声论〔１〕

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瘰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望虽小陋，顾亦留独弦于槁梧〔２〕，仰孤星于秋昊也。使其无是，斯增欷尔。夫外缘来会，惟须弥〔３〕泰岳或不为之摇，此他有情，不能无应。然而厉风过窍，骄阳薄河，受其力者，则咸起损益变易，物性然也。至于有生，应乃愈著，阳气方动，元驹贲焉〔４〕，杪秋之至，鸣虫默焉，习飞蠕动〔５〕，无不以外缘而异其情状者，则以生理然也。若夫人类，首出群伦，其遇外缘而生感动拒受者，虽如他生，然又有其特异；神畅于春，心凝于夏，志沉于萧索，虑肃于伏藏〔６〕。情若迁于时矣，顾时则有所迕拒，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已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是故其声出而天下昭苏，力或伟于天物，震人间世，使之瞿然。瞿然者，向上之权舆〔７〕已。

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而今之中国，则正一寂漠境哉。

乃者诸夏丧乱，外寇乘之，兵燹之下，民救死不给，美人墨面，硕士则赴清之渊；旧念犹存否于后人之胸，虽不可度，顾相观外象，则疲讫卷挛，蛰伏而无动者，固已久矣。洎夫今兹，大势复变，殊异之思，乍诡之物，渐渐入中国，志士多危心〔８〕，亦相率赴欧墨，欲采掇其文化，而纳之宗邦。凡所浴颢气则新绝，凡所遇思潮则新绝，顾环流其营卫〔９〕者，则依然炎黄之血也。荣华在中，厄于肃杀，婴以外物，勃焉怒生。

于是苏古掇新，精神贻彻，自既大自我于无意，又复时返顾其旧乡，披厥心而成声，殷若雷霆之起物。梦者自梦，觉者是之，则中国之人，庶赖此数硕士而不殄灭，国人之存者一，中国斯半〔１０〕生于是已。虽然，日月逝矣，而寂漠犹未央也。上下求索，阒其无人，不自发中，不见应外，颛蒙〔１１〕默止，若存若亡，意者往之见戕贼者深，因将长槁枯而不复菀与，此则可为坠心陨涕者也。顾吾亦知难者则有辞矣。殆谓十余年来，受侮既甚，人士因之渐渐出梦寐，知云何为国，云何为人，急公好义之心萌，独立自存之志固，言议波涌，为作日多。外人之来游者，莫不愕然惊中国维新之捷，内地士夫，则出接异域之文物，效其好尚语言，峨冠短服而步乎大衢，与西人一握为笑，无逊色也。其居内而沐新思潮者，亦胥争提国人之耳，厉声而呼，示以生存二十世纪之国民，当作何状；而聆之者则蔑弗首肯，尽力任事惟恐后，且又日鼓舞之以报章，间协助之以书籍，中之文词，虽诘诎聱牙，难于尽晓，顾究亦输入文明之利器也。倘其革新武备，振起工商，则国之富强，计日可待。豫备时代者今之世，事物胥变易矣，苟起陈死人于垅中而示以状，且将唇惊乎今之论议经营，无不胜于前古，而自憾其身之蚤殒矣，胡寂漠之云云也。若如是，则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世之言何言，人之事何事乎。心声也，内曜也，不可见也。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人虑冻馁，则竞趋于异途，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为匠者乃颂斧斤，而谓国弱于农人之有耒耜，事猎者则扬剑铳，而曰民困于渔父之宝网罟；倘其游行欧土，偏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１２〕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纤腰者为野蛮矣。顾使诚匠人诚猎师诚制束腰道具者，斯犹善也，试按其实，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而鸩毒日投，适益以速中国之隳败，则其增悲，不较寂漠且愈甚与。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阝少马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亻马〔１３〕，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今者古国胜民〔１４〕，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则咸入自觉之境矣。披心而其声昭明，精神发扬，渐不为强暴之力谲诈之术之所克制，而中国独何依然寂漠而无声也？岂其道茀不可行，故硕士艰于出世；抑以众拽盈于人耳，莫能闻渊深之心声，则宁缄口而无言耶。嗟夫，观史实之所垂，吾则知先路前驱，而为之辟启廓清者，固必先有其健者矣。顾浊流茫洋，并健者亦以沦没，月无月无华土，凄如荒原，黄神啸吟，种性放失，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已。虽然，事多失于自臧，而一苇之投，望则大于俟他士之造巨筏，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斯论之所由作也。

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褂，攻击迫拶，俾之靡聘。往者迫于仇则呼群为之援助，苦于暴主则呼群为之拨除，今之见制于大群，孰有寄之同情与？故民中之有独夫，靶于今日，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人丧其我矣，谁则呼之兴起？顾拽嚣乃方昌狂而未有既也。二类所言，虽或若反，特其灭裂个性也大同。总计言议而举其大端，则甲之说曰，破迷信也，崇侵略也，尽义务也；乙之说曰，同文字也，弃祖国也，尚齐一也，非然者将不足生存于二十世纪。至所持为坚盾以自卫者，则有科学，有适用之事，有进化，有文明，其言尚矣，若不可以易。

特于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乃独函胡而不与之明言，甚或操利矛以自陷。嗟夫，根本且动摇矣，其柯叶又何半焉。岂诚其随波弟靡，莫能自主，则姑从于唱喁〔１５〕以荧惑人；抑亦自知其小陋，时为饮啖计，不得不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耶。名声得而腹腴矣，奈他人之见戕贼何！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１６〕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若其本无有物，徒附丽是宗，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则吾愿先闻其白心。

使其羞白心于人前，则不若伏藏其论议，荡涤秽恶，俾众清明，容性解之竺生〔１７〕，以起人之内曜。如是而后，人生之意义庶几明，而个性亦不至沉沦于浊水乎。顾志士英雄不肯也，则惟解析其言，用晓其张主之非是而已矣。

破迷信者，于今为烈，不特时腾沸于士人之口，且裒然成巨帙矣。顾胥不先语人以正信；正信不立，又乌从比校而知其迷妄也。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１８〕之需求。故吠牾〔１９〕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牾罗〔２０〕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来〔２１〕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孽。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２２〕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轶性灵，玄义在中，煌财罚渌?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

设有人，谓中国人之所崇拜者，不在无形而在实体，不在一宰而在百昌〔２３〕，斯其信崇，即为迷妄，则敢问无形一主，何以独为正神？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轶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斥此谓之迷，则正信为物将奈何矣。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轶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若夫自谓其言之尤光大者，则有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稍耳物质之说，即曰：“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略翻生理之书，即曰：“人体，细胞所合成也；安有灵魂？”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２４〕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不思事理神轶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依此攻彼，不亦操〔２５〕乎。夫欲以科学为宗教者，欧西则固有人矣，德之学者黑格尔〔２６〕，研究官品〔２７〕，终立一元之说，其于宗教，则谓当别立理性之神祠，以奉十九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三位云何？诚善美也。顾仍奉行仪式，俾人易知执着现世，而求精进。至尼导〔２８〕氏，则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掊击景教〔２９〕，别说超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则其张主，特为易信仰，而非灭信仰昭然矣。顾迄今兹，犹不昌大。盖以科学所底，不极精深，揭是以招众生，聆之者则未能满志；惟首唱之士，其思虑学术志行，大都博大渊邃，勇猛坚贞，纵迕时人不惧，才士也夫！观于此，则惟酒食是仪，他无执持，而妄欲夺人之崇信者，虽有元素细胞，为之甲胄，顾其违妄而无当于事理，已可弗繁言而解矣。吾不知耳其论者，何尚顶礼而赞颂之也。虽然，前此所陈，则犹其上尔；更数污下，乃有以毁伽兰为专务者。国民既觉，学事当兴，而志士多贫穷，富人则往往吝啬，救国不可缓，计惟有占祠庙以教子弟；于是先破迷信，次乃毁击像偶，自为其酋，聘一教师，使总一切，而学校立。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３０〕，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况学校之在中国，乃何状乎？教师常寡学，虽西学之肤浅者不''，徒作新态，用惑乱人。讲古史则有黄帝之伐某尤〔３１〕，国字且不周识矣；言地理则云地球常破，顾亦可以修复，大地实体与地球模型且不能判矣。学生得此，则以增骄，自命中国桢干，未治一事，而兀傲过于开国元老；顾志操特卑下，所希仅在科名，赖以立将来之中国，岌岌哉！迩来桑门〔３２〕虽衰退，然校诸学生，其清净远矣。若在南方，乃更有一意于禁止赛会之志士。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精神体质，两愉悦也。号志士者起，乃谓乡人事此，足以丧财费时，奔走号呼，力施遏止，而钩其财帛为公用。嗟夫，自未破迷信以来，生财之道，固未有捷于此者矣。夫使人元气瘰浊，性如沉鞠；或灵明已亏，沦溺嗜欲，斯已耳；倘其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则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故农则年答大戬于天，自亦蒙庥而大嵩，稍息心体，备更服劳。今并此而止之，是使学轭下之牛马也，人不能堪，必别有所以发泄者矣。况乎自慰之事，他人不当犯干，诗人朗咏以写心，虽暴主不相犯也；舞人屈申以舒体，虽暴主不相犯也；农人之慰，而志士犯之，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３３〕至于细流，乃尚万别。举其大略，首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３４〕，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若谓埃及以迷信亡，举彼上古文明，胥加呵斥，则竖子之见，古今之别，且不能知者，虽一哂可靳之矣。复次乃有借口科学，怀疑于中国古然之神龙者，按其由来，实在拾外人之余唾。彼徒除利力而外，无蕴于中，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以动物学之定理，断神龙为必无。夫龙之为物，本吾古民神思所创造，例以动物学，则既自白其愚矣，而华土同人，贩此又何为者？抑国民有是，非特无足愧恧已也，神思美富，益可自扬。古则有印度希腊，近之则东欧与北欧诸邦，神话古传以至神物重言〔３５〕之丰，他国莫与并，而民性亦瑰奇渊雅，甲天下焉，吾未见其为世诟病也。惟不能自造神话神物，而贩诸殊方，则念古民神思之穷，有足谓。嗟乎，龙为国徽，而加之谤，旧物将不存于世矣！顾俄罗斯枳首之鹰，英吉利人立之兽〔３６〕，独不蒙垢者，则以国势异也。科学为之被，利力实其心，若尔人者，其可与庄语乎，直唾之耳。且今者更将创天下古今未闻之事，定宗教以强中国人之信奉矣，心夺于人，信不繇己，然此破迷信之志士，则正敕定正信教宗之健仆哉。

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中国志士何隶乎？夫古民惟群，后乃成国，分画疆界，生长于斯，使其用天之宜，食地之利，借自力以善生事，辑睦而不相攻，此盖至善，亦非不能也。人类顾由防，乃在微生，自虫蛆虎豹猿狖以至今日，古性伏中，时复显露，于是有嗜杀戮侵略之事，夺土地子女玉泉以厌野心；而间恤人言，则造作诸美名以自盖，历时既久，入人者深，众遂渐不知所由来，性偕习而俱变，虽哲人硕士，染秽恶焉。如俄罗斯什赫〔３７〕诸邦，夙有一切斯拉夫主义〔３８〕，居高位者，抱而动定，惟不溥及农人间，顾思士诗人，则熏染于心，虽瑰意鸿思不能涤。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至于近世，则知别有天识在人，虎狼之行，非其首事，而此风为稍杀。特在下士，未能脱也，识者有忧之，于是恶兵如蛇蝎，而大呼平和于人间，其声亦震心曲，豫言者托尔斯泰其一也。其言谓人生之至可贵者，莫如自食力而生活，侵掠攻夺，足为大禁，下民无不乐平和，而在上者乃爱喋血，驱之出战，丧人民元〔３９〕，于是家室不完，无庇者遍全国，民失其所，政家之罪也。何以药之？莫如不奉命。令出征而士不集，仍秉耒耜而耕，熙熙也；令捕治而吏不集，亦仍秉耒耜而耕，熙熙也，独夫孤立于上，而臣仆不听命于下，则天下治矣。然平议以为非是，载使全俄朝如是，敌军则可以夕至，民朝弃戈矛于足次，迨夕则失其土田，流离散亡，烈于前此。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第此犹曰仅揆之利害之言也，察人类之不齐，亦当悟斯言之非至。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即同矣，见一异者，而全群之治立败，民性柔和，既如乳羔，则一狼入其牧场，能杀之使无遗孑，及是时而求保障，悔迟莫矣。是故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人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顾战争绝迹，平和永存，乃又须迟之人类灭尽，大地崩离以后；则甲兵之寿，盖又与人类同终始者已。然此特所以自捍卫，辟虎狼也，不假之为爪牙，以残食世之小弱，令兵为人用，而不强人为兵奴，人知此义，乃庶可与语武事，而不至为两间大厉也与。虽然，察我中国，则世之论者，殆皆非也，云爱国者有人，崇武士者有人，而其志特甚犷野，托体文化，口则作肉攫之鸣，假使傅以爪牙，若余勇犹可以蹂躏大地，此其为性，狞暴甚矣，顾亦不可谥之兽性。何以言之？曰诚于中而外见者，得二事焉，兽性爱国者之所无也。二事云何？则一曰崇强国，次曰侮胜民。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然中国则何如国矣，民乐耕稼，轻去其乡，上而好远功，在野者辄怨怼，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惟晏安长久，防卫日弛，虎狼突来，民乃涂炭。第此非吾民罪也，恶喋血，恶杀人，不忍别离，安于劳作，人之性则如是。倘使举天下之习同中国，犹托尔斯泰之所言，则大地之上，虽种族繁多，邦国殊别，而此疆尔界，执守不相侵，历万世无乱离焉可也。兽性者起，而平和之民始大骇，日夕岌岌，若不能存，苟不斥去之，固无以自生活；然此亦惟驱之适旧乡，而不自反于兽性，况其戴牙角以戕贼小弱孤露者乎。而吾志士弗念也，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至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之民，则以冰寒之言嘲其陨落。夫吾华土之苦于强暴，亦已久矣，未至陈尸，鸷鸟先集，丧地不足，益以金资，而人亦为之寒饿野死。而今而后，所当有利兵坚盾，环卫其身，毋俾封豕长蛇，荐食上国〔４０〕；然此则所以自卫而已，非效侵略者之行，非将以侵略人也。不尚侵略者何？曰反诸己也，兽性者之敌也。至于波兰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波兰虽素不相往来，顾其民多情愫，爱自繇，凡人之有情愫宝自繇者，胥爱其国为二事征象，盖人不乐为皂隶，则孰能不眷慕悲悼之。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使二国而危者，吾当为之抑郁，二国而陨，吾当为之号*g，无祸则上祷于天，俾与吾华土同其无极。今志士奈何独不念之，谓自取其殃而加之谤，岂其屡蒙兵火，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４１〕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故总度今日佳兵之士，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最下；人云亦云，不持自见者上也。间亦有不隶二类，而偶反其未为人类前之性者，吾尝一二见于诗歌，其大旨在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４２〕以自豪，厉声而嗥，欲毁伦敦而覆罗马；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焉。倡黄祸者，虽拟黄人以兽，顾其烈则未至于此矣。今兹敢告华土壮者曰，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固人生宜有事，特此则以自臧，而非用以搏噬无辜之国。使其自树既固，有余勇焉，则当如波兰武士贝谟〔４３〕之辅匈加利，英吉利诗人裴伦〔４４〕之助希腊，为自繇张其元气，颠仆压制，去诸两间，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眈眈皙种，失其臣奴，则黄祸始以实现。若夫今日，其可收艳羡强暴之心，而说自卫之要矣。乌乎，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未完）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第八期，署名迅行。原为句读。

〔２〕　槁梧　古琴。《庄子·德充符》：“据槁梧而瞑。”

〔３〕　须弥　梵文Ｓｕｍｅｒｕ音译的不确切的略称，意为“妙高”，古印度神话和佛教传说中的大山名。

〔４〕　元驹贲焉　《大戴礼·夏小正》：“十二月，元驹贲。”北周卢辩注：元驹“蚁也。贲者走于地中也。”

〔５〕　习飞蠕动　昆虫的飞行爬动。《淮南子·原道训》：“跂行喙息，习飞蠕动，待而后朱，莫知其德。”

〔６〕　萧索　指秋季。宋代范仲淹《恨赋》：“秋日萧索，浮云无光。”伏藏，指冬季。汉代伏胜《尚书大传》：“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万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则何以为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于中也。”

〔７〕　权舆　《诗经·秦风·权舆》：“于嗟乎，不承权舆。”毛传：“权舆，始也。”

〔８〕　危心　心怀畏惧的意思。《孟子·尽心上》：“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

〔９〕　营卫　即荣卫。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四：“荣，大血管也。卫，微丝管也。”

〔１０〕　半　同托。

〔１１〕　颛蒙　愚昧。汉代扬雄《法言·学行》：“天降生民，倥侗颛蒙。”

〔１２〕　贞虫　《淮南子·原道训》：“……蚊蛲贞虫，蠕动跂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汉代高诱注：“贞虫，细腰之属。”

〔１３〕　亻马　同骂。

〔１４〕　胜民　被征服国家的人民。

〔１５〕　从于唱喁　随声附和的意思。《庄子·齐物论》：“前者唱于，后者唱喁。”于，同吁。

〔１６〕　奥古斯丁（Ａ．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３５４—４３０）古迦太基国（今突尼斯）的神学者，基督教主教，著有《天主之城》等。托尔斯泰（i．j．lmnolp，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约翰卢骚（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通译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他们都著有自传性的《忏悔录》。

〔１７〕　性解　天才，这个词来自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竺生，同笃生，涌现的意思。

〔１８〕　形上　指精神。《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１９〕　吠牾　或译韦陀，印度最古的宗教、哲学、文学经典名，这里借指印度。

〔２０〕　因牾罗　印度神话中的雷神，又是佛教中最高的神“帝释天”。

〔２１〕　希伯来　犹太民族的又一名称，相传公元前一千多年，在民族领袖摩西的领率下，从埃及归巴勒斯坦建国。希伯来人的典籍《旧约全书》，包括文学作品、历史传说以及有关宗教的传说等，后来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

〔２２〕　覆载　指天地。

〔２３〕　百昌　万物。《庄子·在宥》：“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２４〕　质力　指化学、物理。

〔２５〕　操　通颠。

〔２６〕　黑格尔（Ｅ．Ｈ．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８３４—１９１９）　通译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著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作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钮带的一元论》等。他主张科学与宗教结成联盟，建立“一元论的宗教”，在“理性的宫殿”里供奉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女神。

〔２７〕　官品　指生物。严复在《天演论·能实》的按语中说：“有生者如人禽虫鱼鸟木之属，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

〔２８〕　尼导（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通译尼采，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著有《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２９〕　景教　基督教的一支，又称聂斯托利派，唐太宗旯劬拍辏ǎ叮常担┐胛?国，称为景教。这里泛指基督教。

〔３０〕　震旦　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３１〕　黄帝之伐某尤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

〔３２〕　桑门　佛家语，梵语ｓｒａｍａｎａ的略称，通译沙门，即出家修道的佛教徒。

〔３３〕　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庄子·天下》：“墨翟禽滑岚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矫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清代郭庆藩《集释》引郭象注云：“乱莫大于逆物而伤性也。”“任众适性为上，今墨反之，故为下。”又引成玄英疏云：“墨子之道，逆物伤性，故是治化之下术，荒乱之上首也。”

〔３４〕　奇觚　《急就篇》卷一：“急就奇觚与众异。”原指奇书，这里是奇异的意思。

〔３５〕　重言　指传说。《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３６〕　枳首之鹰　双头鹰，沙皇俄国的国徽。人立之兽，两只相对直立的狮子，英国国徽。

〔３７〕　什赫　即波希米亚，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

〔３８〕　一切斯拉夫主义　即泛斯拉夫主义，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俄国沙皇政府提出的要求各斯拉夫民族统一于沙皇制度之下的反动主张。

〔３９〕　丧人民元　丧害人民的生命。《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汉代赵岐注：“元，首也。”

〔４０〕　封豕长蛇，荐食上国　《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大野猪。荐，屡次。

〔４１〕　灵台　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

〔４２〕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黄祸之说，十九世纪末兴起于西方，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黄种民族的崛起，是威胁欧美生存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刊物常援引黄祸之说来鼓动“民气”。

〔４３〕　贝谟（Ｊ．Ｂｅｍ，１７９５—１８５０）　通译贝姆，波兰将军。一八三○年十一月波兰反抗沙俄、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领导人之一。失败后逃亡国外，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维也纳武装起义和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

〔４４〕　裴伦（Ｇ．Ｇ．Ｂｙｒ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２４）　通译拜伦，英国诗人。一八二三年参加希腊的民族独立战争。著有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

《越铎》出世辞〔１〕

于越〔２〕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３〕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４〕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５〕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６〕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已而思士笃生，上通帝旨，转轮〔７〕之说，弥沦大区，国士桓桓〔８〕，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９〕，以更生于越，索虏〔１０〕则负无量罪恶，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轶，岂以为匹夫无与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虏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１１〕。前此罪恶，既咸以归索虏，索虏不克负荷，俱以陨落矣。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使更不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复见瘠弱槁枯，一如往日，则番番良士〔１２〕，其又将谁咎耶？是故侪伦则念之矣，独立战始，且垂七旬，智者竭虑，勇士效命，而吾侪庶士，坐观其成，傥不尽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国民之外。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翼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勉，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猗此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鸷夷纵虐，民生槁枯，今者解除，义当兴作，用报古先哲人征营治理之业。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１３〕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绍兴《越铎日报》创刊号，署名黄棘。原无标点。

《越铎》，即《越铎日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由越社创办于绍兴。一九二七年三月停刊。早期曾得到鲁迅的支持。

〔２〕　于越　晋代贺循《会稽土地记》：“少康封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

〔３〕　海岳精液，善生俊异　晋代虞预《会稽典录·朱育》：“（虞）翻对曰：‘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有少阳之位。……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

〔４〕　大禹　亦称夏禹，我国古代夏后氏部落的领袖，夏朝的建立者，以治平洪水为后人传颂。《史记·夏本纪》：禹东巡“至于会稽而崩”，葬会稽山。

〔５〕　勾践　春秋末年越国国君。他被吴国打败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战胜了吴国。

〔６〕　无余　传说是越国的始祖。汉代赵煜《吴越春秋》卷六：“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

〔７〕　转轮　意即变革。原为佛家语，即转法轮，《法华文句》：“转佛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名转法轮。”

〔８〕　桓桓　威武的样子。《诗经·周颂·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９〕　三大自由　指孙中山所说的“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见《民权初步·自序》）。

〔１０〕　索虏　原是南北朝时南朝对北朝的蔑称，《资治通鉴·魏纪》文帝黄初二年：“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元代胡三省注：“索虏者，以北人辩发，谓之索头也。”

〔１１〕　台隶　原为古代奴隶中的两个等级，这里泛指被奴役的人。

〔１２〕　番番良士　《尚书·秦誓》：“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番番，勇武的样子。

〔１３〕　白水等语，出于屈原《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居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陟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白水，神话中的水名，据说源出昆仑山，人饮其水不死。

辛亥游录〔１〕

一

三月十八日，晴。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２〕。老藓缘墙，败槁布地，二三农人坐阶石上。折而右，为会稽山足。

行里许，转左，达一小山。山不甚高，松杉骈立，沏〔３〕木棘衣。

更上则沏木亦渐少，仅见卉草，皆常品，获得二种。及巅，乃见绝壁起于足下，不可以进，伏瞰之，满被古苔，蒙茸如裘，中杂小华，五六成簇者可数十，积广约一丈。掇其近者，皆一叶一华，叶碧而华紫，世称一叶兰；名叶以数，名华以类也。微雨忽集，有樵人来，切问何作，庄语不能解，乃给之曰：“求药。”更问：“何用？”曰：“可以长生。”“长生乌可以药得？”曰：“此吾之所以求耳。”遂同循山腰横径以降，凡山之纵径，升易而降难，刚其腰必生横径，人不期而用之，介然成路，不荒秽焉。

二

八月十七日晨，以舟趣新步〔４〕，昙而雨，亭午乃至，距东门可四十里也。泊沥海关前，关与沥海所隔江相对，离堤不一二十武〔５〕，海在望中。沿堤有木，其叶如桑，其华五出，筒状而薄赤，有微香，碎之则臭，殆海州常山〔６〕类欤？水滨有小蟹，大如榆荚。有小鱼，前鳍如足，恃以跃，海人谓之跳鱼。

过午一时，潮乃自远海来，白作一线。已而益近，群舟动荡。

倏及目前，高可四尺，中央如雪，近岸者挟泥而黄。有翁喟然曰：“黑哉潮头！”言已四顾。盖越俗以为观涛而见黑者有咎。然涛必挟泥，泥必不白，翁盖诅观者耳。观者得咎，于翁无利，而翁竟诅之矣。潮过雨霁，游步近郊，爰见芦荡中杂野菰，方作紫色华，得数本，芦叶伤肤，颇不易致。又得其大者一，欲移植之，然野菰托生芦根，一旦返土壤，不能自为养；必弗活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二月绍兴《越社丛刊》第一辑，借署“会稽周建人乔峰”。原无标点。

辛亥，一九一一年。当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采集植物标本。

〔２〕　禹祠　夏禹的祠庙，在绍兴东南会稽山下。

〔３〕　沏　刺的古字。

〔４〕　新步　地名，在绍兴东北镜塘殿附近。

〔５〕　武　我国古代一种计算距离的单位，一般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

〔６〕　海州常山　马鞭草科的一种药用植物，通称“臭梧桐”。海州，即今江苏连云港一带。

○播布美术意见书〔１〕

一　何为美术

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

（ａｒｔ　ｏｒ　ｆｉｎｅ　ａｒｔ）。爱忒云者，原出希腊，其谊为艺，是有九神〔２〕，先民所祈，以冀工巧之具足，亦犹华土工师，无不有崇祀拜祷矣。顾在今兹，则词中函有美丽之意，凡是者不当以美术称。

希腊之民，以美术著于世，然其造作，初无研肄，仅凭直觉之力，以判别天物美恶，惟其为觉敏，故所成就者神。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二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既有领会感动，则一二才士，能使再现，以成新品，是谓之作。故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美术。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

刻玉之状为叶，髹漆之色乱金，似矣，而不得谓之美术。象齿方寸，文字千万，核桃一丸，台榭数重，精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几案可以弛张，什器轻于携取，便于用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太古之遗物，绝域之奇器，罕矣，而非必为美术。

重碧大赤，陆离斑驳，以其戟刺；夺人目精，艳矣，而非必为美术，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二　美术之类别

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区分之法，始于希腊柏拉图〔３〕，其类凡二：

（甲）静美术　（乙）动美术柏氏以雕塑，绘画为静，音乐，文章为动，事属草创，为说不完。后有法人跋多〔４〕区分为三，德人黑智尔〔５〕承之。

（甲）目之美术　（乙）耳之美术

（丙）心之美术

属于目者为绘画雕塑，属于耳者为音乐，属于心者为文章，其说之不能具是，无异前古。近时英人珂尔文〔６〕以为区别之术，可得三种，今具述于次；凡有美术，均可取其一以分隶之。

（一）（甲）形之美术　（乙）声之美术美术有可见可触者，如绘画，雕塑，建筑，是为形美；有不可见不可触者，如音乐，文章，是为音美。顾中国文章之美，乃为形声二者，是又非此例所能赅括也。

（二）（甲）摹拟美术　（乙）独造美术美术有拟象天物者，为雕刻，绘画，诗歌；有独造者，为建筑，音乐。此二者虽间亦微涉天物，而繁复腠会，几于脱离。

（三）（甲）致用美术　（乙）非致用美术美术之中，涉于实用者，厥惟建筑。他如雕刻，绘画，文章，音乐，皆与实用无所系属者也。

三　美术之目的与致用

于利用有无，有所牴午。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然主用者则以为美术必有利于世，傥其不尔，即不足存。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惟以颇合于今日国人之公意，故从而略述之如次：

一　美术可以表见文化　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事〔７〕，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住。

一　美术可以辅翼道德　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爸安。

一　美术可以救援经济　方物见斥，外品流行，中国经济，遂以困匮。然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美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尔后金资，不虞外溢。故徒言崇尚国货者末，而发挥美术，实其本根。

四　播布美术之方

美术之用，大者既得三事，而本有之目的，又在与人以

享乐，则实践此目的之方术，自必在于播布。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兹拟应行之事如次：

一　建设事业

美术馆　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记念，次更及诸地方。建筑之法，宜广征专家意见，会集图案，择其善者，或即以旧有著名之建筑充之。所列物品，为中国旧时国有之美术品。

美术展览会　建筑之法如上。以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

剧场　建筑之法如上。其所演宜用中国新剧，或翻译外国著名新剧，更不参用古法；复以图书陈说大略，使观者咸喻其意。若中国旧剧，宜别有剧场，不与新剧混淆。

奏乐堂　当就公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定日演奏新乐，不更参以旧乐；惟必先以小书说明，俾听者咸能领会。

文艺会　当招致文人学士，设立集会，审国人所为文艺，择其优者加以奖励，并助之流布。且决定域外著名图籍若干，译为华文，布之国内。

一　保存事业

著名之建筑　伽蓝宫殿，古者多以宗教或帝王之威力，令国人成之；故时世既迁，不能更见，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

碑碣　椎拓既多，日就漫漶，当申禁令，俾得长存。

壁画及造像　梵刹及神祠中有之，间或出于名手。近时假破除迷信为名，任意毁坏，当考核作手，指定保存。

林野　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

一　研究事业

古乐　当立中国古乐研究会，令勿中绝，并择其善者，布之国中。

国民文术　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北京《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署名周树人。原为句读。

〔２〕　九神　古希腊人所崇奉的九位女神，她们分别主管历史，音乐和诗歌，喜剧，悲剧，舞蹈，抒情诗，颂歌，天文，史诗。

〔３〕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前４２７—前３４７）　古希腊哲学家。著有《对话集》。

〔４〕　跋多（Ｃ．Ｂａｔｔｅｕｘ，１７１３—１７８０）　法国教士、学者。著有《各种美术归结到一个原则》、《文学教程》等。

〔５〕　黑智尔（Ｇ．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　通译黑格尔，德国哲学家。著有《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美学》等。

〔６〕　珂尔文（Ｓ．Ｃｏｌｖｉｎ，１８４５—１９２７）　通译科尔温，英国文艺评论家，剑桥艺术大学教授，大英博物馆印刻画和素描部负责人。著有《回忆录》等。

〔７〕　事　重大事件。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１〕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唐天授三年立，在山西猗氏县仁寿寺。全文见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２〕。胡氏言，今拓本多磨泐，故所录全文颇有阙误，首一行书撰人尤甚。余于乙卯春从长安买得新拓本，殊不然，以校《丛编》，为补正二十余所，疑碑本未泐，胡氏所得拓本恶耳。其末三行泐失甚多，今亦不复写出。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鲁迅手写的《大云寺弥勒重阁碑》释文前署：“乙卯（按即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以精拓本校”。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碑文共三十四行，行六十五字至六十八字不等，正书。题“前校郎杜登撰”，“前aaaa县荆师善书”。《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初元年（６８９）“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大云寺碑文称：“天授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准制置为‘大云寺’；至三年正月十八日，准制回换额为‘仁寿寺’。”

〔２〕　胡聘之　字蕲生，清代湖北天门人。《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共收后魏正光四年（５２３）至元代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间山右（今山西）石刻七百余通。前有胡氏光绪戊戌（１８９８）、辛丑（１９０１）序及缪荃荪光绪戊戌序。《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全文，见于该书卷五。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１〕

案《教育纲要》虽不过行政首领对于教育之政见，然所列三项〔２〕，均已现为事实，见于明令，此后分别修改，其余另定办法；〔３〕在理论上言之，固已无形废弃，然此惟在通都大邑，明达者多，始能有此结果。而乡曲教师，於此种手续关系，多不能十分明了。《纲要》所列，又多与旧式思想相合，世人乐於保持，其他无业游民亦可藉此结合团体（如托名研究经学，聚众立社之类），妨害教育。是《纲要》虽若消灭，而在一部份人之心目中，隐然实尚存留。倘非根本取消，恐难杜绝歧见。故窃谓此种《纲要》，应以明文废止，使无论何人均不能发生依庚之见，始于学制上行政上无所妨害。至于法令随政局而屡更，虽易失遵守之信仰，〔４〕然为正本清源计，此次不得不尔。凡明白之国民，当无不共喻此意。一俟宗旨妒定，发号施令均出一辙，则一二年中信仰自然恢复，所失者小，而所得则甚大也。

周树人注。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约写于一九一六年八月间。原无标题、标点。

《教育纲要》，一九一五年初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制订，分“总纲”、“教育要言”、“教科书”、“建设”、“学位奖励”等五项，凡二十五款。

它以“尊孔尚孟”为宗旨，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提倡“各省各处设立经学会”。（载一九一五年二月《教育公报》第九册，原题《整理教育要目》）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教育部参事室为“厘定学制，确定方针起见”，对《纲要》的存废问题进行讨论，一九一六年八月三日将《纲要》制订以来实际存在的问题和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整理成“说帖”，发给各司和各视学征询意见。鲁迅为此在“说帖”上签注了这个意见。

〔２〕　指“说帖”列举的《教育纲要》中业经施行而事实上发现的三项困难：“一、中小学学制问题（总纲第四条）。二、各校读经问题（教科书第二款）。三、经学会问题（建设第七款）。以上三款，均明令公布（一二两款见之于国民学校令及施行细则、预备学校令，第三款见之于批令）”。

〔３〕　指“说帖”列举的讨论中三种不同意见之一：“取消已经施行各款。（理由）政事堂片交之件（按即《教育纲要》），虽有奉行之责任，然与明令公布之件不同。《纲要》所载多理论而少事实，此时但须就前述各款已明令者为之分别修改或废止，于理论上及计划上并未施行之款，此后另定办法，不再依照原议，即已无形废弃。准此而论，似无明文取消《纲要》之必要。”

〔４〕　指“说帖”列举的“主缓议者”所持的“理由”：“法令随政局变更，易失遵守信仰之力。”

会稽禹庙窆石考〔１〕

此石碣世称窆石，在会稽禹庙中，高虑丘尺〔２〕八尺九寸，上端有穿〔３〕，径八寸五分，篆书三行在穿右下。平氏《绍兴志》〔４〕云：康熙初张希良以意属读，得二十九字，寻其隅角，当为五行，行二十六字。王氏昶《金石萃编》〔５〕云：“惟‘日年王一并天文晦真’九字可辨”。此拓可见者第一行“甘王石”，第二行“a乾并a天文晦彳”，第三行“aa言真aa黄aa”，十一字又二半字。其所刻时或谓永建，或又以为永康，俱无其证。《太平寰宇记》引《舆地记》〔６〕云：“禹庙侧有石船，长一丈，云禹所乘也。孙皓刻其背以述功焉，后人以皓无功可记，乃覆船刻它字，其船中折”。

阮氏元《金石志》因定为三国孙氏刻。〔７〕字体亦与天玺刻石极类，盖为得其真矣。所刻它字，今亦不见。第有宋元人题字数段，右方有赵与胞题名〔８〕，距九寸有员峤真逸题字〔９〕，左上方有龙朝夫诗〔１０〕，颇漫患。王氏辨五十八字。〔１１〕俞氏樾又审仞其诗，止阙四字，载《春在堂随笔》中。〔１２〕今审拓本，复得数字，具录如下：“aaaaa九月a一日从事郎龙朝夫因被命aaaa瞻拜禹陵此诗以纪盛a云　沐雨栉风无暇日　胼胝还圣功劳　古柏参天a元气　梅梁赴海作波涛　至今遗迹衣冠在　长a空山魑魅号　欲觅a陵寻窆石　山僧为我剪蓬蒿”。上截旧刻灭尽，有清人题字十余段，旧志所称杨龟山题名〔１３〕，亦不可见矣。

碣中折，篆文在下半。《绍兴志》云：“下截为元季兵毁”，殊未审谛。《舆地志》言长一丈，今出地者只九尺，则故未损阙矣。《嘉泰会稽志》引《孔灵符记》〔１４〕云：“始皇崩，邑人刻木为像祀之，配食夏禹庙。”又云：“东海圣姑从海中乘石船张石帆至，二物见在庙中。”盖碣自秦以来有之，孙皓记功其上，皓好刻图，禅国山，天玺纪功诸刻皆然。岂以无有圭角，似出天然，故以为瑞石与？晋宋时不测所从来，乃以为石船，宋元又谓之窆石，至于今不改矣。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七年上半年。

会稽，旧县名，隋代分山阴县置，治所在今浙江绍兴。一九一二年与山阴合并为绍兴县。城东南有禹庙，为梁代所建，窆石在庙之东南。

〔２〕　虑丘尺　又称建初尺，系东汉章帝建初六年（８１）所造铜尺；一尺约等于二三·五八厘米。

〔３〕　穿　指石碑、石碣上端的洞孔。

〔４〕　平氏　即平恕，清代山阴人，官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绍兴志》，即《绍兴府志》，清代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由平恕总修，共八十卷。该书卷七十五《金石志》“汉刻禹庙窆石题字”条：

“国朝康熙初，浙江督学张希良曾稀之，以意属读，得二十九字，盖汉代展祭之文。寻其隅角，当为五行，行十六字。其下截为元季兵毁。依韵求之，则其下当阙六字也。”按张希良撰有《窆石汉隶考》，见引于清代杜春生《越中金石记》。

〔５〕　王昶（１７２４—１８０６）　字德甫，号兰泉，青浦（今属上海）人，清代金石学家。《金石萃编》，金石目录，共一六○卷。窆石残字释文见该书卷十一。

〔６〕　《太平寰宇记》　地理总志，宋代乐史撰，原二百卷，现存一九三卷。所引《舆地记》语，见该书卷九十六“江南东道八·越州·会稽”，鲁迅引文中的“它”，原作“之”。《舆地记》，疑即《舆地志》，南朝梁顾野王撰，原本三十卷，已佚。现有清人辑本一卷。

〔７〕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字伯元，江苏仪征人，清代学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金石志》，即《两浙金石志》，金石目录，共十九卷。

该书卷一转述《太平寰宇记》所引《舆地记》语后说：“据此，为三国孙氏刻审矣，《嘉泰志》称直宝文阁王顺伯复斋定为汉刻，来之得也。”

孙氏，指孙皓（２４２—２８３），三国吴最后一个皇帝。下文的天玺刻石，指孙皓于天玺年间（２７６）所立的“禅国山碑”（在江苏宜兴）和“天玺纪功碑”（原在江苏江宁，已亡失）。

〔８〕　赵与胞　宋代嘉兴（今属浙江）人，宝庆二年（１２２６）进士。他在窆石上的题名为隶书，一行十二字：“会稽令赵与胞来游男孟握侍”。

〔９〕　员峤真逸　即李倜，字士宏，号员峤真逸，元代河东太原（今属山西）人。官至集贤侍读学士。他在窆石上的题字为正书，二行十四字：“员峤贞逸采游皇庆元年八月八日”。

〔１０〕　龙朝夫诗　此诗刻共九行，行十四字，正书。杜春生《越中金石记》：“此刻年代无考，然从事郎阶惟宋元有之，明改为从仕郎矣。今姑置元末。”〔１１〕

王氏　指王昶，他对龙朝夫诗的释文，亦见所著《金石萃编》卷十一。

〔１２〕　字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　字荫甫，晚号曲园老人，浙江德清人，清末学者、文学家。著有《春在堂全书》。《春在堂随笔》，笔记集，十卷。俞樾对龙朝夫诗的释文见该书卷二。

〔１３〕　杨电山（１０５３—１１３担∶保种辛ⅲ殴晟较壬未辖＝?乐（今属福建）人。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著有《龟山集》。

《嘉泰会稽志》卷十一：“禹葬于会稽山，取此石为窆。……宣和中杨时有题名。”

〔１４〕　《嘉泰会稽志》　地方志，宋代施宿撰，陆游序，南宋嘉泰元年（１２０１）成书，二十卷。所引《孔灵符记》语，前一条见该志卷六，后一条见卷十三。《孔灵符记》，即孔灵符《会稽记》，原书已佚，鲁迅有辑本一卷，收入《会稽郡故书杂集》。孔灵符，名晔，南朝宋山阴人。官至辅国将军。

《a肱墓志》考〔１〕

右盖云“齐故仪同公孙墓志”。志云：君讳肱，勃海条人。祖，仪同三司，青州使君。父，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君以皇建二年终于晋阳第里，时年九岁。天统二年葬于邺北紫陌之阳。众家跋文，多以“公孙”为氏，因疑肱是略孙。〔２〕然略，人〔３〕，与志言“勃海条人”者不合。志盖“公”字上有空格，似失刻其姓。原文当云“齐故仪同某公孙墓志”也。按北齐天统以前，勃海条人为领军者，天保间有平秦王归彦〔４〕，天统初有东平王俨〔５〕。《魏书·高湖传》云：归彦，武定末，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县开国男。又云：父徽，永熙中赠冀州刺史，则与志之“青州使君”不合。又《北齐书·归彦传》云：以讨侯景功，封长乐郡公，除领军大将军，领军加大，自归彦始。而志云“中领军”。《北齐书·武成帝纪》云：河清元年秋七月，冀州刺史，平秦王归彦据土反，诏大司马段韶，司空娄计擒之。乙未，斩归彦并其三子。而志云“威名方盛”，皆不合。俨，亦领军大将军，又武成帝子，更非其人。《魏书·高湖传》又有仁〔６〕，皆赠仪同三司，青州刺史。仁子贯〔７〕，不可考，入齐以后不可知。子永乐，弼，《北齐书》有传，皆不云为中领军。〔８〕然志云“勃海条人”，又云“龙子驰声”，又云“终于晋阳”，“葬于邺”，皆似北齐帝室。其时领军归彦以河清二年二月解，〔９〕俨于天统二年始见于史，〔１０〕其间四年朔不知何人。故终疑肱为高氏，而史阙有间，不能得其祖父之名，姑识所见于后，以俟深于史者更考焉。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写作时间未详。《肱墓志》，出土于河南安阳。志石已佚，盖则犹存。志铭共十八行，行十八字，正书。全文如下：君讳肱字如肱海人也门资磐石之固世保维城之业祖仪同三司青州使君秉德含弘来蘓在物父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专总禁闱威名方盛观夫珠潜溟海璧润荆山不有高深孰蕴灵异君神情桀立崖岸恢举龙子驰声凤雏飞誉曹童测舃之妙未为通识王孺鉴虎之奇谁云智勇思叶风云调谐金石进退有度容止可观雅俗靶其风规家国俟其梁栋而垂天未效奄从不秀以皇建二年十一月廿六日终于晋阳之第里时年九岁天统二年二月廿五日葬於邺北紫陌之阳嗟乎居诸互始屡移岸谷寒暑交谢每易荣枯是用勒石泉扃庶遗芳不朽乃为铭曰璧出荆山玉自蓝田虽云重宝不雕不妍岂如令质其锋迥出问望堂堂德音是称孺子实通理辩日未俦论月非拟鹏翰渐就豹变垂成南山砍下北海将征忽为异世奄閟泉扃千秋万古空挹余声

〔２〕　关于肱为公孙氏的说法，如清代端方《匋斋藏石记》卷十二：“按《魏书·前废帝本纪》：普泰二年‘三月丁丑，加骠骑大将军、北华州刺史公孙略仪同三司。’略由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与肱父之官肳合。疑肱父即略。”杨守敬《壬癸丁戊金石跋》：“‘祖仪同三司青州使君父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而不书祖、父之名，亦金石变例。按《魏书·公孙邃传》：‘出为使持节、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肱祖似即其人。”

〔３〕　按鲁迅手稿中“人”字前空二格，当是待补的地名。

〔４〕　归彦　高归彦，字仁英，勃海条（今河北景县）人。北朝魏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高湖的曾孙，北齐武帝高欢的族弟，于北齐宣帝天保元年（５５０）六月封平秦王。

〔５〕　俨　高俨，字仁威，北齐武成帝第三子，《北齐书·高俨传》：“初封东平王，拜开府、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迁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武成崩，改封琅邪。”

〔６〕　仁　高仁，高湖的曾孙，父名拔。《魏书·高湖传》：“仁，正光中，卒于河州别驾。太昌初，赠使持节、侍中、都督青齐济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明穆。”，高，字明珍，亦为高湖曾孙，父名睹儿。《魏书·高湖传》：“太昌初，赠使持节、都督冀沧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赠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文景。”

按今人赵万里在《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七中以为a肱系高之孙。

〔７〕　贯　高贯，《魏书·高湖传》：贯，“字小胡。永兴末，通直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尚食典御。”

〔８〕　永乐　高永乐，《北齐书·阳州公永乐传》：“太昌初，封阳州县伯，进爵为公。累迁北豫州刺史。”卒后“赠太师、太尉、录尚书事，谥曰武昭。”弼，据《北齐书·阳州公永乐传》，当为长弼，永乐之弟，以宗室封广武王，后贬南营州刺史。

〔９〕　高归彦解领军职，当在河清元年（５６２），《北齐书·武成纪》：河清元年“二月丁未，……以领军大将军、宗师、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

〔１０〕　有关高俨的记载，最初见于《北齐书·后主传》：天统二年（５６７）“五月乙酉，……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

《徐法智墓志》考〔１〕

志，其名惟云“字法智，高平金乡人也”；姓在首行，存下半，似徐字。《元和姓纂》〔２〕有东阳徐氏，云“偃王之后，汉徐衡徙高平，孙饶又徙东阳”，则法智似即其后。惟又云“徐州牧，金乡君q骆王之后，晋车骑大将军司徒公三世之孙，秦骠骑大将军驸马都尉之曾孙，孝文皇帝国子博士之少子”，所举先世诸官，求之史书，乃无一高平徐氏，所未详也。次多剥蚀，大略述其平生笃于佛教，中有“富轻人”语。“轻人”，非美德，当有误字。次云“宣武皇帝（泐六字）”，“悟玄眇用旷野将军石窟署（泐九字）”，“君运深虑于癬峰抽情于”。又云“及其奇形异状君之思”。又云正光六年正月日“终于营福署则以其月廿七日伊阙之”。按《魏书·释老志》：“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至正始二年中，始出”〔３〕。“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八百六十六”云云。“石窟署”盖立于景明初，专营石窟，法智与焉。官氏之旷野将军，诸署令六百石已上者第九品上阶，不满六百石者，从第九品上阶，〔４〕则“署”下所泐，当是“令”字。石窟以正光四年毕，法智卒于六年，故在营福署，是署所掌不可考，要亦系于释教，置于伊阙〔５〕，故法智卒，便葬其地。即葬字，或以为癸，甚非。次云“余不以管见孤文敢陈陋颂”，则撰者逊让之词，然不著其名，亦不知何人也。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写作时间未详。《徐法智墓志》，全名《魏故旷野将军石窟署徐君墓志铭》，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字，正书。鲁迅释文如下：魏故旷野将军石窟署徐君墓志铭君讳字法智高平金乡人也盖黄帝之神苗周明王之徐州牧金乡君马骆王之后晋车骑大将军司徒公三世之孙秦骠骑大将军驸马都尉之曾孙孝文皇帝国子博士之少子金之美荤馥于上带玉之辉于辰君岫耸兰津韫以冲劲风而曜亮之度禀自真绮绣之质论其范则王珠弗能见其语其辶贝则史足月虽复形同尘俗神木天穻中物表外风六典揽之于掌握内于怀抱常非文殊达大士亻身不闻轻人吐好士不以多能自矜临容若烟雲岸宣武皇帝悟玄眇用旷野将军石窟署君运深虑于癬峰抽情于及其奇

形异状君之思地孤何图上天善良十四大魏正光六年岁次己正月丙午日己酉终于营福署则以其月廿七日伊阙之排山墓穿起坟青松列于埏侧兰菊备于偏纳白日之晖独引明月之朗见者莫不仿偟闻者为之恻怆余不以管见孤文敢陈陋颂且可刊石傅词岂能熏益馨味其词曰哉律识曰贞人雄姿挺世猛气逸群拂缨路濯足津言成世轨行合人神如何灾运锺此良哲玉止金灯永灭悬光昼*=风云夜结雕石刊文正光六年正月廿七日铭

〔２〕《元和姓纂》唐代林宝撰，原本久佚，今本十八卷，从《永乐大典》录出，分类考证唐代各姓氏的来源及其旁支世系。东阳徐氏，见该书卷二。

〔３〕　关于白整为魏高祖、文昭皇太后营建石窟的情况，《魏书·释老志》载：“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

〔４〕　关于旷野将军及石窟署令的品级，据《魏书·官氏志》记载，旷野将军为第九品上阶；认署令分三纸：千石以上者为从第八品上阶，六百石以上者为第九品上阶，不满六百石者为从第九品上阶。

〔５〕　伊阙　山名，在河南洛阳以南的伊河西岸，又名龙门山。伊阙石窟分布于此山及伊河东岸的香山，约于北魏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开始营凿，延续至唐代，历四百余年而成。

《郑季宣残碑》考〔１〕

郑季宣碑，今存上截。额字灭尽，翁方纲〔２〕见穿左有直纹一线，知是阳文。碑文行存十七字，以《隶续》〔３〕所载文补之，每行三十一字至三十八字不等。盖所注阙字之数转刻有误，碑又失其下半，无以审正。今可知者第十二行“卒”至“是路”间，洪云阙四字，碑实阙五字。第十七行“赖祉”至“”字间，洪云阙六字，碑实阙七字。铭辞宁成为韵，四字为句，则“达”至“显奕世”间当阙六字，而洪云五字。又第七行“据”洪作“折”，第九行“燠”洪作“亻田丌”，第十三行“”洪作“”，并误。其旧拓可见而《隶续》所阙者：第四行“阝”半字，第五行“郎中”二字，第六行“帝”字“特”字，第七行“未”字“波”字，第十行“汰”字，第十二行“徽”字，“能惠”二字阙半，第十三行“立丨”字“约殁”二字，第十六行“庭”字，第十七行“目洪”二字，凡多得十六字又二半字也。碑阴，洪写作二列，跋云四横，今存上二列，列廿人，与《隶续》所载前半略相合。惟第二列第十七行“邯郸”，洪作“（阙三字）邵训（阙）张”，颇不同。第三横，当亦二十人，则洪云末有“直事干”四人，正在第三列之末。最后有“（上阙）音伯字”三字，当即造碑者所识文。然则第四列当为“直事小史”三人，“门下小史”一人也。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写作时间未详。《郑季宣残碑》，全称《汉尉氏令郑季宣碑》，在山东济宁学宫，东汉中平二年（１８５）四月辛酉立。碑侧刻有清代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八月十六日黄易题记：“汉尉氏令郑季宣碑，正面向壁，其下久埋土中。翁詹事方纲欲显全文，属卫河通判黄易升碑向外。乃与知济宁直隶州事刘永铨、州判王所礼成其事。碑字复全露，殊可快也。”

〔２〕　翁方纲（１７３３—１８１８）　字正三，号覃溪，顺天大兴（今属河北）人，清代学者。官至内阁学士。著有《两汉金石记》、《复初斋诗文集》等。《郑季宣碑》侧刻有翁方纲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的一段题识：“壬子三月，翁方纲按试过此，与秋毖摩挲是碑，穿左有直纹一线，知额是阳文也。”按秋毖，黄易的字。

〔３〕　《隶续》　辑录汉、魏石刻文字的字书，续《隶释》而作，宋代洪适辑，二十卷。《郑季宣碑》见于卷十九。洪适（１１１７—１１８４），字景伯，鄱阳（今属江西）人，宋代学者。官至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著有《隶释》、《隶续》、《盘洲集》。

《吕超墓志铭》跋〔１〕

吕超墓志石〔２〕，于民国六年出山阴兰上〔３〕乡。余从陈君古遗〔４〕得打本〔５〕一枚，以漫患难读，久置箧中。明年，徐吕孙〔６〕先生至京师，又与一本，因得校写。其文仅存百十余字，〔７〕国号年号俱泐，无可冯证。唯据郡名及岁名考之，疑是南齐永明中刻也。按随国，晋武帝分义阳立，〔８〕宋齐为郡，隋为县。此云隋郡，当在隋前。南朝诸王分封于随者，惟宋齐有之。此云隋郡王国，则又当在梁陈以前。《通鉴目录》〔９〕，宋文帝元嘉六年，齐武帝永明七年，并太岁在己巳。《宋书》〔１０〕《文帝纪》，元嘉二十六年冬十月，广陵王诞改封随郡王。又《顺帝纪》，升明二年十二月，改封南阳王为随郡王，改随阳郡。其时皆在己巳后。《南齐书》〔１１〕《武帝纪》，建元四年六月，进封枝江公子隆〔１２〕为随郡王。子隆本传云，永明三年为辅国将军，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明年迁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１３〕贼平，迁为持节，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东中郎将，会稽太守。《祥瑞志》云：“永明五年，山阴县孔广家园柽树十二层，会稽太守随王子隆献之”，与传合。子隆尝守会稽，则其封国之中军，因官而居山阴，正事理所有。故此己巳者，当为永明七年，而五月廿五为卒日。一年者，十一年。《通鉴目录》，永明十一年十月戊寅，十二月丁丑朔，则十一月为戊申朔，丙寅为十九日，其葬日也。和帝〔１４〕为皇子时，亦封随郡王，于时不合。唐开元十八年〔１５〕己巳，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朔，与志中之一年冬十一月丙寅颇近，然官号郡名，无不格迕，若为迁窆，则年代相去又过远，殆亦非矣。永明中，为中军将军见于纪传者，南郡王长懋，王敬则，阴智伯，庐陵王子卿。此云刘〔１６〕，泐其名，无可考。“志风烈者云”以下无字。次为铭辞，有字可见者四行，其后余石尚小半。六朝志例，铭大抵不溢于志，或当记妻息名字，今亦俱泐。志书“随”为“隋”，罗泌云，随文帝恶随从辵改之。〔１７〕王伯厚亦讥帝不学。〔１８〕后之学者，或以为初无定制，或以为音同可通用，至征委蛇委随作证。今此石远在前，已如此作，知非随文所改。《隶释》《张平子碑颂》，有“在珠咏隋，于璧称和”语〔１９〕。隋字收在刘球《隶韵》〔２０〕正无辵，则晋世已然。作随作隋作阢，止是省笔而已。东平本兖州所领郡，宋末没于魏，《南齐书》《州郡志》言永明七年，因光禄大夫吕安国〔２１〕启立于北兖州。启有云“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则安国与超盖同族矣。与石同出垅中者，尚有瓦罂铜竟各一枚。竟有铭云“郑氏作镜幽涑三商幽明镜”十一字，篆书，俱为谁何毁失。附识于此，使后有考焉。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据《鲁迅日记》，当写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此文曾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七一号“文艺”栏，题为《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署名周树人。一九一九年又曾印入顾鼎梅编刊的《吕超墓志拓片专集》，题为《南齐《吕超墓志〉跋》，末署“绍兴周树人跋”。

〔２〕　吕超墓志石　出土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十二月，原石“超”字之下有“静”字残画可辨，当定名为《吕超静墓志石》。

《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六月八日，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分别有购得《吕超静墓志》拓本的记载。按一九一七年绍兴张拯亢曾对此石作过考证，误断为隋炀帝大业五年（６０９）物。

〔３〕　兰上　即绍兴西南的兰亭。《水经·渐江水注》：“兰亭，亦曰兰上里”。吕超墓志石的出土地点灰灶头村在兰亭以西约二里。

〔４〕　陈古遗（１８７５—１９４３）　字伯翔（又作伯祥），号古遗，浙江绍兴人。越社、氮社社员。曾任绍兴府中学堂、绍兴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教员，《浙事新闻报》、《越铎日报》编辑。著有《中国历代郡县分类考》等。

〔５〕　打本　即拓片。语见唐代窦泉《述书赋》注。

〔６〕　徐孙　名维则，字孙，浙江绍兴人，金石收藏家、目录学家。当时在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工作。著有《东西学书录》、《石墨毖碎锦》等。《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午后得徐以（按同）孙信并《吕超墓志》拓片一枚。”

〔７〕　鲁迅校写的《吕超墓志》释文曾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七○号“文艺”栏，全文如下：

墓志

故龙骧将军隋郡王国中军吕府君讳超东平人也胄兴自姜奄有营业飞芳因官即邦今居会稽山阴起令誉早宣故孝弟出

风猷日新而有

岁在己巳夏五月廿五

一年冬十一月丙寅

同系中军将军刘

金石志风烈者云

蔼蔼清猷白云岫素

嘉如应我

其區眷言

蕙

夕悄松

〔８〕　按晋武帝当系惠帝之误，《晋书·地理志下》：“惠帝……分义阳立随郡。”

〔９〕　《通鉴目录》　即《资治通鉴目录》，是《资治通鉴》的提要，北宋司马光著，三十卷。

〔１０〕　《宋书》　南朝宋史，南朝梁沈约编撰，一百卷。下文的广陵王诞，即宋文帝第六子刘诞；南阳王岁羽，即宋明帝第六子刘。按升明二年十二月，当为十一月。

〔１１〕　《南齐书》　南朝齐史，南齐萧子显编撰，五十九卷

〔１２〕　子隆　即萧子隆（４７４—４９４），字云兴，南齐武帝第八子。

齐高帝建元四年（４８２）至武帝永明八年（４９０）间为随郡王。

〔１３〕　唐寓之（？—４８６）　南齐富阳（今浙江富阳）人，农民起义领袖。永明三年（４８５）起兵反齐，次年攻占钱塘（今浙江杭州）称帝，国号吴。同年兵败被杀。

〔１４〕　和帝　即萧宝融（４８８—５０２），南齐高帝第八子，于建武元年（４９４）受封随郡王。

〔１５〕　唐开元十八年　按唐开元十八年为庚午，己巳当为开元十七年。

〔１６〕　刘a　范鼎卿据《吕超墓志》精拓本“刘”字下有“玄”

字残划可辨，并引证《南史》，认为此人系“刘玄明，临淮人，为山阴令”，“其时玄明已任中军将军，未几殆即改官司农矣。”（见顾燮光《梦碧滗石言》所收范跋）按《南史·循吏传》仅载刘玄明“终于司农卿”，未见任中军将军的记载。

〔１７〕　罗泌　字长源，宋代庐陵（今属江西）人。著有《路史》四十七卷。据《困学纪闻》清代翁元圻辑注本卷十三“随恶走改隋”条“集证”：“罗泌《路史》：随文帝恶随从搋，改为隋。”按四库全书本《路史》不见有此记载。

〔１８〕　王伯厚（１２２３—１２９６）　名应麟，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宋代学者。著有《困学纪闻》二十卷。该书卷十三“随恶走改隋”条：

“徐楚金《说文系传》云，‘随文帝恶随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列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随从搋：搋，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

〔１９〕　《隶释》　宋代洪适编，二十七卷，是集录汉、魏石刻文字的专书。《张平子碑颂》，晋代夏侯湛撰，见《隶释》卷十九。张平子即东汉科学家张衡，“在珠咏隋，于璧称和”是对他的赞词。隋，指隋侯珠；和，指和氏璧。

〔２０〕　《隶韵》　字书，宋代刘球著，十卷。钩摹宋代以前出土汉碑隶字，按韵分类。《张平子碑颂》的隋字收入该书卷一“五支”部。

〔２１〕　吕安国（４２６—４９０）　南齐广陵（今江苏扬荩┤恕９僖逖籼亍⑵?北将军兼南兖州刺使。他曾启请在南齐侨置的北兖州设置东平侨郡。

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１〕

右竟出山阴兰上乡吕超墓中，墓有铭，尝得墨本二枚，国号纪元俱泐。以其官随郡王国中军，又有己巳字，因定为齐永明十一年十一月葬。竟则止闻铭辞云是“郑氏作镜幽蓑三商幽明镜”十一字，篆书，不能得墨本。六月中，中弟起明〔２〕归会稽，遂见此竟，告言径建初尺〔３〕四寸四分，质似铅，已裂为九，又失其二，然所阙皆华饰，而文字具在。未几，手拓见寄。铭有二层，与所传者绝异，文句夺，取他竟铭校之，始知大较。外层云：“五月五日，大岁在未。吴郑蔓作其镜，幽涷三商，周刻禺疆，白，众神容”，凡卅字。内层云：“吾作明幽竟涷三商周”，凡十字。上虞罗氏《古镜图录》〔４〕收金山程氏所藏一竟，文字略同，末云：“众神见容天禽”，较此多三字，而句亦未尽。他竟尚有作“天禽四守”者也。古人铸冶，多以五月丙午日，虞喜《志林》〔５〕谓“取纯火精以协其数”（《初学记》廿二引）〔６〕。今所见汉魏竟，带句，帐构铜〔７〕，凡勒年月者，大率云五月丙午日作；而五日顾未闻宜铸，唯索缕，采药，辟兵，却病之事，兴作甚多。后世推类，或并以造竟。家所臧唐代小镜一枚，亦云五月五日午时造，则此事当始于晋，至唐犹然。大岁在未，在字反左书，未年亦不知何年，未又似戊午或丙午，或作，得转如未，所未详也。吴下一字，仅存小半，程氏臧竟作，罗氏题为“吴郡郑蔓镜”。吴越接壤，便于市卖，所释当妒。郡字并亦反左书，郑又如帱，蔓又似，皆变。幽蓑三商者，《关中金石记》尝以《仪礼》郑注“日入三商为昏”语释永康竟铭，然孔疏云，“商谓商量”，是刻漏名，则亦无与竟事。〔８〕《墨林快事》〔９〕以为三金，于义最协。他竟或云幽蓑宫商，或云合蓑白黄。宫为土，商为金〔１０〕，金白土黄；竟则丹扬善铜，s以银锡，其类三其色黄白；幽s声近相通，蓑，水名，乃○之误，○又淡〔１１〕为y'；sy'三金，犹合蓑白黄，亦即幽蓑宫商矣。禺皺者，《山海经》〔１２〕云：“北方禺皺，人面鸟身。”郭注：“字玄冥，水神也。”竟之为物，仪形曜灵〔１３〕，月为水精，故刻禺皺。禺字上有羡画〔１４〕，他竟或成万。又有云“周刻罔象〔１５〕”者，罔象亦水精，与此同意。白即伯牙〔１６〕，建安竟〔１７〕铭有“白单”语，徐氏同柏〔１８〕云：“未详”。今按彼为伯牙弹琴，而此字尤缪，唯迹象可据寻究。颇似乐，殆亦单琴之误也。据程氏竟，神容二字间，当〔１９〕见字，见容即见形矣。末三句十一字，并颂雕文刻镂之美。而竟止作四神人，乘异兽，其二今阙。又有四乳，具存。内层之亦吾字，笔画不完，遂与予字相似。亦幽也，他竟多如此作。此铭在汉，当有全文，施之巨竟。后来娄经转刻，夺落舛误，弥失其初，遂至不可诵说。余以此竟出于故乡，铭文又不常见，长夏索居，辄加审释，虽多所穿凿，终亦不能尽通，聊记所获，以备忘失。又闻越竟铅泉，时或出土，而铅竟甚为希有；盖铅锡事本非宜，而此则窀夕所用，故犹刍灵木寓〔２０〕，象物斯足，不复幽蓑三商与。中华民国七年七月廿九日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有句读。

郑蔓，汉代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著名铸镜人，后人造镜多假托其名。

〔２〕　起明　即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号起孟，又作启孟、起明、启明，鲁迅的二弟。曾在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北京回绍兴省亲，通过陈古遗得到吴郡郑蔓镜拓本，于七月二十五日寄鲁迅二枚，八月十六日又寄四枚。

〔３〕　建初尺　参看本卷第５６页注〔２〕。

〔４〕　罗氏　即罗振玉（１８８６—１９４０），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九一八”以后成为汉奸。《古镜图录》，三卷，共收古镜拓片一五九枚。金山程氏所藏镜，见该书卷中第二十九面，外层铭文可辨“五月五日大岁在未吴郡郑蔓作其aa蓑三商白神见容天禽”等字；内层铭文为“吾作明幽竟蓑三商周a”十字。

〔５〕　虞喜（２８１—３５６）　字仲宁，余姚（今属浙江）人，晋代学者。《志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已佚。明代陶宗仪《说郛》、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均有辑本；鲁迅亦有辑校本一卷，未刊行。

〔６〕　“取纯火精以协其数”　意思是取干支都属火的月、日进行冶炼，以符合阴阳五行的术数。此说本于汉代王充《论衡·乱龙》：

“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

后来无论是否在五月丙午日铸器，铭文往往皆作“五月丙午”。《初学记》，类书，唐代徐坚等编，三十卷。

〔７〕　带句　衣带钩。句，通钩。帐构铜，古时帐幕上用以结构木架的铜件。

〔８〕　《关中金石记》金石考古集，清代毕沅著，八卷。按这里的《关中金石记》系《中州金石记》之误。《中州金石记》亦为毕沅所著，五卷。其卷一“永康镜铭”条解释汉桓帝永康元年（１６７）所铸铜镜铭文中的“幽涷三商”一语说：“郑康成注《仪礼》云：日入三商为昏。孔颖达蔬：商为商量，是漏刻之名。”《仪礼》，我国古代专记礼制仪式的儒家经典，毕沅上述引语，见于该书第二章“士昏礼”题下注疏，疏者为唐代贾公彦；非孔颖达。郑康成（１２７—２００），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字冲远，衡水（今属河北）人，唐代经学家。

〔９〕　《墨林快事》　古器物、书画跋语集，明代安世凤著，十二卷。卷二有“三商者，商，金也：银、锡、铜也。一釜而和之，故曰幽炼”等语。又有“汉有善铜出丹阳”的记载，丹阳同丹扬。

〔１０〕　宫为土，商为金　古代音乐有宫、商、角、徵、羽五声，古人认为它们同土、金、木、火、水五行有对应关系。

〔１１〕　淡　同假，借。

〔１２〕　《山海经》　十八卷，约公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间的作品，主要记述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山水、地理、方物等。晋代郭璞曾为之作注。禺疆的故事见该书《海外北经》。

〔１３〕　曜灵　屈原《天问》：“角宿未旦，曜灵安藏？”姜亮夫注：“戴震云：‘……曜灵，月也。’”

〔１４〕　羡画　多出的笔画。

〔１５〕　罔象　《史记·孔子世家》：“水之怪，龙、罔象。”

〔１６〕　伯牙　相传为春秋时人，善弹古琴。

〔１７〕　建安竟　东汉献帝建安十年（２０５）铸，原为金山程氏收藏。其铭文为：“吾作明镜幽蓑三商周卫罔象五帝天皇三黄帝除凶朱鸟玄白虎青龙君宜高官子孙番昌建安十年造大吉君宜君宜”。

〔１８〕　徐同柏　字籀庄，浙江嘉兴人，清代金石学者。著有《从古堂款识学》。他对建安镜的考释文字，见罗振玉《古镜图录》卷上第五面。

〔１９〕　　夺的古字。

〔２０〕　刍灵木寓　旧时送葬用的草扎或木制的人畜。寓，通偶。

《墨经正文》重阅后记〔１〕

邓氏殁于清光绪末年，不详其仕履。此《墨经正文》三卷，在南通州季自求天复〔２〕处见之，本有注，然无甚异，故不复录。

唯重行更定之文，虽不尽确，而用心甚至，因录之，以备省览。六年写出，七年八月三日重阅记之。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

《墨经正文》，全名《墨经正文解义》，清代内江邓云昭校注，其上卷为《经上》、《经说上》；中卷为《经下》、《经说下》；下卷为《大取》、《小取》。《墨经》，战国时后期墨家的哲学、科学著作，原为《墨子》的一部分。

〔２〕　季自求（１８８７—１９４４）　名天复，字自求，江苏南通人，当时在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及陆军部任职。《鲁迅日记》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午后季自求来，以《南通方言疏证》、《墨经正文解义》相假。”

同月二十二日：“夜最写《墨经解》，殊不佳”

《鲍明远集》校记〔１〕

此从毛斧季校宋本〔２〕录出，皆缺笔〔３〕；又有世则袭唐讳。毛所用明本〔４〕，每页十行，行十七字，目在每卷前，与程本〔５〕异。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据《鲁迅日记》，当写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后。

《鲍明远集》，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诗文集。原由南齐虞炎编定，题为《鲍照集》，共十卷；据《隋书·经籍志》注，南朝梁还有一种六卷本。皆失传。后来传世的有《鲍明远集》、《鲍参军集》、《鲍照集》、《鲍氏集》等不同版本。鲁迅校勘所用底本为明代新安汪士贤校本，十卷。鲍照（约４１４—４６６），字明远，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宋孝武帝时官太子博士兼中书舍人，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参军。

〔２〕　毛斧季（１６４０—？）　名'隣，字斧季，明末清初常熟（今属江苏）人，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汲古阁珍藏秘书图目》等。毛氏校宋本《鲍氏集》共十卷，校勘后记和识语中说：康熙丙辰（１６７６）“借吴趋友人宋本比较一过”，宋本“每幅廿行，每行十六字，小字不等

〔３〕　缺笔　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在书写和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一般省略最末一笔。本文中的，是避宋太祖赵匡胤父弘殷、始祖玄朗，英宗父允让，仁宗赵祯、太祖匡胤、英宗赵曙（与树同音）、钦宗赵桓、真宗赵恒的名讳。世，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

〔４〕　毛斧季校勘所用的底本，是明代正德庚午（１５１０）朱应登刊本。

〔５〕　程本　指明代程荣的刻本，十卷，目在前，每页九行，行二十字，前有虞炎序，后有朱应登跋。（见《汉魏六朝诸家文集二十二种》）程荣，字伯仁，安徽歙县人。曾辑刊《汉魏丛书》三十八种。

随感录〔１〕

近日看到几篇某国志士〔２〕做的说被异族虐待的文章，突然记起了自己从前的事情。

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还是别的原因，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波兰印度，文籍较多；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却很替他们抱着希望。其时中国才征新军〔３〕，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４〕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

那时候又有一种偏见，只要皮肤黄色的，便又特别关心：

现在的某国，当时还没有亡；所以我最注意的是芬阑斐律宾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５〕的旧事。匈牙利和芬阑文人最多，声音也最大；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６〕的小说；越南搜不到文学上的作品，单见过一种他们自己做的亡国史〔７〕。

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但又有一些区别：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皇帝百官如何安富尊贵，小民如何不识不知；末后便痛斥那征服者不行仁政。譬如两个病人，一个是热望那将来的健康，一个是梦想着从前的耽乐，而这些耽乐又大抵便是他致病的原因。

我因此以为世上固多爱国者，但也羼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当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至一九一九年四月间。

〔２〕　某国　当指朝鲜。朝鲜于一九一○年被日本并吞。

〔３〕　新军　指清朝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袁世凯、张之洞开始编练的新式陆军。

〔４〕　“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　清末流行的军歌和文人诗作中常有这样的内容，例如张之洞所作《军歌》：“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学堂歌》：“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

〔５〕　芬兰于一八○九年沦为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一个大公国，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独立。菲律宾于一八六五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又被美国乘机占领，一九四六年获得独立。越南于一八八四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一九四五年独立。匈牙利从十六世纪起，先后受土耳其侵略，被奥地利并吞，一九一八年才得到独立。

〔６〕　烈赛尔（Ｊ．Ｒｉｚａｌ，１８６１—１８９６）　通译黎萨，菲律宾作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著有长篇小说《起义者》、《不许犯我》等。

〔７〕　指《越南亡国史》，越南维新派知识分子潘福珠口述，新民丛报社社员编辑，一九一四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拳术与拳匪〔１〕

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

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先生〔２〕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３〕篇内已经举出：《新武术》序说，“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４〕序中的庚子，便是《随感录》所说的一千九百年，可知对于“鬼道主义”明明大表同情。要单是一人偶然说了，本也无关重要；但此书是已经官署审定，又很得教育家欢迎，——近来议员〔５〕又提议推行，还未知是否同派，——到处学习，这便是的确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我也知道拳术家中间，必有不信鬼道的人；但既然不见出头驳斥，排除谬见，那便是为潮流遮没，无从特别提开。譬如说某地风气闭塞，也未必无一二开通的人，但记载批评，总要据大多数立言，这一二人决遮不了大多数。所以个人的态度，便推翻不了社会批评；这《随感录》第三十七条，也仍然完全成立。

其次，对于陈先生主张的好处，也很有不能“点头”的处所，略说于下：

蔡先生〔６〕确非满清王公，但现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实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为不对。

陈先生因拳术医好了老病，所以赞不绝口；照这样说，拳术亦只是医病之术，仍无普及的必要。譬如乌头，附子，虽于病有功，亦不必人人煎吃。若用此医相类之病，自然较有理由；但仍须经西医考查研究，多行试验，确有统计，才可用于治疗。不能因一二人偶然之事，便作根据。

技击术的“起死回生”和“至尊无上”，我也不能相信。

东瀛的“武士道”〔７〕，是指武士应守的道德，与技击无关。武士单能技击，不守这道德，便是没有武士道。中国近来每与柔术混作一谈，其实是两件事。

美国新出“北拳对打”，亦是情理上能有的事，他们于各国的书，都肯翻译；或者取其所长，或者看看这些人如何思想，如何举动：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国一听得本国书籍，间有译了外国文的，便以为定然宝贝，实是大误。

Ｂｏｘｉｎｇ〔８〕的确是外国所有的字，但不同中国的打拳；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不会”。正如拳匪作Ｂｏｘｅｒ〔９〕，也是他们本有的字；但不能因有此字，便说外国也有拳匪。

陆军中学里，我也曾见他们用厚布包了枪刃，互相击刺，大约确是枪剑术；至于是否逃不出中国技击范围，“外行”实不得而知。但因此可悟打仗冲锋，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

精神，极有危险的豫兆。所以写了这一条随感录，倘能提醒几个中国人，则纵令被骂为“刚毅〔１０〕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

三月二日，鲁迅。

备考：

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是这位先生脑海中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不知鲁君可曾见过拳匪？若系见过义和团，断断不至弄到这等糊涂。义和团是凭他两三句鬼话，如盛德坛《灵学杂志》一样，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蛊惑；而且他只是无规则之禽兽舞。若言技击，则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谓规行矩步。鲁先生是局外人，难怪难怪。我敢正告鲁先生曰：否！不然！义和团乃是与盛德坛《灵学杂志》同类，与技击家无涉。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以上驳第一段）

现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国拳术者，我记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爱国女校演说，他说：“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必不可废。”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满清王公了。当时我亦不以为然。后来我年近中旬，因身体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后，便至手足半废。有一位医学博士替我医了两三年，他说，“药石之力已穷，除非去学柔软体操。”当时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学了两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脚又出毛病了。卒之有一位系鲁迅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三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先生之所谓拳匪，居然饮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赐，真真不少也。我想一个半废之人，尚且可以医得好，可见从那位真真正正外国医学博士，竟输于拳匪，奇怪奇怪，（这句非说西医不佳，因我之学体操而学拳，皆得西医之一言也；只谓拳术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已。）这就是拳术的效验。至于“武松脱铐”等文字之不雅驯，是因满清律例，拳师有禁，故此"|绅先生怕触禁网，遂令识字无多之莽夫专有此术；因使至尊无上之技击术黯然无色；更令东瀛“武士道”窃吾绪余，以“大和魂”自许耳。且吾见美国新出版有一本书，系中国北拳对打者。可惜我少年失学，不识蟹行字只能看其图而已。但是此书，系我今年亲见；如鲁先生要想知道美国拳匪，我准可将此书之西文，求人写出，请他看看。（驳原文二，三段）

原文谓“外国不会打拳”，更是荒谬。这等满清王公大臣，可谓真正刚毅之不如。这一句不必多驳，只可将Ｂｏｘｉｎｇ（此数西文，是友人教我的。）这几字，说与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枪炮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冲锋，这就恐非鲁先生所知，必须参用拳匪的法术了。我记得陆军中学尚有枪剑术，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绘的图形，依旧逃不出技击术的范围。鲁先生，这又是真真正正外国拳匪了。据我脑海中记忆力，尚记得十年前上海的报馆先生，犹天天骂技击术为拳匪之教练者；今则人人皆知技击术与义和团立于绝对反对的地位了。鲁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请大胆出门，见识见识。我讲了半天，似乎顽石也点头了。鲁先生得毋骂我饶舌乎。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会说客气话，只有据事直说；公事公言，非开罪也。满清老例，有“留中不发”之一法；谅贵报素有率直自命，断不效法满清也。

粤人陈铁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内功”非枪炮打不进之谓，毋强作内行语。

铁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通信”栏，在陈铁生文后。

拳匪，一九○○年（庚子）我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

〔２〕　陈先生　即陈铁生，名绍枚，字铁生，广东新会人，新闻记者。早年参加过南社。当时任上海精武体育会编辑，编有《技击丛刊》等。

〔３〕　《克林德碑》　陈独秀作，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文中认为克林德碑虽被拆迁，但并不能消除“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并举出马良《新武术》的出版作为这种思想影响的例子之一。克林德，德国驻华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于北京西总布胡同口。一九○二年，清朝政府被迫按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在该地建立“克林德碑”。一九一八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贩，此碑被拆迁到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牌坊。

〔４〕　《新武术》　即《中华新武术》，当时的济南镇守使马良所著的一本讲授武术的书，分拳脚、摔跤、棍术、剑术四科。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分别出版过该书的前两部分；封面标明“教育部审定”。《新武术》序为马良本人所撰，原题《〈新武术〉发起总说》，其中说：“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

〔５〕　指王讷，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时，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经众议院表决通过。

〔６〕　蔡先生　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７〕　东瀛的“武士道”　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道德，主要内容为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仍宣扬“武士道精神”。

〔８〕　Ｂｏｘｉｎｇ　英语：拳击。

〔９〕　Ｂｏｘｅｒ　英语：拳击运动员。欧美人曾用这一名词来称呼中国义和团的成员。

〔１０〕　刚毅（１８３７—１９００）　满洲镶蓝旗人，清朝末年顽固派大臣之一，官至工部尚书。他曾利用义和团来推行排外政策。

他〔１〕

一

“知了”不要叫了，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头记着。

太阳去了，“知了”住了，——还没有见他，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

二

秋风起了，

快吹开那家窗幕。

开了窗幕，会望见他的双靥。

窗幕开了，——一望全是粉墙，

白吹下许多枯叶。

三

大雪下了，扫出路寻他；

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寻他，——阿！回来还是我家。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署名唐俟。

寸铁〔１〕

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２〕，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ｍａ　ｋｓ〔３〕，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

虽然做些鬼祟的事，也只是小邪，算不得大邪。

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这一类事实，古来很多，鬼祟著作却都消灭了。不肖子孙没有悟，还是层出不穷的做。不知他们做了以后，自己可也觉得无价值么。如果觉得，实在劣得可怜。如果不觉，又实在昏得可怕。

刘喜奎的臣子的大学讲师刘少少〔４〕，说白话是马太福音〔５〕体，大约已经收起了太极图〔６〕，在那里翻翻福音了。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７〕的事，更应该细看。

倘若不懂，可以想想福音是什么体。

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然而酋长终于改了君主。君主终于预备立宪，预备立宪又终于变了共和了。喜欢暗夜的妖怪多，虽然能教暂时黯淡一点，光明却总要来。有如天亮，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国民公报》“寸铁”栏，原无标题，每则之后皆署名黄棘。

〔２〕　思孟　据《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天风（胡适）的《辟谬与息邪》一文，思孟即“北京大学辞退的教员徐某”。息邪，思孟所写的攻击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人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副题《北京大学铸鼎录》，曾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至十三日北京《公言报》连载。分“序言”、“蔡元培传”、“沈尹默传”、“陈独秀传”、“胡适传”、“钱玄同传”、“徐宝璜刘复合传”七部分。其中说“蔡元培居德五年竟识字百余”，陈独秀“不解西文”，刘复、钱玄同“皆斗筲之才，不足比数”，胡适“英文颇近清通，然识字不多”等。

〔３〕　ｍａ　ｋｓ　思孟文中误写的外文，当为Ｍａｒｘ：马克思。

〔４〕　刘喜奎（１８９４—１９６４）　河北南皮人，梆子戏女演员，兼演京剧。刘少少（１８７０—１９２９），名惴和，字少珊，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小时报》载如如《刘少少之新诗》一文，内引刘少少捧刘喜奎的七言绝句《忆刘王》十首，有“二十四传皇帝后，只从伶界出刘王”等语。

〔５〕　马太福音　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之一，假托由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马太所传。

〔６〕　太极图　太极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术语，最早见于《易经》，指派生万物的本原。宋代周敦颐始著《太极图说》。刘少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至二月一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太极图说》，其中说太极图为“吾人四五千年历史之真文明”，“今世欧西科学家所考论……不意吾国四千年前祖先已发现之。”

〔７〕　耶稣（约前４—３０）　基督教创始人。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逮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自言自语〔１〕

一　序

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

舒服的事。

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的猜谜。

只有陶老头子，天天独自坐着。因为他一世没有进过城，见识有限，无天可谈。而且眼花耳聋，问七答八，说三话四，很有点讨厌，所以没人理他。

他却时常闭着眼，自己说些什么。仔细听去，虽然昏话多，偶然之间，却也有几句略有意思的段落的。

夜深了，乘凉的都散了。我回家点上灯，还不想睡，便将听得的话写了下来，再看一回，却又毫无意思了。

其实陶老头子这等人，那里真会有好话呢，不过既然写出，姑且留下罢了。

留下又怎样呢？这是连我也答复不来。

中华民国八年八月八日灯下记。

二　火的冰

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么？

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要烫手。

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了冰了。

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也还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便要火烫一般的冰手。

火，火的冰，人们没奈何他，他自己也苦么？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

三　古城

你以为那边是一片平地么？不是的。其实是一座沙山，沙山里面是一座古城。这古城里，一直从前住着三个人。

古城不很大，却很高。只有一个门，门是一个闸。

青铅色的浓雾，卷着黄沙，波涛一般的走。

少年说，“沙来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

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

这样的过了三年和十二个月另八天。

少年说，“沙积高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

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

少年想开闸，可是重了。因为上面积了许多沙了。

少年拼了死命，终于举起闸，用手脚都支着，但总不到二尺高。

少年挤那孩子出去说，“快走罢！”

老头子拖那孩子回来说，“没有的事！”

少年说，“快走罢！这不是理论，已经是事实了！”

青铅色的浓雾，卷着黄沙，波涛一般的走。

以后的事，我可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可以掘开沙山，看看古城。闸门下许有一个死尸。闸门里是两个还是一个？

四　螃蟹

老螃蟹觉得不安了，觉得全身太硬了。自己知道要蜕壳了。

他跑来跑去的寻。他想寻一个窟穴，躲了身子，将石子堵了穴口，隐隐的蜕壳。他知道外面蜕壳是危险的。身子还软，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这并非空害怕，他实在亲眼见过。

他慌慌张张的走。

旁边的螃蟹问他说，“老兄，你何以这般慌？”

他说，“我要蜕壳了。”

“就在这里蜕不很好么？我还要帮你呢。”“那可太怕人了。”

“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却怕我们同种么？”

“我不是怕同种。”

“那还怕什么呢？”

“就怕你要吃掉我。”

五　波儿

波儿气愤愤的跑了。

波儿这孩子，身子有矮屋一般高了，还是淘气，不知道从那里学了坏样子，也想种花了。

不知道从那里要来的蔷薇子，种在干地上，早上浇水，上午浇水，正午浇水。

正午浇水，土上面一点小绿，波儿很高兴，午后浇水，小绿不见了，许是被虫子吃了。

波儿去了喷壶，气愤愤的跑到河边，看见一个女孩子哭着。

波儿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哭？”

女孩子说，“你尝河水什么味罢。”

波儿尝了水，说是“淡的”。

女孩子说，“我落下了一滴泪了，还是淡的，我怎么不哭呢。”

波儿说，“你是傻丫头！”

波儿气愤愤的跑到海边，看见一个男孩子哭着。

波儿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哭？”

男孩子说，“你看海水是什么颜色？”

波儿看了海水，说是“绿的”。

男孩子说，“我滴下了一点血了，还是绿的，我怎么不哭呢。”

波儿说，“你是傻小子！”

波儿才是傻小子哩。世上那有半天抽芽的蔷薇花，花的种子还在土里呢。

便是终于不出，世上也不会没有蔷薇花。

六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脸上很瘦很黄，我有点怕

敢看他了。

他眼睛慢慢闭了，气息渐渐平了。我的老乳母对我说，“你的爹要死了，你叫他罢。”

“爹爹。”

“不行，大声叫！”

“爹爹！”

我的父亲张一张眼，口边一动，彷佛有点伤心，——他仍然慢慢的闭了眼睛。

我的老乳母对我说，“你的爹死了。”

阿！我现在想，大安静大沈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

谁敢乱嚷，是大过失。

我何以不听我的父亲，徐徐入死，大声叫他。

阿！我的老乳母。你并无恶意，却教我犯了大过，扰乱我父亲的死亡，使他只听得叫“爹”，却没有听到有人向荒山大叫。

那时我是孩子，不明白什么事理。现在，略略明白，已经迟了。我现在告知我的孩子，倘我闭了眼睛，万不要在我的耳朵边叫了。

七　我的兄弟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１〕　本篇最初连载于《国民公报》“新文艺”栏，署名神飞。第一、二节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九日；第三节发表于八月二十日；第四节发表于八月二十一日；第五节发表于九月七日；第六、七节发表于九月九日。第七节末原注“未完”。

“生降死不降”〔１〕

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试举一例罢，——他们说——汉人死了入殓的时候，都将辫子盘在顶上，像明朝制度，这叫做“生降死不降”〔２〕！

生降死不降，多少悲惨而且值得同情呵。

然而近几年来，我的迷信却破裂起来了。我看见许多讣文上的人，大抵是既未殉难，也非遗民，和清朝毫不相干的；或者倒反食过民国的“禄”。而他们一死，不是“清封朝议大夫”，便是“清封恭人”〔３〕，都到阴间三跪九叩的上朝去了。

我于是不再信革命党的话。我想：别的都是诳，只是汉人有一种“生降死不降”的怪脾气，却是真的。

五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北京《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２〕　“生降死不降”　这是清末宣传反清时的一种说法，如汪精卫在《民报》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五年十月）发表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说：“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一般国民屈于毒焰，不得自由，然风气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说，女子之不易服，犹曰非其所严禁，至于殡殓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见先人于地下，其节弥苦，其情尤惨矣。”

〔３〕　朝议大夫　原为清朝从四品文官的封号。恭人，原为四品官员夫人的封号。

名字〔１〕

我看了几年杂志和报章，渐渐的造成一种古怪的积习了。

这是什么呢？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对于这署名，并非积极的专寻大人先生，而却在消极的这一方面。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

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

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

四，自号为“愤世生”“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

如是等等，不遑枚举，而临时发生，现在想不起的还很多。有时也自己想：这实在太武断，太刚愎自用了；倘给别人知道，一定要摇头的。

然而今天看见宋人俞成先生的《萤雪丛说》〔２〕里的一段话，却连我也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将他抄出在下面：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贵四字为名，不以思贤为名，则以望回为名，不以次韩为名，则以齐愈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或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抑之义也；如司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尝择称呼之美哉？！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体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若夫雁塔之题，当先正名，垂于不朽！”

看这意思，似乎人们不自称猪狗，俞先生便很不高兴似的。我于以叹古人之高深为不可测，而我因之尚不失为中庸也，便发生了写出这一篇的勇气来。

五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２〕　《萤雪丛说》　笔记，宋代俞成著，二卷。引文见该书卷一“人之小名”条，其中“思贤”，原作“思颜”。

无题〔１〕

有一个大襟上挂一支自来水笔的记者，来约我做文章，为敷衍他起见，我于是乎要做文章了。首先想题目……

这时是夜间，因为比较的凉爽，可以捏笔而没有汗。刚坐下，蚊子出来了，对我大发挥其他们的本能。他们的咬法和嘴的构造大约是不一的，所以我的痛法也不一。但结果则一，就是不能做文章了。并且连题目没有想。

我熄了灯，躲进帐子里，蚊子又在耳边呜呜的叫。

他们并没有叮，而我总是睡不着。点灯来照，躲得不见一个影，熄了灯躺下，却又来了。

如此者三四回，我于是愤怒了；说道：叮只管叮，但请不要叫。然而蚊子仍然呜呜的叫。

这时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于蚊虫跳蚤孰爱？”我一定毫不迟疑，答曰“爱跳蚤！”这理由很简单，就因为跳蚤是咬而不嚷的。

默默的吸血，虽然可怕，但于我却较为不麻烦，因此毋宁爱跳蚤。在与这理由大略相同的根据上，我便也不很喜欢去“唤醒国民”，这一篇大道理，曾经在槐树下和金心异〔２〕说过，现在恕不再叙了。

我于是又起来点灯而看书，因为看书和写字不同，可以一手拿扇赶蚊子。

不一刻，飞来了一匹青蝇，只绕着灯罩打圈子。

“嗡！嗡嗡！”

我又麻烦起来了，再不能懂书里面怎么说。用扇去赶，却扇灭了灯；再点起来，他又只是绕，愈绕愈有精神。

“*菭，*菭，*菭！”

我敌不住了！我仍然躲进帐子里。

我想：虫的扑灯，有人说是慕光，有人说是趋炎，有人说是为性欲，都随便，我只愿他不要只是绕圈子就好了。

然而蚊子又呜呜的叫了起来。

然而我已经磕睡了，懒得去赶他，我蒙胧的想：天造万物都得所，天使人会磕睡，大约是专为要叫的蚊子而设的……

阿！皎洁的明月，暗绿的森林，星星闪着他们晶莹的眼睛，夜色中显出几轮较白的圆纹是月见草〔３〕的花朵……自然之美多少丰富呵！

然而我只听得高雅的人们这样说。我窗外没有花草，星月皎洁的时候，我正在和蚊子战斗，后来又睡着了。

早上起来，但见三位得胜者拖着鲜红色的肚子站在帐子上；自己身上有些痒，且搔且数，一共有五个疙瘩；是我在生物界里战败的标征。

我于是也便带了五个疙瘩，出门混饭去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晨报》“浪漫谈”栏，署名风声。

〔２〕　金心异　指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原名夏，后改名玄同，浙汉吴兴人，文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的编者之一。林纾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上海《新申报》发表题为《荆生》的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其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关于作者与金心异交谈的情况，参看《呐喊·自序》。

〔３〕　月见草　夜来香的日本名称。

《遂初堂书目》抄校说明〔１〕

明抄《说郛》原本与见行刻本绝异〔２〕，京师图书馆有残本十余卷。此目在第二十八卷，注云：一卷，全抄，海昌张阆声。又淡得别本，因复淡以卤录，并注二本违异者于字侧。虽误甚多，而甚有胜于海山仙馆〔３〕刻本者，倘加雠校，则为一佳书矣。十一年八月三日俟堂灯右写讫记之。

《说郛》无总目，海山仙馆本有之，今据本文补写。八月三日夜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前一部分写于抄录稿的封面；后一部分则在抄录稿正文之后。

《遂初堂书目》，又名《益斋书目》，宋代尤袤家藏图书的目录，一卷。

〔２〕　《说郛》　笔记丛书，明代陶宗仪编，一百卷。缀录明代以前的笔记小说而成，兼收经史诸子及诗话文论，原书已佚。明抄《说郛》原本，现有五册，即原书的卷三、卷四及卷二十三至三十二，计十二卷。文中所说的“见行本”，指清初顺治四年（１６４７）陶趴编刊，揉杂窜乱陶宗仪原本的一二○卷《说郛》。

〔３〕　海山仙馆　清代潘仕成的室名。该室刊有《海山仙馆丛书》，《遂初堂书目》列为第一种，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６４）印行。

破《唐人说荟》〔１〕

近来在《小说月报》〔２〕上看见《小说的研究》〔３〕这一篇文章里，有“《唐人说荟》一书为唐人小说之中心”的话，这诚然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要看唐人小说，实在寻不出第二部来了。然而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我也被这书瞒过了许多年，现在觉察了，所以要趁这机会来揭破他。

《唐人说荟》也称为《唐代丛书》，早有小木板，现在却有了石印本了，然而反加添了许多脱落，误字，破句。全书分十六集，每集的书目都很光怪陆离，但是很荒谬，大约是书坊欺人的手段罢。只是因为是小说，从前的儒者是不屑辩的，所以竟没有人来掊击，到现在还是印而又印，流行到“不亦乐乎”。

我现在略举些他那胡闹的例：

一是删节。从第一集《隋唐嘉话》到第六集《北户录》〔４〕止三十九种书，没有一种完全，甚而至于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此后还不少。

二是硬派。如《洛中九老会》，《五木经》，《锦裙记》〔５〕等，都不过是各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不成为一部书，他却硬将他们派作一种。

三是乱分。如《诺皋记》，《支诺皋》，《肉攫部》，《金刚经鸠异》，都是《酉阳杂俎》〔６〕中的一篇，他却分为四种，又别出一种《酉阳杂俎》。又如《花九锡》，《药谱》，《黑心符》，都是《清异录》〔７〕中的一条，他却算作三种。

四是乱改句子。如《义山杂纂》〔８〕中，颇有当时的俗语，他不懂了，便任意的改篡。

五是乱题撰人。如《幽怪录》是牛僧孺做的，他却道王恽。〔９〕《枕中记》是沈既济做的，他却道李泌。〔１０〕《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不知撰人，或是宋人所作，他却道韩缕。〔１１〕

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如什么《雷民传》，《垅上记》，《鬼冢志》之类，全无此书，他却从《太平广记》〔１２〕中略抄几条，题上段成式褚遂良〔１３〕等姓名以欺人。此外还不少。最误人的是题作段成式做的《剑侠传》〔１４〕，现在几乎已经公认为一部真的完书了，其实段成式何尝有这著作。

七是错了时代。如做《太真外传》的乐史〔１５〕是宋人，他却将他收入《唐人说荟》里，做《梅妃传》的人提起叶少蕴，〔１６〕一定也是宋人，他却将撰人题为曹邺〔１７〕，于是害得以目录学自豪的叶德辉〔１８〕也将这两种收入自刻的《唐人小说》里去了。

其余谬点还多，讲起来话太长，就此中止了。

然而这胡闹的下手人却不是《唐人说荟》，是明人的《古今说海》和《五朝小说》〔１９〕，还有清初的假《说郛》〔２０〕也跟着，《说荟》只是采取他们的罢了。那些胡闹祖师都是旧板，现已归入宝贝书类中，我们无力购阅，倒不必怕为其所惑的。目下可恶的就只是《唐人说荟》。

为避免《说荟》之祸起见，我想出一部书来，就是《太平广记》。这书的不佳的小板本，不过五元而有六十多本，南边或者更便宜。虽有错字，但也无法，因为再好便是明板，又是宝贝之类，非我辈之力所能得了。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三日《晨报副刊》“文艺谈”栏，署名风声。

《唐人说荟》，笔记小说丛书，原有明末桃源居士辑本，共收一四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世熙（莲塘居士）又从《说郛》等书中补入二十种，编成二十卷。后来坊刻本有的改名为《唐代丛书》。

〔２〕　《小说月报》　文学月刊，一九一○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一月起由王蕴章（西神）接编，成为鸳鸯蝴蝶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成为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刊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３〕　《小说的研究》　瞿世英所作文学论文，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七期至第九期（一九二二年七月至九月）。

〔４〕　《隋唐嘉话》　唐代刘蓠著，三卷。主要记载唐人言行、故事。《北户录》，唐代段公路著，三卷。主要记述岭南风土物产。

〔５〕　《洛中九老会》　《唐人说荟》署白居易作，按《白居易集》中有《九老图诗并序》一篇。《五木经》，唐代李翱所写的一篇记述古代樗蒲游戏的文章，见《李文公集》卷十八。《锦裙记》，唐代陆龟蒙所写的一篇记述李尹所藏古锦裙的杂记，见《笠泽丛书》卷四，题为《记锦裙》。

〔６〕　《酉阳杂俎》　唐代段成式著，二十卷，又续集十卷。《诺皋记》，见该书卷十四、十五，《支诺皋》，见《续集》卷一、二、三，皆述怪异故事。《肉攫部》见卷十二，记述养鹰方法。《金刚经鸠异》，见《续集》卷七，记述金刚经灵异故事。

〔７〕　《清异录》　宋代陶谷编，二卷。主要辑集唐、五代文人小品。《花九锡》，唐代罗虬撰，见《清异录》“百花门”；《药谱》，唐代侯宁极撰，见“药品门”；《黑心符》，唐代于义方撰，见“女行门”。

〔８〕　《义山杂纂》　未题撰人，一卷。主要集录唐代“俚俗常谈鄙事”。宋代陈振孙以为唐代李商隐作。《唐人说荟》乱改该书中的唐时俗语，如将“不穷”改为“富贵”，“反侧”改为“惶恐”，“分张”改为“分析”之类。

〔９〕　《幽怪录》　又名《玄怪录》，唐代牛僧孺撰，十卷，已佚。

《太平广记》录有三十一篇，主要记载鬼怪故事。牛僧孺（７７９—８４７），字思黯，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官至御使中丞同平章事。王恽，唐武宗时进士。

〔１０〕　《枕中记》　写卢生黄粱一梦故事。沈既济（约７５０—约８００），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唐代传奇作家，官至礼部员外郎。李泌（７２２—７８９），字长源，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官至中书侍中同平章事。

〔１１〕　《迷楼记》　一卷，记述隋炀帝建迷楼、幸美女等荒淫生活。《海山记》，一卷，记述隋炀帝造西苑、凿五湖等事。《开河记》，一卷，记述麻叔谋为隋炀帝开运河掘墓虐民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指出，“《海山记》已见于《青琐高议》中，自是北宋人作，余当亦同”。韩握（８４４—９２３），字致尧（一作致光），唐代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１２〕　《太平广记》　类书，宋代李靶等奉敕纂集，共五百卷。

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四百七十余种。

〔１３〕　段成式（？—８６３）　字柯古，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任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褚遂良（５９６—６５８），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代书法家，官至尚书右仆射。

〔１４〕　《剑侠传》　《唐人说荟》中题为段成式撰的《剑侠传》共十二篇。除《兰陵老人》、《卢生》等四篇原出段成式《酉阳杂俎》外，其它如《聂隐娘》、《昆仑奴》原出唐代裴刑《传奇》，《荆十三娘》原出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贾人妻》原出唐代薛用弱《集异记》，皆与段成式无关。

〔１５〕　《太真外传》　《唐人说荟》题作《杨太真外传》，二卷。

乐史（９３０—１００７），宋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官至三馆秘书。著有《太平寰宇记》。明代陶宗仪《说郛》误以其为唐人，《唐人说荟》沿误。

〔１６〕　《梅妃传》　一卷，未题撰人，写唐玄宗爱妃江采苹故事。

书后附作者所写赞语，有“此传……惟叶少蕴与予得之”等语。叶少蕴（１０７７—１１４８），名梦得，字少蕴，南宋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官至户部尚书。著有《石门避暑录话》等。

〔１７〕　曾邺　字邺之，桂州（今广西桂林）人，晚唐诗人，官至洋州刺使。

〔１８〕　叶德辉（１８６４—１９２７）　字奂彬，湖南湘潭人，藏书家。

他刻印的观古堂本《唐人小说》共六种，于一九一一年出版。

〔１９〕　《古今说海》　明代嘉靖年间陆楫等编，共一三五种，一四二卷，分“说选”、“说纂”、“说略”、“说渊”四部分。其中选编唐宋小说较多。《五朝小说》，明末桃源居士编，共四百七十余种，分魏晋小说、唐人小说、宋元小说、明人小说四部分。

〔２０〕　假《说郛》　指陶趴所编刊的《说郛》，参看本卷第１０５页注〔２〕。

关于《小说世界》〔１〕

记者先生〔２〕：

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３〕中提起我，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就是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

因为这在中国是照例要有，而不成问题的事。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但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实在昏得可怜！）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谓“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４〕，不论是非，一齐存在。现在刻经处〔５〕已有许多佛经，商务印书馆也要既印日本《续藏》，又印正统《道藏》了，〔６〕两位主客，谁短谁长，便各有他们的自身来证明，用不着词费。然而假使比较之后，佛说为长，中国却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于居士与和尚：因为现在的人们是各式各样，很不一律的。

上海之有新的《小说月报》，而又有旧的（？）《快活》〔７〕之类以至《小说世界》，虽然细微，也是同样的事。

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家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但小说却也写在纸上，有目共睹的，所以《小说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委实已由他自身来证明，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若运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说他流毒中国的青年，那似乎是过虑。倘有人能为这类小说（？）所害，则即使没有这类东西也还是废物，无从挽救的。与社会，尤其不相干，气类相同的鼓词和唱本，国内非常多，品格也相像，所以这些作品（？）也再不能“火上添油”，使中国人堕落得更厉害了。

总之，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东枝君今天说旧小说家以为已经战胜，〔８〕那或者许是有的，然而他们的“以为”非常多，还有说要以中国文明统一世界哩。倘使如此，则一大阵高鼻深目的男留学生围着遗老学磕头，一大阵高鼻深目的女留学生绕着姨太太学裹脚，却也是天下的奇观，较之《小说世界》有趣得多了，而可惜须等将来。

话说得太多了，再谈罢。

一月十一日，唐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晨报副刊》“通信”栏，题为《唐俟君来信——关于〈小说世界〉》。

《小说世界》，周刊，叶劲风主编。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一九二八年第十七卷第一期起改为季刊，由胡怀琛主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十八卷第四期停刊。这个刊物是为了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相抗衡而出版的。

〔２〕　记者先生　指孙伏园（１８４９—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新潮社、语丝社成员。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后又任北京《京报副刊》编辑。

〔３〕　疑古　钱玄同的笔名。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晨报副刊》“杂感”栏发表《“出人意表之外”的事》一文，批评了《小说世界》的宗旨和倾向，并摘引鲁迅《他们的花园》一诗，劝告新文学家不要与它同流合污。

〔４〕　释藏　即《大藏经》，汉文佛教经典和著作的总集，分经、律、论三藏。南北朝时开始编集，宋开宝五年（９７２）首次雕刊一藏，凡十三万版，以后各代均有刊刻。道藏，道教经典和著作的总集。最早编成于唐开元中。宋徽宗政和年间首次刊印，以后各代均有刊刻。内容十分庞杂。通行本有明代的《正统道藏》五三○五卷，《万历续道藏》一八○卷。

〔５〕　刻经处　指金陵刻经处，经营佛教经典刻印、流布的机构。

〔６〕　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三年影印出版日本藏经书院刊行的《续藏经》，一九二四年出版《正统道藏》。这两部书的广告，《小说世界》都曾登载。

〔７〕　《快活》　旬刊，鸳鸯蝴蝶派刊物之一，李涵秋主编。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十六期。世界书局发行。

〔８〕　指东枝的《〈小说世界〉》一文，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晨报副刊》“杂感”栏，文中说：“小说世界的出版，其中含着极重大的意义，我们断断不可忽视的，这个意义我用‘战胜’两个字来包括他。因为小说世界一出版，无论那一方面都自以为是战胜了。”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１〕

在副刊上登载了爱罗先珂〔２〕君的观剧记以后，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很有人疑心这一篇是我做的，至少也有我的意见夹杂在内：因为常用“观”“看”等字样，是作者所做不到的。现在我特地声明，这篇不但并非我做，而且毫无我的意见夹杂在内，作者在他的别的著作上，常用色彩明暗等等形容字，和能见的无别，则用些“观”“看”之类的动词，本也不足为奇。

他虽然是外国的盲人，听不懂，看不见，但我自己也还不肯利用了他的不幸的缺点，来作嫁祸于他的得罪“大学生诸君”的文章。

魏君临末还说感谢我“介绍了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的美意”，这原是一句普通话，也不足为奇的，但从他全篇带刺的文字推想起来，或者也是为我所不能懂的俏皮话。所以我又特地声明，在作者未到中国以前，所译的作品全系我个人的选择，及至到了中国，便都是他自己的指定，这一节，我在他的童话集的序文上已经说明过的了。至于对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但因为为他而译，所以总是抹杀了我见，连语气也不肯和原文有所出入，美意恶意，更是说不到，感谢嘲骂，也不相干。但魏君文中用了引号的“哓辞”“艺术的蟊贼”这些话，却为我的译文中所无，大约是眼睛太亮，见得太多，所以一时惑乱，从别处扯来装上了。

然而那一篇记文，我也明知道在中国是非但不能容纳，还要发生反感的，尤其是在躬与其事的演者。但是我又没有去阻止的勇气，因为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这样深，所以也就不愿意发些明知无益的急迫的言论。然而这也就是俄国人和中国以及别国人不同的地方，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其实是罗素〔３〕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的故事，我也曾经和他谈过的。

以上，是我见了魏君的文章之后，被引起来的觉得应该向别的读者声明的事实；但并非替爱罗先珂君和自己辩解，也不是想缓和魏君以及同类诸君的心气。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

魏君以为中国已经光明了些，青年的学生们对着旧日的优伶宣战了，这诚然是一个进步。但崇拜旧戏的大抵并非瞎子，他们的判断就应该合理，应该尊重的了，又何劳青年的学生们去宣战？倘说不瞎的人们也会错，则又何以如此奚落爱罗先珂君失明的不幸呢？“可怜，可羞，可惨”的中国的新光明！

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附　记

爱罗先珂君的记文的第三段内“然而演奏Ｏｒｇａｎ〔４〕的人”这一句之间，脱落了几个字，原稿已经寄给别人，无从复核了，但大概是“然而演奏Ｖｉｏｌｉｎ〔５〕的，尤其是演奏Ｏｒｇａｎ的人”罢，就顺便给他在此改正。

一月十三日。

备考：不敢盲从！（魏建功）

——因爱罗先珂先生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

鲁迅先生译出爱罗先珂先生的《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月六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一位世界文学家对我们演剧者的挚诚的教训，幸得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是首先要感谢的。

我们读了爱罗先珂先生第一段的文字，总该有沉重的压迫精神的印象，以至于下泪，因而努力。寂寞到十二万分的国度，像今日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没有戏剧”！那谈得到“好戏剧”？那更谈得著“男女合演的戏剧”？我们以前的国度黑暗，还要厉害于今日呢！前两年真是一个为艺术尽心的团体可说没有；假使爱罗先珂先生那时到中国，那又够多么寂寞而难受呵！我们真可怜可惨，虽然不准子弟登台的父兄很多，而一向情愿为艺术尽心，来做先锋的并没有畏缩；这才辟开“爱美的〔６〕为艺术的戏剧事业”的新纪元，所谓“艺术戏剧根苗”始茁芽在沙漠的大地上。所以中国的戏剧现在才渐渐有了，而且旧的戏剧却正在残灯的“复明时代”，和我们搏斗，接着那文明式的新剧也要和我们决斗呢！我们那敢怠慢？

但我们从“没有戏剧”引向“有戏剧”这面来，这点不能不算今日的国度是较昔日的国度光明了些微！从前的学生不演剧，轻视戏剧；而现在极力的提倡，尽心于艺术的戏剧；而演剧，这又不能不算是中国青年学生们对旧日的“优伶”的一个宣战，和他们对艺术忠心的表示！

中国的艺术真可怜啊！我们尽心的人们也嚷了一二年了，空气依然沉寂，好艺术的果子在那儿？这大概“艺术”为何物，一般人的怀疑还没有了解啊！所以，到现在，将戏剧当作艺术，肯为艺术尽心而与男子合演的女子，虽爱罗先珂先生叫断嗓子，总难请得！我们现在只好求“才有戏剧”的国度，再光明些到“有好的艺术”的国度；那末，“男女合演的，真的，好的中国艺术”才可望产出。

中国艺术，今日之恐慌，不减爱罗先珂先生母国的荒灾的恐慌啊！爱罗先珂先生的为我们中国青年男女学生们的浩叹，我们只有含着泪且记在心头。爱罗先珂先生也只好原谅我们是才有戏剧的国度中之青年，正开始反抗几千年的无形的黑暗之势力；并且只好姑守着寂寞，“看”我们能不能光明了艺术的国度！较之“黑暗的现在”以“既往的黑暗”，未来还不至于“更黑暗”啊！尽心艺术的同志们！爱罗先珂先生的心，我们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努力中得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不可谓不幸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尤其是的！（这里要声明的，我们演剧的大学生，除去用外国语演的，只是我们一部分北大戏剧实验社社员的大学生。一切关于演剧的臧否，只能我们受之，不敢教所有的“大学生诸君”当之。）爱罗先珂先生到北京近一年，我们只演剧两次。第一次北大第二平民学校游艺会，爱罗先珂先生到场唱歌；歌毕，坐在剧场里一忽儿便走了。他那时刚到北京，或者中国话没有听懂听惯，我们这幼稚的艺术大概就证明失败了。第二次，便是纪念会的第一日，他坐在我们舞台布景后面“看”了一刻工夫，就由他的伴侣扶回去了。

所以，他说：“大学生演剧，大抵都去‘看’的！”他两次“看”的结果，断定了我们演剧的，“在舞台上，似乎并不想表现出Ｄｒａｍａ〔７〕中的人物来”，而且“反而鞠躬尽瘁的，只是竭力在那里学优伶的模样”！“似乎”？“并不想”？这些词语是如何的深刻啊！这真是“诛心之论”了！

爱罗先珂先生能“看见”我们“竭力学优伶”，并且能知道我们“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这种揣度和判断，未免太危险，太“看”轻了我们是一点戏剧眼光都没有的了！我相信他是“以耳代目”的看戏；而他竟以“耳”断我们“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我却以为似乎并不如他所理想，而至于此！

对我们演剧的人“艺术幼稚”可以说，“表现能力不足”

可以说，“并不想表现”谁也不能这样武断！我们相信既尽心于艺术，脑子里丝毫“优伶”的影子就没有，——现在“优伶”还是我们的仇敌呢！——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学优伶”，未免太不清楚我们黑暗的国度之下的情形，而且把我们“看”得比“优伶”还不如了！“优伶的模样”如何？爱罗先珂先生能以“耳”辨出吗？即使如他所说，他能以“耳”辨出我们“学优伶”吗？他还说我们演扮女人的，既做了“猴子”去学女人，并且还在学“扮女人的旦角”。“优伶”中的“扮女人的旦角”，爱罗先珂先生能以“耳”辨出吗？我们演剧的人，决不至如爱罗先珂先生所说，几乎全是“学优伶”而且“扮演女人尤其甚”；然而也不敢说全没有艺术能力不足而流入“优伶似的”嫌疑的人。演剧的人中，无论是谁，并不如是的没有元气，既不能自己出力，反“学优伶”；不过能力的差错或竟使他以为“学优伶”了！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竭力的”，“鞠躬尽瘁的”，“学优伶”，以一位世界文学家批评我们幼稚的艺术实验者，应该不应该用其揣度，而出此态度？我们很佩服他的人和言，但他对我们的这种批评，这种态度，却实在料不到，真是为他抱憾！

那里东方人“肆口谩骂”的习惯竟熏染了亲爱的世界文学家，竟使他出此，如同他说我们“学优伶”一样吗？唉唉！“大学生诸君”未免太冤屈了，为我们几个演剧的而被指为“艺术的蟊贼”，都有“学优伶的嫌疑”！大学生的人格啊！大学生的人格啊！我们大学生尽心艺术的人们！（非但演剧的。）我们那敢自污人格，刻意模仿“优伶”，或在眼里只有“优伶”，而忘了如爱罗先珂先生一流的高尚的可敬的“艺术家”！唉唉！受侮辱的艺术国度！

愈向光明，受侮辱愈甚，越加一层黑暗的中国艺术国度！

所以，我们有“学优伶嫌疑”的大学生中的演剧的同志们，我敢与他们一同的声明；我们在纪念会都扮演《黑暗之势力》失败——也许所有的戏剧都失败——的原因在：（一）没有充分的排练，以致幼稚的表现不能描摹剧中人的个性出来，所谓“带生的葡萄，总有些酸”了。

（二）没有适宜的设置。我们既有心尽力于戏剧，时间的短促使我们没有充分排练，那种孤独的努力，无人帮助的苦衷，何必献丑说出呢？但是我们尽心于艺术。既无人的帮助，又无物的帮助，爱罗先珂先生也是大学教师，想能知道了。那末，这种关于设置的责备，我们几个演剧的人那能承认呢？至于“没有留心到剧场的情绪的造成”，爱罗先珂先生恐怕因“耳”里并没有听到啊！我们抱歉，在《黑暗之势力》的开演那天，没有能用音乐去辅助他。何况那天，爱罗先珂先生坐在后台布景的背后，一忽儿就走了，并没有“看”到前场一万多人的会场情形，而只听到我们后台的优伶呢？可是第二天一个无庸“学优伶声音说话”，也许是“学优伶动作”的哑剧，便有中国的丝竹，（笙，箫，苏胡，馨铃，）辅助在内，而那“剧场似的空气”倒也造成了一些，可惜爱罗先珂先生反没有到场！就是他到了，怕这东洋的音乐还不免有些嫌劣拙吧？一个钱不受的，没有火炉，又冷又嘈杂的市场，运动场式的剧场舞台幕后的坐位，那比凭票入座，汽炉暖暖的，新建筑的大会堂的剧场？本来艺术有些“贵族性”的啊，所以主张平民文学的托尔斯太老先生的名著，在运动式的公开的会场上，被我们玷辱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我们承认艺术的幼稚，决不承认“学了什么优伶”！

最后，我要敬问爱罗先珂先生和一切的艺术家：在如此的现在中国黑暗艺术国度之下，没有人肯与我们“男子”合演，而我们将何以尽力于有“女子”的戏剧？

假若为戏剧的尽心，我们不得不扮女人了，既扮了女人，艺术上失败，就是“学什么扮女人的旦角”的吗？我们的艺术，自己也只认是“比傀儡尤其是无聊的”；但为什么要让我们傀儡似的来做“猴子”？我们男子学女子是“做猴子”，那末反过来呢？“做猴子”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怎样的努力？！

我们人而如“猴”的戏剧者几乎哭泣了！我们大学生的尽心艺术，而不能得种种帮助！甚至于世界文学家对我们的态度，似乎并不想大学生们究竟人格有没有！假若有人说，爱罗先珂先生亲眼“看”了之后的判断没有错。那就未免太滑稽了。这还说什么？

然而我自信，我们的可怜，可羞，可惨，都使得我有几句含着羞的，不敢盲从的话说了。我们何幸而得一位文学家的教训？我们黑暗的国度中之艺术界，何幸而得此光明的火把引导着路？我们当然要深深的感谢了爱罗先珂先生！但这又教我们忍不住痛心而抱憾：爱罗先珂先生在沙漠似的中国，最强烈的感到的寂寞，我们既未能安慰了他如此飘泊的盲诗人；反而弄成了些“猴子样”，教他“看”了更加寂寞得没有法！不但如此，甚至他沉痛的叫唤了我们，却还不敢盲从的要给他一长篇的“哓辞”！所幸不致使爱罗先珂先生完全难过，还有燕京女校的美的艺术的印象在他脑里！而我们为我们的人格上保障，也永不敢盲从爱罗先珂先生所说的“学优伶”一句话！

我再感谢鲁迅先生介绍了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的美意！

七，一，一九二三，北京大学。

题目中有一个字，和文中有几个字上的引号，颇表出了不大好的态度，编者为尊重原作起见，不敢妄改，特此道歉。（《晨报副刊》编者）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

魏建功（１９０１—１９８０），江苏如皋人，语言学家。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不敢盲从》是他读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文（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晨报副刊》）后写的。

〔２〕　爱罗先珂（Ｂ．r．stluvwxl，１８８９—１９５２）　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因病双目失明。曾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我国。一九二二年从上海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二三年回国。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翻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３〕　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　英国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著有《数学原理》、《哲学原理》等。他于一九二○年来中国讲学，回国后著《中国问题》一书，讨论了中国将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

〔４〕　Ｏｒｇａｎ　英语：风琴。

〔５〕　Ｖｉｏｌｉｎ　英语：小提琴。

〔６〕　爱美的　英语ａｍａｔｅｕｒ的音译，意思是业余的。

〔７〕　Ｄｒａｍａ　　英语：戏剧。

答广东新会吕蓬尊君〔１〕

问：“这泪混了露水，被月光照着，可难解，夜明石似的发光。”——《狭的笼》〔２〕（《爱罗先珂童话集》页二七）这句话里面插入“可难解”三字，是什么意思？

答：将“可难解”换一句别的话，可以作“这真奇怪”。

因为泪和露水是不至于“夜明石似的发光”的，而竟如此，所以这现象实在奇异，令人想不出是什么道理。（鲁迅）

问：“或者充满了欢喜在花上奔腾，或者闪闪的在叶尖耽着冥想”，——《狭的笼》（同上）这两句的“主词”

（Ｓｕｂｊｅｃｔ），是泪和露水呢？还是老虎？

答：是泪和露水。（鲁迅）

问：“‘奴隶的血很明亮，红玉似的。但不知什么味就想尝一尝……’”——《狭的笼》（同上，五三）“就想尝一尝”下面的（引号），我以为应该移置在“但不知什么味”之下；尊见以为对否？

答：原作如此，别人是不好去移改他的。但原文也说得下去，引号之下，可以包藏“看他究竟如何”“看他味道可好”等等意思。（鲁迅）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上海《学生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答问”栏。

吕蓬尊（１８９９—１９４４），原名劭堂，笔名渐斋，广东新会人。当时是小学教员。

〔２〕　《狭的笼》　爱罗先珂的一篇童话，描写一只被关在动物园铁笼中的老虎对自由生活的渴求。鲁迅译。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

对于“笑话”的笑话〔１〕

范仲胺〔２〕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过报章上所转载的一部分，其第三节说：

“……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

第四节就有这几句：

“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３〕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　范仲胺（１８９３—１９６９）　名文澜，字仲胺，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著有《中国通史简编》等。当时是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

〔３〕　吕不韦（？—前２３５）　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

他在赵国邯郸经商时，将自己已经怀孕的舞姬送给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公子异人，生嬴政（即秦始皇）。异入回国后即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相国。庄襄王死，秦始皇幼年继位，吕不韦以相国执掌朝政，称“仲父”。

奇怪的日历〔１〕

我在去年买到一个日历，大洋二角五分，上印“上海魁华书局印行”，内容看不清楚，因为用薄纸包着的，我便将他挂在柱子上。

从今年一月一日起，我一天撕一张，撕到今天，可突然发见他的奇怪了，现在就抄七天在下面：

一月二十三日　土曜日〔２〕　星期三　宜祭祀会亲友

结婚姻

又　二十四日　金曜日　星期四　宜沐浴扫舍宇又　二十五日　金曜日　星期五　宜祭祀又　二十六日　火曜日　星期六又　二十七日　火曜日　星期日　宜祭祀……

又　二十八日　水曜日　星期一　宜沐浴剃头捕捉又　二十九日　水曜日　星期二我又一直看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于没有发见一个日曜日和月曜日。

虽然并不真奉行，中华民国之用阳历〔３〕，总算已经十三年了，但如此奇怪的日历，先前却似乎未曾出现过，岂但“宜剃头捕捉”，表现其一年一年的加增昏谬而已哉！

一三，一，二三，北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敖者。

〔２〕　土曜日　即星期六。旧时有一种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历法，称七曜历，以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代表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为星期日，月曜日为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

〔３〕　中华民国之用阳历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通告：“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同年二月二十三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奉孙中山令将新编的阴阳合历历书颁行全国。

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误〔１〕

记者先生〔２〕：

我在《又是古已有之》里，说宋朝禁止做诗，“违者笞一百”，〔３〕今天看见副刊，却是“笞二百”，不知是我之笔误，抑记者先生校者先生手民〔４〕先生嫌其轻而改之欤？

但当时确乎只打一百，即将两手之指数，以十乘之。现在若加到二百，则既违大宋宽厚之心，又给诗人加倍之痛，所关实非浅鲜，——虽然已经是宋朝的事，但尚希立予更正为幸。

某生者鞠躬。九月二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晨报副刊》。

〔２〕　记者先生　指孙伏园。

〔３〕　关于宋朝禁止做诗，违者笞一百的故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绑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习传诗赋者杖一百’。”

〔４〕　手民　指排字工人。

文学救国法〔１〕

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２〕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一，取所有印刷局的感叹符号的铅粒和铜模，全数销毁；并禁再行制造。案此实为长吁短叹的发源地，一经正本清源，即虽欲“缩小为细菌放大为炮弹”而不可得矣。

二，禁止扬雄《方言》〔３〕，并将《春秋公羊传》《谷梁传》〔４〕订正。案扬雄作《方言》而王莽篡汉，〔５〕公谷解《春秋》间杂土话而嬴秦亡周，〔６〕方言之有害于国，明验彰彰哉。扬雄叛臣，著作应即禁止，公谷传拟仍准通行，但当用雅言，代去其中胡说八道之土话。

三，应仿元朝前例，禁用衰飒字样三十字，仍请学者用心理测验及统计法，加添应禁之字，如“哩”“哪”等等；连用之字，亦须明定禁例，如“糟”字准与“粕”字连用，不准与“糕”字连用；“阿”字可用于“房”字之上或“东”字之下，〔７〕而不准用于“呀”字之上等等；至于“糟鱼糟蟹”，则在雅俗之间，用否听便，但用者仍不得称为上等强国诗人。案言为心声，岂可衰飒而俗气乎？

四，凡太长，太矮，太肥，太瘦，废疾，老弱者均不准做诗。案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身体不强，诗文必弱，诗文既弱，国运随之，故即使善于欢呼，为防微杜渐计，亦应禁止妄作。但如头痛发热，伤风咳嗽等，则只须暂时禁止之。

五，有多用感叹符号之诗文，虽不出版，亦以巧避检疫或私藏军火论。案即防其缩小而传病，或放大而打仗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　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感叹’二字，……失意人之呼声，消极，悲观，厌世者之口头禅，亡国之哀音也。”他对新诗所用的感叹号加以统计后又说：感叹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

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

〔３〕　扬雄（前５３—１８）　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汉成帝时他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篡汉，又做了王莽新朝的大夫。《方言》，搜集西汉各地方言和异体字编辑而成的辞书，共十三卷。

〔４〕　《春秋公羊传》　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齐语。《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鲁语。《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二四二年间鲁国的史实，相传为孔丘所修。

〔５〕　王莽篡汉　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汉孝元皇后侄。西汉初始元年（９）篡汉称帝，国号“新”。

〔６〕　嬴秦亡周　指东周赧王五十九年（前２５６），秦昭襄王灭周。

〔７〕　“阿房”　即阿房宫，秦始皇建造的宫殿。“东阿”，地名，即今山东阳谷阿城镇，春秋时鲁庄公与齐侯会盟地。

通讯（复孙伏园）〔１〕

伏园兄：

来信收到。

那一篇所记的一段话，的确是我说的。〔２〕迅。

备考：鲁迅先生的笑话　　Ｚ．Ｍ．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他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鲁迅先生所讲的一段笑话，他似乎是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喊叫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鹞子捉家雀，啾啾的是家雀不是鹞子。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竿，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

他这一段话，曾引起我们许多人发笑，我把它记在这儿。

因为没有请说的人校正，错误的地方就由记的人负责罢。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在Ｚ．Ｍ．文后，原无标题。

〔２〕　参看《华盖集·后记》，按Ｚ．Ｍ．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原名未详。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１〕

一

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

窃杨荫榆〔２〕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３〕，贻害学子，屡经呈明　大部请予查办，并蒙　派员补校彻查在案〔４〕。从此杨荫榆即忽现忽隐，不可究诘，自拥虚号，专恋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亦早不觉尚有杨荫榆其人矣。不料“五七”国耻〔５〕在校内讲演时，忽又祠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下午即借宴客为名，在饭店召集不知是否合法之评议员数人，于杯盘狼籍之余，始以开除学生之事含糊相告，亦不言学生为何人。至九日，突有开除自治会职员……等六人〔６〕之揭示张贴校内。夫自治会职员，乃众所公推，代表全体，成败利钝，生等固同负其责。今乃倒行逆施，罚非其罪，欲乘学潮汹涌之时，施其险毒阴私之计，使世人不及注意，居心下劣，显然可知！继又停止已经预告之运动会，使本校失信于社会，又避匿不知所往，使生等无从与之辩诘，实属视学子如土芥，以大罚为儿戏，天良丧失，至矣尽矣！可知杨荫榆一日不去，即如刀俎在前，学生为鱼肉之不暇，更何论于学业！是以全体冤愤，公决自失踪之日起，即绝对不容其再入学校之门，以御横暴，而延残喘。为此续呈　大部，恳即明令迅予撤换，拯本校于阽危，出学生于水火。

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教育部总长〔７〕

二

呈为续陈杨荫榆氏行踪诡秘，心术叵测，败坏学校，恳即另聘校长，迅予维持事。窃杨氏失踪，业已多日。曾于五月十二日具呈大部，将其阴险横暴实情，沥陈梗概，请予撤换在案。讵杨氏怙恶不悛，仍施诡计。先谋提前放假，〔８〕又图停课考试。术既不售，乃愈设盛筵，多召党类，密画毁校之策，冀复失位之仇。又四出请托，广播谣诼，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９〕与开除时之揭示，措辞不同，实属巧设谰言，阴伤人格，则其良心何在，不问可知。倘使一任尊张，诚为学界大辱；盖不独生等身受摧残，学校无可挽救而已。为此合词续恳即下明令，速任贤明，庶校务有主持之人，暴者失蹂躏之地，学校幸甚！教育幸甚！谨呈教育部总长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第一件呈文曾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题为《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第二件呈文未曾发表。

〔２〕　杨荫榆（？—１９３８）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北京女师大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被免职。任职期间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教育，肆意压迫学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其无故开除文预科三名学生，激起公愤，学生召开大会，不承认她为校长，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派代表向教育部提出撤换她的要求。五月七日，她借“国耻纪念”集会之机制造事端，并于五月九日悍然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３〕　尸位素餐　空占职位白领俸禄。《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４〕　一九二五年三月中旬，教育总长王九龄曾派佥事张邦华、陈懋治到女师大调查学生要求撤换校长问题。

〔５〕　“五七”国耻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迫其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于九日答复承认。后来即以每年五月十日、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杨荫榆以纪念“五七国耻”为名，邀请知名人士来校讲演，企图借此巩固她的校长地位，同时准备对反对她主持会议的学生加以“破坏国耻纪念”的罪名，为镇压学生运动制造口实。

〔６〕　指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六人。

〔７〕　指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十二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８〕　杨荫榆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召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她所匿居的太平湖饭店开会，提出请警察迫令被开除的六名学生出校、提前放暑假等主张，以破坏学生运动，因受到部分与会者反对而未得逞。（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晨报》消息）

〔９〕　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　杨荫榆开除刘和珍等六人后，给学生家长发信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夙仰贵家长平昔对于家庭教育，甚为注重，而于子女在校之品性学业，尤极关怀。为此函达，并盼谆属照常勤学，免为被退学生莠言所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北京《晨报》）

《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１〕

此书印行之后，屡承相知发其谬误，俾得改定；而钝拙〔２〕及谭正璧〔３〕两先生未尝一面，亦皆贻书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谭先生并以吴瞿安〔４〕先生《顾曲麈谈》语见示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其说甚新，然以不知《麈谈》又本何书，故未据补；仍录于此，以供读者之参考云。

二五年九月十日，鲁迅识。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五年九月北京北新书局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

〔２〕　钝拙　即寿洙邻（１８７３—１９６１），名鹏飞，字洙邻，浙江绍兴人，鲁迅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的次子。他曾以“钝拙”的署名写信给鲁迅，指出《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所说滦阳辖属于奉天，应为辖属于热河。

〔３〕　谭正璧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曾任上海震旦大学、中国艺术学院等校教授。著有《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他给鲁迅写信，介绍了吴梅《顾曲麈谈》中有关施耐庵的材料。

〔４〕　吴瞿安（１８８４—１９３９）　名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戏曲理论家。早年加入过南社。著有《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简谱》等。

《顾曲麈谈》，戏曲研究专著，分上、下二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卷下谈及《幽闺记》时说：“按施君美名惠，《水浒记》亦其手笔云。”这一说法，当本于清代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卷土及其校勘记：“施惠字君美，武林人。《拜月亭》（今名《幽闺》）。”

“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拜月亭》，旦。”一九三○年《中国小说史略》重印时，鲁迅将吴梅的说法补入第十五篇，但认为“未可轻信”。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１〕

“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我的战略是‘同情’。”〔２〕

——长虹——　……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　　年合办《莽原》……〔３〕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及得上他

的。”〔４〕

“…………”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但关系毕竟是好的。《莽原》便是这样好的精神的表现。”〔５〕“…………”

“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我们竭诚地欢喜。”

“…………”

“但他说不能做批评，因为他向来不做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我以为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对于做批评的朋友，却要希望他党同伐异，便至少也是为人谋而不忠了！”〔６〕

“…………”

“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很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对的话都不要说，……而他还不以为他是受了人的帮助，有时倒反疑惑是别人在利用他呢？”

“…………”

“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

“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　　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７〕

“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我们是知道的，在目前并不十分丰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绍的工作了。……但这实际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义，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８〕“…………”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

“请大家认清界限——到‘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时，用别的方法来排斥新思想，那便是所谓开倒车，如林琴南，章士钊之所为是也。我们希望《新青年》时代的思想家不要再学他们去！”

“…………”

“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９〕二二，一二，一九二六。鲁迅掠。

〔１〕　木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三期。

《走到出版界》，上海《狂飙》周刊的一个专栏，由高长虹撰稿，每则之前有小标题。后由泰东书局出版单行本。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曾得到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肆意的诬蔑和攻击。

〔２〕　“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

〔３〕　狂飙社广告　见《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一九二六年八月）。

〔４〕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等语，见《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

〔５〕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等语和下面的“如能得到你的助力”二句，均见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的《通讯·致鲁迅先生》。

〔６〕　“但他说不能做批评”等语及以下四段引语，均见《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７〕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见《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８〕　“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等语及以下三段引语，分别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中的《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琐记两则》、《公理与正义的谈话》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９〕　“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

《绛洞花主》小引〔１〕

《红楼梦》〔２〕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３〕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偏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现在，陈君梦韶〔４〕以此书作社会家庭问题剧，自然也无所不可的。先前虽有几篇剧本，却都是为了演者而作，并非为了剧本而作。又都是片段，不足统观全局。《红楼梦散套》具有首尾，然而陈旧了。此本最后出，销熔一切，铸入十四幕中，百余回的一部大书，一览可尽，而神情依然具在；如果排演，当然会更可观。我不知道剧本的作法，但深佩服作者的熟于情节，妙于剪裁。灯下读完，僭为短引云尔。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鲁迅记于厦门。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

《绛洞花主》，陈梦韶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剧本，共十五幕。绛洞花主，贾宝玉的别号，见《红楼梦》第三十七回。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续作。

〔３〕　关于《红楼梦》的命意，旧时有各种看法。清代张新之在《石头记读法》中说，《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也”。清代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清代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清代“索隐派”的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二编》中说它写“故相明珠家事”，王梦阮、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则说它写“清世祖与董小宛事”。

〔４〕　陈梦韶　名敦仁，福建同安人，当时是厦门大学学生。

新的世故〔１〕

一　“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２〕

“批评工作的开始。所批评的作品，现在也大概举出几种如下：——

《女神》《呐喊》《超人》《彷徨》《沉沦》《故乡》《三

个叛逆的女性》《飘渺的梦》《落叶》《荆棘》《咖啡店之一夜》《野草》《雨天的书》《心的探险》此项文字都只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现在也说不定几期可发表几篇，一切都决于我的时间的分配。”〔３〕

二　“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

党同：“《心的探险》。实价六角。长虹的散文及诗集。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尽量地吐露着。鲁迅选并画封面。”〔４〕伐异：“我早看过译出的一部分《察拉图斯德拉如是说》和一本《工人绥惠略夫》。”

三　“幽默与批评的冲突”〔５〕

批评：你学学亚拉借夫！你学学哥哥尔！你学学罗曼罗兰！……〔６〕

幽默：前清的世故老人纪晓岚〔７〕的笔记里有一段故事，一个人想自杀，各种鬼便闻风而至，求作替代。缢鬼劝他上吊，溺鬼劝他投池，刀伤鬼劝他自刎。四面拖曳，又互相争持，闹得不可开交。那人先是左不是，右不是，后来晨鸡一叫，鬼们都一哄而散，他到底没有死成，仔细一想，索性不自杀了。

批评：唉，唉，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８〕

四　新时代的月令

八月，鲁迅化为“思想界先驱者”。

十一月，“思想界先驱者”化为“绊脚石”。

传曰：先驱云者，鞭之使冲锋，所谓“他是受了人的帮助”也。不受“帮助”，于是“绊”矣。脚者，所谓“我们”之脚，非他们之脚也。其化在十二月，而云十一月者何，倒填年月也。

五　世故与绊脚石

世故：不要再写，中了计，反而给他们做广告。

石：不管。被做广告，由来久矣。

世故：那么，又做了背广告的“先驱者”了。

石：不管。被做广告，由来久矣。

世故：那么，又做了背广告的“先驱者”了。

石：不，有时也“绊脚”的。

六　新旧时代和新时代间的冲突

新时代：我是青年，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旧时代：我是前辈，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新时代：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

七　希望与科学的冲突

希望：勿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科学：“生存竞争，天演公例”，是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就有的。〔９〕

八　给………………〔１０〕

见面时一谈，不见面时一战。

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

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倘不信，有科学的耳朵为证。

但到上海才记起来了，

真不能不早叹人心之死尽矣！

幸而新发见了近地的蔡孑民先生之雅量和周建人先生为科学作战。

九　自由批评家走不到的出版界光华书局〔１１〕。

十　忽而“认清界限”

以上也许近乎“蝎子撩尾”。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

“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谓“我们的新时代”去一样，惟一的战略是打杀。

不过打的时候，须有说它要螫我，它是异类的小勇气。倘若它要螫“公理”和“正义”，所以打，那就是还未组织成功的科学家的话，在旧时代尚且要觉得有些支离。

知其故而言其理，极简单的：争夺一个《莽原》〔１２〕；或者，《狂飙》〔１３〕代了《莽原》。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不过“新时代的青年作者”却又似乎深恶痛疾这思想，而偏从别人的“心”里面看出来。我做了一篇《论他妈的》是真的，“论”而已矣，并不说这话是我所发明，现在却又在力争这发明的荣誉了。〔１４〕因为稿件的纠葛〔１５〕，先前我曾主张将《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现在却不这样了，还是办下去，内容也像第一年一样。也并没有作什么“运动”〔１６〕的豪兴，不过是有人做，有人译，便印出来，给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会不看它，以前的印《乌合丛书》〔１７〕也是这意思。

创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译了几种书，就会有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出现，倘译一部世界史，不就会有许多拟中外古今的大人物猬集一堂么。但我想不干这件事。否则，拿破仑要我帮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帮同烧书，科仑布拉去旅行，梅特涅〔１８〕加以压制，一个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余的英雄们又要造谣。

创作难，翻译也不易。批评，我不知道怎样，自己是不会做，却也不“希望”别人不做。大叫科学，斥人不懂科学，不就是科学；翻印几张外国画片，不就是新艺术，这是显而易见的。称为批评，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评，做点杂感尚且支离，则伟大的工作也不难推见。“听见他怎么说”，“他‘希望’怎样”，“他‘想’怎样”，“他脸色怎样”，……还不如做自由新闻罢。

不过这也近乎蝎子撩尾，不多谈；但也不要紧。尼采先生说过，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１９〕最无聊的倒是缠不清。我不想螫死谁，也不想绊某一只脚，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谁的路了，情愿力疾爬开，而且从速。但倘若我并不躺在大路上，而偏有人绕到我背后，忽然用作前驱，忽然斥为绊脚，那可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有些知其故而不欲言其理了。

本来隐姓埋名的躲着，未曾登报招贤，也没有奔走求友，而终于被人查出，并且来访了。据“世故”所训示：青年们说，不见，是摆架子。于是乎见。有的是一见而去了；有的是提出各种要求，见我无能为力而去了；有的是不过谈谈闲天；有的是播弄一点是非；有的是不过要一点物质上的补助；有的却这样那样，纠缠不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硬要将我造成合于他的胃口的人物。从此我就添了一门新功课，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

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许别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块踏脚石或绊脚石，要动转，要睡觉的；又有个性，不能适合各个访问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说他所要说的话，攻击他所敌视的人的时候，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连《未名丛刊》〔２０〕和《乌合丛书》都算作“狂飙运动”的工作了。我颇诧异，说：

这广告大约是长虹登的罢，连《未名》和《乌合》都拉扯上，未免太会利用别个了，不应当的。因为这两种书，是只因由我编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个名目，书的著者译者，是不但并不互相认识，有几个我也只见过两三回。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我沉默着。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２１〕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原来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这且由他去罢。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龄也成了大错处了，然而也由他。连别人所登的广告，也是我的罪状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广告上给我加上一个头衔。这样的双岔舌头，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个《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这一下螫出“新时代富于人类同情”的幽默来了，有公理和正义的谈话——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还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这两段只要将“介绍外国作品”改作“挂着批评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赠给他自己。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连在泰东书局看见老先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小说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２２〕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了。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２３〕。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但也都不要紧。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２〕　“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和下一标题“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均见《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

〔３〕　“批评工作的开始”等语，见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批评工作的开始》。

〔４〕　“《心的探险》。实价六角”等语，见未名社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版权页后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下一句引语出处未详。

〔５〕　“幽默与批评的冲突”，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６〕　亚拉借夫　鲁迅所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个人物。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使我想像到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哥哥尔，通译果戈理（Ｈ．Ｂ．ylzlm[，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等。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中说：“希望鲁迅先生保守着‘孤独者’的尊严，写一部死魂灵出来。”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　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琐记两则》中说：“我希望未名社诸君……去接触罗兰的精神。”

〔７〕　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　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这里所引的故事见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览僻地。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左右牵掣，莫知所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心顿息。”

〔８〕　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　这是模仿高长虹的文句，高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

〔９〕　“生存竞争，天演公例”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发表的《答国民大学Ｘ君》中说：“‘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十一二岁时我从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已经知道了。”彪门书局，应作彪蒙书室。这里所说的课本，当指清代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彪蒙书室出版的初级蒙学用书《格致实在易》。

〔１０〕　给……　原为高长虹在《狂飙》周刊陆续发表的一组情诗的标题。这一节的文字，皆集自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的文章，并略加改变而成。

〔１１〕　光华书局　一九二五年创办于上海，当时的经理是沈松泉。《狂飙》周刊和《狂飙丛书》第三种皆由该局出版发行。

〔１２〕　《莽原》　文艺性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１３〕　《狂飙》　周刊，高长虹、向培良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附《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复刊，由光华书局出版，次年一月停刊，共出十七期。

〔１４〕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但要找当时骂人的口实时，则也怕还是从我开始的吧！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绵袍的世界》之初次使用”。又说，“若再述一件琐事，则鲁迅更不应该，当‘他妈的’三字在绵袍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时候，鲁迅看了，惊异地说：‘这三个字你也用了！’……我们看鲁迅《论他妈的》一文，却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１５〕　稿件的纠葛　因为一九二六年韦素园接编《莽原》半月刊时未采用高歌和向培良的几篇稿件，高长虹便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给鲁迅先生》、《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进行指责和攻击。

〔１６〕　“运动”　这是对高长虹等人的“狂飙运动”的讽刺。狂飙运动，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因德国作家克林格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学运动。高长虹等人当时标榜要“建设科学艺术”，“用新的思想批评旧的思想”，自称为“狂飙运动”。

〔１７〕　《乌合丛书》　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初由北新书局出版，专收创作。

〔１８〕　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赢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科仑布（Ｃ．Ｃｏｌｏｍｂｏ，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通译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他在一四九二年开始的远航中发现美洲新大陆。梅特涅（Ｋ．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奥地利帝国首相，十九世纪前期反动的欧洲“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１９〕　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　见德国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２０〕　《未名丛刊》　鲁迅编辑，原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后改由该社出版，专收译本。

〔２１〕　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　日本文艺评论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他的文艺论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曾由鲁迅译成中文。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中说：“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但这“不在于厨川白村的灰色的勇敢”。

〔２２〕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吴歌甲集及其他》中说：“中国小说史略我也老实不要看，更无论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之类。一天，我在泰东遇见一位老先生进来问有鲁迅的书没有，我立刻便想起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的那一篇撰译书录来了。唉，唉，唉，怕敢想下去。”

〔２３〕　“以其好喝醋也”　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语丝索隐》。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１〕

中山先生〔２〕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３〕。

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

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

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

但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

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论述”栏，署名周树人。

〔２〕　中山先生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３〕　“革命尚未成功”　见孙中山遗嘱。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１〕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

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２〕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３〕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４〕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５〕上所载李守常〔６〕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７〕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８〕，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９〕，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１０〕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１１〕和“三一八惨案”〔１２〕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１３〕，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

沪宁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２〕　黄埔　指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３〕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后收入《而已集》。

〔４〕　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　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原为清朝江南提督、钦差江防大臣。辛亥革命时，他曾在南京负隅顽抗；一九一七年七月又曾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革命军攻克南京，临时政府曾在莫愁湖畔建立“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有孙中山“建国成仁”的题字。一九一三年九月张勋攻占南京后此碑被毁。

〔５〕　《循环日报》　一八七四年一月五日创刊于香港的中文报纸，王韬主办。

〔６〕　李守常（１８８９—１９２７）　名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遇害。鲁迅在北京期间，曾与他共同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７〕　指《少年先锋》，旬刊，李求实（伟森）主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创刊于广州。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停刊，共出十九期。鲁迅到广州不久，广东地区党组织即派毕磊等与他联系，并赠此刊多期。《少年先锋》第八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以《胜利之后》为题，摘登了斯大林《论列宁》中的一段话，其中引有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按这段话今译为：“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第五十二页）

〔８〕　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后收入《坟》。

〔９〕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他篡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杀害革命党人，密谋复辟帝制。

〔１０〕　研究系　黎元洪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时期，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研究系”。

〔１１〕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所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出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该刊原依附北洋政府，诬蔑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它改变了原来的论调。如第五卷第一○七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时事短评》以赞赏的口气评述“党军”占领武汉后没收军阀财产的行动，说：“中国军阀的聚敛行为，向来是不受制裁的：这回的打击，要算第一遭。”又说，“素来不自由的工人们，忽然取得了完全的结社自由与罢工自由，……劳工界之需要团体组织与团体行动究亦不容否认。……所以我们对于武汉工潮的前途，实亦用不着悲观。”

〔１２〕　“三一八惨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群众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段祺瑞卫队的镇压，死伤二百余人。事后，《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发表陈西滢《闲话》，指责所谓“暴徒首领”“故意引人去死地”，为段祺瑞开脱罪责。

〔１３〕　小乘和大乘，是佛教的两大派别。小乘教派主张“自我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早期佛教的精神。大乘教派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能成佛，一切修行以利他为主，戒律比较松弛。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１〕

去年夏，日本辛岛骁〔２〕君从东京来，访我于北京寓斋，示以涉及中国小说之目录两种：一为《内阁文库书目》〔３〕，录内阁现存书；一为《舶载书目》〔４〕数则，彼国进口之书帐也，云始元禄十二年（一六九九）或其前年而迄于宝历〔５〕四年（一七五四），现存三十本。时我方将走厦门避仇，卒卒鲜暇，乃托景宋〔６〕君钞其前者之传奇演义类，置之行箧。不久复遭排摈，自闽走粤，汔无小休，况乃披览。而今复将北逭，整装睹之，蠹食已多，怅然兴叹。窃念录中之刊印时代及作者名字，此土新本，概已删落，则此虽止简目，当亦为留心小说史者所乐闻也，因借《语丝》，以传同好。惜辛岛君远隔海天，未及征其同意，遂成专擅，因以为歉耳。别有清钱曾所藏小说目二段，昔从《也是园书目》〔７〕钞出，以其可知清初收藏家所珍庋者是何等书，并缀于末。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之夜，鲁迅于广州东堤寓楼〔８〕记。

甲　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一　杂事（未钞）

二　传奇演义，杂记

《历代神仙通鉴》（二十二卷，目一卷。明阳宣史撰。清版。二十四本。）

《盘古唐虞传》（明钟惺。清版。二本。）

《有夏志传》（明钟惺编。清版。四本。）

《有夏志传》（同上。清版。八本。）

《列国志传》（明陈继儒校。明版。一二本。）

《英雄谱》（一名《三国水浒全传》。二十卷，目一卷，图像一卷。明熊飞编。明版。一二本。）

《水浒全书》（百二十回。明李贽评。明版。三二本。）

《忠义水浒传》（百回。明李贽批评。明版。二十本。）

《水浒传》（七十回；二十卷。王望如评论。清版。二十本。）

《水浒传》（七十回；七十五卷，首一卷。清金圣叹批注。雍正十二年刊。二四本。）

《水浒传》（同上。伊达邦成等校。明治十六年刊。一二本。）

《水浒后传》（四十回；十卷，首一卷。清蔡评定。清版。五本。）

《水浒后传》（同上。清版。十本。）

《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第一至七卷缺。明版。六本。）

《南北两宋志传》（二十卷。明陈继儒。明版。十本。）

《绣像金枪全传》（五十回，十卷。第四十六回以下缺。清废闲主人校。道光三年刊。八本。）

《皇明英武传》（八卷。万历十九年刊。四本。）

《皇明英烈传》（明版。六本。）

《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明乐舜日。明版。二本。）

《全像二十四尊罗汉传》（六卷。明朱星祚编。万历三十二年刊。二本。）

《平妖传》（四十回。宋罗贯中。明龙子犹补。明版。八本。）

《平妖传》（四十回。明张无咎校。明版。六本。）

《平虏传》（吟啸主人。明版。二本。）

《承运传》（四卷。明版。二本。）

《八仙传》（明吴元泰。明版。二本。）

《金云翘传》（二十回，四卷。青心才人。清版。二本。）

《钟馗全传》（四卷。安正堂补正。明版。一本。）

《飞龙全传》（六十回。清吴璇删订。嘉庆二年刊。一六本。）

《绣像飞跎全传》（三十二回，四卷。嘉庆二十二年刊。二本。）

《再生缘全传》（二十卷。清香叶阁主人校。道光二年刊。三二本。）

《金石缘全传》（二十四回。清版。六本。）

《玉茗堂传奇》（四种，八卷。明汤显祖。明版。八本。）

《玉茗堂传奇》（同上。明沈际飞点次。明版。八本。）

《五种传奇再团圆》（五卷。步月主人。清版。二本。）

《两汉演义传》（十八卷，首一卷。明袁宏道评。明版。一六本。）

《三国志演义》（十二卷。宋罗贯中。万历十九年刊。一二本。）

《三国志演义》（二十卷。万历三十三年刊。八本。）

《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明杨春元校。万历三十八年刊。五本。）

《后七国乐田演义》（二十回。烟水散人。乾隆四十五年刊。二本。）

《唐书演义》（八卷。明熊钟谷。嘉靖三十二年刊。四本。）

《唐书演义》（明徐渭批评。明版。八本。）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六十回，二卷。宋罗本。明汤显祖批评。清版。四本。）

《反唐演义全传》（姑苏如莲居士编。清版。十本。）

《两宋志传通俗演义》（二十卷。明陈尺蠖斋评释。明版。十本。）

《封神演义》（百回，二十卷。明许仲琳编。明版。二十本。）

《人物演义》（四十卷，首一卷。明版。一六本。）

《孙庞斗志演义》（二十卷。吴门啸客。明版。四本。）

《孙庞斗志演义》（同上。明版。三本。）

《孙庞演义》（四卷。澹园主人编。清版。二本。）

《武穆演义》（八卷。明熊大本编。《后集》三卷，明李春芳编。嘉靖三十一年刊。十本。）

《宋武穆王演义》（十卷。明熊大本编。明版。五本。）

《岳王传演义》（明金应鳌编。明版。八本。）

《全相平话》（十五卷。元版。五本。）

《新编宣和遗事》（二集二卷。清版。二本。）

《圣叹外书三国志》（六十卷，首一卷。第三十八至四十二卷缺。清毛宗岗评。乾隆十七年刊。二二本。）

《东周列国志》（二十三卷，首一卷。清蔡评。清版。二四本。）

《新列国志》（百八回。墨憨斋。明版。一二本。）

《禅真逸史》（四十回。明清心道人编。清版。一二本。）

《禅真逸史》（同上。清版。四本。）

《艳史》（四十四回；首一卷。明齐东野人编。明版。九本。）

《女仙外史》（百回。清吕熊。清版。二十本。）

《梃史》（二十卷，绣像二卷。磊厘山房主人。清版。一二本。）

《西洋记》（百回，二十卷。明罗懋登。清版。二十本。）

《西游记》（百回。明李贽批评。明版。十本。）

《全像西游记》（百回。华阳洞天主人校。明版。十本。）

《西游真诠》（百回。明李贽等评。清版。十本。）

《绣像西游真诠》（百回。清陈士斌评；金人瑞加评。清版。二四本。）

《绣像西游真诠》（同上。清版。二十本。）

《绣像西游真诠》（同上。清版。十本。）

《西游证道书》（百回。明汪象旭等笺评。明版。二十本。）

《后西游记》（四十回。清天花才子评点。乾隆四十八年刊。十本。）

《丹忠录》（四十回。明孤愤生。热肠人偶评。明版。四本。）

《醋胡芦》（二十回，四卷。伏雌教主编。心月主人等评。明版。四本。）

《全像金瓶梅》（百回，二十卷。明版。二一本。）

《金瓶梅》（百回。清张竹坡批评。清版。二四本。）

《金瓶梅》（同上。清版。二十本。）

《国色天香》（十卷。明谢友可。万历二十五年刊。十本。）

《玉娇梨》（二十卷。荑荻散人编。明版。四本。）

《新编剿闯通俗小说》（十回。明版。二本。）

《新编剿闯通俗小说》（同上。西吴懒道人。日本写本。二本。）

《古今小说》（四十卷。绿天馆主人评次。明版。五本。）

《红楼梦》（百二十回。清程伟元编。清版。二四本。）

《红楼梦图咏》（清改琦。明治十五年刊。四本。）

《龙图公案》（听玉斋评点。明版。五本。）

《绣像龙图公案》（十卷。明李贽评。嘉靖七年刊。六本。）

《拍案惊奇》（三十九卷。《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明版。八本。）

《袖珍拍案惊奇》（十八卷。清版。八本。）

《海外奇谭》（《忠臣库》十回。清鸿蒙陈人译。文化十二年刊。三本。）

《海外奇谭》（同上。日本版。三本。）

《飞花咏》（一名《玉双鱼》。十六回。明版。四本。）

《韩湘子》（三十回。雉衡山人编。明版。六本。）

《警寤钟》（十六回，四卷。嗤嗤道人。清版。二本。）

《五凤吟》（二十回。嗤嗤道人。清版。二本。）

《引凤箫》（十六回，四卷。枫江半云友。清版。二本。）

《幻中真》（十回，四卷。烟霞散人编。清版。二本。）

《鸳鸯配》（十二回，四卷。烟水散人编。清版。二本。）

《疗妒缘》（八回，四卷。静恬主人。清版。二本。）

《照世杯》（四回，四卷。酌元亭主人。谐道人批评。明和二年刊。五本。）

《隔帘花影》（四十八回。清版。八本。）

《冯伯玉风月相思小传》（明版。一本。）

《孔淑方双鱼扇坠传》（明版。一本。）

《苏长公章台柳传》（明版。一本。）

《张生彩鸾灯传》（明版。一本。）

《绿窗女史》（明版。一四本。）

《情史类略》（二十四卷。詹詹外史。明版。一二本。）

《吴姬百媚》（二卷。宛瑜子。明版。二本。）

《铁树记》（十五回，二卷。明竹溪散人邓氏编。明版。二本。）

《飞剑记》（十一回。明竹溪散人邓氏编。明版。二本。）

《咒枣记》（十四回，二卷。明竹溪散人。明版。二本。）

《东游记》（明吴元泰。明版。二本。）

《增补全相燕居笔记》（十卷。明林近阳编。明版。四本。）

《增补燕居笔记》（十卷。明何大抡编。明版。四本。）

《荆钗记》（明版。二本。）

《人海记》（清查慎行。日本写本。二本。）

《清平山堂志》（十五种。明版。三本。）

《丰韵情书》（六卷。明竹溪主人编。明版。二本。）

《山水争奇》（三卷。明邓志谟。明版。二本。）

《风月争奇》（三卷。明邓志谟。明版。一本。）

《花鸟争奇》（三卷。明邓志谟。明版。二本。）

《童婉争奇》（三卷。明竹溪风月主人编。日本写本。一本。）

《梅雪争奇》（三卷。明邓志谟编。明版。一本。）

《蔬果争奇》（三卷。明邓志谟。明版。一本。）

《鼓掌绝尘》（四集四十回；首一卷。明金木散人。明版。一二本。）

《霞房搜异》（二卷。明袁中道编。明版。四本。）

《艳异编》（四十卷。续十九卷。明王世贞。汤显祖批评。明版。一六本。）

《艳异编》（十二卷。明版。六本。）

《广艳异编》（三十五卷。明吴大震。明版。十本。）

《一见赏心编》（十四卷。鸠兹洛源子编。明版。四本。）

《一见赏心编》（同上。明版。二本。）

《吴骚合编》（骚隐居士。明版。四本。）

《洒洒编》（六卷。明邓志谟校。明版。四本。）

《金谷争奇》（明版。四本。）

《今古奇观》（四十卷。清版。一六本。）

《怪石录》（清沈心。日本写本。一本。）

《豆棚闲话》（十二卷。艾衲居士。嘉庆三年刊。四本。）

《海天余话》（四卷。芙蓉算老渔编。清版。二本。）

《花阵绮言》（十二卷。楚江仙叟石公编。明版。七本。）

《醒世恒言》（四十卷。明可一居士评。明版。一六本。）

《喻世明言》（二十四卷。明可一居士评。明版。六本。）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韵》。明周辑。明版。一二本。）

《西湖拾遗》（四十八卷。清陈树基。清版。一六本。）

《西湖佳话》（十六卷。清墨浪子。清版。十本。）

《五色石》（八卷。服部诚一评点。明治十八年刊。四本。）

《八洞天》（八卷。五色石主人编。明版。二本。）

《缀白裘》（十二集，四十八卷。清钱德仓。乾隆四十二年刊。二四本。）

《人中画》（四卷。乾隆四十五年刊。二本。）

《笑林广记》（十二卷。游戏主人编。乾隆四十六年刊。四本。）

《笑林广记》（同上。乾隆四十六年刊。二本。）

《开卷一笑》（十四卷。明李贽编。明版。五本。）

《开卷一笑》（同上。明版。六本。）

《四书笑》（开口世人编。日本写本。一本。）

《笑府》（十三卷。清墨憨斋。清版。四本。）

《笑府》（钞录，二卷。日本版。二本。）

《笑府》（钞录，一卷。森仙吉编。明治十六年刊。一本。）

《三笑新编》（四十八回，十二卷。清吴毓昌。嘉庆十八年刊。一二本。）

《花间笑语》（五卷。清酿花使者。日本写本。二本。）

《慵斋丛话》（十卷。朝鲜成任。日本写本。五本。）

《笔苑杂记》（二卷。朝鲜徐居正。日本写本。一本。）

《朝谷漫笔》（二卷。朝鲜张维。日本写本。一本。）

《补闲》（三卷。朝鲜崔滋。日本写本。一本。）

三　杂剧（以下均未钞）

四　异闻五　琐语

迅案：此目虽非详密，而已裨多闻。如《女仙外史》〔９〕，俞樾见《在园杂志》，始知谁作（《茶香室丛钞》云），〔１０〕此则明题吕熊〔１１〕。《封神演义》编者为明许仲琳〔１２〕，而中国现行众本皆逸其名，梁章钜述林樾亭语（见《浪迹续谈》及《归田琐记》），仅云“前明一名宿”而已。〔１３〕他如竹溪散人及风月主人之为邓志谟〔１４〕；日本之《忠臣藏》〔１５〕，在百余年前（文化十二年即一八一五年）中国人已曾翻译，曰《海外奇谭》，亦由此可见。墨憨斋冯犹龙〔１６〕好刻杂书，此目中有三种，曰：《平妖传》，《新列国志》，《笑府》〔１７〕。记北京《孔德月刊》中曾有考，似未列第二种。〔１８〕自品青〔１９〕病后，月刊遂不可复得，旧有者又被人持去，无从详案矣。

乙　也是园书目

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种瓜张老》《紫罗盖头》《女报冤》《风吹轿儿》《错斩崔宁》《山亭儿》《西湖三塔》《冯玉梅团圆》《简帖和尚》《李焕生五阵雨》《小金钱》《宣和遗事》四卷《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二卷

通俗小说

《古今演义三国志》十二卷《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

《梨园广记》二十卷

迅案：词话中之《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两种，今见于江阴缪氏所翻刻之宋残本《京本通俗小说》中〔２０〕；钱曾所收，盖单行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三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六、一四七期。

〔２〕　辛岛骁（１９０３—１９６７）　日本汉学家，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十九日曾到鲁迅寓所访问。

〔３〕　《内阁文库书目》　日本内阁文库的藏书目录。内阁文库是日本总理府大臣办公厅的书库，其前身是庆长七年（１６０３）由德川家康氏建立的富士见文库（又称红叶山文库、枫山秘阁）。明治维新后，由政府接收，一八八五年改称内阁文库。该库藏有大量宋元以来的中国小说善本。

〔４〕　《舶载书目》　日本海关记载清乾隆以前中国运往长崎的书籍的目录，现藏日本宫内省图书馆。

〔５〕　元禄　日本东山天皇的年号。宝历，日本桃园天皇的年号。

〔６〕　景宋　即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鲁迅夫人。

〔７〕　钱曾（１６２９—１７０１）　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清代藏书家。他的藏书室名述古堂，又称也是园。《也是园书目》，钱曾的家藏书目，共十卷。

〔８〕　东堤寓楼　指广州东堤的白云楼，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三月离开中山大学住所，移居于此。

〔９〕　《女仙外史》　以明代永乐年间唐赛儿起义为素材的讲史小说，一百回。国内存有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钧璜轩刊本，署“古稀逸田叟著”。

〔１０〕　俞樾　参看本卷第５７页注〔１２〕。《茶香室丛钞》为他所著《春在堂全书》之一。他在《茶香室丛钞·十七》中说：“国朝刘廷玑《在园杂志》云，吴人吕文兆熊，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诞，而平生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按《女仙外史》余在京师曾见之，不知为吕文兆所作也。”《在园杂志》，笔记集，清代康熙年间辽海刘廷玑著，四卷。

〔１１〕　吕熊　字文兆，号古稀逸田叟，浙江新昌（一说江苏吴县）人，清初小说家。

〔１２〕　《封神演义》　神魔小说，一百回，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系明代万历末年原本，在第二卷第一页上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许仲琳，号钟山逸叟，明代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人。

〔１３〕　梁章钜（１７７５—１８４９）　字闳中，号退庵，清代长乐（今属福建）人。著有《浪迹丛谈》十一卷，续八卷，《归田琐记》八卷。

他在《浪迹续谈》卷六中说：“忆吾乡林樾亭先生尝与余谈，《封神演义》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林樾亭，名乔荫，字樾亭，号育万，清代侯官（今福建闽侯）人。著有《瓶城居士集》、《樾亭杂纂》等。

〔１４〕　邓志谟　字景南，明代饶安（今江西安仁）人。

〔１５〕　《忠臣藏》　日本古剧本《假名手本忠臣藏》的简称，竹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合作。此剧写元禄十五年（１７０２）大星由良之助等义士为冤死的盐冶判官报仇故事。清代鸿蒙陈人重译本题名《海外奇谈》，又名《日本忠臣库》，前有译者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自序。

〔１６〕　冯犹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　名梦龙，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文学家。编著有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传奇、散曲等多种。

〔１７〕　《平妖传》　以北宋王则起义为素材的讲史小说。原为元末明初罗贯中作，二十回，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内阁文库所藏两种，一种题“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署“宋东原罗贯中编”“明陇西张无咎校”，为明代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刊本；另一种题“墨憨斋手校《新平妖传》”，署“宋东原罗贯中编，明东吴龙子犹据补”，为明代崇祯年间金阊嘉会堂刻本，是前一种毁版后的重刻本。

《新列国志》，讲史小说，一○八回。冯梦龙以余邵鱼的《列国志传》为基础，根据旧籍加以改订而成。内阁文库所藏为明代金阊叶敬池原刻本。《笑府》，古笑话总集，冯梦龙编，共一百则，分八类。国内有大连图书馆所藏原本十三卷。

〔１８〕　《孔德月刊》　北京孔德学校同学会文艺部创办的一种文艺刊物。一九二六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共出十五期。该刊第一、二两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月）载有马廉译述并加按语的日本盐谷温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其中考证了冯梦龙的生平和著作。按这一讲演稿和马廉的按语中，未提及《新列国志》，也未提及《平妖传》和《笑府》。

〔１９〕　王品青（？—１９２７）　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２０〕　江阴缪氏　指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藏书家、版本学家。《京本通俗小说》，不著撰人，现存残本七卷，一九一五年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收入《烟画东堂小品》中。

书苑折枝〔１〕

余颇懒，常卧阅杂书，或意有所会，虑其遗忘，亦慵于钞写，但偶夹一纸条以识之。流光电逝，情随事迁，检书偶逢昔日所留纸，辄自诧置此何意，且悼心境变化之速，有如是也。长夏索居，欲得消遣，则录其尚能省记者，略加案语，以贻同好云。十六年八月八日，楮冠病叟漫记。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２〕二十五引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案：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

清褚人获《坚瓠九集》〔４〕卷四：《通鉴博论》〔５〕：“汉高祖取天下，皆功臣谋士之力。天下既定，吕后杀韩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绝其祀。传至献帝，曹操执柄，遂杀伏后而灭其族。或谓献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吕后也；曹操即韩信也；刘备即彭越也；孙权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绝汉。”虽穿凿疑似之说，然于报施之理，似亦不爽。

案：韩信托生而为曹操，彭越为孙权，陈阻为刘备〔６〕，三分汉室，以报夙怨，见《五代史平话》〔７〕开端。小说尚可，而乃据以论史，大奇。《博论》明宗室涵虚子（？）作，今传本颇少。

宋张耒《明道杂志》〔８〕：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事，有类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

案：发笑又作别论。由此可知宋时影戏已演三国故事，而其中有“斩关羽”。我尝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但未详考，记此以俟博览者探索。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五、四十六期合刊，署名楮冠。

〔２〕　欧阳询（５５７—６４１）　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代书法家。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艺文类聚》，类书，欧阳询等人奉敕编纂，共一百卷，分四十八门。

〔３〕　梁简文帝　即萧纲（５０３—５５１），字世缵，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在位二年即为侯景所害。《诫当阳公大心书》，《艺文类聚》中题为《诫当阳公书》，见该书卷二十三。大心，即萧大心（５２２—５５１），字仁恕，萧纲次子。中大通四年（５３２）封当阳公。

〔４〕　褚人获　字石农，清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坚瓠集》，采录各种笔记汇集而成，分正集、续集等，共十五集，六十六卷。下面的引文见该书第九集卷四“韩彭报施”条。

〔５〕　《通鉴博论》　明代朱权奉敕纂写的史评集，分上、中、下三卷。朱权（？—１４４８），朱元璋第十七子，封宁献王，别号涵虚子。

《坚瓠集》的“韩彭报施”条，引自该书卷下“历代受革报施之验”。

〔６〕　韩信　淮阴（今江苏清江）人，汉朝大将，封楚王。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人，汉将，封梁王。陈阻，宛句（今山东菏泽）人，汉将，封列侯。以上三人皆为汉朝开国功臣，后来，韩信、彭越于汉高帝十一年（前１９６）被杀；陈阻于次年被杀。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东汉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魏国的建立者。

孙权（１８２—２５２），字仲谋，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刘备（１６１—２２３），字玄德，涿（今河北涿县）人，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

〔７〕　《五代史评话》　不著撰人，应是宋代说话人所用的讲史底本之一，叙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事，各代均分上下二卷，内缺梁史和汉史的下卷。该书开端说：“刘季杀了项羽，立着国号曰汉。

只因疑忌功臣，如韩王信、彭越、陈阻之徒，皆不免族灭诛夷。这三个功臣，抱屈诉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着个曹操；彭越去孙家托生，做着个孙权；陈阻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个刘备。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曹操篡夺献帝的，立国号曰魏；刘先主图兴复汉室，立国号曰蜀；孙权自兴兵荆州，立国号曰吴。

〔８〕　张耒（１０５４—１１１４）　字文潜，淮阴（今属江苏）人，宋代诗人，官至太常少卿。《明道杂志》，二卷，又续一卷，记述作者在黄州郡时的见闻。下面的引语见该书续卷。

书苑折枝（二）〔１〕

宋周密《癸辛杂识》〔２〕续集下：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

案：元上谕多用白话直译，“怎生呵”“那般者”皆谕中习见语，故黄以为戏。今人常非薄今白话而不思元时敕，盖以其已“古”也。甲午是忽必烈〔３〕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５），其年正月，忽必烈死。

同上别集下：或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土；夔稷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

此语亦可发一笑也。

案：近长沙叶氏刻《木皮道人鼓词》〔４〕，昆山赵氏刻《万古愁曲》〔５〕，上海书贾又据以石印作小本，遂颇流行。

二书作者生明末，见世事无可为，乃强置己身于世外，作旁观放达语，其心曲与此宋末之作正同。

宋唐庚〔６〕《文录》：《南征赋》，“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

词虽不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

案：今日用之《民气赋》或《群众运动赋》，亦自曲尽情状。

清严元照《蕙犟杂记》〔７〕：西湖岳庙有严嵩和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宏壮。词既慷慨，书亦瘦劲可观，末题华盖殿大学士。后人磨去姓名，改题夏言。虽属可笑，然亦足以惩奸矣。

案：严嵩偏和岳飞〔８〕词，有如是诈伪；后人留词改名，有如是自欺；严先生以为可笑而又许其惩奸，有如是两可。寥寥六十字，写尽三态。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署名楮冠。

〔２〕　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　字公谨，号草窗，济南（今属山东）人，南宋词人。曾官义乌（今属浙江）令。《癸辛杂识》是他居住杭州癸辛街时写的杂记，分前集、后集、别集、续集，共六卷。

〔３〕　忽必烈（１２１４—１２９４）　即元世祖，元朝的建立者。文中的至元三十一年应是一二九四年。

〔４〕　长沙叶氏　即叶德辉，参看本卷第１１０页注〔１８〕。《木皮道人鼓词》，当为《木皮散人鼓词》，又称《木皮词》。作者贾凫西（１５９２—１６７４），名应宠，字凫西，别号木皮散人、木皮散客，明末清初山东曲阜人。叶氏所刻《木皮散人鼓词》一卷，收入《双煤景暗丛书》。

〔５〕　昆山赵氏　即赵贻琛，江苏昆山人。《万古愁曲》，又名《击筑余音》，一卷，共二十曲，有几种版本，内容互有出入。赵氏刻本刊于一九二○年十一月，署“昆山归庄玄恭”作，收入《又满楼丛书》；又有坊间石印白纸巾箱本，署“明熊开元檗庵著”。按归庄、熊开元皆为明末清初人。

〔６〕　唐庚（１０７１—１１２１）　字子西，丹冰（今属四川）人。曾任博士，宋徽宗政和初年被谪贬到岭南（今广东一带）。所著《文录》一卷；又有《唐子西集》二十四卷，《南征赋》见该书卷一。

〔７〕　严元照（１７７３—１８１７）　字修能，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清代藏书家。《蕙犟杂记》，读书笔记，一卷。

〔８〕　严嵩（１４８０—１５６７）　字帷中，江西分宜人。明世宗时任华盖殿大学士，官至太子太师。他长期专权，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曾害死主张抵抗鞑靼入侵的吏部尚书夏言。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名将，后被主和派宋高宗、秦桧杀害，宁宗时追封鄂王。

书苑折枝（三）〔１〕

明陆容《菽园杂记》〔２〕四：僧慧癌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尝预修《大典》，归老太仓兴福寺。……尝语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讨债者。”客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

案：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的”也！

元人《东南纪闻》〔３〕一：刘平国宰，京口人。（中略）有《漫塘集》，文挟伟气。其尺牍有云：“今之所谓豪杰士者，古之所谓破落户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为名言。（下略）

案：也可以说：豪杰士者，破落户之已阔者也。破落户者，豪杰士之未阔或终于不阔者也。

清陈祖范《掌录》〔４〕上：行事之颠倒者：三国时孙吴立制，奔亲丧者罪大辟；北齐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宋宣和中，敕沙门著冠为道士；……元绑焚《史记》于国子；……政和间著令，士庶习诗痴哒纫话伲?

