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这才是经济学：经济学的误解与真相》的作者纳瑞蒙·贝尔拉夫什是IHS全球通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标准普尔公司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他广闻博识，古往今来、五湖四海繁杂的事件在他的笔端条分缕析、迷津尽释。他并没有把宝贵的笔墨泼洒到经济学的技术和细枝末节上，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学的精神和直觉，以详尽客观的事实向读者展示“经济学明智的分析如何对世界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曼昆语），让人们重新理解若干时候无法理解到位或者忽略的最根本的东西。而这些最基本的道理中外先哲其实早已道明。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这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这是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1759）中写的一段话，非常精炼地揭示了自然秩序（客观规律）与人为秩序（政策与行为）之间的一般关系，纳瑞蒙·贝尔拉夫什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莫不揭示这个道理，尤其在第七部分更加直接地印证了斯密的观点。

中国古人有云：“总出世上因，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意思是对于人间万事万物的因果关系，能善于运用就生机盎然，不善于运用就陷阱遍布。个中的道理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不难体会。

所以，这本书是作者精心构筑的一个观景台，让读者跳出井底，打破阵营党派之别、摒除偏见的取景框，全面客观地审视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对经济运行规律及如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他首先对当今已经形成的主要共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

全球化利大于弊，因此不宜阻碍其发展。

在解决问题方面，市场的方法优于计划的方法。

政府确实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应避免因此而造成扭曲和削弱人们的积极性。

垄断（不包括暂时处于垄断地位的进行创新的厂商）和反竞争的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应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

虽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能有效调节经济，但就长期而言，货币政策对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有效。

虽然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财政状况良好的小政府是最有效率的。

关于市场，作者认为市场是人类制度的精髓，虽然尚未完善，但在丰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自由市场的真谛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最优分配产出和快速适应市场条件的变化（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等方面，众人的智慧远远胜过任何政府。作者还以翔实的数据说明了自由度高的市场比自由度低的市场带来更高水平的繁荣，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饥荒、环境污染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政府失灵息息相关，政府失灵造成的危害远大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危害。

关于政策举措，作者指出凡事都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任何政策选择都要付出成本，涉及的机会成本有时是高昂的、隐性的。那些被倡导的项目或政策的好处通常立竿见影、显而易见，而代价却是隐蔽、滞后和难以估量的。即使是用心良苦的政策，其结果也可能会事与愿违、出人预料。现实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最低工资制、租金管制是好心办了坏事；一些环境保护政策得不偿失；企业优惠政策成了劫贫济富的政策；而不当的税收等政策扭曲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等等。所以，政府举措实施前不妨先问一句：所确定的政策或项目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关于竞争，作者坚信竞争是消费者最好的朋友，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技术和市场在限制垄断方面优于政府干预，政府应给予自由市场的竞争力量和技术变革更大的信任。作者还以航空、电信等领域解除管制的丰富经验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关于增长，作者认为增长毫无疑问是件好事，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得以突飞猛进。作者对亚洲的成功和非洲的落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将持续高速增长的误解与真相进行了对比，特别指出虽然追求财富会产生环境污染等问题，但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要比经济停滞或衰落带来的问题要好处理得多，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创新和生产能力的提升是增长的关键。此外，作者还道出末日预言站不住脚的原委。

关于全球化，作者认为与技术一样全球化对人类是有好处的，不能以零和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表明新技术引起的新工作岗位的增加超过了对原有工作的冲击，在长期中生产力的增长（创新和自动化带来的）总是伴随着就业的上升。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技术极其相似：一些工作岗位消失了（在非竞争产业），更多的工作岗位涌现了（在竞争性产业），消费者受益于价格的降低。作者还澄清了与全球化相关的关于移民、对外投资、外国所有权等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反对遏制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是贸易而不是援助是帮助穷人脱困的最佳途径。

关于政府的作用，作者认为许多情形下市场存在失灵，资源配置既无效率也不公平，甚至有时市场完全失灵，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就应发挥重要作用，寻求最优配置的解决方案。政府的最大作用是建立允许个人和厂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制，进而使整个经济获得最大利益。不过除了几种特殊情形外，政府还是应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对“9·11”事件的反思，对美国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的分析，强调政府要有所作为必须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

此外，作者还讨论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认为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应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增长是脱贫的灵丹，教育和工作机会均等是克服不平等的妙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作者认为其主要目标是降低物价和增长的波动、减少不确定性，经济周期虽可以驾驭但不可能消除。具体政策上，中央银行应致力于保持低通胀，预算赤字可作为短期调控手段，但应避免长期赤字。最后，作者还深刻分析了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发行欧元的利弊。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客观公正地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以美国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为实例，一分为二地指出金融危机固然带来了许多危害，但并非一无是处。

纳瑞蒙·贝尔拉夫什的精彩论述和独到见解并非寥寥数语就能囊括，翻译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更是开阔思路、扩大视野的过程。面对这样一本好书，我尽心尽力地做好翻译工作，虽然如此，仍可能存在瑕疵和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章集香女士对本书在翻译和审校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感谢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吴振阳老师，经他介绍和指导，我才得以与这本好书结缘。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有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才得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从事翻译工作。

麻勇爱

2009年8月20日于浙江师范大学

致谢

本书从落笔到出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不过需要申明的是本书文责自负，书中的观点并不代表IHS全球通视公司（IHS Global Insight）或诸位同事的观点。

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安，是她的敦促、鼓励使这本书得以完成——由空谈变为书稿。撰写书稿需要倾注全部精力，她始终默默地给予我支持，并对本书初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我已成年的孩子们伊利莎、彼得和贾斯汀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我的朋友们以及IHS全球通视公司的诸位同事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即便写作有可能影响日常的工作，IHS全球通视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卡普斯蒂斯在本书写作的初期就给予了我全力的支持。

罗布·林格尔斯汀、吉姆·多尔西、奈杰尔·高尔特和肯·博切明阅读了本书的初稿，给出了中肯的编辑意见，并对本书内容给出反馈。

本书书名灵感来自吉姆·多尔西，他对封面和出版宣传等事项也提供了出色的方案。

还有许多人对本书的相关章节和框架做了独到的点评，他们是弗朗西斯L凯利、克里斯·霍林、迈克·雷蒙迪、格里·尤科维奇、约翰·克鲁斯、菲尔·戈特、约翰·沃克诺维奇、约翰·格里菲斯和凯文·林德默。

安赫·菲默做了大量工作，把要点与草图转换成相应的图表。

IHS全球通视公司的市场部为本项目提供了宝贵的支持：罗斯林·克罗维尔对本书的封面与总设计提出了很好的设想，达莱厄·格里雷和凯蒂·卡泰罗格纳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支持。

还要感谢麦格劳-希尔专业图书出版部，本书能由设想变为现实，他们功不可没。

赫布·沙夫纳“慧眼”识书，同意出版这本书，并鼓励我以系列随笔的形式进行写作。

诺克斯·休斯顿以极大的耐心和丰富的幽默感对此书的整个写作和出版过程进行了指导。

鲁思·曼尼诺和出版方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艾丽斯·曼宁、李·福奎、蒙娜·艾彻和苏珊·科斯基·朱克等）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将一堆文稿组织成了一本书。

最后，还要感谢格里高利·曼昆和鲍勃·赖肖尔，他们给本书以高度的评价。两位都曾与我愉快共事，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再次与他们交流。

引言

30年来，我就美国和全球经济问题向商界和公众做过无数次的演讲。我时常对两个现象感到非常困惑：一是与当今的政治争论和媒体观点相比，大多数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更为“中庸”；二是误解在政治两个派别中都根深蒂固地大量存在，导致无谓的偏激与混乱。

本书试图阐明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同时澄清一些广为流行的误解。本书还试图回答，如果撇开党派之争，经济学家的见解与共识是什么。

无论政治立场是偏左还是偏右，本书都将对这两派观点进行介绍，这样读者可以对两种观点都有所了解。

政治意识形态、四年周期与异化的产生

我在演讲生涯中产生过这样的困惑：当前对经济事务无谓的观点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国际新闻周刊》的记者法理德·札卡瑞亚在其发表在《外交》（2008年5/6月）上的文章中做了出色的描述：

21世纪的美国虽然已是经济强国，但也形成了一套功能严重失灵的政治制度。这套陈旧的、过度僵化的政治体系（已经历时约225年）已经被金钱、特殊利益集团和不同政见团体所左右。这套体系的运作结果是：只见无休止地对琐碎事务的激烈争论（政治成了舞台），而罕有实质的进展、协调的达成与措施的执行。这样，一个有作为的国家就受制于无所作为的政治体制，一个为解决党派之争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设的体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失灵在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候选人的辩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共和党候选人将社会和经济的弊端归咎于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声称减税和削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会增加国家财政的困难；民主党派的候选人则反对自由贸易、许诺对富人增税、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

候选人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事实，这样做要么激发了民粹主义情绪，要么对人们的恐惧心理（例如移民和全球化）进行利用。没有哪个候选人有足够的胆识去修正极端复杂的美国税法或致力于解决社会保障和社会医疗问题。

结果，候选人对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看待的，选民一无所知；什么是对美国经济真正有害（或有利）的，选民无从知晓。

媒体是事端制造者还是事件平息者？

媒体在教育公众方面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有些媒体确实是做到了，但有些媒体并没有这么做：有的周旋于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之间，有的执著地片面追求发行量并一味地迎合公众口味。就媒体的固有职能而言，电子媒体最该受到批评：虽然每家电台每场表演都要担当答疑解惑、以正视听的责任，但应安排足够的节目时段及时地向心存疑虑的观（听）众披露事实的真相。

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两个播音员播报节目（观点单一）的形式太枯燥，同时会降低观众对媒体的评价；而围绕热点话题进行生动辩论的形式就有趣多了，并能吸引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结果，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组都想方设法搜罗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士来做节目，甚至不惜杜撰争论。

电子媒体的一些人认为应该给持不同观点的人士以相等的时间发表看法，这似乎是公正客观的，但如果无党派偏见的专家与学识相对较低的政策倡导者（或市场活动家）同台讨论，并享有相同的表述观点的时间的话，无疑会给观众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所讨论的话题没有形成共识。于是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经济学家绝不会达成一致意见。”

一些电子媒体沉溺于“炮制争端”，定期播出系列诸如“反对中产阶级”或“文化战争”之类话题的节目，这样的节目只会引发人们的恐惧感和挫败感。

印刷媒体不太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著名的国家日报社都拥有一流的记者，采录的稿件富有思想性，新闻版对经济热点的评述也较为冷静客观。不过，这些日报通常还有专栏版，专栏版的特点就是可能会有意识形态倾向或介入党派之间的争论。这样，即使是著名的国家日报也会引发争论而不能给人以启迪。

经济学家也不能免俗，也要受意识形态争论和耸人听闻的报道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乐于充当唱反调人士或对重要经济议题发表极端看法来博得媒体的青睐，还有一些人积极投身到政治争论中去，撰写有党派倾向的评论文章，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强烈的政治偏见带到公开场合讨论。

所有这些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学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确实存在的共识了无踪迹，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许多危险的误解却在公众中滋生蔓延。

左右两派根深蒂固的危险误解

这里有四则误解：两则来自右派，两则来自左派，每则误解都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做进一步分析。在此做简单介绍是想告诉读者这些误解非常危险，同时表明本书坦诚、无党派偏见的写作态度。

误解：增税在本质上不利于经济发展。

真相：汽油税和烟尘排放税（碳税）的征收提高了燃料的成本，能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率，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缩小贸易逆差。

误解：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弊大于利。

真相：这种对移民的误解真是荒谬至极。历史表明，无论是简单技能还是高技能移民，无论合法与否，都对迁入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伤害原有人口的利益。

误解：全球化给美国工人带来损失。

真相：全球化和技术一样不是零和博弈。两者都会使一些工作种类消失，同时创造更多新的工作种类，并且使许多商品的价格不断降低。终止或减缓全球化不能解决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帮助下岗工人掌握新技术以获得新的工作岗位。

误解：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是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平衡预算的方法。

真相：收入最高的10% 的人缴纳了50%的联邦税收（收入最高的1%缴纳了总额的25%）。虽然对高收入阶层增税可能是民众的诉求，但对缩小预算赤字或均衡收入分配却收效甚微。要实现这些目标有更好的方式可以选择。

这本书想告诉读者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有更全面的认识，知道有些观点亟须修正，在解决问题时要避免矫枉过正。

