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

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

[美] 弗里兰 著

周晋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美）弗里兰著；周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

书名原文：Plutocrats：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ISBN 978-7-5086-3905-5

I. ①巨… II. ①弗… ②周…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493号

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Copyright © 2013，Chrystia Freelan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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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

著者：[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译者：周晋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2-82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905-5/F·2866

定价：58.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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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我的母亲

哈雷娜·乔米娅可·弗里兰

前言

如今，穷人也能享有过去富人买不起的东西，曾经的奢侈品现已成为日常必需品。现在的劳工比几代以前的农民生活得更为安逸；现在的农民比从前的地主拥有更多的奢侈品，穿得更为亮丽，住得更为舒适；现在的地主比从前的国王拥有更珍稀的书画和更精美的家具。

——安德鲁·卡内基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是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前南斯拉夫攻读博士学位时，第一次对收入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兴趣。在前南斯拉夫，他发现官方将收入不平等视作“敏感话题”，也就是说政府不希望本国学者对此做深入研究。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平等社会。

可是，米拉诺维奇来到华盛顿后，发现了一件怪事。美国人非常乐意颂扬巨富，当然有时也会为穷人担忧，但同时谈论富人和穷人，并引申出经济不平等的话题却是一大禁忌。“华盛顿特区某个很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席曾告诉我，该智囊团的理事会不太可能资助任何主题中含有‘收入不平等’或‘财富不平等’字样的工作，”蓄着胡须、头顶渐秃、身材好似泰迪熊的米拉诺维奇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透露，“对，他们会资助任何同扶贫相关的事，可要是涉及‘不平等’就另当别论了。”

“为什么呢？”他问，“当我对一些人的贫困状况深深担忧时，就会反称出自己处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我乐意为他们慷慨解囊。慈善利人又利己，它能大大增强自尊心，即便只是为穷人捐了寥寥数元，也在道德上加了不少分。但是‘不平等’则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这个词其实都会触及一个论题，即我的收入是否正当、是否合理？”

上层精英并非不情愿展示出自己有多少财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毕竟，拥有游艇、时装和豪宅，并捐出夺人眼球的大笔善款本身就带了些炫富的意味。可是当讨论从歌功颂德转变为剖毫析芒时，上层精英开始如坐针毡了。一位曾在华盛顿顶尖金融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华尔街民主党人对我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因称呼高收入群体为有钱人（the rich），而被商界视为异己。该银行家说：“最好对收入差异只字不提，如果总统实在无法避免特指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则应该称他们为富人（the affluent）。将这些人贴上‘有钱人’的标签，听上去会造成分化——富人可不想被这样称呼。”无独有偶，比尔·克林顿在2011年出版的《重返工作》一书中用相似的口吻指责奥巴马谈论高收入群体的方式。“我没有因为富人的成功而批评他们。”克林顿写道。相较于奥巴马，克林顿对高收入群体较缓和的态度，是他们愿意接受更高税收的原因。

专门为上层精英提供心理咨询的波士顿心理学家罗伯特·肯尼也赞同上述看法。他曾对一位采访者说：“有钱（rich）一词通常具有贬义，它甚至和‘婊子’（bitch）一词押韵。我见过有人站起来这样做自我介绍：‘我是鲍勃·肯尼，我很有钱。’说完他便自惭形秽地痛哭起来。”

不仅仅是顶级富豪不愿谈及日益加重的经济不平等，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样的谈论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不适，因为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大多数全球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看来，其不应如此运作。

直到几十年前，经济学家还普遍认为，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收入差距非常小（由于整体财富少、生产力比较弱，所以并没有太多东西能让社会精英占取），而在工业化时期收入差距达到顶峰，实业家和工人的收入远远胜过农民（想一下当今中国的情形）。最后，在完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由于教育更为普及，并且国家扮演了更重大的角色、发挥了更强的再分配功能，收入差距再次缩小。这一观点论及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生于白俄罗斯、后移居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首次提出该观点并对此做出了最清晰的阐述。库兹涅茨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图形之一——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他的理论，这条倒U形曲线描绘了随着经济逐渐发达、生产力逐渐强大，整个社会经历了从收入差距很小到收入差距拉大，最后回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

工业革命早期——那时库兹涅茨的数据和统计分析还远未出炉——法国社会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就已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预测：“如果你仔细观察社会形成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平等仅仅存在于历史上的两个极端中。野蛮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全都软弱和愚昧；高度文明的人也可以变得十分平等，因为他们都能选择相似的方式获得舒适和幸福。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地位的不平等，因为财富和知识属于极少数强者，剩下的弱者只能陷于贫困和无知。”

如果你信仰资本主义，你会认为库兹涅茨曲线是个精彩的理论。经济发展之路可能是崎岖不平、冷酷无情的，一路上会涌现很多挫败者，但是一旦我们到达了托克维尔所谓的“所有人都是高度文明的”（没错，所有人！）的稳定状态，我们将共享盛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典型，成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化身。“二战”后的大扩张时期也被经济学家称作“大紧缩”，随着贫富差距缩小，大多数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中产阶层。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的话来说，“那时的美国人民肩并肩共同成长”。这似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然形态。里根政府的改革甚至也秉承了这一范式——垂滴经济学[1]归根结底强调的是“滴流”。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产阶层的收入开始停滞不前，而上层精英开始与其他人拉开差距。这一转变在美国最为显著，但到了21世纪，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遍及全球：不仅出现在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而且在日新月异的新兴市场中也十分显著。

美国从“大紧缩”到“前1%富豪群体”的转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以至于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种种直觉都跟不上现实了。事实上，激增的收入差距同我们的预期背道而驰，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真实的状况。

2011年，美国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阿雷利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诺顿一同做的实验印证了上述结论。阿雷利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的财富分布——20%最富的人拥有总财富的84%，而瑞典20%最富的人仅仅占有总财富的36%。92%的答卷者说，相比当今美国的财富分布，他们更喜欢瑞典的。然后，阿雷利要求被试给出他们理想中的美国财富分布。结果，他们更希望20%最富的人仅占有总财富的32%，这一财富分布比瑞典的还要平衡。说到财富的不平等，当今的美国人更希望生活在瑞典——抑或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他们最渴望的是基布兹式[2]的平等主义。

可是，这些数据与我们的直觉之间的鸿沟，不能成为我们无视现实的正当理由。要理解美国资本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变化的，你不得不观察一下富豪阶层的现状。我们关注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用数字说话。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绝非激进分子，但他指出，美国在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成果分配得太不平均。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自‘大萧条’以来，我们首次应将重点放在重新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上，这样做更为明智。”

统计曲线向富豪阶层倾斜得相当显著，如果你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整体经济增长的数据。如同学校里一小部分学生的优异表现提高了整体的考试分数，富豪阶层激增的财富可以掩盖收入分布图底部毫无起色的数据。回顾美国2009～2010年的经济复苏，总收入增长了2.3%，可以肯定这一增长率不低也不高，但还是会比你依据那两年整体的悲观气氛所推测出的数字要高得多。

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仔细研究数据后发现，美国人普遍质疑经济复苏已经到来是有道理的。99%美国人的收入仅仅增长了可怜的0.2%，相比之下，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跃升了11.6%。这确实是复苏，只不过该复苏仅属于那1%的人口。

新兴市场的繁荣背后有着相似的情况。当印度人民党想依靠“印度辉煌”（India Shining）这句口号谋求连任时，他们失望地发现在“辉煌”的城市中产阶层身后，是还在为温饱苦苦挣扎的数亿农民。中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大批精英聚集在沿海都市，而几乎一半的人口还生活在中国广阔腹地的穷乡僻壤。

因此，本书试图通过观察富豪来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是如何同其他人相联系的？本书不是《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美国电视节目），也不想成为《谁之罪》的翻版（这本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出自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之父亚历山大·赫尔岑之手）。

本书将我们需要资本主义这一信念作为起点，因为西方确实需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一样，是目前西方设计出的最好制度。但本书认为结果同样重要，顶级富豪正与其他人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这既是当今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重要事实，也是塑造未来的一个新的现实。

对于前1%富豪群体的其他诠释倾向于将焦点放在经济或政治上，在这二者中的选择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隐含意义。如果你支持顶级富豪，你会偏好经济论据，这样会使他们的崛起看似是无法避免的，或至少在市场经济中看似无法避免；而顶级富豪的批评者会偏好政治解释，因为它们表明前1%富豪群体的统治地位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造成的，而是容易犯错并且观念与外界隔离的美国政府造成的。

本书既谈经济，也谈政治。起初，政治决策参与了造就超级精英之路，随着超级精英阶层的经济实力逐渐变强，政治开始发挥更强大的作用。金钱、政治和观念三者间的互相反馈对于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既是因，也是果。但是经济力量同样举足轻重。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由两者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长是巨富崛起的重要因素。即便对于寻租的巨富来说——那些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决策从中获得财富的人——他们致富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全球经济的蛋糕在变大。

美国仍旧主宰着世界经济，美国人在超级精英中依旧占领重要地位。本书试图将美国的巨富放入全球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是全球现象，而且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巨富是最能体现全球性的——不论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获得财富的方式。

19世纪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亨利·乔治是自由贸易的坚定倡导者，他坚信自由市场并反对收入税。对他来说，当时巨富——“强盗贵族”[3]的出现如同“狮身人面像”一样神秘。他写道：“贫困与发展的共存是当代的一大难解之谜……现代化创造了大量财富，一旦这些增长的财富全都用来累积更多的财富、用来营造奢华，进而使得‘富宅’和‘贫窟’的对比更加悬殊，那么发展必定如海市蜃楼、如昙花一现。”

一个半世纪后，“狮身人面像”卷土重来。本书意图拓开通往“富宅”之路，打探里面住着的那些人，并试图揭开贫困与发展这一谜题的部分面纱。

[1] 垂滴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与其将财政津贴直接用于福利事业或公共建设，不如交由大企业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译者注

[2] 基布兹式指在以色列的合作农场或工厂中，农民或工人一起劳作，平分收入。——译者注

[3] 原指中世纪对进入自己领地的旅客进行抢劫的强盗贵族，现指19世纪后期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发家的美国强盗资本家。——译者注

海外有1000000个人能做你的工作，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2009年，连接硅谷和旧金山的101高速公路上的一块告示牌

第二次“镀金时代”

如果你想知道美国的富豪统治集团在哪一天正式登场，那么2007年6月21日会是个不错的答案。在那一天，私募股权公司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成就了自2002年以来美国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募资近40亿美元，发行首日该上市公司的市值高达310亿美元。黑石集团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施瓦茨曼，收获了等同于近80亿美元的个人股权和6.77亿美元的现金后凯旋，而另一位创始人皮特·彼得森将一张支票兑现18.8亿美元后光荣退休。

还有一桩巧合让历史学家、阴谋论者和出版商津津乐道。6月21日当天，彼得森恰好在曼哈顿的四季酒店（理所当然的地点）举办酒会，发布他女儿霍莉的处女作《男保姆》（The Manny）。这本书以轻松的口吻讽刺了纽约上东区金融家与他们妻子的生活和爱情，与当代“妈咪文学”的风格十分吻合——《今日美国》报建议读者去海滩时带上这本书。而作者告诉我，她写这本书的部分灵感源于她认为“人们不清楚上东区到底有多少财富”。

霍莉很苗条，长得像地中海一带的人——这遗传自她希腊的祖父母——鲜明的轮廓、乌黑的眼睛、深色的眉毛和一头浓密的棕发。新书发布会结束后，我和霍莉交谈了好几次，她向我阐释近些年来巨富如何改变了财富的含义。“现在上东区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她说，“很多40多岁的人通过对冲基金，一年就能赚取2000万～3000万美元，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花这笔钱。”她以晚宴中的一段对话作为例子：“如果你打算买下宴会厅的所有东西，这意味着奢侈生活的开始。如果你想从巴菲特旗下的NetJets公司租一架飞机（该公司将‘部分飞机所有权份额’出售给那些不想购买整架飞机的人），或打算买四套房子并管理它们，似乎这时你才开始花了些钱。”

霍莉说，之后餐桌上有人一锤定音。“她转向我说，‘要知道，2——她其实指一年挣2000万美元——缴税后只有1了。’最后餐桌上的每个人都点头赞同。”

霍莉绝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村妇，也并非嫉富之人。可是即便在她那么富有的人看来，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也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事。

“如果你看一下原版电影《华尔街》（1987年）——它讲的是三四十岁的人一年挣两三百万美元，这会令你厌恶。但随后网络时代来了，全球化时代也来了，金钱累积真正开始变得疯狂。”她对我说。

“30多岁的人通过做对冲基金或当高盛的合伙人一年赚取2000万、3000万、4000万美元，并且很多人在这样做。他们开始拉帮结派，在全球游荡，挥金如土，他们与普通大众拉开的差距呈几何级数扩大。如今的富豪阶层已不像影片中的主角金融家戈登·盖柯那样单枪匹马了，而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

下面的数据证实了霍莉小姐在晚宴上的观察。在美国，随着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人不断拉开差距，前者真的已发展成了“独特的至高层”。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35年后，他们的收入已占总收入的1/3，这一比例同“镀金时代”（Gilded Age）——上一次历史高峰——一样高。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贫富差距：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465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440亿美元。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比这两个人的财富总值仅仅多了一点。

以上仅是美国的数据。如霍莉小姐所言，当今崛起的富豪统治集团有一个重要特点：顶级富豪是“全球兴风作浪者”。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瑞典、芬兰、德国、以色列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即便都选择了比“美国模式”更为缓和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们贫富差距的扩大照样和美国一样快，甚至更快。法国通常将自己视为特例，并引以为豪，它似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的局外者，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法国也没能逃过一劫。

新兴经济体中前1%的富豪也正把其余人甩在身后。现在中国的收入不均现象比美国更严重，印度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而“金砖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巴西的贫富差距没怎么扩大，可能是因为其收入差距本来就很大。当今，巴西仍是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收入不均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我和埃及电信业的亿万富豪纳吉布·萨维里斯最近进行的一段谈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今金钱是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流转的。萨维里斯的财富版图从他的出生地埃及扩展至意大利和加拿大，他还支持了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叛乱活动。在多伦多的四季酒店，他向我（以及餐桌上的听众）表示了对独裁者巧取豪夺的不解：“我一生都无法理解当这些独裁者掠夺财富时，为什么不只偷10亿美元，然后把其他的钱用之于民呢？”

我感兴趣的是他选择10亿美元作为独裁者掠夺的合理上限。我想知道在他的眼里，10亿美元是否就是他的财富目标？

“是的，包括福利、飞机和游艇，差不多是10亿美元，”萨维里斯对我说，“如果我金盆洗手的话，至少得拿到这个数。”

大多数美国工人技术熟练、对工作兢兢业业，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横财，而且许多人发现，那些使顶级富豪更加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反而摧毁了工人们的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西方的很多工作被快速淘汰，使西方国家的工人直接面临同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的竞争。那些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半途而废的人想要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反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等收入止步不升，因为机器设备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已经压低了西方中产阶层劳动力的价值。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全球新贵：在欧洲参加各种高级会议，在玛莎的葡萄园岛或硅谷的会客室里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咖啡一边做访谈，还在曼哈顿的高端晚宴上细心观察。你完全可以预见到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所言：有钱人与你我不同。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囊括了上两代人的财富。该阶层的成员是工作勤恳、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生活的精英人士。他们感到自己理应成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赢家，并对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往往相信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但对于经济的重新分配，即用来支持那些机制运转的税收，没什么兴趣。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虚拟拜金世界的诞生令人瞩目，花旗集团一支杰出的策略团队建议其客户根据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力量设计投资组合。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报告中，策略师提出：“世界正分化成两个阵营——顶级富豪和其他人。在顶级富豪圈，没有‘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或者‘俄罗斯消费者’，只有‘富裕的消费者’，他们人数稀少，在收入和消费上却是与人数极不相称的巨无霸。令人惊讶的是，其余那些数不尽的非富裕人群只分到总收入的一小杯羹而已。”

在投资界，世界分为富豪及其他人两类已是普遍共识。2011年，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首席股权策略师鲍勃·多尔对记者说：“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自由市场的权威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宣称，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扭曲”。他说，美国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重要的经济复苏……只不过该复苏是属于高收入群体、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而经济体中的其他单位，包括小企业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经受了打击并仍在痛苦挣扎。格林斯潘担心，我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在不断分化、差距变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这一假说至今仍在应验。花旗的“沙漏指数”涵盖了从豪华零售品牌塞克斯（Saks）到“一元店”家庭美元（Family Dollar）的股票。这一指数从最初发布的2009年12月10日到2011年9月1日期间增长了56.5%，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上涨了11%。

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y Antoinette）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Long Depression）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65000英亩[2]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种数据——从海运到烟草贸易等。他天才般地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细细咀嚼”，然后揭示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

麦迪森绘制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统计表，其中一张展示了19世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西欧国家以及被他称为“西方衍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公元1年到1000年，西欧国家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0.01%的复合减少率缩减，总体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们比一千年前稍穷一些；在“西方衍支”国家中，GDP在这一千年内增长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间（8个多世纪），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方衍支”国家的这一数字为0.35%。

紧接着，世界发生了彻底变革。经济开始腾飞——1820年至1998年间，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13%，而在“西方衍支”国家，这一数字高达3.68%。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并且工业化的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想象工业化带来的差距有缩小的可能。

可是，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这一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马丁一家和他们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们只是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与之相反，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舞会的举办毕竟正值“长期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经济滑坡，而且持续时间比五十余年后发生的“大萧条”更为长久。工业革命造就了许多顶级富豪（我们称他们为“强盗贵族”），也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当然，卡内基十分自信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他用“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来形容其优势，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也明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称为“当代的一大问题”。

卡内基生活在第一次“镀金时代”，因此他比现在的我们能更直观、更清楚地意识到：同过去几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相比，第一次“镀金时代”带来的差距是多么显著。“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他写道，“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但发生了改变，而且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从前，部落首领和下属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上几乎没什么差别。如今，‘文明人’已翻过这一页历史，但印第安人依然如此。我在拜访苏族人[3]时，曾被领进酋长的棚屋。他的棚屋在外观上同其他人的没什么区别，即便同最穷的族人的棚屋相比，区别也微乎其微。而如今，百万富豪的宫殿与劳动者的茅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人类走向文明期间的巨大变革。”

卡内基从一个纺织童工一步步往上爬，最后跻身美国首批顶级富豪的行列。他明白宫殿和茅屋间的距离仅仅是贫富差距的外在表现——一块比赛记分牌而已。

权力关系的变化从工作场所中就能体现出来，在那里你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从前，家里或家庭开的小商店生产商品。师傅和学徒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和主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因此生活条件都一样。当这些学徒成为师傅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少或完全没有变化，他们按同样的规程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学徒。这大致体现了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观当今，那些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美国国务院里几乎没有发言权。”

在工业革命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第一次“镀金时代”改变了这一点。卡内基接着写道，“如今，我们的工厂里和矿上聚集了上千名技术工人，雇主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在那些工人看来，雇主不过是个神话人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森严的等级已经形成了。通常，互相的忽视滋生出互相的不信任。不同等级的人不会互相同情，而是时刻准备好了诋毁对方。”

这种转变在美国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直至今日，美国的历史观还没有完全接受卡内基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工业社会中那些“森严的等级”的存在。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革命时期——是地球上最为平等的国家，建国者也自豪地宣称这一点。1814年9月10日，托马斯·杰斐逊从密西西比州蒙蒂塞洛给托马斯·库珀博士寄了封信。库珀是英裔美国人，博学多才，他熟习法律，教授化学和政治哲学，当过一所大学的校长。杰斐逊在信中写道，“我们没有贫民……劳动者构成了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或专业工作的富人为数极少，而且他们仅拥有适量的财富。大多数劳动者拥有财产，有地可耕，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富人和能人那里索取报酬，只需要适度地工作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对欧洲人所谓的奢华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比劳动阶级拥有更多使生活更为舒适和体面的物品，但仅比制造这些物品的劳动者多了一点点而已。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比这样更令人满意的呢？”

杰斐逊将这样一个阿卡狄亚[4]式的平等社会同贫富差距显著的英格兰作了对比：“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两个国家各自的幸福值。在英格兰，幸福只属于贵族。你比我更清楚他们同劳工和穷人之间的比例。假设贵族在100人中占4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幸福和苦难的比例就是1∶2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00万∶0，换言之全部都是幸福，没有一丝苦难。”20年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回到法国后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美国人民的普遍平等状况更触动我的了。”

在杰斐逊和托克维尔的眼里，美国相当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收集的大量数据已经证实了这一历史。当时美国的13个殖民地——包括南部和黑奴区——明显比其他国家更为平等，而英格兰、威尔士和荷兰这些国家将很快见证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

“即使将黑奴纳入总收入分布的统计对象，1774年的美国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布最为平等的地区，尽管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变小了。”林德特教授说。

当时，造访者和美国人除了将美国视为一块平等的土地，还认为殖民地的人比家乡同胞要富裕——这毕竟是移民美国的目的之一。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还用了一个重要的特例证实这段历史：除去精英阶层不算，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比英格兰更加富有。当目光聚集在最富有的前2%的美国人时，将他们同英格兰的土地贵族相比，连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种植园主也成了可怜虫。虽然今天我们称之为中产阶层的那些美国人显然比英格兰人更为富有，但后者前2%的富人实在是太有经济实力了，以至于英格兰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在美国找不到能与英国贝德福德公爵相匹敌的人，”林德特教授说，“连最富有的查尔斯顿黑奴主都敌不过英国的土地贵族。”

在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甚至在主张贵族统治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财富“水涨船高”，同时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进程令人痛苦的原因在于：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技术熟练的纺织工等勒德分子[5]从自身角度出发，捣毁使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的机器，他们的动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由前1%精英统治的社会里，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6]对于许多有诚意加入富豪行列但摔了大跟斗的人而言是痛苦不堪的。事实上，正是他们——渴望成为富豪的人——那令人动容的伤感促使马克·吐温写出了为该时代命名的小说。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镀金时代》的合著者）在伦敦版小说的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我们想在《镀金时代》中阐述的正是这种四处弥漫的投机心理。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这种投机是喜忧参半的：好的方面是它既能促使我们永远前进，直抵某一目标，又能阻止我们袖手旁观；坏的方面是我们选定的目标通常是错误的，结果使人精疲力竭——如果整个国家充斥着这样的人，国家也好不到哪去。话要说回来，有目标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好，即便有时受尽了苦，也是有胜于无。”

尽管作为美国主要资本家之一的卡内基承认，美国的经济转型终结了“社会平等”的年代，但政治民主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逐渐深化，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从很多方面来说，逐渐深化的政治平等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间的碰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一大历史场景。在美国，这种冲突引发了平民党和进步党的运动，并平息了当时99%的民众的不满，将反托拉斯法、政府监管和收入税施加于富豪阶层。20年后，“大萧条”进一步激怒了美国大众，他们要求将更多的限制加在顶级富豪的头上：在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间构建了一堵防火墙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截至1944年，最高税率达94%。而在1897年，即马丁举行舞会的那一年，还没有“收入税”一说。

在欧洲，社会底层人民从来没有美国殖民地的人们过得好。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一部脉络清晰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并导致20世纪中叶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发生了激烈的革命运动，从而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者对自身国界之外也产生了影响——红色威胁是促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西欧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协至少比冒着被他们颠覆政权的危险要好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产阶级在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以“苏联集团”之名建立专政的国家里生活得最为悲惨，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在美国和西欧，顶级富豪与普通大众的妥协成功奏效——经济大幅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美国前1%的富人和其余人的经济差距缩小了，前1%富人的收入份额从1940年的近16%降至1970年的低于7%。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2倍，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飙升至380倍。即使税收保持在较高水平——最高边际税率达70%，但是从1947年至1977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仍达到3.7%，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普遍营造了乐观和繁荣的氛围。这是美国中产阶层的黄金时代，难怪美国的通俗文化热衷于铭记这段历史。西欧国家的经历大都与之类似——强劲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和覆盖面广的社会福利网络。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经济转型，“二战”后的社会契约原则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这两项密切相关的变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40年前，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就已上市。由于我们总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于是很容易低估这两者的影响力。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不论在力量上还是规模上均与工业革命相当，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之车完成了换挡加速，马力全开。细想一下：201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仅仅两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逾6%。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长率连0.5%都不到。

即使同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相比，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变革也是一次巨大的加速。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将西方经济从马的速度加速到车的速度，那么当今的变革是将世界经济从平信的速度加速到电子邮件的速度。

而对于西欧和“西方衍支”国家来说，同工业革命相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突飞。（它们帮助保持了2%～3%的经济年增长率，虽然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但从历史上看，这已是超乎寻常的成绩了。）

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贡献在于，它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了同工业革命规模相当的经济突飞——中国、印度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各自的“镀金时代”。细想一下：在1820年至1950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同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正经历第一次经济大腾飞。之后亚洲开始快马加鞭：1950年至1973年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了68%；1973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245%。尽管中印两国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它们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从全球来看，自1950年以来，美国经济大幅增长，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倍，而中国增长了12倍。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比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兴市场仅富裕一点儿，并且全世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共同的认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调查了19世纪有关国际收入的经济史文献。他发现，1800年至1849年间，在当时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印度，一名无需特殊技能的日常劳工的工资是英格兰——当时最富裕国家之一——同等劳工的30%。这里还有另一组数据：在19世纪20年代，荷兰的实际工资仅比中国长江流域的高70%。这些差距看似较大，可与现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瑞士联合银行（UBS）编纂了一份被广泛援引的《全球物价与收入》报告。2009年（瑞银完成全年完整报告的最近一年），纽约一名建筑工人的名义税后工资为每小时16.6美元，而同类工人在北京拿0.8美元，在印度德里拿0.5美元，在肯尼亚内罗毕拿0.6美元，这一差距比19世纪时要大得多。工业革命造成了富豪统治，但同时使西方中产阶层富裕起来，西方的工人也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拉开了巨大差距。当发展中国家接纳自由市场经济时，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因为这些国家正经历各自的“镀金时代”。

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合作密切的林德特教授是“深度历史”（deep history）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该学派的学者致力于从长远角度思考世界经济——将经济学研究放入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林德特认为，当今我们正经历着的全球经济变化，在规模上和影响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过去30年我们所经历的变革比英国工业革命要深远得多。”他对我说。当今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创新浪潮一波又一波袭来，除旧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乔尔·莫克是技术革新历史和工业革命方面的专家，他对此表示赞同。“技术革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而且横扫多个领域，”莫克告诉我，“很可能它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扩大。我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变聪明，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可以获得信息和技术上的协助，在堆积如山的谷壳中搜寻谷粒——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能有如此多的知识，几乎多如牛毛。”

这一强有力的经济变革伴随着同样影响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弗兰克·利维和彼得·特明将变革称为从《底特律条约》到“华盛顿共识”的转变。《底特律条约》是1950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同三家大型汽车生产商签订的五年条约。这一条约保护汽车制造商免受每年的工人罢工之苦；作为交换，工人获得了优厚的健康保险和津贴。利维和特明用简明的“底特律条约”一词描述了“二战”后美国所设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势的工会、高额的税收和高水准的最低收入。《底特律条约》的时代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是一个黄金时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也缩小了。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底特律条约》开始土崩瓦解。那10年间，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唱了主角。他们都大幅削减了富人的赋税——里根将最高边际税率从75%减至28%，将资本收益税的最高税率降至20%，并且这两位都严格约束工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取消经济监管。

这种“华盛顿共识”也被输出到国外，其最大的影响和最大规模的检验都在社会主义政权中形成。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市场经济，结束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长达70年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挑战，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行得通的体制。红色威胁是顶级富豪接受《底特律条约》和欧洲更为优厚的福利条约的原因之一；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鼓舞了“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并帮助这些人创立了一些全球经济机制，以加固全球的经济根基。

技术革命、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这三种转型的风靡引领了一个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顶级富豪阶层再次闪亮登场，这一次其规模扩及全球。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激烈地辩论以上三种转型中哪一种是促成前1%富豪群体诞生的最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促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如果你是“华盛顿共识”的虔诚信仰者，你会认为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客观的（很大程度上是良性的），且是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等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并为《底特律条约》的通过感到遗憾，那么你会将收入分布的转变归因于政治——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在合著的文章《赢者通吃的政治》中有力地表述了这一过程。

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具有真正的政治含义。但是，从顶级富豪的角度来看，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促成了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但随着其越来越富有、权力越来越大，《底特律条约》也随之消亡，这意味着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征税和监管。我们回到了第一次“镀金时代”：不仅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变革，而且因为比赛规则又一次偏袒了将要赢得比赛的那些人。

“一言以蔽之：我们可能无法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我们不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奥巴马政府前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对我说，“主要原因来自全球化和技术革命，而不是政府政策。而我们不但没有顶风行舟，反而在船帆里借了更多的风，让‘收入不平等’变本加厉了。”

“金砖四国”与“镀金时代”

2012年1月中旬一个寒冷刺骨的晚上，一群银行家和出版商齐聚曼哈顿岛最南端的高盛全球总部大楼的42层。再没有比这一场景更具美国风格的了：中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北面闪耀着光芒，这成了会场最抢眼的景观，而爵士乐团在某个角落演奏着轻柔的音乐。

开胃菜是全球风味的大杂烩——抹上酸奶油和鱼子酱的拇指大小的番茄烙饼、中国的蒸饺、印度萨莫萨三角饺和土耳其烤肉串。这次聚会是为了向一个高盛的思想家表示敬意，他曾在10年前警告西方投资界，互联网的变革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事件。新兴市场的崛起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尤其是四个庞然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这位思想家就是首次将这四个国家命名为“金砖四国”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

晚宴上，奥尼尔先生发布了《增长地图：金砖四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机遇》一书。他在书中指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已经主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并向读者介绍了“新钻十一国”[7]，它们将与“金砖四国”共同改变世界格局。

当时在纽约向奥尼尔先生敬酒的一群高盛高管——这些正站在财富顶端的人——首先见证了奥尼尔所描述的强有力的经济推动力所造成的结局，即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前1%富豪的崛起，以及许多人所说的新“镀金时代”的到来。19世纪，工业革命和美国西进运动造就了“镀金时代”和统治这一时代的“强盗贵族”。如今，随着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赋予世界经济新的形态，经济转型正在形成新的“镀金时代”和新的富豪统治。

不过这次情况真的有所不同，我们没有重复经历一次“镀金时代”，而是同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镀金时代”：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同时，正如奥尼尔先生记载的那样，新兴国家正在经历它们的第一次“镀金时代”。

这次的经济转型最终将比西方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更加惊人——数十亿人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西欧和北美的居民。“双生镀金时代”将共同改变世界经济，其速度和规模都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顾问迈克尔·斯宾塞说：“从结构上来看，此次世界经济转型在许多方面达到了极致。”斯宾塞撰写了《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该书探索了两个“镀金时代”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说：“新兴经济体如此广阔，以至于问题变得更棘手了。此次的经济变革与之前的全然不同，我认为有些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应对过。”

“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00年里，世界经济增长确实不匀称，但是整个世界工业化和互相影响的方式与现在截然不同，”斯宾塞教授告诉我，“这些都是复杂的现象，我们应该怀着谦逊的态度对待它们。”

“双生镀金时代”

新兴市场的“镀金时代”是最容易理解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如西方国家在19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并且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因子也活跃其中。苏联国家没有处在工业化阶段——虽然斯大林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它们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已失效，这些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调节老朽不堪的工业经济，其结果是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富豪受益最大，但这一转型使数千万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并使数亿人脱离贫困线。

当新兴市场正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西方世界正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时，形势变得更严峻又更令人安心了。更令人安心的原因是我们见证过这段历史，并且我们知道尽管一路上磨难重重，结局将是美好的：即便工业革命使东西方在生活水平上产生了巨大差距，它还是大大改善了西方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

在西方第一次“镀金时代”期间，我们并不确知以上这一点——正是工业革命黑暗、恐怖的工厂激起了反对资本主义和血汗工厂的左派起义，在经济和政治的抉择中，那些革命分子成功了。但是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可行的证据一目了然，而且不仅仅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

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对于当今“双生镀金时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济史学家仍在辩论西方民主的崛起和第一次“镀金时代”的联系。毫无疑问，“双生镀金时代”既是政治革命的产物——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全球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也是新科技的产物。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共同威力迅猛地加速了新兴市场的经济转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尼尔先生关于“金砖四国”的论点被现实强有力地验证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赛莫格卢出生于奥尼尔命名的“新钻十一国”之一——土耳其。他说：“我们在发展中国家见证了更快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和印度，这是由于西方的政策和科技允许中等技术的工作在那些国家开展。发展中国家得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是因为技术使我们能在世界经济的差异中获得更好的套利机会。”

阿赛莫格卢教授认为，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比19世纪西方世界的“镀金时代”的进展要快得多。

“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劳动力十分廉价，但是世界其他国家没能高效率地利用这些劳动力，”他说，“所以印度只能按部就班地经历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阶段。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经济能快速增长，因为中国工人更好地融入了世界经济。”

然而，这一经济变革的成功也使新兴国家的人们在21世纪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时觉得压力重重。一旦你通过电视机、互联网或在西方工作的亲戚传来的实时消息得知，自己同西方同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差距，你就会觉得高达4%～5%的发展速度也太慢了，尤其是当你看到21世纪的“强盗贵族”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时——他们的许多特殊待遇（比如私人飞机或者昂贵的心脏搭桥手术）可能令“洛克菲勒们”或者“卡内基们”都为之惊叹。

当新兴经济体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人们眼前的一部分场景是全新版本的工业革命。正如机器时代将农场工人和手工艺者的经济转变为联合收割机和装配线的经济，技术革命正用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用计算机替代公司白领。

同时，西方正从新兴经济体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中受益。如果你在美国达拉斯或德国杜塞尔多夫拥有一家公司，来自新兴市场城镇化的农民可能正在为你干活。这对于西方的顶级富豪来说是一个喜讯，因为他们能同时成为19世纪的“强盗贵族”和21世纪的技术巨头，并从中得益。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西方中产阶层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他们正同时遭遇两个“镀金时代”的夹击。

2012年1月公布的一项针对将近一万名哈佛商学院校友的调查，揭示了中产阶层和富豪间的差距。受访者十分担心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71%的受访者预计其竞争力在未来三年内会下降。但当你将美国公司的命运同美国工人的命运区分开时，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将近2/3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认为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将受到威胁，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担心那些公司会陷入困境。

“当公司感到压力、出现问题时，它们的选择余地比美国工人大得多，”主持这项调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说，“公司能找到办法渡过难关，它们可以通过迁至海外——84%的公司已经成立离岸公司——或采取降薪政策渡过难关。”

“虽然整块蛋糕越来越大，但很多人能分到的分量却缩小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主任约翰·范·雷南说，“嘴上说说‘继续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最近的15年里，中产阶层吃的苦最多。”

“中国综合征”

《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me”）是一篇于2011年发表的论文，主题是“中国贸易的影响”。三位经济学家强强联手完成了该论文，他们是：戴维·欧特、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这一研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学术界的共识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讨论日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起因时，倾向于选择技术作为主导原因。但是，在分析美国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详细数据后，《中国综合征》的作者认为，全球化——尤其是同强大的中国进行贸易——正对美国蓝领工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保守估计，这是造成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总数下降1/4的原因。”

“中国综合征”的负面影响远远不止导致美国工人的失业。在其波及的社会中，工资下降（尤其是在制造业之外），甚至一些人停止寻找工作。结果，“家庭平均收入大幅减少”。“山姆大叔”（美国）也在劫难逃，特别是在助残补贴大幅增加之后。

欧特、多恩和汉森三人并非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挑战了“全球一国”的世界观，并犀利地提醒我们，贸易的成本和收益没有平均地被分摊。他们的研究发现没有违背自由贸易的观点，而是“强调了贸易的分配结果”。

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讲，分配产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在顶端，工作变得更好，工资更高；在底层，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而曾经向美国中产阶层支付薪水的中层工作正逐渐消减，形成中空。马尔腾·戈斯和艾伦·曼宁描述了在英国发生的相同现象，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正“两极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

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关于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对于直接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专门研究了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经的一些中层工作已经消失。三名学者格雷格·林登、贾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项研究。他们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工作机会和利润的。他们发现：2006年，iPod在美国境外雇用的人数几乎是在美国国内的两倍——在美国的人数是13920人，在美国境外多达27250人。

也许你不会对这一数据感到惊讶，但如果你是美国人，就会有点儿担忧了。因为从奥巴马总统到2012年总统候选人里克·桑特拉姆都曾力挺苹果公司，作为一家展现美国魅力的典型公司，苹果公司将解救美国的就业危机，它也是美国极其善于培养创新家和企业家的一大明证。可是，这些思想超前、勇于探索的公司在美国境外比在国内更有效地促进了就业。

你不必阅读这份关于iPod的研究也能想到有许多海外工人是在中国。在美国看来，如今中国仿佛是一个超级庞大的亚洲巨人，值得一提的是iPod在海外的员工将近一半在中国——12270人。另外，有4750人在菲律宾，相较于中国的13亿人口、菲律宾的9500万人口，菲律宾比中国更得益于史蒂夫·乔布斯的天才经营。这一点值得强调，是因为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喜欢将美国的经济困难归罪于估值偏低的人民币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苹果公司的例子中，这两项只是次要原因。

下面的事实可能会令你惊讶。即使大部分iPod岗位在美国境外，其大部分工资仍留在美国国内。那13920名美国工人的总收入接近7.5亿美元。相比之下，27250名非苹果美国公司雇员的总收入不到3.2亿美元。

当你观察美国国内iPod劳动力的构成时，这一差别更为显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员工（7789人）是零售以及非专业性员工（办公室支持人员、运输和分销工人，等等），他们的总收入仅为2.2亿美元。

苹果创新的大赢家是美国的6101名工程师和其他一些专业员工，他们的总收入超过5.25亿美元，是本土非专业员工收入的两倍多，大大超过了所有在美国境外工人的总收入。这才是“美好的”高薪工作，而其他工作则是“劣等的”。

为什么美国对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心态如此矛盾，苹果公司的例子就是一个缩影。美国平民主义者担心美国最卓越的创新产品会在国外创造比国内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样的担心显然是对的。事实上，现实可能比这些平民主义批评者们所认识到的更加灰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国内工作岗位都是低薪资、低技术的。

但是美国也有赢家：苹果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员工，他们漂亮的工资单中含有公司扣除廉价的海外劳动力成本收获的最终利润。苹果公司的股东收益更好。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登、戴德里克和克雷默发现iPod创造的金融价值的最大一部分归苹果公司所有。虽然iPod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制造方的金融附加值“非常低”。

富裕的国家可以继续保留一些制造类岗位，当然这么做意味着这些工作将更加“劣等”。例如，2012年，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家机车装配厂的工人发生了劳资纠纷，我们来看一下卡特彼勒当时的做法。卡特彼勒公司在美加边境的南面——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拉格兰奇也有一家工厂，里面的工人生产钢轨器械，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不到那些加拿大工人的一半。你可以说那是加拿大工会的胜利，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更好地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是，卡特彼勒对此的回应是关闭机车装配工厂，让薪资更高的加拿大工人停工，并将一些生产线迁移至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西。通用电气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大张旗鼓地将一些制造岗位迁返美国。2011年开张的北卡罗来纳州工厂，其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是18美元，仅为老工厂里工会工人所挣的一半。

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认为，这显现了西方国家工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杰出成就背后的阴暗面。米拉诺维奇预测，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

第二次“镀金时代”中出现的这种紧张局面，在安德鲁·卡内基所经历的第一次“镀金时代”里也出现过。当时，卡内基也觉察到了社会正向贫富两极分化。“在竞争法则下，雇用几千名员工的雇主不得不在经济上精打细算到极致，付给劳工的工资经过了精密地计算，因此雇主和雇员、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经常会有摩擦。人类社会的同质性消失了。”卡内基认为，资本主义要求雇主同工人进行最艰难的讨价还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长期以来一直是强调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卡珊德拉[8]。当我向他提及此事时，他几乎欢呼起来，并立即拿出了论据。“经济理论阐示得十分清楚，”他说，“当你将完全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比较——比如中国和美国——就会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工资被压低了。这一结果是可预见的。彻底的全球化其实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美市场，但我们不喜欢那样。”

事实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上帝庇护下的美国”，而是“上帝庇护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整个世界正变得富有。这场转型产生的很多代价正由西方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承担。

我们习惯认为左派具有全球主义的视角，比如自由主义者会担心非洲贫困问题或者印度女子的教育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不再是心怀仁慈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残酷无情的资本巨人。

保险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史蒂夫·米勒是底特律一位传奇的绩效大师（其著有一部畅销的回忆录《扭转乾坤》）。他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同我谈到全球化和就业问题：“首先，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认为全球的每个人，不论在什么国家，都应该享有我们在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机会。全球化真实存在，是不容争辩且长期存在的事实。全球化意味着如果产品可以流动，不同水平的技术工资级差将遭到某种程度的消除，尤其是对于那些自由流动的工作岗位而言。”

如果你运营或拥有一家全球公司，那么至于你是什么国籍，真的无关紧要。但是，欧特、多恩和汉森表示，如果你是美国工人，那么“工资级差的消除”则实在令人苦恼。

范·雷南教授说，这种紧张关系已经积累了多年，只是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了。他认为，金融危机激起了一波平民主义的抗议——从右派的“茶党”[9]到“占领华尔街运动”[10]。

“过去的二三十年，这类事情并不罕见，”他说，“而现在的情况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变得尖锐突显。”

“双生镀金时代”正在相互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正在为西方国家创建新市场和新供应链——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并在中国销售；西方国家第二次“镀金时代”的新技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与19世纪相比，在这个计算机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建造铁路或者钢铁厂变得容易多了——发达国家同时也为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阿舒托西·瓦尔希尼生于印度，他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度过了人生一半的光阴，他的妻儿也在那里定居。2011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孟买召开，他在出席会议时告诉我：“印度的‘镀金时代’将是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镀金时代’的结合，且这种现象正出现在21世纪的印度……19世纪的信息传播速度无法同今天相比。如今，8亿印度人民用手机互相联系着。”

“双生镀金时代”也会互相阻碍。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镀金时代”和西方“镀金时代”间的冲突造成了危机——财政失衡作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部分，也在信贷泡沫扩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正是2008年的泡沫破裂才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两个“镀金时代”有许多共同点，并在互相强化。两场转型都在创造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一部分原因是变革通常是艰难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猛烈的转变带来的回报是非常不平等的。

此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不会再拥有释放压力的“逃生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北美和南美的边疆。当城镇化的负担太大，或不公平现象过于严重时，欧洲的民众会抱团移居国外。但即便存在这样的选择，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制造的冲突和不平等，也通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才得以解决。

“从长远来看，我们会状况良好，”范·雷南教授说，“但这取决于你选取的时间范围。毕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失。最终，人类将繁荣昌盛，资本主义会起作用。但是从中等时间长度来看——如三四十年——可能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混乱状况。我很担心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什么。”

若以超世脱俗的全球眼光来审视超级精英，短期的“混乱”在“双生镀金时代”的转型力量面前相形见绌。

对未来悲观的人强调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由于西方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减而形成的中空，但奥尼尔先生总结全书时，用真挚的话语反驳了那些悲观的人：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展，2012～2030年，全球将有2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我们不应对这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而应该充满期待，憧憬未来。广大人类正有机会享有财富创造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

奥尼尔先生对中国和印度富裕起来的人们所持有的同理心，并不是我们对“双生镀金时代”抱以乐观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必然会整体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圣菲研究所的布瑞恩·阿瑟教授写了一篇关于计算机革命和“第二经济”兴起的论文。在“第二经济”中，大部分工作通过机器与机器间的“对话”完成，人类几乎不干涉其中。而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灰狗巴士”公司会计和运营总经理约翰·巴兰诺斯基如此回应这篇论文：“财富可能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某种方式被创造，以及被消耗。”巴兰诺斯基先生写道：“在过去，生产力消灭了数百万个岗位，又创造了数百万个岗位。虽然这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但从来没有对总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先例，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测未来（以及‘第二经济’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阿瑟教授的回应是，他希望巴兰诺斯基是对的，但是他提醒道，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今天的技术革命最终真的会让我们所有人变富。

“你认为新的财富繁荣会创造新的工作，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阿瑟教授写道，“有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经济学家称之为‘萨伊定律’[11]。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只是理想中的信条，而在真实情况下并不正确。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经济’出现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员，现在我们面临着持续的结构性失业。我希望社会能创造出工作岗位，也许真的会。但更有可能的是——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调整整个体系。我们需要找到分配新财富的新方式。”

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

在西方，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往往有一个共识：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只要GDP在上升，这一点就毋庸置疑。然而，正如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并非能使每个人都受益，发展中国家的“创造性破坏”时代同样面临重重困难。

举例而言，有关收入和幸福关联性的国际研究最近揭示了一些与直觉相悖的发现。直到几年前，关于金钱和幸福的主流理论还是“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越过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阈值，更多的钱不会使你更快乐。但是经济学家得到更完善的国际数据后，发现“伊斯特林悖论”仅适用于单一国家内的跨代情形——即使你可能比你的父母更富裕，但你可能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幸福。在跨国的情形下，数百万的海外移民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发现显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国家反而会令人沮丧。安格斯·迪顿在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一篇评论中总结道，“令人惊讶的是，在任意一个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总是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卡罗尔·格雷厄姆和爱德华多·劳拉将这种现象称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两份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发现，迁移至城市的农民更加富有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在农村时更感沮丧。印度记者帕拉贾米·塞纳斯将新闻报道的视线从“印度辉煌”的商业巨头转向落后的社会底层时声名大振，他叙述了同样的情况：从贫穷农村迁移至城市贫民窟的印度人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社会保险难以跟上。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不幸福的增长悖论”对于“奇迹”经济体的最初增长阶段尤其契合，例如韩国和爱尔兰——当新兴国家的经济第一次腾飞时，它们的人民最不幸福的时刻便同时到来。

还没有人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提出明确解释，但是研究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推断，经济快速变化时期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可能是罪魁祸首。当国家的整体经济强劲增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时，我们会明白自己正处在约瑟夫·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阶段。失败者会遭受无常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痛苦结局，这甚至令赢家备感不安。

新兴市场的紧张局势不仅仅体现在心理上。发展中国家同西方一样，其第一次“镀金时代”的主要情形是“资本和劳动力、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摩擦”，卡内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指出了这一点。

2011年9月，我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一场世界银行专题研讨会，会上我瞥见了上述摩擦。印度最大的雇佣机构TeamLease公司首席执行官曼尼什·萨巴哈瓦尔说，印度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增加正式经济（与黑市经济相对）中制造业的人数。令人惊奇的是，工资水平低的印度拥有的制造业工人仅占劳动力的12%，这一比例同美国相当。

作为中国制造业明星公司之一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其高级副总裁李柯积极参与了讨论。“我有了答案。”她告诉萨巴哈瓦尔。她说，比亚迪已满载厚望地开进了印度市场。“我们认为印度是比亚迪第二大制造基地的不二之选，”她解释道，比亚迪喜欢印度劳动力的高品质：“雇员十分优秀——他们工作卖力，天资聪颖，能力较强。”但问题关乎政治，“他们罢工……然后索要金钱，谈判的进程很长，公司不得不停止生产一个月。”她强调，“相反，在中国，不存在罢工，如果工人要罢工，政府会介入并告诉工人，‘我会帮你，但你得回去工作。’”

这时候，我忍不住问她，中国政府会不会用强硬的措施迫使那些抗议者回去工作？我暗示：罢工者会不会被送进监狱？

“不会，”李女士立即回答，“政府只是和他们友好地谈话，‘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会关心你。不要担心。但是你必须回去工作。’”

李女士说，“最初，比亚迪计划将印度变为制造后院，然而印度的工会比中国的更为激进”，对此比亚迪只能退一步，放弃最初的计划……“所以我们在印度有五六千名雇员。而我们原先计划会有更多人，大约要招五万多名雇员。”

印度同西方一样，将生产线迁至别处是应对爱闹事的工会的绝招。另外一招则是技术制胜。印度白手起家的最富女性企业家基兰·玛兹穆德-肖对她的员工说：“如果你们加入工会，我就采用自动化技术，你们就都下岗了。”出人意料的是，她对《纽约客》杂志的一名记者讲了这段话，而该报道主要关注的是玛兹穆德-肖为改善印度最贫穷人民的生活所做的慈善贡献。最终，工人们没有听从，于是玛兹穆德-肖用自动化技术赶走了他们。

赢家：数据说明一切

我们能确定一件事：不论是像玛兹穆德-肖一样的印度企业家，还是像李柯一样的中国公司高管，或是像奥尼尔一样的西方金融家，这些站在世界财富顶端的人在这个“双生镀金时代”过着如鱼得水的生活。在研究当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学者中，现年41岁的伊曼纽尔·赛斯是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这位瘦瘦高高、一头卷发的法国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经济学，他于2009年获得经济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12]。赛斯和他的同事——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合作，记录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收入分布的变化曲线。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位于收入分布图前10%的人，他们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份额下降至约33%，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基本保持水平。之后，这一比例强劲攀升。到2006年，该比例为50%，甚至超越了1928年——“咆哮的20年代”[13]的顶峰。

然而，赛斯和皮凯蒂发现，收入的最大变化不是发生在前10%的人和其他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前10%的内部。几乎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分布图的最顶端：2002年至2006年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3/4的收入增长都流入了前1%富豪群体的口袋。社会差距不仅存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也存在于顶级富豪与一般富人（同获得巨大成功的同伴相比，感觉自己不那么富有的人）之间。

根据赛斯的研究，以下数据是2010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情况：位于收入分布图前0.0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3846950美元，前0.1%到0.01%的家庭平均收入锐减至2802020美元，前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1019089美元，前10%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46934美元，而剩下的90%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9840美元。

最富的那些人——每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那些人——的收入即处于金字塔尖。一项关于《福布斯》富豪榜上400名最富有美国人的学术研究表明，从1983年到2000年，所有富人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是增长最多的还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其间，400人中收入分布位于前25%的人，其财富增长了4.3倍，而剩余75%的人，其财富“仅仅”增长了2.1倍。

2011年，国际投资银行瑞信集团在一份关于世界富豪的年度报告中指出，顶级富豪（瑞信集团给这些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起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超高净值人士”）的人数出现了暴增：“虽然过去的参照数据并不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超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比10年前要多得多。伴随着其他货币相对美元的升值，资产值的普遍增长解释了一部分的人数增长。然而，尽管发生了信贷危机，过去10年对于大量财富的积累还是有利的。”

瑞信集团估计全世界有2960万名百万富豪（资产净值在100万美元以上），占全球总人口的0.5%。北美人不再是百万富豪最多的群体，他们占全球百万富豪人数的37%，稍低于欧洲的37.2%。亚太地区（中国和印度除外）有570万名百万富豪（占19.2%），而中国有100万名百万富豪（占3.4%）。剩下的937000名在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

2011年，全球共有84700名“超高净值人士”，其中29000名拥有的资产净值逾一亿美元，2700名的资产净值在5亿美元以上——几乎接近纳吉布·萨维里斯能够接受的额外津贴水准了。本章开头提到，他觉得要享受到那些特别福利，起码得有10亿美元。北美共有37500名“超高净值人士”（占44%），欧洲有23700名（占28%），亚太地区（中国和印度除外）共有13000名（占15%）。

说起顶级富豪，美国当仁不让地雄居榜首。全球“超高净值人士”中42%在美国，有35400名。中国大陆位居第二，有5400名，占总数的6.4%。紧接着依次是德国（4135名）、瑞典（3820名）、日本（3400名），俄罗斯（1970名）、印度（1840名）、巴西（1520名）、中国台湾（1400名）、土耳其（1100名），中国香港（1030名）。

赛斯说，如果潜藏的经济力量在搅动全球，他没有理由认为这一趋势会偃旗息鼓。金融危机后富豪的快速出现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赛斯发现在2009～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美国前1%富豪群体获取了总收入的93%。顶级富豪比一般富裕人士表现得更好——前0.01%的顶级富豪获取了总收入的37%，他们总共接近15000人，平均年收入为2380万美元。再看另一个例子：2009年，美国最富有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为10亿美元，超过他们在2007年（上一个有此项纪录的年份）的平均年收入。

“要是你穿越到19世纪末，你看到的情况会和现在十分相像。你会说，‘看，那些家伙也是白手起家的。’”我拜访赛斯在伯克利的办公室时，他对我说，“我是这样看的，首先，一波创新浪潮让你拥有白手起家的财富，然后财富一直累积，那时你也有了财富继承人。所以，这个新时代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新富豪、白手起家的富豪是否打算将财富传承给他们的继承人？或是否打算捐献给慈善事业？捐献多少？这两个选择都有可能，但我认为未来将财富传承给继承人的选择应该很普遍，除非慈善捐赠的机制发生了彻底改变。”

2007年2月13日，距马丁舞会几乎整整110年后，美国新兴顶级富豪阶层的一名领军人物同样在纽约派克大道举办了一场划时代的盛会。这次是在“军械库”——从马丁一家和好友欢聚的大酒店向北直走不到一英里[14]的文化中心。

这次盛会是史蒂夫·施瓦茨曼60岁生日的盛大狂欢，出席的宾客没有装扮成别人，他们在晚上8点到达，而不是晚上10点半。庆典在其他许多方面都与19世纪纽约那场最负盛名的宴会不相上下。女士们珠光宝气，许多宾客来头不小，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和索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斯特林格。娱乐活动也极尽奢华，一大看点是摇滚歌手洛·史都华的半小时现场演出，据报道称，他的酬劳是100万美元。

一个世纪前，马丁的支持者们以促进经济刺激为宴会辩护，施瓦茨曼的朋友们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对整体经济是有益的，”参加施瓦茨曼晚宴的四季酒店（施瓦茨曼和皮特·彼得森经常在那儿消费）共有者朱兰·尼科利尼认为，“人们花钱买香槟、花钱买鲜花、花钱听音乐，这些都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工作机会。”

同1897年时一样，公众并不买账。有所不同的是，施瓦茨曼的晚宴举行时，经济普遍兴旺。但7个月后，全球信贷市场的寒流导致泡沫破裂。一年半内，美国遭受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施瓦茨曼没有永久地离开美国——虽然2011年，他搬到巴黎住了6个月，但他承认，要是能预见到挥霍300万美元办生日宴会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他可能会三思而后行。

[1]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美国小说家，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注

[2] 1英亩≈4047平方米，65000英亩≈2.6亿平方米。——编者注

[3] 苏族人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生活在美国西部大平原区。——编者注

[4] 阿卡狄亚指古希腊山区，在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以其居民过着田园牧歌式纯朴生活而著称。——译者注

[5] 勒德分子指1811～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译者注

[6] “创造性破坏”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提出，指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译者注

[7] 新钻十一国（Next 11），分别为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国。——编者注

[8] 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中拥有预言能力的女子，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女，阿波罗向她求爱，赋予她预言能力，后因所求不遂又下令不准人信其语言。现暗喻那些预言凶事虽准但不见信于人者。——译者注

[9] 茶党（Tea Party）是美国的一个政党，发端于1773年的波士顿，主要参与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译者注

[10]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译者注

[11] 萨伊定律（Say’s Law）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年）提出的，其认为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译者注

[12] 即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美国经济学会评选的，也是经济学界除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殊荣。——译者注

[13] “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指北美地区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10年间，它所涵盖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数不胜数，因之有人称这是“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译者注

[14] 一英里≈1609米。——编者注

我们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一个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他们的生活中全是商业交易和高尔夫聚会，他们更关心你在哪儿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不是你在哪儿长大。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独立的公爵领地和世袭土地上飞扬着主人们的旗帜，愿意接纳任何誓将生命交给自己的臣仆。每个人都因为共产主义陷入困境而忙于自我鼓励，而当可口可乐在联合国申请席位时，到底谁是赢家？我们完全茫然了。

——斯科特·图罗，《有罪辩护》

你闻所未闻的美国经济学家

亨利·乔治（1839～1897年）在世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而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大名。这位19世纪的人物仿佛是当代迈克尔·刘易斯[1]、霍华德·迪恩[2]和罗恩·保罗[3]的混合体。乔治最重要的一本书《进步和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热卖了300万本，并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匈牙利语、希伯来文和中文。乔治在世时，也许算得上是第三著名的美国人——仅次于托马斯·爱迪生和马克·吐温。他也被当时的国外杰出人士所景仰，如列夫·托尔斯泰、孙中山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4]。爱因斯坦曾写道，“很不幸，像亨利·乔治这样的人太罕见了。他集敏锐才智、艺术形式和对公正的炽爱于一身，如此美妙的结合无人能出其右。”萧伯纳曾听过乔治的演讲，他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看作是乔治思想的延续。

