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尼古拉·果戈理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61180

译者：金绍禹

责任编辑：陈姝

产品经理：@nachzugler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不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下去了。上帝，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他们把冷水从我头上浇下来！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一点都不看看我，一点都不听我说。我对他们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已经这么可怜了，他们还想要我怎么样？我能给他们什么？我一无所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无法再忍受这一切折磨了。我的脑袋像火烧一样，我眼前什么都在旋转。来人呀，来救救我！带我走。给我牵三匹马，跑得像旋风一样快的马！赶车的，坐好了，小铃铛，响起来，马儿，飞奔起来，快载着我离开这个世界。快跑，快跑，让人家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天上的云在那边飞跑；远处一颗小星星在闪烁；林子里黑黝黝的树木一闪而过，后面跟着月亮；银灰色的雾气在下面飘着；雾气里拨响了一根弦；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意大利；现在可以看见俄国农民的小屋了。远处隐隐约约的蓝影儿是我的家吗？那是我妈妈坐在窗口吗？亲爱的妈妈，救救你的可怜儿子吧！在他的疼痛的脑袋上洒一滴泪水吧。看看，他们是这样折磨我的。拉住可怜的孤儿，贴在你的心口上。这广袤的世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是一个被追杀的人。亲爱的妈妈，可怜可怜你的病中的孩子吧……还有，先生们，阿尔及尔大公鼻子下面长了一个瘤，你们知道吗？

——果戈理《狂人日记》

▇

1

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早晨，八点钟不到，[1]俄国最奇怪的散文诗人，尼古拉·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他年近四十三岁——他那非凡的一代人中的其他俄国伟大作家一般寿命都非常短，鉴于这一情况，他这个年龄已经是相当高龄了。他暗中绝食抗议（他的疾病引起的抑郁情绪想借此抵制魔鬼）造成体力严重耗竭，最后大脑急性缺血（可能还伴随着因虚乏造成的胃肠疾病）——而他接受的治疗，即强有力的催泻和放血，加速了已经遭受疟疾和营养不良后遗症损伤的肌体的死亡。两个残忍而精力充沛的医生固执地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疯子来医治，而且，让他们的虽然更加聪明、但是没那么积极的同事目瞪口呆的是，他们打算先彻底根治他们的病人的精神错乱，然后再来解决他余下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大约十五年前，腹腔内留有一颗子弹的普希金接受了适用于便秘儿童的医学援助。二流的德国和法国全科医生仍旧统治着医学界，因为伟大的俄国医生的杰出学派仍然处在成长阶段。

既然莫里哀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可以突然咳出鲜血来，那么，说着他们蹩脚的拉丁文，腆着大肚子，围着Malade Imaginaire[2]急得团团转的博学高明的医生也就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了。果戈理可怜虚弱的身体经受了荒诞的粗暴对待，尽管他要求的只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读到这里真令人毛骨悚然。奥凡尔（不是Auvers，就是Hovert）[3]医生对病人症状作出非常错误的判断，而脑子里出现的是异常清晰的夏尔科[4]治疗法，他把病人泡在热水里，头上浇着冷水，折腾了一番之后又把病人抬到床上，然后捉来六条胖大的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可怜的躯体（摸胃能感受到脊柱）被抬到深深的木澡盆去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过，叫喊过，无力地挣扎过；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发抖，不停地乞求将水蛭捉走：水蛭在他鼻子上悬着，要钻进嘴巴里（捉住它们，把它们拿走——他乞求道），他要伸手把它们抹下来，因此胖大的奥凡尔（不是Auvert，就是Hauvers）的健壮的助手把他双手绑了起来。

尽管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还看到了令人气愤的人朝人恳求的场面，但是还是有必要再详细讲述一下，目的是要揭示果戈理天才的另一面，即奇特地在肉体上体现的那一面。肚皮是他故事的美女，鼻子是他故事的情郎。他的胃一直是他“最崇高的内脏器官”——而现在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魔鬼们则在他的鼻孔上悬挂着。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拒绝进食，让自己完全处在饥饿状态，结果他把他的胃曾经享有的巨大能力摧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像这个瘦小的人那样呼噜噜地吃过这么多的通心面，吃过这么多的樱桃馅饼（人们记得《钦差大臣》里他赋予其他方面很瘦弱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胖鼓鼓可爱的肚子”）。他的大而尖的鼻子很长，而且能够活动自如，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能（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业余柔体杂技演员）让鼻尖令人吃惊地碰到下唇；这个鼻子是他最敏锐、最根本的外部器官。它非常尖、非常长，它甚至“用不着手指头的协助就可以直接伸进最小的鼻烟盒里，当然假设盒子里没有发出驱赶入侵者的啪的chiquenaude[5]”（摘自果戈理写给一名年轻女子的信——因此才有这淘气的口吻）。我们在他的虚构作品里自始至终都会碰到这个鼻子主题，也很难找到另一个如此兴致勃勃地描绘过气味、喷嚏、鼾声的作者。这个主人公或者那个主人公，仿佛是用手推车推着他的鼻子在故事里亮相——或者是像斯特恩小说中斯罗肯伯吉斯的故事[6]里的陌生人那样进场。还有无节制地吸鼻烟。《死魂灵》里的乞乞科夫出场伴随着他用手帕擤鼻涕时发出的像喇叭一样响亮的送气声[7]。鼻子要流涕，鼻子要抽动，人们爱抚鼻子，人们也会狠揍鼻子；有一个醉汉企图把别人的鼻子割掉；月亮上的居民（是一个疯子发现的）就是鼻子。

这一鼻子意识的最终结果是他写了一个故事，《鼻子》，这个故事真正是对这个器官的赞美。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或许会说，在果戈理的颠倒的世界里人类是上下颠倒的（一八四一年果戈理头脑冷静地宣布巴黎的医生会诊后发现他的胃是倒置的），因此鼻子的功能是由别的器官担当，别的功能由鼻子担当。至于是“想象产生鼻子还是鼻子产生想象”则无关宏旨。我认为更加合乎情理的态度是要忘掉果戈理夸张地关注鼻子是因为他自己的鼻子特别地长，并且把果戈理的嗅觉意识——甚至还有他自己的鼻子——看作是一种文学手法，笼统地说是与杂耍表演相关的一般幽默，具体地说则是与俄国式鼻子幽默相关的。我们因鼻子而喜，因鼻子而悲。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8]一个著名场景里展现的鼻子典故，与围绕鼻子的成百俄国谚语俗话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垂下鼻子，我们洋洋得意的时候翘起鼻子；记性不好就最好在鼻子上刻上一道口子，而战胜你的人会把你这道口子抹去。说到多少有一些危险的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时候，鼻子被用作时间度量单位。我们常说牵着人鼻子走，或者说丢下人家的鼻子不管，这样的说法比别的国家用得多。说昏昏欲睡的人我们不说打盹而是说鼻子“垂钓”。大鼻子可以在伏尔加河上架起一座桥，或者说大鼻子长了一百年。鼻子里痒是个好兆头，鼻尖上的小丘疹说明有酒可以畅饮。任何一个作家暗示说，例如，一只苍蝇停在一个人的鼻子尖上，过去在俄国常可以因此而赢得幽默家的美名。果戈理少年时期的作品里，他毫无意识地采用了这一不费力的方法，但是在他成熟的作品里，他在这一方法之上加进了他的怪才手法。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上的鼻子从一开始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件滑稽的东西（要说滑稽，所有俄国人都觉得滑稽），一件凸出的东西，一件不大好算其主人的东西，而同时（这一发现我还是归还给弗洛伊德信奉者们吧）又是一件奇特古怪的男性化的东西。果戈理在描述一个漂亮少女的时候，像他这样仔细描绘她的光滑脸蛋的特点，几乎可以说是很痛苦的。

然而事实依然如故，果戈理的长而敏感的鼻子发现了文学上的新气味（从而引发新的“frisson”[9]）。有一句俄国谚语说得好，“鼻子长看得深”；果戈理就是用他的鼻孔来观察的。这个器官在他少年时代的作品里只不过是从名为“民间传说”的廉价成衣店里借来的杂耍角色，而在他的天才达到顶峰的时候，倒成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在他竭力要做一个说教者从而摧毁了他自己的天才的时候，他也丢失了他的鼻子，就像科瓦廖夫丢了鼻子一样（在果戈理的《鼻子》中）。

垂死的人徒劳地要摆脱叮在他的鼻孔上吸血的一团黑乎乎的可恶水蛭，这就是为什么这可悲的一幕（如一位亲眼目睹的人所写的）会有可怕的象征性的意义。假如我们也记得他从小就尤其厌恶黏糊糊、在地上爬行、鬼鬼祟祟的东西，厌恶感堵在心里让他很不舒服，而且这种厌恶还有一种宗教的依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关于魔鬼的地域性种族特征，现在还没有作出科学的说明；不过俄国亚种的主要特征这里可以作一扼要说明。在它尚在蠕动、未发育完全的阶段，果戈理遇到的主要是这一类，这种“chort”对于善良的俄国人来说是小虾一样的外来者，一种抽动的蓝血小魔鬼，长有德国、波兰、法国的腿，一种鬼鬼祟祟的卑鄙无赖（“podlenky”），给人以无法形容的恶心感觉（“gadenky”）。挤压一下会让人既恶心又兴奋；但是这种蠕动的黑乎乎的东西太恶心，任凭怎样强迫，人们也绝不会伸手去挤压它一下的；随便拿什么工具去挤压，突然间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也会顺着手中的工具传上来，仿佛工具就是人身体的延伸。不管是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猫弓起的脊背，还是一条不伤人的爬虫喉咙不停地鼓动，或者一只讨厌的鬼东西（真是一只鬼东西因为它骨瘦如柴）细长的腿和贼溜溜的眼睛，它们类似“chort”的特征，都会异样地刺激果戈理。可是他的魔鬼是俄国醉汉所见的那一种，因此他强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宗教经验的意义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古怪而不伤人，身上又长有鳞片、爪子，或者甚至是偶蹄的小的神有许多——但是果戈理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小的时候曾掐死过一只饥饿、胆怯的猫，并把它埋葬，这并非因为他生性残忍，而是因为这只可怜动物贼溜溜的身体使他感到恶心。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普希金，他一生中看到的最好笑的事情是，一只雄猫在一间着火的房子火烫的屋顶上边跳边朝前跑——而实际上，就在恶魔惯常折磨人的灵魂的自然环境里，看到恶魔痛苦地奔跳，对惧怕地狱的果戈理来说似乎是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在阿克萨科夫[10]家的花园里摘玫瑰的时候，偶然间一条冷冰冰的黑色毛虫碰到了他的手背，他吓得尖声大叫逃回屋子里。在瑞士外出郊游时，他有了大显本领的好机会，在洒满阳光的山间小道上，一看见蜥蜴就结果了它们的性命。一八四五年在罗马采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上，可以见到他用来抽打蜥蜴的手杖。那是一根很精致的手杖。

[1] 此处为英文原书对应页码，文中“原注”及“年谱”、“索引”中所指页码，均为此页码。

[2] 法文，臆想的病人。这也是莫里哀创作并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喜剧的剧名，中译本作《没病找病》（1673）。1673年2月17日，该剧演出第四场之后，他回到家中咳血而死。

[3] 两种拼法在法语里都念作“奥凡尔”，下同。

[4] 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法国神经病学家、病理解剖学家。

[5] 法文，弹指声。

[6] 英国作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中主人公的叔父斯罗肯伯吉斯的托比的故事，小说第四卷有关于托比论述鼻子的拉丁文论文。

[7] 《死魂灵》第一章，乞乞科夫坐在下榻的旅馆客厅里向侍者询问当地情况时不时发出响亮的擤鼻涕的声音，“其力度与喇叭相当”。

[8] Cyrano de Bergerac，法国诗人、戏剧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的著名诗剧（1897），讲述法国戏剧家贝尔热拉克的生平。

[9] 法文，因感情上的激动、喜悦或恐惧而引起的颤栗。

[10] 文中两处提及阿克萨科夫（另见第131页）。俄国作家阿克萨科夫（Sergey Timofeyevich Aksakov，1791—1859）与果戈理于1832年7月初识，之后一家人都和果戈理关系亲密。其子康·谢·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Sergeyevich Aksakov，1817-1860）是一位批评家兼作家，第一个发表对《死魂灵》的评论，把果戈理与荷马相提并论，遭别林斯基尖锐抨击。

2

相片照出了他大半身，那根象牙头细手杖夹在写字的那只手的纤细指头之间（仿佛手指头夹了一支笔）。长而梳得服帖的头发在左侧分出头路。薄薄的一抹修剪整齐的髭须凌驾在两片讨厌的嘴唇之上。鼻子大而尖，与脸上鲜明的五官特征非常融洽。眉毛下的阴影让人联想起旧电影里的传奇人物眼睛四周常见的眼影，在眉毛的遮掩下他的凝视便有了沮丧和焦虑不安的神色。他穿一件大翻领的外套，里面是一件花式的背心。假若过去的印花能够重放光彩，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件背心的深绿底色，8点缀了橘红和紫红色，其间还有悦目的细小眼状斑纹——总体来看颇像奇异的爬行动物的表皮。

3

他的童年吗？没什么有趣的。他得过常见的疾病：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还有pueritus scribendi[1]。他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一个哆嗦的老鼠似的孩子，肮脏的双手，油乎乎的头发，耳朵流着脓，大口吃着黏乎乎的蜜饯。他的同学绝不会去碰他读的书。在乌克兰的涅仁读完中学以后，他离开家乡到圣彼得堡找工作。他到达京城因重感冒而意兴阑珊，而且因为不能抚摸冻伤的鼻子，他更觉得扫兴。到了京城他立即就花了三百五十卢布去买新衣服——至少他在给母亲的孝顺的信中有一封写的是这个数目。然而，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善于编造关于自己过去的故事，其中一则说，他一到京城就去拜访普希金，因为他对普希金早就非常崇拜，不过，与这位伟大的诗人当然并没有过一面之交。大诗人还在床上没有起身，不能见。“哎呀，”果戈理带着敬畏和同情说道，“他一定是忙了一个通宵吧？”“确实是忙，”普希金的男仆哼着鼻子说道，“不过，是打牌。”

接着便是漫无边际地寻找工作，茫然地间或写信问母亲要钱。他来圣彼得堡的时候带来几首诗，其中一首是冗长晦涩的长诗，叫作“Hanz（原文如此！[2]）Kuechelgarten”，另有一首是写意大利的。

啊，意大利，草木葱茏之乡，

我呻吟的心灵为之叹息，

到处充满欢乐，到处是天堂，

爱情，茂盛的爱情，在发芽生长。

诗绝对是一个作家未成熟时期的作品；不过诗中有时也确实可以见到几行惹人注意的诗句，例如“一名来自冰封大地、激情似火的旅行者”，或者“在太阳底下海浪在睡梦中低语”。

《汉斯·古谢尔加顿》这首诗写的是多少有点像拜伦的德国学生，诗中有奇怪的比喻，显然是以德国月光下的墓地为背景的故事读得太多的缘故，例如：

一个包着白色裹尸布的死人

从坟墓里爬出来——

非常认真地拍去

尸骨上的尘土，好样的！

人们总觉得年轻的果戈理的乌克兰情结远胜过德国浪漫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声刺耳的叫喊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首诗别的没有多少可说的，除了可爱的死尸之外，是彻底、糟糕的失败。诗写于一八二七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果戈理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指责他守口如瓶、神秘莫测，但是他这一回躲在笨拙的笔名（弗·阿洛夫）后面焦急地张望，是可以原谅的——他要看看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接着发生的是一片沉寂，然后《莫斯科电讯报》上登出一篇短而辛辣的批评。果戈理和他的忠实仆人急忙赶到书店，买下全部《汉斯》的单行本，拿回来烧了。果戈理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个生涯在大约二十年后实施火刑[3]的时候结束，而且在这前后两次焚烧中，他都得到一个忠实但是非常迷惑不解的农奴的帮助。

圣彼得堡的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了他？数不清的商店招牌。还有什么？路人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走在路上“喃喃自语，打着手势”。喜欢追究这种事情的人会有趣地发现，在他后期的作品里商店招牌的主线用得非常多，喃喃自语的路人叠加在一起，变成了《外套》里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的联系有点过于牵强，因此可能是错误的。印象造就不了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家年轻的时候自己虚构这些印象，然后加以利用，仿佛这些印象本来就是真实的。二十年代后期的圣彼得堡的商店招牌是果戈理自己在信中描绘出来的，并且数目增多了，目的是为了要给母亲——也许也是要给自己的想象——传达“京城”的象征意义，与她所熟悉的“外省小城”作一对比（外省小城的商店招牌当然也一样引人注目——蓝色的靴子，交叉的布料筒，金黄色的面包，以及你在《死魂灵》开首可以见到的其他更加精致的标志）。在他那里象征主义表现出生理学面貌，在这例中即视觉的特点。路人的喃喃自语也是象征性的，不过这一回是具有听觉效果的，意在表现庞大人群中一个可怜人十分孤独的情绪。果戈理，也只有果戈理，才会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但是这独白碰到了他心头的影子，引起了共鸣，并且扩大了。仿佛是受到果戈理性格的影响，圣彼得堡获得了古怪这一美名，这个名望一直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待到它不再做帝国的京城才丢失了这个美名。俄国的这个主要城市是由一个天才的专制君主在一片沼泽地里建成的，是在这片沼泽地里腐烂的奴隶尸骨上建成的；这就是那古怪的根源——而且是最初的缺陷的根源。涅瓦河泛滥全城已经成了一种隐约的神话报复（如普希金所描述的），沼泽神要夺回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沼泽地；他们与青铜沙皇[4]的争斗，是一个把俄国文学中最早的“小官吏”之一，即普希金《青铜骑士》的主人公，逼疯的幻觉。普希金感觉到圣彼得堡有一些不对头；他注意到了城的天空有奇怪的淡绿色调，还注意到了青铜骑士的神秘力量，战马前蹄腾空，衬托他的是宽阔街道和巨大广场构成的大片流动的背景。然而，城的真正古怪之处在像果戈理这样一个人走在涅瓦大街上的时候才有了考证和表现。用涅瓦大街来命名的小说[5]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地突出了这个城的古怪，在这种情况下，勃洛克[6]的诗歌和别雷[7]的小说《彼得堡》——都是属于本世纪开初的作品——似乎只是在开拓果戈理的这个城，而不是创作关于这个城的神秘的新形象。圣彼得堡不太真实——然而话说回来果戈理，盗尸者果戈理，口技艺人果戈理，也同样不太真实。在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他就常常固执地硬要在马路反向行走，常常左脚上穿着右脚的鞋，在半夜里发出院子清晨才有的声响，按照爱丽丝镜中世界的一种条理性摆放他房间的家具。毫不奇怪，俄国最古怪的俄国人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圣彼得堡显露出了它的古怪。因为圣彼得堡就是这个样子：是模糊的镜子里的影像，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杂乱物件，没有真正利用起来，东西朝前跑得快一点就会倒退，没有通常的黑夜，只有灰蒙蒙的夜，黑暗的白天——潦倒的小职员的“暗无天日”。私人住宅门会打开，门里会跑出一头猪来——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钻进一辆马车，但是他并非真的是一个肥胖、狡猾、大屁股的男人——而是你的鼻子——这是梦中特有的“感觉转移”。屋子里一个亮着灯的窗子原来是坍塌的墙上的一个窟窿。你的第一个和唯一的情人是一个娼妇，她的贞洁是一个编造的谎言，而这个谎言就是你的生活。“人行道在他脚下飞快移动，飞奔的马与拉着的马车似乎一动也没动，桥梁横跨江面但是桥拱中间断裂，一座房子上下颠倒，一个岗亭朝他倒下来，看守的长枪，连同一家商店招牌上的金字和上面画的一把剪刀似乎就在他的眼睫毛上闪烁发亮。”看见了吗，那就是商店的招牌（《涅瓦大街》）。

作为一个二十岁的艺术家，果戈理确实是找对了发扬他的怪才的地方；作为一个工作没有着落的年轻人，在圣彼得堡的雾气里瑟瑟发抖，他一点都不可能感觉到幸福。这里与他的乌克兰（富饶丰腴之乡，在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映衬下，放眼望去一片果实累累）相比，是令人沮丧地寒冷和阴暗。然而，关于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初突然作出的决定，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从来没有给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今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到。他拿了母亲寄给他派完全不同用途的一些钱，突然去了国外。我能做到的是指出在经历了文学生涯中的每一个打击之后（他冗长乏味的长诗的彻底失败让他感到非常痛苦，而几年以后针对他的不朽名剧[8]的责难也使他非常痛心），不管当时是待在哪一个城市，他都会匆匆离开。这一焦躁逃离举动仅仅是隐约迫害躁狂的第一阶段，这是有精神病科嗜好的学者从他强烈的旅行癖好中解读出来的。我们所掌握的仅有的关于他这第一次出行的真实资料说明，果戈理正处于创作的最佳状态，即运用他的想象以期达到复杂与不必要的蒙骗目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件中对她讲明了他的出行以及行程，这一点就是很好的注脚。

[1] 拉丁文，有人认为是作者造的字，儿童书写狂；也有的认为既然这里说的是通常的儿科疾病，因此，假如把pueritus 改成pueritis，就是一种炎症。

[2] 果戈理描写德国田园生活的叙事长诗题名见过几种不同写法，如Hans Kuechelegarten，Ganz Kuechelegarten，Gants Kiukhelgarten。文学史家译成中文通常音译《汉斯·古谢尔加顿》。

[3] 1847年，果戈理对《死魂灵》第二部非常不满意而将手稿烧毁。1848年发表《与友人书简选》，宣扬错误思想，为专制的俄国农奴制辩护，他的错误思想受到别林斯基的严肃批判。1852年病危时再次烧毁重写的《死魂灵》第二部。

[4] 沙皇彼得大帝。

[5]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集《小品集》（1835）包括揭露彼得堡贵族官僚社会庸俗和空虚的《涅瓦大街》、批判金钱和权势主宰一切的《肖像》、深切同情被剥夺了一切的小人物、小官吏的悲惨命运的《狂人日记》与后来发表的《鼻子》（1836）、《外套》（1842），合在一起称“彼得堡故事”。

[6] Alexander A.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

[7] Andrei Bely（1880-1934），俄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描写和讽刺了彼得堡官僚。

[8] 1836年4月《钦差大臣》首次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事后遭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官僚贵族社会的攻击、诽谤。同年6月，果戈理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

4

写到这里，我不妨说上几句他的这位母亲的情况，尽管坦白说我很讨厌读那种传记，字里行间从儿子的文字里隐约读出母亲的形象，然后反过来又叫她们以种种方式来“影响”她们杰出的儿子。据说，由于古怪、可笑、迷信而又非常猜疑，但是依旧很可爱的玛丽娅·果戈理之故，尼古拉才产生了困扰他一辈子的对于地狱的恐惧心理；然而，假如我们只说她和她的儿子性格脾气非常相似，可能我们会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并且补充一点，也许，还有这位怪诞的外省老太太不怕她的朋友们惊讶，也不怕她们厌烦，老是说火车头、轮船等等都是她儿子尼古拉发明的（而且还把她的儿子惹得再也憋不住怒气，因为她一拿到一本无聊小说就含糊其辞地告诉别人这本书是她儿子写的），她似乎很奇怪地让果戈理的读者觉得，她是果戈理想象的产物。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她的文学鉴赏力的可悲，对她爱夸大他的创造力又非常反感，因此他成了作家以后，在写给她的信中就从来不提他的文学计划或者他的创作，尽管在过去曾要求她就乌克兰风俗与姓氏给他写过一点说明。在名气越来越大的岁月里他就很少去看她。对于她的智力、她的轻信、她作为一个地主所表现出的无能，他在信件中很痛苦地流露了他的漠然蔑视态度；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一个自我陶醉、近乎宗教的传统的影响，他从来不忘强调他的孝道，不忘强调他的绝对孝顺——至少在他年纪还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读起来是非常深情的，而且辞藻浮华。果戈理的信札总的来说读起来沉闷乏味，但下面这封写给母亲的信是一个例外。

（由于对他的突然出走他非得给母亲一个交待，他选择了一个她的爱空想的性格听得进的理由。我的译文努力保留这封信不雅的浮华。）

“母亲！我不知道您读我这封信的时候情绪会怎么样；我只觉得这封信不会给你带来安宁……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给您带来任何完全真切的快乐。出类拔萃的母亲，崇高的母亲，原谅您没有出息的儿子吧！

现在，我鼓起勇气给您写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拿不稳这支笔；我思绪联翩，像飘动的云朵一样的思绪，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个个争先恐后，有一股未知的力量推动这些思绪一股脑儿一齐拥到您面前，阻碍这些思绪向您揭示我受摧残的灵魂的深处。我感到沉重的全能上帝之手压在我身上，给我以应得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是多么可怕！我仿佛真是一个疯人！我曾试图对抗心灵永世明白如见的渴望，而这心灵就是上帝将我全身心转变为干渴的时候亲自嵌入在我身上的——那是世界上令人生厌的虚荣无法解除的干渴。上帝为我指引了到达国外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的道路，到了那里我就会安安静静隐居起来，培育我的激情，投入不停的劳作和活动，直到我一步一步登上最高峰，站在峰顶，为世人谋福利而辛劳行善。曾经，我只为了要在这座大城市里的徒劳无益地虚度一生的小职员和小官吏中奴颜婢膝，而大胆摒弃了这些神圣的打算。假如某处没有一寸光阴是虚度，每一寸光阴都是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那么一个人在那里卑躬屈膝又另当别论了；然而，把一个人的整个一生都浪费在一个放眼望去什么前途也看不见的地方，浪费在一个年复一年时光都消耗在渺小无意义的事情上的地方，一个人的灵魂里就会响起非常严厉的谴责声——这样做无异于死亡。人活到五十岁，就算爬上了比如一等文官的位子，领到的薪水还不能维持起像样的生活，还没有能力给人类带来一丁点的用处，那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圣彼得堡的年轻人在我看来似乎都非常荒唐可笑：他们不停地叫嚷他们不是为升等而工作，工作不是为了要得到上司的奖励——可是问他们那么究竟为什么而工作，他们也回答不上来；唯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要是不工作他们就只好待在家里发呆。更加愚蠢的是那些居住在偏远乡村的人，他们在家乡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完全可以成为成绩出色的农民——而要到城市来做一个像他们现在这样毫无用处的人。真是的，假如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要为国家服务，就让他在自家的庄园里为国家服务；可是现在他所做的是在京城里吊儿郎当，不仅他自己在京城找不到工作，而且把家里寄给他的钱也花了个精光。

尽管如此，我已经决定（主要是为您着想）尽我所能在这里找一个工作；可是上帝不愿意这么想。我根本是尝试一次失败一次——说起来也很奇怪每一次都是眼看着要成功了，结果还是失败。那些什么能力也没有、也没有人提携的人却轻易就得到了工作，而我有保护人的帮助却得不到。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上帝旨意吗？难道上帝不是明明白白要拿这一次次失败来惩罚我，要我朝正确的方向走吗？而我又是怎么样对待的呢？我还是固执地连续几个月不停地找工作，希望有一份工作会冒出来。最后……啊多么可怕的惩罚！这真是再可恶不过、再残酷不过了！我无法告诉您，我没有力量来告诉您。母亲，最亲爱的母亲！只有您才是我的真正朋友。您相信我吗？即使是现在，在我的思绪已经在别处的时候，即使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有一种无名的压抑感重重地压在我心头。我只能对您一个人诉说。

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赋有精神上的坚定性的——那是年轻人身上很少见的品格。谁会在我身上找到什么弱点？但是后来我见到了她……不会，我不会说出她的名字……她太高尚了；不仅是我——谁都高攀不上她。我真想称她是天使，然而天使这个称呼对她也不合适。她完全是一个女神，但是她是一个身穿人之激情薄纱的女神。她那出众的惊艳容貌，让人一见就深深印在心中；她的双眸即刻就穿透人的灵魂；没有一个人能经受得住她炽热、穿透一切的光辉。

啊，您当时能见到我就好了！是的，我一直在设法隐瞒我的感情，不让外人知道，但是我能隐瞒感情不让自己知道吗？无比的痛苦给人带来阵阵剧痛，灼伤了我的胸口。确实，这是非常痛苦的心情！在我看来即使有罪之人进入地狱，也没有我这样痛苦。不是，这不是爱……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从来不知道爱是会这样的。在无比的激动和精神痛苦的袭击下我疯狂地渴望那销魂的一瞥，是的，我要求的只是看上一眼。只要朝她看上一眼——这一直是我的唯一愿望，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并且伴随着极难受的焦躁不安，这种感觉的恶毒程度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带着恐惧的心情观察四周，看到了我的可怕命运。世上的一切我都觉得越来越陌生，不管是生还是死都一样叫人无法忍受，我的灵魂也解释不了它自己的表现。我发现我必须逃离我自身，假如我还想活着并且要让一点安宁进入我受摧残的灵魂。我怀着虔敬的心认出了伸过来帮助我的无形的手，我庆幸找到了如此神奇地为我指引的路。不对，上帝派来剥夺了我的心的安宁，粉碎了我创造的这靠不住的世界的人，并不是女人。假如这个人是一个女人，她的全部诱人的魅力不可能给人以这样深刻、这样难以形容的印象。她是上帝作为他的一部分而创造的女神。但是您千万别问我她叫什么名字。她太高贵了，实在是太高贵了……

就这样我作出了决定。可是我又应该如何着手呢？出国有重重的困难，必须办的手续又有很多……然而，一旦我着手办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事情非常顺利。甚至我申请护照也没有什么麻烦。最后就剩下一个障碍要克服：筹集钱款。这是最后要办的事，而且就在我已经放弃全部希望的时候，突然之间，您寄来了要交付给赈济局的钱款，收到钱以后我立即到那里去询问，假如我支付利息他们愿意等候多久。我了解到，宽限期为四个月，每一千卢布每月须交五卢布罚金。

换句话说，他们会等到十一月份。我的举动是固执、鲁莽的，可是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扣下了应该缴给赈济局的全部钱款，而且现在我可以非常坚定地说，我不会再向您要钱了。从今以后辛勤劳动和孜孜不倦将是我的唯一回报。至于要付清我拿走的这笔数目的钱的问题，您完全有权（我授予您权力，有随信附上的律师担保书为凭）变卖属于我的地产，部分或全部，或抵押，或馈赠等等，等等。您可以随便用什么办法处理，您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本来我是想采用土地立契转让或正式馈赠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为办理必要的文书就要花去大约三百卢布。不管怎么说，一纸律师担保书足以让您成为土地合法且毋庸置疑的所有人。

不要难过，善良、无可比拟的母亲！如此果断的决裂是必要的。这一惩处将使我受到教育：我的脾气很坏，性格固执又任性（我的确承认这一点）；我在这里过的无聊、没有生气的生活再继续下去毫无疑问会把我这些缺点永久地固定下来。我必须改变我的性格，必须获得新生，重新激发自己，必须在不断工作和活动中释放出我心灵的全部力量，而假如我不能幸福（是的，我将永远不会有个人的幸福：那个女神一般的人已经剥夺了我心灵的全部安宁，远离我的身旁），至少我将奉献我的毕生，为我的同胞们谋幸福、谋福利。

