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克的财富和人格力量把同样富有而著名的人士吸引到了他的身边,这中间有公爵、王子、外交官和银行家。当他去世的时候,法克已经成为伦敦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把大量的钱财遗赠给了慈善机构和犹太教会,一个多世纪以后,穷人仍然可以拿到他的财产所支付的年金。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个性鲜明的一个人的天真无辜的古怪行为,除了他与卡巴拉教的联系,以及他死后广为传播的一张照片,法克拿着指南针和大卫王之星(犹太教的六芒星形),嘴里念着"啊哈!",其回声一定从伦敦响彻到里斯本,谋叛理论家声称这颗星星不是犹太教的象征,而是两个相互缠绕的三角形,它象征着共济会,他们坚持说这个论断显然站得住脚,因为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指南针。
与共济会有联系的主张足以让卡巴拉教跳回到秘密团体的马背上,这匹马很快就四蹄蹬开,飞奔而去。第一站是生命之树,谋叛热衷者在那里看到了各种各样隐藏的信息。蒂法雷特(美丽)占据着生命之树的中间位置,后来的解释表明,要想到达蒂法雷特的状态个人必须从人类形状过渡到"无形"的状态,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可能把这个过程叫做"超验自我",从而导致再生或者复活,最终转化成耶稣的一个象征。从这里到与圣杯之间的联系只有一步之遥,据说,圣杯是由圣殿骑士团拥有,后来转到了共济会手中,激发着与新的一群秘密谋叛者的新鲜联系。这些经过了改动的解释,只受到煽动者本人想象力的局限,又产生了一批不受约束、不受限制而且通常深不可测的组织,他们对待各种神秘哲学就像瑞典式自助餐馆的神秘菜肴一样,一个个地等着被抽样品尝。
这些组织中有一个叫做金色黎明隐居团体,它以卡巴拉教哲学为基础,把生命之树理论同各色的希腊和埃及诸神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大杂烩。为了增加菜肴的风味,印度教和佛教也加入其中,这锅浓汤被盛入了从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会员借来的盘子上。
出于对神秘学的浓厚兴趣,金色黎明吸引了英国精英分子作为其成员,他们的生活需要神秘事件的注入,不论来自怎样的渠道,也不管是否具有合理性。也许最惹人羡慕、最著名的金色黎明成员是诗人威廉·帕特勒·叶芝,我们知道,这个诗人也援引了德鲁伊教作为灵感的来源。最招人唾骂也是最声名狼藉的人毫无疑问是阿莱斯特·克劳利。
他于1875年出生,他的家庭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笔殷实的财产,在严格的高级维多利亚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克劳利的兴奋点就完全放到了性上,这个矛盾刚好可以解释他奇特的生活。14岁的时候,他使家里的一个女佣怀孕,并且因为类似行为被好几所学校驱逐出去,其中有一个学校,当发现他从一个妓女那里感染了淋病而把他开除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聪明(以及财富)进入了剑桥大学,那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创作带有明显的性的意味的诗歌上。在他21岁的那一天,他获得了他的那部分家庭财产继承权,于是克劳利离开了剑桥大学,这是双方都不会感到后悔的事情,从此以后,他开创了一种纵欲的生活,他沉湎于性、麻醉品、广泛的旅行和神秘的好奇心。他甚至找到些时间写作了好几部书。
加入金色黎明使得克劳利接触到生命之树,这种用机械的方法探究灵魂的内在秘密的观点,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创办了自己的组织,取名为银星(Astrum Argenium),并且夺取了对东方圣殿骑士团组织(即OTO)的控制。两个组织都在他们的教义中利用了卡巴拉教的某些方面。由于他过于旺盛的性能力("我咆哮,我强奸,我撕裂,我扭转"是他的一个更加赤裸裸作品的一句话)和广泛的写作,深得后爱德华时期读者的厚爱,即便同时他因其道德败坏遭到谴责,克劳利仍然是整个欧洲令人关注的人物。他在意大利和埃及生活多年,纵酒狂欢,沉湎于鸦片,但还是设法完成了几部手稿。他的两本最为人熟知的书是《吸毒恶魔的日记》和《秘术的理论与实践》,他对卡巴拉教和生命之树的研究可以略见一斑。还有一本书《书籍777》里面包含一系列的表格,用三十二个数字把仪式秘术和宗教信条与东方和西方宗教联系起来,这三十二个数字代表生命之树内部的十个源体和二十二个路径。他的声名狼藉以及与卡巴拉教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论断,即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哲学对基督教价值构成严重的危险,是某种没有联接的全球谋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