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
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美］杰克·威泽弗德　著
温海清　姚建根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y JACK WEATHERFORD

Copyright©2004 by Jack Weatherfor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an impri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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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贸核渝字（2011）第5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美）杰克·威泽弗德　著：温海清，姚建根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9（2017.11重印）

书名原文：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SBN 978-7-229-12210-2

Ⅰ．①成…　Ⅱ．①杰…　②温…　③姚…　Ⅲ．①成吉思汗（1162-1227）－人物研究②中国历史－研究－元代　Ⅳ．①K827=47②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8871号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CHENGJISIHAN YU JINRI SHIJIE ZHI XINGCHENG

［美］杰克·威泽弗德　著

温海清　姚建根　译

策　　划：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伍志　徐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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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印制：杨宁

营销编辑：张宁　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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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75　字数：326千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这位高贵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任何地方，任何区域，

都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位杰出的万物之主。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1395年）

This noble king was called Genghis Khan，Who in his time was of so great renown that there was nowhere in no region so excellent a lord in all things.

Geoffrey Chaucer“The Squire’s Tale，”The Canterbury Tales（c.1395）

Introduction for Chinese Readers
致中国读者

蒙古人统一中国之时，他们继承了一种古代文明，并将之转变为一个现代世界：从北冰洋扩展到阿拉伯海，从太平洋延展至地中海。正如马可·波罗在其作品中所明确指出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像中国皇帝治下那样经久不衰、发达强盛的帝国。但是，不知何故，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忽视了蒙古帝国，忽视了中国在我们今日所知的经济、商业、政治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户农家，该州是美国最贫困的州之一。我们种了棉花、烟草、蔬菜，养了很多猪和鸡。我家不通电，没有厕所，也不接自来水，而且，因为我的祖父母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家里没有任何藏书。但是，在我上学之后，通过图书馆，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在本该做功课的时候，我却想读有关成吉思汗或马可·波罗的历险故事；我总能弄到关于蒙古人和中国的任何书籍。我从旧杂志上剪下反映商朝、汉朝历史的图片，开始制成自己的小册子。如今回望人生，我意识到，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

在某处看书的地方，我无意间发现一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书。我第一次看到来自亚洲视角的崭新历史。我需要更多的书，直到美国邮政部对我发出严厉警告：我正在接受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他们拒绝给我递送书籍，除非我在一份正式文件上签字，承认自己有意接收那些包裹，要对其内容负责，并承认自己的行为可能是非法的，是对美国的威胁。我收到每一本书都要被迫签署一份新文件。但这很值得。每签一张表格，就读一册书；它们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我沉湎于此，无法自拔，下一步我想学中文，可是我的生活环境没能提供机会。我碰到了最主要的一个障碍，只好放弃。我从未成为一名中国学学者，然而我心依旧。当我以人类学教授的身份开始执教，专攻美洲部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的时候，蒙古历史仍然在我脑海中迸出火花，中国依然让我着迷。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终于有机会造访中国。走过精美高雅的紫禁城城门，漫步在庄严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参观令人惊叹的西安出土文物，游览苍翠繁茂的南京园林，目睹热闹非凡的香港口岸，瞻仰历史悠久的拉萨庙宇，此时此刻，童年梦想尽在眼前成真。接下来的十年，我得以访问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蒙古地区，并继续自己在中国的探索。我已年过半百，再当一回学生颇感勉为其难。虽然我不是亚洲学者，可我认为，过去西方学者把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亚洲历史束之高阁了。我有上当受骗之感，也为此而厌倦。我想知道历史的真相，想真正了解我们今日生活的现代世界是如何肇始的。

我开始意识到，答案只能从元朝，更具体地说，只能从成吉思汗戏剧般的人生中去寻找。我下定决心写一本自己想读的书。

与今日世界相关联的商业与外交起始于元代（1271-1368）。当时，贯穿中国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从一张连接贸易城镇、绿洲的小型路网转变为一条高速公路。匈牙利的消息传播到中国仅需六周；在蒙古军队和官员的保护下，像马可·波罗家族这样的商人可以从家乡旅行至北京；罗马教皇的使节和欧洲诸王都去觐见元朝皇帝，汲取中华文明的源泉。

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征服故事，陆上丝绸之路的产生发展，在今日可谓众所周知。由忽必烈汗及其孙子铁穆耳汗开创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却鲜为人知。仅仅数十年间，就发生了如此迅速和显著的转变。1271年，未及弱冠的马可·波罗与其父亲、叔叔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他们首先到达伊朗，打算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到中国港口，但他们很快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发现，那是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航程，要通过海盗猖獗的陌生水域，这些船只根本不适于航海。然而，当马可·波罗于1292年从中国起航时，他能在中国舰队的护送下，花上两年时间去探索大汗封臣们新近宣称的领土。不到二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洋强国。

这是史上最大的奇迹之一。蒙古人没有海洋经验，事实上，当忽必烈汗派船跨海进攻远邦的时候，他的首次海上经略即遭惨败。蒙古人屡试不爽的陆上战术却在海上铩羽而归：战船造价高昂，且不如战马机动，它们很容易成为气候突变、自然灾害、敌军以守为攻时的牺牲品。

但是，元朝官员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进攻并不是必须的：只要控制海洋本身，就可扩展贸易。铁穆耳汗（1294-1307年在位）没有把大海当作征服远邦的途径，他派遣海军平定海盗，肃清贸易航道上的障碍，把商贸代表团送往滨海地区和海岛。不久，中国海军控制了从中国到伊朗边界的海域，在海军的保护下，各类商业活动得以兴旺繁荣，正如陆路丝绸之路的情景那样。

元朝新的海洋政策消除了来自远邦的威胁，不仅如此，为了成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那些国家随后迫不及待地臣服于元朝皇帝。一个又一个王国加入新的贸易网：越南的大越和占城，柬埔寨的高棉帝国，泰国的素可泰王国和清迈，还有从马来半岛到锡兰、印度东海岸的那些小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控制如此辽阔的海域。

中国称雄海上的时代促成了一次贸易大繁荣，它赶上并迅速超越了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航船比骆驼承载更多，且成本更低。不久，北京的宫廷内充斥着舶来的奢侈品。除了丁香、胡椒、肉桂、小豆蔻、肉豆蔻等海岛香料之外，海岸各国还向中国供应象牙、麝香、天鹅绒、奇珍异宝、稀有金属、异域畜产品、香水、锡、玻璃品、宝剑、染料、神圣的佛舍利（包括他的一颗牙齿），甚至还有活生生的大象、犀牛、鹦鹉，南方其他的珍禽异兽也开始来到中国朝廷。

毋庸置疑，商品交换也引发了人群、思想、医药、科学知识的交流：随着陆路及跨海贸易路线创造出一片连接亚欧的海域，世界也正在变成一个整体。其他地区的探险家和商人逐渐把美洲带入世界贸易体系。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法国、英国，都想分得中国商业体系的一杯羹，他们开始撕咬这个贸易体。

单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像中国过去那样主导整个贸易体系，但是，他们联合起来拆散了这个全球网络，取而代之的是，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列强的世界。英国占有印度、缅甸、香港、马来西亚、阿拉伯世界的众多港口。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的港口，他们削弱了这个国家，支配着她的对外商业活动，控制着她的不同地区，合法和非法地进行开发利用。今天，秉持西方式思维的人坚称欧洲殖民主义创造了现代全球体系，漠视蒙古人的作用。实际上，帝国主义的殖民时代阻碍了始于元代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欧洲人只不过占据了中国全球网络中的不同部分而已。

随着欧洲殖民体系在20世纪的终结，中国最终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身份，历经艰辛，逐步重建国家，声明自己的世界大国角色。从东北到西藏，从太平洋到天山，一个统一的中国再度兴起，中国已经开始重新扮演近八百年前的角色，作为世界强国居于全球网络的中心。

为了成功避免数个世纪以前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历史，勤勉地去不断求真；我们必须知道，中国如何成为首个海上强国和史上最辽阔、最伟大帝国的中心；我们必须了解现代世界的起源；我们必须追溯到大蒙古国，回顾那个始于成吉思汗一生的故事。

杰克·威泽弗德

Prologue　Another Perspective of Mongolian History
代序　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

姚大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翔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贯通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13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采集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方面存在最大问题，是作者似乎不能直接阅读汉语文献），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借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透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含义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受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秘史》记载者勒篾自己的话说，万一在敌方营垒里被人发现，他便能以赤身裸体为证，诡称自己是在即将被自己人处死之前侥幸逃脱，来投奔对方的。不过，本书作者却不满足这一解释。他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更充分的解说。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要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为作者的上述解释提供直接的证据。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13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否则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被作者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当时叫作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克帖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还不能算十分成功。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别克帖儿是否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他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到达能够“行使最长男性的特权”，包括娶庶母为妻的年岁！

我们不知道别克帖儿的准确年龄。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别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后；即使后者是死于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该留下的遗腹子，那时他也已经八十岁开外了。这就是说，既然别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会更晚于1171年，则比他略年长的哥哥别克帖儿本人的生年，也不大会早过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极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让本书作者宣称说：“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所以，在那场悲剧发生时，别克帖儿绝不会大于十一二岁。本书对铁木真的焦虑所做的推定，其实是很难成立的。

尽管如此，作者的以上讨论却马上让我们想起了古代蒙古人的另一种习俗，即在家长去世、而诸子尚未成年时，死者的长妻自然就成为一家之长。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那么在她们中间，究竟谁才应该获得对这个破落贵族家庭及其依附人口的最高支配权呢？看来这才是少年铁木真所面对的一个真正紧迫的问题，也是引发他们兄弟之间的冲突白热化的真正催化剂。

《蒙古秘史》没有提起过别克帖儿母亲的名字。本书根据一部较晚期的蒙古史诗，即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把她叫作“索济格勒”。清代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又称她为“特克什哈屯”，意谓特克什夫人。但所谓“特克什”其实也不是一个专门的人名，它是tagha这个蒙古语词的派生词。蒙语tagha译言“依从、随、从”；故而所谓特克什夫人，就是“从夫人”，或者汉语中“如夫人”的意思。为什么《蒙古源流》要在事隔数百年之后，凭空往别克帖尔母亲的头上戴一顶“从夫人”的帽子，并且一反“秘史”之说，把这位“特克什哈屯”的死安排在两兄弟火并之前？足见清代前期的蒙古人早已窥出上述家庭悲剧的症结所在，并且竭力想把它掩盖起来。

因此，本书有关这段情节的猜想虽然有趣，但尚有未安之处。问题并不出在作者所采取的人类学视角，而在于他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在有些地方似乎还不能完全到位。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为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力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本书对蒙古部落的原初经济文化形态，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独特的见解，即把蒙古部的生存环境定位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借以突显出森林狩猎型文化对蒙古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由此便推断说，他们与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人，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个说法，似乎对蒙古人围猎方式与其惯用的军事战略及其他社会动员手段之间的相似性，给出了某种很完美的解释。或许是出于专业性的直觉，他很灵敏地感悟到，较晚才从大兴安岭迁移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部，其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发达程度，与乃蛮、客列亦惕等部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使我想起乃蛮王妃对蒙古部的讥讽；她曾骂他们是一帮“歹气息、烂衣裳”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作者所说的“蒙古人”也包括像泰亦赤兀惕、主儿勤等较富裕强大的部落在内，那我们就不能否认，12世纪的蒙古文化从总体上说其实早已演变为游牧的文化了。不应该把铁木真氏族因被他们所属的大营盘驱逐出去而陷入的艰难处境，看作是蒙古部落整体生存状态的写照。另外，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即使起源于森林狩猎民的传统，也早已转变成了草原游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没有必要硬将它看作是只能属于森林狩猎民的技术。

其二，书里说道：“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书中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伊斯兰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字；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填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伊斯兰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如果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就好了，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过程，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发生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唯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限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质，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足见外在形式十分平易的历史叙事，也可以被写得具有高度的学术张力。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的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依然感到不寒而栗。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他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最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自己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精神，我就敢于相信，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2005年12月写于东京

Introduction　The Missing Conqueror
导言　消逝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是位实干家。——《华盛顿邮报》（1989年）

Genghis Khan was a doer.Washington post，1989

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the black Shankh Mountains）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它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军队掠夺了一座又一座庙宇，枪杀僧侣，侵犯尼姑，毁坏宗教物品，洗劫藏书室，焚毁经卷，并捣毁庙宇。据称，有人曾秘密地从尚赫寺抢救出成吉思汗的灵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带到首都乌兰巴托保护起来，但它最终就消失在那里。

数个世纪以来，在风云变幻、绿草繁茂的中亚大草原上，勇士式的牧人们多半会带一面精神之旗，蒙古语称之为“苏勒德”（sulde），它是用几绺最好的种马鬃，扎在一柄长矛刀刃之下的轴上制成的。无论何时，当他要安营扎寨时，这位勇士都会将那面精神之旗安置在帐篷入口处，以显示其身份，并将其当作永恒的护卫者。精神之旗总是飘扬在蒙古人所尊崇的开阔的“长生天”之下。当绺绺马鬃被草原上徐徐的微风吹拂和摇曳时，它们就吸纳狂风、上苍和太阳的力量，旗帜可以把来自大自然的这些力量转移到勇士身上。吹拂马鬃的狂风激发起勇士的梦想，鼓舞着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风中飘扬的马鬃召唤着主人不断前行，吸引着他离开此地去寻找彼方，去发现新牧场，探求新的机遇与事业，创造这个世界上属于他自己的命运。当勇士死后，他与他的精神之旗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说勇士的精神永远留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勇士活着的时候，马鬃旗带给他幸运之神；在他死后，马鬃旗变成他的灵魂。肉体很快被遗弃在大自然里，但灵魂却永远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鼓舞着后代。

成吉思汗有一面在和平时期使用的由白马鬃制成的旗帜，还有一面在战时做指引用的由黑马鬃制成的旗帜。白色旗在早期历史中就已消失，但黑色旗则作为他的灵魂信物被保存下来。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蒙古人仍尊崇那留驻有成吉思汗灵魂的黑色旗。16世纪，他的一位后裔，札纳巴扎尔（Zanabazar）喇嘛，带着为继续飘扬并保护这面旗帜的特殊使命，建造了一座寺院。经过风霜雪雨，入侵与内战，超过千计的藏传佛教黄帽派僧侣护卫着这面伟大的旗帜，但事实最终证明，他们是无法抗拒20世纪的一场场政治浩劫的。僧侣被屠杀，精神之旗消失。

成吉思汗并未俯首于命运的控制，他成就了自己。最初，他从自己的马匹身上，连制造一面精神之旗的马鬃都凑不满，至于说他后来还要追随着这面旗帜横扫世界，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这位日后将成为成吉思汗的男孩，是在一个到处是谋杀、绑架和奴役的充满部族暴力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作为被同部落人遗弃在草原上、任其自生自灭的被驱逐家族的子孙，大概在他的整个孩童时期，他遇到的人不过几百，而且他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从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所深刻感受过的全部人类情感，就是欲望、野心和残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敌对部族俘虏后而遭奴役，后来又成功地逃走。

在如此恐怖的条件下，这个男孩显示出一种求生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却很少表露出他有一天将成就伟业的征兆。作为一个孩子，他害怕狗并且易哭。他的弟弟比他更强壮，并且是个比他更好的射手和摔跤手；他的异母哥哥将他呼来唤去，找他麻烦。然而从这种饥饿、羞辱、绑架和奴役的可怕环境中，他开始了漫长的夺权之路。在青春期前，他已经确立了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亲缘关系。他与一位稍稍年长的兄弟盟誓，缔结永恒的友谊，并且互相忠诚；这位稍长的兄弟是他青年时期最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却变成了他成年时期最需要专注对付的敌人。他还找到了他永远爱恋的女孩，并在后来立她为皇后。在成吉思汗青年时期练就的对友谊和仇恨的双重能力，持续他整个一生，并且确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在共享的毛毡下或在家庭炉边摇曳的火光中所引出的有关爱情以及父亲血缘关系的苦恼问题，后来又折射到了世界历史更为广阔的大舞台上。他的个人目标、期望与忧虑吞没了整个世界。

年复一年，他逐渐击败每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直到他征服了蒙古草原上的每个部落为止。大多数伟大的征服者在年届五十的时候，就已经将征战的事情抛诸身后，而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却召唤他远离故土，去对抗“文明民族”的军队。数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曾屡次侵扰并奴役游牧部落。晚年，他追随着那面精神之旗不断胜利：穿越戈壁、黄河而进入中华帝国，纵横突厥与波斯（今伊朗）所属的中亚陆地，并跨越阿富汗山脉深入到印度河流域。

在不断的征服中，蒙古军队将战争转变为一种内陆战事，在跨越数千公里的多个前线作战。成吉思汗的革新战术使中世纪欧洲的重甲骑士变得陈旧，取而代之的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他们是以协调一致的军事单元运动的。他不太依靠防御工事，也不太熟悉围城战法；在战场上，他总是出色地利用速度奇袭敌人。就上述意义而言，他终结了围墙城市的时代。成吉思汗教导他的民众不仅要远距离作战，而且教导他们要维持数年、数十年的作战，而最终，持续的战争超过了三代人。

二十五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要多。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13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征服的人口总数、被纳入依附体系的国家总数，还是从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员来衡量，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规模都要多出两倍以上。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勇士的铁骑溅起每条江河和每个湖泊的水花。蒙古帝国全盛时期幅员在两千八百四十万到三千一百零八万平方公里之间，几乎与非洲大陆的面积相当，同时比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岛等北美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今天大多数人民所生活的这些国家都曾被蒙古人征服过；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征服了包括三十个国家和超过三十亿的人口。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成就基于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有一百万，比某些现代大公司的员工数量还要少。他从这一百万人口中征兵，其军队仅由不足十万的勇士组成——一座较大的现代体育馆就足以容纳这支军队。

以美国人的观点，成吉思汗的成就可以这样来理解：犹如美利坚合众国，不是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或富有的种植园主所缔造，而是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奴隶所建立，他全凭自己的性格特征、个人魅力以及果敢坚定的绝对力量，把美国从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团结民众、创立文字、起草宪章、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体系，从加拿大远征巴西，并开放自由贸易区内跨越诸大陆的商路。从每个层面上来看，或从任何视角来衡量，成吉思汗成就的规模和范围都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同时也加重了对学术解释资源的负担。

成吉思汗骑兵的纵横突击与整个13世纪相始终，他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疆域。他的业绩不是铭刻于石碑之上，而是体现于他所建立的诸多国家之中。他不满足于小国林立的世界，于是将很多小国合并成几个大国。在东欧，蒙古人将十二个斯拉夫公国和城邦合并成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国家。在东亚，在超过连续三代的经营之后，南宋王朝与东北境内的女真金国、西部的吐蕃、毗邻戈壁的西夏王朝和畏兀儿王国组合起来，建立了蒙元帝国。由于蒙古人的扩张，他们建立了诸如朝鲜与印度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存留至今，它们的国界与现代的国界线十分接近。

成吉思汗帝国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在他出生的1162年，旧世界由一系列的区域文明所组成，几乎每一文明都声称，除最为近邻的文明之外，对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更无从谈起两者之间的商旅往来。到他去世的1227年，他已经以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将各区域文明连接了起来，这种联系延续至今。

成吉思汗在打破强调出身和贵族特权的封建体系的同时，建立了以个人价值、忠诚与功绩为基础的新型独特体制。他取得丝绸之路沿线散乱衰败的商贸城镇，并将其纳入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中。他降低统治区内纳税人的税额，完全免除医生、教师、僧侣和教育机构的税收。他建立了定期人口普查制度，创建了最早的国际邮政体系。他的国家不是一个储藏珍宝财富的帝国；相反，他广泛地分散战时所获取的财富，使财富返回到商业流通中。他制定了一部世界性法律，并确认来自“长生天”的最高法则对所有人都有效。当时大多数统治者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成吉思汗则坚持认为，统治者与最底层的牧民一样，对法律负有同等的责任。在帝国内，尽管他要求被征服的所有宗教臣民都要完全效忠于他，但他仍承认信仰的自由。他坚持法律原则，废止严刑拷打，但他发动的主要战役都要搜捕并处决抢匪和刺客。他反对扣押人质，创立了给予所有使臣以外交豁免权的全新惯例，这一惯例也施用于正跟他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的使臣。

成吉思汗留下一个有着如此坚实基业的帝国，这一基业还持续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继之而来的是帝国的崩溃。他的后代继续统治了各式的大小帝国，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到中国和波斯。他们保留有一种不同来源的头衔，包括汗、皇帝、算端（即苏丹）、国王、沙赫（伊朗国王称号）、埃米尔（伊斯兰国家的酋长或王公）以及达赖喇嘛。残存的成吉思汗帝国在他的后代手中统治达七个世纪之久。如莫卧儿王朝，他们在印度的统治直到1857年。那时，英国人驱逐了巴哈杜尔二世，并砍掉了他两个子孙的头颅。成吉思汗最后一位统治者后裔是阿里可汗，即布哈拉埃米尔，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权，直到1920年他才被高涨的苏维埃革命浪潮所罢黜。

历史已经宣告了大多数征服者最终的可悲结局。亚历山大大帝三十三岁死于巴比伦神秘的环境之下，当时他的部下将其家族灭门，并瓜分了他的领土。恺撒的贵族同伴和以前的盟友在罗马元老院背叛他，并在会议厅里将其杀害。在经受所有的征服成果被摧毁与被颠覆之后，孤独而又痛苦的拿破仑，作为一个寡居独处的囚犯，被关押在地球上偏远而又闭塞的无人孤岛上，独自面对死亡。然而，年近七十的成吉思汗却是在他营帐内的床上去世的，亲属、忠实的朋友以及随时为他赴汤蹈火的忠诚士兵都围聚在他身边。1227年夏，在一次进攻黄河上游沿岸西夏王朝的战役中，成吉思汗去世了——或者，由于蒙古人憎恶言及死亡或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升入天上”。在成吉思汗死后多年，有关其死因的秘密引起了猜测，而后来那些在时间掩饰下的种种传说，却被视为历史事实。第一个出使蒙古的欧洲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记载成吉思汗死于雷击。曾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广泛游历蒙古帝国的马可·波罗介绍说，成吉思汗死于膝盖箭伤。还有人声称他是被不明身份的敌人毒死的。另一种解释则断言，他死于正与其作战的西夏国王的魔咒。他的诋毁者们散布的一个故事则声称，被俘的西夏皇后在她的阴道内放置了一种装置，因此，当成吉思汗与其交媾时，该装置撕破了他的性器官，成吉思汗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

与诸多死亡故事相反，成吉思汗在游牧帐篷中去世，实质上与他在游牧帐篷中的出生情形类似，这说明他在保存其本民族传统生活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保持其自身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却改变了人类社会。蒙古士兵护送成吉思汗的遗体回蒙古故乡，并将他秘密安葬。他在故土被匿名安葬，没有一座陵墓，没有一座寺庙，没有一座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小墓碑。按照蒙古人的信仰，遗体应该在静穆中离去，并不需要一块纪念碑，因为灵魂已不在那里；灵魂继续活在精神之旗中。在埋葬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悄悄地消失了，回到了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最终的埋葬地点至今已不得而知，但在缺乏可靠的信息时，人们随意地虚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加入了许多戏剧性的成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记载坚称，送葬的士兵在四十天的行程中，杀死了他们遇到的所有人畜。在秘密安葬之后，八百名骑兵在那块空地反复地驰马奔踏，以遮掩墓穴的方位。根据这些充满想象的叙述，为了使他们无法泄露出那一地点的方位，这八百骑兵随后就被另一批士兵杀死；再接下来，后者又被另一批勇士杀戮殆尽。

在故土秘密安葬之后，士兵们封闭了周围数百平方公里的区域。除了成吉思汗的家族成员，以及驻扎在那里准备随时消灭任何闯入者的、经专门训练过的一个部落之外，没有人能进入该地。在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大禁地（Ikh Khorig，蒙古语，意为“大禁地”——译者注）”，处于亚洲腹地深处——始终封闭。成吉思汗帝国的所有秘密似乎都被纠结进他神秘的故土内。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其他异族军队侵入蒙古各部，但蒙古人仍能阻止想进入他们祖先圣地的人。尽管蒙古人最终皈依佛教，然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却不允许僧人建立可标示成吉思汗墓地的神龛、寺庙或纪念碑。

20世纪，为确保成吉思汗出生与安葬的那一区域不至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号召点，苏联统治者牢牢地防守着该地。通过官方的指定，苏联称那一区域为“高度限制区”，而不称之为“大禁地”，或使用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可能起暗示作用的历史地名。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他们把它与周边省份分开，并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而中央政府反过来又被莫斯科牢牢控制。在一万平方公里“高度限制区”之外，苏联人又以一个面积相当的限制区来环绕它，将该地进一步封锁起来。为限制在这一区域内旅行，苏联政府没有在该区域内修路建桥。在限制区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间，苏联曾驻有一个高度加强的米格空军基地，而且很可能还维持有一个核武库。一个大型的坦克基地阻挡着进入禁区的入口，苏联军方将这一区域用于炮兵训练和坦克演习。

蒙古人没有取得科技突破，没有建立新的宗教，也鲜有著作或剧作问世，也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农作物或农业方法。他们自己的工匠不能织布、冶炼、制陶，甚至不会烘烤面包。他们不会制瓷做陶，不会绘画，也不会盖房子。然而，当他们的军队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他们收集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将它们传递于各文明之间。

成吉思汗建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筑仅仅是桥梁。尽管他摒弃城堡建筑、堡垒、城市以及围墙，但当他翻山越水前进的时候，他可能修建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者都要多的桥梁。为使军队与货物的运动更加快速，他建筑的桥梁，跨越了数百条江河。蒙古人不仅在货物方面，而且也在思想与知识方面，有意识地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贸开放之门。蒙古人给中国带去了德国矿工，并将中国医生带到波斯。交流范围所及，大小不一。他们将地毯的使用推广到其所至之处，并将柠檬与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国。同样，中国的面条、纸牌和茶叶也传播到西方。他们从巴黎带回一位工匠，在干旱的蒙古大草原上打井，征募英国贵族在他们的军队里做翻译，并将中国按指印为凭的经验带到了波斯。他们资助在中国建造基督教堂，在波斯建造佛教寺庙和佛塔，在俄罗斯建造伊斯兰学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成吉思汗帝国的继承者们，实行坚定的步骤，使货物畅通，蒙古人将它们综合汇聚起来，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当来自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将中国火药、伊斯兰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于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大炮。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革新，催生出从手枪到导弹的巨大的现代武器库。每个发明都有一定的意义，当蒙古人将各种技术杂糅一起，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混合体时，更大的意义也就随之出现。

蒙古人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努力中，体现出了一种虔诚和执着的国际主义者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建立单一的世界性法律，并创立一种可用于书写所有语言的通用字母。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发行了能通用于各地的纸币，并且他还试图为所有孩子建立普及基础教育的小学，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蒙古人改进并融合多种历法，制定了优于以前的更精确的万年历，并主持汇编最大范围的地图。蒙古人鼓励商人通过陆路来其帝国，同时，他们还派遣探险家跨越陆地与海洋，远及非洲各地，扩大其商业和外交范围。

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在欧洲，蒙古人彻底摧毁了大陆的贵族骑士精神，不过，他们对该地区感到失望，因为相较于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来说，该地区普遍贫穷。他们转身离开该地区，并未费力去攻城略地、洗劫国家，或将它们并入到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之内。最终，通过诸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那样的商人，以及在蒙古可汗同教皇和欧洲国王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使节，欧洲受到最小的损失，却获得了交往上的所有好处。新技术、知识与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和算盘的技术。正如13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蒙古人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其军事上的优越；更确切地讲，“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尽管蒙古人“热衷于战争”，但他们如此快的进步，是因为他们“将闲暇时间致力于哲学原理的研究”。

看起来，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除新的战争方式、新机器和新食物发生改变外，甚至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得到改变，例如，欧洲人转而改穿蒙古织物，穿短裤和短上衣，而不是束腰外衣和长袍，用草原式的琴弓去演奏他们的乐器，而不用手指去弹拨，并使用新风格进行绘画。欧洲人甚至捡拾起蒙古人的惊叹词“呼累”（hurray），当成一种虚张声势和互相鼓励的热情喊叫。

正因为蒙古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毫不惊讶早期的英语作家杰弗里·乔叟，会把《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最长的故事献给亚洲征服者——蒙古的成吉思汗。乔叟用一种毫不掩饰的崇敬之情，描绘了成吉思汗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事实上，令我们惊讶的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居然对蒙古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而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们至今仍视他们为纯粹嗜血的野蛮人。乔叟或培根留下的对蒙古人的描绘，与我们后来从书本或电影中所认识到的形象完全不同，后来的书本或电影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描绘成追逐黄金、女人和嗜血的野蛮游牧民。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制作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图像或图片，然而我们却没有制作于他有生之年的肖像。不像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征服者，成吉思汗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画像，也不允许雕刻他的形象，或将他的名字和外表之类的东西铭刻在硬币上。而来自同时代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提供了信息，倒不如说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用一首有关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语歌曲的话来说，“我们想象尊容，却又满脑空白”。

因为没有成吉思汗的肖像或任何蒙古人的记录，所以也只能任由世人去想象他。直到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仍没人敢画他，而后，每一文化都在突出自己关于他的独特形象。中国人将他描绘成一位叔伯似的长者，有一小撮胡子和空洞无神的眼睛，像一位充满忧思的中国哲人，而不像是个凶猛的蒙古勇士。波斯的微型画作者将他描绘成一位坐在王位上的土耳其苏丹。欧洲人则将他画成纯粹的野蛮人，凶神恶煞，非常丑陋。

蒙古人的秘密，给那些想写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任务。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基于事实的记述所知甚少。他们知道城市征服或军队溃败的年代；然而却很少知道有关他的身世、性格、动机或私生活方面的可靠信息，因为它们所剩无几。几个世纪以来，无史实根据的谣传坚称，在成吉思汗去世后不久，有关他一生的所有各方面的信息，都由他的某位近臣记录在一份机密文件中。中国和波斯的学者曾提及过那份秘密文件的存在，甚至有学者声称在蒙古帝国鼎盛时期曾见到过它。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的近一个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将该文件形容为是用“蒙古人的惯用语和字母”书写的“真实的编年史”。但他同时提醒道，该文件被保存在宝库中，那里是“对外人保密的”。他强调，“理解或洞悉”该蒙古原文的人，“没有可能获得接近的机会”。蒙古帝国崩溃之后，有关该秘密文件的大多数线索似乎都已消失了。很多杰出学者一度相信，这样的文件并不存在，它仅仅是有关成吉思汗诸多传说的一种而已。

就像富于想象力的各国画家们把成吉思汗描绘成不同的形象，学者们的做法差不多也一样。从朝鲜到亚美尼亚，人们都编著过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奇异故事。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将自己的恐惧与憎恶折射到这些描述上。几个世纪之后，学者们通过诸如亚历山大、恺撒、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人所犯的暴行和侵略，来衡量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殊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他们的功绩却被遗忘了，而用于对他们进行指控的罪行和野蛮行径又被夸大。成吉思汗变为野蛮人、嗜杀的野人，以及为自己利益而尽情破坏的无情征服者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为一般亚洲人，普遍地被描绘成一维的漫画人物形象，成为处在所有文明之外的人的象征。

到18世纪末启蒙运动的时候，这种威胁的形象出现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改编自元剧《赵氏孤儿》）当中，这是一出关于成吉思汗征服中国的戏剧，书中写道：“他被称为是万王之王，凶残的成吉思汗，他把亚洲肥沃的土地变成废墟。”与乔叟对成吉思汗的赞扬相反，伏尔泰将他描写成是“这个破坏的暴君……他骄傲地……踩在诸王的脖子上”，但“他还比不上一个以武为生、在流血交易中摸爬滚打的野蛮的斯基泰战士”（第一幕，第一场）。伏尔泰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对周边文明的优点充满愤恨的人，一个由野蛮人本质所驱使的人，这种人想强夺文明社会的女子，并摧毁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的部落得到各种不同的名称——塔塔尔人、鞑靼人、蒙兀儿、莫卧儿人、摩尔人以及蒙古人——但这些名称总带有一种可憎的咒骂意味。19世纪，当科学家们想证明亚洲人群与美洲印第安人群的劣等时，他们都被划分为蒙古人种。当医生想说明为什么高等白人母亲会生出智障儿时，会认为孩子的面部特征表现得“显而易见”，那就是孩子的某位祖先曾经被蒙古武士强暴过。这种苦难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白种人，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当最富有的资本家们炫耀他们的财富，并显示出反民主或反平等的价值观时，他们便被讥讽为莫卧儿人，即波斯语对蒙古人的称呼。

在许多场合，蒙古人还成为其他国家失败与缺陷的替罪羊。俄国不能赶上西方科技或日本帝国的军力，那是因为成吉思汗把可怕的“塔塔尔人枷锁”套在俄国身上。波斯落后于它的近邻，那是因为蒙古人摧毁了他们的灌溉系统。中国落后于日本与欧洲，那是因为蒙古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印度不能抵抗英国殖民地化，那是因为莫卧儿人统治的贪婪。20世纪，阿拉伯政治家们甚至断言，要是蒙古人没有烧毁阿拉伯宏伟的图书馆，并夷平他们的城市，穆斯林就能比美国人更早发明原子弹。当2002年美国人在阿富汗用炸弹和导弹将塔利班赶下台时，塔利班士兵把美国人的入侵等同于蒙古人的入侵，因此，作为愤怒的报复，塔利班屠杀了数千哈扎拉人，就是因为他们是已经在阿富汗生活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蒙古军队的后裔。2003年，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被入侵的美国人赶下台之前，在对伊拉克人民的最后演讲中，也对蒙古人做了类似的指控。

在如此多的政治辞令、伪科学和学者式的想象之中，有关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续地被隐藏着，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失载。他的故乡和他崛起的地区被20世纪的超级大国关闭，正像此前数个世纪中的草原骑士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将其严加封锁。原始的蒙古语文件，即所谓的《蒙古秘史》，不仅仅是“秘密”而已，并且已经消失了，消逝于历史的深处，甚至比成吉思汗的陵寝更加神秘。

20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为解释有关成吉思汗的神秘生涯并修正部分记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第一项进展是对历史原稿的译解。该原稿包含了已遗失的、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尽管对蒙古人存有偏见和无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曾不断提及偶尔见到过的那本传说中的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原稿。就如一些稀有动物或珍稀鸟类一旦被认为已经灭绝，则它们在传闻中的再现所能激起的更多的是怀疑，而不是学术研究。最后，在19世纪，用汉字书写的蒙古文原稿副本在北京被发现。学者们很容易辨识那些字，但那些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用汉字作为代码来记录的，以此来表现13世纪的蒙古语发音。学者们只能读懂附在各章节之后的一小段汉语概要；这些汉语概要提供了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暗示，但除此之外，该原稿仍然难以理解。由于该原稿神秘色彩浓重，因此学者们称其为《蒙古秘史》（下文均称为《秘史》），此名沿用至今。

在蒙古，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秘史》的解密仍然被认为非常危险。当局不让普通民众和学者接触到该书，因为担心他们受到书中陈旧的、非科学的和自由化思想观点的影响。但是一个地下性质的围绕《秘史》的学术运动形成了。在整个草原的游牧帐篷内，新发现的历史故事被秘密地谈论着，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并在帐篷间传播开来。最终，他们有了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从蒙古人的视角来述说的。蒙古人远不止是屡次侵扰周边较高文明的野蛮人。对于蒙古游牧民来说，《秘史》的出现好像来自成吉思汗本人，他回到了他的人民中，带给他们以希望和激情。经过七个多世纪的沉默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听到他的言语了。

尽管受到官方的压制，但蒙古人民似乎决定他们再不愿失去这些言语。在短时期内，即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政治生活自由化，以及1961年蒙古被接纳进联合国之后，蒙古人民得到鼓舞，他们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探索他们的历史。1962年，蒙古准备了一小套邮票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作为政府二号人物的铁木耳·奥其尔（Tomor-ochir），批准在斡难河边（今鄂嫩河）树立一个混凝土的纪念碑来纪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还资助一场学术会议，来评价历史上蒙古帝国是非功过的各个方面。邮票和纪念碑上简朴的线条描画，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苏勒德”——那面他用于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灵魂的马鬃神旗。

近八个世纪之后，“苏勒德”给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带来了这样一种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当时的苏联对此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即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人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内部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针对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诬陷为反动分子、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待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了其中一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广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这种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20世纪70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创作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他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以理解，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13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如果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无从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解体，军队也从蒙古撤离，战机飞离，坦克也随之撤走。终于，亚洲内陆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们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我已穿越了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路线行走，这条路线与他们向外扩散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在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我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

我从广泛的游历中得到了很多信息，但并未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有助于理解那些历史。尽管有不足，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当1998年抵达蒙古时，通过对成吉思汗幼年时期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背景资料的了解，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可以最终完成该研究项目。但那“旅程”却变成了另一个五年的研究，远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泛深入得多。我发现，蒙古人对从挣脱数个世纪外族统治而得来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并且，这种兴奋又集中到对他们的国父——成吉思汗——无上荣耀的回忆中。尽管如同那些向他表达敬意的歌曲的出现一样，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纸和香烟盒上被迅速商业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是消失了。不仅他的精神之旗从寺庙里消失了，就连他的真实面目也从蒙古人的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一样。他究竟是谁呢？

在突然间似乎有可能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由于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够的判断力，于是我来到了蒙古。近八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以及最后埋葬的禁区，首次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又正值《秘史》的行文最终破译。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单独地完成考察任务，但如果与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小组共同合作的话，我们就能逐步找到答案。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我跟考古学家克哈格瓦苏伦（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触过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他的导师、蒙古20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渐地，通过克哈格瓦苏伦，我认识了其他的研究者，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从事秘密的研究工作，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探索，他们既不能写下也不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奥·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党史的官方研究人员，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来研究蒙古萨满巫师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线索来指导解读《秘史》中的隐含意义。蒙古军方的萨格达（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驻扎的身份，将《秘史》中所描绘的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和军事胜利，与俄罗斯军事档案文件中的记载进行比较。蒙古政治学者勃得·额尔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获取权力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手段。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细致的，要数地理学家苏赫巴塔尔（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为寻找成吉思汗的历史，穿越整个蒙古地区，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我们的小组开始合作。我们将来自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展开地图，讨论不同文献和早期分析的准确含义。毫不令人惊讶，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无数的矛盾，使得它们难以一致。很快，我发现苏赫巴塔尔是一位拘泥字义的人，一位极端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秘史》中的每个说法都是真实的，并且一直力图通过科学的证据来证实它。但普列夫认为《秘史》中的历史不能仅从字面含义去认识。按照他的观点，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萨满教士，该文献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记载他所达到那种地位的若干神话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译，那将再次提供一幅萨满教士征服并控制世界的蓝图。

从我们的合作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没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我们就无法理清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和解释。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对主要地点的快速形成而又令人疲乏不堪的总体看法，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在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公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为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

卫星照片显示出一张没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图，然而却有数千条小道纵横交错，它们穿越戈壁，横跨山脉，似乎通向草原的每个方向；然而，它们都终止在限制区——“大禁地”——的边缘地带。进入成吉思汗的家乡需要穿越一块缓冲区，那一地区曾被苏联占领并且设防，不让任何人靠近。当苏联人撤离蒙古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留下一幅四处散布着军用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景图：坦克的金属残骸、损毁的卡车、被拆卸的飞机、失效的炮弹和未爆炸的哑弹。怪异的水气和奇特的雾缥缈其间。扭曲的金属雕塑品耸立在那里，有几层楼高，陌生的建筑遗迹不知曾是做什么用的。坍塌的建筑，曾安装着秘密的电子设备，如今蹲在渗透着油渍的沙丘中间，已空无一物。陈旧武器序列的装备遗弃在满目疮痍的整个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学药品，在阳光下可怕地晃动着。不知来源的发黑残骸，漂浮在污浊的液体里，而动物遗骸、干尸、各种皮毛的样本以及成块的羽毛皮则弃置在池塘四周。跨过20世纪展现的这一恐怖墓地——在最强烈的对比中——就出现了未受惊扰而又封闭的成吉思汗家乡：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山脉、河谷及草原。

进入“高度限制区”不仅是返回到那个时代，也是近乎准确地发现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个机会。这个地区保存下来，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屿，被20世纪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围着，然而也被其保护着。倒下的树木、浓密的草丛、巨大的石头阻塞道路，许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只能目睹着偶尔穿过的巡逻士兵。这个限制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纪念碑；当我们穿行在这一区域时，似乎感觉到他随时可能到来，疾驰过那条河，并翻越那条山脊，去他喜爱的地方再次扎营，射杀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砸个钓鱼的小洞，或者向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圣山仍旧继续在护佑着他。

我们的研究小组走近“大禁地”，就像侦探们在调查一个新的犯罪现场。用《秘史》作为主要向导，我们横跨平原，并从许多小山和丘陵地带去勘察原始地形。在远离有明显界碑的山脉、河流和湖泊的开阔草原上，我们非常依赖牧民，他们惯于跨越草原，就像水手惯于横渡大海一样。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总是在陪伴着我们，他们之间随时都在激烈地争论着，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从未想到过的。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或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地鉴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扎营，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合冬季宿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声的回声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骑马越过冻结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时可步行穿过，何时可破冰涉水而过。

有些描述性质的蒙古地名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恢复成蒙古语，或运用到我们周边的地形上。文件中叙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为部落首领是在合剌主鲁格（Khara Jirugen）山下的阔阔纳浯儿（Khokh）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状”山下的“蓝色湖泊”。那个地方的特征保存了几个世纪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与成吉思汗的出生有关，比如乌得尔山（Udder 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 Lake）。这些名称是适用于描述那个地方的外形特征，还是适用于描述事件曾在那里发生过呢？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这些名称显得更具争论性。而且，因为这一地区经历八个多世纪的风蚀和干旱，山或湖的外形也会发生改变。

渐渐地，根据已有的证据，我们尽力将故事接续起来。寻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并追寻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有关他生平的一些误解就能够立即得到修正。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有争议，例如，显然，有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河流地带，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同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些信息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了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在变化异常的条件和处境下，五年间，我们小组不断进行野外调查。2001年1月，我们来到霍洪纳格（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80℃——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38℃左右的高温，到-46℃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20世纪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21世纪的头一年里，我们也经历了牲畜饿毙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zud，蒙古语，指自然灾害，或更准确地说，是指使牲畜长时间无法靠近牧场的各种自然灾害的组合——译者注），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从没有一刻的怀疑或害怕危险。与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牧民和猎户日常生活中的艰难相比较，我们的困难是不值一提的。总有意外的插曲，开始只是一种麻烦，最后却总能教给我很多有关所在地区及其人民的新知识。从一天在马上行进近八十公里这一点上，我明白了用近五米的丝带紧紧地束住下腹部，实际上可以固定住内脏并防止呕吐。我还明白，在如此漫长的艰苦跋涉中，当没有时间停下来生火做饭时，口袋里常备的干奶酪有多么重要；骑在木马鞍上时，我认识到身穿称为“迪尔”（deel，即蒙古传统衣服，类似长袍——译者注）的厚蒙古长袍的实用性。有一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圣山附近遭遇到一匹狼，在我的同伴看来，那次遭遇是福而非祸。无数次迷路或失控的事情，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教训，比如在确认方位或行进的路线时，以及在等待他人出现的耐心等方面的经验。许多次，我体会到蒙古人是多么密切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我始终并完全地相信他们机敏的判断、健壮的体魄和慷慨的帮助。

本书所呈现的，是我们发现的一些要点，没有更多地叙述我们所遭遇到的有关天气、食物、寄生物及疾病等方面的细节，也没有过多地叙述研究者个人的特殊倾向和沿途遇到的人们。本书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去理解成吉思汗和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有关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兴起的故事，并讲述了从他的生年1162年，到他统一所有部落并建立蒙古部落联盟的1206年之间，影响他人生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外力因素。第二部分追溯了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持续五十年（从1211年至1261年）的蒙古世界战争完成的，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之间相互开战时为止。第三部分考察了接下来的和平世纪与全球的觉醒，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的基础。

Part I　the Reign of terror on the steppe：1162-1206
第一部分　草原争雄：1162-1206

Nations！What are nations？Tartars！and Huns！and Chinamen！

Like Insects they swarm.The historian strives in vain to make them memorable.

It is for want of a man that there are so many men.It is individuals that populate the world.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entry for May1，1851

国民！国民是什么？鞑靼人！匈奴人！汉人！

正如昆虫云集，历史学家致力于记住他们，但这是徒劳的。

正是由于缺乏那样一位代表众人的人物为标志，

他们差异殊甚，难以辨识。

——亨利·戴维·梭罗

1851年5月1日之旅

1　The Blood Clot
一块凝血

他双眼闪烁，容光焕发。——《蒙古秘史》

There is fire in his eyes and light in his fac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蒙古人征服过数以千计的城市，然而成吉思汗屈尊进入的城市，历史上仅仅提到过一座。通常，当胜利得以确保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朝臣侍从撤回到远方更舒适的营地，而由他的勇士去完成剩余的任务。1220年（即龙儿年）3月的一天，这位蒙古征服者打破他独特的传统，带领骑兵进入新征服的布哈拉城。该城是花剌子模算端（今译“苏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布哈拉城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它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穆斯林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成吉思汗非常清楚，通过征服并进入该城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因此他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城门，经过一片遍布着木房与小贩货摊的拥挤区域，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巨大砖石建筑群之中。

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布哈拉城。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三千二百公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公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突厥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部属受到攻击时，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装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食用，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要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已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中出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敌方没有援军能从正受到他的部队进攻的边境城市赶来，因此，他可以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用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这种策略使布哈拉的突厥守军感到恐慌。仅有五百名士兵留下来支持布哈拉城堡的长官，其余的两万名士兵则赶在蒙古主力军队到达前，四处逃散。他们丢城弃甲，如鸟兽散，这正好掉进了成吉思汗的陷阱，蒙古勇士早已停驻在外等候逃兵，从容地将他们处死。

布哈拉的平民投降了，并且打开城门，但仍有小股负隅顽抗的士兵留在内城的城堡之内，他们寄希望于厚实的城墙可以帮助他们阻止任何围攻。在仔细评估了整个形势后，成吉思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进入该城！他的第一项举动就是来到布哈拉城中心，接受所有人的投降，并号召降民给他们的战马提供草料。供养蒙古军队和马匹，被认为是对征服者表示降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粮草，成吉思汗将降服者视作自己的部属，授予他们蒙古人的保护，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开始，我们就有了关于六十岁左右的成吉思汗的少数几种书面描写。波斯编年史家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他对蒙古人的描写远不及志费尼那么温和，他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头发稀疏发白，有一双猫儿眼，有着专注的活力、洞察力和惊人的天赋及理解力、令人生畏的攻击力，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仇敌的颠覆者，无畏、血腥并且残忍”。由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离奇能力，术兹札尼还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

据目击者称，成吉思汗抵达布哈拉城中心时，骑马来到大清真寺，并问及这座城内的最大建筑是不是算端的官邸。当被告之那是上帝的居所而非算端的官邸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上帝不可能像个囚犯或笼中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而且与城市居民所说的恰恰相反，他的言语也不能被限定在书本内。在自身的体验中，成吉思汗常常在家乡广阔天空之下的山岳间，感知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听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声音。追随着这些上帝的言语，他成了无数名城旺邦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下马，步行进入大清真寺，只有这样一些为他所知的建筑，他才进去过。一进入，他便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这意味着要把他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并由他保护，他要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员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他把城内两百八十名最富有的人召集到清真寺来。尽管在城内的经历有限，但成吉思汗还是能深切地理解人类情感的活动。在清真寺聚集的人群前，他拾级而上，来到讲道坛，然后转身面对布哈拉的精英。通过翻译人员，他严厉地训斥了算端和精英们的过失和罪行。他不是把失败归咎于平民大众，而是相反，“这是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随即，他逐个把富人分赐给他的蒙古勇士，供他们任意差遣，这些蒙古勇士跟着富人去搜集财宝。他劝告富人囚犯们要将财富悉数交出，不要玩猫腻；即便没有协助，蒙古人也能找出所有的财宝。他只要求富人们把蒙古人带到他们的藏宝地。

在对该城完成了有计划的劫掠之后，成吉思汗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围困在布哈拉的内堡之中而仍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勇士身上。虽然对蒙古人特别不熟悉，但对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中亚绿洲城市内的居民来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目睹过许多野蛮军队的来来往往。以前的部落军队无论怎样勇敢或纪律严明，也从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只要城市守军能找到食物和水，他们就能躲在内堡厚实的围墙之后，进行长期的抵抗。蒙古人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对付在布哈拉所遭遇到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尽管蒙古人通常都有一流的弓矢，但每个人都得自备武器给养，因此制造技艺的质量也就千差万别。同样，蒙古军队是由部落的全体男性成员所构成的，他们靠粗野的放牧方式进行训练；虽然他们耐劳、纪律严明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他们还是缺乏像布哈拉守军所经受过的那种专业选拔和训练。堡垒厚实的石墙，有利于守军躲藏其后，最重要的因素是，从未有过游牧部落的军队曾掌握围城战的复杂战术。但是成吉思汗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发展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战争时期，这意味着对恐怖和突袭的肆意使用；和平时期，它则意味着对一些基本而又不可动摇的原则的坚定遵守，这种原则可以在平民大众中间建立忠诚。抵抗将面临死亡，而忠诚者则得以安全。

成吉思汗对布哈拉的进攻，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民众投降了，而且还因为当蒙古人攻击的消息传到首都撒马尔罕时，那里的军队也投降了。算端弃国而逃，蒙古人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带领主力部队，翻越阿富汗山脉到达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而另一支分遣部队则绕过里海，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到俄罗斯平原。从1220年开始的那天起，直到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主义兴起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布哈拉城的可汗和埃米尔，统治了该城正好七百年的时间，这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家族王朝。

成吉思汗操控民众的才能和他的作战技术，是他四十余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经验和知识积累的结果。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哪一次重要关头是因为突发奇想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有能力激起部众的忠诚，或者说他有全球规模的空前组织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得自顿悟的启发，或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得益于独特的自我控制精神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他的戎马生涯始于很早以前，要比大多数征战布哈拉的蒙古勇士出生还早，而且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在每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他都能获得更多的部众，学到更多的作战方法。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能将全新的思维与一整套随时变换的军事战术、策略和武器结合起来。他从不重复同一种战术。

这位注定要成为世界最伟大征服者的男孩的人生之旅，始于蒙古人征服布哈拉之前的六十年。故事发生在广阔的欧亚大陆最偏远的地方之一，靠近现代蒙古与西伯利亚的接壤处。根据传说，蒙古人起源于山林之间，是苍狼与白鹿在一个大湖泊的岸边交配的结晶。因为蒙古人对外人永久地封闭这一故地，所以当成吉思汗去世时，我们没有关于该地区的历史描述。那里的河流和山川名称，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是未知的，甚至现代地图对该地区的特征，提供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名称，使用着多种多样的拼写形式。

这个蒙古部落的活动范围，只占今蒙古国家东北部的一小部分。现在该国的大部分区域横跨中亚北部高原，不在太平洋湿润季风范围内，这种季风产生的水灌溉了繁华的亚洲农业文明所分布的滨海平原。相比较而言，到达蒙古高原的湿润季风，大部分来自西北部的北极地区。这种季风释放了带到北部山脉的少量水分，而给蒙古南部留下的则是干燥，这一干燥地带就是通常所说的戈壁。荒芜的戈壁与中度湿润山脉之间的北部地区，横亘着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若夏季雨量充沛，草原就会变绿。夏季，牧民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带迁移，寻找草场。

尽管海拔高度仅约三千米，但蒙古的肯特山脉由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高山所组成。与仅通过使用登山工具就能攀登的、连绵起伏而又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同，古老的肯特山脉曾被百万年的侵蚀所削平。因此，在夏季，一人一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几乎所有山峰。沼泽地遍布其侧，在漫长的冬季，这些沼泽冻成一块。冬季，山脊上深深的沟壑汇集了凝结的雪水，看上去就如冰河一样。但在短暂的夏季，它们又变成了美丽的钴蓝之湖。春季消融的冰雪充溢湖间，而从山上奔流而下的雪水则汇成条条河流，泛溢草原。夏季气候好的时候，翠绿的草场熠熠生辉，但在夏季气候糟糕的时候，则会连续好几年呈现干燥赭褐的景象。

源出肯特山脉的河流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交通孔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山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这个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斡难河沿岸的这片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这里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眺望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如今将她迎娶为妻的男人，并不是原先那位早已与她完婚的男人。

在不久前，她的命运就变得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幌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幌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这场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个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幌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找到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种普通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幌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待在原地并向抢劫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按《秘史》的叙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毡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的新婚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来吸嗅对方的气味。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在她眼前消失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秘史》记载道，她仰天嘶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氏族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个妻子，名叫索济格勒（Sochigel），并育有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的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世不深、没有文化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解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在12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尔人、契丹人和更东面的满族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拥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尔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尔。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尔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的基础上。蒙古人声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尔部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3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4至5世纪时，匈人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尔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尔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特征，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相继生育的四个孩子中，小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位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在正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伊斯兰文明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幼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平常，如此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野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即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鹰。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诸如铁和纺织品一类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几乎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以狩猎为生，这与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蒙古人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馑，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异族。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在草原上或绝谷中袭击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以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夺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这么做，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追捕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对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也不是出于长期的部落世仇。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获胜的勇士以杀敌为傲，并记住那些死去的敌人，但他们没有炫耀斩获了多少首级，也没有刻上痕迹或其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有关铁木真童年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胖可汗——将他带回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是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的，但最终，这个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这位胖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这位胖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父子俩前往东部的诃额仑家族，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的长子，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索济格勒所生。在这么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试图阻止斗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斗争将会使他的家族陷于困境。

也速该仅仅带着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他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以此作为对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要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他们沿着那条路前行，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叫孛儿帖，年岁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尔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记载，也速该与他们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尔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尔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地。随即，他立刻派人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失去了能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的也速该，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及其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沿岸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额外的九个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索济格勒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理所当然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一时处在泰亦赤兀惕氏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救助她。她很快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个氏族中的一员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试图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个部族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个妇女和七个孩子，族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件事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非常镇定自若，面对眼前的这次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已故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族人。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一个个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诃额仑巨大的努力，整个家族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正如《秘史》记载的，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裙摆，日夜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此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在书中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皮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围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述，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悍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人的观念中，血族关系凌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为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以及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轻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骨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够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唯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作为响箭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恼怒，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强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全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仅从《秘史》里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怒与失望交织在一起，铁木真和哈撒儿跑回到母亲诃额仑身边，向她申诉。然而，诃额仑不是站在自己的儿子一边，而是站在别克帖儿一边，她告诫他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曾经抛弃他们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而不是与兄弟失和。

诃额仑一直支持别克帖儿，这使铁木真难以忍受。作为长子，别克帖儿不仅对弟弟们颐指气使，而且还扩大特权，包括除生身母亲之外，对父亲其他遗孀在性方面的使用权。作为寡妇，诃额仑没有被已故丈夫的兄弟所收纳，她的最可能的伴侣将是别克帖儿，因为他是由诃额仑丈夫其他的妻子所生。

在这个家庭关系极度紧张并暗藏分裂危机的时刻，诃额仑愤怒地向自己的儿子讲起阿兰豁阿的美丽传说。阿兰豁阿是蒙古人的女祖先，她在丈夫去世后还生了几个儿子，而且和一个养子生活在一起。这则美丽传说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因别克帖儿问题而与母亲出现感情冲突之后，铁木真用一种在蒙古文化中深具强烈冒犯性的手势，甩开门帘，愤怒地夺门而去，弟弟哈撒儿也接踵离去。

两兄弟发现别克帖儿静静地坐在一座小山上，眺望草原，他们就穿过草地小心地接近他。铁木真授意家中最好的射手哈撒儿从小山前面直接挺进，而他本人则爬到小山的背后。他们蹑手蹑脚地接近别克帖儿，就像是打猎时潜近正在休憩中的小鹿或正在吃草的瞪羚。当他们接近到易于攻击的范围内时，就悄悄地搭箭上弓，随即，带着抽出的箭，猛然从草地中冒出。别克帖儿并没有逃跑或试图自卫，在弟弟们面前，他不愿屈尊就范，露出怯意。他用铁木真母亲一样的话劝告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泰亦赤兀惕氏族，据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不是你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没有我，你们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他盘腿而坐，等待着他们的慢慢靠近。别克帖儿清楚地意识到前头的命运会如何，但他仍未反抗。相反，他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请求他们饶恕他的亲弟弟——别勒古台。

他们与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铁木真从背后攻击，哈撒儿从正面进攻，他们将箭直接射向别克帖儿。他们没有动手处理他，担心沾染到遍地流淌的血，就转身弃别克帖儿而去，让他一人孤独地死去。《秘史》的作者并未叙述他是立刻死去，还是鲜血流尽而慢慢死去。按照蒙古传统，提及鲜血和死亡是触犯禁忌（taboo）的，但是这次谋杀被认为对铁木真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记载甚详。

铁木真和哈撒儿一回到家里，据说诃额仑马上就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冲着铁木真厉声大叫：“破坏者！破坏者！你一出生，手中就握着一块凝血。”并转身责备哈撒儿：“你就像是一条咬着自己胞衣的野狗。”她冲着铁木真喷发着歇斯底里般的愤怒，在《秘史》里是用全篇最长的几段独白之一表达出来的，诃额仑不断地辱骂，并将她的儿子比作野兽——“像攻击的豹子，像失控的狮子，像吞噬被捕食动物的怪兽。”最后，她筋疲力尽，不断地反复述说着别克帖儿早前的警告，好像是咒语一般：“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如此年纪轻轻，铁木真就已经以命相搏，这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或威望，而是为了赢得胜利。他潜身靠近自己的兄长，就像在捕猎一只动物，正如后来他所显示的天才一样，他将狩猎的技能转变为战争的策略。将更好的射手哈撒儿置于前面，而将自己置于断后的位置，这同样也显示出他的战略才智。就像一匹必须在任何竞赛中都处于领头位置的马，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虽然谋杀别克帖儿使铁木真从他异母兄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但他触犯禁忌的行为，将家族推到了巨大的危险处境。他们不得不立即逃离该地。按照蒙古传统，他们将别克帖儿的尸体抛于旷野，任其腐烂消亡，只要那里仍可能留有任何别克帖儿的痕迹，就会避免再回到那个地方。正如别克帖儿和诃额仑曾经训诫过的那样，铁木真现在才发现，除了自己，已没有了保护者或盟友，而且自己不久也会被捕捉。他是一家之长，但也是作为一名陷于险境的背叛者。

直到这个时候，诃额仑的家族还是一群被驱逐的群体，只不过不是作为犯罪者。谋杀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使任何人都有借口对他们穷追猛打。泰亦赤兀惕人自认为是斡难河上的贵族世系，因为铁木真在他们的领地杀了人，他们就派一部分勇士去严惩铁木真，并阻止他下一步的所作所为。由于在空旷的草原上无处藏身，铁木真逃向安全的山区，但追捕者还是逮住了他。泰亦赤兀惕人将他带回大本营，想在那里设法摧垮他的意志。他们用一种像牛套一样的枷将他锁起来，那样就使他只可步行，但双手不能动弹，使得他无法靠自己进食甚至喝水。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来承担看护他的职责。