别让我们的分隔两地把您吓倒，因为我不会走得很远：我现在要走的路是通向卢卑克，那是德国的沿海城市，因频繁的商业往来而为世人所知。从彼得堡出发四天即可到达。我乘汽船去，所以花的时间更少。您的来信要多花四天才能收到，就这么一回事。我这封信还在路上时，我就应该有时间在卢卑克给您写信，让您知道我的地址了。在那之前，您的信可以寄到圣彼得堡，伯尔沙亚·梅西昌斯卡亚大街，约阿希姆商行，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布洛克波维奇阁下转。至于我们的会面，我恐怕要两三年以后才可以到瓦西里耶夫卡来看您。别忘了给我的仆人寄一本证件（我不在的时候他没有证件就不能待在京城）；这东西与别的东西一样，都寄给布洛克波维奇转。

现在我拥抱上帝的双脚，谦恭地祈求和祈祷，让您福寿绵长，因为您的生命对我们大家是如此宝贵和神圣；祈求扭转任何会给您带来痛苦和不愉快的事情；祈求给我力量来赢得一个母亲的祝福。

又及：我在此表示我最衷心、最难以形容的感谢，感谢您为我提供的关于小俄罗斯[1]的宝贵资料，并请您不要把给我寄的有关这方面的信件中断。在我独处的安宁中，我正在积累资料，等到所有详细材料都写成之后我才会将它们发表，因为我不喜欢仓促从事，不喜欢办事草率。我还想请求您一件事，亲爱的母亲，您在写人名和各种乌克兰称谓的时候，请尽可能把字写得清楚一点。倘若我的作品印刷出版，将是一部用外语写的作品，因此，这一基本的严谨态度尤其重要，因为否则一个重要的民族词语就有可能被严重曲解。请您原谅我到现在还在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这样无礼地提出要求是因为我知道注意这些问题会给您带来多么大的乐趣。在我这方面，我将为您介绍善良的德国人的风俗和消遣，富有新奇感的环境，第一次看到的事物的奇怪和诱人之处，以及可能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所有事情。我还要对萨瓦神甫表示感激。请告诉他我请求他把要写的话夹在您的信件里。

您可以直接把钱汇给赈济局。您可以等到十一月份再汇款，不过假如能让他们在十月初或者十月中旬收到汇款则更好。千万别忘记，逾期则每一千卢布每月罚款五卢布。

假如哪一天有多余的现金，请您寄一百卢布给丹尼列夫斯基：我拿了他的毛皮大衣以备路途之需，还有几件内衣裤，这样我到了国外就不必再买了。

我在这里把许多个吻送给亲爱的妹妹安娜和伊丽莎白。您千万要尽全力让安娜接受良好的教育。要让她精通几种语言以及其他有用的东西。我能预见这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天才。”

我把这封信全部照译，因为照我看来它似乎就像一团毛线，它的种种线头都被编织进了果戈理的各种说法里。首先，无论他的两性关系是怎样的情况（从他盛年以后提供的情况来看他对女人是非常冷淡的），事情非常明显，信中提到的“高贵的人”，一个基督教神所奇怪地创造的异教女神，是一个绚烂的无耻谎言。他最知心的朋友们都证实，任何与浪漫色彩的灾祸有一丁点相似的事都不曾在果戈理身上发生过，朋友们斩钉截铁的话暂且撇开不提，信件那一部分的风格与就事论事的其余部分就截然不同（其中一段在括号内插入了透露真相的话，明明白白揭示了这封信的多种性质），因此人们可以想象信作者采用了试图模仿那个时代夸张的虚构手法写的一个中篇小说中的一个片段，以期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要成为一个抽象的城市里摇笔杆子的小官吏，而不是在上帝赐予俄国乡绅的“现实的”土地上耕耘，信中关于这一企图的徒劳或者甚至是过失的那一部分内容，预告了果戈理后来[2]在《与友人书简选》里阐述的思想；信中讲到他本人很急于要处理掉他的土地，不管以何种方式来处理，这也说明了他思想的矛盾。向上帝的祈求，更确切地说他采用奇怪的方式（他母亲也有这样的习性）即用上帝之手取代他自己的冲动或者取代只有他（和她）才能识别其中的圣洁色彩的偶然事件，也都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它表明果戈理的宗教信仰是多么富有想象力，富有人的想象力（因此在理论上是很有局限的），同时，在他那支过于流畅的笔又在不停地写着的时候，对于他所恐惧的魔鬼在悄悄接近，他又投入了多么少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按照上帝的旨意讨论了俄国官场的邪恶现实之后，他又采用同一个上帝来支持他自己制造的幻想。他意识到说他对办公室工作非常反感似乎对他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勉强的理由，因为他的母亲像她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外省女人一样，认为“八等文官”[3]不如“六等文官”（按照中国官场等级制来划分她那个时代的俄国）那样被人看得起，因此他编造了更有浪漫魅力的说法。他还暗示（我们接着将发现，这是他母亲也忽略了的暗示）他热爱的对象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也许是“四等文官”之女。信件中并不与虚构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内容又是与果戈理性格非常相符的。他心安理得地告诉母亲，他拿走了不属于他的钱，或者不管怎么说是拿走了不是让他个人使用的钱，并且提出拿财产作交换，而他知道这个财产她绝不会挪用，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他郑重保证他将来绝对不会再问她要一个戈比，然后他十分随意地又要了一百卢布。这“大型商业城市”里，除了庄严崇高之外，还有平庸可笑的成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真可谓是天悬地隔，这一现象他非常富有艺术性地在后来的作品中加以利用。也许这封信中最有意思的是果戈理在他文学生涯的每一个关键阶段死死抱住不放的观念，那就是他需要一个外国——任何一个外国——的环境，以期在“安安静静的隐居中”完成也许能给他在现实生活中竭力回避的那些“同仁”带来好处的事情。

一八二九年七月十三日，他穿着他最好的铜纽扣蓝色外套，到了卢卑克，并且立即又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给了他母亲一个全新的、同样是编造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离开圣彼得堡。

“我觉得我忘了告诉您我要到这里来的主要原因。在圣彼得堡度过的春夏两季的大部分日子里我一直生病；尽管我最终病已痊愈，但是我的整张脸和双手长满了皮疹。照医生的说法这是淋巴结结核引起的；我的血液感染严重；所以他们叫我到特拉沃明德服用清洗血液的煎药和做水疗，那是一个离卢卑克十几英里远的小镇。”

很显然他已经完全忘记他的浪漫谎话，然而很不幸他的母亲没有忘记。根据现有的事实综合起来看——难以捉摸的激情和难以捉摸的皮疹——这位善良的太太立即断定，她的儿子是跟一个交际花在鬼混，得了性病。看到母亲对他的两封信作如此回应，他顿时惊呆了。他一生中有许多回要经历意想不到的震惊，那都是在他为了要针对自己的某一个计划或意愿给收信人传递错误印象，花费了很多耐心、想象和生动流畅的文字之后。不知怎么的，他制造的印象出了差错，他非但没有收到对方的谢意或者与他采用的思路一样、与他使用的感情基调相同的一点建设性的批评，得到的回音反而是一声刺耳的怒斥。他哀婉动人的语句越多，他的语气越是庄重，他的感情越是深厚——或者不管怎么说，是他常会非常虔诚、非常烦扰地表达的感情——遭受的冷遇也就越强烈、越出乎意料。他常会扯起鼓鼓的风帆出航，而突然会将船撞在被他看作是可怕的误会的礁石上。看到他的母亲对于他费尽心思编造的幻觉的态度（它的缺点是两个不同部分构成的事先没有预见到的结合，因为更有可能为魔鬼提供武器的莫过于双重的貌似有理），他回了信，他的回信预示了他今后岁月里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时的态度，后来他的朋友们对他关于乡绅职责的看法的反应，或者对他愿用他的稿费收入不留姓名资助贫困学生，而没有偿还他欠下同样贫困的朋友的许多债务的反应，他听说之后都感到非常惊讶。他因母亲曲解了他两封信的意思而痛苦地辩解以后，又为离开彼得堡作了一个最后的解释，而他的传记作者们在这一解释里看到了一个线索，即《汉斯·古谢尔加顿》彻底失败之后他可能形成的心理状态。

“我承认情况是这样的：年轻人的自豪的意向，不过就是这样的意向，然而这些又都来自纯洁的源泉的意向——要有益于人类的热情愿望——这些并没有被理性所调和的意向，太深刻地影响着我。”

关于他在国外（卢卑克、特拉沃明德、汉堡）度过的两个月，人们很难清晰地想象。有一位传记作者甚至断言那年夏天果戈理根本就没有出国，而是待在彼得堡（就像几年以后的情形一样，他非常小心地骗了他母亲，让她以为他还在的里雅斯特[4]，而实际上他已经回到了莫斯科）。他信中描绘卢卑克景色的手法非常奇怪，像是在梦中所见的那样。很奇怪，他讲述的大教堂的钟（“十二点钟一到，钟上面一个大理石的人形把钟敲响十二下；钟上面的门打开，发出很大的声响；十二使徒的队伍隆重走出来，每个使徒的大小与真人一样；他们经过我主耶稣像面前时一边唱着一边磕头……”）构成了他母亲六年后看见的一个噩梦的基本格调：她想象中降临尼古拉头上的灾祸与教堂大钟的人形混合在一起，这个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她儿子在对宗教痴狂的年月里[5]经受的痛苦，其实没那么愚蠢可笑。我很乐于追寻那些遥远的生命道路上投下的奇怪影子的轮廓；我也非常想查出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美国人（照果戈理的说法是“美利坚国的公民”）的真名和他从事的工作，因为他与一对瑞士夫妇、一个英国人、一个印度人（就为了要说给果戈理的母亲听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印度大人物）一起，在卢卑克的那家小酒店坐下来用餐，而店堂里一个长鼻子的年轻莫斯科人已经在那里抑郁沉闷地吃着。我们有时候会梦见一点都不重要的人们，一个偶然结伴的旅行者，或者许多年前遇到、后来再也没有碰面的这一类印象淡薄的人。我们因此也可以这样想象，一八七五年波士顿有一个退休的实业家，漫不经心地告诉他的太太，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一个他自己年轻时候曾经在德国遇见的年轻俄国人或者波兰人一起，在古董店里买一只钟和一个斗篷。

[1] Little Russia，历史地理概念，二十世纪之前用于指乌克兰的绝大部分地区。

[2] 即1847年。

[3] 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文官等级分十四等，十四等为最低，果戈理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就有文官十四等的证明文件。

[4] Trieste，意大利东北港市。

[5] 果戈理在写《死魂灵》第二部期间于1848年春到圣地耶路撒冷朝拜。

5

果戈理很突然地离开彼得堡，又很突然地回到彼得堡。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始终有点像蝙蝠或者像影子一样来来去去。正是果戈理的影子在过着他的真实生活——他书中的生活，而在他的书中他就是一个天才的演员。真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他也会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吗？由于他讨厌做一名小职员，他显然曾尝试过要当演员，但是他逃避了考试或者考试没有通过。这是他最后一回试图逃避公务员工作，因为到了一八二九年底他本人已经走上“俄国小官吏”的道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政府部门的分支机构之间转来转去。一八三〇年初他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并且后来与其他几篇合在一起，就成了他乌克兰故事（《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卷。大约也在那个时期一部《历史小说》（谢天谢地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写完）的第一章发表在《北方之花》上，这是德尔维格[1]编的文学杂志，他是一个喜爱古典六韵步诗行之寒气的古希腊诗选型[2]诗人。这一章历史小说发表时署名“0000”。用上这四个零据说是因为“Nikolai Gogol-Yanovsky”[3]里有四个“o”的缘故。选择空白而且是重复的四个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对果戈理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在写给他母亲的许多书信里有一封描述了他平常一天的情况。

“上午九点钟我到办公室上班，一直待到下午三点。三点半钟用餐。大约五点钟我到美术学院上课，我在那里学绘画——我绝对不能放弃的业余爱好”（接着他说与那些多少有些名气的画家一起相处他觉得既有乐趣也有益处）。“我不得不钦佩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举止风度。多么了不起的人！一旦认识了他们你就永远会坚持与他们在一起。多么谦逊，多么富有才能！课堂教学——一星期三次——一直进行到七点，然后我回家，晚上与我的许多朋友在一起。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在这里有二十五个［乌克兰］同学……晚上九点钟我照例要外出散步。一直散步到十一点钟回家，假如我没有用过茶点我就自己做一点……有时候我闲逛到十二点钟或者到凌晨一点钟才回家，然而在这个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行人［不管是在涅瓦大街还是城里人拥有dacha（避暑别墅）的地方］。您知道，这里没有黑夜：天空明亮、清净，只是没有太阳而已。”

德尔维格把年轻的果戈理推荐给了诗人朱科夫斯基[4]，朱科夫斯基又把他推荐给了文学批评家和大学教授蒲列特尼约夫。主要是由于普希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蒲列特尼约夫，人们才记得这个名字。蒲列特尼约夫，尤其是朱科夫斯基，后来成了果戈理的亲密朋友。在温和、尽职、音色悦耳的朱科夫斯基身上他发现了有点像他自己的气质——当然是去除了果戈理注入他的空头理论的激烈、几乎是原始的激情之后。朱科夫斯基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赛德里茨和席勒的诗歌，译文比原文还要精彩，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诗人之一，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里，在他这里上帝是非常和蔼、甚至是非常高雅的主宰，而他尽心尽职焚烧的香，他甜美悦耳的诗歌，以及他绝不会凝结的人情乳汁，与果戈理关于一个纯洁的俄国灵魂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毫无疑问，在朱科夫斯基提出最爱说的关于改进这个世界的某些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过任何疑虑，相反，他倒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令人高兴的神圣纽带。朱科夫斯基的主张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把极刑改成宗教的神秘事件，在一个封闭的教堂一样的地方执行绞刑，行刑时伴随着赞美诗的庄严歌声，而这一切进程，跪在地上的人群是看不见的，他们只能听见非常美丽、庄严、激励人心的声音——关于采用这种异乎寻常的宗教仪式，朱科夫斯基的一个理由是封闭的场所、遮掩的帘幕、牧师和合唱队的洪亮声音（把任何不相宜的声音淹没）将会“避免被判了罪的人让围观的人群看到面临死亡时的一场昂首阔步和勇气十足的罪恶表演”。

通过蒲列特尼约夫的提携，果戈理才有机会用单调乏味的教育工作取代单调乏味的公务员工作，于是果戈理极为不幸的教学生涯（以女子学院历史讲师的身份）就此悄无声息地开始。又是同一个蒲列特尼约夫的关系，一八三一年的五月，就在大概是后者招待的宴会上，果戈理遇见了普希金。

普希金当时才刚结婚，把年轻的太太从莫斯科带到了京城——而没有把她锁在遥远的乡间别墅最黑暗的小房间里，他本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倘若他早知道那些宫廷舞会以及与侍臣们密切交往（在一个态度和蔼、玩弄女性的沙皇的监督下，那是一个浑噩无知、语言污秽的人，他整个王权也不值得浪费普希金诗歌的一个音步）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正是他的天才充分表现的时期，但是俄国诗歌的复兴时期已经过去，一伙江湖骗子闯进了文学的庭院，另一方面平淡无奇的思想、德国的“唯心主义”和最终造成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愚蠢言行的平民意识文学批评出现的最初征兆，都一致把他的时代的最伟大诗人（也许是所有时代除莎士比亚以外的最伟大诗人）看作是过去一代的一件布满尘土的文物，或者看作是文学“贵族”的一个代表——不管那是什么。认真的读者当时正在渴望“事实”、“真正的浪漫文学”、“人性的关注”，就像他们现在还在渴望一样，可怜的人们。

“我已经把《狄康卡近乡夜话》读完，”普希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一部令人震惊的书！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乐趣，毫不加掩饰的真正趣事，也没有一点的伤感和拘谨。除此之外——多么富有诗意，某些段落蕴含着多么细腻的感情！所有这些在我们的文学里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书读完以后我还没有从中摆脱出来。我听说［是果戈理自己对普希金说的，而且很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作者走进正在排印《夜话》的印刷厂的时候，印刷工人就开始哧哧地笑，欢笑声不断；工头对作者解释了欢乐的原因，他们排字的时候确实笑得直不起腰。莫里哀和菲尔丁要是能叫排字工人大笑，真会非常高兴。我祝贺读者有一本真正能带来欢乐的书。”

我们现在听起来普希金的赞扬似乎有些夸大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当时出版发行的俄国小说中，几乎没有有一点真正价值的东西（除了普希金自己的散文之外）。出身高贵的读者由于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而如饥似渴地阅读模仿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小说而写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作品，与这种小说相比，果戈理的《夜话》无可否认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从那以后它们的魅力和趣味就奇怪地消逝了。说起来也很奇怪，果戈理幽默家的声望，就是建立在《夜话》（包括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基础之上的。假如一个人对我说果戈理是一个“幽默家”，我立即就知道这个人不很懂文学。假如普希金能活到读上《外套》和《死魂灵》，他无疑会明白果戈理不仅是传递“真正的乐趣”而已。实际上还有一个传说，似乎也是果戈理编造的，在普希金去世前不久，果戈理曾把《死魂灵》第一章的第一稿读给他听，普希金惊叹道：“上帝，俄国多惨哪！”

许多草率表示的赞赏是由于书中洋溢的couleur locale[5]，但是地方色彩不是一种能够持久的色彩。因为书是用方言写的，或者情节安排在偏远地方奇异的氛围中，所以就喜欢读，我从来就不可能与这些人有一致的意见。一个小丑，穿着装饰了闪烁发亮的金片的衣服，出现在眼前，在我看来绝对还不如穿着殡仪员的条纹裤、戴着假领的人来得有趣。按照我的趣味来鉴别，要说无聊、要说令人厌恶，莫过于讲述关于伐木工啊，约克郡人哪，法国乡民啊，乌克兰好心同伴哪，这些人的有浪漫色彩的民间故事或嬉闹故事。就是因了这个缘故，对于两卷《夜话》和后来于一八三五年出版的两卷题为“米尔戈罗德”的小说集（包括《地鬼》、《塔拉斯·布尔巴》、《旧式地主》等），我的态度是非常冷漠的。然而，俄国学校里的老师硬填进学生嘴里的就是这一类东西，就是假幽默家果戈理年轻时候的作品集。真正的果戈理朦朦胧胧地出现在拼接而成的《小品集》（包括《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里；然后随着《钦差大臣》、《外套》和《死魂灵》的发表，真正的果戈理才迸发出生命活力。

果戈理在他的《狄康卡》和《塔拉斯·布尔巴》阶段（到了壮年时期他已经抛开或者摒弃了这些年轻时代矫揉造作的作品，他这样做是多么正确），已经走在非常可怕的悬崖边缘。他差一点成了一个乌克兰民间故事和“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作家。我们必须感谢命运（以及作者对于名扬四海的渴望），他没有采用乌克兰方言作为表现手段，因为倘若他真那样做了，他就已经消失了。假如我想做一场十足的噩梦，我就想象果戈理用小俄罗斯方言一卷接一卷大写特写《狄康卡》和《米尔戈罗德》那一类东西，什么出没第聂伯河岸的妖魔鬼怪呀、滑稽的犹太人哪，什么敢作敢为的哥萨克人哪，尽是那样的东西。

在过了也许是二十五年以后我硬着头皮重读《夜话》——我依旧是无动于衷，就像做学生的时候一样，我的老师不明白，为什么《可怕的报复》不会叫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斯邦卡和他的姑妈》[6]不会叫我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我现在明白了，通过那种歌剧似的离奇故事和没有新意的闹剧，一些预示真正的果戈理的东西，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六十年代的批评家、我年轻时代的学校老师所不知道和难以理解的东西，书中各处可以隐约地、但是准确无误地预见到。

比如说伊凡·斯邦卡的梦——斯邦卡是一个胆小无能的乌克兰乡绅，他令人畏惧、专横独断的姑妈要逼他娶邻居身材高大金发女儿为妻。“他梦见自己已经结婚；他这间小屋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不正常，非常古怪可怕：他的单人床不见了，房间里铺了一张双人床；坐在椅子上的是他的妻子。他感到非常奇怪，心里不懂怎样走近［坐在椅子上的］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他突然之间注意到她长了一张鹅脸。就在他别过脸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又一个妻子［床的‘双人’含义通过梦中的特别逻辑现在开始引申开来］，她长的也是一张鹅脸。他朝另一面望去，噢，还有第三个妻子站在那里；他回过头来看，又看见第四个妻子。这一下他心里隐约一阵惊恐：他冲出门去，来到园子里；但是外面很热，于是他摘下帽子——然后见帽子上坐着他的一个妻子［那是梦中杂耍演员变的戏法］。他脸上流汗了，于是伸手去摸手帕——口袋里还有一个妻子；他从耳朵里取出棉花团——上面又坐着一个妻子。然后他梦见他自己开始单腿跳，他的姑妈在一旁看着，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对，你必须单腿跳，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了。’‘可是，姑妈，’他说道。太迟了：他的姑妈已经变成了一座钟楼。然后他觉得有人在用绳子把他拖上钟楼［弗洛伊德主义者这时候要竖起耳朵来了］，‘是谁在把我往上面拖？’——他带着悲哀的呻吟声问道。‘是我，你的妻子，是我在拖你，因为你是一口教堂大钟。’‘不是，我不是教堂的大钟，我是伊凡·斯邦卡，’他大声道。‘没错，你是教堂的大钟，’一个路人说道，他是某某步兵团的P上校。然后他梦见一个妻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毛料织品，而他是在朝马吉列夫一家商店里面走。‘你喜欢什么料子的布？’商人问道，接着又说，‘你最好买一些妻子，这是最时髦的料子，而且很耐穿——现在男人们都流行穿这样的料子做的外套，’——然后商人就开始量起来，并且剪下一块妻子。伊凡·斯邦卡把剪下来的妻子夹在腋下，去找一个犹太人裁缝。‘不行，’犹太人说，‘这种料子没用，如今没人用这种料子做衣服。’第二天早晨，待他一起身，他立即就翻开一本算命书［他读的唯一一本书］，书的末尾一个非常正直的书商出于难得的善良和无私的心理，附加了一段节选的《梦的解析》。然而，在解析里，一点也没有讲到哪怕是略微像斯邦卡的乱梦那样的内容。”

这样，在一个其他方面都无关紧要的故事的结尾，我们读到了怪诞不经的韵律的第一个暗示，它后来演变成了《外套》的风格。读者将注意到，我希望，这里引述的片段里最怪异之处不是钟楼，不是钟，不是许多的妻子，甚至也不是P上校，而是关于那个善良和无私的书商那一句很随意的话。

[1] Anton Antonovich Delvig（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知己。

[2] Anthological type，用古典希腊风格创作的轻松或者忧郁题材的抒情短诗。源自包括三千多位作者创作的六千多首短小挽歌（埃勒格体）的《古希腊诗选》（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十世纪）。

[3] 果戈理的全名，音译为“尼古拉·果戈理扬诺夫斯基”。果戈理父亲的名字叫“瓦西里·果戈理扬诺夫斯基”。

[4] Vasily Andreyevich Zhukovsky（1783—1852），俄国十九世纪初著名诗人，把浪漫主义引进了俄国文学。

[5] 法文，地方色彩。

[6] 《可怕的报复》与《斯邦卡和他的姑妈》见《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二卷。

▇

1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在俄国舞台上演出，引起异乎寻常的轰动，这段历史与本书的主角果戈理当然几乎没有关系，但是简略说一说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许并非完全是多余的。由于头脑简单的人必然会在这个剧本里看到猛烈发动的、针对田园风光似的俄国官僚腐败制度的社会讽刺，因此，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对于看到这个剧本上演会抱什么样的希望。文艺审查委员会与所有这样的组织一样，明显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货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个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把国家官员描写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征，仅这样一件事就是让这些审查官肥厚的脊背从上到下不寒而栗的大罪。《钦差大臣》居然是有史以来用俄语写的最伟大的剧本（不但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这自然是远离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脑袋十万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个奇迹发生了；那是一种与果戈理的上下颠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迹。最高审查官，万人之上的审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级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头根本无法说出口来，光辉、集权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阵最意想不到的喜悦涌上心头，下达圣旨，这个剧本审查通过，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们很难推测《钦差大臣》里的什么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让他感到高兴。这个人几年前红铅笔一挥，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的手稿上写下几句愚蠢的话，建议把这个悲剧改成像沃尔特·司各特写的那种小说，他也与一般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仑皇帝也不例外），与真正的文学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这个喜剧看作是一个滑稽的闹剧之外，我们几乎无法推想，他还能在剧本里看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讽刺性的闹剧（假如我们作一时的想象，萌生《钦差大臣》是一个讽刺闹剧的谬见）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没有一点幽默感的情绪。鉴于这个人还有头脑——至少还有政客的头脑——因此，认为能让他的臣僚从怠惰中振作起来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顾及激发臣僚的同时，也有会激发平民百姓与君主同乐的危险，这样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实上，这个剧本首次上演以后，据说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获得了他应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说过这句话（可能这不是真的），那么对于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腐败的批评，与对于政府本身的批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沙皇看来也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允许剧本上演是由于沙皇突然心血来潮，正如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的出现，也是任何可能推动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动力。一个暴君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剧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于他在俄国作家的血液里注入了非常危险的细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恶，危及——这是三个危险中的最重要的危险——文学艺术；因为果戈理的剧本被热心公益的人误解为一种社会抗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谁不在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谴责地区警长或者鞭打农民的老爷，谁就被剥夺了作家的称号。十年以后沙皇把这个剧本忘得一干二净，连谁是果戈理，他写过什么，都没有一点印象了。

《钦差大臣》的首场演出在表演和布景方面是很糟糕的，低劣的假发，小丑式的服装，以及剧院方面硬加到他剧中的粗俗的过于夸张的表演，都受到果戈理极其辛辣的批评。这次演出开了把《钦差大臣》演成滑稽讽刺剧的先河；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了让人联想起a comédie de mœurs[2]的背景；于是二十世纪继承了铺张的果戈理式台词与昏暗而平淡的布景的结合——只有一些天才演员的个性偶尔才能解决的事态。很奇怪，正是在书面语在俄国已经死亡的时代，距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3]俄国舞台监督梅耶荷德[4]拿出了真正传达出果戈理风格的《钦差大臣》的演出版本，尽管他歪曲和添加了内容。

我仅仅看过一次这个剧本用外语（英语）演出，而这一次演出我是不想再提起了。至于这本书的翻译，塞尔泽[5]和康斯坦斯·加尼特[6]的译本，谈不上孰优孰劣。尽管加尼特完全缺乏文字才能，但是她的翻译还是有些谨慎，因此比起《外套》和《死魂灵》的一些极荒谬的译本来，让人少些难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吉佐平淡乏味的《哈姆莱特》译本[7]相比。当然，译本里没有一点果戈理的风格。译本的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总是故作庄重，让人受不了。只有爱尔兰人可以尝试啃下果戈理。现在把典型的不够格的翻译列举一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很多）：果戈理在说到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这两个乡绅的时候，简略描述他们都有胖鼓鼓的小肚子（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他们一定就是凸出的肚子——像怀孕妇女那样的尖尖的小肚子”），意思是说他们是小而瘦弱的男人——这样的描写对于创造出正确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必须表现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康斯坦斯·加尼特把这句话翻译成“两人都大腹便便”，结果把果戈理糟蹋了。我有时候想，这几个旧英“译本”酷似中国有一个时期通行的所谓“千刀万剐”。那是说从受刑人的身体上割下止咳润喉片大小的一小方块肉，比如，每隔五分钟左右割一块，直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挑选也颇有讲究，要确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块肉[8]）把整个身体都小心翼翼地割光。

那个译本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错译，例如“清汤”，而不该是“燕麦汤”（“燕麦汤”应该是济贫委员会专员在医院里喂病人的）或者——这说起来就相当有趣了——法官一生中阅读过的五六本书，提到其中一本叫“砖瓦匠约翰书”，听起来像《圣经》里的书，而原文实际上是说约翰·梅森[9]（或者人家说是他写的）的一本历险记，他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外交官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曾被派往欧洲大陆替都铎王朝君主搜集情报。

[1] Boris Godunov，历史剧，作于1825年。

[2] 法文，风尚喜剧。

[3] 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发表于1944年。

[4] Vsevolod Meyerhold（1874-1940），俄国导演、演员、舞台监督。

[5] Thomas Seltzer（1875-1943），俄裔美国译者、编辑、出版商。

[6] 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致力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翻译的英国女翻译家，是第一个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译成英文的人。

[7] 法文译本。

[8] 这是读纳博科夫的书千万要小心的最生动例子。关于“千刀万剐”国外议论不少，至今不断，此处原文作Thousand Pieces Execution。众所周知，汉语“千—万—”（万—千—）结构并非指确切数，而是极言其多，但是“要确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块肉”显然是确切数。不过，纳博科夫的意思是明白的，他只是觉得不好的译文犹如原著被“凌迟”。

[9] Mason，意为“砖瓦匠”，英国人常见姓氏，通常音译为“梅森”。

2

《钦差大臣》的情节也像果戈理所有的书的情节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1]而且，就剧本而言，它的构思是所有剧作家的共同财富：从有趣的将错就错故事中榨取最后一滴。似乎普希金在给果戈理讲述他在下诺夫哥罗德[2]一家旅店投宿，人家误以为他是京城来的大官这个故事的时候，曾向他提过建议；而另一方面，果戈理自从参加学校业余演出以来脑子里就塞满了旧剧目（从三四种外语翻译成蹩脚俄语的旧剧），因此说不定早把普希金的提醒丢在脑后了。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追溯到一个“真实故事”（这个说法一般是错误的，并且始终是毫无意义的），很奇怪，我们竟然有从这样的一个说法里寻找满足的病态的癖好。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知作家也和我们自己一样没聪明到能自己编造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更加看得起自己了呢？或者，当我们得知在我们不可思议地瞧不起的“虚构”下面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我们可怜的想象就增添了几分力量了呢？或者，概括起来说，这里是否体现了我们对于事情的真实性的崇拜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小孩子们会问讲故事的人：“真有这样的事吗？”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老托尔斯泰在过于追求道德伦理的时期止步不前，不敢亵渎神明，像上帝创造人类一样，去创作完全虚构的人。是否如此？不管是怎样的情况，在这个剧本首场演出大约四十年以后，某个政治流亡者[3]（他正在伦敦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很希望卡尔·马克思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在六十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著名激进分子和谋反者（也是有力地宣告俄国文学“果戈理”时代到来的批评家之一，这个委婉说法的意思是，小说家有单枪匹马改进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责任，这样的说法恐会把果戈理吓倒）。这位政治流亡者秘密回到俄国，乔装打扮成一名地理学会的会员（这一点是很贴切的）来到遥远的雅库茨克地区，目的是要劫走一位西伯利亚的囚犯；由于他曲折蜿蜒的途中越来越多的人错把他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完全与果戈理剧本里写的一样——他要劫走罪犯的计划被挫败。生活中这样的对艺术虚构作品的庸俗模仿，比起艺术作品模仿生活来，更加有意思。[4]

作者给剧本的题词是一句俄国谚语：“脸歪别怪镜子不真。”当然，果戈理从来没有画过肖像画——他用镜子，而且作为一个作家，他生活在他自己的镜子世界里。读者的脸是丑陋还是漂亮，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不但镜子是果戈理自己制造的，它有自己特别的折射特性，而且这个谚语针对的读者也属于同一个具有像鹅、像猪、像馅饼、像丑八怪的脸部表情的果戈理世界。即使是在果戈理最差的作品里，他也是在创作他的读者，这可是大作家的特权。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圈子，我们不妨说，一个封闭的家庭圈子。它不向外部世界开放。把这个剧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讽刺（公众观点）或者把它看作是一个道德讽刺（果戈理的迟到的修正），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钦差大臣》中的人物不管是否是按照真实的人仿造的，他们只能在果戈理想象中的真实的人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俄国，热切学子之乡，非常认真地，立即开始实践这些想象了——但是那是俄国的职责，不关果戈理的事。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国，行贿受贿像当时、像现在的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盛行——而且另一方面，在果戈理时代的任何俄国城市，都活着比《钦差大臣》里的和善的无赖更令人讨厌的流氓。想要把小说写成有教育意义或者能振奋人的精神，或者写成捍卫国家利益，或者像槭糖汁和橄榄油那样有益于健康，对于这样的人我积怨已久，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要提起《钦差大臣》问题的这一无聊方面[5]。

