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沉思录

——伟大国家的自白与自省

[美] 本·卡森 著

裴筱宁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美利坚沉思录 : 伟大国家的自白与自省 / (美) 卡森著; 裴筱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书名原文: America the Beautiful:rediscovering what made this nation great

ISBN 978–7–5086–4514–8

I. ①美… II. ①卡… ②裴… III.①政治－研究－美国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455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S.A. under the title: America the Beautiful

Copyright © 2012 by Benjamin Carson and Candy Cars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Zonderv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Further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is prohib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面向全球发行销售

美利坚沉思录 : 伟大国家的自白与自省

著者：[美]本·卡森

译者：裴筱宁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序言

美国仍是当今处于世界巅峰的国家。然而，她却不是第一个面临衰落的巅峰国家。可以这么说，古埃及、希腊、罗马、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很享受它们处于世界之巅的时光，有时长达数百年之久。随后，就在它们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些特殊的相似之处：纵情文娱，迷恋权贵，政治腐败，道德沦丧。

无疑，我们发现这种模式正在当今美国社会重复上演。如果我们继续遵循历史上先前几个巅峰国家的道路，那必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问题是，我们可以从前面那些国家的前车之鉴中汲取教训并采取措施纠正吗？或者说，我们只能不可避免地走上相同的自我毁灭之路呢？

是什么让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其他国家的孩子——如此不同，是什么使她能让世界发生巨大的改变？正是因为这个建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人类才能在月球上行走，创造了人工智能，发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在相对较短的历史中，美国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众多因素中的成功要素是要有意识地创造有利于开拓创新和努力奋斗的氛围。人们关心他们的邻居，当一些人变得极其富有时，他们愿意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共同分享他们的收入。社群意识意味着每个人，包括穷人都要对其他人负责。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国家有一个明确的国家目标。

一个在世界上首次被设想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意味着将会涌现大量为每个生命负责的个人、家庭和社会责任，而不是政府责任。这也意味着会有前所未有的自由，这自由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受干扰。在这一历史时刻，美国真正该问自己的是，我们还认同国父们的愿景吗？或者我们自认变得比他们更聪明，因而觉得有必要采用不同的愿景？或许最好赋予政府更多一些的权力和责任，来照顾我们所有人。在这本书中，我们会仔细思考这两个问题。

如果有人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国父们，他们的信仰都体现在他们的言行里，令人钦佩。有人会说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国家，因为美国有过奴隶制。这肯定是美国历史上丑陋的一章，我们还将就此探讨并试图找寻是什么让美国变得如此美丽。

不幸的是，今天许多人都将道德等同于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我相信政治正确是非常危险的力量。很多人从其他国家逃离到这里，那些国家的独裁者和强权政府试图告诉人们他们能想什么，他们可以说什么。思考和言论自由是这个国家建国时最重要的信条之一，我想如果国父们看到现今人们为了坚持政治正确常常违背这些信条，他们会从坟墓里再翻身起来的。如果人们不能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交谈将变得无声、缺乏争辩性。

这本书将探讨美国是否可以推进一个伟大的尝试，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延续她的自由和繁荣，以及是否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借鉴。如果美国可以做到，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像之前所有的巅峰国家一样逐渐衰落，我相信美国最美好的日子仍在前面。

若干世纪以来，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已经尝试的社会实践中，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一样，让我如此想要成为她的公民，愿意称之为“家”了。除了这片充满机会的土地，还有哪里能给予人们这么多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可以发掘自己的优势呢？

我有幸访问过美国50个州中的49个，一直为这里巨大的差异性而震惊——从大都市到农村小城镇，从热带海岛到森林山脉。广袤的农田生产绰绰有余的粮食养活着美国，巨大的工业区生产飞机、火车、汽车、洗衣机和许多其他设备。硅谷和西雅图的创意创新增强了美国的技术实力，伟大的东北角拥有一些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教育机构。此外还有美国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是如何使她能够迅速地成为世界强国的。

美国是否有缺陷？当然有。在过去几个世纪，美国肯定犯了足够数量的错误，而且还不止如此。但是尽管美国失误过，美国的历史却表明，熬过那些最黑暗的时期，美国仍然一再向着“人人自由公平”的方向努力。美国最受尊敬的遗产之一就是为求变而反叛。

我在底特律和波士顿市中心的平民区长大，那时美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快要结束。奴隶制早已被废除，但广泛的种族主义仍然存在。民权运动即将完全改变整个社会风貌，但这种变化常常是缓慢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可以准确地定位出我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注意到美国种族主义的时刻。

当时我和哥哥在波士顿罗克斯伯区富兰克林公园玩，我独自一人走失在桥下，一群年龄较大的白人男生走近我，开始骂我。

“嘿，小家伙！我们不允许你这种人来这里，”其中一人说。他看着其他人又说：“我们把他扔到湖里吧。”我可以保证，他们绝不是只想嘲弄、吓唬我。他们是认真的。我以我当时人生中前所未有的速度转身从那里跑掉了。一个小男孩儿就通过这样一种可怕的经历开始认识了当时盛行美国的种族主义。

长大后，我们不断被提醒，我们是如何不如白人。即使一些自称是民权积极分子的人也会这样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非常清楚地表达自我，以至于你跟他打电话时，你会觉得他是白人。”

那个时候，经济困难迫使我们搬到了波士顿。我们和姨妈、姨父一起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廉价公寓里，无论是老鼠、蟑螂，还是帮派和谋杀在那儿都太常见了。一天，威廉姨夫在厨房给我理发，我们一边理发一边看新闻，我在电视里看到白人警察放开凶猛的狗去咬黑人青年，并用水枪扫倒他们。即使是小孩儿子，也被摧残。

也许比我在电视上目睹的公开种族主义更糟的，是我在自己家里看到的体制性的种族主义。吉恩姨妈和威廉姨夫有两个成年儿子，通常和他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多户住宅里。我哥哥柯蒂斯和我很喜欢我们的表兄们，他们总让我们开怀大笑。但是，他们都不断与警方有冲突，以致招来他们残忍、出于种族动机的殴打，乃至威廉姨父必须保释他们出狱。不幸的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往往是毒贩和帮派成员，其中许多人被打死或早逝。最终我的两个表兄都因交友不慎被杀害。

人们能够正当地问这个问题：警方公开的种族主义行为，几乎是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的社会，还有不断增加的“犯罪组织”，哪种情况更糟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和表兄们的这些朋友待在一起是危险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是和我们开玩笑，吸引我们的眼球，甚至时不时地给我们带糖果。

不只是我们市中心街区种族主义猖獗，我发现学校也是这样。例如八年级填写成绩单的那天，每个学生在各教室间填成绩单，他们的老师要在指定地方打分。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所有的科目都是A，只要再进一个教室就大获全胜了。最后一个是乐队班，这将会轻松地得到A，因为我可是一个优秀的单簧管演奏者。再得一个A，我将十拿九稳地在八年级那年获得最高学科成绩奖了。我满面春风地把成绩单交给曼恩（Mann）先生，但当我看到他为了毁掉我的成绩单和我获得最高学科奖的机会，而给了我一个C时，我的喜悦很快变成了悲伤。我知道如果我得奖，这对威尔逊初中的很多人来说，将会是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经历，因为我是班上唯一的黑人学生。

令曼恩先生大为懊恼、让我十分高兴的是，乐队课没有被算作计分的学科。所以我最终获得了最高学科奖。其他一位教师很不高兴，以至于在颁奖仪式上，她硬是当着全校的面，惩戒了所有的白人学生，因为他们竟让一名黑人学生在学业上超越了他们。该场景被移植到一部关于我生活的电影中——《妙手仁医：本·卡森的故事》，然而现实中，她咆哮叫嚷的时间远比电影展示的更漫长——至少有10分钟，虽然感觉好像更长。

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所有的这些教师和一些学生只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品，但他们使我触发了一种开始我自己个人民权运动的强烈愿望，我想要每个人都意识到，在学校我干得比他们更好，正如他们一样优秀。随着所得学科奖项和成绩的不断累积，我必须战胜优越感，这被证明和击退自卑感是一样困难的任务。尽管如此，在高中时，我已经明白了，人就是人，其外表并不能很好地预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翌日，在底特律市中心我就读的高中爆发了一起重大的暴乱。大多数的黑人学生非常愤怒，他们试图对任何白人进行人身伤害。发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殴打事件，我看到我的许多白人朋友遭到骚扰。学校的学生人数中大约有70％是黑人，所以白人学生没有太多机会赢。当时，我担任协助其他学生做实验的生物学实验室助理的工作。系里甚至将科学教室和温室的钥匙托付给我管理。因此，在暴乱中，我用那把钥匙打开了温室，混战中藏匿了几名白人学生。

我的一生到那时为止，我明白了种族主义在美国影响有多大，但我也开始对未来抱有希望。生活和学习在黑白两种文化之间，我知道有好的白人和黑人，也有不好的白人和黑人。重要的不是你外在的皮肤是什么颜色，而是你的内心和大脑里面的思想。当我能更好地理解人性时，我底气更足地觉得要做与别人不同的事情，并为自己开辟成功的人生。

我想，许多参与建立美国的人也觉得他们是不公正的受害者，但他们也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决心设计一个不同于从前那些政府的、公平竞争的制度。

今天，美国国家面临着一种不同的挑战——这并不需要美国进行一场支持民权的运动。它要求美国按照国父们最初对美国的愿景去接受教育，并采取行动，以确保美国保护和追求这一愿景。许多国家靠着过去才能获得成就感，但美国有着重新定义自我、为确保人人真正自由平等而前进的历史。

一个新世界孕育而生

今天美国要面对的每一点危险和美国过去所面临的那些一样巨大。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已经失去了为子孙后代吃苦奉献的能力。美国面临着国家的预算危机，它有可能致使美国分裂，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然而，很多人只关心他们可能失去的政府利益。我怀着这样的希望，那就是大家能重新唤醒伟大精神，去创造一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富有、最具同情心，最自由的国家。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会简要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这与美国寻找美好未来的前进道路有关。

不管第一批到达北美大陆的人是否是越过现今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大陆桥的游牧部落，不管他们是否是航行于海洋的古代水手——美国一直拥有丰富多样的种族背景。美国以这种方式开始，美国将继续扩大这种方式。美国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有赖于各色人等的奋斗。同样地，许多发生在美洲土地上的暴行美国也难辞其咎。

欧洲人迅速定居解决美洲的动力，来自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的丰富矿藏和其他自然资源。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是哥伦布的一位朋友，人们公认他在哥伦布登陆加勒比海群岛，寻找一条通往香料富有的远东新航线的5年后，于1497年发现了美洲。中国的郑和1421年到达美洲，同样宣称——也有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探险家雷夫·埃里克森早于其他探险家数百年到达美洲。不管是谁“发现了”美洲，哥伦布的探险无疑提高了旧世界中人们对于新世界巨大潜力的认识——这些能开发潜能的国家财富将增值。并且，一旦被旧世界国家知晓，探险家便接踵而来。

西班牙人在这拥有大量殖民地，开采矿产资源，美国本来很可能成为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但是西班牙和英国特别是16世纪后半叶之间的角逐非常激烈，都有可能争夺美国这片领土。西班牙对海洋的统治，受到在欧洲建立了非常强大商船船队的英格兰和荷兰的挑战。对西班牙海洋霸权的致命一击发生在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与英国的一次战斗中惨败，更重要的是，他们浩荡的船队被凶猛的风暴摧毁。因为17世纪初英国称霸海洋，他们便开始行使他们的殖民美洲的权利。英国的第一块永久殖民地詹姆斯敦建立于1607年。

我还记得孩童时学校课本上詹姆斯敦田园诗般的图片，但在现实中的殖民地绝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许多移民都是英国绅士，他们不知道如何在野外环境中生活。他们很快吃完了食物，同时又和阿尔冈琴部落激战，忍受着非常恶劣的冬季条件。早期移民者必须经历怎样的绝望可想而知。绝大多数早期移民死于饥饿和暴力，甚至还有可靠的同类相食的报道。他们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作出了个人牺牲，所有的这一切只为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繁荣的未来。

欧洲人也没有料想到土著人的激烈反抗，他们不想轻易地交出自己的土地。虽然许多电影描绘欧洲人在战争中大大优于美洲印第安人，但他们最有效的武器其实是他们带来的印第安人完全没有免疫力抵抗的疾病。这些疾病通过大规模流行性传染，比任何战斗力量都更为有效地吞噬了所有村庄和部落。美洲印第安人虽被征服了，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国家一起争夺新世界的主导地位。如果没有与波瓦坦部落发展的友谊，詹姆斯敦殖民地不可能幸存下来，是波瓦坦教会他们一些农耕及用于交换珠子的食物的基本知识——除了冲突和战争，亲切、节俭的作风是美国早期历史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移民者在詹姆斯敦得以壮大和发展，特别是从1619年以来，“进口”契约仆役和奴隶，发展美洲烟草，很快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风靡一时。烟草行业的快速增长竟然成为刚建立的殖民地的生财之道，使其能够存活下来。在远程自治的早期尝试中，最长久的当属建立移民议会，其中包括州长和“议员”，由总督任命，还有一些庄园代表。

移民议会成立的时期，在科德角湾海港，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清教徒建立了第二个永久殖民地。这些宗教分裂主义分子对新世界很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是宗教还是一般生活，因世界都违背了他们的自由。在自治尝试中，他们达成了众所周知的“五月花号公约”行为协议，这是北美的第一个正式的宪法。在这份公约中，他们同意为了殖民地的利益公平、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不幸的是，“每个人”不包括妇女（她们不是土地所有者）、奴隶和契约仆役或地区的原住民。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试图建立的这一类型的社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格格不入，因为大多数殖民地是根据统治者的意愿管辖的。这都是一些不成熟的小慢步，在一步步走向更崇高的目标，但至少他们正步入正确的方向。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殖民地化迅速发展，主要因为人们想要寻求宗教自由和赚钱机会。许多欧洲人在专制霸道的政府体制下变得一蹶不振，他们发现了机遇，想要逃避这一切。这些人带着他们想要为自己和后代创造更好生活的坚强毅力断断续续地移民美洲，冲破了披着政府外衣的暴虐监工的压迫。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这些机会充实了他们，也使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优势，但是伴随自由而来的，总不免还有贪婪和不道德的行为。幸运的是，品性受宗教原则约束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些缺乏道德感的人。严格来说，英国仍然掌管所有殖民地，但由于许多殖民地居民我行我素的本性和远隔大洋，英国的控制力有些薄弱。另一个欧洲强国——法国也在争夺新世界的控制权，但他们总是受与易洛魁进行的战争的困扰，比起建立永久定居点，他们似乎对贸易和探索更加感兴趣。

整个17世纪中期和后期，蜂拥而至的移民不仅有英国人，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和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大量贵格会教友涌入的聚居地后来成为宾夕法尼亚州，他们为接下来的废奴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世纪末，殖民地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完善、组织有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弗吉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马里兰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以及1732年加入的格鲁吉亚州。就这样，最初13个殖民地的基础已经就绪。

当殖民地生活在美洲迅速扩张的时候，英格兰小心翼翼地守卫它所控制的美洲主权。皇家至高无上的神话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皇家授权信条，即神给君主统治人民的权利。这项权利受到严格地守护，因此，当英国人阿尔杰农·西德尼上校挑战它时，公开处决很快随之而来。英国王权不仅它有统治殖民地的权利，而且还从他们身上榨取钱财。几十年来，英格兰一直卷入不间断的战争中，大多是与法国和西班牙，耗空了国库，因此，英国国王认为，法国和印第安战争期间用以保护美洲殖民地的大规模支出，一部分应该由其中的受益者——殖民者偿还。

庞大繁重的税收是殖民者在旧世界经历的一段无法摆脱的记忆，正因如此，他们向新世界出发，借以逃脱过去。但今天看来，我们发现这同样也是时代对美国的预言。与过去如出一辙，骚乱开始在人们之间蠢蠢欲动。

失控的税收，日增的愤恨

按照税收法案，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居民征收各类赋税，但他们仍对收集的资金额感到不满意。因此，1765年通过了《印花法案》，实施是向几乎能想到的各类型的法律文件征税，包括结婚证，大学文凭——甚至是报纸和扑克牌等普通物品。毫无疑问，殖民地居民对此很不高兴，即使先前英国公民在英国不仅缴纳了此税，也还有许多其他苛捐杂税。美国人认为，一旦他们默许了额外的英国课税，就永远无法终止不断攀升的税率，因此，他们开始抵制英国产品。殖民地居民大力地，甚至有时野蛮地鼓动同胞只使用在新世界生产的产品，他们开始攻击英国税吏，有时殴打他们，甚至在他们身上涂上沾满羽毛的柏油，予以严惩。后来，他们还对殖民地同胞们使用这些相同的恐吓战术，使其顺从，抵制英国货。最终，1766年英国议会废除了包括《印花法案》在内的许多税收。殖民地居民欢庆税法废除，还特别在纽约竖立起一座乔治国王的雕像。

但是，不久后，税收魔头再次抬起它丑恶的头，1767年，《汤森法案》获得通过。这项著名的法案包括对茶——这种移民地居民越来越喜欢的物品征税。通过一系列弄虚作假的议会程序，《汤森法案》使英国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茶叶销售，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殖民地居民再次决定抵制英国的进口商品，以便引发英国作出愤怒的反应。英国派出4 000名英军来到美洲镇压殖民地的抗议。为了维持在新世界中的生活，英国军队与当地人竞争工作岗位，这使得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773年12月，茶税引起了一部分殖民地居民的极大愤怒，于是他们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停靠在波士顿港的英国船只，把船上所有茶叶全部倒入大海进行销毁。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人非常愤怒，他们封闭了波士顿港，并建立了更严厉的管理结构。紧接着是更繁重的税收和法规，其中许多是具有惩罚性的，被殖民地居民称其为不可容忍的法令。当地人和士兵之间经常发生不流血的冲突。但这种情形在1770年3月5日发生了改变，在愤怒的对峙中，一群英国士兵被当地民众包围，于是他们朝人群中开枪。5位当地居民被打死，最先倒下的人叫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是非洲裔，他也成为美国革命战争中第一个献身的美国人。

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众多的小规模冲突不断，有些爆发的冲突有历史学家翔实的文献作证。其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1775年6月17日的邦克山战役，约2 500名英军士兵袭击了只有约1 400人防御的美军阵地。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英国损失了约40％的部队，而美国人损失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军力。虽然英国最终赢得了那场战斗，这是一个付出了极大代价、得不偿失的胜利，英国人伤亡惨重，他们的严重伤亡造成了毁灭性的心理阴影，影响了独立战争后来的进展。

苛捐重税、过度监管加上管理结构中缺乏代表，这让殖民地居民民怨沸腾，很多人开始不再仅仅讨论抗议方式，他们还想一劳永逸地从英王室中独立出来。尽管他们从事着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劳动成果中很大一部分被政府充公，他们认为这样做很不公平，因为政府既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也不尊重他们的自由。然而，许多殖民者（被称为托利党或反对独立者）仍然忠于英国王室，认为英国公民身份——或至少是英国的殖民地的好处极大，不能为了一个独立国家未卜的未来而放弃。

唤醒“常识”

1776年，华盛顿麾下一群乌合之众般的军队将英军围困，民众赞成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殖民居民需要一位发言人，能挑起抵制大不列颠的公众舆论——但不太可能是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的人物。他只在美国待了一年多，“生活中，他所尝试的任何事情几乎都失败了。他的第一次婚姻因妻子难产终结，第二任妻子付钱给他后离开。两次生意失败，作为一名税务员被解雇。然而潘恩拥有一腔热血，笔下充满了蔑视”，美国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充满全新开始的国家。

潘恩在费城担任一本杂志的编辑，1776年1月出版了一本50页的政治小册子《常识》（Cammon Sense），这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难忘的历程之一：“这是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这本小册子与殖民地想要独立的情绪产生了极好的共鸣，以至于仅前3个月内，就售出超过120 000册，并在第一年共售出50万册。潘恩编辑的《常识》小册子的影响力相当于今天你必须在美国售出6 500万~7 000万份出版物——或约等于每小时在五人中出售一份。

在《常识》思想的带动下，追求独立的热情显著增长，甚至之前的效忠派也情绪高涨。潘恩将《常识》的卖书收入捐赠给乔治·华盛顿的军队，他说，“我想为受压迫的人们服务工作，并协助公正正义事业，我认为，这份荣誉会因我拒绝获取甚至最平常的作家利润而提升。”托马斯·杰斐逊甚至将《常识》的一部分内容收录在同年7月国会通过的《独立宣言》的前言中。《常识》的发表显然引起了美国殖民地追求独立的深深的共鸣。

事实上，他们对自治和希望为自由而斗争，乃至牺牲生命的渴望如此强烈，甚至让当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这些话成为殖民地的口号。最终，1776年，各殖民地（除佐治亚州）均派出代表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并在此过程中开始起草《独立宣言》。

茶叶党——过去和现在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叛乱与今天被称为茶叶党的政治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姑且称殖民地抗议者为老茶党运动，称创建于2009年的政治运动为新茶党运动。

老茶党时期，英国政府和美国效忠派试图建立和维护对殖民地的控制。爱国者们最先开始抵制这些举措，除低端分子和边缘人士外，当权者往往否认有来自任何人的任何真正的抵抗。让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否认期。但随着抗议活动日益增多，否认已站不住脚了，当局决定忽略此运动。他们认为如果不关注抗议者，其他人将不太可能加入抗议者中，这样，运动只会消逝。让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忽略期。对当权的人而言，不幸的是忽略运动并不能减弱其强度，反而给了它时间，使它发展得更强大。殖民者的行为对当权者造成了重大破坏，许多情况下，迫使他们作出超过必要限度的反击。随后实施的许多规定是这种惩罚性反击的一部分。然而，现有当权者越镇压，越坚定了殖民者粉碎抵抗的决心。一些英国军方领导人实际上开始佩服殖民地斗争者的坚韧和勇敢了。

布里德山战役后，一些英国和美国效忠派的热情开始消退，不断爆发的战争是否真的值得为之奋斗，这种疑虑开始在他们的头脑中蔓延。英国在世界许多地方拥有悠久成功的殖民历史，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但美国和美国人与他们统治的任何其他群体不同。也许，他们认为，美国应该豁免予王室的主权原则。也许他们更喜欢像英格兰本土那样，而不是跟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殖民地一样。

某些时候，在统治者夺回政权的斗争中，让一个任性但强大的对象免除处罚要比遭受失败好得多。在豁免阶段，效忠派变得越来越容易抛弃王室，与获得权力和民众的敬仰的爱国者们结盟。许多之前的那些掌权者们——例如献身英国王室的美国效忠派——开始相信并按照他们曾经抨击的行为行事，遵循他们以往的敌人的思想和行动。这是我们应调用符合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转变期，其中，抵抗运动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思想，统治着现在改变了的社会。就美国独立战争来说，老茶党的思想——减少中央政府，增加地方政府，加强个人责任感——为迅速上升到世界巅峰的新社会奠定了基础。

新茶党：“带领”今日美国

如果殖民地大部分人从未感到压抑，没有感到被正是原本要照顾他们需求的政府出卖，老茶党可能永远无法诞生。如果有人将每个阶段的第一个字母组成拼成一个字——否认（denial），忽视（ignore），压制（resistance），豁免（exempt），调整（conforming）和转变（transformation）——就可以得到一个词“带领”（direct），基本上便是这种情况：一群狂热的信徒能够“带领”一个成立不久的新国家，摆脱腐败、欺压、非代议制的政府，建立一个更公平、有限、代议制的政府。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新茶党同样由首字母组成的“带领”。2008年末2009年初发生的一些事情，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极大关注。其中包括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2009年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一些大型的救助金融机构以及关于国家卫生保健体系彻底变革的讨论。有关这些事的零散的小抗议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但政府中的顽固势力和大多数媒体否认其存在的意义。

随后2009年2月19日，来自芝加哥商品交易大厅的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商业新闻编辑里克·圣泰利在全国广播中严厉批评政府计划再为“抵押贷款”融资，由于房价崩溃，这些按揭贷款其值小于所欠余额。楼层里的许多金融衍生品交易员在后台为之鼓掌，节目主持人被搞得手足无措。

“圣泰利勃然大怒的视频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特别是他呼吁成立另一个茶叶党，在此期间，交易员将会搜集他们所有抵押贷款的衍生产品，并将其倒入芝加哥河中，抗议大企业牺牲纳税人利益进行注资。从那之后不久，很多人在电视上开始涉及各地方的‘茶党’抗议活动。”固守的政治机构和大多数媒体无视这些抗议活动的增长速度有多快，正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对待殖民地抗议一样。然而，随着这些抗议活动的数量和强烈程度不断增加，媒体开始取笑抗议者，希望以此阻止其他人的加入。2012年12月通过的新医疗立法违背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这就像火上浇油一般，极大地增加了茶党运动的力量。从新茶党的角度来看，政府不但在令人震惊地大量透支，现在它还制定了一个巨大的、非常昂贵的联邦计划，实施剥夺自由的法规。

随着抗议升级，它已变得不容忽视，因此压制期随之而来。来自多数媒体、奥巴马政府的几位成员以及民主党派的攻击非常残酷与卑鄙。正如殖民地茶党一样，压制反而加剧了抗议运动，且许多政要名人和其他个人也纷纷加入这场运动。在2010年总统初选中期，茶党成员已经强大到可以左右预选的结果。与民主党价值观相比，共和党的价值观与其更为接近，因此他们专注于共和党的初选。他们在几个州已赢得了胜利，并把根深蒂固的传统共和党候选人替换成了茶党候选人。

事实越来越清晰，茶党不仅仅是共和党的羽翼之一，更是扭转局面的重要力量。茶党成员意识到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均为了使特殊人群获利，而过度开支以及不断发起“猪肉桶计划”[1]：伤害了普通市民的私人利益。茶党成员对于总统与民主党国会领导人毫不关心民众感情，强行让美国人民通过医疗法案的行为尤为愤怒。正如殖民地茶党一样，否认、忽视、压制均无法力挽狂澜，因此是时候让他们放弃镇压反叛的挣扎了。

评论员不再嘲笑茶党，且开始认可其为合法政治力量。他们开始反思，也许这次的运动与之前几十年间发生的其他极端运动并不相同。奥巴马政府官员不再称他们为“茶叶搬运工”，并开始尊重他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调整期刚刚开始，我想在2012年总统大选前后不久看到转变期，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美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几十年来，美国基本上是两党制：民主党与共和党。每个党派在中央政府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均有所贡献，并不断逐鹿统治政坛。日益增长的为大众利益着想的计划是无法被阻止的，且随着新闻媒体的扩张，获选官员也非常容易因为媒体传播而声名狼藉或获得权力。许多获选官员痴迷于这种权力，他们希望延长在位时间，甚至是希望终身在位，但却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到华盛顿代表选民发出心声。政府的权力与日俱增，不断加剧的侵犯人民生活的手段过于狡猾而几乎不被人们发现。这一过程就像青蛙自愿趴在平底锅中，锅底的温度逐渐升高，直至青蛙死在沸水中。如果水一开始就是沸腾的，青蛙就会立刻跳出平底锅。

2009年初，美国各地民众纷纷发表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将过度开支用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为一些华尔街实业和大型企业如通用汽车提供紧急救助的计划。美国已经深陷债务泥沼，而且完全不清楚这些钱什么时候可以偿还。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断增长的债务、过度开支以及获选领导人忽视民意，这些都与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一系列情况相差无几。

美国还能为获得积极改变再次反叛吗？

几个世纪以前，美国开始了其蓬勃发展是因为人民不愿意像绵羊一样被一群精英“领导人”随意摆布。他们被欲望驱使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建立一个由他们成立并且为他们而成立的国家。想要主宰自己命运的决心以及对自由的礼赞，催生了美国这一伟大的国家。

然而，今天美国政府的角色以及人民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因此，在这本书里，我们将探讨那些独立自主的种子是否可行或者它们是否已经被动性地被接受现状所代替。自由是难以捉摸的，是不断变化的且日渐与自满背离的。美国足够珍视自由而去追求自由吗？还是说，美国已毫无意识地迷失了自我呢？我们虽然不理解立国之本，但却已经受益颇多了呢？

作为美国人，我们会在历史的下一页写下什么？美国是否会成为领导人的羔羊，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最佳选择过活？或者“美国人民”是否能再次团结起来，把自己培养成国家前进的最佳推手，与美国的领导人沟通他们的集体愿望，并向世人证明美国确实是一个会为了获得积极改变而反叛的国家。

[1]　“猪肉桶”是美国政界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南北战争前，南方种植园主家里都有几个大木桶，把日后要分给奴隶的一块块猪肉腌在里面。“猪肉桶”喻指人人都有一块。后来，政界把议员在国会制定拨款法时将钱拨给自己的州（选区）或自己特别热心的某个具体项目的做法，叫作“猪肉桶”。“猪肉桶计划”指议员向联邦政府为其所在选区争取用于造桥修路、筑水坝等事务的建设经费。——译者注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和哥哥柯蒂斯同住在一间狭小的卧室，我们经常为是谁弄乱房间而争论不休。我们常常随地乱扔衣物也不叠被子。我俩划分房间的界限并不固定，主要取决于谁乱放的东西占地儿更多，以及谁要在家里招待朋友。

父亲再也不在家帮我们评判是非了。在母亲发现他一直以来在镇子另一头还有一个老婆以后，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虽然也不常在家，但她的原因却与父亲极不相同。她外出几乎都是为了工作，尽最大的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从来没有人在家帮我们调解纷争或者逼着我们整理房间。

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母亲如何能够制定有效的规则呢？尽管我们在家制造了许多麻烦，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件，因为即使在没有任何权威人士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也有指导自己的行为准则。母亲非常聪明，她知道如果她把规则强加给我们，我们很难遵守。因此，她让我们参与规则制定。在决定谁来洗盘子、谁扫地板、谁热菜还有谁倒垃圾等，我们都有话语权。我们也就谁没有履行职责，谁的工作完成得漂亮，制定了相应的奖惩规定。我们详细规定并接受了这一套管理系统，因此，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发生了。我经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和柯蒂斯在有时整周都见不着母亲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遵从她。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这些规则不仅仅是她的规则，它们还是我们自己的规则，作为规则制定方，这让我们更容易遵守规则。

因此，我和柯蒂斯必须自己解决房间的问题，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为了让事情行之有效，我们就同意每人负责清理房间一周。房间比以往都更加干净了，因为有人负起责任，它就能一直保持干净。

我们是家庭的一分子，母亲也是如此对待我们的。她没有溺爱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每一步该怎么做，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做决定一样。她希望我们也能为家庭的幸福做贡献，为将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打基础。

参与出谋划策带来更好的合作

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在试图制定可以引领我们走向和平与繁荣以及国家之间公平竞争的规则。很不幸，尽管经过全世界长期以来无数次各种各样的尝试，这些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几个世纪中汲取经验并增长智慧，为什么我们在这些领域取得进步还是如此困难呢？如果参与出谋划策可以让大家更加遵守规则，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法则不能应用于更大一点的社会呢？

事实是，在美国早期历史中有许多可行的，甚至说非常行之有效的自治例子。这种自治在贵格会、阿米什派和门诺会教派中得以有效、和平与公平的运行。也许这里用过去时并不妥当，因为至今阿米什派和门诺会教派依然繁荣昌盛。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看到许多来自这些教派的病人，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友好也非常配合，所以我们总能愉快地接受他们入院治疗。他们付费而且你永远不必担心他们会起诉你。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医疗行业会成为更令人愉悦的行业，而且费用也会更低得多。这些教会里根本没有无家可归的人，而且犯罪率极低。在他们心中有一种要帮助邻居的强大责任心，而且在个人层面上，努力工作也是备受褒奖的。这些教会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企业而且他们还积累了殷实的财富，这让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因为这些企业在自由环境中扩张，它们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许多国家，诸如古以色列以及中世纪英国，均令人钦佩地尝试建立公平与和平的社会。他们的原则是让人民尽可能的管理他们自己。例如古代以色列政府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联邦设立而成的。《利未记》为庆贺大赦年写道“大地纵横宣扬自由之声，泽及每一位居民”。他们的基本信仰是所有人都应享有自由，而我们的国父们也将一样的诗篇刻在了自由钟之上，以此来响应这种信仰。古代以色列人被分为一些小的家庭集团，而每个家庭都能通过代表在这个集团里拥有话语权和表决权。每一个集团的代表向更高一个级别的集团汇报，如此递进直至汇报给最高级别管理集团。强大的地方政府会把问题解决在问题出现的级别，由此将上报给最高管理层的问题数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遇到困难的大事，他们上报给摩西”，摘自《出埃及记》，“但是所有小事由他们自己裁决”）他们主要关注给受害者的补偿而非犯罪者的惩罚或罚款，所以人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法律和新的领导人选举制度（或反对制度）。被告往往假定无罪直至有证据揭露他们罪证确凿，毋庸置疑。在极其罕见的案例中，裁决是支持被告的，因为他们抱着这样的心态：如果他事实上真的已经犯罪，那么上帝会在他的来世惩罚他。

这些数据是根据《民数记》（旧约圣经第四卷）第一章记录的人口普查数字估算的近似值。

盎格鲁–撒克逊[2]普通法中如以色列的政府机构设置，人民是自由人联邦。每位成年人均有发言权和投票权，每十户家庭组成一个集团，每个集团选出一位领袖。像以色列人一样，这些领导者又从他们的集团中选出更高级别的代表，并且总是在问题出现的级别层面解决问题。正是这种体系促使了国父们萌发了既促进合作又广泛参与的思想。

民主从来不是观赏活动

美国国父们都曾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学生。历史学家伯恩斯曾描写他们是“衣食丰足、知书达理、博览群书、婚姻美满”的人们。[3]他们是新生贵族的代表，在祖国却并非生来就是，而是通过开拓思想以及施展才能而实现的。

显而易见，这些人担心出现一个庞大而强势的政府，因为他们曾经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所以当他们尝试为这个国家组建合适的统治机构时，这些美国人费尽心思斟酌了4个多星期才决定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他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宪法六种形式，从君主专制到民主政体进行了激烈的哲学和政治讨论。形势太严峻了，他们不能把新政府的组建留给任何一个人，最终他们汲取了最优秀的其他文化思想并且融合大量上帝信仰，通过许多努力而建成。

人民能真正掌握政府权力吗？这样的尝试能否真的管用？很明显，一个民主国家在立法和决策过程中，需要全体人民的充分参与，但大多数人都忙于日常工作和琐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参加听证会，充分研究进行表决的问题。古希腊人有好几次试图利用民主群众参与城邦治理，但每次都导致暴政。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民主变得越来越低效和粗暴。

虽然也有其他社会尝试过高尚的民主目标，但是权力通常转移到某个中央集权机构，最终导致自治梦想破灭。即使古代以色列人创建了完善的民主制度，人民也心怀不满并要求王权统治。毫无疑问，人民拥有了中央权威人物，许多口角争端就可迅速迎刃而解，事情也就容易解决。美国的国父们对这种倾向心知肚明，于是努力建立一种抵制君主制的制度。是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乐善好施的国王和王后，但国父们面对的是一位对广大民众漠不关心的君主。

这种利用人民赋予它的力量进行有力但高效的治理，是政府发展过程的一种巧妙的做法。这些人亲眼目睹了君主专政以及效率低下、处事不公的庞大政府，他们意识到如果人人都在权衡自己的每项决定，民主很快就会停滞不前。因此，他们断定只有共和国政府办事效率才会更高，民选代表才会做出正确决定。此外，共和制的发展没有任何限制。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阐述说，“共和国，我指的是有代表方案的政府，可以开辟与众不同的前景并承诺给予我们寻求的灵丹妙药。”他进一步给共和国下定义，“一个政府，它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并由某些自愿任职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对于这样一个政府来说，必要条件是：它是来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社会上某个幸运阶级；否则少数暴虐的贵族通过他们所代表的权力进行压迫，有可能想要钻入共和者的行列，并且为他们的政府要求共和国的光荣称号。”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新政府要生存并且繁荣几百年，它就需要防止滥用权力。

制约和平衡

在美国宪法起草的制宪会议上，国父们决定在联邦政府内部划分权力，确保政府不受某人或某集团控制，于是三个部门或三支机构形成：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涉及法律的职责。

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的立法部门，其工作是制定必要的法律——他们从未想过只是闲坐无聊时随意制定法律，特别是那些使特殊利益集团受惠的法律。

行政部门包括总统、副总统、司法部长以及各内阁部长管辖的政府部门，均执行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所有内阁官员的任命必须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没有专制任命的条款——我们今天的政策实施监督范围已从美国汽车工业复苏到释放经济刺激信号——没有官方监督。最后，司法部门解释法律。然而，最近几十年，我们目睹司法部门产生了较多的激进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围绕最高法院每个提名会有那么多争吵的原因。每个政治派别都希望任命自己的人，希望法官的积极措施将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再次，这并不是国父们的初衷，它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考虑限制最高法院法官任期的很好理由。

三个部门中任何一个部门都能影响其他两个部门的活动，形成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这是国父们创建的巧妙体系，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出现他们曾逃避的各种暴虐的政府制度。只要保持政府三个部门一定程度的平衡，就不可能在某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倾斜太远，以致破坏我们的民主。詹姆斯·麦迪逊指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基本权利和制约

行政权（总统）

● 批准或者否决联邦法案。

● 执行联邦法律。

● 任命法官和其他高级官员。

● 与外国缔结条约。

● 赦免联邦罪犯和授予缓刑。

● 充当武装部队总司令。

行政权制约

● 国会可以通过2/3多数票推翻否决。

● 参议院可以拒绝确认任命或者批准条约。

● 国会可以弹劾总统和解除总统职务。

● 国会可以宣布战争。

● 最高法院可以宣布行政行为违反宪法。

立法权（国会）

● 通过联邦法律。

● 建立联邦下级法院和确定联邦法官人数。

● 可以通过2/3多数票推翻总统否决。

立法权制约

● 总统可以对联邦法案行使否决权。

● 最高法院可以裁决不符合宪法的法律。

● 国会两院必须投票通过法律，制约立法权。

司法权（最高法院）

● 通过联邦案件解释和实施法律。

● 可以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和行政行为违反宪法。

司法权制约

● 国会可以提议修改宪法推翻司法裁决。

（要求两院2/3多数票以及各州3/4多数票通过。）

● 国会可以弹劾联邦法官和解除联邦法官职务。

● 总统任命法官（必须经参议院确认）。

为何设立三个部门？设立三个政府部门的想法起源于法国权威教授、作家、哲学家——孟德斯鸠男爵的著作——该书仅次于《圣经》被殖民者经常引用。他的《论法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形成，在美国受到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在该书中，孟德斯鸠承认人心的狡诈和邪恶，他倡导建立一种制度，试图通过三分权力制约和调和人类糟糕的过激行为，其中指出，“上帝是我们的法官，上帝是我们的立法者，上帝是我们的统治者。”

