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

[美] 安德鲁·德尔班科 著

范伟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 /（美）德尔班科著；范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书名原文：COLLEGE:WHAT IT WAS,IS,AND SHOULD BE

ISBN 978–7–5086–4643–5

I.①大… II.①德… ②范… III.高等教育－研究－美国IV.①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3855号

COLLEGE:WHAT IT WAS,IS,AND SHOULD BE,by Andrew Delbanco

Copyright © 201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New Jersey 08540

In the United Kingdo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6 Oxford Street,

Woodstock,Oxfordshire ox20 1TW press.prince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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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

著者：[美] 安德鲁·德尔班科

译者：范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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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学将永远只有一个目标——不是去谋衣食无忧，而是探寻丰衣足食后的人生意义与宗旨。

——W.E.B.杜波依斯

献给我的学生们

序言

同事们听说我在写一本大学教育方面的书时，他们不时会问我原因。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就像问一位医生，他为什么对医院和病人感兴趣；或者问一名建筑师，为何他关心建筑和建筑里面生活工作的人。的确，在这个话题上，大多数书的作者，要么是将其作为专业来研究的学者，要么是领导某种学术院校之类的退休校长。因此，为什么一个美国文学教授会干这个？有时候，这问题甚至让人心生犹疑和反对，就好像我对自己本职那“三分地”越来越没兴趣一样。

我有两个答案，值得在本书开头做一番陈述。第一个答案说起来很简单。本科教育的目的和做法如何表述和实施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令人着迷的一部分。我希望，这本书会让读者多少感受到这种魅力。

第二个答案说起来有点长，需要讲个故事。26年前，我刚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校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师大会来讨论最近的预算危机（经常有危机，但这一次尤其严重）。在这次大会上，校长宣布，艺术与科学系（该系的主体部分是本科）的预算赤字增长得太快，他别无选择，只好敦促废除哥伦比亚大学的“需求回避录取”政策，从而控制助学金上的开支。作为一名新人，大部分同事我都不熟悉，但会议室里的很多杰出教师我都认识。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反对。他们说，校长的提议站不住脚。“需求回避录取”的政策传达了一种基本价值：我们学校必须对任何有资格的申请者开放，无论他们经济状况如何。教师们提出了一项动议，并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全体教师将按比例返还一定薪水，把它们筹集起来，留作助学金。最终校长让步了，“需求回避录取”的政策保住了。

当然，我也投了赞成票。就像《白鲸》（Moby-Dick）中的以实玛利（Ishmael）所说：“我是船上的一员；我跟其他人一起呼喊；我的誓言跟他们的密不可分。”就像以实玛利发誓加入猎杀白鲸一样，当时其实我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会后，走在校园的路上，我向自己坦白，尽管“需求回避录取”本身听起来既公平又公正，而且很仁慈，但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句口号。我根本就不清楚它的意思。这个主意打哪儿来的？由谁来决定谁需要它？这项政策的成本如何？它是怎么支付的？

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无知。通常对教师来说，他们工作的院校何以发展成现在的样子，院校是如何组织的，院校权威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教师所在院系之外的任何事，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在某种程度上，教学和行政的分离是好事。这样，从一开始，你就可以自由地全神贯注于学术工作上。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使教师不能以知情公民的身份参与其大学院校的生活。

这次会议之后的几年，我着手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因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某些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录取和助学金方面的问题，还有课程设置、教学技巧、学术院校的财务结构，以及更普遍的大学教育的前提和目标问题。做这些工作时，我遵循了我自己从事教学所依据的原则——为了弄明白当前的问题，先去了解一下过去的事，这非常有用。一段时间后，我为研究生——一群未来的教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讨论美国大学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跟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前教务长罗杰·勒赫卡（Roger Lehecka）一样，我也开始给本科生上课，教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权服务。最后，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我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我就开始就它们写一些见解。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对当前和未来的大学教师有帮助，还对当前和未来的大学生有帮助。这个时代，关于我们的大学——它的高花费、低学业成就、教师的养尊处优（公认）等等片面的、参差不齐的报道铺天盖地。鉴于此，我还想让更广大的读者了解这本书。我希望，任何想教育我们的公民关心大学的意义和使命的人，都能从本书中享受到乐趣。

纽约城

2011年9月

导言

想象一张清单，上面列着美国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别具一格。这份清单上可能包括原子弹、爵士乐、刑事辩护人的宪法权利、抽象表现主义、棒球、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和快餐……依列清单者的心情，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版本，但如果清单中没有收录美国的大学，那这清单显然是不完整的。

至少在印象中，我们都清楚这一点。美国人，尤其是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无时不在谈论大学——从蹒跚学步的小孩的第一次标准化考试开始，过程非常漫长，历经各种录取的捷报或噩耗，到最后，就像一百多年前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描述他第20次大学聚会时所说：“黄皮、秃顶、牙齿掉光的人聚在一起，回忆红润的脸颊、乌黑的头发和远去的健康。”

对于当地的卖报人来说，一年中最开心的一周，恐怕就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出台年度大学排名那段时间。竞争性的出版物，如《花花公子》（Playboy）和《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等，也兜售着他们自己的排行榜：最佳派对大学、最佳“绿色”大学、最受少数族裔欢迎大学、性价比最佳大学……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版本的顶尖大学。如果你在谷歌（Google）里搜索“大学”（college）这个词——不久前，我试着这样干时，虽然会筛选出像“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或“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等和教育无关的关键词，但也会得到了52,800,000个相关结果。

但是，对于一所好大学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搜索来的这些闲言碎语大部分都很少给出答案。实际上，在大学为其学生做了什么的问题上提供的信息很少。我们用来评估一所大学的标准还都是——其教师发表文章的数量、获得捐赠的规模、录取中的选择度、校友捐赠率，甚至是毕业率。不久前《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马尔科姆·加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指出，教师薪酬这一大学质量的标准衡量指标，可能实际上跟教师对教学的投入成反比关系——因为薪酬最高的教授很可能受聘于研究型大学，而在这样的学校里，本科生教育一般都是副业。1

不过，我们互换地使用“学院”（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这两个词。我们说“她去了密歇根”，或者说“他上了欧柏林”——都不大愿意说这些名字后面跟着的名词，似乎学院和大学是一回事。实际上，它们不是。诚然，它们彼此联系（大部分学院的教师现在拥有一份高等大学的学历），而且，学院可能以“系”或者“学院”（school）的形式存在于大学里。但是，学院（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应该有不同的教学目标。学院（college）所做的是向本科生传播关于过去和来自过去的知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将来凭借它们谋生。大学（university）主要是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活动，目的在于创造新知识，从而超越过去。

这两种体系都是有价值的，有时候它们会有重叠，比如一名学院的学生跟一名学者或科学家合作，做“尖端”或“开创性”研究——在现代大学出现以前，这是不可思议的。更多的时候，两种体系即使不彼此冲突的话，也是彼此竞争的，尤其是在这两者之一努力提升威望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的缔造者，以格外坦诚的语气承认：“优秀的教师队伍会造成对本科生教学的不屑一顾。”差不多50年前，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就把这条“残忍的悖论”看作是“我们更紧迫的问题之一”。现在，这个问题更是空前地紧迫。2

确切地说，大学里哪些方面有危险？危险的多少何以重要？从根本上来说，大学应该是年轻人在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这段时期遨游人生寻求帮助的地方。它应该提供指导而不是强制灌输理念，应该帮助学生努力穿过成长这片危险地带，一路前进，实现自我认知。它应该帮助他们培养某些智识和心灵上的品质，使他们合格地成为具有反省精神的公民。下文中，我尝试把这些品质简化成一份清单。鉴于它们彼此密不可分，所以在优先性上没有特别的顺序：

1.通过认识过去对当下保持怀疑的能力

2.在看似互不相干的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能力

3.在科学与艺术知识的陶冶下欣赏自然世界的能力

4.愿意从自身之外的视角构想体验的能力

5.道德责任感

这些思考和感觉的能力，成就起来很难，要保持住更难。无论“分配如何合理”“发展如何全面”，单单学习人文、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不能获得它们；仅仅从事学术研究，也没法充分地培养它们。把它们想象成商品，由学生购买，交货给他们，纯属荒唐。最终，学生们要掌握的东西，不是在评分或考试中，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方式中。

此外，鼓励和培养他们应该不偏离大学教育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会郑重讨论：在满足这项责任上，我们做得有多好。但是，我一直不情愿随声附和，呼喊说我们的大学状况糟糕透顶。全国各地，每时每刻——至少看起来大抵如此，我们都听说“管理人员膨胀，学费定价过高，教师薪水过高，设施破旧和教育经验欠佳”。3对这种危机的呼喊由来已久。早在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她的丈夫时就说，大学生“抱怨他们的教授……公共事务缠身，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教育的“状况从来没这么糟糕过”。100多年后，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宣称，“美国高等教育最紧迫的问题是对大学低年级生——一、二年级生——的关爱。”把类似的哀叹编成一张列表，从殖民地时期一直排到现在，不会是什么难事。4

因此，任何想写一写我们的大学现状的人，都面临“喊‘狼来了’的男孩”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狼还没有来。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段急剧变动期，经受着各种力量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经济不稳定、信息技术方兴未艾的革命、K-12教育愈发明显地不足、青春期的延长、教职终身制作为一项学术规范的崩溃，还有，或许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生在应该了解哪些东西上的共识的瓦解。所有这些都让教育工作变得史无前例地艰难和富有争议。对于这些力量，现在我想通过一家高科技公司的CEO的话，仅就其中一种——被称为教师的“临时工化”的制度，啰唆一下。

他说，从前，在美国的电影院，有数千名钢琴师演奏现场音乐；然后有一天，电影配乐技术出现了，突然之间，除了“两名钢琴演奏者搬到洛杉矶”提供录制电影配乐外，其余的乐师都失业了。以此类推，课程“内容”（阅读、讲课、习题集、小测验等等之类）现在可以上传到互动网站上，还可以雇用讲师（基本上就是计件工）来在线评估学生的学业。在数字时代之前，在大学教室里做教师的人，将不得不“去做一些更富有成效的事”——就像那些过时的钢琴演奏者所不得不做的那样。5

在开发“在线”学习的新技术上，麻省理工和卡耐基梅隆等以科学为导向的院校一马当先，这绝非偶然。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鲍温（William Bowen）所说，尽管这些技术已经在“很多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领域证明了其价值，但关键还是在于，它们是否能成功地适应新角色，成为推动真正的人文教育的一种手段。英国教育学者埃里森·伍尔夫（Alison Wolf）这样写道：“对于精通专业的人文教师，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低成本、高科技的替代者。”——至少现在还没有。6

这个幽灵，尽管它正游荡在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但它还只是个影子，刚刚飘到本书要讲的故事的视线边缘。这是因为，我关注的是所谓的精英大学，到目前为止，对于在更脆弱的院校中已经大发神威的教员溃败问题，它们有更强的抵抗能力。但是，每个地方，教员的角色都在改变，没有大学能够不受这种强大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取决于人们怎么看，它有转变大学的前景，也有削弱大学的危险。随着这些力量扑面而来，悲叹和欢呼都无济于事。在我看来，它们反而督促我们勇敢地面对某些基本问题：这个时代，对大学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对于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越来越少的认同，那么，大学的目标和潜力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本书试图陈述某些基本原则，它们由历史传承而来，目前面临着颠覆性的挑战，但在我看来，在未来，它们仍不可或缺。

在开始本书的故事前，我应该详说一下我对重点的选择。在谈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时，一名学者这样说道：“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设定的模式……成了全美国大学的模式。”7这些院校跟其他不多的几所高校一道，确立了课程规范、录取程序、助学金原则，甚至还有大学生活的仪式和典礼。无论大众对它们的痴迷可能有多变态，它们赢得的关注有多么畸形（考虑到它们较少的在校生数量，是大大地不相称），事实依然是：通过这些院校，才能最好地洞察教育的悠久历史。此外，如果说它们对于理解过去有特别的突出之处，那么，在当前，对于未来应保持、改进或抛弃哪些教育原则的争论中，它们也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我对高校的关注视野较窄的话，在看待大学的纷繁多样性（如一名作家所说，“我们称之为大学的，有着五花八门的例子”）上，我还是竭力保持宽广的视野。8美国的教育“系统”的一大优势就是，它从来没真正成为一个系统。在美国，大约有4000所大学：乡村的、都市的和郊区的；非盈利的、盈利的；世俗的、宗教的；有些小而独立，其他的则从属于大型研究院校；有些有高度选择性，其他的却几乎录取任何人，只要他们申请了并且有办法支付学费。在过去差不多20年里，我参观过100多所各式各样的大学，我希望，这会有助于减少错误，把它们想象成跟我最了解的大学差不多。

对大学的情况，即使只是做一番快速地扫视，也会明白：大学的意义在激烈地变化，院校之间的差异在飞速增大。9对于较少数学生来说，大学依然是前耶鲁法学院院长安东尼·克龙曼（Anthony Kronman）回忆威廉姆斯的生活时，谈到的那种地方：他最喜欢的课，是在一位哲学教授的家里上的，教授的两只金毛猎犬睡在壁炉的两边，“就像炉床旁的书立”；与此同时，窗外，在夕阳的照耀下，伯克夏（Berkshire）山“泛着绯红和金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大学意味着：在人员拥挤、资源不足的院校里，急于求成地学几门在市场上吃得开的技艺，却很少关注有时被称为“完人”的那不可捉摸的存在。对于还有一些人来说，大学意味着在晚上游荡到一座写字楼，或者跑到只存在于网络空间里的“虚拟教室”里。想象每个学生都能拥有我们最富有的大学所提供的最好体验，这纯属白日梦。但如果只给钞票多、有才气或运气好的少数人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的噩梦。美国的社区大学、受埋没的私立大学和资金不足的公立大学中，很多出色的教师每天都在坚守着这条真理，竭力让民主教育的理想保持勃勃生机。

因此，阐述一所大学应该寻求为其学生做些什么，是我在本书中献丑的目的。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最近的小说《恐怖分子》（Terrorist），书中的主人公在新泽西的铁锈地带（Rust Belt）长大，父亲是一名常年不归家的埃及移民，母亲是一名爱尔兰裔美国人。当地的一个阿訇劝告这位男孩说，他应该从他爸爸的信仰中学习虔诚和纯洁，而不是让自己在美国的大学里遭受道德败坏的侵蚀。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个男孩的妈妈也看出，没有必要让她的儿子在高中读完后继续学业。在升学顾问不赞成她的观点并试图让她改变想法时，她问：“他会在大学里学什么？”这位顾问回答道：“任何人学习的东西——科学、艺术、历史。人类、文明的故事。我们怎样走到今天，现在是怎样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关于大学本身，我将提出这两个问题：“我们怎样走到今天，现在是怎样的？”

第一章
大学的目的

1

大学教学生活的一大特殊之处是，每一年，教师都年长一岁，而学生却一直是那个年龄。每年秋天开学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个古老的希腊故事：一对善良的老年伉俪鲍西丝（Baucis）和费莱蒙（Philemon），他们邀请两个陌生人到家里来，用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主人惊奇地发现，无论他们喝了多少酒，酒杯都没有空下来，直到最后，客人自亮身份说，他们是神，耍了点儿小小的把戏来表达一下对主人的谢意。在大学里也是这样：每年秋天，教师都老一岁，而教室里新来的学生却永远年轻。1

基于此，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这关系或许没有父母和子女、夫妻或兄弟姐妹之间那么难应付，但有时候同样需要决断。在一篇名为《学生》（The Pupil）的故事中，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巧妙地刻画了这种关系：

他试图让自己的脑海中浮现出儿童时代最初的那段时光，从而能够稳妥地跟他们打交道时，他发现，他们从来没引起过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开始接触他们的那一刻，人们的认知中已经不知不觉地萌生了无知；到一定时候，你就可以说，没有一个聪明的小孩不知道的事。似乎对于他来说，在想象（小孩的）单纯上，他了解得太多；而对于解决他们的纷扰上，他又了解得太少。

这段话隐含着一种浪漫的想法，学生具有无所不知的潜能，教师的任务就是摸索到那根杠杆，让知识进入他们的意识中。

为了努力实现这一点，即使是一个好老师，有些时候也会看起来很残忍。比如以要求严格著称的约瑟夫·施瓦布（Joseph Schwab）。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生物序列”课程多年，众所周知，他“会让一名学生如坐针毡好半天……揪住他不放，让他绞尽脑汁，然后才点下一个学生”。一名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前总裁李·舒尔曼（Lee Shulman）回忆说，坐在施瓦布的教室里“全身冒冷汗”，用温和的语气说，就是要“时刻打起精神”。2这种“严苛之爱”的教师形象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的陈词滥调。跟所有的陈词滥调一样，它蕴含着某些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简化了，过分笼统了，看起来也跟现在越来越不相干。今天，在大多数大学里，经历过这种紧张的学生很可能会因为害怕成绩糟糕而逃课（施瓦布教授的这种必修课已经很少见了），在期末评估中，教师会有得分低下的风险。3

无论风格与技巧如何，教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生产行为，人类试图借此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给下一代做见证，从而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学到的东西不会随我们而去。设想一下，对于美国最古老大学最初的“宗旨”，我们在今天该如何称呼？美国历史上的首次筹款呼吁，是哈佛的创建者向还住在英国的清教徒同道发出的直率的财务援助请求，而不是跋涉去新英格兰（译者注：原文有误，哈佛就位于新英格兰，估计是作者在哥伦比亚，把哈佛的创建者想成住在纽约了）。尽管他们的目的只是筹钱，但在他们写完这封呼吁书之后差不多400年的今天，书中的言辞依然令人感动：

在神把我们安全地带到新英格兰后，我们已建起了家园，生产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竖起了敬神的方便场所，安置了公民政府，下一件我们渴望和关注的事就是推动学习，并让它历久不衰、传之后世；在我们现有的牧师百年归世后，给教堂留下的是目不识丁的牧师，这种事想起来就觉得可怕。4

这种信念与恐惧交织的情感，一直是大学理念的核心。

每一次的大学毕业典礼上，在孩子们正步入社会时，家长们却透过一面屏幕来回忆自己正在消逝的青春，此时此刻，他们的眼中分明显露着这种情感。大学是美国人的田园牧歌。我们把它想象成满目葱茏的世界，这里最尖刻的声音是网球的互撞声，或者年轻的身体在体育馆台阶上蹦跳时防滑钉发出的“咔嗒”声。尽管前途可能一片光明，但每一所大学都笼罩在死亡幽灵的阴影中——在这样一个地方，美国独有的季节里，“秋天来了，是打橄榄球的好天气，新学期也开始了”，空气中弥漫着“烟熏树叶的十月气息”。5

在这个苦乐交织的地方，到底应该做什么？——除了日光浴、塑身、各种激烈的竞争、运动等等（这些事是起码的）。首先，应该说，大学的田园牧歌形象是一回事，现在大多数大学生所经历的却是另一回事。几年前，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的主席和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前院长迈克尔·S.麦克弗森（Michael S.McPherson）和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现在的西北大学）的前校长莫顿·O.沙皮罗（Morton O.Schapiro）指出：“美国人文学院的学生几乎肯定可以轻松地塞进十大联盟的橄榄球场中：在超过1400万大学生中，他们只有不到10万人。”6

自此以后，本科生的人数增长了接近三分之一，达到了大约1800万人，而人文学院的学生人数现在仍然差不多。所谓人文学院，麦克弗森和沙皮罗指的是，不是一所大型大学一部分的四年制寄宿学院，在这里，大部分学生所学的科目不仅仅是护理或电脑编程之类的职业教育学科。今天的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比传统大学里的学生年长，他们中很多人加入了主要专注于职业培训的走读和在线院校。通常，他们一边上班，一边上学，如果本科学生要完成全部学业的话，会花上不止四年时间。今后五年，美国的本科生有望超过2000万，而奥巴马总统还想加速这种增长势头。但这些学生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大学。7

无论背景如何，问题始终是：上大学为了什么？不久前，我的同事马克·利拉（Mark Lilla）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第一学年要结束时，他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发表了一场讲话。当然，他是对大学里通常被称为“精英”的学生讲话的。这些学生差不多刚好男女各一半，比起几年前，他们在种族上更富多样化。差不多十分之一是国外出生的或者有其他来头，比如一方父母有外国护照，是一名“国际”学生；尽管从清一色的T恤和牛仔裤校服中，很难看出学生的经济状况，但差不多七分之一（这比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比率略高）的人够格申请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一种针对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联邦助学金。

随着学生们鱼贯而入演讲室，他们彼此来了个表示新友谊的公开拥抱，要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互相闪躲的眼神告诉大家，他们最近决裂了。看上去，他们既疲惫又放松。甫一落座，他们便拿出iPhone和笔记本电脑来，有的人让它们一直亮着，尽管大部分人都在入迷地听着。在对于他们怎样进大学与为什么进入大学，利拉做出如下推测时，他们报以偷笑，明摆着他们清楚他所说的是事实：

你们正确地推断出，要得以录取，你们必须流露出对美国人——只有美国人——所谓的“人生目标”的自信；你们必须展示出，你们有周密的计划去实现它们。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废话；你们清楚这一点，我也清楚这一点。你们向往大学的真正原因是：你们心存疑问，大堆的疑问，而不是人生规划和PowerPoint演示。我的学生已经让我明白，对于获得他们想要的，他们的兴趣远不如仅仅弄明白什么东西是值得要的。8

大学教师都不应该擅自替学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在大多数时候，教师们都跃跃欲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一直是教师职业的一大威胁。）教师和作为整体的大学该做的反而是：提供一点帮助，让学生通过艰辛努力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诚然，像我的学生一样的大学生有很多优点。在竞争企业、政府和高等教育本身的职位方面，精英院校让它们的学生受益良多。他们一入学，即使之前没有金钱优势的人，也已经朝心仪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尽管不一定是朝着弄明白什么是值得要的。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说，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跟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数量成正比。很多大学生第一次远离父母，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有Facebook、Skype和Google Chat之类的工具，他们从未真正远离。看起来，他们的选择可能是无限的，但各种强力在驱使着他们，包括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期望。经济上有压力的学生还面临着特别的问题，但来自优越家庭的学生也一样有问题。9

在当今时代，大学里的这些差别如果没有消失的话，也应该减少了。当然，对于所有学生来说，分享自我发现的想法，对于刚入校的新生来说，意味着告诫，而对于要离校的高年级学生来说，意味着告别——这种想法被人提出过太多次，现在，它也成了陈词滥调。在其他文化里，这会是个另类。但美国的大学一直跟欧洲的大学有根本的区别：在欧洲的大学里，学生们有望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他们会些什么）。即使在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的英国大学里，也是如此。学生在17岁左右申请这些大学“读”这个或那个学科，一旦入校，他们很少冒险冲出选定的正式学习的领域。而相比之下，在美国——由于经济的繁荣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我们竭力延后为学生做出再次选择的时间，推迟必须做出决定性选择的日子。1850年，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他17岁时就结束了正式的在校教育——写道：“捕鲸船是我的耶鲁和哈佛大学。”他使用“大学”这个词作为他“发现自我”之地的代名词。

几年前，在西南弗吉尼亚州的小小卫理公会高校埃默里和亨利（Emory and Henry）学院，我偶然发现了一名学生收藏的一份手稿日记——巧合的是，它也是1850年写的。一个春日的夜晚，在参加完学院院长的一场布道后，他感到烦恼和不安，于是，在日记中，他做了如下记录：“噢，神会指引我如何思考和如何选择。”这句掺杂着愿望和请求的话，在今天听来，有点陈腐。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如果不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的话，神不再是请求的目标，他们很可能不会进入同样的教派大学。很多美国的大学一开始是教派院校；但是今天，宗教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事，需要做出处罚的违规数量极少（即使针对剽窃这一学术罪行的规则，执行起来也很宽松），很少有大学的校长会出于教义或道德纠正的目的而干涉学生的私人生活。属于大学的精神权威时代早已远去。然而，对于大学应该致力的方向，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更好的简洁陈述——“指引我如何思考和如何选择”：一种反思的辅助工具，一个场所与过程，年轻人在其中衡量自己的天赋与激情，并开始以一种忠实于自己且对他人负责的方式厘清自己的生活。

2

对于我刚才所说的，可以提出很多反对意见。首先，所有的大学，无论它们过去或当前的宗教取向如何，现在都处于一种世俗多元化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下，灌输教义跟教育完全相悖。10于是，实际的情况是：学生进入大学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习惯和态度；或者说，“非传统的”（也就是年龄较大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沉浸在成人的奋斗中——找工作或保住工作，结婚或挽救婚姻，抚养教育孩子。很多大学里，女生人数超过了男生人数，其中很多女生已经做了妈妈，而且通常是单身的。相比我这一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大学的人，现在的大学生，无论年龄、性别或社会阶层如何，都只把大学生活当作生活中一个更小的部分。他们生活在数字噪声的海洋中，登录，在线，启动，各种噪声不绝于耳。正如俗话所说，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他们都彼此通过五花八门的电子小玩意儿连在一起，从来没“断电”过。

刚从入学的艰辛中喘过气来的重点大学学生发现，他们已身处无时不在的压力中，准备着在毕业时跟其他毕业生竞争。公开录取的大学里的学生，很多人必须应付在之前求学时欠下的债务。他们可能没法在我们所谓的“同一水平”上竞争，但他们很可能感受到更多的压力，想让自己在获取一张大学文凭上的花费物有所值，希望它能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的生活中赢得奋斗的机会。换句话说，大学越来越不像一个休憩所，让我们能够暂时逃离我们的校刊过去所称的“真实世界”。所有类型和层次的大学都是这样，概莫能外。

还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事毫不新鲜——这种反对意见很值得肯定。当年，斯坦福大学（创建于1891年）的首批管理者想知道，新生为什么选择进入该校，他们听到的主要理由是加州的气候、这所新大学的声望以及（在当时）低生活花费。1120年后，西储大学的校长，一个有着精彩的学究式名字，名叫查尔斯·瑟温（Charles Thwing）的牧师发现，学生对“死读和玄想”兴趣不大，更喜欢在“接触大学生活”中学知识，从而给未来的雇主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在宾州，一名英语教授抱怨说，他感到烦恼不堪，因为学生老是问他，他所教授的课程价值何在：“李孙（Lissun）教授，这玩意儿怎么帮助一个家伙找份工作，拿到高工资？”12这件事之后50年，杰出的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除了几次短期到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访问交流，他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开始感觉到，他的学生“怀着经济和社会目的”，把大学“仅仅当作一个资格认证的过程”。13

