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毕业典礼:大功告成

完成博士学位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尤其在人文学科领域内。期间,有的学生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六七年之内毕业,得到称心如意的教职,步入学术圈。可有的学生却一波三折,历经千辛万苦,甚至还有不少学生中途退学,决定改行。无论如何,要想拿到博士学位,必须完成博士论文这一项大工程。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一旦选题已定,马上需要进行的是编写参考文献。此时,学生得向导师上交选题的简介和论文大纲以及论文的参考文献。导师读了大纲以后,会提出初步意见,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做一评判。论文大纲通过之后的下一步就是收集一手材料,并构思写作。期间,时时需要和论文委员会的三位导师联系,就论文的进展和他们进行探讨,以便及时得到反馈。论文完成后,就得上交论文委员会的每一位导师。期间,有的学生还会在校内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得到更多学者的反馈。对英语是非母语的学生来讲,还需要找美国同学通阅论文,以修正语言方面的不足,最后成稿之后还得请编辑加工。论文答辩是论文上交导师委员会之后的一种考核形式。虽然并非每一系科都有答辩的要求,但是学生在完成论文前后,都得经过不同形式的考核和评介程序。如果没有答辩的要求,不少学生也会以论文为题做一场公开演讲。作为一种学术成果,论文需要在学术圈内得到直接反馈,以便及时修改加工而变得更为充实。还有很多新科博士在完成论文数年内会争取一年博士后的研究机会,从而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正式出版。1国内许多人对“博士后”有严重的误解,以为博士后是高于博士的一个学位,因而把博士后作为一种头衔印在名片上。其实,博士后根本不是学位,而是一种短期的研究状态。通常是刚刚毕业的博士,或是毕业不久但是已经担任教职的助理教授需要一两年时间来做独立研究,加工博士学位论文以求出版。通常博士后是一年,但是少数的长达两年,甚至三年。现在,有的博士后项目还要求入选的学者能教一门课。用中国传统所谓的“坐冷板凳”一说,来描述博士生多年求学苦读的经历,最恰当不过了。开始构思论文时,很多学生雄心十足,决心以自己的博士论文改变整个学术领域的现状,但是经过三五年的折磨,到后来,不少学生往往只愿尽早完成论文,得到论文委员会批准之后上交教务处。特别是博士班高年级学生,在研究生院煎熬时日已久,为早日成就学业精疲力竭。随着时光的流逝,各方压力俱增,老资格的博士生巴不得早日上交论文,拿到学位。哈佛人文学科博士生乐于流传着这么一则聊以自嘲的笑话。博士班的老生最为忌讳的问题有三:“你今年在研究生院是第几年啦?”“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你的博士论文什么时候能写完?” 对老生来讲,资格考试通过之后,已过去了好多年,耽搁多时的论文有时使人产生极度厌倦的情绪。有的同学甚至开玩笑说,看到自己的论文几乎都想呕吐。任何与论文相关的发问只能带来额外的烦扰和焦虑,其他的压力自不必多言。这可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博士生才有的。曾经担任多所高等院校校长的威廉·切斯教授回忆自己60年代在伯克莱攻读英美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时,对类似博士生的生活境况做了形象的描写。他说,当时在奋力准备资格考试和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中,他们食物的五大组成部分是:“咖啡因、香烟、糖、酒和比萨饼”。1William M. Chace, 100 semesters: My adventures as student, professor,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what I learned along the wa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1.原文是“What are the five food groups of a graduate student? Caffeine, tobacco, sugar, alcohol, and pizza.”想来,咖啡和香烟提神,糖来享受,酒能麻醉,而比萨饼则可以随时充饥。这说法和我们的三大忌讳提问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撰写博士论文的整个过程漫长艰辛,但是确实能培养一个学者的多方才能。从选题到论文大纲的构成,从漫天漫地寻找资料到归纳论文的中心论点,从章节的撰写到字句的酌定,从打印纸的选用到按照文理学院教务处的明文规格来编辑论文,每一步都是一种煎熬和磨练。所有的过来人都深知: 完成博士学位和完成任何一项大工程一样,从设计到竣工,不得有任何疏忽。博士生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学业上已经非常独立。通常只是在碰到难以解答的疑问或是遇到写作思路堵塞时,才求助于导师,希望指点迷津。