泰亦赤兀惕氏族中有几户从属的家系，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作为奴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铁木真作为囚犯就是被移交给这些奴仆家族看守的。与蔑视他的泰亦赤兀惕人不同，他在这些家族中得到同情和安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他带到帐篷内。这些人在泰亦赤兀惕首领看不见的情形下，保护着铁木真，他们不仅分与他食物，而且《秘史》里还强调了一段情节，一位老妇人细心地护理他的伤口——那是被枷嵌入颈脖所致。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也劝说他们的父亲抗令行事，夜间移开枷锁，让铁木真休息得更舒适。

有关铁木真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里逃脱出来的故事，进一步展现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将深刻地影响着他今后的崛起。有一天，趁着泰亦赤兀惕人都烂醉如泥，而铁木真又恰巧被一位呆头呆脑、又身体孱弱的年轻人看守，他突然急转身，猛烈地摇动枷锁，朝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其击倒。戴着枷锁徒步穿越草原是必死无疑的，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躲到了河边附近的草丛中。不久搜索马上就开始了，很快他便被曾善意相待过他的那家主人发现。老人并没有鸣响警报，相反却提醒他趁夜幕降临的时候逃走。天黑之后，铁木真离开那条河，但并没有急于逃走。他慢慢地朝老人的帐篷前行，并走了进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是极为惊骇和危险的。冒着全家人生命的危险，不太情愿的主人还是给他卸下了枷铐并烧毁了它。第二天，他们将铁木真藏在一堆羊毛里，泰亦赤兀惕人那时正在继续追捕他。那天夜里，他们将铁木真送走，尽管贫穷，他们还是煮了羊肉来款待他，并送给他一匹马。骑着那匹马，铁木真设法躲过追捕者，长途跋涉逃回母亲那遥远而又孤立的营地。

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能冒险相助一个陌生人并送给他如此贵重的东西，说明铁木真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能力。同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家庭必定也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与他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曾经抛弃过铁木真的家族，听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又急切地想除掉他。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却甘愿冒死相助。这一事件灌输给铁木真的不仅是对位居更高阶层者的不信任，而且还有对某些人——即便是那些自己氏族之外的人——的信任，他们的确值得信赖，甚似家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主要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人，而不再根据他们的血缘纽带。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认为，铁木真一生仅有这样一段短暂的被俘和被奴役的时期，但当代中国编年史家的著述却认为，铁木真在被奴役中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多次被奴役，或者说这一事件持续的时间，也许比《秘史》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更长。有学者认为，如此长的奴役时间，正好解释了有关他童年时期明显缺乏详细资料的原因。多年以后，这段被奴役的时期，对成吉思汗来说是耻辱的；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曾经奴役过他的那些家族的后代来说，提及此事将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与奴役事件有关的人都非常清楚，对这一事件要保持缄默；而且，尽量缩短铁木真这段被奴役的时间，将会更符合蒙古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求只可稍涉负面的东西，并多加强调铁木真英勇的逃逸。

1178年，铁木真十六岁。自他父亲七年前去世以来，他已很久没见到未婚妻孛儿帖了，但他在这件事上自信十足，认为完全可以再次找到她。他带着异母弟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今克鲁伦河）而下，去寻找她的家族。当他们找到属于孛儿帖父亲德薛禅的营帐时，铁木真高兴地发现孛儿帖仍在等着他，甚至尽管她已十七或十八岁，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德薛禅知道铁木真与泰亦赤兀惕氏族交恶，但仍然履行前约，将女儿许配给他。

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带着孛儿帖返回。按照风俗，当新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她就要带上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她丈夫的父母。对于游牧民而言，赠送大的礼物是不实用的，但质地优良的衣服则意味着很高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发挥有价值的实用功能。孛儿帖带了一件草原上最珍贵的毛皮外套——黑貂皮外套。在正常情况下，铁木真要送一件同样的礼物给父亲，但父亲早亡，他想到了一个处理外套的更好方法。他决定用这件黑貂皮外套来重新恢复他父亲的一份以前的友谊，以便缔结同盟，给他和他逐渐兴盛的家族提供某些安全保障。

这个人就是脱斡邻勒，后来更常被称为汪罕（Ong Khan），属客列亦惕部落。该部落生活在蒙古中部最肥沃的草原上，位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沿岸丛林密布的“黑森林”之间。与蒙古人世系和氏族的分散不同，客列亦惕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含许多部落，并处于一个可汗的统一之下。此时，戈壁荒原北部的广阔草原分别为三个主要部落所控制。中部地区由汪罕和他的客列亦惕部落控制，支配西部地区的是处于太阳汗统治下的乃蛮部落，而由阿勒坛汗统治的塔塔尔人，则作为北部中国金朝的附庸，占据了东部地区。三个大部落的统治者，沿着他们的边界纵横捭阖，对弱小的部落或盟或战，并不断设法从这些弱小部落中征募军队，以便发动对更重要敌人的征战。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尽管与客列亦惕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曾一度与汪罕结成“安答”，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作为保护人或仆从间的那种关系要牢固得多，因为当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也速该就助汪罕夺得客列亦惕人的汗位，推翻了汪罕的叔叔——菊儿可汗，即最高的统治者。此外，他们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并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结成联盟，而那时，也速该也正在与塔塔尔人作战。

按照草原文化，男性血族关系操控所有事务。如果人们要结盟，就必定要同属一个家族，因此，如果没有亲缘血统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亦即虚拟血缘关系，来建立联盟。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与立志成为客列亦惕领导人的汪罕两人，是作为“安答”的结拜兄弟，铁木真现今就是要试图成为这位年长者的儿子。通过赠送结婚礼物给汪罕的方式，铁木真认他为父；要是汪罕接受的话，他就可作为铁木真的父亲，并向他提供保护。对大多数草原人来说，这种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可作为真正血缘关系的附属，但对铁木真而言，他的选择表明，这种虚构血缘关系比真正的亲缘关系要有用得多。

客列亦惕部，以及乃蛮以西地区，不只意味着几个很大的政治联合体，而且还代表更发达的文化。早在数个世纪前，通过东部亚述教派传教士，该地区因为皈依基督教，曾经一度被整合到中亚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中。游牧民中没有教堂或修道院，部族的基督教分支声称他们是托马斯使徒的后代，而且要靠游方僧来传教。他们在位于帐篷内的圣堂里做弥撒，他们不重视宗教信仰的制度和信仰的严格性，喜欢各种各样的、与一般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基督教经文读物。耶稣对游牧民发挥着强大的魅力，因为他能救死扶伤。因为只有此人可战胜死神，耶稣被当作一位有强大威慑力的萨满教士，而十字架则被圣化为天地四方的象征。作为游牧人，草原部落觉得放牧习俗和《圣经》里提及的古代希伯来部落的信仰，非常适合他们。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吃素的佛教徒不同，基督徒可以吃肉；与节制的穆斯林不同，基督徒不仅可以纵情狂饮，他们甚至将此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铁木真将新娘孛儿帖和母亲留在营帐内，他则与弟弟哈撒儿、异母弟别勒古台，带着那件外套去见基督徒汪罕，他热心地接受了礼物，因此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过继儿子。汪罕在传统体制内，安排铁木真做一个处于其他年轻勇士之上的地方领导者，但很明显，后者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拒绝了。他似乎只是想为家族争取到汪罕的保护，在得到保证之后，他和弟弟们就返回客鲁涟河边的营地。在那里，年轻的新郎可以与新娘和家族在一起，度过辛苦而充实的时光。

铁木真早年的诸多危机似乎都已被抛诸身后，家族里的所有孩子都已长大，在某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除弟弟们外，铁木真家族吸收了其他两个年轻人。博尔术是在一次与铁木真的偶然相遇之后加入到那个家族的，当时铁木真正在追寻失踪的马匹；而者勒篾显然是被他父亲交给铁木真的，尽管《秘史》对此并未加以解释。加上这两个外来者，该营地由七个十来岁的孩子所组成，他们一起狩猎，并守护着这个群体的安全。除了他的新娘孛儿帖，铁木真家族还包括他的妹妹和三个年长的妇女：母亲诃额仑，是位女家长；索济格勒也是女家长，她是铁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另一位被收容的来历不详的老妇人，也和他们待在一起。

按照《秘史》记述，铁木真更倾向于只作为这个亲密无间部落的领导者，但是，在周遭部落互相攻伐、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允许存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如果时间的车轮倒转数百年，我们便很容易发现连续好几代，草原部落一直在进行着相互间无情的劫掠。往昔的犯罪记忆仍然存留着。部落内部任何家族所受的伤害，都可当作是一种报应，而且，即便是很多年以后，也可当成是报复袭击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混乱频仍的世界中，不管人们生活的地方多么偏僻，也没办法摆脱大家的注意，铁木真家族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家族已经遭受磨难，但十八年之后，当年曾被人从自己手里夺走了诃额仑的篾儿乞惕部落，对于这件耻辱之事仍耿耿于怀，他们决定设法复仇。篾儿乞惕人并不要求归还寡妇诃额仑，她已经为拉扯五个孩子而变得苍老不堪。他们觊觎的是铁木真的年轻新娘孛儿帖，掳掠孛儿帖可以当作对铁木真父辈劫夺诃额仑的一种报复。铁木真如此狡谲地与汪罕建立的联盟，在他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显示出了决定性的意义；而篾儿乞惕人的挑战也将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争夺。这一争夺将铁木真推上了成就伟大之路。

2　Tale of Three Rivers
三河传说

打起成吉思汗的幸运之旗，他们勇往直前。

——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成吉思汗：世界征服者史》

The banner of Chingiz-Khan’s fortune was raised and they issued forth.

Ata-Malik Juvaini，Genghis Khan：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某日清晨拂晓时分，铁木真一家人正在一个孤零零地扎营于客鲁涟河上游区域草原的帐篷内熟睡着，一伙准备打劫的篾儿乞惕人正迅速地向他们扑来。那位来历不详、寄居于他们家族的老妇人，头枕地面躺着，正如其他老年妇女经常会出现的状况，她的许多凌晨时光都是在辗转反侧、半醒半睡中度过的。当马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她感觉到了马蹄震动地面的声音。突然，她猛地从朦胧中惊醒过来，惊恐地唤醒其他人。七个男孩从睡梦中惊跳起来，疯狂般地慌乱套上靴子，冲向附近拴着的马匹。铁木真和他的六个同伴、母亲、妹妹一起逃走了，然而他的新娘、继母索济格勒和那位救过所有人的老妇人，却没来得及逃走。在险象环生的部落世界中，日常生活随时面临灾祸或灭绝，没有人会对矫揉造作的骑士行为规则感兴趣。在快速权衡利害得失的决定中，他们将这三个女人留下作为劫掠者的战利品，以延缓劫掠者的脚步，使其他人得以有时间逃脱。对铁木真这群逃亡的人来说，空旷的草原无法避难，他们不得不快马加鞭，向北部安全的多山地区疾驰而去。

劫掠者们到达那个帐篷的时候，铁木真和他那一小群逃逸者已经消散于黎明前的黑暗中，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孛儿帖藏在一辆由那位老妇人驱赶着的牛车上。篾儿乞惕人在附近四处搜寻，那几天对于铁木真他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日子，他们日夜兼程，沿着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斜坡和树木繁茂的山谷潜行。最后，篾儿乞惕人放弃四处搜寻，转而向西北方向行进，向他们位于色楞格河边的遥远家乡前行。色楞格河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一条支流。由于担心篾儿乞惕人的撤退可能是个诱敌圈套，铁木真派遣别勒古台和他的两个朋友博尔术、者勒篾去侦察了三天，以确定他们是否确实离去，而不再返回突袭。

铁木真藏于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森林中，他面临着人生的关键抉择：面对妻子被劫夺该怎么办呢？他本可放弃夺回孛儿帖的任何希望，那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过程，因为他们那个弱小群体，是决然无法对付比他们强大得多的篾儿乞惕部落的。合适的时候，铁木真可以再找个妻子，但就如他父亲对他母亲所做的那样，他也必须去劫掠她，因为没有哪个家族会自愿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已经被更强大者夺走妻子的人。

在过去，铁木真依靠自己的敏捷智慧选择搏斗或逃亡，但那些决定是对突发危机或偶然机遇的一种本能反应。现在，他不得不权衡再三，做出将影响他一生的行动计划。他必须对自己的命运作出抉择。他信任曾拯救过他而此时又再度藏匿其中的不儿罕山，他向山神祈祷。与草原上其他部落所信奉的拥有宗教经典和有神职人员等传统的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不同，蒙古人坚持万物有灵论，向周遭的圣灵祷告。他们尊崇“长生天”，崇拜“太阳金光（即天光）”，也崇拜大自然无穷的精神力量。蒙古人将自然世界分成两部分：天与地。人的灵魂不只包含在身体静止的部分里，而且还包含在血液、呼吸和气味等流动的生命体内，因此，地之灵魂也包含在流动的水中。穿行地上的川流就如人躯体内循环流动的血液，而那三条河流正是发源于这座山。因为不儿罕·合勒敦是最高的山，确切地说是“圣山”，是这个区域的“可汗”，是世界上最接近“长生天”的地方。作为三河之源，不儿罕·合勒敦山也是蒙古人世界的神圣中心。

《秘史》叙述道，铁木真对自己能从篾儿乞惕人手中死里逃生深怀感激，他首先向保护他的山和穿越天际的太阳，做祷告致谢。他特别地感谢了那位被俘的老妇人，她那鼬鼠般的听觉拯救了其他的人。他还感谢所有环绕着他的神灵，按照蒙古人的惯例，他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他从长袍上解下腰带，环挂在颈脖上。肩带或腰带，传统上只有男人穿戴，那是蒙古男人身份的核心代表。对铁木真而言，通过解下腰带的方式，他对环绕着他的众神表示毫不反抗的顺从，以及自己是如何卑微无力。然后他又摘下帽子，手置胸前，在太阳和圣山面前，九次下跪叩头。

对于草原部落来说，政治与世俗的权力不可分离地来源于超自然力量，因为它们都有共同的来源——“长生天”。为了寻求成功并战胜他人，人们必须得到神灵世界授予的超自然力量。如果精神之旗能引导胜利并带来力量，它首先就必须被注入超自然的力量。铁木真躲藏在不儿罕·合勒敦山时，三天的祈祷，标志着他与圣山之间一种恒久而又密切的精神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将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他相信，圣山会给他提供特别的保护。此山将成为他的力量之源。

不儿罕·合勒敦山不仅仅给予他力量，它起先似乎是在用一种艰难的抉择来考验他。每一条源自此山的河，都给他提供一份行动的选择。他可选择东南方向，顺客鲁涟河而下，他曾在那里的草原上生活过，但是作为一位牧民，无论他设法蓄积了多少牲畜或女人，总也难免陷于篾儿乞惕人、泰亦赤兀惕人或任何其他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的袭击威胁之下。他本人是在流向东北方的斡难河沿岸出生的，该河给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比起客鲁涟河，在它蜿蜒流经的地带，树木更加繁茂，人迹罕至。斡难河可提供更多的躲藏所，但它缺乏适宜放牧的草场。正如他童年时期那样，在那里生活，需要整个家族通过捕鱼、诱捕鸟类或捕杀鼠类和其他小哺乳动物来勉强维持生计。在斡难河边生活虽安全，但却没有繁荣或尊严可言。第三种选择就是沿着流向西南的土拉河而行，去寻求汪罕的帮助。铁木真曾赠送给他黑貂外套。那时，铁木真曾拒绝汪罕提供给他的寄人篱下的次级首领职位。仅仅一年之后的现在，尽管铁木真曾选择过被篾儿乞惕袭击者驱逐的生活，但他似乎仍不愿投入到可汗间互相残杀的斗争中去。而除此之外，似乎又没有其他的方式可夺回他的新娘。

虽然他曾找寻到远离混乱频仍的草原争战而又与世无争的生活，但篾儿乞惕人的袭击告诉他，那样的生活并不真正存在。如果不想受到袭击者任何掳掠的摆布，不愿过一种穷困潦倒、被驱逐排斥的生活，那么他现在就必须为其在草原勇士阶层中的地位而战，他不得不加入到曾一度远离的、残酷无情的持续争夺中去。

撇开所有的政治事务、等级制度和精神力量之类的问题不谈，铁木真流露出来对孛儿帖的无限思念之情，在那短暂而又灾祸不断的日子里，她曾带给他幸福。尽管蒙古男人被要求在公众面前不得显露情感，特别是在其他男人面前，但铁木真还是表露出对孛儿帖的强烈爱恋之情和失去她的痛苦情状。他不仅悲叹袭击者将他的家室洗劫一空，而且还痛恨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创伤。

铁木真选择了战争。他要找回妻子，要不就死在寻找的路上。经过在圣山之上仔细权衡、虔诚祈祷和周密筹划的三天煎熬之后，铁木真沿着土拉河而下，去寻找汪罕的营地，并寻求他的帮助。铁木真将不再是个孤独的流浪者，而将被当成是个正式的儿子，因为他曾送了一件珍贵的黑貂外套给有势力的汪罕，并且效忠于他。

当铁木真找到汪罕并向他说明自己想对篾儿乞惕人发动袭击时，汪罕立即应允帮助他。要是汪罕本人不想战争的话，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推脱，并且从自己的营地里挑选另一位妇女给铁木真做妻子。然而，汪罕原本就跟篾儿乞惕人有世仇，而铁木真的请求恰为他提供了再次攻击和抢劫篾儿乞惕人的借口。

汪罕还派铁木真去寻求另外的支持，这一支持来自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蒙古同盟者，他已经显示出作战经验丰富的勇士本质，而且他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拥护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与铁木真结拜盟誓的“安答”——札只剌惕部落的札木合。札木合欣然接受了汪罕的召唤，来帮助他年轻的血族兄弟，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他们联合一起将组成草原上完美的军队，汪罕带领右（西）翼，札木合率领左（东）翼。汪罕和札木合的军队及铁木真的族人，集结在不儿罕·合勒敦山附近斡难河的源头，从那里出发，他们翻山越岭，沿河而下，直达草原之上，朝贝加尔湖方向而去，进入色楞格河沿岸篾儿乞惕人的领地。

铁木真在此前的人生之路中，已经经历过很多苦难窘境，但从没有参加过一场真正的袭击。尽管这次袭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场袭击，更准确地说来只是敌人的一场溃逃，但他仍将在这次袭击中充分地证明自己。夜间还在山中狩猎的部分篾儿乞惕人，看到袭击者的军队，急忙奔回营地报信，他们仅比入侵的骑兵提前一会儿到达。篾儿乞惕人朝安全的下游地带逃离，恐慌弥漫了整片营地。当袭击者开始劫掠篾儿乞惕人时，据说那时铁木真就在那些营帐间奔跑，并且大声呼喊孛儿帖的名字。但是，已经成为一位年长的篾儿乞惕勇士之妻的孛儿帖，登上了一辆大车，被送到了远离战斗的地方。她不知道是谁在袭击她的新家，而且也不想再度遭绑架；她更没有理由猜测这次袭击是为了营救自己。

《秘史》详细地记载道，孛儿帖在混乱中突然听到了高呼她名字的声音，并且立即辨别出那是铁木真的声音。她跳下大车，在黑暗中寻声而往。铁木真坐在马鞍上焦虑不堪，在黑夜中搜寻她，而且还在一遍一遍地呼喊她的名字。铁木真如此的发狂，以至于不知道孛儿帖正向他奔来，当她拉住马的缰绳并把它从他的手里抓过来时，铁木真一时还没有认出她，几乎就要出手攻击她。他们“猛扑在一起”，深情相拥。

尽管还有另外两个女人未救出，但由于铁木真已经重新夺回了妻子，其他事情已不再重要。他已经让篾儿乞惕人尝到了同样的痛苦，因而准备打道回府。《秘史》引述他对袭击部队的话说：“我们掏空了他们的心窝……端了他们的老巢……让他们断子绝孙……抢夺走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人……篾儿乞惕人正如鸟兽散，让我们撤退吧。”

在对篾儿乞惕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在孛儿帖与铁木真两人的情感复合之时，这对刚刚重圆的夫妇仍不到二十岁，原本希望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片刻也好。但正如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情形那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会滋生出另一个新的问题。铁木真发现孛儿帖怀孕了。《秘史》没有接着叙述这对夫妇在一起的美好幸福生活，此书对孛儿帖怀孕期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事情保持沉默。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中，这种沉默将在蒙古的政治事务中引起反弹，他们长期地争论孛儿帖长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孛儿帖于1179年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铁木真给他取名为术赤，意思是“来访者”或“客人”。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铁木真并不相信孩子是他的，但他取那个名字可能是为了表示，在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全都是札木合家族的客人。

《秘史》此次所详尽地记述了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的关系，这是他们之间忠诚的重续。在这次戏剧般地营救出孛儿帖之后，铁木真决定带着他的小集团，加入到札木合那个更大的追随者群体中去。铁木真带着他的族人来到札木合的营地，该营地处于广阔而又肥沃的地区，被称为霍洪纳格（Khorkhonag）山谷，该山谷位于铁木真祖先的发祥地，处在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间。

这是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人年轻生涯中的第三次盟誓，他们又一次结成金兰之好。这次他们是以已成年男性的身份，在一种公开的仪式上盟誓结拜的，并且由追随者作为见证人。站在悬崖边的一棵大树前，他们交换金色的腰带和健壮的马匹。他们互换衣服，分享彼此的气味，承接对方的灵魂；而互换腰带，则象征着他们已经成年。他们公开誓言“让我们互相爱护”，共同生活，永不抛弃对方。他们设宴庆贺这次结盟，宴饮狂欢。为展现两人的亲密无间，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人共被而眠，就如亲兄弟在同一张被毡下长大。

铁木真家族走出山区的保护，进入草原，跟札木合集团生活在一起。铁木真改变了生活方式，由猎人变成为牧人。尽管铁木真一生酷爱狩猎，但作为札木合集团的分子，他的家族已不再过一种仅能维持生计的生活，而是过一种更高标准的生活——有可靠的肉类和奶制品供给。铁木真从札木合的部民中学到很多有关放牧的生活方式，如用确定的习俗来管理一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有关如何正确地管理母牛、牦牛、马、山羊、绵羊和骆驼等牲畜的知识，蒙古人称这些牲畜为“五喙”，因为他们将牦牛和母牛计算在一块。除作为食物外，所有的牲畜都是极重要的生存财富，马是它们中的贵族，它除当坐骑外，不会用于其他劳作。

当然，要是氏族间争斗不断的话，在与札木合的联合中，铁木真也就要选择接受草原勇士式的生活，在草原勇士的角色中，铁木真将出类拔萃。他们之间的“安答”关系，给予铁木真在更大的集团内以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追随者加入其中。据《秘史》记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铁木真似乎很满足于接受札木合的领导，并向他学习。但是对于一个宁愿将自己兄长杀死，也不愿受人控制的年轻人来说，任何这样的安排都将无可避免地使其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草原社会等级传统也就开始起作用了。

在亲属等级制度下，每个世系都被称为一种骨头。血缘最近的、不得近亲结婚的那些世系，被认为是“白骨头”世系。可以互相联姻的、关系较远的亲戚则被认为是“黑骨头”世系。由于他们全都相互关联，每一世系都宣称其祖先来自某个重要人物，但这种主张的说服力得依赖于他们所展现的能力。铁木真和札木合是较远的表亲，但骨头不同，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同一位女性，而这位女性又有两位不同的丈夫。札木合追溯他的祖先是她的第一位丈夫，是草原上的牧人。铁木真追溯他的祖先是一位森林猎手，在他们的口述历史中，被称为“莽汉孛端察儿”，他将那个女人的丈夫杀死后，劫走了她。按照这种血统，札木合得以宣称他的世系更高等，因为他的祖先是初生的长子，并且其亲生父亲是草原牧人。必要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在草原社会中常常被用来强调联合，但它们同时也有可能提供了仇恨的理由。在铁木真与札木合的关系中，有关他们亲属关系的故事同时具有这两种作用。人们大多可以普遍地通过虚构的血统关系，而不是真正的亲属关系的言说，来实施自己的社会主张。

只要铁木真是札木合集团的一部分，札木合家族就处于白骨头的地位，而铁木真家族则是其远亲、是黑骨头亲戚。只有他亲手建立起自己的群体，而且使他的世系处于中心位置，他才可成为白骨头。当铁木真接受了札木合几个月的领导之后，《秘史》里的叙述表明，札木合开始很少将铁木真当作“安答”对待，只是将他当作小老弟；而且札木合还强调自己的氏族源自于他们共同祖先的长子。正如在他自己的家族关系内已经证明的那样，铁木真不是一个会接受被长期当作位居人下者来看待的人，很快他便不会再接受这种情形。

《秘史》叙述道，1181年5月中旬，札木合要求拆除冬季营地，向更远的夏季牧场迁徙。跟往常一样，札木合与铁木真并驾齐驱，处在追随者和牧群的长长队伍的最前头。但也就在那天，札木合决定不愿与铁木真一起分享他的领导位置。或许札木合意识到，铁木真已经在那个群体的其他成员当中深得人心，也可能札木合只是对于铁木真的存在已经感到厌倦。他对铁木真说，他本人该带着马匹在靠近山坡的地方安营扎寨，而铁木真则应带着并不重要的绵羊和山羊，在靠近河边的地方建立另一个营地。白骨头的札木合似乎在表明，他的权力就如牧马者一样，要比黑骨头的铁木真——被视为牧羊娃——的权力更大。

根据《秘史》记载，接到这一命令后，铁木真就后移到正在行进中的自己家族和牲畜所在队伍的尾部，去征求诃额仑的意见。他似乎困惑不已，不知道该如何作出反应。然而，一听到铁木真向母亲讲述的这一情形，孛儿帖便打断他们的谈话，愤怒地坚持说，丈夫与札木合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并且认为无论谁都得走属于自己的路。夜里，当札木合停下来安营扎寨、过夜休息的时候，铁木真和他的小部分随从秘密地潜逃了，为了能与札木合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以避免他追赶，他们彻夜不断地前行。按照计划或出于自发性的选择，札木合的许多部下追随铁木真逃走了，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畜群。尽管这是在分裂他的部族，但札木合并没有去追赶他们。

在1181年夏初的一个夜晚，两位年轻人间的分裂后来发展成为二十年的战争，这一战争既使铁木真和札木合都成为蒙古勇士的领袖，也使得他们成为冷酷相待的死敌。与札木合分裂后，年仅十九岁的铁木真似乎已决心要成为勇士领导者，他要吸收自己的追随者，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名可汗，成为难以驾驭的蒙古部落的领导者和统一者。在那一追求中，他的首要对手将是札木合，而在这场内战中，他们的长期敌对状态，也将逐渐把全体蒙古人卷入其中。两位竞争者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相互掠取畜群和妇女，袭击并残杀彼此的追随者，他们将一决雌雄：到底谁将最终主宰全体蒙古人？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在从朝秦暮楚般的结盟到死心塌地般的忠诚之间不断变化的情形中，札木合和铁木真各自在蒙古人中争取到一批家族和部落；然而，两者都没能将所有的蒙古世系统一到一个像客列亦惕、塔塔尔和乃蛮那样强大的部落之内。根据蒙古人的口述历史，他们曾一度处于一位可汗的统一之下，但在最近的几代，没有人能再重新统一他们。1189年，即鸡儿年夏天，也就是在跟札木合决裂八年之后，二十七岁的铁木真决心争夺可汗，即蒙古人首领的称号。他希望，一旦宣称拥有那个头衔之后，他将能吸引更多的札木合的追随者，并进而将这种宣称变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一宣称至少可能会在两人之间挑起一场决战，而且可能更具决定性地解决两人间的对抗。

铁木真将追随者召集到靠近名叫“心形”山麓的蓝湖旁边的草原上，在那里他们举行了称为忽里台的传统议事会。所有与会的家族、世系和氏族，都只是为参加选举而来。他们的出席将表明他们正式承认铁木真为可汗；但出席这个会议并不是来投票反对他。只要能吸引到一个法定与会人数就是胜利。在这样的特殊时刻，通常会列有一份出席名单，并被保留下来以作为确认选举的一种形式，然而此次没有记录留存下来，这或许表明到场的人数不多。属于蒙古部的许多草原氏族，也许是其中大部分氏族，仍然支持札木合。

铁木真的部落现在由他自己的家族、一伙“伴当”或朋友，以及部分离散的家族所组成，相对于其他草原部落来说，它是很小的，而且铁木真仍然臣服于汪罕。为表明他的新头衔并不是在挑战汪罕，铁木真派遣一位使者到客列亦惕领导人那里，重申效忠汪罕，并请求他的批准。使节仔细地解释说，铁木真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汪罕和客列亦惕部落的领导下，将分散的蒙古氏族联合起来。既然他们仍旧维持对自己的忠诚，汪罕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解释，但对蒙古人的统一似乎还是有点担忧。他希望臣服的蒙古人保持分裂状态。他对两位年轻人的雄心都给予鼓励，却又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企图让他们都处于弱小状态，并为客列亦惕可汗所控制。

铁木真自认为足以胜任一个小集团的可汗，在获得支持之后，他在自己的部落内，开始了确立一种独特权力结构的基本过程，并要求民众以他青年时期的教训为戒。首领的综合性大帐篷，被当作部落中心或第一宫廷，称为“斡耳朵”。在大部分草原部落中，可汗斡耳朵的成员由他的亲属和各部落贵族所组成，并由他们来管理和领导斡耳朵。然而，铁木真却根据个人能力和忠诚，而不是血统关系，将大约十二种职责分配给不同的追随者。作为他的个人助手，他给最早的两位追随者——博尔术和者勒篾——以最高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都表现得忠诚不贰。铁木真可汗运用他杰出的才能，来评价一个人的才干；并且根据个人的能力而不是血统，来恰当地指派适当的任务。

首要的任命便是要选定可信赖的人充当厨师，其职责包括大量宰杀牲畜、切割肉食和搬移煮肉的大锅，铁木真认为这是他的第一防线，因为他担心发生类似他父亲那样被人下毒的情况。其他的追随者则要成为弓箭手，并要有数人来掌管护卫牧群，因为它们常常被带到远离主营的地方放牧。他任命魁梧而又强壮的弟弟哈撒儿为勇士，护卫营地；任命异母兄弟别勒古台掌管大量后备的被阉割的牲畜，它们作为供骑用的动物，待在靠近主营的地方。他还建立一支由一百五十名勇士所组成的精英护卫队：七十人白天当值，八十人夜晚当值，环卫在他的营帐周围，全天守卫。在铁木真的控制下，萌芽状态的蒙古部落行政机构，成了铁木真自己家族势力的延伸。

尽管铁木真在逐渐被承认为可汗，而且他在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札木合仍然命令自己的部下，坚决地拒绝承认铁木真为全体蒙古氏族的可汗。对札木合和贵显的白骨头世系来说，铁木真不过是个被黑骨头所极端崇拜的粗野暴发户而已，应该给他以教训，将他赶回原地。1190年，就在铁木真被推举为汗刚刚一年之后，札木合的某个男性同族，在一场抢夺铁木真所部牲畜的袭击中被对方杀死，以此为借口，札木合召集部下，起兵攻打铁木真。双方各纠集了一支军队，或许双方人数都不过数百人，不过这一估计只是猜测而已。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札木合的军队在草原上击溃了铁木真的部队。为防止后者重新集结来反对他，札木合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对战俘加以报复，这种手段在草原上是前所未闻的。首先，他砍下了一位被俘首领的头，并将这个头颅系在自己的马尾上。淋淋鲜血玷污了头颅，玷污了身体最神圣的部分，亵渎了死者的灵魂；而将头颅系在马的最污秽的部位，则羞辱了被俘者的整个家族。

据说，札木合用七十口大锅来煮年轻的男性俘虏，这种处死方式是想摧毁他们的灵魂，从而完全消灭他们。因为对蒙古人而言，“七”是个代表不祥的数字，该情节提及的七十口大锅这个数字，可能有一点用夸饰之词以求引人注目的意思，但《秘史》清楚地表明，札木合确实做了锅煮战俘这件事。在这场胜利之后，札木合确实使人们对自己的畏惧大增，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札木合所表露的这种极不应当的残忍，进一步突显出旧贵族世系与底层世系之间的分化，旧贵族世系立于世袭权力基础之上，而受凌辱的底层世系则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忠诚的基础之上。这一事件对铁木真而言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他虽失去了这场战争，但却在蒙古人中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和同情，蒙古人对札木合的残忍渐趋恐惧。铁木真的勇士们被击溃了，但他们将会逐渐集结起来，再度支持年轻的可汗。

与札木合之间的敌对还没有获得解决，1195年，铁木真三十三岁的时候，另一个对外袭击并且获利丰厚的意外机会出现了，这一机会将大大增强他在蒙古人中的军事声望和经济势力。在戈壁的南方，汉化的女真统治者们，希望维持蒙古部落间的彼此杀伐，以削弱其实力，以免威胁到女真政权，他们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深入研究草原的政治事务。虽然塔塔尔人是女真人传统的盟友，但女真人担心塔塔尔人羽翼渐丰，因此，他们就煽动汪罕起兵攻打塔塔尔人。在快速策划与女真黄金汗联盟的过程中，汪罕再度获得铁木真的帮助，因此他们得以共同攻击并洗劫更富有的塔塔尔部落。

1196年冬，客列亦惕首领汪罕及带领着蒙古部众的铁木真，发动了针对塔塔尔人的战役；他们袭击时所实行的策略，与草原袭击中所使用的典型策略完全相同——速战速决。铁木真深深地为战争所带来的丰富战利品所打动。由于塔塔尔人接近女真金国，而且接触到中华帝国非常精良的手工制品，因此他们拥有的贸易货物，要比草原上任何其他部落所拥有的都多。在被掳获的这些货物中，《秘史》提到，一个由金丝线与珍珠镶边的丝织毛毯覆盖的用银雕饰的摇篮，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摇篮里那个被俘获的塔塔尔人小孩，都穿着以金丝线装饰的绸缎衣服；有一个小孩的鼻子上和两个耳朵上都戴着金圈。衣衫褴褛的蒙古人从未见过任何人，更不用说一个小孩子，都穿戴着如此奢华的衣饰。

铁木真清楚地了解，强大的女真金国是怎样利用边境部落间的相互攻伐的。今年他们可以和塔塔尔人结盟反对客列亦惕人，但在来年他们就可能与客列亦惕人和蒙古人结盟来反对塔塔尔人。今天的盟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就如铁木真与札木合的情况那样，而且，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长期争斗的循环中，今天的征服部落明天必将会一次次地被征服。没有永久的胜利，也没有永久的和平。这一教训将最终深刻地影响这个新世界，不过，当前这场特殊战争的形势变化，却给他的部众带来空前数量的货物，并提高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从而使铁木真更能适应这种大混乱。

为争夺对蒙古人的控制权，铁木真仍然要与挡住他前进道路的札木合进行殊死较量。从塔塔尔人那里掠夺的财富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他已开始提升自己控制其他蒙古氏族的权力，并且将势力延伸到其他蒙古氏族的领地上。他虽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更强大部落的范围之内，但他可以撵走更小的部落，例如主儿勤，这是个位于客鲁涟河沿岸、紧邻铁木真集团南缘的蒙古小氏族。

当铁木真已答应进兵塔塔尔人的时候，他曾争取到主儿勤亲戚的帮助，他们起初答应加入到铁木真的行列。到准备出发进攻时，铁木真一连等了六天，可他们根本就没来。就如忽里台会议那样，到那里出席被认为是在投票支持，而不是前来抢劫，反对铁木真的。主儿勤人与铁木真追随者们之间的关系，在此前就颇为紧张。主儿勤氏族的地位要高于铁木真氏族，而且他们又常常轻蔑地对待铁木真和他的支持者。《秘史》里记述的一个生动故事显示，两集团间的敌意渐渐滋生。

在发动对塔塔尔人的战争之前不久，铁木真曾设宴款待主儿勤人，但发生了一场混乱的争吵，当时铁木真的异母弟为一种特别失身份的举止所伤。别勒古台负责守护铁木真部族的马匹，当宴会进行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看守马匹。当时，一位显然是来自主儿勤氏族的人，试图偷窃其中的一匹马，别勒古台上去追捕他，但是被另一位名叫孛里的摔跤手所阻止。作为一种姿态，别勒古台脱去上衣，裸露上半身，站在那里准备迎战孛里。但与摔跤手别勒古台不同的是，孛里没有遵循以比试摔跤来解决争执的惯例，他根本就不把别勒古台放在眼里，拔出剑来刺伤了别勒古台的肩部。用这种行为致人流血，即便是很小的伤口，也构成了一种严重的侮辱。当意识到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时，宴会中喝得酩酊大醉的宾客们也大打出手。作为惯例，他们未带武器进入宴会场。于是宾客们就开始互扔餐具，而且还把搅拌器——用于搅拌他们大肆畅饮的已发酵马奶——当棍棒用，殴来打去。

主儿勤人不但没有加入到反对塔塔尔人的铁木真队伍中，相反，他们还趁铁木真远征的时候，抢劫了他的大本营，杀了铁木真的十余位部下，并且剥去留守者身上的衣服和其他财物。因此，当铁木真战胜塔塔尔人之后，他要寻求扩大领地并加以统治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主儿勤人。他在1197年发动了对主儿勤人的战争，作为一名勇士和指挥者，现在他已变得训练有素、技艺娴熟了，主儿勤人很快被击败。此刻，铁木真在他的统治风格中开始了第二项根本转变——他的第一项转变就是在近侍中的重要位置上，指派忠诚的伙伴担任要职，而非家族成员——这是他渐渐崛起的标志。

在漫长的草原战争史上，失败的部落被劫掠，部分成员被俘为囚，而其余部众则多任其自流，没有人再会关注他们。失败的集团往往会重新组织起来并伺机反击，或四处逃散，加入到战胜者的部落中去。然而，在击败主儿勤人的行动中，铁木真采用全新的政策，这一政策显示出他的雄心，即要从根本上改变进攻或反击、结盟或分裂循环往返的情形。他召集部众参加忽里台会议，并主持公审主儿勤贵族首领的罪行：背信弃义，未履行参加战争的承诺；而且还趁他不在的时候，洗劫他的营盘。通过揭露他们的罪行，作为一种涉及同盟者忠诚价值的教训，铁木真处决了他们；而且，作为对所有氏族贵族的一种清楚的警告，铁木真将不再会授予他们以特权或特殊的待遇。随后，他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占据了主儿勤人的领地，并在他自己的部落家族内，重新分配主儿勤集团的其余成员。尽管两个氏族中都有人明显认为，这是在将主儿勤人当作奴隶，这样做本来是更符合草原传统的；但根据《秘史》的叙述，铁木真并未将他们当奴隶看待，而是将他们视如自己的部落成员，给予同等的待遇和较高的地位。作为一种象征，铁木真从主儿勤人的营盘里收养了一位孤儿，并将他送给母亲诃额仑，由她在帐篷内抚养，他是作为诃额仑的养子而不是作为奴隶。当母亲收养这个主儿勤男孩时，铁木真已从被击败的篾儿乞惕人、泰亦赤兀惕人和塔塔尔人中各收养了一个男孩，他都将他们当弟弟看待。无论这种收养是出于感情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铁木真都显示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热心之情，而且，使用虚拟血族关系来团结部众，也显现出了实际的好处。他将这些孩子视为自己的家人，同样地，他也会适当接受被征服的氏族成员进入自己的部落内，他们将共享未来的战利品和军队的胜利。

新政权在这次主儿勤人事件中的最后表演，就是以铁木真设宴的方式来结束的，这既是为胜利的蒙古人，也是为他们新收纳的亲戚世系而设。宴会中，他把一年前曾在宴会上砍伤过别勒古台的摔跤手孛里传唤来，命令他俩进行摔跤较量。没有人击败过孛里，但由于担心激怒铁木真，他假装被别勒古台摔倒。通常，此时比赛就已结束，但铁木真和别勒古台显然另有谋划。别勒古台抓住孛里的肩膀，像骑马一样跳到他的臀部，并且一接到铁木真的暗号，别勒古台就用膝盖压到孛里的背上，猛然地折断了他的脊骨。接着，别勒古台将孛里瘫痪的躯体拖到营盘外，让其独自死去。

铁木真除掉了全部的主儿勤首领。对草原上所有的氏族来说，信号非常明显：忠诚地追随铁木真的人，将获得回报和善待；对敢于攻击他的人，铁木真将毫不留情地给予回击。

击败主儿勤人之后，他带着部众向客鲁涟河的下游开拔，进入到主儿勤人的领地。铁木真在较小的桑沽儿河（Tsenker）与客鲁涟河的汇流处附近建立了主营。最终，这里成为他的首都，称为曲雕阿兰（Khode Aral）（今克鲁伦河阿布拉嘎河口附近——译者注），但在此时，它仅是个边远的营地。两河之间的地域被称为“阿尔拉”（aral），在蒙古语里意为“岛”。由于桑沽儿河与客鲁涟河之间的土地提供了一块开阔的牧场，他们称之为阔答阿岛（Khodoe Aral），它在现代蒙古语里意思是“乡间岛”，但在古典蒙古语里则带有“荒岛”的意思。对于处在广阔空旷、没有树木的牧场中间，而又与世隔绝的那个地方来说，那个名字是很恰当的形容。

荒芜的曲雕阿兰，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草原牧民理想的故地。为通过入口获得南面太阳的光和热，并阻挡北部冷风的进入，牧民们要将帐篷口朝向南方。他们希望对着水源生活，但又不想靠得太近。离河步行三十分钟的路程似乎是合适的距离，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人类污染。那一距离也给他们提供了保护，可远离夏季的蚊虫和防止不时地沿着河流平原汹涌而来的暴涨洪水。此外还有一些有利因素，那就是曲雕阿兰靠近铁木真的出生地和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它矗立在离客鲁涟河上游源头处大约二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曲雕阿兰提供了所有的这一切，从1197年直到他去世，这里一直作为铁木真的指挥基地。

铁木真的部众在他们新的家乡发展繁荣了四年，部落规模也在持续扩大，但札木合仍然拒绝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贵族氏族重整的势力正在抬头，他们并不喜欢铁木真给他们带来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1201年，鸡儿年，在部众的支持下，札木合开始策划获取全体蒙古人统治者的地位。这对铁木真与汪罕两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札木合召集忽里台会议，该会授予他古老而又尊贵的头衔——“古儿卡”或“古儿汗”，它的意思是指所有首领的首领或所有可汗的可汗。他的部众发誓效忠于他，并且，他们还宰杀了一头牡马和一头母马用于祭祀，将这一誓言神圣化。

札木合选择那个古老的头衔，不仅仅因为它的古老，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邪恶动机。具有“古儿汗”这一头衔的最后一位可汗是汪罕的叔父，他曾经统治过客列亦惕民众，直到汪罕反对他，并将他和他的兄弟们杀死。在这一反抗中，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成为汪罕的盟友。选择这一头衔，札木合就是在公然地挑战汪罕和他的下属铁木真。

如果札木合能赢得战争，他将成为中部草原的最高统治者。他有地位重要的贵族部落的支持，例如泰亦赤兀惕部落，铁木真的家族曾屈从于它，而且泰亦赤兀惕人也曾奴役过童年时候的铁木真。两个蒙古派系间开始形成的争斗，不只是着眼于一系列劫掠和俘获的袭击；它将是札木合与铁木真两人之间，为争夺对蒙古人的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作为铁木真的保护者，汪罕也将组织起他的勇士，并将亲自领导反对札木合的战争。

这些战争的首要目标，根本不是真正的作战行动，而是通过压倒性的力量来恐吓对方，使敌人四处逃散。为引发这种恐惧，草原勇士们可依靠多种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展示敌方领导人或他们祖先的精神旗帜。战斗前，勇士们在精神旗帜前杀牲祭祀，作为给予他们精神指引的一种奉献物，以及作为对祖先的贡献物。这种精神化的戏剧场面可激发起情感，增强紧张氛围。如果另一方的同族展示出他们共同祖先的精神旗帜，那么此方世系就将会感到难以抵抗。因为那等于是在攻击他们自己的祖先。

战前的宣传还包括萨满巫师，他们带着鼓和用于宗教仪式的随身道具。在战斗开始前，通过认读烧焦的羊肩胛骨上的裂纹，巫师可以预测未来。有巫师在场表明其已经预测了己方的胜利，巫师预测的权威，依赖于他在过去的占卜中推算谁将是赢家方面所获得的名声。铁木真曾吸收了一大批的萨满巫师，他们给他解析梦境，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帖卜·腾格里的萨满巫师，他在后来起了重要的作用——萨满巫师爬上一块高坡，连续敲打他的鼓并敲击神秘的岩石，就可以得到神灵的支持，并可控制天气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增加不少获胜的机会。这种宣传的目的就是要诱使敌方的勇士们背叛上级或者逃跑。

当札木合的军队与客列亦惕人为敌的时候，汪罕和铁木真显然具有人数上的优势。铁木真成员中受人尊重的萨满巫师所具有的心理优势，加强了他的地位，特别是在一场雷电交加的大暴雨突然降临之后，双方都认为这归因于上述萨满巫师的魔力。札木合的部众惊恐地逃散了，这迫使札木合撤退。汪罕让自己的部众去追逐札木合及其主力部队，并且命令铁木真去追击正向斡难河方向逃窜回去的泰亦赤兀惕人。铁木真就是在斡难河边长大的，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当铁木真追赶上泰亦赤兀惕人的时候，他发现敌人要比预料的更难对付。草原的作战模式主要由以下几种方式构成：或从马背上用弓箭射击，或从起保护作用的岩石背后的固定位置互相射击——或者，在树木繁茂的斡难河流域，从急速立起的保护性木栅的背后相互射击。战斗中，草原勇士尽力避免发生鲜血溅身的情况，因此他们很少近距离进行白刃战。敌人的呼吸和气味带有他部分的灵魂，也正因为如此，勇士们竭力避免污染物，甚至是敌人的气味。进攻者骑着马涌向敌人，当他们接近时就快速地射箭，并且随即改变方位，继续射击逃跑者。有时，防御者可用长杆躲过劫难，他们可用长杆尽量将对手挑下马，或者当敌人被绊倒的时候，随即就可以进行攻击。

铁木真的部队与泰亦赤兀惕人整天作战，尽管他的军队给敌人施以巨大的失败恐惧，但仍没有哪一方获得明显的优势。根据《秘史》记载，那天黄昏，一支箭射中了铁木真的颈部。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敌对双方的士兵枕戈而眠，并且在白天交战的同一块旷野上安营扎寨，彼此靠得很近。尽管这似乎很奇怪，但在夜里彼此靠近的话，他们可以更加有效地监视对方，防止突袭。

虽然铁木真的伤势并不是很严重，但太阳落山后，他就失去了知觉。这种伤具有高度感染的危险，或许箭上还可能涂有毒药。忠诚的部下——第二指挥官者勒篾，彻夜守卫在他的身边，并用嘴将他伤口的污血吮吸掉。为防止把血溅到地面而冒犯土地，者勒篾力图将它都吞咽下去。他的这一行为除有宗教的原因外，也有实际的价值，那就是可以不让其他的勇士们看到铁木真失了那么多的血。只有当者勒篾不能再吞咽下更多的血并且他自己的嘴角开始一滴滴地渗出血时，他才开始把血吐到地上。

午夜过后，铁木真暂时恢复了知觉，他想要喝阿亦拉可（airak），即发酵的牛奶。因为在战地露营，者勒篾只有一点水，但他知道，泰亦赤兀惕人有几马车的马奶，储备在防御圈内。他脱下衣服，悄悄地通过战地，裸着身体摸向敌营去寻找马奶。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要是有泰亦赤兀惕人夜间看到有人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以免羞辱到自己的勇士。要是他们看得仔细并认出了他，者勒篾就会假装投降，并声明他是因为遭到蒙古同伴剥去衣服的羞辱而逃到泰亦赤兀惕人这边来的。他们或许会相信他，因为没有哪个蒙古勇士会故意让自己裸体被俘的。

泰亦赤兀惕人并没有醒过来，虽然者勒篾没能找到马奶，但他还是侥幸地发现了一桶发酵的乳酪。他将带回的乳酪用水调开，慢慢喂服给铁木真。晨曦初现的时候，铁木真的视力变得清晰了，看到四周的血迹和半裸的同伴，他很困惑地问发生过什么事情。听到关于夜里情形的说明，看到地面的血迹如此的靠近自己，他还是显得很不舒服，并责问道：“你不能将它吐到别的地方吗？”尽管明显没有感激之情，但铁木真永远不会忘记，是者勒篾把他从泰亦赤兀惕人手中救出，而且在后来，他还把蒙古征服者一些最重要的远征任务交付给者勒篾。

颈部受伤事件是这个情感深厚的忠诚集体的象征，铁木真似乎很有激励人的天才。尽管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至少在被挑拨的情况下，草原部落会改变派系立场，而且战士们也会抛弃他们的领导者，但作为一名勇士，在整整六十年的生涯中，没有一位得力干将抛弃过铁木真。反过来说，铁木真也从未惩处或伤害过任何一名得力干将。在历史上的伟大国王和征服者们中，这项忠贞的记录是独一无二的。

泰亦赤兀惕人并不知道铁木真已受伤，夜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偷偷地逃离了战场。次日，大部分战士已经逃走，铁木真派部队前去追击。正如在击败主儿勤人后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处决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首领，但也接收了其余成员作为自己的部众。在被泰亦赤兀惕人初次俘获并被用枷监禁的三十年之后，铁木真报答了曾帮助他脱离奴役的那个家族。

当铁木真击败泰亦赤兀惕人的时候，札木合却从汪罕军队手中逃脱了。尽管札木合失去了泰亦赤兀惕人，但仍有其他部族效忠于他，即便躲到草原偏远的地带，他一样能赢得新同盟者的支持，吸引他们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他和铁木真之间最后的摊牌尚未出现。

1202年，狗儿年，也就是铁木真击败泰亦赤兀惕人的次年，汪罕派铁木真发动了另一场劫掠东部塔塔尔人的战役，而衰老的汪罕本人却待在离家乡更近的地方，发起了一场针对篾儿乞惕人的战役。

在针对塔塔尔人的这场战役中，铁木真对曾长期支配草原生活的一些惯例，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既是为了对抗部分追随者和那些贵族氏族，也是为了加深更多的人对他的忠诚，如那些地位较低的氏族，他要通过改革分配物品的方式，使他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一场又一场的劫掠使铁木真意识到，对失败者帐篷的抢劫突袭，是有碍于保证战斗的完全胜利的。攻击者不是去找出遭劫营地的士兵，而是任凭他们四处逃散，攻击者们通常关注的仅是如何最快地完成对敌营的抢劫。这一方式使很多战败勇士逃走，而最终他们又会重新出现，进行反击。因此，在这次针对塔塔尔人的第二次征服战中，铁木真下令所有的劫掠必须等到对塔塔尔军队取得完全胜利之后才能进行；随即，劫掠以一种更有组织的方式展开，所有的物品由他一人集中控制，并且，掳获物由他本人在部众中进行适当的重新分配。他按照森林猎手在群猎之后分配猎物的传统方式，进行物品的分配。

在另一项改革中，他下令，按份额接受掳获物分配的对象，要包括每一个在劫掠中丧身士兵的遗孀和孤儿。或许是出于塔塔尔人杀死其父而对其母亲造成困境的记忆使然，或许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这样做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政策不仅确保了他获得部落中最底层部众的支持，而且还在士兵中激发了忠诚，他们认识到，即便战死沙场，他们的家属也将得到照顾。

打败塔塔尔人之后，铁木真的部分下属违反了不得私自进行劫掠的命令，他采取了强硬的、而不是温和的惩戒措施，来显示出他对这项正在实行的改革的严肃态度，他剥夺了所有这些人的财产，并且没收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所获得的物品。铁木真通过控制所有战利品的分配权，并由他主导在所有的部属间进行分配，他再次侵害了贵族氏族的传统权利。这一改革触怒了许多人，部分人脱离铁木真加入到札木合的军队中，这就进一步在地位较高的世系和普通牧民之间加深了隔阂。此外，他曾经表明自己不依靠血族关系或传统的盟约，而今他的部落成员就可以得到铁木真的直接支持；伴随着这一步骤，铁木真大大地集中了统治权力，但同时也增加了部众们的义务。

尽管在蒙古阶层内部引起了少数不满，但铁木真的新体制很快便显示出了效果。通过延迟到战后再进行劫掠的方式，铁木真的军队积聚了比以前更多的货物和牲畜。但新的财富体制也引起了新的问题：蒙古人不仅击败了塔塔尔人，而且还几乎获得了完整的军队和全部的平民。

在传统的草原思维体系中，血族关系网络外部的每个人都是敌人，并且永远都是敌人，除非通过收养或婚姻的方式，使他们成为一家人。铁木真试图结束这些不同部族间的持续战争，他还希望使用与处置主儿勤部落及泰亦赤兀惕部落一样的方式来处置塔塔尔人——处决其领导者，同时吸收其所有的遗族和所有的货物及牲畜。然而，虽然这一政策在对人口数以百数计的氏族曾起过作用，但塔塔尔人却是一个人数达到数以千计的大部落。要对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进行转变，铁木真需要部众们完全的支持，并且需要赢得他所召集的、由获胜勇士们参加的忽里台会议的支持。

忽里台的成员们赞同这一计划，决议尽诛身高超过马车轮楔的男性塔塔尔人。马车轮楔不仅是成年的量度标准，也是草原国家自身的一种象征性标志，同样，近海民众也常用船来作为他们国家的象征。再一次与杀戮不同的是，铁木真打算将幸存的塔塔尔人作为本部落完全意义上的成员加以接收，而不是将他们作为奴隶。为强调这点，他不仅让母亲收养另一位塔塔尔小孩，而且还鼓励联姻。直到此时他只有一位正式的妻子——孛儿帖，她为铁木真生育了四个儿子和数目不详的女儿，但现在，他要收娶塔塔尔贵族女子也速干和她的姐姐也遂为妻。塔塔尔人曾经拥有比蒙古人更大的名声，经历这次战役之后，蒙古人吸收了如此多的塔塔尔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蒙古帝国中获至高位，并且非常著名，“塔塔尔”这一名称与“蒙古”名称是同义的，但在很多已知的事例中，“塔塔尔”甚至要比“蒙古”这一名称还更常用，数个世纪来，造成很多历史上的混淆。

然而，铁木真要达到将两大族群统合为一的目标，仅有联姻与收养是不够的。如果有亲属关系的各群体被允许保持原貌，那么这个大群体终究还是一盘散沙。因此，1203年，即征服塔塔尔人的第二年，铁木真下令对蒙古军队和部落进行另一项更具根本性的改革。

他将勇士们组编进各个班，或谓十户（arban），十个人间彼此以兄弟相待。不论他们的血族群体或部落来源，他们都被要求像兄弟般忠诚地生活和战斗在一起；最可判断血族关系的是，没有人会在战斗中将他人丢下，听任其被俘。正如有很多兄弟的家族一样，最长者掌管一切，在蒙古的十户中，最长者居于领导地位，而且他还可以自行选定接班人。

十班形成一队，或谓百户（zagun），由一百人组成，他们自行选定他们的领导者。并且，正如来自不同氏族的扩大的家族联合一样，十个蒙古队组成一个营，或谓千户（mingan），由千人构成。十个千户组编成一个万户（tumen），一支一万人的军队；万户的长官由铁木真选定，他清楚这样的领导位置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实际上，他允许父子和兄弟待在一起，通过将他们强行安排进新单元的方式，没有人能够逃跑或改变，违反则处以死刑。他打破了世系、宗族、部落和民族的旧权力体系。在进行整编的时候，据说他有九十五个千户，千户是一千人的单元，但是因为有些单元并不满员，军队总数可能少于八万人。

整个蒙古部落被用军队的方式加以整合。在这一全新的体制下，全体部落成员——不论年龄或性别——都不得不从事一定量的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在军队里服役，他们就要被迫为公共项目和可汗提供相当于每周一天的劳役。这包括照看勇士的牧群、收集牲畜粪便作为燃料、做饭、制毡、修理武器，甚至唱歌及犒劳军队。在这一新的组织中，全体成员属于同样的骨头。由于出身低微，少年铁木真曾面对过多次的排斥，而今他废除了黑骨头与白骨头间的区别。现在全体部众“骨头”一致。

关于铁木真如何采用十进制单位来组织民众的问题，历史的推测很多。部分早期突厥部落曾使用一种建立在以十为单元基础之上的相同的军事组织，或许铁木真就是从他们那里沿袭的。然而，铁木真不仅利用这一体制作为战时的军事组织，而且还作为整个社会的永久性结构。

铁木真的解决方案，跟差不多两千年前的雅典立法者克里斯梯尼（Cleisthenes）的方案如出一辙，尽管没有理由相信铁木真曾听说过这段历史的只言片语。为对付雅典境内的传统敌手和世仇，克里斯梯尼废除了部落组织，并将每个人都重新分配到十进制单元内，由此将一个部落城市改造成城邦，成为地中海东部沿岸最强大的军事、商业、艺术和思想的强国。事实上，对于亚洲内陆草原上的蒙古人而言，同样的改革带来了更令人惊讶的结果。

在整编军队之后，铁木真开始了一项进一步的改革，这一改革似乎不太重要。在将主营继续设在客鲁涟河边曲雕阿兰的同时，他决定在源自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斡难河、客鲁涟河和土拉河的上游源头处，设立一块秘密领地作为蒙古部落的故土，他曾在那里躲避过篾儿乞惕人。他下令“任何人不得在三河之源设立营盘”。伴随着那一命令，蒙古故地对外人一概封闭，只有蒙古皇室例外——他们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被安葬在那里，并且，他们返回那一领地，进行家族祭祀，以及召开没有外人参与的秘密家族会议。蒙古人常常将三河之源的山川视作他们的故地，但是，伴着这一新的规定，它将最终成为蒙古帝国举行秘密典礼的中心。不儿罕·合勒敦山周边的领地现在成了蒙古人宇宙观中的圣地，它不仅是地球的中心，也是宇宙的中心。

铁木真没有使用一个单一的种族或部落名称来指称他的部众，而是渐渐地把他们视为“毡墙民”，毡是他们制造帐篷的原料。击败塔塔尔人之后对这一名称的采用，或许提供了最早的暗示：他有统一草原所有部族的雄心。

击败并且整合了势力强大的塔塔尔人和较小的泰亦赤兀惕及主儿勤人，铁木真在草原世界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对于他长期的最高统治主汪罕来说，这一权力地位是他未曾预料到的。在铁木真加强对其不断扩大的部众进行统治的同时，他也日益面临另一项巨大的挑战，他的新体制由此将面临更具决定性的检验。铁木真的下一步骤，将迫使其一生的对手札木合与他的义父汪罕结成联盟，以对抗他日益增长的权力和声望。

3　War of the Khans
群汗逐鹿

所有的部落都是一种颜色，并且都听从他的指挥。

——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成吉思汗：世界征服者史》

All the tribes were of one color and obedient to his command.

