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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囚鸟 

作者  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者  董乐山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50022348 

版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冯内古特和他的《囚鸟》

董乐山

冯内古特的作品介绍到国内来，《囚鸟》已不是第一部了。但是对冯内古特作品的分析，似乎还莫衷一是。

有人说他是科幻作家，有人说他是黑色幽默作家。读了《囚鸟》以后，我想中国读者不难自己得出结论来。他既不是科幻作家，也不是黑色幽默作家。

不错，冯内古特利用过科幻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但是不论从他的初作《自动钢琴》，还是已译成中文的《猫的摇篮》都可以看出，他写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而幻想，而是有他更深刻的用意：借科幻以讽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文章总是得有个借题发挥的因头。”同样，他的有些作品看似游戏笔墨，可以归为黑色幽默，但是亦岂仅幽默而已！

其实，一个作家用什么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是次要的，重要的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思想。这当然并不是说形式在文艺创作中不重要，他还是很重要的。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也是为内容所决定的。对形式的选择和追求，都是为了最好地表达内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必因为冯内古特究竟是科幻作家还是黑色幽默作家而争论不休了，也没有必要在文学争论中把作家贴标签分类了。文学评论家毕竟不是图书馆学家。如果要分类的话，唯一的类别恐怕是，某个作家是严肃作家，还是流行作家。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严肃作家也写流行作品，流行作家也有严肃的主题。

但是文艺评论似乎脱不了贴标签的痼习，什么浪漫主义，什么现实主义，名目不可谓不多，但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就不得而知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人类的贡献和由此而发出的光芒，并不因后人给他们贴什么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标签而有所增减。相反，在百年千年之后，他们的作品仍像丰碑一样屹立，而标签却没有不因风雨的侵蚀而剥落的。因此，文艺评论家最好还是多谈谈作品的本身，它的形式与内容，比较近似地探索了一下作者的用意，而不是简单地贴些标签。

我用“比较近似”一词，是因为我不相信文艺评论家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自称能够完全正确地理解作家写某一部作品的用意。他们多半是根据个人的理解对作品作主观的解释。至于这种解释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作家的原意，只有作家心里最有数。但作家多半对此保持缄默。他似乎没有这种闲工夫。不然他就不是个作家而是文艺评论家了。何况有些作家都已作古，即使他们愿意，要请他们出来写一篇“我为什么写XX”也办不到了。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囚鸟》。

《囚鸟》是一部与冯内古特其他作品迥然不同的作品，它既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黑色幽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但它又不是作家本人的自传，而是整整一代人的自传。这话从何谈起，且让我慢慢道来。

《囚鸟》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初到尼克松下台，它所穿插的历史插曲，从萨柯与樊才蒂事件起，经过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斯和钱伯斯事件，朝鲜战争，一直到“水门事件”。它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主人公本人，不如说是整整的一代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激进转向保守，并最终沦为“水门事件”中一个不光彩的丑角的堕落过程。

冯内古特就像中国的捏面人一样，把这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当作素材，左捏右捏，捏出了一个个看似面目俱非，却又特别逼真的人物来。《囚鸟》仿佛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面镜子，历史在这里究竟是遭到了歪曲，还是归璞返真，只有过来人心里才明白。但是这是一部多么心酸的历史！只有冯内古特那样的大师才能把它颠过来倒过去，而仍不失它本来面目。

对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说，读《囚鸟》也许觉得有些费劲，对于其中一些历史事实也许觉得有些生疏。但是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读《囚鸟》仿佛是重温旧梦，我相信不少过来人会一边读一边点头，会有似曾相识或者逝者如斯夫的感叹。

就怕我也是个摸象的瞎子。

1984年12月14日于病榻

序 幕

是啊——基尔戈·屈鲁特又回来了。他在外面没法混。这并不丢脸，很多好人在外面没法混。

* * *       * * *

我今天早上（1978年11月16日）接到一封信，是印第安那州王冠岬一个名叫约翰·费格勒的年轻陌生人寄来的。王冠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抢银行的惯盗约翰·狄林吉从那里越狱逃跑。狄林吉用肥皂做了一把手枪，在上面涂上鞋油，然后用这把手枪威胁狱卒，逃了出去。看他的狱卒是女的。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还有她的灵魂。狄林吉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侠盗罗宾汉”。他葬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王冠山公墓中，就在我父母的墓地附近—也是我妹妹爱丽斯的墓地附近，爱丽斯比我还要崇拜他。葬在那里的，葬在全城最高点王冠山顶上的，还有“本省诗人”  詹姆斯 ·惠特康· 芮利。我母亲小时候跟芮利很熟。

狄林吉是被联邦调查局特工当场拔枪打死的。他在一个公共场所遭枪杀，尽管他并没有想逃跑，也没有想拒捕。因此我对联邦调查局不怎么敬重由来已久。

约翰·费格勒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中学生。他在信中说把我的作品几乎都读过了，如今打算点穿我至今为止所有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下面是他的原话：“爱虽败而礼必胜。”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而且很全面。因此我现在——五十六岁生日才刚过五天——非常汗颜，感到根本不需要写好几本书。人家一封七个字的电报就道破了我所有著作的核心。

不是开玩笑。

可是年轻的费德勒这一针见血的话来得太迟了。我已经快

要写完另外一本书了—就是这本。

* * *       * * *

这本书中的一个次要人物，“肯尼斯·惠斯勒”，灵感得自我父亲一辈的一位印第安那波利斯人。他的真名叫 鲍威斯· 哈柏古（1900-1949）。有关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书有时会提到他，因为他在几次罢工和抗议杀害萨柯和樊才蒂等事件中表现得很勇敢。

我只见过他一次。我同他，还有我父亲和亚力克斯叔叔，我父亲的弟弟，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市中心斯特格梅耶酒店一起吃午饭。我那时刚从欧洲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那是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还没有扔在日本。那是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真想象不到。

我当时才二十二岁，还穿着军服—一个一等兵，在去参战以前是康奈尔大学化学系学生，因为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我的前途不妙，没有家族企业要我接班。我父亲的建筑事务所已经倒闭，他也破了产。不过我还是订了婚，心想：“除了妻子以外还有谁愿意同我睡觉呢？”

我在别的书里已经令人讨厌地说过，我的母亲不愿再继续活下去了，因为她不能再和结婚时一样做城里最有钱的女人之一了。

* * *       * * *

安排这顿午饭的是亚力克斯叔叔。他和鲍威斯·哈柏古是哈佛同学。哈佛大学贯穿本书，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所大学。我后来在那里教过书，时间很短，没有什么成绩可言，那时我自己的家庭也濒于破裂。

我当时向一个学生吐露了这件事—我的家庭就要破裂。

对此，他的答复是：“这看得出来。”

亚力克斯叔叔在政治上很保守，要不是因为哈柏古与他是哈佛同学，我想他是不会同他一起吃饭的。哈柏古当时是工会的负责人，也是当地产联的副主席。他的妻子玛丽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担任社会党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说实话，我第一次在全国选举中投票时，投的就是诺门 ·托马斯和玛丽·哈柏古，不过，当时压根儿不知道她也是印第安那波利斯人。那一次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S·杜鲁门赢了。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有好处。我在军队里不过是个一等兵，当然是个老百姓。

* * *       * * *

这次之所以会同哈柏古相见，是因为我对亚力克斯叔叔说，我离开军队以后想到工会找个工作。在当时，要在经济上从老板那里争取一些公平待遇，工会是个很可钦佩的组织。

亚力克斯大概这么想：“上帝保佑。要同愚蠢相斗，真是连天神也赢不了。好吧，至少有一个哈佛出身的人，可以同他讨论讨论这个荒谬的梦想。”

（“天神和愚蠢相斗”这话是出自席勒之笔。后来，尼采也回应道：“同无聊相斗，真是连天神也赢不了。”）

就这样，亚力克斯叔叔和我坐在斯特格梅耶酒店，要了啤酒，等待父亲和哈柏古的驾临。他们说好分开来的，因为要是他们一起来，路上肯定没什么话可说。那时父亲已对政治啦、历史啦、经济啦等等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常说，空谈太多。对他来说，感觉比观点更有意义—特别是手指触摸自然物体的感觉。二十年后他临死时还说，他后悔没有当陶工，那样就可以就可以一天到晚揉泥块。

对我来说，这很伤心—因为他受过良好教育。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把聪明才智随便扔掉，就像一个仓皇退却的兵一路上把步枪和背包都扔掉一样。

别人却觉得这很好。他在本市是个极受敬重的人。他的双手极巧，待人也总是彬彬有礼，没有心眼。在他看来，手艺人个个都是圣人，不论那些人实际上是多么卑鄙或愚蠢。

附带说一句，亚力克斯叔叔的手什么也干不来，我的母亲也是。她连一顿早饭也不会烧，一颗纽扣也不会钉。

鲍威斯·哈柏古能挖煤矿。那就是他从哈佛毕业以后干的事。别的同学都到家族企业或者交易所、银行等地方去工作，他却去挖煤。他认为要做劳动人民的真心朋友，本人就得是个工人—而且还应该是个好工人。

因此我不得不说，当我开始了解我父亲的时候，在我自己算得上成人的时候，我父亲却开始做一个从生活中全面退却的好人。我母亲早已投降认输，从我们家的组织表上消失了。失败的氛围就这样一直伴随着我。因此，我对像鲍威斯·哈柏古那样勇敢的老战士一直心怀崇敬；还有别的一些人，他们仍然渴望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他们对于怎样从失败的利爪下夺取胜利仍有很多的主意和办法—“如果我要活下去，”

我这么想，“我最好以他们为榜样。”

* * *       * * *

我有一次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同我在天堂团圆的小说。实际上，本书的初稿就是那么开始的。我希望在小说里成为他的真正好朋友。但结果是小说写得很不顺手，写我们熟悉的真人的小说常常是那样。在天堂里，你愿意多大就多大，只要你在地球上到过那年龄。比如，标准石油公司创业者约翰·D·洛克菲勒在天堂里只要不出他实际在世年龄九十八岁，自己愿意要多大就多大。古埃及国王图特在天堂里只要不出他实际在世年龄十九岁，自己愿意多大就多大。别人也是这样。作为小说的作者，我感到很泄气，因为我父亲在天堂里选择只要九岁那么大。

我自己选了四十四岁—外表令人敬重，对异性仍有相当吸引力。我见到父亲时不禁感到又难堪又生气。他就和一个九岁孩子那样像只小猴子，眼珠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双手乱动。他有用不完的铅笔和拍纸簿，老是跟在我的后面，什么都画，画完了就死乞白赖地要我说好。不是老相识的人有时问我，这个陌生的小孩子是谁，我不得不据实回答:“这是我的父亲。”因为在天堂里是说不得谎话的。

大孩子喜欢欺侮他，因为他不像别的孩子，他不喜欢说孩子气的话，玩孩子玩的游戏。大孩子常常追赶他，把他捉住，把他的裤子、裤衩剥下来扔到地狱口里。地狱口看上去像口许愿井，不过没有水桶、绞车。你趴在地狱口的边上可以听到轻微的声音：下面很深很深的地方有希特勒、尼禄王、莎乐美、犹大那样的人在叫饶命。我可以想象，希特勒本来已经吃足了苦头，如今还不断地被我父亲的裤衩蒙住脑袋。

我父亲每次被人剥掉裤衩，就跑来找我，脸上气得发紫。往往是我刚交了几个新朋友，正准备给他们留下一个态度潇洒的印象的时候，我父亲就出现了，又哭又骂，露着摇摇晃晃的小鸡鸡。

我向我母亲告状，可是我母亲说她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因为她只有十六岁。我又甩不掉他，只能叱骂他几声：“瞧在老天爷的份上，父亲，请您快点长大好不好？”

事情就是这样。这部小说一定会令人非常不愉快，因此我就搁笔不写它了。

* * *       * * *

现在是1945年7月，父亲走进了斯特格梅耶酒店，仍旧生气勃勃。他当时的年龄大概与我现在相仿，是个对再婚续弦毫无兴趣，对找一个不论哪样的情人都无明显愿望的鳏夫。他留着一撮大胡子，就像我现在留的那样。当时我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

当时一场可怕的苦难—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崩溃，继之以一场全球性的大战—正快要结束。到处都有战士开始复员回家。你可能以为父亲会对这件事，会对正在诞生的新纪元发表意见，哪怕是十分随便一带而过的意见，但是他没有。

相反，他却说起那天早上他遇到的一件意外的事，而且说得娓娓动听。他在开车进城的路上，看到一所老房子正被人拆掉。他停了下来，走近一看屋架子，发现前门门槛的木材很少见，他最后判定是杨木。那木头大约有八英寸见方，四英尺长。见他这么喜欢这块木头，拆房子的就送给了他。他向他们借了一把锤子，把能够发现的钉子都起了出来。

然后他把这块木头送到锯木厂，要他们把它剖成木板，以后再决定其用途。他主要是想看看这种不常见的木材的纹理。锯木厂要他保证里面不留一枚钉子。他做了这样的保证。谁知木头里面还有一枚钉子没有被起掉，因为钉帽已经脱落，所以看不出来。圆锯碰到钉子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锯子给卡住了，可是传动带还在转，因此冒出了一股烟。

如今父亲得赔一把新锯、一条新带，锯木厂还叫他以后别再送这种用过的木材上门来。但他却觉得很开心。这故事可以说是那种似乎对谁都有点教育意义的童话故事。

亚力克斯叔叔和我对这个故事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和父亲所有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像只鸡蛋那样包裹严密，自成一体。

* * *       * * *

我们又要了几杯啤酒。亚力克斯后来成了“匿名酗酒者互助会—印第安那波利斯分会”的联合创建人，尽管他的太太常常特别声明他本人从来不酗酒。他如今开始谈到哥伦比亚罐头公司，这是鲍威斯·哈柏古的父亲威廉（也是哈佛大学出身）1903年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创办的一家罐头厂。这家公司在工业民主方面的实验很有名，不过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事情可多着哩。

哥伦比亚罐头公司以生产番茄汤、辣椒酱、番茄酱等食品为业，因此极大程度上依赖着番茄。这家公司到1916年才转亏为盈。不过它刚赚钱，鲍威斯·哈柏古的父亲就开始把他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都能得到的一些福利提供给他的职工。其他两个主要股东是他的弟弟，也是哈佛大学出身，他们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他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工人组成的委员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未经任何人催促，董事会就早早地宣布以后不再有淡季解雇的事发生，即使他们是极具季节性的行业。董事会还宣布休假期间工资照付，工人及其家属医疗免费，病假发病假工资，退休有退休计划，公司的最终目的是以股票代替奖金，通过这个办法，把公司变成工人的产业。

“公司破了产。”亚力克斯叔叔说，语气里面有着一种达尔文式的恶意的满足。我父亲没有说什么。他很可能根本没有在听。

* * *       * * *

我现在手头有一本迈戈尔·D·玛卡西奥著的《热心家哈柏古三兄弟》（夏绿蒂威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书名里的“三兄弟”是哥伦比亚罐头公司创建人威廉和他的兄弟诺门、赫钦斯，后两人也是哈佛大学出身，都是在纽约市内和纽约一带活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记者、编辑和作家。据玛卡西奥说，哥伦比亚罐头公司在1931年受到大萧条致命冲击之前，办得相当成功。大萧条后许多工人走了，留下来的（工人）工资也减了一半。公司对它的职工要采取比较传统的态度，即使他们是股东也罢。他们大多数确是股东。实验就此结束。根本没有什么钱能再花在这上面。过去因为分享利润计划而得到股票的人，如今就成了一家濒临停业的公司的股东。

它倒是没有马上完全破产。在亚力克斯叔叔、父亲、鲍威斯·哈柏古和我四人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它实际上还存在着。不过它那时只是一家普通的罐头厂了，发的工资不比别的罐头厂多一分钱。到1953年就完全卖给一家大厂了。

* * *       * * *

这时鲍威斯·哈柏古进了饭馆，他是个模样平常的中西部盎格鲁-撒克逊后裔，身着一套廉价的商务套装，衣领上别着一枚工会徽章。他兴高采烈。他跟我父亲不是很熟，跟亚力克斯叔叔却很熟。他为迟到道了歉。那天上午他上了法庭，为几个月以前一次罢工时发生的殴打作证。他本人与殴打没有关系。他那一身是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如今不再同人殴斗，也不再遭人痛打或被关在牢里了。

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说的故事比父亲说的或亚力克斯叔叔说的要好听得多。他在领导反对杀害萨柯和樊才蒂的示威以后，曾给关进一所疯人院里。他曾经同约翰·L·路易斯领导的联合矿工工会的组织者斗争，因为他认为他们太右倾。1936年他任产联的组织者，在新泽西州的坎姆登领导对RCA公司 的罢工。他因此被关进监牢。好几千名罢工工人包围了监牢，有点儿像一伙 “暴民”—不过不是想用私刑处死关着的人，而是要救他。监狱长细忖之下，觉得还是把他放了为妙。他说啊说的。他说的故事，我把我所记得的一部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放在了本书一个虚构人物的嘴里。

后来我发现那一整个上午他在法庭上也是在讲故事。法官听得入了迷，法庭上的人几乎个个都听得入了迷—大概是因为他说的那些事儿都具有极高的风险却毫无自私的动机。我想法官一定是怂恿哈柏古没完没了地讲下去的。在那时候，劳工运动史可以说是一种诲盗诲淫的东西，如今更是这样。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好人家的家里，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工人受苦和大胆斗争的事仍是说不得的犯忌的事。

我还记得那个法官的名字，他叫克雷康。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容易记得他的大名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月亮”的中学同学。

据鲍威斯·哈柏古说，月亮·克雷康的父亲在中午休庭之前向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哈柏古先生，为什么一个出身于名门而又受过这样好的教育的人愿意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

“您问为什么？”据哈柏古说他这样回答，“是因为基督在山上的教谕，法官阁下。”

月亮·克雷康的父亲听了此言便宣布：“本庭休庭至下午二时。”

* * *       * * *

基督在山上的教谕究竟是什么？

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说精神上贫乏的人会进天国；悲悼的人会得到安慰；驯良的人会成为人世的主人；渴望正义的人会得到正义；慈悲的人会得到慈悲的对待；心地纯洁的人会见到上帝；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会被称作上帝的儿子；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也会进天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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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受到鲍威斯·哈柏古启发而写的人物没有结婚，有饮酒过度的问题。而鲍威斯·哈柏古是结了婚的，并且就我所知，没有很严重的饮酒过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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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次要人物，我叫他“罗埃·M·康恩”。他是以那个名叫（我不得不承认，这有点太直截了当）罗埃·M·康恩 `的著名反共分子、律师、企业家为原型的。我把他写在书里是昨天（1979年1月2日）通过电话得到他的许可的。我向他保证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要把他写成一个不论起诉他人还是为人辩护都振振有词、颇有成效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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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与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完中饭，在回家的路上，我亲爱的父亲在车上久久沉默，一言不发。我们都搭我父亲的普利茅斯轿车，由他开车。大约十五年后，他因开车闯红灯被拘。那时发现他已经二十年没有驾驶执照了—这就是说，我们同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中饭的那一天，他也没有驾驶执照。

他的房子在乡下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开到市郊时，他说我们要是运气好的话会看到一条奇怪的狗。他说那是一条德国牧羊犬，因为经常被汽车撞，已经站不起来了。但是那条狗一见到汽车仍要蹒跚地出来追赶，目无惧色，怒气冲天。

但是那天那条狗没有露面。不过的确有这条狗，我后来独自开车经过时看到过。它趴在公路边上，准备用牙齿狠狠地咬我前面右轮的车胎。它冲刺的模样叫人可怜。它的后半截身子几乎已动弹不得了，只能用两条前腿所剩余的力气拖着，仿佛拖的是一只乘船箱。

那是原子弹被丢在广岛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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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过来说我同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中饭的那一天。

父亲把汽车停在车房以后，终于对这顿饭说了一句话。他对哈柏古谈到萨柯和樊才蒂案件时那么激动的样子感到不解。那起案子毋庸置疑是美国历史上最耸人听闻、最能引起人们激烈辩论的司法误判案件之一。

“你知道，”父亲说，“我完全没想过对他们罪行的判定有什么问题。”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纯洁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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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到的罢工工人和警察、军队的一次暴力对抗，叫作库耶霍加大屠杀。我把许多以前发生的这样的暴力对抗事件拼凑在一起，虚构了这次大屠杀。

在本书主要人物瓦尔特·F·斯代布克的心目中，那是一个传奇。他的一生都受到了那次屠杀的附带影响，尽管这次屠杀发生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圣诞节早上，早在斯代布克出生之前。

故事是这样的：

1894年10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当时最大的一位老板，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创建人丹尼尔·麦康，通过工头通知他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得减少百分之十。当时没有工会。麦康本人是苏格兰爱丁堡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小机械工程师，饱经风霜，头脑聪明。

他一半的劳动力，大约一千人，在一个有演讲天赋的普通翻砂工人科林·杰维斯的领导下离开了工厂，迫使工厂关了门。就是原来的工资不减，他们也几乎无法靠那点钱养家糊口。他们全都是白人，大多数是在当地长大的。

那天连老天爷也在表示同情。天空和伊利湖水天一色，都是铅一样的死灰色。

罢工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去，他们住的小屋就在工厂附近。其中许多都是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产业，他们街面儿上的杂货铺也是公司开的。

* * *       * * *

在这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去的人中间，混着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出高价秘密收买的间谍和坐探，他们也装作像别人那样怨愤、颓唐。那家侦探事务所现在还在营业，生意兴隆，是归拉姆杰克集团完全控制的一家子公司。

丹尼尔·麦康有两个儿子，小的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当时二十二岁，大的叫约翰·麦康，二十五岁。亚历山大该年五月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成绩平庸。他性格软弱，害羞怕生，说话口吃。大儿子约翰是公司的继承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上一年级时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后来一直是他父亲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工人们不论是参加罢工的还是不参加罢工的都一致痛恨他们父子两人，但是又承认他们两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懂铸炼钢铁。至于小儿子亚历山大，他们觉得他女孩子气，又蠢又胆小，不敢走近鼓风炉、锻炉、落锤等最危险的地方。工人们有时见到他就挥挥手帕，跟这个无用的男人打招呼。

多年以后瓦尔特·F·斯代布克—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传奇故事就存在于他的心目中—问亚历山大，他在哈佛毕业以后为什么到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去工作，特别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并没有坚持让他非去不可，亚历山大结结巴巴地迸出了一个回答，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是：“我当时相信有钱的人应该对他财富聚攒的地方有一点了解。不过，我那时真是幼稚。大笔的财产就应该不加怀疑地接受，或者一点也不要。”

至于库耶霍加大屠杀以前亚历山大的口吃，那不过是过分谦虚的客气表示。其实从来没有什么让他沉默三秒钟以上，把思想幽禁在心里的。

至于在他干劲十足的父亲和哥哥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多说什么话的。他的沉默暗中掩盖着一个日益使他高兴的秘密：他终于像他们一样精通了业务。在他们宣布一个决定之前，他总能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天晓得，他也成了一个实业家和工程师了，只是别人还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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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里发生罢工的时候，他就能够猜到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尽管他以前没有碰到过罢工事件。哈佛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无法使工厂复工。但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却能够，警察也能够，也许国民警卫队也能够。在他父亲和哥哥还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之前，亚历山大就知道全国其他地方不讲工资多少什么活儿都愿意干的穷哥儿们多的是。他父亲和哥哥把这话说了以后，他就又学会了一点生意经：有一些公司常常伪装成工会，暗地里其实做的完全是招揽这种工人的生意。

到十一月底，厂里的烟囱又冒烟了。罢工的工人没有钱付房租、买吃的和烧的。他们的姓名早已被人通知方圆三百英里以内的每家大工厂，让他们知道这些人尽是捣乱分子。他们名义上的领袖科林·杰维斯被关进了监牢，被控“谋杀”—当然是被陷害的— 正在等候审判。

* * *       * * *

十二月十五日，科林·杰维斯的老婆，大家都叫她“大妈”的，带领二十个其他罢工工人的老婆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工厂大门口，求见丹尼尔·麦康。丹尼尔·麦康写了一张条子，叫亚历山大下来见她们，亚历山大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口吃，向她们大声宣读了这张纸条。里面说丹尼尔·麦康太忙，没有工夫见不再同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有关系的外人。还说她们弄错了，公司不是个慈善团体。她们要求救济，可以到自己的教堂或警察局派出所去，他们会给她们一份适当的慈善团体名单的。但是前提是，她们的确需要救济，而且自己也认为值得被救济。

杰维斯大妈对亚历山大说，她要他带回去的口信很简单：罢工工人愿意不讲条件回去工作。他们大多数人如今已被房东撵了出来，没有栖身的地方了。

“我很抱歉，”亚历山大说，“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是再读一遍我父亲的字条，当然如果你们希望我这么做的话。”

亚历山大·麦康许多年后说，当时这次对垒，他一点也不犯愁。相反，他还很高兴，因为自己居然是这样一部可靠的“……机、机、机器”。

这时有个警长走上前来，警告这些娘儿们，她们聚众闹事，妨碍交通，危及公共安全，违反了法律。他以法律的名义命令她们立即散去。

她们乖乖地散去，退出了厂门前面的那个大型广场。那厂房正面的设计初衷是要使有文化的人能联想到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工厂的钟楼也是圣马可广场那个著名钟楼一半大小的仿制品。

亚历山大和他的父兄就是在这个钟楼的高塔上看着圣诞节早晨那场库耶霍加大屠杀发生的。他们各人都带着自己的望远镜。各人都带着自己的手枪。

钟楼上没有钟。下面广场四周也没有饭馆或商店。建筑师设计这个广场完全出于功利主义实用的考虑。它有充分的面积，可以供来往的四轮马车、马包车以及有轨马拉街车通过。在使工厂兼有堡垒的作用方面，建筑师也很讲究实效—暴民若要冲进大门就必须先经过那块空地。

当时只有一个报馆记者在场，他是《克利夫兰市老实人报》 派来的，该报如今也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一家报纸了。他跟那些娘儿们一起退出了广场。他问杰维斯大妈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当然了，她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罢工工人不再是罢工工人了，已成为被撵出了家的失业者。

不过她还是给他一个勇敢的答复：“我们还会回来的。”她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他问她什么时候再回来。

她的答复其实无非是冬天降临之际基督教徒诗意的空想而已。“圣诞节早上。”她说。

* * *       * * *

可是这句话被刊登在报纸上了，报馆编辑觉得这有威胁的含意。于是克利夫兰市这个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一下子闻名遐迩。同情罢工工人的人—牧师、作家、工会工作者、平民派政治家，诸如此类的人开始络绎来到克利夫兰市，好像是等候发生什么奇迹似的。他们直言不讳地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

俄亥俄州的州长埃德温·金开德动员了一连国民警卫队来保护工厂。他们都是该州南部农村来的乡下小伙子，同罢工工人非亲非故，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看作是不讲道理的扰乱治安分子。这些小伙子是美国式的理想人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平时安居乐业，一旦国家突然需要耀武扬威，他们就摇身一变从公民成为军人。他们总是仿佛从天而降一般的出现，让美国的敌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一旦任务完成，就又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美国的正规军呢，原来一直在打印第安人，打到印第安人再也无力反抗才罢手，如今已裁减到只剩三万人了。而全国各地乌托邦式的民兵，几乎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工厂工人工作时间太长，健康状况不佳。不过，后来在西美战争中偶然发现，民兵在战场上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的训练实在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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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那个平安夜，当民兵开抵达工厂时，年轻的亚历山大·麦康得出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根本不是军人。这些人由一辆专用列车送至铺设在工厂高高的铁篱笆内侧的铁轨支线上。他们从车厢里蹒跚地下来，到了卸货月台上，就好像是各有各自出门目的的普通旅客一般：他们军容不整，有的没有系上纽扣，有的上下扣错了。好多人光着脑袋，把军帽也丢了。几乎人人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大箱小包，形状非常可笑，一点不像军人。

那么他们的军官怎么样呢？他们的上尉是俄亥俄州格林菲尔德的邮政局长。他们的两个中尉是格林菲尔德银行信托公司总裁的一对孪生儿子。邮政局长和总裁在本地为州长效过劳，这就是州长的酬报。这三位军官则又将上士、中士的职务委派给为他们效劳过的人 。至于小兵们，都是普通的选民，或者是选民的儿子，他们能够做的不过是高兴起来对他们的上级表示一下轻蔑，或者嘲弄，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一些而已。这种情况大概会世代相传下去。

在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卸货月台上，老丹尼尔·麦康终于憋不住向身旁一个优哉游哉地吃东西的士兵问道：“这里谁管事？”

说来也巧，他问的正是上尉，后者这么回答他：“这个嘛—不瞒您说，在下就是。”

说句公道话，这些民兵虽然荷枪实弹，刺刀上鞘，到第二天却是一个人也不忍心伤害的。

他们在一间闲着的机器车间扎了营，睡在机器中间的过道里。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吃的，有火腿、烤鸡、蛋糕、馅饼，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机器车间成了野餐的场地，弄得像农村里的垃圾堆。他们就是那号子的人。

可不是，至于老丹尼尔·麦康和他的两个儿子那天晚上也在厂里过夜—在钟楼下面他们的办公室搭了行军床，枕头底下塞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他们什么时候吃圣诞节大餐？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那时候，一切就会平安无事了。做父亲的告诉小亚历山大，凭他受过的教育，应该在吃那顿饭之前，做个合适的感恩祷告。

与此同时，厂里原来的警卫，加上平克顿侦探和市里的警察，在工厂外面通宵轮流巡逻。厂卫原来只携手枪，如今也带了步枪、短铳枪，有的是从朋友那里借的，有的是从自己家中带来的。

只有四个平克顿侦探可以整夜睡觉。说起来，他们也算是某种技能的老师傅—他们是狙击手。

第二天早晨闹醒麦康爷儿仨的，不是起床的军号声，而是从广场附近传来的锤子敲打声和拉锯声。原来在厂门里面，木匠在搭一个高台。克利夫兰市的警察局长要站在上面，这样就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每一个人。到适当的时候，他就要向群众宣读《俄亥俄州镇压骚乱法》。法律规定这必须当众宣读，在宣读后一小时，凡有十二人以上的非法集会就必须散去。否则，违者将被处十年至终身的监禁。

老天爷又发了慈悲—轻轻地开始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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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有一辆关的严严实实的马车，由两匹白马拽拉，全速驰过广场，到厂门前停下。在晨光熹微中，马车里下来了州长的女婿乔治·雷德菲上校，他这军职是州长委派的，他从桑达斯基一路赶来，负责指挥民兵。他是一家木材厂的老板，同时也做饲料和制冰生意。他并无军事经验，却一身骑兵装束，腰上佩着一把军刀，那是岳父送给他的礼物。

他马上到机器车间向部下训话。

不久之后来的是载着防暴警察的车子。他们都是克利夫兰市的普通警察，不过配有木板盾牌和发钝长矛罢了。

钟楼顶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大门口的旗杆上也挂着一面。

小亚历山大以为这将像什么赛会一样，不会真的有人伤亡。不过，那摆好的阵势已经说明了一切。罢工工人送信来说，他们要带妻子儿女来，一个也不会带枪，甚至三英寸长的刀子也不带。

“我们只希望，”他们在信里说，“到厂里来最后看一眼。我们已经把我们一生中最有为的年华给了这工厂；我们只希望向愿意再看我们一眼的人露一露面—向全能的上帝露一露面，但愿他愿意看我们一眼。我们只想这样不作一声，一动不动地站着，向他祷求指引：‘真的有什么美国人该受我们现在这样的罪和苦？’ ”

对于这封动人的信，亚历山大不是无动于衷的。真的，这封信是诗人亨利·乃尔斯·惠斯勒写的，他当时在城里为罢工工人打气，他也是哈佛人。亚历山大认为，对这封信应该给予一个庄严的答复。他相信，飘扬的国旗，民兵的队伍，严阵以待的警察就是很好的答复。

法律将向他们高声朗读，大家都会听到，大家都会回家去。和平的秩序是无论如何不会被破坏的。

亚历山大准备在那天下午的祷告中说，上帝应该保护劳动人民，不让科林·杰维斯那样带头闹事的人蛊惑他们，自讨苦吃，自找罪受。

“阿门。”他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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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像原来说的那样来了。他们是步行来的。为了要打消他们前来的念头，市里的负责人那天临时取消了那一区的街车服务。

他们中间有许多孩子，有的甚至还是抱在怀中的婴儿。有一个婴儿后来被人用枪打死了，这倒给了亨利·乃尔斯·惠斯勒写诗的灵感。这首诗后来谱了曲，至今仍有人在唱“邦尼·法莱”。

当兵的在哪儿？他们从八点钟起就站在工厂围墙外面，刺刀上鞘，背包上肩。这种背包重达五十多磅。这是雷德菲上校的主意，为的是让他的部下看上去更威武一些。他们排成单行，横过整个广场。他们的作战方案如下：如果群众不听告诫，拒不散去，当兵的就平持刺刀，慢慢地、坚决地把广场驱清，队形保持着一条完美的直线，（刺刀）闪烁着寒冷的刀光，前进时要听从口令，一步、二步、三步、四步地前进……

八点以后只有当兵的一直在围墙外面。雪不断地下着。所以第一批群众在广场对面出现的时候，他们在工厂前面看到的只是一片皑皑白雪，雪地里只有他们自己留下的脚印。

那天来的人远远不止那些要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发天良的人。连罢工工人们自己也感到奇怪，那些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都是谁—他们也往往是携儿带女来的。这些外人也想让大家在圣诞节看到他们受的是什么罪，吃的是什么苦。小亚历山大用望远镜看去，只见一个男人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伊利煤铁公司待工人不公”。伊利煤铁公司压根儿不是俄亥俄州的公司，它在纽约州的布法罗。

所以说，这次大屠杀里被害的婴儿邦尼·法莱竟是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罢工工人的孩子，使得亨利·乃尔斯·惠斯勒在他的诗歌迭句中痛骂：

老麦康铁石心肠，

该遭天杀，该遭天杀……

真是出人意料。

小亚历山大是站在紧挨钟楼北墙的办公楼二层窗户后面时，看到抗议伊利煤铁公司的标语牌的。他站的地方是一个长廊，也仿效的是威尼斯式建筑，每隔十英尺的距离就有一扇窗户，尽头是一面大镜子，使长廊显得长得没有尽头。窗户都朝着广场。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派来的四名狙击手就埋伏在这条长廊里。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窗户下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了一把舒服的椅子。每张桌子上都放了一支步枪。 

最挨近亚历山大的那个狙击手在桌子上放了一个沙袋，用他多毛的手掌竖着在沙袋上切出一条槽，他的步枪就搁在槽里，枪柄顶着他的肩膀，他就可以舒服地坐在椅中瞄准下面人群中不管哪张脸了。再过去的那个狙击手是机工出身，他动手做了一只三脚架，上面的桨架可以旋转。他把三脚架也放在桌子上，一旦有事他就可以把枪放在桨架上。

“已申请了专利。”他一边告诉亚历山大，一边拍拍他的三脚架。

每个狙击手都把自己的弹药、清膛杆、擦枪布、擦枪油陈放在桌子上，好像陈列的货品一样。

窗户还紧闭着。在别的几个窗户后面的人态度要气愤得多，秩序要混乱得多。他们是公司原来的警卫，通宵未睡。有些人在喝酒，他们说这是“为了要避免打瞌睡”。他们带着步枪或短铳枪，守在窗边，以防暴民不惜任何代价袭击工厂，届时就只有凶狠的枪火才能打退他们。

这些警卫如今自己也相信暴民肯定会袭击了。他们惊慌失措，可又强作镇静，这是小亚历山大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这次的赛会恐怕会出事”，这是他数十年后告诉年轻的瓦尔特·F·斯代布克的，当然又是结结巴巴地。

他自己当然也在大衣口袋里带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他的父兄也是这样，他们俩如今到走廊里来对上述安排做最后一次观察。这是上午十点钟。他们说，该是把窗户打开的时候了。广场里已站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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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亚历山大，要一眼望去，纵览无遗，该到钟楼的楼顶上去了。

于是他们打开了窗户，狙击手把他们的步枪都放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枪架上。

这四个狙击手到底是谁？真的有这样一个行业？按照当时的世道，干狙击手这一行的比刽子手更难找到工作。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以前被人雇来干这个行当，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人出钱雇他们来干这个行当，除非发生战争。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兼职人员，其他三人都是他找来的朋友。他们四人常常在一起打猎，多年以来一直互相吹嘘枪法精湛，无人匹敌。因此一听到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放出风声说要雇用四名狙击手，他们马上自动出现了，就像那一连民兵似的。

用三脚架的那个人特地为这次行动发明了这个装置。用沙袋的那个人以前也从来没有用过沙袋架枪。那些桌子椅子，那些整齐地放在桌上陈列的弹药等等也是如此。他们四个人事先商量好了，真正内行的狙击手应该干一行像一行。

多年以后，当斯代布克问他那次大屠杀的主要起因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亚历山大·麦康回答说：“在生、生、生、死、死、死、问、问、问题上美国人都是外、外、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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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一打开，外面群众嗡嗡的说话声也随冷空气传了进来。大家都想保持静默，也自以为在保持静默，但是只要你低声地悄悄说一句，他就得答你一句，这样一来一往，嗡嗡的说话声就连成一片，像海洋一样。

亚历山大跟他的父兄站在钟楼上听到的主要就是这种仿佛海涛拍岸的声音。工厂的保卫者则十分镇静。除了开启二楼窗户时拉插销的声音以外，他们没有对外面的人声做出任何回应。

亚历山大的父亲在等待时说了下面的话：“我的孩子，铸钢制铁给大家使用，可不是玩的。要不是为求一温饱，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干这一行的。问题在于，我的孩子，要摸清楚大家需要多少钢铁产品。只要有人要，丹·麦康就知道怎么制造。”

如今围墙里面气氛活跃了一点。克利夫兰市警察局局长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的是《镇压骚乱法》，他从阶梯爬到高台上面。小亚历山大想，这极其庄严的片刻大概是这场赛会的高潮了。

可是这时他在钟楼上忽然打了个喷嚏，不但排清了肺腔里的空气，而且也粉碎了他那些罗曼蒂克的想象。他明白了下面接着发生的事并不是什么庄严的事。而是发疯。根本没有什么魔法发生，然而他的父兄、州长，甚至可能还有格罗佛· 克利夫兰总统，都以为这位警察局局长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师，一位像梅林一样的魔法师，能够用魔法让这些群众销声匿迹。

“这办不到，”他想，“这不可能办到的。”

这的确没有办到。

警察局局长倒是念了“咒语”—他大声宣读了法律，话声在厂房之间回荡，传到亚历山大的耳边时，听起来像巴比伦的话一样。

什么都没有发生。

局长从高台上爬下来。他的态度使人觉得他根本不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外面的人太多了。他极其庄重地回到了自己的队伍身边，他们有盾牌和长矛作为武装，躲在围墙里挺安全的。他不想叫他们逮捕任何人，也不想对这样多群众做什么挑衅性的事儿。

但是雷德菲上校上了火。他命令把大门打开一道缝儿，让他出去，这样可以同他冻得半死的部下待在一起。他在一条很长的队形中央，站在两个农村哥儿们中间。他命令部下把刺刀平持，向着面前的群众，接着他又命令他们向前跨进一步。他们遵令，向前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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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亚历山大往下面望去，他可以看到站在群众前列的人在钢刀前面往后退缩，挤到后面的人群中间去了。但站在最后面的群众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并没有往后退，减少一些压力 。

当兵的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后退的人不仅往后挤也往左右挤。两边的人发现自己被挤到墙根了。当兵的逼到了他们面前，不忍心用刺刀去捅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把刺刀避开一些，刀尖和硬墙之间总算留了一些空隙。

据年老以后的亚历山大说，当兵的在进一步时，人们就开始“……像水、水、水一般的从队伍两头溅出来”。开始是溅，后来就成了人流，冲破了队伍的两翼，有好几百人涌到当兵的没有设防的后方去了。

雷德菲上校两眼直视正前方，不知道两翼的情况，下令再向前挺进一步。

那些涌到部队后方的群众这时就开始不老实了。有个年轻人像猴子一般扑到一个当兵的背包上去。当兵的一个屁股蹲儿，坐在地上，挣扎着站不起来，样子很可笑。当兵的一个个被这样按在地上。就是勉强站了起来，又被按了下去。他们只好爬到一起，互相保护。他们不愿开枪。他们趴在一起，像只瘫了的野猪。

雷德菲上校不在其中。谁也看不到他的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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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怎么也找不到肯承认下令叫狙击手和警卫从厂里的窗户后开枪的人，但是枪还是开了。

马上有十四个人被枪弹打死，其中一个是当兵的。二十三个人受了重伤。

亚历山大老了以后说，枪声听起来不过像“爆、爆、爆米花”一般，他以为下面广场里刮过了一阵妖风，因为人群就像“树、树、树叶子”一般给刮走了。

事情过后，大家都感到满意，尊严得到了维护，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法律和秩序又得到了恢复。

如今广场上除了死尸以外已阒无一人，老丹尼尔·麦康从窗户往外望去，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我的孩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你们该做的事儿。”

雷德菲上校后来在一条小巷里被找到了，赤身裸体，说话颠三倒四，不过倒没有受伤。

小亚历山大事后连话都不想说了，到那天下午吃圣诞节晚餐要他做祷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说话已无法成声，口吃得非常厉害，什么话都说不出了。

他以后不再进工厂的大门。他成了克利夫兰市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克利夫兰市美术博物馆的主要捐献者，以表明麦康家对金钱与权势有兴趣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与权势本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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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半辈子口吃得十分厉害，因此很少踏出他在欧克里德大街宅邸的大门。在他口吃恶化之前一个月，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一位小姐。否则的话，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大概一辈子也不会结婚的。

他有一个女儿，因为他的缘故，觉得无脸见人，他的太太也是如此。那场大屠杀以后，他只交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小孩子，是他厨娘和司机的儿子。

这位亿万富翁需要有个人陪他一天下几个小时的棋。因此他先用一些简单的游戏—比如说 “老姑娘”、跳棋、多米诺牌等—把那孩子引上了钩。但他也教他下真正的象棋。不久之后，他们就只下象棋了。他们的交谈只限于下象棋时一般逗乐取笑的话，这种话千年以来都是如此，不曾变过。

例如：“你玩过这棋没有”“真的吗”“让我一车”“这是什么鬼主意”。

这孩子就是瓦尔特·F·斯代布克。他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这样违背天性地消耗掉是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答应将来送他上哈佛大学。

——库·冯

要帮助那些为我而哭泣的软弱的人，要帮助那些被起诉的人和受害者，因为他们是你的好朋友。你父亲和巴托洛为了所有贫穷的工人能够享受自由的乐趣，曾经战斗过，终于倒了下去。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在这场生死的斗争中，你会发现更多的爱，也将得到别人的爱。

—尼克拉·萨柯（1891-1927）

这是萨柯在1927年8月18日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查理斯顿监狱受刑前三天致他十三岁儿子但丁的最后一封信。“巴托洛”即巴托洛米奥·樊才蒂（1888-1927），他于同天晚上在同一张电椅上死去，那张电椅是个牙医师的发明创造。死去的还有一个甚至更加被人遗忘的人：契里斯蒂诺·马德罗斯（1894-1927）。尽管他正在对他自己另一起谋杀案的判决进行上诉，他还是供认了判定萨柯和樊才蒂有罪的那个案件是他干的。马德罗斯是个恶名昭著的罪犯，不过临终时表现倒并不自私。 

囚 鸟

1

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是啊— 不过一个傻子却很快就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许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碰头了。

请读者注意，在我这本书中年代和人物一样，都是书中的角色。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

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

一千九百七十年给我在尼克松的白宫中谋到了一个差使。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因为我在现在被称作 “水门事件”  的政治丑闻中的一份十分荒唐的贡献把我送进了监牢。

我写此书的三年前，即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又要把我放出去。我觉得自己像垃圾一样。我当时穿的是一身灰绿色的囚服。我独自坐在监牢里的床上，床上的铺盖已被我收了起来。一条毯子、两张床单、一只枕头套，都整整齐齐的叠好，放在我的双膝上，就要同我身上的囚服一起退还给我国政府。我布满老年斑的双手握在一起，按在上面。我的双眼呆呆地瞪着前面的墙，这里是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边上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的一所营房的二层楼上。我坐在那里等一个看守把我带到行政楼去，领取释放证和便服。大门外不会有人来接我。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会有人不咎既往，拥抱我一下，或者请我吃一顿饭，给我一张床睡一两个晚上。

要是这时有人注意看我，他会看到我大概每隔五分钟就开始做一件非常神秘的事儿。我脸部的漠然表情不变，从床单上举起手来，连击三下，又放下去。为什么这样，我以后再解释。

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钟。狱卒晚来了一个小时。有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的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耗掉的能量足够一百户人家用一千年。我连眼也不眨一下。这种事情，对芬莱特的老犯人和狱卒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这里的犯人犯的都是不动武的“白领罪”，大多数都给装在紫色的中巴里，到基地周围去干活了。只留下少数打扫的人员擦玻璃，拖地板。还有少数留下的人在写信，或者读书、打瞌睡—他们身体抱恙，一般都是心脏病或背痛腰酸之类的，干不了什么体力活。要是在平日，我这时就会在基地医院的洗衣房里把衣服送到烘干机里去。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我的身体很好。