[1] 关于情节的扼要介绍可参看第153页《评论》。——原注

[2] Nizhni-Novgorod，俄罗斯第四大城市，1932年至1990年间称高尔基。

[3] G.A.Lopatin（1845-191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版译者之一。1870年7月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到达巴黎，然后到英国，同年8月26日迁居伦敦，以便在翻译《资本论》时能得到马克思的帮助。是年冬，为营救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领袖、文学批评家、美学家、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回国，但营救失败，自己被捕，1873年再次逃出。

[4] 这让人想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话：“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过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他还认为艺术不能再现生活。

[5] 纳博科夫的这一观点（以及本书其他章节有关观点）是他与不少批评家（例如，照他本人的说法，“那类对思想性、普遍性和表现人性诸方面比作品本身更感兴趣的批评家们”——纳博科夫：《文学讲稿》：“詹姆斯·乔伊斯”，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2月版）争论的问题之一。

3

剧本以耀眼的闪电开始，以一声闷雷结束。事实上，这个剧本完全处于闪电与响雷之间的紧张间隙里。剧本不存在所谓的“提示性说明”。霹雳迫不及待地解释气象条件。整个世界是一个臭氧的淡蓝色的颤抖，而我们就身处其中。果戈理保留的他那个时代的唯一舞台传统就是独白，但是，在等待轰隆一声巨响的时候，在雷雨到来之前的紧张寂静中，人们的确会大声自言自语。试想你认为你自己已经醒来，而你所做的一切却是进入最可怕的（梦中假的现实中最可怕的）梦境，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中的可怕的人们。果戈理掌握着一个奇特的方式，让“次要的”梦中人物在剧本（或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出现，以便炫耀他们一刹那的活生生的存在（例如《斯邦卡的梦》中的那个路过的P上校，或者《死魂灵》中的许多个人）。在《钦差大臣》这个剧本里，这个手法在一封荒诞的私人信件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这封信是市长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大声读给他的部下听的——督学赫洛波夫、法官里亚普金特亚普金（马马虎虎先生）、慈善专员泽姆里亚尼卡（草莓先生——一颗被青蛙舌头碰伤的熟透的褐色草莓）之流。注意，这些可怕的名字与，比如，时髦的“好莱坞俄国”假名、托尔斯泰采用的渥伦斯基[1]、奥勃朗斯基[2]、勃尔康斯基[3]等等截然不同。（果戈理发明的名字其实都是诨名，是我们在将它们变成姓氏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的名字——性质的变化始终是我们观察起来很兴奋的事情）。读完公文中京城彼得堡一名钦差大臣即将莅临这一重要内容之后，市长不假思索地继续大声读信，他含含糊糊的声音引出了想要挤到显眼位置的与众不同的次要人物。

“……我姐姐安娜·吉里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到我们家来了；伊凡·吉里洛维奇［凭姓氏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兄弟］发福了，老是在那里拉小提琴。”

这里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次要人物之后不会再出现在舞台上。我们都知道在第一幕开头随意提及的某某姨妈或者火车上遇见的陌生人。我们都知道，引出这些人的那一句“顺便一提”其实意思是说带澳大利亚口音的那个陌生人或者有滑稽业余爱好的叔叔，假如他们不是一会儿以后飘然进场，就绝不会被提起的。确实，一句“顺便一提”一般说来就是一个确定的暗示，传统文学的同情谅解标志，即这一句话里提到的人最终就是这个剧本中的主要人物。我们都知道那老一套的伎俩，都知道徘徊在最初几幕的忸怩作态的精灵，无论是在斯克里布[4]国还是在百老汇，都是如此。一位著名的剧作家[5]说过（可能是他不耐烦了，在给一个很想了解这一行当有什么秘诀的讨厌的人复信时说的），假如在第一幕有一杆枪挂在墙上，到了最后一幕就必须开枪。但是果戈理的枪挂在半空，而枪并没有响——事实上，他的暗示的魅力正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产生。

为了筹备并且做些补救工作，迎接钦差大臣，市长在给他的下属布置工作的时候，说到了法官的书记员。

“……我知道，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气味——似乎他刚从伏特加酒厂出来……我早就想跟你［对法官］说了，可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得我把这件事忘了。补救办法还是有的，假如，像他所说，这是他生来就有的气味：你不妨给他提一个建议，改变饮食，可以吃洋葱或者大蒜，总之是这一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克里斯底安·伊凡诺维奇［沉默寡言的德国血统的地区医生］也许帮得上忙，给他吃点什么药。”

听了市长的话法官还嘴道：

“不行，这是不可能戒掉的习惯：他跟我说过他还是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的时候，他的奶妈就拿酒滴在他嘴里了，所以从那以后他身上隐约就有一股伏特加的味道。”

“噢［市长说道］，我就是想让你注意这件事，没别的意思。”说完这句话他转身找另一个官员。

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这个倒霉职员的下文了，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还留着，活生生的，一个古怪、冒着酒气、那种果戈理啧啧称道的“受伤害的人”。

其他次要人物没有时间充分亮相，于是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在两句话之间跳进剧中。市长现在要叫督学注意他的助手：

“比如，他们有一个，长了一张胖脸的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唔，他每次上课总是先要做怪相，是这样［演示］然后他就把手伸到围巾里面去摸下巴。当然，假如他只是对着那些小男孩子做怪相，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做做怪相在他那一行里有时候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想一想假如有人来参观他也这样做情况会怎么样——那真会是很可怕的：钦差大臣大人或者别的人会以为是针对他的。只有上帝知道那会招来什么后果。”

“请问，我到底该拿他怎么办［督学接话道］？我已经跟他说过几次了。就在前不久，我们的贵族院议长正好要进教室的时候，他歪着脸，做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夸张怪相。他倒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心地善良，可是我被呵斥了一顿：向青少年宣扬革命思想，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一会儿以后又有一个小矮人出现［很像一个有名的短篇小说里巫医的小而硬的脑袋，一个个从一个非洲探险者身体里蹦出来[6]］。市长提起了历史老师：

“他是一个学者，那是没话说的，而且学富五车，可是他——他一讲起课来热情如此高涨，结果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有一次我正巧听他讲课：只要他讲的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事情——唉，那还受得了；可是他一讲到亚历山大大帝，这一下——那还了得，我简直无法形容他那个样子。天哪，我觉得整座屋子都着火了！他从讲台冲出来，使出全身力气拿一把椅子摔在地板上！亚历山大大帝的确是一名英雄，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这是摔坏椅子的理由吗？这是破坏政府财物。”

“嗯是啊，他是很激烈［督学叹了一口气承认道］，我也跟他说过好多次了。他的回答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在追求学问的事业中会不惜牺牲我的生命。”

市长下一个谈话的对象是邮政局长，要求他把经过他的邮政局的信件都拆开来看一看（这个善良的人多年来的一大爱好就是如此），在他的帮助下又一个小矮人出来了。

“真可惜［他对市长说］您没有亲自读过这些信件：这些信件里有不少绝妙的文字。比如那天一名上尉给一个朋友写信，讲述他参加的一个舞会——写得诙谐幽默……啊，非常非常精彩：‘亲爱的朋友，我的生命，’他写道，‘翩然飘荡在极乐中：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士，乐队奏起来，旗帜飘起来……’——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丰富的感情。”

接着法官说到两个整天争争吵吵的乡绅，一个叫切普托维奇，一个叫瓦霍文斯基，两个人是邻居，都到法院起诉对方，诉讼可能一辈子也结束不了（而法官则可以快乐地在两家的土地上追猎野兔）。然后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两个人激情登场，报告消息说他们发现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就住在当地客栈里，这时果戈理采用了他自己绝妙的（夹杂看似毫不相干的细节）迂回曲折的讲故事手法：伯勃钦斯基把他和多勃钦斯基两人的引起轰动的发现说出去以后，他的所有朋友都来到他家里：“于是，我就跑到科洛勃金［匣子先生］家里找他，但是发现科洛勃金不在家［匣子里的老兄出去了］，我又去找拉斯塔科夫斯基［大木瓜先生］，也不见拉斯塔科夫斯基在家……［所有的小矮人只有这两个人在舞台监督的特别要求下在最后一幕的结尾以来客身份出现］。”就在客栈里，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看见了他们误以为是钦差大臣的那个人，于是他们找到了客栈老板弗拉斯——就在这个时候——从伯勃钦斯基紧张地说的气喘吁吁又结结巴巴的台词中（抢在双胞胎多勃钦斯基之前，不容他插嘴就把事情全说出来），我们得知了弗拉斯的详细情况（因为在果戈理的世界，一个人越是匆忙就越是不紧不慢地一路闲逛）：

“……于是多勃钦斯基伸出一个指头招呼客栈老板——你知道，客栈老板弗拉斯——三个星期前他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聪明伶俐的小家伙——将来也会像他父亲一样开一家客栈……”

注意没有起名的新生儿弗拉索维奇在一秒钟之间成长起来，度过整个人生。伯勃钦斯基气喘吁吁说的台词似乎在培育这些小矮人的幕后世界里，引起了一阵紧张的骚动。

接着还有一些人要出场。赫雷斯塔科夫——假钦差——下榻的房间是这样确定的：几名军官前不久也正巧路过这个城市，他们在打牌的时候打起架来。市长手下的一个人，警察普洛霍洛夫，是采用以下方式引出来的。

市长急匆匆、气呼呼地对警察斯维斯图诺夫说：“其他人呢？……真要命，我命令普洛霍洛夫也要到。普洛霍洛夫上哪里去了？”

警察：“普洛霍洛夫在警察局待着，不过，他是不能派什么用场的。”

市长：“怎么回事？”

警察：“呃，我说了：今天早晨他醉得像个死人，是用马车送来的。已经给他泼了两桶水，可是还没有醒过来。”

“可是，你们到底怎么让他弄成这个样子的？”市长过了一会儿这样问道，警长（顺便提一下，他叫乌霍夫约尔托夫——这个一个词的名字包含了“狠狠打了人家一记耳光”的意思）回答道：“上帝才知道。昨天郊区打架，他到现场处理事情，回来就醉倒了。”

第一幕结尾处涌现了这一大群次要人物之后，第二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平静，这时赫雷斯塔科夫出场。诚然，赫雷斯塔夫科夫赢回他在奔萨输掉的钱的时候，在欢乐的打牌声中出现的真面目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法的好赌步兵上尉；但是除此之外，积极、热诚的赫雷斯塔科夫主线在这一幕里表现得非常强有力（连市长也到客栈去拜会他），容不得别人干扰。其他的次要人物悄悄地又在第三幕出现：泽姆里亚尼卡的女儿，我们发现，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在演员说台词之间翩然上场，是一身粉红与天蓝的外省少女。

在俄国舞台最出名的一场戏里，赫雷斯塔科夫到了市长家，开始在女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次要人物从他说的台词里冒出来（因为他们最后凭借赫雷斯塔科夫的天生饶舌和市长的葡萄酒，一个个上上下下），他们仿佛是与我们遇见的人完全不同的异类。他们肤色浅淡，几乎透明，与赫雷斯塔科夫光辉的性格一致——装扮成公务员的幽灵，快乐的小魔鬼，来帮助反复无常的恶魔用口技与赫雷斯塔科夫通话。多勃钦斯基的孩子，凡尼亚，丽珊卡，还有客栈老板的小子都是在某个地方实际存在的，但是这些异类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些人物的提示变成了幻觉。但是由于赫雷斯塔科夫的谎话的登峰造极，这些超自然的东西的动力，与第一幕背景里的小矮人田园牧歌式的嬉戏比较起来，对全局进程的推动作用更大。

“啊，彼得堡！”赫雷斯塔科夫大喊道，“那才是我所说的生活！也许你认为我不过是一名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他正是］。可不对，先生，我那个部门的头头与我的关系非常好。你知道，老是习惯拍拍我的肩膀，说：‘来跟我一起吃一顿吧，老弟。’我只到办公室里待上一两分钟，告诉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那个抄写员，这家伙，拿起笔来就——嚓，嚓，不停地写起来。［拖长声音］有人甚至还建议我升任八等文官。［又滔滔不绝地］但是我心里想，这有什么用？办公室有跑腿的人［在俄国这些都是长一大把胡子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刷子爬上楼梯在我后面跟着——‘请允许我，先生，’他说，‘把你的鞋子稍微擦一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办公室“跑腿的人”的名字叫米黑伊，还知道他很会喝酒。

后来，照赫雷斯塔科夫的说法，他经过的时候士兵们都从警卫队队部里跑出来，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的长官我非常熟悉，他后来对我说：‘啊呀呀，老兄，我们绝对是把你当总司令的！’”

在他说起他那些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文学界的熟人的时候，舞台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模仿普希金的小妖精：“我跟普希金交情很深。我好多回跟他说：‘喂，老兄，最近怎么样？’——‘还是那样，老弟，’他说，‘还是老样子。’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

接着，在赫雷斯塔科夫继续兴冲冲地编造故事的时候，别的大人物们你推我挤、声音嘈杂、争先恐后地上场：内阁大臣、大使、伯爵、王子、将军、沙皇顾问、沙皇本人的幻影以及大脑的游动精子[7]，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一批又一批，一批批加起来，总共有三万五千个使者”——紧接着，随着一声酒后的打嗝声，他们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但是待到接受了真实（所谓真实至少与第一幕里的那些小矮人的“真实性”一样真实）的暗示，穷职员赫雷斯塔科夫的邋遢厨师马弗露莎的鬼影，才在赫雷斯塔科夫面对所有这些金色的鬼影和梦幻大使说着大段台词的间隙，在极短暂的瞬间朝外面瞥了一眼——帮他脱去他那件短小不合身的外套（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大斗篷、宽袖、毛皮绳绒外套，果戈理后来使它名垂千古，成为一个非比寻常的俄国小官吏的特征）。

在接着的一幕里，一个个惶恐不安的官吏前来向赫雷斯塔科夫请安，而赫雷斯塔科夫则向他们每人借钱（他们心里想这是在贿赂他），这时候我们知道了泽姆里亚尼卡孩子们的名字——尼古拉、伊凡、伊丽莎白、玛丽和佩里佩图娅：穿淡蓝连衣裙的可能是文雅的佩里佩图娅。多勃钦斯基的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市长夫人已经提起过了，是她的教女。她们以及最大的小子，都与法官像得出奇，每当多勃钦斯基太太的可怜的小男人外出，法官都会来看望她。大儿子是多勃钦斯基与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在结婚之前生的。多勃钦斯基对赫雷斯塔科夫说：“关于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斗胆想请求您的帮助……我的大儿子，大人，是我结婚前生的……啊，这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我生下他完全跟合法婚姻生下的一样，后来，大人，又核准了合法婚约因此完全没有问题了，大人。呃，现在我要他成为，也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成为完全合法的儿子，大人，并且跟着我的姓：多勃钦斯基，大人。”（法语里的“sauf votre respect”[8]，尽管稍嫌啰嗦，但是更能表达谦恭的轻轻的嘶嘶声“Sir”——Soodar[9]的缩略形式——包含的意思，一句话结束的时候多勃钦斯基就会在一个词儿的后面加上“Sir”[10]。）

“我本不该来搅扰您，”他接着说，“可是我觉得有点亏欠他，他这么多才多艺。这个小家伙，您瞧，有点特别——很有出息：他能够背诵诗歌这样的东西，只要他手头有一把裁纸刀，他就能做一辆很小的马车——跟魔术师一样聪明，大人。”

又有一个人物出现在这一幕的背景里：这是在赫雷斯塔科夫决定要在信中写这些古怪的外省官吏的时候，他要把情况告诉他的朋友特里亚皮契金（收旧货先生）。他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可恶记者，唯利是图，爱写派性文章，是一个流氓，常拿那些他喜欢在他卑鄙而恶毒的文章里加以抨击的人作为笑料。瞬息之间他在暗中朝赫雷斯塔科夫又是眨眼，又是瞥眼。他是最后一个出现——不对，也不能说是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幻象将是真正的钦差大臣的巨大影子。

这个次要人物的世界仿佛是从这个剧的后台冲出来的，它是果戈理的真正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姐妹们，丈夫们，孩子们，古怪的学校老师，喝伏特加喝得醉醺醺的小职员，为了篱笆的位置争吵了五十年的乡绅，打牌做手脚、对舞会情有独钟、把幽灵当作总司令的浪漫军官们，这些誊写员和了不起的信使——所有这些人的活泼动作是构成这个剧的实质素材，他们不但没有干扰舞台监督的所谓“情节”，倒显然使得剧本非常具有可演性。

[1]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2]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3] Bolkonsky，见《战争与和平》。

[4] Augustin Eugene Scribe（1791-1861），法国戏剧家，作品情节简洁，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美国作家、戏剧文学教授布兰德·马休斯（Brander Matthews，1852-1929）的《论戏剧创作原理》（1919）一书中有一章写杜撰的剧作家理想国“快乐的斯克里布国”（the pleasant land of Scribia），是斯克里布同时代的批评家挖苦他的剧作违背史实和地理而杜撰的说法。

[5] 指契诃夫。1889年11月1日契诃夫在一封写给阿历克赛·塞米诺维奇·拉扎雷夫的信中说道：“不要把一杆装了火药的枪放在舞台上，假如你不准备开枪的话。”

[6] 似应指收在英国潘图书公司（Pan Books Ltd）的“恐怖故事丛书”（Pan Book of Horror Stories）里的故事，丛书第一卷于1959年出版发行。

[7] spermatozoid（s），亦指“低等植物或裸子植物生出的游动雄性配子”（a motile male gamete produced by a lower plant or a gymnosperm.——《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另据《辞海》（1979），“配子”为“生物进行有性生殖时所产生的性细胞。有三种类型：……；（3）‘卵’和‘精子’，不仅形状、大小不同，且在运动功能上亦完全不同，乃是高度分化的两种异形配子”。

[8] 法文，不敢冒犯，不敢得罪。

[9]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文，先生。

[10] 英文，大人。

4

不但活人在荒谬的背景里熙熙攘攘，而且许多物品也被利用起来，担当像人物一样重要的角色：当市长威风凛凛又慌里慌张地出场来会见一个危险的幻影的时候，他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把帽盒子套在头上，这个帽盒子就是果戈理式的虚假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帽子就是脑袋，帽盒子就是帽子，镶有饰边的领子就是人的脊梁骨。市长在客栈里匆忙中写了一封短信派人送给他太太，跟她说了她必须准备款待的高贵客人，这封信与赫雷斯塔科夫的旅馆账单混在了一起，因为市长顺手抓过一张纸就写起来：“亲爱的，我赶紧要告诉你，我起先非常狼狈；不过还好我信任上帝的仁慈，两份咸黄瓜另收费，半份鱼子酱，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这两件事的混淆在果戈理的世界里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种鱼的名字，在美食家的耳朵里就是一段极美妙的音乐，而黄瓜就是超自然的生命，至少像外省城市的市长的个人神明那样强大有力。这些黄瓜在赫雷斯塔科夫关于他的崇高生活理想的夸夸其谈中被培育长大：“比如餐桌上有一个西瓜［西瓜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黄瓜］——不是一个普通的西瓜而是一个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水一样的汤“上面有羽毛或者漂浮的东西”［而不是点点闪烁的油花］赫雷斯塔科夫在这样一家客栈里也只能将就着喝，但是在提到他在京城的生活的台词里水一样的汤变成了potage[1]，用盆子装起来“直接从巴黎用轮船运来”，——虚构的轮船烟囱冒的烟可以说就是虚构的汤冒出的美妙的热气。赫雷斯塔科夫被请进他的马车就座的时候，市长叫人从贮藏室里（里面塞满了他的蓄着胡子的臣民——商人——强制性的贡品）搬来一块波斯地毯；赫雷斯塔科夫又在地毯上面加了一块草垫子——地毯则变成了一块魔毯，赫雷斯塔科夫踩在上面，听着马脖子上的铃铛的清脆响声和赶车人对魔马热情奔放的吆喝声：“嗨，你们长翅膀的马儿啊！”（“Hey vy，zalyotnye！”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跑得远的马儿！”）：俄国的马车御者很善于给自己的马起好听的名字——而果戈理呢，可以这样假设（为了照顾那些喜欢了解作家个人经历的人），他将在晚年没完没了的旅途中获取许许多多的旅行知识；在这一阵诗的大风中赫雷斯塔科夫——这个爱做白日梦的幼稚骗子——消失了，而大风则为果戈理离开他所创作的俄国吹开了大门，他出发前往遥远和朦胧的地方，无数德国休养胜地、意大利废墟、巴黎餐馆和巴勒斯坦圣地，像慌里慌张的市长信中的上帝和两份黄瓜一样，也都将被糅合在一起，混为一谈。

[1] 法文，浓汤、肉汤。

5

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好笑，这一出梦幻剧，这一个“官府幽灵[1]”，被看作是根据俄国真实情况写的滑稽讽刺剧。想起来更加好笑的是，果戈理在他第一次心情抑郁地核对他这个剧本里是否有那些危险的革命影射存在时指出，不管怎么说这个戏里至少有一个正面角色：笑声。事实上，这个戏根本不是“喜剧”，这就像莎士比亚的梦幻剧《哈姆莱特》或者《李尔王》不能称为“悲剧”道理是一样的。一个拙劣的剧本，比莎士比亚或者果戈理这样的人创作的极其复杂的作品，更容易成为一个优秀喜剧或者一个优秀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莫里哀的作品（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喜剧”，即，很容易在橄榄球赛上被看作是好卖弄技巧的运动员那样的东西，是只有一个面的东西，绝没有构成真正戏剧的巨大、活跃、非常富有诗意的背景那种东西。在同样的意义上来说，奥尼尔的《哀悼》（无论这个剧本是好是坏），我认为，是一部“悲剧”。

果戈理的剧本是有动作的诗，而我所谓诗是指透过理性的词语看到的荒谬事物的奥秘。这一类真正的诗激起的——不是笑声，也不是眼泪——而是表示十分满足的灿烂笑容，至福的嗯呀声——一个作家倘能让他的读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使他的一些读者绽放笑容，发出那样的嗯呀声，他完全可以因此而感到骄傲。

就连起赫雷斯塔科夫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天才之举，因为这个名字向俄国读者传递出轻狂鲁莽的效果，是一种瞎扯的咕噜声，是一根细手杖的哗哗声，是纸牌的噼啪声，是傻瓜的吹牛，是专门勾引女人的家伙（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潇洒风度。整个剧本自始至终只见他的忙碌，而对于他所引起的轰动的充分理解，他却漠不关心，因为他只是迫不及待地大捞好运带给他的好处。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厢情愿做着他自己的梦，身上透着某种虚假的魅力，以及花花公子的风度，给女人带来高雅趣味，与庸俗的市井纨绔子弟的土气适成对照。他是完全彻底、舒舒服服地庸俗，这些女人是庸俗的，那些纨绔子弟也是庸俗的——事实上整部戏（颇有点像《包法利夫人》）是用特别的方式把庸俗所表现的各个不同方面混合而成的，因此，混合的最终结果的巨大艺术价值并非源于（与所有的杰作一样）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是由于毫无生气的各个部分的耀眼地结合。正如在作昆虫分级的时候，奇妙的颜色效果可能原因不在于分级的色素，而是在于它们的位置和反射力，同样，果戈理的天才要讨论的不是可计算的化学物（文学批评家的“真实生活”）的内在特性，而是对于几乎无形的再现生活的微粒所产生的物理现象的模仿能力。由于缺乏一个更准确的词语，我在这里采用了“庸俗”这个说法；普希金在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就是插入了英语“庸俗”这个词[2]，并对在俄语里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语而表示歉意。

[1] The Government Specter，果戈理《钦差大臣》的英译The Government Inspector中的inspector一词被截去in两个字母，剩下的那部分-spector就与specter（幽灵）同音，这是纳博科夫惯常玩弄的文字游戏。故将The Government Specter译作“官府幽灵”。其实这两个词同源，都来自拉丁文specere（看，视）。

[2] 英文为“vulgar”。

6

义愤填膺的人们在《钦差大臣》这个戏里看出了隐伏的针对俄国官场攻击，对这个剧本的这种指责给果戈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影响可以说是他一生遭受形形色色的狂热迫害的起始点，直至他生命的终点。情况相当奇怪：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理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通俗剧作家库科尔尼克[1]耸一耸肩膀说，这个戏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滑稽戏；年轻人津津有味地说着戏里最有趣的笑话，还在他们的熟人中寻找赫雷斯塔科夫和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式的人。倘若换一个人他是会陶醉于这种赞扬和恶意诽谤的气氛里的。普希金看到演出也是会露出晶亮的牙齿和善一笑的——然后转身写作他尚未完成的杰作。[2]果戈理做了他在《古谢尔加顿》彻底失败以后做的事了：他出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开溜了，到了国外。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别的事。事实上他做了一个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做的最糟糕的事：他开始写文章解释批评他的人在这个戏里没有注意到的要点或者是针对他而发的批评。果戈理，正因为是果戈理并且又生活在一个镜子世界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作品写成、并且发表以后再来将他的作品好好地做一个构思。这个做法他也用到了《钦差大臣》上。他在这个剧本后面加了一个后记之类的东西，解释道，在最后一幕的结尾处隐约现身的真钦差大臣是人的良心。还说其他的人物是我们灵魂里的激情。换言之，人们应该相信，丑陋、腐败的外省官吏象征这些激情，而官府则象征更高尚的良心。这一解释就像他后来关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样产生同样令人沮丧的效果——除非我们认为他是在取笑读者——或者是在取笑他自己。倘若把他的解释看作是一个明白的声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作家完全误解并且歪曲了他自己的作品的意义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关于《死魂灵》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他是一个奇怪病态的人——我并不能肯定地说，他关于《钦差大臣》的解释不是那种疯人所为的欺骗。人们对于他这出戏的反应使他感到可怕地痛苦的是，他未能被确认为一个预言家，一个导师，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为人类自身获益而鞭笞人类），这一观念是很难叫人相信的。这个戏里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而作者竟然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而照我所说，他爱在书完成很久以后幻想，把事情想象到他的书里。而在另一方面，批评家——非常错误地——在剧中觉察的那种教训，是一种社会的并且几乎是革命性的教训，而那是果戈理极为反感的。他也许会担心，由于激进思想界过于狂热地赞美，也由于反革命思想界过于激烈地指责，朝廷会突然改变其威严和无常的态度——从而削减演出和利润（甚至累及未来的津贴）。他也可能已经看到他在俄国的文学生涯在今后许多年里会受到警惕的审查官的阻挠。他奉为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人们（尽管“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主题要在稍后一些时候才会充分表现）以及善良的官吏（这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义同）因他们所谓的“粗劣和浅薄的闹剧”而痛苦和反感，他可能也因此感到震惊和伤心。然而似乎最让他烦恼的是他知道成千上万的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而他却无法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更不要提去左右这样的议论了。传到他耳朵里的流言蜚语是不祥的，是骇人听闻的，因为流言就是流言。他受到的赞扬似乎意味着针对他所尊敬的人的讽刺讥笑，因此这些讽刺讥笑也是针对他而发的。素昧平生的人对他表现的关切似乎充满了阴险的诡计和无法估量的危险（一个绝妙的词语，诡计——深藏的珍宝）。我将会有机会在另一本截然不同的书里论及一个疯人，他老是感觉到整个风景的各个部分以及无生命之物的运动都是一个暗指他自身的复杂密码，因此整个宇宙在他看来似乎都在用手势谈论他。这种险恶和几乎巨大的示意动作可以从果戈理对于自己的突然成名的病态观点上猜出几分。他想象一个敌视的俄国潜入他的周围，窃窃私语，试图采取对他的剧本既赞扬又指责的手段，将他消灭。一八三六年六月，他离开俄国前往西欧。

据传说，在他动身前往国外的前夕，他从此以后没有再见面的普希金来看他，整夜与他一起翻阅他的手稿，阅读《死魂灵》的开头章节，当时果戈理已经写好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稿。这一幅图画是可喜的——太可喜了也许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出于种种理由（可能是出于不想承担责任的病态心理），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迫切地希望人们相信，他在一八三七年即普希金去世以前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普希金的直接建议之下并受到他的影响而写成的。鉴于果戈理的艺术与普希金的艺术相去极其遥远，而且鉴于普希金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不可能指导一个文学友人的创作，因此，果戈理本人如此乐意提供的情况根本就不值得加以认真考虑。照亮午夜场景的一盏孤灯，就让它熄灭吧，我们不必有任何内疚。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果戈理悄然出国，没有跟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道别。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知道，他甚至没有跟朱科夫斯基道别，而他跟朱科夫斯基的关系远比他跟普希金的关系密切。

[1] Nestor Vasilievich Kukolnik（1809-1868），俄国剧作家、散文家，曾与果戈理同在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就读。

[2] 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歌形式的长篇小说第一版出版于1833年，作者稍作修改后又出了1837年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于1836年4月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公演。

▇

1

《死魂灵》[1]的旧英译本，绝对都是毫无价值的，应该从所有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清理出去。在我写这部书的笔记的时候，在我花费精力翻译我所需要的段落以后，纽约读者俱乐部出版了一个《死魂灵》全新译本，译者是B·G·格恩尼。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然而，这个版本有两大缺点：一是俱乐部编委的一名编辑写了一个荒唐的前言，另一个是把原书名改成“乞乞科夫的旅途——旧俄国的家庭生活”。这样改书名尤其让人觉得苦恼，假如我们记得起来“乞乞科夫的旅途”这个书名是沙皇审查机关硬加到这部书第一个俄文版上的——因为：“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灵魂是不朽的，因此不可称为‘死’。”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译本书名的类似改动，显然是生怕有向玫瑰色脸蛋的连环画迷们宣扬悲观思想之嫌。副标题“旧俄国的家庭生活”也很不恰当，它依据的是一个伪劣版本：《一个俄国贵族在俄国的家庭生活，〈流放西伯利亚〉一书编辑修订》，亨利·科尔伯恩继承人伦敦赫尔斯特与布莱吉特出版社，大马尔伯勒街十三号，一八五四年版。书上醒目位置写着“本书版权所有，出版者保留翻译权”，另有一个前言，有以下同样醒目的一段文字：

“本书为一俄国贵族所著，英语手稿由其本人交予出版社，而编辑者之责仅限于更正书中文字之错误，是书文字错误乃在预料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作者是用非本国语言写作……阅读本书我们可深入了解俄国社会之内部情况及关系……作者认为书中故事是真实的，书中之主要事实在俄国实属尽人皆知。

“……最后我们或深感遗憾我们不能擅自公开作者之姓名——并非此书本身尚待进一步核实，因为此书几乎每一行字都能确保其真实性——而是因为实际情况是作家依然归心似箭，心里十分明白，公开承认他写的书而且如此淋漓尽致表现他的讥讽能力，不会成为他的特别举荐信，可能只会成为进入西伯利亚荒原最边远地区的通行证。”

人们很想知道这个俄国贵族为何许人，他翻译了《死魂灵》（他的编辑者还在书中添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严谨刻板风格的表达方式），并且把书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公司，而这家出版公司又显然认为他们是在出版真实的回忆录，因为此书“揭示了我们古代的同盟者和当今的敌人的家庭生活”。这个贵族的名字叫赫雷斯塔科夫吗？这个贵族是指乞乞科夫本人吗？在某种程度上说，果戈理的书有非常果戈理式的命运。