案：知道古来做过如许颠倒事，当时也并不为奇，便可以消去对于时事的诧异心不少。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署名楮冠。

〔２〕　陆容（１４３６—１４９４）　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菽园杂记》，笔记集，十五卷，本段引文见卷二。

〔３〕　《东南纪闻》　元人笔记集，不著撰人，原书已佚。现存三卷，系从《永乐大典》录出，主要记载宋代故事传闻。

〔４〕　陈祖范　字亦韩，清代江苏常熟人。《掌录》，笔记集，二卷。按关于焚《史记》于国子，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下有这样的记载：“崇宁间立三舍法，虽崇经术，亦未尝废史。而学校为之师长者本自间出，自知非所学，亦幸时好以倡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诋之。尹天民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记》而下至欧阳文忠集焚讲堂下，物论喧然。”

关于知识阶级〔１〕

——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

我到上海约二十多天，这回来上海并无什么意义，只是跑来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

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但这次易先生〔２〕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终于想不出什么，只能随便一谈；刚才谈起中国情形，说到“知识阶级”四字，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Ｖ．Ｅｒｏｓｈｅｎｋｏ）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３〕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

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北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４〕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欧洲人虽出身穷苦，而也做文章；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写，中国的文字却不容易写了。）

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现在贵族阶级不能存在；贵族的知识阶级当然也不能站住了，这是知识阶级缺点之一。

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５〕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Ｐｌａｔｏ）讲讲苏格拉底（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６〕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英国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７〕法国罗曼罗兰（Ｒ．Ｒｏｌｌａｎｄ）〔８〕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Ｔｏｌｓｔｏｉ）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

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

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　Ｙｅｓ〔９〕，Ｙｅｓ，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譬如从前我在学生时代不吸烟，不吃酒，不打牌，没有一点嗜好；后来当了教员，有人发传单说我抽鸦片。我很气，但并不辩明，为要报复他们，前年我在陕西就真的抽一回鸦片，看他们怎样？此次来上海有人在报纸上说我来开书店；又有人说我每年版税有一万多元。但是我也并不辩明；但曾经自己想，与其负空名，倒不如真的去赚这许多进款。

还有一层，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现象，革新的人称之为“反动”。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一个好名辞，就是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１０〕，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还有，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人一听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就吓得一跳；一听到新思想，一看到俄国的小说，更其害怕，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思想尤其丧心发抖，总要仔仔细细底想，这有没有变成共产党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害怕，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够有进步呢？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比如我们吃东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是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不衰弱的知识阶级，尚且对于将来的存在不能确定；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

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１１〕。住在“象牙之塔”〔１２〕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就我自己来说罢，——有人说我只会讲自己，这是真的。我先前独自住在厦门大学的一所静寂的大洋房里；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

就我自己说起来，是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其实就是我不做杂感，世界史上，还是没有名字的，这得声明一句，是：这些劝我做创作，不要写杂感的人们之中，有几个是别有用意，是被我骂过的。所以要我不再做杂感。但是我不听他，因此在北京终于站不住了，不得不躲到厦门的图书馆上去了。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

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今天的说话很没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劳动大学《劳大周刊》第五期，是鲁迅在该校讲演的记录稿。由黄河清记录，发表前经过鲁迅校阅。

上海劳动大学，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背景，标榜无政府主义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分农学院、工学院、社会科学院三部。一九二七年创办，一九三三年停办。

〔２〕　易先生　即易培基（１８８０—１９３７），字寅村，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两次担任短时期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该校复校后曾兼任校长。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

〔３〕　“知识阶级及其使命”　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在北京的一次讲演的题目。记录稿最初连载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七日《晨报副刊》，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

〔４〕　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５〕　李林甫疑为许敬宗之误。唐代刘蓠《隋唐嘉话》卷中：“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竞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

〔６〕　苏格拉底（前４６９—前３９９）　古希腊哲学家。

〔７〕　罗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反对英国参战，因而被解除剑桥大学教职；之后又因反对征兵，被判监禁四个月。

〔８〕　罗曼罗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发表《站在斗争之上》等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９〕　Ｙｅｓ　英语：是。

〔１０〕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英语：文艺复兴。十四至十五世纪兴起的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及德、法、英、荷等欧洲国家。这个运动以复兴久被泯没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口号，因而得名。

〔１１〕　为艺术而艺术　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２〕　“象牙之塔”　原是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补救世道文件四种〔１〕

甲　“乐闻于斯”的来信

鲁迅先生：

在黎锦明〔２〕兄的来信上，知道你早已到了上海。又近日看《语丝》，知岂明先生亦已卸礼部总长〔３〕之任，《语丝》在上海出版，那位礼部尚书不知是何人蝉联下去呢？总长近日不甚通行，似乎以尚书或大臣为佳，就晚生看来。

不管谁当尚书了吧，我想，国粹总得要维持，你老人家是热心于这件工作的，特先奉赠礼物二件，聊表我之“英英髦彦，亦必有轶群绝伦”的区区之见也。

宣言是我三月前到会里恭恭敬敬索得来的。会里每晚，几乎是每晚有名人，遗老讲经的；听者多属剪发髦生——这生字是两性通用的——我也领教过一次了，情形另文再表，有空时再来。前几晚偶然又跑过老靶子路的会址门前，只见灯光辉映，经声出自老而亮的喉咙，不觉举头一望，又发见了一纸文会的征求，深恐各界青年，交肩失之，用特寄呈，乞广为招徕，国粹幸甚。倘蒙加以按语，序跋兼之，生生世世祖宗与有荣焉。

不知你住在什么地方，近来是否住在上海，故请别人转交。祝福你。

招勉之〔４〕

一九二七，十二，十五，于ＳＪ医院。

乙　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

人心败坏，道德沦亡；世运浩劫，皆由此生。今我国青

年处此万恶之漩涡，声色货利濡染于中，邪说暴行诱迫于外。

天地晦塞，人欲横流，其不沦胥以溺者，殆无几矣！惟是，今人于水旱灾耸，则思集会以赈济，兵燹贼劫，则思练团以保卫。独于青年道德之堕落，其弊有甚于洪水猛兽者，则不知设会以补救。无亦徒知抵御有形之祸，而不知消弭无形之祸乎？同人深鉴于此，爰有孔教青年会之设，首办宣讲，音乐，游艺，体育各科，借符孔门六艺之旨。一俟办有成效，再设学校图书馆等，使我国青年皆得了解孔子之道，及得高尚学术之陶熔。庶知社会恶习之不可近；邪说暴行之所当辟；而世运浩劫，或可消弭于无形。今日之会社亦多矣，然大都皆偏于娱乐，而注重于青年之道德者甚微，惟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为吾人斯须不可离。斯会之成，必有能纳青年于正轨，而为人心世道之助者，且孔子尝言，后生可畏；叉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青年会之设即体孔子之意。邦人君子，傥亦乐闻于斯？！

丙　上海孔教青年会文会缘起试问击靼烹肥，纸迷金醉，有以异于含糗羹藜乎？此不待质诸离娄易牙而皆知者也。虽然，世有刻划无盐，唐突西施者；亦有久餍刍豢，偶思螺蛤者；此岂真以美色能令目盲，盛馔能令肠腐哉？毋亦畏妆饰烹调之繁缛而已。我国之文，固西施而刍豢也；通才硕学，研精覃思，穷老尽气，仅乃十得其七八；下焉者，或至熟视而无睹；后生小儒，途径未习，但见沉沉然千门万户，以为不可阶而升也，则必反顾却走而去之。故吾谓军人畏临阵；妇女畏产育；和尚畏涅~礌；秀才畏考试；皆至可怪诧之事，而实情理所应有者也。沪上为南北绾毂，衿缨亿万，学校如林，而海内耆宿之流，寓于此者，类皆蓄德能文，不惮出其胸中所蕴蓄以诱掖后进；后进亦翕然宗之。若夫家庭之内，有贤父兄，复能广延良师益友，以为子弟他山之助，韦长孺颜之推诸贤，犹未能或之先也。夫天下事果自因生，应由响召，观于此间近时之风尚，可知中原文化，实具千钧一发之力，而英英髦彦，亦必有轶群绝伦，应时而起者。惟无以聚会之，则声气不通；无以征验之，则名誉不显；无以奖劝而提倡之，则进取不速，而观感不神。《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曰：“君子以文会友”。

窃本斯旨，号召于众，俾知拭目而观西施，张口而思刍豢者，大有人在。同人不敏，即执巾栉，奉脂泽，为美人催妆，飞彀络绎，为御厨送八珍，其又奚辞？（章程从略）

丁　“乐闻于斯”的回信

文斯用。然鲜卑语尚不弃于颜公〔５〕，罗马字岂遽违乎孔教？

“英英髦彦”，幸毋嗤焉。慨自水兽洪猛，黄神啸吟，礼乐偕辫发以同隳，情性与缠足而俱放；ＡＢＣＤ，盛读于黉中，之乎者也，渐消于笔下。以致“人心败坏，道德沦亡”。诚当棘地之秋，宁啻“杞天之虑”〔６〕？所幸存寓公于租界，传圣道于洋场，无待乘桴，居然为铎〔７〕。从此老喉嘹亮，吟关关之雎鸠〔８〕，吉士骈填〔９〕，若浩浩乎河水。邪说立辟，浩劫潜销。三祖六宗，千秋万岁。独惜“艺”有“宣讲”，稍异孔门，会曰“青年”，略剽耶教，用夷变夏，尼父曾以失眠，援墨入儒，某公为之翻脸。然而那无须说，天何言哉〔１０〕，这也当然，圣之时也〔１１〕。

何况“后生可畏”〔１２〕，将见眼里西施，“以友辅仁”〔１３〕，先出胸中刍豢〔１４〕。于是虽为和尚，亦甘心于涅~礌〔１５〕，一做秀才，即驰神于考试，夫岂尚有见门万户而反顾却走去之者哉，必拭目咽唾而直入矣。文运大昌，于兹可卜，拜观来柬，顿慰下怀。聊复数言，略申鄙抱。若夫“序跋兼之”，则吾岂敢也夫。专此布复，敬请“髦”安，不宣

鲁迅谨白。

丁卯夏历十一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　黎锦明　字君亮，湖南湘潭人，小说家，曾与招勉之在广东海丰中学同事，当时常给《语丝》投稿。

〔３〕　礼部总长　《语丝》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刊载江绍原致周作人（岂明）的通信《礼的问题》，讨论旧礼教问题，信中戏称周作人为“礼部总长”。

〔４〕　招勉之　广东台山人，《语丝》、《莽原》的投稿者，当时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师范科任教。

〔５〕　颜公　即颜之推（５３１—？），字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北齐文学家。官中书舍人、司徒录事参军。著有《之推集》、《颜氏家训》等。他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崇爱，亦要事也。’吾时册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按颜之推本人并非主张学鲜卑语，后来鲁迅在《准风月谈·〈扑空〉正误》中对此作了说明。

〔６〕　杞天之虑”　杨荫榆在《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把成语“杞人忧天”掉弄为“杞天之虑”，成了不通的文言语句。原典出于《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７〕　乘桴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为铎，《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一种木舌的铜铃，古代用以召集人民，宣布政事。

〔８〕　关关之雎鸠　《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９〕　吉士骈填　《诗经·召南·野有死麇》：“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又《晋书·夏统传》：“士女骈填：车服烛路。”骈填，形容人数众多。

〔１０〕　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１１〕　圣之时也　《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时，合乎时宜。

〔１２〕　“后生可畏”　语见《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１３〕　“以友辅仁”　语见《论语·颜渊》：“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１４〕　刍豢　吃草的牛羊和食谷的犬豕，泛指美味。《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１５〕　涅~礌　佛家语，梵文　Ｎｉｒｖａ\ｎａ　的音译，意为寂灭、解脱等，后来也把僧人的死称为涅~礌。

《丙和甲》按语〔１〕

编者谨案：这是去年的稿子，不知怎地昨天寄到了。作者现在才寄出欤，抑在路上邮了一年欤？不得而知。据愚见，学者〔２〕是不会错的，盖“烈士〔３〕死时，应是十一岁”无疑。谓予不信，则今年“正法”的乱党，不有十二三岁者乎？但确否亦不得而知，一切仍当于“甲寅暮春”，伫聆研究院教授之明教也。中华民国十六年即丁卯暮冬，中拉附识。

备考：丙和甲　　季廉

学生会刊行的韦烈士三一八死难之一的《韦杰三纪念集》到了，我打开一看，见有梁任公拿“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几行字。旁边还有“甲寅暮春启超”六个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国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吗？还恐不是。翻阅日历，的确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韦烈士死时，二十三岁（见《纪念集》陈云豹《韦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现在若无公历一九二六年同民国十五年来证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们一定要说烈士是死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一年了。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

我们还可以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那年，同时在段执政手下作教育总长，或司法总长。——这个考证，也只好请研究系首领，研究院教授来作吧。大人先生，学者博士们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　指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是研究系的首领，当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３〕　指韦杰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某报剪注》按语〔１〕

鲁迅案：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

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赏玩的奚落。天南叟莩〔２〕式的迂腐的“之乎者也”之外，又加了吴趼人李伯元〔３〕式的冷眼旁观调，而又加了些新添的东西。这一段报章是从重庆寄来的，没有说明什么报，但我真吃惊于中国的精神之相同，虽然地域有吴蜀之别。至多，是一个他所谓“密司”〔４〕者做了妓女——中国古已有之的妓女罢了；或者他的朋友去嫖了一回，不甚得法罢了，而偏要说到漆某〔５〕，说到主义，还要连漆某的名字都调侃，还要说什么“羞恶之心”〔６〕，还要引《诗经》〔７〕，还要发“感慨”。然而从漆某笑到“男女学生”的投稿负责者却是无可查考的“笑男女士”，而传这消息的倒是“革新通信社”。其实是，这岂但奚落了“则其十之八九，确为共产分子无疑”的漆树芬而已呢，就是中国，也够受奚落了。丁卯季冬Ｘ日。

备考：某报剪注（瘦莲）

漆南薰的女弟子大讲公妻

初在瞰江馆

现住小较场

则是莺花啼又笑

题云，“漆树芬尚有弟子传芬芳”。原文云：前《新蜀报》主笔，向师政治部主任漆树芬者，字南薰，虽死于“三三一”案；但其人究竟是否共产党徒，迄今尚其说不一，不过前次南京政府通缉共产党，曾有漆名，且其前在《新蜀报》立言，亦颇含有“共味”，则其十分之八九，确为共产分子无疑。漆当今春时，原为某师政治训练处主任，男女学生，均并蓄兼收。有陈某者，亦所谓“密司”也，在该处肄业有日，于某师离渝时，遂请假未去，乃不知以何故，竟尔沦入平康，初尚与魏某旅长，讲所谓恋爱，于瞰江楼上，过其神女生涯。近日则公然在小较场小建香巢，高张艳帜，门前一树马樱花，沉醉着浪蝶狂蜂不少也。据余（该投稿人自称）男友某谈及，彼初在瞰江楼见面时，虽已非书生面目，但尚觉“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无羞恶之心，近在小较场再会，则莺花啼又笑，旧来面目全非，回顾其所谓“密司”时代，直一落千丈矣。噫，重庆社会之易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或曰：“漆南薰之公妻主义，死有传人。”虽属谑而虐兮，亦令人不能不有此感慨也。

（注）“三三一案”（手民注意：是三三一案，不是三三一惨案，因为在重庆是不准如此称谓的）是大中华十六年三月卅一日，重庆各界在打枪坝开市民大会，反对英兵舰炮击南京，正在开会，有所谓暴徒数百人入场，马刀，铁尺，手枪……一阵乱打，打得落花流水，煞是好看。结果：男女学生，小学生，市民，一共打死二百余人云。

（又注）漆某生前大讲公妻（可惜我从不曾见着听着），死后有弟子（而且是女的）传其道，则其人虽死，其道仍存，真是虽死犹生。然这位高足密司陈，我曾经问过该师的女训育，说并无其人，或者是改了姓。然而这新闻中的记者老爷，又不曾说个清楚，所以我只得又注一章云。

（再注）“共味”者，共产主义的色彩也。因漆某曾做有一篇“学生不宜入党”的文章云。

（不注）这信如能投到，那末，发表与否是你的特权云。

渝州瘦莲谨注。丁卯仲冬戊辰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六期，任《某报剪注》一文之后。

〔２〕　天南莩叟　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号天南莩叟，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末作家。曾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著有笔记小说《遁窟谰言》、《淞隐漫录》等。

〔３〕　吴趼人（１８６６—１９１０）　名沃尧，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李伯元（１８６７—１９０６），名宝嘉，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等。

〔４〕　“密司”　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意为小姐。

〔５〕　漆某　指漆树芬（１８９２—１９２７），字南薰，四川江津人，经济学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著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

一九二六年任川军向士俊师政治部主任，《新蜀报》主笔。一九二七年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被杀。《新蜀报》，一九二一年创刊于重庆，一九五○年停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６〕　“羞恶之心”　语见《孟子·公孙丑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７〕　《诗经》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约成书于西周到春秋时代，共三○五篇。本篇“备考”中“虽属谑而虐兮”一语，出自《诗经·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行路难”》按语〔１〕

鲁迅案：从去年以来，相类的事情我听得还很多；一位广东朋友还对我说道：“你的《略谈香港》之类真应该发表发表；但这于英国人是丝毫无损的。”我深信他的话的真实。今年到上海，在一所大桥上也被搜过一次了，但不及香港似的严厉。

听说内地有几处比租界还要严，在旅馆里，巡警也会半夜进来的，倘若写东西，便都要研究。我的一个同乡〔２〕在旅馆里写一张节略，想保他在被通缉的哥哥，节略还未写完，自己倒被捉去了。至于报纸，何尝不检查，删去的处所有几处还不准留空白，因为一留空白便可以看出他们的压制来。香港还留空白，我不能不说英国人有时还不及同胞的细密。所以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将都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

旧历除夕，于上海远近爆竹声中书。

备考：“行路难”

鲁迅先生：

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为了许多困难，把它搁下。

今天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几回钉子，几乎头破血流，这个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来，上着电灯，拾着笔，喘着气，无论如何，决计非写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们南国一个风光佳丽，商业繁盛的小岛，就是现在多蒙英洋大人代为管理维持的香港，你从广州回上海经过此地时，我们几个可怜的同胞，也还会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赐给你。你过意不去，在《语丝》上致谢不尽。自然我也同样，要借《语丝》一点空篇幅，来致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可怜的同胞！

我从汕头来到香港仅有两个满月，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心头竟感着如失恋一般的酸痛。因为有一天，偶然从街道上买回一份《新中国报》，阅到副刊时，文中竟横排着许多大字道：“被检去。”我起初还莫明其妙，以后略为翻阅：才知道文中所论，是有点关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女子贞操问题的。我也实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国近代文艺与恋爱问题》寄到《大光报》的副刊《大觉》去。没有两天，该报的记者答复我一信，说我那篇文被检查员检去四页，无法揭载；并谓：“几经交涉，总不发还。”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这真是蹂躏我心血的魔头了。我因向朋友询问，得知这个检查工作都是我们同胞（即高等华人）担任。并且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检查时，报社能给这检查员几块谢金，或每月说定酬金，那便对于检查上很有斟酌的余地。这不能不算是高等华人我们的同胞的好处啊！

真的，也许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样的华盖运。倘不然，便不会这样了：和两个友人从弯仔的地方跑来香港的马路上，即是皇后码头的近处，意外地给三四个我们的同胞纠缠住了。他们向我们详细询问了几回，又用手从我们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裤带拉了一下，几乎使我的裤脱了下来。我们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诚恳地说道：“请不要这样搜寻，我们都是读书人咯！”

“吓！那正怕，共产党多是读书人呢。”于是他们把我手中拾着的几卷文稿，疑心地拿过去看了一看，问我道：“这是宣言么？”

“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

〔２〕　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捕。

《禁止标点符号》按语〔１〕

编者按：这虽只一点记事，但于我是觉得有意义的：中国此后，将以英语来禁用白话及标点符号，但这便是“保存国粹”。在有一部分同胞的心中，虽疾白话如仇，而“国粹”和“英文”的界限却已经没有了。除夕，楮冠附记。

备考：禁止标点符号

昨天为教育部甄别考试。当主考委员出了题后，某科长即刻到场训诲，他说：“你们不应用标点符号，因为标点符号是写白话文时用的。然而中国文的Ｐｈｒａｓｅ　ａｎｄＣｌａｕｓｅ〔２〕（他说英文时特别呈出严厉的面孔）是很复杂，若使没有句读，那么读的人未免有‘望文生义’的困难；不过你当加句读，勿用ｃｏｌｏｎ，ｓｅｍｉｃｏｌ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某科长之意以为中国文当用标点符号，可惜它已被写白话文的学匪先用了，为避免亵渎起见，所以还用四千年祖传的句读吧！

十六，十二，廿四，（考完后第二天）钱泽民写于北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在《禁止标点符号》一文之后。

〔２〕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ｅ　英语：短语和子句。

〔３〕　英语：冒号，分号，问号，等等。

季廉来信按语〔１〕

我们叨在上海，什么“考试情节”，“法立然后知恩”〔２〕之类，在报上倒不大见的。不过偶然有些传说，如“嫌疑情节”，“大学招考，凡做白话文者皆不取”等等。然而真假却不得而知，所以连我四周是“漆黑”还是“雪白”，也无从奉告了。近来声说这里有“革命文学家”因为“语丝派”中人，在北京醉生梦死，不出来“革命”，恨不用大炮打掉北京。〔３〕那么，这里大约是好得很罢？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这样威武呢？

旅沪一记者。新春。

备考：通信（季廉）

我生二十五岁了。从民国元年改用西历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新年了，——不，三十四个新年了。因为过了阳历新年，还照例要过旧历新年的，若按过一个新年算添一岁的话，我现在应是三十九岁了。那么“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民国却并不“稀”了。今日又是阴历除夕，天涯沦落，颇有点身世之感。为的要排遣我的怅惆，顺手将案头的旧报拿来解闷，可是却发见了不少的好材料。今谨分类抄粘，深盼记者先生将它公诸国人，“以期仰副大元帅昌明礼教之至意”，且表彰刘教长整顿学风之苦心云尔。

（一）　关于礼制的

礼制馆成立潘复等有演说京讯：礼制馆于昨日午二时行成立礼，阁议散后，及各阁员，均往参加。首由总裁潘复，副总裁沈瑞麟致词，教长刘哲，亦有演说，次总纂江瀚答词。至三时许始散。兹分录潘沈江等演词如下：

（一）总裁致词：中国以礼教立国，经世宰物，修己治人之道，莫重于礼。大而天地民物，小而视听言动，一以礼为依归，自礼教蜪废，而后法治始兴。然法者所以佐治之具，而非制治之本原也。民国肇建十有余载，礼制废置不讲，诚为一大阙憾。历年变乱不息，未始不由于此。举其著者：如婚丧祭葬之仪，公私冠服之制，曾未明白规定，人民多无率从，何以肃观瞻而定民志？况于古圣经邦体国之精义乎！今大元帅有鉴于此，兢兢以礼制为亟，开馆延宾，罗致一时名宿，共议礼乐制度，造端宏大，规画深远。诸君子皆鸿儒硕彦，于古今礼俗之宜，研求有素，必能本所夙蓄，详加稽考，发抒伟议，导扬国光。鄙人躬与盛会，易胜欣幸之至！

（二）副总裁致词：顷闻潘总裁所论，极为正大，鄙人不胜钦佩。缘古圣王制礼，所以范围民物，故曰礼者，正人心定风俗明上下者也。后世礼教不明，而大乱因之以起，今日议礼订乐，浅见者，几以为笑谈；不知根本之图，乌可弃而不讲？果使人人有正本清源之志，则离经畔道之说，何至而生？又何虑赤党之滋蔓乎？惟礼与时为变通，当斟酌时俗所宜，定为通行之制，使耳目不至惊骇，而精意已寓乎其间。曾文正所谓用今日冠服之常，而悉符古昔仁义等杀之精是也。鄙人学识固陋，幸得与诸君子聚首一堂，敢贡其一得之愚，尚希大雅赐以教督为幸。

（三）总纂答词：顷闻总裁副总裁教育刘总长同抒高论，钦佩无极。共和建国以来，议订礼制，已有四次：第一次为民国三年政事堂所设立，亦名礼制馆，于五年停办；第二次于六年夏间，由内务部礼俗司继续编订；第三次为九年秋间，国务院内务部会同设立之修订礼制处，于十年冬因费绌裁撤；第四次为十四年，内务部呈准设立之礼制编纂会，至本馆奉令设立后，亦告结束。计前后纂订之案，不下十余种，有业经公布者，有未及公布者，亦有属稿将竣而以政变，未及呈送者。譬诸大辂，椎轮已具，依次孟晋，易观厥成。记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今大元帅思深虑远，殷殷以议礼定乐为陶淑人心，挽回气运之急务。遐迩闻之，孰不兴感？在事同人，拟先将前纂各稿共同研究，如有疏漏，加以增改，集群策群力，务于半载之内，竟此全功，以期仰副大元帅昌明礼教之至意。所有未尽事宜，尚望总裁副总裁与诸君子随时指导为幸。（见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公报》。）

]北京孔教会昨日祀天　礼毕，陈焕章张廷健张廷桂等大讲经书。（见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二）　关于考试的，其题目见逐日报端。依次列举如下：

]教育部昨日考试民国大学，国文试题为“法立然后知恩说”。

]教部昨考平民大学，国文题为“与国人交止于信说”。

]教部昨考中国大学，国文题为“孟子以邪说横行，与洪水猛兽并列，试申言其害之所在说”。

]教部昨甄别通才商专学校，题为“通商惠工”。

]教部昨甄试中央大学，题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

经过这样的考试后，圣道就发达了，斯文就不丧了，邪说也就辟了，人心也就古了，尧舜禹汤之世，也就行见于今日了。……在“辇毂之下”的小民，沐德真是无涯了。

（三）　学生与考试

]朝阳大学前被捕去男生孙浩潭李菊天等，业已释出四人，惟女生李芙蓉乐毅因审查情节较重，一时不易释放云。（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

]朝阳大学前次被军警捕去男女学生李菊天乐毅李芙蓉等十余人，因考试情节不关重要均已先后释出。（十二月二十日《大公报》。）

事实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李菊天乐毅李芙蓉一干人被军警捕去，监禁了二十天。罪名是“因考试情节”。整顿学风，原来如此整顿法。我生也晚，实在少见少闻。记者先生，听说什么地方有保障人权宣言，不知是否也只是讲着玩的？

天涯岁暮，触景生悲，感着我生二十五岁已过了三十九个新年了，感着生命的微弱，感着我四周的漆黑一团。感着……。

季廉。除夕。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二期“通信”栏，在季廉来信之后。

〔２〕　法立然后知恩”　语出三国蜀诸葛亮《答法正书》：“法行则知恩”。

〔３〕　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谈到“语丝派”时说：“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又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语丝派”，当时一般人对《语丝》的编者和经常撰稿人的称呼，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示众》编者注〔１〕

编者注：原作举例尚多，但还是因为纸张关系，删节了一点；还因为别种关系，说明也减少了一点。但即此也已经很可以看见标点本《桃花扇》〔２〕之可怕了。至于擅自删节之处，极希作者原谅。

三月十九日，编者。

备考：示众　　育熙

自从汪原放标点了《红楼梦》《水浒》，为书贾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于是一些书店掌柜及伙计们大投其机，忙着从故纸堆里搬出各色各样的书，都给它改头换面，标点出来，卖之四方，乐得名利双收。而尤以昆山陶乐勤对这玩意儿特别热心。

平心而论，标点家如果都像汪原放那样对于书的选择及标点的仔细，自有相当的功劳；若仅以赚钱为目的而大拆其烂污，既对不住古人，又欺骗了读者，虽不说应处以若干等有期徒刑，至少也应以杖叩其胚，惩一儆百，以免效尤的。

现在且将陶乐勤标点的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举出来示众：——

陶乐勤标点的（以后省作陶的）上册第三十页：

贞丽　“堂中女，好珠难比；

·锁·重·门·人·未·知。”——（尾声）姑不问其叶韵不叶韵，只问其通不通，若要念得下去，就应是——

·春·锁·重·门·人·未·知。”——（尾声）又如陶的上册五四页：

·闻·得·六·朝·香·满。

·天·涯·烟·草·断·人·肠，·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缑山月）

《桃花扇》里面，每折都是一韵或互通韵到底，此折——《访翠》是阳江韵，开头怎么又弄成先韵了呢？这又是陶乐勤错了，应改作——·满·天·涯·芳·草·断·人·肠！

·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缑山月）

又如陶的上册第四十九页：

（大笑着）不料这侯公子倒是知己！

这一折是《侦戏》，原来陈定生请方密之冒辟疆两位公子在鸡鸣埭上吃酒，借阮大铖的戏班演他的《燕子笺》，大铖因自己编的曲自己的行头自己的班，想听听他们几位公子的批评如何，所以着人去探。最初探听回来，几位公子对《燕子笺》都是好评，所以大铖很得意。但谁也不知还有位“侯公子”在座，为什么他就说“侯公子”是知己呢？原来又是陶乐勤错了，因为照原文应该是——

（大笑着）不料这班公子倒是知己！

这点陶乐勤不能推到手民误排，虽然“班”字同“侯”字样子差不多，但陶自己在侯字旁边加了个引号“—”了。

如以上所举的小错处，实在指不胜指；再举几处大错处来请大家看看：——

陶的上册三十七页：

“魏家干，又是崔家干，西厂里牵长线；

·兄·弟·粪·争·尝·痈。”陶的上册第一百一十一至一百一十二页：

“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

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

·肯·把·粮·草·缺·乏？一阵阵拍手喧哗，

一阵阵拍手喧哗，

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

选士皆娇娃，却教俺自撑达，却教俺自撑达，正腾腾杀气，

口不顺口”？“怎么讲”？我还要请读者凭良心说看得懂不懂，读得下去读不下去。如果看不懂读不下的话，就请看下面：——

——一处处‘儿’字难免。

同气崔田！

同气崔田，

热兄弟粪争尝痈同吮！

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

怎掩旁人眼！”

又：

“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

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

有何人勤王报主，

肯把义旗拿？

那督帅无老将，选士皆娇娃，

却教俺自撑达！

却教俺自撑达，正腾腾杀气，

这军粮草又早缺乏。

一阵阵拍手喧哗，——一阵阵拍手喧哗，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

好一似‘薨’‘薨’白昼闹蜂衙！”

阅者试把这两阕同陶标点的两阕对照一下，就可看出他大错而特错，就可看出陶乐勤不问自己懂不懂就乱七八糟的胡闹了。

为爱惜纸张起见，不再抄了。我觉得近来批评翻译的人很多，而对于标点家大家都置之不理，一则未免辜负他们一片热心，二则因其不问不闻，他们也就愈加猖獗，上当的人太多，所以才来当这一次义务的较对兼书记。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上他们的当！

附记：我所根据的是“上海梁溪图书馆”于“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再版”的“全书二册定价一元二角”“昆山陶乐勤”先生标点的《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并且卷首有陶乐勤自己的《新序》，一再说过“旧本印品，差字脱句甚多，均经改正加入”，“其有错误者，亦经添改”了的。

这并不是替他做广告，不过说明白“以明责任而清手续”耳。

一九二八，三，三，于北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六期，在《示众》一文之后。

〔２〕　《桃花扇》　传奇剧本，清初孔尚任作，四卷，四十二出。

写明末名士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

通信（复张孟闻）〔１〕

孟闻先生：

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其次，是以为我们所认为在崇拜偶像者，其中的有一部分其实并不然，他本人原不信偶像，不过将这来做傀儡罢了。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但我极愿意将文稿和信刊出，一则，自然是替《山雨》留一个纪念，二则，也给近年的内地的情形留一个纪念，而给人家看看印刷所老板的哲学和那环境，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们这“不革命”的《语丝》〔２〕，在北京是站脚不住了，但在上海，我想，大约总还可以印几本，将来稿登载出来罢。但也得等到印出来了，才可以算数。我们同在中国，这里的印刷所老板也是中国人，先生，你是知道的。

鲁迅。四月十二日。

备考：偶像与奴才（白露之什第六）西屏

七八岁时，那时我的祖母还在世上，我曾经扮了一会犯人，穿红布衣，上了手铐，跟着神像走。神像是抬着走的，我是两脚走的，经过了许多街市，到了一个庙里停止，于是我脱下了那些东西而是一个无罪之人了。据祖母说，这样走了一遍，可以去灾离难；却病延年。可是在后我颇能生病，——但还能活到现在，也许是这扮犯人之功了。那时我听了大人们的妙论，看见了泥菩萨，就有些敬惧，莫名其妙的骇怪的敬惧。后来在学校里听了些“新理”回来，这妙论渐渐站脚不住。十岁时跟了父亲到各“码头”走走，怪论越听越多，于是泥菩萨的尊严，在我脑府里丢了下来。此后看见了红脸黑头的泥像，就不会谨兢的崇奉，而伯母们就叫我是个书呆子。因为听了洋学堂里先生的靠不住说话，实在有些呆气。

这呆气似乎是个妖精，缠上了就摆脱不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泥菩萨，虽然我还记得“灾离难，难离身，一切灾难化灰尘，救苦救难观世音”等的经语。据说，这并不希奇，现在不信神道的人极多。随意说说，大家想无疑义，——但仔细考究起来，觉得不崇奉偶像的人并不多。穿西装染洋气的人，也俨然是“抬头三尺有神明”，虔虔诚诚的相信救主耶稣坐卧静动守着他们，更无论于着马褂长袍先生们之信奉同善社教主了。

达尔文提倡的进化论在中国也一样的通得过去。自从民国以来，“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偶像进化到不必定是泥菩萨了。不仅忧时志士，对此太息；就是在我，也觉得邪说中人之毒，颇有淋漓尽致之叹。我并不是“古道之士”叹惜国粹沦亡，洋教兴旺；我是忧愁偶像太多，崇拜的人随之太多。而清清醒醒的人，愈见其少耳。在这里且先来将偶像分类。

据英国洋鬼子裴根（Ｆ．Ｂａｃｏｎ一五六一——一六二六）说，偶像可分为四类：——

一　种族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二　岩穴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ｖｅ

三　市场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ｃｅ

四　舞台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凡洋鬼子讲的话，大概都有定义和详细的讨论。然而桐城派的文章，主简朴峭劲，所以我只取第三类偶像来谈谈，略去其他三类。所谓“市场之偶像”者，据许多洋书上所说，是这样的：——

逐波随流之盲从者，众咻亦咻，众俞亦俞，凡于事初无辨析，惟道听途说，取为珍宝，奉名人之言以为万世经诰，放诸天下而皆准，不为审择者，皆信奉市场偶像之徒也。

对于空洞的学说信仰，若德谟克拉西，道尔顿制，……等，此等信徒，犹是市场偶像信徒之上上者；其下焉者，则惟崇拜基人，于是泥塑的偶像，一变而为肉装骨撑的俗夫凡胎矣。“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凡是胸中对于某人也者，一有成见，便难清白认识。大概看过《列子》的人，总能记得邻人之子窃斧一段文字，就可想到这一层。内省心理学者作试验心理内省报告的，必须经过好好一番训练，——所以要如此这般者，也无非想免去了内心的偶像，防省察有所失真耳。然而主观成见之能免去，实是极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这是题外文章，且按下不讲；我所奇怪而禁不住要说说者，是自己自谓是“新”人，教人家莫有偶像观念，而自己却偏偏做了市场偶像之下等信徒也。

崇拜泥菩萨的被别人讥嗤为愚氓者，这自然不是希罕的事，因为泥菩萨并不高明，为什么要低首下心的去做这东西的信徒呢？然而，我想起心理分析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的求足（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说，愚夫愚妇之不得于现实世界上，能像聪明人们的攫得地位金钱，而仅能作白日梦（ｄａｙ　ｄｒｅａｍｉｎｇ）一般，于痴望中求神灵庇佑，自满幻愿也是很可哀怜，很可顾念的了。对于这班无知识的弱者，我们应该深与同情；而且，你如果是从事于社会光明运动者，便有“先觉常后觉”觉醒他们的必要。——但是知识阶级，有的而且是从事社会光明运动者，假使也自己做起白日梦来，昏昏沉沉的卷着一个偶像，虔心膜拜顶礼，则岂不可叹，岂不可哀呢！

近来颇有人谈谈国民性，于是我就疑心，以为既然彼此同为中华民国国民，所具之国民性当是相同，那末此等偶像崇拜也许是根据于某一种特性罢，虽然此间的对象（偶像）并不相同。这疑心一来就蹊跷，——因为对象之不同，仅是程度高下的分别，不是性质的殊异。倘使弗罗伊特性欲说（Ｆｒｅｕ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ｉｂｉｄｏ）是真实的说话，化装游戏（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这个道理，在此间何尝不可应用？做一会呆子罢，去找寻找寻这特性出来。

我当然不敢说我这个研究的结果十分真确，但只要近乎真的，也就不妨供献出来讨论讨论。

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３〕的《社会心理学》第五章《人格论》，“自己表现”（Ｓｅｌ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这一段里，将“人”分作两类，自尊与自卑（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ｂ_ｍｉｓｓｉｏｎ）又外展与内讼（Ｅｘ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他说：

最内讼的人，是在幻想中求满足。……隐蔽之欲望，乃于白日梦或夜梦中得偿补之。其结果遂将此伪象与真实生活相混杂连结。真实的现象，都用幻想来曲解，务期与其一己所望吻合，于是事物之真价，都建设在一个奇怪的标准上了。……白痴或癫狂的人，对于细事过分的张扬，即是此例。懦弱，残废，或幼年时与长大之儿童作伴。倘使不幻想满足的事情，就常常保留住自卑的习气。慑服，曲媚于其苛虐之父执，师长或长兄，而成为一卑以自牧之奴儿。不敢对别人表白自己的意见，……逢到别人，往往看得别人非凡伟大，崇高，而自己柔驯屈伏于下。

节译到这里，我想起我国列圣列贤的训诲，都是教人“卑以自牧”的道德话来。向来以谦恭为美德的中国人，连乡下“看牛郎”也知道“吃亏就是便宜”的格言，做做奴才也是正理！——倘使你不相信，可以看看《施公案》《彭公案》“之类之类”的民间通行故事，官员对着皇上也者，不是自称“奴才”吗？这真是国民性自己表现得最透彻的地方。那末于现在偶像崇拜之信徒，也自然不必苛求了，因为国民性生来是如此地奴气十足的。

这样说来，中国国民就可怜得很，差不多是生成的奴才了。新人们之偶像崇拜，固然是个很好的事证，而五卅惨案之非国耻，宁波学生为五卅案罢课是经子渊氏的罪案，以及那些不敢讲几句挺立的话，惧恐得罪于诸帝国主义之英日法美等国家之国家主义者，……诸此议论与事实，何尝不是奴才国民性之表现呢？

如其你是灼见这些的，你能不哀叹吗？但是现在国内连哀叹呻吟都遭禁止的呢！有声望的人来说正义话，就有“流言”；年青一些的说正义话，那更是灭绝人伦，背圣弃道，是非孝公妻赤化的人物了。对于这些自甘于做奴才的人们，你可有办法吗？倘使《聊斋》故事真实，我真想将那些奴才们的脑子来掉换一下呢。此外又有许多想借用别国社会党人的势力来帮助中国脱离奴才地位的，何尝不是看人高大，自视卑下白日梦中求满足的奴才思想呢？自己不想起来，只求别人援手，这就是奴才的本质，而不幸这正是国内知识阶级流行的事实。

要之，自卑和内讼，是我国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脱离于奴才。

脱离奴才的最好榜样，是德国。在这里请引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话来作结束。他说：——

“恢复德意志从来之地位，切不可求外界之援

助，盖求之未必即行，行矣亦必自隐于奴隶地位。

……

自立不倚赖人，此为国民所必具之意识。如国民全阶级中觉悟时，则向上之心，油然而发。……

若德国人有全体国民意识时，则同胞互助之精神，祖国尊严之自觉……罔不同来，……自不难再发挥如战前（按此指欧洲大战）之国民气概。……”

来　　信

鲁迅先生：

从前，我们几个人，曾经发刊过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风》，因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于贫困，出了不多几期，随即停刊。现在，因为革命过了，许多朋友饭碗革掉了，然而却有机会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时还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兴致来，重行发刊《大风》。在宁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经理先生看见了这《大风》两个字就吓慌了。于是再商量过，请夏丐尊先生为我们题签，改称《山雨》。我们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晓得这年头儿不容易讲话，一个不好便会被人诬陷，丢了头颅的。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谨慎恐惧，惟恐请到监狱里去。——实在的，我们之中已有好几个尝过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们不愿意冤枉尝试第二次，所以写文章和选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经过好几个人的自己“戒严”，觉得是万无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约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样。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学会社，以及杭州，汉口，……等处几个书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礼拜六以前，我们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现。这虽然是小玩意儿，但是自己经营东西，总满是希罕珍爱着的，因而望它产生出来的心情，也颇恳切。

上礼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对，印书店的老板却将原稿奉还，我是赶着送终了，而《山雨》也者，便从此寿终正寝。整册稿子，毫无违碍字样，然而竟至于此者，年头儿大有关系。印书店老板奉还稿子时，除了诚恳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还有声明，他说：“先生，我们无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风浪惊吓。这刊物，无论是怎样地文艺性的或什么性的，我们都不管，总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晓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东西给我们印，结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个把月，天天担心着绑去斫头。店里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钱不算外，还得封闭了几天。乡下住着的老年双亲，凄惶地跑上城来，哭着求别人讲情。在军阀时候，乡绅们还有面子好买，那时候是开口就有土豪劣绅的嫌疑。先生，我也吓得够了，我不要再惊动自己年迈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时别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说您文章里有甚么，只是求您原谅赐恩，别再赐顾这等生意了。”

看还给我的稿纸，已经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晓得他们已经上过版，赔了几许排字工钱了。听了这些话，难道还能忍心逼着他们硬印吗？于是《山雨》就此寿终了。

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有更可哀的，不敢将别人负责的东西排印。同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是我们就做了无声而待毙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绑起我们去宰割时，也许并像鸡或猪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声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难道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吗？

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了《山雨》的终。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颓废感情主宰了我们，教我们省一事也好。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倘使《语丝》有空隙可借，请将这信登载出来。我们顺便在这里揩油道谢，谢各个书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军尚在广东，而国府委员经子渊先生尚在宁波第四中学做校长，——然而据说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经革过命了！这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登，即请公布，俾国人知文章大不易写。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祝您努力！

张孟闻启。三月二十八夜。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像与奴才》和张孟闻来信之后。

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当时是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驿亭私立春晖中学教师。

〔２〕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不革命”，是创造社某些成员批评《语丝》及其撰稿人的用语，如麦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３〕　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　奥耳波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这回是第三次》按语〔１〕

鲁迅按：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２〕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用拳来打外国人，我想，大家是已经不想的了。所以倒不妨学学。一，因为动手不如开口之险。二，阶级战争经许多人反对，虽然将不至于实现，但同级战争大约还是不免的。即如“文艺的分野”〔３〕上罢，据我推想，倘使批判，谣诼，中伤都无效，如果你不懂得几手，则会派人来打你几拳都说不定的。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

备考：这回是第三次　　文辉

国粹可分两种，一曰文的，一曰武的。现在文的暂且不说，单说武的。

据鲁迅先生说，“打拳”的提倡，已有过二次，一在清朝末年，一在民国开始，则这回应该算第三次了。名目前二次定为“新武术”，这次改称“国技”，前二次提倡的，一是“王公大臣”，一是“教育家”，这回却是“国府要人”。

近来“首善之区”闹得有声有色的，便首推这次“国技表演”〔４〕。要人说：“这是国粹，应当保留而发挥之，”

否则，便“前有愧于古人，后何以语来者，负疚滋甚”了。

幸喜这“弥可宝贵”的打拳（国技）的遗绪，尚未断绝，“国技大家诸君，惠然肯来”，从此风气一开，人人变为赳赳，于是军阀不足打倒，帝国主义者不足赶走，而世界大同也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愿国人悉起学之”，以完成革命！

我们小后生，不识国粹之可贵一至于此，虽然未饱眼福，也就不胜其赞叹与欣舞了。不过某将军主张“对打”，我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万一打塌了鼻子，或者扯破了裤子，便不妙了，甚或越打越起劲，终则认真起来，我们第三者就不免要吃亏了。那时军阀未倒，而百姓先已“家破人亡”了。但这全是过虑，因为三代礼让之风，早已深入诸君子的心。况且要人已经说过，“好勇斗狠，乱法犯禁”是要不得的，所以断不至发生后患，而我们尽可放心看热闹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八期，在《这回是第三次》一文之后。

〔２〕　鲁迅批评“打拳热”的文章，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七》（后收入《热风》），一九一九年二月发表的《拳术与拳匪》（现收入本书）等。

〔３〕　“文艺的分野”　当时创造社成员文章中的常用语，指文艺领域。

〔４〕　“国技表演”　指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办的“国技游艺大会”。出席者有“国府主席谭延贻委员李烈钧李宗仁张之江等”。下文的引语，均出自李烈钧在会上所致的“奖词”（见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申报》）。

复晓真、康嗣群〔１〕

一　十条罪状

晓真先生：

因为我常见攻击人的传单上所列的罪状，往往是十条，所以这么说，既非法律，也不是我拟的。十条是什么，则因传单所攻击之人而不同，更无从说起了。

鲁迅。七月二十日。

二　反对相爱

嗣群先生：

对不起得很，现在发出来函就算更正。但印错的那一句，从爱看神秘诗文的神秘家看来，实在是很好的。

旅沪记者。七月廿一日。

备考：信件摘要

鲁迅先生：

读《语丝》四卷十七期复Ｙ君的信〔２〕里，有句说：

“……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之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ｉｓ〔３〕里的“普通是十条”，究竟“十条”是些甚么？——是先生拟的吗，或是所谓法律中者？就请在《语丝》的空白处解释给我听听。（下略）

晓真上。六月廿五日。

记者先生：

第四卷廿七期刊出的我诗内中有一个过于神秘的错，请更正一下。第四二页第二行“我们还是及时相爱”，手民却排成“我们还是反对相爱”了，实在比×××的诗还要神秘！（下略）

康嗣群于上海。七，十二。

〔１〕　这两件复信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一期“信件摘要”栏，分别列于两封来信之后。

晓真，未详。康嗣群（１９１０—１９６９），陕西城固人。当时是复旦大学学生，青年作者。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发表的诗的题目是《我们还是及时相爱吧》。

〔２〕　复Ｙ君的信　参看《三闲集·通信》。

〔３〕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ｉｓ　英语：括号。

《剪报一斑》拾遗〔１〕

庐山荆棘丛中，竟有同志在剪广告，真是不胜雀跃矣。何也？因为我亦是爱看广告者也。但从敝眼光看来，盈同志所搜集发表的材料中，还有一种缺点，就是他尚未将所剪的报名注明是也。自然，在剪广告专家，当然知道紧要广告，大抵来登“申新二报”〔２〕，但在初学，未能周知。

这篇一发表，我的剪存材料，可以废去不少，唯有一篇，不忍听其湮没，爰附录于后，作为拾遗云——

寻人赏格

于六月十二日下午八时半潜逃妓女一名陈梅英系崇明人氏现年十八岁中等身材头发剪落操上海口音身穿印花带黄麻纱衫下穿元色印度绸裙足穿姜色高跟皮鞋白丝袜逃出无踪倘有知风报信者赏洋五十元拿获人送到者谢洋一百元储洋以待决不食言住法租界黄河路益润里第一

家一号本主人谨启

右见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一日《新闻报》第三张“紧要分类”中之“征求类”。妓院主人也可以悬赏拿人，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所住的是怎样的国度，或不知道是怎样的国度者也。

八月二十日，识于上海华界留声机戏和打牌声中的玻璃窗下绍酒坛后〔３〕。

备考：剪报一斑　　盈　昂

报纸的文章多：东方路透，时评要电，经济教育，国内海外，以及《自由谈》或《快活林》；——这些都使阅报的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其初，我自然是不看报，后来晓得看报，喜欢看《自由谈》。好多人说，要多看些专电和新闻，多知道一点“国情”。不晓得是人底脾胃反常了还是怎样，看了一些时的“国情”便死也不肯再用心多看了。反而喜欢起来了要看广告。看广告还不说，并且要剪广告。剪下的广告，不时翻阅，越看越有味。“天下为公”，不敢自私，谨将原报贴起来，借《语丝》底几页地位，翻印出来，大家兴赏兴赏。

为便利附说几句话，勉强分类了一下。

至于分类分得不伦不类，那是小子底学识不到，还得大雅指正指正呢。

这次文章大体乃系翻印，有偷窃版权嫌疑，但不知国民政府国法，把不把广告也一并作版权？若不是，则幸甚矣。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下面是剪报。

（甲）吴迈律师受任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常年法律顾问

顷准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函开径启者恩溥素仰贵律师法学湛深经验宏富既崇道德复爱和平甚为鄙人所钦佩兹特函聘台端为常年顾问以后关于一切法律事件尚希随赐指示并予保障为荷嗣汉六十三代天师张恩簿印等因准此本律师除接受聘任以备谘询外倘有对于聘任人加以不法侵犯者当依法尽维护之责再天师现在上海各处有事晤商请向本事务所接洽可也此布事务所英租界同孚路大中里四三六号　　

电话西六二五六号　　部重要启事

据敝委任人创造社及出版部声称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其曾从事政治运动之旧社员如郭沫若等久与本社脱离关系此事早经一再声明（见旧年十一月十九号申报及同日民国日报）社会想已洞悉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乃日来谣诼繁兴竟至有某种刊物伪造空气淆乱听闻果长此以往诚恐以讹传讹多滋误会除去函更正特再登报郑重声明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云云嘱为代表通告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

事务所北京路一百号

律师底生意听说和医生一样，很赚钱。人病了，非找医生吃药不可，打官司来也非找律师不可。就是不打官司罢，为预防打官司起见，找个律师代表在报纸上登个启事，这事如今也已很盛行了。张天师，受命于天，传位也已六十三代了，平安地住在江西龙虎山上也已六十三代了。身为天师，哪个不怕天打雷烧的敢惹他。然而时代已非，世风日下，革命起来了，革命军打到了江西。

一帮死命亡魂的革命党人竟胆敢来参天师底行了。据说曾有取消天师之议，如此不法侵犯，岂能容其长此以往呢？找个律师，常年顾问，依法维护，则平安矣。

纯系新文艺的集合团体与任何政治团体并未发生过关系的创造社也一再请律师代表启事者，怕律师底生意不好耳。你知我知，不必多讲罢。

二　承蒙各界纷纷赐顾和颇受社会人士之欢迎（甲）寓沪富绅巨商公鉴

本行经售之保险钢甲御弹玻璃等早已名驰遐迩承蒙各界纷纷赐顾无任感荷兹本行为寓沪富绅巨商之安全起见特重金聘请欧战时著名工程司执有国家荣耀证书者来沪专装无畏保险汽车并代军界装置军用火车等如蒙　惠顾请驾临仁记路廿五号本行面洽可也　茂丰洋行启（乙）无条件的赠送马振华哀史本社自出版马振华哀史以来颇受社会人士之欢迎读者皆来函称许编制得体印刷精良内容丰富较诸他家所编者完备多多兹本社特为优待阅者起见又再版一万部为限无论中外埠如附邮票六分附下列赠券直寄本社总代售处上海时事新报馆即可得价值大洋两角之马振华哀史一部自登报日起该券有效期间以十五天为限过期作废总发行所上海三友图书公司

赠

（新）

券

奉上邮票六分请即寄下马振华哀史一部

姓名住址

孟子曰性善，托尔斯泰讲和平，茂丰洋行为寓沪富绅巨商之安全起见，特重金聘请欧战时著名工程司来沪专装无畏保险汽车。洋人先生，坐在数万里外，心想中国上海富绅巨商多么危险，心不忍人受危险，替他们装起保险汽车，托尔斯泰矣。

记得阎瑞生谋死了王莲英，如今还留下李吉瑞老板底《阎瑞生》。今年上海发生了马振华投江一事，则大世界小世界都有《马振华》文明戏了，某影片公司也做起影戏来，这不消说也是颇受社会欢迎的。《马振华哀史》也应运而生了，并再版一万部作无条件的赠送，只要邮票六分耳。中国人喜看死人出丧，喜看杀头剜肉，哀史自然也喜看了。《马振华哀史》出版以来，颇受社会欢迎者宜也。

欢送旧校长欢迎新校长游艺大会沪江大学暨附中全体学生欢送前校长魏馥兰博士归国并庆祝华校长刘湛恩博士就职游艺大会定于今晚（二月廿五号）六时半在杨树浦本校举行如蒙各界人士　惠

临参观不胜欢迎

沪江大学暨附中学生自治会启送旧迎新，督军去，督办来，督办去，督理来，几曾为之，大家都记得的，何必多言。回子死了要脱毛，干净来，干净去；张作霖这次受炸之前出京，也是照来时途铺黄土的，他说，皇帝来，皇帝去。（皇帝脚应踏黄地，皇帝哲学之一也。）

沪江大学欢送旧洋校长顺便也欢迎华新校长，一箭双雕；惠临参观，也不胜欢迎也，更是一举而三得。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特别启事本公司出品十支装大联珠纸壳托由商务印书馆印刷者该馆于内层纸壳之上印有Ｃ．Ｐ．两字其中由中华书局印刷者印有Ｃ．Ｈ．两字此种字样皆系承印者标注其商业符号Ｃ．Ｐ．为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之缩写即商务印书馆之名Ｃ．Ｈ．为Ｃｈｕｎｇ　Ｈｗａ之缩写即中华书局之名别无其他意义乃外间有谓烟壳上印有此样者可以掉换赠品等传说实属出于悬测且此项烟壳刻已用罄已嘱承印者不必再加符号以免误会特此登报声明凡事可做，共党莫为。打倒共党，就是革命底成功。

只要不是共党，一切都可来。新国家主义者也好，旧国家主义者也好，西山派主义者也好，无政府主义者也好。

今日之中国，包罗万象，但Ｃ．Ｐ．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４〕，莫说Ｃ．Ｐ．该死，Ｃ．Ｐ．的本身就是一个炸弹，危险危险，商务印书馆也危险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危险呢。烟盒纸壳内层里，印有Ｃ．Ｐ．两字是多么危险啊！登报声明以免误会，实不容再缓矣。再不快一点，刀架到头上来了。

五一篇妙文

前序：这是一个尾巴，“语多兴趣”，不必再加什么油盐了。但请外国人莫看，因为不收外国人也。然而我高兴，斯人爱国如斯，斯诚难能而可贵矣。

一篇求婚的妙文（真相）

扬州城里，忽来一自称朱姓，名aa者。谈笑自如，容貌不俗，语涉疯狂，形如名士，近忽于《扬州日报》封面，刊登“朱某求婚广告”一则，语多兴趣，阅者靡不解颐。爰录原文，寄《快活林》，以资读者一粲。

（原文）径启者。鄙人本有妻室。丁卯秋病殁。守鳏以来。颇以为苦。按查人体之构造。人各一片。惟合之乃成圆形。故男女夫妇合之则乐。而离之则苦。此自然之体势也。吾二十一岁。方始读书。二十六岁。曾捧卷于康门。十年之间。上承大学之正宗。俯窥百家之传记。

竖穷三界。横贯地球。对于宗教学，性命学，道德学，政治学，法律学，兵机学，内而心性之微妙。外而乾坤之粗肥。其间昆虫草木。人物鸟兽。原始要终。穷无极有。

愈晋愈精。愈精愈奇。几不知人我天地。然太上忘情。谁能遣此。寡人好色。心窃慕之。都凡香阁娇娃。学林才女。或及正之娼妓。失志之英雄。皆可入格。请按下列地址。惠以半身照片。并附意见书一通。从邮寄。待鄙人检阅后。自有相当之酬答。幸有缘姊妹。有以语我来。

惟外国人不收。此启。

一九二八，八，四日。

写于庐山荆棘丛中的蔷薇路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七期，原列为《剪报一斑》的第六节“拾遗”。

〔２〕　“申新二报”　指在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申报》创刊于一八七二年四月，《新闻报》创刊于一八九三年二月。二报均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３〕　绍酒坛后　叶灵凤在《戈壁》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一幅漫画的说明词中，说鲁迅是“阴阳脸的老人，挂着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四月）发表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中，也说鲁迅“缩入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

〔４〕　Ｃ．Ｐ．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英语，意思是：共产党例外。Ｃ．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共产党）的缩写。

《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文后附白〔１〕

为了一个学校，《语丝》原不想费许多篇幅的。但已经“谈”开了，就也不妨“谈”下去。这一篇既是近于对前一文〔２〕的辩正，而且看那口吻，可知作者〔３〕和复旦大学是很关切，有作为的。所以毫不删略，登在这里，以便读者并看。

八月二十八日，记者附白。

备考：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　　潘楚基

在没有谈到本文以前，我有两个声明：

第一：我也是一个已经脱离了复旦的学生。我做这篇东西，绝不参一点主观见解替复旦无谓吹牛。

第二：冯珧君的名字虽然遍找同学录都找不出；然而我决不因为作者没有署真名，因此轻视了他的言论。

冯珧君在本刊四卷三十二期，做了一篇《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内中他列举复旦腐败的事实，总括起来，有：

（一）学校物质设备的不周到：如住室及阅书室的拥挤，饭馆的污秽，参考图书的不充足。

（二）教授的没有本领：如胖得不好走路的某文学教授，乡音夹英语，北京话夹上海腔的某教授，上课考试妈妈虎虎的某教授。

（三）学校对学生的括削：如图书费的两重征收，新宿舍的多缴宿费，膳费的必缴银行，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

（四）学生的不肯读书：如上课时每人手小说一本，杂志一本，小报一张，做成绩报告时的请人代替，考试时的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偷看书。

（五）学生的强横：如对好教授的“十大罪状”，“誓驱此贼”。

（六）学生的浪漫：如“左边先帝爷下南阳”，“右边妹妹我爱你”，“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量制服停课三天”之类。

（七）学生的懦弱：如对小店的索帐，无抵抗如羔羊。

因为上面这几点，所以冯君（？）的结论就说“复旦大学已经一落千丈！”就说“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

我以为冯君所讲的有些是事实。但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且在整个中国教育并未上轨道的情形之下，若是我们对这几十年前有光荣产生的历史，与现在有法子可以救药的复旦，全然抹杀它的优良点。仅仅列举一二事实为图文笔的生辣可喜，放大起来，以定它全部的罪状，使得它受一个永远的猛烈的创伤，间接给萌芽的中国教育之一部以一个致命打击。我想：这不是冯君的原意。因此，我愿意把我所晓得的复旦大学，全凭着客观的事实来谈一谈：

讲到物质设备，复旦因为负债十余万，最近几年学校竭全力在休养生息，偿清旧债（现在每年可还三万），所以完美的设备，实在不能跟随着学生人数的发达而增加。可是这一点并不是不注意。今年暑假中的加辟阅书室，和添建将近可容二百人的新宿舍，就是事实。我希望今后同学不致于再住在乡村的小屋里，终日奔走风雨烈日尘沙中。讲到伙食，我一方面希望学校和学生会能够尽力整顿校内的厨房，一方面希望同学不要再在学校能力所不及的校外污秽饭馆里去吃价钱较昂贵的饭。

讲到饭桶教授，在几十个教授当中，有几个确实是如冯君所讲。我因为听了同学的批评，在去年放假时曾一再要求学校当局彻底破除情面，一面驱逐这些无能力或不负责的教授；一面加聘确有学问的学者。可是学校当局的答复是：教授订聘都是一年，在任期未终了而多数学生并未有明显表示时，不能解雇。至于加聘薪水特大的著名学者，则在最近的学校经济情形之下，实在难于实行。下期新聘的教授怎么样我不得知，可是在冯君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冯君所举的那几个著名饭桶教授，业已决定辞退，则是事实。

讲到学校的剥削学生，学生在总图书费之外，因各科另设图书室，而别征图书费那是事实。但是我在文科记得只交图书费一元。我想牺牲一块钱能够看到若干书，这个牺牲是有价值的。因此，我所注意的，不在图书费的本身，而在图书费的处置得当。我去年极力主张同学组织图书委员会，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学校有一个师生合作的图书委员会）讲到新宿舍宿费的多征三元，据闻是因为设备比其他宿舍特别好，学校想弥补经济上损失的原故。讲到膳费的必缴银行，这是因为学校与银行借款时合同上注明“全缴”“透支”的原故，假若在三年内把银行债款还清，这个不平等条约当然可以取消。讲到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则第一，补考并非给教授；第二，补考不一定可以及格，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重读的一人；第三，学校每届假期，平均要开除几十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足以证明学校并非唯利是视。至于同乡会是自由加入的机关，募捐处则并没有这个名义。

讲到学生的不肯读书，上课时每人都看小说或小报，那全不是事实。复旦因交通关系，小报销买极少，在课堂上则我在复旦时，从没有看见人挪起过，就是小说杂志也是极少，血滴子，红玫瑰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见过。

冯君下一个“每人”都看小说杂志或小报的肯定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要替复旦同学叫屈！讲到成绩报告请人代做，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忙于预备自己的考试，专门牺牲自己来做人家的工具，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阿木林。讲到考试时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看书，我想这在那少数的饭桶教授面前是容易办到，而在多数的肯负责的教授面前是绝对不可行，这是我很久观察的事实，自问没有多大错误（我去年曾建议排定讲堂座位，不久或可实行）；而且我还有一种观察：觉得复旦虽滥收了许多非以读书为目的的公子少爷，然而勤奋读书的同学，却一天一天的加多，拿过去一个阅书室尽够应用，现在七八个阅书室的尚形拥挤，及过去成绩超过Ｂ者不过数十人，现在成绩超过Ｂ者竟超过两百的事实一看，就可以作个证明。

讲到学生的强横，随便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据我的观察，实得其反。我以为复旦同学只有在课后对教授作消极的零碎的闲谈式的批评，绝没有把自己的态度积极地具体地有条理地向学校当局表示过。我记得去冬我根据舆论去要求当局撤退那几个饭桶教授时，因为没有旁的同学响应我，当局竟怀疑我对他们有私人恶感，结果，对我的话不信任，这里就足以证明同学负责任的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是不会有的事了！

讲到学生的浪漫，那些“先帝爷下南阳”“妹妹我爱你”普遍着全上海的靡靡之音，在每晚七时自修以前的复旦，确是到处可闻的。可是“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则不是事实。讲到假期太多，则我也确实认为春季假期太多。但是冯君所说“量制服停课三天”则不尽然，因为那是在五三后全上海各学校为着游行演讲等事而起的一致行动，而不是复旦单独为量制服而起的行动。

讲到放假时学生受小店逼迫，懦如羔羊，这件事我也看不过眼。不过我以为如果禁止赊账，则同学必感不便，如果禁止讨账，则小店又要骂我们强横，所以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法子。

讲到复旦为什么还能存在，冯君以为由于已往出了几个商人，及做了很多广告和闪金的年鉴。我想这也不尽然，我也是一个看不惯大马路商人气的样子因而从商科转到文科的人。但是我又想在今日中国，无论甚么东西，都是需要人读的，上海为全国商业中心，商科自然有特殊的发展。但是说复旦之存在全靠几个商人，那却不是事实。至于讲到广告和年鉴，据我所知复旦发的广告并不异于其他各学校，特别有吸引能力；年鉴则已经停办了两年，更不足以眩耀人了。我以为复旦的不仅能存在，而且近年学生陡增，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它是中国第一个反抗宗教教育的学校，它的产生，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时代潮流中这一点光荣历史，受了青年的崇拜。

（二）它有六科，六科的课程，总计超过了两百，这样多的课程，据我所知，在上海没有人与它一样。我是从Ｓ教会大学转学复旦的人，我尝说如果那个人要被动地受极少数课程——如英文，圣经，——的严格训练（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则不如到Ｓ大学；如果他想要由自由意志选择很多种类的东西，作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４〕，那还是来复旦好，我想不甘读呆板板几本书，也是学生进复旦的原因。

（三）它既不如官立学校有政治上的派别，也不如教会学校，有特殊的使命；它又不是那一个私人办的，有造成学阀之可能。因此学生在复旦，思想言论行动，都有比较的自由。我以为只要在小学与中学受过严格的训练，大学自由一点，也无妨害，这里许多同学的心理，恐怕也如此。

（四）在已往发展的过程中，它不仅出了几个商人，而且各科都有举业的同学，在社会上能得相当的信任。

（五）在校学生的社会活动力（如参加政治活动的，与专门的运动家，我并不是赞成那种出风头的特殊阶级，但我以为这也是普遍现象，不仅复旦如此）引起社会的注意。

（六）在过去与现在的复旦，虽然因为没有政府的津贴，教会的年金，资本家的捐款，感受着严重的经济压迫，以致进步很慢；但是这种压迫，一天一天的减轻，只要大家多努力一点，复旦的发扬光大，就在最近的将来，所以有许多青年仍旧愿意进去共同努力。

以上所讲，把冯君对复旦的批评更正了若干，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满意复旦的人，我对整个复旦的批评，是：

（一）在精神方面学校当局对教育没有甚么主义，他们的目的只在传授学生以书本上的智识，而许多学生进去，也急急于猎取文凭，但是金钱与文凭的交换，实是今日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复旦的单独现象，所以我以为要纠正复旦美国化商业化的趋势，最要紧的还在确立全中国的教育方针。

（二）在物质方面，设备太不够用了。因想要还清债务，不得不多收学生（据我所知，今秋招收学生，比去年严格得多了），学生增加，而住室图书等不能比例地增加，在别校住惯了舒服房子和看惯了充量图书等的同学，当然极感痛苦。不过在负债过钜，元气大伤之后，学校只能一步一步改良而不能突飞猛进，却也有其苦衷。

总之，我拿着复旦廿几年的历史看一看，我觉得复旦仍旧是在进化，不过这种进化，是比较的缓慢，并未达到它应当进化的地位，假使学校当局与同学肯一心一德的大家负起责任，拚命地努力地干，我相信复旦的发展一定不止于此。至于冯君说“复旦已经一落千丈”，“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我根本就看不出过去甚么是复旦的黄金时代，甚么是复旦的青春时期，冯君在复旦的真正历史外，臆造出一个理想时代，未免有点带主观，质之冯君以为何如？

最后我还是讲一句话：复旦仍旧是在曲线般进化的，假若学校当局和同学肯特别负责加倍努力，它的进化，一定不止这样，望复旦当局和同学们注意。尤其望引用冯君那篇愤慨话，作今后革新的龟鉴，须知这是逆耳的忠言。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２〕　指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载《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冯珧，即徐诗荃，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复旦大学学生。

〔３〕　指潘楚基，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随即入大学院（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当研究生，住在复旦大学。

〔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英语：泛读。

通信（复章达生）〔１〕

达生先生：

蒙你赐信见教，感激得很。但敝《语丝》自发刊以来，编辑者一向是“有闲阶级”〔２〕，决不至于“似乎太忙”，不过虽然不忙，却也不去拉名人的稿子，所以也还不会“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这一层是可请先生放心的。

至于贵校的同学们，拿去给校长看，那是另一回事。文章有种种，同学也有种种，登这样的文章有这班同学拿去，登那样的文章有那班同学拿去，敝记者实在管不得许多。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校长看了《语丝》，“唯唯”与否，将来无论怎样详细的世界史上，也决不会留一点痕迹的。

不过在目前，竟有人“借以排斥异己者”——但先生似乎以为投稿即阴谋，则又非“借”，而下文又说“某君此文不过多说了几句俏皮话，却不知已种下了恶果”，那可又像并非阴谋了。总之：这些且不论——却也殊非记者的初心，所以现在另选了一篇〔３〕登出，聊以补过，这篇是对于贵校长也有了微辞的，我想贵校“反对某科的同学们”，这回可再不能拿去给校长看了。

记者没有复旦大学同学录，所以这回是是否真名姓，也不得而知。但悬揣起来，也许还是假的，因为那里面偏重于指摘。据记者所知道，指摘缺点的来稿，总是别名多；敢用真姓名，写真地址，能负责任如先生者，又“此时不便辨明，否则有大大的嫌疑”，处境如此困难，真是可惜极了。

敬祝努力！

记者谨复。九月一日，上海。

备考：来信

记者先生：

最近在贵刊上得读某君攻讦复旦大学的杂感文〔４〕，我以为有许多地方失实，并且某君作文的动机太不纯正；所以我以复旦一学生的资格写这封信给先生，请先生们以正大公平的眼光视之；以第三者的态度（即不是袒护某君的态度），将他发表于卷末。

复旦大学有同学一千余人，俨然一小社会，其中党派的复杂与意见的纷歧，自然是不能免掉的。目前正酝酿着暗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依据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手段，对于敌人不敲堂堂之鼓，也不揭出正正之旗，却欢喜用阴谋手段，借以排斥异己者。此番在贵刊投稿的一文，即是此种手段的表现。（现已有证据。）因此文登出后，反对某科的同学们，即拿去给校长看，说学校如此之糟，全由某科弄坏，我们应该想办法，校长也只得唯唯。某君此文不过多说了几句俏皮话，却不知已种下了恶果。一方面又利用贵刊的篇幅，以作自己的攻讦的器具，真可谓一举两得了。目前杂志的编辑者似乎太忙，对于名人的稿子一时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一般的通病，只知道能说他人缺点的，即是好文章，如是赞美的，倒反不好，因为一登赞美的文章，好像“拍马”，有点犯不着，也有怕被投稿人利用的担心。孰知现在的投稿者已经十分聪慧了。他们知道编杂志与读杂志者的心理，便改变策略，以假造事实攻讦别人的文字去利用编辑者了。复旦的内容如何，我此时不便辨明，否则有大大的嫌疑，应当由社会的多数人去批评它才对。某君的文里说上海的一切大学都是不好的；又说借此可以使复旦改良。这可见某君在未入该大学之前，已有很深的造就，所以目空一切，笼统的骂了一切大学。如某君要促进该校的进步，我想还是在课堂上和教员讨论问难，问得教员无辞可答，请他滚蛋；一面向学校提出心目中认为有师资的人来，学校岂敢不从，岂不更直接的促进了学校的改进了么？即使学校的设备不周，某君既是学校的一分子，也有向学校当局建议增加设备的权利，何以某君不从这些地方去促进学校的改革呢？况且复旦大学的一切行政（如聘请教授与设备等等），全由学校各科主任，校长与学生代表讨论进行的，并非一二人所能左右，某君大有可以促进学校改革的机会，但都不屑去做，倒反而写了文章去攻讦，我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

这封信写的太长了，但我以复旦学生一分子的资格，不能不写这一封信，希望某君的态度能改变一下才好。再我这封信是用真姓名发表的，我负完全的责任，如某君有答辩，也请写出真姓名，这别无用意，无非是使某君表明他是负责任的。

祝先生们安好！

章达生。八月二十日，于复旦大学第一寄宿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八期“通信”栏，在章达生来信之后。

〔２〕　“有闲阶级”　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引用成仿吾批评《语丝》撰稿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等语后说，“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３〕　指同期《语丝》所载宏芬《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一文。该文赞同冯珧对复旦大学黑暗腐败现象的揭露，并对不问教务的校长表示了不满。

〔４〕　指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

关于“粗人”〔１〕

记者先生：

关于大报〔２〕第一本上的“粗人”的讨论，鄙人不才，也想妄参一点末议：——

一　陈先生以《伯兮》一篇为“写粗人”〔３〕，这“粗”字是无所谓通不通的。因为皮肤，衣服，诗上都没有明言粗不粗，所以我们无从悬揣其为“粗”，也不能断定其颇“细”：这应该暂置于讨论之外。

二　“写”字却有些不通了。应改作“粗人写”，这才文从字顺。你看诗中称丈夫为伯，自称为我，明是这位太太（不问粗细，姑作此称）自述之词，怎么可以说是“写粗人”

呢？也许是诗人代太太立言的，但既然是代，也还是“粗人写”而不可“捣乱”了。

三　陈先生又改为“粗疏的美人”，则期期〔４〕以为不通之至，因为这位太太是并不“粗疏”的。她本有“膏沐”，头发油光，只因老爷出征，这才懒得梳洗，随随便便了。但她自己是知道的，豫料也许会有学者说她“粗”，所以问一句道：

“谁适为容”呀？你看这是何等精细？而竟被指为“粗疏”，和排错讲义千余条〔５〕的工人同列，岂不冤哉枉哉？

不知大雅君子，以为何如？此布，即请记安！

封余　谨上　十一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大江月刊》第二期“通信”栏。

〔２〕　指《大江月刊》，文学刊物，陈望道等编辑。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期。关于“粗人”的讨论，指章铁民、汪静之对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认为《诗经·伯兮》是写“粗人”的说法的批评和陈的反驳。这一讨论，原在上海《暨南周刊》上进行（见该刊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一、二、三、十期）。《大江月刊》创刊号载有章铁民的《〈伯兮〉问题十讲》一文，介绍了这场争论的经过，并批评了陈钟凡的错误观点和态度。

〔３〕　陈先生　即陈钟凡，字玄，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辩解说：“‘粗人’二字，原意是‘粗疏的美人’”。（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二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指责说：“我自己的偏见，实在觉得，一说‘粗人’不错，再说‘粗疏的美人’更加不错，不过你和章铁民一不解再不解，一捣乱再捣乱而已。”（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十期）《伯兮》，《诗经·卫风》的一篇，描写一个女子对于从军远征的丈夫的思念。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４〕　期期　《史记·张丞相列传》：“帝（汉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唐代张守节正义：“昌以口吃，每语故重言期期也。”

〔５〕　排错讲义千余条　陈钟凡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说：“拙著仓猝付印，内中错误至多，经我校正约千余条”（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三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说，这是指“排印的错误”。

《东京通信》按语〔１〕

得了这一封信后，实在使不佞有些踌躇。登不登呢？看那写法的出色而有趣（又讲趣味，乞创造社“普罗列塔利亚特”文学家〔２〕暂且恕之），又可以略知海外留学界情况。是应该登载的。但登出来将怎样？《语丝》南来以后之碰壁也屡矣，仿吾将加以“打发”〔３〕，浙江已赐以“禁止”〔４〕，正人〔５〕既恨其骂人，革家（革命家也，为对仗计，略去一字）又斥为“落伍”〔６〕；何况我恰恰看见一种期刊，因为“某女士”〔７〕说了某国留学生的不好，诸公已以团体的大名义，声罪致讨了。这信中所述，不知何人，此后那能保得没有全国国民代表起而讨伐呢。眼光要远看五十年，大约我的踌躇，正不足怪罢。但是，再看一回，还觉得写得栩栩欲活，于是“趣味”终于战胜利害，编进去了；但也改换了几个字，这是希望作者原谅的，因为其中涉及的大约并非“落伍者”，语丝社也没有聘定大律师〔８〕；所以办事著实为难，改字而请谅，不得已也。若其不谅，则……。则什么呢？则吾未如之何也已矣〔９〕。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八日灯下。

编者。

备考：东京通信

记者先生：

的确是应当感谢的，它这次竟肯慷慨地用了“中华民国”四个字，这简直似乎是极其新颖得可笑的；前天早晨在《朝日新闻》第七版的下方右角上，“民国双十节讲演会”的题下登着这样的一段：

“十月十日，名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革命

纪念日。今年因国民革命成功，统一的大业已完成，在东京横滨的民国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由支那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及在此的民国人有力者的‘主催〔１０〕’，今日午后一时起在青山会馆开祝贺讲演会，晚间举行纪念演剧会。”

事前各学校已接到监督处的通知，留学生们都得了一天休假。既已革命成功全国统一了的今年的双十节，自然是不能不庆祝的。何况这些名人和有力者已代我们完全筹备好了，当然更不该抛弃这最便宜不过的无条件的享受的权利。

在电车上足足坐了一个钟头之后，就看见这灿烂堂皇的会场了！墙上贴满了红绿色纸的标语，诚然是琳琅满目，你看，……万岁，……万岁，到处是万岁，而且你再看，只在那角上，在那一切观众的背后的墙上夹杂在许多“万岁”之间有着这样一句：“庆祝双十节不要忘了阻挠革命的帝国主义”。措辞是多么曲折巧妙呀！无怪在每一本讨论到中国事情的日本书上，无论它是好意或恶意，都大书特书着说支那人是有外交天才的。呵，外交天才！是的，直率地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失去了外交辞令的本色的，并且会因而伤及友邦感情，自然应当稍稍暧昧地改口说“不要忘记”。至于是为要打倒帝国主义而革命或是因革命受阻挠才暗记下“帝国主义”四个字来，那当然是可以不必问的——也是我辈无名而无力的青年所不该问的，或者。

演说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名人和有力者了。一个一个地，……代表，……代表，各自发挥着他们底大议论——有听不见的，也有只闻其声而不知他到底在说些什么的。礼服，洋服，军装和学生装替换着在台上出现，不，是陈列起来。名人在桌上用拳头打了一下，于是主席机警地率领着民众报之以放爆竹似的掌声；名人在跺脚了，民众猜到这是名人在痛切陈词时应有的“作派”，再不必主席的暗示，就一齐鼓起掌来——民众运动已能自动地不须先知先觉的指导自然是件大可喜的事，于是我们的名人满足地走下台去了。

我在会场后方很费力地透过了重重的烟气望见那云雾中似的讲台，名人和有力者像神仙似的在台上飘来飘去，神仙的门徒子弟们也随着在台上飘去飘来。我真罪孽，望见这些仙人时终不能不回忆起在家乡所爱看的木头人戏；傀儡人真像是有灵性似的十分活泼地在台上搔首弄姿，耍木人的台下的布围里吹着小笛，吹出种种不入调的花腔。这似乎无理的回忆使我对于这些演说和兴匆匆地奔忙着的名人和有力者稍稍发生一点好感而亦有意无意地给他们鼓掌以声援。

在全体民众的声援中由演说而呼口号而散会。散会前有位名人报告说：游艺会在五点开始，请了多位女士给我们跳舞！女士，跳舞，并且“给我们”，自然，民众大喜，不禁从心地里感谢这位“与民同乐”的名人。

五点！民众越发踊跃地来参加。不久，台旁的来宾休息室里就拥满了唇红齿白的美少年和珠围翠绕的女士们。还是那位名人，开始在台上蹈着四方步报告他被选为游艺部长和筹备今晚的游艺的经过；这次，民众也较午后更活泼而机警了，不断地鼓着掌以报答他的宏恩。

名人的方步停止了，而游艺开始。为表现我国数千年来之文化起见，第一场就是皮簧清唱，而名人在报告中特别着重的“女士”也就在这时登台了。在地毯上侧着列了个九十度的黑漆皮鞋白丝袜的脚支着一个裹在黑色闪亮的短旗袍里的左右摇摆着的而窈窕身躯，白色丝围巾缠着的颈上是张白脸和一蓬缠着无数闪烁着的钻石的黑发，眼球随着身体的摆动而向上下左右投出了晶亮的视线——总之，周身是光亮的，像文学家们在小说里所描写着的发光的女主人翁。民众中，学生们像毫不顾到他们底眼珠会裂眶而出似的注视着，华工们相视而微笑。全场比讲演会前静默三分钟时还要静默，只有那洋装少年膝上的胡琴敢随在这位光亮的女士的歌喉之后发出一丝细小的声音。每当她刚唱完一句，胡琴稍得吐气的时候，民众们就热烈地迸出震天动地的喝彩声来。唱完之后，民众仍努力鼓掌要求再唱，仿佛从每双手里都拍出了雪片似的“女士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急电似的；名人知民意之应尊重，民气之不可忤也，特请这位女士自己弹着钢琴又唱了段西宫词——于是民众才真正认识了这位女士的多才多艺。

其次是所谓滑稽戏者，男士们演的。不知所云的，前后共有三四出。我实在不好意思去翻《辞源》找出那最鄙劣的字来描写这所谓滑稽戏的内容。我仿佛只看见群鬼在那里乱舞；台旁端坐着的宫琦龙介等革命先辈们只有忍不住的苦笑还给这些新兴的觉悟了的革命青年；留学生和华工都满意而狂笑；在门和窗外张望的日本的民众都用惊讶的眼光在欣赏着这伟大的支那的超乎人的赏鉴力以上的艺术；佩着短刀的巡警坐在一旁掀起了微髭下的嘴唇冷笑。

然而这所以名为滑稽剧者，大概就因为另外还有所谓正剧者在。这正剧的内容，我无暇报告；但他们最得意的末一幕却不可抹杀。他们在那最末一幕里是要表演开国民大会以处决一个军阀的。从这里可以猜想出他们怎样地聪明来，他们居然会想到这样一个机会得加入了好几段大演说。你看那演说者的威风！挥拳，顿足，忽然将身子蹲下，又忽然像弹簧似的跳起来长叫一声；立定脚，候着掌声完后又蹲下去，长叫一声跳起来。于是：

蹲下，叫喊，跳，鼓掌，跳，鼓掌——观众的手随着那演说者的身子也变成富有弹性的了。

最后，就是那位蹈方步的游艺部长所特别着重的第二点“跳舞”了；果然，跳舞受了民众热烈的欢迎。游艺部长在布景后踌躇满志，他的“与民同乐”的大计划已完成了。

十一点，散会。民众们念着：“女士们，跳舞，给我们；金钢钻，歌喉，摆动的身子和眼睛；能叫喊的弹簧人……”于是结论是支那文化因而得发扬于海外，名人和有力者的地恩浩大……盛况，盛况！

东渡已将一年，没有什么礼物送你，顺此祝你安好。

噩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十五期，在《东京通信》之后。

〔２〕　创造社　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提倡“革命文学”，随后在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中错误地攻击过鲁迅。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普罗列塔利亚特”，英语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的音译，意为无产阶级。

〔３〕　仿吾将加以“打发”　仿吾，即成仿吾，湖南新化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在《文化批判》第二号发表《打发他们去》一文，说：“在文艺的分野，把一切麻醉我们的社会意识的迷药与赞扬我们的敌人的歌辞清查出来，给还他们的作家，打发他们一道去。”

〔４〕　浙江已赐以“禁止”　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等罪名，查禁《语丝》等书刊十五种。

〔５〕　正人　指以正人君子自居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作家。

〔６〕　“落伍”　这是当时创造社、太阳社某些成员评论鲁迅的用语，如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鲁迅“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地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７〕　“某女士”　当指陈学昭，浙江海宁人，当时的青年作家。

一九二七年她赴法国留学，同年十月、十一月及次年一月，在上海《新女性》杂志第二卷第十、十一号和第三卷第一号连续发表《旅法通信》，其中谈到在巴黎、里昂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中的腐败现象。事后，巴黎的部分中国留学生便散发传单，对她进行攻击、威胁。据说，传单是巴黎的“理科学会”搞的。

〔８〕　聘定大律师　这是对创造社聘请律师一事的影射讽刺，参看本书《〈剪报一斑〉拾遗》“备考”第一节“律师生意”。

〔９〕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语见《论语·子罕》。

〔１０〕　主催　日语，意为主办。

敬贺新禧〔１〕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过了一夜，又是一年，人既突变为新人，文也突进为新文了。多种刊物，闻又大加改革，焕然一新，内容既丰，外面更美，以在报答惠顾诸君之雅意。惟敝志原落后方，自仍故态，本卷之内，一切如常，虽能说也要突飞，但其实并无把握。为辩解起见，只好说自信未曾偷懒于旧年，所以也无从振作于新岁而已。倘读者诸君以为尚无不可，仍要看看，那是我们非常满意的，于是就要——敬贺新禧了！

奔流社〔２〕同人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２〕　奔流社　即《奔流》月刊社。《奔流》，文艺刊物，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１〕

《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

在现在的中国，文学和艺术，也还是一种所谓文艺家的食宿的窠。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我一向并不想如顽皮的孩子一般，拿了一枝细竹竿，在老树上的崇高的窠边搅扰。

关于绘画，我本来是外行，理论和派别之类，知道是知道一点的，但这并不足以除去外行的徽号，因为所知道的并不多。我所以翻译这书的原因，是起于前一年多，看见李小峰君在搜罗《北新月刊》的插画〔２〕，于是想，在新艺术毫无根柢的国度里，零星的介绍，是毫无益处的，最好是有一些统系。其时适值这《近代美术史潮论》出版了，插画很多，又大抵是选出的代表之作。我便主张用这做插画，自译史论，算作图画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一点头绪。此外，意识底地，是并无什么对于别方面的恶意的。

这意见总算实行了。登载之后，就得到蒙着“革命文学家”面具的装作善意的警告，是一张信片〔３〕，说我还是去创作好，不该滥译日本书。从前创造社所区分的“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之说〔４〕，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后来他们居然也兼做了——，倘不过是一个媒婆，更无须硬称处女。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至于这一本书，自然决非不朽之作，但也自立统系，言之成理的，现在还不能抹杀他的存在。我所选译的书，这样的就够了，虽然并非不知道有伟大的歌德〔５〕，尼采，马克斯，但自省才力，还不能移译他们的书，所以也没有附他们之书以传名于世的大志。

抱着这样的小计画，译着这样的小册子，到目下总算登完了。但复看一回，又觉得很失望。人事是互相关连的，正如译文之不行一样，在中国，校对，制图，都不能令人满意。

例如图画罢，将中国版和日本版，日本版和英德诸国版一比较，便立刻知道一国不如一国。三色版，中国总算能做了，也只两三家。这些独步的印刷局所制的色彩图，只看一张，是的确好看的，但倘将同一的图画看过几十张，便可以发见同一的色彩，浓淡却每张有些不同。从印画上，本来已经难于知道原画，只能仿佛的了，但在这样的印画上，又岂能得到“仿佛”。书籍既少，印刷又拙，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领略艺术的美妙，我觉得是万难做到的。力能历览欧陆画廊的幸福者，不必说了，倘只能在中国而偏要留心国外艺术的人，我以为必须看看外国印刷的图画，那么，所领会者，必较拘泥于“国货”的时候为更多。——这些话，虽然还是我被人骂了几年的“少看中国书”的老调〔６〕，但我敢说，自己对于这主张，是有十分确信的。

只要一比较，许多事便明白；看书和画，亦复同然。

倘读者一时得不到好书，还要保存这小本子，那么，只要将译文拆出，照“插画目次”所指定的页数，插入图画去（希涅克〔７〕的《帆船》，本文并未提及，但“彩点画家”是说起的，这即其一例），订起来，也就成为一本书籍了。其次序如下：

（１）全书首页　（２）序言　（３）本文目次

（４）插画目次　（５）本文首页　（６）本文

还有一些误字，是要请读者自行改正的。现在举其重要者于下：

甲　文　　字页行误正１１十二造创创造１４一并永居而永居

２３八ＡｕｔｏｎｉｏＡｎｔｏｎｉｏ

２８二模样这样３２七在鲁在卢６１一前体前面６３三河内珂内

６６八ＮａｇａｒｅｎｅｒＮａｚａｒｅｎｅｒ

７４四他热化白热化８２八回此因此８６七质地开始科白开场９２五秦祀奉祀９５五间开勤洵开勒９５九一统一流１０９十二证明澄明１１４三煎煎熊熊

１１５十二ｏＳｌｒｉｅＳéｌｒｉｅ

１１６三说解误解１２５二恐爱恐怖１３０四冷潮冷嘲１３５二言要要将１３８四丰姿丰姿１３９六觉者观者１４５四去怎又怎１４６十正座玉座

１４６十二多人物许多人物

１４７一台库台座１５１一比外此外１５２一证明澄明１５８十一希鐾希勒１５９八ａｕｆａｕｆ－１６１九稳约隐约１７１十图桂圆柱

１７７六ＶｉｎｅｅｎｔＶｉｎｃｅｎｔ１９７一ＲｏｍａｎｎｔｉｇｕｅＲｏｍａｎｔｉｑｕｅ

１９７四Ｓｅ，ｓｅ

１９７四ｐａｒｔá　ｐａｒｔ１９７六Ｉｌｎ　ｏｕｓＩｌ　ｎｏｕｓ

１９７六ａｗａｕ

１９７九ｑｕｏｎｑｕ’ｏｎ１９８五Ｃｏｐｉｅ，Ｃｏｐｉé１９８六ｉｌ　ｎ’éｌａｉｔｉｌ　ｎ’ｅｔａｉｔ

１９８十ｊáｉＪ’ａｉ

１９８十二ｄéｎｄ’ｅｎ２００八ＳｏｕｔＳｏｎｔ２００九ｅｘｅｃｔｅｘａｃｔ２００九ｒéｃｕｌｔｅｒéｓｕｌｔｅ２００九ｓｏｕｔｓｏｎｔ２００十一ｄｏｖａｒａｔｄｅｖｒａｉｔ

２０１一ｌｅｌａ

２０１四ＶｏｉｌａＶｏｉｌà

乙　插画题字误正

萨昆尼的女人萨毗尼的女人

托罗蔼庸庸托罗蔼雍康斯召不勒康斯台不勒穆纳：卢安大寺卢安大寺卢安大寺穆纳：卢安大寺凯尔凯尔波罗兰珊：女莱什：朝餐莱什：朝餐罗兰珊：女“带住”，顺请文安罢。

鲁迅。二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上海《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原无标题。

《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垣鹰穗著，鲁迅译。该书介绍了欧洲近代美术发展的历史，内有插图一百四十幅。《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开始连载，译文于第二卷第二十二号（一九二八年十月）载完，插图于第三卷第六号（一九二九年三月）载完。后于一九二九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

〔２〕　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的成员。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的主持人。《北新月刊》，指《北新》半月刊，综合性刊物，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八月创刊。初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一九三○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３〕　这张信片的发信人自署“陈绍宋”，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寄自“麦拿里４１号创造社出版部”。其中说：“我以为你这一年来的工作太不切实了。比方你滥译日本人的著作或标点传奇，这些都是不忠实的工作。我劝你还是多创作，把昔日的勇气拿出来。……我今天听见成仿吾说，下期还要大骂你呢！所以我写此片通知你一声，以表我敬慕之微意焉耳。”

〔４〕　“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　郭沫若在《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５〕　歌德（Ｊ．Ｗ．ｖｏｕ　Ｇｏｅｔｈｅ，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德国诗人、学者，著有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６〕　“少看中国书”　参看《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７〕　希涅克（Ｐ．Ｓｉｇｎａｃ，１８６３—１９３５）　法国点彩派主要画家之一。点彩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新印象画派，其特点是用各种色点来组成画面形象。

关于《子见南子》〔１〕

一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会通电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各民众团体各级学校各报馆均鉴：

敝校校址，设在曲阜，在孔庙与衍圣公府包围之中，敝会成立以来，常感封建势力之压迫，但瞻顾环境，遇事审慎，所有行动，均在曲阜县党部指导之下，努力工作，从未尝与圣裔牴牾。

不意，本年六月八日敝会举行游艺会，因在敝校大礼堂排演《子见南子》一剧，竟至开罪孔氏，连累敝校校长宋还吾先生，被孔氏族人孔传钢等越级至国民政府教育部控告侮辱孔子。顷教育部又派参事朱葆勤来曲查办，其报告如何敝会不得而知，惟对于孔氏族人呈控敝校校长各节，认为绝无意义；断难成立罪名，公论具在，不可掩没。深恐各界不明真相，受其蒙蔽，代孔氏宣传，则反动势力之气焰日张，将驯至不可收拾矣。

教会同人正在青年时期，对此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且国民革命能否成功，本党主义能否实行，与封建势力之是否存在，大有关系。此实全国各级党部，民众团体，言论机关，共负之责，不只敝会同人已也。除将教育部训令暨所附原呈及敝校长答辩书另文呈阅外，特此电请台览，祈赐指导，并予援助为荷。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会叩。真。

二　教育部训令第八五五号　六月二十六日令山东教育厅

据孔氏六十户族人孔传钢等控告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呈请查办等情前来。查孔子诞日，全国学校应各停课，讲演孔子事迹，以作纪念。又是项纪念日，奉定学校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时，遵照编入，先后通令遵行各在案。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据呈前情，除以“呈悉。原呈所称各节，是否属实，仰令行山东教育厅查明，核办，具报”等语批示外，合行抄发原呈，令仰该厅长查明，核办，具报。此令。

计抄发原呈一件——

呈为公然侮辱宗祖孔子，群情不平，恳查办明令照示事。

窃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系山东曹州府人，北京大学毕业，赋性乖僻，学术不纯，因有奥援，滥长该校，任事以来，言行均涉过激，绝非民党本色，早为有识者所共见。

其尤属背谬，令敝族人难堪者，为该校常贴之标语及游行时所呼之口号，如孔丘为中国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打倒旧道德，打破旧礼教，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打倒衍圣公府输资设立的明德学校。兼以粉铅笔涂写各处孔林孔庙，时有发见，防无可防，擦不胜擦，人多势强，暴力堪虞。钧部管持全国教育，方针所在，施行划一，对于孔子从未有发表侮辱之明文。该校长如此放纵，究系采取何种教育？

禀承何项意旨？抑或别开生面，另有主义？传钢等既属孔氏，数典固不敢忘祖，劝告徒遭其面斥，隐忍至今，已成司空见惯。讵于本年六月八日该校演剧，大肆散票，招人参观，竟有《子见南子》一出，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先？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加以日宾犬养毅等昨日来曲，路祭林庙，侮辱条语，竟被瞥见。幸同时伴来之张继先生立催曲阜县政府饬差揭擦，并到该校讲演，指出谬误。乃该校训育主任李灿埒大肆恼怒，即日招集学生训话，谓犬养毅为帝国主义之代表，张继先生为西山会议派腐化分子，孔子为古今中外之罪人。似此荒谬绝伦，任意谩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系属全国重大问题，钧部自有权衡，传钢等不敢过问。第对于此非法侮辱，愿以全体六十户生命负罪渎恳，迅将该校长宋还吾查明严办，昭示大众，感盛德者，当不止敝族已也。激愤陈词，无任悚惶待命之至。除另呈蒋

主席暨内部外，谨呈

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蒋。

具呈孔氏六十户族人孔传钢　孔继选　孔广璃孔宪桐　孔继伦　孔继珍孔传均　孔广　孔昭蓉孔传诗　孔昭清　孔昭坤孔庆霖　孔繁蓉　孔广梅孔昭昶　孔宪剑　孔广成孔昭栋　孔昭槁　孔宪兰

三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答辩书

还吾侮辱孔子一案，业经教育部派朱参事葆勤及山东教育厅派张督学郁光来曲查办。所控各节是否属实，该员等自能相当报告。惟兹事原委，还吾亦有不能已于言者，特缕析陈之。

原呈所称：“该校常贴之标语，及游行时所呼之口号”等语。查各纪念日之群众大会均系曲阜县党部招集，标语口号多由党部发给，如：“孔丘为中国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标语及口号，向未见闻。至“打倒旧道德”“打倒旧礼教”等标语，其他民众团体所张贴者，容或有之，与本校无干。“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当是本校学生会所张贴之标语。姑无论学生会在党部指挥之下，还吾不能横加干涉。纵使还吾能干涉，办不能谓为有辱孔门，而强使不贴。

至云：“打倒衍圣公府输资设立之明德中学”，更属无稽。他如原呈所称：“兼以粉铅笔涂写各处孔林孔庙，时有发见，防无可防，擦不胜擦”等语。粉铅笔等物何地蔑有，果何所据而指控本校。继云：“人多势强，暴力堪虞”，更无事实可指，本校纵云学生人多，较之孔氏六十户，相差何啻百倍。且赤手空拳，何得谓强，读书学生，更难称暴。本校学生平日与社会民众，向无牴牾，又何堪虞之可言。

至称本校演《子见南子》一剧，事诚有之。查子见南子，见于《论语》。《论语》者，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群伦奉为圣经，历代未加删节，述者无罪，演者被控，无乃太冤乎。且原剧见北新书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系语堂所编，流播甚广，人所共见。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演时务求逼真，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貌极庄严。扮南子者，古装秀雅，举止大方。扮子路者，雄冠剑佩，颇有好勇之致。原呈所称：“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淫冶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真是信口胡云。若夫所唱歌词，均系三百篇旧文，亦原剧本所有。如谓《桑中》一篇，有渎圣明，则各本《诗经》，均存而不废，能受于庭下，吟于堂上，独不得高歌于大庭广众之中乎。原呈以《桑中》之篇，比之于《小寡妇上坟》及《大锯缸》，是否孔氏庭训之真义，异姓不得而知也。

又据原呈所称：犬养毅张继来本校演讲一节，系本校欢迎而来，并非秉承孔氏意旨，来校指斥谬误。本校训育主任，招集学生训话，系校内例行之事，并非偶然。关于犬养毅来中国之意义，应向学生说明。至谓“张继先生为西山会议派腐化份子”云云，系张氏讲演时，所自言之。至云：“孔子为古今中外之罪人”，此类荒谬绝伦，不合逻辑之语，本校职员纵使学识浅薄，亦不至如此不通。况本校训育主任李灿埒，系本党忠实同志，历任南京特别市党部训练部指导科主任，绥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秘书，向来站在本党的立场上，发言谨慎，无可疵议。山东教育厅训令第六九三号，曾谓：“训育主任李灿埒，对于党义有深切的研究，对于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平时与学生接近，指导学生得法，能溶化学生思想归于党义教育之正轨，训育可谓得人矣。”该孔氏等随意诬蔑，是何居心。查犬养毅张继来曲，寓居衍圣公府，出入皆乘八抬大轿，校人传言，每馔价至二十六元。又云馈以古玩玉器等物，每人十数色。张继先生等一行离曲之翌日，而控还吾之呈文，即已置邮。此中线索，大可寻味。

总观原呈：满纸谎言，毫无实据。谓为“侮辱孔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纵使所控属实，亦不出言论思想之范围，尽可公开讨论，无须小题大做。且“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载在党纲，谁敢违背？该孔传钢等，捏辞诬陷，越级呈控，不获罪戾，而教部竟派参事来曲查办，似非民主政治之下，所应有之现象。

又据原呈所称全体六十户云云。查六十户者，实孔氏特殊之封建组织。孔氏族人大别为六十户，每户有户首，户首之上，有家长，家长户首处理各户之诉讼，每升堂，例陈黑红鸭嘴棍，诉讼者，则跪述事由，口称大老爷，且动遭肉刑，俨然专制时代之小朝廷。听讼则以情不以理，所谓情者大抵由金钱交易而来。案经判决，虽至冤屈，亦不敢诉诸公堂。曲阜县知事，对于孔族及其所属之诉讼，向来不敢过问。家长户首又可以勒捐功名。例如捐庙员者，每职三十千至五十千文，而勒捐之事，又层出不绝。户下孔氏，含冤忍屈，不见天日，已有年矣。衍圣公府又有百户官职，虽异姓平民，一为百户，即杀人凶犯，亦可逍遥法外。以致一般土劣，争出巨资，乞求是职。虽邻县邻省，认捐者亦不乏人。公府又有号丧户条帚户等名称，尤属离奇。是等官员，大都狐假虎威，欺压良善，不仅害及户下孔氏，直害及异姓民众，又不仅害及一县，且害及邻封。户下孔氏，受其殃咎，犹可说也！异姓民众，独何辜欤？青天白日旗下，尚容有是制乎？

本校设在曲阜，历任皆感困难。前校长孔祥桐以开罪同族，至被控去职，衔恨远引，发病而死。继任校长范炳辰，莅任一年之初，被控至十数次。本省教育厅设计委员会，主将本校迁至济宁，远避封建势力，不为无因。还吾到校以来，对于孔氏族人，向无不恭。又曾倡议重印孔氏遗书，如《微波榭丛书》以及《仪郑堂集》等，表扬先哲之思，不为无征。本校学生三百余人，隶曲阜县籍者将及十分之二。附属小学四百余人，除外县一二十人外，余尽属曲卑县籍，民众学校妇女部，完全为曲阜县学生。所谓曲阜县籍之学生，孔氏子女，迨居半数。本年经费困难万分，因曲阜县教育局取缔私塾，学生无处就学，本校附小本七班经费，又特开两班以资收容。对于地方社会，及孔子后裔，不谓不厚。本校常年经费五六万元，除薪俸支去半数外，余多消费于曲阜县内。学生每人每年，率各消费七八十元。曲阜县商业，所以尚能如今者，本校不为无力。此次署名控还吾者，并非六十户户首，多系乡居之人，对于所控各节未必知情，有无冒签假借等事，亦难确定，且有土劣混羼其中。经还吾询问：凡孔氏稍明事理者，类未参加此事。且谓孔传钢等此种举动，实为有识者所窃笑。

纵能尽如彼等之意，将校长查明严办，昭示大众。后来者将难乎为继，势非将本校迁移济宁或兖州，无法办理。若然，则本校附小四百学生，将为之失学，曲阜商业，将为之萧条矣。

前津浦路开修时，原议以曲阜县城为车站，衍圣公府迷信风水，力加反对，遂改道离城十八里外之姚村，至使商贾行旅，均感不便。驯至曲阜县城内社会，仍保持其中古状态，未能进化。由今视昔，事同一例。曲卓民众何负于孔传钢等，必使常在半开化之境，不能吸收近代之文明？即孔氏子弟亦何乐而为此，孔氏六十户中不乏开明之士，当不能坐视该孔传钢等之胡作非为，而瞑然无睹也。

更有进者。还吾自加入本党，信奉总理遗教，向未违背党纪。在武汉时，曾被共产党逮捕下狱两月有余，分共之后，方被释出。原呈所谓：“言行均涉过激，绝非民党本色”云云者，不知果何据而云然？该孔传钢等并非本党同志，所谓过激本色之意义，恐未必深晓。今竟诬告本党同志，本党应有所以处置之法；不然效尤者接踵而起，不将从此多事乎？还吾自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事教育，历有年所。十五年秋又入广州中国国民党学术院，受五个月之严格训练。此次任职，抱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遵守上级机关法令，凡有例假，无不执行，对于院部功令，向未违背。且北伐成功以还，中央长教育行政者，前为蔡孑民先生，今为蒋梦麟先生，在山东则为教育厅何仙槎厅长，均系十年前林琴南所视为“覆孔孟，铲伦常”者也。蔡先生复林琴南书，犹在《言行录》中，蒋先生主编《新教育》，何厅长著文《新潮》，还吾在当时景佩实深，追随十年，旧志未改，至于今日，对于院部本旨所在，亦不愿稍有出入。原呈：“钧部管持全国教育，方针所在，施行划一，对于孔子从未有鄙夷侮辱之明文，该校长如此放纵，究系采取何种教育？禀承何项意旨？抑或别开生面，另有主义？”云云。显系有意陷害，无所不用其极。

还吾未尝出入孔教会之门，亦未尝至衍圣公府专诚拜谒，可谓赋性乖僻。又未尝日日读经，当然学术不纯。而本省教厅训令第六九三号内开：“校长宋还吾态度和蔼，与教职员学生精神融洽，作事颇具热诚，校务支配，均甚适当，对于教员之聘请，尤为尽心”云云。不虞之誉，竟临藐躬，清夜自思，良不敢任。还吾籍隶山东旧曹州府城武县，确在北京大学毕业，与本省教育厅何厅长不无同乡同学之嫌，所谓：“因有奥援”者，殆以此耶？但因与厅长有同乡同学之嫌，即不得充校长，不知依据何种法典？院部有无明令？至于是否滥长，官厅自可考查，社会亦有公论，无俟还吾喋喋矣。还吾奉职无状，得罪巨室，至使孔传钢等夤缘权要，越级呈控，混乱法规之程序。教育无法进行，学生因之傍徨。午夜疚心，莫知所从。本宜躬候裁处，静默无言，但恐社会不明真象，评判无所根据，故撮述大概如右。邦人君子，其共鉴之。

七月八日。

四　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教育厅会衔呈文孔传钢等

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呈请查办等情，饬厅查明核办，并派葆勤来鲁会同教育厅查办具报等因。奉此，遵由职厅饬派省督学张郁光随同葆勤驰赴曲阜，实地调查，对于本案经过情形，备悉梗概。查原呈所控各节，计有三点：一，为发布侮辱孔子标语及口号；二，为表演“孔子见南子”戏剧；三，为该校训育主任李灿埒召集学生训话，辱骂犬养毅张继及孔子。就第一点言之，除“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之标语，该校学生会确曾写贴外，其他如“孔丘为中国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标语，均查无实据。就第二点言之，“孔子见南子”一剧，确曾表演，惟查该剧本，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内林语堂所编成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又查学生演剧之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就第三点言之，据由学生方面调查所得，该校早晚例有训话一次，当日欢迎犬养毅张继二先生散会后，该校训育主任于训话时，曾述及犬养氏之为人，及其来华任务，并无辱骂张氏，更无孔子为古今中外罪人之语。再原呈署名人据查多系乡居，孔氏族人之城居者，对于所控各节，多淡漠视之。总计调查所得情形，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只因地居阙里，数千年来，曾无人敢在该地，对于孔子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容声，骇诧愤激，亦无足怪。惟对于该校校长宋还吾究应若何处分之处，职等未敢擅拟，谨根据原呈所控各节，将调查所得情形，连同《子见南子》剧本，会衔呈复，恭请钧部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谨呈教育部部长蒋。附呈《奔流》月刊一册。参事朱葆勤，兼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五　济南通信

曲阜第二师范，前因演《子见南子》新剧，惹起曲阜孔氏族人反对，向教育部呈控该校校长宋还吾。工商部长孔祥熙亦主严办，教育部当派参事朱葆勤来济，会同教育厅所派督学张郁光，赴曲阜调查结果，毫无实据，教厅已会同朱葆勤会呈教部核办。十一日孔祥熙随蒋主席过济时，对此事仍主严究。教长蒋梦麟监察院长蔡元培日前过济赴青岛时，曾有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究竟结果如何，须待教部处理。

八月十六日《新闻报》

六　《子见南子》案内幕

衍圣公府陪要人大嚼]青皮讼棍为祖宗争光

昨接山东第二师范学生会来函，报告《子见南子》一剧讼案之内幕，虽未免有偏袒之辞，然而亦足以见此案症结之所在，故录刊之。

曲阜自有所谓孔氏族人孔传钢等二十一人，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侮辱“孔子”，经教部派员查办以后，各报虽有刊载其消息，惟多语焉不详。盖是案病根，因二师学生，于六月八日表演《子见南子》一剧；当时及事后，皆毫无动静。迨六月十八日，有中外名人犬养毅及张继，联翩来曲，圣公府大排盛宴，名人去后四日，于是忽有宋校长被控之事，此中草蛇灰线，固有迹象可寻也。至于原告廿一人等，并非六十户首，似尚不足以代表孔氏，盖此不过青皮讼棍之流，且又未必悉皆知情。据闻幕后系孔祥藻，孔繁朴等所主使，此案始因此而扩大。孔祥藻为曲阜之著名大青皮，孔繁朴是孔教会会长。按孔繁朴尝因广置田产，致逼兄吞烟而死，则其人品可知，而所谓孔教会者，仅彼一人之独角戏而已。彼欲扩张孔教会势力，非将二师迁移他处，实无良法，则此次之乘机而起，自属不可免者，故此案直可谓二师与孔教会之争也。

至于其拉拢青皮讼棍，不过以示势众而已。现曲阜各机关，各民众团体，均抱不平，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二师学生会，二师附小学生会等，俱有宣言呈文联合驳孔传钢等，而尤以县党部对于封建势力之嚣张，愤激最甚。孔传钢等亦无大反动力量，故此案不久即可告一段落也。

七月十八日《金钢钻》

七　小题大做史梯耳

关于曲阜二师排演《子见南子》引起的风波的人心，并且从来没失势过。因此，才遗留下这旧礼教和封建思想！

历史是告诉我们，汉刘邦本是一员亭长，一个无赖棍徒，却一旦“贵为天子”，就会尊孔；朱元璋不过一牧牛儿，一修道和尚，一天“危坐龙庭”，也会尊孔；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华，也要“存汉俗尊儒（孔）术”。这些“万岁皇爷”为什么这样志同道合呢？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民”们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乱”而已！我们无怪乎从前的文人学士“八股”都做得“一百成”，却没有半点儿“活”气！

中山哲学是“知难行易”，侧重在“知”，遗嘱又要“唤起民众”，更要一般民众都“知”，至圣孔子却主张民只可使“由”不可使“知”，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是和中山主义相违！现在革命时代，于反动封建思想还容许他残留吗？

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为了排演《子见南子》一剧，得罪了“圣裔”孔传钢等，邮呈国府教育部控告该校校长“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惊动了国府，派员查办。我因为现在尚未见到《奔流》上的原剧本，无从批判这幕剧是否侮辱孔子，但据二师校长说：“本校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云云。夫如此，未必有什么过火的侮辱，不过对于旧礼教或致不满而已。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手创，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锢蔽思想的罪恶，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了！如果我们认清现在的时代，还要不要尊孔，要不要铲除封建思想，要不要艺术产生，自然明白这次曲阜二师的风波是关系乎思想艺术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

不过国府教育部为了这件演剧琐事，却派员查办啦，训令查复啦，未免有“小题大做”之嫌，我想。

一九二九，七，十八，于古都。

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日报》副刊所载

八　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　宋还吾

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大公报》社评，有《近日曲阜之辱孔问题》一文，昨天才有朋友找来给我看；看过之后，非常高兴。这个问题，在山东虽然也引起各报的讨论，但讨论到两三次，便为别种原因而消沉了。《大公报》记者居然认为是个问题，而且著为社论，来批评我们；我们除感佩而外，还要对于这件事相当的声明一下，同时对于记者先生批评的几点，作简单的答复。

我们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一件事实，因为：一，“子见南子”出于《论语》，《论语》不是一部假书，又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当然不是造孔子的谣言。二，孔子周游列国，意在得位行道，揆之“三日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的古义，孔子见南子，是可以成为事实的。

《子见南子》是一本独幕悲喜剧。戏剧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定义，最简单的是：人生的表现或再见。但没有发见的人，也表现不出什么来；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也发见不出什么来。有了发见之后，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子见南子》，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见的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的不同；及周公主义，与南子主义的冲突。他所发见的有浅深，所表现的有好坏，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如果说：他不应该把孔子扮成剧本中的脚色，不应该把“子见南子”这回事编成剧本，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这是我们要付讨论的。

《大公报》的记者说：“批评须有其适当之态度：即须忠实，须谨慎，不能离开理论与史实。”这是立论的公式，不是作戏剧的公式，也不是我们演剧者所应服从的公式。

又说：“子见南子，‘见’而已矣，成何艺术？有何人生真义？又何从发见与礼教之冲突？”（在这里，我要附带着声明一下。我的答辩书原文是：“在礼教与艺术之间，认取人生真义。”书手写时错误了。不过这些都无关宏颁。）“见而已矣！”

固然！但在当时子路已经不说，孔子且曾发誓，是所谓“见”者，岂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卫国来见寡君的，必须见寡小君。孔子又曾陪南子出游，参乘过市。再连同南子的许多故事，辑在一块，表演起来，怎见得就不能成为艺术？艺术的表现，有作者自己在内，与作史是不同的呵！

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观，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观，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放在一幕里表演出来，让观众自己认识去，怎见得发见不出人生的真义？原剧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乐主义的；孔子却是一个遵守礼法的，要得位行道的。

这两个人根本态度便不同，又怎能没有冲突？至于说：“普通界说之所谓孔教，乃宋儒以后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请问：原始的礼教，究是什么样子？魏晋之间，所常说的“礼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

又说：“例以如演《子见南子》之剧，可以明艺术与人生。

吾不知所谓艺术与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说过：艺术是人生的表现，作者在表演人生，观者看了之后，各随其能感的程度，而有所见于人生，又有人专门跑到剧场中去看人类。所谓艺术与人生者就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难道说，凡所谓艺术与人生者，都应在孔教的范畴之中么？

记者先生又由孔学本身上观察说：“自汉以来，孔子横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责孔子不负之。——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负二千年后政治之责任。”

我却以为不然。自汉以来，历代帝王，为什么单要利用孔子？

最尊崇孔子的几个君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尊崇孔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孔子没有这一套东西，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他们为什么不利用老庄与荀子？一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成为游民阶级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号之下，产生出来的吗？历代政治权力者所豢养的士，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吗？他们所祖述的孔子学说，不见得都是凭空捏造的吧？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乎被朱元璋赶出圣庙去。张宗昌因为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认孔德成为“仁侄”之外，还刻印了十三经。封建势力善以孔子的学说为护符，其责孔子不负之谁负之？

又说：“孔学之真价值，初不借政治势力为之保存，反因帝王利用而教义不显。”那么，记者先生对于我这次被告，应作何感想呢？

记者先生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记者先生忘记我们是在表演戏剧，不是背述史实；我们是在开游艺会，不是宣读论文。而且“自究极的意义言之”，演者在表演实人生时，不用向他说你要谨严谨严，他自然而然地会谨严起来；因为实人生是严肃的，演者面对着实人生时，他自会严肃起来的。同时，如果研究的不彻底，也绝对表演不好。在筹备演《子见南子》的时候，我曾教学生到孔庙里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过细地看一下。对于《论语》，尤其是《乡党》一篇，要着实地研究一下。单为要演戏，还详细地讨论过“温良恭俭让”五个字的意味。我们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样彻底，但已尽其最善之努力了。记者先生还以为我们太草率么？我们应当读书十年之后，再演《子见南子》么？不必吧！记者先生既说：“《子见南子》剧脚本，吾人未见；曲阜二师，如何演剧，更属不知。”还能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么？

何不买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看看，到曲阜实地调查一下再说呢？这样，岂不研究的更彻底，态度更能谨严些么？

而且我们演剧的背影是什么？曲阜的社会状况何若？一般民众的要求怎样？记者先生也许“更属不知”吧？那末，所根据的史实是什么呢？记者先生对于孔学本身，未曾论列；何谓礼教？何谓艺术？更少发挥。对于我个人，颇有敲打；对于我们演《子见南子》微词更多：不知根据的什么理论？

所谓“孔学的本身”，与“孔学的真价值”，到底是什么？

请《大公报》的记者，具体的提出来。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十八年的立场上，愿意陪着记者先生，再重新估量估量。

一九二九，七，二八，济南旅舍

九　教育部训令第九五二号令山东教育厅

查该省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被控侮辱孔子一案，业令行该厅查办，并加派本部参事朱葆勤，会同该厅，严行查办各在案。兹据该参事厅长等，将查明各情，会同呈复前来。

查该校校长宋还吾，既据该参事厅长等，会同查明，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惟该校校长以后须对学生严加训诰，并对孔子极端尊崇，以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除据情并将本部处理情形，呈请行政院鉴核转呈，暨指令外，合行令仰该厅知照，并转饬该校校长遵照，此令。

十　曲阜二师校长呈山东教育厅文呈为呈请事

案据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党报》二十八日登载教育部训令九五二号，内开“云云”。查办以来，引咎待罪，二十余日，竟蒙教育部昭鉴下情，免予置议，感激之余，亟思图报。惟关于训诰学生，尊崇孔子两点，尚无明文详细规定。恐再有不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致重罪戾，又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纪念，为期已迫，是以未及等候教厅载令到校，提前呈请。查孔家哲学之出发点，约略言之，不过一部《易经》。“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类此乾坤定位，贵贱陈列，以明君臣之大义，以立万世之常经的宇宙观，何等整齐。自民国肇造以来，由君主专制之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民治，由孔家哲学之观点论之，实不啻翻天倒泽，加履首上，上下不辩，民志不定，乾坤毁灭，阴阳错乱，“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如此则孔家全部哲学，尚何所根据乎？此后校长对学生，有所训诰，如不阐明孔子尊君之义，则训诰不严，难免违犯部令之罪，如阐明孔子尊君之义，则又抵触国体，将违犯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校长在武汉被共党逮捕入狱，八十余日，饱尝铁窗风味，至今思之，犹觉寒心，何敢再触法网，重入囹圄。校长效力党国，如有罪戾，应请明令处置，如无罪戾，何为故使进退维谷？校长怀刑畏法，只此一端，已无以自处。窃谓应呈请部院，删除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或明令解释讲演孔子尊君之义为不抵触国体，则校长将有所遵循，能不获罪。又查尊崇孔子最显著者莫过于祭孔典礼，民国以来，祭孔率行鞠躬礼，惟袁世凯筹备帝制时，则定为服祭天服，行跪拜礼，张宗昌在山东时亦用跪拜礼。至曲阜孔裔告祭林庙时，自袁世凯以来，以至今日，均系服祭天服，行跪拜礼，未尝稍改。本校设在曲阜，数年前全校师生赴孔庙参加祭孔典礼，曾因不随同跪拜，大受孔裔斥责，几起冲突。刻距现行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期不足一月，若不预制祭天服，定行跪拜礼，倘被孔裔控告，为尊崇孔子，未能极端，则校长罪戾加重，当何词以自解？若预制祭天服，则限于预算，款无所出，实行跪拜礼，则院部尚无功令，冒然随同，将违背现行礼节，当然获罪。且查曲阜衍圣公府，输资设立明德中学，向无所谓星期，每旧历庚日，则休假一日，名曰旬休，旧历朔望，例须拜孔，行三跪九叩礼，又每逢祭孔之时，齐集庙内，执八佾舞于两阶。本校学生如不从同，则尊崇不能极端，如须从同，是否违背院部功令。凡此种种，均请钧厅转院部，明令示遵。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何。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七月二十八日。

十一　山东教育厅训令第一二○四号

八月一日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遗缺以张敦讷接充。此令。

十二　结语

有以上十一篇公私文字，已经可无须说明，明白山东曲

阜第二师范学校演《子见南子》一案的表里。前几篇呈文（二至三），可借以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中间的会呈（四），是证明控告的说诳；其次的两段记事（五至六），则揭发此案的内幕和记载要人的主张的。待到教育部训令（九）一下，表面上似乎已经无事，而宋校长偏还强项，提出种种问题（十），于是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十一），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夜，鲁迅编讫谨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二十四期（衍期出版）。

《子见南子》，独幕话剧，林语堂根据有关孔丘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历史记载编写而成。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

柳无忌来信按语〔１〕

鲁迅谨按——

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玉娇梨》〔２〕所见的也是翻本，作者，著作年代，都无从查考。那时我想，倘能够得到一本明刻原本，那么，从板式，印章，序文等，或者能够推知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真姓名罢，然而这希望至今没有达到。

这三年来不再教书，关于小说史的材料也就不去留心了。

因此并没有什么新材料。但现在研究小说史者已经很多，并且又开辟了各种新方面，所以现在便将柳无忌先生的信，借《语丝》公开，希望得有关于《玉娇梨》的资料的读者，惠给有益的文字。这，大约是《语丝》也很愿意发表的。

一九三○年，二月十九日。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素不相识，请恕冒昧通信之罪。

为的是关于中国小说的一件事。在你的《小说史略》中，曾讲过明代的一部言情小说：《玉娇梨》，真如你所云，此书在中国虽不甚通行，在欧洲却颇有一时的运命。月前去访耶鲁大学的德文系主任，讲到歌德的事。他说：歌德曾批评过一部中国的小说，颇加称道；于是他就把校中“歌德藏书室”中的法德文译本的《玉娇梨》给我看。后来我又另在耶鲁图书馆中找到一册英译。

在学问方面，欧美作者关于歌德已差不多考证无遗，——独有在这一方面，讲到《玉娇梨》的文字，尚付阙如。因此我想，倘使能将我国人所有讲及此书的材料，搜集整理一下，公诸欧美研究歌德的学者，也许可算一点贡献，虽是十分些微的。但是苦于学问不足，在此又无工具可用，竟无从入手。因此想到先生于中国小说，研究有素，未知能否示我一点材料；关于原书的确切年代，作者的姓名及生活，后人对于此书的记载及批评，为帮忙查考？

此信拟由小峰先生转上，如能公开了，引起大众的兴趣，也是件“美德”。

祝学安

柳无忌上。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四十五期（衍期出版）“通讯”栏，在柳无忌来信之后。

柳无忌，江苏吴江人，当时是美国耶鲁大学学生。

〔２〕　《玉娇梨》　人情小说，清代张匀撰，旧刻本题“荑荻山人编次”，五卷，二十回。该书在一八二六年由法国人锐幕萨译成法文；次年，英国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德国司图嘉特出版了德译本。

《文艺研究》例言〔１〕

一、《文艺研究》专载关于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字，不论译著，并且延及文艺作品及作者的绍介和批评。

二、《文艺研究》意在供已治文艺的读者的阅览，所以文字的内容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久长，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选入。

三、《文艺研究》但亦非专载今人作品，凡前人旧作，倘于文艺史上有重大关系，划一时代者，仍在绍介之列。

四、《文艺研究》的倾向，在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所以凡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倘其中有若干部分涉及文艺者，有时亦仍在绍介之列。

五、《文艺研究》甚愿于中国新出之关于文艺及社会科学书籍，有简明的绍介和批评，以便利读者。但同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倘蒙专家惠寄相助，极所欣幸。

六、《文艺研究》又甚愿文与艺相钩连，因此微志，所以在此亦试加插图，并且在可能范围内，多载塑绘及雕刻之作。

七、《文艺研究》于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十五日各印行一本；每四本为一卷。每本约二百余页，十万至十二万字。倘多得应当流布的文章，即随时增页。

八、《文艺研究》上所载诸文，此后均不再印造单行本子，所以此种杂志即为荟萃单篇要论之丛书，可以常资参考。

〔１〕　本篇最初载于一九三○年上海《文艺研究》创刊号。未署名。一九三○年二月八日鲁迅日记：“午寄陈望道信并《文艺研究》例言草稿八条。”

《文艺研究》，季刊，鲁迅编辑，版权页印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出版，实际出版时间约有四月底至五月初。仅出一期。

鲁迅自传〔１〕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

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２〕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３〕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它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所作《自叙传略》（收入《集外集》）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

〔２〕　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他制造了镇压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三一八惨案。事后，又发布秘密通缉令，据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披露，“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

均包括在内，闻所开五十人中之学界部分，系（教长）马君武亲笔开列”。

〔３〕　林语堂（１８９４—１９７６）　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编辑《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幽默和闲适。一九二六年六月他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秘书时，曾推荐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

题赠冯蕙熹〔１〕

杀人有将，救人为医。

杀了大半，救其孑遗。

小补之哉，乌乎噫嘻！

鲁迅

一九三十年九月一日，上海

〔１〕　本篇据手迹编入，原无标题。

冯蕙熹，广东南海人，许广平的表妹。当时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学生。

《铁甲列车Ｎｒ．１４－６９》译本后记〔１〕

作者的事迹，见于他的自传，本书的批评，见于Ｋｏｇａｎ教授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２〕中，中国已有译本，在这里无须多说了。

关于巴尔底山〔３〕的小说，伊凡诺夫〔４〕所作的不只这一篇，但这一篇称为杰出。巴尔底山者，源出法语，意云“党人”，当拿破仑侵入俄国时，农民即曾组织团体以自卫，〔５〕——这一个名目，恐怕还是法国人所起的。

现在或译为游击队，或译为袭击队，经西欧的新闻记者用他们的有血的笔一渲染，读者便觉得像是渴血的野兽一般了。这篇便可洗掉一切的风说，知道不过是单纯的平常的农民的集合，——其实只是工农自卫团而已。

这一篇的底本，是日本黑田辰男〔６〕的翻译，而且是第二次的改译，自云“确已面目一新，相信能近于完全”的，但参照Ｅｄｕａｒｄ　Ｓｃｈｉｅｍａｎｎ〔７〕的德译本，则不同之处很不少。据情节来加推断，亦复互见短长，所以本书也常有依照德译本之处。大约作者阅历甚多，方言杂出，即这一篇中就常有西伯利亚和中国语；文笔又颇特别，所以完全的译本，也就难于出现了罢。我们的译本，也只主张在直接的完译未出之前，有存在的权利罢了。

一九三○年十二月三○日。编者。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二年八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译本《铁甲列车Ｎｒ．１４—１９》。

《铁甲列车Ｎｒ．１４—６９》，中篇小说，苏联伊凡诺夫作，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西伯利亚工人、农民组成游击队同日本、美国干涉者所支持的高尔察克白匪军斗争的故事。侍桁译，鲁迅校，列为鲁迅所编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Ｎｒ，德语Ｎｕｍｍｅｒ的缩写，意为号码。

〔２〕　Ｋｏｇａｎ　戈庚（Ⅱ．Ｃ．`lzaw，１８７２—１９３２），苏联文学史家。著有《西欧文学史概论》等。《伟大的十年的文学》，论述十月革命前后至一九二七年苏联文学发展概况的著作。沈端先译，一九三○年九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３〕　巴尔底山　俄语batocdaw的音译，源于法语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４〕　伊凡诺夫（e．e．fhawlh，１８９５—１９６３）　苏联作家。著有中篇小说《游击队员》、《铁甲列车Ｎｒ．１４—６９》、《有色的风》，长篇小说《巴尔霍明柯》等。

〔５〕　拿破仑于一八一二年六月入侵俄国，九月攻克莫斯科，当时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组织军队进行游击战争，并鼓励农民开展游击运动，于十月转入反攻，十一月将法军驱逐出俄国。

〔６〕　黑田辰男　日本的俄罗斯及苏联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

〔７〕　Ｅｄｕａｒｄ　Ｓｃｈｉｅｍａｎｎ　爱德华·席曼，德国翻译家。

题《陶元庆的出品》〔１〕

此璇卿〔２〕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皠〔３〕，留此为念。乌呼！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夜，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据手迹编入，原题在鲁迅所藏画集《陶元庆的出品》空白页上，无标题、标点。

《陶元庆的出品》，陶元庆在上海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上展出作品的选集，共收绘画八幅。一九二八年五月北新书局印行。内有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一文（后收入《而已集》）。同年五月七日陶元庆将此画集赠给鲁迅。

〔２〕　璇卿　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在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任教。

鲁迅的著译《坟》、《彷徨》、《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等都由他作封面画。他病逝后葬于杭州西湖的玉泉道上，墓地为鲁迅出资购置。

〔３〕　草露易皠　语出汉乐府相和曲《薤露曲》：“薤上露，何易皠。露皠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１〕

珂勒惠支（Ｋａｔｈｅ　Ｋｏｌｌｗｉｔｚ）以一八六七年生于东普鲁士之区匿培克（Ｋｏｅ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２〕，在本乡，柏林，明辛〔３〕学画，后与医生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结婚。其夫住贫民区域，常为贫民治病，故Ｋ．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的画材，也多为贫病与辛苦。

最有名的是四种连续画〔４〕。《牺牲》即木刻《战争》七幅中之一，刻一母亲含悲献她的儿子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时正值欧洲大战，她的两个幼子都死在战线上〔５〕。

然而她的画不仅是“悲哀”和“愤怒”，到晚年时，已从悲剧的，英雄的，暗淡的形式化蜕了。

所以，那盖勒（Ｏｔｔｏ　Ｎａｇｅｌ）〔６〕批评她说：Ｋ．Ｋｏｌｌｗｉｔｚ之所以于我们这样接近的，是在她那强有力的，无不包罗的母性。这漂泛于她的艺术之上，如一种善的征兆。这使我们希望离开人间。然而这也是对于更新和更好的“将来”的督促和信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北斗》月刊创刊号，原题《牺牲——德国珂勒维支木刻〈战争〉中之一》。关于鲁迅选载木刻《牺牲》的用意，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凯绥·珂勒惠支（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德国版画家。鲁迅于一九三六年编印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为其写了《序目》（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２〕　区匿培克　通译哥尼斯堡，东普鲁士的工业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

〔３〕　明辛　通译慕尼黑，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城市。

〔４〕　四种连续画　即《织工的反抗》、《农民战争》、《战争》、《无产阶级》四组版画。《牺牲》是《战争》中的第一幅，也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幅珂勒惠支的版画。

〔５〕　欧洲大战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珂勒惠支的第二个儿子彼得于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战死，文中所说“两个幼子”当系误记。

〔６〕　那盖勒（１８９４—１９６７）　通译纳格尔，德国画家、美术批评家。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院长。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１〕

这一本译稿的到我手头，已经足有一年半了。我向来原是很爱Ｐｅｔｏgｆｉ　Ｓáｎｄｏｒ〔２〕的人和诗的，又见译文的认真而且流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计画印单行本没有成，便想陆续登在《奔流》上，绍介给中国。一面写信给译者，问他可能访到美丽的插图。

译者便写信到作者的本国，原译者Ｋ．ｄｅ　Ｋａｌｏｃｓａｙ〔３〕先生那里去，去年冬天，竟寄到了十二幅很好的画片，是五彩缩印的Ｓáｎｄｏｒ　Ｂéｌáｔｏｌ〔４〕（照欧美通式，便是Ｂéｌａ　Ｓáｎｄｏｒ）教授所作的壁画，来信上还说：“以前我搜集它的图画，好久还不能找到，已经绝望了，最后却在一个我的朋友那里找着。”那么，这《勇敢的约翰》的画像，虽在匈牙利本国，也是并不常见的东西了。

然而那时《奔流》又已经为了莫名其妙的缘故而停刊。以为倘使这从此湮没，万分可惜，自己既无力印行，便绍介到小说月报社去，然而似要非要，又送到学生杂志社〔５〕去，却是简直不要，于是满身晦气，怅然回来，伴着我枯坐，跟着我流离，一直到现在。但是，无论怎样碰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正如作者虽然死在哥萨克〔６〕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个诗人和英雄一样。

作者的事略，除译者已在前面叙述外，还有一篇奥国ＡｌｆｒｅｄＴｅｎｉｅｒｓ做的行状，白莽所译，〔７〕登在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一本的《奔流》中，说得较为详尽。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但这一篇民间故事诗，虽说事迹简朴，却充满着儿童的天真，所以即使你已经做过九十大寿，只要还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看到卷末。德国在一八七八年已有Ｉ．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８〕的译本，就称之为匈牙利的童话诗。

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９〕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１０〕。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

但是，现在倘有新作的童话，我想，恐怕未必再讲封王拜相的故事了。不过这是一八四四年所作，而且采自民间传说的，又明明是童话，所以毫不足奇。那时的诗人，还大抵相信上帝，有的竟以为诗人死后，将得上帝的优待，坐在他旁边吃糖果哩。〔１１〕然而我们现在听了这些话，总不至于连忙去学做诗，希图将来有糖果吃罢。就是万分爱吃糖果的人，也不至于此。

就因为上述的一些有益无害的原因，所以终于还要尽微末之力，将这献给中国的读者，连老人和成人，单是借此消遣的和研究文学的都在内，并不专限于儿童。世界语译本上原有插画三小幅，这里只取了两幅；最可惜的是为了经济关系，那难得的十二幅壁画的大部分只能用单色铜版印，以致失去不少的精采。但总算已经将匈牙利的一种名作和两个画家绍介在这里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一年十月上海湖风书店出版的中译本《勇敢的约翰》。

《勇敢的约翰》，长篇童话叙事诗，裴多菲的代表作。它以流行的民间传说为题材，描写贫苦牧羊人约翰勇敢机智的斗争故事。孙用据世界语译本转译。

〔２〕　Ｐｅｔｏgｆｉ　Ｓáｎｄｏｒ　裴多菲·山陀尔（１８２３—１８４９），诗人、革命家。一八四八年三月他参加领导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布达佩斯起义，次年九月在同协助奥国侵略的沙皇军队作战中牺牲。

〔３〕　Ｋ．ｄｅ　Ｋａｌｏｃｓａｙ　克·德·考罗卓（１８９１—？），匈牙利诗人、翻译家，《勇敢的约翰》的世界语译者。

〔４〕　Ｓáｎｄｏｒ　Ｂéｌáｔｏｌ　山陀尔·贝拉（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匈牙利画家。

〔５〕　学生杂志　一种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月刊，朱元善等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一四年七月创刊，原名《学生月刊》，一九二○年起改用本名。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二十四卷第八期终刊。

〔６〕　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自由的人”或“勇敢的人”。他们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农奴和城市贫民，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前半叶，因不堪封建压迫，从俄国中部逃出，定居在俄国南部的库班河和顿河一带，自称为“哥萨克人”。他们善骑战，沙皇时代多入伍当兵。

〔７〕　Ａｌｆｒｅｄ　Ｔｅｎｉｅｒｓ　通译奥尔佛雷德·德涅尔斯，奥地利作家。白莽（１９０９—１９３１），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浙江象山人。

作家，“左联”成员。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所译的德涅尔斯的文章题为《彼得斐·山陀尔行状》。

〔８〕　Ｉ．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　施尼策尔（１８３９—１９２１），匈牙利记者、诗人、翻译家。

〔９〕　湖南军阀何键在一九三一年二月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中说：“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见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申报》）

〔１０〕　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　这是《勇敢的约翰》结尾的情节。

〔１１〕　诗人死后坐在上帝身旁吃糖果，见德国诗人海涅（１７９７—１８５６）的诗集《还乡记》中的第六十六首小诗。原诗的译文是：“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些珍品，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理惠拉壁画《贫人之夜》说明〔１〕

理惠拉（Ｄｉｅｇｏ　Ｒｉｖｅｒａ）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墨西哥，然而是久在西欧学画的人。他二十岁后，即往来于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受了印象派〔２〕，立体派〔３〕，以及文艺复兴前期的壁画家〔４〕的影响。此后回国，感于农工的运动，遂宣言“与民众同在”，成了有名的生地壁画家。生地壁画（Ｆｒｅｓｃｏ）者，乘灰粉未干之际，即须挥毫傅彩，是颇不容易的。

他的壁画有三处，一为教育部内的劳动院，二为祭祝院，三为查宾戈（Ｃｈａｐｉｎｇｏ）农业学校。这回所取的一幅，是祭祝院里的。

理惠拉以为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因此也可知倘还在倾向沙龙（Ｓａｌｏｎ）〔５〕绘画，正是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原题《贫人之夜》。未署名。

理惠拉（１８８６—１９５７），通译里维拉，墨西哥画家，墨西哥壁画运动重要成员之一。主要作品有壁画《人——世界的主人》、《大地的母亲》等。

〔２〕　印象派　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印象派的绘画强调表现艺术家瞬间的主观印象，重在色彩光线，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这种思潮后来影响到文学、音乐、雕塑等各方面。

〔３〕　立体派　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反对客观地描绘事物，主张以几何图形（立方体、球体和圆锥体）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作品构图怪诞。

〔４〕　文艺复兴前期的壁画家　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壁画艺术空前繁荣，代表人物有乔托（Ｇｉｏｔｔｏ　ｄｉ　Ｂｏｎｄｏｎｅ，１２６７—１３３７）、马萨丘（Ｍａｓａｃｃｉｏ，１４０１—１４２８）等，他们所绘宗教题材的人物画具有世俗的生活气息，注意运用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对后来的绘画艺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５〕　沙龙　法语Ｓａｌｏｎ的音译，本义为客厅。沙龙绘画，指上流社会的绘画。

“日本研究”之外〔１〕

自从日本占领了辽吉两省以来，出版界就发生了一种新气象：许多期刊里，都登载了研究日本的论文，好几家书铺子，还要出日本研究的小本子。此外，据广告说，什么亡国史是瞬息卖完了好几版了。

怎么会突然生出这许多研究日本的专家来的？看罢，除了《申报》《自由谈》〔２〕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

倘使日本人不做关于他本国，关于满蒙的书，我们中国的出版界便没有这般热闹。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３〕，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也可以注意些现在好像和我们毫无关系的德，奥，匈，比……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因为这样的书，至多只能教给你一做亡国奴，就认衷?的苦还要苦；他日情随事迁，很可以自幸还胜于连表面上也已经亡国的人民，依然高高兴兴，再等着灭亡的更加逼近。这是“亡国史”第一页之前的页数，“亡国史”作者所不肯明写出来的。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叫！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文艺新闻》第三十八号，署名乐贲。

〔２〕　《自由谈》　上海《申报》副刊之一，始办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原由王蕴章、周瘦鹃等先后主编，多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黎烈文接编后，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下文所说“日本应称为贼邦”，见该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抗日之声”栏所载寄萍的文章；“日本古名倭奴”，见该刊同年十月十三日所载瘦曼《反日声中之小常识》；关于日本施行征兵制，见该刊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所载郑逸梅《纪客谈倭国之军人》。

〔３〕　墨子为飞机鼻祖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墨子为飞机鼻祖之说，当由此附会而来。

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１〕

世界上版画出现得最早的是中国〔２〕，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模拓，或者刻在木版上，分布人间。后来就推广而为书籍的绣像〔３〕，单张的花纸，给爱好图画的人更容易看见，一直到新的印刷术传进了中国，这才渐渐的归于消亡。

欧洲的版画，最初也是或用作插画，或印成单张，和中国一样的。制作的时候，也是画手一人，刻手一人，印手又是另一人，和中国一样的。大家虽然借此娱目赏心，但并不看作艺术，也和中国一样。但到十九世纪末，风气改变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都来自己动手，用刀代了笔，自画，自刻，自印，使它确然成为一种艺术品，而给人赏鉴的量，却比单能成就一张的油画之类还要多。这种艺术，现在谓之“创作版画”，以别于古时的木刻，也有人称之为“雕刀艺术”。

但中国注意于这种艺术的人，向来是很少的。去年虽然开过一个小小的展览会〔４〕，而至今并无继起。近闻有德国的爱好美术的人们，已筹备开一“创作版画展览会”。其版类有木，有石，有铜。其作家都是现代德国的，或寓居德国的各国的名手，有许多还是已经跨进美术史里去了的人们。例如亚尔启本珂（Ａｒｃｈｉｐｅｎｋｏ），珂珂式加（Ｏ．Ｋｏｋｏｓｃｈｋａ），法宁该尔（Ｌ．Ｆｅｉｎｉｎｇｅｒ），沛息斯坦因（Ｍ．Ｐｅｃｈｓｔｅｉｎ）〔５〕，都是只要知道一点现代艺术的人，就很熟识的人物。此外还有当表现派文学运动〔６〕之际，和文学家一同协力的霍夫曼（Ｌ．ｖｏｎ　Ｈｏｆｍａｎｎ），梅特那（Ｌ．Ｍｅｉｄｎｅｒ）〔７〕的作品。至于新的战斗的作家如珂勒惠支夫人（Ｋ．Ｋｏｌｌｗｉｔｚ），格罗斯（Ｇ．Ｇｒｏｓｚ），梅斐尔德（Ｃ．Ｍｅｆｆｅｒｔ）〔８〕，那是连留心文学的人也就知道，更可以无须多说的了。

这展览会里，连上述各家以及别的作者的版画，闻共有百余幅之多，大者至二三尺，且都有作者亲笔的署名，和翻印的画片，简直有天渊之别，是很值得美术学生和爱好美术者的研究的。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文艺新闻》第三十九号，署名乐贲。

德国作家版画展，德国汉堡嘉夫人于一九三一年底筹办，次年五、六月间在上海展出。鲁迅曾为它提供展品和镜框。汉堡嘉夫人（Ｍｒｓ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当时侨居上海，开设瀛环图书公司。

〔２〕　版画出现得最早的是中国　远在汉代，我国就产生了具有版画性质和特点的石刻画像。至唐代出现了《金刚经》扉画《佛在给孤独园说法图》（刊印于咸通九年，即公元八六八年）等优秀木刻版画，比欧洲现存的十五世纪初的木刻圣母像要早几百年。

〔３〕　绣像　指明清以来印在通俗小说卷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像。

〔４〕　指一九三○年十月鲁迅与日本内山完造在上海合办的版画展览会，共展出苏、德等国作品七十余幅。

〔５〕　亚尔启本珂（１８８７—１９６４）美国雕刻家、画家，原籍俄国，曾在德国从事美术活动。珂珂式加（１８８６—？），奥地利画家、戏剧家，一九○八年侨居德国。法宁该尔（１８７１—１９５６），美国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大部分时间住在德国。沛息斯坦因（１８８１—１９５５），德国画家。

〔６〕　表现派文学运动　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对资本主义黑暗现实带有盲目的反抗情绪，强调表现自我感受，认为主观是唯一的真实，漠视现实生活，反对艺术的目的性。这一流派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反映。

〔７〕　霍夫曼（１８６１—１９４５）　德国画家、版画家。梅特那（１８８４—１９６６），德国画家。

〔８〕　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　德国画家，后移居美国。梅斐尔德，德国版画家。

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像〔１〕

此次版画展览会，原定于本月七日举行，闻搜集原版画片，颇为不少，大抵大至尺余，如格罗斯所作石版《席勒剧本〈群盗〉警句图》十张〔２〕，珂勒惠支夫人所作铜板画《农民图》七张，则大至二尺以上，因此镜框遂成问题。有志于美术的人，既无力购置，而一时又难以另法备办，现筹备人方四出向朋友商借，一俟借妥，即可开会展览。

又闻俄国木刻名家毕斯凯莱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３〕有《铁流图》四小幅，自在严寒中印成，赠与小说《铁流》之中国译者〔４〕，昨已由译者寄回上海，是为在东亚唯一之原版画，传闻三闲书屋为之制版印行。并拟先在展览会陈列，以供爱好美术者之赏鉴。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文艺新闻》第四十号，原题《铁流图·版画展延期举行真像》，未署名。

〔２〕　格罗斯所作《席勒剧本〈群盗〉警句图》，共九幅，完成于一九二二年。

〔３〕　毕斯凯莱夫（Ｈ．hcnxatvh，１８９２—１９５９）　苏联版画家、图书插画家。作品有《铁流》、《安娜·卡列尼娜》等书插图。

〔４〕　《铁流》之中国译者　指曹靖华，原名联亚，河南卢氏人。

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任教。他翻译的《铁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三闲书屋出版。同年十二月八日，鲁迅收到他寄来的毕斯凯莱夫手拓《铁流》插图四幅，曾拟制版单独印行，但未实现，后收入《引玉集》。

水灾即“建国”〔１〕

《建国月刊》〔２〕第六卷第二期出版了，上海各大报上都登着广告。首先是光辉灿烂的“本刊宗旨”：

（一）阐扬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二）整理本党光荣之革命历史；（三）讨论实际建设问题；（四）整理本国学术介绍世界学术思潮。

好极了！那么，看内容罢。首先是光辉灿烂的“插图”：

水灾摄影〔３〕（四幅）！

好极了……这叫作一句话说尽了“建国”的本色。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头》旬刊第三期，署名遐观。

〔２〕　《建国月刊》　政治性综合期刊，邵元冲（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主编。一九二八年四月创刊于上海。原为周刊，一九二九年五月改为月刊。一九三一年二月迁至南京出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停刊。一九四七年十月在台湾复刊。该刊第六卷第二期未注年月，约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底。

〔３〕　水灾摄影　一九三一年夏，因江河堤坝长年失修，长江、淮河流域八省发生严重水灾，受灾人口近一亿。《建国月刊》第六卷第二期卷首刊有以下四幅照片：“崇孝区四合障高家铺水灾”、“常德县城德区民康垸水灾摄影（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常德县第四区乌黄障刘家屋后水口摄影（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护城下障沿沙河溃口”。

题《外套》〔１〕

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此世耶，悲夫！

越二年余，发箧见此，追记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迅。

〔１〕　本篇据手迹编入，原无标题。

《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韦素园译。一九二六年九月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九年七月韦素园以布面精装本一册寄赠鲁迅。

我对于《文新》的意见〔１〕

《文艺新闻》所标榜的既然是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２〕，杂乱一些当然是不免的。但即就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而论，过去的五十期中，有时也似乎过于杂乱。例如说柏拉图的《共和国》，泰纳的《艺术哲学》都不是“文艺论”之类，〔３〕实在奇特的了不得，阿二阿三不是阿四，说这样的话干什么呢？

还有“每日笔记”〔４〕里，没有影响的话也太多，例如谁在吟长诗，谁在写杰作之类，至今大抵没有后文。我以为此后要有事实出现之后，才登为是。至于谁在避暑，谁在出汗之类，是简直可以不登的。

各省，尤其是僻远之处的文艺事件通信，是很要紧的，可惜的是往往亦有一回，后来就不知怎样，但愿常有接续的通信，就好。

论文看起来太板，要再做得花色一点。

各国文艺界消息，要多，但又要写得简括。例如《苏联文学通信》〔５〕那样的东西，我以为是很好的。但刘易士被打了一个嘴巴〔６〕那些，却没有也可以。

此外也想不起什么来了，也是杂乱得很，对不对，请酌为幸。

鲁迅。五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六日《文艺新闻》第五十五号。

《文新》，即《文艺新闻》，周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刊物，主办人袁殊（即袁学易）。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六日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共出六十号。该刊创刊一周年时，曾广泛征求意见，本篇即为此而写。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英语：新闻学，当时曾译为集纳主义。

〔３〕　赵景深在《文艺新闻》第九号（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一日）发表的《没有文学概论》一文中说：“我觉得‘文学概论’这东西是没有的，我不敢承认有‘文学概论’！……柏拉图的共和国也不是普通的文学概论而是柏拉图个人的文学论，推而至于太纳的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都不是普通的文学概论，而是太纳……个人的文学论。”《共和国》，通译《理想国》，柏拉图关于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著作。泰纳（Ｈ．Ａ．Ｔａｉｎｅ，１８２８—１８９３），法国文艺理论家。《艺术哲学》是他的艺术理论批评著作。

〔４〕　“每日笔记”　《文艺新闻》的一个专栏，主要登载文艺界人物动态。《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日）该栏内，刊载过“叶灵凤赴西湖从事长篇著作”和“章衣萍赴西湖吟诗”的消息。

〔５〕　《苏联文学通信》　《文艺新闻》第五十号、五十一号（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十八日）连载的署名雷丹林的文章，其中介绍了苏联当时的各派文学思潮和高尔基的情况。

〔６〕　刘易士被打了一个嘴巴　《文艺新闻》第十二号（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刊载过一则消息，题为《一巴掌！正义之击：德兰散打鲁意丝的耳光》。德兰散（Ｔ．Ｄｒｅｉｓｅｒ，１８７１—１９４５），通译德莱塞；鲁意丝，即刘易士（Ｓ．Ｌｅｗｉｓ，１８８５—１９５１），二人都是美国小说家。

题记一篇〔１〕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达其情意而已。

声音繁变，紊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然言者，犹风波也，激方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故越吟〔２〕仅一见于载籍，绋讴〔３〕不丛集于诗山也。幸赖文字，其散亡，楮墨所书，年命斯久。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４〕，西则有亚理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所惜既局于地，复限于时，后贤补苴，竞标颖异，积鸿文于书○，嗟白首而难测，倘无要略，孰识菁英矣。作者青年劬学，著为新编，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盖犹识玄冬于瓶水〔５〕，悟新秋于坠梧〔６〕，而后治诗学者，庶几由此省探索之劳已。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鲁迅读毕谨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是给一个青年作者的文学论著写的题记。

原有句读，无标题。

〔２〕　越吟　指古代越国的民歌，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载有春秋时的《越人歌》一篇。

〔３〕　绋讴　古代出殡时挽柩人所唱的歌，如汉乐府《相和曲》中的《薤露曲》、《蒿里曲》。

〔４〕　刘彦和（？—约５２０）　名勰，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文艺理论家。《文心》，即《文心雕龙》，十卷，是他所撰的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

〔５〕　识玄冬于瓶水　《吕氏春秋·察今》：“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尔雅·释天》：“冬为玄英。”

〔６〕　悟新秋于坠梧　《淮南子·说山》：“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明代王象晋《群芳谱》：“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

文摊秘诀十条〔１〕

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

二，须多谈胡适之〔２〕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录用二号字。

四，须设法将自己的照片登载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

五，须设法证明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或杨朱是澳洲人，〔３〕并且出一本“专号”。

六，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

七，须取《史记》或《汉书》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时又编《世界史学家辞典》一部，办法同上。

八，须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气。

九，须常常透露游欧或游美的消息。

十，倘有人作文攻击，可说明此人曾来投稿，不予登载，所以挟嫌报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

〔２〕　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即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提倡白话文学，在文化教育界名声较大。有些人提及他时便常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

〔３〕　墨翟（前４６８—前３７６）　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杨朱，战国时魏国人。胡怀琛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第十六号（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月）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两文，据“墨”字本义为黑、“翟”与“狄”同音，而断言墨翟为印度人。这里说“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杨朱是澳洲人”，是对这类“考据学”的讽刺。（按“翟”字本义是一种长尾野鸡，“杨”与“洋”同音，故有此谐语。）

闻小林同志之死〔１〕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　迅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第四、五期合刊，原为白文。

小林，即小林多喜二（１９０３—１９３３），日本作家。一九三一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兼书记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逮捕，毒打致死。著有长篇小说《蟹工船》、《在外地主》等。

通信（复魏猛克）〔１〕

猛克先生：

三日的来信收到了，适值还完了一批笔债，所以想来写几句。

大约因为我们的年龄，环境……不同之故罢，我们还很隔膜。譬如回信，其实我也常有失写的，或者以为不必复，或者失掉了住址，或者偶然搁下终于忘记了，或者对于质问，本想查考一番再答，而被别事岔开，从此搁笔的也有。那些发信者，恐怕在以为我是以“大文学家”自居的，和你的意见一定并不一样。

你疑心萧〔２〕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３〕，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４〕的讲演。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爆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５〕，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６〕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

所以对于萧的言论，侮辱他个人与否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

其次，是关于高尔基〔７〕。许多青年，也像你一样，从世界上各种名人的身上寻出各种美点来，想我来照样学。但这是难的，一个人那里能做得到这么好。况且你很明白，我和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所举的他那些美点，虽然根据于记载，我也有些怀疑。照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是做不了这许多的，所以我疑心他有书记，以及几个助手。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写此信时，是夜一点半了。

至于那一张插图〔８〕，一目了然，那两个字是另一位文学家的手笔，其实是和那图也相称的，我觉得倒也无损于原意。我的身子，我以为画得太胖，而又太高，我那里及得高尔基的一半。文艺家的比较是极容易的，作品就是铁证，没法游移。

你说，以我“的地位，不便参加一个幼稚的团体的战斗”，那是观察得不确的。我和青年们合作过许多回，虽然都没有好结果，但事实上却曾参加过。不过那都是文学团体，我比较的知道一点。若在美术的刊物上，我没有投过文章，只是有时迫于朋友的希望，也曾写过几篇小序之类，无知妄作，现在想起来还很不舒服。

自然，我不是木石，倘有人给我一拳，我有时也会还他一脚的，但我的不“再来开口”〔９〕，却并非因为你的文章，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帖。

但仔细分析起来，恐怕关于你的大作的，也有一点。这请你不要误解，以为是为了“地位”的关系，即使是猫狗之类，你倘给以打击之后，它也会避开一点的，我也常对于青年，避到僻静区处去。

艺术的重要，我并没有忘记，不过做事是要分工的，所以我祝你们的刊物从速出来，我极愿意先看看战斗的青年的战斗。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启上。六月五日夜。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你肯回信，已经值得我们青年人感激，大凡中国的大文学家，对于一班无名小卒有什么询问或要求什么的信，是向来“相应不理”的。

你虽然不是美术家，但你对于美术的理论和今日世界美术之趋势，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也不必谦让的。不过，你因见了我那篇谈萧伯纳的东西，就不“再来开口”了，却使我十分抱歉。

萧，在幼稚的我，总疑心他有些虚伪，至今，我也还是这样想。讽刺或所谓幽默，是对付敌人的武器吧？劳动者和无产青年的热情的欢迎，不应该诚恳的接受么？当我读了你代萧辩护的文章以后，我便凭了一时的冲动，写出那篇也许可认为侮辱的东西。后来，在《现代》上看见你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才知道你之喜欢萧，也不过“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而已。

你是中国文坛的老前辈，能够一直跟着时代前进，使我们想起了俄国的高尔基。我们其所以敢冒昧的写信请你写文章指导我们，也就是曾想起高尔基极高兴给青年们通信，写文章，改文稿。在识字运动尚未普及的中国，美术的力量也许较文字来得大些吧，而今日中国的艺坛，是如此之堕落，凡学美术的和懂得美术的人，可以不负起纠正错误的责任么？自然，以先生的地位，是不便参加一个幼稚的团体的战斗的，不过，我们希望你于“谈谈文学”之外，不要忘记了美术的重要才好。

《论语》第十八期上有一张猛克的《鲁迅与高尔基》的插图，这张插图原想放进《大众艺术》〔１０〕的，后来，被一位与《论语》有关系的人拿去发表，却无端加上“俨然”两字，这与作者的原意是相反的，为了责任，只好在这儿来一个声明。

又要使你在百忙中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读这封信，不觉得“讨厌”吗？

祝你著安！

一个你不认识的青年魏猛克上。六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论语》半月刊第十九期，在魏猛克的“来信”之后，总题为《两封通信》。

魏猛克，湖南长沙人，美术工作者。当时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生。

〔２〕　萧　即萧伯纳（Ｇ．Ｂ．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三年他来中国游历，于二月十二日抵香港，十七日到达上海。

〔３〕　我的为萧辩护　指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萧伯纳颂》一文。该文后改题《颂萧》，收入《伪自由书》。

〔４〕　香港大学　英国殖民当局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在香港创办的综合大学。萧伯纳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在该校发表演说。

〔５〕　秦桧（１０９０—１１５５）　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南宋主张降金的内奸，杀害岳飞的主谋。

〔６〕　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　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国丞相。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谋略的典型人物。

〔７〕　高尔基（Ｍ．Ａ．ylt[xcp，１８６８—１９３６）　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小说《母亲》、《福玛·高尔杰耶夫》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８〕　指魏猛克的漫画《鲁迅与高尔基》，画中鲁迅形象矮小，站在高大的高尔基身旁。这幅画后被李青崖标上“俨然”二字，发表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上。

〔９〕　“再来开口”　鲁迅的《萧伯纳颂》一文发表后，魏猛克曾在他编辑的美术小报《曼陀罗》上发表文章，嘲笑鲁迅是从“坟”里爬出来撰文欢迎萧伯纳的。后来魏猛克等举办美术展览会，写信请鲁迅给予支持，鲁迅在五月十三日的复信（已佚）中表示：自己不是学美术的，如果“再来开口”，就比从“坟”里爬出来还可笑。

〔１０〕　《大众艺术》　魏猛克等拟办的刊物，后未出版。

我的种痘〔１〕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己，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２〕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

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３〕，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４〕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

“‘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５〕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６〕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

“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７〕，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语所谓“层出不穷”者，大概就是“此之谓也”罢。

然而我也如别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样，要探检这奇境了。我于是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了。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还想找一个来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没有孩子时候的勇猛了，终于没有特地出去买。否则，从竖着各种旗帜的“文学家”看来，又成为一条罪状，是无疑的。

现在的办法，譬如半岁或一岁种过痘，要稳当，是四五岁时候必须再种一次的。但我是前世纪的人，没有办得这么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种痘，已是二十多岁，在日本的东京了，第二次红了一红，第三次毫无影响。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时候。那时也在世界语专门学校〔８〕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时间内，校医〔９〕前来种痘了。我是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都已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自然，这情形使某种人批评起来，也许又会说是我在用冷静的方法，进攻女学生的。但不然，老实说罢，即使原是我的爱人，这时也实在使我有些“进退维谷”〔１０〕，因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论〔１１〕，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不过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给我可以冷静的进攻。总之，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

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上四粒豆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时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

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

但也不能就决定我对于牛痘已经决无感应，因为这校医和他的痘浆，实在令我有些怀疑。他虽是无政府主义者，博爱主义者，然而托他医病，却是不能十分稳当的。也是这一年，我在校里教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发热了，请他诊察之后，他亲爱的说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给你送药来。”

我知道这病是一时难好的，于生计大有碍，便十分忧愁，连忙回去躺下了，等着药，到夜没有来，第二天又焦灼的等了一整天，仍无消息。夜里十时，他到我寓里来了，恭敬的行礼：

“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把药忘记了，现在特地来赔罪的。”

“那不要紧。此刻吃罢。”

“阿呀呀！药，我可没有带了来……”

他走后，我独自躺着想，这样的医治法，肋膜炎是决不会好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就坚决的跑到一个外国医院〔１２〕去，请医生详细诊察了一回，他终于断定我并非什么肋膜炎，不过是感冒。我这才放了心，回寓后不再躺下，因此也疑心到他的痘浆，可真是有效的痘浆，然而我和牛痘，可是那一回要算最后的关系了。

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我才又遇到了种痘的机会。那时我们从闸北火线上逃到英租界的一所旧洋房里〔１３〕，虽然楼梯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因四近还是胡琴声和打牌声，真如由地狱上了天堂一样。过了几天，两位大人来查考了，他问明了我们的人数，写在一本簿子上，就昂然而去。我想，他是在造难民数目表，去报告上司的，现在大概早已告成，归在一个什么机关的档案里了罢。后来还来了一位公务人员，却是洋大人，他用了很流畅的普通语，劝我们从乡下逃来的人们，应该赶快种牛痘。

这样不化钱的种痘，原不妨伸出手去，占点便宜的，但我还睡在地板上，天气又冷，懒得起来，就加上几句说明，给了他拒绝。他略略一想，也就作罢了，还低了头看着地板，称赞我道：

“我相信你的话，我看你是有知识的。”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看我的名誉，在古今中外的医官的嘴上是都很好的。

但靠着做“难民”的机会，我也有了巡阅马路的工夫，在不意中，竟又看见万花筒了，听说还是某大公司的制造品。我的孩子是生后六个月就种痘的，像一个蚕蛹，用不着玩具的贿赂；现在大了一点，已有收受贡品的资格了，我就立刻买了去送他。然而很奇怪，我总觉得这一个远不及我的那一个，因为不但望进去总是昏昏沉沉，连花朵也毫不鲜明，而且总不见一个好模样。

我有时也会忽然想到儿童时代所吃的东西，好像非常有味，处境不同，后来永远吃不到了。但因为或一机会，居然能够吃到了的也有。然而奇怪的是味道并不如我所记忆的好，重逢之后，倒好像惊破了美丽的好梦，还不如永远的相思一般。我这时候就常常想，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味觉的变钝，倒是我的失望的原因。

对于这万花筒的失望，我也就用了同样的解释。

幸而我的孩子也如我的脾气一样——但我希望他大起来会改变——他要探检这奇境了。首先撕去外面的花纸，露出来的倒还是十九世纪一样的难看的纸版，待到挖去一端的玻璃，落下来的却已经不是通草条，而是五色玻璃的碎片。围成三角形的三块玻璃也改了样，后面并非摆锡，只不过涂着黑漆了。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自责是错误的。黑玻璃虽然也能返光，却远不及镜玻璃之强；通草是轻的，易于支架起来，构成巨大的花朵，现在改用玻璃片，就无论怎样加以动摇，也只能堆在角落里，像一撮沙砾了。这样的万花筒，又怎能悦目呢？

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１４〕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我幸而居然经历过了，我从这经历，知道了种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纪有些进步，然而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