Ata-Malik Juvaini，Genghis Khan：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所有人都意识到汪罕的时代即将结束，但没有人知道谁将取而代之。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之后，铁木真掌控了大部分的蒙古人，但他仍未战胜他的对手札木合。尽管汪罕通常是支持铁木真的，但他依旧在两位次级可汗之间挑拨离间。1203年，猪儿年，也就是在对塔塔尔人取得胜利之后的次年，铁木真决定通过求婚（请求汪罕将女儿许配给他的长子术赤）的方式，将他们之间的问题公开，并试图解决它。倘若汪罕接受这一求婚，就是承认了铁木真为高于札木合的心腹。

由于亲生儿子桑昆（此人毫无才干，又没有自己的追随者）的反对，汪罕傲慢地拒绝了这桩婚事。尽管铁木真将自己的部众视为“毡墙之民”，并且拒绝承认诸部落间的差别，但在贵族客列亦惕王室家族眼中，无论铁木真对他们如何有用，他也只是个普通的暴发户而已。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马可·波罗认为铁木真是在为自己求婚，按照蒙古人后来对汪罕描述的语气，他是这样来回答铁木真的：“成吉思汗向我女儿求婚不会觉得羞耻吗？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我的部属和奴仆吗？回去告诉他，我宁愿把我的女儿推入火坑，也不会给他做妻子。”

可是，这位上了年纪的可汗很快便对自己的贸然相拒感到懊悔，而且也渐渐担忧铁木真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毫无疑问，铁木真此时已被视为草原上最优秀的军事统帅，而且汪罕也明白自己在战争中并不能对铁木真形成威胁。于是，他想通过欺骗的方式，企图设计除去铁木真给自己带来的潜在威胁，就如塔塔尔人曾经害死铁木真父亲那样。汪罕派人送信给铁木真，告诉他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并且乐意接受两个家族间的联姻。他定好日子，邀请铁木真带家人来为儿女们举行婚礼。显然，铁木真是信任他这位二十多年来的义父的，他留下军队，带上少数随从，前往指定的聚会地点参加许婚筵席。如果能顺利结成这桩婚事，把已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全体部民和汪罕控制下的客列亦惕人合并起来，他就可达到人生的顶峰，而且这桩婚姻还将使他在继承汪罕、作为中部草原统治者的争夺中，处于最强有力的位置上。

在距离汪罕帐廷仅一天骑马行程的地方，铁木真获悉许婚筵席只是个陷害他的密谋而已。汪罕已经秘密地调集好军队，企图加害铁木真并且扫灭他的家族。就在铁木真盘算着胜利的时刻，他才发现不仅合并不会发生，而且即将到来的事变还将危及他自身的性命以及家族的生存。由于仅带有一小部分随从，并且又远离自己的主力部队，铁木真不能冒险一战。于是，铁木真采取草原人在面对寡不敌众情形下所常采行的措施：命令随从迅速向四方散开，而他本人则赶在汪罕军队开始追捕之前，带着几个心腹，快速向东部逃奔。

铁木真此次面临的危机将是对他才能的最大考验。这次在汪罕勇士们面前的逃跑，很像二十年前他在篾儿乞惕人劫掠孛儿帖时的逃亡。循环的草原袭击看来永无止境。尽管他一生所做甚多，但他能真正改变的却很少，他要再次从那些社会地位远比他高、而政治势力又远比他强大的人那里逃亡奔命。

由于根基未稳的首领正在逃亡，铁木真新近整合的部落“毡墙之民”，初次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这一整合能继续下去吗？如此众多来自不同部落和家族的人，现今还会效忠并且信任无论逃往何方的铁木真吗？他们会逃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草率地准备寻求汪罕或札木合的保护吗？作为铁木真人生中最大的考验，同时也作为他最大的胜利，接下来的逃亡事件，在蒙古人中间成为传奇性的故事。

经过数日疲惫而又缺乏给养的不断逃亡之后，铁木真来到了遥远泥泞的巴泐渚纳湖岸（《元史》称为“班朱泥河”——译者注）。他察看身边幸存下来的逃亡者人数，清点下来只剩十九人，而今在这个遥远的逃亡之地，他们将会面对饥饿。正当他们在巴泐渚纳湖岸旁停歇下来稍事休整，并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突然从北方出现一匹野马，铁木真的弟弟哈撒儿赶上前去追捕它。哈撒儿把马击倒，大家迅速剥了马皮。没有柴火烤肉，也没有锅来煮，他们只有依靠古老的烹饪技巧。剥了马皮之后，他们切碎马肉，并用马皮制成装肉和装水用的大皮囊。他们收集干畜粪便生火，然而又不能将大皮囊直接放到火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石头丢到火中加热，等到石头炽热的时候，随即便把滚烫的石头丢到肉和水的混合物中去。石头把水加热，而水却可以防止石头烧穿皮囊。数小时后，饥饿难耐的人们便大啖煮熟的马肉了。

除哈撒儿外，和铁木真聚集在一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非亲戚。有些家族成员暂时在草原上失去了联系，而其他亲戚则抛弃铁木真，加入到汪罕或札木合的部族中去了。尤其是他的叔父，曾帮助也速该从篾儿乞惕人手中抢夺铁木真的母亲的两个兄弟之一，已经加入到汪罕的麾下，来反对自己的侄子。

精疲力竭的人们没有安慰自己或对未来抱以希望，他们将野马现身当成是神的恩赐，而不仅仅只是视为果腹的食物。作为蒙古人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受尊敬的动物——马，它可以用于隆重的庆祝场合，也可作为神的介入和支持的象征。马，象征铁木真的命运之神，而作为任何主要战争之前或忽里台会议上的祭品，它不仅作为食物提供给人们，而且更进一步说，是在赋予铁木真的精神之旗以权威。在马肉会餐的最后，只有巴泐渚纳浑水可饮，铁木真可汗一只手高高举起，另一只手则用敬酒的方式，举着装有巴泐渚纳浑水的革囊。他对部下的忠诚表示感谢，并且誓言永不忘却。大家同饮浑水，并且发誓永远效忠于他。在复述这段情节的口述历史中，它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巴泐渚纳誓约”，作为铁木真可汗军事生涯的最低潮，而且，作为产生蒙古帝国特征和形态的关键性事件，它还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光环。

这一事件对各阶层的蒙古人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蒙古人是建立在互相承诺和互相忠诚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承诺和忠诚是超越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的。这十九人和铁木真可汗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大概只有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哈撒儿来自蒙古部族。其他人则包括有篾儿乞惕人、契丹人及客列亦惕人。尽管铁木真是一个崇拜“长生天”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的虔诚的萨满教徒，但在这十九人中却包括有几个基督徒、三个穆斯林和几个佛教徒。他们团结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誓言效忠于铁木真，并且也宣誓忠诚于彼此。巴泐渚纳的宣誓建立了一种手足情谊，并且超越了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彼此忠诚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并处于支配地位。

在巴泐渚纳躲藏期间，铁木真制定了反击计划。当汪罕仍然沉浸在已永久地除去了铁木真威胁的自信中的时候，铁木真知道自己必须迅速行动。铁木真向草原上被驱散的部众们发出反攻计划的消息，并且还公布了包含有神奇野马现身传闻的所有细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一定程度上说，连铁木真自己大概都未曾预料到，他那不久前以十百相率而组织起来的军队，又在整个草原上重新集聚起来了。当铁木真从巴泐渚纳向西进军，朝汪罕的领地返回时，他的部众也从四面八方重新聚集到他的麾下。此外，通过他母亲或通过他的妻子孛儿帖，有些曾是汪罕忠诚追随者的铁木真的亲戚，现在也抛弃他们的客列亦惕领导人，前来投奔铁木真。

在此期间，为庆祝战胜铁木真，汪罕仍毫无疑虑地在他走到哪里就架设到哪里的宫殿似的金帐内筵宴。由于过分自信于自己对本部众的控制能力，而且也没有察觉到草原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汪罕错误地认为铁木真的部众已被驱散，而且还认为铁木真本人也仍在遥远的东部。

铁木真的军队朝宴会地点迅速挺进。忠诚的部众已跑到他们的前头驻扎，去预备马匹，以便更换疲惫的战马。由于这些新马的补充，他的军队毫不停顿，迅速行进，铁木真称之为“打火前进”。铁木真并不是穿越草原直接向客列亦惕人的宫廷逼近（此为便捷之途），而是带着他的部众跨越遥远而又艰难的险境，因为他知道那里也许毫无防备。

本以为远在好几天骑马行程之外的铁木真，猛然扑向饮酒狂欢的人群。他的部众迅速包围了整个营地。经过接下来的三天鏖战，客列亦惕人在铁木真士气高昂的军队前弃阵而逃。汪罕的许多追随者逃奔到铁木真的旗下，并且，就如他那著名的政策，只要他们除抛弃汪罕而加入铁木真的队伍之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叛逆的事或伤害过他们的前首领，铁木真就会接纳他们。

汪罕的军队与其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击败，不如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吞没。客列亦惕的朝臣们四处逃窜，各自顾命。汪罕的儿子向南逃奔，随后便被其仆从所抛弃，渴死于沙漠之中。而札木合则与他那衰落的部众，向西逃往乃蛮的领地，乃蛮是尚未被铁木真所击败的三大草原部落中的最后一个。汪罕也设法单独前往乃蛮部落避难。

由于没有抓获敌人的首领，也没有抓住那位上了年纪的可汗的儿子，蒙古人不得不将此视为一种失败，并竭力消解这件事的影响。铁木真的支持者们散布传言来诋毁汪罕，并且向部众保证说他已经死去，因而再也不是一种威胁了。据蒙古人的传说，当汪罕安全地来到乃蛮边界后，遇到一位边境守卫者，守卫者并不相信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著名的勇士——客列亦惕之汗，便把他杀死了。据说为了对杀害汪罕而赎罪，乃蛮王后取来汪罕的头颅，放置在帐幕后部用于祭拜鬼神处的一块白色神毡上，头颅的正面对着帐篷门口。于蒙古人的情感而言，没有什么比将血淋淋的头颅放置在家中更具冒犯性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留驻有汪罕灵魂的头颅更危险的了。然而，根据传言，乃蛮王后命令一位乐师奏马头琴，而她的儿媳妇们则为头颅载歌载舞，她本人也用酒致祭，仿佛汪罕仍然活着，并且是她帐篷内的贵宾。当乃蛮的统治者太阳可汗走进来看到这个头颅的时候，那个头颅冲着他微笑，太阳可汗恐慌万状，愤怒惊叫。随即，他就把头颅从白色神毡上踢下，用脚踏碎。

这些传言宣称那位老可汗确实是死了，同时，他们大肆地羞辱和指责铁木真的下一个征战目标——乃蛮宫廷。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正迅速成为铁木真选择的主要武器。蒙古人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散布流言，宣称上了岁数的太阳可汗已蜕变为蠢蛋和怯懦者，连他的妻儿也在公开的场合轻视并且羞辱他。为在部众中间激起对敌人的愤恨，蒙古领导人散布谎言说乃蛮王后蔑视蒙古人，把蒙古人视为肮脏发臭的野蛮人。他们还把流言蜚语当作树立部众自信和削弱敌人决心的手段，传言太阳可汗的儿子嘲笑太阳可汗是“泼妇太阳”，说太阳可汗顶多像个怀孕的妇女，只敢出门小解，而不再敢于冒险远离他的帐篷半步。

在散布这些有关乃蛮宫廷的奇怪谎言的同时，蒙古人还用谎言来编织乃蛮人有多么害怕他们的故事，以此来鼓舞自己的士气。自札木合加入乃蛮部以来，有关他如何用描绘铁木真勇士的方式来恐吓乃蛮人的言辞，就已散布开来了。《秘史》得意地细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蒙古人的形象：“他们有錾鼻锥舌，饮露而活，御风而奔。”他们把铁木真比作一只饿鹰，而且还说“他浑身穿着紧密地牢扣在一起的铜衣铁甲，利锥不入”。

但与这一描述截然不同的是，乃蛮人所俘获的第一位蒙古军队的前锋，却骑着羸弱的马，蹬着粗糙简单的马鞍。乃蛮捕捉者将马和鞍送到各营地传看，嘲笑他们的对手蒙古人已经变得如此可怜。铁木真对被俘骑兵事件是以另一种诡计来回应的。由于他的兵马人数要远远劣于乃蛮人，铁木真命令部下，各自在本部军队扎营的山头，每晚各点五处营火。从远处看，这支人数很少的军队就变得庞大起来，看起来他们“夜间点的火比空中的繁星还多”。

1204年，鼠儿年，这一年是控制蒙古的决战年，决战大约发生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以西四百八十公里远的地方。在战前的那段日子里，铁木真检验了以十进制为基础的新军事组织。他不是把部队投入到全方位的战斗中，那样的话就会因为兵员少而易败，而是采用出人意料、打则跑的小遭遇战来对付乃蛮人。在战争开始阶段，铁木真命令部队在黎明破晓前以一种被称为“移动灌木”或“风滚草编队”的方式向前行进。军队不是以大部队迅速行进的方式发动攻击，而是以各自分散独立的十人小分队悄悄地从不同方向前进，去攻击敌人，同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弓着身体潜行。这样就使得敌人看不清那里有多少人，也使敌人难以准备应对来自一个方向的进攻。完成攻击之后，小分队就向四方疏散，敌军被击伤却又不能在攻击者消失前加以回击。

铁木真先以“湖泊阵形”攻击，其次再实行“移动灌木”式的零星攻击，“湖泊阵形”的攻击是由前面一长排士兵放箭，随即又由下一排士兵取而代之。他们如波浪般击打敌人，快速出现，随即又快速消失，返回后方之后又组成另一波攻击，每波轮流上阵。“湖泊阵形”的使用，使得乃蛮人拉长了战线，他们以漫长而又薄弱的战线来与进击者的漫长战线进行交战。而一旦乃蛮人分展开来，铁木真就会随即转到他的第三战术上去。他把小分队一个挨一个地重新编制，组成一个“凿子阵形”的战术编队，尖头分队跨越前线并且深入到敌人的纵深处，使进攻者得以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一点上，攻击此刻势单力薄的乃蛮战线，撕开他们的防线。

这些战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老式的作战手段和狩猎策略；然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敌人始终无法对这一战争形式作出有效的反应，这表明铁木真对这些狩猎策略进行的全新改革，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铁木真创建了一支新型的草原军队，该军队建立在独特的战术基础之上，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彼此密切协作和完全服从指挥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再是一群攻击的个体，而是一个统一的兵团。铁木真采用的一套战术策略，每人都必须明白，并且要毫不犹豫地准确执行。蒙古人有句谚语：“他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谚语反映的不仅是理想，也是新的蒙古战争的现实，新的蒙古战争很快就消灭了乃蛮人。

蒙古人正在取得优势，但铁木真并没有急于求胜。天色已晚，人人期望的都是决战，但铁木真却命令部下好好地睡上一觉。在敌方，混乱、迷惑及战线联络中断交织在一起，乃蛮人开始趁夜逃走。然而，铁木真制止了士兵前去追击。那天没有月光，夜色漆黑，仅有的一条逃亡之路就在陡峭的山脊上。由于看不清路途，逃亡的人和马纷纷跌落山谷。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如“朽木”般尸积崖底。

第二天早晨，蒙古军队轻易地击败了少数残存的乃蛮人，并且“消灭了太阳可汗”。在成功逃亡的勇士中间，太阳可汗的儿子屈出律逃到了遥远的哈剌契丹所属的天山山脉，而札木合则消失在森林之中。札木合所找到的避难之所，是一处没有人生活的地方，他的末日将伴随着低声的呜咽哀诉而来，而不是伴随着一场高潮迭起的决斗而来。几帮残余的篾儿乞惕人被势力渐长的蒙古民族迅速吞没，而年约四十岁的札木合则与一小群追随者，以狩猎为生，过着被驱逐的强盗般的生活。在不定的命运逆转中，曾经高贵的札木合，已经降到了与幼年铁木真丧父时所面对的相同的生存状态。1205年，牛儿年，即战胜乃蛮人的次年，几个因绝望而又甘心认输的札木合部下，把札木合捆缚起来，交给了铁木真。尽管两人之间有仇恨，但铁木真仍视忠诚高于一切。铁木真并没有奖赏把札木合抓来献给他的那些人，而是当着他们所背叛的首领的面，将其全部处决。

彼此争斗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最后会面构成了《秘史》中情感的最高点。铁木真并没有伺机向札木合报仇，而是对他摆出了威胁的姿态，提议两人再次结盟：“让我们做同伴。如今我们再次相合，我们应该彼此记起我们所忘记的事情。睡着时共唤醒。即便你要离我而去，你依然是我有福有吉的安答。想必在那些杀伐的日子里，你的胸口定为我而痛。想必在那些厮杀的日子里，你的心绪也为我而痛。”

札木合似乎为这一恳求和往昔年少同伴的感情所感动，铁木真曾是札木合的下级同伴，而今却统治了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他好像一度陷入了铁木真对他们青年时代手足情谊感伤的怀旧之情之中。札木合回答说：“我们同食难以下咽的食物，我们共言不可忘却的言语”，并且“共被而眠”。札木合接着将他们的分离归咎于是受到另一位未指名的人的影响：“我们遭人挑拨。我们为人所唆使。”

《秘史》提供了札木合所作的一份冗长的忏悔，然而，该记录的夸张言辞和详情叙述，都使我们对其准确性产生怀疑。“现在，世界是你的，”原文引用札木合的话说，“我做你的同伴对你有什么用呢？相反，我的安答呀，我会使你寝食难安。我将会是你衣领上的虱子，你门板上的刺。”

札木合反省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就像是一位现代律师基于心理问题和情感缺陷为理由来为被辩护者恳求宽恕，他寻找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被铁木真所吸引，而且又为什么会背叛他。札木合简洁地解释说，他从小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或值得信任的同伴，而且还娶了个泼妇为妻。但札木合最终并没有请求宽恕，而是只求一死，他只有一个请求——要求他们以高贵的方式来处死他，不要使他的血流到地面上，或暴露在太阳和天空之下。

尽管札木合活着的时候辜负了铁木真，但他死时却要作铁木真的好朋友。他誓言，倘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置于高处安葬，他将护佑铁木真和他的所有后代：“杀了我，把我的尸骨埋在高地上。我将永远保护你的子孙，成为他们的护佑者。”传说铁木真用金带来厚葬札木合，那条金带是他们誓言结成“安答”的时候，由铁木真送给札木合的。

札木合曾是铁木真的第一个对手，而今作为反对他的最后一个蒙古贵族，被铁木真处死了。在寻求对蒙古部族控制的漫长征程上，铁木真击败了草原上的每一个部落，而且通过消灭他们的男性成员，并且娶他们的妇女为妻的方式，除掉了所有贵族氏族的威胁。他对地位高于他的任何人的权威都感到恼怒。他杀死别克帖儿得以支配整个家族。他消灭篾儿乞惕人，因为他们夺走他的妻子。他消灭曾害死他父亲、并且蔑视蒙古人如草原鼠般的塔塔尔人。他打倒了蒙古人的贵族，并且逐个消灭了像泰亦赤兀惕和主儿勤这样的最高等蒙古部族。当他自身的盟友和长辈拒绝与他联姻时，他就消灭了汪罕及其部落。当乃蛮王后将蒙古人视如自己的下级一样加以藐视的时候，他就攻击乃蛮部落，杀了她的丈夫，而且还把她赐给他的部下做老婆。最后，他杀死了生命中最热爱的人之一——札木合，因而，他也就消灭了贵族氏族札只剌惕部。

铁木真现在作为辽阔土地上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控制了从南部戈壁到北极冻土地带、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他的帝国领土是草原，其中所拥有的动物要远远多于人类。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单独地赋予统治的合法性，只有忽里台大会上得到境内所有代表的公开承认时，它才具有合法性。如果有部族不派人参加忽里台大会，那他们就是不接受被称为可汗的人的统治。可汗就不能声称统治了他们，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能要求得到可汗的保护。

在召开忽里台会议、举行就职典礼之前，铁木真考虑在来年要恢复和平，修复各种关系。1206年，虎儿年，铁木真返回圣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的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这或许是草原历史上曾经召开过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会议。附近放牧的好几万头牲畜，为盛宴提供牛奶和肉食。数列营帐从铁木真营地的四周向外延伸出好几公里远，营帐中央竖立起马鬃旗——“苏勒德”，这面精神之旗把铁木真引领到这一重大事件上来。数天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礼与数天的庆典、运动比赛及吹拉弹唱，轮流登场。白天由包括帖卜·腾格里在内的宫廷萨满巫师敲鼓吟唱，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担当这一角色。夜空中充斥着令人迷惑的嗡嗡声，这是一种独特的由蒙古人的喉咙所发出的歌声，或谓泛音歌声，这种声音由男人的腹腔发出，可以同时带出两种和声。就如每次重大的政治活动一样，年轻人都要进行摔跤、赛马及射箭比赛，蒙古的这种传统游戏被称为“那达慕”（naadam）。

铁木真控制的广阔领土几乎与欧洲大陆的大小相当，但在他的统治下，仅有大约一百万来自不同游牧部落的人口，和大概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头的牲畜。他不仅作为塔塔尔人、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的可汗统治着他们，他还是所有“毡墙之民”的统治者，他从源于自己部落的名称中为这个新帝国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名号。他称之为“大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铁木真统一了所有草原部族之后，在所有的世系、氏族和部落中废除了世袭贵族的权利。所有官职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并且他的部众要按新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分配。对铁木真本人来说，他不接受如“古儿汗”或“太阳汗”这样的古老部落头衔，而是选择了自己部众可能已经称呼过他的头衔——Chinggis Khan，这个后来在西方世界闻名的名字，通过波斯语拼写成Genghis Khan（即现在所约定俗成的写法：成吉思汗——译者注）。蒙古语chin的意思是强壮、坚硬、不可动摇及无畏，它还接近于蒙古语中的“狼”这个词，即chino，这是他们所宣称的始祖。这一头衔对新可汗来说，显得朴素而又恰当。

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潜在政治意义。但不同的是，大多数统治者把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限制在诸如宫殿或庙宇之类的建筑物之中，而成吉思汗的就职典礼是在开阔空旷的大草原上举行的，那里可容纳无数的部众。

蒙古人的公开典礼，给详细叙述他们的来访者和编年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存至今的、较有价值的最完整的记述，来自于17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克鲁瓦，他使用了现今已佚的那个时代的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根据克鲁瓦的记述，成吉思汗的部下“把他置于一块铺在地面上的黑毡毯上；有人受命发布‘人民的心声’，向他大声宣布‘人民的意志’。”说话者训诫成吉思汗：“授予他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他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上帝将保佑他的蓝图得以成功；若非如此，如果他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

这一典礼将部众对他的支持明确地显示了出来，他们将成吉思汗高举到过头顶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王位宝座，这一行为公开地表明了他们的臣服。然后，他们“在新皇帝面前九次下跪叩头，显示他们遵守自己对成吉思汗所许下的誓言”。正如每一氏族的出席就表明他们支持成吉思汗一样，每个萨满巫师的到场，则表明他的灵魂与梦想指示他要支持成吉思汗。作为一种无组织的宗教信仰，萨满巫师给这一重大事件赋予了神的祝福，使得这次典礼不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而已。由于巫师们的存在，这一事件成为铁木真承受“长生天”之命的一种宗教宣告。

萨满巫师敲着鼓，颂扬大自然之魂，并将马奶洒向空中和地面。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累、呼累、呼累”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就如基督徒用“阿门”来结束所有的祈祷一样。这种宗教行为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选举的一员，而且不仅在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领导人之间，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一种宗教圣约的烙印。

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有关国家的某种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所作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并建立所有必要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对于以军队起家取得政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部下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的长子、次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管理，尤其是对他的母亲诃额仑、幼弟帖木格以及儿子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经常对他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的，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但又多民族的部落集合体内维护和平，成吉思汗迅速地颁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即“大法令”——译者注），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来强化“大札撒”；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部族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而作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女人的同时，他也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历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的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的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整个社会中祛除内部纷争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体验，即对围绕孩子身份合法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生还是由妾生，都具有合法身份。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宣布通奸行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对这一行为的界定有其独特性。通奸行为并不包括妇女与她丈夫近亲之间的性关系，也不包括丈夫与女仆或与家族内其他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行为。与成吉思汗的法律声明相一致的是，毡帐内的事情应在毡帐内解决，而草原上的事情则应在草原上解决，通奸行为适用于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间的性关系。只要它不会在家族间引起公众的冲突，就并不会被视为犯罪。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根源。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物归原主。为此，他设立了大规模的失物招领制度，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展而对它不断加以完善。任何人要是捡到丢失的货物、金钱或牲口而不把它们交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将按偷窃行为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议外，草原部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议。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付诸法律条文。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除认识到性、财产及食物的重要性外，成吉思汗也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宗教所具有的潜在破坏力。事实上，从佛教到基督教，或从摩尼教到伊斯兰教，每一种宗教都在草原上拥有自己的信徒，并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在他的这部（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宗教的）法律中，成吉思汗宣称，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于国家的祭祀。

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为支持各相关职业，他后来还扩大免税范围，对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同样的免税待遇，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殡仪事务承办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学者。

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以防止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按照法律，可汗无一例外地必须得到忽里台大会的推举。任何家族成员未经推举而攫取汗位，都要处以死刑。为防止竞争的候选人互相残杀，他规定只有通过全体家族成员都参加的忽里台大会，而不是通过任何个别的成员，才可对家族成员判处死刑。这样做，他是在宣布自己最初夺权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异母兄长——是不合法的。

成吉思汗所汇编的蒙古法律，规定了人们的责任和罪行。单独的个人若处在家族之外或不属于大群体，他就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家族对保证其成员的正确行为负有责任。一人犯罪会导致众人受罚。同样，一个部落或一个小分队的士兵对彼此的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整个国家，不管军政或民政，都要对维护和执行法律负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蒙古人，他必须被纳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法律的执行和责任的承担始于最高层，即可汗本人。据此，成吉思汗颁布了对任何个人，甚至是最高统治者都有效的至高无上的法规。通过使统治者服从法律的方式，他取得了其他文明尚未实现的某些东西。不同于其他文明——最独特的是西欧，在那里，君主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成吉思汗解释的“大札撒”既严格适用于统治者，也严格适用于任何其他人。然而，他的子孙后代对这一规则的遵守却没能超过在他去世之后的大概五十年的时间。

为在总体上管理整个帝国，而且最为明确地是为了记录法律和管理现今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广阔国土，成吉思汗下令采用一种书写系统。尽管文字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由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引入草原，但本地的人们基本不会，即便是最高度发展的部落，如在塔塔尔、乃蛮及客列亦惕部落中，也没有人学会它；就目前所知，没有蒙古人学会过书写。在1204年征服乃蛮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现太阳可汗有一位书记官，书写太阳可汗的公告，并在公告上盖上官方的印玺。这个书记官出身于畏兀儿族。畏兀儿人起源于蒙古草原，但在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移居到现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绿洲之中。畏兀儿语与蒙古语密切相关，并且其字母相对比较容易用来书写蒙古语。这一书写系统源自于古叙利亚语字母，这些字母是由在草原部落传教的基督教僧侣所使用的。书写系统由字母构成，但它如同中文一样，垂直纵排下来，书写在纸上。

为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成吉思汗任命由他母亲收养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最高法官的职务，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征服塔塔尔时发现的小男孩——当时戴着金耳环和环形鼻饰，成吉思汗将他交给母亲抚养。成吉思汗让他负责“惩罚盗贼和纠正诈伪事件”，同时要将他的各种判决写在“青册”上，“青册”的颜色正是“长生天”的神圣颜色。在成吉思汗的行政管理中，书写和记录法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或许解释了蒙古语nom这个词用来代表“书”的意思的原因，nom源于希腊语nomos，意为“法律”。在13世纪的蒙古社会中，法律和书写的词完全是一回事。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传统。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倘若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宫廷建立起直接的和私人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服役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管理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适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跻身于皇室营帐之内的机会，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嫡系部队的所有成员，其地位都要高于其他九支万人部队的成员，因此，嫡系部队成员可以对非嫡系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与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地位的其他军队不同，在蒙古军队中，整个部队具有一种地位。成吉思汗嫡系万人部队级别最低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同样，在各个万户内部，万户长嫡系千人部队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及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一部分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各地区的地形，每大约三十二公里设有一个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人家来维护和管理它。尽管驿站向公众开放使用，但个别驿站中的许多信息，以及任何特定时间里的驿站总数都要严格保密，因此相关的准确信息并不存在。然而，我们仍可以借助18世纪存留下来的邮驿系统而了解它的大致情况，那时从西部阿尔泰山山脉到东部穿越长城进入中原汉地的入口处，跨越整个蒙古的这个邮驿系统，仍然在运行着，并且需要大约六十四个驿站。

对于较短的距离，成吉思汗则采用了多种古老的通讯方法，例如使用火把、响箭、狼烟、闪光信号或旗帜，因此在演习、狩猎或军事调遣期间，信息传送更加迅捷。牧民们很早就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军事信号系统，这种信号在听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仍能使用，而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号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精细、迅捷而又有效的通讯系统，用于战斗或军事演习。

和平与繁荣本身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新的问题。六年的和平，纵容或者可能鼓励了阴谋诡计和卑鄙的对抗，这些现象威胁到成吉思汗苦心经营的部落统一。他越有权力，在追随者当中就越会激起纷争——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族内，家族成员觉得自己应该比家族之外的人分享到更多的财产，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成吉思汗宫廷所信任的谏言者，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亲属。他把母亲送到最小的弟弟帖木格那里生活，帖木格按照草原的传统被称为斡赤斤，即“家灶之主”，他负有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

虽有忠诚不贰的军队，并且没有哪个家族或旧贵族作为对手，但新问题却从意想不到的缘由中产生：帖卜·腾格里——成吉思汗的萨满巫师。他曾反复地宣称，“长生天”支持成吉思汗并将使他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解析梦境，并解释有利于成吉思汗成功的各种各样的征兆，而且他还把这些梦境和征兆解释为是对成吉思汗伟大的暗示。成吉思汗不仅充分利用帖卜·腾格里有助于宫廷的神秘价值，而且还充分利用他的实际价值——任命他负责监督管理诃额仑和帖木格·斡赤斤的财产。帖卜·腾格里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使自己和六个兄弟获得好处，形成一个势力强大的派系，而且由于他具有神的权力，在新建立的蒙古部落联盟中，其权力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本人。

曾经有一次，帖卜·腾格里七兄弟联合起来反对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而且还殴打他。后来，哈撒儿跑到成吉思汗的营帐，跪下来请求兄长给他做主。成吉思汗从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家族，他严厉叱责自己的弟弟并且嘲笑地问道，你曾被誉为部落中最强壮的人，现在怎么会被这些人打呢？根据《秘史》记载，跪在兄长前面，哈撒儿羞愧难当，暗自垂泪。哈撒儿带着愤怒、恐惧和羞辱走出营帐，三天没和成吉思汗说话。

显然，这次对哈撒儿的小小胜利给帖卜·腾格里壮了胆，其后不久，他就向成吉思汗告发说，自己曾梦见成吉思汗将统治这个国家，但在另一个梦里却梦到哈撒儿将统治这个国家。他力劝成吉思汗迅速有力地打击哈撒儿，以防止任何对其统治产生的威胁。成吉思汗立即下令捉拿哈撒儿，并且剥夺了他的几个随身侍从。

成吉思汗的母亲与她最小的儿子居住在离成吉思汗的宫帐大约一天路程之外的地方，但她很快就得知这一消息。她早就对帖卜·腾格里作为她财产的管理者的权力感到不满，而今又听到帖卜·腾格里在她的儿子中间挑起冲突，她更是愤怒不已。尽管时间很晚了，但诃额仑还是用白驼驾着她的黑色车，连夜起行，在日出的时候赶到了儿子的皇家营地。

根据《秘史》记载，当母亲突然冲进营帐的时候，成吉思汗惊恐地愣住了。她为哈撒儿松绑，并为他整理好衣冠和腰带。诃额仑对长子的行为感到极度的愤怒，她盘腿而坐，扯开上衣，露出已经干瘪起褶、曾经喂养过五个孩子的双乳。据《秘史》记述，就在那时，她手托双乳，将其置于膝上。

“你看见了么？”她双手托住干瘪的双乳，愤怒地质问成吉思汗，“这是你曾经吮吸过的胸脯！”随即对儿子展开了长篇激烈的质问。诃额仑使用曾经在铁木真杀死自己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时所用的大致相同的言辞，指责他的行为就如同畜生一样，自噬脐带，并且咬着自己的胞衣。为平息母亲的怒气和安抚她，成吉思汗答应恢复哈撒儿的自由，并且让他重新掌管自己的部分部众。

诃额仑时年已近六十，在与儿子争论之后不久便去世了。按传统，她的财产应该由小儿子——帖木格·斡赤斤继承；并让他控制一万人的部众，而这一数目是多于任何其他家族成员所控制的数目的。可能是得到成吉思汗的默许，萨满巫师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将帖木格·斡赤斤晾到一边，一起抢走了诃额仑的财产和部众。当帖木格试图夺回自己部众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及其兄弟就让他在帖卜·腾格里背后下跪，认罪求饶，公然地羞辱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

尽管亲人多次大声疾呼，但成吉思汗依旧与帖卜·腾格里、而非与自己的家族结成联盟。在家族成员之中，成吉思汗似乎只愿听从他的妻子孛儿帖。她比丈夫更清楚地明白七个势力强大的兄弟所形成的威胁，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而今在蒙古部落联盟之内又有自己的部众。在得知最近发生的幼弟被羞辱的事件之后，孛儿帖愤怒地向成吉思汗解释说，要是听任帖卜·腾格里坐大，自己的儿子将会遭殃。正如她当初在铁木真与札木合两人合营之时力劝丈夫与其盟友绝交一样，那时铁木真与札木合已经合并了他们的部众，而今她又要求成吉思汗与帖卜·腾格里以及他的家族绝交。她质问自己的丈夫，可汗活着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就可对大汗的弟弟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可汗死了之后，帖卜·腾格里又将如何处置他的儿子和寡妻呢？

不久，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蒙力克，一起来到宫帐，而帖木格·斡赤斤则与成吉思汗一起正在营帐内等着他们。帖卜·腾格里刚一落座，帖木格就朝他走去，揪住了他的衣领。成吉思汗伪称两人只不过是要摔跤，并命令他们俩到营帐外进行比赛。可是，帖木格并不想与帖卜·腾格里进行摔跤比赛；他正要试图伺机惩罚帖卜·腾格里。帖木格刚步出帐门，便一把就将帖卜·腾格里揪住，三个守候在外的力士也立即迎上前一起揪住他，并猛地折断了他的脊骨。成吉思汗下令在垂死者的上方立起一个小帐篷，随后所有的人便起营离开了那个地方。

帖卜·腾格里是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对手。成吉思汗曾摧毁过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一切。他压制自己亲人的权力，消灭贵族氏族和所有敌对的可汗，废除旧部落，重新分配民众，并且还最终消灭了草原上最强大的萨满巫师。

随后，成吉思汗新任命了一位萨满巫师来取代帖卜·腾格里，他是一位年长的老人，没有野心而且更易于驾驭。成吉思汗的追随者们也接受了教训。他们将成吉思汗的胜利解释成是有预兆的，那就是成吉思汗不仅仅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他所具有的神的权力，也要远远大于最强大的萨满巫师。在许多追随者看来，成吉思汗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势强力大的萨满巫师，也展现了一种时至今日很多蒙古人仍然保持着的某种信念。

随着所有游牧部落的统一，成吉思汗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安坐于统治者的宝座之上，谁也无法预料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数十年来，他都纠缠在与札木合和汪罕的一系列事件之中，如果没有他们，巨大的部落似乎就失去了目标或方向。如果没有敌人，他们就失去了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成吉思汗需要寻找新的敌人，但他却发现并没有值得吸纳的部落。由于没有其他潜在的目标，1207年，为确保降服森林中的部落和驯鹿的牧民，他派遣二十八岁的长子术赤，带领他的万户，出征被蒙古人称为失比儿（Sibir）的那个地区，Sibir就是西伯利亚现代名称的由来。术赤大获而归，带回数千的蒙古军队新成员，以及跟成吉思汗达成许多联姻的部落首领，这一联姻中包括了术赤的一个女儿。除部众之外，术赤还带回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珍贵的毛皮如黑貂皮、猎鸟及其他森林产品。

北方的扩张除了提供兽禽毛皮以外，并无多大吸引力。激起成吉思汗最大注意力的其实是南方，它有种类繁多的产品——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新奇的物品。成吉思汗得到的第一件输入品是来自畏兀儿人的。畏兀儿人耕种于大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之中，附近地区位于现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内。成吉思汗接受了他们的归顺，而且只是通过结盟的方式，试图将他们吸收进他的家族中来。他把一个女儿许配给畏兀儿人的可汗，使其成为自己的女婿。

成吉思汗在将亲属关系扩大到西伯利亚部落和畏兀儿人的过程中，不只是在他的家族和上述部落内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之间建立起联盟，他是将整个部落和国家当作家族成员一样，纳入到他的帝国内，因为，在部落的政治传统中，与可汗结成亲属关系，就等同于承认其家族与整个国家是一体的。这样，亲属关系的事务就扩大为一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成吉思汗继续利用并扩大这种草原部落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不是依靠共同的宗教（就像在基督徒或穆斯林之中）或共同的血缘（在传统的草原文化中）来建立起普遍的公民权，它只是建立在忠诚、信任和效忠的基础之上。最终，蒙古帝国内所有的非蒙古王国都被称为哈里（Khari），哈里来自于“黑”（black）这个词，并且暗含有姻亲的意思。因此，最受蒙古人欢迎的国家，如畏兀儿人或朝鲜人，以及一些个别的突厥部落，都将以作为蒙古人的姻亲而荣，反之，“黑骨头”之外的异族联姻是不被允许的。

畏兀儿可汗前来蒙古宫廷提亲的时间大约是在1209年，他带着一支骆驼商队，载满了丰厚的礼品来到蒙古汗廷。这些礼品包括有金、银和许多形状、大小及颜色各异的珠宝。因为没有织造工艺，蒙古人只能使用皮革、毛皮和毛毡压制而成的毛织品，因此最重要的礼品——机织织物——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这些织物包括丝绸、织锦及绸缎等等。畏兀儿人的到访，突显出农业文明的富足与草原部落的穷困之间的巨大差异。成吉思汗统率着一支伟大的军队，但管理着的大部分却是穷困部众，然而就在戈壁的南方，沿袭着一条丝绸之路，一条时断时续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物流线。他在等待机会以调整这一货物流通的不均衡，也在寻找机会来检验他的军队，以对抗其他军队，但这一努力意味着要冒巨大的危险。成吉思汗渴望冒这个险，而且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这仿佛是在回应他的祈祷。

然而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位骤然崛起的统治者，以及他新近所宣布建立的蒙古国家。那个时候，在亚洲高原的内陆草原之外，很少有人注意某位野蛮首领的杀戮或一位新来者的加冕，他们也并未将某个野蛮部落的毁灭和其对手的崛起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小部落的战争是为争夺马匹、女人和几卷布匹而已，他们缺乏真正文明中更加重大的争斗所具有的那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一切正在起变化。

Part II　the Mongol World War：1211-1261
第二部分　蒙古人的世界征战：1211-1261

By the arms of Zingis and his descendants the globe was shaken：the sultans were overthrown：the caliphs fell，and the Caesars trem-bled on their throne.

Edward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武力震撼了整个世界：

苏丹被推翻、哈里发在没落，而恺撒则在王位上惶惶不可终日。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

4　Spitting on the Golden Khan
唾弃黄金可汗

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耶律楚材（1237年）

The hooves of our Mongol horses go everywhere. They climb to the heaven and plunge into the sea.

Yelü Chucai，1237

1210年，马儿年，是成吉思汗人生的第四十八个年头，也是他的新国家建立的第四个年头。一个代表团来到蒙古人的营地，他们宣布，大金国的新可汗已经即位，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必须臣服于新君，因为蒙古是金的附属国。金朝（女真人建立的王朝）的首府中都，兴建于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125年，那里是现代北京的兴起之地，金王朝控制着今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的大部以及华北地区。由于自身是源于东北森林的部落民族，因此女真人声称他们对所有的草原部落都具有统治权。汪罕过去曾效忠于他们，而今女真人看来又渴望重申自己对成吉思汗的优越感，因为成吉思汗已经取代了作为草原游牧民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汪罕。

女真人对草原的权威不是取决于其军事威力，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流入畜牧部落中的货物的牢牢掌控力，这些货物来源于整个中原的作坊和城市。草原可汗的地位，取决于他赢得战争以及确保稳定的商品供给能力。通常两者是相一致的，战场上的胜利，可提供劫掠战利品的机会。成吉思汗击败并统一所有部落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无意之中带来了结束劫掠的结果，但也因此窒息了货物的流通。由于所有的产品都源于南方，成吉思汗要想取得这些产品，要么就作为仆从勇士，效忠于南方的某个统治者以获取货物；要么就去攻击他们，抢夺货物。

成吉思汗并不信任女真人。蒙古人与契丹人在种族和语言上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而今女真人已经击败了契丹人，并且统治着他们。由于意识到新蒙古统治者的权威，很多契丹人逃离女真人的领地，前去投奔成吉思汗，寻求庇护。1208年，四位女真朝廷高级官员投奔蒙古人，他们极力要求蒙古人攻击女真人，但由于担心这是一个圈套或是其他什么邪恶的阴谋，成吉思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210年，女真黄金可汗突然去世，其子不久即位，这为女真朝廷提供了一次弄清成吉思汗底细的机会。他们派出使团，向成吉思汗宣布君王的变更，并要求成吉思汗彻底臣服新君。一位蒙古官员任职仪式的整个过程，保存在1878年《顺天府志》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满族人——女真人的后代——的宫廷使臣记录下来的，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臣服仪式的某种印象。年轻的蒙古人“谦恭地跪于地上”，“深表谢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低能的蒙古奴隶，完全无力报答以前数代家族所接受的皇帝恩惠，他郑重表明自己要恪尽职守，竭尽绵薄之力”。接着，他“转身朝宫殿伏地叩首……感谢皇恩”。

成吉思汗非常清楚地明白该如何叩头——他曾一次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上向“长生天”表示敬意——然而在年届五十的今天，他不想再对任何人下跪叩头。他再也不是任何人的蒙古奴隶。据说，成吉思汗一接到要其降服的命令，就转身朝南而唾，对黄金可汗（即女真人的新可汗）发泄了一通报复性的辱骂，随后翻身上马，向北绝尘而去。留下瞠目结舌的使节，呆立在飞扬的尘土之中。成吉思汗对黄金可汗使臣的公然蔑视，无异于是蒙古人在向女真人宣战。成吉思汗对商品货物的需求早就给他提供了向女真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今黄金可汗对成吉思汗提出的臣服要求，又给他提供了发动进攻的借口。

在短暂会见女真使臣之后，成吉思汗返回到建立在客鲁涟河岸的营帐中，并于1211年（羊儿年）春天，召开忽里台大会。因为人人都清楚会议有重要议题要表决，人们可以通过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来行使否决权；如果参加忽里台大会的人数太少，成吉思汗就无法开展行动。成吉思汗通过组织一个长期的公开性讨论，使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尽管士兵们在战场上应该绝对服从命令，但即便是最低级的士兵也是被当成下级伙伴来看待的，他们不仅要理解作战的目的，而且还具有自己的发言权。高级成员在大型的公开会议上聚集起来讨论问题，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与下级勇士们一起讨论。为使每位勇士都负起完全的责任，无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并且必须明白，他们正处在作战计划的什么位置上。

会议通过邀请包括来自结盟的畏兀儿和西夏国的代表，成吉思汗巩固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他发动战争的时候，就无后顾之忧了。在本国，他还要鼓起部众对这场战争的信念，获得他们的理解。为达到这两个目标，成吉思汗利用部众的荣誉感，迎合了他们对女真人过去的错误行为要实施复仇的要求，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机会，即从女真人城市的巨大财富中获取无限的财物。据《秘史》记载，一旦成吉思汗确认部众和盟友会坚定地支持他，他就会公开地从忽里台大会的代表中退出，私下前往附近的山上祈祷。他取下小帽和腰带，在“长生天”之前跪下，并向神的守护者述说自己的处境。他依次叙说了几代部众对女真人的不满，而且还详述了祖先被女真人杀害的痛苦。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想反对黄金可汗，也并不想引发争论。

在成吉思汗离开的时候，为了斋戒和祈祷，蒙古人分成男人、妇女和孩子三个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的蒙古人不戴帽冠，忍饥挨饿，等待三个焦虑不安的日夜，等待着“长生天”的决定和成吉思汗的命令。他们对着“长生天”，不分昼夜地喃喃低念着古老的蒙古祈祷语“呼累、呼累、呼累”。

第四天黎明时分，成吉思汗带着决定出现了：“‘长生天’已经预示了我们的胜利并且允许我们复仇。”

在蒙古军队启程南伐，兵锋直指南方壮丽城市的时候，极度自信的女真军队正在等待着他们，并且还在嘲笑蒙古军队的进军。一位中原文人记录了女真可汗针对成吉思汗所说的话：“我们的帝国如大海，而你们的帝国则是一盘散沙而已，”他这样问道，“我们怎么会怕你呢？”

女真可汗将很快得到答案。

13世纪，现今中国管辖的地区包含很多独立王国，而这些王国可能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女真王国有大约五千万人口，以占据的领土大小而论，在现代中国之内的为数众多的王国中，女真王国仅居第二位。最大和最重要的领土处于南宋政府的控制之下，南宋立都于杭州，统治了南部中国大约六千万的人口，是数世纪中国文明的继承者。一连串的游牧缓冲国家将蒙古高原与南宋隔开，每个缓冲国都包含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的地区，这些地区被以前的游牧部落所统治，而这些部落为了更加有效地剥削该地区的人们，曾经一度征服该地，并且定居于此。从草原上产生的新部落常常取代旧部落，因为旧部落已经逐渐衰弱，而且他们几代人都耽乐沉溺于舒适的城市生活之中。在长期形成的周期循环中，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突袭并且征服南部的农民和城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几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个劫掠的部落所征服。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统治部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规律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女真人的西面是西夏王国，再往西是畏兀儿，最西面则是处于天山山脉的哈剌契丹。畏兀儿已经对成吉思汗负有承诺，而他最近征战西夏，看来只是一场战争预演。对西夏的征战发生在1207年至1209年之间，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袭击来进行的。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地针对更强大的女真人的战争预演，这其中包括跨越戈壁。西夏是由党项人在现代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黄河上游区域所建立的一个农牧帝国，它占据了沙漠腹地内绿洲沿线的各个脆弱环节，而这一沙漠地区却控制了从西部伊斯兰世界到东部中原汉地的商品流通。这一通道就像是一条细薄、脆弱的带子一样，穿越沙漠腹地，虽脆弱不堪，但却在东西方伟大文明之间提供了唯一的联系纽带。对西夏的袭击促使成吉思汗掌握了一种针对围墙城市、城壕和堡垒的新的战争模式。西夏不仅城池坚固，而且还有大约十五万人的军队，这几乎是成吉思汗所带领的出征军队人数的两倍。与在城市中长大和使用悠久围城战术的将领们不同，成吉思汗创造了自己的攻城战法。他很快就掌握了简单的战术，例如切断敌人周边的后勤补给，并且不久他又试行了非常不合常理的战争方式，例如在进攻城池坚固的西夏国都时，引黄河之水灌城。由于在工程技术上缺乏经验，蒙古人虽引水成功，但水却冲垮了自己的营盘，而不是西夏的国都。不过，蒙古人经受住了冒险的失误。成吉思汗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攻略城池。往后，蒙古人还将再度使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每次都更加熟练于此道，并且也使用得一次比一次成功。

1211年，成吉思汗决定跨越戈壁，侵袭女真国，他从事的不只是另一场中国边界的战争：他点燃的将是最终焚毁整个世界的熊熊烈火。没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不知道。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企图征服全球的野心，因为他每次都只进行一场战争，而对他来说，这次只是要与女真人作战。然而，从这次对女真战役一开始，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将要冲出高原故乡，侵占从印度河流域到多瑙河流域、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东岸的所有一切。转瞬间，仅仅三十年时间，蒙古勇士将击败他们所碰到的任何军队、夺取所有的要塞以及攻陷所有的城池。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很快就将拜服在野蛮蒙古骑兵那沾满灰尘的靴子底下。

跨越广阔的戈壁，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军队出发前，小股部队要先行深入查探水源，以及报告草场和天气情况。有位汉地目击者叙述了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先头部队是如何去侦察每个山头和所有地点的情形。他们想了解那一地区的所有民众和资源的情况，同时，他们还往往要去寻找以备撤退的退路。

蒙古人非常适合长距离远行，每个人都精确地携带着他们所需的东西，其他的一点都不带。他们除穿着直到脚踝的传统羊毛长袍——“迪尔”之外，还穿着裤子、戴着有耳扇的皮帽，并且蹬着厚底的长靴。除带着在恶劣天气中起保护作用的衣服外，每位勇士还随身携带着生火用的打火石、一个装水和牛奶的革囊、磨利箭头的锉刀、一根用于围捕动物或捆缚战俘的套索、缝补衣服的缝衣针、一把用于砍削的小刀和短柄斧，以及一个可装所有东西的大皮袋。每个十人小队还带有一顶小帐篷。

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和阵形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他们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传统文明的军队。第一个因素是，蒙古军队完全由骑兵组成，都是武装骑兵，没有一个步兵。与此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其他军队的主力都是步兵。在这次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大约六万五千名蒙古骑兵，要面对一支人数相当的骑兵部队，加上另外的八万五千名步兵，女真人具有两倍的绝对优势，但他们却没有蒙古军队的那种机动性。

蒙古军队的第二个独特特征就是，他们远距离行军，总有着伴随士兵左右的巨大的马匹储备量，然而却没有一个军粮库或笨重的后勤补给线。前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它们作为食物，或通过打猎及抢劫以自给。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古勇士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他们渴饮马血，每人都随身带着五公斤重的干奶团，每天将半公斤奶团放入一个可以保温的皮革袋子中，作为一天的食物。勇士们随身带着数片干肉和干凝乳，可一边行军一边慢嚼以食；有鲜肉而又没时间煮的时候，他们就将生肉置于马鞍之下，这样很快就能使肉变软可食。

令中原汉人极为诧异和排斥的是，蒙古勇士可在长时间中行进，仅需少许食物和水就可生存下来；据载，因为他们无须生火做饭，整个军队扎营住宿，毫无烟火。相较于女真士兵，蒙古人显得更加健康和强壮。蒙古人有规律地食用肉、奶、酸奶酪及其他的奶制品，而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则以各种谷物制成的稀粥为主食。农民战士食用的谷物，阻碍他们的骨头发育，腐蚀他们的牙齿，并且使他们变得虚弱而又易于生病。相反，最为穷困的蒙古士兵所食用的大部分是蛋白质，因此使得他们牙坚齿利，筋骨强健。不同于大量依赖含糖类食品为主食的女真士兵，蒙古人不需任何食物就能轻易地行军一两天。

传统的军队是以长纵队方式向前行进的，而带着大量食物的后勤人员，则以相同的路线行军，紧随军队之后。相比较而言，蒙古军队则是遍布在一个辽阔的区域上，这就给牲畜提供了充足的牧场，也给士兵增加了打猎的机会。成吉思汗居中前行，右翼军掩护西侧，而左翼军则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军队则护卫后方，因为后方有蒙古人的后备牲畜。成吉思汗军队的十进制组织，使其军队变化多端，极为机动。每支万人部队就像是成吉思汗主营的缩小样板一样，发挥着作用。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行，并且他还按其所需，将其他九支部队环绕四周。成吉思汗不是在建立一种军队等级制度，而是在将他的士兵组织进一组同心圆之中。

尽管蒙古人频繁地迁移军事营帐，但每支部队的中央主营却以一种精确的固定模式来加以布置，以便使新来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楚，该到哪里去报告，以及该如何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每支蒙古千人部队都有自己的医护部队，这些医护部队通常是由汉人医生组成，他们负责看护病号和伤员。帐篷以特殊的形式被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名称及用意，甚至帐篷内部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加以精确地布置。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或打猎之后，部队扎营露宿时，将领处在中央营地，四周则由卫队和其他士兵守卫。夜间，马匹保持战备状态，以备不虞之需，而在营地的边缘，还设有环形的防御带。

与结构完整而又布置巧妙的中央营地比较起来，夜里，大多数普通的勇士被分成一个个小群体，遍布在乡间，安营露宿。他们会选择黄昏的时候燃起小火，那时天色不昏不暗，近处看不清燃起的火光，而远处又无法看清冒出的烟幕。就着火，他们快速地准备一天唯一的一顿热食。饭后，他们并不闲逛或在火边睡觉，而是分散成更小的群体，三五人一群，睡在遍布整个地区的隐蔽凹穴中。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开始仔细侦察四周。

成吉思汗的士兵遍布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区域之中，通信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却又十分困难。传统的军队以大型纵队的方式来行军和扎营，指挥官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可彼此轻易地进行沟通。对蒙古人来说，部队太分散，而且连军官也都是文盲。各级所有的通信都不得不通过口头而非书面来加以传达。命令是通过士兵口头传达的。口头传达系统的问题在于消息的准确性；消息不得不被人一次次地加以准确地复述，然后又要准确地记住和表达。为确保准确的记忆，军官们用韵律来发布自己的命令，这种韵律利用的是一种每个士兵都熟悉的标准系统。蒙古勇士利用一套固定的悦耳音调和诗歌式样，按照消息的含义，可临时编造出不同的词语。对士兵来说，听消息就如同是在学习一首已知曲调的新诗篇。

士兵们常常在他们的小群体中边走边唱，就如草原上直到今天仍在边走边唱的一群群牧民那样。蒙古勇士除歌唱他们经常所歌颂的有关家乡、女人和战斗内容的歌曲外，他们还歌唱已被编成乐曲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以便人人都能熟悉它们。通过记住法律和经常练习“消息—歌曲”形式的方式，所有人都可通过一种便于复述的新诗歌形式，来随时掌握新的消息，并且可把它带到所指定的地方。

尽管在异地作战，在部队兵员上又处于劣势，但成吉思汗却拥有从一生征战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优势，并且他还非常熟悉自己的部队和将领。他与这些将领中的很多人一起征战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有少数将领，如博尔术和者勒篾，与他一起征战将近四十年。在没有他监督的漫漫征程中，成吉思汗确信自己可以信任他们。成吉思汗同时也熟悉每个将领的强项和弱点。他的将领之一——哲别，作战迅猛，能在战争中抓住时机，并激发起部下毅然决然的勇气；而另一位将领木华黎，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则能承担长久而又艰巨的任务。

不管蒙古人如何训练有素，纪律如何严明，或意志如何坚决，他们也不能通过传统的战争来征服设防的城市。面对女真军队，成吉思汗使用早年在草原战争中所用过的基本策略，在第一支箭射向敌人之前，就设法赢得战争。他先通过引起混乱，并随即灌注恐惧以摧垮敌人意志的方式，来击败敌人。由于蒙古人最初是缺乏摧垮厚重城墙的武器和知识的，因此他们就在城市周边的乡村中引发灾难，并迅即消失，在城市看来是安全的当口，他们又出其不意地再度出现。

成吉思汗利用敌人内部社会的混乱，或他能确认的社会矛盾，试图进一步削弱敌人。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他最初的努力就是将契丹人从他们的女真统治者那里分化出来，同时，浇灭南宋人认为女真人能击败蒙古人的信念。在巧妙的宣传战中，蒙古人进入女真人的领地，他们宣称自己是作为致力于恢复古老的契丹皇室的一支解放力量。在女真人推翻他们的一个世纪之前，契丹皇室曾统治着契丹。在战争开始之前，许多契丹人就投奔蒙古人，他们被看作是操相同语言的亲戚。在最初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哲别与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一起，统率一支蒙古军队，沿辽河直扑契丹旧都。蒙古军队得到契丹人的热情支持，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一位前契丹皇室耶律家族的后裔。次年，即1212年，作为蒙古帝国内的一个附属国，成吉思汗正式恢复契丹君主国。诚然，蒙古人并没有征服全部的女真领土，但通过建立附属国的方式，成吉思汗进一步分化了女真人，并且吸引了更多的逃亡者到蒙古一方。

在整个战役中，成吉思汗发现很多旧契丹贵族成员渴望帮助他了解其所侵占的土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来自契丹皇室，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引起蒙古人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占星术方面的修养，以及深厚的对肩胛骨的辨识技能，这种技能是通过认读祭祀用的羊肩胛骨烘烧出来的裂纹，来占卜未来的。由于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契丹人，又会讲契丹语，因此他能轻松地与蒙古人交流，而且他还通晓汉文化。因为他们懂蒙古语和汉语，而且又熟悉书写和律法以及定居民的传统，契丹士人在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显得非常有用，因此成吉思汗更加注意吸引和俘获各种各样的士人，尽力采用他们对帝国有益的知识。从那以后，每到一处，成吉思汗都要询问带到他那里去的此类人员，以了解他们有何种技能，以及他们的技能可应用到帝国的什么地方。

蒙古人的战法是传统草原体制的结晶，这种体制已在蒙古发展了数千年之久。优良的武器，最终并不能解释蒙古人成功的原因。武器技术并不能长时间保密，而且只要经过几场战役之后，一方所有的武器产品都很容易被敌方所用。蒙古人的成功源自于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凝聚力和纪律是游牧民数千年来在较小的群体中所形成的，此外，成功还源自于他们对首领坚定的忠诚。

几乎所有地方的士兵都被教导要为他们的首领而死，然而，成吉思汗却从不要求他的士兵为他而死。最为重要的是，他是怀着保存蒙古人生命的战略目的来发动战争的。与历史上其他将军或皇帝轻易地要求无数战士慷慨赴死不同，成吉思汗从来不愿牺牲一个士兵。他为军队制定的最重要规则就是要关注士兵的伤亡。在战场上下，蒙古士兵禁谈死亡、受伤或失败。他们只是会考虑到，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即便提及已死战友或其他阵亡战士的名字，也会构成一种严重的禁忌。每个蒙古士兵都不得不像个勇士一样生活着，带着自己可以不朽的信念生活着：没人能击败他或伤害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毁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一切已归于失败而又希望不再的时候，蒙古勇士定会抬头仰望，大声呼唤“长生天”的名字，作为自己最后的尘世之词来召唤自己的命运。在草原的战斗中，游牧民会在战场上留下已死士兵的尸体和他们的物品，让动物吃掉或被自然腐化。

在远离故土的农耕土地上，蒙古人担心尸体无法被自然腐化，而且还担心当地人可能会亵渎尸体。在对女真人的战役中，草原战斗的正常模式在发生另一种转变，蒙古人开始将死亡士兵的遗体送回草原故乡安葬。战俘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运送死尸，大概要将尸体缝装在皮革袋子里，然后放到骆驼上或用牛拉的小车中。如果上述做法无法实行，蒙古人就将尸体带到草地附近，与他的所有物品一起秘密安葬。随后，他们又将牲畜驱赶到坟墓上方来加以踩踏遮掩，以防农民找到它，并且掘走墓中的物品。

蒙古人并不是在战争中获得荣誉，而是在胜利中赢得荣誉。他们在每次战役中都只有一个目标——完全的胜利。为达此目的，使用什么手段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或如何避免挨打，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通过狡猾的诡计或残忍的手段而获得的胜利，也是一种胜利，并不会给战士的英勇带来污点，因为战场上有许多其他展现勇敢的机会。对蒙古士兵来说，倘若战斗失败，就没有个人荣誉之类的东西。据说，成吉思汗曾讲道，除非完成任务，否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蒙古人处处显示出其聪明才智，而在将女真人的最大资产（即大量的人口）转变成他们最大债务的能力方面，蒙古人明显地更富有创造性。在进攻一个城市之前，蒙古人就会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他们会通过扩大十进制军事组织的方式，强有力地征募当地的劳力。每个蒙古士兵都必须聚集到当地十个劳力，供其驱使；要是他们中有人死了，就必须找到代替的劳力，以便总有十个人供他差遣。作为军队的扩大部分，这些俘虏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找到供给牲畜和士兵的食物和水，还要搜集用于填满即将围攻城市的护城河所需的物资，如石头和泥土。这些被征募的人还要操作各种围城武器，用木制的或石制的投掷武器来捣毁城墙，另外，还要去推移用于突破城墙的移动塔楼。