国父们创立的制约和平衡制度的真正精髓是行政部门——最有可能过于强大而变得像“国王”一样——由其他两个不想被削弱的政府部门制约。为了使这个制度能真正代表人民，代表们由社区不可分割的成员选出。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成员中有农民、教师、护士、医生、律师、商人和药剂师等——你能想象到的画面。他们代表社会各阶层，因此能公平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只要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代议政府的运作就非常良好，代表们服务较短时间后返回社区效果甚至更好，可以为社区的其他人留下选位成为下一个代表。

制约失衡

但是有两件事情可能会严重干扰这种三权分立制度的效力。一种情况是当民选代表站稳脚跟，并坚持要重返众议院时，他或她与所代表的社区联系逐渐变少。虽然国父们考虑到诸多事情，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人性当中追逐权势的一面，一旦他们拥有权势，要他们放弃自己在众议院的席位可能变得非常困难。另一个不利情况是有职业的代表或被过度代表的个人集团，如果政府中有太多的医生服务或代表，将有可能产生与健康相关的过多立法；同样，如果有太多的农民，将有可能产生过多的农业立法。

或许你读到这里会问，为什么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会在其培训、教育和生活中绝对细致严谨，在关注生物医学的困境和应对措施的同时与人分享他对政府的看法。当你得知有五名医生签署了《独立宣言》，而且其中多人参与了美国宪法的制定时，你可能会感到惊讶。我相信让受过训练，能根据事实和经验数据进行决策的医生、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人参与政治活动，去帮助指引国家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医生不止一次参与社区活动并进行一般管理。但最近几年，我们往往在手术室、诊所、实验室和职业团体上倾注所有时间，而把治理权让与他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个别患者的健康，对整个社会的健康也应关注。由于我们的社会中那些卫生保健专业人士是最训练有素的人（一名典型医生平均要花费五年多时间接受研究生培训），我们应该愿意和社会分享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好处，而在当今社会这两样我们都不缺少。

按照实际情况来说，我们的政府有太多的律师——许多人是非常聪明和体面的——然而他们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像个律师，因此，我们有非常多的监管立法。此外，许多律师在法学院学习什么？他们学会了不择手段，只要获胜，不管怎样斗争都行。想象一下，满屋子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律师，每人都想压倒一切准备获胜，这样就不难理解，当今令人讨厌的具有国会特征的党派政治从何而来。

非计划中的政府第四部门

建立三权分立，制约均衡的政府部门是一个富有灵感和创造性的想法，但我不相信国父们希望政府的第四个部门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在国父们最初设想的方案中，这些集团不会拥有如今的强权，在该方案中兢兢业业的市民在国会服务几年，然后返回到原来的各行各业。但是许多国会议员希望长期任职，他们需要不断地参加竞选活动并寻求资金，其中大部分资金是从特殊利益集团获得的。不用说，这些集团不会白花这笔钱，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势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工会和其他花费大量金钱的集团就会对立法过程施加巨大影响，这从根本上推翻了解决问题的顺理成章的方法，促成了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威胁到我们政府制度的完整性。我猜想如果国父们突然复活，看到目前的情况，他们将火速召开制宪会议，以找到一个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解决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一种可能方案是延长代表任期，从两年到六年、八年甚至是十年——没有竞选连任的可能性。如果当选代表工作极其糟糕，每隔一年，民众便有权行使罢免权将其免职。国会议员根据选民意愿执政，很少或根本不会注意特殊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想象我们的政府工作有多么高效、多么顺理成章。

几年前，我和我的一个朋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外科主任亨利·布莱姆（Henry Brem）博士，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重点谈到侵权法改革。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呼吁媒体将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参议员身上，他们被诉讼律师协会增补为成员，总是在参议院决定之前阻碍任何侵权改革法案。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媒体可能所起的作用之大，不光是曝光特殊利益集团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揭露了那些正受他们影响的领导人。揭露这种丑行可能会使我们的民选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化为泡影。

国父们当然担心政府变得庞大而且强势。托马斯·杰斐逊在国外发现这种不平衡时，他在信中写道：“经验表明人是唯一吞噬自己的动物；对于欧洲各国的政府、对于富人掠夺穷人的一般现象，我不能找到更客气的字眼了。”

当美国的民主实验似乎准备重返大政府统治时，前总统乔治·华盛顿写信给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对一直苦苦思索，转而改头换面，重新加以改造而且已陷入冷漠的漩涡的理想表示震惊。

几年来令人震惊的变化是能够产生的！有人告诉我，即使是值得尊敬的人物谈到君主专制政府时也无恐惧。从思维先于言语再到行动往往只是一步。但是，这是不能挽回和令人震惊的！主张专制却发现我们不能支配自己，那种制度是建立在不切实际和荒谬的平等自由上，这种发现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胜利！我们是否要向上帝寻求及时英明的措施，以避免我们有太多不得不担心的后果。

国父们意识到庞大的政府将通过税收向民众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反过来人民会对这样的政府期待更多，因为他们付出了大笔的钱。政府最终可能变得非常臃肿，它的贪婪的税收胃口，加上人民诸多的期望，造就了一个机构臃肿、无法正常运转的体系。许多国父们逃出的国家可能正是具备这样的特征，这就是他们深忧美国将陷入同样问题的原因。

当然，由于民众抗议、示威，甚至暴乱，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困境最近广受关注，其原因是尽管存在高税率，但缺乏资金使政府一直没能履行其对民众承诺的社会责任。当我们放弃有限政府的建国基本原则和保护个人权利时，我们不能再要求有更多及时的例子来提醒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的自由：随时代改变的制度

国父们也知道需要设计一种体系，如果政府变得太臃肿，这种体系可以使人民灵活地对政府加以改变。其中的重要条款，诸如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等可以保护美国的自由。世界各地有许多社会，人们对政府进行批评可能会导致监禁或死刑，然而，在美国，这样的批评却司空见惯。事实上，新闻自由是美国社会的一种真正美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从来就没有人质疑其诚信，虽然毫无疑问他有左翼的政治倾向，但从他处理新闻采取的平衡态度，你很难判断出这一点。

我不想对今天的新闻媒体过于挑剔，因为我知道他们夜以继日地报道新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一个人整天谈论新闻——一个人不得不整天谈论新闻时——往往会发表个性化的评论，有时还借题发挥渲染。尽管如此，人民应该期望新闻媒体的公正和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报道。当记者或评论员说出一个赤裸裸的谎言而不被制止，甚至不须通过网络公开道歉，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依然是新闻媒体的狂热粉丝，但是，我当然希望他们可以自己采取纠正行动，以保护这样一个崇高的职业。

纳入美国宪法的自由实际上赋予我们权力，可以极大地改变我们与社会相左的事情。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种族隔离和歧视在美国猖獗。民众对每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的明显的不公正现象越来越不满，进行了许多非暴力抗议，媒体在重点报道联邦和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缺陷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由于这些社会运动和许多人的勇气，整个祸害国家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抗议和媒体也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只要美国有勇敢的民众、有胆识和毫无偏见的媒体，美国就有可能纠正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这正是美国的伟大之处。不幸的是，政治上的正确性却威胁媒体的完整性，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以继续伟大的美国民主实验。

民治还是民享的政府？

美国宪法制定者提出建立的政府旨在为人民服务。这意味着需要为人民提供保护及完善的基础设施、谋生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制定者不想要那种试图控制其人民生活的政府。他们意识到后者类型的政府将从“积极进取”的社会转变成“压榨人民”的社会。

美国从一个卑微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巅峰国家，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这是因为许多人愿意辛苦劳作，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他们许多人从没有劳动报酬的国家移民到这里，发现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并且可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为此他们感到十分兴奋。

那些在短时间内推动我们国家到达巅峰状态的人同样知道牺牲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政府领导有时似乎并不明白牺牲的概念。对于平民的牺牲，他们毫无异议，但美国的联邦政府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勒紧自己的腰带，而是宁可简单地提高税收来解决自己的入不敷出。如果国会的代表与其选民步调一致，就不会是这种情况了。目前的政府就像是某人住进了一家酒店，发现有人付清了他的所有账单，竟然心安理得地纵情享受。

早在1791年，托马斯·潘恩就注意到欧洲各国政府类似的情况，在他的《人的权利》一书中，他注意到以下几点：

如果从更邪恶的旧世界，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处于高级改良阶段的领导者，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政府贪婪的手助推自己渗入产业的每个角落和缝隙，攫取民众的财物，并且不断制造新的借口以增加财政收入和税收。它着眼于依靠猎取的繁荣，没有人可以逃脱纳税。

美国的几位国父对这种类型的税收有着非常强烈的意见，托马斯·杰斐逊在信中写道，“因为认为一个人和他的先辈的事业得到太多财富，就夺走他的财产分给其他人，而那些人或他们的先辈没有同样的产业或技术，这是在肆意违反合众国的第一条原则，即保证每个人可以自由经营自己的产业，并拥有从该产业获得的果实。”

税收并不是政府与人民生活和意愿步调不一致的唯一表现方式。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加强国家南部边境安全保卫和强制执行移民法，但最近几个行政机构却一直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大量拉丁裔美国人的选票，而且这里又是国家政府领导与许多人的意愿存在分歧、人民被忽略的地区。

当一个政府从追随人民的意愿转变成使人民追随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特权行动时，它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代议政府，而是蜕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只需回顾最基本的一份统治文件《独立宣言》，听听开国元勋们的建国最初意图，托马斯·杰斐逊写道，“人们组建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需征得被管辖者的同意。”美国独一无二的治理程序在宪法中已被清晰简洁地确定下来了，几百年来，它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由于其对权力移交有着明确指示，不同党派的政权交接一直顺利过渡，这一点与其他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

但是政治和经济的长期稳定能够在人民心中滋生自我满足情绪，杰斐逊告诫我们，政府应该是“民治的”。他在《弗吉尼亚州笔记》中写道，“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掌控，它就一定会放纵衰退。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唯一可靠的保护人。”为了充当这样“可靠的保护人”，人民必须随时了解信息，与统治者的行动保持一致，大胆表达意见，并根据事实投票——以免政府误导我们走上歧路。

[2]　本意是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两个民族结合的民族，是一个集合用语，通常用来形容5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

[3]　科林·里斯·洛菲尔，《英国宪法和法律史》，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2,第3~50页。

1999年4月，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发生的恐怖谋杀案震惊了全世界。我们一些非常亲密的朋友深受这场悲剧的触动，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希望帮助人们从此次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对不平凡的夫妇赢得了在枪击案中痛失子女家庭的信任，也获得了学校官方和法律代表的支持，他们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致力于学校的品格培养，使在哥伦拜恩高中发生的此类悲剧不再重演。

此活动计划为学生选出十三种最可取的积极性格特质（纪念十三位受害人且与美国革命的十三个殖民地相匹配），每类特质都有一位相关的历史人物作为代表，如“诚实和林肯”。每年在学生中选出的这些性格特质的典型都能得到奖励。因为我与这些朋友关系亲密，并且我在学校和教育机构作了许多公开演讲，有幸受邀在哥伦拜恩针对新方案的推出做主题发言。我曾在这个国家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为各个类型的团体发表过演说，但在这样一个震惊全球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地，发表的讲话有一些特别之处。我曾见过一些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感觉仿佛我早就认识他们一样，因为每位受害者都有非常多的公开报道。有一位在灾难中侥幸逃过一劫的男士特别善于表达，他年轻的妹妹在此次事件中遇难，而他是这个团体里一位非常优秀的发言人。他是一个拥有虔诚信仰的人，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第一次踏入校园时，我注意到学校的走廊出人意料地单调：不同于一般的高中院校，这里没有贴纸、涂鸦，也没有其他任何类似标志。事实上，这里曾是一个暴力活动的发生地。一些官员告诉我，所有的涂鸦都被清除了，以免有人会对加入这样一个不健全的集体产生恐惧或受到负面影响。

一位官员告诉我，虽然他们知道我是个有信仰的人，但这里不适合谈论上帝或耶稣。尽管我没有过多地表现出来，但我还是惊呆了，估计只有在哥伦拜恩高中才会让我听到这样的告诫。这些官员其实并不是坏人，事实上恰恰相反。但他们都非常害怕因为发生的事情引发争议或受到指责。也可以说，有些管理人员并不同意这项政策，但他们更想要保持和谐。演讲之前我一般不会紧张，但由于这里的听众十分敏感，而且我收到了许多关于不得谈论相关内容的警告，我有点紧张了。

这一活动是由我们的朋友、学校官员和学生们组织的，在走上体育馆讲台，站在全校师生、家长、官员和媒体前的那一刻，我已经深受鼓舞。针对幸免于难的群体，我谈论了艰辛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种优势的话题，也说了一些从伤痛中恢复以及失败乃成功之母相关的话题，但结尾时，我还是谈论了上帝，以及建立我们这个伟大民族过程中形成的非常神圣的原则。演讲结束时，观众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纷纷起立为我鼓掌，我知道，我没有隐藏我的信仰或否认引导我们整个民族和谐生存的原则，这样选择是对的。我难道不知道我违反了活动的既定协议？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活动的整个目的在于促进人格特质的形成，如果我否认了我的信仰，我自身的表现就将缺乏特质——从而取悦了少数，而使大多数失望。

公共机构宁愿选择排除上帝的原因之一在于避免得罪他人或引发争议。他们不希望因提及耶稣基督的名字而冒犯犹太人，也不希望因为提及《摩西五经》而触犯穆斯林，或是因为提及麦加朝圣而冒犯了基督徒。

亚伯拉罕的故事广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所知；他被称作三大宗教的“教父”。然而，尽管存在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因为人性和优越感作祟，宗教还是引发了战争和混乱。从历史上看，有数百万计的人因宗教的名义被处死。包括与十字军东征、穆斯林征战、法国宗教战争、收复失地运动等相关的残酷行径，以及最近的圣战，说明了宗教在信徒心中的强大信念。但我们能不能对这种宗教的狂热进行一种积极而非消极的引导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一点也不认为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徒等之类的对我有所冒犯。事实上，我很乐意相信，他们的信仰更可能让他们成长为正直的人，只要他们确保他们心中的信仰不会被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所扭曲。

那些在我们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应当熟悉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并且他们应当强调那些将人们团结起来的信念共性。尽管我们存在宗教差异，但那些居于公共政策前沿的共同目标将有助于人们携手共进，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

引发我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国家？”的另一事件就是受邀在华盛顿特区为1997年总统祈祷早餐会发表主题演讲。这于我而言当然是无上荣誉，因为听众不仅有总统、副总统和他们的家属，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世界各地的大使和政要。通过频繁的电话和邮件联系，我对特勤处熟悉起来，所有发言稿都是预先拟好的，因为他们很难相信我是一个不用演讲稿的即兴演说家。我对演讲表现得非常兴奋，直到有人告诉我不能提及耶稣基督。对祈祷早餐会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

在早餐会前的接待处，我第一次见到了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夫人，还见到了戈尔一家，我的家人有幸能与总统和副总统握手，还见到了许多经常在国家晚间新闻中出现的人物。

轮到我发言时，我简要讲述了我从市内贫民区走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殿堂的经历。我讲到了教育如何培养人的潜力，还谈及诚信，特别是公共场合的诚信。巧合的是，我发布此次演讲后不久，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就东窗事发。总统肯定一直在纳闷，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很显然，我也不知道，但即便是我知道，我仍然会发表相同的言论。克林顿总统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有一些致命的弱点，令自己陷入困境。他不是第一个惹上此类麻烦的人，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如果他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公众原谅，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但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学过美国历史的学生可能会记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担任公职期间有过外遇，但他选择迅速公开承认，并获得了原谅，这个话题被搁置起来，这也令准备以此要挟汉密尔顿先生的女当事人和她的丈夫备感错愕。

我以我在生活中的成功哲学结束演讲，内容包含了对上帝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念。观众的响应非常热烈，都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之久，打乱了活动原定的严格时间安排。总统拿过话筒，用典型的克林顿式风格问道，“是谁把这个家伙排在我前面发言的？”引发了观众席中一片喧闹的笑声。随后，我收到了铺天盖地恭维我的邮件，许多人告诉我说这是他们经历过的最特别的总统祈祷早餐会。总共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早餐会，数以百万计的人收听了演讲，而我只收到了一封负面反馈，说我不该提及耶稣之名。这告诉我，人们对宗教差异的容忍程度，其实远远大于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人们也并非一味追求“政治正确性”。

国父，满怀信念

但我们的国父们相信什么呢？他们是相信上帝的基督教信徒，还是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只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是钟表匠让整个宇宙自主运转。自然神论者并不认为上帝介入了宇宙的发展。依据这个标准，乔治·华盛顿绝不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在《乔治·华盛顿的圣火》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是华盛顿在1789年5月给美国长老教会大会的一封信中写下的：

我一再向同事们强调将天堂作为所有公共和私人祝福之源的同时，我将坚持在人类日常事务中广泛宣扬虔诚、慈善、诚实、工业和经济的信条，这尤其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幸福指数。

虽然美国所有的人都有权依据各自的意愿拥有信仰的自由；反过来期待从中获得回报也是合理的，他们通过纯净的生活和善行的举动努力证明各自的信仰神圣不可侵犯；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或是忠于自己宗教社会的信徒不会在道德上肆意妄为，或是成为公民社会中的败类。

毫无疑问，美国的国父绝对是一个信奉《圣经》上帝的信徒，他不仅充满智慧，还具备善心、关爱、奉献和信念。他的信念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在1755年7月9日，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期间，有一段特别有趣的记录。在乔治·华盛顿和爱德华·布拉多克将军带领的英国军队一起前往迪凯纳要塞的途中，遭到了法国军队的伏击。由于英国军队只擅长于在开放区域作战，他们只能任人宰割。按照布拉多克将军向军队下达的指令，华盛顿骑在马背上，从战区突围。而除了华盛顿之外，所有其他骑在马背上的士兵都被击落。连布拉多克将军也战死沙场，部队也在这个时候趁乱逃离。1755年7月18日，华盛顿在给他哥哥约翰·A·华盛顿写的信中提道：“在全能上帝的庇佑下，我得到了超出常人预料的庇护；有四颗子弹穿过我的外套，两匹战马被击倒，而我还有幸逃过一劫，简直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十五年之后，华盛顿和他一个发小克雷克博士再次从俄亥俄河和卡诺瓦河附近的那片树林穿过。他们遇到了一位年长的印第安酋长，酋长借助一名翻译告诉华盛顿：

我是我们部落的酋长和统治者。我的影响力已经延伸到许多遥远而宽广的湖泊和青山。我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见证了年轻勇士们之间的伟大战役。当白人的血液流入我们的森林，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首领（华盛顿）。我告诉年轻的族人，注意到那位高大勇敢的战士了吗？他不是一般的红衣部落，他同时兼具印第安人的智慧和我们所拥有的勇气。快点明确你们的目标，消灭他。但一切都是徒劳，我们的步枪被一一收缴，你永远不会知道失去步枪的感受，你们的力量远远强过我们。我们似乎能看到你受到一股伟大力量的保护，于是立即停止开火。我老了，不久的将来就会到天堂接受我父辈的训导，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些心里话要说：听着！这个男人受到一股伟大力量的庇护（指向华盛顿），他将成为美国的领袖，我们的后人都将视他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国父。我对这个受天堂庇佑的人表示敬意，他永远不会在战争中消亡。

一位参加过战役的著名印第安战士说道，“华盛顿似乎生来就不会被子弹击中！我曾用我的步枪朝他射击了17枪，到最后也未能将他打倒在地！”

为什么这段历史会从学校的课本中删除，直到1934年才又纳入教材？因为这个故事似乎在证明对上帝的信仰将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产生影响。正如乔治·华盛顿本人所说，“全国人民有义务承认神的旨意，服从他的意志，感激他的天恩，并虔诚地恳求他的保护和青睐。”

消除偏见，追求自由

许多殖民者离开欧洲，希望能够远离偏见，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追求他们所崇拜的自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与这些出于其他原因来到新大陆的人相比，乔治·华盛顿的心态要更加豁达。他的一个好朋友海姆·所罗门在游遍欧洲之后，于1772年从波兰移民。那时犹太人被视作狠毒的放高利贷者和金钱掠夺者，乔治·华盛顿对海姆坚定的人格表示赞许。

当时，国会不具备征收直接税的权利，而且致力于筹集资金以为战争提供支持。国会向各州请求金钱支持，但这类请求大多被拒绝。军队的状态岌岌可危，经常是过一天算一天。我们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借入资金。

海姆·所罗门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货币经纪商，并用他的财力支持革命。所罗门自愿将其600 000英镑的资产拿出来支持美国革命，这相当于如今的几百万美元，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英国国会使用隐蔽的金融把戏对殖民者进行打击，如假造殖民地货币，抹黑驻在荷兰和法国的美国特使，他们希望通过让华盛顿军队缺乏资金和生活必需品引发其哗变。但所罗门再次通过在新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个人贷款和融资优惠解决了这一问题。

所罗门被英军俘虏时，也证明了其作为乔治·华盛顿的间谍和一位融资人的价值。他注意到英国士兵不讲德语，而英国人雇佣的德国雇佣兵也不讲英语，他告诉了英国人他的语言能力，甚至都没要求提供翻译（他不想被当成保皇派）。翻译时，他说服了五百多名德国士兵逃离英国，投靠美国！所罗门还说服每个身强力壮的犹太男子加入华盛顿的军队。战争结束后，他组织了首个美国退伍军人“犹太战争退伍军人”组织，该组织一直活跃至今。

迈克尔·费尔德伯格曾写道，“在他来到费城的五年里，所罗门从身无分文的逃犯变成受人尊敬的商人，再到人民的卫士。他为了革命，投入巨大财富，用名誉和信用做赌注，为了宗教信仰自由拍案而起。尽管在所罗门生命结束时，他所创建的金融帝国也受到挫折，但所罗门的名字永远与美国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成功联系起来，并且犹太人也为美国的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

很显然，尽管作为一个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包括基督教、犹太人和其他人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但在我们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人都认为，一美元美钞背面的大卫之星代表的是对海姆·所罗门的敬意，尽管这难以核实，但实际上许多犹太裔美国人都为我们最初的自由做出了努力。

国父们的信念

宗教自由是美国建立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基本上算是一个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国家，美国的信念包括许多宗教和信仰。作为一个欢迎所有非暴力人士的国家，美国的国父们从来没有任何将宗教从公共或私人生活中排除的意愿。他们不希望我们政教合一，但也没有让我们避开宗教原则。

例如，美国的祷告日是我们的重要遗产之一。1775年，在大陆会议期间，所有殖民地都被要求为智慧祷告，将此作为正在建立的国家的管理政策；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发布“禁食、祷告、谦卑日”；1952年，杜鲁门总统与国会签署一项联合决议，正式创建了祷告日。

毫无疑问，美国有些人对政府如此认可和鼓励祷告的态度非常不满，但正如国家祷告日主席雪莉·杜布森女士所说，“在美国，因为我们麻木的态度，已经失去了许多自由。我觉得，如果我不参与和支持每年的国家祷告日，我们最终也可能放弃这种自由。”然而，2010年4月，美国威斯康星地方法院的法官芭芭拉·克莱伯（Barbara Crabb）裁定，由国会确立，政府批准及总统支持的国家祷告日是违宪的。

我认为这一问题源自对国父们处理政府和宗教关系意图的误解。他们生活在欧洲的旧时代，深知国家资助宗教的有害影响。他们从不希望看到政府认可某一特定的宗教，也不希望看到信仰和宗教受到镇压。在美国的创建文档中从未出现过在公共生活中禁止或诋毁宗教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一群被称作“宗教自由基金会”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提起的诉讼做出回复。他们抱怨政府没有权利让他们祷告，但也许他们没注意到祷告并不是一项要求，而是一种建议。政府的要求应当是相当于缴纳所得税的条款。如果你欠税且拒绝支付，你就能立刻感受到建议和要求之间的区别。

提及教会与国家分离，联盟国防基金资深大律师乔尔·奥斯特补充道，“国家祷告日为所有美国民众提供了一次按照自身信念自愿祷告的机会——这不违反第一修正案确立的条款。”不仅有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祷告日表示支持，更有趣的是2010年2月的一份拉斯穆森报告显示，65%的美国人愿意在学校祷告！遗憾的是，在美国有少数企图压制宗教的提议已成功地将此问题列入政治日程中。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有着强烈的个人信念，政治上的正确引导诋毁了公众对信念的认知。然而，即便是国会两院每次会议开始时也会作公共祷告。因为我作过很多公共演讲，我勇于承认我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公众很赞许。如果大多数人相信上帝，但我们不敢在公共场合说出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先辈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自由在何处？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当敌对行动和痛苦存在完全破坏公约的威胁时，81岁高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于6月28日发表了以下讲话：

总统先生：经历了四五个星期之后，在双方之间密切磋商和不断据理力争之下，我们取得了一些小进展——我们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见解，许多问题上否决票和赞成票数量相当，依我之见，这是人类认识不完善的表现。

我们的确感觉自己需要一些政治智慧，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我们不得不回顾古代历史上的政治模式，并对那些依据自身情况成立，之后解散而不复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共和国进行研究。我们还参照了欧洲的现代国家，但没有找到适合我们国情的宪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断研究和摸索，在黑暗中探寻政治真理，很难断定什么时候真理会出现，或是如何出现，迄今为止，我们未曾想到虚心向光明之神请教，引领我们获得正确的认知。刚开始与大不列颠较量时，我们对危险认知明确，每天都在这个房间祈祷上帝庇佑。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祷告，他给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参与到此次争斗中的所有人都必须时常倾听上帝的旨意。

我们须向友好的上帝请示如何用和平的方式建立我们国家未来的幸福。我们现在忘了这位强大的朋友了吗？还是我们觉得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在我有生之年，经历得越多，我就越体验到一个真理——上帝主宰着人类的一切。没有他的默许，即使麻雀都无法落地，一个帝国没了上帝的协助还能长盛不衰吗？

这一点在神圣的著作中有所体现，“除非耶和华[4]想建造房屋，否则一切都是徒劳”。对此我深信不疑；而且我还相信，没有他的同意，我们此次政治建设不会好过通天塔的建设者：我们会被局部地方利益分割开来，我们的项目将被混淆，我们自身也会成为未来的笑柄。更糟糕的是，在这个不幸的实例之后，人类会对通过人类智慧建立政府表示绝望，剩下的只有侥幸、战争和征服。

因此，我请求变换方式——今后我们要恳求上帝的协助，保佑我们的审议顺利进行，在每天审议流程开始之前祷告，这需要这座城市一名或多名神职人员来主持这项仪式。

很显然，此次演讲对在场所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每次大会投票之前都先进行祷告，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当所谓的知识分子宣称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个无神论者时，我就会将此段语录摘录出来。许多人喜欢改写或删除部分历史，以对他们的论点提供支持，骗取人们的信赖。但我很感激一些人，如前国会候选人威廉·费德勒，他做了大量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国父们的真实感情和信仰。只有通过仔细研究历史文献，美国才能防止我们国家创始源头认知上的失真。

信仰的自由与宗教上的宽容息息相关，而反宗教团体却恰恰无视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有许多同一类人，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表示出偏执和不宽容的态度。他们的极端虚伪令人可笑，简直有些悲哀。

我经常听到人们对托马斯·杰斐逊信仰问题的质疑。然而，在他1781年在《弗吉尼亚笔记》中写道：“上帝给了我们生命和自由。当我们压制人们心中唯一的坚实基础，将那些把自由视作上帝恩赐的人定罪，那美国的自由还能保证吗？他们无法违抗，但能保证他们不愤怒吗？事实上，相信上帝是公平的同时我在为美国担忧，他的正义永存。”

通过这段话，许多人对杰斐逊的信仰问题不再质疑。其实针对国父们，如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丹尼尔·韦伯斯特、托马斯·潘恩、约翰·洛克、詹姆斯·麦迪逊和其他一些人，还有许多更有说服力的陈述，都能明确证明美国从来没有将上帝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的意图。

还记得2003年因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发布将十诫碑从亚拉巴马州司法大楼圆形大厅移除的法令所引起的争议吗？之后在肯塔基州杰克逊郡的法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在经历一场官司后，不得不将十诫碑拆除。雕像，耶稣诞生的场景和其他与上帝有关的宗教物品都被狂热的反对派拆除。不知何故，发起此类诉讼的人认为，这些物品在公共区域出现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条款，修正案规定立法机关不得订立建立与宗教相关的法律。他们理所当然的忘记，该修正案规定之后也有政府不得禁止任何宗教活动自由的规定。由迈克尔·纽道（Michael Newdow）在萨克拉门托策动的臭名昭著的官司，企图将“上帝”从效忠誓词中去除，如果这样的活动都不算构成禁止宗教自由，那什么才算是？除非反宗教狂热派学会容忍一词的含义，否则我们将继续经历这不必要的纷争。

当学生无法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时，我们给后人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在也被称作“糖果棒”的摩根·V·普莱诺独立校区，几名学生因为宗教性质的讲话被剥夺言论自由且遭到歧视。一名小男孩儿被孤立起来，禁止其在他班上“冬天”派对上发放带有宗教信息的糖果棒笔。此类情况还包括一名小女孩儿因放学后发放宗教活动门票而受到威胁，整个班级的孩子给正在服兵役的美国海军寄节日卡片时，禁止在卡片上写“圣诞快乐”。提倡这些规定的政府官员辩称，小学生还小，不用享受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

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民族的信仰存在质疑，不妨想一想美国国歌中的第四节：

玉碎还是瓦全，摆在我们面前，

自由人将奋起保卫国旗长招展。

祖国自有天相，胜利和平在望；

保家卫国，感谢上帝的力量。

我们一定得胜，正义属于我方，

“我们信赖上帝”，此语永矢不忘。

你看星条旗将永远高高飘扬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

对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受上帝庇佑的说法还存在什么疑问吗？美国在建国文件、独立宣言、效忠誓词、法庭、国歌、货币和一些东西的命名上都承认了这一点。反过来，他又像他所承诺的那样保卫着美国。在美国想摒弃这些庇佑之前，想想乔治·华盛顿所说的：“回顾一下美国革命，我们都能感受到伟大宇宙创造者最强烈的恩惠，有谁能如此频繁地对民族进行神圣的介入。我在此恳切地祷告，愿美国能一如既往得到这些庇佑。”

难道美国的国父们仅仅是在告诫其同时代的人？难道这不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一种激励和警示吗？

[4]　耶和华，《圣经·旧约》中上帝名字的音译，犹太教、基督教中的真神。——编者注

我的幼儿园就读于底特律费希尔小学的麦奎因夫人幼儿园。在开学的第一天，学校就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自带一条可以全天坐在上面快乐地学习新歌、新游戏和新事物的小地毯。因为母亲过去的节俭（如今她依然节俭），尽管我们家很贫穷，她依然能够尽力为我准备一条。当时的我从未想过这条毯子有可能来自某个救助站或救助军。我只是单纯的为能与这么多小朋友一起玩乐而感到兴奋。

幼儿园一年级、二年级以及三年级的上半学年并不是特别严格。学校充满了乐趣和游戏。我是一名普通的学生，生活过得非常平静。在我父母离婚后，我们被迫搬到了波士顿，住在距离富兰克林公园和动物园不远处的一所出租屋内。我和哥哥柯蒂斯每天早上步行穿过公园去往一所教区学校上课，而这所学校仅有两间教室。每间教室内坐着四个年级段的学生，而这八个年级的全部学生仅由两名教师授课。因此，我们的大量空余时间都用来唱歌和玩儿游戏了。

等到我和母亲还有柯蒂斯搬回底特律时，我已经在波士顿落下了一个学年的课程学习，因此我的成绩远远落在了新同学的后面。更糟糕的是，我是班里唯一一名黑人学生。在底特律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对黑人的学习成绩期望值并不高，尤其是在这样一所几乎都是白人子弟的学校里。每次小考后，每一位学生都必须大声报告自己的成绩，以便老师登记。而同学们总是在听到我那极低的分数时在一旁窃笑。尽管他们总是取笑我的成绩，但是只要我还在这个班里，从来没有人需要担心成绩垫底。你也许会说我成了班里的安全网了。

很自然，我的自尊心开始随着我对自己成绩的期望值一起坠入深渊。有时，我甚至在他们取笑我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笑。为了应付这些嘲弄，我总是微笑面对，并且对于成为班里的傻子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默默地欣赏那些答题高手们还有拼字比赛高手们。我从没想过我也可以变得聪明，更别说是赢得一场拼字比赛了。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值，包括我对自己的低期望值自然而然预示着一个凄惨的未来。

幸运的是，我母亲尽管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教育背景，但她却非常焦急。她担心由于我和哥哥成绩太差，我们会最终像她一样做着低收入的卑微工作。她不知道该如何帮助我们改变命运，因此她只能祈祷上帝赋予她智慧，教她如何激发两个儿子奋发图强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每天不让我们看电视，并要求我们每周每人必须阅读两本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里的书。她还要求我们提交读后感，当然她肯定是看不懂这些读后感的，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朋友们跟她说将来儿子长大了会恨她的，但这并不让她担心，只要我们是成功的就行。

我不恨我母亲，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是非常厌恶阅读那些书籍的。一段时间过后，我却开始有点儿期望阅读，因为这些书本可以让我逃离我们每天所面对的贫穷与无望。在那座城市里，我对关于大自然的书籍很着迷。《奇普，大坝建设者》是我看的第一本书，然后看了许多动物故事书，再后来随着阅读水平的提高，我读了杰克·伦敦的作品《野性的呼唤》。我开始想象我成为伟大的探索家、科学家或者医生。我学到了同学们不知道的知识。每一天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水平都在提高，而这让我兴奋无比。自从我坚持阅读以来，我的拼写水平提高了，而且我开始在拼字比赛中崭露头角。

一旦我开始相信我也很聪明，我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是怎么看待我的，而且我的求知欲望比其他任何同学都要高得多。随着我阅读的那些在人生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成功人士的自传越多，我就越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在我读七年级时，我感到扬扬得意，因为当年取笑我的那些同学开始来向我讨教如何解决问题或者如何拼写。一旦学习的喜悦占据了我的心灵，我就无法停止学习的脚步。

底特律西南高中的许多教师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杰出才能，因为大多数课堂时间都浪费在处理纪律问题上了。学生们为了在其他同学面前逞能而藐视老师，我常常看到老师们被折磨得泪流满面。当无辜的替代者不幸地被当成“红色黑手党”，这种藐视就会演变成暴力行为。被分配到我们班教授历史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穿着花呢夹克衫、棕色鞋子和短裤的年轻老师。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书呆子。学生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用噪声、扔纸团和说悄悄话来折磨他。这让他感到很受挫，于是他离开了教室，这时副校长不得不来维持秩序。这种事情也同样重复发生在生物课老师麦考特（McCotter）先生身上。他是一位非常宽容的好人。他只想教给这些无情折磨他的学生们一些扎实的知识。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从未离开教室，而是迎难而上继续教学。由于这些老师面临着重重挑战，这也难怪为什么底特律的高中升学率会如此之低。

尽管母亲为了微薄的收入而疲于奔命，但是她却还是努力避免让我和柯蒂斯随波逐流。如果她下班回家时我们还醒着，她从来不会忘记询问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都学到了什么。正是由于母亲对我的阅读鼓励，我非常积极地学习，并且下决心要在二等学习环境中获得一等教育。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拜访今天课上被打断的老师，询问他们“您今天打算教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当然会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今天的备课内容，而且他们还感到很欣慰，因为有人能受益于他们的辛勤工作。

由于我的勤奋好学，我随后成为生物实验室助理，并负责组织实验室的实验。这就意味着不管每天的课堂有没有按计划教授课程，我都能学到计划课程内容。不久之后，我也开始帮助组织和管理一些化学和物理实验室的活动了。

我的学习积极性也来自于多位老师的鼓励，他们对我的学习生涯影响颇深。米勒夫人（Mrs. Miller）是我的一位英语教师，她对我的学习成绩很关注，并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总能及时让我收心。其他几位老师总是鼓励我多参加一些区域辩论比赛或者市级比赛。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们在市级比赛里有机会在评委老师面前背诵诗歌或者戏剧散文，而评委老师会从风格和流畅性方面给予评分。从这样的比赛中培养我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自信。

我还获得众多帮助和指导去参加许多市级和国家级的科学展览，这些比赛让我有机会在富裕地区的学生们面前演讲。这些学生比我优秀得多，因此也激励我加倍努力学习，超越从前。

美国的众多公立学校教师就是公务员的典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孜孜不倦地为了学生们投身于教育事业，他们还为了教育事业放弃各种各样的名誉及经济报酬。当我获得因特劳肯艺术学院（美国最有名望的音乐学院之一）的奖学金时，我的乐队指导老师多克斯先生（Mr. Doakes，后来成为多克斯博士）并不为西南高中终于培养出了一位这么高级别的音乐人才而高兴，他反而劝我不要接受奖学金：因为它将阻碍我成为一位伟大的博士。他当时甚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我成就事业。在我成长的路上，像他这样的老师比比皆是，这也是今天我如此尊重和欣赏教师的原因。

为了成为世界公民，我所学的知识面远比学校规定课程更加宽广。我开始频繁出入艺术博物馆、历史学会以及本地各高等院校的展览会及美术馆。我成为了鉴赏古典音乐的专家，而且音乐和艺术至今仍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学习，我完全改变了，成为一位能够创造生产力的世界公民。能帮助个人成就人生的金科玉律也同样适用于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教育拥有改变的力量。我坚信几世纪以前在美国建立的稳固公共教育系统为美国迅速在世界经济、创新和工业领域上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既然过去可行，那么今天同样可行。

从古至今，重视教育

每一次竞选都会多次谈到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看看全国高中辍学率高达30%的事实，我们好像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些所谓的“教育”都只是说说而已。美国社会非常愿意花费上百万的钱为某一城市的足球队或棒球队建造一座新的体育场，却对同一座城市里摇摇欲坠满是破旧书刊的公立学校漠不关心，而有些学校甚至连书都没有。美国的年轻人看穿了这种虚伪的把戏，所以倾向于模仿他们的所见所闻，而并不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

然而情况并非全然如此。由于美国的国父们非常重视教育，因此马萨诸塞州的城镇甚至会被处以罚款，只因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教育。早在1642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就通过了一项法律使接受教育成为儿童的义务。义务教育很晚才被延伸到南部州郡，并且奴隶是被禁止享受教育的。南方众多权贵不遗余力地阻止奴隶接受教育的事实恰恰说明了他们明白教育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仅这一事实就足以鼓励任何贫穷、软弱或没有能力的人拼尽一切努力去获得教育。

事实上，美国的国父们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多数拥有藏书广泛的私人图书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均非常了解世界历史。他们并非平庸之辈。在他们为美国这个新国家制定政策时，他们就设计了一个体系，这一体系在其国民均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情况下将运行非常良好。这就是他们如此看重坚实的教育基础的原因。

实际上当法国人亚历西斯·托克维尔于1831年抵达美国并解密我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原因时，他被美国的教育系统深深吸引，因此他花了大量篇幅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教育是推动一个新生国家发展的强大且独一无二的工具。他注意到美国学校与欧洲学校不同，美国学校教授孩子们价值观，而且公立学校广泛地使用了《圣经》。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如是写道：

初临美国时，首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我停留的时间越长，我越发现这些伟大的政治业绩均得益于事物的新状态。在法国，我总是看到宗教信仰与自由信仰相背而行。但是在美国，我却发现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共同统治着这一个国家。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个读完小学二年级的人都拥有非常好的读写能力。甚至当他探索边疆时，令他惊讶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进行有水平的交谈、喜欢阅读报纸并且了解政府的各种分支机构。他还写道：