六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上海《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２〕　“黑册子”　指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发出的预谋暗杀革命、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分子的黑名单。美国人伊罗生在上海主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以《钩命单》为标题将它披露，其中列有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茅盾等五十六人。

〔３〕　关于中国古法种痘，相传始于宋代，至明代隆庆年间（１５６７—１５７２）已设立痘疹专科。清代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曾有记载。

〔４〕　《验方新编》　清代鲍相邴编著，八卷，是过去流行的通俗医药书。本文引用的两段话，见该书卷五“痘症”。“六道”原作“穴道”；“今日”原作“今之”。

〔５〕　“子部医家类”　中国古代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医学书籍属“子”部“医家”。

〔６〕　《达生篇》　清代亟斋居士（王琦）著，一卷，是过去流行的中医妇产科专书。

〔７〕　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学家。著有《四书集注》、《诗集传》等。这里的引文见《四书集注·论语·微子》注文，“两耳”原作“旁耳”。

〔８〕　世界语专门学校　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在该校义务授课。

〔９〕　这个校医名叫邓梦仙。

〔１０〕　“进退维谷”　语见《诗经·大雅·桑柔》。

〔１１〕　柏拉图式的恋爱论　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所著《邦国篇》中宣扬的精神恋爱论。

〔１２〕　外国医院　指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

〔１３〕　逃到英租界的一所旧洋房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时，鲁迅的住所临近战区，一月三十日他全家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又迁至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的楼上暂住，三月中旬回寓。

〔１４〕　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　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作家，“左联”成员。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秘密杀害。著有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二月》等。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左联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

她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鲁迅写这篇文章时，正误传她在南京遇害。

辩“文人无行”〔１〕

看今年的文字，已将文人的喜欢舐自己的嘴唇以至造谣卖友的行为，都包括在“文人无行”这一句成语里了。〔２〕但向来的习惯，函义是没有这么广泛的，搔发舐唇（但自然须是自己的唇），还不至于算在“文人无行”之中，造谣卖友，却已出于“文人无行”之外，因为这已经是卑劣阴险，近于古人之所谓“人头畜鸣”〔３〕了。但这句成语，现在是不合用的，科学早经证明，人类以外的动物，倒并不这样子。

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然而那无行的文人，是自己要负责任的，所食的果子，是“一生潦倒”。他不会说自己的嫖妓，是因为爱国心切，借此消遣些被人所压的雄心；引诱女人之后，闹出乱子来了，也不说这是女人先来诱他的，因为她本来是婊子。他们的最了不得的辩解，不过要求对于文人，应该特别宽恕罢了。

现在的所谓文人，却没有这么没出息。时代前进，人们也聪明起来了。倘使他做过编辑，则一受别人指摘，他就会说这指摘者先前曾来投稿，不给登载，现在在报私仇〔４〕；其甚者还至于明明暗暗，指示出这人是什么党派，什么帮口，要他的性命。

这种卑劣阴险的来源，其实却并不在“文人无行”，而还在于“文人无文”。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好名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而且确也很有几个成功：开店铺者有之，造洋房者有之。不过手淫小说易于痨伤，“管他娘”词也难以发达，那就只好运用策略，施行诡计，陷害了敌人或者连并无干系的人，来提高他自己的“文学上的价值”。连年的水灾又给与了他们教训，他们以为只要决堤淹灭了五谷，草根树皮的价值就会飞涨起来了。

现在的市场上，实在也已经出现着这样的东西。

将这样的“作家”，归入“文人无行”一类里，是受了骗的。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５〕的混血儿而已。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２〕　张若谷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发表《恶癖》一文，把一些作家舔嘴唇、搔头发之类的癖习，都说成是“文人无行”（参看《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备考”）。谷春帆在同年七月五日《申报·自由谈》发表《谈“文人无行”》一文，把造谣、卖友等卑劣行径，也说成是“文人无行”（参看《伪自由书·后记》所引）。

〔３〕　“人头畜鸣”　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附班固对秦二世的评论。

〔４〕　指张资平。创造社的《文艺生活》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曾刊载蒋光慈的谈话，批评了张资平和他的三角恋爱小说。张资平便在自办的《乐群》月刊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二月）刊登“答辩”，说蒋光慈所以对他“冷嘲热讽”，是因为蒋曾向他推荐稿件受到拒绝的缘故。下文所说指人为“什么党派”和开店铺、造洋房以及“管他娘”词等，主要也是指张资平和曾今可，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５〕　“商人与贼”　取自曾今可中篇小说的书名《一个商人与贼》。

娘儿们也不行〔１〕

林语堂先生只佩服《论语》，不崇拜孟子，所以他要让娘儿们来干一下〔２〕。其实，孟夫子说过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３〕。娘儿们只会“养生”，不会“送死”，如何可以叫她们来治天下！

“养生”得太多了，就有人满之患，于是你抢我夺，天下大乱。非得有人来实行送死政策，叫大家一批批去送死，只剩下他们自己不可。这只有男子汉干得出来。所以文官武将都由男子包办，是并非无功受禄的。自然不是男子全体，例如林语堂先生举出的罗曼·罗兰等等就不在内〔４〕。

懂得这层道理，才明白军缩会议〔５〕，世界经济会议〔６〕，废止内战同盟〔７〕等等，都只是一些男子汉骗骗娘儿们的玩意儿；他们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只有“送死”可以治国而平天下，——送死者，送别人去为着自己死之谓也。

就说大多数“别人”不愿意去死，因而请慈母性的娘儿们来治理罢，那也是不行的。林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８〕，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虽说娘儿们打起仗来不用机关枪，然而动不动就抓破脸皮也就不得了。何况“东风”和“西风”之间，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总之，争吵和打架也是女治主义国家的国粹，而且还要剧烈些。所以假定娘儿们来统治了，天下固然仍旧不得太平，而且我们的耳根更是一刻儿不得安静了。

人们以为天下的乱是由于男子爱打仗，其实不然的。这原因还在于打仗打得不彻底，和打仗没有认清真正的冤家。如果认清了冤家，又不像娘儿们似的空嚷嚷，而能够扎实的打硬仗，那也许真把爱打仗的男女们的种都给灭了。而娘儿们都大半是第三种：东风吹来往西倒，西风吹来往东倒，弄得循环报复，没有个结账的日子。同时，每一次打仗一因为她们倒得快，就总不会彻底，又因为她们大都特别认不清冤家，就永久只有纠缠，没有清账。统治着的男子汉，其实要感谢她们的。

所以现在世界的糟，不在于统治者是男子，而在这男子在女人的地统治。以妾妇之道治天下，天下那得不糟！

举半个例罢：明朝的魏忠贤〔９〕是太监——半个女人，他治天下的时候，弄得民不聊生，到处“养生”了许多干儿孙，把人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而他的狐群狗党还拥戴他配享孔庙，继承道统。半个女人的统治尚且如此可怕，何况还是整个的女人呢！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虞明。

〔２〕　让娘儿们来干一下　林语堂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让娘儿们干一下吧！》一文，其中引述美国某夫人“让女子来试一试统治世界”的话以后说：“世事无论是中国是外国，是再不会比现在男子统治下的情形更坏了。所以姑娘们来向我们要求‘让我们娘儿们试一试吧’，我只好老实承认我们汉子的失败，把世界的政权交给娘儿们去。”

〔３〕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　语见《孟子·离娄下》。汉代赵岐注：“孝子事亲致养，未足以为大事；送终如礼，则为能奉大事也。”按林语堂《让娘儿们来干一下吧！》一文中有“娘儿们专会生养儿女，而我们汉子偏要开战，把最好的儿女杀死”等语。

〔４〕　林语堂文中主张“把当今的贤者如罗素，爱斯坦，罗兰之流请出来”“治天下”。

〔５〕　军缩会议　即国际裁军会议，由国际联盟召集，于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一九三四年底在日内瓦召开，有苏、英、法、美、德、意、中、日等六十三国参加。由于帝国主义各国根本无意裁军，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６〕　世界经济会议　国际联盟召集，首次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日内瓦举行，讨论取消出口禁令、降低关税等问题。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七月在伦敦举行，主要讨论货币问题。两次会议均无结果。

〔７〕　废止内战同盟　即废止内战大同盟，由上海全国商联会、市商会、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发起组织，一九三二年八月成立于上海。它以“调处”国民党各派系间的纷争，维护蒋介石政权为宗旨。主要人物有吴鼎昌、林康侯、王晓籁等。

〔８〕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见《红楼梦》第八十二回。

〔９〕　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据《明史·魏忠贤传》载：“群小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自传〔１〕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２〕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３〕。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４〕。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５〕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６〕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７〕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８〕，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９〕，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１０〕，民权同盟〔１１〕。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当写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

当时鲁迅正和茅盾一起应美国人伊罗生之托选编一部题名《草鞋脚》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该书计划收入各入选作者的小传。本篇即为此而写。

〔２〕　鲁迅于一九○九年七、八月间回国，同年九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日籍教员的翻译，同时讲授生理学和化学。

〔３〕　绍兴中学　即绍兴府中学堂。一九一○年九月，鲁迅到该校任监学兼生物教员。监学，负责管理学生的职员，一般也兼任教学工作。

〔４〕　鲁迅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绍兴光复后任山会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一九一二年初该校改名为绍兴师范学校。

〔５〕　指王金发（１８８２—１９１５），名逸，字季高，浙江嵊县人。浙东洪门会平阳党首领，后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督军朱瑞杀害于杭州。一九一二年，因鲁迅支持的《越铎日报》对军政分府的弊端有所批评，曾出现过王金发要派人暗杀鲁迅的传言。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

〔６〕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陈独秀主编。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联系密切，是它的重要撰稿人，并曾参与该刊编辑工作。

〔７〕　陈源（１８９６—１９７０）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著有《西滢闲话》等。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一再散布流言，攻击鲁迅等“挑剔风潮”，又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的信，其中有“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等语。

〔８〕　清党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改组以后，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该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布“清党”决议案，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这就是所谓“清党运动”。

〔９〕　自由大同盟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进步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其宗旨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被迫于三月十九日离寓避难，四月一日回寓。

〔１０〕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一九三○年三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１１〕　民权同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简称，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成立于上海。其宗旨是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援救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

《无名木刻集》序〔１〕

用几柄雕刀，一块木版，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是现代的木刻。

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现在要复兴，但是充满着新的生命。

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这是极值得记念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海出版的《无名木刻集》，由刘岘据手迹雕版拓印。

《无名木刻集》，无名木刻社社员的作品选集，内收木刻七幅，用原版拓印。无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冬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生发起成立的木刻团体，后改名未名木刻社。主要成员有刘岘、黄新波、姚兆等。

《玄武湖怪人》按语〔１〕

中头〔２〕按：此篇通讯中之所谓“三种怪人”，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里疾”；“大头汉”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说是“动物中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

备考：玄武湖怪人

南京通讯：首都玄武门外玄武湖。素负历史盛名。自市政府改建五洲公园。加以人工修理后。该处湖光山色。更觉幽雅宜人。风景出自天然。值此春夏阳和。千红万紫。游人如织。有游艺家秦庆森君。为增游人兴趣起见。不惜巨资。特举办五洲动物园。于去冬托友由南洋群岛及云桂等处各地购办奇异动物甚夥。益增该园风光不少。兹将动物中之特别者分志于次。计三种怪人。（一）小头。姓徐。绰号徐小头。海州产。身长三尺。头小如拳。问其年已卅六岁矣。（二）大头汉。姓唐。绰号大头。又名来发。浙之绍兴产。头大如巴斗。

状似寿星。其实年方十二岁。（三）半截美人。年二十四岁。

扬州产。面发如平常美妇无异。惟无腿。仅有肉足趾两个。此所以称为半截美人。（中头剪自五月十四日《大美晚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四十三期“古香斋”栏，在《玄武湖怪人》一文之后。

这原是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将《玄武湖怪人》剪寄《论语》时附致该刊编者陶亢德的信。陶征得鲁迅同意后，将此信中主要部分作为按语与剪报一同刊出。

〔２〕　中头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致陶亢德信中说：“以敝‘指谬’拖为‘古香斋’尾巴，自无不可，但署名希改为‘中头’，倘嫌太俳，则‘准’亦可。《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婿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按盛家赘婿，指《论语》社成员、大买办盛宣怀的孙女婿邵洵美。

《〈母亲〉木刻十四幅》序〔１〕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２〕。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先〔３〕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

在那边，倒已经看不见这情形，成为陈迹了。

这十四幅木刻，是装饰着近年的新印本的。刻者亚历克舍夫〔４〕，是一个刚才三十岁的青年，虽然技术还未能说是十分纯熟，然而生动，有力，活现了全书的神采。便是没有读过小说的人，不也在这里看见了暗黑的政治和奋斗的大众吗？

一九三四年七月廿七日，鲁迅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四年八月蓝图纸翻印本《〈母亲〉木刻十四幅》画册。原无标题。

《〈母亲〉木刻十四幅》，韩白罗用晒图法翻印，由鲁迅提供原插图并作序（参看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致韩白罗信）。按韩白罗，天津人，当时在山西太原铁路局工作。

〔２〕　“最合时的书”　列宁语，见高尔基所著回忆录《列宁》。

〔３〕　沈端先　笔名夏衍，浙江杭州人，剧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母亲》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一九三○年八月由大江书铺分上下册出版。

〔４〕　亚历克舍夫（Ｈ．Ａ．Ａmvxnvvh，１８９４—１９３４）　苏联画家，主要作品有高尔基《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徒》、斐定《城与年》插图。

题《淞隐漫录》〔１〕

《淞隐漫录》十二卷

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２〕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戌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

九月三日南窗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淞隐漫录》重装本首册扉页，无标题、标点。末钤“旅隼”印。

《淞隐漫录》，笔记小说，清代王韬著，共十二卷。多记花精狐魅、奇女名娼故事。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秋附《点石斋画报》印行时，配有吴友如、田子琳绘制的插图。鲁迅购藏的画报本，重装为六册。

〔２〕　《点石斋画报》　清末石印画报，旬刊，吴友如编绘。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创刊于上海，由上海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随《申报》发行，也单独发售。一八九八年停刊。

题《淞隐续录》残本〔１〕

《淞隐续录》残本

自序云十二卷，然四卷以后即不著卷数，盖终亦未全也。

光绪癸巳排印本《淞滨琐话》亦十二卷，亦丁亥中元〔２〕后三日序，与此序仅数语不同，内容大致如一；惟十七则为此本所无，实一书尔。

九月三日上海寓楼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淞隐续录》重装本首册扉页，无标题、标点。末钤“旅隼”印。

《淞隐续录》，笔记小说，清代王韬著。原附《点石斋画报》印行，前四卷，每卷十则故事，另有十一则不分卷，张志瀛绘图。鲁迅购藏的画报本重装为二册。汇印本改题《淞滨琐话》，十二卷，共收故事六十八则，于光绪癸巳（１８９３）秋九月由淞隐庐出版。

〔２〕　丁亥　即一八八七年。中元，夏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中元节”。

题《漫游随录图记》残本〔１〕

《漫游随录图记》残本

此亦《点石斋画报》附录。序云图八十幅，而此本止五十幅，是否后有续作，或中止于此，亦未详。图中异域风景，皆出画人臆造，与实际相去远甚，不可信也。

狗儿年〔２〕六月收得，九月重装并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漫游随录图记》重装本扉页，无标题、标点。

《漫游随录图记》，清代王韬著，内容多记作者在西欧、日本及国内游历时所见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原附《点石斋画报》印行，张志瀛绘图。鲁迅购藏的画报本重装一册，内收游记五十则，插图五十幅。

〔２〕　狗儿年　旧时对戌年的俗称，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夏历甲戌年）。

题《风筝误》〔１〕

李笠翁〔２〕《风筝误》亦《点石斋画报》附录也；盖欲画《笠翁十种曲》而遂未全，余亦仅得此一种，今以附之天南莩叟著作之末。画人金桂，字蟾香，与吴友如〔３〕同时，画法亦相类，当时石印绣像或全图小说〔４〕甚多，其作风大率如此。

成年九月将付装订因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风筝误》重装本扉页，无标题、标点。

《风筝误》，传奇剧本，共三十出，清代李渔撰。

〔２〕　李笠翁（１６１１—约１６７９）　名渔，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著有传奇剧本《比目鱼》、《风筝误》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

〔３〕　吴友如（？—约１８９３）　名猷（又作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自一八八四年起，在上海主绘《点石斋画报》，后又自刊《飞影阁画报》。

〔４〕　绣像或全图小说　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有卷首画书中人物像的，称为绣像小说；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小说。

《译文》创刊号前记〔１〕

读者诸君：你们也许想得到，有人偶然得一点空工夫，偶然读点外国作品，偶然翻译了起来，偶然碰在一处，谈得高兴，偶然想在这“杂志年”里来加添一点热闹，终于偶然又偶然的找得了几个同志，找得了承印的书店，于是就产生了这一本小小的《译文》。

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

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

并不敢自夸译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于存心潦草；也不是想竖起“重振译事”的大旗来，——这种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没有的，不过得这么几个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倘使有些深文周纳的惯家以为这又是什么人想法挽救“没落”的法门，那我们只好一笑道：

“领教！领教！诸公的心事，我们倒是雪亮的！”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上海《译文》月刊创刊号，未署名。

《译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于上海。

前三期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后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共出二十九期。

做“杂文”也不易〔１〕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２〕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３〕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４〕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门罗主义’〔５〕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６〕里的林希隽先生〔７〕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

“沉默，金也。”〔８〕有一些人，是往往会“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Ｐｒｏｓｅ）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９〕，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１０〕，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但这并不是矛盾。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１１〕也正是这意思。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１２〕但这未免“无所不谈”，太不“严肃”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１〕　本篇最初南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直。

〔２〕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　一九三四年三月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

“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在讨论中，有些人对战斗的杂文持否定态度，要求作家致力于创作“伟大的作品”。

〔３〕　“灯火倍可亲”　语出唐代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

〔４〕　浑人的这篇文章，题为《伟大的作品在哪里？》。

〔５〕　门罗主义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则。它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口号，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其实质是为了让美国资产阶级独霸整个美洲。

〔６〕　《现代》　文学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自第六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起，改为综合文化杂志，汪馥泉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文艺独白”，该刊第四、第五卷的一个专栏。

〔７〕　林希隽　广东潮安人，当时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

〔８〕　“沉默，金也”　流行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谚语：“口才是白银，沉默是黄金。”

〔９〕　“制艺”　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明、清两代一般指八股文，它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各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共合八股。

〔１０〕　指施蛰存的《我与文言文》、黎君亮的《文学与政局有关？》和林希隽的《杂文和杂文家》。

〔１１〕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他们先后依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开设新月书店，次年三月创办《新月》月刊。这里说的“宣言”，指《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刊载的《敬告读者》一文。其中说：“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

〔１２〕　这是鲁迅一九三○年一月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对新月社宣言的批评。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１〕

此上海有正书局翻造本。其广告谓研究木刻十余年，始雕是书。〔２〕实则兼用木版，石版，波黎版〔３〕及人工著色，乃日本成法，非尽木刻也。广告夸耳！然原刻难得，翻本亦无胜于此者。因致一部，以赠广平，有诗为证：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４〕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成年冬十二月九日之夜，鲁迅记

〔１〕　本篇据手迹编入，原题在赠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三集》首册扉页，无标题、标点。

《芥子园画谱》，又称《芥子园画传》，中国画技法图谱。清代王概兄弟应沈心友（李渔之婿）之请编绘，因刻于李渔在南京的别墅“芥子园”，故名。该书第三集为花卉草虫禽鸟谱，共四卷。

（２〕　有正书局的《芥子园画谱三集》广告，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申报》，其中说：“本局费二十年心力经营木刻，不惜工本，将三集依式刊印，彩色鲜艳活泼，与宋元真迹无异，且多超过原本之处，诚为美术之绝品。”

〔３〕　波黎版　即玻璃版，又称珂罗版，照像平印版的一种，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制成。

〔４〕　以沫相濡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甸，吹。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１〕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２〕这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这也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

但文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文人，于是他只好说现在已经下掉了文人的招牌。然而，招牌一下，文学观也就没有了根据，失去了靠山。

但文人又不愿意没有靠山，于是他只好说要“弃文就武”〔３〕了。这可分明的显出了主张“为文学而文学”者后来一定要走的道路来——事实如此，前例也如此。正确的文学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署名直入。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语出宋人托名苏洵所作《辩奸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２〕　废名　即冯文炳（１９０１—１９６７），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小说家。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等。他在《人间世》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知堂先生》一文中说：“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该刊主要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

〔３〕　“弃文就武”　周作人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的《弃文就武》一文（后收入《苦茶随笔》）中说：“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不但喜读而且还喜谈，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不惑之年倏焉已至，忽然觉得不懂文学，赶快下匾歇业，预备弃文就武。”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１〕

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

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

〔１〕　本篇最初据手稿制版印入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题目为样本编辑者所加。

《中国新文学大系》，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至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一种选集，分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共十册。

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小说二集由鲁迅负责编选，共收三十三位作家的小说五十九篇，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

“骗月亮”〔１〕

杜衡〔２〕先生在二月十四的《火炬》〔３〕上教给我们，中国人的遇“月蚀放鞭炮决非出于迷信”，乃是“出于欺骗；一方面骗自己，但更主要的是骗月亮”，“借此敷衍敷衍面子，免得将来再碰到月亮的时候大家下不去”。

这也可见民众之不可信，正如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４〕所揭破了，他们不但骗自己，还要骗月亮，——但不知道是否也骗别人？

况且还有未经杜衡先生指出的一点：是愚。他们只想到将来会碰到月亮，放鞭炮去声援，却没有想到也会碰到天狗。

并且不知道即使现在并不声援，将来万一碰到月亮时，也可以随机说出一番道理来敷衍过去的。

我想：如果他们知道这两点，那态度就一定可以“超然”，很难看见骗的痕迹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掂斤簸两”栏，省名何干。

〔２〕　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　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种人”自居，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曾编辑《新文艺》、《现代》等刊物。著有短篇小说集《还乡集》、长篇小说《叛徒》等。

〔３〕　《火炬》　上海《大晚报》的文艺副刊，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主编。杜衡在该刊发表的文章题为《月蚀引起的话》。

〔４〕　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是他早期所写的历史剧，描写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奴隶主阶级军事统帅凯撒和元老贵族之间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六月，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以谈莎剧为名，污蔑群众“没有理性”，“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

“某”字的第四义〔１〕

某刊物的某作家说《太白》不指出某刊物的名目来，有三义。他几乎要以为是第三义：意在顾全读者对于某刊物的信任而用“某”字的了。〔２〕但“写到这里，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了”。他说不然，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名目，岂不就等于替你登广告？〔３〕

不过某作家自己又说不相信，因为“一个作者在写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居然肯替书店老板打算到商业竞争的利害上去，也未免太‘那个’了”。

看这作者的厚道，就越显得他那位“熟悉商情的朋友”的思想之龌龊，但仍然不失为“朋友”，也越显得这位作者之厚道了。只是在无意中，却替这位“朋友”发表了“商情”之外，又剥了他的脸皮。《太白》上的“某”字于是有第四义：

暴露了一个人的思想之龌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　某刊物　指《文饭小品》月刊，一九三五年二月施蛰存等创办于上海。该刊创刊号上载有署各雕菰的《疑问号》一文，对《太白》半月刊新年号所载不齐（周木斋）和何公超的文章进行嘲讽，《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不齐的《隔壁》和闻问的《创作的典范》加以反驳，《文饭小品》第二期便发表了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说：“他们两位的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查‘某刊物’这个‘某’字的意义，可有三解：其一是真的不知该刊物的名称，而姑以‘某’字代之。其二是事关秘密，不便宣布真名字，故以‘某’字代之。其三是报纸上所谓‘姑隐其名’的办法，作文者存心厚道，不愿说出这刊物的真名字来，丢它的脸，故以‘某’字代之。”接着又说，不齐、闻问所用的“某”字“不会是属于第一义”或“第二义”，“然则，岂第三义乎？”

〔３〕　酉生在《某刊物》一文中说，“熟悉商情的朋友”告诉他：“《太白》半月刊每期行销八千本，你们《文饭小品》第一期只印了五千本，卖完了也只有五千本销路，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天生蛮性”〔１〕

——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２〕郑孝胥先生讲王道；〔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４〕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越山。

“天生蛮性”，林语堂的话。一九三四年夏，他因反对“大众语”而受到批评后，在给曹聚仁和陈子展的信中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见一九三五年三月《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曹聚仁《我与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所引）他还有《人间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辜鸿铭》中，吹捧辜鸿铭的“蛮子骨气”，说“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

〔２〕　辜鸿铭（１８５６—１９２８）　字汤生，福建同安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回国后任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贯尊孔复古，反对革新。他曾在所著《春秋大义》（即《中国人之精神》）一书中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

〔３〕　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　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本唆使溥仪赴东北；次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４〕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三十年代，林语堂在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上，鼓吹“性灵派文学”，认为“性灵就是自我”，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五期《有不为斋随笔·论文》）

死所〔１〕

日本有一则笑话，是一位公子和渔夫的问答——“你的父亲死在那里的？”公子问。

“死在海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到海里去吗？”

“你的父亲死在那里的？”渔夫问。

“死在家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今年，北平的马廉〔２〕教授正在教书，骤然中风，在教室里逝去了，疑古玄同〔３〕教授便从此不上课，怕步马廉教授的后尘。

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

“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掂斤簸两”栏，署名敖者。

〔２〕　马廉（１８９３—１９３５）　字隅卿，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讲课时，突患脑溢血去世。

〔３〕　疑古玄同　即钱玄同，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

中国的科学资料〔１〕

——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毒蛇化鳖——“特志之以备生物学家之研究焉。”〔２〕乡妇产蛇——“因识之以供生理学家之参考焉。”

冤鬼索命——“姑记之以俟灵魂学家之见教焉。”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掂斤簸两”栏，署名越山。

〔２〕　“毒蛇化鳖”一类奇闻，当时常被记者作为新闻来报道，这里的引文，是他们报道中的常用语。

“有不为斋”〔１〕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２〕

于是很有一些人便争以“有不为”名斋〔３〕，以孔子之徒自居，以“狷者”自命。

但敢问——

“有所不为”的，是卑鄙龌龊的事乎，抑非卑鄙龌龊的事乎？

“狂者”的界说没有“狷者”的含糊，所以以“进取”名斋者，至今还没有。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　“不得中行而与之”等语，见《论语·子路》。

〔３〕　清代傅九渊、李翰华、光律元等，都曾用“有不为”作自己的书斋名。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林语堂在《论语》和《人间世》上以《有不为斋随笔》为总题发表过文章。

两种“黄帝子孙”〔１〕

林语堂先生以为“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２〕

但“咱们黄帝子孙”好像有两种：一种是“天生蛮性”的；一种是天生没有蛮性，或者已经消灭。

而“物质文明”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吃肥甘，穿轻暖，住洋房的；一种却是吃树皮，穿破布，住草棚，——吃其所不当吃，穿其所不当穿，而且住其所不当住。

“咱们黄帝子孙”正如“蛮性”的难以都有一样，“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也并不全“内行”。

哈哈，“玩笑玩笑”。〔３〕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　见林语堂在《人间世》半月刊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谈中西文化》一文。

〔３〕　“玩笑玩笑”　林语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说：“做文是茶余饭后的事，不必认真，……玩笑玩笑，寻寻开心”。（见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所载曹聚仁《我与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所引）

聚“珍”〔１〕

张静庐先生《我为什么刊行本丛书》〔２〕云：“本丛书之刊行，得周作人沈启无诸先生之推荐书目，介绍善本，盛情可感。……施蛰存先生之主持一切，奔走接洽；……”

施蛰存先生《编印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缘起》〔３〕云：“余既不能为达官贵人，教授学者效牛马走〔４〕，则何如为白屋寒儒，青灯下士修儿孙福乎？”

这里的“走”和“教授学者”，与众不同，也都是“珍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　张静庐（１８９８—１９６９）　浙江慈溪人。曾在上海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任职，一九三四年五月创办上海杂志公司。他所写的《我为什么刊印本丛书》曾刊载于《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三五年八月）。本丛书，指《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一九三五年九月开始印行，共出五十种。

〔３〕　施蛰存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作家，曾任《现代》、《文艺风景》主编。他的《编印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缘起》，也刊载于《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八期。

〔４〕　牛马走　汉代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见《文选》卷四十一）中自称“太史公牛马走”。唐代李善注：“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

《远方》按语〔１〕

《远方》是小说集《我的朋友》三篇中之一篇。作者盖达尔（Ａｒｋａｄｉｉ　Ｇａｉｄａｒ）〔２〕和插画者叶尔穆拉耶夫（Ａ．Ｅｒｍｏｌａ－ｅｖ）〔３〕都是新出现于苏联文艺坛上的人。

这一篇写乡村的改革中的纠葛，尤其是儿童的心情：好奇，向上，但间或不免有点怀旧。法捷耶夫〔４〕曾誉为少年读物的名篇。

这是从原文直接译出的；插画也照原画加入。自有“儿童年”〔５〕以来，这一篇恐怕是在《表》〔６〕以后我们对于少年读者的第二种好的贡献了。

编者　三月十一夜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在《远方》译文之前。

《远方》，苏联盖达尔所作中篇小说，曹靖华译，鲁迅校阅。后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中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２〕　盖达尔（Ａ．h．yapiat，１９０４—１９４１）　苏联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远方》、《铁木儿及其伙伴》等。

〔３〕　叶尔穆拉耶夫（Ａ．stjliavh）　苏联画家。

〔４〕　法捷耶夫（Ａ．Ａ．kaivvh，１９０１—１９５６）　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

〔５〕　“儿童年”　一九三三年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根据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的呈请，定一九三四年为上海市“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为全国“儿童年”。

〔６〕　《表》　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i．hawovmvvh）的中篇小说，鲁迅译。描写十月革命后，苏联儿童教养院教育、改造流浪儿的故事。

一九三五年七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题曹白所刻像〔１〕

曹白刻。一九三五年夏天，全国木刻展览会〔２〕在上海开会，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老爷”就指着这张木刻说：“这不行！”剔去了。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约写于一九三六年三月。

曹白，原名刘平若，江苏江阴人。一九三三年春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时，参加该校学生组织的木铃木刻社。同年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九三四年底出狱。不久，他刻了《鲁迅像》和《鲁迅遇见祥林嫂》两幅木刻，送交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但《鲁迅像》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查官禁止展出。次年三月，他将这幅木刻像寄给鲁迅，鲁迅在左侧空白处题了这段文字。

〔２〕　全国木刻展览会　即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唐诃、金肇野等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主办。一九三五年元旦起在北平、济南、上海等地巡回展出。

“中国杰作小说”小引〔１〕

中国的新文学，自始至今，所经历的年月不算长。初时，也像巴尔干各国一样，大抵是由创作者和翻译者来扮演文学革新运动战斗者的角色，直到今天，才稍有区别。但由此而增长了一部分所谓作者的马虎从事。从这点看来，是颇为不幸的。

一般说，目前的作者，创作上的不自由且不说，连处境也着实困难。第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第二，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连全集或杰作也没有，所谓可资“他山之石”〔２〕的东西实在太贫乏。

但创作中的短篇小说是较有成绩的，尽管这些作品还称不上什么杰作，要是比起最近流行的外国人写的，以中国事情为题材的东西来，却并不显得更低劣。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在外国读者看来，也许会感到似有不真实之处，但实际大抵是真实的。现在我不揣浅陋，选出最近一些作者的短篇小说介绍给日本。——如果不是徒劳无益的话，那真是莫大的幸运了。

鲁迅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日本《改造》月刊，原为日文，无标题。

一九三六年青，鲁迅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的要求，选出中国青年作家短篇小说十篇，从同年六月起，在《改造》月刊“中国杰作小说”总题下陆续发表（只发表了六篇）。

〔２〕　“他山之石”　语出《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皦〔１〕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皦一册，以为记念耳。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旅隼上海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编选，收德国凯绥·珂勒惠支所作版画二十一幅。前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所写的序文及鲁迅所作序目。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季皦，即许寿裳（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季黻（皦），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期的同学。曾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处与鲁迅同事多年。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系主任。一九四八年二月被刺杀于台北。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一九三六年七月，他从嘉兴回北平，路经上海，于二十七日往访鲁迅，鲁迅题赠《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册。

答世界社信〔１〕

世界社诸先生：

十三日信收到。前一函大约也收到的，因为久病，搁下了。

所问的事，只能写几句空话塞责，因为实在没法子。我的病其实是不会全愈的，这几天正在吐血，医生连话也不准讲，想一点事就头晕，但大约也未必死。

此复，即请暑安。

鲁迅　十五日。

答问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２〕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３〕，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

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

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确然如此，它究竟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八月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世界》月刊第四卷第九、十期合刊。鲁迅复信以手迹制版刊出；答问载同期“中国作者对于世界语的意见”专栏。均无标题。

世界社，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所属《世界》月刊社的简称。该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创刊于上海，叶籁士、胡绳编辑。一九三六年，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写信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要求就世界语问题征询中国作家的意见。世界社为此写信给鲁迅和其他作家，本篇即鲁迅所作的答复。

〔２〕　世界语　指波兰柴门霍夫（Ｌ．Ｚａｍｅｎｈｏｆ，１８５９—１９１７）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一八八七年公布。

〔３〕　鲁迅最早赞成世界语的文章，参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的《渡河与引路》（后收入《集外集》）。

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１〕

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

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２〕，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流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３〕，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约写于一九三六年，原无标题。

许绍棣，浙江临海人，国民党ＣＣ系重要分子，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兼省教育厅长。叶溯中，浙江永嘉人，国民党ＣＣ系分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曾任国民党政府官办的正中书局副总经理。黄萍荪，浙江杭州人，国民党御用文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助理编审，主编过《越风》、《子曰》等刊物。

〔２〕　《越风》　小品文半月刊，黄萍荪主编。一九三五年十月创刊于杭州。

〔３〕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　语出明末王思任致马士英的信。

明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破南京，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山阴王思任写信责骂他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劲草》译本序（残稿）〔１〕

藁，比附原著，绎辞意，与《不测之威》〔２〕绝异。因念欧人慎重译事，往往一书有重译至数本者，即以我国论，《鲁滨孙漂流记》，《迦因小传》〔３〕，亦两本并行，不相妨害。爰加厘订，使益近于信达。托氏〔４〕撰述之真，得以表著；而译者求诚之志，或亦稍遂矣。原书凹名为《公爵琐勒布略尼》，谊曰银氏〔５〕；其称摩洛淑夫者霜也〔６〕。坚洁之操，不挠于浊世，故译称《劲草》云。

著者托尔斯多，名亚历舍，与勒夫·托尔斯多Ｌｙｏｆ　Ｔｏｌ－ｓｔｏｉ〔７〕有别。勒夫为其从弟，著述极富，晚年归依宗教，别立谊谛，称为十九世纪之先知。我国议论，往往并为一人，特附辩于此。己酉三月译者又识。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是鲁迅一九○九年代周作人为其《劲草》译本所写的序言残稿，原无标题，有句读。

《劲草》，俄国阿·康·托尔斯泰一八六二年所写的一部历史小说，原名《`wld[　mvtvftlwnp》，现译《谢历勃里亚尼公爵》。它以伊凡四世时的部分历史事件为素材，反映了十六世纪俄国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周作人的译本未印行。

〔２〕　《不测之威》　《谢历勃里尼亚尼公爵》的另一种译本，由英文转译，译者不详，一九○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３〕　《鲁滨孙漂流记》　长篇小说，英国作家笛福（１６６０—１７３１）著。当时有沈祖芬（署钱塘跛少年）和林纾的两种中译本。沈译本于一九○二年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上海开明书店发行，题为《绝岛飘流记》。林译本于一九○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迦因小传》，长篇小说，英国作家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著。该书的下半部曾由蟠溪子（杨紫麟）译成中文，于一九○三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后来林纾又经魏易口述，译出全文，于一九○五年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　托氏　阿·康·托尔斯泰（Ａ．`．klmnolp，１８１７—１８７５），俄国诗人、剧作家。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谢历勃里亚尼公爵》和历史剧三部曲《伊凡雷帝之死》、《沙皇费多尔》、《沙皇鲍里斯》等。

〔５〕　银氏　俄文姓氏mvtvftlwnp的意译。

〔６〕　摩洛淑夫　《劲草》主人公的姓，是俄语oltldlh的音译，本意为霜。

〔７〕　勒夫·托尔斯多　即列夫·托尔斯泰。他是阿·康·托尔斯泰同曾祖父的堂弟。

周豫才告白〔１〕

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２〕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幼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九日《越铎日报》广告栏，原无标点。

〔２〕　山会师范学校　原名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一九一二年一月改称绍兴师范学校。山会，山阴、会稽二县的简称。

生理实验术要略〔１〕

一　骨之有机及无机成分

切兽骨作细片，煮之，则胶质出于水中，所余者为无机成分。或煅去其有机分亦可。

用磷盐酸，浸骨片于中，历数日，则无机分溶解，所余者为有机成分。

二　横纹肌之纹

极细之糸〔２〕，乃就显镜（三百倍）检之。无纹肌亦然。

三　食素〔３〕

检出素法：用汞一克，溶解于硝酸二克，次加水一倍，以漓薄之。）

或先加苛性钾水溶液，次注入极薄之硫酸铜水溶液，则呈紫色。

（二）含水炭素

甲　溶蒲萄糖于水，加菲林氏（Ｆｅｈｌｉｎｇ）液〔５〕，则呈赭色。（菲林氏液制法：①硫酸铜二五克，加水一○○克；②酒石酸钠一克，苛性钠○·四克，加水一○○克。次取①一立方生密，②二·五立方生密，混合之即成。）

乙　取蔗糖溶解于水，加硫酸少许，即成蒲萄糖。可用前术试之。

丙　取淀粉入水中，注入碘之酒精溶液，则呈蓝色。

四　唾之糖化作用

色。次又加水令薄，滴入唾液少许，置四十度温水中，当见紫色渐褪。若注入菲林氏液，即呈蒲萄糖之反应。

五　胃液之卵白消化作用

普敦〔６〕二五克，加盐酸一○克，水二五○○克即成）中。加温（摄氏三十六、七度）至数十分时，当见立方之角，渐益浑同，知已成沛普敦，溶解于液。故加密伦氏液，则呈赤色。

六　膵液〔７〕之糖化作用后，滴以无水酒精，则其Ｓｔｅａｐｓｉｎ，Ｐｔｙａｌｉｎ，Ｔｒｙｐｓｉｎ〔８〕皆沉淀，是名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９〕。可用此试淀粉之糖化，术与第四则同。

七　膵液之脂肪分解作用

煮之令沸；逮冷，即浸诸以脱〔１２〕；数日以后，以脱中已函中性脂肪，可蒸发以脱而得之；若普通之脂肪，则其中已函脂酸，故不堪用）加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ｎ，并插入青色试纸〔１３〕，则脂肪分解，成格里舍林〔１４〕及脂酸，故试纸转为赤色。

八　血之固体及液体成分

良久，血汁及血轮〔１５〕二者，即渐离析。

九　糸　　素〔１６〕

余者为血清，不能凝固。糸素虽作赤色，以水涤之，即成纯白。

十　血　　轮

指背侧之端，取锐嫘贯水刺之，则血出即入水中，不触空气。

乃置玻璃片上，以显镜检之，当见其浮游液中，均作镜状。次加水令淡，则展如板状。加盐令浓，则收缩如荔支。

（二）白血轮　用极细玻璃管，吸入新血，吹酒灯之火，封其两端，就显镜检之即见。

十一　血之循环

－ｒｏｆｏｒｍ〔１７〕醉蛙（须二十分时，或用针破其小脑亦可，）令卧于板，剖腹展其肠间膜，蒙于孔上，四围固定以针（或树刺），令不皱缩。乃就显镜视之，可见循环之状。赤血轮在中央，白血轮则循管壁。倘历时久，则宜略润以水，俾勿乾。

十二　呼出之气内含炭酸

用新制石灰水，（旧者不可用；制法为浸生石灰于水，少

顷，取上部之澄明者纳瓶中，加盖待用，）置器中。又取玻璃管一，一端入水，一端于口吹之，则澄明之水，即变白如乳，成炭酸石灰。〔（ＨＯ）２Ｃａ＋ＣＯ２＝ＣＯ３Ｃａ＋Ｈ２Ｏ〕

十三　生物失空气则死十四　脑及脊髓之作用

用以脱醉蛙，取锯切开头骨，去其大脑。置半身于水，察其举止。当见姿势不失，其他器官，亦无障碍，而意志已亡，任置何处，决不自动，惟反其身，令腹向上，或直接加撄，乃运动耳。

次去其小脑及延髓，则姿势顿失，呼吸亦止。然以脊髓尚在，故取火焚其足，则举足以避。或用醋酸滴于肤，亦举足欲除去之。此其反射作用也。

次更以针纵贯脊髓，则上述作用，一切俱亡。（然因神经及肌肉未能即死，故直接加撄，亦尚呈反应，特甚微耳。）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四年十月四日杭州《教育周报》，署名周树人。原为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教员时所编讲义《人生象"聽》的附录，发表时经过作者修订，原无标点，有句读。

〔２〕　糸　同丝。

〔３〕　食素　日文名词，意为食物营养成分。

〔４〕　密伦氏液（Ｍｉｌｌｏｎ’ｓ　ｒｅａｇｅｎｔ）　鉴别酪氨酸（蛋白质的成分之一）的经典试剂，因其发明者法国化学家密伦（Ｎ．Ｍｉｌｌｏｎ，１８１２—１８６７）而得名。

〔５〕　菲林氏液（Ｆｅｈｌｉｎｇ’ｓ　ｓｏｌｎｔｉｏｎ）　鉴定、分析糖的经典试剂，因其发明者德国化学家斐林（Ｈ．ｖｏｎ　Ｆｅｈｌｉｎｇ，１８１２—１８８５）而得名。

〔６〕　沛普敦　Ｐｅｐｔｏｎｅ的音译，即蛋白胨，又称消化蛋白质。

〔７〕　膵液　即胰液。

〔８〕　Ｓｔｅａｐｓｉｎ　胰脂酶。Ｐｔｙａｌｉｎ，唾液淀粉酶。Ｔｒｙｐｓｉｎ，胰蛋白酶。

〔９〕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ｎ　胰酶制剂。

〔１０〕　阿列布油（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即橄榄油。

〔１１〕　重土水　即钡盐（重晶石）。

〔１２〕　以脱　Ｅｔｈｅｒ的音译，即乙醚。

〔１３〕　青色试纸　即蓝色的石蕊试纸，在酸性溶液中则变为红色。

〔１４〕　格里舍林　Ｇｌｉｃｅｒｉｎｅ的音译，即甘油。

〔１５〕　血汁　即血浆，含有血清和纤维蛋白原。血轮，即血球。

〔１６〕　糸素　指血浆中的纤维蛋白原。

〔１７〕　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　音译哥罗芳，即三氯甲烷，一种麻醉剂。

什么话？〔１〕

林传甲撰《中华民国都城宜正名京华议》〔２〕，其言曰：“夫吾国建中华二字为国名。中也者，中道也；华也者，华族也；五色为华，以国旗为标帜，合汉满蒙回藏而大一统焉。中华民国首都，宜名之曰‘京华’，取杜少陵‘每依北斗望京华’之义。○皇典雅，不似北京南京之偏于一方；比中京大都京师之名，尤为明切。盖都名与国名一致，虽海外之华侨，华工，华商，无不引领而顾瞻祖国也。”

林传甲撰《福建乡谈》〔３〕，有一条曰：“福建林姓为巨族。

其远源，则比干之子坚奔长林而得氏。明季林氏避日本者，亦为日本之大姓：如林董林权助之勋业，林衡林鹤一之学术。亦足征吾族之盛于东亚者也。”

又曰：“日本维新，实赖福泽谕吉之小说。吾国维新，归功林琴南畏庐小说，谁曰不宜？”

林纾译小说《孝友镜》〔４〕有《译余小识》曰：“此书为西人辨诬也。中人之习西者恒曰，男子二十一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管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亦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唐熊撰《国粹画源流》〔５〕有曰：“……孰知欧亚列强方广集名流，日搜致我国古来画事，以供众人之博览；俾上下民庶悉心参考制作，以致艺术益精。虽然，彼欧洲之人有能通中国文字语言，而未有能通中国之画法者，良以斯道进化，久臻神化，实予彼以不能学。此足以自豪者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二号“什么话？”栏，末署鲁迅辑。

“什么话？”，《新青年》从第五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十月）起开辟的一个辑载荒谬言论的专栏。

〔２〕　林传甲　福建闽侯人，曾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正教员、黑龙江省教育科长。《中华民国都城宜正名京华议》，发表于《地学杂志》第七年第八期（一九一六年九月）“论丛”栏。

〔３〕　《福建乡谈》　发表于《地学杂志》第八年第二期（一九一七年二月）“说郛”栏，全文共二十一条。鲁迅所引为其中第五条、第八条。前者在“奔长林而得氏”和“明季林氏避日本者”之间，省略了四十六字。按这两条引文中提及时林董曾任日本外务大臣，林权助曾任日本驻华公使，林衡为日本教育家，林鹤一为日本数学家，福泽渝吉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４〕　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　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翻译家。他曾借助别人口述，翻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多种，其中不少是外国名著，在清末至“五四”期间影响很大。到了五四时期，他是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孝友镜》，长篇小说，比利时作家恩海贡斯翁士（１８１２—１８８３）著。林纾译本于一九一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５〕　唐熊　字吉生，当时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技术师范科教员。

《国粹画源流》，发表于上海《美术杂志》第一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坏孩子》附记〔１〕

这一篇所依据的，本来是Ｓ．Ｋｏｔｅｌｉａ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ｒｒａｙ的英译本，后来由我照Ｔ．Ｋｒｏｃｚｅｋ的德译本改定了几处，所以和原译又有点不同了。

十·十六。鲁迅附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在宫竹心译的《坏孩子》之后，原无标题。

《坏孩子》，俄国作家契诃夫（１８６０—１９０４）早期的短篇小说。译者宫竹心（１８９９—１９６６），笔名白羽，山东东阿人，当时是北京邮局职员。

《苦闷的象征》广告〔１〕

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的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在初出版两星期中，特价三角五分。但在此期内，暂不批发。北大新潮社代售。

鲁迅告白。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京报副刊》。

《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著。鲁迅译本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由北京新潮社代售。后又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１〕

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内容自然是很庞杂的，因为希图在这庞杂中略见一致，所以又一括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丛刊》。

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１）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２）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

现在，除已经印成的一种〔２〕之外，就自己和别人的稿子中，还想陆续印行的是：

１．《苏俄的文艺论战》。俄国褚沙克等论文三篇。任国桢译。

２．《往星中》。俄国安特来夫作戏剧四幕。李霁野译。

３．《小约翰》。荷兰望蔼覃作神秘的写实的童话诗。鲁迅译。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未名社出版的《苦闷的象征》一书的封底，题下署名鲁迅。

〔２〕　指《苦闷的象征》。

白事〔１〕

本刊〔２〕虽说经我“校阅”，但历来仅于听讲的同学和熟识的友人们的作品，时有商酌之处，余者但就笔误或别种原因，间或改换一二字而已。现又觉此种举动，亦属多事，所以不再通读，亦不更负“校阅”全部的责任。特此声明！

三月二十二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期。

〔２〕　指《民众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在北京创刊，《京报》的附刊之一，荆有麟、胡崇轩（也频）等编辑。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起改名《民众文艺》，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改名《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鲁迅启事〔１〕

《民众文艺》稿件，有一部份经我看过，已在第十四期声明。现因自己事繁，无暇细读，并将一部份的“校阅”，亦已停止，自第十七期起，即不负任何责任。

四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京报副刊》。

《莽原》出版预告〔１〕

本报〔２〕原有之《图画周刊》〔３〕（第五种），现在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另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由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以后每星期五随《京报》附送一张，即为《京报》第五种周刊。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京报》广告栏。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京报》刊登了一则关于《莽原》的广告：

“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aa》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鲁迅认为这一广告写得“夸大可笑”（《两地书·一五》），所以重拟了这个出版预告。

〔２〕　指《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３〕　《图画周刊》　《京报》附刊之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每星期五发行，至一九二五年四月，共出十一期。该刊由《图画世界》社编辑，冯武越负责。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１〕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２〕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３〕，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４〕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钱玄同，沈兼士，〔５〕周作人。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

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２〕　评议部　即评议会。根据《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学校的领导机构为评议会，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及公选出的十名教授共同组成。

〔３〕　指杨荫榆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以《“教育之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为题，曾予刊载。

〔４〕　指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和代主任黎锦熙。

〔５〕　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　浙江鄞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和国文系主任。沈尹默（１８８３—１９７１），浙江吴兴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女师大国文系讲师。李泰，河北阳原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女师大史地系主任。

沈兼士（１８８７—１９４５），沈尹默之弟，当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兼女师大国文系讲师。

编者附白〔１〕

《莽原》所要讨论的，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问题。前回登那两篇文章〔２〕的缘故，倒在无处可登，所以偏要给他登出。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３〕，作一个结束。这回的两篇，是作者见了《现代评论》的答复〔４〕，而未见《莽原》的短信的时候所做的，从上海寄到北京，却又在陈先生的信已经发表之后了，但其实还是未结束前的话。因此，我要请章周二先生〔５〕原谅：我便于词句间换了几字，并且将《附白》除去了。大概二位看到短信之后，便不至于以我为太专断的罢。

六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七期，是对于该刊登载章锡琛《与陈百年教授谈梦》、周建人《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两文的说明。

一九二五年一月，章锡琛、周建人在《妇女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发表关于性道德问题的文章，陈百年即在《现代评论》上加以非难。而章、周投寄《现代评论》的答辩却受到该刊的压制。因此鲁迅在《莽原》第四、六、七期上，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篇幅。

〔２〕　指《莽原》周刊第四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刊载的周建人《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二文。按《现代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刊登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对章、周提出非难以后，周建人和章锡琛分别写了《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与多妻》两篇答辩文章寄《现代评论》，但该刊直到第二十期还不予发表。于是他们又分别写此二文投寄《莽原》。

〔３〕　陈先生的信　指《莽原》周刊第六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刊载的陈百年《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信中为《现代评论》迟迟不发表周、章文章辩解，并提出停止论战。陈百年，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４〕　《现代评论》的答复　指《现代评论》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刊载的陈百年《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在这期最末的“通讯”栏里，同时摘登了周、章二人写的《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与多妻》。

〔５〕　章周二先生　指章锡琛、周建人。章锡琛（１８８９—１９６９），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周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辑。

《敏捷的译者》附记〔１〕

鲁迅附记：微吉罗就是Ｖｉｒｇｉｌｉｕｓ，诃累错是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２〕“吾家”彦弟〔３〕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４〕译出，所以煞尾的音和原文两样，特为声明，以备查字典者的参考。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周刊第八期，附在鲁彦翻译的《敏捷的译者》之后。

〔２〕　微吉罗（前７９—前１９）世界语Ｖｉｒｇｉｌｏ的音译，英文写作Ｖｉｒｇｉｌｉｕｓ（音译维尔吉利乌斯）；诃累错（前６５—前８），世界语Ｈｏｒａｔｉｏ的音译，英文写作Ｈｏｒａｔｉｕｓ（音译贺拉替乌斯）。二人皆为古罗马诗人。

〔３〕　“吾家”彦弟　指王鲁彦（１９０２—１９４４），原名王衡，笔名鲁彦，浙江镇海人，小说家。因为章士钊曾在文中称章太炎为“吾家太炎”，鲁彦的笔名中有“鲁”字，所以这里有“‘吾家’彦弟”的戏称。

〔４〕　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　波兰柴门霍夫创造的一种世界语。

正误〔１〕

第十期《莽原》上错字颇多，实在对不起读者。现在择较为重要的作一点正误，将错的写在前面，改正的放在括弧内，以省纸面。不过稿子都已不在手头，所以所改正的也许与原稿偶有不合；这又是对不起作者的。至于可以意会的错字和标点符号只好省略了。第十一期上也有一点，就顺便附在后面。　七月三日，编辑者。

第十期

《弦上》：

诗了　　（诗人了）

为聪明人将要　　（为聪明人，聪明人将要）

基旁　　（道旁）

《铁栅之外》：

生观　　（人生观）

像是　　（就是）

刺刃　　（刺刀）

什么？感化　　（什么感化？）

窥了了　　（窥见了）

完得　　（觉得）

即将　　（即时）

集！　　（集合）

《长夜》：

猪蓄　　（潴蓄）

《死女人的秘密》：

那过　　（那边）

奶干草　　（干草）

狂飚过是　　（狂飚过去）

那么爱道　　（那么爱过）

那些住　　（那些信）

正老家庭的书棹单，出的　　（正如老家庭的书棹里拿出的）

如带一封　　（如一封）

术儒　　（木偶）

《去年六月的闲话》：

六日，日记　　（六月的日记）

《补白》：

早怯　　（卑怯）

有战　　（有箭）

很牙　　（狼牙）

打人脑袋　　（打人脑袋的）

不觉事　　（不觉得）

《正误》：

刃　　（刃）

第十一期

《内幕之一部》：

中人的　　（中国人的）

枪死鬼　　（抢死鬼）

《短信》：

近于流　　（近于硫）

下为　　（为）

为崇　　（尊崇）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莽原》周刊第十二期。

本刊小信〔１〕

古兑〔２〕先生：来稿对于陈光尧先生《简字举例》的唯一的响应《关于简字举例所改大学经文中文字的讨论》，本来极想登载，但因为文中许多字体，为铅字所无，现刻又刻不好，所以只得割爱了。抱歉之至。

勉之先生：来稿《牛歌》〔３〕本来拟即登载，但因为所附《春牛图》是红纸底子，不能照相制版。想用日光褪色法，贴在记者玻璃窗上，连晒七天，毫无效果。现已决心用水一洗，看如何。万一连纸洗烂，那就不能登了。倘有白纸印的，请寄给一张。但怕未必有罢。

三月二十一日。旅沪一记者谨启。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四期。

〔２〕　古兑　陈光尧的化名。陈光尧（１９０６—１９７２），陕西城固人，语言文字研究者。他的《简字举例》以简化汉字书写《大学》经文，并附说明，是所著书稿《请颁行简字议案及其研究》的一部分，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一四○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一九二八年初，他又化名古兑，撰文投寄《语丝》，宣传自己的主张。

〔３〕　《牛歌》　招勉之搜集的流行于广州附近农村的歌谣。后发表于《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它包括“牧童的自述”和“牛的诅咒和诉苦”两部分，并附有一幅《戒牛图牧童歌》（即《春牛图》）。歌谣正文前后有搜集者所写的说明。

关于《近代美术史潮论》插图〔１〕

《希阿的屠杀》系陀拉克罗亚〔２〕作，图上注错了。《骑士》是藉里珂〔３〕画的。

那四个人名的原文，是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Ｍａｉｌｌｏ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ａｒ－ｒｙ，Ｊｏｓｅｆｆ　Ｐｏｅｌａｅ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ａｒｎｉｅｒ〔４〕。本文中讲到他们的时候，都还要注出来。

鲁迅。四月十一日。

备考：来信

编者先生：

下面关于贵志插图所问，请答复：

（一）第二卷第十期内《近代美术史潮论》的一幅画——《希阿的屠杀》，画上注着是藉里珂绘，但文中记是陀拉克罗亚的作品，大概画上是注错的。旁边一幅《骑士》也是藉里珂的，没有错吗？

（二）第五期的插图《女》的雕刻家迈约尔，和第六期的插图《伦敦议事堂》和第九期的《勃吕舍勒法院》和《巴黎歌剧馆》的前后三个建筑家——伯黎，丕垒尔，喀尔涅——的西文名字叫怎么？

陈德明。十七，四，五。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自由问答”栏，在陈德明来信之后，原无标题。

〔２〕　陀拉克罗亚（Ｆ．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１７９９—１８６３）　通译德洛克洛瓦，法国浪漫主义画家。

〔３〕　藉里珂（Ｔｈ．Ｇéｒｉｃàｕｌｔ，１７９１—１８２４）　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者。

〔４〕　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Ｍａｉｌｌｏｌ　阿里斯蒂德·迈约尔（１８６１—１９４４），法国画家、雕塑家。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ａｒｒｙ，通译查尔斯·巴里（１７９５—１８６０），即来信中所询问的伯黎，英国建筑师，英国国会建筑的设计者。Ｊｏｓｅｆｆ　Ｐｏｅｌａｅｒｔ，约瑟夫·丕垒尔（１８１７—１８７９），比利时建筑学家。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ａｒｎｉｅｒ，通译夏尔·迦尼埃（１８２５—１８９８），即来信中所询问的喀尔涅，法国建筑师，巴黎大歌剧院的设计者。

编者附白〔１〕

附白：本刊前一本中的插图四种〔２〕，题字全都错误，对于和本篇有关的诸位，实为抱歉。现在改正重印，附在卷端，请读者仍照前一本图目上所指定的页数，自行抽换为幸。

编　者。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附于该期目录之后，原无标题。

〔２〕　插图四种　指《奔流》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载金溟若翻译的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一文所附的《思想者》、《塌鼻男子》、《圣约翰》、《亚当》四幅插图，都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该刊将《亚当》误题为《思想者》，《思想者》误题为《塌鼻男子》，《塌鼻男子》误题为《圣约翰》，《圣约翰》误题为《亚当》。

谨启〔１〕

诸位读者先生：

《北新》〔２〕第三卷第二号的插图，还是《美术史潮论》上的插图，那“罗兰珊〔３〕：《女》”及“莱什〔４〕：《朝餐》”，画和题目互错了，请自行改正，或心照。

顺便还要附告几位先生们：著作“落伍”，翻译错误，是我的责任。其余如书籍缺页，定刊物后改换地址，邮购刊物回件和原单不符，某某殊为可恶之类，我都管不着的，希径与书店直接交涉为感。

一月二十八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２〕　《北新》　综合性杂志，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孙福熙主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号起改为半月刊，潘梓年等主编。一九三○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３〕　罗兰珊（Ｍ．Ｌａｕｒｅｎｃｉｎ，１８８５—？）　十九世纪法国画家。

〔４〕　莱什（Ｆ．Ｌｅｇｅｒ，１８８１—１９５５）　法国画家。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１〕

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２〕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３〕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　亦有石印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　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雅雨堂丛书》中有　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　有单行本　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论衡》　王充　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　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中曾转录。

许世瑛（１９１０—１９７２），字诗英，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子。一九三○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旋改入中国文学系读书。鲁迅的书单当开于此时。

〔２〕　《全上古……隋文》　即《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

〔３〕　《全上古……隋诗》　当即《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鲁迅启事〔１〕

顷见十月十八日《申报》上，有现代书局印行鲁迅等译《果树园》〔２〕广告，末云：“鲁迅先生他从许多近代世界名作中，特地选出这样地六篇，印成第一辑，将来再印第二辑”云云。

《果树园》系往年郁达夫先生编辑《大众文艺》〔３〕时，译出揭载之作，又另有《农夫》〔４〕一篇。此外我与现代书局毫无关系，更未曾为之选辑小说，而且也没有看过这“许多世界名作”。这一部书是别人选的。特此声明，以免掠美。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三十三号“广告”栏。

〔２〕　《果树园》　现代书局编印的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选集。除收入鲁迅所译斐定的《果树园》外，又收别人所译短篇小说五篇。封面和扉页署“鲁迅等译”，但各篇并未注明译者姓名。

〔３〕　《大众文艺》　文艺月刊，郁达夫等主编，一九二八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年六月出至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鲁迅译的《果树园》原载该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４〕　《农夫》　苏联作家阿·雅各武莱夫（１８８６—１９５３）的短篇小说。鲁迅译文载于《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１〕

毁　灭　为法捷耶夫所作之名著，鲁迅译，除本文外，并有作者自传，藏原惟人和弗理契序文，译者跋语，及插图六幅，三色版作者画像一幅。售价一元二角，准于十一月卅日出版。

铁　流　为绥拉菲摩维支所作之名著，批评家称为“史诗”，曹靖华译，除本文外，并有极详确之序文，注释，地图，及作者照相和三色版画像各一幅，笔迹一幅，书中主角照相两幅，三色版《铁流图》一幅。售价一元四角，准于十二月十日出版。

无法汇款者，得以邮票代价，并不打扣，但请寄一角以下的邮票来。

特价券　以上二书曾各特印“特价券”四百枚，系为没有

钱的读者起见，并无营业的推销作用在内，因此希望此种券尽为没有钱的读者所得。《毁灭》特价六角，《铁流》八角，外埠每种外加邮寄挂号费各一角，同时购二种者共一角五分。

代售处　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

上海四马路五一二号文艺新闻社代理部（此二代售处，特价券均发生效力。）

上海三闲书屋谨启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文艺新闻》第三十七号。

《毁灭》和《铁流》原是鲁迅为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的两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书店不再承印。后来《毁灭》由大江书铺出版，但避用“鲁迅”这个名字，改署隋洛文，并删去了原有的序跋；因而鲁迅决定另行出版，用大江书铺的纸版，恢复原来署名，补入序跋，和《铁流》同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１〕

现在只有三种，但因为本书屋以一千现洋，三个有闲，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所以对于读者，虽无什么奖金，但也决不欺骗的。

除《铁流》外，那二种是：

毁　灭　作者法捷耶夫，是早有定评的小说作家，本书曾经鲁迅从日文本译出，登载月刊〔２〕，读者赞为佳作。可惜月刊中途停印，书亦不完。现又参照德英两种译本，译成全书，并将上半改正，添译藏原惟人，茀理契序文，附以原书插画六幅，三色版印作者画像一张，亦可由此略窥新的艺术。不但所写的农民矿工以及知识阶级，皆栩栩如生，且多格言，汲之不尽，实在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炬火。全书三百十余页，实价大洋一元二角。

士敏土之图　这《士敏土》是革拉特珂夫的大作，中国早有译本；德国有名的青年木刻家凯尔·梅斐尔德曾作图画十幅，气象雄伟，旧艺术家无人可以比方。现据输入中国之唯一的原版印本，复制玻璃版，用中国夹层宣纸，影印二百五十部，大至尺余，神彩不爽。出版以后，已仅存百部，而几乎尽是德日两国人所购，中国读者只二十余人。出版者极希望中国也从速购置，售完后决不再版，而定价低廉，较原版画便宜至一百倍也。图十幅，序目两页，中国式装，实价大洋一元五角。

代售处：内山书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

〔１〕　本篇最初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闲书屋版”《铁流》版权页后。

三闲书屋，鲁迅自费印行书籍时所用的书店名称。

〔２〕　指《萌芽》月刊，鲁迅译的《毁灭》连载于该刊第一至六期，题作《溃灭》。

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１〕

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绍介诚实的译作，有益卖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于归根结蒂的上当。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敝书屋是讲实在，不讲耍玩意儿的。现在已出的是：

毁灭　Ａ．法捷耶夫作。是一部罗曼小说，叙述一百五十个袭击队员，其中有农民，有牧人，有矿工，有智识阶级，在西伯利亚和科尔却克军及日本军战斗，终至于只剩了十九人。

描写战争的壮烈，大森林的风景，得未曾有。鲁迅曾从日文本译出，登载月刊，只有一半，而读者已称赞为佳作。今更据德英两种译本校改，并译成全文，上加作者自传，序文，末附后记，且有插画六幅，三色版作者画像一幅。道林纸精印，页数约三百页。实价大洋一元二角。

铁流　Ａ．绥拉菲摩维支作。内叙一支像铁的奔流一般的民军，通过高山峻岭，和主力军相联合。路上所遇到的是强敌，是饥饿，是大风雨，是死。然而通过去了。意识分明，笔力坚锐，是一部纪念碑的作品，批评家多称之为“史诗”。现由曹靖华从原文译出，前后附有作者自传，论文，涅拉陀夫的长序和详注，作者特为中国译本而作的注解。卷首有三色版作者画像一幅，卷中有作者照相及笔迹各一幅，书中主角的照相两幅，地图一幅，三色版印法棱支画“铁流图”一幅。

道林纸精印，页数三百四十页。实价大洋一元四角。

士敏土之图　革拉特珂夫的小说《士敏土》，中国早有译本，可以无须多说了。德国的青年艺术家梅斐尔德，就取这故事做了材料，刻成木版画十大幅，黑白相映，栩栩如生，而且简朴雄劲，决非描头画角的美术家所能望其项背。现从全中国只有一组之原版印本，用玻璃版复制二百五十部，版心大至一英尺余，用夹层宣纸印刷，中国式装。出版以来，在日本及德国，皆得佳评，今已仅存叁十本。每本实价大洋贰元。

代售处：内山书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

〔１〕　本篇是单张广告，写作时间未详。

《〈铁流〉图》特价告白〔１〕

当本书刚已装成的时候，才得译者来信并木刻《铁流》图像的原版印本，是终于找到这位版画大家Ｐｉｓｋａｒｅｖ〔２〕了。并承作者好意，不收画价，仅欲得中国纸张，以作印刷木刻之用。

惜得到迟了一点，不及印入书中，现拟用锌版复制单片，计四小幅（其一已见于书面，但仍另印）为一套，于明年正月底出版，对于购读本书者，只收制印及纸费大洋一角。倘欲并看插图的读者，可届时持特价券至代售处购取。无券者每份售价二角二分，又将专为研究美术者印玻璃版本二百五十部。价未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三闲书屋谨启。

〔１〕　本篇最初印于木刻《〈铁流〉图》的“特价券”背面，原题《告白》。

《〈铁流〉图》在商务印书馆制版后未及印刷，即毁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火，后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在《文学》月刊创刊号上刊出，次年印入《引玉集》。

〔２〕　Ｐｉｓｋａｒｅｖ　毕斯凯莱夫，参看本卷第３２５页注〔３〕。

更正〔１〕

编辑先生：

二十一日《自由谈》的《批评家的批评家》第三段末行，“他没有一定的圈子”是“他须有一定的圈子”之误，乞予更正为幸。

倪朔尔启。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引玉集》广告〔１〕

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

三闲书屋谨白。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广告”栏，原题《引玉集》。

《引玉集》，苏联木刻画集，鲁迅编选，一九三四年三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

《木刻纪程》告白〔１〕

一、本集为不定期刊，一年两本，或数年一本，或只有这一本。

二、本集全仗国内木刻家协助，以作品印本见寄，拟选印者即由本社通知，借用原版。画之大小，以纸幅能容者为限。彩色及已照原样在他处发表者不收。

三、本集入选之作，并无报酬，只每一幅各赠本集一册。

四、本集因限于资力，只印一百二十本，除赠送作者及选印关系人外，以八十本发售，每本实价大洋一元正。

五、代售及代收信件处，为：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

铁木艺术社谨告。

〔１〕　本篇最初印于一九三四年鲁迅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印行的《木刻纪程》附页，原题《告白》。

《木刻纪程》，木刻画集，鲁迅编选，共收八位青年木刻工作者的作品二十四幅。封面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信〔１〕

编辑先生：

《阿Ｑ正传图》的木刻者，名铁耕〔２〕，今天看见《戏》周刊上误印作“钱耕”，下次希给他改正为感。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鲁迅上。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中华日报》的《戏》周刊第十九期，原无标题。

《戏》周刊，上海《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梅（袁牧之）主编。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自创刊号起，连载袁梅改编的《阿Ｑ正传》剧本，并从第十六期起陆续刊登鲁迅寄去的十张陈铁耕木刻《阿Ｑ正传图》。

〔２〕　铁耕　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原名陈耀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１〕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也。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翻印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卷扉页后，原无标题、标点。

《十竹斋笺谱》，木版彩色水印的诗笺图谱，明末胡正言（曰从）编，共四卷，收图二百八十余幅，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印行。一九三四年，鲁迅和西谛（郑振铎）以“版画丛刊会”的名义翻印。鲁迅生前只印出一卷，其余各卷直至一九四一年七月才全部印成。

《俄罗斯的童话》〔１〕

高尔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说和戏剧，谁也决不说他是童话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话。他所做的童话里，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记这是童话，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话。说是做给成人看的童话罢，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恶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里看了一批人，又伸出头来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进头去在沙龙里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历来的创作里。这种童话里所写的却全不像真的人，所以也不像事实，然而这是呼吸，是痱子，是疮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会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写出了老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像讲着周围的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

但是，要全愈的病人不辞热痛的针灸，要上进的读者也决不怕恶辣的书！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的童话》一书版权页后，未署名。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六日鲁迅致黄源信中说“《童话》广告附呈”，即指此篇。

《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著，内收童话十六篇，俄文原本出版于一九一八年。鲁迅据日本高桥晚成译本译成中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列为《文化生活丛刊》第三种。

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１〕

编辑先生：

有一点关于误译和误排的，请给我订正一下：

一、《译文》第二卷第一期的《表》里，我把Ｇａｎｎｏｖｅ译作“怪物”，后来觉得不妥，在单行本里，便据日本译本改作“头儿”。现在才知道都不对的，有一个朋友给我查出，说这是源出犹太的话，意思就是“偷儿”，或者译为上海通用话：

贼骨头。

二、第六期的《恋歌》里，“虽是我的宝贝”的“虽”字，是“谁”字之误。

三、同篇的一切“”字，都是“槲”字之误；也有人译作“橡”，我因为发音易与制胶皮的“橡皮树”相混，所以避而不用，却不料又因形近，和“”字相混了。

鲁迅。九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译文》月刊终刊号（总第十三号），原题《订正》。

“三十年集”编目二种〔１〕

人海杂言

１． 坟３００野草１００呐喊２５０二六，○○○○〔２〕

２．彷徨２５０故事新编１３０朝华夕拾１４０热风１２０二五，五○○○

３．华盖集１９０华盖集续编２６３而已集２１５二五，○○○○荆天丛笔

４．三闲集２１０二心集３０４南腔北调集２５１二八，○○○○

５．伪自由书２１８准风月谈２６５集外集１６０二四，○○○○

６．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二集说林偶得

７．中国小说史略３７２古小说钩沉上

８．古小说钩沉下

９．唐宋传奇集４００小说旧闻钞１６０二二，○○○○

１０．两地书

二

一坟３００呐喊２５０

二彷徨２５０野草１００朝华夕拾１４０故事新编１３０

三热风１２０华盖集１９０华盖集续编２６０

四而已集２１５三闲集２１０二心集３０４

五南腔北调集２５０伪自由书２１８准风月谈２６５

六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且介居杂文二集

七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八中国小说史略４００小说旧闻钞１６０

九古小说钩沉

十起信三书唐宋传奇集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

这是鲁迅为集印三十年来的著述先后草拟的两种编目。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致曹靖华的信中曾说：“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记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这一计划鲁迅生前未能实现。一九四一年，许广平在这两种编目的基础之上，作了调整补充，编成《鲁迅三十年集》三十册，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印行。

〔２〕　本篇所列书名之后的阿拉伯数字为页数，中文数字为字数。

《死魂灵百图》广告〔１〕

果戈理的《死魂灵》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典型作品，各国均有译本。汉译本出，读书界因之受一震动，顿时风行，其魅力之大可见。此书原有插图三种，以阿庚所作的《死魂灵百图》为最有名，因其不尚夸张，一味写实，故为批评家所赞赏。惜久已绝版，虽由俄国收藏家视之，亦已为不易入手的珍籍。三闲书屋曾于去年获得一部，不欲自秘，商请文化生活出版社协助，全部用平面复写版精印，纸墨皆良。并收梭诃罗夫所作插画十二幅附于卷末，以集《死魂灵》画象之大成。读者于读译本时，并翻此册，则果戈理时代的俄国中流社会情状，历历如在目前，介绍名作兼及如此多数的插图，在中国实为空前之举。但只印一千本，且难再版，主意非在贸利，定价竭力从廉。精装本所用纸张极佳，故贵歪一倍，且只有一百五十本发售，是特供图书馆和佳本爱好者藏庋的，订购似乎尤应从速也。

〔１〕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六年三月《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原题《死魂灵百图》。

《死魂灵百图》，俄国画家阿庚（Ａ．Ａ．Ａzcw，１８１７—１８７５）作画，培尔特斯基刻版。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以“三闲书屋”名义翻印发行，卷末附有梭诃罗夫（１８２１—１８９９）所作插画十二幅。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说明〔１〕

一九三五年九月，三闲书屋据原拓本及艺术护卫社〔２〕印本画帖，选中国宣纸，在北平用珂罗版印造版画各一百零三幅，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上海补印文字，装订成书。内四十本为赠送本，不发卖；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每本实价通用纸币三元二角正。

第　　　本。

有人翻印　功德无量

〔１〕　本篇最初印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闲书屋”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扉页后，原无标题。

〔２〕　艺术护卫社　德国的艺术团体，附设有出版社。一九二七年曾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画帖》。

《海上述林》上卷插图正误〔１〕

本书上卷插画正误——

５８页后“普列哈诺夫”系“拉法格”之误；９６页后“我们的路”〔２〕系“普列哈诺夫”之误；１３４页后“拉法格”系“我们的路”之误：

特此订正，并表歉忱。

〔１〕　本篇最初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的《海上述林》下卷卷末，原无标题。

《海上述林》，瞿秋白的译文集，鲁迅编印。分上下两卷；先后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月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

〔２〕　“我们的路”　俄国彼得堡五金工人协会机关刊物的刊名，半月刊；创刊于一九一○年。

戛剑生杂记〔１〕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砍小方块，去骨，加秋油〔２〕，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３〕。

夷人呼茶为梯〔４〕，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迸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关于鲁迅》一文（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宇宙风社出版的《瓜豆集》），作于一八九八年，戛剑生，鲁迅早年的别号。

〔２〕　秋油　酱油。

〔３〕　《山家清供》　宋代林洪著，二卷，是一部关于烹饪的书。

〔４〕　梯　英语ｔｅａ的音译。

莳花杂志〔１〕

晚香玉本名土螺斯〔２〕，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３〕，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里低母斯〔４〕，苔类也，取其汁为水，可染蓝色纸，遇酸水则变为红，遇硷水又复为蓝。其色变换不定，西人每以之试验化学。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关于鲁迅》一文，作于一八九八年。

〔２〕　土螺斯　英语ｔｕｂｅｒｏｓｅ的音译，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墨西哥，我国各地多有栽培。清代顾禄《题画绝句》卷下：“晚香玉，种来西方，……本名土蠃斯，圣祖锡以今名。”圣祖，指清康熙帝。

〔３〕　吉祥草　又称松寿兰、观音草，石蒜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

〔４〕　里低母斯　英语ｌｉｔｍｕｓ的音译，即石蕊。地衣类植物。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１〕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题下署“豫才未是草”。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鲁迅由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回家度岁，二月十九日返校后写了这三首惜别的诗。

莲蓬人〔１〕

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２〕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年，署名戛剑生。

〔２〕　濂溪　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别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家。他在《爱莲说》中咏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庚子送灶即事〔１〕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２〕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年二月，署名戛剑生。

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２〕　黄羊　《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康熙会稽志》：绍俗，“祭灶品用糖糕、时果或羊首，取黄羊祭灶之义。”

祭书神文〔１〕

上章困敦之岁〔２〕，贾子祭诗之夕〔３〕，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４〕，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５〕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鱼〔６〕。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分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侯〔７〕，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８〕。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

若弗听兮止以吴钩〔９〕示之《丘》《索》兮棘其喉〔１０〕。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以心忧。宁召书癖兮来诗囚〔１１〕，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１２〕，购异籍以相酬。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年二月十八日（夏历庚子除夕），署名戛剑生。

〔２〕　上章困敦之岁　指庚子年。《尔雅·释天》：“（太岁）在庚曰上章”，“（太岁）在子曰困敦。”

〔３〕　贾子　指唐代诗人贾岛。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贾岛）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

〔４〕　长恩　明代无名氏《致虚阁杂俎》：“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鱼不蛀。”

〔５〕　阿堵　原是晋代俗语，即“这个”。《晋书·王衍传》：“衍口未尝言钱，妇令婢以钱绕床下，衍晨起，不得出，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后人遂沿用为钱的别称。

〔６〕　脉望　传说中的仙虫。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鱼，蛀书虫。，蠹的古字。

〔７〕　漆妃　墨的别称。管城侯，笔的别称。

〔８〕　笔海　砚的别称。文冢，唐代文学家刘蜕埋稿处，这里指书丛。

〔９〕　吴钩　春秋时吴地出产的弯形的刀，后泛指锋利的刀剑。唐代李贺《南园》诗：“男儿何不带吴钧，收取关山五十州。”

〔１０〕　《丘》《索》　即《九丘》、《八索》。汉代孔安国《〈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为上世帝王遗书也。”

〔１１〕　诗囚　苦吟不已，诗思窘迫的诗人。元代元好问《放言》诗有“郊岛两诗囚”句，郊、岛，指唐代诗人孟郊、贾岛。

〔１２〕　芹茂而樨香　《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泮水为学宫中的水池，后人常用入泮、芹比喻童生进学。樨即桂花。桂花飘香正是秋闱开科之时，后人常用折桂比喻秋闱中式。

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　并跋〔１〕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２〕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３〕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４〕，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５〕，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年四月初。

〔２〕　抱瓮　《庄子·天地》：“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

〔３〕　脊令　鸟名。《诗经·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过去常用它比喻兄弟友爱，急难相助。

〔４〕　登楼陨涕　东汉王粲《登楼赋》：“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堕而弗禁。”

〔５〕　消魂　南朝宋江淹《别赋》：“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

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元韵〔１〕

鸟啼铃语梦常萦，闲立花阴盼嫩晴。〔２〕

怵目飞红随蝶舞，关心茸碧绕阶生。

天于绝代偏多妒，时至将离倍有情。

最是令人愁不解，四檐疏雨送秋声。

剧怜常逐柳绵飘，金屋何时贮阿娇？〔３〕

微雨欲来勤插棘，熏风有意不鸣条。〔４〕

莫教夕照催长笛，且踏春阳过板桥。〔５〕

祗恐新秋归塞雁，兰载酒桨轻摇。

细雨轻寒二月时，不缘红豆始相思。〔６〕

堕印屐增惆怅，插竹编篱好护持。〔７〕

慰我素心香袭袖，撩人蓝尾酒盈卮。〔８〕

奈何无赖春风至，深院荼已满枝。〔９〕

繁英绕甸竞呈妍，叶底闲看蛱蝶眠。

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１０〕

文禽共惜春将去，秀野欣逢红欲然。

戏仿唐宫护佳种，金铃轻绾赤阑边。

〔１〕　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年初夏。

湘州藏春园主人，即林步青，湖南长沙人，寓居上海。他写的《惜花四律》刊于当时的《海上文社日录》。

〔２〕　铃语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宁王）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乌鹊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

〔３〕　金屋贮阿娇　阿娇，汉武帝的陈皇后的名字。相传为汉代班固所作的《汉武故事》中说，武帝幼年时，长公主戏问他：“‘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

〔４〕　插棘　宋代陆游《东湖新竹》诗：“插棘编篱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沦漪。”不鸣条，汉代桓宽《盐铁论》：“太平之时，风不鸣条，雨不破块。”

〔５〕　长笛　古有笛曲名《梅花落》，唐代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吹笛》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６〕　红豆　又名相思子。唐代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７〕　堕　《南史·范缜传》，范缜答竟陵王萧子良：“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

〔８〕　素心　指素心兰。蓝尾，即蓝尾酒，亦作婪尾酒。隋代侯白《酒律》：“酒巡匝到末座者，连饮三杯，为婪尾酒。”

〔９〕　荼　蔷薇科花名，初夏开黄白色花。宋代王淇《春暮游小园》诗：“开到荼花事了”。

〔１０〕　养花天　宋代僧仲殊《花品序》：“越中牡丹开时，……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

题照赠仲弟〔１〕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２〕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１〕　本篇录自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是鲁迅一九○二年六月从日本寄回的照片上的题句，原无标题。

〔２〕　星杓　即周作人，原名寿，字星杓。

第九卷

中国小说史略

题记

序言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后记

题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1〕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2〕，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　　　　　　　 ※　　　　　　　　 ※

〔1〕　盐谷节山（1878—1962）　盐谷温，字节山，日本汉学家。著有《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他在所著《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一文中，介绍了新发现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及“三言”（载一九二四年日本汉学杂志《斯文》第八编第六号）。“平话五种”及“三言”，分别参看本书第十四篇和第二十一篇。

〔2〕　论者　指郑振铎。本篇手稿原作：“郑振铎教授之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　

序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1〕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

※　　　　　　　 ※　　　　　　　　 ※

〔1〕　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　最早有英国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一九○一年伦敦出版）、德国葛鲁贝《中国文学史》（一九○二年莱比锡出版）等。中国人所作者，有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一九○四年出版）、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出版）等。林著排斥小说，谢著全书六十三章，仅有四个章节论及小说。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1〕（《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2〕（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3〕，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

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4〕，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稀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5〕。《七略》今亡，班固作《汉书》〔6〕，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7〕，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8〕注也。

《伊尹说》〔9〕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10〕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11〕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12〕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13〕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14〕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15〕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16〕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17〕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18〕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

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19〕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征〔20〕，祖述晋荀勖《中经簿》〔21〕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22〕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23〕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志》）则以毋炯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24〕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25〕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26〕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27〕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28〕，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29〕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30〕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31〕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32〕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33〕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34〕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棼，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35〕（《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36〕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37〕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38〕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39〕是也；

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40〕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41〕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42〕，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43〕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

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44〕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山海经》〔45〕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神异经》一卷。……

《搜神记》二十卷。……《续齐谐记》一卷。……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

实则恍忽无征，又非《逸周书》〔46〕之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47〕，高儒作《百川书志》〔48〕，皆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49〕，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然《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50〕，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后之书目，寻即不载，钱曾则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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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饰小说以干县令”　语见《庄子·杂篇·外物》。县令，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

〔2〕　桓谭（前？—56）　字君山，东汉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官至议郎给事中。所撰《新论》，《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七卷，已散佚，今存清人辑本。此处所引“小说家合残丛小语”等语，见《文选》卷三十一江淹诗《李都尉》李善注，“残丛”作“丛残”，“譬喻”作“譬论”。

〔3〕　“短书不可用”　《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耶？今有疑者，所谓蚌异蛤、二五非十也。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明，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按《庄子》，战国庄周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尧问孔子”，不见今本《庄子》。《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撰。

《汉书·艺文志》著录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今存内篇。该书《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4〕　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语见《汉书·艺文志》总序。黔首，唐颜师古注：“秦谓人为黔首，言其头黑也。”

〔5〕　刘向〔约前77—前6）　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官谏大夫、中垒校尉等。曾于天禄阁领校群书，撰成《别录》。原有《刘向集》六卷，已散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刘歆（？—23），字子骏，官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撰成《七略》。原有《刘歆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七略》，我国最早的一部目录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七卷，已散佚，今存清人辑本一卷。

〔6〕　班固（32—92）　字孟坚，东汉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官兰台令史。曾校书秘府，继其父班彪编撰《汉书》共一百卷。其中《艺文志》载：刘歆曾“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7〕　“可观者九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述十家，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及小说家，并评论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8〕　颜师古（581—645）　名籀，唐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中书侍郎、秘书少监。精于训诂，以注《汉书》著称。

〔9〕　《伊尹说》　已散佚。《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伊尹》五十一篇，亦已散佚。《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伊尹书》一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有伊尹遗文十一则。伊尹，名挚，商初大臣。

〔10〕　《鬻子说》　已散佚。又道家类著录《鬻子》二十二篇，亦已散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有一卷。鬻子，名熊，《史记·楚世家》称他是周文王时人，周成王封其后裔熊绎于楚蛮，是为楚国之始。

〔11〕　《周考》　已散佚。

〔12〕　《青史子》　周青史子撰，已散佚。《隋书·经籍志》《燕丹子》题下附注：“梁有《青史子》一卷，……亡。”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青史子，青史系复姓，古代史官。

〔13〕　《师旷》　已散佚。又兵阴阳家类著录《师旷》八篇，亦已散佚。师旷，字子野，春秋晋国人，平公臣子，精通音乐。其言论见于《春秋左氏传》、《逸周书》等。

〔14〕　《务成子》　已散佚。又五行家类著录《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房中家类著录《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均散佚。务成系复姓，名昭，一说名跗。东汉王符《潜夫论·赞学》有“尧师务成”的记载。

〔15〕　《宋子》　已散佚。《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一卷。宋子，名钘，战国时宋国人。参看本书第三篇。

〔16〕　《天乙》　已散佚。《史记·殷本记》：“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下文《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百家》，亦均散佚。《百家》，刘向编撰。

〔17〕　《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总数，应为“千三百九十篇”。

〔18〕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等句，见《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19〕　长孙无忌（？—659）　字辅机，唐洛阳（今属河南）人，官至太尉，封赵国公。永徽三年（652）奉命监修《隋书》十志。

〔20〕　魏征《580—643）　字玄成，唐馆陶（今属河北）人，官至侍中，封郑国公。曾校定秘府图书，贞观三年（629）主持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的编撰工作。按魏征只参与编撰《隋书》纪传部分，《经籍志》系长孙无忌等人编撰。

〔21〕　荀勖（？—289）　字公曾，晋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由魏入晋，领秘书监，官至尚书令。他曾据魏郑默《中经》撰成《中经簿》，系继《七略》之后最详尽的目录学著作，现已散佚。据《隋书·经籍志》，《中经薄》分四部：甲部收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收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收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收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即据此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甲为经、乙为史、丙为子、丁为集，与荀勖所定以乙为子、丙为史有所不同。

〔22〕　《燕丹子》　作者未详，或言汉人所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内容叙写战国时燕太子丹命荆轲往刺秦王的故事。

〔23〕　此处“职方氏”应作“训方氏”。据《周礼·夏官》：“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24〕　刘日句（887—946）　字耀远，后晋归义（今河北雄县）人，官至太保，曾监修《旧唐书》。韦述（？—757），唐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工部侍郎。玄宗时曾主修国史。毋炯，唐洛阳（今属河南）人，曾任右率府胄曹参军。参与整理、校订内府图书，与韦述等人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后又独自节取该书编成《古今书录》四十卷。

〔25〕　《汉书·艺文志》除总序外，每部类均有扼要评述，通称小序。据《旧唐书·经籍志序》：“炯等撰集，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指。”其后《旧唐书》撰者据《古今书录》编撰《经籍志》时，为简略起见，将小序全部删去。

〔26〕　张华　字茂先，晋方城（今河北固安）人。所撰《博物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卷。下文《列异传》，一说魏曹丕撰，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参看本书第五篇。

〔27〕　曾公亮（999—1078）　字明仲，北宋晋江（今属福建）人。

曾任史馆修撰，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他主持《新唐书》编撰工作，书成，由其具名奏进。

〔28〕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安（今属江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与宋祁合修《新唐书》，所撰有《新五代史》、《欧阳文忠集》。

〔29〕　戴祚　字延之，晋江东人，曾随刘裕西征姚秦，后任西戎主簿。所撰《甄异传》，《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吴筠，字叔庠，梁故鄣（今浙江安吉）人。据《梁书·文学传》、《隋书·经籍志》、两《唐志》，吴筠均作“吴均”。参看本书第五篇。此处所说“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指张华《列异传》一卷，戴祚《甄异传》三卷，袁王寿《古异传》三卷，祖冲之《述异记》十卷，刘质《近异录》二卷，干宝《搜神记》三十卷，刘之遴《神录》五卷，梁元帝《妍神记》十卷，祖台之《志怪》四卷，孔氏《志怪》四卷，荀氏《灵鬼志》三卷，谢氏《鬼神列传》二卷，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吴均《续齐谐记》一卷。

〔30〕　王延秀　南朝宋太原（今属山西）人。曾任尚书郎。所撰《感应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八卷，已散佚；《太平广记》存佚文二则。侯君素，侯白字君素，隋魏郡（郡治今河南临漳）人。参看本书第七篇。所撰《旌异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五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此处所说“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指王延秀《感应传》八卷，陆果《繋应验记》一卷，王琰《冥祥记》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十卷。按九家七十卷，则以十卷为是），王曼颍《续冥祥记》十一卷，刘泳《因果记》十卷，颜之推《冤魂志》三卷，又《集灵记》十卷，无名氏《征应集》二卷，侯君素《旌异记》十五卷。

〔31〕　李恕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唐代名李恕者有三人，一为陇西郡李晟之子，曾任光禄卿，余二人皆赵郡人。《诫子拾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四卷，撰者李恕为何人，待考。

〔32〕　刘孝孙　隋末唐初荆州（治所今湖北江陵）人。曾任太子洗马。所撰《事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系刘孝孙、房德懋合撰。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事始》全书分二十六门，内容系考述事物起源。

〔33〕　李涪　唐末人。曾任国子祭酒。所撰《刊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卷。书中考究典故，引古制以正唐制之误，下卷兼及杂事。

〔34〕　陆羽（733—804）　字鸿渐，唐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所撰《茶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系我国有关茶学的第一部专门著作。

〔35〕　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明兰溪（今属浙江）人。所撰《少室山房笔丛》，《明史·艺文志》著录三十二卷，又续集十六卷。内容主要为关于经史百家的考据，其中对小说戏曲的评述尤为人所重视。

〔36〕　《搜神》　即晋干宝《搜神记》；《述异》，即晋祖冲之《述异记》，参看本书第五篇。《宣室》，即唐张读《宣室志》；《酉阳》，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参看本书第十篇。

〔37〕　《飞燕》　即宋秦醇《赵飞燕外传》；《太真》，即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参看本书第十一篇。《崔莺》，即唐元稹《莺莺传》； 《霍玉》，即唐蒋防《霍小玉传》，参看本书第九篇。

〔38〕　《世说》　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语林》，即晋裴启《语林》，参看本书第七篇。《琐言》，即《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二卷，记唐、五代士大夫遗文琐语。《因话》，即《因话录》，唐赵璘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六卷，记唐人遗闻佚事等。

〔39〕　《容斋》　即《容斋随笔》，宋洪迈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五集七十四卷。内容为经史百家以及医卜星算的辩订考据。《梦溪》，即《梦溪笔谈》，宋沈括撰，二十六卷，又《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内容涉及史地、科技、艺文等。《东谷》，即《东谷所见》，宋李之彦撰，《宋史·艺文志补》著录一卷，系论说性短文。《道山》，即《道山清话》，撰者未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一卷，记宋代杂事。

〔40〕　《鼠璞》　宋戴埴撰，《宋史·艺文志补》著录一卷，书中多考证经史疑义及名物典故的异同。《鸡肋》，即《鸡肋编》，宋庄季裕撰，三卷，内容系考证古义，记叙轶事遗闻。《资暇》，即《资暇集》，唐李匡文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内容系考订古物，记述史事。《辩疑》，即《辨疑志》，唐陆长源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据《说郛》所收佚文，内容系辨明释道二教神怪灵验说的虚妄。据《新唐书·艺文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辩”均作“辨”。

〔41〕　《家训》　即《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七卷，内容以讲述立身治家之道为主，兼及考订典故，评论文艺。《世范》，即《袁氏世范》，宋袁采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卷。《劝善》，《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敏中《劝善录》六卷，《郡斋读书志》著录周明寂《劝善录》六卷，明沈节甫辑《由醇录》中有秦观《劝善录》一卷。此处指何书待考。《省心》，即《省心杂言》，宋李邦献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以上三书均系讲述立身处世之道。

〔4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纪昀奉命纂修《四库全书》，曾将抄录入库和抄存卷目的图书，全部撰写提要，共二百卷。收正式入库书三四七○种，存目书六八一九种。纪昀，字晓岚。参看本书第二十二篇。

〔43〕　如淳　三国魏冯翊（治所今陕西大荔）人，官陈郡丞。曾为《汉书》作注。引文见《汉书·艺文志》注。

〔44〕　《西京杂记》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题葛洪撰，参看本书第四篇。

〔45〕　《山海经》　作者不详，参看本书第二篇。《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先秦古书的一种，参看本书第二篇。《神异经》，旧传汉东方朔撰，已散佚，今存辑本一卷，参看本书第四篇。

〔46〕　《逸周书》　即《周书》，连序七十一篇。

〔47〕　王圻　字元翰，明上海人。曾任陕西布政使参议。所撰《续文献通考》，共二五四卷，分类记载南宋嘉定至明万历初之间典章制度的沿革情况。关于《水浒传》的记载，见该书卷一七七《经籍考》传记类。

〔48〕　高儒　明涿州（治所今河北涿县）人。武弁出身，喜藏书。

所撰《百川书志》，二十卷，系其藏书目录。该书史部野史类著录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

〔49〕　钱曾（1629—1701）　字遵王，清常熟（今属江苏）人。他藏书甚多，所撰《也是园书目》，十卷，分经、史、子、集、三藏、道藏、戏曲小说七类。该书戏曲小说类通俗小说部分，著录《古今演义三国志》、《旧本罗贯中水浒传》、《黎园广记》三种；宋人词话部分著录《灯花婆婆》、《种瓜张老》、《紫罗盖头》、《女报冤》、《风吹轿儿》、《错斩崔宁》、《小（山）亭儿》、《西湖三塔》、《冯玉梅团圆》、《简帖和尚》、《李焕生五阵雨》、《小金钱》、《宣和遗事》、《烟粉小说》、《奇闻类记》及《湖海奇闻》十六种。

〔50〕　都察院刻本　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都察院项下列有《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1〕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

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筒狄吞燕卵而生商〔2〕，刘媪得交龙而孕季〔3〕，皆其例也。此外尚甚众。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

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淮南子》《本经训》）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春秋》《左氏传》）

瞽瞍使舜上涂廪，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史记》《舜本纪》）〔4〕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

〔5〕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西山经》）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同上）

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海内西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案此字当衍），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海内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同上）

晋咸宁五年，汲县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6〕，得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穆天子传》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反葬，盖即杂书之一篇。传亦言见西王母，而不叙诸异相，其状已颇近于人王。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c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c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7〕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天子赐奔戎畋马十驷，归之太牢，奔戎再拜稽首。（卷五）

汉应劭〔8〕说，《周书》为虞初小说所本，而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9〕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余文不然。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10〕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11〕，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或虞初所本者为此等，然别无显证，亦难以定之。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

（《太平御览》三百七十八）

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后文王见太公而訆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见于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以此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

（晋立《太公吕望表》石刻，以东魏立《吕望表》补阙字。）

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杨雄〔12〕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春秋》〔13〕，袁康，吴平之《越绝书》〔14〕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15〕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是也。王逸〔16〕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何而问之。”（本书注）是知此种故事，当时不特流传人口，且用为庙堂文饰矣。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晋既得汲冢书，郭璞〔17〕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18〕亦有图赞，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所深爱。然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融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19〕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20〕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如下例，前二为随时可生新神，后三为旧神有转换而无演进。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佻挞无度；常自谓骨青，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锺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庙，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太平广记》二九三引《搜神记》）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投者觉重（案投当作捉，持也），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儛，恶便仰眠。（《异苑》五）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害恶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论衡》二十二引《山海经》，案今本中无之。）

东南有桃都山，……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窌，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得而煞之。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盖遗象也。（《太平御览》二九及九一八引《玄中记》以《玉烛宝典》注补）

门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敬德戎装立门外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命画工图二人之形像，……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三教搜神大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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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谐　《庄子·逍遥游》载：“齐谐者，志怪者也。”后人有以齐谐为志怪小说集书名的，如刘宋东阳无疑《齐谐记》、梁吴均《续齐谐记》。夷坚，《列子·汤问》载：溟海有鲲、鹏，“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后人有以夷坚为志怪小说集书名的，如宋洪迈《夷坚志》、金元好问《续夷坚志》。

〔2〕　简狄吞燕卵而生商　见《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商，即契，商朝的始祖。

〔3〕　刘媪得交龙而孕季　见《史记·高祖本纪》：“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蛟龙，《汉书·高帝纪》作“交龙”。季，汉高祖。刘邦，字季。

〔4〕　关于瞽瞍欲害舜事，《史记·五帝本纪》原作：“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

〔5〕　关于《山海经》作者，称它为禹、益所作，见汉刘歆《上山海经表》：“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益并治洪水，……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山海经》因《楚辞》而造，见宋朱熹《楚辞辨证》（下）：“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按指《山海经》和《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

〔6〕　不准盗发魏襄王冢　《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不准，人名。魏襄王冢，一说安釐王冢。据《晋书·束皙传》载：从汲冢中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琐语》十一篇，诸国卜夢妖怪相书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7〕　　陵的异体字。下文的“丌”、“稽”分别为“其”、“稽”的异体字。

〔8〕　应劭　字仲远，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曾任泰山太守。撰有《风俗通义》、《汉书集解音义》等。

〔9〕　《克殷》　见《逸周书》第三十六，记周武王在牧野战胜殷纣事。《世俘》，见《逸周书》第四十，记周武王灭殷后，继续追击殷诸侯国及以俘虏祭祀事。《王会》，见《逸周书》第五十九，记周成王大会诸侯，各国进献奇珍异物事。《太子晋》，见《逸周书》第六十四，记周灵王太子晋与晋大夫师旷对话时能言善辩事。

〔10〕　《太平御览》　类书，北宋李昉等人奉旨编辑，太平兴国八年（983）书成。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引书多至一六九○种。该书引有《琐语》十七则。

〔11〕　晋立《吕望表》　石刻碑文，一名《太公碑》。宋赵明诚《金石录》载：“晋太康十年三月，汲县令卢无忌立。”表内引有《周志》“文王梦天帝”一段文字。《周志》，《左传》文公二年：“志者记也，谓之《周志》，明是周世之书，不知其书何所名也。”下文“东魏立《吕望表》”，据清毕沅《中州金石记》载，晋立太公碑损裂后，于东魏武定八年（548）四月再立。由穆子容书写。

〔12〕　杨雄（前53—18）　亦作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其著作有明人所辑《扬子云集》，六卷。所撰《蜀王本纪》，一卷，记蜀国开国至秦时诸蜀王的异事。

〔13〕　赵晔　字长君，东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所撰《吴越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内容记述吴国自太伯至夫差，越国自无余至勾践的历史故事，其中有不少民间传说。

〔14〕　袁康　东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吴平，字君高，东汉会稽人。《越绝书》，内容记述吴越的历史地理及夫差、伍子胥、文种、范蠡等人的活动。《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六卷，题子贡撰。按该书记事下及秦汉，撰者不可能是子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断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

〔15〕　《天问》　《楚辞》篇名，屈原撰。全诗由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组成，对某些古代史事、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提出疑问。鲁迅《摩罗诗力说》称此诗“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16〕　王逸　字叔师，东汉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元初中为校书郎，顺帝时进侍中。所撰《楚辞章句》，系《楚辞》最早注本。下文“本书注”，指王逸《楚辞章句》中《天问》章句序，这里有删节。

〔17〕　郭璞（276—324）　字景纯，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

曾任著作佐郎、王敦记室参军。图赞，《隋书·经籍志》著录郭璞《山海经图赞》二卷，是以《山海经》内容为题材的图画的赞诗。

〔18〕　江灌　字道群，晋陈留（今属河南开封县）人，官至吴郡太守。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江灌所撰系《尔雅图赞》。

〔19〕　希腊史诗　指长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盲诗人荷马所作，经过长期的口头传诵，公元前六世纪整理成书。作品串联许多神话和历史传说，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0〕　说者　指日本盐谷温。他解释中国古代神话很少的两个原因，见他所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孙俍工译）。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本注）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1〕者。其中依托古人者七，曰：《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记古事者二，曰：《周考》，《青史子》，皆不言何时作。明著汉代者四家：曰《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与《百家》，虽亦不云何时作，而依其次第，自亦汉人。

《汉志》道家有《伊尹说》〔2〕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办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

《吕氏春秋》《本味篇》〔3〕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护”，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

伊尹以割烹要汤〔4〕，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

《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今仅存一卷，或以其语浅蒲，疑非道家言。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与今本《鬻子》颇不类者，则殆真非道家言也。

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走如疾风，声如振霆。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摩之，纣军反走。（《文选李善注》及《太平御览》三百一）

青史子为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时。其书隋世已佚，刘知几《史通》〔5〕云“《青史》由缀于街谈”者，盖据《汉志》言之，非逮唐而复出也。遗文今存三事，皆言礼，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大戴礼记》《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十事》）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珮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和鸾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教之道也。（《大戴礼记》《保傅篇》）

鸡者，东方之畜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风俗通义》八）

《汉志》兵阴阳家〔6〕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

虞初事详本志注，又尝与丁夫人〔7〕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见《郊祀志》，所著《周说》几及千篇，而今皆不传。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朱右曾〔8〕（《逸周书集训校释》十一）疑是《虞初说》。

芥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览》三）

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山海经》注十六）

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文选李善注》十四）

《百家》者，刘向《说苑》〔9〕叙录云，“《说苑杂事》，……

其事类众多，……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说苑》今存，所记皆古人行事之迹，足为法戒者，执是以推《百家》，则殆为故事之无当于治道者矣。

其余诸家，皆不可考。今审其书名，依人则伊尹鬻熊师旷黄帝，说事则封禅养生，盖多属方士假托。惟青史子非是。

又务成子名昭，见《荀子》，《尸子》尝记其“避逆从顺”之教〔10〕；宋子名钘，见《庄子》，《孟子》作宋径，《韩非子》作宋荣子，《荀子》引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11〕，则“黄老意”，然俱非方士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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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风　《诗经》组成部分，大多是周初至春秋中期民歌。

《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2〕　《伊尹说》，《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作《伊尹》。

〔3〕　《吕氏春秋》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门客共同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六卷，共一六○篇。《本味篇》，见《吕氏春秋·孝行览》，记伊尹历举各地山珍海味，谓仅天子之国始能享受，劝说汤改革政治，以取天下。

〔4〕　割烹要汤　《孟子·万章》：“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

〔5〕　刘知几（661—721）　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曾任著作郎、左史等官，多次参加官修史书。所撰《史通》，系我国第一部史籍评著。二十卷，分内外篇，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论史籍源流得失。又，“《青史》由缀于街谈”，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由”原作“曲”。

〔6〕　兵阴阳家　即兵书中的阴阳家。《汉书·艺文志》：“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唐颜师古注：“五胜，五行相胜也。”

〔7〕　丁夫人　《汉书·郊祀志》载：武帝太初元年（104），西伐大宛，“丁夫人与雒阳虞初等以方祀诅匈奴、大宛焉。”唐韦昭注：“丁，姓；夫人，名也。”

〔8〕　朱右曾　字尊鲁，清嘉定（今属上海）人。曾官贵州遵义知府。撰有《逸周书集训校释》、《左氏传解谊》等。

〔9〕　《说苑》　西汉刘向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分类纂述春秋战国至秦汉间历史故事，杂以议论。《说苑杂事》，即《说苑》。《新序》，刘向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内容体例与《说苑》相似。

〔10〕　务成子　见《荀子·大略篇》：“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尸子》卷下引务成子教舜曰：“避天下之逆，从天下之顺，天下不足取也。”《尸子》，战国鲁国尸佼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篇，已散佚。今本《尸子》疑为魏晋时人依托补撰。

〔11〕　“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　语见《荀子·正论》。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此群书中，有称东方朔班固〔1〕撰者各二，郭宪刘歆〔2〕撰者各一，大抵言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

称东方朔撰者有《神异经》一卷，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间有嘲讽之辞。《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则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其文颇有重复者，盖又尝散佚，后人钞唐宋类书所引逸文复作之也。有注，题张华作，亦伪。

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盖少，凡蔗亦然。（《南荒经》）

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原注，言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一之诞。（《西南荒经》）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

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中荒经》）

《十洲记》〔3〕一卷，亦题东方朔撰，记汉武帝闻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于西王母，乃延朔问其所有之物名，亦颇仿《山海经》。

玄洲在北海之中，戍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万里。上有大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风山，声响如雷电，对天西北门。上多太玄仙官宫室，宫室各异。饶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处，甚肃肃也。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

到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

……明年，帝崩于五柞宫，已亡月支国人鸟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之用耶？自合殒命矣！

东方朔虽以滑稽名，然诞谩不至此。《汉书》《朔传》赞云，“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则知汉世于朔，已多附会之淡。二书虽伪作，而《隋忐》已著录，又以辞意新异，齐梁文人办往往引为故实。《神异经》固亦神仙家言，然文思较深茂，盖文人之为。《十洲记》特浅薄，观其记月支国反生香，及篇首云，“方朔云：臣，学仙者也，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美，将招名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则但为方士窃虑失志，借以震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而已。

称班固作者，一曰《汉武帝故事》〔4〕，今存一卷，记武帝生于猗兰殿至崩葬茂陵杂事，且下及成帝时。其中虽多神仙怪异之言，而颇不信方士，文亦简雅，当是文人所为。《隋志》著录二卷，不题撰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也。”〔5〕然后人遂径属之班氏。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

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翁，须鬓皓白，衣服不整。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

驯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

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6〕……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气。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夹侍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著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

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语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母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逐，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怅良久。

其一曰《汉武帝内传》〔7〕，亦一卷，亦记孝武初生至崩葬事，而于王母降特详。其文虽繁丽而浮浅，且窃取释家言，又多用《十洲记》及《汉武故事》中语，可知较二书为后出矣。

宋时尚不题撰人，至明乃并《汉武故事》皆称班固作，盖以固名重，因连类依托之。

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曜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帝跪谢。……上元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戎，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意志。”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阆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志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励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佩之焉。”

又有《汉武洞冥记》四卷，题后汉郭宪撰。全书六十则，皆言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之事；其所以名《洞冥记》者，序云，“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则所凭藉亦在东方朔。

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光武时征拜博士，刚直敢言，有“关东觥觥郭子横”〔8〕之目，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遽为方士攀引，范晔作《后汉书》〔9〕，遂亦不察而置之《方术列传》中。然《洞冥记》称宪作，实始于刘昫《唐书》，《隋志》但云郭氏，无名。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记》，有《郭氏洞冥记》。《玄中记》〔10〕今不传，观其遗文，亦与《神异经》相类；《洞冥记》今全，文如下：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著裘，坐一神龟，广二尺。人问“子坐此龟几年矣？”对曰，“昔伏羲始造网罟，获此龟以授吾；吾坐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岁即一出头，吾坐此龟，已见五出头矣。”……（卷二）

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阁，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方之事。唯东方朔下席操笔跪而进。帝曰，“大夫为朕言乎？”朔曰，“臣游北极，至种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龙衔烛火以照山之四极。亦有园圃池苑，皆植异木异草；有明茎草，夜如金灯，折枝为炬，照见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于夜暝时，转见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锉此草为泥，以涂云明之馆，夜坐此馆，不加灯烛；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卷三）

至于杂载人间琐事者，有《西京杂记》〔11〕，本二卷，今六卷者宋人所分也。末有葛洪跋，言“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小有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以补《汉书》之阙。”然《隋志》不著撰人，《唐志》则云葛洪撰，可知当时皆不信为真出于歆。段成式〔12〕（《西阳杂俎》《语资篇》）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后人因以为均作。然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13〕，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或又以文中称刘向为家君，因疑非葛洪作，然既托名于歆，则摹拟歆语，固亦理势所必至矣。书之所记，正如黄省曾〔14〕序言，“大约有四：则猥琐可略，闲漫无归，与夫杳昧而难凭，触忌而须讳者。”然此乃判以史裁，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忧懑，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阳昌贯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贯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卷二）

郭威。字文伟，茂陵人也，好读书，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

（卷三）

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卷四）

（广川王去疾聚无赖发）栾书画，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

（卷六）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少以儒学知名，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太安中，官伏波将军。以平贼功封关内侯。

干宝深相亲善，荐洪才堪国史，而洪闻交址出丹，自求为勾漏令，行至广州，为刺史所留，遂止罗浮，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卒（约二九○——三七○），有传在《晋书》。洪著作甚多，可六百卷，其《抱朴子》（内篇三）言太丘长颍川陈仲弓有《异闻记》〔15〕，且引其文，略云郡人张广定以避乱置其四岁女于古冢中，三年复归，而女以效龟息得不死。然陈实此记，史志既所不载，其事又甚类方士常谈，疑亦假托。葛洪虽去汉未远，而溺于神仙，故其言亦不足据。

又有《飞燕外传》〔16〕一卷，记赵飞燕姊妹故事，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司马光尝取其“祸水灭火”语入《通鉴》〔17〕，殆以为真汉人作，然恐是唐宋人所为。又有《杂事秘辛》一卷，记后汉选阅梁冀妹及册立事〔18〕，杨慎〔19〕序云，“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20〕（《野获编》二十三）以为即慎一时游戏之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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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方朔　参看《汉文学史纲要》第九篇及注〔14〕。班固，参看本卷第11页注〔6〕。

〔2〕　郭宪　字子横，东汉汝南新郪（今安徽太和）人，官至光禄勋。《隋书·经籍志》著录《汉武洞冥记》一卷，题郭氏撰；至《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汉别国洞冥记》，四卷，径题郭宪撰。刘歆，参看本卷第11页注〔5〕。

〔3〕　《十洲记》　《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题东方朔撰，实系齐梁以后方士伪托。

〔4〕　《汉武帝故事》　《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不题撰人。

书已散佚，明吴琯《古今逸史》存一卷，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5〕　晁公武　字子止，南宋鉅野（今属山东）人。著名藏书家。

所撰《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不少失传古籍可由此书知其梗概。关于《汉武帝故事》撰人的引文，见该书卷二史部传记类：“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

〔6〕　关于“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句，鲁迅《古小说钩沉·汉武故事》据《绀珠集》卷九校补，作：“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洒扫以待之。”

〔7〕　《汉武帝内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不题撰人。

《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卷，注称“不知作者”。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著录一卷，题汉班固撰。

〔8〕　“关东觥觥郭子横”　《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又载：郭宪曾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潠。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后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

〔9〕　范晔（398—445）　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撰《后汉书》，成帝纪列传部分九十卷，志的部分未成而死，后人将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并入。

〔10〕　《玄中记》　《隋书·经籍志》及两《唐志》均未著录，撰人不详。此书旧题《郭氏玄中记》，宋罗泌《路史》以为晋郭璞撰。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11〕　《西京杂记》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卷，均题葛洪撰。葛洪跋中所说刘歆的《汉书》一百卷，史书经籍志、艺文志均未著录。《西京杂记》所记皆西汉遗闻佚事，杂有怪诞传说。

〔12〕　段成式（？—863）　字柯古，唐临淄（今山东淄博）人。

所撰《酉阳杂俎》，参看本书第十篇。

〔13〕　殷芸（471—529）　字灌蔬，南朝梁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任安右长史、秘书监。梁武帝命其撰《小说》，《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世称《殷芸小说》。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14〕　黄省曾（1490—1540）　字勉之，明吴县（今属江苏）人。

引文见其所撰《西京杂记序》。

〔15〕　《抱朴子》　葛洪自号抱朴子，以其号为书名。《隋书·经籍志》著录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外篇三十卷。内篇《对俗》曾引陈仲弓《异闻记》“张广定”一则。陈仲弓（104—187），名寔，东汉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曾任太丘长。所撰《异闻记》，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16〕　《飞燕外传》　《隋书·经籍志》及两《唐志》均未著录。

《宋史·艺文志》著录《赵飞燕外传》一卷，题伶玄撰。内容记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姊妹宫廷生活。伶玄，字子于，西汉末潞水（今河北三河）人。曾官河东都尉。

〔17〕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曾主编《通鉴》（《资治通鉴》）。“祸水灭火”，《通鉴》卷三十一载：飞燕姊妹被召入宫，“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18〕　《杂事秘辛》　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著录一卷，题汉无名氏撰。梁冀（？—159），字伯卓，东汉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

以外戚官大将军。

〔19〕　杨慎（1488—1559）　字用修，号升菴，明新都（今属四川）人，官翰林学士。著作多至百余种，明万历间张士佩将其主要者编为《升菴集》八十一卷。

〔20〕　沈德符（1578—1642）　字景倩，又字虎臣，明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所撰《野获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多记明开国至万历年间朝章国故及街谈琐语，并保存一些戏曲小说资料。关于杨慎伪作《杂事秘辛》的事，《野获编》卷二十三载：“近日刻《杂事秘辛》记后汉选阅梁冀妹事，因中有约束如禁中一语，遂以为始于东汉。

不知此书本杨用修伪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杨不过一时游戏，后人信书太真，遂为所惑耳。”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隋志》有《列异传》三卷，魏文帝〔1〕撰，今佚。惟古来文籍中颇多引用，故犹得见其遗文，则正如《隋志》所言，“以序鬼物奇怪之事”者也。文中有甘露年间事，在文帝后，或后人有增益，或撰人是假托，皆不可知。两《唐志》皆云张华撰，亦别无佐证，殆后有悟其抵牺者，因改易之。惟宋裴松之〔2〕《三国志注》，后魏郦道元《水经注》〔3〕皆已征引，则为魏晋人作无疑也。

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大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太平御览》八百八十四，《法苑珠林》六）

神仙麻姑降东阳蔡经家，手爪长四寸。经意曰，“此女子实好佳手，愿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见经顿地，两目流血。（《太平御览》三百七十）

武晶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相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太平御览》八百八十八）

晋以后人之造伪书，于记注殊方异物者每云张华，亦如言仙人神境者之好称东方朔。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魏初举太常博士，入晋官至司空，领著作，封壮武郡公，永康元年四月赵王伦之变〔4〕，华被害，夷三族，时年六十九（二三二——三○○），传在《晋书》。华既通图纬，又多览方伎书，能识灾祥异物，故有博物洽闻之称，然亦遂多附会之说。梁萧绮所录王嘉《拾遗记》〔5〕（九）言华尝“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态》四百卷，奏于武帝”，帝令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其书今存，乃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不能副其名，或由后人缀辑复成，非其原本欤？今所存汉至隋小说，大抵此类。

《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蜡。”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卷二《异产》）

取鳖锉令如棋子大，捣赤苋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池中，经旬脔脔尽成鳖也。（卷四《戏术》）

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归。（卷八《史补》）

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卷九《杂说》上）

新蔡干宝字令升，晋中兴后置史官，宝始以著作郎领国史，因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6〕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四世纪中）。宝著《晋纪》〔7〕二十卷，时称良史；

而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8〕二十卷。以“发明神道之不诬”（自序中语），见《晋书》本传。《搜神记》今存者正二十卷，然亦非原书，其书于神祇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说。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旨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视之！”式叩头流血，良久，吏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已，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累为鞭杖，今已见汝，可复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

……至三日日中，果见来取，便死。（卷五）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

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岁余而卒。（卷十六）

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

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今本无此条，见《太平寰宇记》一百二十六引）

续干宝书者，有《搜神后记》十卷。题陶潜撰〔9〕。其书今具存，亦记灵异变化之事如前记，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

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妄。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

宝兄常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卷四）

晋中兴后，谯郡周子文家在晋陵，少时喜射猎。常入山，忽山岫间有一人长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镝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忽出声唤曰，“阿鼠！”（原注，子文小字）子文不觉应曰“喏”。此人便牵弓满镝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厌伏。（卷七）

晋时，又有荀氏作《灵鬼志》，〔10〕陆氏作《异林》，〔11〕西戎主簿戴祚〔12〕作《甄异传》，祖冲之作《述异记》〔13〕，祖台之作《志怪》，〔14〕此外作志怪者尚多，有孔氏殖氏曹毗〔15〕等，今俱佚，间存遗文。至于现行之《述异记》二卷，称梁任昉〔16〕撰者，则唐宋间人伪作，而袭祖冲之之书名者也，故唐人书中皆未尝引。

刘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才，晋末拜南平国郎中令，入宋为给事黄门郎，数年，以病免，泰始中卒于家（约三九○——四七○），所著有《异苑》〔17〕十余卷，行世。

（详见明胡震亨所作小传，在汲古阁本《异苑》卷首）《异苑》今存者十卷，然亦非原书。

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卷二）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复。（卷八）

晋太元十九年，鄱阳桓阐杀犬祭乡里绥山，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于巫曰，“桓阐以肉生贻我，当谪令自食也。”其年忽变作虎，作虎之始，见人以斑皮衣之，即能跳跃噬逐。（卷八）

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褫取饴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落，常以给膳。（卷十）

临川王刘义庆〔18〕（四○三——四四四）为性简素，爱好文义，撰述甚多（详见《宋书》《宗室传》），有《幽明录》三十卷，见《隋志》史部杂传类，《新唐志》入小说。其书今虽不存，而他书征引甚多，大抵如《搜神》《列异》之类；然似皆集录前人撰作，非自造也。唐时尝盛行，刘知几（《史通》）云《晋书》多取之。

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有《齐谐记》〔19〕七卷，亦见《隋志》，今佚。梁吴均作《续齐谐记》〔20〕一卷，今尚存，然亦非原本。

吴均字叔痒，吴兴故鄣人，天监初为吴兴主簿，旋兼建安王伟记室，终除奉朝请，以撰《齐春秋》不实免职，已而复召，使撰通史，未就〔21〕，普通元年卒，年五十二（四六九——五二○），事详《梁书》《文学传》。均夙有诗名，文体清拔，好事者或模拟之，称“吴均体”〔22〕，故其为小说，亦卓然可观，唐宋文人多引为典据，阳羡鹅笼之记，尤其奇诡者也。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

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

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

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云，“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所云释氏经者，即《旧杂譬喻经》，吴时康僧会译，〔23〕今尚存；而此一事，则复有他经为本，如《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说观佛苦行时白毫毛相〔24〕云，“天见毛内有百亿光，其光微妙，不可具宣。于其光中，现化菩萨，皆修苦行，如此不异。菩萨不小，毛亦不大。”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师，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行病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云，“自可耳。”……即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法苑珠林》六十一，《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九）

※　　　　　　　 ※　　　　　　　　 ※

〔1〕　魏文帝　即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次子。操死，丕袭位为魏王。后代汉称帝，国号魏。撰有《魏文帝集》。

〔2〕　裴松之（372—451）　字世期，南朝宋闻喜（今属山西）人，任国子博士。奉命注晋陈寿《三国志》，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保存不少文史资料。

〔3〕　郦道元（466或472—527）　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官御史中尉、关右大使。所撰《水经注》四十卷，系我国古代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名著。

〔4〕　赵王伦之变　赵王伦，即司马伦（？—301），字子彝。晋司马懿第九子，晋武帝时封赵王。据《晋书·孝惠帝纪》载，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伦等“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皆遇害”。

〔5〕　萧绮　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关于他节录王嘉《拾遗记》事，参看本书第六篇。

〔6〕　王导（276—339）　字茂弘，东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

出身士族，历仕元、明、成三帝，官至丞相。

〔7〕　《晋纪》　《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三卷，东晋干宝撰。

记晋宣帝至愍帝前后五十三年间事。《晋书·干宝传》载：“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8〕　《搜神记》　《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题干宝撰。今本二十卷，系后人从类书中辑录而成。

〔9〕　《搜神后记》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题陶潜撰。陶潜（约372—427），又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10〕　荀氏　生平不详。所撰《灵鬼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11〕　陆氏　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称陆氏为陆云之侄。

生平不详。所撰《异林》，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记钟繇遇鬼妇事。

〔12〕　戴祚　参看本卷第13页注〔29〕。

〔13〕　祖冲之（429—500）　字文远，南齐范阳蓟（今北京大兴）人，官至长水校尉。他在数学、历法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所撰《述异记》，《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14〕　祖台之　字元辰。祖冲之曾祖父，东晋安帝时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所撰《志怪》，《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15〕　孔氏　指孔约，晋人，生平不详。所撰《志怪》，《隋书·经籍志》著录四卷。殖氏，生平不详。所撰《志怪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曹毘，字辅佐，谯国人，官至光禄勋。所撰《志怪》，《隋书·经籍志》及两《唐志》均未著录。三书均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各有辑本。

〔16〕　任昉（460—508）　字彦升，南朝梁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历仕宋、齐、梁三朝。《述异记》，《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卷，题任昉撰。

〔17〕　《异苑》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题宋给事刘敬叔撰。

〔18〕　刘义庆　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袭封临川王。撰有《世说》、《徐州先贤传》等。《幽明录》，《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刘知几关于唐修《晋书》多取《幽明录》等书的话，见《史通·采撰》：“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19〕　东阳无疑　生平不详。所撰《齐谐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七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20〕　《续齐谐记》　《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原本久佚。今存明辑本，系从《太平广记》等书钞合而成。

〔21〕　关于吴均撰《齐春秋》不实免职事，见《梁书·吴均传》：

“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梁武帝萧衍）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

唯列传未就。”

〔22〕　“吴均体”　《梁书·吴均传》载，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斅之，谓为‘吴均体’”。

〔23〕　《旧杂譬喻经》　二卷，经文以譬喻宣扬教义。康僧会（？—280），三国吴僧人，世居天兰，后移居交趾。吴赤乌十年（247）至建业（今江苏南京），孙权为之建塔寺，使译经。译有《六度集》、《旧杂譬喻经》等。

〔24〕　《观佛三昧海经》　十卷，东晋佛陀跋陀译。白毫毛相，系佛教所说佛的三十二种形象之一，谓佛眉长有白色毫毛，长一丈五尺，平时缩卷于眉毛旁。以下所引经文，源于佛家圆融互摄理论。其说以为世界万事万物均发源于心，心无大小，“相”亦无大小，故毛内有菩萨，菩萨不小，毛亦不大。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1〕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2〕，齐王琰《冥祥记》〔3〕，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4〕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王琰者，太原人，幼在交址，受五戒，于宋大明及建元（五世纪中）年，两感金像之异，因作记，撰集像事，继以经塔，凡十卷，谓之《冥祥》，自序其事甚悉（见《法苑珠林》卷十七）。《冥祥记》在《珠林》及《太平广记》中所存最多，其叙述亦最委曲详尽，今略引三事，以概其余。

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

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佛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珠林》十三）

晋谢敷字庆绪，会稽山阴人也，……少有高操，隐于东山，笃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写《首楞严经》，当在都白马寺中，寺为灾火所延，什物余经，并成煨尽，而此经止烧纸头界外而已，文字悉存，无所毁失。敷死时，友人疑其得道，及闻此经，弥复惊异。……（《珠林》十八）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已，屈伸随人。留尸十日，平旦，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扶泰腋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巍高峻，城色青黑。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屋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简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黑门。有人著绎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所事？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谛汝等辞，以实言也！

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将作。……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兵马，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

……或剑树高广，不知限量，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皆，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首割截，尺寸离断。

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相见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语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其于塔寺中悬幡烧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云名开光大舍。……

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曰，“卿无罪过，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以除不？”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滕箧检泰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

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珠林》七，《广记》三百七十七）

佛教既渐流播，经论日多，杂说亦日出，闻者虽或悟无常而归依，然亦或怖无常而却走。此之反动，则有方士亦自造伪经，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苦空者，今所存汉小说，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余盖皆是矣。方士撰书，大抵托名古人，故称晋宋人作者不多有，惟类书间有引《神异记》〔5〕者，则为道士王浮作。浮，晋人；有浅妄之称，即惠帝时（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与帛远抗论屡屈，遂改换《西域传》造老子《明威化胡经》者也〔6〕（见唐释法琳《辩正论》六）。其记似亦言神仙鬼神，如《洞冥》《列异》之类。

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赴职，闻宫亭庙验（原注云言灵验），过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枚。

年限既满，作杖拟以还庙，捶铁以为干，以银涂之。寻征为散骑常侍，往宫亭，送杖于庙中讫，即进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涂杖见与，便投水中，当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于是取银杖看之，剖视中见铁干，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飞，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太平御览》七百十）

丹丘生大茗，服之生羽翼。（《事类赋》注十六）

《拾遗记》十卷，题晋陇西王嘉撰，梁萧绮录。《晋书》《艺术列传》中有王嘉，略云，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初隐于东阳谷，后入长安，苻坚累征不起，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姚苌入长安，逼嘉自随；后以答问失苌意，为苌所杀（约三九○）。嘉尝造《牵三歌谶》〔7〕，又著《拾遗录》十卷，其事多诡怪，今行于世。传所云《拾遗录》者，盖即今记，前有萧绮序，言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当苻秦之季，典章散灭，此书亦多有亡，绮更删繁存实，合为一部，凡十卷。今书前九卷起庖牺迄东晋，末一卷则记昆仑等九仙山，与序所谓“事讫西晋之末”者稍不同。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以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宴戏，奏便娟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

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俗谓游乐之处为桑中也，《诗》《卫风》云“期我乎桑中”，盖类此也。……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余裔也。……

（卷一）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帛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卯金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授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卷六）

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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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颜之推（531—？）　字介，北齐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

初仕梁，入北齐为黄门侍郎，隋开皇中卒。所撰《冤魂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今本皆称《还冤志》。下文所说《集灵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2〕　《宣验记》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三卷，刘义庆撰，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3〕　王琰　南齐太原（今属山西）人。齐太子舍人，入梁为吴兴令。所撰《冥祥记》，《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4〕　侯白　参看本书第七篇。所撰《旌异记》，《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五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5〕　《神异记》　王浮撰。《隋书·经籍志》及两《唐志》均未著录。卷数未详。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6〕　帛远　佛教徒。俗姓万，字法祖，晋河内（今河南泌阳）人。

曾在长安讲经。王浮与帛远辩论，多次失败，遂托名老子撰《明威化胡经》。按《西域传》认为佛教先于老子，书中叙老子至罽宾国云：

“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王浮撰《明威化胡经》则予倒换，说老子至流沙，成浮图，死后变为佛，因而形成佛教。这反映佛道二教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

〔7〕　《牵三歌谶》　晋王嘉撰，《隋书·经籍志》及两《唐志》均未著录，已散佚。《晋书·王嘉传》载：“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晋隆和（三六二）中，有处士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同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1〕，时颇盛行，以记谢安语不实〔2〕，为安所诋，书遂废（详见《世说新语》《轻诋篇》）。后仍时有，凡十卷，至隋而亡，然群书中亦常见其遗文也。

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太平广记》二百三十四）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不觉。左右宜慎之！”后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太平御览》七百七）

钟士季尝向人道，“吾年少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续谈助》四）

祖士言与钟雅语相调，钟语祖曰，“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

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必有神槌。”钟遂屈。（《御览》四百六十六）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御览》三百八十九）

《隋志》又有《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3〕，《唐志》云，“贾泉注”，今亡。审其遗文，亦与《语林》相类。

宋临川王刘义庆有《世说》八卷，梁刘孝标注之为十卷〔4〕，见《隋志》。今存者三卷曰《世说新语》，为宋人晏殊所删并〔5〕，于注亦小有剪裁，然不知何人又加新语二字，唐时则曰新书，殆以《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6〕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卷上《文学篇》）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卷中《雅量篇》）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卷中《赏誉篇》）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同上）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卷下《任诞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卷下《汰侈篇》）

梁沈约（四四一——五一三，《梁书》有传）作《俗说》〔7〕三卷，亦此类，今亡。梁武帝尝敕安右长史殷芸（四七一——

五二九，《梁书》有传）撰《小说》三十卷，至隋仅存十卷，明初尚存，今乃止见于《续谈助》及原本《说郛》〔8〕中，亦采集群书而成，以时代为次第，而特置帝王之事于卷首，继以周汉，终于南齐。

晋咸康中，有士人周谓者，死而复生，言天帝召见，引升殿，仰视帝，面方一尺。问左右曰，“是古张天帝耶？”

答云，“上古天帝，久已圣去，此近曹明帝也。”（《绀珠集》二）

孝武未尝见驴，谢太傅问曰，“陛下想其形当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当似猪。”（《续谈助》四。原注云，出《世说》。案今本无之。）

孔子尝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与共战，揽尾得之，内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曰，“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怀石盘欲中孔子，又问“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杀人使笔端。”又问曰，“中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杀人用舌端。”又问“下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杀人怀石盘。”子路出而弃之，于是心服。（原本《说郛》二十五。原注云，出《冲波传》。）

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到秋，不得久茂。日数将冬，时讫将老。子独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盖所居者然。子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树檀？上叶干青云，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与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求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夫痛夫，二君二君！”（《续谈助》四。原注云，出《鬼谷先生书》。）

《隋志》又有《笑林》〔9〕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淳一名竺，字子礼，颍川人，弱冠有异才，元嘉元年（一五一），上虞长度尚为曹娥立碑〔10〕，淳者尚之弟子，于席间作碑文，操笔而成，无所点定，遂知名，黄初初（约二二一），为魏博士给事中，见《后汉书》《曹娥传》及《三国》《魏志》《王粲传》等注。《笑林》今佚，遗文存二十余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太平广记》二百六十二）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复相敬，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婿。女婿既归而遣妇。妇临去请罪，夫曰，“曩见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妇老后，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太平御览》四百九十九）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

（《广记》二百六十二）

甲与乙争斗，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同上）

《笑林》之后，不乏继作，《隋志》有《解颐》〔11〕二卷。杨松玢撰，今一字不存，而群书常引《谈薮》〔12〕，则《世说》之流也。《唐志》有《启颜录》十卷，侯白撰。白字君素，魏郡人，好学有捷才，滑稽善辩，举秀才为儒林郎，好为诽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隋高祖闻其名，召令于秘书修国史，后给五品食，月余而死（约六世纪后叶）。

见《隋书》《陆爽传》。《启颜录》今亦佚，然《太平广记》引用甚多，盖上取子史之旧文，近记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其有唐世事者，后人所加也；古书中往往有之，在小说尤甚。

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杨）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

对曰，“白在省门，会卒无处觅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广记》二百四十八）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翁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鹤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

又曰，“道边树有骨，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同上）

其后则唐有何自然《笑林》〔13〕，今亦佚，宋有吕居仁《轩渠录》〔14〕，沈征《谐史》〔15〕，周文玘《开颜集》〔16〕，天和子《善谑集》〔17〕，元明又十余种；大抵或取子史旧文，或拾同时琐事，殊不见有新意。惟托名东坡之《艾子杂说》〔18〕稍卓特，顾往往嘲讽世情，讥刺时病，又异于《笑林》之无所为而作矣。

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见《唐志》，然据《隋志》，则殆即所注临川书。唐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19〕（见《新唐志》杂家，今佚），宋有王谠《唐语林》〔20〕，孔平仲《续世说》〔21〕，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22〕，李绍文《明世说新语》〔23〕，焦竑《类林》及《玉堂丛话》〔24〕，张墉《廿一史识余》〔25〕，郑仲夔《清言》〔26〕等；然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而世人犹复为之不已，至于清，又有梁维枢作《玉剑尊闻》〔27〕，吴肃公作《明语林》〔28〕，章抚功作《汉世说》〔29〕，李清作《女世说》〔30〕，颜从乔作《僧世说》〔31〕，王晫作《今世说》〔32〕，汪琬作《说铃》而惠栋为之补注〔33〕，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3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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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裴启　字荣期，东晋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人。所撰《语林》，《隋书·经籍志》《燕丹子》题下附注：“梁有……《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2〕　谢安（320—385）　字安石，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人，孝武帝时官中书监，录尚书事。据《世说新语·轻诋篇》载，庾道季将裴启《语林》所记谢安有关裴启、支道林的话告知谢安，谢安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读毕东亭（王珣）《经酒垆下赋》时，谢安又云：“君乃复作裴氏学！”自此《语林》遂废。

〔3〕　《郭子》　《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郭澄之撰。郭澄之，字仲静，东晋太原阳曲（今属山西）人，曾任刘裕相国从事中郎。《郭子》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贾泉（440—501），即贾渊。

唐人避李渊讳，改渊为泉，字希镜。南朝宋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

〔4〕　《世说》　即《世说新语》。今存各本自《德行》至《仇隙》均为三十六篇。刘孝标（462—521），名峻，南朝梁平原（今属山东）人，曾任荆州户曹参军。

〔5〕　晏殊（991—1055）　字同叔，北宋临川（今属江西）人，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关于晏殊删并《世说新语》事，明袁褧本《世说新语》载南宋董弅跋云：“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

〔6〕　《宋书》　梁沈约编撰，一百卷，纪传体南朝宋代史。下文关于刘义庆的评述，见该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

〔7〕　沈约　字休文，南朝梁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官至尚书令。所撰《俗说》，《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8〕　《续谈助》　宋晁载之编，五卷，共收小说、杂著二十种。

原本《说郛》，元末明初陶宗仪编，一百卷，系选辑汉魏至宋元各种笔记小说汇编而成。

〔9〕　《笑林》　《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邯郸淳撰。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10〕　度尚　字博平，东汉湖陆（今山东鱼台）人，官至辽东太守。曹娥，东汉上虞人。其父溺死后她投江寻父尸而亡，被称为孝女。

度尚任上虞长时曾为之立碑，邯郸淳为作碑文。

〔11〕　《解颐》　《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杨松玢撰。今佚。

〔12〕　《谈薮》　唐刘知几《史通·杂述篇》琐言类曾提及“阳玠松《谈薮》”；《宋史·艺文志》著录阳松玠《八代谈薮》二卷。

〔13〕　何自然　生平不详。所撰《笑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已散佚。

〔14〕　吕居仁（1084—1145）　名本中，号东莱先生，宋寿州（治所今安徽寿县）人，曾任中书舍人。所撰《轩渠录》，已散佚。陶宗仪编《说郛》卷七有辑本。

〔15〕　沈征　宋代霅溪（今浙江吴兴）人，其他不详。所撰《谐史》二卷，已散佚。陶宗仪编《说郛》卷二十三有辑本，一卷，题宋沈俶撰。

〔16〕　周文玘　宋代人，曾任试秘书省校书郎。所撰《开颜集》，《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卷。已散佚。陶宗仪编《说郛》卷六十五有辑本。

〔17〕　天和子　宋代人。所撰《善谑集》，已散佚，陶宗仪《说郛》卷六十五有辑本。

〔18〕　东坡　即苏轼（1037—1101），北宋眉山（今属四川）人，官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艾子杂说》，又名《艾子》，一卷，传为苏轼所撰。已散佚。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有辑本。

〔19〕　王方庆（？—702）　名綝，唐咸阳（今属陕西）人，官至凤阁侍郎知正事。《续世说新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卷，已散佚。

〔20〕　王谠　字正甫，北宋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所撰《唐语林》，《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一卷。

〔21〕　孔平仲　字义甫，一作毅甫，北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曾任集贤校理。所撰《续世说》，《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二卷。

〔22〕　何良俊（1506—1573）　字元朗，号柘湖，明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何氏语林》，《明史·艺文志》著录三十卷。

〔23〕　李绍文　字节之，明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所撰《明世说新语》，《明史·艺文志》著录八卷。

〔24〕　焦竑（1540—1620）　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官至翰林院修撰。所撰《类林》，又名《焦氏类林》，《明史·艺文志》著录八卷；另撰《玉堂丛话》，《明史·艺文志》著录八卷。

〔25〕　张墉　字石宗，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撰《廿一史识余》，又名《竹香斋类书》，三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钞类存目。

〔26〕　郑仲夔　字龙如，明江西人。所撰《清言》，全称为《兰畹居清言》，十卷。收入所编《玉塵新谭》内。

〔27〕　梁维枢（1589—1662）　字慎可，清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所撰《玉剑尊闻》，《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十卷。

〔28〕　吴肃公　字雨若，清宣城（今属安徽）人。所撰《明语林》，《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十四卷。

〔29〕　章抚功　字仁艳，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撰《汉世说》，《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十四卷。

〔30〕　李清（1602—1683）　字心水，又字映碧，号天一居士，明兴化（今属江苏）人，官刑科、吏科给事中。所撰《女世说》，四卷。

〔31〕　颜从乔作《僧世说》　待查。

〔32〕　王晫（1636—？）　字丹麓，清初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所撰《今世说》，《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八卷。

〔33〕　汪琬（1624—1691）　字苕文，号钝庵，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所撰《说铃》，《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一卷。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清吴县（今属江苏）人。

〔34〕　易宗夔　字蔚儒，湖南湘潭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所撰《新世说》，八卷，一九一八年北京出版。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1〕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2〕中者（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

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3〕，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4〕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隋唐间，有王度者，作《古镜记》〔5〕见《广记》二百三十，题曰《王度》），自述获神镜于侯生，能降精魅，后其弟勣（当作绩）远游，借以自随，亦杀诸鬼怪，顾终乃化去。其文甚长，然仅缀古镜诸灵异事，犹有六朝志怪流风。王度，太原祁人，文中子〔6〕通之弟，东皋子绩兄也，盖生于开皇初（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云通生于开皇四年），大业中为御史，罢归河东，复入长安为著作郎，奉诏修国史，又出兼芮城令，武德中卒（约五八五——六二五），史亦不成（见《古镜记》，《唐文粹》及《新唐书》《王绩传》，惟传云兄名凝，未详孰是），遗文仅存此篇而已。绩弃官归龙门后，史不言其游涉，盖度所假设也。

唐初又有《补江总白猿传》一卷，不知何人作，宋时尚单行，今见《广记》（四百四十四，题曰《欧阳纥》）中。传言梁将欧阳纥〔1〕略地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遂为白猿所掠，逮救归，已孕，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子询以江总〔8〕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

武后时，有深州陆浑人张鷟〔9〕字文成，以调露初登进士第，为岐王府参军，屡试皆甲科，大有文誉，调长安尉，然性躁卞，傥荡无检，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讪短时政，贬岭南，旋得内徙，终司门员外郎（约六六○——

七四○，详见两《唐书》《张荐传》）。日本有《游仙窟》一卷，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莫休符〔10〕谓“鷟弱冠应举，下笔成章，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尉”（《桂林风土记》），则尚其年少时所为。自叙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止宿而去，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气度与所作《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11〕正同，《唐书》谓“鷟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秽，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殆实录矣。《游仙窟》中国久失传，后人亦不复效其体制，今略录数十言以见大概，乃升堂燕饮时情状也。

……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金石并奏，箫管间响：

苏合弹琵琶，绿竹吹筚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鹤俯而听琴，白鱼跃而应节。清音咷叨，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虚，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两人俱起舞，共劝下官，……遂舞著词曰，“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千看千处妩媚，万看万种嫹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过与黄泉。”又一时大笑。舞毕，因谢曰，“仆实庸才，得陪清赏，赐垂音乐，惭荷不胜。”

十娘咏曰，“得意似鸳鸯，情乖若胡越，不向君边尽，更知何处歇？”十娘曰，“儿等并无可收采，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莲’，总是相弄也。”……

然作者蔚起，则在开元天宝以后。大历中有沈既济，苏州吴人，经学该博，以杨炎〔12〕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贞元〔13〕时炎得罪，既济办贬处州司户参军，既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约七五○——八○○）。撰《建中实录》〔14〕，人称其能，《新唐书》有传。《文苑英华》〔15〕（八百三十三）录其《枕中记》（亦见《厂记》八十二，题曰《吕翁》）一篇，为小说家言，略谓开元七年，道士吕翁行邯郸道中，息邸舍，见旅中少年卢生侘傺叹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梦娶清河崔氏，举进士，官至陕牧，入为京兆尹，出破戎虏，转史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越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驩州。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生五子，……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薨；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主人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

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虽诡幻动人，而亦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见第五篇），大旨悉同，当即此篇所本，明人汤显祖〔16〕之《邯郸记》，则又本之此篇。既济文笔简炼，又多规诲之意，故事虽不经，尚为当时推重，比之韩愈《毛颖传》〔17〕；间亦有病其俳谐者，则以作者尝为史官，因而绳以史法，失小说之意矣。既济又有《任氏传》（见《广记》四百五十二）一篇，言妖狐幻化，终于守志殉人，“虽今之妇人有不如者”，亦讽世之作也。

“吴兴才人”（李贺语）沈亚之〔18〕字下贤，元和十年进士第，太和初为德州行营使者柏耆判官，耆以罪贬，亚之亦谪南康尉，终郢州掾（约八世纪末至九世纪中），集十二卷，今存。亚之有文名，自谓“能创窈窕之思”，今集中有传奇文三篇（《沈下贤集》卷二卷四，亦见《广记》二百八十二及二百九十八），皆以华艳之笔，叙恍忽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湘中怨》记郑生偶遇孤女，相依数年，一旦别去，自云“蛟宫之娣”，谪限已满矣，十余年后，又遥见之画舻中，含嚬悲歌，而“风涛崩怒”，竟失所在。《异梦录》记邢凤梦见美人，示以“弓弯”之舞；及王炎梦侍吴王久，忽闻笳鼓，乃葬西施，因奉教作挽歌，王嘉赏之。《秦梦记》则自述道经长安，客橐泉邸舍，梦为秦官有功，时弄玉婿箫史先死，因尚公主，自题所居曰翠微宫。穆公遇亚之亦甚厚，一日，公主忽无疾卒，穆公乃不复欲见亚之，遣之归。

将去，公置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膊拊髀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胭脂。”竟别去，……觉卧邸舍。

明日，亚之与友人崔九万具道；九万，博陵人，谙古，谓余曰，“《皇览》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云。呜呼！

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

陈鸿为文，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鸿少学为史，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始成（《唐文粹》九十五），在长安时，尝与白居易〔19〕为友，为《长恨歌》作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六）。《新唐志》小说家类有陈鸿《开元升平源》〔20〕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或亦其人也（约八世纪后半至九世纪中叶）。所作又有《东城老父传》〔21〕（见《广记》四百八十五），记贾昌于兵火之后，忆念太平盛事，荣华苓落，两相比照，其语甚悲。《长恨歌传》则作于元和初，亦追述开元中杨妃入宫以至死蜀本末，法与《贾昌传》相类。杨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清洪昇撰《长生殿传奇》〔22〕，即本此传及歌意也。传今有数本，《广记》及《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所录，字句已多异同，而明人附载《文苑英华》后之出于《丽情集》及《京本大曲》〔23〕者尤异，盖后人（《丽情集》之撰者张君房？）又增损之。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氂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文苑英华》所载）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窃弄国柄，羯胡乱燕，二京连陷，翠华南幸，驾出都西门百余里，六师徘徊，拥戟不行，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之；国忠奉氂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惨容，但心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拜于上前，回眸血下，坠金钿翠羽于地，上自收之。呜呼，蕙心绔质，天王之爱，不得已而死于尺组之下，叔向母云“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丽情集》及《大曲》所载）

白行简字知退，其先盖太原人，后家韩城，又徙下邽，居易之弟也，贞元末进士第，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八二六）冬病卒，年盖五十余，两《唐书》皆附见《居易传》。有集二十卷，今不存，而《广记》（四百八十四）

收其传奇文一篇曰《李娃传》，言荥阳巨族之子溺于长安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复为李娃所拯，勉之学，遂擢第，官成都府参军。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元人已本其事为《曲江池》〔24〕，明薛近兖则以作《绣襦记》〔25〕。行简又有《三梦记》一篇（见原本《说郛》四），举“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三事，皆叙述简质，而事特瑰奇，其第一事尤胜。

天后时，刘幽求为朝邑丞，尝奉使夜归，未及家十余里，适有佛寺，路出其侧，闻寺中歌笑欢洽。寺垣短缺，尽得睹其中。刘俯身窥之，见十数人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见其妻在坐中语笑。刘初愕然，不测其故，久之，且思其不当至此，复不能舍之。又熟视容止言笑无异，将就察之，寺门闭不得入，刘掷瓦击之，中其罍洗，破迸散走，因忽不见。刘逾垣直入，与从者同视殿庑，皆无人，寺扃如故。刘讶益甚，遂驰归。

比至其家，妻方寝，闻刘至，乃叙寒暄讫，妻笑曰，“向梦中与数十人同游一寺，皆不相识，会食于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砾投之，杯盘狼藉，因而遂觉。”刘亦具陈其见，盖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　　　　　　　 ※　　　　　　　　 ※

〔1〕　韩柳　指韩愈和柳宗元。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曾任吏部侍郎等职。撰有《韩昌黎集》。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曾任柳州刺史等职。撰有《柳河东集》。二人都是唐代散文代表作家。

〔2〕　《太平广记》　类书，北宋李昉等人奉旨编辑，太平兴国三年（978）书成，五百卷。参看本书第十一篇。下文所说的“他书”，据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指《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唐人说荟》、《艺苑捃华》等。

〔3〕　阮籍（210—263）　字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

人，曾任步兵校尉。他蔑视世俗礼法，所撰《大人先生传》，叙写大人先生虚无的超世俗的人生态度。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所撰《酒德颂》，叙写大人先生“惟酒是务”的生活。陶潜所撰《桃花源记》，叙写渔人在桃花源中所见村人安宁纯朴的生活情景；《五柳先生传》，叙写五柳先生的安于寒素，不慕荣利。这些文章的人物和故事，均出于作者的幻设，近乎寓言。

〔4〕　王绩（585—644）　字无功，号东皋子，隋末唐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官秘书省正字。所撰《醉乡记》，叙写超尘世的“醉乡”生活。韩愈《圬者王承福传》，叙写泥瓦匠王承福怡然自得、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叙写郭橐驼种树的故事，说明“任其自然，顺其本性”的道理。

〔5〕　《古镜记》　王度《古镜记》及后文所述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沈既济《枕中记》、《任氏传》，沈亚之《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陈鸿《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东城老父传》，白行简《李娃传》、《三梦记》等，鲁迅《唐宋传奇集》均收入。

〔6〕　文中子　即王通（584—617），字仲淹，王绩之兄。曾官蜀郡司马书佐。撰有《中说》等。死后其门人私谥为“文中子”。

〔7〕　欧阳纥（538—570）　字奉圣，南朝陈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曾官安远将军、广州刺史。其子询（557—641），字信本，曾官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

〔8〕　江总（519—594）　字总持，南朝陈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陈时曾任尚书令，世称江令。

〔9〕　关于张鷟的籍贯，两《唐书·张荐传》均作“陆泽”。陆泽系唐时深州治所，在今河北深县。

〔10〕　莫休符　唐昭宗光化时，官融州刺史。所撰《桂林风土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今存一卷。

〔11〕　《朝野佥载》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十卷，已散佚。

今存辑本六卷，主要记述隋唐二代朝野遗闻。《龙筋凤髓判》，四卷，判词集，文皆骈俪，从中可知当时律令程式。

〔12〕　杨炎（727—781）　字公南，唐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3〕　这里“贞元”应作“建中”。据两《唐书》杨炎本传，贞元时杨炎已死，他获罪贬官在建中二年（781）。

〔14〕　《建中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五卷，系唐德宗建中时编年大事记。

〔15〕　《文苑英华》　北宋李昉等人奉旨编撰。共一千卷，上续《文选》，收南朝梁末至唐代诗文。

〔16〕　汤显祖（1550—1616）　字义仍，号若士，明临川（今属江西）人，曾官浙江遂昌知县。《邯郸记》，共三十六出，与沈既济《枕中记》相较，情节上多有增饰。另撰有《紫钗记》、《还魂记》（一名《牡丹亭》）、《南柯记》，与《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

〔17〕　《毛颖传》　韩愈在文中将毛笔拟人化为毛颖，叙写他的身世，借以抒发胸中郁积。

〔18〕　“吴兴才人”　语见唐李贺《送沈亚之歌》：“吴兴才人怨东风，桃花满陌千里红”。其序云：“文人沈亚之，元和七年以书不中第，返归于吴江”。沈亚之（781—832），字下贤，唐吴兴（今属浙江）人。工于文辞，擅长传奇。下文所说“自谓‘能创窈窕之思’”，见于《沈下贤集》卷二《为人撰乞巧文》。

〔19〕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太原（今属山西）人，官至刑部尚书。撰有《白氏长庆集》。

〔20〕　《开元升平源》　撰者一说为吴兢，记姚崇向唐明皇进谏十事的故事。

〔21〕　《东城老父传》　又名《贾昌传》，撰者一说为陈鸿祖。

〔22〕　洪昇（1645—1704）　字昉思，号稗畦，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国子监生。所撰《长生殿传奇》，五十出，演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23〕　《丽情集》　二十卷。作者张君房，北宋安陆（今属湖北）人，官尚书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该书已散佚，今存一卷。《京本大曲》，未详。

〔24〕　《曲江池》　元石君宝撰。杂剧，四折。

〔25〕　薛近兖　约明嘉靖时人。所撰《绣襦记》，四卷，四十一出。

一说为明徐霖所撰。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然传奇诸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举明经，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坐事贬江陵，又自虢州长史征入，渐迁至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进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几罢相，出为同州刺史，又改越州，兼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五年七月暴疾，一日而卒于镇，时年五十三（七七九——

八三一），两《唐书》皆有传。稹自少与白居易唱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1〕，然所传小说，止《莺莺传》〔2〕（见《广记》四百八十八）一篇。

《莺莺传》者，即叙崔张故事，亦名《会真记》者也。略谓贞元中，有张生者，性貌温美，非礼不动，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时生游于蒲，寓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过蒲，亦寓兹寺，绪其亲则于张为异派之从母。会浑瑊薨，军人因丧大扰蒲人，崔氏甚惧，而生与蒲将之党有善，得将护之，十余日后廉使杜确来治军，军遂戢。崔氏由此甚感张生，因招宴，见其女莺莺，生惑焉，托崔之婢红娘以《春词》二首通意，是夕得彩笺，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辞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喜且骇，已而崔至，则端服严容，责其非礼，竟去，张自失者久之，数夕后，崔又至，将晓而去，终夕无一言。

……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至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然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

明年，文战不利，张生遂止于京，贻书崔氏以广其意，崔报之，而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为时人传说。杨巨源为赋《崔娘诗》〔3〕，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4〕，张之友闻者皆耸异，而张志亦绝矣。元稹与张厚，问其说，张曰：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秉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越岁余，崔已适人，张亦别娶，适过其所居，请以外兄见，崔终不出；后数日，张生将行，崔则赋诗一章以谢绝之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自是遂不复知。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云。

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李绅〔5〕杨巨源辈既各赋诗以张之，稹又早有诗名，后秉节钺，故世人仍多乐道，宋赵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6〕十阕（见《侯鲭录》），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7〕，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8〕，关汉卿《续西厢记》〔9〕，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10〕，陆采《南西厢记》〔11〕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续》〔12〕者尤繁，至今尚或称道其事。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人，尝举进士，元和中为江淮从事，后罢归长安（见所作《谢小娥传》中），会昌初，又为杨府录事，大中二年，坐累削两任官（见《唐书》《宣宗纪》），盖生于代宗时，至宣宗初犹在（约七七○——八五○），余事未详；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备身公佐，则别一人也。其著作今存四篇，《南柯太守传》（见《广记》四百七十五，题《淳于棼》，今据《唐语林》改正）最有名，传言东平淳于棼家广陵郡东十里，宅南有大槐一株，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二友扶生归家，令卧东庑下，而自秣马濯足以俟之。生就枕，昏然若梦，见二紫衣使称奉王命相邀，出门登车，指古槐穴而去。使者驱车入穴，忽见山川，终入一大城，城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生既至，拜驸马，复出为南柯太守，守郡三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递迁大位，生五男二女，后将兵与檀萝国战，败绩，公主又薨。生罢郡，而威福日盛，王疑惮之，遂禁生游从，处之私第，已而送归。既醒，则“见家之童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其立意与《枕中记》同，而描摹更为尽致，明汤显祖亦本之作传奇曰《南柯记》。篇末言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

……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殿台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是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不欲令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

《谢小娥传》（见《广记》四百九十一）言小娥姓谢，豫章人，八岁丧母，后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夫妇与父皆习贾，往来江湖间，为盗所杀，小娥亦折足堕水，他船拯起之，流转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以居。初，小娥尝梦父告以仇人为“车中猴东门草”，又梦夫告以仇人为“禾中走一日夫”，广求智者，皆不能解，至公佐乃辨之曰，“车中猴，车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办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乃变男子服为佣保，果遇二贼于浔阳，刺杀之，并闻于官，擒其党，而小娥得免死。解谜获贼，甚乏理致，而当时亦盛传，李复言〔13〕已演其文入《续玄怪录》，明人则本之作平话〔14〕。（见《拍案惊奇》十九）

所余二篇，其一未详原题，《广记》则题曰《庐江冯媪》（三百四十三），记董江妻亡更娶，而媪见有女泣路隅一室中，后乃知即亡人之墓，董闻则罪以妖妄，逐媪去之，其事甚简，故文亦不华。其一曰《古岳渎经》（见《广记》四百六十七，题曰《李汤》），有李汤者，永泰时楚州刺史，闻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乃以人牛曳出之，风涛陡作，“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鬐，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曳牛入水去，竟不复出。”当时汤与楚州知名之士，皆错愕不知其由。后公佐访古东吴，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探仙书，于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乃得其故，而其经文字奇古，编次蠹毁，颇不能解，公佐与道士焦君共详读之，如下文：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土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授命羹龙，桐柏等山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濛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胡木魅水灵山祆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战（一作戟）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

宋朱熹（《楚辞辨证》中）尝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15〕，罗泌（《路史》）有《无支祁辩》〔16〕，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17〕中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明宋濂〔18〕亦隐括其事为文，知宋元以来，此说流传不绝，且广被民间，致劳学者弹纠，而实则仅出于李公佐假设之作而已。惟后来渐误禹为僧伽或泗洲大圣，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

传奇之文，此外尚夥，其较显著者，有陇西李朝威作《柳毅传》（见《广记》四百十九），记毅以下第将归湘滨，道经泾阳，遇牧羊女子言是龙女，为舅姑及婿所贬，托毅寄书于父洞庭君，洞庭君有弟钱塘君性刚暴，杀婿取女归，欲以配毅，因毅严拒而止。后毅丧妻，徙家金陵，娶范阳卢氏，则龙女也，又徙南海，复归洞庭，其表弟薛嘏尝遇之于湖中，得仙药五十丸，此后遂绝影响。金人已取其事为杂剧（语见董解元《弦索西厢》中）〔19〕，元尚仲贤〔20〕则作《柳毅传书》，翻案而为《张生煮海》〔21〕，清李渔又折衷之而成《蜃中楼》〔22〕。又有蒋防〔23〕作《霍小玉传》（见《广记》四百八十七），言李益年二十擢进士第，入长安，思得名妓，乃遇霍小玉，寓于其家，相从者二年，其后年，生授郑县主簿，则坚约婚姻而别。

及生觐母，始知已订婚卢氏，母又素严，生不敢拒，遂与小玉绝。小玉久不得生音问，竟卧病，踪迹招益，益亦不敢往。

一日益在崇敬寺，忽有黄衫豪士强邀之，至霍氏家，小玉力疾相见，数其负心，长恸而卒。益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已而婚于卢氏，然为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于三娶，莫不如是。杜甫《少年行》有云，“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24〕谓此也。又有许尧佐〔25〕作《柳氏传》（见《广记》四百八十五），记诗人韩翃得李生艳姬柳氏，会安禄山反，因寄柳于法灵寺而自为淄青节度使书记，乱平复来，则柳已为蕃将沙叱利所取，淄青诸将中有侠士许虞侯者，劫以还翃。

其事又见于孟棨《本事诗》〔26〕，盖亦实录矣。他如柳珵（《广记》二百七十五《上清传》）薛调（又四百八十六《无双传》）

皇甫枚（又四百九十一《非烟传》）房千里（同上《杨娼传》）〔27〕等，亦皆有造作。而杜光庭〔28〕之《虬髯客传》（见《广记》一百九十三）流传乃独广，光庭为蜀道士，事王衍，多所著述，大抵诞谩，此传则记杨素妓人之执红拂者识李靖于布衣时，相约遁去，道中又逢虬髯客，知其不凡，推资财，授兵法，令佐太宗兴唐，而自率海贼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为王云。后世乐此故事，至作画图，谓之三侠；在曲则明凌初成有《虬髯翁》〔29〕，张凤翼张太和皆有《红拂记》〔30〕。

上来所举之外，尚有不知作者之《李卫公别传》〔31〕，《李林甫外传》〔32〕，郭湜之《高力士外传》〔33〕，姚汝能之《安禄山事迹》〔34〕等，惟著述本意，或在显扬幽隐，非为传奇，特以行文枝蔓，或拾事琐屑，故后人亦每以小说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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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和体”　《旧唐书·元稹传》：元稹“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

〔2〕　《莺莺传》　元稹《莺莺传》及下文所述李朝威《柳毅传》，李公佐《谢小娥传》、《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蒋防《霍小玉传》，柳珵《上清传》，薛调《无双传》，皇甫枚《非烟传》，房千里《杨娼传》，杜光庭《虬髯客传》，鲁迅《唐宋传奇集》均曾收入。

〔3〕　杨巨源　字景山，唐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官至国子司业。

所撰《崔娘诗》，《全唐诗》卷三三三收入。

〔4〕　《会真诗》三十韵　《全唐诗》卷七九○收入。

〔5〕　李绅（772—846）　字公垂，唐无锡（今属江苏）人，官至守仆射、同平章事。与元稹、白居易交往甚密，撰有《追昔游集》。所撰《莺莺歌》，一题《东飞伯劳西飞燕歌为莺莺作》，见《全唐诗》卷四八三。其诗云：“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

〔6〕　赵德麟（1051—1107）　名令畤，号聊复翁，宋哲宗时人。

所撰《侯鲭录》，八卷，内容多为琐闻杂事，也有关于文学的论述。卷五对元稹《会真记》考辨颇详，并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词》十阕。序云：“今于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前篇之义，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词末云“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

〔7〕　董解元　约金章宗时人。所撰《弦索西厢》，一名《西厢记诸宫调》。

〔8〕　王实甫　元大都（今北京）人。所撰杂剧今知有十四种，现存三种，以《西厢记》最著名。

〔9〕　关汉卿　号已斋叟，约生于十三世纪前期，死于元灭南宋之后，元大都（今北京）人。所撰杂剧今知有六十余种，存十八种。有人认为王实甫《西厢记》只四本，第五本为关汉卿续作。此处之《续西厢记》即指《西厢记》第五本。

〔10〕　李日华　明吴县（今属江苏）人。所撰《南西厢记》故事梗概与王实甫《西厢记》大致相同。《西厢记》为杂剧，《南西厢记》为传奇。

〔11〕　陆采（1497—1537）　原名灼，字子玄，号天池，明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撰有《南西厢记》等传奇五种。

〔12〕　《竟》　即《竟西厢》，实名《锦西厢》，清周恒综撰。

《翻》，即《翻西厢》，清初研雪子撰。《后》，即《后西厢》，清石庞、薛旦、汤世滢三人各有同名剧作。《续》，即《续西厢》，清查继佐撰。

〔13〕　李复言　名谅，唐陇西（今甘肃东南）人，曾任彭城令、苏州刺史等。所撰《续玄怪录》，又名《续幽怪录》，内容多为异闻轶事。

其中《妙寂尼》，记谢小娥事。

〔14〕　关于明人则本之作平话，指明凌濛初所撰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15〕　朱熹（1130—1200）　字元晦，号晦庵，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所撰《楚辞辨证》，二卷，内容系订正旧注之误。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见该书卷下：“如今世俗僧伽降无支祁、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稽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挥之，正不必深与辩也。”

〔16〕　罗泌　字长源，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所撰《路史》，四十七卷，内容主要论述我国传说时期史事。《无支祁辩》，见该书《余论》卷三。

〔17〕　《西游记》杂剧　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实为元末明初杨讷（字景贤）所作。六本二十四折。第一折《收孙演咒》有云：“那胡孙气力与天齐，偷玉皇仙酒，盗老子金丹，他去那魔君中占第一，他是骊山老母兄弟，无支祁是他姊妹。”

〔18〕　宋濂（1310—1381）　字景濂，号潜溪，明浦江（今属浙江）人，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他关于无支祁的论述，见所撰《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删古岳渎经》。

〔19〕　据董解元《弦索西厢》卷一：“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

〔20〕　尚仲贤　元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任江浙行省官吏。所撰杂剧今知有十一种，现存《柳毅传书》等三种。

〔21〕　《张生煮海》　一为尚仲贤撰，已佚。今存者为元李好古撰。剧情为张羽与龙女相爱，为龙王所阻，后得仙人相助，终成夫妇。

〔22〕　李渔（1611—约1679）　号笠翁，清兰溪（今属浙江）人。

所撰《蜃中楼》，剧情为洞庭、东海二龙女在蜃楼游玩时遇见柳毅、张羽，遂各相爱成婚。

〔23〕　蒋防　字子微，唐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官至翰林学士。

〔24〕　杜甫（712—770）　字子美，唐巩县（今属河南）人，曾官左拾遗。撰有《杜工部集》。所作《少年行》第二首原诗作：“巢燕引雏浑去尽，江华结子已无多。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

〔25〕　许尧佐　唐宪宗时人，曾官太子校书郎、谏议大夫。

〔26〕　孟棨　一作孟启，字初中。唐代人，官司勋郎中。所撰《本事诗》，一卷，记述唐代诗人轶事和民间传闻。

〔27〕　柳珵　唐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所撰《上清传》，写唐宰相窦参宠婢上清，向唐德宗哭诉，为窦参申冤故事。薛调，唐河中宝鼎（今山西万荣）人，曾官户部员外郎、翰林学士承旨。所撰《无双传》，写刘无双和王仙客的爱情故事。皇甫枚，字遵美，唐安定（今甘肃泾川）人，曾为汝州鲁山县令。撰有《三水小牍》等。《非烟传》，写步非烟与赵象相恋，至死不渝的故事。房千里，字鹄举，唐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曾官国子博士、高州刺史。所撰《杨娼传》，写长安名妓杨娼为岭南帅甲所爱，帅死，杨以死相报的故事。

〔28〕　杜光庭（850—933）　字圣宾，自号东瀛子，唐末五代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曾在天台山学道，仕唐为内廷供奉，入蜀后官谏议大夫。

〔29〕　凌初成（1580—1644）　即凌濛初，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曾官上海县丞、徐州通判。参看本书第二十一篇。所撰杂剧《虬髯翁》，全名为《虬髯翁正本扶余国》，四折。

〔30〕　张凤翼（1527—1613）　字伯起，号灵墟，明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剧作今存五种。《红拂记》，共三十四出。张太和，字幼于，号屏山，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撰《红拂记》，今佚。

〔31〕　《李卫公别传》　唐李复言撰。《太平广记》卷四一八收入，题《李靖》，文末注：“出《续玄怪录》。”

〔32〕　《李林甫外传》　一卷，见《古今说海》、叶德辉辑《唐开元小说六种》等书。

〔33〕　郭湜　生平事迹不详。所撰《高力士外传》，一卷，见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唐开元小说六种》等书。

〔34〕　姚汝能　官华阴尉，余事不详。所撰《安禄山事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见缪荃孙辑《藕香零拾》、《唐开元小说六种》等书。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造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居宛叶间，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条指失政，鲠讦不避宰相，至考官皆调去，僧孺则调伊阙尉，穆宗即位，渐至御史中丞，后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宗时累贬循州长史，宣宗立，乃召还为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卒，赠太尉，年六十九（七八○——八四八），谥曰文简，有传在两《唐书》。僧孺性坚僻，而颇嗜志怪，所撰《玄怪录》十卷，今已佚，然《太平广记》所引尚三十一篇，可以考见大概。其文虽与他传奇无甚异，而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元无有》即其一例：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

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得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绔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观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乃归旧所；

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广记》三百六十九）

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1〕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2〕以诬之。记言自以举进士落第将归宛叶，经伊阙鸣皋山下，因暮失道，遂止薄太后庙中，与汉唐妃嫔燕饮。太后问今天子为谁？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复赋诗，终以昭君侍寝，至明别去，“竟不知其何如”（详见《广记》四百八十九）。德裕因作论，谓僧孺姓应图谶，《玄怪录》又多造隐语，意在惑民，《周秦行纪》则以身与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作逆若非当代，必在子孙，故“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也（详见《李卫公外集》四）。〔3〕自来假小说以排陷人，此为最怪，顾当时说亦不行。惟僧孺既有才名，又历高位，其所著作，世遂盛传。而摹拟者亦不鲜，李复言有《续玄怪录》十卷，“分仙术感应二门”，薛渔思〔4〕有《河东记》三卷，“亦记谲怪事，序云续牛僧孺之书”（皆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又有撰《宣室志》〔5〕十卷，以记仙鬼灵异事迹者，曰张读字圣朋，则张鷟之裔而牛僧孺之外孙也（见《唐书》《张荐传》），后来亦疑为“少而习见，故沿其流波”（清《四库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三）云。