二是这些误解往往是一些理论家和政客提出的，对这些误解应持怀疑态度。

第1章 纵观全局（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短视的通病严重地困扰了官员和媒体（及大部分公众）。在政府官员选举中，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下一次选举。由于看不到解决长远问题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所以更乐于见风使舵，为迎合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忙于解决眼前问题。

类似地，为了博得读者的青睐并扩大订阅数量，媒体会致力于报道最新的“热点问题”，并极尽夸张之能事（例如，最大的经济威胁和最坏的金融危机）。这种短期行为的后果是使我们丧失对当前许多事件从全局上的把握，忽略对其历史背景的理解。

过去100年来，我们对经济与市场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领悟，本章将对其中一些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进行简要的回顾，并说明为什么政治家和媒体应该予以更密切的关注。

全局视野下喧嚣世纪展示的经济经验教训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同时又是取得了最突出经济成就的世纪。不过，这两者并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即使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无数的局部性小冲突，经济仍然会取得成功。在这个世纪中，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大试验”，其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则失败了，并且败得很悲惨。以下是部分（按大致的时间顺序）重大经济事件与相关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将回顾这些事件并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移民潮 1880～1925年间，美国允许入境的移民大约为2 500万人；在1960～2000年间，又有2 500万移民被允许在美国长期居住。虽然过去和现在的移民潮都会引发紧张气氛，但其长期影响是确实让每个人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事实上，移民潮与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

强盗资本家与反托拉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开始反对“强盗资本家”——那些因建立行业（如石油、钢铁和烟草等行业）垄断而暴富的商人。虽然反托拉斯的立法及其实施是否成功尚无定论，但在促进竞争方面，美国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做得更多则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美国经济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经济的原因之一。

大萧条 因一系列不当的经济政策，一场由股灾引发的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发展为大萧条。受到最多指责的是美联储，它在经济趋冷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一直实行加息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成为那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的帮凶（虽不是始作俑者）。紧缩性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下滑和之后的缓慢复苏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尽管公众惊魂未定，在美国实施了更为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款保险、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和结构调整（比如服务业与资本市场的扩张）之后，再次发生大萧条是不太可能的。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s）大萧条中最大的政策失误是保护主义政策。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壁垒。可以预见，其他国家随即进行了报复。种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如竞争性降价），使国际贸易滑入了下行通道，1929～1933年间国际贸易缩减了2/3。

新政 一般人都认为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美国经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复苏非常缓慢，并且在1937年再次陷入了经济衰退。产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防开支由占经济的2%猛增至40%）才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水平，股市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有所起色。其次，罗斯福提出了一些反市场和不利于竞争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负面作用远大于其正面作用。最后，1935年发布的一些新政的主要规定并不符合宪法。或许，罗斯福为美国人民做过的一件好事是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乐观。

黄金时代（1950～197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美国和世界经济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快的增长（或者毫不夸张地说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战后废墟上的重建、被压抑的消费品需求的释放和生产能力的恢复。此外，适度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使战后那段时期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与低利率，这也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欧共体的建立 自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以来，欧洲实行了一项大胆的尝试，成立了27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包括自由贸易和确保无障碍竞争的统一规制）和15个成员国的货币联盟（使用统一的货币）。毋庸置疑，这次尝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导致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和政局的长期稳定（几百年断断续续战争之后出现了连续60多年的和平）。不过，近年来，其成员的一些义务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虽然过去取得了成功，但其前景究竟如何还是很难确定的。

图1120世纪人均实际GDP的增长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OECD，1995);and IMF.

第1章 纵观全局（2）

20世纪60～70年代积极的财政政策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减税措施以及越南战争，都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的巨大转变：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刺激经济复苏。同时，大社会计划（包括向贫穷宣战），使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范围扩大了。事实上，这只是工业化国家数十年政府职能扩张的一个缩影。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很快就变得声名狼藉（因其易于政治化并难以监控）。政府开支占经济的份额依然很大，尤其是在欧洲。

公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妇女和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或近乎平等的权利），大大缩小了白种男性与这些人群的工薪差距，黑人的贫困率大大降低（当然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同时，担心妇女和少数民族将夺走白种男性的工作，事实上这有点杞人忧天。这3个群体的工作机会都有强劲的增长。其他国家也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工业化经济中，北欧的妇女地位得到最大的提高，而日本妇女地位则提高得最少。

恶性通胀与大调整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次石油冲击、美联储与中央银行在反通胀中的不作为，种种原因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快速通货膨胀。英国和美国旨在控制薪金和价格的努力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它非但没有遏制通货膨胀，反而导致了短缺和欺诈的盛行。在中央银行重视并致力于通胀的治理后，通胀才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20世纪80年代初接踵而至并带来痛苦的衰退有时被称做“沃尔克冲击”，是以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来命名的。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中央政府实施以控制通货膨胀（直接或间接）为目标的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在25年中得以逐步回落，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大调整时期。

日本的兴衰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至少是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的两倍。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有效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是由欧美率先发展起来的）。日本对西方的快速赶超引起了担忧：日本将在关键的产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如汽车和家用电器），甚至将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不过，这些担忧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其他亚洲经济体开始挑战日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并且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停滞。由于股市过热、房地产市场泡沫、从紧的货币政策、脆弱的银行（令人不寒而栗地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银行）以及日本政府未能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等种种因素，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但日本的问题是经济不景气，而不是萧条，通过恰当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政策）和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其经济将继续强势增长。斯姆特—霍利式的大萧条在日本并没有上演。

放松管制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开始对许多产业放松管制，这些产业包括航空、铁路、货运、电信、银行业、电力、天然气和原油。这一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推进（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并传播到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任首相时），之后又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国家。虽然促进市场竞争的行动时断时续，但毫无疑问的是，放松管制降低了价格、鼓励了创新并避免了产业的过度集中（如垄断）。

东亚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许多亚洲地区的经济——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等开始兴起。一定程度上，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成功是由于其快速融入了全球经济。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二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资金的大量流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许多产业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可以预料，一些权威人士会发出警告，认为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威胁。但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有些言过其实。

德国的统一 1990年东德和西德重新合二为一。德国当时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认为，德国的统一给经济带来了问题。政府积极促成了德国统一，但同时又担心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于是在政策上坚持薪金平价和两种通货1∶1的兑换比例。由于东德多数产业的效率只有西德同行的一半，在市场竞争中注定被淘汰。这导致德国失业率快速上升，一度达到20%。政府对失业大军的转移支付成为统一后德国的沉重负担，导致经济在其后近10年中停滞不前。

新兴市场危机 1994～2001年，许多新兴市场（包括墨西哥、泰国、韩国、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侵袭。这些危机源于一系列不良体制：固定汇率制、巨额外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等。虽然这些国家都遭遇了衰退（有些是深度衰退），其中的大多数国家通过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体系走出了困境，债务水平尤其是外债额度也得以降低。

中国的崛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年均10%）震惊了整个世界。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快速地融入世界。虽然也有一些（类似于对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的噪声，但中国的成功并没有损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

第1章 纵观全局（3）

7大变化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变化证实了经济学家公认的一些基本经验。如果想将这些经验归纳为几个要点未免有失妥当，但是完全可以将这个世纪中的几个大的经济变化进行罗列：

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20世纪，世界人均实际GDP增长翻了5番，这样的成就没有哪个世纪可以与之匹敌。人类发展的其他指标也都有了大幅的改善，如寿命、婴儿死亡率、发病率与事故死亡数、工作时间、生活质量、教育水平、种族与性别平等和环境等。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受益于这些积极的变化。

市场化 尽管有其内在的缺陷，自由市场仍不失为一种使我们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有效手段。因为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不能提供激励，也无法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状况和技术条件做出灵活反应。目前，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大多位于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和严重的腐败而无法享受到全球繁荣带来的好处。

技术进步快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许多技术“革命”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炒作和金融泡沫，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这些进步包括蒸汽机、电报、铁路、内燃机、汽车、电力和互联网等。市场机制给创新和改变生活的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有人将这些真正的奇迹当做稀松平常的事。

发达国家的“去农业化”和“去工业化” 经济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然后再到服务和基于知识的产业的转移。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出持续增长，劳动力比例趋于下降，不过生产率却提升很快。在美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占所有劳动力的百分比）从1900年的45%左右下降至2000年的2%，这个比例在1800年时为95%。产业工人的比例从1900年的25%上升至1950年的40%，2000年又回落至20%。同时，服务业劳动力从1900年的30%上升至2000年的近80%。不过完全不必担心美国会成为“汉堡供应”之国，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如医疗、商务服务和高科技等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比如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0年的1 500万人左右上升至2000年的3 000万人左右，从业人员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由近19%上升至26%左右。

图12服务业的兴起

资料来源：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自然资源没有发生短缺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尽管不停地有人断言前景黯淡，人类还是满足了人口不断增长引致的需要，并没有将石油、煤炭或其他自然资源全部用完。有趣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商品的价格（已经考虑了通胀的影响）一直在平稳下降，而人类劳动的价格（薪金）则在持续上升。技术和生产能力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技术进步使我们能够找到原材料的替代品，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导致其工资水平上涨。

贫困水平下降，但收入差距并未一直缩小 按当前的标准，1900年近一半美国家庭的收入水平属于贫困。在21世纪初，约有10%~15%的家庭符合这一标准，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偏高。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也有类似的明显变化。据估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使约5亿人脱贫。但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贫困水平的下降经常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长快于那些低收入家庭，尤其在技术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和懂技术的工人将得到高工资。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20年代和最近都被拉大了（这两个时期都有新技术被开发出来），但在20世纪30～60年代则有所缩小（部分因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金融波动不再与经济萧条同步 不同于对下一次“大萧条”的一般预测逻辑，美国及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变动都比较平缓，而金融波动都很频繁。比如，在2000年，股市发生了192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并步入低谷，但经济并没有陷入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的改善应归功于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更强大的安全网和更好的经济金融应变能力。

不能满足于现状

在20世纪，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这样的成就前所未有，但也遭遇了若干挫折。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应清醒看到这些成就在全世界的分布很不均衡。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都是市场经济走向繁荣的拦路虎。我们长期面临的困扰是：政府在促进竞争和全球化方面的无所作为、直接干预市场和过多介入了经济事务。所以，世界上新兴市场的不稳定（基本上都是因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和过少的国际化所导致的）无疑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

第2章 信不信由你（1）

当前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异常混乱，经济学家因此也受到了一些诘难。

哈里S杜鲁门曾经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有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一面的？我身边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说：‘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努力对重要问题给出精确的答案，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经济学家个个都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印象降低了主流经济学的公信度，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往往会被极端的政治观点所主导。

“这取决于……”

麻省理工学院已故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在经济学中有绝对答案吗？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表示怀疑。绝大多数问题的答案是‘这取决于……’”

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要求对诸如“减税是有利的吗？”之类的问题做出回答，答案要根据所问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减税在经济衰退时是有利的，此时进行减税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在充分就业时期进行减税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是不利的；同理，预算赤字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发展（当经济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时），但如果长期使用则通常是有害的。

虽然听起来言之有理，但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许多政界、商界人士和公众不愿意听到“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的回答。经济学家离开学术界后发觉他们能做的事（包括他们的工作）就是给出“最佳预测”，即便是最棘手的经济问题他们也要迅速无条件地做出预测与反应。第二个问题是下一章讨论的重点。

第2章 信不信由你（2）

前提假设与价值判断是重要的

前提假设与价值判断的差异产生了第二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分析都基于相似的模型，但这些模型推导出的结果取决于前提假设。例如石油价格飞涨可能是通货膨胀现象，也可能不是，这取决于美联储的反应。如果美联储决定不采取反通胀措施，或者治理通货膨胀收效甚微，则高油价会引发通货膨胀预期——正如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不过，如果美联储认定无法忍受高通胀，则通货膨胀就极有可能不会发生——就如21世纪初所发生的情况。因此，油价上涨产生的不同后果是基于美联储政策的不同假设（或对美联储政策效果的不同假设）。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并不总是清楚所给答案的前提假设，这无疑强化了人们的印象：经济学家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分歧。