我到处寻找美国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美国的港口、肥沃的土地以及无边无际的森林、丰富的矿产以及广阔的世界贸易；还有公立学校教育系统和各种教育机构；我还从美国的民主国会里以及无可比拟的宪法系统里寻找。直到我进入了美国的教堂并听到其充满正义的布道，我才明白美国成功的秘籍。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正直善良，如果美国不再正直善良，那么美国将不再伟大。

要想知道美国早期儿童所学知识的真正价值，您只需要看一眼19世纪中学生的毕业考试题目就能得到答案了。我怀疑就算不是大多数，至少有许多今天的大学生们都无法通过的那些考试。例题如下：

● 请列出独立战争的三大著名战役。

● 请列出与下列日期相关的重大事件：1607年、1620年、1800年、1849年及1865年。

● 请描述美国领土扩张史。

● 请列出美国主要贸易中心的名字与地址。

● 请列出欧洲的所有共和国国家，并写出每个共和国的首都。

● 请解释为何在相同纬度条件下大西洋海岸比太平洋更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备受世界推崇，这是由于在这一系统下教育出来的市民均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且随时准备好为其国家的繁荣发展做贡献。

美国教育的衰落

然而在20世纪中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美国的公共教育质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学校开始禁止公共祈祷，且教学日程开始扩展到远远超出基础阅读、写作及算术的范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场由22个国家的8年级学生参加的国际数学与科学竞赛里，美国的学生居然排名第21位。如此不佳的学术表现，让一个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感到的不是尴尬，而是极度恐慌。

当我们为年轻人的教育过程逐渐灌输道德观和价值观时，我们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有义务成为有教养的和见多识广的公民，为这个系统做出贡献，而不是使其资源枯竭。加强社会道德准则的公共祈祷与共同原则的讨论是营造礼仪庄重氛围的基础。著名的诺亚·韦伯斯特曾经说过：“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地关注年轻人的教育。教育培养了人们的大部分道德品质，而道德品质正是政府的基础所在。”

今天，美国身处信息技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就是力量”显得比世界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当然在农业时代，美国可以生产出数不胜数的玉米、小麦和大麦让我们成为世界知名的粮仓。但是如今并不是农业时代。紧随其后的是工业时代，在这一时期美国发展成为工业大国，可以生产出超乎世人所想的更多的汽车、飞机、洗衣机和武器——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是美国也已经不在是工业时代。美国目前身处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学术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今天美国每年培养出6万到7万名工程师，其中40%为外国人。而中国每年却培养出40万名工程师。在这种技术差异下，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将被远远地甩在中国身后，除非我们切实地解决教育的不足，而不是仅用政治修辞夸夸其谈。中国与美国是不同的，但是她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事实将彻底改变世界格局。

即便年轻人不关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他们至少应该关心他们未来的经济状况。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今天普通人的寿命在80岁左右，人生中头20–25年基本上是在受教育。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的人在人生的后60年中可以获利；但是那些没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约有60年时间却要自食苦果。如果您以这样的方式考虑问题的话，那么在年轻时牺牲一点娱乐和懒散却能换得长期的收益。另外，截至1999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发布的一份名为《巨大回报：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收入的综合评估》的报告显示：以一个成人的工作年限计算（25岁到64岁），高中毕业生平均总收入约为120万美元；大学毕业生约为210万美元；硕士毕业生约为250万美元；博士毕业生约为340万美元；而拥有专业学位的人，诸如医学学位、牙医学位或兽医学位，平均总收入约为440万美元。很显然，自1999年以来，这一数字已经相对提高，由此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

美国的每份人才资源都至关重要

有些读者也许会想：我已经非常努力地工作了，而且也在个人生活上小有成就，我为什么要担心那些由于太懒而没有机会取得成功的人的幸福呢？然而，每一个我们可以阻止其选择自毁前程的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少了一个我们需要害怕的人，或者我们极力保护家庭不被其害的人，少了一个我们为其在刑罚系统或福利系统埋单的人，而让社会多了一个更具创造力的纳税人，而这个人也许能发现一种新资源或者癌症治愈法。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赋予的能力，而美国必须培养每一位人才，这样美国才能保持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美国的国父们当然相信教育人民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乔治·华盛顿在1784年12月15日写给乔治·查普曼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正确教育年轻人是培养一个有男子气概、善良且快乐的人的最佳方法。我认为没有了这一基础，其他任何方法都将失败。”詹姆斯·麦迪逊补充说：“一个全民政府如果没有全民教育或者获取知识的方法，那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或悲剧的开始；或者两者皆是。知识将永远统治愚昧：如果人们想要成为自己的管理者，那么他们必须要拥有知识所赋予的力量。”

几位国父的这些声明强调了稳固的普通教育对于美国社会所有构成来说是多么重要。通过继续忽视教育，我们逃避我们的民主责任，也将让我们受制于掠夺我们权益的狡猾政客之手。美国社会里最容易被引入歧途的是那些受到教育最少的人们。这让我们怀疑是否那些利用政治优势的人其实很高兴维持现状，以便更好地操控无知的人们。

国父们还认为教育对制衡政府领导人的权力至关重要。否则，随之而来的便是，领导人将阴险地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而这与美国的今天息息相关。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开明的政治家未必能成为掌权人”。他还于1788年6月16日在弗吉尼亚州批准公约上的讲话中指出：“相对于暴力和突然的强取豪夺，人民的自由更多的是被掌权人悄无声息地逐渐侵占的。”

今天，美国当然随处可见来之不易的权益正被逐渐侵蚀。例如，退伍军人事务部近期强加的一条法规就规定禁止在休斯敦国家军人公墓的葬礼上使用上帝和耶稣这两个词汇。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以及国家纪念妇女团（她们在休斯顿国家公墓形成了一种志愿服务，她们参加公墓中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们的葬礼，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位战士被孤独地埋葬）对这一明显违反宪法的规定正提出合理化的质疑，很幸运的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教育背景，使其了解自己的权益并且拥有足够的勇气为之争取。

我确信美国的国父们不仅希望也默默祈祷美国不会迷失于通过他们努力奋斗和流血牺牲才获得的自由。他们希望美国由空前自由和民主的愿景确实非常鼓舞人心。而美国必须小心，不让那些喜欢改写历史的人压制卓有远见的国父们虔诚的心声。美国在重视教育上有悠久的历史，因此美国必须再次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好教育的国家。

美国拥有大量可以帮助美国快速弥补儿童与其他发达国家儿童之间差距的技术。目前正在开发的一种技术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这个程序通过分析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找出这名学生的知识弱点。然后计算机将指导学生的不足之处，直到该名学生可以正确解答问题。当然，一名优秀的教师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电脑可以同时指导整个班级的同学，而非一次一位同学。这样，教师则可以抽身而出，从而集中精力关注学生们更需要关注的个人问题。美国还应该非常重视虚拟教室的概念。尽管这一技术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让世界上最好的教师们在同一天教授我国的几百万名学生。它还能让学生们通过虚拟方式探索埃及的金字塔或亚马逊盆地，甚至是月球的表面。这种教育也应该能让父母知道他们的孩子们正在学习什么内容，让其他想要提高的成年人能够提升自身价值，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美国不仅可以做到，还必须做到，以使美国在当今信息时代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物。有些人害怕蜘蛛，有些人害怕蜥蜴或蛇，而我则害怕贫穷。在底特律贫民区的德尔雷和胭脂河小区附近以及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区附近长大，让我对贫穷有了深切体会。我害怕贫穷，并迫切需要摆脱贫穷。

住在四周都是共用墙的破旧房屋里意味着我们可以清晰地听见左邻右舍的声音。因此只有当他们真正安静下来以后，我们才能安然入睡。有些晚上，尤其是周末，派对甚至会持续到清晨。非法入室和入室抢劫在这片小区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加强了家里的防御措施，诸如加锁、栅栏、警报器，还养了一条狗。这些措施在我八岁那年父亲离开母亲和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后尤为重要。住在这样的小区里，我们在夜里感到不安全、随时可能被攻击，也感到孤独。

我在波士顿开始上学后每天路过的几个小区的房屋条件甚至比我们的房子还要糟糕。有些房子是荒废的，有些被烧毁了，还有一些整栋坍塌了。但是比破烂房屋更加糟糕的事情是包围着我们的由贫穷引发的愤怒情绪与侵犯态度。除了为了钱或者毒品而打人，似乎没人关心身边的人。我和哥哥经常受到欺凌。爸爸走了以后，妈妈必须要打几份工才能维持生计。她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而且她笃信上帝会帮助我们继续前行。我对她的信念感到惊讶，但是我也希望她不用这么辛苦的工作。我希望她和我们都能过得更好一些。

我讨厌穿二手的衣服，也厌恶带着食品券去商店换杂货。如果我在排队结账，而正好有个我认识的人在旁边，我就会装作忘记拿某个东西那样走开，心里默默希望等我回到收银台不会再有我认识的人看见我用食品券付账。事后看来，这是多么虚荣与无知的行为，因为我的许多同事以前也曾用过食品券。但是对于贫穷的厌憎给了我足够的动力，让我通过努力学习来摆脱它。

贫穷让我滋生了一种态度，使我认为自己是无名小卒，哪里也去不了，也许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因此在开始上学之前，我就已经从精神上辍学了。我每天还是坚持从家里走到学校，因为母亲会核实我的行迹。但是我非常懒惰，总是当班级垫底生。因此学校大多数同学都喜欢叫我“傻子”。

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我对贫穷的看法如何影响着我的态度。我养成了暴戾和失控的脾气，而且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当母亲发现我五年级不及格，还有哥哥也好不到哪去的时候，她立刻制定家规，几乎不允许我们看电视。她让我们集中精力做家庭作业、看书，还有每周写读后感给她。母亲也希望摆脱贫穷，而且她知道，如果我们努力学习，我们可以摆脱贫穷，这是她自己无法做到的。她根本看不懂我们写的读后感，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努力的学习最后终有回报。

在成长过程中，从对周边事物的观察以及大量阅读中我迅速领悟到，尽管周围环境可以影响你，但是真正影响你一生的人是你自己。如果我想脱离贫穷，我就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与工作，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在美国，除了我自己，没人可以真正打败我。

我曾认为自己终将一事无成的信念差点儿毁了我。但是我没有选择继续放纵我的愤怒情绪，而是选择读书作为出路。随着我阅读了大量关于探险家、企业家、工业巨头以及发明家的书籍，我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有努力工作的欲望和能力来实现目标。布克·华盛顿的故事使我备受鼓舞，因为他曾经生来是一名奴隶。当时阅读对他来说是违法的，但是他还是努力自学并阅读了所有他能阅读到的书籍。正是由于他持之以恒的阅读不断改善着他的人生，使他最终成为两位总统的顾问。

《圣经》的《旧约全书》里的约瑟的故事更是令我印象深刻。虽然约瑟被自己的兄弟卖去做奴隶，但是他却没有自暴自弃。相反，他决定了既然要做奴隶，就要做最好的奴隶。由于他的勤奋与诚信，他成为了波提乏（埃及法老卫队的队长）家的管家。尽管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曾两度被下了冤狱——即使是最坚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沮丧，在思想上成为受害者，但是约瑟并没有为自己感到难过。相反，他在狱中继续以让他在波提乏家获得高位的相同精神努力工作。不久他就晋升要职，并发挥给他人解梦的才能，最后得到了法老的关注。最终他成为了整个埃及的统治者。

这些名人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学习观，也使我意识到，只要通过坚定的努力，我可以轻易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无须依靠他人的帮助或他人的赠予才能取得成功。我真正唯一需要的是努力工作与展现才能的机会。只要没有人试图阻止我或者剥夺我的劳动力，我愿意怀着满腔热忱去追求目标。

资本主义的利弊

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最成功的例子。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得到不同的定义，但是它们的基本概念均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所有个人或企业集团均有权在一个自由市场里，通过自己的工作及竞争能力来获取私人财产及商品。近几年来，人们常常争论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更适合美国人民。人类是社交动物，喜欢群体合作、集体游玩、集体吃饭以及共同分享。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宗旨妨碍了这些自然趋势了吗？

许多资本主义反对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助长了贪婪和自私，且让人不关心同伴的幸福。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美国早就应该沦为无可救药的失败国家，而不是发展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如果有人告诉你，正是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才诞生了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时，你也许会感到讶异。欧洲许多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为如今美国相对少数的人获得巨额财富，而大多数人还很贫穷的事实而感到焦虑。一边是像范德比尔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基家族、梅隆家族、家乐氏家族和福特家族这样的奢靡生活，一边是他们周围的人们贫困潦倒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样极其不公。评论家认为，尽管这些资本家开发的技术使他们创造了无限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应该由强大的政府机构更好地控制与分配。这些评论家也许没有弄明白一点，以上提到的这些家族再投资了多少钱用以为美国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工业，又为多少人发家致富后提供了无数的就业机会。

美国不仅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和工业强国，她还催生了世界上最多的中产阶级。为了使企业获得成功，就必须大量生产，而同时当然需要有偿雇佣大量工人。有些企业对待他们的员工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在这点上也做得很好；有些企业必须通过工会强制执行才能公平对待员工；还有些企业公然剥削员工，而这些企业从长期来看最终会自食其果。欧洲人不熟悉的另一美国现象是无数慈善基金的诞生帮助了许多穷人，还为大众提供了许多机会。很显然美国富人身上一定有某些与众不同的品质使他们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富人。

不论什么人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美国的企业家与天才发明家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全世界的文明与生活质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创造了为激励人们发明更多更有效率工作的环境。例如，美籍非洲人简·马特里格（Jan Matzeliger）发明了制鞋机器，这一发明于1883年获得专利，不仅革新了整个制鞋工业，还让平民百姓均能以实惠的价格购得鞋子。

建立与保护个人权利不仅是美国的建国基础，而且也延伸到了商业活动之中。让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利益，且该利益不会被其他方没收，这才是经济活动的有力刺激，也正因如此才促进美国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羡慕美国的生活水平，而且美国成了来自其他国家的贫穷移民们的梦想天堂。

贪婪是人的本质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就会被宣布为最佳模式，而且我们从此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很不幸，人类的本质之一是贪婪，而贪婪往往导致一个后果：暴利是建立在剥削他人的基础之上的。

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使他可以前往纽约市大学学习工程学。然而，这笔奖学金并不包括食宿费用。因此他不得不在街上睡了一段时间，但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在平均水平。有几个月，他甚至经常在傍晚偷偷溜进教授的休息室，躲在沙发后面，直到休息室在夜间被锁上。然后他就睡在沙发后面，到早上门被打开后再偷偷溜出去。对他来说，能用上水和浴室则很幸运，当然如果休息室里还有剩下的零食会让他更加高兴。

在他完成工程学位学习以后，他被联邦航空管理局录用。有一次在他出差的时候，当飞机降落时，他注意到坐在他身边的女士对飞机的不稳定下降感到极度恐慌。我的朋友不但非常聪明也极具创意，他因此为飞机降落设计了一套稳定系统。这一杰出的发明被广泛应用，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却只奖励了他500美元。他感到他的才能没有得到赏识，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奖赏，因此他决定到私人企业寻找一份工程方面的工作。他的新雇主听了他在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遭遇以后，明确告诉他，如果他再有另一项伟大的发明，他一定可以得到这项发明全部利润的20%。

当然，这位年轻人随后确实有了另一项伟大的发明，这一发明让他的公司获利3亿美元。为了庆祝他们的成功，公司举行了庆祝会以表彰我朋友的杰出贡献。他邀请了父母以及许多朋友参加庆祝会，共同见证他领取6 000万美元的奖金。在庆祝会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把他请上台给他颁发了一块匾额和一块蜜汁火腿。第二天，这个年轻人跑到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当面索要6 000万美元。而首席执行官却回答说，公司已经决定将这笔奖金投入公司未来的发展中，这样从长远来看对他更有益。我的发明家朋友立刻递交辞呈准备离开，这时首席执行官拦住他，并走到他的桌子前，开出了一张7.5万美元的支票给他。我的朋友当面把支票撕得粉碎，并朝首席执行官脸上扔去，然后他离开了公司，并打算建立自己的公司。

他很快就意识到实现他的目标需要大量资金，而他，一个22岁的黑人，虽有满腹才华却没有抵押品，因此他要想实现梦想就得度过艰难时光。他奔走于各大银行寻求贷款，但每一家银行都拒绝了他。然而，每家银行都承诺为他提供一张2万美元的信用卡。他办理了10张信用卡，用这20万美元成立了他自己的工程公司。他的发明才能使他有机会获得成功，他的公司也因此不断成长壮大。最后在他40岁那年，他以9位数的价格卖掉了公司，实现了他的梦想。尽管他现在非常富有，他还在继续工作并投身于慈善事业，促进美国的理工科教育。

我朋友被利用这件事，仅仅是贪婪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显现的一个例子。然而不幸的是，贪婪是任何经济模式的重大缺点。把人性的缺点归罪于社会制度是不妥当的，因为贪婪是所有社会的人性弱点。

在《圣经》里，上帝创立了什一奉献制度，也就是说每个人把10%的收入归还给上帝。既然上帝是万能的也是万物之主，他自然不需要我们的任何收入。那么他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呢？是否可以理解为所有人类都受制于贪婪，而通过拿出10%的收入，他们可以学到宝贵的一课：不吝啬并自愿与他人分享。

经济阶梯之上

作为霍雷肖·阿尔杰杰出美国人协会的成员之一，我可以轻易地用他人白手起家的故事填满整本书。如果你了解其中的艰辛，也许你认识的人里就有一个非常棒的成功故事。我的发明家朋友工作非常努力，而他的动力有一部分来源于财务自由。在通往财务自由的道路上，他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就我所认识的许多朋友最后达成财务自由都是因为与他的公司有所关联。有时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是某些人努力的副产品，而创意总被说成是“滴入式经济学”，因为需要发明的产品可以为他人提供就业和机会，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创建繁荣社会，我们就应该鼓励发扬这种模式。

许多美国人了解他们辛勤工作与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引导我们具备乐观进取的态度，而这一态度使美国这个当年只有50年基础的年轻国度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随着国家的发展，对照顾自己和照顾家人的责任感和自尊也随之发展。人们为了养家糊口甚至愿意从事卑微的工作，以期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他们的价值观并最终把他们推向经济阶梯上层。人们的经济收入各有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生产量以及他们对组织及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你工作得越努力，你产出的价值越多，你就能爬到经济阶梯上更高的位置。

当然，社会中也有许多人仅仅带来娱乐价值，而美国社会迷恋名人就像英国社会迷恋王室一样。尽管我并不反对体育和娱乐，但我相信迷失在虚幻世界而忽略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如教育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获得的高额报酬使人们相信这些人才是我们社会上最重要的人物或者拥有最重要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重要，但是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才让我们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是25英尺三分球投篮的能力还是解方程式的能力？

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积极和精力充沛的人们来说是一个运行非常良好的制度，但是对于那些不想努力工作，也不关心为社会经济福利做贡献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个良好的制度。后者往往合理化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并且形成他们有权利享受他人劳动果实的观念。公平地说，我必须补充一点：有些人工作异常努力，也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却在从事着低收入事业，或者把他们的大多数资源拱手让给他人。这些人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在他人生发展道路上无不受到某一位导师的重要与积极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一位牧师、一位神父、一位法师或者其他精神导师。大多这样的人选择不被物质生活冲昏头脑，是因为他们从所选择的事业中获得了无价的精神奖励。

然而，这里最重要的词是选择，由于他们有选择，并且明白选择的后果，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决定可以泰然处之。

选择的自由

在结束神经外科实习的时候我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到底是继续留在学术医学届还是到私家诊所挣更多的钱。由于从小家境贫寒，我一直倾向于私家诊所并梦想实现财务自由。同时，我认为如果我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的全职学术神经外科医生，我一定可以为医学界做出贡献。再三考虑后，我选择了学术这条路，但是在一年半以后，我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我每天忙忙碌碌十六七个小时，做了大量的高压神经外科手术，并为几项研究而付出心血，可是每年的收入却仅有75 000美元。我知道许多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对于一个受过正规教育、背负高额医学院教育贷款的神经外科医生，甚至是学术研究人员来说，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因此我决定加入得克萨斯州的一家私人神经外科诊所，这家诊所付给我的薪水相当于我在霍普金斯的六倍。我递交的辞呈没有被批准，而且上级努力说服我，让我相信我的决定是非常草率的。他们说我的所有抱怨都能轻易地被抹平，并且他们正在执行一项新的薪资激励制度。在做决定之前我向上帝祈祷，认真考虑离开的原因是对是错。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应该留下，并坚信我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公正的收入。

最终我决定留下，事实也证明，如果当初选择了私人诊所，我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在那决定不久之后我便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也因此引发我写下了第一本书：《天才之手》。这本书的销量逾百万册。霍普金斯的薪资激励制度也运行良好。所有这些让我获得了比在私人诊所执业更高的财务收入。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运用我的天赋、聆听我的心声再加上努力的工作自然让我收入丰厚。我和妻子坎迪（Candy）才能实现为所有儿童（无论是何背景）发起国家奖学金项目的梦想。我们的目标是鼓舞和培养新一代光明且有道德的领导人来掌管美国。对于我被当成美国的富人之一的事实我不想道歉，但是我为我们每年最大的单笔开支（不含税）是用作慈善事业而感到骄傲，而且我也碰巧知道我们身边许多朋友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

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里选择尤为重要，因为人们要拥有选择的自由，不仅包括选择他们想要做什么，而且包括选择愿意为工作付出多少努力。自愿帮助有经济困难且通过努力也无法解决这一困难的人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被迫用自己辛苦所得帮助他人（不论此人境况有多么糟糕）也不会让人感到快乐。美国人从传统上就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我们应该认可并赞美这一优良品质，而不是用不公平的税收磨灭这一品质。我们不仅应当关心不公税负，还应意识到不公商业惯例和过度规定所造成的有害影响。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上大学期间，我的一份暑期工作是管理高速公路上的清洁工。我指挥几组年轻人在高速公路上用超大塑料袋捡垃圾。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天气非常炎热而且高速路上几乎没有树荫遮阳。更不用说，并非所有人都热爱这份工作。作为督导，我希望我们组能做得很好，因此我开始想办法激励他们。

有一天我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问道：“你们一点儿也不想在烈日下捡垃圾，对吧？”

他们大声回答：“你说的没错！”

然后我接着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天气凉快的时候开始工作？早上6点开始怎么样？”

“早上6点？”他们喊道：“你疯了吧！他们在花里胡哨的学校里到底教了你什么？”

然后我接着跟他们解释，他们在凉快的天气里工作其实更有效率，而且如果他们在7个甚至是6个小时里能装满100袋垃圾，我会照样按照8个小时支付工资。不管他们实际花了多少时间，只要他们完成了工作量，我就会按照8小时支付薪酬。从那以后，你从未见过像他们一样疯狂工作的人。到早上8点，他们就已经装满了200袋垃圾，而且把整条高速公路都清理干净了。

那些管理人员都很吃惊。他们总是说：“卡尔森（Carson）的团队太神了！但是我们却从来没见过他们的人影啊！”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根本所在。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今天，我不能让员工早退是因为他们每天必须打卡下班，但是对于勤奋工作的人，我可以允许他们上班时间更加悠闲，如午休时间更长或者可以在公园散步等。如果我有权支付给他们超额工作的费用，我想他们会很高兴地继续工作，以便赚取更多的钱。一旦没有了生产力激励机制，他们更愿意无所事事，而这就是所有仅依据编制人员发工资的制度的副作用。

工人的寓言

是否应当由社会平均分配某人的劳动成果或者是否应该多劳者多得的话题非常值得讨论。8岁那年我还住在波士顿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通过帮助邻居剥几蒲式耳[5]的豌豆（这是他刚从农贸市场买回来的），就能换得一美元和一块美味的坚果焦糖巧克力棒。我们六个人都同意了，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坐在厨房里剥豌豆。尽管在外面玩儿要比坐在那里有趣多了，但是我们不用坐在烈日下，而且我们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因此这份工作并没有它原本那么无聊。不仅可以赚钱还可以得到相当大块的巧克力棒给了我们超强动力。我们中的四个人工作异常努力，而其中两个男孩几乎什么也没干。我是努力干活的一员，在结束工作给我们分发奖金时，看到每个人都领到了相同的奖赏，我有点儿失望。四位努力工作的男孩发出了抗议，但是另外两位男孩却辩解他们干了一样多的活，而且最终他们还胜利了。

有人也许会说《圣经》里有一则寓言是支持这两个没有贡献的男孩的，请看马太福音，有一则关注慈悲的寓言讲的是关于一个地主雇佣了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并同意按日支付他们一定额度的报酬的故事。在当天最后几个小时里，地主又雇佣了更多工人干活，但是当天结束时却支付给两批工人一样的薪酬。较早就开始干活的工人们开始闹情绪，感觉他们受到了不公待遇，但是地主却准确地指出，他们收到的报酬是之前同意的数额，因此并未待他们不公。另外，他还指出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花他自己的钱。

这则寓言似乎支持了两个观点，因为一方面它提倡了不论是谁、做了多少工作，都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而另一方面它又支持地主的权力，认可他有权按照自己的任何方式处理钱财。许多资本家会站在较早开始工作的工人身边，而有些人则会支持较晚开始工作的工人。但是我认为这则寓言所指出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执行工作，满足于事先约定好的薪酬，而且不要关心他人的收入。

每一位较早开始工作的工人一开始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可以拿到与当天所付出劳动等值的报酬，而且这些钱够让他们一家人吃饱饭。那些较晚开始工作的工人在遇到慷慨的地主之前，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承受了更大的焦虑与压力。这位地主通过提供不同工作，使得每一位工人都能体验到通过努力为自己及家人做贡献的成就感。地主本可以守住钱财花在其他地方，或者放在安全的地方（远离收税人），而不是花在扩张生意上。

如果你每天担心别人在做什么，别人有些什么，你的生活将备受困扰。只有多管闲事的政府才会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没收地主的大部分资产，然后以更加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至少根据其价值系统是这样。那么如果政府不加干预，那些勤勉的工人们则会学会如何向地主要求一个更适当的薪酬，因为很显然地主富得流油，而且有大量的工作需要雇员完成。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过程，它确保人们可以为自己争取最佳利益做出决定。

按劳取酬

资本主义的种子早在美国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播种下了。在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们往往因为优秀的成绩而得到各种奖赏，如高分、丝带、奖章及其他类型奖励。他们开始养成赢家思维模式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因为这些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今天，许多学校不允许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区分学生，因为这会让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感觉低人一等。还有人认为对待教师也应如此，奖励优秀教师或者惩罚较差教师的行为是不恰当的。然而这样的系统就很难培养出优秀教师或优秀学生。如果平庸成为标准，那么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数量就会降低，而国家繁荣也会衰退。

不论是有益压力还是有害压力，儿童在同伴压力面前尤为脆弱。一边鼓励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一边赞誉成绩最好的学生是完全有可能的。通过赞美优秀学生，其他学生将受到鼓舞从而更加努力地学习。通过卡尔森奖学金基金我们发现事实确实如此。卡尔森奖学金基金专门为学习成绩与人品俱佳的学生颁发奖学金。很多教师告诉我们，当班里某个同学赢得了卡尔森奖学金，整个班级的平均分就会在下一学年提高一分。

拥有追求卓越的信念的学生可以完全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行动力，我也如此。海梅·埃斯卡兰特（Jaime Escalante）是《为人师表》这部电影的主角。这部电影主要描述了他在城市贫民区当老师的生活，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们大都认为微积分学太难了，远远超出学生们的学习能力。通过了解这些学生并与他们共处，他让越来越多的学生们相信自己是聪明的，随后，教他们微积分简直就像小菜一碟。在他任职期间，这所学校培养出的微积分跳级生比全国其他三所公立高中都要多。

按劳取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也需要被大众所理解。期望因为多产而受到奖励以及害怕低产的后果是所有民众最大的激励因素。纵观历史，这些激励因素一旦消除，生产力就会下降。低产的人们经常为产出不足寻找各种借口，而且只要他们还能利用这些借口，他们就找不到改变的理由。不然请激励他们，并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例如，如果你遇到一个睡大街的人，他没房、没车也没有存款，而你告诉他如果他能在72个小时内到北达科他州俾斯麦见你，你就会给他100万美元，那么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他会想方设法到达那里。人们如果想要做某事，一定能想到一个方法去做，而如果人们不想做某事，他们可以找出上百个理由不去做。当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有职业道德和有责任心的人，这个社会就会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比如美利坚合众国。

有些人宣称《圣经》也支持他们的政府体制，因为早期的基督徒们就把财富汇集在一起，还因为耶稣像农夫一样生活。然而通篇阅读《圣经》几遍后，我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早期的基督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巨大的任务，如果没有运用他们的集体才能与资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快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同样，既然大多数人是工人和农民，那么耶稣自然合理地推断，他只有在社会的大多数阶层才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也只有作为一名工人才能与他们更贴近。另外，《圣经》里的伟人们如约伯、大卫王、所罗门王、罗得还有亚伯拉罕都是极其富有和极具影响力的人，他们成为了英雄和圣人，那么论点不言而喻。

在财富寓言里，勤劳与齐心协力是被赞扬的，而懒惰是被批判的。我给不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再讲一遍这个故事。有一位主人有三个奴仆，主人要长途旅行，他准备出发那天给每个仆人一定数额的财富。他给了第一位仆人五袋钱，这位仆人后来通过努力把金钱翻了一番。他给了第二位仆人三袋钱，这位仆人通过努力也翻了一番。他又给了第三位仆人一袋钱，而这位仆人把钱埋在地下，希望保值。等到主人回来后，他看到第一位和第二位仆人的成果非常高兴，并认为他们通过努力赚到更多的钱应该得到更多的奖赏。当第三位仆人被问到给他的钱怎么样了，他回答主人道：“我知道您是一位严厉的监工，因此我把钱埋在地下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我就不会损失您送给我的礼物了。”主人听完非常生气，并命令把这位仆人的钱全部赏给赚钱最多的那位仆人。

这则寓言不同凡响，因为它揭示了上帝鼓励创业与商业成功所需要的品质。懒惰与满足于现状被唾弃，而勤劳则被赞许。由于这则寓言是由耶稣本人讲述的，它让我们洞悉那些相信《圣经》与基督教义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正面效应。你应该注意到我说的是“资本主义的正面效应”，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也存在负面效应。我们已经讨论过贪婪，贪婪包含了大多数资本主义的负面因素，例如缺乏对环境的关注。

大多帮助促进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实业家们对如何发展他们的生意要比对如何保护环境要感兴趣得多。那么结果呢？自然是有害污染的加重以及动物居住环境的缩减。保护环境既不仅仅是民主党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共和党的责任，而应该是资本家与社会主义人士共同关注的合理责任，因为每个人都应该为子孙后代考虑，也应该为保护自己的健康考虑。干净健康的环境对于任何政治派别的人来说都有益处。如果美国的政府可以确定美国要采取什么行动保护环境，并且美国的代表们（这些人本应为选民服务）可以通过美国的政策并跟踪执行这些政策，我们每个人都将受益匪浅。

多得者多渔

有一次我见到了传奇企业家A·G·加斯顿先生，他是一位亿万富翁，曾为南方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赞助。当时他已经95岁了，我与他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会面，我问了他以下几个问题：“加斯顿先生，作为一位黑人，您是如何在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间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成为亿万富翁的？”大多数人都应该知道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在那个时期是种族歧视的堡垒。

“很简单，”他回答说，“我只是睁开眼睛，四处搜寻，然后问我自己，人们需要什么？然后就开始努力满足那些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他创立了不同的事业，包括一家保险公司和一家银行，经商让他成为了非常富有的人。但是真正高尚的是他如何处置他的财富，他用这些财富支持了伯明翰的民权运动，并延伸到了整个南部。这是一位极富悲悯之心并为社会做出极大贡献的资本家的一个辉煌事例。

许多与他想法类似的资本家们为我们社会的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贡献的规模仅次于加斯顿先生，但是所有这些贡献不论大小，加在一起则变成巨额。数十万聪明勤奋的创业者们通过创业来保证他们的财务安全以及他们家庭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他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美国的小型企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占私营部门所创就业机会的80%。在2010年全国大选之前，是否提高“富人”（政府给富人的定义为年均家庭收入相当于或高于25万的家庭）的税收引起了广泛争论。有人认为这些能赚这么多钱的人肯定可以负担更多税收，而且他们也应该支付更多税收，因为大多数平民都很穷。他们辩称财富应该被重新公平分配。

然而，他们要求提高税收的对象包括了许多小企业家们。而那些对资本主义运行模式有更准确理解的人们则强烈反对，认为让那些为私有经济提供大多数就业机会的人多缴赋税是极其错误的做法。如果不断给经济成功人士增加赋税，从某个观点来说是打压他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只能换得更小的回报，而且越来越多的利润将被政府榨取。美国的多数有钱人均非常慷慨，而且他们也因为慷慨而备受褒奖。当然也有些并不慷慨。但是政府也不应该违背他们的意愿剥夺其中任何一种人的财富。宪法有明文规定，政府可以为了支持其运行而征收税务，但是宪法并没有哪个条例支持重新分配财富。有些支持大政府的人则通过创立更多项目来避开宪法规定，声称这些项目需要税收的支持。他们依据计划通过这样的手段达到重新分配财富的目的。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当成熟地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富人为穷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还为社会承担了许多税务。事实上，美国全部人口中50%为高收入者，他们支付了全国97%的税收。而全国人口的2%赚取了美国19%的总收入，但是却支付了全国52%的税收。既然约50%的全国人口几乎未支付任何税收，你就可以了解其实美国社会上更富裕的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那些经济窘迫的人。

我个人非常赞同人道主义救援，而且我坚信“多得者多渔”。这就是为什么卡尔森奖学金基金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如此重要。为了能被提名获得奖学金，学生不仅要有近乎完美的平均成绩，还应该充分展现人道主义品质。只有聪明和成功，但是却毫不关心他人的学生是无法赢得奖学金的，因为美国要鼓励的是多产与慷慨的价值观，这些品质也正是那些帮助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强国的人士所拥有的。

资本主义已经运作良好——它定能再展雄风

资本主义已经在美国运作良好，但是就像所有其他经济体制一样，它也有其弊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正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一样。即使有了资本主义制度，政府法规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如果人类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确实有些资本家只在乎赚钱，根本不关心其他人的幸福以及环境问题。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在任何经济体制下实施监管——包括资本主义体制下。应通过适度监管来保护环境以及所有市民的权益。例如，化工厂不应将有毒废物排放到可能伤害人类或大量动物的地区。同理，政府还应出台法规规范大型金融机构以避免1929年及2008年股市崩盘的惨剧发生。令人羞愧的是，我们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已经意识到了金融法规的重要性，并且也于19世纪30年代制定了相应的安全条例。不幸的是，我们在90年代取消了这些法规，恰恰为2008年经济衰退铺了路。

当谈到捍卫美国的经济生存能力时，指望诚实和正直的人负责我们的市场是天真的想法，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操纵制度为自己大肆牟利。如果我们过度依赖或者过度调节金融市场，我们就看不到它们的最佳表现。这样，多米诺效应[6]就会严重侵害每个人的退休计划。这就是为什么立法机构的平衡观点不仅要健康还很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国父们了解人性，包括对权力的欲望以及贪婪的秉性。因此我们广泛的监管原则应该以扼杀过高的权力和贪婪为目标。我们需要聪明的顾问重点关注这种可以达到这些目标的法规，且此种法规不会压制生产力与经济发展。

以美国人民的才智，应该很容易制定出适合两党共存且有利营商的政策，来促进商人及生产厂家把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场所搬回美国。两个政党的聪明人应该与把贸易搬到了海外的商业巨头坐下来好好谈一谈，问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然后跟他们共同研究出一个可以让他们再搬回来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希望国家繁荣富强，如果我们正确分析了阻碍繁荣的原因，我们就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案。

由此还能创造就业机会，这对维护中产阶级至关重要，它也是美国的支柱。我的一位住在康乃狄克州的朋友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有许多产业还有敏锐的商业头脑。为了能在美国快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建议美国应该对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或者在其他国家组装好的产品征收严苛的关税，同时降低需要在美国境内组装的产品的关税。为了组装后者的产品，就需要雇佣大量工人进行组装。考虑到眼下严重的贸易失衡，这一政策将对美国就业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这只是针对扩大就业问题给政府提的一个建议。这样就可以扩大征税基数，而不是通过无止境的增加赋税导致就业锐减。

今天，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而且，正如前章所述，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就辍学了。在许多贫民区学校里，辍学率甚至更高。是时候让美国公司与社会各部门联起手来阻止人才流失，并给予这些年轻人激励和途径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从而成为“强者”社会中的一员而非“你能为我做什么”的社会中的一员。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能稳定的培养出充满激情、勤奋刻苦，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人民就无法继续运转。

[5]　蒲式耳（英文BUSHEL，缩写BU）是一个计量单位，也是一种定量容器，好像中国的斗、升等计量容器。

[6]　多米诺效应，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我的母亲只上过三年学，是个半文盲，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为了贴补家用，她曾同时做两份，有时甚至三份工作，给富裕家庭清扫房屋，照顾富家子弟什么的，经常早上五点就出门，半夜才归，这意味着我和柯蒂斯有时几天看不到她的人影。她在家时，眼神尽显疲累，但是只要有一丁点时间和精力，她总是花在我和柯蒂斯身上。显而易见，无论是工作还是花时间陪我们，她都希望我们比过去生活得更好。

例如，其他家庭去郊游时我们却不能，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母亲偶尔会想省下些钱带我们去露天游乐场，然而，这点钱却只够跨进大门的门票费——我们只能羡慕地看着别人玩。我们不能尝试任何游戏，不管我们在家里多么努力地练习投掷硬币或者打篮球。大多数成年人都能回忆美好的童年，例如咬棉花糖、吃热狗、啃薯条、吸吮冰激凌和彩虹雪糕，但我和柯蒂斯只能闻闻香味——从未品尝其滋味。

无法给我们带来些许童年欢乐使母亲备感沉重。每当经过杂货店收银台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什锦糖果的考验，我们问她“这次”是否能买什么，但她回答我们的始终是“不”。她的眼神非常厉害且具有杀伤力，以至于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甚至不会再问了。保姆也没有钱，因此我和柯蒂斯差不多只能靠自己了。

但是母亲总是创造性地想到维持生计的方法。例如，到了夏天农民准备收获庄稼时，她会在周末开车带我们到乡村，停在一户农家前，如果我们能够拿走一蒲式耳农作物，她会主动向农民提出帮助采摘四蒲式耳农作物的要求，而农民通常都会答应，然后我们将新鲜蔬菜或水果带回家，有草莓、桃子、西红柿和四季豆等。虽然我们可能抱怨此项工作，但和家人一起采摘农产品也十分有趣。一旦我们回到家，母亲就会将这些农产品制成罐头，帮助我们支撑冬季的几个月。