因此，这是一个古老而熟悉的故事。如果透过那些把故事和小说场景设在大学校园的科幻作家的眼睛，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大部分看起来很像现在。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小说《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1894）中，一个年轻人从密苏里的一个小镇来到耶鲁，回到家乡后，他啥也没表现出来，只有两种新习惯：酗酒和赌博。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故事《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1839）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弗吉尼亚大学的图景，在这里，醉醺醺的男生沉迷于没日没夜的赌博和嫖妓中。165年后，在汤姆·伍尔夫（Tom Wolfe）的小说《我是夏洛特·西蒙斯》（I Am Charlotte Simmons，2004）中，也描述了极其相似的场景。在这本小说中，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里，学生们都紧紧围着啤酒桶的龙头转，只是偶尔停下来做爱——尽管有些人似乎能同时做这两件事。在一本更新的小说——萨姆·李普塞特（Sam Lipsyte）所写的《问题》（The Ask，2010）中，叙事人回忆了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活，那时候，他和室友“喝着当地产的啤酒，抽着本土香烟和杂草屑”：

高年级的时候，我搬进了烟酒楼，住进了一间便宜的卧室……在天花板上装了一个蓝色的灯泡，便睡在那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客厅里喝酒……这帮人里有……一个家伙……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个学生，但从他对毒品上瘾的程度来看，他可以算得上是个刚入门的化学师。14

对事实的回忆很容易证实这些小说。在最近的一部口述历史中，成为一代变革性领导人的斯宾塞·福尔曼（Spencer Foreman）（纽约蒙蒂菲奥里医院（Montefiore Hospital）的杰出内科医师）描述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上的人文学院里，“医学预科生和非医学预科生之间的区别”是：“医学预科生从周四晚上开始喝酒，而其他人每晚都喝酒。”15某些对大学的叙述设想却是，这是一段黄金时期，学生们早睡早起，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通过睡觉（当然是一个人睡）来养精蓄锐，好在第二天投入到雄心壮志的拼搏中。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这种事从来都没发生过！

实际上，大部分的历史中，大学是个准刑罚院校，男孩们的父母“判决”他们在这里“临时关押”。16仅仅是由于没有能力复制牛津和剑桥那有石墙和有人看护的大门、四面封闭的系统，哈佛的创建者在院子的四周修了高高的栅栏——这样做不是为了把牛羊拦在外面，而是为了把学生困在里面。17而今天，我们却有着相反的期待：来到大学就意味着解放，进入了一个逍遥自在的游乐场。

大学里有更多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性生活。这方面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一开始，这只是鬼鬼祟祟的课外活动，就像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或J.P.马昆德（J.P.Marquand）的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普林斯顿或哈佛的男孩子，等不及跟某个初入社交圈的少女交往，便找妓女或侍女寻欢作乐；或者像两代人之后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描述的那样，男生在他们的约会对象必须一个人返回宿舍之前的最后几分钟，抓起狂来，把这些跟他们“同校的女生”使劲推向树干。在大多数大学里，这已经是老皇历了。几年前，一所声名卓著的西北部大学的住宿生活与学习办公室认为，很有必要制定一项规定，禁止“有舍友在场时在宿舍进行任何性行为”。18可想而知，如果有舍友想加进来一起玩，这名舍友可以不用遭受处罚。

过去的大约50年里，这种越来越自由的趋势是大学生活中最明显的——不仅仅是性自由，还有可以称之为举止与行为的自由，随着学习领域和课程大大增多而带来的选择自由，另外，或许最重要的是，随着大学充当价值观裁决者角色的几乎完全消失而带来的判断自由。较少的大学需要学习一些特定的课程才能毕业，课程目录有些像介于百科全书和中国菜单之间的某种东西——从这些目录里，学生这里选一点，那里选一点，除非他们主修一种“硬”科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范围要窄得多。

这种情况有点讽刺意味。古老的高校在其宣传资料（“让人放心的印刷品”，可以通过它们把“畅销的幻想”卖给大众，很久以前托斯丹·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如是描述）里以自己的古董来做招牌；而在高校内，过去被痛斥为黑暗的时代：有着多管闲事的校董、独断专行的校长和对几乎所有事都持愚昧看法的“老男孩”教师队伍。19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能看到这些饱受辱骂的古老大学的遗迹。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学校图书馆的一名全职员工巡视阅览室，看到有学生在椅子上摊开四肢，把脚放在桌子上，就轻敲他们的鞋子，直到他们坐直（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振作起来），把脚放回到地板上。

这种事现在都废除了，真是让人衷心高兴的解脱——但是，正如一位大学专职教师在不久前所写的那样，现在的学生似乎“想留住他们来之不易的自主权，而同时却坚持让高校承担一种道德责任，来保护他们免遭这种自治的后果”。大学管理层已经放弃了他们充当“替代父母”的角色，但是，在麻烦突发时——比如说某些煽动性的“仇恨言论”时，他们还是容易受到指责，说大学没有像父母那样介入进来。而当他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又很可能过于宽容。除非在“硬”科学领域，学业失败很少见，精英大学尤其如此；除了军事院校，作弊大多被当作小过错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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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学文化经历了很多深层的变革——有的变革慢慢巩固下来，比如19世纪晚期出现了选修课，并不再强制做礼拜；而其他一些变革则很突然，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宿舍异性访客守则的废除。还有些深层变革，发生在有些人称为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方面。曾在好几所大学任教过的文化评论员卡林·罗马诺（Carlin Romano）报告说，今天的很多本科生，在被要求“从头到尾地读一整本书时，感觉这要求很不公平，就好像要求一名慢跑者跑马拉松”——某些教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学生召集起来，到教室外面去，读《失乐园》或《尤利西斯》这样的长篇。执教于新泽西学院的社会学家蒂姆·克莱德斯戴尔（Tim Clydesdale）说起了“新认识论”。使用这个词，他的意思是：学生不再“对高校及其教员有敬畏心，满足于通过听课来接受教育和让教员来决定什么值得去了解”；现在，他们开始“清楚地”明白“在每一个命题和任何知识主张上，都可以找到权威人士，因此……（他们）怀疑（私下里）我们宣称是真实或重要的任何事”。哈佛大学的英语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认为，对于“习惯了在短期爆发中处理多个信息渠道的一代学生”，现在的大学教师还没有让他们适应陈旧的“传播知识的线性模式——独白式的讲课，一条思路走下去，在50分钟后才达到智慧高潮”。20实际上，在学生和教员的精神世界里发生的变化之间，经常有滞后，在后者赶上了前者的时候，新的学生已经有了新的态度，于是，新的循环又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学生们大多比教员更激进。而在2010年以后，这一点貌似发生了180度的转折。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鲍温的桌子上一直摆放着一个雪花石膏日历，上面刻有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的一条评论：“新时代紧追不舍，旧时代一去不返。”21这是个好建议。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大学的变化很小，这也是实话。新时代的大学校长很快就发现，他们进入了美国生活中变化最缓慢的院校中——甚至比邮局还慢。俄亥俄州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Richard Vedder）对全体听众说：“自从苏格拉底的时代以来，2400年里，可能除了卖淫业之外，只有教学这个职业是唯一绝对没有生产力进步的职业。”他这番话，着实引来了一场大笑。在2008年的经济崩溃前不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前校长威廉·布罗迪（William Brody）评论说：“如果你在1900年前后去（大学）上课，跟你今天去比较一下，它们看起来会毫无二致，但是，如果你在1900年去一家汽车厂，然后今天也去，你会认不出这是哪里。”22

学术界中最强的力量是惰性，这么说，可以称得上千真万确。但是，跟其意图相反，维德尔的笑话可以解释为：无论是卖淫业，还是教育业，都不能通过经济规模来改进；布罗迪的感伤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几个月之后，多家汽车公司（除了福特）都濒临破产，危在旦夕，而大学却经受住了风暴。他的评论还不算完全准确，因为在1900年的大学教室里，你很可能看不到女人，除非你拜访一所新开的女子大学；另外，你也看不到任何有色人种，除非你拜访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霍华德大学（Howard）或莫尔豪斯大学（Morehouse）等学校。他说的事实是，1900年的教学方法跟现在的极其相似：没有PowerPoint，着装规范不同——但其他方面都能看出来。

而且，我认为，学生也一样没什么变化。他们一直在搜寻着人生的目标。他们一直对自己的天赋和志向不确定，明里暗里受着父母对他们的要求的影响，也容易分心去关注所谓的“市场”。有的学生借助作弊或纵情狂饮来应对这些压力，而另外一些学生陷入慢性焦虑和抑郁中，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很多说法，将来也一样会有。近几年，这些问题，随着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越发严重了，这很有可能。23但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认为现在所发生的是完全崭新的事物，大家来思考一下摘自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1871年所写的小说中的一段话——她是以一个回忆自己高年级生活的男人口吻写这段话的：

在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你有什么用”经常像一场噩梦一样困扰着我。我上大学后，一切都变得遥不可及、金光灿灿、模糊不清，而且我敢肯定，我对任何能叫得出名字的东西都有好处。人类曾经得到过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财富、荣誉、名声，任何……

但是，在我用现实的重压来衡量自己时，在我跟其他想法不断发生纠纷和摩擦，不停周旋于各种大学生活的经历时，我的自尊心越来越萎缩了，在独处的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似乎某个附体的魔鬼乐于对我作威作福，坐在我的床边或火炉边，对我说：“你有什么用？你承受的所有痛苦和花在你身上的所有金钱有什么目的？你将永远成不了气候；你只会让可怜的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你身上的妈妈感到羞愧，让你的约伯叔叔（Uncle Job）以你为耻。”一个男人，把他整个的自我都悬挂在自己的眼前，全部的身心，从外到内，都怀疑自己是否终归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这样的抑郁，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他想，一个人，从来没来过人世，也比来到人世却毫无用处更好……24

在措辞上做一番小小的改动，这些句子就可以看成是今时今日写的。现在跟那时一样，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为什么或出于何种目的上大学，他们也没有清晰的概念。有些学生一直没目标，烦躁不安，或者困惑不已；另外有些学生眼盯荣誉，安然自得。大部分学生处于两者之间，寻找着某些值得关注的事。

所有这一切，对于想就美国大学里发生的事发表些看法的人（学生、教员、管理者、校友、捐赠人、议员、校董）来说，意味着什么？它肯定意味着，每一所大学都有责任，不仅要在打造人际关系网和赢得口碑方面取得进步，而且要对得起“大学”这两个字广博而渊深的内涵，要在治学上有所成就。它还意味着，所有学生，所学的东西，应更多地来自大学，而不是来自半监督的娱乐活动或职业介绍所提供的服务。就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改变人生的大学》（Colleges that Change Lives）的意义上来说，好大学依然具有改造能力。这本书已经备受欢迎，已经替代了大学生通常使用的指南（《巴伦大学评估》[Barron’s]、《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些指南只是以声望等级给大学排名，所谓的声望，只是针对于他们获得的捐赠规模。

由于这些原因，通常排在列表顶部的大学、资源最丰富和（如它们乐于宣称的那样）人才最多的大学，如果不能勇敢地面对它们的责任，就会尤其痛苦——对此，哈佛学院的前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 Lewis）说过，他们“感染了一种恐惧症”，担心“学生上大学只是为了在财务上成功，但是……提供给学生的，既不是大学教育上一致的观点，也没有指导他们如何才有可能为自己找到人生更远大的目标”。刘易斯对大学的“服务站观念”的批评，不仅仅是对他自己所在院校发的牢骚。25它是一种呼吁，要求每一所大学都行动起来，去做（至少从苏格拉底以来的）每一位真正的教师要求每一位学生所做的事：进行一番认真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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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大学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现在盛行的答案是什么？基本上，这问题有三个答案。最常见的答案是经济上的，尽管这实际上是两个彼此相关的答案：首先，为更多人提供大学教育对于国家的经济健康有益；其次，对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来说，上大学对其经济竞争力有益。

政客们喜欢强调第一点，这方面，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Richard Riley）在评论为了应对越发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必须教育工人时说：“当前，我们在培养学生，让他们准备好从事现在还没出现、还没发明出来的技术的工作，从而解决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是否是问题的问题。”奥巴马更简洁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天在教育上超过我们的国家，在将来会在竞争中超过我们。”26

对于第二点——个人的竞争力方面来说，很明显，大学学历很久以前就取代了高中学历，成为进入熟练劳工市场的最低资格证明；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其一生中，挣的钱比没有的人多。一家权威院校宣称：平均起来，在其一生中，拥有文学学士学历的人大约比没有该学历的人多挣60%。有些人估计，一张文学学士学历，会让人一生多挣大约100万美元。更保守的分析人士考虑到获得该学历的成本，得出了更适中的数字。但是，上大学的一个理由是增强一个人挣钱的能力，这一点很少有争议。27

仅就这些经济原因来说，令人担心的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以“至少接受过某种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美国一直在掉队。对于已经掉队了多少，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普遍认为，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处于危险中，不能再对此不以为意了。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前景：美国下一代的成年人将比他们的长辈受教育更少。28

在这种灰暗的概貌中，有一些特别让人不安的细节。首先，大学文凭的获得率，没有增长，甚至下降（跟其他国家相比），对于在美国人口中比例越来越大的少数族裔来说，尤其不成比例。而经济状况跟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之大令人震惊，根据某权威院校的数据，在今天的美国，大致情况如此：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超过九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你在24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机会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在六万到九万美元之间，你的机会大约是四分之一；如果你的父母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你的机会是十七分之一。29

此外，在那些上了大学的人中间，来自富裕家庭的高分学生，相比成绩相当但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四倍。30因为名牌大学（名气几乎完全跟选择度呈正相关）充当着进入商业、法律和政府院校领导职位的渠道，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最好的”大学更多地是在助长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而不是阻止它。但是，人们仍然把大学视为美国生活中社会流动性的发动机，如果它们成为了一个复制继承财富的系统，甚至比它们现在已有的情况还糟糕，这会是可耻的。

毫不稀奇的是，跟任何关于经济事务的讨论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会发现主流观点的异议者。某些保守者会说，以增强性补贴的形式把更多公共投资注入到高等教育中是一个坏主意。他们说，轻松获得政府的资助是学费飞涨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对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认为这是一种柔情的幻想，相反，他们赞成一种遴选系统，比如人们在欧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国家里，根据小孩人生早期的考试成绩来指导他们，让他们朝着看起来更适合他们的学校教育类型奋斗：低分者去接受职业培训，他们将成为半熟练的劳动者和事业单位人员；高分者去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将成为外交人员和医生等等。31

另外有一些激进者，他们质疑，对于“基本上耗不起金钱和时间的低收入学生”来说，考虑到他们的低毕业率和高额债务，上大学的志向是否真的有意义。这些怀疑论者还指出，未来十年里可能创造的新工作中，大部分很可能不需要大学学历。从这一点来说，“教育的福音”看起来是一条残忍的歧路，本来，“真正能给家庭和孩子提供保障的是：薪水不错的好工作，强大的工会，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交通”。32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持上面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或者立场介于二者之间，但仍然相信实现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想一下这跟另一种公共讨论——医疗保健的氛围的相似之处。人们有时会听说，根除烟草业会节省无数亿的资金，因为治疗身患肺癌、肺气肿、心脏病或糖尿病——还有很多其他抽烟引起或恶化的疾病——的病人花费惊人。但是，事实证明，通过控制抽烟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最近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成功），最后可能让我们开销更多，因为不抽烟的人更长寿，最终需要高昂的治疗费来应付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和不可避免的体弱。但是，戒烟并健康长寿这件事，谁会认为不是一桩好事呢？换句话说，以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来衡量其利益，并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或者说，至少说得不够全面。终结抽烟行为的最好理由是，不抽烟的人有更多机会过上更好的日子。重视大学——哪些人上大学，上大学后他们有哪些变化——的最好理由，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对社会有何益处，而是以可估算和不可估算两种方式来说，它对个人有何益处。33

大学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上的，尽管人们很少从政客那里听到它。这是代表民主的观点。18世纪末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托马斯·杰弗逊说：“我们的政府，其基础是民意。”因此，如果新共和国要繁荣昌盛并且基业长青，它首先需要的就是有教养的公民——杰弗逊的这条信念，约翰·亚当斯也有，尽管亚当斯几乎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跟杰弗逊意见相左，但在这一点上，他赞成杰弗逊，说：“全体人民必须主动承担起教育全体人民的责任，也必须愿意承担其费用。”34

在今天尤其如此。每天，我们所有人都遭受着呼吁和游说的狂轰滥炸，其中很多都是歪曲和欺骗——各种广告、政治诉求、权威意见，旨在攫取我们的忠诚度、金钱，或者更严格地说，我们的选票。有些人说，医疗保健改革将使国家破产，而其他人说，这是期待已久的正义行为；有些人相信，堕胎是撒旦的行径，而其他人认为，否决一个女人终止意外怀孕的权利是一种虐待；有些人想让我们确信，特许学校是解救前途暗淡的学校系统的一种方法，而其他人同样确信，他们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有些人把核能视为我们摆脱化石燃料的最佳机会，而其他人，尤其是随着日本发生海啸后，将其描述为迟早要发生的绝世天劫。任何此类有着互相冲突主张的清单都可以无限地扩充下去，对于这些互相冲突的主张，公民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予以调和。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最好的机会就是有明辨是非的公民，能够区分煽动言论和负责任的观点。

大约100年前，牛津的一名道德哲学教授约翰·亚历山大·史密斯（John Alexander Smith）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绅士们，”他对新入学的学生说（那个年代，学生都是男人），“你们学习的课程中，没什么东西对你们今后的生活有丁点儿可能的用处，只有这一点例外：如果你勤奋而又用脑地学习，你会有能力发现，一个人什么时候是在胡说（rot）；在我看来，这一点如果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也是主要目的。”35对于rot这个单音节英式英语词，美国人喜欢用它的双音节同义词bullshit——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在大学所能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性能颇佳的胡说（bullshit）计量器。36这是一门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技术。

这样说听起来可能有些草率，但也道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服务于民主的教育不仅要给更多人提供教育机会，还要明确民主社会的公民需要何种教育。对此，最近前耶鲁法学院的院长，现在参与“伟大经典”（Great Books）计划给耶鲁大学本科生上课的安东尼·克龙曼给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在一本有着双关语书名《教育的目的：我们的大学为何放弃探索生命的意义》（Education’s End: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的书中，克龙曼推荐一门向学生介绍西方文化建构性观念的学习课程（在耶鲁，这门课是自愿选修的；在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它是必修课）。在耶鲁，较少的学生，大约10% 的上课学生加入了这个名为“指导学习”（Directed Studies）的计划。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是要求所有学生都学习的“核心课程”，鉴于学校是随机指定在各学期学习这些课程（目前要求在22岁之前完成），所以这样做有个好处，不会让学生们只倾向于结交同一社会经济状况或种族背景的同学。核心课程还能防止教员有褊狭观念。高级和初级教授跟研究生导师一起，每周聚谈一次，讨论指定的教材——对于来自不同领域、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教师来说，这是考虑大量问题的难得机会。此外，在其各种好处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做，通过一种通识教育体系，把大学里所有学生都联系在了一起：一旦接受过该核心课程，就不会再有学生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是完全的陌生人了。

这样一种课程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在克龙曼列举出来供讨论和争辩的观点中，其价值跃然纸上：

个人自由和宽容，民主政府，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和普遍人权的理想；信赖市场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的监管下作为组织经济生活、识别需求的机制；在政治领域，鉴于官僚的功能划分有条有理，机关与官员之间也进行了合法的区分，因而信赖官僚行政的方法；接受现代科学及其技术产品的应用无所不在的事实；所有这些东西，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提供了现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的地方，人们把它们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心怀最强烈的道德和物质理由朝着这个方向奋斗。37

任何一个获得著名大学文学学士文凭的人，对这些观念和做法的来龙去脉，它们出现至今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不能捍卫它们时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及西方传统内外的替代观念，都应该有所了解。对于一个追求自我满足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有教养者的一个标志就是，承认自己的作为永远都不够，从而越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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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这两种情况——对国家和个人竞争力的争论，以及对包容式民主公民权的争论——都是严重而紧迫的。但是，这里还有第三种情况，或许是不用一种俗套而模糊的说法，就更难把它说清楚，这种情况更鲜为人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平实而激昂的方式来表述它，是一次在向一群我所在学校毕业多年的校友发表一番讲话之后。之前我一直在赞扬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在两年时间的文学和哲学经典课程之外，还要求每个学期学习美术和音乐。最近，已经加入了一门被称为“科学前沿”（Frontiers of Science）的新课程，该课程旨在确保学生毕业后对当代科学发展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谈话的重点是有关杰弗逊的观点——公民教育。当我讲完后，一名年长的校友站起来，说了句意思大概如下的话：“教授，这些都非常好，但是你忽略了要点。”我不由得心生一阵不安，问他要点是什么。他说：“哥伦比亚教会我怎样享受生活。”

他想说的是，大学让他充分感受和领悟了本来会将他排除在外的某些体验。他阅读费劲的文学作品和理解基本的政治观点的能力，还有他对颜色与形状、旋律与和声的敏锐性，都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现在，风烛残年的他对此欣慰不已。这样一种教育是阻挡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一道篱笆。它的世界里，没有教条的位置——只有对事实的意义，或事实本身的争论的位置。它平息人类的欲望，让他们去接触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们自己的憧憬，却又超出了一个人仅凭一己之力想向自己阐明的东西。这位绅士提醒了我，它是充实的人生中无可估价的体验之一，毫无疑问，我们的大学有责任诱导并激励学生朝此方向努力。

如果说这一切看起来过于虔诚和真挚的话，我想起了一番可与之媲美的个人评论，我曾经听我的同事朱迪斯·夏皮罗（Judith Shapiro）说的。他是布林茅尔（Bryn Mawr）学院的前院长和当时的巴纳德（Barnard）学院的院长，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就他们应该对大学有何期待的问题，他说：“你们想要的是你们的大脑成为一个有趣的地方，伴随你们度过余生。”朱迪斯和那位哥伦比亚校友两个人所说的，有时被称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在今天是一个危险的词汇，它跟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liberal politics）这个词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前伯洛伊特学院 [Beloit College] 的院长维克多·费拉尔 [Victor Ferrall] 建议，废除掉这个讨厌的形容词，换上“broad[ 广博 ]，open[ 开放 ]，inclusive[ 包容 ]”等平实的词汇，或者就用“general”[ 通识 ] 这个词汇。）38“自由教育”这个词源于希腊和罗马——那里的女人被认为低男人一等，奴隶制是文明社会一个可以接受的特征——保持的“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es）古典传统，因为“那些自由人或绅士都具备学习的闲暇”。39这个词，在中世纪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保留，在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学术复兴时期又得以传承，在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教育的传统又在欧洲得以幸存和繁荣，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依然只是统治精英的囊中之物。

从这一段长长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与众不同的贡献在于它一直在努力将自由教育大众化，开展它，体现出基本的美国原则：所有人，无论其出身，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用一句马修·阿诺德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说，“了解世人最伟大的思想和言语”有助于这种追求。这种有关受教育内涵的观点经常受到嘲讽，认为是它既势力又狭隘，脱不了旧时窠臼，还不能欣然融入新时代；但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这一点，阿诺德说得很明白，在一句（绝少受到引用的）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借助这种知识，让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习惯接受新鲜而自由的思想的涤荡。”40换言之，过去的知识有助于我们严肃地思考现在。

对自由教育最有说服力的捍卫，大概还是阿诺德的同时代人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2）中，在一个涵盖科学和通常称为“人文”的定义中，他将自由知识描述为：“能够自足于自己的前提，不依赖于其后果，不期待圆满，拒绝任何目标的‘告知’（就是这样称呼的），或任何艺术的吸纳，从而在我们的沉思中，将自己充分地展示出来。”41在当今的美国，每一种院校里——从资金不足的社区学院到最富有的常春藤联盟高校，这种教育都岌岌可危。学生压力重重，按部就班，受训生活于一个接一个的任务中，接受残酷的排练和测试，直到最后，胜者脱颖而出。他们鲜有时间进行纽曼所说的沉思。太多的大学极少有所作为去挽救他们，使他们摆脱这种软弱无力的狂热，不至于让自由教育边缘化，或者说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如果确实提供了自由教育的话。42

在这个方面，尽管先辈有盲从和偏见，但我们还是不要急着说，今天的大学比过去的大学进步。想一想曾经流传于大学、100年前所写的小说《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1912）。书中，年轻的耶鲁大学学生宣称：“我要去做我们这个时代男孩子能做的最好的事，我要去混日子。”43斯托弗说这番话是在久远的过去，他所说的，在我们今天听来，像是悠闲的富人轻蔑地自夸。但是，这里有一种更高贵的意思，“混日子”是口语化的说法，意思就是纽曼所说的“沉思”，它一直是美国人生活的希望的一部分。在那首伟大的富有民主精神的诗篇《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说：“我混日子，邀请我的灵魂一起，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

当然，每一所美国的大学都应该力挽这种颓势，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美国的大学，只有在它们向所有在生活吞噬他们之前有能力抓住这宝贵的机会去思考和反省的人——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敞开大门，它们才是真正地忠实于自我。

第二章
大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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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设想，在进入社会、从事商业或服务业之前，青年人应接受一段时间的高等教育。当然，这种设想比美国的历史长得多，也比美国的前身——英国殖民地历史还要久远。亚里士多德认定，青春期到21岁之间的那几年是形成思维和个性的时期，当时，年轻的希腊男人去参加一系列类似于我们大学“课程”想法的演讲，这是一种惯例。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聚集在一起的学生，在固定的教师指导下，开展一些不禁让我们想起现代大学的活动（图书馆、联谊会、组织有序的运动会）；到了中世纪，在巴黎和帕多瓦等新生的教育中心，一直在努力通过颁发执照来规范教育权——预示着只有教师有权威颁发学历的现代理念。1简而言之，广义上的大学，其历史超过2000年。