我在监牢里有没有因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而受到特殊照顾？老实说，哈佛大学毕业并没有什么稀罕。我遇到过或听到过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至少还有七个。待会儿我一走，我的床就给了维吉尔·格雷特霍斯，这位前任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也是哈佛出身。在芬莱特，就教育水平而言，我算是很低的，只有个微不足道的学士学位。我连个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的会员都不是。我们这里光这个荣誉协会的会员就至少有二十多个，十多个医生，同样数目的牙医，还有一个兽医，一个神学博士，一个经济学博士，一个化学博士，被剥夺从业资格的律师更是不可胜数。律师多得司空见惯，因此每逢有新人来到，我们就有这样一句笑话：“要是你发现自己在同一个没有上过法学院的人说话，你就得小心。他不是监狱长就是看守。”

我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学位是文科方面的，偏重在历史和经济。我原来进哈佛时打算将来做公务员，即政府雇员，不是民选官员。我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没有比终身在政府中服务更高尚的职业了。由于我不知道政府的哪一部门会录用我，是国务院，还是印第安人事务局，还是别的什么机关，因此我必须力求知识渊博，到处适用。所以我学了一个文科学位。

现在说起来好像这是我自己的打算，我自己的想法，而在那个时候，我未经世事，什么都不懂，当然很乐意把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的打算和想法当作自己的打算和想法。这个人是克利夫兰市的一个亿万豪富，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他是哈佛大学一八九四届的。他是丹尼尔·麦康那个隐居遁世、说话口吃的儿子，而丹尼尔·麦康是一个精明强悍的苏格兰工程师兼冶炼家，他创办了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我出生的时候，那家公司是克利夫兰市雇人最多的一家公司。弹指之间，恍若隔世，真无法想象我是在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生的！要是今天的年轻人听我一本正经地说，那时候俄亥俄州的天空常常因古生物翼龙飞啸而过，遮得暗无天日，或者体重四十吨的古生物雷龙在库耶霍加河淤泥中打滚，会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呢？我想不会。

我在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欧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一岁。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小姐爱丽斯为妻，她比他还有钱，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克莱拉在欧洲度日。母女两人无疑因为麦康先生说话极不利落而感到见不得人，也许还因为他一辈子除了整天读书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想干而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很少回家。那时候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事。

克莱拉，你还在人世吗？她恨我。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恨我。

人生就是这样。 

我同麦康先生有什么关系，竟会出生在他的没有欢乐气氛、静如死水的宅邸中呢？原来我母亲是他的厨娘，她生在俄属立陶宛，名叫安娜·凯里斯。我父亲是他的保镖兼司机，他生在俄属波兰，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凯维奇。他们两人是真心实意敬爱他的。

麦康先生在汽车间楼上盖了一间漂亮的公寓给他们，也是给了我。我长大一些，就成了他的玩伴，不过总是在室内。他教我玩“老姑娘”、跳棋和多米诺牌—还有真正的象棋。没有多久，我们就只下象棋了。他下得并不好，我几乎盘盘都赢，很可能他偷偷地喝酒喝醉了。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心思想赢。反正，从很早开始，他就告诉我，告诉我父母，我是个天才—我当然不是—他要送我上哈佛大学。这些年里，他对我父母一定已说过千万遍了：“你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上等人的父母，你们会为他感到骄傲。”

为此目的，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他让我们家把斯坦凯维奇这个姓改为斯代布克。他说，如果我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姓氏，我在哈佛大学就会得到器重。因此我的名字改成了瓦尔特·F·斯代布克。

他本人在哈佛大学成绩并不佳，勉强才毕业。他在社会上也被人瞧不起，不仅是因为他口吃，也因为他是为富不仁的移民的儿子。他有一切理由痛恨哈佛大学，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看着他对哈佛那地方那么寄情，那么美化，那么崇拜，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已认为哈佛大学的教授是世上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只要美国政府中的所有高级职位都由哈佛出身的人来担任，美国就能成为天堂。

结果是：当我以年轻有为之身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工作的时候，政府已有越来越多的职位由哈佛出身的人来担任了。在我当时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但如今我却觉得有些滑稽可笑了。就像我说的那样，甚至在监牢里，哈佛出身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稀罕的地方。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自以为将来毕了业，一定会比一般人善于向头脑迟钝的人解释重要的事情。结果情况并不是这样。

于是我就在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坐在牢房里等候看守前来。我对他晚来了一个小时并没有觉得不高兴。我并不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也没有什么具体地方可去。看守的名字叫克莱德·卡特。我在狱中交了少数几个朋友，他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主要一致之处是都参加了芝加哥一家文凭工厂的函授调酒课程，那家文凭工厂叫“伊利诺伊州函授学校”，属于拉姆杰克集团的一个分支。在同一天的同一封邮件中，我们都收到了调酒学博士的学位。这时克莱德已超过了我，因为他还参加了该校的空调课程。克莱德是美国总统詹米·卡特的远房兄弟。他比总统大概年轻五岁，却长得一模一样。他同样彬彬有礼，笑容可掬。

有个调酒学的学位，我已心满意足。这就是我余生要做的事：在某个地方的一家安静的酒吧工作，最好是在一家上等人的俱乐部里。

我从叠好的床单上举起我苍老的手，连击了三下。

又有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我这么想：“至少我已不再抽烟了。”这是实话。我过去一天要抽四盒没有过滤嘴的派尔马尔牌香烟，如今不再是尼古丁大王的奴隶了。不久就有物证来提醒我，过去我抽烟抽得多凶：我那件放在库房里的布鲁克斯兄弟牌灰色细纹西装三件套上尽是烟灰烧的窟窿。我记得裤子裆前的窟窿竟有硬币大小。报上有一张照片拍的是我坐在联邦法警绿色轿车的后座上，那是我被判监禁以后马上拍的，目的是要让人看到我是多么羞惭，面容憔悴，怕得要死，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来。事实上，那就是一张一个刚刚把裤子烧了个窟窿的人的照片。

我如今想起了萨柯和樊才蒂。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受害牺牲的事会让全世界的人都坚决地要求公正地对待普通老百姓。然而他们是何许人也，如今还有谁知道，谁关心？

没有人。

我想到了库耶霍加大屠杀，这是美国劳工史上劳资双方流血最多的一次遭遇战。它发生在克利夫兰市，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的圣诞节早晨，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大门前。早在我出生之前。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孩童。但把我送去上哈佛大学的人，那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却随同他的父兄站在工厂钟楼上瞭望。就是从那时起，他从一个小结巴变成了一个大结巴，只要有一点急事，就结结巴巴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里附带提一笔，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除了在劳工史上留下一笔以外，早就不复存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被杨斯敦钢铁公司兼并，而杨斯敦钢铁公司自己如今也不过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一家分公司了。

要心平气和。

是啊，于是我从叠好的床单毯子上举起苍老的手，连击三下。尽管有些愚蠢可笑，是这么一回事：这三下是我从来不喜欢的一首粗鄙歌曲的结尾，我已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这首歌了。如各位看官所见，鉴于过去的经历十分丢人，而未来的命运又不堪设想，这些年来我想尽办法让我的脑袋保持一片空白，什么也不去想。这些年来，我结了这么多的怨仇，我甚至怀疑能否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酒吧侍者的差使。我心里想，我没有什么进账收入，只会越来越蓬首垢面，衣衫褴褛， 最后潦倒在穷巷之中，借酒浇愁驱寒，尽管我从来不爱喝酒。

我想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我熟睡在比方说纽约市包里街的一条小巷里，嫌恶糟老头的少年凶犯会提一桶汽油过来，浇我一身，划火点燃。我想最糟糕的事莫过于眼珠被烈焰烧枯。

怪不得我盼望脑袋里一片空白！

但是我只能断断续续地保持思想的空白。坐在床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好满足于勉强达到心平气和的状态，那就是尽想些不会叫我害怕担心的事—萨柯和樊才蒂啦，库耶霍加大屠杀啦，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老头儿下棋啦等等这样的事。

完全的空白一片，即使能够做到，也只能持续十秒钟左右—接着就被那首歌所破坏，一个陌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清晰地高声歌唱，结尾处需要我击掌三下。我进哈佛第一年在一次男性酒会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觉得歌词粗鄙，很是反感。这是一首女人听不得的歌。如今过了这么多年，这首歌很可能还没有一个女人听到过。歌词作者的目的显然是要唱着歌的男子感情粗野起来，不再相信女人比男人更讲求精神，更加圣洁，虽然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坚信如此。

我仍旧相信女人是那样的。这也是愚蠢可笑的吗？我一辈子只爱过四个女人—我母亲，我死去的妻子，一个曾经和我订过婚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我以后要一一介绍她们。现在就说这么一点：这四个女人都比我更有美德，对生活更加勇敢，对宇宙的奥秘更加了解。

不管怎样，我现在要把那首叫人恶心的歌词写下来。近年来，由于我在集团中占据高位，严格说来，那些用粗鄙下流的语言描写女人的作品得以公开发表，责任在我。尽管如此，我现在把这歌词写在纸上仍有所顾忌，这歌词从来没有写在纸上过。曲子倒是个老曲子，也就是一首我称之为“鲁本、鲁本”的小调子，毫无疑问，这调子还有不少别的名字。

读者也必须明白，我听到在唱这歌的不是中年的粗人，而是大学生，都是些孩子。当时正逢大萧条，后来又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人还因自己仍是童身而有苦难言，因此完全有理由为当时的女人对他们的期待而感到发怵。当时的女人要他们毕业以后能赚大钱，但他们却觉得这根本办不到，因为当时到处是企业倒闭破产。当时的女人要他们当兵勇敢，而他们却很有可能在炸弹呼啸，子弹横飞的时候，吓得灵魂出窍。在炸弹呼啸，子弹横飞的时候，谁能完全镇定自若，不出洋相呢？何况还有火焰喷射器和毒气。子弹可是不认人的。你身旁的那个人很可能脑袋开花—喉头血如泉涌。

而女人嫁给你当妻子以后，仍希望你是个十全十美的恋人，包括新婚之夜—既会哄人，又能体贴；既会放荡，又懂体面，能够惹得你心痒痒的；还要对两性的生殖器官了如指掌，好像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

我当时记得一家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大胆的文章。它谈到美国各行各业的男子的性交频率。救火员性欲最旺，一星期十次。大学教授最清心寡欲，一个月才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真的阵亡了，临死前悲哀地摇摇头说：“乖乖—我愿出任何代价做大学教授。”

因此，那首令人吃惊的歌其实很可能是对女人的力量的一种歌颂，对她们引起的恐惧的一种应付方法。完全可以把它比作猎狮人在猎狮前夜调侃狮子唱的歌。

歌词是这样的：

莎莉在花园里筛着炉渣，

跷起了大腿，

像男人般放个响屁。

响屁的劲儿，

迸破了裤子。

两片娇嫩的屁股—

唱到此处为了收尾，唱歌者要击掌三下。

2

我在尼克松的白宫里的官衔，也就是我因盗用公款、作伪证、妨碍执法而被捕时所担任的职务是：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我的薪水是三万六千元一年。我在行政大楼的地下一层里有一间办公室，不过没有秘书，这办公室正好是在他们为尼克松总统策划夜盗和其他罪行的办公室的下面。我可以听到头顶上有人在走动，有时还在高声说话。在我自己这一层，我唯一的同伴是取暖和空调设备，还有一台我想只有我一个人才知道的可口可乐机。我是唯一光顾这台机器的人。

是啊，我成天阅读大学和高中的校报和杂志，还有《滚石》和《蝲蛄》这两份刊物，以及一切宣称代表青年说话的东西。我把流行歌曲中的政治性话语分门别类。我想我之所以能够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因为我在哈佛的大学时代也曾经是个激进派。那是从大三开始的。我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哈佛支部的联合主席。我担任过激进周报《海湾州进步派》的联合主编。换而言之，我是一个公开的，而且引以为豪的持证共产党员，直到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止。这使我觉得天堂和地狱结成了联盟来共同对付世界上软弱可欺的各国人民。从此以后，我又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半信半疑的拥护者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阵子做共产党员是完全被允许的，因此我做共产党员并不妨碍我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得到罗兹奖学金到牛津大学去进修，在此以后还在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里谋得一个职位。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眼看有一场争夺天然富源和市场的大战就要发生，一个年轻人认为—不论男女，不论有病无病，年轻年老，胆大胆小，有才无才，人人都有机会工作，并且能够、也应该按照他或她的简单需求得到报酬—究竟有什么不对，要引起如此反感呢？只要让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掌握了全世界的财富，解散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军队，取消了他们的国界，只要他们从此以后互相以兄弟姐妹相待，甚至以父母子女相待，如果全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这样，战争就永远不会再来。在这一博爱慈善的社会中，唯一被排斥的人，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想得到比自己实际需要更多财富的人。我有这样的看法，怎么就把我当作精神有毛病的人呢？

即使时至今日，我已到了悔恨莫及的六十六岁高龄，如果遇到有人认为将来总有一天地球上会出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我仍感到满腔同情。如果我今天遇到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的我，我还是会对他同情和佩服得五体投地。

因此即使在尼克松的白宫里，我的理想主义也一点都没有消失，甚至在监牢里也一点没有消失，甚至在我最近的一个职位—拉姆杰克集团的家乡唱片部副总裁—上也一点没有消失。

我仍认为和平、富裕、幸福总是能够想办法实现的。我是一个傻瓜。

我在一千九百七十年到一千九百七十五年间担任理查德·尼克松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一天抽四盒没有过滤嘴的派尔马尔牌香烟的时候，没有人向我要过什么事实、意见或者其他什么材料。我甚至用不着去上班，我满可以把时间花在帮助我可怜的妻子打理她室内装饰的小生意上，她以我们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单层砖瓦宅院作为门面。唯一拜访过我在地下室下层办公室的客人是总统的“特别窃贼”，我那间办公室里的金黄色墙纸尽被香烟熏黑了，而他们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天我咳嗽发作，他们这才发现有人就在他们脚下，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进行了实验，一个在楼上大声叫喊、蹬脚，一个在我的办公室听着。他们终于相信我什么也没有听到，不管怎么样，我反正是个不碍事的老笨蛋。在上面叫喊、蹬脚的那个，原来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间谍惊险小说作家，布朗大学毕业生。在下面听的那个，是前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曾经担任过地方检察官，福特哈姆大学毕业生。至于我自己，我已说过，是哈佛大学出身的。

而这个哈佛大学出身的完全明白，他写的不管什么东西，都不会有人看一眼，就同白宫其他文件一样，撕成细条，捆打成包，做废纸处理。但他仍旧就青年的言行写了二百多份周报，还加了脚注、参考书目、附录等等，应有尽有。在我写的材料中，结论多年来很少变化，我完全可以每星期把同一份电报发给白宫。这份电报可以这么写：

年轻人仍不愿正视世界裁军与经济平等显系根本不可能之事。此或因《新约》之故（请参阅《新约》）。

瓦尔特·F·斯代布克

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

每天在地下室下层做完了无益的劳动以后，我就回家去找我这辈子娶过的唯一一位妻子，那就是露斯，她在我们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单层砖宅院里等我回家。她是犹太人，而我却不是。因此我们的独生子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他如今是《纽约时报》的书评家。他娶了一个夜总会黑人歌手，她带来了前夫的两个孩子，于是家里的种族和宗教问题就弄得更复杂了。因为那个前夫是波多黎各血统的夜总会滑稽演员，名叫杰里·却却·里维拉，有一次拉姆杰克集团在好莱坞的洗车场遭抢劫，他在旁看热闹，结果无缘无故地中了流弹死亡。我的儿子把他的孩子过继过来，因此法律上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孙子孙女，也是我仅有的孙子孙女。

日子照样过下去。

* * *       * * *

这两个孩子的祖母，我已过世的妻子露斯，生于维也纳。她们家在那里拥有一家珍本书店—那是在纳粹分子把铺子强占去以前。她比我小六岁。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妹在集中营遭到杀害。她自己被一家基督教徒藏了起来，后来在一千九百四十二年被查获，同那一家的家长被一起逮走。因此，她本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是关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最后被美军解放的。后来，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她在熟睡中死去—病因是心力衰竭，那是我被逮捕前的两个星期。不论我到哪儿去，不论如何狼狈，我的好露斯总是跟着一起去的。如果我对她的付出稍有钦佩的表示，她就会说：“我还能到哪儿去？我还能干什么？”

她可以当个出色的翻译家。她对外语能应付自如，而我在这方面就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德国待了四年，但从来没有学会德语。而欧洲各国的语言，露斯无一不会，至少能说一点儿。她在集中营里等死的时候，就请其他被囚的人教她她原先不会的外语，以此作为消磨时间的办法。这样她就精通了吉卜赛人的罗马尼亚语，甚至学会了一些巴斯克语的歌词。她也可以当个肖像画家。那是她在集中营干的另外一件事：用手指蘸上灯上的烟油，把过往人的肖像画在墙上。她也可能成为有名的摄影家。她十六岁那一年，也就是德国吞并奥地利前三年，她在维也纳拍了上百个乞丐的照片，这些乞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致残的老兵。这些照片出了集子，我最近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现了一本，让我又伤感又惊叹。她也会弹钢琴，而我则五音不辨。我甚至不能跟着调子唱“莎莉在花园里”。

我什么都不如露斯，你可以这么说。

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开始不走运了，尽管我在政府中担任过种种高级职务，尽管我认识不少重要人物，但却哪儿也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差使，这时全靠露斯拯救了我们在契维蔡斯郡受人冷落的小家庭。虽然她开始碰了两次钉子，情绪很消沉，但后来说起这两次失败来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第一次碰钉子是到一家鸡尾酒酒吧去弹钢琴。老板不要她，说她弹得太好了，他酒吧里的顾客“……欣赏不了这种高雅的情趣”。她第二次失败的尝试是给人家拍结婚照。照来总是有一种战前的阴暗气氛，怎么修版都涂不掉。好像整个婚礼宴会慢慢地要在战壕中或者毒气室中收场似的。

可是后来她当室内装饰家却成功了，她用水彩画来招徕顾客，为他们装饰房间。我当起了她的笨手笨脚的助手，给她挂窗帘、靠在墙边举起墙纸的样片、给她接顾客的电话、跑腿、取货、送货等等。有一次我把价值一千一百元的蓝色平绒窗帘给烧了。怪不得我的儿子从来不尊重我。

他哪儿有机会尊重我呢？

我的天—他的母亲这么操劳，努力供养这个家庭，省吃俭用，勤俭度日。可是他的那个失业在家的父亲，却总是不争气，碍手碍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为了抽支烟，把价值一大笔钱的窗帘付诸一炬！

哈佛大学的教育真是好！做哈佛大学出身的人的儿子真光荣！

这里插一句，露斯身材娇小，皮肤黝黑，颧骨很高，双目深陷，一头乌黑的直头发。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德国纽伦堡，那是在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底，她穿着肥大的军用工作服，我还以为她是个吉卜赛少年。我当时是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三十二岁，以前没有结过婚。我在战时一直是文职人员，但掌握的实权比陆海军将领还大。当时我在纽伦堡第一次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不禁大吃一惊。我是被派去照看美、英、法、俄四国的战争罪行审判代表团的膳食和住宿问题的。我在此以前曾在各地为美国士兵设立休养中心，因此对酒店的业务稍懂一些。

吃喝住方面，我在德国人眼里简直可以说是个独裁者。我的工作用车是一辆白色的默塞德斯轿车，这是一种四扇门的敞篷车，前座有挡风玻璃，后座也有挡风玻璃。它还有个警笛，前挡板两头都有小插座，可插国旗。我当然插上了美国国旗。这汽车一定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它是集中营创始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当初不可一世的时候送给他妻子的结婚纪念日礼物。我不论上哪儿去，都有一个带枪的司机。读者可别忘了，我父亲就当过百万富翁的带枪司机。

八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坐车经过纽伦堡的主要大街科尼希街。战争罪行法庭原来在柏林开庭，如今要搬到纽伦堡来，只待我把一切准备妥当。大街上仍到处是瓦砾，正由德军战俘在清除，他们是在美国黑人军事警察炯炯的目光监视下干活的。当时美军仍实行种族隔离。每一支部队不是全黑的就是全白的。不过军官除外，不管什么部队一般都是白人。我当时没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什么不对。我对黑人一无所知。克利夫兰市麦康家的宅邸里没有黑人佣仆，我上学的学校里也没有黑人。甚至到我当共产党员的时候也没有同黑人交过朋友。

在科尼希街有个圣玛莎教堂，屋顶已被燃烧弹烧掉。在那教堂附近，我开着默塞德斯轿车在检查岗前停了下来。站岗的是个美国白人军事警察。如今文明生活既已开始恢复，他们的责任就是检查有没有可疑的人：不论哪一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的逃兵啦，仍然逍遥法外的战犯啦，趁战火逼近无人顾及而逍遥法外的疯子和普通罪犯啦，投降了的德军或者被德军俘获的苏联公民啦—他们如果回国去，肯定就会被关进监牢或者被杀掉。不过不管怎么样，凡是俄国人都得回俄国去；波兰人回波兰去；匈牙利人回匈牙利去；爱沙尼亚人回爱沙尼亚去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反正都得回自己的国家去。

我当时很想知道军事警察用的是哪一种译员，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人为我工作。我特别需要精通三种语言的人，除了英德两种以外，还需擅长法语或者俄语的。这种人还必须诚实可靠，文雅有礼。因此我下了车，走近去观察他们是怎样进行查问的。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查问工作是由一个看上去像吉卜赛人的少年进行的。不用说，这就是露斯。她的头发在除虱站被剪去了。她身上穿的是军用工作服，没有部队番号的标志或军阶的肩章。她正在想方设法让一个由军事警察押到她面前的衣衫褴褛的人听懂她的话，哪怕是对方眼光突然一亮也好。看着她说话，真有意思。她恐怕已经换了七、八种语言，就像音乐师变换速度和音调似的那么从容自如。不仅如此，她还变更了手势，因此她的手总是跟着不同的语言适当地舞动。

突然之间，那个人的手也像她那样舞动起来了，他嘴里发出了与她同样的声音。后来她告诉我说，那个人是南斯拉夫南部来的马其顿族农民。他们找到的共同语言是保加利亚语。他尽管没有当过兵，还是给德军抓来了，作为奴隶劳工被派去加固齐格菲防线。他一直没有学会德语。他告诉露斯，如今他要到美国去做富翁了。我估计他后来给遣送回马其顿了。

当时露斯二十六岁，可是由于七年来吃得那么不好—光吃土豆和萝卜，瘦的像根火柴棍似的不分男女。后来我才弄清楚，她才比我早一小时到这路障，是军事警察临时请她当翻译的。我问军事警察的一个上士，估计她有多大，他说大概“十五岁”。他以为她是个还没有变声的男孩子。

我把她请到我的汽车后座，问她详细情况。这才知道她那年春天刚从集中营放出来，才只四个月，出来以后却一直想方设法躲开一些原本可以帮助她的机构。她满可以住在难民医院里。可是她不想再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别人了。她打算永远孤身在外露天流浪，漫无目的，这是一种宗教式的病态的快乐。“没有人再碰我，”她说，“我也不再碰别人。我就像在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这样真美。只有上帝—和我。”

我对她是这样想的：她像《哈姆雷特》里温顺的奥菲莉娅，由于生活太残酷，使她无法忍受，于是就癫狂起来。我手头有一本《哈姆雷特》，为了重温一下我的记忆，就翻到奥菲莉娅在人家问候她但她不再能做出明白反应时所唱的莫名其妙的歌。

这首歌是这样的：

我怎么能分辨，

你真正的爱情，

与别人的不同？

看他的纸帽和权杖，

还有他的鞋靴。

他已经死了，太太，

他已经死了；

他的头上是长青草的土堆，

他的脚边是一块石头—

如此等等。

露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千百万奥菲莉娅之一，在我的汽车里昏了过去了。

我把她送到设在帝堡的一家有着二十张病床的医院，当时这家专门为战争罪行审判的相关人员而开设的医院还没有正式开张。院长是我在哈佛时的同届同学，本·夏皮罗医生，他在学生时代也是共产党员。他如今是军医，陆军中校衔。在我上学的时代，哈佛大学里犹太学生人数不多。当时有严格的限额，规定每年招收多少名犹太人，名额很少。

“你把什么东西送来了，瓦尔特？”他在纽伦堡对我说，我当时手中抬着失去知觉的露斯。她体轻得像条手绢。“是个姑娘，”我说，“她还有一口气。她能说好几国语言。她昏过去了。我知道的就只这些。”

他手下的人正闲着：护士、厨子、技术人员等等。陆军向他提供最好食品和药物，因为日后会有高级人士来看病。于是露斯不花一文钱得到了地球上最优等的医疗照顾。为什么？我想主要是因为夏皮罗和我都是哈佛出身。

大约一年以后，在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露斯做了我的妻子。战争罪行审判已经结束。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大概也是我们怀上我们独生子的那一天，帝国元帅海尔曼·戈林骗过了绞刑手，吞了氰化物。

露斯换了一个人，这全靠维生素、矿泉水、蛋白质，当然还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在医院里住了才三个星期，就又是一个头脑健全、思维敏捷的维也纳知识分子了。我聘她当我个人的译员，到哪里都带着她。通过另外一个哈佛熟人，威斯巴登后勤军需署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上校—我敢肯定地说，他是个黑市商人—我为露斯弄到了全套的行头，奇怪的是没有人要我一文钱。毛货来自苏格兰，布料来自埃及，丝绸我想一定来自中国。皮鞋是法国货—都是战前的产品。我还记得有一双是鳄鱼皮的，还配有一只手提包。这些货色都是无法计价的，因为多年以来欧洲没有一家商店，而且在北美也没有一家商店能供应这样的好货了。尤其是，尺寸还正好是露斯的尺寸。这些黑市珍品是用加拿大皇家空军油印蜡纸的盒子装起来送到我办公室的。并由两个一言不发的年轻男子驾驶一辆前德军救护车送来。露斯推测其中一个是比利时人，一个像我母亲那样是立陶宛人。

我接受这些东西自然是我身为公仆的一件最严重的贪污行为，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贪污行为—直到“水门事件”之前。我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爱情。

露斯刚出院开始为我工作，我就向她展开猛烈地求爱攻势。她的回答有点奇怪好笑，又一针见血—但最主要是带有悲观色彩。她认为—而且我得承认她完全有权利认为—人性皆恶，不论是施苦行的人还是受酷刑的人，或是在旁观看热闹的人。她说，他们只会制造毫无意义的悲剧，因为他们智力不足以实现他们本意上要做的那些好事。她还说，我们人类是一种疾病，虽然患及的只是宇宙中的一星一点，但能不断蔓延。

“你怎么能向我这么一个女人求爱呢？”她在我追求的初期就问我，“我可是认为大家最好都不再生孩子，最好人类都不再继续存在！”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真正相信这一套，”我答道，“露斯—你瞧一瞧自己，多么的生气勃勃！”这是实话。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无不带有—至少是偶然的—挑逗的意味，如果不是为了论证人必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挑逗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是多么的讨人喜欢啊！工作顺利进展的功劳被归于了我。我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殊功勋章，法国授我荣誉团骑士勋位，英国和苏联都写了表扬信和感谢信给我。但是一切奇迹都是露斯带来的，不管出了什么差错，她还是能让每一个客人都乐意原谅。

“你既然这么嫌恶生活，怎么还能仍旧这样生气勃勃呢？”我问她。

“即使我想要孩子，我也生不了孩子，”她说，“我就是这样生气勃勃地活着的。”

在这一点上，她当然错了。她完全是猜测。她后来还是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人，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如今是《纽约时报》的书评家。

那次同露斯在纽伦堡的谈话继续进行。我们是在圣玛莎教堂里，距当初命运把我们带到一起的地方不远。教堂当时还没有恢复开放。屋顶已经又安上了，但原来的玫瑰花窗现在是用一块帆布代替着。据看守教堂的老头儿告诉我们，窗户和祭坛都被英国战斗机的一发炮弹炸掉了。从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看来，那也是宗教的奇迹。我必须承认，我很少遇到一个德国男人对自己国家毁坏的这一切感到伤心。不管造成破坏的是什么炸弹，他谈论的总是炸得有多准。

“生活不仅仅是生孩子而已，露斯。”我说。

“我要是生个孩子，这孩子一定是个妖魔鬼怪。”她说。这话后来倒应验了。

“别管孩子不孩子了，”我说，“想一想就要出现的新时代吧。人类终于、终于吸取了教训。一万年来疯狂和贪婪的历史的最后一章，正在此时此地—在纽伦堡被记录下来。将来还有人把它写成书，拍电影。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我相信这个。

“瓦尔特，”她说，“有时候我想你才只有八岁。”

“在新时代诞生的时候，”我说，“只能是这个年岁。”

全城各处的钟都敲了六下。在这齐鸣的钟声中添了一个新的声音。那是纽伦堡的一座老钟的钟声，不过露斯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是远处圣母大教堂里一座古怪的叫“曼林劳芬”的钟发出的深沉的 “当、当”声。那座钟是在四百多年前铸成的。我的祖先，不论是立陶宛的还是波兰的，当时大概都正在抵抗  伊凡雷帝。

那座钟露在外面的部分由七个机器人组成，代表十四世纪的七个选帝侯。根据设计，他们围着的第八个机器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四世，场面是庆祝他在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把教廷排斥于遴选德国统治者之外。这座钟战时曾被炸毁，但一些在摆弄机器方面心灵手巧的美国兵在占领本市以后就利用业余时间修理它。我遇到的德国人大部分都意颓气丧，无心去顾及这座钟还走不走。但是它如今又开始走了。由于美国人的巧手，选帝侯又围着查理四世转了。

“好吧，”钟声消失后露斯说，“你们这些只有八岁大的孩子在纽伦堡这里杀了恶魔，千万不要忘记把它埋葬在十字路上，在他的心房上插一根桩子，要不然下次月圆的时候你们又要见到他了—”

3

但是我不折不挠的乐观精神取得了上风。露斯终于同意与我结婚，让我有机会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快活的女人，尽管她过去有过许多悲惨的经历。她当时还是个处女，我也几乎是个童男，虽然我那时已三十三岁，说起来，算是我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

不过，当然了，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每过一阵子就同这个或那个女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做过爱”。有一个陆军妇女队的成员，一个海军护士，一个商务部速记打字员。但是我基本上是一个为战争服务的狂热僧侣。像我这样的人不少，生活中占去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的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战争。

我送给露斯的结婚礼物是我定制的一块木头雕刻。刻的是一双老人的手，握在一起祈祷。这是十六世纪画家艾尔布莱希特· 杜莱尔的一幅画的立体化，露斯和我在恋爱的日子里曾几次到他纽伦堡的故居参观。据我所知，把画上的这双有名的手立体化是我的发明。不过从此以后这种复制品就成千上万，到处都有，成了纪念品商店中千篇一律表现宗教虔诚的礼品了。 

婚后不久，我就被调到德国法兰克福城外威斯巴顿工作，负责领导一队工程人员甄别缴获的堆积如山的德国文件，寻找对美国工业可能有用的发明创造、制作方法和工业秘密。尽管我不懂数理化，那也没关系，我当初到农业部去工作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农场，甚至也没有在窗户上栽过非洲紫罗兰。没有什么事情是学文科的人管不了的—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我们的儿子是在威斯巴顿剖腹生产的。我结婚时当傧相的本·夏皮罗也调到了威斯巴顿，是他接生的。他刚刚提升为上校。过不了几年，约瑟夫·R·麦卡锡就会发现这次晋升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夏皮罗在战前是共产党员。“是谁把夏皮罗提升到威斯巴顿去的？”他会这么问。

我们把儿子取名为小瓦尔特·F·斯代布克。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后来在儿子看来就像小犹大·伊斯卡略一样。他满二十一岁后就想从法律上来加以补救，改名为瓦尔特·F·斯坦凯维奇，这个名字就登在《纽约时报》书评栏里。当然了，就是那个我们已废弃不用的姓氏，斯坦凯维奇。我现在不免感到好笑，因为想起了父亲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他刚移民到埃利斯岛时的事情。有人告诉他，在美国人听来，斯坦凯维奇有令人不愉快的含义，让人以为他身上发臭，哪怕他整天泡在浴缸里。

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的秋天带着我的小家庭回到美国，又到了华盛顿。我的乐观精神变成了砖块、灰泥、木头和铁钉。我们买下了我们这辈子唯一的房子，就是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那所单层宅院。露斯把杜莱尔《祈祷的双手》的木雕版放在了壁炉架上。她说有两个原因使她只想买这所房子，不想买别的房子。一是它有个放这双木雕手的理想位置，二是门前道上有棵盘根错节的老树。那是一棵开花的酸苹果树。

她笃信宗教吗？不信。她出身的家庭对一切正式的礼拜形式都采取怀疑的态度， 这些形式被希特勒称为犹太教，但他们自己不一定会这么叫。我有一次问她，她在集中营里有没有想过从宗教中找寻安慰。

“没有，我知道上帝决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纳粹分子也这么想。因此他们才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纳粹分子厉害的地方，”她说，“他们比谁都了解上帝。他们知道怎样叫他离得远远的。”

我如今仍在思量露斯有一年圣诞节前夕的祝酒词，那是在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左右。只有我一个人听到—我们那座单层宅院里唯一的旁人。我们的儿子连圣诞节贺卡都不寄给我们。她的祝酒词是这样的，我觉得她在纽伦堡—我遇到她的那一天—也完全有可以这么说:“这杯酒敬全能的上帝，全市最懒的人。”

这话可真厉害。

* * *       * * *

是啊—我布满老年斑的双手就像杜莱尔的双手一样交叉在叠好的床单上，此时我坐在佐治亚州的牢房里，等待重新获得自由。

我如今成了个穷光蛋。为了付钱进行徒劳的辩护，我倾家荡产，把银行存款、人寿保险、大众牌小汽车、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单层宅院都搭进去了。

而我的律师说我还欠他们十二万六千元钱。也许是的。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我也没有什么名气可以出售。我是“水门事件”阴谋策划者中年纪最大名气最小的一个。我想之所以无人对我感兴趣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权力或财产可失去。别的阴谋策划者可以说是从教堂的尖顶上一落千丈地掉下来。而我在被捕时已坐在井底的一张三脚凳上。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只能把我的凳脚锯掉而已。

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妻子在他们把我带走以前两个星期就已经死了，我的儿子根本不同我往来。但是他们还是用手铐把我铐上。这是规矩。

“叫什么名字？”给我登记的警长问我。

我对他很无礼。为什么不呢？“哈里·胡迪尼。”我答道。

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这是经常发生的事。“至少我如今已戒了烟。”我想。

尼克松总统本人有一次曾经评论过我抽烟多么凶。那是我为他工作后不久，在一千九百七十年。我被叫去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把四个反战示威者开枪打死的事。参加会议的大约有四十人，尼克松总统坐在一张椭圆形大桌上的上首，我坐在下首。这是自二十年前他当上国会议员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在这以前，他并不想见一见他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而在这以后，他永远不要再见我了。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也在那里，他是卫生教育社会福利部部长，据说是总统的密友之一。他后来在我服刑期满的那天开始服刑。斯皮罗·T·阿格纽也在那里。他后来被控接受贿赂、逃避所得税，对这罪名他不敢提出申辩。爱弥尔·拉金也在那里，他是总统最心狠手辣的顾问，最令人害怕的狗腿子。后来检察官要治他妨碍执法和作伪证罪时，他便投靠了耶稣·基督以求救赎。亨利·基辛格也在那里。他当时还没有建议在圣诞节那天对河内进行地毯式轰炸。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M·赫尔姆斯也在那里。他后来因在国会宣誓后仍旧说谎而受到申斥。H·R·霍尔德曼、约翰·D·埃立克曼、查理斯·W·科尔逊　、司法部部长约翰·N·米契尔都在那里。他们后来也一个个地做了“囚鸟”。

我在头一天晚上通宵没睡觉，一遍又一遍起草总统就 “肯特州惨案”　可能需要讲的话。我想，那些警卫队员应该立即被赦免，然后加以申斥，但为了保持国民警卫队的荣誉，需令他们退役。然后总统应该下令对全国各地的国民警卫队都进行普查，看一看这些穿了军服的公民是不是值得信任，配备真枪实弹去执行控制手无寸铁的人群的任务。总统应该实事求是地称这是一场悲剧，应该向大家表示他很痛心。他应该宣布全国为此默哀一天或者一周，各地降半旗。不仅是为了在肯特州州立大学死去的人，而且也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因越南战争而伤亡的人默哀。当然，总统要更加坚决地把战争进行到光荣结束。

但是从来没有人要我发言，也从来没有人对我手中的文稿发生兴趣。

我的出席只有一次得到承认，而那一次却是作为总统开玩笑的对象。我在会上越来越神经紧张，因此我竟同时抽上了三支香烟，一边还在点第四支香烟。

总统终于注意到我这一头升起了浓浓烟雾，他放下手头的事，瞪着我看。他不知我是谁，于是问了爱弥尔·拉金。

他接着露出了那种不愉快的微笑，那是他要讲挖苦话时万无一失的信号。我至今还总是觉得，那微笑好像是被锤子打烂的玫瑰花蕾。他讲的挖苦话是我听到的他的仅有的一句真正风趣的话。也许这就是我在历史中的地位—尼克松唯一一句上等笑话的嘲讽对象。

“我们暂且休会，”他说，“且看我们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给我们表演怎样扑灭篝火。”

全场哄堂大笑。

4

我下面的牢门打开了，又砰地关上了，我想大概是克莱德·卡特终于来叫我了，但是那个人噔噔上楼时却开始哼起“小马车，慢慢跑”来，我马上知道这是爱弥尔·拉金，一度是尼克松总统的狗腿子。他体格魁梧，眼若铜铃，嘴唇发黑，曾经担任过密歇根州立大学橄榄球队中卫。他如今已被剥夺律师资格，整天祷告，向耶稣·基督祷告。这里附带提一句，拉金没有被送出去干活，也没有被分派打扫任务，那是他成天在坚硬的监牢地板上祷告的结果。他的膝盖骨因为老是跪地而发了炎，双腿行动不便。

他在楼梯顶上停了步，眼里含着泪。“唉，斯代布克兄弟，”他说，“爬这楼梯可真不容易。”

“我一点也不奇怪。”我说。

“耶稣刚才对我说，”他说，“你只有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和斯代布克兄弟一起做祷告了，你一定要忘掉爬楼的痛苦，因为你知道什么？这一次斯代布克兄弟要跪下他的高贵的哈佛膝盖了，他要同你一起祷告了。”

“我不愿叫他失望。”我说。

“你难道还干过别的？”他说，“我从前干的就是：每天叫耶稣失望。”

我并不是想把这个哭哭啼啼的大人物刻画成宗教上的伪君子，我也没有权力那样做。他由于无条件接受宗教的安慰，结果成了一个低能的傻子。当初我在白宫工作的日子里，我害怕他就像我的祖先害怕伊凡雷帝一样，可是如今我可以愿意怎么顶撞他就怎么顶撞。他就像一个乡下白痴一样，你怎么样怠慢他、戏弄他，他都不在乎。

我甚至可以说，就是到今天，爱弥尔·拉金还把钱随便送掉。拉姆杰克集团有一个归我管辖的独资分公司，名叫“心地书店”，设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专门出版宗教书籍。七个星期以前，它出版了拉金的自传《兄弟，你愿和我一起祷告吗》。拉金的全部版税总数很可能达五十万元，还不算拍摄电影和出版平装书，他把它统统都送给了“救世军” 。

“是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我问他。我不愿他找到我。我本来打算出狱前躲开他，免得他要我同他一起做最后一次祷告。

“是克莱德·卡特。”他说。

那就是我在等得看守，美国总统的远房兄弟。“他在什么鬼地方？”我问。

拉金说整个监狱都闹翻了天，因为前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维吉尔·格雷特豪斯突然决定马上前来服刑，不再上诉，不再拖延。他很可能是要求联邦监狱收监的最有地位的人。

我同格雷特豪斯只有一面之缘—当然久闻大名。他是个著名的硬汉，格雷特豪斯暨斯迈莱公共关系公司的创办人，如今仍是最大的股东，这家公司专门为加勒比海盗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政权、巴哈马群岛的赌场、利比亚和巴拿马的油船队、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的伪装机构、像砂纸胶布工人国际兄弟会和燃料工人联合工会那样的匪徒控制的工会、像拉姆杰克集团和德克萨斯水果公司那样的国际大企业等等，做极尽其美化之能事的宣传。

他脑袋已秃，下颌有垂肉，前额的皱纹像洗衣板一样。他的嘴里总是叼着一只没有点燃的烟斗，甚至坐在证人席上也是这样。我有一次距他很近，发现他的烟斗能奏乐，就像小鸟叫一样。他进哈佛时我已毕业六年了。我们两人在白宫正面相视只有一次，那就是我点燃了那么多支香烟出洋相的那次会上。在他看来，我在白宫的地位只不过是食品储藏室里的一只小耗子。他同我只讲过一次话，那是我们两人都被捕以后。我们偶然在法院的过道里相遇，各自在等候传讯。他知道了我是谁以后，显然认为我掌握了他什么材料，其实我并没有。他就把脸挨得我很近，眨着眼睛，叼着烟斗，向我作了如下令人难忘的保证：“要是你揭发我什么，老兄，你出狱以后，能够在塞得港一家妓院里找到打扫厕所的差使，就算你交上好运了。”

就是在他说了这话以后，我听到了他的烟斗里的小鸟吱吱叫。

附带提一句，格雷特豪斯是公谊会派教徒—当然理查德·尼克松也是。这肯定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使他们有一段时间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爱弥尔·拉金则是长老会派教徒。

我本人什么也不是。我父亲在波兰时是个秘密受洗的罗马天主教徒，当时这一教派是受到压制的。他长大后成了不可知论者。我母亲在立陶宛受洗的是希腊东正教，后来在克利夫兰市成了天主教徒。父亲从来不和她一起上教堂。我自己受洗的是罗马天主教，但学我父亲的冷淡，十二岁上就不去教堂了。我申请入哈佛大学时，浸礼会派教徒麦康先生要我填作公理会派教徒，我就这样做了。

我听说，我的儿子是个活跃的唯一神派教徒。他的妻子告诉我说她自己是卫理公会派教徒，但是她每星期到一家圣公会派教堂去唱诗，有钱拿，为什么不去？

真是无奇不有。

* * *       * * *

长老会派教徒爱弥尔·拉金和公谊会派教徒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在以前得意的时候就关系密切。他们不仅管白宫的夜盗、非法窃听，对国内税务局不听话的人进行刁难等等，而且也管早餐祷告。因此我问拉金对即将重聚做何感想。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同你或别人一样都是我的兄弟，”他说，“我要想法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就像我现在要想救你一样。”接着他引述—据圣马太所说—耶稣代表上帝在审判日要对有罪的人说的令人害怕的话。

这句话是：“离开我，你们这受诅咒的人，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准备的地狱之火中去吧。”

这些话当时叫我吃惊，如今也叫我吃惊。基督教徒出名的残忍肯定是由此得到启发的。

“耶稣可能说过这话，”我对拉金说,“但是这同他说的别的话太不像了，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一天他有点糊涂了。”

拉金退后一步，歪着脑袋假装佩服。“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歹徒硬汉，”他说，“可是你要数第一。你这些年来老是见风转向，把所有的朋友都得罪了，如今你又侮辱最后一个可能还愿意帮助你的人—耶稣·基督。”

我没说话，我希望他会走开。

“你举出一个例子来，谁还是你的朋友？”他说。

我心里想，我的傧相本·夏皮罗医生不管怎么样一定仍是我的朋友，很可能会开汽车到监狱来接我到他家中去。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单相思。他早到以色列去了，在六日战争中牺牲。我听说特拉维夫有一家小学用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

“举一个。”爱弥尔·拉金仍说。

“鲍伯·范德。”我说。这是监狱里唯一被判无期徒刑的，也是朝鲜战争中唯一被判犯有叛国罪的美国人。应该管他叫范德医生，因为他有兽医学位。他是供应科的主任科员，我一会儿就要到他那里去领回便服。供应科里总是放音乐，因为范德可以一天到晚放女歌手伊迪丝·琵雅芙的唱片。他还是个相当有名的科幻小说家，用各种笔名一年出版好几本小说，笔名有“弗兰克·X·巴罗”和“基尔戈·屈鲁特”。

“鲍伯·范德同谁都是朋友，但同谁都没有交情。”拉金说。

“克莱德·卡特是我的朋友。”我说。

“我是说外面的人，”拉金说，“谁在外面等着要帮助你？谁也没有。甚至你儿子都算不上。”

“咱们等着瞧吧。”我说。

“你打算到纽约去？”他问。

“是的。”我说。

“为什么去纽约？”他问。

“对无亲无友、一文不名而想要做百万富翁的移民，纽约以好客出名。”我说。

“你打算去找你儿子帮忙，尽管你关在这里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他说。他管我这一楼的收发，因此他对我的信件知道得一清二楚。

“要是被他发现我和他在同一座城市，那绝对是偶然巧合。”我说。瓦尔特最后一次同我说话是我们在契维蔡斯郡犹太人小公墓里为他母亲下葬的时候。把她葬在那样的地方，同那样的人们葬在一起，完全是我的主意—这是一个突然丧偶的老人的主意。露斯会说这样做是发疯，一点也不错。