对蒙古人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女真人的领土上到处是人，然而牲畜却如此之少；这与蒙古迥异，在蒙古，通常每个人都有五到十头左右的牲畜。于蒙古人而言，农田就是草地，就是花园，农民就像是放牧着的动物，而不是食肉的真正人类。蒙古人用指称牛羊的相同词汇，来指称这些吃草的人。众多的农民就如同是许多的牧群，而当士兵把他们围捕起来或赶走他们的时候，士兵们也会使用围捕牦牛一样的词汇与情感，来围捕农民。

这个时代的传统军队，将村庄视作掠夺的资源，而将农民视作是被抢夺、被杀戮或可用任意手段来加以摆布的讨厌鬼。相比之下，在人数上少于他们所侵入地区的蒙古人，却对数量众多的当地人大加利用。蒙古士兵修改传统的草原策略——利用围捕敌人牧群，并将它们驱赶到敌人战线或家园的策略，在士兵们迅速进攻之前，制造大混乱。在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蒙古人就采用了这种针对成群小农的策略。蒙古军队分成小部队，去攻击未设防的村庄，纵火焚烧，驱赶居民。受惊的农民四处奔命。他们阻塞要道，给女真人的军需物资运送造成困难。在这场战役中，超过百万的难民绝望地逃离乡村，涌入城镇；他们消耗了大量的食物储备，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造成大混乱。

对此时代的军队来说，难民潮紧随军队之后并不具有典型性。难民是被置于蒙古人之前的，而且蒙古人还通过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将农民当成防护盾牌，并将他们当成活生生的冲击撞锤来撞击城门。只要能保住蒙古人的性命，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敌军伤亡的。战斗中死去的俘虏，其尸体被用来填充护城河，形成跨越敌军防御工事的通道。女真贵族和他们的百姓被困城内，粮草断绝；在很多城市，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满情绪渐渐滋长，而且反对女真官员的城市兵变和农民起义也在爆发，女真官员无力保护、供养和控制大批的难民。在最严重的一次起义中，女真军队杀戮了大约三万自己的农民。

与行动缓慢而又沿着特定路线前进，或在特定战场作战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不同，蒙古人是跨越整个领土作战的，相继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使得蒙古人可以施加各种手段。一次，蒙古人俘获了一支前去大定城解围的护送队和一名高级官员。一位蒙古人穿上这名女真高级使臣的衣服，带着官方文书，乔装进入敌方城市。当他到达的时候，按照预先安排，蒙古军队就解除包围并且撤走。一到城内，这个蒙古冒充者就哄骗当地官员们相信，他们刚刚打败蒙古人。蒙古冒充者随后检查辛苦拆除的城市防御设施，并且监督城内军队的撤离。在解除武装几周之后，这位蒙古冒充者就通知了蒙古人，蒙古军队如闪电般杀回，轻易地就夺取了该城。

蒙古人不仅利用这样的诡计，而且还无情地使用宣传手段，在敌军中散布谣言，来引发焦虑和恐惧。蒙古人散布虚假的信息，在敌军中造成忧虑，他们说要是女真守军愿提供给他们大量的猫和鸟作为战利品的话，他们就会答应从被围城市撤军。据载，饥饿的居民急切地搜集了这些动物，并把它们交给蒙古人。在得到所有这些动物之后，蒙古人就在这些动物的尾巴上系上点着的火把和旗帜，随后便放了它们，于是，受惊的动物又迅速窜回到城里，焚烧城市。这则逸事提供了一份戏剧性的战争宣传。

所有的侦察、组织和宣传活动结束之后，在进攻最终来临的时候，蒙古军队会设法给敌人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和大破坏。最普遍的一种进攻形式是“乌鸦群集”或“流星”式攻击，类似于“灌木阵形”。用鼓作信号，或在夜间燃火，骑兵们就会立即从四面八方飞驰而至。用当时目击者的话说，“他们从天而降，而又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敌军被突袭和迅即消逝的行动所困扰，身心俱疲，伴随一波呼啸而来的嘈杂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片死寂。在敌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蒙古人早已远去，留给敌军的是流血和困惑。

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已经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从远处使用大量的石头来捣毁城市。汉人已经研制出许多那样的装置：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燃烧液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弹射器，以及抛石机，这些装备是通过沉重平衡物的下落而产生能量的一种石弩，它们抛出物体的速度，要比转矩的弹射器还快。弩炮（即古代投石器）是一种发射大量箭镞的机械装置，它所发出的箭能破坏处于其射程范围之内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消灭所有的人畜。尽管围城战史非常古老，但这些武器对蒙古人来说是全新的，而且它们很快就成为蒙古军队武器库的永久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很重视武器性能以及武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蒙古军队不仅仅要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还要获得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工程学知识。蒙古人奖励那些投诚的工匠，每次战斗之后，他们就仔细地从俘虏中挑选工匠，强征他们到蒙古军队中服役。成吉思汗使工程部队成为蒙古军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每通过一次新的战役和征服，作战器械在复杂性和效能方面，均会得到发展。

于蒙古人而言，围城器械发挥出了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们可使攻击者安逸地待在城外，远离他们所厌恶的直接短兵接触的危险。蒙古人在作战中很快学会了女真人的火枪技术。火枪是一种塞满黑色火药的竹管，当它点着的时候，就会缓慢地燃烧，从枪管尾部喷出火花、火焰以及烟幕，就像是喷火器一样。这种武器是从爆竹发展出来的，过去常用于点火或作为迷惑敌人和敌军战马的一种装置。后来，蒙古人又将其加以改装，更多地用在军事用途上。

当成吉思汗无法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时，他就试图施以计谋，例如佯装撤退，诱使敌人从他们的要塞里出来，就如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哲别围攻辽阳那样。在称为“狗斗”策略的运动中，他佯装撤退，命令部队留下大批的装备和军需品，好像他们是在非常匆忙地溃逃一样。守城官员见状，就派兵出去搜集战利品，但由于守军的疏忽，他们使用大车和牲畜运送全部物资，结果就阻塞住了大开的城门。就在士兵们处于旷野，而城门又大开的时候，蒙古人发起了进攻，迅速穿过洞开的城门，占领了整座城市。

作为终生的游牧民，蒙古人早就学会在运动中作战。对于半兵半农的人而言，逃跑意味着失败，追赶则意味着胜利。定居民的士兵要把攻击者从他们的领地中赶走。游牧民要消灭敌人，无论在进攻或撤退的时候，都应该消灭敌人。对蒙古人来说，两种趋向都象征着战斗，逃亡后撤的征服与驻军占领的征服是一样的。一旦蒙古人将对手诱出围墙城市，他们就会使用自己已掌握的、操控大群牲畜运动的手段。最为普遍的是，他们或拉长追击者的战线，因为战线越长防备就越弱，只要将敌人诱进圈套，就易于攻击；或者逃亡的蒙古人会分成小分队，这样就把追击者也分成了更加容易对付的小群体了。

蒙古人即便是在被死敌击溃或追击的时候，仍会使用更多的计谋来保护自己。要是他们在巡逻中被突袭或被追赶，他们通常会将随身携带的一些贵重物品撒在地面，以便逃亡。而敌人总是会解散队伍，拾取物品，并且他们自己之间还经常争斗，抢夺物品，这就使蒙古人得以逃脱。在其他情形下，为遮掩他们的行动或使追击者认为蒙古人比实际的人数还要多，蒙古军队会将泥沙抛向风中，或在他们的马尾系上树枝，扬起灰尘。

在对女真战役的第一年之后，蒙古人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战斗，而是来自气候的不适。由于纬度较低以及靠近大河和海洋，空气变得湿润，夏季的炎热和潮湿对蒙古人和他们毛发浓密的马匹来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在农耕区和城市，他们屡次遭遇各种可怕疾病。在夏季，战事几乎完全停止，大批蒙古人以及大量的马群，就近撤回到纬度较高以及较为凉爽的内蒙古草原。

1214年，成吉思汗最终包围了中都（今北京）的黄金可汗宫廷。宫廷已发生过政变，新黄金可汗经受了如此多的内部斗争，再也不愿面对长期的围攻，他同意与蒙古人和解，以换取他们的撤军。黄金可汗献给蒙古人大量的绸缎、金银以及三千匹马和五百童男、童女。为订立这一协议，黄金可汗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附庸，并将一位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做妻子。

作为回应，成吉思汗解除了中都之围，并开始长途跋涉，准备返回戈壁以北的蒙古家乡。契丹人收回了大部分领土，皇室也得到了恢复；女真人允许契丹人保持一个自己的小王国。成吉思汗表明了自己并无统治这些地区或设立一个蒙古政府的意图——只要他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货物。正如他让畏兀儿人和西夏人掌管他们自己的领土一样，只要女真人和契丹人继续臣服于蒙古人并且纳贡，他就乐意让他们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王国。

由于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承认成吉思汗是他们所有人的最高君主，他便没有其他理由继续停留在他们的领土上。夏季刚刚开始，但炎热和干燥就已使蒙古军队无法跨越戈壁，返回家乡。于是，他们就在位于戈壁南端一个叫多伦泊（七湖）的地方消夏。等到秋日凉爽的时节，部队就可纵情狂欢、宴饮，欣赏他们已俘获而又正要带回家乡的乐师和歌伎们的精彩演技。

然而，蒙古人刚从新近征服的领土上撤走，女真朝廷就开始违反协议。由于怀疑自己的百姓秘密支持蒙古入侵者，保留了王位的黄金可汗撤出首都中都，整个朝廷也南逃开封，女真人认为那里会很安全，蒙古军队无力突破。对成吉思汗来说，黄金可汗的出逃是一种背叛新盟约的行为，是一种叛乱。尽管成吉思汗已经离开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间的家乡三年多，但他还是准备返回女真领土，再度征战。他组编了一支用于第四个年头作战的军队，从内蒙古挥师而下，再次回到仅数个月之前他和他的军队曾经突袭过的中都。

黄金可汗留下部分士兵守卫旧都，但士兵和百姓们都明白自己已经被抛弃了。成吉思汗前一年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各阶层，尤其是在那些被黄金可汗所抛弃的人之中，激起了一阵支持的浪潮。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战争的胜利属于那些上天所青睐的人——他的成就在日益增加，对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而言，成吉思汗明显拥有天命，如果反对他，那就是在冒犯上天本身。黄金可汗的很多女真和其他部落战士，也认识到成吉思汗是一位真正的草原勇士，就像占领以及定居在城市之前的他们的祖先那样。比起这些腐化堕落而又不顾他们死活的统治者，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与成吉思汗有更多的共同点。女真将领们就带领整个军团，一起投奔蒙古军队。

成吉思汗与新近并入的盟友一起，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中都。然而这一次，他不会再给败北的女真人以纳贡的机会。这座城市将遭到毁灭和劫掠。蒙古人将获得所有的一切。一旦该城即将攻陷的形势变得明朗，成吉思汗就将最后的攻击任务交给部下去完成。由于忍受不了夏季炎热，并且又讨厌定居生活的污秽，成吉思汗离开中都，返回纬度更高、天气更干燥而土地又更加空旷的内蒙古草原。他委派契丹将领哈台（Khada）和他的军队劫掠该城，因为他们习惯于管理城市，而且还非常熟悉如何榨取财富。蒙古官员们待在一定距离的城外，等待着带给他们登记在册的掠夺物。成吉思汗期望使用蒙古人常用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洗劫，因为他曾用这一方式击败过塔塔尔人。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士兵们将搜集起来的掠夺物，视作为他们在群猎中的猎物收获一样，在全体蒙古人中间，按照他们的等级进行分配。直至最后一粒黄铜扣或最后一粒银，所有的一切都得按照精确的方案进行分配——从可汗得百分之十的份额，到孤儿寡妇的特定份额。

然而，蒙古的新盟友或是不了解这一分配制度，或是简单地拒绝遵守这一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契丹人和汉人，曾受到压制，并且又对女真人深感不满，他们渴望复仇和摧毁敌人。他们认为每位士兵都有权保有他所夺取的东西。他们从宫墙上拆走黄金制品，撬开镶嵌的宝石，抢夺装满金银的箱柜。他们把贵重金属装载到牛车上，将一捆一捆的绸缎绑到他们的骆驼背上。

成吉思汗将抢劫视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务，因此，他派遣蒙古人的首席法官失吉忽秃忽前往中都，指导有条不紊地掠夺财物和编造详细的财产清册。然而，失吉忽秃忽看到的却是混乱状况，而非有序的过程。蒙古官员，包括掌管皇室膳食的高级官员都待在城外，由于他们收受了作为贿赂品的用金丝镶边的绸缎，这样就使盟军士兵得以持续地进行无序掠夺。而当失吉忽秃忽抵达该城时，也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份私人礼物，但失吉忽秃忽严词拒绝，并向成吉思汗报告了这一不当行为。成吉思汗非常气愤，严厉谴责契丹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物品，但是处罚的具体记录并没有保存下来。

当蒙古人撤离这座女真人的城市时，他们还要给这片土地施以最后一项惩罚：他们驱散了那里的居民，并且焚毁了村庄。万一他的军队需要返回，成吉思汗想留下一片广阔空旷的地带作为大牧场。农田、石墙以及深壑，延缓了蒙古铁骑的进军速度，阻碍了他们在这一地带纵横驰骋的能力。同样，这也阻碍了蒙古人喜欢猎杀的羚羊群、驴群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当蒙古人结束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时，他们用马蹄来踩踏农田，翻起身后的土地，打算将该地退还成空旷的牧场。他们想确保农民不再回到他们的村庄和田地。这样，内蒙古保留了放牧地带，蒙古人在游牧部落地带和定居农民的田地之间，建立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和森林缓冲区。草场茂盛的大草原作为马匹的牧草储备地，使他们在未来的袭击和战役中更便于使用，而退耕的草原也提供了以野生牧群为主的肉类储备，这些野生牧群一旦在农民们被赶走后，就会返回到这些退耕的草原上。

整个1215年（猪儿年）的前半年，蒙古人带着成队的民众、牲畜及货物，慢慢地开始从焚毁的中都前往干旱的内蒙古高原。他们再次聚集在多伦泊，成吉思汗一年之前就曾在那里停驻，但没能顺利返回家乡。他们要等到夏季过后，才能冒险跨越戈壁。成吉思汗已多次显示出他在战争中取胜的能力，而今在草原可汗的历史上，他又前所未有地展示出他将大批物资带回给家乡人民的非凡能力。

一条辉煌的丝绸巨流逸出了中原。这仿佛是成吉思汗变更了“丝绸之路”所有不同的翘曲路线，将它们汇成一条巨流，并且还改变其流向，使其向北散出，横跨蒙古草原。一队队骆驼和牛车商队运载了大量的贵重织物，蒙古人用丝绸来捆扎他们的货物，或将丝绸用作包装的材料。他们丢弃生牛皮绳索，改用丝绸的双绞软线。他们包起一捆捆的长袍，这些长袍是用金银丝线来镶边的，上面饰有盛开的牡丹花、展翅高飞的鹤、汹涌的波涛以及神兽等各种图案，并且装满了缝制有小珍珠的丝绸拖鞋。蒙古人的马车上装满了绸制的地毯、墙帷、枕头、软垫及毛毯，还有绸制的肩带、编织物、饰穗及丝带。他们搬运成卷的生丝、丝线以及衣料，这些衣料可制成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各式衣服或装饰品，而在衣料的用色方面，蒙古人却无法用他们的语言来对它们加以区分。

除丝绸、缎子、织锦及薄纱之外，包裹里还装有蒙古人所喜欢的以及所能搬动的所有物品，包括漆具、纸扇、瓷碗、金属盔甲、青铜刀、木偶、铁罐、铜壶、棋盘游戏以及雕刻的马鞍。蒙古人带走一壶壶的香水和由赭土、黄铅、靛青、花精、香蜡、香液及麝香所制成的化妆品。他们得到了手工精心制作的以贵重金属、象牙或龟甲等为材质的头发饰物和珠宝饰品，这些饰品上点缀着绿宝石、珍珠、红玉髓、珊瑚、天青石、翡翠以及钻石。货车上装载着一皮囊一皮囊的酒、一桶桶的蜂蜜和一块块的红茶，其间夹杂着熏香味、药味、壮阳药味，此外还夹杂着许多特制桶装着的朱砂味、樟脑味和檀香味。

一长列一长列的办事人员不辞辛劳地编目，并且反复核对每支骆驼和牛车商队的货物。商队前进的时候，乐师们就在边弹边唱，以取悦于捕获他们的人。商队每次停顿下来的时候，走钢丝的演员、柔软杂技演员及魔术师就要表演，而年轻的女仆们则要收集干粪生火、挤奶、做饭，以及提供其他可能的任何要求。男仆要照看牲畜和抬起重物。牲畜之后跟着的是连绵不绝的行进中的俘虏——成千上万，他们之中有王子和牧师、裁缝和药剂师、译员和书记员、占星术者和宝石商、画家和占卜者以及魔术师和金匠。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连同那些仅仅是吸引了某位蒙古人（无论这个蒙古人出于什么动机或爱好）注意力的人，都被集拢到了一起。

在抢劫和贸易的全部岁月里，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货物数量，是没有哪位首领能比得上的。然而，数量虽如此巨大，但部众的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当他离开这场战争返回家乡的时候，他的所有商队都载满了贵重货物，但每支商队的装载物又激起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每个蒙古人都可坐在自己帐篷内用丝绸盖着的漆具上；每位少女都可喷洒香水、涂抹脂粉以及穿金戴银。每匹骑乘的马都可装上金属装备，而每个勇士也都可配备青铜和铁制武器。为生产他们的手工制品，数千新工匠需要更多的原料——从木材、黏土和布料，到青铜、黄金和白银等所有的一切。为供养这些工匠，源源不断的大麦、小麦以及其他食品，不得不跨越阻隔放牧草场和南部农田的辽阔荒漠，进行托运；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俘虏越多，他所必须获得的供应给他们的食物和必需品也就越多。新奇的物品成为必需品，而每个商队运载的货物则又激起了更多的欲望。他征服得越多，就越需要去征服。

草原不再被隔绝。成吉思汗不得不建立供给线，维持生产，以及规模空前地协调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开始于对戈壁之南城市的丝绸和新奇小物品的快速抄掠，已变成为世界历史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最为广泛的战争。成吉思汗将倾注他人生的下一个十五年来横扫整个亚洲，在他去世的时候，就把这场战争遗留给子孙后代，为把战争扩大到新的国家并且针对新的民众，这场战争要持续两代人之久。

在女真战役之后，大汗直接回到位于桑沽儿河（Tsenker）与客鲁涟河之间的曲雕阿兰（Khodoe Aral）草原上。与以前一样，成吉思汗很快就开始把累积的战利品分配给他的将领和官员们，他们又转而在自己的部下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然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拥有太多的战利品和物资，以至于无法分配，因而他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管理和贮藏，直到需要使用它们。为解决这个大量富余的问题，成吉思汗允许修建一些建筑物。他把建筑物修建在阿布拉嘎小溪（Avarga Stream）的附近，那里稍微靠近草原边缘，那里有股泉水喷涌而出。据传说，孛儿帖就是用这股泉里的水来给她的儿子窝阔台治病的。这里全部建筑物统称为“黄宫”，它们主要用来储藏战利品。由于两面有河，中部又有一群小山，因此这个地区易于保护，而要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长期外出之后，成吉思汗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不仅在他自己的部众间存在问题，而且在与北方的西伯利亚部落和西南方的畏兀儿农场主之间，也问题重重。其中有些是西伯利亚部落——1207年术赤入侵期间，他们曾臣服于蒙古人的统治。后来利用成吉思汗长期在外与女真人作战的机会，他们停止向蒙古人供奉毛皮、森林产品以及年轻女子。然而，当一位蒙古使臣前去查问时，他发现他们现在有一位女性首领，名为孛脱灰塔儿浑，这一名字的大致意思就是“大”而“残忍”。她非但没有向蒙古人上交三十名少女，而且还俘虏了蒙古人。当迟迟不见使者返回时，成吉思汗最后派出了另一位交涉者，但也同样被她俘虏。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派遣一位亲信将军，带着一支精兵特遣部队前去查探虚实。蒙古人习惯于在开阔的草原和农田作战，但在浓密的森林里却缺乏作战和行军的经验。通常，蒙古人是通过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加以展开和前进的方式来跨越草原的。可是在森林中，他们不得不按照狭长纵队的方式前进。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早有防备，当蒙古军队到来时，她就像任何有经验的森林猎人那样，设下了对付他们的圈套。她派出一支小分队把纵队后面的人包围起来，以防他们逃走，而她则在前方进行伏击。结果，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大获全胜——而在战斗中，那位蒙古将军也被杀死。

这样的损失是非常罕见的，它激怒了成吉思汗。起初，他扬言要领兵亲征，向得胜的女王报复，但他的谋士们很快就说服他不要那样做。他们计划进行一次大远征，而这一次蒙古人决意要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赢得这场战争。一个小分队的蒙古士兵作为诱饵开始行动，他们佯装守卫蒙古人与女王领土之间的边境小道和关隘。与此同时，蒙古军队的主力则从另外一个方向秘密地开辟了一条穿越森林的新路。蒙古人使用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斧子、锯子、凿子以及其他所有的工具和武器，不辞辛劳地清理出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沿着“红牛”——或许是大红鹿或麋鹿——所走过的路来开辟的。在完成这条秘密通道之后，蒙古士兵就迅猛扑向女王的指挥中枢，其速度之快，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通过帐篷的烟孔顶部”突然而降的。

得胜的蒙古人解救了他们的使臣，并把整个部落的人囚禁起来，将他们分给蒙古人，作为奴仆和妻妾。成吉思汗将孛脱灰塔儿浑女王赏赐给第二位使臣为妻——她可能早就将这位使臣当作丈夫对待了，因为她一直把他囚禁起来而并没有处死他。

相较于沙漠绿洲中畏兀儿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来说，森林部落给成吉思汗造成的仅仅是一次注意力的短暂转移。沙漠绿洲中的畏兀儿人在他的臣民中间是最忠实的。他们如此强烈地支持成吉思汗，以致远居天山山麓西部——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其他伊斯兰畏兀儿人，也希望推翻他们的佛教统治者，转而支持成吉思汗。来自喀什噶尔（今中国西部新疆的一个边贸城市）的、伊斯兰民众的一些使节来到了蒙古国。13世纪初，这些民众被另一个源出中国东北的契丹集团所统治；但他们被女真人逐出东部，移居到天山山脉。为了与原来居住在东部的契丹人相区分，蒙古人把他们称为“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因为“黑”表示他们的血缘关系疏远，尤其是因为这种颜色象征西部。

然而，虽已有许多畏兀儿人自愿地加盟到蒙古人之中，但仍有其他的畏兀儿人尚处于黑契丹的控制之下，黑契丹现在为屈出律所统治，他是成吉思汗昔日的敌人，即乃蛮太阳汗的儿子。在失去自己的民众之后，屈出律逃到南方，在那里，他娶黑契丹统治者的女儿为妻，随后篡夺了权位。尽管屈出律起初是个基督徒，而黑契丹人信仰的是佛教，但他们都不信任伊斯兰畏兀儿民众。作为新近获得国王地位的统治者，屈出律通过限制伊斯兰民众宗教活动的方式，开始迫害穆斯林。他禁止集众祈祷，而且还禁止公共礼拜和宗教研习。当屈出律离开国都八剌沙衮出征的时候，他的民众随即关闭了他身后的大门，试图阻止他返回。为了报复，他包围都城并占领它，随后又将其夷为平地。

没有一位伊斯兰统治者愿意给他们提供保护，八剌沙衮的穆斯林转而求助成吉思汗来推翻他们暴虐的国王。尽管蒙古军队驻扎在距离四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成吉思汗还是命令哲别——这位恢复契丹君主国的将军——统率两万蒙古士兵横跨亚洲，前去保护穆斯林。成吉思汗不愿御驾亲征，这表明他先前所占的这些地区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不重要。他的世界是在蒙古，他想与家人一起待在客鲁涟河沿岸的曲雕阿兰营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遥远的沙漠绿洲城市和山脉，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多吸引力。此次特别的入侵，顶多只是给他提供了一次最终处置旧敌屈出律的契机。

由于蒙古人是应畏兀儿穆斯林的请求而组织这场战役的，因此他们并不允许抢劫、毁坏财产，或者危及平民的生命。相反，哲别的军队击败了屈出律的军队，对他的罪行施以适当的惩处，并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交界的边境附近的平原上，将其枭首示众。处决屈出律之后，蒙古人派了一位使者来到喀什噶尔，宣布停止宗教迫害，以及在所有群体中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用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喀什噶尔的民众颂扬蒙古人是“仁慈之主和神的恩赐”。

尽管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的编年史家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秘史》却仅用一句简单的话，扼要地描述整个战役。“哲别追击乃蛮可汗屈出律，在黄崖将其抓获，处死了他，然后回到家乡。”在蒙古人看来，那大概就是事情的全部。哲别完成了任务：他消灭了敌人，凯旋还乡。这场战役检验并且证明了蒙古军队跨越数千公里成功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次行动远离大本营，并且又没有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

这场战役不仅使成吉思汗获得新的臣民，而且作为受压制宗教的保护者，他还博得了不少的声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胜黑契丹使他完全控制了中原汉地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丝绸之路”。如今，他在西夏、畏兀儿、黑契丹以及北部的女真土地上已有附属国；尽管他既未控制主要生产区的南宋，也未控制中东主要的采购地区，但他控制了链环的中间部分。由于控制了大量的中原货物，他意识到，与中亚以及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1219年，伴随着许多军事与商业成就的取得，成吉思汗已年近六十。正如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他带来了完全的和平、安全与宁静；他实现了极度的繁荣与安宁；道路安全，骚乱减少。”他似乎满足于在安宁中度过余生，享受家庭与骑马的乐趣，沉浸于给民众带来新繁荣的快意之中。

他现在拥有远远超过他可能使用或分配给民众的货物，他打算利用这一大量的新资源来刺激贸易。除亚洲生产区的传统货物源源不断地供给之外，来自西方中东国家的其他更遥远而又更奇异的商品也不时流入。处在世界另一部分的伊斯兰民众，他们能制造出各种最好的金属制品，华丽的、闪着微光的钢制品。他们拥有棉织品和其他优良的纺织品，而且他们还熟悉玻璃制造过程，这是不可思议的。从今阿富汗山脉到黑海的这个广大地区，处于突厥算端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之下，他的帝国被称为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需要这些异域商品，为此目的，他寻求与遥远的算端建立起贸易伙伴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克鲁瓦这样阐释当时成吉思汗的地位：“……这位君王不再担心亚洲东部和西部，也不再担心亚洲北部，他致力于与花剌子模国王发展真诚的友谊。因此，他在1217年年底，向后者派出三位带着赠品的使者……去询问……他们的民众是否愿意一起进行安全贸易，通过一种彼此理想的同盟关系，获得休养生息和繁荣富裕，这对任何王国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算端派去一位特使，由特使传话给算端：“我极为渴望与你和平共处。我愿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那样看待。对于你那边，你并不知道我已征服中国的北部，并且已控制了北方所有的部落。你知道我的国家兵如蝼蚁之众，财富如银矿之丰，我无须觊觎他人领土。在彼此臣民间促进贸易，我们就有共同的利益。”

带着些许的怀疑和勉强，算端同意了协议。由于蒙古人自身不善经商，成吉思汗转而求助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商人——他们已经在他新近获得的畏兀儿领土上经商；成吉思汗从他们中间召集了四百五十名商人和扈从，派他们带着一支装满白驼布、中国丝绸、银锭及白玉等奢侈物品的商队，从蒙古出发前往花剌子模。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以一位印度教徒为特别代表，向算端传达另一种友谊的信息，欢迎与他们进行贸易，以便“从今往后，通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协议，祛除我们之间的邪念之瘤，并且除去阴谋和反叛之毒”。

商队进入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境内，即讹答剌城西北部的花剌子模时，傲慢而又贪婪的守将抢夺了货物，并杀死商人和他们的扈从。守将完全未曾想到这将会带来如何剧烈的反应。正如志费尼所解释的那样，这位守将的攻击所消灭的不仅是一支商队，它还将“夷平整个世界”。

消息很快传到蒙古汗廷，成吉思汗派遣使臣前去交涉，要求算端惩处发动袭击的当地官员；然而，算端却反而用他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他处死部分使臣，并将其余人毁容，将他们送回成吉思汗那里。指责之语仅在几周之后便飞越草原，传到蒙古朝廷，在那里，按照志费尼的说法，“暴怒的龙卷风将尘埃吹进了容忍而又仁慈的眼内，而怒火则突然发出驱走眼泪的火焰，只有通过流淌的鲜血才能将其扑灭。”在愤怒、蒙羞和挫折中，成吉思汗再次来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顶，在那里，他“脱去帽子，面朝大地，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道：‘我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请赐予我严正的复仇力量。’”随即，他从山上下来，筹划行动，准备战争。

5　Sultan Versus Khan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于游牧民而言，战争就是一种生产。对士兵们来说，战争则意味着成功与富有。——札奇斯钦《蒙古研究论文集》

War for the nomadic people was a sort of production. For the warriors it meant success and riches.

Sechen Jagchid，Essays in Mongolian Studies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开始了西征花剌子模的军事行动，并在次年春天，穿越沙漠抵达那里，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守军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在这年结束之前，蒙古人已经占领了花剌子模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而算端则被其人民抛弃，在里海的一个孤岛上做垂死挣扎，他试图在那里寻求庇护，以躲避成吉思汗士兵的穷追猛打。

蒙古人越来越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在四年的征战中，他们就像拍打苍蝇一样，横扫中亚各城市。在十多种语言中，这些城市的名字是用一种毫无章法的音节组合到一起的：布哈拉、撒马尔罕、讹答剌、玉龙杰赤、巴里黑、费纳喀忒、忽毡、梅尔夫、你沙不儿、铁尔梅兹、也里、巴米扬、哥疾宁、白沙瓦、可疾云、哈马丹、阿儿迭比尔、马剌合、大不里士、第比利斯、打耳班、阿斯特拉罕。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高加索山脉，从印度河流域到伏尔加河流域，成吉思汗的军队压服了他们在任何地方所遇到的所有军队。每座被征服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故事，只是事件的经过略微不同而已，但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城市能抵抗冲击。没有任何城堡可幸免于不被占领。祈祷无以解救民众的生命。没有官员能买通或说服他们免于降服。没有人能减缓蒙古主宰者前进的脚步，更不要说阻止它。

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他侵袭的是一个比蒙古帝国更早建立仅仅十二年的新王国，但他攻击的不仅仅是一个帝国，而是整个古代文明社会。13世纪的伊斯兰国家，包括有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文明，它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从天文学与数学，到农艺学及语言学，在几乎所有的知识方面，它们都是最高度发达的；在总人口中，它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识字比例。相较于欧洲与印度，那里只有教士能阅读，在中国则仅有政府官员能阅读，而在伊斯兰世界，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至少有一些人能读《古兰经》，还能解释伊斯兰法律。当欧洲、中国和印度仅达到一种地区性文明水平的时候，伊斯兰因为有更为高度发展的商业、技术以及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所以他们是最靠近拥有一种世界级文明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要高出很多，因此他们受到的损害也就最大。蒙古入侵者在此地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正如在北部中国那样，原来的游牧契丹、女真和西夏部落统治着农业人口；横跨中东的地带则有以前的突厥部落，例如塞尔柱人与土库曼人，他们征服和统治了各种各样以农业居民为主的部落。一连串突厥人控制的政治版图，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领土，横跨波斯，进入地中海沿岸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文明以古代波斯文化为基础，它受到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从罗马到印度之间的早期古典文明的巨大影响。在中东的文化组合图上，包括有相当少数人口的犹太人、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和语言族群。然而，大体说来，学者、法官以及宗教领袖都说阿拉伯语，引用《古兰经》里的话。士兵们能讲本部落的突厥方言。农民则用很多波斯语方言来讲话和歌唱。

尽管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地区很富裕，但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是使许多王国处于分裂状态：政治对抗、宗教紧张以及文化对立。作为一位骤然显赫的突厥人，花剌子模算端几乎无法在他的伊斯兰部众间找到任何同盟者，大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他视作野蛮的征服者。花剌子模算端和巴格达、阿拉伯哈里发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据几位编年史家说，哈里发大概给成吉思汗送去过密信，请求成吉思汗进攻算端，密信是文在一个人的头上的，此人顺利穿越花剌子模领土，来到蒙古人那里。尽管不足凭信，但文身密信的故事在伊斯兰世界广泛流传，并且赋予成吉思汗攻打算端的战争以一定的合法性，因为那些伊斯兰民众是在寻找一种支持不信教者、反对穆斯林算端的宗教理由。根据一个可能真实的叙述，哈里发送给成吉思汗一份礼物，即送去大量在“圣地”（今巴勒斯坦）俘获的十字军战士，进一步援助蒙古人的进攻。由于成吉思汗并不需要步兵，就释放了他们，而他们中的部分人则带着有关蒙古征服者——他们以前并不知道——的最初谣言，最终回到了欧洲。

除与伊斯兰邻邦关系紧张之外，花剌子模算端还在自己的国家和家族内面临无数的分歧。算端经常与他的母亲争吵，她事实上与他拥有一样的权力，而蒙古入侵的威胁，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不和，这些不和包括从如何管理国家，到怎样准备战争的方方面面。正是她的兄弟，抢夺了第一个蒙古商队而促使战争突然爆发，但她不许儿子惩罚她的兄弟以避免战争，算端母亲加剧了与蒙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是统治家族的压迫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的话，大量的波斯和塔吉克民众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就会多少有些情感认同，甚至比那些驻扎在城内利用民众而非保护民众的突厥士兵还更有认同感。突厥士兵在保护他们所驻扎的领土方面，没有多少既得利益，而且士兵们也毫无热情冒险去解救他们所轻视的民众。

成吉思汗突然降临花剌子模城市的时候，他指挥着一支人数约在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之间的蒙古骑兵部队，并有总数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的由畏兀儿和其他突厥盟友、一群汉人医生以及工兵所组成的部队作为补充。相比而言，花剌子模统治者在他的整个帝国内，有大约四十万武装起来的士兵，而且他们又具有本土作战的优势。

蒙古人答应公平对待那些投降的人，但对那些抵抗的人，蒙古人则誓言要摧毁他们。如果民众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表达愿意作为血族亲戚的话，蒙古人就会将他们当作家族成员一样对待，并给他们提供保护和某种基本的家族权利；但要是拒绝的话，他们就将会被视作敌人。成吉思汗对围城所提出的条件，既简单又使人觉得恐怖，正如他向你沙不儿的市民送去的信息说：“指挥官、德高望重者以及平民都知道，上帝已赐予我从东到西的世界帝国，无论谁降服都将得到宽恕，但对那些敢于反抗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依附者都将会遭殃。”同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文献中都能表现出来，有一种亚美尼亚编年史，它最为清楚地引证过成吉思汗的话：“那是上帝的意志要我们占领世界以及维持秩序”，来强制实行蒙古人的法律，征收赋税，而对于那些拒绝其要求的人，蒙古人则有责任去“消灭他们并且摧毁他们的处所，以使其他的听闻者感到恐惧，而不再覆辙重蹈”。

有些城市不战而降，有些城市则仅需几天或几周就被攻破，而只有少数最为顽强的抵抗城市，才能拖延几个月。成吉思汗从攻打女真城市的战役中学到很多经验：他不仅知道该如何完全夺取设防城市，还知道其后该如何对付他们，他尤其明白的是该如何最有效地去抢劫他们。成吉思汗不想再重蹈抢劫中都时混乱无序的覆辙。在花剌子模，他采用了一种新的而又更加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在开始抢劫之前，先清空城里的所有民众和牲畜，这样，当他们抢劫的时候，其部下的危险就可降至最低。

在抢劫开始之前，蒙古士兵会对每个敌方城里的居民采用一种相似的步骤。首先，他们要杀掉士兵。依赖骑兵的蒙古人，他们完全不使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来防守要塞城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在他们和蒙古家乡之间，留下大批阻碍通道的昔日敌军。他们总是希望有一条畅通无阻的、开阔的回家之路。处决士兵之后，蒙古官员会派书记员去按职业划分平民。专门职业的人包括任何能用各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书记员、医生、天文学家、法官、占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阿訇、犹太传教士和牧师。蒙古人尤其需要商人、骆驼夫以及会说多种语言的人，还有工匠。这些为蒙古人所用的工匠，他们只要从事自己的行业，而不需参战、放牧或狩猎。日渐发展壮大的帝国几乎在一切可能的服务领域，都需要熟练的工匠，包括铁匠、陶工、木匠、织工、皮革匠、染工、矿工、造纸工、吹玻璃工人、裁缝、宝石匠、乐师、理发师、歌唱者、娱乐表演者、药师以及厨师。

无业人员则被聚集起来，在下一次攻城战中帮助搬运辎重、挖掘防御工事、作为人体盾牌、当作填塞物被推入城壕，或在蒙古人的征战中献出生命。对那些并不适合这些任务的人，蒙古士兵就加以屠杀，或把他们留下。

在成吉思汗的中亚征服战中，有一群被俘者遭受了最为悲惨的命运。蒙古占领者屠杀富人和有权力的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与中东实行的是武士风度的战争规则，敌对的贵族非常肤浅而又自负，他们之间彼此尊敬，然而却又随意屠杀普通士兵。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处死其贵族敌人，而是更倾向于将俘获的贵族敌人当作赎回家族成员或国土的人质。蒙古人并没有采用这个惯例。相反，他们试图尽可能快速地处死所有的贵族，以防止贵族们在以后的战争中反对他们，而且成吉思汗从未接受敌方贵族进入他的军队，并且他也很少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接纳贵族们为蒙古人服务。

成吉思汗并不是一直都贯彻这一政策的。在最初针对女真人、西夏人以及黑契丹人城市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常常保护富人，甚至在击败一些统治者之后，还允许他们当权。但女真人和西夏人在他的军队刚一撤退的时候，就立即背叛他。成吉思汗抵达中亚伊斯兰国家的时候，他已经吸取了有关忠诚、信任以及利用富人和有权势者方面的教训。在极为关注公众态度和观点的过程中，他还认识到，普通民众很少关心慵懒富人们的事情。

通过处决贵族，蒙古人基本上斩断了敌人社会体制上的“头颅”，并将未来的反抗减到最少。有些城市在战场上损失了贵族之后，或由于它们的统治家族被灭绝，那些城市就无法充分恢复，得到重建。成吉思汗想让那些忠诚于蒙古人、并且对蒙古人感恩戴德的官员们独占权力，并独享威望；出于这个理由，他只认可自己所授予的头衔。即便是一位想要保留旧头衔的诸侯或国王，也必须经由蒙古当局重新授予。在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于1245年至1247年游历蒙古的报告中，他常常抱怨蒙古人对上层贵族民众缺乏尊重。最低等的蒙古人也可走在来访国王和女王的前头，并且可以粗言对待他们。

算端的母亲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妇女，她的命运就显示出蒙古人对贵族妇女的态度。蒙古人俘获了她，并且处死了她宫廷里的大部分成员和大约二十位家族成员。随后，他们把她押解到蒙古，让她在屈辱的奴役中度过十年的余生，她就是在那里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样一位妇女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而获得尊重和敬佩，就像是一位被俘者，她的价值只取决于她的技术、工作和服务。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好不容易从蒙古人手中逃出的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一封写于入侵之后的信中，他热情地描写了美丽而又奢华的宫殿，蒙古人“清除掉这些宫殿，就像是从纸上抹去一行行的笔迹那样，那些住所成为猫头鹰和大乌鸦的住处；叫枭（一种有耳毛并发出颤抖如同哨子般声音的鸟，有时喻指凶兆预言者——译者注）在那些地方应答彼此的呜咽，而在那些大堂里，则是厉风呼啸”。

在穆斯林的眼中，成吉思汗成为冷酷无情的代表。当时的编年史家采用了成吉思汗一种极不可信的陈述：“一个人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骑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揽在怀里。”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描写是种贬损，而且他似乎还鼓励这些编年史家。由于成吉思汗喜欢利用他所遇到的一切，因此他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利用这些高识字比率的伊斯兰民众，并使这些敌人成为一种左右公众舆论的有效武器。他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在报纸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他们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他们常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宣传之语传到哪里，哪里就传播着恐惧。

到1221年8月，进入战争仅仅一年，蒙古官员就向高丽民众索要十万张优质纸。纸张数量显示出蒙古人保存的记录越来越多，就如同帝国规模日渐发展的速度那样快，但索要纸张的命令，也象征着蒙古人重视书写他们的历史。渐渐地，纸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他在记录其成就和歌颂其功德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允许民众自由地传播有关他或蒙古人的最坏的和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传闻。

蒙古人从每个被征服的城市中派出代表团到其他城市，向未征服城市的民众讲述成吉思汗勇士们近乎超自然的能力所造成的空前恐怖。在目击者的记述中，那些传言的力量仍能感觉得到，这些记述由编年史家所记录，例如历史学家伊本·阿昔儿，他在位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度过了这个征服时代，那时蒙古人的战争差一点就要打到那里。他在其著作《全史》（英文名称为《完美史》或《完全史》）里，记载了难民的叙述。起初，伊本·阿昔儿似乎不太相信这些叙述：“关于鞑靼人的恐怖，这些传闻对于作为听者的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他很快又对那个复述热心起来：“据说只要一个蒙古人进入一个村庄，或进入一个有很多人居住的地区，他就能持续不断一个接一个地屠杀他们，而且没人敢反抗这位蒙古骑兵。”从另一则报道中，他听到：“一位蒙古人抓到一个俘虏，但他随身没有携带处死这个俘虏的任何武器。于是他对俘虏说，‘把你的头置于地上，不许乱动，’俘虏按照命令那样做了，鞑靼人走开，取剑回来，立刻就把那个俘虏杀了。”

每一次的胜利都会纷纷释放出新的宣传，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言论开始传播。虽然传闻很不可信，但那个时候他们对整个中亚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本·阿昔儿悲叹蒙古人的征服，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致命打击的宣告”。他略带戏剧性地补充说：“哎呀，我宁愿我的母亲没有生我，或者我已经死去，我宁愿这件事情被遗忘。”他同意写出这些血腥的细节，仅仅是因为“许多朋友劝我把它记录下来”。他将蒙古人的入侵称为是“自全能的上帝创造亚当以来，全人类最大和最可怕的灾难，尤其是对穆斯林来说……”相比较而言，他指出，在蒙古人对穆斯林屠杀之前的历史中，最大的屠杀是针对犹太人的，然而蒙古人对穆斯林的屠杀更为骇人，因为“仅在一个城市中被屠杀的穆斯林总数，就超过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伊本·阿昔儿唯恐读者怀疑，他誓言对蒙古人行为的细节描写是准确的：“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使所有听说过的人都感到恐怖，你们该请上帝来阐明全部详情，让你们懂得它们之间的真正联系。”然而，慷慨激昂的华丽文辞，似乎是在努力唤醒伊斯兰同胞，而不是在准确地记载蒙古人的征服。

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种思考方式，然而他们却又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惯例。蒙古人并不实施严刑拷打、毁伤肢体或使人残废。在那个时代，战争通常是以一种恐怖的形态来进行的，而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通过公开拷打或骇人听闻的断肢毁体的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蛮的策略，向民众灌输恐怖和惊悸。在1228年与算端之子札兰丁的一次战争中，四百蒙古战俘落入敌手，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将必死无疑。得胜者将蒙古士兵带到伊斯法罕附近，把他们捆在马后，拖着他们在城里游街示众，以取悦城市居民。所有的蒙古战俘在公开的娱乐消遣中被处死，随后又被喂狗。因为这一公开的严刑折磨，蒙古人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城市的文明居民，而且，城市终将付出代价。另一个事例，蒙古军队在战争中失利，波斯胜利者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将他们处死，按照蒙古人的信仰，头颅是灵魂的中心。这一事件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305年又再度重演，当时，德里算端把处死蒙古战俘当成是公众娱乐，用大象来踩踏他们。随后，他又用战争中被杀或被俘蒙古人的头颅，堆成一个塔。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当拜占庭教皇巴塞尔在1014年击败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他弄瞎了一万五千名保加利亚战俘的眼睛。他在每一百人中，只给一个人留下一只眼睛，以便这个人能引导其他九十九个人回家，由此而散布恐怖。当东侵的十字军在1098年占领安提俄克、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问男女老幼，大肆屠杀犹太人和穆斯林，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作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他是西方使用恐怖手段的最好代表。当他在1160年试图征服位于今意大利北部克里莫那的伦巴底城时，他拉开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恐怖暴力行为的序幕。他的部下砍掉战俘的头颅，在城外玩弄这些头颅，将其当球来踢。克里莫那的守军随后将德国战俘带到城墙上，当着他们战友的面，把德国战俘肢解。德国人则聚集起更多的战俘，将他们全部绞死。而克里莫那城的官员，则又通过把其他德国战俘绞死在城头的方式，加以回应。两支军队不是直接交战，而是在使恐怖升级。德国人随后又聚集起被俘的小孩，把他们拴到通常用于猛击城墙和突破城门的弩炮中。伴着这些巨大围城武器的威力，德国人将活生生的小孩猛掷出去。

与同时代文明军队的恐怖行为相比较，蒙古人并不是通过凶猛而又残忍的行为来引起恐怖的，而是由于通过他们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轻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生命来引起恐怖的。蒙古人向东进军的时候，释放出恐怖，但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比起其本身的血腥或残忍来说，更该重视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对强大敌军和表面上固若金汤的城市所取得的空前的军事胜利本身。

与传播的恐怖传闻相比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宽大而又仁慈的对待，于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怀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后，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顺地服从，而一旦蒙古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马上反叛。由于蒙古人仅留下少数几位官员进行管理，而且又没有驻扎小部队留守城市，居民们误以为蒙古人的撤退是虚弱的表现，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蒙古主力部队将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对于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并彻底摧毁它们。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最大的屠杀之一是对奥马·海亚姆的故乡——你沙不儿市民的发泄。当地居民反抗蒙古人，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居民从城墙上射杀了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作为对反叛的报复和对其他城市的训诫，成吉思汗任由他那正怀孕的守寡女儿，来对这座已占领的城市实施报复。据说她判决所有的人死刑，1221年4月，士兵们执行了她的命令。根据广泛流传而又未经证实的传闻，她命令士兵们将已死市民的头颅堆进三个不同的金字塔内——分别为男人、妇女和孩童。随后，据说她又下令处死城内的猫、狗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动物，这样，就没有有生命的动物可存活下来伤害她的丈夫了。

对成吉思汗个人而言，最痛苦的事情是发生在阿富汗境内美丽的巴米扬山谷的一场战斗中，巴米扬是佛教圣地和世界最大雕像的所在地（即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所在地，现已被塔利班武装组织所毁——译者注）。古代信众在山腰上雕刻了巨大的佛像，人们禁不住会想，这些巨大的佛像在蒙古人眼中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在那场战斗中，成吉思汗的爱孙，年轻的木秃坚被箭射死。成吉思汗要早于孩子的父亲——察合台——收到死亡的消息。成吉思汗把儿子召来，在告诉察合台实情之前，命令他不要哭泣和悲伤。

成吉思汗一生中或至少在被激怒的时候，曾当众哭过许多次。他曾因为恐惧、愤怒或悲伤而哭过，然而，面对他最喜爱之人的死去，成吉思汗并不允许自己和儿子们以眼泪或哀悼来露出悲痛或哀伤。无论何时，面对巨大的困难或个人痛苦，成吉思汗都会把它集中到战斗中去。去杀戮，而非哀悼。他将痛苦的悲伤转化为一种狂怒，把所有的愤怒倾泻到山谷民众们的头上。没有人——富贵或贫穷、美丽或丑陋、好或坏——能幸免于难。这个山谷最终由哈扎拉人所重建，哈扎拉人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意为“一万”，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一个军团的后裔。

然而，很多城市是被完全摧毁的。曾几何时，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不仅是夸大的或想象的——而且它们还十分荒谬。波斯编年史叙述，在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屠杀的准确数字是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这一数字超过了也里城被杀的一百六十万。术兹札尼，一位可敬却又激烈地反对蒙古人的历史学家，则更为不合情理地声称，也里城的死亡总数达到两百四十万。后来，更多谨慎的学者们估计，成吉思汗进入中亚的五年中，死亡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然而，即便是这个比较适中的总数，也要求每个蒙古人要杀死一百多人；其他城市夸大的记录，则要求每位蒙古士兵要屠杀三百五十人。要是那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人生活在中亚城市，他们就能够轻易地击败蒙古人的入侵。

尽管一代代人都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不断地加以复述，但这个数字还是缺乏现实依据。从体力上来说，即便屠杀那么多会顺从地等待、挨个被杀的牲畜，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据推测，大致说来那些被屠杀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蒙古人，他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五十比一。这些人能够潜逃，而蒙古人根本无力阻止他们。对蒙古人所征服城市的毁灭情况进行校验之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在这些地区干燥的荒漠土中，保存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尸骨，然而，并没有发现据说被蒙古人所屠杀的数百万人的任何痕迹。

成吉思汗更准确地是被描述为一位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因为除基于报复或引起恐怖外，他还常常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在巨大而又极为成功的努力中，成吉思汗重新打开了横跨欧亚的、川流不息的贸易新局面，他摧毁了不太重要的或难以接近的路线上的城市，而更多地将商业贸易集中到其军队更易于监管和控制的路线上来。为阻止一个地区的贸易，他会将城市彻底毁坏，直至拔除其地基。

除有组织地摧毁一些城市之外，他还费力地通过摧毁灌溉系统的方式，来缩减富裕地区的人口。因为没有了灌溉，村民和农民就会离去，田地就恢复为牧场。这就使得大片地区留给了伴随军队的牧民，并为将来的战争保留储备。就如他在翻起华北的农田并从那里返回到蒙古时那样，成吉思汗总希望有一块便于撤退或前进的空旷地带，在那里，他的军队就可获得马匹和其他牲畜所需的充足牧草，这些马匹和牲畜可是他们获胜的保障。

在中亚地区的四年征战之后，成吉思汗已六十多岁了。他正处于权力巅峰，既没有来自部落内部的挑战，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任何威胁。然而，相较于前线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胜利来说，他的家族内部却正弄得一团糟，即便在他临死之前也是那样。成吉思汗离开蒙古故地时，让他最小的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留守蒙古，他带着四个儿子一起征战中亚，他希望儿子们在那里不仅要学会做优秀的勇士，还希望他们学会怎样生存以及如何并肩作战。不像其他征服者那样逐渐认为自己是上帝，成吉思汗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个凡人，他试图为帝国作过渡的准备。在草原传统中，游牧家族中的每个儿子，都可得到家族所拥有的部分各类牲畜，也可使用部分牧场。同样的，成吉思汗打算给每个儿子以一个小型的帝国，以反映其实际的地位，分掌整个帝国。每个儿子都将是草原上众多民众和牧民们的可汗，也将是大部分领土的拥有者，包括拥有定居地区中的城市、工场以及农田。然而，位于其他三个儿子之上，有一个儿子将成为大汗，这个儿子要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终极的上诉法院，并向其他的兄弟提供建议，负责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发动战争方面。这一体制取决于在大汗的领导下，兄弟们并肩作战和齐心协力的能力与意愿。

甚至在他出征花剌子模之前，这一继位计划就遇到了阻力，尽管当时忌讳讨论死亡或准备后事，但他还是召集家族忽里台大会，以明确处理那个问题。这次会议化解了过去所有的敌对矛盾，同时也给其帝国终将分崩离析投下了阴影，成为蒙古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之一。

除儿子之外，还有几位成吉思汗极其信任的人物，也成为参与讨论的成员，因为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对于保证他死后继承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会议刚开始，长子术赤和次子察合台就似乎僵持不下，如捕兽夹一样准备猛咬住对方。要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露出本性的话，他可能已经喝了点酒，并已微有些醉意了，但在其父亲面前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表现得很有节制。最小的儿子拖雷则保持缄默，好像消失进了帐篷的褶皱中一样，当时他的哥哥们在舞台中央是占据支配地位的。

成吉思汗召开家族忽里台大会，对挑选继承者的事情进行了解释。他引谚语为证：“要是我所有的儿子都想成为可汗或统治者，拒绝服从彼此，这不就正如独头蛇和多头蛇的寓言么？”在传统寓言中，冬天来临的时候，多头蛇的头儿们之间互相争吵，在寻找哪个洞更适宜它们躲避寒冷风雪的问题上，互相争执不下。一个头喜欢一个洞，就往那个方向拖，而其他头也在往不同的方向拖。另一条蛇——有很多尾巴，但仅有一个头——立即就进入并待在一个温暖的洞内，度过了整个寒冬。而多头蛇却被冻死了。

在说明了这个严肃而又重要的问题之后，成吉思汗首先要他的长子术赤谈谈继承的问题。就座、步行、讲话、喝酒以及就餐的次序，在蒙古人中间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甚至直至今天仍是如此。通过规定这一讲话次序，可汗是在当众强调术赤处于长子地位，而且这是在把术赤树立为可能的继承者。要是其余儿子接受这种讲话次序，这将无异于是在承认术赤具有高于他们的合法性和优先权。

次子察合台拒绝接受这一未经阐明而又未加检验的假设性安排。察合台抢在术赤回答父亲之前，大声疾呼。他粗暴地对父亲说：“你叫术赤先讲，是不是要让他继承？”随后，他脱口反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术赤生父可疑的问题，无论成吉思汗如何反对这个问题，术赤四十年前已出生，但那是在孛儿帖从篾儿乞惕绑架者手中被营救出来后的很短时间内出生的。察合台向父亲和兄弟们问道：“我们怎能让自己被这个篾儿乞惕人的杂种统治呢？”

术赤对自己被弟弟称为杂种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他愤怒地厉声叫喊，并揪住察合台的衣领。两人当场互相殴打起来。或许是成吉思汗本人痛苦地用充满情感的话，提醒察合台说，他的父亲是多么的爱他并且尊重他。但为尽力保存可汗的尊严，《秘史》认为这是一位谏言者所说的话。父亲用明显痛苦的语调，恳求儿子们理解过去岁月的艰难，在孩子们出生前，草原上恐怖盛行，人们互相攻劫，生活动荡。她被掳走时发生的事情，不是她的过错：“她无法从家里逃走……她并没有爱上别的男人。她是被前来杀我们的人所掠走的。”

成吉思汗近乎温顺地恳求儿子们铭记，尽管他们的出生环境不同，但他们全都来自“一个温暖的母腹”，“要是你侮辱了给予你生命的母亲，要是你使得她对你的爱变得冷漠起来，即便过后向她道歉，但伤害已经造成”。那位谏言者提醒孩子们记住，父母辛苦地创立了他们的崭新国家，并列举了父母为给儿子们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出的种种牺牲。

在经过漫长而又充满情感的争吵之后，成吉思汗明白，他无力将一种选择强加到他们头上，等到他一死，强加的选择就会被抛诸脑后。他必须商议一项让所有儿子都愿意接受的折中协议。他行使有限的父权，再次强调他本人认可术赤的长子地位，命令其他儿子接受这一事实，并且下令不得再次怀疑术赤的生父问题。

察合台服从父亲的这一命令，但他清楚地表示，即便他遵守命令，但事实却无法否认。察合台咧嘴而笑地说：“杀以口者，不可以驮；死以言者，不可剥。”（意思是：“不中用的东西，再抬举也无用。”引自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译者注）表面上，只要父亲在世，儿子们都承认术赤的正统地位；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绝不承认的。不过，承认术赤作为长子的正统地位，并非承诺术赤是可汗职位的继承人，因为如此重要的职位，必须要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他人的支持，而非基于年龄。

察合台惹得父亲如此动怒，他知道父亲是不会同意由他继承汗位的，但他仍想阻止术赤获得汗位。于是，察合台向家族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这一种方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设想出来的，或许是已得到两位弟弟的同意。他说自己与术赤都不该做可汗，因此，继承权应该赋予第三个儿子，即老成持重、性情温和，却又嗜酒如命的窝阔台。

由于除了战争已没有其他选择，术赤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并且认可窝阔台作为继承人。成吉思汗随即把个人的土地和牧群分配给诸子，按照父母通常对失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他把术赤和察合台分开。“天下地面尽阔，江湖河流众多，把你们的营地分开，每人各守封国。我会留意你们的。”接着，他警告儿子们不要举止失当，致使人们嘲笑或辱骂他们。

服务于蒙古宫廷的伊斯兰学者证实了这个令人痛苦的窘境，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男人的尊严依赖于他对周围妇女性事方面的掌控。像成吉思汗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都可能有一个儿子非其亲生，以至这样的事情遭到儿子的非难，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同于蒙古人所写的《秘史》，也不同于第一位波斯编年史家对家族争斗的全面记述，志费尼对于这个冲突完全失载，将家族忽里台大会描绘成一次毫无风波而又全体一致的会议。在他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版本里，成吉思汗发表了完美的演说，盛赞窝阔台的才能，而且所有的儿子都一致同意。儿子们忠顺地“下跪表示忠诚和服从，并以服从的口吻回答说，‘谁敢丢弃权力来反对成吉思汗的话呢？而谁又有能力拒绝呢？’……窝阔台的所有兄弟都听从他的命令，并以书面形式作了申明。”

与该事件相隔不久，拉施特·哀丁提供了一份略微真实的记述，但他的原稿在关键的地方留有空白，那些关键之处有损于成吉思汗和他妻子的尊严。他写到“由于……他们两人之间的统一道路受到了损害，”而忠心的家族成员“是决不会说出辱骂的话，而将他的……信以为真。”无论由拉施特·哀丁往空白处加入真实的事迹，还是由后来的抄录人员复写上去，它们都显示出，数代以来，有关术赤生父问题的象征性和政治性的重要意义。

在成吉思汗与儿子们之间遭遇到家族情感紧张的背后，值得怀疑的是，是否所有人都能明白这次会议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在这次家族忽里台中，胜利者通过某种方式瓜分了世界，这种瓜分世界的方式，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以及二战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会议的预兆。

尽管在家族会议上被多次提及，而且她大概当时仍然在世，但孛儿帖并没有露面。不清楚她是否听到儿子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关于她的可靠信息。在这段时间中，口头传说认为，她仍然生活在客鲁涟河边曲雕阿兰的美丽草原上，距离她与丈夫初婚时最早生活过的地方仅几天的骑马行程。她很可能是在那里去世的，或者就在附近，时间大约在1219年至1224年之间。

令人不快的事件给成吉思汗的余生投下了阴影，尤其是在中亚征战的那些日子。儿子们之间的争斗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他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在他去世之后仍可保存他的帝国。他的儿子们无法跟上帝国发展的要求。当他不断努力寻求统一草原部落以及消除周遭威胁的时候，他从未留心过该怎样对待孩子们，而今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却又缺乏人生历练。自青少年时期以来，他就不信任自己的家人，他终生信赖的是他的同伴与朋友，他没有在儿子们中间建立起一种并肩作战的关系，也没有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