但是，据我们所知，这基本上是个英语概念。在17世纪初，因不信奉英国国教而离开家乡的英国新教徒把它带到了新英格兰。对这些“清教徒”（由于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公认的严格，他们的敌人这样称呼他们）来说，教育极其重要，在汲取古代和中世纪先人的经验时，他们尤其关注自己在剑桥和牛津的大学中获得的经验。

最早的英国大学创建于13世纪，它们基本上是研究神学的学者的隐居所。这些学者的职责包括：为给大学捐款的捐助人的灵魂主持弥撒。用今天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一批大学是获得了奖学金的研究生团伙。2但是，到15世纪时，对于常驻学者来说，靠给我们可以称为本科生的年轻学生指导功课并提供住宿来谋生，这种事已经普遍起来。这些寄宿生（或者如他们在剑桥所称呼的自费生）有时是大学捐助人的男性亲属；或者是在某些值得信赖的男教师推荐下入学的申请人，这些男老师为他们的个性和拉丁语能力担保。由此，他们不用参加入学考试。

无论是否有担保，这些本科生都接受了看护，因为当时的学生跟现在一样，不能可靠地服从父母或资助人的愿望。一名来到17世纪剑桥的参观者会震惊地看到，学生中流行着“诅咒、豪饮、放荡和对虔诚与美德的憎恨”，没人相信他们会遵守大学的规定，包括禁止在宿舍里饲养“猛禽”。仅仅几年之前，一帮学生暴徒涌进三一学院的大礼堂，抽烟，起哄，对着演员扔小石子，仅仅是因为，这些演员在一名三一的研究生所写戏剧中扮演的角色让他们不爽。3

到15世纪末，剑桥大学与世隔绝的体系开始以现代形式展现出来：宿舍可由内院直接进入，而内院经由走道与小教堂、图书馆和礼堂连接。礼堂是大学生活的中心；它是一间大屋子，地板上散落着灯芯草，有人不时把它们收集起来，点燃它们，以此来控制灰尘。各种活动就是在这间大厅里开展的：用餐、演讲，有时还有音乐和戏剧表演；大厅的一头摆着“贵宾桌”，导师们和校长一起在这上面用餐。校长是大学里唯一获准可以结婚的，跟他的家人一起住在附设的房子里。4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让本科生见识他们前辈之间的社交和知识交流，从而憧憬有朝一日他们也会配得上位居其间。

出于这个目的，新生，或者用刑法上的比喻说法——囚犯，被关押在里边，而公众被挡在外面。人流从仅有的一处有门房把守的入口出入。5学生的一天从黎明前的礼拜开始，接下来是听课、学习和冥想，在某些方面，这是修道院的戒律和禁欲体制。就是在这种严厉的环境中，产生了约翰·弥尔顿和奥利佛·克伦威尔（他在牛津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 [Sidney Sussex College] 的院子里踢足球锻炼自己），以及稍后的伊萨克·牛顿。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严格而拘束的世界的话，它也充满了娇惯和社团（collegial）氛围——这后一个形容词像名词“大学”（college），源于拉丁语collegium，意思是社团或社区。在这些社团里，失去了酒馆和闹市快乐的年轻人，享受着大学校园、保龄球草坪、网球场、浴池或射箭场里的娱乐活动。617世纪30年代，在移民到新英格兰的大约2万人中，有接近150人是这些院校之一的毕业生——超过0.75%，这个比例可以和20世纪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比率相媲美。有着最多代表（35名毕业生或从属人员）的大学是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该校16世纪末创建于剑桥，伊丽莎白女王富有先见之明地称之为“清教徒基地”。结果证明，伊曼纽尔是古英语里的“橡树”（oak），1636年，清教徒移民在纽顿镇（Newtowne）种下了它的树苗，很快，为了纪念英国那座大学城而改名为剑桥。对于这所初出茅庐的新英格兰大学，一个名为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清教徒商人和伊曼纽尔学院毕业生捐献了他一半财产和所有藏书。7

在他们向在英国国内的预期捐助人发送的筹款呼吁书中，这所新大学的创建者感谢神英明地决定“触动哈佛先生的心灵”，并就此请求其他人以他为榜样；他们解释了这些图书和资金的意图：“增进知识并传之后世。”当时，他们所想的知识里，其中一种就是神学知识。后来，18世纪发生了一场大火，约翰·哈佛图书馆幸免于难的只有一本名为《基督教战争》（Christian Warfare）的小册子，他们称这是一场天佑慈悲。8

但是，把首批美国的大学想象成专门致力于教义与信条的神学院，这是错误的。哈佛大学17世纪的毕业生中，最后做了牧师的人不到一半。学生的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对逻辑和伦理——跟基督教的一样经典——的学习中，算术和几何也是如此。9另一份筹款呼吁书专门针对哈佛图书馆，列举了对“法律、物理学、哲学和数学”方面图书的需求；图书馆的藏书，是跟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放在一起的，还有伊拉斯谟的《对话录》（Colloquies），甚至有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下流喜剧。10总之，从一开始，对美国大学的构想就超出了狭隘的教会学校，正如历史学家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所说，美国大学更大的目标是“培养全面的人——他的身体、灵魂和智力”，为造就喜欢“团结、文雅和公共服务”的人而努力。

毫无疑问，宗教信仰是重中之重。学习《圣经》就是学着去理解神的话语——这不是轻松的任务，因为，在基督徒称之为《旧约》的书中，神通过尚未得到揭示的对真理的暗示（“象征”或“暗影”[umbra]）来说话，而在《新约》中通过需要明确解释的寓言和预言来说话。但是，《圣经》没有囊括神所有的真理。神还通过历史事件（朝圣、圣战）和对自然的裁决（洪水、地震、旱灾）来表达他惩罚或保佑的意志。在对他超自然的卓越能力——比如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天际舞蹈，草木的对称之美，或者一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水面后以完美的圆环向外流动的涟漪——的自然模仿中，他授予全体人类善感的快乐。神让自然世界充满了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耶鲁1720届毕业生；1758年任命为普林斯顿的校长）所谓的“让我们愉悦，但我们说不出原因的美”——正如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注视紫罗兰的色彩时，我们沉浸在喜悦中；但我们清楚，在我们的脑中，掀起快感的不是它那隐秘的匀称或和谐。”11

早期的美国大学不仅要求学生学习经文和注解，还要学习历史和自然哲学——这种对知识的三领域划分大致跟今天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分法一致。大学渴望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在牛顿后来的构想中）：“所有知识的分支”都“连接在一起，因为作为造物主的艺术和杰作，知识的主题本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爱德华兹的话说，它的主题完全就是“万物的综合（university）”——这条短语保留了“university”这个词的本意：将所有的知识集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之前，致力于领会弗雷德里克·伯纳德（Frederick Barnard，我校女子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所谓的“神的杰作中会读到的优美真理”，一直是美国大学的官方目标。12

今天，“跨学科”这个词，在每一场学术会议上都有人谈论，每一个院长的报告中都会赞扬它，但实际上，我们的学术机构中，大部分都比它们前辈同院系的跨学科少得多。在早期的美国大学中，鉴于所有的学科都整合成一门神圣心灵的集成学科，“领域”或“学科”之间的界线是不存在的。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一名哈佛的毕业生（1825届）如此说道：“不存在有一条真理在宗教信仰里，另一条在数学里，而第三条在物理学和艺术里。只有一条真理，正如只有一个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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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朝一日会被称为“知识大融通”的梦想还没有详尽说明大学理念的意义。对于清教徒来说，按照莫里森的说法：

大学生活之外的大学学习不值得开展；最差劲的住宿导师看起来都比最杰出的社团讲师更适合做老师。仅仅书本学习可以通过上课和阅读来进行；但只有在以同一大学社区成员的身份进行钻研和争论，吃喝玩乐和祈祷，彼此之间或跟导师之间密切而频繁地交往，无比珍贵的性格天赋才能传授给年轻人。

早在他自己的时代（莫里森是在近75年前写这段话的），写这段话的人就蓄意抱残守缺。即使当时机动车已经很常见，但他还是喜欢骑马从灯塔山（Beacon Hill）的家赶往哈佛校园，把坐骑系在拴马桩上，然后穿着马靴去上课。而且，即使在如历史学家不时所称的“旧时代大学”让位于现代大学后，在大学的宗旨是什么的声明中，也一直有对性格的要求。在1886年的一段文字中，约翰·霍普金斯（一所主要致力于高等研究的高校，在一开始的时候，本科生经常逃课）的创始校长坚决主张，大学永远不该“仅仅是增进知识或获得学问的地方；它永远都该是一个培养品性（character）的地方”。14

今天，这种大学应该关注品性的主张会让我们震惊，感觉倒退回了另一个时代和世界。何况“品性”这个词有着混乱的历史。它一直被用作“正直”（probity）的同义词，而且还完全是“毅力”（stamina）的同义词——在就职圭亚那大学（University of Guyana）的校长时，诺贝尔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说，品性是一种决心：“在其他人自在享乐时，一遍又一遍做同一件事；不贪恋安逸，不畏惧艰险；听取批评并加以实践；舍弃自己的作品，再试一次。”15

有时，这个词有着令人讨厌的用法。到20世纪初，它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毫不掩饰模范的新教绅士和经常造访大学、公认贪婪的暴发户——尤其是死缠烂打的犹太人——两者之间区别的词汇。在莫里森读本科时，哈佛的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提议，“代表录取部门进行个人评估”，以此来控制“犹太人比例危险地增加”（一栋宿舍楼的顶层已经被人没心没肺地称为“犹太佬之巅”[Kike’s Peak]）。16即使不掺杂公然的偏见，对“品性”的判断也容易归结为：在被评判人在场时，评判人感觉有多自在。在一封写给洛威尔的信中，哈佛的校友汉德法官（Judge Learned Hand）对这名校长想筛选出不受欢迎者的计划提出异议，他写道：“如果有人能设计出一套诚实的品性测试的话，或许它会很管用。但除了能发现显而易见的不良行为外，我怀疑它的可行性。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只能通过学识测试来选拔学生，像那样的不满意无疑是……”17如果“新种族”（像人们有时所称呼的那样）在成绩和分数上比老种族的男孩子高，那就接受现实：录取他们吧！

尽管该主张曾经长时间遭到误用和滥用，但仍然有些东西值得保留，正如纽曼所说：教育“意味着施加在我们的精神本性之上的一种行为，以及品性的形成”。18大学，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功能性任务的头脑训练，更应该关注品性——这是一个意思弱化的现代词汇，我们首批大学的创建者本来会把它说成灵魂或心灵。尽管我们可能不再赞同《圣经》的诫命或启蒙的说教（杰弗逊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制造具有“温和自由”的公民）中所规定的美德属性，但在这方面，学生在上大学时还没有完全成长为社会人，可能仍然没法从纯粹的自利中超脱出来，朝富有广泛的同情心和公民责任的人生努力。

教育的目标包括培养道德和分析智能，这种观念比早期美国大学脱胎其中的教堂要长久得多，因而理所当然地比基督教本身有悠久得多的历史。在古犹太教的犹太学园（Judaism）——通常在地理上和精神上都靠近犹太会堂——里，在开始一天的律法学习时，学生都要为头脑的洞察力和纯净而祈祷。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加入了柏拉图的学园也就意味着承认：“通过一种近似于我们自己对信仰皈依的过程，转变心灵，采纳新生活方式。” 19公元1世纪的罗马，在塞内加（Seneca）关于学习的目标的信件中，我们看到，他慎重而热情地剖析了自由教育的力量，认为它能够清除头脑中的阴暗，让其超脱日常生活中的逢迎和迂腐：

（尤利西斯）是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之间的海上，还是在我们已知世界之外的海上颠簸，关于这种问题的讲课，我们没有闲暇去听……我们自己每天都遭遇精神上的暴风雨，不停地折磨着我们；而我们的堕落也驱使着我们陷入让尤利西斯不安的各种不幸中……最好通过尤利西斯的例子，向我指明，我要怎样爱我的祖国、妻子、父亲，即使在遭遇海难后，我要怎样像他们一样有尊严地朝着这些目标航行。为何不试图揭示佩妮洛普（Penelope）是一种纯洁的模式，还是她是在嘲笑她的同辈人？还是在她了解这个人之前，她是否怀疑，她眼前的男人是尤利西斯？最好教教我，什么是纯洁，我们在其中有多大的好处，它是在身体里还是在灵魂里。20

无论是在希伯来、希腊、罗马还是基督教的语境中，还是用世俗的现代性词汇来表达，这些教育上的愿望否认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生命都是由内在气质与外在影响的神秘融合塑造的，没有什么机构有可能对它们施加完全的控制。但是，学生可以受到触动和激励，也可以培训和教导，这个事实也一直是教师的真正目标和快乐所在。在美国，传统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一样秉持这种教育的观点，爱默生对此做了印象深刻的表达，在日记中，他写道：“教师力量的全部秘密在于，他们相信人是可以转变的。而人确实如此，他们需要觉醒。”教师的职责一直是——而且我们希望，将来也会一直是——致力于“从床上，她深沉的习惯性睡眠中唤起灵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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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目光从教师转向学生，我们会发现，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中有另一种惊人的连续性：学生的年龄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400多年前，英国学者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cham）提议，开始读大学的最理想年龄是17岁。大约两个半世纪后，哈佛新生的平均年龄是十六岁半。50年后，在耶鲁，平均年龄攀升到了18岁。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大学入学来说，这是“相当有利条件下的正常年龄”。22

一直以来，教育者也以富有连续性的方式描述着年轻人一路走向智力和道德成熟的各阶段。这方面，清教徒在大学和教堂之间都没什么不同。两种机构都坚持为跟自己（受原罪的玷污，但依然身藏优雅的种子）打仗的人服务——也就是说，在自豪自爱的意志和谦卑无私的冲动中做出区分。清教徒热切地谈论着可以把这些生灵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的变化，凭借的是，让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充分接触迄今为止难以捉摸的矛盾，比如“神那掺杂着悲悯的正义”以及他们自身的软弱和坚忍——总之，它所有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中存在着的矛盾本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教育——也就是说，从拉丁词ex-ducer（e引导）的根本意义上来说，或者根据另一个拉丁词源educare（抚养孩子）来说——就是用“新的情感和新的语言”来丰富自己，让自己从局限其中而充满戒备的自尊中解放出来。对于这个问题，爱默生总结道：“教育”等于“勾画灵魂”。23

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后，在描述从新生到高年级生的理想轨迹时，教育心理学家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提供了一种说法，基本上是这些首要原则的一种诠释。他认为（另一位杰出的教育心理学家L.李·内费尔坎普 [L.Lee Knefelkamp] 也做了这样的释义），真正的教育是：大学生凭借其学习“接纳不确定、悖论和更具复杂性的需求”。佩里写道：教育的过程“开始于一个人以绝对是非、好坏的无条件极端措辞来分析周围的一切；结束于某些复杂的建构，他通过这些建构，在一个充满随机应变的知识及其相关价值观的世界里证实自己的信念”。24描述教育的说法可能已经改变了，但即使它同样适用于现代生活的相对主义，这种对大学生的心理和道德成长的说明，跟很久以前对大学目的何在的观点相比，显然还跟它们保持着一致。教育不仅仅意味着习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复杂的任务，更意味着获取并保持好奇心和谦卑心。它意味着摆脱心烦意乱的自我意识，培养起一种更宽宏大量的人生观念，根据包括所见识到的他人体验在内的人生体验，不断地自我反省。

出于这些目的，在谈到教学和布道时，清教徒几乎不加区别。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科顿（John Cotton），他可能是新英格兰第一代人中首屈一指的牧师。在关于早期新英格兰的历史书《辉煌基督在北美》（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1702）中，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科顿的孙子）描述他是一个宗教信仰和学术成就合二为一不分彼此的人。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人文科学的活体系统和活百科全书”，是每一个勤奋的追求理想的年轻人的榜样。他声名卓著，作为一名传教士，他为人不仅博学而雄辩，还能够激励年轻人，从而他们可以“适于公共服务”。25他到处发表意见和观点；最重要的是，他分明地表露出，他要投身于这样一桩不可能但紧迫的任务中：努力校准自己的人生，使自己成为他（主要）在经文中所谈到的美德的模范，像指导教徒的牧师那样做学生的导师。在他那些主要关注的神学著作中（我们会称之为道德心理学），他探讨了学习的神秘性和偶然性，他相信，学习有时会逐步发展，有时会跳跃性地发展，有时会在无须努力的情况下纯属意外地获得，有时又要通过勤奋工作来缓慢而艰辛地积累。

这样的教师明白，每个人都有能力学习和成长，但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心意相通的时刻没法预料或计划。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佩里这样写道，“有些人就这样一路度过大学，用某种方式设法坚持做一个学生直到毕业。”）；对于其他人来说，它可能在最意外的时候来到。26为了创造出最好的条件让它落地生根，这样的老师会避免出风头式的博学，言语平实而不华丽，在话题面前保持低调，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体工具来理解，神可能选择运用它来向学生传达“洞察精神”。这样的老师还清楚，难以预料这种传达何时发生或者是否会发生。

在我们这个基本上是后无神论时代的学术世界里，这些设想可能看起来很遥远，可能还有些离奇——但是，它们或许没看起来那么严重。毕竟，每一位真正的教师都懂得，在每个教室里，跟教师和学生一起的，还有神秘的第三方力量。有时这种力量有利于学习，有时它不利于学习。这是因为，观念必须跨越教师的头脑和学生的头脑之间的无形阻隔，很难预料：一个想法什么时候会成功地跨越这段距离，或者说在观念从说者传送到听者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从来不清楚，教师的想法会如何被学生接受，在学生的头脑中，这些想法跟先前经验或其他教师那里积累而来的既有观念掺杂在一起。有时，所说的话啥也不是，只是消散在空气中的噪声，或者对学生的思维没有任何效果，不过是让他烦躁或困惑罢了；有时，这些话会有意外而强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某些学生来说，这种情况何以出现或什么时候出现，而对于另一些学生来说，这种情况何以不出现或什么时候不出现，都是没法说出的。

对于这种无形又无声的力量，清教徒有一个优雅的说法。要理解他们的意图何在，人们无须分享他们的信念——或者说在任何常规的意义上做一个信奉者。为了向我自己的学生解释他们优雅的观念，我有时会打一个教室之外的比方。设想两个大学舍友一起外出，去看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李尔王》的演出。这部戏剧说的是一个老人被自己亲生的孩子残忍地欺骗了，失去了权力和尊严，甚至还失去了自己的意识，最后在旷野中独自流浪，没有住处，得不到怜悯，也看不到希望。这两名舍友去看了这部戏剧在当地的演出，看完后，其中一个走出剧院，说：“你知道吧，我看过演得更好的；我们去喝点啤酒吧！”要不他这样说：“我搞不懂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这家伙是罪有应得，他真是个爱发牢骚的人。”

与此同时，另一名年轻人却有着崩溃的经历。他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想着父亲——想着孩子对父亲的责任，以及这个问题上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想起在很多人的风烛残年降临到他们身上时的难以遏止的悲伤；实际上，他发现自己在以一种新方式想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自己想要孩子吗？如果想要，他怎样抚养他们长大？或许他在想着成为一名医生；要不他决定给家里打电话，看一看跟自己关系不好的爸爸是怎么想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不清楚该做些什么，但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信念，他应该重新看一下自己的规划和安排，对它们做出修订。有一件事他肯定清楚，他不想像独自在荒野中流浪的李尔王那样终老。总之，对于他来说，世界已经改变了，而对于他的朋友来说，却完全没有变化。但是，他们听过同样的声音和言语，看过同样的人和道具在同一个舞台上跃动，要不照机械论的说法，他们经历了同样的听觉和视觉刺激。

这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身上发生了如此重要的事，而另一个却没有，这是为什么，没法说清。他们的SAT分数或许是一样的。实际上，对这场戏无动于衷的学生可能有更高的分数，成绩更好，更有希望进入校长的优等生名单。他们之间的差别没法用任何测试工具衡量，跟哪一个为准备明天关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考试而学习更勤奋没有关系。虽然我们这些今天在教育界工作的人中，大部分人都不知如何解释这种神秘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种神秘现象。

人与人之间这种没法解释的差别，让美国首批大学的创建者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有时候，他们在阐明这种差别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接近我们今天的想法。比如，他们认为，骄傲（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会妨碍学习，羞愧也会。某些少数族裔学生，自从他们记事起，就可能遭受长辈和同龄人的不信任或贬损，由此，他们的学业成绩低下，现在，对于这种现象，社会心理学家用“成见威胁”来解释。这类学生中，某些人知道人们预计他们会有差劲的表现或者会失败，但他们有天赋，也付出了努力，最终他们还是能实现这种期望。研究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非常接近于17世纪一名牧师的思考。当时，他告诉集会群众：“一名沮丧气馁的基督徒会在心里想，对于给他的安慰，他有太多话要说，为人最好且最有能力的牧师的话，他也不想听。”27

我冒险再打一个过时的比方。我们来看一看清教徒自相矛盾的观点：知识有时可以在头脑中自创，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去获得它的努力。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纽曼说沉思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以及惠特曼那样说混日子。心中产生惊喜，或者在没有计划或预见的情况下能够领会的能力，这种爱默生所称的“司空见惯的奇迹”，长期以来都是心理著作的主题，至少从奥古斯丁时就是这样。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他记录了自己的皈依，就像一份不请自来、不劳而获的礼物，在无须任何决断力的情况下降临到了他身上。

对这种情况，爱德华兹在1500年后写道：“天赋的任何改进或组合都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这方面我们也许会说，集中或专注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爱德华兹所属的新教传统下跟他思想相近的学者马克斯·韦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念头在我们不指望它们时出现，不会在我们埋首书桌苦思冥想和搜肠刮肚时出现。”在爱默生关于记忆的演讲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观点。在这篇演讲中，他说：“有时，我们在一场梦的帮助下记起了某事，但我们醒后却再也想不起它。”亨利·亚当斯记述过，他对贝多芬的音乐怎样由原来觉得很沉闷到突然间完全被其前所未闻的美所征服：

一堵监狱之墙，阻隔着它对生活的伟大一面的感受，突然墙坍塌了，当这一切发生时，他都没怎么明白。他的生命中，一种新的感觉像一朵花般迸发出来，对比之前的感觉是如此优越，如此使人困惑，如此不假外求地令人惊叹，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盯着它，就如同它来自另一个世界，很偶然地碰到，不可信任。28

没有任何刻意或努力就导致了这种突破。它就这样不请自来，在不大可能的情况（在柏林的酒吧间里，“粗烟草和劣质啤酒的烟雾中”）下发生了，但它让听者彻底而永远地改变了。

对于形成记忆，或者也能解释我们在评论或表达的创意中所获得的快乐之基本神经过程，我们在今天可能了解得比奥古斯丁、爱德华兹、韦伯或亚当斯要多。但是，跟这些问题上流行已久的观点相比，教学方面最新的理论很少有差异，这一点让人惊诧。比如，我们来看一看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段话，在努力拾起一段需要的回忆时，人们有时会受到怎样的阻碍：

在你试图回忆起一个被遗忘的名字时，你就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通常，你会绞尽脑汁，用心把这个词相关的地点、人物和事件都回顾一遍。但是，有时这种努力徒劳无功：当时你会觉得，你越是努力，就越没有希望，似乎这个名字被卡住了，在其方向上有压力，让它越发不能冒出来。然而，与之相反的权宜之计却往往奏效。完全放弃努力；想一些根本不同的事，过了半个小时，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那个被遗忘的名字，正如爱默生所说，它是如此地不经意，似乎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你在努力时，身上开启了某种隐秘的过程，在你不再努力时，它还在继续，造成了结果的出现，看上去像自发出现的一样。29

盯着一道数学题不放，或者奋力想写一个难以表达的句子，在放弃后，却突然以显而易见的轻松感觉到所需要的东西都到位了，任何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明白詹姆斯的意思。现在，神经科学家也讨论他所谓的“卡住”，但他们很可能用TOTs（Tip-of-the- Tongue events，到了舌头尖却说不出来的事）等新缩略词，并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说，“死记硬背”——或者用“填鸭”这个口头语用词——是一种糟糕的学习方法，因为付出持之不懈的努力会让努力的目标成空。30基于对照试验，他们建议，在问完一个修辞的问题后，一位好教师可以“在给出答案前停顿片刻”，这样会让人“终生受益”——换句话说，“头脑必须开动起来才能成长”，学生积极地思考，比“被动地吸收”学得更多。31有数据证实这些观点是好事，但关于该发现最让人吃惊的事是，它们以发现的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后两个说法“开动起来才能成长”和“被动地吸收”创造于1869年（查尔斯W.艾略特）和1915年（约翰·杜威）。1870年，耶鲁的牧师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评论说：“最有效的教学”是提问式教学——这个教学法上的真理，在大约2500年前编成的《柏拉图对话录》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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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新意的教育观点非常罕见。但是有时候，古老的教育观点，比如苏格拉底的观点，学习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孤立的过程，会采取新的表达形式。基督教的修道院社团观念，演变成把大学作为一个学生住在一起学习的场所的观念，也是这样的。同样，在这方面，大学观念引入到新英格兰后，它就不断地响应和扩展新教徒的教堂观念——借用教堂这个观念，他们的意思不是说木头和石块的物理结构（这种地方，他们称为礼拜堂），而是一群自愿聚集起来的探寻者，他们共聚一堂，互相支持。关于真正的教堂是什么构成的，约翰·科顿如此写道：

我想，把它跟乐器相比最好不过了吧！乐器中尽管有很多种管乐器，但往管腔里一吹，气都进入管腔了，于是它们都马上爆发出某种旋律，让站在旁边的人都能享受到悦耳的声音；所有的乐器都发声，但只用一种乐器、一种声音，就能奏出不同的音乐。32

在相对单一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这种在多样化中追求统一性的愿望——人们或许会说，早期的说法是“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毫无疑问是超乎实际的想象。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对于大学和教堂来说，它都是根本。