1886年，自由女神像在美国纽约落成，那一年，乔治在纽约市市长竞选中名列第二，根据官方统计，他拿到了68110张选票，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桀骜不驯的年轻贵族西奥多·罗斯福。乔治的支持者声称，要不是坦慕尼协会[5]操纵选票——该协会的艾布拉姆·休伊特赢得了竞选——乔治本会当选市长。即便乔治屈居第二，许多人仍认为他引领了美国政治的进步时代（1880～192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投票日称为“划时代的一天”，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劳工领袖预测投票结果将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被奴役苦工的战斗口号”。乔治出乎意料地成功创建了一个工人阶级选举联盟，这不仅激励了进步政治人士（包括当年28岁的罗斯福），而且有助于让商业精英相信向工人阶级妥协才是精明之举。竞选成功的坦慕尼协会成员休伊特是百万富豪彼得·库珀的女婿，他自己承认“那68000多人郑重地表示他们有冤在身，一定要平反昭雪”。1897年，乔治再次参加纽约市市长竞选，可惜在竞选日四天前不幸逝世。葬礼达到了政治领袖的级别，他的灵柩静静地躺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供公众瞻仰，十万多人前来吊唁。这是纽约市自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以来，哀悼人数最多的一次。《纽约时报》引用了一名乔治支持者的话：“乔治和林肯一样死得光荣。”

乔治走上公众舞台的个人历程充分体现了19世纪美国人的艰辛、冒险的生活。1839年，乔治在费城出生，在家里的十个孩子中排行老二。14岁那年，他离开学校，在“印度号”船上当了一名水手，这艘全帆装船的注册吨数为586吨，船上有20名船员和累计50万英尺[6]长的木材货物。这艘船驶往印度时，乔治不像许多同辈人那样着迷于当地的奇风异俗，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船驶往澳大利亚，乔治在那里发现了无记名投票制度，并最终将这一制度引进美国。乔治回国后，先在印刷厂当学徒，挣够钱后坐上“舒布里克号”，绕过合恩角驶向美国西海岸，前往淘金狂热之地旧金山。但乔治没有淘到金子，他开始自食其力，依靠排字、写社论以及检查煤气表（他做过的最轻松的活）维持生计，很快他就有了一个6口之家。这个家庭的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乔治的第二个儿子长大后成了纽约州国会议员，他这样描述二儿子出生当天的情景，“我在街上拦住一个陌生人——我告诉他，我需要5美元。他问我用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我的妻子生孩子了，我没有东西给她吃。他把钱给了我。要是他不给钱，我想我可能万念俱灰，甚至把这人给杀了。”

虽然乔治早年流落四方，靠打零工生存，最终他发挥了聪明才智，成为专注于一个问题的思想家，即成为以赛亚·伯林[7]所指的“刺猬”[8]。对于乔治而言，这是“镀金时代”令人困惑的重要悖论——进步和贫穷共存的难解之谜，因此他将“进步和贫穷”作为畅销书的标题。

正如乔治在1886年市长竞选时说的那样，两大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城市里会有如此严重的贫困”，以及“我们打算怎么做”。

那时，工业革命正登峰造极，大批人移居驻扎美国大西部，像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乔治对不证自明的时代进步感到激动不已。“19世纪是财富的创造力发生惊人增长的一个世纪，”他在《进步和贫穷》的开头写道，“蒸汽和电的使用、工艺流程改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引进、更细的分工、更大规模的生产、外币兑换带来的奇妙便利，这些都使劳动力的效率成倍增长。”乔治继续罗列那个时代的一些惊人变化：“蒸汽船取代了帆船，铁路取代了马车，收割器取代了镰刀，脱粒机取代了连枷……现在在制鞋和制靴的大工坊里，给鞋子上底所花的劳动力比老式制鞋匠所花的更少；工厂里，在一名女工的监视下，棉花很快被织成了布料，比几百名壮实的织布工用手织机生产得更快。”

如今，这些发明所包含的“财富的创造力”不容置疑。即使在经济增长疲软时期，几十年间工资停滞不涨，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仍然比乔治时代“强盗贵族”的要高得多——前者拥有电力、供水系统、热水、汽车、飞机旅行等，而且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延长了近30年（黑人和妇女延长得更多）。但在1879年3月《进步与贫穷》发表时，美国和欧洲还饱受“长期萧条”之苦，这场持续了65个月的经济紧缩即将进入尾声。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令人困惑的现实是工业革命所没有传达出来的：“我们碰上了相互冲突的事实。文明世界的四面八方都传来种种抱怨：工业萧条、劳工非自愿失业、资本大量堆积和浪费、商人的资金压力，以及工人阶级的贫穷、痛苦和不安。”

关于工业革命的经济后果，乔治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对于工业革命是否实现了经济繁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舒适生活，”他写道，“而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太艰难了。乞丐伴随着机车一并出现，救济院和监狱同奢华的住宅、富足的仓库和宏伟的教堂一样，都是‘物质进步’的确凿标志。煤气灯照亮的街道上，身着制服的警察来回巡逻，乞丐等待着过路人。在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附近，麦考利[9]曾预言的更鄙陋的‘匈族’（Huns）和更强悍的‘汪达尔人’（Vandals）正聚在一起，大搞破坏[10]。”

乔治的分析看似简单，实则深刻：革新的果实没有被广泛分享，而是直接送给了地主。这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美国式控诉。当马克思全盘否定私有财产来回应欧洲版本的“进步和贫穷”时，乔治狂热地支持工业、自由贸易以及对政府采取的限制。他所控诉的对象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富人和那些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获利颇丰却毫无贡献的地主。

乔治大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他评论了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但没有完全否定资本主义本身。乔治没有尝试构建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他的竞选承诺是将美国从一批“强盗贵族”手中解救出来，使其回归“托马斯·杰斐逊所指的民主”。这一理想——不论体现于“茶党”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不仅赢得了工人阶级选民及其领袖（如塞缪尔·龚帕斯）的支持，而且引起了许多小企业主的共鸣。美国共和党演说家、律师、学者罗伯特·英格索尔大力支持乔治，他还竭力说服其他共和党人支持乔治，从而“表明他们绝不认同银行家、大公司和百万富豪”。

实干的富豪

乔治的广受欢迎体现出人们认可对食利者的批评——他表达了一种对非裙带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屈服于这样一个现实：如今的超级精英比“强盗贵族”更难以对付。当然，裙带阶层仍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可是，当今顶级富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同19世纪的“前辈”相比大多是实干的富豪。即便是当今寻租的富豪也靠实干赚钱——卡洛斯·斯利姆及众多俄罗斯寡头靠他们亲手获取的租金，而不是靠祖父辈夺取的家产致富。

我们痴迷于超级精英的奢华生活：对冲基金经理肯尼斯·格里芬拥有一架宽敞的私人飞机，内部配备了儿童房；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拥有一艘414英尺长的“章鱼号”游艇，能容纳两架直升机、一艘潜水艇和一个游泳池。虽然这样的奢华看似有点儿熟悉，甚至有点儿老套了，但如今的顶级富豪在其他方面的确呈现出新的景象。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道，他那个时代的富人是“生来富有的”，他们知道怎样“占有祖父辈的财产，坐享其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半个世纪前就描述过他们：“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般总会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们的开销如何、闹出怎样的麻烦，他们都能分配到数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不工作、不冒险、不省俭，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

而如今的许多超级精英已不是这么回事了。“从祖父辈得益的富豪现在的收益不全来自祖产，”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告诉我，“如今，许多收益属于创新者。富有的比尔·盖茨比贝德福德公爵更能说明什么是精英统治。”热衷于经济数据统计的先驱学者赛斯虽然深深担忧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他仍赞同现在这群顶级富豪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实干”。赛斯发现，1916年，美国前1%的富豪群体的收入中仅有1/5来自有偿工作，而2004年，这一比例增长了两倍，达到60%。“20世纪，高管层（‘实干的富豪’）最终取代了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并占据了收入等级的至高处。”赛斯和皮克提在他们相关的重要论文中陈述道。

莱斯大学的迈克尔·林赛教授正从事一项名为“铂金研究”的多年研究，该计划旨在研究美国公司老板的背景和行为。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采访了500多名美国领导者，得出了与赛斯完全相同的结论。2010年秋，林赛在哥伦比亚大学有关精英的会议上发言称，当今大多数美国商界、非营利机构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并没有继承大笔财富，也没有显赫的背景。

2011年10月，一项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了相同的情况，这项研究由无党派的政府研究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持。研究表明，富人已从靠资本获取收入（睡大觉，挣大钱）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今的超级精英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身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向薪酬的转变已相当显著。随着富人拉大同其他人的差距，前1%富豪群体也越来越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如此描述这一转变：

除资本利得（capital gains）外的资本收入（指利息、红利和租金）已普遍成为高收入家庭逐渐减少的收入来源。除资本利得外的资本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的市场收入的比重从1979年的42%跌至2002年的21%……高收入家庭收入构成的变化反映了更长远的趋势。在整个20世纪，对于高收入的纳税人而言，资本收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2007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中劳动所得的部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高，获得高薪酬的工人已经在收入分配的至高处取代了依靠财产和证券获得收入的那些人。

财富金字塔尖的情况也一样。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的三名经济学家在分析了2005年的数据后发现，即便在前0.01%真正的顶级富豪（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中，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

从当今顶级富豪的生活经历中，你能看到这种变化。例如，皮特·彼得森的父亲是希腊移民，他17岁时来到美国闯荡，最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小餐馆；黑石集团的另一名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其父亲是一名费城零售商人。高盛元老、对冲基金亿万富豪莱昂·库珀曼是直言不讳的白宫政策批评者。2011年秋，他在一封广为传阅的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提到了他卑微的背景：“虽然我通过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我的出身绝对称不上显赫。我的父母从波兰移民到这里，父亲就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区[11]当一名水管工。我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这得益于优秀的公立教育体系（先后就读于P.S.75初中、莫里斯高中和亨特学院，这些学校都在布朗克斯区）以及我父母的长期督促。”

《福布斯》2012年亿万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属于“白手起家”类。的确，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决条件，有一个富裕的任专职的父亲也帮了大忙——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美国人笃信霍雷肖·阿尔杰[12]所创作的故事，而我们也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看到这一事实。一些社会仍保持着最传统的阶层划分，全球富豪的涌现使得这些社会的底层人民有机会爬上金字塔顶端。例如，有钱有势的达利特人虽然很少，但数量在不断增加。达利特人曾被认为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在印度的一些农村地区，达利特人仍然禁止从村庄的井里打水喝，达利特小孩只能待在学校教室的特定角落里与别人隔离开来，以防他们心灵上的瑕疵玷污了更高阶层的同班同学。可是，现在印度出现了众多的达利特百万富豪。阿肖克·哈德就是其中一位，他拥有一家建造和整修海上钻油平台的公司，最近《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他的故事。正如一位达利特商人对记者所说，“我们正在用资本主义抗击种姓制度。”

白手起家是当今全球顶级富豪自我写照的重要一面，也是他们享有奢华、地位和影响力的正当理由。偷偷打探顶级富豪之间对话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他们的装帧精美、专属限量杂志。例如，一本有着直白名称的《奢华》杂志自称为“全球奢侈品的专业指南”，在欧洲许多高档旅馆的房间里你都能看到这本杂志。最近一期杂志刊登了劳斯莱斯首席执行官托斯顿·穆勒的专访。他这样对消费者说：“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重要的变化。如今，劳斯莱斯的消费群变得年轻多了。我们最年轻的客户是一位28岁的印度企业家。我们发现，许多客户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致富的，作为回报，他们奖励自己一台劳斯莱斯。”

事实上，如果你试图定义超级精英阶层中的典型人物，那么他不是简·奥斯汀笔下拥有华丽的“彭伯利”大庄园的达西先生。作为典型的“他”——仍几乎全都是男性——应该是中层或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一位闯劲十足、教育程度较高、善于计算的人，并且年纪轻轻时就掘到了第一桶金。

技术极客的崛起

技术极客[13]的崛起在硅谷极为耀眼，硅谷既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一个经济引擎。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在首创技术外包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技术极客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在中国，他们化身为工程师，在许多重要岗位担任领导工作。俄罗斯寡头成为了裙带资本主义教科书式的样本，在成为天然资源巨头之前，原先的七大寡头中有六位获得过数学、物理或金融学位。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中学时研习工程学，大学本科时教授别人代数和线性规划，他将自己能够获得大量财富归功于自己出众的数学能力。史蒂夫·施瓦茨曼也告诉我，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总能从收集的大量数据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模型”。

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将“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作为标题和理念框架，该书探讨了新技术与教育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影响收入分布的。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前0.1%的富豪集团在一些城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包括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繁华城市，还有孟买、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大都市。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层父母都觉察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些荒谬的言行甚至由此而生。例如，花旗集团的技术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打算为他的两岁双胞胎申请曼哈顿最热门的幼儿园“92街Y”，为了换取老板桑迪·威尔的支持，他竟为那些他认为表现疲软的公司给出了积极推荐的评价。

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扭曲的行为草草解释为暴发户的不节制或以孩子为中心的狂热文化引发的过度焦虑。但是事实更加令人不安。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谈到，根据他的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想想这些数字，”奎金写道，“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如此激烈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学费一直稳定上涨，比一代人以前贵得多，家长和学生还是认为进入一所‘正确的’的大学是胜负攸关的人生大事。”

想要明白进入一所精英大学有多难、学生为此需要花多少精力，以及出生富贵的最大特权是能接受昂贵的教育而非继承一大笔信托基金，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录取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拉里·萨默斯担任哈佛校长时，喜欢顺道走访录取委员会，参加他们的录取审议会。

一件特别让人为难的事情让萨默斯印象深刻。他解释道：“你知道，哈佛有许许多多实力强大的申请者。有这样一个小孩，他来自大城市的优秀私立学校，他的成绩很好（虽然不是顶级出众，但成绩真是非常优秀），他的考分非常高（但不是名列前茅）。他一看就是适合进哈佛的小孩，但是像他那样的孩子有7000名，而我们只有2000个名额。其实，那个小孩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会说中文，自从他读九年级起就在放学后和他的中文家教一起学习。他非常认真，全身心投入中文学习，最后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会说流利中文的小孩不是很多，而且学习中文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而是自主选择的一个课外活动。但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件事呢？一种反应是，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给这个小孩加了不少分。我认为，总的来说，这种反应在这一特例中可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美国或加拿大，有多少家庭能有足够的钱为他们的孩子请一个中文家教，每周三天坚持四年教孩子中文？你觉得呢？我们是在鼓励保留特权，还是在认可孩子的长处？”

进入“正确的”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如今已到了可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年龄，他们对毕业生的忠告都很类似。史蒂夫·乔布斯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令人难忘，他告诫道，“要勇敢地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要热爱你的工作”，“不要故步自封”。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她第三次毕业典礼致辞时激励毕业生听取她的“人生停车位理论”：“不要因为你认为找不到更近的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10个街区的地方。你应该直奔目的地。大不了绕回你本想停的车位。”可是，赢家通吃的经济不会体谅那些花太久时间找到自己“车位”的人。《广告时代》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今生想要挤入1%的富人行列，在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

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马歇尔是在1890年得出上述结论的，他通过实地考察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120多年后，在另一块大陆，你能从互联网变革的领导者口中听到极为相似的评价。2011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团购网站Groupon（高朋网）还有5个月就将迎来这家新创公司的IPO——7亿美元。“许多职业作家来申请工作，”编辑招聘主管基斯·格里菲思当时对记者说，“他们来自《滚石》杂志和《华尔街日报》，但要他们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做事实在是太困难了。教他们洗掉以前的经验比教他们新事物更难。”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

相比之下，趁早取得巨大成功能有效抵御经济变化莫测的风险。当今的许多顶级富豪跌跌撞撞一二十年才走上事业的正途，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随时准备把握更大的机会。

超级精英中的技术极客从年轻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众所周知，美国许多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是在大学宿舍孵化出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创始地点也在宿舍。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投资家比尔·阿克曼的投资目标包括美国知名零售商“杰西潘尼”和“塔吉特”百货公司。阿克曼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后，和一位同班同学共同创立了他的首个对冲基金。芝加哥“城堡”基金的创始人、亿万富豪肯·格里芬曾在大学宿舍里开始债券交易。

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许多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卡洛斯·斯利姆12岁时就买了第一支股票，中学期间开始一本正经地赚钱。斯利姆是“股市男孩帮”中的一员，这个组织由一群有进取心的年轻男孩组成，他们在墨西哥股市交易股票，闭市后就聚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许多俄罗斯寡头在学生时代就进军商业，充分利用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探性改革的有利条件——当时从清洗窗户到计算机编程等众多行业都开放式运作。

于是，超级精英的圈子就此形成。许多成员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另一个体现这种转变的现象是，青年精英会服用违禁药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顿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药的巨大好处在于，你可以连续学习24小时，不会开小差，也不需要睡觉。

资本孤儿

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无休止的工作步伐还在继续。超级精英成员的标志之一是“飞行时差综合征”。小说家斯科特·特罗将超级精英阶层称为“飞行阶层”，“一周有四个晚上都要离开家”是这些“资本孤儿”地位的象征。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近为庆祝女儿从大学顺利毕业，他和女儿一起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对朋友说，两周的短途旅行是他和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们赚了很多钱，但工作非常艰辛，父亲几乎见不到孩子。”霍莉·彼得森如此评价上东区的金融家。他们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或是家庭传统，而是最近一笔生意的要求或市场情绪。当马克·扎克伯格回绝了尤里·米尔纳的初次生意邀约后，这位身家千万美元的俄罗斯投资家第二天出现在“互联网神奇男孩”扎克伯格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图的办公室里，往返飞行距离长达12000英里。2010年11月，某顶尖私募股权公司的法定继承人、现任二把手告诉我，他即将踏上类似的旅途。某个周三晚上，我们在麦迪逊公园附近喝酒。他告诉我，他要飞往首尔，需要在晚上8点前动身。他计划参加一个90分钟的会议，需要往返飞行14000英里。仅仅在48小时前的周一，他认定的合作伙伴邀请他前往韩国。他告诉我，“这是对彼此承诺的一次考验。”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时，纽约交易员将他们的起床闹钟设定为凌晨两点半——正是法兰克福开市铃声摇响之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投资者甚至彻夜不眠。

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摧毁“自我”的机器

超级精英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高层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在过去10年里，《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从9.5年下降至3.5年。在“食物链”的底端，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研究华尔街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金融家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即使你自己开公司也无法完全躲避市场的不确定性。2011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召开的关于投资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乔治·索罗斯对与会的学术人士说，“市场是摧毁‘自我’的机器。”大众文化教我们将华尔街的大佬想象成趾高气扬的宇宙统治者，但这只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长期殚精竭虑的一群人，总是担心最近一笔千万美元的交易是一个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的错误决定。“完全世俗”的索罗斯在同他的团队讨论投资失误时，将这种失误称为“罪恶”。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巴蒂斯塔还谈到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巴西，富豪阶层正进行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在最富的前10%巴西人中有70%是在最近10年里发的财。瞧，这里正产生巨大的社会运动。”巴蒂斯塔是暴发户之一，他对我说，保守派一点儿也不喜欢他这类人。“你不得不接受批评——这是巴西民主体制的一部分。”他说道，表情既有点得意，又略带惆怅。

这些并不意味着你要可怜超级精英。著名的关于英国公务员的“怀特霍尔研究”证实了人们数百年来的想法：权力有益于健康。这项自1967年启动的英国研究发现，人们在官僚体系中的职位越高，寿命越长。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当今的超级精英。他们也许焦虑不安、过度劳累，但是，成为一名交易员或首席执行官，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并稳拿“金色降落伞”[14]，还能享有私人飞机、家仆和医疗保险，比起那些每周同样工作60个小时却拿着最低工资的清洁工而言，精英们的生活要舒适得多。若要理解超级精英的精神状态，就应该把上述现实以及他们的自我认知作为出发点。

世俗圣人

金钱回报当然能为这些精英的长时间工作正名，但是超级精英舒服地浸浴在一种乐意将自己视作当代英雄的文化中——至少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是如此。他们的品德无须体现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任一传统价值观上——统领圣像间壁[15]的史蒂夫·乔布斯是位狂妄自大的怪杰，他经常苛求并且鄙视那些鼓起勇气给他发电子邮件的员工、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和普通人。但我们的确需要他们在商界取得成功，因为他们在众人之上——乔布斯故事的一大亮点就是他荣归苹果公司，在当初轰走他的平庸之辈面前闪亮登场。

最重要的是，顶级富豪以及大众文化中的唱和者笃信他们的使命并不完全自私自利。卡内基声称，像他这样的资本主义忠实拥护者和他们的竞争法则，“对于人类的未来进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重要的”。今天，没有人会这么说，但我们的资本赢家的确喜欢用一些惹人注目的道德词汇形容他们的工作。谷歌公司的口号是“不要作恶”，谷歌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在最近的一次公司会议上认真地说，谷歌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挽救生命。例如，人们可以借助搜索引擎键入他们的症状，便立即得知他们正突发心脏病，于是能较快地获得帮助，挽救生命。佩奇认为，他钟爱的项目之一——“自动驾驶”最终将比任何政治、社会和人道主义拯救更多的生命。“在科技界，你的抱负和雄心不可能不指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目的，”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我认为这和‘硅谷’的形成方式以及大学文化大有关系。这是一种主张人人平等的文化、一种自由的文化。人们经常对此感到惊讶……我常常试图向大家解释，来谷歌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改变世界。我真心相信这一点。”

用解放神学[16]来看待资本主义也会使人相信顶级富豪是为集体利益而战的英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断言，自由市场相当于自由的人。对这一观点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出现在2010年10月莫斯科的一场公开讲座上，硅谷风险投资行业的联合创始人皮彻·约翰逊对商学院学生谈论资本主义和创新时，十分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约翰逊已步入耄耋，和蔼可亲，他有一头浓密的白发，戴着眼镜。他经常陪惠普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一起钓鱼。约翰逊参与过俄罗斯的一个商业计划。自1990年起，他曾前往俄罗斯20次（他驾驶着私人飞机进入当时仍属于苏联的领空时，觉得尤为刺激）。约翰逊说，资本主义不仅仅在于为自己创造财富，更在于解放你的国家。“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践行经济自由，这将使你的国家获得更大的政治自由，”约翰逊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把你称为现代革命家。”

谁把夏天卖了？

作为英国保守党的内部刊物，《观察家》杂志是文学和政治沃土的产物。众所周知，该刊物的不少作家乐于在伦敦举办最闪亮的派对，并时不时传一些婚外狂欢作乐的政治丑闻。这个刊物的发行量并不起眼，只有不到65000份，但不要被这个数字欺骗，《观察家》的三个编辑曾在保守党首相的内阁任职，其中鲍里斯·约翰逊是现任伦敦市长。1984年，《观察家》杜撰了“年轻老古董”[17]一词，光荣地延续了其高雅的风格。《观察家》的狂热爱好者给杂志起了个昵称《小小观察家》，你在这本刊物里能读到怎样狩猎狐狸，而有关流行明星的花边消息只有只言片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视《观察家》对英国精英文化的点评。在2011年6月刊的封面故事里，《观察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现象。“谁把夏天卖了？”文章标题问道。副标题揭示了有关答案的线索：“典型的英式社交季成了国际精英的财产”。

作者认为，英式文化生活中古老的文体活动，如阿斯科特或埃普索姆赛马会、椭圆或君主球场的板球赛，以及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或格林德波恩歌剧院——曾一度专属于《观察家》社团——的歌剧，现已由全球超级精英接管。“对超级富豪而言，世界不再分成一个个国家，而是分成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他们像燕子一样在夏天飞到英国的北边避暑，他们偏爱那里的富裕地区。”文章作者哈里·芒特写道。芒特恰好是英国贵族后代、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的表弟，毕业于英国最高贵的私立学校之一——威斯敏斯特大学，也是饱受争议的私人社团布灵顿俱乐部的前成员。芒特接着写道，“英国现陷入了温布尔登网球经济——我们提供极具魅力的场馆，外国人跑到英国，在中心球场[18]享受运动乐趣。悖论在于经济衰退加速了英国的全球化。英国人遭受了重击：50万人失业，富人被50便士税制[19]和银行业奖金税痛苦折磨，有的索性逃往海外。而全球化的精英将财富离岸存放，几乎毫发无损——他们的资产实现了多样化，将财富和崛起的东方紧紧绑在一起。”

芒特记录下了他所属的全球超级精英阶层接手英国传统活动的历史性时刻。他在英国贵族精英的竞赛场上观察到的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顶级富豪正形成一个跨国社团，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和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定居在纽约还是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埃里克·施密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办公室里对我说，“杂志刊登一些人人向往的目的地时一定会有个排名，不是吗？我来告诉你排行榜上都有些什么。有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TED（技术、娱乐、设计的首字母大写）大会、富翁特迪·福斯特曼的会议；还有联合国纪念周、时装周；在伦敦，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是温布尔登网球周。”

“以前，这些都是本地活动，现在都成了全球活动。”施密特解释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活动时觉得十分有意思，但其实没那么有劲，因为照片总比现实要好得多。但我自认为是个世界公民，无论如何也得去到那些地方……关键是，人们总是想待在聪明人和有趣的人所待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出现在那里。全球化的航空旅行实现了人们的愿望，所以，你描述的那些人经常旅行。他们也有好几个家，不是吗？如果你在伦敦有个家，那么旅途的艰辛也没那么糟糕了。顺便说一下，我还没富到这种程度。”

没有人比那些未来的银行家更孜孜不倦地研究超级精英了。同竞争对手一样，每年瑞信集团会发布一份《全球财富报告》，这是一份全球财富的通讯录、体检报告和真爱告白书。瑞信集团在2011年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崛起的中产阶层深深扎根于各国，并以国别为界限，这与顶级富豪“全球一国”和全球化的特点截然不同：

财富金字塔的底部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而高净值人士（具有100万～5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和超高净值人士（具有至少5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趋相似。即便是零散分布在其他地区的高净值人士也会参与同样的世界市场、购买高收益的消费产品。他们的财富组合也极为相似，主要为金融资产，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的持有股权。

超高净值人士自己也叙述了相同的经历。“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一个在非洲经营大型银行而后跑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与我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与邻居之间的要多，我与他之间的共同点也比我与自己邻居之间的要多。”哈钦斯解释道，他踏入的圈子由“利益”划分，而不是由“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

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首席财务官阿迪亚·米塔尔的父亲是亿万富豪，也是该集团的创始人。米塔尔不在英国出生，却是接手《观察家》所指的英国传统活动的顶级富豪之一。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接受教育，持有印度护照，如今在伦敦生活。

“我想，如今因为全球化，这些城市变得那么相似，真是有点儿感伤，”米塔尔在曼哈顿边喝咖啡边对我说，“我指的是身份的差别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对于一名全球商人来说，不论在伦敦、纽约或像新加坡之类的地方，你几乎都可以实现相同的目标。你可以广纳人才，可以找到银行家和律师，可以上好饭店，可以住好宾馆。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你都能找到业务经营的要素。所以，你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生活，从伦敦移居纽约，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我希望各国不要丢掉太多的个性。”

“越来越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会议在新兴市场召开，尤其是在中国。”麦肯锡总裁多米尼克·巴顿在曼哈顿中城吃早饭时对我说。巴顿是加拿大人，生活在伦敦，而他的秘书在新加坡。那天吃完早饭，他要去会见史蒂夫·施瓦茨曼。“最近一次见到史蒂夫是在中国，”巴顿回忆道，那年秋天，黑石集团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合伙人会议。巴顿自己过几天要去智利，然后前往巴西圣保罗，麦肯锡要在那里召开董事会。施瓦茨曼则计划将主要居所迁至巴黎并住上半年（当然，他在法国南部已经拥有了一幢房子），以便更好地把握他认为重要的欧亚投资机会。

施瓦茨曼的大半时间都在全球出差。他（作为联合创始人）所创立的黑石集团在全球的许多城市都有办公室，如上海、孟买、伦敦、巴黎和杜塞尔多夫。公司在美国境外既投入资金，也募集资金。

“精英群体中每个人的经历几乎相同，他们都与当地环境和当地政府有些格格不入。这群人正崭露头角。”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你所描述的那些人首先将自己视作全球公民。这是比较新的现象。虽然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长大的地方，热爱自己的母亲等等，但是他们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当世界发生了什么坏事，他们要为之操心的。”

“这是新的潮流、新的趋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辉耀主任对我说，“我们经历了贸易全球化，我们经历了资本全球化，现在，我们正经历人才全球化。”

“再也没有‘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增益’的概念了，”王博士说，“只有全球人才流动一说。”

王博士回忆道，30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北美留学时，每天只有一趟航班飞往中国。而现在，“一天至少也有三四十次航班”。

移居海外不再是从固定起点到固定终点的单程旅行。王博士将在旧金山（或温哥华）和北京（或上海）之间往返飞行的许多中国人比作“海鸥”。王辉耀自己也是一只“海鸥”：他在华盛顿特区时，我只能与他电话交流，他当时正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访问学习，他的研究院位于北京，而他在温哥华仍拥有一间曾经住过的公寓。

类似地，一位美国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的妻子给我讲了一个短小真切的趣事：她的丈夫对达沃斯熟门熟路，而对出生地曼哈顿的街道却没那么熟悉。她解释道，他在曼哈顿时，配有专职司机的专车呼之即来，去哪儿都很方便；而在那个瑞士小村庄，地方实在太小，不便驾驶豪华轿车，他在那儿只能靠步行了。一位国际媒体总裁在过去的365天里有120个晚上在外公出，他说：“我们对空姐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老婆的。”一位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生、上学的投资银行家事业刚起步时，曾担任伦敦和纽约众多跨国公司的投资顾问，如今他在为一位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服务。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最近从伦敦移居香港，这比从纽约的一个区搬到另一区还要容易。

超级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学校里就开始了。要通往顶级富豪圈并不需要专属护照，但确实有个途径，那就是母校——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世界顶尖商学院（大多是美国的大学，不过当然有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正如本章引语中图罗所言，在这个世界，你在哪儿获得MBA比你是哪国人更重要。许多顶级富豪都在他们的祖国接受教育——记住，这是一个基本靠白手起家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子女几乎全在这些全球顶尖学校上学。许多富豪都让孩子趁早起步，把他们送进寄宿制学校，尤其是那些高贵的英国学校。在父母开放日那天，俄罗斯寡头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那些学校的操场上，这已见怪不怪了。中国顶级富豪每年开支的1/5是用于小孩的教育，这些家长是满腔热情的全球化推动者。《胡润报告》发布者、中国超级精英文化的首要记录者鲁珀特·胡润表示，“当今，每5个中国企业家中有4个会考虑送小孩到国外念书。”中国亿万富豪更喜欢送孩子去国外读中学，英国的私立寄宿中学是热门之选。中国的百万富豪则把孩子送到国外的大学，以便孩子融入顶级富豪经济（plutonomy），美国常春藤盟校则汇聚了最多的精英。在达沃斯的饭桌上，我听见一位欧洲千万富豪对另一位东欧亿万富豪说，英国私立中学的好处是“除了能学习语言，还能交到合适的国际好友”。（在同一位国际择校顾问的帮助下，他们的小孩都进了英国私立中学。）

全球富豪的人名开始出现在这些国际精英学院的校名上。如今，牛津大学成建了两个学院。一个是将与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相比肩的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这所学院由出生于苏联的金属和石油巨头莱恩·布拉瓦尼克捐资7500万英镑建成。布拉瓦尼克出生于苏联敖德萨市，在哈佛大学获得MBA，目前在纽约和伦敦生活。牛津大学成立的另一所学院是赛德商学院，是由出生于叙利亚的瓦菲克·赛德捐资2000万英镑建成。赛德在沙特阿拉伯发财致富，在巴黎以及税收宽松的摩纳哥长期居住。

世界公民

如同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区别，顶级富豪经济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各个族群的风俗习惯差别鲜明，个人也能自我决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一些顶级富豪来自政府力量较强或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如俄罗斯或者中东国家，他们倾向于最彻底的全球化。对于一些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顶级富豪而言，即便他们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也能建立起强大的社交网络。另一些国家为在全球四处奔忙的顶级富豪提供了坚实的避风港，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例如，瑞典和摩纳哥，它们世世代代致力于此。最近，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队伍。迪拜是新生的强有力竞争者，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英语是超级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这意味着拥有优雅建筑和对外国人有优惠税收政策的英国也是个广受欢迎的目的地：价值250万英镑以上的伦敦房产中有60%归外国人所有。

相比之下，美国的商业精英较晚加入这个跨国社团。例如，在一项对英国和美国首席执行官的研究中，高管猎头伊丽莎白·马克斯发现，将近1/3的英国首席执行官来自国外，而美国首席执行官中仅有10%来自国外。相似的，超过3/4的英国人在国外工作过至少两年，而该比例在美国人中仅为1/3。

虽然起步较晚，但美国商业正紧追不舍。如今，在海外工作过的美国高管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美国公司的外籍和出生于国外的美籍首席执行官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较少，但在不断增长。这一转变在华尔街尤为明显。2006年，华尔街八大主要银行均由美国出生的首席执行官执掌；而现在，只有五家银行在金融危机过后幸存，其中两家——花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出生于国外。

事实上，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最近告诉我，他的继任者最好来自新兴市场，因为通用电气的未来在那里——更普遍地说，美国商业的未来也在那里。

在伊梅尔特看来，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经济统治时代的终结。“1982年，我来到通用电气，”伊梅尔特先生对我说，“直到2007年泡沫破裂的25年间，美国消费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世界经济推动者。”但是未来将会截然不同，在下一个25年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加入中产阶层的数十亿亚洲人，还有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它们用高油价获得的新财富一展身手。这就是未来。”

“我认为，对美国而言增加出口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样还能减少失业人数，”伊梅尔特对我说，“这是美国唯一的出路，因为大多数消费者在国外。”

伊梅尔特举了一个反例作为警示，即日本那些内向型的公司。“瞧，我刚来通用电气工作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杰克·韦尔奇把我们送去日本学习，因为那时日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他说，“我们在那里了解到很多日本的情况。在后来的30年里，日本公司纷纷落后，因为它们没有跟上全球化的脚步。他们不用走出去，也不用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做生意。而通用电气不是这样的，其他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不是这样的。”

在2010年阿斯彭理念节上，硅谷绿色技术公司“应用材料”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斯普林特坦承，如果从头再来，他会将公司的美国员工控制在20%。“今年，我们接近90%的销售额将来自国外市场”，他解释道，“消费者对我们的吸引力十分巨大，他们大多数在亚洲，我们必须接近他们。”参加同一会议的好事达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威尔逊也感同身受，他说：“我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招到员工。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个问题，但对于美国商业而言，这不一定是个问题……美国企业应该会逐渐适应。”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是位成功抵抗通货膨胀的传奇人物。2012年，在曼哈顿的一次金融界高管晚宴上，沃尔克对我说，他对那些“所谓的美国公司”的全球化前景感到深深的震撼：“实际上，这些公司已不再将自己视为美国公司，”他说，“它们是全球公司。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合理对待它们，它们会将总部迁至国外。这些公司更可能为它们的海外分支配备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它们会派外国人去管理其美国运营机构。”

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是全球“游牧部落”的典型一员。在当今这个全球时代，他慢慢爬到了美国商业阶梯的最高端。埃尔-埃利安的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童年时他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在巴黎、开罗、纽约和伦敦间奔波。而后，他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如今在德国大型联合企业安联保险集团旗下一家位于美国的公司工作。

虽然埃尔-埃利安生活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部所在的加州纽波特比奇，但他讲不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我有三本护照，”埃尔-埃利安最近来纽约时对我说，“我不属于某一国家。我属于许多国家，属于整个世界。”他说话时，我们正步行穿越曼哈顿中城。埃尔-埃利安深情地回忆道，他小时候每天乘坐穿越市区的巴士去联合国学校上学。那天晚上，他要赶飞机去伦敦。而几天之后，他在圣彼得堡有约。

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感到，如果美国企业不积极地进行国际化，就会面临落后的危险。虽然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触角已经伸向全球，但其总部仍在美国。而超级精英主导的商品和资本浪潮比以往更频繁地绕过美国。以投资银行“复兴资本”的联合创始人、52岁的新西兰人斯蒂芬·詹宁斯为例。“复兴资本”的总部在莫斯科，詹宁斯在那儿长期居住（他在英国牛津郡和新西兰均有农场，他的孩子在英格兰上学），他采取的商业策略包括将公司定位于捕捉新兴市场间的投资流，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而纽约与他的目标渐行渐远。2009年，在新西兰惠灵顿的一场演讲中，他讲到了对这一“后单极”（post-unipolar）商业现实的看法：“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在印度，最大的铝业集团在俄罗斯……在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

在詹宁斯所在的莫斯科高科技办公大楼里，另一名租户最近达成的一笔生意，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新兴市场内的交易。2010年春，俄罗斯最大的投资公司数字天空技术投资集团（DST）与南非传媒公司纳斯帕斯集团（Naspers）以及中国科技公司“腾讯”结成合作伙伴。这三家公司的发展都十分迅猛且具有全球视野——同年秋天，“数字天空”通过资产分配形成的一家名为Mail.ru的分公司上市，并迅速成为欧洲最具价值的互联网公司，市值高达57.1亿美元——但它们完全没有重点关注美国市场。在新兴市场内部经济的另一个相似案例中，印度电信巨头巴帝集团收购了科威特扎因电信公司的大部分非洲资产。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科技公司高管（他自己也是在欧洲和亚洲生活、工作的全球游民）向我解释道，像巴帝电信这样的公司具有引爆非洲市场的巨大竞争优势：“它们能够以比我们公司低得多的成本提供手机。在非洲这样的地方，西方公司怎么可能比得过它们呢？”

有思想的贵族

正如铁路创造了新的城市，私人飞机以及像NetJets公司推出的私人飞机分时使用权促进了超级精英的全球化——当环球旅行像中产阶层乘坐小汽车那样容易时，在世界各地购置住宅和洽谈生意将更为便捷。新科技也助了一臂之力——即时移动通讯使环球旅居成为可能。此外，在过去的20年里，政治变革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门。

然而，最重要的转变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预言的。该书写于1776年，工业革命刚开始不久。斯密预言，当财富从地产转变为股份时，它们的流动性变强了：“土地的所有者一定是这块地产所在的某个国家的公民。但股东实际上是世界的公民，不一定属于某个国家。”

斯密发现，制造业公司以及各类股票的股东将最终取代土地成为经济的引擎。科技革命已经为经济活动创造了一个崭新、强大、几近无形的空间，急剧地推进了上述取代趋势。斯密预计，一个由经济利益驱动他们进行全球化思考的精英阶层最终将形成：“他（股东）在原先的国家要接受令人恼火的质询，缴纳负担较重的税收，他往往会放弃待在这个国家。而将他的股票转移至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他能更舒适地从事生意，享受财富。”虽然资本和资本家实行了全球化，但政府的运作和其他大多数中产阶层公民的生活仍然以国家为界限。弄清楚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联系是全球超级精英崛起引发的挑战之一。

《观察家》随笔作家哈里·芒特酸溜溜地感谢全球超级精英“购买”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传统夏季节日，并为之增彩：“英国上流社会的夏季节日一改往日的喧嚣、外行和黯淡，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化和熟练的运作，这都归功于蜂拥而至的国际资金。”

但是这一“海外并购”的讽刺之处在于，即使昔日为初入社交界的少女而办的舞会、狩猎活动和帆船赛可能还没有过时，但离过时也不远了。21世纪，顶级富豪活跃在各大国际会议上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我们没有城堡和贵族头衔，要用什么表明我是精英阶层的一员呢？”安德鲁·佐利解释道，他来自“大众科技”（致力于成为高端平台的思想论坛和社会创新网络）。

最著名的会议当数每年在瑞典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每一封论坛邀请函都标志着一位壮志凌云的顶级富豪将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里没有贵族头衔，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分明的会议胸牌。这块胸牌是何等的重要，一位首次与会者谈到所有人都盯着他的胸口看，这竟让他第一次感觉仿佛自己胸前有条深深的“事业线”。相比之下，每年彼尔德伯格集团在欧洲和北美召开的会议更为排外，也更加隐秘。该集团关注的焦点更集中在地缘政治，而很少关注全球商业和慈善。每年春天在中国海南岛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彰显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对于全球顶级富豪文化的理解。比尔·克林顿致力于推动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进入定期举办的国际要会行列。一年一度的TED会议是信息技术专家的重要一站。每年1月，约西·瓦尔迪和出版商布尔达媒体集团共同在慕尼黑举办DLD（数字、生活、设计的首字母缩写）聚会。赫布·艾伦举办的太阳谷峰会专为媒体巨头而设，而阿斯彭理念节为更有政策头脑的人而设，并明显偏重美国本土。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会议都属于全球精英阶层。TED会议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对与会者说：“总体而言，我们联络了全球（至少是美国）几乎所有值得关注的人。”

一些公司认识到全球秘密集会的价值后，也开始自筹会议。谷歌的“时代精神会议”是其中之一，我主持了好几年的会议讨论。最近的一次聚会于2010年5月在格罗夫酒店举行，酒店位于英国乡村，曾经是地方属地，如今300英亩的土地已摇身变成了高尔夫球场。许多房间的天花板很高，里面的家具将古色古香和现代感融为一体（仿制的路易十四座椅即是明证——眨眼一瞧，竟是用高级塑料制成的）。“太阳马戏团”在一个大型帐篷里为500位来宾进行了私人表演。而在前一年，谷歌为庆祝成功收购YouTube视频网站，邀请众多网络红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参加庆典。

尽管“时代精神会议”十分奢华，但气氛还没达到奢靡逸乐的程度，更像是优异毕业生的一次严肃而又庄重的聚会。与会者从不会“逃课”：在会议日，会议室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都是满座的。在休息时段，草坪上挤满了用黑莓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查看信息的高管。

2010年“时代精神会议”的演讲嘉宾中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如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当然还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这类会议最强大的通行证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口中的“新新事物”——可能改变世界的洞察、算法和技术。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了会议，包括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36岁的企业家谢家华是与会的商界明星之一。2009年夏，他以十多亿美元的价格将鞋类网上零售店美捷步（Zappos）出售给亚马逊。最受欢迎的会议环节是谷歌的展示环节，将Nexus手机等一些新发明的产品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对创新和创意的极客激情在一些更私人的全球精英聚会上表露无遗。私募股权公司亿万富豪亨利·克拉维斯和经济学家妻子玛丽-约瑟·克拉维斯在他们典雅的上东区公寓里举办了许多次华贵的曼哈顿晚宴。虽然公寓里的瓷器产自法国塞夫尔，油画是18世纪前欧洲大师的作品，但餐桌上的谈话即便搬到研究生讨论会上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克拉维斯夫人不仅把她的丈夫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顶级富豪召集在一起，还请到了一些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如资深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克拉维斯夫人引导他们讨论从全球财政失衡到阿富汗战争的众多话题，她对此颇感自豪。

事实上，“思想会议”正合时髦，甚至有一对纽约人举行了一场“思想婚礼”。2011年12月，戴维·弗里德兰德和杰奎琳·施密特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婚礼，每位来宾都拿到一张姓名牌，并被要求宣布一项承诺。由另一张卡片来敦促他们“说出在未来的24小时内你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你的承诺”。不像在其他婚礼上，紧张不安的家人和朋友要为新郎新娘发表贺词并举杯狂饮，这场婚礼的主要环节是一系列TED风格的演讲，配以幻灯片演示，演讲的主题是这一对新人所关心的话题——神经科学、环境和身心一体疗法。

以思想为主题的婚礼可能太过于前卫了，尽管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为这对新人竖起了大拇指，但《纽约时报》和八卦博客Gawker都厉声批评这一举动。在这个精英时代，精英们热衷于“开箱即用”（out of the box）和“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这样的短语，他们最觊觎的地位象征不是游艇、赛马或爵士身份，而是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并通过积极管理的方式来体现发起者拥有重塑世界的伟大思想。

2010年夏天进入耄耋之年的乔治·索罗斯对于那些投身社交活动的亿万富豪而言，绝对是个先锋模范人物。索罗斯可能是“二战”后时代最成功的投资家，不过他对“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最感自豪。他投入几十亿美元资助各类事业，如毒品合法化、中欧和东欧的民间社团以及金融危机后对经济设想的反思。

在慷慨的索罗斯的鼓励和建议下，曾是美国尼克松总统内阁成员的共和党人皮特·彼得森从黑石集团的大笔横财中抽出一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减少美国赤字和福利津贴开支；同样，如今比尔·盖茨为他的基金会投入了大部分精力和才智，他致力于支持特许学校[20]（charter school）、抗击非洲疾病等事业中；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于2011年秋天，捐赠了一亿美元以改善新泽西州纽瓦克地区的公立学校；保险和房地产大亨伊莱·布罗德成为对干细胞研究和学校改革的资助者；“黑莓”手机制造商——移动研究公司（RIM）联合创始人吉姆·贝尔斯利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事务智囊团。当然，慈善家名单上远远不止这些人，难怪比尔·克林顿卸任总统后也致力于树立全球慈善“品牌”。

超级富豪们早就认识到，慈善不仅能使他们受到道德嘉奖，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甚至是不朽名声的途径。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通过建设医院、音乐厅、图书馆和大学，把自己从“强盗贵族”转变为“世俗圣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希望人们不是因炸药的发明，而是因他为社会所做的其他贡献而记住他。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富豪利用财富的方式与创造财富的方式如出一辙：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会运用财富不断试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不仅仅是将财富捐给优秀的慈善团体或是赠予现有的机构（虽然他们也会这么做）。

马修·毕晓普和迈克尔·格林为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慈善资本主义”。毕晓普和格林在他们的同名书籍中解释道，“这些新慈善家认为他们在改进慈善，使慈善能够解决当今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的新问题……他们试图将成功赚钱的秘密应用于捐赠方面。”

“新慈善家正在尝试复制商业技巧和商业思维方式，”毕晓普对我说，“他们作为商人的思考模式同捐赠方式间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你向前追溯，你会发现从中世纪开始的每个时代里，赋予商人财富的经济进程最终面临毁灭，而他们是率先应对毁灭的一群人。中世纪如此，维多利亚时代如此，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时代也是如此——只是在经济规模上有所区别。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全球问题，更加关注如何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习惯大规模经营，因此也想大规模地经营慈善事业，而且不同于以往，他们在年纪轻轻时就开始这样做了。”

要想知道参与社会活动对超级富豪有多么重要，只需看一下如今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他们也正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当苏联寡头首次冲出边境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讽刺的新贵阶层：他们购买游艇和球队，身旁簇拥着身着时装的超级名模。15年后，他们正在探索如何花钱进入思想的世界。

其中决心最大的一位是乌克兰企业家维克托·平丘克，他的商业帝国从石油管道制造到电视台几乎无所不揽。拥有42亿美元净值的平丘克不再满足于收购现代艺术作品。2009年，他启动了一个为年轻艺术家设立的全球竞赛，他设想通过这一由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运作的竞赛，将乌克兰文化引入国际文化的主流。在达沃斯论坛（社会名流切尔西·克林顿是2012年的会议主持人）的外围活动中，平丘克主持了一次午餐会。他还推出了一年一度的“思想”论坛，这一为地缘政治而设的论坛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同一幢克里米亚别墅中较低调地举行。在2010年9月的会议上，我担任了会议协调员。与会者还有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波兰总统布罗尼斯拉夫·科莫罗夫斯基，以及时任俄罗斯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的阿列克谢·库德林。极其讽刺的是，在欢庆晚宴上，主讲人比尔·克林顿谈到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经济后果。

为了获得全球超级精英行列的入场券，平丘克的努力似乎正在奏效。2010年这位寡头访美时，在华盛顿会见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在《时代》杂志编辑里克·施腾格尔的纽约新书发布会上，他与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查利·罗斯亲切交谈。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副总裁理查德·布莱勒位于上东区的一所市内宅邸[21]里，他曾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女卡罗琳·肯尼迪一同进餐。回国后，他曾在基辅那套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其特色是住宅自带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和日式花园）款待收藏大鳄埃利·布罗德。平丘克还和索罗斯联手资助过乌克兰的民间社团项目。

慈善始于家乡，但家乡在哪儿？

在顶级富豪的生活中，慈善也会带来压力，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决定具体资助哪个地方。如果你是个“全球游民”，那么你是将慈善活动放在你的出生地，还是你生活的地方（如果能确定是什么地方的话），抑或是你生意往来最频繁的地方呢？也许正确的答案不取决于你的族群或情感的归宿，而是要运用同你进行商业投资时一样的客观逻辑，试图找到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你能为那儿带来最大变化。

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曾听到两位跻身全球前0.1%富豪行列的顶级富豪在谈论以上话题。在2010年5月闷热的几天里，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个坦桑尼亚的城市里召开了一次地区峰会，因此这样的谈论十分应景。其中一位谈话者是位澳大利亚人，他居住在香港，大部分时间在东南亚和中国工作。另一位是出生于亚洲的技术专家，在硅谷赚得金盆钵满。

那位澳大利亚人对做慈善的最佳地点毫无疑问，他认为不是出生地，也不是移居入籍的城市：“我总是将焦点放在能产生最大影响以及人们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的资助目标总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缺乏教育的女孩。”而那位亚洲企业家总觉得更有义务帮助与他本人有联系的社会，所以他将目标集中于两处：为自己祖国建设学校，以及资助加利福尼亚州贫穷儿童的教育。

这是一种双重关注，既帮助国外最贫穷的人，同时又为自己家乡的底层人民做点儿事，许多顶级富豪都想达到这样的平衡。我们到肯辛顿宫的草坪上看看另一个例子。戴安娜王妃曾在这座红砖的官邸里居住，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居住于此。2010年夏，在这儿举办的最奢华的庆典是一年一度的特别拍卖会，拍卖会由对冲基金经理阿帕德·比松（他常同超级名模约会）主办，为他成立的ARK儿童慈善基金会筹款。

比松毫不讳言自己支持“慈善资本主义”。ARK是“给孩子的绝对回报”（Absolute Return for Kids）的首字母缩写，这里运用了对冲基金术语即所追求的绝对回报——经常使用激进式手段，如卖空等。这是与总体上更为保守的共同基金相对而言的，共同基金追求的是相对回报，其目的是跟上更广泛的投资组合的回报水平。比松认为ARK需要像对冲基金一样运作。他对英国的《观察家报》说，“如果我们能将企业原理应用于慈善，我们就能试图产生真正强大的影响，从而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当比松被问及选择哪里的孩子进行资助时，他的回答是全世界的孩子。比松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游民”——他出生在法国，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工作过。他有两个儿子，妻子是澳大利亚模特艾拉·麦克弗森。ARK在东欧、非洲、印度和英国都有慈善项目。上一代慈善家不太可能想到这样的地域混合，对他们而言，家乡的穷人同第三世界的穷人不属于同一类。但是对于踏遍全球的顶级富豪而言，伦敦保障房里的穷孩子与新德里贫民窟里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慈善资本主义

比松认为应该将商业技巧应用于慈善，这反映了当今全球超级精英行善的典型特点。比尔·盖茨的效率可谓登峰造极，他的基金会拥有33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并具有严格的分析作风，让全球的慈善活动、有时甚至是公共政策都随之改头换面。在顶级富豪圈，“盖茨基金会”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文化影响力。在盖茨和联合捐赠者沃伦·巴菲特的影响下，人们觉得不仅有必要捐赠自己的大量财富，而且有必要积极参与财富运作的过程。盖茨像一个福音布道者，广泛宣传他的想法：资本主义必须行善，行善者必定更拥护资本主义。他甚至将此想法命名为“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在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所当然的地点）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

马克思有句名言，即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惹人注目的是，慈善资本家的抱负不仅仅在于转变慈善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意图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这些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的基金会往往更多地资助前沿研究工作，我们在物资分发方面充当合作伙伴，但是政府的资助还是占了最大部分。”2010年4月，盖茨到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对学生说。

“以分发艾滋病药物为例，我们在博茨瓦纳做过的试验性研究表明，在非洲分发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RB）是可行的，然后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接踵而至，光是美国政府的这一资助计划每年投入资金就达50亿美元，大大超过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资助金，这还只是美国一个国家——随着资助经验的增多，会有更多机构参与进来。”

这是对世界经济中顶级富豪的金融和才智力量的衡量，他们的目标是引导整个国家。事实上，慈善资本家有时可以不经意地扭曲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对此有所抱怨。在那里，盖茨的艾滋病药物、肺结核和疟疾疫苗项目获得了大力资助并受到持续关注，而从事这些项目的回报已经吸引了大批当地医生和护士离开迫切需要他们而又平淡无奇的日常护理工作。曾在非洲工作30多年的儿科医生彼得·普尔博士警告前来调查的《洛杉矶时报》记者：“这些人做的事也可能带来危险。他们可能大肆破坏了卫生系统——而这正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试图改善的。”在非洲莱索托，一位来自西方的援助人员雷切尔·科恩也赞同这一看法：“在整个国家，人们都对ART员工（对盖茨资助的卫生人员的称呼）所获的物质激励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些员工的收入是其他卫生护理人员的两倍多。

慈善资本家对全球卫生和美国教育的影响偶尔会引起争议，不是每个人都对学校增加的测试，或为抵抗非洲艾滋病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予以认同。但是，慈善资本家的目标却不容置疑，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美国的学生需要更少的教育，或非洲人就应该缺乏医生和药物。而一些受思想驱动的顶级富豪冒险踏入了竞争明显更激烈的领域。

顶级富豪政治家正成为全球精英统治阶层的重要一员，他们中有渴望登上公共舞台的实际问题解决者，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米特·罗姆尼；也有新兴市场的亿万富豪，如俄罗斯的米哈伊尔·霍多罗科夫斯基和埃及的纳吉布·萨维里斯，巨额财富使他们斗胆挑战权威统治者。顶级富豪政治家能用金钱直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还能通过个人基金会进行与政治不明显相关的捐款来获得市民的广泛支持。

一些有远见的顶级富豪不仅试图利用财富当上政府官员，而且要用财富转变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现有的意识形态。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对于民主的出现以及东欧和苏联多元化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一些保守派亿万富豪，如科赫兄弟，一直坚持不懈地培育一个右翼知识分子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由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选举政治和立法进程影响巨大的多个智库组成。

至于你怎么看待顶级富豪涉足与政治明确相关的投机活动，这就取决于你本人的政治主张了。如果你支持毒品合法化，那么你也许会支持“索罗斯们”投入数百万美元资助这一事业；如果你支持同性恋婚姻，你可能会举双手赞成共和党人保罗·辛格为纽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运动所做的贡献。

当慈善资本家用他们的财富资助与个人商业利益或整个顶级富豪阶层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议程时，情况真正变得复杂了。例如，科赫兄弟力图减少政府对工业的监管，包括州政府为保护环境所做的施力。他们一辈子都是自由意志论者，从心底里怀疑气候变化的存在；他们恰好拥有一家公司，旗下资产包括数家石油提炼厂、石油管道和木料制材厂——美国环境保护局的管制越少，这些业务的获益也就越大。

下面，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谈谈顶级富豪的阶级利益。平衡预算不仅仅是某个社会经济群体或政治派别的想法，享有优厚社会保障体系的德国人对于赤字有着同美国“茶党”一样的强硬态度。顶级富豪皮特·彼得森从他的财富中拿出10亿美元用以缩减政府福利开支，但是依赖这些福利计划最多的是穷人，缩减所谓的津贴开支反而可能对他们产生更大的损害。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认为，美国的超级精英一直十分有效地使用政治民主的工具来保护他们这些少数派的权益，而理论上，在民主社会，多数派应该是统治者。美国首个永久性联邦收入税明确被设定为向顶级富豪征收的税种。1894年，这一税种首次被提出，并计划对前0.1%的富豪征收——总数6500万美国人口中的85000人。不出意料，两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百万富豪的抗议尤为强烈。其中一位警告：“这不是民主，而是共产主义。”另一位勃然大怒：“成功人士竟落入平庸者的掌心，沦为法律牺牲品，简直太不像话了。”整整19年后——即便其间经历了一次宪法修订——该税种最终还是于1913年被纳入法律。毕竟，当时“镀金时代”正迎来高潮，“进步时代”刚刚拉开帷幕。美国正变得富有，顶级富豪人数虽少，却拥有规模极大的财富和权力，美国越来越担心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收入分布前0.1%的顶级富豪开始反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耗费了高昂的成本，富豪的起始税率非常高，在1918年达到了77%的峰值。21世纪初，富豪的实际税率降至1918年时的1/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超级富豪的税率下降了，但是位于收入分布图较低一点儿位置的那些人的税率不降反升——在税率的政治斗争中，顶级富豪用计谋击败了一般富裕人士。1916年，公布的百万富豪（在那个时代算是超级富豪）收入税高达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将近35%，资本收益税率同一般收入税率一样高，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不用交纳收入税。如今，“越富有纳税额越高”的累进曲线完全颠倒了过来。2009年，在前1%富豪群体中，你越是富有，实际税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税率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税率仅为21%，纳税最多的前400名纳税人的缴税额占不到总税收的17%。资本收益对于顶级富豪而言是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你在收入分布图上的位置越低，资本收益就越不重要——2012年的资本收益税率仅为15%。

温特斯认为，美国的寡头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低的实际税率，是因为一群职业的律师、会计师和说客正为他们提供服务。他将这一“侍臣”群体称为“收入保卫从业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待在一些由顶级富豪资助的智库中，绞尽脑汁地精心策划反对税收的方案，他们肯定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如果说美国实际上是由寡头集团统治，那么这些寡头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派系。毕竟，一些最著名的顶级富豪，比如备受瞩目的沃伦·巴菲特强调了他们享有很低的实际税率，并呼吁政治家提高税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确存在，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阶层挑起了战争，而我们是占优势的一方。”