[1] 关于《死魂灵》故事情节概述，参看第159页《年谱》。——原注

2

俄语用一个无情的词就能表达某种普遍存在的缺陷的意思，这个意思我正巧知道的三种欧洲语言却没有专门的说法来表达。一个国家的词汇里没有一种专门的表达方式不一定就意味着不存在相对应的观念，但是这一情况毫无疑问影响了后者在认识上的充分性和敏捷度。俄国人用poshlost（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的圆泡p上，而最后的t发音圆润，那是法语词语如“restiez”或者“emoustillant”里的t的发音不能等同的）这个说法简洁明了表达的意思的种种方面，分散在几个英语词汇里，从而不能构成一个明确的整体。仔细考虑之后，我觉得这个胖乎乎的词还是这样拼写为妥：poshlust——这样拼写似乎可以更加恰当地使第二个、中性的元音“o”发出沉闷的声音。相反，第一个“o”的声音则像一头大象掉进一个泥潭的扑通声那么大，又像德国明信片上的沐浴美女的胸脯那样丰满。

英语词语，尽管绝对表达不了poshlust的所有方面，但是也能表达它的几个方面，如：“cheap，sham，common，smutty，pink-and-blue，high falutin'，in bad taste”[1]。我的小小助手，《罗热类语词典》[2]（这个汇编不经意间把“rats，mice”[3]收在“昆虫”条目下——见修订版第二十一页）在“cheapness”条目下另又为我提供了“inferior，sorry，trashy，scurvy，tawdry，gimcrack”[4]以及其他词语。然而，所有这些仅仅都表明某种程度的虚假含义，而要检出这样的含义也并不需要特别的敏锐。事实上这些词语倾向于提供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明显的含义分类；但是俄国人所称之为poshlust的是如此完美地没有时间性的，如此聪明地涂上了保护色的，因此这个词的出现（在一本书中，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机构里，在一千个其他的地方）往往逃过人们的双眼，不为觉察。

自从俄国开始思考以来，直至在她过去这二十五年里一直忍受的特殊政权的影响之下，她的思想变成了空白的那个时期为止，受过教育的、敏感的、有自由思想的俄国人尖锐地感觉到鬼鬼祟祟的、病态的poshlust的意味。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国家里，我们始终觉得德国似乎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非但poshlust没有遭到讥笑，倒反而成为民族精神、习惯、传统和普遍气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此同时属于一个更加浪漫类型的善意的俄国知识分子轻易地、太轻易地，接受了德国哲学和文学之伟大的传说；因为要承认有可怕的一丝poshlust贯穿歌德的《浮士德》，需要一个超级俄国人。

在人们与一个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窘迫时刻，夸大它的渺无价值——并且想看到它被摧毁到只剩最后一杯啤酒和最后一棵勿忘我草——意味着危险地走近poshlust的深渊边，而这个危险深渊在革命或战争时期普遍会张开大口。但是，假如人们羞羞答答地含糊其辞的是一句不很激烈的战前真话，即使略带一点过时的成分，这个深渊也许还可以避免。因此，一百年以前，当圣彼得堡热心公益事业的政论家们在调制浓烈的黑格尔和施莱格尔[5]（外加些许费尔巴哈）鸡尾酒的时候，果戈理在一个他偶然讲的故事里，表达了渗透整个德国民族的不朽的poshlust精神，并且是竭尽他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加以表达。

他周围的交谈转到了德国这个话题，在听了一会儿以后，果戈理说道：“是的，一般说起来，普通的德国人并不会是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绝不可能想象一个比德国罗萨里欧、竭力要讨人喜欢的德国男人更令人觉得讨厌的人……在德国有一天，我碰巧遇上了这样一个风流男人。他一直向一个姑娘献殷勤但没有成功，她的住宅就坐落在一个湖岸边，她每天晚上在这所房子的阳台上坐着，同时做两件事：一边织袜子，一边欣赏景色。我的德国风流男人由于追求不成感到厌倦的时候，终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好办法，借以征服他的冷酷的格莱琴[6]的心。每天晚上时间一到他就脱去衣服，跳入湖中，游到他心爱的人眼皮底下时，他就会跟他特意放在湖面上的一对天鹅拥抱。我不知道这一对天鹅应该象征着什么，但是我确实知道他连续几个晚上别的都没干，就只在湖上与天鹅一起游弋，在那珍贵的阳台下摆出优美的姿势。也许他想象，在这样的嬉戏里诗意地蕴涵着古老和神话般的美，但是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想法，结果却遂心如意：与他原先的想法一样，他赢得了小姐的芳心，并且没过多久便幸福地结了婚。”

这里你看到的是poshlust的理想形式，而且非常清楚，廉价、毫无价值、自鸣得意等等词语，囊括不了这个金发的游水者和他爱抚的两只天鹅的史诗般故事里表现的那一面。也没有必要在空间和时间上跑这么远去寻找合适的例子。假如你打开伸手可及的一本杂志，你就肯定可以发现下面这一类东西：一台收音机（或者一辆汽车，或者一台冰箱，或者餐桌上的银器——随便哪一样都行）刚送到家里：妈妈伸手抱着，高兴得不知所措，孩子们都围拢来，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最小的孩子和那只小狗趴在供着宝物的桌子边上；就连老是笑眯眯一脸皱纹的奶奶也在哪个地方远远地张望（我们猜想，忘记了就是那天早晨她与儿媳妇的激烈争吵）；就在大家的背后，站着得意洋洋的骄傲的捐赠者爸爸高兴地将两个大拇指塞进背心的腋下，两腿分开，眨着眼睛。

从这一类广告透出丰富的poshlust，这不是由于广告夸大（或者发明）了这个或那个有用物品的值得赞美之处，而是广告向人们暗示人的极度幸福是可以花钱买的，购买了幸福购买者就能受到人们的敬重。当然，它们创造的世界本身也并无大碍，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是销售者制造的，并且他们明白购买者也会加入到这个虚幻的世界中来。有趣的部分，并非是这一个世界没有留下一点精神的启示，只有人们的欣喜微笑，端着并吃着精美的麦片，也不是这一个世界里，感官的游戏是按照bourgeois规则来进行的（所谓“bourgeois”是指福楼拜使用的含义[7]，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是它仿佛是一个卫星虚幻世界，无论销售者还是购买者心底都不会真正相信其真正存在——尤其是在这个智慧而平静的国家。

假如商业广告艺术家想描绘一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他就会让这个男孩长出一脸雀斑（顺便提一下，这样的雀斑在低劣的报刊滑稽连环画里会长成很吓人的小痘痘的样子）。这里poshlust直接与一个已经被遗忘的、略带种族色彩的习俗联系在一起。善良的人们把依照好莱坞歌舞名伶模样制作的、穿丝质紧身短裤的假腿送给我们寂寞的士兵，假腿里塞满了糖果和安全剃刀刀片——至少我在一本期刊上看到过一张照片，一个人在装这样的一条假腿，这本期刊就是一个世界闻名的poshlust散布者。宣传（没有poshlust的大量供应和需求，宣传就不会存在）充斥了小册子，上面满是可爱的集体农庄少女和随着大风飘来的云朵。我选用的例子是匆匆地随意收集的——而福楼拜曾经梦想有朝一日要编写的“Encyclopédie des Idées Reçues”[8]则是一部更雄心勃勃的著作。

文学是poshlust的最适宜的滋生地之一，我所说的poshlust文学并不是指被冠以“低俗”之名的东西，或者在英国通常被归入“廉价恐怖”之列、在俄国则称为“黄色小说”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的文学糟粕，很奇怪，有时也包含着一个健康的成分，很容易被孩子与头脑简单的人所接受。超人毫无疑问是poshlust，但是超人之poshlust是如此温和、朴实，因此是不值得一提的；而昔日的童话故事，就此而言，也像现代巨人杀手一类故事一样，包含着毫无价值的感情和天真的庸俗。我们还应该再说一遍，在虚假的东西表现得不明显的时候，在它所描摹的价值被认为是，不管是对还是错，属于最高级水平的艺术、思想或情感之列的时候，poshlust尤其强劲有力和剧烈。正是这些书籍，在日报的增刊上被如此poshlust地加以评述——那些畅销书，那些“激动人心、深邃和优美的”长篇小说；正是这些“高尚、浓烈”的书籍包含着并提炼出了poshlust的精华。我现在案头正好放着一份报纸，里面整整一个版面都是一本小说的广告，这部小说从头至尾都是骗人的鬼话，小说的风格，对高尚思想冗长生硬的玩弄，以及对于真文学过去、现在、将来为何物的茫然无知，很奇怪让人想起了果戈理描绘的在湖水里与天鹅拥抱的人。“你会完全沉浸其中，”一位评论者说道，“读完最后一页你回到日常的世界，依然有一点若有所思，就像在一次重要经历以后。”（注意含糊其辞的“有一点”和完全习惯性的“像在一次重要……以后”。）“一本歌咏书，充满了魅力、阳光和强烈的情感，一本闪烁着珍珠般光泽的书，”——另一个书评人低声道（那个在湖水里游着的人也“充满了魅力”，天鹅“也有珍珠般的光泽”）。“一个心理学专家的大作，他能娴熟地深入男人灵魂的内心深处。”这个“内心”（请你注意——非“外在”），以及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另外两三项优点倒是与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完全吻合的。事实上这样的夸赞是恰如其分的：“优美的”小说加以“优美地”评论，于是poshlust的圈便画成了——或者说将会被画成，假如写下的话没有反而给自己带来微妙的报复，借助最荒诞和最倒霉的秘密结合偷偷输入了真相，而书评人和出版商却十分肯定他们是在赞美这本书，“读者大众使这本书获得巨大的成功（下面便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显然是指销售量）。”因为在poshlust的王国里重要的不是“获得巨大成功”的书，而是对不管是吹捧这本书的文字还是小说本身都欣然接受的“读者大众”。

这里所说的这本小说或许在作者方面是十分真挚诚实地（如俗语所说）要写他深有感触的东西——极有可能在这可叹的过程中没有一点商业性的冲动。问题是，真挚、诚实、甚至心底真正的善良，并不能阻挡poshlust这个恶魔，在作者缺乏才能而“读者大众”是出版商所认为的那一种的时候，抢占一个作者的打字机。关于poshlust，最令人震惊的是，人们觉得很难解释为什么一本似乎充满高尚感情和怜悯心，而且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与当今发生的不和谐事情相距很远的主题上”的一本书，竟然比人人都认为是廉价鄙俗的那一类文学要糟糕得多。

从这里搜集的种种例子来看，我希望问题已经清楚，poshlust不仅显然是毫无价值可言的东西，而且是假的珍贵、假的美、假的聪明、假的妩媚。要列举文学作品中体现poshlust的人物（这样说的时候，在俄语里男性用poshlyaki，女性用poshlyáchki——分别与“key”和“latchkey”[9]协韵），这就要提到《哈姆莱特》里的泼洛尼厄斯和与他结伙的国王，福楼拜《包法利夫人》里的鲁道夫和奥迈斯，契诃夫的《决斗》里的拉伊夫斯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玛丽·布鲁姆，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里的小布洛克，莫泊桑的“俊友”杜洛厄，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卡列宁，《战争与和平》里的贝尔格，以及整个虚构小说里的无数其他人物。社会意识强烈的俄国批评家在《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里看到的是对于从拥有农奴的官僚俄国外省散发的社会poshlust的谴责，从而没有窥见真谛。果戈理的主人公仅仅碰巧是俄国的乡绅和小官吏；他们想象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素——正如奥迈斯先生可能会是芝加哥的一个商人，布鲁姆太太也可能会是维斯尼沃洛乔克[10]的一个学校老师的妻子。无论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环境和条件是怎么样的，在果戈理怪才的实验室里，这些环境和条件都会发生彻底的变更并被加以重造（就像在《钦差大臣》里已经看到的那样），因此，想要在《死魂灵》里寻找真俄国背景，这就像试图根据在阴沉沉的艾尔西诺发生的那件小事[11]形成对于丹麦的看法一样，都是徒劳的。而假如你想要“事实”，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果戈理有什么样的外省俄国的经历。在波多尔斯克的一家客栈待了八个小时，在库尔斯克待了一个星期，其余的他是从旅行马车车窗里看到的，在这些经历之外再加上在米尔戈罗德、涅仁、波尔塔瓦——这些城镇全部都在乞乞科夫的旅行线路之外——度过的本质上是乌克兰人的青年时代的回忆。然而，看上去真实的东西是，《死魂灵》为仔细的读者提供了搜集的一批过分夸大的、分别归属poshlyaki和poshlyáchki的死魂灵，以果戈理特有的兴致和丰富的怪诞细节加以描绘，使得整个事情提升到了精彩的史诗的水平；而“诗”，其实是果戈理附加在《死魂灵》上的隐晦的副题。Poshlust有着些许光滑、圆润，而这个光泽，这些光滑的曲面图，吸引了艺术家果戈理。巨大的圆形poshlyak（这个词的单数形式）巴维尔·乞乞科夫吃着他拿来润喉的牛奶底部的无花果，或者穿着睡衣在房间的中央跳起舞来，而放在架子上的东西随着他古代斯巴达式的舞蹈不停地摇晃（最终他欣喜若狂地用他光脚粉红的后跟踢到了他丰满的屁股——他的真正面孔，从而把自己推进到了死魂灵的真正天堂），这些已经超出轻度poshlust范围的情景，只在单调乏味的外省环境中，或者小官吏渺小卑劣行径里可以发现。但是，即使是一个像乞乞科夫这样魁梧身躯的poshlyak，身上也不可避免有一处窟窿，一个裂隙，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那蠕虫，那干枯的小蠢货蜷缩在用poshlust色彩涂抹的真空的深处。大量买进死魂灵这个想法一开始就隐约有些荒唐，——买进的所谓死魂灵即自从上一次人口普查以来人已经死去、而拥有者还要继续交付人头税的农奴，从而他们被赋予一种抽象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对于乡绅的口袋来说是具体地感觉到的，并且让这样的鬼魂的购买者乞乞科夫可以同样具体地加以利用。这种隐约而相当令人作呕的荒诞行径一段时间以来被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所掩盖。从道德上来说，在一个活人也可以合法购买和典押的国家里，乞乞科夫想买进死人并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倘若我不是用国家销售、而个人不可以生产的普鲁士蓝涂抹在我自己的脸上，而是用土制的普鲁士蓝来涂抹，我的罪根本就不值得人们的咧嘴一笑，也不会有作家把他写成一场普鲁士悲剧。但是，倘若我把整个事件蒙上重重神秘色彩，并且炫耀犯下这一类罪恶必定具备的处理棘手难题的技巧，倘若我让一个饶舌的邻居偷偷看到了制作染料的坛坛罐罐因而被捕，并且遭到脸上涂了真普鲁士蓝的人的粗暴对待，那样一来我就罪有应得，会遭到嘲笑。尽管乞乞科夫是一个根本上是非真实的世界里的根本非真实存在的人物，但是他身上愚蠢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犯下了一个又一个错误。想要从一个怕鬼的老妇那里买下死魂灵是愚蠢的；向一个爱吹牛的恶霸诺斯德廖夫提出一项亏本的交易是一件极不聪明的事。然而我要为那些喜欢书籍提供“真实的人”、“真实的罪行”和“寓意”（从冒牌的改革家的胡言乱语里引进的最讨厌的术语）的人再重复一遍，《死魂灵》帮不了他们的忙。由于乞乞科夫的罪责纯粹是习俗使然，他的命运绝不会激起我们任何情感上的反应。这是可以说明，那些在《死魂灵》里看到对现存条件的如实描绘的读者和批评家，是完全地、非常可笑地错误的又一个理由。但是若把臭名昭著的poshlyak乞乞科夫按照他应有的面貌来看待，即把他看作是果戈理特殊的尘世烦恼中活动的特殊种类的人，那么，这个典押农奴的交易中的欺骗行径所具有的抽象意义，就包含了奇怪的实质内容，从而与我们按照一百年前俄国特有的社会条件加以审视得出的结论相比较，开始富有更加重大的含义。他所买进的死魂灵不仅仅是写在一张纸上的名字。他们是已经死去的农奴，他们让果戈理世界充满了坚韧的骚动不安，充满了马尼洛夫或者柯罗博奇卡笨拙的精神，N城的家庭妇女、书中进进出出的无数其他平民百姓的笨拙的精神。乞乞科夫本人只不过是魔鬼廉价雇佣的代表，是冥府派出的旅行推销员，如想象中撒旦公司对他们的脾气随和、样子健康但是内心战栗、腐败的销售代表所称呼的那样，是“我们的乞乞科夫”。乞乞科夫所体现的poshlust是魔鬼的主要特性之一，我们不妨附带补充一句，果戈理对于魔鬼的存在的信仰，远比信仰上帝的存在更认真。乞乞科夫身上的盔甲窟窿，那个冒出隐隐约约难闻气味的（是蜜汁龙虾罐头被戳了一个窟窿，是哪个捣蛋的蠢货瞎摆弄了以后扔在食品储藏室里）生锈的窟窿，是魔鬼盔甲上不可或缺的隙缝。这是普遍存在的poshlust本质上的愚笨。

乞乞科夫从一开始就命定了要遭遇厄运，他略带着摇摆的姿势朝厄运走去，只有N城的poshlyaki和poshlyáchkis们才看得出他走路姿势的高雅并且觉着顺眼。他发表言简意赅的讲话（他绘声绘色的语调的隐约变化——说“亲爱的兄弟们”的颤音），是为了将他的真正意图淹没在哀婉动人的甜言蜜语中，在这样的重要时刻，他把“卑鄙的蠕虫”这个词儿用到自己身上，而且很奇怪，一条真的蠕虫正在啃噬他的重要器官，假如我们眯缝眼睛窥视他的圆滚滚的躯体的时候，这条蠕虫就会突然现身。这使我想起了旧欧洲的一个宣传汽车轮胎的广告牌，画的是完全由同心圆轮胎构成的一个人；同样，圆滚滚的乞乞科夫也可以说是一条巨大的肉色蠕虫紧密排列的褶皱构成的。

倘若伴随这部书主题的特殊而令人厌恶的性质得到传达，倘若我随机表述的poshlust的不同方面能联系起来以便形成一个艺术现象（其果戈理风格的主旨即poshlust的丰满），那么，《死魂灵》就不会是在描摹一个幽默故事或者一种社会谴责，因此就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研讨。那就让我们把这部书的风格加以略微深入的研究吧。

[1] 英文，卑鄙、虚假、粗俗、下流、庸俗、妄自尊大、不得体。

[2] Roget's Thesaurus（1805），英国医生罗热（Peter Mark Roget，1779-1869）编写，1852年公开发行，收单词15000个，后每次再版都增加词汇量。1999年美国Wiley Publishing，Inc.出了Charlton Laird编《韦氏新世界大学英语类属词语汇编》第四版，以最常用的30000个美国英语单词为基础，收录可替换词合计达300000个以上。

[3] 英语“rats ”即“老鼠（大）”的复数形式，“mice”即“老鼠（小）”的复数形式，显然不属“昆虫”，纳博科夫绝不会放过任何有趣的“问题”，尽管是不经意间发生的。

[4] 英文，低等、拙劣、廉价、卑鄙、俗丽、质次。

[5]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德国文学理论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主要奠基人。

[6] Grethen，德文女子名，浮士德的情人即为此名。

[7] 在福楼拜小说里，bourgeois意为“平庸、粗俗、缺乏想象力”，在马克思主义学说里，bourgeois 当然是“资产阶级”。

[8] 法文，庸见百科。根据福楼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编写的材料，法国于1911至1913年出版了《庸见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ues）。

[9] key，英文，钥匙；latchkey，英文，弹簧锁钥匙。两个词分别与俄语的相应词尾协韵，虽然元音的质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样的比较很生动。这是纳博科夫的惯用手法之一。

[10] Vyshny-Volochok，现为俄罗斯特维尔州一小镇，位于伏尔加河和波罗的海流域的分水岭地段。

[11] 见《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朋友见到了他父亲的鬼。

3

“在省会[1]N城一家客店的门口［这部书的开首这样写道］一辆小巧且相当雅致的弹簧宽敞折篷马车停下来，那是像退役上校、轮船上的安全官、拥有大约一百号农奴的乡绅一类的单身男子使用的马车——总之一句话是所有那些可以称为‘中等地位的绅士’的人使用的马车。在宽敞折篷里面坐着的是一位绅士，他的外表不能说是漂亮，但是也不能说难看：他不很壮实，但也不太瘦弱；你不能说他老，这就像你不能说他还年轻一样。他的到来并没有在城中引起轰动，也没有因此引发什么特别的事情；只不过在客店对过的零拷商店门口站着的两个俄国muzhiks[2]交谈了几句，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谈话是针对马车的，而不是说坐在马车里的人。‘你瞧那辆马车的轮子，’一个说，‘你说说看——那辆马车要是跑到莫斯科，能行吗，还是到不了？’‘准行，’另一个接话道。‘到喀山能行吗——我看跑那么远恐怕不行吧？’‘那不行，’——另一个答道。话说到这里就停了。而且，马车已经停在了客店门口，这时正好有一个年轻人过来，他穿一条斜纹布白色长裤，裤子很紧、很短，一件算得上是时髦的燕尾服，露出里面的衬衣前胸，别着一枚手枪状的图拉铜别针。年轻人转过头来，回头看了一眼这辆马车，伸手按住差一点被风吹走的帽子，继续走他的路。”

两个“俄国muzhiks”（果戈理式的赘述的典型例子）的交谈是纯粹带着疑问的思索——这是费舍尔·恩温[3]和托马斯·扬·克洛威尔[4]两个低劣的译本当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这是一种简单形式的“是活着还是不活”的思索。两个交谈的人不知道这辆宽敞折篷是否要到莫斯科去，正如哈姆莱特不愿费心思去查明他是否可能没有把短剑丢失。这两个muzhiks对于这辆宽敞折篷要走的确切路线的问题并不感兴趣；真正让他们关切的仅仅是，要确定关于马车的轮子跑想象中的路途，还存在着想象中的不确定性这个空想问题；由于他们不知道从N城（一个虚构的地点）到莫斯科、到喀山或者到通布图[5]的确切距离——因而不很关心，这个问题就被提高到了十分抽象的水平。他们体现了俄国人的惊人的创造能力，被果戈理自己的灵感如此漂亮地揭示的创造力，作空虚计算的能力。徒劳无益的想象是非常丰富的。这两个muzhiks的思索并没有看得见的事物作为依据，因此他们的思索不会产生有形的结果；可是哲学与诗歌就是这样产生的；寻找寓意的多事的批评家或许可以想见乞乞科夫的圆而胖必定是要倒霉的，因为那辆可疑的马车形象的圆代表了乞乞科夫身体的圆而胖。天才的多事者安德列·别雷事实上把《死魂灵》的整个第一卷都看成是一个轮辐模糊、绕轴旋转的封闭的圆，在圆胖的乞乞科夫心里封闭的圆每转一圈马车主题就出现一次。另一个特别的手法可以从一个碰巧路过的人的描述看出——那个年轻人被突然并且完全不相关地详细描绘：他出现在现场仿佛他要在书中待下去（如同果戈理这么多的小矮人似乎想待下去一样——结果还是没有）。换了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的作家，接着的一段必定是这样开始：“伊凡，这就是那个年轻人的名字”……但是书中没有：一阵风打断了他的注视，接着他便走了，不会再提起他。接着一段里的看不清脸的侍者（他接待新到的客人的时候动作非常迅速，你看不清他的脸长得什么样），一会儿以后又看到了他，从乞乞科夫的房间下来，在楼梯上一边走一边在一张纸上写他的名字。“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这些音节有它的分类学上的意义，可以用来识别某一段楼梯。

在讨论《钦差大臣》的时候我很有兴致地归纳了活跃在背景里的那些外围人物。《死魂灵》里像客店侍者或者乞乞科夫的男仆（他有他自己的一股特别的气味，到了一间客房立即就会散发出来）那样的一些人物不大能算作那一类小人物。至于乞乞科夫本人以及他会见的乡绅，他们都共同拥有这部书的前台，尽管他们话不多，对于乞乞科夫冒险的前景也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从严格意义的剧本创作来说，剧本中外围人物的创造主要依靠这个或那个人物之口，来提一提绝不会在舞台两侧出现的人。在一部小说里，次要人物缺少动作和台词还不足以让他们活在后台，因为小说里没有舞台脚灯来强调他们实际上不占据前台位置。然而果戈理还掌握另一个妙招。小说各种各样的比喻、比较以及情感的抒发构成了从属的句子，引出了他的小说的次要人物。我们面对着单凭言语形式就直接引出活生生的人的惊人现象。这里所举的也许是说明如何引出小说次要人物的最典型的例子。

“甚至天公也作出调整，来迎合环境：天色并不明媚，也不阴沉，而是呈现出一种蓝灰色，仿佛卫戍部队士兵破旧军装上才能见到的颜色，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则是安分而不滋事的勇士，除非到星期天就会有点醉醺醺了。”

用明白的英语来表现这种激发生命活力的句法的曲线，沟通阴沉天空下的灰暗景色与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兵之间的间隔，在响亮的打嗝声中陪伴读者走到同一个句子色彩丰富的边缘，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果戈理的妙招是运用“vprochem”（意即“至于其他方面”，“余则”，“d'ailleurs”[6]）这个词语作为连接，这个词儿仅仅是语法意义上的连接词语，但是也担当了逻辑联系的功能，凭借单独一个词儿“士兵”，隐约就有了理由并列加上“安分而不滋事”这个词语；而一旦“vprochem”这座假桥完成了它的魔力作用，这些性格温和的勇士就跨过桥去，一边步履踉跄，一边唱着歌踏入了我们已经熟知的外围人物的存在之中。

在乞乞科夫出席省长家的宴会时，偶然被提起的在辉煌灯火下簇拥在搽了粉的女人四周、穿黑色外套的绅士们，引出了表面相当率真的嗡嗡叫的苍蝇比喻——紧接着又一个生命闯入眼帘：

“黑色的燕尾服在飘忽、晃动，时而分散，时而聚集，时而在这边，时而在那边，宛如在炎热的七月天老女管家［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站在洞开的窗子前敲打糖块并分割成晶亮的小块，于是招来苍蝇在晶亮的白色糖块上方飞舞：所有的孩子［现在是第二代人！］围在她的身边观望，好奇地盯着看她粗糙的手的动作，而轻盈的空气中孳生了在空中［果戈理风格里根深蒂固的那些重复手法之一，每一个段落多年的修改都无法将它们根除］飞舞的成群的苍蝇，它们大胆地飞进屋子里，俨然是家中的霸主［或者照字面理解：‘十足的女主人’，‘polnya khozyaiki’，这个说法克洛威尔版伊莎贝尔·佛·哈普古德[7]译本错译为‘胖主妇’］，欺负老妇的模糊视力并利用强烈的日光照着她的眼睛的便利，乘机分布在精制白糖上，时而分散，时而密集簇拥。”

我们将会注意到，一面是阴沉的天气加上醉醺醺的士兵的生动描绘在尘土飞扬的郊外结束（那是拧耳朵的人乌霍夫约托夫的天下），一面是模仿荷马式的杂乱比较，采用苍蝇的明喻，把一个完整的圆圈画成，而在翻完一个复杂而危险的筋斗以后，且没有像其他善于玩杂技的作者那样在底下张开一张保护的网，果戈理设法又扭头回到开头的“时而分散，时而聚集”。几年前在英国一场英式橄榄球赛上我看到奥勃伦斯基把球踢起来，但是球一飞出他又改变了想法，于是冲出去用双手又把球抢回来……这样的一种技巧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表现了一下。毋庸赘述，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整段整页）都被托·费舍尔·恩温先生删去，而且他让斯蒂文·格莱厄姆先生感到“非常高兴”（参看一九一五年伦敦版前言），因为他同意再出版《死魂灵》。附带说一下，格莱厄姆认为“《死魂灵》即俄国”，果戈理“已经成了富翁，可以在罗马和巴登巴登过冬”。

乞乞科夫的马车到达柯罗博奇卡夫人家门口的时候，迎接他的狗的狺狺原来也一样丰富多彩。

“在此同时，狗狗们以各种各样的声调精力充沛地大叫：其中有一只，仰起头来，非常认真地大叫，仿佛它花的力气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另一只则像你们村子的教堂司事，敷衍了事，草草地叫几声；介于两者之间的叫声就像邮车摇的铃，那可能是一只小狗一阵阵尖锐的声音；比这样的叫声更听得分明的是一个低沉的声音，那可能是狗性倔强的老家伙的叫声，因为它的嗓音就像教堂合唱队深沉男低音那样粗哑，在协奏曲正在进行之中的时候，男高音声部紧张地踮起脚来急于要发出最高音，所有其他的人，也都仰起头来引吭高歌——而只有他一个人把胡子拉碴的下巴紧压住领结，双膝向前突出，几乎要碰到地上，发出他的低音，使得玻璃窗都要振动，哗啦啦地响。”

于是一只狗的叫声引出了一个教堂唱诗班。在另外一段里（里面说巴维尔到了索巴凯维奇家），说到一个音乐家的诞生，情况更加复杂，不禁让人想起了“阴沉天气里的醉醺醺的士兵”的比喻。

“当他的马车停在门口的时候，他注意到在一个窗口几乎同时出现两张脸：一张是女人的脸，她戴一顶系着缎带的帽子，脸狭长像一根黄瓜；另一张是男人的脸，大而且圆，活像摩尔达维亚南瓜，叫作gorlyanki，我们精致的乡下balalaika就用它来制作，两根弦的轻balalaika，是一个动作灵巧的乡下小子的炫耀之物和宝贝，他刚满二十岁，是他那一行里最内行的人，擅长利用牙齿吹口哨，朝着围在他身旁、有着白净胸脯和白净脖子的乡下姑娘眨眼，因为她们要听他拨弄两根弦的精妙声音。”（这个年轻的乡巴佬在伊莎贝尔的译本里变成了“一个二十岁的多情少年，一边走一边像花花公子似的眨着眼”。）

要从索巴凯维奇的大脑袋引出一个乡村音乐家，这个句子里采用的手法包括三个阶段：先把那个大脑袋比作一种特别的南瓜，然后把那个南瓜转换成一个特别的balalaika，最后把balalaika放到一个乡下小子的手上，于是，他两腿交叉（一双崭新的高统靴）坐在一根圆木上，在夕照里的金色的小东西[8]和美丽的姑娘们的包围中他开始轻轻地拨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处引申开来的抒情文字，是由一个在粗心的读者看来似乎是本书最平淡无奇、最古板的人物的出场所引发的。有时候因采用比喻而出现的人物，急于要投身书中的生活，结果反而致使这个比喻有趣地走了样：

“据说，一个将要淹死的人会抓住最小的木头碎片，因为当时他心里没有镇定地去想一想，就连一只苍蝇也别想停在上面，更何况他的体重不说两百磅也有一百五十磅。”

那个不幸的沐浴者，不停地、神秘地成长，汲取这个比喻的精华，体重增加，身体发胖，他到底是谁？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他差一点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样的外围人物为了维护他们的存在所采用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作者借助非常引人注目的细节来强调这个或那个情况或情势时，将他的特有方式利用起来。这幅图画于是便栩栩如生，开始了自己的生命——颇像赫·乔·威尔斯的小说《肖像》里的画家在画目光斜视的摇手风琴的人时，用绿色的颜料这里敲一下，那边泼一点，他画的肖像便活起来，乱成一堆。注意观察，比如第七章的结尾，这样写的意图是要传达夜幕降临一座平静的外省城市时给人的印象。乞乞科夫在与地主圆满做成死农奴的交易又受到这个城的知名人士的款待之后，醉醺醺地上床歇息；他的车夫和他的仆人悄悄地溜出去开怀痛饮，后又跌跌撞撞回到客栈，非常谦恭有礼地相互扶着，也都很快上床歇息。