科顿·马瑟在其历史中记录到，欧洲大陆的大学城里，学生“在私家住宅里到处…… 寄宿”，但带到新英格兰来的英国观点是，他们应该“以更有学院氛围的生活方式长大”。大学就是让来自分散血缘的年轻人聚集拢来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听课和听布道，保持着共同的日常学习和社交生活的节奏。这种“学院氛围的方式”，其核心是一种可以称为横向学习的观点——该观点主张，学生都有某些重要的东西，值得彼此学习。33

这种观点，通常在很多美国大学的网站上和宣传册中提到，我们对其无比熟悉，已经不以为意了。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鲍登 [Bowdoin] 学院，1825届）想过这个观点，他评论道：“它非常有助于一个人的道德和智力健康，养成跟不同于自己的人——他们基本上不关心他的爱好，他必须跳出自我才能欣赏他们的地位和能力——交友的习惯。”纽曼也想过这个观点，他说，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通过熟悉的交往”，学生之间培养起一种关系，“他们学会彼此尊重、商量和帮助”。杜威也是这种意思，他把教育描述为“一种社交生活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最佳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的获得，恰恰是人们通过在工作与思考的结合中与他人结成适当关系而来的”。威廉·佩里坚持认为，一个大学生变得成熟的标志是，他开始意识到可以从同龄人那里学到东西，其原因即在于此。34

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主张所基于的原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绝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比如荷兰的罗斯福学院（Roosevelt Academy，乌德勒支大学的一个分校）或者香港的岭南大学，在英裔美国人的世界之外，寄宿制大学几乎无人知晓。这是兰德尔·贾瑞尔（Randall Jarrell）的大学校园小说《大学画面》（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1952）（对本宁顿学院的露骨描画）的一大看点。小说中，一批流亡教授从纳粹化的欧洲大学逃出来，在这里找到避难所，心中充满了感激，但他们就是没法接受陌生的美国想法，“在某些事上，学生可能是对的”，而教授可能是错的。35

这种横向教育观点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对每一位申请者，每所重点大学的每个招生负责人都会问：“该申请人能给这个班带来什么？”其根源就在于此。在“巴克诉加州大学”（Bakke v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8）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案例中，法院判决，为了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想法的互动和观点的交流”，对申请人种族的考虑符合宪法。该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的观点也是基于横向教育。这些例子都是在现代环境下对这样的古老（依美国标准）观点的重塑：大学跟教堂一样，根本上是“良心的互动”之地，录取应主要基于申请者“启发他人的能力”。36

5

让该观念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是教室，至少，在教室里有这种可能，教室里也应该这样。下文的一段记述说明了该观念对一名学生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名学生在中国出生、上学，不久前，他来到美国，进入鲍登学院（创建于1794年）。在这里，任何教友，“在他们自己对任何古老的教义做出审查之前，不得将其视为真理接受”这一清教徒原则的现代表现形式，等着他来面对：

我来自一种每一个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的文化，即使在有异议时，我也不会跟他人争论。但是，鲍登学院促使我重新思考“答案”，不要贪图安逸。在第一年的研究生课程“东亚的政治”中，导师要求我跟其他人辩论，养成参与班级活动的习惯。这就要求，对于别人提出的观点，有时要进行反驳，甚至表达异议。比如，一天，我们辩论在中国民主发展中儒家思想发挥的作用。教室里16个学生中，有15个人一致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我不赞成这个观点。我挑战了我的同学。鲍登学院让我自始至终都质疑“指定答案”。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挑战。37

这种学习方式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是小班规模——除了最富有的高校，其他所有高校的教育和财务利益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其原因即在于此。教育的前提很简单：一个班应该足够小，允许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讨论的意见互动中。经济问题也很简单：学生和教师（尤其是终生教授）的比率越低，成本就越高。

但是，在很多大学，尤其是那些希望将来的学生能有跟他们差不多经历的校友，异常坚定地捍卫着该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慷慨地捐助。在很多高校，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博福特（Beaufort）分校、康涅狄格海滨的诺沃克社区学院（Norwalk Community College）等公立大学，以及有时被称为美国的心脏的大学——其中一些大学强烈意识到它们的新教传统（如果不是严格的清教徒传统的话），比如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伊利诺伊州的威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日内瓦大学（Geneva College），就只列出这几个。当然，发明了横向学习理念的人，他们的后辈，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没有把它据为己有。这不是一个清教徒的理念，或者一个新教徒的理念；它是超越时空的理念——在塔木德（Talmudic）的辩论或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它跟在英美式大学中一样明显。

我所在高校的著名教授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去世前不久评论说，在“借助运气和灵巧”时，小组讨论的效果很好，它“会有特别的教学价值”。特里林有着不动声色地反省的风格，这让他在教室里高度紧张（学生不怀讽刺意图地称呼他为“Thrilling Trilling”[ 令人毛骨悚然的特里林 ]），他发明的这种教学法，赢得了高度称赞。他的想法是，小班可以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对难题做出初步反应。这有助于他们明白明智的见解和纯粹自以为是之间的区别；让他们遭受甜蜜的惩罚，发现其他人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他人的经历自己没法复制，甚至没法跟自己的经历调和。最绝的是，小班就是在实践协商民主，在小班中，教师既不是传神谕者，也不是立法者，而是某种煽动者。

我来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这是一堂文学课，课上，学生刚好自己也是教师——北卡罗来纳州中部一所公立高中的教师。我们一起朗诵诗歌，其中一首是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著名诗篇，这首诗的前两节如下：

我的生命挺立

一杆上膛的枪

站在墙角

直到一天

主人经过

一番检视后

带我离开

如今我们漫游在元首森林里

如今我们猎取母鹿

每次我为他说话

群山径自回复

这首诗可以解读为一个女人对自己感觉的叙述，她感觉自己在地位上深受束缚，仅仅是男人意志的一种工具，只允许有足够的独立来方便取悦他。在一开始，这样读，学生似乎很明白，他们在讨论中加进了很多意在支持这种观点的特别见解。

接下来，在讨论临近结束，我们在思考这首诗后面的几节（“每次我微笑，多么兴奋的光亮 / 在山谷里灼烧——/ 就像维苏威的脸庞 / 让它的喜悦流露——”）时，一名在班上一直很健谈的学员，在之前引人注目地一声不吭，现在坦率地发言了。她的话大意如此：这首诗以一种性爱力量的表达打动了我，它读起来就像是在转述我自己的婚姻（“到夜里——我们的好运就没了——/ 我守卫着主人的脑袋——/ 这比棉凫鸭的软枕头——更加好用——”）。它赞美人生通过对他人的忠诚而完整。这是一首关于屈服意志会怎样扩充自我的爱情诗。在讨论结束时，我们得出的结论，不是代表自己喜欢的解读方式的一方或另一方占了上风，而是这首诗有着不同于他们中任何一方，而是介于他们之间的意思。

在我的班上，当大家自鸣得意、以为达成了共识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插进来一席话让共识烟消云散，这种情况，我可以想起很多。然而，小班很难保证大型的学习。对这一点，特里林接着说：“会有这样的学生，你根本没法诱导他发表任何见解；还会有这样的学生，他什么都想说，你没法阻止他。”此外，他补充说，“即使字斟句酌，清晰无比，也没法保证所说的话有说服力。”

这段话让我想起我儿子告诉我妻子和我的一个故事，那是几年前他从大学回家的时候跟我们说的。他在上艺术史课。一个头一遭给大家上课的研究生做讨论的主持人，他往屏幕上投影了一张阿尔弗莱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著名的照片“统舱”（The Steerage）的幻灯片。该照片显示的是，一群移民涌上纽约港一艘轮船的甲板。一名非常聪明而又自信的学生，发起了一次关于这群航海者的“阈限性”的讨论。这一点，照片的模糊品质有所表达。她说，这趟旅程已经让他们累个半死，在来到新世界形成新身份之前，他们身上的旧世界身份都被榨干了。其他学生发展了这个观点，为各种“支配权”和“相异性”的理论提供了有竞争性的典故，直到最后，一名学生建议这名老师试着调整一下幻灯片投影机。不出所料，影像明显清晰起来——但讨论未受影响，继续进行。这个故事（这段时间，它对人文学科有着特别突出的意义）的寓意是：把糊弄指数带到课堂上来，指望它不时地爆表，这通常是个好主意。

然而，一场精心把握的讨论会有出奇的效果。它会让思维沉浸在多个角度的思考中，导向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位伟大的教师，W.E.B.杜波依斯 [W.E.B.DuBois] 把他看作“我在清晰思考上的导师”）所称的“理想消失点——我们想象我们当代的所有真理有朝一日将会汇聚于这一点”。38这个习语把美国人独特的真理观念描述为一直处于变动和形成过程之中，而不是现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只要接受和吸收启示就行了，除了表示同意，不需要往里加进任何东西；相比这种观点，上述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念完全与其背道而驰。在这种意义上，它是跟“奥古斯丁虔敬的张力”（Augustinian strain of piety）相悖的理念，而正是后者激发了清教徒的思维，美国首批大学中的好几所也是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发展而来。但是，清教教义中也有原始民主的真理观念，天生平等的人们在讨论和辩论中，自然地涌现出了这种观念。

6

美国首批大学的创建者们认为应该特别用心的，还有另一种教学方式。这就是讲课（lecture）——最初是个中世纪词汇（源于拉丁语legere，“读”的意思），表示“学者朗读并解说《圣经》、早期基督教领袖或经典文本”（在古腾堡之前的时代，他们的学生很少人自己有书）。在清教徒的传统中，“讲课”这个词有了更明确的意思。到16世纪末，在某些教区，常驻牧师不能或不愿意满足布道的公众需求，心怀不满的平信徒有时会雇用补充讲道者，通常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负责在一周布道几次——工作日和安息日都有。

虽然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致力于我所谓的横向学习中，但清教徒还是怀疑，平信徒讲得太多，而牧师的指导太少，这会导致傲慢和异端邪说——于是，他们强调，应该听听博学的讲道者的布道和彼此的意见。实际上，他们对布道的热情成了古老英国的一场令人伤心的纠纷。在这场纠纷中，国家教会强调了公众敬拜的声音和布景方面——管风琴的声音，从穿过彩色玻璃折射的光中看到的穿深红色法衣的牧师。对于恪守圣保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马书10:17）这一训诫的人来说，这样的场面既太简慢也太隆重。他们起初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最可能发生神的恩赐注入，不是悔过的罪人见证圣礼的时候，甚至也不是在领圣餐的时候，而是在他或她在听福音传教士用可以融化心灵的声音布道的时候。

理想的听讲者会内心翻腾，结合亲身经历衡量布道者的主张（“回家去，考虑我教的东西是否是真的”，约翰·科顿对他的听讲者如是说），在脑海里搜寻就他或她的感觉来说跟《圣经》上对应的人和事。39尽管演讲是在公共场所进行，但听讲却基本上是——从理论上来说，仍然是——一种私人体验。“布道者的话在我的良心里刻上了深深的铭印”，1590年左右，一名年轻的英国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但同样的话却让他的朋友们没什么印象，它们“以滑稽的方式降临到我身上”，充满嘲笑和蔑视。40清教徒无比信奉这种半隐私、半公开的宗教体验形式，他们非常清楚：讲座布道是神从该下地狱者中拣选得救者的一种方式；在早期的新英格兰，除了一个派别为了创建沉浸在布道中的教堂而搬走外，普通的常做礼拜者有望在一生中参加大约7000次布道，一次布道可能持续两个小时或更长，这相当于接近“15000小时的聚精会神的听讲”。41

这就是美国大学一开始崛起的背景——一个充满朗读声音的世界，现代大学的讲课即源于此。科学家跟我们现在会称之为人文学者的人一样坚定地认同这一点。在哈佛创建200年后，我们发现，弗吉尼亚大学威廉玛丽学院的化学教授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他后来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首任校长——不赞成把“独有的教科书学习与背诵”跟“让人印象更深刻的口头传授知识”相提并论。42罗杰斯所援引的传统并非我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声音洪亮的布道者从其讲坛或指挥台上传送出既定真理的传统。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布道者——教师，而且会一直有。但是，这个传统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探索性的反省，教师参照梗概性的笔记，而不是依据精心设计的手稿来讲课，从而有余地进行自发的自我修正，就反映了这一点。他或她从话题的深处出发发表见解，即使在涉及一个之前很多次得出的观点时，也欢迎有新的发现。任何好的讲课（或布道）都允许重新思量；它必须有一种能对话的性质——一种自省精神，能将听众吸引到对自己进行真诚的质询之中。

但是，在口头语言的力量中，对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信任，我们在今天该做何解释？在我们这个在线世界里，很难想象，在一个通风良好的会议室里，除了布道的声音，大家都一声不吭地坐几个小时，在牧师的目光注视下，安坐长凳上，不敢擅动，而这位牧师，似乎多少知晓自己隐秘的罪孽。现在，有些教育者认为，大学的讲课已经跟相信人死后要受炼狱之苦的布道一样过时。在课堂上，很多学生不是去坚持听讲，而是在发电子邮件、短信、查看他们的智能手机。即使是那些暂时不玩电子产品的学生，在他们习惯了上网、一心多用和“电光火石间处理多个信息流”后，他们应该从长篇大论的独角戏中得到啥？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的大学是否仍然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有所收获？

至少，爱默生的评论“这不是指导，而是我可以从另一个心灵那里获得的激发”算是提示了一个答案。伟大的演讲者，其标志一直都是有激励人的力量，不应该认为这种力量减弱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公共演讲衰落的时代，这种演讲者填补了一种需要——用今天无所不在的营销语言说就是一个细分市场。一名演讲者可能热情奔放，富有表现力；而另一名可能极其羞涩，对教室里的学生漫不经心，学生只是觉得他们偷听了一场讲话者和他自己之间的私密谈话。从某个年龄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那里，我还在听说他们蜂拥去听迈耶·沙皮罗（Meyer Schapiro）的课。这位伟大的艺术史家，在谈到塞尚或康定斯基时，双眼闪亮，满脸是狂喜的笑容，不止一名学生禁不住说：“无论他抽什么，我都会抽上几根。”

要不来看看这段关于威廉·詹姆斯的话，另一名心怀感激的学生乔治·桑塔亚纳写的：

或许在他执教的最初几年，他在教授职位上的感受有点像一位军人不得不在一场葬礼上读祈祷文时可能感受到的那样。他对自己要说的话可能有更深的构思，甚于一个学究气更浓的人可能的构思；但是，如果有人为他指出这一点，他会感觉更开心。他喜欢打开窗户，往外看一会儿。我想，铃声响起时，他很高兴，他可以再次做回自己，直到第二天。但是，在教室里例行公事时，他有时也会很来劲，在那里用手撑着头，妙语连珠，栩栩如生，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善恶分明。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对一位伟大的教师的刻画，也见识了一番最好的大学的模样。

7

对于甚至只是粗略了解美国教育史的任何人来说，我们的大学起源于宗教，或者说，他们的目标、结构和教学方法主要来源于新教，尤其是来源于教徒被称为清教徒——开始的时候是他们的敌人出于嘲弄这样叫，后来是他们自豪地称呼自己——新教的严格形式，这都很难算作是新闻。很多大学，不管是古老的还是较新的，都保留着宗教渊源的痕迹，比如，新哥特式的图书馆建筑，高耸在校园中心（或曾经的中心）的教堂塔尖，以及由此向外辐射的其他所有东西。

但是，很多学者莫名其妙地不待见这些渊源，似乎对于我们世俗的自由来说，即使很久以前反抗教士权威争取学术自由的斗争就已经胜利了，它们还是会有某种威胁或让其难堪似的。如果你在今天打算提醒某个重点大学的校长，他或她自己的大学由某个宗教教派发展而来，你面临的反应很可能会跟那位众所周知的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的反应一样：在听到达尔文宣称人是猿猴的后代时，她回答说她希望不是这样——但如果真是这样，她希望这事不会广为人知。

这既可惜又浪费，因为过去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包括教权主义的过去，以及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挑战方面。我们容易记不住，或者在漫不经心中忘记：曾几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不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也不充当社交俱乐部的筛选工具，而是牧师、教师和更广义上的公职人员的培训基地。莫里森这样写道：美国的大学，在英国的源头是慈善机构，人们“指望它们给外人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发放救济物”。43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始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既是清教传统的保守者，又是其创新者，他的说法是：“真正的优点是什么这一观念应该……经常向年轻人讲述，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在心中牢记，融入到一种气质中，跟服务人类、祖国、朋友和家庭的能力结合起来……这种能力应该是所有教学宏伟而终极的目标。”44

富兰克林的朋友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创建了狄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该学院位于费城以西100英里的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Carlisle）市，协议规定该大学建在郡政府所在地附近——这样，它的学生就可以像狄金森学院当前的院长所说的那样，很快就能走过去，“观察运作中的政府”，“接触社会，从而做好进入其中的准备”。45在我们这个时代，某些大学似乎对其公共责任领会得不够深，这方面的先例——宗教时代和启蒙时代而来的——不应让它们心生尴尬，而应激励它们效仿。

在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学生的责任方面，它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回想起某个词的来历——我们用这个单词来命名站在讲台前或坐在讲座桌最前边的人。当然，这个词就是“教授”（professor）——这个词指立誓信教的人，比如在清教教堂里，在人群面前宣誓，作为一种公开加入的仪式。当然，这种意思是我们仍希望主张的一种意思，因为真正的教师应始终做一名这个词根本意义上的教授——一个毫不畏惧重复工作带来的与日俱疲，对服务于自己的使命始终保持热情甚至狂热的人。

第三章
从学院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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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詹姆斯敦建起第一个定居点后近一个世纪，“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80年后，美国殖民地上仍然只有两所大学，北部的哈佛（创建于1636年）和上南方的威廉玛丽（1693年）。在18世纪伊始和独立革命爆发之间的那段岁月，大学的数量增长到了九所，增长的大学分别在新英格兰、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先后加入两所最古老的大学行列的有：耶鲁大学（1701年）；新泽西学院（1746年），1896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国王学院（1754年），1784年取了一个爱国的新校名哥伦比亚大学；费城学院（1755年获得特许状，1779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罗德岛与普罗维登斯庄园殖民地学院（1764），1804年为纪念早期的捐助者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而改名；王后学院（1766年），1825年成为罗格斯大学，以纪念一位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1754年以服务印第安人的教会学校形式创建于康涅狄格州，后来获得大学特许状，搬到现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Hanover）的新地点。1

在某些情况下，新大学涌现的原因近似于推动教堂增生的原因：一个教派，出于对教友的不满，或者由于旅行的不便或花费，分裂出来，在新聚居区组织一个新的集会。耶鲁大学就是这样创建的。创建耶鲁的部分原因是，哈佛理事会的一名成员科顿·马瑟对剑桥在正统信仰上的堕落非常不悦，于是支持在南边100英里的纽黑文创建一所更忠于信仰的新大学。

接下来，耶鲁也推动了在更远的南方创建新高校。在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时代，一名极其虔诚的学生大卫·布莱纳（David Brainerd）指责他的导师“跟我靠着的椅子一样缺乏气度”，因为出言不逊他遭到开除。这时，跟他惺惺相惜的“新教义派”（New Light）校友，包括乔纳森·爱德华兹和阿龙·伯尔（Aaron Burr，将来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决斗对手的父亲）得出结论说，耶鲁跟哈佛一样，已经变得令人绝望地冷酷，他们支持在王子城（即普林斯顿，Prince-Town）建一所新的大学——关于这件事，伯尔后来应该这样说过：“如果不是布莱纳先生在耶鲁大学的遭遇，新泽西学院永远都建不起来。”2同样的分裂过程也促使托马斯·杰弗逊在19世纪早期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只是他的想法比较世俗，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母校威廉玛丽已经堕落了，变得“消沉而无能”，弗吉尼亚大学是对这种情况的矫正。3

到19世纪20年代，新大学创建的步伐越来越快——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对老学校不满的逃亡者创建的，比如欧柏林学院（1833年创建）对来自附近的雷恩神学院（Lane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学生和教师敞开大门，这些人对雷恩的管理层压制关于奴隶制的辩论很愤怒。到这时为止，美国已经有大约50所大学，尽管相比整个人口数量，它们的总招生数还很小——在1300万人口中招了不到4000名学生。有的大学很短命，而其他大学造诣卓越，历久弥坚，大部分仍然跟这个或那个教派有着亲近的盟友关系——以至于像一名耶鲁的毕业生在1852年抱怨的那样：“你一周要去教堂16次，不然你就有麻烦了。”4

捐助通常都很微薄，学费收入取决于不可预料的招生（学生人数通常在30~100之间），当地教派的支持也不尽相同。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话说，大部分大学都是“谨小慎微，饱受教派纷争的折磨，穷困潦倒……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大学，只不过是擅自颁发文凭，美其名曰的高中或专门学校而已”。5在最近的一本生动逼真的书中，作家安雅·卡缅涅茨（Anya Kamenetz）更尖锐地指出：“任何吹嘘自己有‘几百年学术辉煌传统’的高校都是在扯谎。”6

至少，这曾经是对内战前所谓高等教育的标准描述——它等于是为数不多的无能机构，对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小规模管理阶层的年轻人没什么用处。在同时代的人中，不难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白鲸》（1851年）中，捕鲸船裴阔德（Pequod）的船主想让年轻的以实玛利明白，他的船在一名奇怪的船长指挥下航行。他告诉这个男孩，亚哈（Ahab）船长“读过大学，还在食人族中混过”。这样说，似乎只有非常特别的人才会冒险接近他们中的一种。未来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哈佛大学1830届）评论说：“没有一样好东西教给了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亨利·亚当斯（1858届）表示同意，他说：大学“教的东西很少，而且这些东西很糟糕”，让他以一片“人生的空白”进入世界。7对很多学生来说，大学很明显是一场让人迟钝的走过场，通过死记硬背，你站在教授面前，展示你掌握了霍拉斯或维吉尔的诗体格律，会进行数学运算，或者能找出一段正确的经文来证明某个神学观点，要不就是把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欠缺展示在他面前。

如果功课枯燥乏味，惩戒也无济于事——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照皮博迪（Peabody）家族的一个成员的说法，在新英格兰的大学里，“够得上判处监禁”的罪行“经常发生”，包括引爆炸药、捣碎窗户、扔石头砸不受欢迎的教员的房子，偷鸡摸狗，“借用”马匹但还回来的时候马鬃都被剪掉了。常年不断地发生的一种学生抗议行为——饮食暴动——非常普遍，让大学看起来差不多就是场“混乱的滑稽戏”。一名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被开除。因为他反对他所谓的“苍蝇汤”（fly-soup），煽动大家一起发出“嘘”声来表达抗议，但他没有说明：是他认为汤里混进了煮熟的苍蝇；还是大厅里苍蝇成群，很多苍蝇淹死在他的碗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的同学都响应了他，众口一声地大声嚷嚷。8

除非有学生亲自出马，某些记述把大学的这种形象视为单调乏味、沉闷无趣，把这几年渲染为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黑暗时代”。实际上，很多关于高等教育的书，就它们认为“认识过去对于理解现在确实有用”来说，以南北战争后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开始讲述高等教育，完全忽视了公认原始的“旧时代大学”。9这种做法，在某些方面毫无疑问是对的，但也有大量的错误——至少有欠缺。这就好比：因为我们的前辈没住在有中央供暖的房子里，或者因为他们对种族、宗教或性有落后的观点，我们就鄙弃他们。

事实上，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学开展了很多教育改革的试验，很多大学都是活跃场所，激烈地辩论着有关宗教、政治和教育本身的话题。新的弗吉尼亚大学创造了我们会在今天称之为八条“路线”的新思路——其中包括解剖学和法律等专业学科。在很多较年轻的大学里，包括联合（Union，1795年）、安姆斯特（Amherst，1821年）、霍巴特（以日内瓦学院创建于1822年）和三一（以华盛顿学院创建于1823年），现代语言和科学开始替代了古典——在哈佛和耶鲁等德高望重的高校，也传来了改革的风声。10

实际上，无论这些大学在课程争论上采取何种立场，校园里都发生了某些重要改变——至少某些学生给大学带来了某些宝贵的东西。例如，研究南北战争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指出，在废奴运动的领导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非常高。在一份250名反奴隶制领导人的样本中，接近80% 的人要么从大学毕业，要么在大学里待过一段时间——而这期间，总体人口中，不到2% 的人是大学毕业的。11但是，这意味着上大学跟对奴隶制产生愤怒情绪，或至少增强这种情绪有关吗？还是这意味着“脑中藏着刀”、随时准备砸碎长辈珍视的设想的年轻人，相比思维迟钝、喜欢顺从的人，更喜欢上大学？

这种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那种，或者有时被称为原因与相关性的问题——没法特别肯定地回答，尤其是在过去问到时。大学开拓了学生的思路吗？或者说，上了大学的人，在他们上大学之前，是否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思路开阔？迹象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我们稍微来谈一下种族问题，在1826年—1866年之间，整个美国，总共有28名非裔美国人获得了本科文凭，而到此期间结束时，黑人的总人口超过了450万，其中包括南北战争前解放的60万人，某些人的家庭几代人都是自由的。12另一方面，某些大学非常吸引有改革思维的年轻公民——不仅仅有欧柏林（第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也是第一所致力于男女同校教育的大学）等新大学，还有一些老大学。1842年，在美国的一次巡回售书活动中，查尔斯·狄更斯发现，美国是个在民主分配的贪婪动机下驱动的粗俗国家，但他对“剑桥的大学”（他给萨姆纳和亚当斯蔑视的同一所哈佛大学取的名字）做了例外的评论，称赞道：“它产生了人性化品位和意愿；它带来了深情厚谊；它摒弃了大量虚荣和偏见。”13

毫无疑问，在过去，某些南北内战前的大学落后、沉闷且举步维艰，但其他大学永不满足、虚怀若谷且活力十足。至少在整个19世纪中期，大部分大学都在某种形式上保留了它们由其起家的宗教一致性（普林斯顿是长老会，布朗是浸礼会等等），但是，在恰当地称之为“道德教学法的时代”中，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特别的信念，它们都一致同意，它们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