他如武功人苏鹗有《杜阳杂编》〔6〕，记唐世故事，而多夸远方珍异，参寥子高彦休有《唐阙史》〔7〕，虽间有实录，而亦言见梦升仙，故皆传奇，但稍迁变。至于康骈《剧谈录》〔8〕之渐多世务，孙棨《北里志》〔9〕之专叙狭邪，范摅《云溪友议》〔10〕之特重歌咏，虽若弥近人情，远于灵怪，然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固仍以传奇为骨者也。迨裴铏著书，径称《传奇》，〔11〕则盛述神仙怪谲之事，又多崇饰，以惑观者。铏为淮南节度副大使高骈从事，骈后失志，尤好神仙，卒以叛死，则此或当时谀导之作，非由本怀。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事即出此书（文见《广记》一百九十四），明人取以入伪作之段成式《剑侠传》，流传遂广，迄今犹为所谓文人者所乐道也。

段成式字柯古，齐州临淄人，宰相文昌子也，以荫为校书郎，累迁至吉州刺史，大中中归京，仕至太常少卿，咸通四年（八六三）六月卒，《新唐书》附见段志玄传末（余见《酉阳杂俎》及《南楚新闻》）。成式家多奇篇秘籍，博学强记，尤深于佛书，而少好畋猎，亦早有文名，词句多奥博，世所珍异，其小说有《庐陵官下记》〔12〕二卷，今佚；《酉阳杂俎》二十卷凡三十篇，今具在，并有《续集》十卷：卷一篇，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每篇各有题目，亦殊隐僻，如纪道术者曰《壶史》，钞释典者曰《贝编》，述丧葬者曰《尸窀》，志怪异者曰《诺皋记》，而抉择记叙，亦多古艳颖异，足副其目也。

夏启为东明公，文王为西明公，邵公为南明公，季札为北明公，四时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终皆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圣之德，命终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三官之五帝，复一千四百年方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

（卷二《玉格》）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无衣，二见物生希有心，三弱颜，四疑，五怖。（卷三《贝编》）

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寺，寺中多画玄奘麻屩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同上）

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无所拘忌。常张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刘天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骑天翁车，乘白龙，振策登天，天翁乘余龙追之，不及。坚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产于下土。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卷十四《诺皋记》）

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玩之掌中；遂长，初如拳，如椀，惊顾之际，已如盘矣。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轮转，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因飞去，竟不知何怪也。（同上）

又有聚文身之事者曰《黥》，述养鹰之法者曰《肉攫部》，《续集》则有《贬误》以收考证，有《寺塔记》以志伽蓝，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

成式能诗，幽涩繁缛如他著述，时有祁人温庭筠〔13〕字飞卿，河内李商隐〔14〕字义山，亦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15〕。

温庭筠亦有小说三卷曰《干子》，遗文见于《广记》，仅录事略，简率无可观，与其诗赋之艳丽者不类。李于小说无闻，今有《义山杂纂》一卷，《新唐志》不著录，宋陈振孙〔16〕（《直斋书录解题》十一）以为商隐作，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

杀风景

松下喝道　看花泪下　苔上铺席　斫却垂杨

花下晒裩　游春重载　石笋系马　月下把火

步行将军　背山起楼　果园种菜　花架下养鸡鸭

恶模样

作客与人相争骂……　做客踏翻台桌……

对丈人丈母唱艳曲　嚼残鱼肉归盘上　对众倒卧　横箸在羹碗上

十诫

不得饮酒至醉　不得暗黑处惊人　不得阴损于人

不得独入寡妇人房　不得开人家书　不得戏取物不

令人知　不得暗黑独自行　不得与无赖子弟往还

不得借人物用了经旬不还（原缺一则）

中和年间有李就今字衮求，为临晋令，亦号义山，能诗，初举时恒游侣家，见孙棨《北里志》，则《杂纂》之作，或出此人，未必定属商隐，然他无显证，未能定也。后亦时有仿作者，宋有续，称王君玉〔17〕，有再续，称苏东坡〔18〕，明有三续，为黄允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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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德裕（787—850）　字文饶，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武宗时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后贬死崖州。撰有《次柳氏旧闻》、《会昌一品集》。党争，指唐穆宗、宣宗年间，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进行数十年之久的朋党斗争。

〔2〕　韦瓘　字茂弘，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中书舍人。所撰《周秦行纪》，鲁迅《唐宋传奇集》曾辑录。

〔3〕　李德裕据《周秦行纪》撰《周秦行纪论》，其中称：“余尝闻太牢氏（凉国李公尝呼牛僧孺为太牢。……）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

以其姓应国家受命之谶，曰：‘首尾三麟六十年，两角犊子恣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余得太牢《周秦行纪》，反覆覩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按《周秦行纪论》见《李卫公外集》卷四。

〔4〕　薛渔思　生平不详。所撰《河东记》，三卷，已佚。《说郛》辑录一卷。

〔5〕　《宣室志》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卷，取汉文帝于宣室召贾谊问鬼神事为书名。撰者张读，字圣朋（一作圣用），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大中进士，累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终尚书左丞。

〔6〕　苏鹗　字德祥，唐武功（今属陕西）人，光启进士。《杜阳杂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

〔7〕　高彦休　号参寥子，生平不详。所撰《唐阙史》，《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

〔8〕　康骈　字驾言，唐池州（今安徽贵池）人，乾符进士，官至崇文馆校书郎。所撰《剧谈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

〔9〕　孙棨　字文威，自号无为，唐僖宗时人，官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所撰《北里志》，一卷。

〔10〕　范摅　自号五云溪人，约唐咸通时人。所撰《云溪友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

〔11〕　裴铏　唐末人，曾任高骈从事，后官御史大夫、成都节度副使。所撰《传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已佚。《世界文库》有辑本。下文高骈（？—887），字千里，唐末幽州（今北京）人，曾官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等。

〔12〕　《庐陵官下记》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卷，已散佚。

清陶珽重辑《说郛》收有佚文。

〔13〕　温庭筠（约812—866）　字飞卿，唐太原（今属山西）人，曾官方城尉、国子助教。所撰《乾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已散佚。《太平广记》收有佚文。

〔14〕　李商隐（约813—858）　字义山，号玉溪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曾官秘书郎、东川节度使判官。

〔15〕　“三十六体”　《新唐书·文艺传》：“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褥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又宋王应麟《小学绀珠》云，三人排行皆第十六，故有此称。

〔16〕　陈振孙　字伯玉，号直斋，南宋安吉（今属浙江）人，曾官待郎。所撰《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将历代书籍分为五十三类，详述卷数、撰者并品评得失。原书已佚，现存本从《永乐大典》辑校而成。

〔17〕　王君玉　宋代王君玉有两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

《国老谈苑》二卷，旧本题夷门隐叟王君玉撰。又，《宋史·王珪传》载，珪从兄琪字君玉，成都华阳人，仁宗时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杂纂续》，一卷，作者当为两人中之一人。

〔18〕　苏东坡　参看本书第七篇。《杂纂二续》，一卷，题苏轼撰。

〔19〕　黄允交　明歙县（今属安徽）人。所撰《杂纂三续》，一卷。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以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三月奉诏撰集，次年八月书成表进，八月奉敕送史馆，六年正月奉旨雕印板（据《宋会要》及《进书表》），后以言者谓非后学所急，乃收版贮太清楼，故宋人反多未见。《广记》采摭宏富，用书至三百四十四种，自汉晋至五代之小说家言，本书今已散亡者，往往赖以考见，且分类纂辑，得五十五部，视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晋唐小说所叙，何者为多，盖不特稗说之渊海，且为文心之统计矣。今举较多之部于下，其末有杂传记九卷，则唐人传奇文也。

神仙五十五卷　女仙十五卷　异僧十二卷　报应三十三卷　征应（休咎也）十一卷　定数十五卷　梦七卷　神二十五卷　鬼四十卷　妖怪九卷　精怪六卷　再生十二卷　龙八卷　虎八卷　狐九卷《太平广记》以李昉〔1〕监修，同修者十二人，中有徐铉〔2〕，有吴淑，皆尝为小说，今俱传。铉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南唐翰林学士，从李煜入宋，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常侍，淳化二年坐累谪静难行军司马，中寒卒于贬所，年七十六（九一六——九九一），事详《宋史》《文苑传》。铉在唐时已作志怪，历二十年成《稽神录》六卷，仅一百五十事，比修《广记》，常希收采而不敢自专，使宋白〔3〕问李昉，昉曰，“讵有徐率更言无稽者！”遂得见收。然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

广陵有王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西溪浩氏为牛，子当赎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以归。

（卷二）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瘦疾，转相传染，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中，多得鳗鯬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至今尚无恙。

（卷三）

吴淑，徐铉婿也，字正仪，润州丹阳人，少而俊爽，敏于属文，在南唐举进士，以校书郎直内史，从李煜归宋，仕至职方员外郎，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九四七——一○○二），亦见《宋史》《文苑传》。所著《江淮异人录》三卷，今有从《永乐大典》〔4〕辑成本，凡二十五人，皆传当时侠客术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诡怪。唐段成式作《酉阳杂俎》，已有《盗侠》一篇，叙怪民奇异事，然仅九人，至荟萃诸诡幻人物，著为专书者，实始于吴淑，明人钞《广记》伪作《剑侠传》又扬其波，而乘空飞剑之说日炽；至今尚不衰。

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所居临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时雨霁泥泞而微有路，见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有一恶少年与儿相遇，鞋堕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且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有书生过，悯之，为偿其值。少年怒曰，“儿就我求食，汝何预焉？”因辱骂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义，召之与语，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话，成暂入内，及复出，则失书生矣，外户皆闭，求之不得，少顷复至前曰，“旦来恶子，吾不能容，已断其首。”乃掷之于地。成惊曰，“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之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书生曰，“无苦。”乃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因谓成曰，“无以奉报，愿以此术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

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铉吴淑而后，仍多变怪谶应之谈，张君房之《乘异记》〔5〕（咸平元年序），张师正之《括异志》，〔6〕聂田之《祖异志》〔7〕（康定元年序），秦再思之《洛中纪异》，〔8〕毕仲询之《幕府燕闲录》〔9〕（元丰初作），皆其类也。迨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笃信神仙，自号“道君”，而天下大奉道法。至于南迁，此风未改，高宗退居南内，亦爱神仙幻诞之书，时则有知兴国军历阳郭彖字次象作《睽车志》〔10〕五卷，翰林学士鄱阳洪迈字景卢作《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似皆尝呈进以供上览。诸书大都偏重事状，少所铺叙，与《稽神录》略同，顾《夷坚志》独以著者之名与卷帙之多称于世。

洪迈幼而强记，博极群书，然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独被黜，年五十始中第，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曾忤秦桧，憾并及迈，遂出添差敕授福州，累迁吏部郎兼礼部；尝接伴金使，颇折之，旋为报聘使，以争朝见礼不屈，几被抑留，还朝又以使金辱命论罢，寻起知泉州，又历知吉州，赣州，婺州，建宁及绍兴府，淳熙二年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八十（一○九六——一一七五）〔11〕，谥文敏，有传在《宋史》。迈在朝敢于谠言，又广见洽闻，多所著述，考订辨证，并越常流，而《夷坚志》则为晚年遣兴之书，始刊于绍兴末，绝笔于淳熙初，十余年中，凡成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三甲至三癸备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卷帙之多，几与《太平广记》等，今惟甲至丁八十卷支甲至支戊五十卷三志若干卷，又摘钞本五十卷及二十卷存。奇特之事，本缘希有见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夥自憙，耄期急于成书，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旧说以投之，至有盈数卷者，亦不暇删润，径以入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一云），盖意在取盈，不能如本传所言“极鬼神事物之变”也。惟所作小序三十一篇，什九“各出新意，不相重复”，赵与旹尝撮其大略入所著《宾退录》〔12〕（八），叹为“不可及”，则于此书可谓知言者已。

传奇之文，亦有作者：今讹为唐人作之《绿珠传》〔13〕一卷，《杨太真外传》〔14〕二卷，即宋乐史之撰也，《宋志》又有《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迈传》〔15〕各一卷，今俱不传。史字子正，抚州宜黄人，自南唐入宋为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献赋召为三馆编修，又累献所著书共四百二十余卷，皆记叙科第孝弟神仙之事者，迁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出知舒州，知黄州，又知商州，复职后再入文馆，掌西京勘磨司〔16〕，赐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九三○——一○○七），事详《宋史》《乐黄目传》首。史又长于地理，有《太平寰宇记》〔17〕二百卷，征引群书至百余种，而时杂以小说家言，至绿珠太真二传，本荟萃稗史成文，则又参以舆地志语；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于《绿珠传》最明白：

……赵王伦乱常，孙秀使人求绿珠，……崇勃然曰，“他无所爱，绿珠不可得也！”秀自是谮伦族之。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于是堕楼而死。崇弃东市，后人名其楼曰绿珠楼。楼在步庚里，近狄泉；泉在正城之东。绿珠有弟子宋袆，有国色，善吹笛，后入晋明帝宫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双角山出，合容州江，呼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村昭君场，吴有西施谷脂粉塘，盖取美人出处为名。又有绿珠井，在双角山下，故老传云，汲此井饮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闾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因以巨石镇之，尔后有产女端妍者，而七窍四肢多不完具。异哉，山水之使然！……

……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皆以绿珠为名。……其故何哉？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性，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

其后有亳州谯人秦醇〔18〕字子复（一作子履），亦撰传奇，今存四篇，见于北宋刘斧所编之《青琐高议前集》及《别集》〔19〕。其文颇欲规抚唐人，然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又大抵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则仍由士习拘谨之所致矣，故乐史亦如此。一曰《赵飞燕别传》，序云得之李家墙角破筐中，记赵后入宫至自缢，复以冥报化为大鼋事，文中有“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语，明人遂或击节诧为真古籍，与今人为杨慎伪造之汉《杂事秘辛》所惑正同。所谓汉伶玄撰之《飞燕外传》亦此类，但文辞殊胜而已。二曰《骊山记》，三曰《温泉记》，言张俞不第还蜀，于骊山下就故老问杨妃逸事，故老为具道；他日俞再经骊山，遇杨妃遣使相召，问人间事，且赐浴，明日敕吏引还，则惊起如梦觉，乃题诗于驿，后步野外，有牧童送酬和诗，云是前日一妇人之所托也。四曰《谭意歌传》，则为当时故事：意歌本良家子，流落长沙为倡，与汝州民张正字者相悦，婚约甚坚，而正字迫于母命，竟别娶；越三年妻殁，适有客来自长沙，责正字负义，且述意歌之贤，遂迎以归。后其子成进士，意歌“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茂”，盖袭蒋防之《霍小玉传》，而结以“团圆”者也。

不知何人作者有《大业拾遗记》〔20〕二卷，题唐颜师古撰，亦名《隋遗录》。跋言会昌年间得于上元瓦棺寺阁上，本名《南部烟花录》，乃《隋书》遗稿，惜多缺落，因补以传；末无名，盖与造本文者出一手。记起于炀帝将幸江都，命麻叔谋开河，次及途中诸纵恣事，复造迷楼，怠荒于内，时之人望，乃归唐公，宇文化及将谋乱，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诏许之，“是有焚草之变”〔21〕。其叙述颇陵乱，多失实，而文笔明丽，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览者。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騃冶多态，帝宠爱之特厚。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云得之嵩山坞中，人不知名，采者异而贡之。……帝令宝儿持之，号曰“司花女”。时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曰，“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帝大悦。……

……帝昏湎滋深，往往为妖祟所惑，尝游吴公宅鸡台，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遇。……舞女数十许，罗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屡目之。后主云，“殿下不识此人耶？即丽华也。每忆桃叶山前乘战舰与此子北渡，尔时丽华最恨，方倚临春阁试东郭皴紫毫笔，书小砑红绡作答江令‘璧月’句，诗词未终，见韩擒虎跃青骢驹，拥万甲直来冲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绿文测海蠡酌红粱新酝劝帝，帝饮之甚欢，因请丽华舞“玉树后庭花”，丽华辞以抛掷岁久，自井中出来，腰肢依拒，无复往时姿态，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终一曲。后主问帝，“萧妃何如此人？”帝曰，“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

又有《开河记》一卷，叙麻叔谋奉隋炀诏开河，虐民掘墓，纳贿，食小儿，事发遂诛死；《迷楼记》一卷，叙炀帝晚年荒恣，因王义切谏，独居二日，以为不乐，复入宫，后闻童谣，自识运尽。《海山记》二卷，则始自降生，次及兴土木，见妖鬼，幸江都，询王义，以至遇害，无不具记。三书与《隋遗录》相类，而叙述加详，顾时杂俚语，文采逊矣。《海山记》已见于《青琐高议》中，自是北宋人作，余当亦同，今本有题唐韩偓〔22〕撰者，明人妄增之。帝王纵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乐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则益以隋炀，明罗贯中复撰集为《隋唐志传》〔23〕，清褚人获又增改以为《隋唐演义》〔24〕。

《梅妃传》一卷亦无撰人，盖见当时图画有把梅美人号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时人，因造此传，谓为江氏名采苹，入宫因太真妒复见放，值禄山之乱，死于兵。有跋，略谓传是大中二年所写，在万卷朱遵度〔25〕家，今惟叶少蕴〔26〕与予得之；末不署名，盖亦即撰本文者，自云与叶梦得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唐曹邺〔27〕撰，亦明人妄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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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昉（925—996）　字明远，北宋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官至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曾参与编修《旧五代史》，并监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据《太平广记·进书表》所记，同修《太平广记》之十二人为吕文仲、吴淑、陈鄂、赵邻几、董淳、王克贞、张洎、宋白、徐铉、汤悦、李穆、扈蒙。

〔2〕　徐铉（916—991）　北宋扬州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仕南唐，后随李煜入宋为太子率更令。下文李昉语见宋袁褧《枫窗小牍》卷上。所撰《稽神录》，《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已散佚，元末明初陶宗仪编《说郛》卷三、卷十四有辑本。

〔3〕　宋白　字太素，宋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吏部尚书。曾参与编撰《太平广记》、《文苑英华》。

〔4〕　《永乐大典》　明永乐年间解缙等所辑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更广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二二八七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定名《永乐大典》。已散佚，今有影印出版的佚文七三○卷。

〔5〕　张君房　参看本卷第79页注〔23〕。他曾主持修校秘阁所藏道书，摘要编成《云笈七籤》一二二卷。所撰《乘异记》，《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卷。

〔6〕　张师正　字不疑，宋熙宁年间为辰州帅。所撰《括异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

〔7〕　聂田　生平不详。《祖异志》，陶宗仪编《说郛》卷六有辑本，无卷数及撰人姓名。清陶珽重辑《说郛》卷一一八著录《徂异记》一卷，题宋聂田撰。

〔8〕　秦再思　生平不详。所撰《洛中纪异》，《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

〔9〕　毕仲询　宋元丰时为岚州推官。所撰《幕府燕闲录》，《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

〔10〕　郭彖　字伯象，北宋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由进士历官知兴国军。所撰《睽车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五卷。

〔11〕　洪迈生卒年，据钱大昕《洪文敏公年谱》，洪迈生于一一二三年，死于一二○二年。

〔12〕　赵与旹（1172—1228）　字行之，宋宗室，曾官丽水丞。所撰《宾退录》，十卷。

〔13〕　《绿珠传》　《宋史·艺文志》著录曾致尧《广中台记》八十卷，又《绿珠传》一卷。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书则以为宋乐史撰。鲁迅《唐宋传奇集》曾辑录。

〔14〕　《杨太真外传》　《宋史·艺文志》著录《杨妃外传》一卷，注云“不作作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指明“《杨妃外传》一卷，直史馆临川乐史子正撰”。鲁迅《唐宋传奇集》曾辑录。

〔15〕　《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迈传》，《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各一卷。前二者题乐史撰，后者不题撰者。

〔16〕　勘磨司　据《宋史·乐黄目传》作“磨勘司”。

〔17〕　《太平寰宇记》　北宋乐史编撰的地理总志，二百卷。成于太平兴国年间，内容以叙述地区沿革为主，兼及风俗、人物、经济、文化等。

〔18〕　秦醇　北宋人。刘斧《青琐高议》所收《赵飞燕别传》署“谯川秦醇子复撰”，《温泉记》署“亳州秦醇子履撰”。余事不详。

〔19〕　刘斧　约宋仁宗、哲宗时人，《青琐高议》卷首孙副枢序称之为“刘斧秀才”。余事不详。《青琐高议》，近人董康据士礼居写本所刻，前后集各十卷，《别集》七卷。

〔20〕　《大业拾遗记》　《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颜师古《隋遗录》一卷，传记类著录颜师古《大业拾遗》一卷。关于《大业拾遗记》本文与跋撰者问题，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曾云，此书“本文与跋，词意荒率，似一手所为。而托之师古，其术与葛洪之《西京杂记》，谓钞自刘歆之《汉书》遗稿者正等。然才识远逊，故罅漏殊多，不待吹求，已知其伪。”

〔21〕　焚草之变　据《隋书·宇文化及传》载，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时，司马德戡曾集兵城内举火与城外相应，隋炀帝闻声问是何事，裴虔通伪称：“草坊被焚，外人救火，故喧嚣耳。”炀帝信以为真，未加提防，遂被杀。史称此次兵变为“焚草之变”。

〔22〕　韩偓（844—923）　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字冬郎，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23〕　罗贯中及《隋唐志传》，参看本书第十四篇。

〔24〕　褚人获及《隋唐演义》，参看本书第十四篇及其注〔11〕。

〔25〕　朱遵度　南唐青州（今属山东）人。好藏书，有“朱万卷”之称，隐居不仕。撰有《群书丽藻目录》等。

〔26〕　叶少蕴（1077—1148）　名梦得，号石林居士，南宋吴县（今属江苏）人，曾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撰有《避暑录话》、《石林词》等。

〔27〕　曹邺　字业之，一作邺之，唐桂州（治所今广西桂林）人，曾任祠部郎中、洋州刺史。撰有《曹祠部集》。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然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清光绪中，敦煌千佛洞之藏经始显露，大抵运入英法，中国亦拾其余藏京师图书馆；

书为宋初所藏，多佛经，而内有俗文体之故事数种，盖唐末五代人钞，如《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则在伦敦博物馆，《伍员入吴故事》则在中国某氏〔1〕，惜未能目睹，无以知其与后来小说之关系。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故上列诸书，多关惩劝，京师图书馆所藏，亦尚有俗文《维摩》《法华》等经及《释迦八相成道记》《目连入地狱故事》〔2〕也。

《唐太宗入冥记》首尾并阙，中间仅存，盖记太宗杀建成元吉，生魂被勘事者；讳其本朝之过，始盛于宋，此虽关涉太宗，故当仍为唐人之作也，文略如下：

……判官懆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朕当识。”言讫，使人引皇帝至院门，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来者到厅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是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判官闻言，惊忙起立，……

宋有《梁公九谏》一卷（在《士礼居丛书》中），文亦朴陋如前记，书叙武后废太子为庐陵王，而欲传位于侄武三思，经狄仁杰极谏者九，武后始感悟，召还复立为太子。卷首有范仲淹《唐相梁公碑文》〔3〕，乃贬守番阳时作，则书出当在明道二年（一○三三）以后矣。

第六谏

则天睡至三更，又得一梦，梦与大罗天女对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将，频输天女，忽然惊觉。来日受朝，问访大臣，其梦如何？狄相奏曰，“臣圆此梦，于国不祥。

陛下梦与大罗天女对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将，频输天女：盖谓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将，失其所主。今太子庐陵王贬房州千里，是谓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梦。臣愿东宫之位，速立庐陵王为储君，若立武三思，终当不得！”

然据现存宋人通俗小说观之，则与唐末之主劝惩者稍殊，而实出于杂剧中之“说话”。说话者，谓口说古今惊听之事，盖唐时亦已有之，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篇》）有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李商隐《骄儿诗》（集一）

亦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似当时已有说三国故事者，然未详。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说话人又有专家，孟元老〔4〕（《东京梦华录》五）尝举其目，曰小说，曰合生，曰说诨话，曰说三分，曰说《五代史》。南渡以后，此风未改，据吴自牧〔5〕（《梦粱录》二十）所记载则有四科如下：

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合生”，与起今随今〔6〕相似，各占一事也。

灌园耐得翁〔7〕（《都城纪胜》）述临安盛事，亦谓说话有四家，曰小说，曰说经说参请，曰说史，曰合生，而分小说为三类，即“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是也。周密〔8〕之书（《武林旧事》六），叙四科又略异，曰演史，曰说经诨经，曰小说，曰说诨话，无合生；且谓小说有雄辩社（卷三），则其时说话人不惟各守家数，且有集会以磨炼其技艺者矣。

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梦粱录》（二十）影戏条下云，“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说讲经史条下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都城纪胜》所说同，惟“捏合”作“提破”而已。是知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今所存《五代史平话》及《通俗小说》〔9〕残本，盖即此二科话本之流，其体式正如此。

《新编五代史平话》者，讲史之一，孟元老所谓“说《五代史》”之话本，此殆近之矣。其书梁唐晋汉周每代二卷，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终。惟《梁史平话》始于开辟，次略叙历代兴亡之事，立论颇奇，而亦杂以诞妄之因果说。

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　　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

粤自鸿荒既判，风气始开，伏羲画八卦而文籍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那时诸侯皆已顺从，独蚩尤共炎帝侵暴诸侯，不服王化。黄帝乃帅诸侯，兴兵动众，……

遂杀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这黄帝做着个厮杀的头脑，教天下后世习用干戈。……汤伐桀，武王伐纣，皆是以臣弑君，篡夺了夏殷的天下。汤武不合做了这个样子，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强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年之间，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圣人为见三纲沦，九法斁，秉那直笔，做一卷书，唤做《春秋》，褒奖他善的，贬罚他恶的，故孟子道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有汉高祖姓刘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谋，真个是：

手拿三尺龙泉剑，夺却中原四百州。

刘季杀了项羽，立着国号曰汉，只因疑忌功臣，如韩王信彭越陈豨之徒，皆不免族灭诛夷。这三个功臣抱屈衔冤，诉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个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着个曹操，彭越去孙家托生做着个孙权，陈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个刘备。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三国各有史，道是《三国志》是也。……

于是更自晋及唐，以至黄巢变乱，朱氏立国，其下卷今阙，必当讫于梁亡矣。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如说黄巢下第，与朱温等为盗，将劫侯家庄马评事时途中情景，即其例也：

……黄巢道，“若去劫他时，不消贤弟下手，咱有桑门剑一口，是天赐黄巢的，咱将剑一指，看他甚人，也抵敌不住。”道罢便去，行过一个高岭，名做悬刀峰，自行了半个日头，方得下岭。好座高岭！是：根盘地角，顶接天涯，苍苍老桧拂长空，挺挺孤松侵碧汉，山鸡共日鸡齐斗，天河与涧水接流，飞泉飘雨脚廉纤，怪石与云头相轧。怎见得高？

几年攧下一樵夫，至今未曾攧到底。

黄巢兄弟四人过了这座高岭，望见那侯家庄。好座庄舍！但见：石惹闲云，山连溪水，堤边垂柳，弄风袅袅拂溪桥，路畔闲花，映日丛丛遮野渡。那四个兄弟望见庄舍远不出五里田地，天色正晡，同入个树林中亸了，待晚西却行到那马家门首去。……

《京本通俗小说》不知本几卷，今存卷十至十六，每卷一篇，曰《碾玉观音》，曰《菩萨蛮》，曰《西山一窟鬼》，曰《志诚张主管》，曰《拗相公》，曰《错斩崔宁》，曰《冯玉梅团圆》等，每篇各具首尾，顷刻可了，与吴自牧所记正同。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体制则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如《碾玉观音》因欲叙咸安郡王游春，则辄举春词至十余首：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说孟春景致，原来又不如仲春词做得好：

…………

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

三月柳花轻复散，飘扬淡荡送春归，　　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飞一向西。

…………

王岩叟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曾有诗道：

怨风怨雨两俱非，风雨不来春亦归，　　腮边红褪青梅小，口角黄消乳燕飞，

蜀魄健啼花影去，吴蚕强食柘桑稀，　　直恼春归无觅处，江湖辜负一蓑衣。

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绍兴年间，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钧眷游春，……

此种引首，与讲史之先叙天地开辟者略异，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耐得翁之所谓“提破”，吴自牧之所谓“捏合”，殆指此矣。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非因进讲宫中，因有此名也。至于文式，则与《五代史平话》之铺叙琐事处颇相似，然较详。《西山一窟鬼》述吴秀才一为鬼诱，至所遇无一非鬼，盖本之《鬼董》〔10〕（四）之《樊生》，而描写委曲琐细，则虽明清演义亦无以过之，如其记订婚之始云：

……开学堂后，有一年之上，也罪过，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子们来与它教训，颇有些趱足。当日正在学堂里教书，只听得青布帘儿上铃声响，走将一个人入来。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原来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吴教授相揖罢，道，“多时不见。而今婆婆在那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妇，如今老媳妇在钱塘门里沿城住。”教授问，“婆婆高寿？”婆子道，“老媳妇犬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

婆子道，“教授方才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价费多少心神；据我媳妇愚见，也少不得一个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这里也几次问人来，却没这般头脑。”婆子道，“这个‘不是冤家不聚会’。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头好亲在这里，一千贯钱房计，带一个从嫁，又好人才，却有一床乐器都会，又写得算得，又是唓嗻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个读书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听得说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道，“若还真个有这人时，可知好哩！只是这个小娘子如今在那里？”……

南宋亡，杂剧消歇，说话遂不复行，然话本盖颇有存者，后人目染，仿以为书，虽已非口谈，而犹存曩体，小说者流有《拍案惊奇》《醉醒石》〔11〕之属，讲史者流有《列国演义》《隋唐演义》〔12〕之属，惟世间于此二科，渐不复知所严别，遂俱以“小说”为通名。

※　　　　　　　 ※　　　　　　　　 ※

〔1〕　《唐太宗入冥记》　见王重民等所辑《敦煌变文集》卷二。

《孝子董永传》，见《敦煌变文集》卷一，题《董永变文》。《秋胡小说》，见《敦煌变文集》卷二，题《秋胡变文》，现存者系残本。《伍员入吴故事》，见《敦煌变文集》卷一，题《伍子胥变文》。

〔2〕　《维摩》　全称《维摩诘经讲经文》，见《敦煌变文集》卷五，现共存残卷六篇。《法华》，全称《妙法莲华经》，见《敦煌变文集》卷五，现存二篇。《释迦八相成道记》，按《敦煌变文集》卷四《太子成道经》、《太子成道变文》、《八相变》及卷七《八相押座文》四篇，均叙释迦成道故事，《释迦八相成道记》似指此四篇而言。《目连入地狱故事》，见《敦煌变文集》卷六，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3〕　范仲淹（989—1052）　字希文，北宋吴县（今属江苏）人，曾任参知政事。撰有《范文正公集》。《唐相梁公碑文》，见《范文正公集》卷十一。据该书附录《范文正公年谱》载，范仲淹于宝元元年（1038）自鄱阳赴润州，“道由彭泽，谒狄梁公庙，慨慕名节，为之作记立碑。”

〔4〕　孟元老　号幽兰居士，宋代人，生平不详（有说可能是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所撰《东京梦华录》，十卷，成书于南宋初。内容追记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街坊、岁时、风俗、伎艺等。

〔5〕　吴自牧　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所撰《梦粱录》，二十卷，记南宋都城临安郊庙宫殿、风俗、物产及百工杂戏等。

〔6〕　起今随今　据《梦粱录》卷二十，原作“起令随令”。

〔7〕　灌园耐得翁　一作灌圃耐得翁，姓赵，南宋时人。所撰《都城纪胜》，一卷，分市井、瓦舍众伎等十四类，记述当时都城临安街坊店铺、园林建筑和瓦舍伎艺等。

〔8〕　周密　（1232—1298）　字公谨，号草窗。南宋济南人，寓浙江吴兴，曾任义乌县令。所撰《武林旧事》，十卷，成书于宋亡以后，记述南宋都城临安杂事，其中对民间伎艺记述颇详。

〔9〕　《五代史平话》　即《新编五代史平话》，全书概述五代兴亡历史。《通俗小说》，即《京本通俗小说》，话本集，残本存九篇。江东老蟫（缪荃孙）跋云：其中“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故现通行本只七篇。

〔10〕　《鬼董》　一名《鬼董狐》，五卷。作者姓沈，宋人。

〔11〕　《拍案惊奇》、《醉醒石》　参看本书第二十一篇。

〔12〕　《列国演义》　参看本书第十五篇。《隋唐演义》，参看本书第十四篇。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北宋时，刘斧秀才杂辑古今稗说为《青琐高议》及《青琐摭遗》〔1〕，文辞虽拙俗，然尚非话本，而文题之下，已各系以七言，如　　《流红记》（红叶题诗娶韩氏）

《赵飞燕外传》（别传叙飞燕本末）

《韩魏公》（不罪碎盏烧须人）

《王榭》（风涛飘入乌衣国）〔2〕等，皆一题一解，甚类元人剧本结末之“题目”与“正名”，因疑汴京说话标题，体裁或亦如是，习俗浸润，乃及文章。至于全体被其变易者，则今尚有《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及《大宋宣和遗事》〔3〕二书流传，皆首尾与诗相始终，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辞句多俚，顾与话本又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钱曾于《宣和遗事》，则并《灯花婆婆》等十五种〔4〕并谓之“词话”（《也是园书目》十），以其有词有话也，然其间之《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两种，亦见《京本通俗小说》中，本说话之一科，传自专家，谈吐如流，通篇相称，殊非《宣和遗事》所能企及。盖《宣和遗事》虽亦有词有说，而非全出于说话人，乃由作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文辞又多非己出，不足以云创作也。《取经记》尤苟简。惟说话消亡，而话本终蜕为著作，则又赖此等为其枢纽而已。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见小说之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诗，故曰诗话。首章两本俱阙，次章则记玄奘等之遇猴行者。

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僧行六人，当日起行。……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道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弥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因留诗曰：

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　　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

三藏法师诗答曰：

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仙，　　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

于是借行者神通，偕入大梵天王宫，法师讲经已，得赐“隐形帽一顶，金镮锡杖一条，钵盂一只，三件齐全”，复反下界，经香林寺，履大蛇岭九龙池诸危地，俱以行者法力，安稳进行；又得深沙神身化金桥，渡越大水，出鬼子母国女人国而达王母池处，法师欲桃，命猴行者往窃之。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法师曰：“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猴行者曰：“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前去之间，忽见石壁高岑万丈，又见一石盘，阔四五里地，又有两池，方广数十里，瀰瀰万丈，鸦鸟不飞。七人才坐，正歇之次，举头遥望，万丈石壁之中，有数株桃树，森森耸翠，上接青天，枝叶茂浓，下浸池水。……行者曰：“树上今有十余颗，为地神专在彼处守定，无路可去偷取。”师曰：

“你神通广大，去必无妨。”说由未了，攧下三颗蟠桃入池中去，师甚敬惶，问此落者是何物？答曰：“师不要敬（惊字之略），此是蟠桃正熟，攧下水中也。”师曰：“可去寻取来吃！”……

行者以杖击石，先后现二童子，一云三千岁，一五千岁，皆挥去。

……又敲数下，偶然一孩儿出来，问曰：“你年多少？”

答曰：“七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心敬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枚乳枣。当时吞入口中，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空中见有一人，遂吟诗曰：

花果山中一子才，小年曾此作场乖，　　而今耳热空中见，前次偷桃客又来。

由是竟达天竺，求得经文五千四百卷，而阙《多心经》，回至香林寺，始由定光佛见授。七人既归，则皇帝郊迎，诸州奉法，至七月十五日正午，天宫乃降采莲舡，法师乘之，向西仙去；后太宗复封猴行者为铜筋铁骨大圣云。

《大宋宣和遗事》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有吕省元〔5〕《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类宋人者，则以钞撮旧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书分前后二集，始于称述尧舜而终以高宗之定都临安，案年演述，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其剽取之书当有十种〔6〕。前集先言历代帝王荒淫之失者其一，盖犹宋人讲史之开篇；次述王安石变法之祸者其二，亦北宋末士论之常套；次述安石引蔡京入朝至童贯蔡攸巡边者其三，首一为语体，次二为文言而并杂以诗者；其四，则梁山泺聚义本末，首述杨志卖刀杀人，晁盖劫生日礼物，遂邀约二十人，同入太行山梁山泺落草，而宋江亦以杀阎婆惜出走，伏屋后九天玄女庙中，见官兵已退，出谢玄女。

……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题著四句道：

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宋江读了，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四句分明是说了我里姓名；又把开天书一卷，仔细看觑，见有三十六将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吴加亮　玉麒麟李进义　青面兽杨志　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　入云龙公孙胜　浪里白条张顺　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　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　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　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　赤发鬼刘唐　一直撞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　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　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　急先锋索超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　铁天王晁盖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

于是江率朱同等九人亦赴山寨，会晁盖已死，遂被推为首领，“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已而鲁智深等亦来投，遂足三十六人之数。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

择日起行，宋江题了四句放旗上道：

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　　若还少一个，定是不归乡！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其五，为徽宗幸李师师家，曹辅进谏及张天觉隐去；其六，为道士林灵素进用及其死葬之异；其七，为腊月预赏元宵及元宵看灯之盛，皆平话体。其叙元宵看灯云：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内门直上一条红绵绳上，飞下一个仙鹤儿来，口内衔一道诏书，有一员中使接得展开，奉圣旨：宣万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万姓！”少刻，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却去宣德门直上有三四个贵官，……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词，名做《撒金钱》：

频瞻礼，喜升平又逢元宵佳致。鳌山高耸翠，对端门珠玑交制，似嫦娥，降仙宫，乍临凡世。　恩露匀施，凭御阑圣颜垂视。撒金钱，乱抛坠，万姓推抢没理会；告官里，这失仪，且与免罪。

是夜撒金钱后，万姓各各遍游市井，可谓是：

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

后集则始自金人来运粮，以至京城陷为第八种；又自金兵入城，帝后北行受辱，以至高宗定都临安为第九第十种，即取《南烬纪闻》《窃愤录》及《续录》〔7〕而小有删节，二书今俱在，或题辛弃疾〔8〕作，而宋人已以为伪书。卷末复有结论，云“世之儒者谓高宗失恢复中原之机会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机者，潜善伯彦偷安于目前误之也；绍兴之后失其机者，秦桧为虏用间误之也。失此二机，而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贼臣之肉而寝其皮也欤！”则亦南宋时桧党失势后士论之常套也。

※　　　　　　　 ※　　　　　　　　 ※

〔1〕　《青琐高议》及《青琐摭遗》　即《青琐高议别集》，参看本卷第108页注〔19〕。

〔2〕　《流红记》　见《青琐高议》前集卷五。《赵飞燕外传》，见《青琐高议》前集卷七，“外传”一作“别传”。《韩魏公》，见《青琐高议》后集卷二。《王榭》，见《青琐高议别集》卷四。

〔3〕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一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日本有德富苏峰成篑堂藏大字本《取经记》、三浦观树藏小字巾箱本《取经诗话》（后归大仓喜七郎）。二者各有残缺。一九一六年我国有影印本。《大宋宣和遗事》，简称《宣和遗事》，分元亨利贞四集，或前后二集。此书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均出宋元间，撰者未详。

〔4〕　《灯花婆婆》等十五种　参看本卷第16页注〔49〕。

〔5〕　吕省元　疑即吕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事记讲义》：

“宋吕中撰，中字时可，泉州晋江人。淳祐中进士，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徙肇庆教授。”

〔6〕　剽取之书当有十种　这十种书大约是《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朝编年备要》、《钱塘遗事》、《宾退录》、《建炎中兴记》、《皇朝大事记讲义》、《南烬纪闻》、《窃愤录》、《窃愤续录》、《林灵素传》。

〔7〕　《南烬纪闻》　一卷。《窃愤录》、《续录》，各一卷。二书皆记述宋徽、钦二帝被掳北行之事。

〔8〕　辛弃疾（1140—1207）　字幼安，号稼轩，南宋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安抚使，主张积极抗金。撰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宋之说话人，于小说及讲史皆多高手（名见《梦粱录》及《武林旧事》），而不闻有著作；元代扰攘，文化沦丧，更无论矣。日本内阁文库藏至治（一三二一——一三二三）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犹今所谓绣像全图）平话五种〔1〕，曰《武王伐纣书》，曰《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曰《秦并六国》，曰《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曰《三国志》，每集各三卷（《斯文》第八编第六号，盐谷温《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今惟《三国志》有印本（盐谷博士影印本及商务印书馆翻印本），他四种未能见。其《全相三国志平话》分为上下二栏，上栏为图，下栏述事，以桃园结义始，孔明病殁终。而开篇亦先叙汉高祖杀戮功臣，玉皇断狱，令韩信转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高祖则为献帝，立意与《五代史平话》无异。惟文笔则远不逮，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如述“赤壁鏖兵”云：

却说武侯过江到夏口，曹操舡上高叫“吾死矣！”众军曰，“皆是蒋干。”众官乱刀锉蒋干为万段。曹操上舡，荒速夺路，走出江口，见四面舡上，皆为火也。见数十只舡，上有黄盖言曰，“斩曹贼，使天下安若太山！”曹相百官，不通水战，众人发箭相射。却说曹操措手不及，四面火起，前又相射。曹操欲走，北有周瑜，南有鲁肃，西有陵统甘宁，东有张昭吴苞，四面言杀。史官曰：“倘非曹公家有五帝之分，孟德不能脱。”曹操得命，西北而走，至江岸，众人撮曹公上马。却说黄昏火发，次日斋时方出，曹操回顾，尚见夏口舡上烟焰张天，本部军无一万。曹相望西北而走，无五里，江岸有五千军，认得是常山赵云，拦住，众官一齐攻击，曹相撞阵过去。……

至晚，到一大林。……曹公寻滑荣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着操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曹公撞阵却过。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东行无十五里，见玄德，军师。是走了曹贼，非关公之过也。言使人小着玄德（案此句不可解）。众问为何。武侯曰，“关将仁德之人，往日蒙曹相恩，其此而脱矣。”关公闻言，忿然上马，告主公复追之。玄德曰，“吾弟性匪石，宁奈不倦。”军师言，“诸葛赤（亦？）去，万无一失。”……

（卷中十八至十九页）

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余四种恐亦此类。

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东坡（《志林》六）谓“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在瓦舍，“说三分”为说话之一专科，与“讲《五代史》”并列（《东京梦华录》五）。

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如《赤壁鏖兵》《诸葛亮秋风五丈原》《隔江斗智》《连环计》《复夺受禅台》〔2〕等，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其在小说，乃因有罗贯中本而名益显。

贯中，名本，钱唐人（明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二十五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或云名贯，字贯中（明王圻《续文献通考》一百七十七），或云越人，生洪武初（周亮工《书影》），盖元明间人（约一三三○——一四○○）。所著小说甚夥，明时云有数十种（《志余》），今存者《三国志演义》之外，尚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水浒传》等；亦能词曲，有杂剧《龙虎风云会》〔3〕（目见《元人杂剧选》）。然今所传诸小说，皆屡经后人增损，真面殆无从复见矣。

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4〕，今得见者以明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刊本为最古，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题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园结义”，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王濬计取石头城”，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5〕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6〕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湅j〔7〕（《五杂组》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8〕（《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如叙羽之出身丰采及勇力云：

……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五寸，髯长一尺八寸，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似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某也。”绍回见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乱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广学；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诛亦未迟。”……关某曰，“如不胜，请斩我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某饮了上马。关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却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第九回《曹操起兵伐董卓》）

又如曹操赤壁之败，孔明知操命不当尽，乃故使羽扼华容道，俾得纵之，而又故以军法相要，使立军令状而去，此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与元刊本平话，相去远矣：

……华容道上，三停人马，一停落后，一停填了坑堑，一停跟随曹操过险峻，路稍平妥。操回顾，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又行不到数里，操在马上加鞭大笑。众将问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诸葛亮周瑜足智多谋，吾笑其无能为也。今此一败，吾自是欺敌之过，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列，当中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皆不能言。操在人丛中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乏矣：战则必死。”程昱曰：“某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丞相旧日有恩在彼处，何不亲自告之，必脱此难矣。”操从其说，即时纵马向前，欠身与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言为重。”云长答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某曾解白马之危以报之。今日奉命，岂敢为私乎？”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古之人大丈夫处世，必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云长闻之，低首良久不语。当时曹操引这件事，说犹未了，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云长思起五关斩将放他之恩，如何不动心，于是把马头勒回，与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操见云长勒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前面众将已自护送操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不忍杀之，正犹豫中，张辽纵马至，云长见了，亦动故旧之心，长叹一声，并皆放之。后来史官有诗曰：

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日月，名誉震乾坤，忠勇高三国，神谋陷七屯，至今千古下，军旅拜英魂。（第一百回《关云长义释曹操》）

弘治以后，刻本甚多，即以明代而论，今尚未能详其凡几种（详见《小说月报》二十卷十号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迨清康熙时，茂苑毛宗岗字序始师金人瑞改《水浒传》及《西厢记》成法，即旧本遍加改窜，自云得古本，评刻之，亦称“圣叹外书”〔9〕，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篡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隋唐志传》〔10〕原本未见，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长洲褚人获〔11〕有改订本，易名《隋唐演义》，序有云，“《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彩，则前多阙略，厥后补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其概要可识矣。

《隋唐演义》计一百回，以隋主伐陈开篇，次为周禅于隋，隋亡于唐，武后称尊，明皇幸蜀，杨妃缢于马嵬，既复两京，明皇退居西内，令道士求杨妃魂，得见张果，因知明皇杨妃为隋炀帝朱贵儿后身，而全书随毕。凡隋唐间英雄，如秦琼窦建德单雌信王伯当花木兰等事迹，皆于前七十回中穿插出之。其明皇杨妃再世姻缘故事，序言得之袁于令所藏《逸史》〔12〕，喜其新异，因以入书。此他事状，则多本正史纪传，且益以唐宋杂说，如隋事则《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13〕，唐事则《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常侍言旨》《开天传信记》《次柳氏旧闻》《长恨歌传》《开元天宝遗事》及《梅妃传》《太真外传》〔14〕等，叙述多有来历，殆不亚于《三国志演义》。惟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沉著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且好嘲戏，而精神反萧索矣。今举一例：

……一日玄宗于昭庆宫闲坐，禄山侍坐于侧，见他腹垂过膝，因指着戏说道，“此儿腹大如抱瓮，不知其中藏的何所有？”禄山拱手对道，“此中并无他物，惟有赤心耳；臣愿尽此赤心，以事陛下。”玄宗闻禄山所言，心中甚喜。那知道：

人藏其心，不可测识。自谓赤心，心黑如墨！

玄宗之待安禄山，真如腹心；安禄山之对玄宗，却纯是贼心狼心狗心，乃真是负心丧心。有心之人，方切齿痛心，恨不得即剖其心，食其心；亏他还哄人说是赤心。可笑玄宗还不觉其狼子野心，却要信他是真心，好不痴心。闲话少说。且说当日玄宗与安禄山闭坐了半晌，回顾左右，问妃子何在，此时正当春深时候，天气向暖，贵妃方在后宫坐兰汤洗浴。宫人回报玄宗说道，“妃子洗浴方完。”玄宗微笑说道：“美人新浴，正如出水芙蓉。”

令宫人即宣妃子来，不必更洗梳妆。少顷，杨妃来到。你道他新浴之后，怎生模样？有一曲《黄莺儿》说得好：

皎皎如玉，光嫩如莹，体愈香，云鬓慵整偏娇样。罗裙厌长，轻衫取凉，临风小立神骀宕。细端详：芙蓉出水，不及美人妆。（第八十三回）

《残唐五代史演义》〔15〕未见，日本《内阁文库书目》云二卷六十回，题罗本撰，汤显祖批评。

《北宋三遂平妖传》原本亦不可见，较先之本为四卷二十回，序云王慎修〔16〕补，记贝州王则以妖术变乱事。《宋史》（二百九十二《明镐传》）言则本涿州人，岁饥，流至恩州（唐为贝州），庆历七年僭号东平郡王，改元得圣，六十六日而平。小说即本此事，开篇为汴州胡浩得仙画，其妇焚之，灰绕于身，因孕，生女，曰永儿，有妖狐圣姑姑授以道法，遂能为纸人豆马。王则则贝州军排，后娶永儿，术人弹子和尚张鸾卜吉左黜皆来见，云则当王，会知州贪酷，遂以术运库中钱米买军倡乱。已而文彦博率师讨之，其时张鸾卜吉弹子和尚见则无道，皆先去，而文彦博军尚不能克。幸得弹子和尚化身诸葛遂智助文，镇伏邪法；马遂诈降击则裂其唇，使不能持咒；李遂又率掘子军作地道入城；乃擒则及永儿。奏功者三人皆名遂，故曰《三遂平妖传》也。

《平妖传》今通行本十八卷四十回，有楚黄张无咎序，云是龙子犹所补〔17〕。其本成于明泰昌元年（一六二○），前加十五回，记袁公受道法于九天玄女，复为弹子和尚所盗，及妖狐圣姑姑炼法事。他五回则散入旧本各回间，多补述诸怪民道术。事迹于意造而外，亦采取他杂说，附会入之。如第二十九回叙杜七圣卖符，并呈幻术，断小儿首，覆以衾即复续，而偶作大言，为弹子和尚所闻，遂摄小儿生魂，入面店覆楪子下，杜七圣咒之再三，儿竟不起。

杜七圣慌了，看着那看的人道，“众位看官在上，道路虽然各别，养家总是一般，只因家火相逼。适间言语不到处，望看官们恕罪则个。这番教我接了头，下来吃杯酒，四海之内，皆相识也。”杜七圣伏罪道，“是我不是了，这番接上了。”只顾口中念咒，揭起卧单看时，又接不上。杜七圣焦躁道，“你教我孩儿接不上头，我又求告你再三，认自己的不是，要你恕饶，你却直恁的无理。”

便去后面笼儿内取出一个纸包儿来，就打开，撮出一颗葫芦子，去那地上，把土来掘松了，把那颗葫芦子埋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喷上一口水，喝声“疾！”可霎作怪：只见地下生出一条藤儿来，渐渐的长大，便生枝叶，然后开花，便见花谢，结一个小葫芦儿。一伙人见了，都喝采道，“好！”杜七圣把那葫芦儿摘下来，左手提着葫芦儿，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近道理，收了我孩儿的魂魄，教我接不上头，你也休想在世上活了！”向着葫芦儿，拦腰一刀，剁下半个葫芦儿来。却说那和尚在楼上，拿起面来却待要吃；只见那和尚的头从腔子上骨碌碌滚将下来。一楼上吃面的人都吃一惊，小胆的丢了面跑下楼去了，大胆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箸，起身去那楼板上摸，一摸摸着了头，双手捉住两只耳朵，掇那头安在腔子上，安得端正，把手去摸一摸。和尚道：“我只顾吃面，忘还了他的儿子魂魄，”伸手去揭起楪儿来。这里却好揭得起楪儿，那里杜七圣的孩儿早跳起来；看的人发声喊。杜七圣道，“我从来行这家法术，今日撞着师父了。”……（第二十九回下《杜七圣狠行续头法》）

此盖相传旧话，尉迟偓〔18〕（《中朝故事》）云在唐咸通中，谢肇淛（《五杂组》六）又以为明嘉靖隆庆间事，惟术人无姓名，僧亦死，是书略改用之。马遂击贼被杀则当时事实，宋郑獬有《马遂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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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　日本所藏原刊题“建安虞氏新刊”。建安即今福建建瓯，虞氏系刊行者姓氏。此五种平话均分上中下三卷，不题撰者。

〔2〕　《赤壁鏖兵》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金院本名目”著录，今佚。《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一名《诸葛亮军屯五丈原》，曹本《录鬼簿》著录，金元间王仲文撰，今残存逸文。《隔江斗智》，全名《两军师隔江斗智》，元明间无名氏撰。明臧晋叔《元曲选》辛集收入。

《连环计》，全名《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一作《锦云堂美女连环记》，元无名氏撰。明臧晋叔《元曲选》壬集收入。《复夺受禅台》，全名《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同名剧作有二种，一为元李寿卿撰，一为元李取进撰，曹本《录鬼簿》均著录，不见传本。

〔3〕　《龙虎风云会》　全称《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叙宋太祖赵匡胤夜访赵普及统一中国故事。明息机子辑《杂剧选》收入。

〔4〕　《三国志演义》　又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和嘉靖壬午年（1522）关中修髯子（张尚德）小引，因商务印书馆影印时抽去该小引，致被误认为弘治年间刊本。此书为今所见《三国演义》最早刊本。

〔5〕　陈寿（233—297）　字承祚，西晋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晋时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集合三国时官私著作，撰成《三国志》一书。裴松之，参看本卷第51页注〔2〕。

〔6〕　习凿齿（？—384）　字彦威，东晋襄阳（治所今湖北襄樊）人，曾官荥阳太守，撰有《汉晋春秋》。孙盛，字安国，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官至秘书监，加给事中。撰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

〔7〕　谢肇淛　字在杭，明长乐（今属福建）人，万历间官广西右布政使。所撰《五杂组》，十六卷，多记风物掌故。其中论及《三国演义》时云：“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8〕　章学诚（1738—1801）　字实斋，清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官国子监典籍。撰有《文史通义》等。所撰《丙辰札记》，一卷，其中曾云：“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记实事；《西游记》、《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

〔9〕　毛宗岗　清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平不详。金人瑞，即金圣叹（1608—1661），原姓张，名采，清初吴县（今属江苏）人。

金圣叹在《水浒传》每回正文前加上评语，称“圣叹外书”，毛宗岗也以同样手法，在《三国演义》每回前面加上评语，每回里还有夹批，并冒称“圣叹外书”。

〔10〕　《隋唐志传》　罗贯中《隋唐志传》原本已不存，今本题《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二二回，明万历己未年（1619）刊本，卷首有杨慎及林瀚（即下文“林氏”）序，林序自谓该书由他纂辑。内容记隋末至唐僖宗乾符年间事。林瀚，字亨大，明闽县（今福建闽侯）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11〕　褚人获　字石农，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撰有《坚瓠集》、《读史随笔》等。

〔12〕　袁于令（1592—1674）　名韫玉，号箨庵，明末清初吴县（今属江苏）人。撰有传奇《西楼记》及小说《隋史遗文》等。所藏《逸史》，唐代卢肇撰，已佚。褚人穫《隋唐演义》序载：“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姻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

〔13〕　《大业拾遗记》　此书及《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参看本书第十一篇。

〔14〕　《隋唐嘉话》　三卷，唐刘餗撰。《明皇杂录》，二卷，唐郑处诲撰。《常侍言旨》，一卷，唐柳珵撰。《开天传信记》，一卷，唐郑棨撰。《次柳氏旧闻》，一卷，唐李德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四卷，五代王仁裕撰。《长恨歌传》、《梅妃传》，分别参看本书第八篇、第十一篇。《太真外传》，参看本卷第108页注〔14〕。

〔15〕　《残唐五代史演义》　日本《内阁文库书目》著录：“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六十回，二卷。宋罗本。明汤显祖批评。清版，四本。”

〔16〕　王慎修　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

〔17〕　张无咎　名誉，明末楚黄（今湖北黄岗）人，余不详。龙子犹，即冯梦龙，参看本书第二十一篇。

〔18〕　尉迟偓　南唐人，曾任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史。《中朝故事》，《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卷。关于术人续头故事，见下卷。

〔19〕　郑獬（1022—1072）　字毅夫，北宋安陆（今属湖北）人。

曾官翰林学士，知开卦府。《马遂传》，见所撰《郧溪集》。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宋江亦实有其人。《宋史》（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降后之事，则史无文，而稗史乃云“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见十三篇）。然擒方腊者盖韩世忠（《宋史》本传），于宋江辈无与，惟《侯蒙传》（《宋史》三百五十一）又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似即稗史所本。顾当时虽有此议，而实未行，江等且竟见杀。

洪迈《夷坚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然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宋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1〕，自序已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2〕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今高李所作虽散失，然足见宋末已有传写之书。《宣和遗事》由钞撮旧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泺聚义始末，或亦为当时所传写者之一种，其节目如下：

杨志等押花石纲阻雪违限　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　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　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　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　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　宋江奔梁山泺寻晁盖　宋江三十六将共反　宋江朝东岳赛还心愿　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　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惟《宣和遗事》所载，与龚圣与赞已颇不同：赞之三十六人中有宋江，而《遗事》在外；《遗事》之吴加亮李进义李海阮进关必胜王雄张青张岑，赞则作吴学究卢进义李俊阮小二关胜杨雄张清张横；诨名亦偶异。又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3〕，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而陈泰〔4〕（茶陵人，元延祐乙卯进士）记所闻于篙师者，则云“宋之为人勇悍狂侠”（《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与他书又正反。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袟，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5〕原本《水浒传》今不可得，周亮工〔6〕（《书影》一）云“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所削者盖即“灯花婆婆〔7〕等事”（《水浒传全书》发凡），本亦宋人单篇词话（《也是园书目》十），而罗氏袭用之，其他不可考。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8〕，单行本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于是智深坐化于六和，宋江服毒而自尽，累显灵应，终为神明。惟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其记林冲以忤高俅断配沧州，看守大军草场，于大雪中出危屋觅酒云：

……却说林冲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坏了，自思曰，“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来修理。”

在土炕边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说（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出来，信步投东，不上半里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拜曰，“愿神明保祐，改日来烧纸。”却又行一里，见一簇店家，林冲径到店里。店家曰，“客人那里来？”

林冲曰，“你不认得这个葫芦？”店家曰，“这是草场老军的。既是大哥来此，请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风之礼。”林冲吃了一回，却买一腿牛肉，一葫芦酒，把花枪挑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场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庇护忠臣义士，这场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第九回《豹子头刺陆谦富安》）

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适文存》三）。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9〕家所传之本，“前有汗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10〕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惟日本尚有亨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回及宝历〔11〕九年（一七五九）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亦始于误走妖魔而继以鲁达林冲事迹，与百十五回本同，第五回于鲁达有“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证果江南第一州”之语，即指六和坐化故事，则结束当亦无异。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节，即多于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余：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遈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估，改日来烧钱纸。”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

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如何？便认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依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紧了。古时有个书生，做了一个词，单题那贫苦的恨雪：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拈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

富室豪家，却道是“压瘴犹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棉衣絮袄，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杨定见〔12〕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无涯〔13〕之请而刻此传；次发凡十条，次为《宣和遗事》中之梁山泺本末及百八人籍贯出身。全书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辽小异，且少诗词，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而收方腊又悉同。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如百回本中“林冲道，‘如何？便认的。’”此则作“林冲道，‘原来如此。’”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入，故发凡云，“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颇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撺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也。亦有李贽评，与百回本不同，而两皆弇陋，盖即叶昼〔14〕辈所伪托（详见《书影》一）。

发凡又云，“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是知《水浒》有古本百回，当时“既不可复见”；又有旧本，似百二十回，中有“四大寇”，盖谓王田方及宋江，即柴进见于白屏风上御书者（见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及《水浒全书》七十二回）。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辽国，成百回；《水浒全书》又增王田，仍存辽国，复为百廿回，而宋江乃始退居于四寇之外。然《宣和遗事》所谓“三路之寇”者，实指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强人，皆宋江属，不知何人误读，遂以王庆田虎辈当之。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纷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七回本〔15〕名同而文迥别，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后讨平方腊，则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据旧本之前，当又有别本，即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于事理始为密合，然而证信尚缺，未能定也。

总上五本观之，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胡应膳（《笔丛》四十一）云，“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既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应麟所见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明高儒《百川书志》六），且是其师。〔16〕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亦信所见《水浒传》小序，谓耐庵“尝入市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且云“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余》”，而《志余》中实无有，盖误记也。近吴梅著《顾曲塵谈》〔17〕，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

案惠亦杭州人，然其为耐庵居士，则不知本于何书，故亦未可轻信矣。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终，而指招安以下为罗贯中续成，斥曰“恶札”〔17〕。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周亮工（《书影》一）记《水浒传》云，“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二人生同时，其说当可信。惟字句亦小有佳处，如第五回叙鲁智深诘责瓦官寺僧一节云：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只被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将钱养女，长老禁约他们不得，又把长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来都废了。……”

圣叹于“听小僧……”下注云“其语未毕”，于“……

说”下又多所申释，而终以“章法奇绝从古未有”誉之，疑此等“奇绝”，正圣叹所为，其批改《西厢记》亦如此。此文在百回本，为“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广有，僧众极多……’”云云，在百十五回本，则并无智深睁眼之文，但云“那和尚曰，‘师兄听小僧说：在先敝寺，田庄广有，僧众也多……’”而已。

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

故至清，则世异情迁，遂复有以为“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者，截取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至结末，称《后水浒》，一名《荡平四大宣传》，附刊七十回之后以行矣。其卷首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赏心居士序。

清初，有《后水浒传》四十回，云是“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盖以续百回本。其书言宋江既死，余人尚为宋御金，然无功，李俊遂率众浮海，王于暹罗，结末颇似杜光庭之《虬髯传》。古宋遗民者，本书卷首《论略》云“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然实乃陈忱之托名；忱字遐心，浙江乌程人，生平著作并佚，惟此书存，为明末遗民（《两浙輶轩录》补遗一《光绪嘉兴府志》五十三），故虽游戏之作，亦见避地之意矣。

然至道光中，有山阴俞万春作《结水浒传》七十回，结子一回，亦名《荡寇志》，则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专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19〕，以结七十回本。俞万春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尝随其父宦粤。瑶民之变，从征有功议叙，后行医于杭州，晚年乃奉道释，道光己酉（一八四九）卒。《荡寇志》之作，始于丙戌而迄于丁未，首尾凡二十二年，“未遑修饰而殁”，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其子龙光始修润而刻之（本书识语）。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此外讲史之属，为数尚多。明已有荒古虞夏（周游《开辟演义》锺惺《开辟唐虞传》及《有夏志传》）〔20〕，东西周（《东周列国志》《西周志》《四友传》）〔21〕，两汉（袁宏道评《两汉演义传》）〔22〕，两晋（《西晋演义》《东晋演义）》〔23〕，唐（熊锺谷《唐书演义》）〔24〕，宋（尺蠖斋评释《两宋志传）》〔25〕诸史事平话，清以来亦不绝，且或总揽全史（《二十四史通俗演义》）〔26〕，或订补旧文（两汉两晋隋唐等），然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蔡奡《东周列国志读法》〔27〕云，“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

至于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据《梦粱录》（二十）讲史条下云，“有王六大夫，于咸淳年间敷衍《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则亦当隶于讲史。

《水浒传》即其一，后出者尤夥。较显者有《皇明英烈传》〔28〕一名《云合奇踪》，武定侯郭勋家所传，记明开国武烈，而特扬其先祖郭英之功；后有《真英烈传》〔29〕，则反其事而詈之。

有《宋武穆王演义》〔30〕，熊大本编，有《岳王传演义》〔31〕，余应鳌编，又有《精忠全传》〔32〕，邹元标编，皆记宋岳飞功绩及冤狱；后有《说岳全传》〔33〕，则就其事而演之。清有《女仙外史》〔34〕，作者吕熊（刘廷玑《在园杂志》云），述青州唐赛儿之乱；有《梼杌闲评》〔35〕，无作者名，记魏忠贤客氏之恶。其于武勇，则有叙唐之薛家（《征东征西全传》）〔36〕，宋之杨家（《杨家将全传》）及狄青辈（《五虎平西平南传》）〔37〕者，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间。其他托名故实，而借以腾谤报怨之作亦多，今不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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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圣与（1222—约1304）　名开，号翠岩，宋末元初淮阴（今属江苏）人。《宋江三十六人赞》，是龚分别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所写的一组四言诗，见宋周密《癸辛杂识读集》。

〔2〕　高如李嵩辈　一说指高如、李嵩等宋元之际民间文人。一说高如非人名，全句意谓一时高手如李嵩辈。李嵩，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官三朝画院待诏，以画人物著称。

〔3〕　元杂剧取材于水浒故事的，今知有三十多种，现存者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无名氏《鲁智深智赏黄花峪》等。

〔4〕　陈泰　字志同，号所安，元茶陵（今属湖南）人，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撰有《所安遗集》。

〔5〕　关于《水浒传》编撰者，说法不一。或曰罗贯中，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七：“《水浒传》，罗贯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钱塘罗贯中本者，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郎瑛《七修类稿》卷上：“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或曰施耐庵，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施某指施耐庵。

或曰施作罗编，明袁无涯原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一二○回，不分卷）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亦云：

“施罗二公传水浒。”或曰施作罗续，参看本卷第151页注〔16〕。

〔6〕　周亮工（1612—1672）　字元亮，号栎园，明末清初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崇祯时任监察御史，入清任户部右侍郎。撰有《赖古堂集》、《因树屋书影》等。

〔7〕　灯花婆婆　钱曾《也是园书目》词话部分著录《灯花婆婆》一篇，写唐刘积中受到从灯花中跳出的白发老妇吵扰的故事。原文已佚，《平妖传》中略叙其事。

〔8〕　《英雄谱》　明崇祯间刻印。每页分上下两栏，上为《忠义水浒传》，下为《三国演义》。

〔9〕　郭勋　明濠州（治所今安徽凤阳）人。明开国功臣郭英之后，袭封武定侯。

〔10〕　李贽（1527—1602）　字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明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曾任云南姚安知府。所撰有《焚书》、《藏书》等，曾评点《水浒传》。

〔11〕　享保　日本中御门天皇的年号（1716—1736）。宝历，日本桃园天皇的年号（1751—1764）。

〔12〕　杨定见　字凤里，明麻城（今属湖北）人。他在《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中说：“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无非卓吾先生者。……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

〔13〕　袁无涯　名叔度，明末苏州人。经营“书植堂”，刊行书籍。

〔14〕　叶昼　字文通，明无锡（今属江苏）人。撰有《悦客编》等。

常假托名人评点诸书。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指出：“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

〔15〕　百十七回本　今所见《水浒》无百十七回本。

〔16〕　关于施耐庵、罗贯中关系问题，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志三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17〕　吴梅（1884—1939）　字瞿安，号霜厓，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所撰《顾曲塵谈》，论述戏曲音律及作曲方法，中有一章专记元明以来戏曲家遗事轶闻。

〔18〕　“恶札”　金圣叹反对侯蒙上书招安宋江，认为“反贼”不能招安，只能剿灭。贯华堂本《金人瑞删定水浒传》卷首《宋史目》评语：“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

脱真得知东平，恶知其不大败公事，为世僇笑者哉！何罗贯中不达，犹祖其说，而有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19〕　这里的“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等二句，见俞万春《荡寇志》卷首《引言》。

〔20〕　写荒古虞夏者，如周游《开辟演义》、锺惺《开辟唐虞传》及《有夏志传》。周游，字仰止，号五岳山人。明代人，生平不详。

《开辟演义》，六卷八十回。锺惺（1574—1624），字伯敬，明湖广竟陵人。《开辟唐虞传》，即《盘古至唐虞传》二卷十四则。《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则。两书旧题“景陵锺惺景伯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实为明无名氏所撰。

〔21〕　写东西周者，如《东周列国志》、《西周志》、《四友传》。

《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卷一○八回。明余邵鱼撰《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改订为《新列国志》，清蔡元放删改为《东周列国志》，并加评语。

《西周志》，未见，据黄摩西《小说小话》载，此书“铺张昭王南征、穆王见西王母及平徐偃王事。”《四友传》，即《鬼谷四友志》，三卷，不分回目，清杨景淐撰。

〔22〕　写两汉者，如袁宏道评《两汉演义传》。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明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三台馆本《全汉志传》，十四卷，卷首有袁宏道序。

〔23〕　写两晋者，如《东西晋演义》。此书包括《西晋演义》四卷，《东晋演义》八卷。明无名氏撰，题“秣陵陈氏尺蠖斋评释”，首有雉衡山人（明杨尔曾）序。

〔24〕　写唐代者，如熊钟谷《唐书演义》。熊钟谷，即熊大木，明建阳（今属福建）人。《唐书演义》，全名《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九十节（实为八十九节）。

〔25〕　写宋代者，如尺蠖斋评释《南北两宋志传》。尺蠖斋，明陈继儒书斋名。《南北两宋志传》，包括《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各十卷五十回。书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南宋》题“陈继儒编次”，《北宋》不题撰人。前者演太祖事，后者演宋初及真宗、仁宗二朝事。

书名“南宋”“北宋”，实与历史上南北宋分期无关，且未涉及南宋时事。

〔26〕　通写全史者，如《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此书二十六卷四十四回，清吕抚撰。原题《纲鉴演义》，后来传本改称今名。

〔27〕　蔡奡　字元放，号野云主人，清江宁（今属江苏）人。《东周列国志读法》，见其评本《东周列国志》。

〔28〕　《皇明英烈传》　六卷，明无名氏撰。

〔29〕　《真英烈传》　未见。据黄摩西《小说小话》载：“似因反对前书（指《英烈传》）而作，开国诸将中，于郭英多所痛诋。”

〔30〕　《宋武穆王演义》　即《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八十则，题“鳌峰熊大木编辑”。

〔31〕　《岳王传演义》　即《大宋中兴岳王传》，八卷，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实即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另一传本。余应鳌，生平不详。

〔32〕　《精忠全传》　即《岳武穆王精忠传》，六卷，六十八回，明无名氏编，为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删节本。题“邹元标编订”，系假托。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明吉水（今属江西）人，曾官吏部左侍郎，撰有《愿学集》。

〔33〕　《说岳全传》　二十卷，八十回，清钱彩撰。彩字锦文，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34〕　《女仙外史》　一百回。吕熊，字文兆，清初吴人，撰有《诗经六艺辨》等。

〔35〕　《梼杌闲评》　一名《明珠缘》，五十回，不题撰人姓名。

〔36〕　叙唐之薛家者，如《征东征西全传》。《征东》即《说唐后传》，五十五回；《征西》即《征西说唐三传》，十卷，八十八回，均清无名氏撰。薛家，指唐代名将薛仁贵一家。

〔37〕　叙宋之杨家及狄青辈者，如《杨家将全传》及《五虎平西平南传》。《杨家将全传》，又名《杨家通俗演义》，八卷，五十八则，明无名氏撰。《五虎平西平南传》，包括《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前传十四卷，一一二回；后传六卷，四十二回，均清无名氏撰。

杨家，指宋代名将杨业一家。“五虎”，指狄青等五人。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成化时有方士李孜，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1〕皆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其在小说，则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而继起之作尤夥。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道士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闾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结集润色之，则亦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

汇此等小说成集者，今有《四游记》行于世，其书凡四种，著者三人，不知何人编定，惟观刻本之状，当在明代耳。

一曰《上洞八仙传》，亦名《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二卷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传言铁拐（姓李名玄）得道，度钟离权，权度吕洞宾，二人又共度韩湘曹友，张果蓝采和何仙姑则别成道，是为八仙。一日俱赴蟠桃大会，归途各履宝物渡海，有龙子爱蓝采和所踏玉版，摄而夺之，遂大战，八仙“火烧东洋”，龙王败绩，请天兵来助，亦败，后得观音和解，乃各谢去，而“天渊迥别天下太平”之候，自此始矣。书中文言俗语间出，事亦往往不相属，盖杂取民间传说作之。

二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四卷十八回，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象斗〔2〕为明末书贾，《三国志演义》刻本上，尚见其名。书言有妙吉祥童子以杀独火鬼忤如来，贬为马耳娘娘子，是曰三眼灵光，具五神通，报父仇，游灵虚，缘盗金枪，为帝所杀；复生炎魔天王家，是为灵耀，师事天尊，又诈取其金刀，炼为金砖以作法宝，终闹天宫，上界鼎沸；玄天上帝以水服之，使走人间，托生萧氏，是为华光，仍有神通，与神魔战，中界亦鼎沸，帝乃赦之。华光因失金砖，复欲制炼，寻求金塔，遂遇铁扇公主，擒以为妻，又降诸妖，所向无敌，以忆其母，访于地府，复因争执，大闹阴司，下界亦鼎沸。已而知生母实妖也，名吉芝陀圣母，食萧长者妻，幻作其状，而生华光，然仍食人，为佛所执，方在地狱，受恶报也，华光乃救以去。

……却说华光三下酆都，救得母亲出来，十分欢悦那吉芝陀圣母曰，“我儿你救得我出来，道好，我要讨岐娥吃。”华光问，“岐娥是甚么子，我儿媳俱不晓得。”母曰，“岐娥不晓得，可去问千里眼顺风耳。”华光即问二人。二人曰。“那岐娥是人，他又思量吃人。”华光听罢，对娘曰，“娘，你住酆都受苦，我孩儿用尽计较，救得你出来，如何又要吃人，此事万不可为。”母曰，“我要吃！

不孝子，你没有岐娥与我吃，是谁要救我出来？”华光无奈，只推曰，“容两日讨与你吃。”……（第十七回《华光三下酆都》）

于是张榜求医，有言惟仙桃可治者，华光即幻为齐天大圣状，窃而奉之，吉芝陀乃始不思食人。然齐天被嫌，询于佛母，知是华光，则来讨，为火丹所烧，败绩；其女月孛有骷髅骨，击之敌头即痛，二日死。华光被术，将不起，火炎王光佛出而议和，月孛削骨上击痕，华光始愈，终归佛道云。

明谢肇淛（《五杂组》十五）以华光小说比拟《西游记》，谓“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又于吉芝陀出狱即思食人事，则致慨于迁善之难，因知在万历时，此书已有。沈德符〔3〕论剧曲（《野获编》二十五），亦有“华光显圣则太妖诞”语，是此种故事，当时且演为剧本矣。

其三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编，记真武本身及成道降妖事。上帝为玄天之说，在汉已有（《周礼》《大宗伯》郑氏注），然与后来之玄帝，实又不同。此玄帝真武者，盖起于宋代羽客之言，即《元洞玉历记》（《三教搜神大全》一引）所谓元始说法于玉清，下见恶风弥塞，乃命周武伐纣以治阳，玄帝收魔以治阴，“上赐玄帝披发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统领丁甲，下降凡世，与六天魔王战于洞阴之野，是时魔王以坎离二炁，化苍龟巨蛇，变现方成，玄帝神力摄于足下，锁鬼众于酆都大洞，人民治安，宇内清肃”者是也，元尝加封，明亦崇奉。〔4〕此传所言，间符旧说，但亦时窃佛传，杂以鄙言，盛夸感应，如村巫庙祝之见。初谓隋炀帝时，玉帝当宴会之际，而忽思凡，遂以三魂之一，为刘氏子，如来三清并来点化，乃隐蓬莱；又以凡心，生哥阇国，次生西霞，皆是王子，蒙天尊教，舍国出家，功行既完，上谒玉帝，封荡魔天尊，令收天将；于是复生为净洛国王子，得斗母元君点化，入武当山成道。玄帝方升天宫，忽见妖气起于中界，知即天将，扰乱人间，乃复下凡，降龟蛇怪，服赵公明，收雷神，获月孛及他神将，引以朝天。玉帝即封诸神为玄天部将，计三十六员。

然扬子江有锅及竹缆二妖，独逸去不可得，真武因指一化身，复入人世，于武当山镜守之。篇末则记永乐三年玄天助国却敌事，而下有“至今二百余载”之文，颇似此书流行，当在明季；然旧刻无后一语，可知有者乃后来增订之本矣。

四曰《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回，“题齐云杨志和编，天水赵景真校”，叙孙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应诏求经，途中遇难，终达西土，得经东归者也。太宗之梦，庸人已言，张鷟《朝野佥载》〔5〕云，“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送迎引导出。”又有俗文，亦记斯事，有残卷从敦煌千佛洞得之（详见第十二篇）。至玄奘入竺〔6〕，实非应诏，事具《唐书》（百九十一《方伎传》），又有专传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佛藏》中，〔7〕初无诸奇诡事，而后来稗说，颇涉灵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有猴行者深沙神及诸异境；金人院本亦有《唐三藏》〔8〕（陶宗仪《辍耕录》）；元杂剧有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9〕（锺嗣成《录鬼簿》），一名《西游记》（今有日本盐谷温校印本），其中收孙悟空，加戒箍，沙僧，猪八戒，红孩儿，铁扇公主等皆已见。似取经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渐渐演成神异，且能有条贯，小说家因亦得取为记传也。

全书之前九回为孙悟空得仙至被降故事，言有石猴，寻得水源，众奉为王，而复出山，就师悟道，以大神通，搅乱天地，玉帝不得已，封为齐天大圣，复扰蟠桃大会，帝命灌口二郎真君讨之，遂大战，悟空为所获，其叙当时战斗变化之状云：

……那小猴见真君到，急急报知猴王。猴王即掣起金箍棒，步上云履。二人相见，各言姓名，遂排开阵势，来往三百余合。二人各变身万丈，战入云端，离却洞口。

……大圣正在开战，忽见本山众猴惊散，抽身就走；真君大步赶上，急走急迫。大圣慌忙将身一变，入水中。真君道，“这猴入水必变鱼虾，待我变作鱼鹰逐他。”大圣见真君赶来，又变一鸨鸟，飞在树上，被真君拽弓一弹，打下草坡，遍寻不见，回转天王营中去说猴王败阵等事，又赶不见踪迹。天王把照妖镜一照，急云“妖猴往你灌口去了”。真君回灌口；猴王急变做真君模样，座在中堂，被二郎用一神枪，猴王让过，变出本相，二人对较手段，意欲回转花果山，奈四面天将围住念咒。忽然真君与菩萨在云端观看，见猴王精力将疲，老君掷下金刚圈，与猴王脑上一打。猴王跌倒在地，被真君神犬咬住胸肚子，又拖跌一交，却被真君兄弟等神枪刺住，把铁索绑缚。

……（第七回《真君收捉猴王》）

然斫之无伤，炼之不死，如来乃压之五行山下，令待取经人。

次四回即魏征斩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及玄奘应诏西行：

为求经之所由起。十四回以下则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难故事，而以见佛得经东归证果终。徒有三，曰孙行者，猪八戒，沙僧，并得龙马；灾难三十余，其大者五庄观，平顶山，火云洞，通天河，毒敌山，六耳猕猴，小雷音寺等也。凡所记述，简略音多，但亦偶杂游词，以增笑乐，如写火云洞之战云：

……那山前山后土地，皆来叩头报名，“此处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山洞，叫做火云洞，洞有一位魔王，是牛魔王的儿子，叫做红孩儿。他有三昧真火，甚是利害。”

行者听说，叱退土神，……与八戒同进洞中去寻，……

那魔王分付小妖，推出五轮小车，摆下五方，遂提枪杀出，与行者战经数合，八戒助阵，魔王走转，把鼻子一捶，鼻中冒出火来，一时五轮车子，烈火齐起。八戒道，“哥哥快走！少刻把老猪烧得囫囵，再加香料，尽他受用。”

行者虽然避得火烧，却只怕烟，二人只得逃转。……

（第三十二回《唐三藏收妖过黑河》）

复请观世音至，化刀为莲台，诱而执之，既降复叛，则环以五金箍，洒以甘露，乃始两手相合，归落伽山云。《西游记》杂剧中《鬼母皈依》一出，即用揭钵盂救幼子故事者，其中有云，“告世尊，肯发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火孩儿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须得二圣郎救了你。”（卷三）而于此乃改为牛魔王子；且与参善知识之善才童子相混矣。

※　　　　　　　 ※　　　　　　　　 ※

〔1〕　李孜　一作李孜省。他和继尧、于永三人事迹见《明史·佞幸列传》。

〔2〕　余象斗　字仰止，自称三台山人，明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他编有《南游记》、《北游记》等，刊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三国志传评林》、《水浒志传评林》等。

〔3〕　沈德符　参看本卷第41页注〔20〕。

〔4〕　关于元明两朝崇奉真武帝事，据《元史·成宗纪》载：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据《明史·礼志》载：明太祖朱元璋于南京建庙宇崇祀真武；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三年（1415）于京师建“真武庙”，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祭祀。

〔5〕　《朝野佥载》　参看本卷第78页注〔11〕。这里的引文见今传六卷本卷六。六月四日事，指李世民杀建成、元吉事，参看《旧唐书·太宗纪》。

〔6〕　玄奘入竺　据《旧唐书·方伎传》载：“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

〔7〕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十卷，唐僧人慧立原撰，彦悰笺补。记述玄奘事迹，此书收入《佛藏》卷五十。《佛藏》，佛教经典总集，分经、律、论三藏，收印度和中国佛教著作。始编于南北朝，以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编入。

〔8〕　《唐三藏》　《辍耕录》卷二十五《金院本名目》著录，今佚。

〔9〕　吴昌龄　元大同（今属山西）人。所撰《唐三藏西天取经》，今仅存二折。下文盐谷温校印本《西游记》，实为杨讷所撰《西游记》杂剧，参看本卷第88页注〔17〕。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1〕而今特盛行，且以为元初道士邱处机〔2〕作。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3〕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4〕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

然至清乾隆末，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6〕（《潜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说《西游演义》是明人作；纪昀〔6〕（《如是我闻》三）更因“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7〕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8〕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约一五一○——一五八○）。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又能诗，其“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陈文烛序语），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而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邱正纲收拾残缺为《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9〕吴玉搢尽收入《山阳耆旧集》〔10〕中（《山阳志遗》四）。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11〕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谐剧著杂记”语，于《艺文志》又不列《西游记》之目，于是吴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游记》之出于吴氏者亦愈少矣。

《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前七回为孙悟空得道至被降故事，当杨本之前九回；第八回记释迦造经之事，与佛经言阿难结集不合；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即魏征斩龙至玄奘应诏西行之事，当杨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则俱记入竺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难；而一百回以东返成真终。

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如《异闻集》《酉阳杂俎》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如灌口二郎之战孙悟空，杨本仅有三百余言，而此十倍之，先记二人各现“法象”，次则大圣化雀，化“大鹚老”，化鱼，化水蛇，真君化雀鹰，化大海鹤，化鱼鹰，化灰鹤，大圣复化为鸨，真君以其贱鸟，不屑相比，即现原身，用弹丸击下之。

……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鸨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仔细看之，见旗杆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諠。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櫺，后踢门扇。”大圣听得，……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真君前前后后乱赶，……起在半空，见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住立云端。真君道，“天王，曾见那猴王么？”天王道，“不曾上来，我这里照着他哩。”

真君把那赌变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说毕，却道，“他变庙宇，正打处，就走了。”李天王闻言，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子使了个隐身法，走出营围，往你那灌江口去也。”……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按下云头，径入庙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坐在中间，点查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众鬼判急急观看，无不惊心。

真君却道，“有个甚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众鬼判道，“不曾见甚么大圣，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查点哩。”真君撞进门；大圣见了，现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这真君即举三尖两刃神锋，劈脸就砍。那猴王使个身法，让过神锋，掣出那绣花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赶到前，对面相还。两个嚷嚷闹闹，打出庙门，半雾半云，且行且战，复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众提防愈紧；这康张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围绕不题……（第六回下《小圣施威降大圣》）

然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如金浛山之战（五十至五二回），二心之争（五七及五八回），火焰山之战（五九至六一回），变化施为，皆极奇恣，前二事杨书已有，后一事则取杂剧《西游记》及《华光传》中之铁扇公主以配《西游记传》中仅见其名之牛魔王，俾益增其神怪艳异者也。

其述牛魔王既为群神所服，令罗刹女献芭蕉扇，灭火焰山火，俾玄奘等西行情状云：

……那老牛心惊胆战，……望上便走。恰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领鱼肚药叉巨灵神将幔住空中。……

牛王急了，依前摇身一变，还变做一只大白牛，使两只铁角去触天王，天王使刀来砍。随后孙行者又到，……

道，“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圣勿疑，你看我擒他。”这太子即喝一声“变！”变得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斩妖剑望颈项上一挥，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天王丢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出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哪吒取出火轮儿，挂在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烧得张狂哮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像，腾挪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来！”

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处收着哩。”哪吒见说，将缚妖索子解下，……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急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又见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

……

……孙大圣执着扇子，行近山边，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又搧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有诗为证：

火焰山遥八百程，火光大地有声名。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特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将助神功。牵牛归佛伏颠劣，水火相联性自平。（第六十一回下《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如记孙悟空大败于金浛洞兕怪，失金箍棒，因谒玉帝，乞发兵收剿一节云：

……当时四天师传奏灵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浛山，金浛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神通广大，把我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那怪说有些认得老孙，我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为此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第五十一回上《心猿空用千般计》）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论》〔12〕（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13〕（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14〕（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组》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作者所说，亦第云“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

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十三回）而已。

《后西游记》〔15〕六卷四十回，不题何人作。中谓花果山复生石猴，仍得神通，称为小圣，辅大颠和尚赐号半偈者复往西天，虔求真解。途中收猪一戒，得沙弥，且遇诸魔，屡陷危难，顾终达灵山，得解而返。其谓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而行文造事并逊，以吴承恩诗文之清绮推之，当非所作矣。又有《续西游记》〔16〕，未见，《西游补》所附杂记有云，“《续西游》摹拟逼真，失于拘滞，添出比丘灵虚，尤为蛇足”也。

※　　　　　　　 ※　　　　　　　　 ※

〔1〕　关于《西游记》一百回本与四十一回本先后问题，应是一百回本在前。鲁迅一九三五年《〈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

“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西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郑文题为《西游记的演化》。

〔2〕　邱处机（1148—1227）　字通密，自号长春子，元栖霞（今属山东）人。成吉思汗曾在中亚召见过他，封为国师，总领道教。卒后褒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撰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等。

〔3〕　李志常（1193—1256）　字浩然，道号通玄大师。邱处机弟子，曾随邱谒成吉思汗，归后就途中经历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此书收入《道藏》正乙部。《道藏》，道教经典总集。六朝时开始汇集道经，以后各代又续有增补。今通行之《道藏》为《正统道藏》（五三○五卷）和《万历续道藏》（一八○卷）。

〔4〕　虞集（1272—1348）　字伯生，号道园，元仁寿（今属四川）人，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撰有《道园学古录》。清初汪象旭评刻《西游证道书》，始将虞集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序》置于卷首。

〔5〕　钱大昕（1728—1804）　字辛楣，号竹汀，清嘉定（今属上海）人，官至少詹事。撰有《二十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等。《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云：“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

〔6〕　纪昀　参看本书第二十二篇。

〔7〕　丁晏（1794—1875）　字俭卿，清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官内阁中书。编有《熙志斋丛书》二十二种。所撰《石亭纪事续编》，一卷，汇录涉及淮安的一些著作的序跋。该书《书〈西游记〉后》一文云：“及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

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号幪山，清山阳人，官刑部侍郎。所撰《茶余客话》，三十卷，记清初典章制度及当时人物言行等。该书卷二十一云：“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

〔8〕　吴玉搢（1698—1778）　字藉五，号山夫，清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官凤阳府训导。曾参与纂修《山阳县志》和《淮安府志》。

所撰《山阳志遗》，四卷，记述县志府志未载山阳诸事。该书卷四云：

“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山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9〕　邱正纲　即邱度，号汝洪，清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吴承恩表孙，官至光禄寺卿。他所编《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卷首有陈文烛序。《续稿》未见。

〔10〕　《山阳者旧集》　未见。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云：“予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亦全。

尽登其诗入《山阳耆旧集》。”

〔11〕　《山阳县志》　二十一卷，清同治间存保、何绍基等纂修。

该书卷十二《人物志》二云：“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工书，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为世所推，一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贫无子，遗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太守陈文烛为之序，名曰《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盖存其什一云。”其卷十八《艺文志》云：“吴承恩《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

〔12〕　陈士斌　字允生，号悟一子，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西游真诠》，一百回，每回正文后有陈士斌的评述。

〔13〕　张书绅　字南熏，清西河（今属山西）人。按张书绅评本名《新说西游记》。另有一种《通易西游记正旨》，则出自清张含章之手。

〔14〕　刘一明　号悟元子、素朴散人，清榆中（今甘肃兰州）人。

道士。《西游原旨》，一百回，每回正文后有刘一明的评述。

〔15〕　《后西游记》　四十回，题“天花才子评点”，撰者不详。

康熙年间刘廷玑《在园杂志》已论及此书，当为明末清初时人所撰。

〔16〕　《续西游记》　一百回，题“绣像批评续西游真诠”，卷首有真复居士序，撰者未详。崇祯年间董说《西游补》所附杂记已论及此书，当为明人所撰。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封神传》一百回，今本不题撰人。梁章钜（《浪迹续谈》六）〔1〕云，“林樾亭（案名乔荫）先生尝与余谈，《封神传》一书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因偶读《尚书》《武成》篇‘唯尔有神尚克相予’语，衍成此传。其封神事则隐据《六韬》（《旧唐书》《礼仪志》引）《阴谋》〔2〕（《太平御览》引）《史记》《封禅书》《唐书》《礼仪志》各书，铺张俶诡，非尽无本也。”然名宿之名未言。

日本藏明刻本，乃题许仲琳〔3〕编（《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今未见其序，无以确定为何时作，但张无咎作《平妖传》序，已及《封神》，〔4〕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十六世纪后半）矣。书之开篇诗有云，“商周演义古今传”，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

《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5〕《六韬》《金匮。〔6〕中亦间记太公神术；妲己为狐精，则见于唐李瀚《蒙求》〔7〕注，是商周神异之谈，由来旧矣。然“封神”亦明代巷语，见《真武传》，不必定本于《尚书》。《封神传》即始自受辛进香女娲宫，题诗黩神，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第二至三十回则杂叙商纣暴虐，子牙隐显，西伯脱祸，武成反商，以成殷周交战之局。此后多说战争，神佛错出，助周者为阐教即道释，助殷者为截教。截教不知所谓，钱静方（《小说丛考》上）〔8〕以为《周书》《克殷篇》有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案此文在《世俘篇》，钱偶误记）魔与人分别言之，作者遂由此生发为截教。然“摩罗”梵语，周代未翻，《世俘篇》之魔字又或作磨，当是误字，所未详也。其战各逞道术，互有死伤，而截教终败。于是以纣王自焚，周武入殷，子牙归国封神，武王分封列国终。封国以报功臣，封神以妥功鬼，而人神之死，则委之于劫数。其间时出佛名，偶说名教，混合三教，略如《西游》，然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在诸战事中，惟截教之通天教主设万仙阵，阐教群仙合破之，为最烈：

话说老子与元始冲入万仙阵内，将通天教主裹住。金灵圣母被三大士围在当中，……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时，不觉把顶上金冠落在尘埃，将头发散了。这圣母披发大战，正战之间，遇着燃灯道人，祭起定海珠打来，正中顶门。可怜！正是：

封神正位为星首，北阙香烟万载存。

燃灯将定海珠把金灵圣母打死。广成子祭起诛仙剑，赤精子祭起戮仙剑，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剑，玉鼎真人祭起绝仙剑，数道黑气冲空，将万仙阵罩住。凡封神台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俱遭杀戮。子牙祭起打神鞭，任意施为。万仙阵中，又被杨任用五火扇扇起烈火千丈，黑烟迷空。……哪吒现三首八臂，往来冲突。……

通天教主见万仙受此屠戮，心中大怒，急呼曰，“长耳定光仙快取六魂幡来！”定光仙因见接引道人白莲裹体，舍利现光；又见十二代弟子玄都门人俱有璎络金灯，光华罩体，知道他们出身清正，截教毕竟差讹。他将六魂幡收起，轻轻的走出万仙阵，径往芦蓬下隐匿。正是：

根深原是西方客，躲在芦蓬献宝幡。

话说通天教主……无心恋战，……欲要退后，又恐教下门人笑话，只得勉强相持。又被老子打了一拐，通天教主着了急，祭起紫电锤来打老子。老子笑曰，“此物怎能近我？”只见顶上现出玲珑宝塔；此锤焉能下来？……

只见二十八宿星官已杀得看看殆尽；止邱引见势不好了，借土遁就走。被陆压看见，惟恐追不及，急纵至空中，将葫芦揭开，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飞出；陆压打一躬，命“宝贝转身”，可怜邱引，头已落地。……且说接引道人在万仙阵内将乾坤袋打开，尽收那三千红气之客。有缘往极乐之乡者，俱收入此袋内。准提同孔雀明王在阵中现二十四头，十八只手，执定璎络，伞盖，花贯，鱼肠，金弓，银戟，白钺，幡，幢，加持神杵，宝锉，银瓶等物，来战通天教主。通天教主看见准提，顿起三昧真火，大骂曰，“好泼道！焉敢欺吾太甚，又来搅吾此阵也！”纵奎牛冲来，仗剑直取，准提将七宝妙树架开。正是：

西方极乐无穷法，俱是莲花一化身。（第八十四回）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亦一百回，题“二南里人编次”。前有万历丁酉（一五九七）菊秋之吉罗懋登〔9〕叙，罗即撰人。书叙永乐中太监郑和王景宏〔10〕服外夷三十九国，咸使朝贡事。郑和者，《明史》（三百四《宦官传》）云，“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永乐三年，命和及其侪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帛，造大舶，……

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蕃，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盖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倭患甚殷，民间伤今之弱，又为故事所囿，遂不思将帅而思黄门，集俚俗传闻以成此作，故自序云，“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也。惟书则侈谈怪异，专尚荒唐，颇与序言之慷慨不相应，其第一至七回为碧峰长老下生，出家及降魔之事；第八至十四回为碧峰与张天师斗法之事；第十五回以下则郑和挂印，招兵西征，天师及碧峰助之，斩除妖孽，诸国入贡，郑和建祠之事也。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特颇有里巷传说，如“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故事，皆于此可考见，则亦其所长矣。五鼠事似脱胎于《西游记》二心之争；五鬼事记外夷与明战后，国殇在冥中受谳，多获恶报，遂大哄，纵击判官，其往复辩难之词如下：

……五鬼道，“纵不是受私卖法，却是查理不清。”阎罗王道，“那一个查理不清？你说来我听着。”劈头就是姜老星说道，“小的是金莲象国一个总兵官，为国忘家，臣子之职，怎么又说道我该送罚恶分司去？以此说来，却不是错为国家出力了么？”崔判官道，“国家苦无大难，怎叫做为国家出力？”姜老星道，“南人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势如累卵之危，还说是国家苦无大难？”

崔判官道，“南人何曾灭人社稷，吞人土地，贪人财货，怎见得势如累卵之危？”姜老星道，“既是国势不危，我怎肯杀人无厌？”判官道，“南人之来，不过一纸降书，便自足矣，他何曾威逼于人，都是你们偏然强战，这不是杀人无厌么？”咬海干道，“判官大王差矣。我爪哇国五百名鱼眼军一刀两段，三千名步卒煮做一锅，这也是我们强战么？”判官道，“都是你们自取的。”圆眼帖木儿说道，“我们一个人劈作四架，这也是我们强战么？”判官道，“也是你们自取的。”盘龙三太子说道，“我举刀自刎，岂不是他的威逼么？”判官道，“也是你们自取的。”百里雁说道，“我们烧做一个柴头鬼儿，岂不是他的威逼么？”

判官道，“也是你们自取的。”五个鬼一齐吆喝起来，说道，“你说甚么自取，自古道‘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他枉刀杀了我们，你怎么替他们曲断？”判官道，“我这里执法无私，怎叫做曲断？”五鬼说道，“既是执法无私，怎么不断他填还我们人命？”判官道，“不该填还你们！”五鬼说道，“但只‘不该’两个字，就是私弊。”

这五个鬼人多口多，乱吆乱喝，嚷做一驮，闹做一块。判官看见他们来得凶，也没奈何，只得站起来喝声道，“唗，甚么人敢在这里胡说！我有私，我这管笔可是容私的？”

五个鬼齐齐的走上前去，照手一抢，把管笔夺将下来，说道，“铁笔无私。你这蜘蛛须儿扎的笔，牙齿缝里都是私（丝），敢说得个不容私？”……（第九十回《灵曜府五鬼闹判》）

《西游补》十六回，天目山樵〔11〕序云南潜作；南潜者，乌程董说出家后之法名也。说字若雨，生于万历庚申（一六二○），幼即颖悟，自愿先诵《圆觉经》，次乃读四书及五经，十岁能文，十三入泮，逮见中原流寇之乱，遂绝意进取。明亡，祝发于灵岩，名曰南潜，号月函，其他别字尚甚夥，三十余年不履城市，惟友渔樵，世推为佛门尊宿，有《上堂晚参唱酬语录》〔12〕（钮琇《觚賸续编》之江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及《丰草庵杂著》十种诗文集若干卷。《西游补》云以入“三调芭蕉扇”之后，叙悟空化斋，为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拟寻秦始皇借驱山铎，驱火焰山，徘徊之间，进万镜楼，乃大颠倒，或见过去，或求未来，忽化美人，忽化阎罗，得虚空主人一呼，始离梦境，知鲭鱼本与悟空同时出世，住于“幻部”，自号“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实无有，即“行者情”，故“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本书卷首《答问》）。其云鲭鱼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即皆谓情矣。或以中有“杀青大将军”“倒置历日”诸语，因谓是鼎革之后，所寓微言，然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书之日，尚当在明亡以前〔13〕，故但有边事之忧，亦未入释家之奥，主眼所在，仅如时流，谓行者有三个师父，一是祖师，二是唐僧，三是穆王（岳飞）：“凑成三教全身”（第九回）而已。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徘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

行者（时化为虞美人与绿珠辈宴后辞出）即时现出原身，抬头看看，原来正是女娲门前。行者大喜道，“我家的天，被小月王差一班踏空使者碎碎凿开，昨日反拖罪名在我身上。……闻得女娲久惯补天，我今日竟央女娲替我补好，方才哭上灵霄，洗个明白，这机会甚妙。”

走近门边细细观看，只见两扇黑漆门紧闭，门上贴一纸头，写着“二十日到轩辕家闲话，十日乃归，有慢尊客，先此布罪”。行者看罢，回头就走，耳朵中只听得鸡唱三声，天已将明，走了数百万里，秦始皇只是不见。（第五回）

忽见一个黑人坐在高阁之上，行者笑道，“古人世界也有贼哩，满面涂了乌煤在此示众。”走了几步，又道，“不是逆贼。原来倒是张飞庙。”又想想道，“既是张飞庙，该带一顶包巾。……带了皇帝帽，又是玄色面孔，此人决是大禹玄帝。我便上前见他，讨些治妖斩魔秘诀，我也不消寻着秦始皇了。”看看走到面前，只见台下立一石竿，竿上插一首飞白旗，旗上写六个紫色字：

“先汉名士项羽。”

行者看罢，大笑一场，道，“真个是‘事未来时休去想，想来到底不如心’。老孙疑来疑去，……谁想一些不是，倒是我绿珠楼上的遥丈夫。”当时又转一念道，“哎哟，吾老孙专为寻秦始皇，替他借个驱山铎子，所以钻入古人世界来，楚伯王在他后头，如今已见了，他却为何不见？我有一个道理：径到台上见了项羽，把始皇消息问他，倒是个着脚信。”行者即时跳起细看，只见高阁之下，……坐着一个美人，耳朵边只听得叫“虞美人虞美人”。……行者登时把身子一摇，仍前变做美人模样，竟上高阁，袖中取出一尺冰罗，不住的掩泪，单单露出半面，望着项羽，似怨似怒。项羽大惊，慌忙跪下，行者背转，项羽又飞趋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怜你枕席之人，聊开笑面”。行者也不做声；项羽无奈，只得陪哭。行者方才红着桃花脸儿，指着项羽道，“顽贼！你为赫赫将军，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颜面坐此高台？”项羽只是哭，也不敢答应。行者微露不忍之态，用手扶起道，“常言道，‘男儿两膝有黄金。你今后不可乱跪！”……

（第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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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章钜（1775—1849）　字闳中，号退庵，清长乐（今属福建）人，官至江苏巡抚。撰有《归田琐记》、《浪迹丛谈》等。《浪迹续谈》，八卷，记述异闻逸事、名胜古迹，兼及戏剧小说。

〔2〕　《六韬》　相传为周代吕尚撰。《旧唐书·礼仪志》引《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阴谋》，全名《太公阴谋书》，相传亦为周代吕尚撰。按《太平御览》十二有关“太公封神”的引文出自《金匮》，不是《阴谋》。

〔3〕　许仲琳　号钟山逸叟，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人，生平不详。按明万历金阊舒载阳《封神演义》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卷首李云翔序云：“舒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锺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託余终其事。”然卷二首页署“锺山逸叟许仲琳编辑”。

大概此书原撰者为许仲琳，改定评次者为李云翔。

〔4〕　《平妖传》序　张无咎于崇祯年间重订《平妖传》，所撰序文中说：“至《续三国志》、《封神演义》等，如病人呓语，一味胡谈。”

〔5〕　这里的“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一语，《史记·封禅书》原文作“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此处系据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所引。

〔6〕　《金匮》　相传为周代吕尚撰，古代兵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

〔7〕　李瀚　唐末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仕后晋为翰林学士。所撰《蒙求》，二卷，有宋徐子光集注。妲己为狐精，不见徐子光注本。

〔8〕　钱静方　别号泖东一蟹，近代青浦（今属上海）人。所撰《小说丛考》，一九一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9〕　罗懋登　字登之，号二南里人，明万历年间人。

〔10〕　郑和（1371—1435）　本姓马，小字三保，回族，明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曾七次出国通使“西洋”，最远曾航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王景宏，即王景弘，明宦官。

曾多次任郑和副使，出使“西洋”。

〔11〕　天目山樵　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别号天目山樵，清南汇（今属上海）人。曾评述《儒林外史》。

〔12〕　《上堂晚参唱酬语录》　（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一著录董说著作甚多，唯不及此书。鲁迅《小说旧闻钞》录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作《上堂晚参唱酬语录》，系董说出家后所撰。下文《丰草庵杂著》十种，据《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一载，十种为：《昭阳梦史》（一名《梦乡志》）、《非烟香法》、《柳谷编》、《河图卦板》、《文字发》、《分野发》、《诗律表》、《汉铙歌发》、《乐纬》及《扫叶录》。又，近人刘承幹辑《吴兴丛书》收有《丰草庵诗集》十一卷、《丰草庵文集》前集三卷、后集三卷、《宝云诗集》七卷、《禅乐府》一卷。

〔13〕　《西游补》现存崇祯十四年（1641）嶷如居士序本，可证该书撰于明亡以前。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1〕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2〕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3〕。万历庚戌（一六一○），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4〕由此复生谰言，谓世贞造作此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5〕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6〕《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酖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然潘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瘈瘲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妇人（潘金莲）道，“怪奴才，可可儿的来，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搅着些字纸和香儿，一处放着。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随阿鼻地狱。”又指着秋菊骂道，“这奴才当我的鞋，又翻出来，教我打了几下。”分付春梅，“趁早与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说道，“赏与你穿了罢。”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娘这个鞋，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那妇人骂道，“贼奴才，还叫甚么c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

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分付“取刀来，等我把淫妇鞋剁作几截子，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剁个样儿你瞧。”西门庆笑道，“怪奴才，丢开手罢了，我那里有这个心。”……（第二十八回）

……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让至翡翠轩，……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拂下锦签。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第四十九回）

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7〕其它亦各有所属。”则主要如西门庆，自当别有主名，即开篇所谓“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结末稍进，用释家言，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净引其母及众往，指以禅杖，孝哥“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一，出离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8〕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9〕，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万历时又有名《玉娇李》〔10〕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宏道曾闻大略，谓“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后沈德符见首卷，以为“秽黩百端，背伦蔑理，……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夏言）〔11〕分宜（严嵩）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皆见《野获编》二十五）。今其书已佚，虽或偶有见者，而文章事迹，皆与袁沈之言不类，盖后人影撰，非当时所见本也。

《续金瓶梅》前后集共六十四回，题“紫阳道人编”。自言东汉时辽东三韩有仙人丁令威；后五百年而临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鹤，临化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后至明末，果有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六十二回）卷首有《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12〕，署“鲁诸邑丁耀亢参解”，序有云，“自奸杞焚予《天史》于南都，海桑既变，不复讲因果事，今见圣天子钦颁《感应篇》，自制御序，戒谕臣工。”则《续金瓶梅》当成于清初，而丁耀亢即其撰人矣。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弱冠为诸生，走江南与诸名士联文社，既归，郁郁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清顺治四年入京，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诗名甚盛。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不赴，六十后病目，自称木鸡道人，年七十二卒（约一六二○——一六九一），所著有诗集十余卷，传奇四种（乾隆《诸城志》十三及三六）〔13〕。《天史》者，类历代吉凶诸事而成，焚于南都，未详其实，《诸城志》但云“以献益都锺羽正〔14〕，羽正奇之”而已。

《续金瓶梅》主意殊单简，前集谓普净是地藏菩萨化身，一日施食，以轮回大簿指点众鬼，俾知将来恶报，后悉如言。

西门庆为汴京富室沈越子，名曰金哥，越之妻弟袁指挥居对门，有女常姐，则李瓶儿后身，尝在沈氏宅打秋千，为李师师所见，艳其美，矫旨取之，改名银瓶。金人陷汴，民众流离，金哥遂沦为乞丐；银瓶则为娼，通郑玉卿，后嫁为翟员外妾，又与郑偕遁至扬州，为苗青所赚，乃自经死。后集则叙东京孔千户女名梅玉者，以艳羡富贵，自甘为金人金哈木儿妾，而大妇“凶妒”，篡取虐使之，梅玉欲自裁，因梦自知是春梅后身，大妇则孙雪娥再世，遂长斋念佛，不生嗔恨，竟得脱离。至潘金莲则转生为山东黎指挥女，名金桂，夫曰刘瘸子，其前生实为陈敬济，以夙业故，体貌不全，金桂怨愤，因招妖盅，又缘受惊，终成痼疾也。

余文俱述他人牵缠孽报，而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顾什九以《感应篇》为归宿，所谓“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第一回）也。明之“淫书”作者，本好以阐明因果自解，至于此书，则因见“只有夫妇一伦，变故极多，……造出许多冤业，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欲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四十三回）矣。然所谓佛法，复甚不纯，仍混儒道，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惟似较重力行，又欲无所执著，故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如述李师师旧宅收没入官，立为大觉尼寺，儒道又出面纷争，即其例也：

……这里大觉寺兴隆佛事不题。后因天坛道官并阖学生员争这块地，上司断决不开，各在兀术太子营里上了一本，说道“这李师师府地宽大，僧妓杂居，单给尼姑盖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后半花园，应分割一半，作三教堂，为儒释道三教讲堂。”王爷准了，才息了三处争讼。那道官见自己不独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来照管。这开封府秀才吴蹈理卜守分两个无耻生员，借此为名，也就贴了公帖，每人三钱，倒敛了三四百两分资。不日盖起三间大殿，原是释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门面，便把孔夫子居中，佛老分为左右，以见贬黜异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园中台榭池塘，和那两间妆阁，当日银瓶做过卧房的，改作书房。

……这些风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们，也不讲禅，也不讲道，每日在三教堂饮酒赋诗，倒讲了个色字，好个快活所在。题曰三空书院，无非说三教俱空之意。……（第三十七回上《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又有《隔帘花影》〔15〕四十八回，世亦以为《金瓶梅》后本，而实乃改易《续金瓶梅》中人名（如以西门庆为南宫吉之类）及回目，并删略其絮说因果语而成，书末不完，盖将续作，然未出。一名《三世报》，殆包举将来拟续之事；或并以武大被酖，亦为夙业，合数之得三世也。

※　　　　　　　 ※　　　　　　　　 ※

〔1〕　《金瓶梅》　关陵笑笑生撰，真实姓名不详。兰陵在今山东峄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2〕　关于称《金瓶梅》为“外典”问题，袁宏道《觞政·掌故》以酒谱、酒令为“内典”，史传、诗赋为“外典”，“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误以“逸典”为“外典”。鲁迅此处沿用《野获编》之说。

〔3〕　三大奇书　西湖钓叟《续金瓶梅序》云：“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曰《西游》、曰《金瓶梅》。”

〔4〕　关于《金瓶梅》撰者，说法不一。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云：“闻此办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寒花庵随笔》云：“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亦云撰者系“（王）忬子凤洲”。张竹坡评本《金瓶梅》谢颐序则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作。”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明太仓（今属江苏）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撰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5〕　关于王世贞撰书“以杀其仇”，传说不一。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世蕃知后害之。“忬子凤洲痛父冤死，图报无由”，遂撰《金瓶梅》以献。凤洲重贿修脚工于世蕃专心阅书时微伤其脚，“阴擦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严嵩亦年衰迟钝，父子遂渐失宠以至于败云云。《寒花庵随笔》则云：“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三年撰成此书，“粘毒药于纸角”，巨公观迄此书，“毒发遂死”。并云：“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严世蕃（？—1565），号东楼，明分宜（今属江西）人，官至工部左侍郎。与其父严嵩操纵国事，作恶多年，后被处死。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明武进（今属江苏）人，官至右佥都御史。撰有《荆川先生文集》等。

〔6〕　张竹坡　清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平不详。刘廷玑《在园杂志》云：“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苦孝说》，张竹坡撰。谓《金瓶梅》撰者系一孝子，其亲为仇所算，故有此作，文末有“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誌》《苦孝说》”等语。

〔7〕　分宜　指严嵩，明分宜（今属江西）人，嘉靖时的奸臣，《明史·奸臣列传》中有传。陶仲文、陆炳，均嘉靖时的佞臣，《明史·佞幸列传》中有传。

〔8〕　盛端明　及下文的顾可学，均嘉靖时的佞臣《明史·佞幸列传》中有传。

〔9〕　《肉蒲团》　又名《觉后禅》，六卷二十回，旧刻本题“情痴反正道人编次”，别题“情隐先生编次”，卷首有西陵如如居士序。刘廷玑《在园杂志》谓系李渔所撰。李渔，参看本卷第89页注〔22〕。

〔10〕　《玉娇李》　亦作《玉娇丽》，已佚。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

〔11〕　贵溪　指夏言，贵溪（今属江西）人，嘉靖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见《明史·夏言传》。

〔12〕　《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　丁耀亢撰。内容系参解《太上感应篇》主旨。《太上感应篇》，《道藏·太清部》著录三十卷，题“宋李昌龄传”。

〔13〕　关于了耀亢的著作，据《乾隆诸城志》，有诗集《逍遥游》一卷、《陆舫诗草》五卷、《椒邱诗》二卷、《江干草》一卷、《归山草》二卷、《听山亭草》一卷。传奇四种，指《西湖扇传奇》、《化人游传奇》、《蚒蛇胆传奇》、《赤松游传奇》。

〔14〕　锺羽正　字叔濂，明益都（今属山东）人，官至工部尚书。 撰有《崇雅堂集》。

〔15〕　《隔帘花影》　全称《三世报隔帘花影》。清无名氏撰，卷首有四桥居士序。大概系康熙以后的作品。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1〕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2〕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3〕，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玉娇梨》今或改题《双美奇缘》，无撰人名氏。〔4〕全书仅二十回，叙明正统间有太常卿白玄者，无子，晚年得一女曰红玉，甚有文才，以代父作菊花诗为客所知，御史杨廷诏因求为子杨芳妇，玄招芳至家，属妻弟翰林吴珪试之。

……吴翰林陪杨芳在轩子边立着。杨芳抬头，忽见上面横着一个扁额，题的是“弗告轩”三字。杨芳自恃认得这三个字，便只管注目而视。吴翰林见杨芳细看，便说道，“此三字乃是聘君吴与弼所书，点画遒劲，可称名笔。”杨芳要卖弄识字，因答道，“果是名笔，这轩字也还平常，这弗告二字写得入神。”却将告字读了去声，不知弗告二字，盖取《诗经》上“弗谖弗告”之义，这“告”字当读与“谷”字同音。吴翰林听了，心下明白，便模糊答应。……（第二回）

白玄遂不允。杨以为怨，乃荐玄赴乜先营中迎上皇，玄托其女于吴翰林而去。吴珪即挈红玉归金陵，偶见苏友白题壁诗，爱其才，欲以红玉嫁之。友白误相新妇，竟不从。珪怒，嘱学官革友白秀才，学官方踌蹰，而白玄还朝加官归乡之报适至，即依黜之。友白被革，将入京就其叔，于道中见数少年苦吟，乃方和白红玉新柳诗；谓有能步韵者，即嫁之也。友白亦和两首，而张轨如遽窃以献白玄，玄留之为西宾。

已而有苏有德者又冒为友白，请婚于白氏，席上见张，互相攻讦，俱败。友白见红玉新柳诗，慕之，遂渡江而北，欲托吴珪求婚；途次遇盗，暂舍于李氏，偶遇一少年曰卢梦梨，甚服友白之才，因以其妹之终身相托。友白遂入京以监生应试，中第二名；再访卢，则已以避祸远徙，乃大失望。不知卢实白红玉之中表，已先赴金陵依白氏也。白玄难于得婿，易姓名游山阴，于禹迹寺见一少年姓柳，才识非常，次日往访，即字以己女及甥女，归而说其故云：

……“……忽遇一个少年，姓柳，也是金陵人。他人物风流，真个是‘谢家玉树’。……我看他神清骨秀，学博才高，旦暮间便当飞腾翰苑。……意欲将红玉嫁他，又恐甥女说我偏心；欲要配了甥女，又恐红玉说我矫情。

除了柳生，若要再寻一个，却万万不能。我想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古圣人已有行之者；我又见你姊妹二人互相爱慕，不啻良友，我也不忍分开：故当面一口就都许他了。这件事我做得甚是快意。”……（第十九回）

而二女皆慕友白，闻之甚怏怏。已而柳至白氏，自言实苏友白，盖尔时亦变姓名游山阴也。玄亦告以真姓名，皆大惊喜出意外，遂成婚。而卢梦梨实女子，其先乃改装自托于友白者云。

《平山冷燕》亦二十回，题云“荻岸山人编次”。清盛百二（《柚堂续笔谈》）以为嘉兴张博山十四五时作〔5〕，其父执某续成之。博山名劭，清康熙时人，“少有成童之目，九龄作《梅花赋》惊其师。”（阮元《两浙輶轩录》七引李方湛语）盖早慧，故世人并以此书附著于彼，然文意陈腐，殊不类童子所为。书叙‘先朝”隆盛时事，而又不云何时作，故亦莫详“先朝”为何帝也。其时钦天监正堂官奏奎壁流光，散满天下，天子则大悦，诏求真才，又适见白燕盘旋，乃命百官赋白燕诗，众谢不能，大学士山显仁乃献其女山黛之作，诗云：

夕阳凭吊素心稀，遁入梨花无是非，淡去羞从鸦借色，瘦来只许雪添肥，飞回夜黑还留影，衔尽春红不涴衣，多少朱门夸富贵，终能容我洁身归。（第一回）

天子即召见，令献策，称旨，赐玉尺一条，“以此量天下之才”；金如意一执，“文可以指挥翰墨，武可以扞御强暴，长成择婿，有妄人强求，即以此击其首，击死勿论”；又赐御书扁额一方曰“弘文才女”。时黛方十岁；其父筑楼以贮玉尺，谓之玉尺楼，亦即为黛读书之所，于是才女之名大著，求诗文者云集矣。后黛以诗嘲一贵介子弟，被怨，托人诬以诗文皆非己出，又奉旨令文臣赴玉尺楼与黛较试，文臣不能及，诬者获罪而黛之名益扬。其时又有村女冷绛雪者，亦幼即能诗，忤山人宋信，信以计陷之，俾官买送山氏为侍婢。绛雪于道中题诗而遇洛阳才人平如衡，然指顾间又相失；既至山氏，自显其才，则大得敬爱，且亦以题诗为天子所知也。平如衡至云间访才士，得燕白颔，家世富贵而有大才，能诗。长官俱荐于朝，二人不欲以荐举出身，乃皆入都应试，且改姓名求见山黛。黛早见其讥刺诗，因与绛雪易装为青衣，试以诗，唱和再三，二人竟屈，辞去。又有张寅者，亦以求婚至山氏，受试于玉尺楼下，张不能文，大受愚弄，复因奔突登楼，几被如意击死，至拜祷始免。张乃嘱礼官奏于朝，谓黛与少年唱和调笑，有伤风化。天子即拘讯；张又告发二人实平燕托名，而适榜发，平中会元，燕会魁。于是天子大喜，谕山显仁择之为婿，遂以山黛嫁燕白颔，冷绛雪嫁平如衡。成婚之日，凡事无不美满：

……二女上轿，随妆侍妾足有上百，一路火炮与鼓乐喧天，彩旗共花灯夺目，真个是天子赐婚，宰相嫁女，状元探花娶妻：一时富贵，占尽人间之盛。……若非真正有才，安能如此？至今京城中俱传平山冷燕为四才子；

闲窗阅史，不胜欣慕而为之立传云。（第二十回）

二书大旨，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然所谓才者，惟在能诗，所举佳篇，复多鄙倍，如乡曲学究之为；又凡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待于诏旨，则当时科举思想之所牢笼，倘作者无不羁之才，固不能冲决而高翥矣。

《好逑传》十八回，一名《侠义风月传》，题云“名教中人编次”。其立意亦略如前二书，惟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所谓“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书言有秀才铁中玉者，北直隶大名府人，……生得丰姿俊秀，就象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诨名，叫做“铁美人”。若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

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又有几分膂力，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都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第一回）

其父铁英为御史，中玉虑以骾直得祸，入都谏之。会大夬侯沙利夺韩愿妻〔6〕，即施智计夺以还愿，大得义侠之称。然中玉亦惧祸，不敢留都，乃至山东游学。历城退职兵部侍郎水居一有一女曰冰心，甚美，而才识胜男子。同县有过其祖者，大学士之子，强来求婚，水居一不敢拒，然以侄女易冰心嫁之，婚后始觉，其祖大恨，计陷居一，复百方图女，而冰心皆以智免。过其祖又托县令假传朝旨逼冰心，而中玉适在历城，遇之，斥其伪，计又败。冰心因此甚服铁中玉，当中玉暴病，乃邀寓其家护视，历五日始去。此后过其祖仍再三图娶冰心，皆不得。而中玉卒与冰心成婚，然不合卺，已而过学士托御史万谔奏二氏婚媾，先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无暧昧之情，今父母循私，招摇道路而纵成之，实有伤于名教”。有旨查复。后皇帝知二人虽成礼而未同居，乃召冰心令皇后验试，果为贞女，于是诬蔑者皆被诘责，而誉水铁为“真好逑中出类拔萃者”，令重结花烛，以光名教，且云“汝归宜益懋后德以彰风化”也。

又有《铁花仙史》二十六回。题“云封山人编次”。言钱唐蔡其志与好友王悦共游于祖遗之埋剑园，赏芙蓉，至花落方别。后入都又相遇，已各有儿女在襁褓，乃约为婚姻，往来愈密。王悦子曰儒珍，七岁能诗，与同窗陈秋麟皆十三四入泮，尝借寓埋剑园，邀友赏花赋诗。秋麟夜遇女子，自称符剑花，后屡至，一夕暴风雨拔去玉芙蓉，乃绝。后王氏衰落，儒珍又不第，蔡嫌其穷困，欲以女改适夏元虚，时秋麟已中解元，急谋于密友苏紫宸，托媒得之，拟临时归儒珍，而蔡女若兰竟逸去，为紫宸之叔诚斋所收养。夏元虚为世家子而无行，怒其妹瑶枝时加讥讪，因荐之应点选；瑶枝被征入都，中途舟破，亦为诚斋所救。诚斋又招儒珍为西宾，而蔡其志晚年孤寂，亦屡来迎王，养以为子，亦发解，娶诚斋之女馨如。秋麟求婚夏瑶枝，诚斋未许，一夕女自来，乃偕遁。

时紫宸已平海寇，成神仙，忽遗王陈二人书，言真瑶枝故在苏氏，偕遁者实花妖，教二人以五雷法治之，妖即逸去，诚斋亦终以真瑶枝许之。一日儒珍至苏氏，忽睹若兰旧婢，甚惊；诚斋乃确知所收蔡女，故为儒珍聘妇，亦以归儒珍。后来两家夫妇皆年逾八十，以服紫宸所赠金丹，一夕无疾而终，世以为尸解云。

《铁花仙史》较后出，似欲脱旧来窠臼，故设事力求其奇。

作者亦颇自负，序言有云，“传奇家摹绘才子佳人之悲欢离合，以供人娱目悦心者也。然其成书而命之名也，往往略不加意。

如《平山冷燕》则皆才子佳人之姓为颜，而《玉娇梨》者又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传之，草率若此，非真有心唐突才子佳人，实图便于随意扭捏成书而无所难耳。此书则有特异焉者，……令人以为铁为花为仙者读之，而才子佳人之事掩映乎其间。”然文笔拙涩，事状纷繁，又混入战争及神仙妖异事，已轶出于人情小说范围之外矣。

※　　　　　　　 ※　　　　　　　　 ※

〔1〕　《金瓶梅》这个书名系摘取小说中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人名字中各一字组成。蹈袭这种做法的，如《玉娇梨》，系取白红玉的“玉”，吴旡娇（白红玉的化名）的“娇”和卢梦梨的“梨”三字组成；《平山冷燕》系取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人之姓组成。

〔2〕　《玉娇梨》、《平山冷燕》法译本　《玉娇梨》法译本《ju－kiao－li》，最早为法人锐摩沙（abrémusat）所译，又名《两个表姐妹》（《lesdeuxcousines》），一八二六年巴黎出版。后又有裘利恩（sbjulien）的译本，亦名《两个表姐妹》，一八六四年巴黎出版。《平山冷燕》法译本《ping－chan－ling－yen》，也是裘利恩所译，又名《两个有才学的年青姑娘》（《lesdeuxjeunesfilleslettrées》），一八六○年巴黎出版。

〔3〕　《好逑传》法德译本　法译本有《hao－khieou－tschouan》，为阿赛（gbd’arcy）所译，又名《完美的姑娘》（《lafemmeaccomp－lie》），一八四二年巴黎出版。德译本较早的是《haohkjo’htschwen》，为摩尔（cbgbvonmurr）从英文转译，又名《好逑快乐的故事》（《dieangenehmegeschichtedeshaohkjodh》），误以好逑为人名，一七六六年莱比锡出版。直接从中文翻译的名《冰心与铁中玉》（《eisherzundedeljaspis），为法朗兹·孔（fbkuhn）所译，又名《一个幸福的结合的故事》（《diegeschichteeinerglücklichengatetenwahl》），一九二六年莱比锡出版。

〔4〕　《玉娇梨》　清张匀撰。题“荑荻山人编次”。（“荑荻山人”一作“荻岸散人”）。

〔5〕　盛百二（1720—？）　字秦川，清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曾任淄川知县。所撰《柚堂续笔谈》，三卷，内容多记文坛轶事和掌故。

张博山，名劭，清秀水人。撰有《木威诗钞》，《两浙輶轩录》收有其诗。

〔6）　据《好逑传》，“韩愿妻”应作“韩愿女”。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如第十四十五篇所言。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

此等书之繁富者，最先有《全像古今小说》〔1〕十卷，书肆天许斋告白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绿天馆主人序则谓“茂苑野史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为一刻”，而续刻无闻。已而有“三言”，“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

《明言》二十四卷，其二十一篇出《古今小说》，三篇亦见于《通言》及《醒世恒言》中，〔2〕似即取《古今小说》残本作之。

《通言》则四十卷，有天启甲子（一六二四）豫章无碍居士序，内收《京本通俗小说》七篇（见盐谷温《关于明的小说“三言”》及《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因知此等汇刻，盖亦兼采故书，不尽为拟作。三即《醒世恒言》，亦四十卷，天启丁卯（一六二七）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旨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是知《恒言》之出，在“三言”中为最后，中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事，即《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五之《错斩崔宁》，则此亦兼存旧作，为例盖同于《通言》矣。

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来。……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世态人情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平妖传》有张无咎序，云“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首叶有题名，则曰“冯犹龙先生增定”，因知“三言”亦冯犹龙〔3〕作，其曰龙子犹者，即错综“犹龙”字作之。犹龙名梦龙，长洲人（《曲品》作吴县人，《顽潭诗话》作常熟人），故绿天馆主人称之曰茂苑野史，崇祯中，由贡生选授寿宁知县，于诗有《七乐斋稿》，而“善为启颜之辞，间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朱彝尊《明诗综》七十一云）。然擅词曲，有《双雄记传奇》〔4〕，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5〕，颇为当时所称，其中之《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皆己作；亦嗜小说，既补《平妖传》，复纂“三言”，又尝劝沈德符以《金瓶梅》钞付书坊板行，然不果（《野获编》二十五）。

《京本通俗小说》所录七篇，其五为高宗时事，最远者神宗时，耳目甚近，故铺叙易于逼真。《醒世恒言》乃变其例，杂以汉事二，隋唐事十一，多取材晋唐小说（《续齐谐记》《博异志》《酉阳杂俎》《隋遗录》等），而古今风俗，迁变已多，演以虚词，转失生气。宋事十一篇颇生动，疑《错斩崔宁》而外，或尚有采自宋人话本者，然未详。明事十五篇则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

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一篇，叙朱陈二人以棋友成儿女亲家，陈氏子后病癞，朱欲悔婚，女不允，终归陈氏侍疾，阅三年，夫妇皆仰药卒。其述二人订婚及女母抱怨诸节，皆不务装点，而情态反如画：

……王三老和朱世远见那小学生行步舒徐，语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礼数，口中夸奖不绝。王三老便问，“令郎几岁了？”陈青答应道，“是九岁。”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汤饼会时，宛如昨日，倏忽之间，已是九年，真个光阴似箭，争教我们不老？”又问朱世远道，“老汉记得宅上令爱也是这年生的。”朱世远道，“果然，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岁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汉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儿女亲家。古时有个朱陈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为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适然相符，应是天缘。况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见，有何不美？”朱世远已自看上了小学生，不等陈青开口，先答应道，“此事最好，只怕陈兄不愿，若肯俯就，小子再无别言。”陈青道，“既蒙朱兄不弃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请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重阳日，阳九不利；后日大好个日子，老夫便当登门。今日一言为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汉只图吃几杯见成喜酒，不用谢媒。”陈青道，“我说个笑话你听：玉皇大帝要与人皇对亲，商量道，‘两亲家都是皇帝，也须得个皇帝为媒才好。’乃请灶君皇帝往下界去说亲。人皇见了灶君，大惊道，‘那个做媒的怎的这般样黑？’灶君道，‘从来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同朱世远都笑起来。朱陈二人又下棋至晚方散。

只因一局输赢子，定下三生男女缘。

…………

……朱世远的浑家柳氏，闻知女婿得个恁般的病症，在家里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儿又不顝臭起来，为甚忙忙的九岁上就许了人家？如今却怎么好？索性那癞虾蟆死了，也出脱了我女儿，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儿看看年纪长成，嫁又嫁他的不得，赖又赖他的不得。

终不然，看著那癞子守活孤孀不成？这都是王三那老乌龟一力窜掇，害了我女儿终身。”……朱世远原有怕婆之病，凭他夹七夹八，自骂自止，并不插言，心中纳闷。一日，柳氏偶然收拾厨柜子，看见了象棋盘和那棋子，不觉勃然发怒，又骂起丈夫来道，“你两个只为这几著象棋上说得着，对了亲，赚了我女儿。还要留这祸胎怎的？”

一头说，一头走到门前，将那象棋子乱撒在街上，棋盘也掼做几片。朱世远是本分之人，见浑家发性，拦他不住，洋洋的躲开去了，女儿多福又怕羞，不好来劝。任他絮聒个不耐烦，方才罢休。……

时又有《拍案惊奇》三十六卷〔6〕，卷为一篇，凡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亦兼收古事，与“三言”同。首有即空观主人序云，“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如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如干卷。”既而有《二刻》三十九卷，凡春秋一，宋十四，元三，明十六，不明者（明？）五，附《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于崇祯壬申（一六三二）自序，略云“丁卯之秋……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得四十种。……

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丁卯为天启七年，即《醒世恒言》版行之际，此适出而争奇，然叙述平板，引证贫辛，不能及也。即空观主人为凌濛初〔7〕别号，濛初，字初成，乌程人，著有《言诗翼》《诗逆》《国门集》，杂剧《虬髯翁》等（《明的小说“三言”》）。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韵，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每卷一篇，亦杂演古今事，而必与西湖相关。观其书名，当有初集，然未见。前有湖海士序，称清原〔8〕为周子，尝作《西湖说》，余事未详。清康熙时有太学生周清原字浣初，然为武进人（《国子监志》八十二《鹤征录》一）；乾隆时有周吴字清原，钱塘人（《两浙輶轩录》二十三），而时代不相及，皆别一人也。其书亦以他事引出本文，自名为“引子”。引子或多至三四，与他书稍不同；文亦流利，然好颂帝德，垂教训，又多愤言，则殆所谓“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序述清原语）之所致矣。其假唐诗人戎昱〔9〕而发挥文士不得志之恨者如下：

……且说韩公部下一个官，姓戎名昱，为浙西刺史。

这戎昱有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下笔惊人，千言立就，自恃有才，生性极是傲睨，看人不在眼里。但那时是离乱之世，重武不重文，若是有数百斤力气，……不要说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就是晓得一两件的，……少不得也摸顶纱帽在头上戴戴。……马前喝道，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气势，耀武扬威，何消得晓得“天地玄黄”四字。那戎昱自负才华，到这时节重武之时，却不道是大市里卖平天冠兼挑虎刺，这一种生意，谁人来买，眼见得别人不作兴你了。你自负才华，却去吓谁？就是写得千百篇诗出，上不得阵，杀不得战，退不得虏，压不得贼，要他何用？戎昱负了这个诗袋子，没处发卖，却被一个妓者收得。这妓者是谁？姓金名凤，年方一十九岁，容貌无双，善于歌舞，体性幽闲，再不喜那喧哗之事，一心只爱的是那诗赋二字。他见了戎昱这个诗袋子，好生欢喜。戎昱正没处发卖，见金凤喜欢他这个诗袋子，便把这袋子抖将开来，就象个开杂货店的，件件搬出。两个甚是相得，你贪我爱，再不相舍；从此金凤更不接客。正是：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自此戎昱政事之暇，游于西湖之上，每每与金凤盘桓行乐。……（卷九《韩晋公人奁两赠》）

《醉醒石》〔10〕十五回，题“东鲁古狂生编辑”。所记惟李微化虎事在唐时，余悉明代，且及崇祯朝事，盖其时之作也。文笔颇刻露，然以过于简炼，故平话习气，时复逼人；至于垂教诫，好评议，则尤甚于《西湖二集》。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如第十四回记淮南莫翁以女嫁苏秀才，久而女嫌苏贫，自求去，再醮为酒家妇。而苏即联捷成进士，荣归过酒家前，见女当垆，下轿揖之，女貌不动而心甚苦，又不堪众人笑骂，遂自经死，即所谓大为寒士吐气者也。

……见柜边坐着一个端端正正袅袅婷婷妇人，却正是莫氏。苏进士见了道，“我且去见他一见，看他怎生待我。”叫住了轿，打著伞，穿著公服，竟到店中。那店主人正在那厢数钱，穿著两截衣服，见个官来，躲了。那莫氏见下轿，已认得是苏进士了，却也不羞不恼，打著脸。苏进士向前，恭恭敬敬的作上一揖。他道，“你做你的官，我卖我的酒。”身也不动。苏进士一笑而去。

覆水无收日，去妇无还时，

相逢但一笑，且为立迟迟。

我想莫氏之心岂能无动，但做了这绝性绝义的事，便做到满面欢容，欣然相接，讨不得个喜而复合；更做到含悲饮泣，牵衣自咎，料讨不得个怜而复收，倒不如硬著，一束两开，倒也干净。他那心里，未尝不悔当时造次，总是无可奈何：

心里悲酸暗自嗟，几回悔是昔时差，

移将上苑琳琅树，却作门前桃李花。

结末有论，以为“生前贻讥死后贻臭”，“是朱买臣妻子之后一人”。引论稍恕，科罪似在男子之“不安贫贱”者之下，然亦终不可宥云：

若论妇人，读文字，达道理甚少，如何能有大见解，大矜持？况且或至饥寒相逼，彼此相形，旁观嘲笑难堪，亲族炎凉难耐，抓不来榜上一个名字，洒不去身上一件蓝皮，激不起一个惯淹蹇不遭际的夫婿，尽堪痛哭，如何叫他不要怨嗟。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眼睁睁这个穷秀才尚活在，更去抱了一人，难道没有旦夕恩情？忒杀蔑去伦理！这朱买臣妻，所以贻笑千古。

《喻世》等三言在清初盖尚通行，王士祯（《香祖笔记》十）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11〕其非异书可知。后乃渐晦，然其小分，则又由选本流传至今。其本曰《今古奇观》，凡四十卷四十回，序谓“三言”与《拍案惊奇》合之共二百事，观览难周，故抱瓮老人选刻为此本。据《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则取《古今小说》者十八篇，〔12〕取《醒世恒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至十七，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取《拍案惊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二刻三篇。三言二拍，印本今颇难觏，可借此窥见其大略也。至成书之顷，当在崇祯时，其与三言二拍之时代关系，盐谷温曾为之立表（《明的小说“三言”》）如下：

天启1辛酉　古今小说

|f　　　喻世明言

4甲子　警世通言

5

6

7丁卯　醒世恒言　拍案惊奇（初）

崇祯1

2

3

4

5壬申　　　　　　 拍案惊奇（二）

|

17　　　　　　　　　　　　　　　 今古奇观

《今古奇闻》〔13〕二十二卷，卷一事，题“东壁山房主人编次”。其所录颇陵杂，有《醒世恒言》之文四篇（《十五贯戏言成大祸》，《陈多寿生死夫妻》，《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刘小官雌雄兄弟》），别一篇为《西湖佳话》之《梅屿恨迹》〔14〕，余未详所从出〔15〕。文中有“发逆”字，故当为清咸丰同治时书。

《续今古奇观》三十卷，亦一卷一事，无撰人名。其书全收《今古奇观》选余之《拍案惊奇》二十九篇。而以《今古奇闻》一篇（《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足卷数，殆不足称选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苏巡抚丁日昌〔16〕尝严禁淫词小说，《拍案惊奇》亦在禁列，疑此书即书贾于禁后作之。

※　　　　　　　 ※　　　　　　　　 ※

〔1〕　《全像古今小说》　四十卷，明冯梦龙编纂。原书未题撰人，卷首有绿天馆主人序。绿天馆主人姓名不详，序中所称“茂苑野史”系冯梦龙别号。此书后改为《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2〕　《明言》二十四卷　衍庆堂刊刻，题《重刻增补古今小说》，其实是根据《古今小说》残本二十一篇，加上《警世通言》一篇（《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和《醒世恒言》二篇（《白玉娘忍苦成夫》、《张廷秀逃生救父》）拼凑而成。

〔3〕　冯犹龙（1574—1646）　名梦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茂苑野史等。明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所撰诗集《七乐斋稿》，已散佚。

〔4〕　《双雄记传奇》　又名《善恶图》，冯梦龙编撰。叙写丹信和刘双被害入狱，后征倭寇有功，官至征东将军故事。

〔5〕　《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　又名《新曲十种》，冯梦龙更定。

十种是：《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双雄记》、《万事足》、《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下文所述《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三种，《万事足》系冯梦龙编撰，《新灌园》系改编张凤翼《灌园记》而成。《风流梦》在上述十种之外，系改编汤显祖《牡丹亭》而成。

〔6〕　《拍案惊奇》　据现存明尚友堂刊本为四十卷。三十六卷本系其残本。

〔7〕　凌濛初　参看本卷第89页注〔29〕。所撰《言诗翼》，四卷，采集前人《诗经》评注。《诗逆》，四卷，诠释《诗经》之作。《国门集》，一卷，收凌濛初旅居南京时所撰诗文。杂剧《虬髯翁》，全名《虬髯翁正本扶余国》。

〔8〕　清原　周楫字清原，号济川子，明武林（今浙江杭洲）人。

据《西湖二集》湖海士序载，“周子家贫，功名蹭蹬”，很不得志。

〔9〕　戎昱　唐荆南（今湖北江陵）人。曾官虔州刺史，肃宗时贬为辰州刺史。后人辑有《戎昱诗集》。

〔10〕　《醉醒石》　明无名氏撰，题“东鲁古狂生编辑”。李微化虎，见《醉醒石》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义气友念孤分半俸”。

原系唐传奇故事，《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七引《宣室志》，题作《李徵》。

〔11〕　王士祯（1634—1711）　字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清新城（今山东桓台）人。官至刑部尚书。撰有《带经堂集》等。所撰《香祖笔记》，十二卷，是一部考证古事及品评诗文的书。卢多逊，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太平兴国时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兵部尚书。后因交结秦王赵廷美，被流配岭南崖州。

〔12〕　这里所说的“取《古今小说》者十八篇”，应作取《古今小说》者八篇（《今古奇观》第三、四、十一至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二回），取《警世通言》者十篇（《今古奇观》第五、六、十四、十九至二十二、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回），“取《拍案惊奇》者七篇”，应作取《拍案惊奇》初刻八篇（《今古奇观》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取《拍案惊奇》二刻者三篇（《今古奇观》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八回）。

〔13〕　《今古奇闻》　题“东壁山房主人编次”。有光绪十三年（1887）“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甫”序。王寅，字冶梅，清江苏南京人。

〔14〕　《西湖佳话》　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十六篇，题“古吴墨浪子辑”。以西湖名胜为背景，叙述葛洪、白居易等人故事。

《梅屿恨迹》，系《西湖佳话》第十四篇，叙写冯小青的故事。

〔15〕　《今古奇闻》除选自《醒世恒言》、《西湖佳话》的五篇外，其余十五篇选自清杜纲《娱目醒心编》；另《刘孀姝得良遇奇缘》选自清无名氏辑《纪载汇编》（墅西逸叟撰《过墟志》），《林蕊香行权计全节》选自清王韬撰《遁窟谰言》（卷七《宁蕋香》）。

〔16〕　丁日昌（1823—1882）　字雨生，清丰顺（今属广东）人。

一八六八年任江苏巡抚时曾两次奏请严禁淫词小说，所禁书达二六九种之多。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异，以为奇绝矣。明初，有钱唐瞿佑〔1〕字宗吉，有诗名，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2〕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而专集之最有名者为蒲松龄之《聊斋志异》。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幼有轶才，老而不达，以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聊斋志异》序跋），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一六三○——一七一五）〔3〕，所著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文集附录张元撰墓表），及《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等（李桓《耆献类征》四百三十一）。其《志异》或析为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年五十始写定，自有题辞，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4〕，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是其储蓄收罗者久矣。然书中事迹，亦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此不自白，殆抚古而又讳之也。至谓作者搜采异闻，乃设烟茗于门前，邀田夫野老，强之谈说以为粉本，〔5〕则不过委巷之谈而已。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祯）激赏其书，欲市之而不得，〔6〕故声名益振，竞相传钞。然终著者之世，竟未刻，至乾隆末始刊于严州〔7〕；后但明伦吕湛恩〔8〕皆有注。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如《狐谐》言博兴万福于济南娶狐女，而女雅善谈谐，倾倒一坐，后忽别去，悉如常人；《黄英》记马子才得陶氏黄英为妇，实乃菊精，居积取盈，与人无异，然其弟醉倒，忽化菊花，则变怪即骤现也。

……一日，置酒高会，万居主人位，孙与二客分左右座，下设一榻屈狐。狐辞不善酒，咸请坐谈，许之。酒数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会当饮，戏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暂借一觞。”狐笑曰，“我故不饮，愿陈一典以佐诸公饮。”……客皆言曰，“骂人者当罚。”狐笑曰，“我骂狐何如？”众曰，“可。”于是倾耳共听。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著狐腋冠见国王，国王视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言‘此物生平未尝得闻。狐字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主客又复哄堂。……居数月，与万偕归。……逾年，万复事于济，狐又与俱。忽有数人来，狐从与语，备极寒暄；乃语万曰，“我本陕中人，与君有夙因，遂从尔许时，今我兄弟至，将从以归，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卷五）

……陶饮素豪，从不见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无对，适过马，马使与陶较饮，二人……自辰以讫四漏，计各尽百壶，曾烂醉如泥，沉睡坐间，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于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复以衣，要马俱去，戒勿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爱敬之。而陶自露迹，饮益放，……值花朝，曾来造访，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约与共尽。……曾醉已惫，诸仆负之去。陶卧地又化为菊；马见惯不惊，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观其变，久之，叶益憔悴，大惧，始告黄英。英闻，骇曰，“杀吾弟矣！”奔视之，根株已枯；痛绝，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闺中，日灌溉之。马悔恨欲绝，甚恶曾。越数日，闻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渐萌，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黄英终老，亦无他异。（卷四）

又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如《马介甫》一篇述杨氏有悍妇，虐遇其翁，又慢客，而兄弟祗畏，至对客皆失措云：

……约半载，马忽携僮仆过杨，直杨翁在门外曝阳扪虱，疑为佣仆，通姓氏使达主人；翁被絮去，或告马，“此即其翁也。”马方惊讶，杨兄弟岸帻出迎，登堂一揖，便请朝父，万石辞以偶恙，捉坐笑语，不觉向夕。万石屡言具食，而终不见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壶酒来，俄顷引尽，坐伺良久，万石频起催呼，额颊间热汗蒸腾。俄瘦奴以馔具出，脱粟失红，殊不甘旨。食已，万石草草便去；万锺襆被来伴客寝。……（卷十）

至于每卷之末，常缀小文，则缘事极简短，不合于传奇之笔，故数行即尽，与六朝之志怪近矣。又有《聊斋志异拾遗》〔9〕一卷二十七篇，出后人掇拾；而其中殊无佳构，疑本作者所自删弃，或他人拟作之。

乾隆末，钱唐袁枚〔10〕撰《新齐谐》二十四卷，续十卷，初名《子不语》，后见元人说部有同名者，乃改今称；序云“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若纯法《聊斋》者，时则有吴门沈起凤作《谐铎》〔11〕十卷（乾隆五十六年序），而意过俳，文亦纤仄；满洲和邦额〔12〕作《夜谭随录》十二卷（亦五十六年序），颇借材他书（如《佟觭角》《夜星子》《疡医》皆本《新齐谐》），不尽己出，词气亦时失之粗暴，然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他如长白浩歌子〔13〕之《萤窗异草》三编十二卷（似乾隆中作，别有四编四卷，乃书估伪造）。海昌管世灏〔14〕之《影谈》四卷（嘉庆六年序），平湖冯起凤〔15〕之《昔柳摭谈》八卷（嘉庆中作），近至金匮邹弢〔16〕之《浇愁集》八卷（光绪三年序），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惟黍余裔孙〔17〕《六合内外琐言》二十卷（似嘉庆初作）一名《璅杂记》者，故作奇崛奥衍之辞，伏藏讽喻，其体式为在先作家所未尝试，而意浅薄；据金武祥〔18〕（《江阴艺文志》下）说，则江阴屠绅字贤书之所作也。绅又有《鹗亭诗话》一卷，文词较简，亦不尽记异闻，然审其风格，实亦此类。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盛时彦〔19〕（《姑妄听之》跋）述其语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

《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今燕昵之词，嬫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父容舒，官姚安知府。昀少即颖异，年二十四领顺天乡试解额，然三十一始成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坐泄机事谪戍乌鲁木齐，越三年召还，授编修，又三年擢侍读，总纂四库全书，绾书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中，故他撰著甚少。后累迁至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自是又为总宪者五，长礼部者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二十）。乾隆五十四年，以编排秘籍至热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乃追录见闻，作稗说六卷，曰《滦阳消夏录》。越二年，作《如是我闻》，次年又作《槐西杂志》，次年又作《姑妄听之》，皆四卷；嘉庆三年夏复至热河，又成《滦阳续录》六卷，时年已七十五。后二年，其门人盛时彦合刊之，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本书）。十年正月，复调礼部，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二月十四日卒于位，年八十二（一七二四——一八○五），谥“文达”（《事略》）。

《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20〕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今举其较简者三则于下：

刘乙斋廷尉为御史时，尝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数人击柝，声琅琅彻晓，……视之则无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斋故强项，乃自撰一文，指陈其罪，大书粘壁以驱之，是夕遂寂。乙斋自诧不减昌黎之驱鳄也。余谓“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敌昌黎，然性刚气盛，平生尚不作暧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迁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计无复之，惟有与鬼以死相持：此在君为‘困兽犹斗’，在鬼为“穷寇勿追’耳。……”乙斋笑击余背曰，“魏收轻薄哉！然君知我者。”（《滦阳消夏录》六）

田白岩言，“尝与诸友扶乩，其仙自称真山民，宋末隐君子也，倡和方洽，外报某客某客来，乩忽不动。他日复降，众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云水散人拙于应对，不如避之为佳；其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其与人语，恒字字推敲，责备无已，闲云野鹤岂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后先姚安公闻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槐西杂志》一）

李义山诗“空闻子夜鬼悲歌”，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诗“秋坟鬼唱鲍家诗”，则以鲍参军有《蒿里行》，幻窅其词耳。然世间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言，“尝读书别业，一夕风静月明，闻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圆，凄心动魄，谛审之，乃《牡丹亭》《叫画》一出也。忘其所以，倾听至终。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来？开户视之，惟芦荻瑟瑟而已。”（《姑妄听之》三）

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盛序语），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而世人不喻，哓哓然竞以劝惩之佳作誉之。

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余，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

汝自以奸败，于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倘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

罪不归汝，反谁归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势；彼之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声，医者悚然而寤。”（《如是我闻》三）

东光有王莽河，即胡苏河也，旱则涸，水则涨，每病涉焉。外舅马公周箓言，“雍正末有丐妇一手抱儿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妇弃儿于水，努力负姑出。姑大诟曰，‘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妇泣不敢语，长跪而已。越两日，姑竟以哭孙不食死；妇呜咽不成声，痴坐数日，亦立槁。……有著论者，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使妇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则弃儿是；既两世穷嫠，止一线之孤子，则姑所责者是：妇虽死，有余悔焉。姚安公曰，‘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

使姑死而儿存，……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世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

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亦可哀矣。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二百四十年内有贬无褒；胡致堂作《读史管见》，三代以下无完人，辨则辨矣，非吾之所欲闻也。’”（《槐西杂志》二）

《滦阳消夏录》方脱稿，即为书肆刊行，旋与《聊斋志异》峙立；《如是我闻》等继之，行益广。其影响所及，则使文人拟作，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如同时之临川乐钧〔21〕《耳食录》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序）《二录》八卷（五十九年序），后出之海昌许秋垞〔22〕《闻见异辞》二卷（道光二十六年序），武进汤用中〔23〕《翼駉稗编》八卷（二十八年序）等，皆其类也。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24〕（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25〕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体式较近于纪氏五书者，有云间许元仲〔26〕《三异笔谈》四卷（道光七年序），德清俞鸿渐〔27〕《印雪轩随笔》四卷（道光二十五年序），后者甚推《阅微》，而云“微嫌其中排击宋儒语过多”（卷二），则旨趣实异。光绪中，德清俞樾〔28〕作《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止述异闻，不涉因果；又有羊朱翁（亦俞樾）作《耳邮》四卷，自署“戏编”，序谓“用意措辞，亦似有善恶报应之说，实则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劝惩”。颇似以《新齐谐》为法，而记叙简雅，乃类《阅微》，但内容殊异，鬼事不过什一而已。他如江阴金捧阊〔29〕之《客窗偶笔》四卷（嘉庆元年序），福州梁恭辰〔30〕之《池上草堂笔记》二十四卷（道光二十八年序），桐城许奉恩〔31〕之《里乘》十卷（似亦道光中作），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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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佑（1341—1427）　字宗吉，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曾官国子助教、周王府长史。撰有《存斋遗稿》、《归田诗话》等。所撰《剪灯新话》，四卷，二十一则，模拟唐人传奇小说。据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子部小说类注：“瞿佑又有《剪灯余话》（按应作《新话》），正统七年癸酉李时勉请禁毁其书，故与李桢《余话》皆不录。”

〔2〕　明嘉靖以来将说部刻为丛集的，有：陆楫等辑刊《古今说海》，李栻辑刊《历代小史》，吴琯辑刊《古今逸史》，王文浩辑刊《唐人说荟》（一名《唐代丛书》）等。这些书真伪错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唐宋传奇集·序例》等文中曾予以批评。

〔3〕　关于蒲松龄的生卒年，清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称，松龄“以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据此推知其生年为崇祯十三年（1640）。

〔4〕　黄州　此处指北宋时谪居黄州的苏轼。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日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5〕　关于蒲松龄搜集异闻事，见邹弢《三借庐笔谈》：“相传先生居乡里，……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甖，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

〔6〕　关于王士祯欲市《聊斋志异》事，据清陆以恬《冷庐杂识》云：“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倪鸿《桐阴清话》也有类似记载。

鲁迅《小说旧闻钞》中《聊斋志异》条按语指出：“王渔洋欲市《聊斋志异》稿及蒲留仙强执路人使说异闻二事，最为无稽，而世人偏艳传之，可异也。”

〔7〕　这里所说的《聊斋志异》始刊于严州，指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刊本，赵起杲刊刻。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

〔8〕　但明伦　字天叙，一字云湖，清广顺（今贵州长顺）人，曾官两淮盐运使。他注释的《聊斋志异》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行。

吕湛恩，清文登（今属山东）人，他所作的《聊斋志异》的注文，曾于道光五年（1825）单独刊行，道光二十三年（1843）注文与《聊斋志异》原文合刻。

〔9〕　《聊斋志异拾遗》　一卷二十七篇本未见。另有道光十年（1830）得月簃丛书本《聊斋志异拾遗》一卷，光绪四年（1878）北京聚珍堂本《聊斋拾遗》四卷等。

〔10〕　袁枚（1716—1798）　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江浦、江宁等县知县。撰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

〔11〕　沈起凤（1741—？）　字桐威，号红心词客，清吴县（今属江苏）人。所撰《谐铎》，十二卷。

〔12〕　和邦额　字闲斋，号霁云主人，清满洲人。

〔13〕　浩歌子　即尹庆兰，字似村，清满洲镶黄旗人。

〔14〕　管世灏　字月楣，清海昌（今浙江海宁）人。

〔15〕　冯起凤　字梓华，清平湖（今属浙江）人。

〔16〕　邹弢　字翰飞，号萧湘馆侍者，清金匮（今江苏无锡）人。

撰有《三借庐笔谈》等。

〔17〕　黍余裔孙　即屠绅，参看本书第二十五篇。

〔18〕　金武祥（1841—1924）　字淐生，号粟香，清末江阴（今属江苏）人。撰有《粟香随笔》、《江阴艺文志》等。

〔19〕　盛时彦　字松云，清北平（今北京）人。纪昀门人。下面的引文见《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自序。

〔20〕　此段引文见《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自序。

〔21〕　乐钧　字元淑，号莲裳，清临川（今属江西）人。撰有《青芝山馆诗集》。

〔22〕　许秋垞　清海昌（今浙江海宁）人。撰有《琵琶演义》等。

〔23〕　汤用中　字芷卿，清常州（今属江苏）人。

〔24〕　王韬（1828—1897）　字紫诠，号仲弢，又号天南遁叟，清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著译甚多。所撰《淞隐漫录》，又名《后聊斋志异》；《淞滨琐话》，又名《淞隐续录》。

〔25〕　宣鼎（1834—1879）　字瘦梅，清天长（今属安徽）人。撰有《返魂香传奇》等。

〔26〕　许元仲　字小欧，清松江（今属上海）人。

〔27〕　俞鸿渐（1781—1846）　字仪伯，清德清（今属浙江）人。

撰有《印雪轩文钞》、《印雪轩诗抄》等。

〔28〕　俞樾（1821—1907）　字荫甫，号曲园，清德清人。著述颇多，总称《春在堂全书》。

〔29〕　金捧阊（1760—1810）　字玠堂，清江阴（今属江苏）人。

所撰《客窗偶笔》，原八卷，后散佚，其孙辑得四卷，与《客窗二笔》一卷合刻。

〔30〕　梁恭辰　字敬叔，清福州（今属福建）人。

〔31〕　许奉恩　字叔平，清桐城（今属安徽）人。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

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1〕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嫚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一七○一——一七五四）。所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2〕诗七卷，皆不甚传（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卷首）。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详见本书上元金和跋）。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3〕，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到觉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湾，便象些村庄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个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于是又往前走。……

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著琉璃瓦，……

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金字直匾，上写“敕赐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那些富贵人家女客，成群结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觉得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多走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

（第十四回）

至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两人（张静斋及范进）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

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

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

“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第四回）

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程绵庄），〔4〕皆贞士；其盛举则极于祭先贤。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先贤祠亦荒废；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一为“会写字的”，一为“卖火纸筒子的”，一为“开茶馆的”，一为“做裁缝的”。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能弹琴赋诗，缝纫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间亦访其同人。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这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

……这日，荆元步了进来，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的紧？”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发清楚些。特来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请用一杯。”斟了送过来。荆元接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于老者道，“我们城西不比你们城南，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可好几时请教一回？”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携琴来请教。”说了一会，辞别回来。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

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第五十五回）

然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于此后有无贤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则作者但存疑问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传钞，后刊木于扬州，〔5〕已而刻本非一。

尝有人排列全书人物，作“幽榜”，谓神宗以水旱偏灾，流民载道，冀“旌沉抑之人才”以祈福利，乃并赐进士及第，并遣礼官就国子监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骈语，襞积之以造诏表（金和跋云），统为一回缀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伦，语复猥陋，而亦杂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故一本又有六十回〔6〕。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　　　　　　　 ※　　　　　　　　 ※

〔1〕　《钟馗捉鬼传》　又题《斩鬼传》，旧刊本题“阳直樵云山人编次”。徐昆《柳崖外编》谓撰者系清初刘璋。

〔2〕　《诗说》　已佚。从《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及金和跋文所引片断材料，可知此书是解说《诗经》的。《文木山房集》，《全椒志》著录十二卷，文五卷，诗七卷。今存有四卷本，即赋一卷，诗二卷，词一卷。

〔3〕　冯粹中　名祚泰，清全椒（今属安徽）人，曾任正白旗官学教习。

〔4〕　杜慎卿的原型青然，即吴檠（1696—1750），字青然，清全椒人。吴敬梓族兄，曾官刑部主事。下文虞育德的原型吴蒙泉，名培源，字岵瞻，清无锡（今属江苏）人。曾官上元县教谕、遂安县知县。

庄尚志的原型程绵庄（1691—1767），名廷祚，字启生，清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撰有《青溪文集》。

〔5〕　关于《儒林外史》扬州初刻本的年代，据金和《儒林外史》跋：“是书为全椒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金棕亭于乾隆戊子至己亥（1768—1779）间任扬州府教授，故可推知该书刻于乾隆己亥年（1779）以前。

〔6〕　五十六回本《儒林外史》，即卧闲草堂本，刊行于嘉庆八年（1803），为今见最早刻本。金和跋载：“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六十回本《儒林外史》，即增补齐省堂本，刊行于光绪十四年（1888），有东武惜红生序。其中增补之四回，叙沈琼枝嫁宋为富的故事。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历五六年而盛行，然皆写本，以数十金鬻于庙市。其本止八十回，开篇即叙本书之由来，谓女娲补天，独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叹，俄见一僧一道，以为“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好携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安身乐业”。于是袖之而去。

不知更历几劫，有空空道人见此大石，上镌文词，从石之请，钞以问世。道人亦“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

本文所叙事则在石头城（非即金陵）之贾府，为宁国荣国二公后。宁公长孙曰敷，早死；次敬袭爵，而性好道，又让爵于子珍，弃家学仙；珍遂纵恣，有子蓉，娶秦可卿。荣公长孙曰赦，子琏，娶王熙凤；次曰政；女曰敏，适林海，中年而亡，仅遗一女曰黛玉。贾政娶于王，生子珠，早卒；次生女曰元春，后选为妃；次复得子，则衔玉而生，玉又有字，因名宝玉，人皆以为“来历不小”，而政母史太君尤钟爱之。

宝玉既七八岁，聪明绝人，然性爱女子，常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人于是又以为将来且为“色鬼”；贾政亦不甚爱惜，驭之极严，盖缘“不知道这人来历。

……若非多读书识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戚本第二回贾雨村云）。而贾氏实亦“闺阁中历历有人”，主从之外，姻连亦众，如黛玉宝钗，皆来寄寓，史湘云亦时至，尼妙玉则习静于后园。右即贾氏谱大要，用虚线者其姻连，著×者夫妇，著g者在“金陵十二钗”之数者也。

事即始于林夫人（贾敏）之死，黛玉失恃，又善病，遂来依外家，时与宝玉同年，为十一岁。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亦至，即薛宝钗，较长一年，颇极端丽。宝玉纯朴，并爱二人无偏心，宝钗浑然不觉，而黛玉稍恚。一日，宝玉倦卧秦可卿室，遽梦入太虚境，遇警幻仙，阅《金陵十二钗正册》及《副册》，有图有诗，然不解。警幻命奏新制《红楼梦》十二支，其末阕为《飞鸟各投林》，词有云：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戚本第五回）

然宝玉又不解，更历他梦而寤。迨元春被选为妃，荣公府愈贵盛，及其归省，则辟大观园以宴之，情亲毕至，极天伦之乐。宝玉亦渐长，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便上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些？”紫鹃道，“好些了。”（宝玉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紫鹃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宝玉笑道，“所谓‘病笃乱投医’了。”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子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子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说，“穿的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春风才至，时气最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又打着那起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合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合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觉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看着竹子发了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忙忙走了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便走过来，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呢？”

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作什么来招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既防嫌，总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罢。”雪雁听了，只当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鹃。……雪雁道，“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鹃听说，忙放下针线，……一直来寻宝玉。走到宝玉跟前，含笑说道，“我不过说了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

……（戚本第五十七回，括弧中句据程本补。）

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石后，也不怎么样，只问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袭人姐姐可打发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这一个答道，“打发宋妈妈瞧去了。”宝玉道，“回来说什么？”小丫头道，“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儿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人事不知，也出不得一声儿了，只有倒气的分儿了。”宝玉忙问道，“一夜叫的是谁？”小丫头子道，（“一夜叫的是娘。”宝玉拭泪道，“还叫谁？”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

宝玉道，“你糊涂，想必没听真。”（……因又想：）“虽然临终未见，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肠。”

……遂一径出园，往前日之处来，意为停柩在内。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嚈气，便回了进去，希图得几两发送例银。

王夫人闻知，便赏了十两银子；又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他哥嫂听了这话，一面就雇了人来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去了。……宝玉走来扑了个空，……自立了半天，别没法儿，只得翻身进入园中，待回自房，甚觉无趣，因乃顺路来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又到蘅芜院中，只见寂静无人。……

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正在不知所以之际，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说，“老爷回来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题目来了，快走快走！”宝玉听了，只得跟了出来。……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谈论寻秋之胜；又说，“临散时忽然谈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谈，‘风流俊逸忠义慷慨’八字皆备。到是个好题目，大家都要作一首挽词。”众人听了，都忙请教是何等妙题。贾政乃说，“近日有一位恒王，出镇青州。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余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艺更精，皆呼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又呼为姽婳将军。”

众清客都称“妙极神奇！竟以‘姽婳’下加‘将军’二字，更觉妩媚风流，真绝世奇文！想这恒王也是第一风流人物了。”……（戚本第七十八回，括弧中句据程本补。）

《石头记》结局，虽早隐现于宝玉幻梦中，而八十回仅露“悲音”，殊难必其究竟。比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改名《红楼梦》，字句亦时有不同，程伟元序其前云，“……然原本目录百二十卷，……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

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友人盖谓高鹗〔1〕，亦有序，末题“乾隆辛亥冬至后一日”，先于程序者一年。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宝玉先失其通灵玉，状类失神。会贾政将赴外任，欲于宝玉娶妇后始就道，以黛玉羸弱，乃迎宝钗。姻事由王熙凤谋画，运行甚密，而卒为黛玉所知，咯血，病日甚，至宝玉成婚之日遂卒。宝玉知将婚，自以为必黛玉，欣然临席，比见新妇为宝钗，乃悲叹复病。时元妃先薨；贾赦以“交通外官倚势凌弱”革职查抄，累及荣府；史太君又寻亡；妙玉则遭盗劫，不知所终；王熙凤既失势，亦郁郁死。宝玉病亦加，一日垂绝，忽有一僧持玉来，遂苏，见僧复气绝，历噩梦而觉；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次年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宝钗亦有孕，而宝玉忽亡去。贾政既葬母于金陵，将归京师，雪夜泊舟毗陵驿，见一人光头赤足，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向之下拜，审视知为宝玉。方欲就语，忽来一僧一道，挟以俱去，且不知何人作歌，云“归大荒”，追之无有，“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而已。“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云：‘说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第一百二十回）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如开篇所说：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

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钞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曰，“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反到新鲜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戚本第一回）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谬不足辩，如谓是刺和珅（《谭瀛室笔记》）藏谶纬（《寄蜗残赘》）明易象（《金玉缘》评语）〔2〕之类，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

一，纳兰成德〔3〕家事说　自来信此者甚多。陈康祺〔4〕（《燕下乡脞录》五）记姜宸英〔5〕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事，因及其师徐时栋〔6〕（号柳泉）之说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侍御谓明珠之子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张维屏〔7〕（《诗人征略》）

云，“贾宝玉盖即容若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

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8〕（《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宝玉可比；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时明珠方贵盛也。

二，清世祖与董鄂妃〔9〕故事说　王梦阮沈瓶庵〔10〕合著之《红楼梦索隐》为此说。其提要有云，“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

……”而又指董鄂妃为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11〕，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宠于清世祖，封贵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迹五台山为僧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12〕，则历摘此说之谬，最有力者为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若以顺治七年入宫，已二十八岁矣，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13〕。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红”为影“朱”字；以“石头”为指金陵；以“贾”为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宝钗妙玉则从徐说，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嘉庆初，袁枚（《随园诗话》二）已云，“康熙中，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末二语盖夸，余亦有小误（如以楝为练，以孙为子），但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14〕（《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

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雪芹名霑，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祖寅〔15〕，字子清，号楝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皆寅在任。然颇嗜风雅，尝刻古书十余种，为时所称；亦能文，所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四库书目》），传奇二种（《在园杂志》）。寅子，即雪芹父，亦为江宁织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时盖康熙末。雍正六年，卸任，雪芹亦归北京，时约十岁。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贫居西郊，啜饘粥，但犹傲兀，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盖亦此际。乾隆二十七年，子殇，雪芹伤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余（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其《石头记》尚未就，今所传者止八十回（详见《胡适文选》）。

言后四十回为高鹗作者，俞樾（《小浮梅闲话》）云，“《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然鹗所作序，仅言“友人程子小泉过子，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辛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尚不背于名教，……遂襄其役。”盖不欲明言己出，而寮友则颇有知之者。鹗即字兰墅，镶黄旗汉军，乾隆戊申举人，乙卯进士，旋入翰林，官侍读，又尝为嘉庆辛酉顺天乡试同考官。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

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续《红楼梦》八十回本者，尚不止一高鹗。俞平伯〔16〕从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旧评中抉剔，知先有续书三十回，似叙贾氏子孙流散，宝玉贫寒不堪，“悬崖撒手”，终于为僧；然其详不可考（《红楼梦辨》下有专论）。或谓“戴君诚夫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与今本不同，荣宁籍没后，皆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蒋瑞藻《小说考证》七引《续阅微草堂笔记》）

此又一本，盖亦续书。二书所补，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怀，然长夜无晨，则与前书之伏线亦不背。