母亲的大部分朋友和亲戚也经济困顿，艰难度日，但他们十分乐意依靠公共援助。小时候，我多次偷听到他们详细地谈论计划——精心设计一些方案——以获得更多的政府援助。我听到他们说：“在社区学院选修一门课程，让他们觉得你想摆脱救济，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更多照顾孩子的钱。社工肯定很高兴，为你骄傲，因此很容易被操纵利用。当他们厌倦了自己的工作并离开时，会有另外的人被派来负责你的情况。”我常想，如果他们把这样的聪明才智用来发展一项新的事业，那该有多么大的成就。母亲坚决抵制朋友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尽管只上过三年学，她已经注意到，几乎没有一个成为福利妈妈的人能摆脱福利救济，想到永远要依赖他人，母亲深感厌恶。

母亲的朋友和亲戚们的态度与我在学校上课时学生的态度非常相似。在学校，学生成绩只有两类：良好和差。在那个特定班级的许多学生——平时非常轻松，根本不会考虑花费时间努力学习争取在考试中拿到“A”，更不用说拿额外学分了。毕竟他们知道无论如何努力学习，最多只能获得“良好”的评级。一方面，这种情况安慰了很多学生，他们知道无需更多努力就可以通过课程考试，但另一方面，它使得许多学生不想努力学习，争取好成绩。

有人可能会对母亲努力自给自足、严格管教我们是否明智表示质疑，但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两个儿子都从事最负盛名的职业，一个是航空工程师，另一个是神经外科医生。母亲曾经照顾过的许多富家子弟只是聊以度日或者情况更糟，有触犯刑法制度的，有丧命的，还有依赖福利救济苟且生存的。

从贫民区的贫困小子到委员会认证的神经外科医生，我历尽艰辛并付出了昂贵代价，这是任何一个决定成为医生的人所必须经历的。如今，即使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从医学院毕业时，其学费债务也相当于一套房子的按揭贷款。他们好几年都无法还清这些债务，因为必须完成实习—— 在许多情况下，实习期几年的工资非常微薄。现在的医生经常要到而立之年才能开始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医学教育完全由政府补贴，因为他们意识到医生将大大有助于提高社会福祉。这些国家的医学毕业生不用背负沉重的经济债务负担，可以自由选择最具吸引力的医学领域工作，而无须关注其他特定专业的工资待遇。

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否有值得留恋的方面，或者值得纳入美国社会结构的方面？当它涉及解决方案时，资本主义是否还能占据上风？

风险和回报

在美国，专科医生的人数不断膨胀，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初级保健医生，这主要是因为，即将毕业的医生是根据他们所承担的债务数额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才华选择专业。我们可以通过消除或大大减少医学院的学费而快速、相对低廉地解决这个问题。采用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成果，资助医疗教育将有助于整个国家发展。然而，承认社会主义的有利方面，并不是强迫美国要完全重新调整国家的经济体制。由此产生的初级保健医生数量的增加，着眼点在于解决目前美国患者的就医难的问题。

然而，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对谁将支付和领取救济金都同样加以区别，医学界由于专科不同而形成的收入悬殊存在紧张态势。那些低薪专科医生经常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心胸外科和神经外科专家的收入太高。在跨学科临床科室或学术医疗中心，那些利润丰厚的科室通常补贴其他部门，使事情更加公平。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这种范例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问题，有点类似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资本家会说，那些工作时间最长、最努力，承担最大风险的人应该能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而社会主义者会说，大家基本上都接受相同的培训并从事同样的一般性职业，因此一个人比其他人接受更多的报酬是不公平的。

显然，根据肤浅分析的两种观点都有道理；然而，对专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调查可以揭示真相。某些专科，例如神经外科和产科，面临着巨大的法医成本，因为我们继续进行民事侵权改革——此法律改革旨在控制卫生保健部门失控的诉讼案件——仍尚未得以解决。在美国的一些主要城市，例如费城和芝加哥，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由于医疗事故而要承担的保险费每年平均超过30万美元。大家公认的三个最紧张的职业为911接线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一般比大多数人寿命要短。最近我回去计算我认识的十名神经外科医生的平均死亡年龄，很震惊地发现，他们都在尚属年轻的60岁去世。我希望现在该年龄数字有所提高，因为缩短工作时间和减轻压力受到更多关注，但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外科医生不得不提前退休，因为他们身体技能下降速度比心智技能要快得多。虽然许多人希望否定它，但70岁时的视力和敏捷度是不太可能和30岁时相提并论的。所以当人们考虑到培训时间、工作压力、预期寿命和提前退休等问题时，如果没有薪酬差异，应该很少有人会考虑某些专业。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只对钱感兴趣，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承担风险、做出牺牲经常是要获得相应经济回报的。

移民流向何方？

不久前，我和坎迪有机会随同一批美国年轻商界领袖访问古巴。在古巴，政府基本上拥有并控制一切，包括人们的居住、谋生、收入等。政府会准许某些人租用高档住所和享受优渥的生活方式，而绝大多数的人必须满足于匮乏的资源。然而，他们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都得到保证，不太可能流离失所或忍饥挨饿。

古巴的大学教授并不比一个小工赚得多——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少。此外，许多服务员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侍候进餐时却可能赚取更多的钱。在主要城市的广场上，许多摊贩和卖艺人创造了一种喜庆的表象，但是与许多古巴难民交谈后，我只能同情这些人民，并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体验真正的自由。虽然有些人，例如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歌颂古巴社会美德，但非法移民的浪潮却是从古巴到美国，而不是从美国到古巴。更多的人似乎更喜欢有机会创造安全的自由，而不是没有自由的安全。如果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生活的社会类型，生活将会很公平。不幸的是，虽然美国人可以随时自由地离开本国去其他想要去的地方生活，但是，普通的古巴人——以及许多在政府控制民意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得不到这样的特权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高一等

说句公道话，有些人喜欢社会主义，认为可以看到一个乌托邦的存在。他们觉得，在社会主义中冲突和竞争较少，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但是，社会主义平等的理想可以持久吗？

有一年夏天，我在底特律的克莱斯勒工厂的预组装线工作，从事连续单调的焊接工作。这项工作枯燥乏味，不管我努力工作或者偷懒减产，我都能得到一份优厚的薪水。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一名司机，将成品从组装线终端运到大型停车场。那些工作分给了与公司有关系的少数特权人。不过，我工作特别卖力，管理层终于注意到我，并给我安排了梦寐以求的司机工作。

智慧和勤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往往最终都会被注意，并被给予特权地位。换句话说，你可能认为虽然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比别人高一等。因此，区别对待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正如它在资本主义中一样，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自我依赖和自力更生在人的进步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中，讨好权势、引人注意在人的进步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安全保障是否持久或最终不堪重负？

社会主义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是它为其公民提供了一张安全网。因为所有资源可能平均分配，这就应该有足够的资金、食物和服务为大家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消除了富人与穷人的差距，这种制度要求政府非常了解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和资源，以利于财富重新分配。尽管大部分美国人对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十分同情，但很少会有人心甘情愿地将他们自己辛勤工作所得与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分享。

小时候，某个安息日有个流浪汉来到我们教堂，不停地念叨他有多饿。母亲做了一大锅我最喜欢吃的辣椒，邀请流浪汉到家里吃晚饭。我从未见过有人吃这么多碗辣椒，最终他十分满意，母亲也很高兴。多年来我曾目睹家人和许多其他人的乐善好施，我相信慷慨大方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我想如果政府代理人前来没收她的辣椒，将它分给那些无以果腹的人分享，母亲会相当不高兴。她会觉得这是她的辣椒，她有权将辣椒与她愿意分享的人分享，而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

社会主义与人分享的根本目标是高尚的。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经济困难的美国人会拒绝政府没收富人资产以达平衡的想法，这种态度使许多相信“向富人征税”并重新分配财富作为解决一切问题方案的人感到困惑。在我们的体制中，许多人寻求获得政治优势，他们认识到穷人比富人更多，可以通过挑起阶级斗争为自己创建一个巨大的权力基础。这个政治策略至今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自由高于经济保障，就如几个世纪前，殖民者拒绝了英国王室的保护以及其背后日益增长的税收要求。

社会主义的安全网如何在重压之下开始撕裂的一个见证是：在2010年，一些陷入财政困境的国家——希腊和爱尔兰为突出的例子——出现了剧烈的资金短缺状况，使它们不可能继续过于慷慨地实施普通民众所期望的社会福利计划。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暴力骚乱在街头爆发，因为人们觉得他们被抢走的是其应得的国家生产份额。这些国家开支过大，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它们承诺的福利并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件事情不幸发生了，在将来也会发生，因为受政府控制的计划不断扩展，直到自我毁灭。国父们非常了解庞大的政府计划的危险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强调有限政府和自力更生。大家必须看看今天的希腊和爱尔兰，才能认识到向民众做出不切实际承诺的后果。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些社会主义泡沫的破灭。在不久之前，美国的公共服务工作通常比私营部门工作收入低而且没有多少福利，这确实是得做出牺牲奉献的公共服务。现在，相同工种的工作，政府比私营部门要平均多支付20％，并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福利——均由纳税人承担。此外，如果你曾经与政府官僚机构打交道，也许知道找到富有爱心且能干的人是多么的困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政府部门工作是通向舒适生活的门票。美国的创始人本来计划的是，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社区代表和公务员，而不是受益者，并且他们从来没有想让公务员比普通民众收入要高。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对政府预算产生巨大压力，迫使其提高税率。

希望从生到死照顾每个人的想法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我同样很务实地意识到，政府面面俱到的结果只会是破产，最终无人受益——而另一种方式是减少经济援助的数额并鼓励人们有责任地生活、储蓄并计划未来。显然，从长远来看后一种选择更有意义。出于某种原因，最近几十年，美国领导人已经不再关注国家面临的长期问题，而是只关注短期的权宜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暂时有利可图。

照顾穷人的问题依然存在，正如耶稣自己所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有些人因为精神或身体疾病或运气不好而贫穷，也有人是因为不想努力工作而贫穷。然而，还有日益增长的第三类人——辛勤劳作的中产阶级下层蓝领工人。但是过去几十年来，他们的实际工资无法跟上毫无节制的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无法赶上家庭的生活成本的提高。发放社会福利时，我们是否应该仔细区分这几类人呢？

信仰资本主义模式的人不大可能对那些依赖他人劳动成果的人表示太多同情，而信仰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却为那些人做出未来规划。但是，我想如果将100人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几个月，一年后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找到工作了，如果将相同的100人置于社会主义社会几个月，一年后会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要“靠政府救济”。人们往往只做对生存来说必要的事情，不可能为不必要的事情劳心伤神，这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不高的原因。

我们该如何生活？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只有令人感到厌恶的政府。事实上，美国的政府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体。那么如何处理混合政府社会中，例如美国不想工作的健康人的问题，仍然非常棘手。这个问题双方可能无休止地鼓动渲染而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但是，从逻辑上来分析问题，有三个实用的解决方案：

1.告诉那些不工作的人只能靠自己。

2.攫取有钱人的财物，重新分配给不工作的人。

3.借用第三方的财物，照顾不想工作的人，把债务留给子孙后代。

从逻辑上讲，很明显第一种解决方案中不工作的人要么挨饿，要么找到一份工作。第二种解决方案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迫援助不工作的人，最终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被没收，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更多人不工作。第三种解决方案如何？对方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从而掌握美国大部分所有权。但是，这些投资者不可能无限期延长信贷，子孙后代也将永远不知道这种恶性循环。在某些时候，他们会认识到这对他们的未来正在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会拒绝执行该方案。因此，第一种解决方案是唯一经得起逻辑考验的，也是美国应该认真考虑的。

需要是发明之母，而现在美国有必要创造就业机会，同时激励企业家和CEO们不断创新和更新产品。美国必须认识到高管薪酬过高，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他们并不认为在相同机构工作的其他人的收入应该比自己高三百倍以上。幸运的是，“薪酬话语权”安排措施最近被引入美国公司，这使股东们在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方面拥有发言权，使董事会更加小心地确定薪酬。

以同情的方式实施第一种解决方案是否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只有当妥协引入平衡时。他们可能要逐渐断奶几个月，让他们有机会在生活中作出必要的调整，而不是立即解除其救济。再次，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只是谈论有工作能力的身强力壮的人，但他们却拒绝工作。我怀疑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会提出严肃的反对意见，照顾那些根本没有自理能力的人。对于那些真正想找到工作却暂时失业的人，失业救济金当然是权宜之计。然而，对于那些并不真正想找到工作的人，失业救济金并没有多好，因为一个失业者长久没有工作时，他被雇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这样的福利应该与社会上需要的工作联系起来，例如罗斯福新政[7]，其中的政府方案是为提供就业机会和刺激工业、交通运输、银行、住房、农业和许多其他领域经济增长而制定的。

谁决定房产归属权？

那么涉及照顾穷人的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再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标签，而是专注于原则，我们或许更容易回答这个问题。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接受统治是因为每个人将中央权威作为全体的更方便、更有序的服务机构。自然法则规定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这种思想贯穿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政府制度的普遍社会协议中。

例如，我们生活在巴尔的摩市约三十英里外的一个大田庄，孩子们已经长大并有自己的房子，我和坎迪都非常满足。我们周围没有邻居，从家门口到公共道路需驱车四分之三英里。如果附近居民到我们家门口提出想与我们换房子住，因为他有一个大家庭，孩子很多，需要空间，而我们家人少，房子非常大，对此我可以拒绝或者表示愿意。如果我拒绝他的要求，他便挑衅并企图强行驱逐我们的话，我可以试图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可能会导致非常不愉快的结果，或者我打电话报警，警察是政府的适当臂膀，其职责包括保护我的财产和生命，这正是国父们设想的一个政府功能。另外，如果政府官员认为我的房子太大，邻居家人多，房子太小，他们应该没收我的房子，并把它送给我的邻居——或者至少会以高利率向我征税，并把钱分配给邻居买更大的房子——这种强取豪夺的政府正是国父们想极力避免的反面例证。

不仅塞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其他几个国父都直言反对政府财产再分配方案，1795年美国最高法院同样也宣布：“人们成为社区的一员，应该享受诚实勤奋劳动的果实。财产保护是社会契约的主要对象……因此，立法机关没有权力剥夺公民的永久产权，不能没有进行合理补偿就将之授予他人。这与理性平等、公平正义和道德正直的原则是不一致的；与人类的舒适、和平与幸福是不相容的；违背社会联盟和每个自由政府的原则的；最后，它是违反宪法的文字和精神的。”

我们试图对穷人友善，但已经大幅偏离建国原则。事实上，美国是世界有史以来、到目前为止最慈善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创始人充分意识到，政府长期资助的慈善事业会破坏辛勤工作、自力更生和济世为怀的价值观念。

我参加了不少慈善组织，这些组织致力于改善我们当中许多人不幸的生活。其中有个组织是柯蒂斯·D·罗宾逊男性健康研究所，位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圣弗朗西斯医院和医疗中心。该组织筛选数百名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前列腺癌患病男性并为其提供免费治疗——背后的推动力是我的朋友柯蒂斯·D·罗宾逊，十六岁时的他从亚拉巴马州来到康涅狄格州，当时身无分文。他非常勤奋而且工作十分努力，现在是多家公司的CEO和业主，拥有千万资产。他已经捐献了七位数的善款，没有接受任何回报，只是为本将失去的生命得以挽救而感到高兴。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医生、管理员和爱心市民纷纷加入柯蒂斯的组织，我也一样。在美国，前往任何一个社区旅行是非常困难的，但找到专门设立的用以帮助社区贫困公民的慈善机构并不困难。

美国政府惯于充分理解私营部门的慈善组织在改善穷人困境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会对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减免税收的原因。目前，政府实际上与许多私营部门的慈善机构存在竞争，但同时还为他们减免税收。这种重复浪费是如何使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公民获益的呢？当然，通过建立庞大的政府福利项目，政府规模和权力急剧增加。不久后，人们的一切，从食物、住所到医疗保健、教育，再到舒适的退休生活普遍要依靠政府，却没有注意到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基本的生命和财产保护，以及公共道路和公众安全。

我相信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是行走于地球表面上最有智慧的人。他是沉溺于酒会的好色之徒吗？也许吧！但他也是一流的学者、科学家、发明家、作家和缔造美国的外交官。他警告说，不要施与不恰当的同情，例如，给醉鬼用来购买烈酒的钱或通过提供所有必需品压制人类奋斗和超越的本能。我想，你不会说他是自私的，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财富，因为另外，本杰明·富兰克林愿意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出钱，给英国支付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殖民者造成的损失，以避免遭受英国严重的报复。富兰克林和许多其他创始人的声明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非常反对财富再分配的概念，而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宗旨。

从更基本的层面上说，他们非常反对庞大的、有侵略性的中央政府概念，认为这与他们试图逃离的欧洲君主制国家没有什么不同。美国是靠着奖励辛勤工作和大力保护个人资产，同时鼓励同情和慈善的制度，从而一跃而达到巅峰状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改变，除非有历史证明另一种制度运作更好。

在有些政府有权在任何时候向其想要的任何人征收必要的税款，这就导致不受制约的权力滥用，最终剥夺了很多人的权利——《独立宣言》中所陈述的——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笼罩在慈善烟雾中的某些政策，使没有受过教育和轻信的民众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这使人产生依赖性，它会一步步地吞噬自由选择，并将高效创新的积极性消磨殆尽。

工会：绞杀下金蛋的鹅

潜行的社会主义能隐身于雷达之下，同时改头换面以合法实体如工会的形象出现，使人几乎无法辨认。我一直是一名工会会员，在底特律长大，当然非常熟悉工会代表积极方面的作用。在工业时代早期，工会的出现带来了劳资谈判，使工人获得公平工资和合理的工作条件。通过工会派生的福利帮助创建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中产阶层。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工会领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用工会会费（已经积累成巨额款项）来改变选举结果，并在许多领域用金钱换取权力，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通过威胁罢工进一步达到他们的目标，使他们能够从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等公司获取更多的报酬和福利，从长远来看这些公司将被削弱而缺乏竞争性。工会的领袖、律师、会计师和管理员都不是哑巴，他们非常清楚将这些公司放置在什么位置。从本质上讲，他们扼杀了下金蛋的鹅。但是，最近底特律汽车产业垮台的责任，不应完全由工会领导承担。汽车行业的最高管理层进行交易谈判时知道这些交易有损于公司的未来，但他们在财务上不需负责任，也知道会收到金色降落伞——无须负责任的数百万美元解雇赔偿金——清算的日子到时，他们人已远走高飞。

你可能已经开始注意到那些对美国有害的实体，往往希望得到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没有考虑这将如何影响子孙后代。如果使用那条原则作为衡量标尺，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轻松地确定，哪些工会和实体是有益的，哪些对美国的繁荣是有害的。

写这本书时，威斯康星州正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教师工会和州工会都对州长计划将完全失控的州财政预算重归政府控制表示不满。计划的一部分涉及工人需为自己的福利待遇出更多的钱，而不是要纳税人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使要出这笔增加的费用，这些工人仍然会获得比私营部门同行更好的、成本更低的福利待遇。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对这种要求作出了让步。但是，他们不愿意在集体谈判权利减少的问题上松口。他们觉得，如果在这点上妥协，工会的权力将永远被削弱，在未来福利和权利谈判时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不想在班级人数、终身教职，以及教师能力评价问题等谈判时处于劣势。当然，这些都未归入传统的集体谈判旗帜下。工会领导只关注他们想要什么，并拒绝相信巨额财政赤字是真实的。他们认为整个事件是由州长和其亲信捏造的，目的是压制工会，但是账目核算相当简单——威斯康星只是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众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州而已。对于我来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理解，现在人们福利要求有多么自私，而没有考虑将来我们的孩子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不会将那些观点与我相左的人当作敌人，我很乐意与他们谈论将来以及如何确保孩子成功。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否可两全其美？

社会主义政府提供的安全性使人着魔，竟使公民愿意放弃许多个人权利。虽然你有权利积累财富，但如果政府可以随意没收财富，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虽然你有权利坚持工作到超过传统的退休年龄许多年，但许多沉迷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却能多早退休就多早退休。在许多欧洲国家，公民往往充分利用五十多岁的年龄段。因此，这些社会失去了一些最有经验和高效率的工人（和潜在的导师），他们不想错过臃肿的政府保证给予的慷慨的退休福利。当政府大肆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时，损失就会无处不在。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研究了美国和鼓励创新、拼搏和创业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巨大福利。现在，通过研究社会主义的优缺点，我们发现大多是负面的影响，即使是其值得称颂的富有同情心的部分，乍看之下似乎很好，但从长远来看，却暴露了抑制工作的障碍因素和财政失责缺陷。我们生活在自由和开放的社会，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有权自由行事，但对于教育良好的人，很容易识别社会主义者的动机，以及他们是如何实施这样的纲领，企图给美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行动纲领就是完全由政府控制，包括就业、收入以及其他种种。一旦你授予政府职责和权限以让它包办就业、养老经济保障、“免费”医疗保健、“免费”教育和儿童教育，政府就会控制人民的生活，并牺牲个人自由以及对自由的选择。

当然，也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至少有许多类型，其中自称人民规划者想强制施行计划以控制其他人的道德和经济生活。但你是否愿意将自己宝贵的自由交给承诺为每个人提供“安全”和强制性政府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正是希特勒在其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政纲中答应德国人的——国家政府保证人民安全和“平等”，条件是个人须放弃自由。美国人会上相同的当吗？

由于美国人生来具备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创业精神，那么很显然，社会主义方案是反美的，更不用说极权主义了。

社会主义是一个古老的梦想，而有些梦想付诸实践即是噩梦。

然而，吸取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成果并将其在资本主义中得以实践，这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轻松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根本不需增加国家的债务。如果我们解决低效、浪费性的结算和收款程序，使用国民电子病历，鼓励人们在诊所而不是急诊室进行初级医疗，积极参与有意义的限制昂贵诉讼的民事侵权改革，美国将有足够的资金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通过打击政府中的权益欺诈行为，例如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欺诈行为，美国也可以大幅增加收入。在美国的自由社会，个人一定可以购买附加医疗保险而不会对其他人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食品券计划等都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方案，为美国国民提供了社会安全保障。然而，必须控制其发展，因为自给自足才是美国社会的目标。人民大众不应单纯依赖这些社会计划，相反，应该鼓励人民年轻时就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坚决抵制政府的过快增长和其不断大张的税金胃口，并提醒政府须认识到美国宪法规定和限制了其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将有机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成功创建继续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国家。

“民主终止是因为把愿意工作的成果给那些不愿工作的。”

“这种值得怀疑与痛恨的强行向人征税用于福利的思想是邪恶和专制的。”

“贤明而节俭的政府，它会制止人们相互伤害，使他们自由地管理自己的实业和进步活动，它不会侵夺人们的劳动果实。这就是良好政府的集粹。”

1801年3月4日托马斯·杰斐逊首任就职演说

“因为认为一个人拥有产业，他的先辈得到太多，就夺走他的财产，以分给其他人，而那些人或他们的先辈没有同等的产业或技术，是在任意违反合众国的第一条原则，即保证每个人可以自由经营自己的产业，并拥有从该产业获得的果实。”

1816年4月6日托马斯·杰斐逊致约瑟·米利根的信

“天助自助者。”

“美国宪法不能保证幸福，但人们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必须自己抓住它。”

“有两条路可以得到幸福，即消除欲望或增加财富，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由人们决定哪种方式自己更容易做到。”

“守株待兔者，美餐无保证。”

本杰明·富兰克林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暴政；这是公平、有限、联邦政府。”“基本上供养（薪水）受到控制的人，其意志也受制于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人的权利和财产权利是政府的保护对象。”

“人们获得财富、拥有权利的能力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成了使人们的利益趋向形成一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对这些有能力的人的保护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快速提供自己食物和衣物的公民阶层是真正独立和幸福的人。”

詹姆斯·麦迪逊

“未经我们同意，世上无人有权剥夺我们的财产。”

约翰·杰伊

“一旦社会接受这种观念，那就是私有财产不像上帝的法律那样神圣，没有法律和社会正义的力量来保护私有财产，无政府和专制就会到来。如果‘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和‘不可偷盗’不是上天的诫命，它们必须先被接受为不可亵渎的警句，一个社会才有文明和自由。”

约翰·亚当斯，《美国政府宪法保护》，1787年

[7]　罗斯福新政，是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

我是一个极其富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候过犹不及。高中毕业后，当我正在通向医生的道路上奋斗时，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的私事正在严重影响着他的学习，使他濒临期末综合考试挂科的境地。由于他当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麻烦事，所以他根本记不住任何资料，也根本不可能通过考试。他知道我是忠实的信徒并且严格遵守道德准则，因此羞于开口请我帮忙，因为他想让我允许他抄袭我的考试答案，而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这个请求让我陷入两难境地，因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通常情况下他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考试。我知道过去他也曾度过难关，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我努力为这次作弊行为找个道德上的借口，尽管我知道这么做是不正确的，但最终我还是允许他抄袭我的答案。经过我的帮助他通过了考试，后来成为了一位非常成功的专家，改变了成百上千人的生活。

这样算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吗？他也曾向管理部门申请休学，但是他却被告知他唯一的选择只有通过考试。然而，如果他付出足够的努力，我相信他一定还能找到其他解决方案。我很后悔作弊，但是我真心为他今天的成就感到高兴。

不久后，我成了一名主修心理学的学生，主要钻研人类神秘的思维，此时我不知不觉地又陷入了另一个道德困境。在我为一门高级心理学课程的论文做研究的过程中，我读到了几段非常杰出的文字，还把这些句子引入了我的论文中。然而我没有标明这些句子是出自他人之手，因为当时的我甚至没有“剽窃”的概念。

当教授让我跟他预约一个时间与他讨论一下有关论文的事情时，我还稀里糊涂的。然而，当我跨进他的办公室，我立刻感觉到了气氛的凝重。他指出我剽窃了他人的作品，并且告知我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往往是被学校开除。我可以想象自己想成为博士的梦想因我的愚蠢而破灭。就算我不知道剽窃的含义，我也应该早就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如果我那次没有被抓，那么我剽窃了一次，就有可能再接着剽窃第二次。幸运的是，教授非常仁慈，他意识到我只是太天真，他给了我重写论文的机会。

这又引发了另一个议题：难道无知可以作为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借口吗？当然那些在美国制定了奴隶制度的人们认为黑人低人一等，甚至还认为他们帮了黑人一把，让他们从落后贫穷的非洲中解放出来并与“高级人种”比邻而居。为了权宜之计而压抑道德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啊。他们想方设法运用各种手段把他们自知为不道德的，以及明显违背我国建国原则的事情（即“人人生而平等”）合理化。

即便是那句话也引发了对平等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同胞们的质疑。当我还是密歇根的医学学生，我们的许多临床实习是在县级医院进行的。而一大部分参加医院实习计划的病人都是穷人，他们根本付不起医药费。这些病人被安排到总住院医生（尚未成为主治医师）名下救护，而那些有医疗保险的病人则被分配到经验更丰富的主治医生名下救护。住院医生可以向任何主治医师咨询目前正在接诊的病例，但是住院医生主要是看护人。这就意味着根据病人的付款能力，医院有双重护理质量标准。当时，这种做法在美国普遍存在，但是目前大多地区已经取消了这种做法。也有人可以义正言辞的声称只要是慈善，人们不论从慈善中得到什么都应对此感激涕零，而且根据情况区分病人接受照料的程度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每天都在根据情况决定生死。遇到灾难时，我们会先让妇女和儿童撤离；如果船要沉了，救生衣会被留给最脆弱的乘客。这使得评定何为道德变得极其复杂。在县城医院病人的事例中，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照顾，而且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主要看护人只是住院医生，而不是主治医师。还有，住院医生在成为主治医师之前在照顾病人上要承担更重的责任，这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位伟大的主治医师都曾经是毫无经验的住院医生，而他们的经验只能直接从管理照顾病人日常起居中获得。话虽如此，我相信许多人将大声辩称说，在病人看护上如此区别对待是不道德的。他们会建议病人应该被随机安排看护医生（包括住院医生），这将为住院医生将来担任主治医师的角色提供必要的经验累积。

几年前，有位怀孕33周的孕妇来向我咨询，她的胎儿通过超声波被诊断为脑积水。她正打算听从当地产科医生的建议前往堪萨斯州进行引产手术，因为堪萨斯州是唯一一个允许将能够在子宫外不依靠生命维持系统帮助而正常存活的婴儿进行引产的州。我跟她详细讨论了婴儿脑积水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诸多可行的办法。最后，她决定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婴儿出生后，我们在婴儿身上安装了分流器把脑中多余的积水分流出去。尽管这个婴儿发育有一点迟缓，但她至今依然茁壮成长。

几年前，我与美国公民自由协会领导人就这个事例进行过讨论。他曾经声明他们的机构专为那些无法为自己代言及无法保护自己的人而存在。我问他这位33周的胎儿是否可以算作无法为自己代言或无法保卫自己的人。他狡猾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打算换个问法，让他更容易作答。我告诉他，在我们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有许多早产儿，他们比正常出生的婴儿要小几周。这些早产儿靠生命维持系统存活着，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他们存活下来抱有各种期望。我问他是否会为一个28周躺在早产儿保育箱靠生命维持系统存活的婴儿代言，并保护他的权利呢？他回答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当然会保护这样的个人。如你所想，我接着问他，为什么保护一个已发育33周且具有尽可能完善的保护条件的胎儿是如此困难，而保护一个在子宫外或可能夭折的婴儿却如此简单。他意识到他的回答不太合逻辑，他说他认为，无论如何妇女是有权在婴儿出生的那一秒之前终止妊娠的。这种情况也许体现了美国社会如今所面临的一大道德困境：妇女是否有权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而仅仅因为这一生命位于她的体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的四分卫迈克尔·维克因在亚特兰大折磨与杀害小狗而被判刑就是不公正的了。

依然在为过去那肮脏的不道德行径付出代价

在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几个时期里，当奴隶制还是合法时，奴隶主认为既然奴隶归他们所有，他们便有权任意对待他们的奴隶。他们顽固地认为废奴主义者是在多管闲事，他们完全有理由随意对奴隶进行性虐待、殴打和折磨，甚至杀死奴隶。虽然奴隶制是如此卑劣与不道德的行径，但是美国却是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

不难看出为何美国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加入其他文明国家的队伍，停止这种残暴行径。因为奴隶劳工对美国这个新生国度的经济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奴隶劳工，美国为之努力奋斗而来的经济实力也许会有所不同。

由于《圣经》劝诫奴隶们应该服从他们的主人，奴隶主们感到他们的行为有《圣经》授予的“通行证”，使得他们泰然处之，毫无罪恶感。人们仅仅为了经济利益就蓄意破坏他人家庭的事实，证明了人类为了一己私利可以多么轻易地忽略对同胞所施加的不可名状的凶残行径，并为它开脱。当然，有些奴隶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甚至关爱他们的奴隶。这样的奴隶主自然也受到奴隶们的尊重与爱戴。这样的关系并不能为奴隶制度开脱，最多也只能显示出复杂关系的多样性。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奴隶制；事实上，有些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甚至威胁要摧毁十三个殖民地之间那脆弱的联盟。在1787年于费城举行的呼吁修改十三州邦联宪法的会议上，代表们在演说中的反对呼声非常强烈。在贵格派领导下的废奴主义者们十分坚持废除奴隶制。经过紧张而充满敌意的辩论之后，大大小小各州的代表们终于作出了让步：他们同意蓄奴州加入联邦，但是每个奴隶仅能代表五分之三位选民，以便为每个州确定合适的代表人数。这只是权宜之计，大家心知肚明，奴隶制很快就要被废除了，因为奴隶制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它也与“国家是为了人民而成立、国家属于人民、是由人民而成立的”这一理念相悖。然而，奴隶制还是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期间发生了数不清的暴行，包括恶毒的奸淫、暴虐和谋杀。不论您如何看待它，不道德行为无处不在。

我相信很少有人质疑奴隶制是否道德。很显然，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为一个世纪以前所犯的错误，而付出永无尽头的代价呢？某些人认为，除非美国对奴隶的后代作出补偿，否则美国永远不能被宽恕。这一信念可以追溯到摩西律法[8]，这一律法要求所有人都应该对被其伤害致死的一方或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许多美国原住民部落的祖先由于被剥夺了土地与资源，得到了政府的私下补偿，即现在允许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最赚钱的赌场。

许多年以前，我受邀为美国一大原住民部落（他们拥有大型的综合赌场）的毕业典礼发表演说。部落的长者们告诉我，他们希望我可以激励这些胸无大志的年轻人去上大学，他们上学的费用部落是很乐意支付的。既然部落拥有这么多财产，许多青少年情愿开着宝马四处招摇、到处参加派对，也不愿意利用教育机会好好学习，为了部落未来的发展作贡献。考虑到美国原住民在美国移民者枪口下所受到的伤害，这些原住民部落所得到的补偿是公正的，但是我不太确定最终的结果是否让部落获得了他们原本可以获得的利益。

我也能理解对那些在“二战”期间被不公正拘禁的日裔美国人家庭作出补偿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补偿行动采取得合乎时宜，因为受害者们可以真正从中获益。然而，对于奴隶制的问题来说，不论是奴隶还是奴隶主，没有一个人仍存活至今。因此，要求与奴隶制毫无瓜葛的人们为此买单似乎不公。我明白，有人认为奴隶主的后代们继承了通过剥削奴隶劳动力累积的大量财产和金钱，因此他们有义务与奴隶的后代们共享收益。这样的论点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没有人可以真正量化从剥削奴隶劳动力所获得财产的比例，并据此来分割收益。

另外，为过去作出补偿的起点应该如何划分呢？如果我们不断追溯历史，你很快就能把起点划到美国、欧洲、亚洲还有非洲存在之前了。很显然，如果任意选定一个日期或一个事件来作为补偿的起点是不公平的。正如箴言篇所提示的那样，只有当人们忘记过去的错误才能拥有和平，而不是提醒别人过去的错误来获得和平。如果我们都专心把握现有机会并创造更加积极的环境来鼓励个人取得成功，那么世界将有无限机遇。

如果奴隶制自此结束且每个人均被公平对待，那么要为在美国合法了上百年奴隶制的不道德行径找借口要容易得多。很不幸，佃农耕种制延续了奴隶制，因为这一制度利用了原来是奴隶的劳动力，因此他们事实上还是奴隶。不论在经济地位上还是社会地位上，吉姆·克劳法[9]始终把非裔美国人定位在奴役地位。即使到了19世纪70年代，致命殴打及私刑在南部还是极为常见的。因此关于公平对待同胞的道德问题，我想我们做得很失败。这并不代表我们在过去40年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40年当然无法抹杀400年的残酷压迫。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在榨取同胞的劳动力。这样的行为是道德的吗？例如，我们一边利用着非法移民的廉价劳动力，一边又不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我想从我问问题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出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不太道德的。没有了这些无证工人，美国的某些行业将完全崩溃，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美国却继续骚扰许多仅仅是想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美好生活的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境。是否有什么聪明的解决方案可以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呢？

美国只需要借鉴位于美国北边的邻国——加拿大的做法。他们制订了客工计划，这一政策允许他国公民作为官方认可的客工进入加拿大，他们需要合法缴税，也可以享有利益，还可以自由出入加拿大而无需侵害他人权利。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为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同时他们也帮助了远在异乡的家。为何移民问题对美国来说就是个难题呢？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太喜欢通过玩政治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合理性与道德完全被抛诸脑后了。

何为正义之战？

为何美国如此频繁的卷入与他国的冲突之中并宣扬我们的道德主义？自从美国建国之日起，美国就很少有长期的和平时期。为了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经常站起身来与他人搏斗吗？以个人道德水平为例，我们更容易看出矛盾的频繁程度并不能预测道德的水平。相反，我们在评价他们的道德水平之前首先要看的是各种战争的起因。

美国的无数冲突均起源于美国利益，尽管每次战争都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在经历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几乎没有考虑过这种战争的道德性。许多人声称，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是一个高尚的目标，且美国加入这场战争是完全正义的，但是也有人正确指出美国根本没有权利认为美国政府制度比共产主义制度更高级。作为耶鲁大学的学生，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些喧闹的反战抗议声回响在全国的大学校园里。

在越南丛林的战争中，美国用凝固汽油烧毁了村庄，还夺走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与政治斗争毫无关系的村民的生命。越共游击队因为了解他们的地形与人民，最终引领他们走向了战争胜利。尽管美国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它在丛林地带的战争里毫无用武之地。美国的大多士兵并不清楚他们的整体使命，这自然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如果是共产党军队试图侵略美国，军民对于作战目标将一清二楚，因此不会有这么惨重的牺牲。为了保卫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参战的道德性将毫无疑问。由于越南冲突最后惨淡收场，美国经历了一个羞愧与耻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军队备受谴责，而退伍军人受到了无礼待遇。越南之战挫伤了美国的战争热情，而我们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之一。

然而，在越南战争结束16年后，当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时，军事干预的热情又再次膨胀。在成功重建科威特的自由之后，老布什以及军队英雄们受到了极大的推崇与认可。拥有明确、被广泛认可的目标且最终取得了胜利的战争，往往会被定义为正义之战。几年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则截然相反，尤其在没有搜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尽管最终获得了实质性胜利，但战争所引发的分歧却丝毫不亚于越战。伊拉克之战在道德层面上充满争议。如果你认为阻止了独裁者继续残害其成千上万的百姓是值得的，那么你有可能认为美国是正义之师。如果你关心的是在战争中丧生的4 000多名美国士兵，以及转嫁到子孙后代身上的几千亿美元国家债务，那么你可能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努力行动是不道德的。

问题在于，很难通过军事冲突来判定美国的道德水平。而且由于美国的领导班子以及政治原则不断变换，美国始终没有管理军事干预的一致政策。那么当然，人们也可以合理的质问：世上有道德的战争吗？美国通过制定各种行为规范来减小战争伤害。当然，妇女与儿童应被赦免，也不应采用折磨手段等等其他规定。如果美国照此推理，出台合理的战争禁令，我想终极规定应该是禁止战争，停战！如果你能为战争任意制定规则，那么再制定一条消除所有战争的规定岂不是有意义得多。当然，通过定义可以发现，就是因为理性与合理的外交手段失败了，战争才发生。

家庭价值观与教育

如果不考虑青少年的家庭价值观和教育情况是很难讨论一个国家的道德问题的。正如我在第4章所述，美国的国父们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问题。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我与你想法一致，对于公共福利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教育和培养年轻人智慧和美德更重要的事了。在我看来，国家的力量不是有钱人和军队，而是聪明和品德兼优的人。我还认为，美德应该从小开始培养教育，通过劝告让成人获得美德为时已晚；坏习惯和恶习，就像身体疾病一样，预防总比治愈更容易。另外，我认为，教育年轻人的能力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无论何时，当享受恩赐的人找到使用这种能力的途径时，他会像倾听天堂的声音一般践行这一能力。”

我相信美国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强调传统家庭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教导人们区分对与错，从家里到学校不断灌输这种观念。定义价值观的中心思想源泉之一是《圣经》，在过去所有公立学校均有教导。公立学校教授基本宗教信条的方式是涉及面尽可能宽广，不偏袒任何教派。学校教导孩子们，使他们认识到需要对造物主负责，造物主给我们制定了道德准则，我们死后均要向造物主报告。国父们在美国道德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他们深知美德对美国的未来是何等重要，但是我认为能总结他们意见的最佳引用语是约翰·亚当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美国的宪法只为道德的和有信仰的人民而制定的。对任何其他政府都是不适用的。”