同理，经济学家在任何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关于择校和教育券的激烈争论中就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些人认为美国公立的初级和中级教育系统没有为穷人提供选择的余地，所以应该允许私立教育的开办；另一些人则认为私立教育的存在会使穷人的状况变得更差，应限制私立教育的发展。这个争论所涉及的价值观是关于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体系哪种能更有效地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经济学家（为避免被束之高阁或被轻视）通常会将价值倾向隐藏在复杂的模型和研究中，或者说模型和研究的结论往往表达了研究者的偏好。但明确地表明价值倾向可能会使讨论更有意义，并尽可能避免引起公众的困惑。

经济学家区分了实证经济学（是什么）和规范经济学（应该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有许多经济学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言论是属于“是什么”的范畴还是“应该是什么”的范畴。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许多科学家也落入相同的境地，所以，人们很难明白全球变暖的论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在多大程度上因受研究者价值观影响而带有偏见。

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分歧多于微观经济学领域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最多的争论不是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自下而上地分析家庭、厂商和市场），而是宏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自上而下的总量分析，把经济视为整体，包括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最具争议的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是：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调整利率）与财政政策（税收及政府开支的增减）相比，哪种政策工具对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有效？

关于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遵循固定规则还是可以灵活行事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辩论，同样，联邦政府是否应设法保持预算平衡是另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最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对类似问题的争论渐渐平息下来。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曾获得诺贝尔奖）和经济实践（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在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方面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好的作用；美联储与其他中央银行应遵循一定的规则，但执行时可有一定的灵活性；政府预算在长期中应保持平衡，但在经济衰退期可以增加相应的开支。

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经济学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但人们对经济学家从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印象却一如既往。这种印象又被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报道宏观经济问题过程中（诸如利率、物价和失业率之类的问题）不断强化。媒体为吸引读者和观众往往强调的是观点分歧而不是共识。因此，关于经济前景的讨论会陷入“牛”、“熊”之争，对政治问题的争辩会被归入“激进”或“保守”。人们耳濡目染的都是诸如此类的讨论，也难怪会确信没有哪两个经济学家是能够说到一块儿去的。

错觉与真相：经济学家在当今的许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不仅在微观经济问题上，甚至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许多问题上经济学家都有着相同的看法。

1976年、1990年和2000年，有人做过有关经济学家共识方面的研究。被调查的对象是美国的1 000多位学界、政界和商界的经济学家（1990年和2000年主要结论的调查结果见本章的末尾）。

这些调查表明，关于美国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受关注的问题在经济学家当中达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约2/3强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涉及的大多数问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都会谈到，在此对一些已达成共识的普遍问题进行列举。经济学家都认为：

 全球化利大于弊，因此不宜阻碍其发展。

 在解决问题方面，市场的方法优于计划的方法。

 政府确实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应避免因此而造成扭曲或削弱人们积极性。

 垄断（不包括暂时处于垄断地位的创新型厂商）和反竞争的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应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

 虽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效调节经济，但从长期而言，货币政策对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有效。

 虽然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财政状况良好的小政府是最有效率的。

第2章 信不信由你（3）

为什么公众对经济的看法会与经济学家迥然不同？

虽然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对公众调查显示大多数人的观点与经济学家并不相同。这种脱节现象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取自1996年哈佛大学亨利J凯泽对家庭的调查，刊登在《华盛顿邮报》）：

在对“新技术、国外竞争和裁减员工对经济有利、有弊还是不影响？”的问题的回答中，93%的经济学家认为会产生有利的结果，2%的经济学家认为有不利影响；与此对应，只有43%的公众认为会产生有利的影响，31%的公众认为境况会变坏。

大约75%的公众认为油价上涨是石油公司追求利润的结果，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约85%的经济学家认为油价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

经济学家与公众之间关于经济运行的迥异的看法会带来棘手的问题，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负面影响。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片面看法造成了这种脱节（参见本书引言部分）。不过，经济学家难辞其咎，因为他们没能将这些共识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公众对当今经济问题的困惑与观点冲突与经济学家系统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

调查结果：经济学家同意什么（附同意的百分比）

1灵活和浮动的汇率能使国际货币安排更为有效（95%）。

2关税和进口配额制通常会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94%）。

3污染税或可交易污染权在控制污染上比规定污染排放标准更为有效（94%）。

4租金的管制会降低住房质量和供应量（93%）。

5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其他国家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无关（91%）。

6联邦预算应该在一个经济周期中而不是一年中保持平衡（90%）。

7财政政策在非充分就业经济中有着显著的刺激经济的作用（86%）。

8适度的财政政策能使长期资本形成比例提高（85%）。

9现金支付与等额物品支付方式相比，前者能大幅度提高收款人的福利水平（84%）。

10联邦预算盈余应该用于偿付国债（83%）。

11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是美国政府的法定作用（83%）。

12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货币的过度供给（83%）。

13应该扩大劳动所得税税收减免计划（80%）。

14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对经济有不利的影响（80%）。

15税收政策对家庭单元没有显著的影响（76%）。

16对公众救助设置时限的福利改革会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76%）。

17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好处与压力并不是导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75%）。

18薪金和价格的控制并不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明智之举（74%）。

19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应从生产性资源的私有化开始着手（74%）。

20最低工资制提高了年轻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73%）。

21应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遏制并削弱垄断势力的影响（73%）。

22经济证据表明美国有过多的资源被投入到农业部门（72%）。

23联邦储备局应致力于保持低通胀，而不是其他的诸如就业、经济增长之类的目标（72%）。

24商业周期的调整应由联邦储备局去做，避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72%）。

25在美国串谋行为通常发生在大企业之间（72%）。

26使经济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运行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价格合约（72%）。

27美国收入分配应该更加平均（68%）。

28较低的边际税率导致休闲减少、工作努力程度提高（68%）。

29从长期看，经济会趋于一个自然失业率水平（68%）。

30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世界贸易组织在环境和劳动标准等领域的作为不会威胁到国家主权（67%）。

31联邦储备局在必要的时候是能够使货币发行量的增长保持在一定比率上的（67%）。

资料来源：Richard M. Alston，J. R. Kearl，and Michael B. Vaughan，“Is There 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in the 1990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May 1992，pp. 203209，and Dan Fuller and Doris GeideStevenson，“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Revisited，”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Fall 2003，pp. 369387.Issues 4，9，18，19，25，and 26 are from the 1990 survey;the remaining issues are from the 2000 survey.

第3章 市场和交易与人类如影随形（1）

一般都以为市场是现代的一种复杂的制度形式，实际上商业活动是人类交往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人类学家已有证据表明，人类聚居地的交易活动至少有30 000~60 000年的历史。

市场有时被形容成一种冷酷的、缺乏人情味的制度。但事实上，成功的市场，无论是低级形式还是高级形式都体现了人类社会最优秀的品质：没有强制、人人都可追求个人利益。换言之，人们有选择的自由。

所以，市场是人类制度的精髓，虽然它尚未完善，但在丰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市场的成就在后面的文章中会陆续进行介绍。

石器时期的套利

交易与人类如影随形。最近有学者研究了澳大利亚北部土著部落之间以货易货的复杂制度，说明这种交易形式自人类之初到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些部落的成员都是狩猎采集者，没有农业、政府、法律、货币、科学，人们不会阅读和书写。尽管如此，他们所发展起来的贸易制度确实是很了不起，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具有现代特征。

进行交易的两件物品之一是由沿海地区的部落制造的箭头带刺的长矛，另一件是数百英里外南部采石场附近部落制造的光滑的石斧。制造长矛和制造石斧的部落之间并不直接进行交易，而是通过这个以物易物链条体系中的其他部落完成，这些部落正好位于南北部落交界地带的广阔区域。

长矛由交易环节上的部落运往南方（远离生产地），长矛相对于石斧的比值就上升了。类似地，当石斧运往北方时，石斧的价值也上升了。这就给中间商（介于生产部落之间的部落）带来了盈利的机会。例如，作为中间商的部落从邻近的南方部落以5支长矛换取1把石斧，又以1把石斧换回6支长矛，这个交易体系使介于中间的部落愿意同时拥有两种物品。

用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术语来说，这种交易方式被称做“套利”，即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人类几千年来最基本的交易方式，在当今全球金融市场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石器时代的套利方式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这种交易方式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和信任基础之上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政府和法律。换言之，当时还没有《统一商法典》，没有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没有世界贸易组织对交易进行管理和规范。

贸易：伟大文明的生命之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商业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中心城市，然后进入了文明社会。贸易需要市场，市场需要会聚大量的人口，古代城市的“心脏”就是市场。罗马广场在其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交易的场所。

历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文明与帝国（腓尼基、波斯、希腊、罗马、中国、威尼斯、佛罗伦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强盛都与成功的贸易息息相关。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修桥铺路建港口，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也便利了军队与海军的保驾护航）。早期的文明社会还发行硬币，这减少了货物的储备量，从而极大地便利了交易的进行。

不过，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财产由国王、贵族和宗教领袖所有（并完全控制），他们还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征收很重的税收。尽管受到掠夺式的盘剥，商业还是越来越繁荣。不过，欧洲贸易的真正兴盛产生于封建制度末期代议制政府兴起之后。商人阶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律体系的建立，法律保护财产所有权并允许商人拥有大部分的贸易所得。

萌芽于15世纪的意大利，随之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发展的银行金融业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借贷在圣经时代就已经存在，债权人收取的高额利息的大部分都上交给掌权者。针对这种现象，许多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禁止任何形式的借贷行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立宪君主和宗教在欧洲丧失了权势，银行家族（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辟蹊径，以巧妙的方法规避教会关于禁止收取利息的命令，很快便发展起来。金融与贸易相伴相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复式记账法、所有者权益和有限责任公司制等金融和法律的创新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资本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例如，15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为英国的养羊户和羊毛商人提供金融服务；200年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凭借其庞大的全球贸易网络，成为世界上首家跨国公司。

在历数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劣迹”时，这一历史时期中有两件事会被首先提到：第一件事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的贸易帝国也是殖民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贸易不是自愿的，无异于对殖民地进行掠夺。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19世纪、20世纪的大帝国都相继没落后，才有所改变。最近50年来，以自愿为前提，?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监督实施的法规的保护之下，全球贸易和金融往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二件事是，19~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失控（如蜂拥而现的强盗资本家和殖民主义）引发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形式称做共产主义）的猛烈抨击。虽然共产主义的试验没有获得全面的成功，但在20世纪，这些思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实践的事实表明，“脱缰”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深恶痛绝的地步。

令人欣慰的是，并不是自由市场和贸易本质特征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失控，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而且，虽然资本主义还远不完美，但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不断自我完善，想方设法使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第3章 市场和交易与人类如影随形（2）

市场的出现是无心之作

市场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在最不可能有市场（甚至被禁止）的地方形成并发展起来。学习《经济学导论》课程的学生都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营（POW）市场经济的自发产生。

战俘营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初级的，交易范围仅限于红十字物资和从看守处非法取得的物品。起初是以物易物，交易常常是草草了事，并没有按照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进行定价交易。但很快，所有交易物品都以香烟进行标价。香烟成为等价物是有其道理的：盒装烟是红十字物资，也允许家人提供，即使不抽烟也是弥足珍贵的，香烟便于分割（每盒有20支）和储存（不像食物容易腐烂）。虽然这种 “香烟本位”的交易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表明市场交换意识在人们（即便是囚犯）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前苏联地下市场的存在也说明了交换与贸易是人类固有的需要。在前苏联，政府控制着商品的生产、分配和价格，不过政府并不能先知先觉（参见第4章），显然无法确定正确的价格（并保证价格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调整），也无法确定正确的产量。结果，商品短缺与过剩同时存在。在这种缺乏效率（可以说是非常浪费）的制度下，一个庞大的（非法的）黑市应运而生，黑市上商品的真实价值由实物或货币交易决定。例如，黑市上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总是低于官方汇率，说明卢布过剩、美元短缺。

此外，在当今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也存在黑市。以人的肾器官交易为例，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人类器官的买卖，不过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肾的供给（活着时或死后自愿捐献的）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每年约有5 000到6 000人死于等待捐献的过程中（约有75 000人等待肾移植），于是造就了欣欣向荣的肾脏黑市。经由不择手段的掮客之手，

黑市的肾脏大多来自穷国的穷人，器官的健康无法保证。可行的解决方法只能是使器官销售合法化并规范市场（包括肾脏的健康保障）。虽然一些人认为产生售卖器官的念头是令人生厌的，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人们不仅仅能购买到用于挽救生命的人体器官