此他续作，纷纭尚多，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增补红楼》，《鬼红楼》，《红楼梦影》〔17〕等。大率承高鹗续书而更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甚或谓作者本以为书中无一好人，因而钻刺吹求，大加笔伐。但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订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仍录彼语，以结此篇：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绔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护短，一并使其泯灭。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束笔阁墨；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俚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照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戚本第一回）

※　　　　　　　 ※　　　　　　　　 ※

〔1〕　高鹗（约1738—约1815）　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曾官内阁中书、翰林院侍读。撰有《高兰墅集》、《月小山房遗稿》。清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今传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其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

〔2〕　刺和珅　和珅，清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字致斋，官至大学士。《谭瀛室笔记》云：“和珅秉政时，内宠甚多，自妻以下，内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是也。”藏谶纬，汪堃《寄蜗残赘》卷九载：“曾闻一旗下友人云：‘《红楼梦》为谶纬之书’。相传有此说，言之凿凿，具有征引”，并谓曹雪芹因撰《红楼梦》，其后代遭“灭族之祸，实基于此。”明易象，《增评补象全图金玉缘》卷首载张新之《石头记读法》云：“《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演）一渐字。”

〔3〕　纳兰成德（1655—1685）　后改名性德，字容若，清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曾任一等侍卫。撰有《饮水词》、《通志堂集》等。

〔4〕　陈康祺　字钧堂，清鄞县（今属浙江）人，官至郎中。所撰《燕下乡脞录》，十六卷。

〔5〕　姜宸英（1628—1699）　字西溟，号湛园，清慈溪（今属浙江）人。康熙己卯年（1699）为顺天乡试考官，因科场舞弊案牵连，死于狱中。撰有《湛园未定稿》、《西溟文钞》等。

〔6〕　徐时栋（1814—1873）　字定宇，号柳泉，清鄞县（今属浙江）人。曾任内阁中书，撰有《柳泉诗文集》等。下引徐说涉及的明珠（1635—1708），姓纳兰，清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年间任刑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澹人（1644—1703），名士奇，号江村，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礼部侍郎。撰有《清吟堂全集》、《天禄识余》等。

〔7〕　张维屏（1780—1859）　字南山，清番禺（今属广东）人，官至江西南康知府。撰有《松心诗集、文集》等。《诗人征略》，即《国朝诗人征略》，一编六十卷，二编六十四卷。引文见二编卷九。

〔8〕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的《红楼梦考证》作于一九二一年，对《红楼梦》作者、版本进行了考证。

〔9〕　清世祖　即顺治皇帝福临（1638—1661）。董鄂妃，世祖之妃，内大臣鄂硕之女。有些索隐派红学家认为董鄂妃即是董小宛。

〔10〕　王梦阮　未详。沈瓶庵，中华书局编辑，曾编《中华小说界》杂志。王、沈合撰的《红楼梦索隐》，一九一六年附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卷首有他们写的《红楼梦索隐提要》。

〔11〕　冒襄（1611—1693）　字辟疆，号巢民，清初如皋（今属江苏）人。明末副贡，入清隐居不仕，撰有《巢民诗集、文集》。董小宛（1624—1651），名白，原为秦淮名妓，后为冒襄宠妾。

〔12〕　孟森（1868—1937）　字莼荪，笔名心史，江苏武进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所撰《心史丛刊》，共三集，多为有关明清史的考证文章。

〔13〕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他在所撰《石头记索隐》中，以林黛玉为绛珠仙子，“珠”、“朱”谐音；以林黛玉所住潇湘馆比附朱彝尊的号“竹垞”，故认为林黛玉影射朱彝尊。以“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俗作“国”，熙凤之夫曰“琏”，即二“王”字相连也，故认为王熙凤即影射余国柱。以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与史湘云所佩“麒麟”音近，故认为史湘云即影射陈维崧。

〔14〕　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撰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等。引文见《静安文集·红楼梦评论》。

〔15〕　曹寅（1658—1712）　曾官通政使，苏州、江宁织造。主持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所撰传奇二种为《虎口余生》、《续琵琶记》。下文“清世祖”应作“清圣祖”。

〔16〕　俞平伯　名铭衡，浙江德清人。所著《红楼梦辨》，一九二三年出版（后经修订，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二年出版）。

〔17〕　《后红楼梦》　逍遥子撰，三十回，乾嘉间刊本。《续红楼梦》，同名者有二种：一为秦子忱撰，三十卷，嘉庆四年抱瓮轩刊本；

一为题“海圃主人手制”，四十回，嘉庆间刊本。《红楼复梦》，题“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一百回，嘉庆十年金谷园刊本。《红楼梦补》，归锄子撰，四十八回，嘉庆二十四年藤花榭刊本。《红楼幻梦》，花月痴人撰，二十四回，道光二十三年疏影斋刊本。《红楼圆梦》，梦梦先生撰，三十一回，嘉庆十九年红蔷阁写刻本。《增补红楼》，嫏嬛山樵撰，三十二回，道光四年刊本。《鬼红楼》，即秦子忱《续红楼梦》；据《忏玉楼丛书提要》载：“是书作于《后红楼梦》之后，人以其说鬼也，戏呼为《鬼红楼》。”《红楼梦影》，云槎外史（一名西湖散人）撰，二十四回，光绪三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刊本。《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未见。（以上据一粟《红楼梦书录》）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1〕。其书光绪初始出，序云康熙时江阴夏氏作，其人“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益有奇气，……然首已斑矣。（自是）屏绝进取，壹意著书”，成《野叟曝言》二十卷，然仅以示友人，不欲问世，迨印行时，已小有缺失；一本独全，疑他人补足之。二本皆无撰人名，金武祥（《江阴艺文志》凡例）则云夏二铭作。二铭，夏敬渠之号也；光绪《江阴县志》（十七《文苑传》）云，“敬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绩学，通史经，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迹几遍海内，所交尽贤豪。著有《纲目举正》，《经史余论》，《全史约编》，《学古编》，诗文集若干卷。”与序所言者颇合，惟列于赵曦明〔2〕之后，则乾隆中盖尚存。

《野叟曝言》庞然巨帙，回数多至百五十四回，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十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编卷，即作者所以浑括其全书。至于内容，则如凡例言，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无所不包，而以文白为之主。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闲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第一回）。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穷，超擢飞腾，莫不如意。书名辟鬼，举手除妖，百夷慑于神威，四灵集其家囿。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崇礼，号曰“素父”。而仍有异术，既能易形，又工内媚，姬妾罗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贵，且生百孙；孙又生子，复有云孙。其母水氏年百岁，既见“六世同堂”，来献寿者亦七十国；皇帝赠联，至称为“镇国卫圣仁孝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百四十四回）。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惟尚不敢希帝王。至于排斥异端，用力尤劲，道人释子，多被诛夷，坛场荒凉，塔寺毁废，独有“素父”一家，乃嘉祥备具，为万流宗仰而已。

《野叟曙言》云是作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因而命笔，比之“野老无事，曝日清谈”（凡例云）。可知衒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柢实同，惟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

雍正末，江阴人杨名时〔3〕为云南巡抚，其乡人拔贡生夏宗澜〔4〕尝从之问《易》，以名时为李光地〔5〕门人，故并宗光地而说益怪。乾隆初，名时入为礼部尚书，宗澜亦以经学荐授国子监助教，又历主他讲席，仍终身师名时（《四库书目》六及十《江阴志》十六及十七）。稍后又有诸生夏祖熊〔6〕，亦“博通群经，尤笃好性命之学，患二氏说漫衍，因复考辨以归于正”（《江阴志》十七）。盖江阴自有杨名时（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而影响颇及于其乡之士风；自有夏宗澜师杨名时而影响又颇及唯一盛业，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际遇，固非独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又有时太师，则杨名时也，其崇仰盖承夏宗澜之绪余，然因此遂或误以《野叟曝言》为宗澜作。

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则有屠绅《蟫史》二十卷。绅字贤书，号笏岩，亦江阴人，世业农。绅幼孤，而资质聪敏，年十三即入邑庠，二十成进士，寻授云南师宗县知县，迁寻甸州知州，五校乡闱，颇称得士，后为广州同知。嘉庆六年以候补在北京，暴疾卒于客舍，年五十八（一七四四——一八○一）。绅豪放嫉俗，生平慕汤显祖之为人，而作吏颇酷，又好内，姬侍众多（已上俱见《鹗亭诗话》附录）；为文则务为古涩艳异，晦其义旨，志怪有《六合内外琐言》，杂说有《鹗亭诗话》（见第二十二篇），皆如此。《蟫史》为长篇，署“磊砢山房原本”，金武祥（《粟香随笔》二）云是绅作。〔8〕书中有桑蠋生，盖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绅生年正同。开篇又云，“在昔吴依官于粤岭，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且假傅鼐〔9〕扞苗之事（在乾隆六十年）为主干，则始作当在嘉庆初，不数年而毕；有五年四月小停道人序。次年，则绅死矣。

《蟫史》首即言闽人桑蠋生海行，舟败堕水，流至甲子石之外澳，为捕鱼人所救，引以见甘鼎。鼎官指挥，方奉檄筑城防寇，求地形家，见生大喜，如其图依甲子石为垣，遂成神奇之城，敌不能瞰。又于地穴中得三箧书，其一凡二十卷，‘题曰‘彻土作稼之文，归墟野凫氏画’。又一箧为天人图，题曰‘眼藏须弥僧道作’。又一箧为方书，题曰‘六子携持极老人口授’。蠋生谓指挥曰，‘此书明明授我主宾矣。何言之？彻土，桑也；作稼，甘也。’……营龛于秘室，置之；行则藏枕中；有所求发明，则拜而同启视；两人大悦。”（第一回）已而有邝天龙者为乱，自署广州王，其党娄万赤有异术，则翊辅之。甘鼎进讨；有龙女来助，擒天龙，而万赤逸去。鼎以功晋位镇抚，仍随石珏协剿海寇，又破交人；万赤在交址，则仍不能得。旋擢兵马总帅，赴楚蜀黔广备九股苗，遂与诸苗战，多历奇险，然皆胜，其一事云：

……须臾，苗卒大呼曰，“汉将不敢见阵耶？”季孙引五百人，翼而进。两旗忽下，地中飞出滴血鸡六，向汉将啼；又六犬皆火色，亦嚎声如豺。军士面灰死，木立，仅倚其械。矩儿飞椎凿六犬脑，皆裂。木兰袖蛇医，引之啄一鸡，张喙死；五鸡连栖而不鸣。惟见瓦片所图鸡犬形，狼藉于地，实非有二物也。……复至金大都督营中，则癞牛病马各六，均有皮无毛；士卒为角触足踏者皆死，一牛龁金大都督之足，已齿陷于骨；矩儿挥两戚落牛首，齿仍不脱；木兰急遣虎头神凿去其齿，足骨亦折焉，令左右舁归大营。牛马奔突无所制，木兰以鲤鳞帕撒之，一鳞露一剑，并斫一十牛马。其物各吐火四五尺，鳞剑为之焦灼，火大延烧，牛马皆叫嚣自得。见猕猴掷身入，举手作霹雳声，暴雨灭火，平地起水丈余，牛马俱浸死。木兰喜曰，“吾固知乐王子能传灭火真人衣钵矣。”水退，见牛马皆无有，乃砌壁之破瓮朱书牛马字：

是为鱻妖之“穷神尽化”云。……（卷九）

娄万赤亦在苗中，知交址将有事，潜归。甘鼎至广州，与抚军区星进击交址。区用犷儿策，疾薄宜京，斩关而入，擒其王，交民悉降；甘则由水道进，列营于江桥北。

……娄万赤与其师李长脚斗法于江桥南。……李长脚变金井给万赤，即坠入，忽有铁树挺出，井阑撑欲破。

犷儿引庆喜至，出白罗巾掷树巅，砉然有声，铁树不复见，李长脚复其形，觅万赤，卧桥畔沙石间。遂袖出白壶子一器，持向万赤顶骨咒曰，……咒毕，举手振一雷。

万赤精气已铄，跃入江中，将随波出海。木兰呼鳞介士百人追之飘浮，所在必见吆喝，乃变为璅鞍。乘海蟹空腹，入之，以为“藏身之固”矣，交址人善捞蟹者，得是物如箕，大喜，刳蟹将取其腹腴，一虫随手出，倏坠地化为人形，俄顷长大，固俨然盲僧焉，询之不复语。有屠者携刀来视，咄咄曰，“蟹腹自有‘仙人’，一名‘和尚’，要是谑语；断无别肠容此妖物，不诛戮之，吾南交祸未已也。”挥刀斫其首。时甘君已入城，与区抚军议班师矣；常越所部卒持盲僧首以献，转告两元戎。桑长史进曰，“斯必万赤头也。记天人第二图为大蟹浮海中，篆云‘横行自毙’。某当初疑万赤先亡，乃今始验。”适李长脚入辞，视其头笑曰，“此贼以水火阴阳，为害中国，不死于黄钺而死于屠刀，固犬豕之流耳。仙骨何有哉？

……”……（卷二十）

自是交址平。桑蠋生还闽；甘鼎亦弃官去，言将度庾岭云。

《蟫史》神态，仿佛甚奇，然探其本根，则实未离于神魔小说；其缀以亵语，固由作者禀性，而一面亦尚承明代“世情书”之流风。特缘勉造硬语，力拟古书，成诘屈之文，遂得掩凡近之意。洪亮吉〔10〕（《北江诗话》）评其诗云，“如栽盆红药，蓄沼文鱼。”汪瑔〔11〕序其《鹗亭诗话》云，“貌渊奥而实平易，……然笔致逋峭可喜。”即谓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也。《蟫史》亦然，惟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

以排偶之文试为小说者，则有陈球之《燕山外史》八卷。

球字蕴斋，秀水诸生，家贫，以卖画自给，工骈俪，喜传奇，因有此作（《光绪嘉兴府志》五十二）。自谓“史体从无以四六为文，自我作古，极知僭妄，……第行于稗乘，当希末减”。盖未见张鷟《游仙窟》（见第八篇），遂自以为独创矣。

其本成于嘉庆中（约一八一○），专主词华，略以寄慨，故即取明冯梦桢所撰《窦生传》〔12〕为骨干，加以敷衍，演为三万一千余言。传略谓永乐时有窦绳祖，本燕人，就学于嘉兴，悦贫女李爱姑，迎以同居；久之，父迫令就婚淄川宦族，遂绝去。爱姑复为金陵鹾商所绐，辗转落妓家，得侠士马遴之助，终复归窦，而大妇甚妒，虐遇之，生不能堪，偕爱姑遁去，会有唐赛儿之乱，又相失。比生复归，则资产已空，妇亦求去，孑然止存一身，而爱姑忽至，自言当日匿尼庵中，今遂返矣。

是年窦生及第，累官至山东巡抚；迎爱姑入署如命妇。未几生男，求乳媪，有应者，则前大妇也，再嫁后夫死子殇，遂困顿为贱役，而生仍优容之。然妇又设计害马遴，主亦牵连得罪；顾终竟昭雪复官，后与爱姑皆仙去。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才子小说常套，而作者奋然有取，则殆缘转折尚多，足以示行文手腕而已，然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失生气，姑勿论六朝俪语，即较之张鷟之作，虽无其俳谐，而亦逊其生动也。仍录其叙窦生为父促归，爱姑怅怅失所之辞，以备一格：

……其父内存爱犊之思，外作搏牛之势，投鼠奚遑忌器，打鸭未免惊鸳；放苙之豚，追来入苙，丧家之犬，叱去还家。疾驱而身弱如羊，遂作补牢之计，严锢而人防似虎，终无出柙之时；所虞龙性难驯，拴于铁柱，还恐猿心易动，辱以蒲鞭。由是姑也蔷薇架畔，青黛将颦，薛荔墙边，红花欲悴，托意丁香枝上，其意谁知，寄情豆蔻梢头，此情自喻。而乃莲心独苦，竹沥将枯，却嫌柳絮何情，漫漫似雪，转恨海棠无力，密密垂丝。才过迎春，又经半夏，采葑采葛，只自空期，投李投桃，俱为陈迹，依稀梦里，徒栽侍女之花，抑郁胸前，空带宜男之草。未能蠲忿，安得忘忧？鼓残瑟上桐丝，奚时续断，剖破楼头菱影，何日当归？岂知去者益远，望乃徒劳，昔虽音问久疏，犹同乡井，后竟梦魂永隔，忽阻山川。室迩人遐，每切三秋之感，星移物换，仅深两地之思。……（卷二）

至光绪初（一八七九），有永嘉傅声谷注释之，然于本文反有删削。

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然尚有一李汝珍之作《镜花缘》。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人，少而颖异，不乐为时文，乾隆四十七年随其兄之海州任，因师事凌廷堪〔13〕，论文之暇，兼及音韵，自云“受益极多”，时年约二十。其生平交游，颇多研治声韵之士；

汝珍亦特长于韵学，旁及杂艺，如壬遁星卜象纬，以至书法弈道多通。顾不得志，盖以诸生终老海州，晚年穷愁，则作小说以自遣，历十余年始成，道光八年遂有刻本。不数年，汝珍亦卒，年六十余（约一七六三——一八三○）。于音韵之著述有《音鉴》〔14〕，主实用，重今音，而敢于变古（以上详见新标点本《镜花缘》卷首胡适《引论》）。盖惟精声韵之学而仍敢于变古，乃能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也；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又害之。

《镜花缘》凡一百回，大略叙武后于寒中欲赏花，诏百花齐放；花神不敢抗命，从之，然又获天谴，谪于人间，为百女子。时有秀才唐敖，应试中探花，而言官举劾，谓与叛人徐敬业辈有旧，复被黜，因慨然有出尘之想，附其妇弟林之洋商舶遨游海外，跋涉异域，时遇畸人，又多睹奇俗怪物，幸食仙草，“入圣超凡”，遂入山不复返。其女小山又附舶寻父，仍历诸异境，且经众险，终不遇；但从山中一樵父得父书，名之曰闺臣，约其“中过才女”后可相见；更进，则见荒冢，曰镜花冢；更进，则入水月村；更进，则见泣红亭，其中有碑，上镌百人名姓，首史幽探，终毕全贞，而唐闺臣在第十一。人名之后有总论，其文有云：

泣红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第四十八回）

闺臣不得已，遂归；值武后开科试才女，得与试，且亦入选，名次如碣文。于是同榜者百人大会于宗伯府，又连日宴集，弹琴赋诗，围棋讲射，蹴鞠斗草，行令论文，评韵谱，解《毛诗》，尽觞咏之乐。已而有两女子来，自云考列四等才女，而实风姨月姊化身，旋复以文字结嫌，弄风惊其坐众。魁星则现形助诸女；麻姑亦化为道姑，来和解之，于是即席诵诗，皆包含坐中诸人身世，自过去及现在，以至将来，间有哀音，听者黯淡，然不久意解，欢笑如初。末则文芸起兵谋匡复，才女或亦在军，有死者；而武家军终败。于是中宗复位，仍尊太后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未几，则天下诏，谓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而《镜花缘》随毕。然以上仅全局之半，作者自云欲知“镜中全影，且待后缘”，则当有续书，然竟未作。

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书中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详见本书《引论》四）。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羡，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

……说话间，来到闹市，只见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只听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唐敖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原是买物之人向来俗谈；至‘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亦是买者之话。不意今皆出于卖者之口，倒也有趣。”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那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之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付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那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唐敖道，“如此看来，这几个交易光景，岂非‘好让不争’的一幅行乐图么？我们还打听甚么？且到前面再去畅游。如此美地，领略领略风景，广广见识，也是好的。”……（第十一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

又其罗列古典才艺，亦殊繁多，所叙唐氏父女之游行，才女百人之聚宴，几占全书什七，无不广据旧文（略见钱静方《小说丛考》上）〔15〕，历陈众艺，一时之事，或亘数回。而作者则甚自喜，假林之洋之打诨，自论其书云，“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的后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经》，讲的都是元虚奥妙。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毬，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二十三回）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16〕为邻比矣。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略引如下：

……多九公道，“林兄如饿，恰好此地有个充饥之物。”随向碧草丛中摘了几枝青草。……林之洋接过，只见这草宛如韭菜，内有嫩茎，开着几朵青花，即放入口内，不觉点头道，“这草一股清香，倒也好吃。请问九公，他叫甚么名号？……”唐敖道，“小弟闻得海外鹊山有青草，花如韭，名‘祝余’，可以疗饥。大约就是此物了。”

多九公连连点头。于是又朝前走。……只见唐敖忽然路旁折了一枝青草，其叶如松，青翠异常，叶上生着一子，大如芥子，把子取下，手执青草道，“舅兄才吃祝余，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说罢，吃入腹内。又把那个芥子放在掌中，吹气一口，登时从那子中生出一枝青草来，也如松叶，约长一尺，再吹一口，又长一尺，一连吹气三口，共有三尺之长，放在口边，随又吃了。林之洋笑道，“妹夫要这样很嚼，只怕这里青草都被你吃尽哩。这芥子忽变青草，这是甚故？”多九公道，“此是‘蹑空草’，又名‘掌中芥’。取子放在掌中，一吹长一尺，再吹又长一尺，至三尺止。人若吃了，能立空中，所以叫作蹑空草。”

林之洋道，“有这好处，俺也吃他几枝，久后回家，傥房上有贼，俺蹑空追他，岂不省事。”于是各处寻了多时，并无踪影。多九公道，“林兄不必找了。此草不吹不生。

这空山中有谁吹气栽他？刚才唐兄吃的，大约此子因鸟雀啄食，受了呼吸之气，因此落地而生，并非常见之物，你却从何寻找？老夫在海外多年，今日也是初次才见。若非唐兄吹他，老夫还不知就是蹑空草哩。”……（第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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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叟曝言》　清夏敬渠（1705—1787）撰。此书有清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活字本，二十册，一五二回，其中缺一三二回至一三五回，第一三六回仅存末页。又有光绪八年（1882）申报馆排印本，二十卷，一五四回，增多两回，原本缺失者皆已补全；卷首有光绪壬午年（1882）西岷山樵序。夏敬渠除《野叟曝言》外，尚撰有《浣玉轩集》等。

〔2〕　赵曦明（1704—1787）　字敬夫，号瞰江山人，清江阴（今属江苏）人，撰有《桑梓见闻录》、《颜氏家训注》等。

〔3〕　杨名时（1661—1757）　字宾实，号凝斋，清江阴（今属江苏）人，官至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撰有《易义随记》、《诗义记讲》等。

〔4〕　夏宗澜　字起八，清江阴人。由拔贡生荐授国子监助教。撰有《易卦剳记》等。

〔5〕　李光地（1642—1718）　字晋卿，号榕村，清安溪（今属福建）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另撰有《榕村全集》等。

〔6〕　夏祖熊　字梦占，清江阴人。撰有《易学大成》等。

〔7〕　程朱　指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程颢之弟。二人著作经朱熹编为《二程全书》。朱熹，参看本卷第88页注〔15〕。陆王，指南宋陆九渊和明王守仁。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南宋金溪（今属江西）人。

有《象山先生全集》。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明余姚（今属浙江）人。有《王文成公全书》。程朱学说偏于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学说偏于主观唯心主义。

〔8〕　关于《蟫史》撰者，据《粟香随笔》卷二云：“屠笏岩刺史，名绅，又号贤书。……所著有《六合内外琐言》二十卷，署黍余裔孙编。《蟫史》二十卷，署磊砢山人撰，近年上海以洋版刷印，流传颇广。”

〔9〕　傅鼐（1758—1811）　字重庵，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历任宁洱知县、凤凰厅同知、湖南按察使。乾隆末至嘉庆中，曾于湘黔一带镇压苗民起义。

〔10〕　洪亮吉（1746—1809）　字稚存，号北江，清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曾由编修出督贵州学政。撰有《洪北江全集》等。

〔11〕　汪瑔（1828—1891）　字芙生，号谷庵，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有《随山馆集》等。

〔12〕　冯梦桢（1548—1605）　字开之，明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撰有《历代贡举志》、《快雪堂集》等。所撰《窦生传》，叙窦绳祖与李爱姑悲欢离合的故事。此传亦载小说《燕山外史》卷首。

〔13〕　凌廷堪（1755—1809）　字次仲，清歙县（今属安徽）人，曾任宁国府学教授。撰有《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

〔14〕　《音鉴》　李汝珍撰，六卷，系研究南北方音的音韵学著作。

〔15〕　据钱静方《小说丛考·镜花缘考》载，该书所叙“君子国见张华《博物志》”，“大人国见《山海经》”，“毗骞国见《南史》”等。

〔16〕　《万宝全书》　旧题明陈继儒纂辑，清毛焕文增补。正编二十卷，续编六卷。内容多载日用生活知识，兼杂酒令、灯谜、博戏、卜筮等。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1〕。自明及清，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青泥莲花记》〔2〕，清余怀之《板桥杂记》〔3〕尤有名。是后则扬州，吴门，珠江，上海诸艳迹，皆有录载；

〔4〕且伎人小传，亦渐侵入志异书类中，然大率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5〕，惟所记则为伶人。

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挟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于娼女矣。《品花宝鉴》者，刻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即以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为专职，而记载之内，时杂猥辞，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其说与明人之凡为“世情书”者略同。至于叙事行文，则似欲以缠绵见长，风雅为主，而描摹儿女之书，昔又多有，遂复不能摆脱旧套，虽所谓上品，即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辈，亦不外伶如佳人，客为才子，温情软语，累牍不休，独有佳人非女，则他书所未写者耳。其叙“名且”杜琴言往梅子玉家问病时情状云：

却说琴言到梅宅之时，心中十分害怕，满拟此番必有一场羞辱。及至见过颜夫人之后，不但不加呵责，倒有怜恤之心，又命他去安慰子玉，却也意想不到，心中一喜一悲。但不知子玉病体轻重，如何慰之？只好遵夫人之命，老着脸走到子玉房里。见帘帏不卷，几案生尘，一张小楠木床挂了轻绡帐。云儿先把帐子掀开，叫声“少爷，琴言来看你了”。子玉正在梦中，模模糊糊应了两声。琴言就坐在床沿，见那子玉面庞黄瘦，憔悴不堪。

琴言凑在枕边，低低叫了一声，不绝泪涌下来，滴在子玉的脸上。只见子玉忽然呵呵一笑道：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子玉吟了之后，又接连笑了两笑。琴言见他梦魔如此，十分难忍，在子玉身上掀了两掀，因想夫人在外，不好高叫，改口叫声“少爷”。子玉犹在梦中想念，候到七月七日，到素兰处，会了琴言，三人又好诉衷谈心，这是子玉刻刻不忘，所以念出这两句唐曲来。魂梦既酣，一时难醒，又见他大笑一会，又吟道：

“我道是黄泉碧落两难寻，……”

歌罢，翻身向内睡着。琴言看他昏到如此，泪越多了，只好呆怔怔看着，不好再叫。……（第二十九回）

《品花宝鉴》中人物，大抵实有，就其姓名性行，推之可知。惟梅杜二人皆假设，字以“玉”与“言”者，即“寓言”之谓，盖著者以为高绝，世已无人足供影射者矣。书中有高品，则所以自况，实为常州人陈森书（作者手稿之《梅花梦传奇》上，自署毘陵陈森，则“书”字或误衍），号少逸，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菊部中，因拾闻见事为书三十回，然又中辍，出京漫游，己酉（一八四九）自广西复至京，始足成后半，共六十回，好事者竞相传钞，越三年而有刻本（杨懋建《梦华琐簿》）。

至作者理想之结局，则具于末一回，为名士与名旦会于九香园，画伶人小像为花神，诸名士为赞；诸伶又书诸名士长生禄位，各为赞，皆刻石供养九香楼下。时诸伶已脱梨园，乃“当着众名士之前”，熔化钗钿，焚弃衣裙，将烬时，“忽然一阵香风，将那灰烬吹上半空，飘飘点点，映着一轮红日，像无数的花朵与蝴蝶飞舞，金迷纸醉，香气扑鼻，越旋越高，到了半天，成了万点金光，一闪不见”云。

其后有《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题“眠鹤主人编次”，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序，而光绪中始流行。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伎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说定式。略谓韦痴珠韩荷生皆伟才硕学，游幕并州，极相善，亦同游曲中，又各有相眷妓，韦者曰秋痕，韩者曰采秋。韦风流文采，倾动一时，而不遇，困顿羁旅中；秋痕虽倾心，亦终不得嫁韦。已而韦妻先殁，韦亦寻亡，秋痕殉焉。韩则先为达官幕中上客，参机要，旋以平寇功，由举人保升兵科给事中，复因战绩，累迁至封侯。采秋久归韩，亦得一品夫人封典。班师受封之后，“高宴三日，自大将军以至走卒，无不雀忭。”（第五十回）而韦乃仅一子零丁，扶棺南下而已。其布局盖在使升沉相形，行文亦惟以缠绵为主，但时复有悲凉哀怨之笔，交错其间，欲于欢笑之时，并见黯然之色，而诗词简启，充塞书中，文饰既繁，情致转晦。符兆纶〔6〕评之云，“词赋名家，却非说部当行，其淋漓尽致处，亦是从词赋中发泄出来，哀感顽艳。……”虽稍谀，然亦中其失。至结末叙韩荷生战绩，忽杂妖异之事，则如情话未央，突来鬼语，尤为通篇芜累矣。

……采秋道，“……妙玉称个‘槛外人’，宝玉称个‘槛内人’；妙玉住的是栊翠庵，宝玉住的是怡红院。……

书中先说妙玉怎样清洁，宝玉常常自认浊物。不见将来清者转浊，浊者极清？”痴珠叹一口气，高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随说道，“……就书中‘贾雨村言’例之：薛者，设也；黛者，代也。设此人代宝玉以写生，故‘宝玉’二字，宝字上属于钗，就是宝钗；玉字下系于黛，就是黛玉。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倒是妙玉，真是做宝玉的反面镜子，故名之为妙。一僧一尼，暗暗影射，你道是不是呢？”采秋答应。……痴珠随说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便敲着案子朗吟道：

“银字筝调心字香，英雄底事不柔肠？我来一切观空处，也要天花作道场。采莲曲里猜莲子，丛桂开时又见君，何必摇鞭背花去，十年心已定香熏。”

荷生不待痴珠吟完，便哈哈大笑道，“算了，喝酒罢。”说笑一回，天就亮了。痴珠用过早点，坐着采秋的车先去了。午间，得荷生柬帖云：

“顷晤秋痕，泪随语下，可怜之至。弟再四慰解，令作缓图。临行，嘱弟转致阁下云，‘好自静养。耿耿此心，必有以相报也。’知关锦念，率此布闻。并呈小诗四章，求和。”

诗是七绝四首。……痴珠阅毕，便次韵和云：

“无端花事太凌迟，残蕊伤心剩折枝，我欲替他求净境，转嫌风恶不全吹。蹉跎恨在夕阳边，湖海浮沉二十年，骆马杨枝都去也，……”

正往下写，秃头回道，“菜市街李家着人来请，说是刘姑娘病得不好。”痴珠惊讶，便坐车赴秋心院来。秋痕头上包着绉帕，趺坐床上，身边放着数本书，凝眸若有所思，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说道，“他们说你病着，叫我怎忍不来呢？”秋痕叹道，“你如今一请就来，往后又是纠缠不清。”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自此，痴珠又照旧往来了。是夜，痴珠续成和韵诗，末一章有“博得蛾眉甘一死，果然知己属倾城”之句，至今犹诵人口。……

（第二十五回）

长乐谢章铤《赌棋山庄诗集》有《题魏子安所著书后》〔7〕五绝三首，一为《石经考》，一为《陔南山馆诗话》，一即《花月痕》（蒋瑞藻《小说考证》八引《雷颠笔记》），因知此书为魏子安作。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余始入泮，即连举丙午（一八四六）乡试，然屡应进士试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一八一九——一八七四），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庄文集》五）。〔8〕秀仁寓山西时，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所入颇丰，且多暇，而苦无聊，乃作小说，以韦痴珠自况，保偶见之，大喜，力奖其成，遂为巨帙云（谢章铤《课余续录》一）〔9〕。然所托似不止此，卷首有太原歌妓《刘栩凤传》〔10〕，谓“倾心于逋客，欲委身焉”，以索值昂中止，将抑郁憔悴死矣。则秋痕盖即此人影子，而逋客实魏。韦韩，又逋客之影子也，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

全书以伎女为主题者，有《青楼梦》六十四回，题“釐峰慕真山人著”，序则云俞吟香。吟香名达，江苏长洲人，中年颇作冶游，后欲出离，而世事牵缠，又不能遽去，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以风疾卒，所著尚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及《闲鸥集》〔11〕等（邹弢《三借庐笔谈》四）。《青楼梦》成于光绪四年，则取吴中倡女，以发挥其“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第一回）

之大理想，所写非实，从可知矣。略谓金挹香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幼即工文，长更慧美，然不娶，谓欲得“有情人”，而“当世滔滔，斯人谁与？竟使一介寒儒，怀才不遇，公卿大夫竟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本书《题纲》）。故挹香游狭邪，特受伎人爱重，指挥如意，犹南面王。例如：

……（挹香与二友及十二妓女）至轩中，三人重复观玩，见其中修饰，别有巧思。轩外名花绮丽，草木精神。正中摆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众美人亦序次而坐：

第一位鸳鸯馆主人褚爱芳　第二位烟柳山人王湘云　第三位铁笛仙袁巧云　第四位爱雏女史朱素卿　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　第六位探梅女士郑素卿　第七位浣花仙史陆文卿……第十一位梅雪争先客何月娟末位护芳楼主人自己坐了；两旁四对侍儿斟酒。众美人传杯弄盏，极尽绸缪。挹香向慧琼道，“今日如此盛会，宜举一觞令，庶不负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诚是，即请赐令。”挹香说道，“请主人自己开令。”月素道，“岂有此理，还请你来。”挹香被推不过，只得说道，“有占了。”众美人道，“令官必须先饮门面杯起令，才是。”

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酒一杯，奉与挹香；挹香一饮而尽，乃启口道，“酒令胜于军令，违者罚酒三巨觥！”众美人唯唯听命。……（第五回）

挹香亦深于情，侍疾服劳不厌，如：

……一日，挹香至留香阁，爱卿适发胃气，饮食不进。挹香十分不舍，忽想着过青田著有《医门宝》四卷，尚在馆中书架内，其中胃气丹方颇多，遂到馆取而复至，查到“香郁散”最宜，令侍儿配了回来，亲侍药炉茶灶；

又解了几天馆，朝夕在留香阁陪伴。爱卿更加感激，乃口占一绝，以报挹香。……（第二十一回）

后乃终“掇巍科”，纳五妓，一妻四妾。又为养亲计，捐职仕余杭，即迁知府，则“任政事”矣。已而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悟道，将入山，……心中思想道，“我欲勘破红尘，不能明告他们知道，只得一个私自瞒了他们，踱了出去的了。”次日写了三封信，寄与拜林梦仙仲英，无非与他们留书志别的事情，又嘱拜林早日代吟梅完其姻事。过了几天，挹香又带了几十两银子，自己去置办了道袍道服草帽凉鞋，寄在人家，重归家里。又到梅花馆来，恰巧五美俱在，挹香见他们不识不知，仍旧笑嘻嘻在着那里，觉心中还有些对他们不起的念头。想了一回，叹道，“既解情关，有何恋恋！”……（第六十回）

遂去，羽化于天台山，又归家，悉度其妻妾，于是“金氏门中两代白日升天”（第六十一回）。其子则早抡元；旧友亦因挹香汲引，皆仙去；而曩昔所识三十六伎；亦一一“归班”，缘此辈“多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因为偶触思凡之念，所以谪降红尘，如今尘缘已满，应该重入仙班”（第六十四回）也。

《红楼梦》方板行，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智巧，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如上述三书，虽意度有高下，文笔有妍媸，而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谓“以过来人现身说法”，欲使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第一回）。则开宗明义，已异前人，而《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

《海上花列传》今有六十四回，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或谓其人即松江韩子云〔12〕，善弈棋，嗜鸦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报馆编辑，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中，阅历既深，遂洞悉此中伎俩（《小说考证》八引《谈瀛室笔记》）；而未详其名，自署云间，则华亭人也。其书出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每七日印二回，〔13〕遍鬻于市，颇风行。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旋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返，愈益沦落，至“拉洋车”。书至此为第二十八回，忽不复印。

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沉湎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略如《儒林外史》，若断若续，缀为长篇。其訾倡女之无深情，虽责善于非所，而记载如实，绝少夸张，则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第一回）之约者矣。如述赵朴斋初至上海，与张小村同赴“花烟间”时情状云：

……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撺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啘，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嘎？只怕有两三年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覅动气，我搭耐说。”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倒乖杀哚。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阿是？”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唲。”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瞟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旧啘。”王阿二方才罢了；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问朴斋尊姓；又自头至足，细细打量。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只见一个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铫子，一手托两盒烟膏，……蹭上楼来，……

把烟盒放在烟盘里，点了烟灯，冲了茶碗，仍提铫子下楼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身旁烧起烟来，见朴斋独自坐着，便说，“榻床浪来軃軃唲。”朴斋巴不得一声，随向烟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烧好一口烟，装在枪上，授于小村，飕飗飗直吸到底。……至第三口，小村说，“覅吃哉。”王阿二调过枪来，授与朴斋。朴斋吸不惯，不到半口，斗门噎住。……王阿二将签子打通烟眼，替他把火。朴斋趁势捏他手腕，王阿二夺过手，把朴斋腿膀尽力摔了一把，摔得朴斋又痠又痛又爽快。朴斋吸完烟，却偷眼去看小村，见小村闭着眼，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光景，朴斋低声叫“小村哥”。连叫两声，小村只摇手，不答应。王阿二道，“烟迷呀，随俚去罢。”朴斋便不叫了。

……（第二回）

至光绪二十年，则第一至六十回俱出，进叙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曰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遽返。

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极爱二宝，迎之至别墅消夏，谓将娶以为妻，特须返南京略一屏当，始来迓，遂别。二宝由是谢绝他客，且贷金盛制衣饰，备作嫁资，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朴斋往南京询得消息，则云公子新订婚，方赴扬州亲迎去矣。二宝闻信昏绝，救之始苏，而负债至三四千金，非重理旧业不能偿，于是复揽客，见噩梦而书止。自跋谓将续作，然不成。后半于所谓海上名流之雅集，记叙特详，但稍失实；至描写他人之征逐，挥霍，及互相欺谩之状，乃不稍逊于前三十回。有述赖公子赏女优一节，甚得当时世态：

……文君改装登场，一个门客凑趣，先喊声“好！”

不料接接连连，你也喊好，我也喊好，一片声嚷得天崩地塌，海搅江翻。……只有赖公子捧腹大笑，极其得意。

唱过半出，就令当差的放赏。那当差的将一卷洋钱散放在巴斗内，呈赖公子过目，望台上只一撒，但闻索郎一声响，便见许多晶莹焜耀的东西，满台乱滚；台下这些帮闲门客又齐声一号。文君揣知赖公子其欲逐逐，心上一急，倒急出个计较来，当场依然用心的唱，唱罢落场，……含笑入席。不提防赖公子一手将文君拦入怀中；文君慌的推开立起，佯作怒色，却又爬在赖公子肩膀，悄悄的附耳说了几句，赖公子连连点头道，“晓得哉。”……

（第四十四回）

书中人物，亦多实有，而悉隐其真姓名，〔14〕惟不为赵朴斋讳。相传赵本作者挚友，时济以金，久而厌绝，韩遂撰此书以谤之，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而书已风行；已而赵死，乃续作贸利，且放笔至写其妹为倡云。然二宝沦落，实作者豫定之局，故当开篇赵朴斋初见洪善卿时，即叙洪问“耐有个令妹，……阿曾受茶？”答则曰，“匆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已为后文伏线也。光绪末至宣统初，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往往数回辄中止，殆得赂矣；而无所营求，仅欲摘发伎家罪恶之书亦兴起，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　　　　　　　 ※　　　　　　　　 ※

〔1〕　崔令钦　唐博陵（今河北定县）人。开元时官左金吾，天宝时迁著作佐郎，肃宗时改仓部郎中，后为万州刺史，终国子司业。所撰《教坊记》，一卷，记述唐开元天宝时期教坊的制度、轶闻和乐曲的起源、内容等。孙棨《北里志》，参看本卷第97页注〔9〕。

〔2〕　梅鼎祚（1549—1615）　字禹金，明宣城（今属安徽）人。

撰有传奇《玉合记》、杂剧《昆仑奴》等。所撰《青泥莲花记》，分七门十三卷。

〔3〕　余怀（1616—？）　字澹心，别号鬘持老人，清莆田（今属福建）人。撰有《味外轩文稿》、《研山堂集》等。所撰《板桥杂记》，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

〔4〕　记述妓家故事之作，扬州有芬利它行者《竹西花事小录》等；

吴门（苏州）有西溪山人《吴门画舵录》、个中生《吴门画航续录》等；

珠江（广州）有支机生（缪艮）《珠江名花小传》、周友良《珠江梅柳记》等；上海有松北玉魫生（王韬）《海陬冶游录》、《淞滨琐话》等。

〔5〕　《品花宝鉴》　卷首有石函氏（陈森）自序。刻于咸丰二年（1852），原刊本扉页题：“戊申年（1848）十月幻中了幻斋开雕，己酉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工竣。”又据《梦华琐簿》载：“《宝鉴》是年（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广西归京，乃足成六十卷。余壬子（咸丰二年，1852）乃见其刊本。”

〔6〕　符兆纶　字雪樵，清宜黄（今属江西）人，曾官福建知县。

撰有《梦梨云诗抄》等。下面的引文见《绘图花月姻缘》卷首。

〔7〕　谢章铤　字枚如，清长乐（今属福建）人，官至内阁中书。

撰有《赌棋山庄全集》。《赌棋山庄诗集》，十四卷。《题魏子安所著书后》五言诗三首，见卷八。题《花月痕》一首云：“有泪无地洒，都付管城子。醇酒与妇人，末路乃如此。独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

〔8〕　《赌棋山庄文集》卷五《魏子安墓志铭》：“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少不利童试，年二十八，始补弟子员，即连举丙午乡试。……既累应春官不第，乃游晋，游秦，游蜀。故乡先达，与一时能为祸福之人，莫不爱君重君，而卒不能为君大力。君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

〔9〕　关于《花月痕》撰写过程，《课余续录》卷一云：“是时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馆。……多暇日，欲读书，又苦丛杂，无聊极，乃创为小说，以自写照。其书中所称韦莹字痴珠者，即子安也。方草一两回，适太守入其室，见之，大欢喜。乃与子安约：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则张盛席，招菊部，为先生润笔寿，于是浸淫数十回，成巨帙焉。”

〔10〕　《刘栩凤传》　即《栖梧花史小传》，内容记述河南滑县歌妓刘栩凤生平。

〔11〕　《醉红轩笔话》　此书及《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均见邹弢《三借庐笔谈》，未见刻本。

〔12〕　韩子云（1856—1894）　名邦庆，别号太仙，清松江（今属上海）人。曾任申报馆编辑。

〔13〕　关于《海上花列传》刊出情况，该书自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初一日起，陆续刊印于韩邦庆所编文艺杂志《海上奇书》。

该刊开始时每逢初一、十五出刊一期，每期印《海上花列传》二回；第九期起，改为每月一期，出至十五期停刊，《海上花列传》共刊出三十回。

〔14〕　据《谭瀛室随笔》载：《海上花列传》“书中人名，大抵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兹姑举所知者，如：

齐韵叟为沈仲馥，史天然为李木斋，赖头鼋为勒元侠，方蓬壶为袁翔父，一说为王紫诠，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荪，黎篆鸿为胡雪岩，王莲生为马眉叔，小柳儿为杨猴子，高亚白为李芋仙。以外诸人，苟以类推之，当十得八九，是在读者之留意也。”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1〕，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评话》本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题“燕北闲人著”。马从善序〔2〕云出文康手，盖定稿于道光中。文康，费莫氏，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3〕次孙也，“以资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卒于家。”家本贵盛，而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惫。文康晚年块处一室，笔墨仅存，因著此书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亲历，“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并序语）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书首有雍正甲寅观鉴我斋序，谓为“格致之书”，反《西游》等之“怪力乱神”而正之；

〔4〕次乾隆甲寅东海吾了翁识，谓得于春明市上，不知作者何人，研读数四，“更于没字处求之”〔5〕，始知言皆有物，因补其阙失，弁以数言云云：皆作者假托。开篇则谓“这部评话……初名《金玉缘》；因所传的是首善京都一桩公案，又名《日下新书》。篇中立旨立言，虽然无当于文，却还一洗秽语淫词，不乖于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初非释家言也。后来东海吾了翁重订，题曰《儿女英雄传评话》。

……”（首回）多立异名，摇曳见态，亦仍为《红楼梦》家数也。

所谓“京都一桩公案”者，为有侠女曰何玉凤，本出名门，而智慧骁勇绝世，其父先为人所害，因奉母避居山林，欲伺间报仇。其怨家曰纪献唐，有大勋劳于国，势甚盛。何玉凤急切不得当，变姓名曰十三妹，往来市井间，颇拓弛玩世；

偶于旅次见孝子安骥困厄，救之，以是相识，后渐稔。已而纪献唐为朝廷所诛，何虽未手刃其仇而父仇则已报，欲出家，然卒为劝沮者所动，嫁安骥。骥又有妻曰张金凤，亦尝为玉凤所拯，乃相睦如姊妹，后各有孕，故此书初名《金玉缘》。

书中人物亦常取同时人为蓝本；或取前人，如纪献唐，蒋瑞藻（《小说考证》八）云，“吾之意，以为纪者，年也；献者，《曲礼》云，‘犬名羹献’；唐为帝尧年号：合之则年羹尧也。……其事迹与本传所记悉合。”安骥殆以自寓，或者有慨于子而反写之。十三妹未详，当纯出作者意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如叙安骥初遇何于旅舍，虑其入室，呼人抬石杜门，众不能动，而何反为之运以入，即其例也：

……那女子又说道，“弄这块石头，何至于闹的这等马仰人翻的呀？”张三手里拿着镢头，看了一眼，接口说，“怎么‘马仰人翻’呢？瞧这家伙，不这么弄，问得动他吗？打谅顽儿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块石头端相了端相，……约莫也有个二百四五十斤重，原是一个碾粮食的碌碡；上面靠边，却有个凿通了的关眼儿。……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指头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单撒手儿提了起来。向着张三李四说道，“你们两个也别闲着，把这石头上的土给我拂落净了。”两个屁滚尿流，答应了一声，连忙用手拂落了一阵，说，“得了。”那女子才回过头来，满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这石头放在那里？”安公子羞得面红过耳，眼观鼻鼻观心的答应了一声，说，“有劳，就放在屋里罢。”那女子听了，便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只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的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墙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众人伸头探脑的向屋里看了，无不咤异。……（第四回）

结末言安骥以探花及第，复由国子监祭酒简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未赴，又“改为学政，陛辞后即行赴任，办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不能尽述”。因此复有人作续书三十二回，文意并拙，且未完，云有二续，序题“不计年月无名氏”〔6〕盖光绪二十年顷北京书估之所造也。

《三侠五义》出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侠义传》，百二十回，首署“石玉昆〔7〕述”，而序则云问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编订，皆不详为何如人。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拯字希仁，以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其间尝除天章阁待制，又除龙图阁学土，权知开封府，立朝刚毅，关节不到，世人比之阎罗，有传在《宋史》（三百十六）。而民间所传，则行事率怪异，元人杂剧中已有包公“断立太后”及“审乌盆鬼”〔8〕诸异说；明人又作短书十卷曰《龙图公案》〔9〕，亦名《包公案》，记拯借私访梦兆鬼语等以断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后又演为大部，仍称《龙图公案》，则组织加密，首尾通连，即为《三侠五义》蓝本矣。〔10〕《三侠五义》开篇，即叙宋真宗未有子，而刘李二妃俱娠，约立举子者为正宫。刘乃与宫监郭槐密谋，俟李生子，即易以剥皮之狸猫，谓生怪物。太子则付宫人寇珠，命缢而弃诸水，寇珠不忍，窃授陈林，匿八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长育。刘又谗李妃去之，忠宦多死。真宗无子，既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统，即仁宗也。书由是即进叙包拯降生，惟以前案为下文伏线而已。复次，则述拯婚宦及断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比知开封，乃于民间遇李妃，发“狸猫换子”旧案，时仁宗始知李为真母，迎以归。拯又以忠诚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以及五鼠，为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率为盗侠，纵横江湖间，或则偶入京师，戏盗御物，人亦莫能制，顾皆先后倾心，投诚受职，协诛强暴，人民大安。后襄阳王赵珏谋反，匿其党之盟书于冲霄楼，五鼠从巡按颜查散探访，而白玉堂遽独往盗之，遂坠铜网阵而死；书至此亦完。其中人物之见于史者，惟包拯八王等数人；故事亦多非实有，五鼠虽明人之《龙图公案》及《西洋记》皆载及，而并云物怪，与此之为义士者不同，宗藩谋反，仁宗时实未有，此殆因明宸濠事〔11〕而影响附会之矣。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马汉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锦毛鼠是怎么个人？”……展爷便将陷空岛的众人说出，又将绰号儿说与众人听了。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来找大哥，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展爷道，“他与我素无仇隙，与我合什么气呢？”公孙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们五人号称‘五鼠’，你却号称‘御猫’，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展爷道，“贤弟所说，似乎有理。但我这‘御猫’，乃圣上所赐，非是劣兄有意称‘猫’，要欺压朋友。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从此后不称御猫，也未为不可。”众人尚未答言，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却有些不服气，拿着酒杯，立起身来道，“大哥，你老素昔胆量过人，今日何自馁如此？这‘御猫’二字，乃圣上所赐，如何改得？傥若是那个甚么白糖咧，黑糖咧，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展爷连忙摆手说，“四弟悄言。岂不闻‘窗外有耳’？”刚说至此，只听得拍的一声，从外面飞进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只听当啷啷一声，将酒杯打了个粉碎。赵爷唬了一跳，众人无不惊骇。只见展爷早已出席，将槅扇虚掩，回身复又将灯吹灭，便把外衣脱下，里面却是早已结束停当的。暗暗将宝剑拿在手中，却把槅扇假做一开，只听拍的一声，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展爷这才把槅扇一开，随着劲一伏身蹿将出去。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嗖的就是一刀，展爷将剑扁着，往上一迎，随招随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见来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语，惟听刀剑之声，叮当乱响。展爷不过招架，并不还手，见他刀刀逼紧，门路精奇，南侠暗暗喝采；又想道，“这朋友好不知进退。我让着你，不肯伤你。又何必赶尽杀绝？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宝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鹤唳长空势”，用力往上一削。只听得噌的一声，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不敢进步，只见他将身一纵，已上了墙头。展爷一跃身，也跟上去。……（第三十九回）

当俞樾寓吴下时，潘祖荫〔12〕归自北京，出示此本，初以为寻常俗书耳，及阅毕，乃叹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

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俞序语）。而颇病开篇“狸猫换太子”之不经，乃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又以书中南侠北侠双侠，其数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侠艾虎，则又成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因复改名《七侠五义》，于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序而传之，乃与初本并行，在江浙特盛。

其年五月，复有《小五义》出于北京，十月，又出《续小五义》，皆一百二十四回。序谓与《三侠五义》皆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总名《忠烈侠义传》，原无大小之说，因上部三侠五义为创始之人，故谓之大五义，中下二部五义即其后人出世，故谓之小五义。”《小五义》虽续上部，而又自白玉堂盗盟单起，略当上部之百一回；全书则以襄阳王谋反，义侠之士竞谋探其隐事为线索。是时白玉堂早被害，余亦渐衰老，而后辈继起，并有父风。卢方之子珍，韩彰之子天锦，徐庆之子良，白玉堂之侄芸生，旨意外凑聚于客舍，益以小侠艾虎，遂结为兄弟。诸人奔走道路，颇诛豪强，终集武昌，拟共破铜网阵，未陷而书毕。《续小五义》即接叙前案，铜网先破，叛王遂逃，而诸侠仍在江湖间诛锄盗贼。已而襄阳王成擒，天子论功，侠义之士皆受封赏，于是全书完。序虽云二书皆石玉昆旧本，而较之上部，则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细，因疑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其伎俩有工拙，故正续遂差异也。

且说徐庆天然的性气一冲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后，一时不顺，他就变脸，把桌子一扳，哗喇一声，碗盏皆碎。

钟雄是泥人，还有个土性情，拿住了你们，好眼相看，摆酒款待，你倒如此，难怪他怒发。指着三爷道，“你这是怎样了？”三爷说，“这是好的哪。”寨主说，“不好便当怎样？”三爷说，“打你！”话言未了，就是一拳。钟雄就用指尖往三爷肋下一点。“哎哟！”噗咚！三爷就躺于地下。焉知晓钟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讲关法”，又叫“闭血法”，俗语就叫“点穴”。三爷心里明白，不能动转。钟雄拿脚一踢，吩咐绑起来。三爷周身这才活动，又教人捆上了五花大绑。展南侠自己把二臂往后一背，说，“你们把我捆上！”众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钟雄传令，推在丹凤桥枭首。内中有人嚷道，“刀下留人！”……

（《小五义》第十七回）

且说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仲元二人暗地商议，独出己见，要去上王府盗取盟单。……（智化）爬伏在悬龛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个方匣子，……上头有一个长方的硬木匣子，两边有个如意金环。伸手揪住两个金环，往怀中一带，只听上面嗑叹一声，下来了一口月牙式铡刀。智化把眼睛一闭，也不敢往前蹿，也不敢往后缩，正在腰脊骨中当啷的一声，智化以为是腰断两截，慢慢睁开眼睛一看，却不觉着疼痛，就是不能动转。列公，这是什么缘故？皆因他是月牙式样；若要是铡草的铡刀，那可就把人铡为两段。此刀当中有一个过陇儿，也不至于甚大；又对着智爷的腰细；又对着解了百宝囊，底下没有东西垫着；又有背后背着这一口刀，连皮鞘带刀尖，正把腰脊骨护住。……总而言之：智化命不该绝。可把沈仲元吓了个胆裂魂飞。……（《续小五义》第一回）

大小五义之书既尽出，乃即见《正续小五义全传》刊行，凡十五卷六十回，前有光绪壬辰（一八九二）绣谷居士序。其本即取《小五义》及续书，合为一部，去其复重，又汰其铺叙，省略成十三卷五十二回。末二卷八回则谓襄阳王将就擒，而又逸去，至红罗山，举兵复战，乃始败亡，是二书之所无，实为蛇足。行文叙事，亦虽简明有加，而原有之游词余韵，刊落甚多，故神采则转逊矣。

包拯颜查散而外，以他人为全书枢轴者，在先亦已尝有。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有《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一名《百断奇观》，记康熙时施仕纶（当作世纶）〔13〕为泰州知州至漕运总督时行事，文意俱拙，略如明人之《包公案》，而稍加曲折，一案或亘数回；且断案之外，又有遇险，已为侠义小说先导。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则有《彭公案》二十四卷一百回，为贪梦道人作，述彭朋（当作鹏）〔14〕于康熙中为三河县知县，洊擢河南巡抚，回京出查大同要案等故事，亦不外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而字句拙劣，几不成文。

其他类似《三侠五义》之书尚甚夥，通行者有《永庆升平》九十七回，为潞河郭广瑞录哈辅源〔15〕演说，叙康熙帝变装私访，及除邪教，平逆匪诸案；寻有续一百回，亦贪梦道人作。又有《圣朝鼎盛万年青》八集，共七十六回，无撰人名，则记康熙帝以大政付刘塘陈宏谋〔16〕，自游江南，历遇奸徒骫法，英杰效忠之事。余如《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17〕等，其类尚多，大率出光绪二十年顷。后又有《刘公案》（刘墉），《李公案》（李丙寅当作秉衡）〔18〕；而《施公案》亦续至十集，《彭公案》续至十七集；

《七侠五义》则续至二十四集，千篇一律，语多不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后顿异，盖历经众手，共成恶书，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

《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儿女英雄传》亦然。郭广瑞序《永庆升平》云，“余少游四海，常听评词演《永庆升平》一书，……国初以来，有此实事流传，咸丰年间有姜振名先生，乃评谈今古之人，尝演说此书，未能有人刊刻，传流于世。余长听哈辅源先生演说，熟记在心，闲暇之时，录成四卷。……”《小五义》序亦谓与《三侠五义》皆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则石玉昆殆亦咸丰时说话人，与姜振名各专一种故事。文康习闻说书，拟其口吻，于是《儿女英雄传》遂亦特有“演说”流风。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滥恶，而此道又衰落。

清初，流寇悉平，遗民未忘旧君，遂渐念草泽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见第十五篇）。历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慑服，即士人亦无贰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亦见第十五篇），然此尚为僚佐之见也。

《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然当时于此等书，则以为“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三侠五义》及《永庆升平》序）云。

而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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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大奇书”　清李渔《三国演义序》云：“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卷首）李渔序。

〔2〕　马从善　自号古辽阆圃，文康家门客，余未详。其序写于光绪戊寅年（1878），称“《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

〔3〕　勒保（1740—1819）　费莫氏，字宜轩，清满洲镶红旗人，官陕甘总督、四川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等。曾镇压川、鄂、陕等地白莲教起义及云、贵苗民起义。

〔4〕　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云：“其书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吾不图于无意中果得于诚正、修齐、治平而外，快睹此格致一书也。”又云：“《西游记》其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

〔5〕　东海吾了翁《儿女英雄传序》云：“其事则日下旧闻，其文则忽庄忽谐，若明若昧，……研读数四，更于没字处求之，始知其所以忽庄忽谐，若明若昧者，言非无所为而发也。噫，伤已！惜原稿半残阙失次，爰不辞固陋，为之点金以铁，补缀成书，易其名曰《儿女英雄传评话》。”

〔6〕　《续儿女英雄传》共三十二回，卷首有无名氏自序，不记年月。光绪二十四年（1898）北京宏文书局印行。

〔7〕　石玉昆（约1810—约1871）　字振之，清天津人。道光咸丰年间说书艺人。

〔8〕　“断立太后”　见元杂剧《抱妆盒》，剧情叙宋真宗时李美人生子，遭刘皇后嫉害，陈琳抱妆盒救出幼主，幼主后即位为仁宗，密询陈琳，尊生母李氏为皇太后。“审乌盆鬼”，见元杂剧《盆儿鬼》剧情叙汴梁人杨国用经商遇害，尸首虽被烧成灰和土制成瓦盆，但“冤魂”不散，能作人声，后经包公审理伸冤。

〔9〕　《龙图公案》　十卷，明无名氏撰，序署“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有繁简两本，繁本故事一百则，简本故事六十六则。叙写包公审案故事。

〔10〕　这里的《龙图公案》指传钞本《龙图耳录》，一二○回，系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的记录本（删去唱词）。刊本《忠烈侠义传》（亦名《三侠五义》）即从此本出。

〔11〕　明宸濠事　明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宁王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诏，于南昌起兵叛乱，后兵败被杀。

〔12〕　俞樾　参看本卷第219页注〔28〕。俞樾将《三侠五义》改名《七侠五义》，并作序。序中所说的柳麻子，即柳敬亭（1587—1890），明末著名说书艺人。俞序关于柳敬亭说《水浒》的记述，本自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柳敬亭说书》。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奭，清吴县（今属江苏）人，官至工部尚书。撰有《郑奭诗存、文存》各一卷，编有《滂喜斋丛书》。

〔13〕　施世纶（？—1722）　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曾任泰州知州，后官户部侍郎、漕运总督，撰有《南堂集》。《施公案》叙写其有关事迹，多出附会臆造。

〔14〕　彭鹏（1637—1704）　字奋斯，号古愚，清莆田（今属福建）人，由三河知县官至广东巡抚。撰有《古愚心言》。《彭公案》叙写其有关事迹，多出附会臆造。

〔15〕　郭广瑞　字筱亭，别号燕南居士，清潞河（今北京通县）人。

哈辅源，满洲旗人。说书艺人，以专说《永庆升平》而闻名。

〔16〕　刘墉（1719—1804）　字崇如，号石庵，清诸城（今属山东）人，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清临桂（今属广西）人，官至湖广总督、东阁大学士。此处正文“康熙”应为“乾隆”。

〔17〕　《英雄大八义》　四卷，五十六回。《英雄小八义》系其续集，四卷，四十四回。叙写东京汴梁宋士公等人故事。《七剑十三侠》，又名《七子十三生》，三集，一八○回，题“姑苏桃花馆主人唐芸洲编次”。叙写明王守仁平定朱宸濠叛乱故事。《七剑十八义》，未见，同类书有《七剑八侠十六义》、《五剑十八义》等多种。

〔18〕　《刘公案》　仅见唱本《刘墉私访大清传》，四卷，叙写乾隆时刘墉奉旨查办国舅、济南巡抚国泰事。《李公案》，一名《李公案奇闻》，三十四回，题“惜红居士编纂”。叙写清李秉衡办理讼案事。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

南亭亭长为李宝嘉，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乃赴上海办《指南报》，旋辍，别办《游戏报》，为俳谐嘲骂之文，后以“铺底”售之商人，又别办《海上繁华报》，〔1〕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国变弹词》若干卷，《海天鸿雪记》六本，《李莲英》一本，〔2〕《繁华梦》《活地狱》〔3〕各若干本。又有专意斥责时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于《绣像小说》中，〔4〕尤有名。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拟为十编，编十二回，自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编，后二年又成二编，三十二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一八六七——

一九○六），书遂不完；亦无子，伶人孙菊仙〔5〕为理其丧，酬《繁华报》之揄扬也。尝被荐应经济特科，不赴，时以为高；

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谱》〔6〕行于世（见周桂笙《新庵笔记》三，李祖杰致胡适书及顾颉刚《读书杂记》等）。

《官场现形记》已成者六十回，为前半部，第三编印行时（一九○三）有自序，略谓“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材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禀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

岁或有凶灾，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及朝廷议汰除，则“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于是群官搜括，小民困穷，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爱“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

……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也”。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今录南亭亭长之作八百余言为例，并以概余子：

……却说贾大少爷，……看看已到了引见之期，头天赴部演礼，一切照例仪注，不庸细述。这天贾大少爷起了一个半夜，坐车进城，……一直等到八点钟，才有带领引见的司官老爷把他带了进去，不知走到一个甚么殿上，司官把袖一摔，他们一班几个人在台阶上一溜跪下，离着上头约摸有二丈远，晓得坐在上头的就是“当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员，当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预备召见。……贾大少爷虽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见皇上，虽然请教过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当时引见了下来，先看见华中堂。华中堂是收过他一万银子古董的，见了面问长问短，甚是关切。后来贾大少爷请教他道，“明日朝见，门生的父亲是现任臬司，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只听得“碰头”二字，连连回答道，“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贾大少爷忙分辨道，“门生说的是上头问着门生的父亲，自然要碰头；倘不问，也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道，“上头不问你，你千万不要多说话；应该碰头的地方，又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一席话说得贾大少爷格外糊涂，意思还要问，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贾大少爷只好出来，心想华中堂事情忙，不便烦他，不如去找黄大军机，……或者肯赐教一二。谁知见了面，贾大少爷把话才说完，黄大人先问“你见过中堂没有？他怎么说的？”贾大少爷照述一遍，黄大人道，“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碰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贾大少爷无法，只得又去找徐大军机。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平生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

……这日贾大少爷……去求教他，见面之后，寒暄了几句，便题到此事。徐大人道，“本来多碰头是顶好的事。

就是不碰头，也使得。你还是应得碰头的时候，你碰头；

不必碰的时候，还是不必碰的为妙。”贾大少爷又把华黄二位的话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两位说的话都不错。

你便照他二位的话，看事行事，最妥。”说了半天，仍旧说不出一毫道理，只得又退了下来。后来一直找到一位小军机，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才把仪注说清。第二天召见上去，居然没有出岔子。……（第二十六回）

我佛山人为吴沃尧，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也，居佛山镇，故自称“我佛山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常为日报撰文，皆小品；光绪二十八年新会梁启超〔7〕印行《新小说》于日本之横滨，月一册，次年（一九○三），沃尧乃始学为长篇，即以寄之，先后凡数种，曰《电术奇谈》，曰《九命奇冤》，〔8〕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名于是日盛，而末一种尤为世间所称。后客山东，游日本，皆不得意，终复居上海；三十二年，为《月月小说》〔9〕主笔，撰《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10〕；又为《指南报》作《新石头记》〔11〕。又一年，则主持广志小学校，甚尽力于学务，所作遂不多。宣统纪元，始成《近十年之怪现状》〔12〕二十回，二年九月遽卒，年四十五（一八六六——一九一○）。别有《恨海》《胡宝玉》〔13〕二种，先皆单行；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灵魂记》颂其药，〔14〕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见《新庵笔记》三，《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我佛山人笔记》汪维甫序）。短文非所长，后因名重，亦有人缀集为《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15〕《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16〕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本连载于《新小说》〔71〕中，后亦与《新小说》俱辍，光绪三十三年乃有单行本甲至丁四卷，宣统元年又出戊至辛四卷，共一百八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始自童年，末无结束，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钟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自云“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第一回）则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可知也。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其叙北京同寓人符弥轩之虐待其祖云：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清净，睡不安稳。……直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议。我忙问是甚么事。……亮臣正要开言，在兹道，“叫王三说罢，省了我们费嘴。”打杂王三便道，“是东院符老爷家的事。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就摸到后院里，……往里面偷看：原来符老爷和符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儿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做声。符太太骂得最出奇，说道，‘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的了，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人还活着的。’符老爷道，‘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得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道，‘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儿咸菜罢了。’符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道，‘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个没补缺的穷官儿，供应不起！’说到那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

骂够了一回，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脚圆桌上。符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叭儿狗顽。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甚么话，符老爷登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脚桌子一掀，匉訇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道，‘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认真就爬在地下拾来吃。符老爷忽的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那老头子摔去。幸亏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势子不少。那凳子虽然还摔在那老头子的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皮。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第七十四回）

吴沃尧之所撰著，惟《恨海》《劫余灰》，及演述译本之《电术奇谈》等三种，自云是写情小说，其他悉此类，而谴责之度稍不同。至于本旨，则缘借笔墨为生，故如周桂笙（《新庵笔记》三）言，亦“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态”，但其大要，则在“主张恢复旧道德”（见《新庵译屑》评语） 云。

又有《老残游记》二十章，题“洪都百炼生”著，实刘鹗〔18〕之作也，有光绪丙午（一九○六）之秋于海上所作序；或云本未完，末数回乃其子续作之。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能读书，而放旷不守绳墨，后忽自悔，闭户岁余，乃行医于上海，旋又弃而学贾，尽丧其资。光绪十四年河决郑州，鹗以同知投效于吴大澂〔19〕，治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书请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交谪，称为“汉奸”。庚子之乱，鹗以贱值购太仓储粟于欧人，或云实以振饥困者，全活甚众；后数年，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流新疆死（约一八五○——一九一○，详见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其记刚弼误认魏氏父女为谋毙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仆行贿求免，而刚弼即以此证实之，则摘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憙，以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20〕，其显然者也。……

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也。

……那衙役们早将魏家父女带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样子。两人跪到堂上，刚弼便从怀里摸出那个一千两银票并那五千五百两凭据，……叫差役送与他父女们看，他父女回说“不懂，这是甚么缘故？”……刚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来告诉你，你就知道了。昨儿有个胡举人来拜我，先送一千两银子，道，你们这案，叫我设法儿开脱；又说，如果开脱，银子再要多些也肯。……

我再详细告诉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甚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这是第一据。……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诉他，‘照五百两一条命计算，也应该六千五百两。’你那管事的就应该说，‘人命实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员代为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两的数目却不敢答应。’怎么他毫无疑义，就照五百两一条命算帐呢？这是第二据。我劝你们，早迟总得招认，免得饶上许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两个连连叩头说，“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冤枉。”刚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这样开导，你们还是不招？再替我夹拶起来！”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应了一声“嗄！”……正要动刑。刚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来，我对你说。……你们伎俩，我全知道。你们看那案子是不要紧的呢，你们得了钱，用刑就轻；让犯人不甚吃苦。你们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过来的了，你们得了钱，就猛一紧，把犯人当堂治死，成全他个整尸首，本官又有个严刑毙命的处分。我是全晓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贾魏氏，只不许拶得他发昏，但看神色不好就松刑，等他回过气来再拶。预备十天工夫，无论你甚么好汉，也不怕你不招！”……（第十六章）

《孽海花》以光绪三十三年载于《小说林》〔21〕，称“历史小说”，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相传实常熟举人曾朴〔22〕字孟朴者所为。第一回犹楔子，有六十回全目，自金汮抡元起，即用为线索，杂叙清季三十年间遗闻逸事；后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场，而忽中止，旋合辑为书十卷，仅二十回。金汮谓吴县洪钧，尝典试江西，丁忧归，过上海，纳名妓傅彩云为妾，后使英，携以俱去，称夫人，颇多话柄。比洪殁于北京，傅复赴上海为妓，称曹梦兰，又至天津，称赛金花，庚子之乱，为联军统帅所暱，势甚张。书于洪傅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诚如所传，则改称李纯客者实其师李慈铭〔23〕字莼客（见曾之撰《越缦堂骈体文集序》），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作风固如此矣。即引为例：

……却说小燕便服轻车，叫车夫径到城南保安寺街而来。那时秋高气爽，尘软蹄轻，不一会，已到了门口。

把车停在门前两棵大榆树阴下。家人方要通报，小燕摇手说“不必”，自己轻跳下车。正跨进门，瞥见门上新贴一副淡红朱砂笺的门对，写得英秀瘦削，历落倾斜的两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

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

小燕一笑。进门一个影壁；绕影壁而东，朝北三间倒厅；沿倒厅廊下一直进去，一个秋叶式的洞门；洞门里面，方方一个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绿叶森森，满院种着木芙蓉，红艳娇酣，正是开花时候。三间静室，垂着湘帘，悄无人声。那当儿恰好一阵微风，小燕觉得在帘缝里透出一股药烟，清香沁鼻。掀帘进去，却见一个椎结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东壁边煮药哩。见小燕进来，正要起立。只听房里高吟道，“淡墨罗巾灯畔字，小风铃佩梦中人。”小燕一脚跨进去，笑道，“‘梦中人’是谁呢？”一面说，一面看，只见纯客穿着件半旧熟罗半截衫，踏着草鞋，本来好好儿，一手捋着短须，坐在一张旧竹榻上看书。看见小燕进来，连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书上发喘，颤声道，“呀，怎么小翁来，老夫病体竟不能起迓，怎好怎好？”小燕道，“纯老清恙，几时起的？怎么兄弟连影儿也不知？”纯客道，“就是诸公定议替老夫做寿那天起的。可见老夫福薄，不克当诸公盛意。云卧园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风寒小疾，服药后当可小痊。还望先生速驾，以慰诸君渴望。”

小燕说话时，却把眼偷瞧，只见榻上枕边拖出一幅长笺，满纸都是些抬头。那抬头却奇怪，不是“阁下”“台端”，也非“长者”“左右”，一迭连三，全是“妄人”两字。小燕觉得诧异，想要留心看他一两行，忽听秋叶门外有两个人，一路谈话，一路蹑手蹑脚的进来。那时纯客正要开口，只听竹帘子拍的一声。正是：十丈红尘埋侠骨，一帘秋色养诗魂。不知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孽海花》亦有他人续书（《碧血幕》《续孽海花》〔24〕，皆不称。

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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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南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刊，不久停刊。《游戏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宣统二年（1910）停刊。《海上繁华报》，未详，不知是否即李伯元所办《世界繁华报》。该报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刊，宣统二年停刊。

〔2〕　《庚子国变弹词》　四十回，长篇弹词，暴露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行，但对义和团持敌视态度。《海天鸿雪记》，二十回，题“二春居士编”，每回后有南亭亭长评。叙写上海妓女生活，对当时社会黑暗有所暴露。《李莲英》，未见，周桂笙《新庵笔记》曾提及。

〔3〕　《繁华梦》　全称《海上繁华梦》，三集，一百回，题“古沪警梦痴仙戏墨”，实即孙家振撰。《活地狱》，四十三回。李宝嘉生前撰至三十九回，余为吴沃尧、欧阳巨源续成。此书由十五个长短不等的故事组成。

〔4〕　《文明小史》　六十回，叙写清廷官吏的昏庸腐败，提倡改良。《绣像小说》，李宝嘉主编。小说期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刊于上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停刊。

〔5〕　孙菊仙（1841—1931）　名濂，天津人。京剧艺人。

〔6〕　《芋香印谱》　常州市博物馆藏有《芋香室印存》，卷首之独孤粲《李伯元传略》中称李“有芋香印谱行世”。据此，《芋香印谱》或即《芋香室印存》。

〔7〕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戊戌年（1898）与康有为、谭嗣同等发起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他曾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著述甚多，主要有《饮冰室文集》等。

〔8〕　《电术奇谈》　一名《催眠术》，二十四回，日本菊池幽芳著，方庆周译，吴趼人演述。内容叙写印度一部族酋长的女儿与一英国青年相爱的故事。《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叙写两家地主因迷信风水酿成九条命案的故事。

〔9〕《月月小说》吴研人、周桂笙等主编。一九○六年九月创刊于上海，一九○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二十四期。所刊除小说外，尚有戏剧、论文、杂著等。

〔10〕　《劫余灰》　十六回，叙写一对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发财秘诀》，又名《黄奴外史》，十回，叙写一穷汉在香港靠投机发家的故事。《上海游骖录》，十回，叙写一个地主的儿子投靠革命党的故事，其中对革命党人多所攻击。

〔11〕　《新石头记》　四十回，以庚子事变前后的北京为背景，借贾宝玉之名，幻设事迹，与原《红楼梦》故事无关。

〔12〕　《近十年之怪现状》　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二十回，叙写当时社会黑暗情况，可视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集。

〔13〕　《恨海》　十回，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叙写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胡宝玉》，又名《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历史》，全书分八章，叙写名妓胡宝玉等人的故事。

〔14〕　《还我灵魂记》　原题《还我魂灵记》，是吴沃尧一九一○年为药房写的一篇广告文字。其中的商人指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楚九，所颂的药为艾罗补脑汁。（据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汉口中西报》）

〔15〕　《趼廛笔记》　共七十二则，内容有记叙传闻，亦有读书札记。《趼人十三种》，即《光绪万年》、《无理取闹西游记》、《立宪万岁》、《黑籍冤魂》、《义盗记》、《庆祝立宪》、《大改革》、《平步青云》、《快升官》、《查功课》、《人镜学社鬼哭传》、《趼廛賸墨》及《趼廛诗删賸》。先后均发表于《月月小说》。吴趼人死后，由他人汇集成册印行。

〔16〕　《我佛山人笔记四种》　即《我佛山人笔记》，汪维甫辑。

收《趼廛随笔》、《趼廛续笔》、《中国侦探三十四案》及《上海三十年艳迹》四种。前二种与《趼廛笔记》内容基本相同。《我佛山人滑稽谈》，收笑话之类一百七十余则。《我佛山人札记小说》，四卷，五十三篇，所记多属奇闻轶事。

〔17〕　《新小说》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于横滨，共刊行两卷，以小说为主，旁及诗歌、戏曲、笔记等。

〔18〕　刘鹗（1857—1909）　曾官候补知府，后弃官经商。除《老残游记》外，编有甲骨文《铁云藏龟》等。

〔19〕　吴大澂（1835—1902）　字清卿　号愙斋，清吴县（今属江苏）人，官湖南巡抚。撰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等。

〔20〕　徐桐（1819—1900）　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礼部、吏部尚书。顽固守旧，反对维新变法。李秉衡（1830—1900），字鑑堂，海城（今属辽宁）人，官山东巡抚、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战败自尽。

〔21〕　《小说林》　黄摩西主编。一九○七年一月于上海创刊，一九○八年九月停刊，共出十二期，多载翻译小说。

〔22〕　曾朴（1872—1935）　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辛亥革命后任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曾创办小说林书店。

所撰小说除《孽海花》外，尚有《鲁男子》等。《孽海花》前六回为爱自由者（金松岑）所作，经曾朴修改。

〔23〕　李慈铭（1830—1894）　字炁伯，号莼客，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撰有《越缦堂日记》、《白华绛跗阁诗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等。

〔24〕　关于《孽海花》续书。《碧血幕》，包天笑撰。有光绪丁未年（1907）《小说林》本，未写完。《续孽海花》，陆士谔撰。原题《孽海花续编》，书内题作《孽海花三编》。后又续写四、五、六编，题名《新孽海花》。曾朴初撰《孽海花》时曾拟六十回回目，然初稿仅成二十回。此续书系据曾朴拟定之回目，自二十一回始，至六十回止。

〔25〕　“黑幕小说”　一九一六年十月《时事新报》辟“上海黑幕”专栏后逐渐风行的一种小说，代表作品有《绘图中国黑幕大观》等。　

后记

右《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讫。已而于朱彝尊〔1〕《明诗综》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陈忱字遐心，胡适为《后水浒传序》〔2〕考得其事尤众；于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3〕第一编知《说唐传》旧本题庐陵罗本撰，《粉妆楼》相传亦罗贯中作，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则久置案头，时有更定，然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惟更历岁月，或能小小妥帖耳。而时会交迫，当复印行，乃任其不备，辄付排印。顾畴昔所怀将以助听者之聆察、释写生之烦劳之志愿，则于是乎毕矣。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校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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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彝尊（1629—1709）　字锡鬯，号竹垞，清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所撰《明诗综》，一百卷，卷八十辑录陈忱诗一首，称“忱字遐心，乌程人”。

〔2〕　《后水浒传序》　即《水浒续集两种序》，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3〕　谢无量（1884—1964），名蒙，四川梓潼人，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撰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后改名《罗贯中与马致远》。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

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本篇系鲁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一九二五年三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例如虽至今日，而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今天所讲，就想不理会这些糟粕——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一共分为六讲。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考小说之名，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

因为如孔子，杨子〔1〕，墨子〔2〕各家的学员，从庄子看来，都可以谓之小说；反之，别家对庄子，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至于《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

小说是如何起源的呢？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

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现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书的。我们要寻求，只可从古书上得到一点，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不过这书也是无系统的，其中最要的，和后来有关系的记述，有西王母的故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如此之类还不少。这个古典，一直流行到唐朝，才被骊山老母夺了位置去。此外还有一种《穆天子传》，讲的是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故事，是汲郡古冢中杂书之一篇。——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我们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为最要的有两种：

一、太劳苦　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要不过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

二、易于忘却　因为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殽杂，则原始的信仰存于传说者，日出不穷，于是旧者僵死，后人无从而知。如神荼，郁垒，为古之大神，传说上是手执一种苇索，以缚虎，且御凶魅的，所以古代将他们当作门神。但到后来又将门神改为秦琼，尉迟敬德，并引说种种事实，以为佐证，于是后人单知道秦琼和尉迟敬德为门神，而不复知神荼，郁垒，更不消说造作他们的故事了。此外这样的还很不少。

中国的神话既没有什么长篇的，现在我们就再来看《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许多小说目录，现在一样都没有了，但只有些遗文，还可以看见。如《大戴礼》《保傅篇》中所引《青史子》说：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青史子》这种话，就是古代的小说；但就我们看去，同《礼记》所说是一样的，不知何以当作小说？或者因其中还有许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至于现在所有的所谓汉代小说，却有称东方朔所做的两种：一、《神异经》，二、《十洲记》。班固做的，也有两种：一、《汉武故事》；二、《汉武帝内传》。此外还有郭宪做的《洞冥记》，刘歆做的《西京杂记》。《神异经》的文章，是仿《山海经》的，其中所说的多怪诞之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西南荒山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西南荒经》）

《十洲记》是记汉武帝闻十洲于西王母之事，也仿《山海经》的，不过比较《神异经》稍微庄重些。《汉武故事》和《汉武帝内传》，都是记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洞冥记》是说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的事情。《西京杂记》则杂记人间琐事。

然而《神异经》，《十洲记》，为《汉书》《艺文志》上所不载，可知不是东方朔做的，乃是后人假造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则与班固别的文章，笔调不类，且中间夹杂佛家语，——彼时佛教尚不盛行，且汉人从来不喜说佛语——可知也是假的。至于《洞冥记》，《西京杂记》又已经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所以上举的六种小说，全是假的。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3〕是真的。晋的葛洪又作《神仙传》〔4〕，唐宋更多，于后来的思想及小说，很有影响。但刘向的《列仙传》，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乃是当作真实事情做的，不，到现在还多拿它做儿童读物的材料。现在常有一问题发生：即此种神话，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读物？我们顺便也说一说。在反对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只能养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而赞成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正合儿堂的天性，很感趣味，没有什么害处的。在我以为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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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子　即杨朱，战国初期魏国人。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思想。其言论事迹，散见《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列子》中虽有《杨朱》篇，但系后人伪托。

〔2〕　墨子（约前468—前376）　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者。他主张“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现存《墨子》五十三篇。

〔3〕　《列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题刘向撰。叙写赤松子等七十一个仙人的故事。

〔4〕　《神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题葛洪撰。叙写许由、巢父等八十四人名列仙班的故事。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上次讲过：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上说：

“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

这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

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1〕，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2〕，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我在上面说过：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像当时乡间学者想要成名，他们必须去找名士，这在晋朝，就得去拜访王导，谢安一流人物，正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但要和这流名士谈话，必须要能够合他们的脾胃，而要合他们的脾胃，则非看《世说》，《语林》这一类的书不可。例如：当时阮宣子见太尉王夷甫，夷甫问老庄之异同，宣子答说：“将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给他官做，即世所谓“三语掾”。但“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要学这一种飘渺之谈，就非看《世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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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融（153—208）　字文举，东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后因反对曹操，为曹操所杀。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平原般（今山尔临邑）人。因反对曹操被送至刘表处，刘表又将他送至黄祖处，终为黄祖所杀。

〔2〕　《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辑。笑话集，四卷，分古艳、腐流、形体、闺风等十二类。

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

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

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但那时作古文底人，见了很不满意，叫它做“传奇体”。“传奇”二字，当时实是訾贬的意思，并非现代人意中的所谓“传奇”。可是这种传奇小说，现在多没有了，只有宋初底《太平广记》——这书可算是小说的大类书，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说而成的——我们于其中还可以看见唐时传奇小说底大概：唐之初年，有王度做的《古镜记》，是自述得一神镜底异事，文章虽很长，但仅缀许多异事而成，还不脱六朝志怪底流风。此外又有无名氏做的《白猿传》，说的是梁将欧阳纥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为白猿掠去，后来得救回去，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他的儿子欧阳询，在唐初很有名望，而貌像猕猴，忌者因作此传；后来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可见那时也就流行了。

到了武则天时，有张鷟做的《游仙窟》，是自叙他从长安走河湟去，在路上天晚，投宿一家，这家有两个女人，叫十娘，五嫂，和他饮酒作乐等情。事实不很繁复，而是用骈体文做的。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算一种特别的作品。到后来清之陈球所做的《燕山外史》，是骈体的，而作者自以为用骈体做小说是由他别开生面的，殊不知实已开端于张鷟了。但《游仙窟》中国久已佚失；惟在日本，现尚留存，因为张鷟在当时很有文名，外国人到中国来，每以重金买他的文章，这或者还是那时带去的一种。其实他的文章很是佻巧，也不见得好，不过笔调活泼些罢了。

唐至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和以前大不同了。从前看不起小说的，此时也来做小说了，这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钞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若得称赞，则“声价十倍”，后来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当时看得很重要。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大历中，先有沈既济做的《枕中记》——这书在社会上很普通，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

内容大略说：有个卢生，行邯郸道中，自叹失意，乃遇吕翁，给他一个枕头，生睡去，就梦娶清河崔氏；——清河崔属大姓；所以得娶清河崔氏，也是极荣耀的。——并由举进士，一直升官到尚书兼御史大夫。后为时宰所忌，害他贬到端州。过数年，又追他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后来衰老有病，呻吟床次，至气断而死。梦中死去，他便醒来，却尚不到煮熟一锅饭的时候。——这是劝人不要躁进，把功名富贵，看淡些的意思。到后来明人汤显祖做的《邯郸记》，清人蒲松龄所做《聊斋》中的《续黄粱》，都是本这《枕中记》的。

此外还有一个名人叫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古事，不胜伤情，于是白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做了《长恨歌传》。此传影响到后来，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长生殿》传奇，是根据它的。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做了一篇《李娃传》，说的是：荥阳巨族之子，到长安来，溺于声色，贫病困顿，竟流落为挽郎。——挽郎是人家出殡时，挽棺材者，并须唱挽歌。——后为李娃所救，并勉他读书，遂得擢第，官至参军。行简的文章本好，叙李娃的情节，又很是缠绵可观。此篇对于后来的小说〔1〕，也很有影响，如元人的《曲江池》，明人薛近兖的《绣襦记》，都是以它为本的。

再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苏鹗的《杜阳杂编》，裴铏的《传奇》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

唐之传奇作者，除上述以外，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又有二人：其一著作不多，而影响很大，又很著名者，便是元微之；其一著作多，影响也很大，而后来不甚著名者，便是李公佐。现在我把他两人分开来说一说：

一、元微之的著作　元微之名稹，是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他做的小说，只有一篇《莺莺传》，是讲张生与莺莺之事，这大概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可不必细说。微之的诗文，本是非常有名的，但这篇传奇，却并不怎样杰出，况且其篇末叙张生之弃绝莺莺，又说什么“……德不足以胜妖，是用忍情”。文过饰非，差不多是一篇辩解文字。可是后来许多曲子，却都由此而出，如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现在的《西厢》，是扮演；而此则弹唱——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续西厢记》，明人李日华的《南西厢记》，陆采的《南西厢记》，……等等，非常之多，全导源于这一篇《莺莺传》。但和《莺莺传》原本所叙的事情，又略有不同，就是：

叙张生和莺莺到后来终于团圆了。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二、李公佐的著作　李公佐向来很少人知道，他做的小说很多，现在只存有四种：（一）《南柯太守传》：此传最有名，是叙东平淳于棼的宅南，有一棵大槐树，有一天棼因醉卧东庑下，梦见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来请他到了大槐安国，招了驸马，出为南柯太守；因有政绩，又累升大官。后领兵与檀萝国战争，被打败，而公主又死了，于是仍送他回来。及醒来则刹那之梦，如度一世；而去看大槐树，则有一蚂蚁洞，蚂蚁正出入乱走着，所谓大槐安国，南柯郡，就在此地。这篇立意，和《枕中记》差不多，但其结穴，余韵悠然，非《枕中记》所能及。后来明人汤显祖作《南柯记》，也就是从这传演出来的。（二）《谢小娥传》：此篇叙谢小娥的父亲，和她的丈夫，皆往来江湖间，做买卖，为盗所杀。小娥梦父告以仇人为“车中猴东门草”；又梦夫告以仇人为“禾中走一日夫”；人多不能解，后来李公佐乃为之解说：“车中猴，东门草”是“申兰”二字；“禾中走，一日夫”是“申春”二字。

后果然因之得盗。这虽是解谜获贼，无大理致，但其思想影响于后来之小说者甚大：如李复言演其文入《续玄怪录》，题曰《妙寂尼》，明人则本之作平话。他若《包公案》中所叙，亦多有类此者。（三）《李汤》：此篇叙的是楚州刺史李汤，闻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以人，牛之力拉出，则风涛大作；并有一像猿猴之怪兽，雪牙金爪，闯上岸来，观者奔走，怪兽仍拉铁锁入水，不再出来。李公佐为之解说：怪兽是淮涡水神无支祁。“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

大禹使庚辰制之，颈锁大索，徙到淮阴的龟山下，使淮水得以安流。这篇影响也很大，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2〕可是由我看去：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四）《庐江冯媪》：此篇叙事很简单，文章也不大好，我们现在可以不讲它。

唐人小说中的事情，后来都移到曲子里。如“红线”，“红拂”，“虬髯”〔3〕……等，皆出于唐之传奇，因此间接传遍了社会，现在的人还知道。至于传奇本身，则到唐亡就随之而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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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小说”应为“戏曲”。

〔2〕　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又说：“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见《胡适文存》二集）。钢和泰，沙俄时代贵族，十月革命后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教古印度宗教学和梵文。

〔3〕　“红线，明梁辰鱼曾作杂剧《红线女》。“红拂”、明张凤翼曾作传奇《红拂记》。“虬髯”，明凌濛初曾作杂剧《虬髯翁》。

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上次讲过：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宋人虽然还作传奇，而我说传奇是绝了，也就是这意思。然宋之士大夫，对于小说之功劳，乃在编《太平广记》一书。此书是搜集自汉至宋初的琐语小说，共五百卷，亦可谓集小说之大成。不过这也并非他们自动的，乃是政府召集他们做的。因为在宋初，天下统一，国内太平，因招海内名士，厚其廪饩，使他们修书，当时成就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但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至于创作一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

宋建都于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说话”分四科：一、讲史；二、说经诨经；三、小说；四、合生。“讲史”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之起源。“说经诨经”，是以俗话演说佛经的。“小说”是简短的说话。“合生”，是先念含混的两句诗，随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讽刺时人的。这四科后来于小说有关系的，只是“讲史”和“小说”。那时操这种职业的人，叫做“说话人”；而且他们也有组织的团体，叫做“雄辩社”。他们也编有一种书，以作说话时之凭依，发挥，这书名叫“话本”。南宋初年，这种话本还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则杂剧消歇，话本也不通行了。至明朝，虽也还有说话人，——如柳敬亭就是当时很有名的说话人——但已不是宋人底面目；而且他们已不属于杂剧，也没有什么组织了。到现在，我们几乎已经不能知道宋时的话本究竟怎样。——幸而现在翻刻了几种书，可以当作标本看。

一种是《五代史平话》，是可以作讲史看的。讲史的体例，大概是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到了要讲的朝代。《五代史平话》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结，总是一段一段的有诗为证。但其病在于虚事铺排多，而于史事发挥少。至于诗，我以为大约是受了唐人底影响：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而且一直到现在许多人所做的小说中也还没有改。再若后来历史小说中每回的结尾上，总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我以为大概也起于说话人，因为说话必希望人们下次再来听，所以必得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了事拉住他们。至于现在的章回小说还来模仿它，那可只是一个遗迹罢了，正如我们腹中的盲肠一样，毫无用处。一种是《京本通俗小说》，已经不全了，还存十多篇。在“说话”中之所谓小说，并不像现在所谓的广义的小说，乃是讲的很短，而且多用时事的。起首先说一个冒头，或用诗词，或仍用故事，名叫“得胜头回”——“头回”是前回之意；“得胜”是吉利语。——以后才入本文，但也并不冗长，长短和冒头差不多，在短时间内就完结。可见宋代说话中的所谓小说，即是“短篇小说”的意思，《京本通俗小说》虽不全，却足够可以看见那类小说底大概了。

除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一种《大宋宣和遗事》，首尾皆有诗，中间杂些俚句，近于“讲史”而非口谈；好似“小说”而不简洁；惟其中已叙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浒》之先声，是大可注意的事。还有现在新发现的一部书，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此书中国早没有了，是从日本拿回来的——这所谓“诗话”，又不是现在人所说的诗话，乃是有诗，有话；换句话说：也是注重“有诗为证”的一类小说的别名。

这《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虽然是《西游记》的先声，但又颇不同：例如“盗人参果”一事，在《西游记》上是孙悟空要盗，而唐僧不许；在《取经诗话》里是仙桃，孙悟空不盗，而唐僧使命去盗。——这与其说时代，倒不如说是作者思想之不同处。因为《西游记》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经诗话》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论人极严，以为唐僧岂应盗人参果，所以必须将这事推到猴子身上去；而市人评论人则较为宽恕，以为唐僧盗几个区区仙桃有何要紧，便不再经心作意地替他隐瞒，竟放笔写上去了。

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如一、后之小说如《今古奇观》等片段的叙述，即仿宋之“小说”。二、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就是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钱唐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做的小说很多，可惜现在只剩了四种。而此四种又多经后人乱改，已非本来面目了。——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至于贯中生平之事迹，我们现在也无从而知；有的说他因为做了水浒，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那可也是一种谣言。贯中的四种小说，就是：一、《三国演义》；二、《水浒传》；三、《隋唐志传》；四、《北宋三遂平妖传》。《北宋三遂平妖传》，是记贝州王则借妖术作乱的事情，平他的有三个人，其名字皆有一“遂”字，所以称“三遂平妖”。《隋唐志传》，是叙自隋禅位，以至唐明皇的事情。——这两种书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在社会上也不盛行；最盛行，而且最有势力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一、《三国演义》　讲三国底事情的，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有“说三分”，就讲的是三国故事。

苏东坡也说：“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在罗贯中以前，就有《三国演义》这一类的书了。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至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是否出于创作，还是继承，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但明嘉靖时本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编次”之说，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的。但是现在的《三国演义》却已多经后人改易，不是本来面目了。若论其书之优劣，则论者以为其缺点有三：（一）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1〕，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

二、《水浒传》　《水浒传》是叙宋江等的事情，也不自罗贯中起始；因为宋江是实有其人的，为盗亦是事实，关于他的事情，从南宋以来就成社会上的传说。宋元间有高如，李嵩等，即以水浒故事作小说；宋遗民龚圣与又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又《宣和遗事》上也有讲“宋江擒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等说话，可见这种故事，早已传播人口，或早有种种简略的书本，也未可知。到后来，罗贯中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但原本之《水浒传》，现在已不可得，所通行的《水浒传》有两类：

一类是七十回的；一类是多于七十回的。多于七十回的一类是先叙洪太尉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梁山泊，打家劫舍，后来受招安，用以破辽，平田虎，王庆，擒方腊，立了大功。最后朝廷疑忌，宋江服毒而死，终成神明。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水浒传》有许多人以为是施耐庵做的。因为多于七十回的《水浒传》就有繁的和简的两类，其中一类繁本的作者，题着施耐庵。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后人看见繁本题耐庵作，以为简本倒是节本，便将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贯中以前去了。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见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

但到明亡之后，外族势力全盛了，几个遗民抱亡国之痛，便把流寇之痛苦忘却，又与强盗表起同情来。如明遗民陈忱，就托名雁宕山樵作了一部《后水浒传》。他说：宋江死了以后，余下的同志，尚为宋御金，后无功，李俊率众浮海到暹罗做了国王。——这就是因为国家为外族所据，转而与强盗又表同情的意思。可是到后来事过情迁，连种族之感都又忘掉了，于是道光年间就有俞万春作《结水浒传》，说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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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凤坡吊庞士元”　诗见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卷十。

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上次已将宋之小说，讲了个大概。元呢，它的词曲很发达，而小说方面，却没有什么可说。现在我们就讲到明朝的小说去。明之中叶，即嘉靖前后，小说出现的很多，其中有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现在再将它分开来讲：

一、讲神魔之争的　此思潮之起来，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的。宋宣和时，即非常崇奉道流；元则佛道并奉，方士的势力也不小；至明，本来是衰下去的了，但到成化时，又抬起头来，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凡有新派进来，虽然彼此目为外道，生些纷争，但一到认为同源，即无歧视之意，须俟后来另有别派，它们三家才又自称正道，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

此种主潮，可作代表者，有三部小说：（一）《西游记》；（二）《封神传》；（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一）《西游记》　《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人更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此见于明时所修的《淮安府志》；但到清代修志却又把这记载删去了。《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是一百回，先叙孙悟空成道，次叙唐僧取经的由来，后经八十一难，终于回到东土。

这部小说，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在前边已经提及过——已说过猴行者，深河神〔1〕，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

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湅j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后来有《后西游记》及《续西游记》等，都脱不了前书窠臼。至董说的《西游补》，则成了讽刺小说，与这类没有大关系了。

（二）《封神传》　《封神传》在社会上也很盛行，至为何人所作，我们无从而知。有人说：作者是一穷人，他把这书做成卖了，给他女儿作嫁资，但这不过是没有凭据的传说。

它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所叙的是受辛进香女娲宫，题诗黩神，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上边多说战争，神佛杂出，助周者为阐教；助殷者为截教。我以为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三教为神，以别教为魔罢了。

（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间的书，现在少见；这书所叙的是永乐中太监郑和服外夷三十九国，使之朝贡的事情。书中说郑和到西洋去，是碧峰长老助他的，用法术降服外夷，收了全功。在这书中，虽然所说的是国与国之战，但中国近于神，而外夷却居于魔的地位，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说之流。不过此书之作，则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因为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东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做了这一部书。但不思将帅，而思太监，不恃兵力，而恃法术者，乃是一则为传统思想所囿；一则明朝的太监的确常做监军，权力非常之大。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

二、讲世情的　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了，其原因，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书中所叙，是借《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后复爱潘金莲，酖其夫武大，纳她为妾；又通金莲婢春梅；复私了李瓶儿，也纳为妾了。后来李瓶儿，西门庆皆先死，潘金莲又为武松所杀，春梅也因淫纵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时，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到济南去，路上遇着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终于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尽仇的，像这部《金瓶梅》中所说的西门庆，是一个绅士，大约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究属何人，现在无可考了。至于作者是谁，我们现在也还未知道。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说》冠其首。

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

此外叙放纵之事，更甚于《金瓶梅》者，为《玉娇李》。但此书到清朝已经佚失，偶有见者，也不是原本了。还有一种山东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续金瓶梅》，和前书颇不同，乃是对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之说，就是武大后世变成淫夫，潘金莲也变为河间妇，终受极刑；西门庆则变成一个騃憨男子，只坐视着妻妾外遇。〔2〕——以见轮回是不爽的。从此以后世情小说，就明明白白的，一变而为说报应之书——成为劝善的书了。这样的讲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说，如果推演开去，三世四世，可以永远做不完工，实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但这在古代的印度却是曾经有过的，如《鸯堀摩罗经》〔3〕就是一例。

如上所讲，世情小说在一方面既有这样的大讲因果的变迁，在他方面也起了别一种反动。那是讲所谓“温柔敦厚”的，可以用《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来做代表。不过这类的书名字，仍多袭用《金瓶梅》式，往往摘取书中人物的姓名来做书名；但内容却不是淫夫荡妇，而变了才子佳人了。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而在外国却很有名。一则因为《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本；《好逑传》有德，法文译本，所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都知道，给中国做文学史就大概提起它；二则因为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国度里，一个以上的佳人共爱一个才子便要发生极大的纠纷，而在这些小说里却毫无问题，一下子便都结了婚了，从他们看起来，实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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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河神　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作“深沙神”。

〔2〕　这是《玉娇李》的情节，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

〔3〕　《鸯堀摩罗经》　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属大乘部，叙述佛济度鸯堀摩罗的故事。

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清代底小说之种类及其变化，比明朝比较的多，但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只可分作四派来说一个大概。这四派便是：

一、拟古派；二、讽刺派；三、人情派；四、侠义派。

一、拟古派　所谓拟古者，是指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说单本，到明时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见模仿的，世间就觉得新异。元末明初，先有钱唐瞿佑仿了唐人传奇，作《剪灯新话》，文章虽没有力，而用些艳语来描画闺情，所以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这风气才渐渐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间，唐人底传奇小说盛行起来了，从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欢做几篇传奇体的文章；其专做小说，合为一集的，则《聊斋志异》最有名。《聊斋志异》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做的。有人说他作书以前，天天在门口设备茗烟，请过路底人讲说故事，作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拟古。书中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但其优点在：

（一）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二）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很可怕。不过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斋志异》出来之后，风行约一百年，这其间模仿和赞颂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隶献县人纪昀出来和他反对了，纪昀说《聊斋志异》之缺点有二：（一）体例太杂。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作品中，不当有两代的文章的体例，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有长的文章是仿唐人传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却象六朝的志怪。（二）描写太详。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许多事，本人未必肯说，作者何从知之？纪昀为避此两缺点起见，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

拟古派的作品，自从以上二书出来以后，大家都学它们；一直到了现在，即如上海就还有一群所谓文人在那里模仿它。可是并没有什么好成绩，学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

二、讽刺派　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嗣后又有广东南海人吴沃尧归罪于社会上旧道德的消灭，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

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三、人情派　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红楼梦》其初名《石头记》，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现于北京。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据伟元说：乃是从旧家及鼓担上收集而成全部的。至其原本，则现在已少见，惟现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红楼梦》所叙为石头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贾府的事情。其主要者为荣国府的贾政生子宝玉，聪明过人，而绝爱异性；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主从之外，亲戚也多，如黛玉，宝钗等，皆来寄寓，史湘云亦常来。而宝玉与黛玉爱最深；后来政为宝玉娶妇，却迎了宝钗，黛玉知道以后，吐血死了。宝玉亦郁郁不乐，悲叹成病。其后宁国府的贾赦革职查抄，累及荣府，于是家庭衰落，宝玉竟发了疯，后又忽而改行，中了举人。但不多时，忽又不知所往了。后贾政因葬母路过毗陵，见一人光头赤脚，向他下拜，细看就是宝玉；正欲问话，忽来一僧一道，拉之而去。追之无有，但见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佹，一字芹圃，是汉军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即以织造局为行宫。其父，亦为江宁织造。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在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岁时，随父到了北京。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有时还不得饱食。可是他还纵酒赋诗，而《红楼梦》的创作，也就在这时候。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夭殇，悲恸过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余——《红楼梦》也未得做完，只有八十回。后来程伟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但实则其友高鹗所续成，并不是原本。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

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像。（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纪；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四）是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似于宝玉；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尾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红楼梦》而后，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

直到道光年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品花宝鉴》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

其中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像《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1〕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

四、侠义派　侠义派底小说，可以用《三侠五义》做代表。这书的起源，本是茶馆中的说书，后来能文的人，把它写出来，就通行于社会了。当时底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当潘祖荫由北京回吴的时候，以此书示俞曲园，曲园很赞许，但嫌其太背于历史，乃为之改正第一回；又因书中的北侠，南侠，双侠，实已四人，三不能包，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索性改名为《七侠五义》。这一种改本，现在盛行于江浙方面。但《三侠五义》，也并非一时创作的书，宋包拯立朝刚正，《宋史》有传；而民间传说，则行事多怪异；元朝就传为故事，明代又渐演为小说，就是《龙图公案》。后来这书的组织再加密些，又成为大部的《龙图公案》，也就是《三侠五义》的蓝本了。因为社会上很欢迎，所以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等都跟着出现。——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其先又有《施公案》，同时则有《彭公案》一类的小说，也盛行一时。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现在《七侠五义》已出到二十四集，《施公案》出到十集，《彭公案》十七集，而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

上边所讲的四派小说，到现在还很通行。此外零碎小派的作品也还有，只好都略去了它们。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没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们了。

我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在此两星期中，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不免，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讲话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热，而诸位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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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尾龟》　清末漱六山房（张春帆）撰。一九二回。叙写妓女生活。 　

汉文学史纲要

简介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书》与《诗》

第三篇　老庄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第七篇　贾谊与鼂错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简介

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濅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1〕（《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2〕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法，今不能知；书契者，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辞》） “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3〕（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4〕），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说文解字序》）。

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许慎〔5〕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序》）指事象形会意为形体之事，形声假借为声音之事，转注者，训诂之事也。虞夏书契，今不可见，岣嵝禹书〔6〕，伪造不足论，商周以来，则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汉，文字弥繁，而摄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7〕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8〕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降及轩辕，遂多传说，逮于虞夏，乃有箸于简策之文传于今。

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今所传有黄帝《道言》〔9〕见《吕氏春秋》），《金人铭》〔10〕（《说苑》），颛顼《丹书》〔11〕（《大戴礼记》），帝喾《政语》〔12〕（《贾谊新书》），虽并出秦汉人书，不足凭信，而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则殆犹古之道也。

由前言更推度之，则初始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13〕，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等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14〕，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稍隘之义，则《易》有曰，“物相杂，故曰文。”〔15〕《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可知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至刘熙〔16〕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说文》又有彣字，云：

“也”；“北，彣彰也”〔17〕。盖即此义。然后来不用，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

刘勰虽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而晋宋以来，文笔之辨又甚峻。其《总术篇》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18〕所诠，尤为昭晰，曰：

“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曰，“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脣吻遒会，精灵荡摇。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金楼子》《立言篇》）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之笔。

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19〕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

〔1〕　吕不韦（？—前235）　战国末期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原为大商人。秦庄襄王、秦王政时为相国，后被免职，忧惧自杀。他曾命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二十六卷。葛天氏，传说中氏族首领之一。

八阙，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即《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

〔2〕　郑玄（127—200）　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

所撰《诗谱》，分别说明《诗经》风、雅、颂各部分的地域、时代等情况；《诗谱序》总述《诗经》的形成与时代的关系。上皇，指伏羲氏（亦称庖牺氏），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

〔3〕　据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

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4〕　《易》　又称《周易》，我国古代占卜书。分经与传。经有卦、卦辞、爻辞三部分；传有十篇，是对经的解释。

〔5〕　许慎（约58—约147）　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所撰《说文解字》三十卷，系文字学的重要著作。下文“书者，如也”，唐孔颖达《尚书序正义》：“《璇玑钤》云：‘书者，如也。’则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八岁入小学，《大戴礼记·保傅篇》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保氏教国子，《周礼·地官》载：“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书，即六书。

〔6〕　岣嵝禹书　湖南衡山嵝峰上，有碑文七十余字，字体奇古，相传为夏禹所刻，实系后人伪托。

〔7〕　三皇　诸说不一。《帝王世纪》云：“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西汉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唐孔颖达《正义》：“三皇之书为三坟。”

〔8〕　有巢、燧人　皆传说中氏族首领。相传有巢教人巢居，因号有巢氏；燧人教人钻木取火，开始熟食，因号燧人氏。

〔9〕　黄帝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道言》，散见《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如《吕氏春秋·去私》记黄帝之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10〕　《金人铭》　西汉刘向《说苑·敬慎》记孔丘在周太庙见一金人（铜人），背上刻有铭文，有句云：“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11〕　颛顼　据《帝王世纪》载，颛顼即“高阳氏，黄帝之孙”。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颛顼《丹书》语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

〔12〕　帝喾　据《帝王世纪》载，帝喾即“高辛氏，少皡之孙”，少皡为黄帝之子。《贾子新书·修政语（上）》记帝喾语云：“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也。”

〔13〕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语见《说文解字》第三卷。

〔14〕　刘勰（？—约520）　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所撰《文心雕龙》，十卷，五十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下文自 “三才所显”至“俱为文章”，均据《文心雕龙·原道》：“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15〕　“物相杂·故曰文”　语见《易·系辞（下）》。物，指阴阳。此二句意谓阴（－－）和阳（—）相错综即是文。

〔16〕　刘熙　字成国，东汉末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事迹不详。

所撰《释名》，八卷，以音同或音近的字解释字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

〔17〕　“，彣彰也”　许慎《说文解字》原作“北，有文章也”。

清段玉裁注：“彣，也，有部曰彣，有彣彰也。”彣，段注：“以毛饰画而成彣彰。”

〔18〕　萧绎（508—554）　即梁元帝，自号金楼子。初封湘东王，后即位称帝。所撰《金楼子》，笔记体著作，原为十卷，今存六卷。下文的阎纂，即阎缵，字续伯，晋巴西安汉人。曾为太傅杨骏舍人，《晋书》有传。伯松，姓张名竦，西汉末年武阳人。因善作奏章，封淑德侯，官丹阳太守。《汉书·王莽传》载时人云： “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引文中的“今之门徒”、“精灵荡摇”，《知不足斋丛书》本作“夫子门徒”、“情灵摇荡”。

〔19〕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清仪征（今属江苏）人，历任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著有《揅经室集》，其中《文言说》、《文韵说》、《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篇，论析文笔之分。其子阮福撰《文笔对》，谓“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此文收入他所编《文笔考》一书，又见阮元《揅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第二篇　《书》与《诗》

《周礼》〔1〕，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2〕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3〕中。

“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王充《论衡》《须颂篇》）或曰： “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纬书〔4〕谓“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尚书璇玑钤》）乃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5〕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6〕秦燔烧经籍，济南伏生〔7〕抱书藏山中，又失之。汉兴，景帝使鼂错往从口授，而伏生旋老死，仅得自《尧典》至《秦誓》二十八篇；故汉人尝以拟二十八宿。〔8〕《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9〕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10〕，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其文质朴，亦诘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晋卫宏〔11〕则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故难解之处多有。今即略录《尧典》中语，以见大凡：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

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扬雄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法言》《问神》）〔12〕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厓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如《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武帝时，鲁共王〔13〕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14〕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与伏生所诵相合，因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会巫盅事〔15〕起，不得奏上，乃私传其业于生徒，称《尚书》古文之学（《隋书》《经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缘其写以汉隶，遂反称今文。

孔氏所传，既以值巫盅不行，遂有张霸〔16〕之徒，伪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称古文书，而辞义芜鄙，不足取信于世。若今本孔传《古文尚书》，则为晋豫章梅赜〔17〕所奏上，独失《舜典》；至隋购募，乃得其篇，唐孔颖达〔18〕疏之，遂大行于世。宋吴棫〔19〕始以为疑；朱熹更比较其词，以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却似晋宋间文章”，并书序亦恐非安国作也。〔20〕明梅鷟〔21〕作《尚书考异》，尤力发其复，谓“《尚书》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尽后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云。

诗歌之起，虽当早于记事，然葛天《八阕》，黄帝乐词〔22〕，仅存其名。《家语》谓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23〕曰：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尚书大传》〔24〕又载其《卿云歌》云：“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辞仅达意，颇有古风，而汉魏始传，殆亦后人拟作。其可征信者，乃在《尚书》《皋陶谟》，（伪孔传《尚书》分之为《益稷》）曰：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曰：俞，往，钦哉！”

以体式言，至为单简，去其助字，实止三言，与后之“汤之《盘铭》〔25〕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又虽亦偶字履韵，而朴陋无华，殊无以胜于记事。然此特君臣相勗，冀各慎其法宪，敬其职事而已，长言咏叹，故命曰歌，固非诗人之作也。

自商至周，诗乃圆备，存于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其先虽遭秦火，而人所讽诵，不独在竹帛，故最完。司马迁〔26〕始以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孔子得于鲁太师，编而录之。朱熹于诗，其意常与郑樵合，亦曰：“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27〕《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睢》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汉时，说《诗》者众，鲁有申培，齐有辕固，燕有韩婴，〔28〕皆尝列于学官，而其书今并亡。存者独有赵人毛苌诗传，其学自谓传自子夏；河间献王尤好之。〔29〕其诗每篇皆有序，郑玄以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后之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也。〔30〕而韩愈则云，“子夏不序诗。”〔31〕朱熹解诗，亦但信诗不信序。〔32〕然据范晔说，则实后汉卫宏之所为尔。〔33〕毛氏《诗序》既不可信，三家《诗》又失传，作诗本义遂难通晓。而《诗》之篇目次第，又不甚以时代为先后，故后来异说滋多。明何楷作《毛诗世本古义》〔34〕，乃以诗编年，谓上起于夏少康时（《公刘》，《七月》等）而讫于周敬王之世（《下泉》），虽与孟子知人论世〔35〕之说合，然亦非必其本义矣。要之《商颂》〔36〕五篇，事迹分明，词亦诘屈，与《尚书》近似，用以上续舜皋陶之歌，或非诬欤？今录其《玄鸟》一篇；《毛诗》序曰：祀高宗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至于二《雅》，则或美或刺，较足见作者之情，非如《颂》诗，大率叹美。如《小雅》《采薇》，言征人远戍，虽劳而不敢息云：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遍启居，亸狁之故。……彼尔维何？

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37〕然亦有甚激切者，如《大雅》《瞻卬》：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廖！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国风》之词，乃较平易，发抒情性，亦更分明。如：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国风》次第，则始周召二南〔38〕，次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而终以豳。其序列先后，宋人多以为即孔子微旨所寓，〔39〕然古诗流传来久，篇次未必一如其故，今亦无以定之。惟《诗》以平易之《风》始，而渐及典重之《雅》与《颂》；《国风》又以所尊之周室始，次乃旁及于各国，则大致尚可推见而已。

《诗》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周南召南王桧陈郑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滨，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其民原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然此特后儒之言，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40〕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41〕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本集《声无哀乐论》）世之欲捐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文章。

参考书：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同上）

《经义考》（清朱彝尊）卷七十二至七十六　卷九十八至一百《支那文学史纲》（日本儿岛献吉郎）第二篇二至四章《诗经研究》（谢无量）

〔1〕　《周礼》　又名《周官》，记述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战国后期写成。内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冬官司空》已佚，西汉河间献王（刘德）补以《考工记》。

〔2〕　外史　《周礼·春官宗伯》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三皇五帝之书，即“三坟五典”。西汉孔安国《尚书序》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3〕　《尧典》　《尚书》第一篇，也称“帝典”。主要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等。《尚书》，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史事的著作的汇编。

〔4〕　纬书　汉代人混合神学迷信思想附会儒家经义的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七经的纬书，统称“七纬”。《璇玑钤》即《尚书纬》的一种。明胡应麟《四部正》：“纬之名，所以配经。”原书已失传，明孙穀《古微书》、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录。帝魁，南宋罗泌《路史后纪·黄帝纪》：“帝魁氏，大鸿氏之曾孙也。”传说大鸿氏系黄帝之子。《中候》，即《尚书中候》十八篇，也是《尚书》的一种纬书。

〔5〕　《虞夏书》　指《虞书》和《夏书》。《虞书》记载传说中唐尧、虞舜、夏禹等事迹，《夏书》记载夏代史事。《商书》记载商代史事，《周书》记载周代史事。

〔6〕　关于孔子作《书》序，据《汉书·艺文志》：“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7〕　伏生　名胜。西汉济南（郡治今山东章丘）人。《史记·儒林列传》： “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下文“景帝”应作“文帝”。

〔8〕　关于汉人以《书》二十八篇拟二十八宿，据《史记·儒林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孔臧与安国书云：‘旧《书》潜于壁室，歘尔复出，古训复申。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

〔9〕　典、谟、训、诰、誓、命　《尚书》中的六种文体。典，记述帝王言行，以作后代常法，如《尧典》。谟，记述君臣谋议国事，如《皋陶谟》。训，记述训导言词，如《伊训》。诰，施政文告，如《汤诰》。誓，临战勉励将士的誓词，如《牧誓》。命，帝王的诏令，如《顾命》。

〔10〕　《禹贡》　《尚书·夏书》的一篇。内容记述夏禹王划定冀、兖、青、徐等九州，并记载各州山川、土壤、物产和贡赋等级。近人认为，反映如此广大地区自然现象和贡赋问题的记叙文，只有至战国时始可能出现。

〔11〕　卫宏　字敬仲，东汉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人。光武帝时任议郎，治《毛诗》及《古文尚书》。卫宏语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晋”应作 “东汉”。

〔12〕　扬雄　参看本卷第25页注〔12〕。撰有《法言》、《方言》等书和《甘泉》、《长杨》等赋。《法言》，十三卷，模仿《论语》写成的著作。“昔之说《书》者序以百”，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按郑（玄）序《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

〔13〕　鲁共王　即刘余，西汉景帝子。《隋书·经籍志》载：“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

〔14〕　孔安国　孔丘十二世孙，汉武帝时曾任谏大夫、临淮太守。

《隋书·经籍志》载：孔丘旧宅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 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这里所说“五篇相合”，据《孔传序》云：

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合成五十八篇”，从伏生口授的二十八篇分出“相合”的五篇，计三十三篇，再加孔安国校的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

〔15〕　巫盅事　指巫盅之祸。武帝晚年多病，疑有人以巫盅之术谋害他。宠臣江充遂诬陷太子以盅术说篡位。征和二年，太子被逼出奔，最后自杀。为追查巫盅事死者达数万人。巫盅，当时迷信认为将木偶埋于地下，用巫术诅咒，可以害人。

〔16〕　张霸　西汉东莱（郡治今山东掖县）人。汉成帝时伪造古文《尚书》。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张霸所造，世称《百两篇》。《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17〕　梅赜　有作梅颐或枚赜，字仲真，东晋汝南（今湖北武昌）人，曾任豫章内史。东晋元帝时，奏献孔传《古文尚书》。

〔18〕　孔颖达（574—648）　字冲远，唐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

由隋入唐，官至国子祭酒，奉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

〔19〕　吴棫（约1100—1154）　字才老，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官泉州通判，撰有《韵补》等。他对《古文尚书》的怀疑，见所撰《书稗传》。该书已佚，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称：“疑古文自吴才老始。”南宋朱熹、明梅鷟均曾引述吴棫之说。

〔20〕　朱熹　参看本卷第88页注〔15〕。他撰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和《朱子语类》等。他对孔传《古文尚书》的怀疑，见《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21〕　梅鷟　字敬斋，明旌德（今属安徽）人，武宗正德年间进士。撰有《尚书考异》、《尚书谱》。

〔22〕　黄帝乐词　即《咸池》。《汉书·礼乐志》：“昔黄帝作《咸池》。”

〔23〕　《家语》　《孔子家语》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七卷。今本十卷，宋以来即认为系魏时王肃收集和伪造。《南风》，《礼记·乐记》：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歌见《尸子》和《家语》。

〔24〕　《尚书大传》　旧题西汉伏生撰。清陈寿祺有辑本。其中说：“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于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庆云》”。按“卿云”亦作“庆云”。

〔25〕　《盘铭》　见《礼记·大学》。朱熹注：“盘，沐浴之盘也。

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

〔26〕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　参看本书第十篇。引文见《史记·孔子世家》。

〔27〕　关于孔丘删诗，孔颖达怀疑《史记》之言，见《诗谱序》疏：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郑樵（1103—1162），字渔仲，南宋莆田（今属福建）人，官至枢密院编修，撰《通志》二百卷。他在所撰《六经奥论·删诗辨》中说：“夫《诗》上自《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刺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下文所引朱熹对孔丘删诗问题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28〕　申培　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辕固，西汉齐（今山东淄博）人，景帝时为博士。韩婴，西汉燕（今北京）人，文帝时为博士。三人系“鲁诗学”、“齐诗学”、“韩诗学”的开创者。此三家《诗》学均由朝廷列为经学科目，其书均已亡佚。清王先谦有辑本《诗三家义集疏》。

〔29〕　毛苌　苌一作“长”，西汉赵（郡治今河北邯郸）人。相传是“毛诗学”的传授者。曾任河间献王博士。子夏（前507—？），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丘门徒。相传《诗》、《春秋》是由他传授下来的。河间献王，即刘德，参看本卷第405页注〔31〕。

〔30〕　大序　《国风》首篇《关睢》“小序”后所载有关《诗》的总序，综论古代诗歌性质、内容、形式和作用诸问题。小序，《诗》各篇题下对该诗所作的简要解释。郑玄关于《诗》大序、小序作者问题的意见，见其所撰《诗谱》。毛公，即毛亨。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人。相传是“毛诗学”的创立者。“毛诗学”传自毛亨，后人因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

〔31〕　韩愈　参看本卷第77页注〔1〕。明杨慎《升庵经说·诗小序》：“予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

〔32〕　朱熹不信《诗》序，见《朱子语类》卷八十：“《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朱熹《诗集传》对某些诗篇的评论与《诗序》不同。

〔33〕　范晔　参看本卷第40页注〔9〕。他所撰《后汉书·儒林列传》云：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

〔34〕　何楷　字元子，明镇海卫（今福建漳浦）人，熹宗天启年间进士。所撰《毛诗世本古义》，又名《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对《诗》三百篇勉强划分时代，附会作者姓名；名物训诂方面，引证考据较详。

〔35〕　知人论世　语出《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36〕　《商颂》　包括《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自宋代起，即有人怀疑《商颂》并非商代作品，清魏源《诗古微·商颂发微篇》考定为宋襄公大夫正考父所作。

〔37〕　怨诽而不乱　语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38〕　周召二南　指《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周是周公旦管理的地区，召是召公奭管理的地区。但二南中所收录的诗，其范围除上述两个地区外，还包括南方江汉一带的诗。

〔39〕　关于《诗经》序列先后问题，宋代学者如欧阳修《诗解·十五国次解》云：“《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

〔40〕　“《诗》三百”等句，见《论语·为政》。“放郑声”，见《论语· 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见《论语·阳货》。

〔41〕　嵇康（223—262）　字叔夜，三国魏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官中散大夫，撰有《嵇中散集》。

第三篇　老庄

周室寝衰，风人辍采；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1〕志士欲救世弊，则穷竭神虑，举其知闻。而诸侯又方并争，厚招游学之士；或将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乃复力斥异家，以自所执持者为要道，聘辩腾说，著作云起矣。然当时足称“显学” 〔2〕者，实止三家，曰道，曰儒，曰墨。

道家书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有《伊尹》，《太公》，《辛甲》〔3〕等，今皆不传；《鬻子》《筦子》〔4〕亦后人作，故存于今者莫先于《老子》。老子〔5〕名耳，字聃，姓李氏，楚人，盖生于周灵王初（约西历纪元前五七○），尝为守藏室之史，见周之衰，遂去，至关，为关令尹喜〔6〕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也。今书又离为八十一章，亦后人妄分，本文实惟杂述思想，颇无条贯；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与秦汉人所传之黄帝《金人铭》，颛顼《丹书》等（见第一篇）同：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老子尝为周室守书，博见文典，又阅世变，所识甚多，班固〔7〕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者盖以此。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前五五一）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年三十余，尝问礼于老聃，然祖述尧舜〔8〕，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书》，订《礼》《乐》，序《易》，作《春秋》〔9〕。既卒（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门人又相与辑其言行而论纂之，谓之《论语》。墨子〔10〕亦鲁人，名翟，盖后于孔子百三四十年（约威烈王一至十年生），而尚夏道，兼爱尚同，非古之礼乐，亦非儒，有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作十五卷。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时又有杨朱〔11〕，主“为我”，殆未尝著书，而其说亦盛行于战国之世。孟子名轲（前三七二生二八九卒）者，邹人，受学于子思，亦崇唐虞，说仁义，于杨墨则辞而辟之，〔12〕著书七篇曰《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如墦间乞食一段，宋吴氏（《林下偶谈》）〔13〕极推称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食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

良人出，则必餍酒食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瞰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列子》《鶍冠子》〔14〕书晚出，皆后人伪作；今存者有《庄子》。庄子〔15〕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今存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然《外篇》《杂篇》疑亦后人所加。

于此略录《内篇》之文，以见大概：

“齧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要疾偏死，弇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齧缺曰：

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鰌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第二）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第六）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

儵与忽时与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应帝王》第七）

末有《天下》一篇（胡适谓非庄周作）〔16〕，则历评“天下之治方术者”，最推关尹老子，以为“古之博大真人”，而自述其文与意云：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纵恣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

……”

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 “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

察周季之思潮，略有四派。一邹鲁派，皆诵法先王，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儒有孔孟，墨有墨翟。二陈宋派，老子生于苦县，本陈地也，言清净之治，迨庄周生于宋，则且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自无为而入于虚无。三曰郑卫派，郑有邓析申不害，卫有公孙鞅，赵有慎到公孙龙，韩有韩非，〔17〕皆言名法。四曰燕齐派，则多作空疏迂怪之谈，齐之驺衍，驺奭，田骈，接子〔18〕等，皆其卓者，亦秦汉方士所从出也。

参考书：

《老子》（晋王弼注）

《庄子》（晋郭象注）

《史记》（《孔子世家》，孟、老、庄列传等）

《汉书》（《艺文志》）

《子略》（宋高似孙）

《支那文学史纲》（日本儿岛献吉郎）第二篇第六章《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卷二第七章《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上卷

〔1〕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语见《孟子·离娄（下）》。南宋朱熹注： “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

〔2〕　“显学”　《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鲁迅在这里添上道家。

〔3〕　《伊尹》　《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一篇，原注：“汤相”。《太公》，《汉书·艺文志》著录二三七篇，原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辛甲》，《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原注： “纣臣”。

〔4〕　《鬻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二篇，原注：“名熊，为周师。” 今存一卷，十四篇。《筦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原注：“名夷吾，相齐桓公。”按《筦子》即《管子》，今存七十六篇。

〔5〕　老子　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者，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道德经》二卷。

〔6〕　关令尹喜　《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原注：

“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7〕　班固　参看本卷第11页注〔6〕。他所撰除《汉书》外，尚有《白虎通义》及《两都赋》等。这里的引文见《汉书·艺文志》。

〔8〕　祖述尧舜　语见《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远宗其道。”

〔9〕　“定《诗》《书》”等句，其中的《诗》、《书》，参看本书第二篇。《礼》，即《仪礼》，春秋战国时期部分礼制的汇编。《乐》，即《乐经》，已亡佚。《易》，即《周易》。《春秋》，鲁国史书，上起隐公元年（前722），下止哀公十四年（前481）。相传孔丘曾对这些书作过整理，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10〕　墨子　参看本卷第306页注〔2〕。他提出兼爱尚同，《兼爱》篇云： “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尚同》篇云：“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主张选择贤者为天子诸臣，“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下文所说“有书七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共十五卷。

〔11〕　杨朱　参看本卷第306页注〔1〕。《孟子·滕文公（下）》曾云：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二家学说盛行情况。

〔12〕　孟子（约前372—前289）　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他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他排斥杨墨，曾说：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伋，春秋时鲁国人。孔丘之孙，相传他受业于曾参，作《中庸》。

〔13〕　宋吴氏　即吴子良。字明辅，号荆溪，南宋临海（今属浙江）人，理宗宝庆年间进士。所撰《林下偶谈》，四卷。该书卷四论《孟子》：“其文法极可观，如齐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杂说之类，盖仿于此。”墦间乞食一段引文见《孟子·离娄（下）》。

〔14〕　《列子》　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郑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原注：“先庄子，庄子称之。”书已亡佚，现存《列子》系后人伪托。《鶡冠子》，《汉书·艺文志》著录《鶡冠子》一篇，原注：“楚人，居深山，以鶡为冠。”姓名不详。书已亡佚，现存三卷十九篇系伪托。

〔15〕　庄子（前369—前286）　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曾为蒙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又云所撰“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今传《庄子》三十三篇，《内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此七篇一般认为系庄周所撰；《外篇》有《骈拇》、《马蹄》等十五篇，《杂篇》有《庚桑楚》、《徐无鬼》等十一篇，此二十六篇一般认为系庄子后学所撰。

〔16〕　关于《天下》篇的作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说： “《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

〔17〕　邓析（前545—前501）　春秋时郑国大夫。曾编刑书《竹刑》，已佚。《汉书·艺文志》著录《邓析》二篇，亦佚。今存《邓析子》一卷，系伪书。申不害（约前385—前337），战国时郑国人，曾任韩昭侯相。《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现仅存《大体》一篇。公孙鞅（约前390—前338），即商鞅，战国时卫国人。秦孝公时，任左庶长、大良造，两次进行变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已佚。慎到（约前 395—约前315），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讲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今存五篇。公孙龙（约前320—前250），战国时赵国人，曾为平原君门客。《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韩非（约前280—前2 33），战国时韩国人，受业于荀况。《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

〔18〕　驺衍（约前305—前240）　号谈天衍，战国时齐国人，曾任燕昭王之师。《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邹子》一卷。驺奭，号雕龙奭，战国时齐国人。《汉书 ·艺文志》著录《邹奭子》十二篇，已佚。田骈，又名陈骈子，号天口骈，战国时齐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接子，又名捷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捷子》二篇，已佚。《汉书·艺文志》将驺衍、驺奭归入阴阳家，田骈、接子归入道家。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1〕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2〕。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怀王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令原草宪令，上官大夫〔3〕欲夺其稿，不得，谗之于王，王怒而疏屈原。原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眅眆，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曰《天问》〔4〕。辞句大率四言；以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鬿堆焉处？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蚁微命力协固？惊女采薇鹿何祜？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怀王与秦婚，子兰〔5〕劝王入秦，屈原止之，不听，卒为秦所留。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时盖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

《离骚》者，司马迁以为“离忧”，班固以为“遭忧”，王逸释以离别之愁思，扬雄则解为“牢骚”，故作《反离骚》，又作《畔牢愁》矣。〔6〕其辞述已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其文几二千言，中有云：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鷖兮，汰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濞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今所传《楚辞》中有《九章》〔7〕九篇，亦屈原作。又有《卜居》，《渔父》，〔8〕述屈原既放，与卜者及渔人问答之辞，亦云自制，然或后人取故事仿作之，而其设为问难，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则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9〕皆是也。

《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10〕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

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11〕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 “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 （《文心雕龙》《辨骚》）可谓知言者已。

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12〕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13〕也，曰：“雒阳乘轩里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赢幐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阙，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赵策》一）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蓲；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楚辞》中有《九歌》〔14〕，谓“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屈原放逐，……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而绮靡杳渺，与原他文颇不同，虽曰“为作”，固当有本。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盖荆楚之常习，其所由来者远矣。今略录其《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苹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企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以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盈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芷葺兮荷盖，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同时有儒者赵人荀况〔15〕（约前三一五至二三○），年五十始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已而被谗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亦作赋，《汉书》云十篇，今有五篇在《荀子》中，曰《礼》，曰《知》，曰《云》，曰《蚕》，曰《箴》，臣以隐语设问，而王以隐语解之，文亦朴质，概为四言，与楚声不类。又有《眆诗》，实亦赋，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遗春申君者，则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16〕，终亦生牢愁之思乎？

“天下不治，请陈眆诗：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

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其小歌曰：

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般矣。璇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

……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易维其同！”

稍后，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17〕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18〕之概失矣。宋玉者，王逸以为屈原弟子；

事怀王之子襄王，为大夫，然不得志。所作本十六篇，今存十一篇，殆多后人拟作，可信者有《九辩》〔19〕。《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如：

“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

又有《招魂》〔20〕一篇，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欲召魂魄，来归修门。司马迁以为屈原作，然辞气殊不类。其文华靡，长于敷陈，言险难则天地间皆不可居，述逸乐则饮食声色必极其致，后人作赋，颇学其夸。句末俱用“些”字，亦为创格，宋沈存中〔21〕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也。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犲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黄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肴羞未通，女乐罗些。敶锺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

其称为赋者则九篇，（《文选》四篇；《古文苑》六篇，然《舞赋》实傅毅作）〔22〕大率言玉与唐勒景差同侍楚王，即事兴情，因而成赋，然文辞繁缛填委，时涉神仙，与玉之《九辩》《招魂》及当时情景颇违异，疑亦犹屈原之《卜居》《渔父》，皆后人依托为之。又有《对楚王问》〔23〕，（见《文选》及《说苑》）自辩所以不见誉于士民众庶之故，先征歌曲，次引鲸凤，以明俗士之不能知圣人。其辞甚繁，殆如游说之士所谈辩，或亦依托也。然与赋当并出汉初。刘勰谓赋萌于《骚》，荀卿宋玉，乃锡专名，与诗划境，蔚成大国；

〔24〕又谓“宋玉含才，始造‘对问’”〔25〕，于是枚乘《七发》，扬雄《连珠》，〔26〕抒愤之文，郁然盛起。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

唐勒景差之文，今所传尤少。《楚辞》中有《大招》〔27〕，欲效《招魂》而甚不逮，王逸云，“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

审其文辞，谓差为近。

参考书：

《楚辞集注》（宋朱熹）

《荀子》卷十八《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卷一《辨骚》，卷二《诠赋》，卷三《杂文》《支那文学之研究》（日本铃木虎雄）卷一《骚赋之生成》《楚辞新论》（谢无量）

《楚辞概论》（游国恩）

〔1〕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内修政治，任用贤能，联齐抗秦，其后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于沅湘流域。秦兵攻破郢都后，悲愤自沉于汨罗江。《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已散佚。今传屈原作品，见西汉刘向所辑《楚辞》。《离骚》，屈原代表作。这篇长诗充分抒发诗人批判丑恶现实，以及追求美好理想和无限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此诗作于顷襄王时，一说作于怀王时。

〔2〕　“楚辞”　楚辞起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离骚》为代表。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3〕　上官大夫　一说上官系复姓，东汉王逸《离骚经序》谓即上官靳尚；一说上官大夫系官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 也。’王怒而疏屈平。”

〔4〕　《天问》　参看本卷第25页注〔15〕。

〔5〕　子兰　楚怀王少子，顷襄王时官令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6〕　关于离骚一词的含义，诸解不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离骚经序》：“离，别也；骚，愁也。”扬雄作《反离骚》、《畔牢愁》，“离骚”、“牢愁”楚语意为牢骚。王逸，参看本卷第25页注〔16〕。《反离骚》、《畔牢愁》，《汉书·扬雄传》载：雄读屈原《离骚》，“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不传。

〔7〕　《九章》　屈原九篇较短作品的总称，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

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

〔8〕　《卜居》、《渔父》　此两篇假设屈原与太卜、渔父问答，抒发对世事混浊的愤慨，以及忠于理想、不愿随俗浮沉的思想感情。王逸《楚辞章句》谓此两篇均“屈原之所作也”，又谓《渔父》系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与渔父问答之辞而成。

〔9〕　《风赋》　旧题宋玉撰，后人或疑为伪托。篇中叙写楚襄王与宋玉关于 “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的对话，隐寓讽谏之意。

《子虚》、《上林》，即《子虚赋》、《上林赋》，西汉司马相如作。参看本书第十篇。《两都》，即《西都赋》和《东都赋》，东汉班固作。赋中设为西都宾与东都主人辩论建都长安或洛阳的事。

〔10〕　关于对屈原《离骚》的抑扬问题，扬之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抑之者，班固《离骚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膊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11〕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认为《离骚》中“典诰之体”、“规讽之旨”、 “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同于风雅”，至于“诡异之辞”、“谲怪之谈”、 “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则“异乎经典”。又云：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一作宪）

于三代，而风雅（一作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12〕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载：孔丘“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鲤，孔丘之子。

〔13〕　苏秦说赵司寇李兑　苏秦（？—前317），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纵横家，主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之说。李兑，战国时赵国人。《资治通鉴·周纪·慎靓王四年（前317）》：“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秦，杀之。”同书《周纪·赧王二十年（前295）》：“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是时惠文王少，成、兑专政。”据此，则苏秦生前说李兑时，李兑尚未为司寇。

〔14〕　《九歌》　共十一篇，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系屈原根据民间祭祀的乐歌加工改写而成。这里的引文见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15〕　荀况（约前313—前238）　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稷下祭酒，楚兰陵令。《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今称《荀子》。

〔16〕　居移其气　语出《孟子·尽心（上）》：“居移气，养移体。”

〔17〕　宋玉　宋玉与唐勒、景差皆战国时楚国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唐勒赋四篇。

〔18〕　“九死未悔”　语出《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9〕　《九辩》　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20〕　《招魂》　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系屈原所撰。

〔21〕　沈存中（1031—1095）　名括，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曾任翰林学士、知延州。撰有《梦溪笔谈》、《长兴集》等。引文见《梦溪笔谈》卷三。

〔22〕　这里所说的“九篇”，指《文选》所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古文苑》所收《讽赋》、《笛赋》、《钓赋》、《大言》、《小言》。《文选》，即《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词赋，共分三十八类，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古文苑》，编者不详，旧说系唐人旧藏本，清顾广圻以为系宋人所录，内收周代至南齐诗文，皆史传及《文选》所不载，共九卷，分二十类。《古文苑》另有《舞赋》一篇，傅毅撰。傅毅，参看本书第八篇及其注〔17〕。

〔23〕　《对楚王问》　此文叙写楚王与宋玉问答，宋玉引述《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之别，以说明“曲高和寡”；又以鲲鱼、凤凰比喻自己超然独处，不为世俗所理解。鲸，《文选》作“鲲”，《新序》作“鲸”。此处《说苑》应作《新序》，二书均系西汉刘向编撰。

〔24〕　赋萌于《骚》　《文心雕龙·诠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25〕　“宋玉含才，始造‘对问’”　《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

〔26〕　枚乘　枚乘及其所撰《七发》，参看本书第八篇及其注〔16〕。

自枚乘作《七发》后，“七”成为一种文体。《连珠》，扬雄撰。后来“连珠” 亦成为一种文体。《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西晋傅玄《连珠序》云：“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覩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

〔27〕　《大招》　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云：

“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明胡应麟《诗薮·杂编·遗逸》则云：

“（唐）勒赋四篇，志于《艺文》。……盖《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

第五篇　李斯

秦始皇帝即位之初，相国吕不韦以列国常下士喜宾客，且多辩士，如荀况之徒，著书布天下，乃亦厚养士，使人人著其所知，集以为书，凡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1〕，布咸阳市门，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始皇既壮，绌不韦；又渐并兼列国，虽亦召文学，置博士，而终则焚烧《诗》《书》，杀诸生甚众，〔2〕重任丞相李斯，以法术为治。

李斯，楚上蔡人，少与韩非俱从荀况学帝王之术，成而入秦，为吕不韦舍人，说始皇，拜为长史，渐进至左丞相，二世二年（前二○八）宦者赵高诬以谋反，杀之，具五刑，夷三族。斯虽出荀卿之门，而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然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画一书体，作《仓颉》〔3〕七章，与古文颇不同，后称秦篆；又始造隶书，盖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如上书《谏逐客》〔4〕云：

“……必秦国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

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如《泰山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天下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

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三十六年，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5〕，案问不服，尽诛石旁居人。始皇终不乐，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诗》〔6〕；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其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然不传。

《汉书》《艺文志》著秦时杂赋九篇〔7〕；《礼乐志》云周有《房中乐》〔8〕，至秦名曰《寿人》，今亦俱佚。故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参考书：

《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卷八十五《吕不韦》，八十七《李斯列传》《全秦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第二编第八章

〔1〕　《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2〕　焚烧《诗》《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上书：“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又载三十五年，始皇以诸生“为妖言以惑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3〕　《仓颉》　亦作《苍颉》，古代字书。《汉书·艺文志》云：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秦篆，亦称小篆。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唐张怀瓘《书断》云：“隶书者，秦下邦入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繫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据《百川学海》本）。隶书系由古代隶人（胥吏）在书写中逐步形成，程邈加以搜集整理，故有程邈创作隶书的传说。

〔4〕　《谏逐客》　即《谏逐客书》。《史记·李斯列传》载：“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历陈“客卿”对于秦之功绩，分析逐客一举之谬误及其危害。奏上，“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5〕　刻陨石以诅始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6〕　《仙真人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 “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游仙诗，借描述“仙境”以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诗歌。

《文选》列为诗的一类，收有西晋何劭、郭璞此类诗篇。

〔7〕　秦时杂赋九篇　《汉书·艺文志》仅有“秦时杂赋九篇”一句，未载作者、篇名。

〔8〕　《房中乐》　参看本书第六篇及其注〔7〕。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秦既焚烧《诗》《书》，坑诸生于咸阳，儒者乃往往伏匿民间，或则委身于敌以舒愤怨。故陈涉〔1〕起匹夫，旬月王楚，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归之；孔甲则为涉博士，与俱败死。汉兴，高祖亦不乐儒术，其佐又多刀笔之吏，惟郦食其，陆贾，叔孙通文雅，〔2〕有博士余风。然其厕足汉廷，亦非尽因文术，陆贾虽称说《诗》《书》，顾特以辩才见赏，郦生固自命儒者，而高祖实以说客视之；至叔孙通，则正以曲学阿世取容，非重其能定朝仪，知典礼也。即位之后，过鲁，虽曾以中牢祀孔子，盖亦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俾知一反秦之所为而已。高祖崩，儒者亦不见用，《汉书》《儒林传》云：“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3〕，于是江湖湖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项籍困于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4〕楚声也。

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过沛，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击筑歌〔5〕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声也。且发沛中儿百二十人教之歌，群儿皆和习之。其后欲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因而废太子，不果，戚夫人泣涕，亦令作楚舞，而自为楚歌〔6〕：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房中乐》〔7〕始于周，以乐祖先。汉初，高帝姬唐山夫人作乐词，以从帝所好，亦楚声。至孝惠二年（前一九三）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凡十六章，今录其二：

“丰草夢，女罗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都荔遂芳，窅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

又以沛宫为原庙，令歌儿吹习高帝《大风》之歌，遂用百二十人为常员。文景相嗣，礼官肄之。楚声之在汉宫，其见重如此，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概用其声，而武帝词华，实为独绝。当其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醼饮，自作《秋风辞》〔8〕，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降及少帝〔9〕，将为董卓所酖，与妻唐姬别，悲歌云：“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唐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中心哀！”虽临危抒愤，词意浅露，而其体式，亦皆楚歌也。

参考书：

《汉书》（《帝纪》，《礼乐志》）

《全汉诗》（丁福保辑）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第三编第一章

〔1〕　陈涉（？—前208）　名胜，字涉，秦末阳城（今河南登封）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领袖。《汉书·儒林传》：“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孔甲（约前264—前208），名鲋，孔丘九世孙。

〔2〕　郦食其（？—前203）　汉初陈留（今河南杞县）人。刘邦谋士。陆贾，汉初楚人。从刘邦定天下，拜大中大夫。撰《新语》十二篇。叔孙通，汉初薛（今山东薛城）人，原为秦博士，后归刘邦。汉王朝建立时，他曾拟定朝会典章制度。

〔3〕　虽三户必亡秦　《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往说项梁曰：

“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4〕　即《垓下歌》。《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5〕　即《大风歌》。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追击黥布，“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今儿皆和习之”。

〔6〕　高祖为戚夫人作歌，《史记·留侯世家》载：“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张良设计加以阻挠。高祖告诉戚夫人，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7〕　《房中乐》　周代乐歌的一种，系宗庙所用乐章。《汉书·礼乐志》载：“汉兴，…… 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系复姓。乐府令，一说疑为“太乐令”，因惠帝时尚未设立乐府；一说此系以后制追述前事。

夏侯宽，生平未详。

〔8〕　《秋风辞》　见萧统编《文选》卷四十五。

〔9〕　少帝　东汉少帝刘辩（173—190），中平六年（189）即位，不久被董卓废为弘农王。《后汉书·皇后纪》载：初平元年（190），“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 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醼别”，“（王）遂饮药而死”。此处所引少帝及唐姬歌，俱见于该《纪》。

第七篇　贾谊与鼂错

汉初善言治道，亦擅文章者，先有陆贾佐高祖，每称说《诗》《书》；高帝命著书言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败，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名其书曰《新语》〔1〕；今存。文帝时则有颍川贾山，尝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2〕；其后每上书，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不见用。所言今多亡失，惟《至言》见于《汉书》本传。

贾谊〔3〕，雒阳人，尝从秦博士张苍受《春秋左氏传》〔4〕。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廷尉吴公〔5〕荐于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而善于答诏令，诸生莫能及。文帝悦之，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且拟以任公卿。绛灌冯敬〔6〕等毁之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议；后以谊为长沙王〔7〕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吊屈原，亦以自谕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覩深潜以自珍；鼂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三年，有鸮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长沙卑湿，谊自惧不寿，因作《服赋》以自广，服者，楚人之谓鸮也。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旨，盖得之于庄生。岁余，文帝征谊，问鬼神之本，自叹为不能及。顷之，拜为帝少子梁怀王太傅〔8〕。

时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9〕为列侯，谊上疏以谏；又以诸侯王僭拟，地或连数郡，非古之制，乃屡上书陈政事〔10〕，请稍削之。

其治安之策，洋洋至六千言，以为天下“事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因历指其失，颇切事情，然不见听。居数年，怀王堕马死，无后；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前二○○至一六八）。

鼂错〔11〕，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12〕所，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被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太子家令。又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又数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听，然奇其材，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言事辄听，始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13〕皆弗善之，而错愈贵，迁为御史大夫。又请削诸侯之地，收其枝郡。其说削吴〔14〕云：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错请削地之奏，诸贵人皆不敢难，惟窦婴〔15〕争之，由是与错有隙。诸侯亦先疾其所更法令三十章，于是吴楚七国遂反〔16〕，以诛错为名；窦婴袁盎又说文帝〔17〕，令鼂错衣朝衣，斩于东市（前一五四年）。

鼂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18〕；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鼂错明申商。”〔19〕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鼂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卒召变乱，斩于东市；又夙以刑名著称，遂复来“为人陗直刻深”〔20〕之谤。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但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壈，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

参考书：

《史记》（卷八十四，一百一）

《汉书》（卷四十八，四十九）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

《支那文学史纲》（第三篇第四章）

〔1〕　《新语》　陆贾撰，十二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案《汉书》贾本传称著《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陆贾》，二十三篇’，盖兼他所论述计之。”

〔2〕　贾山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曾任颍川侯灌婴骑尉。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山》八篇。《至言》，叙论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强调帝王应听取臣下劝谏。

〔3〕　贾谊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

〔4〕　张苍（？—前152）　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秦时御史，汉初封北平侯，后为丞相。《汉书·艺文志》著录《张苍》十六篇。

《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相传系春秋时左丘明所作。是一部依据《春秋》记述当时各国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比《春秋》多出二十七年。《隋书·经籍志》：“《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

〔5〕　吴公　名字失传，西汉上蔡（今属河南）人。曾就学于李斯。

他任河南郡守时颇器重贾谊，任廷尉后荐谊入朝。

〔6〕　绛灌　绛指绛侯周勃（？—前169），西汉沛县（今属江苏）

人。灌指颍侯灌婴（？—前176），西汉睢阳（今河南商丘）人。二人随刘邦起义，后协力共诛诸吕，迎立文帝。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冯敬（？—前142），文帝时任典客、御史大夫。周勃、灌婴、冯敬等毁贾谊事，见《汉书·贾谊传》。

〔7〕　长沙王　汉初建长沙国，封吴芮为长沙王。贾谊所傅者系第五世长沙王吴产（产，一作著）。

〔8〕　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指汉文帝少子刘揖（？—前170）。《汉书·贾谊传》载，贾谊被贬长沙后岁余，文帝召见贾谊。“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

〔9〕　淮南厉王四子　淮南厉王即文帝庶弟刘长，因谋叛罪押赴四川，中途不食而死，文帝甚悔，后分封其子安、勃、赐、良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将不利于国，上疏谏阻。

〔10〕　陈政事　《汉书·贾谊传》载，谊曾多次上疏陈述政事，这些疏称为《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以下引文即《治安策》中语。

〔11〕　鼂错（前200—前154）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历任博士、御史大夫。《汉书·艺文志》著录《鼂错》三十一篇。

〔12〕　张恢　西汉轵县（今河南济源）人。《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鼂错 “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唐颜师古注：“轵县之儒生姓张名恢，错从之受申商法也。”

〔13〕　袁盎（？—前148）　即爰盎，字丝，西汉楚人，后徙安陵（今陕西咸阳）。文帝时为郎中，后为太常。申屠嘉（？—前155），西汉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文帝时为御史大夫，官至丞相。《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

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

〔14〕　说削吴　《汉书·荆燕吴传》载：“朝错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之，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及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上书请削吴。朝错，即鼂错；

“王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及《史记·吴王濞列传》均作“分天下半”。

〔15〕　窦婴（？—前131）　字王孙，西汉观津（今河北衡水）人。

景帝时拜大将军，武帝时为丞相。《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鼂错为御史大夫， “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

〔16〕　吴楚七国反　《汉书·景帝本纪》载：前元三年（前154）

正月，“吴王鼂、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鼂错以谢七国”。二月，“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

〔17〕　文帝　应作“景帝”。

〔18〕　改正朔，易服色　《汉书·贾谊传》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

按秦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据《汉书·武帝纪》，至太初元年始“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19〕　“贾生鼂错明申商”　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鼂错明申、商。”申、商，指申不害和商鞅。

〔20〕　“为人陗直刻深”　语见《汉书·袁盎鼂错传》：“错为人陗直刻深。”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

楚元王交〔1〕为高祖同父少弟，好书多材艺，少时，与鲁穆生，白生，申公，〔2〕俱受《诗》于孙卿门人浮丘伯〔3〕。故好《诗》，既王楚，诸子亦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自为传，号“元王诗”。汉初治《诗》大师，皆居于楚；申公，白公之外，又有韦孟〔4〕，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乃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诗一篇，其叙事布词，自为一体，皆有风雅遗韵。魏晋以来，逮相师法，用以叙先烈，述祖德，故任昉《文章缘起》〔5〕以为“四言诗起于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也。

吴王濞〔6〕者，高祖兄仲之子。文帝时，吴太子入见，与皇太子争博道，皇太子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由是怨望，藏亡匿死，积三十余年，故能使其众。然所用多纵横游说之士；亦有并擅文词者，如严忌，邹阳，枚乘等。吴既败，皆游梁。

梁孝王名武〔7〕，文帝窦皇后少子也。七国之叛，梁距吴楚最有功，又最为大国，卤簿拟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传《易》者有丁宽，以授田王孙，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贺，〔8〕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又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9〕各以辩智著称。吴败，吴客又皆游梁；司马相如〔10〕亦尝游梁，皆词赋高手，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

严忌本姓庄，后避明帝〔11〕讳，称严，会稽吴人。好词赋，哀屈原忠贞不遇，作词曰《哀时命》。遭景帝不好词赋，无所得志，乃游吴；吴败，徒步入梁，受知孝王，与邹阳，枚乘时见尊重，而忌名尤盛，世称庄夫子。《汉志》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命》一篇，在《楚辞》中。

邹阳，齐人，初与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吴王将叛，阳作书以谏，不见用，乃去而之梁，从孝王游。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为羊胜，公孙诡所谗〔12〕，孝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在狱中，上书自明：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列，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书奏，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后羊胜公孙诡以罪死，阳独为梁王解深怒于天子。盖吴蓄深谋，偏好策士，故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口说也。《汉志》纵横家，有《邹阳》七篇，而不录其词赋，似阳之在汉，固以权略见称。《西京杂记》〔13〕云：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使各为赋。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西京杂记》为晋葛洪作，托之刘歆〔14〕，则诸赋或亦洪之所为耳。

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郎中。吴王谋为逆，乘上书以谏，吴王不纳，乃去而之梁。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词，乘尤高。梁孝王薨，乘归淮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前一四○）。

《汉志》有《枚乘赋》九篇；今惟《梁王菟园赋》存。

《临灞池远诀赋》仅存其目，〔15〕《柳赋》盖伪托。然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16〕借吴楚为客主，先言舆辇之损，宫室之疾，食色之害，宜听妙言要道，以疏神导体。于是说以声色逸游之乐等等，凡六事，最末为观涛于广陵：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蜺蜺，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盖，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

……”

其说皆不入，则云：

“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由是遂有“七”体，后之文士，仿作者众，汉傅毅有《七激》，刘广有《七兴》，崔駰有《七依》，〔17〕……凡十余家；

递及魏晋，仍多拟造。谢灵运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18〕梁又有《七林》三十卷，盖即集众家此体为之，今俱佚；惟乘《七发》及曹植《七启》〔19〕，张协《七命》〔20〕，在《文选》中。

《文选》又有《古诗十九首》〔21〕，皆五言，无撰人名。唐李善曰：“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22〕然陈徐陵所集《玉台新咏》，则其中九首，明题乘名。〔23〕审如是，乘乃不特始创七体，且亦肇开五古者矣，今录其三：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复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处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其词随语成韵，随韵成趣，〔24〕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风神或近楚《骚》，体式实为独造，诚所谓“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 者也。稍后李陵与苏武〔25〕赠答，亦为五言，盖文景以后，渐多此体，而天质自然，终当以乘为独绝矣。

淮南王安〔26〕为文帝所封，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为诸父，辩博善文辞，甚尊重之。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传今亡；所传者惟《淮南》二十一篇，亦曰《鸿烈》。〔27〕其书盖与诸游士讲论，掇拾旧文而成。其诸游士著者，则为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是曰八公〔28〕；又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29〕其义犹《诗》之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有《招隐士》〔30〕之赋，其源虽出《离骚》《招魂》等，而不泥于迹象，为汉代楚辞之新声：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嵸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分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坱兮轧，山曲岪，心淹留兮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骩；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状儿崟崟兮峨峨，凄凄兮痠痠。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河间献王德〔31〕为景帝子，亦好书，而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又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其所好盖与楚元王交相类。惟吴梁淮南三国之客，较富文词，梁客之上者，多来自吴，甚有纵横家余韵；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方术之士也。

参考书：

《史记》（卷一百六，一百十八）

《汉书》（卷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三）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三章）

〔1〕　楚元王交　即刘交（？—前179），刘邦同父少弟。随刘邦起兵，后封楚王。好文艺，集儒生于楚，撰有《元王诗》，已佚。事迹见《汉书·楚元王传》。

〔2〕　穆生《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白生，又称白公，《汉书·楚元王传》东汉服虔注：“鲁国奄里人。”申公，名申培。初为楚夷王刘戊之傅，武帝时召为太中大夫。他创立《鲁诗》学派，撰有《鲁故》、《鲁说》等，已散佚。事迹见《汉书·儒林传》。

〔3〕　浮丘伯　又称浮丘公，浮丘系复姓。汉初齐人。《汉书·楚元王传》： “伯者，孙卿门人也。”服虔注：“浮丘伯，秦时儒生。”

〔4〕　韦孟　西汉彭城（郡治今江苏徐州）人。曾任楚国刘交、刘郢、刘戊三王之傅。戊无道，韦孟作《谏楚夷王戊诗》，后弃位迁家于邹，作《在邹诗》。《在邹诗》一名《述志诗》，《汉书·韦贤传》云：

“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按韦孟系韦贤先人，《韦贤传》云：“自孟至贤五世。”

〔5〕　任昉　参看本卷第52页注〔16〕。所撰《文章缘起》，又名《文章始》，一卷，隋已亡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任昉《文章始》一卷，注：“张绩补。” 今传本可能即张绩补本。该书论述诗、文、骚、赋等各种文体起源，共八十五题。

〔6〕　吴王濞　即刘濞（前215—前154），刘邦侄，封吴王。景帝时发动吴、楚等七国叛乱，兵败逃至东越，被杀。事迹见《汉书·荆燕吴列传》。

〔7〕　梁孝王武　即刘武（？—前144），文帝刘恒次子。最受窦后宠爱，欲以他为帝嗣，大臣袁盎等反对。梁王怨望，使人刺杀袁盎，得罪景帝，抑郁而死。事迹见《汉书·文三王传》。

〔8〕　丁宽　字子襄，汉初梁人。景帝时从梁孝王抵御吴、楚，称丁将军。从田何受《易》，《汉书·艺文志》著录《丁氏》八篇。田王孙，西汉砀（今安徽砀山）人，景帝时博士。施仇，字长卿，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宣帝时博士。孟喜，字长卿，西汉兰陵（今山东峄县）人。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八卷，孟喜章句。梁丘贺，梁丘系复姓，字长翁，西汉琅琊诸县（今山东诸城）人。宣帝时任太中大夫，官至少府。《汉书·艺文志》著录《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丁、田、施、孟、梁丘五人事迹见《汉书·儒林传》。

〔9〕　羊胜（？—前150）　羊胜与公孙诡（？—前150）同为梁王门客。公孙诡多奇计，号曰“公孙将军”。《汉书·文三王传》载，胜、诡二人曾为梁王谋嗣位，袁盎等反对，梁王与胜、诡使人刺杀袁盎等多人，景帝下令缉捕，梁王遂令胜、诡自杀。韩安国（？—前130），字长孺，西汉梁成安（在今河南）人。先任梁孝王中大夫，武帝时为御史大夫。事迹见《汉书》本传。

〔10〕　司马相如　参看本书第十篇。

〔11〕　明帝　即东汉明帝刘庄（28—75）。

〔12〕　关于邹阳为羊胜、公孙诡所谗事，见《汉书·邹阳传》：

“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邹阳于狱中上书自明， “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问计于邹阳。邹阳结交景帝宠姬王美人兄王长君，请王美人于景帝前为梁王说情，事遂解。参看《汉书》本传。

〔13〕　《西京杂记》　东晋葛洪撰，托名西汉刘歆。原为二卷，后世分为六卷。记叙西汉遗闻轶事及神话传说。其中记忘忧馆作赋事，未见他书。路乔如、公孙乘，不详。《柳赋》等七篇，内容均为咏物颂圣。

葛洪（284—363），字稚川，东晋句容（今属江苏）人。除《西京杂记》外，尚撰有《抱朴子》、《神仙传》等。

〔14〕　刘歆　参看本卷第11页注〔5〕。

〔15〕　《梁王菟园赋》　叙写菟园山石、林禽之胜及宾客宴饮射钓之乐，收入《古文苑》。《临灞池远诀赋》，文已佚。《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唐李善注：“《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

〔16〕　《七谏》　西汉东方朔撰。内容系悼念屈原。除小序外共有《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段。《招魂》、《大招》的作者参看本书第四篇及其注〔20〕〔27〕。内容系列述饮食、女子、宫室之美，招魂归来。枚乘《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七事启发太子，故称《七发》。以后称此类文体为 “七体”，或称“七”。按枚乘首创“七”体，他死时东方朔方十四岁，《七谏》似不能作于《七发》之前。

〔17〕　关于《七发》的仿作，《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西晋傅玄《七谟序》：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傅毅（？—约90），字武仲，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章帝时任兰台令史，与班固等共典校书。所撰《七激》，写玄通子以珍味、骏马等七事说徒华公子。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刘广，应为刘广世，生平不详。所撰《七兴》已佚，《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及《文选·七命》注中存有残文。崔駰（？—92），字亭伯，东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少年时与班固、傅毅齐名，撰有《达旨》等诗赋共二十一篇。《七依》已散佚，《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及《北堂书钞》卷一四二、一四四辑有残文。

〔18〕　谢灵运（385—433）　南朝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入宋任永嘉太守。有《谢康乐集》。卞景，生平不详。《隋书·经籍志》著录《七林》十卷，原注：“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

〔19〕　曹植（192—232）　字子建，三国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后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七启》，叙写玄微子与镜机子问答七事。

〔20〕　张协　字景阳，西晋安平（今属河北）人，官河间内史。有《张景阳集》。《七命》，叙写冲漠公子与殉华大夫的对话。

〔21〕　《古诗十九首》　无名氏作，非一时一人所为，或谓出于西汉时，一般认为多出于东汉。梁萧统辑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作《古诗十九首》。为早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作品。

〔22〕　李善（约630—689）　唐江都（今属江苏）人。曾任崇贤馆学士，后因罪流放，遇赦后专事研究、讲授《文选》，从学者甚多，号“文选学”，所注《文选》共六十卷。这里的“并云古诗”等句，系该书《古诗十九首》题下的注文。

〔23〕　徐陵（507—583）　字孝穆，南朝陈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梁时任东宫学士，陈时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宫体诗代表作家。有《徐孝穆集》。《玉台新咏》，是他所编的诗歌总集，十卷。其中题为枚乘所作诗九首，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即《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另一首《兰若生春阳》，不入《古诗十九首》。按此九首究竟是否枚乘所作，学者颇多异议。

〔24〕　“随语成韵，随韵成趣”二句及下文“畜神奇于温厚”等句，见明胡应麟《诗薮·古体·五言》：“至《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之难，其《十九首》乎！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盖千古元气，锺孕一时，而枚、张诸子，以无意发之，故能诣绝穷微，掩映千古。”

〔25〕　李陵（？—前74）　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名将李广之孙。官骑都尉，汉武帝时伐匈奴，兵败降敌。苏武（？—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武帝时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拘十九年，守节不降，后匈奴与汉和好，始得归国。现存苏武与李陵赠答诗，学者疑系后人伪托，参看本书第九篇及其注〔26〕。

〔26〕　淮南王安　即刘安（前179—前122），淮南厉王刘长子，刘邦孙。他因武帝无子，有异志，又因厉王之死，心怀怨望，遂谋反，事发自杀。事迹见《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27〕　《内书》　《内书》、《外书》与《中篇》均系淮南王刘安集门客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唐颜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内书》又称《鸿烈》，《外书》又称《淮南外篇》。东汉高诱《淮南子序》称：刘安与诸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

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 《鸿烈》经西汉刘向校刊，改称《淮南》，后称《淮南子》。《中篇》，《汉书· 艺文志》未著录，书名见《汉书·淮南王传》中。

〔28〕　八公　苏飞、李尚等八人均为淮南王门客，号称“八公”。

左吴、雷被、伍被事迹见《史记·淮南王传》。雷被、伍被又见《汉书·淮南王传》，伍被《汉书》另有传。

〔29〕　《大山》、《小山》　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此处《大山》、《小山》系指篇章；高诱《淮南子序》云：“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则以为是人名。

〔30〕　《招隐士》　此文题解不一：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系 “闵伤屈原”之作；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招隐士》则云：

“今按此篇义尽于招隐，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闵屈子而章之之意。”

〔31〕　河间献王德　即刘德（？—前130），景帝刘启子。他收集古书，立博士，推崇儒术。事迹见《汉书·景十三王传》。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武帝有雄材大略，而颇尚儒术。即位后，丞相卫绾即请奏罢郡国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1〕又以安车蒲轮征申公枚乘等；议立明堂；置“五经” 博士。〔2〕元光间亲策贤良，则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3〕又早慕词赋，喜“楚辞”，尝使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其所自造，如《秋风辞》（见第六篇）《悼李夫人赋》〔4〕（见《汉书》《外戚传》）等，亦入文家堂奥。复立乐府，集赵代秦楚之讴〔5〕，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诗颂，〔6〕用于天地诸祠，是为《十九章》之歌〔7〕。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实则楚声之遗，又扩而变之者也。其《郊祀歌》十九章，今存《汉书》《礼乐志》中，第三至第六章，皆题“邹子乐”。

“朱明盛长，雱与万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诎。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朱明》四“邹子乐”“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沱，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来下！”《日出入》九是时河间献王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大乐官亦肄习之以备数，然不常用，用者皆新声。至敖游駰饮之时，则又有新声变曲。曲亦昉于李延年。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尝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因进其女弟，得幸，号李夫人，早卒。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少翁〔8〕言能致其魂，乃夜张烛设帐，而令帝居他帐遥望，见一好女，如李夫人之貌，然不得就视。帝愈益相思悲感，作为诗曰：“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随事兴咏，节促意长，殆即所谓新声变曲者也。

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先有严助〔9〕，会稽吴人，严忌子也，或云族家子，以贤良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助荐吴人朱买臣〔10〕召见，说《春秋》，言“楚词”，亦拜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又有吾丘寿王〔11〕，司马相如，主父偃〔12〕，徐乐，严安，〔13〕东方朔〔14〕，枚皋〔15〕，胶仓，终军，严葱奇〔16〕等；

而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尤见亲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称疾避事；朔皋持论不根，见遇如俳优，惟严助与寿王见任用。助最先进，常与大臣辩论国家便宜，有奇异亦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寿王字子赣，赵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迁侍中中郎；有赋十五篇，见《汉志》。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愔鬻者以千数。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帝伟之，令待诏公车；渐以奇计俳辞得亲近，诙达多端，不名一行，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帝亦常用之。尝至太中大夫，与枚皋郭舍人〔17〕俱在左右，但诙啁而已，不得大官，因以刑名家言求试用，辞数万言，指意放荡，颇复诙谐，终不见用，乃作《答客难》〔18〕《见《汉书》本传）以自慰谕。又有《七谏》（见《楚辞》），则言君子失志，自古而然。

临终诫子云：“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

首阳为拙，柳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又黄老意也。朔盖多所通晓，然先以自愔进身，终以滑稽名世，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方士又附会以为神仙，作《神异经》《十洲记》〔19〕，托为朔造，其实皆非也。

枚皋者字少孺，枚乘孽子也。武帝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皋上书自陈，得见，诏使作《平乐观赋》，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然皋好诙笑，为赋颂多嫚戏，故不得尊显，见视如倡，才比东方朔郭舍人。作文甚疾，故所赋甚多，自谓不及司马相如，而颇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班固云：“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

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20〕至于儒术之士，亦擅文词者，则有菑川薛人公孙弘，字次卿，元光中贤良对策第一，拜博士，终为丞相，封平津侯，于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广川董仲舒与公孙弘同学，于经术尤著，景帝时已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对策，除江都相，迁胶西相，卒。尝作《士不遇赋》（见《古文苑》），有云：

“……观上世之清辉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于深山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古。……”