“……发出非常响亮的鼾声，与隔壁房间他们主人尖细的鼻音遥相呼应。不一会儿一切都平静下来，沉睡笼罩了整个客栈；只有一盏灯还点着，那是一个陆军少尉房间的小窗照出来的灯光，他刚从里亚沙恩[9]到这里，他显然是一个热情的业余靴子爱好者，因为他已经买到了四双，现在还是要试穿第五双。他时不时走到床边仿佛他意欲脱下靴子躺下来；但是他就是不能脱；确实这双靴子做工非常好；好长时间了他还在不停地转动他的脚，审视做工精细、式样漂亮的后跟。”

这一章就这样结束了——那个少尉还在那里试穿他的不朽的长统靴子，烛光通明，皮革锃亮，在一个梦幻的夜的深处，一个沉寂的城里，在唯一亮着灯光的窗子里。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如同这“靴子狂想曲”般抒发的夜的寂静。

同样的不由自主的抒发出现在第九章，这一章中作者特别用心地传达振奋人心的骚乱，那是围绕着收购死魂灵的谣传在全省各地起来的。乡绅们这么多年来就像蜷缩在地洞里的许许多多鼹鼠，眨眨眼睛，爬出洞来：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西索伊·巴甫奴特耶维奇的人，和一个名叫麦克唐纳德·卡洛维奇的人［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不过也有必要在这里突出这个人完全脱离生活，因此是虚构的，好比是梦中之梦］，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情况；又细又高的瘦长个儿［照字面上说起来：‘某一个很高很高个子的人，个子这么高，从来没有看见过’］手上还留有枪弹伤……”

也就在同一章，果戈理先是详细解释他不会指名道姓，因为“无论起一个什么名字，在我们的帝国——确实是幅员辽阔——不知哪一个角落肯定会冒出叫这个名字的一个人来，他一定会非常生气，指责作者鬼鬼祟祟，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来摸情况”，解释了一番以后，两个女人一旦张嘴谈论乞乞科夫的神秘使命，她们就没完没了，他已经无法拦住她们说出他们的名字来，仿佛他书中的人物真的失去了控制，泄漏了他想隐瞒的事。附带说一下，有些段落冒出许多的小人物，遍布整页（或者说骑在果戈理的笔杆上，就像巫婆骑着扫把），其中有一段奇怪而不合时代地让我想起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的某种语调和风格特色（不过斯特恩也用过唐突提问、根据情况回答的方法）。

“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在说话的时候对此［即在一间舞厅里他满嘴说教、喋喋不休，让一个年轻女子感到厌烦］完全没有感觉，他还是不停地对她说着他在各处类似的场合都说过的种种有趣事情。［在何处？］在辛比尔斯克州首府，在索夫隆·伊万诺维奇·贝茨佩奇诺伊的家中，他的女儿阿德莱达·索夫诺夫娜也在场，还有她的三个嫂子玛丽娅·加夫里洛夫娜、亚历山德拉·加夫里洛夫娜以及阿黛尔海达·加夫里洛夫娜；在奔萨州首府甫洛尔·瓦西里耶维奇·普伯顿诺斯多伊家；在他兄弟家，在场的还有以下这些人：他的小姨子卡特琳娜·米哈伊洛夫娜以及她的表妹罗莎·费德洛夫娜和艾米里娅·费德洛夫娜；在维亚特卡州首府，在皮奥特·瓦森诺夫耶维奇家，在场的还有他儿媳妇的妹妹佩拉吉娅·叶高洛夫娜，还有一个侄女索菲娅·洛斯蒂斯拉夫娜和两个同父异母姐妹：索菲娅·亚历山德洛夫娜和马克拉图拉·亚历山德洛夫娜。”

这里的有些名字有着奇怪的外国血统（这里都是半德国血统），那是果戈理通常用来传达远亲意识和因为模糊而产生的视觉扭曲感的；奇怪的混杂的名字适合于两个形态的人或者尚未成形的人；而贝斯佩奇诺伊老爷和普伯顿诺斯多伊老爷好比只是略微有点醉的名字（意思分别是“漠不关心”和“诸事顺遂”），而上列名单里的最后一位是我们钦佩已久的俄罗斯苏格兰人轻声说出来的梦中胡话的典范。真难以想象，我们必须有什么样的思想才能在果戈理的身上看出“自然主义流派”的先行者和“描绘俄国生活的现实主义画家”。

不仅是人，而且甚至物，也沉浸在这些放纵的术语游戏中。注意，N城的官吏给他们打的牌也起了昵称。Chervy意即“红心”；但是它的发音也很像“蠕虫”，由于俄国人为了要加强感情色彩在语言上有把一个词儿拼命拉长的喜好，这个词儿就变成了chervotochina，它的意思是虫吃过的果核。Piki——“方块”——法语叫piques——变成了pikentia，有了一个仿拉丁语的滑稽词尾；或者他们造出了诸如pikendras（假造的希腊语词尾）或者pichura（约略有如鸟类学色彩的词汇），有时候扩展成为pichurishchuk（好比是鸟变成了古时候的蜥蜴类爬行动物，从而逆转了自然进化的秩序）。这些古怪名字大多数是果戈理自造，其十足庸俗性和不自觉性吸引了他，于是他拿来作为揭示使用者的心态的一个精妙手段。

[1] 此处纳博科夫英译采用的是“governmental”一词，而非“provincial”，但是前者意为“有权行使政府职能和权力的”，此处意义与后者同，故采用鲁迅的译法，即“省会”。后者是据D·J·霍格思（D. J. Hogarth）译本1864年英国Everyman's Library 第2版的美国Dover Publications，Inc，2003年重印版。纳博科夫本人的译文与霍格思译本行文相差不远，只可惜后者文中有删节，而且是纳博科夫津津乐道的细节描述。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文，沙皇时代的农民。

[3] T. Fisher Unwin，托马斯·费舍尔·恩温（1848-1935）1882年于伦敦创立的出版社。

[4] Thomas Y. Crowell，托马斯·扬·克洛威尔（1836-1909）1834年在美国创立的出版公司。

[5] Timbuctoo，又写作Tombouctou，西非国家马里的一个小镇。

[6] 法文，其余、此外。

[7] Isabel Florence Hapgood（1851-1928），美国作家，俄文作品译者。

[8] 原文为“sunset midgets”，其实作者说的是“摇蚊”（midges）在落日余晖中飞舞，并非拼写错误（一个字母之差），而是意在制造文字的诙谐效果。试比较本书第41页注释①。

[9] Ryazan，莫斯科东南一城市。

4

一幅网目版画，一边是用最细的网版制作的，一边是采用普通报纸复制插画的粗网版制作的，倘若作一对比，两者的效果是不同的。人类视觉与昆虫小眼面看到的形象之间的差别，可以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相比较。果戈理观察事物的方法与普通读者和普通作家观察事物的方法之间的差别，也可以作同样的比较。在他以及普希金出现之前，俄国文学是视力模糊的。俄国文学观察到的是理智指导下的轮廓：它自己看不到色彩，而仅仅是采用欧洲从古人那里继承的全盲的名词和导盲犬一样的形容词的陈腐组合。天空是蓝色的，黎明是红色的，树叶是绿色的，美人的眼睛是黑色的，如此等等。是果戈理（以及他之后的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第一次看到了黄色和紫色。日出的时候天空可以是淡淡的绿色，或者说在万里无云的天气里雪可以是深绿色，这在你的所谓“古典”作家听起来仿佛是异端邪说中的胡说八道，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流派的僵化因袭的色彩体系。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描写艺术的发展是根据视觉来处理的，并且带来好处，小眼面的眼睛成了自成一体而且非常复杂的器官，于是，没有活力、黯淡的“既定颜色”（取“idées recues”之义）[1]逐渐有了色彩明暗深浅的细微差异，并能容许新的奇妙应用。我感到疑惑，是否有作家，毫无疑问不是在俄国，之前曾经注意过，我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树下地面上移动的光和树荫的图案，或者注意过阳光和树叶变的颜色戏法。下面引述的《死魂灵》里描绘的普鲁什金家的园子让俄国读者感到无比惊讶，那情形跟马奈的画让他那个时代思想陈腐的门外汉惊讶不已如出一辙。

“一片辽阔的旧园子，在屋后延伸，一直伸展到庄园外，消失在田地之间，尽管园子杂草丛生、高低不平，但是就是这一片园子，似乎赋予这片广袤的土地某种新鲜感，荒野生气勃勃，只有这片园子看上去完全是景色如画。树木茂密，肆无忌惮地生长，树顶连成一片，如团团绿色的云，在天上飘浮，形成不规则的绿荫穹隆。一棵白桦树大概是被大风或者闪电劈去了树梢，粗大的白色树干，在浓密的绿叶之间伸出来，在半空中显出了它的粗壮和光滑，颇有点像匀称闪烁的大理石圆柱；斜向断裂、尖锐的裂口，没有形成一个柱头，而是向上一直延伸，露出一抹黑色，与它的雪一样的白色形成强烈的对照，仿佛戴了头饰，或是一只深色的大鸟停在上面。一串串酒花藤勒死了底下的接骨木、桉树和榛木树丛，一路攀登，爬满了篱笆的顶部，然后终于往上爬去，缠绕着那棵被截断的白桦，已经爬到了树的一半高。爬到白桦树干一半的时候，藤蔓就倒挂在那里，并且已经开始缠住其他树的树梢，有的藤蔓相互缠绕的一圈圈触须和细小的攀爬的钩子悬在空中，在风中轻轻摇荡。绿荫丛中有一处处豁口，漏进强烈的阳光，照见了树丛之间不透光的深处，就像张开黑洞洞的大嘴；这一片景色都被阴影笼罩，人们在这一片幽暗的深处能见到的是：一条狭窄的小道，一堵倾塌的矮墙，一座摇摇欲坠的避暑别墅，一棵衰老的柳树中空的树干，柳树后面长着一片短而粗的浓密灰白的莎草，在这无法穿透的原始林地里横七竖八铺在地上的干枯的树枝和树叶，最后，一棵枫树从一旁伸出一根新枝，上面长满了绿色的树叶，在一片树叶的下面一缕阳光终于想尽办法潜入深处，出人意料地把那一片树叶变成一个半透明且华丽的稀奇东西在浓密的幽暗中发亮。

“就在园子的边上，耸立着几棵大山杨树，傲然挺立，俯视着其他的树，颤动的树梢托起乌鸦的大巢。这些树有几棵的树干上悬挂着已经折断、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开的树枝，连同已经枯萎的树叶。总之，一切都很美，无论是自然还是艺术，都无法单独创造，是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造就的美，自然用她的凿刀最后修饰人的创造（那往往是他多年累积起来的），消除了巨大的堆积，既抑制了天然明显的齐整，也避免了可悲的豁口，将荒凉的背景暴露无遗，给在齐整匀称和得体的荒凉中生成的一切带来奇妙的温暖。”

我并不想说我的译文尤其优秀，也不想说译文的拙劣之处是因果戈理原文文法凌乱，但是至少译文在意义上是准确的。看一看在我之前的译者将这一段妙文译成的糟糕英文是很有些意思的。以伊莎贝尔·哈普古德（一八八五年）译本为例。她不管怎么说是试图全文照译了，但是译文错误百出，把俄国的“birch”（白桦）译成了没有地域特色的“beech”（山毛榉），“aspen”（山杨）成了“ashtree”（白蜡树），“elder”（接骨木）成了“lilac”（丁香），“dark bird”（暗色的鸟）成了“blackbird”（黑鸟、紫色鹩哥），“gaping”（ziyavshaya，张大嘴）成了“shining”（它的意思应该是siyavshaya，发亮），等等，等等。

[1] 参看第72页注。

5

人物各不相同的性格特点帮助他们仿佛以球形的方式扩展到书的最远区域。乞乞科夫的气质继续在扩散，他的性格特点体现在他的鼻烟盒和旅行箱上；体现在那个“镶嵌珐琅的银鼻烟盒”上，他总是大方地拿出鼻烟盒递给每一个人，人们可以注意到鼻烟盒的底下放着两朵紫罗兰，用来增添香味（正如他每到星期天的早晨就要在他尚未完全进化的臭躯体上喷古龙水，他的躯体白而胖，颇像一条胖乎乎的木蛀虫——来自他隐瞒的过去所从事的走私生意最后一股令人作呕的香水味）；因为乞乞科夫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幽灵，包裹了酷似匹克威克的圆滚滚的皮囊，并且借助地狱居住者怪鼻子爱闻的感伤香水，竭力要抑制他浑身散发的那个噩梦城的腐臭（远比他那喜怒无常的仆人身上“天生的臭味”难闻得多）。还有那个旅行箱：

“作者觉得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读者当中有一些人很好奇，想知道这个箱子的布局和里面的摆放安排。他很想满足读者的好奇，觉得没有理由不满足他们的欲望。那好吧，这就是箱子里的摆放安排。”

果戈理预先没有提醒读者，下面要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箱子，而是地狱的一环，是乞乞科夫胖乎乎的灵魂的翻版（也没有预先提醒，他，即作者，接着要做的事是要在活体解剖实验室里，在明亮的灯光下，暴露乞乞科夫的内脏），接着他这样写道：

“中央是一个肥皂盒［乞乞科夫是魔鬼吹出来的肥皂泡］；肥皂盒的外边是插剃刀刀片的六七个狭小间隙［乞乞科夫的圆脸颊始终像丝绸一般光滑：一个假的小天使］，然后是两个方形的壁龛一样的凹入位子用来放撒沙匣和墨水台，小槽是放钢笔、蜡封等所有长条形东西的［搜集死魂灵要用的文具用品］；然后是各式分隔的空间，有带盖子的，有不带盖子的，用来放短一点的东西；这些分隔的空间里放满了名片、葬礼通知单、戏票以及藏起来作为纪念品的小条子［乞乞科夫的社交小投机］。有各式分隔空间的整个上面一层都可以取出，这样下面就是一叠叠纸张占据的空间［纸是魔鬼使用的主要交流工具］；然后是装钱的隐蔽的小抽屉。这个抽屉可以从旅行箱的边上不显眼地拉出［乞乞科夫的心脏］。箱子主人可以很迅速地把这个抽屉拉出、推进［心脏收缩和舒张］，动作非常快，根本无法说清里面放了多少钱［就连作者也不知道确切数目］。”

安德列·别雷在追踪一条在真天才的作品里才找得到的奇怪的潜意识线索时指出，这个箱子是乞乞科夫的夫人（但是乞乞科夫另一方面与果戈理所有弱智主人公一样也是性无能的），这情形与《外套》里的披风是阿卡基的情人，《伊凡·斯邦卡和他的姑妈》里的钟楼是斯邦卡的岳母是一样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书中唯一女地主的名字“地主婆”柯罗博奇卡意思即“小箱子”——实际上，是乞乞科夫的“小箱子”（让人想起莫里哀《吝啬鬼》里的阿巴贡有一声激动的喊叫：“Ma cassette！”[1]）；在描述柯罗博奇卡在关键时刻赶到城中这一情节的时候，作者采用了箱子的专门语言，与上面引述的关于乞乞科夫灵魂的细致入微的剖析是非常契合的。顺便提醒一下读者，要真正鉴赏这些段落，因这些偶然提及的婚姻关系之故，读者可能会错误地联想起来的任何弗洛伊德的胡言乱语，都必须忘得一干二净。安德列·别雷从揶揄一本正经的心理分析家中，获得无穷乐趣。

我们将首先要指出，下面这一个精彩段落的开头（也许是全书最精彩的段落）所提及的夜引出了一个次要人物，就像描述酷爱靴子的人的那一段一样。

“但是在此同时，他［乞乞科夫］在很不舒服的扶手椅上坐着，心里很是烦恼，连觉也睡不好，一个劲地咒骂诺斯德廖夫［他就是到处传扬乞乞科夫的奇怪交易、搅得市民们心神不宁的第一人］，连带咒骂诺斯德廖夫的所有亲戚［从我们的国骂中自动生出来的‘家谱’］，一根油脂蜡烛的微光在晃动，烛芯四周早已结了黑色硬块，随时都会熄灭。深沉的黑夜侵入他的窗户，随时都会在拂晓到来的时候隐现为蓝色，远方的雄鸡们呼啸，啼叫声遥相呼应［注意‘远方’一词的重复还有可怕的‘呼啸’：乞乞科夫发出一声细长、带鼻音的呼啸声，他睡着了，世界变得模糊、陌生了，鼾声与双重遥远的雄鸡啼叫混杂在一起，而这时候句子本身扭动了一下，引出了一个似人非人的人］，在这个沉睡的城的某一个处，偶然出现了一件起绒厚呢外套——一个可怜人穿着那件外套［我们所要说的就是这件］，身份或等级未知，此人只知道一件事［文中的动词用的是阴性，与‘起绒厚呢外套’的阴性一致，仿佛它篡夺了人的位子］——那条［通向酒店的］小道，天哪，是无忧无虑的俄罗斯民族如此彻底地开辟的，——在此同时［即在这个句子开头的那个‘在此同时’］，在这个城的另一头……”

我们现在先停一会儿，借机看一看那孤独的路人，他未剃胡须的下巴发青，鼻子发红，他可怜的样子（与乞乞科夫的心烦意乱相对应）与那个充满激情的梦想者全然不同，在乞乞科夫睡得正香的时候，梦想者在把玩一只靴子。果戈理接着写道：

“……在这个城的另一头一件事正发生，这件事将会使我们的主人公的命运变得更糟。那就是：辘辘经过这个城的偏僻街道和小巷的是一辆外形很奇怪的马车，模样到底像什么恐怕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它既不像一辆tarantas［一种最简易的旅行马车］，也不像一辆轻便折篷马车，不像一辆弹簧宽敞折篷马车，因为实际上它倒更像一只胖乎乎、圆滚滚的大西瓜装了轮子［现在出现了与圆胖的乞乞科夫的箱子的描述的某种微妙呼应］。这个西瓜的两边，即，马车的门上，还有先前黄色油漆残存，而且由于门的把手与锁都是用绳子随便缚住，因此门关不伏帖。西瓜里装满了摩擦轧光印花棉布的垫子，小垫子、长垫子、普普通通的垫子，塞满了装着一条条面包和像kalachi［钱包形状的面包卷］、kokoorki［鸡蛋和奶酪馅的小圆面包］、skorodoomki［水果布丁］以及krendels［一种放大的kalach，形状像大写的B，味儿浓郁，裱花］这样的好吃的东西。一个鸡肉馅饼和一个rassolnik［一种掺杂的内脏杂碎馅饼］甚至就放在马车顶上，一眼便看得出来。车子后面的板上坐着一个人，他以前可能是一个男仆，穿一件土布杂色短外套，胡茬有些花白，是通常被称为‘boy’[2]的人（尽管他恐怕已经五十开外）。铁压板和生锈螺丝的咔啦声和吱嘎声把城的另一头站岗的警察吵醒了［又一个人物以最果戈理的方式在这里诞生了］，他举起长戟，大吼一声：‘谁在那儿？’把自己从沉睡中惊醒，但是等到他明白过来并没有人经过，只是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隆隆声［梦中的西瓜经过梦中的城］，他伸手就在衣领上抓住一只令人讨厌的家伙，走到风灯下，把它放在大拇指指甲上掐死了［也就是说，用同一只手弯曲的食指指甲把它压烂，那是俄国人处置本国大跳蚤的通行做法］，掐死了跳蚤以后，他把长戟放在一旁，又打起盹来，这是他那个级别的警察规矩许可的［这时果戈理又赶上了当时为了要应付站岗的警察放过的马车］。套车的马前蹄不时打滑，这不仅是因为马没有钉马蹄铁，还因为马儿很不习惯城里的光滑路面。摇摇晃晃的马车一会儿往左拐、一会儿往右拐，拐过几条街道之后，终于拐进了经过一个叫尼古拉那涅多底契卡赫小教区教堂的一条黑暗小巷，在protopopsha［大司祭的妻子或者遗孀］家门前停下来。一个包着头巾身上裹得暖暖的年轻女仆跳下宽敞折篷马车［这是果戈理的典型手法：现在这辆说不清是什么样的马车到达了目的地，到了一个比较实在的世界，这辆他一直小心翼翼不说确定类型的马车现在变成了一辆类型很明白的马车了］，举起两个拳头在门上嘭嘭地敲起来，她的力气之大恐怕男人都很嫉妒；那个身穿杂色外套的‘boy’慢吞吞地下来得晚了一点，因为他在车上睡得像死人一样。接着是一阵狗叫声，终于大门洞开，把那辆赶路的家伙吞没了，尽管也是费了好大一番周折。马车拉进了一个狭小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短棍木柴、鸡笼和各种各样的笼子；这时马车里下来一位太太；这位太太是一位十等文官的遗孀，本人亦是一个地主：柯罗博奇卡夫人。”

柯罗博奇卡夫人像灰姑娘，这就与巴维尔·乞乞科夫像匹克威克如出一辙。她乘坐的西瓜绝对不能说与童话里的南瓜有任何关系。这个西瓜是在她下来之前那一刻变成一辆宽敞折篷马车的，那可能也与雄鸡的啼叫变成了呼啸的鼾声是同一个理由。人们可以这样假定，她的到来是通过乞乞科夫（在他很不舒服的扶手椅上睡着的时候）做的梦看到的。事实上她确实来了，但是，她的马车的出现略微被他的梦歪曲了（他所有的梦都受到他箱子里隐蔽抽屉的记忆的支配），而假如这辆马车最终变成了一辆宽敞折篷马车，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来的时候乘的也是一辆宽敞折篷马车的缘故。除了这些方面的变形之外，这辆马车是圆的，因为白而胖的乞乞科夫自己就是一个球体，所有他的梦都围绕着一个永恒的中心旋转；同时她的马车也是他的有点圆形的旅行箱。这辆马车的布局和内部设置的暴露也与旅行箱的情形极相似，是逐一显现的。长形的垫子就是旅行箱里的“长形东西”；花色糕点是与巴维尔留存的琐细纪念品相对应的；那些匆匆记下记录觅得的死魂灵的文件就是穿杂色外衣的昏睡的农奴所神秘地体现的；而秘密的小抽屉，乞乞科夫的心，则产生了柯罗博奇卡她本人。

[1] 法文，我的钱箱！

[2] 英文，通常指“男孩”，也用来指“马倌”或“男仆”。

6

在讨论比喻产生的次要人物的时候，我已经隐约提到过一阵抒情之风，那是紧接着不动感情的索巴凯维奇的一张大脸的出现而生成的，因为从他这张大脸上，就像从一个丑陋的大茧里，飞出了一只色彩鲜艳的秀丽飞蛾。问题是，非常奇怪，尽管索巴凯维奇态度严肃、身材魁梧，但是他却是书中最富有诗意的人物，不过这样的说法也许需要作一些解释。首先下面说的是他这个人的象征和特点（按照家具摆设的形式来描述）。

“乞乞科夫在扶手椅上坐下来，看看四周的墙壁，注视着墙上挂的画。所有画中的人物都是强壮的家伙——平版印刷的希腊将军全身画像：穿着红色裤子的华丽军装、鼻子上搁着一副眼镜的马夫罗科扎托，以及米亚乌利斯、卡纳里斯。所有这些英雄大腿粗壮、髭须浓密，让人见了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在这些希腊壮汉的中间，不知出于何种理由，也不知为了何种目的，有一个位置是放纤弱瘦小的巴格拉季昂［著名俄国将领］的画像的，在一个小得可怜的镜框里，他傲然挺立在他的小军旗和大炮之上。紧挨着的又是一个希腊著名人士，那就是女英雄波勃琳娜，她的两条腿比装饰现代客厅的任何一个花花公子的整个身体还要粗壮。由于主人自己是一个强健壮实的人，因此，他显然希望他的房间也要布置强健壮实的人的画像。”

可是就这样一个理由吗？索巴凯维奇喜欢富有传奇色彩的希腊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难道他那壮实宽大的胸膛里就没有隐藏着一个“纤弱瘦小的”的诗人吗？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富有诗人个性的俄国人心里，没有什么能比对拜伦的追求激发出更强烈的情感了。

“乞乞科夫又观察房间的四周：房间里的一切都极其牢固而笨拙，颇有点像房主本人。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张胡桃木的写字台，由四条非常滑稽的腿支撑——十足是一只熊的样子。桌子、椅子、扶手椅——一件件都是非常笨重、很不舒适的家具；总而言之，每一件家具，每一把椅子似乎都在说：‘我也是索巴凯维奇！’或者说：‘我也非常像索巴凯维奇！’”

他吃的食物是专门给粗野的巨人吃的东西。假如要吃猪肉，那就要把整头猪搬上桌来，假如要吃羊肉，那就要把整只羊送上来；假如要吃鹅肉，那就要端上整只鹅。他对待食物的方式有一种原始诗的意境，而假如可以说存在着烹饪学的韵律，他的正餐格律就是《荷马史诗》的格律。他只要稀里哗啦一会儿工夫就能解决半片羊脊肉，接着又只需几大口就囫囵吃下一盘盘的美食——比盘子还要大的油酥馅饼，一个大得像小牛犊一样的火鸡，塞满了鸡蛋、大米、肝以及其他丰富的原料——所有这些都是这个人的象征、外壳和天然装饰品，从而以福楼拜赋予最喜欢用的形容词“Hénorme”[1]的那种声音沙哑的深长意味，体现了他的生活。索巴凯维奇吃食物是要动用厚钢板和大砍刀的，因此他的太太在餐后为他准备的花式果酱他不会去碰一碰，如同罗丹对于闺房里摆放的精致小玩意儿会不屑一顾一样。

“那个躯体里似乎根本就没有灵魂，或者说即便他有灵魂，这灵魂也不在该在的地方，而是像不死的加谢伊［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残忍可怕的人］的故事里说的一样，灵魂是在山的那一边，藏在厚实的地壳里，地壳深处发生的任何一点可能的移动都不会造成地面上的震动。”

[1] 即法文énorme，写成Hénorme表示说话声音沙哑，特大的。

7

“死魂灵”复活过两回：第一回是借助索巴凯维奇之力（他把自己的大而笨的特点赋予了他们），第二回是乞乞科夫所为（借作者的抒情之助）。下面是第一种方法——索巴凯维奇在推销他的货色：

“‘你就考虑一下：比如，造马车的米海耶夫怎么样？你想一想，他过去造的马车每一辆都装有弹簧！我提醒你，那可不是莫斯科造的那种马车，跑上一个小时就散架了，而是结实得很的，我告诉你，而且他还会做内部装饰，外部喷漆！’乞乞科夫开口说话，米海耶夫再好，他也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是索巴凯维奇，正像他们所说，一提起这个话就来了兴致；于是便滔滔不绝了。

“‘或者拿木匠斯杰潘·普洛加来说。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你到哪里都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上帝呀，这个人力气多大！要是他当过卫兵，他真是会要什么有什么：这个人身高七英尺多！

“这一回乞乞科夫又要说普洛加也已经死了；但是索巴凯维奇似乎已经像河水决堤一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容不得你插嘴，你只有听的份。

“‘还有泥瓦匠米柳什金，哪一家的炉子他都能砌！还有鞋匠马克西姆·特里亚特尼科夫：他拿起钻子只要钻一下，一双靴子就给你做好了；多漂亮的一双靴子——拿在手里你会感激万分；尽管做了这么好的活，他还是滴酒不沾。还有耶勒梅伊·索洛科普雷钦——他可以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比下去：他到莫斯科去做生意，每次单单缴给我的税就有五百卢布。’”

乞乞科夫竭力与这个奇怪的人争辩，说他是在推销并不存在的货品，而这个人现在也冷静了一点，承认这些“农奴”都已经死了，但是接着他又激动起来。

“‘当然他们都已经死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今天活的农民又有什么用？他们算是什么样的人？不过是苍蝇罢了——不是人！’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可以说是存在的，而其他的人不过是凭空说说的。’

“‘确实是凭空说说的！要是你见过米海耶夫……啊，是啊，你是不可能再见着他们哪一个人了。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这个房间的门也别想进得来。他那两个宽大的肩膀的力量比一匹马还大。我倒是很想知道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凭空想象的人！’”

这样说着，索巴凯维奇转过脸来望着巴格拉季昂的画像，仿佛在听取他的高见；后来，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了好一阵子，两个人就要达成协议，气氛严肃、大家都没有话说的时候，“在墙上俯视的长了一个鹰钩鼻的巴格拉季昂，饶有兴致地注视着他们的交易有了一个最终结果。”索巴凯维奇忙个不停时，是我们最接近他灵魂的一刻，但他乡巴佬性格里的奇妙抒情气质，在乞乞科夫审核身材魁梧的乡绅卖给他的死魂灵名单时，进一步显现出来。

“然而没过多久，他正审视名单上这些农民特有的名字，心想他们确实曾经是农民，曾经辛辛苦苦，也曾经开怀畅饮，他们都耕过地、运过货，也曾欺骗过东家，或者简单地说，也许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muzhiks，这时候，一阵莫名其妙的感觉在心头油然而生，然而他又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每一张名单似乎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因此这些农民似乎自身都具有特别的性格。几乎所有属于柯罗博奇卡的农民名字都带有绰号。普鲁什金的名单的特点是简单扼要，他的名单上许多农民只有教名的开首音节，加上父系的姓，后面就是几个点。索巴凯维奇的名单让人看了觉得特别完整、详细……‘天哪，’乞乞科夫心里说道，突然发出卑鄙小人的感慨，‘你们有多少人都拥挤到这里来了！你们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朋友？’［他想象着他们的日子，结果这些已经死去的muzhiks把圆而胖的乞乞科夫推到一旁，一个一个活了，站出来自报家门。］‘啊，这是他，斯杰潘·普洛加，一个彪形大汉，他原是可以做一名卫兵的。我心里猜想你到过许多个省份，腰间插着一把斧子，肩上挂一双靴子［俄罗斯农民节省鞋子的一种方法］，吃的是值一个戈比的面包和几个戈比的鱼干，而每一回带回的，我猜想，［给你的东家］装在你钱袋底下的大约一百个银卢布，或者也许是缝在帆布裤子里、塞在鞋子里的几张钞票。你是怎么死的？你有没有爬到教堂圆屋顶上，为了要多挣些钱［修屋顶的工钱］，也许你拴着绳子一直爬到屋顶的十字架上，你有没有从屋顶十字架的横档上滑下来，摔在地面上，脑袋开花，［而你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同伴］站在附近，只是搔着脑袋，叹息道，‘唉，小子，你肯定是摔下来了’——说罢他便在自己腰上拴一根绳子，爬上去顶替你……’

“‘……还有你呢，葛里高利·多耶沙伊纳多耶德什［名字的意思是把马车拉到你找不到的地方］？你有没有做过跑运输的苦活，弄到了troika［三匹马］和一辆韧树皮包盖的篷顶马车，你就离乡背井，离开了你的窝，去运送跑集市的生意人？你在路上有没有向上帝自首交出你的灵魂？你有没有看中一个丰满红润的漂亮女人，她的男人在外面当兵，为了她你与你的同伴争风吃醋，结果被他们杀了，是吗？还是因为你的一双皮手套和三匹矮脚壮马让一名强盗心生歹念，在森林小路上把你害死了？还是你躺在床板上胡思乱想了一阵子之后，突然起身要到小酒店去，心里还在想入非非，接着就径直踩进了河上的冰窟窿里，再也见不到人了？’”