而在写好每一章的初稿时,就会让导师过目,征求意见。经过漫长的培训,静心的研究和写作,论文上交到导师手中之后,大多情况下都能顺利通过。审阅博士论文时,导师和自己的学生过不去,纯属少见。一则,博士论文涉及的都是每个学生研究的专长,多数博士生在某一领域的见识可能都已超出导师?再则,经过长期煎熬,已到了瓜熟蒂落之时。完成博士论文的意义往往超出论文本身,论文脱稿具有诸多象征意味和价值: 一方面,论文的完成标志着漫长的学术训练终有成果;另一方面,这一研究成果表明研究生已做好进入学术领域的所有准备。换言之,论文的完成是一位学生成为学者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标志。脱胎于博士论文的专著是很多知名学者的第一部力作,比如,孔菲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796—1864年的军事与社会结构》,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的体悟: 王阳明的年轻时代,1472—1509》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和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等成名之作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出版而成。这些学者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们坚实的学术根基。1这些学者英文专著的目录如下: Philip A. Kuhn, Rebellions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4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Tu Weiming,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 1472150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对博士论文的批准程序和格式自有一套成文的规则。十年以前,博士论文由两位教授签名即可通过,但是现在论文必须由三位教授签字通过才能上交教务处。经过多年的煎熬,到了最后关头,至关重要的是三位教授对论文表示首肯,并签名。此外,在论文上交教务处之前,作者必须对论文的前后格式作通盘的检查,字体的大小,章节的间隔,纸张的利用等等必须符合教务处规定的条文,而且论文只能在学校指定的两家公司装订。我们要求使用非酸性纸张(acidfree paper),字体一定得使用时报新罗马字体(New Roman Times体,《伦敦时报》于1932年开始采用的一种标准字体),字号不得超出12号,而且论文的概要不得超出两页,每一页边至少留有一英寸的空白。种种明文规定,不胜枚举。乍一看,人们往往觉得这种规定琐碎而又多余。其实,就论文外观和形式所做的种种规定具有深远的内涵。严格按学术规范做学问是学术训练不可缺少的一步,这是一位即将毕业走上学术之路的学者得遵循的最起码的要求,而这种学术规范是一位学者起码应有的学术道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的完成2001年5月,我完成了以《18世纪西藏和清廷的交往关系的个案研究: 多仁家族的盛衰史与清廷的治藏政策》为题的博士论文。论文以西藏最为显赫的贵族家庭之一多仁(也称噶锡)家族的颠荡的政治生涯为中心,对18世纪西藏和清廷的交往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论文引用多语种的原始材料,尤其是藏文的《多仁家族史》,来对西藏的一个贵族家庭和清廷在官方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关系进行崭新的探讨。论文立足于微观历史学的观点,把多仁家族子孙四代的政治生涯投置于18世纪清朝和西藏的历史大环境之中来具体分析清廷治理西藏政策的执行和多方变迁,而多仁家族的盛衰正是这种变迁的最好的折射。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由三位哈佛教授组成,委员会的成员即博士生的主导师和另外两位教授。由于考完大考不久,狄科士默教授任期已满,离开了哈佛;而在我即将完成论文的前后,欧立德教授来做访问教授,所以我就请他接替狄科士默教授,和范德康、孔菲力两位教授组成我的三人论文委员会。和范德康教授在哈佛碧波地博物馆的草坪上范德康是我的主导师。他博士毕业于德国的波恩大学,治学严谨,上课时要求我们讨论问题,或是翻译藏文文献时,丝毫不讲情面。但是,他又具有荷兰人豪爽好客的热情。每学期结束之时,范教授总会请我们这批藏学专业的学生到他60英里以外的乡间寓所小聚,谈天说地,上课时的严肃紧张的氛围荡然无存。他常有研究藏学的学者从中国或欧洲来访,要是恰逢,他也忘不了请我们同去。坐下来聊天时,他总是忘不了自己刚刚取得博士学位时,做计程车司机的经历。哈佛的师生经常开玩笑说,哈佛广场一带博士特多,不少计程车司机都有博士学位。虽是说笑,引以为乐,可谁能否认其中包含的揶揄而又带几分真切的意味呢!孔菲力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一位支柱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带了很多学生,每到每周两小时的办公室时间,好多学生总是在他的门口耐心等着。