终则谓不若反身素业，归于一善，托声楚调，结以中庸，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

小说家言，时亦兴盛。洛阳人虞初〔21〕，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作《周说》九百四十三篇。齐人饶，不知其姓，为待诏，作《心术》二十五篇。又有《封禅方说》十八篇，〔22〕不知何人作，然今俱亡。

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书》云东方朔作八言及七言诗〔23〕，各有上下篇，今虽不传，然元封三年作柏梁台〔24〕，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则其辞今具存，通篇七言，亦联句之权舆也：

“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王，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中略）蛮吏朝贺常会期典属国　，柱欂栌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

褚少孙补《史记》〔25〕云：“东方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乃据地歌曰——

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亦新体也，然或出后人附会。

五言有枚乘开其先，而是时苏李别诗〔26〕，亦称佳制。苏武字子卿，京兆杜陵人，天汉元年，以中郎将使匈奴，留不遣。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天汉二年击匈奴，兵败降虏，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汉夷其族。至元始六年〔27〕，苏武得归，故与陵以诗赠答：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一“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怆悢切中怀，不觉泪沾裳。愿子长努力，言笑莫相忘。”苏武别李陵。见《初学记》卷十八，然疑是后人拟作武归后拜典属国；宣帝即位，赐爵关内侯，神爵二年（前六十）卒，年八十余。陵则在匈奴二十余年，卒，有集二卷。诗以外，后世又颇传其书问，在《文选》及《艺文类聚》中。〔28〕参考书：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汉书》（卷六，二十二，五十一，五十四，六十五，九十三）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全汉诗》（丁福保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四章）

〔1〕　卫绾　西汉代郡大陵（今山西文水）人。文帝时任中郎将，景帝时因平吴楚有功，官至丞相，武帝初续任，旋即免职。《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2〕　征申公枚乘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六月，议立明堂。《汉书·儒林传》载：“（赵）绾、（王）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 舍鲁邸，议明堂事。”征枚乘事参看本书第八篇。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

〔3〕　亲策贤良　《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前194）五月，“诏贤良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文、景二帝时任博士，武帝时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曾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撰有《春秋繁露》等。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西汉薛（今山东滕县）人。早年研究《公羊传》，六十岁始被召为博士，罢免后又被重新召用，历任御史大夫、丞相。《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弘》十篇。

〔4〕　《悼李夫人赋》　汉武帝悼念宠妃李夫人之作。《汉书·外戚传》载：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甚得宠幸。她死后武帝思念不已，“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珽绝而不长”云云。按汉武帝辞赋，《汉书 ·艺文志》著录“上所自造赋二篇”，未注篇名。

〔5〕　赵代秦楚之讴　当时民间歌谣。按《汉书·艺文志》著录《邯郸河间歌诗》四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等。

〔6〕　李延年（？—约前87）　西汉中山（郡治今河北定县）人，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汉书·佞幸传》载：“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

《汉书·礼乐志》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7〕　《十九章》之歌　即《郊祀歌》十九章。此类新歌与旧时雅乐不同，内容除赞美天地神吵，外，还歌颂其他神灵和祥瑞。其第三至第六章，题《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别祭祀春、夏、秋、冬四神。《史记·乐书》云：“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下文的邹子乐，胡应麟《诗薮·古体·杂言》：“汉《郊祀歌十九章》，以为司马相如等作，而《青阳》、《朱明》四章，史题邹子乐名。按四章体气如一，皆四字为句，辞虽淳古，而意极典明，当出一人之手，是为邹作无疑。”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亦云：“唯《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注明为‘邹子乐’，当是邹阳作。阳，景帝时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当时乐府采其辞以制谱。”

〔8〕　少翁　西汉齐人，武帝时方士。以方术得宠，封文成将军。

招李夫人魂魄事，见《汉书·外戚传》。《史记·孝武本纪》亦有招魂魄事， “李夫人”作“王夫人”，无武帝诗。

〔9〕　严助（？—前122）　本姓庄，后人因避明帝刘庄讳，或改为严，西汉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严忌之子或族家子，曾任中大夫，拜会稽太守。《汉书 ·艺文志》著录《庄助》四篇、赋三十五篇，均已佚。现存《喻意淮南王》一篇，见《汉书》本传。

〔10〕　朱买臣（？—前115）　字翁子，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

先为中大夫，后任会稽太守、主爵都尉。《汉书·艺文志》著录朱买臣赋三篇，已佚。

〔11〕　吾丘寿王　字子赣，西汉赵人。以善格五为待诏，官东郡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吾丘寿王》六篇、赋十五篇。现存《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见《汉书》本传，《骠骑论功论》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赋篇已佚。格五，《汉书》本传注引刘德曰：

“格五，棊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

〔12〕　主父偃（？—前126）　主父系复姓，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武帝时官至中大夫，后任齐王相。《汉书·艺文志》著录《主父偃》二十八篇，《汉书》本传存《上书谏伐匈奴》等三篇。

〔13〕　徐乐　西汉燕郡无终（今天津蓟县）人，因上书被召为郎中。《汉书 ·艺文志》著录《徐乐》一篇。现存《上书言世务》一篇，见《汉书》本传。严安，原姓庄，西汉临淄人。原为丞相史，因上书武帝被任为郎中，后为骑马令。《汉书 ·艺文志》著录《庄安》一篇。

现存《上书言世务》一篇，见《汉书》本传。

〔14〕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东方朔》二十篇，现存《上书》、《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传》五篇，见《汉书》本传。此外《艺文类聚》卷二十三收有《诫子》，《初学记》卷十八收有《从公孙弘借车》等。

〔15〕　枚皋　字少孺，西汉淮阴（今属江苏）人。枚乘庶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枚皋赋百二十篇，皆不传。后文说到的“诏使作《平乐观赋》”，《汉书》本传“观”作“馆”。平乐馆在上林苑中。

〔16〕　胶苍　一作聊苍，西汉赵人。与朱买臣、吾丘寿王等并侍武帝左右，《汉书·艺文志》著录《待诏金马聊苍》三篇。终军（？—前112），字子云，西汉济南（今属山东）人。十八岁上书武帝，召为谒者给事中，迁谏大夫。奉命赴南越，被杀，年方二十余岁。《汉书·艺文志》著录《终军》八篇。现存《白麟奇木对》、《自请使匈奴》等，见《汉书》本传。严葱奇，本姓庄，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已佚。唐颜师古注：“《七略》云 ‘葱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17〕　郭舍人　姓郭名舍人，汉武帝宠幸的艺人。事迹见《史记·滑稽列传》。

〔18〕　《答客难》　《汉书·东方朔传》：“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喻。”

〔19〕　《神异经》　《隋书·经籍书》著录一卷，仿《山海经》，偏重于记载奇产异物。《十洲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记汉武帝召东方朔询问海内十洲物产事。二书均系伪托，《汉书·枚乘传》不载。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

〔20〕　“其文骫骳”数句，见《汉书·枚乘传》。骫骳，颜师古注：

“犹言屈曲也。”

〔21〕　虞初　西汉洛阳（今属河南）人。《文选·西京赋》李善注：

“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

《汉书·艺文志》著录《虞初周说》九四三篇，已佚。

〔22〕　《心术》　《汉书·艺文志》著录《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封禅方说》，《汉书·艺文志》著录《封禅方说》十八篇，原注：“武帝时。”

〔23〕　关于东方朔的诗，《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所撰有“八言、七言上下。”西晋晋灼注：“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

〔24〕　柏梁台　《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二年（前115）“春，起柏梁台”。颜师古注：“《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之。”《柏梁台诗》收入《古文苑》，有序云：“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座。”柏梁台联诗后人疑为伪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考证甚详：“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参加联句者的某些官名，如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皆太初以后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

“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

〔25〕　褚少孙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从王式学《鲁诗》，为博士，见《汉书·王式传》。《史记·滑稽列传》叙淳于髠、优孟、优旃三人事，其后有褚少孙补文云：“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所补者为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髠、王先生、西门豹六人事迹。

此处引文即出自褚少孙补作。

〔26〕　苏李别诗　指苏武、李陵的赠答诗，苏武《别李陵》见《初学记》卷十八、《古文苑》卷四。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见《文选·杂诗》。刘勰、苏轼、顾炎武、梁启超等均认为是后人拟作。

〔27〕　元始　应作“始元”，汉昭帝刘弗陵年号。始元六年为公元前八十一年。

〔28〕　书问　即《李陵答苏武书》，见《文选》卷四十一及《艺文类聚》卷三十，内容是为他的投降作辩护。后人疑是六朝人伪作。刘知几《史通·杂说》：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苏轼《答刘淝书》：

“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艺文类聚》，唐欧阳询奉命编纂的类书，一百卷，引录古籍达一千四百余种。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1〕，文莫若司马迁〔2〕，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既学，慕蔺相如〔3〕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訾为郎，〔4〕事景帝。帝不好辞赋，时梁孝王来朝，游说之士邹阳枚乘严忌等皆从，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游梁，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作《子虚赋》。武帝立，读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帝〔5〕，因言是其邑人司马相如作，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帝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 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其文具存《史记》及《汉书》本传中；《文选》则以后半为《上林赋》，或召问后之所续欤？

相如既奏赋，武帝大悦，以为郎；数岁，作《喻巴蜀檄》〔6〕，旋拜中郎将，赴蜀，通西南夷，以蜀父老多言此事无益，大臣亦以为然，乃作《难蜀父老》文。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遂失官，岁余，复召为郎。然常闲居，不慕官爵，亦往往托辞讽谏，于游猎信谗之事，皆有微辞〔7〕。拜孝文园令。武帝既以《子虚赋》为善，相如察其好神仙，乃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8〕，未就；请具而奏之。”意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惟彼大人，居于中州，悲世迫隘，于是轻举，乘虚无，超无友，亦忘天地，而乃独存也。中有云：

“……屯余车而万乘兮，粹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 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輵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纷挐兮，滂濞泱轧丽以林离。攒罗列聚丛以茏茸兮，曼衍流烂痑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掘礨崴魁。……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覩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俱归。

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彽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昇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

既奏，武帝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故扬雄以为使孔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9〕。班固以为西蜀自相如游宦京师，而文章冠天下〔10〕。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11〕固皆蜀人也。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12〕。独《美人赋》颇靡丽，殆即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者乎？

〔13〕“……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

上宫闲馆，寂寥空虚，门昇昼掩，暧若神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睹臣迁延，微笑而言曰： ‘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臣遂抚弦为《幽兰》《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时日西夕，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闲房寂谧，不闻人声。……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相如既病免，居茂陵，武帝闻其病甚，使所忠往取书〔14〕，至则已死（前一一七）。仅得一卷书，言封禅事。盖相如尝从胡安〔15〕受经。故少以文词游宦，而晚年终奏封禅之礼矣。于小学，则有《凡将篇》〔16〕，今不存。然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17〕，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明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云云，〔18〕其为历代评禛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司马迁字子长，河内人，生于龙门，年十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吴会，北涉汶泗，游邹鲁，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

父谈〔19〕，为太史令，元封初卒。迁继其业，天汉中李陵降匈奴，迁明陵无罪，遂下吏，指为诬上，家贫不能自赎，交游莫救，卒坐宫刑。被刑后为中书令，因益发愤，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20〕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21〕，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其友益州刺史任安〔22〕，尝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书有云：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迁死后，书乃渐出；宣帝时，其外孙杨恽〔23〕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班彪〔24〕颇不满，以为“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略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是非虽多本于儒者，而太史职守，原出道家，〔25〕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26〕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然《汉书》已言《史记》有缺〔27〕，于是续者纷起，如褚先生，冯商，刘歆〔28〕等。《汉书》亦有出自刘歆者，故崔适以为《史记》之文有与全书乖、与《汉书》合者，亦歆所续也；

至若年代悬隔，章句割裂，则当是后世妄人所增与钞胥所脱云。〔29〕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吊屈原赋》及《服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30〕也。《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为《子虚》（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自亦造赋〔31〕，《汉志》云八篇，今仅传《士不遇赋》一篇，明胡应麟以为伪作〔32〕。

至宣帝时，仍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者，于是刘向〔33〕，张子侨，华龙，柳褒〔34〕等皆被召，待诏金马门。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渊，诏之作《圣主得贤臣颂》，与张子侨等并待诏。褒能为赋颂，亦作俳文；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诏褒往祀，于道病死。

参考书：

《史记》（卷一百十七，一百三十）

《汉书》（卷五十七，六十二，六十四）

《史记探源》（崔适）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四及第五章）

《支那文学史纲》（第三篇第六章）

《支那文学之研究》（日本铃木虎雄）第一卷

〔1〕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　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所撰辞赋甚多，有《司马文园集》。事迹见《汉书》本传。

〔2〕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　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迁生龙门”，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

所撰《史记》，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事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本传。

〔3〕　蔺相如　战国时赵国人，官至上卿。事迹见《史记·蔺相如传》。

〔4〕　以訾为郎　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唐颜师古注：“訾读与赀同。赀，财也。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

〔5〕　杨得意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

‘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狗监，颜师古注：

“主天子田猎犬也。”

〔6〕　《喻巴蜀檄》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颜师古注： “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下文《难蜀父老》，《司马相如传》又载：“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乃著书，藉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二文均见《汉书》本传。

〔7〕　关于相如讽谏游猎信谗，据《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赋中有云：“持身不谨兮，亡图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谏猎疏》及《哀二世赋》均见《汉书》本传。

〔8〕　《大人赋》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见上好仙，……

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 颜师古注：“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凡有道术皆为儒。”“大人，以谕天子也。” 赋见《汉书》本传。

〔9〕　贾谊升堂，相如入室　扬雄语。语见《汉书·艺文志》：“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意谓相如辞赋造诣高于贾谊。

〔10〕　文章冠天下　班固语见《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11〕　王褒　字子渊，西汉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所撰《圣主得贤臣颂》，以为“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见《汉书·王褒传》。又有俳文《僮约》，是一篇反映当时奴仆劳苦生活的游戏文章，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五。李尤，字伯仁，东汉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刘珍等撰《汉记》，又撰有赋、铭多篇及《七叹》、《哀典》等。事迹见《后汉书·文苑列传》。

〔12〕　《长门赋》　相如为谪居长门宫的陈皇后作。赋中描写一个弃妇的寂寞痛苦，以求感动武帝。收入《文选》。

〔13〕　《美人赋》　司马相如游梁时作。赋中叙述相如不慕女色，以自炫高洁。收入《古文苑》。扬雄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按班固引扬雄的话非专对《美人赋》而发。又，《史记》本传末“太史公曰”亦有这段文字，但司马迁早于扬雄多年，不可能引用扬雄的话，当系后人所加。

〔14〕　《汉书·司马相如传》：“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封禅书，见《汉书》本传。所忠，武帝近臣，曾任谏大夫，事迹散见《食货志》、《郊祀志》等。

〔15〕　胡安　西汉蜀郡临邛（今属四川）人。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卷三十四《人物志》载：“胡安，旧志临邛人，聚徒教授白鹤山点易洞先生明天文历象阴阳之数，司马相如从学焉。后乘鹤仙去。”

〔16〕　《凡将篇》　《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凡将篇》唐时尚存，宋代已佚。

〔17〕　关于相如制作迟缓，据《汉书·枚皋传》：“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西京杂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

〔18〕　王世贞　参看本卷第186页注〔4〕。他撰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巵言》等。《艺苑巵言》卷二：“《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长沙，指贾谊。班、张、潘，指班固、张衡、潘岳。子云，指扬雄。

〔19〕　谈　司马谈（？—前110），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武帝时任太史令。《史记·太史公自序》载，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所撰《论六家之要指》，见《太史公自序》中。

〔20〕　《左氏》　即《春秋左氏传》，参看本卷第392页注〔4〕。

《国语》，《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一篇，相传为左丘明撰，记载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各国贵族的言论，可与《左传》相参证。《世本》，《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五篇，战国时史官编撰。记述自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的氏姓、世系及都邑、制作等，后人曾有增补。原书已佚，现有清人辑本多种。《战国策》，《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十三篇，战国时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西汉刘向编订，内容系记载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谋略和言论。《楚汉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西汉陆贾撰，记项羽、刘邦初起及汉惠帝、文帝时事。原书已佚，现有清人辑本。

〔21〕　《史记》一百三十篇　《史记》全书有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陶唐，即帝尧。尧初定居陶丘（今山东定陶），后迁于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武帝获白麟，《汉书·武帝本纪》： “元狩元年（前122）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史记》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

〔22〕　任安　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人。因巫盅之祸获罪，被判死刑。他在狱中致书司马迁，司马迁回书，叙述自己不幸遭遇及《史记》撰写过程。此书即《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

〔23〕　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书·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24〕　班彪（3—54）　字叔皮，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

《后汉书·班彪传》载：“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鲁迅此处所引文字据《汉书·司马迁传赞》。

〔25〕　关于太史职守原出道家。道家创始人系老子李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唐司马贞《索隐》：

“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藏书室是古代帝王收藏图书文献的地方；

史，古代掌管图书、记事、历象的官。

〔26〕　茅坤（1512—1601）　字顺甫，号鹿门，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引文见《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其中“立斗”、“养士”原作“力斗”、“好士”。

〔27〕　《史记》有缺　《汉书·司马迁传》列举《史记》篇目后云：“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颜师古注：“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

〔28〕　褚先生　即褚少孙，参看本卷第415页注〔25〕。关于他续《史记》的事，《汉书·司马迁传》张晏注：“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冯商，字子高，西汉阳陵（今陕西高陵）人。《汉书·张汤传赞》三国魏如淳注：

“（商）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颜师古注：“刘歆《七略》云商……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汉书 ·艺文志》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刘歆，参看本卷第11页注〔5〕。关于他补《史记》的事，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29〕　崔适（1854—1924）　字怀谨，一字觯甫，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春秋复始》、《史记探源》等书。《史记探源》卷一《序证》： “案《汉书》亦有自言出自刘歆者。《艺文志》曰录《七略》、《律历志》曰录《三统历》是也。乃《儒林传》言经师受授，与《七略》相表里；《律历志》言六历、五德，与《郊祀志》、《张苍传》相牵属；《天文、地理志》言分野，与五经相印证；皆可知其为歆作。

《史记》之文，有与全书乖，与此合者，亦歆所续也。至若年代悬隔、章句割裂，当是后世妄人所增，与钞胥所脱。”

〔30〕　《汉书·贾谊传》除载《治安策》外，也录有《吊屈原赋》及《服赋》。

〔31〕　关于司马迁造赋。《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赋八篇。

《艺文类聚》卷三十收有司马迁《悲士不遇赋》。

〔32〕　胡应麟　参看本卷第14页注〔35〕。主要著作有《少室山房笔丛》、《诗薮》等。《诗薮·杂编·遗逸》：“董仲舒有《士不遇赋》，直致悁忿，殊不类江都平日语。且《汉志》无仲舒赋，伪无疑。太史亦有此赋，尤可笑。”认为此二赋系“六朝浅陋者”的“赝作”。

〔33〕　刘向　参看本卷第11页注〔5〕。《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又刘向赋三十三篇，多已亡佚，现存《九叹》（见《楚辞》）、《请雨华山赋》（见《古文苑》）等。

〔34〕　张子侨　又作张子蟜。《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汉书·艺文志》著录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已佚。华龙，事迹附见《汉书·萧望之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已佚。

柳褒，著作不详。

第十卷

古籍序跋集

《古小说钩沉》序

谢承《后汉书》序

［附］关于汪辑本《谢承后汉书》

［附］汪辑本《谢承后汉书》校记

谢沈《后汉书》序

虞预《晋书》序

《云谷杂记》跋

《嵇康集》跋

《云谷杂记》序

《志林》序

《广林》序

《范子计然》序

《任子》序

《魏子》序

《会稽郡故书集》序

谢承《会稽先贤传》序

虞预《会稽典录》序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序

贺氏《会稽先贤象赞》序

朱育《会稽土地记》序

贺循《会稽记》序

孔灵符《会稽记》序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

《百喻经》校后记

《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

《嵇康集》逸文考

《嵇康集》著录考

《嵇康集》序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小说旧闻钞》序言

《嵇康集》考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唐宋传奇集》序例

《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

《古小说钩沉》序〔1〕

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2〕。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3〕矣。顾其条最诸子，判列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4〕，而小说不与；

所录十五家〔5〕，今又散失。惟《大戴礼》引有青史氏之记〔6〕，《庄子》举宋钘之言〔7〕，孤文断句，更不能推见其旨。去古既远，流裔弥繁，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乎！

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舛，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8〕，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沉》。

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而为谈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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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最初以周作人的署名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二月绍兴刊行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古小说钩沉》中未收。

《古小说钩沉》，鲁迅约于一九○九年六月至一九一一年底辑录的古小说佚文集，共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三十六种。一九三八年六月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

〔2〕班固（32—92）　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史学家。官至兰台令史。著有《汉书》一二○卷。小说“出于稗官”等语，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稗官，《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唐代颜师古注：“稗官，小官。”三国魏如淳注：“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3〕“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　语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4〕“可观者九”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并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5〕《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录十五家小说，即《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和《百家》。

〔6〕《大戴礼》　亦称《大戴礼记》，相传为西汉戴德编纂，原书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青史氏，指《青史子》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青史子》五十七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记事也。”《隋书·经籍志》称“梁有《青史子》一卷，……亡。”则此书逸于隋唐间。鲁迅《古小说钩沉》录其佚文三则，二则辑自《大戴礼·保傅》（其一重见于《贾谊新书·胎教杂事》），一则辑自《风俗通义》。

〔7〕《庄子》　道家的代表著作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作者庄周（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庄子·天下》引有宋陉“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等语。宋陉，《孟子》作宋陉，《韩非子》作宋荣子，鲁迅认为他就是《宋子》的作者。参看《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8〕致远恐泥　《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曾引此语以论小说。

谢承《后汉书》序〔1〕

《隋书》《经籍志》〔2〕：《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唐书》《艺文志》同，又录一卷〔3〕，《旧唐志》三十卷〔4〕。承字伟平，山阴人，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见《吴志》《妃嫔传》并注〔5〕。《后汉书》宋时已不传，故王应麟《困学纪闻》自《文选》注转引之〔6〕；吴淑进注《事类赋》在淳化时，亦言谢书遗逸〔7〕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以校《曹全碑》，无不合〔8〕，然他人无得见者；惟钱塘姚之骃辑本四卷，在《后汉书补逸》中〔9〕，虽不著出处，难称审密，而确为谢书。其后仁和孙志祖〔10〕。黟汪文台〔11〕又各有订补本，遗文稍备，顾颇杂入范晔书〔12〕，不复分别。今一一校正，厘为六卷，先四卷略依范书纪传次第，后二卷则凡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并写入之。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13〕，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而今日逸文乃仅藉范晔书，《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以存。注家务取不同之说，以备异闻，而类书所引，又多损益字句，或转写讹异，至不可通，故后贤病其荒率，时有驳难；亦就闻见所及，最其要约，次之本文之后，以便省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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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谢承《后汉书》，鲁迅辑录的散佚古籍之一，一九一三年三月辑成，共六卷，未印行。

〔2〕《隋书》《经籍志》　《隋书》，纪传体隋代史，唐代魏征等著，八十五卷。其中《经籍志》为长孙无忌等著，载列汉至隋的存佚书目。它所采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3〕《唐书》《艺文志》　《唐书》，这里指《新唐书》，纪传体唐代史，宋代宋祁、欧阳修等著，二二五卷。其中《艺文志》载列唐时所存书目，著录谢承《后汉书》一三○卷，又录一卷。按乾隆武英殿版《新唐书·艺文志》作“一三三卷，又录一卷。”

〔4〕《旧唐志》　即《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原名《唐书》，纪传体唐代史，五代后晋刘昫等著，二百卷。后人为与《新唐书》区别，故加“旧”字。按该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谢承撰。”本文作“三十卷”，字有脱误。

〔5〕《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

……早卒。后十余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注：“《会稽典录》：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三国志》，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晋代陈寿著，六十五卷。注文为南朝宋裴松之所作。

〔6〕王应麟（1223—1296）　字伯厚，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宋末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困学纪闻》，读书笔记，二十卷。

卷十三“考史”部“谢承”条有“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等语，下注：

“谢承《后汉书》，见《文选》注。”《文选》，即《昭明文选》，诗文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共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困学纪闻》引语见《文选》卷二十四陆士衡《答贾长渊》诗李善注。

〔7〕吴淑（947—1002）　字正仪，宋代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官至职方员外郎。宋淳化（990—994）年间，进所著类书《事类赋》百篇，又应诏自加注释，分为三十卷。他在《进〈事类赋〉状》中称：谢承《后汉书》等“皆今所遗逸，而著述之家，相承为用。不忍弃去，亦复存之。”

〔8〕傅山（1607—1684）　字青主，阳曲（今属山西）人，明清之际学者。据《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部“谢承”条阎若璩夹注：

傅山自云其家有“永乐间扬州刊本”谢承《后汉书》；“郃阳曹全碑出，曾以谢书考证，多所裨，大胜范书。以寇乱亡失。”《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碑刻，记当时郃阳（今属陕西）县令曹全事迹。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出土。

〔9〕姚之骃　字鲁思，清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监察御史。辑有《〈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内收已经逸失的《后汉书》八家：东汉刘珍《东观汉记》八卷，三国吴谢承《后汉书》四卷，晋薛莹《后汉书》、晋张璠《后汉记》、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晋司马彪《续汉书》四卷。

〔10〕孙志祖（1736—1800）　字诒穀，一字颐谷，清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御史。辑有《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五卷。

著有《读书脞录》等。

〔11〕汪文台（1796—1844）　字南士，清代黟（今属安徽）人。

辑有《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包括谢承书八卷，薛莹书一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书二卷，谢沈书一卷，袁山松书二卷，张璠书一卷，并附失名氏书一卷。

〔12〕范晔书　指范晔所著《后汉书》。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史学家。曾官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撰《后汉书》，成帝纪、列传九十卷，即被杀。梁代刘昭以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分为三十卷补入。

〔13〕《隋志》录《后汉书》八家　《隋志》即《隋书·经籍志》。该志载录的八家《后汉书》为：谢承《后汉书》一三○卷；薛莹《后汉记》六十五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十七卷；谢沈《后汉书》八十五卷；晋张莹《后汉南记》四十五卷；袁山松《后汉书》九十五卷；范晔《后汉书》九十七卷，又刘昭注本一二五卷。现除范晔书及附于其后的司马彪书“八志”以外，皆已散逸。

［附］关于汪辑本《谢承后汉书》〔1〕

谢承《后汉书》八卷，谢沈《后汉书》一卷，黟人汪文台南士辑，并在《七家〈后汉书〉》中，有太平崔国榜〔2〕序，其略云：“康熙中，钱唐姚鲁斯辑《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书为补逸，颇沿明儒陋习，不详所自，遗陋滋多。孙颐谷侍御曾据其本为谢承书补正，未有成书。近甘泉黄右原比部亦有辑本，视姚氏差详，终不赅备。黟汪先生南士，绩学敦行，著书等身，以稽古余力，重为蒐补；先生之友汤君伯，称先生旧藏姚本，随见条记，丹黄殆徧，复虑未尽，以属弟子汪学惇，学惇续有增益。学惇殁后，藏书尽售于人，汤君复见此本，已多脱落。亟手录一过，以还先生之子锡藩。锡藩奉楹书，客江右，同岁生会稽赵撝尗从锡藩叚钞，余因得见是书。撝尗言先生所据《北堂书钞》，乃朱氏潜采堂本，题曰《大唐类要》者也，归钱唐汪氏振绮堂。辛酉乱后，汪氏藏书尽散，浙中尚有写本，为孙氏冶城山馆物，后归陈兰邻大令家，近亦鬻诸他氏，远在闽中，无从叚阅，异日得之，当可续补数十条”云。岁壬子夏八月叚教育部所藏《七家后汉书》写出，初二日始，十五日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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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原无标题、标点。

〔2〕崔国榜　清代太平（今属安徽）人，曾任建昌知府。

［附］汪辑本《谢承后汉书》校记〔1〕

元年〔2〕十二月十一日，以胡克家本《文选》〔3〕校一过。十二日，以《开元占经》及《六帖》〔4〕校一过。十三日，以明刻小字本《艺文类聚》〔5〕校一过。十四日，以《初学记》〔6〕校一过。

十五日，以《御览》〔7〕校一过。十六至十九日，以范晔书校一过。二十至二十三日，以《三国志》校一过。二十四至二十七日，以《北堂书钞》〔8〕校一过。二十八至三十一日，以孙校本校一过。元年一月四日至七日，以《事类赋》注校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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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原无标题、标点。

〔2〕元年　指中华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文末的“元年”当为“二年”。

〔3〕胡克家本《文选》　胡克家（1757—1816），字占蒙，清代婺源（今属江西）人。他于嘉庆十四年（1809）翻刻宋代尤袤本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并撰《考异》十卷。

〔4〕《开元占经》　即《大唐开元占经》，天文术数书，唐代瞿悉达著，共一二○卷。《六帖》，类书，唐代白居易撰，又称《白氏六帖》，三十卷；宋代孔传续撰《后六帖》，三十卷。后人将二书合为一部，称《白孔六帖》，共一百卷。

〔5〕《艺文类聚》　类书，唐代欧阳询等编，共一百卷，分四十八部。明代嘉靖六年（1827）胡缵宗刊刻小字本，鲁迅校勘所用的是嘉靖七年陆采加跋的胡刻重印本。

〔6〕《初学记》　类书，唐代徐坚等编，共三十卷，分二十三部。

〔7〕《御览》　即《太平御览》，类书，宋代李昉等编，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门。书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4）十二月。

〔8〕《北堂书钞》　类书，唐代虞世南等编，共一六○卷，分八五二类。

谢沈《后汉书》序〔1〕

《隋志》：《后汉书》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谢沈撰。《唐志》：一百二卷，又《汉书外传》十卷〔2〕。《晋书》《谢沈传》〔3〕：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郡命为主簿，功曹，察孝廉〔4〕，太尉郄鉴〔5〕辟，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6〕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7〕命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8〕牒为参军，皆不就。康帝〔9〕即位，以太学博士征，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10〕并称沈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11〕《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12〕之右。案《隋志》无《外传》者，或疑本在《后汉书》百二十二卷中，《唐志》乃复析出之，然据本传当为别书，今无遗文，不复可考；惟《后汉书》尚存十余条，辄缀辑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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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谢沈（292—344）《后汉书》，清代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和汪文台《七家〈后汉书〉》中各有辑本一卷。鲁迅辑本未印行。

〔2〕《唐志》　这里兼指《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汉书外传》，《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汉书》，……一百二卷，谢沈撰。《后汉书外传》，十卷，谢沈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卷，又《外传》十卷。”

〔3〕《晋书》　纪传体晋代史，唐代房玄龄等著，一三○卷。

《谢沈传》见该书卷八十二。

〔4〕孝廉　“孝悌廉洁科”的简称，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每年由郡举“孝廉”，合格者即授予官职。

〔5〕郄鉴（269—339）　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晋成帝咸康四年（338）任太尉。

〔6〕何充（292—346）　字次道，庐江灊（今安徽霍山）人。晋成帝时任会稽内史，官至尚书令。

〔7〕庾亮（289—340）　字元规，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晋明帝穆皇后之兄，成帝时封平西将军。

〔8〕蔡谟（281—356）　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封征北将军。

〔9〕康帝　东晋康帝司马岳（322—344），三四二年至三四四年在位。

〔10〕庾冰（296—344）　字季坚，庾亮之弟，官至中书监。

〔11〕《毛诗》　西汉毛亨和毛苌所传《诗经》。《隋书·经籍志》载：梁代有谢沈所注《毛诗》二十卷，《毛诗释义》、《毛诗义疏》各十卷。三书皆亡。

〔12〕虞预　参看本书《虞预〈晋书〉序》及其注〔1〕。

虞预《晋书》序〔1〕

《隋志》：《晋书》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讫明帝〔2〕，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虞预撰。《唐志》：五十八卷。《晋书》《虞预传》：著《晋书》四十余卷。与《隋志》合，《唐志》溢出十余卷，疑有误。本传又云：预字叔宁；征士喜〔3〕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讳〔4〕，改。初为县功曹，见斥。太守庾琛〔6〕：

命为主簿。纪瞻〔6〕，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

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7〕，参军庾亮〔8〕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大兴中，转琅邪国〔9〕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咸和中，从平王含〔10〕，赐爵西乡侯。

假归，太守王舒〔11〕请为谘议参军。苏峻〔12〕平，进封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卒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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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虞预，晋代余姚（今属浙江）人。所著《晋书》四十四卷，已佚；

又著有《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并佚。鲁迅所辑虞氏《晋书》一卷，未印行。

〔2〕明帝　东晋明帝司马绍（299—325），三二二年至三二五年在位。

〔3〕征士喜　指虞喜（281—356），字仲宁，晋代学者。朝廷三次征拜博士等官，俱不就。著有《安天论》、《志林新书》等。

〔4〕明穆皇后　指晋明帝后庾文君。按文中说虞预本名犯明穆皇后讳，《晋书·虞预传》作“犯明穆皇后母讳”。

〔5〕庾琛　字子美，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明穆皇后父。西晋末年任会稽太守，官至丞相军谘祭酒。

〔6〕纪瞻（253—324）　字思远，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

西晋末年任会稽内史，官至骠骑将军。

〔7〕诸葛恢（265—326）　字道明，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曾任安东将军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属下的从事中郎，后官至尚书右仆射。

〔8〕庾亮于西晋愍帝建兴（313—316）年间任丞相司马睿的参军。

〔9〕琅邪国　琅邪亦作琅琊。西晋时，琅邪王封地在今山东临沂地区；东晋时，侨置于今江苏句容地区。太兴二年（319）虞预任琅邪国常侍，当时琅邪王为元帝子司马裒。

〔10〕王含　字处弘，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大将军王敦之兄。官至骠骑大将军，随王敦叛乱，失败被沉水死。按明帝太宁二年（324）平王含，在成帝咸和（326—334）前。

〔11〕王舒　字处明，临沂人。东晋太宁末、咸和初任抚军将军、会稽内史。因平苏峻有功，进封彭泽县侯。

〔12〕苏峻　字子高，掖（今山东掖县）人。东晋元帝时官至冠军将军。咸和二年（327）起兵叛乱，次年兵败被杀。

《云谷杂记》跋〔1〕

右单父张淏〔2〕清源撰《云谷杂记》一卷，从《说郛》〔3〕写出；证以《大典》本〔4〕，重见者廿五条，然小有殊异，余皆《大典》本所无。《说郛》残本五册，为明人旧抄，假自京师图书馆，与见行本〔5〕绝异，疑是南村〔6〕原书也。《云谷杂记》在第三十卷。以二夕写毕，唯讹夺甚多，不敢轻改，当于暇日细心校之。癸丑六月一日夜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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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写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

《云谷杂记》，南宋张淏著，成书时间为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是一部以考史论文为主的笔记，原书已佚。鲁迅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从明抄《说郛》残本辑其遗文，写成初稿本一卷。

〔2〕张淏　字清源，生平参看本书《〈云谷杂记〉序》。按明抄《说郛》残本注以张淏为单父（今山东单县）人。

〔3〕《说郛》　汉魏至宋元的笔记选集，元末明初陶宗仪编，一百卷。原书已残缺，清初陶珽增订为一二○卷，错误甚多。近人张宗祥集六种明抄残本为一百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里指的是明抄残本的一种，五册，为卷三、卷四及卷二十三至三十二，共十二卷。

〔4〕《大典》本　指清代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刊的《云谷杂记》四卷本（武英殿聚珍版）。《永乐大典》，类书，明成祖时解缙等辑，始于永乐元年（1403），成于永乐六年（1408），共二二八七七卷。

明代嘉靖、隆庆间又摹写为正、副两本。原本、副本毁于明亡之际；正本清代乾隆时已残阙，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又遭焚毁、劫掠。一九六○年中华书局收集残本七三○卷影印出版。

〔5〕见行本　指陶珽刻本。

〔6〕南村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属浙江）人，元末明初学者。他除辑集《说郛》外，还著有《南村辍耕录》、《南村诗集》等。

《嵇康集》跋〔1〕

右《嵇康蒙》十卷，从明吴宽丛书堂钞本〔2〕写出。原钞颇多讹舛，经二三旧校〔3〕，已可罶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4〕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

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镫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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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写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日，原载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嵇康集》，嵇康的诗文集。鲁迅的校正本以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底本，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几经校订而成。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末作家，曾任中散大夫。他与魏宗室通婚，又“非汤武而薄周孔”，并因吕安案受牵连，而被谋夺魏朝政权的司马氏集团所杀。

〔2〕吴宽丛书堂钞本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藏书家。丛书堂为其书室名。他所藏钞本《嵇康集》十卷，有顾广圻、张燕昌题跋各一则，黄不烈（署荛翁、复翁）题跋三则。鲁迅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从京师图书馆借出抄录。

〔3〕指丛书堂钞本上的朱墨两种校文。黄不烈跋称系“匏罶手自雠校”。顾广圻跋亦称：“卷中讹误之字，皆先生亲手改定。”

〔4〕黄省曾（1490—1540）　字勉之，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藏书家。著有《五岳山人集》。所刻《嵇中散集》，十卷，前有黄氏自序，末署“嘉靖乙酉”即明代嘉靖四年（1525）。

《云谷杂记》序〔1〕

《云谷杂记》，宋张淏撰。《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2〕皆不载；明《文渊阁书目》〔3〕有之，云一册，然亦不传。清乾隆中，从《永乐大典》辑成四卷，见行于世。此本一卷，总四十九条，传自明钞《说郛》第三十卷，与陶珽〔4〕所刻绝异。刻本析为三种，曰《云谷杂记》，曰《艮岳记》，曰《东斋纪事》〔5〕，阙失七条，文句又多臆改，不足据。《大典》本百二十余条，此卷重出大半，然具有题目，详略亦颇不同，各有意谊，殊不类转撝异。盖当时不止一刻，曾有所订定，故《说郛》及《大典》所据非一本也。淏字清源，其先开封人，自其祖寓婺之武义〔6〕，遂为金华人。举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补将仕郎，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举备顾问。绍定元年以奉议郎致仕。又尝侨居会稽，撰《会稽续志》〔7〕八卷，越中故实，往往赖以考见。今此卷虽残阙，而厔略故在，传之世间，当亦越人之责邪？原抄僞夺甚多，校补百余字，始可通读。间有异同，辄疏其要于末〔8〕。其与《大典》本重出者，亦不删汰，以略见原书次第云。甲寅三月十一日会稽〔9〕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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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写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按鲁迅辑成《云谷杂记》初稿本后，又继续校补整理，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写成定本。未印行。

〔2〕《宋史》《艺文志》　《宋史》，纪传体宋代史，元代脱脱（清代改称托克托）等著，四九六卷。其中《艺文志》载录宋朝所存图书篇目。《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典章制度的史书，宋末元初马端临著，三四八卷。《直斋书录解题》，书目提要，宋代陈振孙著，原书已佚。今本从《永乐大典》录出，二十二卷。

〔3〕《文渊阁书目》　明朝宫廷藏书目录，明正统年间杨士奇编著，四卷。

〔4〕陶珽　字紫阆，号不退，姚安（今属云南）人，明末进士。

〔5〕关于《艮岳记》、《东斋记事》，陶珽刻本《说郛》将《云谷杂记》中“寿山艮岳”条抽出，充作《艮岳记》一书；又将另二十五条抽出，题为宋代许观的《东斋纪事》。

〔6〕婺之武义　婺即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武义为婺州属县。

〔7〕《会稽续志》　张淏撰，又称《宝庆会稽续志》，系续宋代施宿《嘉泰会稽志》而作。共八卷（第八卷为孙因所作《越问》）。

〔8〕指鲁迅写定本《云谷杂记》后所附的“札记”二十条。

〔9〕原借署周作人。

《志林》序〔1〕

《晋书》《儒林》《虞喜传》：喜，为《志林》三十篇。《隋志》作三十卷，《唐志》二十卷，并题《志林新书》。今《史记索隐》，《正义》，《三国志》注所引有二十余事〔2〕，於韦昭《史记音义》，《吴书》，虞溥《江表传》〔3〕多所辨正。其见于《文选》李善注，《书钞》，《御览》者，皆阙略，不可次第。

《说郛》亦引十三事，二事已见《御览》，余甚类小说，盖出陶珽妄作，并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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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鲁迅日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写《志林》四叶。”

《志林》：晋代虞喜著。鲁迅辑本一卷，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国志·吴书》注、《太平御览》等十种古籍校录而成，共四十则。未印行。

〔2〕《史记索隐》　唐代司马贞撰。《正义》，即《史记正义》，唐代张守节撰。按鲁迅《志林》辑本中，有辑自《史记索隐》的十三则；

辑自《史记正义》的三则；辑自《三国志》《吴书》注的九则。

〔3〕韦昭《史记音义》　韦昭当为徐广。《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常引虞喜《志林》，对徐广的《史记音义》加以辨正。韦昭，字弘嗣，三国吴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官至太子中庶子。著有《汉书音义》。《吴书》，三国吴史，韦昭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五卷，已佚。虞溥，字允源，晋代昌邑（今山东巨野）人，官至鄱阳内史。所著《江表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卷，已佚。裴松之《三国志·吴书》注常引虞喜《志林》，对韦昭《吴书》和虞溥《江表传》加以辨正。

《广林》序〔1〕

《隋志》：梁有《广林》二十四卷，《后林》十卷，虞喜撰，亡。《唐志》《后林》复出，无《广林》〔2〕。杜估《通典》引一节〔3〕，书实尚存；又多引虞喜说，大抵襍论礼服或驳难郑玄，谯周，贺循〔4〕，与所谓《广林》相类。又有称《释滞》，《释疑》，《通疑》〔5〕者，殆即《广林》篇目，《通疑》以难刘智《释疑》〔6〕，余不可考。今并写出，次《广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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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按鲁迅校录《志林》、《广林》、《范子计然》、《任子》、《魏子》五书稿本合订为一册，书写体例、字迹、用纸相同，当为同一时期所录。

《广林》，鲁迅辑本一卷，据《通典》、《后汉书》、《路史余论》校录而成，共十一则。未印行。

〔2〕《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林新书》十卷，虞喜撰。”

《新唐书·艺文志》同。未印行。

〔3〕杜佑（735—812）　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唐代史学家。官至检校司徒同平章事。《通典》，记述上古至唐代宗时典章制度的史书，二百卷。该书卷八十八引有虞喜驳难谯周《五经然否》文一则；明注出于《广林》；其他卷中又引有虞喜驳难郑玄、谯周、贺循文九则，俱未注明出于何书。以上十则，鲁迅辑本《广林》皆录入。

〔4〕郑玄（127—200）　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曾注《毛诗》、《三礼》等。谯周（201—270），字允南，三国蜀巴西西充（今四川阆中）人，官至光禄大夫。著有《古史考》等。

贺循，参看本书《贺循〈会稽记〉序》。

〔5〕《释滞》　鲁迅辑得二则，录自《通典》卷九十三。《释疑》，鲁迅辑得一则，录自《通典》卷一○三。《通疑》，鲁迅辑得五则，录自《通典》卷九十五、九十八。

〔6〕刘智　字子房，晋代平原高唐（今属山东）人。曾官侍中、尚书。著有《丧服释疑》二十卷，已佚。今有辑本一卷，在《汉魏遗书钞》中。

《范子计然》序〔1〕

《唐书》《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列农家。马总《意林》〔2〕：《范子》十二卷，注云，并是阴阳历数也。《汉书》《艺文志》有《范蠡》二篇，在兵权家，非一书。《隋志》亦不载计然。然贾思勰《齐民要术》〔3〕已引其说，则出于后魏以前，虽非蠡作，要为秦汉时故书，《隋志》盖偶失之。计然者，徐广《史记音义》云范蠡师也，名研〔4〕。颜师古《汉书》注云：一号计研，其书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见《皇览》及《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

〔5〕案本书言计然以越王鸟喙，不可同利，未尝仕越〔6〕。而《越绝》记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吴越春秋》又在八大夫之列，出处画然不同。意计然，计倪自为两人，未可以音近合之。又郑樵《通志》《氏族略》引《范蠡传》：蠡师事计然。姓宰氏，字文子。

〔7〕章宗源〔8〕以辛为宰氏之误。《汉志》农家有《宰氏》十七篇，或即此，然不能详。审谛逸文，有论“天道”及“九宫”“九田”，亦时著蠡问者，与马总所载《范子》合；又有言庶物所出及价直者，与师古所谓《万物录》合。盖《唐志》著录合此二分，故有十五篇，而马总，颜罶各举一分，所述遂见殊异，实为一书。今别其论阴阳记方物者为上下卷，计倪《内经》〔9〕亦先阴阳后货物，殆计然之书例本如此，而二人相栶，亦自汉已然，故《越绝》即计〔10〕以计然为计倪之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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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

《范子计然》，鲁迅辑本两卷，据《史记》、《后汉书》、《艺文类聚》、《大观本草》等二十种古籍校录而成，共一二一则。未印行。

〔2〕马总（？—823）　字会元（一作元会），唐代扶风（今陕西岐山）人。官至户部尚书。《意林》，周秦以来诸家著作杂录，今本五卷，共收七十一家。

〔3〕贾思勰　后魏齐郡益都（今属山东）人，官高阳太守。《齐民要术》，古农书，十卷。卷三、卷四引有《范子计然》论“五谷”和介绍“蜀椒”的文字。

〔4〕徐广（352—425）　字野民，东晋东莞姑幕（今江苏常州）人，官至中散大夫。《史记音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新、旧《唐志》著录十三卷，已佚。《史记·货殖列传》南朝宋裴骃《集解》：“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筭’。”

〔5〕颜师古（581—645）　名罶，唐代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官中书侍郎、弘文馆学士，以注《汉书》著名。他在《汉书·货殖传》的注文中说：“计然一号计研，故《宾戏》曰‘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

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皇览》，类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一二○卷，亡。《中经簿》，目录书，晋代荀勖撰，《隋志》著录十四卷，今存清代王仁俊辑本一卷。《吴越春秋》，史书，汉代赵晔著，现存十卷。该书卷六《勾践伐吴外传》载，“冬十月，越王乃请八大夫”问战，而实际列举的越国大夫仅计倪等七人。《越绝书》，史书，汉代袁康撰，十五卷。该书卷九《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昔者越王勾践近侵于强吴，……乃胁诸臣与之盟：‘吾欲伐吴，奈何有功？’群臣默然无对。王曰：‘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见而难使也？’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举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见难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

〔6〕计然以越王鸟喙　鲁迅辑本《范子计然》卷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范蠡乘偏舟于江湖。”

引自《意林》、《后汉书·隗嚣传》注等。

〔7〕郑樵（1103—1162）　字渔仲，莆田（今属福建）人，宋代史学家。《通志》，史书，二百卷，包括自上古至隋的本纪、世家、年谱、列传和记载上古至唐宋文献资料的二十略。《氏族略》为二十略之一，记述氏族演变情况，其中说：“宰氏氏《范蠡传》云，范蠡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又“辛氏……计然，本辛氏，改为计氏。”

〔8〕章宗源（约1751—1800）　字逢之，清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年间举人。著有《隋书经籍志考证》等。

〔9〕计倪《内经》　记载越王勾践为策划伐吴而召见计倪的问答之词，见《越绝书》卷四。

〔10〕此“计”字疑为衍文。

《任子》序〔1〕

马总《意林》：《任子》十二卷，注云，名奕。《御览》引《会稽典录》：“任奕，字安和，句章人。”又《吴志》注引《典录》：朱育对王朗云，近者“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2〕罗濬《四明志》〔3〕亦有奕传，云今有《任子》十卷。奕书宋时已失，《志》云今有者，盖第据《意林》言之，隋唐志又未著录，故名氏转晦。胡元瑞疑即任嘏《道论》，徐象梅复以为临海任旭。

〔4〕今审诸书所引，有任嘏《道德论》，有《任子》，其为两书两人甚明。惟《初学记》引任嘏论云：“夫贤人者，积礼义于朝，播仁风于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与《御览》四百三〔5〕引《任子》相类，为偶合或误题已不可考。今撰写直题《任子》者为一卷以存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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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

《任子》，东汉句章（今浙江慈溪）任奕著。鲁迅辑本封面题作《任奕子》，正文题作《任子》，一卷。据《意林》、《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记》校录而成，共二十六则。未印行。

〔2〕朱育　参看本书《朱育〈会稽土地记〉序》。引语见《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

〔3〕罗濬　宋代人，官从政郎、新赣州录事参军。《四明志》，地方志，罗濬、方万里等编修，成于宝庆三年（1227），共二十一卷。任奕传见该书卷八：“任奕，句章人，为御史中丞。朱育称其为文章之士，立言粲盛。今有《任子》十卷，见《意林》。”

〔4〕胡元瑞（1551—1602）　名应麟，字元瑞，兰溪（今属浙江）人，明代学者。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惟《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东太守任嘏撰《道论》十二卷，或字之讹也。”按任嘏，字昭先（一作昭光），三国魏黄门侍郎。非任奕。徐象梅，字仲和，明代杭州人，著有《两浙名贤录》、《琅環史唾》等。《两浙名贤录》：“任次龙，名奕。郡将蒋秀请为功曹，谢去。后历官御史中丞。”按任次龙，名旭，晋代临海章安（今浙江临海）人，官至郎中。徐象梅误合任旭、任奕为一人。

〔5〕《御览》四百三　按鲁迅辑本《任子》正文作“《御览》四百二”，是。

《魏子》序〔1〕

《隋志》：《魏子》三卷，后汉会稽人魏朗撰。《唐志》同。

马总《意林》作十卷，当由后人析分，或“十”字误。朗，字少英，上虞人，桓帝时为尚书，被党议免归，复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见《后汉书》《党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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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

《魏子》，鲁迅辑本封面题作《魏朗子》，正文题作《魏子》，一卷。

据《意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事类赋》注、《文选》李善注、《路史·余论》校录而成，共十八则。未印行。

《会稽郡故书集》序〔1〕

《会稽郡故书襍集》者，最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2〕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杂传篇有四部三十八卷，地理篇二部二卷〔3〕。五代云扰，典籍湮灭。旧闻故事，殆尟孑〔4〕。后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绪。□□〔5〕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6〕，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

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剏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絫为一袠。中经游涉〔7〕，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讥于世〔8〕。俯仰之间，遂辍其业。十年已后，归于会稽〔9〕。禹勾践之遗迹〔10〕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是故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云尔。因复撰次写定，计有八种。诸书众说，时足参证本文，亦各最录，以资省览。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11〕，不忘于故。第以寡闻，不能博引。如有未备，览者详焉。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九月既望〔12〕，会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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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绍兴教育杂志》第二期，后印入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绍兴木刻刊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均借署周作人名。一九三八年随该集编入《鲁迅全集》第八卷。以下八篇，是作者为集内所辑八种逸书分别撰写的序文。

《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早期辑录的古代逸书集，共收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和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八种。前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人物事迹，后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所录佚文大都辑自唐宋类书及其他古籍，并经相互校勘补充。会稽郡，始置于秦代，治所在吴（今江苏苏州）；东汉分置吴郡，移治于山阴（今浙江绍兴），辖今浙江绍兴、上虞、余姚、诸暨、鄞等县。

〔2〕海岳精液，善生俊异　《会稽典录·朱育》：“（虞）翻对曰：

‘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

〔3〕《隋书》《经籍志》所载会稽典籍，其史部“杂传”篇著录谢承《会稽先贤传》七卷、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二卷、虞预《会稽典录》二十四卷、无名氏《会稽先贤象赞》五卷；“地理”篇著录朱育《会稽土地记》一卷、贺循《会稽记》一卷。

〔4〕孑遗　《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5〕□□　原为“作人”二字。

〔6〕张澍（1776—1847）　字时霖，清代甘肃武威人。嘉庆年间进士，曾官知县。所辑《二酉堂丛书》，集录唐代以前凉州地区（今甘肃、宁夏等地）人的著作及该地区处理典籍，共二十一种，三十卷。

〔7〕中经游涉　指作者于一九○二年赴日本留学。

〔8〕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讯于世　如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以为虞预《会稽典录》等“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清代沈钦韩《后汉书疏证》卷三以为谢承《后汉书》中关于王充的记载失实，说：“盖谢承书本多虚诬，而充其乡里先辈，务砍矜夸，不知其乖谬也。”

〔9〕十年已后，归于会稽　作者于一九○九年自日本归国，一九一○年回到绍兴，距离乡时将十年。

〔10〕禹勾践之遗迹　禹，我国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夏朝的建立者，以平治洪水著称。据说他死在会稽，今绍兴城东有禹陵。勾践（？—前465），春秋末年越国国君。曾为吴国所败，后起卧尝胆，刻苦图强，终于灭吴。会稽为越国都城，会稽山上有越王城故迹。

〔11〕景行　《诗经·小雅·车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2〕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九月既望　即夏历甲寅年九月十六日（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太岁即木星，古时据其运转方位以纪年。太岁在甲为“阏逢”，在寅为“摄提格”。夏历每月十五为望日。既望，即十六日。

谢承《会稽先贤传》序〔1〕

《隋书》《经籍志》：《会稽先贤传》七卷，谢承撰。《新唐书》《艺文志》同。《旧唐书》《经籍志》作五卷。侯康《补三国艺文志》〔2〕云：“《御览》屡引之。所记诸人事，多史传之佚文。严遵二条，足补《后汉书》本传之阙。陈业二条，足以证《吴志》《虞翻传》注。吉光片羽，皆可宝也。”今撰集为一卷。承字伟平，山阴人。吴主孙权〔3〕时，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见《吴志》《谢夫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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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承《会稽先贤传》　鲁迅辑本一卷，收录记载严遵、董昆、陈业、阚泽等八人事迹的佚文九则。

〔2〕　侯康（1798—1837）　字君谟，清代番禹（今属广东）人，道光举人。著有《后汉书补注续》、《三国志补注》等。所著《补三国艺文志》，载录、考证三国时代的典籍，共四卷。

〔3〕　孙权（182—252）　字仲谋，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吴国国君。二二九年至二五二年在位。

虞预《会稽典录》序〔1〕

《隋书》《经籍志》：《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虞预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同。预字叔宁，余姚人。本名茂，犯明帝穆皇后讳，改。初为县功曹，见斥。太守庾琛命为主簿。纪瞻代琛，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大兴中，转琅邪国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咸和中，从平王含，赐爵西乡侯。假归，太守王舒请为咨议参军。苏峻平，进封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卒于家。撰《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见《晋书》本传。《典录》，《宋史》《艺文志》已不载，而宋人撰述，时见称引〔2〕，又非出于转录。疑民间尚有其书，后遂湮昧。今搜缉逸文，尚得七十二人。略依时代次第，析为二卷。有虑非本书者，别为存疑一篇，附于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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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虞预《会稽典录》　鲁迅辑本分上、下二卷，收录记载范蠡、严光、谢承、朱育等七十二人事迹和会稽地理的佚文共一一二则。

〔2〕　关于《会稽典录》为宋人撰述所称引，如《太平御览》引有《会稽典录》七十余则，《事类赋》注、《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等，亦有征引。

〔3〕　指附于鲁迅辑本之后的《〈会稽典录〉存疑》，内收记载陈嚣、沈丰、贺钝、沈震事迹的佚文四则，鲁迅疑非出于《会稽典录》，故不列为正文。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序〔1〕

《隋书》《经籍志》：《会稽后贤传记》二卷，钟离岫撰。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云，《会稽后贤传》三卷，无记字。钟离岫未详其人。章宗源《〈隋志〉史部考证》〔2〕据《通志》《氏族略》以为楚人。案《元和姓纂》〔3〕云：“汉有钟离昧，楚人。钟离岫撰《会稽后贤传》。”楚人者谓昧〔4〕，今以属岫，甚非。汉代以来，钟离为会稽望族〔5〕，特达者众，疑岫亦郡人，故为邦贤作传矣。今缉合逸文，写作一卷，凡五人，仍依《隋志》题曰《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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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　鲁迅辑本一卷，收录记载孔愉、孔群、孔坦等五人事迹的佚文五则。

〔2〕　《〈隋志〉史部考证》　章宗源所著《〈隋书·经籍志〉考证》，仅成史部，十三卷。

〔3〕　《元和姓纂》　唐代林宝著，十卷。成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故名。此书记述唐代各姓氏的来源和旁支世系。原书已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

〔4〕　楚人者谓昧　钟离昧（一作昧），项羽部将，见《史记·项羽本纪》。

〔5〕　钟离为会稽望族　按东汉有山阴钟离意，史称良吏，官至尚书仆射；三国吴有钟离牧，曾任南海太守，为钟离意七世孙。牧又有子盛、徇，分别为吴尚书郎和水军都督。

贺氏《会稽先贤象赞》序〔1〕

《隋书》《经籍志》：《会稽先贤象赞》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四卷，贺氏撰。《新唐书》《艺文志》云，《会稽先贤象传赞》四卷〔2〕。其书当有传有赞，故《旧唐志》史录，集录各著其目〔3〕。又有《会稽太守象赞》二卷，亦贺氏撰。今悉不传。唯《北堂书钞》引《先贤象赞》二条，此后不复见有称引，知其零失久矣。辄复写所存《传》文为一卷。《赞》并亡。贺氏之名亦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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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氏《会稽先贤象赞》　鲁迅辑本一卷，收录记载董昆、綦母俊事迹的佚文各一则。贺氏生平无考。

〔2〕　《会稽先贤象传赞》　按《新唐书·艺文志》作“贺氏《会稽先贤传象赞》四卷”。

〔3〕　《旧唐志》史录，集录各著其目　《旧唐书·经籍志》史部目录“杂传类”著录：“《会稽先贤象赞》四卷，贺氏撰”；集部目录“总集类”著录：“《会稽先贤赞》四卷，贺氏撰”。又上述二部目录并载：“《会稽太守象赞》二卷，贺氏撰”。

朱育《会稽土地记》序〔1〕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篇：《会稽土地记》一卷，朱育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作四卷，又削土地二字，入杂传记类。《世说新语》注〔2〕引《土地志》二条，不题撰人，盖即育记。所言皆涉地理。意《唐志》以为传记者，失之。其书，唐宋以来，绝不见他书征引，知阙失已久。所存逸文，亦寥落不复成篇。以其为会稽地记最古之书，聊复写出，以存其目。育字嗣卿，山阴人，吴东观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见《会稽典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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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育《会稽土地记》　鲁迅辑本一卷，收录记载山阴、长山的佚文各一则。

〔2〕　《世说新语》注　《世说新语》，笔记小说，南朝宋刘义庆著，分三十六门，原本八卷，今本三卷。记载汉末至东晋名人逸事、言谈。南朝梁刘峻作注，引书四百余种，补充史料，印证正文。所引《土地志》二条见《言语》篇注。

贺循《会稽记》序〔1〕

《隋书》《经籍志》：《会稽记》一卷，贺循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不载。循字彦先，山阴人，举秀才。除阳羡；武康令。以陆机荐，召为太子舍人〔2〕。元帝〔3〕为晋王，以为中书令，不受。转太常，领太子太傅，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赠司空，谥曰穆。见《晋书》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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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循《会稽记》　鲁迅辑本一卷，收录记载会稽地理传说的佚文四则。

〔2〕　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西晋文学家。曾官平原内史。著有《陆士衡集》。《晋书·贺循传》：陆机上疏，荐“循可尚书郎”，“久之，召补太子舍人。”

〔3〕　元帝　即司马睿（276—322），建武元年（317）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孔灵符《会稽记》序〔1〕

孔灵符《会稽记》，《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志》皆不著录。《宋书》《孔季恭传》〔2〕云：季恭，山阴人。子灵符〔2〕，元嘉末为南谯王义宣〔4〕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尚书吏部郎。大明初，自侍中为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入为丹阳尹，出守会稽。又为寻阳王子房〔5〕右军长史。景和中，以迕近臣，被杀。

太宗〔6〕即位，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诸书引《会稽记》，或云孔灵符，或云孔晔。晔当是灵符之名。如射的谚〔7〕一条，《御览》引作灵符，《寰宇记》〔8〕引作晔，而文辞无甚异，知为一人。《艺文类聚》引或作孔皋，则睥字传写之误。今亦不复分别。第录孔氏《记》为一篇。其不题撰人者，别次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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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灵符《会稽记》　鲁迅辑本一卷，收录记载会稽地理传说的佚文五十六则，其中包括未著撰人及存疑者十七则。

〔2〕　《宋书》《孔季恭传》　《宋书》，纪传体南朝宋史，南朝梁沈约著，一百卷。《孔季恭传》见该书卷五十四，后附孔灵符传。

〔3〕　子灵符　《宋书·孔季恭传》作“弟灵符”。

〔4〕　南谯王义宣　刘义宣（413—452），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子。文帝元嘉九年（432）封南谯王。

〔5〕　寻阳王子房　即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第六子刘子房（456—466），大明四年（460）封寻阳王，泰始二年（466）贬为松滋县侯，被杀。

〔6〕　太宗　即南朝宋明帝刘彧（439—472），四六五年至四七二年在位。

〔7〕　射的谚　孔灵符《会稽记》中关于射的山的一条记载。射的山，位于今浙江萧山，因有射的石而得名。传说当地人据此石颜色的明暗以占米价，谚云：“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按《太平御览》卷四十七“秦望山”条引射的谚，出自《水经注》；同卷“鹤山”条提及射的山，则标明引自“孔灵符《会稽记》”，但无射的谚。

〔8〕　《寰宇记》　即《太平寰宇记》，地理总志，北宋乐史著，二百卷。关于射的谚的记载见该书卷九十六。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1〕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志》皆不载。曾先事迹，亦无可考见。唐时撰述已引其书〔2〕，而语涉梁武〔3〕，当是陈隋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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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　鲁迅辑本一卷，收录记载会稽山川、地理、人物传说的佚文三十三则。

〔2〕　关于夏侯曾先《会稽地志》为唐时撰述所称引，如鲁迅所辑“石帆”、“欧冶子”二条，即见引于唐代徐坚等所撰《初学记》。

〔3〕　梁武　即南朝梁武帝萧衍（464—549），五○二年至五四九年在位。《嘉泰会稽志》卷六引《会稽地志》“乌带山”条有“梁武帝遣乌笪采石英于此山而卒”等语。

《百喻经》校后记〔1〕

乙卯七月二十日，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永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多有谬误，不可尽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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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于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原在鲁迅自藏《百喻经》校本后，无标题、标点。

《百喻经》，全名《百句譬喻经》，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毘地译。鲁迅一九一四年捐资由金陵刻经处刻印，二卷。

《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1〕

右总计二百卅一种，宜都杨守敬〔2〕之所印也。乙卯〔3〕春得于京师，大小四十余纸，又目录三纸，极草率。后见它本，又颇有出入，其目录亦时时改刻，莫可究竟。明代书估刻丛，每好变幻其目，以眩买者，此盖似之。入冬无事，即尽就所有，略加次第，帖为五册。审碑额阴侧，往往不具，又时襍翻刻本，殊不足凭信；以世有此书，亦聊复存之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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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在鲁迅整理本《寰宇贞石图》目录之后，无标题、标点。当写于一九一六年一月。

《寰宇贞石图》，清末杨守敬所辑石刻拓片集，原书六卷。共收二百三十余种，以中国先秦至唐宋的碑刻墓志为主，兼收日本、时淌帧８檬橛星宕庑靼?年（1882）、宣统二年（1910）两种石印本，后者有所增改。鲁迅整理本五册，未印行。

〔2〕杨守敬（1839—1915）　字惺吾，湖北宜都人，清末学者。

曾在驻日使馆任职。著有《水经注疏》、《日本访书志》、《历代舆地图》等。

〔3〕乙卯　指一九一五年。《鲁迅日记》一九一五年八月三日：

“下午，敦古谊帖店送来石印《寰宇贞石图》散叶一分五十七枚。”又一九一六年一月二日：“夜整理《寰宇贞石图》一过。”

《嵇康集》逸文考〔1〕

嵇康《游仙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太平广记》四百引《续齐谐记》〔2〕。）嵇康有《白首赋》。（《文选》二十三《谢惠连秋怀诗》李善注〔3〕。）嵇康《怀香赋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于历山之阳，仰眺崇冈，俯察幽坂。乃睹怀香，生蒙楚之间。曾见斯草，植于广厦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弃，遂迁而树于中唐。华丽则殊采阿那，芳实则可以藏书。又感其弃本高崖，委身阶庭，似傅说显殷，四叟归汉，故因事义赋之。（《艺文类聚》八十一。案《太平御览》九百八十三引嵇含《槐香赋》，文与此同；《类聚》以为康作，非也。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据《类聚》录之；张溥本亦存其目，并误〔4〕。）嵇康《酒赋》云：重酎至清，渊凝冰洁，滋液兼备，芬芳□□〔5〕。（《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案同卷又引嵇含《酒赋》云：“浮螘萍连，醪华鳞设。”疑此四句亦嵇含之文。）嵇康《蚕赋》曰：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6〕（《太平御览》八百十四。）嵇康《琴赞》云：懿吾雅器，载璞灵山；体具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润外鲜。昔在黄农，神物以臻；穆穆重华，托心五弦。（“托心”《书钞》作“记以”，据《初学记》十六引改。）闲邪纳正，亹亹其仙。宣和养气，（《初学记》十六两引，一作“素”。）介乃遐年。

（《北堂书钞》一百九。）〔7〕嵇康《太师箴》〔8〕曰：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此斗之兆也。（《太平御览》四百九十六。

严可均曰：“此疑是序，未敢定之。”今案：此《家诫》也，见本集第十卷；《御览》误题尔。）嵇康《灯铭》：肃肃宵征，造我友庐，光灯吐耀，华缦长舒。（见《全三国文》，不著所出。今案：《杂诗》〔9〕也，见本集第一卷，亦见《文选》。）《嵇康集目录》（《世说》注，《御览》引作《嵇康集序》）曰：孙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于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饮食，得无辞让。（《魏志》《王粲传》注，《世说新语》《棲逸篇》注，《御览》二十七，又九百九十九。）《嵇康文集录》注曰：河内山嵚守颍川，山公族父。

（《文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10〕李善注。）《嵇康文集录》注曰：阿都，吕仲悌，东平人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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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当写定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之前。附鲁迅校本《嵇康集》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

〔2〕《太平广记》　类书，宋代李昉等编，五百卷。主要收录六朝至宋初的小说、笔记，引书四百七十余种，分九十二类。《续齐谐记》，志怪小说集，南朝梁吴均著，一卷。续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已佚）而作，故名。

〔3〕谢惠连（397—433）　南朝宋文学家，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彭城王刘义康法曹参军，有《谢法曹集》。李善（约630—689），唐代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高宗时官崇文馆学士。曾注《昭明文选》。

〔4〕按宋本《艺文类聚》所收《怀香赋序》署嵇含作，别本误署嵇康。嵇含（263—306），字君道，嵇康侄孙。晋初任襄城太守。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清代学者。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文总集，七六四卷。按该书据《艺文类聚》收《怀香赋序》于嵇康文中，又据《太平御览》收《槐香赋》并序于嵇含文中，二序实为一篇。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编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内收《嵇中散集》，集中全录《怀香序》，非仅存其目

〔5〕芬芳□□　清代孔广陶校本《北堂书钞》引此句缺二字，明代陈禹谟本《北堂书钞》作“芬菲澂澈”。

〔6〕《蚕赋》　这里题作嵇康《蚕赋》的两句引文出自荀卿《赋篇》，《太平御览》题撰人为“荀卿”，篇名作《蚕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转引《御览》时误题撰人为嵇康。

〔7〕“穆穆重华”等六句，据孔广陶本《北堂书钞》。陈禹谟本作“穆穆重华，五弦始兴。闲邪纳正，感扬悟灵。宣和养气，介乃遐龄。”按《初学记》卷十六引“闲闲纳正，宣和养素”二句，题嵇康《琴赞》；引“穆穆重华，托心五弦，宣和养气，介乃遐年”四句，误题嵇康《琴赋》。

〔8〕《太师箴》　嵇康所作的一篇讽诫皇帝的文章，见鲁迅校本《嵇康集》卷十。

〔9〕《杂诗》　嵇康所作的一首四言诗，见鲁迅校本卷一，即《四言诗十一首》之十一；黄省曾刻本则单列，另题《杂诗一首》。此诗又见《文选》卷二十九。

〔10〕《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　见鲁迅校本《嵇康集》卷二。

山巨源即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嵇康友人。魏末任选曹郎，曾推荐嵇康接替自己的职务，嵇康鄙弃他依附司马氏集团，写信与之绝交。

《嵇康集》著录考〔1〕

《隋书》《经籍志》：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录一卷。）

《唐书》《经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嵇康集》十五卷。

《宋史》《艺文志》：《嵇康集》十卷。

《崇文总目》〔2〕：《嵇康集》十卷。

郑樵《通志》《艺文略》：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五卷。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3〕：《嵇康集》十卷。右魏嵇康叔夜也，谯国人。康美词气，有丰仪，不事藻饰。学不师受，博览该通；长好老庄，属文玄远。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钟会谮于晋文帝，遇害。

尤袤《遂初堂书目》〔4〕：《嵇康集》。

陈振孙〔5〕《直斋书录解题》：《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谯嵇康叔夜撰。本姓奚，自会稽徙谯之铚县稽山，家其侧，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论六七万言，今存于世者仅如此；《唐志》犹有十五卷。

马端临〔6〕《文献通考》《经籍考》：《嵇康集》十卷。（案下全引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并已见。）杨士奇〔7〕《文渊阁书目》：《嵇康文集》。（一部，一册。阙。）叶盛《菉竹堂书目》〔8〕：《嵇康文集》一册。

焦竑《国史》《经籍志》〔9〕：《嵇康集》十五卷。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嵇中散集》二册。（陈景云注云：十卷。黄刻佳。）〔10〕钱曾《述古堂藏书目》〔11〕：《嵇中散集》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12〕：《嵇中散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晋嵇康撰。案康为司马昭所害，时当涂之祚未终，则康当为魏人，不当为晋人，《晋书》立传，实房乔等之舛误。

本集因而题之，非也。《隋书》《经籍志》载康文集十五卷。新旧《唐书》并同。郑樵《通志略》所载卷数，尚合。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则已作十卷。且称“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今存于世者，仅如此。”则宋时已无全本矣。疑郑樵所载亦因仍旧史之文，未必真见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丛书》（见卷八）云：“《嵇康传》曰，康善谈名理，能属文，撰《高士传赞》，作《太师箴》，《声无哀乐论》。余（明刻本《野客丛书》作‘仆’）得毘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有‘康诗’二字）才三数首；

《选》惟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不知又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选》惟载《养生论》一篇，不知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余言，辩论甚悉。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辽（“辽”下尚有一字，已泐）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其词旨玄远，率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文”下有此十九字。）《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尔。《唐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观楙所言，则樵之妄载，确矣。此本凡诗四十七篇，赋一篇，杂著二篇，论九篇，箴一篇，家诫一篇，而杂著中《嵇荀录》一篇，有录无书，实共诗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旧，盖明乙酉吴县黄省所重辑也。杨慎《丹铅总录》，尝辨阮籍卒于康后，而世传籍碑为康作，此本不载此碑，则其考核犹为精审矣。

《四库简明目录》〔13〕：《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晋书》为康立传，旧本因题曰晋者，缪也。其集散佚，至宋仅存十卷。此本为明黄省曾所编，虽卷数与宋本同，然王楙《野客丛书》称康诗六十八首，此本仅诗四十二首，合杂文仅六十二首，则又多所散佚矣。

朱学勤《结一庐书目》：《嵇中散集》十卷。（计一本。魏嵇康撰。明嘉靖四年，黄氏仿宋刊本。）〔14〕洪颐煊《读书丛录》〔15〕：《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录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张貔父邈，字叔辽，《自然好学论》在《嵇康集》。”今本亦有此篇。又诗六十六首，与王楙《野客丛书》本同。是从宋本翻雕，每叶廿二行，行廿字。

钱泰吉《曝书杂记》〔16〕：平湖家梦庐翁天树，笃嗜古籍，尝于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眉间，记其所见，犹随斋批注《书录解题》也。余曾手钞。翁下世已有年，平生所见当不止此，录之以见梗概。《嵇中散集》余昔有明初钞本，即《解题》所载本，多诗文数首，此或即明黄省曾所集之本欤？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17〕：《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　明嘉靖乙酉黄省曾仿宋本，每叶二十二行，行二十字，板心有南星精舍四字。　程荣校刻本。　汪士贤本。　《百三名家集》本一卷。　《乾坤正气集》本。　静持室有顾沅以吴匏庵钞本校于汪本上。

江标《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18〕：《嵇中散集》十卷。明汪士贤刊本。康熙间，前辈以吴匏庵手抄本详校，后经藏汪伯子，张燕昌，鲍渌饮，黄荛圃，顾湘舟诸家。

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19〕：《嵇康集》十卷。魏嵇康撰。明吴匏庵丛书堂钞本。格心有丛书堂三字，有“陈贞莲书画记”朱方格界格方印。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20〕：《嵇康集》十卷。（旧钞本〔21〕）晋嵇康撰。（案此下原本全录顾氏记及荛翁三跋，并已见〔22〕。）余向年知王雨楼表兄家藏《嵇中散集》，乃丛书堂校宋抄本，为藏书家所珍秘。从士礼居转归雨楼。今乙未冬，向雨楼索观，并出副录本见示。互校，稍有讹脱，悉为更正。朱改原字上者，抄人所误。标于上方者，已意所随正也。还书之日，附志于此。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妙道人书〔23〕。

案：魏中散大夫《嵇康集》，《隋志》十三卷，注云：梁有十五卷，录一卷。新旧《唐志》并作十五卷，疑非其实。《宋志》及晁陈两家并十卷，则所佚又多矣。今世所通行者，惟明刻二本，一为黄省曾校刊本，一为张溥《百三家集》本。张本增多《怀香赋》一首，及原宪等赞六首，而不附赠答论难诸原作。其余大略相同。然脱误并甚，几不可读。昔年曾互勘一过，而稍以《文选》《类聚》读书参校之，终未尽善。此本从明吴匏庵丛书堂抄宋本过录。其传钞之误，吴君志忠已据钞宋原本校正。今朱笔改者，是也。余以明刊本校之，知明本脱落甚多。《答难养生论》“不殊于榆柳也”下，脱“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养松于灰壤”三句。《声无哀乐论》“人情以躁静”下，脱“专散为应，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二十五字。《明胆论》“夫惟至”下，脱“明能无所惑至胆”七字。《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为卜无所益也”下，脱“若得无恙，为相败于卜，何云成相邪”二句。“未若所不知”下，脱“者众，此较通世之常滞。然智所不知”十四字。及“不可以妄求也”脱“以”字，误“求”为“论”，遂至不成文义。其余单辞只句；

足以校补误字缺文者，不可条举。书贵旧抄，良有以也。

祁承爗《澹生堂书目》〔24〕：《嵇中散集》三册。（十卷，嵇康。）《嵇中散集略》一册。（一卷。）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25〕：《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录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称“校次瑶编，汇为十卷”，疑此本为黄氏所定。然考王楙《野客丛书》，已称得毘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十卷本，又诗六十六首。与王楙所见本同。此本即从宋本翻雕；黄氏序文，特夸言之耳。每叶廿二行，行廿字，板心下方有南星精舍四字。收藏有世业堂印白文方印，绣翰斋朱文长方印。

赵琦美《脉望馆书目》：《嵇中散集》二本。（赵书后归绛云楼。）〔26〕高儒《百川书志》〔27〕：《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谯人嵇康叔夜撰。诗四十七，赋十三，文十五，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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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当写定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之前。附鲁迅校本《嵇康集》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

〔2〕　《崇文总目》　宋仁宗时宫廷藏书目录，王尧臣等奉敕编，原书六十六卷，已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得十二卷。

〔3〕　晁公武　字子止，巨野（今属山东）人，南宋目录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四卷，又《后志》二卷，是我国第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

〔4〕　尤袤（1127—1194）　字延之，无锡（今属江苏）人，宋代诗人、目录学家。官至礼部尚书。《遂初堂书目》为其家藏书目，一卷。

所载书目皆不录撰人及卷数。

〔5〕　陈振孙　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人，南宋目录学家。

〔6〕　马端临（约1254—1323）　字贵与，乐平（今属江西）人，宋末元初史学家。

〔7〕　杨士奇（1365—1444）　名寓，泰和（今属江西）人，明初文学家。官至大学士。

〔8〕　叶盛（1420—1474）　字与中，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代藏书家。官至吏部侍郎。《菉竹堂书目》为其家藏书目，六卷。

〔9〕　焦竑（1540—1620）　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明代学者。官翰林院修撰。万历间奉诏修国史，仅成《经籍志》六卷。

〔10〕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末文学家，后降清。《绛云楼书目》为其家藏书目，四卷。陈景云（1670—1747），字少章，清代吴江（今属江苏）人。著有《绛云楼书目注》。按文中括号内注文为鲁迅所加。

〔11〕　钱曾（1629—1701）　字遵王，号也是翁，常熟人，清代藏书家。《述古堂藏书目》为其家藏书目，四卷。

〔12〕　《四库全书总目》　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所收入库书三四七○种、存目书六八一九种的目录提要，二百卷。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主编，提要为纪昀等撰写。按本节括号内的注文，除“两江总督采进本”一句为原注外，余皆系鲁迅所加。

〔13〕　《四库简明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入库书目提要的摘要本，二十卷。亦由永瑢领衔主编，纪昀等撰写。

〔14〕　朱学勤（1823—1875）　字伯修，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藏书家。《结一庐书目》为其家藏书目，四卷。文中括号内注文是朱氏原注。

〔15〕　洪颐煊（1765—1833）　字旌贤，号筠轩，清代浙江临海人。所著《读书丛录》，二十四卷。

〔16〕　钱泰吉（1791—1863）　字辅宜，号警石，浙江嘉兴人，清代藏书家。所著《曝书杂记》，三卷。

〔17〕　莫友芝（1811—1871）　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清末学者。所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按此条引文中的“静持室”疑当为“持静室”，清末丁日昌藏书室名。

〔18〕　江标（1860—1899）　字建霞，清末元和（今江苏吴县）人。

官翰林院编修，曾重刻《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一卷。丁氏，即丁日昌。

〔19〕　缪荃孙（1844—1919）　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末学者。《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五卷。学部，清末设立的中央主管全国教育的机构。

〔20〕　陆心源（1834—1894）　字刚父，号存斋，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清末藏书家。所著《皕宋楼藏书志》，一二○卷，《续志》四卷。

〔21〕　旧钞本　三字为《皕宋楼藏书志》原注。

〔22〕　顾氏记　指丛书堂钞本《嵇康集》后的顾广圻跋。顾广圻（1770—1839），字千里，号涧濱，元和（今江苏吴县）人，清代校勘学家。著有《思适斋集》。荛翁三跋，指丛书堂钞本《嵇康集》后的三则黄丕烈跋语。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藏书家。著有《士礼居藏书题跋》。顾氏记及荛翁三跋皆已附入鲁迅校本《嵇康集》。此条案语系鲁迅所加。

〔23〕　妙道人　即吴志忠，字有堂，别号妙道人，清代吴县人。以上系《皕宋楼藏书志》所录《嵇康集》钞本的吴志忠跋语。

〔24〕　祈承爗　字尔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藏书家。

《澹生堂书目》为其家藏书目，十四卷。

〔25〕　孙星衍（1753—1818）　字渊如，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清代学者。所著《平津馆鉴藏记》，三卷。

〔26〕　赵琦美（1563—1624）　字元度，号清常道人，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代藏书家。《脉望馆书目》为其家藏书目，四册。按括号内注文为鲁迅所加。

〔27〕　高儒　字子醇，涿州（今河北涿县）人，明代藏书家。《百川书志》为其家藏书目，二十卷。按下文中的“赋十三”原为“赋三”，即《琴赋》（全文），《酒赋》（残存四句），《白首赋》（仅存其目）。

《嵇康集》序〔1〕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宋以来，乃仅存十卷。

郑樵《通志》所载卷数，与唐不异者，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王楙已尝辨之矣〔2〕。至于椠刻，宋元者未尝闻，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3〕本，皆十卷。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为一卷，张燮所刻者又改为六卷，〔4〕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惟程荣刻十卷本〔5〕，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清诸家藏书簿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庵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予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更取黄本雠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旧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庵手？要之盖不止一人。先为墨校，增删最多，且常灭尽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仅刻本，并取彼之讹夺，以改旧钞。后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辄复涂改，使悉从同。盖经朱墨三校，而旧钞之长，且泯绝矣。

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既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6〕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7〕，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8〕，《乐府诗集》，《古诗纪》〔9〕，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10〕等所引，著其同异。姚莹所编《乾坤正气集》〔11〕中，亦有中散文九卷，无所正定，亦不复道。而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12〕所收，则间有勘正之字，因并录存，以备省览。若其集作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俧”为“愆”，“寤”为“悟”；

或刻本较此为长，如“遊”为“游”，“泰”为“太”，“慾”为“欲”，“樽”为“尊”，“殉”为“徇”，“饬”为“饰”，“闲”为“閒”，“蹔”为“暂”，“脩”为“修”，“壹”为“一”，“途”为“塗”，“返”为“反”，“捨”为“舍”，“弦”为“絃”；或此较刻本为长，如“饑”为“饥”，“陵”为“淩”，“熟”为“孰”，“玩”为“翫”，“災”为“灾”；或虽异文而俱得ǎ纭稗暋庇搿澳恕保佰А庇搿傲摺保扒俊庇搿皬櫋保坝凇庇搿办丁保?“无”“毋”与“無”，其数甚众，皆不复著，以省烦累。又审旧钞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阙叶，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赋》足之。第三卷佚后，有人以《养生论》足之。第九卷当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下，而全佚，则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学论》等二篇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两卷为八，九两卷，以为完书。黄，汪，程三家刻本皆如此，今亦不改。盖较王楙所见之缮写十卷本，卷数无异，而实佚其一卷及两半卷矣。原又有目录在前，然是校后续加，与黄本者相似。今据本文，别造一卷代之，并作《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附于末。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

中华民国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会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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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写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原载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2〕王楙（1151—1213）　字勉夫，宋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著有《野客丛书》三十卷。关于王楙辨《通志》所载《嵇康集》卷数语，参看本书《〈嵇康集〉著录考》中《四库全书总目》条引文。

〔3〕汪士贤　明代歙县（今属安徽）人。《二十一名家集》即《汉魏诸名家集》，一二三卷，刊行于明代万历年间，内有《嵇中散集》十卷。

〔4〕《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共一一八卷，内有《嵇中散集》一卷。张燮，字绍和，明代龙溪（今福建漳州）人。万历举人。刻有《七十二名家集》，内收《嵇中散集》六卷。

〔5〕程荣　字伯仁，明代歙县人。刻有《嵇中散集》十卷。

〔6〕尤袤本《文选》　刊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是现存《文选》最早的完整刻本。

〔7〕宋本《文选》六臣注　《文选》除李善注本外，还有唐代开元时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合注本，世称“五臣注”。宋人将两本合刻，称《文选六臣注》。

〔8〕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　未题集注者名，与六臣注本略有异同。该书将《文选》析为一二○卷，已残缺。原藏日本金译文库，罗振玉借得十六卷，于一九一八年影印，收入《嘉草轩丛书》。

〔9〕《乐府诗集》　诗歌总集，宋代郭茂倩编，一百卷。辑录汉魏至五代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魏末歌谣。《古诗纪》，原名《诗纪》，诗歌总集，明代冯惟讷编，一五六卷。辑录汉代至隋代诗，兼及古逸诗等。

〔10〕陈禹谟（1548—1618）　字锡玄，明代常熟（今属江苏）人。

所刻《北堂书钞》，一六○卷，对原本有所窜改。胡缵宗，字可泉，明代秦安（今属甘肃）人。所刻《艺文类聚》，一百卷，于嘉靖六年（1527）印行。安国，字民泰，明代锡山（今江苏无锡）人。所刻《初学记》，三十卷，于嘉靖十年（1531）印行。鲍崇城，清代歙县（今属安徽）人。所刻《太平御览》，一千卷，于嘉庆十七年（1812）印行。

〔11〕姚莹（1785—1853）　字石甫，清代安徽桐城人。与顾沅等合编《乾坤正气集》二十卷，选录战国屈原以下一○一人的作品。

〔12〕《续古文苑》　文总集，二十卷。辑录周代至元代遗文，因旧有《古文苑》一书，故名。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1〕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2〕，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3〕，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4〕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5〕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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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原无标题、标点。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收汉魏六朝一七○件，隋二件，唐一件。鲁迅生前编定，但未印行。俟堂，鲁迅早年的别号。

〔2〕《越中专录》　鲁迅拟编的绍兴地区古砖拓本集。按《俟堂专文杂集》所收不以越中为限。

〔3〕迁徙以后，忽遭寇劫　当指周作人侵占鲁迅书物一事。《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由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然终取书、器而出。”启孟，即周作人。

〔4〕大同十一年者一枚　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的古砖或其拓本。（《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拓大同专二分。”）

〔5〕宴之敖者　鲁迅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先生说：

‘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按周作人之妻为日本人。

《小说旧闻钞》序言〔1〕

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2〕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稗助；独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丛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

今年之春，有所枨触〔3〕，更发旧稿，杂陈案头。一二小友以为此虽不足以饷名家，或尚非无稗于初学，助之编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即为此本。自愧读书不多，疏陋殊甚，空灾楮墨，贻痛评坛。然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而通卷俱论小说，如《小浮梅闲话》，《小说丛考》，《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辨》〔4〕等，则以本为专著，无烦披拣，冀省篇幅，亦不复采也。凡所录载，本拟力汰複重，以便观览，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浒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下有複重者，著俗说流传之迹也〔5〕；在《西游记》下有複重者，揭此书不著录于地志之渐也〔6〕；在《源流篇》中有複重者，明札记肊说稗贩之多也〔7〕。无稽甚者，亦在所删，而独留《消夏闲记》《扬州梦》各一则，则以见悠谬之谈，故书中盖常有，且复至于此耳〔8〕。翻检之书，别为目录附于末；然亦有未尝通观全部者，如王圻《续文献通考》〔9〕，实仅阅其《经籍考》而已。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一日，校讫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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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小说旧闻钞》。

《小说旧闻钞》，鲁迅辑录的小说史料集，初版三十九篇。前三十五篇是关于三十八种旧小说的史料，后四篇是关于小说源流、评刻、禁黜等方面的史料。其中附有鲁迅按语。该书于一九三五年七月经作者增补，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2〕蒋瑞藻　别号花朝生，浙江诸暨人。所著《小说考证》集录我国元代以来小说、戏曲作者事迹，作品源流及前人评论等资料，一九一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有拾遗，续编。

〔3〕今年之春，有所枨触　现代评论派陈源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信，诬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在同年二月一日所写的《不是信》（见《华盖集续编》）及其他文章中曾予以驳斥。“枨触”当指此事。

〔4〕《小浮梅闲话》　关于小说、戏曲的笔记，清代俞樾著。附于所著《春在堂随笔》之后。《小说丛考》，考证小说、戏曲、弹词的著作，钱静方著。一九一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石头记索隐》，研究《红楼梦》的专书，蔡元培著。一九一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红楼梦辨》，研究《红楼梦》的专书，俞平伯著。一九二三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5〕《水浒传》　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小说旧闻钞·水浒传》所辑明伏王圻《续文献通考》、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的材料中，重见罗贯中著《水浒》因而“子孙三代皆哑”的传说，鲁迅在案语中指出：王圻之说出于田汝成。《聊斋志弄》，文言短篇小说集，清代蒲松龄著。《小说旧闻钞·聊斋志异》所辑清代陆以湉《冷庐杂识》、倪鸿《桐阴清话》、邹弢《三借庐笔谈》和近人易宗夔《新世说》的材料中，重见王渔洋欲以重金购《聊斋志异》稿的传说；又《三借庐笔谈》、《新世说》的材料中，重见蒲松龄强执路人使说异闻的传说。《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集，清代纪昀著。《小说旧闻钞·阅微草堂笔记》所辑清代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易宗夔《新世说》的材料中，重见将《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误为七种的记载，鲁迅在案语中指出：易宗夔乃“承李元度《先正事略》之误”。

〔6〕《西游记》　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小说旧闻钞·西游记》并录明代《天启淮安府志》、清代《同治山阳县志》关于吴承恩生平、著作的材料，后者未载《西游记》。鲁迅在案语中指出：“《西游记》不著于录自此始。”

〔7〕《源流篇》　本篇所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梁章钜《归田琐记》等材料中，重见关于小说起源于宋仁宗“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的说法。鲁迅在案语中指出，小说“非因进讲宫中而起也，郎瑛说非，二梁更承其误。”

〔8〕《消夏闲记》　即《消夏闲记摘抄》，笔记集，清代顾公燮著，三卷。《小说旧闻钞·金瓶梅》录其关于王世贞为报父仇而撰《金瓶梅》的传说一则。《扬州梦》，笔记集，清代焦东周生著，四卷。《小说旧闻钞·西游记》录其关于齐天大圣本系渔人之子，宋高宗时为大将军的传说一则。

〔9〕王圻　字元翰，明代上海人，嘉靖进士。《续文献通考》，二五四卷，分三十门。续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记载南宋嘉定年间至明代万历初年的典章制度沿革。《经籍考》为其中一门，共五十八卷。

《嵇康集》考〔1〕

自汉至隋时人别集，《隋书》《经籍志》著录四百三十五部四千三百七十七卷；合以梁所曾有，得八百八十四部八千一百二十一卷。

〔2〕然在今，则虽宋人重辑之本，已不多觏。若其编次有法，赠答具存，可略见原来矩度者，惟魏嵇，阮，晋二陆，陶潜，宋鲍照，齐谢朓，梁江淹〔3〕而已。尝写得明吴匏庵丛书堂本《嵇康集》，颇胜众本，深惧湮昧，因稍加校雠，并考其历来卷数名称之异同及逸文然否，以备省览云。　　

一　考卷数及名称

《隋书》《经籍志》：《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原注：梁十五卷，录一卷。）

《唐书》《经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嵇康集》十五卷。

案：康集最初盖十五卷，录一卷。隋缺二卷，及录。至唐复完，而失其录。其名皆曰“《嵇康集》”。

郑樵《通志》《艺文略》：《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五卷。

《崇文总目》：《嵇康集》十卷。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嵇康集》十卷。右魏嵇康叔夜也，谯国人。康美词气，有丰仪，不事藻饰。学不师受，博览该通；好老庄，属文玄远。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钟会谮于晋文帝，遇害。

尤袤《遂初堂书目》：《嵇康集》。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谯嵇康叔夜撰。本姓奚，自会稽徙谯之铚县稽山，家其侧，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论六七万言，今存于世者仅如此；《唐志》犹有十五卷。

《宋史》《艺文志》：《嵇康集》十卷。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嵇康集》十卷。……

案：至宋，仅存十卷，其名仍曰“《嵇康集》”。

《通志》作十五卷者，录《唐志》旧文；《书录解题》称“《嵇中散集》”者，陈氏书久佚，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出，因用后来所称之名，原书盖不如此。

宋时《嵇康集》大概，见王楙《野客丛书》（卷八），其文云：“《嵇康传》曰，康喜谈名理，能属文，撰《高士传赞》，作《太师箴》，《声无哀乐论》。

余得毘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才三数首；《选》惟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不知又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选》惟载《养生论》一篇，不知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余言，辨论甚悉。

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辽b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其致玄远，悉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尔。

《唐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嵇康文集》。（原注：一部，一册。阙。）

叶盛《菉竹堂书目》：《嵇康文集》一册。

焦竑《国史》《经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高儒《百川书志》：《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谯人嵇康叔夜撰。诗四十七；赋十（按此字衍）三；文十五，附四。

祁承爗《澹生堂书目》：《嵇中散集》三册。（原注：十卷，嵇康。）《嵇中散集略》一册。（原注：一卷。）

案：明有二本。一曰“《嵇康文集》”，卷数未详。

一曰“《嵇中散集》”，仍十卷。十五卷本宋时已不全，焦竑所录，盖仍袭《唐志》旧文，不足信。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嵇中散集》二册。（陈景云注：十卷。黄刻佳。）

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嵇中散集》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嵇中散集》十卷。……

案：至清，皆称“《嵇中散集》”，仍十卷。其称“《嵇康文集》”者，无闻。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录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称“校次瑶编，汇为十卷”，疑此本为黄氏所定。然……与王楙所见本同。此本即从宋本翻雕；黄氏序文，特夸言之耳。……

洪颐煊《读书丛录》：《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录在前。

前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张貔父邈，字叔辽，《自然好学论》在《嵇康集》。”今本亦有此篇。又诗六十六首，与王楙《野客丛书》本同。是从宋本翻雕。……

朱学勤《结一庐书目》：《嵇中散集》十卷。（原注：计一本。魏嵇康撰。明嘉靖四年，黄氏仿宋刊本。）

案：明刻《嵇中散集》有黄省曾本，汪士贤本，程荣本；又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张溥《一百三家集》本。黄刻最先，清藏书家皆以为出于宋本，最善。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嵇康集》十卷。（原注：旧抄本。）晋嵇康撰。……今世所通行者，惟明刻二本，一为黄省曾校刊本，一为张溥《百三家集》本。……然脱误并甚，几不可读。……此本从明吴匏庵丛书堂抄宋本过录。……余以明刊本校之，知明本脱落甚多。……书贵旧抄，良有以也。

江标《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嵇中散集》十卷。明汪士贤刊本。康熙间，前辈以吴匏庵手抄本详校。

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嵇康集》十卷。魏嵇康撰。明吴匏庵丛书堂抄本。格心有“丛书堂”三字。……

案：黄省曾本而外，佳本今仅存丛书堂写本。不特佳字甚多，可补刻本脱误；曰“《嵇康集》”，亦合唐宋旧称，盖最不失原来体式者。其本今藏京师图书馆，抄手甚拙，江标云“匏庵手抄”，不确。

二　考目录及阙失

抄本与刻本文字之异，别为校记〔4〕。今但取抄本篇目，以黄省曾本比较之，著其违异；并以概众家刻本，因众本大抵从黄刻本出也。有原本残缺之迹，为刻本所弥缝，今得推见者，并著之。

第一卷。五言古意一首。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

案：刻本以《五言古意》为赠秀才诗〔5〕，是也。

《艺文类聚》卷九十引首六句，亦作“嵇叔夜赠秀才诗”。

秀才答四首〔6〕。幽愤诗一首〔7〕。述志诗二首。游仙诗一首。

〔8〕六言诗十首〔9〕。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诗七首〔10〕。

案：刻本作《重作四言诗》七首；注云，一作《秋胡行》。此所改甚谬。盖六言诗亡三首，《代秋胡行》则仅存篇题，不得云“一作”。

思亲诗一首〔11〕。诗三首，郭遐周赠〔12〕。诗五首，郭遐叔赠。五言诗三首，答二郭〔13〕。五言诗一首，与阮德如〔14〕。□□□〔15〕。

案：一篇失题。刻本作《酒会诗》七首之一。

四言诗。

案：十一首。刻本以前六首为《酒会诗》；无后五首。〔16〕五言诗〔17〕。

案：三首。刻本无。

又案：抄本多《四言诗》五首，《五言诗》三首。

《重作六言诗》两本皆缺三首；《代秋胡歌诗》七首并亡。《秀才答诗》“南厉伊渚，北登邙丘，青林华茂”后有缺文，下之“青鸟群嬉，感寤长怀，能不永思”云云，乃别一篇，刻本辄衔接之，遂莫辨。

第二卷。琴赋〔18〕。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19〕。

案：此卷似原缺上半，因从《文选》录《琴赋》以足之。刻本并据《选》以改《与山巨源绝交书》；抄本未改，故字句与今本《文选》多异，与罗氏景印之残本《文选集注》多合。

第三卷。卜疑〔20〕。嵇荀录（亡）。养生论〔21〕。

案：此卷似原缺后半，《嵇荀录》仅存篇题；后人因从《文选》抄《养生论》以足之。

第四卷。黄门郎向子期难养生论〔22〕。

案：康答文在内；刻本析为两篇，别题曰《答难养生论》。然宋本盖不分，故王楙云“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余言。”唐本亦不分，故《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养生有五难”等十一句〔23〕，是嵇康语，而云《向秀难嵇康养生论》也。

又案：《隋书》《经籍志》道家：梁有《养生论》三卷，嵇康撰。是《养生论》不止两篇，今仅存此数尔。

第五卷。声无哀乐论〔24〕。

第六卷。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25〕

第七卷。自然好学论，张叔辽作。难自然好学论。〔26〕

案：刻本作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又案：第六第七似本一卷，后人所分，故篇叶特少。

第八卷。宅无吉凶摄生论。（原注：难上。）难摄生中。〔27〕

案：刻本第一篇无注；第二篇作《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第九卷。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原注：难中。）答释难曰。

案：刻本第一篇无注；第二篇作《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又案：王楙云，“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似今本缺其一；然或指难上，难摄生中，难下〔28〕及答释难为上中下，未可知也。《隋书》《经籍志》道家有《摄生论》二卷，晋河内太守阮侃撰，疑即此与康论难之文。

第十卷。太师箴。家诫〔29〕。

案：以卷止两篇，不足二千言，疑有散佚。

又案：今本《嵇康集》虽亦十卷，与宋时者合，然第二卷缺前，第三卷缺后，第十卷亦不完，第六第七本一卷，实只残缺者三卷，具足者六卷而已。

三　考逸文然否

嵇康《游仙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太平广记》四百引《续齐谐记》引。）

嵇康有《白首赋》。（《文选》《谢惠连秋怀诗》李善注。）

嵇康《怀香赋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于历山之阳，仰眺崇冈，俯察幽坂。乃覩怀香，生蒙楚之间。曾见斯草，植于广厦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弃，遂迁而树之中唐。华丽则殊采阿那，芳实则可以藏书。又感其弃本高崖，委身阶廷，似傅说显殷，四叟归汉，故因事义赋之。（《艺文类聚》八十一。）

案：《太平御览》九百八十三引嵇含《槐香赋》，文与此同；《类聚》以为康作，非也。张溥本存其目，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据《类聚》录之，并误。

嵇康《酒赋》云：重酎至清，渊凝冰洁，滋液兼备，芬芳□□。（《北堂书抄》一百四十八。）

案：同卷又引嵇含《酒赋》云，浮螘萍连，醪华鳞设。则上四句殆亦嵇含之文。

嵇康《蚕赋》曰：食桑而吐丝，先乱而后治。（《太平御览》八百十四。）

嵇康《琴赞》云：懿吾雅器，载璞灵山；体具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润外鲜。昔在黄农，神物以臻；穆穆重华，记以五弦。闲邪纳正，亹亹其仙。宣和养气，介乃遐年。（《北堂书抄》一百九。）

案：亦见《初学记》十六。“记以”作“託心”；

“养气”作“养素”。

嵇康《太师箴》曰：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此斗之兆也。（《太平御览》四百九十六。）

案：此《家诫》中语，见本集卷十，《御览》误题篇名。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注云，“此疑是序，未敢定之。”甚谬。

嵇康《灯铭》：肃肃宵征，造我友庐，光灯吐耀，华缦长舒。

案：见严可均《全三国文》，不著所出。实《杂诗》也，见本集卷一，亦见《文选》。

《嵇康集目录》曰：孙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于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

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饮食，得无辞让。（《三国魏志》《王粲传》注。）

案：《世说新语》《栖逸篇》注，《太平御览》二十七，又九百九十九亦引，作《嵇康集序》。

《嵇康文集录》注曰：河内山嵚守颍川，山公族父。

（《文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善注。）

《嵇康文集录》注曰：阿都，吕仲悌，东平人也。（同上。）

案：康文长于言理，藻艳盖非所措意；唐宋类书，因亦尠予征引。今并目录仅得十一条；去其误者，才存七条。《水经》《汝水篇》注引嵇康赞襄城小童〔30〕；《世说》《品藻篇》注引《井丹赞》，《司马相如赞》〔31〕；《初学记》十七引《原宪赞》〔32〕；《太平御览》五十六引《许由赞》〔33〕，皆出康所著《圣贤高士传赞》〔34〕，本别自为书，不当在集中，张燮本有之，非也，今不录。

一九二六，一一，一四。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

〔2〕《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数为：“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3〕　嵇，阮　指嵇康、阮籍。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未诗人。《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卷。二陆，指陆机、陆云兄弟。陆云（262—303），字士龙，西晋文学家。《隋志》著录《陆机集》十四卷，《陆云集》十二卷。陶潜（约372—427），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隋志》著录《陶潜集》九卷。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南朝宋文学家。《隋志》著录《鲍照集》十卷。谢朓（464—499），字玄晖，阵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齐诗人。《隋志》著录《谢尠集》十二卷，又《谢尠逸集》一卷。江淹（444—505），字文通，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南朝梁文学家。《隋志》著录《江淹集》九卷，又《江淹后集》十卷。

〔4〕　别为校记　指鲁迅校本《嵇康集》中所加的校勘记。

〔5〕　刻本以《五言古意》为赠秀才诗　丛书堂本的《五言古意一首》和《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诗》，黄省曾刻本合为一题，作《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秀才，指嵇康之兄嵇喜。《文选》卷二十四李善注引刘义庆《集林》：“嵇喜字公穆，举秀才。”

〔6〕　秀才答四首　《嵇康集》中附录的嵇喜答嵇康诗。

〔7〕　幽愤诗一首　四言古诗。嵇康因吕安案牵连下狱，在狱中作此诗以抒悲愤。

〔8〕　述志诗二首，游仙诗一首　都是抒写隐逸思想、不满现实的五言古诗。

〔9〕　六言诗十首　称颂清静无为的政治和古代隐者的组诗。

〔10〕　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诗七首　此题下现录四言乐府体诗七首。代秋胡歌诗，即《拟秋胡歌》。汉乐府有《秋胡行》，咏秋胡故事（见《西京杂记》及《列女传》）。后来，凡依此曲写诗，虽与秋胡故事无关，亦称《秋胡行》或《秋胡歌》。鲁迅在案语中认为现存七首系《重作六言诗十首》的残篇，而《代秋胡行》已佚。但他在校本《嵇康集》该诗题下的校勘记中又说：“案《六言诗十首》盖已逸，仅存其题；今所有者《代秋胡行》也。”按似以后说为是。曹操有《秋胡行》，每首起二句皆为重言；《嵇康集》其他各本及宋人所编《乐府诗集》中，嵇康这七首诗的起二句亦各为重言。

〔11〕　思亲诗一首　思念亡母亡兄的楚辞体古诗。按嵇喜亡于嵇康之后。或嵇康别有一兄早逝。

〔12〕　诗三首，郭遐周赠　这三首和下五首，都是附录的二郭赠嵇康的诗。前三首为五言古诗；后五首中四言四首，五言一首。二郭生平未详。

〔13〕　五言诗三首，答二郭　嵇康答郭遐周、郭遐叔诗。

〔14〕　五言诗一首，与阮德如　阮德如，名侃，尉氏人。官至河内太守。按此诗之后附有阮德如答诗二首，亦为五言。

〔15〕　这里标作“□□□”的五言诗一首，鲁迅校本《嵇康集》题作《酒会诗》。黄刻本则将其与以下四言诗中的前六首合为一组，题为《酒会诗七首》。

〔16〕　关于《四言诗十一首》，黄刻本得第十一首单列，题为《杂诗一首》，其余四首则未录。因此案语中的“无后五首”当是无第七至第十首；下文“又案”中的“抄本多《四言诗》五首”，当为多四首。

〔17〕　五言诗　三首感慨人生，追求解脱的诗。

〔18〕　琴赋　描绘古琴形制、性能，阐述音乐理论的文章。文前有序。

〔19〕　与吕长悌绝交书　吕长悌，名巽，东平（今属山东）人。其弟安，字仲悌，小名阿都。嵇康好友。吕巽逼奸吕安妻，又诬安不孝，陷之入狱，嵇康因而写信与吕巽绝交。

〔20〕　卜疑　此文假托宏达先生向太史贞父问卜，抒写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思想。

〔21〕　养生论　此文论养生的道理和方法，表现了道家与神仙家的思想。

〔22〕　黄门郎向子期难养生论　向秀、嵇康二人辩论养生问题的文章。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嵇康之友，“竹林七贤”之一，官黄门侍郎。

〔23〕　“养生有五难”等十一句　《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文通）《杂体诗三十首·许征君》李善注：“《向秀难嵇康养生论》曰，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减，此一难；喜怒不除，此二难；声色不去，此三难；滋味不绝，此四难；神虚消散，此五难。”按各本《嵇康集》中，这十一句皆在题作嵇康的《答难养生论》篇末；而李善引作向秀的话，可知唐代旧本向秀难文与嵇康答文连写不分。

〔24〕　声无哀乐论　有关乐理的论文，认为乐声本身只有“善恶”之价而无“哀乐”之别，“哀乐”是听者的感情作用。

〔25〕　释私论　此文认为只有去私寡欲，才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管蔡论，周武王灭殷后，派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去监视殷纣王之子武庚。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旦主政，管、蔡助武庚叛周，世论以为“凶逆”。嵇康此文认为管、蔡之助武庚，是因怀疑周公将有异谋。明胆论，此文认为明辨事理和有胆量是两回事，很难“相生”。

〔26〕　自然好学论　《嵇康集》附录的文章，认为人之好学，出于自然的本性。作者张邈，字叔辽（刻本作辽叔），晋代巨鹿（今属河北）人。曾官辽东、阳城太守。难自然好学论，嵇康反驳张邈的文章，认为人之好学出于追求“荣利”，而非本性使然。

〔27〕　宅无吉凶摄生论　此篇及第九卷中的《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皆为《嵇康集》附录的文章，阮德如（一说张邈）作，认为住宅无所谓凶吉，长寿在于善养生。难摄生中，此篇及第九卷中的《答释难曰》皆为嵇康驳文，认为宅有吉凶，得宜则吉，不宜则凶。

〔28〕　难下　鲁迅在《〈嵇康集〉序》中说：“第九卷当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下》，而全佚。”故“难下”疑为“难中”之误。

〔29〕　家诫　嵇康教戒其子的文章。

〔30〕　《水经》　记述我国古代水道的地理著作，相传汉代桑钦撰；北魏郦道元为之作注，增补大量资料，成《水经注》四十卷。襄城小童，传说是黄帝时的一个有智慧的儿童，曾向黄帝陈说治天下之道。

〔31〕　井丹　字太春，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东汉隐者。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

〔32〕　原宪　字子思，春秋时鲁国人，孔丘门徒。《初学记》卷十七引有关于他的赞语，原称“西晋嵇康《原宪赞》”。

〔33〕　许由　传说是尧、舜时的隐者。《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引有关于他的赞语，原称“嵇康《圣贤高士传赞》”。

〔34〕　《圣贤高士传赞》　原书已佚，有清代马国翰、严可均辑本。《三国志·魏书·王椉传》裴松之注引稽喜《嵇康传》：“（康）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凡百一十有九人。”

《隋书》《经籍志》著录：“《圣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撰，周续之注。”新、旧《唐志》误以《赞》属周续之。按此书军《嵇康集》外的独立著作，而张燮误将其《原宪赞》、《黄帝游襄城赞》（即《襄城小童》）收入所刊《嵇中散集》中。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1〕

《古镜记》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改题《王度》，〔2〕注云：出《异闻集》〔3〕。《太平御览》（九百十二）引其程雄家婢一事〔4〕，作隋王度《古镜记》，盖缘所记皆隋时事而误。《文苑英华》（七百三十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5〕云“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勘《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则度实已入唐，故当为唐人。惟《唐书》及《新唐书》皆无度名。其事迹之可藉本文考见者，如下：

大业七年五月，自御史罢归河东；六月，归长安。　八年四月，在台；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秋，出兼芮城令；冬，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赈给陕东。　十年，弟勣自六丞弃官归，复出游。　十三年六月，勣归长安。

由隋入唐者有王绩〔6〕，绛州龙门人，《新唐书》（一九六）《隐逸传》云：“大业中，举孝悌廉洁，……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

‘罗网在天下，吾且安之！’乃还乡里。……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则《新唐书》之绩及凝，即此文之勣及度，或度一名凝，或《唐书》字误，未能详也。《唐书》（一九二）亦有绩传，云：“贞观十八年卒。”时度已先殁，然不知在何年。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四）类书类有《古镜记》一卷，云：“右未详撰人，纂古镜故事。”或即此。《御览》所引一节，文字小有不同。如“为下邽陈思恭义女”下有“思恭妻郑氏”五字，“遂将鹦鹉”之“将”作“劫”，皆较《广记》为胜。

《补江总白猿传》〔7〕据明长洲《顾氏文房小说》〔8〕覆刊宋本录，校以《太平广记》四百四十四所引改正数字。《广记》题曰《欧阳纥》〔9〕，注云：出《续江氏传》，是亦据宋初单行本也。

此传在唐宋时盖颇流行，故史志屡尽著录：

《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郡斋读书志》史部传记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右不详何人撰。述梁大同末欧阳纥妻为猿所窃，后生子询。《崇文目》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

《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猕猿，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

《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集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长孙无忌嘲欧阳询〔10〕事，见刘餗《隋唐嘉话》（中）〔11〕。其诗云：“耸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

盖询耸肩缩颈，状类猕猴。而老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

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12〕已云：“南山大，盗我媚妾。”

晋似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见卷三《异兽》）〔13〕。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其曰“补江总”者，谓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也。

《离魂记》〔14〕见《广记》三百五十八，原题《王宙》，注云出《离魂记》，即据以改题。“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句下，原有“事出陈玄髆《离魂记》云”九字，当是羡文，今删。玄髆，大历时人，余未知其审。

《枕中记》〔15〕今所传有两本，一在《广记》八十二，题作（吕翁》，注云出《异闻集》；一见于《文苑英华》八百三十三，篇名撰人名毕具。而《唐人说苍》竟改称李泌〔16〕作，莫喻其故也。沈既济，苏州吴人（《元和姓纂》云吴兴武康人），〔17〕经学该博，以杨炎〔18〕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贞元时，炎得罪，既济亦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

撰《建中实录》〔19〕十卷，人称其能。《新唐书》（百三十二）有传。既济为史家，笔殊简质，又多规诲，故当时虽薄传奇文者，仍极推许。如李肇，即拟以庄生寓言，与韩愈之《毛颖传》并举（《国史补》下）〔20〕。《文苑英华》不收传奇文，而独录此篇及陈鸿《长恨传》〔21〕，殆亦以意主箴规，足为世戒矣。

在梦寐中忽历一世，亦本旧传。晋干宝《搜神记》〔22〕中即有相类之事。云“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见宋乐史〔23〕《太平寰宇记》百二十六引。现行本《搜神记》乃后人钞合，失收此条。）盖即《枕中记》所本。明汤显祖又本《枕中记》以作《邯郸记》传奇〔24〕，其事遂大显于世。原文吕翁无名，《邯郸记》实以吕洞宾〔25〕，殊误。洞宾以开成年下第入山，在开元后，不应先已得神仙术，且称翁也。然宋时固已溷为一谈，吴曾《能改斋漫录》〔26〕，赵与岩《宾退录》〔27〕皆尝辨之。明胡应麟亦有考正，见《少室山房笔丛》中之《玉壶遐览》〔28〕。

《太平广记》所收唐人传奇文，多本《异闻集》。其书十卷，唐末屯田员外郎陈翰撰，见《新唐书》《艺文志》，今已不传。据《郡斋读书志》（十三）云，“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及见收于《广记》者察之，则为撰集前人旧文而成。然照以他书所引，乃同是一文，而字句又颇有违异。

或所据乃别本，或翰所改定，未能详也。此集之《枕中记》，即据《文苑英华》录，与《广记》之采自《异闻集》者多不同。尤甚者如首七句《广记》作“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邱舍中设榻，施担囊而坐。”“主人方蒸黍”作“主人蒸黄粱为馔”。后来凡言“黄粱梦”者，皆本《广记》也。

此外尚多，今不悉举。

《任氏传》〔29〕见《广记》四百五十二，题曰《任氏》，不著所出，盖尝单行。“天宝九年”上原有“唐”字。案《广记》取前代书，凡年号上著国号者，大抵编录时所加，非本有，今删。他篇皆仿此。

右第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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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写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最初印入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唐宋传奇集》下册。

《唐宋传奇集》，鲁迅编选，共八卷，收唐、宋两代传奇小说四十五篇，书末为《稗边小缀》一卷。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新书局分上、下二册出版。一九三四年五月合为一册，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2〕《古镜记》　传奇篇名，隋末唐初王度作。记古镜的灵异故事。王度，唐代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原籍太原（今属山西）。

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3〕《异闻集》　传奇笔记集，十卷，唐代陈翰编。已佚。

〔4〕程雄家婢一事　指《古镜记》所述程雄家婢女鹦鹉原系千岁老狐，被宝镜所照，现形而死等情节。

〔5〕《文苑英华》　诗文总集，宋太宗时李昉等奉命编集，辑集梁末至唐代诗文，共一千卷。顾况（727—815），字逋翁，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中唐诗人。著有《华阳集》。《戴氏广异记》，笔记集，二十卷，唐代戴君孚著，已佚。按此下引文中的“国朝燕公《梁四公记》”，《文苑英华》原作“国朝燕梁四公传”。

〔6〕王绩（585—644）　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人，初唐诗人。隋末官秘书省正字，唐初待诏门下省，后弃官回乡。著有《东皋子集》。

〔7〕《补江总白猿传》　传奇篇名，作者不详。写欧阳纥之妻被白猿所掠，后生子貌似猿猴的故事。江总（519—594），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南朝陈官至尚书令。有《江令君集》。

〔8〕《顾氏文房小说》　顾氏，即顾元庆，明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室名“阳山顾氏文房”。所编《文房小说》为笔记小说丛书，共四十种，五十卷。多据宋版翻刻。

〔9〕欧阳纥　字奉圣，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南朝陈时官广州刺史，因谋反被杀。

〔10〕长孙无忌（？—659）　字辅机，洛阳（今属河南）人，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官至尚书右仆射。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欧阳纥之子，唐代书法家。曾官太子率更令。欧阳纥被诛后，他为纥旧友江总收养成人。

〔11〕刘餗　字鼎卿，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玄宗时官集贤殿学士。著有《国朝传记》等书，皆佚。《隋唐嘉话》为后人所辑，共三卷，多记隋唐时人物故事。

〔12〕焦延寿　字赣（一说名赣），梁（治今河南商丘）人，汉代易学家。昭帝时官小黄令。《易林》，一说崔篆著，利用《易经》进行占卦，每卦的系词都用四言韵语写成。坤之剥，《易林》卷一中的卦名，系词全文为：“南山大，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

〔13〕张华（232—300）　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晋文学家，官至司空。《博物志》，笔记集，旧题张华著。记述神怪奇物、异闻杂事。原书已佚，今本十卷，为后人所辑。该书《异兽》篇有蜀中高山产“猴”，喜掠妇女，生子与常人无异的记载。

〔14〕《离魂记》　传奇篇名，唐代陈玄髆作。写张倩娘热恋王宙，为父所阻，因而魂离躯体，与王结为夫妇的故事。

〔15〕《枕中记》　传奇篇名，唐代沈既济作。写卢生于邯郸邸舍遇道士吕翁，吕授以瓷枕，鼾然入梦，及至醒来，邸舍主人蒸黍未熟，而他在梦中已历尽荣华、几经挫折的故事。

〔16〕《唐人说荟》　小说笔记丛书，旧有明代桃源居士辑本，凡一四四种；清代陈世熙（莲塘居士）又从《说郛》等书辑出二十种补入，合为一六四种，内多删节和谬误。坊刻本或改名《唐代丛书》。李泌（722—789），字长源，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宰相，封邺侯。

〔17〕沈既济（约750—约800）　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唐代文学家。按吴兴，唐郡名，治今浙江湖州。武康，旧县名，今属浙江德清。

〔18〕杨炎（727—781）　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唐德宗时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获罪谪崖州。按下文称“贞元时，炎得罪”，贞元当系建中之误。《旧唐书·杨炎传》：“建中二年十月，诏曰，尚书左仆射杨炎……不思竭诚，敢为奸蠹，……俾从远谪，以肃具僚。”

建中（780—783），贞元（785—804），皆为唐德宗年号，〔19〕《建中实录》　记载唐德宗建中年间大事的史书，十卷。止于建中二年（781）十二月沈既济罢史官时。

〔20〕李肇　唐宪宗元和年间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在所著《国史补》中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官至吏部侍郎。《毛颖传》是他所写的一篇寓言，毛颖是文中毛笔的托名。《国史补》，三卷，记唐玄宗开元至穆宗长庆年间事。

〔21〕陈鸿《长恨传》　参看本篇第三分。

〔22〕干宝　字令升，东晋新蔡（今属河南）人，官著作郎。《搜神记》，志怪小说集。原书已佚，今本为后人所辑，共二十卷。

〔23〕乐史（930—1007）　宋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参看本篇第七分。

〔24〕汤显祖（1550—1616）　字义仍，号海若，临川（今属江西）人，明代戏曲作家。官至吏部主事。著有传奇《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又有《玉茗堂集》。《邯郸记》传奇，据《枕中记》改编，演吕洞宾度卢生出家故事，一卷。其中以《枕中记》的吕翁为吕洞宾。

〔25〕吕洞宾（798—？）　名喦，相传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懿完时两举进士不第，后修道于终南山。宋元以来小说戏曲多写他的神异故事，俗传为“八仙”之一。

〔26〕吴曾　字虎城，崇仁（今属江西）人，南宋高宗时官工部郎中，出知严州。《能改斋漫录》，笔记集，原本二十卷，已佚。今本为明代人所辑，共十八卷。卷十八有考辨《枕中记》中吕翁非吕洞宾的一段文字：“盖洞宾尝自序以为吕渭之孙，渭仕德宗朝，今云开元中；

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而或者又以为开元想是开成字，亦非也。开成虽文宗时，然洞宾度此时未可称翁。……《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云。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开元（712—741），唐玄宗年号；开成（836—840），唐文宗年号。

〔27〕赵与旹（1172—1228）　字行之；宋朝宗室。《宾退录》，笔记集，共十卷。书中复述吴曾的观点，并提出为何传说中神仙多为吕氏的疑问。

〔28〕《少室山房笔丛》　笔记集，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共四十八卷。《玉壶遐览》是《笔丛》的一种，在该书卷四十二至四十五，多记有关神仙、道术、方士等传说。其中引述吴曾、赵与旹对于吕洞宾的考辨，补列传说中的吕姓神仙多人，并论证吕洞宾当为五代时人。

〔29〕《任氏传》　传奇篇名，沈既济作。写狐精任氏与青年郑六爱恋，“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故事。

李吉甫《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1〕，清赵钺及劳格撰之《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云，见于《文苑英华》〔2〕。先未写出，适又无《文苑英华》可借，因据《广记》三百九十一录其文，本题《郑钦说》，则复依赵钺劳格说改也。文亦原非传奇，而《广记》注云出《异闻记》〔3〕，盖其事奥异，唐宋人固已以小说视之，因编于集。李吉甫字弘宪，赵人，贞元初，为太常博士；累仕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旋复入相。九年十月，暴疾卒，年五十七。赠司空，諡忠懿。两《唐书》（旧一四八新一四六）皆有传。郑钦说则《新唐书》（二百）附见《儒学》《赵冬曦传》中。云开元初繇新津丞请试五经擢第，授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右补阙，内供奉。雅为李林甫〔4〕所恶。

韦坚〔5〕死，钦说时位殿中待御史，尝为坚判官，贬夜郎尉，卒。

《柳氏传》〔6〕出《广记》四百八十五，题下注云许尧佐撰。

《新唐书》（二百）《儒学》《许康佐传》云：“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之。……其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

柳氏事亦见于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7〕，自云开成中在梧州闻之大梁夙将赵唯，乃其目击。所记与尧佐传并同，盖事实也。而述翃〔8〕复得柳氏后事较详审，录之：

后罢府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列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邑邑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叩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

“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尗。’”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耶？”韩曰：“是也。

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

后来取其事以作剧曲者，明有吴长孺《练囊记》〔9〕，清有张国寿《章台柳》〔10〕。

《柳毅传》〔11〕见《广记》四百十九卷，注云出《异闻集》。

原题无传字，今增。据本文，知为陇西李朝威作，然作者之生平不可考。柳毅事则颇为后人采用，金人已摭以作杂剧（语见董解元《弦索西厢》〔12〕）；元尚仲贤有《柳毅传书》，翻案而为《张生煮海》〔13〕；李好古亦有《张生煮海》〔14〕；明黄说仲有《龙箫记》〔15〕。用于诗篇，亦复时有。而胡应麟深恶之，曾云：“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而诗人往往好用之。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议可诛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旧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卤莽。今特拈出，为学诗之鉴。”（《笔丛》三十六）申绎此意，则为凡汉晋人语，倘或近情，虽诳可用。古人欺以其方，即明知而乐受，亦未得为笃论也。

《李章武传》〔16〕出《广记》卷三百四十。原题无传字，篇末注云出李景亮为作传，今据以加。景亮，贞元十年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擢第，见《唐会要》〔17〕，余未详。

《霍小玉传》〔18〕出《广记》四百八十七，题下注云蒋防撰。

防字子微（《全唐文〔19〕作微），义兴人，澄之后〔20〕。年十八，父诫令作《秋河赋》〔21〕，援笔即成。于简遂妻以子。李绅〔22〕即席命赋《鞲上鹰》诗〔25〕。绅荐之。后历翰林学士中书舍入（明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24〕八十六）。长庆中，绅得罪，防亦自尚书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贬汀州刺史（《旧唐书》《敬宗纪》），寻改连州。李益〔25〕者，字君虞，系出陇西，累官右散骑常侍。太和中，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又有一李益，官太子庶子，世因称君虞为“文章李益”以别之，见《新唐书》（二百三）《李华传》。益当时大有诗名，而今遗集苓落，清张澍曾裒集为一卷，刻《二酉堂丛书》中〔26〕，前有事辑，收罗李事甚备。《霍小玉传》虽小说，而所记盖殊有因，杜甫《少年行》有句云：“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即指此事〔21〕。时甫在蜀，殆亦从传闻得之。益之友韦夏卿〔25〕，字云客，京兆万年人，亦两《唐书》（旧一六五新一六二）皆有传。

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

明汤海若尝取其事作《紫萧记》〔29〕。

右第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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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吉甫（758—814）　唐代赵（今河北赵县）人。《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写郑钦说为任昇之辨释其先祖所得大同古铭事。

郑钦说，荥阳（今属河南）人，通历术，博物。大同古铭，传为任昇之五世祖任昉于梁武帝大同四年在钟山圮圹得到的篆书铭文。说一作悦。

〔2〕赵钺（1778—1849）字雩门，清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嘉庆年间进士，官至泰州知州。著《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因年老未成，委托劳格续完。劳格（1820—1864），字保文，号季言，清代仁和人。《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根据唐玄宗开元年间建立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上所刻御史的名字，搜集散见史志、类书的材料，依次考列他们的简历。该书卷三：“郑钦说：

李吉甫有《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文，称钦说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文苑英华》）”按今本《文苑英华》未见收有《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

〔3〕《异闻记》　疑即陈翰《异闻集》。

〔4〕李林甫（？—752）　唐朝宗室。玄宗时任宰相，人称其“口有蜜，腹有剑”。

〔5〕韦坚（？—746）　字子全，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唐玄宗时官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天宝五年（746），李林甫诬其谋立太子，流放岭南，被杀。

〔6〕《柳氏传》　传奇篇名，又作《章台柳》。写诗人韩翊妻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劫，经虞候许俊夺回，与韩重获团圆的故事。

〔7〕孟棨　一作孟启，字初中，唐末人，官至司勋郎中。《本事诗》，一卷，分《情感》第七类，记述有关唐人诗歌的本事。

〔8〕翃　斡翃，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中唐诗人。官至中书舍人。有《韩君平集》。事迹附见《新唐书·卢纶传》。《柳氏传》中的韩翊即指韩翃。

〔9〕吴长孺　名大震，别署市隐生，明代休宁（今属安徽）人。

《练囊记》，传奇剧本，吴长孺、张仲豫合著，演《柳氏传》故事。未见传本。

〔10〕清有张国寿《章台柳》　“清”当为“明”。张国寿，当为张国筹，明代章邱（今属山东）人，穆宗时官行唐知县。所著《章台柳》杂剧，演《柳氏传》故事。未见传本。

〔11〕《柳毅传》　传奇篇名，写书生柳毅为洞庭龙女传书，使她得以摆脱丈夫虐待，后来并与她结为夫妇的故事。

〔12〕董解元　金代戏曲作家，名字、生平不详。（解元为当时对读书人的敬称。）《弦索西厢》，八卷，以诸宫调合成套数的形式说唱《莺莺传》故事，改悲剧结局为团圆。卷一《桮枝令》中有“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等语。

〔13〕尚仲贤　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元代戏曲作家，曾任江浙行省官员。所著杂剧《柳毅传书》，一卷；《张生煮海》，已佚，但情节当与下文述及的李好古本相同，所以称其为《柳毅传》的“翻案”。

〔14〕李好古　保定（今属河北）人，元代戏曲作家。所著《张生煮海》为杂剧剧本，一卷，写东海龙王之女与书生张羽相爱，张得仙女相助，煮沸海水，迫使龙王允婚的故事。其情节与《柳毅传》中龙王主动以女许配柳毅相反。

〔15〕　黄说仲有《龙箫记》　“箫”当为“绡”。黄说仲，名维辑（一作维楫），明代天台（今属浙江）人。所著传奇剧本《龙绡记》，亦演柳毅传书故事。未见传本。

〔16〕　《李章武传》　传奇篇名，写李章武与王氏妇相恋，妇死后魂魄仍来与其私会的故事。

〔17〕　《唐会要》　史书，一百卷，宋代王溥著。记述唐代制度沿革，保存正史不载的资料颇多。关于李景亮的史料见该书卷七十六，〔18〕　《霍小正传》　传奇篇名。写进士李益遗弃情人霍小玉，后受到霍的冤魂报复，终生疑妬其妻妾的故事。

〔19〕　《全唐文》　唐代散文总集，一千卷，清嘉庆时董诰等编。

收录唐、五代作者三千余人的文章，附有作者小传。

〔20〕　蒋澄　字少明，汉代人，官至刺史。义兴，即今江苏宜兴。

〔21〕　《秋河赋》　《文苑英华》、《全唐文》皆未收此赋。《古今万姓统谱》引有两句：“连云梯以迥立，跨星桥而径渡。”

〔22〕　李绅（772—846）　字公垂，无锡（今属江苏）人，唐代诗人。穆宗长庆三年（823），由御史中丞贬为户部侍郎，次年又贬端州司马。武宗时官至宰相。著有《追昔游集》。

〔23〕　《鞲上鹰》诗　全诗未见，《古今万姓统谱》引有两句：

“几欲高飞上天去，谁人为解绿丝绦。”

〔24〕　凌迪知　字穉哲，号绎泉，明代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世宗时官至兵部员外郎。《古今万姓统语》，姓氏谱录，一四六卷，依姓氏分韵编次，记载各姓著名人物的籍贯、事迹。

〔25〕　李益（748—约827）　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中唐诗人，有《李益集》。《新唐书》本传称其“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穉为‘李益疾’。”

〔26〕　《二酉堂丛书》所收李益集，题作《李尚书诗集》，一卷，附《李氏事迹》一卷。

〔27〕　杜甫（712—770）　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后迁居巩县（今属河南），唐代著名诗人。宋代姚宽《西溪丛语》卷下：

“蒋防作《霍小玉传》，书大历中李益事，……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雏穉去尽，江花结子已无多，黄衫少年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考作诗时大历间，甫政在蜀，是时想有好事者传去，作此诗尔。”

〔28〕　书夏卿（743—806）　唐德宗贞元年间官至吏部侍郎、太子少保。《霍小玉传》中述及他对于李益遗弃小玉的行为有所规劝。

〔29〕　汤海若　即汤显祖。《紫萧记》为其早期所著传奇剧本，写《霍小玉传》故事，成四十三出，未完。按汤后又写传奇《紫钗记》，全本二卷，办演霍小玉故事，除结局改为团圆外，基本情节与原传相同。

李公佐所作小说，今有四篇在《太平广记》中，其影响于后来者甚钜，而作者之生平顾不易详。从文中所自述，得以考见者如次：

贞元十三年，泛潇湘苍梧。（《古岳渎经》）　十八年秋，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南柯太守传》）元和六年五月，以江淮从事受使至京，回次汉南。（《冯媪传》）　八年春，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谢小娥传》）　冬，在常州。

（《经》）　九年春，访古东吴，泛洞庭，登包山。

（《经》）　十三年夏月，始归长安，经泗滨。（《谢传》）

《全唐诗》末卷有李公佐仆诗〔1〕 。其本事略谓公佐举进士后，为钟陵从事。有仆夫执役勤瘁，迨三十年。一旦，留诗一章，距跃凌空而去。诗有“颛蒙事可亲”之语，注云：“公佐字颛蒙”，疑即此公佐也。然未知《全唐诗》采自何书，度必出唐人杂说，而寻检未获。《唐书》（七十）《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备身公佐，为河东节度使说〔2〕子，灵盐朔方节度使公度弟，则别一人也。《唐书》《宣宗纪》载有李公佐，会昌初，为杨府录事，大中二年，坐累削两任官，却似颛蒙。然则此李公佐盖生于代宗时，至宣宗初犹在，年几八十矣。〔3〕惟所见仅孤证单文，亦未可遽定。

《古岳渎经》出《广记》四百六十七，题为《李汤》〔4〕，注云出《戎幕闲谈》，《戎幕闲谈》乃韦绚〔5〕作，而此篇是公佐之笔甚明。元陶宗仪《辍耕录》〔6〕（二十九）云：“东坡《濠州涂山》诗‘川锁支祁水尚浑’注，‘程演曰：《异闻集》载《古岳渎经》：禹治水，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名曰巫支祁。’”其出处及篇名皆具，今即据以改题，且正《广记》所注之误。

《经》盖公佐拟作，而当时已被其淆惑。李肇《国史补》（上）即云：“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

以告官。刺史李汤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祁。”验今本《山海经》〔7〕无此语，亦不似逸文。肇殆为公佐此作所误，又误记书名耳。且亦非公佐据《山海经》逸文，以造《岳渎经》也。至明，遂有人径收之《古逸书》〔8〕中。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亦有说，以为“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赝作者。或唐人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文为戏耳。罗泌《路史》辩有无支祁；世又讹禹事为泗州大圣，皆可笑。”所引文亦与《广记》殊有异同：禹理水作禹治淮水；走雷作迅雷；石号作水号；五伯作土伯；搜命作授命；千作等山；白首作白面；奔轻二字无；闻字无；章律作童律，下重有童律二字；鸟木由作乌木由，下亦重有三字；庚辰下亦重有庚辰字；桓下有胡字；聚作丛；以数千载作以千数；大索作大械；末四字无。颇较顺利可诵识。然未审元瑞所据者为善本，抑但以意更定也，故不据改。

朱熹《楚辞辩证》〔9〕（下）云：“《天问》，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祁，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依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

是宋时先讹禹为僧伽〔10〕王象之《舆地纪胜》（四十四淮南东路盱眙军）云：

〔11〕云：“水母洞在龟山寺，俗传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则复讹巫支祁为水母。褚人获《坚瓠续集》〔12〕（二）云：

“《水经》载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见。形一猕猴，爪地成水。

禹命庚辰执之。遂锁于龟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过龟山，令力士起而视之。因拽铁索盈两舟，而千人拨之起。

仅一老猿，毛长盖体，大吼一声，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无他患。”是又讹此文为《水经》，且坚嫁李汤事于明太祖〔13〕矣。

《南柯太守传》〔14〕出《广记》四百七十五，题《淳于棼》，注云出《异闻录》。《传》是贞元十八年作，李肇为之赞，即缀篇末。而元和中肇作《国史补》，乃云“近代有造谤而著者，《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记名）。皆文之妖也。”（卷下）约越十年，遂诋之至此，亦可异矣。棼事亦颇流传，宋时，扬州已有南柯太守墓，见《舆地纪胜》（三十七淮南东路）引《广陵行录》〔15〕。明汤显祖据以作《南柯记》〔16〕，遂益广传至今。

《庐江冯媪传》出《广记》三百四十三，注云出《异闻传》〔17〕。事极简略，与公佐他文不类。然以其可考见作者踪迹，聊复存之。《广记》旧题无传字，今加。

《谢小娥传》〔18〕出《广记》四百九十一，题李公佐撰。不著所从出，或尝单行欤，然史志皆不载。唐李復言作《续玄怪录》，亦详载此事〔19〕，盖当时已为人所艳称。至宋，遂稍讹异，《舆地纪胜》（三十四江南西路）记临江军〔20〕人物，有谢小娥，云：“父自广州部金银纲，携家入京，舟过霸滩〔21〕，遇盗，全家遇害。小娥溺水，不死，行乞于市。后佣于盐商李氏家，见其所用酒器，皆其父物，始悟向盗乃李也。心衔之，乃置刀藏之，一夕，李生置酒，举室酣醉。娥尽杀其家人，而闻于官。事闻诸朝，特命以官。娥不愿，曰：‘已报父仇，他无所事，求小庵修道。’朝廷乃建尼寺，使居之，今金池坊尼寺是也。”事迹与此传似是而非，且列之李邈与傅雱〔22〕之间，殆已以小娥为北宋末人矣。明凌濛初〔23〕作通俗小说（《拍案惊奇》十九），则据《广记》。

贞元十一年，太原白行简作《李娃传》〔24〕，亦应李公佐之命也。是公佐不特自制传奇，且亦促侪辈作之矣。《传》今在《广记》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出《异闻集》。元石君宝作《李亚仙花酒曲江池》〔25〕，明薛近兖作《绣襦记》〔26〕，皆本此。胡应麟（《笔丛》四十一）论之曰：“娃晚收李子〔27〕，仅足赎其弃背之罪，传者亟称其贤，大可哂也。”以《春秋》决传奇狱，失之。行简字知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字退之），居易〔28〕弟也。贞元末，登进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冬，病卒。两《唐书》皆附见《居易传》（旧一六六新一一九）。有集二十卷，今不存。

传奇则尚有《三梦记》〔29〕一篇，见原本《说郛》卷四。其刘幽求一事〔30〕尤广传，胡应麟（《笔丛》三十六）又云：“《太平广记》梦类数事皆类此。此盖实录，余悉祖此假托也。”案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之《凤阳士人》〔31〕，盖亦本此。

《说郛》于《三梦记》后，尚缀《纪梦》一篇，亦称行简作。而所记年月为会昌二年六月，时行简卒已十七年矣。疑伪造，或题名误也。附存以备检：

行简云：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家富于财，居光德里。其女，国色也。尝因昼寝，梦至一处，朱门大户，棨节森然。由门而入，望其中堂，若设燕张乐之为，左右廊皆施帏幄。有紫衣吏引张氏于西廊幕次，见少女如张等辈十许人，花容绰约，花钿照耀。既至，吏促张妆饰，诸女迭助之理泽傅粉。有顷，自外传呼“侍郎来！”自隙间窥之，见一紫绶大官。张氏之兄尝为其小吏，识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

“尚书来！”又有识者，并帅王公也。逡巡复连呼曰：

“某来！”“某来！”皆郎官以上，六七箇坐厅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进，金石丝竹铿鍧，震响中署。酒酣，并州见张氏而视之，尤属意。谓之曰：“汝习何艺能？”对曰：“未尝学声音。”使与之琴，辞不能。曰：“第操之！”乃抚之而成曲。予之筝，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习也。王公曰：

“恐汝或遗。”乃令口受诗：“鬟梳闹扫学宫妆，独立闲庭纳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张曰：“且归辞父母，异日复来。”忽惊啼，寤，手扪衣带，谓母曰：“尚书诗遗矣！”索笔录之。问其故，泣对以所梦，且曰：“殆将死乎？”母怒曰：“汝作魇耳。何以为辞？乃出不祥言如是。”因卧病累日。

外亲有持酒肴者，又有将食味者。女曰：“且须膏沐澡渝。”母听，良久，艳妆盛色而至。食毕，乃遍拜父母及坐客，曰：“时不留，某今往矣。”自授衾而寝。父母环伺之，俄尔遂卒。会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二十年前，读书人家之稍豁达者，偶亦教稚子诵白居易《长恨歌》。陈鸿所作传因连类而显，忆《唐诗三百首》中似即有之。

〔32〕而鸿之事迹颇晦，惟《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有陈鸿《开元升平源》〔33〕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又《唐文粹》〔34〕（九十五）有陈鸿《大统纪序》云：“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案当作乙）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迺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书始成，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文苑英华》（三九二）有元稹撰《授丘纾陈鸿员外郎制》〔35〕，云：“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陈鸿，坚于讨论，可以事举，可虞部员外郎。”可略知其仕历。《长恨传》则有三本。一见于《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明人又附刊一篇于后，云出《丽情集》及《京本大曲》，文句甚异，疑经张君房〔36〕辈增改以便观览，不足据。一在《广记》四百八十六卷中，明人掇以实丛刊者皆此本，最为广传。而与《文苑》本亦颇有异同，尤甚者如“其年复四月”至篇末一百七十二字，《广记》止作“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37〕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而已。自称前秀才陈鸿，为《文苑》本所无，后人亦决难臆造，岂当时固有详略两本欤，所未详也。今以《文苑英华》较不易见，故据以入录。然无诗，则以载于《白氏长庆集》者足之。

《五色线》〔38〕（下）引陈鸿《长恨传》云：“贵妃赐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既出水，力微不胜罗绮。”今三本中均无第二三语〔39〕。惟《青琐高议》（七）中《赵飞燕别传》〔40〕有云：“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宋秦醇之所作也。盖引者偶误，非此传逸文。

本此传以作传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长生殿》〔41〕，今尚广行。蜗寄居士有杂剧曰《长生殿补阙》〔42〕，未见。

《东城老父传》〔43〕出《广记》四百八十五。《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老父传》一卷，则曾单行。传末贾昌述开元理乱，谓“当时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亦大有叙“开元升平源”意。又记时人语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44〕同出于陈鸿所作传，而远不如《长恨传》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为世传诵，则以无白居易为作歌之为之也。

《资治通鉴考异》〔45〕卷十二所引有《升平源》，云世以为吴兢〔46〕所撰，记姚元崇〔47〕藉射邀恩，献纳十事，始奉诏作相事。

司马光〔48〕驳之曰：“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案兢，汴州浚仪人，少励志，贯知经史。魏元忠〔49〕荐其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私撰《唐书》《唐春秋》〔50〕，叙事简核，人以董狐目之。有传在《唐书》（旧一百二新一三二）。《开元升平源》，《唐志》本云陈鸿作，《宋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始著吴兢《贞观政要》〔51〕十卷，又《开元升平源》一卷。疑此书本不著撰人名氏，陈鸿吴兢，并后来所题。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重耳。今姑置之《东城老父传》之后，以从《通鉴考异》写出，故仍题兢名。

右第三分

※　　　　　　　 ※　　　　　　　　 ※

〔1〕　《全唐诗》　唐代诗歌总集，九百卷，清康熙时彭定求等奉诏编辑，收唐、五代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的诗歌。李公佐仆诗，见该书卷八六二。按此诗原出五代蜀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卷三。

〔2〕　说　李说（740—800），字岩甫，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唐德宗时官至河东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其次子公度，宣宗大中六年（852）任义武节度使；懿宗咸通（860—873）初年调任灵盐朔方节度使。

〔3〕　关于杨府录事李公佐，《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二年（848）审判武宗会昌四年（844）李绅诬奏江都县尉吴湘赃罪一案，关连人中有“前杨府录事参军李公佐”。宣宗敕：“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削两任官。”按此时距《古岳渎经》中李公佐自称泛于苍梧的贞元十三年（797）已五十二年。

〔4〕　《古岳渎经》　传奇篇名，唐代李公佐作。作者自述元和九年在洞庭包山石穴中得《岳渎经》第八卷，内载夏禹擒获水神无支祁，把它锁在淮阴龟山下的传说。李汤，生平事迹不详，《古岳渎经》称其于永泰（765）中任楚州刺史。

〔5〕　《戎幕闲谈》　笔记集，一卷，唐代韦绚著。记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所述古今异闻。韦绚，字文明，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懿宗咸通年间官至义武军节度使。

〔6〕　陶宗仪　参看本卷第17页注〔6〕。《辍耕录》，笔记集，三十卷。杂记元代文献掌故，兼及史地文艺。此书所引“东坡《濠州涂山》诗”即宋代苏轼《濠州七绝·涂山》“川锁支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能庙，乌鹊犹朝禹会村。”濠州，州治在今安徽凤阳。

〔7〕　《山海经》　十八卷，作者不详，晋代郭璞注。主要记述各地山川、异物的传说，保存了许多古代神话。

〔8〕　《古逸书》　明代潘基庆编《古逸书》三十卷，选录自秦至宋的文章，其中未收《古岳渎经》。

〔9〕　朱熹（1130—1200）　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著有《四书集注》、《楚辞集注》等。《楚辞辩证》为《楚辞集注》附录，二卷。

〔10〕　僧伽（628—710）　唐代西域僧人，高宗龙朔至中宗景龙年间，居楚州（今江苏淮安）龙兴寺。生前即多神异传闻，后人遂以禹降无支祁故事附会于其名下，流传过程中又将无支祁讹传为水母。

按上文所引胡应麟语中的“泗州大圣”当亦指僧伽，元代高文秀著有杂剧《泗州大圣锁水母》，明代须子寿著有杂剧《泗州大圣渰水母》，今皆不传。

〔11〕　王象之　南宋金华（今属浙江）人。《舆地纪胜》，地理总志，二百卷。记载当时各行政区域沿革及风俗、人物、名胜等。淮南东路，宋行政区域名，治所在今扬州，辖今淮河流域东部地区。盱眙军，治所在今江苏盱眙。按《舆地纪胜》卷四十四所载盱眙军有关无支祁传说的古迹共四处：圣母洞（即水母洞）、圣母井、龟山、百牛潭。

前二处实为一处，与僧伽降水母故事有关；后两处则与李汤获无支祁故事有关。

〔12〕　褚人获　字石农，清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著有《坚瓠集》、《隋唐演义》等。《坚瓠续集》，笔记集，四卷。

〔13〕　明太祖　即朱元璋（1328—1398），明王朝的建立者，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在位。即《坚瓠续集》文中的“高皇帝”。

〔14〕　《南柯太守传》　传奇篇名，唐代李公佐作。写淳于棼梦中被槐安国王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亨尽荣华，梦醒方知槐安国是古槐树上的蚂蚁穴。

〔15〕　《广陵行录》　按《舆地纪胜》引作《广陵志》。

〔16〕　《南柯记》　明代汤显祖据《南柯太守传》改编的传奇剧本，二卷。末尾添加了淳于棼梦觉后建道场普度大槐，自己也立地成佛的情节。

〔17〕　《庐江冯媪传》　传奇篇名，写庐江冯媪夜间投宿，遇桐城县丞董江亡妻的故事。《异闻传》，《太平广记》作《异闻录》。

〔18〕　《谢小娥传》　传奇篇名，写谢小娥父亲、丈夫遇盗被杀，小娥为其报仇的故事。

〔19〕　《续玄怪录》亦详载此事　《太平广记》卷一二八有辑自《续玄怪录》的《尼妙寂》一篇，故事与《谢小娥传》相同，但称女主人公为“叶氏”女，出家后道号“妙寂”。末云：“……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太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焉。”李复言，唐代陇西（今甘肃东南）人，玄宗时官彭城令。所著《续玄怪录》，宋代改题《续幽怪录》，笔记小说集，原本已佚。今有后人辑本四卷，内无《尼妙寂》篇。

〔20〕　临江军　治所在今江西清江。

〔21〕　霸滩　《舆地纪胜》作萧滩，在今江西清江萧水河边。

〔22〕　李邈　字彦思，北宋末清江（今属江西）人。知真定府，金兵进犯，守四旬，城破被害。傅雱，北宋末浦江（今属浙江）人，南宋高宗初年曾出使金国。

〔23〕　凌濛初（1580—1644）　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明代作家，崇祯时官徐州通判。著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初、二刻各四十卷，初刻卷十九有《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一篇。

〔24〕　白行简（776—826）　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唐代文学家。有《白行简集》，已佚。《李娃传》，传奇篇名，写荥阳公子与妓女李娃相爱，金尽被鸨母骗逐，又为父所弃，后得李娃救助，及第拜官，李娃亦受封为汧国夫人。

〔25〕　石君宝　平阳（治今山西临汾）人，元代戏曲作家。《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剧本，一卷，演《李娃传》故事，以荥阳公子为郑元和，李娃为李亚仙。

〔26〕　薛近兖　明代戏曲传奇作家，万历年间人。《绣襦记》，传奇剧本，二卷，情节较《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有所发展。清代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四以为薛近兖作（又有正德间徐霖、嘉靖间郑若庸作二说）。

〔27〕　李子　当系“郑生”之误。

〔28〕　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太原人，唐代诗人。官至刑部尚书。有《白氏长庆集》。

〔29〕　《三梦记》　传奇篇名，白行简作。写异地同梦或所梦与实事相符的三个故事。

〔30〕　刘幽求一事　刘幽求（655—715），唐代冀州武强（今属河北）人，官至尚书左丞相。“一事”，《三梦记》中故事之一，写刘幽求所见的事与其妻梦中经历相同。

〔31〕　蒲松龄（1640—1715）　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清代小说家。著有《聊斋志异》。

《凤阳士人》，见《聊斋志异》卷二，写凤阳一书生与其妻及妻弟三人异地同梦的故事。

〔32〕　《长恨歌》　长篇叙事诗，白居易作，写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陈鸿所作传，即《长恨传》，又作《长恨歌传》。《唐诗三百首》，唐诗选集，清代蘅退居士（孙洙）编。通行版本于《长恨歌》后附有《长恨歌传》。

〔33〕　《开元升平源》　即《升平源》，传奇篇名，写姚元崇于唐玄宗行猎之时进谏十策的故事。

〔34〕　《唐文粹》　唐代诗文选集，一百卷，北宋姚铉编。

〔35〕　元稹撰《授丘纾陈鸿员外郎制》　元稹为皇帝所起草的诏令。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唐代诗人。参看本篇第四分。丘纾，唐代元和间人，元和十五年任左拾遗，见《大唐传载》。

〔36〕　《丽情集》　笔记集，宋代张君房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二十卷。原书已佚。《京本大曲》，大曲集，现无完整传本。大曲，宋代的一种歌舞戏。张君房，宋代安陆（今属湖北）人。真宗时进士，官至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

〔37〕　秀才　唐初科举有秀才科，品第高于进士科，高宗永徽二年（651）停止举行。陈鸿于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及第，这里用“秀才”指称进士。

〔38〕　《五色线》　笔记集，作者不详，当为宋人所辑。明代《津逮秘书》本二卷。内容杂引汉魏晋唐文集和小说中的琐闻奇事等。

〔39〕　三本中均无第二三语　按明刻《文苑英华》本所附出于《丽情集》及《京本大曲》的《长恨传》中，有“诏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莲开水上，鸾舞鉴中。既出水，娇多力微，不胜罗绮”等句，其第二三语为《广记》本及《文苑》本所无，而与《五色线》所引相同。

〔40〕　《青琐高议》　传奇、笔记集，前、后集各十卷，别集七卷，北宋刘斧编著。《赵飞燕别传》，参看本卷第137页注〔8〕。

〔41〕　洪昉思（1645—1704）　名昇，字桮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戏曲作家。《长生殿》，传奇剧本，演《长恨传》故事，二卷。

〔42〕　蜗寄居士　即唐英（1682—约1755），字隽公，号蜗寄居士，奉天（今辽宁沈阳）人，清代戏曲作家。《长生殿补阙》，一卷，见所著《古柏堂传奇杂剧》。

〔43〕　《东城老父传》　传奇篇名，《宋史·艺文志》作《东城父老传》，题陈鸿作。写东城老父贾昌，少时以善斗鸡为玄宗宠幸，安史乱后出家为僧的故事。

〔44〕　“生儿不用识文字”四句，又见《全唐诗》卷八七八，题为《神鸡童谣》。按其下还有四句：“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轝。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丧车。”

〔45〕　《资治通鉴考异》　三十卷，北宋司马光著。书中考列与《资治通鉴》所载史实有关的不同资料，说明其取舍的原因。

〔46〕　吴兢（约670—749）　字西济，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官至起居郎。著有《贞观政要》等。

〔47〕　姚元崇（650—721）　字元之，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等朝宰相。

〔48〕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北宋史学家。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著有《资治通鉴》、《司马文正公集》等。

〔49〕　魏元忠（？—707）　本名真宰，唐代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官至中书令、尚书右仆射。

〔50〕　私撰《唐书》《唐春秋》　《新唐书·吴兢传》：“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后奉诏赴馆撰录。“兢叙事简核，号良史。……世谓今董狐云。”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晋灵公被晋卿赵盾的族人赵穿所杀，他直书“赵盾弑其君”，被称为“良史”。

〔51〕　《贞观政要》　史书，十卷。分类辑录唐太宗与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谏、奏疏及贞观年间的政治设施。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以校书郎累仕至中书舍人，承旨学士。由工部侍郎入相，旋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兼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五年七月，卒于镇，年五十三。两《唐书》（旧一六六新一七四）皆有传。于文章亦负重名，自少与白居易唱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1〕。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今惟《长庆集》六十卷存。《莺莺传》〔2〕见《广记》四百八十八。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当时已有杨巨源李绅辈作诗以张之〔3〕；至宋，则赵令畤拈以制《商调蝶恋花》（在《侯鲭录》中）〔4〕；金有董解元作《弦索西厢》；元有王实甫《西厢记》〔5〕，关汉卿《续西厢记》〔6〕；明有李日华《南西厢记》〔7〕，陆采亦有《南西厢记》〔8〕，周公鲁有《翻西厢记》〔9〕；至清，查继佐尚有《续西厢》杂剧云〔10〕。

因《莺莺传》而作之杂剧及传奇，曩惟王关本易得。今则刘氏暖红室〔11〕已刊《弦索西厢》，又聚赵令畤《商调蝶恋花》等较著之作十种为《西厢记十则》。市肆中往往而有，不难致矣。

《莺莺传》中已有红嬢及欢郎等名，而张生独无名字。王楙《野客丛书》（二十九）云：“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

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客中无赵令昫《侯鲭录》，无从知《商调蝶恋花》中张生是否已具名字〔12〕。否则宋时当尚有小说或曲子，字张为君瑞者。漫识于此，俟有书时考之。

《周秦行纪》〔13〕余所见凡三本。一在《广记》卷四百八十九；一在顾氏《文房小说》中，末一行云“宋本校行”；一附于《李卫公外集》〔14〕内，是明刊本。后二本较佳，即据以互校转写，并从《广记》补正数字。三本皆题牛僧孺〔15〕撰。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居宛叶间。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条指失政，鲠讦不避权贵，因不得意。后渐仕至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累贬为循州长史。

宣宗立，乃召还，为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年六十九卒，赠太尉，谥文简。两《唐书》（旧一七二新一七四）皆有传。僧孺性坚僻，与李德裕〔16〕交恶，各立门户，终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录》十卷，今已佚，惟辑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纪》则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云：

“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者也。

〔17〕案是时有两韦瓘，皆尝为中书舍人。一年十九入关，应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寻除主客分司。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18〕。一字茂宏，京兆万年人，韦夏卿弟正卿〔19〕之子也。“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见《新唐书》（一六二）《夏卿传》，则为作《周秦行纪》者。

〔20〕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云：“中有‘沈婆儿作天子’等语，所为根蒂者不浅。独怪思黯罹此巨谤，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党曲直，大都鲁卫间。牛撰《玄怪》等录，亡只词构李，李之徒顾作此以危之。于戏，二子者，用心覩矣！牛迄功名终，而子孙累叶贵盛。李挟高世之才，振代之绩，卒沦海岛，非忌刻忮害之报耶？辄因是书，播告夫世之工谮愬者。”乞灵于果报，殊未足以餍心。然观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纪论》，至欲持此一文，致僧孺于族灭，则其阴谲险很，可畏实甚。弃之者众，固其宜矣。论犹在集（外集四）中，迻录于后：

言发于中，情见乎辞。则言辞者，志气之来也。

故察其言而知其内，翫其辞而见其意矣。余尝闻太牢氏（凉国李公尝呼牛僧孺为太牢。凉公名不便，故不书。）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以其姓应国家受命之谶，曰：“首尾三麟六十年，两角犊子恣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其或能晓一二者，必附会焉。纵司马取魏之渐，用田常有齐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党若山，不可动摇。欲有意摆撼者，皆遭诬坐，莫不侧目结舌，事具史官刘轲《日历》。余得太牢《周秦行纪》，反覆覩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翣儿”，以代宗皇后为“沈翣”，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鸇之逐鸟雀也。”

故贮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书，力未胜而罢。

余读国史，见开元中，御史汝南子谅弹奏牛僊客，以其姓符图谶。虽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数。自裴晋国与余凉国（名不便）彭原（程）赵郡（绅）诸从兄，嫉太牢如仇，颇类余志。非怀私忿，盖恶其应谶也。太牢作镇襄州日，判復州刺史乐坤《贺武宗监国状》曰：“闲事不足为贺。”则恃姓敢如此耶！

会余复知政事，将欲发觉，未有由。值平昭义，得与刘从谏交结书，因窜逐之。嗟乎，为人臣阴怀逆节，不独人得诛之，鬼得诛矣。凡与太牢胶固，未尝不是薄流无赖辈，以相表里。意太牢有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爱憎，故明此论，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罢。岂非王者不死乎？遗祸胎于国，亦余大罪也。

倘同余志，继而为政，宜为君除患。历既有数，意非偶然，若不在当代，必在于子孙。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嘻！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时。嫉恶之心，敢辜于早岁？因援毫而摅宿愤。亦书《行纪》之迹于后。

论中所举刘轲〔21〕，亦李德裕党。《日历》具称《牛羊日历》，牛羊，谓牛僧孺、杨虞卿〔22〕也，甚毁此二人。书久佚，今有辑本，缪荃荪刻之《藕香零拾》〔23〕中。又有皇甫松〔24〕，著《续牛羊日历》，亦久佚。《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引一则，于《周秦行纪》外，且痛诋其家世，今节录之：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绝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真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

盖李之攻牛，要领在姓应图谶〔25〕，心非人臣，而《周秦行纪》之称德宗为“沈婆儿”，尤所以证成其罪。故李德裕既附之论后，皇甫松《续历》亦严斥之。今李氏《穷愁志》虽尚存（《李文饶外集》卷一至四，即此），读者盖寡；牛氏《玄怪录》亦早佚，仅得后人为之辑存。独此篇乃屡刻于丛书中，使世间由是更知僧孺名氏。时世既迁，怨亲俱泯，后之结果，盖往往非当时所及料也。

李贺《歌诗编》〔26〕（一）有《送沈亚之歌》〔27〕，序言元和七年送其下第归吴江，故诗谓“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紫丝竹断骙马小，家住钱塘东复东。”中复云“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携笈归江重入门，劳劳谁是怜君者”也。然《唐书》已不详亚之行事，仅于《文苑传序》一举其名。幸《沈下贤集》迄今尚存，并考宋计有功《唐诗纪事》〔28〕，元辛文房《唐才子传》〔29〕，犹能知其概略。亚之字下贤，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及第，历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太和初，为德州行营使者柏耆〔30〕判官。耆贬，亚之亦谪南康尉；终郢州掾。其集本九卷，今有十二卷，盖后人所加。中有传奇三篇。亦并见《太平广记》，皆注云出《异闻集》，字句往往与集不同。今者据本集录之。

《湘中怨辞》〔31〕出《沈下贤集》卷二。《广记》在二百九十八，题曰《太学郑生》，无序及篇末“元和十三年”以下三十六字。文句亦大有异，殆陈翰编《异闻集》时之所删改欤。然大抵本集为胜。其“遂我”作“逐我”，则似《广记》佳。惟亚之好作涩体，今亦无以决之。故异同虽多，悉不复道。

《异梦录》〔32〕见集卷四。唐谷神子已取以入《博异志》〔33〕。

《广记》则在二百八十二，题曰《邢凤》，较集本少二十余字，王炎作王生。炎为王播弟〔34〕，亦能诗，不测《异闻集》何为没其名也。《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35〕刻本，及上海涵芬楼〔36〕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希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37〕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38〕钞本校改数字。同是十二卷本《沈集》，而字句复颇有异同，莫知孰是。

如王炎诗“择水葬金钗”，惟小草斋本如此，他本皆作“择土”。顾亦难遽定“择水”为误。此类甚多，今亦不备举。印本已渐广行，易于入手，求详者自可就原书比勘耳。

梦中见舞弓弯，亦见于唐时他种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39〕（十四）云：“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办无其他。”其歌与《异梦录》者略同，盖即由此曼衍。宋乐史撰《杨太真外传》〔40〕，卷上注中记杨国忠〔41〕卧覩屏上诸女下床自称名，且歌舞。其中有“楚宫弓腰”，则又由《酉阳杂俎》所记而传讹。凡小说流传，大率渐广渐变，而推究本始，其实一也。

《秦梦记》〔42〕见集卷二，及《广记》二百八十二，题曰《沈亚之》，异同不多。“击髆舞”当作“击髆舞”，“追酒”当作“置酒”，各本俱误。“如今日”之“今”字，疑衍，〔43〕小草斋本有，他本俱无。

《无双传》〔44〕出《广记》四百八十六，注云薛调〔45〕撰。调，河中宝鼎人，美姿貌，人号为“生菩萨”。咸通十一年，以户部员外郎加驾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学士，次年，加知制诰。郭妃悦其貌，谓懿宗曰：“驸马盍若薛调乎。”顷之，暴卒，年四十三，时咸通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也。世以为中鸠云（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翰苑群书》及《唐语林》四〔46〕）。

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云：“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盖润饰之过。或乌有无是类，不可知。”案范摅《云溪友议》〔47〕（上）载“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精文艺，而物产罄悬。亡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姑鬻婢于连帅。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眄弥深。郊思慕不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

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冢，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

崔生赠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诗闻于帅，遂以归崔。无双下原有注云：“即薛太保之爱妾，至今图画观之。”然则无双不但实有，且当时已极艳传。疑其事之前半，或与崔郊姑婢相类；调特改薛太尉〔48〕家为禁中，以隐约其辞。后半则颇有增饰，稍乖事理矣。明陆采尝拈以作《明珠记》〔49〕。

柳珵《上清传》〔50〕见《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九。司马光驳之云：“信如此说，则参为人所劫，德宗岂得反云‘蓄养侠刺’。况陆贽贤相，安肯为此。就使欲陷参，其术固多，岂肯为此儿戏。全不近人情。”亦见于《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五，题曰《上清》，注云出《异闻集》。“相国窦公”作“丞相窦参”，后凡“窦公”皆只作一“窦”字；“隶名掖庭”下有“且久”二字；“怒陆贽”上有“至是大悟因”五字；“老”作“这”；“恣行媒孽”下有“乘间攻之”四字；“特敕”下有“削”字。余尚有小小异同，今不备举。此篇本与《刘幽求传》同附《常侍言旨》之后〔51〕。《言旨》亦珵作，《郡斋读书志》（三）云，记其世父柳芳所谈。芳，蒲州河东人；子登，冕；登子璟，见《新唐书》（一三二）〔52〕。珵盖璟之从兄弟行矣。

《杨娼传》〔53〕出《广记》四百九十一，原题房千里撰〔54〕。千里字鹄举，河南人，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艺文志》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一卷，《投荒杂录》一卷，注云：

“太和初进士第，高州刺史，”是其所终官也。此篇记叙简率，殊不似作意为传奇。《云溪友议》（上）又有《南海非》一篇，谓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有进士韦滂自南海致赵氏为千里妾。千里倦游归京，暂为南北之别。过襄州遇许浑〔55〕，托以赵氏。浑至，拟给以薪粟，则赵已从韦秀才矣。因以诗报房，云：“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却认罗裙碧草长。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房闻，哀恸几绝云云。此传或即作于得报之后，聊以寄慨者欤。然韦縠《才调集》〔56〕（十）又以浑诗为无名氏作，题云：“客有新丰馆题怨别之词，因诘传吏，尽得其实，偶作四韵嘲之。”

《飞烟传》出《说郛》卷三十三所录之《三水小牍》〔57〕，皇甫枚撰。亦见于《广记》四百九十一，飞烟作非烟。《三水小牍》本三卷，见《宋史》《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今止存二卷，刻于卢氏《抱经堂丛书》及缪氏《云自在龛丛书》中〔58〕。就书中可考见者，枚字遵美，安定人。三水，安定属邑也〔59〕。咸通末，为汝州鲁山令；光启中，僖宗在梁州，赴调行在。明姚咨〔60〕跋云：“天蒐庚午岁，旅食汾晋，为此书。”

今书中不言及此，殆出于枚之自序，而今失之。缪氏刻本有逸文一卷，收《非烟传》，然仅据《广记》所引，与《说郛》本小有异同，且无篇末一百余字。《广记》不云出于何书，盖尝单行也，故仍录之。

《虬髯客传》〔61〕据明顾氏《文房小说》录，校以《广记》百九十三所引《虬髯传》，互有详略，异同，今补正二十余字。

杜光庭字宾至，处州缙云人〔62〕。先学道于天台山，仕唐为内供奉。避乱入蜀，事王建〔63〕，为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后主〔64〕立，以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后解官，隐青城山，号东瀛子。年八十五卒。著书甚多，有《谏书》一百卷，《历代忠谏书》五卷，《道德经广圣义疏》三十卷，《录异记》十卷，《广成集》一百卷，《壶中集》三卷。

此外言道教仪则，应验，及仙人，灵境者尚二十余种，八十余卷。今惟《录异记》流传。光庭尝作《王氏神仙传》一卷，以悦蜀主。而此篇则以窥覗神器为大戒〔65〕，殆尚是仕唐时所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作“《虬髯客传》一卷”。

宋程大昌《考古编》〔66〕（九）亦有题《虬须传》者一则，云：

“李靖在隋，常言高祖终不为人臣。故高祖入京师，收靖，欲杀之。太宗教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盖讳之也。《虬须传》言靖得虬须客资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诗言‘虬须似太宗’。小说亦辨人言太宗虬须，须可挂角弓。是虬须乃太宗矣。而谓虬须授靖以资，使佐太宗，可见其为戏语也。”髯皆作须。今为虬髯者，盖后来所改。惟高祖之所以收靖，则当时史实未尝讳言。

《通鉴考异》（八）云：“柳芳《唐历》及《唐书》《靖传》云：

‘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案太宗谋起兵，高祖尚未知；知之，犹不从。当击突厥之时，未有异志，靖何从察知之？又上变当乘驿取疾，何为自锁也？今依《靖行状》云：

‘昔在隋朝，曾经忤旨。及兹城陷，高祖追责旧言，公忼慨直论，特蒙宥释。’”柳芳唐人，记上变之嫌〔67〕，即知城陷见收之故矣。然史实常晦，小说辄传，《虬髯客传》亦同此例，仍为人所乐道，至绘为图，称曰“三侠”。取以作曲者，则明张凤翼张太和皆有《红拂记》〔68〕，凌初成有《虬髯翁》〔69〕。

右第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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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和体”　《旧唐书·元稹传》：元稹“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元和（806—820），唐宪宗年号。