我充分意识到美国社会上的多数人不愿意从《圣经》及其教条中学习道德。这些人大都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他们声称他们有自己的内在道德指南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谈及婚外情、同性恋、赌博、吸毒和酗酒以及其他社会行为时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当涉及谋杀、撒谎、欺骗和偷窃的问题时，他们的指南针指向与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非常相似。

毫无疑问，关于社会道德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儿时，未婚生子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而今天，未婚生子在社会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任何耻辱的烙印。许多人认为这暗示着我们发展到了更加开明的阶段，我们变得更少评判他人，且更包容每个人。尽管开明与接纳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应该审视这种态度转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出生在单亲家庭的孩子生活贫困的机率要比出生在有稳定收入的传统家庭（有父有母）的孩子高两倍。未婚妈妈往往是高中生或者大学辍学者，且通常是需要依靠社会福利的受助者——一般来说还是长期的受助者。未婚妈妈和未婚爸爸都更容易染上性病。这些事情不仅对这些孩子和父母有害，还增加了社会其他成员的负担，因为他们要为其买单。正因为有人买单，所以这种行为还在继续，我们在喂养一个对政府救济有着贪婪胃口的福利社会。

这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论点：什么事情在短期有益而在长期有害，什么事情到最后是不道德的，是对社会道德无益的。一个真正道德的社会应惩恶扬善、施福利与救济应有度。我们可以以仁慈的方式实施这种政策，逐渐停止为正接受救助的人们提供政府帮助，并明确表明未来政府将不会向具有此类条件的人提供任何救助。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不能从家庭、教会及其他慈善机构和个人处获得帮助。我们刚刚讨论的也许在许多软心肠的人看来太过严酷，但是我认为真正残酷的是继续鼓励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然后制造出永远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我们只是不能再为那些四肢健全作出不理智决定的人提供福利支持，而且还期望其他人为此埋单。

关于负责任的国家政策是如何改变社会行为的，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典于19世纪90年代起认识到，本国的酒驾发生率太高。他们把血液酒精含量限制从0.05降低到0.02（在美国，平均合法血液酒精含量水平为0.08 —— 比瑞典高4倍），并颁布法令严惩酒驾行为，刑罚包括强制性监禁、高额罚款以及没收车辆等。结果，由酒驾引起的事故和车祸发生率大大降低。这种行为的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人们哪怕只喝了一听啤酒都不敢开车。这表明人们对适当的立法改变会作出反应，美国还有极大的潜力提高政府的责任心，无需耗尽资源，也可以鼓励负责任的市民，让他们成为贡献者而不是寄生虫。

财政责任：道德政府的标志

2008年我们见识了华尔街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开始，金融专家当时在劝说共和党与民主党，声称如果政府不立即开展大规模政府援助，这场金融海啸将摧毁美国与整个世界。于是美国政府承担了一系列金融风险，支持“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与金融集团。

这些措施是否奏效，人们只能猜测而无法证实。但有一件事却逐渐明了，即金融市场许多人因从事不正当金融活动而赚得盆满钵满，但股东和选民却收获寥寥，或一无所获——甚至赔本。自1929年股市大崩盘以及随之而来几十年的动荡后，政府修改了法律，货币经理人则趁此逃过了法律制裁。国会当时便意识到，除非金融市场受到监管，否则只要有人类参与，贪婪便会肆虐横行。

但在20世纪90年代，国会却大幅撤销金融市场监管，或许他们认为人性已改变了。直到20多年后，事实证明贪婪依然完好的存活在人们心中，甚至险些毁了美国。结合我们的主题，最明显的问题莫过于，一个道德国家能够允许犯罪分子欺骗民众，并逃脱法律制裁吗？

我并不反对人们通过合法途径发家致富，也不在乎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公司创造这些财富。但是，由于一些人控制着美国的金融市场工具，他们就不应当通过操作这些工具为自己谋利。他们中许多人怀有同穷人一样的理所当然心态，总是希望得到政府援助。这些华尔街大鳄与公司管理者认为他们正在从事年交易额高达千百万美金的商业，但很多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在给钱搬家，创造不了任何价值。法院依然未决定政府是否应当认认真真地调查这次危机背后的操控行为，也未决定是否应采取法律制裁。

《圣经》认为“钱乃万恶之源”，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们能够很容易看到一个喜欢人民财产的政府是如何“榨干人民血汗”的。真正有道德的政府应该承担财政责任，不断提醒自己的职责，通过税收获取恰好适量的财政，用以履行政府责任，绝不会入不敷出，除非发生紧急情况，而且会在事后及时偿还债务。直至“二战”前，美国政府在财政上非常负责，而“二战”后偿还国家债务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债务持续增长，如今的赤字几乎等于我们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全国整整一年的生产只够还债。

许多政治家认为美国总是承担着巨大的国家债务，这仅仅是数字，而没有任何意义。但美国的国父们却会对领导人此番言论感到震惊——甚至愤怒。托马斯·杰斐逊说：“我们无权用自己的债务束缚下一代人，从道德角度讲，我们一定要亲自偿还；因此，或许用一代人的时间，或许在大多数人的寿命年限内，还清债务。”

父母最伟大的责任之一便是照看孩子的未来。这不仅是责任，更是道德义务。一个国家与其子孙也是同样的道理。用难以想象的债务束缚下一代人，这不仅仅是麻木不仁，更是道德沦丧。当我们得知自己正在用每一美元的国家债务损害下一代人的生活标准时，我们又如何能够安心生活？

就在写这本书时，政府就财政年度剩余预算展开了激烈争论。共和党受新茶叶党的驱使[10]，希望削减610亿美元预算，而民主党则希望仅缩减该数额的六分之一。总统为了避免人民指责其削减应得权利，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而不是带头承担财政责任。随后，在白宫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后，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同成立了高级委员会，决定削减数万亿美元预算，控制国债增长。或许在财政责任与改革上，高级委员会将比鲍尔斯和辛普森取得更多成果。民主党与共和党已经迷路了，全然不知晓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是什么，预算平衡与他们毫不相关。我相信他们中许多人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有多少花多少。削减预算非常痛苦，对此我非常理解，但这一点都不比破产更为痛苦！回顾一下1946年匈牙利人民将“彭格”货币倒入排水沟一事，以及最近津巴布韦因极速上涨的极度通货膨胀而印发的100万亿面额货币，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了解这种情况的严重性。

我了解政府的做法，根据我的预测，总统和他的民主党员将宣称共和党希望削减儿童、老年人与病人福利，他们将扼杀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医疗研究与项目。而共和党人则会宣称，民主党沉迷于大手大脚的挥霍，只要不削减这些关乎生命的福利，就无法阻止民主党的挥霍行为。要想通过逻辑解决问题而非踢皮球，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鉴于华盛顿四处弥漫的各种情绪，千万不要对此寄予太多希望。

我认为合理的方式是各政府机构削减其预算的10%——无一例外，而在第二年继续缩减10%，以此类推直至预算平衡。这意味着任何机构都没有特权，不存在任何特殊权益。任何政治家、机构或特殊利益群体都无法喊冤叫屈。政府部门要么积极有效地削减福利，要么部门主管提供评估报告，说明哪些属于臃肿部分，以及如何通过最不痛苦的方式削减该部分。由于每个部门都进行削减，因而没有人会控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在消除了政治色彩后便可着手处理正事。

人们往往更容易理解细小简单的问题中所蕴含的逻辑观点。如果一个七口之家——父亲、母亲与五个孩子——经历了严重的经济挫折，他们不得不改变许多生活方式。其中的一项或许是每周的零花钱。如果父母宣布由于预算限制，每个孩子每周将得到9美元，而非10美元零花钱，而如果事情没有好转，未来或将继续缩减零花钱时，我认为所有孩子都会理解这种做法。尽管他们对此并不高兴，但令他们满意的是，每个人都做出了同等牺牲。但假如父母决定其中两个孩子非常重要不能削减他们的零花钱，其他三个孩子将抗议这种不公平待遇，这样就可能引发争吵。

美国可以通过逻辑与公平讨论解决许多问题——美国必须这么做，因为今天问题的解决方式对未来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的问题并不仅仅关乎自身——我们与子孙后代分享这个问题——我们有道德义务将国家完整的交给我们的后辈。

如果这个任务听起来难以完成，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们遵照美国宪法与国父们提出的主张，像他们一样遵从上帝的旨意，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短期的政治权宜之计与道德总是水火不容，只有当我们愿意重新发现并接受宪法原则时，道德价值才能成为我们政治的一部分。

当然，道德并不是空中楼阁，美国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其基石。虽然国父们认为将《圣经》作为指导是非常合适的，但我们必须决定当今道德的基础。如果我们的行动缺乏道德基础，我们的价值将持续恶化，美国将不断衰退。美国犯过错；但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调整美国的方向，采取更好的行为却永远不晚。

[8]　摩西律法，指的是上帝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原犹太人）颁布的诫令，在基督教中间称律法。——编者注

[9]　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o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在美国南部各州针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一系列种族隔离性质的歧视性法律。——编者注

[10]　茶叶党是美国的一个政党，发端于1773年的美国东北部波士顿，是革命的代名词，主要参与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编者注

每个人都会犯错。因此，世界各国都会犯错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如果你和德国人聊天，了解他们为什么在大萧条时期希望将自己的国家置于希特勒统治之下，或者想想“二战”时期美国是怎样受到日美关系的掣肘，那么你就不会对国家犯错与否持怀疑态度了；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否从错误中学到什么，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能否在错误的基础上得到收获，并且增长智慧。这些从错误中汲取经验的国家将会变得更聪明，而那些期待不同结局而重蹈覆辙的国家则会显得愚不可及。

当然，我在成长过程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因为种族偏见和社会经济上的不公，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犯过一些错误。因为愤怒和困惑，我曾经跟在其他人身后，试图用棒球棍、石头，甚至匕首报复他们。有一天，一个男孩狠狠推了我一把。我一再告诫他不要再惹我，但他还是纠缠不休。后来，我抽出身上携带的匕首，迅速扑向他，对准他的肚子捅了一下。他跌倒了。过了一会儿，我想我把他杀了，但后来我发现匕首碰上他的皮带扣，断成了两截。

我冲向浴室，把自己锁了起来。我恐惧极了，差点杀了一个人——而且是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杀人。如果他的皮带扣没有挡住我的匕首，我可能会严重伤害他，甚至要了他的命，那么我就会被送去感化院，或者监狱，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我一生都在从事教会服务工作，而且我明白——至少在理论上——上帝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使其变得更美好。我还明白，我曾一次又一次地竭力控制自己的脾气，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尽管我当时只有14岁，我已经读过《当代心理学》，熟悉行为修正治疗理论——可我也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家没有钱送我去接受这种治疗。当时我的成绩非常优秀，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的火爆脾气难以控制，我将无法实现我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

我跪倒在浴室的地板上，请求上帝改变我的坏脾气。浴室里有一本《圣经》，我打开之后，翻到了《箴言篇》。那些对坏脾气和愚蠢行为的描述似乎句句都是针对我而写。有的箴言是鼓励我的，例如《箴言篇》中有一节说道，能够控制自己脾气的人比一个能控制一座城市的人更强大。我在浴室里待了三个小时，不停地阅读、思考，然后祈祷。我开始逐渐理解，我的自私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如果我跨出自己的狭隘视角，从别人的立场看待问题，我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世界，而且也不会感到如此困扰。

上帝给我带来的新视角似乎药到病除。自从那天以后，他对我而言，成了真实的存在，从此，我的火爆脾气再也没有爆发过。当然，也会有其他一些考验，接下来，我将分享我的错误。毕竟，这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我在底特律的西南高中度过了我的高中生活，该校在学术上并不十分突出，但在足球和篮球方面享有盛名，曾经多次获得过州篮球冠军。如果你是大学代表队的一名球员，在这里你可以获得同伴们的尊敬。另外一个获得认可的方式是加入一个成功的歌唱组合。因为我们学校位于汽车城，学生们总是希望某一个组合能够获得成功。

然而，我绝不是一个酷哥。那些酷哥总是穿着最时髦的衣服，从广播上了解最流行的“短裤”，驾驶最漂亮的跑车，每只胳膊上挽着三个“小妞”。他们走路的方式也很特别，以“底特律跨步”而著称，说话的腔调总是不停变化，用于彰显他们如何“时髦”。

另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完全沉迷于书山之中。我戴着一副厚眼镜，行走时拿着一根计算尺，身上穿着一套干净但却过时的衣服。我既没有汽车也没有女朋友。然而，我相信我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迹，因为我脑子足够聪明，每个人都会关注我。可是一年级时，我真正得到的却是同学的嘲讽，渐渐地，我开始感觉自己非常不合群。二年级时，我准备放弃我的书呆子形象，也要成为一个酷哥。我开始打篮球打到深夜，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开始不停地在母亲面前抱怨自己的衣服不够时髦。我的母亲对我感到失望，说我迷失了自我，正在走向堕落。尽管她一再和我辩论，我还是不停地抱怨。

有一天，就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她突然把自己靠擦地板和打扫厕所赚来的钱一下子扔在我面前，然后失望地对我说：“你去付账单，你去买吃的，你去付房租，你去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还剩下钱，你可以全拿走，去买你想要的时髦衣服。”

我激动极了，因为我心想，我终于有办法成为一个酷哥了。然而，当我开始为那些开销筹划的时候，没几下就把钱花光了。我很快意识到，我的母亲是个理财天才，竟然靠如此少的钱养活我们，给我们提供吃的、住的和用的。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傻瓜，羞愧地把钱还给了她。从此再也没有抱怨自己的衣服了。

幸运的是，因为我之前几年读过《圣经》，所以很快就明白过来，我渴望“合群”实际上更多是出于愚蠢的个性，而不是有修养的表现。在我滑入愚蠢的边缘期间，我的成绩也开始直线下降，我对镜自省，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什么人。我开始纠正自己的人生航线，放弃成为酷哥的念头。随后，我又变成一名勤奋的学生，成绩开始显著提高。从那天起，被人一时接纳的想法再也没有诱使我放弃自己的长期目标。

我刚进入高中所获得的兴奋感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我成为一名“耶鲁人”的感觉相提并论。我离开内陆城市底特律，来到围墙上爬满常春藤的耶鲁大学，立刻感受到文化上的强烈冲击。大学食堂的墙壁上镶嵌着华贵的木板，盘子是真正的瓷器，吃饭用的餐具都是纯银打造的。墙上悬挂着各种艺术品，硬木地板上还铺着东方韵味的地毯。一夜之间，我从赤贫状态进入了一个奢华世界——我打算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分钟。

在高中获得优异成绩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那些学习材料如此简单，考试之前我只花半个小时学习就能考到A。到了耶鲁大学之后，我想当然地认为我还可以照老样子去学习，因此，我选择了练习柔道、打乒乓球、玩桌上足球、看电视、参加现场娱乐活动等，经常玩得开心极了。我想，我已经改掉了高中时的书呆子气。然而，如果要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学获得学术上的成功，其要求显然要比我曾经完成的自我修正高许多。到了学期中，我开始有点担心自己，因为我在某些科目上做得不够好，其中包括大一的化学。学好化学是成功进入医学院的前提。不过，我的担心并没有阻止我去疯玩，但它的确影响了我的热情。

期末考试临近的时候，我感觉我平时的化学成绩太糟糕了，即使我在这一科的期末考试上曾经获得过A，我最后可能还是无法及格。也许是出于怜悯之心（或者是因为有施虐倾向，我不敢肯定是哪种），化学教授主动提出说，期末考试会给那些不及格的学生双倍学分——这样一来，我就有了最后一线希望。我心想，也许他会认为，像我这样的学生如果在整个学期表现十分糟糕的话，根本没机会通过期末考试；因此，做出那样的承诺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期末考试前的一天晚上，我坐在房间里，捧着厚厚的化学课本，它是我全部希望和梦想的绊脚石。我向上帝祈求，请求他原谅我曾经浪费了绝佳的受教育的机会。我请求他指引我真正的人生目标，因为我显然进不了医学院了。我希望他能显灵。我徒劳地背诵我的整本化学书，最后我背着背着竟然睡着了，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我独自一人坐在宽敞的大礼堂内，一个模糊的身影在黑板上解算化学问题。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来了，梦中的情形就如同在我脑海里刚刚发生过一般，我立即翻开化学课本，证实我在梦中见到的一切。考试时间很快就到了。当我打开化学期末试卷时，我感到大吃一惊，我发现试卷上的每一道题都和我梦见的那个身影在黑板上解算的题目一样。我仿佛觉得自己进入了阴阳迷境，飞快地写下答案，如果写太慢的话，我担心自己会忘掉它们。

我知道，我完成考试的那一刻是上帝送给我的一个奇迹。我向上帝发誓，他以后再也不用那样帮我了，我要成为一名勤奋的学生，让他为我而感到骄傲。那是一次可怕的教训，但它彻底改变了我在大学里的学习目标。

在耶鲁剩下的时间里，我的生活一切顺利，但在医学院的学习则遇到了麻烦。那里有许多新科目需要掌握，而这些学习内容的复杂程度如同一个人同时学习好几门外语，因此很多学生在第一学年尚未结束的时候就选择了退学。我已经在大学之初接受过教训，因此在学习上非常用功，上课从不缺席，但我第一次综合测试仍然考得一塌糊涂。于是，我被要求去见我的导师，他是大学安排专门负责帮我完成医学院学习的老师。他告诉我说，我应该从医学院退学，因为我完全不适合学医。毫无疑问，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因为从八岁起，我就渴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医生。

导师与我会面之后，我返回自己的宿舍，再一次向上帝倾诉，请求他赐给我智慧。就在我祈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你在哪些科目上遇到过困难？”我问自己，“你在哪些科目上学起来比较轻松？”一瞬间，我忽然全明白了，我在需要大量阅读的科目上学起来十分轻松，而在那些需要通过听讲获取知识的科目上感到费劲。不幸的是，我在医学院每天都要花掉6到8个小时去听那些乏味的讲座。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那么我必须做出一个有执行力的决定，避开那些乏味的讲座，把时间花在阅读上。这是一招险棋，不过，如果没有什么成效的话，我也不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差。最后证明，这是一种十分成功的策略，我余下的医学院生涯变得容易多了。

那次创伤性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教训：要从错误中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随后几年里，我认识到，自己如果去听那些乏味的讲座，将会一无所获，由此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对视觉化输入的方式反应良好，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读书，看图片，使用卡片记忆等等。我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取得的成功大多与我犯下的错误有关。

从蓄奴制错误中汲取的教训

在美国犯下的所有错误中，允许蓄奴无疑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每当我赞颂美国的美好时，尤其是站在大学校园里赞颂她时，有一个问题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然，这个问题也在美国历史上许多杰出领导人的身上留下过阴影。我想，今天不会有多少人试图去为奴隶制翻案，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大家都认为奴隶制是令人厌恶的。可是，我们能从这个错误中学到什么？

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假如有适当的机会，人们不仅能够改善个人生活，而且多数人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对于那些非洲裔美国人，你们只需睁大眼睛，就会发现他们为国家的福祉做出过多少贡献。

比如说，当你看见一束灯光，你就会联想到托马斯·爱迪生。不过，你不知道的是，他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拉蒂默的得力助手。他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是他制作出可以连续发光超过两三天的灯丝。他还发明了玻璃灯泡，为白炽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工作。此外，他还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绘制了电话结构图，还完成了诸多其他工作。勒特·摩根也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他发明了交通信号灯和防毒面具，后者在战争中拯救过无数人的生命。从土豆削皮器到熨衣板，从冷冻系统到音响装备的芯片，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这些发明创造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成就，而这些人曾经只能充当奴隶的角色。

从国家角度看，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每个公民的内在价值，我们将制定政策，努力将其培养成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人才。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的是，高达30%的高中辍学率是一个国家的灾难，这表明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个体的价值。因此，我们不仅无法从这些个体身上收获实际利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反而是在消耗我们的国库，为他们支付养老金或者福利。如果任何年轻人能够获得适当的鼓励和教育，那么他就有潜力创新产品，或者提供有益的服务。但是，由于历史上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歧视，以及人种偏见，一代又一代的非洲裔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持有一种被自己国家疏离的感觉，由此让许多人产生一种极端的愤世嫉俗的思想或者深深的不信任感，否则的话，他们本有可能会成为更富热情的国家建设者。

我听到过一种观点，据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然而，根据我的观察，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事情有了深层次的思考，那么他就不会将任何偏见建立在一些浅薄的特点之上。这样的人会意识到，是大脑而不是外表让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倾向于让一些非常表面的东西影响自己的情绪，例如人的肤色。不幸的是，根据表象做出判断或者发表观点，这在一些智力发展回报不高或者不受推崇的环境中相当普遍。我想，如果有人深入研究过那些武断地持有种族偏见的人们，他就会发现那样的人也会被外表光鲜但却不健康的垃圾食物所诱惑。在挑选轿车时，他们更倾向于追求色彩炫目的红色轿车，却宁愿舍弃灰暗杂色、一加仑汽油能跑五十英里的轿车。这些人以大小、颜色、形状，以及社会经济分类去看待问题，美国的目标应该是教育他们，从填补他们智力上的空白，而不是避开他们、苛责他们。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改善他们的价值观，对他们自己、对我们大家也都有益。

1977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担任一名实习医生。我经常被误认为是一名护理员、抽血技师、有氧治疗师或者其他职员，而不被看作是一名医生。大部分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错误判断并非有意；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很容易看见我脖子上挂着一副听诊器，或者，他们应该能看见我穿着手术服，或者白色的实验工作服，而这并不是一个护理员的常见着装。当我委婉地告诉对方我是一名医生时，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多少有些尴尬和歉意。我通过让他们知道我并未因此而感到被冒犯，从而尽量减轻他们的不适感，而且还告诉他们我也会犯类似错误。我从来不鼓励任何人再次犯同样的错误。我希望帮助他们消除自己对社会的无知，从长远来看，我相信这会对他们有益无害。

种族主义思想仍然余音未了

尽管很多明显的种族主义在美国已经销声匿迹，但还是有许多人只根据自己和不同种族的某个人的不快接触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认为某个群体里都充斥着令他不快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必须首先承认这种情况甚至在美国的家庭或我们自身内部也存在——非洲裔美国人对白人也持有种族偏见。

上次总统大选之前不久，也就是在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被选为美国总统之前，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这样的片段：一位记者正在纽约哈莱姆地区采访非洲裔美国人，询问他们是否了解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倡导的各种政治主张。所有受访者无不热情洋溢地支持他的各种政策，而对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政治主张却一无所知。采访中最让人感到滑稽的是，当问及他们对奥巴马议员选择萨拉·佩林作为竞选伙伴有何看法时，答案竟然对佩林州长十分有利，据他们看来，佩林是奥巴马挑选的，所以是优秀的。许多非洲裔美国人投票支持奥巴马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黑人，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他的政治主张有共鸣。如果情况倒过来，并且白人是基于种族看法而为他们的候选人投票，而非基于他们的政治主张，那么种族主义的呼声将会震耳欲聋。

当然，我也能理解非洲裔美国人心中的巨大骄傲，因为美国总统是一个黑人。我甚至知道，即便那些坚定保守的非洲裔美国人激烈反对奥巴马的竞选纲领，他们也会投他一票。有人告诉我说，这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而是被进入投票亭后的某种情绪裹挟所致。然而，种族主义是憎恶的因子，也是一种情绪。1982年，加州州长竞选之前的几年中，当时许多白人也被一种情绪所裹挟，他们无法让自己投票给汤姆·布莱德雷，他当时是洛杉矶市长，而且刚好又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所有预投票都显示布莱德雷远远领先于他的白人对手，预计他将赢得竞选，然后成为加州第一位非洲裔州长——但到了投票时刻，投票者的情绪彻底转向另一面。仅仅是因为奥巴马是黑人而投票给他也是一种不理性和种族主义，这和因为汤姆·布莱德雷是黑人而不投票给他如出一辙。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美国存在种族主义问题以及浅薄的思想，而且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去从美国历史上丑陋的插曲中汲取教训，然后向前迈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种实际问题。

为我们的错误算算经济账

因为奥巴马总统是一位相信重新分配财富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白人可能会想知道，是否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黑人都像奥巴马总统一样，也希望重新分配财富。然而，据我个人了解，许多非洲裔美国人极力反对政府重新分配财富的概念。他们热爱美国，为在美国获得成功而付出过大量的辛劳与智慧。他们和大部分美国人拥有同样的价值观，而且相信他们应该有能力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保持或者分配他们的资源。

当政府变得强大而具有侵入性，并且认为它对人们拥有的大部分资源有支配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明显背离了美国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美国人竟然同意美国政府侵入我们的生活和银行账户。今天，经常会遇见一大批认为政府有责任照顾好公民基本生活的人。然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写道：

将我们的同胞从不幸中解救出来与神祇并无二致；就像上帝一样；但是，如果我们鼓励懒惰，支持愚蠢，也许不会发现我们违背了上帝的秩序和自然规律，因为上帝和大自然可能会将饥饿和痛苦作为懒惰和浪费的适当惩罚，或者作为警告以及必然后果。无论我们何时试图修正上帝的方案，或者试图干涉主宰这个大千世界的政府，我们都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以免我们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在富兰克林的这段话中，还有他的众多作品中，他都清晰地指出，仁慈是值得赞扬的优点，然而，不断满足那些懒人和不负责任的人的需求和习惯实际上具有破坏性。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在鼓励那些坏习惯的蔓延，增加那些依靠他人生活者的数量。塞缪尔·亚当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他说道：“那种平均主义（再分配）以及财产公有的乌托邦计划，（政府拥有一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同将财产都归于国王。”他甚至认为这些观点违反了宪法。

我相信我们目前正在逐渐明白过来，美国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政府规模变得越大，越需要更多的税收供养它。一个庞大而臃肿的政府必须成天忙着去确认自己的存在；因此，你就会被更多的规章制度管束，更多的事情就会受到干涉，无论你是否要求它、需要它，它都会不请自来。美国政府现在变得如此庞大和昂贵，国债每年都在上涨。目前，美国的国债位于14万亿到15万亿之间——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巨大了，大到让人难以想象。在美国，无论男女老少，每人都将担负5万美元的国债。

允许我们的政府膨胀到这样的规模，花费这么多财富显然是个错误，但这不是一个党派或另一个党派的错误。相反，如果没有认真将政府置于控制之下，它自然而然地就会走向这条膨胀道路。美国《宪法》规定，政府的增长和权力应当受到遏制，如果有意遵守宪法，的确应该如此。然而，不幸的是，我们许多议员却认为《宪法》已经过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和今天的社会无关。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美国开国领袖们的认识，而且还认为，借助于适当的政府，我们可以为每个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却对此感到怀疑。我之所以不确定我们需要一种新型政府，是因为传统政府运行良好。美国早期有限的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鼓励生产和创造，从而让世界见证了以最快速度扩张起来的强大的中产阶级。它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工业能力，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如果你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为什么还要改变它？

有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方案，既可以控制美国的政府规模，又可以控制美国财政赤字额度？目前，在华盛顿共和党内部的争论日益激烈，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是由茶叶党指派的，民主党人发现，他们很难摆脱那种“征税开支”模式。民主党指责共和党说，实施严格的预算削减是从婴儿口中夺取食物，是将老人从庇护之所赶走。与此同时，共和党指责民主党不关心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不理解预算限制概念的意义。在这场夸张的拉锯战中，谁对谁错似乎不比如何解决问题来得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允许政府官僚机构膨胀的错误造成了它需要难以想象的资金数额支撑自己。我们的问题被无数特殊利益团体放大了，他们提出要在政府削减支出中捍卫他们的宠物计划。

从国家方面来看，美国已经习惯了一直增长的税收，政府甚至拿走了一半的收入，这样的事实不再让任何人感到困扰。美国政府应当记住，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征税。我会过上好生活，而且我很感激能生活在美国，很感激有机会获得一流的教育，追求我自己选择的事业。然而，我目前最大的支出是税收。我要支付联邦政府税、州政府税、地方税、销售税，以及房产税，我超过一半的收入都被拿去缴税了。对于这种情况，你也许会说，我这是为政府工作。可这绝不是我们的开国元勋们所希望见到的。

开国元勋们在财政上的责任

从开国领袖们的著作中可以知道，他们并不同意采用过度征税的方式来分配财富。在《国会年鉴》（众议院，1794年第三国会）中，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曾经这样说过，“我无法承诺支持《宪法》中授权国会为慈善之目的而花费选民钱财的条款。”

当然，我们谁都愿意行善，但是麦迪逊总统指出，宪法中没有授权政府以慈善为目的而使用选民的钱财，无论这样的目的是多么高尚。现在看来，应该每天给美国的国会议员读读他的言论，尤其应该让那些抱怨神圣权利受到限制的人听听，我们已经过分沉迷于那些权利了。美国的目标应该是给美国的公民再次注入一种独立感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同时继续培养人们的同情心，而对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邻里给予关爱。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远见卓识者，他曾经清楚地指出，政府巨额债务的累计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危及国家的生存。“我认为节约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美德，”他说道，“公共债务是最大的危险。为了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切不可让我们的统治者将永久的债务加载在我们身上。”看起来，他有能力预见未来，还能认识到政府不断膨胀、缺少节制的自然趋势。“那种以债券为名义花掉子孙后代财富的行为方式，”他补充说，“在很大层面上是在欺骗后代。”今天，许多声音都在谴责我们加诸后代身上不断增长的债务，但许多政府领导人却对他们的抗议声置若罔闻。不过，杰斐逊的声明对于现政府重新分配财富的国家目标尤具警示作用：“当你剥夺了那些愿意工作的人的劳动果实，将其送给那些懒人时，民主将不复存在。”我希望这段引语会让你直达问题的核心，对我而言，的确如此，而且还会让你认识到，美国已经远离了开国元勋们的主张，开始摧毁美国无比成功的事业。

杰斐逊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他的部分政治对手甚至也支持他的观点，认为优先要做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和国家的繁荣。詹姆斯·麦迪逊说道：“如果国会可以无限制地将钱用在一般福利上……国会的权利将会颠覆美国人民建立有限政府的根本基础和性质。”约翰·亚当斯甚至将这件事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他曾说道：“一旦认为财产不再像上帝的律法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一旦法律的力量和公众的正义无法保护财产的时候，无政府状态和暴政就会开始。”

利用逻辑解决征税问题会有效吗？当然，人类在历史上设计过许多种方案用于课税和收税。可是，上帝征收的税却只有一种，那就是十一税，也即你工资的十分之一。有趣的是，上帝并没有说，如果你的收成好，你就应该缴纳三倍的十一税，也没有说，如果你的收成不好，你有权少缴纳十一税或者根本不需要缴纳十一税。这就是说，在均衡原则上存在公平性；如果你一年收入达到100亿美元，你的税收或者十一税将是1亿美元，可如果你的收入为一年10美元，你只需要支付1美元。有人会说，百万富翁缴纳1亿美元受到的伤害远不如穷人放弃1美元而受到的伤害大。他们会说，这种痛苦不成比例，而且政府有权决定富人应该多缴纳多少税。但是，上帝的法律是否说过，富人需要缴纳多少税才会让他们感到痛苦？他已经将1亿美元投进公共钱罐，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伤害他呢？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才导致离岸账户大量泛滥。如果我们采用比例税制，人们就不再有把自己的财富隐藏起来的显著动机，他们就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生产中去，从长期来看，这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是否可以创造一种鼓励交易而非藏匿钱财的氛围，让人们把赚到的钱再回投公司，扩大公司的规模，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美国的公司税率在世界上排名第二。唯一拥有更高公司税率的国家是日本，而日本也是唯一一个比美国拥有更高国债的国家。这是巧合，还是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据？我怀疑可能是后者。因为短视和贪婪，美国政府正在将各种公司业务驱赶到国外去，这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就业岗位，而且还让政府失去了大笔收入。如果在每个人身上实施一种低比例的税率，包括公司实体，工作和收入将会流进美国而不是流向国外。这并不是复杂的经济理论，而是相当简单的常识。

简化，简化，再简化

在我多年的从医生涯中，我有机会聆听世界各地知识分子的演讲。那些玩弄高深术语和复杂理论试图展示演讲者聪明才智的演讲从来都不是最棒的演讲。相反，最优秀、最丰富的演讲往往是那些通俗易懂的演讲——有些最佳演讲者甚至不是业内专家。我发现，只有当一个人对他的课题有了十分深入的理解之后，他才能用大家都懂的通俗语言将问题一一阐述清楚。对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而言，情况同样如此。那些逻辑清晰，直截了当的常识让人容易理解。同时，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常常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化，而且还会告诉人们，如果你的知识更渊博一点，人更聪明一点，才能理解他的观点。

美国的建国者们知道，一个油滑的政治家很容易就会蒙蔽无知大众的眼睛，因此，他们强调大众接受广泛的通识教育的重要性，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我们的自由。然而，我还相信，合法的政治领导人有义务以一种大众易懂的方式解释他们的作用。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也有义务向病人解释我建议实施一项复杂手术的原因，然后让病人自己做出明智抉择。倘若任何外科医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都不应该实施手术。同理，那些竞选政治领袖的人也应如此。

毫无疑问，一些批评人士会对我产生怀疑，“他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但他对政治、法律和经济一无所知，所以他应该只对医学发表评论。”然而，正如我早就提到过的，五位医生曾经签署过《独立宣言》，有几位还是美国《宪法》的签署者。不仅如此，医生在这个国家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他们接受过的训练可以让他们基于事实而非情感做出决定。他们在数字方面十分优秀，十分关心其他人的福祉，而且还习惯于从事艰苦的工作。我在许多医学院开学典礼中发表过演讲，而且总是鼓励医生们参与社区事务和政治事务。事实上，我乐于见到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政治进程，将他们实实在在的常识和逻辑摆在桌面上。

当然，我并不是在说，不是医生和科学家的人就缺乏逻辑思维技巧——必须做出这样的表述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那些本身并没有良好观点的人只要遇到不同意见，就会倾向于剖析对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方面是不信任其他人，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比别人精明。这种策略用在那些不为他人着想的人身上十分有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开国元勋们重点强调教育大众的另外一个原因——而且尤其强调要建立公民的价值观和理解公民学教育。他们已经预见到一个人事不断变动的政府，因为通过避免壁垒效应，你就可以剥夺特殊利益群体的权利，同时确保接纳新的观点。鉴于作为一名为政府工作的议员、代表，抑或是职员，背后不但不能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且还被要求作出个人牺牲，因此，他们从未怀疑过他们设计的政府制度会被职业政治家所扭曲。

何种价值观可以帮助美国避免今后的错误？

当美国迅速崛起在世界之巅时，我们并未对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感到羞愧。实际上，过去阅读《圣经》不仅十分普遍，而且在早期的公立中小学中，《圣经》也是人们期待的课程。建国者们希望我们的学校讲授大众普遍接受的宗教价值观，同时不必偏好哪一种教派，然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从未把上帝赶出教室，因为他们知道，你的价值观体系必须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只相信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理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管理社会？

美国社会已经对政治上的错误变得如此偏执，以至于人们都害怕说“圣诞快乐”，因为这个问候语中包括“圣诞”两个字。与其花费时间去考虑如何不冒犯他人，还不如让我们花点精力去教育人们面对不同的观点时如何避免受到冒犯。我喜欢这样的说法：如果两个人对一切都持有相同的看法，发表相同的观点，那么其中一个人就是多余的；同样，如果人们不能诚实对话，担心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感受，那么这样的对话必然是虚假的，因此也就很难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也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我希望并且祈祷我们能够有力地保护个人和社会大众在不干涉他人权利的情况下按其意愿生活。我希望我们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而不是干涉他们的具体生活，也不用将政治正确的社会标准强加在他们头上，从而干涉他们的自由。这些原则和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毫无关系，它们是我们建设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成功、最繁荣社会的根本。我们已经见证过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让我们取得了成功，而且我们也见证过历史上许许多多失败的案例。我们将满怀希望地明智转身，然后深吸一口气，批判性地分析美国的成功和错误，利用我们从错误中学到的经验，为了大众的自由和公正，再向前跨一大步。

当我在耶鲁上大学时，越南战争依然在肆虐。许多对美国参战感到愤怒的学生，将军人——包括国民警卫队——称为“猪”，将与国家防卫有关的任何事情当作“军工综合企业”的一部分。甚至普遍将当地警察视为专职暴虐“权势集团”的成员。这种反政府态度充斥着耶鲁校园，由于担心后备军官训练队受到袭击，政府甚至禁止队员穿制服。

现在看来，越南战争并不值得称赞。无论其起因还是结果，它都令美国蒙羞。很多人依然在讨伐军事活动，希望校园能够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他们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是劣等的。然而，如果他们能够稍微保持一点开放态度的话，他们或许会意识到，军队需要无与伦比的智力与领导力，才能够指挥与控制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军事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是人民自由的保障。幸运的是，经历了这次事件，美国社会多少变成熟了，甚至许多谴责战争行为的极左进步分子，也对军人致以溢美之词。我曾在许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令我自豪的是，每当向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队员授勋时，台下观众总会起立鼓掌，这一幕在三四十年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除夏天外，我几乎每周都待在大学校园，我非常喜欢与那些聪明的年轻人交流，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最近，我受邀前往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作特别演说，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这所学院完美无瑕，队员们展现出尊严、尊重与自信。在同他们中的一些人沟通后，我对他们的学识与表达能力印象深刻。随后我发现这里的招生流程非常严格，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历史中的许多军事领袖是如此聪慧。队员们身穿白色制服，仿佛海洋一般，令人惊叹不已；他们非常专注地聆听我的演讲。这些年我参加过陆军、海军与海洋陆战队许许多多重大活动，这些并不是表面工作，而是反映了我们军队特有的骄傲与能力。

我之所以会在高中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是源于对军队的热爱，喜欢与之有关的领导力，以及我迫切希望能够穿上制服。当我加入训练队时，比我大几岁的哥哥是我们校队的上尉和连长，无论在队内还是队外，他所获得的诸多勋章与奖牌都令他获得普遍尊重。我在入队前就非常喜欢读书，于是入队后我一发不可收拾的阅读队员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书籍与手册——关于军事策略、军事法律、爆破、读图以及其他众多主题书籍。由于我所掌握的知识、遵守部队纪律、甘于奉献，我很快获得了提拔。

因为巴尔的摩紧邻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若干军事基地与国防部，我的妻子和我才有机会结识许多军人家庭。我喜欢台球，并且自认为打得非常好，但有一天当我们在我家地下室打球时，克鲁拉克将军走了过来，他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担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官。“你们在玩什么呢？”他问道。他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但随后却一杆清台。克鲁拉克非常聪明，懂战略，富有激情，非常务实。他曾在冲绳反游击战学校担任指挥官，接着去匡蒂科担任战斗发展指挥官，从海军陆战队退休后成功执掌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美信银行欧洲分部。他和他的妻子詹迪给予我们的卡尔森基金会很大支持，是年轻人的好榜样。他能力出众，由他领导美国，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是在底特律的一个全国会议上第一次遇见科林·鲍威尔将军的，当时我们俩同为主旨发言人。那个时候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早已经全球闻名了。他能够时刻关注周围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人。他的举止庄重而放松，能够与每个人讨论各种不同话题，这些都令他周围的每个人感到惊叹。随后我加入了鲍威尔创办的“美国承诺”董事会，更加对他的组织技巧与国家视野印象深刻。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的许多前总统都是通过军事活动为国家作出第一次贡献，而我相信科林·鲍威尔本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任非洲裔总统。