，还能够买到婴儿（弃婴或从养母那里购买）。

易趣是推进物物交换和贸易范围的新典范

易趣是最为成功的因特网公司之一，为在线拍卖提供网上场所。1995年易趣开始的交易模式非常简单：经营一家网站，不设置零售空间，不经手销售任何商品，公司收入来源于登载商品目录所得和所售物品的返利。公司制定了一套交易买卖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的规则，包括对买卖双方的评级。评级资料作为个人档案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交易双方的信用和良好声誉。

截至2007年，易趣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拥有2亿多登记用户，交易额超过850亿美元，收入超过60亿美元，利润超过10亿美元，它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商之一。易趣的成功还催生了“易趣社区”和“易趣经济”。据估计有几百万人在易趣兼职从事经营活动，数十万人放弃他们的日常工作转而全职在公司网站上从事销售。

易趣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成功地创造了规模和网络效应。对销售者而言，这是个拥有最多顾客的地方；对顾客而言，在这儿可以得到最完备的价格信息。

易趣的最大魅力与成功之处在于其能够给人们的基本交往提供便利，换言之，能满足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易愿望。

第4章 东德无香蕉（1）

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还是很容易淡忘的。

1989年11月9日，就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时刻，发生过一件趣闻，在前东德以及沿着边界（曾经不许逾越的）的西德食品市场上几乎都看不到香蕉的踪影。当西德政府得知东德对这种“奇珍异果”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后，就给东德人送去了成串的香蕉庆祝柏林墙的倒塌。

自由市场提供给人们想要的(而不是官员们认为人们想要的)并使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计划经济的弊端体现在连香蕉这样的简单物品都不能提供。不仅越来越多的物品发生短缺（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而且可选余地很窄（比如只有白色衬衫和三种口味的冰激凌），质量也不尽如人意。

特拉贝特是东德制造的两座轿车之一，其功能差是出了名的：气味很重的二冲程式发动机在33年的制造历史中从未做过任何改造，而且消费者需等上几年才能买到。计划经济国家运转不良的特征被戏称为“特拉贝”。与特拉贝特毫无选择余地的极端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几乎随时都有600多款轿车供消费者进行选择，这些轿车不断地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消费者的最新偏好和高安全性能的要求。

夏尔·戴高乐任法国总统期间曾碰到一个尴尬的问题：“你怎么可能管理好这样一个有着246种奶酪的国家？”事实证明戴高乐的管理远比那些计划经济国家的同行更得心应手。

这些将计划与市场进行对照的逸闻趣事并没有真正揭示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1950年，西班牙和波兰的生活状况几乎处在同一水平（以人均GDP衡量），到1989年前苏联解体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班牙已经把波兰远远甩在后面，生活水平超出波兰的10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兰被认为是中欧发展较成功的计划经济，而西班牙在此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但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的失败远不止于此，在1950年的时候还有下列的几组国家几乎处于相同的生活水平上：朝鲜和韩国、西德与东德，到1989年，韩国、西德的生活水平至少是朝鲜、东德的生活水平的5倍以上。

回顾历史，令人难以置信，在1950~1989年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匪夷所思的是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实行了近70年。

苏联模式能够存在较长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权力高度集中；第二，经济危机即大萧条使很多人开始反对资本主义；第三，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冷战使相关的经济制度“合法化”。最后一点理由存在争议，因为计划经济成功地使俄罗斯迅速（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但这个转型付出了高昂的人力成本，关于这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详细介绍。

为弄清楚为什么计划经济失败了而自由市场经济却成功了，前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曾派遣高官到欧美考察，研究这些国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生产和分配充裕的商品和劳务的。据说在参观伦敦的一个食品市场时，有个官员问道：“谁管理面包的供应与需求？”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人或每个人。”

市场的“真经”：没人管

1742年，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写道：“一群人、需求和自由产生了商业。”这段话归纳出市场成功的三个基本要素：自由、追求舒适（不仅仅是生存）的无穷欲望和市场的众多参与者。

自由市场的真谛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最优分配产出和快速适应市场条件的变化（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等方面，众人的智慧远远胜过任何政府。与计划经济相比，自由市场有如下优势：

市场是最佳的信息集合器。全球有数以亿计的商品和劳务，其价格随供求的变化而不停地波动。没有哪个政府（哪怕拥有最先进的计算机）能够精确掌握变化趋势并及时告知消费者和厂商，以便他们做出明智的决策。

市场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与大政府的官僚模式不同，市场灵活、多变并且富有弹性。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厂商不停地开发新产品，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这个尝试和发现的过程（虽然有时付出很高代价）是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有助于保持创新活力。

最后，自由市场（开放的竞争市场）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发现消费者的需求，以最节约的方式满足这些需求，任其发展（比如不为特权所左右）的市场是公开的、民主的。

自由市场国家的繁荣与生活水平能得到持续增进，优于由政府控制日常交易的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计划经济解体后的20年里，最早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如实行休克疗法）的增长远远快于改革滞后的国家。改革的先行者（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1990~2006年间经济累计增长40%~70%。而改革滞后的国家（如乌克兰和?尔多瓦）试图长期维系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累计增幅在20%~25%之间。

第4章 东德无香蕉（2）

不实行计划经济，政府仍有干预经济的倾向

不再实行计划经济后，命令和控制的方式依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委内瑞拉的案例发人深省。在20世纪后半期，委内瑞拉的经济由于油价攀升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倾其所有（毋宁说是挥霍）的石油收入来刺激经济和赢得选民的支持，为避免通货膨胀和获得民心，政府还实行了固定价格制度（固定价格制度实行的后果是可怕的，令人不寒而栗地联想到前苏联），结果基本食物严重短缺，厂商没有动力向市场提供商品，农场主、牧场主和渔民把产品销往没有价格管制的邻国哥伦比亚，与此相应，委内瑞拉货币兑美元的黑市价仅为政府规定外汇牌价的一半左右。

再以另一个盛产石油的国家伊朗为例。西方国家针对伊朗的核计划采取了措施，与此同时伊朗的经济每况愈下，伊朗官方谴责美国对伊经济制裁导致了经济不景气，但真正的元凶是经济管理的不当、公共部门（控制着经济的60%~80%）的膨胀及严重的腐败。对食物、住房、能源和信用的补贴，加上价格管制（包括统一的最低工资制）和配额，人们遭受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以及商品普遍短缺的折磨。

政府干预经济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就试图通过价格和工资管制治理通货膨胀，这一做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价格管制造成的可预见的后果是需求增长快于供给的增长，燃料等许多商品会发生短缺。能源的价格管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引起）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伊朗革命和两伊战争造成)的石油供给冲击时期尤其是场灾难。亲历这段多事之秋的人们依然记得排着长队等着加油的情景。工资和价格管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21世纪初期，原油价格涨了3倍，汽油价格连创新高，而加油站并没有排起长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石油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供给与需求当然就能保持平衡了，而价格管制只会导致燃料短缺加剧。

还有更多的或明或暗的政府干预都以失败告终。例如，法国电话可视信息网和英国电视电话咨询系统是因特网的前身，自1982年投入使用以来，这些由法国和英国的邮政、电信部门提供的电传信息服务，使消费者与厂商的在线购买、旅行预约、电话查询和金融市场动态检索成为现实。在业务开展的顶峰时期，法国的电话可视信息网拥有约2 000万用户，实现了1 亿美元的收入。

不过，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服务彻底地被因特网超越和取代。因特网在全球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并实现了上百亿美元的收入。为什么这些“信息超级高速公路”上的“先行者”们先后倒闭了呢？简要地说即使不考虑市场波动因素，政府所有与经营的这些企业也难以适应自由市场，在瞬息万变的在线服务市场他们更是措手不及、束手无策。政府能否预料到（且不论是否做出反应）市场的力量会产生谷歌、聚友网、优图网呢？其实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有点傻。

相关政府并未为这些失败所动，2005年，法国和德国政府决定资助谷歌和雅虎的竞争对手以及一些商用搜索引擎，称做“酷罗计划”，这一项目花费纳税人的钱达到1亿美元。这笔开支的所谓正当理由是用于弥补私人部门由于该领域资金回收期长而产生的投资不足。这一解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谷歌和雅虎在没有美国政府扶持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坦白地说互联网的早期创办者（美国军用计算机网）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得到过政府的资助；第二，法国和德国政府给予的资助额度与谷歌年均资本1个亿的预算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政府什么时候会吸取教训呢！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是政府的傲慢自大或为培养“国家级优秀企业”而产生的短视导致政府屡败屡战，但政府不愿意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有着更为深层和危险的原因，即分配政府扶持资金的政府官员和接受资助的企业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包括权与钱），巨额开支由纳税人买单。市场中的这种“劫掠”是随后章节讨论的主题。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前提是适时适度地干预（见第22章的内容）。

繁荣与自由市场共进退

市场的自由程度既与经济发展绩效关系紧密，又与人民的福利水平密切相关。简言之，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不作为或作为有限（如协调者或指导者）。自由度高的市场比自由度低的市场带来更高水平的繁荣（以人均GDP计）。

图41自由市场与繁荣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6，Academic Foundation；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5.

经济学不是一门实验科学，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学是一次性实验——叫做历史。与物理、化学或生物学不同，这个实验?不可逆、不可重复的，因此因果的区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我们不时地进行着一些，从中能加深对经济力量的认识。不再实行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自然大实验”：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20年里，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计划经济下的两倍，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对自由市场能给人们带来持续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计划经济却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最好诠释。

第5章 饥荒、环境破坏和金融危机（1）

灵猛于市场失灵

即使是现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已经路人皆知的情况下，聚焦市场缺陷依然风行。下面是有关市场缺陷的几大罪状：

一些市场反应迟钝——比如，能源的供应与需求对价格的变化反应很慢；

一些市场反应过激（这点通常针对金融市场）；

某些东西市场制造过多（如污染）；

另一些东西制造太少（如公共安全和研发）；

自由市场使垄断成了脱缰的野马；

市场有失公平。

每一条“罪状”通常伴随着要求加强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虽然每一条都是实情，但治疗方案（政府更多地介入）造成的后果比“市场病”更恶劣。在后文中将对上述市场的缺陷一一做出分析，并寻求最为有效、最少副作用的政策类型。

不过，这一章旨在揭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破坏性更大，尤其是，计划经济体系对死亡和不幸负有更大的责任，程度远远超过自由市场。且不说两次世界大战付出的生命代价，仅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就至少应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数千万公民的死亡负责：希特勒的大屠杀，柬埔寨的死亡进军，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和达尔富尔的种族净化……名单长得令人伤感。这些大屠杀都是人为犯下的罪行，更为不幸的是，这些政府还无意中铸成大错，造成数千万人民的死亡，比如马上要谈到的饥荒。

饥荒

赤贫地区的农民或政府缺乏应对自然灾害的技术和必要的资源，一旦遇上极端的气候条件就会发生饥荒。

20世纪发生的大部分大的饥荒（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印度和朝鲜）几乎都是政府错误决策所导致（包括战争）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在现代，一个民主制国家不会发生饥荒。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当今社会，一个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国家不会遭受饥荒。

环境破坏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唯利是图的厂商（或者说是自由市场制度）应该对当前环境的恶化负责任。但历史证明计划经济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应负更大的责任，即使是今天，计划经济每单位产出的污染也高于自由市场经济。

污染的社会成本大大超过私人（个人）成本，这意味着存在一种内在趋势，就是家庭和厂商从事的活动（比如，驾驶高油耗车辆或使用高碳燃料）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有损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最发达、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中，寻求更为洁净环境的政治压力导致了政府干预：管制（如排放控制与经济燃料标准的制定）和税收（汽油税或碳税），这些措施使个人的污染成本接近社会成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缺陷。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保护环境的积极行动促成了政策的变化，使水、空气等的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计划经济体系中不存在类似的纠错机制。集权政府（独裁制）基本不考虑公众基本生活需要，诸如更洁净的空气和水之类的诉求。政府所有和经营的企业几乎不必为他们的人和行为负责，尤其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不负任何责任。领导者尤其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置于首要位置。

近半个世纪以来，沿袭了计划经济下的陋习，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前苏联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计划经济下的俄罗斯完全无视环境灾难，典型的事例有：河流、内海和湖泊的野生生物的减少（由于化学物和其他污水的排放引起）；咸海的干涸；许多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相关指标低于最低标准数倍；成吨的化学和核战废料被秘密地埋在无数个处置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环境与人的生命极端不负责任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央政府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次事故的发生并且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事故死亡人数急剧攀升（约有10余万人）。陋习难改，俄罗斯至今仍是最大的肇事者之一。