百万富豪与亿万富豪之战

曾研究过苏联领导人并做过其顾问的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在2004年底访问了乌克兰基辅，那时“橙色革命”[22]正达到高潮。阿斯伦德回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后，写了一篇令人惊讶的评论。

大多数报告都这样描述“橙色革命”：意志决绝的人们冒着零下几度的寒冷天气，在首都中心广场安营扎寨，西乌克兰的民众反抗政府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而充满理想的学生再也不愿对政治压迫忍气吞声了。以上两种刻画都是正确的，但阿斯伦德发现还有第三种动力在起作用。他对我说，“橙色革命”是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反抗。一小撮最富裕而且关系紧密的寡头，把乌克兰的裙带资本主义运作地天衣无缝，但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些正在崛起的小资产阶层最终受够了气，一同为更公平的游戏规则而抗争。

百万富豪对抗亿万富豪的战斗早已在世界各地打响。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就是其中之一，最受瞩目的抗议组织者是瓦埃勒·戈尼姆（他是谷歌驻迪拜高管，受过MBA教育），他迅速地获得了埃及富裕的军队精英的支持。在印度也是如此，随着逐渐繁荣的印度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觉醒，资深的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组织的反腐败绝食抗议赢得了热烈的支持。在莫斯科也能看到此类现象，一位房产律师发表的几篇博客文章意外催生了反对普京手下那帮“鸡鸣狗盗之徒”的抗议运动，身着裘皮大衣的职业人士也走上了街头。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划分出了不同的政治战线——99%对1%。但如果你更深度地挖掘数据，你能在1%的群体里发现更为悬殊的差别。超级富有的0.1%群体遥遥领先于金字塔尖其余0.9%的一般富有者。这一划分关乎文化，也关乎经济——如果越发与政治相关，那么全国的争论焦点都会为之转变。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更广泛的公众讨论几乎没有触及前1%群体内的差别。一部分原因是当失业率接近9%，工人阶层的家庭严重受挫时，去考虑金字塔尖那群人的财富等级差别可能会令人作呕。但是前1%富豪群体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同财富等级间的差别，就好比一位印度媒人会细微地区分种姓制度中的等级差别。

皮特·彼得森的女儿霍莉·彼得森用灵巧的笔触暗暗记录下了前1%富豪群体的历史，她同样讲述了富豪阶层中的紧张局势。

“我想，拥有500万～1000万美元的人一定不会认为他们赚够了，”她对我说，“拥有私人飞机难道不好吗？即便年收入高达500万美元，也欲壑难填。对于这些比顶级富豪矮一截的人而言，他们设定了自己无法承受的生活标准。他们刷爆了信用卡，到12月份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同依靠10万美元收入生活的中产阶层没什么两样。我不认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富有。他们想豪赌一把，可是有些事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实在是件令人沮丧的怪事，可这就是真相。”

看一下数据你就能明白收入分布图的顶端发生了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的两位经济学家布雷恩·贝尔和约翰·范·雷南细致地研究了英国的超级富豪。他们在观察前1%富豪群体后发现，1%内部的倾斜同整个收入分布的倾斜程度几乎相当——1998年，前0.02%富豪的总收入占前1%富豪总收入的11%，2008年这一比例达13%。位居英国和美国最富的前1%金融家的财富和人数明显不成比例，收入向分布图顶端的富豪的倾斜尤为突出。

美国政治学家温特斯想出了另外一套方法来观察一般富有人士与超级富豪间的差别。他发明了MPI（material power index，物质力量指数），这一指数是最富的前10%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除以剩余90%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得到的数值。结果显示，富裕程度越高，收入极化现象就越严重，好比一座大山越接近顶峰，越是陡峭。最富的前10%美国人MPI值是4，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其余90%美国人的4倍。最富的前1%美国人MPI值是15，而前0.1%的MPI值跃升至124。在温特斯看来，这就是一般富有人士与寡头之间的界线。“2007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达400万美元以上，”温特斯这样描述前0.1%的美国人，“超过这条线就是寡头的天下了。”

要观察前1%富豪群体的内部动态还可以一窥美国精英大学内的情况。哈佛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记录下1969～1992年间12个哈佛班级学生的家庭和职业选择，然后汇编了一组数据。他们的目的本是了解性别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然而他们最终从数据中意外收获了对精英群体的细致刻画。最令人惊奇的是，最富有的哈佛毕业生们与其他人拉开了惊人的差距：2005年，哈佛男生的收入中间值是162000美元，轻松位居全国收入分布的前10%；而将近8%的男生劳动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位居收入分布的前0.5%。造成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差别，哈佛毕业的金融家的收入比他们的同班同学高出195%。

在前1%富豪群体中，那些没有从艺术史转专业到经济学的人发现自己是这一群体中垫底的，他们难以忍受这种失落感。其中一个因素是卡萝尔·格雷厄姆提出的“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格雷厄姆的一项全球研究发轫于对俄罗斯和秘鲁的研究。研究发现，穷困潦倒的受访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幸福感，而迁移性更大、机遇更多的富人报告了低得多的幸福感，他们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状况的挫折感也更强。

格雷厄姆博士告诉我，挫折感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周围人的收入比他们高许多，而且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同前0.1%顶级富豪群体的比较造成了不满足感，格雷厄姆博士将此归咎于贪婪。她提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曾发现：你越富有，就越贪婪——《圣经》中“针眼”[23]谚语在现实社会中的版本。格雷厄姆同时指出，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原因之一。在某些社会，跻身富豪阶层会被认为靠的是人脉关系而不是真才实学，这些社会里的中产阶层成功人士最为沮丧。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详尽阐述了“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理论。“位置商品”指因稀缺性和高热门度而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的特点是“你有则我无”。哈佛新生的录取名额或理想的私立学校学区房就是“位置商品”，而苹果手机或谷歌电子邮箱账户则不是。贪婪的心态很容易解释对“位置商品”的需求——预定最热门的新餐馆或购买限量版手提包。但如何解释器官移植手术呢？以及如何解释精英教育——这个引起前1%富豪群体中最底层那些人最大忧虑的“位置商品”呢？

前1%富豪和前0.1%富豪之间的差距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即便在美国，2007年的亿万富豪仅有412名，前0.1%富豪群体中的纳税人为134888名。前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多达749375名，平均年收入为486395美元；而前10%的群体有750万名纳税人，平均年收入为128560美元，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太大。这些位于收入分布图顶端的垫底者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对顶级富豪而言也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一旦超级精英失去对于财富的热衷，那么顶级富豪就可能变得非常孤立。

在美国历史上，一般富有者认为自己基本等同于超级富豪。前1%富豪群体中垫底的奋斗者同顶级富豪之间的差距就在于缺乏一个伟大的创意或工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上层中产阶层。他们可能正一如既往地竭力维护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但是前1%富豪群体往往认为自己并不富有，稍加时日就会富有。有迹象表明，身家接近百万的富豪开始怀疑亿万富豪在使用不公平的手段。其中一个迹象是“裙带资本主义”不仅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众矢之的，而且成为“茶党”宠儿萨拉·佩林以及保守派军师保罗·瑞安的战斗口号。

热爱商业和金钱的美国前1%富豪群体中的垫底者和美国前0.1%顶级富豪群体之间形成了新生的分歧，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分歧比“占领华尔街运动”推翻现有体制的理想更具煽风点火之势。我们向来了解美国的左翼人士对巨额金融交易心存疑虑，可令人惊奇的是，华尔街的“侍从们”也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老板起疑心了。

纽约投资顾问乔舒亚·布朗为高净值人士、慈善基金会和退休计划提供服务，一些华尔街高管向他抱怨，如今他们在美国被不公正地诋毁。我们来看一下布朗对他们的回应。

布朗将长篇大论《改邪归正的经纪人》贴在他的博客后，该文章立马被疯狂转载。“我们不仅不像你们和其他顶级富豪所认定的那样‘憎恶’你们，事实上，我们热爱你们，”布朗写道，“我们热爱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成功故事，我们能够追随精英的脚步，即使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但这就是美国人的独特想法。所以，我们并不憎恶富人。美国憎恶的是唯利是图者……美国憎恶不正当的特权、不公平的赛场以及没有破产风险的‘裙带资本主义’。美国憎恶私有化的利益和社会化的损失，憎恶规则变更为以多数人的代价让少数人受益，憎恶那些灾难时获得援助却在灾后余波的大苦大难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出悔恨或谦卑的人。”

在民主时代，如果每个百万富豪都坚信自己有望成为亿万富豪，那么超级精英就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信念崩溃了，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战火将从开罗和基辅烧到伦敦和纽约。

女性到哪儿去了？

2011年，参加纽约马拉松比赛的选手共有47763人，跑得最快的前18名均为男性，而剩下的选手则男女兼有。女性选手不仅可以同男性选手一起赛跑，而且随着像耐力跑这样要求较高的运动在社会上越来越接受女性选手参加，女性选手的人数甚至比男性还多。但是跑得最快的前0.04%的选手，即前18名选手，仍然同1971年之前一模一样，全部为清一色的男性。1971年前，理论上认为女性的纤弱身躯经受不住高强度的运动，她们被禁止参加10英里以上的比赛。

成为顶级富豪就好比成为那18人中的一个。女性的体格可能使她们在马拉松比赛中永远处于劣势，但我并不是在暗示女性因为某种生理原因被剥夺进入顶级富豪圈的资格。现实的写照阐释了超级精英崛起现象中一个意义重大却很少为人提及的方面：男性占了绝大多数。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1226名亿万富豪中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亿万富豪的妻子、女儿和遗孀，人数就更少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富豪的空缺同社会其他阶层的趋势极不吻合。在前1%之外的99%群体中，女性挣的钱越来越多，接受的教育越来越高，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在全世界范围、在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已成为事实。如果你不是顶级富豪，你的上司越来越有可能是女性，家庭也越来越可能主要靠女性养家糊口，你所在班级的顶尖学生也越来越有可能是女生。虽然99%群体中的女性人数稳定增长，前1%富豪群体仍旧是男人的俱乐部。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通过哈佛大学卡茨和戈尔丁的研究也可以窥见顶级富豪阶层中男女比例如何变得越加悬殊。大学是中产阶层女性正在占领的地盘之一，如今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本科生是女性，她们的平均绩点高于男性本科生。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在获得文学硕士后继续读研深造。经济衰退扩大了性别鸿沟，年轻女性面对困难的就业行情很可能选择回到学校提升自己的技能，而年轻男性却不会这样。哈佛大学于1973年才打破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对女生的“隔离”，哈佛2004年招收的一年级新生中女生多于男生。

然而，哈佛女生一旦毕业后，进入顶级富豪圈的概率就变小了，原因在于她们所选择的工作。卡茨和戈尔丁发现，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金融家赚取了上文提到的195%的超高工资溢价。男性对这一金钱刺激反应热烈——哈佛大学1990届学生中，38%的男性毕业后的15年里从事过金融和管理工作，而女性的比例仅为23%。2007年，一毕业就从事金融或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升至43%，而令人吃惊的是做出同样选择的男性比例高达58%。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收入差距：2005年，哈佛毕业的8%的男性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而仅有2%的女性越过这一门槛。

没有太多人谈及超级富豪中女性的空缺。一部分原因是自布尔什维克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同列宁发生著名的争辩[24]之后，斗争持续不断，而左翼向来欺凌那些勇于讨论财富顶端性别问题的女性。参与讨论的上层阶层女性一直被认为是在关切自身的利益，因为人们敦促她们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的姐妹们，那些人的困难更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而从历史上看，右翼人士偏好一律回避有关性别和阶层的讨论。

顶级富豪圈中女性的空缺是前1%富豪群体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超级富豪区分于其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职场上，这会造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多数的顶级富豪没有女性匹敌者。这一因素也影响了女性的个人生活。2009年对于美国职场而言是一个分水岭——数据表明，美国“在职人员名单”上的女性人数首次超过男性。2010年，10个职业女性中约有4人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相比之下，顶级富豪仍旧生活在《广告狂人》[25]的时代，越富有的家庭就越可能由男性当家。2005年，前0.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的配偶仅1/4有工作。对于前1%富豪群体，这一数字略高，达38%，但比全国范围的比例要低很多。正如在一场晚宴上，我坐在一位私募股权投资家旁边所发现的那样，这些前0.1%富豪的妻子所做的选择十分自然。这位投资家将近40岁，没有小孩。我们聊天时，我得知他和他的妻子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相识。但是当我询问他的妻子在哪个公司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如果你丈夫年收入1000万美元，你还选择做按时计酬的苦力活实在有点儿异乎寻常。（果然，他的妻子将时间用于研究家庭投资组合、学习艺术史以及装饰他们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市内宅邸。）

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 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我个人猜测，大多数顶级富豪私底下之所以认为女性没有成功跨入顶级富豪的行列，是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特质。许多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还记得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因此丢了乌纱帽[26]，而他恰好在大力支持女性接班人的事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7]。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28]：“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

[1]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是美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财经记者。代表作有《说谎者的扑克牌》、《点球成金》等。——译者注

[2] 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美国前佛蒙特州州长，民主党2004年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3] 罗恩·保罗（Ron Paul）美国医生，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2008年竞选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4] 爱因斯坦于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编者注

[5] 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的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者注

[6] 1英尺≈0.3米，50万英尺≈15万米。——编者注

[7] 以赛亚·伯林（1909～1997年）是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译者注

[8] 伯林在其著名短文《狐狸与刺猬》中，以“刺猬”指代那些对人类行为和历史持有整体的、统一的理论思想家，而以“狐狸”指代那些信奉多元化的思想家。——译者注

[9] 麦考利（1800～1859年）是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和《古罗马之歌》。——译者注

[10] 麦考利曾预言“20世纪的西方文明会同5世纪的罗马一样遭受毁灭，但是消灭罗马的‘匈族’和‘汪达尔人’这次将会从体制的内部搞破坏。”——译者注

[11] 布朗克斯区（The Bronx）是纽约市五个区中最北面的一个，居民主要以非洲和拉丁美洲后裔居民为主，是纽约市有名的贫民区，犯罪率在美国数一数二。——译者注

[12]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年）是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衣衫褴褛的迪克》，他写了许多穷孩子变富、走上成功之路的故事。在他120多本总销量超过2000万册的小说中提出了“美国梦”的公式，即白手起家不仅要靠“能力”和“品性”，而且要有“运气”。——译者注

[13] 极客是美国俚语geek的音译，用于形容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译者注

[14] “金色降落伞”指公司被收购或兼并后发给高层人员的大笔遣散费。——译者注

[15] 圣像间壁是东正教教堂中用以分隔内殿和中殿的圣像屏帏，此处象征物质世界和神明世界间的界限。——译者注

[16] 解放神学是基督教神学运动，认为上帝的历史任务是把人类从社会和政治压迫中解救出来。——译者注

[17] “年轻老古董”指沿袭传统价值观的中青年。——译者注

[18] 中心球场是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简称“温网”）的主要球场。——编者注

[19] 50便士税制指英国税收制度规定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人，超过的部分每1英镑需要交税50便士，这一部分人群仅占总人口的约1%。——译者注

[20] 特许学校指公共资助的独立学校，由教师、家长或社团经政府特别许可后建立。——译者注

[21] 美国的富人通常在乡村拥有一套住宅，在城里还有一套住宅，即市内宅邸。——译者注

[22] “橙色革命”指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过程中由于严重贪污、影响选民和选举舞弊所导致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译者注

[23] “针眼”（the eye of the needle）来自《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谚语：财主死后进入上帝的王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暗喻富人心肠太坏而进不了天堂。——译者注

[24] 此争辩指十月革命后，科隆泰曾说服列宁设立“三八妇女节”。——译者注

[25] 《广告狂人》是2007年上映的美剧。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描述了美国广告业黄金时代残酷的商业竞争。——译者注

[26] 拉里·萨默斯曾在2005年表示，男女的先天差异可能是女性数学教授较少的原因，他因此辞职。——译者注

[27] 接任拉里·萨默斯的哈佛大学校长是德鲁·福斯特女士，哈佛大学历史上首位女性校长。——译者注

[28] 蜂王浆是蜜蜂的一种分泌物，为蜂后的食物。初出生的蜜蜂幼虫，如果吃了蜂王浆，便会发育成为蜂后，否则就会发育成为工蜂。——译者注

由知识工作者主宰的社会正受到新阶层冲突的威胁。该冲突是：占小部分的知识工作者与大部分靠传统工作方式谋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后者包括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体力工作者，以及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服务业工作者。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大众作家为自由市场辩护基于以下理由：自由市场经常回报那些应得奖励的人。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当这似乎成为普通大众能理解的唯一辩护理由时，我们可以预计市场秩序的前景凶多吉少……所以，我们面临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年轻人坚信只要努力必能成功，或是干脆强调必然会有一些拙劣的人能取得成功，而一些优秀人士反而会失败。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海克

聪明的蝌蚪可能会协调自身以顺应不利的环境。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去时还是条蝌蚪，再也没有下文了。但那些更幸运的蝌蚪总有一天会甩掉尾巴，鼓起嘴巴和腹部，轻盈地跳上干燥的陆地，对从前的伙伴呱呱地发表演说，告诉他们：具有优秀品格和潜力的蝌蚪依靠哪些品德能长成青蛙。

——英国经济学家？R·H·托尼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将诗人形容为“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他指的其实是创造阶层（creative class）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想象力，并没有暗示该阶层已经控制了国家机器或是拉动了经济杠杆。而一本写于1973～1974年，之后被偷偷带出共产主义匈牙利的地下出版物却明确地做出了不同的断言。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

这本书的写作属于革命壮举——两位作家只能在匈牙利布达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中隐居起来写作，以躲避秘密警察的抓捕，他们每天晚上将书稿埋在花园里保护好，以防第二天大清早它在令人胆战心惊的警察搜查中被找到。1979年，他们完稿后的第5年，该书在西方国家出版，引起了意料中的轰动。这一年正值“冷战”刚刚开始谱写最后的胜利篇章，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了长达15年的统治。任何对所谓“工人阶级天堂”的抹黑，尤其是来自内部的声音，都成了一起地缘政治事件。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建立在一本更具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之上：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这本书被更早的一代人偷偷带出东欧。康拉德和塞莱尼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写作，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却属于贫穷而又受社会宠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总书记铁托进行党派斗争及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时，吉拉斯作为更早一代的革命人士曾是他的得力助手。20世纪30年代，吉拉斯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关进监狱，而他因《新阶级》——这本书自然而然地立即引起了全球轰动——被判7年监禁并被关进同一监狱。一位社会主义阵营的高级官员公开谴责自己曾协助创立过的体系，这还是头一遭。1945年，乔治·奥威尔在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发出了同样的指责声音。13年后，吉拉斯表达了对意识形态极具颠覆力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工人阶级国家已由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组织——取代了原先的资本家统治阶级。吉拉斯进一步估计了这个新的精英阶层与它统治下的人民间的物质差距，他引述了苏联异见人士尤里·奥尔洛夫的报告内容：省级或城市党组织首领的收入约为一般工人的25倍。

康拉德和塞莱尼对上述分析补充了重要一点：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

他们的分析道出了许多真相，也说明了为什么东欧和苏联的旧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更不用提他们在西方国家的朋友们了）十分怀念旧秩序。但是，今天你再捧起《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时，你会发现最惊人的一个悖论：书中对《华沙条约》缔结下的社会主义颇具异见的剖析竟十分适用于21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康拉德和塞莱尼研究过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而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兴起最终成为通往阶级权力的真正道路。

21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语言比20世纪70年代欧洲几个重要异见人士的语言还要单调，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初美国的学术争鸣并不时常提及“技术专家已经崛起并最终将掌握阶级权力”的原因。但是，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有很多研究涉及“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学界达成了共识，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最有力地提出了观点。他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当然，到底是什么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目前学界还在激烈地辩论。研究这一现象的几位最诚实的学者归结出了多个原因。学界普遍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是其中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因素。2012年1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就经济不平等发表演讲，他提到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以上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群经过挑选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纽约美联储参加会议，克鲁格请他们就造成收入两极化现象的主要因素参与投票，结果他们几乎一致地投给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超过40%的人认为它就是罪魁祸首。第二热门的解释是“未知因素”（这体现出了动人的谦逊态度），“全球化”排名第三，最低工资的降低和工会组织的日渐式微等政治转变位列第四。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笼罩下，受优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些人已经崛起，并将最终掌握阶级权力。这样的情形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并不是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会变得同样富有。如果你获得了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你可能不会感觉自己属于精英统治阶层。甚至在某些群体中，如银行家、律师或计算机编程员，教育培训使这些人一跃成为前1%富豪群体的一员，但是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产生的影响有所扭曲，这群人因而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富有。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超级明星”效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许多领域和公司里产生了一个成王败寇的经济竞赛，你若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成为最拔尖的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经济价值就会大幅缩水，更不用说第五名、第十名了。

直观地看，技术达人在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经济体中显然是赢家，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在当今的“双生镀金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胜利是一个全球现象。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引领印度的外包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懂技术的人，甚至在西方人士眼里普遍拥有游艇、乐于娶超级名模为妻的俄罗斯寡头大多也有数学或物理的硕博学位。

在“二战”后时代，规模巨大、在文化上起主导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强劲的经济复苏，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蓝领工人，或是做着比较常规中层工作的文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极客——尤其是他们当中超级成功人士的崛起，标志着与“二战”后时代的彻底割裂。在这个时代，超级聪明的人正在获取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而蓝领和中层工作机会逐渐消失，这也是平民主义者厌恶技术达人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两个党派对此的反应颇为相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自身的定位是99%的百姓表达心声的平台，保守的“茶党”和前者敌视精英阶层的程度一模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那些满腹牢骚的中产阶层沮丧的是，左翼和右翼都有人爬上了政治阶梯的最高处——知识分子的阶级权力正体现于此。事实上，在激烈的两党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的顶尖人物有太多的共同之处：米特·罗姆尼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是坚守纪律、坚持不懈的百万富豪，都对比自己更受欢迎的爱妻赞赏有加，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都偏好有数据支持的论点而不是有感而发的议论，都努力同各自党派中的草根阶层建立联系。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冷冰冰的，好像机器人。

基于实证的全球观与根植于信念或思想形态的全球观之间存在分歧，你也许可以将它称之为“认知鸿沟”——这是美国最重要的“断层线”之一。来自右翼的奥巴马批评者认为，奥巴马是拥有危险的外来祖先[1]的社会主义者；而左翼批评者认为，奥巴马总是闪烁其词，没有真正的观点，畏畏缩缩，希望讨得别人的好感。但对此最好的解释是，作为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总统像这一阶层的其他人一样也是个经验主义者。他想做行之有效的事，而不是为了符合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或去迎合某个特定选区的品位。他的核心信念就是相信事实。

奥巴马这位经验主义者并不是后来居上赢得2008年总统选举的。当时，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口若悬河，向民众承诺希望和变革，但他也有实用主义者的一面。2008年9月，在总统选举开始的几周前，曾任职于白宫的凯斯·桑斯坦当时这样描述这位候选人：“首要的一点是，奥巴马具有务实风格，对经验非常依赖。他想知道什么会行之有效。”咬文嚼字者发现，2009年奥巴马在总统就职演讲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数据”一词，而他是史上第二位提到“统计”一词的人。

这种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态度是奥巴马获得民众——尤其是华尔街和硅谷年轻一代——大力支持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奥巴马的支持不是靠感情用事，而是认可奥巴马是统治当今全球经济的超级精英阶层的完美化身。奥巴马是相信数据的技术专家，交易员和互联网企业家也是这样的。一位对华尔街和华盛顿特区都很熟悉的内部人士对我说：“一些人对事实证据反应迅速，他们关心结果，明白世界充满不确定因素，你当然希望将你的钱交给这些人打理。奥巴马也想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经济建议。”

从教育、秉性和生活经历上来说，米特·罗姆尼也毫不含糊地属于经验主义阵营。他作为商人，如果不充分意识到数据的力量就很难在私募股权中赚得数百万美元。罗姆尼突然掉头转向共和党基础选民[2]，可以认为他是在努力弥合那个认知鸿沟。

超级极客不仅统治了华尔街、硅谷、班加罗尔和北京，他们也在华盛顿掌权——不论哪一党派赢得选举。

伊丽莎白·比林顿——第一次“镀金时代”的歌剧女主角

伊丽莎白·比林顿是位歌剧女主角、名媛和超级明星。如今，许多音乐学者称她为“英国史上最伟大的”女高音，和她同时代的评论家奉她为“歌唱女神”。她曾接受意大利国王的邀请，在当时世界最有威望的那不勒斯歌剧院演出，担任新歌剧《卡斯特罗的伊内斯》的女主角，这部歌剧是专门为她谱写的。她的意大利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米兰生病康复后，歌剧院连续三个晚上灯火通明。在米兰，她还受到了约瑟芬皇后的热情款待。

比林顿夫人享有盛名时，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将她画成圣则济利亚[3]，画中的她正在聆听4个天使歌唱，还有一位小天使即将为她戴上桂冠。画布上的这个女子长着椭圆的脸蛋，一双大大的眼睛好像会说话，长而密的头发泛着光泽，但是比林顿的歌迷抱怨这幅画并没有展现她的风采。“我真是一筹莫展，”据说，雷诺兹反驳批评者，“我没法儿画出她的声音。”雷诺兹的毕生好友——音乐家海登看到这幅画后对他说：“画得很像，但是你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你应该让4位天使聆听她歌唱，而不是反过来。”

比林顿夫人在黎民百姓中也很有名。当一本未经授权的有关她的传记于1792年1月14日出版时，下午三点前就销售一空。书中引起轰动的材料之一是她写给母亲的亲密书信，信中生动地描绘了她的一群“爱慕者”，传言其中有萨塞克斯公爵和威尔士王子。

比林顿的天才、名望以及全球对她的演出需求赋予了她为自己定价的权力。1801年，比林顿在意大利待了7年后回到英国，伦敦最有声望的两家歌剧院德鲁里街剧院和考文特花园剧院的经理为她的声音打起了竞标战。比林顿夫人用史无前例的妥协方案巧妙地解决了纷争：她轮流在两家歌剧院演出，每个季度的收入高达3000英镑，此外还有600英镑的奖金。剧院还与为她拉小提琴的兄弟签订了500英镑的合同，合同约定他在比林顿每场演出中领导乐团演奏。据说，比林顿当年的总收入超过一万英镑，足够雇用500个农场工人。

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75年，现代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由于工业革命，英国在19世纪初经历了史无前例的GDP高速增长，而比林顿夫人的财富就是这种增长造就的。马歇尔认为，即便工业革命打压了众多普通手工艺者的收入，国家的日益繁荣仍意味着拥有熟练技术的从业者在每个发薪日能拿到更多的钱。马歇尔正在见证超级明星经济体的诞生。

马歇尔是首位研究工业革命如何影响经济的学者，真正感同身受的他如此描述正在发生的情景：“由于拥有卓越能力的劳动者的收入大幅上升，中等能力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显得尤为突出。画得还算可以的油画比以往任何时候卖得都要便宜，而一流油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

马歇尔认为，过人的才干产生溢价的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引起的“财富整体增长”。国家财富正在涨潮，超级明星这艘船自然也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升高。马歇尔谈到，在范围更广的经济转型中，“一些出庭律师能索取非常昂贵的费用，而富有的客户为了保住至关重要的名誉和财富从不在乎花大价钱请最优秀的人为他们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具有出众才能的赛马骑师、画家和音乐家能索取到很高的报酬。”

当然，马歇尔笔下的画家、音乐家、赛马骑师和大律师并不是第一批能靠卓越才能索要溢价的艺术家和职业人士。14世纪～17世纪的中国明朝十分崇尚绘画，一位富翁为了给他80岁的母亲祝寿，曾给画家仇英100盎司银子，请他画了一幅长手卷。艺术家也曾是意大利复兴时期的超级明星，他们同比林顿夫人一样从新商业精英的崛起中获利。文化不是超级明星收获巨大回报的唯一竞技场。中世纪的地主和王子竞相开出高价请欧洲顶尖的雇佣骑士团为他们效劳；实行现代化政策的俄国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凯瑟琳女王，不惜花大量卢布购买西方的军事技术。

然而，马歇尔和其他学者首次指出，凭借新技术和更广泛适用的技能，工业革命使超级明星闪耀出比以往更耀眼的光芒，因为才能过人者能索要越来越高的报酬，而且相对的，他们压低了许多手工业者和职业人士的工资。

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之后的场景成了普通人都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当时的英国社会是什么状况？马歇尔所举的例子之一是文书行业收入的降低：“最引人注目的一例是文书行业……当所有人都能写字时，曾比其他任何体力工作能赚更多钱的抄录工作已沦落为不需特殊技能的行当。”当曾经值钱的技术成为累赘时，出现了暴力的一幕——勒德分子发起砸毁机器的暴动，这些纺织工人抗议体型庞大的自动化机器使他们的职业失去了意义。在比林顿夫人成功斩获一万英镑的10年后，勒德分子于1811年开始了他们的抗议。

马歇尔聪明地认识到，以上两个反差明显的过程其实有着相互联系：使纺织工人失业的机械化对于个体而言是悲剧，但是机械化作为更广泛的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在整体上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受益者是比林顿夫人之类的超级明星。

早在19世纪，最成功的超级明星就已经充分利用了——事实上，是培育了——全球市场：比林顿夫人在爱尔兰正式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然后回到伦敦一跃成名。她依靠在伦敦的名望结交了一些英国贵族好友，当她在意大利——当时世界上最有威望的音乐市场——首演时，这些好友帮助她精心编排了整场演出。比林顿夫人随之在意大利大获成功，进一步提高了她的身价，当她再次回到伦敦，就能索取到更多的报酬。

即便比林顿夫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马歇尔认为，她和别的超级明星利用全球市场的程度受到了物理限制。“毕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听到她的歌声的人数极为有限。”

马歇尔认为，人声的传播范围限制了比林顿夫人和她的后继者们所能索取的收入，他的这番言论只不过是他的巨著第728页上的一个脚注。但是，在后世的经济学文献中，这一观点被频繁引用，因为它正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于1981年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里令人振奋的总结陈词，在论文中他解释了20世纪的技术革命如何进一步增加了超级明星的收入。罗森引用了马歇尔关于比林顿夫人以及她无法扩大事业规模的例子，并论述道：“即使将比林顿夫人的收入根据1981年的物价水平进行换算，那也比男高音帕瓦罗蒂差了一大截。要是1801年就有无线电和留声机唱片，足可想见她的收入会有多高。”

查理·卓别林——更好的形势

事实上，人们开始利用新技术的经济潜能的时间，要比帕瓦罗蒂时代早得多。这一转变从将近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留声机、无线电——关键还有电影纷纷问世。我们来看一下查理·卓别林的职业生涯。卓别林出生于1889年，约比比林顿夫人晚出生125年，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都是从小就展现出了惊人的表演天赋。比林顿9岁时首次登台演出，卓别林9岁时就开始了巡回表演，一天要参与两到三个剧的排练和演出。他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1910年，他首次来到美国演出，并花了两年时间在美国巡演。虽然他充满精力，但同比林顿夫人一样，人声传播的范围和观众观看的距离限制了他的演出规模。

但是卓别林是个幸运儿。1867年，美国发明家威廉·林肯发明了一个他称之为“生命之轮”的小机器，转起来可以看到动画的效果。1895年，即卓别林6岁时，法国的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兄弟俩发明了第一部移动式电影机，集摄影、放映和印相于一身，标志着电影时代真正开始起步。起初，公众并没有立即接纳这个新事物，失望的卢米埃尔兄弟苦叹道“电影是完全没有未来的发明”，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1900年，几乎所有的观赏性娱乐活动都是靠现场演出完成的，而到了1938年，现场演出仅占所有公众娱乐活动的8%。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影尚处于无声阶段，美国人均花费1.33美元观看剧场演出，而人均花费3.59美元观看电影；到1938年，高开支进一步向电影倾斜——看现场演出的支出下降至0.45美元，相反，看电影的开支攀升至5.11美元。

卓别林成为电影这一新媒体的首位全球超级明星。他初涉电影事业时，前途并不明朗——卓别林于1914在电影《谋生之路》首次亮相，他的第一位影厂老板麦克·森尼特将这部电影视为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同年，卓别林还在启斯东电影公司拍摄的默剧系列中塑造了“流浪汉”的角色。卓别林和他扮演的角色几乎瞬间成为全球名人：在法国他被称为“夏洛”，在德国被称为“流浪汉”，在西班牙的名字是“查理”。“流浪汉”首秀仅仅两年后，卓别林已成为一名超级明星，次年他为谬区尔电影公司拍摄了12部“两本喜剧”[4]，要价高达67万美元。考虑通货膨胀进行换算后，这一数值约是1801年比林顿夫人一万英镑收入的两倍。

技术变革为现场表演者成为超级明星开辟了新途径。在马歇尔时代，由于社会整体财富——尤其是那些最富裕的社会成员的财富大幅增长，超级明星出现了。这意味着律师、医生、赛马骑师、画家和歌剧演唱家能向比他们更富有的客户索要更高的报酬。

但是马歇尔时代的超级明星囿于人声所及的范围，无法从工业革命最伟大的创新之一——大规模生产中获益。（由于印刷机的出现，作家成了一个重要特例。安东尼·特罗洛普是位成功作家，但不是超级明星。1859年，他只要在6周时间内完成小说《弗拉姆利教区》，就能获得1000英镑的报酬。）这也是为什么在马歇尔看来，在工业时代更大的赢家是商人，“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那群人可以利用新开发出的通讯设备，将他们的创造和思考的天赋运用于更广阔的事业，延伸到比以往更大的范围。”

舍温·罗森明白，在20世纪，文化也已步入工业化进程了。通讯技术的进步让那些有才干的个体利用同样的规模经济：“数量较少的人能获得大笔财富，并在他们参与的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超级明星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似乎越来越重要了。”罗森认为，转变的关键是“个人的市场规模”和扩大个人市场规模的新技术力量。如同19世纪的工业家一样，20世纪的超级明星接触到了广阔的市场，同时由于技术和产量大大降低了每个单位或是每次表演的成本，他们也开创了新的市场。

新技术淘汰了旧技术，也扩大了市场的整体规模。现场表演——比林顿夫人的终身职业和卓别林的最初职业——只占到娱乐大蛋糕的很小一块。由于电影和无线电的诞生，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参加商业娱乐活动，这为顶尖的演员创造了更大的市场。

提出“超级明星经济现象”这一现代理论的罗森在1981年写道，技术革命仍在继续。他用一个疑问句结束了他的论文，滚滚而来的技术浪潮将对超级明星产生什么影响：“有线电视、录影带和家庭计算机将在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变革？”

罗森的清单上并没有提到互联网——互联网进入商业还是几年之后的事——但是一旦互联网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新技术将为“超级明星经济现象”画上句号。克里斯·安德森是“长尾理论”最为知名的倡导者和普及者。2004年，安德森在一篇名为《长尾理论》的论文中提到，“长尾”是“媒体和娱乐产业全新的经济模式……如果说20世纪的娱乐业讲求的是轰动和流行，那么21世纪关注的是小众和冷门。”安德森的观点是，技术意味着流行巨作和超级明星时代的终结，相反，新世纪将是利基市场艺术家和小众的黄金时代。

然而黄金时代并没有到来。虽然通过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销售量，能为个体在长尾部分构建一个大型的商业市场（谷歌就是典型的“长尾”公司），但是超级明星同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发现，在全美总收入分布图中，前1%高收入者拥有总收入的17%左右；我们也发现在特定行业中——银行业、法律行业、体育界、娱乐界，甚至在例如牙医之类的普通行业中，那些顶端的富豪在不断拉大与其他人的差距。这种“超级明星经济现象”是全球超级精英出现的原因之一。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对了

一个多世纪前，马歇尔首次注意到了“涨潮效应”，现在“涨潮效应”正在加剧。随着世界财富不断增长，尤其是超级精英越来越富有，为超级富豪服务的超级明星可以向他们索要昂贵的报酬。

我们来看一下2009年汉克·格林伯格与他曾执掌的保险巨头AIG在法庭上的对决。这是一场利益攸关的战斗，因为AIG起诉格林伯格通过私人控股公司（斯塔尔国际公司）侵占了价值43亿美元的资产。格林伯格雇用了华尔街王牌律师戴维·博伊斯。博伊斯总是穿着标志性的有点儿皱巴巴的Lands’ End牌西装（他在办公室网上订购，一次就买一打）。他来自美国中西部，十分喜爱中部美国人的消遣活动，如双骰子赌博，并引以为傲。他还患有严重的阅读障碍（直到小学三年级，才学会阅读）。博伊斯看似不像超级明星，也不像是超级精英阶层的一员。但恰恰相反，他既是超级明星又是超级精英。

据说，博伊斯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在9个月的时间里为格林伯格进行辩护的收入高达一亿美元。这是史上为单次诉讼支付的最高辩护费之一。然而，对格林伯格而言，这是一笔极合算的交易。如果你手头有43亿美元危在旦夕，那么一亿美元——仅仅是总金额的2.3%——实在微不足道。（让格林伯格尝到甜头的是，法官最终裁定当时美国政府持股近80%的AIG需要为格林伯格承担1.5亿美元的诉讼费用——在他付定金聘请博伊斯时并不知道会这样。）

正是这些大额数字的逻辑推高了博伊斯和一小撮精英律师的服务费。即便是那些未直接受到全球化或者技术革命影响的超级明星也能获利颇丰，因为那些富有的客户在财富（比服务费多得多的财富）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愿意支付更高的服务费。博伊斯一直在美国居住，只会说英语，每年飞到欧洲南部度一次单车假日，他从来不会在美国之外的法庭上出现。他也有点“勒德分子”的作风——他一周发的电子邮件少于12封，直到最近才在他妻子的说服下接纳iPad，不过他也只用来查看股价。而全球化（格林伯格是全球化的先锋之一，在北京和曼哈顿同样如鱼得水）和技术进步使博伊斯的客户变得富有，因此博伊斯自己也成了超级明星。

如果你是顶级富豪，支付一大笔酬金给像博伊斯那样的顶级辩护律师，这是有可靠的经济学原理可循的。但是，从超级精英阶层崛起中获利的不仅仅是提供商业服务的明星，如律师。奢侈品供应商，如室内设计师，也正成为超级明星。2009年，迈克尔·史密斯承担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东翼大楼重新装修的工作，但他至今为止最著名的一项任务是翻修时任美林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约翰·塞恩在曼哈顿的滨水办公室，总花费高达120万美元。2009年，这项工程上了报纸的头条，因为当时美国银行已成功拯救了正在挣扎的美林公司，该公司接受了美国政府450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史密斯的80万美元服务费以及一些昂贵购置，包括价值87000美元的地毯和价值35000美元的老式五斗橱（都由公司出资），瞬间成为顶级富豪奢华过度的象征。这些声名狼藉的陈设表明，全球顶级富豪圈如何打造出一个超级明星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阶层，他们中间最优秀和最幸运的人凭自身的实力也能成为顶级富豪。

另外一对赢家是成立伦敦坎迪兄弟公司的两兄弟，他们将豪华室内设计业务拓展至房地产开发。虽然房地产是基本的地方商品，但它也能使坎迪兄弟公司在“双生镀金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2011年，该公司的一个杰出项目充分利用了全球超级精英崛起的机遇。伦敦海德公园一号是一座占地385000平方英尺[5]的公寓大楼，毗邻文华东方酒店，俯瞰海德公园。它的买家名单比每年向世界经济论坛与会者发放的像砖头一样厚重的花名册更准确地记录了世界顶级富豪圈。来自东乌克兰的煤炭和冶金寡头雷纳托·阿克梅托夫买下了面积最大的住所，其占地约25000平方英尺。其他买家有：靠哈萨克斯坦铜矿致富的弗拉基米尔·金、卡塔尔首相谢赫哈马德、爱尔兰房地产开发商雷·格雷汉、俄罗斯地产巨头基里尔·彼萨列夫和尤里·茹科夫。

“双生镀金时代”——顶级富豪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新兴市场中崛起——扩大了为顶级富豪服务的超级明星的市场，也推高了行业中顶尖明星索要的报酬。你可以从两个出生时间相隔20年的建筑师完全不同的职业生涯中看到全球化的强大力量。1909年，戈登·邦沙夫特出生于纽约州的布法罗。1929年，弗兰克·盖里出生于布法罗向北100英里的多伦多。两人的家族都有东欧祖先（邦沙夫特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盖里的家人是波兰犹太人），他俩都赢得了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你一定听说过盖里的名字，而你对邦沙夫特也许闻所未闻，原因就在于新兴市场及其第一次“镀金时代”。

邦沙夫特的代表性建筑是“利弗大厦”，这是一座干净利落的现代主义矩形大厦，俯瞰派克大道，街对面就是四季酒店——曼哈顿金融王子的午餐食堂。邦沙夫特在北美以外仅设计了几座建筑，其中之一是位于沙特吉达的国家商业银行，这一建筑于1983年建造，那年他74岁，即将告别建筑事业。全球化已经悄然而至，但是对于邦沙夫特而言，这一切来得太晚。而对于20年后开始设计工作的盖里而言，全球化成就了他的职业生涯。1989年，在邦沙夫特接到国际大项目的6年后，盖里接到了第一个国外项目——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境外工作对于邦沙夫特好像一杯睡前饮料，而对于盖里则成了一道正餐。自1989年起，盖里的大半时间都在国外工作，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汉美术馆就是其作品之一。

盖里不是普通的建筑师，而是“明星建筑师”，这个新名词用来指一小群国际建筑师，他们的个人品牌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盖里在苹果标志性的“另类思考”（Think Different）的黑白广告中现过身，在《辛普森一家》电视剧中客串并自嘲了一番，在动画片《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中帮助亚瑟和他的朋友们搭建了一个树上小屋，他甚至帮Lady Gaga设计过一顶帽子。屡屡获奖的北美建筑师邦沙夫特同身家千万美元的全球明星建筑师盖里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生活在“二战”后的“大紧缩”时代，当时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缩小了；而后者生活在“双生镀金时代”中，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正在造就一个国际顶级富豪圈，这些全球超级富豪成了盖里等超级明星的老主顾。

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解释了全球顶级富豪圈是如何影响奢侈品的价格、制造商和销售商的财富的。“我会开飞机，所以我十分了解飞机市场的经济情况。由于俄罗斯人完全进入了市场，任一型号的高端私人飞机价格曾一度比实际价格高出50%～80%。”他回忆道，“在这些富豪市场中，鉴于人数很少，你可以看到真实的经济情况——类似于只有三个人在竞标……10年前的泡沫经济期间，在加州阿瑟顿的某条街道上，所有房产的价格都翻了番，因为一些搬离旧金山湾区的公司高管竞相报价。当时他们拥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同时他们也需要住所，所以价格就暴涨了，对吧？”

施密特继续说，如果你了解顶级富豪的经济周期，你自己也能成为富豪：“现在一些脸谱网之类的公司又掀起了新一轮IPO。那些公司的总部主要集中在某些城市。那些城市的初来乍到者可能会需要一些东西，从而造成物资的稀缺。他们需要的首样东西可能是房子，对吧？公司IPO6个月后，那些新来者会拿募集到的资金竞价购房，从而抬升了房产价格。所以，如果你想在短期内赚点钱，可以提前买下那些资产。”

“以上做法明显会产生负面影响。我并不提倡这么做，我只是试图描述这种做法。”

早在19世纪，马歇尔就注意到了财富的“涨潮”不会抬高所有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船只——那些“画得还可以的油画”比以往任何时候卖得都要便宜，而“一流油画”比以往任何时候卖得都要昂贵。一个多世纪之后，一些行业的超级明星从全球超级精英的崛起中致富，赢家通吃的效应已经在那些行业中越来越显著。

律师业就是个比较好的例子。1950年，美国私人律师薪资的中位数按2012年的美元换算是5万美元，有八九位合伙人的事务所中的律师薪资的中位数按2012年的美元换算是20万美元。

即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以上两者的工资差别也几乎接近社会主义的标准了。2011年，美国顶尖公司中收入最高的合伙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而律师事务所中合伙人的平均工资仅为64万美元。同一公司内部的合伙人之间也存在着同样巨大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收入最高的合伙人的工资是收入最低的合伙人的两倍——或可能是三倍，主要的差别在于资历的深浅。2011年，美国扩张最积极的法律事务所付给明星合伙人的薪酬是合伙人平均收入的10倍。

这仅仅是一个精英公司内部合伙人之间的差距，明星合伙人与那些在律师行业排名靠后的律师形成了更加巨大的差距。2011年，顶尖的合伙人一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根据记录，超过100名美国律师每小时要价超过1000美元（据报道，戴维·博伊斯的小时工资超过1220美元），而法学院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仅为84111美元，律师平均收入仅为130490美元。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采用了“永久助理”或外包模式，雇用有经验的律师，给予他们助理律师级别的工资，并永久排除了他们成为合伙人的机会。（欧华律师事务所支付给当地外包律师的薪水约为每小时100美元。）

当下，正在经历顶级富豪经济。随着全球超级精英拉大与其他人的差距，对奢侈服务的需求超过了对低收益服务的需求。应当记得，这也是花旗集团“顶级富豪经济”的提出者精心刻画的理论：古驰比沃尔玛的业绩好，卓越的油画比那些画得还算可以的油画升值得更快，对戴维·博伊斯的需求超过了对助理律师的需求。

对高端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允许法律界的超级明星索取溢价，而在21世纪的经济中，其他一些有效力量正在压低中间人群的收入。

技术帮了戴维·博伊斯的忙——主要是因为技术使他的客户变得富有。但是技术正在压低更初级的律师的收入，因为律师事务所发现，曾经的高薪律师的工作能够用计算机来代替，于是对这些律师的需求就减少了。体现这一趋势的最佳例子是电子搜寻（e-discovery）的应用。2010年，法院要求欧华律师事务所在一周期限内搜索过滤57万个文件。（这家总部在巴尔的摩的公司逐渐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眼看最后期限就要来临，欧华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家硅谷的电子搜寻公司Clearwell，这家公司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工作。接着，欧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用一天时间对搜索结果进行了过滤。三天后，事务所用3070个文件来回应法官的指令。10年前，欧华律师事务所可能需要招聘30个全职助理律师花半年的时间完成以上工作。（一些律师事务所的明星合伙人同其余人的工资级差高达9倍，欧华律师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该事务所从别处成功挖来了备受关注的华盛顿律师杰米·韦勒姆。据说，给他的头一年报酬约为500万美元，这可能是他愿意过来的一个原因。）

全球化对律师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速度。对于超级明星而言，全球化造就了更富有的客户、更大的案子和更高昂的聘金；但是对于底层律师而言，新兴市场的廉价律师侵蚀了西方律师的工资，因为外包降低了制造业和一些更常规的服务业（如呼叫中心）的成本（以及工资）。以最近在美国成立办公室的印度法律程序外包公司Pangea3举例。Pangea3雇用了几百名律师，他们全天轮班工作，完成类似起草合同、审核文件等重复性的基本法律工作。公司的客户包括一些蓝筹公司，如美国运通、通用电气、索尼、雅虎和奈飞公司（Netflix，在线影片租赁商）。《美国律师协会》杂志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拿孟买的工资在曼哈顿干活”。

在全球超级精英时代，甚至牙医也能成为超级明星。出生于摩洛哥的法国牙医贝尔纳·图阿蒂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靠为顶级富豪修复牙齿发了大财，他的事业从服务俄罗斯寡头开始，结果自己也成了超级明星。西伯利亚的石油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花钱请图阿蒂定期飞到莫斯科为他补牙，他在办公室里专门为图阿蒂配置了一把牙医椅。图阿蒂博士也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治疗过（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被普京遣送至西伯利亚前，是俄罗斯的首富）。图阿蒂还为寡头的妻子修复过牙齿，如石油和银行业巨头米哈伊尔·弗里德曼的妻子。此外，他也为西方的超级精英治疗——纽约时装设计师黛安娜·冯·弗斯滕伯格和麦当娜都是他的客户。

图阿蒂的超级富豪客户名单揭示出，顶级富豪经济体是如何在马歇尔效应的影响下成为自我维系的全球经济，从而将其他人全都隔绝在外的。俄罗斯寡头成就了法国超级明星牙医，华尔街银行家和阿拉伯酋长成就了超级明星室内设计师。不论你善于补牙还是织布，一旦你融入了超级明星联盟，就能从少数全球商业精英积攒的大量财富中获利。反之，不论你在西西伯利亚地区还是美国中西部开始你的事业，只要你是超级精英的一员，你将和其他超级精英成为同一名牙医、室内设计师和艺术馆馆长的老主顾。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富豪经济体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舒适的全球村庄。

舍温·罗森也说对了

超级明星可以通过为顶级富豪提供服务从而加入顶级富豪圈。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使一些像比林顿夫人之类的超级明星将影响力规模扩至全球，并获得与之相应的全球财富，这种扩大影响力的方式更有力地推动了21世纪的超级明星经济。这就是舍温·罗森非常感兴趣的超级明星效应，该效应十分明显，也极容易理解。这些超级明星是“双生镀金时代”的直接受益者。

借助互联网的传播，Lady Gaga的听众比比林顿夫人的要多几亿人。她的单曲《天生如此》5天内热销100万支。2011年，Lady Gaga已在全球售出2300万张专辑和6400万支单曲，荣登《福布斯》百位名人榜冠军宝座。2010年5月～2011年5月间，她在25个国家演出了137场次，总收入达1.7亿美元。据《福布斯》估计，2010年Lady Gaga的收入达9000万美元，是一个典型美国家庭收入的1800多倍——1801年比林顿夫人惊人的1万英镑收入只是当时英国农场工人平均工资的200倍。

为什么Lady Gaga的身价相当于4个比林顿夫人？其实答案并没那么神秘。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顶尖歌后，享誉全球。但是能听到比林顿夫人歌声的唯一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她的现场演出，而如今只需通过互联网就能听到并看到Lady Gaga的表演。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使得Lady Gaga的音乐传播给了更广泛的观众，因而她成了更耀眼的明星。

演员和运动员中的超级明星也是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受益者。查理·卓别林从真实舞台转战银幕，他的收入也随之增长了1000倍。但是比起当今的影星，他的收入还算比较低的。卓别林1916年～1917年的收入是67万美元，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2010年～2011年的收入是7700百万美元——经通货膨胀换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6倍。规模经济同样使体育明星变得富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扬基棒球队明星击球员米基·曼特尔的赛季收入约为10万美元。而50年后，扬基队明星球员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2012年的收入是3000万美元。经通货膨胀换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50倍。超级明星和普通从业者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曼特尔的收入是棒球球员平均收入的近五倍，而罗德里格斯的收入是美国棒球联盟球员平均收入的十倍多。

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便互联网削弱了曾经扶持那些明星的行业，但罗森眼中的超级明星还是变得更富有了。虽然互联网挫伤了音乐行业的元气，Lady Gaga之类的歌手仍旧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虽然电影制片厂也元气大伤，但电影明星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虽然球队变得一文不值，但体育明星还是能赚得几百万美元。

超级明星参加报酬丰厚的实况演出，再利用新科技传播自己的名气，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靠这样的方式他们始终占据着财富之巅。2011年，Lady Gaga的大部分收入源于她的现场表演，其他高收入的歌手也是如此，如U2、邦·乔维、埃尔顿·约翰和保罗·麦卡特尼等。这些明星的收入都超过了650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现场演出。

我们可以看到罗森效应和马歇尔效应互相助长。低成本、高效率的通讯手段使少数表演者比以往更快地、规模更大地获得全球名望。25岁时，Lady Gaga就在全球销售了6400万支单曲。但是，她同贾斯汀·比伯相比还是稍逊一筹，比伯16岁时制作的一个视频的浏览量已接近7.5亿次。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使Lady Gaga和贾斯汀·比伯名声大振的大部分技术并不会为他们创造财富。2012年，这两位明星同各自歌迷交流的最强大工具是推特（Twitter）——Lady Gaga拥有超过2500万名粉丝（她称这些粉丝为“小怪物”），比伯拥有超过2300万名“比迷”。推特本身并不赚钱，但是推特为现场演出贡献了大量观众，而现场演出是赚钱的。

现场演出是马歇尔效应扩及全球的例子之一。正如越来越富有的英格兰曾资助德鲁里街剧院和考文特花园剧院的大量剧作（两个剧院间的竞争推高了比林顿女士的演出费），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全球超级精英的崛起也为当今的明星演员提供了富裕的观众群。全球规模对于解释当今的超级明星经济至关重要：2010年，Lady Gaga在29个国家演出过，U2走了15个国家，埃尔顿·约翰到过16个国家，邦·乔维在15个国家巡演。我们可以将这些音乐家视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但是他们的演出属于精英活动。Lady Gaga“天生如此”演唱会的平均票价高于100美元。

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研究演唱会门票价格后发现，1982年～2003年这20年间，以众所周知的“音乐电视”（MTV）为代表的音乐视频和“纳普斯特”（Naspers）领衔的电子分享技术先后扩大了顶级表演者的影响范围。收入最高的前5%艺人的演唱会收入份额增长超过20%：从62%增长至84%；收入最高的前1%艺人的业绩更好：他们的份额翻了一番，从1981年的26%增长至2003年的56%。

对于超级明星而言，同亿万富豪阶层进行更私密的交易是规模更小但更重要的收入来源。据说，30多岁的俄罗斯商人阿尔卡季为出现在Lady Gaga的《亚历山大》音乐视频中，付给她100万美元。甚至是那些刚过鼎盛时期的明星也能通过给予顶级富豪个人出镜机会而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似乎已成为私募股权行业大佬们的庆生惯例，相当于给自己烘焙一块自制的生日蛋糕。2011年，私募股权集团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创始人利昂·布莱克举行了一场爵士音乐会，以庆祝他的60大寿，生日会耗资100万美元邀请埃尔顿·约翰前来演出。希拉里·斯旺克曾同意参加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在首府格罗兹尼举行的35岁生日庆典，她能因此获得6位数的报酬，但她最终发现，在全球经济中，参加这些特约演出有时会得不偿失。她和一名军阀同台，而那名军阀因折磨和杀害他的对手臭名昭著，结果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厉的谴责。

“公共知识分子”也利用了罗森效应（群体流行）和马歇尔效应（向顶级富豪索取高昂费用）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例，他写书的报酬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通过做每场10万美元的演讲，能够更加轻松地赚到和写书几乎相同的报酬。他的演讲听众包括黑石集团的投资家和加州卵石滩法律会议（法律界的达沃斯会议）的世界顶尖律师。

你不需要问鼎畅销书榜单，仅从面向超级精英的巡回演讲中就可获得丰厚回报。政治分析师查理·库克是创刊28年的《库克政治报告》的编辑。他通过演讲来“补贴”他的记者事业，他称演讲的“油水很多很多”，虽然“要拖着这身老骨头一周跑三个城市”。

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同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相辅相成，它们正在形成一种超级明星效应，这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表演艺术的理解。

以厨师为例，马歇尔所提及的从超级富豪“滴流”下来的财富造就了超级明星厨师的崛起。顶级富豪不仅坚持请最好的出庭律师、最优秀的赛马骑师，他们还想在西班牙牛头犬餐厅就餐，享受定价250欧元的套餐。你可能认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毕竟，准备一顿美味佳肴同在法庭上为案件辩论或骑上赛马奔驰一样，都是需要亲身实践的，无法像咏叹调或者戏剧那样被复制或形成规模。

不过，对于超级明星而言，那是对经济来源的严重限制。明星厨师对此的应付手段是将他们的行业从高端的私人服务转变为可形成规模的大众表演。马里奥·巴塔利在纽约西村开设了一家意大利小餐馆Po，并随之声名鹊起，然而即使一盘意大利面卖15美元，也只能赚点小钱。巴塔利真正成为超级明星是在1997年，当时他与电视台签订合同，在美国“食品网络”频道主持《非常马里奥》节目。电视节目带来的名气不仅吸引了很多食客光临他的餐馆，而且让巴塔利成为了大规模零售商——他成了畅销书作家、自制意大利面酱汁的生产商、葡萄园主，以及曼哈顿熨斗大楼斜对面集意大利杂货店、红酒商铺、餐馆于一体的意大利美食城的合伙人。如果客户足够知名，超级明星厨师甚至不需要开设实体零售店便可在大众媒体中打造第二职业。例如，奥普拉·温弗里2007年之前聘用的私人厨师阿特·史密斯就借着她的名气出版了三本烹饪书、开了三家餐馆，并利用自己的名气为其他餐馆写菜谱。

2011年6月底一个温暖宜人的夜晚，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在阿斯彭草地度假村举办了阿斯彭理念节。你可以从超级精英晚宴中看到超级明星厨师是如何同时从罗森效应和马歇尔效应中受益的。当晚的来宾包括艾伦·格林斯潘等名人。精品艺术般的食物已成为超级精英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这次“一生中难得的晚宴”，博思艾伦公司请旧金山德尔菲娜酒店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共有者克雷格·斯托尔乘飞机前来，同他的厨房人员一起准备。每道菜都会由《大西洋月刊》杂志的高级编辑和食品作家柯尔比·库默尔点评一番。