出于这个目的，大学校长教授高年级的道德哲学课程，这几乎是普遍现象，尽管根据各自特别的宗教背景，各个大学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一位历史学家描述：“这些课程（今天我们会称其为‘高峰体验’）旨在把在此之前年轻人已广为接触的零碎箴言和训诫都收集起来，以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整理它们，作为时代的道德遗产来提供，供人研究、爱护，并可能终其一生都去遵守。” 14

在根本上，这样系统化的观点跟清教徒创建者的没什么大的区别，尽管现在倾向于给有意识的自我完善以更多空间，不大强调用不可抗拒的恩典来抓住灵魂。下面是詹姆斯·麦考士（James McCosh）解释的一段有代表性的说法。他是苏格兰出生的一名哲学家，继承了另一名苏格兰人——曾经在他之前担任普林斯顿校长的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的传统：

自由和法律是……心灵王国的基本章程。在两个人团结一致，自由意志依据固定的法律来行动时，心灵才是善良的。在自由意志不忠于她法律上的伴侣和丈夫时，心灵就是邪恶的。从这一刻起，就开始了让灵魂涣散的分裂，那些家族纠纷——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而这些内部的纷争，即使借助法定的离婚，也没法避免……因此，所有那些在意志上背叛天性的法则，也就是说神的律法的人，掀起他们满腔怒火的内部纠纷——一种分裂，如果没有神的干预，肯定会一直保持下去；让精神涣散的双方在一方面分开，或者在另一方面诚挚地团结在一起，都是不可能的。15

上大学是自查、自律和自治的一种实践，至少差不多应该如此。

2

但是，如果在19世纪大学的教学中，清教依然以教条主义的宗教形式保留着残余力量，那么，从事教学的人就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证明其工作价值。到19世纪下半叶，官方消息中开始慢慢有了一种自卫的语气，所有大学——现在跟那时一样——要发出请求，争取大众支持。比如，在一本引人注目地冠名为《美国大学与美国大众》（American College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1870）的书中，我们发现，耶鲁的校长带有焦虑地赞美大学生活：“大学友谊的温暖，大学竞争的诚挚，个性的显露，成长的展现，对报应与羞耻中的恶行和激情的争论，胜利与荣誉中毅力的回报……”16曾经会不言而喻的观点——基督教育的价值、希腊与拉丁古典训练的价值，以及跟同龄人亲近地住在一起的价值，现在都得到了大学的颂扬，以反击公众的质疑，捍卫自己。

在某些宿舍，质疑变成了嘲弄。到19世纪90年代初，主要靠自学成才的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谴责说：“现有的大学教育”，重点放在过时的观点和“已经废止的语言”上，只适合“在另一个星球上生活”。17几年后，爱尔兰出生的芝加哥记者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以虚构的杜利先生（Mr.Dooley）的口气撰稿，区分了两类大学：“有思想的无声音大学”和“无思想的有声音大学”。在后者中：

这些大学的校长相信训练年轻人为公民的理想而奋斗……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具备勇气、纪律和崇高的目标”；因此我认为如果帕基（Packy，杜利的儿子）去上大学，他会听有着崇高目标的博士伊拉斯谟·H.诺德尔（Erasmus H.Noddle）讲……我高尚，你高尚，他也高尚。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某个人来教我们的年轻人这些东西：在黑暗中走路回家所需要的勇气，起点不止于填饱肚子和找工作的崇高目标。而在教授这些学生的大学里，可以理解，横冲直撞比实现公民的理想还要好。18

大约30年后，在《胡说八道》（Horsefeathers，1932）中，格罗乔·马克思（Groucho Marx）加入了辩论，这时昆西·亚当斯·瓦格斯塔夫（Quincy Adams Wagstaff）突然不由自主地唱起自编的歌来：

我不知道他们要说些啥

反正都一样嘛

不管是什么，我都反对

无论是啥，谁开的头，我统统反对

你的提议可能是好的

但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不管是什么，我都反对

即使你修改或简化了它，我都反对

我儿子出生前几个月

我从晚上喊到天亮：

不管是什么，我都反对

打一开始这样做，我就一直喊，我反对

只要大学坚持贴近美国主流文化，这些事可以一笑置之，因为在校园大门外，人们有太多抱怨了。但是，到格罗乔之前很久的邓恩的时代，这种关系变得紧张了。

出现这种紧张局面有很多原因。旧时代大学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在一个宗教与伦理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他们坚决奉行新教教义（少数几个天主教高校，1789年开始在乔治城创建，一开始是培养热衷圣职者的神学院）。1850年，十个美国人中，不止九个出生在美国；到1876年建国100周年纪念时，更多的美国人出生在国外，比100年后的还多。19另一个问题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这本书对宗教正统性令人沮丧的影响，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神学家预料到了，他们估计，地球的年龄比《圣经》所证明的要老得多；另外，质疑《圣经》本身是否神创的“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的提倡者也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神学如何失去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历史和人类心理如何越来越多从科学角度，而不是从宗教角度看待，这方面的故事，众多历史学家以多种说法做了讲述。达尔文是一个方便的切入点，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没有明确的开头或——鉴于我们仍然置身其中——清楚的结尾。就我们的目标来说，这样说也许就够了：大学的转变，跟美国生活中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在南北战争后明显变得迫切起来，用爱默生打的一个地质学比喻来说，内战“在从过去到现在的花岗岩中”打开了“一道裂缝”。20

不少大学跌入了这个裂缝中（首先，战争抽走学生服兵役），其中一些永远都没回来，而那些活过来的，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新的国家中，往西的拓居和移民大大扩充了这个国家，但新的通信网络（先是电报，接着是电话）和交通（铁路，后来还有汽车）又压缩了它，在现代工业、农业、政府和法律技术方面，迫切需要培训专家。21甚至在内战还没打到一半的时候，国会就通过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1862），为忠于联邦政府的州提供联邦土地授权——该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每人三万英亩，指定用于创建新的大学，“这些大学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在不排除其他科学或古典学习的同时，教授跟农业和机械艺术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政府赠地”大学最终演变成了州立大学体系，在今天，该体系包括伊利诺伊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及其他很多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校。

与此同时，旧式的学徒制度也在衰落，法律和医学等职业开始需要专业学位，既作为能力的证明，也作为把关控制的一种手段。为了让年轻人准备好进入现代职业，大学开始大胆创新，在围绕神学和古典的课程之外开设新的课程。每一个时代的每一所大学都试图将其自认的义务融入到过去（以校友和退休教员为代表）、现在（校董会、立法会、目前的捐助人）和未来（新学生和将来的学生）中——19世纪的大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否得到了全体大学选举人的同意，在南北内战前开始的改革步伐都加快了。

专业科目上的选修课程数量成倍增加了；根据考试或通过了选修课程展示出来的熟练程度，学生被指定背诵某些章节；教学越来越多地通过学术部门来指导，而不是由校长或一帮老资格教员来控制。22

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变化解释为跟过去突然而全面的决裂——现代性对基本上是一个前现代概念的“教育应该如何”的攻击。实际上，在达尔文、内战或接下来的知识、社会和经济上的转变发生很久之前，就有一些著名的异议者，他们认为美国的大学令人绝望地倒退了，不切合社会对它们的需求。早在18世纪3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讽刺哈佛是一个在智识上呆滞的地方。不久之后，他就提议在费城创建一所会带来“……发现……造福人类”的新大学（它最终变成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的同道本杰明·拉什设想了一所将成为美国进步的孵化器的伟大大学。在担任总统期间（1808—1816），詹姆斯·麦迪逊给国会发了不止4条咨文，提议创建一所联邦资助的大学——但毫无结果。

内战后的几年，在研究型大学最终确实出现了后，各学院——甚至是那些本身还没改造成大学的——别无选择，只好适应它们。“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有了新的意义。以前，它跟“学院”（college）这个词交替使用，但是现在，它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机构，该机构的任务，除了“本科生”——为了把大学学位攻读者跟追求更高级研究的人区分开来，这个词变得通用起来——的教学之外，还有研究和职业培训。以殖民地大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为中心，在它们周围慢慢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学；而芝加哥和西北大学等其他大学，之前没有任何基础，在一开始也没有收到卡耐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等工业巨头的捐助，也破土而出了。还有其他一些大学（克拉克、约翰·霍普金斯）也在根本就没有本科生的情况下创建了。

为了给不断增长的研究活动腾出空间，哥伦比亚大学搬到了曼哈顿的上城区。哥伦比亚的校园主要就是在这之后的20世纪最初十年修建的。校园里矗立着一栋穹顶建筑，其正面刻着这样一句话：“为学生的信仰与学习可携手前进，品格与知识可共同成长而建造。”直到今天，它仍用作校园专职教师的办公楼，每次走过这栋建筑时，我都会想起我的一位老师坚持将其作为思想史格言的一个观点：当你在正式的公告或纪念文中发现了一条明确表达的原则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个时代的人就已经不再相信它了。“为学生而建造”这话暗示着其他大学建筑是为别的东西建造的。这样它们就是：为了推动某个具体的学科，比如数学、化学或法律而建造。就宗教来说，它正变得不合时宜，肯定不再是校园生活的中心。

所有蒸蒸日上的美国大学——无论是新建的还是焕发青春的——都在某种程度上以当时声名卓著的德国大学为榜样。当时的德国，普遍有学术自由，研究实验室和研究生讲座都率先实现了其现代模式，“教授可以以学者和研究者的身份专门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无须费心去弥补本科生的不足”。23接下来，这些新兴的高校吸收了一开始是独立创建的医学院和法学院，还合并了师范学院以及工程学院与商学院。

新大学的一个做法是，把它们的教师都转成认证教授，完善同行评审体系和国家认证标准。实际上，高等教育的监管机构从教会变成了现代语言学会（成立于1883年）、美国历史学会（1884年）和美国数学学会（1888年）等学术协会——1915年，该过程达到顶峰：为了捍卫学术自由，使其免遭校长和校董事会的侵犯，在约翰·杜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杰出的历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领导下，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成立了。教师和校长之间的零星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1917年，哥伦比亚的两名教员因为公开反对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校长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的解雇，学校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为此愤而辞职。（比尔德将支持巴特勒的学校董事会描述为“在政治上反动短浅，在信仰上狭隘古板”。）但是，就整个国家来看，潮流已经逆转了。1895年，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在他的私人捐助之外，按照《莫里尔法案》，联邦政府又给纽约州批准了土地——在回顾旧式的教派大学时期时，宣称他完全摆脱了“一种这样的控制系统：在挑选一名数学、语言、修辞学、物理或化学教授时，首先要问他属于哪个教派，甚至问他属于某个教派的哪一宗或哪一支”。24

到19世纪末，美国的学院发现自己置身于焕然一新的环境中，这其中最明显的组织结构特征就是新型综合性大学的出现。在致力于朝专业化的学术与研究发展的道路上，综合性大学是学院的竞争对手；而且，随着博士学位成为在大学任教的标准资历（到1903年，威廉·詹姆斯告诫人们提防“章鱼博士”），对于那些仍然独立于新型综合性大学的学院来说，综合性大学也是它们未来的教师的来源。这既有好处，也有问题：这鼓励专业主义，提升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水准；但这也营造了一种环境，使雄心勃勃的专业学者把教本科生看作是一种分心和负担。

已壮大成形并建成各种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付诸实施了某些新建议，把本科教育移交给没能成为研究者或以前是研究者的二级教师。而在某些市内高校，甚至还有计划把本科生拉出主校区，送到某个位于郊区的附属学院去。25在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看来，跟大学生待一起根本上就是“对创建者（约翰·D.洛克菲勒）的弱点的一种暂时性妥协”——不知何故，洛克菲勒有一种特别能够打动他们的东西。26与此同时，教师们开始从富有竞争力的招生中受益了。在一所作为竞争对手的大学跑来招揽人才时，讨价还价中首先提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减轻教学负担，从而有更多时间用于科研——187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出邀请时，哈佛的语言学家弗朗西斯·詹姆斯·柴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就是这样做的：他想免除为本科论文打分的职责。27

回想起来，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个命中注定的过程，无可阻挡地走向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教育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中，“大学”这个词已经简化为一个敬语，指的是资格认证过程中在某一小步——起步阶段上取得的较高教育程度。40年前，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创建了用这种等级制度给高校评级的正式分类系统，综合性大学（“研究”与“综合”）在顶层，学院（“人文科学”“社区”）在底层。该命名系统还有待考虑营利性高校的爆发性增长，它们对分类系统满不在乎。不过，不止一位批评家认为它们完全可以搞一个它们自己的分类系统：“伪装成大学的营销机器。”28

正如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该委员会的主办机构）最近所承认的，把等级制度规范化的一个后果是：“很多高校都力争‘提升’在分类系统上的‘排名’。”29某些基本上是人文学院的高校，比如卫斯理（Wesleyan）、德鲁（Drew）或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希瓦尼 [Sewanee]），由于招收了比较少的研究生，所以自称为综合性大学。总之，今天的学术文化把研究型大学看作现有高校系统中最先进的一类，并且隐含着——或至少导致人们这样推断——排名位于其下的高校显示出有不同程度的短缺或不足。这种惹人反感的分化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说，当时，美国的大学第一次“受到了刺激，想在大学排名上一展抱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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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这整个过程的一个方法是，留意一下具备成为综合性大学最有利条件的学院，看看它们内部和之间爆发的争论——1885年，普林斯顿的麦考士和哈佛的艾略特在纽约的中立性场合相聚，讨论大学课程应该怎样设置。麦考士发言，为他称之为“学习的三位一体”——“语言与文学…… 科学，以及…… 哲学”——辩护，按照他的第一条和第三条评估准则，哲学仍包括古典。尽管他肯定是这两名校长中更保守的，但他不是贬损他的人认为的那样，是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在他于1868年来到普林斯顿后不久，他就引进了选修课程（让某些教员失望了），尽管选择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只有大三和大四学生可以选修，而大一新生和大二学生还是只能学习严格规定的课程。麦考士认为，“自然科学”应纳入每一门学习课程中，但他还是主张，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精神与道德科学”。这是因为，可塑性强的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诱惑，失去信仰：如果“只用物质来教育我们的学生，他们往往会得出结论：世界上除了物质没有别的东西”。31

而在另一方面，艾略特却坚信：“比起任何一位大学教员，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18岁青年能为自己选择更好的课程。”这个观点是以几个前提为基础的：好大学善于挑选能够自我引导的出色学生；应该培养和鼓励天赋与性情上的个体差异；健康竞争的大学氛围会确保学生雄心勃勃，只要是看起来最意气相投和引人入胜的领域，都会有优异表现。另外，“在18岁时，美国的男孩都不再是小孩，强制性的外部纪律约束对他们没用了。”32总之，麦考士主张控制和引导，而艾略特主张自由。

在他们的分歧背后，是两种对年轻人心理与智力发育的迥异观点。艾略特认为，如果负责任的上进心确实会内化，那么，在进入大学之前就会实现。而麦考士认为，这种早熟不大可能，或者说至少是不可靠的。在这方面，就他对各地的教育机构的广泛熟悉，不仅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还有德国、瑞士和荷兰的教育机构，他的判断要么是有见识的，要么是受到曲解的。总之，在语言、历史和文学，以及科学上，美国高中的欧洲同行（尤其是文理高级中学，对于喜欢学术的年轻德国人来说，这是迈向高等教育最有可能的途径）的毕业生很可能比他们的美国同辈更精通。想起这些差异，他认为，美国大学的前两年应该继续为自由教育打基础，向学生介绍物质和道德世界久经考验的真理。在后两年，对学生的学习计划，如果不是进行全面控制的话，仍应有强有力的引导。

在另一方面，艾略特却认为这种做法会阻碍想象力和抱负，它唤醒了统一的基础课程这一幽灵——而且这些课程还是“由能力最差的学生的需求来决定的”。它在“透彻性”上迎合“肤浅”，而且违反了一大原则：“只有每个人的独特技艺、能力或天赋都得到开发，并加以充分地运用，社会才能更好地运转。”33

他们两人都没有赢得辩论，既没有获得什么奖励，也没有说服失败一方所在的高校照获胜一方的观点来做。但长期来看，谁是这场辩论的胜者一目了然。今天，在大多数大学，艾略特的方法成为规范。很明显的一个例外是圣约翰学院（St.John’sCollege），很少有高校像该校一样将学生的课程限于哲学、文学和科学的古典作品，更多的高校实际上赋予学生无限的自由，学生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有几所大学或学院，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以及乌尔西努学院（Ursinus College）等少数独立学院，试图按照麦考士的模式采取这种办法，要求大一新生和大二学生学习一些核心课程，在古典作品的帮助下，学生（照乌尔西努目前的课程表的说法）“反思人生在世的几大问题……做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样度过人生？宇宙是什么，我们怎样融入其中？”34

但是，现在的大部分大学两条路都没有选。在学生投入到专业化或不相关科目的大杂烩中之前，可能有某些新生的“入门”课程，而且很可能有某种宽松的“分布”要求，使学生很难整天只学习一门课，尽管这样做并非不可能。换言之，除了鲍勃·琼斯（Bob Jones）或奥罗·罗伯特（Oral Roberts）大学等劝诱改宗高校，很少有大学在学生该如何思考问题上指手画脚。同样鲜有例外的是，大部分高校甚至都不愿意给学生讲什么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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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故事，有的人把它讲成了一段传说，说它是在克服顽固的传统主义者的阻力下实现的现代化。顽固主义者如实有其人的麦考士博士或虚构的瓦格斯塔夫教授（“无论如何，我都反对”）。其他人则把它讲成描述一个崩溃的故事，对这场崩溃的抗拒，既高贵，又无效。两种说法都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实情，而且，重新打响过去发生过的战斗，也没什么收益——至少在某些特定的高校之外，没有收益，因为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支持者，都能在学生的需求和欲望——它们很少情况下是一回事——之间找准自己的位置。

但两种说法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推动这个故事发展的因素中，对“什么最适合大学生”所进行的反省式思考占的比重很小。尽管大量的学术宣传说的完全不是这回事，但事实却是：在由现代大学的领导人确定如何利用资源，哪些“领域”该投入等等时，大学生很容易边缘化。对于这一点，克拉克·克尔写道：“面对大型大学里的本科生教育，大家很可能是接受，而不是对抗。”35在今天，难以想象会有很多重要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以克尔的坦率态度来谈论本科生教育，更不用说对麦考士和艾略特引入到他们辩论中的细节有所关切和掌握。

较少的大学生（不到总数的1%）仍然会去读和大型综合性大学分开的独立寄宿学院——但几乎所有教师，无论他们在哪里教书，教什么样的学生，都在某所综合性大学培训过，因此，很自然地，他们把培训学来的方法带进了本科生教室。从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麦考士跟他暴躁易怒的名声并不十分相称，而艾略特跟他“伟大的创新者”的名声也不十分相称。在他宣布“教育需要自由”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早期专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更多是新兴大学在经济、人数和职业方面的需要所推动的，而不是高尚的对学生专心所推动的。

全体学生的规模倾向于增加，这一可靠的事实一直是有利于专业化（有时候，有些人会喜欢称其为区隔化）的一大力量。这一点，艾略特也承认，他说：“一所大学必须有大量的学生，不然，它无数高度专业化指导的课程就会没有学生听。”36对学费毫不松懈的需求也促进了这种增长。大学需要学费来支持科研活动，筹措资金好向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就高校致力于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经济多样性”来说），并创办校友基地以便将来得到捐助。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各学院，尤其是那些综合性大学内的学院，除了有时没有达到招生目标的，几乎一直在增长，很少见缩减规模的。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以前都是男性、极不情愿减少男生的高校流行起男女同校来，也刺激了增长。37在21世纪，招收更多国际学生的潮流正推动着大学继续扩大规模。

有时，这种增长是渐进式的，有时是爆发式的。比如，在社区大学，紧跟最近的经济衰退，招生急剧增长，因为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成年人都寻求再教育，以便将来好就业。但是，不管是以怎样的速度，至少在150年里，学生人数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考虑到同时出现的总体人口增长和相对较少的大学数量增长，这种趋势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明显的。1869年，在接手哈佛校长职务时，意识到增长的紧迫性，艾略特承认：“150名年轻人没法像过去的50人那样彼此亲密。”换句话说，增长威胁到大学的理想。但是，到了1885年他跟麦考士辩论的时候，哈佛新生的数量翻了一番。在我进入哥伦比亚的年代（我在1985年成为其教员），该大学的规模已扩大了将近50%。为了招收更多美国本土的学生，也招收更多来自海外的学生，以寻求增加学费收入（经济衰退让学生的助学金需求增多，而学校的捐助收入减少后，这一点尤为紧迫），在可预见的将来，该大学毫无疑问会继续增长的步伐。

为什么增长通常对教育的一致性不利？首先，在一份即使只保留几门必修课的课程设置中，学生越多，上这些课的学生人数就越是超过教师的能力和教他们的意愿。早在1825年，一名自由选择课程的倡导者就这样写道：“要求每名学生都由教师亲手指导的旧式原则，再怎么精明，也没法运用了，因为整个学术生命的时间没有同时延长。”38该作者想的是过去的时代，每一门必修科目——神学、古典、数学、历史等等——都由一名教授来任教，这样，在他的指导下，每名学生在其大学生涯中都得早晚学习这些课程。当时已经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某些高校，这种微缩主义已经过时了，即使是最起码的目标，让每个学生都上一种公共的学习课程，都变得难以把握了，因为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坚持开设必修课意味着要聘请更大数量有能力教授这些课程的教师。

招募并留住这样一名教员代价高昂——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市场中；另外，为了该课程能顺利开设下去，教授它的人应该具有合作精神，即抛开他们独特的研究兴趣，对18和19岁的年轻人做“引导性”工作，并且彼此交流授课的内容和方法。实际上，他们应该忘掉大学所学的专业教给自己的东西——或者至少努力把这些东西跟他人所学的联系起来。

某些高校要求所有本科生都上入门课程，以此来继续推动这种合作教学。举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乌尔西努学院这样做了，即使没有研究生充当助教，他们也开设了“常见知识体验”研讨课程。我自己所在的大学仍在要求所有大学生上必修核心课程——主要是由于固执的校友施加的压力，大部分的负担由初级教员和研究生来承担；至少有某些教授这些课程的高级教员发现，在合作和自我教育中的收获，让他们自己在学术追求中缩减时间物有所值。小班教学中保留这些课程代价不菲，因此，在某重点高校放弃节省成本的大班讲课模式，改为更小的班级时，比如就像最近MIT的物理系所做的那样，结果却是上课率升高了，不及格率降低了，这种现象实在鼓舞人心。39

如果一所大学扩招后还志在开展某种核心教育，他们可以让学生涌进大课堂，由乐意上课的教员教授一些其他教员已经一致同意应该教授的科目。从一名伟大的讲课者那里学东西依然会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这是哈佛1945年的“红宝书”（Red Book）的前提，该书发动了在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上的基础课程“通识教育”计划，由少数愿意教本科学生的权威讲课者来讲授。这种课程的遗迹，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某些课堂形式上看到，比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著名的课程《公正》（Justice），该课经常能吸引大约800名学生，还能让他们感觉不错。但是，照社会科学家的说法，桑德尔是一名局外人。

今天，这些规模上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大学。在它们背后，有着更根本的专业知识大爆炸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中期，大规模扩充波及的范围，就已举世闻名，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让掌握人文知识的要点（比如用托马斯·杰弗逊终其一生努力自学的方法）这一曾经受人尊敬的志向显得荒谬。这一点，艾略特在他跟麦考士的辩论中指出：“在本世纪初，能用现在看来是保证课程教学质量必不可少的图解、材料和方法来教授的课程，在哈佛大学200种教学课程的课程表中，很难选出20种。”40在仅仅几年以前，学校能提供的课程还达不到200种。而现在，每所重点大学都有几千种课程。

上述现代学术生活中的事实，麦考士和艾略特两人都承认。麦考士想抵制它们，艾略特想欣然接受它们。他们两人都明白：既扩大学生数量，又扩充他们能够选来学习的科目和方法，这需要付出代价。这两方面的扩充发展迅猛。麦考士认为代价太高，承受了这种代价后，将不可能有一致的教育。艾略特则认为，这是进步的代价，必须承受。他们两人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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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谓的“当代学术界强加的制造分裂与条块分割的划分”的两大力量——学生人数的增长和知识的增长——中，前者的速度可以降下来，但后者从来都没有可能加以阻止，更不用说逆转了。自称为“奥古斯丁派的托马斯主义者”的麦金泰尔大发议论，认为理想的大学应该是“探寻的社区”，有兴趣广泛但成员有一致的终极价值观的教师队伍。41但对于今天的教员来说，除了学术自由之外，也就是说，致力于探究自己的选择并让自己的同行评估结果的自由之外，很难了解这些价值观会是些什么。

实际上，在任何大型的综合性大学，教员都有可能进行跨学科合作，甚至以数量巨大的全体教师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只要是学术自由看起来有危险，或者预算吃紧威胁到在某个人所在的院系雇用更多人手。在培养本科生的工作中开展认真的合作比较罕见。最近，哈佛想对其大学课程实行意味深长的改革，但以失败告终，这是最明显的相关事例。在经过多年努力后，被指责导演了这场改革的委员会副主席冷冰冰地评论道：“我们完全不习惯用通用术语来考虑教育。这不是我们的专长。”42

哥伦比亚大学，它现在包括艺术、国际事务的研究生院，还包括很多只教或主要教本科生的教授，自从大学全体教员作为更大的艺术与科学教员队伍中的独立实体解散以来，20年里，我意识到，只有一次教员大会开展了实质性的本科生教育讨论。一群杰出的科学家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理由，要求在核心课程中加进入门科学课程，在他们的带领下，这次会议开得激动人心。然而，不幸的是，像我在本书前言中所描述的一次会议：会上，全体教员以知情和参与的方式讨论了助学金计划。这在今天极其难以再现。而且，教员不问世事（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再有大学招生和助学金方面的教员委员会）绝不是某些高校所独有的。43这是现代学术生活官僚化和有时称之为“巴尔干化”——教员分裂成互相提防的利益群体——一个自然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后果。

面对如此四分五裂的现实，麦金泰尔设想了一种理想大学，跟纽曼所设想的极其相似。某些教会附属大学，比如麦金泰尔执教过的圣母大学，或者几乎全心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大学，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或洛克菲勒大学（该校没有本科生），确实仍在追求这种理想。但是，当代高等教育图景的一个明显现实是：这样的高校群体几乎不存在。