我有幸结识的另外一位令人敬佩的领导人是克拉拉·亚当斯·恩德尔，她曾是一名护士，后来成为第一位担任主要陆军基地指挥官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个头不高，但当在福特·贝尔沃主持仪式时却显得异常伟岸。福特·贝尔沃位于华盛顿特区外缘，该主要军事设施职责包括招待来访的国际重要人物，比如以色列军事领袖摩西·达扬。看到这位年轻女士检阅军队，你一定会感到十分激动，尤其是看到她副手的身高几乎是她的两倍！她退役后和丈夫成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她现在依然很出名。亚当斯·恩德尔将军是我们军事机构中另一个优秀例子。

我曾经历过发生在美国以军事设施为目标的冲突。1967年当我还在高中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时，底特律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恶劣的暴乱之一。为了防止抢劫行为，轰隆隆的坦克出现在大街上，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街头。士兵受到了袭击甚至枪击，因为正是他们让这一区域重新恢复和平。士兵阻止了那些企图抢劫和暴动的不法分子，因而被视为恶人。而在那些希望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市民看来，士兵是正义的化身。前一组人开始将后一组人描述为种族主义者，对他们中许多人而言，法律与秩序变成了种族态度的同义词。这就是当人们根据煽动者的口号形成不同意见时将会发生的事情，煽动者多半仅在乎自己的地位。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对国民警卫队的表现以及底特律街头恢复正常感到高兴。

尽管1967年爆发了种族冲突，但一年后一切都非常和谐，这并不是因为伟大的政治领导力，而是由于底特律老虎队将要在近40年来首次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每个人都激动万分，他们忘记了彼此的分歧，沉浸于共同的骄傲中。这表明创造统一的目标与需求具有异常惊人的力量——当然，这是优秀领导力的标志。

人性的蜇伤——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共处？

当我在耶鲁读书时，美国依然在为越南战争实行抽签征兵制度。由于人们认为没被选中的人多数是因为其受到了偏袒，因此美国设立了这种制度，通过抽签决定入伍人员。所有有资格参军者都根据其出生日得到一个位于1至365之间的号码。号码最小的先抽签，号码比较大的最后抽签，甚至不用抽签。我哥哥柯蒂斯得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号码，他非常现实地预见到当时还在上高中的他将有幸入伍。他决定至少应向军事部门提出申请，于是他加入了海军，通过训练成为了一名核潜艇操作员。而我抽到的号码是333，说明我实际上根本不会被征召入伍。

假如我被抽到的话，我一定会随时履行上战场作战的义务。但是，我依然思考为何到了现代人们还会打打杀杀。几千年以来，人类为什么无法向和平共处迈出有意义的步伐？我认为答案就隐藏在“蝎子与青蛙”的故事中：

一只蝎子拼命尝试想到达河对岸，但它不会游泳。接着它看到了在岸边悠然游泳的青蛙。它恳求青蛙用背把他驮到河对岸。

“你疯了吗？”青蛙说，“或者你觉得是我疯了？你怎么会不蜇我，把我淹死？”

蝎子说：“当我们在河中时，如果我蜇你，因为我不会游泳，我也将和你一起淹死。所以我有足够的动机不让你死。”

青蛙明白了蝎子话语中的逻辑，同意将它驮过河。当它们走到河水最深处时，青蛙感到背部一阵刺痛，身子逐渐丧失感觉，开始下沉。它问蝎子，“你为什么要蜇我？现在我们都要死了！”

“对不起，”蝎子答道，“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你瞧，这是我的天性。”

纵观历史，人类都在扮演蝎子的角色，而不幸的是，在可见的未来内，我们将无法摆脱这种好战倾向。因此，构筑防御工事抵御攻击，维持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和平主义者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对他人友善，他人也会对我们还以同样态度，世界将一片祥和。我也非常希望事实是这样的，但世界上实用主义总是胜于理想主义。然而，我依然相信我们应当向着世界和平的目标不断努力。如果连目标都没有，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和平。

随时准备保护自己并不意味着无限度增加军事预算，或钻营世界范围的每一个冲突。我们只需回顾一下罗马帝国史，就能够知道军事力量延展得过于薄弱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教训十分深刻，罗马人便因此遭到了多次可耻的失利，影响了集体精神，导致曾经强大的军事集团化为泡影。此外，他们不断增长的资金要求转化为繁重的税负，并捏造理由没收私人财产，尤其是有钱人的财产。国家缺乏远见，世风日下，完全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最终导致地球上最伟大帝国之一的覆灭。当美国评估全球动荡区域，决定参与其中的程度时，应时刻谨记这一教训。

除了投入巨额资金或公开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也有别的办法可以影响此类冲突结果。但我认为过于公开探讨政治与军事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这将不必要的限制我们，而向对手提供预警与准备的机会。这里我所谈论的是那些被不明智的人称之为犯罪或作恶的事情，我认为不应当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些问题。当处理旨在摧毁美国的破坏与邪恶势力时，明智的做法是隐藏意图与能力。但长期以来，我们似乎没有抓住这一逻辑，而是过于关注一些人关于希望政治透明的呼声，他们的呼吁善良却无知。一些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即当涉及军事冲突时，诚实与道德比透明更重要。

但是，一些人或许会问，没有了透明，人民如何知道政府是否诚实？我能否给出合理、令彼此满意的解决方案呢？不能。但如果美国人民知道美国的目标与宗旨，他们将会相信，透露相关细节将会引起我们敌人的警觉。为了美国的军事策略、士兵与共同利益，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放弃少数公共细节，从而换取更好的保护。

美国从孤立到全球参与的历史

从建国之初到现在，美国参与了许多军事冲突，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才开始注意到战争的后果，尤其是对那些未构成直接威胁的战争。“一战”时，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决定美国维持中立，使得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当时的国务卿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以及许多其他政府官员和公共意见都十分支持他的决定。但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U型潜艇在爱尔兰外海击沉，造成将近1 200人死亡，超过10%遇难者是美国人。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强烈愤慨，除了英国和美国。虽然威尔逊总统向德国发送了一系列半威胁性质的信函，但他试图保持平静，不鼓励美国参战。尽管德国取消了其U型潜艇战政策，但最终却是美国的商业利益避免了对德国开战。1917年，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几乎没有做任何战争努力。但1918年春天，由于动员措施颇有成效，成百上千的美国人应征入伍，当年早秋便有100万人奔赴法国。德国先于美国参战，但其士兵人数却远不如美国多；因此，德国撤退了，1918年11月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标志着战争结束。尽管美国在20世纪前半叶仅仅是一个懵懂起步的超级大国，但她表现出了强大的灵活性与独特的军事才能，改变了全世界关于美国是一个孤立国家的观点，从而改变了全球权力分布的动态。

“二战”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美国工商业蓬勃发展，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势头。美国与全球工商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却丝毫没有参与国际地缘争端的诉求。当欧洲、亚洲与非洲出现了政治紧张局势时，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思考方式却再一次盛行。尽管亚洲与欧洲已经爆发大规模冲突，美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却逐渐减少。决心重新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德国于1936年同日本达成协议，为轴心国打下基础。随着各类全球冲突加剧，政治中立的美国向战争提供了军事、工业与给养，极大地充盈了国库。

但是并没有任何协议说明美国不应参战，而且这场战争已经实际卷入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富兰克林·D罗斯福希望参战，尤其是鉴于他与温斯顿·丘吉尔的友谊，可是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派系过于强大。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超过2 000名美军士兵牺牲。4天后，德国宣布对美国开战，此时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异。美国人民受到统一精神的感染，美国一夜之间从中立国变成了盟军忠实的一分子。

在美国加入“二战”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向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在了残暴的轴心国面前。但日本却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唤醒了美国这头沉睡的雄狮。美国有能力将年轻人从城市、郊区与乡村派往世界各地战斗，将年轻女士召入工厂制造飞机、坦克与迫击炮，这种能力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通过美国的工业实力与决心，美国改变了历史进程，将残暴的独裁者赶出了世界。

美国与苏联是“二战”中崛起的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不同的自由、经济、地缘策略等观点，这最终导致战略僵局的出现，即“冷战”。尽管事实上有许多国家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实现自由，但18世纪晚期，若不是法国与其他国家的帮助，美国也不可能赶走英国而获得自由。

战争迷雾

尽管“二战”给那一代人带来了重重梦魇，但战后的美国却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状态。国家统一与自豪的情绪始终十分高昂，美国的基础设施也能够优良运转，生产各种工业产品，促使战后经济迅猛发展。因为非洲裔美国士兵在战争中的勇猛表现，战争甚至促进了民权运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引以为豪的英勇事迹，包括著名的塔斯克基飞行队，他们成功完成了一系列无可比拟的战斗任务，令人印象深刻。1948年，杜鲁门总统宣布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是不合法的，为在全美废除这一令人憎恶的制度铺平了道路。

纽约“9·11”事件后我们感受到了类似的团结情绪。在那个季度，政治积怨停止了，每个人都紧密团结在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周围。我们尚无法断定美国先后与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是否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不禁想到，或许还有另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能避免如此多人丧生以及花费如此多资金。我相信，如果总统曾抓住机会，宣布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成为石油独立国家，从而剥夺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而且商业界、工业界、学术界以及每个人都坚定地支持他，美国很可能已经在反恐领域取得了比如今更为深远的进展。

首先，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因为担心失去其经济基础，很可能立刻交出奥萨马·本·拉登以及我们需要的任何人，而美国无需费吹灰之力。其次，在转向新能源的过程中，美国很可能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华尔街也将因此而繁荣发展。此外，环保主义者将为之而兴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恐怖主义将失去其迫切需要的资金支持，从而逐渐消失殆尽。为缓和这一决定的冲击，石油价格将急剧下降，但优秀的领导者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并针对这一策略采取补偿措施。当然，核心在于除了通过军事行动应对敌对行为外，我们也可采用一些更聪明的策略。强大的军事，佐以明智的领导能力，一定能够长时间建立与维持世界和平。

虽然“一战”与“二战”对美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的战争顶多是无功亦无过。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宣告了美国经济能够从战争中获益这一神话的终结。诚然，战时物资需求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这些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别的国家资助的，但现代战争的开支远远超过了其所带来的任何经济效益。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战争都毫无益处，因而应当成为美国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法。

“二战”末广岛与长崎所发生的事情或许最能展现战争的恐怖。不仅是因为那里所遭受的大规模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而且还在于原子弹爆炸后残余数十年的后遗症效应。虽然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但当时轴心国已经分崩离析，其失败已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原子时代的到来永久性地改变了大规模国际冲突的格局。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轴心国第一个掌握了原子弹武器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设想一下如果未来恐怖主义者都配备了这一武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整个世界应当竭尽全力避免无赖国家拥有这种武器。

我意识到一些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和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权禁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表面看来，这种观点非常合理，但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枪支的话，你能想象会有多少人丧生吗？或许每个人都持有枪支是非常公平的，但这绝对不是明智之举。虽然我赞成核武器裁军的努力，但我也意识到，人们放弃核武器后，世界上的疯狂分子将掌握它，全球独裁者将很快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追求和平世界的目标。

美国参与的另外两场战争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战争。朝鲜战争是一场代理战争，而朝鲜半岛则是第一次冷战冲突的战场。这是新成立的联合国第一次进行大规模干预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由中国与俄国支持的朝鲜入侵了主要由美国支持的韩国。冲突仅持续了3年，美国试图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这对憎恨共产主义的人而言是一场正义之战。但也有许多人热爱共产主义，每个人理所当然有权利生活在他们所选择的制度中。但问题在于，这种政治制度是强加于非自愿的人民身上的。美国试图阻止这种强迫，结果却卷入了战争。虽然我们的初衷是正义的，但方法却令人质疑。

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在应对世界范围内非人道暴行方面，唯一的超级大国应担负怎样的责任？美国是否应当干预卢旺达事件，避免一百万无辜群众惨遭大屠杀？美国更应当关注萨达姆·侯赛因屠杀成百上千的群众，还是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联合国成立的初衷是成为国际自由的保卫者，避免非人道暴行。但它和美国一样都陷入了政治困境，实际上未能阻止暴行与其他灾难的发生。今天的联合国的确采取了相关快速行动，对抗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残暴统治，但总体而言其表现有待加强。当一个国家对这些暴行采取行动时，如果考虑到诸如这么做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以及这么做如何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时，问题将变得十分复杂。然而，如果仅仅依靠正确与道德的标准，事情将简单许多。

填补今日的道德空白

道德世界的领袖已经缺失了很久，而这是美国挺身而出的最佳时刻，提供不受政治正确性限制的、卓然有效的、道德上连贯统一的政策。如果有派系或国家欺负与其意见不同者，或者仅仅是自己不喜欢的国家，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应当立即阻止这种暴行，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这么做，我保证此类事件将立刻停止。

之所以提到政治正确性，是因为它是影响效果的唯一绊脚石。比如，由于费卢杰的恐怖分子藏匿于群众之间，将群众当作对抗美军的挡箭牌，美国便因此损失了大量时间、精力与人员。政治正确性表明美国不能够在摧毁敌人的过程中杀死无辜妇女与儿童。从道德角度讲，我当然赞同这一观点，但从军事角度讲，我绝不认同此观点。我会通过扩音器与传单宣布，由于费卢杰藏有大量恐怖主义者，我们将在72小时后将这里夷为平地。这样群众有机会在城市消亡前逃散，这一战术不仅能够挽救众多妇女和儿童的生命，而且可以避免男人的伤亡。若恐怖主义者愚蠢到继续把守该地区，阻止群众逃散的地步，由此造成的任何伤亡都毫无疑问将是他们的责任。诚然，这一做法十分大胆且坚决，但却很可能避免冗长的战事，并最终降低死伤人数。

我相信和平主义者一定会说，这么做太恐怖、太残忍了——作为上帝的子民，你怎么能够这么想？但他们的想法仅仅停留在第一反应。采取这种战略不久后，人们便会意识到在人群中藏匿恐怖分子并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因此或曝光或驱逐恐怖分子。表面看来，这些行为似乎非常残忍，但我相信如此一来能够挽救大量无辜生命。对我而言，从道德角度讲，摧毁建筑比抹杀生命更容易接受。建筑始终可以重建，但生命却只有一次。当政治正确性不再束缚战争，效率与明智的经济策略才能够实行。

我们谈论过“一战”与“二战”，那么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什么样子？反恐战争已经打响，除非美国勇敢果断的采取行动，否则恐怖分子必将很快掌握核武器。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同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和平共处。他们认为这些人要么归化，要么火化——绝不存在中间立场。尽管众多穆斯林不认同这种哲学，但他们却默不作声，就像众多德国人虽然不认同希特勒的疯狂行径，但却保持沉默，为有史以来最残暴的反人道行径铺平道路。美国应当以尽可能的方式，包括经济战争在内，主动对抗这种极端主义者。恐怖主义网络主要从石油收入中获得资金来源，而美国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具有无法满足的石油需求。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在北极、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与阿拉斯加拥有丰富的石油，以及海上石油。同任何人一样，我也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热爱身边的自然美景。但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务实，如果世界处于核冲突中，那么美景将不复存在。我相信在适当的刺激下，极富创造性的美国人将在较短时间内开发出新的清洁能源。

假以适当的刺激，美国人能够挖掘出大量的观点与发明，解决美国的能源问题。美国处于两大洋之间，你能想象到美国有多么丰富的水电能吗？美国要做的仅仅是发明高效廉价的方式去利用这些能源。美国还需要想方设法监管一些公司和个人为了避免其收入来源受到威胁，而囤积极富前景的观点专利。比如，应当禁止石油公司购买利用太阳能的新方法的专利，或者禁止任何人购买此类专利，除非其清晰地表明自身具有将专利方案付诸实践的计划与能力。采用这些观点能够帮助美国进一步走向能源独立，更大程度上实现自给自足，从而避免石油产生的政治冲突。

美国具有优秀的军事力量与伟大的领导力，以及睿智的人民以监督军事行为。如果美国的领导者愿意再一次重返道德高地，用美国的力量实现和平，谋求全世界共同繁荣，我相信美国将完成世界历史上最崇高的事业。

在孩提时代，我就对药物十分着迷。每当电视或广播专题中介绍某种药物时，我总会深深为之吸引。由于天生喜爱读书，我对动物和昆虫的生死挣扎十分感兴趣，而当我的一个长辈亲戚去世时，令我非常好奇的竟是造成了他死亡的原因。小时候我就相信烟草是邪恶的化身，我会试着将朋友和亲戚的烟藏起来。我非常想知道一切都是如何工作的，因此经常拆解各种东西（有时可以成功复原它们）。8岁那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一套化学组合玩具，这是我娱乐和学习的无尽源泉。所有这些事情都早早表明，医生将是我最理想的职业。

但最令我好奇的是每周主日学校老师所讲的传教医生的故事，他们做出了非常大的自我牺牲，奔赴遥远地区，不仅仅是为了传播福音，更为人们带来了身体康复，改变了他们的健康习惯。我认为传教医生为了他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是多么勇敢，多么富有同情心。对我而言，他们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

实际上，我8岁时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关于传教医生的故事。当时轮到我向上小学的孩子们（7岁至9岁）讲传教故事，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时，她说：“你讲故事时应当表现得像你就是这位传教医生一样。”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不断识记故事内容，生动地展现故事，直至我几乎相信自己曾到过那些地方。母亲帮我缝制了一件类似于传教士曾穿过的衣服，我试着在演讲过程中通过适时调整嗓音，以展现传教士的权威性和同情心。

演讲当天，台下同学像往常一样彼此聊天，毫不在意演讲，直至我讲的内容吸引住他们。“我静悄悄蹑手蹑脚地穿过暗夜森林，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我低声向他们说道，“我知道野蛮人战士已收到命令，要把我带回去，无论死活。”我一边在虚构的丛林中前行，一边用手赶走面前的苍蝇。

“突然！”我惊叫起来，就像在家里练习过的那样飞快地转过身去，“我后面的一根大树枝断裂了”。令我高兴诧异的是，我意识到那一刻我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从那时起我俘获了所有观众。

演讲结束后，老师非常激动，他们让我下周向成年人做同样的演讲，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我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改进自己的演讲，随着日期临近，我对在坐满成年人的教会礼堂进行演讲感到越发紧张。母亲告诉我，应该设想每位观众都是一丝不挂的——但这丝毫不能缓解我的紧张情绪。设想教堂中的每个人一丝不挂，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安息日早晨，舞台在我看来好像比往常大。其中一些成年人似乎并不高兴来到这里。开始演讲后，我立刻窜到大的白色讲台后面，将这里作为避难所。但随着我逐渐进入到演练了无数次的演讲中，我敢于进一步走上舞台，向兴高采烈的观众低声诉说、大声吼叫甚至活蹦乱跳。演讲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掌声，他们不相信一个8岁的孩子能够做出如此铿锵有力的演讲。以公开演讲作为职业的种子也就此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从那以后，我越发希望成为一名传教医生，直至13岁。当时我对传教医生的生活有了更多理解，那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逐渐褪去。或许，如果我生长在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我可能会更积极地追求自己最初的目标。但一想到终生的贫困，这令我望而却步。

但在那个时候，人类行为与精神病医生的生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精神病医生似乎都非常聪明，他们能够彻底地改变绝望的患者的生命——特别是他们开着名车，住着豪宅，坐拥舒适的办公室。哥哥柯蒂斯知道我对精神病学感兴趣后，在我14岁生日时送了我一份《今日心理学》。我每个月都盼望着收到这本杂志，还成为了许多街坊四邻的业余心理医生。后来我在耶鲁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学习高级精神病课程，我完全相信自己将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然而，当我聆听了神经外科医生的演讲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专业领域。

我祈求上帝赐予我智慧，帮助我做出能够影响我一生的正确决定。我真的认为上帝给予了每个人特殊的礼物与天赋，便开始评估自己的天赋，并且很快意识到我已经拥有了一名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应具有的天赋——良好的手眼协调性，稳定能力，冷静与三维思考能力。意识到那些后，我轻轻松松做出了决定，并且从未后悔过。当我决定成为神经外科医生时，我确实想到我对人们生命的影响将远远小于一名传教医生，但我感觉是上帝在指引我，他显然更清楚自己的计划。结果，由于他赐予我的伟大职业，我能够通过书籍、杂志文章、采访与电视、电影影响更多人，或许比传教医生还要多。最吸引我的是这一职业救死扶伤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许多医生、护士与其他医疗职业人员从事该行业的原因。

个人决定还是公共后果？

当我还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生时，我的妻子和我总会在开车时突然看到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驶员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似乎在这个世上无牵无挂。每当我想到被凌晨两点的电话叫醒，要去救助摩托车事故中因未佩戴头盔导致严重头部创伤的驾驶员时，我就不得不压抑住满腔愤怒。然而，摩托车驾驶员完全有权疏忽自身安全，而且法律保护这一权利。

后来，国家颁布了头盔法，令摩托车驾驶员感到不悦，但许多医疗从业人员却为此松了一口气。然而，摩托车驾驶员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仅影响到像我这样不得不医治他们的人。有时事故造成的头部创伤如此严重，以至于拯救伤者变成了一个十分昂贵的过程，其中不仅包括急救治疗，还包括长期性恢复服务，在一些特别悲惨的案例中，还包括长期维持那些几乎或根本不具有生产能力的患者的生命。尽管医生有时抱怨自己不得不放弃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为医疗职业做出了诸多牺牲，但几乎没有人停下来讨论伤者是否有权享有数额巨大的医疗资源。在美国的社会中，我们通常不讨论造成问题的行为，不讨论治疗价格，也不讨论对家庭与社会资源（福利）造成的严重影响。

几年前当我值班时，小儿科急救室接待了一位高烧并逐渐丧失意识的15岁男孩。经过快速周密的诊断，我们发现他患有多重颅内细菌性脓肿。我们通过多个手术并延长ICU看护时间，才暂时稳定了他的状态，为他节省了成百上千美元，但最后，他却没有保险，也无法以其他方式支付账单。我们随后才发现他是非法移民，但这并不影响他当时迫切需要医疗救助的事实。

在此类情况下，我们不会问一些能够影响我们决定其是否能够得到医疗救助，以及得到多少医疗救助的问题。更简单的方法是，我们提供任何必要的救治，不让人担忧账单问题。在美国，我们似乎非常反对英国等国家基于社会化模型的医保体系。我们尤其憎恶根据诸如年龄等因素定量配给的医疗服务。

举个例子，一些社会化系统根本不考虑将可以移植的肾分配给超过60岁的人，这意味着若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生活在施行社会化医保的众多国家中，他将无法获得能够挽救其生命的治疗。孰对孰错？是那些认为我们有道德义务不计成本平等对待每位患者的人，还是那些认为采用定量配给与其他成本控制方式，让美国的医保基金得以长久维持的人？同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一样，答案介于二者之间，妥协大有裨益。我必须承认，在多年的医疗生涯中，我从未看到医院因病人没钱而放弃治疗。我们缺钱，但我们不缺同情心。

不存在免费的医保政策

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同情价值观，但其副产品是大多数民众逐渐养成了理所应当的权利意识。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注意到许多穷困潦倒的患者——他们并没有感激他人愿意收取少量费用甚至无偿为其提供复杂高昂的治疗——他们最好斗，最有可能提起法律诉讼。当然，并不是每位贫困病人都像这样——我甚至无需这么说——但美国今天的社会中却有一些高度敏感的少数发言人，他们不断监视每个字词，试图发现我们明确意图中的错误，而不是审视整个事件，尝试参与建设性对话以帮助找到解决方案。事实上，其中一些病人甚至做出辱骂与威胁行为，非但丝毫没有提高其治疗，而且实质上破坏了与护士、医生和其他确保高质量医疗的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喜欢与好斗的人在一起，这意味着相较于明理、令人愉悦的患者，好斗的人或其孩子可能无法得到同等检查或交流的机会。当然，这意味着一些事情的遗漏，从而加剧医患关系。

与流行的观点恰恰相反，许多医生之所以拒绝治疗贫困患者并不是因为患者无能力支付费用，而是因为其对待医生的方式。这种循环恶化了医患关系，提高了诉讼频率。在美国，治疗贫困患者始终是医院重要的一部分，但人们应将其视为慈善工作，而非义务行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甚至能够探索更多动力，让医保人员投入到更多慈善工作中。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穆雷出生于澳大利亚，尽管他有澳大利亚与美国双重国籍，但正式来讲，他首先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福利，孩子降生后，家庭能够收到“宝宝奖金”，足够整个儿童阶段开销。此外还有“牛奶补贴”和免费的婴儿护理中心。全体公民都享有基本医保服务，但每个人都有权购买私人健康保险，投保人可享受更多个性化服务与更少的排队时间。尽管这是一个双层系统，但我却没有看到接受免费基本医保的人对能够负担私人保险的人有任何怨言。或许我们能够从该系统获得一些实质性启发。

比如，每个人需求各不相同，我们不需要一刀切的通用系统。有人驾驶雪佛兰，而有人驾驶奔驰，但这并不意味着雪佛兰司机被剥夺了权利，或需要一些补贴。事实上，他也可以购买奔驰，只是生活可能不会那么舒适。人们有不同的医疗需求，一些人能够负担起雪佛兰方案，而其他人则能享受奔驰方案。我们应当接受这种情况，只要医保充分够用，我们就不应当试图微观管理人们的生活。

不久前，当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儿科中心填写患者表格时，我听到两位女性家政服务人员的抱怨，她们认为自己每次就诊时，不得不掏出5至10美元作为共付医疗费。她们感觉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为他人支付医保费用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便问她们是否认为医保应完全免费——以及谁应当负责支付免费项目的费用。我并不想令她们感到尴尬，便没有继续问下去。但她们的对话却凸显了美国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态度。这两位女士并不是坏人，她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却完全误解了医保资金政策，也不了解美国实行不负责任的医疗财政政策的后果。如果每个人仅关注自己的利益，公平的医保制度将无法落实。

美国的国父们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每个人是否都享有医疗权？《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每来到一个新地方，首先治病救人。这一行为传递出善意与信誉，使得耶稣能够更容易讲述生命中更为沉重的事情。或许我们应从中学习满足最无助群体的基本需要。或许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为社会中的每个人提供医保服务，而是如何以高效划算的方式普及医保。

每当政治家们谈论资金获取方式以解决医保问题时，我总会禁不住笑出声来，因为美国在医保上的人均花销已接近世界第二大医保开销国家的两倍。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而是如何花费。如果其他国家能够将开支减少一半，而每个人依然可以获得良好的基本医保，这就说明美国的系统就充满了浪费与滥用。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多次试图改革美国医保。我对政治家们关注这一难题感到高兴，但却不愿看到人们被迫接受解决方案。或许善意的个别人暂时忘记了在我们生活的国家中，多数人是不会仅仅因为其有能力，便将其意愿强加到少数人身上。或许更好的方法是退一步分析我们的医保现状，通过逻辑分析解决问题。

“沙特阿拉伯的解决方法”

对比底特律、迈阿密与纽约的阑尾切除手术，你会发现医疗服务提供者要求的账单提交与付款方式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不幸的是，美国的医保系统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所有医疗单位和更大一些的机构都需要账单专家指导其中的复杂之处。所有这些差异与复杂造成了海量的书面工作，耗费了大量人力。由于雇用这些人力，医保账单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支付行政管理费，而非实际的医疗费用；事实上行政管理费大约是人力费用的两倍。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拥有简单一致的医疗账单与缴费系统，我们将能够节省多少开支。这个系统十分有趣，其中每次医疗诊断都带有所谓的ICD——九位编码，每个医疗流程都带有所谓的CPT编码。如果我们为这些代码统一付款，那么就可以将所有账单通过电子方式非常简单地提交至同一个电脑系统，保险公司实际上能够即刻付款。

当然，总有一些特殊利益群体因为能够从复杂中获利，而阻碍任何简单化方案。在医保方面，保险公司肯定会反对该系统，声称一些不道德医生可通过提交“证据”，表明其做了两个而非一个阑尾切除手术，于是立刻能够得到两笔付款。保险公司会断言，如果缺乏监管，行业严重欺诈的可能性将非常高。其他反对这一系统的特殊利益群体包括传统上高补偿地区的医生。他们自然不希望取消其财政优势。

首先，作为一名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医疗行业的医生，我可以确定地告诉大家，只有相当少一部分医生会从事此类欺诈，但这种人确实存在。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是设立规模庞大、耗资高昂的官僚机构，而是使用我所说的“沙特阿拉伯的解决方法”。为什么沙特阿拉伯人很少偷窃？答案明显在于其斩断一根或数根手指的惩罚方式。我不提倡斩断人们的指头，但我们可以为此类欺诈设立严格的惩罚措施，比如终生吊销医疗执照、至少十年监禁，或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这么做不仅有助于遏制欺诈，而且能够确保每位执业医师在提交账单前仔细检查每一份账单，这么做并不十分困难。

至于居住在享有高额补偿区域的医生，他们只需像拮据时期每个人那样调整即可。如果各地区间不存在费用区别，高补偿地区的专业医师将迁往美国其他地方，从获得医疗治疗方面讲，这对国家非常有利。这些迁往其他地区的顶级专业医师非但不大可能削弱，反而能够提高大城市的医保质量，因为这将减少病人争抢医疗资源的情况，削减为填补业务空当而采取的不必要流程。

如果一个地区有太多专业医师，医生们为了填补业务空当，通常会过度诊断。同样，如果一个地区有太多医疗中心，每一家都将自己视为最好的机构，向患者提供所有最新治疗与技术，这样患者得到的是大量重复的医疗服务，并且每家机构都强烈希望这些服务能被充分利用。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将同一地区的各医疗中心改造为专科医院，令其他机构负责琐碎疾病。比如，可以将一个中心设为心脏病中心，另一个设为神经学中心，而其他的设为肾脏中心。

为了落实该系统，我们必须设计合理、一致与及时的付款方式。鉴于医生为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所付出的时间与金钱，补贴必须公平合理。但决定补贴事宜的不应是保险公司，因为作为患者与护工交易的中间人，他们能够从中贪得无厌的获得更多收益。将医生的补偿事宜交由律师处理或许更为明智。我之所以如此开玩笑地讲，是因为众所周知律师不大可能允许外界力量武断地减少其所获得的补偿。医生通常不懂得维护自身利益，然而，这正是他人能够如此轻易利用医生的原因。不过律师却不是这样。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适当努力，我相信我们能够建立合适的系统，利用ICD-9位编码、CPT编码和电脑系统，每年节省成千上万亿美元，将这笔费用用于稳固医保系统，或帮助贫困群体。

保险公司排挤最需要医保的人群

多年前当我首次担任主治医师时，我们接待贫困患者的能力远超现在。几乎所有医生都主动为贫困患者贡献部分治疗时间，即便他们完全意识到这么做将对自己造成经济损失。然而，当时保险公司提供比现在更多的补偿，由于可观的利润率，我们不仅能够进行慈善治疗，而且还视之为一种乐趣。

但如今的保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付款内容、付款对象与付款时间。因此，即便每位医生忙忙碌碌，也只能获得微薄利润，无力收治贫困病人，无法用自己的利润支付费用。根据我个人的多年经历，由于保险公司的低额补偿，我不得不裁减多名员工，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削减所能提供的服务。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希望帮助他人，但却力不从心，这是非常矛盾的。尽管我可以贡献自己的服务，但却无法要求手术室员工或其他辅助人员向无力负担医保的患者无偿贡献自己的服务，此时是政府监管机构干预的最佳时刻，在医疗从业者的帮助下，政府能够在全国建立公平一致的补偿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应从本质上变身为非盈利服务机构，拥有受控制的标准利润率。我应当立刻补充说明的是，该做法并非针对所有企业，而仅适用于与生命和生活质量打交道的医保行业。我们不应当像对待商品或工业产品一样对待生命与生活质量。听起来似乎有些激进，但这难道比允许公司拒绝治疗病人以提高利润更激进的吗？从长远来看，这一做法将有利于保险公司，使其专注于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而非处心积虑思考如何削弱竞争者实力以提高自身利润率。这么做还能够明显缩减保险公司的雇员数量，这些员工的工资都来自医保费用。这样，保险费将降低，每个人都更能承担起医保。

医疗券项目？

但是那些没有医保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达到了财务上限，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有趣的是，实际上美国没有医保的人数并未达到5 200万。他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去急诊科寻求帮助，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他们确实需要急救的话，医院必须治疗。问题在于，急诊科的成本是普通门诊提供常规预防性治疗的5倍。而不幸的是，我们要为此买单。因而，我们应当问的一个合理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到普通门诊接受治疗？

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他们出现在急诊科时，我们已经为他们支付了高额费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去普通门诊的话，我们就可以支付较低的医疗费用。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政府另一个已运行了几十年、使成百上千万人民免受长期饥饿之苦的食品券项目。该项目在每月初通过电子账户分配费用。人们迅速意识到不能够在每个月初大肆挥霍，而忍饥挨饿地度过当月剩余的日子。他们很快学会了通过讨价还价和其他方式，以避免在每个月结束前花光费用。如果我们为国家的贫困患者提供电子医疗账户，他们在生病时将也会有节约动机。比如，如果史密斯先生患有糖尿病足溃疡，如果他去急诊科，经过医生救治后出院即可，但如果他去普通门诊，他不仅将支付更少的费用，还将获得治疗，医生会帮助他控制血糖，避免未来三周内再次接受糖尿病并发症治疗。

通过预防治疗与保持健康，美国社会将开始节省巨额开支，同时明显提高健康的程度，这对美国逐渐老龄化的人口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与老龄化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医疗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提早诊断，便可避免或减少此类问题。另外，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个人每天都能够保持三餐平衡饮食，每天喝8杯水或水的替代物，保持规律睡眠与运动，不吸烟或不摄入有害物质，医疗行业工作者将变得门可罗雀。不幸的是，鉴于美国的健康状态，我觉得近期这种事情很难发生。

降低医保费用

人们找工作时总是对公司提供的医保福利非常感兴趣。因为医保已经如此昂贵，以至于大多数人无法独自承担，所以他们需要确保公司能够支付该费用，作为一项福利。但是，为什么医保费用如此高昂？

大多数费用是因为医保覆盖了灾难性医疗事故。在以前，如果患有严重先天缺陷的早产儿或婴儿死亡，保险公司将支付少额赔偿。但如今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在保温箱中治疗此类婴儿，通常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但保险公司却要为此支付巨额费用。我们能够收诊并治愈一位85岁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与甲状腺疾病，并且伴有脑肿瘤或心脏病的女士，但保险公司将支付几十万美元的费用。经常发生的此类事件迫使保险公司大幅提高保险费，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当然赞成所有医疗进步，它们延长了人类生命，给予我们高质量的生活，但一定存在一个能够合理解决不断飙升的保险费的办法。

方法是免除保险公司承担灾难医保的责任，而将其交给政府。我听到一些人斥责政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此我并不赞同。正是因为政府设立的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能够负担起房屋保险。如果没有该机构，好事达、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和美国保险公司等其他房屋保险公司都将巨幅提升保险费，因为地震、龙卷风、海啸、飓风或其他自然灾害将耗尽公司的全部资金。房屋所有者的保险费将异常高昂，你不得不要求公司涵盖此类保险。

很明显，由于医保公司不必覆盖灾难医保，他们就能够相对简单地分析保险精算表，确定每年可能承担的赔偿额，从而确定应收取的费用。如果采纳我们的建议，政府就可以像监管公用事业一样监管医保公司。如果我们不监管公用事业，那么很少有人能够负担起水费或电费。

下一个问题自然是政府如何支付灾难医保？这尚待讨论，但我认为十分合理的做法是允许医保公司获取每年15%的利润，其中5%上缴政府的全国灾难医保基金。既然政府有责任支付灾难医保，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就不得不审视各种政策，因为正是这些政策使得每个人生命的最后6个月耗费了约40%至50%的医保费用。我们将垂死病人安排在重症监护室，对其进行各种测试，注射各种针剂直至其死亡。相较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我们大都不认为死亡是一种选择。将临终病人送至临终关怀室非常合情合理，他们去世前将在那里得到富有同情心且舒适的看护。由于医疗服务者担心不提供此类医疗可能招致官司，因此被迫向病危患者提供此类过度医疗；而其他人则仅仅是在遵循流程，他们意识到无论病人是否恢复健康，都将有人为此买单。幸运的是，医疗行业中的这些人相对较少。另外，我能听到有人在阅读后斥责我提倡“死亡小组”。一些人之所以喜欢用这些术语，是因为它们能够激起情绪反应，而非鼓励人们为解决问题进行理性对话。很明显，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技术的日益精湛与昂贵，因医保费用导致社会破产的可能性将逐渐飙升。

如今我们既要务实，又要具有同情心。当有一天由于医疗进步，我们能够维持150岁至200岁的平均寿命时，我们将面临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使用先进知识，在维持寿命的同时迅速造成地球人口过剩呢？感性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我们应该使用知识延长每一条生命，之后再考虑后果。但更理性的回答将包括审视该行为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或许提倡采取更审慎的行动。

我记得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有一位患者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残疾，即颈部以下瘫痪，而且需要外界帮助才能呼吸。我们本可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让他生存下来，但通过我们为他制定的独特的对话系统，他表示希望死去。在一番争论后，我们答应了他的愿望，撤走了呼吸设备。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我们的做法既充满同情心，又务实。如果我们将同情心与逻辑整合到决策过程中，我相信我们将能够正确处理新出现的道德困境。

当我担任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成员时，我们讨论的问题非常复杂，但处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的被动反应。我相信年龄不应当成为决定医疗等级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虑个人所具有的享受高质量长时间生存的潜在能力。很多人在80岁甚至90岁时依然能够为社会做出大量贡献，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为年龄而剥夺其某些医保范围。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答案，但这需要睿智的人进行深度思考。正如《圣经》所说，“谋士多，保安全。”

当一个社会面临诸如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等重大变化时，人们应当审视变化的影响，做出合理正确的调整。我们应当充分审视老龄化社会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充满同情心的方式，减轻老龄化对个人与家庭的负担。

创造与保护医保费用

“阻碍美国人民享受最好医疗保险的唯一障碍是金钱。”一些人或许会这么讲。我们如何获得医保投资所需费用？或许一些人会建议，既然有钱人那么富裕，我们只要征他们的税即可，他们也应当愿意与大家分享财富。另一个主意是发展经济，帮助社会各阶层——现在看来似乎很激进，但这曾经是美国方式的支柱。