每道菜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例如，第二道菜是伯克夏猪里脊肉配菜豆和格拉巴酒腌制的樱桃。上菜后点评也随即开始：“猪肉来自十分讲究伦理的‘尼曼牧场’猪肉厂，该厂创始人的第三任妻子是素食主义者，也是《正当的猪排》一书的作者。欧洲酸樱桃是由德尔菲娜的员工在旧金山的农民集市中采购的——此举相当成功，由于今年收成不好，樱桃十分稀少——然后在德尔菲娜自制的格拉巴酒中腌泡而成。甜点是德尔菲娜意式脱脂奶冻，用两种森林果子——黑莓和覆盆子加以点缀。今天一早，德尔菲娜的员工将果子装进随身行李，塞入头顶上的行李舱，从旧金山运到阿斯彭。”当库默尔说到最后那个细节时，大多数就餐者抱以热烈掌声。

为博思艾伦公司和宾客们烹饪私人晚宴是克雷格·斯托尔之类的超级明星厨师从超级精英更广泛的崛起中获益的途径之一。库默尔最后的旁白揭示出，迎合大众食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明星厨师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晚餐快结束时，库默尔告诉酒足饭饱的来宾，斯托尔暂时还没有出书，所以食客们只能领到一些五彩缤纷的意式瓷盘，上面画有德尔菲娜标志性的海鲜菜肴，用来纪念这一生中难得的晚宴——“难忘的回忆”。一位来宾的妻子第二天一早将乘坐私人飞机飞回韦斯切斯特，有人向她展示瓷盘，德尔菲娜已经用气泡垫将瓷盘包裹起来，然后牢固地装进适合飞机旅行的硬板纸盒里。最终，她接受劝说将这个瓷盘带回了家。

超级明星可为精英提供昂贵的私人服务，也可为大众提供价格较低而规模更大的服务，将两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是利用他们非凡本领赚钱的最强大手段。厨师到最近才明白这一赚钱之道，而服装设计师可能是第一个悟出此道的。第一位革新人物是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思，她是时装界的伊丽莎白·比林顿——19世纪超级富有的欧洲精英涌现，他是从中抓住商机的超级明星，但他必须创立一个新的行业。沃思于1826年出生，从伦敦起步，之后在法国当布商。他发现，为顾客缝制衣服是个拓展业务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卖布料给他们。沃思最终说服了起初十分犹豫的几位雇主，于是他们创立了一个小型的女装裁制部门。随着这个部门的利润越来越多，沃思也成了公司的合伙人。这一成功让沃思信心倍增，他于185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由瑞典投资人奥托·古斯塔夫·博贝里出资赞助。不久，沃思就创立了一个新的超级明星行业——高级定制时装业——并成了开山鼻祖。

沃思将自己的商标缝到他设计的时装上。沃思不缝制客户设计的服装，而是每一季设计新的时尚款式来呈现自己的风格，然后为他的客户量身定制。沃思热衷于技术的应用。1851年，艾萨克·辛格发明了第一台性能可靠的缝纫机，7年后沃思开设了自己的女装裁制商店，他手下的女服装设计师在手工缝制较慢、效率较低的时候采用缝纫机缝制。沃思还热衷于使用工厂制作的装饰品，如丝带和蕾丝等。

沃思不懈地争取欧洲贵族客户以打响自己的名气。其中一位早期客户是奥地利驻法国大使的夫人保利娜·冯·梅特涅公主。当拿破仑三世的夫人欧根妮皇后开始穿上他设计的时装时，沃思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经济上，他同阿斯特、卡内基、范德比尔特等富豪一样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受益者。这些富豪会送他们的贵族夫人到巴黎采购全套行头。富豪们也会飞越大西洋购买时装，为婚礼或奢华的化装舞会等一些特殊场合做准备，因为像1897年马丁舞会之类的聚会已成为19世纪精英社会生活的固定娱乐活动。

沃思远不止是超级明星商人，他还是创新家——为欧洲和美国崛起的超级富豪裁制时装并向他们出售，是他最先开辟了这一新途径的。19世纪70年代，在他事业的顶峰，他的年收入高达8万美元，他设计的一些时装售价高达1万美元。可以肯定那是一大笔财富，但是，正如比林顿女士的收入受到观看现场演出人数的限制，沃思的商店一年缝制的6000～7000套礼服必须根据每位顾客的身材量身定制。

由于卓别林可以将表演传播给大众，他头上的超级明星光环比比林顿夫人的闪亮不少。与之类似，当时装设计师从高级时装定制业务拓展至成衣生意后，他们的财富以几何级数增加。这一变革发生在1966年，那一年伊夫·圣·洛朗在巴黎第六区的托侬大街上开设了第一家“塞纳河左岸”成衣商店，距离沃思和博贝里一个多世纪前开设的第一家商店不到两英里。

时装设计师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大规模生产中获利。一部分原因是缝纫机没有立即投入制作精致而便宜的女装——这类女装是利润最丰厚的时装市场。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和欧洲普法战争爆发，发明天才对缝纫机（在19世纪50年代，其革命性相当于如今的智能手机）投入的热情几乎迅速转化为军服的大规模生产。

工厂制作的女装仍然难以提供价值主张[6]。研究发现，即便到1920年末期，在家裁制女装平均需花费20美元，仍比买现成的女装平均花费的30美元要便宜（从女装设计师处购买女装平均需花费35美元，相较之下是最贵的）。一部分原因是制作女装的技术大大进步了，缝纫机在家里的使用效率和在曼哈顿服装区的“血汗工厂”里的使用效率几乎一样。只要你的妻子或女儿的劳动力比曼哈顿中城的外国移民更廉价——对很多美国人而言确实如此，那么购买成衣就是一种奢侈。你应该还记得，美国作家劳拉·英戈尔斯·怀尔德在《大草原上的小屋》中提到，富裕的同班同学因买得起店内现成女装而招致嫉妒。另一部分原因是合身问题，女装比男装更讲究合身度，因为女装通常更贴身，而且需要跟上变化更快的式样。

我们对于合身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女性读者听了可能会叹气，而1941年出现了一条分界线。在一项雇用“大萧条”时期受害者的政府资助项目中，美国农业部为将近15000名女性度量身材，并发布了数据，创立了第一批标准女装尺寸。缝纫的工业技术也发展迅猛，到20世纪50年代，单个女服装设计师用缝纫机裁制一件女装所需的时间是工厂裁制一件女装的好几倍。

伊夫·圣·洛朗意识到，设置标准女装尺寸和缝纫的工业技术这两项创新使超级明星设计师能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同表演、演唱和烹饪一样，现代时装设计（与普通制衣相对）是为“镀金时代”精英而专设的昂贵服务。圣·洛朗明白，他进军成衣业意味着同定制时装范式的彻底决裂，他试图将自己提倡的平民主义变成一种美德。他喜欢说，如果时尚的唯一目的是为富有的女人提供着装，那么它会令人非常不安。[但请注意：“塞纳河左岸”的第一位非常瞩目的顾客是法国演员卡特琳·德纳夫；1987年，在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的暴跌后，圣罗兰（YSL）成衣时装展推出了一款价值10万美元的镶钻夹克。]

当时，许多圣·洛朗的女装精英设计师伙伴都惊恐万分。伊曼纽尔·温加罗写道，“塞纳河左岸”的开业使他倍感沮丧。皮尔·卡丹在该店开业一年前对成衣浅尝辄止，他警告道，由于齐平化和标准化，我们会在自己编织的世界中“单调乏味地死去”。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通过时装定制和成衣的结合——为超级富豪提供昂贵的私人服务，并利用技术扩大时装的影响规模——时装设计行业顶尖的设计师可以从马歇尔效应和罗森效应中获得巨大收益。1975年，圣·洛朗的收入达2500万美元，是查尔斯·沃思事业顶峰时收入的100倍（已考虑了通货膨胀）。沃思比他手下的法国女服装设计师要富有，而圣·洛朗同他的成衣生产线上的国外制衣工人相比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同律师界、表演艺术界和厨师界一样，时装界中超级明星领先其他人的距离越变越大。

马丁效应——人才与资本之战

马歇尔效应造就的超级明星、罗森效应造就的超级明星以及同时从两种效应中获益的超级明星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变得富有。

第一种方式是他们从一个比以往更大的蛋糕中分食蛋糕：他们的超级富豪客户比以往更富有，而且如今规模经济使他们能接触到更广泛的大众群体。第二种方式是比起其他在才干上逊于他们的同行，他们分到的蛋糕要大许多（这些同行是否真的在才干上比他们稍逊一筹还有待讨论）。他们的客户——不论是超级富豪还是平民大众——更希望聆听“最好的”歌手唱歌，穿“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即便在服务对象无法扩大规模的情况下，比如客户在聘请出庭律师或竞买原版油画时，同样的因素也会起作用。

管理咨询师、商学院院长罗杰·马丁认为，在过去的30年间，还有个因素在起作用：超级明星并不仅仅从他们的客户那里赚取了更多钱，他们越来越容易从雇主那里汲取更多的工作价值。马丁将这一动态因素称为人才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在他看来，这个因素向“人才”，即超级明星倾斜。马丁认为，正如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定义了19世纪～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人才与资本之间的斗争体现了21世纪基于知识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紧张关系。

马丁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如此阐述他的理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力和资本为谁来控制工业经济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许多国家，它们之间的斗争还决定了谁来控制政府和社会。现在……一种新的冲突突然迸发。人才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凸显出来，这次是为了争夺知识经济的利润。虽然上个世纪，商业击败工会取得了彻底胜利，但现在对于股东而言，没有那么容易就能阻止商业中知识工作者引领的变革。”

马丁的观点有助于解释如今的超级精英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当今“实干富豪”的崛起。正如伊曼纽尔·赛斯所发现的那样，如今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大部分收入（近2/3）来自工作，而一个世纪以前，这一比例大约只有1/5。

马丁关于“人才”在发挥更大威力的理论建立于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之上。作为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学者，德鲁克奠定了管理学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现在市面上有太多摧毁心灵的幻灯片演示演讲、太多活泼而又空洞的商业书籍、太多滔滔不绝而又言之无物的公司管理启迪“导师”，你可能认为德鲁克该为这一切负责。50多年前，德鲁克预言，社会将向他所命名的“知识经济”时代转变，并且“知识工作者”将随着这一转变而崛起。

维也纳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寻找巨大的、潜伏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以及试图找出它们发生变化的时刻。德鲁克虽然在美国成名，但他也深受维也纳传统的影响——约瑟夫·熊彼特在德鲁克孩提时代作为家族朋友经常来串门。所以，德鲁克将新兴的知识工作者视作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发生深刻转变后的产物和受益者。“在知识社会中，雇员即知识工作者拥有生产工具。”1994年，德鲁克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他认为，这是相当巨大的转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力量的天平首次从资本向工作者——更准确地说，向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人——倾斜。

德鲁克解释道：“马克思的伟大洞察力是工厂工人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生产工具，所以他们‘被异化’了。马克思指出工人无法拥有蒸汽机，跳槽时也不可能把蒸汽机随身携带，而资本家必须拥有并控制蒸汽机。”于是，“强盗贵族”夺取权力，而无产阶层怨声载道。

在知识经济中，这一逻辑完全崩溃了：“知识社会中，有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即真正的生产投入是知识工作者的知识而非机器和工具……市场研究人员需要一台计算机，但是这台计算机越来越可能是一台个人电脑，不管去哪里都可随身携带……在知识社会中，对于组织机构而言，最有可能成立的假设是它们需要知识工作者，而不是知识工作者需要它们。”

一些高级人才一跃成为超级精英的另一途径是：他们能够独立从事自己的职业。换言之，他们的从业工具已从蒸汽机转变为个人电脑。

当然，即便在由机器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些超级明星始终不受资本家的控制。画家需要的仅仅是颜料和帆布；律师需要的仅仅是专业知识、智慧和律师证。难怪，1890年，马歇尔的写作对象恰恰选中了这两个行业的超级明星，指出他们从西方世界的经济转型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利益。

在知识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行业抛弃了“蒸汽机”，转而使用个人电脑。这意味着这些行业中的超级明星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回报。知识分子正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

市井百姓和超级明星

最大的赢家是银行家。在工业革命中，他们的确赚足了钱。那个时代的顶级富豪，如纽约的J·P·摩根和伦敦金融城的西格蒙德·沃伯格，都是资本的所有者。然而，他们手下的雇员——那些拿工资的金融职员的回报远没有那么丰厚。那些职员的工作仅仅是在一旁记账。

在“二战”后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稳步崛起，银行家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不再为资本的所有者——不论是工业巨头，还是上市公司股东——工作。银行家发现，他们能自己拥有资本，有了资本，也就拥有了公司。至关重要的是，在每个领域的最高点不只有一两位明星，如奥普拉·温弗里和Lady Gaga，而是有几千人实现了从挣工资到给自己发工资的转变。201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上的1226人中有77位是金融家，143位是投资家。在美林公司发布的业内领先的《年度财富报告》中，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4万名美国人被称为“超高净值人士”，其中40%是金融业人士。2012年，收入分布前1%的美国人中，18%是银行家。越接近收入金字塔的顶端，银行家的占比也越大。在一项针对前0.01%顶级富豪的研究中，史蒂文·卡普兰和乔舒亚·劳发现华尔街人的收入大大高于普通城镇居民的收入。华尔街上市公司高管的收入整体上高于非金融公司高管的收入。对冲基金经理或私募股权经理等华尔街投资家的收入甚至更高。“2004年，”卡普兰和劳写道，“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华尔街投资家人数是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人数的9倍。事实上，最富的25位对冲基金经理的总收入比标普500指数的500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总收入还高。”

银行家从会计和职员转变为占顶级富豪圈比例最大的一群人，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二战”后十年间的三种极具创新的金融形式，以及三位非凡人物：他们生活在从波士顿到巴尔的摩的美国东海岸一带，两两相距不超过500英里。

第一位是纽约贵族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其父曾执掌通用电气澳大利亚分公司）。1949年，他首创了现代对冲基金。当时他48岁，有两个孩子和两处居所，决定要赚更多的钱。第二位是乔治·多里奥，这位出生于法国的哈佛商学院教授于1946年发明了现代风险投资业务，以鼓励人们对当时回国的美国士兵创立的新公司进行私人投资。第三位是维克托·波斯纳，他是一位巴尔的摩食品杂货商的儿子，十几岁就辍学了。20世纪50年代，他是恶意收购业务（现在通常文雅地称之为“私募股权”）的先锋人物。

正是这三位人物统领了金融业的转变。之前，占金融业主导地位的大型机构担当了负责照管别人钱财的保守角色；而现在，金融业中的巨头变成了打破传统的企业家，他们专门利用风险和杠杆追求超额回报。这一变革对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仍然众说纷纭，你或许可以认为这三个人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对于超级精英的崛起明显起了关键作用。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使金融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可信赖的探索方式转变为一块创新的前沿阵地，聪明和幸运的个体几乎可以立即从中获得大量财富。

那些力闯新路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未来的“世界主宰者”都明白这一点。世界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凯雷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豪戴维·鲁本斯坦为2011年春季招聘走访美国顶级商学院时告诉我，他发现每个人都想成为创业家。“当我从大学毕业时，每个人都想应聘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通用电气。”他对我说，“而现在，当我询问商学院毕业生时，他们都想创立自己的公司。每个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没有人想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想成为创业家，亲手创造巨大的财富。”这一想法形成得越来越早。琼斯和多里奥自创公司时都已将近半百，而如今，未来的顶级富豪希望在而立之年就掘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亿万富豪圈

“创业金融”的兴起点燃了真正的大规模变革，这一对大型金融机构地位构成威胁的变革改变了这些机构的形态。2007年，恰在金融危机前，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收入高达6800万美元；2008年，花旗集团明星能源交易员安德鲁·霍尔的奖金高达一亿美元。平民——不在华尔街（也许还有硅谷）工作的人们——会认为这些人赚得了与“金融王子”名号相称的财富。市井百姓——即便是那些最成功、报酬最高的上市公司雇员——若将自己同对冲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的主管比较，都会自视为失败者。

美国联邦特工被允许监听某对冲基金公司创始人、亿万富豪贾拉特南的电话通话，并监控他的联系网络，我们可以从中一窥上面提到的思考方式。在一次谈话中，贾拉特南同阿尼尔·库马尔谈及他们共同的好友拉贾特·古普塔。麦肯锡公司是管理精英崛起的一个缩影，而生于印度的古普塔是麦肯锡前总裁，他也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高盛的董事会成员。之前，古普塔已被邀请去全球四大私募股权公司之一KKR（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在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将产生“能够觉察到的利益冲突”，因为KKR公司和高盛通常会为同一项业务竞争。古普塔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他倾向于选择KKR公司。用贾拉特南的话来说，原因如下：“我对这一情况的分析是古普塔十分欣赏KKR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克拉维斯，我认为他非常想融入那个圈子。那是一个亿万富豪的圈子，而高盛像是个千万富豪圈，对吧？我想，他看到了在未来5～10年不费太多力就能赚到一亿美元的机会。”

金融创业家如何转变了华尔街及全球银行业中广义的文化？亿万富豪圈即是答案。由于琼斯、多里奥和波斯纳的出现，成为千万富豪圈的一员已经远远不够。要理解这种想法如何一步步推高了华尔街员工（不仅仅是那些冒着单干风险的创业家）的个人报酬，可以参考下面的事实：2011年，高盛42%的收入用来给员工发工资，其员工的平均工资为367057美元；即便摩根士丹利公司在金融危机前犯了代价为40亿美元的错误，恢复状况也一直十分惨淡，2011年其员工的报酬仍占了公司收入的51%；在目前旗下拥有雷曼的巴克莱银行，员工报酬占公司收入的34%；在瑞信，这一比例为44%。换言之，在华尔街人才与资本的斗争中，人才总是占优势的一方。华尔街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华尔街上旗舰公司的薪资分配方式好像源于南斯拉夫工人所在的集体企业。

马太效应

巴勒斯坦迦百农的马太同他父亲一样是加利利地区的一名税吏。他是耶稣的使徒之一，银行家的主保圣人，也是最早思考超级明星现象的思想家之一。他注意到了超级明星世界中的积聚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拥有的也要夺去。”

马歇尔效应、罗森效应和马丁效应都涉及超级明星因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获得更高回报的方式——更富裕的客户（马歇尔效应）、更多的客户（罗森效应），以及同资金支持者之间更好的交易条件（马丁效应）。而圣人马太观察到的积聚效应使以上促成超级明星诞生的因素变得如此强大：超级明星现象能够自我强化。

我们对马太效应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都十分熟悉。该影响如此显著，几乎像重力的存在一样不可避免、不知不觉。名人因名气而更出名，名气本身就意味着成功和财富。我们之所以明白这一道理，是因为我们见证了“电视真人秀”等名气制造机器的流行和大众参与这些节目的强烈欲望。（2007年8月，费城的两万民众竞争“美国偶像”节目现场的29个席位，这一比例比哈佛的录取率严苛得多。）

下面的事实可能会让你惊讶：超级明星世界的内在力量——因你的身份而不是你的所作所为造成影响——不仅在肤浅的娱乐圈运作，也适用于我们习惯认为属于经验主义的科学范畴。事实上，“马太效应”这个短语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创立的，用来描述享有极高声誉的奖项——尤其是诺贝尔奖——如何影响了人们对科学工作的感知。默顿发现，科学界有自己的超级明星，他们的科学发现仅仅因为发现者的身份而被认为更具重要性或原创性。

默顿指出，频繁发表文章并在“重点”大学工作的科学家比产出量相当但在较不重要的机构中工作的科学家获得了更多的肯定。不少研究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出了同样的发现，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将科学突破归功于更著名的科学家，而他们默默无闻的同行只能出现在脚注中。40年前，默顿就在著作中预测超级明星现象会加快出现，部分原因是科学正开始从“小科学”转变为“大科学”，即从一个调查者和一台显微镜转变为科学家们集体使用昂贵的研究设备。他认为，超级明星将成为获得“大科学”研究设备的唯一群体，同较少获得肯定的同行相比，这些工具将给予他们进一步的优势。

关于默顿谈到的科学界的超级明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正从名气带来的“不公正”中受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指出：“物理学界在给予奖励的方式上有着独特之处，即倾向于奖励那些已经非常有名的人。”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承认：“当人们在论文中看到我的名字时，相较于其他人他们更容易记住我。”发生在另一位物理学桂冠获得者身上的极端情况是，他甚至开始担心有人正将其他人的发现安在他的头上：“如果我不注意言辞的话，有人可能正将其他人的发现归功于我。因为我太‘声名狼藉’了，当我说了什么，人们会说，‘对，他就是那个弄明白这个问题的人。’唉，他们没想到我说的事也可能是之前别人的发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能体现“名气”这种自我强化力量的科学家是位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的人物，他就是20世纪拥有纯粹才智天赋的伟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位真正具有开创精神的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引领了核时代，转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思考方式。然而，为什么对量子力学做出重要贡献并提出至今有效的原子结构模型的尼尔斯·博尔和脱氧核糖酸（C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家喻户晓呢？

根据历史学家马歇尔·米斯纳的研究，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力更多源于他的美国之行，而非学术论文。1921年4月，爱因斯坦跟随哈伊姆·魏茨曼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代表团来到美国。在船靠岸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了爱因斯坦的名字，并对他心怀畏惧。1905年，他首次提出相对论。在1919年5月的一次日食中，他观察到的光线偏折力证了相对论。这一发现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想象，不过不是朝着积极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的10年是紧张不安的10年，布尔什维克人正在苏联巩固他们的政权，德国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惩罚性的巨额赔偿金而苦苦挣扎。美国经济仍然繁荣，但是收入不平等现象比以前更严重，社会精英既因国内的平民主义抗议者又因正跨越大西洋的革命思想担惊受怕。这一时期人们对外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反犹情绪不断高涨。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美国的舆论控制者断定，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相对论不仅邪恶而且具有破坏性。举世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全世界只有“12个人”能理解相对论。专家们担心这个外国秘密小集团能运用知识使时空弯曲，从而进入“第四维度”达到“统治全球”的目的。《纽约时报》甚至警告说，爱因斯坦的发现具有“反民主的意味”：“地球上或星际空间中的某种断言只能被选中的少数人所理解，这样的断言践踏了《独立宣言》。”

魏茨曼的代表团到达了美国。当时犹太复国主义逐渐受到纽约犹太人的欢迎，数千人来到码头迎接访问团。但是媒体认为，这群人是爱因斯坦的狂热追随者。《华盛顿邮报》报道，“数千人等在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纽约时报》写道，“数千人为迎接爱因斯坦和他率领的团队，等候了4个小时。”爱因斯坦激起了新闻记者的兴趣，他们把目光全都聚焦在他的身上。记者们先前预想爱因斯坦是位桀骜不驯、高高在上的欧洲人，会看不起有点儿粗野的美国人，但恰恰相反，他竟然是位谦逊的、讨人喜爱的家伙。“给他照相时他笑容盈盈，对于记者提出的无理问题，他的回答也充满幽默，妙语连珠。”爱因斯坦不再对《独立宣言》构成威胁，《纽约时报》宣称，“越熟悉爱因斯坦，对他的印象就越好。”随笔作家也喜爱爱因斯坦，他们喜欢颠覆读者的期待，体验激动的战栗。一位科学界传奇人物由此诞生。从那时起，不论在物理实验圈内还是圈外——尤其是在圈外——爱因斯坦的全球影响力主要源自他个人的名气。

你可以看到“意外成名”在其他领域也发挥着同样的力量。畅销小说是其中一例。由于畅销书榜单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错误（2001年～2002年间，根据销售记录本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109本书被遗漏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艾伦·索伦森得以抓住时机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一开始受欢迎程度相当的两本书籍，如果其中一本被遗漏未能上榜——相当于没能获得“诺贝尔奖”、没能享受爱因斯坦1921年访问美国时受到的超级明星待遇——就意味着这本书之后的销售量会相对较少。

古典音乐家的情况也一模一样。当今最重要的钢琴比赛是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大赛，经济学家维克托·金斯伯格和珍·范奥尔斯观察了11届比赛后发现，前三名演奏者之后能成为十分成功的职业音乐家，而不到一半的其他参赛者能找到与音乐有关的工作。可是，这究竟是对于才能的回报，还是对于赢得比赛获得名气的回报呢？他们研究赢者后，意外地发现了一条线索：正式戴上超级明星的头衔（赢得比赛）比纯粹拥有才能更有价值。获得冠、亚、季军的名次同随机决定的参赛次序密切相关，除非随机的参赛次序是由音乐才能决定的，否则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不论你弹得多好，赢得伊丽莎白女王大赛所带来的名气会对你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助你走上职业音乐家的成功道路。

可是，该如何看待长尾效应呢？互联网的好处之一是它能弱化马太效应：网络具有很低的进入门槛，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起点基本平等。2005年，马修·萨尔加尼克和邓肯·沃茨通过研究12207名来自网络的实验参与者，验证了上述假设。被试会得到一张有48首歌曲的歌单。一些参与者看到的歌曲顺序已按照它们的受欢迎程度进行了排列，每首歌的下载次数也一目了然，而另一些人看到的歌曲顺序是随机排列的。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小组，他们看到的歌曲是按热门度进行倒序排列的，这合乎《圣经·马太福音》中“逆来顺受者将继承世界”之语——最冷门的歌曲显示为最热门的，反之亦然。实验结果力证了默顿的观点：不论这首歌是否真的是热门歌曲，只要其以热门歌曲呈现，必定会增加它后续的热门度。在被第一组听众评价为“最差劲”的歌曲上，这种影响最为强烈。当然，该效应也不是绝对的。即使最好的歌曲在“颠倒的世界”中以最不受欢迎的歌曲现身，其排名也会逐渐上升。如果你特别的优秀，你有可能挤入超级明星的队伍，只不过这是场艰难的战斗。

资本的反击

1991年1月11日，时任迪士尼电影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杰弗里·卡曾伯格给他的13名高管发送了一份题为“世界在变化：一些关于我们业务的思考”的备忘录。尽管题目十分枯燥乏味，却有人——很可能是卡曾伯格自己——立即将这份28页的文章泄露给了媒体，它很快成了好莱坞阅读次数最多的长文。“我们正进入一个危险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阶段。”备忘录是这样开头的。卡曾伯格所担心的是什么变化呢？是超级明星的崛起。

1984年，卡曾伯格和他的团队来到迪士尼，他们的使命是将这家不堪一击、苟延残喘的电影制造商扭亏为盈。迪士尼一直是“所有电影厂中最注意控制成本的”，主要靠“避免选用当时的一线明星”节省成本。卡曾伯格骄傲地写道，“我们会选用那些正在走职业下坡路的明星，或者自己打造一些新星。演员罗宾·威廉斯向《新闻周刊》透露，我们站在贝蒂-福特诊所的后门口招募演员。我们靠这一手段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贝弗利山奇遇记》，这部电影重新点燃了三位明星的星路：贝特·迈德尔、理查德·德赖弗斯和尼克·诺尔蒂。”

随着时间的流逝，迪士尼发现自己给予明星的报酬变多了。令卡曾伯格尤为不安的是马太效应——不仅为明星的才能而且为他们的名气支付报酬。卡曾伯格称之为“名人的额外索价”：“1984年，我们只需为贝特卓越的演技支付报酬，而现在我们必须为她的显赫名望支付报酬。雇用一线明星时，必须加价，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名人的额外索价’。”

卡曾伯格最大的抱怨是人才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的非凡成就：从挣工资到拥有商业份额的转变。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将他们的份额称之为“管理分红”，电影明星的则称之为“分成”。卡曾伯格认为这是“极具威胁的”：“不合理的工资加上巨额的分成费对于人才而言是锦上添花，而对我们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使得我们在失败中遭受惩罚，基本无望取得成功。”

演员并不是卡曾伯格所担心的唯一一类电影人才。他还抱怨道，编剧“写剧本的报酬已开始接近200万～300万美元”。卡曾伯格认为，迪士尼应该向“编剧新人”支付5万～7万美元或向“编剧老手”支付25万美元让他们为迪士尼提出的想法编写一部剧本。卡曾伯格承认，超级明星编剧已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要说服编剧答应签订理想的长期合同并拿较少的份子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再行得通。代理商不会让他们的客户签订长期合同，因为待售剧本市场实在太有利可图了。这一切意味着形势更为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卡曾伯格为迪士尼高管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出那些还没有成功或者已失去明星光环的有才能的演员和编剧，而舍弃那些能依靠名气索取额外报酬的顶级演员和编剧。“所有的一流编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卡曾伯格写道，“他们曾经默默无闻，能达成一笔交易便欣喜若狂。他们就是未来的顶级编剧，要是我们能考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激万分。要得到这些人，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寻找，更深入地挖掘……要抢先找到他们。”

至于演员，卡曾伯格敦促他的团队“要更主动地四处寻找，在喜剧俱乐部中寻找未来的明星，待在贝蒂-福特诊所的后门挑选可能再度发光的过气明星。”

卡曾伯格并不是个例。随着各个行业中超级明星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每个领域的老板都要努力避免支付他们“名人的额外索价”。除了在贝蒂-福特诊所的后门逗留外，电影制片厂的老板还将资源转移，投入动画电影（插画师、技术专家和配音师至今还有没索要超级明星的溢价）以及一些电视连续剧（扮演某个角色的演员如果变得太过出名，可以在下一集中由另一名出场费更廉价的演员替代）。打造电视真人秀和选秀节目是避免支付明星溢价的另一途径，它们让平民百姓成为明星，例如英国《流行偶像》节目就用合同来约束参赛者，以免他们大红大紫后反过来索要任何额外的报酬。

一些球队老板也努力寻求相似的途径为才能而不是为明星身份支付报酬。来看一下迈克尔·刘易斯写的《点球成金》的故事，作者在书中将“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及球队总经理比利·比恩捧为明星。刘易斯笔下的比恩是个资金拮据、处于弱势的英雄，但故事说的确实是资本家（棒球队拥有者）寻找避免向明星球员支付名人溢价的方法。在这个例子中，比恩采取的方法就是通过寻找那些拥有对球队成功至关重要的技能而又被市场低估了价值的运动员。

金融行业的超级明星可能没有电影和体育明星那么有名，但是他们的报酬反而更高，所以一些老板一直在寻找避免支付名人溢价的办法。2010年，哈佛商学院教授鲍里斯·格鲁斯伯格成为了华尔街人力资源部门的英雄，因为他出版了《追星》一书，这一研究成果堪称金融业的《点球成金》。格鲁斯伯格在同200多名华尔街分析师访谈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竞争对手处招募明星分析师是在浪费金钱，因为被挖走的分析师脱离原来的文化后会日趋“衰落”。沃伦·巴菲特非常赞同这一看法。20世纪90年代，他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隐僻之地跑到华尔街加入资本与人才之间的战斗。当时，他主要执掌正在垂死挣扎的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大幅削减的奖金多达1.1亿美元，在第二年写给股东的一封信中他称那段时间“实在太痛苦了”。

然而，管理层在力图限制超级明星薪资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这也是超级精英能继续崛起的一个制度性原因：在这个股份制的时代，股票可以广泛、公开地交易，所有权的分散范围很广，董事会缺乏时间、专业知识和魄力对公司运作的细节问题发表意见，而经理人自己也是超级明星。娱乐界和运动界的超级明星最为耀眼，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落后于商界经理军团，这些经理人在过去的40年里已经从普通白领转变为千万富豪。

卡曾伯格在1991年的备忘录中阐述的想法大都已经被证实了。最值得注意的是，亚伯拉罕·拉维德于199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对200部电影的经济收益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明星对票房收入不会产生影响。卡曾伯格之所以能嗅出支付“名人的额外索价”给公司财务带来的危险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动机——作为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他的职责就是盈利。公司高管及团队成员的薪水也在高涨，而对他们薪水的核查要宽松得多。超级明星也有上司，但正如首位成为名人首席执行官的杰克·韦尔奇于2011年春季在曼哈顿“92街Y”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公司高管需要的是“一个慷慨的薪酬委员会”。

卡曾伯格对“人才”的抱怨主要在于“分成”的约定，即允许演员分享电影收入份额的合同。不过，他自己达成了这种交易：除了现金收入和首席执行官津贴外，他还获得了公司全部利润的分成。当迪士尼公司同卡曾伯格结束关于他的离职金的法律战斗时，迪士尼的股东才得知卡曾伯格获得的报酬不仅占了每部电影利润的大部分，而且占了整个公司利润的大头。好莱坞的律师估计他的离职金至少为两亿美元——电影《至尊神探》制作成本的4倍，而正是这部超预算的电影让卡曾伯格于1991年不由地喊出了战斗口号。

有时，标题说明了一切。1986年3月，《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一篇评论，标题为“公司高管拿的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哈佛商业评论》由哈佛大学主办，读者群是公司高管和他们手下雄心勃勃的员工。刊登该文章的目的之一是奉承杂志的拥护者，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新闻业的惯常手法，但其实还有个没那么世俗的动机。在那之前的10年里，有一小群商学院研究人员试图解决20世纪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如何才能实现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换言之，谁来管理这些经理人？而文章作者凯文·J·墨菲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尖兵之一。

这不是个新问题。早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将股份制公司的高管比作“富人管家”，并警告道“经理人管理着别人的财富而非自己的，他们基本不会像合伙制公司的合伙人那样不安而又警觉地频繁察看自己的财富……因此，失察和挥霍一定会横行。”仅仅一百多年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文中悲叹，同企业主大多数是创业者的美国公司相比，古板的英国股份制公司显得软弱无力：“美国一小群富裕的资本家愿意并且有能力将自己的资源投入伟大的事业，由于美国地域如此广阔，环境如此多变，这些资本家运用了充满活力、独具原创的计谋和快速、果断的力量，而英国的大型股份制公司由于缓慢、呆板的管理，在同美国公司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这一小群富裕的资本家为20世纪美国惊人的经济腾飞奠定了根基。但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成熟，对私人企业的控制权开始从马歇尔时代充满活力、计谋多端、坚定果断的创业者手中转移到了新一代的管理者手中。1931年，加德纳·米恩斯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记录了这一转变。米恩斯小时候是新英格兰的农场男孩，后来成为一名具有钢铁意志的“一战”飞行员，最终他转向经济研究，成为常春藤盟校的一名教员。米恩斯指出，1929年底，美国最大的200家公司中，44%的公司由经理人而非企业主掌权。美国顶尖公司管理阶层手中的财富比例更大——总市值最高的200家公司中，58%的公司由经理人掌权。

米恩斯将管理阶层的兴起视作自我选择和自我存续：在体制上，他能想到的唯一可与之比拟的是基督教神职人员。1932年，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阿道夫·伯利合著了一本书，他们将崛起的管理精英称为“企业王子”。伯利和米恩斯认为，从企业主到经理人的转变的重要性不亚于从独立劳动的手工艺者到拿固定工资的工厂雇员的转变。

伯利和米恩斯担心的是，如何才能使管理精英的统治始终接受监管。由于上市公司能吸引数百万散户投资者的资金，其管理阶层掌控着规模和势力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公司。但是，主导企业主行为的市场激励并不一定适用于经理们。事实上，经理们的利益“不同于，甚至通常完全违背”企业主的利益——被雇用的经理人“能以公司的利益为代价获得利润，然后中饱私囊，而不是为公司创造利润”。

伯利和米恩斯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策划人——伯利是罗斯福智囊团的最初成员，而米恩斯是罗斯福内阁的经济学家。他们发起了打破钢铁行业价格垄断的运动，解决方案包括了国家和社会的干预。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对逾越规范的“企业王子们”进行监管，此外应该创建一套新的社会惯例，要求经理人成为“经济—政治家”，他们掌管的公司必须符合集体利益。

作为公开声明，墨菲那篇《公司高管拿的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的评论文章坚定地提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来解决伯利和米恩斯发现的问题。同新政拥护者一样，墨菲和他的同事认为，对经理人的管理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但是，新政拥护者试图使公司高管表现得更像热心公益的公务员，墨菲和他的商学院教授同事却认为解决方法恰恰相反：经理人需要转变为血气方刚的企业创始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财富激励需要尽可能密切地同公司的成败相关联。当然，这样做不会比拥有整个公司带来的利益动机更加强烈，但这是最好的次选了。

新政拥护者成功建立了约束经理人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而“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此的回应。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担心经理人可能会以公司的利益为代价捞取私利。30年后，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绝非公司高管的辩护者——如此描述美国企业的精神特质：“管理人员不能毫无节制地回报自己，一个健全的管理层应该会有所制约……决策权往往伴随着赚钱的机会……要是每个人都那么做……公司将兴攀比贪婪之风，乱成一锅粥。但是一个好公司的管理者不会做这些事，一个普遍有效的法令能禁止这样的行为。”

墨菲和共同撰稿人迈克尔·詹森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出肺腑之言后，他们发现“二战”后时代约束经理人的文化可以被量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间，美国经济史无前例地快速、稳步增长，美国公司在全世界占优势地位。在这黄金时代中，公认的社会和经济领袖是美国的实业巨头们，然而他们的工资其实是下降的。我们对于“二战”后时代的记忆还停留在《广告狂人》的种种场景中，略带着甜蜜，我们可能将那段时间想象为公司经理人的胜利时光。然而，即便管理精英所管理的公司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统治还是受到了社会其他成员的束缚。正如詹森和墨菲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中总结道：“最富的前25%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加奖金（按1986年的美元市值计算）从1934～1938年的813000美元下跌至1974～1986年的645000美元，而样本公司的平均市值翻了一番。”

詹森和墨菲赞同加尔布雷思对现状的解释——社会压力正在限制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即便有出色的绩效，在公共领域和组织内部运作的政治力量也限制了高额报酬。”

米恩斯和伯利为控制管理阶层的崛起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盛行，并且看似正在奏效。美国公司不再由活力充沛、自私自利的“强盗贵族”创业家管理，取代他们的新一代经理们拿着工资，而且并没有掠夺公司的储金。在“普遍有效的法令”的监管下，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正在下降，但他们看上去也干得十分出色。1932～1976年，他们所执掌的公司的规模翻了一番，这段时间内，标普500指数总体年真实复合回报率达7.6%，美国GDP增长了4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当詹森、墨菲和其他一些志趣相投的同事开始调查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时，经济画面开始变得黑暗。即便通货膨胀变得严重——甚至出现了滞胀，经济增长似乎仍然停滞不前。美国公司看上去也行动迟缓，厌恶风险，并受到创新力更强的国外竞争对手的威胁。这些因素激发了更广泛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公司高管的状况。

正如20世纪30年代米恩斯和伯利警告的那样，问题始于20世纪的一个事实，即经济主要由“管家”控制，而不是企业主。但是新政拥护者对于这些管理精英中饱私囊的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事实恰恰相反。詹森和墨菲警告，这就是问题所在。防止高管掠夺财富而给他们施加的社会限制，导致促使他们完成出色工作的经济激励变弱了。新政拥护者已将受雇的首席执行官转变为热心公益而又自我克制的资本主义公务员，而提倡“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的商学院教授希望将管理阶层转变为血气方刚的资本主义企业主。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按绩效付酬”。管理人员的报酬应该更加紧密地同他们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公司业绩——相联系。

从某个指标上判断，一些学术人士所倡导的“按绩效付酬”十分奏效。首席执行官的薪水经历“二战”后时代的持续下跌后，开始飙升。真正的腾飞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到90年代末，他们的年薪每年增长10%。罗杰·马丁计算过，标普500公司首席执行官薪水的中位数从1992年的230万美元飙升至2001年的720万美元。这是一大笔财富，它占美国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也在增长。1993～2003年，美国上市公司最富有的5位高管的总收入为3500亿美元。2001～2003年，上市公司净收入的逾10%用来支付最富有的5位高管的工资，而8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5%。

当然，20世纪90年代正是前1%富豪群体同社会其他成员拉开差距的时候，这一现象也在公司内部发生。首席执行官的薪酬高涨，同公司底层员工和普通职员进一步拉开了差距。20世纪70年代初，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近30倍；而2005年，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中位数是工人平均工资的110倍。正如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越来越显著，首席执行官的直接下属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薪酬次高的两位经理人的收入各高出约40%；而到21世纪初，这一数值大于150%。

这一差距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一个经济模型指出，首席执行官从“二战”后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为公司卖命的人已转变为“按绩效付酬”时代中行动自由的超级明星，因此差距不可避免。这一转变十分显著，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会在意自己是否在为一个成功的公司工作吗？”人力资源部门的答案是——当然！美国许多公司的网站都恰当地督促我们注重团队精神并为公司的整体成功而努力工作。但是，在布赖恩·贝尔和约翰·范·雷南观察了占英国上市公司总市值90%的一组公司样本的实际情况后，他们得到了令人心寒的答案。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因公司的成功获得了回报，但其他人几乎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公司的价值每增长10%，首席执行官的报酬增长3%，而工人的平均报酬仅增长0.2%。”

公司内部越来越大的鸿沟不仅仅反映了更广泛的“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而且推动了他们的崛起。2005年，“非金融业高管”（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在“前1%富豪群体”中占31%，是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前0.1%富豪群体”中的占比更大，达42%。

二三十年前，捷尔吉·康拉德和伊万·塞莱尼已揭示了一个令人不适的政治性真相，在所谓的工人阶层中真正的赢家——以及真正的老板——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专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遥遥领先。正是这些MBA们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

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崛起毋庸置疑是项政治进程，但是证实西方MBA阶层崛起现象的学术理论，论及的全都是市场力量。毕竟，“按绩效付酬”变革的目标不是要提高首席执行官的报酬——虽然这肯定是结果之一，其目的在于将管理精英的工资单同他们的影响力更紧密地挂钩，从而促使他们表现得更为出色。照这么看，如果说更大范围的超级明星经济现象是一本故事书，那么首席执行官飙升的工资以及他们与高级副手之间扩大的差距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而已。一旦公司开始采用“按绩效付酬”这种更好的手段，他们就会发现一些经理人比另一些更有才干，那些明星经理人同最优秀的歌手、律师和厨师一样，能够索要一笔可观的工资溢价。

对于首席执行官而言，要想成为超级明星或要获得超级明星的待遇，必须放弃受薪人士的身份。“二战”后时代的高管像和公司签了遥遥无期的卖身契。他们是公司培养的，并为公司卖命，他们的价值观大部分源自培养他们的特定公司文化。而超级明星首席执行官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公司，理想的情况下，也不能局限于某一行业。他必须是可被视作楷模的天才，具备“管理”或“领导”技能。他很有可能拥有MBA学位（20世纪70年代，13.8%的首席执行官拥有MBA学位，90年代这一比例达到28.7%），不太可能对某家公司忠心耿耿。或许这些就是对成功企业领导者的一项技能要求，全球的公司将参与一场竞标战争，争抢世界上最优秀的经理人和首席执行官来为公司工作。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首席执行官薪水暴涨的同时，从公司外部雇用老板的情况也在增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席执行官的报酬比30年代时要低，70年代85.1%的首席执行官是受薪人士，80年代这一比例是82.8%。而在20世纪90年代，首席执行官的报酬开始每年上升10%，超过1/4的首席执行官是公司从外部聘任的。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是涨薪的好办法，根据“按绩效付酬”学派领军人物之一凯文·墨菲的研究，公司从外部聘任的首席执行官比公司内部委任的首席执行官多挣21.6%。在跳槽的首席执行官备受器重的某些行业中，所有首席执行官的总收入提高了——额外多出13%。

在其他行业中，促成超级明星高收入的因素之一是规模经济——歌手可以为几百万人演出，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样式能在全球销售。公司规模的变化可能是付给首席执行官更多报酬的一个原因。由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公司规模得以扩大，优秀的管理人员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从能力上来看，全球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可能只比排名在第100位的首席执行官略强一点儿。但是，如果你的公司全年收入为100亿美元，那么1%业绩差别的价值就相当于1亿美元。2008年，经济学家泽维尔·加贝克斯和奥古斯丁·兰蒂尔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指出“1980～2003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增长了6倍，其原因可以完全归于那段时间大公司市值的6倍增长。”

但是超级明星首席执行官模式存在一个大问题，这可以追溯到管理精英的崛起引发的一个难题，这也正是伯利和米恩斯，以及之后的“按绩效付酬”学派努力应对的难题。经济学家称之为“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这意味着首席执行官是一群非常特别的超级明星：他们负责掌管付给他们薪水的公司。超级明星运动员的薪水来自运动队的所有者，超级明星厨师的薪水来自食客，即便是超级明星对冲基金经理的薪水也来自他们的投资者。然而，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来自由他们掌管的公司。可以肯定，他们的报酬由董事会决定，但董事会主席通常就是首席执行官，尤其在美国。

“在美国，你或多或少地可以为所欲为，不用获得企业主的支持。”瑞典第四国民养老金基金首席执行官、美国公司治理批评者马茨·安德松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华盛顿召开的有关该议题的会议上发言后对我说，“但在瑞典，董事会的构成有所不同，公司的所有重大决定都必须基于企业主的授权或支持。”

“在美国，谁真正负责高管的薪酬？”安德松先生调侃道，“如果我能自行决定自己的薪酬，我肯定会热爱这个体系。”

亚当·斯密直截了当地警告，代理问题的后果是“失察和挥霍”。当今，经济学术界使用了一个更雅致的词“榨取油水”（skimming）。10年前，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玛丽安娜·贝特朗和森迪尔·穆莱纳桑设计出一个原创方法，用来调查首席执行官到底是公司根据其出色表现给予回报的超级明星，还是为自身利益操纵游戏规则的公司管家。测试的内容是观察依据表现而定的首席执行官报酬对应公司外部运势的变化是否和对应管理才能的变化同样紧密。公司外部运势变化的两个例子分别是油价和汇率的变化。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发现外部运势十分重要：“首席执行官的报酬对于公司整体的良好表现产生的利益和对于外部运势带来的利益的反应同样敏感。”他们发现，如果石油涨价使得石油公司的收入增长1%，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会相应增长2.15%。更妙的是，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角度来看，虽然石油涨价总是同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上涨相关联，但如果油价跌了，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并不一定会下降：“虽然首席执行官总是会因为好运势获得回报，他们却不会总是因为坏运势遭受惩罚。”

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公共舆论和政治风向都趋于这种象牙塔式的评论。比如在英国，保守党占多数的英国联合政府于2012年伊始提议限制高管的薪酬。“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每年上涨13%，而公司在股市上的表现萎靡不振，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英国商务大臣温斯·凯博对议会宣布新举措时说，“去年，高管薪酬的增长速度是普通工人的5倍，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凯博谈到的普通工人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的薪酬差距简直触目惊心。有关“榨取油水”（数百万美元的非劳动所得）的论点可能会让我们对高管薪酬的上涨怨声载道，但是我们的不安一部分源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想法：最终形成的平民百姓与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差距是不道义的。

即便更好地应对代理问题也很可能无法打消后一种顾虑。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关于高管办公室中存在大量“榨取油水”现象的发现并没有使他们彻底怀疑“按绩效付酬”的变革。“按绩效付酬”确实行之有效，但仅限于一些董事会强大到能真正监管首席执行官的公司里。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发现，当董事会中有一名大股东时，监管作用最强。“董事会每多一个大股东就会降低好运势带来报酬的23%～33%。”——这是个较大的数额，尤其当你考虑到在实际生活中，这笔好运势带来的收益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几乎一样多时。

除了能从薪酬委员会获得大量财富外，首席执行官将自己定位成超级明星（因技能获得报酬的达人）还有一个原因。即便在当今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99%的人剑拔弩张的时代，我们仍然对超级明星情有独钟。正如《纽约时报》编辑戴维·卡尔在对篮球运动员林书豪为何广受欢迎的精辟分析中指出，那是因为在崇尚成功的美国，人们都喜欢视自己为未来的超级明星，并且即将迎来大红大紫的一刻：“林书豪的故事之所以在大众文化中轰动一时，是因为他的故事极其励志，灌注了篮球或种族以外的一些观念。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超级明星，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获得机遇就有可能成为超级明星。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其实都是配角，但是我们中谁没有私底下想过，等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我们也可能抓住机遇站上事业、公司或团队的顶端。”这就是民主时代超级明星经济现象的讽刺之处。我们都认为自己可能成为超级明星，但在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能站上顶端的永远只有极少数人。

[1] 宗谱学家曾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奥巴马的一位四辈高外祖父是蓄奴主义者，名下至少有两名年轻黑奴。——译者注

[2] 同摇摆选民（大选中民意不明确的摇摆州的选民）相对。——译者注

[3] 圣则济利亚被视为音乐家和基督教圣乐的主保圣人。——译者注

[4] “两本喜剧”指放映时间约20分钟的电影。——编者注

[5] 1平方英尺≈0.09平方米，385000平方英尺≈35768平方米。——编者注

[6] “价值主张”是营销学名词，指公司通过其产品和服务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译者注

与其被革命打倒不如领导革命。

——奥托·冯·俾斯麦

科技行业的一条教规是要走在巨大变革的前面，而不是落在后面。

——社交网站LinkedIn（邻客音）联合创始人、主席里德·霍夫曼

不冒险，就喝不到香槟。

——俄罗斯谚语

索罗斯的午餐会

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旗下的三个基金账户。由于担心此举会终止银行间拆借，以欧洲央行行长为首的全球中央银行家忧心忡忡地将数十亿美元资金注入全球货币市场。这两个举措最终被视作打响了全球信贷危机的第一枪。

8天后，乔治·索罗斯邀请20位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在位于纽约长岛最东端的南安普顿举办了一场午餐会。这是一个暖和但乌云笼罩的周五午后。餐点包括长岛条纹石、水果沙拉、曲奇饼，气氛严肃而又正式。这次午餐会是每年8月底连续两个周五举行的“基调午餐会”（Benchmark Lunch）之一。组织者是华尔街老将拜伦·威恩。40年前，他和索罗斯对当时鲜为人知的一些日本股票产生了共同兴趣，从此结为好友。

颇具影响力的空头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查诺斯是宾客之一。查诺斯对我说，这是一群“绝对重量级的投资家”。其他来宾包括老虎基金的传奇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佩恩韦伯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光年资本总裁唐纳德·马伦，以及阿波罗私募股权集团联合创始人利昂·布莱克。

几周后，威恩分发了午餐会的备忘录，他写道，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个主题：“我们是否即将经历衰退？”如今，我们都已知道了答案。不过，当时这些华尔街智者私下达成的共识却是我们不会经历衰退，而仅仅一年多后，雷曼兄弟公司的轰然倒塌最终使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影响极为深远的金融危机中。威恩的备忘录记载，“结论是我们可能经历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修正，但不会经历经济衰退和熊市。”

21位与会者中仅有两位不同意上述的乐观看法。其中一位是索罗斯。“乔治系统地阐述了世界正走向末路的观点。”威恩回忆道。索罗斯非但没有被朋友们说服，他们的乐观反而进一步加重了他的担忧。午餐结束时，他确信，多年来他一直预言的全球金融危机终于要降临了。

索罗斯的结论有着直接和实际的影响。他一直是世界上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投资家之一。1969～2000年的30余年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给投资者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1%。假设1969年在量子基金中投资1万美元，到2000年其价值将达到4300万美元。根据埃德蒙罗斯柴尔德集团旗下LCH Investments基金公司的研究，索罗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是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家，截至2010年他的总收益分别超过了沃伦·巴菲特、整个迪士尼公司或苹果公司。

2000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掌管量子基金多年后离任，索罗斯随即从积极的基金管理工作中退位。他回忆道，“我将自己的对冲基金转变为管理方式更为保守的工具，并重新命名为‘资助基金’，其主要任务是管理几个基金会的资产。”

2007年8月17日，索罗斯意识到他不得不重出江湖。“我不想看到多年积累的财富遭受严重损失，”2008年12月，我在索罗斯的会议室里同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对话，会议室位于曼哈顿中城一座大厦的33楼，俯瞰中央公园，他对我说，“所以我回来了，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账户，用来平衡我发现的公司风险敞口。”

索罗斯抱怨，在他过着半退休生活的这几年里，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了解特定几个公司的详细情况，所以不再适合挑选股票”。再者，他“对近年来发明的许多宏观工具十分陌生”。索罗斯在发出危机呼吁之时，基本不参与日常交易，甚至对信用违约掉期（CDS）——摧毁保险巨头AIG的臭名昭著的衍生品——一无所知。即便如此，根据机构投资杂志《阿尔法》的报道，由于索罗斯的出手，2007年量子基金的回报率达到32%，时年77岁的他成了当年全球收入第二高的对冲基金经理。2008年，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财富毁灭，2/3的对冲基金遭遇亏损。同年，索罗斯的战绩是近10%的回报率，在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中排名第四。德鲁肯米勒排名第八，作为索罗斯的前第一助手，他坦承自己十分仰慕索罗斯的投资策略。

两组变革

持有乐观看法的20位光临午餐会的宾客并不是特例，他们反映了美国企业界顶尖经济学家的共识。当《华尔街日报》回顾2008年美国52位顶级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形势的预测时发现，他们中仅有一位预见了GDP的下滑。2008年10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一个月后，也是索罗斯举办午餐会的一年多后，曾经被视为名流的雷曼兄弟前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对美国国会委员会说：“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也没有人意识到住房抵押资产会如何侵染其他种类的资产并威胁到我们的整个体系。”

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艾伦·格林斯潘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料到。“我犯了个错误，”2008年10月23日，他对国会委员会说，“看似非常坚固的体系，即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支柱确实垮塌了。正如我所说的，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几乎所有人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后的理智很容易让人们对“富尔德”们和“格林斯潘”们的行动和解释讥笑一番并嗤之以鼻。而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无动于衷——不论你认为这是贪得无厌还是无能为力造成的——成了人们的正常反应。虽然事后我们很容易就辨别出了经济泡沫，但当我们自己身处泡沫中时，大多数人难以想象泡沫会破裂。即便那些学术正直、经验丰富的人能觉察出繁荣迟早会终结，他们也很难依据这种认识行事。

我们难以预料的不仅仅有金融危机，更普遍的重大范式转变——政治和社会、商业和市场中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众所周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分崩离析。在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赞穆巴拉克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创造的稳定局面。2011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认为，“我们总是臆断政权是稳定的。而每每涉及专制政权，我们总得到错误的答案。”

即便在变革开始后（在第一家杠杆过高的银行冻结了风险最大的基金后，在抗议人群首次赢得与统治政权的重要谈判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所观察到的那样，1917年布尔什维克人夺取政权后，彼得格勒的股市价格仍保持稳定。一旦我们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大多数人非常拙于让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现实。

伦敦商学院教授唐纳德·萨尔认为，大多数公司靠一成不变的行动来响应变革，只是行动比之前更加积极了。萨尔称之为“积极惰性”（active inertia），并认为这是优秀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世界发生变化时，组织陷入‘积极惰性’中因循守旧。也许稍稍加快了步伐、对边缘领域进行了微调，但做的事基本一成不变……陷入‘积极惰性’的组织仿佛一辆后轮卡在沟里的轿车。经理们脚踩油门，车子非但没有从沟里开出去，反而越陷越深。”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著的《创新者的窘境》[1]一书是关于颠覆性变革的“公司圣经”。克里斯坦森发现，当成熟公司所在的行业遭遇颠覆性的新技术或市场时，这些公司几乎总是失败的。他认为，这不是因为它们的经理们十分愚钝或者懒惰，而是因为平时奏效的方法到了变革时代就成了导致失败的因素。他写道，“这些失败的公司曾运营良好，但是它们做决定的方式有点儿不对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能够识别范式的转变并适应这种转变的罕见才能是造就超级精英的经济因素之一——索罗斯就具有这种才能，因为变革时刻通常也是能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由于“双生镀金时代”的出现，我们生活在革命性转变大量涌现的时代。

一组变革发生在新兴市场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一股潮流在全球涌动：专制政权往往让位于更加民主的政权，国家控制的封闭经济体变得更加开放。有时，转型轰地一下就炸开了，比如1989年的东欧和2011年的北非；有时，转型更为循序渐进，如在印度、中国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部分地区。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正处于私有化、放松监管和减少贸易障碍的阶段。因此，拥有技能、智慧并花心思利用这两者的当地人和外来者都获得了意外之财。

另一组变革发生在技术方面。新技术——首先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接着是手机和无线技术——正在颠覆现有的行业，并开创了创立新行业的机会。工业革命起始于纺织行业的机械化，随后是蒸汽机的发明，接着是内燃机和电的普及。同工业革命一样，技术革命不是单一的发明，而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互相联系的转型。2012年，新的热点领域是大数据（big data）——收集并处理海量数据——以及能相互对话的机器。研究技术革命的经济学家W·布雷恩·阿瑟将该领域命名为第二经济，即数字经济——“具有范围广阔、悄无声息、互相连接、难以察觉、全自动化的特点”。

货币、商品和创意市场加大开放力度将成为范围更广的潮流，最终，以上两种巨大的变革会与之相结合，互相强化，创造出一个发展更快、变化更剧烈的世界。推特和脸谱网是技术革命的产物，但是最终它们能使政治革命更容易地被组织起来。个人计算机发明以前，根本不存在什么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也不存在算法交易变革，而现在机器已取代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证券交易所，两行错误代码瞬间就能引发数十亿美元的市值损失，如2010年5月6日发生的“闪跌”事件。[2]