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只得到政府些许帮助的自由市场的环保记录远远地优于政府大量干预的经济体。图51显示了市场自由度与环境洁净度之间的关系。

图51自由市场与环境状况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6， Academic Foundati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Yale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IESIN），Columbia University， Pilot 2006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第5章 饥荒、环境破坏和金融危机（2）

金融危机

过去（或现在）对自由市场的批评都以金融危机为例说明自由资本主义的危害。但一个世纪以来的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最严峻的金融危机是由政府推波助澜造成的（即便不是由政府直接造成）。这里举几个例子：

大萧条：1929年股市泡沫破灭导致经济的下滑，但经济状况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美联储的不作为和胡佛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包括实行保护主义（《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的贸易伙伴之间的报复，导致世界贸易的缩减。

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和“失去的十年”：1989年年底，日本银行提高利率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不过日本并没有经历类似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接下来的15年中经济增长年均仅15%，远低于平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日本银行持续保持高利率，还由于日本的财政部不允许快速解决银行危机——换言之，不允许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和公司。

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虽然这次危机（和其他新兴市场危机相比）被认为是国际投资者“热钱”的快速流进流出引起的，但墨西哥政府的下列举措引发了这次危机：（1）发行巨额以美元计的无法偿付的短期债；（2）试图固定美元—比索的汇率，同时实行低利率，这种组合是不可持久的；（3）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不能给投资者带来信心。

1997~1998年亚洲危机：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有着许多相似的特征：不可持续的较高的固定汇率、过高的外债、过多的政府干预。例如，中国台湾地区通过给海外借款税收减免来鼓励国外资金的大量流入；朝鲜政府强迫银行给亏损企业提供不良贷款。

金融泡沫的破灭虽然可怕，但也是市场消除过剩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调节方式是不会导致经济崩溃的——除非在这过程中政府犯了错，成为泡沫的制造者和使局势恶化的始作俑者。与此相关的深入讨论请阅读本书的第35章、第36章的内容。

第6章 最低工资制、租金管制和环境保护（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任何政策选择都要付出成本，涉及的机会成本有时是高昂的、隐性的。比如，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住”工作要付出很高代价；同样，通过给公司以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方式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也会代价不菲。当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政策的倡导者对这些代价往往都避而不谈的。

通常，这些被倡导的项目或政策的好处立竿见影、显而易见，代价却是隐蔽、滞后和难以估量的。政府官员所偏好的项目常常是一些明确不需要政府出资（如最低工资制和租金管制），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负担转嫁给不知情的厂家和消费者（通常表现为价格的上浮）。有时这些代价还由政策实施国以“替罪羊”的身份替别的国家承担（如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中所发生的，见下一章的分析）。

即使是用心良苦的政策，其结果也会事与愿违、出人预料。例如，为使本国大量贫困人口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实行了燃料补贴政策，但这些政策人为地降低了消费者购买燃料的价格，鼓励了燃料的高耗费，反而加剧了能源危机。

最低工资制和租金管制：好心办坏事

左派的政府官员采取最多的举措是提高最低工资，这一举措可以造很大的声势却无须花费政府一分钱。因此，在民主型领导的第110届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法案中就规定最低工资由2007年的515美元/小时提高到2009年的725美元/小时，提高最低工资的目的是帮助贫穷的工人家庭。

持反对意见的人却声称这会使低端的工作受影响。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价格，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方面雇主却减少雇用人数，结果就业率反而下降。很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每上浮10%，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将下降1%~3%。

现实是，由政府官员推动的最低工资的温和上涨，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反对者的理由不成立），也不会使贫困减轻多少（支持者的理由也不成立）。实际上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工资几乎没有变化。最低工资的大幅上调会导致低技能工人的雇用水平下降，使贫困雪上加霜。

通过最低工资来缓解贫困的做法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调查显示，联邦最低工资的工人中约2/3是兼职人员，约1/3是赋闲在家的青少年（通常是中产阶级家庭成员）。仅1/10的最低工资工人是为养家糊口而工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最低工资工人（65%的工人从事服务业）的雇主把最低工资的法定上调作为涨价的借口。这样，政府官员旨在帮助贫困人口的举措往往事与愿违。

图61物价调整前/后美国最低工资

资料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forecast from IHS Global Insight.

法国的最低工资是美国的两倍，对雇用和解雇实行严格的管制，结果，按占人口比例计，法国销售商雇用工人比例比美国低50%。

因而，最低工资的大幅上调不仅没有使穷人受益，反而可能使情况更糟。这是市场扭曲的典型例子，愿望是好的，想帮助穷人，但做法是低效率的（代价高昂），结果事与愿违。

更好的办法：可替代的方案是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政策，这一方案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一致赞同，这是负所得税（已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首次提出）的一种，增加了穷人的收入，但不会对工人寻找更高工资工作产生负激励。这一举措确实可以帮助贫困家庭，并且不会减少低技能工作岗位，不会增加产品成本，使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真正得到帮助。

租金管制是另一个事与愿违的例子，有着良好的意图，结果却帮了倒忙。道理与最低工资的一样，如果政府的租金限价低于市场价格，会有更多的房客需要这样的房源，房东却没有积极性增加供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止住房成本飙升，许多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都出台了租金管制法律。本意是让穷者有其屋，但租金管制导致了住房短缺，打击了房地产投资的积极性，且受管制的住房质量差强人意。在实行租金管制的城市（如纽约）的房屋维护难以为继，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在贫民聚居地尤为突出。反对者认为租金管制会使城市加速走向没落。

与最低工资制极为类似，由于租金管制并不是针对扶贫的政策，富裕家庭同样从政策中受益（纽约州的一位著名的众议院议员同时拥有4套租金控制公寓）。而且，租金控制使已经拥有公寓或住房的家庭受益，而尚无住房的家庭依然没有得到实惠。最终租金管制城市中非管制片区的租金价格高于不实行租金管制的城市的租金价格，因为管制会大大减少出租房屋的数量。

更好的办法：租金补贴，比如仅发给贫困家庭住房优惠券，居住地点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与?租管制不同的是，租金补贴不会减少住房的供给，也不会导致住房存量质量下降。

事实上：如果是为了帮助穷人，那么收入补贴远比规定最低价格（如最低工资）和最高价格（如租金管制）有效得多。但归根到底，政府干预市场带来的扭曲和损失还是会大于收入补贴政策带来的收益。政府偏好价格管制，或许就是因为收入补贴政策的成本是直接的并容易测算，而价格管制的成本是隐性的并很难测算。所以，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政策越透明越好。

第6章 最低工资制、租金管制和环境保护（2）

环境保护主义者避讳的问题：环境亲善政策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经济学家反对 “绿色”环境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个严肃的问题：绿色政策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环境保护主义者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经济学家的回答就谨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于价值观的争论（比如，解决贫困问题和洁净的环境孰重孰轻？），还有一些是“残酷的现实”需要人们去面对。这里要举的是关于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DDT作为有效的杀虫剂用于消灭携带疟疾、伤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虫。1930~1970年间，全世界伤寒发病率由017%下降到002%，发达地区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贫困地区（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学家鲍尔·赫尔曼·穆勒因发明高效杀虫剂DDT荣获诺贝尔医学奖。20世纪50～60年代，DDT在消灭虫传播疾病和农业虫害中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改变了人们对DDT的态度，这本书成为早期环境保护行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卡森质疑DDT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尤其是鱼类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纪70～80年代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以威力逊于DDT的其他杀虫剂对付疟疾。在过去的30年里，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秃鹰和游隼数量开始增加，这被环境保护主义者作为支持禁用DDT的有力证据。

不过近年来，有人对DDT的使用与物种灭绝之间的关联性提出质疑。DDT与人类的一些癌症之间的关联也受到怀疑。更为棘手的问题是非洲疟疾死亡率：由1970年的01%上升到2000年的017%。每年约有5亿人感染疟疾，死亡人数约100~150万（大部分是儿童），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巨型喷气式飞机失事造成的死亡人数。

人类为挽救野生动物而禁用DDT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人类付出的代价呢？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问法，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2006年遭遇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打破延续了25年的禁令，允许疟疾感染地区在家中喷洒DDT，不过DDT仍然禁止在农业领域作为杀虫剂使用，莫桑比克是世界上疟疾的重灾区，类似项目的实施使儿童疟疾发病率降低了近90%。

必须问一句：所确定的项目或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如果政府官员或政策倡导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拒绝回答），那么他们的方案就不值得支持。诚然，成本收益的度量并非易事，有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估。一些政策支持者不赞同将生命、健康和环境进行估价，最普遍的托词是收益和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助式的（selfserving），很难进行客观估价。

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许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投入巨额资金却收效甚微。经济学家对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部分给了一个不雅的称谓：死损。研究表明美国约40%的管制成本大于收益，这些项目导致的死损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些原因的讨论并不针对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则：

在民主社会中，选民对任何项目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问题的答案：这个项目物有所值吗？或者说，实现既定目标有无更节俭（损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的两章将举出一些成本或损失（通常出乎人们意料）大于收益的政策实例。本书后面的更多章节还对旨在为克服市场失灵和解决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政府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7章 企业优惠（1）

取消企业优惠的计划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左右两派权威专家认可的项目：左派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补助最终落到富裕企业的腰包中去了；右派认为这是滋生政府浪费和滥用职权的典型例子。

企业优惠（或说好听些，是政府对重要的经济部门的扶持）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失灵。例如，由于企业不能获得R&D的全部好处（因为其他企业也从R&D中收益），因而企业对研发的支出存在不足；还有，如果国外政府对出口导向的产业（如商用飞机）给予补贴，则会考虑美国政府是否该采取相同的政策。

企业优惠有三种形式：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每种形式都花费不小。据测算，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在600亿~1 000 亿美元之间，每年公司税收减免额约100亿~150亿美元之间。

纳税人的钱能否用得更合理呢？至少有8点值得商榷： 

给企业优惠的理由是市场失灵有些夸大了，市场失灵是政治争论中常用的论据。

 政府在评定产业成败时往往错误百出（参见第2章）。

 企业优惠不公平，有政治权势的企业获得更大的份额。

 企业补贴是一种退步，因为政府向公众筹集的资金流入到富裕企业及其股东腰包里。

 政府干预市场为掠取消费者支出的利益集团创造沃土——即使是出于公心的政策也难逃此劫。

 直接、间接补贴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破坏了市场效率。

 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的企业优惠形式比较隐蔽，成本的最终负担者很难意识到是自己负担了成本。

 大量的金钱花费在院外活动上，经常与民主程序唱对台戏。最坏的企业优惠是政府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富国对农民的补贴损害了富国消费者和穷国农民的利益

农业政策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一些基本的担忧：第一，是对粮食供给安全的担忧，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过分依赖外国食品供给或面对自然灾害措手不及，美国的农业资助计划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农产品价格崩溃（正值大萧条），旱灾使许多农业家庭陷入贫困，资助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倾向于保留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型家庭所有农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一个担忧源自美国农民生产力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由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的引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农业生产翻了10番，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引起食品价格（考虑通胀因素之后的价格）长期持续下降，这一变化有利于消费者，但对农场尤其是小型农场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是出于好心，但农业支持项目耗资巨大、缺乏效率。为挽救农场，支持农民的经费来源是食品价格上涨或更高的税收，支持额度是农民收入的若干倍，而且用于支持小农场的项目资金最终却由并不需要扶持的大农场获得。

虽然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仅占全部工作岗位的2%，华盛顿（指美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补贴中（2006年总价值达到450亿美元）约有半数用于支持农业部门。问题是补贴中的3/4被最富的10%的农民获得了。

欧洲和日本的农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无论是与农场的收益之比还是与GDP的比值，欧洲与日本农场得到的补贴远远高于美国农场，近一半的欧共体预算用于共同农业政策（CAP）。20世纪中期，由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对进口的限制，欧洲消费者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同期同类商品的世界平均价格，例如糖的价格高出300%，香蕉价格高出60%。

高价格固然对富国的消费者很不利，但在许多方面，对穷国的农民更为不利。这里以棉花和大米为例作详细说明。



棉花的例子：美国政府给南部30 000棉农补贴约40亿美元，补贴的发放使棉农的产出高于没有补贴时的产量。超额的棉花供给（2001~2006年间出口增长了1倍多）导致世界棉花市场价格下降25%。低价格使西非的贝宁、布基纳法索国、查德、科特迪瓦共和国、马里和塞内加尔的 1 000万棉农的生计受到威胁。较低的劳动工资、适宜的气候条件给这些国家的棉花种植带来的比较优势就毁在了美国的补贴上。