下面这个故事能够解释原因：有一对兄弟，他们都已结婚生子，分别搬到了两个荒岛上。他们仅仅以树木为食，可以吃树木的任何一部分，包括根、树皮、树枝与树叶。其中一个兄弟的家庭总是留意新树木的生长情况，迫不及待的吃掉嫩苗，因此树木从未成材。最后，在吃光了岛上所有的嫩苗后，这个家庭饿死了。而另外一个家庭则十分有原则——他们吃掉一些树木——同时允许大多数嫩苗成长成材，提供给他们无穷无尽的树木。

这则故事很简单，但我们能够轻易地从中明白，如果政府不停地向富人征税，当富人阶层消失后，政府便会开始向每个人征税，从不限制费用增长或对金钱的渴求，最终政府会自取灭亡。如果政府缺钱，更明智的做法是创造能够培育更多富人的经济环境，这些人将支付分内的税款，从而极大的充盈政府营收。换句话讲，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人越多，税基就越大，如果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收入缴纳适当税额，政府将从中获得极大利益。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学习我们国家自己的企业创新史，了解通过采取哪些措施可以再次振兴经济。

向医保投入费用同样要求我们保护该费用——美国每年因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欺诈损失的费用高达百亿美元。我们尚无法控制此类事件，原因要么在于我们对此毫不在意，而更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要么在于我们缺乏能力。我们能够弥补这两个问题，因此我相信不法分子不可能永远掠夺我们的财产。如果我们希望医保或其他类目能够获得充足资金，我们必须制止政府中的浪费与欺诈，必须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很多政府官员完全忽视了这些基本常识观点。我曾听到华盛顿重要人物说，欺诈、浪费与滥用是美国政府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希望并祈祷我们不至于堕落到接受这些我们的国父们曾奋力避免的事情。我们不能屈服于道德沦丧，美国的历史要求我们不能放弃斗争。

由于医生为避免诉讼而采取防卫性医疗，我们很难估算医保行业浪费的资金数额。在2010年医保改革案通过前的讨论中，很多反对侵权法改革的人认为，将该法案应用于医保后，每年仅能节约50亿美元。这确实是笔大数目，但我认为所节约的数额应远甚于此。医生为了避免诉讼，为病人做了大量测试，安排了众多流程。医保法案投票的那个秋天，我和妻子出席了弗吉尼亚的一个公共论坛，其中一位发言人是霍华德·迪恩医生，他多年前曾竞选总统，最终获得一片唏嘘声，闹得尽人皆知。

我不赞成他的许多政治观点，但就作为一名政治家而言，他非常诚实。有人问他：“为什么侵权法改革未涉及医保？”

“答案非常简单，”他回答，“出庭律师协会民主党给了我们一大笔费用，他们不希望改革涉及医保。”

很多听众对他的坦率感到震惊。他仅仅道出了我们中很多人知道的事实，但几乎没有民主党人愿意承认。神经外科是两大诉讼率最高的科目之一，作为其中的一名从业医生，我亲眼目睹了许多针对医生的诉讼，虽然医生毫无过错，但却因此毁掉了职业、自信与家庭。不幸的是，在很多此类案件中，虽然每个人都极力试图解决问题，但病人依然遭受了不幸。在美国，除了起诉医疗服务人员或医院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补偿失去的收入、失去的潜力或包括情绪压力在内的其他损失。

其他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各种形式的补偿找到了照顾受伤患者的方法，但伟大的美国却毫无头绪。很明显，这并不是事实，美国几乎每件事情都不具有政治合理性，总是牵扯到特殊利益群体。而在医保行业中，该群体便是出庭律师协会。只要我们继续赋予特殊利益群体权利，屈服于它们的影响，我们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将毫无意义，无法造福人民大众。

通过解决我在本章中讨论的问题，我们能够减少医保费用，让大多数人民与家庭能够根据自身情况享受医保。医疗服务提供者（通过排除现有的不合理条款）与潜在提供者之间便能够获得财务上的便利性，从而进一步降低拥有健康生活方式人群应缴纳的医保费用。比如，如果人们可根据自身情况投保，保险公司便可减少每年接受体检的投保人的保费。我们能够在治疗早期阶段发现许多疾病，而且此时治疗更容易，价格更低。此外，如果病人能够根据自身情况享受医保，医生将不大可能在未征求病人意见的前提下安排昂贵测试，因为这些都将影响病人的保费。

由于不存在独立的第三方获取账单，因而医生与患者之间能够建立信托关系——这必然能够节省巨额开支。换句话讲，医生的责任将从保险公司的要求转变成采取有益于患者医疗与财务的行为。另外，如果人们有权根据自身情况享受医保，他们将不会被迫在65岁时放弃治疗，这或将减轻医保的一些负担。这些仅仅是用于解决我们医保危机的一些观点。

随着医保涵盖面逐渐扩大，质量逐渐提高，我们不妨问自己，如果金门大桥垮塌，我们将要求谁去重建呢——结构工程师，还是喜欢空谈建造大桥的人？同理，我们应当明智的将医保改革交给最了解医保的人——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患者。

我在波士顿和底特律长大，我的政治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周围的成年人的观点。家人、朋友和邻居们通常觉得他们被压迫，而纠正这些不公正的责任在于政府或其他人。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民权运动如火如荼，民主党把自己定位于民权的救星。像大多数年轻的黑人一样，我接受了民主党的标签，并努力成为参与民权斗争的一分子。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林登·约翰逊上台，出台了一系列社会计划，旨在帮助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像我们这样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我对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特别兴奋，觉得这将大大改善我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尽管我母亲辛苦地为别人打扫房间，但仍然是政府的大宗商品如奶酪和面粉使我们受益。我们还收到了食品券和公共汽车代币。虽然我母亲并不是一个仅靠社会救济存活的人，但她仍然很感谢政府的帮助，我们的确不时获得政府的帮助。不过，我与生俱来不喜欢政府援助，坦率地说，我们颇有些尴尬地接受任何来自他们的这些帮助。

当我进入耶鲁大学的时候，我正在努力摆脱贫困，这部分的生活，我不想与任何人讨论。但我也不认同耶鲁大学中的那些不断炫富的人。在我生命的那段时间，我很骄傲地看见一些团体如黑豹党人挺身而出对抗残暴的警察，虽然我从不参加任何激进的学生组织，却了解“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气象派成员组织”和其他决心使用激进方式取得“社会正义”的组织的一切最新进展。当乔治·麦戈文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时，我随着众多年轻人一起，热情地给他投票，我们都期待一个充满了和平与爱的乌托邦世界。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种族主义、没有贫穷的世界。在我身边，许多嬉皮士、花癫派[11]吸食大麻，使用违禁药物，自由恋爱，这都是乌托邦式梦想的一部分。

因为我热爱上帝，我的宗教教育使我没有卷入性或药物的活动，但是我仍然强烈支持反战抗议者和革命者。当乔治·麦戈文被理查德·尼克松彻底打败时，我很不开心。在1972年，我生活看来与往常一样。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开始更多地思考关于医学院社会正义的问题。

在我进入医学院的第二年秋天，我深深沉浸在学业里，很少关注政治局势。医学院生活的第一年需要我作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调整，以便掌握更多的资料。这里对落后的学生没有过多的同情，我看到我的许多朋友的希望和梦想都被这学术界——这个无情的怪物打破。

在我的奋斗早期，我的学业导师强烈建议我忘记医学院，去追求研究另一个领域。幸运的是，我忽略了他的意见，以加倍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意味着我要一周六天，每天早上6点起床，不间断地学习到晚上11点，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学业。这种高强度的努力不仅挽救了我的学术生涯，也使我的事业蓬勃发展，并开始取得了最好的排名，我尊重老师，也尊重同学。虽然我还是一个“卡特式民主党人”，我开始支持那些主张个人责任和自力更生的人，因为我之所以能在医学院取得成功，主要都归功于这些特质。

当我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进行培训时，我开始关注政治，特别对吉米·卡特的乐观演讲以及与他相对应的罗纳德·里根的演讲很感兴趣。里根演讲严肃且非常实用，尽管有时犀利，但里根对于许多社会和国际问题的逻辑论证吸引了我，他是共和党人。因为我支持民主党，我认为里根必定是这样一个人：对穷人贪婪、自私、无情。

然而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共和党人和保守派后，我认识到，我的许多政治信仰仅仅是基于媒体宣传，因为许多好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并无二致。

我发现负责废除奴隶制和通过《民权法案》的是共和党人。我也开始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治偏见造成我们国家非裔美国人的困境，而是种族主义态度。通过民权运动，许多人意识到双方的种族主义人士对非洲裔美国人采用家长式的态度，颁布联邦和州计划，旨在照顾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无知、愚蠢，或者单纯只是懒惰的人。在这个“空想社会改良”的过程中，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消磨了无数非裔美国人的干劲和决心，这些非裔美国人发现接受政府慈善，比继续在一个路径上辛勤工作和自力更生更容易。待到人们发现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他们不能照顾自己的婴儿，却可由政府支付薪水照顾时，这些生活方式已给整个国家未来几代人带来负面影响。任何试图收回政府慈善机构的行为都被视为是对我们社会中最脆弱人群的无情攻击。大部分的国家媒体曾与参与民权斗争的人士结盟，这是分内之事。不幸的是，那些拥有所谓良好动机的人正在剥夺许多贫困家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美国梦的愿望，大多数的媒体也未能认识到这将造成的长期危害。

在赢得民权运动的胜利后，这种扭曲了美国大部分民众心态的令人窒息的政治“同情”，使我想起了1950年黄石国家公园面临的问题。许多怀揣好意的游客，急于喂熊，这些可爱的熊用滑稽的动作怂恿游客交出食品。熊很快失去对人们的恐惧，不再搜寻传统猎物，它们开始侵入营地、闯入汽车、抢掠露营者寻找食物。森林护林员很快意识到他们面临一个对游客的生命构成严重危害的问题。公园制定了禁止喂熊的禁令，这加剧了形势的严峻。但通过成功的管理，这些熊群重新学习如何照料自己，逐渐远离人类。

我不是等化人们与动物的关系，当然，我宁愿简单地证明一个论点，即人们很容易适应一种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会相信他们有权利获得这种相对容易的生活方式。我亲眼目睹了这几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事件，这使我感觉到我们正剥夺人们的尊严和希望自力更生的愿望。虽然在1976年和1980年，我最终都投票给吉米·卡特，但我的政治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到1984年，这些观点与共和党罗纳德·里根的观点更为接近。当时，我尤其对民主党的极端党派深感失望，这使我甚至进一步向右翼发展。1997年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发生后，我见证了来自共和党的极端党派政治，我同样讨厌他们。很明显，对我来说，双方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缺少的价值观。

这些年来，我发现没有一个政党能真正代表我公平正义的主张，并坚持1787年美国宪法所提出的原则。所以，我成为了一名独立选民，直到今日仍坚持如此。我希望并祈祷有一天两党的政客学会通力合作，而不是认为对方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了共同利益而制订妥协方案，这是领导人解决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的唯一的方法。

由于缺乏妥协，我有一些亲密的朋友的生活分崩离析。丈夫觉得自己有唱歌的特殊天赋，花了大量的家庭共同财产去上声乐课。妻子在医疗行业工作，靠加班满足照顾家庭的需要，她强烈不同意丈夫“挥霍”金钱的方式。然而，在丈夫看来，他是在“投资”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无法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一天晚上，我被一个电话吵醒，电话通知我，这位丈夫、妻子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在事故中遇难。妻子开车时心烦意乱，车开得非常快，撞上了一辆牵引式挂车，事故中无人幸免。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好的心态，愿意进行一些合理的妥协，这个不必要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同样，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必要的时候，只要双方能够共同协商、相互妥协，也是可以解决的。

相互指责，转嫁责任

当两大政党的建设性妥协被“赢者通吃”的战斗意志取代时，美国进步的车轮将被卡住。一会儿，政治家把敌对的政党指为“敌人”，另一会儿又称民权与合作有多么重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政治家口中的任何事情变得如此麻木不仁。但也许对我们政党领袖的怀疑，暗示着我们接近回到政府创始人建立有限小政府的初衷，更多地对本地社区和个人负责。因此，政客们对我们国家方向的掌握将变得不那么重要，政府作用将会变得更小，人们会进一步回到对自己生活负责的角色上。它可能看起来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我相信这是可能的。

我们经常听到，今天选民和政客一样，对不同政党的憎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但仔细阅读史料，包括政治评论和漫画，众所周知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之间的分歧也是非常激烈——至少不亚于现在——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2]时期，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更加激烈。其中一些理念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汉密尔顿在致命的决斗中中弹死去。

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天候24小时的新闻媒体和有线电视频道，我们有主要党派记者和学者对政治争议的经常性分析。即使民主党和共和党不是敌人，但许多新闻机构仍通过不断煽动分歧火焰，从两党的争论中收获渔翁之利。不幸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今天看似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双方在国会中大声叫嚣的尖酸刻薄的话语，令人震惊。然而他们都似乎完全不能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认识自身的虚伪。当党派之见变得比主义方针更重要时，我们深陷极端困境，因为它表明，美国的领导人无力或不愿对自己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没有两个思考问题完全一样的人，即使他们是同一个政党的成员，因为人们不同的经历塑造了他们不同的生活和观点。

美国的多元化国家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相当优雅的晚宴，有机会与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布朗交谈。我告诉他，我是多么羡慕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鄙视的对象，因为他的选票都是基于自己的原则和信仰，而不是政党的路线。如果每个人都在美国参议院以这种方式进行表决，我相信，我们都将对国会通过的法案的合理性程度感到讶异。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议题上，持有对立性立场，这说明美国的许多众议员已经成为政党的傀儡。所有的选民应当清楚地调查一下众议员的投票记录，看看他是否同其观点一致，又或该众议员始终总是符合其党派的观点。如果你的观点与他的观点在大部分情况下一致，或不能达成共识的部分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时，那么他很可能代表了你的观点。另外，如果你发现他与你的观点有重大分歧，那么你应该投票给能代表你的观点的党派，而不管他是哪一党的。如果我们都做出一致努力并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将会为国会和他们的行为感到高兴，而不是让国会整体的支持率不到20%。

美国的力量和团结受到1800年中期分离主义者的严重威胁，这些人想在南部建立美利坚联盟国，继续保留奴隶制这种生活方式。为了避免分裂导致国家力量大大削弱，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内战。双方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资源上，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国家得救了，一个超级大国的种子被播下。因为使我们分裂的明显理念分歧依然存在，许多人认为美国在自我毁灭的今天与之前的美国内战存在着同样的危险。内战期间，利害攸关的问题是奴隶制，而今天的问题是个人责任与政府责任。希望我们在实现这种统一之前，不要参与政治内战，这样才会给美国带来力量和繁荣。

也许对美国的希望比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多。好像我们已无可救药地因民主党和共和党而陷入僵局，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中，持有迥然不同的政府观点和角色。数量不断增加的独立选民就是希望之光，这些选民有时以一种方式投票，有时以另一种方式投票。因此，任何一方不能对选民想当然；另外，还有新茶党的崛起，他们支持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税收改革，国家主权与宪法一致，边界控制和财政责任，且对宪法提倡的有限政府非常感兴趣。显而易见的是，很多人都加入了新茶党，或成为政治独立人士，这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被大多数有偏见的媒体进行填鸭式的灌输，正在再次开始独立思考。

我相信新茶党将在决定美国未来方向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其本质而言，它可能也不会成为一个组织有序的政党，它代表着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但有一个因素使它的所有部分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向往，并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减少政府干预。

没有基础的阶级斗争

我亲身体会过美国社会的各个经济阶层的人们的生活。我发现，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在财政观和强烈的职业道德观上差异很小，除非已付了相当多的金钱，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指望获得特别的待遇。美国的社会非常平等，具有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难以找到的社会联合的情谊。

我提到这些价值观，因为在美国，这里确实没有这些阶级斗争的自然基础。毕竟，相对来说，几乎没人嫉妒富人诚实获得的财富。在这里，关键词当然真诚和公正。因为我也知道，在2008年和2009年很多金融机构遭受金融危机期间，华尔街一些有权势的人大发横财，处于任何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人们对此都感到十分愤慨。

在民主党内仍有一些人通过指斥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不断引发阶级斗争。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可以帮助贫穷的人们相信，他们是唯一维护他们的人，而另一方只维护富人时，那么穷人很可能将把具有占压倒性的数量的选票投给他们——当然，穷人比富人多得多。美国富人的富裕，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勤奋工作，通过自身的诚实努力拥有富裕的生活。而这些人则扭曲现实，试图使人认为富人就跟那些卑鄙贪婪的金融家一样。这不能同等比较，事实上，吃苦耐劳、诚实富有的富人是美国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中产阶级。如果我们妖魔化这些人，迫害他们并向他们征收过重的税收，他们将失去信心，大量减少生产。这将对整个经济有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他们不再花钱消费，不再创造就业机会。

阶级斗争是那些企图获得政治优势的人人为创造出来的——美国人民对此应该断然拒绝，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投入精力，而不是进行这些人为的斗争。

工会是团结之果，还是分裂之源？

在美国，另一个不断增长的鸿沟横亘于加入工会的人和不加入工会的人之间。实际上，工会的概念是很好的。他们在美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初的想法是“联合自强”，以防止寡廉鲜耻的业主或雇主不择手段，榨取那些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工人。如果没有他们，美国不可能有如此强健的中产阶级。

在逝去的岁月里，许多员工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政府工作人员，坚持加入工会，以增强劳资谈判时手中的实力。这是一种有关最大限度地得到最高薪水的实力，但是，现在的劳资双方谈判包括任期、假期、教师的班级规模、餐食和许多其他的事情，包括那些通常不提供给普通民众的福利。

许多情况下，现在的工会已经演变为取得不公平政治优势的地方，因为它可提供的潜在的选票数量，并可以决定因政治原因捐赠的金钱金额。许多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强迫成员捐出一部分工资税，以用来举办耗资巨大的政治活动，尽管这看似是没有错。然后他们选出对他们负责的政客们，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增强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这是对工会的历史初衷的一种扭曲。有时对需要保护的人们而言，工会就是恶霸。我不相信一般的工会成员会坚持认为，他们比其他人应该有更多的不公之利，但确有许多工会领导人试图在他们的选民中创建一种权利的心态。一旦人们习惯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将通过争斗，大力保持这种优势。

另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退步，我们应扪心自问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究竟是谁——是工会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负担不起昂贵好处的纳税人呢？如果我们能停止自私行为并思考“全体人民的自由和公正”，我们就不会容忍煽动者通过满足政治家的要求来从中渔利。

有关所有这些，我已说过，企业和行业试图利用个体工人。工会在这些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工会。如果医生加入工会，可能是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减短工作时间。他们有时不接受微薄的保险公司补偿，或是要求进行重大的侵权法改革。

我曾听到一些工会领导说，这些事情正是医生们应该抱怨的，因为医生们愚蠢地让自己被一个不公平的制度剥削。我完全同意，医疗行业的许多方面都不理想，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帮助人们，并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些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没有必要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如果医生们都众口一词地要求增加工作津贴——仅仅因为我们是医生，能提供独特、不可缺少的服务——那岂不是使我们看来像勒索者吗？这里我只是引用医师作为例子，因为我是一名医生，但关键在于，我们很少需要把自己划入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并以此来获得优势。当我们把重点放在为每个人创造机会，同时对抗那些使用权力创造不公平优势的行为时，我们便可由此获得进步。

在与种族主义歧视的斗争中取得进步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同时它也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国家，种族已经不再是构成当选为最高管理机构成员的阻碍。但是，人们在美国是否还存在着种族主义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相信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少数族群已经被人们认为在美国的社会中拥有非常显而易见的重要地位，这些少数族群也表现得非常优秀，这消除了多数族群中一部分人对这些少数族群的能力所存在的忧虑。如今，那些依然抱持种族偏见的往往是生活在救济与种族主义社区中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歧视已经彻底地从美国社会中消失，但是，在接受过教育的人群社区中，种族主义歧视已经逐渐变成了像恐龙一样过时落伍的事情。我的确知道某些人对此有着不同的感受，他们认为种族主义歧视仍然存在着，而且还无处不在。当我在大学里攻读心理学专业的时候，我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便是人们倾向于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在我的回忆中确实只是一个常识而已。如果你认为某个人喜欢你，那么，相比于你认为这个人讨厌你，你就很有可能将喜欢你的人的言语和行为理解成与后者完全不同的样子。偏见往往是来自于无知和流言蜚语的传播；不幸的是，好莱坞及各种媒体已经将相当多的关于不同种族和民族的错误信息消除掉了。

在2012年的美国大选之中，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真正地见识到在美国是否真的已经基本上战胜了种族主义歧视。这种最终的转变之中，有一部分将要求白种美国人将一个观点牢记在他们的心中，这个观点就是大部分参加公职人员选举的黑人候选人都与奥巴马总统持有相同的政治左翼倾向性。还有一部分的最终转变要求白种美国人详细审视各个候选人的立场，而不是单纯地产生种种设想。如果人们这么做了，就会有助于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种族主义歧视的罪恶正逐渐在这个国家失去其所拥有的根基，而这是这个国家种族主义歧视曾表现出来的特点。

美国的宗教信仰存在分歧吗？

因为种族主义歧视所导致的分歧与隔离似乎正在逐渐地减少削弱，然而不同于这种因为种族主义歧视所导致的分歧与隔离，因宗教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分歧与隔离却似乎正在逐渐地加剧和强化，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大学为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文化领域专家举办的晚宴。晚宴上我问这位专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否有可能和平共处。显而易见的是，这个问题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但是他非常诚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说到，很不幸的是，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些伊斯兰主义者们认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异教徒，应该要将他们的宗教信仰予以改变，或者是最起码应该要避开这些异教徒。但是，记住一点非常重要，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着14亿的穆斯林，单纯地用一把理念的标尺来测量这些穆斯林是一件非常荒谬可笑的事情，这就像是要试图对遍及全世界的数十亿的基督教徒们所持有的不尽相同的思想进行特征化的描述一样荒谬。

或许在伊斯兰教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激进派系，而在近几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的激进派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各个贫困地区长大的那些相当大量的穆斯林年轻人，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接触到其他的宗教和文化，因此他们就会被激进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分子相对容易地招致麾下。这些恐怖主义的派系从《古兰经》中截取了部分内容，他们歪曲了这些内容，并且利用这些内容来使这些精力充沛但是受到了误导的年轻人为之信服，从而加入到“讨伐异教徒的圣战”之中，并且得到永恒的奖赏与报酬。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着超过十亿的穆斯林，因此，在这些穆斯林之中毫无疑问会存在着非常多引人担忧的激进伊斯兰教主义者。它是世界上扩张速度最快的宗教，但是达到这一速度是出生所导致的扩张，而并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转化而产生的扩张。考虑到如此多的人数以及他们如此深切的仇恨，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在现在和将来会演变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了解到这些初步的数据就能够让我们对下述疑问有所思考：这一问题是否能够被忽视，以及这个问题是否值得我们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并付出全部的努力来解决它。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全部都是从亚伯拉罕（Abraham）的种子中萌发出来的，而这一事实就有可能让人们倾向于相信，各种宗教应该具备足够的共同之处从而可以实现和平共处。除此之外，如果你将每一个宗教中激进的成分排除在外，那么和谐共处就会唾手可得了，因为和平、爱和公平是每一个宗教的根本支柱。每一个宗教中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拥护和平这一概念的，所以要依靠这些成员来控制他们的激进分子。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对那些主张暴力的激进分子们，以及那些构成他们信仰体系的各项主义原则。这样的行动必须要以公开和私下的这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并且，他们必须要使用所有他们能够使用的方式来消除他们之间的这一癌症。如果他们感到害怕或者是拒绝勇敢地面对他们之中的这些激进分子，那么他们就将会接踵而至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屠杀而陷入到同样的内疚之中。要使宗教方面的分歧与隔离不至于具备严重的破坏性，唯一的方法便是，如果人们都能够拥护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他们各自宗教中的各项训诫和原则。

是什么让美国团结在一起？

总而言之，许多其他的因素，例如，针对女性的性别主义歧视以及针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都威胁着美国的团结性，但是，或许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是什么让美国产生分歧和隔离，而是是什么能够让美国团结在一起。

箴言篇中写道：“没有愿景，人类便会灭亡”。一个出色的领导者所拥有的一项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特质便是要具备这样的能力，从而使相互存有差别、分歧的人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且将他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使命之下，而这样的使命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有益的。很不幸的是，要看清楚美国的愿景是什么，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我们是否真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信仰的是什么，或者我们是否一直都在左右徘徊，让我们的指尖在空气之中尝试着判定在任一时刻风是朝着什么方向吹的呢？我们是否愿意自己独立思考，或者我们是否相信媒体的权威人士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如此强调培育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民主体系是无法依靠那些无知和心不在焉的公民继续维持下去的，这些人会很容易受到老奸巨猾的政治家们的操纵。

随着美国进入到下一个选举季，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后退一步，并且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对我而言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而对于美国而言，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情又是什么？

[11]　花癫派（flower children）：亦称花童，嬉皮运动中的一个分支，以佩戴花朵并向路人分花而得名。——编者注

[1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也是美国政党制度的奠基人。——编者注

成长会改变人们对于有趣事物的定义——这是成熟发挥的作用，对此我们十分感激——因此，我现在很讨厌承认作为一个男孩儿的时候，我非常地喜欢向汽车投掷石头。在藏身之处躲好，埋伏地等待汽车开过来，然后我们迅速地逃跑，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和激动的事情。偶尔有时候，司机会停下他的车，然后走下车来朝着我们大喊大叫。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幸运”的话，他们就会追着我们跑。我们会跑在他们前面，与他们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让他们能够一直追着我们，但是，当他们渐渐地逼近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启年轻人的喷射引擎装置，将他们远远地甩在我们的身后，而与此同时，我们会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偶尔会有警察从旁边走过——通常情况下这些警察都会坐在没有任何标记的车子里——在这种情况下，追逐的游戏就会变得更加激动人心，直到我们爬到了邻居田地末端的十英尺高的篱笆上为止，追逐的游戏才告结束。对于警察而言，一定会出现好像他们把我们逼上绝境的情况。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跳跃篱笆方面接受过了怎样的练习。我们将这种运动看作是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我们全速朝着篱笆的方向奔跑过去，而后高高地跃起跳到天空之中，手抓住链条，然后让我们的双脚产生的动力把我们荡起到顶端的位置，再降落到篱笆的另外一边。我们会嘲笑那些警察，因为我们成功脱逃了，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再追上我们了。

今天，对于那些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警察们，我是十分敬佩的。如果将社会之中的所有警方保护力量都撤离掉，只需要短短的一天，请设想一下那些立刻就会接踵而来的故意伤害和蓄意破坏。当然，在一些警察部门中存在着腐败的情况，这是因为警务人员也是人类，是和我们所有其他人一样的人类；给人类赋予权力，那么腐败自然就会接踵而来。但是，在美国的社会中，警察所给予的好处要比他们所带来的坏处多得多。美国的司法体系可能会多次发生故障和失灵，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它，不应该对它表示绝望；相反地，我们必须要持续地、客观地对那些潜在的改善给予评价。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儿的时候，在我开始阅读并且开始对我自己的未来变得越来越认真的时候，那些从赤贫到暴富的白手起家的人身上发生的各种故事深深鼓舞了我。其中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拥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从美国的政府体系所给予的自由和正义中获得了很大的益处。我相信，所有这些人都会告诉你这样一句话：他们真正要求的唯一一样东西便是获得平等的机会从而去努力工作、去证明他们的价值，并且从他们自己的辛勤劳动中获得个人的收益。

当我们站立着，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在国家面前宣誓“为了所有人的自由与正义”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表达，我们希望拥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追逐他们的梦想，只要这些梦想没有伤害到其他人，而且，我们将会保护他们追逐梦想的权利。我们绝对不可以低估美国的司法体系在缔造“公平竞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使得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取得成功，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要有了一星半点儿的机会，地痞恶霸就会利用每一个人。美国的司法体系相当的庞大而且相当的烦琐，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我不会拿美国的司法体系和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其他体系进行交换。

不久前，我被召去履行自己作为小陪审团成员的公民义务。当我第一次接到通知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我必须要取消掉所有的病人手术和门诊预约才能履行这项义务，但是在此之后，我记起，义务就是义务，不论你是谁也不论你必须要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担负了重任以至于无法履行公民义务，那么美国完美的司法体系所依靠的强大基础——这个将司法体系从一张图纸建成为由不同人群所组成的陪审团的强大基础就会土崩瓦解了。我坦白地说：从上午8点30分开始一直到下午6点为止，我都在法院，这实际上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是两起案件的陪审员，而这两起案件都是医疗事故的案件，而且我知道，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原告的辩护律师在任何情况下接受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担任陪审员。我确信，法官们也知道这一点；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浏览议案，并且最终被选定为陪审员。我是否认为有更加高效的方法来选陪审员呢？我的确这么想过。但是，我还意识到一点，那就是不完美之处以及进步的空间一定都会存在的，而且，只要我们继续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并且不过分地挑剔，那么我们就将在改善这一体制上取得进步，而这一体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体制了。

我在法庭上的第一次经历——而且也是我仅有的几次法庭经历中的一次——我当时担任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Johns Hopkins）的驻院神经外科医师。我驾车行驶在一条新通车的高速公路上，每小时的速度达到四十五英里，而这时，我被一名警察拦了下来，要求我停靠在路边。

“先生，你知道自己已经超速行驶了吗？每小时超过限速15英里。”他询问道。

我仍然对为什么我会被拦下来，被要求停靠在路边这件事感到非常惊讶，而且也很困惑。“嗯，”我回答道：“我的驾驶速度只有55英里。而时速限制是每小时55英里啊。”

“不，先生，”他回复道，“时速限制是每小时40英里啊。”

“时速限制标识在哪里？”我问道。

“就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先生。”他给我开了一张超速罚单并且告诉我，如果我对此仍强烈不满，那么我应该向法庭提起诉讼。

很不幸的是，我确实选择了向法庭提起诉讼，为我的案子申诉，但是，当我到达法庭，并且在等候进行申诉的时候，我开始重新考虑我来到法庭的这件事情是否明智，因为我看到法官对于其他人是如此的严厉。最终，轮到我了，而且我也出庭了。

“你的工作是什么？”法官询问。

“我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Johns Hopkins）的一名住院神经外科医师。”我回答道。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的答案让他的脸上出现了一抹微笑。“你是不是恰巧知道在那家医院里有一名叫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博士的神经外科医生？”

“当然，”我说。“我一直都是和钱伯斯（Chambers）博士合作动手术的。”

“他是我的一位非常好的钓鱼伙伴，”法官亲切地说道。他停顿了一会儿后，“案件撤销，”他说道，“下一个案件。”那个给我开罚单的可怜警察对此感到非常的惊讶，而我则凯旋一般耀武扬威地走出了法庭。

虽然这件事看上去似乎是这位法官对我有所偏袒，这是不公正的，但是我确定，他知道这件案子的全部事实，并且他也知道我之前的驾驶记录非常的清白。虽然如此，但是这个案子确实指出了某些决定可能会是多么的武断——而且这些决定可能已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司法体系的缔造者们会在司法体系中加入一条撤销或解雇流氓法官的规定。他们意识到，法官也是人，他们就像我们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有可能有缺陷，他们也会贪污受贿甚至是精神错乱。

我不希望暗示美国是唯一拥有坚不可摧的司法体系的国家。在我完成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神经外科担任常驻医生的职务之后，坎迪（Candy）和我在澳大利亚度过了一年的时间——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我们最大的儿子默里（Murray）就是出生在这里的。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开车沿着山路往下走，这时我们注意到在山脚下有非常多的汽车，其中有一些汽车是警车。我们很快地就被道路上的一名警察拦了下来，这名警察表示，我们超过了时速限制。警察在山脚下设置了车速监视区，他们发现，几乎每一个人在他们到达山脚下的时候都会由于他们的冲力而发生超速。他们正在使用雷达枪，而他们都非常高兴能够向那些情绪很差、表示不满被拦下来的过路人展示他们的雷达枪。我和警察吵了起来，我说他们这是在诱捕。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美国公民，而且我在美国几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们请我去法院提起诉讼并且说明我的案子，而且我也选择按他们说的做了。

当时的那名法官一定心情异常糟糕，因为他正猛烈地抨击着每一个人，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有律师陪同出庭的。独自身处在异国他乡，我感到非常脆弱，当我上庭的时候，我向上帝祈求赐予我智慧。法官已经听取了关于我这件案子的情况，因为那天晚上经历了同样遭遇的其他一些受害者们刚刚提出了申辩，但是他们要求宽恕的请求最终还是被驳回。我开始了自己的辩护，最初是谈论雷达设备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用以探测速度的多普勒波。我告诉他，在一定的夹角上使用这种设备时，我们可以对其准确度表示合理的怀疑，并且这种使用方式会快速地降低探测波的准确度。法官深深被我能够如此详细地解释物理学方面的一些基本原理所吸引。在我的谈话结束之后，他说道：“案件撤销。”

美国司法体系和澳大利亚司法体系都是以英语体系为基础的，而英语长久以来就已经因为其公正性而备受认可。在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为被告提供一个机会，从而使他们能够将他们的案件提交到一个公正不阿的法官或陪审员手中，同时有机会能够对判决提起申诉。因为法院和工作人员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司法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冗长而且耗费时间，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司法体系还是有效的。

美国需要多少名律师？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曾经有过很多的机会能够参与到法庭诉讼，这些诉讼所涉及的都是医疗纠纷的索赔。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出庭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我都是以一名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席的——主要是为被告担任专家证人——但也在一些极端恶劣的案件中为原告担任专家证人。在这些审判之中，我们花费大部分时间试图让陪审员对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知之甚少的一些事情能够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在许多这种类型的案件中，审判产生的结果更多的都是取决于哪一方与陪审员有更为亲密的关系，哪一方所进行的盛大表演更为精彩，而不是哪一方所说的是事实的真相。

我现在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专家证人的工作，但是在二十年前，我曾经为一名本地的神经外科医生担任过一次专家证人，这位医生在处理脊髓肿瘤病患的时候出现了糟糕的治疗后果。辩护律师警告我，原告已经雇用了哈维·瓦希曼（Harvey Wachsman）博士担任他们的首席律师，并且他还警告我，这位律师在与对方的专家证人对质方面是非常强硬的。他不仅接受过律师的培训，而且还接受过神经外科医生的培训，此外他还担任过美国职业责任律师委员会的主席。我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因为他曾经多次在全国性的神经外科医生大会上作过一些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如何避免在法庭上认识像他这样的人。我必须要承认的是，他的确是一个相当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人物，浑身都散发着一种自信的气场。作为一名专家证人，我试图要表现得对对方的律师非常地配合、非常地通情达理，而且非常地乐意，与此同时逐渐将他们推入到这样一个位置，使我能够将他们的荒谬且愚蠢的观点展现在陪审团的面前。但事实证明，瓦希曼（Wachsman）博士最初所使用的方法与他的证人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试图引导他进入到可以使我从陷阱中脱离出来的状态，而他所做的事情和我所做的完全一样。我很快地意识到我们彼此所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双方正在进行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博弈。

案子结束后，我们在门廊上聊了会儿天，发现彼此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且我们的孩子年龄也相仿。这一次的案件开始了我们之间长久而亲密的友谊，而且之后我们还就医疗事故的问题展开了许多有趣的讨论。我对瓦希曼博士以及对我自己的私人律师罗杰·班尼特（Roger Bennett）感到非常钦佩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从来不会接受一件没有任何价值的案子，即便是在他们认为这样的案子是可以解决的，并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所有原告的辩护律师都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行事，那么美国的司法体系就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没有那么臃肿不堪了，美国的社会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没有那么好争论、好诉讼了，而且法院的时间也将会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从而防止了另外一种程度上的浪费。很不幸的是，美国有太多的律师——这些律师全部都需要维持生计——而且也因此，我们能够预见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美国的社会中会出现诉讼过度的情况。我希望在某个节点上，立法机构将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尝试着对由此产生的律师人数进行调整。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整个社会都将不得不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英国的诉讼体系并不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是因为它设立了由“败诉一方付款”的机制。在这样的体系中，如果你对某个人提起了诉讼而你又败诉了，那么你就必须要支付所有与这件诉讼案件相关的诉讼费用和收费——包括原被告双方的所有诉讼费用和收费。而在美国的体系中，大部分的医疗事故诉讼案件都是由于意外事件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原告并不需要支付任何现款，即便是案件最终败诉了，情况也是如此。这基本上就像是玩儿彩票；你没什么可以失去的，而相反的，如果你发起了一场医疗事故的诉讼案件，那么你随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无论是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加入“败诉一方付款”的规定，还是制订出其他的解决方案，原告都必须要在这场游戏中承担责任。对其他人提起诉讼而同时又不会对你自己构成任何风险，这种情况与和谐社会和公平社会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以不公正的方式对某个人提起指控同样也是一种诽谤罪，但是，在针对第一起诉讼案件的发起人提起反诉讼之时，医疗从业人员就已经受到了损害，因为这些医疗从业人员失去了他们的声誉，无论最终他们是否被判定为无罪，情况都是如此。

太多的律师以及行政管理人员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便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以及不断增多的规章制度。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并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会倾向于对各种事情进行管理和规定，因为这就是他们接受培训时就被要求做的事情。如果社会中的律师太多了，那么规章制度的冗余就会随即自然产生。这些年来，我曾有机会处理发生在医院、企业界以及非盈利组织的各种人事问题。我观察到，要开除那些工作表现并不好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雇主们都会害怕被指为不公的解聘而导致的诉讼案件。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愿意给这些人一次证明他们自己的机会，然而能力不足以及缺乏职业道德的现象显然确实存在于社会。如果对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任下去，其他人的士气就会受到挫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缺乏效率，另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会对其他人造成危害。

在处理例如令人遗憾的医疗后果或是解聘等事件方面，是否存在着常识性的方法呢？某些人会很快地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他们会说，如果没有了保护性的法规以及提起诉讼的威胁，那么雇主的歧视和偏见就会在美国的职场中大肆盛行。当然，这是个想当然的观点，它无视在与种族隔离以及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的纷争中美国变得更加成熟的事实，因此这样一种假设是毫无根据且不合时宜的。人们还必须记住一点，与几十年前相比，媒体的监督以及负面宣传对辱骂行为在如今的社会中构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但是，如果美国还继续一有风吹草动就提起控告，那么很快，在美国整个社会中所存在的不信任与怀疑的程度就会开始对健康的人际关系带来真正的挑战。我相信，转变这种对非常友善并且倡导解决问题的人充满敌意的氛围是有可能的，但前提条件是美国要找到一种让诉讼成为最后一种解决方式，而不是首选解决方式的方法。

管理美国的那些人被谁管理着？

美国的政府中有很多的官僚机构以防控对腐败，但是在政府内部存在的腐败又如何呢——美国应该怎样控制政府自己的腐败呢？我认识到非常多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国人，然而美国的司法体系却对他们提起了非常严厉的指控，这些人之中就包括了我最亲近的一个朋友。

我这位朋友的父母从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国，他们非常辛勤地工作，属于社会中的精英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的种族暴动中，社区中有许多商铺都被洗劫一空或者是焚烧掉了，但因为整个社区都很敬重他们一家，他们的比萨店受到了暴乱分子保护而幸免。