响应有益

变革是新的全球现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善于响应变革。简而言之，为应对变革准备最充分的典型人物是“那些上过地方公立学校的哈佛小孩”。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孩也进入哈佛在西海岸的竞争对手——斯坦福大学学习。他们聪明而又专注，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但是他们到通常位于郊区的公立学校上过学——作为旁观者能够发现时下范式的弱点，由于没有太多既得利益，因此也不怕跨出现有体制。

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高中：纽约州立学校，本科：哈佛大学）、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高中：宾州公立学校，本科：耶鲁大学，MBA：哈佛大学）和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高中：布鲁克林公立学校，本科：哈佛大学）都是这一模式的真实写照。大多数俄罗斯寡头的起点也很类似，兼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经历——他们足够聪明，进取心十足，在苏联解体之前从莫斯科的精英大学获得学位，但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因此不完全是苏联精英阶层的一员。索罗斯是兼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经历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富有的布达佩斯律师的儿子，他阅历丰富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战争和革命迫使他在伦敦和纽约开辟自己的道路。

创造“顶级富豪经济”（plutonomy）一词的花旗集团分析师再次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对变革的响应是基因遗传的生物特性，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是响应变革的例子之一。基于这个理论，他们还认为，如果你的国家为外来移民打开边境，那么可以确定你所在的社会十分善于响应变革。他们写道，“多巴胺是一种触发愉悦感的大脑化学物质，它同好奇、冒险和创业精神相联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能有助于人们取得成果。通常，约有2%的人的多巴胺水平高到足以让他们对移民产生好奇心。因此，美国、加拿大和外来移民越来越多的英国等移民国家的人们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巴胺。”他们认为，光靠阅读克里斯坦森和萨尔等商学院教授的著作，或是得知关于局内/局外人的研究结论并不能使我们充分做出对变革的响应和对如今变革带来的经济回报的响应，因为这种响应早就以编码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了。

响应变革带来的经济溢价不仅有助于造就超级精英，而且是超级精英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力量之一。那些进入哈佛的公立学校小孩利用变革牟利，这样的变革不仅为赢家创造了超额的回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

但是在短期内，变革也造成了许多失败者：麻省理工学院戴维·奥托的广泛研究表明，新技术摧毁了旧工作，使美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大大消减；俄罗斯的市场转型在10年内造就了17位亿万富豪，同时造成了GDP下降40%；索罗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获利颇丰，也使得约翰·保尔森成为亿万富豪，但是数以百万的人丧失了工作、住宅和退休储蓄。对于赢家而言，变革带来了意外之财；对于败者而言，变革带来了灭顶之灾。

俄罗斯寡头

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私募股权巨头戴维·鲁本斯坦都是顶级富豪。《福布斯》估计2012年他的个人财富达28亿美元。他创立的私募股权公司凯雷集团管理着1500亿美元的资金。纽约最高端的文化场馆林肯中心的中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任凯雷集团的高级顾问，美国前财政部长和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是凯雷集团的合伙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曾是凯雷欧洲分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2007年的一个下午，当鲁本斯坦注意到最后一份《自由大宪法》复制件将在索斯比拍卖会上亮相时，他突然想到《自由大宪章》不仅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奠基文件，也是美国民主的奠基文件。鲁本斯坦认为，美国应该保留这样一份重要协议的复制件，所以，他以213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了它。他讲起这个故事时，既感到自豪，又对自己的冲动有些怀疑。他最得意的时刻是当天回到家，妻子照例问他：“亲爱的，你今天都干什么了？”这次鲁本斯坦有了一个引人发笑的绝妙回答：“我买下了‘大宪章’。”

以上是指鲁本斯坦对超级财富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对我曾花几年时间记录俄罗斯寡头的崛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告诉我，那时的俄罗斯是可以赚一大笔钱的地方。

鲁本斯坦说对了。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经历过真正的变革，例如苏联推翻旧体制的变革，或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那些地区，对变革的响应带来了尤为可观的利润。最惊人的变革——以及获得意外之财的最大机会——发生在俄罗斯，那里20年的资本主义造就了约100位亿万富豪，占全球亿万富豪总数的8%。这群俄罗斯富翁的个人财富相当于俄罗斯全年经济产出的20%。

当然，俄罗斯也给顶级富豪圈带来了恶名。克里姆林宫版本的资本主义向来擅长制造亿万富豪——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俄罗斯的亿万富豪比例是全球最高的，相比之下整个国家的总体表现要弱得多。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在6年内萎缩了40%，男性预期寿命下降到了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水平，这10年恰好是大多数俄罗斯寡头的起步阶段。过去10年间，俄罗斯的增长势头较为强劲，但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发展步伐更快，并且俄罗斯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资源。截至2011年底，俄罗斯的人均收入为12993美元，大大超过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但低于立陶宛、智利、巴巴多斯和马来西亚。另外，俄罗斯的男性预期寿命仅为62岁。俄罗斯的经商环境仍然较差：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经商环境的排名，俄罗斯位列第120名，位居尼加拉瓜共和国、也门和巴基斯坦之后。

正如鲁本斯坦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你懂得如何响应变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是最理想的地方。人们（即便是俄罗斯人）都知道因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获得意外之财的赢家是克里姆林宫的局内人士，但是这也不一定全然正确。当然，从前的苏联共产党官员肯定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赚了一票——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可能是总统普京。但是，苏联的许多顶级富豪也走过与美国小孩相似的求学路，到公立学校和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就读：他们既离利用市场转型机会获利的权力手段如此之近，也远远地看清了这个政权正摇摇欲坠。

2012年身家为134亿美元的石油、银行和电信大亨米哈伊尔·弗里德曼是位典型的寡头。他出生于乌克兰东部的利沃夫，并在那儿长大。利沃夫是苏联最自由也最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之一，它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非常聪明的弗里德曼考上了莫斯科一所著名的理工学院，并获得了物理学学位。然而，弗里德曼在莫斯科无亲无故，又是犹太人，这些阻碍了他成为完全的局内人。毕业后他未能如愿被允许进行研究工作，而是被分配到离莫斯科150英里之遥的一家郊外工厂。

回过头看，当时将他排除到局外是一大幸事。弗里德曼在大学期间就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创业家，开展过各种业务，从清洗窗户到剧院票务无所不揽，他还积累了足够多的稀缺商品（大多是牛仔裤和鱼子酱）用来贿赂别人将他分配到莫斯科比较上等的工作岗位上。但是这一经历使他怀疑在苏联体制内能否有机会致富，于是他下定决心关注体制外的机会。当苏联解体时，巨大的商业机会成为了现实，他成为了百万富豪，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起点。

“我真真正正想做的，也是我孩提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物理学教授。”弗里德曼曾对我说，“要是我出生于美国，那可能就是我的工作。真是感谢苏联的排犹主义。”

其他寡头的早期经历与之惊人地相似。金属和石油寡头维克托·韦克塞尔伯格也是一位犹太人，来自乌克兰西部，在莫斯科一所著名的理工学校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他是纯粹的局外人。20世纪80年代末，他决定靠编写和销售计算机程序来补贴家庭收入。“我很想要一辆轿车。”他对我说。他常备不懈，终于在苏联解体时，一把抓住了机会。石油、工业和传媒大亨鲍里斯·贝雷左夫斯基在与普京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数学家，之后成为共产党官员。那时政府首次宣布进行改革，商业机遇应运而生。俄罗斯最有势力的传媒大亨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在与普京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前，曾担任剧院的乐团指挥。这位犹太人从未进入过受政府资助的苏联一流文化才俊的圈子，而是靠在黑市买卖牛仔裤、铜手镯和索尼随身听等消费品补充收入。

1998年，7位声名鹊起的俄罗斯寡头占据了整个俄罗斯经济的半边天。事实上，其中6位是犹太人——几乎没有人拥有特权。唯一真正的局内人是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由于他父亲是外贸部官员，他属于拥有特权的官二代，被称为“镀金青年”。最终，这张人脉网络和家族背景在他创建金属和金融帝国时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其中包括控制全球最大的镍制造商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公司。波塔宁是唯一一位任职于内阁的寡头政治家，这并非偶然。

然而，在转型时刻，波塔宁的精英背景差点儿让他对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机遇视而不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弗里德曼、韦克塞尔伯格和古辛斯基在戈尔巴乔夫批准的私人企业的狭小空间里摸着石头过河时，波塔宁仍在努力攀爬苏联的政治阶梯、争取外交关系的学位，以及在外贸部中谋求令人羡慕的职位。他感到，世界正处于变化中。他几乎已经鼓足勇气要开创自己的贸易公司，正当此时，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在布鲁塞尔的职位——当时到西方旅行是被严格禁止的。

“我又自豪又激动，接受了那个职位，”波塔宁告诉我，“但到最后一刻，我意识到俄罗斯的环境变化得太快了，我必须参与变革。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

响应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与运气有关。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天时地利固然重要，而一本书、一次谈话也可能使你发现新生的机遇。有时，你可能很不幸读到了一本错误的书，或是看了一部错误的电影。这就是在卡哈·本度基泽身上发生的事。本度基泽是一位出生于格鲁吉亚的生物学家（对，又是一位聪明的局外人），他利用科学技能和人脉打造了一个生产小王国，其中包括拥有“乌拉马许”——一家传奇的苏联重型机械厂——的所有权。

本度基泽成了千万富豪，但是他没有成为寡头。为什么呢？“问题在于《华尔街》这部电影，”他对我说，“1992年，我们看了这部电影，感觉完全云里雾里。我心想，如果我对金融的了解还比不上一位美国普通电影观众的话，要自己开银行简直是疯了。”但那时候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较低的国家利率，银行业提供了苏联解体后第一次发意外之财的大好机会。更重要的是，1995年，俄罗斯采取的“贷款换取股份”（loans-for-shares）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而正是之前利用国家信贷获得的财富为未来的寡头提供了资本和商业关系，他们得以奋力一搏，从中真正大赚一笔意外之财。正是受到电影中戈登·杰科的影响，本度基泽不幸错失良机。

索罗斯的“雷达”

索罗斯从惨痛的经历中了解变革。2008年，索罗斯经历了一系列金融灾难事件，顺利渡过难关后，他将其同他1944年的经历相提并论。那时，他还是个14岁的犹太小孩，和家人一起在被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躲避大屠杀。在德国人到来前，索罗斯一家和他们的圈内好友过着安逸且相当世俗的生活。他们社区的很多人没能意识到平静的生活即将结束，他们需要即刻逃离。而索罗斯的父亲蒂瓦达尔是个例外。作为奥匈帝国的官员，他经历过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从革命中学到，有必要做出同样激进的行为来响应变革。不顾妻子和岳母的反对，蒂瓦达尔立即将家人送到隐蔽之所——这个决定拯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现在乔治·索罗斯已步入耄耋之年，身体强健，皮肤晒成了棕褐色，一头浓密的银发，戴着助听器，喜欢穿量身定制的精致西装。他认为，父亲的变革经历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帮助他预见并响应当前的危机。

“我认识到，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采取积极行动。我想这其实是源于孩提时代的经历，一部分靠学习获得，一部分靠亲身经历……我父亲的经验就是你如果在那些规则不适用的地方遵守规则的话，你就死定了。所以，你是否能存活下来，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常规根本不适用……有时，坐以待毙是最危险的。”

早期的生活历练塑造了索罗斯的投资风格和投资哲学。“我的泡沫理论就是从这种现实经历中转化而来的，因而能在经济繁荣和萧条中得心应手。”

索罗斯的儿子乔纳森也这样认为。乔纳森是三项全能比赛运动员，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婚后育有两个小孩。他在美国繁荣和稳定时期出生，在他父亲看来，他不是变革的领导者。乔纳森这样评价他的父亲：“那段经历使他能识破假象。他能看穿表面上非常稳定的事物，比如看穿一块像大理石的东西其实只是石膏……我们建立的制度和机构都是人为的，不一定会长久。”

虽然许多首席执行官和监管者称之前不可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职业交易员却认为，早在2005年就可以基本判断出飞涨的房价和庞大的衍生品交易正在制造下一轮资产泡沫。

“不论何时，我如果读到某人不能预见泡沫到来的文章，我会暗自好笑。”索罗斯麾下的前首席投资官基斯·安德森对我说。安德森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柔和，毫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贴着许多他的孩子微笑的照片。安德森十分友好，朴实无华，与其说他是达沃斯年会上的大人物，不如说他是少年棒球联盟球员的爸爸，他还有着第一流的财富管理履历。“几乎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并且知道房产泡沫就在那儿，担保债务凭证和金融衍生品也正在造成市场扭曲。”

难点在于弄清泡沫破裂的时间。“问题是，”他说，“我们花了太久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明白泡沫存在，但是你不会去赌泡沫会破裂，因为你还没有满足。”

“历史有多个版本，”安德森解释道，“一般报纸上的常见版本是‘真是一群傻瓜！竟没有人看到泡沫。’其实，许多人看到了。关键是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时候泡沫会破裂？什么会促使其破裂？我们如何从中获利？”

2007年年中，当索罗斯决定需要再次采用积极方式管理资金时，他把量子基金的大部分托管给了外部经理人。“外部经理人和相对较少的内部经理人用‘完全审慎的态度’进行操作，”索罗斯回忆道，“他们有各自的风格、各自的投资比率，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有资金。”

索罗斯说：“我们不会去干预他们对账户的管理，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运营方式。”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管理的账户用以平衡他们的头寸。“大致说来，这个账户包含了大量的对冲基金，用来中和内部和外部经理人的市场投资比率，然后将投资比率保持在空头。”索罗斯不仅对时髦的新型衍生品一无所知，他自己也承认，现在对个股也知之甚少了。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竟用如此简单的工具来防止金融危机的来袭，而普通投资者可能会不屑使用这两样工具：标普期货和其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索罗斯也做简单的对赌：“一般而言，我做空股市和美元。”

索罗斯并不全然正确。“现在不确定性如此之大，波动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下大赌注。”2008年年底，索罗斯对我说，“我犯的错误之一是其实我今年下的赌注太多了，头寸过大，所以为了控制风险，我不得不反复买入和抛出。要是我在更小的规模上持有一些基本头寸，并且不被市场吓得抛掉那些头寸的话，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的战绩本可以好得多。”

索罗斯之所以能取得显赫战绩，是因为他用于探测变革的“雷达”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这种宏观投资的难处就在于此，”安德森告诉我，“人们可以像索罗斯一样察觉出失衡状况，但找不到什么才是激发变革的催化剂。”

印度弄潮儿

20世纪最大的失衡是发达的西方经济体同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威力最大的变革催化剂是苏联的解体。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创造的机遇并不局限于俄罗斯。在华沙条约国、亚洲和拉丁美洲全境，经济自由化掀起的全球巨浪为懂得如何响应变革的人们创造了巨大的机遇。正如在苏联，派上用处的并不是你可以在商学院学到的东西——才干和对风险的偏好的确重要，但是你最需要的是天时地利。

阿齐姆·普雷姆吉是威普罗（Wipro）的董事会主席。威普罗公司是一家总部在班加罗尔的领先IT（信息技术）公司。普雷姆吉经历的第一次变革与他个人有关。1966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工程学，他的父亲突然病逝。21岁的他不得不退学，从美国帕洛阿尔托回到印度班加罗尔管理自家的植物油公司。他竟也成了一名精力旺盛、才华横溢、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商人。在他接手公司10年后，威普罗仍在生产植物油，但公司也同通用电气合作生产灯泡，此外还生产洗发水、肥皂和液压缸。真正的巨大转变发生在1978年，那时IBM不得不撤出印度市场。普雷姆吉看到了回归最初激情——计算机科学——的机遇。1991年，曼莫汉·辛格推行的自由化打开了印度通往世界经济的大门，常备不懈的普雷姆吉和威普罗公司完美地抓住了机遇：印度外包变革开始了。

如今，头发全白的普雷姆吉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非常走运，”当我向普雷姆吉问及他的成功之道时，他对我说，“我遇到了对的教育、对的时刻和对的国家。”

“印度经济每年增长8%，”大半辈子住在家乡班加罗尔的布朗大学教授阿舒托西·瓦尔希尼解释道，“问题的关键是当经济年增长率达7%～8%时，一些行业的年增长率高达18%～20%——8%只是个平均数。”

如果你善于响应变革，而且想到了以上这点，并在年增长率高达18%～20%的行业之一创立企业，“就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豪”。

如果你有合适的技能、合适的人脉以及合适的风险偏好，那么你在新兴市场变革的浪潮中乘风逐浪时就会感到兴奋激动，甚至怡然自得。

戴维·尼尔曼是一位连续创业家。他创立了两个美国航空公司，还创建了后被惠普收购的触屏机票预订系统。尼尔曼从他创立的最成功的公司——捷蓝航空公司（JetBlue）的首席执行官岗位上退下来后，不到一年就宣布要开始创立第三家公司。这一点儿也不意外——尼尔曼专做的就是创立公司。他的第三家公司理所当然也是航空公司，他对这个领域比较在行，但这次他瞄准的不是美国，而是巴西。

“唉，美国，像我说过的那样，基本没什么机会了。”2010年的秋天，尼尔曼对我说，“去年上半年巴西GDP的增长率大约9%，但我们和竞争公司在那儿的年增长率高达25%，几乎是GDP增长率的三倍。我们的运输量增长了27%，那真是激动人心。你知道，要是在美国，我们可能仍在拼命和其他成熟的承运商一决雌雄。而在这儿，我们可以开辟全新的直航航线，我们还可以为长期没有航运的城市提供服务。”

这是新兴市场真正的秘密。如果你不惧怕世事无常或者背井离乡，那么在这些未开拓的经济领域赚钱比在发达国家拼命多争取1%的市场份额要容易得多。

“下一个10年将成为我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印度经济增长将翻番！你一生只能亲眼见到这一次！这将是不可思议的！”2010年春，时年40岁的印度商人泰贾普里特·辛格·乔普拉对我说。在我们会面的几周前，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打算从管理精英的队伍中跳到响应新兴市场变革的创业家的行列。

乔普拉的履历兼具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经历。他出生于印度钦奈，并在当地接受教育，他的前两份工作分别在英国和法国的卢卡斯柴油系统公司。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MBA学位后，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和香港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了10年，之后回到了印度。乔普拉在美国工作期间，结识了他的印度妻子。他的妻子获得纽约大学法学学位后，在华尔街的一家“白鞋”事务所[3]——威嘉律师事务所里当一名企业并购律师。

2007年，年仅37岁的乔普拉被选为在印度开展通用电气业务的首位印度人。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同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一样剧烈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而这份工作将乔普拉置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暴风眼。

2008年，通用电气的MAC 400型便携式心电图仪在印度设计并制造，乔普拉自豪地认为这是他在印度通用电气任期内的头号成就。MAC 400型心电图仪比它在美国的原始版本更廉价、更简约、更轻便：美国版重15磅，印度版不到3磅；美国版售价1万美元，印度版约为800美元（打入市场时，售价为1500美元，现已跌去一半）；美国版的开发成本为540万美元，而印度版的仅为50万美元。开发这台机器的9位工程师中有8位在通用电气的班加罗尔研究实验室中工作。

将西方的技术和品牌出售到新兴市场并不是新鲜事。同样，将新兴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以生产成品、电子产品或白领服务业（如呼叫中心）的形式——出售到发达市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MAC 400型心电图仪开启了下一阶段的新模式：西方公司在新兴市场雇用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受到西方产品原型的启发，为新兴市场的消费者重新设计新产品。

世界上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公司——如通用电气、谷歌、高盛——正在寻找从当代巨大的经济转型中获利的方式。然而，最大的赢家是个人，而不是机构：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正大幅降低进入的门槛，受益者是那些足够聪明、足够幸运并且能独立实现目标的人。

乔普拉意识到，为像通用电气之类的备受尊崇的全球巨头公司工作会享有一定的特殊待遇。“如果你是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任何人都会想和你见面。”乔普拉说。但是他经不住响应变革的诱惑。

纽柯钢铁公司通过建立小型工厂引领了美国钢铁行业的变革。乔普拉沿袭纽柯模式，致力于创建一家印度电力公司，下设一些使用环保能源的2000万～4000万瓦小型电厂。乔普拉创立了巴拉特光电公司，他希望通过这家新公司能够同时在至少三个变革的浪潮中乘风逐浪。第一项变革是从大工厂向小工厂的转变。纽柯公司是钢铁行业中这种转型的教科书式典范，克里斯坦森教授研究颠覆性技术对传统竞争对手产生的影响时，也将其作为研究案例之一。建立迷你工厂所花的建设成本只有建立大型综合钢铁厂的1/10，而且前者的运行效率更高，因此纽柯钢铁公司出奇制胜，超越了许多北美钢铁巨头。乔普拉希望将同样的手段应用于发电。他试图响应的第二项变革是再生能源，第三项则是希望利用印度经济自由化和强劲的经济增长。我们以乔普拉采取的一个手段为例：2012年巴拉特公司决定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于“二战”后建成的首府甘地讷格尔投资一项屋顶太阳能发电项目。这一试点计划允许电力公司租借楼主的屋顶，在上面放置太阳能发电板，这样不仅克服了空间不足的局限，而且规避了印度新建项目的物流问题和官僚作风的繁文缛节。

“当许多创业家还是一张白纸时，我帮助过他们，我想我也许能帮到他们。”乔普拉说，“如果你是公司职员，退休时，你只需回头看；而作为创业家，你总要向前看。如果我总是回头看的话，我的生活将不会那么幸福。”

终生难遇的机遇

在新兴市场——或在经济促进者试图使其面貌焕然一新的快速发展市场中，你随处可以听到上述故事的不同版本。斯蒂芬·詹宁斯出生于新西兰的塔拉纳基地区，那里的羊比人还多。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推行自由经济改革，新西兰也对此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兴趣。那时，詹宁斯刚获得经济学学位，成了经济改革实施团队的一名年轻成员。因此，他得以进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工作，最初在奥克兰，之后在伦敦，1992年被派到莫斯科，那时正值俄罗斯开始进行剧烈的改革。

詹宁斯是俄罗斯变革浪潮中最娴熟的西方弄潮儿之一。21世纪初，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创立的复兴资本公司（Renaissance Capital）已经大举扩张到了东欧和非洲，并且立志成为新兴市场的第一家全球银行。2009年4月，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正处于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之中，詹宁斯衣锦还乡，在新西兰开设了国内最有威望的年度经济讲坛。他选择的主题自然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他还鼓励他的同胞全身心投入并一同参与他所谓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快速的经济转型”。

“是的，你确实需要勇气和全身心地投入，但你能切身把握住历史上这独一无二的创造价值的机遇，”詹宁斯对聚集在一起的新西兰顶级商人说，“这比从电视上看别人的创业故事有趣多了！”

但詹宁斯警告他的听众，要想在变革的环境中把生意做大做强，同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的工作者相比，你需要截然不同的技能和态度。

“在年增长率为2%～3%的经济体中，工业变革相对较缓，”詹宁斯解释道，“在这些国家里，爆炸式的转变通常同快速的技术变革相联系——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IT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所有的行业都像IT业一样发展迅猛。市场增长和竞争动态的变化是爆炸式的。对于俄罗斯零售商或尼日利亚的银行来说，收入或利润增长翻番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小企业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坐拥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而失败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毋庸置疑，赢家凭借自有的大量股本往往能发挥高效率，他们还会采用极其激进的商业风格和策略。”

这一杂乱无序、高风险高回报的世界令发达国家的许多管理精英所不齿。詹宁斯回忆道，“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欧洲精英银行家曾给我们这一小撮在莫斯科租地‘安营扎寨’的人起了一个绰号，他们称我们为‘小臭臭’（smellies），暗讽当时东欧糟糕的卫生状况。”

“小臭臭”们却笑到了最后。“到1999年初，上流公司还没有把俄罗斯金融放在眼里，但你仅花5美分就可买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股票，而6个月前，该股票的交易价格为10美元。”

莫斯科的“小臭臭”们同苏黎世、法兰克福和伦敦的欧洲精英银行家之间如此鲜明的反差并不只出现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中。新兴市场创业家的典型特点是他们能够迅速响应变革，而跨国经营的西方“企业王子”行动较为迟缓。詹宁斯由此认为，这在更大范围上体现了两者的鲜明差异。

“行动迟缓的商界领袖在高增长的新兴市场中立马就被踢出了局。幸存者通常具有宏大的蓝图，能够做出大胆的决定并且面对极端的市场波动和颓势时能做到波澜不惊、坚忍不拔。”詹宁斯解释道，“跨国经营者几乎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行动……他们无法也不情愿在这种复杂、陌生的环境中爆炸式地发展，这刚好抵消了他们在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关键的拍板者往往离他们十万八千里远。他们认为自己完全理解了风险，但在现实中却无法顺势而上。”

詹宁斯提到了新兴市场的佼佼者之一米塔尔钢铁集团。公司创始人拉克希米·米塔尔之子阿迪亚·米塔尔是他父亲的工作伙伴和继承人，他所描述的对变革的拥护同詹宁斯的理论密切吻合。

“当一些人遭到改革浪潮的迎面痛击时，他们并没有苏醒过来，甚至没有意识到浪潮的来袭。”米塔尔对我说，“我担任收购兼并部门的主管时，曾关注公司在中欧和东欧的扩张，那里有许多好机遇，我不停地想，什么时候其他人，尤其是其他的欧洲钢铁公司会大梦初醒，开始同美国争夺那些资产。可是5年过去了，我没有遇到敌手。我不禁要问，‘这些家伙怎么了？’我在他们的后院——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收购钢铁公司，他们却毫无反应。”

对于米塔尔而言，危机总是意味着机遇：“我们历来从危机中发现机遇……危机不会改变经济体工业化的长期轨迹，对吧？如果经济在短期内表现不佳，那正是你买入的好时机，你不应因此觉得前景黯淡。假设你对中长期投资信心十足、你自信可以为股东创造价值，那么这将成为一件值得去做的好事。这就是我们过去所完成的事，未来我们一旦发现合适的机会就会再次尝试。”

响应变革是成为顶级富豪的一条通途。“变革是伟大的，”米塔尔对我说，“变革也是奇妙的。由于你参与了亲眼目睹的变革，你就创造了价值。如今，变革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这取决于你自身的判断力。但是变革本身就是你创造价值的方式。如果没有变革，你如何才能创造价值呢？”

我们回到1944年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经历。在某些环境中——比如当今的新兴市场经济——无动于衷是最大的危险。想生存的话，你可能不需要胆识；但若想要发达的话，你必须要有胆识。

詹宁斯一贯向他的同胞宣扬投身于新兴市场带来的回报——他的演讲主题为“终生难遇的机遇”。但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在詹宁斯回到家乡发表演说的6个月前，他的公司濒于破产。为了救活公司，他不得不将50%的股份以跳楼价卖给俄罗斯寡头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

“贷款换股份”私有化改革的最大赢家、2003年俄罗斯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10年来一直被关在监狱（因欺诈、逃税等多项罪名），其中大部分时间被关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里。

顶级富豪阶层的这种动荡不安是新生顶级富豪圈的重要特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顶级富豪虽然有大量的银行存款，但他们的现状其实没有那么安定，互相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当前经济的最大赢家是擅长响应变革的那些人，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生活在——恰如一位匈牙利人（安迪·格鲁夫）说过的至理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幸存的世界中”。

技术革命

尤里·米尔纳是又一位与私有化的意外之财擦肩而过的俄罗斯人。聪明而又有紧迫感的他遇到了和本度基泽同样的问题——认为要想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自己的才识还不够。作为沃顿商学院首位获得MBA学位的非移民俄罗斯人，他从那里毕业后，没有回到俄罗斯，而是到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工作——仅在5年前该岗位的津贴与其声望并不匹配。不幸的是，他在美国工作时，恰逢俄罗斯私有化的大繁荣，他称那段时期为“失去的岁月”。等到米尔纳回国时，上等的战利品基本已被瓜分完毕。他没能成为寡头，只能在另一位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手下工作。

这段经历让米尔纳深切体会到从范式的转变中获利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他开始寻找下一次机会。最终，他不是在政治变革中，而是在技术革命中发现了机会。米尔纳是最先懂得社交网络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俄罗斯人之一。他迈出的第一步是应用经典的营销技巧，即模仿在其他地方可行的模式：他买入并投资了Mail.ru——俄罗斯版本的微软电子邮件（Hotmail），以及Odnoklassniki（俄语，“同班同学”之义）网站——俄罗斯版本的脸谱网。西里尔字母（俄语字母的本源）一直是俄罗斯在国际经济中取得成功的一大障碍，而这些字母反倒成了米尔纳的制胜法宝，硅谷只得对俄罗斯市场退避三舍。

但是，在俄罗斯技术市场中占据优势对于米尔纳而言还远远不够。他确信，之前在俄罗斯的失利教会他必须比他在沃顿商学院遇到的那些美国人行动更快、胃口更大。既然他熟谙响应变革之道，便可将这一本事运用到世界上发生最大转型的地方：硅谷。2009年5月，米尔纳漂亮的出手使他一举成为脸谱网史上第一位外部主要投资者。他与当时成立5年的脸谱网达成了在硅谷看来十分荒谬的条款：2亿美元买下公司1.96%的股权——这些股权估值超过10亿美元，而且没有董事会席位。2012年，脸谱网进行IPO时，米尔纳的股权估价超过60亿美元。米尔纳宣布投资脸谱网那天，他的一位同事在另一个会议上与社交游戏公司星佳（Zynga）的创始人进行了商谈。几个月后，米尔纳旗下的数字天空技术投资集团对其进行了一轮1.8亿美元的投资。Groupon则更容易搞定，到了这家网上团购公司寻找投资者时，米尔纳对脸谱网和星佳的先见之明已经使他成为了一名极具声望的投资者。

在美国，技术革命是一场彻底的转变，那些具备技能、好运和极度自信的人能够利用这一机会大赚一票。这一变革的规模是巨大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兰德尔·斯蒂芬森对我说，这一变革是自电的发现和内燃机的发明以来最大的经济变革。

同俄罗斯从共产主义目标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一样，技术革命正在推进一场创造意外发财机遇的范式转变。新闻舆论网站Mediaite的创始人丹·艾布拉姆斯称之为“前沿时刻”（frontier moment）。他认为，任何人只要有勇气和远见占据前沿阵地，都将为建造未来的商业帝国打下坚实的根基。事实上，随着机遇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技术革命并不像俄罗斯私有化那样是单一变革，而更像工业革命，是一系列的范式转变，每一个转变都为具备天时地利并且善于响应变革的那些人提供了收获的良机。

一群应用程序（APP）编写者沾着脸谱网的光发了大财。2007年，脸谱网这一社交网络刚起步时，它的平台向开发者开放，以此作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个方式。这一招非常奏效，到2009年，脸谱网决定稍微关上点儿闸门，以控制应用程序的病毒式扩散。但对于掌握时机的开发者而言，他们已经发了大财。

“有段时间，你只要参与进来就能捡到黄金。”技术和创新专家福格解释道。2007年秋，福格在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他在课上激励学生上脸谱网创业。“这是一片亟待收割的麦田。”硅谷投资家迈克·梅普尔斯对《纽约时报》说，“脸谱网平台的开发日趋红火，感觉像是淘金热。”

技术革命大浪中的另一个子浪潮是从广播和有线电视向网络视频的转变。我们已经看到网络对印刷业和音乐界的影响，变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想从中获利，时机是个大问题。2011年，YouTube宣布将进一步向网络视频制作者开放平台。美国热门录像带第一频道（VH1）的编剧、前节目主编迈克尔·赫史科恩确信数字电视的变革即将开始，他决心不再错失良机。“我之前错过了好几次变革，我觉得这次我们需要全力以赴。”赫史科恩对记者说。他打电话给未来的合作者，坚定地说：“我们需要立刻成立公司！”

大数据

如果你是数学或统计学博士，如今你可能会尝试从大数据的变革中获利。大数据指我们现在创造的大量电子数据，我们储存并处理这些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如果将技术迷比作时装设计师，大数据将是这个季节最受追捧的新色彩。2011年底，我在大学采访拉里·萨默斯时，他将大数据列为最令他激动的三个伟大想法之一（其余两个是生物学和新兴市场的崛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是管理咨询界的专业研究部门，也是企业界最接近象牙塔的地方。2011年，该研究院发布了长达143页的有关大数据的报告，将大数据奉为“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阵地”。

想要了解目前我们掌握了多少数据，可以参考麦肯锡报告中一些惊人的事实。一个事实是，我们仅需花费不到6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能储存世界上所有录制音乐的磁盘驱动器。另一个事实是，2010年全球的人们在电脑等设备上储存的新数据超过了6EB：通俗地说，每个EB的内存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储存信息的4000多倍。

麦肯锡认为，所有这些数据的转型力量将会在前四波浪潮的基础上累积成为技术革命的第五波浪潮。前四波浪潮分别为：大型主机时代、个人计算机时代、互联网和Web1.0时代，以及最近的移动设备和Web2.0时代。

大数据将造就一群新的报酬极高的超级明星。麦肯锡估计，截至2018年，仅美国一国就将在大数据应用领域出现14万～19万个具备“深度分析才能”的人才空缺。大数据可能将造就一小撮率先懂得大数据的革命性潜力并从中获利的亿万富豪——脸谱网的市值高达1000亿美元，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市场对大数据的一种看好。

技术革命不仅仅关系到美国西海岸的技术迷。我们将计算机革命看作硅谷现象，虽然大部分技术是在硅谷发明的，但是许多最大的受益者在华尔街。2012年春季，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所管理的资产总额将近4万亿美元，公司创始人、亿万富豪拉里·芬克这样描述计算机对于金融业的影响。

“人们总是问我，‘1983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会诞生于1983年？’”2010年，芬克在他离派克大道不远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答案是技术革命。每个人的桌上都放了电脑……个人计算机出现了，每个人都能用上计算机，电脑能分析证券、风险、大量数据……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交易室变得越来越赚钱的开端。如果你要研究华尔街的获利能力，那么1983年就是分水岭。”

当计算机出现在交易员的办公桌上时，华尔街的公司明白，知识工作者已经正式崛起了，于是它们出去网罗最好的人才。“华尔街的公司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弄清形势，”芬克对我说，“它们去顶尖的学校，找了工程专业的人才。它们网罗那些真正高智商的数据分析师……它们找的那些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深入挖掘和分析大量数据，并由此推导出趋势图和公式。在我看来，这些公司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些事。”

“积极惰性”

提出“顶级富豪经济”的花旗集团分析师将上述现象称为“管理精英的胜利”，事实正是如此。但是，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创业家的胜利更为突显。2011年，一份凯捷和美林集团制作的报告指出，46%的全球高净值人士已创立了自己的企业。

虽然这些自雇人士在人数上少于受薪人士，但他们的收入要壮观得多。他们获得的意外之财也是超级精英远远拉开与一般富有人士之间差距的原因之一。生于摩洛哥的法国商人理查德·阿蒂亚斯在计算机硬件领域创业，如今他正致力于在纽约创设另一个世界经济论坛。他这样说：“曾经是大的吃掉小的，现在是反应快的吃掉反应慢的。”伦敦商学院教授萨尔认为，成熟公司——大型公司——难以成为反应快的公司，至少在效率方面。他的研究表明，问题不在于公司有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的确意识到了，但是，这些公司没有改变自身的行为，它们最典型的反应是“积极惰性”——公司仍然因循守旧，只不过比以往更加积极而已。由于公司在现存秩序下的既得利益十分巨大，它们不会因寄希望于获得未来更大的意外之财或避免巨大的损失而割舍当今稳稳当当的利润。

关于“积极惰性”，萨尔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费尔斯通（Firestone）公司。公司创始人哈维·费尔斯通十分擅长响应变革。1900年，费尔斯通公司开始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生产轮胎。亨利·福特率先开创了汽车大规模生产，费尔斯通看到了其中的潜力。1906年，福特选中费尔斯通公司为T型汽车供应轮胎。1988年，日本竞争者普利司通公司低价收购了费尔斯通公司。同许多强劲的百年老店一样，随着子午线轮胎进入美国市场，费尔斯通公司被这一新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击垮了。该公司试图迎头赶上，开始加紧生产子午线轮胎，而这些生产厂房原本是为生产传统斜交轮胎而设计的，结果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最终，费尔斯通公司不得不召回数百万只轮胎。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国会认为，轮胎问题导致了34人死亡，费尔斯通公司应为此负责。

“费尔斯通公司拥有卓越的历史，却对全球竞争和技术创新做出了十分糟糕的反应，这给行业观察者提出了一个悖论，”萨尔写道，“为什么行业的管理翘楚会沦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出，导致费尔斯通公司失败的直接原因正是它以往的成功。”

费尔斯通公司在安稳的美国“二战”后时代一直表现优良。如萨尔所言：“只要环境一成不变，依照成功公式按部就班保准没错。”但是，如今许多行业、许多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都正处于变革时期，“按部就班”远远不够，这时擅长响应变革的局外人就能脱颖而出，战胜固有的体系。

萨尔阐述道，费尔斯通公司的命运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正如詹宁斯从前沿着市场的观点出发，警告那些惬意的奥克兰精英也可能遭遇灾难：“大致说来，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竞争都更为激烈，变革更加迅速，未来更难以预料。长期建立的秩序，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工业上的，都正遭遇挑战和排挤。在这个成王败寇的世界，成败之间的差距被放大了。不论是劳动力市场的个别技能，还是各行各业，甚至整个国家都是如此。”

有着“积极惰性”的费尔斯通公司好比2007～2008年的华尔街。当时许多（甚至大多数）美国大型金融公司的领导者很清楚它们的业务建立在泡沫之上，但是公司和行业的结构阻碍了他们“悬崖勒马”。

2007年7月初，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到东京访问时，接受了记者中本美智代的采访。当时，虽然信贷市场还没有完全“冻结”，但仍有足够多的困难迹象促使中本美智代就美国动荡的次贷市场和一些私募股权交易的资金短缺问题向普林斯发问。普林斯认为，花旗还在成本低廉的、源自全球化的财富海洋中肆意搅动，而最终海水会干涸：“如今，一个事件需要比以往更具破坏性才具备颠覆力……这一颠覆性事件在某一刻将产生重要影响，彼时彼刻，流动资金非但不会补充进来，反而会大量流失。”

如今，这些话读起来像是先见之明，似乎成功地预测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以及一夜之间引发的借贷崩溃。即便普林斯认为“颠覆性事件”不可避免，他仍相信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节点”。同时，他的任务是像平常一样继续经营业务：“就流动资金而言，当音乐停止时，情况将非常棘手。但是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必须站起身来跳舞。瞧，我们还在舞动。”

如今，公司公关可能会引用这句话来诠释为什么平淡无奇的行话会成为企业界领导最深谋远虑的警语。普林斯的生动话语不仅在第二天上了报纸的头版，还成了金融危机的流行语之一。两年多后，谷歌网上有关这句话的索引多达150万条。2007年11月4日这一天最能激起人们对这句话的回忆。那一天，普林斯辞职了，在他领导下的花旗没能预见到危机，他的跳舞名言言简意赅地记录了那一刻。

普林斯收到解雇书完全是咎由自取：在他担任高管的任期内，花旗在次贷市场增加了投资份额，拓展了信用违约掉期业务（包括一些记在自身账面上的掉期），并且在一些风险极高的表外金融工具上投入了几十亿美元。跟着音乐跳舞没什么错，可一旦音乐戛然而止，失败者就是那些没有座位的舞者，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规则早就剥夺了大玩家坐下的资格。

彼得·温伯格是位华尔街贵族。他的爷爷是早年创立高盛的合伙人，他的母亲来自霍顿氏家——属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4]大家族的一员，她创立了康宁玻璃公司。温伯格承认，由于一些运气成分，他得以远离近些年的经济泡沫。2006年，他同传奇的华尔街交易商乔·佩雷拉合作创立了一家奢侈品咨询公司，他们花了两年时间筹集资金并组建团队。作为一位曾执掌高盛伦敦办事处的资深投资银行家，温伯格认为，那些他专职为其提供顾问服务的首席执行官几乎不可能闭耳不闻繁荣时期的音乐。

“30年来，在这个行业，我大概已经经历了6次危机，这好像是资本主义的钟摆。”2009年6月，温伯格在第五大道通用汽车大厦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我说，“在泡沫经济时期，要想逆风而行非常艰难——真的非常非常艰难，极少数人能够真的做到……要是大型华尔街公司的领导拍案而起说，‘我们将把杠杆从30∶1降到15∶1，我们将放弃市场中的许多机会。’我不确定这位首席执行官还能不能保住他的饭碗……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陷入危机的泥淖之中，已很难从中抽身。”

在娱乐业、传媒业和技术领域，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我们来看一下音乐行业。网络音乐使不堪一击的华纳音乐公司遭受重创，现在华纳的所有者莱恩·布拉瓦特尼克是又一位经历国家经济巨变的俄罗斯老将。同米尔纳一样，他希望能将自己的技能应用于西方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不过在技术领域，变革的周期非常短，即便那些善于响应变革的成功公司也会很快被踢出局。

微软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如今的大问题是谷歌会不会同样遭殃。萨尔麾下的经理人能够看到逼近的威胁，但他们只能因循守旧地予以回应，只是态度更为积极。谷歌人也一样。2010年，谷歌成立之初的10个雇员之一、公司第一位工程副总裁乌尔斯·霍泽尔写了一份被内部员工称为“乌尔斯震动”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警告，谷歌在社交网络方面正落后于脸谱网，需要立即加快追赶的步伐。

谷歌高管听从了建议并开展了“翡翠海”项目，这一名字来自美国画家艾伯特·比尔施塔特1878年的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的内容是惊涛骇浪正猛力拍打着一艘破船。开展这一项目的“谷歌人”重新制作了这幅画，并将它挂在离办公桌不远的升降电梯前。他们认为，谷歌就是那条船，社交网络革命就是惊涛骇浪：谷歌要么学会驾驭巨浪，要么沉没海底。谷歌公司的几位具有反叛精神的创立者只有三十几岁，即便对于这样的公司而言，响应变革也显得困难重重。

谷歌可能有机会脱离困境的一个原因是：硅谷的商业领导者同那些新兴市场的商业领导者一样，通过响应变革掘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对他们而言，持续的变革简直是家常便饭。事实上，响应变革成了硅谷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最成功的创业者已经打造了一种持续变革的文化。

“转身”

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的卡罗琳·奥康纳和佩里·克雷巴恩将响应变革的文化称为“转身策应”的能力。Groupon团购网站起初是集体政治行动的平台；Paypal（贝宝）网站最初是手机相互转账的工具，后来才“转身”成为eBay（易趣）的网络支付平台；推特最初是播客网站，失败后才改头换面成为微博。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奥康纳和克雷巴恩所说的“华丽转身”。

他们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工人快车（WorkerExpress）公司。乔·梅林和帕布鲁·福恩特斯创立了这家公司。公司的初衷是使业主能使用文本消息来调度按小时计酬的建筑工人。这个主意付诸实践前，梅林和福恩特斯仔细推敲了他们先前所做的研究。他们意识到，将服务的对象定为那些在招聘网站上需要临时协助的大型建筑承包商，可能更为明智。最终，他们不顾2008年后建筑业的凋零衰败之象，毅然创立了一家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公司，此“转身”非常成功。

搜索量最多的一个“转身”的例子是照片储存及分享网站Flickr的故事。2002年，卡泰丽娜·费克和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创立了一款多人在线游戏——“永不结束的游戏”，这是Flickr的雏形。费克和巴特菲尔德看到了技术领域正在发生的两个变革：社交传媒的兴起和游戏的兴起，他们希望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赚钱。可是，“永不结束的游戏”失败了，他们因开发该游戏而创立的温哥华Ludicorp公司很快没钱了。然而，他们已经注意到，仅花两个月时间就开发出来的照片分享这一加载插件作为该款游戏的特色之一竟受到了热烈欢迎。所以，他们再次尝试，运用照片分享技术创立了一个独立网站。他们一举成功。2004年2月，Flickr正式上线。据报道，2005年3月（仅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雅虎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Flickr。2012年初，Flickr称，网站储存的照片数量超过了70亿张，相当于平均每个地球人储存了一张。

“转身”意味着你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必须换条路线了。这对善于响应变革的索罗斯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1988～1991年，查诺斯向位于纽约中城的索罗斯量子基金租借了一些办公地。他说，“索罗斯多年前的一个成就是他能够从‘做多’转向‘做空’，我对此十分钦佩，我本人也一直努力尝试这么做。这是当你面对事实证据时能够在狭小空间中‘转身’的能力。从情感上说，这真的很难。”

“我会强调错误观念的重要性，这使我必须一丝不苟地审视自己的决定，”索罗斯告诉我，“我一直在重新审视它们，并且认识到自己什么时候走错了路……我知道自己注定会犯错，这样我才更有可能纠正这些错误。”

“索罗斯对自己的想法几乎抱以一种激进的悲观主义，他总能第一个发现自己理论中的错误之处，而非正确之处。”索罗斯的儿子乔纳森告诉我。

“转身”对于传统的西方公司而言十分艰难。詹宁斯预计，这些公司将被更大胆、更敏捷的新兴市场的一流公司所取代。“目前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支柱企业和机构不但将赶上西方企业，而且最终将夺取领导地位。”他说，“到那时，它们的企业模式和制度可能会重新输出到别国。”

响应变革带来的额外回报已经在美国企业界激起了惊涛骇浪。德勤税务和咨询部门201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衡量了大型美国公司失去领导地位的速度，德勤将这一指标命名为“颠覆率”。1965～2009年，“颠覆率”翻了一番还多。即便在公司最高管理层，形势也比以往更不稳定。“这群赢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更迭，”报告称，“几乎每个刚刚获得的优势都会稍纵即逝。”

将技术革命的赌金全揽入自己腰包的创业赢家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卖力、更坚定。谢家华较为委婉地向我表达了这个看法。“给我100美元，我就可以从美国的任何地方起步，到年底，便会成为百万富豪，”他说，“我真的认为自己可以做到。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他讲的一些话固然没错。但是，要成为变革时刻的赢家，一部分靠的是各种因素的幸运组合，即合适的技能、合适的性格以及在合适的时间处于社会上合适的位置。

把握时机在硅谷的“淘金热”中同样重要。我们以Flip掌上摄像机的发明者乔纳森·卡普兰为例。卡普兰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工程师。他1990年从大学毕业时，很清楚自己想当一名创业家。一开始，他就坚信自己在科技业和旧金山的成功概率最大。他花了10年时间创立了一些业绩还算可以但谈不上卓越的软件公司，勉强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2005年，一位朋友告诉他，制作和普通相机一样大小、一样便捷的摄像机在技术上已不成问题。经过这一番强有力的洞察，卡普兰发明了Flip摄像机，这一发明极为成功。2009年，思科公司以5.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他的公司。

当初，卡普兰在顿悟之下把握了精准的时机，而思科公司达成的这桩交易同样把握住了时机——两年后，视频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智能手机也具备了摄像功能。于是，思科公司关闭了Flip业务，并进行了大幅资产账面减值。

千万富豪卡普兰在此两个月前就离开了思科公司。但他坚信，他最初对变革的响应具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业务关闭和他的离职丝毫没有损及这种力量。

“许许多多年轻的创业者将Flip视为巨大的成功，他们应该坚持这样的观点。”卡普兰对《纽约时报》说，“Flip虽然走到了终点，但仍是一个伟大的产品。公司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你我都暂时无法理解的决定。”

全球最成功女性高管谢丽尔·桑德伯格的故事同样表现出了天时地利的威力。谢丽尔非常聪明——拉里·萨默斯最聪明的学徒之一，也是全球最优秀的运营官之一。她总是很清楚应该在何处行动，这是她致富的技巧所在。她做过两次不寻常的完美抉择。

第一次是在2001年。那时，她刚结束作为美国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首席顾问的固定任期。这一引人注目的职位、她的MBA学位，以及麦肯锡和世界银行的工作履历让她得到了美国企业界，尤其是华尔街的众多工作机会。然而，桑德伯格决定到谷歌工作。当时，她所属的华盛顿圈子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几乎还对这个公司闻所未闻。2008年，她又凭灵感做了一个打破传统观念的决定。当时谷歌正蒸蒸日上，而桑德伯格接到了马克·扎克伯格的工作邀请。扎克伯格希望桑德伯格能加入脸谱网，并协助他将脸谱网打造成一家真正的公司。当时，桑德伯格是硅谷备受瞩目的女性之一，还有一些更安稳、更具威望的职位供她选择。而她最终选择了脸谱网，2012年脸谱网的IPO使她一举成为全球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女性。

如果你对分类十分讲究，你可能会将桑德伯格称为管理精英阶层的杰出一员——她是一位才能非凡的高管，而她并没有自己的发明，也没有创立自己的公司。但是，她精细地打磨了在恰当时间挑选恰当工作的直觉，这绝对称得上是响应变革的绝招。2006年，沃伦·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一封信中写道，“引用我一位睿智的朋友说的话，‘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享誉业界的优秀商人，首先确保你进了一个优秀的公司。’”

罗伯特·默顿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后发现，这些科学家同样具有选择恰当工作的才能——一种和研究能力同等重要的能力。“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极为强调发现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性，”默顿在1968年写道，“他们不约而同地坚信，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培养品味、判断力以及捕捉重要的基本问题的能力。”默顿引用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话，“我发现，做一项不重要实验的难度与做一项重要实验的难度一样大，有时甚至难度更大。”

格雷姆·伍德在《大西洋月刊》中谈到那些选到恰当工作的幸运儿：很早就进入一家卓越公司工作的雇员。他们身上同样体现了选择恰当工作的巨大作用，然而他们不是拥有响应变革才能的创业家。因此，这些或许深谙世事的幸运儿成了不断转变范式的创业家招募的首批员工。

当IPO来临时，这个群体——微软、谷歌或Groupon首批招募的十几名员工———也出其不意地加入了超级精英的行列。美国加州的两位心理学家斯蒂芬·戈德巴特和琼·迪菲里亚十分担忧这些职场幸运儿的心理状况。1997年，在互联网的第一次繁荣期，他们将由此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称为“暴富综合征”，并建立了一所机构专门治疗患者。

如果你是靠响应变革发的财，那么你没有一条可以遵循的规则。在恰当的时刻离开公司可能是乔纳森·卡普兰做过的最明智的商业决定。但是，在其他时候和其他地方，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早早变现抽身离开，而后者保持冷静继续观望。

1993年，维克托·斐克塞伯格已经赚到了10万美元（按照苏联的标准，那是一笔不可思议的意外之财）。他的一位合伙人认为应该谨慎为好，于是决定“将筹码兑现离开赌桌”。“我的一位朋友——我们不要批评他，这只是他的个人选择——他说，‘什么票证！什么私有化！我不需要这些。’”斐克塞伯格对我说。他回忆道，这位朋友将他在集团利润中的份额变现提走了，约10万美元，而其他一些合伙人选择继续守候，他们最终都成了亿万富豪。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斐克塞伯格和这位朋友每天24小时在一起工作，而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了。“我们两个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斐克塞伯格说。

1932年9月23日，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选总统的6周前，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的成员发表演说。

罗斯福总统发表的这篇演说可以成为修辞艺术的典范——1999年，众多美国政治学家认为它是20世纪最好的演说之一——它也在理论上阐明了“罗斯福新政”的内容。80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篇演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对“强盗贵族”的形象刻画。罗斯福将他们描绘成拥有响应变革的天赋并引领美国进入工业时代的商业巨子。

19世纪中叶，一股新的力量夺门而出，一个新的梦想由此诞生。这股新力量就是工业革命、蒸汽机和机械的进步，以及手工作坊向现代工厂的转变。这个新梦想就是一个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个体制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能够为最贫穷的人带来财富，能够用蒸汽和电的力量消除距离，能够将每个人从最重的体力活中解放出来。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需要“强盗贵族”：“为了梦想成真，我们需要意志坚定、野心勃勃的人们运用他们的才干，因为没有其他力量能完美地解决融资、工程问题，并最终实现新的发展。”罗斯福总统阐述道。

然而，罗斯福坚信，这些“意志坚定、野心勃勃的人才”的利益并不完全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机器时代的优势不言自明，而美国无畏、乐观地用糖水送下了苦药，我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如果我们能从已经终结的工业体系中捞到一些好处，那么再高的代价也值得去付出。过去50年的历史大体上属于一群金融巨子。他们使用的手段并没有经过谨慎推敲，而我们依据他们取得成果的多少相应地授予他们荣耀，并忽视他们使了什么手段。往太平洋方向修建铁路的金融家总是冷酷无情的，他们浪费钱财，贪污腐败也是常事。但他们确实建成了铁路，而且我们至今仍在使用。据估计，在铁路修建过程中，美国投资家为铁路系统反复投资了三次以上，尽管如此，美国最终还是从中受益不少。

从今天两极分化的视角来看，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颇为公道地肯定了这些将工业革命带到美国的商业巨子，但同时也坚持认为，他们的自我利益同社会的整体利益不相吻合。美国人生活在——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一个辉煌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正如皮彻·约翰逊对莫斯科商学院学生所说的那样，那些商业巨头是“时代英雄”。

现实中的情况区分得更为微妙。对于在变革中乘风逐浪的英勇商人而言，他们的动力源自创业的紧迫性。这通常会为其他人创造大量的价值（例如罗斯福演讲中提到的铁路），但是利润（而非建设国家）才是商业巨子的行动指引。善于响应变革并不一定意味着将重点放在那些对国家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业务上。

在当今的俄罗斯，最热门的词是“现代化”。尽管俄罗斯正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过去的10年间经济增长相对强劲，但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开始担心他们构建的资本主义只适用于20世纪而非21世纪。他们不清楚俄罗斯的“班加罗尔”在哪里，更不用提“硅谷”了。

科技中心的缺失令俄罗斯人尤感屈辱，因为他们一直为俄罗斯的科学和技术实力倍感自豪，并且他们确实有理由自豪。曾经美国为缺乏工程师而惋惜，而在苏联，工程学、数学和物理是最受重视的学科。整个俄罗斯在这些应用科学领域做得并不差，毕竟，苏联先于美国成功探索了外太空，并且苏联建成的核武库比美国的更大。

这意味着当苏联解体时，许多明智的观察者认为，俄罗斯众多思想解放的科学家将引领一波新的创新潮流，至少会对印度作为外包中心的地位有所冲击。想要明白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发生——至少没有轰轰烈烈地发生，我们可以读一下谢尔盖·贝洛索夫的故事。苏联解体时，贝洛索夫恰好处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中间位置。他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书香门第，后来考上了俄罗斯首屈一指的数学和技术学校——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同许多寡头一样，他在读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创业，如为柔道俱乐部组织全国旅游等，并从中赚取零用钱。

贝洛索夫一帆风顺。如今，他拥有两家软件公司，手下的全球员工多达千人。他最著名的产品是能使微软系统（Windows）的程序在苹果系统（Mac）下运行的软件。然而，贝洛索夫最终没有成为寡头。那是因为，他不如寡头政治家那样善于响应变革。

“在俄罗斯，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大部分的钱属于参与私有化进程的人们。”穿着深色牛仔裤和印有Parallels（他旗下公司之一）标志的红色长袖广告衫的贝洛索夫对我说。

“商业与金钱相关，也是金钱的所属之地。10年前，俄罗斯的实体行业空间巨大，我的许多工程师跑过来和我说，‘我想开连锁杂货店’或‘我想建住宅’。而在5年前，许多商人决定为政府工作。”贝洛索夫认为，只有现在，在技术领域工作才真正变得靠谱。

贝洛索夫从一开始就认定要将焦点放在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的研发上，此外没有其他幻想。某日晚上9点，他在莫斯科市区一家拥挤的星巴克里一边啜饮着意式浓缩咖啡，一边对我说，“我当时还年轻，做了个愚蠢的决定。”——那时，他22岁——“要是我将第一笔钱投入私有化产业，获得的利润就会丰厚得多。”

我们可以将贝洛索夫的决定同另一位聪慧的技术专家的决定对比一下。他就是如今身家超过124亿美元的金属和石油大亨维克托·斐克塞伯格。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他也看到了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市场机会。

1988年，当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推进合作化运动，朝着资本主义迈出试探性的第一步时，斐克塞伯格靠编写和销售自己的计算机软件程序掘到了他的第一桶金。他对我说，三个月内，他已经赚够了“买公寓、小汽车和乡间度假邸宅”的钱。

接着，他和5位合伙人策划了一个更复杂的生意，他们从西西伯利亚地区（他们非常熟悉该地区，他们工作过的莫斯科研究院为那里的油田做过大量的工作）的垃圾堆中淘出铜线，然后将铜出口国外，获得的收入用来引进IBM计算机，最后将这些计算机装载上自己的软件再出售给俄罗斯的公司。这个生意相当赚钱，斐克塞伯格说，他和几个合伙人每投入一美元就赚得100美元，一年内，他们就赚取了100万美元。“现在听来有些好笑，”他若有所思地说，“但在那时，这是一大笔钱。”