很久以前就没有这样的高校群体了。在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评论中，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形容芝加哥大学（从1929年到1951年，他先任该校的校长，后来成为名誉校长）是一个“由中央供热系统绑定在一起的”院系大杂烩。20年后，克拉克·克尔以一个加州人的观点改正了哈钦斯的说法，他形容伯克利的教员是“系列的个人……因为对停车的集体抱怨而抱团的企业家”。该观点的意思是：现代大学的主导力量一直是离心力——随着19世纪末的研究型大学让位于20世纪中期克尔所谓的“大杂烩大学”（multiversity），情况越发如此。

早在1922年，在其小说《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中，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 Lewis）就描写了一所名字听起来像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和密歇根混在一起的巨型大学：

威尼密卡（Winnemac）大学……有一个带玻璃顶棚的棒球场；它的建筑尺度以英里计；它聘请了数百名年轻的哲学博士，快速指导梵文、航海、会计、景观配置、卫生工程、普罗旺斯诗歌、海关税则、蔓菁种植、机动车设计、沃罗涅日（Voronezh）历史、马修·阿诺德风格、麻痹性肌营养障碍诊断和百货商店广告。

这是宏大规模上的民主教育，是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学习领域得到指导的一家机构”这一梦想的典范。它也是克尔先于事实的大杂烩大学——美国的巨大主义的预言式事实，很快，在超级市场和大型购物中心中就体现出这一点；后来，这一点也体现于谷歌和维基百科等无法预料的发明——它们能提供无限的信息，却不能对价值做出区分。

刘易斯是在将近100年前写这段话的，他对大学的描述接近于嘲弄，但现在，除了某些“较软的”学科——“普罗旺斯诗歌”“沃罗涅日历史”——很可能已经从课程表中砍掉了之外，这段话看起来是完全合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杂烩大学正越来越快地演变成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现任校长迈克尔·克罗（Michael Crow）所谓的“综合性知识企业”（Comprehensive Knowledge Enterprise，CKE）——他使用该术语的意思是，大学是一个国际网络，借助该平台，学术机构、政府、航空航天、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等等）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项目上合作，经常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财务收益。

现代大学的所有这些反复——从艾略特的德国式研究型高校到迈克尔·克罗包罗万象的空想，一直以来，如果不是专门地，也是压倒性地受着科学的推动。早在1876年，新上任的约翰·霍普金斯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以前是一名地理学教授）就讲过一段故事，在向学生展示“怎样扩大知识的涵盖范围，哪怕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时，他不仅阐述了新大学的研究任务，还阐述了教学目标。一名化学家艾略特表示同意，他写道：“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储存所属种族积累的知识”，从而“每一代接班的年轻人在起步时都有着先辈赢得的优势。”基于这个观点，整个人类历史就成了某种接力赛，比赛中，已经践踏过的地面无需赛跑者再跑。44

一个简单的事实证实了该原则的效力：现在，即使在进入大学之前，准备充足的本科生也会至少已掌握了微积分的初步知识——尽管在两个17世纪的天才（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了微积分之前，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走过了好几千年。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预计，一名大四的医科学生，比如说在26岁的年纪，就了解很多疾病的遗传基础或器官移植的管理方面的知识，强过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医师。科学这种不断进步的力量是人类文明的惊人成就之一。它并不意味着一个有着良好学业成绩的聪明年轻人比前人更有天赋，但它极佳地证实了这样一个前提：某些知识是递增和累积的——一旦发现了新的事实，没必要再去重新发现它，而是可以把它传给能够掌握并扩充它的人。

出于这个原因，除了其他优势之外，科学还在竞争大学资源中有着巨大优势。科学有能力展示进步——在总是喜欢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的文化中，这种能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吉尔曼和艾略特在19世纪末清楚阐明的进步理念，在学术界产生了共鸣，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倡合理分配专业化劳动力，认为这是富有效率的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他影响深远的作品《科学管理的原则》（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1911）中谈道：“进步有赖于对世界的知识做出真正的增补，而不是再去发明早已存在的东西。”45对知识价值的这种衡量符合科学运作的方式，并且它给人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至少，人文学者着力维护真理的方式是再次阐释它，而不是通过抛弃旧的为新的让路，就这一点来说的确如此。

科学还有相关的好处——尽管对于这种宣扬自己所作所为的价值的方式，很多出色的科学家表示反对，这些好处带来了无数大众可见并且感激的技术进步。它不仅拥有一种可以对其主张进行检验的手段——试验方法，而且它还对几乎每个生者和尚未出生者的生活造成明显的影响（当然，并不总是有益的影响）。晶体管、电脑、诊断机、药物疗法、替代能源（我们希望）——从某个观点来看，构成大众和私人对高等教育“回报”的东西，其清单越来越长。

这种清单，尽管它们可能赞扬各种历史或哲学的“突破”，但还是会千篇一律地被科学成就所主导，这一点，可见最近一本名为《伟大的美国研究型大学》（The Great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的书，该书的清单开始于激光和磁共振成像，结束于万艾可。46如果我们在同样的标题下纳入社会科学，那么，还可以在科学的荣誉簿上加入为法律和金融系统设计合理的原则（尽管因为鲜有学院派经济学家预见到了不久前发生的金融崩溃，后者最近遭到人们的质疑），管理交通和商业的基础设施，以及增进大众健康。总而言之，大学是培养、例证和推动现代文化的根本理念——进步的理念——的关键机构。

查尔斯·W.艾略特以他特有的自信说：“每个世纪都可能见识过文明中的一次空前进步，这完全是因为进步可以累积，”——但是，在他结束发言前，他加入了一个限定性从句：“如果没发生灾难来阻止它的话。”这是个很重要的附加成分。艾略特经历过取消奴隶制，见识过电报、电话、收音机和飞机的诞生，并且乘坐汽车赶赴他90岁生日的公众庆祝会。他还足够长寿，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普林斯顿，1917届毕业生）所说，一个帝国“非常缓慢地迈步向前，前面的人死去，后面的人不断推进”，而“另一个帝国无比缓慢地往后退却，每天几英寸，扔下如上百万小地毯般的死尸”。在艾略特于1926年去世后15年内，那个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使用现代化的组织技术，做出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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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如何考虑这样的现实？

在这种问题上，科学无能为力。正如俗话所说，科学的进步原则并不能在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学习上得到“很好的演绎”。但是，朱莉·鲁本（Julie Reuben）在一本重要的著作《现代大学的形成：知识转化与道德的边缘化》（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中描述了这一点：训练学生“科学地”思考成为整个大学的“主要目标”。47科学范式的力量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本来一直都涵盖科学的人文和通识教育，出于自己的目的都竭力适应它。

这就是麦金泰尔所谓的“在实际上没有用途的领域模仿技术”。48现代大学的历史早期，人文学者模仿科学家，他们试图描述语言的方式，仿佛可以用来研究语言的方法，跟他们在隔壁实验室的科学界同行研究气体或光的性质差不多。在理解语言的结构和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方面，语言学这门学科产生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事实证明，对于阐明历史人物的生活来说，精心开展的传记研究颇有用处。辛勤地誊写未发表的作品，通过与不同的版本进行校对创建可靠的文本，这些做法都增进了人类的知识量。这也是个“科学的”历史——该理念认为，通过实证调查，可以制定经久不衰的管制人类行为的法律，其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不亚于物理定律之类的东西——时代。

但科学家很少把这种奉承性的比拟看得很认真，而且人文学者也有他们自己的顾虑。文学研究者阿尔文·科尔南（Alvin Kernan）讲过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他在牛津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他在牛津学习英语。科尔南的导师看着他的学生紧张不安地纠结于“语言科学”的专业术语，对他表示同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文中看到一个不认识的词时，你就把它跟某个读起来很像的现代词联系起来，然后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大部分主考人都会怀疑，但是也有可能料想到：语言科学是如此不严密，你这个小小的词汇蕴含着有趣的可能性。”说到“科学的”历史，它会带来更多困惑，而不是决断。对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文章中，一名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对他跟一名学者同事用同样的证据居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表示沮丧：“这一直困扰着我。我们两人都在名牌大学拿到了高等学历……在为我们各自的书做准备中，我们运用同样的文件，读同样的传记和回忆录——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阐释……我们的方法出错了吗？”49

到20世纪末，追求客观性这一幻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人文学者曾经试图仿效科学家，那么，现在他们否决他们。他们以程度不等的“后现代”讽刺文来拒绝真理这个想法本身，宣称所有公认的真理都是偶然发生的，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但是，他们的结论还是一样：在大学里，人文学科继续让自己边缘化。

今天，时代的钟摆似乎又回到科学主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麦金泰尔所谓的作为学术人文标志的“时尚而不失进步的改变”。例如，在斯坦福大学的小说研究中心，现在有一个“文学实验室”。在这里，成群的研究生在进行数字化文本的搜索，对在漫长的散文小说历史中，标志着主题和风格转换的反复出现的单词，寻找其分布格局。这种做法名为“疏远阅读”（distant reading）——也就是说，由机器来阅读，比起任何人类阅读者可能能够进行的阅读量来说，这些机器可以扫描大得多的数据库（小说的数量）。该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让学者“不再读书，而是开始对它们计数、制图表和绘地图”。50这种方法可能迟早会产生出对文化历史学家有用的结果，但人们只能想象，对于那些在以古老的方式阅读上还有初步兴趣的本科生来说，它会留下些什么。

在大多数大学生看来，大学校园里的研究或专业争议——支持科学或反科学，或者其他的——上发生的事，从来都跟大学的重点没多大关系。科学进步的原则也对人文没什么助益——或许仅有的例外是作为观念史中的一段插曲，以及考虑价值问题时的一种挑战。我们不能说，在瘟疫的后果上，迪福（Defoe）发表于1722年的《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a Plague Year）或加缪（Camus）发表于1947年的《瘟疫》（La Peste）告诉我们的更多，甚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公元前5世纪对雅典瘟疫的评论。或者说，比起可能创作于2500多年前的《奥德赛》，乔伊斯在20世纪伊始写的《尤利西斯》有更详尽的经验描述。

此外，对于如何塑造生活或面对死亡，爱情的意义何在，或者责任的范围，科学都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东西。它不仅无法回答这类问题，而且还没法问出它们。有些人认为，有朝一日，科学会做到这两点——在某个“知识大融通”的未来时代，神经科学会明确解释并确保幸福，证明或反驳对罪孽与拯救性质的宗教见解；在今天，我们仅是对性与性别的看法，而到时，生物化学会在其中区分出真理与谬误；甚至所有的人类选择都会变得容易接受实验测试和合理排序。这可能会发生，但这一切实现的时候，我们中没有人会在世；我们是否会希望这样，也不清楚。

与此同时，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正在成为我们的大学的继子。51这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它们提供了词汇，方便构想通常对年轻人来说异常迫切的某些终极问题，就这一点来说，它们继承了宗教的遗产。实际上，人文可能让学生受益最多，而他们却没明白需要它们——否定它们是可耻的，这是原因之一。当代学术生活的一大讽刺是：即使人文在我们的大学退居边缘，它们仍然立足于医学、法学和商学院，这里，在未来的医师、律师和企业家中间，对文学与艺术的兴趣日增，他们把它作为鼓励自我批判的反省的一种手段。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越来越多对美国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地位的关切声中，我们听到越来越多要求技术培训的呼吁，却越来越少听到要求重视国内通识教育的呼声，即使后者可以在我们的海外竞争者中赢得追随者。52

以简洁或扼要的方式来阐明这样一种教育的价值，通常都会是艰难的。但是，很多人，只要有一丝机会，就会自己发现它。一方面，伟大的艺术作品可以排解寂寞。诗人拉切尔·哈达斯（Rachel Hadas）最近的一本书对这个事实做了动人的表述。这本书说的是她丈夫患上了痴呆症。在书中，她回忆文学如何成了她的伴侣，慰藉她的痛苦，胜过她最亲密的朋友——有一次，她读一首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不禁让她沉浸在一段经历中，那时，她躺在这个她曾经与之一起欢笑和相爱、如今生命却一天天在萎缩的男人身边：

在床上交谈应该最轻而易举；

躺在一起聊些遥远的事情，

是两个人之间诚实无猜的标志。

但时间却一分一秒悄无声息地流逝。

外面，风那没完没了的不安

在天空堆起又驱散着云彩，

而几座黑暗的小镇在地平线上隆起。

谁也不在乎我们。谁也没有揭示为什么

在这个还算不上分离的独特距离上

要想找到既真实又善意的

或者既非不真实又非不善意的话

还会变得更加困难。53

文学也有压缩时空的力量。当我第一次跟一群哥伦比亚大学的大一新生一起阅读《伊利亚特》时，有那么一刻，在我们讨论完荷马的微笑、口头诗歌的公式化结构和国家认同的神秘起源后，我们突然感觉，似乎我们在阅读自己——要不至少，如果我们都是男人的话——我们自己的童年。在我们的脑中开始闪现出荷马用来描述（用理查德·拉铁摩尔 [Richmond Lattimore] 的翻译）特洛伊的士兵如何在他们的希腊敌阵中横冲直撞的画面：“他们一拥而上 / 成群结队，一马当先的阿波罗手执 / 巨大的神盾，轻松地击毁了亚该亚人的堡垒，就像一个小男孩在海滩上堆沙子/ 在他傻乎乎地玩耍时，他就砌沙塔来取乐 / 然后，兴致盎然，手脚齐下，彻底毁掉它们。”显然，3000年前爱琴海滨的小男孩所做的，跟今天在琼斯海滩（Jones Beach）或汉普顿（Hamptons）的小男孩所做的一样。

无论如何解释这种穿越历史的事实，某些书——古老的和不那么古老的——都以颠覆性的低语对我们诉说，让我们怀疑，进步这个概念是否可能只是一种伪装。它们告诉我们，我们在死亡的阴影下面对的问题不是新的，没有新技术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跟科学提出的问题差不多，这些问题也是难以回答且严肃的，应该成为每个大学教育的一部分。

《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的荣誉观念还对今天的我们有影响吗？按照梭罗尽量少开发自然的伦理观念，或者康德的绝对律令来生活，会真正意味着什么？奥古斯丁的原罪观念有经验基础吗？这类问题不容许有可证实或可复现的答案，因为我们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的试验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试验。

第四章
谁上过？谁在上？谁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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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综合性大学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某种程度上是专注于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教育机构，但更大程度上是科学推动的研究公司。在这个大楼林立的地方，大学在哪里？它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引导年轻人在寻找自我中发现自我的场所吗？

大约100年前，马克斯·韦伯提示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在辛克莱·刘易斯发明“威尼密卡”之前不久，他提出了两种“极端对立类型的教育”之间的区别。他所想的教育类型紧紧对应于我一直在用的“学院”和“大学”这两个词。第一种跟宗教相关：“帮助新生获得‘新的灵魂’……并从而再生。”第二种跟现代生活的官僚组织有关，传授用于“管理用途——在公共权力机关、商业办事机构、车间、科学或工业实验室的组织中”，以及“纪律严明的军队”中——必需的“专业化的专家培训”。1有很多其他可用的词汇来替代韦伯所用的——知识替代技艺；激励替代纪律；见识替代信息；为自己而学替代为实用而学——但是，不管我们偏爱用哪些词，一家好教育机构都会致力于两方面都保持。正如韦伯所说：“这两种类型并不是背道而驰，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或过渡的。”它们以动态的关系共存——或至少它们应该如此。

美国的高等教育，从研究型大学兴起开始，一路下来，都奋力维持这种相辅相成的局面。不管是好是坏，最古老的和最富有的高校都一直被视为榜样，因此，在接替艾略特任哈佛校长的阿伯特·劳伦斯·洛威尔认定该校充斥着综合性大学的离心力，应该对此有所作为时，这种事就不仅仅是对哈佛来说重要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哈克尼斯家族130万美元（按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至少是1500万美元）的捐赠帮助下，洛威尔监督修建了本科生“楼群”，每一栋大楼都有住宿导师、餐厅、公共休息室和图书馆。一开始，耶鲁拒绝了同一来源用于同一目的的捐赠，但很快，想法完全转过来了，修建了堪比它称之为“学院”的建筑群，不过对牛津剑桥的原创有更明显的尊重。10多年前，在普林斯顿，从1901年到1910年担任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做了一些类似的尝试，但他失败了，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普林斯顿的学生一直都在自行组织“饮食俱乐部”，照思维传统的校友的说法，这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社交凝聚力。实际上，这些俱乐部根据阶级和阶层来挑选学生。《哈佛猩红报》（Harvard Crimson）一名富有魄力的记者去了一趟普林斯顿，事后，他称这些俱乐部的行为反映出普林斯顿“在专制上坦白的制度化和轻率的偏见”。2

威尔逊没能解除这些偏见，其中的某些偏见，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有；但他成功地以巨大的花费聘请了几十位新导师或“训导者”，旨在让学生跟其教师之间以及彼此之间培养出“心意相通”的关系，而不是让他们一声不吭地成排坐在讲堂里。3直到现在，普林斯顿的“训导”人数规模——讲授课程附带的讨论环节——最高为14人。在不那么富有的高校（相比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比如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以核心课程的形式来对抗大学的各自为营趋势，指望学生通过学习核心课程来静心于教育中。

所有这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我所谓的横向学习。在耶鲁创办寄宿制学院之前很久，典型的——如果虚构的也算的话——耶鲁大学学生丁克·斯托弗就评论说，大学的重点是“通过了解相反的生活来教育我们自己”。4回顾斯托弗的时代，我们容易不屑一顾地以为他的“相反”概念是有悖常理的狭隘——弗洛伊德著名的“微小差别的自恋”的另一种说法。我们想象穿“V”字领和格子休闲裤的年轻人用鲁迪·瓦利（Rudy Vallee，耶鲁校友，27岁成名）低吟唱法的腔调说话，他们集体用同一社交群体的声音欢呼，而在这样的社交群体中，“相反”意味着在上流社会住宅区和市中心双层公寓长大之间的截然不同，或者是在纽波特（Newport）还是在开普敦避暑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到20世纪初，三巨头（Big Three），或者用今天的名称来说“HYP”（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已经跟乡村俱乐部的观众达成了一份协定：为了回报你们用捐助和遗赠证实的忠诚，我们将招收你们的儿子，即使这个男孩不那么正常，我们也会这么做，至少会有条件这么做。马克·吐温一直密切关注东部精英在种族问题上的做法，他在《傻瓜威尔逊》中告诉我们：那个上耶鲁读大学的娇生惯养的密苏里男孩，来到耶鲁时，“‘条件’相当好”。他被接收了，更确切地说，条件是：对于他没能在学校掌握的科目，他会最终通过考试。5

这种暂定的接收，照一名历史学家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针对特权者的强有力平权行动政策”，尽管不是特权圈子里的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支持该政策。6查尔斯·W.艾略特众所周知地抱怨招收“富人的蠢儿子”，在他的领导下，该大学的智力标准缓慢而坚定地削弱大学的社会价值。7至少，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世界中，用家庭地位来换耶鲁文凭，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得逞：书中的蠢笨孩子退学了，回家后，“礼节方面大大有长进”，但“跟以前一样好逸恶劳”。

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提高标准的过程意味着无论社会出身地招收有天赋的孩子。但是，向之前排除在外的人群敞开大学的校门，从来都是个有起有落的过程，对于该走多远或走多快，大学领导层内部和彼此之间都一直有分歧。具体说到招收本科生，差不多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都担任哥伦比亚校长的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赞成犹太限额；但他还是敦促英语系的老男孩们授予一位杰出的年轻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莱昂内尔·特里林终身教职。本来，他们因为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信徒，最该死的是他还是一名犹太人，而取消了对他的授予。8

在哈佛，铭记“犹太人入侵”的洛威尔，怀疑犹太人学生虽然头脑聪明，但“品行”不端，也强行压制招收他们。他还赞成不准许哈佛为数不多的黑人学生进入新生宿舍楼；作为公众人物，他还支持限制性的移民法规。但洛威尔创建屋舍制的动机是填平富有和贫困学生之间的鸿沟。看到有钱孩子把自己隔离在“黄金海岸”公寓楼里，而收入欠缺家庭的孩子却退缩到寄宿房屋里，他们做着（通常）卑微的校园工作，以此来支付房租。他认为，“势利眼的分离……以财富为标准”，有可能“摧毁大学是培养品行的地方这一主要价值观”。9

当然，洛威尔的创新很难终结派系或阶级分层。一份20世纪30年代稍微有点虚构的研究报告报道说：“在《校队》（Varsity）的照片中，各人的脸看起来是多么相似啊！除非人群中有一个爱尔兰人或犹太人，即使这样，他们似乎也多少像差不多一样的英国人。”为了避免“英国化的”爱尔兰人或犹太人通过粗心的灯塔山美女来污染这个种族，一名胆壮的大学官员经营了一桩火爆的业务，“向波士顿初入社交界的少女”出售“优秀的盎格鲁 – 撒克逊大二生的地址”。1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种虚构有事实的合理性。整个20世纪中期，根据大小和地段的不同，哈佛的房屋住宿费用不一，少数走读生（通常是来自罗克斯伯里 [Roxbury] 和罗切斯特 [Dorchester] 的犹太人）被人称为“肉球”。11到20世纪70年代，为回报助学金，哈佛学生所做的一种工作是清洗同学的浴室。因为这份工作，在做这事的同学带着拖把和提桶到浴室时，很有可能，有人在背后甚至当着他的面喊他“厕所工”。

总之，在20世纪大约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精英大学里一直都有一股强大的社交势利眼潮流和反智暗流——更不用说公开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但是这种潮流是周期性的。它并不总是只朝着一个方向，有时，这股潮流在一所高校兴起，可能在另一所高校正在消退。到1953年，在洛威尔的继任者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退休时，哈佛新生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获得了奖学金——这大约是100年前助学金比例的两倍。到1957年，在新校长纳森·马西·普西（Nathan Marsh Pusey）的领导下，该比例降到了仅仅五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近三分之二的普林斯顿本科生反对招收黑人学生（第一个获得普林斯顿文学学士文凭的黑人学生是1947届的）。到二战结束时，在耶鲁，大约90% 的学生赞成一份动议，提高为黑人学生而设的奖学基金。在哥伦比亚大学，直至20世纪60年代，保安还例行检查黑人学生的身份证，同时却让白人随心所欲地在校园里晃来荡去，不管其是不是学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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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容易怀着怀疑和愤慨交织的心情来回顾这段排斥异己的历史，用以贬斥过去、褒扬现在。这样做，有充足的理由。最初用筛除掉犹太人的方法设计的招生程序——个人陈述、推荐信、面试，在今天还被吹捧为有效的方法，用来识别某些用评分或测试可能没法获知的品质。以前排除在外的人群，比如黑人或西班牙裔，曾经几乎全部都禁止进入很多高校，现在成了“种族意识”录取政策的受益人。可以说，大学在过去旨在保持统一性，现在却旨在实现多样性。

我们如何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它有很多篇章，精英高校的民主化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就比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一章。在世纪之交，斯托弗准备上耶鲁的时候，不到25万美国人，或者说18到24岁的总人口中大约4% 的人，上了大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数目上升到超过200万。1975年，达到了接近1000万人，或者说是全国年轻人的三分之一。现在，包括我们称之为“非传统”的学生在内，该数字几乎又翻了一倍。

大学入学率上的这种巨大进步是很多增量式进步累加的结果：19世纪末女子学院和“黑人”学院的创立；赠地学院的扩张，“威尼密卡”规模上的州立大学星罗棋布；20世纪50年代克拉克·克尔的加州“总体规划”，其社区学院、州立学院和研究型大学的三梯队系统致力于为爆炸性增长的人口提供普遍的高等教育；种族隔阂的瓦解，开始是自愿，接下来是强制性的融合，再后来通过一直以来所谓的平权行动；以及在原先全部是男人的私立高校中出现了男女同校接受教育。所有这些进步都推动了现在通常称之为“人力资本”的发展，而且，照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些发展为美国在20世纪兴起并占据世界领导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13有些人认为，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学习”的供应商，以及通过教育来谋利的企业家（尽管最近已曝光了这方面的过分行为）正在书写下一个篇章。

实际上，该故事比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历史悠久。它可以追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教会赞助给前景看好的学生的奖学金。17世纪的清教徒承认神有喜欢穷人而诅咒富人的自由，他们不认为，在一个人的灵魂和他的世俗等级出身之间，有什么可靠的对应关系。18世纪，有着民主情怀的作家认为，“女仆、鞋匠和厨子”，如果有机会展示的话，“比上层阶级更有天生智慧”。14换言之，长期以来都有人承认，人力资本广泛分布于各阶级之间，跟出身和社会地位没有关系。1781年，一名耶鲁的毕业生宣称，“在我们的机械天才中”，可以发现“很多里滕豪斯（Rittenhouse）”；“每一个农场里都有一名美国的辛辛纳塔斯（Cincinnatus）”。15100年后，哈佛的校长郑重宣告：“从此以后，不会有一个好学生仅仅因为他是穷人就无缘或者离开大学。”与此同时，北达科他大学（创建于1883年）的校长从他的个人账户中给贫困学生提供免息贷款。16

但是，一直以来，这些原则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直到20世纪过去了三分之一，人们在说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时，才不再像是谈论赛马或赛犬——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正式的说法是：军人调整法案），意在避免再次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兵回到劳动力市场，但市场却没能接纳他们，从而引发的社会动荡的情况。《退伍军人法案》 给全国的校园，包括最顶尖的校园，带来了学生，而这些学生，他们的父亲本来只是曾经以看门人或帮厨的身份在大学里待过。这使得“在战前即使了解但认为不现实，年长的哥哥姐姐根本就从来不奢望的工作，都成了合理的追求”。17这让大学生活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6年进入哈佛的学生中，四分之三的人在军队中服役过），在更大的人群中，这促使以前的阶级鸿沟演变为代沟。18正如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话剧《都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1947年）中一个角色——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商人——带着轻微的不满所说的：“这年头，你站在街角吐一口痰，就很可能会击中一个大学生。”