她是躺在一口价值一百五十六元的普通松木棺材里被埋葬的。我在棺材上面放了我家门前开花的酸苹果树的树枝，树枝是折的，不是砍的。

犹太教教士在她墓前用希伯来语说了祷词，这种语言她从来没有听到人说过，但在集中营时一定有无数次的机会学会。

我们的儿子对着我和墓穴转过身去，急着要上等在那里的出租汽车，转身以前这么对我说：“我可怜你，但是我永远无法爱你。我认为是你杀死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不能再把你当父亲，也不能把你当什么亲戚对待，我永远不想再见你，听到你的消息了。”

这话可不轻。

不过，我在监牢里做着去纽约的白日梦时的确想着，那里仍有我的一些老相识，可能帮我搞到一份差使。虽然我说不清他们到底有谁，但认为自己仍有朋友可以依靠的这种“白日梦”有时是很难丢掉的。要是我的境况稍许顺利一些的话，那些仍然对我以朋友相待的人大部分都留在纽约。我禁不住想，要是我一天又一天地在曼哈顿中闲逛，从西边的剧场区到东边的联合国大厦，从南边的公共图书馆到北边的普拉柴酒店，经过那些基金会、出版社、书店、男装店、绅士俱乐部、豪华酒店、餐厅，我一定会碰上一个认识我，记得我以前是个多么好，也没有特别看不起我的人，并且愿意出力帮我在什么地方弄个管酒吧的差使。

我会不顾面子地向他恳求，把我调酒学博士的文凭给他看。

如果我见到我儿子走来—白日梦是这样做的—我就会转过身去，等他走过去没事之后，再转过身来。

* * *       * * *

“真是，”拉金说，“耶稣叫我对谁都不要放弃希望，可我几乎要放弃你了。你就准备这样坐着，眼睛瞪着前方，不管我说什么。”

“恐怕是这样。”我说。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像你这样决心做个耍把戏的。”他说。

在嘉年华怪诞秀上，有个人躺在笼子里的一堆脏草上，把活鸡的头一口咬掉，或者嘴上发出野人的怪声，杂耍团的海报说他是婆罗洲的丛林中由野兽喂养长大的。这就是耍把戏的。在美国的社会阶层中，他是掉到最底层的人。最后埋在义冢中收场。

如今拉金，再三碰壁，就露了他的坏心眼的本色。“查克·科尔逊在白宫就叫你是耍把戏的。”他说。

“敢情是。”我说。

“尼克松从来没有瞧得起你，”他说，“他只是感到你可怜，这才给你那份差使。”

“我明白。”我说。

“你压根儿不用来上班。”他说。

“我明白。”我说。

“因此我们给了你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旁边没有别人，让你明白你压根儿不用来上班。”

“不过我还是想做些事，”我说，“我希望你的耶稣因此会宽恕我。”

“要是你只想拿耶稣开玩笑，你最好不要提他。”他说。

“好吧，”我说，“是你先提的。”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个别人眼中耍把戏的人吗？”他问。

我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不走运的，在什么时候我的双翅给剪掉的，在什么时候永远不能再飞上天空的。那件事是我最痛心的事，我连想也不愿意想它，因此我正眼看着拉金说：“请你发发慈悲，放开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吧。”

他高兴之极。“好呀—我终于刺穿瓦尔特·F·斯代布克这层哈佛的厚皮了，”他说，“我碰到了痛处，是不是？”

“你碰到了痛处。”我说。

“我们总算有一些结果。”他说。

“我却不希望。”我说，眼睛又看着前面的墙。

“第一次听到你说话时，我还是密歇根州彼多斯基的一个穿短裤的小孩子。”

“敢情是。”我说。

“那是在收音机里。我父亲叫我和妹妹坐在收音机旁留心听。‘你们好生听着，你们是在听历史的缔造。’”

那一年一定是一千九百四十九年。我们的小家庭回到华盛顿。我们刚刚搬进我们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砖砌单层宅院，房前还有一棵开花的酸苹果树。那正好是秋天。树上结了小小的酸苹果。我的妻子露斯要把它们做果酱，后来她每年都做。小爱弥尔·拉金在彼多斯基听到我说话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对了，是从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会议室。我的面前放着许多无情的话筒，像花丛一样，我正在受讯问，问我关于以前同共产党的关系和我目前对美国的忠诚问题，向我提问的主要是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众议员。

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如果我一本正经板着脸说—那时候地面上仍是张牙舞爪的“老虎”的天下，因此国会的委员会是在“树顶”上开会的，今天的年轻人，不会不信我吧？不会不信的。当时温斯顿·丘吉尔还活着。约瑟夫·斯大林还活着。真不可想象。哈里·S·杜鲁门是总统。而国防部居然要我这个前共产党员把一批科学家和军人组成一个特遣组，领导他们工作，其任务是为地面部队提出战术方案，以对付战场上的小型核武器，当时认为那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

委员会要想知道，特别是尼克松先生要想知道，有我这样政治背景的人能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我不会把我国的战术计划递送给苏联吗？我不会篡改计划使之无法付诸实施，以致在与苏联作战时苏联必胜吗？

“你知道我在那个电台上听到的是什么吗？”爱弥尔·拉金问。

“不知道。”我答道—极其颓丧地。

“我听到的是有个人做了一件人人都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怎样，都是不能这样做的。我听到的是他做了一件他自己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那就是出卖朋友。”

当时我听到他那么形容他以为自己听到的事情，我笑不出来，我如今也笑不出来—但这件事仍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那次国会传讯，后来演变为民事诉讼，最后成为刑事审判，前后拖了两年多，他归结为这么简单，未免太可笑了。他小的时候在收音机旁听到的无非是一些枯燥无味的话，不比杂音有意思。拉金一定是在长大以后，从牛仔电影中学到了一套伦理观念后，才会认为他当时是极其清晰地听到了有一个人被最要好的朋友出卖的事。

“莱兰·克留斯从来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说。这是那个被我的证词毁了一生的人的姓名，有一阵子人们的谈话中常常一起提出我们两人的姓氏“斯代布克和克留斯”， 就像合写轻歌剧的词曲作家“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就像“萨柯和樊才蒂”，就像滑稽演员“劳莱和哈台” ，就像少年杀人犯“利奥波德和洛勃” 。

我如今已不大听到我们两人的姓氏连在一起了。

* * *       * * *

克留斯是耶鲁大学出身的—年纪与我相仿。我们当初是在牛津大学认识的，我们在亨莱划船获胜，我是艇长，他是划手。我个子矮，他个子高。我如今仍矮，他如今仍高。我们同时到农业部去工作，办公室相连。天气好的话，我们每逢星期天上午一起打网球。那时我们入世不久，仍很稚嫩。

在农业部的时候，我们一起买了一辆福特菲顿旧车，常常一起开车带女朋友出去玩。菲顿是太阳神赫里欧斯的儿子。有一天他借了他父亲的火焰车，随便开到北非，结果那里变成了沙漠。宙斯为了使整个地球不至于全部荒芜，不得不用闪电击死了他。“宙斯做得对。”我说。他有什么别的办法？

但是我同克留斯的交情从来不深，自从他从我手中把一个姑娘抢走并同她结婚以后，我们就不来往了。那个姑娘是新英格兰一家名门望族的闺女，拥有的产业中有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的威亚特钟表公司。她的哥哥是我在哈佛一年级时的室友，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的。她是我真正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她叫莎拉·威亚特。

我无意中毁了莱兰·克留斯的时候，我们已有十多年不通音讯了。他和莎拉生了个孩子：一个女儿，比我的孩子大三岁。他在国务院很走红，是最明亮的彗星。大家普遍认为，他有一天会当国务卿，甚至总统，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光彩照人，更有魅力了。

我是这样毁了他的：在宣了誓的情况下，我在回答众议员尼克松的一个问题时，举出了在大萧条期间大家都知道是共产党员，但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声称自己是杰出的爱国者的一些人的名字。在这张光荣的名单上，我列入了莱兰·克留斯的名字。当时对这件事没有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只是等到后来，那天下午很晚回了家，我才从我妻子那里得知，她听了我作证，又听了无线电上的各种新闻节目，发现莱兰·克留斯以前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等到露斯在一只打包箱上摆出晚餐—由于平房的家具还不齐，我们以此当饭桌—无线电上才把莱兰·克留斯的答复报道给我们听。他希望能一有机会就马上到国会去，宣誓声明他从来没有当过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同情过共产党的事业。他的上司国务卿也是耶鲁大学出身，记者引用他的话说，莱兰·克留斯是他所知最爱国的人，他在与苏联代表的谈判中已毫无疑问地证明自己是忠于美国的。他认为莱兰·克留斯多次战胜了共产党人。他认为我可能仍是共产党员，甚至有可能是我的主子派我存心毁掉莱兰·克留斯的。

过了难熬的两年以后，莱兰·克留斯以六款伪证定了罪。当时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市外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边上新建了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他是第一批被送去服刑的犯人之一。

天下真小。

5

谁知二十年后理查德 ·尼克松当了总统，他忽然想起我来了。要不是他因为发现并追查那个“说谎作伪证”的莱兰·克留斯而成了全国著名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他后来是不会当总统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派出的手下发现我在帮我妻子做室内装饰生意。她用我们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砖砌的单层宅院做店面。

他通过他们赏了我一个差使。

我觉得怎么样？当然又得意，又高兴。毕竟，理查德·尼克松不仅仅是理查德·尼克松而已，他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而这个国家是我梦寐以求能为其效力的国家。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婉辞—理由是当时的美国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美国？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待在契维蔡斯郡，宁可默默无闻，沉沦一世？

不应该。

* * *       * * *

如今，我坐在床边上等了这么久的看守克莱德·卡特终于来叫我了。这时爱弥尔·拉金已放弃了希望，一跛一瘸地走了。

“对不起，瓦尔特。”克莱德说。

“一点也没事，”我对他说，“我并不急着想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每隔三十分钟就有一班车。”既然不会有人来接我，我就得搭空军的班车去亚特兰大。我想，班车到监狱那一站前就已经挤满了人，我得一路站着去了。克莱德知道我儿子不关心我的疾苦。监牢里人人都知道。他们还知道他是个书评家，看来似乎有一半的囚犯都在写回忆录、间谍小说、纪实小说……因此经常谈论书评，特别是关于《纽约时报》上的书评。

克莱德对我说：“也许这话我不该说，你那不孝的儿子不来接老子，该枪毙才是。”

“没关系。”我说。

“你对什么事情都这么说，”克莱德抱怨道，“不管是什么事，你总说，‘没关系’。”

“一般情况下是那样。”我说。

“卡里尔·却斯曼临死前也这么说，”他说，“我想这大概也是你临死前的话。”

卡里尔·却斯曼是个绑匪和强奸犯，不过没有杀人。他被判了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死牢里关了十二年，他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多次上诉，要求缓期执行死刑。他学会了四种外语，写了两本畅销书，最后被放在一只有窗户但不透气的铁箱里，吸氰气而死。

而他临死前的话确如克莱德所说：“没关系。”

“好吧，你听好，”克莱德说，“只要你在纽约找到一份酒保的工作，我相信你可以在两年内就能当上这酒吧的老板。”这是他心肠好的地方，不是单纯的乐观。克莱德这么说，是要帮我打起精神来。“要是你搞到纽约生意最好的酒吧，我只希望你记得克莱德，把他也叫去，我不但会照应酒吧，而且也能修理空调。到那时，我也能修理你的锁了。”

我以前知道他一直在考虑报名参加伊利诺伊州函授学院的制锁课程。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显然已经报了名。“原来你已经报了名。”我说。

“我报了名，”他说，“今天上了第一课。”

监牢是个四合院，四面都是常规的二层楼营房。克莱德正和我穿过中间大操场。我的怀里抱着床单毯子。这个操场以前是我国的优秀男儿—年轻的步兵—操练的地方，表现他们的决死精神。我想，我也穿制服为我祖国服务过了，可以说这两年之中无时无刻不是在做国家要我做的事。它叫我受苦，但没有叫我捐躯。

有些窗户里有人在张望—都是些心脏不好，肺部不好，肝不好，什么都不好的老弱犯人。操场上除我们两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他一手拖着一大袋垃圾，一手用套在棍子头上的尖铁从地上把废纸戳起来。他像我一样，矮小年老。他站在我们去行政管理楼的道上，瞧见我们走近时，用棍子指指我，表示有重要的话要同我说。他是卡洛·迪桑柴博士，得过那不勒斯大学法学博士的文凭。他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因通过信件策划庞氏骗局而被判入狱，如今已是第二次服刑了。他极其爱国。

“你回家去了？”他问。

“是的。”我说。

“有一件事可别忘记，”他说，“不论咱们的国家让你受了什么罪，它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你能记住吗？”

“是的，先生—我想能记住。”我说。

“你真傻，去当了共产党。”他说。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说。

“在共产党国家里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要生活在一个没有出头机会的国家里？”

“这是年幼无知所犯的错误，先生。”我说。

“在美国，我做过两次百万富翁，”他说，“以后还会做百万富翁。”

“我敢肯定。”我说，而且我确实很肯定。他肯定会第三次行骗—同以前一样，愿意出很高利率向一些傻瓜借钱，把钱骗到手后，把大部分钱为自己买宅院、高级轿车、游艇等等，留下一小部分当利息还给人家，利率按他原来答应的那么高。收到利息的人很满意，消息慢慢传播出去，就会有更多的人借钱给他，他就用这些钱开利息支票，如此循环不已。

我如今深信，迪桑柴博士之所以不死心就在于他愚蠢之极。因为他尝到了诈骗成功的甜头，所以即使蹲了两次监牢，也无法了解这种行骗办法最后必然是要被人拆穿的。

“我使许多人快活，发财，”他说，“你做到过吗？”

“没有，先生，还没有，”我说，“不过为时未晚。”

我如今开始相信，根据我对经济学的一些最粗浅的了解，不论哪一届政府都是采用这个方法的。它接受着永远无法偿还的巨额的款项。要不然，我怎么能向我的混血种的孙儿们解释美国在三十年代是怎么一个状态？那时美国的主子和政客找不到办法让他们的人民得到最基本的必需品，例如食物、衣着、燃料。要搞到一双鞋也很困难！

可是接着，军官俱乐部里出现了一些原来很贫穷，如今却衣着入时，吃牛肉卷，喝香槟的人。士兵俱乐部里也出现了原来贫困，如今衣着也马马虎虎可以过去，吃着汉堡包，在喝啤酒的人。两年前皮鞋磨穿了底的人，忽然有了一辆吉普车，或者卡车、飞机、游艇，燃料供应源源不绝。他要配眼镜就有眼镜，要镶牙就镶牙，什么疾病都免了疫。不论他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每逢感恩节或圣诞节，他总能吃到热火鸡和红果酱。

这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上述那个办法以外还可能是什么？

卡洛·迪桑柴退开让我和克莱德过去，克莱德开始骂自己缺乏远大目标。“酒吧侍者、修空调的、修锁的、看守犯人的，”他说，“我怎么这么目光短浅，胸无大志？”

他说起他长期来同白领犯人的交往历史，他告诉我他得出一个结论：“咱们国家事业成功的人从来不从小处着眼。”

“事业成功？”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天，你说的是判了罪的诈骗犯呀！”

“那当然，”他说，“但他们大多数人仍有许多钱被偷偷地藏在什么地方。即使没有藏，他们也知道以后怎样再骗许多钱。谁出去都混得不错。”

“请记住我可是个例外，”我说，“我结婚以后大部分时间需要我老婆养活。”

“你曾经有过一百万，”他说，“我就是活到一百万岁也看不到一万元钱。”他指的是我在“水门事件”中的罪证，那是一只老式的乘船箱，里面装了一百万元钱，都是用过的二十元钞票，上面没有特殊标记。这是非法的竞选捐款。联邦调查局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员来检查白宫所有保险柜的内容，因此必须把这箱子藏起来。地下二层我那不起眼的办公室就被选为最理想的窝赃地点。我默许了。

就在这个当儿，我的妻子去世了。

接着箱子被发现。警察逮捕了我。我认识把箱子送到我办公室的人，也知道他们奉谁之命行事。他们都是高级人物，可是却像普通搬运夫一样搬着箱子。我不肯告诉法院，也不肯告诉自己的律师或者任何人他们是谁，因此我去蹲了一阵子监狱。

我从莱兰·克留斯的倒霉事件中学到了这个教训：把另外一个可怜的傻瓜送到监牢，会叫你一生内疚。没有比所谓的“宣誓证词”更叫你觉得今后残生了无意义的了。

还有我的妻子刚死，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呆得像只木鸡。

即使现在我也不愿揭发放箱子的那群人。那都无足轻重。

不过，我不能向美国历史隐瞒，当箱子放到我的办公室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曾说道：“把这窝囊废招到白宫来是哪个王八蛋出的馊主意？”

“像你那样的人，”克莱德说，“钞票一把一把地抓，几百万元钱不算稀奇。要是我当初有机会上哈佛，也许也能这样。”

我们又听到音乐了。我们走近了供应科，音乐是从那里的唱机上传出来的。伊迪丝·琵雅芙在唱 “Non，je ne regrette rien”。这话的意思当然是，“不，我什么也不后悔”。

我和克莱德一进供应科，这歌正好唱完，因此判处终身监禁的供应科职员鲍伯·范德医生热烈地告诉我们，他多么同意这首歌。“Non！”他说，牙齿露出，目光炯炯，“Je ne regrette rien！Rien！”

* * *       * * *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是一个兽医，也是朝鲜战争中仅有的一个美国人被判叛国罪的。他罪该枪毙，因为他那时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中尉，负责检查运到朝鲜给美军吃的肉类食品。军事法庭为表示宽大为怀，只判了他无期徒刑，但不得假释。

美国的这个卖国贼同美国的一位大英雄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白非常相像。他个子很高，骨骼粗大。他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农家子弟出身，因为听伊迪丝·琵雅芙的歌久了，所以带哭调的法语也说得相当流利。他在进监狱之前，除了爱荷华州的阿美斯老家和日本的大阪驻地之外，几乎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他见到女人很羞怯。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到大阪时还是童身，后来热恋上了夜总会里的一个女歌手。她自称是日本人，逐字逐句地模仿伊迪丝·琵雅芙唱歌，但她其实是一个朝鲜间谍。

“我的好朋友瓦尔特·斯代布克，”他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就把我坐在床边，一首歌曲老是在脑海里盘旋的事告诉了他，就是那首“莎莉在花园里筛炉渣”的歌。

他听了哈哈大笑。后来他把我和这件事写进他的一篇科幻小说里。我很高兴告诉大家，这篇东西就发表在本月这一期的《花花公子》上，这是拉姆杰克集团出版的杂志。作者化名弗兰克·X·巴罗。故事讲的是在离地球两个半星系以外的维库那星球上的一个前法官，他得把躯体留下，让灵魂飞到太空中去寻找一个能住人的星球，借一个新躯体还魂。他发现整个宇宙几乎是没有生命的，最后他飞到了地球，首先着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外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普通士兵停车场。他可以从一个人的耳朵进入那人躯体，寄居在里面。他要找到一个躯体，过一过社交生活。据小说里讲，没有躯体的灵魂不能过社交生活—因为人家都见不到你，你也不能碰别人，或者发出声来。

法官以为只要他觉得与那个躯体志趣不合，就随时可以从里面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地球上的人和维库那星球上的人化学成分不同，他进去以后就粘在里面，永远出不来了。这篇小说里还有一篇短论文，论述地球上原来使用的几种粘胶，说是黏性最大的是一种能把成熟藤壶黏附在圆石、船底、桩子等上面的粘胶。

“一种叫藤壶的甲壳动物幼时，”范德医生用弗兰克·X·巴罗的名字写道，“能够在海底任何地方和咸水河口随意浮动或爬行，其上身栖于圆锥形贝壳中，须脚外露，宛若铃舌。”

“藤壶在成熟时其圆锥形贝壳会排泄出一种粘胶，能永远黏着于其碰到的任何东西。因此对刚成熟的藤壶或从维库那星球上来的无主灵魂，地球上若有人曰‘阁下请坐，阁下请坐’， 一不小心就会惹上大麻烦。”

这篇小说里的法官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星球上也有“哈罗”“再见”“请”“谢谢您”等说法。他们说“叮啊呤”。他说在维库那老家，大家换躯体就像地球上的人换衣服一样。他们离开了躯壳以后是没有重量和形体的，存在无声，但有感觉。他说，在维库那没有乐器，因为他们在体外飞翔时本身就是音乐。什么单簧管，什么竖琴，什么钢琴，都是多余，都是模仿空中游魂制造出的拙劣的赝品。

他说在维库那星球上的人已把时间用完了。那个星球的悲剧就在于：科学家们找到了从表土层、海洋、大气中提取时间的办法。他们用时间来为家庭取暖，发动汽艇，给作物施肥。他们吃的是时间，穿的也是时间，什么都是时间。他们每顿饭都供应时间，用它喂养狗和猫，以此表示他们的富有和聪明。他们听任大量时间丢在堆得满满的垃圾箱里白白腐烂掉。

“在维库那星球上，”法官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仿佛是没有明天一样。”

他说最糟糕的是为了什么特殊时刻举行爱国篝火。当他还是孩提时，他的父母高兴得把他抱在怀里又亲又哼，为了庆祝女王的生日，把将来一百万年的时间放在火炬上烧掉了。到他五十岁时，未来余下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了。现实的大裂缝随处可见。人可以穿墙过去。他自己的游艇只剩下了驾驶盘。孩子们玩耍的空地上也出现了大洞，有的孩子就那样掉了下去。

因此维库那人都不得不脱离躯壳，乖乖地飞向太空。他们对维库那说：“叮啊呤。”

故事接着说：“年代的异常、引力的雷暴、磁性的漩涡，把维库那人的家庭在太空中拆离了，分散到遥远的各处。”法官设法同他美丽女儿一起待了一阵子。不过，她不再美丽了，因为她已没有躯壳。最后她灰了心，因为他们到的行星或月亮上面都没有生命。做父亲的没有办法挽留她，无可奈何地看着她钻进了一块岩石的缝里，成了这块岩石的灵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发生在地球的月亮上，距那人口最稠密的星球只有二十三万九千英里！

他终于在空军基地着陆，但在这之前，他遇上了一群秃鹰，他跟着它们飞了一阵，差点儿钻进其中一只的耳朵里去。他一点不了解地球上的社会情况，以为这种吃腐肉的飞禽很可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他觉得在空军基地中央的生活太忙碌，没有思考的时间，因此他又腾空而起。这次他发现了一处环境比较安静的建筑群，以为这里可能是供哲学家沉思的地方。他无法知道这是一个关着白领罪犯，只有最低限度保安措施的监狱，因为维库星球那儿没有这种设施。

他说，在他的维库那老家，白领罪犯由于辜负了人们的信任，定了罪后就把他们的耳朵塞起来，让他们的灵魂出不来。然后把他们的躯体放在一个人工挖的粪池里，粪尿淹到他们的脖子。警官们驾驶着大马力的快艇在他们头上巡逻。

法官说这样的惩罚他自己就判处过好几百个，被告总是声称他们没有违反法律，只是违反了法律的精神，也许还只是那精神的一小部分。他在判决那些人之前，经常在头上顶着一只夜壶之类的东西，这让他说话的声音更加洪亮，令人生畏。他经常这样千篇一律地宣布：“孩子，这一次不仅给你法律的精神，也要给你法律的肉体和灵魂。”

这时，据这位法官说，你可以听到警官们在法院外面的粪池上启动他们的快艇了：“呼—呼，呼—呼，呼—”

6

鲍伯·范德医生的小说里的法官想要知道这个地方哪个哲学家最有智慧，最知足。他揣想一定是那个在二层坐着的小老头。那个小老头隔一阵子就要拍三下手，显然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思考感到很满意。

因此法官就飞过去钻进了那个小老头的耳朵里，从此就黏在里面了。据那小说讲，同他黏在一起“……就像塑料面板贴在涂了粘胶的柜面上一样紧密”。他在小老头的脑袋里听到

的了：

莎莉在花园里筛着炉渣，

跷起了大腿，

像男人一样放个响屁。

……                

如此等等。

* * *       * * *

这是篇很有趣的小说。其中还有解救那个变成月亮上一块岩石的灵魂的女儿的故事等等。但是我觉得这都不能同作者怎么会在大阪犯了叛国罪的真实故事相比。鲍伯·范德在一家美国军官常常光顾的夜总会里，从二十英尺开外的远处，爱上了那个模仿伊迪丝·琵雅芙唱歌的朝鲜特务。他一直不敢缩短这个距离，又不敢送花给她，或送字条给她，只有一夜又一夜地坐在同一张桌边痴痴地望着她。他总是孤身一人，又是全场个子最高的，因此那个艺名叫“泉美”的歌手就问别的美国军官，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

他其实是个还没有尝到过女人味道的肉类卫生检查员，可是别的军官却开玩笑对泉美说，他很孤独阴郁，因为他的工作极其秘密重要。他们说他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守卫原子弹。他们说，她要是去问他，他一定说自己是肉类卫生检查员。

于是泉美就去做他的工作。她不请自来，坐在他的桌边。她把手伸到他的衬衫里，摸他的奶头。她告诉他，她喜欢高大沉默的男人，别的美国人嘴里话太多。她要他在夜总会半夜两点钟关门后带她回去。当然她的目的是想知道原子弹放在哪里。实际上，那时根本没有原子弹放在日本。它们还放在航空母舰上，放在冲绳岛。这一夜她就只对着他唱歌，他又高兴，又害羞，几乎晕了过去。他的吉普车当时就停在外面。

半夜两点钟她上他的吉普车时说，她不但想看看高大的美国朋友住在哪里，还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他对她说，那不费事，因为他住和工作都在一个地方。他开车把她带到大阪美军军需署的一个新码头，码头中间有个大仓库，一头是些办公室，另一头是常驻兽医的两间住房，中间就是放肉的大冷藏库，里面放满了范德已经检查过和还没有检查的宰好的牲畜。码头近岸的一边有道铁篱，门口有个警卫站岗，不过后来在军法审判时揭露，纪律颇为松弛。那些警卫都以为他们要注意的只是防止有人偷肉出去。

因此那个警卫—后来为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就挥手让范德医生的吉普车开进去了，他没有注意到里面躲着一个未经批准擅自入内的女人。

泉美要求看一看冷藏库里放的是什么，鲍伯乐意不过，给她看了。直到他们走到码头靠海那一头的宿舍时，她才明白他真的不过是个肉类检查员。

“可是她那么可爱，”范德有一次对我说，“不怕你笑话，我也是那么可爱，因此她那天夜里就留下来过夜了。当然了，我怕得要死，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同女人睡过觉。但是我对自己说，‘别害怕。安下心来。什么动物你都能应付得很好，从你一生下来便是如此，只需记住：这里不过是又来了一只乖乖的小动物而已。’”

在审讯范德的法庭上人们才弄清楚：他和陆军兽医队的其他人员一样，看上去是个军人，其实没有受过军人的专业训练。当时似乎觉得无此必要，因为要他们做的事不过是检查肉类卫生而已。后来弄清楚，最后一个参加过战斗的兽医早在卡斯特将军的最后阵地小大角河阵亡了。而且陆军方面有一种迁就兽医的倾向，因为很难能招募到他们参军。他们在外面能发大财—特别是在大城市里，给人家豢养的爱狗爱猫看病。因此他们把码头上的一所舒适僻静的住处给范德住。他的工作是检查肉类卫生，只要他完成任务，谁也没有想到要检查他。

“要是他们检查我的住处，”他对我说，“他们是半点儿灰尘也找不到的。”据他说，不过他们会找到“大阪私人收藏的最精彩的日本陶器和织物”。凡是精细纤巧的日本东西，他都很着迷。他大概觉得这种对艺术的狂热肯定可以弥补他自己丑陋无用的大手大足。

“泉美不住地在我和墙上、书架上的美丽陈列物之间来回张望—翻看我的柜子和抽屉，”他有一次对我说，“要是你能见到她那样做时的表情变化，你就会同意我说的，尽管我这样说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她爱上了我。”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做早餐，用的都是日本的锅瓢，尽管早饭是地道的美式早餐—腌肉和鸡蛋。他做饭的时候她就盘起腿坐在床上。她使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养的一只小鹿。这想法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照料这头小鹿已有整整一宵了。他打开收音机，拨到军用电台，他想听音乐，结果却是新闻，头号新闻是昨天半夜里在大阪破获了一个间谍网，抄获了他们发报机。尚未捕获的只有一个成员，那是个自称“泉美”的女子。

据范德自己说，他仿佛“……在这时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他在这个新世界里要比原来的旧世界感到自在得多，原因是如今他有了一个异性，他因此决定不再回到那个旧世界里去。泉美和他说她要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话，在他听起来并不觉得是敌人的宣传。“这不过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好人所具备的常识罢了。”他说。

因此他把她藏匿起来，给她吃饱，而且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影响自己工作的完成，如此有十一天之久。到了第十二天早上，他再也憋不住了，竟冒失地问一艘从新西兰开来卸牛肉的船上的一个水手，能不能帮他带个女人上船离开日本，他愿意给他一千元钱。水手向船长做了报告，船长又报告美军当局。范德和泉美马上被捕，并隔离开来，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范德后来一直没有弄清楚她的下落。她就此销声匿迹。比较可信的传说是，她被偷偷地移交给南朝鲜特务机构，被送到汉城，未经审判就枪决了。

范德对自己所做的事毫不遗憾。

* * *       * * *

如今他拿着我那套西装的裤子，那是一套灰色条子的布鲁克斯兄弟牌套装。他问我记不记得裤裆上有个香烟灰烧成的大窟窿。

“是的。”我说。

“你找吧。”他说。 

我找不到了，在这套衣服的别的地方我也找不到小窟窿了。原来是他自己出钱送到亚特兰大去给我织补过了。“亲爱的瓦尔特，”他说，“这是给你的临别礼物。”

据我所知，几乎人人都曾从范德那里得到过一份临别礼物。他写科幻小说得来的稿费没处花。但是我告诉他，给我衣服织补窟窿算是我所得到的最亲切最周到的礼物了。我哽咽了，感动得几乎哭出来。

他还来不及答复，大楼正面办公室里就传出吆喝声和跑来跑去的脚步声，这些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外面分成四车道的公路。大家以为是前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维吉尔·格雷特豪斯抵达了。结果是虚惊一场。

克莱德·卡特和范德医生也跑到收容室去看热闹。这个监狱的门上都没有锁。范德要是愿意，完全可以一直跑出去。克莱德没有枪，别的看守也都没有枪。要是范德逃跑，也许会有人出来拦阻他，但我对此颇为怀疑。真那样，那就是这个监狱设立二十六年来的第一次越狱事件，应该怎样对付，谁也不清楚。

我对维吉尔·格雷特豪斯的到来不感兴趣。他的到来，像任何别的新犯人到来一样，都可以说是一种公开行刑。我不想看着他或其他任何人当众蒙羞。因此我一个人留在供应科里。我很感激这偶尔得到的不受打扰的清净，想要加以利用。于是，我做了一件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污惭的事。这就是我换上了那套多年前的西服套装，由此而变成了一个精神颓唐、嘴上唠叨的小老头。

白色的细布内裤和中筒黑色螺纹袜是从契维蔡斯郡的“大来好”男子用品商店买来的。白色箭牌衬衫是从华盛顿加芬克尔百货公司买来的。布鲁克斯兄弟牌的西装是从纽约市买来的。军团斜条领带和黑皮鞋也是，两只皮鞋上的鞋带都断了，打了个死结连上。范德显然没有好好检查，否则会换上新鞋带的。

领带的历史最悠久，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系过它了。真是让人不可想象。在制订“登陆日”医药品供应计划时，与我共事的一位英国人对我说，这条领带表明我是皇家威尔士火枪团的一员。

“你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歼灭在松姆河战役的第二次进攻中。”他说，“如今，这一次，你们又在阿拉曼被歼灭。你可能会说，‘可算不上世界上运气最好的一个团。’”

条纹的设计是这样的：中间是一条宽宽的淡灰色条纹，上边镶着窄窄的绿色，下边镶着橘红色。今天我还系着这条领带，坐在拉姆杰克集团家乡唱片部办公室。

克莱德·卡特和范德医生回到供应科时，我已摇身一变恢复平民的身份了。我像个新生儿一样晕头转向，羞答答地双腿发软。我还不知道自己看上去像个什么样子。供应科有一面穿衣镜，但镜面对着墙。一有新人来，范德就把它转过去对着墙。这是范德思虑周全的又一例证。新来的囚犯，如果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的话，就不用马上看到自己穿上囚服以后是什么尊容了。

不过克莱德和范德的表情简直就是两面镜子，让我看到我这模样大概是连法国已故演员莫里斯·薛佛莱常扮演的那种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都不如。他们马上嘻嘻哈哈地掩饰他们的遗憾之情。但不够快。

范德假装是我在哪个大使馆里供职时的随从：“早安，大使先生。今天又是天高气爽。女王邀请您中午一点和她一起共进午餐。”

克莱德说，哈佛出身的人，真是一望便知，他们都有一种什么气质。但是这两个朋友都没有把镜面转过来。所以我自己动手了。

我在镜中看到的人影是：一个斯拉夫血统的骨瘦如柴的看门老头儿， 整套衣服和领带都穿戴不惯。衬衫领子太大，衣服也是这样，像是把马戏团的帐篷套在他身上。他表情愁苦—像是去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的路上。他这个人同那套衣服一点也不相称。仿佛他是从一个有钱人的垃圾箱里找到这套衣服的。

要心平气和。

7

我如今坐在监狱门前公路旁边的一条没有树荫遮蔽的长凳上。我是在等班车。我的身旁放着一只棕色的帆布皮箱，这是专供军官用的一种皮箱。在我得意的时代，它是我在欧洲随身不离的伴侣。皮箱上面放着一件军用旧雨衣，那也是我得意时代的遗物。我孤身一人，班车晚点了。我隔一会儿就要摸一摸我的上衣口袋，看我的释放证是不是在那里，还有政府发给我的可以去领一张从亚特兰大到纽约的经济舱单程机票的凭证，我的钱和调酒学博士文凭。太阳热辣辣地晒着我。

我有三百一十二元一角一分钱。其中二百五十元是一张政府开的支票，这是丢不了的。这都是我自己的钱。在对我被捕后的资产进行极其精确的加减后，这笔钱，精确到分，就毫无争议地归我所有了：三百一十二元一角一分。

这样，我就又要回到自由企业的制度里去了。我再一次脱离联邦政府的保护和教养。

* * *       * * *

上次是在一千九百五十三年，也就是莱兰·克留斯因为伪证罪而入狱后两年。当时已有其他好几十个证人被找来作证，内容对他也更加致命。我说他的只不过是战前参加过共产党，我认为在大萧条一代的人身上，如果这有罪，那么这罪也大不了像排队领救济面包一样。但是别人愿意起誓作证说，克留斯在战时始终是共产党员，并且把秘密情报传递给苏联的特务。我惊得目瞪口呆。

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闻，甚至是不可能的。我对克留斯的要求最多不过是要他承认，在一件其实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我说的是实话。天知道我并不想毁了他，叫他蹲监牢，我估计自己能做的最多不过是余生都感到内疚，永远责备自己，因为我对他无意中干了这么一件事。除此之外，我以为生活基本上可以像以前那样过下去。

不错：我当时被调到国防部一个不怎么关键的岗位上去工作，根据来自不同教育和经济背景的、属于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士兵对战地口粮的偏好—其中有一些是新的和实验性的—制成一个口味图表。这种工作如今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做，不用脑，不用眼，不用手，速度像光速一样，但当时基本上仍是用人工。如今看来，我和当时的属下人员就像基督教教徒用画笔、鹅毛管在描手稿，用金粉在涂字母似的。

不错：在工作上同我有来往的人，不论是下属还是上司，在同我打交道时都采取了比较冷淡和公事公办的态度。他们似乎不再有时间跟我讲一两句笑话或交换一些战争消息了。每次交谈都是剪短精要，干脆利落。说完就回去埋头工作。我当时以为这是我们正在树立的那种新型的、精悍的、充满斗志和行动力的专业武装部队精神，我还告诉我可怜的老婆说我很赞赏。世界上任何地方要是出现了新的希特勒，我们就可以用这支军队来一举歼灭之。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美国就会马上把自由还给他们。

不错：露斯和我的社交生活不像我在纽伦堡向她形容的那么活跃。我曾经对她说家里的电话铃会一天到晚响个不停，电话的那头是我的一些老朋友。我们会通宵地吃啊，喝啊，说啊。他们在政府工作，正当壮年，像我那样，四十不到或者四十出头，精明能干，练达果断，不论他们在官僚系统中占据什么地位，都可以做他们部门的实际领导和骨干而无愧色。我对露斯说，他们会在莫斯科、东京、她的家乡维也纳、雅加达、丁布克图，天涯海角的不论什么地方担任重要职务后突然来访，给我们介绍世界各地的观感，那里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说笑笑，再斟一杯酒。本地的人当然渴望同我们这样有趣的、见过世面的人交朋友，听我们的内幕消息。

露斯说，我们的电话铃响不响完全没有关系—要不是由于我的工作性质，需要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她反而愿意家里不装电话。至于同消息灵通人士作彻夜长谈，她说她最不习惯过了十点还不上床，而且在集中营里她已听够了所谓的内幕消息，以后一辈子不听也够受用了。不止如此，“我不是那号子人，瓦尔特，”她说，“认为必须要经常知道内幕真相。”

这也许是露斯在保护自己。她在白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又恢复到她在获得自由后感到的那种奥菲莉娅式的飘飘欲仙的感觉，那时她觉得自己像只单独与上帝同在的小鸟，用这种办法来躲避风暴渐作的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躲避日益无人理睬的恐惧。她没有忘记照顾孩子的责任，莱兰·克留斯下狱时我们的孩子才五岁，孩子的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饭也吃得饱饱的。她也没有偷偷地喝酒解闷。不过，她却开始吃得多了起来 。

这就使我不得不再回到体型大小的问题，我实在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并不特别重视它。体型的大小如果与一般通行的标准有差异就会引起注意，但这都代表不了套在这体型里的生命的万一。我因体格瘦小可以做赛艇长，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那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当莱兰·克留斯因伪证罪受审时，我的妻子身高只有五英尺，体重却有一百六十磅左右。

这且放过不谈。

除了这一点：我们的儿子很小就觉得他的父亲特别的瘦小，而他的外国母亲又那么痴肥，这对他在社交上很有妨碍，他居然告诉邻居的好几个小朋友，他是被领养的孩子。有一个邻居女人在白天的时候邀请我妻子去她家喝咖啡，有且仅有一次，就是为了要弄清楚我们是不是知道孩子的生身父母是谁。

要心平气和。

因此，在莱兰·克留斯下狱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在上面说过，一共两年，在两年以后，我被叫到陆军副部长薛尔敦·瓦克的办公室。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以前从来没有在政府机关中工作过。他年龄与我相仿，上过前线，升到了炮兵少校，参加了北非登陆，诺曼底登陆日又参加了在法国的登陆。但是本质上还是个俄克拉荷马州的企业家。后来有人告诉我，该州最大的轮胎批发生意是他做的。更加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是个共和党人，因为这时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当了总统—二十年来登上这个宝座的第一个共和党人。

瓦克先生说，他想代表国家对我多年来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忠诚服务表示感谢。他说我有行政才能，如果用在私人企业上一定可以得到更加优厚的酬报，他说如今正在精减人员，我的职务就要取消了。要取消的还有其他许多职务，因此他无法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尽管他是很愿意那样做的。总而言之，我被开除了。他站起身，伸出手来对我说：“斯代布克先生，你如今可以把你的非凡才能拿到自由企业制度的公开市场上去按实际价值出售了。祝你谋事成功！祝你好运！”我到如今也说不清，在那个时候，他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

我对自由企业制度又有什么了解呢？当然，如今我了解不少，但是当时却一无所知。我当时对它的了解很少很少，因此有好几个月都在天真地幻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行政人才，私人企业肯定会出重金来礼聘。我在失业的最初几个月里对我可怜的老婆说，万一别的都不行，我们肯定还有一个选择，我随时可以伸展双臂，像个被钉到十字架上的人一样，受点委屈到通用汽车公司，或者通用电气公司，或者类似的公司去工作。这个女人对我是何等善良，可以从这一点来衡量，她从来没有问我，既然这么容易，我为什么不马上就去做；从来没有要我解释，我究竟为什么认为从事私人企业是件愚蠢和不体面的事。

“我们即使不想发财，也可能不得不发财。”我记得那时候曾经这样对她说。我的儿子当时六岁，也在听我们谈话。可以肯定地说，他已经听得出这话是自相矛盾的了。可是他懂不懂呢？不懂。

这时我去拜访了在其他部里工作的熟人，或者打电话给他们，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暂时是自由身”，这是失业演员自嘲的话。我很像是个受了什么可笑的伤的人，眼睛被人打得乌青，或者脚上大拇指骨折。此外，我的全部老相识像我一样都是民主党人，因此，我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党愚蠢和报复的受害者。

虽然过去生活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几次调换工作都有朋友的帮助，可是如今却没有人能想得起什么地方有空缺了。空缺突然像嘟嘟鸟一样绝了迹。

太糟糕了。

不过这些老同志对我的态度是那么自然和客气，如果不是由于我最后不得不向政府外面一个目中无人的老头儿求援，我至今仍说不准我有没有因为做了对不起莱兰·克留斯的事而受到惩罚。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毫不掩饰地向我表示他对我的反感，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这位先生是蒂莫塞·皮姆。他在战前曾在罗斯福手下任农业部副部长。我在政府中的第一个职位就是他给我的。他也是哈佛出身，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如今他已七十有四，仍任华盛顿一家最有威望的法律事务所—皮姆·米尔恩斯·威尔德·威尔德法律事务所的领导。

我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同我共进午餐，他拒绝了。大家都拒绝同我一起吃午餐。他告诉我那天下午可以见我半小时，不过他想不出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谈的。

“老实说，先生，”我说，“我想找工作—有没有可能在一家基金会或博物馆那样的地方工作。”

“哦—找工作，是吗？”他说，“好吧—我们就谈这个吧。无论如何要来啊。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谈一谈了？”

“有十三年了，先生。”我说。

“十三年，光阴如流水呀。”

“可不是，先生。”我说。

“啧—啧。”他说。

我如约前去，真是个傻瓜。

他一开始就有意做出热诚接待的样子。他一边把我介绍给他的年轻秘书，对他说，我当时何等年轻有为，一边还不停地拍着我的肩膀。这个人一辈子从来没有拍过别人的肩膀。

我们进了他的嵌壁的办公室后，蒂莫塞·皮姆一边指着一张皮沙发，一边说：“阁下请坐，阁下请坐。”我最近才又遇到这句听来似乎是幽默的话，当然，那是在鲍伯·范德医生的科幻小说里，说的是一位维库那星球上来的法官，同我和我的命运永远黏在一起了。此外我不信蒂莫塞·皮姆以前曾经对别人说过这样的客套话。附带提一句，他是个矮矮胖胖、不修边幅的老头儿，在我瘦小身材的衬托下，意外地，显得十分庄严 。他的一双大手让人感到他以前大概舞弄过刀枪，如今他却用它们在摸索真理和正义。他的两条雪白的粗眉连成了一条。他就座以后，得探着脑袋，从那丛眉毛的下面透视我，同我说话。

“我大概不用问你的近况吧。”他说。

“是的，先生，您不用问。”我说。

“你和克留斯那小伙子真有办法，像难兄难弟一样出了名。”他说。

“不过却后悔莫及。”我说。

“可不，我敢说一定后悔得厉害。”他说。

谁知道他这个人当时只有两个月左右好活了。但就我的印象来说，他当时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在他死后，有人说，要是他能活到另外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上台，他肯定会被任命为最高法官。

“你如果真的后悔的话，”他继续说，“我希望你确实知道你该为什么难过。”

“先生，我不明白— ”我说。

“你以为受牵连的仅仅是你和克留斯吗？”他问。

“是的，先生，”我说，“当然还有我们的妻子。”我说的是真心话。

他愤怒地大吼了一声。“这话你可不应该对我说。”他说。

“先生，我不明白—”我说。

“你这个笨蛋，亏你还算是哈佛出身的，真是个不入流的货色。”他说着站了起来，“你知不知道你和克留斯两人把我国最无私最有见识的一代公务员的名誉给毁了！我的上帝—现在谁还在乎你？谁还在乎克留斯？真可惜，他坐了牢！真可惜，我们不能再给你找一份差使了！”

我也站了起来。“先生，”我说，“我没有做违法的事。”

“他们在哈佛大学教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说，“一个遵守所有法律的人也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恶劣的罪犯。”

他没有说哈佛大学在何时何地教过这一条。在我听来这可是新鲜事儿。

“斯代布克先生，”他说，“你大概没有注意到，我们最近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善与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里，我们大概已经看惯了海滩上或战场上我们自己方面阵亡的勇敢无畏的将士的尸体。如今却有人要我为一个失业的官僚表示同情，根据这个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判断，我认为他应该被碎尸万段！”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我轻轻地说。我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又惭愧又害怕。

“你说的只是事实的一小部分，”他说，“可这一小部分如今却被视作事实的全部！‘受过教育的，关心人民疾苦的公务员十有八九是俄国间谍。’从今以后你就会听到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老浑蛋这么说的，那些骗人的政客一直认为政府应该是他们的政府，一心要把它夺回去。没有你和克留斯这一对双生的白痴，他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叛国和关心人民疾苦、有头脑、有文化画等号的。现在请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先生。”我说 。我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可是全身却像瘫了一样。