要是在硅谷，斐克塞伯格和其他合伙人可能最终会成为开发系列软件的创业家；要是在印度，他们可能会继续发展技术外包业务；要是在中国，他们可能会利用这第一笔100万美元建立一家工厂。但是，他们身处俄罗斯，作为俄罗斯最内行的商人之一，斐克塞伯格看到并利用了最大的机遇：私有化。“人们不知道私有化的票证有什么用，所以我们买入大量票证，并用它们参与了私有化拍卖。这样，我们买到了第一批实物资产，从铝厂起步，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实业。”

贝洛索夫说，悔不当初并不符合他的个性，不过他的合伙人仍在说：“后悔当初没有参与私有化。但是，当时我们确实完全没有概念。”

如今，俄罗斯政府赋予斐克塞伯格的工作是建立一个俄罗斯的硅谷。但贝洛索夫告诫道，如果石油价格太高，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大多数俄罗斯技术专家已经明白了响应变革的价值，“过高的石油价格对创新经济不利，”贝洛索夫说，“如果价格过高”——他之后告诉我他估算的最高限值在每桶100美元左右——“所有的工程师都想去银行或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工作了。”

为纪念“二战”后援助欧洲重建计划的设计师乔治·马歇尔而于1953年设立的“马歇尔奖学金”旨在为到英国学习的美国研究生提供荣耀的学术奖励。颁发这项奖励的依据是与脑力相关的“超高才能”。1990年春，一位美国人脱颖而出，获此殊荣。他叫里德·霍夫曼，当年这位土生土长的加州人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霍夫曼是位典型的马歇尔奖得主：他曾获得符号体系学和认知科学这两个中坚专业的双学士学位，他还获得过劳埃德·W·丁克尔施皮尔奖，该奖每年奖励对本科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两位学生。霍夫曼怀揣着荣誉来到牛津大学，他十分期待在这所大学著名的哲学系能有所收获，并打算全身心投入学术生涯。“我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时，计划当一名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他说，“我要做的并不是引用康德的话进行哲学研究，而是拿起镜片来审视社会，并自问，‘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作为个体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而，20多年后，霍夫曼却成为了硅谷最成功的创业家和投资家之一。他对我说，他至今冒的最大风险就是决定去牛津读书。你也许可以称之为无意中的疏忽，正如霍夫曼所说，“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正冒着风险。”

当时，拿着两年的马歇尔奖学金去牛津读书看似不像冒险——甚至与冒险完全相反。“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为履历镀金上了，”霍夫曼说，“每个人听说我获得马歇尔奖学金或去牛津读书之类的事，都会表示赞赏。”

问题就在这儿。当霍夫曼像一位受过学术训练的超级明星在牛津追求他的学术激情、打造光鲜履历时，他意识到世界正在变化，旧规则不再适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牛津读书使我脱离了硅谷的圈子，这是很大的风险。”他说，“那时，网络变革刚刚起步。当变革发生时，是否待在圈子里非常关键，因为机遇就在那儿。”

霍夫曼十分走运。他在斯坦福读本科时念的是认知科学，而他的继母在硅谷的风险投资业工作，这意味着即便他身处梦幻尖塔下的牛津城，也能了解到5000多英里外有一场变革正在进行。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给霍夫曼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意识到变革正在别处发生后，他仍待在牛津继续学业而非赶回硅谷成为变革的先锋，他至今还在思量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却是错误的。”

霍夫曼获得学位后，立马决定不再错失良机。作为马歇尔奖得主，他为进入管理精英的行列蓄势待发。依靠卓越的分析才能，他必将成为超级明星，但霍夫曼并不知足，他想加入正在目睹的变革。他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他不需要在一家蓝筹公司开始第一份工作，他需要的是立刻回到硅谷参与行动。

“其实，我没有走我的许多朋友走过的路，”霍夫曼对我说，“你懂的，像成为麦肯锡合伙人那样的职业道路。”

霍夫曼离开他所谓的“职业自动扶梯”并不意味着就此松懈。当初，霍夫曼在秩序井井有条的斯坦福和牛津大学凭着一股子学习热情斩获全A的成绩，一回到西海岸，他便凭着同样的激情追随变革。霍夫曼同祖父母一起回到了家乡，然后疯狂地利用他的人脉。他给老朋友打电话，甚至叫他的继母以他的名义给老朋友打电话——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他的继母是位风险投资家，曾是布鲁克·拜尔斯的同事。拜尔斯是凯鹏华盈（KPCB）的合伙人之一，公司名字中的“B”指的就是他，这家风投公司之于硅谷如同高盛之于华尔街。

回归硅谷后，霍夫曼更坚信一场变革正在发生，他觉得差点儿与之擦肩而过。“我希望我提前两年就回到硅谷，那时变革才刚刚开始。”霍夫曼回忆起他当时的想法，“哇，其他人已经捷足先登了。变革潮流滚滚，我已远远落后。”霍夫曼说：“我需要向前疾奔，紧追不舍，保持应有的冲劲。”

变革远未结束。到1997年，仍然向前疾奔的霍夫曼经过仅仅4年的技术磨炼，就决定创建自己的公司——一家网络约会网站Socialnet.com。4年后，业绩平平的Socialnet最终关闭，但是当霍夫曼涉足创业界时，他的两位朋友彼得·蒂尔和马克斯·莱文奇恩邀请他加入新公司Paypal的董事会。2000年1月，霍夫曼正式开始在Paypal的全职工作，正是这一决定使得霍夫曼在仅仅两年后——eBay收购Paypal时成为千万富豪。

变革仍未结束，霍夫曼的追赶还在继续。“2002年，eBay收购Paypal的交易完成后，我打算离开公司一年，去外面走走。”他回忆道，“为了理清头绪，并提前规划下一年的工作，我首先到澳大利亚度过了两周的假期。在那里，我反思时局后最终做出决定，我需要回到硅谷，并尽快创立一家消费型互联网公司。机遇之窗已打开，我绝对不能错过。一来，市场条件已经成熟。二来，网络消费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创新，然而许多创业家——潜在的竞争者——和投资家还在一边旁观，网络公司的灾难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伤疤，但他们不会永远做旁观者。第三，我经历了Paypal的成功，人脉随之强大，因此能相对迅速地组织起建立一家新公司的资源。”

这家新公司就是LinkedIn，它于2011年上市，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霍夫曼由此成为亿万富豪。正在回归学者身份的霍夫曼认真思考过促成他成功的经济力量。他不仅是响应变革的实践者，也是理论家之一。霍夫曼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长期影响“其实被低估了”。他认为，底特律原本象征着发展，如今却成了绝望的象征，而且像底特律之类的例子无处不在。“许多一度伟大的公司比以往更频繁、更快速地衰落了……使底特律日趋衰弱的竞争和变革的力量既源自全球，也源自地方，它们威胁到了每家公司、每个行业和每座城市。”

霍夫曼明白，虽然他在变革浪潮中游刃有余，但这一浪潮造成了一个赢家和败者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社会。“懂得职场新规则并掌握全球经济新技能的那些人，同固守陈旧思维方式并依赖商品化技能的那些人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他写道。虽然霍夫曼宏观地描绘了一个赢家和败家清晰可分的动荡世界，他还是声称每个人都有希望成为赢家——他的书名就叫“你也可以创业”。这本鼓舞人心的商业建议入门读物建立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采用像他那样的亿万富豪创新家的商业策略。“你天生就是创业家。”霍夫曼在开篇中鼓励读者，接着他话锋一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公司。”但是，他敦促我们要像那些善于响应变革的大师管理初创公司一样机敏地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

有趣的是，在这个大部分人都是配角的国家，霍夫曼并不将自己视作超级明星。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听从他的建议后，都找到成功的机会。44岁的他已经成为亿万富豪，也是成功创立两家公司的创业老手。而他认为，这本长达272页的读本足以教给我们“为适应未来所需的心态和技能”。事实上，他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懂得如何响应变革，即“像管理初创企业那样管理你的事业”，那么社会会更加普遍地繁荣：“如果人们身体力行地践行书中提到的价值观，更多的全球问题将得到解决——而且将更快速地得到解决。”

霍夫曼头脑聪明、讨人喜欢又富有同情心。他能创立LinkedIn也在意料之中：他以“善良的硅谷亿万富豪”而闻名，亲切友善的他已经十分清楚如何将人际网中的龌龊行为拒之门外。他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变革时代的消极面。霍夫曼的信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这个特权人士看来，只要我们培养了恰当的心态和一系列技能，便都能在变革时代取得成功。

这也许是事实。但是，作为技术变革的行家里手和受益者，顶级富豪有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中下阶层的人们而言，剧烈的变革时代可能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机遇，也同样可能造成令人痛苦不堪的混乱。

AT&T的首席执行官兰德尔·斯蒂芬森常年住在得克萨斯州，他到纽约上东区的一所典雅的室内宅邸拜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时，描述了移动技术变革及其具有的巨大商业潜力。一位委员会成员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强调了变革和商业潜力间的差别。

提问者名叫法鲁克·凯斯沃瑞，是家具制造商和零售商Ethan Allen（伊森·艾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斯沃瑞是花旗集团研究报告中所称的大脑中富含多巴胺的风险偏好者。他从克什米尔来到纽约时，口袋里只有37美元。他的祖父从家乡寄商品给他，他就依靠这些商品从零售交易起步。

凯斯沃瑞问斯蒂芬森：“得益于过去10年的技术和其他因素的进步，如今我们做同样的事所需的人力减少了50%。我们在谈论就业，我想知道你对这场伟大技术革命怎么看。在未来5年里，它对就业市场的整体影响如何？”

“不用担心，”斯蒂芬森说，“虽然技术使公司使用较少的人力做了更多的事，但我认为这未必意味着工作机会将会减少。这只不过是工作机会的重新调整。我预计，你的那些雇员依靠公司的生产力，其生活水平其实会更上一层楼。”

不幸的是，至少在短期，这一良好的愿景并未成为现实。技术革命趋势使得Ethan Allan公司和AT&T的生产力更为强大，也给它们善于驾驭变革的老板带来了大笔意外之财（2010年，斯蒂芬森的报酬是2730万美元）。可是，两家公司一直在裁员。如今，AT&T的员工比金融危机前少了5万人。

凯斯沃瑞打定主意继续在美国制造产品——Ethan Allen的产品中70%产自北美。他对我说，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大多数竞争对手将工厂设在国外”，而凯斯沃瑞只得求助于技术。他在北美的20家工厂目前只剩7家；在过去8年里，凯斯沃瑞手下的员工缩减了一半。

“技术对人的影响是个大问题，技术会导致失业。”凯斯沃瑞对我说，“如果你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你会说，好极了！技术对于单个企业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从长期来看，只有整个国家稳定，我们才能成功。商业领导者应该关心这个问题。”

即便工人能找到新工作，对其而言被炒鱿鱼的后果还是残酷的。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1982年的经济衰退后发现，美国工人被辞退重新找到新工作后，平均工资下降了30%。即便是20年后，他们的工资仍比经济衰退中得以留任的同伴低20%。在新兴市场，变革的代价甚至更高：20世纪90年代，一些俄罗斯寡头成为了亿万富豪，而普通俄罗斯人的收入、健康水平和出生率均骤然下降；印度的经济崛起伴随着大量农民的自杀；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复兴的同时，内陆地区的发展仍大大落后。

民主观念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象经济力量能平等地影响到每个人，“管理技能”（等同于阅读和计算能力）也对每个人都同样有用。但是更严峻的现实是经济转型——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潮流——产生了非常不均衡的影响。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所说：“你接受的知识和技能不像资产组合那样易于替换。”索罗斯可以通过减损，或尝试不同的对赌手段来响应变革。对于大众而言，由于之前的职业已沦为累赘，要在45岁时找到新的职业，可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双城记，而是两种经济并存的时代。霍夫曼强调，旧经济秩序中的赢家出现在生活和职业遭到颠覆的那群人中。“在过去的约60年里，对于受过教育的工作者来说，就业市场仿佛一架自动扶梯。从大学毕业后，你就来到了自动扶梯的底部，进入IBM、通用电气或高盛之类的公司的初级岗位。如果你基本可以胜任、会取巧劲儿、运气不差的话，你最终会顺势进入更高层的岗位。这种期盼基本上是有理有据的。”中产阶层都固守着一部拥挤的职业自动扶梯，关于他们的期望和失望，霍夫曼说的很对。然而，凯斯沃瑞所担心的那些电信行业和家具厂的工人的境况又如何呢？即便他们发现了变革的来临，他们在父辈的商业地盘中是否有一席之地？或他们是否也有一位从事风险投资的母亲给予他们人脉资源，帮助他们响应变革呢？

乐观的霍夫曼想成为提倡自助的精神导师，然而他的学究气过重，也过于感同身受，以至于忽视了上述这一点。“记住：如果你没有发现风险，风险就会找上门。”他在书中较为骇人听闻的一篇文章里告诫道，“在过去，提及稳定的雇主，你会想到IBM、惠普、通用汽车等——这些都是历史悠久并雇用数十万员工的可靠公司……想象一个认为自己将一辈子待在惠普公司的人，他的技能、经验和人脉都同这家施行朝九晚五工作制的公司密不可分。但‘轰’的一声，他突然失业了。”

[1] 《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0年6月出版。——编者注

[2] 当天，美国道琼斯指数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暴跌700点，创造了道琼斯指数单日日内下跌的最高纪录。后据调查，算法交易失误是事故的原因之一。——译者注

[3] “白鞋”事务所尤指美国上层白领精英创立并管理的法律事务所。之所以被称为“白鞋”，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常春藤盟校的学生流行穿白色的鞋子。——译者注

[4] WASP是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的缩写，意为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也指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中、上阶层白人。——译者注

他们正偷走所有的东西，不可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偷吧，让他们拿走财产。他们将成为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和体面的管理者。

——俄罗斯私有化设计者阿纳托利·丘拜斯对苏联时期异见人士、俄罗斯政治家谢尔盖·科瓦廖夫说

吃得越多，胃口越大。

——俄罗斯谚语，科瓦廖夫以此回应丘拜斯

拉詹的演讲

芝加哥大学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学术大本营，拉古拉姆·拉詹是这所大学的教授，也是以拥护全球资本主义而闻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49岁的拉詹高高瘦瘦，与我们对大学教授皱巴巴的粗花呢着装的刻板印象不同，他爱穿熨烫过的领尖带扣的衬衫，梳着一头投资银行家式的干净短发。2008年，他回到出生地印度，为次大陆[1]最显赫的商业组织印度孟买工商会发表演说。该工商会成立于1836年，当时主要负责印度第一条铁路的建设，其成员的总财富相当于印度年经济产出的1/3。而拉詹此次前去并不是要召集动员这些崛起的资本家，而是要警醒他们。

拉詹说，印度正冒着成为“不平等的寡头政治国家”的风险，或许风险降临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有印度“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印度理工学院培养了许多软件业的创业家。拉詹在印度理工学院就读时的同班同学亚兰特·辛哈编制了一份电子表格，拉詹以此作为引论依据。据辛哈计算：俄罗斯有87位亿万富豪，其GDP达1.3万亿美元，亿万富豪数与GDP的比例最高。拉詹说，印度位居第二，有55位亿万富豪，其GDP达1.1万亿美元。

拉詹安慰听众，他对亿万富豪本身并不反感：“要是商人能通过正当途径赚钱，我们当然欢迎。”但他认为，印度亿万富豪数与GDP的比例较高，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印度大多数超级富豪不是软件业的先锋人物或是创新产品的生产商。“有太多人因为和政府的关系热络而变得超级富有……土地、自然资源、政府合同或牌照是印度亿万富豪财富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些要素都来自政府。”

“如果说俄罗斯是寡头统治的国家，”拉詹告诫聚集在一起的大亨们，“那么印度离寡头统治还有多远？”

金融危机后，一些批评家已发出警告，美国也正冒着成为寡头统治国家的风险。另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将全球超级大国的银行家与新兴市场的寡头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同样成功地将国家资源——尤其是紧急援助计划中的几万亿美元——归为己有。他说，金融家都“闷声发大财”。

约翰逊和拉詹有着共同的担心：在财富涌动的时代，我们需要始终警惕精英阶层的致富方式，他们可能运用政治权力增加自己在现有经济蛋糕中所占的份额，而非为经济注入新的价值以扩大整个蛋糕的规模。随着超级富豪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通过利益的重新分配致富——经济学家称为“寻租”——已经成为一个热门政治话题。史蒂夫·乔布斯的产品总是受到疯狂追捧，比尔·盖茨的产品通常不怎么好用，但这两人都各自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与这两人在本质上不同的另一些情形是：一些机构接受了来自纳税人的数万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而这些机构的银行家却获得了上百万美元的报酬；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也拿着上百万美元的报酬，而他们大部分收入的税率只有15%；一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拿回家的钱比他们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在美国的缴税额还多。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寻租成了左翼人士喜爱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右派的经济学家非常积极地开展了有关寻租的研究：寻租毕竟是国家控制和财富分配的产物，右翼人士长期以来致力于减少寻租现象。21世纪，随着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一些右翼人士回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弊病就是寻租。2011年秋天，有点儿学究气的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保罗·瑞安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上谈论“美国概念”时，主张我们应该“降低目前流向富人的政府开支”，而非提高个税。他继续说，“在美国，不公正的真正来源是使强者变得富有的公司福利，以及失信于弱者的‘空头支票’。”他说，威胁到我们的真正阶级斗争体现于“一群官僚和与之有裙带关系的资本家爬到我们头上，发号施令并操纵规则以维护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

由此可见另一个悖论：最近几十年最令人震惊的寻租例子均是自由化改革无意中造成的，这些改革原本的宗旨是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这包括以前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实施私有化转型，以及英美两国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

此外，寻租采取了更经典的形式：有权有势的群体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对经济棋局的规则加以变通，以求对自身有利。如果你可以控制政府，这当然是最轻松的途径了。例如，尼加拉瓜的独裁者索摩查家族和印度海得拉巴最后一位世袭王子米尔·奥斯曼·阿里·汗都出现在21世纪最富有人群的榜单上。最后一点，如果创新家非常成功，他们的公司随之成为垄断企业，那么这些创新家也可能成为寻租者。19世纪末的铁路大亨和20世纪末的微软企业主就属于这种情况，21世纪的未来也必将出现某位符合条件的企业家。

世纪大拍卖

10月是造访基辅的最佳月份。乌克兰首都宽阔的主干道“克列夏季克”林荫大道两旁的七叶树叶子有的还是深绿色，有的已经金黄。此时的基辅平均最高温度是17.2摄氏度，十分凉爽。11月，厚厚的云层就将遮挡住欧洲中部的太阳，而现在还没有。

2005年10月24日，人们却将注意力转向了室内——国家财产基金大楼内一间不起眼的房间里。这幢阴森森的大楼是苏联时期建造的，位于较为排外的佩切尔斯基街区。从印度和卢森堡远道而来的实业家、国际媒体、约150名示威者、乌克兰电视台的直播摄影师全都聚集在这幢大楼里，共同参与一个不可思议的戏剧性事件：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厂克里沃罗格钢铁厂的拍卖会。

起拍价为20亿美元。这是一场三方参与竞拍的拍卖会：一方是总部位于欧洲的米塔尔钢铁，为印度米塔尔家族所有；另一方是卢森堡的阿塞洛，该企业与东乌克兰的寡头携手合作；还有一方是LLC斯马特集团，这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联营企业位于乌克兰中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这三方的激烈竞争下，拍卖价迅速飙升至40多亿美元。

“我再次提醒大家，桌上放着克里沃罗格钢铁厂的全部股票。”身穿普通职业西装的拍卖师在拍卖程序进行到40分钟时提醒竞标者和收看直播的电视观众，“三号竞拍者（米塔尔钢铁）出价242亿瑞夫尼亚（乌克兰货币单位，约合48亿美元）。三号！三号竞拍者，成交。”

尤利娅·季莫申科总是将小麦色的辫子盘成招牌式的冠冕状，也总让人感觉像一位个性独特的戏剧演员。当时，刚被革职的她第一个祝贺拉克希米·米塔尔。米塔尔是米塔尔家族的第二代钢铁商人，以及米塔尔集团的创始人。季莫申科兴高采烈地对他说：“像足球比赛一样扣人心弦！”

几个月后，季莫申科已重新登上总理之位，会面时她对我说，“寡头憎恶我，他们不理解我，因为……他们没法收买我，或吓唬我。”她只说对了一半。2011年，靠几名东乌克兰寡头撑腰的候选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他借一桩有政治动机的案件将季莫申科关入监狱，这让人联想到被普京遣送出国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然而，季莫申科无所畏惧，不论是受审时的慷慨陈词，还是在监狱中发出的声明都显示了她的目空一切和桀骜不驯。

对于乌克兰人而言，这场拍卖会绝对是极具戏剧性的时刻。2004年，克里沃罗格钢铁厂实行私有化，当时乌克兰总统的女婿所在的联营企业以8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该厂，这引起了公愤。季莫申科女士协助发动了鼓吹民主的“橙色革命”。拍卖会10个月前，“橙色革命”风起云涌，席卷了乌克兰。2005年，拍卖会上的最终成交价是原来收购价的6倍，这场重新私有化既象征了“橙色革命”的重要允诺之一得以实现，也意味着革命的主要控诉被证明是完全正当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克里沃罗格钢铁厂的拍卖也具有重要性。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在整个苏联出售给私有主的所有国有资产中，克里沃罗格钢铁厂的标价最高。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事实。自苏联解体以来的20年里，解体后的各国将一些掌控约1000亿桶原油储备的石油公司、一个占全球镍产量1/4的大型镍矿、一家大型钻石生产商，以及产量庞大的铝业都进行了私有化。而克里沃罗格钢铁厂位于南乌克兰的一座令人生畏的无名小城，若是价格能大致反映价值，那么这家斯大林时期建成的工厂竟是苏联自然资源和工业传承财产中的一颗皇冠明珠。

这么说当然有些荒谬。这也是为什么克里沃罗格钢铁厂拍卖会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印度巨头成功地以几十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一家乌克兰钢铁厂，而在于拍卖活动将苏联剩余资产的低价出让戏剧性地渲染了一番，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从国有权到私有权的转变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桩资产转让。这场苏联的世纪大拍卖对于21世纪亿万富豪的诞生也产生了最强大的推动力，比硅谷的技术革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繁荣更为重要。可以参考以下数据：2012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1226名亿万富豪中，111名是来自苏联的寡头，90名是技术专家，77名是金融家。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的亿万富豪数量，以及亿万富豪与其他人的差距更为惊人：俄罗斯亿万富豪的总财富相当于俄罗斯年经济产出的1/5。而在美国，424名亿万富豪的财富仅相当于美国年经济产出的10%，韩国20名亿万富豪的财富仅相当于韩国年经济产出的4%。2012年，《福布斯》宣称，莫斯科是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城市，以78位傲居榜首，纽约仅有58位，而伦敦只有莫斯科的一半，共39位。其实，经济史学家已经发现，俄罗斯寡头的成绩斐然，如今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沙皇时期更为严重。

这场苏联解体后的资产甩卖之所以夺人眼球不仅因为它标志着从国有权向私有权的突然转变，还因为私有化后的战利品价值如此之高，以及该转变如此之迅捷。然而，这只是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假使你怀疑过思想的重要性，可以想一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经济思想兵不血刃的惊人胜利，以及这一思想对于全球实质性的影响。实行国家所有制的超级大国——苏联——将大量的资产转交到了私人手中。发展中世界的混合经济体——如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贱卖了一些国有公司和自然资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贱卖了多家一度被认为自然垄断的公司，分拆了许多一度被认为最好由国家提供的服务设施。

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最终目的都是让政府出局。但自由经济思想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对自由经济思想的落实带来了经济史上靠寻租发财的最大机会——归根结底，政府主宰着私有化。在机不可失的战利品瓜分中占得一席之地是现今加入全球超级精英行列最保险的途径之一。

历史上谁最富？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计算，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不是俄罗斯寡头，但这位富豪的大部分财富的确来自苏联解体后席卷全球的自由化巨浪。

跨时期比较收入多寡确实很难。我们在做跨地区比较时，当消费的商品出现巨大差异时（例如，有些地方使用马匹而另一些地方使用喷气式飞机，或一些地方使用个人日志，而另一些地方使用iPad），如今使用的转换工具（汇率或更加精确的购买力平价）就失效了。米拉诺维奇求助于亚当·斯密来克服上述的差异问题。亚当·斯密对于财富的衡量标准是我们能够购买同胞的多少劳动力：“根据一个人购买劳动力的数量能够判断他的贫富。”米拉诺维奇的计算偏向当今亿万富豪中那些来自贫穷国家的富人——他们能够购买收入较低的同胞的更多劳动力。与预计的恰好相反，这个指标还高估了古代人的财富——毕竟，如今普通的中产阶层都能打电话或乘飞机旅行，但要是你生活在古罗马或古埃及，不论你多富有，这些在当时是几乎无法想象的奢华享受。米拉诺维奇的方法可能低估了古代寡头与其他人之间的权力差距：许多寡头拥有任凭他们恣意殴打、杀戮的奴隶或农奴，一些寡头可能会自己组建一支与弱国的军事实力相匹敌的军队。

克拉苏如今在视频游戏中继续以参与镇压起义的反派卡通形象出现，而在当时他是以罗马首富而闻名天下的。他的外号是“财主”或“有钱人”。他因糟蹋一位贞女而面临死刑指控时，辩称自己是为了那个少女的钱财，而不是她的贞操。他成功地为自己辩护了，因为其他罗马人认为这个解释符合他的本性。罗马传记文学家普鲁塔克估计克拉苏的财富多达1.7亿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单位），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估计的更高，达2亿塞斯特斯，这相当于整个罗马帝国政府财政的规模。按照米拉诺维奇的衡量标准估算，将克拉苏的财富转化为年收入后相当于罗马人平均年收入的32000倍。

克拉苏的收入相当多，但第一代顶级富豪，即“镀金时代”的强盗贵族轻轻松松就胜过了他。安德鲁·卡内基的财富于1901年达到顶峰，那年他买下了美国钢铁公司。他的公司股份价值高达2.25亿美元，年收入相当于美国人平均年收入的48000倍。约翰·洛克菲勒的收入更高：1937年，他的财富达到顶峰，名下14亿美元资产产生的年收入相当于美国人平均年收入的116000倍。

可是以上三人都比不上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冠军墨西哥大亨卡洛斯·斯利姆。《福布斯》估计斯利姆2012年的财富达69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人平均年收入的40万倍。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看待斯利姆在墨西哥的相对经济实力：他的个人财富相当于墨西哥年经济产出的6%。（在财富顶峰时期，洛克菲勒的财富相当于美国年经济产出的2%。21世纪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财富相当于美国年经济产出的近0.5%。）你在墨西哥打个电话，抽根烟，跑趟银行，乘坐飞机，或骑个单车，都可能向斯利姆支付几个比索（墨西哥货币单位）。斯利姆的影响在墨西哥无处不在，首都的一家饭馆甚至在菜单上写了一句俏皮话，“这儿是墨西哥唯一一处不属于斯利姆的地方。”

米拉诺维奇认为，历史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俄罗斯石油大王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据米拉诺维奇估算，2003年，即在他被捕的前一年，他的年收入能购买25万俄罗斯人的劳动力。同俄罗斯寡头一样，斯利姆从百万富豪到亿万富豪的飞跃也归功于20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尤其是那些曾由政府主宰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化浪潮。就斯利姆而言，他的意外之财来自电信私有化。

精心策划这场世纪大拍卖的是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当时，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阻碍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作为哈佛毕业的技术专家，萨利纳斯下定决心对停滞不前的墨西哥经济进行改革。同领导俄罗斯“资产大抛售”的自由主义者一样，萨利纳斯坚信市场改革。并且，他相信斯利姆，两人于20世纪80年代结为好友。那是个艰难的10年——1982年，墨西哥的银行国有化和油价暴跌引发了资本出逃，并导致经济疲软——但斯利姆依靠家族的零售业资源和维持资产负债平衡的聪明才智，始终保持沉着冷静，以低价购入资产，进一步拓展至烟草生产和保险领域。萨利纳斯十分赏识斯利姆对国家的贡献、危机时刻发现机遇的本领，以及他的创业激情。当地一个气氛欢快而又便宜的连锁饭店名字叫“卡洛斯和查理”，大家就用这名字来称呼两人。

斯利姆直言不讳地力挺好友的改革方针，他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都表示赞成改革计划，还一直游说政治家和媒体成为改革的后盾。当墨西哥的电信垄断集团Telmex被送上拍卖台时，斯利姆一下子抓住了机遇。与许多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事件不同，Telmex的成交价高达17.6亿美元，中标者可以获得20%以上的控股权，而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合理的价格。（即便价格如此正常，其中一位竞标失败者，也是斯利姆曾经的亲密好友罗伯特·埃尔南德斯暗示竞拍受到了操纵。斯利姆和萨利纳斯再三否认了这一指责。）

主张Telmex私有化的人认为这一国家垄断集团在为墨西哥人提供服务方面做得太差劲了——他们是对的。Telmex被出售前，等候安装电话的平均时间长达一年，而且只有1/4的墨西哥家庭安装了电话。但这桩买卖依然是寻租者梦寐以求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拍卖台上的Telmex看上去更光鲜亮丽，并且使私有化在短期内成为一项政绩，中标者可以在未来的6年内继续垄断墨西哥电信行业，并获得唯一的国内手机牌照。

相当薄弱的监管体制更凸显了以上这些巨大的好处。这场世纪拍卖会由财政部而非电信部具体实施。在Telmex实行私有化的三年后，电信监管部门才成立，而部门在运行期间，经济实力远远不敌斯利姆：部门一年的预算仅相当于斯利姆做电话生意两三天的收入。墨西哥和美国的政治学家伊莎贝尔·格雷罗、刘易斯-费利佩·洛佩斯-卡尔瓦和迈克尔·沃尔顿研究发现，即便当监管者做出对Telmex不利的裁决时，Telmex也非常善于使用“可以驳回政府裁决的墨西哥法院中止令”来拖延不利裁决。萨利纳斯的政党革命制度党（PRI）执政几十年后，比森特·福克斯当选总统，这是反对派政党的候选人首次就任墨西哥总统。斯利姆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经受了考验——福克斯任命Telmex的前员工佩德罗·塞里索拉为通信与交通部部长。

斯利姆的电信帝国掌控了80％的固定电话市场和70％的手机市场，一直占据着统领地位，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几近垄断控制的后果之一是对创新的投入偏低——这方面，墨西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排名几乎垫底。2001年和2005年，印度公司分别申请了5项和13项电信专利，而1991～2005年，墨西哥公司没申请过一个专利。垄断控制的另一个后果是高价。墨西哥企业为手机线路和陆上通信线路支付的费用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为高昂，墨西哥居民个人支付的费用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二。2007年，50%和60%的墨西哥人分别用上了固定电话和手机。比起1990年，这是巨大的进步，但同土耳其那样的国家相比，墨西哥的表现还是不尽如人意。在人均GDP大致和墨西哥相同的土耳其，其电话渗透率高达75%。

斯利姆是墨西哥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1991年，在萨利纳斯发起改革行动后不久，两位墨西哥人就登上了《福布斯》亿万富豪榜。1994年，萨利纳斯总统任期结束后，墨西哥的亿万富豪数攀升至24人。像斯利姆一样，墨西哥其他亿万富豪不仅把握住了国家资产首次抛售之机，还持续以自身力量影响着经济棋局的规则，这就是他们的致富之道。那些认为斯利姆的成功源于获得了有利于Telmex的裁决的政治学家对墨西哥顶级富豪的法律效力进行了更全面的统计。他们发现，亿万富豪作为原告赢得有利于自身的判决的可能性是其他原告的三倍。在法庭辩论时，平均四次中有三次亿万富豪能击败国家监管者。

墨西哥和苏联私有化过程中崛起的亿万富豪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自由化对于他们各自国家经济的影响一直不温不火。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5%，进入20世纪后，年平均增长率在2%以下。俄罗斯经济在苏联解体后一落千丈，自200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在4%以上。这些数字尚且过得去，但同新兴市场“猛龙”的经济成绩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在9%左右，印度为7%，巴西在3%以上。

拉詹在孟买工商会告诫听众，即便在经济增长迅猛并具有民主政治体制的印度，寻租也是加入超级精英行列的有效手段。

“执照统治”的终结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意料。2004年，又一位理想主义的技术专家曼莫汉·辛格当选印度总理。1991年，时任财政部长的他发起了印度全球市场改革运动。其推动的改革是将印度从“执照统治”中解放出来。“执照统治”指庇护经济棋局中的国企和优秀私企的贸易保护主义体制。这一旧体制虽然对“执照统治”庇护下的政府官员和私企而言益处多多，但是对其他人而言是个糟糕的体制。从印度独立至1991年的几十年里，印度GDP平均增长率处于低迷的3%左右——印度人自嘲为“印度特有增长率”——本来就贫穷的印度消费者只能选择价高质次的国内商品，他们的购买力从而遭到进一步侵蚀。

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印度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多少受到苏联的启发。20世纪70年代，辛格接受的经济学培训，与所有同辈的印度经济学家的相同，其中一个项目是学习如何制订中央政府的五年计划。同社会主义苏联一样，“执照统治”是寻租泛滥的反面乌托邦。辛格改革的目的在于终结全局性的腐败，并打造焕然一新的经济，通过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走上致富之路。

从许多方面考量，辛格的改革成绩极为耀眼。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7%。1991～2011年间，人均年均收入几乎增长了三倍。但在印度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执照统治”的终结并没有终结寻租行为。事实上，如今的政府裙带关系可能比旧体制下的更有利可图。

同其他自由化的新兴市场改革一样，印度的改革向来是一个造就众多亿万富豪的机制。1991年，在辛格发起改革的前夕，印度仅有一名亿万富豪。2012年，印度的亿万富豪数攀升至48名。拥有223亿美元的穆克什·安巴尼是2012年的印度首富。他拥有的财富仅相当于斯利姆的1/3，由于印度市场广阔，他所控制的国有经济也仅相当于斯利姆的一小部分。但是，印度的顶级富豪（48名亿万富豪）作为一个群体，其2012年的总净值占印度GDP的14%以上，而美国多达424名亿万富豪的总净值才占美国GDP的14%。

富有魅力的德里说客尼拉·瑞迪阿同商人、记者和政客进行过140多次谈话。2010年，税务调查人员制作的记录这些谈话的录音带被泄露给了媒体，印度资本主义的寻租现象顿时成了全国热议话题。在长达数百小时的谈话中，政府部门被描述为自动取款机，统治政党被称为“自家的店铺”。瑞迪阿明确提到了利润丰厚的手机牌照是如何分配的：“他们要获得频谱牌照的话，就去贿赂安迪穆图·拉贾（印度前电信部长），然后便可拿到分配下来的牌照。”她告诉一位参与竞争的商人。

2011年，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到曼哈顿的祖科蒂公园，全球都掀起了民众抗议热潮。印度也未能幸免，从中可以看出寻租造成的影响。次大陆99%的普通民众团结在安纳·哈扎尔周围。哈扎尔是一位资深的活动家，她组织的反腐败绝食抗议召集了一大批之前逆来顺受的城市中产阶层，一个更强大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可能由此诞生。

哈扎尔的“上司”是基兰·贝迪博士。贝迪自己也是印度的传奇人物，她是印度首位女警官，后升任调查部门的警察长——1972年，她申请加入警察队伍时，警官们要求她另谋出路。有一次，她用街上的喷泉将自己淋湿，然后冲进一幢燃烧的大楼，带领她的队员成功救出17名被困者。众所周知，贝迪还因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违章停车，将其车拖走——这标志着没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她因此受到爱戴。2011年，我在孟买遇见贝迪博士，61岁的她已经身为祖母，戴着眼镜，一头黑发修剪得有点儿像活泼的男孩子。贝迪个头很小，自称身高1.61米，她曾在维持治安时被一名学生抗议者离地举起。她身穿一套鲜亮的青绿色纱丽克米兹，与她充满活力的个性很搭。

“印度一直充斥着各种腐败图谋。”贝迪博士对我说，“印度表面上看起来很辉煌，许多方面却一直在衰退，因为腐败太过猖獗了。”

“这是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非法财富交易，”贝迪博士说，“有钱人能够通过收买有权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有钱购买更赚钱的合同和那些垄断产业的高价合同，如采矿权、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权……年轻人原本应有均等的机会，而他们打破了这种平衡，所以我认为经济或经济分配方面出现了失衡。”

印度经济腾飞的同时，社会腐败现象一直在蔓延，对此表示担心的不仅只有社会活动家。

“腐败已经司空见惯。”部分国有化的印度基础建设发展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吉夫·拉尔对我说。正是他邀请拉詹到孟买工商会发表演讲。“我认为这儿没人会假惺惺地说印度没有腐败。尤其在巨大的转型时期，腐败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特点。”

“经济腾飞总会引起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经济指标）上升，”曾是实业家的印度计划委员会成员阿伦·迈拉对我说，“有些人已经拥有了一些资本，或接受过教育，或能够接近有权人，他们因而能更轻易地获得新机遇。当国家开辟更多新机遇时，例如市场更加开放，人们有机会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些人会首先壮大自己，扩大自己的财富。所以，手头有资源的人的致富速度比那些没受过教育、缺乏资本且无法打入体制内的人要快。”

迈拉先生指出，前1%富豪群体的最大优势在于“能接近权力阶层”。腐败的商业交易是使用——以及滥用——钱权关系的最极端例子。然而，为什么处于优势的富人最为有效地掌控住了局面，这背后有一个更微妙的原因。

“现在的趋势是，能够接近权力和政府的人往往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好的交易，”领先的印度技术公司印孚瑟斯董事会联合主席克里斯·戈帕拉克里什南说，“那些作为根基的政策形成时，他们是向政策贡献内容的一批人。因为政府制定政策时不会问所有人，而会找需要被征询意见的关键人士。”

为了理解在机遇和腐败丛生的社会中做生意是什么情形，我同一位年轻有为的孟买商人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叫拉杰，30多岁，他同意敞开心扉对我说出实情，前提是我承诺不使用他的真名（这儿使用了他的化名，但他经历的每个细节都将原封不动地呈现）。在美国，他上过商学院，可以说是前1%富豪群体的一员；在他的出生地印度，拉杰属于前0.01%顶级富豪群体的一员，但不是亿万富豪。

在杜克大学拿到MBA学位后，拉杰到纽约的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他在曼哈顿熨斗区仍保留着一间一居室的公寓，当时他买公寓一方面为了投资，另一方面为了与这个他热爱的城市保持联系。两年前，他前往公司在他家乡孟买新设立的办事处工作，并打算在印度度过剩下的职业生涯。拉杰认为下一个10年，印度经济的年增长率将保持在7%以上，并且存在大量的机遇，这是发展较为缓慢的西方国家所无法想象的。举个例子：拉杰有两个分别6岁和6个月大的女儿，除了做平时的主业以及担负起一个父亲的职责（出生于美国的妻子在另一家跨国公司做兼职），他自己还创立了一家生产塑料模具注塑件的公司。

“如果你搬到印度，你也可能成为亿万富豪，”他告诉我，“你只需要交好运碰到合适的政府官员，并愿意冒着进监狱的风险。”

拉杰靠平时当咨询师、周末在工厂当班，取得了不俗的收入。咨询业正蓬勃发展，因为“印度公司正走向国际化”。例如，他的一位客户正考虑收购一家在墨西哥和欧洲运营的公司，拉杰将这位净资产值约5亿美元的客户称为“中等级别玩家”。“如今全球化对于中等级别的印度公司来说还是全新的，在未来5年，这将成为大的趋势。”他说。

拉杰的塑料生意一开始并无起色，而现在正以每年100%的速度扩张。公司成功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原因。“为了搞到政府合同，我花了不少时间弄清楚应该贿赂政府里的哪个人物。”拉杰说。我问他是否介意支付回扣。他说并不特别情愿，但他希望自己当时能更容易、更快地找到并亲近众多政府官员中那个关键决策人。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寻租

2007年1月22日，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美国资深参议员查克·舒默发布了他们委托全球领先管理咨询企业麦肯锡所做的一项研究。这份标题为“保持美国和纽约全球金融服务的领先地位”的报告警告人们金融危机即将来临，并提供了如何避免危机的详细指引。

不到7个月后，“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真的来临了。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旗下三个基金账户，回过头看，这打响了2008年经济大决战的第一枪。

布隆伯格和舒默两人并不是卡桑德拉式的凶事预言者，他们也没有发出华尔街泡沫将要破裂的呼吁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两人将报告的重点放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危险上：伦敦——也许还有香港或迪拜——很可能迅速超过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2006年11月1日，布隆伯格和舒默发布整个报告前，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警告，如果他们一语成谶，“将对美国和纽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布隆伯格和舒默提议采取紧急行动。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华尔街过于严厉的监管。他们在专栏中写道，“我们的监管机构经常力争成为街上最严格的警察，而英国的监管机构看上去更加合作、更加关注怎么解决问题。”两个月后发布的整篇麦肯锡报告详细阐述了这种危险：“当我们请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比较纽约和伦敦在监管方面的吸引力和响应力时，他们认为纽约的监管环境比伦敦要差，这种差别已呈现出显著性。”麦肯锡报告警告道，美国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者造成的一项特定风险是，他们采取的措施正在将需求旺盛的衍生品交易撵往国外。“欧洲——尤其是伦敦——已经在场外衍生品方面（场外则意味着监管者难以监控）领先于美国和纽约，而这些衍生品推动了范围更广的交易资金流，并促进了持续创新，这对保持金融服务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麦肯锡报告继续警告，“引用一位商业领袖的话，‘美国在衍生品方面正冒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美国的商业环境而非地理位置造成的。伦敦的监管环境比美国的响应力更强、协作性更好，这使企业能更自在地创建新的衍生产品和结构。”

这份报告进一步为未来敲响了警钟。工作过于积极的美国监管者差点儿犯了另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正计划提高美国银行的资本要求。麦肯锡警告，这个毫无必要的举措将削弱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激烈的业务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研究报告称，“美国银行业的监管者已提出一些变革措施，这将导致美国银行比非美国银行保持更高的资本水平，并最终将令美国银行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局面。”在麦肯锡看来，这些更加严厉的新要求毫无必要。相反，该报告推崇一种将经济环境考虑在内的更复杂的方法。报告认为，“这种方法不考虑经济周期造成的一些资本要求的变化。例如，在强大的经济环境中，对资本的要求其实应该放宽。”

回过头看，布隆伯格、舒默和麦肯锡的这份报告是狂妄自大的拙劣讽喻。监管的放松导致了近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危机爆发的一年前，他们竟还在担忧美国的整体监管过于严厉，这显然十分可笑。尤其是某些担心貌似有理，其实差之千里。比如，他们警告美国的监管环境对衍生品采取了不必要的限制，而正是这些衍生金融工具成为危机的罪魁祸首。再比如，他们担心新的资本要求会成为不必要的累赘，而最终的情况表明，更高的资本要求恰恰是银行体系所亟须的。要是迈克尔·摩尔[2]着手写一部作品来讽刺美国金融和政治精英短视而又贪婪的本性，没有比金融危机更好的例子了。

报告中的论点漏洞百出，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嘲笑报告的制作者麦肯锡，以及资助者布隆伯格和舒默。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两党金融和政治精英、大西洋彼岸的英国金融和政治精英都对报告中的观点达成了共识。布隆伯格是无党派人士，舒默是民主党人。曾有“华尔街治安官”之称的前纽约州检察长、州长艾略特·斯皮策同布隆伯格和舒默一起出席了这份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大体上支持报告中的结论。布隆伯格和舒默准备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揭开整个研究报告的幕布，而就在该文章登报的两天前，另一对两党组合——布什总统顾问、罗姆尼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和积极的民主党资助人、高盛前总裁约翰·桑顿宣布，他们也已组织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主题关于成本高昂的监管及其是否会使美国资本市场在与国外对手的竞争中失利。

美国财政部长、高盛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共和党人汉克·保尔森在布隆伯格和舒默的评论见报几周后，前往纽约为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题为“美国资本市场竞争力”的演说，他在演讲中赞誉了布隆伯格和舒默的专栏文章，称其“正中要害”。他认为美国人正处于监管过度的危险中。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保尔森认同并引用了前任财政部长、高盛前董事会主席、民主党人罗伯特·鲁宾的话：“我们的社会看似越来越倾向于消灭或最小化风险，而不是对降低风险的举措做成本/收益分析以实现最优平衡。”

最后还有一件发生在美国的讽刺事件。布隆伯格和舒默发布评论的几周后，一位金融大佬写信给编辑，支持他们反对“监管过度”的斗争。他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两年后，由于金融危机，时任美林集团首席执行官的塞恩被迫将这家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司低价出售给美国银行，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不力造成的。

在大西洋彼岸，精英们同样达成了强烈的共识。麦肯锡报告在纽约发布的几天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英国最高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前主管、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霍华德·戴维斯站在达沃斯白雪皑皑的斜坡上发表意见说，布隆伯格“本周发布的报告就好像闯进雪鹰群的猫[3]”。戴维斯认为，这位纽约市长的观点完全正确：“美国资本市场正不断地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伦敦”。英国金融界担心，美国为了营造全球平等的市场竞争，会试图将自己过于严厉的监管手段强加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戴维斯说：“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慷慨是出了名的，他们甚至准备免费出口他们的监管手段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在戴维斯看来，2007达沃斯年会传达了这样一种危险信号，乔治·布什的共和党当局将努力迫使其他国家采取美国金融界的严厉监管手段，而这些手段完全不必如此严厉。但是戴维斯仍希望英国的工党政府和一对以智慧出名的经济拍档——首相戈登·布朗和在哈佛、牛津接受过教育的顾问爱德华兹·鲍尔斯会保卫英国上乘的“轻柔”监管手段，并抵挡住美国的攻势。戴维斯在专栏中写了篇评论，题目叫“鲍尔斯能防止美国偷偷向我们输出严厉监管”。他这样报道达沃斯年会的情况：“戈登·布朗在会议走廊上来回踱步，准备阐明：同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一样，伦敦金融市场在他的掌管下也十分安全。在这个领域，他的体会颇深。”（顺带讲一下，对于戴维斯而言，虽然对全球顶级富豪的世界观的认同给他个人造成的危害不算严重，但这篇评论还是让他陷入了尴尬。2011年3月3日，戴维斯辞去了伦敦政经学院院长的职务，因为他不仅接受了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之子赛义夫·卡扎菲150万英镑的捐赠，还达成了一项220万英镑的交易——同意为利比亚公务人员做培训。此外，他还受雇担任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的有偿顾问。这些行为给该校带来了非议。）

上面这些冒失的大人物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不论属于什么党派，不论达成的共识是多么的一致，他们都大错特错了。你会注意到，他们之所以犯下大错，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识上的错误。从2006年到2007年，有关美国金融市场监管的整个讨论的前提是通过询问受监管的银行来了解监管规则是否有效。麦肯锡如此描述该研究方法：“为了从一个新鲜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麦肯锡团队当面采访了50多位金融服务业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领袖。团队还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30位卓越金融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官的观点，另外通过在线问卷获得了超过275位全球金融服务业高管的观点。”麦肯锡兼顾了其他观点——“为了将企业视角同其他视角相平衡，团队采访了大量的重要投资者、劳工和消费者。”——但这些只是象征性的工作，麦肯锡还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银行家身上，对他们进行了细致分析。但这就像你问小孩喜不喜欢上床睡觉、问工人是否满意自己的工资，他们当然会给出否定的答案，麦肯锡的调查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

当然，悖论在于那些金融大佬不仅对美国应该采取的最佳策略判断失误，他们对自己的个人利益也做出了错误判断。2008年9月16日，约翰·塞恩出售美林集团的第二天，我恰好有机会采访到他。街头巷尾都将这桩交易视为一次妙举，因为几周前，迪克·富尔德连雷曼兄弟公司的买家都没找到。但是塞恩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们在华尔街的办公室里见面。办公室的重新装修耗资120万美元，不久即招致非议。漫不经心的我没有察觉到房间内富丽堂皇的陈设，但能够发现平时衣着精致、面色红润的塞恩看上去疲惫不堪，心烦意乱。“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迪克·富尔德没有成功。”当我询问为什么他能卖掉公司而富尔德却不行时，他对我说。

“对我来说，这是件难事，我在这儿待了8个月……真是令人揪心的决定。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完成。卖掉公司在情感上实在难以接受，要做这样的决定真是太难了。”

华尔街和伦敦城中自私自利、最终自毁的从众心理在全球大行其道，但也有例外——加拿大。加拿大监管者要求加拿大的银行比伦敦和纽约的同业持有更多资本，保持较低的杠杆。结果，加拿大金融业不需要紧急援助，经济衰退和预算赤字也比美国缓和得多。至今，加拿大央行（BOC）仍将全球经济体分成两类：一类为银行经营困难的“危机经济体”，另一类是像加拿大一样的安全经济体。

渥太华之所以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是因为加拿大政府对整个银行体系及其与银行家的关系所负的职责有着全然不同的深刻认识。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前财政部长保罗·马丁为危机的应对手段打下了坚实基础。马丁不是草根阶层的阶级斗士，他是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他对我述说了他在金融业的首要任务：“我知道未来的某天会发生银行业危机，任何稍微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只是希望确保危机不会在加拿大发生，即便危机在全球范围传染，也要确保加拿大的银行不遭受重创。”

现任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德拉蒙德在20世纪90年代是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政府对于金融业的看法是，‘我们是监管者，我们的职责是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帮助你成长。’”他对我说，“政府总感到自己的职责是说不。”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在全球竞相创建对全球资本最具吸引力的避风港时，马丁和他的团队自信满满地没有选择这样做。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降低资本要求时，加拿大反其道而行之。

“我认为，纽约与伦敦之间激烈的竞争将两者推向了较为‘轻柔’的监管。”马丁回忆道，“我记得曾与监管者谈过话，我们一致决定不打算采取轻柔的手段。在一个主要依赖流动资金的行业里，轻柔的监管完全行不通。”

回过头看，加拿大的决定似乎是明智的。虽然，当时在许多人看来，这一决定缺乏活力。世界舆论的强大潮流不断冲击着加拿大人，全球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全球经济的坚定捍卫者指责加拿大没有努力推进房产抵押市场的证券化——造成危机的美国金融创新产品之一。甚至中国也指责加拿大对于资本主义过于小心谨慎。2007年，加拿大财政部长吉姆·弗莱厄蒂访问北京时对我说，“中国暗示，加拿大银行的胆子太小了。”

加拿大的年轻一族对这样的批评十分赞同。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写了一篇《两家皇家银行的故事》。文章写道，与墨守成规的加拿大皇家银行相比，总部位于爱丁堡的惊世骇俗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倾向于追求高风险。（2008年，英国政府不得不将苏格兰皇家银行国有化，并耗费数十亿美元弥补亏损。2012年，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市值为74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前20家银行之一。）一位20世纪90年代在多伦多，后移居亚洲，现居伦敦的加拿大金融高管有些羞怯地回忆当时的想法：“快点，兄弟们，游戏开始了！世界正在变化。”

纽约与伦敦互相比拼谁的监管底线更低——以及顶级富豪在这场比拼中误入歧途，迫切希望互相串通一气——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也是造就超级精英崛起的关键原因。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尤其是前0.01%顶级富豪群体的崛起大可归结于金融的崛起。更松的金融监管、更多的串通行径、更高的风险追求，这些都是金融之所以成为许多西方经济体——尤其是英美两国——更主要领域的重要原因，也是金融家的收入之所以超过其他几乎所有人的重要原因。

金融业的地位与监管的实施（或缺失）之间的联系也揭示了为什么金融的崛起一部分与寻租相关。2008年，政府对银行和银行家的紧急援助激怒了美国右翼和左翼的平民主义者——超级精英获得了救援，而其他人却没有。政府同金融业上层阶级的关系远比提供数万亿美元的安全网更加深远。同卡洛斯·斯利姆的Telmex和俄罗斯“贷款换股份”私有化的受益者一样，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和法兰克福的银行家的大量财富都来自监管者和立法者做出的对他们有利的决定。

卡茨和戈尔丁在哈佛大学做过一个关于性别如何影响人生选择的研究，他们了解到男人和女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结果也不尽相同。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最大差别与性别无关，而是关乎银行家与其他人的差别。

“按职业划分，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最高，他们的收入相对于从事其他职业的同学高出……惊人的195%。”他们总结道。换言之，哈佛毕业的银行家的收入是选择其他工作的同班同学收入的近两倍。

金融业更高的收入似乎引起了哈佛毕业生在职业选择上同样剧烈的变化。1970届班级中22%的男生选择了金融和管理类工作。20年后，1990届班级中38%的男生选择了金融和管理类工作——比选择法律和医疗类工作的男生总数还多。女生在工作选择上的转变更加剧烈。1970届的女生中仅有12%选择了金融和管理类工作，而20年后，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23%。

这标志着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几年前，我采访了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一位老友。他和沃尔克都曾在哈佛念过经济学专业。我问这位学者，为什么两人都没有去华尔街工作。“那是三流选择，”他对我说，“我们在哈佛的时候，最显赫的工作是当学者，其次是当公务员，只有最差的学生才投身金融。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

以上这些数据及文化转型所体现出的最惊人之处是，超级精英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金融业的崛起。

对前0.1%富豪群体的研究揭示了同样的结论。一份对顶层富豪情况最详尽的分析报告发现，2005年，18%的顶级富豪在金融业任职。正如哈佛的数据所揭示的那样，近几十年来，这一比例从1979年的11%大幅上扬。比金融人士占顶层富豪阶层的收入份额更多的职业唯有首席执行官。进一步说，在前0.1%富豪群体中，银行家的收入是所有人中增长最快的。

金融在英国经济中所占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英国的数据描绘了一幅同样的情景。最近研究发现，收入前10%群体的收入增长份额中的60%归功于银行家——意味着较高收入者将近2/3的工资增长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人员贡献的。同美国一样，收入向金字塔的最顶端倾斜：在英国前1%富豪群体（即金融家）中，收入前5%群体（即全部劳动者的前0.05%）占前1%富豪群体总收入的23%。同从事其他职业的收入前0.05%的群体相比，金融业中这些佼佼者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

之所以强调全球超级精英中金融家的优势地位是因为其凸显了宽松的金融监管对于顶级富豪阶层的诞生是多么重要。2011年，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最具有说服力。

我第一次听说这篇论文是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中央银行家会议上，该论文草案首次在会上呈现。巴塞尔会议是享誉全球的年度专家集会，与会者包括来自全球的中央银行家和他们的理论追随者——经济学家。2009年，在金融危机达到顶峰仅仅6个月后，巴塞尔会议如期举行，而此次会议的气氛比往常更加紧张，更关注当前问题。会后，一位曾在华尔街工作，后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七国集团”[4]的中央银行家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有一个菲利蓬和雷谢夫论文中图表一的链接，他还加了一句简短的评论：“这张图表说明了一切。”

这一U形图描绘了整个20世纪金融业工资和技能的演变历程。两位经济学家如此描述他们的发现：

1909～1933年，金融业是高学历、高收入的行业。金融业中技术工所占的比例比私营部门的高17%，这些员工的收入平均比私营部门员工的高出50%。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金融业开始失去高人力资本和高收入的地位。衰退主要发生于1950年之前，一直缓慢持续到1980年，那时金融业的相对工资大致同其他经济部门持平。从1980年起，另一个巨大的转变发生了：金融业再次成为高技能、高收入行业。这次惊人的逆转使得金融业的相对工资和技能水平又一次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

20世纪初期，银行家是超级精英阶层的支柱；“大萧条”开始后，他们的收入停滞不前；从“二战”爆发到1970年，银行业像公用事业一样一直是稳定、乏味的行业；从1980年起，金融业变得越加复杂，收入再次飙升，最终回到1933年的水平。尤为有趣的一点是，菲利蓬和雷谢夫首次收集的这些数据与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缩小和再扩大密切吻合。两人发现，收入前10%群体同其余人的收入差距与40年前相比扩大了许多，扩大值中的26%归因于金融业的崛起。还有部分原因是金融业吸引了许多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人。菲利蓬和雷谢夫还记录了一个趋势，20年前哈佛校园的学生似乎早已凭直觉洞察到了这一点，即相同的技能和经验在华尔街比在别处能带来更高的回报。菲利蓬和雷谢夫称之为“金融业的工资溢价”，估计在30%～40%。

另外，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弄明白银行家的行为为什么符合U形曲线。为什么对于1970年的哈佛男生而言，银行业远没有法律业和医疗行业热门和显赫，而1990年的哈佛男生却一窝蜂地涌向华尔街？两位经济学家衡量了各种变化因素产生的影响，如全球化、技术革命和计算复杂的信贷衍生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诞生。所有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在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发现最具解释力的单一变化因素是宽松的监管。据他们计算，金融业收入增长总量的近25%，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增长量的40%可归因于宽松的监管。当初沃尔克和他最聪明的同班同学选择当教授和公务员，而如今许多哈佛最聪明的经济学家选择了华尔街。