“涅奥乌瓦沙伊科里托”（是“轻蔑”和“猪食槽”的奇怪结合）这个很长的俗气名字，让人联想起最后降临在这个人头上的那种死法：“你倒在路中央睡着的时候，一辆笨拙的运货车从你身上碾过。”提起普鲁什金名单上一个叫波波夫的农奴家仆，引出了一整段对话，因为人们都说这个人可能受过一点教育，因此他犯的罪（注意这一超逻辑的结论）不是庸俗的谋杀，而是有教养的偷窃。

“然而没过多久一个乡村警官来逮捕你，因为你没有身份证件。你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始终表现得漫不经心。‘你的东家是谁？’乡村警官问道，问话的时候夹杂几句这种场合必定会有的骂人的粗话。‘某某老爷，’你很干脆地回答。‘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大老远的］，’乡村警署警官问道。‘我是放出来去obrok［这意思是说准许他出来自己干活，或者给另外人干活，条件是他挣的收入要交一部分给拥有他的那个老爷］，’你没有一点迟疑就回答。‘你的身份证件在哪儿？’‘我现在的老板皮蒙诺夫商人拿着。’‘传皮蒙诺夫！……你叫皮蒙诺夫吗？’‘我叫皮蒙诺夫。’‘他把身份证件交给你了吗？’‘没有，他根本没有给什么证件？’‘你为什么撒谎？’乡村警官问道，并且加了一句骂人的话。‘没错，’你干脆地答道，‘我没有给他，因为我回家晚了——所以我就交给了打钟人安梯普·普洛霍洛夫。’‘传打钟人！’‘他有没有把证件交给你？’‘没有，我没有从他那里拿到什么证件。’‘你又撒谎，’乡村警察说道，说话的时候又夹杂几句骂人的话。‘老实点，你的证件在哪里？’‘当时在我这里，’你当即回答，‘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路上弄丢了。’‘那件军大衣是怎么回事？’乡村警官问道，问话的时候又骂了你一句粗话。‘你为什么要偷？为什么你从教堂司祭那里偷了装满铜钱的箱子？’”

这样的拷问又进行了一些时候，然后我们跟着波波夫到了各个监狱，这种监狱我们的辽阔国土上一直以来到处都有。但是尽管这些“死魂灵”复活了，结果还是遭遇不幸和死亡，然而他们的复活当然远比虚假的“精神上的复活”更令人满意和更彻底。所谓“精神上的复活”是果戈理打算在计划中的第二部或者第三部中为虔诚和守法的公民写的内容。因为他自己突然产生的念头，他的艺术使死人在这些段落里起死回生。伦理道德和宗教上的考虑只会破坏他虚构的这些和蔼、热情、胖乎乎的人物。

8

嘴唇鲜红、肤色白皙、感伤、毫无趣味、衣着邋遢的马尼洛夫[1]（除了manil这个表示梦幻魅力的动词之外，他的名字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味道，还有一丝tuman，它的意思是迷蒙的雾）的象征物是：一座“英国式花园”，园内有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和蓝色柱子的亭子（“隐修堂”），这一片伤感的美的中间有池塘，他就是池水上漂浮的绿色油污物；他给他的孩子起的仿古典主义的名字；那本永远摆放在他书房里、永远翻到第十四页的书，永远是第十四页（不是第十五页，否则就让人觉得有可能是五页、十页地翻书，也不是第十三页，因为那样一来就成魔鬼的十二页了[2]，而是第十四页，一个毫无生气的、白里透红的数字，与马尼洛夫本人一样，毫无个性）；他屋子里摆放的家具粗心大意的缺漏，扶手椅是加了丝织软垫的，但是由于丝织软垫不足，因此其中两把扶手椅就用粗布垫子遮掩；那两个蜡烛架，其中一个是暗色的青铜做的，非常精致漂亮，上面雕着希腊美惠三女神，还有一个珍珠色的罩子，而另外一个蜡烛架不过是“黄铜的伤残者”，瘸腿、歪脖子、浑身沾满蜡油；不过，也许最贴切的标志是整齐排放的小山丘一样的烟灰，这是马尼洛夫从烟斗里敲落以后，整齐地堆放在窗台上的——这是他唯一知道的艺术性乐趣。

[1] 原文为Manilov。

[2] 西方禁忌中“13”也是不吉利数字，一种说法是耶稣最后的晚餐邀请了十二门徒，席间指出十二人中有一人是叛徒、是魔鬼。故事见《圣经·新约·约翰书》第6章第70—71节。

9

“这样的作家是幸福的：他把无聊乏味、面目可憎的人物略去不写，因为他们太真实，让人感到烦恼；他几乎可以达到显露人类崇高品德的境界；他从每天围绕着他团团转的一大群形象中只挑选几个例外的人；他始终与他的里拉琴崇高的和谐音调保持协调，从来不会从那样的崇高地位上走下来，拜访他渺小的穷亲戚，始终高高在上，与凡人没有接触，完全沉浸在遥远的壮丽辉煌的幻想中。唉，更加令人羡慕的是他的绝妙命运：这些幻想都是他的故乡和亲人；而同时他声名远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焚烧的香，烟雾缭绕，四处弥漫，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他的甜言蜜语创造了奇迹，掩盖了生活的种种悲伤，描绘的只是人的善良。欢呼的人群跟在后面，簇拥着他凯旋的战车。他被人们称为普天下的大诗人，翱翔在世界其他天才之上，就像雄鹰翱翔在其他高空飞鸟之上一样。一听到他的名字，热情澎湃的年轻的心都会激情四射；一双双感动的眼睛晶莹闪烁，热泪盈眶。他的力量无与伦比；他就是上帝。

“但是不同的遭际和另一种命运等待着这样的作家：他敢于描绘天天出现在人们眼前、而怠惰的人却视而不见的事情——困扰着我们生活的骇人听闻的纷繁琐事，冷漠、琐细、平凡的人物的本质，而我们时而痛苦、时而乏味的尘世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人；他敢于借助他那把无情的凿刀的强大力量，突出刻画这些人物，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他不会听到欢呼声，不会看到感激的泪水，他不会激发人们一致的赞美声；不可能会有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头脑充满英雄的热忱，朝他飞奔过来。在一个诗人只听到他自己创造的和谐韵律的时候，那种动人的魅力也不是因他而起；最后，他也无法逃避他那个时代的看法，逃避不了他的虚伪、冷酷的同时代人对他的看法，他们会指责他倾心哺育的人一文不值、毫无意义，会在侮辱人类的作者的长廊里给他留可鄙的一角，会将他创作的人物的品行归咎于他，也拒绝给予他任何东西，完全彻底地拒绝，甚至不承认他非凡的才能。因为他的时代的看法不承认观察星辰的镜头，也像能揭示一般看不见的虫子的活动的镜头一样神奇；因为他的时代的看法不承认一个人须有高度纯洁的思想深度，才能发现无价值的生活提供的形象，并且将它转化为精妙的杰作；他的时代的看法也不会承认高尚、欣喜若狂的笑很值得与最高尚的抒情之风并存，而且与江湖骗子做的怪脸没有共同之处。他的时代的看法不承认这些，因此会把一切扭曲，变成针对尚未被承认的作家的指责和毁谤；他将始终得不到支助，得不到响应和同情，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旅行者，在路上独自跋涉。他的前途黯淡，因此他将会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绝对是孤独的……

“我还会在很长时间里，在令人惊叹的力量的支配下，注定与我的古怪的主人公手拉着手一直走下去，考察汹涌澎湃的广阔生活，通过人人都看得见的笑，也通过未知的看不见的泪水，加以考察。时候尚未到来，离现在还很遥远，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随着一股来自不同源流的强大力量，从我严厉、愤怒的额头，惊人的灵感将要席卷而来，在一片神圣的颤动中，人们将要听取一种不同语言的巨大轰隆声。”

如此铺张的滔滔话语，就像一道强光，让我们看到了些许果戈理当时希望能在他的作品第二部里写出来的东西，在说完这一番话之后，紧接着出现了非常荒诞的情景，只见肥胖的乞乞科夫，半裸着身子，在他的卧室里跳起了吉格舞——这可不是什么可以证明在果戈理的书里“欣喜若狂的笑”和“抒情之风”是好伴侣的贴切例子。事实上，果戈理是在欺骗自己，假如他认为他可以这样笑的话。而抒情之风实际上也不是这部书的真正风格的组成部分；确切地说，它们是书中自然的空隙，倘若没有这些空隙，这部书的风格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果戈理沉浸在他的世界的某个其他地区（意大利北部）吹来的大风将他刮倒的时候给予他的乐趣中，正如在《钦差大臣》里看不见的车把式抑扬的吆喝声（“嗨，健步如飞的马儿！”）带来了一股夏夜的风，一种遥远和浪漫的感觉，一个invitation au voyage[1]。

《死魂灵》里的主要抒情调子的突然产生，是在果戈理心目中的俄国一如他观察到的俄国（一个奇怪的景象，一个特别的气氛，一个象征，一条漫长的路），在书中茫茫的梦境中隐约显露出它的种种奇怪的可爱之处的时候。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下面这一段的描述是插在乞乞科夫最后离开——说得确切一点是逃出——这个城（关于他的交易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已经把这座城搅得鸡犬不宁）和关于他早年的描述之间的。

“在这个时候那辆宽敞折篷马车已经折入更加冷落的街了；不一会儿，只有一段段木板篱笆［俄罗斯篱笆是密不露缝的黑乎乎的一排，篱笆顶上多多少少呈锯齿状，看上去颇有点像远处的一排俄国冷松林］绵延不断，于是预告这个城的终结［空间的终结，非时间的终结］。你瞧，路面到这里终止了，这里设有城的关卡［“Schlagbaum”[2]：漆成黑白条纹、可移动的长杆］，而城已经抛在身后，四周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又成了赶路的旅行者。又见到公路两旁一个接着一个无尽的里程标，驿站官员，水井，装货的马车，里面有俄国式茶炊的无生气的小村庄，农妇，一个客栈掌柜突然动作利索地走出来，手里是一捧燕麦；一个流浪乞丐，脚上的韧树皮鞋子已经破损，踏着疲惫的步子走了八百俄里[3]的路［注意老是这样玩弄的数字——不是五百，也不是一百，而是八百，因为在果戈理的创作基调中数字本身也是有古怪个性的］；肮脏邋遢的小镇总算也有破败简陋的店铺，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出售一桶桶的面粉，树皮鞋［刚刚过去的流浪乞丐穿的］，花式面包以及其他小物件；黑白条纹的栅栏，正在修的桥［即，永远在修——果戈理作品里的零落、没有生气、破败的俄国的一个特征］；路的两旁是一望无际的草地，乡绅老爷的旅行马车，一名骑马的士兵拖着一个绿色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铅弹，箱子外面写着：‘某某炮兵连’；绿的、黄的和黑的色彩条［果戈理有俄语句法允许的足够空间，在“黑的”前面插入“新翻耕的”几个字，意指翻起的一排排新犁的泥土］使得平原呈现一片斑驳的景象；远处有一个声音在歌唱；迷雾中露出了松树的梢头；教堂的钟声在远处渐渐消失了；群鸦就像苍蝇一样，望不见尽头的地平线……Rus！Rus！［这是俄罗斯的古名和诗歌中用语］我看见你了，从可爱的有无限魅力的远方我看见你了：一片黯淡、荒凉、分散的土地；你的大片土地上没有高傲的自然奇观，因此也就没有高傲的艺术奇观让人心旷神怡，或者让人吓得目瞪口呆：你没有在悬崖上建造四面窗户明亮的高大宫殿的城市，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大树，没有在瀑布轰鸣、水珠喷洒不息的崖壁上长出的常春藤；人们不必仰起头来凝视高耸在大地上的超凡的巨石群［这是果戈理个人的俄国，并不是拥有乌拉尔山脉、阿尔泰山脉和高加索山脉的俄国］。没有一个幽暗的拱门，上面盘根错节爬满了葡萄藤、常春藤和无法计数的成百万的玫瑰，也没有绵延不断的狭长通道让人们透过其中，突然瞥见远方光辉的不朽群山跃入清明而晶莹的天空；在你的怀抱里只有旷野和平展展的土地；你的平原上升出来的矮小城镇是找不到的［是指在地图上］，仅仅是一个个点和标记罢了：你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诱惑人的地方。因此，驱使我朝你走去的无法理解的秘密力量是什么？为什么我不断听到你凄楚的歌的回响，宛如歌声越过广袤的大地从大海的一头传播到另一头？告诉我你的歌的秘密。那呼唤、啜泣、揪住我的心的又是什么？这些声音既像利刃又像亲吻，到底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声音冲向我的灵魂、让我的心不得安宁？Rus！你要我付出什么，告诉我！暗中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奇怪约束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为什么你所包含的一切都用期待的目光转向我？而就在我这样站着，困惑而痛苦，默然无语的时候，瞧，携带了即将降下密集的雨的层云在我头顶聚集，而在你的广袤无垠面前我的心静默了。这一望无际的空旷意味着什么？而既然你自己是无边的，那么一个无限的思想不就会在你心中萌生吗？倘若有一个巨人来了，他不就会出现在可以伸展巨臂、迈开巨腿的地方吗？你广阔的天地可怕地将我包围，并且非常生动地反映在我的内心；一股神奇的力量让我眼睛豁然明亮……啊，多么灿烂、多么辉煌的一片寥廓，是世人所未见！Rus！……

“‘停下，停下，蠢货，’乞乞科夫冲着塞利凡大吼［这就强调了这里抒发的感情并非乞乞科夫的沉思］，‘什么时候你可以走，我会拿我的剑鞘告诉你的，’蓄着长长的髭须的国家信使嚷嚷道……‘妈的，你没有看见这是官府公务马车吗？’就像一个幽灵，这辆三匹马马车随着车轮的辘辘和车后飞扬的尘土消失了。”

诗人与他的祖国相隔的遥远，现在已转化为俄国未来的遥远，而果戈理是把俄国的未来与他作品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与《死魂灵》第二部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部书俄国人人都希望他写下去，也是他自己竭力相信他会写的。在我看来，《死魂灵》随着乞乞科夫出了N城就已经结束了。在思考以下这一段精彩生动的描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最赞叹的是哪一个：它的诗一样的魅力——还是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魅力；因为果戈理面临双重的任务，一是总要让乞乞科夫逃出城去，以此逃避正义的惩罚，一是转移读者的视线，不去关注更加不自在的结局：按照人类的法律，惩罚是不会降临到赶路回家、回地狱的撒旦代理人头上的。

“……塞利凡用一种特殊、单调的最高音吆喝，听起来就像‘伙计们，走啊’。马儿打起精神，拉着轻便的宽敞折篷马车飞奔起来，仿佛马车轻如鸿毛。塞利凡只知道一面挥动鞭子，发出低沉粗哑的喊声，一面坐在马车上轻轻地上下颠簸，此时，那辆官府的三匹马马车正冲上坡去，也许又正在高低起伏、坡度不大的公路上飞奔。乞乞科夫坐在马车的皮坐垫上每颠一次都只是笑一笑，因为他非常喜欢坐快跑的车。嗐，请你告诉我哪个俄国人不喜欢跑快车？尽管他对什么都是听之任之，把一生消耗殆尽，最后去见魔鬼，但是他的灵魂不得不热爱快速行事。因为飞奔的马车不是有一种崇高、诱人的旋律吗？你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未知的力将你托起，放在翅膀上，然后你自己飞起来，身边一切都在飞：里程碑在飞，商人们坐在他们自己的马车车厢里飞，路旁森林在飞，那是黑压压的一片杉木和松木林，伴随着斧子伐木的声音和乌鸦叫声；整条公路都在飞跑，谁也不知飞向何方，放眼望去只有渺茫的远方；在这迅速飞跑的闪烁中有一种令人惊恐的东西，因为在这闪烁中，一闪而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东西并没有时间让它们的轮廓固定下来，只有天上的片片白云和偷偷窥视的月儿一动也不动。啊，三轮马车，飞跑的三轮马车，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发明的？很肯定，你只能诞生在心灵手巧的民族中间：诞生在一个兢兢业业的国家，它均衡地覆盖了半个地球，因此一旦你开始去数眼前的里程碑你就会数得眼花缭乱。不过我也觉得，俄国式的马车并没有什么特别奥妙的地方。它不需要用铁螺丝来固定；它的零部件就是用一把斧子、一个量规以及一个雅罗斯拉夫[4]农民的聪明才智就可以装配起来；车把式也用不着穿你们的什么外国靴子；他就是一个留着大胡子、戴一副连指手套的人；他的座位也没有什么讲究；但是只要他提起精神、挥起鞭子嗯嗯呀呀哼起来，啊——马儿就会飞奔，像夏日的一阵风，车轮的轮辐模糊了，轮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空心的圆圈，车轮下的路也颤抖了，路人一声惊叫突然停下脚步——啊，三轮马车是在飞，飞呀飞……你要是站在远处看，只看见卷起的尘土就像一把钻子在空中钻一个孔眼。

“Rus，你的勇往直前不就像这样的一辆谁也赶不上的敏捷的三轮吗？飞速后退的路在你脚下生烟，桥梁隆隆而过，一切都在后退，远远地抛在身后！目睹你的飞奔的人停下脚步，仿佛见了一个神奇的景象目瞪口呆了：心中纳闷是不是天上的霹雳坠落地面？这些飞奔而过的神奇的马儿身上藏着飞奔而过的神奇力量到底是什么？骏马呀，骏马——多么矫健的骏马！旋风是从你的鬃毛上生起吗？你的每一根筋腱都赋予了新的听觉吗？因为一听到你们熟悉的歌声从天而降，你们三个，挺着古铜色的胸膛，劲往一处使，马蹄简直不着地，就像划过天空的三根绷紧的线，一切都为神奇的速度所鼓舞！……Rus，你风驰电掣要奔向何方？回答我。没有回答。中间的铃铛在梦幻中传来一声声清脆的独白；呼啸的空气被撕破了，变成了风；地面上万物都飞驰而过，其他的民族和国家退到一旁，侧目而视，为她让开一条路。”

尽管所有这些最后的渐强音听起来非常美妙，但是从文体上来看也不过是变戏法的人的废话而已，旨在让某一个目标消失，这某一个目标即——乞乞科夫。

[1] 法文，出行邀请。

[2] 德文，路障，栅栏。

[3] Verst，每俄里约合1.067公里。

[4] Yaroslav，莫斯科东北一地区。

▇

1

一八四二年五月，果戈理又离开俄国，重新开始他在国外的神秘漂泊。滚动的车轮为他编写了《死魂灵》第一部的故事；在第一次穿越一个模糊的欧洲的一系列旅程基础上，他给自己画的一个个圆圈，产生的结果是胖而圆的乞乞科夫成了一个转动的马车车篷、一条模糊不清的虹；实物的转动帮助作者催眠自己和他书中的主人公，进入变化多端的噩梦，而在未来许多年里，头脑简单的人会把这样的噩梦看作是一幅“俄国全景图”（或者“俄国的家庭生活”）。现在该着手训练自己进入小说的第二部了。

人们感到纳闷，在背负如此沉重烦恼的心灵的深处，果戈理是否认为，滚动的车轮，漫长的道路，曲折蜿蜒如意气相投的长蛇，隐约令人陶醉的马车的平稳运动，在写作第一部的时候这平稳的运动是如此令人满意，这些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部续书，而这部续书将围绕第一部书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形成一个清晰明亮的光环。这一定是一个光亮的晕，对此他是信心十足的；否则，书的第一部就可能被认为是魔鬼的妖术。根据他在书发表以后再来为这部书打基础的做法，他设法让自己相信，实际上因为有了书的（目前还没有写成的）第二部，才诞生了书的第一部，并且相信倘若不把产生第一部的缘起呈现给智力迟钝的读者大众，第一部书不可避免地将只能成为没有图例的说明文字。实际上，他将很不幸地受到第一部书绝对形式的牵制。在他试图创作第二部的时候，他的做法必定完全跟切斯特顿的一篇小说[1]中的凶手一模一样，在小说里，凶手迫不得已将受害人屋子里的所有信纸以insolite[2]的形式布置起来，伪造一个传达自杀信息的现场。

病态的谨慎也许可能添加了某些其他的考虑。尽管他迫切想详细了解人们如何看待他的作品——任何人或者批评家，从拿官府俸禄的流氓到对舆论巴结讨好的傻瓜——但是，他还是很艰难地竭力在信中对人解释，在批评文章中他所关心的只是他们所做的对于他本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评价。让他感到非常困扰的是，他发现严肃认真的人们，称心或是憎恶地把《死魂灵》看作是对农奴制度的猛烈谴责，正如他们在《钦差大臣》里看到的是对于腐败的抨击。因为在平民读者的心目中，《死魂灵》正在慢慢地变成《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一情况尽管让他烦恼，但是人们怀疑那些批评家——一本正经的老派名人们、虔诚的老处女们以及希腊正教会的清教徒们——的态度或许更叫他烦恼，因为他们悲叹他创作的形象的“感官刺激性”。他同时还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艺术天才超人的力量，而且还有——他所憎恶的——与这样的力量相伴的责任。他的内心还有想要更大的（不承担责任的）影响的愿望，就像普希金故事里的渔夫的老伴想要一个更大的城堡。果戈理已经成了一个说教者，因为他需要一个布道坛来解释他书中的道德体系，因为直接与读者接触在他看来似乎是他自己的吸引力的自然发展方向。宗教给了他必要的圣歌吟唱起始短句和吟唱方法。宗教是否还给了他其他东西则尚有疑问。

[1]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此处所说的小说是指他的四十八篇布朗神父探案小说。

[2] 法文，不符合规律。

2

他仿佛就是一块滚动的罕见的卵石，上面长出了——或者说，心里想他会长出——一种罕见的苔藓，花了许多个夏季，从一个温泉胜地漂泊到另一个温泉胜地。他的毛病难以医治，因为他的毛病模糊而多变：抑郁症发作的时候，他的思想就会麻木，带着可怕的预感，只有环境的突然改变才能缓解病症；否则，就会出现肉体痛苦反复发作的状态，身体哆嗦，衣服穿得再多也无法温暖他的四肢，这时候唯一起作用的是，假如能坚持重复进行，快步走——时间越长越好。这是个矛盾的说法，一方面不停地运动才能激发灵感，一方面这个运动客观上又使他无法写作。然而，在意大利度过的冬天相对而言尽管是舒服了一点，却比坐在不安定的驿站马车上时更写不出东西。德累斯顿、巴德加斯泰因[1]、萨尔茨堡、慕尼黑、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佛罗伦萨、曼图亚、维罗纳、因斯布鲁克[2]、萨尔茨堡、卡尔斯巴德[3]、布拉格、格雷芬堡[4]、柏林、巴德加斯泰因、布拉格、萨尔茨堡、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尼斯、巴黎、法兰克福、德累斯顿——然后又从头来一遍，著名旅游城市名字不断重现的这一连串地方，确实不是一个要寻求疗养的人该走的路线——或者不是寻求疗养，而是收集大饭店的标志到莫斯科炫耀，不管它是俄亥俄州的莫斯科[5]还是俄国的莫斯科——它只不过是一条恶性循环的虚线，并无地理学上的意义。果戈理的温泉疗养胜地并非真是空间意义上的。对他来说，中欧只不过是一个视觉现象——唯一真正关系重大的、唯一真正令人困惑的、唯一真正的悲剧是，他的创造力在不断地和令人绝望地衰退。托尔斯泰放弃小说创作，去追求伦理、神秘主义和教育上的强烈欲望的时候，他的天才已经成熟，是气色健康的，而且从他逝世后发表的生前未完成的虚构作品片断来看，在安娜·卡列尼娜死了以后，他的艺术依然在发展。但是果戈理是一个写书不多的人，而且他拟订的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一生的书的计划正好与他作为一个作家开始衰落的时间相吻合——即在他写了《钦差大臣》、《外套》和《死魂灵》第一部而达到创作顶峰之后。

[1] Badgastein，奥地利矿泉疗养游览圣地。

[2] Innsbruck，奥地利西部城市。

[3] Karlsbad，即卡洛维发利（Karlovy Vary），捷克矿泉疗养城市，布拉格以西130公里。

[4] Greifenberg，德国巴伐利亚一城市。

[5] 美国俄亥俄州克雷尔蒙县（Clermont County）有一个叫“莫斯科”的村子。

3

说教时期开始于他给《死魂灵》作某些最后修饰——对于未来辉煌的登峰造极所作的那些奇怪的暗示——的时候。他自国外写给朋友的无数信件中有奇怪的《圣经》的意味，从而使句子看上去自命不凡。“谁若不留意我的话谁就必将遭受痛苦！把所有的事暂时放在一边，把你在无聊时刻想入非非的所有乐趣放在一边。听从我吧：用一年时间，仅仅一年，照料你庄园里的事务。”叫地主们回去面对乡间生活中的问题（包含与事务相关的一切当代含义——收成不好，监工不力，农奴难管，懒散，偷盗，贫困，缺乏经济和“精神”条理）成了他的主题和命令——用预言家的语气表达的命令，命令人们丢弃所有世俗财富。但是，尽管用了这样的语气，果戈理却嘱咐地主们去做截然相反的事（虽然这话听起来像他在荒凉的山顶上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作出巨大牺牲）：你在大城市里是在浪费你不稳定的收入，因此，离开大城市，回到你的土地上去，上帝赐予你土地，目的明确，你可以变得像黑土地一样富裕，因为强壮和欢乐的农民，怀着感恩之心，在你的慈父般的监督下，辛勤劳作。“地主的责任是神圣的。”——这就是果戈理布道的主旨。

人们不免会注意到他是多么急切，过于急切，不仅要叫脸色阴沉的地主和不满的官吏回到他们地方上的事务里去，回到土地和作物上去，而且还要求他们详细向他报告观感。人们几乎会认为，果戈理的思想深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思想深处，还藏着别的东西，对他来说比俄国农村生活的伦理和经济状况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为他的书获得“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的可悲企图；因为他正处于一个作家可能会有的最糟糕的境遇：他已经丧失了想象真实情况的才能，并且认为真实情况会孤立地存在。

问题是，不加掩饰的真实情况并不以自然状态存在，因为真实情况绝对不会真正毫无掩饰的：一块手表留下的白色痕迹，一个乌青的脚后跟上贴的翘起的橡皮胶，即使是最热情的裸体主义者，也不会把这些抛弃。光是一串数字就能非常简明地泄漏写数字的人的身份，就像枯燥乏味的密码给爱伦·坡带来了财富一样。一份最粗略的履历表也以署名人特有的风格活生生地叫唤着，拍打着翅膀。甚至我还怀疑，是否能给人一个电话号码却不泄漏你的一些情况。但是，尽管果戈理说了所有这些希望了解人类因为他热爱人类的话，然而他实际上对提供情况的人的个性并不感兴趣。他只想要得到绝对不加修饰的真实情况——而同时他要求得到的不仅是简单的数字，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套观察资料。他的一些比较宽容的朋友起先勉强答应他的要求，而随后他们对这样的做法也热心起来，把地方上和农村的情况写成材料寄给他，在这个时候——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却是失望的咆哮，而不是感谢；因为写信给他的人并不是果戈理式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得到他的命令叙述事情而已——就是叙述事情。他们都非常尽心地去做了。他拿到这些材料尽生闷气，因为他的朋友并非作家，而他又不能写信给当作家的朋友，因为那样一来所提供的材料绝对不会是毫不加掩饰的。整个事态其实就是对“不加掩饰的真实情况”和“现实主义”这类术语之愚蠢的一个最好注脚。果戈理——一个“现实主义者”！许多教科书都这样说。果戈理为了完成他的拼接书可悲而徒劳地从读者那里搜集材料的时候，他本人非常可能臆断，他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带着怒气不停地对一个个先生小姐重复说，每天花一个小时坐下来，把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记下来。他尽可以告诉他们把月亮摘下来寄给他——不管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即使你匆忙包扎的蓝纸包裹里，还有一两颗星星和一丝雾气混在里面，那也没有关系。要是一弯月牙儿的尖钩碰断，我会换一个上去。

对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材料他非常恼火，他的传记作者对此都非常迷惑不解。他们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一个天才作家见别人无法写得像他那样好而感到非常意外。实际上，让果戈理大发脾气的是，为了搜集他自己已经无法创造的材料，他想出的诡秘办法不灵验。对于自己的无能感到的内疚不断加剧，这已经成了一个疾病，但是他瞒着自己，也瞒着别人。他欢迎阻碍和障碍（如他所说，“障碍是我们的翅膀”），因为阻碍和障碍可以为延宕担负责任。他晚年的全部哲学思想，包含着“天越黑，你明天的福就越灿烂”这样的基本观念，它就是这个明天永远不会再来这样的挥之不去的感觉造成的。

另一方面，假如有人暗示明天的福的到来可以加快，他就会可怕地大发脾气——我不是一个雇用文人，我不是打短工的，我不是一个记者——他会这样写。他竭尽全力叫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准备写一部于俄国（在他的非常俄国的思想里，“俄国”现在是与“人类”同义的）极为重要的书的时候，他拒绝容忍他自己的神秘暗指所招致的流言蜚语。在《死魂灵》第一部发表以后的那个人生阶段可以被冠以“Great Expectations”[1]之名——至少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来看。有的人甚至还期待他对腐败和社会不公作出更加明确和更加有力的谴责，有的还期待一个每一页都充满欢声笑语的快乐故事。正当果戈理在欧洲最南面才有的冰冷的房间里瑟瑟发抖，正当他向朋友们断言从今以后他的人生是值得崇敬的，他的肉身必须被小心服侍、爱护、照料，仿佛一个装满了智慧琼浆玉液（即，《死魂灵》第二部）的布满裂纹的泥坛子，正当这个时候，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在国内传开了，果戈理正在完成一部写一个俄国将军的罗马历险记的书——他所创作的最有趣的书。这个说法的可悲之处是，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第二部的残篇中，最精彩的部分碰巧是与那个滑稽的机械人贝特里肖夫将军相关的段落。

[1] 这原是狄更斯一部小说的书名，中译本作“远大前程”，但英语还有“巨大期望”、“丰厚遗产”之意。

4

罗马与俄国，在果戈理的虚构世界里，构成了一个关系比较深刻的组合。罗马是他持续拥有健康的身体的地方，这是他在北方不曾有的。意大利的花儿（关于这些花儿他曾说：“我对于孤零零生长在坟墓上的花儿怀有敬意”）使他心中产生要变成一个鼻子的强烈愿望：别的什么都可以没有，比如眼睛、胳膊、腿，只要有一个很大的鼻子，“鼻孔有两个大铅桶那样的大小，这样我就可以尽可能吸进全部vernal[1]香气”。住在意大利的时候他特别有鼻子意识。那里还有别样的意大利天空，“一片银色，富有绸缎似的色泽，但是如果从古罗马圆形剧场的拱门望去，则是深蓝的色调”。他从自己的扭曲、骇人、邪恶的世界形象中挣脱出来，寻求一种放松，可悲地恪守二流画家心目中罗马本质上是“别致”的地方的常规看法：“我还喜欢驴子——两眼似睁非睁，从从容容或者摇摇摆摆地使劲走着，别致地驮着强壮威严的意大利妇人，她们人走远了，头上白色的帽子却依旧清晰可见；有时看见这些驴子艰难地行走，样子不很别致，非常吃力，脚下不停打滑，这时候有一个瘦长僵直的英国人，披着一件褐中带绿的防水马金托什雨衣［逐字对译］，伸直两腿以防碰到地面；有时看见一个穿短上衣的画家骑着驴子，蓄着凡·戴克式的胡须[2]，背着木画架”，如此等等。这样的风格他维持不长，他有一个时期曾考虑要写的一个意大利绅士历险的传统小说，很恰当地只限于若干过分渲染的笼统描述，“她身上的一切，从她的肩膀到她的古风逼真的腿，一直到她的最后一个脚趾，都是创造的顶峰”——行了，说够了，否则在果戈理小说中的俄国深渊里，一个愁眉苦脸、在沉思中排解痛苦的外省小职员，他的嗫嚅会与经典的生动流畅自动搅和在一起。