“你只是一个傻瓜蛋，”他说，“由于阴差阳错，却能够把人类的进步倒拨回去一个世纪！你滚吧！”

这话真厉害。

8

这样，我就坐在监狱外面的长凳上等班车，佐治亚的烈日炙烤着我。一辆卡迪拉克牌豪华轿车，车窗遮着浅蓝色的窗帘，行驶在这条通向空军基地总部去的车道上，到了中央线的那一边缓缓地放慢了速度。我只能看到司机，那是个黑人，他带着疑惑的表情望着监狱。那地方显然不像是个监狱。旗杆脚下有块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只写着：“F.M.S.A.C.F.,外人请勿入内。”汽车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个跨道，才转过弯来，在我的面前停下，它的晶晶发亮的车前挡板就在我的鼻子下面。我在锃亮的挡板上又看到了那个斯拉夫血统的看门老头儿。后来弄清楚，就是这辆豪华的轿车引起了刚才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到达的一场虚惊。它来来回回地寻找监狱已有一些时候了。

司机下了车，问我这是不是监狱。

这样我就有必要说做自由人后的第一句话了。“是的。”我说。

司机是个个子高大，颇有长者风度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棕色马裤呢制服，黑色皮绑腿，他打开后门，对黑黝黝的车厢说话。“先生们，”他恰如其分地带着又悲哀又尊敬的口气说，“我们已到达了目的地。”他的胸口口袋上用红丝线绣的字说明了他的老板是谁。这几个字是：拉姆杰克。

我后来才了解：格雷特豪斯的老朋友们为他和他的律师提供了迅速、秘密的交通工具，把他们从家里送到监狱，免了他当众蒙羞。百事可乐公司的一辆豪华轿车天亮以前在曼哈顿他作公寓的华道夫酒店塔楼的后门把他接走，送到拉瓜地亚机场隔壁的陆战队航空站。汽车一直开到跑道上，那里有一架国际旅游公司的喷气机等着他，把他送到亚特兰大，又是一辆遮了窗帘的豪华轿车在跑道上等他，这辆汽车是由拉姆杰克集团的东南区办事处提供的。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从汽车中钻出来，他的穿戴几乎与我一模一样，一套灰色的条子衣服、白衬衣、军团斜条领带。我们所属军团不同。他是冷流近卫军团。他像惯常那样吮着烟斗。他扫了我一眼，时间极短。

接着从车里钻出来两个油腔滑调的律师—一个年轻，一个年老。

司机到车后去取囚犯的行李，这时格雷特豪斯就和两个律师打量那所监狱，好像这是他们想买的一块地产似的，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格雷特豪斯目光炯炯，烟斗学着鸟叫。他很可能以为自己是个硬汉子。我后来从他的律师那里得知，他一知道自己真的要下狱以后，便学了拳击、柔术、空手等卫身手段。

我听了后就对自己说：“那个监狱里可没有什么人想同他打架，不过他的脊梁骨还是要给打断的。无论谁头一次蹲监牢，脊梁骨都会被打断的，过一阵子就会好的，但总是与以前不同了。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再硬，走路和感觉也不会如从前了。”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没有认出我来。我坐在那里很可能就像泥地里或战场上的一具死尸，而他则是个将军，在战火稍息的当儿前来观察一下前线的大体情况。

我并不感到奇怪。不过我觉得他一定能听得出监狱里传出来的声音，这声音我们在外面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是他在“水门事件”中最亲密的合谋者爱弥尔·拉金的声音，他这会儿正拉开嗓门在唱黑人赞美诗“有时候我觉得像个没有母亲的孤儿”。

格雷特豪斯还没有对这声音反应过来，附近跑道尽头就有一架战斗机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以前没有听到过这声音的人听起来，这声音真叫人胆战心惊。它突如其来，毫无预告，头顶上总是发出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爆炸声。

格雷特豪斯、两个律师，还有那个司机都马上趴在地上。待发现是怎么一回事后，他们就爬了起来，一边掸土，一边骂着、笑着。格雷特豪斯估计—也的确如此—有人在见不到的地方看到他出洋相，就做了几个拳击的动作，抬头看着天空，仿佛开玩笑地说：“再来啊，老子这回有准备了。”不过这一行人并没有朝监狱走去，站在车边像是在等欢迎的人似的。我揣想，格雷特豪斯大概是想在中立地带得到对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后一次承认，就像南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那样，这次是监狱长当修斯·S·格兰特，他当罗伯特·E·李。

但是监狱长压根儿不在佐治亚州。要是他早得到通知，知道这一次格雷特豪斯要来投案，他就会到场的。但是他如今在亚特兰大市，出席美国假释官员协会的年会，并要在会上发言。因此由与卡特总统长得一模一样的克莱德负责这件事。克莱德从大门口出来几步，挥手叫他们过去。

克莱德笑容可掬地说：“请你们都进来。”

他们就进去了，司机走在最后，提着两只皮箱和与之相配的盥洗包。克莱德在门口把他手中的箱子接过去，很客气地请他回到车上去。

“这儿没有你的事了。”克莱德说。

* * *       * * *

于是司机回到汽车里。他的名字叫克利夫兰·劳伊斯，同我毁了的那个人的姓名莱兰·克留斯很难分辨。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在车上等人时一天能看完五本书，要等的人大多数是拉姆杰克集团的巨头，或者是该公司的主顾。他在朝鲜战争中曾被中国人俘虏，还真的到过中国，在黄海的近海船上做过水手，因此中国话说的相当流畅。

克利夫兰·劳伊斯如今在看《古拉格群岛》，这是另一个蹲过监牢的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津对苏联监狱制度的一本记述。

这样就留下我独个儿坐在长凳上，不知身在何处了。我又犯了紧张症—直瞪瞪地看着正前方，过一阵子就举起我苍老的手连击三下。

后来克利夫兰·劳伊斯告诉我，要不是那三击掌，他是不会注意到我的。

是我的三击掌引起了他的好奇，他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问我能把三击掌的原因告诉他吗？不。这话说起来太长，听起来太无聊。我只告诉他我在对过去做白日梦，凡是记起过去特别高兴的事，我就举手拍三下。

他表示愿意让我搭车去亚特兰大。

于是我获得自由才半小时就坐上了一辆豪华轿车的前座。这个开头还挺顺利。

要是克利夫兰·劳伊斯不请我坐他的车子去亚特兰大，他就永远当不了今天的拉姆杰克集团交通部的人事主任。交通部掌管着遍布自由世界豪华长轿车业务，出租车队，租车代理和停车场。你甚至可以从交通部租家具。有人就这样做。

我问他，他的客人对我搭车去亚特兰大会不会有意见。

他说他以前并不认识他们，以后也不想再见到他们，他们不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人。他还调皮地加了一句，他到了这里才知道主要乘客是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在这以前，格雷特豪斯用了假胡须。

我弯过脖子想看一下后座，假胡须就在那里，一只耳套挂在车门把上。

克利夫兰讲笑话说，格雷特豪斯的两位律师恐怕不一定会出来。“瞧他们打量那监狱的样子，”他说，“我觉得他们仿佛是在试尺寸。”

他问我以前坐过这样的高级轿车没有。为了省得麻烦，我说“没有”。我小时候当然常常坐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的各种高级轿车前座我父亲的身边。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哈佛，已坐在后座麦康先生的身边，有玻璃把我和前座的父亲隔开。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样隔开有什么奇怪或者暗示着什么。

在纽伦堡的时候，我又是那辆默塞德斯轿车的主人。不过那是一辆敞篷车，即使车后盖和后窗上没有弹孔也已够邪气的了。在巴伐利亚人的眼中，这辆车给我的社会身份同海盗一样—暂时占有着一件一定会一再易手的赃物的主人。不过，在监狱外面坐进高级轿车中以后，我忽然想起我已有快四十五年没有坐这种车子了！尽管我在政府中地位升迁很快，可从来没有专用车，在三次升迁中自己从来没有购置过一辆，甚至偶尔用一次也没有过。我也没有讨得上司如此欢心，使他对我说，“年轻人—这个问题我还想同你谈一谈，上我的车吧。”

而莱兰·克留斯虽然没有自己的车，却常常坐在对他表示青睐的老头儿的车里。

没关系。

要心平气和。

克利夫兰·劳伊斯说，他觉得我说话像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承认上过哈佛大学。

他告诉我他在朝鲜当过中共的俘虏，因为主管他所在俘虏营的中国少校也是哈佛大学出身。那位少校大概与我同样年龄，甚至可能与我同一届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同中国同学交过朋友，据劳伊斯说，他念的是物理和数学，因此我是不可能认识他的。

这个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人同克利夫兰·劳伊斯交了朋友，战争结束后劝他去中国，别回佐治亚。劳伊斯小的时候，他的一个表哥曾经被一批暴民活活烧死，他的父亲有一天晚上被三K党拉出去用鞭子抽打，他本人因两次去投票站登记而挨了揍，那是被征当兵之前。因此他很想过那种和平安宁的生活。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在黄海上当了两年水手。他说他爱过几次人，但没有人爱他。

“那么是什么把你送回来的？”我问。

他说是教堂音乐，不是别的。“那里没有人同你一起唱。”他说。

“还有吃的东西。”他说。

“吃的不好？”我说。

“吃的不坏，”他说，“可是说起来没劲。”

“怎么？”我说。

“你不能光吃，”他说，“你还得说说吃的，你得同懂得那样吃的人说说吃的。”

我祝贺他学会了中国话，他答道他现在绝不会再这么做了。“我现在懂了，”他说，“我当时太无知，不懂得学中国话有多难。我以为是像学小鸟唱歌一样。你知道，你听到一只小鸟吱地一叫，你就学它的叫声，看你蒙得过它蒙不过它。”

他决心要回国时，中国人并没有难为他。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还想办法通过迂回的外交途径打听他回国后会受到什么对待。当时美国在中国没有代表，它的一些盟国也没有。信息是通过莫斯科转达的，当时它还同中国保持友好。

是啊，这个黑人前一等兵在军事上的专长不过是为重迫击炮搬炮架，结果却惊动了最高级的外交官为他进行谈判。美国人要把他弄回来，目的是要惩罚他。中国人说惩罚是可以的，但时间要短，仅仅是象征性的。马上要让他恢复普通平民生活，否则他们就不让他回国。

美国人说，要求劳伊斯作某种公开的解释，说明他为什么回国。然后要对他进行军事审判，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开除军籍 ，取消一切积欠薪饷和补贴。中国人说，劳伊斯已保证决不发表任何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因为中国待他很好。要是强迫他违反保证，他们就不让他回国。他们还坚持不能判他任何期限的徒刑，他在当俘虏期间积欠的薪饷都要发还给他。美国人答称，得关他一阵子，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能让逃兵不受惩罚。他们可以在审前关押他，判以他同做俘虏相等时间的徒刑，然后这次判刑的时间与他被俘虏的服刑时间相抵，最后放他回家。发还积欠薪饷是谈不上的。

谈判结果就是这样。

“你知道，他们要我回国，”他对我说，“因为他们很尴尬。哪怕只有一个美国人，哪怕他是黑人，哪怕他有一分钟认为美国也许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也不允许。”

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鲍伯·范德医生的事，那位医生在朝鲜战争中被判叛国罪，如今就在监狱里面为维吉尔·格雷特豪斯量身材，好发囚衣给他。

“没有，”他说，“我从来不管别人的事。我从来不认为这种事像上什么俱乐部似的。”

我问他有没有见过神话般的人物，拉姆杰克集团最大的股东小杰克·格拉汉姆太太。

“这等于是问我见过上帝没有。”他说。

* * *       * * *

那时格拉汉姆寡妇已有五年不公开露面了。她最近一次露面是在纽约市的一个法庭上，因为有一批股东控告拉姆杰克集团，要它证明她仍活着。我记得报上的内容让我妻子感到很有意思。“这就是我喜欢的美国，”她说，“为什么不能一直是这样？”

格拉汉姆太太没有带律师就上了法庭，却带了八个穿制服的保镖，那是她从拉姆杰克一家子公司平克顿侦探事务所要来的。其中一个手上拿着一只话筒和扩音器。格拉汉姆太太披了一件宽敞的大黑袍，头上蒙了头罩，前面用别针别住，这样她可以从里面看外面，别人却不能从外面看进去。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她的手。另外一个平克顿侦探带着印台、纸张，还有从联邦调查局取来的她的指纹样。一千九百五十二年她丈夫死后不久，她因在肯塔基州佛兰克福酒醉开车被捕，就留下了指纹样，送到了联邦调查局。当时她暂时释放，以观后效。我自己当时也刚被政府辞退。

扩音器给按上了，话筒塞进了她的头罩，这样大家就可以听见她说些什么。她当场按了手印，让他们把她的手印同联邦调查局的指纹样核对，证明她就是她自称的那一个人。然后她经过宣誓声称自己身心健康，能够统辖公司的高级负责人，但从来不是面对面的。她用电话给他们发指示，用一句暗号表明自己的身份。暗号不定期更换。我记得当时在法官的要求下，她举出了一个例子，这句暗号充满了魔力，使我至今犹牢记不忘。这就是：“鞋匠”。她通过电话下达的指示后来都有她亲笔信证实。每封信的末尾不仅有她的签名还有她八个小手指和两个大拇指全套的手印。她叫作：“我小小的八个手指和小小的两个拇指 。”

这就够了。格拉汉姆太太肯定还活着，如今她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销声匿迹了。

* * *       * * *

“我多次见到过李恩先生。”克利夫兰·劳伊斯说。他指的是拉姆杰克集团董事会主席和总裁阿尔巴德·李恩先生，他是个十分爱抛头露面和发表意见的人。后来我和克利夫兰·劳伊斯两人都当上了拉姆杰克集团的高级职员时，他就成了我们上司的上司。我现在可以说，阿尔巴德·李恩是我有幸能为之效劳的最能干、最懂行、最杰出、最知人善任的上司。他是个善于收购其他公司，并且防止它们倒闭的天才。

他常说：“你同我再合不来，那就没有人能合得来了。”

这话不假，一点不假。

劳伊斯说，阿尔巴德·李恩两个月前才来过亚特兰大，坐过他的汽车。因为亚特兰大有一些新开张的铺子和豪华酒店破了产，李恩想为拉姆杰克集团把它们买下来。可是，南朝鲜的一个宗教团体出价比他高，抢了先。

劳伊斯问我有没有子女。我说我有个儿子在《纽约时报》工作。劳伊斯听了笑道，他和我的儿子如今都是一个老板：阿尔巴德·李恩。原来我错过了那天早上的新闻广播，因此他得向我解释，拉姆杰克集团刚刚收购了《纽约时报》及其所属机构的控制权，包括其下属的世界上第二大猫食公司。

“李恩先生在这里的时候，”劳伊斯说，“他就告诉我会发生这件事。他要的是猫食公司，不是《纽约时报》。”

两位律师爬进了汽车的后座。他们一点也不安静。他们在笑那个像美国总统的狱卒。一个说：“我真想对他说：‘总统先生，您为什么不就在这里马上宣布赦免他？他已吃够了苦，（您现在放了他，）他今天下午还来得及去打高尔夫球。’”

一个试了试假胡须，另一个说他像卡尔·马克思。如此等等。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在意。克利夫兰·劳伊斯告诉他们，我是来探望我儿子的。他们问我，我的儿子为什么入狱，我说：“邮件诈骗。”谈话就到此结束。

我们就这样去了亚特兰大。我记得，我面前的放手套的小翻屉上有一个用吸盘吸住的奇怪的东西。从吸盘那里伸出来一根一尺长的绿色浇水皮管似的东西，正对着我的胸口，那东西头上是一只白色的塑料盘子，有菜盘那样大。我们的车子一开动，盘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它随着车的颠簸而上下，随车的拐弯而左右。

因此我就问这是什么。原来这是个玩具方向盘。劳伊斯有个七岁的儿子，有时跟他一起出差,小孩子就用这只塑料方向盘假装开汽车。我自己的儿子小时候没有这种玩具。不过话说回来， 他也不见得喜欢这种游戏。小瓦尔特七岁的时候就不愿同父母一起出去了。 

我说这个玩具设计得很妙。

劳伊斯说，这个玩具可能很惊险刺激，特别是如果掌握真正方向盘的人喝醉了酒，险些同迎面来的卡车相撞，或者刚刚擦过停着的汽车等等。他说应该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送他一个这样的方向盘，让他和大家都知道，他能做的事也就是假装掌握方向盘而已。

他在机场让我下了车。

* * *       * * *

去纽约的飞机都满座了，我到那天下午五点才离开亚特兰大。我倒无所谓。我没有胃口，就没有吃中饭。我在厕所捡了一本平装本的书，读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关于心狠手辣的人成为国际大公司首脑的故事。女人们都倾心于他。虽然他完全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可是她们仍围着他转。他的儿子是个吸毒犯，而女儿是个花痴。

我看书的时候被一个法国人打断过一次，他对我说法语，指指我的左边衣领。我开始以为又把衣服烧了窟窿，尽管我已不抽烟了。后来我才明白，我仍佩着那条窄窄的红绸带，表明我是法兰西荣誉团的一位武士。可悲的是，在整个审讯期间我都佩着它，进牢去的路上也佩着。

我用英语告诉他，这是同旧衣服一起买来的，我不知道它标志着什么。

他的态度马上冷淡起来。“请允许我，先生。”他说，一把就把绶章从我的衣领上扯下来，好像那是只小虫似的。

“谢谢。”我说，又回过头来看书。

最后飞机上终于有了一个空座，扩音器上广播了我几次：“瓦尔特·F·斯代布克先生，瓦尔特·F·斯代布克先生……”这个名字一度臭名远扬，但是如今我看不到有人露出似曾相识的表情，也没有人扬起眉毛来想一想这是谁。

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在曼哈顿岛上了，穿着军用雨衣抵御夜晚的寒气。太阳已下山。我呆呆地望着一家玩具火车专卖店的展示橱窗。

我并不是没有地方可去。我已走近要去的地方。我事先写了信，订了一个没有洗澡间和电视的房间，为期一周，预付房钱—那是以前一度很时髦的阿拉巴霍酒店，现在却是距时代广场只有一箭之遥的一家下等旅馆了。

9

我以前住过一次阿拉巴霍酒店，那是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的秋天。那时还钻木取火。艾伯特·爱因斯坦预言会发明“轱辘”，但无法用普通男女能听懂的语言说清楚将会是什么形状和有什么用途。当时总统是一个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卖酒是违法的。我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生。

我是根据我的恩主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指示在行事。他写信告诉我，要我重演一次他大学一年级时的荒唐事儿，那就是带一个漂亮姑娘去纽约观看哈佛与哥伦比亚的橄榄球赛，然后在阿拉巴霍酒店有名的餐厅把一个月的生活费花在两个人的一顿龙虾晚餐上，有牡蛎和鱼子酱等等下酒。后来还要去跳舞。“你一定要穿正式的礼服，”他说，“你一定要像一个喝醉了的水手那样大手大脚地给小费。”他告诉我钻石大王詹姆·布拉迪有一次同人打赌，一口气吃了四打牡蛎、四只龙虾、四只鸡、四只雏鸽、四块T骨牛排、四块猪排、四块羊排。丽莲·拉塞尔在旁观看。

麦康先生写那封信时可能喝醉了。“只用功不享乐，”他说，“孩子要傻的。”

我带去玩的姑娘，是我室友的孪生妹妹，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真正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第一个是我母亲。最后一个是我妻子。

那姑娘的名字叫莎拉·威亚特，她才十八岁，我也是。她在马萨诸塞州威斯利上一家有钱姑娘上的很舒服的二年制女子大学，叫松庐学院。她家住在波士顿北面普莱兹卡斯社区，去格罗斯特的路上。我们一起在纽约市的时候，她暂住在她姥姥家，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寡妇的家里。那是块奇怪的地方，尽是死胡同、小公园和伊丽莎白式的住家旅馆，名叫都铎市，靠近东河，实际上跨越四十二号街。真巧，我儿子现在也住在都铎市。还有莱兰·克留斯先生和太太。

天下真小。

* * *       * * *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那天我坐出租汽车到都铎市去接莎拉到阿拉巴霍酒店去玩时，都铎市还相当新，但已经破了产，几乎空着没有什么人住了。我穿着一套克利夫兰市最好的裁缝为我量身定制的进餐礼服。我有一只银烟盒和银打火机，都是麦康先生送我的。我的皮夹子里有四十元钱。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四十元现金就可以把整个阿肯色州买下来了。

我们又碰到身材大小的问题了。莎拉比我高三英寸，但她不在乎。因为我到都铎市去接她时，她穿着高跟鞋配她的晚礼服，由此可见她根本不在乎。她对我们两人个子高矮不相称毫不在乎，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七年后莎拉·威亚特答应嫁给我。

我到的时候她还没有打扮好，因此我得同她姥姥苏顿太太聊一会儿。莎拉那天下午在看橄榄球赛时就警告过我，不能向苏顿太太提起自杀的事儿，因为苏顿先生就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股票市场垮台时从他在华尔街的办公室窗户跳楼自杀的。

“苏顿太太，你这屋子真不错。”我说。

“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她说，“太挤了，厨房里烧什么，你在这里都闻得到。”

这套公寓只有两间卧室。她真是落魄了。据莎拉说她以前在康涅狄格州有养马场，第五大道上有宅邸，如此等等。

小小门厅的墙上挂满了大萧条前赛马得来的蓝缎带。“您赢过不少蓝缎带。”我说。

“不对，”她说，“是马赢来的。”

我们坐在起居室中央一张牌桌边的两把折叠椅上。没有沙发，没有卧榻。屋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具—书橱、写字桌、储物柜、高脚桌、矮脚桌、碗橱、衣橱、落地座钟等等。我连窗户都找不到了。我发现她还收留佣仆，全部十分年老。一个穿制服的女佣开门让我进去后就隐身到两只气派吓人的大立柜中间的夹缝中去了。

这条夹缝里如今出来了一个也穿制服的司机，问苏顿太太晚上是不是要坐“电瓶车”上哪儿去。那时候许多人，特别是老太太，似乎都有电瓶车。那车看上去像装了轱辘的电话亭。下面是极重的电瓶。最快速度是每小时十一英里，每开三十英里左右就得充电。像帆船一样，是舵柄驾驶，不是方向盘驾驶。

苏顿太太说，她哪儿都不去，于是老司机就说，那么他就回旅馆去了。另外还有两个仆人，我没有瞧见。她们都要到旅馆里去过夜，让莎拉用本来是她们的那间卧室。

“我想你一定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像暂时的吧。”苏顿太太对我说。

“不，夫人。”我说。

“这里是相当永久性的，”她说，“没有一个男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现在这个处境的，我是这样养大的，我是这样教育大的。”

“是啊，夫人。”我说。

“穿着你这身晚宴礼服，除了英国女王，对谁也不应该称呼‘夫人’。”她说。

“我一定记住。”我说。

“当然了，你还是个孩子。”她说。

“是啊，夫人。”我说。

“再跟我说一遍，你同麦康家有什么亲戚关系。”她说。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谁，我同麦康家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常说的是另外一个谎话，这个谎话像其他有关我的事情一样，是麦康先生想出来的。他说，承认我父亲一文不名，也许是容易为人接受的，甚至是时髦的。可是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个仆人，那就不行。

这个谎话，我现在告诉苏顿太太，是这样的：“我父亲为麦康先生工作，是他收藏的艺术品的保管人，他也向麦康先生提些收购的意见。”

“一个有教养的人。”她说。

“他在欧洲学过艺术，”我说，“他不是做买卖的。”

“一个梦想家。”她说。

“是的，”我说，“要不是麦康先生，我上不起哈佛大学。”

“斯代布克，”她想着说，“我想这是楠塔基特一家名门。”

对此我也有了准备。“是的，”我说，“不过我的曾祖在淘金热的时候离开了楠塔基特，以后就没有回去过。我将来一定要到楠塔基特去看看以前的记录，看看对得上对不上。”

“原来是加利福尼亚一房的。”她说。

“实际上是到处为家，”我说，“是啊，加利福尼亚，不过也去过俄勒冈、怀俄明、加拿大、欧洲。不过他们都是读书人—当教员的，或者别的。”

我成了纯粹的燃素—一种很久以前存在于想象中的元素。

“捕鲸船长的后代。”她说。

“我想是吧。”我说。说起谎来我丝毫不感到不自在。

“在这以前是北欧海盗。”她说。

我耸耸肩。

她很喜欢我，而且以后一直到死都如此。莎拉后来告诉我，苏顿太太常常管我叫作她的“小海盗”。没有等到莎拉抛弃我，她就去世了。她死于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左右，死时身无分文，屋子里除了一张牌桌、两把折叠椅、一张床以外别无长物。为了养活自己和老佣人，她把什么都卖了，因为她们离开她就没有地方可去，没有饭吃。她比她们都死得晚。女佣蒂莉是佣人中死得最晚的。蒂莉死后两星期，苏顿太太也去世了。

* * *       * * *

回到那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我在等候莎拉梳妆打扮的时候，苏顿太太告诉我，麦康先生的父亲，即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创建人，在她童年时代度过夏天的地方，缅因州的巴港，造了一所当地最大的房子。房子落成时，他开了一个大舞会，有四个乐队，可是没有一个人来参加。

“那样冷落他，似乎很漂亮，很有气度。”她说，“我记得我在第二天很高兴。我如今不由得奇怪，当时是不是有点疯了。我不是说不去参加舞会，或者伤丹尼尔·麦康的感情有点疯。丹尼尔·麦康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疯的是我们以为上帝在瞧着，赞赏我们的行动，为了我们冷落丹尼尔·麦康而在他身边给我们留了座位。”

我问他麦康家在巴港的宅邸后来怎么样了，我的恩主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

“麦康先生和太太第二天就从巴港销声匿迹了，”她说，“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我想。”

“是的。”我说。一个儿子成了我的恩主，另一个儿子成了库耶霍加桥梁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一个月后，”她说，“劳动节前后—虽然当时还没有劳动节—夏天快过完时，来了一列专车。大约有八节货厢，三节装满工人的客厢，是从克利夫兰市来的。他们大概是麦康先生厂里的工人，脸色特别苍白。我记得，他们几乎都是外国人。究竟是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是匈牙利人？没人分辨得出，巴港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他们睡在火车上，吃在火车上，又像牲口一样装在卡车上从车站开到宅邸，后来又装到卡车上开回车站。他们只搬宅邸里最好的艺术宝藏—博物馆里才有的油画、雕像、挂毯、地毯。”苏顿太太睁大眼睛，“唉，上帝，他们搬走的是些什么东西呀！接着工人就把窗户、门、天窗上的玻璃全部卸走。他们还卸走了屋顶上的瓦片，我记得有一块瓦片掉下来，把一个工人给砸死了。他们把玻璃和瓦片也都装在火车上拉走了，还在剥了瓦片的屋顶上钻了洞，这样这房子就无法修复，最后这些工人也走了。没有人同他们说过话，他们也不同人说话。”

“他们走得很离奇，看到的人都忘不了，”苏顿太太说，“那时候火车是很新鲜的玩意儿，又是鸣笛，又是打铃，在火车站上弄得闹哄哄的。但是那列克利夫兰市来的火车走得快得像鬼一样无声无息。我想司机一定奉丹尼尔·麦康之命不要鸣笛打铃。”

这样，巴港的最豪华宅邸和它大部分的装饰就这样任它们衰败了，还有床上铺着的床单、毛毯、鸭绒被，柜子里放的瓷器和水晶器皿，地窖里藏着的成千瓶美酒佳酿。

苏顿太太闭上眼睛，想起了那宅邸一年年的衰败。“对谁都没有好处，斯代布克先生。”她说。

* * *       * * *

年轻的莎拉从家具夹缝中出来，她终于梳妆打扮好了。她佩戴着我送的两朵兰花。这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主意。

“你真美丽！”我狂喜地从折叠椅上站起来。真的，她身材苗条，亭亭玉立，一头金发，眼睛碧蓝，皮肤光滑的像缎子，牙齿洁白的像珍珠。但是，她所散发的性感魅力却和她姥姥的牌桌不相上下。

在此后七年中情况一直是如此。莎拉·威亚特认为男女间的事就像滑跤一样很容易避免。要避免它，她只需让求爱者知道他要对她做的事是多么好笑就行了。我第一次吻她是一周以前在威斯利，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当作单簧管一样在吹。莎拉却哈哈大笑，嘴唇仍贴着我。她搔我痒痒，把我的衬衫尾部拉出来，弄得我狼狈不堪。真可怕。她的笑声既不是姑娘气的，羞答答的，也不是那种男人期待的能够挑逗他们情欲的笑声。她的笑声是人们在看马克斯兄弟演的滑稽片时发出的那种畅怀大笑。

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就会有一句话不断冒头要我用上：“蠢货。”这实际上是个哈佛同学说的，他也请莎拉出去玩过，我记得顶多只有两次。我问他对她的看法，他悻悻然说：“蠢货！”他叫凯尔·丹尼，费城来的一个足球运动员。最近有人告诉我凯尔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那一天在浴缸里摔死了。他的脑袋磕在水龙头上，开了花。因此我可以十分精确地记得凯尔·丹尼的忌日：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

* * *       * * *

“你的确很好看，亲爱的。”苏顿太太对莎拉说。她老得可怜，大概比我现在小五岁。我以为她因为莎拉的美丽而要哭了，还要说些美丽只能维持几年就完了的话。可是她很聪明。

“我觉得很别扭。”莎拉说。

“你不觉得自己美？”她姥姥问。

“我知道我长得美，”莎拉说，“我对着镜子瞧，心里想，‘我真美’。”

“那么有什么不对呢？”她姥姥问。

“长得美真滑稽，”莎拉说，“有人丑，我却美。瓦尔特说我美，你说我美，我说我美。人人说，‘美、美、美’，你不免想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好乐的。”

“你的美使人快乐。”她姥姥说。

“你使我快乐。”我说。

莎拉笑道：“这真蠢，真笨。”

“或许你不应该总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她姥姥说。

“这就像叫一个矮子别想他是个矮子。”莎拉说，又笑了。

“你不该再说什么一切都很蠢，很笨。”她姥姥说。

“一切的确是又蠢又笨。”莎拉说。

“你长大后会知道不是这样的。”她姥姥说。

“我觉得年纪大的人都假装明白世界上的事，什么都很严肃正经，都很好，”莎拉说，“其实大人并没有发现什么我所不知道的新东西。也许，要是大家年纪大了以后不那么严肃正经，我们如今就不会有萧条了。”

“一天到晚笑没有好处。”她姥姥说。

“我也能哭，”莎拉说，“你要我哭吗？”

“不，”她姥姥说，“我不想再听了。你同这个好小伙子出去，痛痛快快玩去吧。”

“我对那些涂钟面的女工的可怜遭遇就笑不出来，”莎拉说，“这是我笑不出来的一件事。”

“没有人要你这样做，”她姥姥说，“快去吧。”

* * *       * * *

莎拉说的是当时很出名的一桩工业悲剧。莎拉的家庭也卷在中间，很不痛快。莎拉告诉过我，她对这件事很不痛快，她的哥哥（我的室友），她的父母都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虽说悲剧是慢慢酿成的，但一旦开始以后就止不住。悲剧开始于他们家的钟表公司，这公司设在马萨诸塞州的布罗克顿市，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威亚特家从来没有想辩解过，也没有雇律师辩解过，这是不能辩解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美国海军和威亚特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要求他们制造几千只标准化的舰上用钟，可以让人在黑暗中看清钟点。钟面黑色，指针和数字需要手工涂上含有放射性元素镭的白漆。大约有五十个布罗克顿的妇女，大多数是该公司职工的亲属被雇来上漆。这是她们赚些外快贴补家用的机会，家里有幼小子女需要照顾的女工还可以带活回到家里做。

后来这些妇女都惨死了，或者快要死了，她们的骨头碎裂，脑袋烂掉。原因是镭中毒。据她们在法庭上揭露，工头告诉她们，要使小刷子的头保持尖细，得不时地用嘴唇把它捋得尖尖的。

真是命运作怪，这些不幸妇女之中某个人的女儿，后来却成了我在 “泪谷”中曾经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其余三个是我的母亲，我的妻子，莎拉·威亚特。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玛丽·凯塞琳·奥朗尼。

10

我只说露斯是“我的妻子”。可是要在审判日把莎拉·威亚特和玛丽·凯塞琳·奥朗尼也算做我的妻子，我也不会奇怪。我同她们两人都在一起过，同玛丽·凯塞琳约有十一个月，同莎拉好好歹歹有七年。

我可以听到圣彼得对我说：“看来，斯代布克先生，你还真是个多情种啊。”

* * *       * * *

话说回来，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阿拉巴霍酒店结婚蛋糕式的大厅，臂上挽着钟厂的女继承人，美丽的莎拉·威亚特。不过那时候她家里几乎已像我家那样一贫如洗了。她家仅剩的一点点钱很快就要赔给那些在那场事故中活下来的女工。因为大约一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对于雇主因无视职工健康而造成的死亡应负的个人责任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遂使赔偿不可避免。

十八岁的莎拉对阿拉巴霍酒店的大厅有这样的评语，“这么脏，而且这里没有人。”她笑道，“我喜欢。”

在那时，在阿拉巴霍酒店肮脏的大厅里，莎拉·威亚特不知道我其实是在一本正经地在按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命令办事。她后来对我说，她听我说我们都要穿礼服还以为我是开玩笑呢。她以为我们是按万圣节的风俗故意扮作百万富翁；她以为我们会笑个没完，像电影里的人。

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就一个机器人，被输入了举止要像一个真正的贵族的程序。

唉，要是能恢复青春多好！

阿拉巴霍酒店门厅里的肮脏，如果不是因为有人想要收拾却又半途而废，还可能不至于这样明显。一道墙边靠着一架高高的木梯，木梯脚下有一桶脏水，水面上漂着一把刷子。显然有人提了那桶水爬上了木梯，在上面伸手可及的地方洗刷了墙。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有一圈干净的地方，下面却流着脏水的情况，这一圈干净的地方像收获季节的月亮一样明亮。

我不知道是谁创造了这“月亮”，没有人可问。门口没有看门的欢迎我们，里面没有小厮和客人，远处的柜台后面也没有接待的人。报亭和剧场售票亭都关了门，无人管理的电梯用椅子撑着门。

“我想他们大概已经停业了。”莎拉说。

“电话里有人接受了我的订座，”我说，“他称我‘先生’。”

“电话里谁都可以称谁‘先生’。”莎拉说。

这时我们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吉卜赛提琴的泣诉—悲切得好像它的心都要碎了。如今在我的记忆中还能听到那提琴的哀吟。我可以补充一点情况：当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但不久之后他就下令他的军队和警察把能捕捉到的吉卜赛人都杀掉了。

音乐是从门厅的折叠屏风后传来的。莎拉和我大胆地把屏风从墙前挪开。我们面前是两扇法国式落地窗式的门，上面有一把挂锁把门给反锁住了。窗上不是玻璃，而是镜子，从镜子里面可以看出我们两个人是多么不懂事，多么有钱。但是莎拉发现有一面镜子涂的水银有缝隙，她从那缝隙中间窥视过去，回过头来叫我也去看一眼，我看了目瞪口呆。我仿佛是在窥看时间机器的多棱镜。在法国式落地窗的那一边是阿拉巴霍酒店著名餐厅的本来面目，连吉卜赛提琴手也不少，几乎与钻石大王詹姆·布拉迪的时代分毫不差。吊灯和餐桌上的蜡烛成了千千万万颗灿烂的星星，是烛光在那些银器、水晶、瓷器、镜子上的反射。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酒店和餐厅尽管在距时代广场一箭之遥的同一幢楼里，却各有其主。酒店已歇业了，不再接待客人。而餐厅却装修一新，老板认为经济崩溃的时间不会长，只不过是由于做生意的人一时慌张所造成的。

莎拉和我走错了门。我把这话告诉莎拉，她的答复是：“这就是我的一生，我总是先走进那扇错门。”

于是莎拉和我又出去，走进另外一扇门，进到那有吃有喝的地方。麦康先生叫我事先点好菜，这我做了。老板亲自招待我们。他是法国人。他进餐礼服的翻领上配着一件装饰，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莎拉知道，因为她父亲也有一个。她后来告诉我，这是说他是荣誉团的一个骑士。

莎拉在欧洲度过好几个暑假。我从来没有去过。她的法语很流畅，因此她就和老板用世界上最悦耳的语言表演了一出对唱。要是没有女人当我的翻译，我这一辈子真不知道怎么过的。我爱过的四个女人中，只有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只会说英语。但是当我在哈佛大学当共产党时，为了要同美国工人阶级的成员交谈，玛丽·凯塞琳也当了我的翻译。

餐厅老板用法语告诉莎拉，她又告诉我，大萧条不过是人们一时慌张。他说等民主党人当了总统，酒精饮料就又会合法的，生活又会好玩的。

他带我们来到我预定的餐桌边。我估计，餐厅大概可以坐一百个人，但当时只有十几个客人。那些人还有些现款。如今我回想起他们的模样，猜一猜他们究竟是谁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乔治·格罗茨画的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大发苦难财道德败坏的富翁。不过，我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还没有见到过那些画。我什么都没有见识过。

我记得有一个面孔虚胖的老太婆，独自在吃饭，脖子上带着一个钻石项圈。她的怀里抱着一只哈巴狗，那条狗也戴着钻石项圈。

我记得有个干瘪的老头子，低头在那里吃饭，用胳膊把吃的遮起来。莎拉低声说他吃饭的样子好像那顿饭是一副A打头的同花牌。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吃的是鱼子酱。

“这地方一定很贵。”莎拉说。

“别发愁。”我说。

“钱真是件奇怪的东西，”她说，“你不觉得两样吗？”

“不。”我说。

“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她沉思道，“我想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定有人知道。”我说。这话我现在已经不再相信了。

如今，我以一家庞大的国际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还可补充一句—在我国混得不错的那些人，大概从来都没想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是猩猩，我们都是人猿。

“麦康先生知道大萧条还要持续多久吗？”她问。

“他对做生意的事一窍不通。”我说。

“既然他一窍不通，那么他怎么仍那么有钱呢？”

“他的哥哥掌管一切。”我说。

“我真希望我父亲有个人给他掌管一切。”她说。

* * *       * * *

我知道她父亲的事业很不顺利，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室友，这学期完了就要退学了。他后来再也没有回学校。他到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去当打杂工，后来自己也患上了肺结核。这样一来，二次大战他就没有参军，到波士顿一家船厂去当了锻工。我也同他失去了联系。至于莎拉我后来经常看到，据她告诉我，他在一千九百六十五年死于心脏病，死在科德角的山维治小村子里独立维持的一家乱七八糟的锻工小车间里。

他的名字叫拉德福·阿尔登·威亚特。他一直没结婚。据莎拉说，他已有多年没洗澡了。

老话说：“财运不出三代。”

不过在威亚特家来说，财运却不止十代。他们至少有十代过着比他们周围的人要更有钱的日子。莎拉的父亲如今把他祖先积攒的一切珍宝都三钱当二钱卖掉了—英国的锡器，保尔·里维尔的银器，威亚特几代当船长、商人、牧师、律师的画像，对华贸易中得来的珍宝。

“看到我父亲一直这么消沉真难受，”莎拉说，“你父亲也消沉吗？”

她指的是我虚构中的父亲，麦康先生收藏艺术品的保管人。我当时可以很清楚地想象他的样子，如今却不行了。“不。”我说。

“你真幸运。”她说。

“我想是吧。”我说。我真正父亲的境况的确不坏。我母亲和他把他们赚的钱几乎全部攒下来了，而且他们存钱的银行也没有倒闭。

“要是大家对金钱都不在乎，那就好了，”她说，“我一直对我父亲说，我对金钱一点也不在乎。我不能再到欧洲去了，我也不在乎。我不喜欢上学，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学。我们卖掉了游艇，我很高兴，反正我已经玩腻了。我不需要做新衣服，我的衣服够我穿一百年了。他就是不信我的话。‘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大家。’他这么说。”

附带一提，她的父亲在威亚特制钟公司并不管事。但这并不能减轻他在镭中毒案件中的责任。他在昔日的美好时光中的主要活动是做马萨诸塞州最大的游艇经纪人。这个买卖到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当然也彻底关门了。这个买卖也留给了他“堆积如山的没有讨回来的和没有付清的账单”—他有一次这么告诉我。

他也是哈佛出身—一千九百一十一年的所向无敌的游泳队队长。他破产以后就不再工作，由他妻子供养，她在家里办了一家送菜上门的饭馆。他们死时身无分文。

因此我不是第一个要由妻子供养的哈佛大学毕业生。

要心平气和。

* * *       * * *

莎拉在阿拉巴霍对我说，她为自己低落的情绪感到抱歉，她明白我们是来寻欢作乐的，她说她一定打起精神来寻欢作乐。

这时侍者在老板的指点下把第一道菜端来。这是麦康先生在遥远的克利夫兰市点的，每人半打牡蛎。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牡蛎。

“祝您用餐愉快。”老板说。我高兴极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我很高兴能够不用翻译帮助就能听懂一句法语。我在克利夫兰市公立中学学过四年法语，可是却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能说我在那里学到的方言的人。这也许是法印战争时易洛魁雇佣军说的法语。

现在吉卜赛提琴手来到了我们桌边。他装出一副很帅的样子演奏，盼望赏他小费。我记起麦康先生吩咐我的话，给小费要给得手面大。我以前还没有给过小费。因此在他演奏的时候，我偷偷地掏出皮夹子，从里面取出一张我以为是一元钱的钞票。在当时，一个普通小工，一天干十小时才能挣到一元钱。我给的就手面十分大了。在省吃俭用的人看来，给五角钱手面也就够大的了。我把钞票叠在我的右手手心里，一等音乐停下来就以魔术师的快速手法塞给了他。

问题是这张钞票不是一元钱，而是一张二十元钱的。

这个震惊四座的错误，我有点怪莎拉不好。就在我从皮夹子里掏钱的时候，她又玩起假意挑逗的把戏来，装作仿佛音乐勾起了她的情欲。她打散了我的领带，这是我借宿的朋友的母亲给我系上的，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系。莎拉热情地吻了一下她自己的两只手指尖，又把指尖按在我的衬衫领子上，留下了唇膏印。

如今音乐停了下来，我微笑表示感谢。钻石大王詹姆·布拉第化身为克利夫兰市一个司机神经错乱的儿子，把一张二十元大钞给了那个吉卜赛人。

那个吉卜赛人一开始就很感激，以为他得到的是一元钱。

莎拉也认为那是一元钱，认为我给得太多了。“我的天。”她说。

这时那个吉卜赛人大概是为了要气一气莎拉，因为她想要我拿回来那张如今已完全属于他的钞票，他便打开了叠好的钞票，这么一来，钞票上的天文学数字就第一次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他的吃惊不下于我们。

由于他毕竟是吉卜赛人，因此在金钱问题上比我们更精明一点，他马上窜出了餐厅，消失在夜色中了。我至今犹在想，他后来有没有回去取他的提琴盒？

这一切在莎拉身上发生的反响使人无法想象！

她以为我是有意如此，我竟蠢到如此程度，真以为那些把戏打动了她的春情。她对我讨厌透了。

“你这个人真想不到是个‘蠢货（twerp）’。”她说。本书大部分对话与原话必然只能做到大致相近，但是莎拉说我“你这个人真想不到是个蠢货（twerp）”，则是不折不扣的原话。

为了进一步解释她骂我的这句话，接下来我们来说下“蠢货（twerp）”的意思。“蠢货（twerp）”一词当时刚刚出现，有它具体的定义，请原谅我直言，指的是一个在浴缸里吃自己放屁造成的水泡的人。

“真想不到你是个浑蛋（jerk）。”她说。“浑蛋（jerk）”是指手淫过度的人，她很明白。这些事情她都懂。

“你以为自己是谁？”她说，“更确切地说，你以为我是谁？我虽蠢，也不至于蠢到会以为你刚才做的是件漂亮的事儿！”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比我被关进监牢去的时候还难受，也比放我出来时难受，甚至可能比我在契维蔡斯郡不慎把我妻子要送到顾客家去的窗帘烧掉时更难受。

“劳驾请你送我回家。”莎拉·威亚特对我说。我们没有吃饭就走了，可是并没有不付钱。我憋不住一路哭回去。

我在出租汽车里哭哭啼啼地告诉她，那天晚上的事都不是我的主意，我不过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所发明和控制的一个机器人。我坦白说我是波兰与立陶宛的混血种，不过是个司机的儿子，奉主子的命令穿上了绅士的衣着，摆出了绅士的架子。我说我不回哈佛了，甚至不想活了。

我这么可怜，莎拉又后悔，又觉得有意思。我们从此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就像我在前面说的，前后好好歹歹共有七年。

她后来也从松庐学院退了学，做了护士。在当护士时见到穷人生病死去那么痛苦，就参加了共产党，她也让我参加了。

因此，要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当初没有坚持我带一个漂亮姑娘上阿拉巴霍去，我也许不会成为共产党。如今过了四十五年，我又走进阿拉巴霍的门厅了。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度过我重获自由后的第一晚呢？没有一个美国人因为又老又穷，无亲无友，而不能采集一些纽约城里最精彩的富有讽刺意义的小故事。 