在成吉思汗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试图指派术赤和察合台联合进攻玉龙杰赤城（咸海南部算端原来的都城），以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成功。在围城期间，两兄弟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几乎要爆发成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两兄弟都知道这座城市将作为术赤封地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攻城策略上无法达成一致。由于玉龙杰赤城将归术赤，他怀疑弟弟会设法完全摧毁这座城市。反过来，察合台怀疑术赤的贪婪，使得他想保护城市建筑物，而甘愿冒着牺牲更多蒙古士兵的危险。

大多数城市只用几天或几周时间就可攻陷，然而蒙古人征服玉龙杰赤却需要前所未有的六个月时间。城市守军猛烈地还击，甚至在蒙古人攻破城墙之后，守军仍继续进行巷战。蒙古人无法适应在几乎毁坏的、封闭的城市范围内作战，他们就放火焚毁城市。然而，守军仍在烧焦的废墟上继续作战。最后，蒙古人筑起大坝，引河水灌城，由是消灭了残军，并且近乎完全地摧毁了城里的一切。玉龙杰赤没有再度崛起，尽管分配给了术赤，但没有给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对两个儿子间的争吵极为愤怒，他把他们召来却又拒之于宫廷之外，暂时不予理睬，但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们，他一边对两个儿子严厉申斥、责骂，一边又向他们极力恳求。成吉思汗在这个阶段的谈话和引用语，保存下来的是最多的，它们不仅显示出成吉思汗一种对管理家族的渐渐关切之情，而且还显示出他逐渐减轻了对家族的控制权。在长期忽视对儿子们的教育之后，他立即设法从各方面来教导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尽力清楚地说明自己曾吸取的教训，以及他所具有的却又无法用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想法。他习惯于下达命令，而非进行解说。

他教导儿子们，首要的领导能力是自我控制力，尤其是对骄傲自满的控制。他解释说，这要比驯服一头野狮子还更不容易；再者就是对愤怒情绪的控制，这要比击败最伟大的摔跤手更困难。成吉思汗提醒他们：“要是你们不能抑制骄傲自满，你们就不能领导他人。”他告诫儿子们不要自视为最为强大和最为聪明。他提醒说，即便是最高的山也有动物踩踏。动物攀上山巅的时候，它们就比山还高。

与简洁明了的蒙古传统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不要话多，当言则言。一位领导人应该通过他的行动来展示他的思想和观点，而非通过他的言语：“只有民众安居乐业，他才会快乐。”成吉思汗向儿子们强调远见、目标以及计划的重要性。他提醒儿子们说：“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

有些想法似乎同他人的想法是相矛盾的。成吉思汗同样强调了夺取领导权力衣钵的重要性，表面上，他试图传授谨慎的保守主义，因为“远见不该远离长辈的教导”。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旧的束腰外衣或迪尔，更合身而且总是觉着更舒服；衬套中留存了生活的艰辛，而新的或未磨损的迪尔则会很快被撕破。”与他本人朴素的生活习惯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他们不要追逐物质享受和奢侈愉悦的“多彩”生活。他解释说：“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并且你必将失去所有。”

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他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同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可以使用优势的战术策略和兵力来战胜一支军队，但你只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一个国家。听起来像理想主义一样，他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即使蒙古帝国应该成为一体，但民众却不该被整齐划一：“不同湖边所征服的民众，应该在不同的湖边来加以统治。”与他的很多教诲一样，成吉思汗的这条教训也被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所忽视。

1222年夏，马儿年，蒙古人征服的脚步停留在木尔坦城（今巴基斯坦中东部城市）。一年前从阿富汗山脉顺势而下来到印度河平原之后，成吉思汗曾考虑占领整个印度北部，包围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再向北进发，跨越中国境内的南宋领地。这样一项计划正好符合蒙古人的情感，即一个人不该准确地按照与来时一样的路线返回故乡。然而，地理环境与气候阻止了他。蒙古人一离开干燥而又寒冷的山脉地区，就会出现人马俱疲、不适水土的状况。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常适应于草原家乡酷寒和燥热的蒙古弓箭，在潮湿的气候中变得软弱无力，并且似乎失去了强大的命中精度，使得蒙古士兵就如一位死气沉沉的射手一样。面对这些障碍，成吉思汗在二月份返回山区，而且，尽管清理积雪通道的战俘的损失巨大，他还是带领部队回到了更加舒适而又更为寒冷的地带。成吉思汗留下两个万户，大约二万人，继续在印度征战，但由于夏季疾疫和酷热耗尽了如此多的兵员，残余的部队蹒跚地撤回到阿富汗气候温和而又舒适的环境中。

尽管入侵印度中途夭折，但此次征战还是实现了征服花剌子模帝国的主要目标，并将中亚与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在离开新近的征服地之前，成吉思汗进行了以狩猎为重要特征的庆祝活动，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狩猎活动。在1222年至1223年冬春之交的几个月的准备期间里，他的士兵们封锁了一片巨大的区域，在地面上竖起标杆，并在标杆之间扎上一段段长长的马鬃线。他们在马鬃线上悬挂一条条毛毡，毛毡随风飘摇，野兽受到惊吓，就会离开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跑去。在约定的时间，不同的狩猎部队就开始从不同的方向朝那个区域汇聚。有好几万士兵参与这种接踵进行的狩猎活动，这个活动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猎获了从野兔、鸟类到大群的瞪羚、羚羊以及野驴等各种各样的动物。

狩猎是庆祝的一部分，但成吉思汗也似乎是利用狩猎和娱乐的愉悦，来努力融洽儿子们之间的关系，缓和战场上鲁莽冲动的怒气，并且消除征战中合作的芥蒂。由于弟弟们给他造成的伤害深深地刺痛了他，而且明显也是受到父亲的疏远，成吉思汗最深爱的儿子术赤，就在得到成吉思汗直接命令召唤的时候，称病拒绝参加。当成吉思汗听到假装生病的术赤，已在自己的部众中组织了与其不相上下的狩猎庆祝活动的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几乎酿成一场军事冲突。

成吉思汗与术赤再也不曾见面。术赤没有返回蒙古，而是待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他的去世与他的出生一样，留下了许多的谜团。他去世了，然而他的父亲却仍然健在，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引起了谣言，传言认为成吉思汗为了确保儿子们之间的政治和平，以及为了整个蒙古帝国，他可能害死了术赤；但作为蒙古历史的众多组成部分，反正也只有传闻存留，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尽管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关系紧张，但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军队的凯旋就意味着一种丰富物质生活的到来。群猎的狂欢情绪持续贯穿于返回蒙古的漫长跋涉中，蒙古人一路凯旋高歌，自豪与胜利的情绪转化到庆祝或“那达慕”中来。被俘获的长长商队行进在成吉思汗主力部队的前面。近五年的时间里，稳定而又川流不息的骆驼商队，运送着一包包掠夺而来的货物，缓慢地走出伊斯兰国家，奔向蒙古，那里的民众在急切地等待着每一车外国的奢侈品。曾在挤奶中度日的蒙古姑娘们，在部队出征不久，她们就可穿金戴银，而新近获得的奴仆则代替她们来挤奶。孩童时期很少见过金属制品的老人们，则用大马士革钢铁铸成的餐刀来切肉，餐刀上的把手是由雕刻的象牙制成的，他们还用银制的碗来喝马奶，而乐师们则为他们表演。

尽管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他所深爱的故土，但在出发准备另一场征战之前，他几乎不可能停顿下来休息。或许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并没有时间停顿下来休息；也或许是他意识到，他的帝国得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征服。倘若他暂时停歇下来的话，自己家族内的派系倾轧就会威胁到帝国的生存。或许更迫切的是，他的部众已逐渐地仰赖于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商品货物。他们不愿再使用孩童时期就已熟知的那些简单的商品货物。为满足这一贪婪的欲望，他必须继续新的征服。

在漫长的人生中，成吉思汗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是针对西夏的，西夏是他在创建蒙古帝国的次年，即1207年所侵略的第一批外部敌人。尽管他们首先投降，但成吉思汗一直怨恨西夏国王，因为他拒绝派兵协助征伐花剌子模。西夏国王傲慢地说，要是成吉思汗不能独自击败花剌子模，他就不该发动战争。尽管成吉思汗被激怒，但他在那个时候正集中精力征战花剌子模，而一旦完成这一征战，他就回过头来对付西夏。当他再度挥师南下的时候，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他已在计划另一场更主要的战役，西夏战役仅仅是前进中的一个开端而已。他大概打算在西夏王国境内取得一个可靠的基地，然后向南挺进，兵锋直指最后一个目标——南宋王朝。在成吉思汗征伐花剌子模的同时，他派出了一支军队在华北地区作战。

1226年至1227年之交的冬季，在跨越戈壁向西夏进兵的途中，成吉思汗下令中止猎杀野马。因为在狩猎野马的时候，他的坐骑因受到野马冲击的惊吓将他翻坠于地。尽管受到内伤，又突发高烧，并且也考虑到妻子也遂的建议，但他还是拒绝回乡，决心继续讨伐西夏国王。出奇巧合的是，西夏国王的名字叫“不儿罕”，其意为“上帝”，与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名字一样。对成吉思汗而言，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一旦攻下西夏，他就下令西夏国王在被处死前改名。

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对西夏取得最后胜利的仅仅几天时间之前，成吉思汗去世了。《秘史》明确地叙述他死于那年夏末，虽然原文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他所骑过的每一匹马，但有关他去世的详情却猝然沉默。其他史料认为，在成吉思汗临终的时候，他的塔塔尔妻子也遂，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所习惯的简单方式来准备安葬他。侍者们给他擦净身体，并且用普通的白色长袍、毡制的靴子和帽子为他殓衣。接着用塞满檀香（檀香是一种贵重而又芳香的木材，可驱除害虫）的白色毡毯把他包裹起来；并用一种适宜的香水来浸渍他的遗体。他们用三条金带来绑缚毡制的灵柩。

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第三天，一支队伍用一辆简朴的大车，装载着大汗的遗体向蒙古进发。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引领着送葬者，其后跟着一位萨满女巫，而女巫身后则跟着一匹缰绳松弛而又没有加装成吉思汗鞍座的骏马。

很难想象成吉思汗会认为自己将给世界留下何种形象。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仅在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的编年史中找到一条微不足道的线索。他认为成吉思汗是被诅咒死的，死后将入地狱。然而，术兹札尼记录了一位穆斯林阿訇与这位征服者的一段对话。这位阿訇曾服务于成吉思汗宫廷，而根据他的夸张之辞看来，他至少还是一位蒙古可汗特别宠信的人物。在某日的一次谈话中，成吉思汗大致说道：“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

犹豫片刻之后，这位阿訇对成吉思汗说道，他屠杀了如此多的民众，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他的名字。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并且提醒他，“很明显，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而且你理解的只是很小的部分。这个世界有许多国王，”他对这位博学的阿訇解释道。关于他将来的声名，成吉思汗补充说，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更多的民众、更多的君主以及更多的国家。成吉思汗自信地宣称：“他们将会讲述我的故事。”

我们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却又更具信息价值的模糊感觉，可触及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心境以及他对自我的想象，这一信息保存在成吉思汗写给一位中原道士的信件中，这位老道士的部分弟子抄录了该信件。与主要记录事件和口头言论的《秘史》不同，这封信记录了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剖析。尽管我们所利用的信件是由一位书记官用古汉语的形式写就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书记官是一位服务于蒙古朝廷的契丹人，在此信件中，成吉思汗自己的情感与观念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表达简单明了，并且广泛深入人心。他将敌人的失败归结于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非他高人一筹的巨大威力：“我自身并没有卓越的才能。”他说，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极度奢侈”，“长生天”已经谴责过他周遭的文明。尽管他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但他仍旧倡导一种简单的生活：“我的衣着饮食与牧民们一般无异。我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对有关财产的看法：“我痛恨奢侈，”而且“我使用适度”。他尽力视民如子，而对待有才能的人，则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视同兄弟。他将自己与官员们的关系形容为是亲密无间的，并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总是在原则上一致，而且我们总是团结一致，互相影响。”

虽然他是在入侵伊斯兰世界的前夜寄出此信的，而且还是用汉文写就的，但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众多王国的继承者，或任何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他只承认一个以前的、他个人曾从中得到过启示的帝国──他的祖先，匈奴人。显然，他并不希望用伊斯兰的或中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他想找到一种适合于草原帝国（这个帝国袭自匈奴人）的自我统治方式。

他声称自己的胜利只有借由“长生天”的帮助才有可能取得，“但由于我的要求很高，因此身上负有的职责也就很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和平中与在战争中一样，已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我担心我的统治不合格。”他说，好的官员之于国家，就如同好的舵之于船一样重要。虽然他成功地找到良材为将，但很不幸的是，他承认自己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国家。

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显示出成吉思汗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在承认不足之后，成吉思汗还在这封信中表露出一种日渐上升的自我感觉，以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使命。他首先发动的针对女真的战役──第一次超出草原的主要战役──是作为一系列劫掠性袭击的开始，但在此役之末，他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相较仅限于袭击以及控制贸易网络来说，他的言辞显露出一个更加深远而又更加广泛的计划。他承认自己要南下完成前无古人的事业。他正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因为他试图“将整个世界统一到一个帝国之中”。他不再是一位部落的首领，而今他试图成为一位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众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或许，对成吉思汗去世最恰当的评述，是由爱德华·吉本在18世纪作出的，他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英国史学家，还是一位研究帝国史以及征服史的伟大学者。他简单地述及成吉思汗“死于盛年之期和荣耀之中，临终时，他劝勉并且指示儿子们要去完成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为实现成吉思汗的遗愿和执行他的命令，他的儿子们仍有许多任务尚待完成。

6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europe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陌生部落才会来到。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

For our sins，unknown tribes came.

Chronicle of Novgorod，1224

在庆祝自己即位为大汗时，窝阔台喝得酩酊大醉，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品质，他将父亲的金库公布于众，把那里贮藏的所有财富全部分发。他取出成箱的珍珠赐予众人，这可是蒙古人最羡慕的宝物；一匹匹丝布在人群中散发；马匹和骆驼披戴了华丽的饰品；所有的蒙古人都得到了刺着金色花纹的丝质新长袍“迪尔”。五光十色的服装非常之多，因此，在一天中，所有侍者都穿上同样颜色的服饰。次日，他们又换上已经指定的另一种颜色的衣服。1229年夏天，人们在曲雕阿兰尽情地宴饮，举行各种活动。那里仓库林立，这些仓库其实都是国库，里面储藏着数目惊人的战利品，这些东西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争中获得的。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庆祝自己的盛典，因此，蓝、绿、白、黄等各种色调的丝绸都滚在一起、卷成一体。为了使这一盛事变得更加荣耀光彩，于是各种琼浆玉液散发着芳香。男人和女人们觥筹交错、开怀畅饮，直至不省人事，片刻后醒过来，他们依然继续豪饮。

大概就在此时，这个家族被赋予“黄金家族”或“黄金世系”的称号。对草原人来说，黄金象征着王权，也可能代表着巨额财富，它们为这个家族所拥有并开始迅速耗尽。没有了以往成吉思汗对庆典活动的节制，如今统治帝国的继承者们，用并非由他们赚取的财富换来了他们钟爱的美酒。窝阔台即位大典上的醉酒狂欢，为他的统治树立了标准和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主导着帝国的精神面貌，正如阿塔篾力克·志费尼在不久以后写道，窝阔台“曾铺开地毯寻欢作乐，脚踩着长长的御道经常去品尝好酒和欣赏成群的美女”。

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窝阔台的即位庆典上，因此，一些新近被征服的臣服者重新反叛并停止向蒙古人进贡。为了重申蒙古的统治地位，窝阔台不得不把大批军队调回北部中国和中亚。1230年，他刚坐稳大汗之位，就派出一支由三个万户组成的军队（近三万人），以增强蒙古人对中亚的控制，可是那里的大部分财富已被他人攫取。他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士兵们携家带口同行，可见它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这样一来，贡物又开始从北部中国和中亚送往蒙古，然而，这些贡物与当年成吉思汗战争从各地取得的财富在数量上无法相比。

窝阔台没有随军出征，征战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部分是出于治理国家的乐趣，窝阔台觉得他应该像所有伟大的君主那样，拥有一个永久性的都城，它不是由一个个“毡帐”组成，而是一大片真正的建筑群，拥有墙壁、屋顶和门窗。与父亲的想法相反，窝阔台坚信，在马背上征战得来的土地不能在马背上进行治理，虽然在当时，马背上征战形成的统治方式和流动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是蒙古人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最初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窝阔台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旧政策，转而努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蒙古故地此时已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因此窝阔台决定将都城建在更西面的自己的封地中。他选定了位于斡耳寒河流域蒙古领土中心的一片区域，那里曾属于汪罕的客列亦惕部，更是早期突厥人建立的诸王国的统治中心。他是按照游牧部落对上等驻营地的规格要求来选择这个地点的。那里气候适宜、草原丰美、水源充足，附近的山脉在寒冬季节是畜群的天然避难所。众所周知，正因为具备了这些优良的条件，哈剌和林的位置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地，但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有永久性居民的城市比一个临时性的好营地会产生更多的需求。人们需要持续不断的食物供应，如果不能保证生产，城市就要经常依靠那些从数百公里外的戈壁以南地区运来的、成本高昂的货物。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城市无法为人们提供自然庇护物以躲避冬天的刺骨寒风；不像那些可以退入群山并倚之为御寒屏障的畜群，城市不可能轻易地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迁移。这些问题最终注定要困扰蒙古国的首都。

窝阔台可能是以典型的蒙古风格开始建造宫殿的，他向草原射出一支箭，然后根据箭的方向建筑了宫殿的第一翼，为了使其空间大小符合蒙古的规格，边翼的长度延展至一支箭的标准射距。窝阔台用同样的方式建起了另一翼，并在中间安置一座巍峨的殿堂把两翼连接起来。他命人在宫殿周围筑起一堵坚固的石墙，正是由于这些墙的缘故，这个地方获得了“哈剌和林”的名称，其意为“黑色砾石”或“黑色城墙”。拉施特·哀丁形容窝阔台的新宫殿“建有高大的柱子，结构非常雄伟，与帝国君主的宏图十分相称。在工匠们饰以彩绘和图画后，金碧辉煌的宫殿才宣告最终完成”。

蒙古人继续生活在毡帐中，它们围绕着哈剌和林散布在广阔的草原上。汗廷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它们距离都城往往有几天或一周的路程。中原的建筑师和工匠们设计营造了哈剌和林城中的各种建筑，但是窝阔台为自己的家庭建造的私人宫殿却是伊斯兰式的，它在迦坚茶寒，距离哈剌和林一天的骑程。其他国家的都城是用来显示统治家族的权力、伟大和威望的，但哈剌和林不同，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一个大仓库和大工场而存在，其作用长期被包括窝阔台在内的多数蒙古人所忽视。他们把它当作存放货物和工具的基地，蒙古人的货物和工具包括为他们劳动的工匠。都城本身几乎不生产什么，但它却聚集了来自帝国各地的贡物。都城划出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新征召而来的官吏们的住所，他们负责管理这个国家，这些人包括众多的抄写员和翻译人员，他们来自帝国内的各个民族，能够熟练地处理本民族地区的事务。

目前所掌握的关于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记述源自于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他系统地描述了一个皇家封闭式花园的场景，它布局复杂，每个主要方向都有一扇壮丽雄伟的大门。花园内，中原工匠建造了“一座城堡，城门规格就像花园的门一样；城市中心有一座三层的御殿，一层供窝阔台专用，一层供后妃之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之用”。在宫殿之前，窝阔台开凿了纵横交错的水池，“那里经常有大量水禽出没”。他在那里观看或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这位大汗对酒格外喜爱，宽敞宫殿的中心摆放着一只只又大又重的金银制的酒缸，据说窝阔台总是备有骆驼和大象，“在举行公众节筵时，它们可以用来搬运各种饮料”。

除了为自己和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修建宫殿外，窝阔台还为佛教徒、穆斯林、道士和基督教信徒分别建起了朝拜之所。当然，基督徒似乎在蒙古国的朝廷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因为窝阔台，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在征服客列亦惕部和乃蛮部时都迎娶了信奉基督教的妻子，而且窝阔台的子孙中也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他最宠爱的孙子失烈门（《圣经》中“所罗门”的蒙古译名）。蒙古人信奉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耶稣”（Jesus）的名字，其发音类似于他们心中的神圣数字“九”的蒙古语读音，也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整个王朝的奠基人——的名字发音相近。尽管基督徒地位尊显，但就宗教信仰来说，哈剌和林这座不大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宽容的城市，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们互相尊敬，平等和睦地相处，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促进新都商贸的繁荣，窝阔台经常以高昂的价格将所有的货物全部买下，不管自己是否需要，也不管它们的质量如何。拉施特·哀丁写道，窝阔台“每天饭后就坐在汗廷门口特设的椅子上，欣赏那里堆放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货物。他常常把陶器分给各阶层的蒙古人和穆斯林，他还经常命令体格健壮的人任意拿取，数量不限”。除了动物和各种日用品之外，商人们还带着成箱成批的纺织品、象牙、珍珠、猎鹰、金制的酒杯、饰有宝石的飘带、柳木制的鞭柄、印度豹、弓弩和箭头、衣服、帽子、奇异的动物头角等，来到哈剌和林。另外，还经常有帝国各地的艺人来这里竞显技艺，他们有来自中原汉地的表演者和音乐家，有来自波斯的摔跤手，还有来自拜占庭的演滑稽戏的小丑。

为了吸引更多的商人、商队参与贸易，窝阔台汗经常付出高于商品两倍的价格购买输入的货物作为鼓励和奖赏。窝阔台还下令，无论商人们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的方式付款，即给他们外加百分之十的利润。蒙古人还在这些商队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为促进贸易做了一番努力之后，窝阔台开始采用一套标准化的度量衡体系，以取代各地和各城市使用的各种标准不一的制度。由于金银和铸币运送时数量巨大，蒙古人在实践中创造出纸币流通制度，这使得商品交易更方便、更安全。

窝阔台派军队稳定了蒙古在中亚的统治，继之，在老将速不台的正确指挥下，蒙古军联合南宋共同分割了金国残存的财富和土地。窝阔台的父亲在战时将军队驻扎在征服地区，他把战利品运送回国，以此保证货物供应的稳定；然而，窝阔台却越来越注重利用军队的力量保护商道的安全，以保证首都的货物供应。他派卫戍军长期驻扎下来以保护道路和商人。另外，为了更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发展，他宣布废除各地混乱复杂的税收制度，禁止各种巧取豪夺的行为。蒙古人还沿路种植树木，它们在炎炎夏日为行人遮阴，在冬季雪天标志道路。在那些树木无法生长的地区，人们立起石柱标明路向。志费尼认为，蒙古国的道路旨在提供这样一种方便，即“只要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或利益，哪怕是远在西方之极和东方之鄙，商人们也不用为安全担心”。

窝阔台不再上马征战而是住进了哈剌和林城，并兴建了成吉思汗所厌恶的石墙建筑物，他朝着偏离成吉思汗政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在接下来的四十余年中，一个嬗变的过程开始了：伴随着各种较高文化和文明——它们与成吉思汗的遗产背道而驰——的诱惑，蒙古人将从一个尚武好战的马背民族转变为一个定居民族。

到了1235年，窝阔台挥霍了他父亲积蓄的大部分财富。建造和管理都城的花费甚巨，而且窝阔台习惯于用钱无度。贡物仍然从帝国各地不断输入，但其数量已经无法与他父亲在位时相比。无论窝阔台是兴建都城还是改革行政体制，蒙古帝国最终还得依赖于征服。窝阔台必需拼命地需要增加财富，以继续维持他和蒙古人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蒙古人不种庄稼、不制造加工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卖掉豢养的大量马匹。蒙古帝国要生存下去，窝阔台就不得不将蒙古人投入战争去攻击新的目标，但新的目标究竟是哪一个？在哪里？

为了决定接下来征服的目标，窝阔台在新都哈剌和林附近的草原上召集举行了忽里台大会，与会者莫衷一是，各执己见。一些人主张进军辽阔的南亚次大陆，但由于那里酷热难耐，因此当时成吉思汗放弃了入侵那里的念头，他只能在北方群山上向次大陆投去一瞥。另一些人则主张长途奔袭进入波斯，然后攻占传说中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还有一些人则坚持全面进攻南宋——不久前蒙古与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盟。

然而，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他就是刚刚战胜金国而赶回来的速不台将军。他是成吉思汗手下最杰出的将领，精通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会使用大型的攻城器械，在蒙古军的每一场重大战役中他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今速不台年逾六旬，一只眼睛可能已失明，据说他因身体过于肥胖而不再骑马，只能坐一辆由士兵牵引的铁车以为代步之用。尽管有身体上的缺陷，但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并渴望重返战场。速不台不想回头与被他打败过多次的穆斯林或南宋军队作战，他决心组织一次针对西方、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役，以使成吉思汗的策略有重大突破，而西方或欧洲是速不台最近偶然发现的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世界。他坚持认为，像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家一样，欧洲也掌握着巨大的财富。速不台已经与欧洲军队交过锋，他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知道如何轻易地击败他们。

对于大多数参加忽里台大会的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谜。速不台是到过那里的唯一一位还在世的统兵将领，当初他只是率领小股部队对欧洲国家进行试探。他发现欧洲，是在十多年前的1221年，正值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期间，当时速不台和哲别正沿着里海追赶花剌子模算端。在算端死后，他们要求并得到允许继续向北，以探明那里的形势，他们发现了基督教小王国格鲁吉亚，当时是吉奥尔吉三世（也称布里安特）在位。

当时，哲别对格鲁吉亚的防御力量进行了试探。经过几个世纪与周围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之后，格鲁吉亚人以拥有一支作战技能娴熟的职业军队而自豪，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出兵迎击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就像从前许多次与突厥和伊斯兰军队作战时一样，哲别的蒙古军先是猛扑格鲁吉亚人，万箭齐发，随后突然掉头逃跑，让对方认为自己是仓皇溃散；当然，这只不过是佯装败退的“狗斗”策略。格鲁吉亚士兵过于自信了，他们冲破原有的阵列，竞相追逐蒙古人，而蒙古人只是设法使自己始终位于追击者的前面。格鲁吉亚人的战马逐渐不堪重负，长途追击也使它们过于疲劳；马力较弱的战骑远远落在后面，因此格鲁吉亚人的队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

就在格鲁吉亚军队全面分散并初显疲劳时，撤退中的哲别军士兵却将格鲁吉亚人直接引入了速不台军的设伏圈内。速不台军截击格鲁吉亚人，哲别的士兵换乘新马后冲锋陷阵，重新加入战斗。数小时后，蒙古军彻底打败了格鲁吉亚军，并推翻了这个小国的贵族统治。速不台使这个国家成为蒙古人在欧洲的第一个附庸，成为此前产生的众多支持和忠于蒙古的附庸之一。

随着这次试探性战斗的成功，速不台和哲别沿着群山进军，深入东欧平原，看看在战场上还能否遇见其他陌生民族。蒙古人系统而持久地侦查了这个地方。由于平时注重侦察并汇总各类信息，因此蒙古人已确定那里的人口数量和城市位置，了解到政治上的分裂和各国的敌对状况。蒙古人找到了一些叫作“钦察人”的突厥部落，他们分布于里海和黑海北岸的平原上，过着与蒙古人相近的游牧生活。他们同样居住在毡布搭起的帐篷内，各自说着相互有某种联系的语言，蒙古人从钦察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诱使一些钦察人与之结盟。速不台真正关注的目标在于更北和更西的农耕地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城市，虽然人们都信仰东正教、说俄罗斯语，但是他们却被互相敌视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们分割而治。速不台率领军队朝这些城市挺进，以观察领主们的反应。1223年4月底，他到达了黑海以北的第聂伯河流域。

为了能有足够的力量将野蛮的异教徒侵略军驱逐出去，平原上的基督教城市联合起来了。各处的部队迅速被集结，它们来自于这个地区所有公国和城邦——斯摩棱斯克、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基辅、沃里尼亚、库尔斯克、苏兹达尔，还有部分钦察人。从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和基辅来的三支军队是在各自国王的指挥下，他们的名字都叫“密赤思老”。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基辅王密赤思老——最大、最富有城市的国王，他率领的军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女婿。正当俄罗斯各军缓慢行进时，蒙古军派出了由十人组成的外交使团来商议有关劝对方投降或联合的事宜。俄罗斯人傲慢地处死了所有的蒙古使者，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蒙古人的外交礼节，很快，所有俄罗斯王公就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初次遭遇到一场小冲突后，蒙古人随即向东撤退，好像他们害怕与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一样。俄罗斯军队及部分钦察盟军得意地尾随其后，但一天天过去了，蒙古军仍然跑在追逐他们的俄罗斯人前面。当时有些俄罗斯部队还未到达前线，因此来不及加入追击蒙古人的行列，追击中行动缓慢的部队逐渐落在后面，只有行动快速的部队还紧紧地跟着撤退的蒙古军不放。俄罗斯人担心蒙古人可能逃脱，这样他们就掳获不到蒙古人此前横扫波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时所获得的大量马匹和其他战利品。为了争得更多的功劳和利益，俄罗斯王公诸侯们都命令自己的士兵快速冲锋；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如何组织部队有序后退、重整队形或安全撤离的计划。在将近两周的追击后，俄罗斯的先头部队终于在迦勒迦河（流入亚速海）赶上了蒙古军，在那里，他们最终将迫使入侵者一战，而哲别和速不台已经选好了对蒙古军最有利的地形。为了不让敌人在长途急行军后有片刻的喘息，同时也是担心蒙古军可能再一次逃跑，信心百倍的俄罗斯王公们整顿了战斗队列，准备攻击敌人。

许多编年史在记载俄罗斯参战士兵的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俄罗斯方面基本上在四万到八万人之间；其参战人数至少是蒙古军士兵的两倍。然而俄罗斯士兵大部分从谷场和乡下招募而来，他们都是农夫，在身体健康、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他们在偶尔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表现顽强、富有经验，但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看成是职业军队，特别是在冬季之末缺乏足够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时。与其说善于使用武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更擅长挥舞镰刀割草，或是扬起鞭子驱策公牛。贵族军官们仍确信很容易就会取得胜利，农夫们忠实地在盾牌后面列好队形，除了手中的农具——权且当作一把剑、一支矛、一个重锤或一根棍棒——以外，每个人还拿着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站在附近，高级军官骄傲地骑在战马上，矗立在步兵的后面。

俄罗斯士兵肩并肩，排成人墙阵形紧密地站在一起，他们不知道将面临怎样的对手，他们只有下定决心保持战斗队形不被打乱。可是攻击似乎并未来临，蒙古人没有进攻，他们开始击鼓歌唱，突然，蒙古人的队伍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因为那是一个清新的春日，空气中没有太多的尘土，所以蒙古人采取了“静攻”，通过摇动旗帜来控制协调各支部队的行动，他们挥旗示意骑在马上的弓弩手，悄悄地向俄罗斯步兵阵列疾进。马蹄踏地的重击声发出阵阵回响，穿梭于俄罗斯军队的阵列中，传递到了正在待命冲锋而神情紧张的俄罗斯士兵的腿上。但对方却没有发起冲击，蒙古骑兵在斯拉夫人武器的射程之外停了下来，在那里向俄罗斯步兵队列万箭齐发。俄罗斯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他们没有人能够有效反击蒙古军队。俄罗斯士兵没有人能用剑与蒙古兵短兵相接，没有人能将长矛投向他们，或拿着棍棒追击他们。所有的蒙古士兵都有大捆的箭，蒙古人在设计箭时是处心积虑的，他们的箭根本无法搭在敌人的弓弦上射出。出于受挫后的愤怒，俄罗斯士兵把散落在地上的箭折断，他们确信这样一来，蒙古人就不能得到它们并再次使用了。

随着步兵被冲垮，俄罗斯的弓箭手瞄准蒙古人开始反击，但是弹力不足的欧洲弓射程很短，几乎无法射中目标。蒙古人嘲笑着捡起了俄罗斯人射过来的箭；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方的箭折断，而是将这些箭搭在自己的弓上射回它们原来的主人，因为这些箭的槽口与蒙古的弓弦非常相配。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惊慌失措中迅速败退，俄罗斯士兵像是一群逃跑的羚羊或惊恐的小鹿，而蒙古军则紧随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溃退中的俄罗斯军队与即将抵达战场的一队队士兵撞在一起、乱作一团，他们开始互相践踏，伤亡惨重。

俄罗斯王公们手持耀眼的标枪，腰挂闪亮的宝剑，举着各色的旗帜，身穿引以为豪的战袍，跨坐在高大结实的军马上。这些欧洲军马被豢养得体型魁伟、富有力量，成为一种展品——在阅兵场上它们可以承载起贵族骑士盔甲的重量，但人们饲养它们却不是为了让它们在战场上快速敏捷地行动。因为有厚重的金属盔甲保护着，所以俄罗斯王公在与其他欧洲贵族鏖战沙场时常常毫无畏惧，但随着身边步兵的全线撤退，王公们也不得不逃跑。他们的军马虽然漂亮，却无法负重长途奔驰，蒙古人追上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将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俄罗斯城邦的王公诸侯们一个个杀死。一路上，蒙古人继续追逐和屠戮退往黑海的俄罗斯人，在那里，战斗开始了，引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条目中的话来说，派出去与蒙古军作战的大量士兵，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家”。自从约一千年前匈奴人攻击欧洲以来，这是亚洲武力第一次入侵欧洲，并彻底歼灭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在这场战斗之后，速不台和哲别带领士兵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天，他们连续好几天举行大规模的酒宴来庆祝胜利。战败的国王密赤思老和他的两个女婿成为宴会“荣幸的客人”，但是他们的遭遇却显示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蒙古人用毡制的毛毯将三人裹住，以符合三人的高级贵族身份，把他们塞进帐中的地板之下，然后蒙古人整夜在地板上喝酒唱歌，慢慢地、残酷地将他们压死。让俄罗斯人知道这是对他们杀死蒙古使节的严厉惩罚，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向自己的士兵重申，应该自觉地对杀害蒙古人的不公道行为进行相应的报复，这对蒙古将领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古俄罗斯贸易城市的编年史家记录了蒙古人的出现，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离开后又将去往何处，他们把自己国家败于陌生民族的原因归结为来自于上帝的惩罚。由于蒙古人不是留下来占领土地，而是长途跋涉返回故土，所以欧洲人很快忘却了蒙古人的胜利，又重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争斗之中。基督徒解释说，因为蒙古人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严惩罪人，所以上帝又送他们回家了。《诺夫哥罗德编年史》阐述道：“鞑靼人从第聂伯河往回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清楚他们在何处把自己隐藏；我们犯下了罪行，上帝知道从哪里将他们招来惩罚我们。”

在速不台首次战胜俄罗斯人十二年后，忽里台大会的与会者回顾了蒙古人这段早期的胜利经历。窝阔台首先关心的是从对欧洲的战争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战争策略问题。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对中原汉地和穆斯林的战争比较起来，远征欧洲几乎没有得到战利品。因为速不台的军队没有时间或多余的兵力去组织攻打那些城墙高筑的城市，所以蒙古军只带回很少的战利品，但速不台的初步探索向人们揭示出，那里存在着许多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克里米亚休战养马期间，蒙古人发现这里乃是被热那亚商人所操纵的贸易中心地带，它们中有些地方已被蒙古人掠袭过。

窝阔台看上去不喜欢、更可能是不信任速不台，而速不台在很大程度上对窝阔台也如此。速不台的地位有术赤家族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居于较远的西部草原，并且继承了速不台在伏尔加河一带征服的土地。术赤死后，速不台依靠术赤之子拔都，成功进入术赤系后王的汗廷任职。拔都汗在成吉思汗诸孙中排行第二，而且是他们之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他的地位使他最有可能在窝阔台死后被推举为大汗，而征战欧洲将会极大地增加他的财富、威望，从根本上加强他的候选资格。

拔都提出了众多相类似的出征理由，而窝阔台却拒绝了他，窝阔台更加坚定地想从对南宋的战争中使自己获利。窝阔台的位置在蒙古帝国的中心，两个兄长家族的封地将他和欧洲隔开，只有幼弟拖雷的封地位于他和南宋之间。就在三年前——那是一个秋天，正当大多数发酵的马奶可以为人们所用之时——有天早上，四十岁的拖雷在醉酒狂欢后踉跄地走出窝阔台的帐篷，突然倒地而毙。这对窝阔台是十分有利的，他立即行动，企图通过促成他儿子贵由和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已故的客列亦惕部汪罕的侄女——的婚姻，来吞并亡弟的财产，包括祖宗故地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然而，唆鲁禾帖尼拒绝了，理由是四个年幼的儿子需要她一心一意地抚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但此时此刻，她那未经考验的儿子们尚无力与他们的伯父——大汗——抗衡。

通过南征宋朝，窝阔台在唆鲁禾帖尼面前会更具威望和影响力，同时可以将她所持的财产纳入自己的支配范围，他以侵宋为借口对那些曾经效忠于她丈夫的战士发号施令。这样，一场侵宋战争能给窝阔台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方面，他可以从中原汉地夺取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也有机会从亡弟的遗孀那里吞并亡弟的土地和军队。

在黄金家族内部，分成了主张入侵欧洲和主张进攻南宋的两派，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前所未有的决议：蒙古军队全线出击。同时进军南宋和欧洲。蒙古军将进行一系列的战斗，这会使蒙古军长途奔袭八千公里以上，超过一百个纬度单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创造过得以与之相匹配的如此壮举，直到二战中美国及其盟国同时在欧亚发动攻势为止。窝阔台汗派出三支军队——主要都是在他宠爱的几个儿子的统率下——从不同方向进攻南宋。欧洲之战将在拔都汗的指挥下进行，他以速不台为向导；但是有个措施可能是用来限制拔都汗权力的，即来自四个世系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们，都被派去负责指挥不同方向的战斗。窝阔台则派出了他最不喜欢、最令他头痛的儿子——贵由。

虽然作出这个决议是需要勇气的，但它可能是蒙古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议。尽管对宋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蒙古人还是未能占领南宋的主要地区，而在此次战争中，窝阔台痛失一个爱子，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儿子在战争中存在分歧和缺少速不台指导的缘故。由于侵宋半途而废，因此宋帝国在最终投降蒙古之前又在风雨飘摇中存在了四十年。相比之下，欧洲之战尽管因不同支系诸王之间的争吵而被拖延，但在军事上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与成吉思汗征服城市时获得的财富比起来，这次征战所得到的财富价值仍然不值一提。

对欧洲用兵的准备工作需要两年，信使四处传达决议和布置任务。1235年的忽里台大会决定恢复和扩充成吉思汗时建立的驿站体系；战争的前线是如此遥远，因而迅速且可靠的通讯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在采取正式的入侵行动之前，蒙古人派出小股部队去刺探敌人的守备情况，并为蒙古人的牲畜探寻合适的牧场和水源。他们找到那些最适合喂养绵羊、山羊，以及放牧牛马的河流、草原。有些地方看上去草地不够，蒙古人就分遣小股部队去焚烧他们日后要经过的村庄和田地，以便把农田开发为牧场，这些土地未经农夫的耕耘和种植，它们在蒙古军到来之前就被还原为草地。

长达五年的欧洲战争标志着蒙古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差不多一切事情都依战场计划而进行。远征欧洲的军队由五万蒙古人和其他十万同盟军组成。作为一个老练的草原猎人，作为一个紧随成吉思汗四处征战的英勇武士，速不台表现出他经过长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如何思考，知道怎样打仗，此外，蒙哥和拔都，这两个最富智慧和最具才能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努力地协助他指挥作战。战争开始时，蒙古军队已经吸收了中原汉地和穆斯林最好的技术与军事知识，这使它成为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武装力量，可能远胜于由成吉思汗亲自统率的军队。

速不台把不里阿耳人占据的伏尔加河作为征服的首要目标。1236年（猴儿年），蒙古军主力出发了，在主力部队之前以两百人的侦察兵为开路先锋，之后又以两百人的战士为断后卫队，他们一旦到达伏尔加河流域，真正的入侵就开始了。此战，蒙古军实施了不同寻常、但对他们来说又是屡试不爽的策略——分兵合击、至少两线作战，如此一来，敌人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个城市或王公将是蒙古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任何一个王公，如果将军队调离自己的城市而去增援其他人，那么别处的蒙古军就会进攻这个不设防的城市。由于自己的大本营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因此每个王公都把军队用来固守自己的领土，没有人去支援其他人。

速不台带领军队北上，直指不里阿耳人的故地，而蒙哥——已故拖雷的长子，率领另一支军队南下逼近钦察突厥人。一些钦察人逃跑了，但另外的都同意加入蒙古军去攻击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人快速撤退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领地作为大本营，存留的百万牲畜在这里放养，向东绵延达数百公里之遥。不少已经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游牧部落与蒙古人合作，还有一些部落不断逃离，把恐怖和惊慌散布到面临入侵的前沿地区。

从伏尔加河出发，蒙古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横扫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经过多次探查，蒙古人发现这些城邦和公国仍然处于分裂和互相敌对的状态之中，正如大约二十年前他们入侵时一样。蒙古人每次都采取相同的外交程序。每到一地，他们就开始活动：派出正式的使节要求首府城市投降，加入蒙古大家庭，成为大汗的附庸仆从。如果他们愿意投降，使节就向新附庸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侵犯，允许他们的家族保持统治地位，准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受保护的回报，这些人必须拿出所有财富和物资的十分之一，当作贡物献给蒙古人，但几乎没有城市能付得起这笔费用。

蒙古人将梁赞城作为第一个目标，《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238年条目说“鞑靼人来时，数也数不尽，就像蝗虫一样多”。首先，小股蒙古部队分散开来去侵袭周围的农村。每个士兵都抓来一定数量的平民，驱使他们去干杂活，如挖工事、砍树、运送补给。然后士兵们焚烧村子，让剩余的农夫向城市的木制城墙爬去，寻找避难之所。当蒙古军最后到达城市外围时，里面已聚集了众多惊慌和恐惧的平民。蒙古人派了一个女使者去递送书信并命令投降，守城的官员担心她是一个女巫，所以拒绝与她进行任何谈判，于是蒙古人准备攻城。

蒙古人不断进攻，他们令俄罗斯人感到十分可怕。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长着强壮有力的胸膛，消瘦苍白的脸，坚硬高耸的肩膀，短小歪扭的鼻子；下颚尖而突出，上颌深陷，牙齿长而稀少，眉毛从头发延伸到鼻子，眼睛乌黑、不停转动，整张脸长而严酷，四肢瘦而强健，膝盖下的大腿粗厚而短小。”进攻时，蒙古武士穿着一件轻巧的皮甲，它前厚后薄，所以“他们不可能试图转身逃跑”；搏斗中，“他们用长矛、棍棒、战斧和刀剑等英勇作战、绝不屈服，但最突出的是使用弓弩”；如果被俘，“他们从不乞求怜悯，绝不把自己活着交给战胜者”，这些精神，表现出他们“迫使全世界都归其统治的目的和坚定信念”。

蒙古人没有攻打梁赞厚实的城墙，他们驱使大量强征而来的壮丁建造一项工程，这样做更能让城中居民感到迷惑和恐慌。壮丁们把树砍倒，将它们拖到城墙前方蒙古军的阵前，然后开始沿着梁赞城快速地建起一堵墙。这堵墙形成了一排坚固的栅栏，完全包围了城市，封锁了各处城门，防止城中的守军派兵突袭蒙古人或破坏蒙古军的攻城器械。这种墙是木制的，以传统的“捏儿格”（nerge）形式构成，它是过去蒙古人在群体狩猎活动中围猎动物时形成的猎圈。蒙古人的墙切断了城外援军的路线，他们无法前来支援或是运来粮饷供给。这堵墙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最大恐惧可能是，居民们被封锁在城中，没有任何逃走的希望。蒙古士兵藏在墙后，就处于城中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而他们却可以在城中守军根本看不到的情况下，架起攻城的器械，或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

蒙古士兵藏在新建木墙后面的甬道内很安全，如今他们紧紧盯住梁赞城，就像世世代代的蒙古猎人把挂着毛毯的绳索系在树上拉直、从后面俯视着被他们牢牢围住的猎物。城市居民已经熟悉蒙古人经常使用抛石机和破城锤的情形，但他们没有体验过变化后新的炮击方式，蒙古人发展出一种崭新的作战形式。他们的抛石机大量地抛出巨石、大块的木头、整罐燃烧的石脑油、火药和其他不知名的东西。蒙古兵就像使用燃烧弹和烟幕弹一样四处播撒火种，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这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邪恶魔法的施展和疾病的来源。除了射出火苗之外，这些装置还能将小型燃烧火箭或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掷向敌方的城墙。这些神秘武器造成了极大的恐怖，以至于受害者们后来传说，蒙古人不仅骑着战马而且还驾着被驯服的暴龙行进。

在城市遭受轰击的过程中，隐蔽的入侵者投射出大量不知名的东西，其所产生的炮火、烟尘造成了城内的混乱，也使城内士气严重受挫，这就等于摧毁了城市的防御。经过五天恐怖而极具破坏力的炮击后，蒙古军从木墙后面出现了，他们随即带上云梯和破城锤攻打已被损坏的城墙，仅一天的工夫就拿下了此城。居民纷纷避难于教堂，在那里，很多人死于蒙古人点燃的熊熊烈火之中。胜利者将城中贵族抓捕并集体处死，一位当时的俄罗斯编年史家记载这场大屠杀说，在蒙古军经过的地方，“没有人能睁开眼睛为死者哭喊”。蒙古人挑选一些俘虏作为随军苦力，并迫使大量的人逃往下一个城市。难民不仅给下一个城市的居民带去了血腥的战斗情节，而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蒙古军到来进攻之前，他们再度使那个城市的生活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当新战俘拆除栅栏、开始将木料运往下一个目标城市时，一位随军的蒙古户口调查官记录下了掠夺而来的人口、牲畜和货物的数量。他们根据所有蒙古人——从孤儿寡妇到黄金家族的成员——应得份额的规定，把货物和俘虏分成多份，然后派上千战俘将货物运到哈剌和林。

难民传播着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从马修·帕里斯——英格兰赫特福德郡圣奥尔本斯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写的编年史中看到。1240年，他记录了已知最早的关于蒙古人在西欧的活动，他说蒙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游牧部落，属于可恶的撒旦后裔”，“就像从塔尔塔罗斯释放出来的魔鬼一样”，他还错误地写道，“他们叫鞑靼人，来自于一条叫鞑靼的河，它穿过他们居住的山脉”。“塔尔塔罗斯”是地狱的希腊语名称，是冥府最底层的深渊，提坦就是因为在众神之间挑起战争而遭审判并被囚禁于此。

帕里斯记述蒙古人“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接着他又通过具体的细节来描述这些残忍的入侵者，他们“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了一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厮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通知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并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的”。

从激烈的警告上升到歇斯底里的怨恨，马修·帕里斯继续咒骂蒙古入侵者：“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在使用很多侮辱性的刻薄话并添油加醋之后，他说出了一些重要而准确的信息：“他们披着牛皮，用铁制长矛武装自己；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劳而不倦；他们没有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有强壮的战马，这些马以树叶甚至是树干为食；由于他们腿脚短，所以上马时要靠三层的台阶而不是马镫。”帕里斯书中其他部分的要点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掺杂了少数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怜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有用牛皮制成的小船，十或十二人拥有一条；他们擅长航行或游泳，因此可以及时地、毫不困难地横渡水面最宽阔、水流最湍急的大河；当牛羊的鲜血喝完时，他们就喝混浊不清的水，甚至喝泥浆水。”

就在1240年马修·帕里斯记录下这些所见所闻的同时，蒙古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俄罗斯大多数的地区性城市，他们正准备攻占斯拉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1240年（鼠儿年）11月，蒙古特使利用早到的冰季，跨过许多河流，来到基辅城下，结果，基辅当局把他们全部杀死，并傲慢地将尸体挂在城头示众。

在蒙哥率领下，蒙古军在初冬时节屯兵基辅城周围，俄罗斯牧师形容它为“鞑靼之云”。据说蒙古军行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连城内的人们都无法听见彼此之间的说话。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寻找避难所，由于人数太多，以至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的人。

1240年12月6日，蒙古军攻下了基辅城，洗劫并焚毁了该城。基辅守将德米特尔，被贵族统治者抛弃之后，仍然顽强奋战，拔都非常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和坚韧毅力，赦免其不死。蒙古对俄罗斯战争的阶段胜利结束。在一年多后的1242年条目中，《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提到这一地区新的统治者，书中不仅称之为“蒙古的拔都汗”，而且还冠以“沙皇拔都”的称号，其意义就是“恺撒拔都”，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统一的权威政治的建立，这种权威凌驾于众多互相敌对的俄罗斯王公家族之上。正如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所说：“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因为上帝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随着基辅的陷落，蒙古完成了对欧洲东部的征服。蒙古人把大量难民驱往西方，难民散布着有关蒙古人的传说，这样，在蒙古人到达之前，中欧地区已人心惶惶。难民几乎没有机会逃脱。1241年2月，速不台派出了新的侦察小分队，当时河流仍旧结冰，蒙古骑兵更能轻而易举地挺进到匈牙利平原。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还涉及对未来蒙古帝国和世界支配权的争夺，当然这不取决于战争本身——打胜仗对蒙古人来说相对容易，它取决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在幕后的政治角逐。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被选为大汗，这其实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汗位继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推迟到了下一代，现在，这一代人正指挥蒙古军横扫欧洲，并已经开始了对最高领导权的争夺。

速不台与那些人相伴而行，他们分别代表着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各自的家族。在窝阔台的爱子去世后，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将成为下一位大汗，但究竟是哪一个呢？根据蒙古法律，这个人将在忽里台大会上选举产生，欧洲战争是他们的试验场，是他们竞选汗位的战争。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各自谋求在未来等级层次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先地位，这就与他们的军事才能紧密相关。在蒙古的许多政治事件中，人们往往以角斗这种最高表现形式来决定谁拥有优先权。在一次庆功宴上，拔都站了起来，公开为大家祝酒，他首先把酒喝下，以此表明自己在所有孙子中处于最长者和最崇高者的地位，这就等于公开宣布他期望成为下一任大汗。贵由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自己应该排在拔都之前，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大汗。还有一个人，叫不里（察合台之孙——译者注），“性情固执而鲁莽”，而且“喝醉时言语狂烈”，他气愤地抨击拔都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拔都之父是篾儿乞惕人的私生子，这就把一段曾让整个家族充满痛楚的陈年往事再次摊上了桌面。

根据后来的一篇文献——其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三位王子互相之间长时间地大声叫骂。不里向拔都吼道：“你只不过是个长胡子的老女人！”贵由重复说：“拔都就是一个拿着箭囊的老女人！”他俩的态度引起了家族中其他人的不满，于是贵由和不里气冲冲地离开宴会，骑上马诅咒谩骂而去。这件事传到了窝阔台汗的耳朵里，他顿时脸色发青，立即传唤几个年轻人到汗廷。窝阔台起初拒绝接见他们并威胁说要将儿子贵由处死，提起桀骜不驯的儿子时，窝阔台说：“他可能会像鸡蛋一样腐烂掉！”

窝阔台逐渐平静下来，最终准许贵由入帐，他严厉地申斥贵由挑起家族内部争斗、虐待士兵的行径。他指责道：“你挫伤了自己部队中每个人的士气。”窝阔台富有洞察力地向贵由提出治军方略，随后问道：“你以为俄罗斯人是因为你如此对待自己部下而投降的吗？你以为他们是因为惧怕你而投降的吗？”他又嘲笑道：“就因为俘虏了一两个士兵，你就觉得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你连一只小山羊都不能捕获。”

窝阔台继续措辞激烈地教训儿子道：“这是你第一次从大汗的帐里走出来，所以你应该尽力炫耀你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你应该摆出一副得到了一切东西的样子，你应该把人们当成动物一样、对他们大声呼叫。”最后，窝阔台对其他兄弟的儿子们平心静气地抚慰了几句，并援引了成吉思汗的讲话——关于在草原上处理军务的必要性，然后他让孩子们回去，继续从事征服欧洲的事业。

此前欧洲所听说过的成吉思汗征战亚洲的些许情况，仅有事关他摧毁花剌子模帝国的非常模糊的一点点信息，但随着基辅的沦陷，大批难民和许多传说突然之间从东欧涌现和传播开来。在欧洲的右后方出现了可怕的蒙古骑兵，他们好像来自于四面八方。马修·帕里斯写道，蒙古人对西欧的入侵，“伴随着极端的暴力行为，他们闪电式地进入基督徒的领地，所到之处废墟一片，不断进行大屠杀，难以形容的恐怖和惊慌沁入每个人的心中”。关于“闪电式”的战争模式可能是第一次被提及，后来它获得了德文名称“闪电战”（Blitzkrieg）。

速不台将五万人马兵分三路，兵锋直指南部的匈牙利，另外派两万人穿过波兰指向德国北部，以作为牵制。从蒙古本部经东欧平原进入波兰和匈牙利，蒙古军横扫六千四百公里，直至维也纳城下，与条顿骑士团控制的德国城市以及结成汉萨同盟的德国城市相对。在北部，蒙古军犹如石子蹦过冰池一般横跃波兰，这里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陷落。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结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包括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骑士；他仓促地征召了所有能战斗的士兵，甚至选拔组建了一支由金矿工人组成的小分队去袭击敌人。1241年4月9日，双方在位于现在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里格尼志城遭遇，蒙古人在离此城约十公里处选定一块开阔的空地准备战斗，战场就是后来德文中的“瓦勒斯塔忒”（Wahlstatt）——上帝选择的地方。

大公亨利命令骑兵向蒙古军冲锋。蒙古人击退了敌人第一轮的进攻，但他们似乎顶不住第二轮的攻击，突然掉头逃跑。欧洲骑士为胜利而欢呼，他们打破了原有的阵形，开始追逐蒙古人。蒙古兵在前面慢慢撤退，与欧洲弓箭的射程只保持很短的距离。正当欧洲战马在骑士盔甲的重压下开始变得疲劳时，雷鸣般的爆炸声在它们周围响起，滚滚浓烟将它们笼罩，欧洲人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编年史家简·德鲁考兹说，蒙古人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装置，它像一个“巨大的头颅，里面忽然喷射出一股气味难闻的浓烟，将波兰人团团围住，使他们几乎要晕倒过去，因此他们已经无力再战了”。浓烟和爆炸声把骑士与远在他们后面的弓箭手、步兵隔断了，蒙古人又一次先使敌人过于自信，后把他们诱入致命的陷阱。欧洲军队四处散开，混乱不堪，士兵们摸不着头脑，顿感疲劳，骑士及其马匹很容易就成了蒙古人的目标，他们纷纷掉头将敌人射杀于马下。

蒙古军也击垮了德国人。欧洲的记录证实，大公亨利的三万军队中有二万五千人阵亡。蒙古人还抓了很多俘虏，特别是其中的矿工，他们对这一职业知之甚少但却十分赏识，他们挑选出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和有才能的人。胜利者把成千的矿工押往东方，到蒙古帝国西部的准噶尔去开采丰富的矿藏资源，那里属于窝阔台的私人财产。

从基辅到德国的全部战斗，只是蒙古的战略牵制，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出兵支援蒙古人真正要攻取的目标：匈牙利草原。在成功地消灭北方诸国大部分的军队、重创其他各国并迫使其中立之后，蒙古人从波兰和德国的城市撤军；与此同时，当地的人们坚信他们实际上已经获胜，赶走了侵略者。战死的大公亨利二世成了殉教者，被称为“虔诚的亨利”，同时，一座附有祭坛的本笃会修道院也建立起来，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亨利的母亲圣徒海德薇格，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亨利的无头裸尸，她是从尸体左脚的六个脚趾头上认出自己儿子的。到了更晚的19世纪，普鲁士政府将修道院改建成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特别强调曾在该地发生过的那些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此来培养未来的德国军官。

几天后，在匈牙利的广阔战场上，蒙古人重新多次施展了上次击败屠戮德国骑士的战术，造成对方更多的伤亡。速不台的五万军队对匈牙利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随后开始撤退，此时匈牙利国王别剌率军尾随而来。速不台一连撤退了好几天，直至他到达莫希平原时为止，那里的地形对蒙古军非常有利。匈牙利军队集结在一起，扎下密密麻麻的营寨，并用马车和沉重的铁链构成一个外围圈以加强防御，国王将他的士兵关在圈内数天。对于拔都来说，他习惯于让士兵们分散开、组成小队睡觉，而匈牙利人决定用铁链将自己围起来，以便集结成一支密集的战斗编队，这就等于用一根绳索和一张毛毯将自己捆住，而蒙古人正是用这两样东西来大规模地捕获猎物的，他们放下抛石器，开始投射各种石脑油、火药、滚烫的热油和其他东西。

匈牙利人无法忍受浓烟和烈火，纷纷走出营寨，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蒙古兵包围，但蒙古人似乎忘了在另一地区内驻守骑兵，这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来说近乎奇迹，那块不设防的空隙地刚好位于他们的都城——佩斯的方向，而逃回佩斯需要三天的路程。于是匈牙利人向家里跑去，惊慌之情油然而生，有的人徒步急行，有的人伏在马背上奔驰，军队阵形大乱，士兵向各处逃散，为了更快地逃走，他们扔下了武器装备。当然，蒙古人并不是偶然让这块空地不设防的；他们已布下骑兵等待着正在逃亡的、心惊胆战的匈牙利人。蒙古兵把许多人赶入沼泽和湿地，将他们溺死。编年史家、斯巴拉多城（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执事长托马斯，形容蒙古人为“鞑靼瘟疫”，他最逼真地描述了他们对匈牙利人的大屠杀：“路边躺满了尸体，鲜血如同河水一般奔流着。”

骑士未能在战场上打败蒙古人，现在神职人员企图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压服蒙古人。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了解到有很多蒙古人是基督徒，但有一点他们不是很清楚，蒙古人对于暴露在外的死人遗体是怎样的厌恶和憎恨。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牧师将死者的遗骸和其他遗物陈列展示出来，试图以此拒敌于佩斯城外。一具具暴露的尸体极大地激怒了蒙古人，因为如此行为是在仪式上亵渎他们，憎恶他们。愤怒的蒙古人令人可怕，他们不仅杀死了牧师，而且还焚烧了那些遗物和教堂，以去除污染、净化自身。这场遭遇战对欧洲而言，不但是军事上的失利，而且也是宗教上的重挫，除了士兵和国王被杀之外，匈牙利人还失去了一名主教、两名大主教，以及许多虔诚的圣殿骑士。

蒙古人动摇了骑士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也把国王别剌四世向南驱赶到亚得里亚海岸边。不少文章描述了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心理、情感创伤，包括洛哲儿写的《鞑靼入侵时匈牙利国破灭记》，或《鞑靼奏响匈牙利毁灭的哀歌》。自从在匈牙利和波兰遭受损失近十万军队的沉重打击后，欧洲骑士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人们进行哀悼，称这些军队是骑士和贵族中的“花朵”。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身披笨重盔甲的骑士消失了。1241年的复活节浸渍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1241年下半年，在蒙古人取胜后仅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星期天——10月6日，当日食遮盖太阳时，警报变成了恐慌。往来于欧洲各地的人们认为，日食发生在神圣的日子里，无疑是在表明，在蒙古人统治下，欧洲还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对入侵者身份的无知，使恐慌不断增长。在广为流传的信函中，充满了错误的信息，一名牧师向波尔多（法国西南部城市——译者注）的大主教报告说，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食人族，在一场战斗过后他们就开始吃死尸，最后只剩下了骨头，这些东西甚至连秃鹰也不屑啄食”。根据这些细节性的、故意带煽动性的描写，蒙古人喜欢吃老妇人，他们群奸信奉基督教的处女直至她们精疲力竭而死，以此来庆祝战场上的胜利，然后，“她们的乳房被割下作为食物献给长官，尸体则在欢庆的宴会上供给野蛮人吃”。

蒙古人先后取得了对不里阿耳、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胜利，导致了附近地区警报频传和恐慌弥漫。这些人是谁？他们想做什么？正如马修·帕里斯哀叹道，没有一个欧洲人懂他们的语言：“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另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

缺乏有用信息的其他来源，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试图通过《圣经》寻找答案。“鞑靼”（Tartar）的名称听起来像“塔希施”（Tarshish），他们的君主“将拥有从海洋此岸到彼岸、从河流到大陆尽头的统治权”，圣诗也陈述道：“居住在荒野的人民将在他面前鞠躬；敌人要为他掸去身上的灰尘。塔希施和岛上的众王将给人们带来礼物。”

对牧师而言，“带来礼物”的说法把塔希施君王和带给幼年基督礼物的“东方三王”联系了起来，他们忽然间看见的一段说明，又把这些情节与蒙古人联系起来。1164年，在外作战的德国十字军士兵带着一些尸骨返回家乡，他们声称这些骨头是三圣王的；1181年，德国人制作了一个涂有金釉的精美圣骨匣，装上这些遗骨并存放在科隆城里宏伟崭新的大教堂内。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偷窃神圣遗物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害怕，鞑靼人入侵欧洲是为了索回他们祖先的遗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到达目的地科隆，蒙古人就很有可能直插欧洲的心脏地带。

蒙古人兵锋从匈牙利向南转至巴尔干，这样他们就无法骑马到科隆了，此时，牧师们推断，假如蒙古人不是在搜寻三圣王的遗骨，那么入侵者可能就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法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他们被监禁着，一条穿越波斯的河流将他们与世隔绝。基督教的编年史家们说，西元1241年相当于犹太历法的5000年，在这一年，许多犹太人正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或是大卫国王的再次现身（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大卫，犹太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译者注）。

马修·帕里斯起初好像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蒙古人不说希伯来语，也没有法律，这与《圣经》中关于上帝将法律赐予摩西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然而不久，帕里斯找到的线索，证实了蒙古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也证实了摩西时代和帕里斯自己时代的关联。这些陌生人可能是失踪的希伯来部落，因为“在摩西统治时期，他们叛逆的心灵堕落了，走上了邪恶思想的道路，所以他们追随陌生的神，遵循不为人知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身处更高文明的环境中，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了解，他们心灵迷惑、语言混乱，就像凶残的、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样生活着”。

由于“犹太人十分邪恶”，基督徒控诉他们引来愤怒的蒙古人加罪于无辜的基督徒。根据帕里斯很不可靠地记述说，欧洲的犹太族领导人“在秘密的地点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们中最英明、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话了，说“从前被囚禁的以色列部落的同胞们，已经起来斗争，要使整个世界服从我们；我们先辈的遭遇越是悲惨、越是长久，我们身上的荣誉就越是伟大”。大概讲话人想让其他犹太人“带着珍贵的礼物去问候蒙古人，以最崇高的敬意去接待蒙古人：他们需要稻谷、美酒和武器”，因而，犹太人搜集了“他们在各处所能找到的所有待售的宝剑、匕首和盔甲，将它们安全地装进桶中，以掩盖其反叛行为”。没有现成的更好解释了，基督徒们就相信了这个故事，把它作为“犹太人隐藏反叛行为和特大阴谋”的证据，因此，犹太人要么马上被移交给刽子手，要么被判为终身监禁，或者被迫自尽。

不论这些细节是如何荒谬，也不论其证据是如何不足，这个故事在整个欧洲导致了可怕的事件和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境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想象中的内部敌人。从约克到罗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愤怒的基督教群众不断袭击犹太人区。基督徒们听说过蒙古人在战斗中所用的手段，他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犹太人，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家，集体屠杀犹太居民。设法离开城市的犹太人四处逃亡，寻求避难，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区域，他们都遭到了更多的迫害。为了清楚地查明那些犹太人的避难所，并阻止他们进入新的基督教区域，教会命令犹太人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佩戴徽章，这就等于给他们做上记号，以便他人识别。

随着匈牙利军队的溃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敞开了，数周之后，惊恐不安的当地人看见蒙古侦察部队在城市的边缘区巡游。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的英格兰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却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

与无名英格兰人被俘的同时，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战争也结束了。他们沿着大草原横扫中亚、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哪里没有了牧场，蒙古人就在哪里止步。每个战士配有五匹马，他们需要牧场来休养战马。他们最突出的地方是速度优势、令人吃惊的灵活机动性，但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森林、河流，通过有庄稼和沟渠、有篱笆和木栅栏的耕地时，这些优势就丧失了。农田中松软的犁沟使蒙古战马难以平稳地踏足前行；那些有耕地的地方，也开始从干燥的草地变为沿海地带的湿地，湿气使蒙古人的弓弩丧失了弹力和准确度。

尽管蒙古人的探路队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他们在全面入侵西欧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1241年11月11日，窝阔台去世，据说他是在酒醉昏迷中亡故的。在四到六个星期之后，消息从六千四百公里外的哈剌和林传到了欧洲的蒙古军中；大约在同时，察合台也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仅仅十四年，他的四个儿子已全部去世。现在，这些储王——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为了角逐下一任大汗，要返回蒙古，相互之间继续展开斗争。几个家族接下去的斗争将延续十年之久——至少在这十年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不会有蒙古侵略的危险。

1242年（虎儿年）的前几个月，从西欧撤兵的蒙古人回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据点。欧洲的城市几乎没剩下多少可以掠夺的东西了，所以蒙古人在行军路上很少得到补给。他们所带之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原来匈牙利国王营地的帐篷及其中的用品，拔都将它们据为己有，摆放在伏尔加河旁自己的营地中。尽管缺乏货物，但蒙古人得到了各类工匠（如萨克森的矿工）、抄写员和翻译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巴尔干被捕获）、一队法国战俘（至少包括一名巴黎金匠）。

蒙古人在入侵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大量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要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7　Warring Queens
权力场上的皇后们

正如上帝让人的手生出互不相同的五指那样，他也允许不同地方的人拥有不同的信仰。——蒙哥汗

Just as God gave different fingers to the hand so has he given different ways to men.