他曾多次对我提议,写论文时一定要想到读者,千万避免把一篇颇有生气的学术文章写成仅仅只有一个狭小的领域内的几个专家才能读明白的学究之作。他每每提醒我,要知道读者并不了解作者深厚的专业背景,一定要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向他们交代清楚。如果一本专著出版后,学术界唯有专业内的几位学者能读懂,那么这专著显然会黯然失色。孔教授于1990年出版的第二部学术专著《叫魂》(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深入浅出1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译本见孔菲力著,陈兼、刘昶译: 《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似乎成了学生做学术论文的范本,而且中文版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畅销书之一。孔教授的治学风格一直影响着我,不管是写论文,还是处理文件,我一直想到背景知识对参与者的重要性。孔菲力教授和作者,孔教授任教的最后一堂课上我递交博士论文的那一年,欧立德教授从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来东亚系做访问教授。同当年聘任藏学教授一样,他来开与中国和中亚研究史有关的课程至少能满足学生之需。他毕业于伯克莱,专攻满族八旗制度,是新清史学派的重要学者2Mark C.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i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其论文题为《八旗之道: 帝国晚期八旗制度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i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加州圣芭芭拉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任教多年之后,他于2004年被哈佛正式聘任为中亚和中国史的终身教授。多年的努力攻读,还有三位论文委员会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最后会浓缩在一张并不起眼的博士论文批准证书上。证书上印着论文的标题,学生所属的系以及三位导师的名字。博士论文上交教务处之前,三位导师必须在这证书上签字,表示本论文已经合格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和艰辛似乎全在于三位导师在论文证书上的签字。想到三位导师对自己论文的评介,我对范德康和欧立德教授很有信心,他们曾对我的论文表示赞赏,并非常爽快地在证书上签上大名。我稍有担心的还是孔菲力教授的意见,毕竟他是资历最老的。我曾经根据他的建议,在论文的起始加了一大段有关18世纪初清朝满、蒙地区的政治地理的概况论述,以便读者对论文的整体背景有一个简要的了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找孔教授,以得到他对我论文的最终首肯。2001年4月末的一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去了神学街2号二楼孔教授的办公室。他先让我坐下,然后自己就去了东亚系的行政办公室交代一些东亚系的事务(那几年,孔教授正担任系主任)。我坐着等他来,心里惴惴不安,唯恐博士论文中有大的偏差,唯恐尚需大幅度的修改。我越等越急,觉得时间似乎都凝固了。窗外初春的阳光慷慨地洒入,办公室内书架上排满了中文书籍,此时它们在我眼里却显得格外沉重,还有窗外那放肆的鸟叫声更是加剧了我的不安。不久,孔教授回来了。我站起来,急忙和他说明来意,并递上博士论文批准证书。他说,加了18世纪初清朝满、蒙地区的政治地理概况那一段,读上去,上下文就流畅多了。然后他在我的论文证书上签上大名。我一边连连道谢,一边接过证书,和孔教授告辞。我跑出东亚系的大楼,感觉身体像羽毛般轻巧。我转身上了柯克兰街,街上浓郁的丁香花飘来的芬芳分外清新,牛津街口科学中心前的那块空地也显得格外开阔。进入哈佛园,校园内那一向杂乱交错的小路这次却显得井然有序。阳光中,我随着上课的人流,赶到哈佛楼上课(当时正担任杜维明教授入学伦理课的助教)。我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位!毕业典礼2002年2月,我向哈佛文理学院的教务处正式提交了博士论文。6月,带着先生和女儿一起参加毕业典礼。按照惯例,我们在自然科学博物馆前的草坪上吃过早餐后,站好队,打着各自学院的旗子往科学中心慢慢走去。阴霾的天,飘着细雨,但是人声喧哗,气氛热烈。由科学中心通往哈佛园的迈尔门(Gate of Meyer,即1879年之门)右侧刻有爱默生(R.W.Emerson)写于1836年9月13日的一段日记: (1836年)6月8日,我去母校哈佛参加毕业典礼,这是一年一度庄严而富有哲思的庆典。对我而言,毕业典礼的氛围尤其哀婉、悲怆,但是台上的演讲者并没有意识到热烈的庆典场面上的这种氛围。剑桥时时刻刻游荡着逝者的魂灵,不过,在这一天,唯有圣灵的眼光才能看到这些魂灵在毕业生的行列间和大家一起行进,一年一度,周而复始。这些先于我们佩戴着毕业荣耀和桂冠的逝者的行列越来越长,年年伴随着新近毕业的学生。这一毕业生的长龙一直往回延伸,直到永远。