我又回到了这里，原来餐厅的老板第一次对我说“祝您用餐愉快”的地方。

* * *       * * *

原来的门厅有一大块地方如今变成了旅行社。留给过夜旅客经过的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旅客登记处。这地方这么窄，放不下一张沙发或椅子。莎拉和我窥看那有名的餐厅的法式镜子门已不在了。拱形门框仍在那里，但已因为砌在门框里的砖墙弄得很粗糙，就像德国柏林那道不让共产党变成资本家的墙一样粗糙，没有装饰。栏杆那里有个公用电话亭，投放硬币的盒子已被撬开。听筒也没有了。

然而从远处看去，那个站在登记柜台后面的人似乎仍穿着进餐礼服，甚至还有一朵插在扣眼上的花！

我走近他一看，才知自己的眼睛受了骗。他实际上穿的是一件画了进餐礼服和衬衫的T裇衫，上面还画有插在扣眼上的花、蝴蝶领结、插在口袋上的手绢，一应俱全。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T裇衫，我一点也不觉得可笑。我给弄糊涂了，反正这不是开玩笑。

值夜班的职员的胡须倒是真的，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肚脐眼，就露在他低垂的裤腰上面。不过他如今不再是这副打扮了，因为他已当了好客联合有限公司负责采购的副总裁，那家公司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一家子公司。他如今已三十岁了，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埃德尔。像我儿子一样，他娶了一个黑人女性。他得到过长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最高学位荣誉获得者，还是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说实在的，我们初次见面时，以色列正在埋头看该联谊会的会报《美国学者》月刊。在阿拉巴霍值夜班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工作。

“我订了个房间。”我说。

“你订了什么？”他说。他不是无礼，他是真的没想到。因为很久没有人在阿拉巴霍预订房间了，到那里的旅客都是因时运不济而突然光顾的，这是唯一的光顾方式。以色列前几天还告诉我，那时我们正好在电梯中相遇，“在阿拉巴霍预订房间就像是在烧伤病房预订房间。”附笔一提，他如今负责监督阿拉巴霍酒店的采购工作，阿拉巴霍酒店和全世界各地的四百家左右的旅馆一起，都是好客联合有限公司下属的旅馆，其中一家开设在加德满都。

他在身后空空如也的信格里找到了我的预订单。“一个星期？”他不信地问。

“是的。”我说。

我的名字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的历史知识大概限于十三世纪诺曼底的异端邪说。但是他还是察觉出我是刚蹲过监狱的，从我那有些奇怪的通信地址—佐治亚州不知什么地方的一个信箱号，和我的姓名后附着的一些数字。

“至少我们可以，”他说，“为您提供一间新婚套间。”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婚套间，所有套间早就给隔成小间了，只有一个小间是最近油漆和裱糊过的。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发生了一桩特别残忍的谋杀少年男妓的案件。以色列·埃德尔本人并没有显出残忍的样子，他表现得很客气。那间屋子其实很不错。

他把钥匙给了我，后来我发现这把钥匙几乎可以开这家旅馆里的所有房门。我谢了他，同时犯了一个我们搜集讽刺故事的人常犯的小毛病—把一个讽刺故事告诉陌生人，这种事是做不得的。我告诉他我以前来过阿拉巴霍—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他对此没有兴趣，我不怪他。

“我当时和一个姑娘在狂欢。”我说。

“唔。”他说。

但是我还是说下去。我告诉他，我们从法国式落地窗缝里窥看那家有名的餐厅。我问他，如今墙的那边是干什么的。

他的答复在他自己看来也许认为是在客观说明一个事实，可是在我听来却非常刺耳，倒不如狠狠地打我一巴掌。他说：

“拳奸电影。”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这种事情，我急切地问他是怎么回事。

看到我居然这么吃惊和害怕，倒是让他清醒了一些。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感到很后悔，竟把隔壁那样肮脏的事情告诉一个好心的小老头儿。他倒成了我的父亲，我成了他的孩子了。他甚至对我说：“别问了。”

“告诉我。”我说。

于是他慢慢地耐心地，而且极其勉强地向我解释，原来的餐厅改成了一家电影院，专门放映男同性恋的影片，其高潮往往是一个演员把拳头伸进另一个演员的肛门。我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电影摄影机镜头的高超技术结合起来能干出这样不堪入目的丑事来！

“对不起。”他说。

“这不是你的过错，”我说，“晚安。”我去找自己的房间了。

我走过那原来是法国式落地窗的墙，到电梯那里去。我在那里停了一会儿。我的嘴唇动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一时并不懂的话。接着我就马上意识到我的嘴说的大概是什么话，必然是什么话。

这话当然是：“祝您用餐愉快。”

11

我在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碰到莱兰·克留斯，也就是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出卖过的人。

* * *       * * *

但是首先我要整理我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把衣服放好，看一会儿书，然后好好地睡一觉。我要弄得干干净净。我心里想：“至少我不再抽烟了。”这间屋子很干净。

衣柜里的两个上层抽屉已很宽裕地放下了我的全部衣物，但我还是打开其他抽屉看了一下。这样就在底层抽屉里发现了七根残缺的单簧管—没有盒子，吹口，扬音管。

人生有时就像那样。

我应该做的是—特别是我刚从牢里放出来—马上走到楼下登记处去，声明我偶然发现了一抽屉单簧管部件，是不是该报警备案。这些部件当然是偷来的赃物。我第二天才知道，这是从一辆在俄亥俄州公路上被劫持的卡车上偷来的。在这次盗窃案中司机被打死了。因此任何与这些不全的乐器有关的人，一旦被发现，可能也是杀人的帮凶。后来我才知道，全国各乐器铺都贴有布告，如有人来店里要买卖相当数量的单簧管部件，就必须立即报警。我估计我抽屉里的东西不过是全部赃物的千分之一。

但是我却随便地关上了抽屉。我不想马上就回楼下去，屋子里有没有电话，有事明天再说吧。

我感到筋疲力尽，楼下的各个剧场里还没有到闭幕时间，可是我的眼睛已睁不开了。因此我把窗帘放下，上了床。我马上就“睡睡了”，这是我儿子小的时候说的话，就是“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坐在离这儿四个街口远的纽约市哈佛俱乐部的一张沙发上。我已不年轻了，但是我也不是蹲过监狱的人，而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人，一家中型基金会的主席，或者内政部助理部长，或者全国人文基金会的执行理事什么的。我真的相信，要是我没有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作证害了莱兰·克留斯，我在晚年是很可能当上这种职务的。

这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梦。我十分喜爱这梦，在梦里我的衣服整整齐齐，我的妻子仍活着，我与一千九百三十五届其他好几个会员同学吃了一顿美餐以后，在呷白兰地和咖啡。实际生活中有一个细节也带到了梦中：我很得意，因为我不再吸烟了。

可是我又心不在焉地接受了一支烟。这不过是在酒醉饭饱、高谈阔论之余的又一个文明的享受而已。“对，对—”我说着，然后想起了一些少年荒唐的事，咯咯地笑了，眼睛里还露出得意的神色。我把烟送到嘴边，一个朋友划了一根火柴送上来，我一口气把烟吸进去，直趋脚底。

我在梦中发了痉挛，倒在地上。在实际生活中，是我从阿拉巴霍酒店的床上掉了下来。在梦中我的两张潮湿、无瑕的粉红色肺叶萎缩成了两只黑葡萄干，棕色苦味的烟油从我耳鼻中流出来。

最糟糕的还是羞愧感。

即使我慢慢地明白我并不是在哈佛俱乐部，一些老同学们也并没有坐在皮椅里俯身看我，即使我发现我仍能呼吸空气，得到滋养，我仍羞愧得无地自容。

因为那意味着我虚掷了我人生中最后一样值得自豪的东西—我不再抽烟了。我醒来的时候，借着时代广场上映照上来又从重新粉刷的天花板上反射下去的光线，仔细地看了一下我的双手，我伸开手指，反复验看，就像魔术师那样。我在向想象中的观众表现，一分钟以前还夹在我手指中间的香烟已不翼而飞了。

但是我这个魔术师像观众一样对那香烟的去向感到不解。我下了床，羞愧万分，到处寻找点燃的、发红的烟头。

没有发红的烟头。

我坐在床边，出了一身冷汗，终于清醒过来。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是的，我那天早上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是的，我坐的是飞机中的吸烟舱，但并不想吸烟；是的，我如今住在阿拉巴霍酒店的顶层。

哪儿都没有香烟。

就在这个星球上追求幸福而言，我同有史以来的任何人一样快乐。

“谢谢上帝，”我想，“那支香烟不过是做梦。”

12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那是监牢里的起床时间，我出了门走在街上，这个城市的纯洁简直令我感到惊讶。不论什么地方都没有人对别人做坏事。要想象什么是坏事也很困难。为什么有人要做坏事呢？

是不是还有很大数量的人住在这里，看来似乎很值得怀疑。我们少数几个在场的人好像是参观吴哥窟的游客，满心好奇地在忖思：是什么宗教和商业使人们建立起这样一座城市。这里的人们显然兴奋过一阵子，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决定离它而去？

贸易还是会卷土重来的。我给摆报摊的两角钱，那是轻的像棉花一样的两块小银箔，买了一份《纽约时报》。要是他拒绝，我是很能谅解的。但是他给了我一份《纽约时报》，然后仔细地看着我，心里显然在想，我买这印了油墨的报纸干什么。要是在八千年前，我很可能是个腓尼基水手，把船停在诺曼底的海滩沙地上，向一个漆成蓝色的人，出价两个铜矛头，交换她的毛帽。腓尼基人心里在想：“这个疯子是谁？”我也在想：“这个疯子是谁？”

我忽发奇想：我想打电话给财政部部长克米特·温格勒，比我晚两年从哈佛毕业的人，对他说：“我刚才在时代广场试用了你的两角钱，顺利得像做梦一般。看来如今又是铸造硬币的好日子！”

我碰到一个娃娃脸的警察，他对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的作用像我一样拿不准。他悄悄地望我一眼，好像做警察的很可能该是我，而他是个老瘪三似的。大清早的谁能对什么事情有把握？

我看着自己在一家拉着窗帘的唱片店门前的黑色大理石上的倒影。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我就要做唱片业的巨头了，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乱七八糟的黄金唱片和白金唱片。

我在沉思时的胳膊姿势有些奇怪。我想了一下。我好像是在抱着一个娃娃。马上我就明白了，这是同我的情绪相一致的，我抱着的实际上是我心目中的小小前途，好像它就是个娃娃。我让我怀中的娃娃看看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的屋顶，公共图书馆门前的石狮。我抱着它走进大中央车站，要是对纽约市感到厌倦的话，可以从这里买一张车票去任何地方。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不久就会在车站下面的地窟里钻来钻去，我会在下面了解到拉姆杰克集团的秘密宗旨。

我和娃娃又朝西走。要是我们继续向东走，不久就会把自己送到都铎市去了，我的儿子就住在那里。我们不要见他。于是我们站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里面摆着野餐用的藤篮—还配好了热水瓶和放三明治的锡盒等等，还有一辆自行车。我想我还能骑车。我告诉我心目中的娃娃，等哪一天天气好了我们就买一只野餐篮和一辆自行车，骑到一个废弃的码头上去吃鸡肉三明治，用柠檬汽水灌下去，海鸥在头顶上飞翔、啼叫。我开始感到肚子饿了。要是在牢里，这个时候我早已喝足了咖啡和麦片粥。

我经过西四十三号街的世纪协会，那是一家绅士俱乐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彼得·吉布尼曾请我在这里吃过午饭，吉布尼是个作曲家，也是我的哈佛同学。后来再没有人请我去那里。我现在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到那里去当酒吧侍者。但吉布尼还活着，很可能仍是那里的会员。在我对莱兰·克留斯作了不利的证词以后，可以说，我们闹翻了。吉布尼寄了一张印有图画的明信片给我，我妻子和邮差都能看到上面写的话。

明信片说：“亲爱的浑蛋，你为什么不爬到潮湿的石块下面去？”上面的图画是蒙娜·丽莎，带着她神秘的微笑。

* * *       * * *

这条街的尽头是罗耶尔顿旅馆的咖啡馆，我朝那里走去。附带一提，罗耶尔顿像阿拉巴霍一样，是属于好客公司的一家酒店，也就是说，是属于拉姆杰克集团的一家酒店。不过，等我走到咖啡馆门口时，我的自信心已经垮了，惊惶取而代之。我觉得我是曼哈顿最丑最脏的一个小瘪三。如果我进了咖啡馆，谁见到我都会恶心，他们会把我撵出来，叫我到包里街去，那里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鼓起了勇气，推门进去。谁也想象不到我有多么惊奇！这好像我死后进天堂一般。一位女招待对我说：“亲爱的，请您坐下，我马上把咖啡给您端来。”我什么话也没有对她说过。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我往四处望去，见到各色顾客受到无微不至的招待。对女招待而言，所有人都是“达令”，是“亲爱的”。这里就像发生一场重大灾难以后的急救病房，不问病号是什么种族，什么阶级，他们都得到同样的灵丹妙药，那就是咖啡。所谓“灾难”，这次嘛，当然是—太阳又升起来了。

我心里暗忖：“我的老天—这些女招待和厨师就像厄瓜多尔海外的加拉巴戈斯群岛上的鸟和蜥蜴一样不分彼此。”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在监狱里读到过关于那个世外桃源的情况，那是从怀俄明州前任副州长那里借来的一本《国家地理》杂志里。那个群岛上的生物好几千年以来没有仇敌，不论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它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去伤害它们。

因此若有人上岸，可以一直走到一个生物面前，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的脑袋揪下来。这个生物对此是一无准备的。别的生物也只会站在那里看着，不知自己该得出什么教训。要是你认为这就是你要做的正经事，或者要找的乐趣，你就可以把整个岛上的随便什么生物的脑袋揪下来。

我觉得要是弗兰肯斯坦怪人闯过厚墙到这家咖啡馆来，大家也只会对他说：“小乖乖，您请坐下，我马上给您端咖啡来。”

看来老板开咖啡馆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盈利，因为交易才六角八分钱，或者一元一角钱，二元六角三分钱……我后来发现，管账的就是老板，但是他不愿坐在收银机前收银。他愿意在厨房里做菜，在店堂里侍候客人。因此女招待和厨子不得不老是对他说：“弗兰克，这是我的工作，您这做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回去管账吧。”如此等等。

他的姓名叫弗兰克·乌布里阿科。他如今是拉姆杰克集团麦克唐纳汉堡包分部的执行副总裁。

我不由得注意到他萎缩的右手，看上去好像是僵尸的手，不过手指还能用。我问女招待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这是一年前被热油炸的。他不小心把手表掉在一锅滚沸的油里，想也不想就伸手到热油中去摸那表，那是一只价格昂贵的布拉瓦表。

我出来再到街上去，心里觉得好多了。

* * *       * * *

我在布里扬公园坐下来看报，那公园坐落在四十二号街公共图书馆的后面。我的肚子吃得饱饱的，像添了柴火的炉子一样暖热。读《纽约时报》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监狱里大约有一半人都订阅《纽约时报》，也有订阅《华尔街日报》的，还有《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体育画报》等等，还有《人物》。我什么也不订，因为监狱的废纸篓里什么报刊都有。

监狱的废纸篓上面都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请！”。在“请”字下有个箭头直指下面。

我在翻阅《纽约时报》时发现我的儿子瓦尔特·斯坦凯维奇，即瓦尔特·斯代布克，发表了一篇评论一个瑞典电影明星写的自传的文章。瓦尔特似乎很喜欢这本书。我想她的身世一定是颇多波折的。

不过我特别要想一读的是《纽约时报》关于它自身被拉姆杰克集团收购的报道。这件事仿佛孟加拉国发生的一场霍乱，只在里页下端给了三英寸的地位。据报道，拉姆杰克集团董事长阿尔巴德·李恩说，拉姆杰克集团不考虑在人事上或报道方针上做什么变动。他指出该公司过去收购的所有报刊，包括时代公司的报刊，都允许继续按照原来的方针运作，拉姆杰克不作任何干涉。

“除了所有权以外，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说。我本人作为一位拉姆杰克集团的前管理人员，我必须说，对于我们收购的公司，我们很少做什么改变。当然，如果其中一家无法维持了，我们也会查个究竟。

那条消息报道说，《纽约时报》出版人收到杰克·格拉汉姆太太的一份手书的便条，“……欢迎他加入拉姆杰克大家庭”。还说她希望他愿意继续留职。签字下面是她十个手指的手印，这封信的可靠性是没有疑问的。

我在布里扬公园环顾了一下四周。人行道旁冻死的常春藤和乱扔的玻璃纸袋上面，铃兰已经长出了小铃。露斯和我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宅院前院，那棵开花的酸苹果树下边，曾经种过铃兰和常春藤。

我对铃兰说：“早上好！”

是的，我一定又恍惚了。三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屁股在长凳上没有动窝。

我最终被一只开得很响的手提收音机吵醒了。收音机的主人是个年轻人，他坐在我前面的长凳上。他看上去是拉美裔的，我不知他的姓名。要是他对我不错，今天很可能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一个经理人员了。收音机转到了新闻节目，广播员说那天的空气不佳。

真不可想象，空气居然不佳。

那个年轻人看来并没有在听他的收音机，他甚至可能根本不懂英语。广播员口气很兴奋，像一只狗在狂吠一样，好像生活是一场滑稽可笑的越野赛马，参与的马匹、马车，以及所遇到的风险都与众不同。他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个选手，坐在三只土豚拉拽的洗澡盆里。我同别人一样可能取胜。

他谈到参与越野赛马的另外一个人，他在德克萨斯州已被判电刑处死。那个死囚指示他的律师，任何人，包括州长和合众国总统，凡是要给他缓刑的，都要加以拒绝。显然，他一生中最向往的事莫过于在电椅上处死。

这时有两个跑步地跑到我和收音机之间的小径上来。他们是一男一女，穿的都是同样的橘黄、金黄两色的运动套装和配套的跑鞋。我早已知道流行长跑这事儿，我们监狱里也有不少跑步的，我觉得他们有些洋洋自得。

再来说说那个年轻人和收音机。我想他买那玩意儿肯定是当作一种后天的修补，以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并不存在的热情。他对这玩意儿根本不在意，就像我对我的假门牙根本不在意一样。我后来曾经见到不少这样的年轻人成群地在一起，收音机拨到不同的电台，用他们的收音机进行热烈的谈话。那些年轻人本人也许因为长期受到“闭嘴”的训斥，已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可是如今这个年轻人的收音机却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使我急忙离开板凳，站了起来，出了公园，投入了四十二号街上朝第五大道涌去的自由企业人流。

收音机里说的是：我的家乡俄亥俄州有一个愚蠢的年轻女吸毒犯，大约十九岁，生了一个父亲不知是谁的孩子。社会工作者把她和孩子送到了一家有点像阿拉巴霍那样的旅馆。她买了一只德国种的大警犬自卫，却忘记喂食了。有一天晚上她不知为什么外出，让狗来守卫孩子。等她回家时发现狗已把孩子咬死，吃了一部分尸体。

这是什么世道！

* * *       * * *

因此我像别人一样目标明确地朝第五大道走去。根据计划，我开始观察迎面而来的人们的脸，想找一个可能对我有些帮助的熟人的脸。我是准备好要保持耐心的。我知道这就像淘金一样，在一盘沙土中寻找一粒金沙。

不过我还没有走到第五大道的人行道，我的警报系统就在刺耳地发警报了：“嘟——嘟——嘟！当——当——当！呜——呜——呜！”

肯定是找到了熟人！

就在我右方，走来了那个把莎拉·威亚特从我手中抢走的人的身影，也就是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毁了的那个人。他还没有看见我。他就是莱兰·克留斯！

他的头发已全部掉光，脚上踢里踏拉地穿着一双破鞋，裤脚上的褶边已经发毛了，右边的胳膊似乎已经萎缩，晃来晃去地提着一只破旧的样品包。我后来发现，克留斯已经成了一个不走运的推销员，推销做广告用的火柴和日历。

附带提一句，如今他却是拉姆杰克集团钻石牌火柴分部的副总裁。

尽管他遇到了种种不幸的事，但是他向我走来时，脸上仍像他之前那样，散发着一种天真少年的善良光芒。他的脸上总是有那样的表情，即使在进佐治亚州监狱时拍的照片里也是如此，旁边站着的狱长就像国务卿那样抬头看着他。克留斯年轻的时候，年纪大的人总是抬着头看他，好像在说：“这才是个好青年。”

现在他看到了！

目光的接触，像触电一样，几乎把我电死。我还不如迎面撞到一根电线杆上去！

我与他擦肩而过，我朝着他背后的方向走去。我没有话要对他说，也不想站着听他对我说他完全有权对我发泄的话。

等我走上了人行道，红绿灯已换了颜色，我们已被来往的车辆所隔开，这时我才有勇气回头看他一眼。

克留斯也回头在看我。显然他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来，只是用那只空着的手指着我，表示他知道我在他的一生中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接着他那手指像按电报键一样摆动起来，发出了我的名字的信号。他大概觉得这很好玩。他拨开腿，双膝微屈，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反正他记得：多年以前，我们两人曾经干了一些放肆的事，一些孩子一样淘气的事。

我像受到了催眠一样。

幸运的是，他身后有几个宗教狂热分子，穿着僧袍、赤着脚在唱啊跳的。这样他看上去就成了一出音乐戏剧中的主角。

我自己也并不是没有我的配角的。我无意中站在两个人的中间，一个是身上前后挂着广告牌，头上戴着高礼帽的男人，一个是个无家可归，把全部财物提在购货包里的小老太婆。她的脚上穿着一双特大号的紫黑两色篮球鞋，同她的个子极不相称，使她看上去像只袋鼠。

我的同伴都在与过往行人说话。身上挂着广告牌的人说的是一些像“把妇女送回厨房去”和“上帝不想要女人与男人平等”之类的话。那个提着购物袋的叫花婆似乎在斥责路人吃得太肥，我仿佛听见她在骂他们是“吃饱撑胖的”“阔胖子”“势利鬼胖子”等等各种各样的胖子。

其实是，我离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已有这么久了，我没有听出来她是在用剑桥工人阶级的口音骂别人是“屁”。

而在她一只大而无当的篮球鞋里竟还藏着我虚伪的情书。世界真小！

老天爷，人生有时候真的是太无巧不成书了。

当莱兰·克留斯在第五大道的那一边发现我是谁时，他的嘴张成了一个大圆形。我虽然听不见他说“哦”，可是可以看见他说“哦”。在阔别多年以后，他这是在开我们邂逅的玩笑，故事像一部无声片里的演员那样夸张地表现出他的惊奇。

虽然他打算一等信号灯换了颜色，就跨过马路来。与此同时，那些穿僧袍的假印度教傻瓜们继续在他身后跳啊唱的。

我仍有时间来得及溜走。我想，使我站住不走的原因是我需要证明自己是个君子。在以前倒霉的时候，我出庭作了不利于他的证词，有人写文章猜测究竟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君子人，世世代代都是君子出身，而我则不过是个想冒充君子的斯拉夫穷小子。因此，对他来说，名誉、勇气、正直十分重要，而对我来说不值一钱。

当然，他们也指出了别的不同。在报刊、杂志里，我一期一期地越来越矮小，他一期一期越来越高大。我可怜的老婆越来越粗俗，他的老婆则成了一个典型的美国金发女郎。他的朋友越来越多，越来越体面，我的朋友连在潮湿的岩石缝里都找不到了。可是在骨子里最使我不高兴的是，大家相信他是守信用讲义气的，而我则不是。因此二十六年以后的今天，我这个斯拉夫血统蹲监牢的小老头儿决定站住不走。

他跨过马路向我走来，这个前盎格鲁-撒克逊勇士，如今虽然形容枯槁，却很快活。

我心里揣摸，他有什么好快活的呢？我问自己：“这个行尸走肉有什么好快活的呢？”于是我们又重逢了，旁边还有那个提着购物袋的叫花婆抬头听着。他放下样品包，伸出了右手。他开了一句玩笑，用亨利·斯坦莱在黑暗的非洲找到大卫·利文斯东时说的话：“我想阁下便是瓦尔特·斯代布克吧。”

我们与在黑暗的非洲也差不多，因为已经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或者关心我们了。我想，凡是还记得我们的人里，大部分大概都以为我们已死了。我们从来没有在美国历史上有过我们一度以为的那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过是风暴中吹过的屁，请你原谅我的话粗俗。或者，像那个提着购物袋的叫花婆说的，是“风暴中吹过的胖子”。

* * *       * * *

我对他在多年以前抢走了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心中犹有芥蒂？一点也没有。莎拉和我一度相恋，但是我们如果结婚做夫妇是决不会幸福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能够说服她同我过性生活。我失败的地方，莱兰·克留斯成功了。想必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感到既满足又愉快。

我对莎拉有什么留恋难忘的记忆呢？是那些关于人类痛苦以及如何面对它的讨论，还有接下来的有些孩子气的解闷笑话。我们为对方搜集笑话，在要解闷的时候说上一两个。我们对长时间讲电话仿佛上了瘾。这种交谈是我最喜欢的麻醉剂。我们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躯壳—就好像维库那星球上那些自由飘荡的灵魂一样。要是没有话说，沉默下来，两人就会又开始说个笑话来打破沉默。

“酶和激素有什么不同？”她会这样问我。

我会说：“我不知道。”

“你听不见酶的声音。”她会说，于是无聊的笑话就又继续讲下去—虽然她那天很可能在医院里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13

我正要郑重其事，小心提防，但是真诚地说：“莱兰？你好，见到你真高兴。”但是我没有来得及说这话，那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就提高她的嗓音嚷嚷道：“哦，我的上帝！瓦尔特·斯代布克！真的是你吗？”我不打算在书上重复她的口音。

我以为她是个疯子，不论克留斯叫我什么名字，她都会鹦鹉学舌。要是他叫我“笨伯·笨蛋”，她也会叫道：“哦，我的上帝！笨伯·笨蛋！真的是你吗？”

如今她开始把购物袋斜靠在我腿上，好像我是个消防水龙头一样方便的东西似的。一共有六只口袋，我以后有时间慢慢观察，都是市里最豪华的商店的口袋—亨利·本台尔公司的、铁夫尼公司的、斯隆公司的、伯格道夫·古德曼公司的、布鲁明代尔公司的、阿伯克隆比和菲奇公司的。附带说一句，这些公司除了即将破产的阿伯克隆比和菲奇公司以外，都是拉姆杰克集团的附属公司。她的包里大部分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破烂，她最值钱的财物则塞在鞋底里。

我想不去理她，即使她用购物袋把我围住，我也把眼光对着莱兰·克留斯的脸。“你的气色很好。”我说。

“我的感觉良好，”他说，“莎拉也是这样，你一定很高兴知道。”

“我很高兴听到，”我说，“她是个好姑娘。”当然，莎拉早已不是个姑娘了。

克留斯告诉我，她仍在做看护工作，不过只做半天。

“我很高兴。”我说。

我很吃惊地发现，大楼屋檐上的一只病蝙蝠摔了下来，掉到了我的手上。原来是那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用她肮脏的小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这位是你的太太吗？”他问。

“我的什么？”我说。他以为我的境况潦倒得与这个可怕的女人是一对夫妻！“我根本不认识她！”我说。

“唉，瓦尔特，瓦尔特，瓦尔特！”她呻吟道，“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把她的手甩开。可是我刚回头要同克留斯讲话，她又抓住了我的手腕。

“权当她不在这里，”我说，“这真是发疯了。我同她毫无关系，我不允许她破坏这个宝贵的时刻。”

“唉，瓦尔特，瓦尔特，瓦尔特！”她说，“你怎么啦，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瓦尔特·斯代布克了。”

“不错，”我说，“因为你从来不认识瓦尔特·斯代布克，而这位先生却认识。”于是我对克留斯说：“我想你也知道我自己也蹲过牢。”

“是的，”他说，“莎拉和我感到很难过。”

“我是昨天早上才放出来的。”我说。

“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他说，“有没有人照顾你？”

“我会照顾你，瓦尔特。”提购物袋的叫花婆说。她靠得我更紧了一些，热情地对我说这话，她身上的体臭和嘴上的口臭熏得我透不过气来。她的口臭不仅由于坏牙，也是由于花生油的气味所造成的，这是我后来发现的：多年以来她除了花生酱以外什么也不吃。

“你谁都照顾不了。”我对她说。

“唉—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会大吃一惊的。”她说。

“莱兰，”我说，“我要向你说的事，如今我也知道蹲牢是什么滋味了，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送进了监牢。”

“是啊，”他说，“莎拉和我常常谈起我们最想同你说的话。”

“那是什么？”我说。

“那是：”他说，“‘多谢你，瓦尔特。我去蹲牢是我和莎拉遇到的最好的事。’我不是开玩笑。凭良心说，真的。”

我感到惊异不已。“这怎么可能呢？”我问。

“因为生活应该是一场考验，”他说，“要是我的生活照以前那样过下去，我到了天堂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要解决。圣彼得会这样对我说：‘你算是白活了，我的孩子。谁能说得准你是怎么样的一号人呢？’”

“原来如此。”我说。

“莎拉和我不仅有爱情，”他说，“而且我们的爱情经受了最艰苦的考验。”

“这话很动听。”我说。

“要是你能看到，那就好了，”他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一起吃晚饭吗？”

“我想可以吧。”我说。

“你住在哪里？”他问。

“阿拉巴霍酒店。”我说。

“我以为那家旅馆他们早已拆掉了。”他说。

“没有。”我说。

“我们会写信给你的。”他说。

“我等着。”我说。

“你会看到，”他说，“在物质方面，我们一无所有，不过我们在物质方面也一无所求。”

“说得有理。”我说。

“不过我要说的是，”他说，“我们吃的不错。你大概还记得，莎拉很会烧菜。”

“我记得。”我说。

如今那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第一次提出了证据，表明她的确是认识我的：“你们说的是莎拉·威亚特，是不是？”

我们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陷入了沉默，尽管周围仍很喧嚣。因为克留斯和我都没有提到莎拉娘家的姓。

我终于满腹疑惧地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的神态狡猾、娇嗔起来：“你认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我背后同她胡搞？”

有了这些提示，我不再需要猜想，也就知道她是谁了。我在哈佛第四年时曾经同她睡过觉，不过当时仍邀请守身如玉的莎拉·威亚特去参加舞会、音乐会、运动会。

她是我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她是我与之发生成熟的性关系的第一个女人。

她就是玛丽·凯塞琳·奥朗尼！

14

“我当时是他的发行部主任，”玛丽·凯塞琳大声对莱兰·克留斯说，“我发行部主任干得不错吧，瓦尔特？”

“是的，你当然干得不错。”我说。我们就是那样认识的：她在我大四开始的时候找上门来，到剑桥市的《海湾州进步报》的小办公室，对我说，只要能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我要她干什么她二话不说就干什么。我让她担任发行部主任，负责在工厂大门口、施粥站等地方散发报纸。她当时身材瘦小，但是精神倔强，性格开朗，一头红发更是十分引人注目。她痛恨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她母亲就是为威亚特制钟公司做工中镭毒致死的许多女工之一。她的父亲在一家鞋油工厂当守夜的，因为酒精中毒而瞎了眼。

如今形同残骸的玛丽·凯塞琳谦虚地低下了头，因为我说了她当我的发行部主任干得不错的话。她又向我和莱兰·克留斯伸过头来。她的头顶上有一块光秃，大小像银圆，四周是稀疏的白发。

莱兰·克留斯后来告诉我，他几乎晕了过去，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女人的秃顶。

他看不下去，闭上了蓝色的眼睛，掉过头去。他后来鼓起勇气转过头来时，总是尽量避免正视玛丽·凯塞琳—正如希腊神话里的柏修斯不看蛇发女怪的脑袋一样。

“我们一定要聚一聚。”他说。

“是啊。”我说。

“我过几天给你去信。”他说。

“我等着。”我说。

“得赶紧走了。”他说。

“我知道。”我说。

“保重自己。”他说。

“我会保重的。”我说。

他走了。

玛丽·凯塞琳的购物袋仍靠在我的腿上。我就像被绑在木桩上的圣女贞德一样动弹不得，招人注目。玛丽·凯塞琳仍抓住我的手腕，而且她也不想放低声音。

“我终于找到了你，瓦尔特，”她叫道，“我绝不让你再走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演出过这样的话剧了。对于现代戏剧家来说，也许值得一提的是我可以根据切身经验作证，演出话剧的确能招来看热闹的人群，只要剧中的女主人公说话大声，吐字清晰。

“你以前老是告诉我，你多么爱我，瓦尔特，”她叫道，“可是你后来却走了，我再也得不到你的消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说谎？”

我大概支吾其词地“嗯”“啊”了一下作为回答。

“你好好地瞧着我，瓦尔特。”她说。

从社会学上来说，这场闹剧就像内战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动人心弦。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并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唯一一个提购物袋的无家可归的叫花婆，在全国的大城市里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那个庞大的经济机器毫无目的地在制造这种褴褛的大军。这个机器的另外一部分又在制造一些死不改悔却只有十岁的凶手，还有吸毒犯和虐童犯等许许多多的坏东西。据说有人在调查这些情况，将来会做出某些补救，具体如何，不得而知。

而一些好心肠的人，对经济制度的这些悲惨的“副产品”感到痛心、厌恶，就像对一百多年以前的 奴隶制度 一样。玛丽·凯塞琳和我一定成了我们的观众一再祈祷出现的奇迹—至少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婆得到了她的老相好的援救。

有人在饮泣。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搂着她。”看热闹的人中一个女人说。

我照她说的搂着她。

我觉得搂的是一捆破布包的干柴，这使我禁不住哭了起来。这是那天早上—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砖砌的单层宅院里—我发现我妻子死在床上以来第一次流泪。

15

谢谢上帝，我的鼻子那时正好给堵住了。这是天大的幸事。鼻子闻到了恶臭是会告诉你的，但是如果鼻子主人还是不走，那么鼻子就会觉得，这气味并不十分难闻，它就闭上不闻，遵从它主人聪明的意见。这样你就可以吃林伯格干酪，或者在第五大道和四十二号街交叉口拥抱老相好形同残骸的发臭的躯体。

我甚至觉得好像玛丽·凯塞琳已死在我的怀抱中似的。说老实话，这样对我也无妨。因为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带她去呢？还有什么比她在年轻漂亮时认识的一个男人拥抱了她以后就马上魂归天堂更理想的结局呢？

那当然好了。不过那样的话，我就当不了拉姆杰克集团家乡唱片部的执行副总裁了。我可能此刻就会躺在包里街的一家小旅馆外面，让一个少年恶作剧地浇上汽油，一把火把我烧了。

玛丽·凯塞琳如今轻声地对我说：“这一定是上帝把你送来的。”

“好了，好了。”我说，一边仍搂着她。

“我再也没有人能信赖了。”她说。

“好了，好了。”我说。

“大家都要害我，”她说，“他们要割掉我的手。”

“好了，好了。”我说。

“我以为你已死了。”她说。

“没有死，没有死。”我说。

“我以为大家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她说。

“好了，好了。”我说。

“我仍相信革命，瓦尔特。”她说。

“我很高兴。”我说。

“大家都丧了气，”她说，“我从来没有丧气。”

“你是好样的。”我说。

“我每天都在为革命奋斗。”她说。

“我相信。”我说。

“你会大吃一惊的。”她说。

“带她去洗一个热水澡。”人群中有人说。

“带她去好好吃一顿。”又有人说。

“革命就要发生了，瓦尔特，快得你想不到。”玛丽·凯塞琳说。

“我有个旅馆房间你可以去休息一下，”我说，“我还有一点钱，不多，但有一些。”

“钱。”她笑了。她对钱不放在心上，这点没有丝毫改变，同四十年前完全一样。

“我们去吧？”我说，“我的房间离这儿不远。”

“我知道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她说。

“给她吃一天一粒效力无穷的维生素胶囊。”人群中有人说。

“跟我来，瓦尔特。”玛丽·凯塞琳说。她又坚强起来了。如今是玛丽·凯塞琳挣脱了我，而不是倒过来我摆脱了她。她又粗声粗气起来。我捡起了她的三只口袋，她捡起另外三只。我们的最终目的地竟是克莱斯勒大楼的顶层，美国竖琴公司设在上面的安静的陈列室。不过首先我们得叫看热闹的人给我们让开，她又开始把挡道的人叫作 “资本家的屁”“虚肿的寡头”“吸血鬼”等等。

她穿着大而无当的篮球鞋怎么走呢？她的鞋很少离开地面，是一前一后地拖着走的，就像越野滑雪板一样，她的上身和购物袋就左右一摇一摆地前进。这个一摇一摆的老太婆走起来还飞快！我们一离开看热闹的人群，我就得气喘喘地跟着她。我们当然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谁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还带着一个助手的。

我们走到中央大火车站时，玛丽·凯塞琳说，我们得弄清楚有没有人盯我们的梢。她带着我上下各种楼梯，看背后有没有人尾随我们。我们穿过牡蛎酒吧三次，她终于把我带到了一条灯光幽暗的过道尽头的一扇铁门前。当然没有别人在场。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

我们喘过气来以后，她对我说：“我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可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我说。

“这是咱俩的秘密。”她说。

“好吧。”我说。

我原来以为我们是在车站最深的地方。我完全错了！玛丽·凯塞琳打开了铁门，里面有条铁梯能够往下走，越走越深。下面有个像卡斯巴德洞穴一样大的秘密世界。现在不再作什么用途了，可以当作恐龙的躲藏处。事实上它以前是另一件现已绝迹的“巨兽”—蒸汽机车—的修理车间。

我们顺着铁梯下去。我的天，以前这里放的机器一定很大！在这里做工的人的手艺一定很巧！我想大概是为了遵照防火规定，到处亮着电灯泡。还有灭鼠药。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东西能说明多年以来有人迹到此了。

“这就是我的家，瓦尔特。”她说。

“你的什么？”我问。

“你难道要我露天过夜吗？”她说。

“当然不。”我说。

“那么，”她说，“我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家，你就应该感到高兴。”

“我是感到高兴的。”我说。

“你不但同我说了话—还搂了我，”她说，“因此我知道我能信赖你。”

“嗯。”我说。

“你没有要我的手。”她说。

“没有。”我说。

“你知道有好几千万穷人流落在街头，找不到给他们用的厕所？”她说。

“我想是吧。”我说。

“瞧这里。”她说。她把我带到一间一排排尽是马桶的房间。

“这里有马桶，真叫人放心。”我说。

“你不会告诉别人吧。”她说。

“不会。”我说。

“我把这样的秘密告诉你，也就把命交在你的手中了。”她说。

“我感到很荣幸。”我说。

* * *       * * *

接着我们就离开那个地下室往上爬。她带我穿过列星敦大道下面的一条隧道，爬了一段楼梯，就到了克莱斯勒大楼的大厅。她滑雪似地走过大厅，到一部等着的电梯中，我在后面踉跄地跟着。一个看门的向我们吆喝，但已来不及了，我们已进了电梯，玛丽·凯塞琳按了顶层的电钮，电梯门把他气呼呼的脸关在外面。

电梯里没有旁人，我们一直往上升。不一会儿，电梯门就无声地滑开了，我们到了这座大楼的不锈钢顶层一个人间无处寻觅的、美丽的、安静的地方。我以前常常在纳闷，这高楼顶上是什么，如今我知道了。尖顶在我们头上约有七十英尺高。我敬畏地抬头望去，在我们与尖顶之间，除了铁架以外，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空气。

“真是浪费地方！”我心里想。但是接着我发现还是有住户的。好多好多淡黄色的小鸟栖居在铁架上，或者在怪诞的窗户中透过来的各色光线中，在屋顶大三角形玻璃中透过来的各色光线中，扑翅飞来飞去。

我们脚下的地板边上铺上了绿色的地毯，中间是个喷水的喷泉。到处放着公园里的长凳和塑像，中间穿插着竖琴。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是美国竖琴公司的商品陈列室。这家公司不久前已成为拉姆杰克集团的一个附属公司。自从该大楼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落成以来，该公司就占用了这地方。我所看到的鸟（一种金黄色的啭鸟），都是当时放生的一对鸟的后代。

在电梯旁有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小间，里面是销售人员和他秘书的办公桌。一个女人在里面哭泣。这个早上流的眼泪可真不少！这本书里写的眼泪也真不少！

小间里走出来一个我所见到过的年纪最老的老头儿。他身穿燕尾大礼服、条纹裤、鞋罩。他是唯一的销售人员，自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以来就在那里工作。他就是那个亲手把两只啭鸟从笼中放出来在这里翱翔的人。他年已九十二岁！他看上去像已入暮年的约翰·洛克菲勒，或者说，像具僵尸。他身上唯一滋润的地方似乎就只有他眼睛里的一点点水汽了。不过，他不是毫无防御能力的。他是一家手枪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每周末都用人形的靶子练习射击。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把像猎狗一般大的用来自卫的手枪，他一直在等候抢劫案的出现。

“哦—是您啊。”他对玛丽·凯塞琳说。她的回答则是：“对的，是我。”

她已习惯于每天到这里来坐上几小时了。他们的要求是，一有顾客出现，她就带着购物袋销声匿迹。还有一个要求，如今玛丽·凯塞琳却违反了。

“我想我告诉过你，”他对她说，“你不能带任何人来，也不能告诉别人，上面这儿有多好。”

由于我提着三只购物袋，因此他以为我是另一个流浪汉，提着购物袋的老叫花子。

“他不是瘪三，”玛丽·凯塞琳说，“他是哈佛大学出身的。”

他一点也不相信。“原来如此。”他说，上下打量我一眼。附带说一句，他本人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他小的时候，没有禁止童工的法律，他十岁就到美国竖琴公司芝加哥厂去做工了。“我听人家说，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可是在这位身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从来不知道哈佛出身的人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咱俩有一样的看法。”他说。他态度恶劣，存心要我走开。“我们可不是救世军，”他说。这位是在格罗佛·克利夫兰当总统的时候出生的人。真想不到！他对玛丽·凯塞琳说：“说真的我对你把闲人带来感到很失望。明天是不是有三个，后天二十个？基督精神也是有限度的，你知道。”

我在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在我重获自由的第一天，不到中午就可能因为这个错误又被送回到监狱去。“说实话，”我说，“我到这里来有业务要谈。”

“你要买一架竖琴？”他说，“一架竖琴至少需要七千元，你知道。买支卡祖笛怎么样？”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说，“什么地方能买到单簧管的零件—不是整支的单簧管，而是零件。”我说这话并不是一本正经的。我是根据我在阿拉巴霍酒店最底下一个抽屉里的东西在推想一桩可能的买卖。

那个老头儿好像触电一样，但没有表露出来。那个小间里的布告板上钉着一张通知，如果有人表示对买进或卖出单簧管有兴趣，要他立即报告警方。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个通知他钉在那里已有几个月了。“像是一时糊涂买来的彩票一样。”他从来没有想中彩。他的名字叫台尔马·柏尔。

台尔马后来不错，把那通知送给我当纪念品，我就挂在拉姆杰克集团办公室的墙上。我在拉姆杰克集团成了他的上级，因为美国竖琴公司是我主管的那个分部的一家附属公司。

不过，在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天，我当然不是他的上级。他在同我玩猫捉耗子的游戏。“许多零件，还是几个零件？”他狡猾地问。

“说实话，不少，”我说，“我知道你本人不做单簧管生意—”

“可你还是找对了地方，”他叫我放心，“做这生意的人我都认识。你和太太稍等一下，我马上去打几个电话。”

“你太客气了。”我说。

“一点也不。”他说。

“太太”就是他用来称呼玛丽·凯塞琳的名字，这是她告诉他的名字。有一天她偶然闯进来，想要逃掉追赶她的人。虽然他对提购物袋的叫花婆不放心，但他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就让她留下来了。

这时，小间里的哭声轻了一些。

台尔马把我们带到离小间很远的长凳上坐下，好让我们听不到他叫警察。我们坐下后，他问：“舒服吗？”

“很舒服，谢谢你。”我说。

他擦一擦双手。“来杯咖啡怎么样？”他说。

“这叫我神经紧张。”玛丽·凯塞琳说。

“加上糖和奶油，要是不太麻烦的话。”我说。

“一点也不麻烦。”他说。

“桃丽斯怎么啦？”玛丽·凯塞琳问。那是在小间里哭泣的女秘书的名字。她的全名叫桃丽斯·克拉姆。她也年已八十有七了。

在我的建议下，《人物》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台尔马和桃丽斯的报道，说他们是世界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老的一对上司和秘书。那是一篇很有趣的报道。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台尔马和他的手枪，还引用他的话说：“谁要是想抢美国竖琴公司，谁就会马上悔之莫及。”

如今他告诉玛丽·凯塞琳，桃丽斯是因为接连遭到两个惨重打击而哭的。一是前一天下午她接到通知，马上要她退休，因为公司已归拉姆杰克集团接管。而拉姆杰克集团雇员的退休年龄到处都是六十五岁，管理人员例外。接着是当天早晨，她在清理办公桌的时候，接到一份电报说她的侄曾孙女在佛罗里达州的莎拉索参加高中毕业舞会后遭遇车祸而亡。他解释说，桃丽斯自己没有子女，因此旁系亲属对她来说也和嫡亲一样。

附带说一句，台尔马和桃丽斯在那楼顶上基本没有什么事，而且以后也继续不做什么事。我很高兴在担任了拉姆杰克集团的管理者后，美国竖琴公司生产的竖琴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竖琴。你很可能以为如今最好的竖琴是意大利、日本或者西德生产的，因为美国的手艺几乎已经退化了。但是不然，即使那些国家的音乐家，甚至苏联的音乐家也同意只有美国竖琴公司生产的竖琴才是上乘货。但是竖琴生意从来不是也永远成不了大买卖，也许除非在天堂里。因此利润情况可以说是很荒唐的，荒唐得我在最近进行了一次调查，要弄清楚拉姆杰克集团当初为什么收购美国竖琴公司。我弄清楚的情况是，这是为了要得到克莱斯勒大楼顶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租借权。该租约要到二千零三十一年才到期，每月租金才二百元！阿尔巴德·李恩想在这个地方开饭馆。