[1] 法文，春天的。

[2] 佛兰德画家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画中特别的胡须——髭须加山羊胡子，而且两者不相连。

5

罗马还有俄国大画家伊凡诺夫。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创作他的油画《耶稣显圣》[1]。他的命运在许多方面都与果戈理相似，唯有一点不同，即他最终完成了他的杰作：据说画作最终展出的时候（一八五八年），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做几笔最后的润色——在二十年的创作之后的润色！——而展厅里的参观者对此不屑一顾。无论是伊凡诺夫还是果戈理，两人都永远生活在贫困中，因为两个人都不能放弃毕生的创作去谋生；两个人都不断受到等得不耐烦的人们的纠缠，指责他们拖拉疲沓；两个人都十分敏感、脾气暴躁、缺乏教养、处理世事都笨拙可笑。果戈理在他对伊凡诺夫的杰作所做的精辟描述中，强调了这一联系，因此人们会不自觉地感觉到当他提到画中主要人物的时候（“他在超凡的安详和出神中，用加快的坚定脚步走近”……），伊凡诺夫的画作，在他的思想上以某种方式，与他自己仍未完成的书的宗教成分融合在一起，而且他看见他的这部书从银色的意大利高地稳步朝他走来。

[1] The Appearance of the Messiah to the People，俄国画家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伊凡诺夫（Alexander Adreyevich Ivanov，1806-1858）花费1837年至1857年20年时间创作的作品。

6

他在写作《与友人书简选》期间寄给朋友的书信中并没有这些选段（假如书信包括了这些选段，果戈理就不是果戈理了），但是这些书信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很像这些书简选段。他认为其中有些书信是受到神灵启示的，因此他要求在“斋戒周内每天”阅读这些书信；然而，让人怀疑的是，收到他信的人中是否有人很顺从地这样做——把一家人都召集起来，很不自然地清一清喉咙——酷似《钦差大臣》第一幕里市长准备要读那封极为重要的信的场景。这些书信中使用的语言几乎是伪善语气的拙劣模仿，但是书信间或也有一些很漂亮的插入叙述，例如，在讲到一家欺骗了他的印刷厂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些非常激烈和世俗的语言。他为他的朋友拟定的虔诚行动多多少少恰好与那些交托他们去办的麻烦事重合。他有一套非常奇怪的惩罚“罪人”、叫他们听从他使唤的做法——替他跑腿、购买和包装他需要的书籍、抄写评论文章、与印刷厂打交道，等等。作为报偿他会寄一本书去，例如《师主篇》[1]，并且详细指导如何读这本书——有关水疗法和消化疾病段落中也有相类似的指导——“早餐前饮两杯冷水”就是他给予一个病友的指导意见。

“抛开你自己的一切杂事，忙于我的事务”——这是一般的调子——假如收信人是坚信“帮助果戈理即帮助上帝”的信徒，这样的调子当然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但是，收到从罗马、德累斯顿和巴登巴登寄来的书信的现实的人认为，果戈理要不是发疯了就是在故意装傻。也许他在行使他的神授之权的时候也并不很一丝不苟。他把他上帝代表的自在地位用于个人目的，例如，他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当批评家波戈金[2]的妻子去世、做丈夫的痛不欲生的时候，果戈理在信中是这样写的：“耶稣基督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尽管你受的教育和你的意向并非如此——她通过我这样说的。”——这是吊唁信中绝对独特的一封。阿克萨科夫是最终决定告诉果戈理他对某些劝告的看法的少数人之一。“亲爱的朋友，”他写道，“我从来不怀疑你的信仰的真诚或者你对待朋友的善意；但是我坦率承认你表现信仰所采用的形式让我觉得生气。甚至——让我觉得可怕。我已经五十三岁了[3]。你还没有出生我就读过托马斯的书了。我绝不会谴责别人的信仰，同样也绝不会接受别人的信仰——可是你却来劝告我，仿佛我是一个小学生——而且对我自己的思想没有丝毫的了解——劝我读《师主篇》——而且要我早晨喝完咖啡之后某个固定时间里阅读，一天读一章，就像做功课一样……这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是果戈理坚持采用他新近才发现的体裁。他认为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受到即将在《死魂灵》第二部和第三部中透露神秘精髓的同一种精神的启示。他还认为，他写《与友人书简选》这部书的意图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标准，让读者具备适合接受《死魂灵》续篇的情绪，看作是实现这一意图的一个手段。人们不得不认为，他根本没有明白如此心怀好意准备的跳板的真谛。

《与友人书简选》的主体包括了果戈理给予俄国地主、地方官吏以及广大的基督教徒的忠告。乡绅老爷被看作是上帝的代理人，勤勉的代理人，他们在天堂拥有股份，在人间或多或少拥有可观的佣金。“把你的所有mouzhiks集合起来，告诉他们，你要他们辛勤劳作是因为这是上帝要他们这样做的——并不是因为你们需要可供玩乐的金钱；并且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一张钞票来，作为你们说的话看得见的证明，当着他们的面烧掉……”这一幕情景是令人欣喜的：乡绅老爷站在家门口，出示一张挺括、色彩柔和的纸币，表现出专业魔术师的从容手势；一张光桌子上放着一本《圣经》；一个男孩手捧一根点亮的蜡烛；满脸胡子的农民们张大嘴巴，毕恭毕敬地等待着；这张钞票化作燃烧的蝴蝶，人们惊叹低语；变戏法的人轻轻地、轻快地搓着手——只搓着手指头的内侧；然后又说了一番废话，打开《圣经》，哇，像一只凤凰一样，财宝就在那里面。

审查官慷慨大方地忽略了第一版的这一段，尽管任意毁坏国家钱钞暗含着对政府的蔑视——就像《钦差大臣》里的知名人士谴责行为激烈的古代历史教授们砸坏国家财物（即椅子）。人们不禁会继续采用这个比喻，说在某一种意义上，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里似乎在扮演他自己创作的荒诞滑稽人物。没有学校，没有书本，只有你和乡村神甫——这就是他向乡绅老爷建议的教育制度。“农民们甚至不该知道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别的书籍。”“不管到哪里你都要带着乡村神甫……让他来做你的庄园管理人。”另外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选段里，收录了粗野的咒骂用语，在要痛骂一个懒惰的农奴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刺痛他的要害处。书中还有傲慢的不伦不类的浮夸语言——以及对倒霉的波戈金的恶毒攻击。我们还见到了这样的话，例如“人人都变成了破烂的货色”，或者“同胞们，我吓坏了”——“compatriots”[4]（“索奥梯切斯特维尼基”[5]）的发声音调与“comrades”或“brethren”同——甚至更强调。

这部书招来一片骂声。俄国的舆论基本上来说是民主的——而且，附带在这里提一提，非常赞赏美国。没有一个沙皇摧毁得了这个基础（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才被苏维埃政权摧毁）。上个世纪中叶俄国有好几个平民思想流派；尽管其中最激进的流派最终落到了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等等的极端沉闷的气氛中（然后再绕下去，随着国家农奴制和反动的国家主义的出现，最终画成了不可避免的圆），但是，毫无异议，在果戈理的时代，“主张西方文化的人”形成了一股势力，在眼界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是那些反动的守旧派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仅仅把批评家别林斯基，举例来说，看作是六七十年代恶毒地强调平民价值高于艺术价值的那些作家的先行者是很不公正的（从系统发展史上来说他当然是的）；他们所谓的“艺术”是什么意思，那是另一回事：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者皮萨列夫[6]会严肃认真地搜集理由来证明，为人民编写教科书比画“大理石柱子和仙女”还重要——他们认为这些是“纯艺术”。附带提一提，在用民族、政治或一般的平庸观点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把所有美学潜在价值放到自己在水彩画方面的渺小观念和能力的水平上，这在一些现代美国批评家的论争中是非常有趣的。作为艺术价值评估者的别林斯基，不管有着什么样的幼稚缺点，但他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思想者，有着追求真理和追求自由的惊人天赋，这种才能只有党派政治才能摧毁——而党派政治当时仍在摇篮中。当时他的杯子里还盛着一种纯净的液体；在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7]的帮助之下，这杯液体注定会转化为繁殖非常邪恶的细菌的液体。另一方面，果戈理显然已经陷入泥沼，错把污秽的泥潭表面油污当作令人惊叹的彩虹。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8]，实际上彻底批判了《与友人书简选》（“这片浮夸、邋遢词语的喧嚷声”），那是一篇卓越的文献。这封信同时还包含了对沙皇统治的猛烈攻击，因此散发《别林斯基的信》不久就构成了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之罪。果戈理似乎也感到苦恼，但主要是因为别林斯基暗示他是在向贵族摇尾乞怜，好得到经济支援。别林斯基当然是属于“穷且傲”派的；而果戈理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谴责“傲慢”。

尽管有几乎从四面八方朝着他这本书涌来的潮水般的辱骂、抗议和讽刺挖苦，果戈理相当英勇地保持着镇静。虽然他承认这本书“是在病态和很不自在的心情下”写的，还说“对于这样的写作艺术的缺乏经验，在魔鬼的帮助下，把我实际上感觉到的谦恭转化为妄自尊大的傲慢表现”（或者如他在别处所说，“我自己的行为简直就像赫雷斯塔科夫”，但是他还是以一个坚贞的殉道者的庄严态度，坚持认为他写的这本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有三个理由这样说：它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真实一面；它让他和他们自己看到了他们的真实一面；它像暴风雨一样有效地净化了普遍的氛围。这无异于是在说他完成了他想做的事：让舆论做好准备，接受《死魂灵》的第二部。

[1] The Imitation of Jesus Christ，德意志天主教修士肯彭的托马斯（ Thomas à Kempis，1380-1471）的灵修著作。

[2] Mikhail Pogodin（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果戈理的朋友。

[3] 即1844年，果戈理当时在国外旅行、疗养。

[4] 英文，同胞，下文两英文单词与该词同义。该词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如强调，可与下面两个词同，移至第一个音节。

[5] 俄文“同胞”一词复数形式的音译，如此发音是为了强调重音与后两个英语词语相类似，且更强调。

[6] Dimitri Ivanovich Pissarev（1840-1868），俄国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推动者之一。

[7] Andrei Petrov Mikhailovsky（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8] 1847年7月3日。

7

果戈理长期旅居国外期间和频繁出入俄国时，不断在小纸片上写下（在他的马车里，在客栈里，在朋友的家里，不管到了哪里）与这部最优秀的杰作有关的零星文字。有时候他还会写下一系列的章节，写完之后又会非常神秘地读给他最亲密的朋友听；有时候他什么都不写；有时候他会叫一个朋友一页页地抄写，有时候果戈理硬说他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切都在他脑子里。就在他死之前他烧毁了大批手稿，而很显然在这之前他已经烧过几回了。

在他可悲的艰难奋斗期间，他曾有过惊人之举，鉴于他身体的孱弱，这样的举动简直是英勇事迹：他千里迢迢去到耶路撒冷想要寻找他写这本书所需的东西——神授忠言、力量以及创造性的想象——那光景与一个不孕的妇人在中世纪教堂彩色玻璃的阴影中祈求圣母马利亚给她一个孩子一模一样。然而，好多年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朝圣：他说，他的精神还没有准备好；上帝不希望这么早：“注意他拦在我路上的障碍物”；某种心态（隐约像天主教的“谢恩祷告”）必须具备，以便确保他（绝对异教徒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有最大可能获得成功；而且，他需要一个不会让他感到无聊而又可靠的出行伴侣；这个伴侣缄默或是饶舌的时机都将会与朝圣者复杂多变的情绪完全合拍；倘有必要这个伴侣还会把手伸进旅行毯里安抚他一下。一八四八年一月他终于执行他的危险计划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他的计划不会转而化作从未有过的凄惨失败。

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果戈理最真诚、最愚笨的通信者之一，纳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谢雷梅捷夫娜，为了他的灵魂起见他们交流过许多回祷文，她送果戈理到了莫斯科城外的关卡。果戈理的身份证件可能非常完备，但是他讨厌出示证件让人检查，这个神圣的旅程就以一个他习惯用于捉弄警察的病态骗人把戏开始。倒霉的是，这一回把老太太也牵扯进去了。在关卡上她拥抱了朝圣者，掉下了眼泪，并在果戈理的胸前画十字，而果戈理也热情回应。这个时候警察要求出示证件：一名警官想知道到底是谁要出关。“是这位可爱的老太太，”果戈理大声道，说罢坐进马车辘辘地走了，弄得谢雷梅捷夫娜太太非常尴尬。

他给他母亲寄去一份特别的祷文让当地的神甫在教堂里念。在这份祷文里他祈求上帝保佑他在东方免遭强盗抢劫，在渡海的时候不受晕船之苦。上帝忽略了第二个祈求：在那不勒斯和马耳他之间航行的变幻莫测的“卡普里号”船上，果戈理呕吐得非常厉害，“让旅客们都大惊失色”。后来剩下的朝圣旅程非常值得怀疑，假如不是因为有官方文件证明这趟旅行确实发生过，人们很容易认为像先前他编造的西班牙游一样，这整个行程也都是编造的。假如你连续几年告诉人家你打算要做某一件事，而你由于无法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而感到心力交瘁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一天能让他们相信这件事你已经完成了，那么你就可以省去好多的麻烦——能够丢下不再提起这件事，那真是让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梦幻般的印象给你传达了什么？我就是透过一个梦的迷雾看到了圣地。”（摘自他给朱科夫斯基的一封信）。我们隐约看到他在沙漠里与他的旅行伴侣巴西里争吵。他在撒马利亚采了一枝百合，在加利利采了一枝罂粟（像卢梭一样对植物学有一点隐约的偏好）。到了拿撒勒正逢天下雨，他寻找避雨的地方，并因此滞留了几个小时，“我坐在那里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在拿撒勒”（坐在一个长凳上，凳子下面躲着一只母鸡），“就好像我坐在俄国某个地方的一个马车驿站里”。他拜访过的圣所并不能与他心灵里神秘的实体融合。结果，圣地对于他的心灵（以及他的书）都没有起多少作用，正像德国的疗养院对他的身体没有起什么作用一样。

8

果戈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执拗地想着《死魂灵》的续篇。他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他的想象需要加工一些手头现成的材料来完成，因为他依旧还有精力重复一遍；尽管他已经不能像在第一部里那样创作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他认为他可以采用同样的神韵，把它的构思换一种方式重新组合，那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意图来创作，这个意图虽然在第一部里不存在，但是现在应该不仅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推动力，而且还可以赋予第一部一个回顾性的意义。

除了果戈理问题的特殊性之外，他陷入的一般性错觉当然也是危害极大的。一个作家倘若对“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么他就会惘然不知所措。果戈理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是在病人身上确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感从而医治病人。治疗还应该包括一种道德说教药。他认为描绘国民缺陷和国民美德所采用的方式应该能帮助读者坚持后者，摆脱前者。在刚开始写续篇的时候他的意图明确，他的人物并非“完全道德高尚”，而是比第一部里的人物“更有名望”。套用出版商和书评人爱用的俗语，他是想赋予人物更多的“人性魅力”。倘若一个作者对一些人物的“同情态度”和对另一些人物的“批判态度”表达的不是十分明朗，那么写小说就不过是一场罪恶的游戏了。因此，事实上很清楚，即使是最谦逊的读者（他们喜欢读以对话形式呈现、极少“描写”的书——因为会话即“生活”）也知道要站在哪一边。果戈理答应给予读者的——确切地说是他想象的读者——是事实。他说，他描绘俄国人不会写个别怪人的“琐碎特征”，不会写“沾沾自喜的庸俗和古怪行为”，不会通过一个寂寞的艺术家个人想象的亵渎神圣的手段，而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即，“俄国人要充分表现出他的民族性，要充分表现他身上蕴涵的丰富多彩的内在力量”。换一句话说，“死魂灵”要变成“活魂灵”。

显然，果戈理（或者有类似不幸意图的任何一个其他作家）说的意思可以用更加简单的话来表达：“我在第一部里想象了一种类型的世界，但是现在我打算想象另一种类型的世界，它将更符合我所想象的是非观念，即我想象的读者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同样具有的是非观念。”这种情况下的成功（畅销杂志作家等等）直接依赖作者对于“读者”的看法，与读者自己具有的传统的即想象的观念、相应的出版商源源不断提供的精神口香糖精心培育和供养的观念，联系有多紧密。但是果戈理的情况当然没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他打算要写的东西酷似宗教启示，其次是因为想象的读者不仅应该欣赏这一启示的种种细节，而且还应该接受这本书总的影响给予的道德救助、教化，甚至要脱胎换骨。主要的困难在于须与第一部的素材相结合，这些素材从庸人的观点来看是在说“怪人怪事”（但是果戈理却又必须采用这些，因为他已经不能再创作一个新的结构了），是种庄严的讲道，他在《与友人书简选》里已经给过这方面的令人吃惊的例子了。虽然他的最初意图是描绘的人物不是“完全道德高尚的”，而是“有名望的”，也就是说他们充分体现俄国感情、情绪和理想的丰富多彩的混合，但是他渐渐发现，他笔下出现的这些“有名望的”人物正在变质，因为他们从自然媒质、从与最初那一群可怕乡绅的内在相似性上转移过来了难以避免的怪癖。结果唯一的出路是要有一群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将非常明显、非常局限地“优秀”，因为在他们这种情况下，任何想将他们的性格充分加以刻画的企图，就必定会产生并非“完全道德高尚”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倒霉出身而一直表现出来的同样古怪的形式。

一八四七年，一个狂热的俄国教士马太神甫，施展约翰·克里索斯托[1]的滔滔不绝的辞令，又采用中世纪晦涩难懂的古怪念头，请求果戈理彻底放弃文学，投身虔诚的职责，例如，根据马太神甫和其他这样的神甫的计划净化灵魂，为来世作好准备——针对马太神甫的请求，果戈理在信中竭尽全力让收信人明白，假如教会允许他背着马太神甫屈从上帝灌输给他的写作冲动，那《死魂灵》的虔诚的人物会多么好啊：“难道一个作者不能在一个动人故事的框架里，描绘比别的作家写的人更虔诚的人的生动榜样吗？榜样比争论要有力得多；而在写出这样的榜样之前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自己成为一个虔诚的人，过一种让上帝欣喜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要写作，假如现在没有这样普遍阅读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风气的话，而大多数的小说道德败坏，罪恶地引诱人，但是人们还是在阅读，因为这些小说引人入胜，并且不乏才智。我也有才智——让自然和人活在我的故事里的本领；既然如此，难道我不可以也用同样引人入胜的方式，按照神圣的法则描绘正直和虔诚的人们吗？我想坦诚地告诉你，这，而非名和利，才是我写作的主要动机。”

人们如果认为果戈理花了十年时间只是试图写一些能讨好教会的东西，那当然是滑稽可笑的。他真正努力要做的是写出既让艺术家果戈理高兴，又让僧侣果戈理高兴的东西。伟大的意大利画家在不停地这样做，他的心被这个想法困扰：一个阴冷的修道院，墙上爬满了玫瑰，一个面容憔悴的男人头上戴着无檐便帽，他正在创作的湿壁画色彩鲜艳、光彩照人——这些就是果戈理渴望得到的专业背景。倘若转化为文学，完成后的《死魂灵》将组成三个相连的形象：罪恶、惩罚和赎罪。要达到这个目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因为果戈理的独特天才如若任其表现，肯定会干扰任何传统的计划，而且他已经把一个主要的角色，即罪人的角色，强加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乞乞科夫可以被称作一个人的话——但是这个人非常滑稽可笑地不适合担当那个角色，而且这个人活动在一个拯救人们的灵魂这种事情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世界。第一部书的果戈理式的人物中间完全不可能出现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教士，这就像帕斯卡尔[2]的著作里绝不会出现gauloiserie[3]，或者斯大林最近的演说里绝不会引用梭罗的话，道理是一样的。

在第二部保存下来的仅有几章里，果戈理的魔杯模糊了。乞乞科夫这个人物虽然还留在（而且神气活现地）中心位置，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焦点面。在这几章里确有几个精彩的片段，但是这些片段也不过是对第一部的仿效罢了。当那些“虔诚”人物出现的时候——勤俭的地主、圣人般的商人、上帝一样的王子，人们会觉得完全陌生的人蜂拥而入，占据了一座四面透风的空荡屋子，而屋子里本来熟悉的东西一片狼藉、满目凄凉。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乞乞科夫的欺骗行为只不过是罪恶的幻象和拙劣模仿，因此不可能有不歪曲整个思想的“真正的”惩罚。“虔诚的人们”是假的，因为他们不是果戈理世界的人，因此他们与乞乞科夫的每一次接触都是不和谐的，令人抑郁的。倘若果戈理真写了赎罪部分，一个“虔诚的教士”（略带天主教色彩的教士）在西伯利亚腹地（有一些零星的资料说明，为了要获得正确的背景，果戈理研读过帕拉斯[4]的《西伯利亚植物志》）拯救乞乞科夫的灵魂，假如乞乞科夫命中注定要在一个遥远的隐修院以一个憔悴的僧侣的身份结束他的日子，那么毫无疑问，这位艺术家在艺术真理最后耀眼的闪现中，把《死魂灵》的结尾烧毁了。马太神甫可以心满意足了，果戈理在临死前不久放弃了文学；但是可以看作是这种放弃的证明和象征的稍纵即逝的火光，恰恰成了事情的相反面：在他蹲在炉子面前啜泣的时候（“在何处？”我的出版商问道。在莫斯科。），是一个艺术家在销毁多年的劳动成果，因为最终他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书并不忠于他的天才；因此，乞乞科夫非但没有在传奇湖畔肃穆的冷杉林中的木头小教堂里消亡，相反，他恢复了他的本色；一个简陋的地狱里的一小点蓝色火焰。

[1] John Chrysostom（约347—407），希腊教父、君士坦丁堡牧首，擅长辞令，有“金口”之誉。

[2] 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概率论创立者之一。

[3] 法文，下流笑话。

[4] Peter Simon Pallas（1741-1811），德国博物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应卡特琳娜二世之邀来俄国工作，担任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

1

“……某君，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他矮个子，脸有点麻，皮肤有点偏胡萝卜色，眼角甚至有点黏糊糊的，正面看去有点秃，脸颊两边是对称的皱纹，面色紫红……

“……他的名字叫巴希马契金（Bashmachkin）。很显然这个名字源自bashmak——鞋子。可是何时，具体什么时间，据‘鞋子’起名的，则全然不知。他们家全都——父亲和祖父，甚至还有姐夫——其实巴希马契金家的全体成员——都穿靴子，每年换鞋底也不过三次。”

2

果戈理是一个怪人，不过凡是天才都是古怪的；只有充满活力的二流作家似乎才是心存感激的读者心目中聪明的老朋友，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读者自己对于生活的观点。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哈姆莱特》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学生荒诞的梦。果戈理的《外套》是怪诞、可怕的噩梦，在暗淡的生活图案上挖出了黑乎乎的窟窿。草率的读者只在故事里看到一个放肆的小丑过度的嬉闹；严肃的读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果戈理的主要意图是谴责俄国官僚政治的恐怖。但是，不管是想要开怀大笑的人，还是渴望得到“发人深思”的书籍的人，都不会理解《外套》到底说的是什么。一个具有想象力的读者，才可以读这个故事。

深沉的普希金，平淡的托尔斯泰，婉约的契诃夫，都曾有过荒诞深思的时刻，这一面使句子模糊，一面又透露了值得突然转移关注焦点的隐含意义。但是在果戈理这里，这个转移正是他的艺术的基础，每当他努力用文学传统的流畅笔调写作，合乎逻辑地对待合理的思想的时候，他的才能便丧失殆尽。当他像在不朽的《外套》里那样真正放开手脚，在他个人秘密深渊的边缘信步的时候，他就成了俄国从未出现过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理性的生活面要实现突然的倾斜当然有许多途径，而且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方法。在果戈理这里，是两个动作的结合：一是弹跳，一是滑行。想象一下有一个活板门非常突然地在你脚下打开，一阵狂风把你吹到空中，然后又重重地将你甩到旁边的一个陷阱里。荒唐是果戈理最得意的灵感之源——但是我说的“荒唐”，意思非指奇特或者滑稽。荒唐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和程度，就像悲惨也有的那样，而且，在果戈理这里，荒唐更接近于后者。断言果戈理把他的人物放在荒唐的情景中是错误的。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放在荒唐的情景中假如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界都是荒唐的；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假如你说的“荒唐”意思是指逗引人们窃笑或耸肩的事。但是，假如你所说的是指引起人们的怜悯，是指人的状况，假如你的意思是指所有那些在不太怪诞的世界里与最崇高的理想、最深沉的痛苦、最强烈的感情紧密相连的东西——倘若如此，那么当然相反的情形势必就出现了，于是一个迷失在果戈理荒诞离奇的、不可靠的世界里的可怜人，根据一种间接的对照，就会是“荒唐”的了。

成衣匠的鼻烟盒的盖子上有“将军肖像；我不知道是什么将军，因为成衣匠的大拇指在将军的脸上磨出了一个窟窿，窟窿的上面粘了一小方纸”。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巴希马契金的荒唐也是如此。我们没有想到在旋转的面具中间，有一个面具原来是一张真人的脸，或者至少是那张脸应该处的位置。人类的本性非常荒诞地产生于构成果戈理世界的种种混乱骗局。《外套》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荒唐的，因为他是可怜的，因为他是有人性的，因为他正是与他似乎形成如此强烈对照的力量所造就的。

他不仅仅是有人性和可怜的。他还有更深的意义，正如小说的背景不仅仅是嘲弄一样。在显而易见的对照的背后，依稀还有一种历史的渊源。他的整个身心透露出与他所属的梦幻世界情形相似的颤抖和闪烁。对于在粗制滥造的画屏后面的其他东西的暗示，非常艺术性地与粗略的叙述结构相结合，导致具有平民思想的俄国人把这些暗示完全忽略了。但是，如果对果戈理的故事采用具有想象力的阅读方法，人们就发现，在最率真的描述性片段的各处，这个或那个词儿的插入，有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副词或一个介词，例如“甚至”或“几乎”这样的词儿，却效果极好，竟然使一个最平淡的句子迸发出一片怪异的噩梦烟花；不然就是，以散漫的口语方式开始的片段突然间脱离轨迹，偏入真正属于它的荒诞叙述方向；要不然，也是同样突然地，一扇门打开，泡沫四溅的诗歌巨浪破门而入，最终却归于消歇，或者转化为自己的嘲弄，或者戛然而止，句子中断，变回魔术师口中的念念有词，这种念念有词是果戈理风格的一大特点。它给人的感觉是，那是一件既滑稽可笑又非常宏伟壮阔的东西，老是潜伏在近处——人们喜欢这样想：事情的令人发笑的一面和令人发奋的一面，只是一字之差。[1]

[1] 这又是读纳博科夫的书要小心的例子之一。原文是说“comic（滑稽幽默）”和“cosmic（宇宙的、无限的、无穷尽的）”（与上文的“滑稽可笑”和“非常优秀出色”相关）两个词之差只在于“s”这一个音。这一句话的有无并不影响整个意思，只是作者爱玩文字游戏，故用“令人发笑”和“令人发奋”译之，似乎还能传达几分作者原意。

3

这样说来，我们透过最平淡的句子的豁口，不断地窥见的那个古怪的世界又是什么？它在某些方面就是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又是非常荒唐的世界，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遮掩这个世界的舞台布景。《外套》的主要人物，那个逆来顺受的小职员，就是由这些窥见的一幕幕构成的，因此他象征着突破果戈理风格的那个神秘而真实的世界的精神。那个逆来顺受的小职员，他是一个幽灵，是某个悲惨深渊的来客，他碰巧披上了一个小官吏的伪装。俄国进步的批评家在他身上觉察出了一只斗输了的狗的形象，因此整个故事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一种社会抗议。但是，这个故事远不止如此。果戈理风格纹理上的豁口和黑洞意味着生活本身纹理的缺陷。现在问题闹大了，所有的人都是症状轻微的疯子，追求着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而一个既符合逻辑又荒唐的力量又将他们困在徒劳无益的工作上——这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既有徒劳无益的谦恭，也有徒劳无益的统治，即在这个全然徒劳的世界上，激情、欲望、创造性的冲动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就是一件无论是裁缝还是顾客都顶礼膜拜的新外套。我不是在说教育意义，不是在说教育课。在这样一个世界没有道德教育课，因为这里既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它排除可能将它摧毁的一切，因此，任何改进措施、任何斗争、任何道德教育的目的或者努力，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我们不可能改变一颗行星的轨迹一样。它是果戈理的世界，因此它是与托尔斯泰的世界，或普希金的世界，或契诃夫的世界，或我自己的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但是在读了果戈理的作品以后，人们的眼睛会带上果戈理的眼光，而且很容易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他的世界的零星景象。我到过许多国家，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那样的东西，一直都是这个或那个偶然遇见的熟人梦寐以求之物，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果戈理。

4

《外套》[1]的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可怜的小职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去订购一件新外套。外套还在做，就已经成了他的人生之梦。就在他穿上这件新外套的第一个晚上，他走在一条黑暗的马路上，外套被人抢走。他因悲伤而死，他的鬼魂在全城游荡。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情节，当然真正的情节（正如果戈理始终表现的那样）在于风格，在于这个超绝故事的内部结构。要领会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你的脑子必须来一个颠倒，以便摆脱传统的文学标准，跟随作者走他的超人想象的梦之路。果戈理的世界与“可折叠的宇宙”或者“爆炸的宇宙”这样的现代物理学概念有一些相关；他的世界已经远离了上个世纪旋转自如的有规律的世界。文学风格上也有一个曲面，就像空间有一个曲面一样——但是俄国读者几乎没有人敢于一头扎进果戈理的神秘混乱中，而毫无拘束、毫无遗憾。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并且把自己对于普希金的认识建立在柴可夫斯基极其糟糕的歌剧剧本的基础上的俄国读者，只能在果戈理神秘大海中最细小的浪花里涉水，将反应局限于欣赏他心目中的所谓古怪幽默和妙语连珠。但是，潜入水底的人，寻找黑珍珠的人，喜欢深海怪物而不要沙滩阳伞的人，将会在《外套》中，找到把我们的生存状态，与我们难得产生荒诞认识时所隐约认识到的其他状态和形式，联系起来的迹象。普希金的散文是三维的；果戈理的散文，至少，是四维的。他可以与他的同时代人、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2]相比，因为他严厉批评了欧几里得，并且早一个世纪发现了爱因斯坦后来才提出的许多理论。假如平行线不相交，这并非是因为平行线不能相交，而是因为它们有其他的功用。《外套》里透露的果戈理的艺术表明，平行线不但可以相交，而且可以扭动，可以非常密集地缠绕，正如两根柱子的水中倒影，会呈现出摇曳不定的变形，倘若水面上有必需的涟漪的话。果戈理的天才正是那涟漪——二加二等于五，即使不是五的平方根，而且在果戈理的世界这都是很自然发生的，因为在果戈理的世界，无论是有理数学，还是任何我们与我们自身之间的伪物理学上的一致，严格说起来都是不存在的。