大米的例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对大米市场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不仅补贴国内大米生产，还对进口大米（有价格优势）征收关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进口占国内消费数量7%的大米实行零关税，超出部分征收500%的进口关税。新兴市场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国家也进行补贴并对国内生产者进行保护。这些变本加厉的保护措施不仅使受保护国国内大米价格上涨（用高价的国产大米代替廉价的进口大米），还使世界大米市场价格下挫（各个国家都鼓励大米的过度生产），又一次损?了有着生产大米优势的国家如加纳的农民及其家庭的利益。

更好的办法：考虑到消费者（包括富国和穷国的）和农民（穷国的）的利益，最好的政策是取消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这项政策将降低相关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对消费者有利），提高世界市场价格，促进在农产品生产方面有巨大优势的穷国的出口。

有讽刺意义的是，2008年食品和商品价格涨到历史高位，农民已经轻而易举地赚到了大钱，北美和欧洲政府却继续发放小额的一般农业补贴。

乙醇补贴是摆脱能源依赖和实现洁净环境的最佳办法吗？

在乔治·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里，玉米乙醇成为2005年政府能源法案和后续农场法规的中心议题。作为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的一项努力，总统设定了2007~2017年减少使用20%汽油的目标，缩减额的3/4由含15%玉米乙醇的混合燃料替代。这意味着到2017年要生产350亿加仑(比2006年翻了5番)的可再生燃料。为激励农民完成这个目标，联邦政府给玉米乙醇生产商每加仑51美分的税收津贴，许多州提供了更多的补贴。为确保目标的实现，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54美分的关税。

第7章 企业优惠（2）

确立降低对进口石油（尤其是向世界不稳定地区的石油进口）依赖的目标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华盛顿政府为达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欠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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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仅对玉米乙醇补贴范围太窄，会阻碍更高效的乙醇生产原料的开发。例如，玉米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规定标准30%，甘蔗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标准800%，植物纤维（树木、草和其他植物）乙醇产生的能量预计高出更多（取决于制造工艺，且商业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关税，是对进口价廉物美的巴西甘蔗乙醇的“重罚”。关键是，20世纪末，油价高得足以激励投资任何形式的替代燃料，根本没必要提供补贴或开征关税。

乙醇内能比汽油低30%，所以每加仑乙醇行驶公里数也低得多。

如果充分考虑到生产和提炼乙醇所需投入的肥料和燃料，则每加仑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低于汽油20%。如果乙醇生产厂家使用煤炭，则并不比石油环保。客观地说，出于环保考虑还有其他的燃料替代产品，比如焦油、页岩油和甘蔗乙醇。

美国的乙醇热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2005~2007年，世界玉米价格翻了一倍（达10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乙醇补贴和高油价引发过度地使用玉米生产乙醇。连锁的反应是，因为玉米是主要饲料，一些农产品价格上涨，包括猪肉和牛奶；由于农民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而减少微利作物（大豆和棉花）的种植面积，这些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世界上数十亿的赤贫人口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些人口的微薄收入中的大半都用于养家糊口。

2007年能源法案中提到了这些问题并对植物燃料、植物煤油的生产给予扶持。然而，这仍然是一项补贴和管制混杂的举措。

更好的政策选择：美国更加有效的政策应该是将补贴范围扩大到所有替代燃料的研发，同时废除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的进口关税，对高效燃料给予奖励（或税收津贴）。

企业优惠政策的试金石

当一项企业优惠政策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时才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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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政策涉及的项目是可持续的吗？目标明确吗？

这项政策有助于预定目标的实现吗？若不加干预自由市场可以办到吗？

这项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这项政策成本的负担和收益的分配公平吗？机会是否均等？受益普遍吗？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企业优惠政策都通不过这项测试。

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的实行荒谬有害的补贴的国家，这里就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德国，其因“绿色环保”而引以为豪，却对污染最严重的能源——碳的生产给予补贴；第二个例子还是发生在德国，由于补贴太阳能电池，德国的太阳能设备约占全球60%，而德国许多地方的光照水平比世界上许多穷国低得多，如果在这些穷国运用这些技术，产出会更显著，也就是说，德国补贴太阳能电池扭曲了太阳能设施的布局，使之没有设在最有效率的地区；第三个例子发生在英国，尽管北海的储量下降，且目标调整为鼓励使用清洁、可再生的资源，英国政府继续补贴矿石燃料企业；第四个例子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为摆脱贫穷，新兴市场国家也补贴燃料，鼓励了浪费能源的生产方式，这也成为20世纪末能源价格连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第8章 美国人工作狂，欧洲人懒惰？（1）

有个笑话说，美国人“生活是为了工作”，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工作时间短、度假时间长、退休年龄早。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些差异是欧洲人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导致的；美国人则认为高税收、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解释多数的差异。哪种解释是对的呢？

欧洲的与众不同

欧洲人的工作时间确实少得多，不仅与美国人比如此，与其他发达国家比也是一样。2004年美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为1 820个小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相近，日本仅高出2%。相反，法国、德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低了近20%。意大利、英国人的差距稍小，分别低了13%和8%。

这种差距并非自古就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工作时间多于美国人。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的年工作时数都呈下降趋势，只是欧洲的下降更加显著。

欧洲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2004年美国人每年约有4周的假期，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人有8周、法国人有7周、英国人约有6周。

最后，欧洲人退休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早，拿60岁左右劳动力参与比例（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占人口的比例）来说，美国比意大利高出1/3；类似的，日本的60多岁劳动力参与比例高出法国3倍，韩国高出德国7倍！

如何解释欧洲的这些与众不同呢？

税收的作用

人们多工作一小时需缴纳的税收是人们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工作时数下降显著的原因之一是有效边际税率的大幅度上升——近30年里有效边际税率从40%上升到60%。欧洲许多调高边际税率的国家工作时数减少得很厉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有效边际税率基本保持不变，年平均工作时数减少的幅度很小。

面对高税率，工人们的典型反应有两种方式：从事非税工作或极端的做法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如交易只接受现金）。非税工作的例子是，一位医生决定少工作，回去粉刷自家房子，而不是更多地工作（交更多的税）。有足够证据显示，意大利的高税率使许多母亲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工作并雇用保姆。

事实是，欧洲人的工作并不比美国人少，而是需纳税的工作少于美国人。最近西班牙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税收在人们工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1998年，西班牙政府进行了税收和人事改革，在此过程中，降低了较高的边际税率，在接下来的5年里，税收经济中平均周工作小时数上升了近20%。

退休激励的作用

在欧洲，对人们早点退休的鼓励或对推迟退休行为的惩罚力度都很大。对55岁以后仍在职的行为处罚是征收养老金税或丧失年金收益，且数额很高。葡萄牙和法国的处罚比例为50%，比利时约60%，卢森堡竟然高达85%，难怪在55~59岁愿意继续工作的人中，卢森堡仅有1/2，在处罚力度很小的美国和日本达到3/4。自1970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有效退休年龄提前了2~4年。

大力度地鼓励退休的动机之一是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腾出空间。然而21世纪的前10年中，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法国和意大利都超过了20%，说明这个目标并没有兑现。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工作分享的尝试

通过强制提前退休来创造工作机会是工作分享的典型做法，欧洲许多国家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这么做。最近的例子是法国的周工作35小时的试验。

2000年，为降低畸高的失业率，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周工作时数由39小时减少到35小时。政府希望，法国的每位员工少工作数小时，雇主就会有激励雇用更多的人。不过，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失业率仍然在10%左右徘徊，受到工人（因为想多赚钱）和雇主（因为不愿降薪，只好支付较高的小时工资）的一致反对。劳动成本的上升使人们可以预见新增工作的减少，企业会设法以设备替代工人。2005年，法国国民大会否决了这项法律，指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何种目的，其一律不适用于私人部门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通过工作分享提高了就业水平。

第8章 美国人工作狂，欧洲人懒惰？（2）

工会的作用

欧洲大陆联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区，近乎完美地做到由政府提供普遍的社会安全保障和失业救济，同时实施鼓励提前退休和对工人的强有力保护。欧洲严格的劳动市场管制导致了局内人/局外人困境，已经就业的工人（局内人）得到很好的照顾，而尚未找到工作的工人（局外人）若要就业却困难重重。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没有证据表明欧洲人因为少工作而更快乐

欧洲的一些政治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人高强度的工作嗤之以鼻，声称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更均衡。但这一判断与事实不符：首先，近几十年来的欧洲文化和习俗的变化不足以解释工作时数应纳税数额的骤降；第二，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工作量相差无几，只是方式不同；最后，调查显示美国人实际上比欧洲人更幸福。2007年一个对47个国家45 000人的调查显示，美国人中65%的对生活表示满意，在欧洲只有53%。47个国家中美国的满意度位列第4。所以，更短的工作周数、更充裕的假期和更早的退休并不必然使人更幸福。

美国人没那么疯狂、欧洲人没那么懒惰

人们对经济中和劳动市场管制的反应是非常理性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更多地工作是因为税负轻（相对而言），到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处罚也不重；欧洲人少工作是因为赚取的钱中只能保留很少部分，实际上是被迫尽早退休。

事实上：激励的作用最显著！

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1）

这个世界天生就是个竞争的地方，激烈的竞争使商品和劳务的供应稳步提高，价格更为低廉。某家公司供应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生产），竞争公司的利益受影响，但整个经济却受益。于是，生产厂商厌恶竞争，因为竞争使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降低了边际收益，在位厂商（尤其是大厂商）总是想方设法控制市场、限制竞争，有时他们设法通过院外游说左右政府，通过立法和采取保护措施提高潜在厂商进入市场的门槛。最近金融、高科技和生物技术企业拥有新创意的专利就是个例证。

政府可通过实施反托拉斯法和必要时干预市场的方式很好地保持市场的竞争性，无论如何，这样的政策应该符合增进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的目标。这在过去并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航空管制使机票价格几十年来居高不下，具体细节可参见第11章的内容。

竞争以小博大，使经济趋于最优

很容易就能列举出一堆竞争带来的好处，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好处无处不在，但有些好处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列出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

竞争使价格处于低位、边际利润得到控制。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企业往往随同竞争对手进行降价（或维持原价不变）。因此，在充分竞争市场，价格总是面临单边降价的压力。

 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有很强的通过质量与服务的改进赢得竞争的动力。

 价格和边际利润的下降压力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否则只能关门大吉。

 结果，竞争性市场比缺乏竞争的市场有更多的创新和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 最终，竞争缩小了腐败和权钱交易的空间，加快民主化进程。

大萧条过后，世界上许多地方弥漫着强烈的反市场情绪，这导致政府通过管制对关键产业干预的加强，有些方面甚至是完全控制。不过风水轮流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复苏和对工业过度管制的关注，市场机制重新受到青睐。在此期间，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俘虏管制”的担忧，即受管制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左右管制者的行为，使自己（受管制企业）获得巨额好处，庞大的费用开支却由消费者买单。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许多产业（然后是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开始解除管制（或私有化）。此后的20年里，航空、天然气、铁路运输和货运等部门由于竞争的加强，运营成本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物价调整后）下降了25%~75%。在许多情况下，服务质量也得到改善（比如，更多的选择、更快捷的周转和更便于消费者的时刻安排）。这些都是竞争加剧取得以小博大较好效果的典型例子——带来的好处被经济学家命名为“社会剩余”。

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的事例。在日本，有些领域（家用电器、机器人、精密仪器和交通工具）的国内竞争非常激烈，这些领域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其他领域如服务业、零售业、化工产业、软件业和服装业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并普遍存在政府干预，这些产业几乎没有竞争，日本消费者为竞争缺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很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照相机行业，纽约的价格低于东京的价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纽约的零售业竞争更激烈，边际利润比东京受保护的同行低得多。

表91解除管制对成本和价格的影响①

产业 成本节约幅度 价格回落幅度

航空 25% 33%

天然气 35% 30%

铁路 60% 50%

货运 35%~75% 35%~75%

① 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经物价调整。

资料来源：Clifford Winston，“US. Industry Adjustment to Economic Deregul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ummer 1998，pp.89110.