可是,现在仍然健在的年迈的校友间却充溢着对逝去时光的忧郁的反思,正是这股认同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这种认同来自年轻时同住一个公寓的分分秒秒。我的老朋友依然如故,逗乐于同样的玩笑,为记忆中的同一往事欢笑。这一天伴随着这些返回母校的老校友的是端庄言行和高贵地位,但是这些似乎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其实,归根结底,如同几十年前,我们依然是哈佛园内年轻的学子。1Emerson in His Journal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Joel Por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50.原文如下:“I went to the College Jubilee on the 8th instant. A noble & well thought of anniversary. The pathos of the occasion was extreme & not much noted by the speakers. Cambridge at any time is full of ghosts; but on that day the anointed eye saw the crowd of spirits that mingled with the procession in the vacant spaces, year by year, as the classes proceeded; and then the far longer train of ghosts that followed the company, of the men that wore before us the college honors & the laurels of the state—the long winding train reaching back into eternity. But among the living was more melancholy reflection, namely the identity of all the persons with that which they were in youth, in college halls. I found my old friends the same; the same jokes pleased, the same straws tickled; the manhood & offices they brought hither today seemed masks; underneath, we were still boys.”进入哈佛园有好多门,它们彰显了哈佛捐赠和修建的独特历史。迈尔之门是由1879年毕业的波士顿本地人乔治·冯·冷葛克·迈尔(George Von Lengerke Meyer)出资修建,因而以此命名。依濛在毕业典礼收的照片爱默生日记碑刻的照片我们从位于福格艺术馆(Fogg Art Museum)和西威尔教学楼(Sever Hall)之间的1885年的校门缓缓步入哈佛园内。穿过爱默生楼(Emerson Hall)和西威尔楼之间的小道,进入了怀特纳图书馆和纪念教堂之间的哈佛内庭(Inner Yard)。这一内庭还由于哈佛建校三百周年校庆而得了“三百周年四方庭院”(Tercentenary Quadrangle)的美称。哈佛园从未如此齐整,阵容犹如练兵,但却是充满了欢庆的气息。庭院内,纪念教堂前搭好的棚子下整整齐齐地放着排排椅子,校长、院长和贵宾就坐于此。再往下排着成千上万的椅子,我们按事先指定的位置就坐其中。空中依然洒落着毛毛细雨,飘打着树上的彩旗。“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心态。哈佛毕业典礼上第一次奏响美国国歌。我和应届毕业生一起在雨中起立,当我把手放在胸口,听着《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的激昂的乐曲,即便是一名外国毕业生,我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着自己11年前离开中国前往英伦,几年后又辗转来美。一步步走过来,艰辛,但却伴随着无比的欢乐。离开哈佛园,我们所有文理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转入桑德拉剧院(Sandre Theater),根据系科按指定的位置坐好。分发学位证书的台上坐着文理学院院长彼得·艾勒森(Peter Ellison)教授和各系的系主任。我们按系的字母顺序依次走进讲台,在负责学生事务的副院长核对我们的名字之后,挨个上台从院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我从艾勒森院长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时,他说:“若虹,恭喜你!” 中亚研究委员会主任谢佛教授(P. Oktor Skjaervo)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连说着“祝贺你,祝贺你!” 这种朋友式的亲近、随意的氛围和牛津的校长用圣经敲脑袋的庄严氛围相比,多么不同!可是它同样洋溢着圣洁的气息,同样赋予学者以无限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