Mongke Khan

当蒙古的男人们忙于四处征战时，女人们却管理着帝国。在游牧部落中，传统上是女人在料理家务，男人则外出放牧、狩猎或打仗，虽然如今的战事要持续多年而不是数月，虽然如今的家庭也并非只是一系列毡帐的集合，而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但是女人们却继续统治着它。对俄罗斯、东欧的战争在窝阔台时期持续白热化，除此以外，蒙古帝国其余所有的地区均为女人所掌控。尽管与窝阔台汗对立，但是唆鲁禾帖尼——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遗孀——仍然统治着北部中国，包括成吉思汗出生地。也速伦——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遗孀——统治着中亚和突厥各部。

窝阔台成为大汗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因过分沉迷于美酒而无法管理帝国，后来他逐渐把统治大权交给了脱列哥那——他最能干的妻子，虽然不是他的长妻。1241年窝阔台死后，她成了正式的摄政者，从那时起直到1251年的十年中，她和另外一群女人控制着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她们之中没有一个是蒙古人出身，但都嫁给了这个从事征服的草原部落，她们多数是基督徒。相同的性别和信仰都未曾有碍于她们去攫取权力，也未能阻止她们之间的争斗，因为每个人都竭力争取掌握其儿子手中的整个帝国。

不管如何残酷，这些权力斗争相对来说还是和平式的，除非它发展到对女人本身的处置时，她才会因失败而遭受可怕的命运。宫廷中充满斗争，而在宫廷之外，这一时期迎来了整个帝国所必需的十年和平，使帝国有机会巩固加强对各地区的统治，也使其有时间从持续四十年（应为“三十年”——译者注）的第一次蒙古世界战争（1212－1241）中恢复过来，为下一次战争作准备。

现存的关于脱列哥那在蒙古朝廷中的权力和显赫地位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印刷道教书籍的敕令中，她被称为“也可·可敦”（Yeke Khatun），意即“大皇后”，书籍是在签署她的名字、加盖窝阔台的印章后才发行的，时间是1240年4月10日。这不仅清楚地表明她正操纵着帝国，而且还说明，当男人在作战时，她却从事着与之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活动：支持宗教和教育事业，大规模地修建各种建筑和重要的社会设施。

在与南宋进行的边境战争中，窝阔台取得了胜利，可是他却失去了爱子和其他几个近亲，此后他逐渐丧失了对政治生涯的兴趣，但他还是提名自己的一个孙子为继承人。然而，脱列哥那想推选自己的儿子、易怒而傲慢的贵由继位，他曾被父亲严厉训斥、显然不被其父所喜爱。窝阔台死后不久，脱列哥那召集忽里台大会想选举贵由，以取代窝阔台提名的孙子，但是她得不到黄金家族中法定人数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多数人不赞同选举贵由。脱列哥那继续摄政，五年中她谨小慎微地处理政治事务，目的在于为贵由的选举寻求她所需要的支持。为了达到目的，她将亡夫的大臣们解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其中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法迪玛，一个在花剌子模战争中被俘的塔吉克人或是波斯人，她曾为花剌子模效力。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不喜欢法迪玛，似乎也不喜欢所有卷入政治的女人。他写道，法迪玛喜欢经常去脱列哥那的帐篷，她“成了机密的参与者，秘务的知情人”，法迪玛扮演了这样一个政治角色，使年长的“大臣不得干预朝政，她却任意发号施令”。

到了1246年，脱列哥那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帝国，她信心十足地觉得自己能够为儿子的选举打点好一切。选举贵由的筹划工作在有条不紊地、秘密地进行着，只有黄金家族成员和重要的高级官员才知情；但是，脱列哥那要在外国显贵和蒙古人面前把贵由的继位仪式办成一件大事。从夏天开始直至8月举行典礼前夕，外国代表们从帝国各个遥远的边区纷纷来到，埃米尔、总督和大公们陪伴在诸侯、国王身边，他们拥堵在同一条路上。塞尔柱算端来自突厥；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也到了；还有两个主动要求得到王位的格鲁吉亚王子：一个叫大卫——已故国王的法定继承人；另一个也叫大卫——就是那个已故国王的庶子。级别最高的欧洲代表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父亲雅罗思老二世——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大公，他恰巧在与脱列哥那可敦一起用餐后就死去了，其死因十分可疑。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第一个来自西欧的使团也于1246年7月22日到达蒙古朝廷，出现在大量云集的人群当中。六十五岁的教士、曾是圣方济各信徒的普兰诺·卡尔平尼，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全权代表来到蒙古，他同时也是教皇的密探，受命尽可能调查清楚这群威胁欧洲安全的陌生人。卡尔平尼于1245年复活节从法国里昂启程，他需要近一年的时间横穿欧洲到达蒙古边境——驻在俄罗斯的拔都营地。然而，一旦行进在蒙古的道路系统中，卡尔平尼仅用一百○六天的时间就走了约四千八百公里——相当于在近三个半月里平均每天骑马超过四十公里的里程。

由于对欧洲的军事战争取得了成功，因此蒙古人急于接见卡尔平尼是出于一种错误的认识：他带来了教皇和所有西欧人的乞降书。可是书信中却含有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贵由汗提供了介绍耶稣一生和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概要性书面文字，其中的所有内容可能为贵由汗所熟知，因为他有机会聆听信仰基督教的母亲的介绍、并经常跟随她参加宗教仪式。贵由本人很可能就是一个基督徒；即便不是，他肯定也是非常倾向于基督教、非常倚重政府中信仰基督教的蒙古人的。教皇的书信严厉谴责蒙古人入侵欧洲，要求大汗“彻底终止此类攻击，尤其是停止迫害基督徒”，他要求大汗作出解释，“以便使我们完全明白……何种动机驱使你去毁灭那些国家，你今后又有何企图”，书信告诉大汗，上帝委派罗马教皇掌管世间的一切权力，是唯一一个由上帝授权、代表“他”讲话的人。

蒙古官员发现卡尔平尼没有带来贡物，也没有出示投降书，他们开始普遍地对他不予理睬；但是在现存的一封1246年11月的信函中，贵由向英诺森四世提出了几个浅显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上帝要赦免谁、他要怜悯谁？你怎么知道上帝认可了你所说的话？贵由指出，上帝赐予了蒙古人——而不是教皇——统治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权力，上帝打算让蒙古人通过成吉思汗的伟大法律，将上帝自己的戒律和法令传播于世。然后，贵由建议教皇带着各地王公贵族来哈剌和林，向蒙古大汗表示敬意。

欧洲和远东首次直接的外交接触降格为双方对宗教问题认识的交流，这其中掺杂着互相之间在信仰上的侮辱。尽管蒙古人和欧洲人有着共同而广泛的精神信仰，但他们之间的公开交往是如此的消极、如此的误入歧途，以至于在将来，整个共同宗教信仰的基石也销蚀殆尽。蒙古人继续让下一代去促进与基督教欧洲的进一步联系，但是到最后，他们将不得不放弃全部希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及时地彻底放弃基督教，转而扶持佛教和伊斯兰教。

1246年秋，当卡尔平尼和其他外国显贵离开皇室营地返回时，贵由将注意力从公共场合的盛况和继位典礼转移到重要的政治任务上，即巩固权力、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汗。为显示自己新近得到的权力，贵由首先拿法迪玛——他母亲信任的政治顾问——开刀。贵由利用有人控告法迪玛向他母亲施行妖术的机会，将她从母亲那里传唤至自己的汗廷中，他母亲拒绝交出法迪玛，“他屡次派人，但每次她都用不同的方式拒绝他，结果他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化，倘若他母亲仍然迟迟不交人的话，他就派一个人……带着指令去强取法迪玛”。

接下去，有关记载变得模糊，非但没有说明事态，反而使读者产生了很多疑问。贵由成功地索要了法迪玛可敦之后，他的母亲就死了。他母亲是病了？是被杀了？还是死于愤怒或悲伤呢？多数记载对此语焉不详。波斯历史学家术兹札尼写道，脱列哥那被送去与丈夫窝阔台合葬，这时离开她丈夫去世已有六年了，如此陈述显然是对她死亡的一种委婉说法，但术兹札尼似乎对这一点并没有把握，他说道：“只有上帝才知道真相。”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贵由的手下夺走了法迪玛可敦，而后脱列哥那可敦就死了。

不是悄悄地处置法迪玛，贵由使她当众饱受可怕的折磨。那时，蒙古人正统治着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们仍有许多机会将它扩张到更远的地方，但朝廷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此，而是关注着这个女人，关注她曾经的所作所为，关注如何对她进行处置。贵由命令卫兵把法迪玛带到朝廷上来、站在他的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被剥得精光并镣铐缠身站在那里，“经历了许多日夜的饥渴交迫；她遭受了各种酷刑拷问，恐吓威胁”，他们先是拍打她，然后用滚烫的金属棒抽她。在欧洲社会中处置女巫，或在基督教堂中惩罚异教徒时，如此公开地拷打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但它完全违背了成吉思汗的惯例，虽然他也屠杀敌人并以残酷严厉的手段进行统治，但是他向来不拷打敌人或使敌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特别是它与蒙古传统也相反，因为它是直接针对女人的；类似这种现象在蒙古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在现有的法典下，从技术上说，拷问法迪玛可能是合法的，因为她不是蒙古人，也没有嫁给蒙古人，是一个类似于战俘却又手无寸铁的人。最后，当这个被拷打的女人承认了一系列罪状时——包括施妖术于脱列哥那可敦和其他黄金家族成员，贵由对她实施了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特别残忍的惩罚。他下令将她全身上下的通气孔全部缝住，不允许她的灵魂本体飘出躯体，然后将她裹在一张毛毯中扔进河里淹死。这样，贵由就结束了法迪玛——他母亲的顾问、13世纪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的生命。

与当众拷问和处死法迪玛的情形一致，贵由的短暂统治就是一段恐怖报复的时期。他发动了一场野蛮的斗争来巩固加强权力和消除异己。他命令士兵对那些与法迪玛有关系的人进行穷追猛打直至杀死。贵由开始以合法的手段对付他的叔祖父帖木格·斡赤斤，他是唯一一个还在世的成吉思汗的亲兄弟，对汗位也有迫切合理的要求。在贵由继位前不久，帖木格·斡赤斤图谋发兵袭击脱列哥那可敦的领地，并竭力声称自己争取汗位的权利，但结果，那次行动失败了。他年轻时曾遭遇到萨满巫师帖卜·腾格里的迫害，不过那次他幸存了下来，但如今他在与侄孙的对抗中就没那么幸运了。对帖木格·斡赤斤的秘密审判在一个封闭的帐幕中进行的，贵由一旁监督，黄金家族的男性审判者判处他死刑，因为他企图用武力而不是通过选举来夺取大汗宝座。

贵由接着将注意力转向控制帝国领土的其他女人。他迫使在察合台家族领地摄政的遗孀迁移；他下令对拖雷的财产事务进行调查，而这些财产当时都在唆鲁禾帖尼——丈夫死后她曾拒绝嫁给贵由——的管理下，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命令将分配给她及其儿子们的战士全部交出来，于是东部地区也被他牢牢地控制起来。他集结自己的军队向西转移，声称要在那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其实，军队转移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在于对俄罗斯的拔都进行突然袭击。贵由不仅想报复先前在俄罗斯胜利宴上侮辱过他的堂兄，而且要攻击那里所有的汗，贵由看上去非常坚信欧洲对他的重要性，他想彻底完成上次的征服，使欧洲并入自己在蒙古帝国内的领地。

唆鲁禾帖尼不想公开与贵由对抗，她谨慎地开展活动，保证要让他的偷袭失败。她秘密派遣使者将贵由的计划告诉拔都，也非常有可能直接采取行动对抗贵由本人，因为贵由把家人留在了位于中部蒙古草原的要塞堡垒中。然而，仅仅十八个月后，年仅四十三岁、看上去很健康的贵由突然神秘地死于大汗之任上，也许是有人杀了他，但是有动机这么做的嫌疑人实在太多了，根本无从调查。现存的蒙古文献对贵由之死的细节没有记载，简明的波斯编年史只是突然地说，“他大限已到”。

在帝国内部，政治斗争继续进行着，界限开始分明。志费尼用他非常喜爱的比喻手法写道：“世界上的事情偏离了正轨，对交易和买卖的驾驭也脱离了公平的大道”；他形容大地一片黑暗，“世界这只杯子斟满了罪恶的毒酒”；蒙古百姓及其臣民，“被摆布得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惘然失措，因为他们既忍受不下去，又不知何去何从”。

经过贵由的短暂统治之后，那些在世的皇后们之间的斗争又重新开始，甚至变得更加激烈，因为贵由的遗孀斡兀立海迷失进一步操纵了帝国，就像她的婆婆脱列哥那在窝阔台死后所做的那样。但斡兀立海迷失缺乏婆婆那样的权术，时机也对她不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们也成为她的对立面，对其作为摄政者的合法地位提出挑战。唆鲁禾帖尼全力支持自己四个有才能的儿子，她已经准备、等待了一辈子，这下终于轮到她行动了。不等贵由遗孀在首都哈剌和林召集忽里台大会，拔都汗在其秘密盟友唆鲁禾帖尼的鼓动下，于1250年在靠近天山山脉伊塞克湖的一块地方召集忽里台大会，因为那里位于蒙古外围，更便利于拔都到达。大会推举唆鲁禾帖尼的长子蒙哥为大汗，但是窝阔台的家人联合抵制，理由是合法的选举必须在蒙古的某个适当地方举行，特别是应在哈剌和林——那里被他们控制着。

唆鲁禾帖尼大胆地想出了一个极富智慧的计划。她没有进入帝国的首都，但是作为成吉思汗幼子的遗孀，她控制着古老的家族故地，那里是成吉思汗出生、被选为大汗的地方，也是他的葬身之所，没有人会拒绝参加在这块圣地上举行的忽里台大会。她的盟友拔都汗无法从遥远的俄罗斯赶来，但他派出由其弟别儿哥统领的三万护卫军，在选举和登基仪式过程中保护她和她的家人。唆鲁禾帖尼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组织了另外一次选举，1251年7月1日，聚集在一起的众人推举四十三岁的蒙哥为蒙古帝国的大汗。这次，没有人对会议地点提出异议。

为了庆祝这一时刻，蒙哥颁布旨意，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应该休息，牲畜们不应该被驱使或受重负；大地不能被帐篷桩刺痛，水不能被污染；所有人都不准捕猎野生动物，那些将在宴会上被屠宰的牲口，它们的血不得洒在神圣的土地上。紧接着那个庄严的日子之后，一个星期的酒宴开始了。在每天的欢庆活动中，聚集的宾客要消费三百头马或牛，三千只绵羊，以及三千车的“阿亦拉可”——它是用发酵马奶制成的蒙古人钟爱的美酒。

这场庆典活动标志着唆鲁禾帖尼的毕生事业达到了鼎盛，从某种意义上讲，庆典赐给她超过任何人的荣耀。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相当虚弱、沉湎于饮酒、自私自利，与之相反的是，唆鲁禾帖尼生养的四个儿子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她的每个儿子都是大汗，在未来的岁月中，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将在一定的时期内被赋予大汗之名，她的另一个儿子旭烈兀，将成为波斯的伊利汗，他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她的儿子们通过征服波斯、巴格达、叙利亚和土耳其，把帝国的疆域推向了顶峰，他们将征服南方的宋朝，并将帝国领土推进至越南、老挝和缅甸；他们摧毁了可怕的阿撒辛人，处死了穆斯林哈里发。

在选举已经结束而欢庆正在进行时，窝阔台和贵由的家人才姗姗来到忽里台大会。窝阔台家族中主要的三个王突然闯入大帐，宣称要参拜新大汗。新大汗将他们全部逮捕、套上镣铐，因为他的密探已经向他报告，他们的到来是一个阴谋，他们计划当其他家族成员聚集在一旁时，先分散朝廷的注意力，然后准备对庆典活动和酒醉后的众人发动偷袭。蒙哥很容易地抓住了企图偷袭的人，开始了又一轮的审判。对任何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他都不能拷打或使之流血，但他把他们的谋士——大多是穆斯林和汉人——押来，用藤条狠狠地鞭打这些人，直至他们供出自己的主人。在审判的最后，新大汗发现他的这些堂兄弟们对其罪行已颇感内疚，其中的两个王叫人用石头和泥土塞满自己的嘴，直到死去为止。他们的有些谋士自杀了。被蒙哥处死的窝阔台家直系或旁系亲属共达七十七人。

当蒙哥监督审判时，他的母亲在自己的宫廷里审讯女人。唆鲁禾帖尼命令逮捕不幸的摄政者斡兀立海迷失可敦。审讯过程几乎是审讯法迪玛的重演，只是稍显温和罢了。唆鲁禾帖尼手下的缉捕人员用生牛皮将斡兀立海迷失的双手缝住，再将她用毡子包裹起来、与另外一个年长的女人一起溺死之前，还将她全身剥光，以当众奚落之。来自那个家族三分之一的女人都被用毯子包起来、活活踢死。

从汗廷开始，蒙哥汗将审讯扩大为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他将一批批调查人员派往帝国各地，让他们去审问、宣判和惩罚任何对他家族不忠的嫌疑人。审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从东方的中国、蒙古，到南方的阿富汗，再到西方的波斯和伊拉克。甚至连高级官员如畏兀儿地区的地方统治者，也被处死，但最大的损害还在于它给黄金家族本身以沉重的打击。蒙哥似乎下决心挖出察合台和窝阔台——他死去的伯父——家族的所有支持者。蒙哥从窝阔台后人手中夺取了哈剌和林及其周围地区。在整个帝国内，有些地方统治者和高级官员很幸运地躲过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去哈剌和林觐见他们的新大汗——他派人审查关于这些人的档案以视其是否忠诚，他们还要面对可能受惩罚的威胁。那些通过审查的官员，才能由新大汗让其官复原职。在对窝阔台系进行广泛而血腥的清洗后，蒙哥汗下旨特赦其他那些非政治性的囚犯和俘虏。

权力已经很明显地转入了拖雷系。唆鲁禾帖尼为她的儿子们清除了权力道路上的最后障碍，知道四个儿子不再面临来自黄金家族其他支系的任何威胁时，她去世了。对她的成就作了最高评价的是作家把儿·赫不烈思，他说：“如果我在女性群体中再看到另外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那么我将断言，女人的种性远远优于男人。”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人得到过像唆鲁禾帖尼曾给予她儿子们那样的庞大而富有的帝国；但是在她死后的许多年里，她四个儿子开始分割帝国。

1252年2月，在临近蒙古新年节日的某个时刻，或是猪儿年的最后一天，或是鼠儿年的第一天，唆鲁禾帖尼逝世了。随着她的死，自1241年开始由女人统治国家的十年也随即结束了。就在女人们互相激烈斗争的过程中，她们把必需的外部有利因素引入了蒙古统治的核心，通过扶持寺院学校、书籍印刷、思想知识交流，她们为帝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基础。在男人们重新发动蒙古世界战争后，这个基础最终会成为由这些女人们开创的新制度，它们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蒙古帝国本身的限制，但是新制度的作用影响要等到一轮又一轮的战争开始后才能像花儿一样完全绽放出来。

1251年——在祖父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蒙哥登上了蒙古帝国大汗的宝座。他在一段陈述中，将自己之所以能当政并形成冷静镇定个性的原因，归结为他母亲唆鲁禾帖尼长期灌输的结果，他说道：“我始终遵循祖先的法律；不会模仿别国的方式。”蒙哥是严肃认真的人，他没有窝阔台的轻率，也没有贵由的鲁莽；而且在黄金家族的成员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避免了酗酒这种极为有害的恶习的人。

为了增强他作为蒙古帝国大汗的合法性，也为了将帝国的历史改造得更符合形势的需要，蒙哥于1252年追授他父亲以大汗之名。这次追授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作为成吉思汗的幼子，亦即“斡赤斤”，拖雷是有资格继承其父的名号和故地的。

为表明自己已经占有帝国的土地，蒙哥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新近拥有的都城哈剌和林，它作为窝阔台家族权力的中心和象征已达二十年之久。然而，蒙哥打算把这个中等城市由窝阔台家族的居住地改造为蒙古帝国的伟大首都，在窝阔台建哈剌和林城之前，此地属客列亦惕部，特别属于汪罕及其家族成员，包括唆鲁禾帖尼——蒙哥的母亲、汪罕的侄女在内。

蒙哥需要在都城留下自己的印迹，因为窝阔台已经任用了中原汉地和波斯的建筑师，蒙哥于是就转向在欧洲战争中被他俘获的基督徒工匠。虽然他没有对欧洲建筑表示青睐，但这些金属制造工的技能却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当他的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时，俘虏了一个叫纪尧姆·布涉的波斯金匠，因为布涉能制造基督教的宗教物品，所以他就被赐给了唆鲁禾帖尼，在她死后，他又转给了蒙哥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哥看中了布涉和另一批五十人的助理工匠，他想把一种异域的欧洲风格添加到蒙古的都城中去，他以如此势不可挡的独特风格行事，使来访者颇感惊讶。

到达哈剌和林蒙哥朝廷的外国使节说，在他的宫殿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巧装置在运转着。一棵由银子和其他贵重金属雕刻成的大树从宫廷中央升起，接近宫殿的顶端，同时各条树枝沿着椽子向屋内伸展；银制的果实垂挂在枝条上，枝条上有四条金制的大蛇缠绕在树干旁；在树梢上，升起了一个得意扬扬的天使——也是用银浇铸的，身边有一只喇叭；在树内有一连串复杂的气动导管，看不见的仆人可以往里面吹气，然后可以操作它们来变魔术。当大汗想为他的客人倒酒时，这个机器天使拿起喇叭放到嘴边并吹响它，于是大蛇开始喷涌出酒精饮料，并泻入放在树根处的大银盆里；每一条蛇的嘴里流出不同的饮料——葡萄酒、黑色的阿亦拉可、米酒，还有蜂蜜酒。

哈剌和林“银树”上的四条大蛇象征着蒙古帝国延伸的四个方向，四种酒精饮料源于远方异地文明的农作物：葡萄、牛奶、稻米、蜂蜜。树在草原很稀有，但是它们在成吉思汗蒙古部的起源和故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他们的口述历史中，第一次试图统一蒙古部落的祖先，就是在草原的一棵树下被推戴为可汗的；它也是铁木真和札木合在与篾儿乞惕部战斗后宣誓结为“安答”的地方。整个装置引起了人们对蒙古族起源的美好回忆，也激起了他们征服天地四方、征服全世界的使命感。大蒙古国就像一棵结实的大树矗立在宇宙中心，而蒙哥承担起将这棵树下的一切事务都安排好的义务。蒙哥汗认为，承担这一重任就是在掌控自己民族的命运，这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

由于蒙哥驻地的方位比较偏西，因此基督教暂时继续支配着他的朝廷。黄金家族中有众多信奉基督教的妻子，基督教王国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坚定地忠于蒙古，也使这种趋势不断加强。接近1253年（牛儿年）岁末，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威廉·鲁布鲁克，作为法国国王的特使来到了蒙古朝廷。在他的著述中，有一段关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在蒙古朝廷中激烈竞争的描述，尽管它不是面面俱到，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鲁布鲁克有机会见到蒙古人是如何庆祝圣诞节的，虽然他自己除了为他们诵唱“圣神，请降临”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蒙哥汗和他的妻子在教堂里庆祝弥撒，他们俩在圣坛对面的金制长椅上就座。与亚述基督徒传统一致，教堂内没有太多的饰品和雕像，但是椽子上布满丝绸，给人感觉像是一个蒙古人的毡帐。弥撒之后，大汗与牧师们讨论了一会儿教义。当蒙哥离开时，他的妻子留下来给每个人分发圣诞礼物，她将一些纺织品赠予鲁布鲁克，但他拒绝接受，显然，可敦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微妙，因为鲁布鲁克的译员已经替他收下了，后来这些织品在塞浦路斯被卖掉。

礼物分发完后，圣诞欢庆会在一杯杯红葡萄酒、大米啤酒和随处可见的蒙古阿亦拉可中开始了。法国使节不得不再次为可敦颂唱圣歌。最后，在几番畅饮之后，圣诞餐在大盘的羊肉和鱼肉中开场了，鲁布鲁克轻蔑地写道，它们没有加盐或面包，“我吃了一点点；他们就这样消磨时光直至夜晚”，“当牧师们还在歌唱和号叫时，这位可敦已经喝醉，她钻进车内并离开了”，圣诞弥撒和欢庆会于是也就随之结束。

蒙古人的圣诞节强调神和光的联系，尤其是在他们神话中出现的神圣金光，他们把耶稣和战胜死亡后的生命复原联系起来。存在于蒙古朝廷的亚述、亚美尼亚基督教及东正教，尽管是普通的宗教，但鲁布鲁克非常憎恶它们，他把所有非天主教徒都看成是异端，他轻蔑地指出亚述教堂的蒙古集会者都是聂思脱里派教徒。聂思脱里是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431年以弗所会议上他被谴责为异教徒。在鲁布鲁克坚持认为是异端的亚述信仰中，圣母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母亲，但不是上帝的母亲。不同于天主教徒，蒙古人坚决拒绝把耶稣描绘在十字架上，因为这违犯了他们在表达死亡或鲜血时的禁忌；甚至在接受基督教时，蒙古人也不认为这个宗教与他们的原始信仰一致。有位追随基督教的蒙古将军解释说，他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个蒙古人。

在让法国特使等待了数月之后，1254年5月24日，蒙哥终于在朝廷上正式接见了他。鲁布鲁克告诉蒙古官员，他知晓上帝的话，是来传道的。当着聚集一堂的各宗教派别代表的面，大汗要求鲁布鲁克给他们解释上帝的话，鲁布鲁克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习语，强调热爱上帝戒律对基督徒的重要意义，于是一个伊斯兰的教士满腹狐疑地问：“这里有不爱上帝的人吗？”

鲁布鲁克答道：“那些不遵守上帝戒律的人，就是不爱上帝。”

然后另一个传教士又问：“你已经去过了天堂才知道上帝戒律的吗？”他抓住了鲁布鲁克所说的关于上帝戒律的含义、直接提出挑战：“那么你的意思是，蒙哥大汗没有遵循上帝的戒律？”

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根据鲁布鲁克自己的记述，很明显，在有时变得很激烈的争论中他并不占上风，他不习惯与那些没有共同天主教信仰的人进行辩论。蒙哥汗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场的所有宗教学者，从容地将他们的想法更清楚地写出来，然后再回来进行全面的讨论，辨明焦点问题。

蒙古人喜欢不同事物的竞争，如同组织摔跤比赛一样，他们也组织相互匹敌的宗教派别之间的辩论。它在一个特殊的日子举行，并由一个仲裁团监督。既然如此，蒙哥汗就命令他们在三个仲裁员面前辩论：一个基督徒，一个穆斯林，一个佛教徒。大量观众聚集起来观看这场极为认真和正式的比赛。一位官员按蒙哥的旨意宣布严格的规则，因为蒙哥想使辩论在如下的氛围中进行：关于死亡痛苦的“这个话题不许任何人谈论”。

鲁布鲁克及部分基督徒与穆斯林组成一组，力图驳倒佛教教条。当这些穿戴着各式制服和标志的人一起聚集在尘土飞扬的蒙古草原的帐篷里时，他们正在做历史上其他学者或神学家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情。这么多的基督教教派代表来到会场，而且，与之匹敌的各种穆斯林、佛教信徒也来到同一个会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还不发生争论，那就会让人感到难以置信。宗教学者们必须争辩各自信仰和思想的基础，他们不用任何武器，背后也不存在任何统治者或军队的权威，他们只用文字和逻辑去检验自己思想观点的说服力。

在第一回合里，鲁布鲁克面对着一个来自中原的佛教徒，对方一开始就问，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死后灵魂会怎样。鲁布鲁克反驳说，这个和尚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应该是关于万物之源的上帝的。仲裁人判鲁布鲁克首先得分。

他们的辩论反复涉及的话题有恶与善，上帝的本性，动物的灵魂是怎样的，轮回转世的存在，上帝是否创造了不幸，等等。在他们辩论时，传教士们根据讨论话题，形成了不同宗教的动态联合。在两场摔跤比赛之间，蒙古选手要喝发酵的马奶；与这个传统一样，在每一回合的辩论后，这些博学的人暂停下来痛饮一番，以备下一回合的比赛。

似乎没有一方能使其他人信服。最后，由于酒精的作用越来越大，基督徒们放弃了用逻辑论证来说服其他人的企图，而诉诸歌唱；穆斯林不唱歌，他们以大声朗诵《古兰经》的方式来应对，力图压倒基督徒的声音；佛教徒则陷入默念。到了辩论的最后，他们互相之间还是无法使对方转变或放弃固有的信仰，于是他们以多数蒙古庆祝会的结束方式终止辩论——就是让每个人大醉而无法继续下去。

正当传教士们在哈剌和林辩论时，他们的教友同胞却在蒙古帝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互相攻击和焚烧。几乎与鲁布鲁克在蒙古辩论的同时，他的赞助人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正忙于搜查《塔木德经》和其他犹太教书籍。这位虔诚的国王命人将希伯来手稿垛成若干大堆，并将它们付之一炬。在鲁布鲁克离开法国期间，他的同胞焚烧了一万二千份手写插图本犹太书籍。由于路易的这些行动，再加上他为促进耶稣基督《福音书》的传播所做的其他巨大贡献，教会封他为“圣路易”，这样就使他成为优秀基督徒仿效的崇拜偶像，他们可以把他当作人与上帝间的媒介，向他祈祷。

在同一时期的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统治者都把宗教偏执作为国家的正式政策。由于征服圣地巴勒斯坦和向东欧扩张的尝试受挫，于是天主教教会把矛头指向内部，对信仰多样化的不容忍不断升级。1255年，教会准许拷打有异端思想的嫌疑分子，大多数多明我会的牧师开始在城市之间奔走，去查寻和拷问嫌疑分子。直到如今，政府当局仍以拷打来审问犯罪嫌疑人、叛国者和战俘，但是牧师已经不能因信仰原因而拷打别人。

在哈剌和林辩论会结束数天后，蒙哥汗召见鲁布鲁克，准备将他遣送回国。蒙哥乘机向这位牧师、并通过他向欧洲统治者说明，他本人不属于任何一种单一的宗教，他向鲁布鲁克讲解蒙古人关于宽容和仁慈的信仰：“我们蒙古人信仰一个上帝，因他而生因他而死，我们对他怀有一颗诚实的心。”然后他说：“正如上帝让人的手生出互不相同的五指那样，他也允许不同地方的人拥有不同的信仰。上帝给了你们《圣经》，而你们基督徒却没有遵循之。”他引证道，基督徒急切地将金钱摆在正义之前；他又阐明，上帝没有给蒙古人《圣经》，而是给了他们圣洁的人，即萨满教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做他们吩咐的事，彼此之间和睦生活”。

随后蒙哥汗给法王路易九世写了一封信。信中含有简单的讯息：上天只有一个，即长生天，地上只有一主，即统治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上天之子——及其子孙。在信中，类似救世主这样的华丽辞藻被加在死后的成吉思汗身上，除此之外，有关成吉思汗后期的那些蒙古帝国创业者的重要信息，也同样保留在书信中。一旦所有人都服从了蒙古人宽容的统治，那么“通过长生天的力量，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整个世界，将沉浸在一片欢乐与和平的氛围之中”。但是蒙哥警告法国人和所有基督徒，“如果你们听见并知道了长生天的命令，还是不愿意重视和相信它，认为‘我们的国家遥远，我们的山脉坚固，我们的海洋辽阔’，并信心十足地率军反对我们——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

尽管从神学上质问鲁布鲁克，但蒙哥对他的兴趣主要还是在外交和商业上，而并不是在宗教上。在蒙哥治下，帝国和黄金家族的注意力转向了成吉思汗未竟之最初事业——征服南宋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为了使帝国回到正轨上来，蒙哥下令进行一系列的户口普查，记录下人口和牲畜的数量，以及园林农田和帝国其他资源的数量。地方官员用大量簿册将信息传送到哈剌和林，这些簿册向蒙哥提供了庞大王国的详细人口统计情况和经济状况。他依据这些信息制定政策，统筹税收，征募士兵和劳力。他集中管理控制这些信息，使其权力凌驾于地方之上，也使他更多地掌握地方官员的失职行为。

为了重新开始战争，蒙哥必须稳定经济，控制政府的开销，并面临着贵由和其他行政官员在此前十年中累积的大量债务问题。在贵由短暂而灾难性的统治时期，他购买了数目惊人的货物，付给商人以纸制票据，并许诺这些票据可以在商人们需要时兑换成金银。贵由一死，许多地方官和幕僚都不再想偿还这些由已故大汗签发的账单；然而，蒙哥敏锐地认识到，如果他不解决贵由的财政债务，那么商人和其他外国人就不太愿意与蒙古人做买卖。蒙哥汗决定偿还债务的举动致使志费尼这样发问：“从哪本史书中读到过或听说过……一个国王替另一个国王还债？”

在一个还不习惯于用纸币来交易的商业社会中，蒙哥明白维持货币体系之信用及其纯洁的重要性。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前夕，批准了由贵重金属和丝绸支撑的纸币的使用，这种措施在此后几年中不定期地实施着，次数不断增加；但到了蒙哥汗统治时期，已经不需要再以金银币的方式进行交易了，于是限制纸币的发行量就显得非常必要。蒙哥认识到由前几届政府招致的危机，他们是在缺乏准备的基础上临时发行纸币和国债的。1253年，蒙哥设立货币事务机构——交钞提举司，控制和规范纸币的发行。由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实行集中管理，以防止纸币的过度发行和因通货膨胀引起的贬值。

蒙古人允许在其统治下的各个民族继续按照他们原来使用的名称和重量铸造硬币，但蒙古人制定了一个通用的标准，它的基本计量单位是“苏赫”（sukhe）——一块被分成五百个单位的银锭，每种地方性货币都与之挂钩。各种与苏赫相关的货币的标准化，减少了计算统计上的麻烦，也解决了商人和政府机关之间的货币兑换问题。如此一来，货币的标准化帮助蒙哥汗实现了税收的货币化，而不再接受实物形式纳税。紧接着，货币的铸造使用也使皇室机构的预算程序合乎一定的标准，因为蒙古人更多地接受了货币税，而不是实物税。以前，官员去收取谷物、箭镞、丝绸、毛皮、油和其他日用品等贡物，然后再进行分配，如今政府不再依靠这些，而是更多地以货币形式支取。一种标准的计算单位能从波斯到中国同时使用，这还是第一次。只要蒙古人维持货币的控制权，那么他们就可以放手让商人去负责货物的流通，而政府却不会丧失任何权力。

随着帝国财政的稳步增长，1253年春在哈剌和林，蒙哥召集其兄弟姐妹和近亲举行一次小型的忽里台会议，制定新政策、筹划新事业。他们既然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蒙古帝国的核心地区，那么他们还要做什么呢？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家族已经被镇压，其多数财产也被剥夺。第三个支系就是术赤的后裔，唆鲁禾帖尼曾与之结成了有效的联盟，他们已经得到完全许可，独立地统治俄罗斯和他们所看中的欧洲土地。蒙哥汗非常希望再一次扩展蒙古帝国，但是他想找到这样一种方式来做这件事：它主要能使蒙哥自己及其兄弟，而不是他的众多的堂兄弟，即成吉思汗其他的孙子，从中受益。

尽管蒙哥喜爱欧洲的装置和设计样式，但他没有兴趣再发动一场针对那块土地的战争。他回到了成吉思汗时对南宋和波斯—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双线作战。蒙哥委派具有优秀军事素养的弟弟旭烈兀统率右翼军，计划进攻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等阿拉伯城市，任命忽必烈——尽管缺乏军事经验但精通汉地文化——带领左翼军去征服南宋。作为大汗，蒙哥仍坐镇蒙古国的中央，而幼弟阿里不哥，是关系着他们家族之火和家灶的儿子，因此留下来辅佐蒙哥管理帝国。1253年5月，旭烈兀和忽必烈出发去完成两场征服战争，这是他们祖父下达过的命令，现在由他们的兄长再次重申。

按照蒙古人准备入侵时的惯例，为了确保主力部队通过时有充足的牧场，旭烈兀已经派出先头部队穿过中亚，为牧群扫清道路。旭烈兀让先锋部队去刺探敌人的军情，在大股部队出现之前，先与潜在的盟友进行外交上的谈判。主力部队在夏天集合是为了养肥他们的战马，按照传统的蒙古习俗，只有在冬天才能作战。成吉思汗的战士曾以闪电式的速度行军，一下子从四面八方逼近伊斯兰城市，而旭烈兀的军队不是这样，他们故意缓慢前行，虚张声势。旭烈兀不光是带着一支游牧军队，而是带着一个游牧帝国前行。他拥有大批的中国工程兵，加上欧洲工匠，用来建造桥梁、抛石机和其他战争器械；他还为大军配备了一支医疗队，以及更多的抄写员和书记员。他祖父的战士得靠自己就地取食，相比之下，旭烈兀大军中有满载着小麦、稻米和葡萄酒的货车，供他手下众多不同类型的军人食用。

对旭烈兀来说，最根本的目的是征服阿拉伯文化和经济中心巴格达；但是要到达那里，他就必须沿途恢复强化蒙古在那些叛乱地区的权威。最大的困难是征服亦思马因教派的据点，他们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异端组织，在西方更多人称之为“阿撒辛派”。很可能，这些人多半藏匿在从阿富汗到叙利亚的一百多个未被占领的山壁堡垒之中，最重要的是位于波斯北部的阿剌模忒堡，这是他们的“鹰巢”。教徒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世袭的首领，他被冠以各种名号，如阿訇、大教主、山之长老。因为他们相信上帝选择了阿訇，所以他一贯正确；他不需要受教育，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不管在凡人看来如何古怪，都被认为是出于神的授意。他的追随者似乎能接受非理性的行为、变化无常的法律，甚至颠覆了上帝为人类制定的神圣规则。

尽管亦思马因派缺少一支正规的军队，但通过建立极为严密复杂的恐怖暗杀组织体系，他们却蕴藏了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个秘密组织的兴起导致了许多传说，直到今天，也很难说清其真相。很明显，该教只有一条简单而有效的政治策略：杀死所有人，特别是杀死那些反对他们的首领或强权人物。邪教徒招募乐于在行动中献身的年轻人加入组织，并且保证他们将作为伊斯兰烈士迅速成功地升入天堂。中国、波斯和阿拉伯的原始资料中都有同样的记载，这些年轻人是如何被大量的麻药所引诱，使他们产生幻觉，认为现世的一切欢乐就在此教派城堡要塞中的极乐园里，这是一种预示，如果他们为大教主的事业而献身，那么他们就会来到天堂。教主随后用大剂量的麻药训练和控制他们，使之服从，而不惧怕死亡。大概是因为麻醉剂在亦思马因派中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叫他们为“哈沙沙辛”（hashshashin），意为“使用大麻麻醉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此名就演变为“阿撒辛”（assassin，刺客）。无论杀人者是否真的使用麻药来刺激他们，此名称作为“高层官员的杀手”之意进入了许多语言之中。

以前，成吉思汗首次侵入该地区时，大教主发誓服从蒙古人，成吉思汗击败花剌子模的突厥算端之后，大多数蒙古军撤退了，此地出现了权力真空，所以接下来的数十年，阿撒辛人在此地发展兴盛起来，到蒙哥登上汗位时，阿撒辛人担心蒙古军回来干涉他们新得到的权力。一些编年史家写道，大教主派了一个代表去哈剌和林，表面上是向蒙哥递交投降书，实际上是想行刺他，但这很可能只是旭烈兀攻打阿撒辛人的借口。虽然蒙古人已经回头去阻止暗杀，但正因为有这个借口，蒙哥汗才下决心永远铲除这个组织并摧毁他们的堡垒。

在旭烈兀军到达阿撒辛人据点之前，酗酒放荡的大教主已被其心怀不满的随从杀死，与他同样无能的儿子取代了他的位置。旭烈兀估计到，要想逐个地攻取严密设防的城堡是很困难的，他制订了一个简单而更直接的计划。鉴于大教主的神圣地位，旭烈兀决定收缩战线，集中力量抓住他，如果他想投降，那么就宽赦之。蒙古人炮轰亦思马因派的据点，蒙古勇士显示出攀登悬崖绝壁的高超技能，这令城堡守军大为吃惊。强大的兵力，密集的火力，加上宽赦令的公布，终于促使阿訇投降了蒙古人，时间是1256年11月19日，刚好是阿訇本人上台一周年。

旭烈兀一旦控制了阿訇，就令他在亦思马因派诸城堡之间游行，召唤他的信徒投降。为了在战斗结束前始终使阿訇与蒙古人合作，并让他心情愉快，旭烈兀怂恿他观看骆驼打架和交配，使他精力分散，同时供给他少女。到1257年春，阿撒辛人的城堡全部被占领，阿訇意识到自己对蒙古人已失去使用价值，于是恳求允许其去哈剌和林朝见蒙哥大汗本人，这也许是他为了活命而想出的计谋。旭烈兀派人长途跋涉送阿訇去蒙古，但是当他抵达哈剌和林时，蒙哥拒而不见。蒙古护送人员转而把他和他的随从们带到哈剌和林附近的山中，将他们活活踩死。

随着阿撒辛人的彻底灭亡，旭烈兀军打开了通往巴格达的道路，它是伊斯兰世界最大、最富有的城市。虽然亦思马因派控制着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但是位于底格里斯河的巴格达，作为大都市，它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即“母城”。位于阿拉伯中部的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但它离人口集中地太远，无法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或商业中心。巴格达城奠基于762年，即伊斯兰教创立后的一个多世纪，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整个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最高宗主）的统治下，巴格达已成为阿拉伯世界大城市群的中心。如今的阿拔斯哈里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三十七代继承者，他是伊斯兰国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此外，他也是所有伊斯兰信众象征性的领袖；实际上他扮演着皇帝和教主的双重角色。

巴格达是波斯少女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的故乡，据传她是神话故事《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的叙述者。五百年来，伊斯兰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巴格达城，供哈里发大肆挥霍，用于建造宫殿、清真寺、学校、私人花园和公共喷泉。巴格达城内的浴室奢华无比，杂货店几乎爆满。它主要是迎合了伊斯兰大众的需要，除此之外，它也是许多基督徒的修道中心，他们盖起了教堂，而且它还是犹太教徒的文化中心，他们修建了犹太会堂和学校。这个大都市坐落在底格里斯河两岸，其间有一座桥相通，坚固的城墙保卫着城市的心脏部位。

按典型的蒙古外交方针，在准备攻打哈里发之前，旭烈兀派出使节，持有一份列举哈里发罪行的清单。旭烈兀谴责哈里发没有派兵协助镇压亦思马因-阿撒辛教派，虽然他曾经宣誓效忠成吉思汗。在蒙古人眼中，哈里发与阿訇一样，是一个造反的仆臣，他可能会落得个同样的下场。如果哈里发不立即归降蒙古以弥补自己的罪行，旭烈兀就威胁，那么蒙古军就攻占他的城市并将之俘获。哈里发和阿訇一样，没有意识到蒙古人的危险，并嘲笑说，他感觉蒙古人的要求十分荒谬；他挑衅地宣布，整个伊斯兰世界将团结起来保卫哈里发的独立，他们不容许一个异教民族占领阿拉伯的首都巴格达；他发誓，如果蒙古人继续战争，那么穆斯林和远在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马格里布人，将迅速消灭入侵者；他又挑衅地声称，无论是上帝还是伊斯兰人民，都不允许巴格达落入无信仰者手中。

1257年11月，旭烈兀向巴格达进发，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哈里发能代表上帝或伊斯兰大众讲话。与他祖父相比，他更小心翼翼地向城市逼近，不过，这还是同样能证明蒙古人战略战术的有效性。为了增加自己的兵力，旭烈兀号召仆从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军队以及许多突厥部落参战，这样，当蒙古军主力在北面和东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阵时，其他附属部队也在向北面和西面包抄。虽然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历来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抵御外来侵略的天然屏障，但是蒙古人利用一系列浮舟，几个来回就渡过了这两条河。蒙古军还在不断向前的进军中，迫使当地百姓涌向那座城市去寻求庇护之所，到1258年1月的最后一周为止，蒙古人已经包围了城市，并突破外城墙占领了巴格达外围的郊区，而城区内则挤满了难民，其容量臻于饱和。

在开始总攻前，旭烈兀秘密地取得了与城中基督徒的联系，弄清了巴格达城内行政区、宗教和族群的分布。因为他的母亲和两个妻子以及他的许多手下都是基督徒，所以旭烈兀经过中东时改善了与基督教团体的关系，对他们十分尊重，他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两个基督教附庸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利用这些关系，基督教信使在巴格达和蒙古军营地之间秘密地来回奔走，他们将侦察到的重要消息告知旭烈兀，把旭烈兀答应的优厚条件带达城中的基督徒和其他少数民族。基督徒愿意归顺旭烈兀，作为对他们的特别嘉奖，旭烈兀免除了基督徒在朝廷上向他磕头的礼节，因为他们只向上帝鞠躬。旭烈兀利用了巴格达城中基督徒的恐惧之心，他们与大量潜在的、敌对的穆斯林相比是极少数。旭烈兀帮助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实现最终从穆斯林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梦想。

哈里发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试图建立与蒙古人、基督徒的紧密联系。他叫来基督教堂的大主教马吉哥，派他和一位穆斯林大臣去与蒙古人媾和。他准备了一份正式的投降书、大量的贡品，让二人带去，他自己于星期五在清真寺以大汗的名义宣读祈祷文，从而正式承认服从蒙古人的统治。旭烈兀对投降书和贡品不屑一顾，既然知道胜利在望，他已经无法满足于如此蝇头小利——不用多久，世上最富有城市的一切财富将轻易地归他所有。

蒙古人显示出他们一贯的优点，用现存的材料临时制造武器并投入使用。他们附近最多的材料就是高大的海枣树，阿拉伯人种植它们已有好几个世纪。蒙古人将它们砍倒，把树干做成他们射向城市的致命“飞弹”。不像对付俄罗斯城市时那样，这里缺乏充足的木头用来围困巴格达城，旭烈兀转而用沟壑和壁垒包围城市，然后开始以可怕的炮击攻城。阿拉伯人知道在战斗中使用喷火器，但是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真正领教过火药的军事威力。

蒙古人改进了火药的配方，使它在足量氧气的作用下迅速点燃并产生剧烈爆炸，而不像从前那样用它来慢慢地燃烧火枪或火箭。这样的瞬间燃烧产生的就是一次爆炸，而不是一团火，蒙古人利用爆炸的力量将各种抛射物投掷出去。要在管子中产生爆炸，就需要一种比竹子更坚固的材料，因此它们必须是铁管。为了便于拿握，蒙古人将较小的管子系在一根木柄上，为了便于移动，他们把较大的炮管放在车子上。大的炮管发射出陶器或金属容器，这些容器中填满了榴霰弹或大量火药，它们受到撞击后会产生第二次爆炸。在攻城时，蒙古人采取了多种炮击方式，综合使用各类烟幕弹、原始手榴弹、简易迫击炮和燃烧火箭弹。他们改进爆炸装置，使之能以巨大威力投掷抛射物，也许他们正在使用真正的大炮；他们设法将火力集中于城市的一点，直至把它攻破为止。

如此远距离的炮击令巴格达居民颇感疑惑和害怕，也使守军士气大挫：敌人如此遥远，守军的武器根本够不着，而敌人却可以攻击他们，这样的敌人他们以前从未碰到过。除了使用火药武器外，蒙古工兵还能熟练地埋置炸药破坏城墙。所有这些军事上的革新，促使强大的蒙古军偏好于原地射击，尽可能避免短距离的格斗和厮杀。旭烈兀毁坏水坝，使底格里斯河水泛滥，涌向哈里发军的营地，迫使他们躲进城市避难。与木制围墙对俄罗斯城市居民的影响相似，围住城市的大水也肯定对巴格达居民造成了心理冲击。1258年2月5日，蒙古军队突破了巴格达的城防，五天后，哈里发投降了。为了准备洗劫城市，旭烈兀命令城中居民交出武器，留下所有物品，撤出城市。守军拒不遵命，他们迅速转移，试图突围，但蒙古军追击他们，将之砍杀。旭烈兀派他的基督教军队入城搜寻战利品，但他们发现很多人拒绝撤退并躲在家中。由于违抗命令，入侵者杀死了他们。按照蒙古人的命令，城中教堂和基督徒的财产原封不动，不许抢劫，旭烈兀将哈里发的一处宫殿送给了大主教马吉哥。巴格达城中的基督徒加入到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蒙古军中，一起劫掠城市、屠杀穆斯林，基督徒感到他们终于从穆斯林统治下得到了解放。几个世纪的怨恨和愤怒迸发了，他们玷污并破坏清真寺，或者把它们改建成基督教堂。基督徒们在整个阿拔斯统治区及其外围进行热烈的庆祝。一位亚美尼亚的编年史家描述当时的情形说，“自此城建立以来，已有五百一十五年了，”他说，“由于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巴格达）就像一只贪得无厌的蚂蟥一样吞噬着全世界。现在它要把以前被它剥削的东西全部偿还出来，”如今，巴格达“因为夺走了无数的生命、犯下了滔天罪行而遭受惩罚；它已恶贯满盈”。抢劫持续了十七天，在此期间，或许是偶然，或许是故意，入侵者点燃了城市。

旭烈兀允许基督徒破坏阿拔斯王朝历代哈里发们成排的坟墓，然后他传令将被俘的哈里发押到城外他的营帐中。根据亚美尼亚编年史家格利哥尔·阿康克的记述，旭烈兀将哈里发闭锁三天，不提供任何食物或水，然后把他带出来，将他的金银财宝堆放在他的面前。据说旭烈兀指着从城中抢来的大堆财富，不是直接讽责哈里发如此贪婪地聚敛财富、却舍不得用它们招募军队来保护自己，而是吩咐他以这些黄金充饥解渴。然后旭烈兀判哈里发及其男性继承人死刑，但是为了最后表示对死刑犯高贵身份的尊重，他准许以蒙古方式——不让人看到其流血的方式——将他们处死，这也是给他们的一种荣誉。根据一些不尽一致却又相似的记载，他们要么被包裹在毯子里，要么被缝装在袋子中，然后被蒙古武士踢死，或被蒙古战马踩死。

仅仅两年时间，蒙古军便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是西方十字军和东方塞尔柱突厥人持续努力了两个世纪都无法获得的成就。蒙古军征服了阿拉伯世界的心脏，此后再也没有其他非伊斯兰军队征服过巴格达或伊拉克，直至2003年美英军队进驻那里。

当蒙古人击败阿拉伯人时，盘踞在地中海沿岸一系列城堡和小城中的十字军，正谨慎地注视着蒙古人的动向。随着巴格达的陷落，十字军突然觉得与蒙古人结盟、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机会来了。在蒙古人离开巴格达、进一步向西挺进大马士革时，十字军骑士、安提俄克公国大公博希蒙从地中海岸边出击，率军攻打大马士革，他还以粮饷补给协助蒙古军。同样地，塞尔柱王朝算端也从安纳托利亚派兵参加了蒙古人的军事行动。

大马士革投降了，从而使自己避免遭受类似巴格达的命运。很快，蒙古武士第二次站到地中海的海滩上。十八年前的1241年，蒙古军在拔都的率领下经欧洲到达地中海地区；如今，在第二次征程中，他们经亚洲抵达那里。自旭烈兀在哈剌和林与兄弟们分别后，他用了七年时间，在六千四百公里的长途远征中，征服或再次征服了沿途的所有目标，他使数百万阿拉伯人、突厥人、库尔德人和波斯人加入了这个雄风依旧的帝国。

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六个世纪中，它时而全面扩张，时而又丧失一些边界地带，但从来没有这么大面积的伊斯兰地区沦于异教徒的统治之下。从成吉思汗攻打布哈拉到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沦陷的四十年，是伊斯兰历史的最低谷。当时十字军只能设法在一些港口城市立住了脚，而蒙古军则征服了从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的每一个伊斯兰王国和城市。他们几乎征服了亚洲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只有阿拉伯半岛和北非仍然处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之外。

基督徒们洋洋自得的神情达到了极致。他们对穆斯林的蔑视和嘲笑，超过了蒙古人的所作所为。

虽然那时蒙古帝国似乎威胁要吞并整个伊斯兰世界，但实际上，蒙古人已经达到了他们在西方的极限，帝国无法再进一步往西扩展了。一支马穆鲁克王朝的奴隶军队从埃及出发，与蒙古军小分队在阿音札鲁德（旧约圣经里巨人歌利亚的诞生地，位于现代以色列加利利海附近）遭遇，这些奴隶大部分是俄罗斯的钦察人和斯拉夫人，被意大利商人贩卖给埃及算端。1260年9月3日早晨，即蒙哥汗死后一年，马穆鲁克人击败了蒙古人。帝国的西部边界就此确定。