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2）

沃尔玛：激烈竞争中成本收益控制的著名案例

竞争是把双刃剑，会给企业和雇员带来痛苦。竞争压力下的成本缩减加剧了失业、降低了工资。沃尔玛这个案例是多种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从好的方面看，沃尔玛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价格远远低于一般的夫妻便利店，主要是因为沃尔玛的工作效率比一般零售商高出40%~50%，低廉的价格使穷人大大受益（尤其是在美国农村地区），沃尔玛也是商店所在社区的最大雇主。从差的方面看，沃尔玛以低工资著称，对供应商的压价毫不手软，还因加速夫妻便利店的衰落而备受指责。

过去的30年里，沃尔玛成长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和最大的私人雇主（有超过100万的雇员）。尽管受到民粹主义政府官员和左翼媒体的妖魔化，沃尔玛的巨大成功还是给美国的零售业带来了革命，鼓励其他大型、低成本零售链的兴起，供应商更多地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利。

那么，沃尔玛对穷人而言是敌是友？沃尔玛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广受欢迎说明其（还有其他“大盒子”商店如斯特普尔斯美国零售、塔吉特公司、家得宝公司、劳氏等）利大于弊。最近的研究显示，仅2006年，沃尔玛争效率赢利润的努力就使美国家庭平均支出节省了2 500美元。沃尔玛进军食品零售领域意味着相当多的食品在沃尔玛门店的销售价格比其他超市低10%~15%。由于贫困家庭支出中的食品支出比例高于富裕家庭，低收入家庭从中得到的好处更大。

最后，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无法回避：沃尔玛是个吝啬的雇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之工作？没有其他工作可以选择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即使在沃尔玛广为分布的小镇或农村，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供选择。零售部门的工资福利的国家标准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沃尔玛支付的工资福利低于其他商店。

在欧洲，小规模所有者拥有的商店比美国普遍得多，不过，效率也相应的比美国大规模折扣店低得多，价格也高得多。欧洲限制零售部门规模经济的规制也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为什么美国的高校很优秀，而初级、中级学校却很差？

一言以蔽之：富有竞争则兴盛，缺乏竞争则凋败。

从全球背景下进行审视，美国的高校和美国的初、中级学校绩效简直是天壤之别。世界高校前50所中75%在美国，虽然美国初级、中级教育体系中每个学生的花费比其他多数富裕国家高得多（每年9 000~10 000美元），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绩效却不尽如人意。比如，经过8年的学习，美国学生数学和科学常识的成绩远低于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比利时、荷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学生的成绩。而且，美国仅有76%的青少年完成高中学业（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位列后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腊、德国、芬兰、日本、韩国、挪威和爱尔兰等国毕业率均在90%以上。

美国大学如此卓越有许多原因，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赢得了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优秀生源、师资、赠款和研究经费。颇为有趣的是，美国顶级的高校并不全是私立的。许多州立高校（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很强的竞争力、质量一流。与此相对应，欧洲大陆仅有4所高校位于前50，对此不尽如人意的表现的解释之一是，欧洲的高校是国家经营和控制的，在生源（学生无须付费）、师资（教师全是国家公务员）和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提供）上没有竞争。

与美国高校很不同，美国的初级、中级教育体系完全是地方垄断的，无数次引进竞争的努力都因既得利益集团（教师联合会、学校管理机构、国立师范学院和地方学校董事会）的阻挠而付诸东流。反对竞争的理由常常会以维护家长与学生，尤其是贫困家长和学生利益的面目示人。而事实上，当前的这种体系是一种退化，对穷人的伤害最大。因为富裕家庭在定居在哪里、送孩子上哪所学校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贫困家庭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接受垄断经营的公立学校较差的服务。资金匮乏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许多城市学校学生人均经费高于美国全国学生人均经费50%，而质量却差得离谱。改进美国教育的方案在第24章中将做讨论。

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3）

反竞争政策使有背景的人和在位者受益，公众利益受损

竞争是人类强烈的本能，人类有着同样强烈摧毁它的冲动。历史上可以举出若干例子，例如某些集团千方百计垄断一些如盐、香料、钻石和稀有金属等商品市场并屡屡得逞。毋庸置疑，这种垄断力量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政府从垄断者那里得到税收和贿赂等好处。

谁在反对竞争？可列的名单很长：在位企业和组织、腐败官员、受保护免于国际竞争的工人和各种政府补贴。换言之，是任何从现状获得巨大利益的人。

垄断不仅不公平，将财富从公众手中再分配转移到有经济强势或政治背景的人，而且造成浪费。垄断企业一般比竞争市场供应更少的产品和劳务，价格却更高。赚取了高于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垄断利润。不过，这些较高的利润一般都小于消费者所负担的损失，因为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费用。更令人发指的是，垄断者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院外游说，投入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在政府的支持下拒绝引入竞争。垄断带给社会的总成本与垄断者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差额就是“死损”（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举过死损的例子）。

垄断产生的死损最大的非新兴市场国家莫属，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最富的一部分人垄断并控制了关键行业，如电信和电力，几乎都与政府相勾结。政府保护垄断的惯用手段是规定很高的进入壁垒。比如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开办一家企业居然需要5个月时间（如准备书面材料或等候相关部门的同意），与此对应，在美国仅需5天。美国开办企业的成本仅占美国人均收入的02%，在非洲许多国家却高达人均收入的300%~800%。如此高昂的成本和烦琐的手续不仅饱了政府官员和相关部门的腰包，而且阻碍了新企业的产生和竞争的加强。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约有相当于GDP 10%的损失是由这些不必要的、低效率和高度退化的市场行为造成的。反竞争政策对世界上穷国的影响达到数千亿美元。

反竞争政策与实践在新兴市场国家不受限制，欧洲国家的一些国家巨头企业如电力、能源和航空等关键部门，与国家垄断也几乎没有差别。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家所有或控制的企业占总产出的10%，而在美国只有1%~2%。这些国家既控制了大企业（通过占优势的股权或集中控制法规）又限制了竞争（通过提高国内进入壁垒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保护国内巨头企业不受国内和国外竞争者的竞争并被替代，费用却由消费者负担。实际上，政府发起的垄断是世界上反竞争诸种机制中最坏的一种。

美国并未沾染上反竞争的陋习。在过去的20年里，高科技、生物科技领域创新进展神速，激励更多企业和个人争相利用（甚至滥用）美国专利体系获得制造专权。企业无论创意的创新性大小都会去申请专利。众多的个人和组织纷纷地将专利应用于并不打算自己去生产的产品。结果，专利运用数量急剧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每年10万，到21世纪以来上升到40万，大大快于研发的进展。与此同时，专利配套在1995~2005年间翻了一倍，企业和消费者负担了巨额费用。为遏制对美国专利体系的滥用和限制制造专权，2006年和2007年，高级法院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增加了运用专利的难度，削减了专利持有人的权利。

在下一章我们将指出，个人和企业从新发现中攫取利益从本质上而言并没有错，它是市场对创新激励的一种形式。无论如何，需要进行利益权衡：即利用专利体系获得过大（或时间过长）的垄断权利带来的损失与激励创新带来的收益、短期垄断利益的实现与对未来竞争的潜在影响等进行比较。

支持企业（或支持工会）不能等同于支持市场

左翼阵营的人们容易认可工会支持和工人运动支持的反竞争政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右翼阵营人们更能容忍维护企业利益的垄断。但两种情形同样恶劣、有失公平、浪费资源并与消费者为敌。

第10章 技术和市场如何在限制垄断方面优于政府干预（1）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一直设法削减垄断权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企业家通过控制石油、煤炭和烟草市场积累了巨额财富，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对浪潮，美国成为首个实行反托拉斯政策的国家，导致了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法案的通过。自此以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多数反托拉斯行动集中处理3类反竞争行为：超大规模；捆绑销售；掠夺性定价。

美国几家最大的企业都受到了反托拉斯机构的彻查，包括美国铝业公司、派拉蒙影业、注册特许分析师（RCA）、IBM公司、AT&T公司和微软公司。反托拉斯机构致力于打破大公司占有过多市场份额（如IBM公司、AT&T公司和施乐公司），阻止形成“主导市场地位”的并购和其他“贸易限制”行为（如微软被指控将Web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销售以及掠夺性定价）。虽然一致认为一些极端反竞争行为如明显的限价行为和并购垄断行为得到成功的抵制，人们逐渐认识到反托拉斯政策并非是反竞争行为的切实有效的方式，这两方面都是真实而可察觉的。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



反托拉斯案子历时太长，待处理结果揭晓时，市场早已时过境迁了。IBM和微软的案子耗时10多年，涉案企业和美国纳税人都为此负担了巨额成本。最终，新技术（比如，PC和因特网）和新的竞争对手（如谷歌和雅虎）在限制市场势力上比历经若干年的法院审理起的作用更大。

 通常很难确定界定违反竞争的行为是否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

 同样很难对反托拉斯法造成的损害实施有效的补救措施。

 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中的市场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不当的反托拉斯行动会阻碍创新，制造的事端多于解决的问题。

 最后，现实的反托拉斯实践有可能被高度政治化，竞争者通过数千万美元的院外游说，利用该过程取得战胜对手的竞争优势。繁重的法律成本和严格的限制（即使是暂时的）可能伤害企业，尤其是对生产灵活多变的高科技产品的企业的伤害更为突出。

大的并不必然是坏的

有一种市场具有只需一个企业控制的自然属性，这样的“自然”垄断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在一些情形下，巨大的“沉没成本”使竞争对手不可能进入市场（否则会造成浪费）。自然垄断的例子有19世纪的铁路运输和20世纪的电话公司。

21世纪的自然垄断是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是经济学术语）。多种信息技术都会因通用格式和系统而使消费者受益。网络产品的经典例子是微软操作系统（及其以后的各种版本）、VHS（与Betamax的家庭录像机之争）和Bluray DVD（与HD-DVD的高清电影光盘格式之战）系统的录像与电影播放。

在市场条件适宜自然垄断或网络效应时，企业——最早的行动者——会孤注一掷经常（并不总是）得到最丰厚的回报并最终控制市场。例子有AT&T、IBM、微软、苹果和谷歌等公司。

时至今日，反托拉斯机构根据企业市场地位进行判定的趋势越来越强。但行为远比规模重要。为获规模经济在特定地区开发、经营电网的垄断是与建立一家控制诸如糖的商品市场形成的垄断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应受管制，后者应被取缔。

同理，开发新技术过程中获得的暂时的垄断利益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类企业所冒的风险应该在市场中得到回报。不过，一旦这类企业在享有暂时的垄断利润以后利用自己的市场势力限制竞争，就应受到处罚。

大企业带来的威胁往往被夸大了，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已不再是什么大问题了。思考下面列举的事实：



垄断者并不总是涨价。比如19世纪末美孚石油公司并不是为了涨价而控制市场，相反，为了控制市场实行了降价策略，并保持低价以巩固垄断地位。实际上，石油价格在其破产后才回升的。垄断者会担心涨价和不断增多的利润会进一步激励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

 许多在过去被界定为“自然垄断”的产业已经私有化或解除管制。曾经有个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电力、石油、水务、电信和邮政是国家所有并垄断控制的，认为这些产业非常重要，不能交由私人部门经营。然而，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浪潮中，这些公共垄断部门有许多都卖给了私人部门。

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多数产业集中度已经降低。垄断或寡头（2个或2个以上企业控制市场）占经济的份额从20世纪30年代的半壁江山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类似地，美国500强企业占美国GDP的比例由60%下降到20世纪最后15年中的30%。

事实上：市场真正需要的是“可竞争性”。规模相对于竞争者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新技术和全球化降低了进入成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从新技术引进到竞争者进入之间的时间间隔由19世纪末的33年缩短到现在的3年多。由此可见美国市场的可竞争性获得了惊人的进展。

第10章 技术和市场如何在限制垄断方面优于政府干预（2）

技术是出色的竞争平衡器，全球化是遏制地方垄断的有效方法

19世纪强盗资本家长期霸居垄断交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竞争者如雨后春笋般汹涌而至。高科技、生物技术、金融服务产业（在诸多产业中）存在的暴富机会是技术瞬息万变的助推器，降低了进入门槛。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在全球范围传播，造就了新竞争骨干的迅速成长，与大企业几乎是接踵而至。但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加剧的可竞争性并不是高科技领域独有的现象。了解一下下面的例子：