我的这个朋友曾经接受过口腔外科医生的培训，而且他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但是，在1992年的时候，他以275 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栋建筑物，并且将它进行了翻新，而六个月之后，这栋建筑物的价值被评估为100万美元。认识到自己在房地产开发方面所具备的天赋，他很快就成为了他所在的那个州里最成功的地产开发商之一，并且还在其他几个州陆续完成了十分成功的地产项目。

我的这位朋友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他有一个可爱而且贴心的妻子，以及十分聪明快乐的儿女，他的所有儿女都在学业方面有着十分优异的表现，而且丝毫没有被宠坏的富家子弟的习气。事实上，他们的所有儿女都经常参与到帮助贫困家庭的各个项目之中，我们两家许多年来都一起度假，乃至一起过圣诞节。我们拥有着十分相似的价值观和原则，因此，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如此的浑然天成。

随着他的房地产事业的不断发展，他进行口腔外科手术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于是他将自己的执照卖给了他的一位同事。很不幸的是，这位同事在不久之后就因为医保欺诈遭到了起诉，但是他并没有雄厚的财力——因此调查人员就转而紧咬着我的朋友不放，即便是他并不再从事医疗工作。他们一丝不苟地对他的执业记录进行了十五年的调查，目的就是要找到欺诈的证据，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找到了两张可疑的票据，总金额只有180美元。我的朋友拥有一座十分壮观的宅邸，一个位于曼哈顿的顶楼公寓，两辆法拉利以及一座欧式的别墅。但是，尽管他累积了如此惊人的财富，但是他依然过着十分朴素的生活，相反地，如果他愿意过上穷奢极侈的生活，那么他完全可以比现在的朴素生活好得多。我认为，那名调查负责人要么就是对我朋友的成功感到嫉妒，要么就是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认为我的朋友是通过违法犯罪才积累了财富。

即便他们无法在他的记录中发现任何欺诈的行为，但是他们还是把我的朋友，以执照购买者的共同被告人的身份告上法庭，而且，他们还会让陪审员们相信，他默许了他同事的行为，或者是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除此之外，他们还告诉我的朋友，如果他不对这价值180美元不法之财的联邦犯罪行为表示认罪的话，那么最终他将会在联邦监狱中度过余生。为了不让他的家庭陷入到如此之多的伤害之中，他接受了他们的处理结果，并且被判处了一年的本宅软禁以及300 000美元的罚款。我相信这个案件中的法官一定知道我的朋友是无罪的，而且，在宣判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我朋友的净资产之中以及在房地产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之中“并不存在着任何”与这起案件相互联系的地方，因此他对此感到很困惑。这一切的结果便是，一位出色的美国公民——他依照规章处理每一件事，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道德的一位，而且还是一名非常慷慨的人道主义者——如今成为了一名无法行使投票权的重罪犯。他正在慎重地考虑是否要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我还知道另外一个严重滥用政府职权的案例，但是我不希望让人产生我认为政府对于我们而言是有害的这样的印象。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控制政府过多地、并且以不正确的方式介入到无辜的、遵纪守法的公民的生活之中，这些公民目前对于那些本应该保护我们的欺凌弱小者几乎没有抵抗能力，或者说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美国的自由合理吗？

最近，美国司法部决定为一名芝加哥的穆斯林教师提供保护，这名教师的工龄还不到一年时间，而且她希望在学期进展到一半的时候，请三个星期的假，因为她要去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她的请假被拒绝了，但是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这么做，因此她被解雇了。她在这个诉讼案件中的指控是学校侵犯了她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

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其中包含了许多法律方面的细枝末节，而且，我自然是相信，宗教自由是美国的建国原则中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是，既然如此，那么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留出合理的空间就必须要做到——这既合情又合理！在这个案件中，宗教方面的要求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就意味着这名教师完全可以工作足够长的时间从而累积到足够的请假时间，并且她可以提早安排好后续工作，从而弥补在学期过程中岗位空缺的情形。这个案件又是一个简单的应用常识的例子，而这种常识似乎在美国的社会中正在快速消失。美国太过于频繁地打种族的牌，或者是打宗教的牌，又或者是打其他的牌从而试图激起人们某种情绪上的反应，相反，美国并没有去寻找各种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法。谈到美国的监管以及司法判决，美国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多地朝着情绪而不是逻辑行动演化的国家呢？在这个案件中，强迫学校体系来适应这名教师谋求特殊待遇的宗教信仰的要求，司法部为特殊待遇开了先例，其他人会接二连三地提出享受特殊待遇的要求。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案子，因为不仅仅是教师的权利必须要被考虑在内，而且，如果一个人希望获得公平，那么接受教育的儿童们，以及有义务安排一位能够在整个学年教学的老师的学校，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也应该被考虑在内。我理解，司法部长希望确保这位教师的权利并没有被践踏，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政府，那么它就不能在这种具有如此深远意义的案件中目光短浅地行事。

美国司法部长持同样目光短浅的态度，因此导致一个案件中的三名被告被解雇，这件事情发生在对费城新黑豹党提起指控的一个恐吓选民的案件中。这起案件被大肆报道，因为这一事件被拍成了影片，而且还在YouTube[13]视频网站上广为传播，影片中呈现了三名被告辱骂选民并且还挥动武器的情景。如果这些被告像3K党员一般穿着白袍，并挥舞着燃烧着的十字架，那么司法部是否还会认为这是一起恐吓选民的事件呢？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继续容忍那些因为情绪偏见和政治正确的成见而为之辩护的目光短浅的法律行为，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并不是在指控任何人的任何事，我仅仅是要指控那些在处理重要的法律事件时，不能够统观整个全局的情况。有些人会说，我对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两个案件都是主张保守的处理方法，但是我会强烈反对，并且会表示，这既不是保守主义的观点也不是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是政治观点和逻辑观点。如果我们能够单纯地减少华丽的辞藻，并且理智地讨论各种事情，同时公平司法，不以某政治哲学为依据，那么我们就将验证在我们的“效忠誓言”最后的部分中所提到的这句话，即主张“实现所有人的正义”。

实现所有人的自由——以及实现部分人的隐私权

我们可以围绕着在我们的“效忠誓言”中所主张的“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这个概念编写一整本书，但是我将会把重点放在一个相关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威胁着我们，可能会使美国整个政府运作出现故障。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美国社会中那些最为聪明而且成就最大的人之中，有许多人都拒绝竞选公职呢？答案非常简单——他们不愿意投身政治角斗场，原因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将会受到严苛的审视，而且对他们家庭的保护也将荡然无存。如果这个人的过往中有任何令人讨厌的事件被揭露出来——甚至是在某个案件中他受到带有偏见性的、不喜欢他的媒体的怀疑——那么他就将成为众矢之的。

我并不相信这是我们的先辈们最初所设想的结果，他们付出如此艰辛的抗争才建立起新闻行业的自由。这种自由必须要与同样的尊重和体面相辅相成，而不是让他们在政治上可以对持不同观点的同胞国民表示憎恶且对他们毫不顾及的一种许可证。我并不认为，媒体应该要受到限制，但是如果美国的领导人能够对媒体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一个始终如一的诠释，那么将会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同意某个领导人政治理念的一些媒体表示支持，而对另一些批评领导人立场的媒体视而不见，这是非常不成熟的行为。

每一个人都曾在过往中犯过错误，而他们希望能够保守这些秘密。如果犯罪活动没有受到惩罚，或者是如果人们在寻找相关政治职位的缺陷，那么充分的论述以及讨论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正如在大部分案件中的情况一样——它仅仅只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趣闻而已，那么媒体就应该抑制住利用它做文章的强烈欲望，并且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上。我个人对那些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在与其他人接触方面存在困难。我理解，对那些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节目来说，这些媒体必须要找到一个填补空当的方法，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范围内，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的许多积极正面而且振奋人心的故事可以轻易地用来填补空当，还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同样地，媒体仅仅因为同意某位候选人的政治理念，就完全无视他曾经那些明显的过错，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敌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给孩子们做了这样的示范，那么当我们的子女变得非常卑鄙低劣、而且不公正地对待他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不需要感到惊讶。

向贫苦之人表示友善

当谈论到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的时候，《圣经》已经作出了十分清晰明确的表述，美国有责任对国内贫困之人表示友善。正如中国有一句著名的古谚语所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美国并不是靠自怨自艾和乞求施舍而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

如果美国真的希望消除贫困，美国应该将重要的资源和人力进行分配，从而使他们能够为贫困的人群提供教育和机会。除此之外，如果美国希望为有能力的公民们提供协助，那么就应该将重要的资源和人力分配给教育和技能的获取以及对工作的要求上。这样做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自信，而且还能够让这些人做好充分的准备从而投入到日益复杂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工作项目也会有利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美化，但前提条件是按照劳动的所得，正确地分配工作。

如果工作是人们唯一的出路，那么许多人都将会十分努力地寻找到他们所希望的工作类型，而不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或将就他们不喜欢的工作。一些保守人士会说，美国应该让这些人自己独立，成败全靠他们自己，因为美国无法承担一直为他们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一些自由主义者则表示，这些人已经面临着足够多的问题了，要求他们做任何给他们增加压力的事情都是不公平的。我反对以上两种观念，只想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理性的思考对那些遭受着经济困难的同胞国民是最有帮助的。

为所有的人实现公平

每一位美国公民都应该为美国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一点就要求美国必须具备一个公正的税收制度。目前，美国还没有这样的税收体系，这是因为美国的税法极其复杂，因此那些拥有一流税务律师或顾问的人就能够找到许许多多的漏洞，从而避免支付他们合理的税收份额。举个例子，一位知名人士在东北部的一大片房产中拥有一栋非常昂贵的宅邸，却几乎不用交房产税，这是因为他在这座房子里饲养蜜蜂，这就可以产生鲜为人知但相当巨大的避税收益。类似的例子我还可以连续讲上几个小时，但是问题在于，考虑到美国的金融危机，制定一个全新的、而且更为公平的税收体系就成了当务之急。坦白说，在这个虚伪的税法面前，“向富人征税”的呼声真的是非常可笑的。我不认为，因为富人们会利用法律漏洞，所以富人就都是不爱国的，但是我认为，美国具备足够的智慧以构思出这样一个税收体系，不再需要油嘴滑舌的顾问和律师，并且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按照相应的比例为美国财政健康做出贡献——恰恰就像上帝在“什一税”的概念中为我们所指明的一样。

虽然我已经指出了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但是我还需要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以之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种种原则仍然是牢不可破的。要充分利用《美国宪法》这份被大家所熟知的发人深省的文件，我们就需要杰出的无党派领导具备这样的愿景，能够让各个不同的政治派系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正面而积极的推动力，激励我们并创造出一个让自由与正义能够繁荣发展的环境，并让所有人都能取得成功。

[13]　YouTube是全球著名的视频网站，总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里诺。——编者注

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美国的优势，这里可以提供很多机遇。我有一个朋友，原先是肯德基餐厅的快餐厨师，由于工作努力，认真遵守可以通往成功之路的价值观，最终创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全国快餐连锁店。在这里有许多白手起家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成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

他的母亲是一位未婚妈妈，他从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他出生6个月时被一家人收养。他的养母在他5岁时去世，他的父亲全国到处奔波找工作。我的朋友从自己的家庭中学会了勤奋工作和坚持不懈的价值观。30岁那年，他运用多年在餐厅工作的经验，完全扭转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那些餐馆的经营，使其转亏为盈，四年后，他又把这些餐厅卖回给肯德基，赚了大约150万美元。但这只是他继续开拓全国性快餐连锁店成功的开始。

“只有在美国，”他曾表示，“就像我这样的人，出身卑微，没有高中文凭，也能够成功。美国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到我想要的生活，让我努力工作，梦想成真。我们不应该认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展示自己。”

他的名字叫戴夫·托马斯，是温迪快餐连锁店（Wendy’s）的创始人。他在心脏病病发逝世前，在劳德代尔堡建造了他的梦想家园，那时，我和我的妻子是他家的常客。他对美国的影响是极其正面的。由于被收养的身世，他成立了“戴夫·托马斯收养基金会”。他认为高中时退学是他最大的遗憾，所以他重返校园，在大约60岁时，他获得了普通教育文凭（GED）。之后，他创立了“戴夫·托马斯教育中心”，帮助其他成年人获得普通教育文凭。

戴夫·托马斯的成功例子在美国并不罕见，因为我们享受着自由与平等。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都非常感谢自己的国家，称美国为家园。我有幸周游世界，造访过所有的主要国家。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努力工作的人而言，出生在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土是何等的福祉，我们永远不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我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即使是经济动荡的今天，对于那些愿意努力工作并具有创业思想的人，在美国创业机会仍然存在。

当我读到越多致力于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的成功人士的故事，我便越备受鼓舞，希望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位。知识真的就是力量，当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时，我的自信心和成绩也相应地提高了。以往，我很少需要成年人的励志说教，今天我坚定地认为，如果你让孩子相信自己并取得学业成功，他们将终身受益，他们将会竭尽所能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功者，而不是被社会淘汰的无用之人。

在我的一生中，上帝为我打开了许多扇机会的大门，但我相信这些大门中，最伟大的一扇是：让我出生在美国。

在动荡的世界中坚定不移地前行

成年后，我经常听到我周围的许多人对贫穷的抱怨，但通过访问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例如印度、埃及、非洲，我看到了数以亿计的贫穷人民。这些人每日的生活开支少于两美元。美国也有许多贫穷的人。其实，与这些贫穷的国家的人相比，他们可算相当富有的人了。此外，在美国，这里没有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种姓制度，所以，人们有许多机会，无需靠犯罪摆脱贫穷。在美国，人们可根据你的知识教育水平和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的层次，而非你的血统。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认为我们做得很好。

正如我前面书中所提到的，种族身份在美国今天的许多领域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在我的童年时期，种族歧视的程度相当惊人。偏见源于无知，我对未来美国的种族关系和多样性感到非常乐观——与此同时，种族关系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正在恶化。美洲这片土地最初由印第安人居住，后来，由于缺乏免疫力，大部分印第安人被欧洲人带来的流行疾病毁灭。然后，西班牙裔人占了多数，接踵而至的是欧洲血统的人。如果加上奴隶制对美国的影响，印度东部和亚洲移民的涌入，以及如今我们缺乏对南部边境的控制，在美国，你也许可以找到人类最伟大的种族多样化的模式。这些多样化有一种优势，因为每个种族都会带来它自身特定的优势，这对我们国家的成长和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差异所带来的福祉。

当你环顾世界——特别是现在的中东时，你会发现暴力政治无处不在。政权更迭在世界其他地区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和严重的动荡。2008年，不费一颗子弹、没有捉拿一个囚犯，美国经历了一次激进的政治方向的变化。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能够作出这样里程碑式的改变，不仅对美国的创始人，同时对美国当前各方政治领导人而言，都有力地证明了：如果未来，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开始提倡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变化，美国人民将团结起来弹劾他们，并尽一切可能减少他们的影响力。美国的代议政府体系，允许人民定期解散那些不再代表人民意愿的民选官员。每位公民都有知情权，行使能真正代表自己观念的人作为领导人的有水准的投票权，这或许是美国每个公民最重要的责任。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认识某人的名字。或者因为他是党派指定的人选而投票。如果所有公民都能认真履行他们的投票权，在生活中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被那些花言巧语的政客操控。

思想自由，匹夫有责

你是否曾想过在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社会，我们能拥有隐私权是多么地幸运。自“9·11”事件以来，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恐怖袭击，对所有可疑活动的监控越来越重要。这些监控产生的其中一个结果是：许多杰出人士的一些令人憎恶的习惯和品性被公之于众。值得称赞的是，美国政府没有披露这些发现或起诉这些个人行为，因为我们仍然尊重所有公民的隐私权，只要他们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我知道许多“自以为是”的保守党，甚至一些自由党认为，我们应该收集这些人不以为意的信息，使他们名誉扫地。如果采纳这些观点，美国将像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那样，成为一场噩梦。只要他们不侵犯其他美国人的权利，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护每一个美国公民至高无上的生存权利。

作为一个信仰《圣经》的基督教徒，你可以想象，我并不支持同性婚姻。我相信上帝爱同性恋者，如同他爱每个人一样。但是正如罗马帝国急速衰落的例子，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将婚姻定义为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的结合，或任何基于社会压力的非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形成的关系，那样我们就可能会以任何方式继续重新定义，这终将滑向灾难性的结局。我不相信这是一种政治观点，而认为这是一个将会对家庭结构和人文传播具有长期福利的逻辑理性观点：当孩子成长在父母提供的安全的，充满爱的环境里，他们会自由快乐、活泼好学。上帝在规定传统家庭时，显然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不应该诋毁上帝，为这些另类选择找借口。但是，只要同性恋的人们不试图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我们认为同性恋没有问题，我们允许同性恋者过他们喜欢的生活，然而婚姻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制度，不应该由于允许其他类型的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失去其神圣的意义。如果同性恋者或非同性恋者希望有一些法律约束他们的关系，将有助于裁定财产权和其他法律事项，我当然没有异议。但这是否与传统的婚姻等同，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样，我对穆斯林或其他宗教团体在家中进行修道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异议，这可能与传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完全不同，但只要他们不试图强加于他人或违反我们的法律。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继续罗列其他的例子，但希望我已经转达了作为一个政府的公民，我们有权获得保护隐私的权利并享受美妙的自由和平等。

我最近看了国家地理杂志有关狒狒的故事，让我震惊的事实是，占主导地位的且失去婴儿的雌性狒狒经常强行绑架地位较低雌性的婴儿。不幸的是，在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会中，弱肉强食、欺负弱少的事件屡见不鲜。我相信，在我们这里，由一个道德的政府支持的警察和军队是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的。这种野蛮的活动，在这里会被立刻停止。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靠自己的能力，积累财富，然后政府保护我们的财富，但这绝不是通用的权利。

我大部分的生活是在马里兰州度过的。但如果我可以搬到德州、阿拉斯加等夏威夷或其他任何我喜欢居住的地方，我会感到非常开心。不仅我可以选择在哪个州居住，还因为我不需要学习新的语言和新的风俗。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长期失业是一种普遍现象。爱达荷州宣布，有一个能提供成千上万工作机会的新工厂开业。如果我失业，我会尽快搬到那里以获得工作机会。这意味着，如果我的首要任务是拥有一份工作，而不是为了享受一个居所，我几乎可以随时有一份工作。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做过很多工作，从高中和大学实验室助理到银行出纳员、收发室职员、流水线工人、放射学技术百科全书推销员、校警到好莱坞临时演员。通过这些工作，我可以掌握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直到今天仍非常有用。在许多社会中，一个人只有一个轨迹，基本上一生都生活工作在一个特定区域。然而，在美国，我们可以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获得一份工作，追求我们所选择的职业。

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迫害的国家，可以公开选择和表达我的信仰，为此，我感到非常幸福。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会因改信基督教受到迫害甚至招致死刑。我很难过，在文明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地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不能够容忍不同观点的现象。在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提防由政治正确性施加的统一思想的倾向。剥夺上帝给予人们的渴望独立思考的权利是一种罪恶。剥夺孩子在学校的独立思考是一种残暴。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的国家是由反抗宗教偏执和暴政的人们创立的。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妖怪抬起头时，我们应该迅速地再次制止他们。

美国已经到了杯水外溢的程度

当灾害发生在其他国家，是谁第一个到达现场给予大规模的援助？当然是美国。无论事故降临在一个朋友还是一个敌人身上，美国总会在那里。例如海地，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或日本，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美国总是会赶到那里。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援助都是史无前例的。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的爱心不仅仅局限于食品和物质的帮助。在最近的利比亚内战中，美国与多国联合努力，阻止了企图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叛乱分子。美国是否在面对巨大的预算赤字时，还可以继续如此慷慨大方，仍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为美国在历史上所作的人道主义的努力感到自豪。

当我8岁时，我告诉我妈妈，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本杰明，”我妈妈说：“你可以获得任何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的东西。”

.虽然这是一段艰辛的、充满了障碍且令人筋疲力尽的道路，我之所以能够实现我的梦想，是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享有充分的自由。正是这种能力，人们可实现他们的梦想，也许这就是美国最伟大的地方。

世界上很少的地方可以像美国一样，人们能够在这里享受自由平等。在这里，你不必获得别人的许可，便可以开拓创新事业，或搬到一个新的地区居住。你可与任何你喜欢的人自由交往。如果你决定不想让自己受政治正确性的制约，你可以自由地说出你的想法。如果你有一个绝妙的主意，你可以自由地、尽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如果这种想法使你赢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在支付税收之后，你有权把钱花在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上。你可以在没有恐惧迫害的情况下，崇拜上帝。甚至，与世界各地数以十亿极度贫穷的人们相比，在美国的社会中，最贫穷的人们也生活得像国王一样。

为什么我们可以享受所有这些福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代表人民、尊重公民权利、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政府，因为美国有一个军事强大到足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的政府，因为我们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它拥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更强大的经济引擎。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着坚定不移信仰的国家，在我们口袋里的每一个硬币和钱包里的每一张纸币上都宣示着“我们信仰上帝”。自上帝帮助羽翼未丰的民兵组织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开始到现在，我们享受着全能的上帝给予的福祉。上帝保护着我们免受极端恐怖分子的威胁。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或者永远也没有一个地方，像美国一样美丽。

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喜欢在母亲节这天买奇特的礼物，送给他的母亲，但是有一年，他已用尽各种主意，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种能够唱歌、跳舞还会说话的珍奇鸟类。在母亲节的这一天，他非常开心地买了两只这种鸟，迫不及待地邮寄给他的母亲。他兴奋地问道：“妈妈，你觉得这些鸟怎么样？”

“嗯，”她回答说，“味道不错。”

“妈妈，你不应该吃那些鸟！”他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惊讶，“那些鸟是我花了5 000美元买的。它们会跳舞、唱歌还会说话呢！”

“好，”她平静地回答道，“那它们应该开口说话啊。”

这个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当面对危险时能开口说话，这对我们而言是多么重要啊。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自由受到破坏，都不敢捍卫我们珍视的东西，我们也终将可能如这些被炖的鸟一样。大多数德国人不同意希特勒的疯狂行径，但他们的集体沉默导致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人类悲剧，这就是玷污了世界历史的大屠杀。如果目击大屠杀的人们可以坚持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的世界历史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如果美国要保卫这片自由的土地和勇敢的家园，却不能行使权利和自由时，这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有勇气明确地说出我们的意愿。如果我们的政治言论受到扼杀，那么，我们就不可以诚实地与政见不同的人对话和解决政治分歧。美国的创始人，在创建国家时，清楚地意识到，一旦我们的言论被扼杀，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享有自由，是美国生活的一个特色。在所有的自由中，言论自由最重要。这些都在最近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得到例证：威斯特布路浸信会的人员曾多次在伊战阵亡士兵的葬礼上集会，表现出极端攻击性的行为并且污言秽语。他们是一个非常不宽容的仇恨团体，鄙视同性恋，对美国军队允许同性恋入伍感到非常愤怒。几乎没有人同意威斯特布路浸信会的言行，但是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将会严格根据宪法的权利解释，教会成员的行为不能判定为有罪。你能想象，如果这个群体在许多其他国家做这样的事情，将会得到怎样的判决。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他们严厉批评的美国军队给了他们做这种可憎之事的自由。

其实我有一些怀疑法律的决定，因为这些标语牌，污秽言辞和噪音侵扰了参加葬礼的亲人们的平静。如果我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实际上伤害了别人，那么我们应缄口不言。（显然，更可取的选择是：在行使我们的言论自由时，要十分在意不要伤害别人。）但有趣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一方面竭尽全力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同时又通过政治正确性，实施大规模的社会舆论限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作为美国人，虽习惯了自由，却继续盲目地跟随政治正确性的倡导者，没有认识到它的腐蚀性影响了我们的自由。

我们每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集体行动——都源自我们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奉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说我们真正地重视它吗？我们能说我们真的信仰它吗？如果我们足够地相信它并将之付诸于行动，那么我们民族充满热情所做的牺牲，又是为了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真实的色彩：美国的国旗

象征物是指超越其本身意义的某种实体——一枚结婚戒指代表着丈夫和妻子之间无止境、无条件的爱的循环，又或是，基督教中的十字架将古代罗马的羞辱折磨人的工具变成象征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死亡以救赎罪人的标志。说到美国政府，象征性的标志物非常多，但我想举出三个最重要的，那么就从美国的国旗说起吧。

美国的国旗旗面由13道红白相间的宽条构成，左上角还有一个包含了50颗白色小五角星的蓝色长方形。50颗小星星代表了美国的50个州，而13条间纹则象征着美国最早建国时的13块殖民地。红色象征着强大和勇气，白色象征着纯洁和清白，蓝色则象征着警惕、坚忍不拔和正义。美国最大的一面国旗是1812年战争期间由阿米斯特德将军下令制成的。英国皇家海军曾对巴尔的摩的麦克亨利堡发动猛烈的轰击，并明显占领上风。对他们而言，巴尔的摩市似乎已唾手可得，这将巩固英国人一系列的胜利，包括对华盛顿特区以及白宫的大规模破坏。英国舰队的指挥官已经送信给在麦克亨利堡的美国人，他们不想完全消灭美国人，只要美国人降下美国国旗表示投降，他们就立即停止轰击。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是一位政府官员和诗词爱好者。他由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批准，拜访英国舰队，联系释放一位囚犯的事宜。英军命令其待在他自己的小船上，并对其进行看守，不让他与美国同胞联络。当他听到英国的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毁坏了美国的最后一个安全堡垒时，他的心都碎了。

由于战斗中到处都是浓烟和碎片，以至于他无法确定国旗是否仍在飘扬。直到第二天早上，晨光初照，他目睹了他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那被炮弹撕裂而破烂的我们的星条旗，仍旧骄傲地飘舞着。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1812年战争中，美国抵抗英国猛烈攻击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最终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每次我看到宏伟的星条旗，我都能感到麦克亨利堡的美国人不屈不挠的刚毅，虽然敌众我寡，守军被敌军的凶猛火力压住，但他们绝不允许降国旗投降。这应该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美国是从不投降、从不放弃的民族，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源于美国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因为美国久经沧桑。美国相信自由，宁死也不愿放弃对人人平等和正义的信仰。

鹰击长空

另一个令美国感到骄傲的象征符号是秃鹰。有些人希望以火鸡作为美国的国徽，还有人喜欢金雕，但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秃头鹰被选中，因为它象征着力量、勇气和自由。

在《5000年飞跃》的一书中，作者维·里克扬史可生写道：建国者基于许多原因选择鹰作为象征符号。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鹰为了笔直地飞行，它的两个翅膀必须保持平衡。如果左翼或右翼太重了，鹰就会突然转向一边坠落。左翼代表自由党，右翼代表保守党。自由党往往有很多的好点子，但耗费大量国家资金，如果不加控制，任其发展，会很快令国家破产。保守党仅仅想维持现状，不太喜欢冒险，如果美国只采用他们的想法，会出现停滞。然而，当你均匀地平衡你的左边和右边的翅膀时，鹰可以飞得高而直，其潜在的进步是巨大的。当然，这个比喻过分简单化，目前右翼保守党在如何维持一个国家的财政责任的问题上，提出一些相当大胆的想法，但最终这意味着他们试图保护未来几代人的美国梦。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明白，所有政治派别的人都有其一席之地。没有任何一方可垄断真理和正义，这就是所谓的相互尊重。我们基于事实和经验数据，而不是根据哲学原则，心甘情愿地做出决策。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了然于胸，那么秃鹰所象征的雄伟本性将最能代表这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自由女神像：守望着我们这些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

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决定尽可能学习所有的知识。然而，当我开始学习欧洲艺术和古典音乐时，许多同学对我不以为然。一些人告诉我，这些领域与非裔美国人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关联。但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是多元化的，包含着各种文化及种族背景，那么，文化相关性这个词对公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去了一趟埃利斯岛，那里有我们的自由女神像，它在全世界已被广泛认可为代表自由和机会的标志。走过博物馆，墙壁上挂着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相片。看看他们眼神里的那股坚定，当时他们所能带给这个国家的就只有他们手中的行李。这些人愿意一天工作不止8小时，而是12小时或16小时，甚至一天工作20小时。为了创造他们的“新世界”，他们一周不止5天的工作日，而是6天甚至7天。在那时，没有所谓的最低工资，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不是在为自己工作，而是为他们的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创造机会，为他们提供一片繁荣的新土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辛勤劳作的精神与每个美国人的文化一脉相成。

然而，在自由女神像屹立在美国之前，这些移民躲在贩卖奴隶的船的底舱来到这里，他们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们的重孙们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追求自己的自由和繁荣。

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只有美国能够并足够让这些背景的人在这里实现他们的梦想。这需要所有怀有梦想和才华的人编织这个梦想，这就是说，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有文化相关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迅速崛起真的有考虑过美国公民能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吗？事实上，当公民和整个社区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努力工作的最终受益者，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他们。这就像人们要进入一个放满钱的金库，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被告知，在10小时以后，只要他们能好好干，就可以得到绝大多数的钱。另一种情形是，他们被告知，他们将代表监工工作，监工将确保他们能公正地对待他们。你认为哪种情境能产生最佳的工作效率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最近几十年来，这里的人们努力工作，不断创新，大大改善了他们的个人状况和家庭状况。这种信仰是美国梦的基本组成部分，也应该继续成为美国梦的一部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你应该抵制任何一个试图建立监督机制而非促进你奋斗的政府。正是这种信仰加速了美国的崛起，它绝非偶然。如果我们放弃它——即使我们在无意间沉睡一会儿——美国的堕落将如它的崛起一样迅速。

我们相信谁？

传统上，美国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国家。在我们的座右铭、许多歌曲及国家文件中都可以找到证据，它们被雕刻在纪念物和建筑物上。这就是美国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在传统上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是冲在为别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第一线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没有使用美国伟大的力量去征服世界其他的国家。美国注重道德和伦理问题，因为美国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建立的，是根据上帝的正义和公正建立的国家。

请停下来想想钱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财富和权力。正如美国最近看到的，当你缺乏资金，背上巨大的债务时，你的影响力和能力会下降。你拥有的金钱能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真的很神奇，因此美国在钱币上写上了这一座右铭“我们相信上帝”。

通过这些，美国向全世界宣称：对神虔敬的原则已深植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中，美国相信的不是钱，也不是钱带来的权力，而是上帝。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在生活中也同样是如此行事的。

美国一直信奉上帝，因为我们已经认可他，但随着政治正确性的泛滥，试图使上帝远离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有勇气去反抗他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报复他们，或对他们抱以相同的不宽容。然而，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站起来，公开表明立场。如果他们不愿接受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对神虔敬的原则，那么我们也不应强迫他们，也不要使用夸大的力量强迫他们相信我们。我们信任的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以及开口表明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

妥协，观点和原则

妥协一词通常指的是2011年初在辩论中关于国家预算和在夏天提高债务上限的争论。一般来说，妥协有利于处理合理的意见分歧。然而，要解决一个问题需要妥协一些原则。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认为：在一切情况下，杀人都是错误的行为，那么在执行死刑或流产时，协商妥协将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反对死刑，仅仅是因为在各种情况下所包含的大量费用或者只是反对晚期堕胎，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屈服妥协。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依据着哪些原则行事。一旦我们确定了这些原则，就没有道歉和妥协的必要。然而在次要问题上，我们应认识到，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我们一起划船，将更快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所选出的领导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理解使我们成为伟大的国家的价值观和原则，而不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担心他们已在议事日程上的政纲。更重要的是，那些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最终要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如果这些领导人不喜欢这样做，那么我们需要选择其他领导人。每个公民应该至少尽可能地、努力地选择他们的代表，正如同他们买一辆新汽车一样。

我住在马里兰农村的一个小镇，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居住地。人们仍在和陌生人聊天，仍然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尽最大努力帮助邻里。而现在，人们常常不知道他们的邻居是谁。在工作场所，人们与一起工作很多年的同事擦肩而过，甚至从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新闻评论员、政治学家和公共官员用粗暴的言语对待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妖魔化他们的动机。这是令我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越来越文明，而不是越来越缺少文明。成年人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诋毁他们的政治对手上，毫无道德上的可取之处，只不过是寻求连任的伎俩罢了。当我们没有在这方面为孩子们树立好如何做的榜样时，怎能责怪孩子欺凌弱小和说脏话呢？

我记得上高中时，同学取笑他人时是多么可笑。越是说话刻薄的人越受人尊敬。当我学会了如何使用言语谩骂他人时，我被认为是高中最棒的男孩儿。但是我们是非常不成熟、判断力差而缺乏同情心的孩子；负责任的成年人应该做得更好，即使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妖魔化那些与我们有分歧的人。

在民权运动中，媒体发挥了巨大作用，改变了公众对于种族的看法和态度。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他们将再次扮演重要的角色，纠正那些对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和谐进步构成威胁的狭隘刻薄的思想。然而，通过分化人民、培养追随者，许多人挣了大钱。这需要很强的品质来抗拒诋毁他人的行为，创造一个智慧和“全知”的自己。我认为，许多媒体非常根深蒂固地以自行其道的方式做事，不会突然扮演起公平的角色。我还应该指出，确有一些媒体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使用幽默、讽刺、夸张的方式，试图唤醒人们回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中。这样使得人们仍然拥有权力，就像他们可以摆脱不良政客一样，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的钱进行投票和遥控，这将永远对媒体的发展方向产生强大的影响。

宽容和通融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因为所有的矛盾观点都需要妥协，因此，很好地理解宽容和通融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

公平原则和手足情谊应使我们更加宽容别人。我们绝没有权利强迫与我们不同观点的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如，几年前，在中西部地区，有一个在社区医院工作了4年的普通外科医生，因为被解雇了，她试图获得我的帮助。她被解雇的原因是，在手术前她曾与患者一起祈祷。我问她是否患者要求她祈祷，她说不是，但她继续保持祈祷的状态，患者没有拒绝和她一起祈祷。我告诉她，她滥用了职位给予她的权力。她需要认识到她所犯的错误，应向所有相关人员道歉。滥用职权使人们祷告就像滥用职权阻止人们祈祷一样。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理解这些，明智地制定了政教分离的政策，然而这和上帝与国家分离的概念完全不同。

令我高兴的是，那些我极不赞同的人也可以按照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自由地生活，只要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侵犯我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些人认为裸露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对他们坚持要求建立裸体主义者营地或者其他场地的追求毫无异议，只要不让孩子们接触到他们毫无准备的祼体场面，这就是宽容。通融则不然，它意味着要容忍所有的裸体主义者吹口哨的行为：当他们每次在我的社区拐弯处时吹一下口哨。这样那些不愿看到他们的人就可以转过他们的背或保护他们的小孩儿。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清楚地显示了宽容和通融的区别。作为敬畏上帝的人们，我们应该绝对宽容，但仅靠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适应每个人，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当今的文化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再次，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作为一个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这样思考，政治正确性的势力将逐渐模糊容忍和接受之间的界线，以至于我们很快就会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为何了。在我们国家，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为了阻止它在其轨道上继续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本质。

例如：几年前，发生了政治正确性试图篡夺权力并制定规则的事，一些律师找到我和我的妻子，通知我们，不要再把“雄心勃勃”的横幅挂在公立学校内。字母T是代表人才，是每个人都应有的品质，字母H代表诚实；I代表洞察力；N代表美好，K代表知识；B代表书籍；I代表深入的学习，G代表上帝。因为G代表上帝，他们认为，这显然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宗教条款。我们告诉他们，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镇压宗教表达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我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在最高法院解决这个问题，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大胆和鲁莽的声明。其实这真的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下周去最高法院接受杰斐逊奖，我觉得当我在那儿的时候，我应该就此事问问大法官桑德拉·迪·奥康纳尔。我做到了，她说她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当然可以把这样一个没有违反任何宪法章程的横幅挂在公立学校。一些反宗教主义者厚颜无耻试图摆脱上帝和一切合法的法律支持，令人齿寒。只要我们的价值体系继续存在，他们必然会受到挑战，他们的反对必然要遭到失败。

讲求逻辑而不是政治

现在你可能已认为我是不喜欢遵循政治正确性的人，其实不然。许多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利于培养文明社会，这是正确且必不可少的，我也同样这样认为。然而，我确实认为他们是被误导了。他们主张一致的言论和思想，他们应该加强学习尊重和怜恤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所有你相信的事物，想想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乏味。如我喜欢说的那句话“如果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有相同的观点，那么，其中一人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的了”。

最近，许多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正行驶在错误的道路上。他们对我们的未来、我们未来的孩子感到气馁。我说，不要气馁，因为上帝在我们这边，如果我们真的信任他，就像在你口袋里的每一个硬币和在你钱包里的每一张纸币上所写的那样相信他。

我们必须停止摆弄政治而转去讲求逻辑。相比所有其他物种的大脑，人类的大脑有巨大的额叶。为什么我们有这些扩展的脑区？因为额叶是产生理性思维的部位，从过去到现在的信息可以在这里加工集成，形成对未来的规划。与大多数动物不同，因为我们有这个部件，我们便不应简单地对我们的环境作出反应。我们有能力制定战略规划，这使我们可以很好地支配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建立坚实的基础

我在美国生活了60年，在这里生活，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希望未来漫长的人生都可以在这里度过。在这些年中，我从未见过一个完美的人，因为国家仅仅是各种不完美的人的集合，我从未见过一个完美的国家。然而，在回顾世界历史的时候，我可以很惬意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利坚合众国一样。是的，我们都犯过错误，但我们继续从错误中学习，只要我们仍然能够拥抱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将这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愿意向公民保证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会继续成长在一片伟大的国土上。

我们的祖先在1787年费城的制宪会议上，跪在地上，祈求智慧，然后站起来，一起组建了一个共17页、被称为美国宪法的文件，他们显然是获得了上帝的引领。今天政治正确性的力量在美国生活的每个公共领域中驱逐上帝。在美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心灵思想都在信仰人类自己和信仰上帝之间的灾难性斗争中挣扎。一些人宁愿不在这两者中做出选择，但人生充满选择，我们个人和集体的选择共同决定了我们的生存质量。

我相信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公开表明立场。我们不能再被动下去了，因为犹太–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岌岌可危。我们不需为我们的信仰感到羞耻，当然也不应该允许那些信仰与我们不同的人以政治正确性来改变我们。是的，我们应该像我们所受的教育那样以兄弟之爱对待他们，但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信仰体系妥协。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生活自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相信一个有序的政府可以促进这些目标，而不是妨碍这些目标的实现。是时候抛开政治正确性了，而应以大胆的价值观和原则取而代之，这些价值观和原则使我们建立了美国，使美国在历史上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快速地达到巅峰。现在是时候该停止道歉、开始领导了，因为世界迫切需要公平和道德的领导。如果领导者不是美国，那么会是谁，他们将领导我们走向哪里？

如果我们运用逻辑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加上对神虔敬的原则，爱护我们的同伴，关心我们的邻居，发展我们的天赋之才，竭尽我们所能，成为一个对我们身边每个人有价值的人——让这些价值观和原则来管理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不仅会继续保持巅峰国家的状态，我们还将真正成为“在上帝庇护下，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的国家”。

这是我的祈祷，美国——上帝将继续降恩典给你，从此岸到彼岸。我祈祷，祝福我们的过去只是一个通往光明未来的跳板，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每天都将是一个美丽的新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