旭烈兀横贯中东，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征服了广袤的土地和大量的人民。相比之下，其兄忽必烈推翻南宋、并吞南中国的努力，与其说是个即将发生的事实，还不如说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忽必烈明显缺乏军事经验，这有碍于其使命的完成。不像他的兄弟们那样在欧洲和中东征战，忽必烈在戈壁以南的蒙古领土上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在那里建立了个人的宫廷，它比帝国中心哈剌和林的中央宫廷更大、更豪华。他喜欢宴饮胜于打仗。他很胖，身体臃肿，这大大减少了他成为一个跨马而战的优秀军事统帅的可能性。接到兄长蒙哥汗向南进军的命令后，忽必烈军在南宋西部的局部边境战争略获小胜。在全面、精心准备对宋战争的过程中，忽必烈进展缓慢。他不仅在拓展蒙古统治区时遇到了障碍，而且在他自己的辖境内，一场道士和佛教徒争夺支配权的宗派冲突爆发了，这又大大削弱了忽必烈对自己领地的控制力。

忽必烈不是把胜利的消息和大批物资传送到哈剌和林，而是经常汇报其停滞不前的原因和意想不到的困难。称赞忽必烈的学者高度评价道，他是一个成熟稳重和深思熟虑的领导者；他要做事总是经过慎重的组织安排，而不是出于一时冲动；他综合运用中原汉人和蒙古人高明的军事策略，能同时指挥汉地和蒙古的精锐部队。也有一些人对他评价不太高，说他缺乏蒙古人的作战才能，但他所以能够避免失败，是因为蒙古军征战的强劲势头，以及他手下将领的杰出军事才能。

很明显，蒙哥汗一度对忽必烈不满，他派人去调查忽必烈的问题。调查人员掌握了忽必烈机构中存在欺骗和腐败行为的大量证据，他们处死了忽必烈的许多重要官员，并剥夺了他的财政特权和职务。调查人员采取了凶狠威胁的手段，这与他们在清除窝阔台家族时的所为非常类似，显然，不仅仅是忽必烈的权力危如累卵，甚至他的生命也可能危在旦夕。

蒙哥传唤忽必烈到哈剌和林来，表面上是为了汉地财政混乱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可能是要他对各种问题作出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何没有战胜南宋。因为幕僚们的劝告，忽必烈没有违抗兄长的旨意，他奉命来到哈剌和林，以求得兄长对他的宽恕。忽必烈低声下气地表示悔恨，奉承地表明自己的忠心，看见如此情形，蒙哥汗当众原谅了忽必烈，并与他和解；但此种和好并没有解决导致两人关系紧张的根本问题，它没有帮助蒙古人进一步实现战胜南宋的最终目标，神情沮丧的蒙哥汗不得不另外制定新的计划。

1257年秋，当旭烈兀军攻向巴格达时，蒙哥汗在霍洪纳格山谷森林地带召集了一次小型的忽里台会议，此山谷在斡难河——这个古老家族所在的河流——的旁边，离圣山不儿罕·合勒敦不远。会上，蒙哥清楚地意识到——或说至少他使朝廷意识到，他必须亲自领导对宋战争。蒙哥汗广泛参加了欧洲战争中的多场战斗，在速不台这位蒙古诸将中的佼佼者的指点下，他得到了磨炼，在这位良师益友去世后的最初两年里，很可能蒙哥本人就是有能力领导对宋战争的最优秀的统帅。在即将到来的整个战争期间，由于自己不在朝中，同时也出于对自己儿子和继承人负责，因此蒙哥把哈剌和林的帝国中央政府移交给幼弟阿里不哥管理。蒙哥命令忽必烈返回自己的领地，结束互相敌对的道士和佛教徒之间的教派冲突；而自己则指挥更重要的军事战争。

蒙哥仿效其祖父的军事策略，即在进攻大目标前先攻占较小、较弱的地区。对蒙哥来说，这就意味着，一开始就要攻打与南宋西部相邻的四川地区，以及与其西南部相邻的云南地区，然后慢慢收紧蒙古人撒下的网，不断获取更大的猎物。如果蒙古军能控制这些地区，那么他们就可以立即全面进攻南宋。1258年5月，就在旭烈兀洗劫巴格达城三个月后，蒙哥汗率军渡过了黄河。从西伯利亚边界上寒冷的斡难河，到潮湿温暖的南方，在一年内，他们就席卷了如此广阔的地域。

在迅速地征服了一些边远王国后，蒙哥于战争的第二年开始攻击南宋本土，但是天气变得异常炎热。这里的气候与蒙哥和多数将士在蒙古或欧洲战场上所经历过的完全不同，许多人出现了带血腹泻——可能是痢疾，还有人染上了瘟疫。蒙哥汗也生了病但不久好转，然而在1259年8月11日，他突然死亡。各种史书列出了不同的死因。中国史书记载蒙哥死于霍乱，波斯史书说他死于痢疾，而其他史书则认为他死于战斗中所负的箭伤。蒙哥汗的死也使这个帝国凝结了，前进的势头戛然而止。

过去，在前三任大汗死后，各位蒙古首领就迅速返回故地竞争新大汗的选举，而这次却没有这么做，每个家族集团都转而全力保护自己已经得到的领地。在中东，旭烈兀大功告成，他占有整个帝国最富有的土地和城市，他支配的财富超过了蒙古帝国其余地区的总和，他还从统治俄罗斯的堂兄弟那里夺取了阿塞拜疆草原牧场。他堂兄弟害怕会丢失更多的土地给旭烈兀，于是就待在领地内守卫着，拒绝为一次选举而返回蒙古。无论是中东的旭烈兀还是俄罗斯的金帐汗——术赤后裔最终的名称，都不想冒这样的险，即仅仅为了争夺蒙古国大汗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称号而失去他们已控制的领地。

在蒙哥汗治下，蒙古帝国的疆域臻于极限，他是最后一个被承认和接纳为整个帝国大汗的成吉思汗子孙。将有许多位汗继续统治帝国的各个地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宣称是成吉思汗的合法继承人，并拥有大汗之名，但不会被其他的家族集团和世系所承认。蒙哥汗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世界战争，可是最终却不了了之，它没有以胜利而告终，也没有以失败而结束；它就像烛光一样摇摇曳曳地熄灭了。

蒙哥的兄弟们还在继续着时断时续的战争，但他们各自耗费大量精力注视着对方的举动，远远超过了对外部敌人的关注。忽必烈突然把注意力从南宋转向了他的幼弟——在哈剌和林统治着蒙古的阿里不哥。他们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领地内单独召开忽里台会议。斗争在两个竞争者之间、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之间泾渭分明地展开。忽必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得到了中原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农耕地区，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完全信任或赞同。忽必烈喜欢建筑物和城市，他住在宫殿里如同在帐篷中一样感到十分舒适，他甚至可能会说一些汉语。这些与传统蒙古生活方式迥异的行为，造成了一种不同的氛围，似乎一直影响着他。

与忽必烈的世界主义者角色形成对比的是，阿里不哥绝对是以一个草原人的身份而生活着，他就是那种几乎不会远离马群的蒙古人。作为幼子，阿里不哥与他父亲拖雷一样，是家族的“斡赤斤”，即家灶之主，他完全有权提出得到大汗之位的要求，因为蒙哥登上汗位时已经追封他们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此外，阿里不哥得到了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威胁到这些人自身的统治，而忽必烈所倾慕的帝王作风却引起了他们的猜疑。为了遵循蒙古法律，阿里不哥将他的忽里台会议安排在蒙古故地举行，蒙哥汗的遗孀和儿子支持他作为合法而优秀的继承人，其他大多数家族成员都支持他，但是他的两个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除外。1260年6月，在哈剌和林忽里台会议上，与会的家族各系代表宣布阿里不哥为大汗。

然而，忽必烈却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他听从手下汉族大臣的建议，在他的领地内召开忽里台会议。除了他的追随者以外，几乎没有人来参加，不过，这次小会还是宣布他为大汗。为了赢得汉地臣民的忠心拥戴，忽必烈又于同年（1260年）宣布自己为皇帝，并建年号“中统”，意为“中央的统治”，此年号是“大汗”这个蒙古称号的汉化，因为大汗被看作“中央营盘”，而他的军队则是其“左翼”和“右翼”。

按照蒙古人的标准，忽必烈的选举是不符合传统的，但不管怎样，他已经成功地驾驭了汉地军队，当然还有他身边的蒙古亲兵；更重要的是，他控制了哈剌和林生存资料的运输流通。蒙古草原上人口膨胀太快，单靠当地的畜群资源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尽管朝廷不断鼓励外来农民去耕种哈剌和林周边的土地，但事实证明那里不适合发展农业。如果不能从忽必烈控制下的农耕区持续运来充足的食物，哈剌和林要么人去城空，要么面临饥荒。

忽必烈切断了食物供应，随后派兵夺取哈剌和林。阿里不哥奋力迎战，但是面对着哥哥手下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地军队，他还是节节败退了。哈剌和林很快落入忽必烈之手，但是在1261年阿里不哥一度又将其夺回。两个大汗进行了两次以上的决战，阿里不哥汗的军队渐渐不支并开始萎缩，因为许多盟友背他而去，他们看到年轻的阿里不哥汗绝对无法战胜他那年长的、可能更有才智的大哥，况且其军队装备精良。阿里不哥也面临着蒙古人最大的威胁：“阻德”，即导致牲口饿毙的严重自然灾害。1250年至1270年间，蒙古遭受了低温灾害天气，像蒙古这种生态脆弱地带，每年气温只要发生几度的变化，就会使降水量急剧减少，牧草的生长受到抑制，从而导致牲口的体质变弱或毙命。阿里不哥的支持者们得不到忽必烈领地内粮食的供给，他们没有强壮的战马或充足的食物，变得非常虚弱，已无法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1263年冬，阿里不哥显得尤为惨烈，到了第二年春，他完全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权力基础。他无法填饱将士的肚子，于是便向上都进发。1264年，阿里不哥在上都向忽必烈投降。

在长期的争斗快要结束时，两兄弟相遇了，忽必烈强迫阿里不哥当众举行向他俯首称臣的仪式。在人头攒动的宫廷前，忽必烈审问弟弟，他想知道在争夺大汗宝座的过程中，哪一方才是名正言顺的。即使是面对失败，阿里不哥的抗辩也显示出其强烈的自尊心，他说：“过去是我们，现在是你们。”针对忽必烈公开侮辱幼弟的行为，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远在西域的兄弟旭烈兀在内，反应都十分激烈，他们不断指责忽必烈。忽必烈在蒙古境内召集了另外一次忽里台会议，以决定阿里不哥的命运，同时也让人们认可自己是合法的大汗，抹去上次在汉地当选的污点。尽管忽必烈拥有势不可挡的军事实力，但是黄金家族成员仍然拒绝参加。他们承认忽必烈统治的现实，但没有人愿意参加对阿里不哥罪行的审判，因为那是他们曾经拥戴的大汗。没有人完全相信忽必烈会放弃侵夺他们土地的机会，也不相信他永不反悔的誓言。在不到法定人数的忽里台会议上，忽必烈饶恕了他的弟弟。虽然忽必烈审问并处决了弟弟的不少支持者，但是至少在舆论上，对阿里不哥本人的惩罚只有一项，那就是禁止他离开朝廷。在稍后的1266年，正值壮年的阿里不哥突然病逝，这让忽必烈感到不可思议，但又让他觉得心中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几乎可以肯定，阿里不哥是被毒死的。

现在，忽必烈得到了大汗之位。他控制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他统治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之一。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换来了胜利；一些蒙古皇室家族及其追随者拒绝承认他的合法性，或者，他们至多只是象征性地承认，而根本不予重视，所以断断续续的边界战争又持续到了下一代人。

就像那棵银树上的四个泉源一样，蒙古帝国现在分成了四块主要的政治统治区。忽必烈统治汉地、西藏、东北、朝鲜半岛和东蒙古，但他在加强对蒙古和东北的控制时还面临着众多问题。金帐汗统治东欧的斯拉夫诸王国，他一向不承认忽必烈为大汗。旭烈兀及其后裔统治着从阿富汗到土耳其的领土，以“伊利汗国”为其政权名称，意谓“从属的王国”，在那里，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阿拉伯统治之后，波斯文化再度发展兴盛，为现代伊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绝大多数的传统蒙古人占据中央草原，称为“莫卧儿斯坦”，包括始于哈萨克斯坦、北西伯利亚，跨过中亚突厥斯坦到南方阿富汗的现代地区，这个地区暂时形成了松散的联合体，依附于窝阔台和脱列哥那之孙海都，他统治着布哈拉，是忽必烈汗的死对头，但在几个世纪前，这个地区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分裂瓦解。

短短三十年间，在蒙古人心目中，哈剌和林一直是蒙古帝国的首都，在忽必烈的命令下，它被洗劫了，实际上也被摧毁了。在那短暂的时期内，它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枢轴。在洗劫哈剌和林的过程中，那棵银树也被肢解和运走了。

Part III the Global Awakening：1262-1962
第三部分　全球的觉醒：1262-1962

Asia is devouring us.Tartar faces in every direction you look.

Thomas Mann

The Magic Mountain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鞑靼人已君临天下。

——托马斯·曼《魔山》

8　Khubilai Khan and the new Mongol empire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从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This Great Khan is the mightiest man，whether in respects of subjects or of territory or of treasure.

Marco Polo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把握：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整个中国的。忽必烈缺乏其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祖父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情形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民族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赢得汉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民族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的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更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的一个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国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伊斯兰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当时的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骑兵并排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汉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伊斯兰的阿訇、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畜，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烦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杖屏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汉地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汉地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宋朝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的许多国家。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但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至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允许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至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伊斯兰人，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伊斯兰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伊斯兰人。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等。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分别称“汉人”“南人”和“色目人”——译者注），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成立自愿参与的公务会和雇佣带薪的公务员等制度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它们在蒙元王朝实行的时间不长。明朝统治一确立就马上恢复到了传统的官僚体制，放弃了上述有助于统治的公务会。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至20世纪，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为进一步促进帝国境内商业的快速安全发展，忽必烈竭力推广纸币的使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道，纸币是用桑蚕丝、以我们熟知的纸的形式制成的，而这种东西对欧洲来说仍是个巨大的谜。纸币被裁成各种尺寸的长方形，在它的上面标明币值，并盖上朱红色的印花图章。与笨重的铸币相比，纸币主要的优点在于使用时更便于携带和运输。马可·波罗写道，纸币在整个帝国被广泛接受：“拒绝使用将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非常乐意接受纸币形式的付款，因为他们能用它买到任何东西，包括珍珠、宝石、金子和银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试图建立纸币制度，但却失败了，因为纸币观念不为当地商人所容，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对此的不满情绪已使他们接近起义造反，而当时蒙古人还不能确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镇压，当局不愿意继续冒失败蒙羞的危险，最终取消了纸币。

哪儿有纸币流通，哪儿就更有可能发生信贷和金融危机。在一项试图适应市场、包括扩大信贷范围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规定可以宣布破产，但为防止利用它来逃避债务，不允许商人或消费者超过两次宣布破产，在第三次宣布破产时，他们就可能面临死刑。

当蒙古人坚决抵制部分中原文化如儒家学说和缠足时，精简的货币制度显示出他们十分欣赏中原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为发扬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忽必烈建造学校，恢复翰林院，它由这个国家中最富智慧的学者组成。1269年，他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他增设新机构、任命学者去记录当代事件，编写和再版老课本，整理档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言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言的，还有的抄写员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当然他们在使用各种语言时，还是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蒙古人发现，仅仅使用蒙古—畏兀儿字母表，难以记录他们所需的、来自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们都不得不拼写各种各样的名词，如中国的城镇、俄罗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脉、印度的圣人、越南的将军、伊斯兰的传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名称。因为蒙古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进行革新实践，这在知识史和行政史上是个创举。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但并不强迫每个人都使用，他允许汉人和其他臣民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方法，当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号能凭本身的优点来最终取代以前的旧文字。汉族学者极为喜爱自己古老的语言文字，绝对不允许它们被剥夺，而去使用一种明显是属于野蛮人的新书法；一到蒙古统治衰落时，大多数的被统治人民也都最终放弃了蒙古的这一书写方式。

农民们照例还是拜倒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脚下，后者支配着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蒙古人颠覆了旧的基层行政划分，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五十家为一个单位，叫作“社”。这些基层单位对农民的生活负有广泛职责，具有足够权威。他们督劝农事，负责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资源，提供粮食储备应对饥荒。总之，他们以基层政府的形式发挥作用，将成吉思汗时的十进制组织因素和中国农民传统结合了起来。

社也有责任为农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作为改善个人生活的途径。忽必烈汗设立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农民的孩子。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才有时间和金钱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对文盲的农民阶级的统治。蒙古人知道，农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时间学习，教师不是教他们古典汉语，而是用通俗语言为他们讲授更实用的课程。档案记录显示，忽必烈汗在位时期，蒙元王朝共开办了两万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学校，尽管官方为彰显政绩而有可能夸大了这个数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瞩目，因为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个世纪以后，作家才用通俗语言写作，将近五百多年以后，政府才担负起为普通大众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责任。

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文学艺术只关注于具体的某一类作品，因为它要在国家考试制度中用到，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往往落于官僚制度及其相关因素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许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鼓励作家要用大众通俗的语言，而不要用仅为学者型官僚钟爱的古典语言写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于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他们融合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创造出新的、更振奋人心的娱乐形式。

从1206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戏剧演员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塑造一个备受欢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热情地支持戏剧——这种被传统中国文化极为忽视的艺术。他时常让人在皇家场院中演戏，蒙古臣僚们酷爱戏剧，里面充满了杂耍的动作、动人的音乐、鲜艳的化妆和华丽的服装。很像欧洲的威廉·莎士比亚，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但可能无法证实——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查。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在传统中国，演员和歌唱家等表演艺术家，与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不被尊重、受人歧视。蒙古统治者提升了他们作为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并划出了专门的剧场区，使戏剧表演不再局限于市场、妓院和客栈。汉地戏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乐曲互相结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1276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年，这个皇帝在那里出家为僧。

对于汉族学者和文人来说，战败的宋朝成为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诗人谢翱在一首名为《过杭州故宫》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思愁：

禾黍何人为守阍，

落花台殿暗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

不见前头鹦鹉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东北、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忽必烈的统治几乎已延伸到陆地上的所有地区，于是他不得不面向大海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征服。通商使团驾着帆船，从远方带来了详细信息，是关于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的，如爪哇、锡兰（斯里兰卡）和更北面的日本诸岛。忽必烈想把它们并入不断扩大的蒙古帝国版图。1268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绝了。那时忽必烈正忙于对南宋的最后一战，无法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因此他只能继续派更多的代表去说服日本归降。

忽必烈把战败的南宋水师编入自己的队伍，他获得了所需的人员和技术，以便攻打这个目中无人的岛国。他复兴和扩充了原南宋水师，设法使它从仅用于守卫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军转变为一支真正的海洋舰队，能在公海上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他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工场和海军基地，企图从那里出发去征服日本。虽然这些舰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却影响船只的质量。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造船的捷径，不是切割成单块石头，而是将两块巨石绑在一起做成一个锚，这样的锚比原来的更加稳固。蒙古人在船上装载了食物、盔甲和弹药，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和用来轰击日本守军的榴霰弹。

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使节去劝说这个岛国接受蒙古的统治，但是日本幕府当局每次都拒绝了。到了1274年，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九百只战船组成的舰队，用来运送由二万三千人的高丽、中国步兵和数量不明的蒙古骑兵组成的军队。11月，他们起航出发进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它有一百七十六公里宽，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分隔开来。蒙古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横卧于海峡中间的对马岛，然后攻占靠近九州的壹岐岛，舰队驶入博多湾，部队陆续登陆。

日本武士想单打独斗，他们不断冲击蒙古军，但蒙古人保持了队形。与以往一样，蒙古人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蒙古人没有出去决斗，而是用炸弹轰击日本武士，他们用箭将炸弹倾泻在敌军中。蒙古人屠杀领头的日本武士，剩余的日本人从内陆沿海退入要塞。蒙古军没有深入腹地追击败逃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缺乏关于那些地区的可靠情报。于是他们离开了得胜后一片狼藉的战场，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船。蒙古人的计划仍然是个谜：他们打算过几天再来追击日本人吗？在赢得这场战斗后，他们是想沿海岸远行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吗？他们只是被派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和策略的吗？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元气大伤而撤退吗？

到了夜晚，当入侵者全部在船上时，一场恐怖的秋季风暴突然刮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卷起汹涌的波涛，把许多仓促建成的船只砸向岩石和海岸。在努力逃生的过程中，有一万三千入侵者死亡——大部分是溺死的，致命的海峡使他们无法到达朝鲜半岛的安全海港。历史上最大的舰队遭遇最惨烈——但很大程度上没有流血——的海上集体大毁灭。

统治者有时会编造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都会相信的借口，在这些虚构的辩解中，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们仍然坚持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蒙古人在短暂的登陆战中就击败了日本军队；至于后来的大量伤亡和近乎整个舰队的全军覆没，似乎并不重要。因此，到了第二年，忽必烈再次遣使去日本，要求天皇立刻亲自来蒙古首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投降之意，然后忽必烈将重新授权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尽管在陆战中失利，但日本人同样也认为自己已最终获胜，所以他们拒绝了蒙古的要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认为众神保佑着他们，所以日本人还是决定与蒙古人对抗到底。他们处决了蒙古使者，将其头颅砍下，使其鲜血流尽，然后再把面目全非的头颅示众，供人们嘲讽。

忽必烈准备再次远征。日本人开始建立一支小型舰队，用来与入侵者进行水战，他们还沿着海岸修筑了一堵石墙，以阻止蒙古士兵和战马登陆。1279年，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到日本，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双方都着手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回蒙古人将带着一支高丽舰队——其规模与上次相差无几，从两个方向出发进攻日本。主力舰队将紧随其后从中国赶来，它由三千五百艘船组成，配备了六万名水手，要运送十万名士兵；这次他们将在夏天出发，而不是在秋天航行。

1281年5月底，高丽舰队起航，尽管遭遇日本人的强烈抵抗，但在几天以后，他们再次占领了海峡中的岛屿。然而，蒙古人在海上的计划不如在陆上那样精确和容易执行，中国舰船遇到了许多困难，被迫拖延。高丽舰队驶入博多湾，期待南方的中国伙伴前来支援，但是他们未曾到来。日本人修筑的石墙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登陆，入侵者只能簇拥在船上，而六月的酷暑又不断袭来，于是不知名的疫病爆发，很多人变得虚弱不堪。晚上，日本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驾着小艇去偷袭敌人的大船，对方很快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没有意识到即将遭受致命的军事失败。高丽舰队既不能登陆，又不断受到夜袭的骚扰，他们于6月30日退至鹰岛，等待南方舰队，而后者在两周后终于到达。这时候整个舰队一片混乱，疾病流行，而且在海上待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时日，食物供应不足，元军在8月中旬再次驶向日本。但一股风暴又一次席卷海面，将元军船只倾覆、砸碎，可能有十多万人丧命。根据有关此次灾难的故事，几乎没有船只幸免。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失败了，但它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军人政府的建立。与此同时，蒙古人放弃了日本，假装失败从未发生过，转而从别处去寻找他们希望中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蒙古人陆上的征服战争还在继续。尽管遇到了热带高温和地形不熟的极端困难，蒙古军还是在缅甸、越南北部的安南、老挝取得了胜利。一些东南亚王国，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城和印度沿海的马八儿，都主动地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投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蒙古缺乏人力去管理它们。然而，这些新臣民却开始向蒙古朝廷上贡物品，包括大象、犀牛和据说是佛祖本人的牙齿舍利。双方互相交换贡物和礼品，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仪式，而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其数量和价值也逐步增长。

蒙古人不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同时他们对周边的小国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早些时候，蒙古人努力使有着共同文化、但却经常争斗的朝鲜半岛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样，在蒙古直接管理之外的东南亚，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新的民族，他们为越南和泰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之前，在今天的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地区，其文化完全是印度化的，遵循的是印度式的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流传的是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蒙古人带着中国移民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他们就是后来有名的“印度支那人”。

蒙古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没有取得多大军事进展。1289年，忽必烈遣使去爪哇，还是要求附近的王国归附蒙古，但是爪哇国王担心，蒙古人可能是要夺取爪哇在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权，因为其获利颇为丰厚。爪哇国王挑衅性地在使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把他送还给忽必烈，于是，正如在日本发生类似事件后所发生的那样，忽必烈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去占领爪哇，并向其国王报复。1292年，由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新舰队，载着两万名士兵和一年的食物储备开航了。舰队于1293年到达目的地，蒙古人势如破竹，不久便杀死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爪哇国王，并轻松地占领了该岛。但是随后他们却落入圈套。蒙古将领以为爪哇人在新国王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投降仪式，于是他们被诱入了伏击圈，许多将领被杀死，其余部队狼狈地撤出岛屿。

忽必烈未能把成功的蒙古战略很好地运用于海上。马上猎手的古老技术被他祖父用来作为陆战的基础，但这些技术却没能转化为海战的基础。从前，罗马和雅典的海上霸权仅局限于地中海的狭小范围，相比之下，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一点上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掌握了这种权力。

然而，忽必烈在日本和爪哇的一时失利却划出了蒙古帝国的东面界线，此后帝国再未跨过这片水域，甚至也没有到达附近的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1260年，蒙古人败于埃及马穆鲁克人，由此确定了帝国的西南边界，同样的，再往前二十年，蒙古主动放弃了波兰和匈牙利，从而确立了帝国的西北边界。这样，在1242年至1293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处于这四个极点之内的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征服战争，经历了剧烈的调整之后，适应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统治方式，但是，随着商业、技术和知识的大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他们将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世纪。

每年春天，群群仙鹤掠过北中国，不断向北飞行，它们是要到蒙古高原的河湖浅滩上繁殖，此时，忽必烈汗正在乡间等着它们，在四头大象——它们是从缅甸带来的战利品——的背上，安装着一间美丽的镶金亭子，忽必烈就仰躺在亭内一只覆盖着虎皮的丝椅上。他因身体太过肥胖而无法骑马，并为痛风病所困扰，象背上的亭子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他就是坐在这个舒适的地方打猎的。当准备打猎时，忽必烈就将亭顶后翻，只见灰白的仙鹤在头顶密集地飞翔，它们像片片白云紧贴在清新的蓝天之上。忽必烈一发信号，数百养鹰人就在大象两旁列队，并掀去他们猎鹰头上的皮头罩，于是矛隼、游隼和老鹰都飞蹿出去。它们在仙鹤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将仙鹤叼走，把它们送到主人手中。

虽然忽必烈的祖父把蒙古人只在冬季打猎而从不在春季打猎的偏好编入了法典，但是忽必烈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打猎，所以就改变了法令。即使穿上白鼬皮外套，盖上黑貂皮毛毯，并在周围的地面和墙头铺上虎皮地毯，忽必烈还是觉得温度不适、寒风刺骨；因此，他把打猎季节推迟到天气更宜人的早春时节。

在打猎的队伍中，士兵们骑在马上。骆驼驮着各种货物，还有大象装载着小型的私人帐亭备用，万一大汗在追逐猎物时需要经过一些狭窄的地方，而四头大象上的行宫不能适应时，他就到这些备用帐亭中去。车队紧随着忽必烈的御旗而行，它们挂饰着用鲜艳的彩绸扎成的花彩。整个车队包括捕猎用的老虎——蹲在由壮牛牵引的笼子里，还包括伏在马背上的豹子和山猫——它们或是独自趴在马背上，或是坐在驯兽师的后面。当猎物出现时，忽必烈就放出这些自己驯养的食肉兽，将猎物咬死。狗是用来捕食熊和较小动物的，豹子是用来捕食鹿的，老虎是用来捕食大型野驴或野牛的。如果猎物逃脱了食肉兽的捕食，那么列成密集方阵的射手们就会射杀他们的主人忽必烈所需要的任何猎物。

穿行乡间的忽必烈的打猎队伍中，包括许多占星家、占卜者、蒙古萨满巫师、西藏喇嘛僧，我们从成吉思汗在战斗前使用萨满巫师的隐约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人的职责是消除乌云、雨水和其他妨碍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恶劣天气。动物们感觉到了这支庞大车队发出的声音和气味，有了足够的警惕，并乘机逃跑。由于动物很难被出其不意地抓获，因此忽必烈的车队就必须像传统的蒙古军队那样继续前行，以围捕它们。皇帝及御前人员和兽群在车队的中央，他让一支万户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这里可能要少些）在左前方行进，另一支在右前方行进。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两翼的角色，一边穿成鲜红色，另一边穿成深蓝色。根据马可·波罗所说，两翼的士兵分别朝两个方向围猎，直到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为止。忽必烈的家臣带着猛犬和猎鹰，在后面将猎物赶往两翼的中间，当大象驮着行宫中的忽必烈到来时，这些猎物已经完全被困在里面了。

打猎的随行人员在象背上劳累奔波了一天，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先遣的仆人事先为他们建立了营地，就像一个临时的城市。那里最大的亭子可容纳一千宾客，他们是来参加喧闹的蒙古庆典的。毗邻的帐篷是供就寝的地方。一个剧团跟随打猎队伍前来演出，有歌手、杂技演员、魔术师和柔体表演者登台亮相，他们让整个行宫享受着各种乐趣。

在每晚的庆祝会上，每个人穿着同一式样的迪尔，而且每天都要换一种颜色；但是为了避免人人平等，就用一定数量和价值的宝石、珍珠镶嵌在服饰上，以象征等级和权力的层次。他们系着金腰带，靴子上镶着银饰。在所有庆祝会上，驯养的老虎步入亭内，从宾客中慢慢地走到大汗面前，向他鞠躬，然后整晚坐在这位君王的身旁。膳食盛在金碟和银碟中。每个仆人戴着一块镶金的餐布，作为口罩覆盖鼻子和嘴巴，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呼吸时污染食物。忽必烈汗进膳的菜谱至今还保存着，上面包括各类食物，但仍保留着蒙古人一贯的主食即肉类和乳制品。蒙古宫廷人员吃着许多美味佳肴，例如，将一条条肥美的羊尾巴涂上面粉、撒上韭葱烘烤后再吃；公牛的睾丸在沸油中煎炸，再涂上干藏红花粉，撒上香菜；羊肉与豆蔻、桂皮放在水里一起煮，拌着稻米和鹰嘴豆一起吃；幼嫩的茄子中塞满羊肉块、肥肉、酸乳酪、橘皮和小矮糠。

就像真正的蒙古人那样，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发酵马奶饮料，他们往往禁不住滥饮，不过这种马奶却来自于专门豢养在皇宫中的纯种白母马，它们在与纯种白牡马交配后怀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奶，仅限于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享用。到了夜晚回室就寝的时候，大汗就与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美女共眠，她们都被检查过，确定不打呼噜，呼吸时没有难闻的气味，不会释放出任何恶心的体臭。第二天早晨，为了让大汗从过度的喝酒、饮食和纵欲中恢复体力，他的贴身医生和药剂师向他奉上一种由橘皮、野葛花、人参、檀香和豆蔻制成的茶，空腹饮用这种茶，可以保证消除醉酒后的不适之感，使大汗有力气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打猎、饮食和喝酒。

就在几代人之前，忽必烈的祖先们将打猎作为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他的曾祖父也速该带着他的矛隼外出打猎，就在那时看见了新娘诃额仑，并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父亲死后通过打猎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在猎获云雀和鱼的问题上发生口角，随后，在一次公开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别克帖儿。后来，成吉思汗在速不台和其他优秀猎手的协助下，将打猎时的大量策略、技术和武器运用于战争，把敌人看作被跟踪和诱捕的猎物，由此他得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打猎把忽必烈喜欢的娱乐消遣活动和帝国所需的盛大典礼、挥霍场面结合在一起。忽必烈仍然参加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蒙古打猎活动，享受其生活方式：注重箭术，驯养猛禽，品尝马奶，寝息帐幕，组织左右翼军队。但是他把这些活动转变为一种颓废奢侈的消遣，它为蒙古精英和忽必烈自己提供了代价昂贵却索然无味的娱乐形式。忽必烈那声势浩大的打猎队伍，更多的是表面的炫耀，而不是实力的体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形成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场面，以及它在臣民和外国来访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如同蒙古草原上的营地在经常性的迁移时那样，忽必烈的车队紧跟着一个在前面引路的骑士，骑士手中举着忽必烈的“精神之旗”。但这面“精神之旗”却将忽必烈引入了娱乐活动的怪圈之中，这些娱乐活动毫无意义，又永无休止。蒙古帝国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建立后刚经过三代人，帝国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任何人都清楚，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已不再引领他的子孙和人民，尽管他们声称是他的追随者。

9　Their Golden Light
他们的“金光”

中国和巴黎的艺术家争着为大汗献艺。——爱德华·吉本

The artists of China and Pari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great Khan.

Edward Gibbon

在1287－1288年之际的一个冬日，正值弥撒期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从他的王座上站起来，向刚到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扫马致意。一旦列班扫马到达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为历史上走得最远的官方使者，从蒙古首都开始，他在陆路上绕行一万一千二百公里，穿过中东的主要城市，经过欧洲诸国的都城。英王爱德华站在使者面前，没有向使者递交归附蒙古大汗的投降书，却从使者手中接过了作为基督徒共享的圣餐——面包。因为以前到蒙古的欧洲使者都是牧师，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个基督教牧师使者，于是他选中列班扫马，虽然他是亚述派基督徒，但他还是一个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扫马最初的使命是，从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但到巴格达后，他的上司让他改道去欧洲，时为1287年。除了拜见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扫马一路到达爱德华的朝廷，这是他行程的终点。他把信件和礼物沿途分发给各位君主，在启程赴下一个目的地前，他总是在每个国家的朝廷中停留数周或数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观光，会见学者、政客和教会官员，向这些人介绍蒙古大汗和从属于大汗的伊利汗，传递他们想与世界各国和平交往的强烈愿望。在回来经过罗马时，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请列班扫马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弥撒；然后，在1288年的圣枝主日（复活节前一个星期日——译者注），教皇举行弥撒，并亲自将圣餐发到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的朝廷上公开地接见列班扫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许多使者都被教会和这些国家所冷落。据马修·帕里斯所说，早在1247年，贵由汗统治时期，就有蒙古大使来到法国宫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两位来自鞑靼的使者，被他们的君王派来拜见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来访中，欧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关于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里斯写的：“他们到来的消息被教廷封锁得十分严密，连教士、公证员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在1269年，当波罗兄弟——马菲奥和尼哥罗——从他们首次的亚洲之行返回时，他们带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发出的邀请，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师，他们可以与蒙古朝臣切磋学问。

由于整个蒙古帝国非常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列班扫马到达欧洲、发现只允许存在一种宗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特别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领袖不但拥有比政府还要大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这么多影响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权力。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扫马很高兴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独占鳌头，但是这一切却与蒙古帝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在蒙古，许多宗教百花齐放，而且，它们在为自己打算之前必须先为帝国的需要服务。

尽管他的来访备受瞩目，在欧洲还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是，与以前那些不被承认的使者相比，列班扫马却没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没有与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或教会官员达成某种协议。他的成功仅仅在于，他设法使教皇承诺，派有学问的人去蒙古朝廷，因为这已经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扫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讲述了他旅行的情况，它们被人用叙利亚文抄写下来，名为《蒙古诸汗派往欧洲之特使和全权代表——列班扫马行状》。列班扫马之行，特别是他送给英王圣餐和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说明蒙古人自入侵欧洲五十年以来，是多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曾几何时，众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现在它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14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统治下的和平世纪”。蒙古诸汗正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手段，努力发展与他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切已不能用武装暴力来取得了。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仆后继地去追求他们心中的神圣目标——将所有人统一在“长生天”之下。

蒙古商业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军队更深远，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转变为“蒙古公司”。在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横跨帝国各境的商贸路线，每隔约三到五十公里就修筑备有各种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口，还有一些向导，他们可以引领商人通过险要地带。与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同时、生活于蒙古朝廷中的马可·波罗，以前在旅途中就经常使用蒙古的中继驿站，可能是热情过头而忽略了事实，他说，这些驿站不仅“华丽”和“宏伟”，而且陈设着“适合国王使用的丝制床单和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沿途的贸易，蒙古当局颁发了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蒙古的“牌子”（Paiza）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凭着这块金属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样的记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确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从而提供适当的服务。“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旅行，并保证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并使他免除当地的赋税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维护商路，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真正重视商业交流，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组织内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财产共有制度，每个宗亲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个孤儿寡妇、每个士兵都有权得到在战争中抢来的适量物品一样，每个黄金家族成员也有权占有帝国各地的一份财富。非蒙古官员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级蒙古官员则不然，他们拿到的是多份货物，然后在市场上把它们大部分出售赚钱，或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作为波斯伊利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仍然拥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统治之下的2.5万户中国丝织工匠，他也对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权，他还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猎鹰，当然，他还有牧场、马匹和分配给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战士。蒙古统治家族的每一系，都可以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天文学家、医生、织布工、矿工和杂技演员。

忽必烈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还有成群的骆驼、马匹、绵羊和山羊。一队传教士穿梭于帝国，到一地去检查货物，到另一地去核实账目。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要为其中国亲属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名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待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儿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奥托”（ortoo）或“牙木”（yam），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捷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黑河”）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了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忽必烈汗引进很多阿拉伯地理学者，如著名的札马剌丁，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工匠们于1267年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仪，上面绘有欧洲和非洲，还有亚洲及相邻的太平洋岛屿。

尽管最初的商业路线是通过军事征服战争开辟的，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依靠战马可以在陆地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蒙古人拓宽延伸大运河，使它连接黄河与长江，以便更远、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北方地区。他们将中国的工程技术应用于新环境，在全国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几个与沟渠相连的堤坝和水库，它们一直保留到现代。

对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关注造船业，在他们的军事努力失败时，他们就把这些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运送三千吨物资，但至1329年，运力已达二十一万吨。马可·波罗回国时从中国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说，蒙古船队有四艘桅杆大船，乘着三百船员，还有六个船舱中带着各类陶器的商人，其人数也差不多。根据伊本·拔图塔记载，为给船员们提供新鲜食物，有些船甚至还在木盆中种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目的货物。这些地区不受蒙古体制的影响，其统治者和商人没有采用共有制度来分配蒙古的货物；而蒙古当局却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联系。正如蒙古在征服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国，成为蒙古在商业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取得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支配权。

为把贸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势力之外的新地区，蒙古人鼓励一些臣属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向外移民并在外国的港口建立贸易点。纵观整个蒙元王朝统治时期，上千中国人离乡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他们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像商人一样往来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们也逐渐地扩大到其他行业。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伊斯兰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今俄罗斯罗斯托夫以南、顿河河口南岸——译者注）。

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指元代辽阳省，包含今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译者注）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伊斯兰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出仕和信教之下。而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留在领地内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物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

传统的中华帝国在数个世纪的抑商环境下运作。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对这些统治者来说，放弃商贸物资就等于向邻国进贡，他们企图尽可能避免出现如此情况。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13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蒙古人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征收地方上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国际市场，蒙古人引进许多新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来源仍可以从它们名称的词源上看出来。有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在西方称之为“satin”（绸缎），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波罗就是从那里起航回国的。还有一种高档的装饰布料，叫作“damask silk”（锦缎），其名称来源于大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来的商队都要途经大马士革去欧洲。马可·波罗提到另一种产于摩苏尔（今伊拉克北部城市——译者注）（Mosul）的精细布料，它在古法语中叫“mouslin”，然后在英语中称为“muslin”。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历史上大多数征服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罗马人把拉丁语、他们的神，和他们对酒、橄榄油的偏爱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把小麦种在它无法生长的地方。从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国的科隆，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市内布局和建筑风格，从市场、道路到圆形支柱或门道的细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其他时代中，英国人在孟买盖起都铎式的建筑；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风车；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风格，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区修建大教堂和广场；美国人在从巴拿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建立别具特色的居民区。只有对某处的实物遗迹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才能追溯印度、阿兹特克、马里、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国的发展情况。

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他们没有给那些地方带去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因为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禁止非蒙古人学习蒙古语；蒙古人没有强迫人们种植外来作物，也没有强行改变臣民整体的生活方式。

蒙古人擅长动员大量人员和利用新技术为战争服务，在蒙古和平年代，他们继续遵循同样的原则，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应用于定居区的生活和文化。蒙古军队把网罗的翻译人员、抄写员、医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分配给各个家族，他们还以相同份额分配了音乐家、厨师、金匠、杂技演员和画家。当局把知识工人分别立户，连同其他工匠、牲畜，和经长途跋涉或海上旅行运来的货物分给各类匠户。

传统帝国将财富积累在单个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东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里。都城支配着帝国，像罗马或巴比伦这些都城的名字成为整个帝国的名称。蒙古帝国从未有过一个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国内，货物和人民经常从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设立劝农司，以一个最高长官统领，下面还有八名随员，他们要想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其生产效率。除了促进农作物的种植以外，劝农司通常还有责任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这个倾向于农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职能上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此前的保守态度来源于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对农民阶级和农业问题历来不够重视。在蒙古占领汉地社会之前，多数农民在所有小地区耕种一样的作物；作物是随大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大区域内部都是一样的。蒙古人鼓励农民种植那些与气候、土壤类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适的作物。这种转变使小地区的作物品种增加，生产率也得以提高。蒙古当局鼓励把中国传统作物如茶叶、水稻，推广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广到波斯和中东。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产工具，他们把一种改进后的三角犁从东南亚引入中国。

蒙古人控制波斯后，马上就设立了一个机构，去鼓励和改进那里的农业。经过数千年的耕种之后，这个地区的土壤退化，严重影响生产率。蒙古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大量进口种子，并在需要时引进他们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树苗，建立农业试验站，以适应中东的气候和土壤。他们带来各种新稻、粟，还有果树和根系植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印度、中国和波斯种植许多柑橘类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种这些品种，使得每个地区的种类更多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附近，蒙古当局建了一个种着八百棵柠檬树的果园，它们是从中东地域进口的。在波斯大不里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柠檬林和柑橘林，它们是从相反方向进口的，即从中国输入中东。蒙古人移植越来越多的品种，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坚果、胡萝卜、萝卜、甜瓜和各种叶类蔬菜，接着他们培育出新的种类和杂交品种。除供给人和牲畜的粮食作物之外，蒙古当局一直对用于纺织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兴趣，还关注着制成绳、染料、油类、墨水、纸张和药材的各种原材料。

由于纺织贸易有利可图，以及它在对外贸易中拥有的突出地位，蒙古统治者对各种从牲畜身上产出的毛织品一直特别感兴趣，还有农牧者制造的丝绸、棉花和其他纤维品。1289年，为扩大棉花的种植，蒙古人设立木棉提举司，并派官员前往新征服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省份。这个机构想方设法在北方小麦区种木棉，改进纺织加工技术。虽然丝绸在中国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马上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新纤维作物。一个地区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许多变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种植、灌溉、修枝、系桩、收割、插条、脱粒、磨碾、运输、储藏、酿造、蒸馏和烹饪；全新或略微改变了的技术，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设备，接着又需要新的制造技术。

蒙古人使文化传播更加方便。只进行货物交易是不够的，为使用许多新产品，整个知识系统也必须交流。比如说，麻药并不是有利可图的生意，除非有大量关于它们用法的知识，为达到这个目的，蒙古朝廷将波斯和阿拉伯医生引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医生送往中东。每一种知识都包含着推销商品的可能性。很明显，中国人有着丰富的药理学知识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如针刺——将针插入身体的关键部位，灸术——用火和热作用于类似部位。然而，伊斯兰的医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经验，但基于解剖死刑犯的尸体，中国医生又获得关于人体内部组织器官和循环系统的详细知识。为鼓励医学知识的全面交流，蒙古人任用来自印度和中东的医生，还有中国的治病术士，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培训中心。为学习西医，忽必烈汗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并聘用一位基督教学者执教。

蒙古人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所疗养院，它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也是东西医学的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1313年，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国境外刊印的中医学名著，里面包含许多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的针刺疗法在中东并不流行，因为以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念，此种疗法在将针固定在人体上时，会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推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的伊斯兰世界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诊断病因和开药治疗前，它只需医师触摸病人的手腕，使用这种新式方法，医生就能在治疗女病人时不会损害她家庭的名誉。

统一中国后仅数年，忽必烈就设立了掌管历法的司天监和大量印刷各种日历和年历的印刷机构。如果一个统治者因“天命授权”而统治人民，那么他就必须显示出划定时间、预测月相盈亏和季节变化的能力，而且，对于提升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能推测日食和月食的时间。然而，蒙古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历法。在只有一个朝廷和首都的传统帝国中，拥有一部官方的历法就足够了，而其他民族则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历法，两者无甚关联。蒙古帝国是“多头”的，每座都城相距遥远，为有效地调动军队和大量物资，就非常有必要使这些都城互相协调。东亚地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而伊斯兰国家采用累年递进的月历，这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阳运行时的昼夜平分点（春分或秋分）作为一年的开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恒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运行来记录的；欧洲一般使用阳历，但宗教纪年日如大斋节、复活节、主现节等仍以阴历计算，甚至连基督教各派在这些节日的时间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尽管他们的历法经常调整，但仍无法一致。

当蒙古由征服性帝国发展为一个更大的商业性帝国时，拥有一部功能稳定的历法就显得日益重要了，它应该根据同一标准制定，并在全国通行。为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划时方法，协调好各类活动、管理好社会生活，蒙古人几乎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建立天文台，以便精确测量行星和恒星的运行情况，这既是出于实用原因，也是出于宗教原因。他们很快就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了一个天文台，但是中国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天文台，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太大了。蒙古地方当局得到中央政府的具体指令：在每个新征服地区搜寻天文学家和天文仪器、图表。许多在波斯和阿拉伯城市被俘的天文学家，被旭烈兀派送到蒙古故地，其中包括札马剌丁，他是当时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他随身带着主要天文装置的设计图和新的科学测量方法，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还很陌生。

在统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领土范围时，蒙古人需要处理和记录关于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统计数据信息。每年他们都必须为来回运输的所有货物登记账目，还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动情况记录下来。农耕的新方式，天文学的要求，户口统计的制度，以及其他无数的行政管理问题，都难以靠当时的数学知识和运算能力来解决，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数据。为了快速、高效地进行必要计算，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们就开始依靠算盘，通过许多珠子的移动，他们可以机械地计算出大额的数值，这比心算或笔算轻松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过分讲究数字信息，上亿人在这个庞大帝国中流动，所以他们想找到更简便的方法、捷径和手段，以便计算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无数次的计算过程，需要通过编辑综合图表、协调不同国家的数量体系等新方法来保存这些结果。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过去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学知识中心；“algorithm”（运算法则）这个单词就源自于“al Khwarizm”（阿拉伯语原意为“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个帝国境内运用这些创新的知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

不仅是在数字和历法上，而且在许多层面上，帝国不同地区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协调起来。书写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种文明不能只以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语言习惯来写作。为保证自己在全体臣民面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采用当地的标准来书写与蒙古有关的历史。书面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种使王朝统治合法化和大力宣传其伟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对蒙古人而言，书面历史也成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统治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国史院，为符合中原王朝的编史惯例，他下令编纂金朝、辽朝，还有宋朝的通史，这可能是最庞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费将近八十年时间，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赞任命拉施特·哀丁——志费尼的继任者——编写这个地区的第一部史书。拉施特·哀丁统筹安排大量的工作，为编修中国、突厥和法兰克（蒙古人以此称呼欧洲人）的历史，他雇佣来自各地的许多学者和翻译人员。

在蒙古帝国内汇总的大量信息需要通过新的形式传播。如果单凭双手去费力地抄写那些必需的资料，抄写员就无法完成整个工作任务。他们汇编档案，书写信函，把信息送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抄写农业手册、医学论文、地图集和天文学表格。要大规模传播信息，就必须先大量汇总信息，为完成这个任务，蒙古人再次求助于技术——印刷术。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采用印刷术。除脱列哥那在她丈夫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印刷业之外，1236年开始，窝阔台还命令，在蒙古控制下的北中国建立一系列地区性印刷机构。活字印刷可能开始于12世纪中叶的汉地，但却是蒙古人在大范围地使用它，并将它的潜在功能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像汉人那样用上千个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个字母表，里面相同的字母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断地雕刻复制每一个字母，然后排在任何需要它们的单词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页时，他们不需要刻下该页的整篇文章，只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确的次序固定排放，进行印刷，然后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页时，他们将重新排放这些字母，然后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时期，帝国人口总体的识字比率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资料成比例地增长。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个印刷机构，使政府的决议更广泛地在民众中传播，他还鼓励依靠非官方组织、从总体上来普及印刷业。除官方出版物以外，还包括宗教书籍和小说的印刷。已出版销售的书籍数量明显增加，其价格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国内所有的印刷机构就开始用各种语言印刷农业手册、历书、文件、史书、医学论文、新数学理论、歌曲和诗集。

无论是宗教宽容政策、创造通用字母表、维护驿站、玩纸牌游戏，还是印刷历书、纸币或天文学图表，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及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问题。他们一旦发现寻找到最有效的手段，就会很快把它传播到其他国家。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的训言，不在乎写作标准是否遵循中国官方规定的古典原则，也不在乎印刷和绘画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赞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暂时地——强制实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国际新规范，它们取代了对某个文明的偏爱或成见；如此一来，他们打破当地精英阶层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在征服过程中，蒙古人不仅使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还创造了许多全球文化和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在蒙古帝国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新的全球文化继续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它变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包含早先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长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

虽然没有真正地被蒙古人统治，但在许多方面，欧洲学到了蒙古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事物。欧洲人在商业贸易、技术转型和全球觉醒中受益匪浅，而他们却不承受蒙古征服带来的损失。蒙古人在匈牙利和德国消灭了许多骑士，但是他们没有破坏或占领那里的城市。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人的主流文化被打断，现在他们急切地吸收新知识，穿上新衣服，聆听新音乐，品尝新食物，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享受着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

马修·帕里斯和斯巴拉多的托马斯描写蒙古人在1240年后期的入侵，但欧洲人很快就将这些史家们歇斯底里的评论忘却。在间隔一个世纪后，蒙古人给欧洲人带来华丽的货物和奢侈的珍品。“鞑靼”（Tartar）这个词不再表示放肆凶悍之人的意思；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和英国作家乔叟用“鞑靼绸”“鞑靼布”和“鞑靼缎”等词汇，作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术语。当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命令制造同其嘉德勋位（Garter，英国爵士的最高勋位——译者注）最相配的150根吊袜带时，他指明要把它们染成“鞑靼蓝”。很明显，这些术语不是指蒙古人制造的纺织品或染料，而是指经蒙古人买卖或来自蒙古统治区的纺织品或染料。

技术创新一个接一个地传到欧洲。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采矿、碾磨和金属制造，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但是利用水流和风力，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机械化。鼓风炉改进技术也从亚洲经蒙古商业路线传到欧洲，它使金属制造工人获得更高温度，由此提高金属制品的质量，成为这个新的高技术时代中一种日益重要的原材料。由于蒙古时期全球的觉醒，在欧洲，木匠很少使用普通的扁斧，他们使用有特定功能的专门工具，并更快、更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建筑工人使用新型提升机和起重机。那里有许多新作物快速传播，人们不费多少工夫就能让它们结果，产出以后也很少需要加工；胡萝卜、萝卜、水芹、荞麦和欧防风根成了日常饮食的普通食物。通过机械化的烤肉叉，翻烤变得更加容易，于是属劳动密集型的烹饪业也得到改进。新的工具、机器和机械装置，有利于人们更快更好地制造各种产品，从船只、码头到仓库、沟渠，就像以前蒙古人改进战争技术一样，改良后的大炮和火力能更迅速地将目标撕裂毁坏。

有些看上去简单的事情，如在牛皮纸或羊皮纸上着手做单页文件，也需要投入大批技术工人的劳力。除了饲养绵羊的牧人以外，还需要手艺熟练的剥皮工人，因为屠宰和剥皮对于制造高质量的书写材料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把兽皮清洗干净，并将外面的毛发和里面的肉刮除，按顺序浸泡在化学溶液中，铺展在一个不断调整的架子上，曝晒，按正确顺序交替地弄湿和晾干，剃削，最后按适当比例切成多页，这些工序要花去好几周时间。为把这些书页制成一本书，必须要利用一整套新工序：调制墨水，抄写文章，加入插图，上色，用皮革装订——皮革已经通过一系列皮革工场做好。

在蒙元时代之前，欧洲已经知道中国的一项创新——用纸张来代替羊皮，但极少使用，它需要工人的技术多元化，却可以省去很多步骤，这样，在全部的制作过程中，精力和劳力的消耗很少。造纸工将撕碎的破布和其他纤维材料煮烂，把一个木框浸入缸中，使其表面涂上一层纤维，用化学方法处理纤维，然后再晾干。

对纸张需求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中世纪社会中最费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抄写书稿和文件，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修道院用双手完成，修道院起着书籍制造厂的功能，那里有抄写员整天在一个大文书房中仔细地抄写。除了供应他们少量食物和基本营养的费用外，整个劳动是无偿的，书籍销售后赚得的钱教会另有用途。1455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完成对两百个《圣经》版本的研究改编，并开启西方印刷业和信息业的革命。新技术使规模相对较小的制书业成为对公众生活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之一，它刺激着古希腊名著的复苏，本国语言书写形式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新教改革的爆发，科学的产生，它实际上影响到从农艺学到动物学每个方面的生活和知识。

蒙古帝国的观念促使欧洲觉醒，产生出有价值的新思想。从马可·波罗的旅行笔记，到乌鲁伯格详细的恒星表，这些新知识表明，欧洲人早先接受的许多古典知识都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它们又开辟出智力开发的新途径。蒙古帝国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新观念和新方法，以此来组织安排公共生活，这些观念在欧洲激发出新思维和新实践。蒙古帝国的一般原则——纸币，国家高于教会，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权和国际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念。

早在1620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认识到，欧洲发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重大影响。他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定为三大技术发明，而现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虽然它们“不为古人所知……但这三大发明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最后在航海方面”，比这些发明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此，无数的变革都源自于它们”。培根很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重大意义，他写道，“任何一个帝国、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无法比这些发明更能支配和影响人类生活”。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传播到西方。

在纸张和印刷术、火药和火器的普遍影响下，在航海指南针和其他海上装置的广泛使用下，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确切地说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复兴，它是蒙古帝国的复兴，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变革蒙古帝国的遗产，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过程。

1288年5月，在会见列班扫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书信、礼物后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发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亚西西（意大利中部城市——译者注）为他的方济各会建造一座主教堂。作为第一个方济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济各会时代的来临。他们要在这个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仅想显示他们的优势身份地位，而且还要突出整个教派的丰功伟绩。方济各会与到过蒙古朝廷的欧洲团体关系密切。在这些人中间，修道士的代表有普兰诺·卡尔平尼——在贵由当选为大汗时他是第一个到达蒙古的使者，还有威廉·鲁布鲁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礼期间访问蒙古，他们都是方济各会成员。欧洲艺术家从由蒙古人引进的中国、波斯艺术中借鉴题材和手法，他们也很可能是从列班扫马本人带来的礼物中借鉴的。

绘画共同来源于乔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们似乎是亚西西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虽然教堂壁画的内容有基督的一生——离蒙古帝国一千多年，或圣方济各的一生——时间上与蒙古时代短暂相接，但艺术家还是以蒙古人为作画的主题，或以蒙古的服饰和装束来描绘：“在壁画群中，圣方济各的生活完全被丝绸所包围——无论是布置房间，或是铺饰遐想的小路，几乎每个场景都有彩色华丽的纺织物。”除了粗糙的丝绸之外，他们还描写到精美的锦缎，它们深为蒙古人所喜爱，并作为礼物赠送给教皇和国王们。艺术家们把蒙古人置于各种基督教绘画中，突出他们与众不同的服装、头饰和大弓。中国的素描画经过蒙古的商业活动而流行，以这种风格描绘的马，开始出现在欧洲艺术品中。这些画面表明，欧洲人在描绘多石峭壁和树木时受到亚洲风格的巨大影响。欧洲艺术，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平面化和线性化的，如今它成为一种混合物，既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风格，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风格；这种以深刻、明亮、纺织和骏马为主要特色的艺术，最终成为声名远扬的文艺复兴艺术。

艺术家描绘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现出艺术家们的一种新意识，但是在帕多瓦（意大利东北部城市——译者注）一幅1306年的“基督圣袍”画中，不仅礼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的，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用蒙古文字来描绘的，它们就是忽必烈汗钦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还有一幅“不贞的罪恶”，画中有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妇女，而这种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爱的款式。在画中，《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捧着多卷展开的古书，上面的正文难以辨认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迹和衣服却是来自于忽必烈汗朝廷的，这就暗示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开始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中时，同样地，蒙古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哲学著作中。蒙古观念和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德国传教士尼古拉·库萨的作品中，他那篇写于1440年的散文《博学的无知》可能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在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还在那里花时间处理教会事务。他后来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观念。1453年，他撰写长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虚构出十七个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对话，讨论关于促进全球和平谅解的最佳途径。作者对蒙古宗教思想体系的认识绝不是表面上的，他引用鞑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话，那位代表说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数量众多而性格淳朴的人民，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其他人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感到吃惊，尽管那些人与他们崇拜同一个上帝。他们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犹太教徒去除邪念时所采用的习俗：有些人在额头标上印记，有些人则接受洗礼”。作者也记录下蒙古人对基督教祭祀仪式和神学的疑惑，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面包和酒，基督徒说这是基督的肉体和鲜血。在供奉之后他们饮食了这些祭品，这种行径似乎令人憎恶，因为他们吞吃了他们所崇拜的圣物”。

在辩论中，虚构的鞑靼人准确重复了蒙哥汗对法国使者所说的话——这是他在谴责世界各宗教之间有害的敌对行为时所说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确的。但是犹太人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说他们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说有耶稣的戒律，这里也许还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们也声称手中捧着上帝的训令，如此一来，我们怎样才能达成和谐一致呢？”蒙古人回答说，真正的宗教和谐，只有在国家权力之下，通过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实现。

蒙古的来访使者如列班扫马，给欧洲人提供远方异地蒙古人的极不相同的观点。欧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开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国看成是另外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并存。尽管作家们用“伊斯兰”来表示欧洲人所轻视的一切事物，但他们却用美好世界——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浪漫形象去充实蒙古人的传说。杰弗里·乔叟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奔走，处理外交事务，他比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了蒙古人的伟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写了一篇最长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业。

这位高贵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任何地方，任何区域

都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位杰出的万物之主。

他得到了一位君王所应该得到的一切。

他出生于哪个教派

就发誓要维护哪个教派的戒律。

他也是一个勇敢、贤明和富有的人，

总是同情别人，匡扶正义，热爱一切；

他的话给人安慰，充满仁慈，令人尊敬，

他的精神成为中流砥柱；

他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身强力壮，渴望战斗

就像他帐中的所有侍从一样。

他为人公正，屡交好运，

一直保持着极其高贵的地位

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

这位高贵的君王，就是鞑靼的成吉思汗。

10　The empire of Illusion
帝国的影子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西班牙起航，他是要前往契丹省，即大汗之地。——戴维·摩根

When Christopher Columbus set sail from Spain in 1492，he was heading for Cathay，the land of the Great Khan.