更激烈的竞争发生在汽车产业，从欧洲和日本汽车进口的增加，境外汽车工厂（为美国生产汽车的非美国汽车企业）作用的增强加剧了竞争，给消费者带来很大实惠。对价格上涨因素进行调整后，近15年来汽车价格下降了近35%，质量和安全性能都得到改善。

 几十年来，铁路运输一直由地方垄断的，因为铁路是将大宗货物发往美国各地的最好（常常也是唯一的）方法。卡车运输是可行的替代方法（随着内燃机的开发和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建立——由政府提供大量补贴），铁路运输风光不再，价格开始回落。

 政府管制的电话垄断在无线服务、有线电视和最近越来越普遍的因特网电话服务的竞争下不得不出手争夺市场份额。

 联邦快递、UPS、DHL和其他的信件包裹快递公司的巨大成功，使国家邮政服务的服务质量提高，垄断力量开始弱化。

 纽约至波士顿（或到华盛顿）的公交车车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降低了2/3，风华公交公司（系中国移民所有并经营）进入了北方市场。不仅美国最大的巴士运营商灰狗公交公司被迫降价，而且新暴发户的成功（虽然有一些备受关注的交通事故发生）也激励更多低成本公交公司进入市场。

 因特网的出现降低了房地产、旅游和轿车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的便捷使消费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货比三家，买到称心的商品。在以前这只能通过中介和中间商才能得到相关信息，在此过程中，轿车经销商和房地产经纪公司减少了20%，消费者则节省了数百万美元。

所有这些关于垄断、寡头势力丧失的事例与反托拉斯政策毫无瓜葛，而与自由市场力量的释放和新技术的出现息息相关。

收效甚微的反托拉斯政策成本高出不完全市场很多

虽然从理论上来看，反托拉斯政策是提高市场竞争的有效手段，现实却大相径庭。反托拉斯的实践对生产越来越不利。

首先，许多被管制机构提请诉讼的案件到了结案时无一例外地不合时宜，大部分是无辜的。比如，最早的反对微软的案子，依据是担心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与其他软件的捆绑销售（如Web浏览器和媒体播放器）会打击其他公司开发竞争性软件和其他新产品的积极性。这种担心完全是空穴来风，看看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如谷歌、优图和苹果等公司就会明白这一点。

其次，欧洲委员会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反托拉斯机构，在任何人看来都非常复杂。企业常常同时应对美国和欧洲提请的诉讼，法院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判决结果往往与欧洲委员会的不同。这会严重打击企业并阻止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

最后，这些公司的许多竞争者也因成为反托拉斯行动的目标，要么陷入官司纠纷，要么呼吁政府解除反托拉斯行动。甚至有部分公司走得更远，进行管制“套利”：即如果在美国没有得到官方的礼遇，则转向欧洲；反之亦然。

问题总是存在两面性：蹩脚的竞争政策既造成浪费又扭曲激励的作用。

反托拉斯制度存在着缺陷，花费了昂贵成本拟解决的问题，通常技术和自由市场能够很好解决。

第11章 美好的、糟糕的与丑陋的（1）

尽管解除许多产业的管制降低了价格，为消费者节省了数千亿美元（相关内容见第9章），但仍然没有落得好名声。航班误点、新传播技术限用和加利福尼亚州2000年时不时的电力危机归咎于解除管制。实际上，在每种情形下，不是解除管制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解除管制的具体做法不当造成的。

航空解除管制：好事没做到底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航空仍然受到严格管制，民用航空局（CAB）负责美国全国航空系统航线及票价的审批。吉米·卡特任总统期间，在时任CAB主席阿尔弗雷德·卡恩的建议下，航空产业解除管制，CAB自行解散。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发生了两个主要变化：第一，航线运营采用轮轴式系统，效率比先前的点对点式系统提高很多，不过在轴心机场会发生拥堵（如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第二，航空产业经历了一个巩固时期，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

在解除管制后以及过渡期间，解除管制的潜在负面作用可能包括航空安全恶化、市场集中度的上升（导致票价比CAB控制下更高）等。

最终这些担忧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不论从哪个方面衡量，解除管制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过去的30年里，机票只涨了50%，而相应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幅度超过200%。再加上非常便利的飞往数百个城市的一站式服务（轮轴式系统的优点），每年为美国乘客节省了200多亿美元。解除管制的成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客流量增加了3倍，航空产业员工数目增加了1倍，航空上座率由解除管制前的50%上升到现在的80%。

由于2000~2008年上半年飞机燃料价格上涨了近250%，而机票价格上涨空间很小（票价在2000~2004年间下降了16%，但2004年以后至2008年上半年上涨了19%）给航空产业带来很大压力，许多航空公司被推向破产边缘。由于竞争加剧，航空公司很难将油价上涨成本转嫁给乘客，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对用餐、行李托运和其他服务收费，这些项目原先都是包含在机票价格里的。

解除管制初期的其他一些担忧也并未兑现。排除恐怖主义风险，航空安全实际得到了改善而不是许多人士所担忧的恶化。2001~2008年上半年（即本书着手写作时），美国没有发生民用飞机坠机事件。而且，虽然许多航空公司纷纷倒闭，航空产业并没有落到少数几个大运营商的控制之中，相反，进入门槛已经降低，获取丰厚利润的低成本运营商如西南航空、捷蓝航空和安运航空运转良好，老牌、设备精良的航空公司却陷入困境。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只提供必要服务的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承运乘客比例由10%上升到25%。

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允许在航空领域引入更多竞争，解除航空管制也成效显著。与美国如出一辙，小规模、低成本航空公司如瑞安航空大量涌现，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并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

关于乘坐飞机的最大的抱怨莫过于拥堵问题，乘坐飞机实际上和乘坐所谓豪华巴士是一样的。但是挤得满满的飞机、拥挤的机场并不是解除管制失败的罪证，反而是解除管制成功的结果。问题在于欧洲和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没有能够及时对机场、航空指挥系统进行升级和扩张，满足不了解除管制引发的扩容的需要。这个问题，最终体现的是政府的失败。

解决航空拥堵混乱的方案是，应由政府建造更多的跑道，对使用了数十年的航空指挥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实现现代化。而且，即便在当前基础设施不变的情况下，拥堵问题也可通过市场方法得到解决。在绝大多数机场，尤其是轴心机场，上午和晚上都会有一个飞行高峰期，大多数机场并没有对在高峰时段着陆或登机检票的航班收取更高的费用，如果这么做了，无论是“拥挤税”的形式还是向航空公司拍卖高峰时段着陆和登机的许可证，高峰时段的拥堵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航空管制解除的下一步是美国与欧盟签订“开放天空”协议，在越洋航线引入更大的竞争。这将为该航线乘客节约数千万美元。

电信：技术摧毁“竞争管制”

几十年以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管制垄断的方式经营是因为电话系统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1982年，AT&T被迫剥离地方电话网络，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席卷全国的解除管制浪潮；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开始给电信产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AT&T被许可保留长途业务，但地方网络被拆分成若干公司即随后广为人知的小贝尔公司（AT&T的前身是著名的贝尔电话公司，以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命名的）。

为增进竞争，也允许其他公司经营AT&T公司保留的长途电话服务，有MCI（名噪一时的世界通信公司）和斯普林特两家公司成为AT&T公司在该领域市场中的劲敌，同时允?7家小贝尔公司的联合。最终地方电话业务由贝尔南方通讯公司、南桥芯片公司、弗莱森公司和奎斯特公司等4家公司控制。

1996年电信法案允许小贝尔公司进军长话市场，允许AT&T公司涉足地方市场，这使事情复杂起来。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技术变革导致产业大调整，更多的新竞争者进入电信市场。首先，手机用户的迅速上升使辛格勒公司、那克斯特尔通讯公司和Tmobile公司可以与AT&T公司和小贝尔公司一决高下，而且，因特网和宽带需求的出现使电缆公司也参与到这个市场的竞争。

综合管制部分解除使电信市场有新竞争者的进入，解除管制后的10年中电话服务价格水平下降了20%。

电信管制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普遍服务，为达到这个目标，对企业收费和收取高额长途话费，用以补贴低于成本运营的电话服务项目。然而，这样的措施不仅挫伤了地方提供更便捷的宽带接口设施的积极性，而且彻底地消除了新技术带来的竞争压力，这些新技术就包括互联网协议电话（VoIP）。这项服务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为美国宽带注册用户提供，免交美国税收、附加费并不受管制。如果不考虑失控的可能性，互联网电话服务可转入电信产业，类似在过去20年无线和有线通信领域所发生的，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节约数十亿美元。

美国和其他地方电信管制的最根本问题是管理手段非常落后，跟不上通信领域快速的技术变革。目前，电信管制领域的一些主要专家倡导取缔现存的所有管制，让竞争力量和新技术发挥“魔力”。电信管制的批判者认为美国许多市场的互联网宽带的竞争限制（仅有一家电话公司和一家有线电视公司），致使服务价格过高，成为美国经济的刚性成本，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运用。

第11章 美好的、糟糕的与丑陋的（2）

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管制解除功亏一篑的典型

电力产业与电信产业很相似，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可以考虑由若干企业经营代替一家企业（地方垄断），如此一来可以增强竞争。例如，国家电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而发电易于拆分、富有竞争。电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波解除管制运动。在美国，多数的变革都发生在地方和州一级，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许多成功事例发生在东北部各州，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失败的事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蹩脚的解除管制政策组合和时运不济导致了2000年、2001年的电力危机。

多种因素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倒霉的电力风波”。



1997年，加利福尼亚州解除对电力市场的批发环节管制，但零售环节仍然实行固定价格，这一方案背后的依据是为电力公司的“沉没”或“闲置”成本（大多数是昂贵的、废弃的核电企业）筹集充足资金。

固定电价将消费者隔离于市场之外，没有节约用电积极性，1997~2000年，用电需求上升了20%。

同时，该州严厉的环境保护法律极大地抑制了投资发电新设备的积极性。结果，发电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有大的增加。管制部门还鼓励电力公司将其现有的发电设备卖给私人投资者。

为降低成本，国家管制部门对电力公司施加压力，让其到现货市场而不是期货市场购买天然气（天然气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燃料）。在天然气价格较低时这不失为好办法，但当价格上涨时就适得其反了。其他州的电力公司为避免涨价带来的损失，与能源和电力供应商签订了长期合同。

经济的快速发展、酷暑和寒冬等因素叠加一起，2000年1月至2001年1月，天然气价格上涨了400%。

安然和其他能源商的欺骗行为也使这次危机趋于恶化。

解除管制方案和管理失当，加之时世弄人，1999~2000年批发电价翻了10番。由于零售是固定电价（直到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型电力企业被推向破产的边缘并危及该州的用电个人和企业。

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市场在从管制体系向竞争性的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甚至有人声称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令人遗憾的是，为应对危机，加利福尼亚州终止了电力零售环节竞争，自己充当在位供应商的批发购买商，并继续控制零售价格。加利福尼亚解除电力管制实验至此寿终正寝。

2003年8月，纽约州、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和加拿大东部地区电力发生中断，矛头又一次指向解除管制。但许多较彻底解除管制的市场（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没受影响，电力中断最严重的地区是解除管制力度最小的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如果说2003年的电力中断与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缺乏对电容量的投资。

2003年的电力中断暴露了国家电网存在的问题，国家电网的投资涉及联邦管制机构和联邦基金。正因为很重要，州和联邦管制机构应努力制止根深叶茂的电力供应商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的行为。

事实上：政府应给予自由市场的竞争力量和技术变革更大的信任

解除管制最为精彩的案例要数民用航空局前主席阿尔弗雷德·卡恩的杰作，他在自己2004年发行的书中谈道：

解除管制将保护消费者的主要责任移交给竞争市场，而主要的举措是实施反托拉斯法。但航空产业零管理的解除管制经验与电力行业普遍管理的解除管制经验也说明政策重点应该是将竞争从政府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对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指手划脚。尤其是绝不能借反托拉斯法关于掠夺性、不公平的排斥竞争行为的规定，以需要促进产业竞争的名义，对范围经济带来的收益和好处进行干预，削弱了创新（最有竞争活力）的积极性。

在解除管制的产业，政府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投资激励（如航空指挥系统、跑道、宽带容量、铺设铁轨和电力网络）。政府应停止各种方式的削弱投资和创新的干涉。不要忘了，航空产业的彻底解除管制获得了成功，电信产业的局部解除管制造就成了喜乐参半的大杂烩，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解除管制”成了一场大灾难，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我行我素的过多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