〔2〕　《莺莺传》　传奇篇名，元稹作。写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

〔3〕　杨巨源　字景山，唐代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元稹诗友。

官礼部郎中。《莺莺传》中引有他写的《崔娘诗》一首。李绅，《全唐诗》卷四八三收有他所写《莺莺歌》篇首八句，又题《东飞伯劳西飞燕歌，为莺莺作》。其他逸句，见引于董解元《弦索西厢》。

〔4〕　赵令畤　字德麟，号聊复翁，宋朝宗室。从高宗南渡，袭封安定郡王。《侯鲭录》，笔记集，八卷。杂记故实艺文。卷五对《莺莺传》考辨颇详，并录有自撰《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以说唱形式咏《莺莺传》故事。

〔5〕　王实甫　一说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元代戏曲作家。

活动时期大约在成宗元贞、大德（1295—1307）前后。所著《西厢记》，又称《北西厢》，杂剧剧本，五本二十一折。情节较董解元《弦索西厢》有更大发展。剧中张生名张君瑞。

〔6〕　关汉卿　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元代戏曲作家。约生于金末，卒于元初。作有杂剧《窦娥冤》、《赵盼儿》等。《续西厢记》，明清时，有人以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为关汉卿所续。

〔7〕　李日华　字实甫，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戏曲作家。

《南西厢记》，实为明代海盐人崔时佩所撰，李日华增补，二卷。此剧将王实甫《北西厢》翻为南曲，内容基本相同。

〔8〕　陆采（1497—1537）　原名灼，字子玄，号天池叟，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戏曲作家。他以为李日华所作“气脉未贯”，于是另撰《南西厢记》二卷。

〔9〕　周公鲁　字公望，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代戏曲作家。

《翻西厢记》，一名《锦西厢》，传奇剧本，二卷。此剧截去《北西厢》“草桥惊梦”以后数折，翻出红娘代莺莺与郑恒完姻，崔张之间又经一番周折方得团圆等情节。

〔10〕　查继佐（1601—1676）　字伊璜，明末清初海宁（今属浙江）人。所著《续西厢》，一卷，《曲海总目提要》注为“传奇”。除增添张君瑞以崔莺莺所赠诗应制的情节外，其他内容基本与关汉卿续本相同。

〔11〕　刘氏暖红室　刘氏，指刘世珩，清末民初安徽贵池人。暖红室为其室名。刘氏选刊的《暖红室汇刻传奇》，包括元、明、清杂剧、传奇和戏曲论著，共六十余种，一九一七年合刊时为五十九种。

〔12〕　按《商调蝶恋花》中的张生未具张君瑞名字。

〔13〕　《周秦行纪》　传奇篇名，写牛僧孺于唐德宗贞元中落第回乡，夜晚迷路，宿一大宅中，与汉文帝母薄太后、汉元帝妃王嫱及杨贵妃等聚会赋诗的故事。文中对于德宗及其母沈太后有不敬之语。

署牛僧孺撰，实为牛之政敌李德裕门人所托名，意在诬陷牛僧孺。

〔14〕　《李卫公外集》　又称《穷愁志》，四卷。按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一名《李卫公文集》，除外集外，还有正集二十卷，别集十卷。

〔15〕　牛僧孺（779—847）　唐代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一说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居宛叶间（今河南南阳、叶县一带）。

他在中唐时牛、李党争中与李宗闵同为牛党首领。

〔16〕　李德裕（787—850）　字文饶，唐代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武宗时任宰相，后封卫国公。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首领。

〔17〕　晁公武所述贾黄中语，见宋代张洎《贾氏谈录》：“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绔子何预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按牛僧孺曾封奇章郡公。

〔18〕　莫休符　唐末人，曾官融州刺史。《桂林风土记》，原书三卷，现存一卷。除叙述风土人情物产外，还收有一些他书所未见的唐诗。

〔19〕　韦正卿　唐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代宗大历年间，与其兄韦夏卿同举“贤良方正”。

〔20〕　关于韦正卿之子韦虢，《新唐书·韦夏卿传》又云：“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虢往请无间也。”“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

〔21〕　刘轲　唐代沛（今江苏沛县）人。天宝末年流落韶右（今广东曲江一带）。早年为僧，元和十三年（818）登进士第，曾任史官。

《牛羊日历》，《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一卷。注云：“牛僧孺、杨虞卿事。檀鸾子皇甫松序。”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

“《牛羊日历》，诸家悉以为刘轲撰。……案轲本浮屠，中岁慕孟轲为人，遂长发，以文鸣一时。即纪载时事，命名讵应乃尔；必赞皇之党，且恶轲者为之也。案《通鉴注》引作皇甫松，松有恨僧孺见传，或当近之。”按赞皇指李德裕，他于文宗时受封赞皇县伯。

〔22〕　杨虞卿　字师皋，唐代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宪宗元和末官至监察御史。牛党重要人物之一。

〔23〕　《藕香零拾》　丛书，清代缪荃孙辑，共收三十九种，一○二卷。刊于清代光绪末年。按该书所收系《续牛羊日历》。《牛羊日历》见收于宋代晁载之《续谈助》卷三。

〔24〕　皇甫松　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唐代词人。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或曰松，奇章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变》，极言诽谤。”

〔25〕　姓应图谶　除《周秦行纪论》所引谶语外，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六“木星入斗”条又说：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术士边罔以为“帝王之兆”。“识者唐世常有绯衣谶，或曰将来幸运，或姓裴，或姓牛，以为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度）及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纪》乃斯事也”。

〔26〕　李贺（791—816）　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中唐诗人。曾官奉礼郎。《歌诗编》，即《李贺歌诗编》，四卷，外集一卷。

〔27〕　沈亚之（781—832）　吴兴（今属浙江）人，中唐作家。所著《沈下贤集》，共十二卷，其中诗赋一卷，文十一卷。下文说集中“有传奇三篇”，指《湘中怨辞》、《异梦录》和《秦梦记》。

〔28〕　计有功　字敏夫，宋代临邛（今四川邛崃）人。所著《唐诗纪事》，八十一卷。载录唐代一一五○名诗人的作品本事及有关诗篇。

〔29〕　辛文房　字良史，元代西域（今新疆一带）人。所著《唐才子传》，十卷，收唐代诗人三九八人的评传。

〔30〕　柏耆　唐代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人。文宗太和初官至谏议大夫。太和三年（829），横海节度使李惇讨伐叛将李同捷，他奉诏宣慰德州行营。后被参劾，贬循州司户，其判官沈亚之同时被贬为虔州南康尉。

〔31〕　《湘中怨辞》　传奇篇名，写太学进士郑生与蛟宫龙女氾人恋爱的故事。

〔32〕　《异梦录》　传奇篇名，写邢凤梦观古装美人“弓弯舞”及王炎梦为吴王作西施挽歌的故事。

〔33〕　谷神子　即郑还古，唐代荥阳（今属河南）人。宪宗元和间进士，官河北从事，后贬吉州掾。《博异志》，又名《博异记》，笔记小说集，一卷。

〔34〕　王炎　唐代太原（今属山西）人。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官至太常博士。王播（759—830），字明敭，王炎之兄。官至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

〔35〕　叶氏观古堂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湖南长沙人。

室名观古堂，刻书多种。

〔36〕　涵芬楼　上海商务印书馆藏书楼，清代光绪末年创立，收藏善本秘籍多种。一九二四年移入东方图书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中为日本侵略军焚毁。

〔37〕　小草斋　明代文学家谢肇淛书室名。谢氏著有《五杂俎》等。

〔38〕　丁氏八千卷楼　清代钱塘丁申、丁丙兄弟的藏书楼，分三部分：八千卷楼，藏四库著录书；小八千卷楼，藏善本书；后八千卷楼，藏四库未收书。

〔39〕　段成式（？—863）　字柯古，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唐代文学家。官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少卿等。《酉阳杂俎》，笔记小说集，二十卷，又续集十卷。

〔40〕　《杨太真外传》　参看本篇第七分。

〔41〕　杨国忠（？—756）　唐代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以堂妹杨贵妃关系，为玄宗宠幸，官至宰相。安史之乱，随玄宗奔蜀，在马嵬坡被军士所杀。

〔42〕　《秦梦记》　传奇篇名，沈亚之在篇中自述梦入秦国，娶秦穆公之女弄玉为妻的故事。

〔43〕　关于《秦梦记》的异文，《秦梦记》写沈亚之将别秦穆公，受命作歌，首句为“击髆舞，恨满烟光无处所。”而上文有“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髆拊髀呜呜”等语，故“击髆”当为“击髆”之误。《太平广记》即作“击髆”。又写沈亚之对秦穆公说：

“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太平广记》作“如日”，较合于立誓的口吻。

〔44〕　《无双传》　传奇篇名，写刘无双与表兄王仙客幼年相亲，后无双因父罪没入宫庭，得押衙古洪用奇术救出，与仙客成婚的故事。

〔45〕　薛调（830—872）　唐代河中宝鼎（今山西万荣）人，婺州刺史薛膺之子，河东郡公薛苹之孙。

〔46〕　《翰苑群书》　十二卷，宋代洪遵编。共收唐代李肇《翰林志》、宋代李昉《禁林宴会集》和洪遵本人《翰苑遗事》等记述唐、宋两代翰林学士姓名及翰林院掌故的史籍十二种。《唐语林》，笔记集，宋代王谠著。原书久佚，今本从《永乐大典》辑出，八卷。

〔47〕　范摅　自号五云溪人，唐懿宗时人。《云溪友议》，笔记集，三卷。多载有关中晚唐诗人及诗歌的资料。

〔48〕　薛太尉　疑为上文“薛太保”之误。

〔49〕　《明珠记》　传奇剧本，二卷，明代陆采与其兄陆粲合作。

明代吕天成《曲品》称其“本《无双》而作记，借明珠以联情”。

〔50〕　《上清传》　传奇篇名，写窦参被陆贽以“蓄养侠刺”等罪名构陷致死，其宠婢上清为之申冤的故事。窦参（733—792），字时中，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唐德宗时任宰相，与陆贽不和，后被贬，死于邕州。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德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1〕　《常侍言旨》　笔记集，唐代柳珵著，记开元、天宝年间宫廷异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著录：“《常侍言旨》，一卷，右唐柳珵记其世父登所著，六章。《上清》、《刘幽求》二传附。”今传本中无《刘幽求传》及《上清传》。

〔52〕柳芳　字仲敷，唐代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开元进士，官集贤学士。其子柳登，字成伯，官大理少卿；柳冕，字敬叔，官福建观察使。柳登子柳璟，字德辉，官礼部侍郎。

〔53〕　《杨娼传》　传奇篇名，写某武官宠爱杨姓歌女，因妻妬气愤而亡，歌女亦以死殉的故事。

〔54〕　房千里　唐代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人。所著《南方异物志》、《投荒杂录》，《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于史部“地理类”和“杂传记类”。

〔55〕　许浑　字用晦，一字仲晦，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唐代诗人。官至睦、鄂二州刺史。著有《丁卯集》。

〔56〕　韦縠　五代前蜀人，官至监察御史。所编《才调集》为唐诗选集，共十卷。上文所引诗，《才调集》列为“无名氏三十七首”之二十二；《全唐诗》卷五三六收为许浑诗，题作《寄房千里博士》，注云：“一作《途经敷水》，一作《客有新丰馆题怨别之词，因诘传吏，尽得其实，偶作四韵嘲之》。”

〔57〕　《飞烟传》　传奇篇名，明钞原本《说郛》作《步飞烟》。

写武公业之妾步飞烟与邻人赵象爱恋，被公业鞭挞，至死不悔的故事。

《三水小牍》，传奇小说集，唐代皇甫枚著。“枚”或写作“牧”。

〔58〕　卢氏《抱经堂丛书》　卢文弨（1717—1796），字绍弓，号抱经，清代浙江杭州人。所刻《抱经堂丛书》共十七种。《云自在龛丛书》，清光绪中缪荃孙编刻，共三十六种。所收《三水小牍》较卢文弨刊本多逸文十二篇，中有《非烟传》，题作《步飞烟》。

〔59〕　三水　汉代安定郡属县，在今宁夏固原。唐代邠州新平郡有三水县，在今陕西旬邑。

〔60〕　姚咨　字舜咨，号茶梦主人，明代无锡（今属江苏）人。喜藏书，著有《潜坤集》、《春秋名臣传》。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抄得杨氏所藏《三水小牍》二卷，并作跋，后由秦汴刊行。卢氏抱经堂本即源于此本。

〔61〕　《虬髯客传》　传奇篇名，唐末杜光庭作。写隋末杨素侍妓红拂私奔李靖，后与侠士虬髯客在太原同访李世民，虬髯客知其必为“天子”，于是远走海外，另取扶余国为国主。

〔62〕　杜光庭（850—933）　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唐懿宗时应试不第，入天台山为道士。僖宗避黄巢入蜀，他被召充麟德殿文章应制。王建时留蜀任职。

〔63〕　王建（847—918）　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五代前蜀国的建立者，九○三年至九一八年在位。

〔64〕　后主　指王建之子王衍。

〔65〕　以窥覗神器为大戒　指《虬髯客传》中虬髯客退避李世民的情节及篇末议论：“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神器，指天下，后转指帝位。

《老子》：“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66〕　程大昌（1123—1195）　字泰之，南宋休宁（今属安徽）人，官吏部尚书。著有《易原》、《雍录》等。所著《考古编》，十卷，杂论经义异同及考订史事。

〔67〕　“上变之嫌”　此事又见唐代刘餗《隋唐嘉话》卷上：“隋大业中，卫公上书，言高祖终不为人臣，请速除之。及京师平，靖与骨仪、卫文昇等俱收。卫、骨既死，太宗虑囚，见靖与语，因请于高祖而免之。”《新唐书·李靖传》：“高祖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传送江都，至长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师，将斩之，靖呼曰：

‘公起兵为天下除暴乱，欲就大事，以私怨杀谊士乎？’秦王亦为请，得释”。高祖，指唐高祖李渊；秦王，指唐太宗李世民；卫公，指李靖。

〔68〕　张凤翼（1527—1613）　字伯起，号灵墟，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戏曲作家。著有传奇剧本九种，现存《红拂记》（二卷）等五种。张太和，字幼于，号屏山，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戏曲作家。所著传奇剧本《红拂记》，今无传本。

〔69〕　凌初成《虬髯翁》　杂剧剧本，一卷。演《虬髯客传》故事，以虬髯客为主角。按凌氏又有杂剧《莽择配》，或名《北红拂》，亦演同一故事而以红拂为主角；《蓦忽姻缘》，三传《虬髯客》故事，以李靖为主角，此剧未见传本。

《冥音录》〔1〕出《广记》四百八十九。中称李德裕为“故相”，则大中或咸通后作也。《唐人说荟》题朱庆馀〔2〕撰，非。

《东阳夜怪录》〔3〕出《广记》四百九十。叙王洙述其所闻于成自虚，夜中遇精魅，以隐语相酬答事。《唐人说荟》即题洙作，非也。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4〕云：“所叙情节，类似牛僧孺的《元无有》，也许这两篇是同出一源的。”案《元无有》本在《玄怪录》中，全书已佚。此条《广记》三百六十九引之：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

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

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绔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敝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爂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观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

《灵应传》〔5〕出《广记》四百九十二，无撰人名氏。《唐人说荟》以为于逖〔6〕作，亦非。《传》在记龙女之贞淑，郑承符之智勇，而亦取李朝威《柳毅传》中事〔7〕，盖受其影响，又稍变易之。泾原节度使周宝〔8〕字上珪，平州卢龙人。在镇务耕力，聚粮二十万石，号良将。黄巢据宣歙〔9〕，乃徙宝镇海军节度使，兼南面招讨使。后为钱镠〔10〕所杀。《新唐书》（一八六）有传。

右第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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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冥音录》　传奇篇名，作者不详。写崔氏姊妹得其姨母鬼魂传授筝曲的故事。

〔2〕　朱庆馀　名可久，唐代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人。敬宗宝历（825—826）间进士，官秘书省校书郎，有《朱庆馀集》。一说肃宗宝应（762）进士，则其登第后二十五年（787）李德裕方出生，不可能称李为“故相”。按陶珽刻本《说郛》始题《冥音录》为朱庆馀所作，《唐人说荟》沿误。

〔3〕　《东阳夜怪录》　传奇篇名，作者不详。写进士王洙转述成自虚夜遇骆驼、老鸡、破瓠、旧笠等精怪，赋诗酬答的故事。精怪诗中多用隐语自示身份。

〔4〕　郑振铎（1898—1958）　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曾任燕京、暨南等大学教授。主编《小说月报》、《文学》等刊物，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及短篇小说集《桂公塘》等。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选录唐代至清末的短篇小说，共三集，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分册出版。

〔5〕　《灵应传》　传奇篇名，作者不详。写泾州节度使周宝应善女湫龙女九娘子之请，遣部将郑承符魂赴龙宫，率亡卒帮助她反抗朝那龙神为弟逼婚的故事。

〔6〕　于逖　唐天宝间人，生平事迹不详。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称其为“山颠水涯，苦学贞士”。

〔7〕　取李朝威《柳毅传》中事　《灵应传》中九娘子自述身世，称洞庭君为其“外祖”，又说：“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之牙齿”等，皆本于《柳毅传》。

〔8〕　周宝（814—887）　唐代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曾任泾原节度使，乾符六年（879）十月徙镇海军节度使兼南面招讨使。

〔9〕　黄巢（？—884）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于乾符六年占据宣、歙（今安徽宣城、歙县一带）。

〔10〕　钱珽（852—932）　字具美，临安（今属浙江）人。唐僖宗乾符时官杭州刺史，受镇海军节度使节制。五代时他建立吴越国，九○七年至九三二年在位。僖宗光启三年（887），润州牙将刘浩等逐周宝，钱珽迎周宝到杭州。史书或说周为钱所杀，或说周之死与钱无关（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五七“考异”）。

《隋遗录》〔1〕上下卷，据原本《说郛》七十八录出，以《百川学海》〔2〕校之。前题唐颜师古撰。末有无名氏跋，谓会昌中，僧志彻得于瓦棺寺阁南双阁之荀笔中〔3〕。题《南部烟花录》，为颜公遗稿。取《隋书》校之，多隐文。后乃重编为《大业拾遗记》。原本缺落，凡十七八，悉从而补之矣云云。是此书本名《南部烟花录》，既重编，乃称《大业拾遗记》。今又作《隋遗录》，跋所未言，殆复由后来传刻者所改欤。书在宋元时颇已流行，《郡斋读书志》及《通考》并著《南部烟花录》；

《通志》著《大业拾遗录》；《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亦有颜师古《大业拾遗》一卷，子部小说类又有颜师古《隋遗录》一卷，盖同书而异名，所据凡两本也。本文与跋，词意荒率，似一手所为。而托之师古，其术与葛洪之《西京杂记》〔4〕，谓钞自刘歆之《汉书》遗稿者正等。然才识远逊，故罅漏殊多，不待吹求，已知其伪。清《四库全书总目》（一四三）云：“王得臣《塵史》称其‘极恶可疑。’姚宽《西溪丛语》亦曰：‘《南部烟花录》文极俚俗。又载陈后主诗云，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诗，六朝语不如此。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云云。’然则此亦伪本矣。今观下卷记幸月观时与萧后夜话，有‘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之语，是时素死久矣。

师古岂疏谬至此乎？其中所载炀帝诸作，及虞世南赠袁宝儿作，明代辑六朝诗者，往往采掇，皆不考之过也。”

《炀帝海山记》〔5〕上下卷，出《青琐高议》后集卷五，先据明张梦锡刻本录，而校以董氏所刻士礼居本〔6〕。明钞原本《说郛》三十二卷中亦有节本一卷，并取参校。篇题下原有小注，上卷云“说炀帝宫中花木”，下卷云“记炀帝后苑鸟兽”，皆编者所加，今削。其书盖欲侈陈炀帝奢靡之迹，如郭氏《洞冥》，苏鹗《杜阳》〔7〕之类，而力不逮。中有《望江南》调八阕，清《四库目》云，乃李德裕所创，段安节《乐府杂录》述其缘起甚详，〔8〕亦不得先于大业中有之。

《炀帝迷楼记》录自原本《说郛》三十二。明焦竑作《国史》《经籍志》，并《海山记》皆著录，盖尝单行。清《四库目》（一四三）谓“亦见《青琐高议》。……竟以迷楼为在长安，乖谬殊甚。”然《青琐高议》中实无有，殆纪昀〔9〕等之误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更推阐其评语，以为“后称‘大业九年，帝再幸江都，有迷楼。’末又称‘帝幸江都，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经月，火不灭。’则竟以迷楼为在长安，等诸项羽之焚阿房，何乖谬至于此极”云〔10〕。

《炀帝开河记》从原本《说郛》卷四十四录出。《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一卷，注云不知作者。清《四库目》以为“词尤鄙俚，皆近于委巷之传奇，同出依托，不足道。”按唐李匡文《资暇集》〔11〕（下）云：“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末有自注云：

“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使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然则叔谋虐焰，且有其实，此篇所记，固亦得之口耳之传，非尽臆造矣。惜李丕所立碑文，今未能见，否则当亦有足资参证者。至冢中诸异，乃颇似本《西京杂记》所叙广陵王刘去疾〔12〕发冢事，附会曼衍作之。

右四篇皆为《古今逸史》〔13〕所收。后三篇亦见于《古今说海》〔14〕，不题撰人。至《唐人说荟》，乃并云韩偓〔15〕撰。致尧生唐末，先则颠沛危朝，后乃流离南裔，虽赋艳诗，未为稗史。所作惟《金銮密记》一卷，诗二卷，《香奁集》一卷而已〔16〕。

且于史事，亦不至荒陋如是。此盖特里巷稍知文字者所为，真所谓街谈巷议，然得冯犹龙掇以入《隋炀艳史》〔17〕，遂弥复纷传于世。至今世俗心目中之隋炀，殆犹是昼游西苑，夜止迷楼者也。

明钞原本《说郛》一百卷，虽多脱误，而《迷楼记》实佳。以其尚存俗字，如“你”之类，刻本则大率改为“尔”或“汝”矣。世之雅人，憎恶口语，每当纂录校刊，虽故书雅记，间亦施以改定，俾弥益雅正。宋修《唐书》，于当时恒言，亦力求简古，往往大减神情，甚或莫明本意。然此犹撰述也。重刊旧文，辄亦不赦，即就本集所收文字而言，宋本《资治通鉴考异》所引《上清传》中之“这獠奴”，明清刻本《太平广记》引则俱作“老獠奴”矣；顾氏校宋本《周秦行纪》中之“屈两箇娘子”及“不宜负他”，《广记》引则作“屈二娘子”及“不宜负也”矣。无端自定为古人决不作俗书，拼命复古，而古意乃寱失也。

右第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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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遗录》　传奇篇名，写隋炀帝游幸扬州的奢侈腐化生活。

〔2〕　《百川学海》　丛书，南宋左圭辑，共十集，一百种。收唐宋笔记、杂说、传奇等。

〔3〕　僧志彻得于瓦棺寺阁南双阁之荀笔中　瓦棺寺，东晋时所建，故址在今南京市西南。《五色线》卷下：“《〈大业拾遗记〉后序》：上元瓦棺寺阁南隅有双笼，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屠，因得筍笔百余头藏书帙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为《南郡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其轴，皆有鲁郡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筍笔，可举而知也。”

〔4〕　葛洪（约283—363）　字稚川，东晋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抱朴子》等。《西京杂记》，笔记小说集，葛洪托名西汉刘歆作，原本上、下两卷，后分为六卷。

〔5〕　《炀帝海山记》　和下文的《炀帝迷楼记》、《炀帝开河记》皆为传奇篇名，作者不详，鲁迅以为当系宋人所作。《海山记》写隋炀帝造西苑、凿五湖等事；《迷楼记》写隋炀帝起迷楼、幸美女等荒淫生活；《开河记》写麻叔谋奉炀帝命开运河，掘墓虐民等事。

〔6〕　张梦锡　字云生，明代鄞（今浙江宁波）人，明末鲁王监国时官至御史。所刻《青琐高议》，前、后集各十卷。董氏所刻士礼居本，指董康据清代黄丕烈士礼居所藏钞本的刻印本，附有别集七卷。董康（1867—1946），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年间进士。

〔7〕　郭氏《洞冥》　全名《汉武洞冥记》，四卷，记神仙怪异故事。旧题汉郭宪撰，当系六朝人所作。郭宪，字子横，汝南新郪（今安徽太和）人，东汉方士。苏鹗《杜阳》，全名《杜阳杂编》，三卷。记唐代广德元年（763）至懿宗咸通十四年（873）间的传闻异事。苏鹗，字德祥，唐代武功（今属陕西）人。

〔8〕　《望江南》　词牌名，亦名《忆江南》，相传本名《谢秋娘》，为李德裕所创。段安节《乐府杂录》说，此调“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段安节，唐末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官至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善音律，能作曲。所著《乐府杂录》，一卷。杂记开元以后有关音乐歌舞及著名艺人的故事。

〔9〕　纪昀（1724—1805）　字晓岚，清代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著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

〔10〕　周中孚（1768—1831）　字信之，清代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所著《郑堂读书记》，共七十一卷。引文见卷六十三。

〔11〕　李匡文　字济翁，唐代陇西（今甘肃东部）人。官太子宾客、贺州刺使。所著《资暇集》，三卷。主要考证古物、记述史事。

〔12〕　广陵王刘去疾　《西京杂记》卷六作广川王，说他喜掘墓藏。

〔13〕　《古今逸史》　丛书，明代吴琯编。共收五十五种，分逸志、逸记两门，内有部分小说资料。

〔14〕　《古今说海》　丛书，明代陆楫等编。共一三五种，多为明代以前的小说、杂记，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

〔15〕　韩偓（844—923）　字致尧，小字冬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官翰林学士、承旨。后因反对朱温，入闽依王审知以卒。有《韩内翰别集》。

〔16〕　《金銮密记》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卷，入史部“杂史”类。《香奁集》，诗集，一卷，又有三卷本。

〔17〕　冯犹龙（1574—1646）　名梦龙，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文学家。南明唐王时任寿宁知县。编著话本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种，合称“三言”。《隋炀艳史》，明代小说，四十回。作者署齐东野人，是否即冯梦龙，未详。按冯氏《醒世恒言》中有《隋炀帝逸游召谴》一篇。

《绿珠传》一卷出《琳琅秘室丛书》〔1〕。其所据为旧钞本，又以别本校之。末有胡珽跋，云：“旧本无撰人名氏。案马氏《经籍考》题‘宋史官乐史撰’。宋人《续谈助》亦载此传，而删节其半。后有西楼北斋跋云：‘直史馆乐史，尤精地理学，故此传推考山水为详，又皆出于地志杂书者。’余谓绿珠一婢子耳，能感主恩而奋不顾身，是宜刊以风世云。咸丰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识。”今再勘以《说郛》三十八所录，亦无甚异同。疑所谓旧钞本或别本者，即并从《说郛》出尔。旧校稍烦，其必改“越”为“粤”之类，尤近自扰，〔2〕今悉不取。

《杨太真外传》〔3〕二卷，取自顾氏《文房小说》。署史官乐史撰，《唐人说荟》收之，诬谬甚矣。然其误则始于陶宗仪《说郛》之题乐史为唐人。此两本外，又尝见京师图书馆所藏丁氏八千卷楼旧钞本，称为“善本”，然实凡本而已，殊无佳处也。《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曾致尧《广中台记》八十卷，又《绿珠传》一卷”，颇似《传》亦曾致尧〔4〕作；

又有“《杨妃外传》一卷”，注云：“不知作者”；又有“乐史《滕王外传》一卷，又《李白外传》一卷，《洞仙集》一卷，《许迈传》一卷，《杨贵妃遗事》二卷，”注云：“题岷山叟上”。书法函胡，殆不可以理析。然《续谈助》一跋而外，尚有《郡斋读书志》（九，传记类）云：“《绿珠传》一卷，右皇朝乐史撰。”又“《杨贵妃外传》二卷，右皇朝乐史撰。叙唐杨妃事迹，讫孝明之崩。”而《直斋书录解题》（七，传记类》亦云：“《杨妃外传》一卷，直史馆临川乐史子正撰。”则绿珠杨妃二传，皆乐史之作甚明。《杨妃传》卷数，宋时已分合不同，今所传者盖晁氏所见二卷本也。但书名又小变耳。

乐史，抚州宜黄人，自南唐入宋，为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献赋召为三馆编修〔5〕，迁著作郎，直史馆。观绿珠太真二传结衔，则皆此时作。后转太常博士，出知舒黄商三州，再入文馆，掌西京勘磨司〔6〕，赐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

事详《宋史》（三百六）《乐黄目传》〔7〕首。史多所著作，在三馆时，曾献书至四百二十余卷，皆叙科第孝悌神仙之事〔8〕。又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征引群书至百余种，今尚存。盖史既博览，复长地理，故其辑述地志，即缘滥于采录，转成繁芜。而撰传奇如《绿珠》《太真传》，又不免专拾旧文，如《语林》，《世说新语》，《晋书》，《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长恨传》，《酉阳杂俎》，《安禄山事迹》等〔9〕，稍加排比，且常拳拳于山水也。

右第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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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珠传》　传奇篇名，宋代乐史作。写晋代豪门石崇宠妾绿珠坠楼殉主的故事。《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辑，五集，三十六种。所收偏重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胡珽（1822—1861），字心耘，清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年间官太常博士。

〔2〕　改“越”为“粤”之类，尤近自扰　《绿珠传》：“绿珠者，姓梁，白州博白县人也。州则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汉合浦县地。”

白州，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一带，属古百越居地，故“越”不必改“粤”。

〔3〕　《杨太真外传》　传奇篇名，分上、下两卷。写杨贵妃故事。

〔4〕　曾致尧（947—1012）　字正臣，宋代南丰（今属江西）人，官至户部郎中。著有《仙凫羽翼》、《广中台记》等，均佚。

〔5〕　献赋　乐史向宋太宗献《金明池赋》，被召为三馆编修。三馆，指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宋代掌管图书、编纂国史的机构。

〔6〕　西京勘磨司　当为西京磨勘司。北宋以汴（今河南开封）为京城，以洛阳（今属河南）为西京。磨勘司，主管官吏考课升迁的官署。

〔7〕　《乐黄目传》　乐史次子黄目的本传，篇首叙乐史生平事迹。

〔8〕　在三馆时，曾献书至四百二十余卷　按《宋史·乐黄目传》载：乐史在三馆时，献《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题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续卓异记》三卷，共一四三卷。迁著作郎等官后又献《广孝传》五十卷，《总仙记》一四一卷，《广孝新书》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两次共献书四二四卷。

〔9〕　《语林》　笔记小说集，二卷，晋代裴启著。记述两汉魏晋间士大夫言谈轶事，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中有辑本。《明皇杂录》，笔记小说集，二卷，又别录一卷，唐代郑处诲著。记唐玄宗朝杂事传说。《开天传信记》，笔记小说集，一卷，唐代郑棨著。写开元天宝间故事，杂有神怪传说。《安禄山事迹》，小说，二卷，唐代姚汝能著。

宋刘斧秀才作《翰府名谈》二十五卷，又《摭遗》〔1〕二十卷，《青琐高议》十八卷，见《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

今惟存《青琐高议》。有明张梦锡刊本，前后集各十卷，颇难得。近董康校刊士礼居写本，亦二十卷，又有别集七卷，《宋志》所无。然宋人即时有引《青琐摭遗》者，疑即今所谓别集。《宋志》以为《翰府名谈》之《摭遗》，盖亦误尔。其书杂集当代人志怪及传奇，漫无条贯，间有议，亦殊浅率。前有孙副枢〔2〕序，不称名而称官，甚怪；今亦莫知为何人。此但选录其较整饬曲折者五篇。作者三人：曰魏陵张实子京，曰谯川秦醇子復（或作子履），曰淇上柳师尹。皆未考始末。一篇无撰人名。

《流红记》〔3〕出前集卷五，题下原有注云“红叶题诗取韩氏”，今删。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有顾况于洛乘门苑水中得大梧叶，上有题诗，况与酬答事。“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4〕者，况和诗也。范摅《云溪友议》（下）又有《题红怨》，言卢渥〔5〕应举之岁，于御沟〔6〕得红叶，上有绝句，置于巾箱。及宣宗放宫人〔7〕，渥获其一。“睹红叶而吁嗟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宋人作传奇，始回避时事，拾旧闻附会牵合以成篇，而文意并瘁。如《流红记》，即其一也。

《赵飞燕别传》〔8〕出前集卷七，亦见于原本《说郛》三十三，今参校录之。胡应麟（《笔丛》二十九）云：“戊辰之岁，余偶过燕中书肆，得残刻十数纸，题《赵飞燕别集》。阅之，乃知即《说郛》中陶氏删本。其文颇类东京，而末载梁武答昭仪化鼋事。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补缀以传者也。第端临《通考》渔仲《通志》并无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见也。”又特赏其“兰汤滟滟”等三语，以为“百世之下读之，犹勃然兴。”然今所见本皆作别传，不作集；《说郛》本亦无删节，但较《高议》少五十余字，则或写生所遗耳。《高议》中录秦醇作特多，此篇及《谭意歌传》〔9〕外，尚有《骊山记》及《温泉记》〔10〕。其文芜杂，亦间有俊语。倘精心作之，如此篇者，尚亦能为。元瑞虽精鉴，能作《四部正讹》〔11〕，而时伤嗜奇，爱其动魄，使勃然兴，则辄冀其为真古书以增声价。犹今人闻伶玄《飞燕外传》及《汉杂事秘辛》〔12〕为伪书，亦尚有怫然不悦者。

《谭意歌传》出别集卷二，本无“传”字，今加。有注云：

“记英奴才华秀色”，今削。意歌，文中作意哥，未知孰是。唐有谭意哥，盖薛涛李冶之流，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举其名，然无事迹。

〔13〕秦醇此传，亦不似别有所本，殆窃取《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为前半，而以团圆结之尔。

《王幼玉记》〔14〕出前集卷十，题下有注云：“幼玉思柳富而死”，今删。

《王榭》〔15〕出别集卷四，有注云：“风涛飘入乌衣国”，今删；而于题下加“传”字。刘禹锡《乌衣巷》诗〔16〕，本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篇改谢成榭，指为人名，且以乌衣为燕子国号，殊乏意趣。而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17〕乃已引为典据，此真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18〕者矣。因录之，以资谈助。

《梅妃传》〔19〕出《说郛》三十八，亦见于顾氏《文房小说》，取以相校，《说郛》为长。二本皆不云何人作，《唐人说荟》取之，题曹邺〔20〕者，妄也。唐宋史志亦未见著录。后有无名氏跋，言“得于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又云“惟叶少蕴与予得之。”案朱遵度〔21〕好读书，人目为“朱万卷”。子昂〔22〕，称“小万卷”，由周入宋，为衡州录事参军，累仕至水部郎中。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宋史》（四三九）《文苑》有传。少蕴则叶梦得〔23〕之字，梦得为绍圣四年进士，高宗时终于知福州，是南北宋间人。年代远不相及，何从同得朱遵度家书。盖并跋亦伪，非真识石林者之所作也。今即次之宋人著作中。

《李师师外传》〔24〕出《琳琅秘室丛书》，记所据为旧钞本。

后有黄廷鉴〔25〕跋云：“《读书敏求记》云，吴郡钱功甫秘册藏有《李师师小传》，牧翁曾言悬百金购之而不获见者。偶闻邑中萧氏有此书，急假录一册。文殊雅洁，不类小说家言。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张端义《贵耳集》载有师师佚事二则，传文例举其大，故不载，今并附录于后。又《宣和遗事》载有师师事，亦与此传不尽合，可并参观之。琴六居士书。”《贵耳集》〔26〕二则，今仍迻录于后，然此篇未必即端义所见本也。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人必有赐赉。一赐必要一谢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中。传写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

“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

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

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

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

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

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

右第八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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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摭遗》　《宋史·艺文志》列于《翰府名谈》之后，把它当作《翰府名谈摭遗》。鲁迅则疑其为《青琐高议摭遗》，亦即士礼居写本《青琐高议》的别集。

〔2〕　孙副枢　《青琐高议》中全署“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序”。副枢，枢密院副使。枢密院，宋代掌管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务的中央官署。

〔3〕　《流红记》　传奇篇名，题“魏陵张实子京撰”。写书生于髆在御沟中拾得题有诗句的红叶，后来恰巧娶得这个题诗的宫女为妻的故事。

〔4〕　“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　《流红记》中“好事者”赠于髆的诗：“君恩不禁东流水，流出宫情是此沟。”于髆写于红叶的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皆自顾况这两句诗变化而出。

〔5〕　卢渥（820—905）　字子章，唐代范阳（今北京大兴）人。

宣宗时进士，官至检校司徒。

〔6〕　御沟　唐时引终南山水从皇宫内流过，称为“御沟”。按下述卢渥得于御沟的红叶题诗，在《流红记》中即写为于髆所得。

〔7〕　宣宗放宫人　《新唐书·宣宗纪》：大中元年（847）“二月癸未，以旱……出宫女五百人。”

〔8〕　《赵飞燕别传》　传奇篇名，题“谯川秦醇子復撰”。写汉成帝刘骜宠幸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姐妹的故事。

〔9〕　《谭意歌传》　传奇篇名，题“谯郡秦醇子復撰”。写歌女谭意歌与张正字相恋，几经周折，方得结为夫妇的故事。

〔10〕　《骊山记》及《温泉记》　均为传奇篇名，写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

〔11〕　《四部正讹》　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的一种，在该书卷三十至三十二。内容系考辨经史子集中的伪书。

〔12〕　伶玄　字子于，汉代潞水（今河北三河）人。《飞燕外传》，写赵飞燕姐妹故事，一卷。旧题伶玄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该书中写前汉人有“祸水灭火”的话，而“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汉为火德者”，疑其为后人依托。《汉杂事秘辛》，写汉桓帝选立梁冀之妹为皇后事，一卷。前有明代杨慎序，称其为汉代古籍，得之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明代沈德符《野获编》以为即杨慎所伪造。

〔13〕谭意哥　生平不详。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李季兰”条：“历观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如刘媛、……谭意哥、……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华藻，才色双美者也。”薛涛（？—834），字洪度，长安（今属陕西）人，唐代歌妓、诗人。李冶（？—784），一名季兰，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唐代女道士、诗人。

〔14〕　《王幼玉记》　传奇篇名，题“淇上柳师尹撰”。写妓女王幼玉与柳富的爱情故事。

〔15〕　《王榭》　传奇篇名，作者不详。写金陵人王榭航海遇险，与乌衣国女子成亲，归后方知此女是燕子的故事。

〔16〕　刘禹锡（772—842）　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中唐诗人。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有《刘宾客集》。《乌衣巷》诗，是他所作《金陵五题》之一，《王榭传》末引此诗，改第三句为“旧时王榭堂前燕”，以附会所撰故事。按刘禹锡诗中的“乌衣巷”在建康（今南京）城东南朱雀桥附近，三国孙吴在此设军营，兵士都穿黑衣，因而得名；“王谢”指东晋王导、谢安两大豪门世族，当年皆居乌衣巷内。

〔17〕　张敦颐　字养正，宋代婺源（今属江西）人。官南剑州教授，知舒、衡二州。《六朝事迹编类》，二卷，于六朝外兼记唐、宋事迹。

〔18〕　“俗语不实流为丹青”　语出汉代王充《论衡·书虚》：

“俗语不实，成为丹青。”

〔19〕　《梅妃传》　传奇篇名，作者不详。写梅妃（江采蘋）深受唐玄宗宠爱，为杨贵妃忌妬，终被疏远的故事。

〔20〕　曹邺　字业之，唐代桂州（治今广西桂林）人，官至祠部郎中、洋州刺史。

〔21〕　朱遵度　南唐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人。隐居不仕，性好藏书，时称“朱万卷”。著有《群书丽藻目录》。

〔22〕　朱昂（915—1007）　字举之，宋代潭州（今湖南长沙）人。

好藏书，时称“小万卷”。其父为朱葆光。

〔23〕　叶梦得（1077—1148）　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南宋吴县（今属江苏）人。官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著有《石林词》、《避暑录话》等。

〔24〕　《李师师外传》　传奇篇名，作者不详。写宋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相昵，金兵入汴京，师师被张邦昌献于金帅，吞金自尽。与他书所述李师师轶事，颇不相同。

〔25〕　黄廷鉴（1752—？）　字琴六，清代江苏常熟人。治考证学，著有《第六絃溪文钞》等。

〔26〕　《贵耳集》　三卷，宋代张端义著。内容多记两宋朝野佚事，兼及诗话、考证等。

《唐宋传奇集》序例〔1〕

东越胡应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尝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2〕其言盖几是也。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而后贤秉正，视同土沙，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彫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3〕，如《龙威秘书》〔4〕，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捃华》〔5〕，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夫蚁子惜鼻，固犹香象，嫫母护面，讵逊毛嫱〔6〕，则彼虽小说，夙称卑卑不足厕九流之列者乎，而换头削足，仍亦骇心之厄也。昔尝病之，发意匡正。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沈》五部讫〔7〕；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而屡更颠沛，不遑理董，委诸行箧，分饱蟫蠹而已。今夏失业，幽居南中〔8〕，偶见郑振铎君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埽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惜《夜怪录》尚题王洙，《灵应传》未删于逖〔9〕，盖于故旧，犹存眷恋。继复读大兴徐松《登科记考》〔10〕，积微成昭，钩稽渊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传》作证〔11〕。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弥叹虽短书俚说，一遭篡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顿忆旧稿，发箧谛观，黯澹有加，渝敝则未。乃略依时代次第，循览一周。谅哉，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千里《杨倡》，柳珵《上清》，遂极庳弱，与诗运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彩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特《夜怪》一录，显托空无，逮今允成陈言，在唐实犹新意，胡君顾贬之至此，窃未能同耳。自审所录，虽无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12〕，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翫绎之乐耶。于是杜门摊书，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结愿知幸，方欣已欷：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犹有杂例，并缀左方：

一，本集所取资者，为明刊本《文苑英华》；清黄晟〔13〕刊本《太平广记》，校以明许自昌〔14〕刻本；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明翻宋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原本《说郛》；

明顾元庆刊本《文房小说》；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丛书》等。

一，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泽谣》之《红线》〔15〕，李復言《续玄怪录》之《杜子春》〔16〕，裴铏《传奇》之《昆仑奴》《聂隐孃》〔17〕等是也。皇甫枚《飞烟传》，虽亦是《三水小牍》逸文，然《太平广记》引则不云出于何书，似曾单行，故仍入录。

一，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决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18〕，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19〕方图版行，故不编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複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亦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纷烦。倘读者更欲详知，则卷末具记某篇出于何书何卷，自可覆检原书，得其究竟。

一，向来涉猎杂书，遇有关于唐宋传奇，足资参证者，时亦写取，以备遗忘。比因奔驰，颇复散失。客中又不易得书，殊无可作。今但会集丛残，稍益以近来所见，并为一卷，缀之末简，聊存旧闻。

一，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第于词曲之事，素未用心，转贩故书，谅多讹略，精研博考，以俟专家。

一，本集篇卷无多，而成就颇亦匪易。先经许广平君〔20〕为之选录，最多者《太平广记》中文。惟所据仅黄晟本，甚虑讹误。去年由魏建功君〔21〕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长洲许自昌刊本，乃始释然。逮今缀缉杂札，拟置卷末，而旧稿潦草，复多沮疑，蒋径三君〔22〕为致书籍十余种，俾得检寻，遂以就绪。至陶元庆君〔23〕所作书衣，则已贻我于年余之前者矣。

广赖众力，才成此编，谨藉空言，普铭高谊云尔。

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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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上海《北新周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后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唐宋传奇集》上册。

〔2〕　胡应麟评论唐宋传奇文的话，见《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

〔3〕　《五朝小说》　小说总集，明代桃源居士编。收小说四八○种，分“魏晋小说”、“唐人小说”、“宋元小说”、“明人小说”四部分。

〔4〕　《龙威秘书》　丛书，清代马俊良辑。共十集，一七七种。

每集标有类名，如“汉魏丛书采珍”、“古今诗话集隽”、“晋唐小说畅观”等，内容庞杂，分类混乱。

〔5〕　《艺苑捃华》　丛书，清代顾氏刊印。收“秘书”四十八种，实为书贾从《龙威秘书》等丛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内有小说三十余种。

〔6〕　香象　佛家语。后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中有“香象菩萨”，注云：“青香象也，身出香风。”嫫母，传说为黄帝之妃，《路史后纪·黄帝》：“次妃嫫母，貌恶德充。”毛嫱，传说中的美女，《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

〔7〕　《钩沉》五部　作者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包括五类材料：一、见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二、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著录者；三、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四、见于上述三志“小说家”之外著录者；五、不见于史志著录者。

〔8〕　今夏失业，幽居南中　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职务，居住广州东堤白云楼。

〔9〕　《夜怪录》尚题王洙，《灵应传》未删于逖　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沿《唐人说荟》之误，题《东阳夜怪录》作者为王洙、《灵应传》作者为于逖。

〔10〕　徐松（1781—1848）　字星伯，清代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间进士。著有《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登科记考》，汇集散见于史志、会要、类书、总集等的有关材料，编次唐至五代各科进士的姓名、简历及有关科举的文献，共三十卷。

〔11〕　李徵及第　徐松《登科记考》卷九引李景亮《人虎传》：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弱冠从州府贡焉。天宝十五载春，于尚书右丞杨元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补调江南尉，后化为虎。”按李徵化虎事，见《太平广记》卷四二七引唐代张读《宣室志》，题为《李徵》。明代陆楫等编《古今说海》，改题为《人虎传》，撰人署李景亮。

徐松沿误。李景亮，传奇《李章武传》的作者，参看《稗边小级》第二分。

〔12〕　芹子　自谦所献菲薄的意思。《列子·杨朱》：“昔人有美戎菽甘複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

〔13〕　黄晟（1663—1710）　字香泾，清代江苏苏州人，乾隆间举人。乾隆十八年（1752）刊行《太平广记》。

〔14〕　许自昌　字元髆，苏州人，明代戏曲作家。著有《水浒记》、《橘浦记》等传奇剧本。嘉靖间校刻《太平广记》大字本。

〔15〕　袁郊　字之仪（一作子乾），唐代蔡州朗山（今河南汝南）人，曾官虢州刺史。《甘泽谣》，传奇集，成于咸通间。原书已佚，今本一卷，系明人从《太平广记》辑出。《红线》，写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女奴红线夜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金盒，以示警告，使田打消了吞并潞州的野心。

〔16〕　《杜子春》　传奇篇名，写杜子春学仙，喜怒哀惧恶欲皆忘而亲子之爱未尽，终于不成。见《太平广记》卷十六引李復言《续玄怪录》。

〔17〕　裴铏　唐末人，僖宗乾符间官至成都节度副使。《传奇》，三卷，已佚，《太平广记》引有多篇。《昆仑奴》、《聂隐孃》为其中的两篇，前者写昆仑奴磨勒助主人崔生与某勋臣侍女红绡结合的故事；后者写聂隐孃从一女尼学得异术，帮助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破除妖术的故事。

〔18〕　《游仙窟》　传奇篇名，唐代张鷟著。自叙出使途中投宿于一大宅，受二女子款待，饮酒作诗，相与调笑的故事。主要以骈体写成。此书于唐代传入日本，国内失传已久，至清末复从日本输入。张文成（约660—740），名鷟，唐代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高宗调露初（679）进士，官至司门员外郎。还著有《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等。

〔19〕　章矛尘　名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他所标点的《游仙窟》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20〕　许广平（1898—1968）　广东番禺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鲁迅的夫人。

〔21〕　魏建功（1901—1980）　字天行，江苏如皋人，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

〔22〕　蒋径三（1899—1936）　浙江临海人。浙江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兼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

〔23〕　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为鲁迅的著译《彷徨》、《坟》、《苦闷的象征》等绘制封面。

《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1〕

《小说旧闻抄》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迨《中国小说史略》印成，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浬重寻检之劳焉而已。而海上妄子，遂腾簧舌，以此为有闲之证，亦即为有钱之证也〔2〕，则軃腰曼舞，喷沫狂谈者尚已。然书亦不甚行，迄今十年，未闻再版，顾亦偶有寻求而不能得者，因图复印，略酬同流，惟于此道久未关心，得见古书之机会又日尟，故除录《癸辛杂识》〔3〕，《曲律》〔4〕，《赌棋山庄集》〔5〕三书而外，亦不能有所增益矣。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6〕，《金瓶梅》之原本〔7〕，皆使历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8〕，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录。所以然者，乃缘或本为专著，载在期刊，或未见原书，惮于转写，其详，则自有马廉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9〕。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之夜，鲁迅校讫记。

※　　　　　　　 ※　　　　　　　　 ※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联华书局再版的《小说旧闻钞》。

〔2〕海上妄子，遂腾簧舌　指成仿吾等对鲁迅编印《小说旧闻钞》的评论。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的玩意，”“而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并说：“在这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又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引用成仿吾的话后说：“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3〕《癸辛杂识》　笔记集，共六卷，南宋周密著。《小说旧闻钞》再版时，在“水浒传”篇补入此书所录的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

〔4〕《曲律》　戏曲论著，四卷，明代王骥德著。《小说旧闻钞》再版时，从此书采录关于《绣榻野史》、《闲情别传》及其作者吕天成的材料，增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一篇。

〔5〕《赌棋山庄集》　即《赌棋山庄文集》，七卷，清代谢章铤著。《小说旧闻钞》再版时，从此书采录《花月痕》作者魏子安墓志铭，增加“花月痕”一篇。

〔6〕《三言》之统系　《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书。前二种国内久已失传。一九二六年，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和《关于明之小说三言》中，根据日本内阁文库汉书珍本及宫内省图书寮《舶载书目》，介绍了《三言》的篇目和版本等情况，阐明了它们的系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上海生活书店将日本蓬左文库所藏明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和内阁文库所藏明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收入《世界文库》出版。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天许斋刊本《喻世明言》排印出版。

〔7〕《金瓶梅》之原本　《金瓶梅》，明代长篇小说，一百回。关于该书作者，不少人臆说为嘉靖间江苏人王世贞。一九三三年国内发现了明代万历版《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中称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兰陵在今山东枣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词话》被发现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8〕《续录鬼簿》　一卷，续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而作，载元明杂剧作者小传及作品目录。无作者题名，一般以为明代贾仲明著。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元末明初太原（今属山西）人，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加工写定者。关于他的籍贯生平，历来说法不一。自发现《续录鬼簿》中所记罗氏生平事略以后，有关争论基本得以解决。

〔9〕马廉（1893—1935）　字隅卿，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月北京《孔德月刊》第一、二期载有他译述的盐谷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他又作有《录鬼簿新校注》，包括《录鬼簿续编》，后来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一至第五期。郑振铎于一九三三年七、八月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七、八号发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文，介绍了《三言》发现的情况；又于同年七月以郭源新的笔名在《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新发现的《金瓶梅词话》“是原本的本来面目”，并考证了它的作者、时代等问题。

译文序跋集

译文序跋集

《月界旅行》

辨言

《域外小说集》

序言

略例

杂识

序

《工人绥惠略夫》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现代小说译丛》

《幸福》译者附记

《父亲在亚美利加》译者附记

《医生》译者附记

《疯姑娘》译者附记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者附记

《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

《书籍》译者附记

《连翘》译者附记

《一个青年的梦》

后记

译者序

译者序二

《爱罗先珂童话集》

序

《狭的笼》译者附记

《池边》译者附记

《春夜的梦》译者附记

《鱼的悲哀》译者附记

《两个小小的死》译者附记

《小鸡的悲剧》译者附记

《桃色的云》

序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

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

《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

《现代日本小说集》

附录　关于作者的说明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

《鼻子》译者附记

《罗生门》译者附记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苦闷的象征》

引言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

《自己发见的欢喜》译者附记

《有限中的无限》译者附记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译者附记

《出了象牙之塔》

后记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者附记

《小约翰》

引言

动植物译名小记

《思想·山水·人物》

题记

《说幽默》译者附记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壁下译丛》

小引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译者附记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者附记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译者附记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小引

《艺术论》（卢氏）

小序

《文艺与批评》

译者附记

《文艺政策》

后记

《艺术论》（蒲氏）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

《十月》

后记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毁灭》

后记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竖琴》

后记

《洞窟》译者附记

《竖琴》译者附记

《一天的工作》

前记

后记

《苦蓬》译者附记

《肥料》译者附记

《山民牧唱》

《山民牧唱·序文》译者附记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者附记

《会友》译者附记

《少年别》译者附记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

《表》

译者的话

《俄罗斯的童话》

小引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前记

译者后记

《死魂灵》

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

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

《译丛补》

论文

《裴彖飞诗论》译者附记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

《社会教育与趣味》译者附记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者附记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译者附记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译者附记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译者附记

《新时代的预感》译者附记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者附记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者附记

《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

《果戈理私观》译者附记

《艺术都会的巴黎》译者附记

杂文

《哀尘》译者附记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

《巴什庚之死》译者附记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雄鸡和杂馔〉抄》译者附记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

《vl．g．理定自传》译者附记

《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

小说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

《农夫》译者附记

《恶魔》译者附记

《鼻子》译者附记

《饥馑》译者附记

《恋歌》译者附记

诗歌

《跳蚤》译者附记

《坦波林之歌》译者附记

译文序跋集

本书收入鲁迅为自己翻译的和与别人合译的各书的序、跋，连同单篇译文在报刊上发表时所写的“译者附记”等，共一一五篇。单行本的序、跋，系按各书出版的先后编排，“译者附记”则参照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译丛补》例，分为论文、杂文、小说、诗歌四类。按各篇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辨言〔2〕

在昔人智未辟，天然擅权，积山长波〔3〕，皆足为阻。递有刳木剡木〔4〕之智，乃胎交通；而桨而帆，日益衍进。惟遥望重洋，水天相接，则犹魄悸体栗，谢不敏也。既而驱铁使汽，车舰风驰，人治日张，天行自逊〔5〕，五州同室，交贻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然造化不仁，限制是乐，山水之险，虽失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缚群生，使难越雷池〔6〕一步，以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沉沦黑狱，耳窒目朦，夔以相欺，日颂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羞者矣。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餍，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7〕神行，无有障碍。若培伦〔8〕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9〕之“福地”，弥尔〔10〕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11〕，可以兴矣。

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学术既覃，理想复富。

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十九世纪时之说月界者，允以是为巨擘矣。然因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故当觥觥大谈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人智有涯，天则甚奥，无如何也。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12〕，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13〕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14〕俗子，《山海经》〔15〕，《三国志》〔16〕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17〕之域，道周郎，葛亮〔18〕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19〕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20〕，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21〕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

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曰《月界旅行》。

癸卯新秋，译者识于日本古江户〔22〕之旅舍。

※　　　　　　　 ※　　　　　　　　 ※

〔1〕《月界旅行》　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著的科学幻想小说，（当时译者误为美国查理士·培伦著），一八六五年出版，题为《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鲁迅据日本井上勤的译本重译，一九○三年十月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小说富于幻想，幻想中却含有科学的真实性，是全世界儿童所喜爱的读物。著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浬》、《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

〔2〕本篇最初印入《月界旅行》。

〔3〕积山长波　高山大河。

〔4〕刳木剡木　指造船。刳，剖开、挖空；剡，削尖。

〔5〕天然自逊　大自然的威力渐趋削弱。

〔6〕雷池　在安徽望江县南，池水东入长江。《晋书·庾亮传》报温峤书：“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意思是叫温峤不要越过雷池到京城（今南京）去。后来转用为界限之意。

〔7〕泠然　轻妙的样子。语出《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8〕应为凡尔纳。

〔9〕琼孙　s．johnson，1709—1784）　通译约翰孙，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福地”，指他的小说《拉塞勒斯》中的“幸福之谷”，位于安哈拉王国，四周山林环绕，必须通过一个岩洞才能到达，是埃塞俄比亚王子们和公主们的乐园。

〔10〕弥尔（j．milton，1608—1674）　通译弥尔顿，英国诗人、政论家。曾参加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他的主要著作有取材于《圣经》的《失乐园》、《复乐园》等长诗。“乐园”，指他小说中的“伊甸园”。

〔11〕黄族　黄，黄帝（轩辕氏），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

黄族，指黄帝的后裔，意即中国人。

〔12〕三雄　指《月界旅行》中三个乘炮弹射入月球的探险者：巴比堪、臬科尔、亚电。

〔13〕优孟　春秋时楚国的优伶。楚相孙叔敖死后，他披戴了孙叔敖的衣冠，模仿他的形貌举止，以谏楚王。这里说“被优孟之衣冠”，指的是借小说的体裁来传布科学知识。

〔14〕纤儿　小儿，轻蔑之词。见《晋书·陆纳传》。

〔15〕《山海经》　参看本卷第101页注〔7〕。

〔16〕《三国志》　记载魏、蜀、吴三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西晋陈寿著，共六十五卷。

〔17〕长股奇肱　长股即长腿，奇肱即独臂。《山海经》和长篇小说《镜花缘》中都载有这些奇形怪状的海外诸国。

〔18〕周郎、葛亮　周郎即周瑜，葛亮即诸葛亮。都是三国时重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三国志》和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都载有他们的事迹。

〔19〕《镜花缘》　章回体小说，清代李汝珍著，共一百回。《三国演义》，章回体历史小说，明代罗贯中著，共一二○回。

〔20〕架栋汗牛　通谓“汗牛充栋”。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21〕井上勤（1850—1928）　日本翻译家，曾译《一千零一夜》、《鲁滨孙飘流记》及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等。

〔22〕江户　日本东京的旧名。

序言

〔2〕《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3〕。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4〕，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5〕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　　　　　　　 ※　　　　　　　　 ※

〔1〕《域外小说集》　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

共两册，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在日本东京出版，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第一册原收小说七篇，署“树人”译者二篇（安德烈夫的《谩》和《默》）；第二册原收小说九篇，署“树人”译者一篇（迦尔洵的《四日》）。一九二一年增订改版合为一册，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3〕近世名人　指林纾。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增田涉信中说：“《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

〔4〕犁然有当于心　语出《庄子·山木》：“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犁然，清楚明白的意思。

〔5〕性解　天才。

略例

一　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1〕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2〕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

一　装钉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一　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氐〔3〕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4〕。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匈加利独先氏后名，大同华土；第近时效法他国，间亦逆施。

一　！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

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

一　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此他不关鸿旨者，则与著者小传及未译原文等，并录卷末杂识中。读时幸检视之。

※　　　　　　　 ※　　　　　　　　 ※

〔1〕小品　这里指篇幅很短的小说。

〔2〕泰东　旧时指西洋各国为泰西，以泰东泛指远东各国。

〔3〕大氐　大抵。

〔4〕俄国人的姓名由三个部分组成：开头是自己的名字，其次是父名加义为“其子”或“其女”的后缀，最后是姓。

杂识〔1〕

安特来夫〔2〕

安特来夫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唉》一卷，记俄日战争〔3〕事，列国竞传译之。

迦尔洵

〔4〕迦尔洵v．garshin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俄土之役〔5〕，尝投军为兵，负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诺夫日记》。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八十五年忽自投阁下，遂死，年止三十〔6〕。

《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军，负伤而返，此即记当时情状者也。氏深恶战争而不能救，则以身赴之。观所作《孱头》一篇，可见其意。“茀罗”，突厥人称埃及农夫如是，语源出阿剌伯，此云耕田者。“巴伭”，突厥官名，犹此土之总督。尔时英助突厥，故文中云，“虽当头国特制之庇波地或马梯尼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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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的《杂识》二则：关于安德烈夫一则及关于迦尔洵一则之第一节，原载《域外小说集》初版第一册；关于迦尔洵之第二节原载初版第二册。

〔2〕安特来夫（c．d．efghiij，1871—1919）　通译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著有小说《红的笑》（即《赤唉》）、《七个绞死的人》，剧本《往星中》、《人之一生》等。

〔3〕俄日战争　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4〕迦尔洵（k．l．mnhhopf，1855—1888）　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四日》、《红花》（即《绛华》）、《胆小鬼》（即《孱头》）等。

〔5〕俄土之役　即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沙皇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这里又称“俄与突厥之战”。突厥，土耳其的旧称。

〔6〕年止三十　应为年止三十三。前面的“八十五年”，亦为八十八年之误。

〔7〕庇波地　英语pivot　gun的音译，意即旋转炮。马梯尼铳，即马梯尼来复枪，系匈牙利人马梯尼·腓特烈（1832—1897）所发明，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九年间为英国军队采用。

序〔1〕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

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誳聱牙”〔2〕，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3〕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4〕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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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合订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新版本，署“周作人记”。后来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对此有所说明：“过了十一个年头，上海群益书社愿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写的。”

〔2〕“诘誳聱牙”　语出韩愈《进学解》：“佶屈聱牙”，意为文字艰涩难读。

〔3〕《酋长》　波兰显克微支所作短篇小说。它的白话译文曾载《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4〕显克微支（h．sienkiewicz，1846—1916）　波兰作家。他的早期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以及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后来多写历史小说，如《火与剑》、《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等。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2〕

阿尔志跋绥夫（m．artsybashev）〔3〕在一八七八年生于南俄的一个小都市；据系统和氏姓是鞑靼人〔4〕，但在他血管里夹流着俄，法，乔具亚（georgia）〔5〕，波兰的血液。他的父亲是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有名的波兰革命者珂修支珂（kosciusko）〔6〕的曾孙女，他三岁时便死去了，只将肺结核留给他做遗产。他因此常常生病，一九○五年这病终于成实，没有全愈的希望了。

阿尔志跋绥夫少年时，进了一个乡下的中学一直到五年级；自己说：全不知道在那里做些甚么事。他从小喜欢绘画，便决计进了哈理珂夫（kharkov）〔7〕绘画学校，这时候是十六岁。其时他很穷，住在污秽的屋角里而且挨饿，又缺钱去买最要紧的东西：颜料和麻布。他因为生计，便给小日报画些漫画，做点短论文和滑稽小说，这是他做文章的开头。

在绘画学校一年之后，阿尔志跋绥夫便到彼得堡，最初二年，做一个地方事务官的书记。一九○一年，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说《都玛罗夫》（pasha　tumarov）〔8〕，是显示俄国中学的黑暗的；此外又做了两篇短篇小说。这时他被密罗留皤夫（miroljubov）〔8〕赏识了，请他做他的杂志的副编辑，这事于他的生涯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终于成了文人。

一九○四年阿尔志跋绥夫又发表几篇短篇小说，如《旗手戈罗波夫》，《狂人》，《妻》，《兰兑之死》等，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一九○五年发生革命了，他也许多时候专做他的事：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10〕的说教。他做成若干小说，都是驱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他自己以为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这时候，他便得了文字之祸，受了死刑的判决，但俄国官宪，比欧洲文明国虽然黑暗，比亚洲文明国却文明多了，不久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阿尔志跋绥夫无罪了。

此后，他便将那发生问题的有名的《赛宁》（sanin）〔11〕出了版。这小说的成就，还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但此时才印成一本书籍。这书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赛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他对他的朋友说：

“你说对于立宪的烦闷，比对于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尤其多。我却不信。你的烦闷，并不在立宪问题，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罢了。我这样想。倘说不然，便是说诳。又告诉你，你的烦闷也不是因为生活的不满，只因为我的妹子理陀不爱你，这是真的。”

他的烦闷既不在于政治，便怎样呢？赛宁说：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愿生活于我有苦痛。所以应该满足了自然的欲求。”

赛宁这样实做了。

这所谓自然的欲求，是专指肉体的欲，于是阿尔志跋绥夫得了性欲描写的作家这一个称号，许多批评家也同声攻击起来了。

批评家的攻击，是以为他这书诱惑青年。而阿尔志跋绥夫的解辩，则以为“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批评家以为一本《赛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诗人的感觉，本来比寻常更其锐敏，所以阿尔志跋绥夫早在社会里觉到这一种倾向，做出《赛宁》来。人都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

这思潮渐渐酿成社会运动，终于现出一九○五年的革命。约一年，这运动慢慢平静下去，俄国青年的性欲运动却显著起来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阿尔志跋绥夫是诗人，所以在一九○五年之前，已经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

这一种倾向，虽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便是颓唐。赛宁的议论，也不过一个败绩的颓唐的强者的不圆满的辩解。阿尔志跋绥夫也知道，赛宁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12〕来，而更为重要。他写给德国人毕拉特（a．billard）的信里面说：

“这故事，是显示着我的世界观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观念。”

阿尔志跋绥夫是主观的作家，所以赛宁和绥惠略夫的意见，便是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在本书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里说得很分明。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了许多不幸者们，“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只剩了一个绥惠略夫了。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想了，对人的声明是第一章里和亚拉借夫〔13〕的闲谈，自心的交争是第十章里和梦幻的黑铁匠的辩论。他根据着“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14〕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了。

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但我们在本书里，可以看出微微的传奇派色采来。这看他寄给毕拉特的信也明白：

“真的，我的长发是很强的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我虽然没有赞同他的‘勿抗恶’的主意。他只是艺术家这一面使我佩服，而且我也不能从我的作品的外形上，避去他的影响，陀思妥夫斯奇（dostojevski）和契诃夫（tshe－khov）〔15〕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事。雩俄（victor　hugo）和瞿提（goethe）〔16〕也常在我眼前。这五个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学的导师的姓氏。

“我们这里时时有人说，我是受了尼采（nietzsche）〔17〕的影响的。这在我很诧异，极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没有读过尼采。……于我更相近，更了解的是思谛纳尔（max　stirner）〔18〕”。

然而绥惠略夫却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

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untergehen）。

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亚拉借夫说是“愤激”，他不承认。但看这书中的人物，伟大如绥惠略夫和亚拉借夫——他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义，但终于为爱做了牺牲，——不消说了；便是其余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我们试在本国一搜索，恐怕除了帐幔后的老男女和小贩商人以外，很不容易见到别的人物；俄国有了，而阿尔志跋绥夫还感慨，所以这或者仍然是一部“愤激”的书。

这一篇，是从s．bugow　und　a．billard　同译的《革命的故事》〔19〕（revolution－geschichten）里译出的，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我本来还没有翻译这书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齐宗颐〔20〕君给我许多指点和修正，这才居然脱稿了，我很感谢。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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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人绥惠略夫》　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鲁迅自德译本转译，最初连载于一九二一年七月至十二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至第十二号。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改版本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印成，列为《未名丛刊》之一，上海北新书局发行。

〔2〕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一九二一年七月），后收入《工人绥惠略夫》初版本卷首。

〔3〕阿尔志跋绥夫（m．q．ehgrsnoij，1878—1927）　俄国作家。他的作品在俄国革命运动高涨期，带有揭发沙皇黑暗统治的倾向；

但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成了颓废主义文学的代表者之一，著有《工人绥惠略夫》、《沙宁》等。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死于波兰华沙。

〔4〕鞑靼人　苏联民族之一，有俄罗斯联邦鞑靼自治共和国。

〔5〕乔具亚　通译格鲁吉亚，现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6〕珂修支珂（t．kosciuszko，1746—1817）　通译珂斯秋希科，波兰爱国者，一七九四年在波兰领导武装起义，反对俄国和普鲁士。

〔7〕哈理珂夫　通译哈尔科夫，苏联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8〕《都玛罗夫》　应为《托曼诺夫》（原题《托曼诺夫将军》）。

〔9〕密罗留皤夫（b．c．lphtuvstj，1860—1939）　俄国作家、出版家。当时是《大众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

〔10〕无治的个人主义　即无政府的个人主义。

〔11〕《赛宁》　通译《沙宁》，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七年。

〔12〕绥惠略夫　《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公。

〔13〕亚拉借夫　《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14〕托尔斯泰（c．d．wtuxytz，1828—1910）　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等说教。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15〕陀思妥夫斯奇（[．l． txytijx]pz，1821—1881）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一八四九年因参加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团体被判死刑，后改判苦役流放。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契诃夫，参看本卷第404页看注〔1〕。

〔16〕雩俄　通译雨果，参见本卷第438页注〔2〕。瞿提（j．w．von　goethe，1749—1832），通译歌德，德国诗人、学者。主要著作有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17〕尼采（1844—190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著有《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18〕思谛纳尔（m．stirner，1806—1856）　通译施蒂纳，原名施米特（k．schmidt），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个人及其所有》等。

〔19〕《革命的故事》　德国s．布果夫和a．比拉尔特合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工人绥惠略夫》、《血痕》（即《血迹》）、《朝影》、《托曼诺夫将军》（即《都玛罗夫》）和《医生》。

〔20〕齐宗颐（1881—1965）　字寿山，河北高阳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曾与鲁迅从德文转译荷兰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

《幸福》译者附记〔2〕

阿尔志跋绥夫（mikhail　artsybashev）的经历，有一篇自叙传说得很简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进爱孚托尔斯克中学校，升到五年级，全不知道在那里做些甚么事。决计要做美术家，进哈尔科夫绘画学校去了。在那地方学了一整年缺一礼拜，便到彼得堡，头两年是做地方事务官的书记。动笔是十六岁的时候，登在乡下的日报上。要说出日报的名目来，却有些惭愧。开首的著作是《v　si^jozh》〔3〕，载在《ruskoje　bagastvo》〔4〕里。此后做小说直到现在。”

阿尔志跋绥夫虽然没有托尔斯泰（tolstoi）和戈里奇（gor－kij）〔5〕这样伟大，然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使他出名的小说是《阑兑的死》（smert　lande），使他更出名而得种种攻难的小说是《沙宁》（sanin）。

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给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turgenev）〔6〕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閟。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现实尚且茫然，还说什么玄想和神閟呢？

阿尔志跋绥夫的本领尤在小品；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纯艺术品，毫不多费笔墨，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浑然写出，可惜我的译笔不能传达罢了。

这一篇，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仆人，几乎美丑泯绝，如看罗丹（rodin）〔7〕的彫刻；便以事实而论，也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娱乐，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他作为娱乐的资料的人。凡有太饱的以及饿过的人们，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娱乐与娱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觉得战栗！

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的主我的一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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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十月三十日记。

〔1〕《现代小说译丛》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仅出第一集，署周作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世界丛书》。收八个国家的十八个作家的小说三十篇，一九二二年五月出版，其中鲁迅翻译的有三个国家六位作家的小说九篇。

〔2〕本篇连同《幸福》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年十二月《新青年》月刊第八卷第四号，后来同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3〕《v　sljozh》　《在斯里约支》，阿尔志跋绥夫作于一九○一年的小说。

〔4〕《ruskoje　bagastvo》俄语《_xx]ti　atbnyxyjt》，《俄国财富》，月刊，一八七六年创办于彼得堡，一九一八年停刊。从九十年代初期起，成为自由主义的民粹派的刊物。

〔5〕戈里奇　通译高尔基。参看本卷第401页注〔1〕。

〔6〕都介涅夫（c．d．w hbifij，1818—1883）　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前夜》、《处女地》等。《父与子》是他的代表作，描写了俄国农奴制废除前夕新旧思想的斗争。

〔7〕罗丹（1840—1917）　法国雕塑家。作品有《青铜时代》及《巴尔扎克》、《雨果》等塑像。

《父亲在亚美利加》译者附记〔1〕

芬阑和我们向来很疏远；但他自从脱离俄国和瑞典的势力之后，却是一个安静而进步的国家，文学和艺术也很发达。

他们的文学家，有用瑞典语著作的，有用芬阑语著作的，近来多属于后者了，这亚勒吉阿（arkio）便是其一。

亚勒吉阿是他的假名，本名菲兰兑尔（alexander　fila－nder），是一处小地方的商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用了自修工夫，竟达到很高的程度，在本乡很受尊重，而且是极有功于青年教育的。

他的小说，于性格及心理描写都很妙。这却只是一篇小品（skizze），是从勃劳绥惠德尔〔2〕所编的《在他的诗和他的诗人的影象里的芬阑》中译出的。编者批评说：亚勒吉阿尤有一种优美的讥讽的诙谐，用了深沉的微笑盖在物事上，而在这光中，自然能理会出悲惨来，如小说《父亲在亚美利加》所证明的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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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连同《父亲在亚美利加》的译文，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七、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2〕勃劳绥惠德尔（e．brausewetter）　德国评论家。

《医生》译者附记〔1〕

一九○五至六年顷，俄国的破裂已经发现了，有权位的人想转移国民的意向，便煽动他们攻击犹太人或别的民族去，世间称为坡格隆。pogrom这一个字，是从po（渐渐）和gromit（摧灭）合成的，也译作犹太人虐杀。这种暴举，那时各地常常实行，非常残酷，全是“非人”的事，直到今年，在库伦还有恩琴〔2〕对于犹太人的杀戮，专制俄国那时的“庙谟”〔3〕，真可谓“毒逋四海”〔4〕的了。

那时的煽动实在非常有力，官僚竭力的唤醒人里面的兽性来，而于其发挥，给他们许多的助力。无教育的俄人中，以歼灭犹太人为一生抱负的很多；这原因虽然颇为复杂，而其主因，便只是因为他们是异民族。

阿尔志跋绥夫的这一篇《医生》（doktor）是一九一○年印行的《试作》（etivdy）中之一，那做成的时候自然还在先，驱使的便是坡格隆的事，虽然算不得杰作，却是对于他同胞的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猛烈的抗争。

在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见作者的细微的性欲描写和心理剖析，且又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阿尔志跋绥夫便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圆稳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

人说，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这很奇异，但让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罢。我所想的，只在自己这中国，自从杀掉蚩尤〔5〕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什么方略〔6〕等等之外，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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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医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2〕库伦　现名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恩琴（efbihf，1887—1921），现译作翁格恩，原是沙皇军队大尉，十月革命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远东白卫军头目之一。他侵占库伦后，曾下令对和平居民大肆掠夺和枪杀。一九二一年八月被红军俘获后枪决。

〔3〕“庙谟”　庙指庙堂，朝廷的意思；谟，策划的意思。庙谟，即封建王朝对国政的策划，一作“庙谋”。

〔4〕“毒逋四海”　语见《书经·泰誓下》，逋，原作庯。这里是荼毒的意思。

〔5〕蚩尤　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九黎族首领，与汉族祖先黄帝战斗，战败被杀。

〔6〕平定什么方略　指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和农民起义歌功颂德的武功纪录。如《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等。

《疯姑娘》译者附记〔1〕

勃劳绥惠德尔作《在他的诗和他的诗人的影象里的芬阑》（finnland　im　bilde　seiner　dichtung　und　seine　dichter），分芬阑文人为用瑞典语与用芬阑语的两群，而后一类又分为国民的著作者与艺术的著作者。在艺术的著作者之中，他以明那亢德（minna　canth）〔2〕为第一人，并且评论说：

“……伊以一八四四年生于单湄福尔〔3〕，为一个纺纱厂的工头约翰生（gust．wilh．johnsson）的女儿，他是早就自夸他那才得五岁，便已能读能唱而且能和小风琴的‘神童’的。当伊八岁时，伊的父亲在科庇阿设了一所毛丝厂，并且将女儿送在这地方的三级制瑞典语女子学校里。一八六三年伊往齐佛斯吉洛去，就是在这一年才设起男女师范学校的地方；但次年，这‘模范女学生’便和教师而且著作家亢德（joh．ferd．canth）结了婚。这婚姻使伊不幸，因为违反了伊的精力弥满的意志，来求适应，则伊太有自立的天性；但伊却由他导到著作事业里，因为他编辑一种报章，伊也须‘帮助’他；

但是伊的笔太锋利，致使伊的男人失去了他的主笔的位置了。

“两三年后，寻到第二个主笔的位置，伊又有了再治文事的机缘了。由伊住家地方的芬阑剧场的邀请，伊才起了著作剧本的激刺。当伊作《偷盗》才到中途时，伊的男人死去了，而剩着伊和七个无人过问的小孩。但伊仍然完成了伊的剧本，送到芬阑剧场去。待到伊因为艰难的生活战争，精神的和体质的都将近于败亡的时候，伊却从芬阑文学会得到伊的戏曲的奖赏，又有了开演的通知，这获得大成功，而且列入戏目了。但是伊也不能单恃文章作生活，却如伊的父亲曾经有过的一样，开了一个公司。伊一面又弄文学。于伊文学的发达上有显著的影响的是勃兰兑思（georg　brandes）〔4〕的书，这使伊也知道了泰因，斯宾塞，弥尔和蒲克勒（taine，spencer，mill，buckle）〔5〕的理想。伊现在是单以现代的倾向诗人和社会改革家站在芬阑文学上了。伊辩护欧洲文明的理想和状态，输入伊的故乡，且又用了极端急进的见解。伊又加入于为被压制人民的正义，为苦人对于有权者和富人，为妇女和伊的权利对于现今的社会制度，为博爱的真基督教对于以伪善的文句为衣装的官样基督教。在伊创作里，显示着冷静的明白的判断，确实的奋斗精神和对于感情生活的锋利而且细致的观察。伊有强盛的构造力，尤其表见于戏曲的意象中，而在伊的小说里，也时时加入戏曲的气息；但在伊缺少真率的艺术眼，伊对一切事物都用那固执的成见的批评。伊是辩论家，讽刺家，不只是人生观察者。伊的眼光是狭窄的，这也不特因为伊起于狭窄的景况中，又未经超出这外面而然，实也因为伊的理性的冷静，知道那感情便太少了。伊缺少心情的暖和，但出色的是伊的识见，因此伊所描写，是一个小市民范围内的细小的批评。……”

现在译出的这一篇，便是勃劳绥惠德尔所选的一个标本。

亢德写这为社会和自己的虚荣所误的一生的径路，颇为细微，但几乎过于深刻了，而又是无可补救的绝望。培因也说，“伊的同性的委曲，真的或想象的，是伊小说的不变的主题；伊不倦于长谈那可怜的柔弱的女人在伊的自然的暴君与压迫者手里所受的苦处。夸张与无希望的悲观，是这些强有力的，但是悲惨而且不欢的小说的特色。”大抵惨痛热烈的心声，若从纯艺术的眼光看来，往往有这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著作，也常使高兴的读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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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疯姑娘》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2〕明那·亢德（1844—1897）　通译康特，芬兰女作家。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运动，作品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剧本《工人的妻子》等。

〔3〕单湄福尔　现名坦佩雷（tampere），芬兰西南部的城市。

〔4〕勃兰兑斯（1842—1927）　丹麦文学批评家。著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俄国印象记》等。

〔5〕泰因（1828—1893）　通译泰纳，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

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十卷、《社会学研究法》等。弥尔（1806—1873），通译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逻辑体系》、《论自由》（严复中译名分别为《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等。蒲克勒（1821—1862），通译巴克尔，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等。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者附记〔1〕

勃尔格利亚〔2〕文艺的曙光，是开始在十九世纪的。但他早负着两大害：一是土耳其政府的凶横，一是希腊旧教的锢蔽。

直到俄土战争之后，他才现出极迅速的进步来。唯其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终究带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倾向，诗歌尤甚，所以勃尔格利亚还缺少伟大的诗人。至于散文方面，却已有许多作者，而最显著的是伊凡跋佐夫（ivan　vazov）〔3〕。

跋佐夫以一八五○年生于梭波德〔4〕，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是在那时很有教育的女子。他十五岁到开罗斐尔（在东罗马尼亚〔5〕）进学校，二十岁到罗马尼亚学经商去了。但这时候勃尔格利亚的独立运动已经很旺盛，所以他便将全力注到革命事业里去；他又发表了许多爱国的热烈的诗篇。

跋佐夫以一八七二年回到故乡；他的职业很奇特，忽而为学校教师，忽而为铁路员，但终于被土耳其政府逼走了。革命时〔6〕，他为军事执法长；此后他又与诗人威理式珂夫（vel^ish－kov）〔7〕编辑一种月刊曰《科学》，终于往俄国，在阿兑塞〔8〕完成一部小说，就是有名的《轭下》，是描写对土耳其战争的，回国后发表在教育部出版的《文学丛书》中，不久欧洲文明国便几乎都有译本了。

他又做许多短篇小说和戏曲，使巴尔干的美丽，朴野，都涌现于读者的眼前。勃尔格利亚人以他为他们最伟大的文人；

一八九五年在苏飞亚〔9〕举行他文学事业二十五年的祝典；今年又行盛大的祝贺，并且印行纪念邮票七种：因为他正七十周岁了。

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stilist），勃尔格利亚文书旧用一种希腊教会的人造文，轻视口语，因此口语便很不完全了，而跋佐夫是鼓吹白话，又善于运用白话的人。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是他的模范。他爱他的故乡，终身记念着，尝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树下，听得一个英国人叫道：“这是真的乐园！”他答道，“sire，〔10〕我知道一个更美的乐园！”——他没有一刻忘却巴尔干的蔷薇园，他爱他的国民，尤痛心于勃尔格利亚和塞尔比亚〔11〕的兄弟的战争，这一篇《战争中的威尔珂》，也便是这事的悲愤的叫唤。

这一篇，是从札典斯加女士的德译本《勃尔格利亚女子与其他小说》里译出的；所有注解，除了第四第六第九之外，都是德译本的原注。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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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战争中的威尔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2〕勃尔格利亚　保加利亚的旧译。

〔3〕伊凡·跋佐夫（c．knftj，1850—1921）　通译伐佐夫，保加利亚作家。一八七四年起参加民族独立斗争，曾多次流亡国外。著有长篇小说《轭下》、讽刺喜剧《升官图》等。

〔4〕梭波德　现名伐佐夫格勒。

〔5〕东罗马尼亚　应为东鲁米利亚。根据一八七八年柏林条约，东鲁米利亚为土耳其的一省；一八八五年并入保加利亚。

〔6〕指一八七六年保加利亚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革命时期。

〔7〕威理式珂夫（g．kiuph]tj，1855—1907）　通译威理奇珂夫，保加利亚作家，民族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著有抒情诗《亲爱的祖国》，小说《在监狱中》等。

〔8〕阿兑塞　今译敖德萨，黑海北岸的苏联城市。

〔9〕苏飞亚　今译索菲亚，保加利亚的首都。

〔10〕sire　英语：先生、阁下。

〔11〕塞尔比亚　今译塞尔维亚。

《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1〕

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以一八七一年生于阿莱勒〔2〕，后来到墨斯科学法律，所过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涯。他也做文章，得了戈理奇（gorky）的推助，渐渐出了名，终于成为二十世纪初俄国有名的著作者。一九一九年大变动〔3〕的时候，他想离开祖国到美洲去，没有如意，冻饿而死了〔4〕。

他有许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尤其有名的是反对战争的《红笑》和反对死刑的《七个绞刑的人们》。欧洲大战时，他又有一种有名的长篇《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自白》。

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

这一篇《黯澹的烟霭里》是一九○○年作。克罗绥克〔5〕说“这篇的主人公大约是革命党。用了分明的字句来说，在俄国的检查上是不许的。这篇故事的价值，在有许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写出一个俄国的革命党来。”但这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从我们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

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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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黯澹的烟霭里》的译文，均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2〕阿莱勒　。通译奥廖尔，位于莫斯科西南的城市。

〔3〕指十月革命后苏联反抗国际武装干涉及与国内反动派的斗争。

〔4〕一九一九年安德烈夫流亡国外，同年九月在去美国途中，因心脏麻痹症死于芬兰的赫尔辛基。

〔5〕克罗绥克（j．karasek．1871—1951）　通译卡拉塞克，捷克诗人、批评家。著有《死的对话》、《流放者之岛》等，又编有《斯拉夫文学史》等。

《书籍》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一九○一年作，意义很明显，是颜色黯澹的铅一般的滑稽，二十年之后，才译成中国语，安特来夫已经死了三年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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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书籍》的译文，均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连翘》译者附记〔1〕

契里珂夫〔2〕（evgeni　tshirikov）的名字，在我们心目中还很生疏，但在俄国，却早算一个契诃夫以后的智识阶级的代表著作者，全集十七本，已经重印过几次了。

契里珂夫以一八六四年生于凯山〔3〕，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儿；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间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贫困，最初寄稿于乡下的新闻〔4〕，到一八八六年，才得发表于大日报，他自己说：这才是他文事行动的开端。

他最擅长于戏剧，很自然，多变化，而紧凑又不下于契诃夫。做从军记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尔干战记》和取材于这回欧战的短篇小说《战争的反响》。

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这篇《连翘》也是一个小标本。

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说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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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连翘》的译文，均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2〕契里珂夫（i．d．jphp]tj，1864—1932）　俄国作家。一九一七年移居巴黎，后死于捷克布拉格。著有自传体小说《塔尔哈诺夫的一生》、剧本《庄稼汉》等。

〔3〕凯山　通译喀山，今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都。

〔4〕新闻　这里是报纸（日语）的意思。

后记〔2〕

我看这剧本，是由于《新青年》〔3〕上的介绍，我译这剧本的开手，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这一天，从此逐日登在北京《国民公报》〔4〕上。到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公报》忽被禁止出版了，我也便歇手不译，这正在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

同年十一月间，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我又将旧译校订一过，并译完第四幕，按月登在《新青年》上。从七卷二号起，一共分四期。但那第四号是人口问题号，多被不知谁何没收了，所以大约也有许多人没有见。

周作人先生和武者小路〔5〕先生通信的时候，曾经提到这已经译出的事，并问他对于住在中国的人类有什么意见，可以说说。作者因此写了一篇，寄到北京，而我适值到别处去了，便由周先生译出，就是本书开头的一篇《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原译者的按语中说：“《一个青年的梦》的书名，武者小路先生曾说想改作《a与战争》，他这篇文章里也就用这个新名字，但因为我们译的还是旧称，所以我于译文中也一律仍写作《一个青年的梦》。”

现在，是在合成单本，第三次印行的时候之前了。我便又乘这机会，据作者先前寄来的勘误表再加修正，又校改了若干的误字，而且再记出旧事来，给大家知道这本书两年以来在中国怎样枝枝节节的，好容易才成为一册书的小历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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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中译文在翻译时即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副刊，至该报被禁停刊时止（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后来全剧又移刊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

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发行：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未另在报刊上发表过。

〔3〕《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4〕《国民公报》　一九○九年中国改良派为鼓吹立宪运动而创办于北京的日报，徐佛苏主编，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停刊。

〔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华期间，他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译者序〔1〕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2〕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现在是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没有议和，〔3〕打仗比欧战更长久。

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日本却早有人叫了。他们总之幸福。

但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

昨天下午，孙伏园〔4〕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5〕，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

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6〕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

但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现在都不细说了，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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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及下篇《译者序二》连同剧本第一幕的译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二○年一月《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未收入单行本。

〔2〕周起明　即周作人（1885—1967），又作启明、起孟，鲁迅的二弟。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曾发表《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下面的“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几句，即引自该文。

〔3〕南北却还没有议和　南北，指南方军政府与北洋政府。一九一七年皖系军阀段祺瑞解散国会，驱走总统黎元洪。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军政府，由此出现南北两个对立的政权。

一九一九年一月双方各派代表在上海议和，因段祺瑞的阻挠，和谈破裂。

〔4〕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5〕两面正在交恶　两面，指中日双方。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取消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各种特权，遭到否决，致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

〔6〕《新村杂感》　一九一八年冬，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日向地区创建新村，实行“耕读主义”时所写的文章。

译者序二

我译这剧本，从八月初开手，逐日的登在《国民公报》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国民公报》忽然被禁止出版了，这剧本正当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现在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再将译本校正一遍，载在这杂志上。

全本共有四幕，第三幕又分三场，全用一个青年作为线索。但四幕之内，无论那一幕那一场又各各自有首尾，能独立了也成一个完全的作品：所以分看合看，都无所不可的。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1〕，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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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并吞朝鲜的事　指一九一○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沦为它的殖民地。　

序〔2〕

爱罗先珂〔3〕先生的童话，现在辑成一集，显现于住在中国的读者的眼前了。这原是我的希望，所以很使我感谢而且喜欢。

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叙传》和《为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4〕先生译的，《虹之国》是馥泉〔5〕先生译的，其余是我译的。

就我所选译的而言，我最先得到他的第一本创作集《夜明前之歌》，所译的是前六篇〔6〕，后来得到第二本创作集《最后之叹息》〔7〕，所译的是《两个小小的死》，又从《现代》〔8〕杂志里译了《为人类》，从原稿上译了《世界的火灾》。

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因此，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som^nambulist）。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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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罗先珂童话集》　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其中鲁迅翻译者九篇，除《古怪的猫》一篇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外，其它各篇在收入单行本前都曾分别发表于《新青年》月刊、《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及《晨报副刊》。

《鲁迅译文集》所收《爱罗先珂童话集》中的末四篇（《爱字的疮》、《小鸡的悲剧》、《红的花》、《时光老人》），系自巴金所编爱罗先珂第二童话集《幸福的船》（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转录。

〔2〕本篇最初印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3〕爱罗先珂（k．k．ihtgyif]t，1889—1952）　俄国诗人、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曾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

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我国。

一九二二年从上海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

一九二三年回国。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主要作品有童话剧《桃色的云》和童话集、回忆录等。

〔4〕胡愈之　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当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东方杂志》。著有《莫斯科印象记》等。

〔5〕馥泉　汪馥泉（1899—1959）　浙江杭县人，当时是翻译工作者。

〔6〕前六篇　指《狭的笼》、《鱼的悲哀》、《池边》、《鸼的心》、《春夜的梦》、《古怪的猫》。

〔7〕《最后之叹息》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日本东京丛文阁出版。

〔8〕《现代》　出版于东京的日本杂志，月刊，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辑。

《狭的笼》译者附记〔1〕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放逐了一个俄国的盲人以后，他们的报章上很有许多议论，我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华希理·埃罗先珂。

然而埃罗先珂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我也不甚知道他的经历。所知道的只是他大约三十余岁，先在印度，以带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国的官驱逐了；于是他到日本。进过他们的盲哑学校，现在又被日本的官驱逐了，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

日英是同盟国〔2〕，兄弟似的情分，既然被逐于英，自然也一定被逐于日的；但这一回却添上了辱骂与殴打。也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埃罗先珂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创作集，一是《天明前之歌》〔3〕，二是《最后之叹息》。

现在已经出版的是第一种，一共十四篇，是他流寓中做给日本人看的童话体的著作。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

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骂的回赠，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

这《狭的笼》便是《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大约还是漂流印度时候的感想和愤激。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4〕，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5〕；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6〕。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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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狭的笼》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四号。

〔2〕日英是同盟国　一九○二年日、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及与沙皇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缔结了反俄的军事同盟。

〔3〕《天明前之歌》　即《夜明前之歌》。

〔4〕“撒提”　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ti，梵文）的原义为“贞节的妇女”。

〔5〕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又具有泛神论者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一九一三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奖金。著有《新月》、《园丁》、《飞鸟》等诗集及《戈拉》、《沉船》等小说。

〔6〕曼陀罗华　毒草名，秋季开花。华，同花。

《池边》译者附记〔1〕

芬兰的文人p．palivalrinta〔2〕有这样意思的话：人生是流星一样，霍的一闪，引起人们的注意来，亮过去了，消失了，人们也就忘却了！

但这还是就看见的而论，人们没有看见的流星，正多着哩。

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一个俄国的盲人出了他们的国界，送向海参卫〔3〕去了。

这就是诗人华希理·爱罗先珂。

他被驱逐时，大约还有使人伤心的事，报章上很发表过他的几个朋友的不平的文章〔4〕，然而奇怪，他却将美的赠物留给日本了：其一是《天明前之歌》，其二是《最后之叹息》。

那是诗人的童话集，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有人说，他的作品给孩子看太认真，给成人看太不认真，这或者也是的。

但我于他的童话，不觉得太不认真，也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5〕，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

他闪过了；我本也早已忘却了，而不幸今天又看见他的《天明前之歌》，于是由不得要绍介他的心给中国人看。可惜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最不宜于译童话；我又没有才力，至少也减了原作的从容与美的一半了。

九月十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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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池边》的译文即发表于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该刊。

〔2〕p．palivalrinta　佩伐林塔（1827—1913），芬兰小说家。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农民生活，是以芬兰文写作的最早的作家之一。著有《人生图录》、《霜晨》等。

〔3〕即海参崴，原为我国东北部重要海口，清咸丰十年（1860）为沙皇俄国占领，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

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达当时已被日本军队占领的海参崴。

〔4〕一九二一年五月间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驱逐后，日本报纸《读卖新闻》曾先后刊载江口涣的《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和中根弘的《盲诗人最近的踪迹》（一九二一年十月九日）等文。

〔5〕大心　同情心、博爱的意思。

《春夜的梦》译者附记〔1〕

爱罗先珂的文章，我在上月的《晨报》〔2〕上，已经绍介过一篇《池边》。这也收在《天明前之歌》里，和那一篇都是最富于诗趣的作品。他自己说：“这是作为我的微笑而作的。虽然是悲哀的微笑，当这时代，在这国里，还不能现出快活的微笑来。”

文中的意思，非常了然，不过是说美的占有的罪过，和春梦（这与中国所谓一场春梦的春梦，截然是两件事，应该注意的）的将醒的情形。而他的将来的理想，便在结末这一节里。

作者曾有危险思想之称，而看完这一篇，却令人觉得他实在只有非常平和而且宽大，近于调和的思想。但人类还很胡涂，他们怕如此。其实倘使如此，却还是人们的幸福，可怕的是在只得到危险思想以外的收场。

我先前将作者的姓译为埃罗先珂，后来《民国日报》的《觉悟》〔3〕栏上转录了，改第一音为爱，是不错的，现在也照改了。露草在中国叫鸭跖草，因为翻了很损文章的美，所以仍用了原名。

二一，十，一四。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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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春夜的梦》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晨报副镌》。

〔2〕《晨报》　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它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副刊即《晨报副镌》，原是《晨报》的第七版，一九一九年二月起由李大钊主编；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另出单张，随同《晨报》附送，由孙伏园主编，成为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十月孙伏园去职，九二五年后改由新月派徐志摩续编，至一九二八年停刊。

〔3〕《民国日报》　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原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主持人邵力子。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曾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九二五年末，该报为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觉悟》是它的综合性副刊，从一九一九年创刊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影响较大。

《鱼的悲哀》译者附记〔1〕

爱罗先珂在《天明前之歌》的自序里说，其中的《鱼的悲哀》和《雕的心》是用了艺术家的悲哀写出来的。我曾经想译过前一篇，然而终于搁了笔，只译了《雕的心》。

近时，胡愈之先生给我信，说著者自己说是《鱼的悲哀》最惬意，教我尽先译出来，于是也就勉力翻译了。然而这一篇是最须用天真烂熳的口吻的作品，而用中国话又最不易做天真烂熳的口吻的文章，我先前搁笔的原因就在此；现在虽然译完，却损失了原来的好和美已经不少了，这实在很对不起著者和读者。

我的私见，以为这一篇对于一切的同情，和荷兰人蔼覃（f．van　eeden）〔2〕的《小约翰》（der　kleine　johannes）颇相类。至于“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3〕则便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的精神。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译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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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鱼的悲哀》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一号。

〔2〕蔼覃　即望·蔼覃（1860—1932），参看本书《〈小约翰〉引言》及其注〔1〕。

〔3〕这句话见于《鱼的悲哀》第五节。

《两个小小的死》译者附记〔1〕

爱罗先珂先生的第二创作集《最后的叹息》，本月十日在东京发行，内容是一篇童话剧和两篇童话〔2〕，这是那书中的最末一篇，由作者自己的选定而译出的。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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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两个小小的死》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二号。

〔2〕童话剧　指《桃色的云》，参看本书《〈桃色的云〉序》。两篇童话，指《海公主与渔人》和《两个小小的死》。

《小鸡的悲剧》译者附记〔1〕

这一篇小品，是作者在六月底写出的，所以可以说是最近的创作。原稿是日本文。

日本话于恋爱和鲤鱼都是　koi，因此第二段中的两句对话〔2〕便双关，在中国无法可译。作者虽曾说不妨改换，但我以为恋鲤两音也近似，竟不再改换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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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小鸡的悲剧》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九号。

〔2〕关于第二段中两句双关的对话，原话为（小鸡问小鸭）“你有过恋爱么？”（小鸭回答说）“并没有有过恋爱，但曾经吃过鲤儿。”

序〔2〕

爱罗先珂君的创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叹息》，去年十二月初由丛文阁在日本东京出版，内容是这一篇童话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短的童话，一曰《海的王女和渔夫》，一曰《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经由我译出，于今年正月间绍介到中国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早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

可是延到四月，为要救自己的爽约的苦痛计，也终于定下开译的决心了，而又正如豫料一般，至少也毁损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慰读者的心罢。

至于意义，大约是可以无须乎详说的。因为无论何人，在风雪的呼号中，花卉的议论中，虫鸟的歌舞中，谅必都能够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3〕，更锋利的看见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4〕。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

在翻译之前，承s．f．君〔5〕借给我详细校过豫备再版的底本，使我改正了许多旧印本中错误的地方；翻译的时候，sh君〔6〕又时时指点我，使我懂得许多难解的地方；初稿印在《晨报副镌》上的时候，孙伏园君加以细心的校正；译到终结的时候，著者又加上四句白鹄的歌，使这本子最为完全；我都很感谢。

我于动植物的名字译得很杂乱，别有一篇小记附在卷尾，是希望读者去参看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重校毕，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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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色的云》　爱罗先珂以日文写作的三幕童话剧，译文曾陆续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的《晨报副镌》。单行本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列为《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三四年起又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2〕本文最初收入新潮社出版的《桃色的云》初版，系据《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和《〈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二文补充改定。因改动较多，故所据二文仍收入本书。

〔3〕自然母的言辞　剧本中的自然母认为“强者生存弱者灭亡”是自然的“第一的法则”，而“第一等的强者”应是“对于一切有同情，对于一切都爱”的人，而非暴力者。

〔4〕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　剧本中土拨鼠和春子都是被“强者世界”迫害致死的人物。

〔5〕s．f．　日本人福冈诚一（fukuoka　seiichi）的简写，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的朋友，曾编辑爱罗先珂的日文著作。

〔6〕sh　未详。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1〕

我因为十分不得已，对于植物的名字，只好采取了不一律的用法。那大旨是：

一，用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紫地丁（viola　patrinü　var．chinensis），鬼灯檠（rodgersia　podophylla），胡枝子（lespedeza　sieboldi），燕子花（iris　laevigata），玉蝉花（iris　sibirica　var．　orien^talis）等。此外尚多。

二，用未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月下香（oenothera　biennis　var．lamarkiana），日本称为月见草，我们的许多译籍都沿用了，但现在却照着北京的名称。

三，中国虽有名称而仍用日本名的。这因为美丑太相悬殊，一翻便损了作品的美。如女郎花（patrinia　scabiosaefolia）就是败酱，铃兰（convallaria　majalis）就是鹿蹄草，都不翻。还有朝颜（pharbitis　hederacea）是早上开花的，昼颜（caly－stegia　sepium）日里开，夕颜（lagenar^ia　vulgaris）晚开，若改作牵牛花，旋花，匏，便索然无味了，也不翻。至于福寿草（adonis　opennina　var．dahurica）之为侧金盏花或元日草，樱草（primula　cortu^soides）之为莲馨花，本来也还可译，但因为太累坠及一样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

四，中国无名而袭用日本名的。如钓钟草（clematis　he－racleifolia　var．stans），雏菊（bellis　perennis）是。但其一却译了意，即破雪草本来是雪割草（primula　fauriae）。

生造了一个，即白苇就是日本之所谓刘萱（themeda　forskalli　var．japonica）。

五，译西洋名称的意的。如勿忘草（myosotis　palustris）是。

六，译西洋名称的音的。如风信子（hyacinthus　orien－talis），珂斯摩（cosmos　bipinnatus）是。达理亚（dahlia　va－riabilis）在中国南方也称为大理菊，现在因为怕人误认为云南省大理县出产的菊花，所以也译了音。

动物的名称较为没有什么问题，但也用了一个日本名：就是雨蛙（hyla　arborea）。雨蛙者，很小的身子，碧绿色或灰色，也会变成灰褐色，趾尖有黑泡，能用以上树，将雨时必鸣。中国书上称为雨蛤或树蛤，但太不普通了，倒不如雨蛙容易懂。

土拨鼠（talpa　europaea）我不知道是否即中国古书上所谓“饮河不过满腹”〔2〕的鼹鼠，或谓就是北京尊为“仓神”的田鼠，那可是不对的。总之，这是鼠属，身子扁而且肥，有淡红色的尖嘴和淡红色的脚，脚前小后大，拨着土前进，住在近于田圃的土中，吃蚯蚓，也害草木的根，一遇到太阳光，便看不见东西，不能动弹了。作者在《天明前之歌》的序文上，自说在《桃色的云》的人物中最爱的是土拨鼠，足见这在本书中是一个重要脚色了。

七草在日本有两样，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为芹，荠，鼠麯草，繁缕，鸡肠草，菘，萝卜，都可食。秋的七草本于《万叶集》〔3〕的歌辞，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麦，女郎花，兰草，朝颜，近来或换以桔梗，则全都是赏玩的植物了。

他们旧时用春的七草来煮粥，以为喝了可避病，惟这时有几个用别名：鼠麯草称为御行，鸡肠草称为佛座，萝卜称为清白。但在本书却不过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群，和故事没有关系了。秋的七草也一样。

所谓递送夫者，专做分送报章信件电报牛乳之类的人，大抵年青，其中出产不良少年很不少，中国还没有这一类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记，七月一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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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原题《译者附记》，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晨报副镌》，后经作者稍加增补改定，改题《记剧中人物的译名》，收入单行本。

〔2〕“饮河不过满腹”　语见《庄子·逍遥游》：“偃鼠次河，不过满腹”。偃鼠，同鼹鼠。

〔3〕《万叶集》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二十卷，约于公元八世纪时编成，内收公元三一三年至七八一年间的诗歌四千五百余首，计分“杂歌”、“挽歌”、“相闻歌”、“四季杂歌”及“四季相闻”、“譬喻歌”六类。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1〕

爱罗先珂先生的创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叹息》，去年十二月初在日本东京由丛文阁出版，内容是一篇童话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童话，一是《海的王女和渔夫》，一是《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经由我译出，载在本年正月的《东方杂志》〔2〕上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快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审这一篇最近于完满，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我以为，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的能力，于是搁置不动，瞬息间早过了四个月了。

但爽约也有苦痛的，因此，我终于不能不定下翻译的决心了。自己也明知道这一动手，至少当损失原作的好处的一半，断然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稍慰藉读者的心罢。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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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晨报副镌》。

〔2〕《东方杂志》　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先为月刊，后改半月刊，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

《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1〕

本书开首人物目录中，鹄的群误作鸥的群。第一幕中也还有几个错字，但大抵可以意会，现在不来列举了。

又全本中人物和句子，也间有和印本不同的地方，那是印本的错误，这回都依sf君的校改预备再版的底本改正。惟第三幕末节中“白鹄的歌”四句，是著者新近自己加进去的，连将来再版上也没有。五月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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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晨报副镌》。

附录　关于作者的说明〔2〕

夏目漱石〔3〕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4〕社，专从事于著述。

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八年高滨虚子〔5〕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6〕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

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7〕杂志《子规》（hototogisu）〔8〕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9〕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10〕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森鸥外〔11〕

森鸥外（mori　ogai，1860—）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军医总监，现为东京博物馆长。他与坪内逍遥〔12〕上田敏〔13〕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很有功绩。后又从事创作，著有小说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评家都说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没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辩在《游戏》这篇小说里说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创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拿了一只雕著“自然”两字的银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见了很讶怪，由侮蔑而转为怜悯，有一个人说道，“将我的借给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闭著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

这是说，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戏》（asobi）见小说集《涓滴》（1910）中。

《沉默之塔》（chinmoku　n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14〕译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15〕的译本（1911）的卷首。

有岛武郎〔16〕

有岛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学农，留学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年顷杂志《白桦》〔17〕发刊，有岛寄稿其中，渐为世间所知，历年编集作品为《有岛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辑了。关于他的创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辑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说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时时望见惊心动魂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识的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谓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话。但是生为人间而不爱者，一个都没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时是死的小儿，有时是双生儿，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儿，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现著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驱使。因此我尽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的力挥我的手巾。

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见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没有错误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绝顶了。为想要遇著这喜悦的缘故，所以创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顽固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见《著作集》第七辑，也收入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见《著作集》第一辑。

江口涣〔18〕

江口涣（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19〕。

《峡谷的夜》（kyokoku　no　yoru）见《红的矢帆》（1919）中。

菊池宽〔20〕

菊池宽（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豫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他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著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21〕在《菊池宽论》（《新潮》〔22〕一七四号）上说：

“here　is　also　a　man〔23〕——这正是说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见《无名作家的日记》（1918）中。

《报仇的话》（aru　katakiuchi　no　hanashi）见《报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龙之介〔24〕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纯〔25〕评论他说：“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他在小说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说明自己创作态度道：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说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造作着的气分，还不如说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na）见小说集《鼻》（1918）中，又登在罗马字小说集内。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

《罗生门》（bashōmon）也见前书，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26〕的故事集《今昔物语》〔27〕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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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日本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收作家十五人的小说三十篇（鲁迅所译者为作家六人，小说十一篇），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世界丛书》之一。

〔2〕本篇最初印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3〕夏目漱石（1867—1916）　原名金之助，日本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哥儿》等。

〔4〕朝日新闻　日本报纸，一八七九年创刊于东京。

〔5〕高滨虚子（1874—1959）　原名高滨清，日本诗人。著有《鸡头》、《俳谐师》等。

〔6〕触著　指创作能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反之为“不触著”。

〔7〕俳谐　日本诗体之一，一般以五言、七言、五言三句十七音组成，又称十七音诗。

〔8〕《子规》　日本杂志名，日本诗人正冈子规（1867—1902）于一八九七年创办。

〔9〕明治　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1868—1912）。

〔10〕新江户艺术　指明治时期（1868—1912）的文艺。江户艺术则指江户时期（1603—1867）的文艺。

〔11〕森鸥外（1862—1922）　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小说《舞姬》、《阿部一族》等，译有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

〔12〕坪内逍遥（1859—1935）　日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著有文学评论《小说神髓》、长篇小说《当世书生气质》等，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3〕上田敏（1874—1916）　日本作家、翻译家，从事英、法文学的介绍和文艺创作。

〔14〕《札图斯忒拉》　即《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

〔15〕生田长江（1882—1936）　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曾翻译《尼采全集》及但丁的《神曲》等。

〔16〕有岛武郎（1878—1923）　日本作家。因思想矛盾不能克服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一个女人》、中篇小说《该隐的后裔》等。

〔17〕《白桦》　日本杂志名，一九一○年创刊，一九二三年停刊，有岛武郎为创办人之一。

〔18〕江口涣（1887—1975）　日本作家。曾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帝国文学》编辑，一九二九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

著有小说集《恋与牢狱》等。

〔19〕社会主义者同盟　日本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组织的团体，一九二○年成立于东京，后因内部思想不统一而分裂。

〔20〕菊池宽（1888—1948）　日本作家。曾主编新思潮派的杂志《新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著有长篇小说《忠直卿行状记》、《真珠夫人》等。

〔21〕南部修太郎（1892—1936）　日本作家。曾主编《三田文学》杂志，著有《修道院之秋》等。

〔22〕《新潮》　日本杂志名，一九○四年创刊，曾大量译介欧洲文学。

〔23〕here　is　also　a　man　英语：这同样是人的意思。

〔24〕芥川龙之介（1892—1927）　日本作家。曾参加新思潮派，后因精神苦闷自杀。

〔25〕田中纯（1890—1966）　日本作家。曾主编《人间》杂志，著有《黑夜的哭泣》等。

〔26〕平安朝　日本历史朝代名（794—1192）。日本桓武天皇于公元七九四年迁都京都（即西京），改名平安城。

〔27〕《今昔物语》　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以前称《宇治大纳言物语》，相传编者为源隆国，共三十一卷。包括故事一千余则，分为“佛法、世俗、恶行、杂事”等部，以富于教训意味的佛教评话为多。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1〕

森氏号鸥外，是医学家，也是文坛的老辈。但很有几个批评家不以为然，这大约因为他的著作太随便，而且很有“老气横秋”的神情。这一篇是代《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译本的序言的，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颇可以看见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2〕徒者，想因为火和太阳是同类，所以借来影射他的本国。我们现在也正可借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只是中国用的是一个过激主义的符牒〔3〕，而以为危险的意思也没有派希族那样分明罢了。

一九二一，四，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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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沉默之塔》的译文即发表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该刊。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2〕拜火教　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波斯教，相传为古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即察拉图斯忒拉）所创立。教义还保存于《波斯古经》，认为火代表太阳，是善和光明的化身，以礼拜“圣火”为主要仪式。

〔3〕过激主义的符牒　这里的意思是以过激主义为护符。《沉默之塔》里说的是：派希族（parsi，即拜火教徒）“以洋书为危险”，“杀掉那看危险书籍的东西”，“用车子运进塔里去”。而危险书籍就是“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

《鼻子》译者附记〔1〕

芥川氏是日本新兴文坛中一个出名的作家。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氏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这篇便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这篇也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内道场供奉〔2〕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作者只是给他换上了新装。篇中的谐味，虽不免有才气太露的地方，但和中国的所谓滑稽小说比较起来，也就十分雅淡了。我所以先介绍这一篇。

四月三十日译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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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晨报》副刊，《鼻子》的译文即发表于十一日至十三日该刊。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2〕内道场供奉　内道场，即大内之道场，在宫中陈列佛像、念诵佛经的场所。供奉，即内供奉，略称内供，为供奉内道场的僧官。

《罗生门》译者附记〔1〕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经介绍过了。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这时代是平安朝（就是西历七九四年迁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后的四百年间），出典是在《今昔物语》里。

二一年六月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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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晨报》副刊，《罗生门》的译文即发表于十四至十七日该刊。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1〕

菊池宽氏是《新潮》派〔2〕的一个作家。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预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又发心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

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较的要算少作；我所见的只有《无名作家的日记》，《报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国》三种，都是短篇小说集。

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氏说，“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说尽了菊池宽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宽氏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新潮》第三卷第三号《菊池宽论》）不但如此，武士道〔3〕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4〕，只因为要争回人间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钺，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们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们的杀人者，如张献忠〔5〕随便杀人，一遭满人的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杨太真〔6〕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右卫门已经上绑了——古代的绑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时候，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话，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必须说是低头之类，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这是小疵，也无伤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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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三号。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2〕新潮派　应为新思潮派。《新思潮》，日本杂志名，创刊于一九○七年十月，以后曾几度停刊和复刊。

〔3〕武士道　日本武士应尽的义务及职责。兴起于镰仓幕府时代，明治维新后，武士等级在法律上被废除。

〔4〕名教　封建社会的等级、名分和礼教。

〔5〕张献忠（1606—1646）　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1630）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据《明史·张献忠传》：“顺治三年（1646），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禽献忠出，斩之。”

〔6〕杨太真（719—756）　即杨贵妃，名玉环，法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初为唐玄宗子寿王妃，后入宫得玄宗宠爱。

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擅权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玄宗仓惶奔蜀，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引言〔2〕

去年日本的大地震〔3〕，损失自然是很大的，而厨川博士的遭难也是其一。

厨川博士名辰夫，号白村。我不大明白他的生平，也没有见过有系统的传记。但就零星的文字里掇拾起来，知道他以大阪府立第一中学出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此后分住熊本和东京者三年，终于定居京都，为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大约因为重病之故罢，曾经割去一足，然而尚能游历美国，赴朝鲜；平居则专心学问，所著作很不少。据说他的性情是极热烈的，尝以为“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4〕，所以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论文多收在《小泉先生及其他》、《出了象牙之塔》及殁后集印的《走向十字街头》中。此外，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又有《北美印象记》，《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近代恋爱观》，《英诗选释》等。

然而这些不过是他所蕴蓄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可是和他的生命一起失掉了。

这《苦闷的象征》也是殁后才印行的遗稿，虽然还非定本，而大体却已完具了。第一分《创作论》是本据，第二分《鉴赏论》其实即是论批评，和后两分都不过从《创作论》引申出来的必然的系论。至于主旨，也极分明，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但是“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创作论》第四章及第六章）作者据伯格森〔5〕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6〕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然与旧说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来为不可测，作者则以诗人为先知，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则云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

非有天马行空〔7〕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罢：这是我所以冒昧开译的原因，——自然也是太过分的奢望。

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其中尤须声明的，是几处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缘故。即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　social　being　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　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　－tive，－tic　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

在这里我还应该声谢朋友们的非常的帮助，尤其是许季黻〔8〕君之于英文；常维钧〔9〕君之于法文，他还从原文译出一篇《项链》〔10〕给我附在卷后，以便读者的参看；陶璇卿〔11〕君又特地为作一幅图画，使这书被了凄艳的新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夜鲁迅在北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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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闷的象征》　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著。其第一、第二两部分译文曾陆续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晨报副镌》。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单行本，为《未名丛刊》之一，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代售，后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理论家。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大学教授。著有《近代文学十讲》、《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文艺论著多种，主要介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文学和文艺思潮。

〔2〕本篇最初印入《苦闷的象征》卷首，未在其他报刊发表。

〔3〕大地震　指一九二三年九月发生于日本关东的大地震。

〔4〕“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语见《书经·说命（上篇）》，意思是如果服药后不至头脑昏晕，重病也就不能治愈。

〔5〕伯格森（h．bergson，1859—1941）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等。

〔6〕弗罗特（s．freud，1856—1939）　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著有《精神分析论》、《关于歇斯底里症》等。

〔7〕天马行空　语见元刘廷振《萨天锡诗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比喻才思奔放，自由驰骋。

〔8〕许季黻（1882—1948）　即许寿裳，浙江绍兴人，教育家。

一九○二年至一九○八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先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9〕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10〕《项链》　短篇小说，法国小说家莫泊桑作。

〔11〕陶璇卿（1893—1929）　即陶元庆，浙江绍兴人，画家。

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及上海立达学园教员。他曾为鲁迅早期的著译绘制封面画多幅。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1〕

这书的著者厨川白村氏，在日本大地震时不幸被难了，这是从他镰仓别邸的废墟中掘出来的一包未定稿。因为是未定稿，所以编者——山本修二〔2〕氏——也深虑公表出来，或者不是著者的本望。但终于付印了，本来没有书名，由编者定名为《苦闷的象征》。其实是文学论。

这共分四部：第一创作论，第二鉴赏论，第三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第四文学的起源。其主旨，著者自己在第一部第四章中说得很分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因为这于我有翻译的必要，我便于前天开手了，本以为易，译起来却也难。但我仍只得译下去，并且陆续发表；又因为别一必要，此后怕于引例之类要略有省略的地方。

省略了的例，将来倘有再印的机会，立誓一定添进去，使他成一完书。至于译文之坏，则无法可想，拚着挨骂而已。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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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山本修二（1894—1976）　日本戏剧理论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英美现代剧的动向》、《演剧与文化》等。

《自己发见的欢喜》译者附记〔1〕

波特莱尔〔2〕的散文诗，在原书上本有日文译；但我用　max　bruno〔3〕德文译一比较，却颇有几处不同。现在姑且参酌两本，译成中文。倘有那一位据原文给我痛加订正的，是极希望，极感激的事。否则，我将来还想去寻一个懂法文的朋友来修改他；但现在暂且这样的敷衍着。

十月一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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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自己发见的欢喜》（原书第二部分之第二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波特莱尔（c．baudelaire，1821—1867）　法国颓废派诗人。著有诗集《恶之华》等。这里说的“散文诗”，指他的一首题为《窗户》的小诗。

〔3〕max　bruno　麦克思·布鲁诺。

《有限中的无限》译者附记〔1〕

法文我一字不识，所以对于　van　lerberghe〔2〕的歌无可奈何。现承常维钧君给我译出，实在可感；然而改译波特来尔的散文诗的担子我也就想送上去了。想世间肯帮别人的忙的诸公闻之，当亦同声一叹耳。十月十七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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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有限中的无限》（原书第二部分之第四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van　lerberghe　望·莱培格（1861—1907），比利时诗人、戏剧家。著有抒情诗集《夏娃之歌》、讽刺喜剧《潘》等。这里说的“歌”，即指《夏娃之歌》。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译者附记〔1〕

先前我想省略的，是这一节中的几处，现在却仍然完全译出，所以序文〔2〕上说过的“别一必要”，并未实行，因为译到这里时，那必要已经不成为必要了。十月四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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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文艺鉴赏的四阶段》（原书第二部分之第五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序文　指《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

后记〔2〕

我将厨川白村氏的《苦闷的象征》译成印出，迄今恰已一年；他的略历，已说在那书的《引言》里，现在也别无要说的事。我那时又从《出了象牙之塔》里陆续地选译他的论文，登在几种期刊上，现又集合起来，就是这一本。但其中有几篇是新译的；有几篇不关宏旨，如《游戏论》，《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等，因为前者和《苦闷的象征》中的一节相关〔3〕，后一篇是发表过的，所以就都加入。惟原书在《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之后还有一篇短文，是回答早稻田文学社〔4〕的询问的，题曰《文学者和政治家》。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根据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

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因为自己的偏颇的憎恶之故，便不再来译添了，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好在这原是给少年少女们看的，每篇又本不一定相钩连，缺一点也无碍。

“象牙之塔”的典故〔5〕，已见于自序和本文中了，无须再说。但出了以后又将如何呢？在他其次的论文集《走向十字街头》〔6〕的序文里有说明，幸而并不长，就全译在下面：——

“东呢西呢，南呢北呢？进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灵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顾右盼，仿徨于十字街头者，这正是现代人的心。‘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7〕我年逾四十了，还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头的罢。暂时出了象牙之塔，站在骚扰之巷里，来一说意所欲言的事罢。用了这寓意，便题这漫笔以十字街头的字样。

“作为人类的生活与艺术，这是迄今的两条路。我站在两路相会而成为一个广场的点上，试来一思索，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8〕，或是梅垒迪斯，哈兑〔9〕，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这一点，和法国文学之类不相同。如摩理思〔10〕，则就照字面地走到街头发议论。有人说，现代的思想界是碰壁了。然而，毫没有碰壁，不过立在十字街头罢了，道路是多着。”

但这书的出版在著者死于地震之后，内容要比前一本杂乱些，或者是虽然做好序文，却未经亲加去取的罢。

造化所赋与于人类的不调和实在还太多。这不独在肉体上而已，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世不能有副其万一的现实，和经历相伴，那冲突便日见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们，五十年的中寿就恨过久，于是有急转，有苦闷，有仿徨；然而也许不过是走向十字街头，以自送他的余年归尽。

自然，人们中尽不乏面团团地活到八十九十，而且心地太平，并无苦恼的，但这是专为来受中国内务部的褒扬而生的人物，必须又作别论。

假使著者不为地震所害，则在塔外的几多道路中，总当选定其一，直前勇往的罢，可惜现在是无从揣测了。但从这本书，尤其是最紧要的前三篇〔11〕看来，却确已现了战士身而出世，于本国的微温，中道〔12〕，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至于禁不住称快。

但一方面有人称快，一方面即有人汗颜；汗颜并非坏事，因为有许多人是并颜也不汗的。但是，辣手的文明批评家，总要多得怨敌。我曾经遇见过一个著者的学生，据说他生时并不为一般人士所喜，大概是因为他态度颇高傲，也如他的文辞。这我却无从判别是非，但也许著者并不高傲，而一般人士倒过于谦虚，因为比真价装得更低的谦虚和抬得更高的高傲，虽然同是虚假，而现在谦虚却算美德。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

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13〕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14〕，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15〕。兰学〔16〕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17〕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

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在本书中，就有这样意思的话。

恰如日本往昔的派出“遣唐使”〔18〕一样，中国也有了许多分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现在文章里每看见“莎士比亚”〔19〕四个字，大约便是远哉遥遥，从异域持来的罢。然而且吃大菜，勿谈政事，好在欧文，迭更司〔20〕，德富芦花〔21〕的著作，已有经林纾〔22〕译出的了。做买卖军火的中人，充游历官的翻译，便自有摩托车垫输入臀下，这文化确乎是迩来新到的。

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但是，他们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们中国的传染，那便是游泳在东方文明里的人们都如此，真是如所谓“把好花来比美人，不仅仅中国人有这样观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样的观念”了。但我们也无须讨论这些的渊源，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诊断之后，开出一点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中国，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23〕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

我记得“拳乱”〔24〕时候（庚子）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的时候，似乎快要临头了；我深憎恶那些赞赏。但是，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25〕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26〕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然而，即使觉到，大概也不至于有那么愤懑的。可惜回国以来，将这超然的心境完全失掉了。

本书所举的西洋的人名，书名等，现在都附注原文，以便读者的参考。但这在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著者的专门是英文学，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凡这些工作，都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27〕，许季黻四君帮助我做的；还有全书的校勘，都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厚意。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至于几处不用“的”字而用“底”字的缘故，则和译《苦闷的象征》相同，现在就将那《引言》里关于这字的说明，照钞在下面：——

“……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　social　being　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　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　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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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了象牙之塔》　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鲁迅译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交。在翻译期间，已将其中大部分陆续发表于当时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单行本，为《未名丛刊》之一。

〔2〕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七期（发表时无最后二节）。后印入《出了象牙之塔》单行本卷末。

〔3〕指《苦闷的象征》第一部分《创作论》的第三节《强制压抑之力》。

〔4〕早稻田文学社　即早稻田文学出版社。《早稻田文学》创刊于一八九一年，由坪内逍遥主编，至一八九八年停刊。一九○六年复刊，由岛村抱月主编，至一九二七年又停刊。该刊曾发表不少创作、评论和翻译，是研究日本明治时期文学的重要资料。

〔5〕“象牙之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1797—1863）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自序，指载于《出了象牙之塔》卷首的《题卷端》一文。

〔6〕《走向十字街头》　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收论文十九篇。有绿蕉、大杰的中译本，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启智书局出版。

〔7〕“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英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朱生豪译文）语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原是剧中主角哈姆雷特的台词。

〔8〕雪莱（p．b．shelley，1792—1822）　英国诗人。他反对专制统治，曾因作《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被大学开除。后参加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被迫离开英国。著有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裴伦（g．g．byron，1788—1824），通译拜伦，英国诗人。他也是反对专制统治的作家，两次被迫流亡国外，曾参加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和希腊民族独立战争。著有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斯温班（a．c．swinburne，1837—1909），通译斯温勃恩，英国诗人。他的早期创作表现了自由主义思想，后期诗作有歌颂殖民政策倾向。著有诗剧《阿塔兰塔》及诗集《诗歌及民谣》等。

〔9〕梅垒迪斯（g．meredith，1828—1909）　通译梅瑞狄斯，英国作家。他在作品中揭露贵族、资产阶级的罪恶，同情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著有长篇小说《理查弗浮莱尔的苦难》、《利己主义者》，长诗《现代的爱情》等。哈兑（t．hardy，1840—1928），通译哈代，英国作家。他的作品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向往宗法制的农村生活。著有长篇小说《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及诗歌集等。

〔10〕摩理思（w．morris，1834—1896）　通译莫理斯，英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他在作品中号召人们与压迫者作斗争，并积极参加英国工人运动。若有长诗《地上乐园》、小说《虚无乡消息》、《约翰·保尔的梦想》等。

〔11〕这里的“前三篇”，指印入《出了象牙之塔》的首三篇：

《出了象牙之塔》、《观照享乐的生活》及《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

〔12〕中道　日语：中和之道的意思。中和，语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13〕“取乱侮亡”　语见《书经·仲虺之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据注释称：“弱则兼之，誾则攻之，乱则取之，有亡形则侮之。”

〔14〕孔、墨　即孔丘和墨翟。孔丘（前551—前479），儒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墨家学派创始人。

〔15〕玄奘（602—664）　唐代僧人，佛教学者。唐太宗时他赴印度取经，翻译了大量佛教经籍。

〔16〕兰学　日本人称早期从荷兰输入的西欧文化科学为兰学。

〔17〕林那（c．linne，1707—1778）　或译林奈，瑞典生物学家，动植物分类的创造者。著有《自然界系统》、《植物种志》等。奈端（i．new－ton，1642—1727），通译牛顿，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

他发现了力学基本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微积分学和光的分析。

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

〔18〕“遣唐使”　唐时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节。自公元六三○年至八九四年间，曾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十三次，使者中有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师、和尚、学生等，每次人数往往多达数百人。

〔19〕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20〕欧文（w．irving，1783—1859）　美国作家。作品主要描写美国的社会矛盾，揭露殖民主义者的残忍。著有《见闻杂记》、《华盛顿传》等。迪更司（c．dickens，1812—1870），通译狄更斯，英国作家。他的作品揭露资产阶级的种种罪恶，描写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著有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等。

〔21〕德富芦花（1868—1927）　日本作家。他站在宗法制农民立场，批评资本主义社会。著有长篇小说《不如归》、《黑潮》等。

〔22〕林纾（1852—1924）　字琴南，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出版。

〔23〕金鸡纳霜　奎宁的旧译名。

〔24〕“拳乱”　指义和拳，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但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一九○○年（庚子）他们曾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拳乱”是反动派对义和团运动的蔑称。

〔25〕上野　日本东京的公园，以樱花著名。

〔26〕松岛　日本地名，岛上遍长松树，为有名的游览区。

〔27〕韦素园（1902—1932）　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长诗《君山》等，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等。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影》，译有勃朗特的《简爱》，安德烈夫的剧本《黑假面人》、《往星中》等。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1〕

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2〕。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像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十二月五日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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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观照享乐的生活》（《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的一篇）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京报副刊》，后未印入单行本。

〔2〕霹雳手　语出《新唐书·裴漼传》，原指裴琰之断案迅捷：

“积案数百，……一日毕，既与夺当理，而笔词劲妙。……由是名动一州，号‘霹雳手’。”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1〕

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现在我就再来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罢。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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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九日《京报副刊》，后未印入单行本。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者附记〔1〕

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还是一九一九年一月作。由现在看来，世界也没有作者所豫测似的可以乐观，但有几部分却是切中的。又对于“精神底冒险”〔2〕的简明的解释，和结末的对于文学的见解〔3〕，也很可以供多少人的参考，所以就将他翻出来了。

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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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现代文学之主潮》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六号，后未印入单行本。

〔2〕“精神底冒险”　或译灵魂的冒险。法国小说家、批评家法朗士称文艺批评为“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语见他的文艺评论集《文学生活》。

〔3〕对于文学的见解　厨川白村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中说：“战后的西洋文学，大约……都要作为‘人生的批评’，而和社会增加密接的关系吧。独有日本的文坛，却依然不肯来做文化的指导者和批评家么？”

引言〔2〕

在我那《马上支日记》〔3〕里，有这样的一段：——

“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罢，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4〕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是总被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5〕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就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么，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六年。所谓文学杂志，绍介着《小约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的反响》（das　litter^arische　echo）〔6〕，现在是大概早成了旧派文学的机关了，但那一本却还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岁；后十三年，德文译本才印出，译成还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发表的四十整年之后，他已经六十八岁了。

日记上的话写得很简单，但包含的琐事却多。留学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7〕一带的旧书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罢，那时是这一带书店颇不少，每当夏晚，常常猬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

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还记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8〕，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9〕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三个月之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是茀垒斯（anna　fles）女士的译笔，卷头有赉赫博士（dr．paul　rache）的序文，《内外国文学丛书》（biblio^thek　die　ge－samt－litteratur　des　in－und－auslan^des，verlag　von　otto　hendel，halle　a．d．s．）〔10〕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11〕，即我们的四角，而且还是布面的！

这诚如序文所说，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因为作者的博识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萤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论，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现象的，会因此减少若干兴趣。但我预觉也有人爱，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着“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们。

这也诚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祸福纠缠的悲欢。人在稚齿，追随“旋儿”，与造化为友。福乎祸乎，稍长而竟求知：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于是招来了智识欲之具象化：小鬼头“将知”；逐渐还遇到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穿凿”。童年的梦幻撕成粉碎了；科学的研究呢，“所学的一切的开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钻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惟有“号码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结果，在纸张上变成数目字，他便满足，算是见了光明了。谁想更进，便得苦痛。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终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约翰正是寻求着这样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书，然而因此反得“将知”，反遇“穿凿”，终不过以“号码博士”为师，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见神，将径向“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时，才明白这书不在人间，惟从两处可以觅得：一是“旋儿”，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终”——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见，他们俩本是同舟……。

假如我们在异乡讲演，因为言语不同，有人口译，那是没有法子的，至多，不过怕他遗漏，错误，失了精神。但若译者另外加些解释，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阐发，我想，大概是讲者和听者都要讨厌的罢。因此，我也不想再说关于内容的话。

我也不愿意别人劝我去吃他所爱吃的东西，然而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小约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这意思的发生，大约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

然而为什么早不开手的呢？“忙”者，饰辞；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处所。看去似乎已经懂，一到拔出笔来要译的时候，却又疑惑起来了，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

前年我确曾决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阴，仗着一本辞典来走通这条路，而不料并无光阴，我的至少两三个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学者”们的围攻里了〔12〕。到去年夏，将离北京，先又记得了这书，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经帮我译过《工人绥惠略夫》的齐宗颐君，躲在中央公园的一间红墙的小屋里，先译成一部草稿。

我们的翻译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边一壶好茶叶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译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鸣，这样地约有一个月。不久我便带着草稿到厦门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没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学者”。于是又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没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

很阔，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

荷兰海边的沙冈风景，单就本书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13〕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14〕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只是不见“火云”〔15〕，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译稿的时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开手，稍加修正，并且誊清，月底才完，费时又一个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现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别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难，也无从商酌或争论了。倘有误译，负责自然由我。加以虽然沈默的都市，而时有侦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16〕，来扰耳目，因此执笔又时时流于草率。务欲直译，文句也反成蹇涩；欧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小约翰》虽如波勒兑蒙德〔17〕说，所用的是“近于儿童的简单的语言”，但翻译起来，却已够感困难，而仍得不如意的结果。例如末尾的紧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finstern　stadt，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eh．”那下半，被我译成这样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冗长而且费解，但我别无更好的译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译是极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

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我的身边只有一本《新独和辞书》〔18〕，从中查出日本名，再从一本《辞林》〔19〕里去查中国字。然而查不出的还有二十余，这些的译成，我要感谢周建人〔20〕君在上海给我查考较详的辞典。但是，我们和自然一向太疏远了，即使查出了见于书上的名，也不知道实物是怎样。菊呀松呀，我们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胡，莲馨花（primel）则连译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形色，虽然已经依着字典写下来。有许多是生息在荷兰沙地上的东西，难怪我们不熟悉，但是，例如虫类中的鼠妇（kellerassel）和马陆（lauferkalfer），我记得在我的故乡是只要翻开一块湿地上的断砖或碎石来就会遇见的。我们称后一种为“臭婆娘”，因为它浑身发着恶臭；前一种我未曾听到有人叫过它，似乎在我乡的民间还没有给它定出名字；广州却有：“地猪”。

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译相反，人物名却意译，因为它是象征。小鬼头wistik去年商定的是“盖然”，现因“盖”者疑词，稍有不妥，索性擅改作“将知”了。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pleuzer即德译的klauber，本来最好是译作“挑剔者”，挑谓挑选，剔谓吹求。但自从陈源〔21〕教授造出“挑剔风潮”这一句妙语以来，我即敬避不用，因为恐怕《闲话》的教导力十分伟大，这译名也将蓦地被解为“挑拨”。以此为学者的别名，则行同刀笔〔22〕，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简直译作“穿凿”。况且中国之所谓“日凿一窍而‘混沌’死”〔23〕，也很像他的将约翰从自然中拉开。小姑娘robinetta我久久不解其义，想译音；本月中旬托江绍原〔24〕先生设法作最末的查考，几天后就有回信：——

robinetta一名，韦氏大字典人名录〔25〕未收入。我因为疑心她与robin是一阴一阳，所以又查robin，看见下面的解释：——

robin：是robert的亲热的称呼，而robert的本训是“令名赫赫”（！）那么，好了，就译作“荣儿”。

英国的民间传说里，有叫作robin　good　fellow〔26〕的，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妖怪。如果荷兰也有此说，则小姑娘之所以称为robinetta者，大概就和这相关。因为她实在和小约翰开了一个可怕的大玩笑。

《约翰跋妥尔》一名《爱之书》，是《小约翰》的续编，也是结束。我不知道别国可有译本；但据他同国的波勒兑蒙德说，则“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诗，其中并非叙述或描写，而是号哭和欢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原译本上赉赫博士的序文，虽然所说的关于本书并不多，但可以略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荷兰文学的大概，所以就译出了。此外我还将两篇文字作为附录。一即本书作者拂来特力克望蔼覃的评传，载在《文学的反响》一卷二十一期上的。

评传的作者波勒兑蒙德，是那时荷兰著名的诗人，赉赫的序文上就说及他，但于他的诗颇致不满。他的文字也奇特，使我译得很有些害怕，想中止了，但因为究竟可以知道一点望蔼覃的那时为止的经历和作品，便索性将它译完，算是一种徒劳的工作。末一篇是我的关于翻译动植物名的小记，没有多大关系的。

评传所讲以外及以后的作者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仅隐约还记得欧洲大战的时候，精神底劳动者们有一篇反对战争的宣言〔27〕，中国也曾译载在《新青年》上，其中确有一个他的署名。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鲁迅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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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约翰》　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象征写实的童话诗。原作发表于一八八七年，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与齐宗颐（寿山）合译，至八月中译毕。一九二八年一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本书正文及其它各篇，除《引言》外，均未在报刊发表过。

望·蔼覃（f．w．van　eeden，1860—1932）是医师，又是作家。他是《新前导》杂志的主持人之一，《小约翰》最初即在这刊物上发表。主要作品有长诗《爱伦》、诗剧《弟兄们》、长篇小说《死之深渊》等。

〔2〕本篇曾以《〈小约翰〉序》为题，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语丝》周刊第一三七期，后印入《小约翰》单行本。

〔3〕《马上支日记》　收入《华盖集续编》。

〔4〕丸善书店　日本东京神田区的一家外文书店。

〔5〕那一暑假　指一九二五年暑假。当时段祺瑞、章士钊正加紧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运动，并迫害鲁迅，帮闲文人现代评论派也参加了对鲁迅的围攻。所以这里说“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

〔6〕《文学的反响》　关于文艺评论的德语杂志，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仍继续出版。

〔7〕神田区　日本东京的中心区，书店的集中地。

〔8〕过屠门而大嚼　语见《文选》曹植的《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亦且快意。”

〔9〕南江堂　当时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

〔10〕德语：《内外国文学丛书》，奥托·亨德尔出版社，在扎勒河边之哈勒。

〔11〕芬涅　pfennig的音译，又译芬尼，德国货币名，一百芬尼合一马克。

〔12〕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间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这里的“正人君子”、“学者”，指陈源（西滢）、顾颉刚等人。鲁迅因对厦大不满辞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顾颉刚也从厦大到了中山大学。

〔13〕蜑户　即疍户，又作疍民。旧时用来称在广东、福建、广西沿海港湾和内河从事渔业和水上运输业的水上居民，多以船为家。

〔14〕“经营腐烂事业”　原语见《小约翰》译本“附录”兑·蒙德所作的作者评传《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将可怜的幼小的约翰，领到坟墓之间，死尸之间，蛆虫之间，那在经营腐烂事业的……”

〔15〕“火云”　在《小约翰》全书将结束时，约翰望见了“火云”：“他一瞥道路的远的那一端。在大火云所围绕的明亮的空间之中，也看见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形相。”

〔16〕侦察的眼光　一九二七年鲁迅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政治环境复杂。这年九月三日鲁迅致李小峰的信中曾说起他到广州后的情形：“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见《而已集·通信》）扮演的函件，指中山大学校方发出的对鲁迅辞职的所谓慰留信。京式的流言，指类似鲁迅在北京时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帮闲文人现代评论派对鲁迅的造谣、诬蔑。

〔17〕波勒兑蒙德（p．de　mont，1857—1931）　通译波尔·德·蒙特，比利时诗人、评论家。著有《洛勒莱》、《飞蝶》、《夏天的火焰》等诗集。他曾在《拂来特力克·望·蔼覃》一文中说：《小约翰》“全体的表现”“近乎儿童的简单的语言”。

〔18〕《新独和辞书》　即《新德日辞书》。日文称德语为独语；

和，日本之异称。

〔19〕《辞林》　日语辞典，金沢庄三郎编，一九二七年日本东京三省堂书店发行。

〔20〕周建人　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21〕陈源（1896—1970）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挑剔风潮”是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闲话》中攻击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鲁迅等人的话。鲁迅在《华盖集·我的“籍”和“系”》中指出陈源误用“挑剔”一词：“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

〔22〕刀笔　这里意指“刀笔吏”。古代称办理文书的官吏为刀笔吏，后也用以称一般舞文弄墨的讼师。陈源在《致志摩》的公开信（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中骂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和“刀笔吏”。

〔23〕“日凿一窍而混沌死”　语出《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24〕江绍原　安徽旌德人，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一九二七年与鲁迅同在中山大学任教，著有《发须爪》等书。

〔25〕韦氏大字典人名录　美国词书编纂家韦白斯特（n．web－ster，1758—1843）所编《英语大字典》卷末附录的人名词典。《韦氏大字典》最初于一八二八年完成，后来迭有增编。

〔26〕robin　good　fellow　英语：好家伙罗宾。相传是专爱与人捣蛋的小妖。

〔27〕反对战争的宣言　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草的《精神独立宣言》，在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巴黎的《人道报》上发表，各国作家参加签名者甚多。这宣言曾由张崧年译出，发表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动植物译名小记〔1〕

关于动植物的译名，我已经随文解释过几个了，意有未尽，再写一点。

我现在颇记得我那剩在北京的几本陈旧的关于动植物的书籍。当此“讨赤”〔2〕之秋，不知道它们无恙否？该还不至于犯禁罢？然而虽在“革命策源地”〔3〕的广州，我也还不敢妄想从容；为从速完结一件心愿起见，就取些巧，写信去问在上海的周建人君去。我们的函件往返是七回，还好，信封上背着各种什么什么检查讫的印记，平安地递到了，不过慢一点。

但这函商的结果也并不好。因为他可查的德文书也只有her^twig〔4〕的动物学和strassburger〔5〕的植物学，自此查得学名，然后再查中国名。他又引用了几回中国唯一的《植物学大辞典》〔6〕。

但那大辞典上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许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书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了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结果即等于没有。我以为是不大妥当的。

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经学家对于《毛诗》〔7〕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8〕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9〕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

以下，我将要说的照着本书的章次，来零碎说几样。

第一章开头不久的一种植物kerbel就无法可想。这是属于伞形科的，学名anthriscus。但查不出中国的译名，我又不解其义，只好译音：凯白勒〔10〕。幸而它只出来了一回，就不见了。日本叫做ジマク。

第二章也有几种：——

buche是欧洲极普通的树木，叶卵圆形而薄，下面有毛，树皮褐色，木材可作种种之用，果实可食。日本叫作橅（buna），他们又考定中国称为山毛榉。《本草别录》〔11〕云：“榉树，山中处处有之，皮似檀槐，叶如栎槲。”很近似。而《植物学大辞典》又称。鞍者，柏也，今不据用。

约翰看见一个蓝色的水蜻蜓（libelle）时，想道：“这是一个蛾儿罢。”蛾儿原文是feuerschmetterling，意云火胡蝶。

中国名无可查考，但恐非胡蝶；我初疑是红蜻蜓，而上文明明云蓝色，则又不然。现在姑且译作蛾儿，以待识者指教。

旋花（winde）一名鼓子花，中国也到处都有的。自生原野上，叶作戟形或箭镞形，花如牵牛花，色淡红或白，午前开，午后萎，所以日本谓之昼颜。

旋儿手里总爱拿一朵花。他先前拿过燕子花（iris）；在第三章上，却换了maiglolckchen（五月钟儿）了，也就是maiblume（五月花）。中国近来有两个译名：君影草，铃兰。

都是日本名。现用后一名，因为比较地可解。

第四章里有三种禽鸟，都是属于燕雀类的：——

一，pirol。日本人说中国叫“剖苇”，他们叫“苇切”。形似莺，腹白，尾长，夏天居苇丛中，善鸣噪。我现在译作鹪鹩，不知对否。

二，meise。身子很小，嘴小而尖，善鸣。头和翅子是黑的，两颊却白，所以中国称为白颊鸟。我幼小居故乡时，听得农人叫它“张飞鸟”。

三，amsel。背苍灰色，胸腹灰青，有黑斑；性机敏，善于飞翔。日本的《辞林》以为即中国的白头鸟。

第五章上还有两个燕雀类的鸟名：rohrdrossel　und　drossel。无从考查，只得姑且直译为苇雀和嗌雀。但小说用字，没有科学上那么缜密，也许两者还是同一的东西。

热心于交谈的两种毒菌，黑而胖的鬼菌（teufelsschwa－mm）和细长而红，且有斑点的捕蝇菌（fliegenschwamm），都是直译，只是“捕”字是添上去的。捕蝇菌引以自比的鸟莓（vogelbeere），也是直译，但我们因为莓字，还可以推见这果实是红质白点，好像桑葚一般的东西。《植物学大辞典》称为七度灶，是日本名nanakamado的直译，而添了一个“度”字。

将种子从孔中喷出，自以为大幸福的小菌，我记得中国叫作酸浆菌，因为它的形状，颇像酸浆草的果实。但忘了来源，不敢用了；索性直译德语的erdstern，谓之地星。《植物学大辞典》称为土星菌，我想，大约是译英语的earthstar的，但这earth我以为也不如译作“地”，免得和天空中的土星相混。

第六章的霍布草（hopfen）是译音的，根据了《化学卫生论》〔12〕。

红膆鸟（rotkehlchen）是译意的。这鸟也属于燕雀类，嘴阔而尖，腹白，头和背赤褐色，鸣声可爱。中国叫作知更雀。

第七章的翠菊是aster；莘尼亚是zinnia的音译，日本称为百日草。

第八章开首的春天的先驱是松雪草（schneeglolckchen），德国叫它雪钟儿。接着开花的是紫花地丁（veilchen），其实并不一定是紫色的，也有人译作堇草。最后才开莲馨花（pri－mel　od．schlüsselblume），日本叫樱草，《辞林》云：“属樱草科，自生山野间。叶作卵状心形。花茎长，顶生伞状的花序。花红紫色，或白色；状似樱花，故有此名。”

这回在窗外常春藤上吵闹的白头翁鸟，是star的翻译，不是第四章所说的白头鸟了。但也属于燕雀类，形似鸠而小，全体灰黑色，顶白；栖息野外，造巢树上，成群飞鸣，一名白头发。

约翰讲的池中的动物，也是我们所要详细知道的。但水甲虫是wasserkalfer的直译，不知其详。水蜘蛛（wasserlalufer）其实也并非蜘蛛，不过形状相像，长只五六分，全身淡黑色而有光泽，往往群集水面。《辞林》云：中国名水黾〔13〕。因为过于古雅，所以不用。鲵鱼（salamander）是两栖类的动物，状似蜥蜴，灰黑色，居池水或溪水中，中国有些地方简直以供食用。刺鱼原译作stichling，我想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是生在深海的底里的鱼。stachelfisch才是淡水中的小鱼，背部及腹部有硬刺，长约一尺，在水底的水草的茎叶或须根间作窠，产卵于内。日本称前一种为硬鳍鱼，俗名丝鱼；后一种为棘鳍鱼。

massliebchen〔14〕不知中国何名，姑且用日本名，曰雏菊。

小约翰自从失掉了旋儿，其次荣儿之后，和花卉虫鸟们也疏远了。但在第九章上还记着他遇见两种高傲的黄色的夏花：nachtkerze　und　kolnigskerze，直译起来，是夜烛和王烛，学名oenother　biennis　et　verbascum　thapsus．两种都是欧洲的植物，中国没有名目的。前一种近来输入得颇多；许多译籍上都沿用日本名：月见草，月见者，玩月也，因为它是傍晚开的。但北京的花儿匠却曾另立了一个名字，就是月下香；我曾经采用在《桃色的云》里，现在还仍旧。后一种不知道底细，只得直译德国名。

第十一章是凄惨的游览坟墓的场面，当然不会再看见有趣的生物了。穿凿念动黑暗的咒文，招来的虫们，约翰所认识的有五种。蚯蚓和蜈蚣，我想，我们也谁都认识它，和约翰有同等程度的。鼠妇和马陆较为生疏，但我已在引言里说过了。独有给他们打灯笼的ohrwurm，我的《新独和辞书》上注道：蠼螋。虽然明明译成了方块字，而且确是中国名，其实还是和ohrwurm一样地不能懂，因为我终于不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东西。放出“学者”的本领来查古书，有的，《玉篇》〔15〕云：“蛷螋，虫名；亦名蠼螋。”还有《博雅》〔16〕云：“蛷螋，蠏蛷也。”也不得要领。我也只好私淑号码博士，看见中国式的号码便算满足了。还有一个最末的手段，是译一段日本的《辞林》来说明它的形状：“属于直翅类中蠼螋科的昆虫。

体长一寸许；全身黑褐色而有黄色的脚。无翅；有触角二十节。尾端有歧，以挟小虫之类。”

第十四章以sandaluglein为沙眸子，是直译的，本文就说明着是一种小蝴蝶。

还有一个münze，我的《新独和辞书》上除了货币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乔峰来信云：“查德文分类学上均无此名。后在一种德文字典上查得münze可作minze解一语，而minze则薄荷也。我想，大概不错的。”这样，就译为薄荷。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写讫。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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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八年一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小约翰》。

〔2〕“讨赤”　原是北洋军阀常用的一个政治口号，他们往往把一切共产主义的、革命的、稍带进步色彩的、以至为他们所敌视的各种事物统称之为“赤化”，而把他们对此采取的战争行动和镇压措施称为“讨赤”。鲁迅作本篇时正是奉系军阀盘踞北京，以“讨赤”为名大搞白色恐怖的时候。

〔3〕“革命策源地”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所以当时曾被称为“革命的策源地”。鲁迅作本篇已在一九一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所以说“不敢妄想从容”。

〔4〕hertwig　赫尔特维希（r．von　hertwig，1850—1937），德国动物学家。

〔5〕strassburger　施特拉斯布格（e．strassburger，1844—1912），德国植物学家。

〔6〕《植物学大辞典》　杜亚泉等编辑，一九一八年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7〕经学家　研究儒家经籍的学者。《毛诗》，即《诗经》。《诗经》的古文学派，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故称《毛诗》。三国吴陆玑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注解《毛诗》中的动植物的专书。

〔8〕小学家　研究语言文字的学者；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尔雅》，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书，作者不详，全书共十九篇，前三篇为一般词语，其下各篇则为各种名物的解释。

〔9〕《本草》　记载中医药物的专书，统称《本草》，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药物包括金石及动植物等。

〔10〕凯白勒　荷兰语作nachtegalskruid，意云“夜莺草”。an^thriscus，峨参属。

〔11〕《本草别录》　又名《名医别录》，南朝梁陶弘景著，原书已佚，其内容曾录入《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一书。鲁迅的引文见该书卷十四。

〔12〕《化学卫生论》　一部关于营养学的书，英国真司腾著，罗以斯增订，傅兰雅译，计四卷三十三章，一八七九年上海广学会出版。霍布，通译忽布，见该书第十六章《论忽布花等醉性之质》。

〔13〕水黾　亦名水马，栖息于池沼的小虫。

〔14〕massliebchen　学名bellis　perennis，《植物学大辞典》的译名是延命菊，《英拉汉植物名称》则译为雏菊。

〔15〕《玉篇》　南朝梁顾野王编撰，唐孙强增加，宋陈彭年等重修，体例仿《说文解字》的古代字书之一，计三十卷。

〔16〕《博雅》　三国魏张揖编撰，研究古代词汇和注释的词书，篇目次序据《尔雅》，共十卷，原题《广雅》，因避隋炀帝讳改名《博雅》。

题记〔2〕

两三年前，我从这杂文集中翻译《北京的魅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续译下去，积成一本书册。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这一篇是适合的。

爽爽快快地写下去，毫不艰深，但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我所有的书籍非常少，后来便也还从这里选译了好几篇，那大概是关于思想和文艺的。

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3〕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检旧译，长长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学”潮声中〔4〕，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

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说，“从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记和关于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选译了十五篇；从第二部分中，只选译了四篇，因为从我看来，作者的旅行记是轻妙的，但往往过于轻妙，令人如读日报上的杂俎，因此倒减却移译的兴趣了。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为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译上那一篇去。

这里要添几句声明。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且在《后记》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为我深信作者的意见，在日本那时是还要算急进的。后来看见上海的《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5〕，才知道他因为见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记》〔6〕里有赞成贤母良妻主义的话，便颇责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这实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选译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

例如本书中的《论办事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我素来的做事，一件未毕，是总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惫。那一篇里面就指示着这样脾气的不行，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

原书有插画三幅，因为我觉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换了，并且比原数添上几张，以见文中所讲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帮我搜集图画的几个朋友，我便顺手在此表明我的谢意，还有教给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于上海寓楼译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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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山水·人物》　日本鹤见祐辅的杂文集。原书于一九二四年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社出版，共收杂文三十一篇。鲁迅选译了二十篇，其中十三篇（包括序言）的译文在收入单行本之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北新》周刊、《北新》半月刊、《语丝》周刊、《京报副刊》、《莽原》半月刊、《民众文艺周刊》）。

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评论家，曾留学美国。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有《南洋游记》、《欧美名士印象记》、《拜仑传》等。

〔2〕本篇最初以《关于思想山川人物》为题，连同《思想·山水·人物》序言的译文，同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单行本。

〔3〕亚诺德（m．arnold，1822—1888）　英国文艺批评家、诗人。著有《文学批评论文集》等。威尔逊（w．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人。穆来（j．morley，1838—1923），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曾任自由党内阁大臣。

〔4〕“革命文学”潮声中　指一九二八年间创造社等文学团体提倡的革命文学。

〔5〕《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　待查。

〔6〕《北米印象记》　即《北美印象记》，日本厨川白村写于一九一七年的游美杂记。有沈端先中译本，一九二九年上海金屋书店出版。

《说幽默》译者附记〔1〕

将humor这字，音译为“幽默”，是语堂〔2〕开首的。因为那两字似乎含有意义，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所以我不大赞成，一向没有沿用。但想了几回，终于也想不出别的什么适当的字来，便还是用现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一二，七。译者识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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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说幽默》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来同印入单行本。

〔2〕语堂　即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著有杂文集《剪拂集》等。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1〕

这是《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篇，不写何时所作，大约是有所为而发的。作者是法学家，又喜欢谈政治，所以意见如此。

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2〕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3〕，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还负着一个“思想过激”的罪名，而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评”，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为这意思是不完全的。

第一，要先看怎样的“世评”。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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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未印入单行本。

〔2〕学者们　指胡适等人。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它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劝人“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

“五卅”运动后，他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3〕一点异议　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致徐炳昶的信（见《华盖集·通讯》）中指出：“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在《华盖集·碎话》中也表示了反对“进研究室”的主张。

小引〔2〕

这是一本杂集三四年来所译关于文艺论说的书，有为熟人催促，译以塞责的，有闲坐无事，自己译来消遣的。这回汇印成书，于内容也未加挑选，倘有曾在报章上登载而这里却没有的，那是因为自己失掉了稿子或印本。

书中的各论文，也并非各时代的各名作。想翻译一点外国作品，被限制之处非常多。首先是书，住在虽然大都市，而新书却极难得的地方，见闻决不能广。其次是时间，总因许多杂务，每天只能分割仅少的时光来阅读；加以自己常有避难就易之心，一遇工作繁重，译时费力，或豫料读者也大约要觉得艰深讨厌的，便放下了。

这回编完一看，只有二十五篇，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的是三分之二。作者十人，除俄国的开培尔〔3〕外，都是日本人。

这里也不及历举他们的事迹，只想声明一句：其中惟岛崎藤村〔4〕，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三位，是兼从事于创作的。

就排列而言，上面的三分之二——绍介西洋文艺思潮的文字不在内——凡主张的文章都依照着较旧的论据，连《新时代与文艺》〔5〕这一个新题目，也还是属于这一流。近一年来中国应着“革命文学”的呼声而起的许多论文，就还未能啄破这一层老壳，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6〕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看这些篇，是很可以借镜的。

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片上伸〔7〕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了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和有岛武郎的论争〔8〕，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的两派的主意之所在。末一篇〔9〕不过是绍介，那时有三四种译本先后发表，所以这就搁下了，现在仍附之卷末。

因为并不是一时翻译的，到现在，原书大半已经都不在手头了，当编印时，就无从一一复勘；但倘有错误，自然还是译者的责任，甘受弹纠，决无异言。又，去年“革命文学家”〔10〕群起而努力于“宣传”我的个人琐事的时候，曾说我要译一部论文。那倒是真的，就是这一本，不过并非全部新译，仍旧是曾经“横横直直，发表过的”居大多数，连自己看来，也说不出是怎样精采的书。但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倘读者从这一本杂书中，于绍介文字得一点参考，于主张文字得一点领会，心愿就十分满足了。

书面的图画，也如书中的文章一样，是从日本书《先驱艺术丛书》上贩来的，原也是书面，没有署名，不知谁作，但记以志谢。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校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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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壁下译丛》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计收论文二十五篇，其中十七篇在编集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莽原》周刊、《语丝》周刊、《莽原》半月刊、《小说月报》、《奔流》月刊、《大江月刊》、《国民新报》副刊）。

〔2〕本篇最初印入《壁下译丛》单行本。

〔3〕开培尔（r．von　koeber，1848—1923）　德国作家。原籍俄国，早年在莫斯科学习音乐，后在德国留学，毕业后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一四年退职，从事写作。

〔4〕岛崎藤村（1872—1943）　日本作家。原名岛崎春树，作品有自然主义倾向，早年写诗，后写小说，著有诗集《嫩叶集》、小说《破戒》等。

〔5〕《新时代与文艺》　《壁下译丛》中的一篇，日本文艺评论家金子筑水作。

〔6〕“文学是宣传”　语出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拜金艺术》一书。鲁迅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复冬芬信）中说：“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

〔7〕片上伸（1884—1928）　日本文艺评论家、俄国文学研究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留学俄国，一九二四年又去苏联访问。著有《俄国文学研究》、《俄罗斯的现实》等。

〔8〕这里所说片上伸和有岛武郎的论争，见于片上伸的《阶级艺术的问题》和有岛武郎的《宣言一篇》。

〔9〕末一篇　指昇曙梦的《最近的戈理基》一文。

〔10〕“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某些人。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译者附记〔1〕

因为记得《小说月报》〔2〕第十四卷载有培那文德〔3〕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译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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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西班牙剧坛的将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后未收入单行本。

〔2〕《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是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改革内容，发表新文学创作和介绍外国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

〔3〕培那文德（j．benavente，1866—1954）　西班牙戏剧家。

开始时写抒情诗和小说，后来从事戏剧活动，曾写作剧本一百多部。

《热情之花》一译《玛尔凯丽达》，是他作于一九一三年的一部悲剧。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者附记〔1〕

开培尔博士（dr．raphael　koeber）是俄籍的日耳曼人，但他在著作中，却还自承是德国。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讲师多年，退职时，学生们为他集印了一本著作以作纪念，名曰《小品》（kleine　schriften）。其中有一篇《问和答》〔2〕，是对自若干人的各种质问，加以答复的。这又是其中的一节，小题目是《论小说的浏览》，《我以为最好的小说》。虽然他那意见的根柢是古典底，避世底，但也极有确切中肯的处所，比中国的自以为新的学者们要新得多。现在从深田，久保二氏〔3〕的译本译出，以供青年的参考云。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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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小说的浏览和选择》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语丝》周刊弟四十九期，后印入《壁下译丛》，附在译文之后。

〔2〕《问和答》　应为《答问者》。

〔3〕深田、久保　指开培尔的学生深田康算（1878—1927）、久保勉（1883—1972）二人。他们译有《开培尔博士小品集》一书，一九一八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译者附记〔1〕

一九二○年一月《文章世界》〔2〕所载，后来收入《小小的灯》〔3〕中。一九二七年即伊孛生〔4〕生后一百年，死后二十二年，译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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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号，后来收入单行本。

卢勃克和伊里纳是易卜生最后一个剧本（写于一九○○年）《当我们死人再生时》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2〕《文章世界》　日本的文艺杂志，月刊，一九○六年三月创刊，一九二一年一月起改名《新文学》，田山花袋主编，提倡自然主义。

〔3〕《小小的灯》　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文艺论文集。

〔4〕伊孛生（h．ibsen，1828—1906）　通译易卜生，挪威戏剧家。青年时曾参加挪威民族独立运动，一八四八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及《国民公敌》等。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1〕

这是六年以前，片上先生〔2〕赴俄国游学，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一场演讲；当时译者也曾往听，但后来可有笔记在刊物上揭载，却记不清楚了。今年三月，作者逝世，有论文一本，作为遗著刊印出来，此篇即在内，也许还是作者自记的罢，便译存于《壁下译丛》中以留一种纪念。

演讲中有时说得颇曲折晦涩，几处是不相连贯的，这是因为那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仔细一看，意义自明。其中所举的几种作品，除《我们》〔3〕一篇外，现在中国也都有译本，很容易拿来参考了。今写出如下——

《傀儡家庭》，潘家洵〔4〕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世界丛书》〔5〕之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6〕（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共学社丛书》〔7〕之一。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耿济之〔8〕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胡学〔9〕译。《未名丛刊》〔10〕之一。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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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北欧文学的原理》的译文，最初印入《壁下译丛》。

〔2〕片上先生　即片上伸。

〔3〕《我们》　苏联早期文学团体“锻冶场”诗人盖拉西莫夫（l．q．mihnxpmtj，1889—1939）所作短诗，有画室（冯雪峰）译文，载译诗集《流冰》中，一九二九年二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4〕《傀儡家庭》　又译《娜拉》、《玩偶之家》，易卜生一八七九年所作剧本。潘家洵，字介泉，江苏吴县人，新潮社社员，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译有《易卜生集》第一、二集，共收剧本五种。

〔5〕《世界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丛书，其中有《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等。

〔6〕《海上夫人》　易卜生一八八八年所作剧本。

〔7〕《共学社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丛书，其中有翻译的俄国小说多种及《俄国戏曲集》十种。

〔8〕《呆伊凡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根据民间故事改写的作品，中译本收入《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为《共学社丛书》之一，瞿秋白、耿济之合译。耿济之（1899—1947），上海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翻译工作者，曾译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多种。

〔9〕《十二个》　长诗，俄国诗人勃洛克（e．e．aut]，1880—1921）作，胡学译，曾经鲁迅校订，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胡学，即胡成才，浙江龙游人，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学俄文系毕业，曾留学苏联。

〔10〕《未名丛刊》　鲁迅编辑的一种丛书，专收翻译文学，先由北新书局出版，后改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1〕

片上教授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公开讲演时，我也在旁听，但那讲演的译文，那时曾否登载报章，却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他去世之后，有一本《露西亚文学研究》〔2〕出版，内有这一篇，便于三闲〔3〕时译出，编入《壁下译丛》里。现在《译丛》一时未能印成，而《大江月刊》第一期，陈望道〔4〕先生恰恰提起这回的讲演，便抽了下来，先行发表，既似应时，又可偷懒，岂非一举而两得也乎哉！

这讲演，虽不怎样精深难解，而在当时，却仿佛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因为那时是那样的时候，连“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成仿吾还在把守“艺术之宫”〔5〕，郭沫若也未曾翻“一个跟斗”〔6〕，更不必说那些“有闲阶级”〔7〕了。

其中提起的几种书，除《我们》外，中国现在已经都有译本了：——

《傀儡家庭》　潘家洵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　（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　耿济之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　胡学译。《未名丛刊》之一。北新书局发行。

要知道得仔细的人是很容易得到的。不过今年是似乎大忌“矛盾”，不骂几句托尔斯泰“矛盾”〔8〕就不时髦，要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9〕，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10〕，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11〕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12〕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13〕，于是“打发他们去”〔14〕，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

“鲁迅不懂唯物史观”〔15〕，但“旁观”〔16〕起来，好像将毒药给“同志”吃，也是一种“新文艺”家的“战略”似的。

上月刚说过不在《大江月刊》上发牢骚，不料写一点尾巴，旧病便复发了，“来者犹可追”〔17〕，这样就算完结。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夜，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18〕

※　　　　　　　 ※　　　　　　　　 ※

〔1〕本篇连同《北欧文学的原理》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号《大江月刊》，后未印入《壁下译丛》。

〔2〕《露西亚文学研究》　即《俄罗斯文学研究》，片上伸所著文学论文集。

〔3〕三闲　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中曾论及“趣味文学”说：

“我们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三闲即指此。

〔4〕《大江月刊》　综合性杂志，陈望道主编，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出至十二月第三期停刊。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曾留学日本，研究社会科学、语言学。著有《修辞学发凡》，译有《苏俄文学理论》等。

〔5〕成仿吾　湖南新化人，文学批评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后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把守‘艺术之宫’”，指他在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间提倡文学上追求“全”与“美”之类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艺术之宫”，原语出于英国诗人丁尼生，他写有以此为题的一首讽喻诗。

〔6〕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未曾翻‘一个跟斗’”，指他当时还没有实行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方向转换”。（见他的《留声机器的回音》，载一九二八年三月《文化批判》第三号。）

〔7〕“有闲阶级”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中引用成仿吾所说“三个闲暇”时说，“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鲁迅在《三闲集·“醉限”中的朦胧》中说，李初梨的这个说法，其意图是“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

〔8〕托尔斯泰“矛盾”冯乃超在《艺术和社会生活》（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一期）等文中，曾谈及“托尔斯泰的见解的矛盾”。

〔9〕“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英语proletariat　ideology（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音译。

〔10〕《少年维特的烦恼》　书信体小说，德国作家歌德著，描写市民阶层的恋爱悲剧。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一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1048—1123）的四行诗集，内容为反对宗教和僧侣，宣扬享乐和自由。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二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波斯的一种四行诗体。

〔11〕见克兴的《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任凭作家是什么阶级底人，在他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去具体地分析历史的社会的一般的现象，解释社会的现实的运动以前，必然地他不能把一切支配阶级底意识形态克服，他的作品一定要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巩固他的统治底工作。”

〔12〕印贴利更追亚　英语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的音译。

〔13〕“落伍”石厚生（成仿吾）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中曾说从鲁迅的“醉眼陶然”里，“可以看出时代落伍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自暴自弃”。

〔14〕“打发他们去”　见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它们打包，打发它们去。”

〔15〕“鲁迅不懂唯物史观”　杜荃（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中，说鲁迅“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

〔16〕“旁观”　见阿英（钱杏邨）的《“朦胧”以后》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我们》月刊创刊号），他说：“今日之鲁迅，实在是可怜得紧，……这是革命的旁观者的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

〔17〕“来者犹可追”　语见《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8〕《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上曾有署名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一文，说鲁迅的“公馆是在租界口上，虽然是中国街，但万一有危险时，仍然可以很容易地逃到租界里去。”这里鲁迅有意加以调侃。

小引〔2〕

作者在日本，是以研究北欧文学，负有盛名的人，而在这一类学者群中，主张也最为热烈。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一月所作，后来收在《文学评论》〔3〕中，那主旨，如结末所说，不过愿于读者解释现今新兴文学“诸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和时代的交涉等，有一点裨助。”

但作者的文体，是很繁复曲折的，译时也偶有减省，如三曲省为二曲，二曲改为一曲〔4〕之类，不过仍因译者文拙，又不愿太改原来语气，所以还是沈闷累坠之处居多。只希望读者于这一端能加鉴原，倘有些讨厌了，即每日只看一节也好，因为本文的内容，我相信大概不至于使读者看完之后，会觉得毫无所得的。

此外，则本文中并无改动；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的了。

至于翻译这篇的意思，是极简单的。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5〕，表现主义，未来主义〔6〕……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四日，译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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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日本文艺批评家片上伸所著论文，原题《无产阶级文学的诸问题》。中译本于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为《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在同一丛书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九二八年大江书铺版）卷末的广告中，此书又题为《最近新文学之诸问题》；又《三闲集》卷末附录的《鲁迅著译书目》中所载本书，题目作《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