David Morgan

1332年，在元朝的夏季都城上都，一向欢乐的行宫宫殿内弥漫着混乱、惊恐和痛苦的景象。夏末时节已过，而皇室仍待在那里，尽管他们努力掩饰存在的危机，但很明显，蒙古统治者已深陷动乱之中，这场动乱已威胁到王朝的延续。现存的资料对所发生事情的叙述含混不清，但它表明，在一连串暗杀、失踪和不明死亡中，大汗之位在兄弟之间、父子之间不稳定地交替更迭。从1328－1332年，至少有四个黄金家族的成员据有皇位，其中，1332年，七岁的懿质班大汗在位仅两个月。在皇族内部，从老到少，从低级侍从到大汗，每个人似乎都处在可怕的死亡危险边缘。

几乎与首都一样，外面的动乱也风起云涌，但威胁社会稳定的，既不是外敌入侵，也不是内部造反；恐惧来自于既严重又神秘、而其危害却到处可见的东西——瘟疫。早晨，一个人还是好好的，但突然之间发起高烧，很快又开始发冷，并伴有呕吐和腹泻；刚才还是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一个人，身体不可思议地突然垮掉了，在惊慌失措的家人面前，肉体开始变得松散，血液开始渗到皮肤下面，并使皮肤变色，肿块成形，瘀血和脓液渗到腹股沟，这些肿块，后来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炎”（bubo），它来自于希腊语中“腹股沟”一词的写法。这些肿块随后出现在腋窝和脖子上，由此医学术语把这种疾病称为“淋巴腺鼠疫”。当肿块长到过分大时，它就会完全破裂，由于身体内缺乏氧气，皮下血液变干，于是整个人就开始变黑；因为出现如此明显的症状，所以这种疾病又被称为“黑死病”。经过几天病痛的折磨后，人通常就死了。在有些受害者身上，病魔侵入的是肺部，而不是淋巴结，由于肺内空气带血并产生气泡，病人便窒息而死。他们临死前，通过剧烈的咳嗽、打喷嚏和喘气，又把病传染给周围的人。

根据一些看似真实、但又不能完全证实的记载，疾病发源于中国南方，而蒙古士兵把它带到北方。瘟疫病菌寄生在跳蚤上，跳蚤附在老鼠身上，而老鼠则藏匿于从南方运来的食物或其他贡品中。虽然跳蚤一般不会感染人类，而且马匹的气味就可以驱除它们，但是它们却能躲在一袋袋谷物中、人们的衣服上和其他靠近人类的地方，一有机会它们就会跳上去。被感染的跳蚤一旦到达戈壁，就很容易找到舒适的“新家”——旱獭的洞穴和啮齿动物的广阔领地，它们从此就在那里生长。在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上，瘟疫就像致命的病毒一样存在着，但在这样稀疏的居住环境中，它产生不了多少危险。甚至到了现在，虽然每年夏天都有一部分人死于瘟疫，但是，在缺少跳蚤的蒙古住地，与众多马匹生活在一起的少量人口，很注意防止这种疾病成为传染病。相比之下，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城市中，以及后来在其他地区的城市中，疫病的产生就有了适当的环境——鼠群，它们长期生活在靠近人类的地方，没有人会怀疑它们是疫病的病源。

据记载，1331年，河北省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亡。据说，到1351年，中国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瘟疫。在13世纪初，这个国家共有居民一亿两千三百万，但到14世纪末，人口锐减为六千五百万。

中国是“蒙古世界体系”的制造加工中心，随着大量货物从中国流出，疫病也接踵而至，似乎一下子朝各地蔓延。对各贸易站附近的墓地进行考古研究，有证据表明，到1338年，瘟疫从中国横穿过天山山脉，扫荡了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一个基督教贸易区。瘟疫是一种商业传染病。同样地，蒙古的道路和商队把13、14世纪的欧亚世界密接在一起，他们运送的不仅仅是丝绸和香料；道路和驿站是蒙古人为商人修建的，无意间也成为跳蚤的中转站，从而也成为疫病的传送站。商队携带着奢侈的织品、稀有的香料和华丽的宝石不断前行，同时也带着跳蚤行路，而它们则把瘟疫从一个营地传播到另一个营地，从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大陆传播到另一个大陆。如果瘟疫表面上只是破坏山口的一个重要驿站，或阻塞穿越沙漠的一条通道，那么它潜在的威胁就是，把这个庞大帝国内的一大块区域隔绝起来。

1345年，瘟疫到达金帐汗国的首都——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此时，金帐汗（也称钦察汗）札尼别正准备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发港（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它是热那亚商人为把俄罗斯的奴隶贩卖到埃及而建立的一个贸易港口。蒙古人有时与意大利的奴隶贩子合作，有时却禁止这种贸易。蒙古当局好几次关闭贸易港口、驱逐热那亚人，但是每一次的最终结果还是转向温和，允许他们返回。为保护自己不受蒙古人的威胁，维护奴隶运输线，热那亚人在城市四周修建一堵坚固的防护墙，还建起一堵辅助性的内墙来保卫港口的心脏地带。

当瘟疫在蒙古军队中爆发时，札尼别汗被迫放弃围攻，开始撤退，但是疫病却很快从蒙古营地传染到相邻的港口。根据仅有的一段欧洲人的记载，札尼别汗下令把病人尸体从城墙上方抛射进城内，虽然热那亚人竭力处理掉尸体，把尸体扔入大海，但疫病还是爆发了。必须再三强调，这件事情不是基于目击者的叙述；仅有的消息来源是一位律师的文章，他叫加布里埃·墨斯，在热那亚附近的皮亚琴察城工作。他声称是从一些水手那里听说这件事情的。因为死尸不能向敌人呼气，无法通过一般途径传染疫病，所以蒙古人需要用活着的跳蚤把疫病传染给城市。这件事情似乎并不可信，不是因为蒙古人不会用那种方式传染疾病，而是因为那种方式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不管有没有人为因素，疾病已经传播开来，而且还会继续。当热那亚人和其他难民坐船逃离港口时，他们把疾病带到君士坦丁堡，疾病很容易地从那里传到埃及开罗和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如果城市是瘟疫理想的发源地，那么封闭的船上环境则是它舒适的温床，在那里，人、老鼠和跳蚤紧密地混杂在一起，而且没有跳蚤害怕的马匹气味和火。在陆地商道上，人群行走相对缓慢，疾病必须要等到有推车或大宗货物时才能传播，而在海上，瘟疫却以风速传播。1348年，瘟疫蹂躏了意大利城市，同年6月，它进入英格兰。到1350年冬，瘟疫已从法罗群岛经冰岛横穿北大西洋，到达格陵兰岛。可能有百分之六十的冰岛居民死于疫情，瘟疫很可能是格陵兰岛上好斗的维京人（北欧海盗）最终消失的最重要原因。

据不完全估计，从1340—1400年的六十年中，非洲人口从八千万下降到六千八百万，亚洲从两亿三千八百万下降到两亿零一百万。世界总人口，包括美洲——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那里没有遭受瘟疫袭击——从约四亿五千万下降到三亿五千万和三亿七千五百万之间，以14世纪的幸存者人数来算，总共损失至少七千五百万人，每年损失超过一百万人。随着证据的日益积累，学术研究表明损失的数字还在继续增大。欧洲人口从七千五百万下降到五千两百万。单单一个欧洲大陆的死亡人数就达两千五百万，这就与20世纪全世界的艾滋病死亡人数总数大致相当。然而，对于14世纪的欧洲来说，这个数字代表着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之间。比较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的巨大损失如下：英国损失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法国，损失百分之一点五的人口；德国损失百分之九点一的人口；普遍的饥荒使二战中波兰和乌克兰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十九，但即便如此，它还是远远低于14世纪的瘟疫死亡率。

瘟疫过后，一些地区的人口彻底灭绝，而有些城市实际上却安然无恙。米兰就采取了一个有效的防范措施。当瘟疫在一所房子里爆发时，官员们就迅速将整幢房屋密封起来，所有人——患病者和健康者、朋友和仆人——全部被封在里面。其他城市采取的措施不怎么有效，如以钟声示警，或以钟声停顿为号。不管传染病是否只在特定区域爆发，它永远地改变了这个大陆上每一个地区的生活。瘟疫有力地破坏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一直支配着欧洲的社会秩序，使这块大陆陷于危险的混乱之中。疾病使城市居民迅速减少，从而也将知识阶层和能工巧匠摧毁。在城市内外，男女修道院都被封闭，但它们同时也受到污染，这种环境为疾病害死所有人提供了有利时机，特别是欧洲的修道院制度和整个罗马天主教教会，再也没有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密集的村庄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居民被困在城堡和庄园领地内。

瘟疫对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被全面地记录在佛罗伦萨——该城于1348年爆发瘟疫，被记录在乔万尼·薄伽丘的作品中，他也失去了众多亲人和好友。在他的《十日谈》中，有十位年轻的贵妇人和十位男士逃离瘟疫，避难于乡间领地，他们通过讲故事来打发时间。据薄伽丘描写，在当时的社会里，丈夫抛开妻子，母亲遗弃孩子，而这一切仅仅是为逃避瘟疫。无数人死亡，以至于牧师根本来不及举行入葬仪式，挖掘工找不到地方掩埋尸体，只能把他们扔进群墓，而剩下的只有喂猪狗。“法律、人和上帝的神圣权威遭到践踏，几乎完全崩溃了”，官员们“无法履行职责；由此，每个人都放任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人们不清楚疾病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其传播的途径，他们仍然认为它与商业活动、进出城市的人员流动有密切关系。薄伽丘、彼特拉克和同时代其他人的作品显示，人们应对疾病的两项主要措施是，如果有可能就放弃城市，或者至少严禁外人入城。任何一项措施都会立刻中断贸易、交通和运输。全欧洲的地方当局都颁布瘟疫法令，限制它的传播，控制人们的行动。1348年，位于托斯卡纳（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的小城皮斯托亚，阻挡来自疫区的人入城，禁止任何旧纺织品进口，也不许销售水果或被屠宰的牲口，这可能会产生死尸味，而人们怀疑这种气味有助于疾病的传播。同样地，他们还严禁鞣皮生意，而没有它，皮货贸易也就会停止；从其他地方回来的居民只能携带约十四公斤重的少量行李；如果一个人死于瘟疫，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到他家去送礼物，或去他家走访；任何人都不允许购买新衣服。

外交代表团和信函停止往来。没有蒙古的交通运输体系，天主教教会与他们派往中国的使团也失去了联系。各地惊恐不安的人们责怪外来者带来疾病，并进一步威胁到国际商业的发展。在欧洲，基督徒再一次把矛头指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与商业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还与东方世界交往密切，而那里正是瘟疫的来源。有些犹太人被关进屋内，活活烧死；另一些人被揪出来，绑在刑架上拷打，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为止。尽管教皇克莱门特六世在1348年7月发布教皇训令保护犹太人，命令基督徒停止迫害活动，然而这场运动仍在不断升级。1349年情人节，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城市——译者注）当局把两千犹太人赶到城外的犹太墓地，将他们集体焚烧。一些犹太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改信基督教，才得以活命，有些小孩也被迫改变信仰。在超过六天的时间里，有一千多人被消灭，他们全部是被烧死的，当局宣布所有住在城内的犹太人都是非法居民。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采取当众焚烧犹太人的方法来阻止疫情。根据一位史家的夸张说法，在1348年11月和1349年9月之间，科隆和奥地利的所有犹太人都被烧死了。在西班牙的基督教地区，人们同样发动针对伊斯兰少数派的迫害运动，把他们许多人驱赶到格拉纳达（西班牙南部城市——译者注）和摩洛哥避难。

瘟疫不仅将欧洲隔绝起来，而且还把波斯、俄罗斯与中国、蒙古故地之间蒙古人的联系完全切断。波斯的蒙古统治者在中国拥有领地和工场，但他们再也无法得到来自这些领地和工场的货物，在中国的黄金家族也无法获得俄罗斯或波斯的物品。随着各政治板块之间联系的断裂，黄金家族之间所有权的连锁体系不断瓦解。瘟疫使国家荒芜，民不聊生，它也隔断了贸易和进贡，从而使蒙古黄金家族丧失了基本的物资供应来源。近一个世纪以来，蒙古人利用他们之间共有的物质利益，克服将他们分开的政治裂痕；甚至在牺牲政治统一之后，他们仍然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帝国。在瘟疫的猛烈冲击下，核心区不复存在，世界体系也随之瓦解。蒙古帝国依靠的是，人员、物资和信息在辽阔国土内快速频繁的流动；没有这些互为关联的因素，就没有帝国。

作为外来征服者，蒙古人已经为其臣民所容纳——他们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蒙古人，达到了一千比一——因为在军事力量消散很久以后，蒙古人继续促进大量商品的全面流通。瘟疫流行的后果在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各个分支之间，既无法进行贸易，也不可能进行军事援助，他们各自都不得不在日益动荡的环境中自谋生路，而这种环境可能很快就变得对蒙古人不利。在丧失军事力量和商业收益这两大优势后，俄罗斯、中亚、波斯和中东的蒙古人开始寻求新的权力形式和合法性基础，他们与臣民通婚，有意识地去接近臣民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蒙古当权者清除家族中萨满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残余因素，强化对伊斯兰教的义务，因为它是臣民们的基本信仰，在俄罗斯的金帐汗国，黄金家族的权力需要突厥军队来维持，而他们信仰的就是伊斯兰教。

由于蒙古皇室家族的不同成员与被统治者中的不同宗教派别结盟，所以皇族各世系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俄罗斯的金帐汗比在伊拉克、伊朗的堂兄弟要早成为伊斯兰信徒，他随即就与埃及联盟，共同反对伊利汗国。随后，伊利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皈依伊斯兰教时，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摇摆不定地进行选择。在完者都统治时期，他本人是什叶派最忠实的信徒，一场针对少数派如佛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残酷迫害运动由此开始。成吉思汗帝国的基本原则灰飞烟灭。

中东的蒙古统治者变成穆斯林，他们似乎是以忽必烈汗为榜样，因为忽必烈就是通过表现自己的汉化倾向，来巩固他在汉地社会的统治。可是，忽必烈汗的后继者却没有以他为榜样，也可能是他们无法洞察他那灵活善变的权术。忽必烈的后继者们没有使自己更加汉化，他们反而不断地镇压汉地民众，孤立自己。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个别蒙古皇室成员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中成吉思汗命令他们要用各种新的严厉手段进一步镇压汉地民众。朝廷的官员们觉得，他们给汉地百姓的自由太多，而蒙古人则过于放纵自己去适应汉地生活。他们不是进一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强调自己的外族身份，不断使自己远离汉地语言、宗教和文化，也不与汉地人民通婚。随着多疑猜忌心理的增长，蒙古当局下令，不仅要没收汉地民众的所有武器，而且还要没收那些铁制农具，并限制餐刀的使用。他们禁止汉地人民使用马匹，由于害怕朝廷机密消息的泄漏传播，他们不许传统歌剧和说书节目的演出，也不许其他公共和私人集会。面对如此极端的政策，汉地臣民对蒙古统治者日益不满，他们更加不信任蒙古统治者，更加害怕蒙古统治者。社会上散布着各种流言，说蒙古人要大规模灭绝汉地儿童，还说蒙古人正计划处死取特殊汉姓的人。

在努力使自己尽可能非汉化的同时，蒙古统治者也将传统的宗教平等政策加以抛弃，他们把更多的好处和权力赐给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因为它与儒家观念有更大的差异。当时汉地人不能更不敢直接指责蒙古统治者，于是他们把内心的巨大恨意发泄在帮助蒙古人管理帝国的外来者身上。尤其是西藏的喇嘛僧，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对象，因为在新开辟的蒙古到西藏道路的沿线上，当地民众不仅承担着为僧人们供应食物、提供住宿和接送的义务，而且担负着为他们搬运货物的重任。这些僧人，往往是全副武装，因为虐待为他们服务的民众而弄得声名狼藉。管理佛教和西藏事务的机构——宣政院，有力地维护着僧人在朝中的利益，并给他们以许多特权。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机构颁布法律，规定：殴打僧人者，将被砍去双手；侮辱或诽谤僧人者，一旦被证实，将被割掉舌头。蒙古官员最终还是废除这些与蒙古惯例不相容的法律，因为按蒙古惯例，禁止以毁损肉体的方式作为惩罚的手段。

蒙元王朝的大汗越来越隔绝于臣民之外，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瘟疫的蔓延，他们只能在西藏喇嘛僧那里找到精神上的庇护所，僧人们鼓励大汗从充满虚幻社会问题的外部尘世中超脱出来，去做一些有助于净化他们个人灵魂的事情。僧人们对蒙古皇室劝说道，每释放一个犯人，就会为自己积累精神美德，来世就能得到更好的身份地位，不久，僧人们就把此事推向了高潮。在一次古怪的仪式中，一个僧人在宫廷上披着蒙古皇后的长服，骑着黄牛穿过各处宫门，然后是以放飞一笼鸟儿的方式来开始释放囚犯。

西藏僧侣鼓励用密教的新方法来修道，而密教主张通过性行为来开悟。这不仅产生出大批性艺术品，而且还促使皇室举行各种与性有关的舞蹈和仪式，最瞩目的是大汗本人也在喇嘛的注视下参与其中。有关放荡行为的流言和这些仪式的神秘性，助长着汉地人民猜忌疑惑的心理，他们怀疑西藏喇嘛僧在宫廷中实行人祭，以此来延长大汗的寿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当蒙古统治者在全力表现出他们对灵魂和性方面事物的兴趣时，首都紫禁城外的社会接近崩溃。最明显的一个征兆可能就是，蒙古统治者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建立的货币制度已经失控。经济发展与纸币发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超出了官员们的想象，货币制度逐渐偏离正常轨道。至少是因为蒙古统治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所以人们对纸币的信心下降，导致纸币贬值而铜币和白银的价值上升。通货膨胀变得非常严重，到1356年，纸币事实上已毫无价值。

在波斯和中国，崩溃很快就来到了——时间分别是1335年和1368年。波斯伊利汗国的蒙古人消失了，他们或是被杀，或是被人口众多的、以前的臣民所同化。在中国，妥贴睦尔大汗和六万蒙古人设法逃出明朝反叛者的手掌，但是他们却扔下约四十万蒙古人，这些人或是被俘虏、杀害，或是被汉地人民同化。那些退回到蒙古草原的人，重新开始畜牧主义的游牧生活，这样一来，蒙古人从1211－1368年对中国的统治，几乎只是一段插曲，仅仅是他们暂住于南方夏季营地的一段插曲。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分裂为许多小汗国，在四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中逐步衰落。由于长期的互相影响，蒙古人和他们的突厥盟友彼此融合，形成许多不同的突厥－蒙古人族群，他们互相之间保持着各自独立的身份，他们也游离于广大斯拉夫民族之外。

在推翻蒙古统治后，踌躇满志的明朝统治者颁布法令，禁止汉地民众穿着蒙古服饰、给孩子取蒙古名字、接受其他外族习俗。为努力复兴汉地政府、社会生活的传统原则，明朝统治者有系统地废除许多蒙古的政策和制度。他们驱逐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商人，蒙古人曾经鼓励这些人在中国定居，由于蒙古商业体系遭受了沉重打击，所以明朝当局彻底废止弊端丛生的纸币，重新代之以金属货币。他们拒斥蒙古人主张的西藏喇嘛教，代之以传统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原则。在恢复蒙古贸易体系的努力失败后，新统治者焚毁远洋船舶，严禁外国人来到中国，并耗费一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用以大规模地修筑新城墙，既不让外国人进来，也不让中国人出去。如此一来，新的中国当局使住在东南亚各港口的数千中国公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为尽量避免蒙古再次入侵的危险，明朝最初把首都南移到南京——一个更加汉化的地方，但是根据大部分人的意见和要求，中国的统一与定都北方紧密相关，因此明朝不得不把朝廷迁到蒙古旧都汗八里。明朝重建都城，消除蒙古的外观特征，以自己的风格建造了一个新的紫禁城。经过短暂的争论后，首都最终确定在那里，只不过名称不断变换而已，于是北京仍然成为中国的首都，而中国国内边界划分与蒙古人统治时期大致相同。

在一个又一个地区，本土的反抗运动驱除了蒙古人，当地的精英分子出来执掌政府权力。当朝鲜半岛、俄罗斯和中国回到本地王朝手中时，伊斯兰地区却经历着一个更加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些地区没有回到阿拉伯人手中——他们已经成为商人、仲裁者、银行家、托运人和联系欧亚的商队车夫，而是形成一个新的文化混合体，它把突厥－蒙古的军事体制与伊斯兰的法定制度、波斯的古老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形成一个新的自由文化圈，人们仍然是伊斯兰信徒，但阿拉伯人的统治不复存在，因为人们不允许他们再度掌权。一些新王朝，如土耳其的奥斯曼、波斯的萨法维、印度的莫卧儿——他们有时被称为“火药帝国”，他们有大量新式的蒙古武器，有建立在骑兵和武装步兵基础上的军事组织，还会使用火器，他们凭借这些优势条件来与外部敌人展开斗争，而也许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维持对国内各民族臣民的统治。

尽管瘟疫横行，商业体系瓦解，反叛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蒙古帝国的肢解，但是甚至连反叛者也似乎不愿意让旧帝国完全消失。新统治者依靠旧体制的装点和粉饰，为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蒙古帝国内部结构坍塌、蒙古人退出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帝国的外部特征继续存在着。

在消除蒙古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之后，明朝统治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寻找蒙古的官方印章，他们在外交上保留蒙古文的使用，以此来保持与过去政策的连贯性。迟至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的1453年，中国朝廷仍然用蒙古文书写外交信函。随后的满洲人——在1644年推翻明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们还是与成吉思汗的后代通婚，这样，他们才能在血缘上和精神上以成吉思汗继承人的身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在中亚的心脏地带，成吉思汗的后裔继续在莫卧儿斯坦——蒙古之地的波斯名称——掌权。到14世纪末，中亚的蒙古土地落入帖木儿手中，此人也叫“跛子帖木儿”或“达莫南”，是一个突厥武士，他声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但这缺乏可信的证据。他试图恢复蒙古帝国，征服很多以前属于蒙古帝国的领土，包括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土地。为尽量把自己与成吉思汗联系起来，帖木儿赞助出版多种将他们两人联系起来的书籍。为确保自己的世系获得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血统，他的家族与一些成吉思汗真正的后裔通婚。尽管埃米尔·帖木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重建蒙古帝国，但是他却没有遵循成吉思汗的模式。他滥杀无辜，举止乖张，在拷问和羞辱俘虏中寻找持久的快意。据传，当帖木儿抓住塞尔柱突厥王朝的算端后，强迫算端在一旁观看，其妻妾和女儿赤裸着身体在进餐时伺候帖木儿，并满足帖木儿的性要求。据说，帖木儿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将马具套在算端身上，让他拖拉皇家战车，然后又把他扔在笼子里示众。

因为帖木儿自称是蒙古人，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合法女婿，所以在被征服人民的心中，必然要把他的所作所为与早期的蒙古人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会把一个蒙古人与另一个蒙古人区别开来。当帖木儿因公开拷打俘虏或在被他征服的城市外将人头堆成金字塔形而兴奋不已时，人们已经认为他是在继承蒙古人的传统。帖木儿的所为阴差阳错地被扣到成吉思汗的头上。

帖木儿的后裔中，以印度莫卧儿人在历史上最有名。巴布尔，是1519年这个新王朝的建立者，他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第十三代子孙。在巴布尔之孙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8年），莫卧儿帝国臻于鼎盛。他有成吉思汗那样的统治才能，也和成吉思汗一样倾心于贸易。他废除了令人憎恶的“吉兹亚”（jizya）税——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阿克巴把骑兵编组为十个传统的蒙古单位（共五千人），他还唯才是举，建立一套文官行政系统。就像蒙古人把中国变成那个时代最大的生产制造业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样，莫卧儿人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贸易国家，而且——与穆斯林和印度人的传统相反——他们还提高了妇女的地位。阿克巴继续以普遍主义的态度对待宗教，试图把所有宗教合并为一种“神圣宗教”“全民宗教”——天堂只有一个神，世间只有一个皇帝。

由于有这么多帝国都力图从政治到艺术的每个方面维持住蒙古帝国的影子，因而普通民众好像也绝对不会相信蒙古帝国已不复存在。对帝国的这种信仰，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比在欧洲更长久、更突出，1492年——在末代大汗统治中国后一个多世纪，欧洲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说服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两位君主，使他们坚信，他能重建与蒙古大汗朝廷的海上联系，恢复与之中断的商业往来。由于蒙古交通体系的瓦解，欧洲人没有听到帝国崩溃和大汗被推翻的消息。因此，哥伦布坚持，虽然伊斯兰阻断欧洲与蒙古朝廷之间的陆路通道，但他可以从欧洲向西航行，横穿世界海洋，到达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个国度。

哥伦布为找到蒙古人而开始了他的航行，他随身携带着一册马可·波罗游记的印刷本，在计划到达蒙古朝廷的过程中，哥伦布草草地在游记中作很多注解，记录所见所闻。对哥伦布来说，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个灵感，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向导。当哥伦布到达古巴、巡视了一些小岛后，他相信自己已经位于大汗领地的边境了，不久就会找到辽阳省。哥伦布始终认为，大汗之地离今天美国大陆的北部不远。因为他没有找到蒙古大汗之地，所以他认为他所遇到的人民就是蒙古人的南方邻居印度人，这样，哥伦布把这些美洲的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们就一直背负此名。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探险家公开以奉承的态度来对待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它往往把矛头对准蒙古人，特别地，把他们看成是那块大陆上一切邪恶或有缺陷事物的象征。早在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文章《论法的精神》中就透露出这种论调，他极其藐视亚洲人，指责蒙古人可憎的品性，把他们说成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民族”，同时把蒙古人描述为卑屈的奴隶和残暴的奴隶主。他把所有对从希腊到波斯文明的进攻行为都算在蒙古人的头上：“他们摧毁亚洲——从印度到地中海；使波斯东部地区成为荒漠。”孟德斯鸠赞扬欧洲人的祖先是民主的先驱，而谴责亚洲的部落民族：“摧毁希腊帝国的鞑靼人，在被征服的国家建立奴隶制度和专制权力；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后，建立君主政体和自由。”基于这种历史观，他把所有亚洲文明都一笔勾销：“奴役的思想统治着亚洲，它从来没有被动摇过，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之外，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成吉思汗成为攻击的中心目标。伏尔泰改编一部元代的杂剧——纪君祥写的《赵氏孤儿》，以适应他个人的政治社会需要，他把成吉思汗描绘成一个残暴无知的恶人，其实，伏尔泰是以成吉思汗来指代法国国王。这部杂剧被他更名为《中国孤儿》，1755年在巴黎的剧院中初次登台表演，当时伏尔泰正在瑞士悠闲地过着流亡生涯。他说：“我把时间限定在伟大的成吉思汗时代，我尽可能描绘出鞑靼人和汉人的习俗：如果演员们不能表现出这些习俗，那么最精彩的情节就没有了；这段描绘，是剧本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如果它不能激起荣誉和美德的观念，那么它就只能成为一种无聊的消遣。”伏尔泰形容成吉思汗是“万王之王”，“凶残的成吉思汗/他摧毁了肥沃的亚洲土地”，说成吉思汗是“一个野蛮的、全副武装的斯基泰士兵/从事着杀人的勾当”。在经伏尔泰修正后的历史中，蒙古武士只不过是“野蛮的掠夺者，他们住在帐篷中，住在战车上，住在草地里”，他们“憎恶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法律；因此他们企图把这些东西全部改变；想把这个辉煌的帝国中心变成一片大荒漠，就像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那样”。

在伏尔泰的剧本中，成吉思汗性格中唯一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勉强承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精神优势。伏尔泰援引成吉思汗的话作为格言：“我看到的越多，我就越羡慕这些奇妙的民族，他们有众多的艺术和武器，有先进的知识和礼仪；他们的君主是靠聪明才智才拥有权力的。”该剧是以成吉思汗提出的一个问题来结束的：“……我有无数的胜利，有许多令我内疚的桂冠，它们沾满了鲜血，但我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于是伏尔泰回答道：“……是眼泪，是悲鸣，是人类的诅咒。”凭着这些话，伏尔泰本人开启了近代人对蒙古人的诅咒。

尽管刻画成吉思汗的负面形象，但伏尔泰的真正目标是法国国王，他很惧怕法王，不敢直接批评他，转而以代表一切邪恶势力的蒙古人来影射法国。其他作家很快就仿效这种方法，以蒙古人为世间邪恶的象征，蒙古人成为遭受大量文学、科学作品攻击的受害者。新的批评间接地出现在意大利诗人、剧作家乔万尼·卡斯蒂的作品中，他先后在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凯瑟琳大帝的朝廷中待了很长时间。他不想公开批评支持他的君王，于是就以蒙古人的形象作为《鞑靼之诗》和1778年歌剧《忽必烈——鞑靼人之大汗》中的衬托，安东尼奥·萨利埃雷——乌夫冈·莫扎特在哈布斯堡朝廷中的竞争者——曾为这部歌剧配乐。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看出剧本中暗藏的危险思想，惧怕它会激起革命运动，于是就查禁这部歌剧。

对亚洲劣根性进行最恶毒攻击的，不是欧洲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启蒙运动所孵化出来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在18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浦丰编纂了第一本博物学百科全书，他在书中对主要的人群进行了描述，蒙古人被列为亚洲最重要的人群。他对蒙古人的描述，似乎又回到五百多年前马修·帕里斯和斯巴拉多的托马斯那歇斯底里的论述了。浦丰写道：“‘嘴唇’又大又厚，有许多横向裂缝；‘舌头’很长、很厚，表面很粗糙；‘鼻子’较小；‘皮肤’略呈暗黄色，缺乏弹性，使整个身体的体态非常臃肿。”他还说鞑靼妇女“与男人一样丑陋”。蒙古人的文化似乎与长相一样，让浦丰感到厌恶：“多数部落根本不懂宗教、道德和礼节。他们都是职业强盗。”浦丰的著作由法文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18、19世纪成了首要的信息来源之一。

欧洲科学家试图将各种事物——从犬马的品种到玫瑰、蒲公英的类型——进行分门别类。德国动物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1776－1835年为哥廷根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在比较解剖学的基础上，特别是基于皮肤色素沉淀、毛发眼睛颜色、头颅类型和面部特征，如鼻子、脸颊、嘴唇的尺寸和形状，为人类创造了动物学分类法。根据他的研究，人类天生地被分为三个基本种类，即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还有两大次等子类——美洲人和马来人。理论上，亚洲人发源于蒙古地区，所以他把所有亚洲人都归在“蒙古人种”之下。欧洲的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他的理论，奉之为科学真理。

当然，这些分类也包含着一个不同人种的进化序列，苏格兰科学家罗伯特·钱伯斯在他那本1844年的畅销书《自然创造史的痕迹》中有清楚的说明。他解释道：“各个人种的主要特征，其实就是最高级人种即高加索人（白种人），在每个特定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与白种人相比，“蒙古人就是刚出生的、发育不良的婴儿”。

不久，这些理论家就发现蒙古人种与猩猩、亚洲猿存在近亲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面部特征，还在于身体姿态，亚洲人与猩猩一样，以“蒙古人”或“佛”的姿势圈腿而坐。蒙古人种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所有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还有“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中国南方的部落民族、蒙古人、部分突厥人，以及通古斯人、朝鲜半岛人、日本人和古亚洲人”。

蒙古人种的分类体系一度被西方科学界广泛接受、十分流行，并被应用于新的领域。由于一些智障儿童被描述为具有亚洲人的面部特征，于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就确信，他们肯定属于蒙古人种，这种倾向很明显。第一次记述智障儿童和“蒙古人种”关系的是罗伯特·钱伯斯，在1844年的研究中，他把疾病与乱伦联系起来：“血缘太相近的父母容易生出蒙古人种的子女——换句话说，这些人即使到成熟期，还是有点像小孩一样。”1867年，英格兰萨里的埃斯伍德精神病院负责人、医师约翰·兰顿·海登·唐，在英国《精神科学杂志》上发表《低智商人种的观察》一文，正式确定这种新的分类体系。除乱伦和其他不正常行为方式是导致蒙古人种缺陷的原因之外，内科医生们还提出，饮食不足，母方的焦虑、过多使用香水，父方的酒精中毒、双头精子等也是重要因素。

为说明这些儿童具有亚洲人身体特性的原因，科学家们还试图从历史中找到更直接的解释，在回顾13世纪蒙古入侵欧洲这段历史后，他们发现一个生物学因素。根据他们的新解释，在漫长的岁月中，以劫掠为生的匈奴人、阿瓦尔人和蒙古人，大概在他们强奸白种女人时，把遗传因子留在了欧洲。看似“正常”的欧洲妇女生出的孩子，其特征上会有一种返祖现象，在现代，这些遗传基因的性征有时会在其后代身上暴露出来。唐医师的儿子进一步提炼他父亲的观点，作为一个内科医生，他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低能者来源于一个早期形态的蒙古血统，他们更多地被认为是“前人类，而不是人类”。

在1924年的一本流行著作《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中，英国内科医师弗朗西斯.G.寇拉克沈克认为，蒙古种人既是一个人种类别，又是一个精神等级，他在书中详细描述“蒙古人特征”，包括不大的耳垂，突出的肛门，较小的男女生殖器。把智障儿童和另一人种联系起来以后，得出的一个明显结论就是，这些儿童不属于他们出生的群落，甚至不属于他们出生的家庭。寇拉克沈克解释说，这些个体“是一个单独的人种。不论好坏，他们‘完全’不同于周围的其他男人和女人。他们是真正的‘蒙古流亡者’”。由于这些儿童属于一个不同于他们父母的人种，因此医生和官员就提出，他们应该被赶走。智障儿童只是普遍存在的“返祖性蒙古症（或橙色症）”现象的极端例子，根据这个理论，“西方蒙古人”不仅要对智障，而且还要对西方发现的许多犯罪和低能现象负责。根据这个理论，尤其是犹太人，因为与哈扎拉人及其他草原部落杂居通婚，所以他们身上承袭蒙古人种的很多影响，然后就带着这些低等的遗传因子在欧洲四处活动。

在人种进化和智障理论中，科学界试图提供可靠的、尽量不带偏见的证据，以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煽动者、报纸编辑们所谓的“黄祸”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东亚民族显然不肯接受西方的殖民，所以欧洲殖民者不断地肆意辱骂这些民族。虽然所谓的“黄祸”也针对如菲律宾和朝鲜这样的民族，但它还是集中于两个主要的威胁——中国和日本。由于日本进行工业化并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中国仍然拒绝被殖民化、限制人们皈依基督教，因此在西方公众的认知中，亚洲人就变成了敌人。

整个19世纪中，对亚洲人的畏惧情绪在欧洲不断增长；在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弗拉基米尔·谢尔盖维奇·索洛维耶夫写于1894年的一首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情绪，其诗名叫《泛蒙古主义》。在他看来，中国和日本对现代文明价值的威胁与成吉思汗时代相似，那时，“一个来自东方的陌生外来民族”攻击并摧毁文明，同样的事情又一次在今天发生：“一群觉醒的部族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从阿尔泰山到马来群岛的海滨/东方岛屿的领袖们/聚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踏过中国废弃的城墙。/就像无数的蝗虫/饿极而贪，/以一股神秘的力量将天空遮盖/于是这些部族不断北进。”不久，“你们那些破烂的旗帜”将被“当成玩具，在黄种儿童的手中传递”，他警告读者，“泛蒙古主义！这是个很可怕的名词”。

在文艺复兴和蒙古帝国结束后的那段岁月中，成吉思汗被贬到人类历史的最底层。现代欧洲获得新殖民权力，自愿承担统治世界的使命，他们没有给亚洲征服者留下余地。成吉思汗及其蒙古部落将野蛮独裁和嗜杀暴政强加在亚洲人身上，并成为一份可怕的遗产，基督教殖民主义者想把亚洲人从这份遗产下拯救出来。蒙古人问题备受关注，成为亚洲问题的根源，所以，关于欧洲人征服蒙古人种——从日本到印度——的根本原因，就演变为一个综合性话题，即欧洲的征服理论和殖民思想。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被假想得非常可怕，这就为更文明的英国、俄罗斯和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统治提供了借口。

与欧洲科学家和政客针锋相对的是，这套思想理论的受害者——亚洲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在成吉思汗身上找到了一个新的英雄形象。纵观亚洲，从印度到日本，20世纪的新一代亚洲人，渴望摆脱欧洲人的统治，他们在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身上找到灵感，把两者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亚洲征服者，鲜明地树起一个对立面，反驳欧洲人优越性的学说。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欧洲人，激烈地攻击人们脑海中成吉思汗的形象，彻底地否定他在世界历史上的角色，部分是出于这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亚洲政治激进主义骨干分子追思成吉思汗，希望得到他的指引，并以此来谴责西方的霸权和价值观。

在最先重新评价成吉思汗的人中，有一个是前途渺茫的候选人：非暴力主义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独立运动之父。1931年元旦，当尼赫鲁孤独地坐在一间牢房中时，他得到消息，英国殖民当局刚刚逮捕他的妻子，将她关在另外一所监狱里，而且根据报道，她受到了虐待。他们十三岁的女儿英迪拉——长大后成为印度总理——感到非常害怕和沮丧，特别是因为她只能两周一次看到父母，得知这一情况后，尼赫鲁开始给女儿写一系列的长信，向她讲解历史，书信成为她在殖民学校中所学知识的解毒剂。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尼赫鲁几乎每天都写四五页的信；尽管他接受西方式教育，但在信中，他还是努力去了解祖国印度和亚洲大陆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联想过去，并找到使将来比过去更加辉煌的道路”，在给女儿的第一封信中说道：“不认识到西方的伟大是愚蠢的；但是忘记亚洲的伟大，也同样是愚蠢的。”

作为一个亚洲人、一个亚洲学者，尼赫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思想上尽全力去了解成吉思汗的历史角色，西方就是用他来塑造亚洲的丑陋形象的。相比之下，尼赫鲁却把成吉思汗描述为亚洲人民长期反抗欧洲统治斗争的一部分。关于蒙古人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出现，他写道：“可以想象，在这火山爆发的时刻，欧亚世界会是怎样的惊愕。它看上去很像一次巨大的自然灾难，像一次地震，而在这之前，人类几乎不能做什么。他们是一群坚强的男人和女人，这些来自蒙古的游牧人，生活在亚洲北部辽阔草原的艰苦环境中，习惯于住在帐篷里。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最卓越的首领，他们的力量和吃苦耐劳精神可能帮不了他们什么大忙。”随后尼赫鲁形容成吉思汗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中年男人，在做每一件重大事情之前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

尼赫鲁认识到，虽然蒙古人没有生活在城市里，但他们还是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文明。“当然，他们不了解多少城市艺术，可是他们形成了一种适合于那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并创造出一套复杂的组织机构。”尼赫鲁认为，虽然他们人数少，但“在战场上却取得了巨大胜利”，因为“他们有严明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这首先要归功于成吉思汗超群的指挥才能”。尼赫鲁仿照乔叟的描述，断定，“毫无疑问，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和领袖”。在和欧洲最伟大的征服者直接相比之后，他写道：“亚历山大和恺撒在成吉思汗面前显得非常渺小。”尽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威力，但成吉思汗还是想和世界保持友好关系：“他的思想就是要把文明与游牧生活结合起来，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不可能的。”蒙古大汗相信“永远‘不变的法律’，没有人可以违反它，甚至连皇帝也要服从它”。然后尼赫鲁提出个人的见解：“我已经向你提供很多关于成吉思汗的详细资料和信息，可能超过你所需要的，但这个人确实让我着迷。”

随着西方对“黄祸”的畏惧日益增长，亚洲人越来越关注“泛蒙古主义”这个概念，他们把它看成是一条塑造亚洲人身份认同的可行之路。如果他们能用蒙古帝国曾经用过的方式，把所有亚洲人团结起来，那么他们就能更有力地共同击退西方国家不断增长的霸权。这个理论给亚洲人指明方向，超越民族主义者个人的狭隘忠诚观，为共同的追求而一起战斗。在内蒙古，新精神即时地创造出一部历法，它以1206年——成吉思汗创建蒙古民族的那一年——为起始，即元年，按照这部蒙古历法，公元1937年就是成吉思汗731年。

尤其是在日本，泛蒙古主义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因为这个国家日益把自己看成20世纪上半叶亚洲的领导者，而且还需要将自己同欧洲区别开来。在争当新亚洲领导者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的形象成为颇具价值的竞争目标。无论是谁，只要得到他的遗体，他的祠堂或他的故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他的遗产，从而控制他曾经统治过的土地。一些日本学者还传播着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实际上是一名日本武士，在一次权力斗争后他逃离了故乡，来到草原游牧部落中避难，然后他领导着他们征服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不仅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而且在军事理论的运用中，成吉思汗又戏剧性地具有新的重要价值。苏联人、日本人和德国人，都争先恐后地破解、翻译、诠释《秘史》，他们希望它能提供一把有用的钥匙，解开使之纵横中国和俄罗斯的蒙古军事战术秘密。

20世纪坦克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骑兵和炮兵再次合成为一个军事单位，而这种情况自蒙古人设置弓箭骑兵之后就没有出现过。为摸索现代坦克战的打法，所有国家的军事思想都关注着以前蒙古人的战例。德国人发现了最有效的蒙古闪电战术，它使蒙古军以高度的机动化形式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快速穿插，给敌人以出其不意，弄得他们晕头转向。为更加准确地理解蒙古战术，德国人计划把《秘史》译成德文。柏林腓特烈·威廉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希·海尼士，准备进行德文翻译。他去蒙古寻找《秘史》的原始蒙文版本，但是没有找到，他以汉蒙对照的文本作为词典，设法完成翻译。德国的战时匮乏状况延误书籍的印刷，直到1941年，小型本才得以印刷，但即使在那时，运输上的困难又使发行工作推迟，一箱箱书籍滞留在莱比锡，直至1943年，在盟军的一次轰炸袭击中，它们化为灰烬。历史的秘密神秘地遗留在纳粹分子的脑海中。

当德国人在军事上不断向蒙古人学习时，苏联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两个亚洲征服者令斯大林困惑，他派人挖出了帖木儿的遗骨，并多次派兵去不儿罕·合勒敦地区探险，企图找到成吉思汗的遗骨，可是都没有成功。另外，学者们则忙于翻译，并研究那些关于蒙古历史的离奇说法，比如，太阳照射蒙古地面时的角度和能量，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从这些既荒唐又庄严的东西中，苏联人在二战中对蒙古策略产生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速不台曾大规模地运用这些战术，于1223年在迦勒迦河打败俄罗斯人，而苏联则诱使德军不断深入俄罗斯境内，直到他们绝望地被分割在一块广阔的区域内为止，然后俄罗斯人开始反攻，将他们逐一消灭。

事实上，有件事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44年，当二战发出最后的咆哮声时，离乡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赛义德·阿里可汗在阿富汗喀布尔去世，他是布哈拉的前埃米尔，也是最后一个保持王位的成吉思汗后裔，他被驱逐出故乡布哈拉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统治者。这位埃米尔声称是术赤和金帐汗的后代，他比这个家族其他世系的成员要活得长。1857年，英国军队废黜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接下去的几年中，他们将他流放到缅甸，这么做可能为了把他的称号赠予维多利亚女王，于是她在1877年成为印度女皇。

当曼吉特王朝的阿里可汗在1910年以布哈拉埃米尔的身份掌权时，俄罗斯人控制他的故乡已有两代人的时间了，与数个世纪前的祖先相比，他更像是一个衣食傀儡。1189年，在黑“心”形状山旁的蓝湖岸边，第一次部落忽里台大会召开，七百三十一年后，一次完全不同的聚会被召集起来——它也叫忽里台，但却由布哈拉共产党的代表组成——讨论废黜阿里这个成吉思汗后裔的王位。

1920年8月的最后一周，阿里逃离布哈拉，他试图在塔吉克斯坦组织一次反抗，但不久之后，就在英国的保护下跑到阿富汗避难，在那里度过余生。当这位埃米尔离开故乡时，布尔什维克军队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率领下进攻布哈拉大本营，同样是在这个战略要地，七个世纪以前，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指挥蒙古军取得他们在中亚的第一个胜利。1920年9月2日，伏龙芝向列宁报告：“古老的布哈拉要塞在红军及其布哈拉支队的猛烈攻击下，于今日被占领。”他又用生动的字眼补充道：“暴政和压迫已经被击垮，革命的红旗在雷吉斯坦广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译者注）上空高高飘扬。”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和中国维持着分治成吉思汗故地的现实，中国管理内蒙古——戈壁之南，苏联则控制另一半，即外蒙古——戈壁之北。苏联把蒙古变成一块缓冲区，在自己和中国之间保持很大的一个空间。就像英国在19世纪处死印度莫卧儿末代皇帝的子孙一样，苏联在20世纪清洗留在蒙古的知名的成吉思汗后裔，或是把他们赶入森林射杀、并埋葬在不知名的地点；或是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gulag）（俄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的缩写，泛指苏联劳改集中营——译者注），他们在那里劳动到死；或是让他们神秘地消失在历史的黑夜中。

1964年4月，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发出严厉警告，反对“把残忍野蛮的成吉思汗作为一个历史进步人物来崇拜”的企图。中国共产党人反驳苏联的攻击，指出，俄罗斯人应该更加感谢蒙古人，因为蒙古人对俄罗斯的战争为俄罗斯人“接触一种更高文明”提供机会。不管蒙古人对于苏联攻击他们的英雄是如何的气愤，他们还是非常忠于俄罗斯人的。

在蒙古，接二连三的迫害运动摧残了整整一代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其实，他们所专门研究的主题与成吉思汗或蒙古帝国无关。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成吉思汗出生八个世纪后，他的“苏勒德”，即他纵横欧亚时带着的“精神之旗”，在当局控制的地方消失了，在这次清洗运动以后，成吉思汗的“苏勒德”再也没有被看见或说起。许多学者推测，当局在最后一次亵渎成吉思汗灵魂的行动中把它摧毁。但仍然有部分学者希望，也许“苏勒德”刚巧被遗忘在某个布满灰尘的地下室或用砖围砌的房间里，总有一天，它还会被拿出来，再次领导和激励蒙古人民。

Epilogue the eternal spirit of Genghis Khan
结束语　不朽的成吉思汗精神

Is it our fault we have forgotten our history？

D.Jargalsaikhan

我们忘却了自己的历史，这是我们的错吗？

——D·扎尔戈塞罕

成吉思汗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部落大帝国，他是一万年来游牧部落－文明世界战争的继承者，这是一场猎人、牧人对抗农夫的古老斗争。它是一段与贝都因部落的传说一样悠久的历史，内容丰富：穆罕默德消灭城市的异教崇拜；罗马人反对匈奴人；希腊人反对流浪的斯基泰人；埃及和波斯的城市居民掠夺流浪的希伯来牧人部落；最后是，农夫该隐杀死他的弟弟牧人亚伯（该隐、亚伯，均为亚当之子——译者注）。

游牧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在成吉思汗时仍没结束，但它却在那时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文明将游牧人推到更远的世界边缘。在接下来的世纪中，一些部落首领，如拉科他苏族的“坐牛”和“疯马”，马斯科吉族的“红鹰”，肖尼族的特库姆塞，南非的恰卡·祖鲁，继续英勇地进行着成吉思汗的事业，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徒劳的。这些首领不知道蒙古人或成吉思汗的任何情况，他们在非洲、美洲面临着同样的严峻形势，进行着同样的战斗，但历史却把他们抛在后面。定居文明赢得这场漫长的世界战争的最后胜利；未来属于该隐的子孙，他们永久地侵占着部落人的广阔土地。

虽然成吉思汗出现在古老的部落时代，但他却塑造出现代世界的商业、交通和大量长期存在的国家，仅这一点就超过其他任何人。在动员专业化战争、促进全球商业和制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方面，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认识到不同生活方式后，成吉思汗变得更有远见，他努力为他的人民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美好的东西。通过拆除那些使一个个文明隔绝开来的城墙，并将各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蒙古军队破坏了周边文明的单一性。

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他们的活动不能根据详尽的时间表——如标明众多列车来去的时刻表——来解释。虽然学者们可以十分精确地划定一个时代的起点和终点，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突然猛烈地爆发出来的事件，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一旦发生，就不会终结。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场景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2000年4月，我去追寻八个世纪前铁木真和他的家庭可能走过的踪迹，当时他们正在逃避篾儿乞惕人——他们将孛儿帖拐走——的追击。在找到铁木真遭受攻击的营地的可靠地点、确定篾儿乞惕人过来的方向和铁木真一行逃跑的路线后，我们动身出发，开始这次从草原到群山的追寻活动。当地的牧童与当年那些人——我们正在追寻其踪迹——的年纪差不多。他们就像古代的先辈们一样熟练地驾着马儿，穿着传统的蒙古迪尔，腰下紧紧地缠着明亮的金丝腰带。除了在特殊场合穿戴球帽、太阳镜或在迪尔下穿上旧布裤外，他们的衣着仍然是他们祖先穿的厚重的羊毛、绒线和毡制大衣。

我们的九匹马，就像诃额仑一家人逃亡时所骑的那些马一样，都被阉割过，《秘史》对马的描写是非常准确的，因此我们能对照它们的年龄、颜色、体形和其他特征。我们悠闲地骑在马上，这些马是一位有点喝醉酒的老牧人提供给我们的，以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我们不需要搜寻路线，以至于只要跟着游牧民的指引和直觉就可以了。他们能准确地知道马和骑马人应该如何从一地到达另一地，他们知道，哪儿的冰层太薄而不能过河；哪儿的雪太厚而气压低；哪儿的旱獭洞比较密集，可能会绊倒疾驰的马匹。

当我们慢慢地走上不儿罕·合勒敦——蒙古最神圣的山——多岩石的斜坡时，风儿使马蹄边的新雪飘动起来。马儿急促地喷出一阵阵鼻息，蒸发在清爽的空气中；它的头剧烈摆动。由于长时间的紧绷，并在空气稀薄的海拔高度吃力地攀登，它的心脏怦怦直跳，声音很大，以至于我在疾风中都能听见，我感到，它心脏的跳动已通过我的大腿传到我的心脏。当我们在明亮清澈的阳光下歇息时，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四方的地平线——在群山之巅峰，在多石之原野，在蜿蜒之河流，在冻结之湖泊。

成吉思汗完成任务时就会回到这里，在每一次胜利后，他就到这里歇息休整、恢复元气并整装待发。他改变了世界，但是却不允许他的出生地有任何改变。今天，老鹰还是在春天的高空翱翔，昆虫依旧在夏天鸣叫，就跟在他那个时代一样。游牧民在秋天迁往山丘，狼群在冬天四处觅食。当我闭上双眼时，我仍旧能听到远处成吉思汗战马的隆隆蹄声，那是它们在中国、欧洲和印度飞奔驰骋的声音。

离开草木丛生的山脉，骑着马儿找到我们的吉普车，大家决定返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即我们开始探险的地方，篾儿乞惕人就是在那里从铁木真手中掠走孛儿帖。草原向四面八方延伸，直到地平线，它上面没有树木，没有受到建筑物、公路、围墙、电线的损伤，也没有现代世界的其他疤痕。在多次的访问中，我学会像蒙古人一样通过季节的色调来识别这块土地。短暂的绿色夏天吸引鸟儿前来交配；黄色的秋天诱使马儿疾驰奔跑、山羊啃咬烘干的植物；在白色的冬天，将会发现骆驼在结冰的河旁慢慢地来回踱步，寻找丛丛干草；棕色的春天只是为那些靠植物为生的牲畜和人，提供一段等待植物新生的时间。多少世纪以来，这里与世隔绝、遥远偏僻、没有变化，但这里却是铁木真长大成人、并把蒙古人从一个部落变成一个民族的地方。

我们想回到那个多风的地方，回到那个我们认为掳掠事件发生的地方。一路上，我们一行人在刺骨的寒风中变得十分安静，它就像在一旁抽打我们一样。我们完成了使命，带着对那里所发生之事的新的惊奇赶回到原地。大堆的石头勾勒出许多旧宿营地的轮廓，这些石头曾经被用来拴住暴风中的毡帐。这些蒙古营地如今显得冷清和空旷。似乎只要一踢尘土，我就可以感到从最后的营火中升起的烟灰的温暖；如果扫去白雪，我就会看见冻土上的马蹄印。这些石头看上去是十分随意地被扔在那儿，仿佛主人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抹去上面的灰尘，或是为他的牦牛和绵羊再次建立一个冬季营地，或是再次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首都——无论是哪一个，此时此刻都是最需要的。

啸啸风声中，我们静静地站在一起，裹紧夹克，摘下帽子，凝视着大地。我们一队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搜集很多石头，并将它们堆积在一个地方，数千年来，游牧民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标记重要地点的。有一位年长的养马人，他是当地的一个首领，拾起一些干燥的马粪，把它堆在石堆前面，此时，其他人则敞开飘动的迪尔挡住大风，于是养马人就点燃马粪，一位母亲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将火点着，随后她的家人就围着火堆搭起毡帐。

马粪一点燃，O.苏赫巴塔尔教授就把地上细小的雪松香撒进火中。松香味沁人心脾，它使我们从长途追寻的兴奋中放松下来，同时也使我们的目光聚焦在火堆上。熏香的烟味袅袅升起，燃烧的马粪似乎是在发送信号，表明我们这段时间的探索所获得的成功和结论。所有人都非常吃力地曳足而行，逐渐地使自己直起身子。每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民都以自己的恰当方式穿着打扮，以示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对蒙古人来说，三颗胸扣必须牢牢地扣紧，衣领拉直，迪尔的袖子翻过来盖住手腕和部分前臂，每个人系紧金腰带，然后拉开迪尔的上面部分，使它变得松散和宽大。

就在我们认出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个地方时，牧人们要求苏赫巴塔尔教授用一块碑石在这里做个标记，这样的话，人人都会知道这里所发生过的事。住在附近的一位女士解释说，这些事情已经被封锁很长时间，所以现在，他们想让孩子了解真相；对他们来说，记住这些事情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所有的牧人都很尊敬这位老教授，他们认识他是在清洗学者运动开始后，当时教授生活孤独，并有极大的危险，但他还是开始了他那超过百万公里的旅程，去追寻成吉思汗的踪迹，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牧人们的热情接待，牧人们为他提供保护、住宿和食物。

现在，在完成我们的旅程之后，苏赫巴塔尔教授答应牧人的要求，树立一块碑石，纪念孛儿帖被掠事件。事情就这样迅速地决定下来，他将撰写碑文，而T.贾姆叶苏荣（T.Jamyansuren）教授将用原蒙古文书写，他们的学生将去寻找碑石，并刻写上去。苏赫巴塔尔教授派一个学生去把他那本陈旧的历书拿来，随后他透过污迹斑斑的眼镜，斜视着一长串的表格和图画，他用一支粗短的铅笔把笔记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快速地计算着，并在历书中查找更多的图表，然后，他宣布一个最吉利的日子，学生们应该在这一天回到这里树立碑石。

这些事情都是以后要做的，此时，克哈格瓦苏伦教授从迪尔的隐蔽处拿出一瓶伏特加酒，把它洒在这些石头上，又把它撒入空中，还蘸一些点在自己的额头上。通过这些熟悉的方式或其他方法，每个人都直接地去感触那个我们正在研究的故事。克哈格瓦苏伦已来过此地多次，当时他陪着他的良师益友、考古学家珀理。当局曾经把珀理投入监狱，他们还以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逮捕克哈格瓦苏伦的父亲，他们把他的继母流放到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作为政治犯的孩子，克哈格瓦苏伦和他年幼的同胞被赶到乌兰巴托的大街上。在当局把他们送进儿童监狱之前的几个月里，他设法把大量泥土堆积在城外的一间小屋上，在他的同胞感到孤独的时候，它就成为他们过冬的家。他在监狱中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在社会的边缘备受煎熬，之后，他重新开始他导师的考古工作。

对于每个人——无论是牧民还是学者——来说，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它既不抽象也不遥远；蒙古的历史明显地贯穿在蒙古人的生活之中，这些历史事件好像就发生在上周一样。对于我来说，跨越蒙古、回溯时代的探寻开始于近乎孩子似的好奇心，它发展为一种对知识和学问的探求，但对于我的蒙古同事来说，我们每向前搜寻一步，他们都会产生更多、更深刻的个人感情。每天，当我们更好地理解蒙古祖先面临的艰难困苦和他们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时，我们就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古代。我们所站立的地方，不是别的什么历史地点；这里是蒙古民族的女祖被袭击、绑架和抢走的地方。在她被人从铁木真手中抢走后，这个男孩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年轻的生命，重新把她夺回。他拯救了她，在余下的生命里，他为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外敌侵犯而不停征战，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耗费一生去攻击外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改变了世界，他创造出一个民族。

他们跪在这一小堆冒烟的马粪前，呼哧呼哧地吸着气，而且已经热泪盈眶。在金色而暗淡的晚霞中，八个世纪消逝而去，但很久以前那个可怕黎明发出的阵阵痛楚却随烟飘荡，萦绕在我们周围。当雪松香将小石堆熏黑时，每个人举步向前，分别向这个地方致敬。他们摘下帽子，跪在石堆前，把头磕在圣地冰冷的泥土上，然后站起来，绕着石堆缓慢地走上三圈，同时将伏特加酒撒向空中。

每个人都拿出一些东西，作为个人的小礼物留在石堆上——残余的方糖，几根火柴，包在皱纸中的糖果，少量茶叶。仿佛是他们想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在绑架者将孛儿帖扔在马上、带着她奔向未知的将来时，把这些小食品和温暖送给惊慌失措的她；仿佛是我们这群缄默的人想告诉她——蒙古人的女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和他们——她的子孙——将全部活下来，并已经延续八个多世纪，毕竟，他们仍是“金光”的孩子，是一匹狼和一只鹿的后代；而在蒙古“长生天”的薄云之下，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依旧迎风飘扬。

Postscript Reprint Translation Postscript
再版译后记

本译著自出版发行以来，一直未有机会写译后记，承蒙重庆出版社将于今年再版此书，作为译者之一，我想借此表达点滴感想。

十二年前，恩师姚大力先生将本书英文原版交给温海清师兄和我翻译，所以译著能够成文，首先要感谢姚师，他的信任，成为我们认真完成译稿的重要动力。当年，姚师身在异国他乡，工作正处艰难时期，但还是从繁忙的学术研究中抽出时间为译著撰写代序，令我们非常感动。就我个人而言，去年有幸与姚师短暂地相处面谈，更是欣喜万分，因为，这离上一次与恩师在他办公室面谈已经过了整整九年！姚师仍然像以前那样关心我的生活，并对我目前的学业方向提出建议。作为学生，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呢？

译著的另一位译者是温海清师兄。自合作翻译本书以来的数年间，海清师兄又有两次推荐我翻译相关作品。这份友情，既是海清师兄不忘旧友的秉性使然，也是姚师长期以来公平对待每位门下学生的结果。

除了海清师兄之外，求学最后阶段相遇的还有王茂华、伍纯初、王涛、赵春等学友，王红霞博士，朱莉丽……这些名字，这些人，情义厚薄，学场炎凉，唯有自知。

本书翻译的分工如下：导言至“算端与可汗的较量”由温海清翻译，“发现欧洲、征服欧洲”至结束语由我翻译。译著至今已经出版三次（2006年、2009年、2014年）。2009年的再版，由我对2006年初版中翻译不当的字词进行更正，本次是第四次出版，我翻译了原版作者新写的“致中国读者”。我深知自己水平有限，文中肯定还有不少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姚建根

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201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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