竖琴公司在芝加哥有个工厂，雇有六十五名工人，不过这无关紧要。要是在一两年内不能获得相当利润，拉姆杰克集团就会把工厂关了。

要心平气和。

16

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当然就是那个神话般人物杰克·格拉汉姆夫人，拉姆杰克集团的控股人。她把印台和纸笔藏在篮球鞋里，那双球鞋就是她的银行保险箱，没有谁能在不弄醒她的情况下脱下那鞋的。

她后来硬说她在电梯里已经告诉我她的身份了。

我只能这么回答她：“玛丽·凯塞琳，要是我听到过你这么说，我一定会记得的。”

要是我知道她是谁，她的关于别人要割掉她的手的话听起来就有些道理了。凡是能够弄到她的手的人就可以把她的手腌起来，把身体扔掉，用她的手指控制拉姆杰克集团。怪不得她总是到处躲藏，怪不得她在任何地方都不肯泄露她的真实身份。

怪不得她对谁都不信任。在咱们这个地球上，金钱重于一切，哪怕是最和善可亲的人也很可能突然中了邪，财迷心窍，要谋害她，好让自己亲人生活得优哉游哉，这事一刹那就可以做到—随着时间的转移，很容易就给忘了。日月如箭，时光似梭啊。

她的身躯是那么瘦小羸弱，把她宰了，割下手来，不会比一所机械化养鸡场一天宰一万只鸡更可怕。拉姆杰克集团当然拥有桑德斯上校肯塔基烤鸡联号。我到现场看到过这种宰鸡的工作。

关于我在电梯里没有听到她说过她就是杰克·格拉汉姆的事，我只记得在电梯上升到顶层时我的耳朵因为突然升高的缘故出了毛病，我们一下子上升了一千英尺，中途没有停顿。此外，不管是不是暂时失聪，我当时都开启了自动谈话装备。我根本没有在想她说了些什么，或者我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只在想，我们俩都处于人类社会的主流之外，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用动物的声音互相安慰了。我记得她曾经说，她拥有华道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我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我很高兴。”我说。因此，我挨着她在竖琴陈列室的长凳上坐下，她以为我已有了有关她的一个重要情报，其实则不然。与此同时，台尔马·柏尔却在打电话给警察，还把桃丽斯也派了出去，说是去买咖啡，实际上是到街上去找警察。

结果真不巧，就在离这儿三个街口远的联合国大厦附近的公园里发生了一场骚乱。警察都到那里去了。失业的白人青年在那里用棒球棍殴打他们认为是同性恋的人。他们把一个人扔进了东河，结果那人是斯里兰卡的财政部部长！

我后来在警察局遇到了几个这样的青年，他们大概也以为我是个同性恋者。其中一个解开裤子对我说：“喂，老爷子，你要吗？来吧，来吧！”我要说的是，警察一时来不了，几乎有一小时，因此玛丽·凯塞琳有机会作一次长谈。她在这里感到安全，她就不装疯卖傻了。

那是很感人的。只有她的身体衰老了，她的声音和它所表示的精神还是属于原来的她—一个乐观的十八岁姑娘。

“大家都会有好日子过了，”她在美国竖琴公司陈列室对我说，“我一直有预感，事情最后终会这样解决的。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她的心地多么好！我爱过的四个女人的心地都是那么好！在我算是与玛丽·凯塞琳同居的几个月中，她读了我作为哈佛大学学生读过的或假装读过的全部书籍。对我来说读这些书是苦差事，可是在玛丽·凯塞琳来说却是一顿丰盛的筵席。她读起我的书来就像一个年轻的吃人肉的生番大口吞噬勇敢的敌人的心房一样。这些书的精华都成了她的了。她有一次谈到我的藏书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由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里，教给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

天下太平。

你就把我的妻子露斯同玛丽·凯塞琳相比较吧。露斯是死亡营里的奥菲莉娅。她认为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结果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设立死亡营的，毕竟也是思想家呀。设立死亡营，铺上铁路支线，让焚尸炉日夜开工，这不是一个笨蛋所能做到的。笨蛋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死亡营归根结底说来还是人道的。

天下太平。

因此我和玛丽·凯塞琳就在那些竖琴堆里。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竖琴的形状都很奇怪，与露斯在和平时期所设想的文明相差无几—希腊式圆柱和达·芬奇飞行器的荒诞结合。

* * *       * * *

附带地提一句，竖琴是一种跟自己过不去的东西。我后来在拉姆杰克集团做了竖琴生意以后，希望美国竖琴公司的资产中会有一些好的旧琴可以与斯特拉迪瓦利制的小提琴和阿马蒂斯公司出品的小提琴相媲美。这个梦想却毫无实现的可能。竖琴的弦要绷得很紧，绷紧之后，不好再放松，因此过了五十年就不能弹奏了，只好扔在垃圾堆里或放在博物馆中。

对于啭鸟我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它们是属于一种只有在被逮住关了起来以后才会有好习惯的鸟类。你大概以为竖琴得蒙上套子，以免啭鸟拉屎掉在上面—一点也用不着！啭鸟在到处放着的茶杯里拉屎。显然，要是在大自然状态，他们就会拉在别的鸟类的巢里。它们以为茶杯就是别的鸟类的巢。

活到老学到老！

* * *       * * *

我和玛丽·凯塞琳在这许多竖琴堆里交谈着，头上有啭鸟在飞，外面有警察追踪前来。“我的丈夫死后，瓦尔特，”她说，“我很悲伤，就酗起酒来。”那个丈夫想必是杰克·格拉汉姆，那个创办拉姆杰克集团的离群索居的工程师。他并不是白手起家创办那家公司的。他一生下来就是亿万豪富。不过，当然，她说的也可能是一个管子工，或者卡车司机，或者大学教授，或者任何人。

她说曾经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一家私人疗养院去做震荡治疗，把她从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到一千九百五十五年的记忆全部抹掉了。这就不难了解她为什么仍能信得过我。我把她无情地丢掉的事，后来又把莱兰·克留斯出卖的事，她都统统忘掉了。她以为我仍是一千九百三十五年的那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她不知道我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大家都不知道我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我必须编造许多记忆，”她继续说，“只是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点。我知道发生了一场大战，我还记得你是多么痛恨法西斯主义。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海滩上看到过你，你穿着军装，背上还挂着步枪，海水轻轻地冲洗着你。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瓦尔特，因为你已经死了，你的眼睛直呆呆地瞪着太阳。”

我们相对无言地过了一会儿。一只黄色啭鸟在我们头顶高处叫得好像它的心都快要碎了。啭鸟的叫声单调得出奇，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不想冒着让我失去整个故事可信性的危险，去吹捧啭鸟的歌声可以和波士顿流行歌曲乐队比美。但是话仍得说回来，啭鸟的歌声的确能够表示心碎是有多么难受的，当然，是在一定限度之内。

“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梦，”我说，“玛丽·凯塞琳，我好多次希望这是真的。”

“不！不！不！”她表示不同意，“谢谢上帝，你还活着！谢谢上帝，还有个忧国忧民的人活着。瓦尔特，我在这座城市里已流浪了好多年了，心里想：‘那些忧国忧民的人都已死了。’可你却出现了。”

“玛丽·凯塞琳，”我说，“你应该知道，我刚刚出监狱。”

“那有什么关系！”她说，“好人总是在进监狱。唉，谢谢上帝，你还活着！咱们一起来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吧。瓦尔特，这事我一个人干不了。”

“是啊—我也认为干不了。”我说。

“我只是勉强活着，”她说，“除了勉强活着，我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就是这么孤苦伶仃，我不需要很多帮助，不过我的确需要一些帮助。”

“我明白这其中的困难。”我说。

“我的眼力虽然不行了，但是要是把字写得大一些，我还是能够写的，” 她说，“但是我的眼睛没法再看清楚报纸上的消息了。”她说她曾经溜到酒吧、百货店、汽车旅馆去听电视新闻，可是那些电视机从来不播新闻节目。有时她偶尔在别人的手提收音机里听到一鳞半爪的新闻，但收音机主人一听到新闻节目就立刻把电台拔到音乐节目上去。我想起了那天早上听到的警犬吃掉孩子的消息，就告诉她不听也罢，她也没有太多损失。

“要是我不知道世界大事，”她说，“我怎么能做出合情合理的计划来呢？”

“那确实不行。”我说。

“我怎么能根据音乐节目《劳伦斯·韦尔克》、电视节目《芝麻街》和《全家福》制定革命计划呢？”她说。这些节目都是拉姆杰克集团主办的。

“你当然不能够。”我说。

“我需要确凿可靠的情报。”她说。

“你当然需要，”我说，“我们都需要。”

“这都是些废话，”她说，“我在垃圾筒里捡到了这本叫《人物》的杂志，但说的不是人物，而是废话。”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悲哀。一个提着购货袋的叫花婆希望根据报刊电台告诉她关于世界大事的情报，来计划她在市里流浪和捡破烂的活动。

她也觉得很悲哀。“杰基·奥纳西斯和弗兰克·辛纳特拉，还有饼干大王和阿契·本克都拍了电影，”她说，“因此我研究他们干了些什么，决定玛丽·凯塞琳·奥朗尼也该干什么。”

“可是如今我有了你，”她说，“你就可以充当我的耳目—给我出主意了！”

“充当你的耳目，也许还可以，”我说，“在出主意想办法方面，我可没有什么成就。”

“唉，要是肯尼思·惠斯勒也还活着就好了。”她说。

她还不如说：“要是唐老鸭也还活着就好了。”肯尼思·惠斯勒是我以前崇拜的一个劳工领袖。可是如今我对他已毫无崇敬之意了，已有多年没有想到他了。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那就太棒了，”她继续说，“你、我，还有肯尼思·惠斯勒。”

* * *       * * *

惠斯勒要是在一千九百四十一年里的肯塔基煤矿爆炸事件没有死，如今大概也是个瘪三了。他一直坚持在当劳工领袖时也当一个普通工人，看到今天的工会领袖，一定会觉得他们娇嫩柔软、白里透红的手掌是不能容忍的。我同他握过手，他的手掌让人觉得像鳄鱼背一样。他脸上的皱纹里嵌了很多煤灰，就像文在身上的黑色花纹一样。奇怪的是他也是哈佛出身———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

* * *       * * *

“好吧，”玛丽·凯塞琳说，“至少还有咱俩—现在咱们就开始采取行动吧。”

“你有什么建议，我都是乐于接受的。”我说。

“也许不值得做。”她说。

她指的是把美国人民从他们的经济制度下拯救出来，但我以为她指的是一般的人生。因此我提到一般的人生也有值得的，但似乎太长了一些。例如，要是我眉间中了法西斯的枪弹而死在海滩上，那我的一生就很杰出了。

“也许现在已经没有好人了，”她说，“我觉得他们都很卑鄙。他们不像大萧条时期那样了，我再也看不到有人和善待人了。甚至没有人愿意同我说话。”

她问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善良的举动没有。我想了一会儿，发现打从出狱以后遇到的几乎都是好心的事。我告诉了她。

“还有我的长相。”她说。肯定如此，大多数人能看得下去的丑相是有一定限度的，玛丽·凯塞琳和她的所有叫花姐妹们超过了这个限度。她很热切地想知道我所遇到的一桩桩好心事，以求证实美国人仍是好心肠的。因此我很乐意告诉她我重获自由后二十四小时中的遭遇，以狱卒克莱德·卡特对我的好心开始，接着是供养科职员兼科幻小说家鲍伯·范德医生，然后当然是克利夫兰·劳伊斯让我搭他的高级轿车。

玛丽·凯塞琳听了惊叹不已，重复着他们的姓名好牢牢记住。“他们是圣徒！”她说，“原来如今世界上还有圣徒！”

受到了这样的鼓励，我又添油加醋地谈到阿拉巴霍酒店夜班职员以色列·埃德尔对我的款待，第二天早上罗耶尔顿酒店咖啡馆里的职工对我的款待。我无法把老板的名字告诉她，只能形容一下他同旁人在外表上的不同。“他的手被油烫坏了。”我说。

“一只手被油烫坏了的圣徒。”她惊讶地说。

“不错，”我说，“而且你自己也看到了一个我以为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就是那个提着样品箱的蓝色眼珠的高个子。你已经听到他说他已经原谅了我的过错，还邀我去同他一起吃饭。”

“请把他的名字再告诉我一遍。”她说。

“莱兰·克留斯，”我说。

“圣徒莱兰·克留斯，”她崇敬地说，“你瞧，你今天已经帮了我多大的忙！要是我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发现这些好人的。”接着她表演了一个记忆法上的小奇迹—按先后次序逐一把所有姓名重复一遍。“克莱德·卡特、鲍伯·范德医生、克利夫兰·劳伊斯、以色列·埃德尔、一只手给烫坏了的人和莱兰·克留斯。”

玛丽·凯塞琳脱掉了一只篮球鞋，不是放印台、纸笔、遗嘱的一只。她脱下的那只鞋里塞满了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我上面已经说过，有我写的虚伪的情书。但是她特别热心地要我看一张她的“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的照片。这是我一度崇拜的人，哈佛大学出身的劳工组织者肯尼思·惠斯勒在同一个傻样的矮小大学生握手的照片。那个大学生就是我，我的招风耳像个大奖杯。

这时警察终于噔噔噔地来逮我了。

“我会救你的，瓦尔特，”玛丽·凯塞琳说，“以后咱们再一起来拯救世界。”

说实话，我能摆脱她反而觉得好过一些。我装出不愿离开的样子。“多多保重自己，玛丽·凯塞琳，”我说，“看来咱们得说再见了。”

17

我把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大萧条最惨的一年和肯尼思·惠斯勒一起拍的那张照片挂在我在拉姆杰克集团的办公室墙上，就在那张关于被窃单簧管的告示旁边。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听到惠斯勒讲话的那天早上玛丽·凯塞琳用我的折叠式照相机拍的。他在肯塔基州哈兰县做矿工和工会组织者，这次到剑桥市来参加一次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为国际砂纸胶布工人兄弟会在当地的分会募款。

这个工会当时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如今则受一帮流氓控制。说起来也巧，我刑期开始的时候正好该工会终身主席在芬莱特刑期快要结束了。在他坐牢期间该工会由他二十三岁的女儿在她巴哈马群岛上的别墅里发号施令。他同她的电话联系一直不断。他告诉我，如今会员几乎全是黑人和拉美裔的了。但在三十年代，却全是白人—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的人。我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允许黑人或拉美裔的人参加的。

时势在变。

惠斯勒是在晚上讲话的。在他讲话前的下午，我头一次向玛丽·凯塞琳·奥朗尼求欢。在我们年轻的心中，这件事同我们就要听到一个真正的圣徒讲话，甚至接触一名真正的圣徒是交杂在一起的。我想，没有比以亚当和夏娃的身份—还带着浓郁的苹果汁香味—在他面前或任何圣人面前出现更好的了。

我和玛丽·凯塞琳在一个叫作阿瑟·冯·斯屈里兹的人类学副教授的公寓中交欢。此人的专长是所罗门群岛的猎头游戏。他能说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禁忌，他们信任他。他没有结婚。他的床没有铺，他的公寓在布拉特尔街的一所木板房的三楼。

给历史作一注解：不仅那所房子，那套公寓楼后来还被一部非常流行的影片《爱情故事》当作布景。这部影片是我当初在尼克松政府工作时公映的。它到契维蔡斯郡来放映时，我和我的妻子去看了。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有钱的盎格鲁-撒克逊裔学生，不听他父亲的意见，娶了一个贫穷的意大利裔学生，后来她得癌症死了。贵族化的父亲是由雷·密伦扮演的，演技十分出色，这部影片就数他演得好。露斯从头哭到尾。我们有两个原因坐在电影院里的后排：一是我可以吸烟；二是她的背后不会有人叹她体胖。但是我不能专心看戏，因为我对那套公寓和其中发生的事太熟悉了。我甚至在等着看到阿瑟·冯·斯屈里兹、玛丽·凯塞琳·奥朗尼或者甚至我自己登场。

天下真小。

我和玛丽·凯塞琳可以周末借用这地方。冯·斯屈里兹把钥匙给了我。他当时到卡普安去看一些德国流亡朋友了。他当时大概三十岁，在我看来似乎已很老了。他生在普鲁士的一个贵族家庭。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希特勒成了德国的独裁者时，他正好在哈佛讲学。当时他不愿回国，还申请了美国国籍，他的父亲从此再没有同他通信。后来他的父亲指挥党卫队的一个军，在围攻列宁格勒时死于肺炎。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父亲是怎样死的，是因为我在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时负责后勤工作，听到了法庭上关于他父亲的情况的证词。

又是这句老话：天下真小。

他的父亲根据马丁·鲍曼的书面指令（此人在纽伦堡受到缺席审判），把围攻时俘虏的所有平民和军人统统枪决。附带一提，列宁格勒的历史还不如纽约悠久。真是不可想象！真不可想象一个著名的欧洲城市，里面尽是皇家珍宝，令德国耗费大量兵力进行围攻，但历史却比纽约还短！

阿瑟·冯·斯屈里兹永远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他本人从一艘美国潜水艇上坐小船划到所罗门群岛去做间谍，当时该群岛仍被日军占领着，他也就没有了音讯。

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我记得，他当时认为定义什么是男人和什么是女人是迫切需要的。否则的话，他认为，他/她们就永远由体制的需要来定义。而所谓体制，他想到的主要是工厂和军队。

他是我认识的唯一戴独目镜的人。

* * *       * * *

那时，十八岁的玛丽·凯塞琳·奥朗尼躺在他的床上，我们刚刚交过欢。要是把她的裸体画下来就好了——白里透红的娇小身躯。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裸体。她很怕羞，我总是没有办法哄她脱光全部衣服。我自己则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下身正好被窗台给遮住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是雷神。

“你爱我吗，瓦尔特？”玛丽·凯塞琳朝着我的光屁股问。

我除了回答“当然我爱你”以外还有什么好回答呢？

门外传来敲门声。我原来告诉过《海湾进步报》的联合编辑，有急事的话可以到哪里去找我。“谁？”我问。

门外有一阵柴油发动机一般的声音。这是我的恩主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他决定悄悄地到剑桥市来亲自了解一下，我用他的钱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因为口吃说话像一台发动机。他口吃是因为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发生的库耶霍加大屠杀。他结结巴巴地想说出自己的名字来。

18

我不知怎么的忘记了告诉他，我已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如今他发现了这一点。他先到我在亚当楼的宿舍区找我，有人告诉他可以在《进步报》找到我。他再到《进步报》，弄清楚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份刊物，而且我是其中的合编者之一。如今他就臂下夹着一份报纸站在门外。

我非常镇静，刚刚放光了精液就有这样的奇效。

玛丽·凯塞琳遵从我手臂发出的无声信号，躲到洗澡间里。我披上了一件原来属于冯·斯屈里兹的寝袍。这是他从所罗门群岛带回来的，似乎是小木片做的，领子上和袖口上都有羽毛装饰。

我拉开门，向麦康老先生（他当时六十出头）说“请进，请进”时，就是这身打扮。

他非常生气，只能继续发些发动机一般的声音 “咘、咘、咘、咘、咘、咘”。不过与此同时，他做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哑剧动作，表示他对这张报纸是何等厌恶，它的封面漫画画的是个肥头大脑的资本家，看上去很像他；这个动作也表示他对我的衣着打扮，对凌乱的床，对冯·斯屈里兹墙上的马克思画像是何等厌恶。

他猛地摔上门走了。他同我断绝了关系！

我的童年时代从此终于结束，我开始成人。

那天晚上我就是以成人的身份，手挽着玛丽·凯塞琳，去听肯尼思·惠斯勒在国际砂纸胶布工人兄弟会的集会上的讲话。

我怎么能够这么镇定自若呢？这一年的学费已经付了，因此我毕业已不成问题。我有希望获得一份奖学金到牛津去深造。我的衣服不缺。我把零花钱大部分攒了下来，因此在银行里有一笔不小的存款。

要是不得已的话，我总是可以向母亲借钱，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我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

我也是个寡情绝义的青年人！我心里已经明白，那一学年结束我就要抛弃玛丽·凯塞琳的。我会再写几封情书给她，然后音信杳然。因为她的阶级出身太卑微了。

* * *       * * *

那天晚上惠斯勒太阳穴上裹着绷带，右臂绑着石膏。请记住，这个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辛辛那提一个好人家出身。他像我一样是个俄亥俄州人。我和玛丽·凯塞琳都想他大概又被恶势力揍了一顿—警察，或者国民警卫队，或者黄色工会的打手。

我握紧了玛丽·凯塞琳的手。

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他爱她。

我穿了一套正式衣服，系了领带，在场的男人都是如此。我们要显得我们都是有教养的头脑清醒的上等人。肯尼思·惠斯勒看上去很像一个生意人。他甚至还擦了皮鞋。

这曾经是自尊的重要标志—擦得锃亮的皮鞋。

惠斯勒讲话一开始就对头上缠的绷带开玩笑，说这是“七六精神”。

大家都笑啊笑的，虽然这次开会可不是为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大约在一个月以前，工会的全部会员都被解雇了，原因是参加了工会。他们是制造砂轮的，附近这一带只有一家工厂能够用他们的技术，那就是约翰逊砂轮公司，也就是把他们开除的公司。他们基本上是专业的陶工，把软材料捏成形状，放入窑里烧制。他们大多数人祖祖辈辈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陶工，被带到这个国家学新技术的。

集会是在剑桥市一家空铺子里举行的。无巧不成书，折椅是从一家殡仪馆借来的。玛丽·凯塞琳和我坐在前排。

后来弄清楚，惠斯勒是在一起平常的矿井事故中受伤的。他说他在当拆卸工，把挖空了煤层的矿井中的支柱拆下来，结果头上塌了下来。

他漫无目的地从在这样黑暗的地方干这样危险的活谈到十五年前在里兹大饭店举行的一次茶舞会上，有个哈佛大学的同学叫尼尔斯·约翰逊的，在男厕所玩骰子时使用灌铅的骰子被当场拆穿。那个人就是今天把许多工人开除的约翰逊砂轮公司总经理。那家公司是约翰逊的祖父创办的。他说大家把约翰逊的脑袋按到了抽水马桶里，目的是要教训他一下，希望他以后永远不会再用灌铅的骰子。

“但是他在这里又用灌铅的骰子了。”他说。

他说，许多坏事都可以追究哈佛的责任，包括处死萨柯和樊才蒂，但是出了一个约翰逊，哈佛却是没有责任的。“他在那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一次课，写过一篇论文，读过一本书，”他说，“他在二年级结束时就被通知退学。”

“唉，我可怜他，”他说，“我甚至了解他。他要不用灌铅的骰子就没有别的办法骗钱了。他是怎样对你们用灌铅的骰子的？法律规定，谁敢站出来保卫工人的基本权利，他就可以开除，这就是灌铅的骰子。警察会保护他的产业，却不会保护你们的人权，这就是灌铅的骰子。”

惠斯勒问被解雇的工人，约翰逊对砂轮的制造懂得多少，愿意懂得多少？这话问得多精明！在当时要同做工的做朋友，启发他们像个哲学家一样深刻地批评他们所处的社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们谈谈他们自以为最精通的一个话题—他们干的那一行。后来的发言很值得一听。一个工人接着一个工人出来证明，约翰逊的父亲和祖父虽然也是吝啬鬼，但是他们至少还懂一点怎样办厂。在他们当家的日子，优质原料准时来货，机器得到很好保养，暖气和厕所不出毛病，做工有奖有罚，次品从不出厂，如此等等。

惠斯勒问他们，他们自己人里有没有人能比尼尔斯·约翰逊办厂办得更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工人代表全体讲话。“当然有，”他说，“这里随便哪一个都比他好。”

惠斯勒又问他，他是不是认为一个人可以继承一家工厂。

那个人经过考虑以后的答复是：“要是他害怕工厂和厂里的人就不可以—不可以，先生。”

这个探索中得出的智慧给我的印象至今仍很深。在我看来，人们有的时候能够做的合情合理的祷告可能是这样：“亲爱的主啊，千万别让一个吓怕了的人管我。”

肯尼思·惠斯勒向我们保证，工人们起来把工厂拿过来为人类服务的时候已经来了。原来给寄生虫和贪官污吏拿去的利润要归劳动的人，老弱病残。凡是能劳动的人都要做工。将来只有一个阶级—工人阶级。最讨厌的工作人人都要轮流做，比如当大夫的一年可能要抽出一个星期当垃圾工。奢侈品要停止生产，直到每个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以后。医疗服务将是免费的。食品价格便宜，富有营养，供应充裕。大厦、旅馆、办公大楼一律要改为小型公寓，等到大家都有适当住处再说。住房的分配采取抽签办法。不再打仗，最后也不再有国界，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属于同一阶级—那就是工人阶级。

他说啊说的。真是能说会道！

玛丽·凯萨琳在我耳边悄声说：“你会和他一样，瓦尔特。”

“我尽力而为。”我说。我可没有要尽力的意思。

我写这部自传时最感到难为情的事莫过于处处都证明我不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多年来我遇到了不少困难，但都是偶然的。我从来没有拿我自己的生命，或者舒服的生活，为人类冒过风险。我真可耻。

* * *       * * *

以前听过肯尼思·惠斯勒讲话的人要求他再讲一讲在萨柯和樊才蒂被处决时他在查尔斯敦监狱外面领导人们示威的事。现在说来奇怪，我得向人解释萨柯和樊才蒂是谁了。我最近问拉姆杰克集团的年轻的以色列·埃德尔，也就是以前阿拉巴霍酒店的夜班职员，他对萨柯和樊才蒂有无了解。他颇有自信地告诉我，他们是芝加哥的两个靠杀人取乐的有钱人。他把萨柯和樊才蒂同利奥波德和洛勃搞混了。

我为什么对此感到不安？我在年轻的时候以为萨柯和樊才蒂的故事有一天会像耶稣的故事一样世世代代传下去，说得同样的动人心弦，感人下泪。现代人如果要在他们这一辈子中找为信仰而牺牲的事迹，在电椅结束生命的萨柯和樊才蒂的故事难道不是最感人的吗？

萨柯和樊才蒂的最后几天，就好像一部现代受难记：如耶稣受难记所述，在耶稣被钉死的地方，有三个下层阶级的人在同一天被政府处决。不过这一次，三个人中不是只有一个是无辜的，这一次三个人中占了两个。

有罪的那个名叫契里斯蒂诺·马德罗斯，是个臭名昭著的劫匪和杀人犯，他是在另外一桩案件中定的罪。最后时刻快来临时，他招认了萨柯和樊才蒂被判罪的杀人事件是他干的。

为什么？

“我看到萨柯的老婆带着孩子到这里来，我为这些孩子感到难过。”他说。

你不妨想象一下，在一出现代受难戏中，由一个好演员说这几句台词。

马德罗斯先死。监狱的灯光熄了三次。

接着是萨柯。三人之中，只有他有家眷。如果有演员扮演他，需要把他演成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由于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且他向来不擅长外语，因此在被绑在电椅上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使在场的人感到有些复杂的话。

“无政府主义万岁。”他说。“别了，我的妻子，孩子，所有的朋友们。”他说。“晚安，先生们。” 他说。“别了，母亲。”他说。他是个鞋匠。监狱的灯光熄了三次。

最后是樊才蒂。他没有等别人叫他就一屁股坐在电死马德罗斯和萨柯的椅子上。他没有等别人告诉他，就开始向在场的证人讲话。英语他也是后来学的，但是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讲话。

请你听一听这些话：

“我希望告诉你们，”他说，“我是个无辜的人。我没有犯过什么罪，不过有时候也做过一些孽。我是清白的，没有犯任何罪—不仅这个罪没有犯，什么罪都没有犯。我是个无辜的人。”他被捕时是个鱼贩子。

“我希望原谅那些现在把我杀死的人。”他说。监狱的灯光熄了三次。

* * *       * * *

故事还没有完。

萨柯和樊才蒂从来没有杀死过谁。他们在一千九百零八年从意大利到美国来，互不相识。那也是我父母到美国的一年。

父亲当时十九岁，母亲二十一岁。

萨柯十七岁，樊才蒂二十岁。当时美国的老板们希望有大量廉价而又容易被唬住的劳动力，可以把他们的工资压得低低的。

樊才蒂后来说：“在移民站，我第一次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我看到那些官员们把统舱船客当作牲口一样。没有一句好话，或者鼓励的话来宽慰刚刚登上美国海岸的这些人们心头的重压。”

父亲和母亲以前也常常把同样的话告诉我。他们也觉得上了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是为了把自己送到屠宰场。

我的父亲一上岸马上被克利夫兰市的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招工的招了去。麦康先生有一次告诉我，那个招工的奉命只招金发的斯拉夫人，所根据的是他父亲的理论—金发的人像德国人一样在机械上心灵手巧，身体结实，而斯拉夫人，温顺听话。那个招工的任务是招厂里的工人，另外也给麦康家招些模样出色的佣仆。我的父母就是这样进入佣仆阶级的。

萨柯和樊才蒂则不是那么幸运。人口市场上没有一个掮客要他们那样的人。“我该到哪儿去？我该做什么？”樊才蒂写道，“这里就是希望的国土。高架电车隆隆而过，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在我身旁驶过的汽车、电车也不理睬我。”因此他和萨柯仍旧一筹莫展，为了不饿死，就得马上用破碎的英语去找工作，不计工资，什么活儿都干—挨家挨门地去找。

时光流逝。

萨柯在意大利原是鞋匠，在马萨诸塞州米尔福德镇上一家鞋厂里找到了工作。无巧不成书，玛丽·凯塞琳·奥朗尼的母亲就是在这个镇上降生的。萨柯找到了一个老婆，一所有花园的房子。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但丁，女儿叫英妮子。萨柯一天干十小时的活儿，一星期要干六天。他还挤出时间来发表意见，捐款，参加示威，支持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等等的罢工工人。一千九百一十六年，他还因参与这种活动而被捕过。

樊才蒂没有手艺，因此在什么地方都干过—饭馆、采石场、钢铁厂、绳子厂。他是个认真的读书人，他研究马克思、达尔文、雨果、高尔基、托尔斯泰、左拉、但丁。在这一点上他同哈佛出身的人有共同的地方。在一千九百一十六年他领导了一次绳子厂工人的罢工，那家工厂是马萨诸塞州普莱茅斯的普莱茅斯绳索公司，如今也是拉姆杰克集团的附属公司。从此之后，各处工厂的黑名单上都有他的大名，因此只好以贩鱼为生了。

萨柯和樊才蒂便是在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认识，有了深交的。他们两人都不谋而合地思考着商业运作的残酷，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这种尔虞我诈的争夺的延伸，少数人可以在那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来为自己赚钱。他们也看出，美国不久就要卷进去，他们不想被迫到欧洲那种地方做牺牲品，因此他们都参加了美籍意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到墨西哥去等战争结束再回来。

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衷心相信政府是人民之敌的人。

我发现自己至今犹认为萨柯和樊才蒂的故事可能会使后代铭心刻骨而难忘，也许只需要再讲几遍就行了。到那时，流亡到墨西哥去这件事可能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对一种非常神圣的共同认识的表达而已。

不管怎么样，萨柯和樊才蒂战后回到了马萨诸塞州，并成了好朋友。他们的那种共同认识，不论是否神圣，根据的都是哈佛大学出身的人照例阅读且无不良影响的书本，但是他们的大多数邻居街坊，却总是不认同他们的那种共同认识。就是那些邻居，那些不愿自己的前途遭到很多阻碍的人，对这个共同认识感到了恐慌，特别是当它竟然被外国出生的人所了解和持有。

司法部把那些直言不讳地认为在这个所谓的“希望的国土”有许多头面人物是何等不公、自欺、无知、贪婪的外国人被列入了秘密名单。萨柯和樊才蒂就名列其中，遭到了政府特务的跟踪。

一个叫安德里亚·沙尔西多的印制工，是樊才蒂的朋友，也名列其中。他在纽约市遭到了联邦特务人员的逮捕，拘禁了八个星期。一千九百二十年五月三日，沙尔西多从司法部所属的一幢楼的十四层办公室的窗户中跌了下来，也许是他自己跳下来的，也许是给人推下来的。

萨柯和樊才蒂组织了一次集会，要求调查沙尔西多被捕和暴死原因。大会定于五月九日在马萨诸塞州布罗克敦市举行，那是玛丽·凯塞琳·奥朗尼的家乡。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当时六岁，我七岁。

大会还没有能够举行，萨柯和樊才蒂就因为参与危及社会的激烈活动而被逮捕了。他们的罪名是手头有号召集会的传单，可能判处巨额罚金或一年徒刑。

可是接着他们又被控犯有两桩没有查获的杀人案。那是一个月以前，在马萨诸塞州南脑树市发生的一场抢劫工资的案件，有两个警卫被人开枪打死了。

当时这种罪名的刑罚要重一些，要把他们两人在一把电椅上先后无痛处死。

19

另外，樊才蒂还被控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里奇瓦特企图抢劫工资。他受到了审讯，被定了罪。因此，在他还没有和萨柯一起因杀人案而受审之前，他就已从一个普通鱼贩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了。

樊才蒂真的犯了这桩较轻的罪行吗？也许犯了，不过这无关紧要。谁说这无关紧要？审理该案的法官说这无关紧要。他是韦伯斯特·萨耶尔，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新英格兰名门之后。他告诉陪审团：“虽然此人可能并没有真的犯下此罪行，但是从道德上来说，他仍是罪孽深重的，因为他是我们现有制度的敌人。”

我用名誉担保，这话是一位法官在一个美国的法庭上说的。引语出自《劳工运动没有公开的故事》，理查德·O·鲍耶尔和赫伯特·M·莫拉斯合著（旧金山统一战线出版社1955年出版）。

接着就是这位萨耶尔法官审理萨柯和著名匪徒樊才蒂的杀人案。他们在被捕一年以后被判定有罪—那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我八岁。他们最后于我十五岁时受电刑。我如今已记不得当时克利夫兰市有什么人提起过这件事了。

前不久的一个上午，我曾在拉姆杰克大楼的电梯里同一个送信的交谈，他的年龄大概和我差不多。我问他记不记得他小时候的那次电刑。他说记得，他听他父亲说，大家老是说萨柯和樊才蒂，他都听腻了，谢天谢地现在总算结束了。

我问他，他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是福蒙特州蒙特比利埃市的一家银行总裁。”他说。而他本人却是穿着战争剩余物资—美国陆军军用大衣的老头儿。

芝加哥著名劫匪艾尔·卡邦也认为萨柯和樊才蒂应该被电刑处死。他也认为他们是美式思维思考美国的敌人。他对这些意大利移民同胞对美国如此忘恩负义感到愤慨。在《劳工运动没有公开的故事》中，卡邦曾说，“布尔什维主义在敲我们的大门……我们必须防止工人接触赤色读物和赤色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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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想起我在牢中的狱友鲍伯·范德博士写的一篇小说。那是一个关于以忘恩负义为最不齿之事的星球的故事。不断有人因为忘恩负义而被处死，采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处死方式—丢出窗户去，从高楼的窗户中丢出去。

范德的小说里的主人公最后因忘恩负义而被丢出窗户。他从三十层楼高的窗户上向下坠去时最后的话是：“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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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萨柯和樊才蒂因忘恩负义用马萨诸塞州的方式处死之前，全世界各地都有大批群众出来抗议。这个鱼贩子和制鞋匠成了誉满全球的著名人士。

“我们这一辈子中，”樊才蒂说，“从来没有机会能够像现在这样，不经意间，为容忍、为正义、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做这么多的工作。”

如果这是一部现代受难记，那么演当局的演员，也就是演罗马派来的行政长官的演员，仍得要对暴民的意见表示蔑视。不过他们这一次会赞成死刑，不是反对死刑。而且他们绝不会洗手。

事实上他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因此他们要求本州内三名最有智慧、最受尊敬、最公正不偏的人组成委员会，向全世界宣布要做的事是否公正。

肯尼思·惠斯勒在那天晚上要挑出来讲的就是萨柯和樊才蒂故事的这一部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讲的时候我和玛丽·凯塞琳紧紧地握着手。

他极其轻蔑地谈到这三个智慧长者的冠冕堂皇的身份。

其中一位是罗伯特·格伦特，他是一位已经告老退休的遗嘱检验法官，知道法律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执行。主席是哈佛大学校长，我上一年级时他还在当校长。不可想象。他叫A·劳伦斯·洛威尔。另外一位据惠斯勒说，“……如果说别的不行的话，对电的知识却很丰富”。他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缪尔·W·斯屈拉顿。

他们在审议时接到了成千上万的电报，有的赞成处决，但大多数反对。打电报的人有罗曼·罗兰、乔治·伯纳·萧、艾伯特·爱因斯坦、约翰·高尔斯华绥、辛克莱·刘易士　、H·G·威尔斯。

三人委员会最后宣布，他们认为，对萨柯和樊才蒂处以电刑才是公正的。

即使最智慧的人，他们的智慧也不过如此。

而我如今不得不怀疑，究竟世界上有没有智慧，或者能不能有智慧。在这个宇宙空间里智慧的存在是不是就像永动机一样不可能？

谁是《圣经》里被认为最有智慧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比哈佛大学校长还有智慧？他当然是所罗门国王。当时有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他们到所罗门面前要求他判断孩子究竟是谁的。他建议把孩子剖成两半。

马萨诸塞州最有智慧的人则说萨柯和樊才蒂两人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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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裁决作出后，据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肯尼思·惠斯勒说他自己就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议会外面主持示威。天在下雨。

“老天爷也表示同情。”他的双眼直瞪着坐在第一排的玛丽·凯塞琳和我说。他说完大笑。

玛丽·凯塞琳和我没有跟着他笑，听众里也没有人。他的笑声充满了寒意，他笑的是老天爷对于人类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多么漠然无情。

惠斯勒在州议会门前领导示威有十天之久，一直到行刑的那个晚上。然后他带领示威者穿过曲折的街道，过桥到了查理斯敦社区，那是监狱的所在。示威者中间有埃德娜·圣·文森·米莱、约翰·杜斯·帕索斯和海伍德·布朗。

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在那里等候他们。墙上站着机枪手，枪口对准群众，也就是要求这些彼拉多慈悲为怀的人民。

肯尼思·惠斯勒带着一个沉重的大包，里面装的是一面卷得严严实实的又长又窄的大旗。

监狱的灯光开始渐渐地暗了下来。

灯光在渐变了九次以后，惠斯勒和他的一个朋友就赶到放萨柯和樊才蒂尸体的殡仪馆。尸体对当局已无用处了，它又成了亲友们的财产。

惠斯勒告诉我们，在殡仪馆的前厅里放了两对锯木架，等待放棺材。这时惠斯勒和他的朋友打开大旗，钉在锯木架上面的墙上。

旗上写的是判决萨柯和樊才蒂死刑的那个人—韦伯斯特·萨耶尔—在判决以后对他的一个朋友说的话：

“你看到那一天我是怎么对付那两个无政府主义私生子的吗？”

20

萨柯和樊才蒂从来没有失掉尊严，从来没有屈服。而瓦尔特·F·斯代布克最后却屈服了。

我在美国竖琴公司的陈列室中遭到逮捕时态度似乎很从容。台尔马·皮尔老头把那张有关单簧管部件失窃的告示给两个警察看，说明要逮捕我的理由，这时我甚至一笑置之。毕竟，我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过去两年里我一直被关在监牢里。

不过我把这话告诉他们时，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减轻他们对我的怀疑。他们反而认为我也许比他们当初所料的更是个亡命之徒。

我们到警察局时，里面正闹翻了天。电视拍摄人员和报纸记者都想凑近那些在联合国花园里闹事的年轻人，他们把斯里兰卡的财政部部长扔到东河里。那个斯里兰卡人还没有捞到，因此这些闹事者大概要被控谋杀。

事实上，那个斯里兰卡人在两小时后被警察局的一艘巡逻艇救起，他们发现他紧紧抱在总督岛边一只海标上。第二天报纸上说他讲话“语无伦次”，我是相信这个报道的。

并没有人马上来审讯我。他们先要把我关一阵子。警察局很忙，甚至找不到一个正式的拘留室给我。他们只给我一把椅子，坐在拘留室外面的走廊里。就是在这里，铁栏杆后面的闹事者辱弄我，以为我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同他们睡觉。

我终于被带到了地下室的一间墙上装有软垫的拘留室里。这是专门为拘留疯子设计的，等候救护车来把他或她带走。里面没有马桶，因为疯子可能朝马桶边上撞脑袋找死。里面也没有床或椅子。我只好坐在或躺在铺了软垫的地板上。奇怪的是，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座滚球大奖杯，不知是谁放在这里的。我同它交了朋友。

这样，我就又回到了安静的地下室。

而且，我又被遗忘了，就像我在担任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时一样。

我被丢在一旁，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八点，没有吃的和喝的，没有马桶，外面也传不进一点声音来—这就发生在我重获自由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对我一度失败的品格的再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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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玛丽·凯塞琳和她的遭遇。我当时仍不知道她就是杰克·格拉汉姆的夫人，不过她告诉了我其他一些很有趣的关于她自己的情况。在我离开了哈佛以后，在我不再回她的信，甚至不怎么想她以后，她搭便车去了肯塔基州，当时肯尼思·惠斯勒仍在那里当煤矿工人和工会组织者。她在日落时分到了他单身住的小屋，屋子没有锁门，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值得一偷的东西。惠斯勒还没有下工。玛丽·凯塞琳带着吃的来的，因此惠斯勒回家时，烟囱在冒烟，屋里有一顿热饭在等他。

这就是她怎么到矿上去，怎么在肯尼思·惠斯勒夜半酗酒撒野时吓得跑出来，在月光笼罩的破烂小镇的街道上，投入一个年轻采矿工程师的怀抱的。这个工程师就是杰克·格拉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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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想起了我的狱友鲍伯·范德博士写的一篇小说，那是他用“基尔戈·屈鲁特”的笔名发表的小说《“  扳道旁边睡大觉 》"，说的是天堂的珍珠门外巨大的接待中心里，尽是电脑和原来在地球上拥有资格证的会计师、投资顾问和经理人员。

不经他们全面检查你在地球上如何充分利用那些上帝通过他的天使提供给你的买卖机会的报告，你是不能进天堂的。

一天到晚，在每一小间里，你可以听到那里的专家们极其疲倦地一次次对错过了这个或那个机会的人说：“你瞧，你又在扳道旁边睡大觉。”

我在隔离禁闭中过了多久了？让我猜一下：五分钟。

“扳道旁边睡大觉”是个亵渎神明的故事。主人公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鬼魂，他对发财致富一无兴趣，很少去注意他的审计师对他说的话，那些话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说什么要是他在一千九百零五年先别忙着告诉全世界E=Mc2，而是把他在瑞士伯尔尼的房子作第二次抵押，然后把钱投资在已知的铀矿上，他就早已发财做亿万富翁了。

“可是你呢，又在扳道旁边睡大觉。”审计师说。

“是啊，”爱因斯坦客气地说，“看来很典型。”

“所以你瞧，”审计师说，“人生是很公平的。你的机会真不少，不管你抓不抓。”

“是啊，我现在明白了。”爱因斯坦说。

“你愿不愿意把这话照样说一遍？”审计师问。

“说什么？”爱因斯坦问。

“说人生是公平的。”

“人生是公平的。”爱因斯坦说。

“要是你不信，”审计师说，“我可以给你举出更多的例子来。例如，先把原子能撇开不说，你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时候，你把存在储蓄银行的钱拿出来，投资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者拍立得照相机公司，或者施乐复印机公司，那么从一千九百五十年起，即使你只有五年的寿命了—”审计师抬起眉毛，暗示爱因斯坦接着说下去。

“我就会发财了？”爱因斯坦说。

“小康，至少可以这样说。”审计师得意地说，“可是你又—”他的眉毛又抬了起来。

“在扳道旁边睡大觉？”爱因斯坦抢先地问。

审计师站了起来，伸出了手，爱因斯坦毫无热情地握了一下。“所以你瞧，爱因斯坦博士，”他说，“我们不能把什么都怪上帝不好，是不是？”他把爱因斯坦进珍珠门的通行证交给爱因斯坦。“欢迎来到天堂。”他说。

爱因斯坦于是进了天堂，带着他心爱的提琴。他把审计账目的事已置之脑后不去再想它了。他进出国境无数次，这时已是个老手了。总是有许多无聊的问题要回答，空头的诺言要作出，没有内容的文件要签字。

但是刚进天堂，爱因斯坦就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他们的审计结果感到难过的鬼魂。有一对夫妻在新罕布什尔州因养鸡失败双双自杀，却不知他们一直住的地方下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镍矿。

一名十四岁的哈莱姆少年因械斗致死，却不知他每天经过的一个阴沟滤污器下面有一只两克拉钻石戒指躺在那里几个星期了。钻石没有毛病，也没有人报失。他的审计师说，他要是能够哪怕一折出售，比方说，四百元，然后做期货买卖，特别是当时的可可期货，他就可以买下派克大道的公寓，把母亲，姐妹都接去住了，自己再上安多佛中学和哈佛大学。