新兴市场的寡头从私有化中尝到甜头，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他们也许是寻租活动最明显的受益者。但是西方政府，尤其在华盛顿和伦敦，宽松的金融监管在全球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正如发展中经济体出售国家资产一样，宽松的金融监管在创造顶级富豪圈中所起的作用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寻租的传统看法。全球自由化浪潮旨在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让市场力量起到自由支配的作用，放松金融监管就是其中一步。但是放松金融监管的结局之一是政府被赋予了直接选择赢家和输家的任务——在上述例子中，政府选择了扶持金融家。

摩立特集团管理咨询师克里斯托弗·迈耶最近写了一本关于新兴市场业务及其如何重塑全球经济的书。寻租显然是书中的主要内容，而当我询问他认为全球哪个国家的商人是“寻租冠军”时，他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在金融行业，美国监管机构的寻租现象最严重。”他继续解释：“华尔街这些人的创新能力太强了。有股力量驱使他们这么做，他们的酬劳多，自然活也干得好。我并不认为这是邪恶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谓的‘失控效应’。你获得的激励越多，就做得越多。由于激励体系中大部分有关金钱，因此我们获得的就是金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所以说，华尔街让整个世界都为其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在这方面，华尔街做得很出色。”

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政府正在决定谁将成为富人，那就是顶级富豪正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选择他们的政府并影响政府的决定。同以往一样，人们对此基本一致认可。而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丹尼兹·伊甘、普拉齐·米什拉和蒂埃里·特雷塞尔开始证明华尔街对华盛顿产生的影响有多么强大时，他们用严肃的学术语言阐明的结论同“茶党”或“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任何宣传文章一样煽动人心。他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事实，2000～2006年间，加强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监管的法律通过率仅为5%，而放松监管的法律通过率是前者的3倍。

一位俄罗斯寡头告诉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进程中，让他感觉愉快而又出乎意料的一点是你不必贿赂许多俄罗斯最高级别的技术官僚。“我自己是私有化法律的制定者，当然特别小心，免得自缚手脚。”制定法律的两年后，康斯坦丁·卡加洛夫斯基[5]对我这样说，他仍为减少监管思想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感到欣喜。21世纪的前10年，华盛顿的情况也是如此：伊甘和米什拉发现，较保守的政治家在意识形态上普遍倾向于减少监管，他们更可能支持放松监管规则的立法，这是可以预料的。

然而，直接干预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伊甘和米什拉发现，1999～2006年间，金融和房地产领域花费了22亿美元游说华盛顿政府，其中2005～2006年间游说费用达到最高的7.2亿美元。超级精英阶层中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相对比重越来越大，为了保持住优势地位，这两个领域的游说开支增长得也比一般行业要快。截至2006年，这两个领域的游说开支共占华盛顿特区全部游说开支的15%以上。对华盛顿的政府关系官员而言，有个好消息——他们的钱奏效了：“受影响的金融企业花费的游说开支同政治家对关键议案的投票选择密切相关。”

这项研究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它表明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数万亿美元紧急援助发生之前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紧急援助激起了美国右翼和左翼平民主义者的愤慨。正如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所说，华盛顿已经占领了华尔街。其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0年时间里，政府就已经真正占领了华尔街，长期稳定、两党支持的金融放松监管一直持续至今。

丹尼尔·考夫曼在智利长大。1973年，当皮诺切特[6]在一次政变中夺过政权时，考夫曼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念书。毕业后他没有回到祖国，而是到哈佛大学继续学业，最终获得了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下一站是世界银行，在那里他从事有关非洲业务的工作。苏联解体后，他的工作对象转向了原华沙条约国的资本主义国家。考夫曼回到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后，他明白他将花费毕生心血研究腐败和与之相对的优秀治理。他对这两个主题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在非洲和苏联都工作过，再加上他个人的拉丁美洲背景，从而形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认识。

然而，当考夫曼深入考察全球的寻租现象、探究寻租如何延缓经济发展，以及思考如何才能制止寻租时，他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腐败赤裸裸的表现形式让经济发展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最为头疼——如警察等具有强制权力的政府官员、教育机构等普通国家服务部门的受贿，以及专制暴君榨取国家财富并转移到瑞士银行仅以数字命名的匿名账户——而这些只是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

考夫曼估计，全球每年的公然贿赂约为一万亿美元。但是，有一种贿赂涉及的金额比公然贿赂高出好几个数量级，他称之为“合法腐败”。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小公司的营业执照的确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损失，但这种损失同以下现象相比就微不足道了：电信业集团贿赂政治家，让他们制定赋予自己垄断权力的游戏规则，或一家受监管体系制约的投资银行试图左右该监管体系。

考夫曼开创了这一概念，他开始试着量化它。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商界领袖对104个国家的公然腐败（如贿赂等）以及“合法腐败”（如竞选赞助和游说等）进行评估[7]。评估结果，尤其是美国的结果，证实了他的预感。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被列为公然腐败现象最少的国家之一，排在第25名，紧居加拿大之后，遥遥领先于意大利、西班牙和韩国，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但是，在“合法腐败”的排行榜上，商界领袖将美国排在53位，正好位居榜单的中间。令人忧心的是，美国的排名十分接近位居74位的俄罗斯和位居70位的印度。

结果隐约表明，富豪阶层收入激增最明显的那些国家——美国、英国，以及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如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考夫曼的“合法腐败”榜上的排名都相对靠后。当你将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同GDP相近而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做比较时，以上这种联系最为显著。在大多数这样的配对国家中——例如，挪威或荷兰同美国或英国相比较，或爱沙尼亚同俄罗斯相比较——较少的“合法腐败”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与其余人的收入差距更小。

没人会公开捍卫“合法腐败”，也没人会认为这是国家运转的好方式，但是，公然抨击“合法腐败”比看上去的要难，原因之一是许多改革原本是为了使经济活动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更加有效，最终却滋生了“合法腐败”。私有化运动有时会变相成为免费派送，金融或电信行业放松监管的尝试便是如此。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合法腐败”，但由于自由化通常会带来广阔的经济新机遇，因此很容易导致“合法腐败”的滋生，特别当治理十分薄弱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外界看似属于公然腐败的决定——如Telmex的私有化或俄罗斯的“贷款换股份”——有时竟是相当坦诚的、真正出于良好初衷的市场改革者的所作所为。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改革初期以及宽松的金融监管都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一旦开始“分赃”，“合法腐败”就会变得更错综复杂、更危及信誉。初衷良好的技术官僚与在他们实行的改革中致富的商人之间的物质差距最终形成了思维干扰，即便是最正直的公务人员也抵挡不住其中的诱惑。当改革者意识到他们的改革计划所转移的财富不仅使受益人变得富裕，而且使他们手握更多的政治权力时，扩大的财富差距就变得越加难以容忍了。正是在令人心碎的现实的顿悟下，许多俄罗斯改革者参与了腐败，并试图使自己成为寡头，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改革者往往十分悔恨。一位苏联领导者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妻子为颁布她丈夫的改革计划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在她丈夫离职时，她对我说：“我同他一起开了好几次小时会议，原本可以索取10万美元的报酬。真后悔没有那么做。”当然她原本就计划将所有的钱都捐赠给名下的慈善基金会，她赶紧补充道。

在“合法腐败”现象比较明显的西方国家，收入差距造成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角色的轮换，两种角色之间像有一道旋转门。美国SEC（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发现，2006～2010年，219名前SEC雇员代表他们的新客户，对前雇主与SEC之间的交易提交了近800份披露声明。接近一半的披露声明由在SEC中与企业打交道的一线部门——执法部的前员工提交。

从“猎场看守人”转变为“盗猎者”的吸引力相当大，这很容易理解。其一，1980年，最高级别的监管者与受之监管的企业领导的收入比为1∶10，而到2005年，该收入比变为1∶60。再者，如果两个角色之间的旋转门锁上的话，“猎场看守人”的收入表现可能更弱。既然存在这样的收入差距，尤其考虑到今后可能没有机会跳到油水更多的私营部门工作，现在的哈佛同学中有多少还会选择当公务员呢？如今，经济形势越加复杂，如果最优秀和最聪明的毕业生都到私营部门工作，政府哪有机会同企业并驾齐驱呢？

最后，当我们谈论寻租及其如何促成了超级精英阶层的诞生时，全球化时代带来了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寻租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也正走向全球。这不是件新鲜事，长期以来，跨国公司为获得海外合同而行贿，而历史上获利最多的一些著名例子也涉及海外特许经营权，如英国政府授权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贸易，还有哈德逊湾公司获准进入加拿大皮草贸易领域。

如今，寻租在全球引发的连锁效应影响更广了。寻租在一国创造的财富可能会在千里之外产生强大的影响。新兴市场的寡头，尤其是俄罗斯人正大量买入英国的足球俱乐部和越来越多的报业公司。2008～2011年间，《纽约时报》的第二大股东是卡洛斯·斯利姆。

全球的顶级富豪圈兴高采烈地为那些即便是通过老套的寻租途径发大财的顶级富豪——独裁暴君——大献殷勤。赛义夫·卡扎菲就是其一。在抗议者通过流血斗争推翻他父亲长达40年的独裁统治的前两年，赛义夫·卡扎菲受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大佬之邀在派克大道的豪宅中享用周六午餐，他还在达沃斯年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伦敦政经学院从卡扎菲家族收了150万英镑的礼金，并授予赛义夫一个学位；全球最受尊崇和最具全球意识的咨询集团之一摩立特集团为卡扎菲政权提供有偿顾问服务，一年的报酬最高达300万美元。

“合法腐败”也正走向全球。尤其在2008年前，商业（尤其是金融业）的份额可能流向别国的危险是支持放松监管最有力的论据之一。例如，2007年，麦肯锡为迈克尔·布隆伯格和查克·舒默制作的报告提到，其他监管较松的金融中心——尤其是伦敦，对全球最卓越的金融中心——纽约的有利地位构成了威胁。该报告最重要的建议之一是美国应向英国“轻柔”的监管哲学转变。

随着靠寻租取得的财富跨过本国的边境流向其他国家，随着靠寻租致富的顶级富豪互相进行交易，并且随着经济规则的全球化，拉古拉姆·拉詹询问孟买工商会成员的问题可能需要修正。他问他的印度听众，印度是否正冒着靠寻租致富的国内寡头将掌握政治权力的危险。一个同样危险，甚至更危险的情况是：在世界范围内寻租的全球寡头集团正在崛起。

[1] 此处指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内的地区。——译者注

[2] 迈克尔·摩尔是美国著名导演、剧作家，曾执导《华氏911》。——译者注

[3] 对英国谚语“闯进鸽群的猫”（set the cat among pigeons）的改编，比喻引发了争议。——译者注

[4] “七国集团”（G7）是主要工业国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编者注

[5] 康斯坦丁·卡加洛夫斯基是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因参与主持私有化进程，人们对其褒贬不一。1992～1994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俄罗斯代表。他与俄罗斯的众多寡头均有密切联系。——译者注

[6] 指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73～1990年为智利军事独裁首脑。——编者注

[7] 公然腐败或合法腐败越严重，排名越靠后。——编者注

如果你真想用百分比来衡量谁的收入损失最大，那答案一定是华尔街的经理人。

——1974年，艾伦·格林斯潘就任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经济委员会顾问后不久，如此阐释通货膨胀的影响。

现在他想起了为什么自己不喜欢富人：他们过分地自怜自哀。政治迫害是富人们的共同话题，就像别人常常谈论体育或天气。

——罗伯特·哈里斯，《恐惧指数》

假使有一个对人性完全陌生的人，当他目睹了人们对地位次于他们的那些人的悲惨境遇漠不关心，却为地位高于他们的那些人的不幸和痛苦感到遗憾和愤慨时，他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猜测：与地位较低的那些人相比，地位较高的人所经历的痛苦更折磨人，而且他们死前的抽搐一定更为可怕。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传递幸福

如果你想到客服中心工作，那就请选择网络零售商“美捷步”。正如公司创始人谢家华在他写的畅销商业书兼自传《传递幸福》中提到的，美捷步做生意始终围绕一个概念，那就是“传递幸福”。通过电话完成交易对买卖双方而言竟是个培养情感的过程，这个假设似乎不太可信。美捷步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广为赞誉的公司文化，以至于这家网上鞋类零售商成立了一个兼营部门，专门将其运作模式传授给别的公司——花5000美元和两天时间，你和你的管理团队接受培训后就能将美捷步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公司。

更便宜的一个选择是参加美捷步提供的免费参观之旅。只要你想去都可以报名，一辆巴士会免费接送你，被称为“美捷步大家庭”一员的巴士司机都是典型的乐天派。2010年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难耐，当我走出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的酒店，登上开往美捷步的巴士时，发现从弗吉尼亚州跑来度假的一家三口已经坐在车上了。前一天，他们在城外的一个大峡谷远足时被邀请加入本次参观队伍。在那里，他们碰到了一个热衷“布道”的美捷步员工——美捷步员工几乎都是这样——他热情地怂恿他们参观公司。

美捷步的总部位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郊外的亨德森。公司园区内的总部大楼是一幢平淡无奇的低层建筑，周围环绕着沙漠和高速公路。然而，走进大楼内部，你将看到一幅忙碌的场景。首先映入参观者眼帘的是一台爆米花机、一些呼啦圈、一个可以自取书籍的书架、许多徽章、一排五颜六色的记号笔以及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请尽情制作令人惊艳的名字胸牌”。整个氛围有点儿像自我改善研讨会——书架上放的基本都是著名管理专家吉姆·柯林斯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著作，又有点儿像喜欢搞怪的大学寝室，还有点儿像奢华的硅谷公司（如谷歌和脸谱网）的简陋版本——美捷步也为员工提供免费食物和服务设施，但都比不上硅谷的豪华级别。

我和谢先生在离公司驱车5分钟之远的一家牛排馆（那边是不设人行道的街区之一）见面时，他对我说，他将美捷步从旧金山搬迁至拉斯维加斯，因为这里有“客服中心所需的大量人员”，以及24小时7天连轴转的文化环境。说得直白些，你在这里可以找到客户服务所需的技能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人。而在这样的体系中，美捷步确实传达了这样的承诺：“从枯燥的工作环境、四平八稳的工作和典型的美国企业作风中解脱出来！”

我们的导游自豪地告诉我们，要成为美捷步的认证导游，需要了解有关美捷步的200件事情。他说，“来到这儿的两年半前，我在与美捷步完全不同风格的客服中心工作，那儿有点像血汗工厂。”一年半前，他把自己的另一半也招募了进来：“我在这儿很成功，而我的妻子过得并不好，所以我帮她解决了工作。”

美捷步的一部分魅力在于它鼓励员工尽情张扬怪诞的个性。美捷步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条：创造快乐和怪诞。当你走过招聘团队的隔间，他们会立马对你吹奏音乐、挥舞杠铃。颜色鲜艳的胭脂鱼发型的假发和羽毛制成的女式披肩是最受欢迎的工作配饰。一排排隔间和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原本看来肃穆，而用一些亮丽的气球、长丝带和中国龙等自制装饰品装点后，竟显得生机盎然。

在美捷步的生活充满了惊喜。核心价值观第一条：在服务中传递惊喜——当然，首先要让雇员感到在美捷步工作是一种荣幸。我在亨德森的两天时间里，不下10次听到有人说“被美捷步录用比考进哈佛的概率更小”。当然，这儿积极鼓励员工把要说的话写在一面“惊喜墙”上，有人写道，“人们想要参观体验我的工作，我太惊喜了！”这儿还有一间“皇室”，里面有御座和皇冠，因为“当你将自己视作皇家贵族时，你会对自己和别人更好。”

“美捷步大家庭”的成员都学会了一点：为了传递惊喜，就要提供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服务，用情感去影响来电者，让他们能在余下的人生岁月中回味这段积极向上的经历。在美捷步的每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惊喜故事——我们导游的故事是他向一位来电者寄送了鲜花，因为其女儿不幸遭遇了车祸——做这些小小的善事，真是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戴着畸齿矫正器、金发蓝眼的迈克尔·阿冯是位40岁的母亲，她有两个小孩。“我十分乐意接电话，虽然这听上去十分荒唐。”她对我说，“公司真的让我为客户提供便利。我们会照顾到许多例外情况，你会感觉很棒——能够助人为乐。”

有时，仅仅与来电者融洽地聊上大半天也会帮上忙。美捷步员工以能与购物者进行马拉松式的谈话而自豪——这样的目标令人惊叹，也极富人性化，因为尽可能快地挂断电话通常是客服中心的目标。阿冯的最长通话时间是6个小时——离7个半小时的最长纪录仅差一点。那天，一位客户打电话来要退一双鞋子，结果她最后又买了浴衣和黏合剂。“她50岁，而我的星座恰好和她的约会对象的星座一样。”阿冯说道，“我热爱的时尚、旅游和心理学成了我们的共同语言。”

阿冯至今最美好的“惊喜”经历就好像作家茱迪·皮考特小说中的情节：一位母亲在电话中称，她为患有自闭症的女儿购买的鞋子不合脚。但是，退掉鞋子再换一双更加舒适的鞋子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自闭的女孩会因为看不到原来那双不合脚的鞋子而变得焦躁。富有同情心的阿冯让这位顾客保留原来那双鞋，并免费寄了一双尺寸合适的新鞋给她。这位名叫考特尼的母亲写了一封充满感激的电子邮件给阿冯。阿冯自豪地向我展示了这封邮件：“她十分同情我的处境，我真的非常感谢并赞赏她的服务和对我的关心……你们有这样的客服人员，我一定会继续在美捷步购物……哦，新换来的这双鞋太合脚了！！非常感谢阿冯，也感谢美捷步！”

美捷步大家庭特别注重公司层级的扁平化。美捷步公司的三个领导人在公司网站上被描述为“三个淘气猴”（权力第三大的高管弗雷德·莫斯勒甚至根本没有头衔）。在度假高峰期，公司的每个人都鼎力相助，而且公司没有着装标准。我参观公司的那天，谢家华等公司高管为筹集善款，已经在“顿弹池”[1]上方摆好了姿势，等着被人砸中摔入停车场的水池里。在美捷步，没有位于角落的高管办公室，高管全都和其他人一样坐在一排排小隔间里。谢家华和当时的首席财务官林君睿为了展现丛林的主题效果，用彩带和精心挑选的填充动物玩偶装点了他们那排办公桌。

美捷步对别处的工资奴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我打算到这里工作。我打定主意了。”我遇见的那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父亲格雷格说。他在华盛顿特区当专职律师助手，这次他来拉斯维加斯参加法律会议。“我喜欢那样——首席财务官竟只有一张独立的办公桌。”

“你的事务所不也是这样吗？”他的妻子挖苦他。

谢家华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将服务业中最易使人与人互相疏远的工作变得极富人性化。如果你是美捷步的顾客，你也会从公司管理方针激励下的快乐员工那里受益——我自己也收获了惊喜，他们变魔术般地为我找到了一双难觅的运动鞋。

然而，如果你仔细研究美捷步的内部情况，你会有新的发现。那是1%和99%的故事，他们在生活和前途方面的差别相当鲜明——即便他们坐在同一排的隔间，在同一个食堂吃饭。

在“美捷步大家庭”里，99%的员工为能在比哈佛大学录取率更低的地方工作感到极度自豪。虽然像阿冯这样的员工就读了当地的社区大学，没有拿到学位，但美捷步的实际创始人其实都去了哈佛念书——谢家华和林君睿在哈佛念本科时在昆西餐厅相遇，当时林一口气吃了好多比萨，谢看得目瞪口呆。这两人从不放松懈怠，他们的父母都同“虎妈”[2]一样是从中国台湾移民至美国的。

据林君睿回忆，父母对他和他后来去瑞信做衍生品交易的弟弟说，他们到美国的头几年会“暂时过贫穷的生活”。两个小男孩都上了一所顶尖的、只能凭申请入校的纽约公立学校——史蒂文森高中，他们都是学校数学俱乐部的热心成员，如今他们还在资助这个俱乐部。林君睿在哈佛学习应用数学，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攻读博士，直到谢家华将他从学术的苦海中捞出来。谢用“甜言蜜语”劝诱林加入他的第一家公司“链接交换”（LinkExchange）。两年后，他们将公司以2.6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微软。

谢家华喜欢将自己描述为“虎妈”教育的反叛者。他在自传中谈到一段逃避练琴的经历。为了让警觉的母亲以为他在努力练习小提琴，他其实是播放了以前自己练琴时录下的磁带。但是，谢家华十足像个学者，他在哈佛就读计算机编程，在甲骨文公司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毕业不到一年，他就认定真正的机遇在于创立自己的公司并积极投身互联网革命。

谢和林还不到40岁就已经成了千万富豪——2009年，亚马逊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捷步。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选择机会：我在亨德森时，林君睿刚刚接受了硅谷传奇风投资本家迈克尔·莫里茨的工作邀请，他将回到美国西海岸加入红杉资本；而谢家华正打算进行环美巴士旅行，推销他的自传。

阿冯的班次从清晨6点开始——迟到几分钟就会被开除——周六和周日也要工作。而她并没有怨言：“我能够接受。你被录用时，他们会对你说，如果你接受这一职位，就要服从我们的安排。”内华达州的失业率接近15%，阿冯的丈夫是位房地产中介人，他所在市场的房价在过去两年里下跌了1/3。在美捷步工作的有利条件之一是免费午餐，许多身为父母的客服中心员工的起薪是每小时11.5美元，他们对我说，他们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会尽可能在单位就餐。

在美捷步，每个人都穿牛仔裤，没有人有独立的办公室，但高层和底层员工之间的差别却一目了然。在超级精英同其他人的关系中，这种主张平等的文化同经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共存的悖论显得至关重要，但经常为人所忽视。

如今，大多数“靠实干致富”的顶级富豪起步时并没有很大的特权。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处的工作场所故意模糊了大众领袖与平民百姓间的文化界线，例如在硅谷公司、华尔街的交易所和彭博资讯等服务性公司，要求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是最严重的失当行为之一。当然，即便亿万富翁穿上T恤衫、自己开车，他的世界还是与一名客服中心员工的全然不同。下面我们来谈谈顶级富豪是如何看待其他平民百姓的。

穿牛仔裤的亿万富豪

匹茨堡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大熔炉之一。工业革命在这里燃起星火，“百万富豪的宫殿同劳动者的茅屋之间的鲜明对比”深深震撼了安德鲁·卡内基。他认为，人类从未生活在差距如此惊人的物质环境中，这最终将造成森严的不同等级之间的互相漠视和不信任。

据说，印度安巴尼家族在孟买的27层豪宅耗资10亿美元，距离世界最著名的贫民窟之一达拉维仅7英里，而这里的贫富差距比卡内基在匹兹堡金三角观察到的还要大。就此而言，还有另外一个悬殊的对比。这边是比尔·盖茨占地66000平方英尺的豪宅，可俯瞰华盛顿湖。这座布设大量电缆、高度智能化的居所被昵称为“忽必烈行宫2.0版本”，书房的墙上铭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段落；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华盛顿州穷人的房屋——2012年，这里的失业率略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即便如此，对如今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最受尊崇的那群人，即美国西海岸的技术精英——而言，有意淡化个人巨大财富的影响力是一种恰当的礼节。2010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询问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的感觉如何，盖茨不屑地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每多挣一美元的边际回报其实在下降。”盖茨说，“标价再高的汉堡，味道还是和麦当劳的没什么两样。”他承认自己有一些较大的特权，比如开私人飞机，但他说：“在赚够了大约几百万美元后，剩下的钱你就要考虑如何回报社会了。”

埃里克·施密特还是谷歌首席执行官时，如果你有幸到加州山景城拜访他，你会在一间仅能容下三人的狭窄办公室里找到他。白板上的公式很可能是隔壁的某个工程师随手写的，因为首席执行官不在的时候你可以随时使用他的办公室。虽然在硅谷，拥有私人飞机不成问题，但是雇用私人汽车司机会为人所不齿。“在其他文化中，你可以开着劳斯莱斯兜风炫富，尽情享乐，但在科技界，雇用司机每天开车送你上班是不合社交传统的。”施密特对我说，“我不知道原因，但是你会注意到没人这么做。”

这种平等主义的风格可能会同硅谷极端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现状发生冲突。“许多科技公司避免让工资最低的劳动者成为公司员工，以此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都是劳务派遣工，”施密特解释道，“这样，我们能区别对待这些人，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雇用他们。打扫卫生间的人和其他正式员工不同。我觉得这有些冒犯他们，但我说的是事实。”

米特·罗姆尼现有资产净值约为两亿美元，他担任贝恩资本首席执行官时，开的是雪佛兰“大顺风”牌客货两用轿车，里面是红色的人造革座椅，外面的挡泥板十分破旧。卡洛斯·斯利姆的标志性装束是有点儿邋遢的便装。他喜欢对记者说，他在墨西哥境外没有任何房产。然而，尽管他穿着低调，作为亿万富豪，他还是生活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里。十多年前，我问过当时的俄罗斯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对于其他人的看法（正巧，他也喜欢着便装，居所也不算豪华）。“如果一个人没成为寡头，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霍多尔科夫斯基对我说，“每个人的最初条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2004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公司被国家没收，被判诈骗和贪污罪的他至今仍身陷囹圄，他的境遇冲淡了些他的这种达尔文主义观点：他在狱中所写的书信中承认，他“将生意完全当作了一场竞赛”，而“没有考虑很多社会责任”。）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世界观源于安·兰德[3]的书，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告诉我，他永不妥协的立场不仅源自文学，而且以生活经历为基础。19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时，他的一些非寡头的下属犯了错误，导致他损失了数亿美元。事后，他认为责任在于自己——那些人不是寡头，所以他们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应该信任他们让他们做如此重要的决定。

还记得网球手伊利·纳斯塔斯对瑞典球王比约恩·博格的评价吗？“我们打的是网球，但他已经打得出神入化了。”你可以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评价中听到对他人的极度的自信，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极高的赚钱天资，这种天资可能基本上与时间和环境无关。

“强盗贵族”也有相同的感觉。“某些人具有的这种组织和管理天赋十分罕见。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法律体系或环境中，拥有这种天赋的人总能获得巨大的回报。”卡内基写道，“生意老手总是将能够获得业务的人列为首先考虑的合作伙伴，并认为不必费时间考虑这些人的资本问题：因为他们很快就能创造资本。要是资本落入了不具备特别才干的人的手中，很快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

如果你拥有这种特别才干，你也会特别关注其他具有相同才干的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只信任同他一样的寡头。史蒂夫·施瓦茨曼认为，这些寡头有可能成为好总统。彭博电视台的记者问施瓦茨曼，为什么他决定在历史上著名的派克大道740号（他的三层复式公寓）里为米特·罗姆尼举办一场总统竞选资金筹集会？他回答说：“我们从一项联合投资中收获了24倍的本金。在金融界，那是交朋友的方式。”

顶级富豪相互之间的较高评价可能演变成对其他人的漠然，有时甚至转变为不屑一顾。对超级精英而言，身为精英的成就感会激发自尊——尤其当他们同志趣相投的同伴将这个圈子孤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尊时，便会导致他们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或漠不关心。

2011年12月，谷歌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向一位记者承认，在他的圈子里，没有人过多担心“占领华尔街运动”和99%民众的不满。“我们生活在泡影中。”他说，“我并不是指科技泡沫或估值泡沫，我指的是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会出现幻想……公司招聘人才的速度跟不上其发展的速度，年轻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赚大钱，房屋仍可保持住原有的价值。”这些话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谷歌山景城园区所在的圣克拉拉郡的失业率为8.6%，略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而“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激烈、最具争议的抗议游行就在奥克兰举行，距施密特的办公室仅仅45分钟车程。

旧金山的一位商业记者马特·罗索夫认为，即便在硅谷——西方第二次“镀金时代”的“震中”，施密特的观点也反映了前1%富豪群体的特别经历。“最近，我同一位在曼哈顿下城区的一家中型金融服务公司工作的IT工程师聊天，他抱怨他的预算每年都遭到削减，公司希望他花更少的成本做更多的事。”罗索夫在他的名为“商业内部人士”的博客中写道，“他已过不惑之年，而20多岁的年轻人创立了新公司，资助公司成长的风投资本家也比他年轻。虽然那些公司令他心动，但他看不到任何雇佣机会。所以，也许埃里克·施密特他们真的没有讨论‘占领华尔街运动’，但其原因与他们是否身在硅谷无关——关键在于他们进入的小圈子。”

顶级富豪的泡影之所以会产生，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其他超级精英的陪伴下隔绝了自身——这当然是一部分原因，另外还与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

一位金融家的某个朋友是全球排名前5的对冲基金经理。金融家说，“这位朋友是个好人——尽管他周围全是溜须拍马的人，他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因被指控在纽约性侵一名宾馆女服务员而被捕。几天后，我恰好与一位美国科技公司高管同坐一辆车。这位美国技术专家觉得他了解卡恩的心态。他对我说，关键在于，当你加入超级精英的行列，向上爬到一定高度时，你的生活将发生改变，周围的人会迎合你的一切需求。他说，这会导致你感觉自己高高在上，这样的感觉十分危险。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最近的一次度假，他住在一家四季酒店。酒店的服务无比一流——一次，他坐在游泳池边，用来吃西瓜的勺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一位侍者立马迎过来，呈上三把不同大小的备用勺供他选择。这位硅谷高管说，重新调整自己适应普通的生活状态十分艰难。现在，当他遇到一点点时间延误或不愉快时，就会表现出焦躁和粗鲁。“当你习惯了7天24小时被伺候着，你便开始觉得整个世界围着你和你的需求转。你失去了对于事情对错的判断力，”他对我说，“我认为卡恩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指出，特权对人的影响是无意识的。几分钟前，他无意间又提供了一个例子。我们折腾了好几分钟才找到司机的车，这位司机早已被安排把他（我纯粹是搭顺风车）从机场送到会议场地。他因等候多时怒气冲冲，通常他要求他在山景城的助手不论什么时候（这次在希思罗机场是清晨时分）必须随叫随到以确保顺利接送，他为这次破例痛斥自己。

我的这位熟人指出，特权使人变得粗鲁。最近的一系列学术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个重大发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保罗·皮夫和其他4位研究人员设计了7个不同的实验，以检验财富对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高贵的社会地位是否真的意味着高贵的行为呢？”研究人员发问。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同下层阶级的个体相比，上层阶级的个体表现更缺乏道德。”这些贵族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光彩，研究人员对他们行为的解释呼应了硅谷的高管在希思罗机场的言论：“我们可以推断，拥有更多的资源、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会促使人们将自我利益置于别人的福利之上，并视贪婪为积极有益的事物，这些又反过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行为。”其中一个实验瞄准了旧金山的十字路口。研究团队发现，开着昂贵新车的司机阻挡其他车辆或行人的可能性是开便宜旧车的司机的两倍。在另一项实验中，现实生活中收入更高的被试更有可能欺骗一名假设的求职者，被试会说服他或她接受更低的工资——在这个实验中，“经理人”这样做能获得奖金。即使将自己想象成富人都能改变被试的行为方式。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提示一些参与者想象自己非常富有，另一些被试想象自己非常贫穷，然后邀请他们从一个糖罐中取出糖果，他们会将这些糖果分发给隔壁实验室里的小孩子。结果表明，想象自己非常富有的被试拿的糖果更多。

美国中产阶层需要减薪

全球化给美国中产阶层造成了重负，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国家的一些顶级富豪对此的看法。2011年秋天的某个夜晚，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对冲基金经理在纽约的一个晚宴上发表演说，他评论道：“美国低技能工人的报酬过高，高出的幅度是全球最大的。”他看似真的非常担心这种状况将可能导致高失业率和工资下降（如果你怀疑他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是否真的出于同情，那么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长大的事实可能会有助于说服你），但是他说，企业一定会将这种情况考虑进去。

这位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的美国首席执行官对我说，他公司的投资委员会经常讨论谁是当今经济的赢家和输家。他说，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辩论中，一位高层同事认为，美国中产层级逐渐消减形成中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认为，如果世界经济转型能使4位中国人或印度人脱贫而跻身中产阶层，同时有一位美国人掉出中产阶层队伍，那也是不错的交换。”这位首席执行官回忆道。

我记得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发出过同样的感慨。这位温文尔雅而又朴实无华的男性30岁左右，出生于台湾，从公立学校毕业后到哈佛读书，然而他并不对美国中产阶层的抱怨抱以特别大的同情。“美国的中产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索要的工资更高，”他对我说，“所以，如果你打算索要10倍的工资，你得先贡献10倍的价值。这听上去有些刺耳，但中产阶层可能需要下决心接受减薪了。”

甚至那些对美国中产阶层苦境抱以同情的顶级富豪无奈之下也会火上浇油。一位私募股权投资家邀请我到迈克尔餐厅吃午饭，这家餐厅几乎是纽约传媒界的食堂。饭间，我们谈论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当我们转向其他话题时，他告诉我他的公司最近达成了一笔收购印度外包公司的交易。一项附加福利是他现在能将自己公司的研究工作外包给这家公司。结果，工作效率更高，员工更积极，成本更低。“之前，我们每年向康涅狄格大学的文学学士支付12万美元的报酬，雇用他们做一些没有前景的工作。”他说，“而现在，我们每年向印度的博士支付6万美元的报酬，他们兴致勃勃地为我们干活。”

在许多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你不会听到这样的评论。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观点同新兴市场中顶级富豪的看法十分相似。

“要知道，从历史上看，经济活动可能会迁移，因为还没有过上好日子的人们更迫切地期待过上好日子，他们挣的钱少，却愿意更辛苦地工作，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印度最大的汽车零配件出口商巴拉特锻造公司董事会主席B·N·卡利尼对我说，“你们有过黄金时代。现在，我们将迎来我们的。”

印孚瑟斯公司董事会联席主席克里斯·戈帕拉克里希南对我直言不讳：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接轨”，西方中产阶层的人均消费一定会下降。

我的高尔夫球童引发了金融危机

当一位华尔街最成功的投行首席执行官被问及是否为他的公司造成金融危机感到内疚时，他一脸坦诚地告诉我他并不觉得内疚。他解释道，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他玩世不恭的表兄弟，他表兄弟拥有三辆车和一套他买不起的豪宅。美国顶尖对冲基金经理之一和我说了一个极为相近的例子，在他的例子中罪魁祸首成了他的姻亲们和姻亲们的次级抵押贷款。一位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两地居住的私募股权大亨将经济崩溃归罪于亚利桑那州的一位招人喜爱的高尔夫球童，这位球童在泡沫鼎盛时期买下三套公寓作为投资财产。

这种归罪于他人的心态解释了为何奥巴马时代顶级富豪深觉自己是受害者。你或许会认为美国精英——尤其是那些金融界精英——目前的感觉非常好，并充满了感激之情。由于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推行和美联储数万亿美元的免息借贷（索罗斯对我说这些政策是送给银行的“秘密礼物”），华尔街的报酬已经猛涨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即便普通城镇居民的日子仍不好过。

但是，用一位对此困惑不解的政府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许多美国金融界巨头反而“憎恶”总统，并认为总统从根本上同他们和他们的福祉作对。2010年夏，一封给投资者的内部通讯广为流传。2008年奥巴马的资金募集人、对冲基金经理丹尼尔·勒布在文中猛烈开炮：“只要我们的领导人说，我们必须信任他们，他们会通过调控和重新分配让我们重回繁荣，我们就无法脱离这个经济泥潭。”另外两位华尔街的前奥巴马支持者——他们都声称自己的名字在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的快捷拨号通讯录中——最近告诉我，总统“反对商业”。其中一位甚至开始担心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几乎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种对政策的围攻。奥巴马曾提议要将附带权益视作普通收入，从而提高私募股权公司的收入税负。2010年夏天，黑石集团的施瓦茨曼评价这一提议像是“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时的所作所为”，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一阵骚动。

不论施瓦茨曼的比喻多么戏剧化（后来他为此致歉了），施瓦茨曼毕竟是共和党人，他对当今政府的反感也在情理之中。更出人意料的可能是，就连金融界的前奥巴马支持者也大都已经将批评矛头指向总统和他的政党。一位私募股权经理是热忱的民主党人，也曾是克林顿内阁成员，他得意洋洋地向我讲述了他与国会的一位民主党领导人不愉快的争吵，这位领导人致力于税收改革。“去你的，”他对这位法律制定者说，“即便你改革立法，政府也休想从我这里多收一分钱的税。我会把钱放入我的基金会，然后用于慈善事业。我的钱绝不会浪费在你的赤字无底洞里。”

私募股权界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上述看法。其实，附带权益在税务上的改变最不容易影响到他们。我在玛莎葡萄园河边的停船棚屋中和一位私募股权公司联合创始人会面，他警告道，提高私募股权行业的税收会“扼杀”美国的投资，并将资金驱向海外。他还说，这样做在道德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私募股权专业人士是将自己的钱置于风险中，所以不应当将他们的利润当作一般的收入来征税。最后，他认为提高税收对他而言其实没多大影响——他快退休了，而且已经挣了十几亿美元——但是对于更年轻的同伴而言是“不公正的”。他们每年大约挣50万美元，他们之所以能接受这个不算太高的报酬，就是寄希望于工作10～20年后能获得一笔税负较低的不菲收入。2008年，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把票投给了奥巴马，而2011年，他一直在支持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同许多同伴一样，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父亲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钢铁工人。

这场围绕附带权益的斗争引人入胜，因为它清晰地呈现了自我利益对意识形态塑造的巨大力量。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我们总会对现行体制的激烈辩护者抱以同情——毕竟，不论你多富有，20%的税负增长实在难以容忍。但是从理论上说，辩护者的观点几乎站不住脚。2011年11月，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华盛顿的演讲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布隆伯格自己是顶级富豪，也是美国最显赫的金融创业家之一。作为纽约市长，他怀着护犊之情为华尔街慷慨辩护，一会儿作为底特律的政治家力挺汽车制造商，一会儿作为来自大草原的领导者力挺农民。

不过，布隆伯格这样谈论附带权益：“既然讲到公平，双方都应开诚布公，金融业已经过时的税收漏洞也应当被补上，例如以普通收入税率对附带权益征税。尽管将受此影响的大多数人都是我的选民，但我还是要直言相告。我料想待会儿会接到一些电话。”

高尔特峡谷

附带权益是触及某一群人利益的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话题。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将对前1%富豪群体更广泛的批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已经促使一些顶级富豪发起更普遍的自我辩护。

2011年10月11日，“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的游行经过了一些纽约最富有的居民在上东区的住宅，其中包括通过对赌次级抵押贷款赚得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的住宅。保尔森的公司发布了一份声明：“纽约前1%富豪群体贡献了全部收入税的40%，为纽约州和纽约市的每个人提供了巨大的福利……保尔森公司和全体员工近年来为纽约州和纽约市缴纳了几亿美元的税，并自公司成立起为纽约市创造了100多个高薪工作岗位。”作为回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在保尔森的住宅外留下了一张伪造的退税支票。

华尔街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2010年的收入为2300万美元，他也毫无愧歉地为前1%富豪群体辩护，“如果你表现得像成功人士，你就是坏人。因为你富有，所以你就是坏人。我无法理解这样的逻辑。”2011年12月，在纽约的投资者会议上，当有人问戴蒙如何看待大众对于银行家的敌意时，他这样说，“有时，只有一个苹果是坏的，但我们会说所有苹果都坏了。”

2010年，位于康涅狄格州的一家股票经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希夫在初选中落败未能获得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席位。他将要说的话直接带到了曼哈顿祖科蒂公园，他手持摄像机和一块标语穿过广场，标语上写道：“我就属于那1%。”

同月，我从与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的公开访谈中听到了类似的观点。在问答环节，一位几乎坐在房间正中间的满头白发的绅士起身发表意见。他承认他要发表的“不是提问，而近乎是声明”。他认定伊梅尔特对此感同身受，但“伊梅尔特身处要位有口难开”。他继续告诫道：“说实话，我们的问题在于，只要总统继续反富人、反商业、反经济活力，以及反私人飞机，他就不会得到企业界的支持……他滔滔不绝的辞令让人厌恶……问题的复杂情况在于奥巴马在美国的支持者中有40%～50%是靠失业救济金生活的。”

这位发言者名叫莱昂·库珀曼，现年69岁，是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虽说他的父亲是纽约布朗克斯南区的一名水管工，他还是成功就读哥伦比亚商学院，后进入高盛，然后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在库珀曼向伊梅尔特发表见解的几周后，他在给奥巴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详细阐明了他的观点，这封信迅速成为华尔街的谈资。在信中，库珀曼抱怨前1%富豪群体受到了不公正的讽刺：“人们经常把资本家说成是祸害，其实他们不是”，富人“不是必须靠国家力量才能征服的坚如磐石、自私自利和铁石心肠的一群人”。相反，库珀曼提醒总统及其支持者，他们需要富人：“作为一个群体，我们雇用了数百万的纳税人，支付给他们薪水，为他们提供健康保险。我们创立新公司，建立新产业，开发新产品，在圣诞节填满商店货架，推动商业和经济发展（通过创收增税真正充实了政府财政）的车轮滚滚向前。”

2012年2月，我与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同基金投资家福斯特·弗里斯交谈时，他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作为支持共和党主要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助者，在美国国内一炮而红。

“人们没有意识到富人自主缴税的方式。”当我问弗里斯先生，考虑到目前美国的经济问题，要求富人承担更大份额的税收是否公平时，他对我说，“你知道，塔吉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创建了一所音乐博物馆，他自己投资了约两亿美元。我还有一位朋友为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或其他类似地方的健康设施贡献了4亿美元。瞧瞧比尔·盖茨，他为抗击艾滋病就捐献了7.5亿美元。”

弗里斯先生想要说明的是，当富人通过自主选择资助慈善事业进行“自主缴税”，而非为弥补政府开支而缴税时，公共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减税，”弗里斯先生对我说，“因为是你而不是政府来决定怎样花你的钱。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一个确定的资助对象，如艺术博物馆或交响音乐会，而且你想进行资助，那么要是你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这将是件好事。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向你征税，你的钱被拿走了，然后政府进行资助。”

“这其中蕴含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应该是政府拿走你的钱，然后资助你的慈善事业，还是你想自己花钱资助它？”弗里斯先生解释道。

有观点认为，我们所处的经济时代有助于创造大量的财富，因此也应征收大量的税，弗里斯先生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看一下史蒂夫·乔布斯对我们的贡献，看一下比尔·盖茨对社会的贡献，政府应该反过来补贴他们。他们贡献如此之大，政府有什么理由向他们收钱？这真是可笑之极。”

事实上，弗里斯先生根本不认同将社会划分为99%和1%的整个范式。在他看来，在收入分布图底部的美国人正在搭便车。“我对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概念相当惊诧，他说，‘我不会让一半不缴税的美国人不公平地承担另一半美国人的税负，而后者需要缴的税还不够多，还没有达到应缴的份额。’想想他的话就觉得可笑，”他对我说，“大约46%的美国公民不用缴纳收入税。”

弗里斯先生认为，我们都在依靠前1%富豪群体，因此应该尊重他们。“正是最富的前1%富豪群体比其余99%的人为改善世界做出的贡献更大。我从未见过任何穷人做出了比尔·盖茨那样的贡献，我也从未见过穷人能雇用那么多人。”他说，“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尊崇前1%富豪群体并提升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才是创造价值的人。”

弗里斯先生非常保守，但是在众多顶级富豪中，认为富人受到压迫的人不在少数。2012年春，来自芝加哥的亿万富豪、对冲基金经理肯尼斯·格里芬罕见地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的采访。他抱怨，顶级富豪在美国政坛发出的声音不够响亮，参与政治活动成了他们有义务承受的一项繁重负担。“我认为（超级富豪）影响力不够大。”格里芬先生说。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他为共和党的政治事业捐献了超过100万美元。长期以来，格里芬一家为查理·科克和戴维·科克所支持的保守党事业捐助了约150万美元。“有些人享受了体制带来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好处，他们现在有义务保护这个创造了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体制。”

格里芬先生还抱怨了游说的必要性：“这些天，我花了太多时间思考政治，因为政府近来对金融市场插手过多。”格里芬先生担心，对政府监管的依赖正在限制富人们的言论自由。“阶级斗争被当作政治工具首次被接纳。由于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将阶级斗争视作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我乐意用金钱——更重要的是，用声音表达出我的信仰，但我着实担心随之而来的政治宣传。随着政府的力量一天天强大，制度最终将由政府控制，而我对这些制度的依赖逐渐凌驾于表达信仰的意愿之上。记住，我在金融服务业中生存，美国的每家银行其实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其掌控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

同当今许多实干的富豪一样，格里芬先生在40岁生日前夕成为亿万富豪，他自视为白手起家的富豪：“当时，我自己创业，只有两个员工和一间办公室。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亲手打造的，除了不错的教育经历——我在哈佛取得大学学位——以及一个允许任何人大胆尝试的国家。”格里芬先生的公司同其他对冲基金公司一样不需要政府的钱就挺过了金融危机，他对此十分自豪，他不认为自己是拯救了整个金融行业的紧急援助计划的受益者。

2011年11月的一天，前大宗商品分析师、外汇和债券交易员丹尼斯·加特曼在《每日投资报告》中为前1%富豪群体做了鼓舞人心的辩护：

我们庆幸收入差距的存在，我们对美国社会最穷的20%群体与最富的20%群体之间扩大的差距表示欢迎，因为这证明了正是这样的差距使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是时候鼓励巨额的收入了……重视自我的价值、合法地自我创业并成为百万富翁正是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我们是否要对美国穷人和富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感到难过？当然不。我们应该庆幸，因为我们曾经贫穷，而现在相当富有。我们完全自食其力，纯粹靠坚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市井智慧等取得了成功。那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移民来到美国的原因：为了远离贫困，加入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上层的高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得了吧！上帝祝福收入差异，保佑那些成功人士，而唾弃那些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乌合之众，他们让我们为成功备受指责，而他们自己却沉湎于失败中。收入差距？呸！我们要赚更多钱，雇用更多人，将更多钱投入我们自由选择的慈善事业中，我们鄙视的是政府把限制或阻碍我们那样做的规则强加于我们。

这一番愠怒的言辞主要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2010年夏，除了增税的提议外，奥巴马总统还正式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使其成为法律，从而对美国的金融业实施了更为严厉的监管。但是，高管们如此愤怒不仅是出于贪婪，还出于人们对顶级富豪自尊心的公然冒犯。他们无法相信任何人都能将他们视作恶棍而非英雄，他们为此很受伤。毕竟，他们何尝不是主宰美国未来经济和科技的创新家？正如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所说的俏皮话，他们难道不是在做“上帝的工作”？

可以说，美国的顶级富豪阶层正在经历自己的约翰·高尔特时刻。自由意志论者（和痴迷念书的普通高中生）都会记得高尔特是安·兰德于1957年写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身为顶级富豪的主人公。高尔特和其他一些反叛的资本家受够了寄生虫似的、充满嫉妒的、才能低下的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拖累，退居至落基山中的一处避难地，将其命名为“高尔特峡谷”。在那里，他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而世界的其他地方由于缺乏他们的天才和苦干变得一团糟。

这当然是小说中的情节，充满了浪漫风格，但是“高尔特峡谷”的翻版正在更多现实场合出现。一家芝加哥税务事务所主要创始人、房地产开发律师詹姆斯·达根认为，“财富正在逃离美国”。他认为一些远走他乡的富豪是“认真的反对者”：“这些人背井离乡仅仅为了声明自己的态度。他们对于美国现状的不满，再加上国内对富豪的攻击，使许多富有的公民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叛情绪。虽然他们热爱国家，但他们反对当前的潮流，为了远离问题的根源，他们移居海外或转移资产或两者兼行，以此作为回应。”

2011年12月8日，奥巴马总统在堪萨斯州小城奥萨沃托米发表以收入不平等为主题的演讲两天后，经济学家、投资顾问埃德·亚德尼在他颇具影响力的每日博文里谈到了前1%富豪群体移居地外星体的幻想：“如果欧洲危机加剧，而奥巴马总统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忙着竞选而不是管理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逃离计划。在当下的紧急关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昨天宣布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一颗至今与地球最为类似的新行星——‘开普勒-22b’……那些偏好财政纪律、小政府和低税负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搬到那里开始新生活。”

同时，如今的一些顶级富豪其实正在尝试在地球上打造一个真正的“高尔特峡谷”。这是“海上家园”机构正在开发的项目，该项目试图在国际海域打造任何国家政府的法律都无管辖权的人工岛屿。在这些绿洲上，富豪能自由地挣钱而不受其余99%民众的管制。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构想了这个计划，一部分建设资金来自硅谷的亿万富豪和自由论者彼得·蒂尔。

并非所有的顶级富豪都想逃离至“海上家园”。保罗·马丁和埃内斯托·塞迪略在全球精英行列中排名靠前。马丁是加拿大前总理、前财政部长，他主张通过减少政府开支降低赤字。从政前，他是位身家千万的商人。塞迪略是墨西哥前总统、经济学博士、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管，也是一些蓝筹公司如宝洁和美国铝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当我在加拿大滑铁卢就诸多话题公开采访这两位时，他们的话听上去和在祖科蒂公园安营扎寨的小孩子的没什么两样。

“如果还有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我得进一步找他们谈话了。”马丁说，“我真的认为，影响巨大的一点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真正触到了中产阶层的神经——加拿大的中产阶层、美国的中产阶层、世界各地的中产阶层——我认为其影响力非常强大。”

塞迪略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应该拓宽视野：“作为经济学家，我想说不要局限于华尔街，他们应该搞一个‘占领20国集团’。”

马丁和塞迪略在华尔街任何一个公司的会客室或在上东区任何一位金融家的晚宴上可能都会受到欢迎，但是他们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观点同美国商业精英，尤其是金融家的传统看法截然不同。

可以听一下马丁发出的不同声音。他首先圆滑地说：“我认为大多数人基本上都对他们（抗议者）给予了公正的评价。”接着，他忍不住补充道，“我不想找美国银行家的茬儿，但是一位银行家的反应刺激到我了，那位银行家说，‘你知道，这些人是一群福利乞丐，我们必须得削减福利。’一位纽约银行家竟然说我们必须削减福利，我听得瞠目结舌。为什么他自己不照照镜子？我想，事实上，一些人无法自圆其说，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其实加强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力。”

一些顶级富豪担心，他们所在的阶层与其他人之间的才智差距最终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是超级精英阶层的典型一员。他的父亲在埃及农村长大，他本人研究过因贫富差距最终导致暴力运动的一些国家。“如果成功人士说收入分布图最底端那些人的死活和他们全然无关，他们就太短视了。”他对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如何退出世界经济，而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试图那样做。在一些不平等的社会，没收财产可以成为政策工具。”

2010年6月，埃尔-埃利安对我说了上述这段话。2011年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后，他进一步发表了看法，“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民能容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中长期过度的财富转移，因为这种转移扯碎了社会结构。”他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在条件日益恶化的贫困街区中有一所越来越奢华的豪宅，但这所豪宅中居民的福祉应与整个街区居民的福祉密不可分。”

埃尔-埃利安担心，像他一样的顶级富豪没有充分关注几条街外人们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情况，而“一些精英令人吃惊地过着安稳无忧的生活”。

激烈的争辩

马克·卡尼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激进派。在过去的8年里，他一直在渥太华生活，现年47岁的他身材匀称，据说对老婆百依百顺，一手带大了4个女儿。加拿大首都不是个流行派对的城市，即便如此，人们都知道他喜欢宅在家里，对他而言，参加学校音乐会已经算是比较激动人心的夜生活了。在哈佛，他打冰上曲棍球（毕竟是加拿大人），但他一直是替补守门员。他在图书馆花的时间更多，毕业时获得了经济学荣誉学位。在牛津，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父亲是高中校长，母亲是学校老师。同班同学对他的刻苦记忆犹新：卡尼会去听其他同学不屑参加的讲座，而且总是坐在前排。大学毕业后，他进了高盛，在伦敦、纽约和多伦多的办事处工作了13年。卡尼决定回国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拿大银行当一名能力超群而又不求闻达的公务员。2004年，他进入了加拿大财政部。如今，作为加拿大银行行长，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政策性问题，如衡量全球流动资产的方法以及采取反周期监管的必要性。

2011年秋，卡尼成了顶级富豪对其他人的一场重要斗争中的主角——国家监管力量的关键之战。9月的一个周五下午，最后的决战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每年春秋两季，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家和财政部长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球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年两次组织召开的会议在那个周末举行。自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首次形成后，这些会议就一直在日程上。一些私营部门的关门会议逐渐在外围展开。

2011年，其中一场外围会议由一个银行家协会——“金融服务论坛”组织。协会主席是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他邀请卡尼对大约30名银行家发言。这些银行家对能和卡尼对话特别感兴趣，一方面，因为卡尼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卓越——加拿大是“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不必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因为有人预测卡尼将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下届主席，而金融稳定委员会是最类似于全球央行的全球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当前的主要职责是细化并实施新的国际银行资本法规。许多美国和欧洲银行的资本缺乏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些名为《巴塞尔协议Ⅲ》的法规显得尤为重要。

银行家会议通常都谈些干巴巴的事务，在这种相对大型的国际聚会上，与会者互相都不怎么认识，气氛通常就更显得端庄正派了，但是这次交流很快热闹了起来。

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对卡尼说，他认为拟议中的《巴塞尔协议Ⅲ》“荒谬可笑，一派胡言”。事实上，这位银行主管说，这些法规违背了国家利益。“我觉得它们是‘反美的’，”一位与会者转述戴蒙的话，“我认为其‘反美的’唯一原因是我是美国人。我同样认为它们是‘反欧洲的’。”

另一位与会者的回忆稍有些不同。在他的记忆里，戴蒙坚持认为卡尼的观点是“反美的”，几周前报纸对戴蒙的访谈中他就用了这个词，而且他对华盛顿的与会者断言，该词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所以，我会继续使用这个词。”当下，摩根大通等跨国集团在北美之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4，这些集团越来越全球化，哪里有钱赚它们就宣布进军哪里，所以说得好听些，我们听到了一位银行主管将自己描述为四面受困的国家利益捍卫者。

起初，卡尼平静地予以回应：“我听见了你的观点。我持有不同的观点，希望这不会让你惊讶。这些是对金融危机的理智响应。”

随着戴蒙继续发表长篇大论并大肆指责，其他银行家慌忙地试图给会场降温。这两人的辩论越来越有火药味，丰业银行首席执行官、加拿大人里克·沃虽然也与卡尼有些分歧，但他试图打个圆场。

然而，戴蒙仍旧滔滔不绝，不一会儿卡尼忍不住发飙了。这位加拿大央行行长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

虽然布兰克费恩和时任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等其他银行家担心的倒不是戴蒙说的话，而是他盛气凌人的语气，他们看上去还是不太自在。阿克曼试图缓和气氛，他说卡尼离开是因为日程紧张（这不是实话：新闻发布会时，卡尼姗姗来迟）。

会后，布兰克费恩为调解矛盾给卡尼——之前提到他也在高盛工作过——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戴蒙仍然坚信自己讲话的实质内容，但他意识到自己的语气和说话的场合不太合适，于是在周六打电话给卡尼致歉。他并未打通电话。等到周一卡尼回到渥太华后，戴蒙又打了电话。据一位摩根大通高管所述，这次两人通了话，戴蒙说他很抱歉。“戴蒙知道他搞僵了，”这位高管说，“语气不对，场合也不对。”戴蒙在电话中对这位加拿大人表达了钦佩之情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这时战斗已经愈演愈烈。在戴蒙致歉的前一天，周日，另一个国际银行业游说集团“国际金融协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会议。卡尼是首位演讲者。作为家乡的战友，里克·沃热情地向听众介绍卡尼：“他是我的领导，我为此非常自豪。”

但是，不论沃的殷勤还是戴蒙的好战都没有让卡尼缓和他的口气。“我很难看到故态复萌的好处。如果一些机构现在倍感压力，那是因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做的都太少了，而非因为在很短时间里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太多。”卡尼说。

“每个人都在指责别人是少年犯，而声称自己是童子军。”他说，“然而，不论奖章还是监禁都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公正的同行评价与公共监管决定的。”

戴蒙和卡尼的争斗关乎一大笔钱：《巴塞尔协议Ⅲ》将大幅增加摩根大通的运营成本，并可能削减其利润。除摩根大通的资产负债表外，还有很多利益攸关之处。就顶级富豪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这场周末交锋意义重大——甚至比向顶级富豪征税（如附加权益或征收豪宅税）的高调争论还重要。

原因如下：即便是最坚定的右翼人士也会认同国家有权征税——争论的焦点在于谁应该缴纳，以及缴多少钱。卡尼和戴蒙间的争论涉及一个更宏观、更具争议性的话题：国家的利益是否和大企业的利益唇齿相依？如果不是，那么谁起决定性作用？如果两者互相冲突，国家是否有权力和势力为了集体利益对个别企业加以限制？

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应该还记得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查利·威尔逊的断言——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也对美国有利，他说出这句话后就争议不断。任何私企存在的地方都反对这样的论断。卡洛斯·斯利姆的经济实力相对过于强大，许多当地的观察者认为，即便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隆意图更积极地监管斯利姆的企业，政府也缺少这样做的实力。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寡头炫耀他们控制了克里姆林宫——通过一系列事件协助弗拉基米尔·普京重申强制性的政府权力，并赢得公众的支持。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超级精英崛起的同时，有一个信念也在不断加强，即对企业有利的也对整体经济有利，而且企业处于能判断什么因素奏效的最佳立场。纽约法官、前联邦检察官杰德·拉可夫曾一度督促美国证监会采取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当然，20世纪90年代，市场竞争、资本主义等因素被抬高到了某种程度，其中有一些是政治因素。我们最终击垮了‘铁幕’[4]，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比这些‘铁幕’国家的要优越得多。但是我认为，我们可能过于颂扬资本主义了。我不是在暗示我个人拥护社会主义。我并不拥护社会主义，但我个人支持社会主义的一些监管措施。”