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曾经称为大专院校的高校在战后迅猛增长。这些大专院校是两年制高校，起源于19世纪创建的“师范学校”，在20世纪初蓬勃发展，主要专注于培养学校教师。对于某些学生来说，这些高校充当了进入附近或该专科学校所属的综合性大学的跳板，两年制大专的毕业生可以继续在这些综合性大学里拿到本科文凭。到20世纪50年代，专科院校逐步发展成一个现在称为社区学院的全国性系统，现在，其数量有1200多所，在校生人数超过600万——比美国全部的本科生的三分之一还多。在加州，按照克尔的总体规划，社区学院的宗旨是成为切入点，由此进入给学生提供机会的高等教育系统，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两年里表现突出，就可以继续到一所四年制州立学院求学，甚至进入一所研究型大学。

与此同时，私立和重点公立高校越来越多地使用标准化考试，来鉴别有天赋的学生。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常春藤联盟高校确立了“按需求评定”助学金的原则。19这是一种艰难的尝试，通过对一个家庭能承担多少进行仔细评估，然后在此基础上使用一种合理的折扣定价系统，以此来替代以前那种漫无目标的慈善行为：按照某人对谁够格获得何种助学金的预感来发放助学金。在一个其他方面都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世界中，这是对分配正义的推动——要不，某些人会说，这有那么一点社会主义（“按需分配”）。

在最富有的高校中，按需发放的助学金所依据的政策后来被称为“需求回避型招生”——一种组合型政策，在今天仍然仅限于大约50所收到大量捐款的大学。理论上，这至少意味着在招生办公室和助学金办公室之间竖起了一道“防火墙”。在前者中，评估申请人时，不考虑其经济状况。在后者中，一旦招生办公室已经决定招收哪些学生，就根据每名成功的申请人家人披露的财务信息计算其能承担的学费，提供助学“套餐”（助学金、贷款、校园工作），弥补上学开销与家庭承受能力之间的差额——尽管在满足所有录取来的学生的完全需求方面，不是每个执行“需求回避”或“按需分配”政策的大学都一样严谨。尤其是在一所大学煞费苦心地去招收经济状况糟糕的学生时，同时执行这两项政策的代价会极其高昂。它们出现在战后经济繁荣的年代里，这就毫不奇怪了。这些年，对社会公正的需求与日俱增，大学只要能找到天才学生，就该培养他们。

在为低收入和第一代大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以及支持所有领域的一流教学和研究方面，公立大学的进步更加明显。20世纪上半叶，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和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跻身世界上在智力方面最活跃的高校之列。在该世纪中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发起挑战，在综合入学率和教学质量上，某些方面超过了HYP，而其他州立大学，比如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印第安纳、伊利诺伊以及较晚期创建的得克萨斯、北卡罗来纳、俄勒冈、华盛顿和佛罗里达等，它们的主力分校，都上升进入到世界领先的高校之列。多数情况下，这些大型高校致力于为本科生提供真正的寄宿体验。19世纪初，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描述美国说，它是一个“每个人都能享受初等教育”，但“几乎没有人能享受高等教育”的国家。看来，现在的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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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会用得意的口吻来讲述上述故事。但是，故事里有很多事是错的。一方面，它如此符合我们谈论起自己时喜欢的进步叙事，太过天衣无缝了。例如，需求回避录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理想，但是，如果一所大学把招生集中在像斯卡斯代尔（Scarsdale）或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这样的地方，那它就无异于一句自我感觉良好的口号，因为在这种地方，不会遇到有较多需求的申请人。关于这一点，在我第一次试图理解这些政策时，一名大学校长对我说：“如果你确实想实施需求回避录取政策，在申请人走进来时，盖住邮政编码吧！”正如俗话所说，校园面试者可能想了解整个人，但是，因为面试通常由校友志愿者或实习学员来进行，而他们很少参与最终决定，所以，他们很可能如斯坦福的社会学家米歇尔·斯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在一本名为《打造一个班级》（Creating a Class）的书中所说的“相当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意在“尽可能确认大学对个性化评估的投入，同时更多地了解申请人”。21

我们是否完全抛弃了种族或民族歧视也不清楚。在《录取的代价：美国的统治阶层如何用金钱铺路进入精英大学——谁被拒之门外》（The Price of Admission: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and Who Gets Left Outside the Gates）中，丹尼尔·戈登（Daniel Golden）认为：现在的“新犹太人”是亚裔美国人，单从成绩和测试来评定，不出意外的话，人们会发现，在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他们人数更多。即使考虑地域差异和对这所或那所高校的群体倾向，可以说，在伯克利的亚裔美国学生百分率（接近50%）——在该校的录取计算中，分数和成绩占绝对优势——与混合指数计算中“个人品质”占有极大权重的普林斯顿（远低于20%）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22在这幅图景中，看起来某些地方出错了——尽管在所招本科生主要来自加州（该州居民中大约13% 的人有亚洲背景）的伯克利和招生更广泛地来自全国各地（学生中只有大约5% 的人有亚洲背景）的普林斯顿这两所高校里，现在所招收的亚裔美国人的比例大约是他们在相关人口基数中比例的三倍。如果有意歧视确实依然存在，那么，犹太人、天主教徒及其他曾经令人畏惧的少数人群在历史上的经历表明，这种歧视迟早会废除。

不大可能短期内解决的是这样的普遍性问题：低收入学生不仅面临着如何获得精英大学录取的问题，还从根本上面临着如何进入并读完大学的问题。一名业内泰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唐纳德·赫勒（Donald Heller）声称：“社会经济地位最高但学习成绩最低者的入大学率，跟最贫困但学习成绩最高的学生是一样的。”23在有助或有损一个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的优势或阻碍（充足或不足的财力资源；稳定或破碎的家庭；好或差的在校表现）方面，这桩发人深省的声明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上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上了好高中后，比那些在差学校读书的，表现好多了——尽管比起更富裕的同侪来，他们仍然有明显的落后。24但是，无论怎么分析这些数据，很明显，提供更多机会的前进步伐变慢了，甚至停滞了；而且，有理由怀疑，现在，真的可以把美国形容为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家，在这里，天赋与努力一定会战胜贫穷与偏见。

速度变慢的一个原因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第13号提案（California’s Proposition 13，1978）引来了平民主义者一系列的抗税，进而演变成长期的拒绝纳税，最终导致一个州接一个州在高等教育中“大规模收回投资”。25例如，托马斯·杰弗逊为公共福利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最近被人描述为“只是名义上是公立大学”，因为在25年前，该校从弗吉尼亚州收到的资金接近其全部资金的30%，而现在，下降到仅有8%。26在威斯康星大学，在一个有着悠久进步传统的州，它仅有19% 的资金来自公共基金——也是从10年前的大约30%下降而来的。为了弥补公共资金的下降，这些年来，公立大学的学费增长得比私立高校还快——这种趋势很可能加速。在过去20年里，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该州管理的发放给学生个人的助学金，其分配越来越多基于所谓的优点而不是需求。（在1999—2009年之间，奖学金增长了不止150%，而按需发放的助学金增长了不到100%。）27这意味着，奖助学金越来越多地给了成绩好的学生，他们不成比例地来自高收入家庭，让应该得到它们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没办法支付大学费用。

在联邦水平上，从支持较贫困的学生到支持不那么贫困的学生，这一点也很明显。1976年，发放给低收入学生的最高佩尔助学金，占就读四年制公立高校平均费用的接近90%，私立大学的几乎40%。到2004年，佩尔助学金占就读公立大学的费用，不到25%；占私立高校费用的比例不到10%。虽然提供给低收入学生的助学金资金没能跟上大学学费的增长速度，但主要发放给来自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非补贴性联邦贷款，其数额却一直保持着强劲增长。28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前，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大会党（Democratic Congress）都想努力扭转该趋势，提高佩尔助学金，将它们转成其价值会跟上通货膨胀的补贴。但是，随着税收收入下降和学费持续上涨，现在，政府又一心想削减赤字，这些举措很可能会收回——尽管在笔者写稿时（2011年8月），在首份赤字削减协议中，佩尔助学金计划被搁置了起来。

就私立高校来说，至少，自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按需资助以来，主流的财务模式一直是一种“罗宾汉”体系，借助该体系，较富裕的学生比较贫困的学生支付更高份额的大学学费——某些家长对此表示反对：“为什么我该支付全额运费，而约翰尼的室友却在搭便车？”这是一个让助学金官员耳朵起茧的问题。问这个问题时，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使是支付了“标价”（现在，在最贵的大学，超过了5万美元）的家庭，也远远没有抵销在他们孩子的教育上的全额开销——依如下因素的比例分数计算：教职员工薪水、就餐、图书馆、健康和运动服务，以及持续亮灯、供热和修缮建筑等的运营间接成本。换句话说，除了那些以谋利为目标的大学，美国私立大学里的所有学生，无论贫富，都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补贴。29对大学来说，这意味着，它必须用其他来源的收入，比如捐赠资金投资回报、政府补助和私人捐助等，来弥补运营成本和学费收入之间的差额。

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这样做变得艰难得多。捐赠资金、政府支持和私人捐助的金额都下降了，要不就是增长得更缓慢，而助学金预算的压力却急剧上升。这相当不对称，让助学金办公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来跟上需求。30即使是没有失业的父母，也很可能眼见着退休资产缩水，房屋价值下降，让他们没资格获得房屋净值贷款或其他贷款，而这些贷款，曾经是他们为自己孩子的教育筹款的选择。

与此同时，大学自己也感觉困窘——而且不仅仅是财务上。它们时刻接受校董、校友和大众的审视，这些人密切关注着大学的排名，其中，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上的排名是最受人关注的。编辑这些排名的人声称，这些排名基于如下的突出衡量标准：毕业和保留率，“录取率”（得以录取的申请人的百分率）、教师薪酬、校友捐赠、同行评议等等——但是，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累积而成的印象，可以用“声望”这个词来总结。很久以前，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就评论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像“马戏团、剧场或歌剧企业”，其门票销售取决于特技演员、男主演或女主演的名声——在这方面，大学里跟他们对应的人物是教师、学生运动员和校长。31

因此，这种对声望的追求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在最近，这种追求的热情却太过疯狂，对很多高校的教育使命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方面，这说明在某些大学，教学体验的质量混同于拒绝了多少申请者。因为更低的接受率意味着更高的声望，于是，这些大学开始残酷无情地追求越来越多的申请者——主要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学生（在最顶尖的学校，大量有着完美GPA和SAT分数、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的优秀学生都已经遭到拒绝），而是为了大肆宣传该校是多么难进。然而，对于某些申请者会发现有些大学比其他大学更难进的消息，大学却不那么渴望去封锁。校队的运动员、校友的子女、教师的孩子、历史上代表人数不足的少数族群成员，以及“开发案例”（慷慨的捐助人的子女）都有优势，在把他们都算进去的时候，相比不断增长的申请人数，空出的学位数量仍然极少。总之，今天的重点大学录取文化，其一大特征就是逐步升级的欺骗和残忍。32

另一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某种程度上的问题——是对考试分数着迷的关注，这界定了对各个学生在大学会学到什么，或者对大学会有何贡献的预测值，但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机会减少了，应付这种局面颇费周章。众所周知，SAT分数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来自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他们的SAT总体平均分数，相比年收入范围在5万到6万美元的，要高出100分。33理论上，这样一种相关性会意味着，智力（无论它是什么）的高低紧随学生父母挣钱的多少。但是，即使对于最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这种推断看上去也会让人怀疑。更有可能的是，这意味着有钱的父母有办法抬高其子女的分数——比如，住在富人社区，有不错的公立或私立学校。

这样的家长有选择能力为其子女提供SAT考前辅导，购买私立大学指导老师的服务，而低收入学生不仅缺少条件获得这些优势，所就读的学校还通常只能提供很少的大学咨询，甚至没有。

对他们来说，提交多个申请产生的费用，甚至是拜访远离住所的大学的开销，都会让人望而却步。然而，一份常春藤联盟的校友杂志最近毫无愧疚地刊登了一份广告：“紧凑四天……大学申请训练营”，由一名前招生官员运作，价格为14000美元。还有一项服务称为“Ivy Wise”，以其辅导和咨询的“白金套餐”著称，收费3万美元——而这还是好几年前的收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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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这样的不平等很容易，也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大义凛然地谴责个体及机构的行为。但是，这些做法引出了复杂的伦理问题——实际上，刚好是那种应该属于大学教育一部分的问题。35我们中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有多少人会看着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的眼睛说，“我会拒绝花费我们家的钱来帮助你准备考试，让你处于劣势”？虽然在其他人的孩子享受着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法享有的优势时，愤恨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很少有人反对那些相当于白人的平权行动的做法。大部分受益者对自己受到优待的身份不以为意，而排除在外的人中，大部分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外都格外宽容。但是现在，很多人反对对少数族群的平权行动，正如安东尼·克龙曼所说，这样做造成了“权利与权利的对抗——如下两者之间的一种冲突：少数族群申请者对某种特别对待的正当要求，以及非少数族群申请者对只根据他们的具体资格来做出判断的同等正当要求”。校友子女的平权行动（尽管很少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以用对或错来评判。没多少大学敢冒昧疏远忠诚的校友，拒绝他们（有资格的）子女入学，因为大学还有赖于他们的捐赠来教育所有的学生——包括低收入学生，虽然他们的子女已经被拒绝过很多了。36

越是探究顶尖大学录取的复杂性，就会有越多这样的问题进入视线。给看上去很可能会接受录取邀约的学生（比如校友子女或长途跋涉来到校园参加面试，以此证明过自己的热情的申请者）提供较低的助学金，从而保留预算，用于可能需要“激励”才入学的学生，这样合理吗？富有的高校应该给所有认为有资格获得某种数量助学金的学生提供奖助学金，而不是贷款，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困于债务，可以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比如说教学或公共服务吗？要不，考虑到其富有声望的文凭的市场价值，这样一所高校应该把奖助学金保留给更贫困的学生，坚持给不那么贫困的学生发放贷款，这样，这些学生就有可能不会太操心归还他们所借的钱款？考虑到不那么富裕的大学照着做的话，接下来会有压力，让自己没法给更贫苦的学生提供足够的支持，所以给年收入高达20万美元的家庭提供特别助学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哈佛和耶鲁宣布他们会这样做），这是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吗？对这种困境，一名前哈佛的院长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美国的顶尖大学为什么要给“收入在前5% 的家庭支付年费，而这些钱还不到购买一部新豪车费用的一半”？ 37

为了换得提早申请并承诺如果录取就来上学，提供更好的进校机会，这种计划怎么样？一种赞成该计划的观点认为：这样，每个秋天，新生班级里就有大部分的学生因为自己进了第一志愿的大学而很开心。另一种尽管很少有人公开承认，但也表示赞成的观点认为：早早确定班上一半的学生（在圣诞节前宣布决定）后，大学就能在后来提出申请的候选者中有更多选择余地，从而改进自己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排名。一种反对观点——哈佛和普林斯顿在一开始不接受该观点，在它们很快结束了自己的早期录取计划后，又表示支持，现在，它们已恢复早期录取计划，再次拒绝了该观点——认为，这样的计划“让已经有优势者更有优势”，这些人在大学录取程序上准备充足，他们的财力资源让他们可以一心争取上某一所大学，无须等着瞧，看该大学提供的助学金是否允许他们去上学。38

这些问题，而且还有很多问题中，没有哪一个能在伦理上做出简单的回答。无可争议的是，他们提出来的做法都严重偏向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在2008年美国的经济崩溃之前，似乎掀起过一场全国性的讨论：该如何应付这种明显愈演愈烈的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一份11所名牌大学的抽样调查中，来自全国家庭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其入学百分率基本保持稳定——大约10%。而在同一时期，来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其百分率急剧上升，从三分之一多一点提高到整整一半。如果该抽样调查扩大到《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认定的150所顶尖大学，那么，来自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其百分率下降到大约3%。39

面对这种情况，有很多让人沮丧的理由，其中之一是前普林斯顿的校长威廉·鲍恩表述的，他在2005年写道：“如果人们认为，无论是否有长处，富人就该招收进名牌大学，而有能力、值得招收但来自更贫困背景的候选人该拒绝，那么，对民主合法性的认识就会受到损害。”40鲍恩提议，采取一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努力恢复对这种合法性的认识：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学业上有前景的学生实行“优待”——一种可媲美校友子女、运动员和少数族群申请者已经获得的优势。如果他们获得了市中心或农村地区很少出现的较低分数，或通过了较少的AP课程，应该在他们的机会有限这一背景下考虑这种不足，还应考虑他们在克服障碍上的明显成功。这种提议是对如下事实的回应：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前，大学获得的捐赠飞升的时候，在大多数私立名牌大学，已经很小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招收人数也越来越小。但是，它们只在很少的精英高校付诸实践，最引人注目的是哈佛和阿默斯特（Amherst），在安东尼·马克思（Anthony Marx）担任校长期间（2003—2011），后者在低收入社区大量招生，接纳了越来越多从社区学院转学过来、有资格获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对全体学生的学术实力也没有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41

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这些细节，会浮现出何种概貌？一个突出的事实是，美国的大学——除了社区学院、历史上的黑人大学、肯塔基州的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该校不收学费，要求学生从事校园工作，所有学生一开始都在家里上大学），以及极少获得了大量捐赠的精英高校之外——都在最近加剧了，而不是改善了美国社会中财富与机遇上的差别。一名作家更极端，他称我们的顶尖大学为“宣传机器，不妨说它们的宗旨就是确保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保持不变”。42

即使名牌大学的录取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对于名副其实可以上这些大学的学生，给他们的名额，也永远只会止于那么一点点。这些大学中，有一些正在扩招，但其中大部分着眼于招收更多国外学生，他们通常是跨国企业主和政治精英的子女。此外，在今天的美国，太多够格的学生根本没法在读完高中后继续学业——而继续读大学的人中，又有太多人发现，他们就读的大学资金不足，学生过多。这一点，一名社区学院的院长写道：“社区学院的扩招速度是四年制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四倍，但相比资金充足的私立和公立大学的全日制同龄学生，他们的花费只是前者的三分之一。”43这意味着，恰恰是最迫切需要辅导和支持的学生——第一代大学生，通常是少数族群——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逗留的时间更少，削减了咨询、补习辅导和儿童护理，教他们的人很可能是薪水低、劳累过度的兼职教师，这些教师为了东拼西凑地过日子，同时在两三个校园教书。他们缺乏学业扎实的迹象，在很多大学生中间，他们的毕业率低下——尤其是在公立学校里，这就不怎么令人感觉意外了。44

有人也许会以为，这种情况会引发出我们很容易对过去的偏见和特权所感受到的那种愤怒。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聪明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他们在今天所面临的障碍比过去直截了当的排斥更隐蔽。在申请一门我的一位同事和我在某学科上教授的课程时，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低年级生谈到她上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朋友（她上的是南布朗克斯 [South Bronx] 的天主教高中，有很好的大学咨询）时写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申请大学，该填什么表，该怎么填表，更不用说纽约市立大学系统之外的大学名字了。”

但是，看起来，对于现在的愤慨比对于过去的少得多，或许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随着有“优越性”（我们对金钱的委婉说法）的人和没有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两个阵营的人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少。很难弄明白谁或什么该承担责任。我们该指责政治或学术上的领导人，或者纳税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抽象词？如果我们坐在立法机关里，比如，当必须在医疗补助计划和高等教育之间分配稀缺的资金时，我们肯定会投出正确的选票么？ 45在我们的税收结构和政治优先事项没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和……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么……要么……”的日子来了，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第五章
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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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我刚才回顾过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现在经常用来形容成功进入大学或从大学——尤其是我们最顶尖和名牌的大学——毕业的人是“知识精英”（meritocracy）——一个用于因为聪明、勤奋、有上进心而打拼到顶层者的名字。这个词的来历颇为有趣。它听起来像是跟“贵族”（aristocracy）或“寡头政治”（oligarchy）等词一起都来源于古希腊，但实际上，它的历史只有50年多一点，是1958年一位名叫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英国批评家杜撰的，他的本意不是把它用作一个对杰出人士表示认可的名字，而是用它来描述一种噩梦般的社会等级，他担心这正在成为现实。

杨的书《知识精英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并不是一本历史著作，它是一本未来派的小说，从2033这一有利的时间点入手，想象一个建立在“I + E = M”（智慧加勤奋等于优点）上、充满着恐怖竞争的社会。在该社会里，通过儿童早期开始的标准化测试，全体人口分成两大类：一类人通过精英教育机构，朝富人和权势者发展；另一类人，通过学徒或职业培训，朝较贫困和恭顺的人发展。杨对未来的想象，以其奇特打动了读者（谁会想到测试3岁的小孩？！）但实际上，他的书属于预言小说中的黑暗风格一类，同类的书有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该书想象了一个有着嗑药的快感的反乌托邦世界；还有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1955），该书交织着理想主义、无知和傲慢，它们把美国带进了无法获胜的战争中。

受杨这本充满先见之明的书的启发，历史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总结说，重点大学的录取是“一段关于‘优点’意义的拉锯战历史”。1在这场争战中，获胜的一方总是将自己支持的优点定义强加在失败的一方身上。于是，很自然地，在1900年，优点意味着“善交际”者的健壮和热忱。这种人不大谈论金钱，甚至不大考虑金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必要这样做。他们饮酒，但不过量。他们养成了一种称为（以马克思·韦伯的著名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书名演变而来）“新教审美”的个人风格。在面临艰苦努力时，料想他会保持“表面上的满不在乎，像所有盎格鲁 – 撒克逊人”会做的那样。2当然，女人没有这种优点，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也没有这种优点。

但是，理想情况下，这种值得赞赏的人至少还有其他的东西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对世界有严厉、偏见和心胸狭隘的看法，但可以指望他们有超越自身社会地位的责任感。下面是查尔斯·W.艾略特对“贵族”反映个人抱负的描述，对于贵族来说：

哈佛之子属于他们，而且，我们希望，会一直渴望属于他们——在男人的运动中表现卓越、身背荣誉、在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中获奖，并在所有领域的智识劳动和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贵族；对公众荣誉和声望无比泰然，面对险象环生的灌木丛能够身先士卒的贵族。3

这听起来像厚颜无耻的自吹，而且毫无疑问，更多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实践上辩白的，但这些说法确实有些历史根据。艾略特的90岁生日，就是在哈佛的纪念堂（Memorial Hall）中庆祝的，这栋建筑的修建是用来纪念近100名学生和校友的（当时学校的人数大约为500人），他们在南北内战中献出了生命，其中很多人在促成发动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中贡献良多。另外还有200人负伤。死者中，或许最著名的是罗伯特·古尔德·萧（Robert Gould Shaw，1860届），他很早就离开了学校，带领一个黑人志愿者团，冲进南卡罗来纳海岸边一个小岛上“险象环生的灌木丛”中，在这个小岛上，在向瓦格纳堡（Fort Wagner）发动的攻击中，他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牺牲了。4

在《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1886）中，亨利·詹姆斯描述了哈佛纪念堂——现在的学生还穿过该纪念堂的前厅，进入一侧的餐厅和另一侧的讲堂。在途中，他们必须走过——

白色的成排碑匾，每块牌匾上都令人悲伤地清晰自豪地刻着一名学生士兵的名字。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纯粹是高贵和庄严，走进这个地方，你不可能不感觉到内心为之震动。它矗立在那里，象征着责任和荣耀，诉说着牺牲和榜样，似乎是供奉青春、男子汉气概和豪迈的神殿。这些学生士兵中，大部分人都很年轻，都正当盛年，但他们所有人都倒下了……5

今天，很难辨认出这成排石匾上铭刻的名字了，它们贴在墙壁的高处，光线暗淡，但无论多么朦胧，看到它们，不可能不感受到我们离它们纪念的这些年轻人多么遥远。跟他们同龄的人中，大部分人对战争最贴近的感受来自静坐抗议和罢工之类的故事，是从他们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现在是高级教员）那里听来的，这些长辈对战争的回忆跟我一样，开始于他们如何逃避去越南服兵役，并结束于此。在南方之外的顶尖美国大学，很少有人——除了后勤和维修人员，他们可能有多得多的家人或朋友出入过战场——经历过战争。或许在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分歧就存在于两种人之间：认为战争是一种无情的威胁的人，以及把战争看成偶尔有之的电视秀的人。在我国最有声望的大学里，前者是最受忽视的少数群体。

当然，没有人应该对自己什么时候出生、由谁生负责，很多学者会轻易宣称：美国的某些（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战争是沙文主义行为或受误导的理想主义的拙劣表演，光荣的兵役是优点的一种有缺陷的衡量方式。但是，除了历史让某几代人承受，而不让其他人承受的战争的考验，探寻一下我们称之为公民义务的更普遍的情感，肯定是合理的。在这方面，有什么“知识精英”的记载？

这里提出一个观点：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表现都相当好。在大学意图鼓励的美德中，亨利·詹姆斯（他由于“背伤”逃避了南北内战）所谓的“责任与荣誉”有着很高的评价。例如，它们是畅销小说《耶鲁的斯托弗》的主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该小说为“我这一代人的教科书”。在今天，这本书的读者很少，但引用者很多。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个关于富家子弟“冲击”老以列（Old Eli，耶鲁大学的昵称）的俱乐部的幼稚故事，但实际上，它记述的是一个有特权的知情人开始“对自己的好命进行严格的分析”。6我们在《斯托弗》里看到的耶鲁是一个对其创建者的信念仍有一丝保留的地方——这个信念就是：神以神秘的心血来潮来施舍恩惠，得到神之恩典的人，在生活中面对他人的苦难时，应该谦卑地认识到“我只是得到了神之恩典而已”。

耶鲁就像一场罪恶的梦一样对斯托弗施加着影响。从耶鲁“夜色中隐约可见的薄雾笼罩的高墙和榆树梢中，似乎伸下来一只巨大的手，逼近他”，直到窗户“变成了无数只眼睛，威严地盯着他”。耶鲁的眼睛到处跟着他，要求他服从“牺牲和克己的观念”。7无疑，斯托弗的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同学从这所理想的“培养品性的学校”退学了，用另外一种眼光看这个世界，就如世纪之交耶鲁著名的教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眼光一样——世界是一个狗咬狗的竞技场，在这个世界里，适者获胜，弱者完蛋。萨姆纳最著名的作品，书名透着一种含蓄质问的语气：《社会各阶级彼此有何亏欠》（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对这个书名提出的问题，隐含的答案是：屁也没有。