[1] 俄文标题中的shinel（源自法语chenille，绳绒织物），是一种大斗篷、宽袖、毛皮绳绒外套。——原注

[2] Nikolai Ivanovich Lobachevsky（1792-1856），俄国数学家，享有“几何学领域的哥白尼”之誉。

5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所享受的外套制作和穿戴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他脱衣和一步一步回到他自己鬼魂的赤身裸体的过程。从故事的一开始他就在准备他的高得出奇的跳跃——还有看起来无害的细节，例如他为了节省鞋子而踮起脚跟走路，还有他不太知道是走在马路的中央还是到了句子的中间，这些细节描述使得小职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渐渐隐去，到了故事的最后，他的鬼魂似乎是他这个人最实际、最真实的部分。他的鬼魂在圣彼得堡街头游荡，寻找他被人抢走的外套，最后盗走一名大官的外套，因为在他遭到不幸的时候这名大官拒绝伸出援手——这个部分的描述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可能像一个普通的鬼故事，但是到了故事的结尾这一描述转变了，变成了我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说明的情形。既是庄严崇高的顶峰，又是dégringolade[1]。请看：

“大人物差一点吓得死过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般在他的下属面前，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管是谁，只要朝他的气宇轩昂的外表和体型看上一眼，常常就能想象得出他的性格脾气，难免会不寒而栗；然而现在这个时候他（就像许多外表非常刚强的人常有的那样）感觉非常可怖，他甚至觉得自己昏厥也是在情理之中。他甚至自动地脱下外套，接着声嘶力竭地大叫，要马车夫把他送回家去，而且要快马加鞭。一听见一般是在紧急关头才有的语调，而且这样的语调甚至［注意这个词的重复使用］还伴随着更有效果的什么，马车夫心想把脑袋缩进去才是上策；然后他朝着马儿就是一鞭，马车像离弦的箭冲出去。六分钟以后，也可能更长一点，［照果戈理的特殊计时器来看］大人物就已经到了他的家门口。脸色发白，惊恐万状，身上没有穿外套，就这样他没有去到卡洛琳娜·伊凡诺夫娜［他过往密切的女人］家，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他跌跌撞撞进了卧室，辗转反侧一夜没有睡好，所以第二天早晨用早餐的时候他女儿直接就说：‘爸爸，你今天脸色不好。’但是爸爸没有做声，而且［这时开始模仿《圣经》格言的语气！］他既没有说他昨夜遇到了什么，没有说他到哪里去了，也没有说他曾经想要到哪里去。发生的整个事情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时开始陡然下滑，即果戈理为了特殊需要而采用的精彩的突降法］。甚至更加难得听他对下属说出这样的话：‘你竟然敢？——你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吗？’——或者不管怎样假如他真这样说话，那也是在他先听完人家要说的话之后。但是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从那以后职员的鬼魂全然不见了踪影：显而易见，大人物的外套他穿着非常合身；不管怎样，外套从身上被抢走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再听说了。然而，许多喜欢多想而又警惕的人不愿就此罢休，他们依旧老是断言在城市的偏远地区这个职员的鬼魂还会出现。而事实上郊区的一名警察还亲眼看见［岂止是从说教口吻向怪诞口吻的陡然下滑，现在已经出现了急剧坠落］屋后出现了一个鬼。但是，由于他生来就是一个有点胆小的人（所以有一回，一头普通的成年小猪从一家私人住房窜出来，就将他撞倒在地，把一群公共马车车夫乐翻了天，后来他向每个车夫索要十个铜板算是嗤笑别人的罚款，拿来买鼻烟了），因此不敢把鬼截住，而是借着黑暗在后面一直跟着，想不到鬼突然转身，停下来问道：‘你想干什么，你？’——说着就拔出一个拳头，甚至在活人中间也很少见过这么大的拳头。‘没想干什么，’巡夜的警察回答道，说完立即回头走了。不过，那个鬼倒是高大得多了，蓄着很大一条髭须。很清楚，鬼是朝奥布霍夫桥[2]的方向走的，接着便很快在黑夜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连串“毫不相干”的细节（例如，私人住房里通常都有“成年小猪”的无聊臆断）产生了很好的催眠效果，于是人们几乎没有明白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这就是最后一笔的妙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此处故事主要的结构上的考虑被果戈理故意掩盖起来（因为一切真实都是假面具）。被当成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没有穿外套的鬼魂的人，实际上就是抢了他的外套的人。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鬼魂就因为他没有外套才存在的，而警察由于陷入了故事最古怪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之中，他错把这个鬼的死对头即抢了外套的人，当成是这个鬼了。这样一来，故事就画成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像所有的圆圈一样，不管它们是苹果，还是星球，还是人的圆脸。

所以归纳起来，故事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含糊的声音，含糊的声音，高涨的丰富感情，含糊的声音，高涨的丰富感情，含糊的声音，高涨的丰富感情，含糊的声音，荒诞的高潮，含糊的声音，含糊的声音，最后这一切又都回到最初生成它们的混乱之中。在艺术的这一个最高水平上，文学关心的当然不是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对胜利者的诅咒。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因为在这灵魂的最深处，还掠过了其他世界的影子，就像无名、无声息的轮船的影子掠过一样。

[1] 法文，急剧坠落。

[2] Obukhov Bridge，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一座桥。

6

也许一两个耐心的读者此时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确实是唯一让我感兴趣的点。我草草写下关于果戈理的这些笔记的目的，我希望，至此已经十分清楚了。直言不讳地说，归纳如下：倘若你想了解一点俄国，倘若你渴望知道被人猛烈抨击的德国人的闪电战为什么不能奏效，倘若你对“思想”、“事实”、“寓意”感兴趣，那就离果戈理远一点。为了要读他的书而吃尽苦头学习俄语，那是不可能得到你那种现钱回报的。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他没有什么可以对你说的。离开这里。高压线。长期关闭。避开，切勿，不要。我要在这里开列满满一张单子的禁令、反对、恐吓。当然毫无必要这样做——因为不该读的读者毫无疑问不可能把书读到这里。但是该读的读者我很欢迎——我的兄弟，我的孪生兄弟。我的兄弟在弹风琴。我的姐妹在读书。她是我的姑妈。你必须先学习字母，唇音，舌音，齿音，带z的音，嗡嗡声，大黄蜂的声音，采采蝇的声音。其中一个元音能让你说出：“呃！”在你学习人称代词之初你心理上一定感到费力、受了伤害。然而我觉得要接触果戈理没有其他途径（要接触其他俄国作家在这一点上道理也一样）。他的著作，像一切伟大的文学成果一样，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思想上的。果戈理的名字要说成“Gaw-gol”，而不是“Go-gall”。[1]最后的“l”这个音是渐弱的浊音，英语里没有这个音。假如你连一个作家的名字都读不准，那你就别指望读懂这个作家。我翻译了许多片段，那都是我贫乏的词汇能做到的最好的翻译，但是即使这些片段是如同我内心深处所听见的那样完美，因为不能表达这些片段的语调，这些片段的译文还是不可能取代果戈理。在我试图表达我对于他的艺术的态度时，并没有拿出关于它的特殊存在的任何有形的证据。我只能扪心自问，并断言我没有虚构果戈理。他确实曾写作，他确实曾活着。

果戈理生于一八〇九年四月一日。依照他的母亲（当然她编造了下面这个令人抑郁的轶事）的说法，他五岁写的一首诗，人人皆知的平庸作家凯普尼斯特[2]见到了。凯普尼斯特抱起这个严肃的顽童，对他的喜形于色的父母说：“假如命运能给他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导师和向导，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天才作家的。”但是另一桩事——他是四月一日出生的——是真的。

[1] 果戈理的名字英语写作Gogol，很多人可能会错读。

[2] Vasily Vasilievich Kapnist（1758-1823），乌克兰诗人和剧作家，他用有点不纯正的俄语写作。据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受到他的喜剧的影响。

▇

“哦，”我的出版商[1]说……

荒凉的山头之间金色的豁口映照出一片柔和的晚霞。远方豁口的边缘镶嵌了一抹冷杉林带，再往下，在豁口的深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别的隐约可见的小山峦。我们当时是在犹他州，坐在一家高山饭店的休息室里。近处山坡上细长的北美颤杨和年代久远的灰白金字塔似的碎石堆，借着平板玻璃的窗子，静悄悄地也加入了我们的交谈——颇有点像在索巴凯维奇家，拜伦式的肖像画参与谈话的样子。

“哦，”我的出版商说道，“我很喜欢，但是我确实认为应该让学生知道书中到底讲什么。”

我说……

“不是，”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应该让学生多知道一点果戈理的书。我是说情节。学生总应该知道这些书讲的是什么。”

我说……

“没有，你没有，”他说，“我已经仔仔细细读过一遍了，我太太也读过一遍，我们没有看到故事情节。书后面应该有参考书目或者年谱一类的文字。学生应该能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否则他会感到茫然，不想再读下去。”

我说一个聪明的人总是可以找到一部好的百科全书或者找任何一本俄国文学指南，查找年月日期和资料。他说一个学生不一定就是一个聪明的人，无论怎样都会讨厌要查找资料的麻烦。我说学生也是各种各样的。他说从出版公司的角度来看，学生只有一种。

“我已经想办法说明过了，”我说，“果戈理的书里真正的情节藏在一眼就看明白的情节的背后。我真说明了真正的情节。他的故事只是模仿有情节的故事。它就像一个珍稀的蛾子，摆脱了蛾子模样的外表，去模仿一个构造上十分不同的东西的表面形式——比如说一只普普通通的蝴蝶。”

“好吧，”他说。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一般的，蜥蜴那样的爬行动物和鸟类就很不一般了。”

“没错，我明白，”他说，“我非常明白。但是毕竟情节就是情节，学生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我自己不读一读《钦差大臣》还是不知道到底它写的是什么，尽管我已经拜读过你的书稿。”

“那你说给我听听，”我问，“《钦差大臣》里发生了什么？”

“哦，”他说，一边身子往后靠，“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流落在一个城市，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赌输了，这个城市有许多的政治家，他骗取了这些政治家的信任，说他是从总部派来视察的官府大臣，利用他们筹集了钱款。他利用了这些政治家，向市长的女儿求爱，喝了市长奉献的葡萄酒，接受了法官们、医生们、地主们、商人们、形形色色的行政官员们的贿赂，然后他在真钦差到来之前离开了这个城市。”

我说——

“对，你当然可以用一用，”我的出版商说，很配合的样子，“另外还有《死魂灵》。读了你那一章之后我还是不知道小说写的是什么。还有，我说过了，应该有一个参考书目。”

我说——

“假如你是指列出果戈理著作的译本和论著……”

“哦，”我的出版商说。

“假如你要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除了格恩尼翻译得很好的《死魂灵》、《钦差大臣》和《外套》（他的译本出版的时候我自己正在苦苦斟酌如何翻译）之外，其余的译本都荒唐可笑、错误百出，没有一本是好的。”

就在这时，两只小猎狗从不知是谁打开的门跌跌撞撞走进来，一只是耳朵邋遢的黑狗，很好看的斜眼角，眼睛白里透蓝，另一只是白色小母狗，脸上和肚子上有粉红斑点。小狗在家具摆设之间跌跌撞撞踩着肉垫爪子，不多久就被抓住，送到它们在露台上的窝里。

“除此之外，”我继续说，“论述果戈理的英语论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只有密尔斯基的《俄罗斯文学史》（纽约克诺夫出版社版）里有一章写得很好。当然，俄语论著有几百部。这些俄语论著有几部写得非常好，但是其他的许多论著都属于荒唐愚蠢的学派，什么‘描绘沙俄时代的大师果戈理’啦，‘现实主义者果戈理’啦，‘农奴制和官僚政治的反对者果戈理’啦，‘果戈理，俄国的狄更斯’啦，等等。问题是，假如我开列这些著作，那么为了解闷我肯定会设法在各处插入虚构的书名和想象的作家，这样一来你就根本无法知道到底是杜勃罗留波夫，还是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2]，还是奥夫斯杨诺夫·库利[3]——”

“不对，”我的出版商慌忙说，“我认为把论述果戈理的著作列出来没有必要。我的意思是，列出果戈理自己的书，附上年谱，他从事的活动的年谱，关于小说的情节之类的东西等等。你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们还必须要有果戈理的照片。”

“这个嘛我自己也一直在考虑，”我说，“对了，我们要有一张果戈理鼻子的画像。不要他的脸和肩头什么的，就他的鼻子。就一个大的、孤零零的、尖鼻子——清清楚楚地用墨水勾勒，就像一个稀奇的动物学标本某一个重要部位的放大图。我或许可以请这方面的大师多布琴斯基[4]来画，或者可以请一名博物馆的画家……”

“这样就把这本书葬送了，”我的出版商说。

这样就有了下面几页附录。这一个年谱是为懒惰的读者编写的，他们要一眼就看清果戈理的生平和写作，而无须到我的书中去寻找这个或那个相关的段落。年谱里标出了这样的段落的页码。照片用的是正文中描述的那张，是从维里萨耶夫的给人带来快乐的果戈理传记（一九三三年俄文版）复制的。大多数的事实资料也采自同一部方便的著作——例如果戈理写给他母亲的长信以及这样的一类资料。删节是我做的。胆大妄为的俄国批评家竭力要找到一个有影响的人，然后把我的小说放进贴了标签的盒子里，并且有一两回将我与果戈理挂上钩，但是他们再仔细一看，我已经把绳结解了，盒子里是空的。

[1] 本书《索引》列有他的名字，即詹姆斯·拉夫林（James Laughlin，1914-1997），美国诗人和文学书籍出版商，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创始人。

[2] Ivanov-Razumnik（1878-1946），俄国批评家、社会学家，写过回忆录《作家的命运：监狱与流放》，编辑过别林斯基全集。

[3] Ovsyano Kuli，未详待考，也许是想象的。

[4] Mstislav Dobuzhinsky（1875-1957），俄罗斯—立陶宛城市风光画家，画过多部剧本的舞台布景透视画，还画插图，如1923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白夜》等作插图。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年谱

1809年4月1日 出生于小俄罗斯的波尔塔瓦省欢乐、泥泞的集镇索罗钦采（钦采重读）（见第7页）。

1821年 被涅仁中学录取（第8页）。

1825年 他父亲去世，他生前是一个小地主，一个业余乌克兰剧作家。

1828年 中学毕业，前往圣彼得堡。从北纬50度至60度，与温哥华至卡里布的距离同。这一年托尔斯泰在图拉省出生。

1829年 盲目找工作，发表两首诗歌，即抒情诗《意大利》以及他称为“田园牧歌”的平庸长诗《汉斯·古谢尔加顿》（第9页）。

1829年8月1日 已出版的《汉斯》长诗单行本全部烧毁（第10页）。

1829年8月至9月 反常出行，到了德国北部（第23页）。又突然回国，进了政府文职部门（第26页）。

1830年 开始给文学评论杂志投稿，寄去描写乌克兰生活的短篇小说（第26页）。

1831年 突然离开文职部门毫无生气的抑郁气氛，开始在一所女子学院教历史。女学生认为他讲课枯燥乏味。

1831年5月底 遇见普希金（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最伟大的俄国诗人）（第29页）。

1831年9月 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卷。这是写鬼和乌克兰人的短篇小说集，一些批评家仍旧认为别具风格，充满欢乐（第29页）。

1832年3月 上述小说集第二卷发表。小说《可怕的报复》有关于第聂伯河的著名描绘（“在无风的日子里第聂伯河风景如画，等等”），在《伊凡·斯邦卡和他的姑妈》里可以感受到一点真正果戈理风格（第32页）。

1834年 在文学界朋友的推荐下被聘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在精心准备的第一堂课，他用浮夸的语言，诗意的慷慨陈词，成功地掩盖了他学识的浅薄。尔后，他讲课常在面颊上包着绷带，以示颌部肿胀影响说话，于是垂头丧气地给学生分发罗马废墟的小照片。

1835年 发表题名“米尔戈罗德”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地鬼》，这是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效果不特别好；《旧式地主》，“一对老夫妇的呆板懒散的性情，他们的怠惰，他们的贪嘴，他们的自私，都被理想化了、都被带上了浪漫的色彩”。（见密尔斯基：《俄罗斯文学史》，第194页）；《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弗洛维奇吵架的故事》，1833年12月2日他把这篇小说读给普希金听（“非常新颖、非常有趣”——普希金的评语），他的地道幽默故事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塔拉斯·布尔巴》，一个传奇式的故事，讲述完全虚构的哥萨克人的历险记——颇有点像高乃依的悲剧《熙德》和他的西班牙人（或海明威的西班牙人，要这么说的话），只是穿着乌克兰人的外衣。同年他发表了一个散文小说集，《小品集》，内收《涅瓦大街》（第12页）、《狂人日记》（本书正文前摘录的小说最后一段）以及《肖像》——一幅肖像的复活——这一类的故事。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他写了一个异常的噩梦《鼻子》，一个倒霉人的故事，一个花花公子的脸上的鼻子自行消失了（犹如在梦中你知道一个人就是某某，但是他的面孔像另外一个人，或者谁也不像，可是你并不困惑）（第4页），此外还有两个剧本：Revizor（《钦差大臣》）（第35页）和《结婚》——一个不很严谨的喜剧，写一个人的疑虑不定，他心里是想结婚，燕尾服也做好了，未婚妻也有了——但是在最后一刻跳窗而逃。果戈理的主人公没有一个能与女人关系很深。

1835年12月18日 “我们，我和大学，相互唾弃而分手。我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哥萨克人。”（摘自一封写给波戈金的信。）

1836年1月30日 在朱科夫斯基的一次社交晚会上朗读他的新剧本《钦差大臣》。（朱科夫斯基，1783-1878，“浪漫主义运动”领袖，德国和英国诗歌的著名翻译家。）

1836年5月1日 《钦差大臣》首次公演（第37页）。

1836年6月 一气之下离开俄国到了国外（第57页）。“此后旅居国外达十年（1836-1848）之久，只回俄国作短暂停留。”（密尔斯基：《俄罗斯文学史》，第186页）

1836年10月 瑞士的维威。在此地他真正开始写作五月在圣彼得堡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死魂灵》第一部。

1836年至1837年 间冬 巴黎。居住在交易所广场和维维安大街交汇处，在这里写下了《死魂灵》第一部的很大一部分。勃朗宁的门保存在威尔斯理学院的图书馆。在和煦的日子里他带着乞乞科夫在杜伊勒里宫花园散步。麻雀，灰褐色的雕像。

1837年初 罗马。“我的人生，我的最大快乐，已经随着他的死而丧失。”（摘自普希金在圣彼得堡决斗而死之后，果戈理给波戈金的一封信）。

1838年春 罗马。两个波兰天主教徒认为——从他们给总部的报告来看——他们已经办成了对果戈理的信仰皈依。但是批评家维里萨耶夫（《果戈理传》，[1]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学院版：第190页）表示，果戈理相当卑鄙地欺骗了善良的人，因为他的富裕和有用的朋友奇奈达·沃尔康斯基公主（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离开罗马以后，他便不与这些人来往。

1839年5月 年轻的维艾尔高尔斯基王子在罗马因患肺结核而奄奄一息。果戈理曾与他有一段短暂的浪漫友谊。在这位年轻人的病榻旁度过的时光在果戈理的短文《别墅之夜》哀婉动人的字里行间有强烈的反响。

1839年至1840年间 冬回到俄国。给文学界的朋友念了《死魂灵》前几章。

1840年4月 “一个没有自己的马车的人想找一个有自备马车的人做旅伴前往维也纳。旅费平摊。”（刊登在《莫斯科报》上的一则广告）

1840年6月至1841年10月 返回意大利。与旅居罗马的俄国画家来往频繁。完成《外套》的创作（第139页）。

1841年至1842年间 冬 回到俄国。

1842年 《死魂灵》第一部出版（第61页）。在果戈理的时代，假如你是一个俄国地主，你可以把农民卖出去、买进来，还可以抵押。牛按“头”计数，农民按“魂灵”计数。倘若你偶然说到你有一百个魂灵，你的意思并非说你是一个小诗人，而是说你是一个小乡绅。政府来核对你的农民数，因为你须为他们缴人头税。倘若你有一个农民死亡，你仍旧须继续为他缴税，一直缴到下一次人口普查。这个已经死亡的“魂灵”仍登记在册。你已经不能再利用它曾经拥有的活动肌体附件，例如双臂或两腿，但是你损失的那个魂灵依旧活在官方账册的极乐世界里，只有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才能将它注销。灵魂的不朽将维持几个季节，但是你须一直为它缴税。《死魂灵》里的乞乞科夫盘算的是从你处获取这些不可避免地累积的死魂灵，这样一来，纳税的将是他，而不是你。他想把这些死魂灵出手了你会很高兴，假如做成这笔交易你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笔小数目的补助费，你会大喜过望。在他收集了足够数量的便宜得非常可笑的死魂灵之后，他打算将它们作为优级活魂灵抵押，因为按照官方文件它们名义上是如此。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第72页），一个允许做活魂灵也就是活人买卖的政府，你是绝不能指望其在只涉及死魂灵——一张废纸上写的抽象别名——的生意中成为道德专家的。在《死魂灵》第二部里，果戈理试图将乞乞科夫视作人类罪人而将政府视作超人法官。由于第一部里的所有人物都是同等的弱智者，都活在果戈理民主的怀抱里，因此谁审判谁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看见乞乞科夫来到N城，与这个城的名流交上朋友。接着他拜访了邻近的乡绅，从他们那里多多少少是很廉价地获得了死魂灵。他一连串的交易让他见到了严肃而腰板粗壮的索巴凯维奇；见到了性情温和懒散的马尼洛夫；见到了贪婪、邋遢的普鲁什金，他的名字Plushkin应该这么念，好比蛀虫在长毛绒[2]上蛀了一个窟窿；见到了柯罗博奇卡夫人，她十足是个既讲迷信又实际的人；还见到了霸道的诺斯德廖夫，他是一个卑鄙龌龊、好管闲事的骗子，他并不像乞乞科夫，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索巴凯维奇的喋喋不休，柯罗博奇卡的小心谨慎，挑起了全城的人群起而攻之，反对我们胖乎乎的冒险家，我们的恋尸狂、冒险家、浪荡公子卡萨诺瓦，我们的见异思迁的人，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他借着那些插入的奇妙抒情文字的翅膀出了城，主人公每次身处两个会见之间的路途中时，作者都要插入这样的抒情文字（一路的风光，比喻的引申，魔术师口中的念念有词）。关于《死魂灵》结构的讨论见第61页至第113页。
小说第二部我们仅见到头几章。又会见了几个乡绅，最后乞乞科夫被警察抓走，遇上了真正的麻烦。尽管有些片段写得很好，但是可以感觉到作者的精神寓意一步一步把这部书毁了（第132页）。

1842年至1848年 到处出游，想寻找健康和灵感，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1847年 出版《与友人书简选》（第126页）。

1848年春 心情抑郁地前往巴勒斯坦朝觐（第130页）。

1848年至1852年 莫斯科，敖德萨，瓦西里耶夫卡（他母亲的家），隐修院，又回到莫斯科。

1852年2月 “弃绝普希金！他是一个罪人、一个异教徒。”凶狠、强健的马太神甫在最后一次会面时对打不起精神的、病中的果戈理说。

1852年2月11日 “那天夜里果戈理独自一人在他房间里祈祷了很长时间。凌晨三点他叫醒小男仆，想知道屋子另一头的房间是否暖和［当时他住在马太神甫的狂热追随者A·P·托尔斯泰伯爵在莫斯科的住宅里］。小男仆回答说不暖和。‘给我拿一件外套，’果戈理说道，‘你来，我有事要到那边去。’他手拿蜡烛去了，在他穿过的每一个房间他都在胸口划十字。到了一个房间他叫仆人打开烟道，要尽量小声，不要把人吵醒，然后叫他从一个五斗橱里把一个公文包拿出来。公文包拿来以后他从里面取出一捆用缎带捆扎的习字本，放进炉子，用蜡烛点着。小男仆［波戈金叙述《死魂灵》第二部、第三部烧毁经过的时候这样说］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跪下来恳求他不要烧。‘不关你的事，’果戈理说道，‘你还是祈祷吧。’小男仆开始抽泣，继续恳求。果戈理注意到火熄灭了——只烧焦了本子的四角。于是他把这捆本子又取出来，解开缎带，把稿纸拆散，让它便于燃烧，然后又侧过蜡烛点火，自己则在炉火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来等候稿纸烧尽。烧尽以后他在胸口划了十字，回到自己的房间，亲吻了一下小男仆，在睡榻上躺下来，突然大哭起来。”在彻底的失败中或许还夹杂了宽慰的感觉（第131页）。

1852年3月4日 去世（第1页）。

[1] V.V. Veressajev，俄国作家V.V. 斯密多维奇（V. V. Smidovich，1867-1945）的笔名。他撰写的《果戈理传》出版于1933年。

[2] 英语plush（长毛绒）与他的名字前一半拼写同，但读音不同。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我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号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祖父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父亲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刑法学教授，第一届俄国国会（国家杜马）议员。

“我曾在圣彼得堡的特尼谢夫大学校读书。一九一九年离开俄国后，我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那里（一九二二年）我以外国语言学（修中世纪和现代法语以及俄语）的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我住在德国柏林，主要从事写作。我还教外语，有很多家教学生。

“一九三七年，我觉得必须离开德国，前往法国。一九四年五月，我移民至美国，我先是在威尔斯理学院教俄国文学，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又去康奈尔大学教俄国和欧洲文学。

“我一九二五年结婚，有一个儿子。

“我一生的爱好是鳞翅类昆虫学。我还排拟象棋棋局。我擅长体育运动，网球打得尤其好。”

一九五九年从康奈尔大学辞职后，纳博科夫出国旅游了一阵，而后在加利福尼亚创作他的小说《洛丽塔》的电影剧本。除了著名的《黑暗中的笑声》、《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洛丽塔》和《斩首之邀》等小说外，他还发表了诸多短篇小说、诗歌和翻译作品。他翻译的五卷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由伯林根基金会资助出版。

译后记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一九四四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传记。它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评论，而且写作者走到了台前。因此，想深入了解果戈理生平而读这一本书，不见得十分合适；但是要想多了解一点纳博科夫，是很有价值的，因为纳博科夫始终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观点研究问题。模仿纳博科夫观察世界的态度对他作一简短评论，他蔑视一切，对一切持批判态度。

从本书第六章读者可以了解，作者本来没有编写果戈理“年谱”的意思，“年谱”是在出版社的要求下附加的。作者没有在正文里写《死魂灵》的情节，他认为果戈理的小说和剧本的情节都是不重要的，所以在“年谱”里他加上了《死魂灵》的情节概述。本书写的是作者读果戈理作品的议论，涉及果戈理的主要作品《钦差大臣》、《死魂灵》、《与友人书简选》和《外套》，讨论了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一个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议论的风格与他其他几部“讲稿”相似，蔑视理论权威，注重作品细节和次要人物，注重作家的语言和风格；似乎他关于文学的议论像一个昆虫学家在放大镜下观察虫子，又仿佛他打开文学这个绚烂多姿的视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色彩斑斓的蝴蝶。纳博科夫在书中写道，“是果戈理（以及在他之后的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第一次看到了黄色和紫色。日出的时候天空可以是淡淡的绿色，或者说在万里无云的天气里雪可以是深绿的颜色。”（本书第九十一页）果戈理有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国，行贿受贿像当时、像现在的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盛行。”（本书第四十四页）读者会觉得这正说明果戈理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背景；但是，纳博科夫反对把果戈理看作是俄国文学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说法；他反对在果戈理小说中寻找俄国社会的真实生活中的反映。要想在果戈理的作品里寻找俄国生活的“事实”是徒劳的。他写道，果戈理有什么外省俄国的经历？“在波多尔斯克的一家客栈待了八个小时，在库尔斯克待了一个星期，其余的日子他是从旅行马车车窗里看到的，在这些经历之外再加上在米尔戈罗德、涅仁、波尔塔瓦——这些城镇全部都在乞乞科夫的旅行线路之外——度过的他本质上是乌克兰人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本书第七十六页）纳博科夫这一个观点似乎来自谢·亚·文格洛夫（一八五五至一九二）。俄国文学史家文格洛夫在以“果戈理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为题的文章中写道，“果戈理只熟悉小俄罗斯和彼得堡。”[1]不熟悉生活如何写作？维里萨耶夫说，“果戈理从朋友们的谈话中汲取大量的情节、用语、形象和题材。”[2]在续写《死魂灵》第二部期间，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本书第一三八页）。纳博科夫还认为《钦差大臣》的上演被人“误解”了，从而“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本书第三十九页）；而且，他也不相信小说可以写得有教育意义、能振奋人的精神（第三十九页）。他写道，“文学关心的不是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对胜利者的诅咒。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本书第一五四页）其实，纳博科夫主张明确，把“poshlust”（关于这个俄语词汇的含义，书中有详尽论述）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使其形成“一个艺术现象（其果戈理风格的主旋律即poshlust的丰满）”，这样一来，《死魂灵》就不会是在描摹“一个幽默故事或者一种社会谴责”了（本书第七十九页）。

“果戈理的一生充满矛盾和探求。”[3]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果戈理和作为一个人的果戈理都令人惊叹。他是一个怪人，而凡是天才都是古怪的；纳博科夫认为，“普希金的散文是三维的；果戈理的散文，至少，是四维的。”（本书第一五页）他眼中的俄国文学史上最值得赞美的人似乎只有普希金（但是他用英文散文翻译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却引起了他与文学批评家的争论），而普希金对果戈理的早期作品的称赞是被误导了。纳博科夫蔑视一切，他不迷信任何权威理论，更不喜欢弗洛伊德的“胡言乱语”，一有机会就加以抨击（本书第四页、第三十六页、第九十六页）。不过，他这样读书才能读出味儿来，从作品出发，从细节入手，他曾说过，要评论一部书就必须先读懂这部书。要读懂果戈理就不能按照通常的理解去读，例如，契诃夫的“装了火药的枪”的理论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就不适用（本书第四十七页），“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本书第一四页）。纳博科夫写道，“果戈理的世界与‘可折叠的宇宙’或者‘爆炸的宇宙’这样的现代物理学概念有一些相关”；（本书第一五页）没有想象力的读者别去读果戈理。用不同的方法读不同的作家，也许这就是我们读纳博科夫这本书获得的重要启示。纳博科夫关于果戈理作品艺术的议论是他个人见解，但是关于果戈理这个人，他并没有虚构。（本书第一五六页）

关于果戈理作品的英译本的议论倒是很有价值。他指出某英译本的译者“完全缺乏文字才能”。这是说一个文学译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是第一条，说的是译者的基本功。其次，译者还必须有“谨慎”的态度，这是说译者的心理。因为文字不是孤立的，翻译时不能只注意字面意义，因此“谨慎”非常重要。第三，关于原著的风格，他写道，“译本里没有一点果戈理的风格。译本的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总是故作庄重，让人受不了。”他把不好的译著形容为原著遭受“凌迟”酷刑（本书第四十一页）。可见，译文语言“枯燥乏味”，原著风格也就无从体现。在本书第九十三页纳博科夫又说道，他自己的译文“至少在意义上是准确的”。言外之意“准确”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纳博科夫喜欢玩弄文字游戏，也爱好大字眼、生僻字，因此翻译他的文字，一本《罗热类语词典》有时能拨开“云雾”，让译者笔下“豁然开朗”。

金绍禹

二〇一〇年二月

[1] 参看《回忆果戈理》，屠格涅夫等著，蓝英年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12月，北京。

[2] 《回忆果戈理》，第417页。

[3] 参看《回忆果戈理》一书“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