这样的颂扬也蔓延到了华尔街的一些大佬身上。前美联储副主席、中央银行家唐纳德·科恩被格林斯潘称为“他在美联储的第一位导师”。科恩如今认为，将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画上等号有点过头了。事实上，他同格林斯潘一样得出了以下观点：认为银行家擅长捍卫自身利益的想法是错误的——正如主流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调节也是错误的。2011年5月，在一场英国议会的听证会上，科恩懊悔地说，“我对自由市场的参与者监管自身的能力太过相信了。”

认知控制

经济学家威廉·比特提出的“认知控制”造成了美联储对其监管下的银行家的过度信任。同卡尼一样，比特绝不会平白无故冲人发火。比特曾担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他自己也是全球超级精英阶层的一员：出生于荷兰，拥有英国和美国护照，自2010年起，担任花旗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2008年8月，在怀俄明州杰克逊豪尔举行的美联储年度经济会议上，比特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在文中谈到：“美联储聆听华尔街发出的声音，并且相信华尔街的话。华尔街对美联储讲述它的痛苦、这种痛苦对整体经济的意义以及美联储应该怎么应对。”

在金融危机时期，“华尔街真的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罪有应得的，”比特觉得承认这点并不难，但是他问，“为什么华尔街能得到它想要的东西？”他的答案是“认知状态控制”。

“华尔街之所以如愿以偿不是靠特殊利益集团的收买、恐吓或贿赂来控制立法机构、执行机构、一些重要监管机构或行政部门——如美联储，而是通过那些相关政府实体的负责人潜移默化般地将既得利益集团的目标、利益和对现状的觉察内化，但那些负责人本该从公众利益出发对既得利益集团加以监管和监督。”比特解释道，“在我看来，毋庸置疑，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将金融业的稳定、福祉和盈利能力定为美联储自身的目标。”

美联储的一些领导者回顾往事时，往往公开表示懊悔。正如科恩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所说，“我想，很不幸，在过去几年里，我已经从经济中得到了很多教训。”之后，他补充说，“我对于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对美国和全球数百万人造成的痛苦深深懊悔。”

然而，在华尔街，似乎没有很多人需要一个更具决断力的政府。如果戴蒙特别激昂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那也许是因为他是最有权力这样做的银行家之一：毕竟，他是极少数真正擅长自我监管的首席执行官之一。摩根大通实质上是戴蒙发挥经营天赋的工具。在他的领导下，摩根大通熟练地避开了众多破坏其他华尔街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最有毒的资产。因此，2008年3月，足够强大的摩根大通能帮助当时的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拯救贝尔斯登公司（以公认的低价甩卖）——戴蒙甚至中途离开他明星云集的52岁生日聚会去完成这项交易。戴蒙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摩根大通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援助金只是帮了财政部的一个小忙，因为财政部担心如果拯救不是集体行动的话，会使华尔街最弱的公司招致更大的耻辱。2009年，《纽约时报》称戴蒙是最受奥巴马总统青睐的银行家，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甚至允诺到摩根大通的董事会议上发言。（在伊曼纽尔的计划被报道后，白宫重新考量了如此明示同个别华尔街公司的亲密关系是否得体，伊曼纽尔最终改变了主意。）

戴蒙天生傲气逼人（他又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富豪，来自皇后区，就读哈佛商学院，后进入华尔街），这种傲气让他相信，如果制定那些累赘法规的政府愿意放手，企业将在经济运行中做得更好。

在戴蒙与卡尼发生争执的几个月前，戴蒙在亚特兰大同他的监管者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一起参与了一个公开问答环节。戴蒙警告道更高资本要求会带来危险，这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一方面，戴蒙认为，“大多数捣蛋鬼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他把查理·威尔逊的话反过来警告道，对摩根大通不利的也对整个国家不利。“我深深担忧，有人会在10年或20年内写一本书，这本书将指出我们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其实延缓了经济复苏……有没有人抽空研究一下所有这些监管条例的累积效应？你是否会像我一样担心，当我们回过头观察这些监管条例时会怀疑，它们会不会是造成我们的银行、我们的信贷、我们的企业以及最重要的就业机会重新起步得如此缓慢的原因呢？当下，它们是不是正让我们停滞不前呢？”

这并不是戴蒙第一次公开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驾驭经济。2010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金融危机质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说，“一天，我女儿从学校打电话给我，她问，‘爸爸，什么是金融危机？’我认真地回答，‘这是一件每5～7年就会发生的事。’然后，她说，‘那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大惊小怪的？’”

这与马克·卡尼的世界观截然不同。9个月后，他在柏林间接地表示了对戴蒙女儿的小故事的不以为然。他没有直接提及戴蒙的名字，而是影射了他说的话，并将这些话透露出的态度描述为“腻烦的”。卡尼问，“为什么我们应该对某银行首席执行官所说的单调枯燥的危机周期心满意足呢？”在他与戴蒙发生正面冲突48小时后，他在华盛顿的演讲中，直接抨击了所谓的华尔街“宿命论”：“在人类的其他领域，人们都会努力学习，提高水平。过去几年的悲惨经历表明，我们还有充足的余地来提升全球金融体系的效率和恢复力。如果我们有明确的目标和执行的决心，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当前积极的改革行动正标志着真正的进步。”

卡尼还对银行游说集团的另一个陈规积习深恶痛绝：新规则几乎不会造成影响，因为它们最终会因角色转换而失去威力。一言以蔽之，银行家和他们的律师终归比监管者聪明。这是我们熟悉的“盗猎者”和“猎场看守人”角色转换的论断——你可以从恐怖分子和安全监管条例中得到相同的观点，只不过在此与金钱和精英阶层扯上了关系。银行家的收入比监管者的高出100多倍（即戴蒙与伯南克的工资之比），政府官员怎么赢得了呢？

差距不仅体现在工资单上，而且体现在资源上。一位白宫官员之前在私营部门工作，年收入高达500万美元，而现在他失望地发现他要坐经济舱去亚洲开会，他觉得很不适应，年过半百的他感觉工作都难以开展了。2011年春，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官员从华盛顿乘坐超级大巴（每人来回车费30美元）而不是高速铁路或机场穿梭巴士到纽约。为了省下旅店开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时试着将纽约的行程压缩至一天，虽然其监管下的大多数银行都在纽约。在电影中，巴士上的穷困潦倒者会打败私人飞机上的顶级富豪，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看不到那样的场景。

卡尼的年收入为50万美元，不到2011年加拿大收入最高的海湾街银行家薪酬的1/20。卡尼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家智胜监管者只会使监管更加重要：“更好的新规则是必要的，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们总试图想法子应付它们。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可能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好的监管很重要的原因。规则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执行规则的监管者，优秀的监管者会透过规则的字面意思领会到精神内涵。”

8个月后，戴蒙无意间印证了卡尼的观点。2012年5月10日，据摩根大通披露，一位被称为“伦敦鲸”的交易员用来进行对冲交易的信贷衍生品出了问题，因此造成了至少20亿美元损失。了解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认为损失可能扩大至60亿美元。在过去的3年里，以戴蒙为首的华尔街一直警告华盛顿的监管之手伸得太长，正在扼杀金融体系。而“伦敦鲸”的交易表明了真正的危险在于过多的风险。正如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所说，“如果有人认为，金融机构不需要新的规则来帮助它们避免那些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现在应该先看看这20亿美元的损失再下结论。”

有关资本要求的争论表明，如果美联储回到依靠市场自我监管的格林斯潘时代，那么银行家将会兴高采烈。但是，更大的问题是顶级富豪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不能将这一问题简化为企业正努力争取更小的政府。通常，一个爱插手的强大政府才是顶级富豪最好的朋友——在中国和俄罗斯如此，在国防等依靠政府慷慨馈赠的行业如此，在一些靠游说赢得贸易保护立法支持的公司亦如此，如乔治·布什时代的美国钢铁行业。2008～2009年的华尔街也是如此，银行家争取并获得政府巨额的紧急援助，以拯救他们的公司——若以GDP百分比衡量，这是自列宁的国有化以来政府对于国家经济最大规模的干预。事实上，即便是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坚定信仰者也会认为企业有责任与政府尽可能达成最好的交易。赞助保守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肯尼斯·格里芬解释道，“首席执行官对股东负有责任。如果政府意图给予馈赠，许多首席执行官感到有必要争取到这些馈赠。”所以，这不仅仅是大政府或小政府的问题。

问题在于企业的利益同社会整体的利益是否总是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政府是否有决心、权威和思路来捍卫后者的利益——即便在前者的抗议之下。这也是卡尼意图提高资本要求的原因。正如他周日早晨在华盛顿对听众讲的那样，“5年前，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缓冲和风险管理出现了明显的不足，最终导致金融业一些历史最悠久的公司轰然倒塌，并触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界上一些最富有国家提供的广泛经济支援才阻止了私营金融（你们的‘会员’）的完全失信。在随后的经济衰退中，约有4万亿美元的产出，将近2800万人失业。推动改革的理由在那时一清二楚，至今也是如此。”

接着，卡尼说，经加拿大银行测算发现，“即便《巴塞尔协议Ⅲ》只能略微降低未来发生类似危机的可能性”，但对“20国集团”来说这些降低的风险带来的经济价值约为13万亿美元。换言之，这可能会使你的企业遭受一丁点损失，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帮助巨大。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将这一问题归结为“支持市场”与“支持企业”间的选择。超级精英通常是强大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但讽刺的是，随着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强大，他们会转而反对市场经济。

津加莱斯作为美国移民，是位坚定的爱国人士，也是市场经济的狂热捍卫者。他这样描述上述的动态机制：“真正的资本主义缺乏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这种论断可能令人奇怪，因为在美国很多公司耗费几十亿美元用来游说国会，但这确实是事实。许多游说活动试图倾斜天平，而非平衡它。许多游说活动是‘支持企业’的——促进了现有企业的利益，而非‘支持市场’的——通过鼓励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竞争以促进市场。开放的竞争迫使许多成熟公司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们的竞争能力，因此，强大而又成功的市场竞争者往往使用他们的力量限制这样的竞争从而增强其地位。结果，‘支持市场’的议程与‘支持企业’的议程间出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

谁的新阶层？

1977年1月，一条突如其来的新闻震动了美国许多公司董事会和大学。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创始人亨利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辞去了福特基金会董事的职务。

曾是海军军官的亨利·福特二世以他激进、率直的管理风格而著称。他曾拒绝了总裁李·亚科卡在福特汽车里装上本田引擎的提议，他的理由是“休想在刻有我的名字的汽车前盖里装上日本引擎”。福特向媒体公布了一封愤慨的辞职信，其中阐明了他的离职原因：

基金会的生存和繁荣依靠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成果。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带来的红利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美国企业创造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资助了基金会和类似的机构开展工作。本质上，基金会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相信很多慈善领域的职业人士听了这番话会大吃一惊。从基金会的工作中很难觉察到这一点，许多机构——尤其是受益于基金会众多资助计划的大学更难理解这一点……我只是向基会的管理小组和员工表明，维系基金会运作的体制很可能值得保留。也许，现在是时候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对经济体制负有什么责任了，该考虑一下基金会作为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产物，如何更全面地来巩固并提升我们的经济体制。

绰号为“魔鬼老大”的福特二世的离任并未给依然保留家族名字的基金会造成直接的影响。1936年，他的祖父亨利·福特和父亲埃兹尔·福特创立了基金会，主要将其作为一种合法的避税手段以及确保家族继续控制汽车行业的工具。基金会的运作井然有序，但这也意味着一直到1977年，福特家族在慈善事业方面仅有道德上的权威。

福特的离任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和文化的骚动中并未掀起什么轩然大波。当时的福特基金会总裁麦乔治·邦迪傲慢地对这位家族后裔的公开谴责不屑一顾：“他有权利期望人们仔细阅读他的信，但是我认为任何人的一封信都不足以改变基金会的发展路线。”

然而，福特的离任终究是一个转折点。一部分原因是福特本人、他的公司和他家族的慈善机构具有显赫的名声。当时，福特是全美收入第二高的首席执行官，而福特汽车公司是全美销售量第四的大公司。福特基金会的影响就更加深远了，它至今仍是全美最大的慈善组织。1954年，福特基金会的开支超出亚军洛克菲勒基金会4倍，超出季军卡内基基金会10倍。

最重要的是，福特的信道出了许多美国商业人士的心声，他们越来越担心自己正在全国性的思想战斗中失利。福特时代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人”[5]打赢了“二战”。他们回国后，一同造就了美国史无前例、受益广泛的20年繁荣期。但是，他们现在担心，创造美国学术和意识形态气候的机构，如大学、基金会和新闻编辑室，开始敌视企业和资本主义。

福特发出战斗口号三个月后，欧文·克里斯托尔发布了一篇重要评论，他在文中描述了这场“学术界与企业界”的战斗：“事实上，同美国大多数主要大学一样，大多数美国大型基金会弥散出这样的舆论氛围，即反企业成了一种完全自然的倾向。”

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情况确实如此。那时，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达70%，资本收益税最高达到49%。《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分离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受此限制的华尔街在业内更像是个毫无生气的陪衬。同后继的慈善资本家一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基金会希望利用它们的计划给政府政策施加影响。

那个时代的基金会没有将私营部门的技术和技能带到社会部门，而是希望将私人慈善转变为国家馈赠。哈佛大学社会理论家保罗·伊尔维萨克加入了福特公司，成为一名具有影响力的职员。他后来解释道，福特基金会的职责在于“推进社会保障、收入补贴、教育权利等计划和政策，这些计划和政策将孤立的、随机抉择的私人慈善转变为正规化的公共救济，并作为一项权利立法加以保护”。

克里斯托尔说，企业需要反击。他写道，不同的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它们一定全都认同，必定有一项内容是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环境：“许多公司大致会认同，任何类似社会责任的目标都应该是，公司自身能作为相对自治的机构在私营部门中生存。要达成这个目标，不可避免地需要努力营造或重新营造公共舆论氛围——由我们的学者、教师、知识分子和政论家。简言之，由新阶层来营造这一氛围。”

克里斯托尔用一个适当的提议结束了他的评论。为了改变公共舆论，企业界需要支持那些新阶层中“真正坚信我们需要保留强大的私营部门”的“异见人士”。除非企业界在思想战场上招募到自己的军队，否则它一定会在政治战争和最终的经济战争中落败：“赤手空拳与新阶层打仗，企业界一定惨败而归。那些商界人士甚至无法说服自己的小孩认同商业是在道德上合理的活动，他们光靠自己一定不会成功说服整个世界。你只能用一种思想去击败另一种思想。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将在新阶层内部产生胜负，而不是在企业界和新阶层两者之间。所以，这场战争必定对企业界利益攸关——只是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克里斯托尔是新阶层中的“异见人士”之一——他在评论末尾敦促商界人士找到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提供指导”，如同他们需要寻找称职的地质学家帮助他们发掘石油。在之后的30年里，他和其他保守派知识分子以及资助他们的商界领袖相当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由保守派智库、基金会、精英期刊和大众媒体构成的网络。真正引人注目的并非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的“巨大的右翼阴谋”[6]，而是1977年克里斯托尔猛烈抱怨的如今舆论氛围对他思想的促进程度比当初要大得多。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美国主要报纸的版面。2011年4月和5月，失业率达到9%，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在3%的历史最低点徘徊。美国最大的5家报纸发布了201篇关于财政赤字的报道，而关于失业的报道仅有63篇。左翼赢得了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文化战争，但是右翼成功设定了经济论战的规则。这对前1%富豪群体而言是个好结局。

民主党总统家庭成员的人生选择展现了类似的情节。1985年，在白宫长大成人的艾米·卡特[7]因参加了南非大使馆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活动而被捕。她在亚特兰大的一家书店里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当时她是兼职雇员而她的未来丈夫是经理。后一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工作过，她还做过管理咨询师。她的丈夫也是位忠实的民主党人，结婚前在高盛工作，之后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

新阶层中克里斯托尔这一派获得胜利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右翼人士。资本主义持续有效，并且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的胜利成了全球性的事实。

苏联解体对美国新阶层中推崇自由市场的知识分子而言非常鼓舞人心，并对新兴市场的新阶层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市场的知识分子经历过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如强制性的苏联模式和更加自由但缺乏效率的印度模式。你可能会争辩，新阶层作为一个集团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得并不太糟——毕竟，这是米洛凡·吉拉斯、乔治·康拉德和伊万·塞勒尼的观点——但是，对大多数有过实际经历的人而言，面对极权统治下对生命的惯常羞辱，以上看法值得商榷。新兴经济体的成绩斐然。在印度和中国，过去30年间更加自由的市场使数亿人脱困，这一成绩是再上一个30年思想“左倾”的发展经济学所无法实现的。

结果，20世纪70年代，克里斯托尔称之为“异见”的那类思想占据了学术要地。20世纪90年代，从华沙（波兰首都）到塔林（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再到莫斯科等前华沙条约国的城市中，最聪明的知识分子是弄明白如何学习资本主义优点的那些人。最聪明的中国人是努力搞清楚同样问题的那些人。如今，非洲大陆之外最著名的非洲知识分子是丹碧莎·莫友，她提出了一个伟大观点：国外援助是为了谋求私利，而且削弱了受援助国家的实力。

在美国，自称为资本家工具的《福布斯》杂志正遭遇缓慢的、令人沮丧的衰落，这似乎是大多数纸质杂志的命运；同时，该杂志如今出版了15个全球版本，在三个曾经的苏联共和国、印度、中国和中东国家发行。《哈佛商业评论》这本高管人员引以为傲而又枯燥无味的“圣经”已拥有11个国外版本，并且能在莫斯科地铁里的大多数书报亭买到。

新阶层的克里斯托尔派之所以在全球占优势地位还有一个更加实在的原因。在克里斯托尔所处的年代，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一些志趣相投的机构（如精英大学、智库和媒体等）中找到舒适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而那些机构的意识形态氛围为克里斯托尔所诟病。而如今，大学和主流媒体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尤其同顶级富豪的净资产相比。（《金融时报》的出版人曾经惆怅地对我说，在业绩很好的一年，集团的总利润也仅相当于一位华尔街中层交易员的奖金。）一些智库运营良好，但主要受创立智库的慈善资本家的支配。

克里斯托尔最担忧的新阶层成员——人文学者——如今的处境十分窘迫。事实上，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曾经是通往新阶级顶层的门票，而如今却风光不再，一位失望的学者甚至创立了一个名为“不读研的100个理由”的热门网站。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鲍尔莱因曾是美国艺术基金会的员工，这一基金会正是右翼大肆妖魔化的新阶层机构之一。他对《耶鲁日报》说：“人们只是觉得学人文学科没有意义。”

与此同时，超级精英过着风生水起的生活，他们加大开支以提高他们所谓的“思想领导力”，可想而知，这会对新阶层机构的舆论氛围产生影响。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她的首次毕业典礼致辞中沮丧地提到，为什么那么少的哈佛毕业生走上人文学科的职业道路，而那么多的毕业生都要去华尔街，一个明显的理由：“正如银行大盗威利·萨顿所说的，那里钱多”。

人们意识到动机已发生了改变，这种意识已经造成了强大的文化变革。1969年，激进的哈佛活动家聚集起来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赶出校园。而如今，当一些哈佛学生退出前布什顾问格雷戈里·曼昆的课堂时，作为《纽约时报》编委成员的“输送地”的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在一篇题为“待在学校”的社论中谴责了这些抗议者。6名学生直接走进教室支持他们的教授，底下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我们爱你，曼昆教授！”担任罗姆尼竞选团经济顾问的曼昆教授指出，如今的本科生没有像他以前的追随者一样那么关注社会公正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怀旧。”他在专栏中评价这次抗议活动，“20世纪70年代末，我上大学的时候，越南战争刚刚结束，学生的激进主义比现在更加常见。当今的学生往往更关注怎么把自己的简历弄得光鲜一些，而不是参加社会改革运动。”

曼昆的许多学生都会去华尔街工作，但与超级精英阶层保持最密切联系的那些人是最富有的。知识分子挣钱养家糊口的最好方式是成为超级精英的老师或雇员。仅有4个领域的教授平均工资上了6位数：法律、工程、商科和计算机科学。

最重要的是，通常在新兴市场中，在顶级富豪圈所重视的那些领域工作的学者可以通过担任咨询师或向身为超级精英的听众演讲来成倍增加他们的工资。尼尔·弗格森在一个周末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一连串活动，在伊斯坦布尔参加土耳其顶级富豪主办的一场私募股权会议并发表演讲后，他赶到雅尔塔为乌克兰顶级富豪维克托·平丘克发表演讲。弗格森对我说，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外面的道路每到周四下午就开始拥挤不堪，因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们都急匆匆地赶往机场，准备到世界各地完成他们的演讲任务。一位纽约非虚构类畅销书作家想告诉他的一些更喜爱文学创作但经济上没他宽裕的朋友，他的成功秘诀是撰写商界人士能在越洋航班上阅读的书籍。

虽然这些学者对超级精英进行收费演讲，但他们也塑造了我们所有人对经济的思考方式——主要通过他们在课堂和论文中的发表的言论，此外还有他们在立法辩论中作为“独立”专家表达的观点。2010年，我在路透社的三位同事所做的研究发现：自2008年年底至2010年初（这是一段重要时期，因为立法者当时正在辩护他们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相应措施），82位学者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提交的96项证词中，约有1/3没有披露他们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赢家通吃的政治

政客有时被称为新阶层的另一分支，他们甚至比从事学术的兄弟们更加依赖超级精英。毕竟，那些学者还能依靠舒适的终身教职制度（即便这种制度日益陈腐过时）。不仅是右翼的政客，整个政客群体都依赖超级精英。当然，向超级精英筹集资金是他们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但两者间的联系远比一张资金募集申报表更深厚。

越来越多的政客本身是超级精英。2010年，国会议员中接近一半是百万富豪（共250人），他们的资产净值中位数为913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倍。美国的立法委员也正变得富有：他们的资产净值在2004～2010年间增长了15%。至少10名立法者够得上“顶级富豪”的称号，他们的个人财富均超过1亿美元。

一项学术研究表明，在美国政府工作使这些业界领袖变得富有。乔治亚州的艾伦·焦布罗夫斯基教授和他的同事发现，众议院议员的股票投资组合超过市场水平6%，而参议院议员的投资比市场胜出12%。经济学家将这一杰出的投资表现归因于“重要的信息优势”。立法者一直占据着此优势，直到2012年4月，禁止内幕交易的议案经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后，他们才受到约束。但是，伦敦政经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在另一项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立法者其实是蹩脚的投资者，比市场平均水平都差。不论结论如何，美国政客和选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由此而生的视角差别正在扩大。

没有争议的一点是经选举就任的政客卸任后的政治生涯具有重要的物质价值。政客在退任之前无法充分地利用与顶级富豪的关系挣钱。一旦卸任，他们就成了千万富豪。2000～2007年间，克林顿一家的收入为1.11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是比尔·克林顿的演讲费，大多数是从平丘克之类的顶级富豪那里收取的。前民主党成员、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达施勒在4年里一直为私募股权投资家利奥·欣德里有偿供职，收入超过200万美元，还附带了一些额外好处，其中包括那辆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配备私人司机的轿车[8]。

与保尔森部长共进午餐

政客与顶级富豪的亲密关系偶尔会引发政治丑闻——比如达施勒的轿车，或是2010年卖座电影《监守自盗》（Inside Job）中揭露的经济学家赚取的咨询费，他们同意为电影接受采访真是一个失误——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单个的腐败案例，而是威廉·比特提出的系统性认知控制。

将超级精英比作“吸血乌贼”的说法十分有趣，人们能从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想象一下在华尔街工作的超级精英、他们成为经济学教授的哈佛同班同学和美国参议员共同合谋（策划阴谋的最理想地点在哈佛“坡斯廉”俱乐部[9]）对中产阶层的巧取豪夺，你会觉得荒谬可笑。然而，这张人际网绝不会表现得很张扬，因为即便其表现形式十分隐晦，也不会减小它的影响力。

例如，收入会对一位美国参议员回应选民的概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研究发现，参议员对收入分布前1/3的选民进行回应的概率比中间1/3的选民高出50%，而收入分布图底部的那些人发出的声音几乎没有机会被听到。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巴特尔斯的发现，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差别又一次微乎其微。

2008年7月，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私人午宴。你也许可以从中发现这张人际网的强大威力。这场午宴由高盛前员工、伊顿公园投资管理公司对冲基金创始人埃里克·明迪奇在其位于第三大道的办事处举办。约12位对冲基金经理也参加了午宴，他们中至少有5位是高盛的老员工，保尔森2006年到财政部工作前一直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2011年，一位彭博记者通过情报自由请求和坚持不懈的跟踪报道发现，保尔森在午宴时透露过，他计划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从而将这两家准私人公司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7个星期后，他真的这样做了。

房间里的人洞察了这位财政部长的计划，准备大捞一把。其中一位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私密情报的价值，他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律师，询问利用这一信息交易是否合法。那位律师说，不合法。难以判断其他宾客是否也像他那样小心翼翼，但是如果他们放手一搏，很可能收获颇丰。9月，保尔森对房利美和房地美实行破产管理后，两家公司的股价跌至每股不足一美元，这对于任何卖空股票的人而言都是一笔天外之财。

这场午宴最惊人之处在于它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由于参与者众多——其中许多人只是泛泛之交——保尔森肯定知道谈话的主旨很快就会被泄露出去。事实上，一些参加午宴的专家之后推测，保尔森彼时谈论计划的意图是非正式地向宏观市场警告风雨欲来，以防止混乱的发生。

何况保尔森并不是新手，理应不会公开做出此类失策行为。2006年，保尔森就任财政部长，但这不是他首次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保尔森20多岁时曾就职于五角大楼，然后进入白宫为理查德·尼克松工作。保尔森为高盛服务的30年职业生涯里，不论在这所坐落于纽约宽街85号的老总部大楼内还是远在公司之外，他都以政治智慧而闻名，他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国——都娴熟地构建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人脉网络。保尔森长期从事投资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的职业，在高盛内部，他以专家型经理而闻名。“他管理芝加哥办事处时，能够使整个办事处的员工为他卖命。”一位在保尔森身边工作过的高盛合伙人向我流露出对他的赞赏之情。

此类内幕会议是高盛的憎恶者发挥幻想的好材料，这位头脑聪明、经验丰富的领导怎么会轻率地参加这种午宴呢？来自自由市场经济学术家园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共和党人士路易吉·津加莱斯将原因归结为比特的“认知状态控制”理论。

“最近几届政府高层官员中拥有金融学教育背景与相关工作经历的人惊人的多。最近6位财政部长中有4位拥有金融背景。事实上，这4位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一家公司有联系——高盛。”津加莱斯写道，“其实，这种趋势本质上没有什么坏处。事实上，正在寻觅顶尖人才的政府最终会到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的金融界挖人，这反倒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但是这些卖力工作的精英难免也会产生与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查理·威尔逊一样的误解。“问题在于，那些毕生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倾向于认为金融行业的利益总是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这也情有可原。2012年秋天，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国会提出，如果国会不批准7000亿美元紧急援助计划，那么世界会完蛋。他说这话时神情严肃，坚信不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没错：要是没有紧急援助，他的世界——他生活和工作的那个世界——可能会完蛋，”津加莱斯认为，“但是亨利·保尔森的世界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生活的世界，甚至不是我们整个经济存在的世界。”

伊顿公园午宴所揭示的人为因素进一步加重了对某一非常特定的世界观的曲解。“政府官员往往依赖他们所信赖的好友形成的人际网来搜集‘外部’信息，这一事实使问题复杂化了。”津加莱斯解释道，“如果人际网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出身和背景，那么流向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和想法将出现严重的局限性。”

为了进一步阐述事实，津加莱斯举了一个法国的例子。在法国，影响巨大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培养了大量政治精英——该学院对法国精英的吸引力比美国的常春藤盟校要强大得多——法国的许多领导人在该校接受了工程师的培训，尤其是核工程领域。可以肯定，法国的政治领袖似乎最终在认知上为核工业所控制：法国使用的电力超过一半靠核电供应，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

认知控制的威力在于它完全是内化的。批评家，尤其是左翼的批评家有时会将超级精英视作乔治·奥威尔所谓的拥有“双重思想”的大师：超级精英完全明白社会底层阶级最终会陷入困境，但是他们仍然残酷无情地追逐私利。但现实远远没有那么邪恶：许多超级精英真诚地坚信，那些恰巧对他们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和行业利益有利的政策也有利于每个人。

2010年春，随着围绕《多德-弗兰克法案》[10]的游说活动进行得热火朝天，我主持了一次公司讨论会。其中一位参与者——摩根大通的一位高管真心实意地抱怨，他的公司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教育”华盛顿特区的立法者。

人们倾向于信仰适合我们的事物，杜克大学的丹·阿雷利研究了如何估量这种倾向的方法。他发现，一旦某样事物对我们个人最有利，我们不仅会认为它“对我有利”，而且会认为它“十足地好”。“如果我付给你一大笔钱让你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现实，你会这么做的。”阿雷利对我说，“想象一下，我每年付给你500万美元请你将住房抵押债券看作是个好产品。现在，我确信你会假装喜欢它们，但问题是，你会真的开始认为它们比实物更好吗？答案竟是肯定的。人们真的会改变根深蒂固的信仰。”

“当你凭借金钱上的动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现实，你就会那样去观察，并不是因为你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你是人。”

我们不仅被私利而且被朋友的利益遮蔽了视线。“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社会动物，”阿雷利教授对我说，“我们会从朋友而非陌生人的视角观察事物。不平等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它创造的社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不平等正在‘内群体’和‘外群体’[11]间创建新的隔层。”

约翰·达什伍德的故事

简·奥斯汀出生于工业革命前夕。工业革命开始后，制造业和商业的精英领袖势力日渐强盛，在他们的大举进攻下，从容不迫、坐收地租的贵族的地位岌岌可危。即便在那个时代，即便奥斯汀没有阿雷利教授那样的实验方案，她仍敏锐地观察到了人类容易自我开脱的倾向。

可以回忆一下奥斯汀1811年的小说《理智与情感》的开篇。约翰·达什伍德对病榻上的父亲保证会大方对待继母和三个妹妹。当时，他真诚地打算这样做。“是的，他会给她们3000英镑，这出手可真够慷慨大方的！这些钱足够让她们过得舒坦。3000英镑！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出这笔钱。他整天想着这事，接连想了好几天，没有改变主意。”

但是，当这位诺兰庄园新诞生的乡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同他妻子商讨这件事后，他逐渐减少了本想拿出的钱。“如果金额减少，也许会对各方都有利。500英镑对她们来说已经是个大数字了！”请注意，他认为金额的减少对“各方”都有利。

然后，约翰思量每年一次性给他的继母一笔钱是否最为合适：“每年100英镑会让她们过得非常舒适。”

他深思熟虑后，觉得这点钱也太多了。“我认为你说得对，亲爱的，”他对妻子说，“这样看来，最好不要每年给一次钱，不时地给她们些钱远比每年给一次钱能帮她们更大的忙，因为要是她们确信自己会拿到更多钱，只会出手更阔绰，到年底便会身无分文了。不时地给她们些钱最为理想了。时不时给她们50英镑不会让她们感到手头拮据，而且我觉得，这样做充分履行了我对父亲的承诺。”

最终，约翰甚至觉得这样也太过头了：“他最后决定——正如他妻子所说——只消对他父亲的遗孀和三个女儿像邻里间那样帮个小忙就够了，再多给点儿的话，不说有失体统，那也绝对是画蛇添足。”

[1] “顿弹池”（Dunk Tank）是用于筹集善款的游戏装置，人坐在水池上方的座椅上，下方的机关连接在旁边的投掷目标上。捐款人用器物投掷目标。如果击中，人就会掉进水里弄湿。根据认捐的数目，投掷者可以站在不同的距离。——译者注

[2] “虎妈”本名蔡美儿，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以对子女的严厉教育而著名，著有畅销书《虎妈战歌》。——译者注

[3] 安·兰德（1905～1982年），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被尊称为“客观主义之母”，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活着，一个人生命中适当的道德目的就是追求理性的利己主义或自身幸福。——译者注

[4] “铁幕”指第二次世界大“二战”后苏联及东欧国家为阻止同欧美各国进行思想、文化交流而设置的一道无形屏障。——译者注

[5] “最伟大的一代人”由知名记者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首次提出，指“大萧条”时期出生，之后参加“二战”的一代人。——译者注

[6] 当时，美国第一夫人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是克林顿的政治对手长期策划的一连串阴谋之一。——译者注

[7] 艾米·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詹姆斯·卡特的女儿。——编者注

[8] 达施勒于2009年面临“税务问题”，他享受了3年用车和司机服务，相当于25万美元收入，因此应交相应的税款。——编者注

[9] “坡斯廉”俱乐部是美国最古老和著名的秘密学生社团，它始建于1794年。在最初聚会时，晚餐中必有一道烤猪肉，因此也被称为“猪俱乐部”。——译者注

[10] 《多德-弗兰克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将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比肩的又一块金融监管基石，并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新的标尺，其核心内容就是保护金融系统的消费者。——译者注

[11] 社会学名词，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在《民俗论》（1906年）一书里提出。又称“我群”和“他群”，“内群体”是指一个人经常参与的或在其间生活、工作、进行其他活动的群体，经由所属群体得到自己相应的利益和感觉，并对所属群体持有亲切、安全、认同、忠诚等情感。“外群体”指由他人结合而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体。——译者注

结语

我们可能实现民主，我们的财富也可能积聚在一小撮人手里，但是两件事不可能同时发生。

——路易斯·布兰戴斯

如果社会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最终两者皆不可得。如果社会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高度的自由和平等最终都将实现。

——米尔顿·弗里德曼

亚得里亚海北岸周围的环礁湖最终形成了威尼斯。第一批定居者是来自环境更加宜人的内陆城市的难民，他们为了逃避匈族和各种日耳曼部落的持续侵略来到这里。这些多沼泽的小岛每到冬天就大雾笼罩，每到夏天就昆虫肆虐，是理想的藏身之处——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阴森荒凉，丝毫没有掠夺的价值。

然而，到14世纪初，威尼斯已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是伦敦的三倍，和巴黎持平。威尼斯曾是帝国强权——这一曾经的共和国资助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并在北边肥沃的平原上建立了藩属国，往北延伸至加尔达湖；向西至阿达河，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深入腹地至现在的克罗地亚；再往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和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也在其统治之下。

威尼斯共和国真正的实力和天职体现于商业。在共和国的鼎盛时期，威尼斯派出了36000名船员和3300艘船投入全球海上贸易的航线。威尼斯主宰了盐业——相当于如今的石油行业——并与拜占庭和近东（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进行贸易。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向西欧介绍中国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开拓性地记述了他的中国之行。他的父亲也是一名贸易商人，与鞑靼的金帐汗军做过生意。14世纪，意大利“诗圣”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坐在威尼斯的一扇俯瞰圣马克盆地的窗户边，写信给一位朋友，他对威尼斯人的贸易才能和促进这种才能的商业野心感到敬畏：“要是你亲眼见到这种船只，你会说这不是一艘船，而是在海洋表面浮动的大山……它正驶向顿河，这是我们的船在黑海上能到的最远之处了，但是威尼斯的许多船员会上岸，然后继续远行，中间没有停歇，直到他们穿过恒河和高加索到达印度，继续奔向最远的中国和东部海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渴望财富呢？”

那个时代的超级精英，以及养育这些精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造就了威尼斯的实力和财富。威尼斯的经济核心是康曼达契约，这是股份制公司的原始形式，一次贸易任务结束后契约便终结。康曼达契约的闪光点主要在于它为众多人打开了经济之门。这是一种合伙制，一方是资助航行的投资家，他们不需迈出家门半步；另一方则是冒着艰险出海巡航的旅行者。如果坐着不动的合伙人为整个航行任务埋单，他会收到75%的利润；如果他资助2/3的航程，他能得到一半利润。康曼达契约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人员的流动——历史学家研究公元960年、971年和982年的政府文件后发现，新出现的精英分别占所有精英居民的69%、81%和65%。

威尼斯的精英是威尼斯共和国崛起的主要受益者。然而，威尼斯的经济体同其他所有开放经济体一样动荡不安。我们将社会流动完全视作一件好事，但是对顶级富豪而言，流动也意味着外部创业家将加入竞争。即便这一轮的“创造性破坏”已经造就了威尼斯的上层阶级，但当他们的城市于1315年达到经济实力之巅时，他们开始采取行动“锁定”自己的特权利益。威尼斯已经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体制中实现了经济繁荣，广泛的民众能在共和国统治者即总督的选举中投出自己的一票，而且成功的局外人可以加入统治阶级。但在1315年，逐渐加紧对政府控制的特权统治集团发布了《金典》（Libro D’oro），此举正式为社会流动画上了句号，因为这是一本登记威尼斯贵族的官方名录，如果你的名字不在这本册子上，你就无法跻身寡头统治集团。

这一从新生的代议民主制到寡头统治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惊人变化，威尼斯人称之为“闭门”（la serrata）。不久，“政治闭门”转变为“经济闭门”。在寡头的操纵下，威尼斯的统治集团逐渐切断了新入行者的商业机会。使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变得富有的法律创新产物——康曼达契约被禁止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精英统治集团为眼下的私利而行动，将创业暴富者拒之门外则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独享对这座城市利润巨大的贸易航线的控制。然而，从长期来看，“闭门”意味着威尼斯寡头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也意味着整个威尼斯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时还少。威尼斯曾一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而在17～18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时，这座城市的财富持续萎缩。

学者达龙·阿赛莫格卢和詹姆斯·罗宾逊认为，政府的治理制度是包容型的还是榨取型的决定了政府的成败。他们用威尼斯的兴衰史阐释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榨取型政府由精英统治集团控制，这些精英的目标是从社会的其余人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并确保自己能够掌权。

而包容型政府给予每个人讨论社会管理方式的发言权，并允许每个人获得经济机会。包容型的社会往往发现自己正从一个良性循环中受益：包容性越大，社会就越繁荣，社会的繁荣激励了更大的包容性。美国在努力寻求更大包容性的革命中诞生，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的历史就体现了这一良性循环。

但是，阿赛莫格卢和罗宾逊引述的“闭门”故事证明了良性循环可能被打破。因包容体制而致富的精英可能试图抽掉自己爬到社会顶层的阶梯，尽管他们意识到那样做并不对。我们有许多理由担心顶级富豪的崛起，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给市民观念、犯罪率、道德——甚至根据一些研究发现，还有健康造成了影响。而最大的危险在于“闭门”造成的影响。随着顶级富豪越来越富有，他们越来越有能力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游戏规则，那样的权势难以阻挡。

“闭门”的例子之所以如此具有说服力，其中一个原因是紧闭大门不让外人进入的威尼斯寡头是强劲的开放经济的产物。他们最初并不是寡头——他们白手起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激增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政治事实，甚至在像美国这样对公开谈论阶层向来比较谨慎的国家里，民众的主要反应一直是试图将顶级富豪从道德上区分为“白帽子”和“黑帽子”[1]。史蒂夫·乔布斯是英雄，而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是恶棍；大企业是邪恶的，而小企业是善良的；社区银行是富有美德的借贷业，而私募股权是贪得无厌的借贷业；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作为生产厂家，理应予以紧急援助，而华尔街银行作为投机者，不值得向其提供紧急援助。

没人比所谓的“善良的”顶级富豪更喜欢上述区分的了。“政府采取了有益于金融行业的政策，这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愤怒，因为这看上去不公平。”埃里克·施密特对我说，“你不会看到有人迁怒于，比如微软和比尔·盖茨，对吧？人们将比尔·盖茨视作创建全球公司的美国历史功臣。所以，一类富豪通过将国家的经济租金占为己有而致富，另一类富豪事实上创立了新的公司或新的财富源头，将这两类富豪区分开非常重要。”

这种想法乍看很有道理。将顶级富豪区分为价值创造者和寻租者是判断包容型经济还是榨取型经济的很好方法。为具有生产力的创业活动而非寻租活动提供更多机会是创造包容型经济的一个手段。但是此区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一方面，并不存在能自动区分顶级富豪的神奇分类帽，因此无法精确地判断哪些人在增值，哪些人在寻租。事实上，我们试图区分高尚的顶级富豪和腐败的顶级富豪，并以不同的态度看待他们，这等同于从最初就假定了创造“不义之财”的那类寻租活动的存在。

跟踪研究前1%富豪群体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对我说，“一些活动，比如正常的市场活动，真正具有创造力，而其他一些活动更接近零和游戏，这话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决定哪个具有创造力，哪个是零和游戏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说，谁来做这个决定都十分艰难。如果请政府来决定这个是好公司，那个是坏公司，并用特别税收惩罚坏公司，我想谁都不会舒服。因为到那时，每个人一定会用上所有的游说力量，对吧？……请经济学家来做决断这个是好公司，那个是坏公司，也太难了，尤其当事情正在发生时，做这样的判断实在太艰难了。”

其二，更重要的是，“好人”与“坏人”的差距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包容型社会和榨取型社会截然不同，但是两种社会中的经济精英都将赚钱以及为自己和公司赢得竞争优势视为紧迫任务。试图使游戏规则向自己倾斜并不是反常现象，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想这么做。差别并不在于商界人士是高尚还是卑劣，而在于你所在的社会是否有恰当的规则以及确保这些规定得以实施的监管体系。

被公众视为品德高尚的沃伦·巴菲特是美国亿万富翁神坛上最神圣的人物。2008年，他在写给股东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投资哲学：“一家真正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一条稳定的‘护城河’来保护投资资本的超高回报。”巴菲特明白，开放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对于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但像他那样的聪明的资本家更喜欢用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来保卫自己，如同威尼斯人将名字放进《金典》中。

巴菲特继续解释道，他偏爱的“护城河”包括成为低成本的生产商以及拥有一个全球知名品牌。但是，对自己公司有利的政府监管也可以创造一条强大的“护城河”。

利用这种“政府护城河”是商业决定，无关意识形态或道德问题。正如对冲基金经理、反政府斗士肯尼斯·格里芬吐露的真言：首席执行官“对股东的责任”给了商业领袖向“愿意送礼”的政府摊开双手要钱的正当理由。

即便商人们通过纯粹的创业才华建成了“护城河”，他们也并不总是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微软公司从全球最受尊崇的创新者之一沦落为科技极客最厌恶的公司，因为微软建成了一个非常有效、利润丰厚的“护城河”。“护城河”的界限使比尔·盖茨成为亿万富豪；美国和欧洲的商业竞争主管部门裁定“护城河”对于其他人非常有害，并强制微软建造一些能跨越“护城河”的桥梁。

所有的商界人士都喜欢搞些“闭门”措施。随着他们相对于其他人而言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强制实施“闭门”的能力也在加强。

《金典》的目标之一是将寡头的特权传给下一代。这是激增的收入差距引致的第二大威胁。如今的顶级富豪是现代的“强盗贵族”，他们是极端经济变革时代的受益者。然而，由于他们将自己的财富传承给了子女，如今那些“靠实干起家”的顶级富豪可能让位于坐收租息的精英阶层，后者更类似于“咆哮的20年代”里享有特权的富豪子女，即那些“生来富有”的顶级富豪。特权从一代转移到下一代是一个缓慢积累的、非常私人的过程。但是，这样的转移作为一种使社会和经济秩序由包容转变为排外的机制，其威力可能同较为公开的“闭门”行为一样强大。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将上述的经济现象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2]。根据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科拉克的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描述了收入差距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越加不平等，社会流动越加阻滞。这对于一些社会而言是比较特别的矛盾现象，这些社会最初具有的高度社会流动释放了创业活力，从而引发了社会顶层财富的激增——例如拥有众多优秀公立大学和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硅谷和康曼达契约时代的威尼斯。这些社会的成功之处部分体现于超级精英阶层的诞生，而现在这些社会极有可能反过来摧毁使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现代版的《金典》会员资格比列入贵族名单，甚至比继承信托基金更加隐晦。在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中，真正的《金典》是精英大学的学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全球超级精英占据了这些大学的地盘。事实上，统计显示，与获得大学文凭关系更为密切的是父母的富有程度而非高中的考试分数：更高的阶层比认真上课更重要。我们一方面痛斥为有利于自身的监管政策游说的银行家或严责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的微软，而另一方面，谁又能责怪前1%富豪群体为他们的子女争取其他99%的人也在争取的东西呢？高度的社会流动性终究意味着顶端的一些人要往下层流动。在一个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尤其难以容忍。

2012年，我在达沃斯同当时的布朗大学校长露丝·西蒙斯谈及常春藤盟校的录取和社会流动性。作为超级精英阶层的一员，她因开拓精神而广受尊敬——她是首位担任常春藤盟校校长的非裔美国人——她一直受到顶级富豪的热烈欢迎，其中一项最高殊荣是担任高盛董事。（这不仅仅是地位的象征，高盛每年付给她30万美元的报酬。当她于2010年从高盛董事会辞职时，她持有的股份价值超过400万美元。）西蒙斯女士兴高采烈地谈到如何帮助贫困孩子就读布朗大学，以及如何在他们进入大学后给予他们经济资助。但是，当我问她是否应该废除明显偏好校友子女的优先录取体系时，对话不再那么冠冕堂皇。“不，我有个孙女。现在不是时候。”她哈哈大笑。

马克思明白，资本主义的“闭门”现象会造成许多危险——事实上，他一直指望这种情况发生。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它（资本主义）首先产生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预测，崛起的资本主义阶层，如短视的威尼斯精英阶层，最终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创立的体制虽然十分有效地巩固了最高权威，但最终会阻滞经济增长，造成政治的不可持续。

而过去两个世纪最惊人的政治事实是那样的情况没有发生。与威尼斯精英阶层不同，西方资本家投身于“创造性破坏”和与新入行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创造了越来越包容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结果，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时代诞生了。

马克思主义促使精英阶层更愿意分享成果。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担忧是改革的强大动机。与其冒着被布尔什维克的先驱彻底夺取政权的危险，不如赋予工人阶级有效的政治发言权和社会安全网。

之所以将20世纪称为“包容的世纪”的另一个原因是：商界精英，尤其是美国商人毫无疑问地成了世界领袖。他们明白，只有当中产阶层兴旺发达时，他们才会兴旺发达。大规模生产时代需要大众市场——正如亨利·福特所说，他需要工人们（包括他手下的工人）赚够钱买他公司的车。

对于顶级富豪而言，全球化可能正在削弱支持包容政策的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那是因为在当今互相联结的经济中，西方民主国家能从新兴市场那里引进经济需求，而新兴市场能从西方国家引进民主。换言之，西方企业较少依赖于国内富足的中产阶层，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将销售对象转向新兴市场崛起的中产阶层。过去，亨利·福特需要一个购买力强大的国内中产阶层，而他的继任者越来越指望在新兴市场中供应那些大众消费者。

同时，在榨取型新兴市场中致富的寡头不用太过担心国内的压制政策正使他们与民主国家更擅长培育的创新活动相隔离。中国的商界精英可以从西方引进技术，俄罗斯寡头可直接投资硅谷最热门的创业公司。他们都能在美国曼哈顿、英国肯辛顿[3]和法国“蓝色海岸”[4]购买第二套住宅，并且将他们的小孩送进英国的寄宿学校和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就读。

顶级富豪本应迫地的促进及维持更加包容的社会，而全球化及与之相伴的另一个经济推动力——技术革命正以另一种方式降低这种迫切感。你可能称这种方式为“文化闭门”，它已经开始将顶级富豪同其他人区分开——即便没有像《金典》那样做政治上的正式区分。随着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经济差距变成鸿沟，他们开始居住在自己“大门紧闭”的全球社区里。的确，经济差距变得如此巨大和显著，以至于向来对谈论阶层极其反感的右翼人士也对其予以关注了。保守派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新想法是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的99%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2012年共和党预选的大问题是米特·罗姆尼投入的数亿美元是否会使他与普通选民产生太远的距离。

“文化闭门”十分可怕，因为它加重了顶级富豪在政治上的短视。资本家一般比较贪婪，社会也将他们塑造成了大众英雄，此外，经济精英已经准备好重蹈威尼斯商人的覆辙——预备喝下自己的“酷爱牌”饮料[5]（这儿可能换成意大利普洛赛克气泡酒的暗喻更为恰当），并将自身的私利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合为一体。顶级富豪当然能从低税负、“轻柔”的监管、弱势的工会和不受限制的竞选捐助中获得最大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是维护造就了当今超级精英阶层的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式。

精英们不会蓄意破坏造就了他们的经济体制，但即便是聪明、有远见的顶级富豪也可能一时为了他们的短期利益而误入歧途，最终破坏了社会繁荣的根基。1343年，威尼斯精英向教皇请愿，希望获准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他们提出如下理由：“承蒙天恩，商人们在世界各地通过海路和陆路辛劳工作为我们创造了贸易和利润，我们这座城市因此发展壮大、繁荣昌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因为贸易是我们的生存之本，我们别无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同祖先一样警惕我们的思想和事业，在各方面未雨绸缪，以免那么多的财富和珍宝消失殆尽。”

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相信偏执的好处，他的那句名言可能最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贸易和贸易商对于城市持续繁荣的重要性。但也正是这位商界精英在几十年前开始了经济排外的进程，也正是类似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威尼斯从贸易强权沦落为供人观赏的“博物馆”。1969～1976年，古斯塔夫·利维担任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回过头看，这10年正是高盛的黄金时代。利维说他的哲学是“要有长远的贪婪眼光”。如果顶级富豪足够聪明，他们现在会采纳这一哲学。但是，利维的继任者在掌舵高盛这艘大船时渐渐明白，这句话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

[1] 分别指好人和坏人，因美国西部片中好人与坏人分别戴白帽子和黑帽子而得名。——译者注

[2]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源自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该曲线和这部小说一样表达了现实与“美国梦”之间的残酷差距。——译者注

[3] 指英国伦敦的富裕地区，著名的肯辛顿宫和海德公园等都位于此。——译者注

[4] “蓝色海岸”是法国最奢华和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位于阿尔卑斯省的滨海小城戛纳。——译者注

[5] 美国习语，比喻一个人或群体不加批判性思考地持有某种未经考察的信仰或观点。——译者注

致谢

本书的全部谬误和疏漏理所当然地应归咎于本人。本书的可读之处大量取材自我过去20多年的记者生涯和曾经给我教益的许多人。本书的素材主要取自我为《金融时报》撰写的关于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的文章，以及我写的描写寡头崛起的《世纪大拍卖》（Sale of the Century）一书。我为美国《金融时报》撰写的稿件，尤其是乔治·索罗斯的人物介绍和一篇关于加拿大银行的评论，也是本书的素材。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关于全球超级精英的封面故事是我对书中一些观点的首次公开阐述，我在该杂志上刊登的其他文章中，对“俄罗斯硅谷”斯科尔科夫所做的研究也对本书有所助益。路透社和《国际先驱论坛报》[1]为我开设的每周专栏，以及路透视频采访和路透杂志都为我提供了表达想法的宝贵空间。

我对许多同事、编辑和诤友都心存感激。他们是：马丁·沃尔夫、艾莉森·沃尔夫、约翰·劳埃德、戴维·霍夫曼、约翰·加普、费利克斯·萨蒙、吉姆·莱德贝特、迈克·威廉姆斯、斯图尔特·卡利、艾莉森·斯梅尔、阿纳托尔·凯尔斯基、戴维·罗德、戴维·怀顿、加里·西尔弗曼、弗朗西斯科·格拉、约翰·桑希尔、艾伦·贝蒂、克里希纳·古哈、罗伯特·汤姆森、安娜莉娜·麦卡菲、安德鲁·高尔斯、理查德·兰伯特、丹尼尔·富兰克林、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法里德·扎卡里亚、戴维·弗鲁姆、阿里安娜·赫芬顿和阿里·威尔什。我十分欣赏丹尼斯·加特曼和乔舒亚·布朗这两位商业思想家的著作，他们慷慨地允许我详尽地引用他们的成果。艾略特·斯皮策、史蒂夫·布里尔、阿妮亚·斯基弗林、史蒂夫·克莱蒙斯、苏珊·格拉瑟和我的老板史蒂夫·阿德勒一直给予我大力支持，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指引和精神鼓励。我还要特别感谢唐·佩克，他编辑了我2011年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评论，并阅读及修改了本书的初稿。另要感谢委托我写作这本书的詹姆斯·贝内特，还有戴维·布拉德利。

本书汲取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我向一些学者征询了意见，他们成了重要的参谋。他们是：拉里·萨默斯、达龙·阿赛莫格卢、伊曼纽尔·赛斯、雅各布·哈克、艾伦·克鲁格、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丹尼尔·考夫曼、伊恩·布雷默、彼得·林德特、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西达·斯考切波、安德斯·阿斯伦德、罗曼·弗里德曼、罗布·约翰逊、谢尔盖·古里耶夫、迈克尔·麦克福尔、埃内斯托·塞迪略、约翰·范·雷南、拉古拉姆·拉詹、谢默斯·姆汗和已故的叶戈尔·盖达尔。

有时，我简单地将我的政治哲学形容为具有“加拿大风格的”，我的“枫叶”社交圈对我的思考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一些重要的良师益友包括：罗杰·马丁、杰夫·贝蒂、马克·卡尼、戴安娜·卡尼、保罗·马丁、多米尼克·巴顿、马克·怀斯曼、戴维·汤姆森、约翰·斯塔克豪斯、安妮·麦克莱伦、安娜丽斯·阿科恩、唐·塔普斯科特和莫里斯·罗森伯格。

许多顶级富豪曾帮助我理解他们的世界，我和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了朋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能达成共识）。他们是：乔治·索罗斯、埃里克·施密特、维克托·平丘克、戴维·博伊斯、玛丽·博伊斯、尼科什·阿罗拉、杰夫·伊梅尔特、彼得·温伯格、马克·加洛格利、罗杰·阿尔特曼、戴维·鲁本斯坦、比尔·福特、罗伯特·鲁宾、克劳斯·施瓦布、阿迪亚·米塔尔、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伊戈尔·马拉申科。

我的编辑、研究人员和经纪人自始至终都极为敬业。尤其是聪颖睿智的安·戈多弗为本书的一遍遍修改提供了切实的引导，并容许我请她全权代理本书的出版事务。博闻广记、一丝不苟的研究人员彼得·鲁德吉尔做了大量的研究，我总是向他征询重要的学术意见。我预料，安的助手本·普拉特总有一天会掌管企鹅出版社。他和彼得通力合作，修改、编辑了本书的尾注。

培生出版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乔丽·斯卡尔迪诺和企鹅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梅金森从一开始就祝愿本书取得成功。我曾经的经纪人帕特·卡瓦纳和佐伊·帕尼亚门塔，以及现在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为我发掘了一批读者，并鼓励我继续前进。常常挑灯夜战的安德鲁校读了本书的草稿。

好几位同事和好友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协助确证那些难以捉摸的数据和史实，而这远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外。尤其感谢我的同事埃米·史蒂文森和纳特·雷蒙德提供了法律专知，感谢我的拉丁美洲朋友基兰·默里、戴夫·格雷厄姆、辛西娅·巴雷拉和克里斯塔·休斯。加拿大《环球邮报》的同行马克·迈克基科诺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的中国知识。乌克兰《福布斯》的鲍里斯·戴维坚科协助提供了我的第二家乡乌克兰的一些资料。4位职业资料核查员雷切尔·布朗、埃利·史密斯、妮科尔·艾伦和埃斯特·伊在很短的时间内通力合作，细致地梳理了整本著作。

我的挚友一直坚持不懈地鼓励我，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他们伟大的想法。感谢你们：艾利森·富兰克林、罗伯塔·布热津斯基、卢肯·韦、安妮特·瑞安和卡伦·伯曼。感谢保育公司的几位乌克兰女士，尤其是娜迪亚·巴萨拉巴和伊拉·安德里丘克在我孕育本书（通常好似我的第四个小孩）期间帮我照看了我的三个孩子。

最后，感谢我的大家庭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最大支持。我的阿姨娜塔尔卡·乔米亚可、玛利亚·霍普金、克里斯蒂娅·乔米亚可，以及我的婆婆芭芭拉·鲍利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一直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和学术上的支持。我的父亲唐·弗里兰和姐妹娜塔尔卡·弗里兰一直在学术上和品德上对我有着重要的影响。我的姐妹安妮·弗里兰和表姐妹卡特鲁西亚·恩斯伦一直对我和我的小孩照顾有加。本书得以出版，还要特别感谢一位大功臣，那就是我的丈夫和写作搭档格雷厄姆·鲍利。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小宝贝：娜塔尔卡·鲍利、哈利娜·鲍利和伊万·鲍利。

[1] 《国际先驱论坛报》现更名为《国际纽约时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