又是哈佛大学。

爱因斯坦听到的审计故事都是美国人说的。他在天堂里选了美国人住的那一部分。可以理解，他对欧洲人有点厌憎，因为他是犹太人。不过需要算审计帐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巴基斯坦人，菲律宾群岛上的矮人，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也得经过这一关。

爱因斯坦这个人物的设定从一开始就对那些审计师所采用的计算原理感到生气，这是不足为奇的。他计算了一下，如果地球上人人都充分利用了一切机会，成了百万富翁，又升为亿万富翁，这样下去，这个小小星球的纸上财富就会在三四个月之内超过宇宙中所有矿藏的总值。而且，也没有人再去做任何有益的工作了。

因此他假定上帝全然不知他的审计师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就向上帝写了一封信，责备审计师（不是上帝）狠心地欺骗新来的人错过了地球上的机会。他想摸清楚他们的动机，不知他们是不是患有虐待狂症。

故事至此突然结束。爱因斯坦没有见到上帝，可是上帝却派了一个气冲冲的大天使来。那个大天使对爱因斯坦说，如果他继续破坏鬼魂们对审计工作的尊重，他就要把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取走，永远不给他了。因此爱因斯坦从此就不再同别人谈审计的事儿了。他把小提琴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个故事当然是打上帝的耳光，说他居然用审计那样的卑劣遁词来逃避人世间经济状况困苦的责任。

我试图放空自己。

但接着我的心中又唱起了“莎莉在花园里”的歌。

* * *       * * *

与此同时，玛丽·凯塞琳·奥朗尼运用她杰克·格拉汉姆夫人的神通广大的权力，打电话给拉姆杰克集团最高的头头阿尔巴德·李恩，叫他查清楚警察把我弄到哪儿去了，同时派纽约市最能干的律师把我救出来，不计任何代价。

在这以后她还要任命我做拉姆杰克集团的副总裁。她说她还一不做二不休，开了一张名单，要他去搜罗别的一些好人，也委任他们做副总裁。当然这些人就是我向她提起的人—待我不错的陌生人。

她也叫他告诉美国竖琴公司的老秘书桃丽斯·克拉姆，不管她的年纪有多大，都不用退休。

在我关在有软垫的牢房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大学一年级时从《哈佛讽刺》上读到的一个笑话。当时这个笑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听起来很下流。我后来担任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后，因为要了解大学生的幽默，所以发现这个笑话——虽然翻印多次—只字未改。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女：你怎么敢这么吻我？

男：我只不过要弄清楚谁把马卡龙都吃了。

因此我在单独拘禁中笑了个痛快。但接着我就支持不下去了，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马卡龙，马卡龙，马卡龙……”

后来情况更糟。我哭泣起来。我跳起来撞墙。我在墙角里拉了一泡屎。我把奖杯扔在屎上。

我大声背诵了在小学里学的一首诗：

我不在乎一死，

不在乎，不在乎！

就像射精一样，

射精一样！

我甚至还可能手淫。为什么不？我们年纪大的人的性欲不是大多数年轻人所能想象的。

最终我精疲力竭，身体垮了下来。

* * *       * * *

那天晚上七点钟，纽约市最厉害的律师到了警察局的楼上。他到处找我，找到了我所在的那个警察局。他是个有名的人，不论起诉谁或为谁辩护，都以极其得力的无情著称。这样一个可怕的名人的到来使警方大吃一惊。他要求知道我的下落。

没有人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把我释放或转移的记录。我的律师知道我没有回家去，因为他已到那里去打听过了。是玛丽·凯塞琳告诉阿尔巴德·李恩，又由李恩告诉律师，我住在阿拉巴霍酒店的。

他们甚至查不出逮捕我的原因。

他们检查了所有的牢房，当然我都不在。把我带去关起来的人都已下班了。谁的家里都找不到。这时那个竭力想使律师息怒的警探忽然想起了楼下的那间牢房，决定去看一看，以防万一。

他们开锁的时候，我平俯在地板上，像狗笼里的一条狗似的面对着门，我只穿着袜子的脚朝着奖杯和那堆屎。我不知为什么脱掉了鞋。

警探开门时，看见我那副模样不禁大吃一惊，这才明白我关在里面已经很久了。纽约市无意中对我犯了一桩非常严重的罪行。

“斯代布克先生？”他焦急地问道。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坐了起来，我已不在乎身在何处或者会碰到什么了。我就像一条上钩的鱼，已经尽一切努力挣扎过了。钓鱼竿的那一头，不论是谁，把我捉过去，我都不在乎。

警探说：“你的律师来了。”我甚至在心中也没有表示异议。谁也不知道我被关了起来，我没有律师，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无所谓了—我的律师来了。

这时律师走了过来。要是他是独角兽，我也不会吃惊。实际上，他的确有那么奇特—二十六岁就已经担任参议员常设调查委员会的首席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追查不忠诚的美国人的人。

这时他已四十多岁了，但面无笑容，显得老奸巨猾。麦卡锡时代出现在我和莱兰·克留斯丑闻之后，在那个时代中，我对此人一直又恨又怕。如今他到了我的身边。

“斯代布克先生，”他说，“我是您的代理律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是由拉姆杰克集团聘请来做您的代理律师的。我的名字叫罗埃·M·康恩。”

他真是神通广大！

* * *       * * *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人权保障法”，就已经被带出了警察局，进了一辆等着的汽车。

康恩把我送上豪华轿车，自己却没有上车。他祝我一切顺利，没有握手就走了。他没有碰我一下，也从来没有显示他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我也曾经扮演过一个非常公开的角色。

我又一次坐在豪华轿车里。为什么不呢？在梦中什么都是可能的。罗埃·M·康恩不是把我从牢里给弄了出来，我不是把鞋子忘掉了吗？因此，这梦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让莱兰·克留斯和以色列·埃德尔—阿拉巴霍酒店的那个夜班职员坐在轿车后座，与我只有一座之隔？梦就是这样。

他们神情不安地向我点点头。他们也觉得稀里糊涂，不可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辆豪华轿车在曼哈顿转来转去，就像一辆校车似的，接上了玛丽·凯塞琳叫阿尔巴德·李恩去聘请做拉姆杰克集团副总裁的那些人。这辆车是李恩的私人汽车。我从这次起才知道这种汽车叫“加长”车。美国竖琴公司满可以把这汽车的后座改装成陈列室。

克留斯、埃德尔和我们下一个去接的人都由李恩亲自打电话通知他们的，当然先由他的助手查清楚他们是谁，住在哪里之后。莱兰·克留斯是在电话本中找到的。埃德尔是在阿拉巴霍酒店前台后找到的。有一个助手到罗耶尔顿旅馆的咖啡馆中去打听一个在那里工作，一只手被油炸坏了的人。

还有电话打到佐治亚州去—一个是打到拉姆杰克集团设在那里的分公司，问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克利夫兰·劳伊斯的司机；另一个打到芬莱特空军基地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问他们那里是不是有个叫克莱德·卡特的看守和一个叫鲍伯·范德医生的囚犯。

克留斯问我是不是明白这一切。

“不，”我说，“这只不过是个囚犯的梦而已，是没有道理的。”

克留斯问我的鞋子到哪儿去了。

“我忘在装了软垫的牢房里了。”我说。

“你被关在装了软垫的牢房里？”他问。

“不错，”我说，“你撞不坏自己。”

一个坐在前座司机身旁的人这时转过头来。我也认识他，他是头一天早上陪维吉尔·格雷特豪斯进监牢的律师之一。他也是阿尔巴德·李恩的律师。他对我丢了鞋子感到不放心，他说我们可以回警察局去捡回来。

“死也不去！”我说，“他们如今一定已经发现我把滚球奖杯扔在屎堆上了，他们会又把我关起来的。”

埃德尔和克留斯听到这话连忙从我身边缩回去一点儿。

“这完全是做梦。”克留斯说。

“请做我的客人，”我说，“越多越好玩。”

“各位先生，各位先生，”那位律师客气地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将会得到一生中最好的机会。”

“她什么时候见到我的？”埃德尔说，“她见我做什么好事啦？”

“我们也许永远弄不清楚，”律师说，“她很少解释她的行动，她不露真面目，谁都可能就是她。”

“也许她就是昨天夜里在你以后来的那个拉皮条的高个子黑人，”埃德尔对我说，“我对他态度很好。他足足有八英尺高。”

“我没有见到他。”我说。

“那是你运气好。”埃德尔说。

“你们俩认识？”克留斯问。

“从小就认识！”我说。我说这话是想用这种完全荒谬的态度来把这梦吹成泡影。我是一心做好准备不是回到阿拉巴霍酒店去，就是回到牢房里去。不管哪里，我都不在乎。

也许我还可以在我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单层宅院的卧室里醒来，我的妻子仍活着。

“我可以向诸位保证，她不是那个高个子拉皮条的，”律师说，“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她的外表如何，她不是高个子。”

“你说谁不是高个子？”我问。

“杰克·格拉汉姆夫人。”律师说。

“对不起，我不该提这个问题。”我说。

“您一定也对她做过什么好事，”律师对我说，“或者做了什么事被她看到了，令她敬佩。”

“那是因为我受过童子军日行一善的训练。”我说。

说话之间我们就到了上西城一所破旧的公寓大楼前面，车子停了下来。咖啡馆老板弗兰克·乌布里阿科从楼里出来。他为这场梦穿了一套淡蓝的平绒西服，脚上蹬着一双绿白两色的牛仔靴，后跟很高很高。他那被油炸坏的手上戴着一只很精致的白色小山羊皮手套。克留斯拉下一个弹簧座给他。

我向他打了招呼。

“您是谁？”他问。

“我今天早上在你那儿吃了早饭。”我说。

“今天早晨在我那儿吃早饭的主顾可多着呢。”他说。

“你也认识他？”克留斯问。

“这个城市是我的老家，”我说。我这时更加相信这是一场梦了，便对律师说，“好吧，下一个让我们去接我母亲。”

他不是很有把握地问：“您母亲？”

“是啊。为什么不？谁都在这里。”我说。

他想尽量顺着我：“李恩先生倒并没有具体关照过您不能带别的人。您想接您母亲吗？”

“很想。”我说。

“她老人家在哪里？”他问。

“在克利夫兰市的一所公墓里，”我说，“但你不要因此有所迟疑。”

他从此避免同我交谈了。

车子再开以后，乌布里阿科问我们坐在后座的是些什么人。

克留斯和埃德尔作了自我介绍，我没有。

“他们都是被格拉汉姆夫人看中了的人，就像你一样。”律师说。

“你们认识她吗？”乌布里阿科问克留斯、埃德尔和我。

我们都耸耸肩。

“耶稣·基督啊！”乌布里阿科说，“您给我的差使得是个很好的差使，我很喜欢目前的工作。”

“你瞧着吧。”律师说。

“为了你们诸位，我还辞了一个约会。”乌布里阿科说。

“是啊，李恩先生也为你辞了一个约会，”律师说，“他的女儿今晚在华道夫酒店举行进入社交界的首次舞会，他没法去主持。为了同诸位先生见面。”

“真是发疯了。”乌布里阿科说。别人都无话可说。我们的汽车开过中央公园到了东城时，乌布里阿科又开腔了。“操他的首次舞会。”他说。

克留斯对我说：“你是唯一认识这里全部的人的。这事你一定知情。”

“为什么？”我说，“我是在做梦。”

我们没有再说话就到了阿尔巴德·李恩的屋顶寓所。律师叫我们把鞋脱在进门的门厅里。这是这里的规矩，我反正已只穿着袜子了。

乌布里阿科问，李恩是不是日本人，因为只有日本人一进门就要脱鞋子。律师告诉他，李恩是白种人，不过他是在斐济长大的，他的父亲在那里开杂货店。我后来弄清楚，李恩的父亲是个匈籍犹太人，他的母亲是希籍塞浦路斯人。他的父母是二十年代末期在一艘瑞典大游览轮船上做工时认识的，到了斐济上岸开起杂货铺来。

李恩本人在我看来是个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他满可以做电影明星。他出来到门厅时身穿一件斜条纹绸袍，脚上是一双黑色短袜。他仍希望来得及去参加女儿的舞会。

他在向我们自我介绍之前，得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告诉律师。“你知道那个狗娘养的为什么进牢吗？”他说，“叛国！这种人我们得把他弄出来，给他一个工作。叛国！一个叛国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出监牢来？我们哪怕只给他一个最起码的差使也会叫全国的爱国人士闹开了锅，你说怎么办？”

律师也不知道怎么办。

“真是，”李恩说，“倒霉透了。把罗埃·康恩再给我叫来。我真希望仍待在纳什维尔。”

这最后一句话指的是李恩在他的小企业被拉姆杰克并吞之前曾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个著名乡村音乐出版商。他的公司现在成了拉姆杰克集团南方家乡唱片部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时他才一一打量了我们一番，大惑不解地摇起头来。我们这一批人三教九流都有。“各位先生，”他说，“你们都得到了杰克·格拉汉姆夫人的青睐。她没有告诉我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见到过你们的。她只说你们都是诚实和善的人。”

“我可不。”乌布里阿科说。

“你完全有自由去质疑她的判断，”李恩说，“我可不行。我奉命给你们安排待遇优厚的差使。而且，我不介意这样做的，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她从来没有让我做过什么结果不利于公司的事情。我以前常常说，我不愿为别人工作，但是给格拉汉姆夫人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他说这话是有诚意的。

他不在乎让我们都当副总裁。反正公司单单最高一级已有七百名副总裁了。要是下去再到子公司一级，又是大批的总裁和副总裁。

“你知道她的外表吗？”乌布里阿科想知道。

“我最近没有见到她。”李恩说。这是变相地说谎，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是公开的记录。他后来向我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得到格拉汉姆夫人的看重的。他认为她很可能在大来信用卡公司的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那篇文章刊登在“实干家”一栏里。

反正，他对她是奴颜婢膝、肝脑涂地。他对格拉汉姆夫人又敬又畏，就像爱弥尔·拉金对耶稣·基督又敬又畏一样。当然，在这种崇拜中，他比拉金幸运，因为他的那位见不到的上级经常打电话、写信给他，命他做这做那。

他有一次甚至说：“给格拉汉姆夫人工作在我来说有一种宗教式的体验。我本来不管挣多少钱，都是漂泊不定的。在没有担任拉姆杰克集团总裁，听她差遣之前，我的生活是没有目标的。”

我有时不得不想，一切幸福都是宗教式的。

李恩说他要在书房里同我们一一谈话。

“格拉汉姆夫人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你们的特殊兴趣是什么，因此你们得向我说说你们自己。”他请乌布里阿科先到书房里去，要我们其余的人在客厅里等。“你们想喝什么，让管家去端。”他说。

克留斯不想喝什么。埃德尔要一杯啤酒。我仍想把梦吹破，要了一杯Pousse-café，这是一种彩虹颜色的鸡尾酒，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但在学调酒学时学过。先把一种浓度高的酒倒在玻璃杯底，然后再把颜色不同而又浓度稍低的另一种酒小心地用酒匙倒在上面，这样浓度一次比一次低，每一层酒都不与上下渗和。

李恩对我要的酒很有印象，他重复一遍，看是不是听错了。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我说。跟在酒瓶里造一只帆桅齐全的船相比，当然不是太麻烦。

“没有问题！”李恩说。我后来知道，这是他的口头禅。他二话不说叫管家给我一杯彩虹鸡尾酒。

他和乌布里阿科一起进了书房，我们其余的人进了客厅，里面还有一个游泳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客厅里有游泳池的。当然，我听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听到同实际看到客厅里放这么多水是完全不同的事。

我跪在游泳池边，伸手到水里摸一摸，看看凉不凉。水很温。我把手缩了回来，看着湿漉漉的手，不得不承认我不是在做梦。我的手真的是湿的，如果不擦干就还是湿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站起来时，管家已把我的彩虹酒端来了。

不承认现实不是办法。我以后得开始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谢谢你。”我对管家说。

“不客气，先生。”他答。

* * *       * * *

克留斯和埃德尔坐在有半条街长的沙发的一头。我坐到他们那里去，要让他们知道我已平静下来了。

他们仍在推测格拉汉姆夫人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他们行善的。

克留斯说他挨家挨户推销火柴盒和日历，没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行善。“我至多只能让一个看房子的把他的战时经历告诉我。”他说。他想起法拉铁隆大楼一个看房子人的自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第一个跨过德国莱茵河上雷马根桥的美国人。攻占此桥是件大事，盟军因此可以全速大举攻入德国。“我有时想那个看房子的很可能就是格拉汉姆夫人。”

以色列·埃德尔认为格拉汉姆夫人可能化装成一个男人。“我有时想，阿拉巴霍酒店一半的主顾都是喜欢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他说。

格拉汉姆夫人可能女扮男装的问题后来又被提出来了，不过令人极为惊奇的是，是由阿尔巴德·李恩提出来的。

* * *       * * *

不过，在那以前，克留斯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题。他对此动了个人感情。他说他和我在战时都是机关工作人员，自以为对战争的胜败也作了贡献。“但是瓦尔特，战争是战士打赢的。别的都是梦话。”

他认为非军人写的一切关于战争的回忆录都是骗人的，好像战争是讲空话的人，写文章的人，社交明星打赢的似的，其实只能是战士打赢的。

门厅里的电话铃响了。管家进来说是找克留斯的，他可以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接电话。这电话机是黑白两色的塑料做的，形状像连环画中那只出名的叫“花生”的小狗斯诺皮 。“花生”的所有权后来也归属将由我领导的拉姆杰克集团的一个分部。我后来发现，在那个电话机上讲话，你得把嘴巴放在小狗的肚皮上，它的鼻子就钻到你的耳朵里。为什么不？

那是克留斯的老婆莎拉，也就是我的老相好从他们家里打来的。她刚为人家做完私人看护回来，看到了他留下的条子，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事可以打电话找他。

他告诉她我也在那里，她不能相信，她要同我说话。于是克留斯把塑料狗给我。

“喂。”我说。

“这真是疯了，”她说。“你在那里干什么？”

“在游泳池旁边喝彩虹酒。”我说。

“我无法想象你喝彩虹酒。”她说。

“可是我在喝。”我说。

她问我和克留斯是怎样见面的，我告诉了她。“世界真小，瓦尔特。”她说，又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她问我，克留斯有没有告诉我，我出庭对他作证，实际上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我得说这个看法是可以商榷的。”我对她说。

“可以什么？”她问。

“可以商榷。”我说。这个词儿她以前竟没有听到过，我向她作了解释。

“我是这么蠢，”她说，“瓦尔特，我不知道的东西这么多。”她说话听起来就像从前的那个莎拉打电话的声音。时间就像是回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一样，这使她接着说的一句话有了特别的意义：“唉，我的上帝，瓦尔特！我们俩都过了六十了！这怎么可能呢？”

“的确想不到啊，莎拉。”我说。

她要我和克留斯一起回家吃晚饭，我说我能来就来，但我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问她住在哪里。结果她和克留斯住在她外祖母原来住的那座大楼的地下室—都铎城。她问我还记得她外祖母的公寓？当时那些老佣人和家具都挤在四间屋子里。

我说我还记得的，我们两人都笑了。我没有告诉她，我的儿子也住在都铎城的什么地方。我后来发现他的确离她很近，还有他那爱音乐的妻子和认养的孩子。《纽约时报》的斯坦凯维奇就住在同一所大楼里，而且因为他的孩子很野而臭名昭著。他住的只比莱兰和莎拉·克留斯高三层楼。

她说我们经过这一番沧桑仍能一起笑笑真是不错。“至少我们仍有幽默感。”她说。这是裘莉·尼克松在她父亲被撵出白宫时说的话：“他仍有他的幽默感。”

“是的，至少还有这个。”我同意。

“服务员，”她说，“那只苍蝇在我汤里干什么？”

“什么？”我问。

“这只苍蝇在我汤里干什么？”她仍问。

这时我才想起来：这句话是我们以前在电话上互相说笑话时的一句开场白。我闭上了眼睛。我把回答的话告诉了她，电话机成了我的时间穿越机了。它让我从一千九百七十七年逃了出来，躲进了第四度空间。

“我想它是在仰泳，夫人。”我说。

“服务员，”她说，“我的汤里还有一枚针（needle）。”

“我很抱歉，夫人，”我说，“这是排字错误。应该是一根面条（noodle）。”

“你家的奶油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她问。

“因为母牛不愿坐在这些小瓶上。”我说。

“我一直以为今天是星期二。”她说。

“今天的确是星期二。”我说。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她说，“告诉我，你们有烤饼吗？”

“今天的菜单上没有。”我说。

“昨天晚上我梦见在吃烤饼。”她说。

“那一定很好。”我说。

“坏透了，”她说，“我醒来时，毯子不见了。”

她也有要躲到四度空间的理由。我后来发现，她的病人那天晚上死了，莎拉很喜欢她。那个病人只有三十六岁，可是心脏有先天缺陷—心脏肥大、虚弱。

你不妨想象这一番谈话对莱兰·克留斯的影响，他就坐在我的身旁。我闭着眼睛，完全耽溺在忘记时间忘记地点的喜悦中，就好像我当着他的面在同他老婆交欢一样。他当然原谅了我，他对什么人都是什么都原谅的。但是他仍旧对莎拉和我在电话上的情话绵绵感到吃惊。

还有什么比通奸更花样翻新的呢？世界上没有别的了。

“我想要节食了。”莎拉说。

“我知道你怎么能够马上减掉二十磅肥肉。”我说。

“怎么？”她问。

“砍掉你的脑袋。”我说。

当然克留斯只能听到我这方面的谈话，因此他只能听到笑话的前一半引子或者后一半的结束，但从来没有两头都听全，有些笑话是很挑逗的。

我记得我问莎拉，她交欢后吸不吸烟。

克留斯没有听到她的答复：“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看。”接着她问我：“你做服务员以前干什么行当？”

“我给杜鹃钟清鸟屎。”我说。

“我常常在纳闷，鸟屎中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她说。

“那也是鸟屎。”我告诉她，“你干的是什么活？”

“我在灯笼裤厂工作。”她说。

“灯笼裤厂工作好吗？”我故意提高嗓门问。

21

“唉，”她说，“我没有什么不满的。我一年挣的大约有一万。”莎拉咳嗽了一下。那也是个引子，我几乎错过了。

“你咳嗽得挺厉害。”我马上接上。

“停不了。”她说。

“吃两颗药丸，”我说，“正好对症。”

她就发出吃药的声音：“咕笃、咕笃、咕笃。”接着她问药丸里有什么成分。

“医学界已知的最有效通便剂。”我说。

“通便剂！”她惊叫。

“是的，”我说，“现在你就不敢咳嗽了。”

我们也说了我假装有一匹病马的笑话，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马。笑话里我的兽医给了我半磅紫色的药粉给马吃。他告诉我用纸卷成个管子，把药粉倒在管子里，塞到马嘴中，一口气把药粉吹到马的喉咙里。

“马怎么样了？”莎拉问。

“马很好。”我说。

“你的脸色可不好。”她说。

“是啊，”我说，“因为马先吹气。”

“你仍能学你母亲笑吗？”她问。

这可不是又一个笑话的引子。莎拉真的要听我学母亲笑，这是我在电话里常常为她做的。我已多年没有一试了，我不但要逼紧嗓门，还得使笑声悦耳。

实际情况是母亲从来没有大声笑过。她在立陶宛做女佣时就受到过训练，把笑声抑制住，因为主人或客人若是听到佣人在笑就会怀疑是在笑他们。

因此我母亲如果实在忍不住要笑时，就拼命抑制，笑声就很小很小，像八音盒里发出来的悦耳的音乐，或许也像从远处传来的铃声。虽然那么悦耳动听，却完全是无心造成的。

因此我忘乎所以，吸了一口气，逼紧了嗓门，为了要取悦老相好，学了我母亲的笑声。

就在这个当儿，阿尔巴德·李恩和乌布里阿科回到了客厅。他们听到了我的唱歌的尾声。

我告诉莎拉，我得把电话挂了，于是就把电话挂上。

阿尔巴德·李恩狠狠地盯着我看。我听见女人说过，有的男人看到女人就开始想象脱她们的衣服的情景。我如今尝到了那个滋味，实际情况是李恩在做的正是那种事，他在想象我若没有穿衣服是个什么样子。

他渐渐开始怀疑我就是杰克·格拉汉姆夫人，伪装成男人在检查他的工作。

22

当然，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他在怀疑我就是格拉汉姆夫人。因此我对他对我的巴结感到就像那一天我碰到的所有事情一样难以解释。

我开始以为，他这么关心我是因为要在以后逐步告诉我坏消息时对我的打击不至于太大。我根本不能胜任拉姆杰克集团的工作，他的汽车在下面等着把我送回到阿拉巴霍酒店去，等候我的仍旧是失业。但是他的眼神却要比这热情得多，他渴望我对他做的一切事情表示嘉许。

他告诉我—不是对莱兰·克留斯或者以色列·埃德尔—他已任命弗兰克·乌布里阿科为拉姆杰克集团麦克唐纳汉堡包分部副总裁。

我点头说这很好。

李恩觉得我光点头还不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人尽其才的例子。”他说，“您呢？这就是拉姆杰克的宗旨，您是不是也认为应该把人才放在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岗位上？”

这个问题是向我提出来的，不是对别人，因此我说：“是的。”

他同克留斯和埃德尔谈了话，安排了工作以后，我得又这么来一遍。克留斯被任命为钻石牌火柴分部副总裁，这大概是因为他做广告推销火柴已这么久了。埃德尔被任命为好客联合公司分部的希尔顿连锁酒店副总裁，这大概是因为他在阿拉巴霍酒店当了三个星期夜班职员的经验。

最后轮到我到书房里去与他谈话了。“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他讨好地说。他关上门后，拍马屁拍得更殷勤了。“蜘蛛对苍蝇说，”他喃喃道，“请到我的客厅来。”他向我眨眨眼睛。

我讨厌这个，我不知道别人在这里是受到怎么样对待的。

屋子里有一张墨索里尼式大写字台，后面有一把转椅。“也许应该由您坐在这里，”他说，眉毛一抬一抬的。“您不觉得这才是您坐的椅子？唔，唔？您坐的椅子？”

我想，这只能是取笑我。我的反应是十分谦卑，我已多年没有自尊心了。“先生，”我说，“我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

“啊，”他说，伸着一只手指，“这种事情有时候的确会发生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不是你心目中的人。”我说。

“我还没有告诉您我以为您是什么人呢。”他说。

“瓦尔特·F·斯代布克。”我丧气地说。

“要是您一定要这么说的话。”他说。

“好吧，”我说，“不论我是谁，我都已微不足道了。你如真的给我工作，我要的只是个小差使就行了。”

“我奉到的指示是要请您担任副总裁，”他说，“这个指示是从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人那里来的。我是要遵命照办的。”

“我想做酒吧侍者。”我说。

“什么？”他说，“调彩虹酒？”

“必要时我是能调的，”我说，“我有调酒学博士文凭。”

“您还有个很好听的细嗓子。”他说。

“我想我现在最好是回家去了，”我说，“我可以走路，反正不远。”只有四十个街口。我没有鞋子。但是谁需要鞋子呢？没有鞋子我照样能回家。

“到回家的时候，”他说，“您可以坐我的汽车。”

“现在该回家了，”我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回去都可以。今天我够累的，脑子也不管用了，我现在只想睡觉。要是你知道有人要酒吧侍者，哪怕只是半天，可以到阿拉巴霍酒店来找我。”

“您真是个好演员！”他说。

我低垂着头，我连瞧也不想再瞧他一眼了，谁都不想瞧了。“一点也不，”我说，“从来不是。”

“那么我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他说。

“我不会懂的。”我说。

“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人都记得见到过您，但他们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见过，”他说，“这事您怎么解释？”

“那是因为我没有工作，”我说，“我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我一直在城里到处乱逛，没有事做。”

“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他说，“您说您坐了监牢？”

“事实是这样。”我说。

“我不会问您为什么进监牢。”他说，他的意思当然是，我，伪装成男人的格拉汉姆夫人用不着说假话，除非是因为好玩。

“‘水门事件’。”我说。

“‘水门事件’！”他大吃一惊，“我是知道‘水门事件’里所有人的名字的。”我后来知道，他不仅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他同其中有些人还很熟，曾经用非法的竞选捐款贿赂过他们，后来还为他们的辩护提供过帮助。“可是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水门事件’中有斯代布克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我仍垂着头，“就像参加演出一场很成功的音乐喜剧，批评家提到了所有人的名字，就只漏掉了我。你如能找到一张旧节目单，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指给你看。”

“据我所知，监牢在佐治亚州。”他说。

“是的。”我说。我想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罗埃·M·康恩为了把我从警察局弄出来查过了我的记录。

“这样，佐治亚州的问题就弄清楚了。”他说。

我不懂为什么要把佐治亚州问题弄清楚。

“原来你就是这样认识克莱德·卡特、克利夫兰·劳伊斯和鲍伯·范德医生的。”他说。

“是的。”我说。这时我开始害怕起来，为什么这个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公司总裁，竟对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囚犯了解得这么透？是不是还有人怀疑我掌握了什么可以进一步揭露‘水门事件’的了不起的秘密？他有没有可能在同我玩猫捉耗子的把戏，最终要设法把我结果掉？

“还有桃丽斯·克拉姆，”他说，“我想你也认识她。”

我终于放了心，因为我不认识她。如此看来我是无辜的！他要搞我是搞不成了。他找错了人，而我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不认识桃丽斯·克拉姆！“不、不、不，”我说，“我不认识桃丽斯·克拉姆！”

“那个你叫我不要让她从美国竖琴公司退休的太太。”他说。

“我什么都没有叫你做过。”我说。

“是我一时失言。”他说。

这时我又一阵恐慌，因为我发现我是认识桃丽斯·克拉姆的。她是在竖琴陈列室一边哭着一边清理办公桌的老秘书。不过，我不想告诉他我认识她。

但是他反而知道我认识她！他什么都知道！“你一定很高兴知道，我已亲自打电话给她，叫她放心，她不用退休。她想继续工作多久就多久。这不是很好吗？”

“不。”我说。这个答复等于没说。不过这时我记起了陈列室，我觉得这事好像是在一千年以前一样，我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在那里。阿尔巴德·李恩既然无所不知，接着就一定要提她的名字了。

这时，我突然明白过去这一小时的梦境一直是有它的道理的。我知道一件李恩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世界上除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事好像不可能，但却一定是对的：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和杰克·格拉汉姆夫人是同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巴德·李恩提起我的手到他嘴边吻了一下。“请原谅我揭穿了您的伪装，夫人，”他说，“但我以为您是有意让我轻易揭穿的。您的秘密我是绝对不会泄露的。我终于有幸能够同您见了面。”

他又吻了我的手，也就是玛丽·凯塞琳肮脏的小爪子早上抓过的手。“是时候了，夫人，”他说，“我们已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是时候了。”

我对被一个男人亲吻感到憎厌，自发地表示了出来，使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维多利亚女王！我的怒气有帝王气派，但是我说的话不过是我少年时代在克利夫兰市运动场上学来的话。“你他妈的干什么呀？”我说，“我不是他妈的女人！”

我在上面说过，多年来我已渐渐失去了自尊心。而阿尔巴德·李恩如今就在一两秒钟里失去了他的自尊心，那是由于他荒谬的误解造成的。

他无言以对，面色发白。

他尽力振作，但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来不及表示抱歉，因为震惊万分，什么魅力或者聪明都施展不出来。他对真相只能瞎猜瞎摸了。

“但是您认识她。”最后他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因为他是在承认一件我也开始明白的事：我比他拥有更大的权力，只要我愿意。

我向他证实了他的这一猜想。“我跟她很熟，”我说，“我相信，我要她做什么她就会做什么。”这最后一句话完全没有必要，只是报复。

他仍没有振作过来，我插在他的神和他自己中间了。这次轮到他垂头了。“好吧，”他说。接着一阵长久的沉默，“如果可以，请为我说些好话。”

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想把玛丽·凯塞琳·奥朗尼从强迫她过惨淡生活的错乱思想中拯救出来。我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她。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我对垂头丧气的李恩说，“这样的深夜要到哪里去找一双合适的鞋子。”

他的声音就像从我马上要去的那个地方—中央火车站下面的那座地下库—传来。“没有问题。”他说。

23

确定了没有人跟踪我以后，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单独走下铁楼梯到地下库里去。走几步就用哄人的口气向前轻喊一声：“玛丽·凯塞琳，是我瓦尔特，是瓦尔特来了。”

我的脚上穿什么？我穿着一双黑漆皮鞋，鞋面上还有一只小小的蝴蝶结。这是阿尔巴德·李恩的十岁儿子小德克斯特给我的，正好是我的尺寸。德克斯特原来在舞蹈学校学舞蹈必须买这种鞋子，如今没有用处了。他第一次向他的父母提交最后通牒获得成功，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要他进舞蹈学校他就自杀。他居然这么嫌恶舞蹈学校。

他真是个好孩子—在客厅游泳池里游过泳后穿着一套睡衣裤，外罩浴袍。他对我很关心，很同情，这个小老头儿的小脚上竟没有鞋子穿。我仿佛是童话里的一个小矮子，他是个小王子，把一双魔术的舞鞋送给了小矮子。

他长得真漂亮，棕色眼睛大大的，一头卷卷的黑色浓发。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儿子我什么都舍得。可是我想，我自己的儿子会给阿尔巴德·李恩那样的父亲带来不少痛苦。

天公地道。

“我是瓦尔特，玛丽·凯塞琳，”我又喊道，“瓦尔特来了。”到阶梯底下，我看到了头一个迹象，说明事情可能不妙。一只布鲁明代尔大百货公司的购货袋横躺在那里，袋子里乱七八糟的破布、一只洋娃娃的脑袋、一本《时装》杂志（那是拉姆杰克集团的出版物）都被倒了出来。

我把购货袋扶直了，把东西塞进去，好像要恢复正常，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地板上有一摊血，那是我无法放回去的东西。越向前，血越多。

我在这里并不是没有目的地故作惊人之笔，要读者震颤一下，以为我接着就发现玛丽·凯塞琳双手给砍掉了，举着血淋淋的断臂向我求救。实际上是她在范德皮尔特大道被“柴克”出租汽车撞了一下，她不愿进医院治疗，说她一切很好。

但是她一点也不好。

这很可能是一件有讽刺意义的事，但我无法证实—很有可能玛丽·凯塞琳是被她自己旗下的某辆出租汽车撞的。

她的鼻子撞破了，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还有更糟糕的事，我无法一一列举。玛丽·凯塞琳身上还撞破什么，撞断什么，都还没有检查统计。

她躲在一间厕所里，是一滴滴血迹把我引到那里的。谁在里面，毫无疑问，因为门下可以看见她的篮球鞋。

至少里面不是一具尸体。我轻轻报上自己的名字，表明和善的来意以后，她拉开了门闩，把门打开。她没有用马桶，只是坐在上面。她的样子就像在用马桶一样，十分狼狈，生活给她的羞辱已达到了顶点。她的鼻血已止住了，留下了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的一撇小胡子。

“唉！可怜的女人！”我叫道。

她对自己的状况一点都不在意。“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说，“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母亲是死于镭锭中毒的。

“你发生什么意外啦？”我问。

她告诉我被出租汽车撞了的事。她刚刚发了一封信给阿尔巴德·李恩，在电话上确认了她给他的一切指示。

“我去叫一辆救护车。”我说。

“不，不，”她说，“待在这里，待在这里。”

“可是你需要帮助！”我说。

“我已不需要了。”她说。

“你不知道自己的伤势。”我说。

“我快要死了，瓦尔特，”她说，“知道这个就够了。”

“只要有一口气，就有希望。”我说，准备跑上楼去。

“你千万别把我再丢下不顾！”她说。

“我是要救你的命！”我说。

“你得先听我说了要说的话！”她说。“我一直坐在这里想：‘我的上帝，我经过这许多磨难，做了这许多工作，却没有一个人来听一听我要说的最后几句话。’你去叫一辆救护车，就没有一个懂英语的人听到我的话了。”

“我可以让你舒服一些吗？”我说。

“我很舒服。”她说。这话有些道理，她那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可以为她保暖。她小小的脑袋靠在厕所一角的墙上，用一只破布枕头垫在铁架上。

其间我们头顶上的岩石不时发出隆隆声。上面如果有什么别的东西快要死了，那就是美国的铁路系统。残破的机车拉着残破的客车进出着车站。

“我知道了你的秘密。”我说。

“哪一个秘密？”她说，“我现在有不少秘密。”

我原来以为，在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是拉姆杰克集团的大股东老板的时候，会出现戏剧性场面。结果当然是一场空。她早已告诉了我，我自己没有好好听。

“你的耳朵聋了吗，瓦尔特？”她说。

“我现在听得很好。”我说。

“难道你要我把最后的话大声嚷嚷给你听吗？”

“不，”我说，“但是我不要你再说什么最后的话这种话了。你有钱，玛丽·凯塞琳！你如果愿意，可以把整个医院都拿过来，叫他们把你治好！”

“这种生活我恨死了，”她说，“我已尽了我的努力，让大家过得好一些，也许谁都没有太大的办法。我已试够了，我现在要长眠了。”

“但是你根本不需要这样生活！”我说，“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我会保护你的，玛丽·凯塞琳。我们可以雇用能够绝对信任的人。霍华德·休斯雇用了摩门教徒—因为他们讲道德，我们也可以雇用摩门教徒。”

“唉，上帝，瓦尔特，”她说，“你以为我没有用过摩门教徒？”

“你用过？”我问。

“我有一阵子用的全是摩门教徒。”她说，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恐怖故事。

* * *       * * *

那是她还生活得很奢侈的时候，她仍想要小小地享受一下她巨额的财富。她是个许多人要拍照，绑架，想方设法折磨或者杀死的对象。有人想杀死她，要她的手或她的钱，也是为了要报复。拉姆杰克集团侵占了或者毁掉了许多企业，甚至在推翻一些弱小国家的政府上也插了一手。

因此除了对那些忠实的摩门教徒以外，她对谁都不能泄露她的真实身份，而且她不得不停地以移动。有一次她住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一家拉姆杰克集团旗下酒店的顶层。这一层有二十套豪华房间，她都租了下来。从下面一层上来的两个楼梯口都用砖块给砌死了，就像阿拉巴霍酒店门厅里的拱门一样。只有一部电梯可以开到顶层，那部电梯由摩门教徒掌管。

甚至连旅馆经理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是肯定可以说，马纳瓜人人都推测到了她是谁。

尽管这样，有一天她还是轻率地决定要独自一个人到城里去逛逛，不论时间多短，也要尝尝她多年没有尝到的在世界上做一个普通人的滋味。因此她就戴了假发和墨镜出去了。

她看见一个中年的美国妇女坐在公园里的板凳上哭泣，就同她攀谈起来。那个妇女是从圣路易斯来的，她的丈夫是拉姆杰克集团安豪塞-布什啤酒 分部的酿酒师。她们听了一家旅游公司的建议到尼加拉瓜来度蜜月，但她的丈夫不幸在那天早上患恶性痢疾死了。

因此玛丽·凯塞琳把她带回旅馆，让她住在无人住的一间套房里，叫手下的摩门教徒设法用一架拉姆杰克集团的飞机把尸体和寡妇送回圣路易市。

玛丽·凯塞琳吩咐完了以后到那个妇女那里去把一切安排告诉她时，发现那个妇女已被窗帘绳子勒死了。不过真正可怕的是凶手，不论是谁，显然认为这个妇女就是玛丽·凯塞琳。因为她的手给砍去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这事情发生以后，玛丽·凯塞琳马上回了纽约。她开始从华道夫大酒店塔楼上的套房中，用望远镜观察提购货袋的叫花婆。附带说一句，三军元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住在她上面一层。

她从此不出门，不见客，不找人。酒店的人也不让进，由摩门教徒从楼下送吃的来，给她铺床，收拾房间。可是有一天她还是接到了一封恐吓信，一只粉红色的洒过香水的信封放在她的内衣上。信中说，写信的人知道她是谁，要她对危地马拉合法政府被推翻负责。他要把整个旅馆炸掉。

玛丽·凯塞琳吃不消了，她丢下摩门教徒出走了，他们毫无疑问是忠实的，但也无法保护她。她开始用垃圾筒里找来的衣服一层又一层地包起身子来保护自己。

“要是你的钱使你这样不快活，”我说，“你为什么不捐掉？”

“我是要捐掉的！”她说，“我死后，你看一看我的左脚鞋子，瓦尔特。你会发现我的遗嘱在里面。我把拉姆杰克集团还给合法的主人，美国人民。”她笑了。看到这样幸福的微笑用只剩下一二老牙的牙龈展露出来，我心里感觉非常凄惨。

我以为她已死了，她还没有死。

“玛丽·凯塞琳？”我说。

“我还没有死呢。”她说。

“我现在得去找人了。”我说。

“你去的话，我就会死的。”她说，“这一点我现在是敢说的，我现在要死就能死，我可以自己选择时间。”

“这是谁都做不到的。”我说。

“叫花婆能做到，”她说，“这是我们的特殊功能。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死，我们说不好，但是一旦开始死，瓦尔特，我们就能选择确切的时间。你是不是愿意我马上就死，从一数到十？”

“别马上就死，千万可别死。”我说。

“那么就待在这里。”她说。

我就待在那里。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要谢谢你搂了我。”她说。

“什么时候都可以。”我说。

“一天一次足够了，”她说，“今天已搂过了。”

“你是我第一个真正做过爱的女人，”我说，“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拥抱，”她说，“我记得你说你爱我。在那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话。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很多这样的话—那是她死之前。”

我又开始哭了起来。

“我知道你并不是真心的。”她说。

“我是真心的，真心的，”我争辩说，“唉，上帝呀，我是真心的。”

“那没有关系，”她说，“你生来没有良心，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至少你想办法相信过有良心的人相信的东西—因此你也是一个好人。”

她停止了呼吸。她闭上了眼睛。她死了。

尾 声

故事还没有完。故事总是没有个完。

这时是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晚上九点。我还有三个小时。我上了楼，告诉一个警察说，地下库里有一个提购货袋的叫花婆死了。

他的职务使他成了一个“老油条”。他对我说：“这有什么新鲜？”于是我站在地下车库我老相好的尸体旁边，等救护的人员来，就像任何其他忠实的动物会做的那样。由于他们知道她已死了，所以不慌不忙，等到他们来时，她的尸体已开始僵硬了。他们看到后说了几句话。我问他们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结果是，他们的母语是乌尔都语。他们都是从巴基斯坦来的，他们的英语很生硬。要是玛丽·凯塞琳在他们面前死去，不是在我的面前死去，那么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说她临死时说的是胡呓。

为了要强作镇静，不哭出来，我请他们向我介绍一下乌尔都语。他们说乌尔都语的文学像世界上任何语言的文学一样伟大，但乌尔都语是成吉思汗宫廷里创造出来的一种罕见的、难听的人工语言。它起初的目的是作军事上的用途，让蒙古帝国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听懂队长发布的号令。后来，诗人们使它变得动人起来。

活到老，学到老。

我把玛丽·凯塞琳在娘家时用的姓名告诉了警察，还有我自己的真姓名。我不想同警察耍聪明，但我也不想马上让人家知道杰克·格拉汉姆夫人已经死了，这样宣布的后果肯定会造成雪崩一般的影响。

我是地球上唯一能触发这场雪崩的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因为我狡猾，而是由于我天生对雪崩畏惧。

我，一个不伤害别人的小精灵，穿着他那双有魔力的舞鞋，步行回家，回到了阿拉巴霍酒店。这一天已经有许多麦秆编成了黄金，也有许多黄金编成了麦秆。编织的过程还刚刚开始哩 。

旅馆里来了一个新的夜班职员，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以色列·埃德尔被叫到阿尔巴德·李恩家去了。这个新职员是临时叫来填补空缺的，他原来的岗位是在卡莱尔酒店做前台，那也是拉姆杰克集团旗下的一家酒店。他衣着讲究、修饰整齐。要他接待妓女、刚出狱的囚犯、刚出院的疯子等等，使他很不高兴，这让他觉得受到了污辱。

他竭力告诉我他是卡莱尔酒店的，他只是暂时补缺，这不是他的工作。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以后，他说有一包东西给我，还有一封信。

警察局把我的鞋子送还给我，并且取走了我的五屉柜里的单簧管零件。信是阿尔巴德·李恩来的亲笔信，像玛丽·凯塞琳的遗嘱一样。我把她的遗嘱藏在我手提箱的夹层口袋里，同我的调酒学博士文凭放在一起。我的雨衣口袋里塞满了玛丽·凯塞琳鞋子里的其他东西，鼓鼓的像个沙袋。

李恩在信中说，这信是只给我个人看的。他说在顶层寓所时，由于一时忙乱他没有转过脑子来给我一个具体的职位。他认为我若在他原来的部门工作一定是会高兴的，那个部门是家乡唱片分部，如今也包括《纽约时报》、环球电影公司、林格林兄弟和巴农巴莱马戏团以及台尔出版公司等等。他说，还有一家猫食公司，我不用操心，它就要转到通用食品分部去。这家猫食公司原来是属于《纽约时报》的。

“如果这个职位不合尊意，”他写道，“我们另有安置办法。我极其高兴地知道格拉汉姆夫人派了一个人来监督我们工作，请向她转达我最热诚的问候。”

信尾还有附笔。他说，他已擅自做主，为我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约了一个叫莫蒂·西尔斯的人。信里还附了一个地址。我以为西尔斯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人事部主任或什么的，结果发现他是个裁缝。