〔2〕本篇最初印入《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单行本卷首，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文学评论》　片上伸作文学批评论文集，一九二六年日本东京新潮社出版。

〔4〕《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里曾说及翻译之难：“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将仂句拆下来”，当是“三曲省为二曲，二曲改为一曲之类”的译法的具体的说明。仂句，语法术语，现在通称“主谓词组”。

〔5〕罗曼主义　即浪漫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种文艺思潮。自然主义，盛行于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的一种文艺思潮，主张文艺创作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着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个别现象。

〔6〕表现主义　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奥国等地流行的一种反映资产阶级意识的文艺流派。主张文艺表现作者的自我感受，认为主观是唯一的真实，反对艺术的目的性。未来主义，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艺术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影响了欧洲各国，它否定一切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强调表现现代的机械文明，追求怪诞的形式，宣传创造“未来”的艺术。

小序〔2〕

这一本小小的书，是从日本昇曙梦〔3〕的译本重译出来的。

书的特色和作者现今所负的任务，原序的第四段中已经很简明地说尽，在我，是不能多赘什么了。

作者〔4〕幼时的身世，大家似乎不大明白。有的说，父是俄国人，母是波兰人；有的说，是一八七八年生于基雅夫地方的穷人家里的；有的却道一八七六年生在波尔泰跋，父祖是大地主。要之，是在基雅夫中学卒业，而不能升学，因为思想新。后来就游学德法，中经回国〔5〕，遭过一回流刑，再到海外。至三月革命〔6〕，才得自由，复归母国，现在是人民教育委员长。

他是革命者，也是艺术家，批评家。著作之中，有《文学的影像》，《生活的反响》，《艺术与革命》等，最为世间所知，也有不少的戏曲。又有《实证美学的基础》一卷，共五篇，虽早在一九○三年出版，但是一部紧要的书。因为如作者自序所说，乃是“以最压缩了的形式，来传那有一切结论的美学的大体”，并且还成着他迄今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柢的。

这《艺术论》，出版算是新的，然而也不过是新编。一三两篇我不知道，第二篇原在《艺术与革命》中；末两篇则包括《实证美学的基础》的几乎全部，现在比较如下方——

《实证美学的基础》　　《艺术论》

一　生活与理想　　　　　　五　艺术与生活（一）

二　美学是什么？

三　美是什么？　　　　　　四　美及其种类（一）

四　最重要的美的种类　　　四　同　　　　（二）

五　艺术　　　　　　　　　五　艺术与生活（二）

就是，彼有此无者，只有一篇，我现在译附在后面，即成为《艺术论》中，并包《实证美学的基础》的全部，倘照上列的次序看去，便等于看了那一部了。各篇的结末，虽然间或有些不同，但无关大体。又，原序上说起《生活与理想》这辉煌的文章，而书中并无这题目，比较之后，才知道便是《艺术与生活》的第一章。

由我所见，觉得这回的排列和篇目，固然更为整齐冠冕了，但在读者，恐怕倒是依着“实证美学的基础”的排列，顺次看去，较为易于理解；开首三篇，是先看后看，都可以的。

原本既是压缩为精粹的书，所依据的又是生物学底社会学，其中涉及生物，生理，心理，物理，化学，哲学等，学问的范围殊为广大，至于美学和科学底社会主义，则更不俟言。凡这些，译者都并无素养，因此每多窒滞，遇不解处，则参考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7〕（内有《艺术与产业》一篇）及《实证美学的基础》外村史郎〔8〕译本，又马场哲哉译本，然而难解之处，往往各本文字并同，仍苦不能通贯，费时颇久，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至于错误，尤必不免。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或从原文翻译，那就更好了。

其实，是要知道作者的主张，只要看《实证美学的基础》就很够的。但这个书名，恐怕就可以使现在的读者望而却步，所以我取了这一部。而终于力不从心，译不成较好的文字，只希望读者肯耐心一观，大概总可以知道大意，有所领会的罢。如所论艺术与产业之合一，理性与感情之合一，真善美之合一，战斗之必要，现实底的理想之必要，执着现实之必要，甚至于以君主为贤于高蹈者，都是极为警辟的。全书在后，这里不列举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于上海译迄，记。鲁迅。

※　　　　　　　 ※　　　　　　　　 ※

〔1〕《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关于艺术的论文专集，中译本译成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同年六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为《艺术理论丛书》的第一种，内收论文五篇，又附录一篇。

〔2〕本篇最初印入《艺术论》单行本卷首，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昇曙梦（1878—1958）　日本翻译家，俄国文学的研究者。

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等。

〔4〕指卢那察尔斯基（e．k．c

fnhnhx]pz，1875—1933），苏联文艺评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至一九二九年间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著有《艺术的社会基础》、《艺术与马克思主义》、《欧洲文学史纲要》等，以及《浮士德与城》、《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等剧本。

〔5〕卢那察尔斯基系一八七五年出生于波尔塔瓦的一个思想激进的官吏家庭。基雅夫，通译基辅；波尔泰跋，通译波尔塔瓦。卢那察尔斯基曾于一八九五年进瑞士苏黎世大学，一年后去巴黎，一八九八年回国。

〔6〕三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国彼得堡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这一天俄历为二月二十七日，所以史称二月革命。

〔7〕茂森唯士（1895—1973）　日本的苏联问题研究者，曾任《日本评论》社总编辑、世界动态研究社社长。著有《苏联现状读本》、《日本与苏联》等。《新艺术论》是他介绍苏联文艺理论的著作。

〔8〕外村史郎　原名马场哲哉（1891—1951），日本翻译家、俄国文学研究者。主要译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

译者附记〔2〕

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但这种工作，在我是力所不及的，因为只读过这位作者所著述的极小部分。现在从尾濑敬止〔3〕的《革命露西亚的艺术》中，译一篇短文放在前面，其实也并非精良坚实之作。——我恐怕他只依据了一本《研求》〔4〕，——不过可以略知大概，聊胜于无罢了。

第一篇是从金田常三郎所译《托尔斯泰与马克斯》的附录里重译的，他原从世界语的本子译出，所以这译本是重而又重。艺术何以发生之故，本是重大的问题，可惜这篇文字并不多，所以读到终篇，令人仿佛有不足之感。然而他的艺术观的根本概念，例如在《实证美学的基础》中所发挥的，却几乎无不具体而微地说在里面，领会之后，虽然只是一个大概，但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看语气，好像是讲演，惟不知讲于那一年。

第二篇是托尔斯泰死去的翌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在《新时代》〔5〕揭载，后来收在《文学底影像》〔6〕里的。今年一月，我从日本辑印的《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中杉本良吉的译文重译，登在《春潮》月刊〔7〕一卷三期上。

末尾有一点短跋，略述重译这篇文章的意思，现在再录在下面——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西欧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8〕，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9〕。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10〕，还有青年作家d’ancelis〔11〕等——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豫知的事，是非常之难的。在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12〕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约略同时，韦素园君的从原文直接译出的这一篇，也在《未名》半月刊〔13〕二卷二期上发表了。他多年卧在病床上还翻译这样费力的论文，实在给我不少的鼓励和感激。至于译文，有时晦涩也不下于我，但多几句，精确之处自然也更多，我现在未曾据以改定这译本，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讲演，据金田常三郎的日译本重译的，曾分载去年《奔流》〔14〕的七，八两本上。原本并无种种小题目，是译者所加，意在使读者易于省览，现在仍然袭而不改。还有一篇短序，于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和冲突，说得很简明，也节译一点在这里——

“流成现代世界人类的思想圈的对蹠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这两个代表底思想，其间又夹杂着从这两种思想抽芽，而变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克，以形成现代人类的思想生活。

“卢那卡尔斯基要表现这两种代表底观念形态，便将前者的非有产者底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斯主义，后者的非有产者底精神主义，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在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当无产者独裁的今日，在农民和智识阶级之间，也还有强固的思想底根底的。……

这于无产者的马克斯主义底国家统制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劳农俄国人民教化的高位〔15〕的卢那卡尔斯基，为拂拭在俄国的多数主义的思想底障碍石的托尔斯泰主义起见，作这一场演说，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卢那卡尔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那么，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6〕里，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吉诃德老爷，却决不怀着恶意的。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卢那卡尔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

第四和第五两篇，都从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译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艺术与革命》〔17〕中。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仅见后者的上半注云“一九一九年末作”，其余未详年代，但看其语气，当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艰难困苦之时。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正人君子”〔18〕，和去年一时大叫“打发他们去”的“革命文学家”〔19〕，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但他对于俄国文艺的主张，又因为时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国的托名要存古而实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为口实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新世界》〔20〕杂志上发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藏原惟人〔21〕译载在《战旗》〔22〕里，今即据以重译。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的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是也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们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本书的内容和出处，就如上文所言。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应环境之情势，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

六篇中，有两篇半〔23〕曾在期刊上发表，其余都是新译的。

我以为最要紧的尤其是末一篇〔24〕，凡要略知新的批评者，都非细看不可。可惜译成一看，还是很艰涩，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无可如何。原译文上也颇有错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则只能承袭，因为一人之力，察不出来。但仍希望读者倘有发见时，加以指摘，给我将来还有改正的机会。

至于我的译文，则因为匆忙和疏忽，加以体力不济，谬误和遗漏之处也颇多。这首先要感谢雪峰〔25〕君，他于校勘时，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鲁迅于上海的风雨，啼哭，歌笑声中记。

※　　　　　　　 ※　　　　　　　　 ※

〔1〕《文艺与批评》　鲁迅编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共收论文六篇。其中《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曾发表于《春潮》月刊，《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和《苏维埃国家与艺术》曾发表于《奔流》月刊，其它三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此书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2〕本篇最初印入《文艺与批评》单行本卷末，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尾濑敬止（1889—1952）　日本翻译家。十月革命后曾两次去苏联游历，著有《俄罗斯十大革命家》、《革命俄罗斯的艺术》等书，并翻译《工农俄罗斯诗集》等。

〔4〕《研求》　卢那察尔斯基早期作的一本哲学随笔。

〔5〕《新时代》　应为《新生活》，一九一○年创刊于彼得堡，迄于一九一五年。“第二篇”即《托尔斯泰之死与欧罗巴》，最初发表于《新生活》一九一一年第二期。

〔6〕《文学底影像》　一译《文学剪影》，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评论集，一九二三年出版。

〔7〕《春潮》月刊　文艺刊物，夏康农、张友松编辑，上海春潮书局发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创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停刊。

〔8〕anatole　france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以及文学评论集《文学生活》等。

〔9〕gerhart　hauptmann　葛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青年时代同情劳动人民，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过接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希特勒执政后，又曾对纳粹主义表示妥协。他在一八九二年出版的剧本《织工》以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此外还作有剧本《日出之前》、《獭皮》等。

〔10〕giovanni　papini　乔凡尼·巴比尼（1881—1956），意大利作家、哲学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原为无神论者，后改信天主教。

著有《哲学家的曙光》、《基督传》等。

〔11〕d’ancelis　丹契理斯，意大利作家。论文《对于托尔斯泰之死的生命的回答》的作者。

〔12〕多数派　布尔什维克的意译。

〔13〕《未名》半月刊　北京未名社编辑的文艺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创刊，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终刊，主要内容为介绍俄国及其它外国文学。

〔14〕《奔流》　鲁迅与郁达夫编辑的文艺月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第二卷第五期停刊。鲁迅曾写有相关的“编校后记”十二篇，现收入《集外集》。

〔15〕指在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

〔16〕《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卢那察尔斯基于一九二二年写作的戏剧，有易嘉（瞿秋白）译本，一九三四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为《文艺连丛》之一。

〔17〕《艺术与革命》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

〔18〕“正人君子”　指新月派文人。一九二九年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主张“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

〔19〕“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成员。

〔20〕《新世界》　苏联文艺、社会、政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五年一月创刊于莫斯科，后来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

〔21〕藏原惟人　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

〔22〕《战旗》　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撰稿者有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

〔23〕这里的半篇，指《苏维埃国家与艺术》的下半篇（“其五”），发表于《奔流》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其时《文艺与批评》已经出版。

〔24〕指《关于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据一九三○年三月《文艺与批评》再版本，本篇题目上的“马克斯主义”五字，改为“科学底”三字。

〔25〕雪峰　即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作家、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曾与鲁迅合作编辑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著有诗集《灵山歌》及，《回忆鲁迅》、《鲁迅的文学道路》等。

后记〔2〕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3〕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5〕的人们，布哈林〔6〕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7〕，托罗兹基〔8〕，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11〕，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12〕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14〕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16〕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1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18〕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19〕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20〕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21〕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

一九三○年四月十二之夜，鲁迅记于沪北小阁。

※　　　　　　　 ※　　　　　　　　 ※

〔1〕《文艺政策》　即《苏俄的文艺政策》，鲁迅据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的日译本重译。内容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俄共〔布〕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两个文件和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卷首有藏原惟人的“序言”，卷末又附录日本冈泽秀虎所作《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冯雪峰译）。一九三○年六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正文三篇，最初曾分别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五期，又第七至第十期（一九二八年六月至十月，又十二月及一九二九年四月）。

〔2〕本篇最初印入《文艺政策》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苏俄的文艺论战》　任国桢编译，内收褚沙克的《文学与艺术》、阿卫巴赫等八人联名的《文学与艺术》、瓦浪斯基的《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三文，又附录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鲁迅曾为此书写有《前记》，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

〔4〕瓦浪斯基（e．g．kthtfx]pz，1884—1943）　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评论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杂志《赤色新地》（又译《红色处女地》）。著有论文集《在交接点上》、《文学典型》、《艺术与生活》等。

〔5〕《那巴斯图》　俄语《ha　qtxy

》的音译，即《在岗位上》，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停刊。

〔6〕布哈林（d．c．annhpf，1888—1938）　早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被控与李可夫等结成反党联盟，后被处死。

〔7〕雅各武莱夫（k．e．k]tjuij，1896—1939）　苏联文艺评论家，曾任俄共〔布〕中央出版部部长。

〔8〕托罗兹基（c． ．whtg]pz，1879—1940）　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死于墨西哥。

〔9〕“锻冶厂”　即“锻冶场”，一九二○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左”倾文学团体，以出版文艺刊物《锻冶厂》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并入“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伐普”）。

〔10〕普列忒内夫（k．o．quiyfij，1886—1942）　苏联早期的文化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及理论家。

〔11〕瓦进（c．k．knhppf，1890—1941）　苏联文学评论家，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烈烈威支（c．m．ciuijph，1901—1918），《在岗位上》的编辑之一。著有《在文学岗位上》、《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等。

〔12〕阿卫巴赫（c．c．ejihsnn，1903—1938）　苏联文艺工作者，曾任《在岗位上》的编委。罗陀夫（d．e．_tptj，1893—1968），苏联诗人、文学评论家，原为“锻冶场”成员，一九二二年十月脱离，后又为《在岗位上》的领导人之一。培赛勉斯基（e．c．aifrmifx]pz，1898—1973），苏联诗人。《在岗位上》的撰稿者。著有《共青团员》、《悲剧之夜》等。

〔13〕《赤色新地》　一译《红色处女地》，包括文艺、科学、政论的大型综合性杂志，苏联国家出版局发行，一九二一年六月创刊，一九四二年停刊。

〔14〕评议会　即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论争，指在这次会议上的他们的发言。

〔15〕拉迪克（g．a．_npi]，1885—？）　通译拉狄克，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因参加托派集团，一度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

〔16〕《萌芽》　文艺月刊，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鲁迅、冯雪峰主编。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出至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旋即停刊。

〔17〕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大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18〕郑伯奇（1895—1979）　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

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19〕《艺术论》　鲁迅曾译过两种《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文选集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文集。这里指前者。“投降”，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20〕片冈铁兵（1894—1944）　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著有长篇小说《女性赞》、《活偶像》等。

〔21〕冈泽秀虎（1902—1973）　日本文艺批评家，俄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苏联、俄国文学理论》、《集团主义的文艺》等。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2〕

georg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3〕（1857—1918）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4〕的同人，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5〕，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仇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如开首述对于唯物论底文艺批评的见解及其任务；次述这方法虽然或被恶用，但不能作为反对的理由；中间据西欧文艺历史，说明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临末说要宣传主义，必须豫先懂得这主义，而文艺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都是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

评论蒲力汗诺夫的书，日本新近译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著作〔6〕；中国则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7〕的短论，译附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夜，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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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艺术论》　包括普列汉诺夫的四篇论文：《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和《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鲁迅据外村史郎的日译本译出，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鲁迅为译本所写序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六月一日《新地月刊》（即《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后编入《二心集》。

〔2〕本篇连同《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七期，后未印入《艺术论》单行本。

〔3〕georg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　即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支·普列汉诺夫。

〔4〕社会主义劳动党　应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三年在列宁领导下正式建党，一九一八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

〔5〕少数派的指导者　指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领袖。

〔6〕指雅各武莱夫的《普列汉诺夫论》。中译本曾列入《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但未出版。

〔7〕瓦勒夫松（l．a．ktutqxtf，1880—？）　苏联著作家。著有《苏维埃联邦与资本主义世界》、《苏维埃联邦的经济形象》等。“短论”，指他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

后记〔2〕

作者的名姓，如果写全，是aleksandr　stepan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义云“斯台班的儿子”；第三字才是姓。自传上不记所写的年月，但这最先载在理定所编的《文学底俄罗斯》（vladimir　lidin：literaturna－ya　russiya）〔3〕第一卷上，于一九二四年出版，那么，至迟是这一年所写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传》（pisateli）〔4〕中，雅各武莱夫的自传也还是这一篇，但增添了著作目录：从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计二十五种。

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5〕时代，因为物质的缺乏和生活的艰难，在文艺也是受难的时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经济政策〔6〕，文艺界遂又活泼起来。这时成绩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杂志《赤色新地》所拥护，而托罗兹基首先给以一个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7〕。

“‘同路人’们的出现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将‘绥拉比翁的弟兄’〔8〕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9〕里的第一回会议，算进里面去。（中略。）在本质上，这团体在直接底的意义上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倾向的。结合着‘弟兄’们者，是关于自由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凡有计划，他们都是反对者。倘要说他们也有了纲领，那么，那就在一切纲领的否定。将这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zoshchen－ko）〔10〕：‘从党员的见地来看，我是没有主义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来讲自己，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又不是帝政主义者。我只是俄罗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体的规模上，布尔塞维克于我最相近。我也赞成和布尔塞维克们来施行布尔塞维主义。（中略）我爱那农民的俄罗斯。’“一切‘弟兄’的纲领，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用或种形式，表现对于革命的无政府底的，乃至巴尔底山〔11〕（袭击队）底的要素（moment）的同情，以及对于革命的组织底计划底建设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态度。”（p．s．kogan〔12〕：《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四章。）《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便是这“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但是，如这团体的名称所显示，虽然取霍夫曼（th．a．hoffmann）〔13〕的小说之名，而其取义，却并非以绥拉比翁为师，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们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14〕和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15〕，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们才将全世界连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我曾将这译载在去年的《大众文艺》〔16〕上，但正只为这一个题目和作者的国籍，连广告也被上海的报馆所拒绝，作者的高洁的空想，至少在中国的有些处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来夫（l．andreev）的《老屋》〔17〕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的氛围气。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

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a．fadeev）的《溃灭》〔18〕在。

他的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19〕曾经和他会面，写了一点“印象”，可以略略窥见他之为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尔岑之家’〔20〕里会见的，但既在许多人们之中，雅各武莱夫又不是会出锋头的性质的人，所以没有多说话。第二回会面是在理定〔21〕的家里。从此以后，我便喜欢他了。

“他在自叙传上写着：父亲是染色工，父家的亲属都是农奴，母家的亲属是伏尔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会面了一看，诚然，他给人以生于大俄罗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朴’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里的，但又不流于粗豪，平静镇定，是一个连大声也不发的典型底的‘以农奴为祖先的现代俄罗斯的新的知识者’。

“一看那以墨斯科的十月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十月》，大约就不妨说，他的一切作品，是叙述着他所生长的伏尔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会底，以及经济底的特色的。

“听说雅各武莱夫每天早上五点钟光景便起床，清洁了身体，静静地诵过经文之后，这才动手来创作。睡早觉，是向来几乎算了一种俄国的知识阶级，尤其是文学者的资格的，然而他却是非常改变了的人。记得在理定的家里，他也没有喝一点酒。”（《新兴文学》〔22〕第五号1928。）他的父亲的职业，我所译的《自传》据日本尾濑敬止的《文艺战线》〔23〕所载重译，是“油漆匠”，这里却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罗马字拼起音来，是“ochez—mal’yar〔24〕”，我不知道谁算译的正确。

这书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译，前年，东京南宋书院〔25〕出版，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的第四篇。达夫〔26〕先生去年编《大众文艺》，征集稿件，便译了几章，登在那上面，后来他中止编辑，我也就中止翻译了。直到今年夏末，这才在一间玻璃门的房子里，将它译完。其时曹靖华〔27〕君寄给我一本原文，是《罗曼杂志》（roman　gazeta）〔28〕之一，但我没有比照的学力，只将日译本上所无的每章标题添上，分章之处，也照原本改正，眉目总算较为清楚了。

还有一点赘语：

第一，这一本小说并非普罗列泰利亚〔29〕底的作品。在苏联先前并未禁止，现在也还在通行，所以我们的大学教授拾了侨俄的唾余，说那边在用马克斯学说掂斤估两，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夸张的，其实倒是他们要将这作为口实，自己来掂斤估两。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学家于这些话偏会听到，弄得脸色发白，再来遥发宣言，也实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国还有一个雅各武莱夫，作《蒲力汗诺夫论》的，是列宁格勒国立艺术大学的助教，马克斯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姓氏虽同，却并非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莱夫的，自然还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珂干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所谓‘同路人’们的文学，和这（无产者文学），是成就了另一条路了。他们是从文学向生活去的，从那有自立底的价值的技术出发。他们首先第一，将革命看作艺术作品的题材。他们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倾向性的敌人，并且想定了与这倾向之如何，并无关系的作家们的自由的共和国。其实，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是终于也不能不拉进在一切战线上，沸腾着的斗争里面去了的，于是就参加了斗争。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将终，从革命底实生活进向文学的无产者作家，与从文学进向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两相合流，在十年之终，而有形成苏维埃作家联盟，使一切团体，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图，来作纪念，这是毫不足异的。”

关于“同路人”文学的过去，以及现在全般的状况，我想，这就说得很简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年八月三十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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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月》　苏联“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描写十月革命时期莫斯科起义的中篇小说，作于一九二三年。鲁迅于一九二九年初开始翻译，次年夏末译毕。至一九三三年二月始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列为《现代文艺丛书》（鲁迅编）之一。

此书前四章的译文，最初曾分刊于《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五、六两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及二月二十日）；第五章起至末章，译出后未在报刊发表过。

雅各武莱夫（e．d．k]tjuij，1886—1953）　通译雅柯夫列夫，苏联小说家。十月革命前开始文学创作，曾参加“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著有中篇小说《自由民》、《十月》，长篇小说《人和沙漠》等。

〔2〕本篇最初印入《十月》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文学底俄罗斯》　理定主编的一种文艺丛书，第一集出版于一九二四年，题为《文学的俄罗斯·当代俄国散文集》，选辑了二十八位作家的自传及作品。

〔4〕《作家传》　原题《qpxnyiup》（《作家》），副标题为《当代俄罗斯散文作家自传及画像》，一九二八年出版于莫斯科。

〔5〕战时共产主义　苏联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政策，以动员国内一切资源，保证前线需要。内容包括由国家控制全部工业；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贩卖粮食等项。

〔6〕新经济政策　苏联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于一九二一年春天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再实行不要市场和越过市场的直接的物品交换，并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

〔7〕“同路人”　一九二一年前后，苏联文艺评论界用以称呼“谢拉皮翁兄弟”团体为代表的作家，意味着他们同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同走一段路。

〔8〕“绥拉比翁的弟兄”　又译“谢拉皮翁兄弟”，以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内容描写谢拉皮翁兄弟六人，各自代表一种不同的个性）命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成立于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一九二四年解散。他们主张作家不问政治，无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否定文学的社会意义。代表人物有伦支、左琴科等。

〔9〕艺术之家　又称“艺术府”。一九二八年秋在列宁格勒成立的艺术府和文人府（文学家之家），是当时的文艺家聚会及朗诵的场所。

〔10〕淑雪兼珂（l．l．rtaif]t，1895—1958）　通译左琴科，苏联“同路人”作家。一九二一年开始文学活动，作品大都以小市民的生活琐事为题材。主要作品有短篇集《可敬的公民》等。

〔11〕巴尔底山　俄语qnhypfnf（游击队）的音译。

〔12〕p．s．kogan　戈庚（q．d．gtbnf，1872—1932），苏联文学史家。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大学教授。著有《西欧文学史概论》、《现代俄国文学史纲》等。《伟大的十年的文学》，是他写于一九二七年的文学论著，评述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的苏联文学概况，有沈端先译本，题为《伟大的十年间文学》，一九三○年九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13〕霍夫曼（1776—1822）　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著有《金罐》、《跳蚤师傅》等。他的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对颓废派文学影响颇大。

〔14〕伊凡诺夫（k．kcjnftj，1895—1963）　苏联作家。当过工人，一九一五年发表小说，得到高尔基的赞赏，即专心从事文学。代表作有《铁甲列车》等。

〔15〕毕力涅克（a．e．qpucfb]，1894—1941）　又译皮涅克，苏联“同路人”作家。十月革命后在政治上倾向革命，但创作上未摆脱无政府主义倾向。著有小说《精光的年头》等。

〔16〕《大众文艺》　文艺月刊，郁达夫、夏莱蒂主编，一九二八年九月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后期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六月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共出十二期。

〔17〕安特来夫的《老屋》　应为梭罗古勃的《老屋》，有陈炜谟译本，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梭罗古勃（[．g．dtutb

s，1863—1927），俄国作家。著有小说《小鬼》、《老屋》等。

〔18〕法兑耶夫（e．e．[npiij，1901—1956）　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溃灭》，即《毁灭》，长篇小说，有鲁迅译本，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19〕黑田乙吉（1888—1971）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曾留学苏联。著有《苏维埃塑像》、《北冰洋的探险》等。

〔20〕“赫尔岑之家”　俄国文学家赫尔岑（e．c．mihgif，1812—1870）的旧宅，莫斯科文学者俱乐部曾设立于此。“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等文学团体也在此设事务所。十月革命初期，一些作家常在此集会朗诵自己未发表的作品。

〔21〕理定（k．m．cpgpf）　苏联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变节者》等。二次大战期间任随军记者，写过不少战争故事。

〔22〕《新兴文学》　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一种外国文学丛书，下中弥三郎编辑。

〔23〕《文艺战线》　应为《艺术战线》，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苏联作家作品集，一九二六年出版于东京。

〔24〕“ochez－mal’yar”　俄语作“dyig^lnubh”，即“父亲——油漆匠”。

〔25〕井田孝平（1879—1936）　日本翻译工作者，曾任俄语教授。南宋书院，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

〔26〕达夫　即郁达夫（1896—1945）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

〔27〕曹靖华　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早年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

译有《铁流》、《城与年》等。

〔28〕《罗曼杂志》　俄语作《_tmnf^mnfiyn》，即《小说报》，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发行，一九二七年创刊。

〔29〕普罗列泰利亚　即无产阶级，英文proletariat的音译，源出拉丁文proletarius。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1〕

同是这一位作者的“非革命”的短篇《农夫》，听说就因为题目违碍，连广告都被大报馆拒绝了。这回再来译他一种中篇，观念比那《农夫》是前进一点，但还是“非革命”的，我想，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

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2〕，这是可以请有产无产文学家们大家放心的。

我所用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译者识。

※　　　　　　　 ※　　　　　　　　 ※

〔1〕本篇连同《十月》第一、二两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后未印入单行本。

〔2〕稗史　语出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后来泛称记载轶闻琐事的小说、笔记之类为稗官野史，或略作稗史。

后记〔2〕

要用三百页上下的书，来描写一百五十个真正的大众，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本书作者的简炼的方法，是从中选出代表来。

三个小队长。农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矿工的代表是图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点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张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师之后，十字架的银链子会在他的腰带上，临行喝得烂醉，对队员自谦为“猪一般的东西”。农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敌地，只坐在丛莽里吸烟卷，以待可以回去的时候的到来。矿工木罗式加给以批评道——

“我和他们合不来，那些农人们，和他们合不来。……

小气，阴气，没有胆——毫无例外……都这样！自己是什么也没有。简直像扫过的一样！……”（第二部之第五章）

图皤夫们可是大不相同了，规律既严，逃兵极少，因为他们不像农民，生根在土地上。虽然曾经散宿各处，召集时到得最晚，但后来却“只有图皤夫的小队，是完全集合在一气”了。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矿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农民的木罗式加，缺点却正属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闷懊恼的时候，则又颇近于美谛克了。然而并不自觉。工兵刚卡连珂说——

“从我们的无论谁，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里，都会发见农民的，在各人里。总之，属于这边的什么，至多也不过没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将他所鄙薄的别人的坏处，指给他就是自己的坏处，以人为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至少在农工相轻的时候，是极有意义的。然而木罗式加后来去作斥候，终于与美谛克不同，殉了他的职守了。

关于牧人美迭里札写得并不多。有他的果断，马术，以及临死的英雄底的行为。牧人出身的队员，也没有写。另有一个宽袍大袖的细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时代和这牧童的成人以后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那论法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是一个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队员……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和谁也合不来，谁也不帮助我，但这是我的错处么？我用了直心肠对人，但我所遇见的却是粗暴，对于我的玩笑，揶揄……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强些，人们就会听我，怕我的，因为在这里，谁也只向着这件事，谁也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装满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3〕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的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二之五）

这其实就是美谛克入队和逃走之际，都曾说过的“无论在那里做事，全都一样”论，这时却以为大恶，归之别人了。

此外解剖，深切者尚多，从开始以至终篇，随时可见。然而美谛克却有时也自觉着这缺点的，当他和巴克拉诺夫同去侦察日本军，在路上扳谈了一些话之后——

“美谛克用了突然的热心，开始来说明巴克拉诺夫的不进高中学校，并不算坏事情，倒是好。他在无意中，想使巴克拉诺夫相信自己虽然无教育，却是怎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但巴克拉诺夫却不能在自己的无教育之中，看见这样的价值，美谛克的更加复杂的判断，也就全然不能为他所领0会了。他们之间，于是并不发生心心相印的交谈。两人策了马，在长久的沉默中开快步前进。”

（二之二）

但还有一个专门学校学生企什，他的自己不行，别人更不行的论法，是和美谛克一样的——

“自然，我是生病，负伤的人，我是不耐烦做那样麻烦的工作的，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该不会比小子还要坏——这无须夸口来说……”（二之一）

然而比美谛克更善于避免劳作，更善于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唔，然而他（莱奋生）也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的人呵，单是狡猾罢了。就在想将我们当作踏脚，来挣自己的地位。自然，您总以为他是很有勇气，很有才能的队长罢。哼，岂有此理！——都是我们自己幻想的！

……”（同上）

这两人一相比较，便觉得美谛克还有纯厚的地方。弗理契〔4〕《代序》中谓作者连写美谛克，也令人感到有些爱护之处者，大约就为此。

莱奋生对于美谛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这样的——

“只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地面上，几万万人从太古以来，活在宽缓的怠惰的太阳下，住在污秽和穷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恶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这样的地面上，这穷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长这种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这不结子的空花……”（二之五）

但莱奋生本人，也正是一个知识分子——袭击队中的最有教养的人。本书里面只说起他先前是一个瘦弱的犹太小孩，曾经帮了他那终生梦想发财的父亲卖旧货，幼年时候，因为照相，要他凝视照相镜，人们曾诓骗他说将有小鸟从中飞出，然而终于没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这一类的欺人之谈，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但大抵已经不能回忆，因为个人的私事，已为被称为“先驱者莱奋生的莱奋生”的历年积下的层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为“先驱者”的由来，却可以确切地指出——

“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穷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义，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但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同上）

这就使莱奋生必然底地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人们也以为他除了来做队长之外，更无适宜的位置了。但莱奋生深信着——

“驱使着这些人们者，决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然而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较强的人们似的。”（二之三）

莱奋生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他就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画，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其时是——

“大家都在怀着尊敬和恐怖对他看，——却没有同情。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居部队之上的敌对底的力，但他已经觉悟，竟要向那边去，——他确信他的力是正当的。”（同上）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突围之际，他还是因为受了巴克拉诺夫的暗示。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为了惩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美谛克初到农民队的夏勒图巴部下去的时候，也曾感到这一种幻灭的——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给以说明道——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

（同上）

然而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的。例如美谛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转变，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颓唐，终至于无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莱奋生却不这样，他恐怕偶然也有这样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莱奋生自己和美谛克相比较之际，曾漏出他极有意义的消息来——

“但是，我有时也曾是这样，或者相像么？

“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译完复看之后，留存下来的印象。遗漏的可说之点，自然还很不少的。因为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更举其较大者，则有以寥寥数语，评论日本军的战术云——

“他们从这田庄进向那田庄，一步一步都安排稳妥，侧面布置着绵密的警备，伴着长久的停止，慢慢地进行。

在他们的动作的铁一般固执之中，虽然慢，却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计算的，然而同时是盲目底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们对抗的莱奋生的战术，则在他训练部队时叙述出来——

“他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钝又强的钉，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执拗地敲着一个处所。”

（一之九）

于是他在部队毁灭之后，一出森林，便看见打麦场上的远人，要使他们很快地和他变成一气了。

作者法捷耶夫（alexandr　alexandrovitch　fadeev）的事迹，除《自传》中所有的之外，我一无所知。仅由英文译文《毁灭》的小序中，知道他现在是无产者作家联盟的裁决团体〔5〕的一员。

又，他的罗曼小说《乌兑格之最后》〔6〕，已经完成，日本将有译本。

这一本书，原名《razgrom》，义云“破灭”，或“溃散”，藏原惟人译成日文，题为《坏灭》，我在春初译载《萌芽》上面，改称《溃灭》的，所据就是这一本；后来得到r．d．char^ques的英文译本和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7〕出版的德文译本，又参校了一遍，并将因为《萌芽》停版，放下未译的第三部补完。后二种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内容，则德日两译，几乎相同，而英译本却多独异之处，三占从二，所以就很少采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传》原是《文学的俄罗斯》所载，亦还君〔8〕从一九二八年印本译出；藏原惟人的一篇〔9〕，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卫》〔10〕上，洛扬君〔11〕译成华文的。这都从《萌芽》转录。弗理契（v．fri－tche）的序文，则三种译本上都没有，朱杜二君特为从《罗曼杂志》所载的原文译来。但音译字在这里都已改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译的本文换过了。特此声明，并表谢意。

卷头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诺夫（i．radinov）画的，已有佳作的定评。威绥斯拉夫崔夫（n．n．vuysheslavtsev）〔12〕的插画六幅，取自《罗曼杂志》中，和中国的“绣像”〔13〕颇相近，不算什么精采。但究竟总可以裨助一点阅者的兴趣，所以也就印进去了。在这里还要感谢靖华君远道见寄这些图画的盛意。

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译者。

※　　　　　　　 ※　　　　　　　　 ※

〔1〕《毁灭》　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中译本于一九三一年译毕。有两种版本：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海大江书铺版和同年十月上海三闲书屋版。在印行单行本之前，其第一部及第二部曾以《溃灭》为题，分期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期至第五期及《新地》月刊第一本。

法捷耶夫，参看本卷第322页注〔18〕。他曾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除《毁灭》外，尚著有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文学论文集《三十年间》等。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一年，他曾对《毁灭》进行修改多次。

〔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一年上海三闲书屋出版的《毁灭》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科尔却克（e．k．gtuhn]，1873—1920）　通译高尔察克，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头目之一。十月革命后，依靠英美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红军击溃其所部后被捕处死。

〔4〕弗理契（k．l．[hphi，1870—1927）　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著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5〕无产者作家联盟的裁决团体　即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评议委员会。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法捷耶夫是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6〕《乌兑格之最后》　即《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未写完。这里说“已经完成”，当指一九二九年在《十月》杂志上刊载的第一部分。

〔7〕r．d．charques　拉·德·加尔格，《毁灭》的英译者。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德语：文学与政治出版社。

〔8〕亦还君　未详。

〔9〕藏原惟人的一篇　指载于《毁灭》译本卷首的《关于〈毁灭〉》。

〔10〕《前卫》　日本发行的杂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东京。

〔11〕洛扬　即冯雪峰。

〔12〕拉迪诺夫（c．_ngpftj，1887—1967）　通译拉季诺夫，苏联美术家、诗人。威绥斯拉夫崔夫（h．kraixunjhij），苏联美术家。

〔13〕绣像　旧时通俗小说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1〕

关于这一本小说，本刊第二本上所译载的藏原惟人的说明，〔2〕已经颇为清楚了。但当我译完这第二部的上半时，还想写几句在翻译的进行中随时发生的感想。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譬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濒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3〕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

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本书的这一段，就将这情形描写得非常显豁（虽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觉得“轻松”一点的分子在内）。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4〕，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但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5〕将这胡乱记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对于本期译文的我的随时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说得太简略，辞不达意之处还很多，只愿于读者有一点帮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一九三○年二月八日，l。

※　　　　　　　 ※　　　　　　　　 ※

〔1〕本篇连同《毁灭》第二部第一至第三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未印入单行本。

〔2〕指藏原惟人的《法兑耶夫的小说》（洛扬译），刊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后来印入《溃灭》时，改题为《关于〈毁灭〉》。

〔3〕乌托邦　拉丁文　ut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意为“无处”。英国汤姆士·莫尔（t．more，1478—1535）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中，描述了一种称作“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4〕《老而不死论》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鲁迅在上海江湾复旦实验中学的讲演。讲稿佚。

〔5〕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葛世荣。

后记〔2〕

札弥亚丁（evgenii　zamiatin）〔3〕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内战时期，他还借“艺术府”“文人府”〔4〕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颇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维克，后遂脱离，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5〕译出的，并参用尾濑敬止的《艺术战线》里所载的译本。说的是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终于只得将毒药让给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写法虽然好像很晦涩，但仔细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饥饿的作品，中国已经译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员，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说：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军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绩回籍〔6〕。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7〕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

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译出的颇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8〕从《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9〕里译过来的，柴林（leonide　zarine）原译，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华旬刊》〔10〕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见一斑可推全豹的。

伦支（lev　lunz）〔11〕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原译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说明，如下：

“在青年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伦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终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创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饶的天禀，竟不遑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说，殊非微细的损失的。伦支是充满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驱除朋友们的沉滞和忧郁和疲劳，当绝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一接他的讣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沉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倾向，而于适合现代生活基调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扬。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马〔12〕和司谛芬生〔13〕，竭力要领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见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则西班牙的骑士故事〔14〕，法兰西的乐剧〔15〕，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伦支，较之小说，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说的本来的性质就属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伦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16〕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书中的话和现代的话，巧施调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现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窥见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话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说，则伦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规制定期，登记期，兵营整理期中，〔17〕逃进‘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现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伦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18〕，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甸的女儿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树园》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间所作，出处与前篇同，这里并仍录原译者的话：

“斐定（konstantin　fedin）〔19〕也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之一人，是自从将短篇寄给一九二二年所举行的‘文人府’的悬赏竞技，获得首选的荣冠以来，骤然出名的体面的作者。他的经历也和几乎一切的劳动作家一样，是颇富于变化的。故乡和雅各武莱夫同是萨拉妥夫（saratov）的伏尔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长于古老的果园，渔夫的小屋，纤夫的歌曲那样的诗底的环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艺术底倾向，但那倾向，是先出现于音乐方面的。他善奏怀亚林〔20〕，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处的音乐会。他既有这样的艺术的天禀，则不适应商家的空气，正是当然的事。十四岁时（一九○四年），曾经典质了爱用的乐器，离了家，往彼得堡去，后来得到父亲的许可，可以上京苦学了。世界大战前，为研究语学起见，便往德国，幸有天生的音乐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会的怀亚林弹奏人之类，继续着他的修学。

“世界大战〔21〕起，斐定也受了侦探的嫌疑，被监视了。当这时候，为消遣无聊计，便学学画，或则到村市的剧场去，作为歌剧的合唱队的一员。他的生活，虽然物质底地穷蹙，但大体是藏在艺术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实际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国，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礼了。他便成为共产党员，从事于煽动的演说，或做日报的编辑，或做执委的秘书，或自率赤军，往来于硝烟里。这对于他之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伟大的贡献，连他自己，也称这时期为生涯中的pathos　（感奋）的。

“斐定是有着纤细优美的作风的作者，在劳农俄国的作者们里，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但在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义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树园》，也可以一眼便看见这特色。这篇是在‘文人府’的悬赏时，列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写那古老的美的传统渐就灭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这一种人生永远的悲剧的。题目虽然是绝望底，而充满着像看水彩画一般的美丽明朗的色彩和绰约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并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酿出特种的调和，有力量将读者拉进那世界里面去，只这一点，就证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还有中篇《anna　timo－vna》〔22〕”。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与年》〔23〕的长篇，遂被称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种长篇《兄弟》出版，却因为颇多对于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赞颂，又很受批评家的责难了。这一短篇，倘使作于现在，是决不至于脍炙人口的；中国亦已有靖华的译本，收在《烟袋》〔24〕中，本可无需再录，但一者因为可以见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二则我的译本，成后又用《新兴文学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横泽芳人译本细加参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长，便又不忍舍弃，仍旧收在这里了。

雅各武莱夫（aleksandr　i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里，本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气中长大；而终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狱，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多时的苦闷，在文学上见了救星，为“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个，自传云：

“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而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们》，从《近代短篇小说集》中八住利雄〔25〕的译本重译，所发挥的自然也是人们互相救助爱抚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别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描写的大抵是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铁似的革命者在内，但恐怕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缘故罢，至今还有阅读的人们。我也曾于前年译给一家书店，但至今没有印。

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候，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

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旅行于外国。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原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村田春海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都用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左祝黎（efim　sosulia）〔26〕生于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他的少年时代大抵过在工业都市罗持（lodz）里。一九○五年，因为和几个大暴动的指导者的个人的交情，被捕系狱者很长久。释放之后，想到美洲去，便学“国际的手艺”，就是学成了招牌画工和漆匠。十九岁时，他发表了最初的杰出的小说。此后便先在阿兑塞，后在列宁格勒做文艺栏的记者，通信员和编辑人。他的擅长之处，是简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亚克与人性》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27〕（dreissig　neue　erzahler　des　neuen　russland）译出，原译者是荷涅克（erwin　honig）。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满着怀疑和失望，虽然穿上许多讽刺的衣裳，也还是一点都遮掩不过去，和确信农民的雅各武莱夫所见的“人性”，完全两样了。

听说这篇在中国已经有几种译本，是出于英文和法文的，可见西欧诸国，皆以此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见过译载在《青年界》〔28〕上的一篇，则与德译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将这一篇废弃。

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ev）〔29〕于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个小城里，家是一个半破落的家庭，虽然拮据，却还能竭力给他受很好的教育。从墨斯科大学毕业后，欧战已经开头，他便再入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受训练六月，上战线去了。革命后，他为铁甲车指挥官和乌克兰炮兵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宁格勒，一直到现在。

他的文学活动，是一九一二年就开始的，中间为战争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创作。小说制成影片，戏剧为剧场所开演，作品之被翻译者，几及十种国文；在中国有靖华译的《四十一》附《平常东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丛刊》里。

这一个中篇《星花》，也是靖华所译，直接出于原文的。

书叙一久被禁锢的妇女，爱一红军士兵，而终被其夫所杀害。

所写的居民的风习和性质，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诚，均极动人，令人非一气读完，不肯掩卷。然而和无产作者的作品，还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觉得教民和红军士兵，都一样是作品中的资材，写得一样地出色，并无偏倚。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传”中语）的，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于笔墨，便只能偏以洗练的技术制胜了。将这样的“同路人”的最优秀之作，和无产作家的作品对比起来，仔细一看，足令读者得益不少。

英培尔（vera　inber）〔30〕以一八九三年生于阿兑塞。九岁已经做诗；在高等女学校的时候，曾想去做女伶。卒业后，研究哲学，历史，艺术史者两年，又旅行了好几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诗集，一九一二年出版于巴黎，至二五年才始来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ns），吉柏龄（kipling），缪塞（musset）〔31〕，托尔斯泰，斯丹达尔（stendhal），法兰斯，哈德（bret　harte）〔32〕等人的影响。”许多诗集之外，她还有几种小说集，少年小说，并一种自叙传的长篇小说，曰《太阳之下》〔33〕，在德国已经有译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中，原译者弗兰克（elena　frank）。虽然只是一种小品，又有些失之夸张，但使新旧两代——母女与父子——相对照之处，是颇为巧妙的。

凯泰耶夫（valentin　kataev）〔34〕生于一八九七年，是一个阿兑塞的教员的儿子。一九一五年为师范学生时，已经发表了诗篇。欧洲大战起，以义勇兵赴西部战线，受伤了两回。

俄国内战时，他在乌克兰，被红军及白军所拘禁者许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后，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说，两部长篇，还有一种滑稽剧。

《物事》也是柔石的遗稿，出处和原译者，都与《老耗子》同。

这回所收集的资料中，“同路人”本来还有毕力涅克和绥甫林娜〔35〕的作品，但因为纸数关系，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爱伦堡（ilia　ehrenburg），巴培尔（isack　babel）〔36〕，还有老作家如惠垒赛耶夫（v．veresaev），普理希文（m．prishvin）〔37〕，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i）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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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竖琴》　鲁迅编译的苏联“同路人”作家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内收札弥亚丁的《洞窟》、淑雪兼柯的《老耗子》、伦支的《在沙漠上》、斐定的《果树园》、雅各武莱夫的《穷苦的人们》、理定的《竖琴》、左祝黎的《亚克与人性》、拉甫列涅夫的《星花》、英培尔的《拉拉的利益》、凯泰耶夫的《物事》等十篇（其中《老耗子》和《物事》系柔石译，《星花》系曹靖华译）。

〔2〕本篇最初印入《竖琴》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札弥亚丁（i．c．rnmpbypf，1884—1937）　苏联“同路人”作家，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赞助者。十月革命前即写小说，后死于巴黎。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给成年的孩子们的寓言》等。

〔4〕“艺术府”、“文人府”　即“艺术之家”、“文学家之家”。

〔5〕米川正夫（1891—1962）　日本翻译家、俄国文学研究者。

著有《俄国文学思潮》、《苏联旅行记》，译有《托尔斯泰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等。《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即《工农俄罗斯小说集》，一九二五年东京金星堂发行。

〔6〕回籍　据原文，应作复员。

〔7〕《彼得堡年报》　未样。

〔8〕柔石（1902—1931）　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作家。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等创办朝花社。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并致力于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9〕《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　英译本由s．格拉汉编选，一九二九年e．本痕出版社印行。

〔10〕《朝花旬刊》　上海朝花社发行的文艺刊物，着重介绍东欧、北欧及弱小民族的作品，由鲁迅、柔石主编，一九二九年六月创刊，同年九月停刊。

〔11〕伦支（c．d．c

fg，1901—1924）　苏联“同路人”作家，“谢拉皮翁兄弟”中重要人物之一。他崇拜西欧文艺，自称为“不可调和的西欧派”。

〔12〕仲马　指大仲马（a．dumas，1802—1870），法国作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及《基度山伯爵》等。

〔13〕司谛芬生（r．l．stevenson，1850—1894）　通译斯蒂文生，英国作家。十九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等。

〔14〕西班牙的骑士故事　在西欧中世纪骑士制度影响下，曾出现大批描写骑士的冒险生活和武功的作品，流行于法国和西班牙。塞万提斯（西班牙小说家）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借用骑士小说的形式，讽刺了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

〔15〕法兰西的乐剧　一种通俗的歌剧（mélodrame），内容比较轻松，起源于法国，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流行于英、美各国。

〔16〕《旧约》　即《旧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称《新约全书》）。《出埃及记》是《旧约》的第二卷，计四十章。

〔17〕指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共〔布〕通过和执行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关于实行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决议，以及党在军队里和政府机关里进行的一系列整顿工作。

〔18〕《民数记》　《旧约》的第四卷，计三十六章。

〔19〕斐定（，1892—1977）　通译费定，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年》、《初欢》、《不平凡的夏天》等。

〔20〕怀亚林　英语violin的音译，即小提琴。

〔21〕世界大战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世界规模的战争。参战的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等，称为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美等，称为协约国。最后同盟国失败。

〔22〕《enna　timovna》　《安娜·季莫菲耶芙娜》，费定的早期作品，发表于一九二三年。

〔23〕《都市与年》　又译《城与年》，费定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曹靖华中译本，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24〕《烟袋》　曹靖华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收作者七人的小说十一篇，以其中爱伦堡的《烟袋》为书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这里说曹靖华也译有《果树园》“收在《烟袋》中”，有误。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鲁迅致吕蓬尊信中说：“靖华所译的那一篇，名《花园》，我只记得见过印本，故写为在《烟袋》中，现既没有，那大概是在《未名》里罢”。但《未名》半月刊中亦无此篇。

〔25〕八住利雄　日本电影剧本作家、翻译工作者。著有电影剧本《战舰大和号》、《日本海大海战》等。

〔26〕左祝黎（1891—1941）　苏联作家。早年因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入狱，后在卫国战争中牺牲。著有长篇小说《人的工厂》、《时代的留声机》等。

〔27〕《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德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柏林马力克出版。

〔28〕《青年界》　综合性杂志，一九三一年一月创刊，赵景深、李小峰合编，上海北新书局发行。

〔29〕拉甫列涅夫（a．e．cnjhiffj，1892—1959）　苏联作家。

十月革命后曾参加红军。《四十一》（《第四十一》），是他作于一九二四年的中篇小说，曹靖华译，一九二九年六月北平未名社出版，一九三六年印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苏联作家七人集》。

〔30〕英培尔（k．l．cfsih，1890—1972）　苏联女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普尔科夫子午线》和散文集《将近三年（列宁格勒日记）》。

〔31〕吉柏龄（j．r．kipling，1865—1936）　通译吉卜林，英国作家。他生于印度，作品多描写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著有长篇小说《吉姆》、儿童故事《林莽之书》等。缪塞（a．de　musset，1810—1857），法国作家。著有自传性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等。

〔32〕斯丹达尔（stendhal，1783—1842）　通译司汤达，法国作家。原名贝尔（m．h．beyle）。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吕西安·娄凡》，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等。法兰斯，通译法朗士。哈德（f．b．harte，1836—1902）　美国作家。作品多描写淘金工人的艰苦生活，如《咆哮营的幸运儿》等。

〔33〕《太阳之下》　即《阳光照耀的地方》，英培尔根据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在敖德萨的生活写成的中篇。

〔34〕凯泰耶夫（k．q．gnynij）　通译卡达耶夫，苏联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

〔35〕绥甫林娜（c．d．dizo

uupfn，1889—1954）　通译谢芙琳娜，苏联女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维里尼亚》等。

〔36〕爱伦堡（c．m．rhifs

hb，1891—1967）　苏联作家。曾长期侨居国外，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雨》、《巴黎的陷落》，以及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等。巴培尔（c．r．ansiue，1894—1941），苏联作家。著有《骑兵队》、《敖德萨的故事》等。

〔37〕惠垒赛耶夫（b．b．kihixnij，1867—1945）　通译魏烈萨耶夫，苏联作家。著有小说《无路可走》、《绝路》等以及研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普理希文（m．m．qhpgjpf，1873—1954），苏联作家。曾任农艺师。著有小说《贝林捷亚的水泉》、《太阳的宝库》，自传体长篇小说《卡歇耶夫山脉》等。

《洞窟》译者附记〔1〕

俄国十月革命后饥荒情形的描写，中国所译的已有好几篇了。但描写寒冷之苦的小说，却尚不多见。萨弥亚丁（evgenü　samiatin）〔2〕是革命前就已出名的作家，这一篇巧妙地写出人民因饥寒而复归于原始生活的状态。为了几块柴，上流的智识者至于人格分裂，实行偷窃，然而这还是暂时的事，终于将毒药当作宝贝，以自杀为唯一的出路。——但在生活于温带地方的读者，恐怕所受的感印是没有怎么深切的。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译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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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洞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一号译者署名隋洛文。后未印入单行本。

〔2〕萨弥亚丁　即札弥亚丁。参看本卷第348页注〔3〕。

《竖琴》译者附记〔1〕

作者符拉迪弥尔·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岁。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常旅行外国，不久也许会像b．pilyniak〔2〕一样，到东方来。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约共有十二种。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篇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日本村田春海的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并重译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还要说几句不大中听的话——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3〕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许因为是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纪念”，和阿尔志跋绥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鲁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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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竖琴》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后作者将本篇前三段稍加修改，收入《竖琴》单行本后记。

〔2〕b．pilyniak　即毕力涅克。曾于一九二六年夏来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3〕“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意为无产阶级文化提倡者。

前记〔2〕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3〕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4〕。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5〕说：

“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6〕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7〕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8〕，“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9〕。”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10〕，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11〕，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

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14〕。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15〕，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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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天的工作》　鲁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内收毕力涅克的《苦蓬》、绥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铁的静寂》、聂维洛夫的《我要活》、玛拉式庚的《工人》、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尔玛诺夫的《革命的英雄们》、唆罗诃夫的《父亲》、班菲洛夫和伊连珂夫合写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等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两篇为文尹（杨之华）译。《苦蓬》、《肥料》和《我要活》三篇在收入单行本前，曾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半月刊、《北斗》月刊和《文学月报》。

〔2〕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无产者教化团　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苏联早期文化组织，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后，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部，并出版定期刊物《无产者文化》、《汽笛》等。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都犯有错误，一九二○年列宁曾给予批评。一九三二年解散。

〔4〕作家的大会　指一九二○年五月“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作家大会，出席者有代表二十五个城市的作家一百五十人。

〔5〕英古罗夫（c．cfb　utj）　《在岗位上》派的文艺评论家。

这里引用的他的话，见于他作的《论损失》一文，载《在岗位上》杂志创刊号（一九二三年）上。

〔6〕阿灵比亚　即奥林匹斯，希腊北部的高山，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住所，古希腊人视为神山。

〔7〕《青年卫军》　即《青年近卫军》，文学艺术和通俗科学杂志，俄共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二年创刊于莫斯科，与同年十月成立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社有密切关系。一九二三年三月“青年近卫军”社与“十月”社、“工人之春”社同参加“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8〕“十月团”　即“十月”社，苏联早期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核心人物有原属“锻冶场”社的马雷希金，“青年近卫军”社的培赛勉斯基，“工人之春”社的索柯洛夫和未参加团体的里别进斯基等。

〔9〕柏拉图一流的欢喜　指幻想或理想的快乐。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飨宴篇》等。

〔10〕里培进斯基（1898—1959）　通译里别进斯基，苏联作家。《一周间》，描写内战时期斗争的小说，有蒋光慈译本，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1〕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　苏联作家。早期作品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一九○五年革命后，转而以工人革命斗争为主题。《铁流》，描写红军游击队与敌人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有曹靖华译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鲁迅写有《编校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12〕革拉特珂夫（1883—1958）　苏联作家，早年参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流放，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士敏土》（现译《水泥》），描写国内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为恢复生产而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五年，有董绍明、蔡詠裳合译本，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13〕《哈蒲》　伊凡诺夫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小说，描写在西伯利亚猎狐的故事。

〔14〕苏联作家的联盟　指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后解散，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15〕这里所说“首先的两篇”，指《苦蓬》和《肥料》；“后八篇中的两篇”，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后记〔1〕

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2〕第三十六编平冈雅英所译的《他们的生活之一年》中译出，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争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镶细工之观，可是也觉得颇为悦目。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说，其实都是小说的材料（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是评得很惬当的。

绥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亲是农家女。高等中学第七学级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员，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争的时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给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说，竟大受读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续的创作，最有名的是《维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3〕译本）和《犯人》。（中国有曹靖华译本，在《烟袋》中。）《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马的译本译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而前者终于失败。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盖不独苏联为然。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鲁和认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绝不见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读书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译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须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4〕，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义。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熔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篇幅。

聂维洛夫（aleksandr　neverov）〔6〕真姓斯珂培莱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samara）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7〕，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锻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ria　einstein）〔8〕所译，名为《人生的面目》（das　antlitz　des　lebens）的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们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说：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爱着人生。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许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见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缘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货车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10〕等类的书：

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11〕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

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一九○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驻扎着：很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从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玛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永续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颇有神采的。还有一个不大会说俄国话的男人，大约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具亚〔12〕（georgia）——也即《铁流》里所说起的克鲁怎的。

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　serafimovich　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靖华所译的《铁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纸墨汁，这里不多说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译出来的，都还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译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说得写分明，现在就完全抄录在下面：——

绥拉菲摩维支是《铁流》的作家，这是用不着介绍的了。可是，《铁流》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十月之后；《铁流》的题材也已经是十月之后的题材了。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也许很愿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么样写的。是的！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必须知道。至于那些以为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中国作家，那我们本来没有这种闲功夫来替他们打算，——他们自己会找着李完用〔15〕文集或者吉百林〔14〕小说集……去学习，学习那种特别的巧妙的修辞和布局。骗人，尤其是骗群众，的确要有点儿本事！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不要骗人的，他要替群众说话，他并且能够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可是，他在当时——十月之前，应当有骗狗的本事。当时的文字狱是多么残酷，当时的书报检查是多么严厉，而他还能够写，自然并不能够“畅所欲言”，然而写始终能够写的，而且能够写出暴露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作品，能够不断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

这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是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时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载在《亚佐夫海边报》〔15〕上。这个日报不过是顿河边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的日报。读者如果仔细的读一读这篇小说，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种旧制度各方面的罪恶的一幅画像！这里没有“英雄”，没有标语，没有鼓动，没有“文明戏”〔16〕里的演说草稿。

但是，……

这篇小说的题材是真实的事实，是诺沃赤尔卡斯克城里的药房学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谢尔盖，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时候，正在这地方当药房的学徒，他亲身受到一切种种的剥削。谢尔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够再读书，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到处找事做，换过好几种职业，当过水手；后来还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帮助，方才考进了药房，要想熬到制药师副手的资格。后来，绥拉菲摩维支帮助他在郭铁尔尼珂华站上自己开办了一个农村药房。绥拉菲摩维支时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八年他就在这地方收集了材料，写了他那第一篇长篇小说：《旷野里的城市》〔17〕。

范易嘉〔18〕志。一九三二，三，三○。

孚尔玛诺夫（dmitriy　furmanov）〔18〕的自传里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说起他的出身。他八岁就开始读小说，而且读得很多，都是司各德〔20〕，莱德，倍恩，陀尔〔21〕等类的翻译小说。他是在伊凡诺沃·沃兹纳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进过商业学校，又在吉纳史马毕业了实科学校〔22〕。

后来进了墨斯科大学，一九一五年在文科毕业，可是没有经过“国家考试”。就在那一年当了军医里的看护士，被派到“土耳其战线”，到了高加索，波斯边境，又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诺沃，做工人学校的教员。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之后，他热烈的参加。他那时候是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谓“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23〕。

“只有火焰似的热情，而政治的经验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来，又成了无政府派，当时觉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无治主义的炸弹去建设，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实际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工作（副主席）；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尔塞维克党。孚龙兹（frunze，〔24〕是托罗茨基免职之后第一任苏联军事人民委员长，现在已经死了。——译者）对于我的这个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谈话把我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都扑灭了。”（自传）

不久，他就当了省党部的书记，做当地省政府的委员，这是在中央亚细亚。后来，同着孚龙兹的队伍参加国内战争，当了查葩耶夫〔25〕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战线的政治部主任，古班〔26〕军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军区域里去做工作，当了“赤色陆战队”的党代表，那所谓“陆战队”的司令就是《铁流》里的郭如鹤（郭甫久鹤）。在这里，他脚上中了枪弹。他因为革命战争里的功劳，得了红旗勋章〔27〕。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然写文章，登载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开始写小说。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28〕出版（中文译本改做《克服》），这是讲一九二○年夏天谢米列赤伊地方的国内战争的。谢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书里，有译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总名称。

从一九二一年之后，孚尔玛诺夫才完全做文学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特密忒黎·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孚尔玛诺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乱》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说，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缩本）一九二六年。

《斗争的道路》小说集。

《海岸》（关于高加索的“报告”）一九二六年。

《最后几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几天》“报告”和小说集，一九二六年。

《盲诗人》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孚尔玛诺夫文集》四卷。

《市侩杂记》一九二七年。

《飞行家萨诺夫》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这里的一篇《英雄们》，是从斐檀斯的译本（d．fourma－now∶die　roten　helden，deutsch　von　a．videns，verlag　der　jugendinternationale，berlin　1928）〔29〕重译的，也许就是《赤色陆战队》〔30〕。所记的是用一支奇兵，将白军的大队打退，其中似乎还有些传奇色采，但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谈，即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给高谈专门家和唠叨主义者的一个大教训。

将“helden”译作“英雄们”，是有点流弊的，因为容易和中国旧来的所谓“显英雄”的“英雄”相混，这里其实不过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意思。译作“别动队”的，原文是“desser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为饭后的点心，书籍的附录，本不是军用语。这里称郭甫久鹤的一队为“rote　dessert”〔31〕，恐怕是一个诨号，应该译作“红点心”的，是并非正式军队，它的前去攻打敌人，不过给吃一点点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为单是猜想，不能确定，所以这里就姑且译作中国人所较为听惯的，也非正装军队的“别动队”了。

唆罗诃夫（michail　sholochov）〔32〕以一九○五年生于顿州〔33〕。父亲是杂货，家畜和木材商人，后来还做了机器磨坊的经理。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女子的曾孙女，那时她带了她的六岁的小儿子——就是唆罗诃夫的祖父——作为俘虏，从哥萨克〔34〕移到顿州来的。唆罗诃夫在墨斯科时，进了小学，在伏罗内希时，进了中学，但没有毕业，因为他们为了侵进来的德国军队，避到顿州方面去了。在这地方，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战，一九二二年，他曾参加了对于那时还使顿州不安的马贼的战斗。到十六岁，他便做了统计家，后来是扶养委员。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战为材料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到现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国有贺非〔35〕译本。

《父亲》从《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36〕中翻来，原译者是斯忒拉绥尔（nadja　strasser）；所描写的也是内战时代，一个哥萨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儿女而杀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剧。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已经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见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人物。契诃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

班菲洛夫（fedor　panferov）〔37〕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九岁时就给人去牧羊，后来做了店铺的伙计。

他是共产党员，十月革命后，大为党和政府而从事于活动，一面创作着出色的小说。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勃鲁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现在欧美诸国几乎都有译本了。

关于伊连珂夫（v．ilienkov）〔38〕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只看见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学》（literatur　der　weltrevo－t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说他是全俄无产作家同盟（拉普）〔39〕中的一人，也是一个描写新俄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的好手。

当苏俄施行五年计画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组突击队，作社会主义竞赛，到两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个工厂已经完成了。那时的作家们，也应了社会的要求，应了和大艺术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质，一面也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素描的目前小品，来表示正在获胜的集团，工厂，以及共同经营农场的好汉，突击队员的要求，走向库兹巴斯，巴库，斯太林格拉特〔40〕，和别的大建设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日本的苏维埃事情研究会所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丛书》第一辑《冲击队》（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这一种“报告文学”在里面。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就从那里重译出来的，所说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设者们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关系，炼造枯煤和建筑枯煤炉的方法，耐火砖的种类，竞赛的情形，监督和指导的要诀。种种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这实在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的教科书了。

但这也许不适宜于中国的若干的读者，因为倘不知道一点地质，炼煤，开矿的大略，读起来是很无兴味的。但在苏联却又作别论，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所以这样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读物。

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

《文学月报》〔41〕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应君所译的同一的文章〔42〕，但比这里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关于稷林的故事。我想，这大约是原本本有两种，并非原译者有所增减，而他的译本，是出于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译本来，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译了《冲击队》里的一本。因为详的一本，虽然兴味较多，而因此又掩盖了紧要的处所，简的一本则脉络分明，但读起来终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读者层的。有心的读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给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译本，决不会是一种多事的徒劳的。

但原译本似乎也各有错误之处。例如这里的“他讲话，总仿佛手上有着细索子，将这连结着的一样。”周译本作“他老是这样地说话，好像他衔了甚么东西在他的牙齿间，而且在紧紧地把它咬着一样。”这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周译本作“他常常惊醒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从桌上抬起头来了。”想起情理来，都应该是后一译不错的，但为了免得杂乱起见，我都不据以改正。

从描写内战时代的《父亲》，一跳就到了建设时代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这之间的间隔实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没有别的好法子。因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补这空虚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虽然还有几篇，却又是不能绍介，或不宜绍介的。幸而中国已经有了几种长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弥缝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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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海外文学新选》　一种介绍外国文学的丛书，日本东京新潮社出版。

〔3〕穆木天（1900—1971）　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译的《维里尼亚》，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书上未署作者名。

〔4〕m君　当指增田涉（1903—1977）。“增田”的拉丁字母拼音是masuda，他是岛根县八束郡惠昙村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

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时曾常去鲁迅家商谈《中国小说史略》翻译的事。著有《鲁迅的印象》、《中国文学史研究》等。

〔5〕略悉珂（h．h．cbo]t，1884—1953）　通译里亚希柯，苏联作家，“锻冶场”的领导人之一。著有《熔铁炉》（即文中所说的《熔炉》）等小说。

〔6〕聂维洛夫（a．c．dijihtj，1886—1923）　苏联作家，曾参加“锻冶场”社。《丰饶的城塔什干》（一译《塔什干——粮食之城》）是他的主要作品，中译本题为《丰饶的城》，一九三○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7〕内战时候　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间苏联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暴乱，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这一时期。

〔8〕爱因斯坦因　德国的翻译工作者，曾将苏联班台莱耶夫的童话《表》译成德文。《人生的面目》，一九二五年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

〔9〕玛拉式庚（c．c．lnuno]pf）　一译马拉什金，苏联作家。

开始时写诗，一九二六年发表小说《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日译名《右侧之月》，一九二八年东京世界社出版）。该书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此外还写有小说《少女们》、《一个生活的纪事》等。

〔10〕《使徒行传》　《新约全书》的第五卷，计二十八章。

〔11〕果戈理　参看本卷第412页注〔1〕。普式庚（a．c．q

o]pf，1799—1837），通译普希金，俄国诗人。作品多抨击农奴制度，谴责贵族上流社会，歌颂自由与进步。著有长诗《欧根·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莱尔孟多夫（m．g．uihmtfytj，1814—1841），通译莱蒙托夫，俄国诗人。作品充满对自由的渴望及对沙皇政府黑暗统治的反抗精神。著有长诗《童僧》、《恶魔》和小说《当代英雄》等。

〔12〕乔具亚　即格鲁吉亚。

〔13〕李完用（1868—1926）　朝鲜李氏王朝末期的亲日派首领。

〔14〕吉百林　即吉卜林，参看本卷第350页注〔31〕。

〔15〕《亚佐夫海边报》　亚佐夫海，即亚速海。

〔16〕“文明戏”　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别称。

〔17〕《旷野里的城市》　一译《荒漠中的城》，长篇小说，绥拉菲摩维支作于一九○九年。

〔18〕范易嘉　瞿秋白的笔名之一。

〔19〕孚尔玛诺夫（ ．a．[hmnftj，1891—1926）　通译富曼诺夫，苏联作家。内战期间曾任师政治委员。著有《红色陆战队》、《恰巴耶夫》（旧译作《夏伯阳》）、《叛乱》等。

〔20〕司各德（w．scott，1771—1832）　英国作家。他广泛采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对欧洲历史小说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作品有《艾凡赫》、《十字军英雄记》等。

〔21〕莱德　指英国通俗小说家玛因·里德（mayne　reid，1818—1883）。倍恩，当指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j．verne，1828—1905）。陀尔，指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a．conan　doyle，1859—1930）。二十世纪初期，他们的作品在俄国青年中都流传很广。

〔22〕吉纳史马　通译基涅什玛。富曼诺夫于一九○九年入基涅什玛实科中学，后因抗议教师的蛮横无理被勒令停学。

〔23〕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　社会革命党，俄国小资产阶级党派，一九○二年成立，一九一七年夏分裂，同年十二月组成“左”派独立政党。最大限度派，俄国的最高（限度）纲领主义派，是一些脱离了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政治集团，一九○四年成立，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年自行解散。

〔24〕孚龙兹（m．b．[hffi，1885—1925）　通译伏龙芝，苏联建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红军统帅。曾任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

〔25〕查葩耶夫（k．c．jnhnij，1887—1919）　通译恰巴耶夫（旧译夏伯阳），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指挥员，在作战中牺牲。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富曼诺夫著）是据他的事迹写成的。

〔26〕古班　通译库班，指库班河地区。

〔27〕红旗勋章　一九一八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一九二四年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制定的一种军功勋章。

〔28〕《叛乱》　鲁迅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说及的《现代文艺丛书》编印计划，原曾列有此书，注明成文英（即冯雪峰）译，后来或未译成。改题《克服》的中译本系瞿然（高明）译，一九三○年十一月上海心弦书社出版。

〔29〕德文：“d．富曼诺夫：《红色的英雄们》，a．斐檀斯译，一九二八年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

〔30〕《赤色陆战队》　鲁迅的译文《革命的英雄们》，系据德译《红色的英雄们》重译。富曼诺夫的原作题为《红色陆战队》。

〔31〕“rote　dessert”　俄语作htyn　 ixnfy，意为“陆战队”，并非诨号。

〔32〕唆罗诃夫（m．a．itutntj）　通译萧洛霍夫，苏联作家。

著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33〕顿州　指顿河地区。

〔34〕哥萨克　原为突厥语，意思是“自由人”。十五六世纪时，俄罗斯一部分农奴和城市贫民因不堪封建压迫，流亡至南部草原和顿河流域，自称哥萨克；沙皇时代，多被用作兵士。

〔35〕贺非　即赵广湘（1908—1934），河北武清人，翻译工作者。他译的《静静的顿河》第一卷，于一九三一年十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鲁迅曾为之校订、译“作者小传”并写“后记”（“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36〕《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　即《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37〕班菲洛夫（[．c．qnfofhtj，1896—1960）　通译潘菲洛夫，苏联作家。著有《磨刀石农庄》、《亲娘般的伏尔加河》等。《勃鲁斯基》，即《磨刀石农庄》（俄语勃鲁斯基意即磨刀石），林淡秋曾译有第一部，名《布罗斯基》，一九三二年上海正午书局出版。

〔38〕伊连珂夫（b．m．cujpf]tj）　一译伊利英科夫，苏联作家。著有《主动轴》、《太阳的城市》等。《世界革命的文学》，莫斯科发行的期刊（德语版）。

〔39〕全俄无产作家同盟　应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九二五年成立，至一九三二年解散。

〔40〕库兹巴斯　库兹涅茨克煤矿区的简称，在西伯利亚西部托姆河流域。巴库，在格鲁吉亚，位于里海西岸。斯太林格拉特，即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现又改称伏尔加格勒。

〔41〕《文学月报》　“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二年六月创刊。初由姚蓬子编辑，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九月）起由周起应编辑。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

〔42〕周起应　即周扬。他译的这篇小说题作《焦炭，人们和火砖》，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　稷林是小说中的砖石工人。

《苦蓬》译者附记〔1〕

作者　boris　pilniak　曾经到过中国，上海的文学家们还曾开筵招待他，知道的人想来至今还不少，可以无须多说了。在这里要画几笔蛇足的：第一，是他虽然在革命的漩涡中长大，却并不是无产作家，是以“同路人”的地位而得到很利害的攻击者之一，看《文艺政策》就可见，连日本人中间，也很有非难他的。第二，是这篇系十年前之作，正值所谓“战时共产时代”，革命初起，情形很混沌，自然便不免有看不分明之处，这样的文人，那时也还多——他们以“革命为自然对于文明的反抗，村落对于都会的反抗，惟在俄罗斯的平野和森林深处，过着千年前的生活的农民，乃是革命的成就者”。

然而他的技术，却非常卓拔的。如这一篇，用考古学，传说，村落生活，农民谈话，加以他所喜欢运用的erotic〔2〕的故事，编成革命现象的一段，而就在这一段中，活画出在扰乱和流血的不安的空气里，怎样在复归于本能生活，但也有新的生命的跃动来。惟在我自己，于一点却颇觉有些不满，即是在叙述和议论上，常常令人觉得冷评气息，——这或许也是他所以得到非难的一个原因罢。

这一篇，是从他的短篇集《他们的生活的一年》里重译出来的，原是日本平冈雅英的译本，东京新潮社〔3〕出版的《海外文学新选》的三十六编。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译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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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苦蓬》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十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三号。后未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

〔2〕erotic　英语：色情的。

〔3〕新潮社　一九○四年日本佐藤义亮创办。曾大量翻译介绍西洋文学，发行《新潮》杂志和出版《新潮文学全集》及《新潮文库》等丛书。

《肥料》译者附记〔1〕

这一篇的作者，是现在很辉煌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在中国也绍介过不止一两次，可以无须多说了。但译者所信为最可靠的，是曹靖华先生译出的几篇，收在短篇小说集《烟袋》里，并附作者传略，爱看这一位作家的作品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上面所译的，是描写十多年前，俄边小村子里的革命，而中途失败了的故事，内容和技术，都很精湛，是译者所见这作者的十多篇小说中，信为最好的一篇。可惜译文颇难自信，因为这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本中富士辰马的译文重译的，而原译者已先有一段附记道：

“用了真的农民的方言来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实在是难解，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地方的风俗和土话的人，也是不能看的。因此已有特别的字典，专为了要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但译者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总是想不明白的处所，便求教于精通农民事情的一个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出于鞑靼系的。到得求教的时候，却愈加知道这一篇之难解了。……倘到坦波夫或什么地方的乡下去，在农民中间生活三四年，或者可以得到完全的译本罢。”

但译文中的农民的土话，却都又改成了日本乡村的土话，在普通的字典上，全部没有的，也未有特别的字典。于是也只得求教于懂得那些土话的m君，全篇不下三十处，并注于此，以表谢忱云。

又，文中所谓“教友”〔2〕，是基督教的一派，而反对战争，故当时很受帝制政府压迫，但到革命时候，也终于显出本相来了。倘不记住这一点，对于本文就常有难以明白之处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洛文记于西湖之避暑吟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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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肥料》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二号。译者署名隋洛文。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相关的“后记”，字句上与本篇有颇多改动。

〔2〕“教友”　即教友派或公谊会，基督教的一派。十七世纪中叶英国人福克斯（g．fox，1624—1691）所创立。他们宣扬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在俄国曾受沙皇压制，十月革命后成为革命的反对者。

《山民牧唱·序文》译者附记〔2〕

《山民牧唱序》从日本笠井镇夫〔3〕的译文重译，原是载在这部书的卷首的，可以说，不过是一篇极轻松的小品。

作者巴罗哈（pio　bar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西班牙的圣绥巴斯锵市，从马德里大学得到doctor〔4〕的称号，而在文学上，则与伊本纳兹〔5〕齐名。

但以本领而言，恐怕他还在伊本纳兹之上，即如写山地居民跋司珂族（vasco）〔6〕的性质，诙谐而阴郁，虽在译文上，也还可以看出作者的非凡的手段来。这序文固然是一点小品，然而在发笑之中，不是也含着深沉的忧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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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民牧唱》　短篇集，巴罗哈作。收作品连《序文》共七篇，其中除《放浪者伊利沙辟台》最初印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朝花社出版）外，其它各篇译出后都曾分别在《奔流》、《译文》、《文学》、《新小说》等月刊发表。鲁迅的译文系从日译本转译（其中《钟的显灵》一篇未译）。

巴罗哈（1872—1956），西班牙作家。一生写有小说一百余部和论文集十余本。他的作品反映了巴斯克族人民的生活，但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主要作品有描写二十世纪初西班牙下层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为生活而奋斗》，以及反映西班牙渔民的贫困和不幸的长篇小说《香蒂·安地亚的不安》等。

〔2〕本篇最初连同《〈山民牧唱〉序》的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张禄如译。一九三八年《山民牧唱》编入《鲁迅全集》第十八卷时，本篇未收。

〔3〕笠井镇夫　日本的西班牙文学研究者，曾留学西班牙，著有《西班牙语入门》等。

〔4〕doctor　西班牙语：博士；医生。

〔5〕伊本纳兹（v．blasco－lbánjez，1867—1928）　通译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共和党领导人。因参加反对王权的政治活动，曾两次被捕，后流亡国外。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6〕跋司珂族　通译巴斯克族，最初散居于西班牙与法国毗连的比利牛斯山脉两侧。公元九世纪到十六世纪曾建立王国，十六世纪时沦为法国属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归属西班牙。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者附记〔1〕

巴罗哈（pio　bar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西班牙之圣舍跋斯丁市，和法兰西国境相近。先学医于巴连西亚大学，更在马德里大学得医士称号。后到跋司珂的舍斯德那市，行医两年，又和他的哥哥理嘉图（ricardo）到马德里，开了六年面包店。

他在思想上，自云是无政府主义者，翘望着力学底行动（dynamic　action）。在文艺上，是和伊巴臬兹（vincent　ibanez）齐名的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健将，是具有哲人底风格的最为独创底的作家。作品已有四十种，大半是小说，且多长篇，又多是涉及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这些大题目的。巨制有《过去》，《都市》和《海》这三部曲；又有连续发表的《一个活跃家的记录》〔2〕，迄今已经印行到第十三编。有杰作之名者，大概属于这一类。但许多短篇里，也尽多风格特异的佳篇。

跋司珂（vasco）族是古来就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比莱纳（pyrenees）山脉〔5〕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就禀有这民族的血液的。选在这里的，也都是描写跋司珂族的性质和生活的文章，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中译出。前一篇（elizabideel　vaga－bundo）是笠井镇夫原译；后一篇是永田宽定〔4〕译的，原是短篇集《阴郁的生活》〔5〕（vidas　sombrias）中的几篇，因为所写的全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就袭用日译本的题目，不再改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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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及《跋司珂族的人们》两篇译文，最初印入《在沙漠上》一书。一九三八年《山民牧唱》编入《鲁迅全集》时，本篇未收。

〔2〕《一个活跃家的记录》　巴罗哈的包括二十二部历史小说的总题名。

〔3〕比莱纳山脉　通译比利牛斯山脈。

〔4〕永田宽定（1885—1973）　日本的西班牙文学研究者，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有《西班牙文学史》并译有《堂·吉诃德》等。

〔5〕《阴郁的生活》　巴罗哈的短篇小说集，出版于一九○○年。

《会友》译者附记〔1〕

《会友》就是上期登过序文的笠井镇夫译本《山民牧唱》中的一篇，用诙谐之笔，写一点不登大雅之堂的山村里的名人故事，和我先曾绍介在《文学》〔2〕翻译专号上的《山中笛韵》〔3〕，情景的阴郁和玩皮，真有天渊之隔。但这一篇里明说了两回：这跋司珂人的地方是法国属地。属地的人民，大概是阴郁的，否则嘻嘻哈哈，像这里所写的“培拉的学人哲士们”一样。同是一处的居民，外观上往往会有两种相反的性情。但这相反又恰如一张纸的两面，其实是一体的。

作者是医生，医生大抵是短命鬼，何况所写的又是受强国迫压的山民，虽然嘻嘻哈哈，骨子里当然不会有什么乐趣。

但我要绍介的就并不是文学的乐趣，却是作者的技艺。在这么一个短篇中，主角迭土尔辟台不必说，便是他的太太拉·康迪多，马车夫马匿修，不是也都十分生动，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印象么？假使不能，那是译者的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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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会友》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张禄如译。一九三八年《山民牧唱》编入《鲁迅全集》时，本篇未收。

〔2〕《文学》　月刊，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文学社编辑。自第二卷起，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主编，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翻译专号，指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三四年三月）。

〔3〕《山中笛韵》　《山民牧唱》发表时的题名，载《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三号“翻译专号”，署张禄如译。

《少年别》译者附记〔1〕

《少年别》的作者p．巴罗哈，在读者已经不是一个陌生人，这里无须再来绍介了。这作品，也是日本笠井镇夫选译的《山民牧唱》中的一篇，是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说，作者常常应用的；但也曾在舞台上实演过。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译了出来，算是献给读者的一种参考品。

adios　a　la　bohemia是它的原名，要译得诚实，恐怕应该是《波希米亚者流〔2〕的离别》的。但这已经是重译了，就是文字，也不知道究竟和原作有怎么天差地远，因此索性采用了日译本的改题，谓之《少年别》，也很像中国的诗题。

地点是西班牙的京城玛德里（madrid），事情很简单，不过写着先前满是幻想，后来终于幻灭的文艺青年们的结局；而新的却又在发生起来，大家在咖啡馆里发着和他们的前辈先生相仿的议论，那么，将来也就可想而知了。译者寡闻，先前是只听说巴黎有这样的一群文艺家的，待到看过这一篇，才知道西班牙原来也有，而且言动也和巴黎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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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少年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六期，署张禄如译。一九三八年《山民牧唱》编入《鲁迅全集》时，本篇未收。

〔2〕波希米亚者流　波希米亚，原是日耳曼语对捷克地区的称呼。这里的波希米亚者流，指流浪者、放浪者。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1〕

北阿·巴罗哈（pio　bar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生于西班牙之圣舍跋斯丁市，和法国境相近。他是医生，但也是作家，与伊本涅支（vincent　ibanez）齐名。作品已有四十种，大半是小说，且多长篇，称为杰作者，大抵属于这一类。他那连续发表的《一个活动家的记录》，早就印行到第十三编。

这里的一篇是从日本笠井镇夫选译的短篇集《跋司珂牧歌调》里重译出来的。跋司珂（vasco）者，是古来就位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比莱纳（pyrenees）山脉两侧的大家看作“世界之谜”的民族，如作者所说，那性质是“正经，沉默，不愿说诳”，然而一面也爱说废话，傲慢，装阔，讨厌，善于空想和做梦；巴罗哈自己就禀有这民族的血液的。

莱哥羌台奇正是后一种性质的代表。看完了这一篇，好像不过是巧妙的滑稽。但一想到在法国治下的荒僻的市镇里，这样的脚色就是名人，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活，便可以立刻感到作者的悲凉的心绪。还记得中日战争〔2〕（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3〕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真该和跋司珂的人们同声一叹。但我们的讲演者虽然也许添些枝叶，却好像并非自己随口乱谈，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贩来的新闻，演义了一下，这是还胜于莱哥先生的促狭〔4〕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夜，译完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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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促狭鬼莱哥羌台奇》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新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八年《山民牧唱》编入《鲁迅全集》时，本篇未收。

〔2〕中日战争　指“甲午战争”。即一八九四年（甲午）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为夺占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

〔3〕刘永福（1837—1917）　广西上思人，清末将领。甲午之战时据守台湾，抗击日本。清末署名藜床旧主所撰《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一书中，有《用夜壶阵舰烬灰飞》图目。

〔4〕促狭　刻薄，爱捉弄人。

译者的话〔2〕

《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l．pantele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见的记载，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国译出的有三种：一为“schkid”〔3〕（俄语“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的略语），亦名《流浪儿共和国》，是和毕理克（g．bjelych）〔4〕合撰的，有五百余页之多，一为《凯普那乌黎的复仇》，我没有见过；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话，《表》。

现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maria　einstein）女士的德译本，一九三○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两页编辑者的后记，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们说的话，在到了年纪的中国读者，是统统知道了的，而这译本的读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纪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译在后面了。

当翻译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是日本槙本楠郎〔5〕的日译本：《金时计》。前年十二月，由东京乐浪书院印行。在那本书上，并没有说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6〕的话（见《文学评论》〔7〕创刊号），则似乎也就是德译本的重译。

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费心机，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两本也间有不同之处，这里是全照了德译本的。

《金时计》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译它在这里：

“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

“然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的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既没有新的美，也没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没有益，没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说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读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谣和现在的童谣比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书想必为许多人所喜欢。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没有绍介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纵使怎样出色，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我希望读者像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鉴赏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智识，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来读这一本书。我想，你们的见闻就会更广，更深，精神也因此磨炼出来了。”

还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不关什么紧要，不译它了。

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6〕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9〕，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10〕；甚而至于“仙人下棋”〔11〕，“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12〕；还有《龙文鞭影》〔13〕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了半个野心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还有，虽然不过是童话，译下去却常有很难下笔的地方。

例如译作“不够格的”，原文是　defekt，是“不完全”，“有缺点”的意思。日译本将它略去了。现在倘若译作“不良”，语气未免太重，所以只得这么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觉得欠切帖。又这里译作“堂表兄弟”的是olle，译作“头儿”的是gannove，〔14〕查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没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语，第二个照日译本，暂时这么的敷衍着，深望读者指教，给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

插画二十二小幅，是从德译本复制下来的。作者孚克（bruno　fuk）〔15〕，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但在二三年前，却常常看见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大约还是一个青年罢。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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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　童话，班台莱耶夫作于一九二八年，鲁迅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同年七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班台莱耶夫（c．qnfyiuiij），苏联儿童文学作家。原为流浪儿，一九二一年进入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一九二五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什基德共和国》（与别雷赫合著）、《表》、《文件》、《我们的玛莎》，以及高尔基、马尔夏克等的回忆录。

〔2〕本篇连同《表》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译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3〕“schkid”　什基德（i]pp），俄语“i]tun　c]tun　 tx^ytijx]tbt　ub　wh

pftjtxhpy

imrn”的简称，意思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

〔4〕毕理克（m．c．kiurn，1907—1929）　通译别雷赫，苏联电影导演及作家。他与班台莱耶夫合著的中篇小说《什基德共和国》（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描写流浪儿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的故事。

〔5〕槙本楠郎（1898—1956）　本名楠男，日本儿童文学作家。

历任日本童话作家协会常任理事，著有《新儿童文学理论》、童谣集《赤旗》、童话《小猫的裁判》等。

〔6〕藤森成吉（1892—1978）　日本作家。东京大学德文系毕业，著有小说《青年时的烦恼》、《在研究室》、《悲哀的爱情》等。

〔7〕《文学评论》　日本文艺杂志，月刊，一九三四年三月创刊，一九三六年八月停刊，共出三十期。

〔8〕叶绍钧　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倪焕之》等。《稻草人》，童话集，作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9〕司马温公敲水缸　司马温公，即北宋司马光（1019—1086），宋代大臣、史学家，死后追封温国公。敲水缸事载《宋史·司马光列传》：“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10〕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　岳武穆王，即岳飞（1103—1142），南宋抗金大将，死后谥武穆。《宋史·岳飞列传》载：“（秦）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按指‘诬告张宪谋还飞兵’），使者至，飞笑曰：

‘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民间盛传的“岳母刺字”故事，见于《说岳全传》第二十二回。

〔11〕“仙人下棋”　见《述异记》（相传为南朝梁任昉著）上卷：“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

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12〕“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语见明初叶盛《水东日记》卷十：“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13〕《龙文鞭影》　旧时的儿童读物，明代萧良友编著，原题《蒙养故事》，后经杨臣诤增订，改题今名。全书用四言韵语写成，每句一故事，两句自成一联，按通行的诗韵次序排列。

〔14〕据作者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写的《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这个被译为“头儿”的字，源出犹太语，应译为“偷儿”或“贼骨头”。

〔15〕孚克　即勃鲁诺·孚克，德国插画家。

小引〔2〕

这是我从去年秋天起，陆续译出，用了“邓当世”的笔名，向《译文》〔3〕投稿的。

第一回有这样的几句《后记》：

“高尔基这人和作品，在中国已为大家所知道，不必多说了。

“这《俄罗斯的童话》，共有十六篇，每篇独立；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发表年代未详，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从日本高桥晚成译本重译，原在改造社〔4〕版《高尔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第二回，对于第三篇，又有这样的《后记》两段：

“《俄罗斯的童话》里面，这回的是最长的一篇，主人公们之中，这位诗人也是较好的一个，因为他终于不肯靠装活死人吃饭，仍到葬仪馆为真死人出力去了，虽然大半也许为了他的孩子们竟和帮闲‘批评家’一样，个个是红头毛。我看作者对于他，是有点宽恕的，——而他真也值得宽恕。

“现在的有些学者说：文言白话是有历史的。这并不错，我们能在书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语也有历史——

只不过没有人写下来。帝王卿相有家谱，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笔只拿在或一类人的手里，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免于蹊跷，先前的文人哲士，在记载上就高雅得古怪。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诗人自己写起来，是决不会这模样的。我们看看这，算是一种参考罢。”

从此到第九篇，一直没有写《后记》。

然而第九篇以后，也一直不见登出来了。记得有时也又写有《后记》，但并未留稿，自己也不再记得说了些什么。写信去问译文社，那回答总是含含胡胡，莫名其妙。不过我的译稿却有底子，所以本文是完全的。

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

这并非客气话，是真心希望着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鲁迅。

※　　　　　　　 ※　　　　　　　　 ※

〔1〕《俄罗斯的童话》　高尔基著，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年出版单行本。鲁迅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四月间译出。前九篇曾陆续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至第四期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十月至十二月及一九三五年四月）。后七篇则因“得检查老爷批云意识欠正确”，未能继续刊登。后来与已发表过的九篇同印入单行本，于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文化生活丛刊》之一。

高尔基（m．mthe]pz，1868—1936），原名彼什科夫（a．m．qio^]tj），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2〕本篇最初印入《俄罗斯的童话》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译文》　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由鲁迅、茅盾发起，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一度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停刊。它的最初三期由鲁迅主编，自第四期起由黄源编辑。

〔4〕改造社　日本的一家出版社，发行综合性月刊《改造》杂志，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

前记〔2〕

司基塔列慈（skitalez）〔3〕的《契诃夫记念》里，记着他的谈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叫！就依我自己说：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契红德！一本小笑话集！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严肃的作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因为我只会笑。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耿济之译，《译文》二卷五期。）

这是一九○四年一月间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临死这一年，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指为“小笑话”的时代，是一八八○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在这之间，他不但用“契红德”（antosha　chekhonte）〔4〕的笔名，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小品，速写，杂文，法院通信之类。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报《新时代》〔5〕上投稿；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契诃夫才开始认真的创作，作品渐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是相合的。

这里的八个短篇，出于德文译本，却正是全属于“契红德”时代之作，大约译者的本意，是并不在严肃的绍介契诃夫的作品，却在辅助玛修丁（v．n．massiutin）〔6〕的木刻插画的。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后，还在本国为勃洛克（a．block）〔7〕刻《十二个》的插画，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我的翻译，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并不著重于小说。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

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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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契诃夫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收《波斯勋章》等八篇。鲁迅据德译本《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间翻译，最初在《译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第六期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二月及四月）发表七篇；但《波斯勋章》当时未能刊出，一年后始载于《大公报》副刊《文艺》。单行本于一九三六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印行，列为《文艺连丛》之一（封面题《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

契诃夫（a．q．jintj，1860—1904），俄国作家，曾做过医生。

一八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作有大量短篇小说及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2〕本篇最初连同《波斯勋章》的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一二四期。后印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单行本。

〔3〕司基塔列慈（c．m．d]pynuih，1868—1941）　俄国作家。

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主要为描写一九○五年革命前的俄国农村生活。十月革命时流亡国外，一九三○年回国。著有长篇小说《切尔诺夫家族》及有关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作家的回忆录等。

〔4〕“契红德”　即安托沙·契红德（efytan　jintfyi），契诃夫的早期笔名之一。

〔5〕《新时代》　俄国刊物，一八六八年创刊。沙皇统治时期为自由派所掌握，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为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利用，成为反革命的宣传工具。十月革命时被彼得堡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

〔6〕玛修丁（b．lnxvypf）　苏联铜版画和木刻画家，后离苏去德国。

〔7〕勃洛克（a．a．aut]，1880—1921）　俄国诗人。《十二个》，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有胡学中译本，为《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为它作的《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译者后记〔1〕

契诃夫的这一群小说，是去年冬天，为了《译文》开手翻译的，次序并不照原译本的先后。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载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和《那是她》，题了一个总名；谓之《奇闻三则》，还附上几句后记道——

以常理而论，一个作家被别国译出了全集或选集，那么，在那一国里，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阅览者和研究者该多起来，这作者也更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国却不然，一到翻译集子之后，集子还没有出齐，也总不会出齐，而作者可早被压杀了。易卜生，莫泊桑〔2〕，辛克莱〔3〕，无不如此，契诃夫也如此。

不过姓名大约还没有被忘却。他在本国，也还没有被忘却的，一九二九年做过他死后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现在又在出他的选集。但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奇闻三篇》是从alexander　eliasberg〔4〕的德译本《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welt－verlag，berlin，1922）〔5〕里选出来的。这书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笔，虽没有后来诸作品的阴沉，却也并无什么代表那时的名作，看过美国人做的《文学概论》之类的学者或批评家或大学生，我想是一定不准它称为“短篇小说”的，我在这里也小心一点，根据了“groteske”这一个字，将它翻作了“奇闻”。

译者后记第一篇绍介的是一穷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贵族；第二篇是已经爬到极顶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员；第三篇是圆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绅士和爱听艳闻的小姐。字数虽少，脚色却都活画出来了。但作者虽是医师，他给簿记课副手代写的日记是当不得正经的，假如有谁看了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儿〔6〕，那我包管他当天就送命。这种通告，固然很近于“杞忧”，但我却也见过有人将旧小说里狐鬼所说的药方，抄进了正经的医书里面去——人有时是颇有些希奇古怪的。

这回的翻译的主意，与其说为了文章，倒不如说是因为插画；德译本的出版，好像也是为了插画的。这位插画家玛修丁（v．n．massiutin），是将木刻最早给中国读者赏鉴的人，《未名丛刊》中《十二个》的插图，就是他的作品，离现在大约已有十多年了。

今年二月，在第六期上又登了两篇：《暴躁人》和《坏孩子》。那后记是——

契诃夫的这一类的小说，我已经绍介过三篇。这种轻松的小品，恐怕中国是早有译本的，但我却为了别一个目的：原本的插画，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饰，而我的翻译，则不过当作插画的说明。

就作品而论，《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据批评家说，这时已是作者的经历更加丰富，观察更加广博，但思想也日见阴郁，倾于悲观的时候了。诚然，《暴躁人》除写这暴躁人的其实并不敢暴躁外，也分明的表现了那时的闺秀们之鄙陋，结婚之不易和无聊；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当作滑稽小品看的《坏孩子》，悲观气息却还要沉重，因为看那结末的叙述，已经是在说：报复之乐，胜于恋爱了。

接着我又寄去了三篇：《波斯勋章》，《难解的性格》和《阴谋》，算是全部完毕。但待到在《译文》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出来时，《波斯勋章》不见了，后记上也删去了关于这一篇作品的话，并改“三篇”为“二篇”——

木刻插画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共八篇，这里再译二篇。

《阴谋》也许写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当时医界的腐败的情形。但其中也显示着利用人种的不同于“同行嫉妒”。例如，看起姓氏来，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种人，所以他排斥“摩西教派〔7〕的可敬的同事们”——犹太人，也排斥医师普莱息台勒（gustav　prechtel）和望·勃隆（von　bronn）以及药剂师格伦美尔（grummer），这三个都是德国人姓氏，大约也是犹太人或者日耳曼种人。这种关系，在作者本国的读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国来就须加些注释，有点缠夹了。但参照起中村白叶〔8〕氏日本译本的《契诃夫全集》，这里却缺少了两处关于犹太人的并不是好话。一，是缺了“摩西教派的同事们聚作一团，在嚷叫”之后的一行：“‘哗拉哗拉，哗拉哗拉，哗拉哗拉……’”；二，是“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团”下面一句“在嚷叫”，乃是“开始那照例的——‘哗拉哗拉，哗拉哗拉’了……”但不知道原文原有两种的呢，还是德文译者所删改？我想，日文译本是决不至于无端增加一点的。

平心而论，这八篇大半不能说是契诃夫的较好的作品，恐怕并非玛修丁为小说而作木刻，倒是翻译者alex－ander　eliasberg为木刻而译小说的罢。但那木刻，却又并不十分依从小说的叙述，例如《难解的性格》中的女人，照小说，是扇上该有须头〔9〕，鼻梁上应该架着眼镜，手上也该有手镯的，而插画里都没有。大致一看，动手就做，不必和本书一一相符，这是西洋的插画家很普通的脾气。虽说“神似”比“形似”更高一著，但我总以为并非插画的正轨，中国的画家是用不着学他的——倘能“形神俱似”，不是比单单的“形似”又更高一著么？

但“这八篇”的“八”字没有改，而三次的登载，小说却只有七篇，不过大家是不会觉察的，除了编辑者和翻译者。

谁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10〕审查证……字第……号”，就是“防民之口”的标记呢，但我们似的译作者的译作，却就在这机关里被删除，被禁止，被没收了，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的赴法场一样。这《波斯勋章》，也就是所谓“中宣……审委会”暗杀账上的一笔。

《波斯勋章》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无聊的一幕，在那时的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我们无从推测。只好也算作一则“奇闻”。但自从有了书报检查以来，直至六月间的因为“《新生》事件”〔11〕而烟消火灭为止，它在出版界上，却真有“所过残破”之感，较有斤两的译作，能保存它的完肤的是很少的。

自然，在地土，经济，村落，堤防，无不残破的现在，文艺当然也不能独保其完整。何况是出于我的译作，上有御用诗官的施威，下有帮闲文人的助虐，那遭殃更当然在意料之中了。然而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世界这才不至于荒废。我是愿意属于后一类，也分明属于后一类的。现在仍取八篇，编为一本，使这小集复归于完全，事虽琐细，却不但在今年的文坛上为他们留一种亚细亚式的“奇闻”，也作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记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记。

※　　　　　　　 ※　　　　　　　　 ※

〔1〕本篇最初印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莫泊桑（g．de　maupassant，1850—1893）　法国作家。

著有短篇小说三百多篇及长篇小说《一生》、《俊友》等。

〔3〕辛克莱（u．sinclair，1878—1968）　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以及文艺论文《拜金艺术》等。

〔4〕alexander　eliasberg　伊里亚斯堡，本书的德译者。

〔5〕德语：《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世界出版社，柏林，一九二二年）。

〔6〕升汞　一种杀菌的外用药，有剧毒。胃加答儿，日语：胃炎。

〔7〕摩西教派　摩西是犹太民族的领袖，相传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于摩西，所以犹太教亦称摩西教派。

〔8〕中村白叶（1890—1974）　原名中村长三郎，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及翻译者。译有《契诃夫全集》等，并曾与米川正夫合译《托尔斯泰全集》的一部分。

〔9〕须头　即须（鬚）儿，流苏，繐子。小说中说的是“缀有须头的扇子”。

〔10〕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全称“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次年五月被裁撤。关于它的活动，可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11〕“《新生》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即查封该刊并判处主编杜重远徒刑一年二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因“失责”被撤销。

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2〕

果戈理（n．gogol）的《死魂灵》第一部，中国已有译本，这里无需多说了。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狱》和《天堂》〔3〕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

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没落者：在讽刺作家果戈理，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所用的底本，仍是德人otto　buek　译编的全部；第一章开首之处，借田退德尼科夫〔4〕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像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错，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5〕，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的意见，不相上下的。

※　　　　　　　 ※　　　　　　　　 ※

〔1〕《死魂灵》　长篇小说，俄国作家果戈理著，一八四二年出版。鲁迅参考日译本自德译本转译。第一部在翻译时即陆续分期刊登于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世界文库》第一至第六册（一九三五年五月至十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列为《译文丛书》之一。第二部原稿为作者自行焚毁，仅存前五章残稿。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起开始翻译，第一、二两章发表于《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至第三期（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五月）；第三章发表于新二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十月），未完。一九三八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将第二部残稿三章合入第一部，出版增订本。

果戈理（h．b．mtbtue，1809—1952），生于乌克兰地主家庭，曾任小公务员。作品多暴露沙皇制度的腐朽，尚著有喜剧《钦差大臣》等。

〔2〕本篇连同《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后印入一九三八年版《死魂灵》增订本。

〔3〕《炼狱》和《天堂》　意大利诗人但丁所作长诗《神曲》的第二、三部。《神曲》全诗分三部分，以梦幻故事形式和隐喻象征手法描写作者游历地狱、炼狱（又译“净界”）、天堂的情景。

〔4〕田退德尼科夫　《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是个地主。

〔5〕看假洋　辨别银圆的真伪。

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1〕

《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开始于一八四○年，然而并没有完成，初稿只有一章，就是现在的末一章。后二年，果戈理又在草稿上从新改定，誊成清本。这本子后来似残存了四章，就是现在的第一至第四章；而其间又有残缺和未完之处。

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例如这第二章，将军贝德理锡且夫〔2〕是丑角，所以和乞乞科夫相遇，还是活跃纸上，笔力不让第一部；而乌理尼加是作者理想上的好女子，他使尽力气，要写得她动人，却反而并不活动，也不像真实，甚至过于矫揉造作，比起先前所写的两位漂亮太太〔3〕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　　　　　　　 ※　　　　　　　　 ※

〔1〕本篇连同《死魂灵》第二部第二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三期，后印入一九三八年版《死魂灵》增订本。

〔2〕贝德理锡且夫　《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沙皇军队的退休的将军，贵族。下文的乌理尼加，是他的独生女。

〔3〕两位漂亮太太　《死魂灵》第一部中的两位太太：一名“通体漂亮太太”；又一名“也还漂亮太太”。

《裴彖飞诗论》译者附记〔2〕

往作《摩罗诗力说》。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飞事。独恨文字差绝。欲迻异国诗曲。翻为夏言〔3〕。其业滋艰。非今兹能至。

顷见其国人籁息reich　e．〔4〕所著《匈加利文章史》。中有《裴彖飞诗论》一章。则译诸此。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

诗人情性。与夫著作旨趣之一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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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丛补》　收鲁迅生前发表于报刊而未经编集的译文三十九篇辑成，一九三八年编辑《鲁迅全集》时列于《壁下译丛》之后，编入第十六卷。一九五八年出版《鲁迅译文集》时，又补入后来发现的译文三十二篇，另附录五篇，列为《译文集》第十卷。

〔2〕本篇连同《裴彖飞诗论》的译文，最初发表于《河南》月刊第七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即一九○八年八月），署名令飞。据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中说：“这本是奥匈人爱弥耳·赖息用英文写的《匈加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经我口译，由鲁迅笔述的，……译稿分上下两部，后《河南》停刊，下半不曾登出，原稿也遗失了”。

裴彖飞（petokfi　sándor，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革命家。曾参加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间反抗奥地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在协助奥国侵略的沙俄军队作战中牺牲。著有长诗《勇敢的约翰》、《使徒》和《民族之歌》等。

〔3〕夏言　指中国文字。我国古称华夏，亦简称为夏。

〔4〕籁息（1822—1864）　奥地利的匈牙利文学史家。著有《匈牙利文学史》等。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1〕

谨案此篇论者。为日本心理学专家。所见甚挚。论亦绵密。近者国人。方欲有为于美育。则此论极资参考。用亟循字迻译。庶不甚损原意。原文结论后半。皆驳斥其国现用“新定画帖”〔2〕之语。盖此论实由是而发。然兹译用意。在通学说。故从略。

又原注参考书目。兹删一二。而仍其余〔3〕。（1）k．groos，zum　problem　der　asthetischen　erziehung．（zeitschrift　für　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d．Ⅰ．1906）（2）h．munsterberg．princples　of　art　education，a　philosophicai，aesthe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cus－sion　of　art　education．1904．（3）müller－freienfels：affekte　und　trieb　in　künsterischen　geniessen，（archiv　für　die　gesamte　psy．ⅩⅤⅢ．bd．1910）（4）野上，上野，实验心理学讲义　1909（5）kun^sterziehungstages　in　dresden　am28，und　29，sept．1901．1902．（6）e．meumann，vorl，zur　einführung　in　die　experimentalle　püdagogik　2te　aufl，1911．

※　　　　　　　 ※　　　　　　　　 ※

〔1〕本篇连同《艺术玩赏之教育》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未署名。

《艺术玩赏之教育》，上野阳一所作关于美育的论文。译文分两次发表于该刊第四期（五月）和第七期。上野阳一（1883—1957），日本心理学家。著有《心理学建议》等。

〔2〕“新定画帖”　新编的画册，指当时新出的绘画教材。

〔3〕这里的“参考书目”译录于下：（1）k．格鲁斯：《美学教育问题》（《美学和一般艺术科学杂志》，一九○六年第一卷。）（2）h．明斯特堡：《艺术教育原理》（关于艺术教育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讨论，一九○四年。）（3）米勒－弗雷恩费尔思：《在艺术欣赏中的激情和冲动》（《心理学大全》第十八卷，一九一○年。）（5）《一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在德累斯顿的艺术教育日》（一九○二年。）（6）莫伊曼：《实验教育法导论》（一九一一年第二版）。

《社会教育与趣味》译者附记〔1〕

按原文本非学说。顾以我国美育之论。方洋洋盈耳。而抑扬皆未得其真。甚且误解美谊。此篇立说浅近。颇与今日吾情近合。爰为迻译。以供参鉴。然格于刊例。无可编类。故附学说〔2〕之后。阅者谅之。

※　　　　　　　 ※　　　　　　　　 ※

〔1〕本篇连同日本上野阳一作《社会教育与趣味》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十期，未署名。译文分两次发表于该刊第九期（十月）和第十期。

〔2〕学说　指《编纂处月刊》“学说”栏。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者附记〔1〕

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2〕中是最古的人民，ěq也有着最富的文学。但在二十年代〔3〕，几乎很少见一本波希米亚文〔4〕的书，后来出了j．kollár〔5〕以及和他相先后的文人，文学才有新生命，到前世纪末，他们已有三千以上的文学家了！

这丰饶的捷克文学界里，最显著的三大明星是：纳卢达（1834—91），捷克（1846—），符尔赫列支奇〔6〕（1853—1912）。现在译取凯拉绥克（josef　karásek）《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册第十一十二两节与十九节的一部分，便正可见当时的大概；至于最近的文学，却还未详。此外尚有符尔赫列支奇的同人与支派如ad．ckerny，j．s．machar，anton　sova〔7〕；以及散文家如k．rais，k．klostermann，mrsktik兄弟，m．skimáckek，alois　jirásek〔8〕等，也都有名，惜现在也不及详说了。

二一年九月五日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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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近代捷克文学概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署名唐俟。凯拉绥克，通译卡拉塞克。

〔2〕斯拉夫民族　欧洲最大的民族共同体，分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属于西斯拉夫人。

〔3〕二十年代　指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4〕波希米亚文　即捷克文。波希米亚在捷克西部，原为捷克民族聚居地区。

〔5〕j．kollár　扬·柯拉尔（1793—1852），捷克诗人。他以民族语言写作，为捷克文学最早缔造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诗集《斯拉夫的女儿》等。

〔6〕纳卢达（j．neruda）　现译聂鲁达，捷克诗人、政论家，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创始人之一。他的诗歌继承民歌传统，富有反抗社会不平和民族压迫的精神。主要作品有诗集《墓地的花朵》、《宇宙之歌》，小说《小城故事》等。捷克（s．ckech，1846—1908），通译捷赫，捷克诗人、小说家，曾积极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他的作品多反映捷克人民遭受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痛苦。主要作品有诗集《黎明之歌》、《奴隶之歌》等和长篇讽刺小说《勃鲁契克先生第一次月球旅行记》等。

符尔赫列支奇（j．vrchlicky），本名弗利达（e．frida），捷克诗人、剧作家及翻译家，主要作品有《叙事诗集》、《世界的精神》、《神话集》等诗集。

〔7〕ad．ckerny　阿多尔夫·契尔尼（adolf　ckerny，1864—？）捷克作家。j．s．machar，马察尔（1864—1942），捷克诗人，评论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因参加祖国独立运动被捕入狱。主要作品有《萨蒂利之死》、《马格达伦》等。anton　sova，安东宁·索瓦（antonin　sova，1864—1928），捷克诗人。他信仰空想社会主义，作品受有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主要作品有《受挫折的心》、《过去的烦恼》等。

〔8〕k．rais　莱斯（1859—1926），捷克作家，他的小说多反映农民和山地居民的痛苦，并同情工人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k．klos－termann，克罗斯退曼（1848—1923），生于德国的捷克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西南波希米亚地区的现实生活。mrsktik兄弟，莫尔什蒂克兄弟，兄名阿洛伊思（alois　mrsktik，1861—1924），捷克作家，著有《在乡村的一年》等；弟名威廉（vilém　mrsktik，1863—1912），著有《五月的故事》及长篇《圣塔卢齐亚》等。m．skimckek，什马切克（1860—1913），捷克作家，曾在甜菜糖厂工作。著有《在切割机旁》、《工厂的灵魂》等。alois　jiráek，阿洛伊思·伊拉塞克（1851—1930），捷克作家。他的作品充满对祖国独立和自由的向往。著有长篇小说《斯卡拉奇》、《在激流中》、《在我们国土上》及剧本《扬·日什卡》、《扬·胡斯》等。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译者附记〔1〕

右一篇〔2〕从g．karpeles〔3〕的《文学通史》中译出，是一个从发生到十九世纪末的小俄罗斯文学的大略。但他们近代实在还有铮铮的作家，我们须得知道那些名姓的是：欧罗巴近世精神潮流的精通者michael　dragomarov〔4〕，进向新轨道的著作者ivan　franko（1856—）与vasyl　stefanyk〔5〕；

至于女人，则有女权的战士olga　kobylanska（1865—）以及女子运动的首领natalie　kobrynska〔6〕（1855—）。

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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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署名唐俟。

小俄罗斯，即乌克兰。乌克兰民族形成于十四、十五世纪，几个世纪以来迭受波兰、土耳其、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帝俄的压迫。十月革命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2〕右一篇　即前一篇。过去我国的出版物一般都自右至左直排，故习惯上有此说法。

〔3〕g．karpeles　凯尔沛来斯（1848—1909），奥地利文学史家。著有《犹太文学史》两卷以及关于海涅的评论集等。

〔4〕michael　dragomarov　米哈尔·德拉戈玛罗夫（m． hn^btmnutj，1841—1895），乌克兰历史学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他宣传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一八七五年在基辅大学任教时，因抨击沙皇制度被解聘，次年起即流寓国外。

〔5〕ivan　franko　伊凡·弗兰柯（c．k．[hnf]t，1856—1916），乌克兰作家、社会活动家。他一生为乌克兰民族解放而斗争，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年间，因出版刊物反对奥地利统治，曾三次被捕入狱。主要作品有诗集《高峰和低地》、长诗《摩西》及中短篇小说集。vasyl　stefanyk　华西里·斯杰法尼克（b．c．dyionfp]，1871—1936），乌克兰作家、社会活动家。大学时代曾参加过一些进步组织的活动。所著中短篇小说多反映西乌克兰农村贫困痛苦的生活。

〔6〕olga　kobylanska　奥尔加·科贝梁斯卡娅（o．g．gtsr^ubfx]nb，1863—1942），乌克兰女作家。她的作品表达了为争取妇女的社会权利而斗争的思想。一九四一年曾发表痛斥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文章，因病亡始免遭迫害。主要作品有《人》、《他和她》等。natalie　kobrynska，娜达丽亚·卡布连斯卡娅（h．c．gtshrfx]nb，1855—1920），乌克兰女作家，加里西亚妇女运动的创始人和组织者。曾写过许多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村妇女痛苦的短篇小说，以及《亚夏和卡特鲁霞》、《谋生》、《复选代表》等中短篇小说。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译者附记〔1〕

这是《近代思想十六讲》〔2〕的末一篇，一九一五年出版，所以于欧战以来的作品都不提及。但因为叙述很简明，就将它译出了。二六年三月十六日，译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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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曰《莽原》半月刊第七、八期合刊“罗曼罗兰专号”。“真勇主义”，又译“英雄主义”。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等。

〔2〕《近代思想十六讲》　日本评论家中泽临川、生田长江合著的文艺评论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出版。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译者附记〔1〕

《饥饿》这一部书，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一由北新书局〔2〕印行，一载《东方杂志》。并且《小说月报》上又还有很长的批评〔3〕了。这一篇是见于日本《新兴文学全集》附录第五号里的，虽然字数不多，却简洁明白，这才可以知道一点要领，恰有余暇，便译以饷曾见《饥饿》的读者们。

十月二日，译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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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日本黑田辰男《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绥蒙诺夫（c．a．dimfftj，1893—1943），苏联作家。《饥饿》，日记体小说，出版于一九二二年。有张采真译本，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另有傅东华译本，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至第四期。黑田辰男，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及翻译家。

〔2〕北新书局　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翌年迁设上海，曾发行《语丝》、《北新》、《奔流》等期刊，曾出版鲁迅的著译多种。

〔3〕很长的批评　指钱杏邨所写的《饥饿》一文，载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九期。

《新时代的预感》译者附记〔1〕

这一篇，还是一九二四年一月里做的，后来收在《文学评论》中。原不过很简单浅近的文章，我译了出来的意思，是只在文中所举的三个作家——巴理蒙德〔2〕，梭罗古勃，戈理基——中国都比较地知道，现在就借此来看看他们的时代的背景，和他们各个的差异的——据作者说，则也是共通的——

精神。又可以借此知道超现实底的唯美主义〔3〕，在俄国的文坛上根柢原是如此之深，所以革命底的批评家如卢那卡尔斯基等，委实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击。又可以借此知道中国的创造社之流先前鼓吹“为艺术的艺术”而现在大谈革命文学，是怎样的永是看不见现实而本身又并无理想的空嚷嚷。

其实，超现实底的文艺家，虽然回避现实，或也憎恶现实，甚至于反抗现实，但和革命底的文学者，我以为是大不相同的。作者当然也知道，而偏说有共通的精神者，恐怕别有用意，也许以为其时的他们的国度里，在不满于现实这一点，是还可以同路的罢。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译讫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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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日本片上伸《新时代的预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2〕巴理蒙德（g． ．anuemtfy，1867—1942）　俄国颓废派诗人，象征主义的代表者之一，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著有《象牙之塔》、《我们将和太阳一样》等。

〔3〕唯美主义　十九世纪末流行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鼓吹“为艺术的艺术”，主张文艺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的技巧。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者附记〔1〕

lvov—rogachevski〔2〕的《俄国文学史梗概》的写法，每篇常有些不同，如这一篇，真不过是一幅sketch〔3〕，然而非常简明扼要。

这回先译这一篇，也并无深意。无非因为其中所提起的迦尔洵的作品，有些是廿余年前已经绍介（《四日》，《邂逅》），有的是五六年前已经绍介（《红花》）〔4〕，读者可以更易了然，不至于但有评论而无译出的作品以资参观，只在暗中摸索。

然而不消说，迦尔洵也只是文学史上一个环，不观全局，还是不能十分明白的，——这缺憾，是待将来再弥补罢。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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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人性的天才——迦尔洵》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九期。

〔2〕lvov－rogachevski　罗迦契夫斯基（b．k．c．_tbnhijx]pz，1874—1930），苏联文学批评家。《俄国文学史梗概》，即《最近俄国文学史略》，一九二○年印行。《人性的天才——迦尔洵》是该书中的一篇。

〔3〕sketch　英语：速写、素描。

〔4〕《四日》、《邂逅》　短篇小说，前者系鲁迅译，后者系周作人译，一九○九年印入日本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红花》，短篇小说，后来有梁遇者译本（英汉对照本），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者附记〔1〕

这一篇barin女士的来稿，对于中国的读者，也是很有益处的。全集的出版处，已见于本文的第一段注中〔2〕，兹不赘。

日本文的译本，据译者所知道，则有《唯物史观》，冈口宗司〔3〕译；关于文学史的有两种：《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和《美学及文学史论》，川口浩〔4〕译，都是东京丛文阁出版。中国只有一本：《文学评论》，雪峰译，为水沫书店印行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5〕之一，但近来好像很少看见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日，丰瑜译并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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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德国巴林《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北斗》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丰瑜。

梅令格（f．mehring，1846—1919），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2〕在本文第一段中注明的是：soziologische　verlags－anstalt，即社会学出版社。

〔3〕冈口宗司　疑为冈田宗司（1902—1975），日本政治家、经济学博士，从事农会运动和农业问题研究。

〔4〕川口浩　日本评论家、翻译家。原名山口忠幸，曾任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协议会书记长。译有梅林的《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等。

〔5〕《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冯雪峰编，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陆续出版。据出版预告，原拟出十六册，后因国民党当局禁止，仅出八册。鲁迅所译《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文艺与批评》（卢那察尔斯基著）、《文艺政策》都曾编入该丛书。

《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1〕

这一篇文字，还是一九三一年，即海纳死后的七十五周年，登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一种德文的日报上的，后由高冲阳造〔2〕日译，收入《海纳研究》中，今即据以重译在这里。由这样的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的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压迫，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3〕和希特拉〔4〕，只是末期的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忘却了。”〔5〕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罢。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译讫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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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德国o．毗哈《海纳与革命》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海纳（h．heine，1797—1856），通译海涅，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著有政论《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2〕高冲阳造　日本艺术理论家。著有《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欧洲文艺的历史展望》等。

〔3〕寇尔兹（w．kulz，1875—1948）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曾任内务总长。

〔4〕希特拉（a．hitler，1889—1945）　通译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一九三三年初任内阁总理后实行法西斯统治，焚毁进步书籍，海涅的著作即在查禁之列。

〔5〕这里引文中的话，出于《海纳与革命》一文的第二节。

《果戈理私观》译者附记〔1〕

立野信之〔2〕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后来脱离了，对于别人的说他转入了相反的营盘，他却不服气，只承认了政治上的“败北”，目下只还在彷徨。《果戈理私观》是从本年四月份的《文学评论》里译出来的，并非怎么精深之作，但说得很浅近，所以清楚；而且说明了“文学不问地的东西，时的古今，永远没有改变”〔3〕的不实之处，是也可以供读者的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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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果戈理私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邓当世。

〔2〕立野信之（1903—1971），日本作家。曾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后脱离。著有短篇小说集《军队篇》等。

〔3〕这些话出于《果戈理私观》一文，原语为：“不能单用‘文学不问国的东西，时的古今，没有改变’的话来解释，它是在生活上，现实上，更有切实的连系的。”

《艺术都会的巴黎》译者附记〔1〕

格罗斯（george　grosz）〔2〕是中国较为耳熟的画家，本是踏踏派〔3〕中人，后来却成了革命的战士了；他的作品，中国有几个杂志〔4〕上也已经介绍过几次。《艺术都会的巴黎》，照实译，该是《当作艺术都会的巴黎》（paris　als　kunststadt），是《艺术在堕落》（die　kunst　ist　in　gefahr）中的一篇，题着和wieland　herzfelde〔5〕合撰，其实他一个人做的，herzfelde　是首先竭力帮他出版的朋友。

他的文章，在译者觉得有些地方颇难懂，参看了麻生义〔6〕的日本文译本，也还是不了然，所以想起来，译文一定会有错误和不确。但大略已经可以知道：巴黎之为艺术的中枢，是欧洲大战以前事，后来虽然比德国好像稍稍出色，但这是胜败不同之故，不过胜利者的聊以自慰的出产罢了。

书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去现在已有十年，但一大部分，也还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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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艺术都会的巴黎》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茹纯。

〔2〕格罗斯（1893—1959）　德国画家。作品有《支配阶级之面目》、《如此人类》等画集。

〔3〕踏踏派　即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反对一切艺术规律，否定艺术形象的思想意义，以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

〔4〕几个杂志　指一九三○年二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和同年三月的《大众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三号。

〔5〕wieland　herzfelde　维朗特·赫尔弗尔德，生平不详。

〔6〕麻生义　即麻生义辉（1901—1938），日本美学与哲学史研究家，著有《近世日本哲学史》等。

《哀尘》译者附记〔1〕

译者曰：此嚣俄〔2〕《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传》〔3〕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故有寺院；必求成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为害尤酷。

凡人生之艰苦而难悟其理者，无一非生于斯者也。故人常苦于执迷，常苦于弊习，常苦于风火水土。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尝于《诺铁耳谭》〔4〕发其一，于《哀史》〔5〕表其二，今于此示其三云〔6〕。”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穻者其人也。“依定律请若尝试此六月间”〔7〕，噫嘻定律，胡独加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8〕，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9〕彼非恶圣人也，恶伪圣之足以致盗也。嗟社会之陷穻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10〕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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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哀尘》的译文，最初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浙江潮》月刊第五期，署名庚辰。

〔2〕嚣俄（v．hugo，1802—1885）　又译雩俄，通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及剧本《克伦威尔》、《欧那尼》等。《哀尘》原是《随见录》中的一篇，题为《芳梯的来历》；后来作者将这一事件写入《悲惨世界》第五卷。

〔3〕《水夫传》　即《海上劳工》。

〔4〕〔〕铁耳谭》　即《巴黎圣母院》（简称《notre　dame》）的音译。

〔5〕《哀史》　即《可怜的人》，今译《悲惨世界》。

〔6〕雨果的这三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作于一八三一年，《悲惨世界》作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九年之间，《海上劳工》作于一八六六年。

〔7〕这是《哀尘》中巡查对“贱女子”说的话，意思是：“依法应处以六个月之禁锢”。

〔8〕频那夜迦　又译毗那夜迦，即印度教神话中之欢喜天。欢喜天有男女二天，男天系大自在天的长子，为暴害世界之神。这里借以指那个“恶少年”。

〔9〕“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语见《庄子·胠箧》。这里说老氏（老子），或为误记。

〔10〕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　语出《旧唐书·李密传》：“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1〕

《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尼采的重要著作之一，总计四篇，另外《序言》（zarathustra’s　vorrede）一篇，是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作的。因为只做了三年，所以这本书并不能包括尼采思想的全体；因为也经过了三年，所以里面又免不了矛盾和参差。

序言一总十节，现在译在前面；译文不妥当的处所很多，待将来译下去之后，再回上来改定。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现在但就含有意思的名词和隐晦的句子略加说明如下：

第一节叙zarathustra入山之后，又大悟下山；而他的下去（untergang），就是上去。zarathustra　是波斯拜火教的教主，中国早知道，古来译作苏鲁支〔2〕的就是；但本书只是用他名字，与教义无关，惟上山下山及鹰蛇，却根据着火教的经典（avesta）〔3〕和神话。

第二节叙认识的圣者（zarathustra）与信仰的圣者在林中会见。

第三节zarathustra说超人（uebermensch）〔4〕。走索者指旧来的英雄以冒险为事业的；群众对于他，也会麕集观览，但一旦落下，便都走散。游魂（gespenst）指一切幻想的观念：

如灵魂，神，鬼，永生等。不是你们的罪恶——却是你们的自满向天叫……意即你们之所以万劫不复者，并非因为你们的罪恶，却因为你们的自满，你们的怕敢犯法；何谓犯法，见第九节。

第四节zarathustra说怎样预备超人出现。星的那边谓现世之外。

第五节zarathustra说末人（der　letzte　mensch）〔5〕。

第六节zarathustra出山之后，只收获了一个死尸，小丑（possenreisser）有两样意思：一是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家，说将来的一切平等自由，使走索者坠下；一是尼采自况。因为他亦是理想家（g．naumann说），但或又谓不确（o．gram－zow）。用脚跟搔痒你是跑在你前面的意思。失了他的头是张皇失措的意思。

第七节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坟匠（totengraeber）是专埋死尸的人，指陋劣的历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没有将来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rathustra，并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会诅咒。老人也是一种信仰者，但与林中的圣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第九节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　kun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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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年九月，《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唐俟。

《察拉图斯忒拉》，全名《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系假托一位古代波斯的圣者，宣扬“超人”学说。

〔2〕苏鲁支　琐罗亚斯德的旧译，见宋代姚宽的《西溪丛语》卷上。琐罗亚斯德，即札拉图斯特拉，相传为波斯拜火教（又称波斯教、袄教）教主。

〔3〕avesta　《阿韦斯达》，波斯教的经典，内容共分五部分。

〔4〕超人　尼采哲学中的一个范畴，指具有超越一般人的才能、智慧和毅力的强者。

〔5〕末人　尼采哲学中的一个范畴，指无希望、无创造、平庸、畏葸的渺小的弱者，与超人相对。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1〕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了日本之后，想回到他的本国去，不能入境〔2〕，再回来住在哈尔滨，现在已经经过天津，到了上海了。这一篇是他在哈尔滨时候的居停主人中根弘〔3〕的报告，登在十月九日的《读卖新闻》〔4〕上的，我们可以藉此知道这诗人的踪迹和性行的大概。

十月十六日译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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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晨报副镌》，署名风声。

〔2〕不能入境　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一年六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遂到海参崴转至赤塔。其时苏联内战刚结束并发生饥荒，不能入境，于是折回中国居住，直至一九二三年春返回苏联。

〔3〕中根弘　未详。

〔4〕《读卖新闻》　日本报纸，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二四年改革后成为全国性的大报。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1〕

这一篇，最先载在去年六月间的《读卖新闻》上，分作三回。但待到印在《最后的叹息》的卷首的时候，却被抹杀了六处，一共二十六行，语气零落，很不便于观看，所以现在又据《读卖新闻》补进去了。文中的几个空白，是原来如此的，据私意推测起来，空两格的大约是“刺客”两个字，空一格的大约是“杀”字。至于“某国”，则自然是作者自指他的本国了〔2〕。

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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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于日本小说家江口涣《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晨报副镌》。

华希理（knxpupz），爱罗先珂的名字。

爱罗先珂的第二个创作集《最后的叹息》（第一创作集为《天明前之歌》）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出版时：江口涣将《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一文印入该书卷首，作为代序。

〔2〕关于江口涣的这篇文章，鲁迅后来作过说明：“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于是将这译出，……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坟·杂忆》）

《巴什庚之死》译者附记〔1〕

感想文十篇，收在《阿尔志跋绥夫著作集》的第三卷中；

这是第二篇，从日本马场哲哉〔2〕的《作者的感想》中重译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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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巴什庚之死》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七期。

巴什庚（b．b．ano]pf，1880—1909），俄国作家。回忆文写于一九○九年，载《新大众》杂志一九一○年第十五期。

〔2〕马场哲哉　即外村史郎。参看本卷第297页注〔8〕。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1〕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ris　piln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2〕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3〕，“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4〕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5〕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6〕。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7〕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laubert的《sala－mmbo》〔8〕，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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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信州杂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期。

〔2〕小岛修一　日本的翻译工作者。

〔3〕国粹戏　指我国的传统戏曲，如京剧、昆曲之类。

〔4〕发昏章第十一　仿拟古代经书章节划分的戏谑语，即“发昏”之意。原语见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只见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金圣叹在此语下批云：“奇语！捎带俗儒分章可笑。”

〔5〕“世纪末”　指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具的精神文化的颓废风气。这时出现的颓废文学作品即被称为“世纪末文学”。

〔6〕出处待查。

〔7〕张作霖（1875—1928）　辽宁海城人。北洋的奉系军阀。一九一六年起，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长期统治东北，并曾控制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后被日本特务炸死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

〔8〕flaubert的《salammbo》　即福楼拜的《萨朗波》。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萨朗波》，历史小说，描写古代非洲雇佣军的起义，写作于一八六二年。

《〈雄鸡和杂馔〉抄》译者附记〔1〕

久闻外国书有一种限定本子，印得少，卖得贵，我至今一本也没有。今年春天看见jean　cocteau〔2〕的le　coq　et　l’ar－lequin的日译本，是三百五十部之一，倒也想要，但还是因为价贵〔3〕，放下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所以疑心它一定还有不稳的话，再三盘算，终于化了五碗“无产”咖啡〔4〕的代价，买了回来了。

买回来细心一看，就有些想叫冤，因为里面大抵是讲音乐，在我都很生疏的。不过既经买来，放下也不大甘心，就随便译几句我所能懂的，贩入中国，——总算也没有买全不“稳当的股票”，而也聊以自别于“青年”。

至于作者的事情，我不想在此绍介，总之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能作画，也能作文，自然又是很懂音乐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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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法国科克多的杂文《〈雄鸡和杂馔〉抄》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花》周刊第四期。

〔2〕jean　cocteau　让·科克多（1891—1963），法国作家。曾致力立体主义未来派的诗作，著有小说《可怕的孩子》、剧本《定时炸弹》及《诗集》等。

〔3〕le　coq　et　l’arlequin　的日译本　即大田黑元雄译的《雄鸡和杂馔》，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当时在上海的售价是银元五元二角。

〔4〕“无产”咖啡　附记参看《三闲集·革命咖啡店》。文中说：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昨天也看见了，……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1〕

巴罗哈同伊本涅支〔2〕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化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3〕。

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慧星〔4〕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为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译整篇的论文，介绍他到中国的，始于《朝花》〔5〕。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他和他的兄弟〔6〕联络在马德里，很奇怪，他们开了一爿面包店，这个他们很成功地做了六年。”他的开面包店，似乎很有些人诧异，他在《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里，至于特设了一章来说明。现在就据冈田忠一的日译本，译在这里，以资谈助；也可以作小说看，因为他有许多短篇小说，写法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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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面包店时代》（《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中之一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朝花》周刊第十七期。

〔2〕伊本涅支　通译伊巴涅思。参看本卷第385页注〔5〕。

〔3〕根据伊巴涅思的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摄制的电影，一九二四年春末曾在上海卡尔登影院上映。“化美金一百万元”是上映该片时广告中的话。

〔4〕哈黎彗星　即哈雷彗星，著名的周期彗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e．halley，1656—1742）首先确定它的轨道，故名。

〔5〕《朝花》　指《朝花》周刊，鲁迅、柔石合编，以介绍外国文艺为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五月停刊，同年六月改为旬刊。这里所说“整篇的论文”，指特雷克（w．a．drake）作、真吾译的《巴罗哈》一文，载《朝花》周刊第十四期（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6〕指里卡多，巴罗哈的哥哥。

《vl．g．理定自传》译者附记〔1〕

这一篇短短的《自传》，是从一九二六年，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文艺战线》〔2〕译出的；他的根据，就是作者——理定所编的《文学的俄国》〔3〕。但去年出版的《pisateli》〔4〕中的那《自传》，和这篇详略却又有些不同，著作也增加了。我不懂原文，倘若勉强译出，定多错误，所以《自传》只好仍译这一篇；但著作目录，却依照新版本的，由了两位朋友的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夜，译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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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vl．g．理定自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期。vl．g．系vladimir　g．（俄语kun^gpmph）之略。

〔2〕《文艺战线》　即《艺术战线》。

〔3〕《文学的俄国》　即《文学的俄罗斯》。

〔4〕《pisateli》　俄语作《qpxnyipp》，即《作家》。

《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1〕

纪德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评传，我看得极少极少。

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听说纪德的文章很难译，那么，这虽然不过一小篇，也还不知道怎么亵渎了作者了。至于这篇小品和画像〔2〕的来源，则有石川涌的说明在，这里不赘。

文中的稻子豆〔3〕，是ceratonia　siliqua，l．的译名，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国没有；瓦乐敦的原文，是félix　vallo－tto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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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纪德《描写自己》及石川涌《说述自己的纪德》的两篇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乐雯。

纪德（a．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乐》等。石川涌（1906—1976），日本东京大学文学教授，法国文学研究者。

〔2〕画像　指瓦乐敦作的纪德木刻像，与本篇在同期《译文》发表。

〔3〕稻子豆　ceratonia　siliqua，《英拉汉植物名称》作角豆树。

〔4〕félix　vallotton　菲力克思·瓦乐敦（1865—1925），瑞士画家，终生侨居法国。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1〕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　1855—1888）生于南俄，是一个甲骑兵官〔2〕的儿子。少时学医，却又因脑病废学了。他本具博爱的性情，也早有文学的趣味；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将经验和思想发表在小说里，是有名的《四日》和《孱头》。他后来到彼得堡，在大学听文学的讲义，又发表许多小说，其一便是这《一篇很短的传奇》。于是他又旅行各地，访问许多的文人，而尤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时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红花》。然而迦尔洵的脑病终于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后，从高楼自投而下，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去世了。这篇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3〕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4〕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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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一篇很短的传奇》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妇女杂志》月刊第八卷第二号。

〔2〕甲骑兵官　胸甲骑兵团军官。

〔3〕这是本篇小说主角所说的话，原语是“你将以为与其一人的不幸，倒不如三人的不幸。”

〔4〕斯拉夫文人　指俄国作家，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民族。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1〕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2〕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孱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nnunzio）〔3〕所作《死之胜利》，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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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一篇很短的传奇》的译文，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朝花社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

〔2〕亚历山大三世（eui]xnfgh　o，1845—1894）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暗杀后继位。

〔3〕但农契阿（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唯美主义作家。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拥护法西斯主义。《死之胜利》是他在一八九四年作的长篇小说。有芳信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1〕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的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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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淑雪兼珂《贵家妇女》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又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

〔2〕这句话是在收入《奇剑及其它》时添上的。因为《奇剑及其它》中同时收有淑雪兼珂的《波兰姑娘》。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1〕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　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2〕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3〕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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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食人人种的话》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与作者的另一篇小说《捕狮》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本篇附于小说之前，并将最后的一段话改为：“《捕狮》和《食人人种的话》都从日本崛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

腓立普，出身于贫苦家庭，作品表现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讽刺，著有《母亲和孩子》、《贝德利老爹》等小说。

〔2〕堀口大学　日本诗人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日本学士院文艺部会员。早年加入“新诗社”，后任大学教授。作品有诗集《黄昏的虹》等。

〔3〕加特力教　即天主教，又称公教。加特力一词源出希腊文，意为“公”和“全”。

《农夫》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ndr　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2〕，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3〕，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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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

〔2〕“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　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3〕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lunacharsky　卢那察尔斯基。

〔5〕律师保鏕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一事。其中说：

“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

〔6〕“老而不死”　语见《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

杜荃（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载《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鲁迅主张“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恶魔》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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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恶魔》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2〕川本正良　日本翻译工作者。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曾任松山高校等教授。

〔3〕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莱克兰世界文库》，德国发行的一种世界文学丛书。多数是被压迫民族作家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价格低廉，流传较广。

〔4〕《黄花集》　北欧及俄国的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译，一九二九年二月北平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5〕《创作年表》　指邹道弘编的《高尔基评传》（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中所附的《高尔基创作年表》，其中列有“一八九九：《关于魔鬼》”一行。

〔6〕二十世纪初头　应为十九世纪末叶。高尔基于一八九九年写作《关于魔鬼》（即《恶魔》）及《再关于魔鬼》，先后发表于同年《生活》杂志第一、第二期。

《鼻子》译者附记〔1〕

果戈理（nikolai　v．gogol　1809—1852）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2〕的，但逐渐移到人事，并且加进讽刺去。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鼻子》便是和《外套》〔3〕一样，也很有名的一篇。

他的巨著《死掉的农奴》〔4〕，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都有翻译本，日本还有三种，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这一篇便是从日译全集第四本《短篇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原译者是八住利雄。但遇有可疑之处，却参照，并且采用了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里的wilhelm　lange〔5〕的德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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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鼻子》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许遐。

〔2〕乌克兰的怪谈　果戈理早期根据乌克兰民间的传说和奇闻所写的故事，如《狄康卡近乡夜话》。

〔3〕《外套》　短篇小说，果戈理作于一八三五年，有韦素园译本，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4〕《死掉的农奴》　即《死魂灵》。以前俄国人称农奴为魂灵。

〔5〕wilhelm　lange　威廉·朗格。

《饥馑》译者附记〔1〕

萨尔蒂珂夫（michail　saltykov　1826—1889）是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2〕的所谓“倾向派作家”（tendenzios）〔3〕的一人，因为那作品富于社会批评的要素，主题又太与他本国的社会相密切，所以被绍介到外国的就很少。但我们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底论著的时候，却常常看见“锡且特林”（sichedrin）〔4〕的名字，这是他的笔名。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故事》〔5〕，专写亚历山大二世〔6〕改革前的俄国社会的缺点；这《饥馑》，却是后期作品《某市的历史》〔7〕之一，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情状，从日本新潮社《海外文学新选》第二十编八杉贞利〔8〕译的《请愿人》里重译出来的，但作者的锋利的笔尖，深刻的观察，却还可以窥见。后来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9〕，还颇与这一篇的命意有类似之处；十九世纪末他本国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也有结构极其相近的东西，但其中的百姓，却已经不是“古尔波夫”〔10〕市民那样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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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饥馑》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许遐。

萨尔蒂珂夫，笔名谢德林（m．e．cnuyr]tjaighpf，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及批评家，曾因抨击沙皇专制制度被流放几达八年。著有长篇小说《戈罗夫略夫老爷们》、《一个城市的历史》等。《饥馑》，又译《饥饿城》，是《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一篇。

〔2〕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公历三月三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农民反封建斗争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

〔3〕“倾向派作家”　一八四八年萨尔蒂珂夫发表中篇小说《莫名其妙的事》，被沙皇政府认为“含有危害甚大的思想倾向”和“扰乱社会治安之思想”，判处流放。后即指他和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等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为“倾向派作家”。

〔4〕“锡且特林”　通译谢德林。

〔5〕《外省故事》　今译《外省散记》，发表于一八五六年。

〔6〕亚历山大二世（eui]xnfghq　Ⅱ，1818—1881）　俄国沙皇。一八五五年即位，后在彼得堡被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党人炸死。

〔7〕《某市的历史》　即《一个城市的历史》，萨尔蒂珂夫后期著名的讽刺长篇小说之一。

〔8〕八杉贞利（1876—1966）　日本的俄语学者，东京外语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创立“日本俄罗斯文学会”，担任会长。

〔9〕《炭画》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作的中篇小说。有周作人译本，一九一四年四月北京文明书局出版。

〔10〕“古尔波夫”　俄语mu

htj的音译，“愚人”的意思。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是假讬“古尔波夫市”的历史以讽刺现实。

《恋歌》译者附记〔1〕

罗马尼亚的文学的发展，不过在本世纪的初头，但不单是韵文，连散文也有大进步。本篇的作者索陀威奴（mihail　sadoveanu）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bukharest）〔2〕的写散文的好手。他的作品，虽然常常有美丽迷人的描写，但据怀干特（g．weigand）〔3〕教授说，却并非幻想的出产，到是取之于实际生活的。例如这一篇《恋歌》，题目虽然颇像有些罗曼的，但前世纪的罗马尼亚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农奴的生活情形，却实在写得历历如绘。

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迹；仅知道他生于巴斯凯尼（pascani），曾在法尔谛舍尼和约希（faliticene　und　jassy）进过学校，是二十世纪初最好的作家。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有写穆尔陶（moldau）〔4〕的乡村生活的《古泼来枯的客栈》（crilsma　lui　mos　precu，1905）有写战争，兵丁和囚徒生活的《科波拉司乔治回忆记》（amintirile　caprarului　gheorg－hita，1906）和《阵中故事》（povestiri　din　razboiu，1905）〔5〕；也有长篇。但被别国译出的，却似乎很少。

现在这一篇是从作者同国的波尔希亚（eleonora　borcia）女士的德译本选集里重译出来的，原是大部的《故事集》（po－ve《村妇》译者附记〔1〕

在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家之中，伊凡·伐佐夫（ivan　va^zov，1850—1921）对于中国读者恐怕要算是最不生疏的一个名字了。大约十多年前，已经介绍过他的作品〔2〕；一九三一年顷，孙用〔3〕先生还译印过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过岭记》，收在中华书局的《新文艺丛书》中。那上面就有《关于保加利亚文学》和《关于伐佐夫》两篇文章，所以现在已经无须赘说。

《村妇》这一个短篇，原名《保加利亚妇女》，是从《莱克兰世界文库》的第五千零五十九号萨典斯加（marya　jonas　von　szatanska）女士所译的选集里重译出来的。选集即名《保加利亚妇女及别的小说》，这是第一篇，写的是他那国度里的村妇的典型：迷信，固执，然而健壮，勇敢；以及她的心目中的革命，为民族，为信仰。所以这一篇的题目，还是原题来得确切，现在改成“熟”而不“信”，其实是不足为法的；我译完之后，想了一想，又觉得先前的过于自作聪明了。原作者在结末处，用“好事”来打击祷告，〔4〕大约是对于他本国读者的指点。

我以为无须我再来说明，这时的保加利亚是在土耳其〔5〕的压制之下。这一篇小说虽然简单，却写得很分明，里面的地方，人物，也都是真的。固然已经是六十年前事，但我相信，它也还很有动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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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村妇》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译文》月刊终刊号。

〔2〕指一九二一年间鲁迅曾翻译伐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载同年十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后收入一九二二年五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丛书》之一《现代小说译丛》。

〔3〕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当时是杭州邮局职员，业余从事翻译工作，译有匈牙利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等。

〔4〕用“好事”来打击祷告　在《村妇》的结末处，说这位村妇终不相信是“随随便便的祷告，见了功效的，由她看来，倒是因为她做不到，然而她一心要做到的好事好报居多……”

〔5〕土耳其　这里指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建于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自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保加利亚都遭受奥斯曼帝国的蹂躏和压迫。

《跳蚤》译者附记〔1〕

guillaume　apollinaire　是一八八○年十月生于罗马的一个私生儿，不久，他母亲便带他住在法国。少时学于摩那柯学校，是幻想家；在圣查理中学时，已有创作，年二十，就编新闻。从此放浪酒家，鼓吹文艺，结交许多诗人，对于立体派〔2〕大画家pablo　picasso〔3〕则发表了世界中最初的研究。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卢佛尔博物馆〔4〕失窃了名画，以嫌疑被捕入狱的就是他，但终于释放了。欧洲大战起，他去从军，在壕堑中，炮弹的破片来钉在他头颅上，于是入病院。愈后结婚，家庭是欢乐的。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因肺炎死在巴黎了，是《休战条约》〔5〕成立的前三日。

他善画，能诗。译在这里的是“le　bestiaire”（《禽虫吟》）一名“cortége　d’orphee”（《阿尔斐的护从》）〔6〕中的一篇；并载raoul　dufy〔7〕的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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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讽刺短诗《跳蚤》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期，署名封余。

guillaume　apollinaire　纪尧姆·亚波里耐尔（1880—1918），法国颓废派诗人，“立体未来派”诗歌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奥菲士的护从》，《酒精集》等。

〔2〕立体派　亦称“立方主义”、“立体主义”，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反对客观地描绘事物，主张用几何图形作为造形艺术的基础。

〔3〕pablo　picasso　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一九○三年定居巴黎，立体派的创始人，后转为印象派。

〔4〕卢佛尔博物馆　一称卢佛尔美术宫，位于巴黎，是法国最大的博物馆，藏有许多古代及近代的艺术珍品。

〔5〕《休战条约》　即《康边停战协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与协约国在康边（compiègne，位于巴黎东北）林地签定的投降协定。

〔6〕《阿尔斐的护从》　亚波里耐尔写作于一九一四年的诗集。

阿尔斐，又译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竖琴名家。

〔7〕raoul　dufy　拉乌尔·杜菲（1877—1953），法国画家。早期为印象派，后转为“野兽派”，多作市街、港口等风景画及静物画，追求装饰效果。

《坦波林之歌》译者附记〔1〕

作者原是一个少年少女杂志的插画的画家〔2〕，但只是少年少女的读者，却又非他所满足，曾说：“我是爱画美的事物的画家，描写成人的男女，到现在为止，并不很喜欢。因此我在少女杂志上，画了许多画。那是因为心里想，读者的纯真，以及对于画，对于美的理解力，都较别种杂志的读者锐敏的缘故。”但到一九二五年，他为想脱离那时为止的境界，往欧洲游学去了。印行的作品有《虹儿画谱》五辑，《我的画集》二本，《我的诗画集》一本，《梦迹》一本，这一篇，即出画谱第二辑《悲凉的微笑》中。

坦波林（tambourine）是轮上蒙革，周围加上铃铛似的东西，可打可摇的乐器，在西班牙和南法，用于跳舞的伴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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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坦波林之歌》的译文，最初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二九年初，鲁迅编选《艺苑朝华》五辑，其第二辑即《蕗谷虹儿画选》。并写有《〈蕗谷虹儿画选小引〉》一篇，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坦波林，又译作铃鼓或拍鼓。

〔2〕指蕗谷虹儿（1898—1979），日本画家。

附集

鲁迅诗集

旧体诗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莲蓬人

庚子送灶即事

祭书神文

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韵

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

自题小像

哀范君三章

替豆萁伸冤

吊卢骚

赠邬其山

惯于长夜过春时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

无题

赠日本歌人

湘灵歌

无题二首

送增田涉君归国

答客诮

无题

偶成

赠蓬子

一·二八战后作

自嘲

教授杂咏四首

所闻

无题二首

无题

二十二年元旦

赠画师

学生和玉佛

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

题《呐喊》

题《彷徨》

悼杨铨

题三义塔

无题

赠人二首

无题

无题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报载患脑炎戏作

无题

秋夜有感

亥年残秋偶作

现代诗

梦

他

影的告别

好的故事

死火

这样的战士

淡淡的血痕中

好东西歌

南京民谣

复仇

狗的驳诘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１９００年）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①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①断肠花：《广群芳谱》卷三十六秋海棠，引《采兰杂志》：“昔有妇人怀人不见，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即今秋海棠也。”

莲蓬人

（１９００年）

芰裳荇带处仙乡①，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氵襄］［氵襄］。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②，莫随残叶堕寒塘。

①芰裳：屈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荷花）以为裳。”荇带：杜甫《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

②濂溪，即宋朝周敦颐，作有《爱莲说》。　

庚子送灶即事

（１９０１年）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①

①《后汉书》卷６２《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祭书神文

（１９０１年）

上章困敦之岁①，贾子祭诗之夕②，会稽戛剑生③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④，而缀之以俚词曰：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纟因］□（“温”换绞丝旁）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⑤，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⑥，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湘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蠹鱼⑦。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侯⑧。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蠹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⑨。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缀换忄旁）□（缀换忄旁）以心忧。宁招书癖兮来诗囚⑩，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⑴，购异籍以相酬。

①《尔雅·释天》：“在庚曰上章”“在子曰困顿”，上章困顿，即庚子。

②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５：“（贾岛）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

③戛剑生：鲁迅早年别号。

④长恩：明无名氏《致虚阁杂俎》：“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

啮，蠹虫不生。”

⑤钱神：《晋书·鲁褒传》：“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

⑥阿堵：《晋书·王衍传》：“衍口未尝言钱，妇令婢以钱绕床下，衍晨起，不得出，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⑦脉望：唐段成式《酋阳杂俎》：“蠹虫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脉望）。”

⑧漆妃：墨的别称。管城侯：韩愈《毛颖传》说秦始皇封笔为管城子。

⑨丘索：《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⑩诗囚：元好问《论诗绝句》论唐诗人孟郊（东野）诗：“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

厚地一诗囚。”

⑴芹茂樨香：芹茂：苏辙《燕贡士诗》：“泮水生芹藻。”古代诸侯的学宫称泮宫，泮宫有水称泮水，因称考中秀才，即入学宫为入泮。樨香：木樨即桂花，古称登科为折桂，指考中举人。

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韵①

（１９０１年）

鸟啼铃语梦常萦，闲立花阴盼嫩晴。

怵目飞红随蝶舞，开心茸碧绕阶生。

天于绝代偏多妒，时至将离倍有情②。

最是令人愁不解，四檐疏雨送秋声。

剧怜常逐柳绵飘，金屋何时贮阿娇？

微雨欲来勤插棘，薰风有意不鸣条③。

莫教夕照催长笛，且踏春阳过板桥。

只恐新秋归塞雁，兰□（舟＋繁体双）载酒橹轻摇。

细雨轻寒二月时，不缘红豆始相思。

堕［衤因］印屐增惆怅④，插竹编篱好护持。

慰我素心香袭袖，撩人蓝尾酒盈卮⑤。

奈何无赖春风至，深院荼［艹縻］已满枝。

繁英绕甸竞呈妍，叶底闲看蛱蝶眠。

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

文禽共惜春将去，秀野欣逢红欲然。

戏仿唐宫护佳种，金铃轻绾赤阑边⑥。

①藏春园主人即林步青，他的原诗发表于当时的《海上文社日报》。

②将离：指芍药。《古今注》：“牛亨问曰：‘将离相别，赠以芍药，何也？’答：‘芍药一名可离，故相别以为赠。’”

③熏风：《吕氏春秋·有始》：“东南曰熏风。”

④堕［衤因］印屐：《南史·范缜传》：“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

⑤蓝尾酒：《仇池笔记》引苏鹗云：“以酒巡匝为婪尾，一作蓝尾。侯白《酒律》谓：‘酒巡匝到末坐者，连饮三杯，为婪尾酒。’”

⑥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宁王）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乌鹊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

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①

（１９０１年）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更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①，时随帆顶过长天。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①脊令：鸣禽鸟类。《诗·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自题小像

（１９０３年）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①，我以我血荐轩辕。

许寿裳《怀旧》：“1903年他（鲁迅）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鲁迅于1903年重写时题：“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

①寒星：宋玉《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荃不察：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

哀范君三章

（１９１２年）

风雨飘摇日①，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②

世味秋荼苦③，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④，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茗［艹丁］⑤，微醉自沈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⑥。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

原诗最初发表于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１日绍兴《民兴日报》，暑名黄棘。１９３４年鲁迅把第三首编入《集外集》时题作《哭范爱农》，“当世”作“天下”，“自”作“合”，“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作“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许寿裳《怀旧》：“先兄读了，很赞美它；我尤其爱‘狐狸方去穴’的两句，因为他在那时已经看出袁世凯要玩把戏了。”

①《诗·鸱［号鸟］》：“风雨所飘摇。”

②白眼：《晋书·阮籍》：“（阮籍）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鸡虫：杜甫《 缚鸡行》：“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鸡虫暗指排挤范爱虫的自由党主持人何几仲，故“奇绝妙绝”。

③荼苦：《诗·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④李白《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海草三绿，不归国门。”

⑤大圜：《吕氏春秋·序意》：“爰有大圜在上。”

⑥绪言：《庄子·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

替豆萁伸冤

（１９２５年）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六月五日

这首见于《华盖集·咬文嚼字（三）》。原文说：“据考据家说，曹子建的《七步诗》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

吊卢骚

（１９２８年）

脱帽怀铅出①，先生盖代穷。

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

四月十日

这首见于《三闲集·头》，是模仿清朝王士祯《咏史小乐府》里吊袁绍的诗而作，讽刺梁实秋的攻击卢骚。原文说：“记得《三国志演义》记袁术（当作袁绍）死后，后人有诗叹道：‘长揖横刀出，将军盖代雄，头　　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当三个有闲之暇，也活剥一首来吊卢骚。”

①脱帽：清末有所谓卢骚帽，作者因此联想到脱帽。怀铅：犹言带着笔。铅为我国古代书写工具，《西京杂记》称扬雄“怀铅提椠”，到处搜求方言。

赠邬其山①

（１９３１年）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鲁迅诗稿》作“辛未初春，书请邬其山人仁兄教正。”

①邬其山，即内山完造，“邬其”是日语“内”的音译。

惯于长夜过春时

（１９３１年）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诗见于《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为悼念“左联”五烈士而作。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①

（１９３１年）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②，故乡如醉有荆榛。

①Ｏ．Ｅ．即日本小原荣次郎，当时在东京桥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鲁迅日记》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２日：“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

②《楚辞·九歌·山鬼》：“折芳馨兮遗所思。”《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兰若，将以遗兮远者。”

无题

（１９３１年）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忄音］［忄音］。

下土惟秦醉①，中流辍越吟②。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三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１年３月５日：“昙，午后为升屋、松藻、松元各书自作一幅，文录于后。”这首是写给松藻的。松藻姓片山，为内山完造的弟媳。

①汉朝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悦）秦穆公而觐之，饷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赐）用此土，而剪诸鹑首。”醇首指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到柳宿，代指秦国境土。

②越吟：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 岂穷达而异心。”典出《史记·陈轸传》。

赠日本歌人

（１９３１年）

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

三月

这首是写给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的。原诗所写的条幅上题“辛未３月送升屋治三郎兄东归。”诗中“远”作“海”，“望”作“忆”。

湘灵歌①

（１９３１年）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②，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③，太平成象盈秋门④。

三月

这首是写给片山松元的。《鲁迅日记》１９３１年３月５日，诗中“如”作“于”，“皎”作“皓”，“皓”作“素”。

①湘灵：《后汉书·马融传》注：“湘灵，舜妃。”

②高丘：楚国山名。屈原《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③唐朝钱起《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④太平成象：《通鉴·唐纪六十》，大和六年，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儒：“天下何时当太平？”牛答：“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秋门：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苍岑竦秋门。”曾益注：“洛阳有宜秋门、千秋门。”洛阳是东都，这里借秋门指南京。

无题二首

（１９３１年）

大江日夜向东流①，聚义群雄又远游②。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

雨花台边埋断戟③，莫愁湖里余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见④，归忆江天发浩歌。

六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４日：“为宫崎龙介君书一幅云：大江日夜向东流

（下略）。又为白莲女士书一幅云：雨花台边埋断戟（下略）”宫崎龙介和白莲女

士是夫妇。

①谢［月兆］《暂使下都夜发新林》：“大江流日夜。”

②这年春天，蒋介石与立法院长胡汉民发生冲突，蒋主张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

反对，被扣留于南京。胡派人马联络广东、广西两派，在广州令组国民政府。两广

出兵北上，进攻湖南、江西。

③杜牧《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④屈原《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

送增田涉君归国

（１９３１年）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鲁迅日记》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日：“作送增天涉君归国诗一首，并写讫。诗云：（略）。”

答客诮

（１９３１年）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①？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②。

《鲁迅书简补遗》有这首诗，末题“未年之冬戏作，录请坪井先生哂正，鲁迅。”坪井是上海的日本［竹条］崎医院的医生，曾给鲁迅的儿子海婴治痢疾。

①《战国策·赵策》触□（上“龙”下“言”）说赵太后，触把自己的小儿子托给太后，要太后给他一个王宫卫对的职位。太后说：“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

②《易·乾·文言》：“风从虎。”《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

无题

（１９３２年）

血沃中原肥劲草①，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②。

一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午后为高良夫人写一小幅，云：（略）。”高良夫人，即高良富子夫人。

①《后汉书·王霸传》：“疾风知劲草。”

②１９３２年１月，广州和南京合组的政府成立，蒋介石回奉化，汪精卫托病到上海，行政院长孙科主政，事事棘手，被迫下台。

偶成

（１９３２年）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①

三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１日：“午后……又为沈松泉书一幅云：（略）。”

①《楚辞·九歌·礼魂》：“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赠蓬子

（１９３２年）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

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应姚蓬子求字之请即兴记事所作，诗中所说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天子”指穆木天）的事情。

一·二八战后作

（１９３２年）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七月十一日

《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１日：“午后为山本初枝女士书一笺云：（略）。”

自嘲

（１９３２年）　

运交华盖欲何求①？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②。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③。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十二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略）。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添成一律以请之。”按，１０月５日郁达夫在聚丰园宴请兄郁华，请鲁迅作陪。诗中“破”作“旧”，“漏”作“破”。后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题此诗于扇面，“对”作“看”。

①鲁迅《华盖集·题记》：“这运（指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②《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晋书·华卓传》，华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③《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齐景公）之为儒子牛而折其齿乎？’”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儒子牛。”

教授杂咏四首

（１９３２年）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①。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②。

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③。

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④。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⑤。

十二月

①钱玄同平日曾经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

②主张“顺译”的赵景深曾经误译milky way为“牛奶路”，参看鲁迅《二心集·风马牛》。

③章衣萍《枕上随笔》：“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

④上海北新书局曾请章衣萍等编世界文学译本，并出儿童读物，销路很广，编辑们就大喝鸡汤。不料有一本儿童读物《小八戒》中以猪肉问题触犯了回教团体，引起诉讼，北新书局一度被封闭，后改名青光书店才得继续营业。

⑤谢六逸曾编选《模范小说选》，选录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于１９３３年３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序言说准备别的作家骂他近视眼：“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只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

所闻

（１９３２年）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十二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为内山夫人写云：（略）。”许寿裳《怀旧》：“这是一方写豪奢，一方写无告，想必是１９３２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的所闻。”

无题二首

（１９３２年）

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

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①。

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

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

十二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滨之上学士云：故乡黯黯锁玄云（下略）。为坪井学士云：皓齿吴娃唱柳枝（下略）。”两人都是日本在上海开设的［竹条］崎医院里的医生。

①《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８日：“晚，坪井先生邀至日本饭馆吃河豚，同去并有滨之上医士。”

无题

（１９３２年）

洞庭木落楚天高①，眉黛猩红［氵宛］战袍。

泽畔有人吟不得②，秋波渺渺失离骚。

十二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为达夫云：（略）。”诗中“木落”作“浩荡”，“猩”作“心”，“不得”作“亦险”。

①《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落。”

②《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二十二年元旦

（１９３３年）

云封高岫护将军①，霆击寒春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一月二十六日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６日：“旧历申（当作酉）年元旦。……又戏为邬其山先生书一笺云：（略）。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改‘胜境’为‘高岫’，‘落’为‘击’，‘戮’为‘灭’也。”静农即鲁迅学生台静农。

①指蒋介石在庐山设立总部。

赠画师

（１９３３年）

风生白下千林暗①，雾塞苍天百卉殚。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一月二十六日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６日：“为画师望月玉成君书一笺云：（略）。”

①白下：古地名，今南京市西北。

学生和玉佛

（１９３３年）　

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言妄？奔逃只自怜。

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

此诗见于《南腔北调集·学生和玉佛》，没有诗题。发表于1933年2月16日《论语》半月刊11期，署名动轩。

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

（１９３３年）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此诗见于《伪自由书·崇实》。

题《呐喊》

（１９３３年）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三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３月２日：“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山县氏即山县初男。　

题《彷徨》

（１９３３年）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３月２日，诗中“独”作“尚”。

悼杨铨

（１９３３年）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六月二十一日

杨铨，字杏佛，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3年6月18日为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于上海，20日鲁迅曾往万国殡仪馆送殓。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是日大雨，鲁迅送殓回去，成诗一首：（略）。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于龚自珍。”

题三义塔

（１９３３年）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火票］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①，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②，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１日：“西村（真琴）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西村是一个日本医生。诗中“［火票］”作“焰”。

①《管子·内业》：“大心而敢。”注：“心既浩大，又能勇敢。”

②劫波：梵语，印度神话中创造之神大梵天称一个昼夜为一个劫波，相当于人间的四十三亿三千二百万年。象记》：“是日大雨，鲁迅送殓回去，成诗一首：（略）。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于龚自珍。”

无题

（１９３３年）　

禹域多飞将①，蜗庐剩逸民。

夜邀潭底影②，玄酒颂皇仁③。

六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８日：“下午为萍荪书一幅云：（略）”黄萍荪为国民党走卒，当时一面在小报上诽谤鲁迅，一面又托郁达夫向鲁迅求字。

①飞将：《史记·李广传》里记匈奴称李广为飞将军，这里指国民党的空军。

②贾岛《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③《礼·礼运》：“玄酒在室。”疏：“玄酒，谓水也，以其色黑谓之玄。而太古无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

赠人二首

（１９３３年）　

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

唱尽新词欢不见①，早云如火扑晴江。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②。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

七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１日：“午后为森本清八君写诗一幅，云：明眸越女罢晨妆（略）。又一幅云：秦女端容理玉筝（略）。”诗中“理”作“弄”，“但”作“独”，“经”作“动”。

①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②《太平御览》卷５７２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 哀，盖动梁尘。”

无题

（１９３３年）　

一支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①。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午后得河内信，为土屋文明氏书一笺云：（略）。”

①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于九畹兮。”《楚辞·渔父》：“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无题

（１９３３年）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①。

十二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０日：“又为黄振球书一幅云：（略）。”

①《太平御览·百卉部七》引《通语》：“诸葛亮见殷礼而叹曰：‘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１９３３年）　

钱王登假仍如在①，伍相随波不可寻②。

平楚日和憎健翮③，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④，梅鹤凄凉处士林⑤。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⑥。

十二月

郁达夫于１９３３年从上海迁居杭州。后来他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鲁迅）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

①钱王，即五代时吴越的国王钱□（“谬”换金旁），宋朝郑文宝《江表志》：“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登假：《礼记·曲礼》：“告丧，曰天王登假。”郑玄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己者，皆仙去云耳。”

②伍相，即伍子胥，为吴王夫差所杀，尸体被装进皮贷，投入江中。《临安志》称潮来时有人看见伍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

③平楚：即平林。楚指树林。齐谢［月兆］《宣城郡内登望》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

④指杭州西湖旁岳坟。

⑤指宋代诗人林逋，杭州西湖孤山留有他的坟墓、鹤冢和放鹤亭。

⑥《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报载患脑炎戏作

（１９３４年）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①。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三月十六日

《鲁迅日记》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６日：“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

①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无题

（１９３４年）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①。

心事浩芒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②。

《鲁迅日记》１９３４年５月３０日：“午后，为新居格君书一幅云：（略）。”

①李商隐《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相传周穆王在大风雪中作《黄竹歌》哀悼人民的冻饿，见《穆天子传》。

②《庄子·天地》：“听乎无声。”

秋夜有感

（１９３４年）　

绮罗幕后送飞光①，柏栗丛边作道场②。

望帝终教芳草变③，迷阳聊饰大田荒④。

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⑤。

中夜鸡鸣风雨集⑥，起然烟卷觉新凉。

九月二十九日

《鲁迅日记》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午后，……又为梓生书一幅云：（略）。”梓生，张梓生，曾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

①李贺《苦昼短》：“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

②《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③望帝：古蜀帝杜宇，死后化为杜鹃，春末悲啼时，众芳零落。屈原《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④《庄子·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迷阳是一种有刺的草。

⑤《唐书·杨再思传》：“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六郎指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此处指梅兰芳。当时班禅在杭州启建“时轮金刚法会”，曾邀梅兰芳等人在会期内表演。

⑥《诗·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何不喜。”

亥年残秋偶作

（１９３５年）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芒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①。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门臭］寂②，起看星斗正阑干。

九月二十九日

《鲁迅日记》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５日：“午后……为季□（“芾”的下部）书一小幅云：（略）。”季□即许寿裳。许氏《＜鲁迅旧体诗集＞跋》：“至于最末一首《亥年残秋偶作》系为余索书而书者，余亦在《怀旧》中首先发表。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

①指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压迫下大批官员撤离河北省。

②《晋书·祖逊》：“逖与司空刘琨，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日的梦。

他

一

“知了”不要叫了，

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头记着。

太阳去了，“知了”住了，──还没有见他，

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

二

秋风起了，

快吹开那家窗幕。

开了窗幕，会望见他的双靥。

窗幕开了，──一望全是粉墙，

白吹下许多枯叶。

三

大雪下了，扫出路寻他；

这路连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寻去他，──呵！回来还是我的家。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好的故事

灯光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薰得灯罩很昏暗。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是昏沉的夜。

我闭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学记’的手搁在髁上。

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新秋，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刺奔迸的红锦带。

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死火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

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入衣袋中间。冰谷四面，登时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围。我低头一看。死火已经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他说。

我连忙和他招呼，问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他答非所问地说，“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了。我也被冰冻冻得要死。倘使你不给我温热，使我重行烧起，我不久就须灭亡。”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就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慧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出。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这样的战士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士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

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之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他们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淡淡的血痕中

──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　；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旧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

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戮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

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好东西歌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

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一九三一年

南京民谣

大家去谒灵，

强盗装正经；

静默十分钟，

各自想拳经。

一九三一年

复仇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沈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

他们已经预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于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狗的驳诘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叱吒说：

‘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们再谈谈……。’他在后面大声挽留。

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