再一次有亿万富翁送瓦尔特·F·斯代布克到自己的裁缝那里去，把他改装成一个能够完全骗得过旁人的完美绅士。

 * * *       * * *

第二天早晨，我仍因担心雪崩而处于神经麻木的状态。我平白地添了四千元钱，从法律上来说成了一个小偷。原来玛丽·凯塞琳在篮球鞋底里垫了四张一千元的钞票。

报上没有关于玛丽·凯塞琳死亡的消息。怎么会有呢？有谁会关心？至于莎拉·克留斯的那个死去的病人倒有一则讣闻，一个心脏不好的妇女。她有三个遗孤。她的丈夫一个月以前已因车祸而死，因此她的孩子如今成了孤儿。

在莫蒂·西尔斯为我量尺寸准备定制衣服时，我发现只要一想到没有任何人来认领玛丽·凯塞琳尸首，就感到难以承受。克莱德·卡特也在那里，刚下了亚特兰大来的飞机。他也在做新衣服，尽管阿尔巴德·李恩还没有见过他的面。

他吓得要死。

我叫他别害怕。

因此午饭后我去了验尸所，认了尸。这很容易，还有谁要她这具瘦小的尸体呢？它没有亲戚，我是它唯一的朋友。

我最后看了它一眼。它已失去了任何意义。那里已没有人了。“没人在家了。”

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个殡仪师。我叫他去把尸体接出来，涂了防腐的香油，放进一只耐用的棺材里。没有举行葬仪，我甚至没有把她送到坟地，那是在新泽西州莫里斯镇的一个大公墓里。因为那天早上的《纽约时报》登了公墓的广告。每个坟上都有一块很精致的小铜牌，上面刻了坟主的姓名。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刻铜牌的人两年以后会因酒后开车被捕，并且对逮捕他的警官不平常的姓氏发表感想。他以前只遇到过这个姓氏一次，那是在他阴森森的工作处所，那个莫里斯镇警官的姓名是佛朗西斯·X·奥朗尼。

奥朗尼觉得很好奇，那坟墓里的女人同他会不会有什么亲戚关系。

奥朗尼通过公墓里的零星文件，把玛丽·凯塞琳查到纽约市的验尸所。在那里他查到了她的一套指纹。虽然她只有极少的可能曾经被捕过，或者在疯人院待过，他还是把指纹送给了联邦调查局。

拉姆杰克集团至此开始崩溃。

 * * *       * * *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古怪的小插曲。奥朗尼在没有查出玛丽·凯塞琳实际上是谁之前，就爱上了他想象中的她，也就是年轻时的她。附带提一句，他什么都想象错了。他想象中以为她身材高大，胸脯高耸，头发黑色，但实际上她身体矮小，骨瘦如柴，一头红发。他想象中她是个移民，在一所阴森的宅邸里做一个脾气古怪的百万富翁的佣仆，这个男人既吸引着她，又令她感到厌恶，他最后把她践踏致死。

这一切都是奥朗尼结婚已有三十二年的妻子在提出离婚诉讼时透露出来的，成为小报上的头版新闻有一两个星期之久。奥朗尼这时已出了名，报上叫他“拉姆杰克集团的终结者”，或者类似的称呼。如今他的妻子提出，他对她的感情因一个鬼魂而冷淡疏远了。他不肯再同她睡觉了。他不再刷牙了。他上工总是迟到。他已是个祖父，但什么也不管，他连孙儿也不看。

他的行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即使在他弄清楚了玛丽·凯塞琳的真正外貌以后，他仍热恋着原来梦中的她。

“谁也不能把她从我这里抢走，”他说，“她是我最珍贵的财产。”

我听说他已被解除了职务。他的妻子又在控告他，这次是为了分他的一笔小小的财产，那是他把他的这个梦想卖给了电影公司以后获得的。这部电影要在莫里斯镇一所阴森的宅邸里拍摄。要是八卦专栏上的报道可靠的话，他们正在四处物色适合饰演那个爱尔兰移民姑娘的女演员。艾尔·帕西诺已经同意扮演奥朗尼警官，克文·麦卡锡扮演脾气古怪的百万富翁。

 * * *       * * *

我在外面逍遥太久了，他们说，如今我该再回到监狱里去了。我在玛丽·凯塞琳的遗骸上开的玩笑本身倒不是罪状，因为尸体就像头天晚上吃剩的夜宵一样没有什么权利可言。但是我的行为构成了五等轻罪，根据纽约刑法第190条30款，罪名是“非法隐匿他人遗嘱”。

我把遗嘱存放在拉姆杰克集团一个叫制造商汉诺佛信托公司分部的保险箱里。

我竭力想向我的小狗说明，它的主人要暂时离开它一阵子了，因为他违反了刑法190条30款。我告诉它，法律既然制定出来就得遵守。它什么也不懂，它爱听我说话的声音。从我这里来的消息都是好消息。它摇摆着尾巴。

 * * *       * * *

我生活得很奢侈，我用公司低息贷款买了一套双层公寓。我把赠股兑现买了衣服和家具。我成了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市芭蕾舞剧院的座上常客，来回都坐豪华版长轿车。

我在家中举行亲密无间的宴会，招待拉姆杰克集团旗下的作家、唱片艺术家、电影演员、杂技演员，其中有艾塞克·巴什维斯·辛格、麦克·杰格、琪恩·方达、根室·格贝尔·威廉姆斯等等，这真好玩。拉姆杰克集团买下了马尔仓洛画廊和美国联艺公司　后，也有画家和雕塑家来参加宴会了。

我在拉姆杰克集团干得怎么样？在我任职期间，我下属的分部包括它下面的子公司，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赢得的奖如下：十一个白金唱片奖、四十二个黄金唱片奖、二十二个奥斯卡金像奖、十一个全国图书奖、两面美国联赛奖旗、两面全国联赛奖旗、两面世界联赛奖旗、五十三个格拉米奖——而且我们的利润从来没有低于百分之二十三。我甚至卷入了公司的内部斗争，反对猫食公司从我的分部划归通用食品公司。这真带劲，我真的着了迷。

我们只不过有几次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两个：索尔·贝娄和辛格先生。

我自己则一生中第一次在《名人录》中出现。不过说来有点惭愧，这个荣誉美中不足的是，我所主管的分部控制“海湾和西部公司”，该公司又控制《名人录》。除了我坐过牢和我儿子的名字，我把什么都放进去了：我生在哪里，上什么大学，做过的工作，我老婆的娘家姓什么。

 * * *       * * *

我有没有邀请我的儿子参加宴会，让他有机会可以和他崇拜的那么多男女交谈？没有。我担任了他在《纽约时报》的上司以后他有没有辞职？没有。他有没有写信或打电话来道贺？没有。我有没有想同他联系？只有一次。那是我在莱兰和莎拉·克留斯地下室的家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喝酒，我并不喜欢喝酒，也很少喝酒。我同我儿子相距很近，他的公寓就在我头顶上三十尺高的地方。

莎拉让我打电话给他。

于是我拨了我儿子的电话号码。那是大约晚上八点钟，我的一个小孙儿来接的电话，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胡安。”他说。

“你的姓呢？”我问。

“斯坦凯维奇。”他说。附带说一句，根据我妻子的遗嘱，胡安和他的兄弟杰拉多可以得到西德对我妻子父亲的书店被纳粹没收的赔偿，那是一千九百三十八年德国并吞奥地利时发生的。我妻子的遗嘱是个老遗嘱，是瓦尔特小时候起草的。律师劝她把钱留给孙儿，这样可以免掉儿子一代的税。她在金钱上想聪明些。当时我正好失业在家。

“你爸爸在家吗？”我问。

“他去看电影了。”他说。

我松了一口气。我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说等一会儿我会再打电话的。

 * * *       * * *

至于阿尔巴德·李恩对我的猜疑，像别人一样，他完全有权猜疑或者不猜疑，从格拉汉姆夫人那里再也没有印有指纹的指示发给他了。最后一个书面指示是确认克留斯、我、乌布里阿科、埃德尔、劳伊斯、卡特、范德担任副总裁的任命。

从此之后就音讯全无，一片沉默—但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长达两年。在这期间，李恩根据玛丽·凯塞琳于一千九百七十一年发给他的一封指示信行事，这封信只说：“购进、购进、再购进。”

她可真是找到了做这工作的最合适人选。阿尔巴德·李恩是天生喜欢购进、购进、再购进的。

我对他说的最大的谎话是什么？我说每星期都会见格拉汉姆夫人一次，她身体很好，很高兴，对公司的经营很满意。

我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审问时说：关于格拉汉姆夫人，不论我说什么，他都表示相信。

在与那个人的关系上，我有一种神学意义上的特殊地位。他对于他生活中的很多最终要问的问题，我都有答复。

为什么他要不断地购进、购进、再购进呢？因为他真正的神袛要把美国的财富还给美国人民。他的神在哪里？在新泽西州莫里斯镇。她对他完成工作的情况满意吗？她说不上满意不满意，因为她已死了。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另找一个神来效劳。

在与他的几百万雇员的关系上，我当然也有一种神学意义上的特殊地位，因为他是他们的神，他确切知道自己做事的目的和原因。

 * * *       * * *

但是这一切如今都被联邦政府卖掉了，联邦政府雇用了两万名新官僚，其中一半是律师，来监督这件事。许多人以为拉姆杰克集团掌握了全国的一切生计命脉，结果发现它只掌握了百分之十九，连五分之一都不到，不免有些失望。但是，同其他大公司相比，拉姆杰克集团还是很庞大的。自由世界中第二家最大的公司只有它一半大。再下面的五家加起来也仅及拉姆杰克集团的三分之二左右。

结果是，有钱的人也真多，大家都来买进联邦政府要处理掉的好货。美国总统本人也对这许多年来散在全世界的这么多美元感到吃惊。这就好像他对地球上的人们说：“请您扫一扫院子，把扫起来的树叶送到我这里来。”

昨天的《每日新闻》里有一幅布鲁克斯码头的照片。码头上堆有一英亩上下的棉花包一样的包，实际上这是一大包一大包的美元，是从沙特阿拉伯送来的，现款交易，购买拉姆杰克集团麦克唐纳汉堡包分部。

标题是：“终于回国！”

这些大包大包的钞票是哪个幸运儿所有的呢？根据玛丽·凯塞琳·奥朗尼的遗嘱，是美国人民。

 * * *       * * *

在我看来，玛丽·凯塞琳和平经济革命计划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是，联邦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可以来代表人民经营拉姆杰克集团的所有业务。其次，这些企业大多数是为了赚钱，对于人民的需要同雷雨一样毫不关心。玛丽·凯塞琳本可以把五分之一的财富赠给人民。拉姆杰克集团的所有企业由于性质所决定是不受人民的哀乐所影响的，就像马德罗斯、萨柯、樊才蒂在电椅上死去的那个晚上落下来的雨一样。雨反正是要下的。

经济是一种没有思想的天气系统—仅此而已。

把这样的东西给人民，是对人民开玩笑。

 * * *       * * *

上星期为我举行了一次晚宴，你也可以管它叫“饯行”。它也是纪念我任职的最后一天的结束。男女主人是莱兰·克留斯和他可爱的妻子莎拉。他们没有从都铎城地下室公寓搬出去，莎拉也没有放弃做私人护士，尽管莱兰如今在拉姆杰克集团一年挣大约十万元。他们的钱大部分捐给了扶养计划，他们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扶养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境遇不幸的儿童。我想他们说过，他们扶养的儿童有五十个。他们有这些儿童寄来的信和照片，他们给大家传阅。

在有些人心目中，我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这是很新鲜的事儿。我只手把拉姆杰克集团的寿命延长了两年多。要是我没有隐匿玛丽·凯塞琳的遗嘱，参加这次晚宴的人就绝当不了拉姆杰克集团的副总裁。我本人则早已完蛋了—不过也是我的预料之中，即使我在第二次入狱经历中没有死，出狱后也就是做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子。

我又破产了吗？是的。辩护花了不少钱，而且我在“水门事件”中的律师又来找我了。因为我还欠了他们不少的钱。

克莱德·卡特原来是我在佐治亚的狱卒，如今做了拉姆杰克集团克莱斯勒空炼分部副总裁，带了他的可爱的妻子克劳迪娅一起来。他学他的总统堂兄惟妙惟肖，令人笑破肚皮：“我绝不会对你们说谎。”而且他答应重建布朗克斯等等。

弗兰克·乌布里阿科带了他可爱的新婚妻子玛丽琳来，她才十七岁。弗兰克五十三岁。他们是在一家迪斯科认识的。他们看上去很快活。她说他当初吸引她的地方是他只有一只手戴白手套，她就想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他先告诉她，那只手是朝鲜战争期间被中国共产党的火焰喷射器烧伤的，后来承认他是自己用油锅烧伤的。他们已开始养热带鱼，他们有一只茶几专门放热带鱼。

弗兰克为麦克唐纳汉堡包分部发明了一种新式收银机。如今要找一个明白数字的职员越来遇难了，因此弗兰克把收银机的按键上的数字改为汉堡包、牛奶冰淇淋、炸薯条、可口可乐等物品的图像。收银的人只要按一下顾客要的东西的图像，就能得出所加的总数来。

弗兰克因此得了一笔不小的奖金。

我的推测是，沙特阿拉伯人会继续留用他。

鲍伯·范德医生仍在佐治亚狱中，他打了一个电报来给我。玛丽·凯塞琳要拉姆杰克集团也任命他做副总裁，但是没有办法把他弄出监牢，叛国罪太严重了。克莱德·卡特写信给他说，我就又要回去蹲监狱了，他们给我开了个欢送会，他应该也发个电报来。

电报上说的就是：“叮啊呤”。

这话当然是出自他的一篇关于从维库那星球上来的法官的科幻小说，那个法官得找一具新的躯体还魂，他在佐治亚州飞进了我的耳朵，就同我的感情和命运连在一起，不可分了，一直到我死。

根据这篇小说中的法官的说法，他们在维库那的人见面和分手时都说：“叮啊呤”。

“叮啊呤”像夏威夷的“阿罗哈” ，既是“哈罗”也是“再见”的意思。

“哈罗和再见”。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呢？我们语言所能传达的比实际说出来的要多得太多了。

我问克莱德，他是否知道范德现在在写什么。

“关于经济学的一本科幻小说。”克莱德说。

“他说过用什么笔名吗？”我问。

“基尔戈·屈罗特。”克莱德说。

 * * *       * * *

我忠实的秘书莉奥拉·波德斯和她的丈夫兰斯也来了。兰斯刚刚动了乳房切除大手术。他告诉我，乳房切除手术每二百起中有一起就是在男人身上做的。活到老，学到老！

还有好几个拉姆杰克集团的朋友应来而不敢来。他们担心他们的名誉和职位的前途可能因为与我交朋友而受到玷污。

曾经参加过我举行的著名小型宴会的其他朋友发来了电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莱思、萨尔瓦多·达里、埃里卡·荣、莉芙·乌尔曼、杂技团体“空中飞人”等等。

罗伯特·雷德福　的电报我记得是：“沉住气。”

但这些电报似乎不是他们自己想发的。在追问之下莎拉·克留斯终于承认，她这一星期都在请他们发电报。

阿尔巴德·李恩叫莎拉带个口信，只供我个人听的：“干得好。”这话可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附带说一句，他不再主持拉姆杰克集团的解体工作了。他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聘请去，而该公司刚刚被设在摩纳哥的一家叫“比贝克”的新公司收购过去。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查清楚这家“比贝克”公司的背景，有人认为是俄国人。

这一次，我至少在监牢外有一些真朋友了。

桌子中央放着一瓶黄色的郁金香。又是四月了。

外面在下雨，老天爷都对我表示同情。

 * * *       * * *

我坐在贵宾席—女主人莎拉·克留斯护士的右方。我爱过的四个女人中，她是最容易交谈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她什么事情，因此从来没有叫她失望过。唉，主啊，我答应我母亲、我可怜的老婆、可怜的玛丽·凯塞琳那么多不能实现的事情！

年轻的以色列·埃德尔和他不怎么可爱的妻子诺玛也来了。我说她不怎么可爱，只是因为她总讨厌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侮辱过她，她的丈夫命运好转，她应该高兴，要不是我的缘故他仍在当夜班职员。埃德尔夫妇把他挣的钱都用在重新装修布鲁克斯高地的一所褐石宅邸。但是，她每次看我时，我仍觉得像有什么东西被猫拖进来一样，就是这样的感觉。我想她也许有点儿疯了，一年前她怀的孪生婴儿流产了。也许同这有关，也许因此她在化学上有某种失调。谁知道？

谢谢上帝，她反正没有坐在我的旁边。坐在我旁边的是另外一个黑人女性，那是友卡里斯特·劳伊斯，前拉姆杰克集团司机克利夫兰·劳伊斯的可爱的妻子。克利夫兰如今是运输分部的副总裁了。他妻子的名字真的叫友卡里斯特，它的意思是“愉悦的感激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别的人为他们的女儿起这个名字。大家叫她“友卡”。

友卡怀恋南方家乡，她说那里的人要友善、随便、自然些。她要克利夫兰在亚特兰大市里或附近退休，特别是因为运输分部已由游戏场国际收购下来，大家都知道那是黑手党的一块招牌，不过无法证明。

我自己的分部被西德的I·G·法本公司所收购。

“拉姆杰克集团不会再像从前了，”我对友卡说，“这一点是肯定的。”

还有礼物—有的没有意思，有的有意思。以色列·埃德尔送了我一只橡皮的蛋筒冰淇淋，里面有只吱吱叫的小鸽子，那是给我的狗玩的。我的狗是只拉萨母犬，像只没有把的金色扫帚。我小时候没有办法养狗，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讨厌狗。因此这是我唯一比较熟的狗，它还同我一起睡觉。它打呼噜。我的老婆也打呼噜。

我从来没有让它怀过胎，但是如今据兽医霍华德·巴德维大夫说，它有怀胎的虚幻感，以为这只橡皮蛋筒冰淇淋是只小狗。它把它藏在衣柜里。它楼上楼下衔着它跑。它甚至为它分泌奶水。为了制止它，只好让兽医给它打针。

当我见识了天性竟使这条拉萨犬在一个橡皮蛋筒冰淇淋上如此认真，那不过是橡皮做的黄色蛋筒和粉红色的冰淇淋时，我不得不自忖，我自己对于有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不是也同样可笑地给予了过分的重视。倒不是因为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都没有目的，除非能够制造一个目的。在这一点上我是有把握的。即使我不是像我这样度过这一生，而是除了把一个橡皮做的蛋卷冰淇淋从这一衣帽间衔到另一衣帽间，六十年中什么也不干，人类在这个快要爆炸的宇宙中的情况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克莱德·卡特和莱兰·克留斯合伙送了一个要值钱得多的礼物，这是一台可以下棋电脑，大约只有一只雪茄匣大小，但大部分地方是放棋子的盒子。电脑本身还不如一盒香烟大。这种电脑名叫“鲍里斯”。鲍里斯有个又长又窄的小窗户，可以宣布他下一步走什么棋，他甚至会对我下的棋说些笑话。他会说“真的吗”或者“你以前玩过棋吗”或者“这是圈套”或者“请让我一个王后” 。

这些话都是下棋时的典型笑话。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和我两人曾经不断地互相说过这种老掉牙的笑话，那是我为了将来有机会去哈佛大学接受教育而做他的下棋机器的时候。要是“鲍里斯”早就发明出来，我很可能上了西部后备学校，然后做估税员或者木材厂经理、保险公司推销员之类的人，结果我却成了普茨·汉夫斯坦格尔以后名声最坏的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此公是希特勒最欣赏的钢琴家。

不过，至少我在律师们前来把我的钱全部拿走以前捐了一万元给哈佛。

 * * *       * * *      

如今该我在宴会上向大家对我的祝酒致答词了。我站了起来。我至今滴酒未进。

“我是个惯犯。”我说。我把这个名词解释为一个“习惯性地反复多次地实施某种犯罪或危害社会行为的人”。

“学到这个名词也不错。”莱兰·克留斯说。

大家都哄堂大笑。

“我们可爱的女主人答应在晚会结束之前还有两件惊喜的事情。”我说。结果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我的儿子和他的小家庭从楼上下来，另一个是播放很久以前我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等人面前作证的一部分证词的录音。这张录音碟是每分钟七十八转的，真想象不到。“好像我遇到的惊喜事件还不够多似的！”我说。

“好的不够多，老朋友。”克利夫兰·劳伊斯说。

“请用中国话说。”我说。他曾经当过一阵中国人的战俘。

劳伊斯说了一句听起来很像是中国话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不是要一盘糖醋古老肉呢？”莎拉说。

“你们无法知道。”劳伊斯说。

我们用牡蛎开席的，于是我说牡蛎并不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是春药。

大家发出了嘘声，接着莎拉·克留斯就把这句笑话接上了茬。“有一天晚上瓦尔特吃了十二只，”她说，“只有四只有效！”

她在头一天又有一个病人死去了。

我突然觉得我们真是太无聊了，因此有些不快。消息已经是坏得不能再坏了。外国人，罪犯，其他无数贪婪的大公司都在吞噬拉姆杰克集团。玛丽·凯塞琳给人民的遗产变成了堆积如山却越来越不值钱的钞票，浪费在一个庞大的新官僚机构、律师费、顾问费等等上。据政客们说，剩下的可以付国债的利息，再收购一些公路、大楼、先进的武器，那都是人民有权享有的。

还有我又要进监狱了。

因此我决定对我们的轻浮表示一下不满。“你们知道咱们这个星球最后会因什么而灭亡吗？”我问。

“胆固醇！”弗兰克·乌布里阿科说。

“是完全缺乏严肃的态度，”我说，“大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当初是怎样陷入这一团糟的，都已不再关心。”

以色列·埃德尔由于有历史学博士的学位，以为这是表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更傻气一些，就开始发出哔、咘的怪声来。别的人也随声附和。他们自以为是在模仿外层空间的人类的信号，那是天体无线电一个星期前收到的。那是最新的轰动新闻，事实上都把拉姆杰克集团的新闻挤出报纸第一版了。大家都在哔咘地发出怪声和笑声来，不仅在为我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哪里都是这样。

没有人想一想这种信号会是什么意思。不过科学家的确说过，如果信号确是来自外层空间，那已是一百万年以前发出的了。如果地球要答复，这将是一次非常费时缓慢的对谈的开始而已。

 * * *       * * *       

因此我放弃再说些什么严肃的话。又说了一个笑话后就坐下了。

我已说过，宴会在我儿子、儿媳妇，他们的两个孩子到达后，以放起一张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作证的最后几分钟的录音而结束。

我的儿媳妇和孙儿女似乎很自然、平易地向我表示了对长辈的尊敬，不管怎么样，我毕竟是个修饰整洁、慈祥和善的老头儿。孩子们在我身上找到可爱的地方，其原型我想就是圣诞老人。

我儿子的样子叫我吃了一惊。他衣着随便，面有病容，年纪轻轻，却很不快活。他像我一样很矮，但几乎像他母亲临终时那么胖。我仍满头浓发，他却已是个秃头了。这秃头一定是从他母亲的犹太血统方面传下来的。

他吸烟不断，吸的又是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因此咳嗽不断。他的衣服上尽是烟灰烧成的小窟窿。在放录音时我窥看了他一眼，我发现他很紧张，同时在抽三支烟。

他同我握手时，可以说是一副像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德国将军那样的可怜相，但又找不到他的毛病。在他看来我仍是个坏人。他是违背他的正确判断被哄来的—被他的妻子和莎拉·克留斯哄来的。

太糟糕了。

录音放了以后并没有改变什么。孩子们早该上床了，所以坐立不安，一直打瞌睡。

放这张录音最初的目的是要向我表示敬意，让不知道的人亲自听一听，我当时是个多么天真单纯的年轻人。我无意中揭发莱兰·克留斯以前参加过共产党的部分大概是在另外一张录音上，那没有放。

我现在听起来，只对最后几句话感兴趣。我以前早已忘了。

国会议员尼克松问我，既然我是受到美国人这么好的对待的移民之子，既然我被一个美国资本家当作亲生儿子一样送到哈佛大学去受教育，我为什么仍对美国经济制度那么忘恩负义。

我给他的答复并不新鲜，我的什么都不新鲜。我只重复了我以前有一阵子十分崇拜的英雄肯尼思·惠斯勒很久很久以前对一个差不多的问题所做的答复。当时惠斯勒是在审判被控采取暴力行为的罢工工人的法庭上作证。法官对他产生了好奇，问他为什么一个出生在这样一个好人家庭，又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会混迹于工人阶级之中。

我从他那里偷来的给尼克松的答复是：“你问为什么？是因为基督在山上的教谕，先生。”

参加宴会的人们在意识到录音已放完时客气地鼓了掌。

再会。

——瓦·V·斯 

① 基尔戈·屈鲁特（Kilgore Trout）：这是出现在冯内古特多部作品中的一个虚拟人物。有时候作者会借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经常被评论界称作作者的“另一个自我”。——编者注（脚注中无特殊说明皆为编

者注）

② 印第安那州王冠岬（Crown Point, Indiana）：现译作印第安那州克朗角或克朗波因特。

③ 约翰·狄林吉（John Dillinger，1903－1934）：现译作约翰·迪林杰，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中，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银行抢匪和美国黑帮的一员。　

① 詹姆斯·惠特康·芮利（James Whitcomb Riley，1849－1916） ：美国作家、诗人、畅销小说家，由于他采用印第安那州方言写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儿童诗，因此被称为“本省诗人（Hoosier Poet）”和“儿童

诗人”。代表作包括《小孤儿安妮》和《衣衫褴褛的人》。

① 鲍威斯·哈柏古（Powers Hapgood，1899－1949）：美国工会的组织者，美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他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是20世纪20年代联合矿工运动。他确切的出生日是1899年12月28日。文中应该是作

者的笔误。

② 一等兵（private first class）：美国陆军军衔，属于士兵一等中最高一级，高于二等兵低于下士。

① 产联（CIO）：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简称。

② 诺门·托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 1884－1968） ：第44届美国总统社会党候选人，不过，他当时搭档的副总统人选是达灵顿·哈普斯（Darlington Hoopes），不是玛丽。而玛丽·哈柏古也是一名社

会活动家，曾担任抗议杀害萨柯和樊才蒂委员会的秘书长，并作为社会党候选人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

① 席勒：即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18世纪著名的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天神和愚蠢相斗”这句话出自席勒的戏剧《奥兰多的姑娘》第3幕第6场。

① 英寸（inch）：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2.54厘米。

② 英尺（foot）：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30.48厘米。

①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在本文语境下指的是美国人中祖先是英国移民的人。

①约翰·L·路易斯（John L. Lewis， 1880－1969）：美国劳工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联合矿工工会（the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的领导者，在罗斯福1936年总统竞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22年鲍威· 斯·哈柏古曾作为一名分部组织者在该组织中工作，后因反对路易斯的领导而离开该组织 。

② RCA：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简称。

① 基督在山上的教谕（Sermon on the Mount）：包括下一段中提到的内容节选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第5篇1-12节，这一段在基督教中被认为集中表述了耶稣的教义和基督教的根本精神。

① 罗埃·M·康恩（Roy M. Cohn，1927－1986)：美国律师。在约瑟夫·麦卡锡在全美范围内掀起调查共产党活动期间，罗埃·M·康恩曾担任麦卡锡的首席法律顾问。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事业初期，他曾担任其法律

代表。

①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eighteen hundred ninety-nine）：本文中，作者为了强调某事或表达某种感情色彩，对于特殊的年份均采用英文数字表示，这是本文的特色之一。后文中作者会进一步说明。

① 英里（mile）：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344千米。

① 《克利夫兰市老实人报》（The Cleveland Plain Dealer）：现通常译作《克利夫兰市诚实商人报》，此报纸发表的文章大多政见中立，偏保守。

① 磅(pound)：英美制重量单位，1磅=0.454千克。

①格罗佛·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美国政治家，第22和24任美国总统，也是内战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在他任期内，面临着机构改革、关税纷争、工人罢工等难题。

① “老姑娘”（hearts and old maid）： 一种扑克牌游戏，有点类似我们熟悉的“斗地主”“抓鬼”。

② 跳棋（checkers）：这里指的是西洋方格跳棋。

③象棋（chess）：这里指的是国际象棋。　

① 世界末日（Judgment Day）：在基督教神学中，指世界将要结束，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天，因此后文中也将其译作“审判日”。这一天 ，死者会从坟墓中复活，所有人被召集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每个人的最终命运将依他或她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定。

②囚鸟(jailbird):囚鸟是对老犯人的称呼。——译注

① “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 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5名成员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尼克松班底的核心成员接连辞职入狱，1974年时任总统的尼克松也引咎辞职。

② 芬莱特空军基地（Finletter Air Force Base）：这是一个虚拟的地点，“水门事件”的参与者的确被送到了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但不是在芬莱特空军基地边上，所有人也并不在一处。

① 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生的精英教育组织。

①包里街（Bowery）:现通常译作包厘街，纽约的包厘街是低廉酒吧和流浪醉汉聚集的地方之一。

①《滚石》（Rolling Stone）和《蝲蛄》（Crawdaddy）：这两份都是美国知名的音乐杂志。

① 契维蔡斯郡（Chevy Chase）：美国马里兰州有名的富人区。

② “特别窃贼”（special burglars）：这里指的是“水门事件”中潜入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的5名尼克松竞选班底成员。

①默塞德斯（Mercedes）：现译作梅赛德斯，即奔驰，全名是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

①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在其西部边境地区构筑的对抗法国马其诺防线的筑垒体系。

①这首歌节选自《哈姆雷特》第4幕第5场。

① 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1530－1584）：又被称为“恐怖的伊凡”，他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帝国得以统一并强盛起来，沙皇大权独揽，地方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

②选帝侯（electors）：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黄金诏书》 ，根据这个诏书，皇帝由当时权势最大的七个选帝侯在法兰克福城选举产生，且不再需要罗马教廷的承认。

①艾尔布莱希特·杜莱尔（Albrecht Dürer ，1471－1528）： 现通常译作阿尔布雷特·丢勒，生于纽伦堡，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文中提到的这幅画指的是丢勒的代表作《祈祷之手》。

② 约瑟夫·R·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1908－1957）：美国参议员，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他曾任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和罗伊·科恩，在美国

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展开调查清扫共产党员的行动，不少人因此被撤职，后来他还在美军中展开忠诚调查。

① 犹大·伊斯卡略（Judas Iscariot）：出卖耶稣的叛徒。——译注

① 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20世纪初美国著名魔术师。——译注

②维吉尔·格雷特豪斯（Vigil Greathouse）：虚拟人物，其原型在文中也会出现。

③ 斯皮罗·T·阿格纽（Spiro Theodore Agnew，1918－1996）：尼克松的副总统，后因其与巴尔的摩政治腐化事件的关系，引咎辞职。

① 爱弥尔·拉金（Emil Larkin）：虚拟人物，他的原型在文中也有提到。

② 理查德·M·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 ，1913－2002）：美国中央情报局第六任局长。当尼克松“水门事件”被曝光后，拒绝让中情局做总统的“替罪羊”，后被尼克松调往伊朗出任大使。

③ H·R·霍尔德曼（H. R. Haldeman，1926－1993）：尼克松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尼克松的忠实同盟，和约翰·埃里克曼被称作尼克松的“柏林墙”。　

④ 约翰·D·埃立克曼（John Daniel Ehrlichman，1925 －1999）：尼克松政府的白宫顾问以及国内事务司司长助理。“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创立“水管工”机密组织。　　

⑤ 查理斯·W·科尔逊（Charles Wendeu Colson，1931－2012）：尼克松的特别顾问，“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1973年皈依基督教，后成立国际监狱团契。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并出版多部宗教作品 。　

⑥ 约翰·N·米契尔（John Newton Mitchell ， 1913 －1988）：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尼克松的忠实密友。　

⑦ “肯特州惨案”（Kent State tragedy）：指的是美国肯特州州立大学枪击事件（Kent State shootings），即“五月四日屠杀”（May 4 Massacre）， 1970年5月4日 上千名肯特州州立大学的学生在举行抗议美军入侵柬埔寨的战争时，与在场的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军人使用武力，向示威学生开枪，造成多名学生伤亡。　

①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皇后街101号，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70多个国家，据称有成员200万人，其中以美国较多。

①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5篇。

① 伊迪丝·琵雅芙（ Edith Piaf，1915－1963）：法国最著名也是最受爱戴的女歌手之一。她的作品多是其悲剧一生的写照，最著名的歌曲包括《玫瑰人生》。

①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 Sullivan）：指的是维多利亚时期，歌剧创作上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剧作家W.S.吉尔伯特和作曲家亚瑟·沙利文。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比纳佛》和《班战斯的海盗》。

② “劳莱和哈台”（Laurel & Hardy）：指的是早期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双人戏剧组合。斯坦·劳莱是个瘦高的英国人，而奥利弗·哈台是个胖硕的美国人。

③ “利奥波德和洛勃”（Leopold & Loeb）：指的是1924年5月联合绑架并杀害14岁中学生罗伯特·弗兰克的两个芝加哥大学的大学生利奥波德和洛勃。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作案动机仅仅只是为了制造“完美的犯罪”

① 卡里尔·却斯曼（Caryl Chessman，1921－1960）：1948年被判处死刑的抢劫犯、绑架犯和强奸犯。对他的审判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推动了洛杉矶废除死刑运动。从第一次提起诉讼到被处以极刑中间耗时11年，其间他出版了多本作品，其中回忆录《2455囚室，死刑》（Cell 2455, Death Row）还被搬上大银幕。

① 庞氏骗局（Ponzi Scheme）：一种诈骗性投资，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1882－1949）的投机商人“发明”的，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①这是伊迪丝·琵雅芙的代表作《我无怨无悔》（“Non, je ne regrette rien”） 。

① 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现译作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首个进行单人不着陆的跨大西洋飞行的人。

①小大角河（Little Bighorn）：1876年卡斯特率部与印第安人交战的地点，这场战役中美军全军覆没，史称“小大角河战役”（Battle of Little Bighorn），又译作“小巨角河战役”。——译注

①南朝鲜（South Korea）：现在的韩国， 1992年之前中国将其称为南朝鲜。

②汉城（Seoul）：现在译作首尔，译本出来时称为“汉城”。

① 松姆河战役（Battle of Somme）：现译为索姆河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双方僵持不下，发展成一场消耗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交战双方是英法联军和德军，也是坦克第一次被

投入使用的战役。

② 阿拉曼（El Alamein）：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阿拉曼战役（Battle of El Alamei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上，德军与英联邦军队在埃及阿拉曼进行之战役。这场战争以英国为首的盟军的胜利而告终。

① 莫里斯·薛佛莱（Maurice Chevalier）：法国演员，在早期的法国电影和喜剧中以往往扮演“温柔的诱惑者”而出名。

① 丁布克图（Timbuktu）：现译作廷巴克图。

①皮姆·米尔恩斯·威尔德·威尔德（Beame, Mearns, Weld and Weld）：这是一家以四个合伙人的姓氏命名的法律事务所。

① 卡迪拉克（Cadillac）：现译作凯迪拉克。

②F.M.S.A.C.F：“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Federal Minimum Security Adult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英文缩写。

①华道夫酒店塔楼（Waldorf Towers）：指的是“纽约第一酒店”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Astoria Hotel）（现译作华尔道夫酒店）28层以上、专门用于接待国家元首和政要的部分，塔楼里全部是豪华套间和公寓。该酒店于1893年由威廉·华尔道夫·阿斯特（William Waldorf Astor）建造，是见证美国历史的重要地标之一。

① 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南方联盟总司令罗伯特·E·李（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深感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减少民众和士兵的进一步伤亡，决定投降，率领部众，前往阿波马托克斯镇，会见联邦军总司令修斯·S·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签署了有关投降的事宜。但提出条件，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

① 紧张症（catatonia）：（医学）具有紧张症特征的，尤指四肢的极端僵硬或松弛的病症。

① 三 K党（Ku Klux Klan）：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主义运动的民间排外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①佛兰克福（Frankfort）：现译作法兰克福。

①原文是法语“Permettez-moi，monsieur”。

②原文是法语“Merci”。

① 发明“轱辘”（the invention of the wheel）：这里指的是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 。因为广义相对论中“弯曲时空”的模型像一个车轮，故作者用“轱辘”来指代。

① 劳动节（Labor Day）：美国的劳动节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① “泪谷”（vale of tears）：这里喻指现世，浮世劫。这个短语出自《圣经旧约·诗篇》第84篇第6节，“他们经过‘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① 原文是法语“monsieur”。

①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1959)：德国画家，他的作品多反映现实生活，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一战后专制政治、腐败的社会道德面貌及战争的残暴、恐怖。

①保尔·里维尔（ Paul Revere，1734－1818）：美国银器工匠，也是一名爱国志士。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计划发动突袭，里维尔得知后连夜骑马通知独立人士，英军的到来。

① 原文是法语“Bon appétit”

① 原文是法语“Bon appétit”。

① 原文是法语“boutonniere”。

①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该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于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

① 腓尼基(Phoenician)：一个古老的民族，生活在今天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是西部闪米特人的西北分支。腓尼基人创立了腓尼基字母 ，他们还善于航海与经商，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

① 世纪协会（ Century Association）：是一家位于纽约市的私人俱乐部，由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创建于1847年，旨在“促进艺术和文学的发展”，该俱乐部最初只接受男性，直到1989年，才正式开始接受女性成员。

① 加拉巴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现译作加拉帕戈斯群岛。该岛具有寒、热带动物共存的奇特景象，达尔文曾在该岛上对动植物进行观察，并把观察记录在《“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中，为后来提出生物进化的概念奠定基础。

①弗兰肯斯坦怪人（Frankenstein）：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是一名人造人。

②麦克唐纳汉堡包（McDonald's）：即麦当劳。

① 剑桥市（Cambridge, Massachusetts）: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① 亨利·斯坦莱（Sir 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 ：美国著名的记者和探险家。他曾潜入中非腹地去寻找传教士兼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31－1873）。当斯坦莱找到利文·斯通时，斯坦莱说：“我想阁下便是利文·斯通博士吧。”

① 铁夫尼公司（Tiffany's）：现译作蒂芙尼，位于纽约的高级珠宝公司。

① 蛇发女怪（Gorgons）：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长有尖牙，头生毒蛇的恐怖女妖，她们当中的代表是最小的那个美杜莎。

①《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小说。

① 奴隶制度（slavery）：这里指的是美国的黑奴制度。

① 桑德斯上校肯塔基烤鸡联号（Colonel Sanders Kentucky Fried Chicken）：即肯德基。

①列宁格勒（Leningrad）：即现在的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又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

② 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1900－1959）：纳粹“二号战犯”，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子，人称“元首的影子”。 但二战结束后，马丁·鲍曼神秘失踪。

① 黄色工会（yellow-dog union）：是指被资方收买的工会。

② “七六精神”（Spirit of 76）：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七六精神”指的是即是《独立宣言》中所述的追求自主权与个体自由之精神。

①这里灯光熄灭三次是舞台表现手法，以展现人物死亡时，意识和视线逐渐模糊和消失的状态。

① 南脑树市（Braintree South）：现译作南布伦特里市。

①福蒙特州（Vermont）：现译作佛蒙特州。

② 艾尔·卡邦（Al Capone，1899－1947）：1925－1931年掌权芝加哥黑手党，因斗殴被对手打伤脸部留下疤痕，因而有“疤脸”的绰号。

① 罗马派来的行政长官（Pontius Pilate）：即彼拉多。在《新约》里，彼拉多被塑造成一个不得不处死耶稣的罗马执行官，后来他还洗手以明志，表示自己并不是真心想要处死耶稣。

① 乔治·伯纳·萧（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即萧伯纳，爱尔兰剧作家。

②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20世纪初期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有《福尔赛世家》三部曲和《现代喜剧》三部曲。

③ 辛克莱·刘易士 （Sinclair Lewis，1885－1951）：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等。辛克莱·刘易斯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④ H·G·威尔斯（H.G.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

① 埃德娜·圣·文森·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现译作埃德娜·文森特·默蕾，美国诗人。31岁时她因《拨竖琴者》而获普利策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得到普利策诗歌奖的女性。

② 约翰·杜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美国小说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在法国战地医疗队和美军医疗队服役。帕索斯的代表作包括《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和《赚大钱》。

③ 海伍德·布朗（Heywood Brown，1888－1939）：美国记者，哈佛毕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事情是创立了美国新闻行会。

① 滚球（bowling）：即保龄球。

① “扳道旁边睡大觉”（Asleep at the Switch）：美国谚语，意思是玩忽职守，错失机会。

② 珍珠门 （Pearly Gate）：指通往天堂的大门。这一说法来自于《新约·启示录》第21篇第21节：“十二道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道门都是一颗珍珠。”

①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即IBM。

① 哈莱姆（Harlem）：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犯罪与贫困的主要中心。

① “人权保障法”（Habeas Corpus）：现译作“人身保护令”，是在普通法下由法官所签发的手令，命令将被拘押之人交送至法庭，以决定该人的拘押是否合法。人身保护令是以法律程序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起源于中世纪

英国，保留了拉丁语的表达。

① 大来信用卡公司（Diners Club）：于1950年由创业者弗兰克·马马卡（Frank Mamaca）创办，是第一张塑料付款卡，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信用卡公司。

① 斯诺皮（Snoopy）：现译作史努比。

①“蜘蛛对苍蝇说……请到我的客厅来”（“Come into my parlor/ said the spider to the fly”）: 李恩这里引用的是19世纪英国女诗人玛丽·霍维特（Mary Howitt，1799－1888）最著名的诗篇《蜘蛛和苍蝇》其中的两句。这句话后来经常用于描述一个人虚假的好意，而其真实目的是引诱他人踏入陷阱。

① 马纳瓜（Managua）：现译作马那瓜。

① 安豪塞-布什啤酒（Anheuser-Busch）：现译作安海斯-布希。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酿造商之一，拥有全美48.8%的啤酒市场份额，旗下品牌百威啤酒。

① 这里取自《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麦秆变黄金》，后比喻奇迹发生，而麦秆编织成黄金是指创造奇迹的过程。

①林格林兄弟和巴农巴莱马戏团（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 Bailey）：美国顶尖马戏团。

② 台尔出版公司（Dell Publishing）：以出版廉价书（mass-market paperback）起家，图书以侦探小说，战争小说和漫画为主。

①一千元的钞票（one-thousand-dollar bill）：联邦储备券（绿印）1000美元钞票是1928年发行的，正面是美国总统民主党人克利夫兰的肖像。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停止发行大面值的钞票。

①没人在家了（Nobody home）：这个短语有两层意思，既表示“没人在家”，同时还表示“蠢货”“傻瓜”“没头脑的人”。前文中在讲到瓦尔特的初恋女友萨拉不解风情时，原文用到了也是这个短语，在那个情节里则是“蠢货”的意 思。这两处都用了这个短语，有前后呼应的效果。

① 艾尔·帕西诺（Al Pacino，1940－）：美国男演员，代表作有《教父》《闻香识女人》等 。

② 克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1914－2010）：美国男演员，因在《推销员之死》饰演比夫·洛曼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①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美国犹太作家， 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傻瓜吉姆佩尔》《莫斯卡特一家》等。

② 麦克·杰格（Mick Jagger，1943－）：现译作米克·贾格尔，出生于英国的摇滚乐手，滚石乐队创始成员之一，1969年开始担任乐队主唱。

③ 琪恩·方达（Jane Fonda，1937－）：现译作简·方达，美国演员，代表作《柳巷芳草》。　

④ 根室·格贝尔·威廉姆斯（Günter Gebel Williams，1934－2001）：林格林兄弟和巴农巴莱马戏团的著名驯兽师。　

⑤ 马尔仓洛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由犹太人弗兰克·罗伊德（Frank Lloyd）在伦敦成立，公认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现代艺术画廊之一。　

⑥ 美国联艺公司（Associated American Artists）：1934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艺术画廊，主要面向美国中产阶级。　

① 格拉米奖（Grammies）：现译作格莱美奖。

②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索尔·贝娄，美国作家。1976年，贝娄获“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包括《奥吉·马奇历险记》《洪堡的礼物》《拉维尔斯坦》。

① 英亩（acre）：英美制面积单位，1英亩=0.004 047平方公里。

① 原文是 “aloha”。

①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莱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② 萨尔瓦多·达里（Salvador Dalí，1904－1989）：是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因为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

③ 埃里卡·荣（Erica Jong，1942－）：美国小说家和诗人，代表作有《害怕飞行》。　

④莉芙·乌尔曼（Liv Ullmann，1939－）：挪威演员。她是20世纪60－70年代欧洲电影影坛的黄金时代里著名演员 。代表作品有《性格》《呼喊与细雨》等9部影片。　　

⑤ 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 ，1936－）：美国演员，代表作《冷战夫妻》《大河恋》。

① 普茨·汉夫斯坦格尔（Putzi Hanfstaengl，1887－1975）：德裔美国商人和政治家，大名是恩斯特（Ernst），普茨（Putzi）是他的昵称。他是希特勒在早期政治活动中重要的支持者，但在希特勒掌权后逐渐失势。1937年后逃往美国，二战期间担任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顾问。

① 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俄罗斯城市名，即现在的伏尔加格勒（Volgograd）。1589年建城，1925年前叫察里津，1925年为纪念斯大林改称斯大林格勒。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该城被赫鲁晓夫改名为

伏尔加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