然而，即使萨姆纳的耶鲁是真耶鲁，而斯托弗的耶鲁是一种虚构，那也是一种不错的虚构，有助于培养好人。在精英高校的历史中，有一个明显的悖论：正是古老部落的子孙们向更广大的世界开放了部落机构——不仅有大学，还有公司和俱乐部。在哈佛，尽管有过衰退期，但这种转变相当稳定地前进着。在普林斯顿这所伍德罗·威尔逊憧憬中的“责任的学校”里，进步慢得多——在我们今天称为种族和阶级的事务上，更不用说性别问题，威尔逊本人也是这样看的。在耶鲁，在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五月花乘员的后代，耶鲁1941届毕业生，1963年至1977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担任校长期间，改变来得相当突然。当时，黑人学生的数量大幅上涨，还首次招收了女生。同样的进步精神，也被布鲁斯特的很多贵族同行带出了纽黑文（译者注：耶鲁大学所在地），他们中，最著名的人有：实业家和慈善家J.埃尔文·米勒（J.Irwin Miller，耶鲁1931届毕业生），一名在商业界推动种族融合的先驱者；保罗·摩尔（Paul Moore，耶鲁1941届毕业生），纽约的圣公会主教，他将圣约翰神明大教堂（Cathedral of St.John the Divine）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盎格鲁 – 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教堂飞速地转变成了一个服务于哈莱姆社区的普世教会机构。

这些人——再加上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1939届）、萨金特·施莱弗（Sargent Shriver，1938届）、约翰·林德赛（John Lindsay，1944届）和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1949届）等几乎跟他们同时代的人——承认，他们自己所获得的优待充其量纯属运气，往最糟的方面想是不公平。在眼界开阔的老耶鲁人的努力下，狭隘的老耶鲁荡然无存。每一所精英高校都有自己形式的忠诚反对派，尽管在某些高校，比起其他高校，这些反对派的力量更强。8创建了世界上公立高等教育最开放的系统的克拉克·克尔去了一所小型私立大学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该校无疑是美国最杰出（按其学术标准来衡量）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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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一下旧时的知识精英世界，会有助于认识大学在今天有何价值。或许，旧秩序最生动的代表是名为弗兰克·普莱斯科特（Frank Prescott）的半虚构人物。他是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一本关于一名预科学校校长的小说《贾斯汀校长》（The Rector of Justin，1964）的主角，该小说以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为原型，自由发挥而成。皮博迪是格罗顿中学（Groton School）声名卓著的校长，从1884年担任校长一直到1940年。不过，虚构的普莱斯科特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皮博迪那么虔诚。普莱斯科特—皮博迪生长的时代，如果某个座位刚有人坐过，绅士就不会把这个座位让给女士，因为“一个热座位是最讨厌的东西”。9今天，我们很难相信还有这种人。但是，普莱斯科特不是个假正经的人；他痛恶充绅士派头，对战争无动于衷，并坚持认为，最享受和平时期好处的人也应该率先上战场。总之，他认为教育的关键是激励人们从事大众服务。

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应该如何办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对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说：“年龄越大，我就越意识到，教师唯一该关注的东西是孩子眼中的偶尔一亮。每当你看到……如果你担心它的来源，你就是一个傻瓜。无论它来自霍拉斯的一段颂歌，或是冰岛的英雄传奇，还是实验室里发出的爆炸。”10威廉·詹姆斯称这些例子为“侵入性体验”，它们能够“突然打破初级意识的平衡”——无论这种体验的来源是对自然的研究（实验室里的爆炸），还是音乐、艺术或数学，还是在文学、历史或生活中美德模范的鼓舞下自然而然表现出的无私，担心它从何而来都是愚蠢至极的。唯一重要的是它所导致的后果——或者如詹姆斯改写圣保罗的话所说的“生命之果”。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旧式“知识精英”中大批人生活得很潇洒。对皮博迪推崇备至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格罗顿中学，1900届，哈佛1904届）绝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但由于学校和家庭出身，无论他每年暑假是打马球，还是如他确实做过的那样给贫困的市区孩子做营队辅导员（他做这些事的时代，简历里还没要求填上利他行为的证据），他都会被保送进入哈佛。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哈佛1861届，南北内战中三次负伤的老兵）评论首次遇到罗斯福的情况时说，这位新总统看起来像个“二流脑子但一流性格”的男人。现在，在大多数精英大学的招生办公室，这样一种评价不会起什么作用——即使该候选者有祖传财产的支持，可能也没用。

对我们当前的“知识精英”会员标准来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过去是否形成了一种挑战？在为弱势者培植希望方面，罗斯福和他的常春藤顾问团队——几乎清一色的老男孩——做得比大多数强势者都多，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在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国会通过后，皮博迪写信给他这位以前的学生，赞扬他在实践这一信念：“在整个美国，都应该特别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即使在以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中间，也该如此。”11今天的品性最好、头脑最聪明的人又是如何出人头地的呢？

当然，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绝对地不公平，深受美国人最近沉溺其中的“最伟大一代”的怀旧情绪影响，并且基于一个可疑的前提：人们可以有效地概括任何一代人，无论我们如何选择定义这个模糊的词汇。这样一种问题不大容易得出可证实的答案，因为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时代的产物，除了在某些时光旅行的奇幻小说中，人没法脱离历史，拜访某个另外的时代。但是，在大约15年前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时，它激发了我以从前没想过的方式来思考大学。

这个问题以修辞问题的形式出现。在费城的里顿豪斯酒店（Rittenhouse Hotel），我很幸运地遇到了E.狄格比·巴策尔（E.Digby Baltzell），与他共进早餐。人们通常认为，是他推广了“权势集团”（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巴策尔虽然出生于费城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但他留在家乡上了宾州的大学，而不是跑去哈佛，因为当时他家已经陷入窘境。大学毕业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做了一名海军飞行员；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在罗伯特·莫顿（犹太移民的孩子，也在费城出生，出生时用的名字是迈耶·施科尔尼克 [Meyer Schkolnik]）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这之后，他开始大量撰写关于美国社会精英的文章，这些文章收入了他著名的书籍《新教权势集团：美国的贵族与等级制度》（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Aristocracy and Caste in America，1964）等作品中。

他完全符合老男孩的形象。他穿着颜色稍显艳丽的人字斜纹夹克，略带刻板的玫瑰色衬衣，头发以海员的风刮样式往后梳。我们落座后，他往后一靠，不拘小节地立马问我：“这么说，你上的哪所大学？”“哈佛。”我回答说，不清楚话题会走向何方。接着，他问了这么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你认为你配得上上哈佛吗？”这把我难住了。我支支吾吾——不确定是否该用“在我们高中有一些更聪明的家伙，他们本该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不是真的）之类的话来搪塞。要不，我应该说他知道我在想的话：是的，为什么不呢？我学习勤奋，成绩好，在选修课上一直表现优秀。没等我回答，他就说：“当然，你配得上！”跟着就来了这么一句控诉：“你和你们这一代人是最自以为是的，是合众国历史上最自鸣得意的。你们以为所获得的是你们拼搏而来的，然而，在杰克·肯尼迪（译者注：美国前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昵称）上哈佛的时候，他清楚他能来这里是因为他老爸的钱——在他离开后，他认为他应该做些回馈！”他说这些话时，一直面带微笑，但还是透着一丝愤怒。

这毫无疑问是对年轻肯尼迪的浪漫化看法，但他主要的观点是颇有说服力的。后来，我读到了《知识精英的兴起》，明白了这一点，基本上，这是迈克尔·杨的观点。杨和巴策尔所谈的都是英美式的“位高则任重”——这个观念现在似乎淡薄了许多，“优点已经越来越可以量度了”。12在我们这个以学术能力来争取社会地位的时代——杨在一个想象的未来中安插了这样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切身体会到了——“新的上层阶级不再受困于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而且，赞成“现代思想的准则……人是不平等的……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安排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13

如果有人仔细查看一下现在的大学的招生程序，很难不更进一步认同这个观点。这种招生程序，实际上从学前教育（是的，3岁的小孩就要接受测试）就开始了，整个儿童年代不断加码，消耗了青春期的大部分精力，在刚开始步入成人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这一系列考验与奖赏都有着精心的设计，让获胜者明白，他们值得去争取胜利——在大学校长以某种标准的赞美之词欢迎新生时，新生们备受这种信念的鼓舞：“你们是有史以来走过我们大门的最杰出一届。”当年，杨说过，“受困于……自我批评”，当然，他的口吻颇有讽刺意味，因为他认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是真正有教养者的美德中的两种——尽管他肯定认为，这些美德不限于教育资历。这一点，他做了尖刻的讽刺：“现在，精英们都清楚，成功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回报，也是对他们自己无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而且，“他们开始如此看重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对他们统治的人都失去了同情心。”14

《知识精英的兴起》 惊人敏锐地描述了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致力于经济扩张这个高于一切目标的”社会，在该社会中“根据他们增进了多少生产这一单个测试标准来评判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其发明能完成上万人工作的科学家，或者协调安排一群群技术人员的管理者”算作“头等人”，智力被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提高生产的能力”。15对于杨带着极度快意称之为“智商狂人”的那些人，这是个把事情弄得不确定的定义。使用“智商狂人”这个说法，他的意思是那些“有时智商到140，有时只有90，而且不仅仅是在谈恋爱或早餐前才这样”。杨的一个精准预言是，“教育选拔的一个有利的意外收获”会是某些疗法，借助它们，思维得以集中，情绪波动得以消除。16

助长争议的作家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把杨对推定的知识精英社会的分析放到了当代美国的背景下。他说：我们的顶尖大学，“已成为说服我们‘穷人该受穷’的一大机制”；如果你是富人，那么，你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你优秀”。17学术界内外很少有人会公开说这种话，至少会以谦恭的主张的方式，不无温和地说它，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偷偷地——要不没那么隐秘地——相信它。18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新知识精英已经遍布全球。看起来，排名表狂热在亚洲更加疯狂。在这里，上海大学现在发起了一种广受追捧的学术排名方法，根据教师荣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数学领域的一个权威国际奖项）的数量，以及教师在《科学》（Science）与《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计算高校的水准。没有跟本科生通识教育相关的衡量标准；如何能有这样的标准，都很难知道。

在这些表单上排名不高的高校，当然会感到愤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法国首屈一指的大专院校——的院长对巴黎高专的遭遇（在两年前的泰晤士 [ 伦敦的 ] 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排名中，全世界200所大学中，该校高居第28位，而在上海大学的排名中，只排在第73位）感觉很不开心。她表示抗议，解释了学生为了进巴黎高专付出了多大努力：“在预科班取得成功的学生，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通常会每天学习12到16个小时，两三年都不休假。”19在印度，志向远大的高中生离开家，住在“辅导中心”里，在这里，他们每天整天都是学习，提高考试技巧，这种事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们在印度理工学院联合入学考试（IIT-JEE）中的成绩决定一切。20在中国，大约1000万高中生参加一项考试，希望抢到大学里差不多600万个座位中的一个。这些人真的是我们想用来打理世界的人吗？废寝忘食，无情的竞争，AAA型人格，被逼迫到忍耐的极限？

当然，面对现实退缩或者担忧未来是一回事，美化过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做也会经不起太多的推敲。美国的大学，包括——或许尤其是——顶尖的大学在内，从来不缺少虚伪、欺诈、装腔作势和彻头彻尾的愚蠢。罗伯特·古尔德·萧在袭击瓦格纳堡中牺牲后几个月，朱利安·霍桑（Julian Hawthorne，哈佛1868届）搞了一场醉酒后耍宝的仪式，其中一个做法是晚上睡在一具棺材里，以此来戒掉自己新生年的“吹牛和恶作剧”习惯——无比奇怪的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的父亲纳撒尼尔·霍桑去世了。21（后来，朱利安·霍桑因为邮件欺诈指控在联邦监狱里度过了一年。）照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的说法，也许大多数大学生都一直是“学童”。将比如“高大、金发、瘦削和细腰的”威廉·弗朗西斯·巴莱特（William Francis Bartlett，哈佛1862届）的形象理想化并普遍化，这是荒唐的。跟萧不同，巴莱特在战场上幸免于难，凯旋而归——尽管失去了一条腿。赫尔曼·麦尔维尔在诗中赞美他“已活了一千年 / 浓缩在战场的痛苦和祈祷中”。22但是，有必要注意到，这种人有——或者创造了——机会自己发现太多精英大学现在似乎都忽视的某些原则：勇气和无私是民主地分布的美德（我认为是很多人在战争中学到的东西），享受特权就应该承担责任。

如果说用浪漫主义手法描述过去很容易，那么，说明这些原则在现代“最好的”大学里依然富有生命力并充分运用却颇为困难。在我试图讲述的故事背景下，另一种解释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说，这些大学中，某些大学现在已经形成了跟它们开始时完全相反的自我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两党很难达成共识的年代，这是一个左派和右派都真诚地表示赞同的观点。对于左翼自由派的沃尔特·本·迈克尔斯来说，精英高校在通过“证明学生对自己个人优点的认识是对的”，来积极培养其学生的自爱。对于罗斯·多萨特（Ross Douthat）这位自从成为《纽约时报》 的专栏作家后就变得保守的作家来说：

统治阶级一直都相信自己的统治权力，但是，人们曾经明白——至少愿意对事物进行认真思考的任何人明白，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是随意的，偶然由出身和血统决定，而不是一种宇宙正义。地位高则责任重的理想完全是从这种认识中衍生出来的：神（或盲目的机遇）给了精英很多他们不一定配得上的东西。

然而，现在，

只是已经被清除。现代精英的规则不再被人看成是随意的，而是看作公平、正当和真实的，至少在人们遵循知识精英的逻辑，得出其不言而喻的结论时是这样的。23

……（现在的精英）完全属于他们所处的位置——标准化考试和大学招生办公室所说的，它们的话一锤定音。

这里共享的观点是，我们最古老的大学已经抛弃了作为它们源头的宗教的根本原则：不得基于任何人的优点来认为他该得到某种东西的原则。按照这个观点——或许对于除了照这个观点来生活的圣人之外，它太苛刻——，神通知亚伯拉罕，告诉他，他已经选中他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高尚的角色时，他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考虑亚伯拉罕的任何美德”，而是“慷慨地施加他的恩典……因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什么也没看到，出于这一点，神向他揭示了自己选中他的正当理由。”24这样一个神没有被任何人展现出来的任何值得称赞的行为所打动。人类能够做出有价值的行为，就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仁慈的神受之有愧的礼物，应该不时地表现出谦卑，而不是骄傲。

因此，杰罗姆·卡拉贝尔撰写了一本历史书，描写东部的精英何以不再能掌控自己心爱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跟圣经相关的书名《天选者》（The Chosen），这是很恰当的。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一个进步的故事，公正地指出：很少人会否认，“相比过去公然的歧视和世袭制度，今天的准知识精英录取制度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他以一句呼吁做结：“注意杨的最后警告”——“我们忽视了在我们集体的险境中，我们的知识精英的阴暗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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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作家都向我们描述了这个阴暗面。其中，最生动的一位作家是沃尔特·科恩（Walter Kirn），在一本交替着欢闹与痛心的回忆录《迷失于精英主义中：一个优等生的不良教育》（译者注：原文有误，根据网络资料修正）（2009）中，他总结他普林斯顿的同学（他毕业于1983年）的形象为：“精神上的柔术演员，或许除了真正的自我认识的挑战之外，能够奋起面对学校或工作中的几乎每一种挑战。”26这样写并保持不失体面很难，因为对于同侪的任何此类报告，都以友情掩盖下的刺探行为开始；而且，责备年轻人的青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小气。大学生通常都会完整地经历从探求者到伪装者的过程，同时，在每个大学教师遭遇愚钝又贪心的学生时，他也认识其他坦率、有求知欲且完全不会自鸣得意的学生。这是一幅驳杂的画面，对个人或机构的任何真实描绘都应该如此。但科恩恰如其分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教育机构是否能够做更多的事，把我们从自我中拯救出来？我使用“我们”这个包容性的代词是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年轻人也会很快变老。

对现今大学的道德景观进行一番快速考察，就可能会多少明白还有多少工作要做——从最顶层开始。一方面，很多大学，尤其是在排名中高居前列的大学，与金钱世界走得非常近。19世纪的哈佛给狄更斯的印象是，在这里，“置身于万神殿，周围全是更好的神，但全能的美元却栽进了某些相当没有意义的事中”。今天，顶尖大学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校长薪水（七位数不再闻所未闻）之外捞点外快，加入高报酬的企业董事会，这种事很常见。直到最近，布朗大学的校长成为高盛公司的董事，为此她每年收入30多万美元，到她离职的时候，可以得到价值400万美元的股票——尽管要提请注意的是，相比营利型“大学”的CEO——比如塞耶大学（Thayer University）的校长去年拿回家的4300万美元，这些数字也是小巫见大巫。与此同时，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的领导你追我赶地进入了Google的董事会，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在耐克公司的董事会里捞到了一个席位，该公司跟华盛顿大学签订了一份合同，向学校供应印有耐克标志的运动衫。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事有利益冲突；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体面。随着2008—2009年出现财政紧缩，塔夫茨（Tufts）大学的校长劳伦斯·巴考（Lawrence Bacow）拒绝了校董提议支付给他那么多薪水，他树立了一个罕见的校长榜样，严肃看待“校长薪水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紧缩时期。27

教师的情况怎么样？在学术界的精英圈子之外，很多大学教师薪水过低，工作过量，牺牲自我来一心培养学生。但是，大众很容易忽视他们，只顾着看他们那些更耀眼的同事：广受媒体追捧的教授坐着喷气式飞机满世界飞，从阿斯彭（Aspen）到达沃斯（Davos）无处不在，在电视上神侃，由此获得的声望比在所属高校教书还多。在20年前向哈佛教师发布的校长报告中，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写道：“哈佛已经变成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规则的社会，要不用稍微不同的话来说，教师中的终身教师——通常以个人名义——自行制定规则。”涉及的方面有教学负担、校外商业投机、咨询时间与教学时间的关系等等。罗索夫斯基说：“照一种年代较久的公民态度行事的话，一名教授的主要职责应该限于学校——基本上是学生和同事，所有其他的都退居次席。”但现在，自私自利的风气正让这种大不如前的态度越来越淡薄。5年后，在一本名为《学术责任》（Academic Duty，1997）的书中，斯坦福的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做了一番值得称道的努力，阐明了教师应携起手来争取学术自由的责任。糟糕的是，这种批评尽管准确而有益，但也会给指责全体教授都自私和自我放纵的人提供声援，让他们心安理得。

大众有疑虑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跟企业投资者和政府机构在“技术转化”上的合作关系，有地位的学者（尤其是科学领域，但绝非仅仅该领域）和他们所供职的机构挣钱机会都急剧增多。1980年以来尤其如此，当时，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批准机构和个人分享使用公共基金开发而来的发明或疗法的利润。如果“纯学理”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那么，咨询与合作之间的界限也一样。很多从事学术研究的顶尖经济学家担任着公共职位，他们跟某些投资或保险公司关系密切，而这些公司是他们帮助制定的监管和税收政策的执行对象。现在，不仅仅是通往华尔街的高速路上堵满了来回奔波的教授。在利比亚开战在即的时候，众所周知，一帮出色的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商学教授从卡扎菲政府那里每月挣到了数十万美元，作为“咨询”服务的报酬。一名受益者撰写了不少赞赏性的专栏评论文章，说卡扎菲上校真诚致力于民主化——根本没心披露他跟利比亚政权的财务关系。28

这种情况下，学生怎么样？大部分人不是过着自我放纵的养尊处优生活——远远不是这样，但是，跟教师一样，在主流和出类拔萃的少数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差不多150年前，查尔斯·W.艾略特评论说：“奢侈与求知是一对病床难友。”这句习语是老生常谈，表达了众多高校的共识。今天，顶尖大学为争夺生源，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设施——图书馆中更多美味的咖啡吧，宿舍里更好器材的健身中心等。在某些大学，校园观光不亚于豪华度假村的宣传旅游线路。1900年，一名大学生活的观察者评论说：“一个年轻人，18~22岁这几年，是在一间账房里读书，除了斤斤计较于利益，没别的事，而且在这里…… 他（应该）征服这种残酷而可怕的金钱教，还是该在这些年身处也许会让年轻人觉醒，树立高尚志向的环境中。”今天，看一看这方面近来出版的书籍中某些有代表性的书名，就可以慢慢弄明白大学生活的风气：《拯救拜金时代的高等教育》（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oney）；《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与底线：高等教育的市场学》（Shakespeare,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大学公司：高等教育的企业腐败》（University,Inc.: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略举以上几例。最近，一名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校长宣布，大学应完全放弃幻想，不再坚持远离“普遍商业化”的文化这一学术价值观。29

这种犬儒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我们大学历史上一直以来最有价值的理念：对年轻人注定会大半人生陷入其中的挣钱和消费的世界，它们蓄意保持距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随着对金钱的追逐彻底失去控制，好几位学术领导人确曾试图指出一切事物屈服于商业化的代价——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在2007年冬季担任哈佛的校长几个月后，毕业典礼上，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质问她到任后的首个毕业班学生，让他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在前一年毕业的班中，接近60% 的男生和超过40% >的女生干上了美其名曰“金融服务”的工作。5年后，当年那些日子的幻想——刚踏出顶尖大学校门的年轻人生活在“欢饮鼓舞的憧憬中，期望着早晚有一天，突然天降元宝，把人淹没”——可能少多了，也淡薄多了。但是，这场元宝雨又开始下了，而且，下得最猛的大学，它们的特权堡垒至少跟老“精英主义”时代中一向所表现的那样坚固。30实际上，出于上一章中所讨论过的原因，它们可能更甚于此。

如今的大学在诚信和礼节上也有一些明显的问题。在汤姆·沃尔夫虚构的“杜邦大学”（Dupont University，很显然，原型是杜克大学）中，学生彼此之间喜欢以“他妈的猿猴脸白痴”之类的问候语打招呼。这种鄙俗和糟乱的学生形象，跟坐喷气式飞机到处逛的教授形象一样，对在冷酷的社会和学业压力下，郑重看待大学，竭力充分利用机会的大量学生来说，不啻一幅讽刺画——其实是一种毁谤。很多人坚决从某些校园中盛行的高度情色化氛围中退出来。很多人勤奋而诚实地工作，热爱学习，也热衷于追逐成功。另外，跟任何其他讽刺画一样，沃尔夫将大学生活描画成疯狂地追逐快乐和能力，不失为多少说出了真相。

一方面，欺骗（尤其是以剽窃的形式）猖獗——不仅仅是在“杜邦”，而是到处都是。几年前，《纽约时报》报道说，“学生都搞不清楚哪些是欺骗，哪些不是”；而那些大学之外指望靠这种公认的混乱谋利的人却对此毫不含糊。在众多售卖学期论文的网站中，有一个网站取了一个超级坦率的名字：CheatHouse.com。据我了解，一所名牌大学的两名教师朋友，每年春天的毕业典礼上，他们都自娱自乐地仔细检查打印的学生名单，在高年级学生中，核对就他们所知至少提交了一份剽窃论文的学生的名单。这些学生头顶荣誉毕业，一点都不稀罕。

当然，这种事毫不新鲜。前哥伦比亚学院（译者注：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院长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一名生物学家，给我讲了一个有机化学实验室的故事。他在1961年以本科生的身份加入该实验室。为了在合成乙酰水杨酸的作业上得到“A”，医学预科生“匆忙”在当地药店购买一些阿司匹林，将其磨碎，把试管中的纯白色粉末交上去，让其他所有人的棕色沉淀淤渣都相形见绌。没想到助教在原始材料里偷偷掺入了放射性标记物，一次简单的盖革计数器测试，就让所有弄虚作假者现形了。这么说，学术造假一直是个问题——但是，老实说，情况还没变糟。31

有些人认为，学术道德上这种不佳状况，尤其是金钱的不良影响，其一大因素是安德鲁·哈克尔（Andrew Hacker）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他们最近的书《高等教育？大学在怎样浪费金钱和糟蹋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Higher Education? How Colleges Are Wasting Our Money and Failing Our Kid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中所称的“运动负担”。这种指责有某些国家大环境的依据：全国的高校管理层都在勾结教练，提供从来没修过的课程的假分数，雇用脱衣舞娘和妓女来向新招的教练班子展示欢欣。这些新招的教练班子，一来到校园，就签订合同，教授“篮球的教练技术与战略”等课程，出“一场篮球赛有几个半场”之类的考试题目。这听起来完全像直接从《疯狂》（MAD）杂志中选出来的，但这种做法实实在在有记录可查。跟学术造假一样，大学体育活动中的腐败毫不新鲜。1951年，在以高标准著称的城市学院（City College），四名篮球运动员被指控为跟当地的赌徒勾结操纵比分。对于这所大学，一名记者写道：“你贿赂他们为你打球，赌徒贿赂他们不要打太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32

诚然，在不准许设体育奖学金的高校，就用于招收理想的新成员而无视需求的资金来说，这些问题没那么过分。这些学校的球票销售、授权许可和电视合同上的收入，跟把体育当大生意来做的高校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在高风险的项目上，虐待的情况往往最严重——剥削学生运动员，然后，如果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不好，就抛弃他们。但应该注意的是，相比十大联盟，常春藤高校中运动员占有更高的录取学生比率。即使在已经公认地放弃了早期的录取计划后，哈佛和普林斯顿也在大多数其他申请者清楚他们的命运之前几个月，继续发出数百封“可能录取”的邮件给大学代表队的潜在人选。在常春藤高校，不允许在展现出来的需求之外用财务激励来招收任何申请者——运动员或其他人，但是，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教室里有相当多（通常大约20%）的地方保留给了需要用来填充球队队员名单的新成员。其他高度选择性的高校也为了满足体育上的迫切要求而在学术上打折扣。在允许体育奖学金的斯坦福，一张“兴趣课程”表——包括“起头的即兴表演”和“北美的社交舞蹈”——提供给了运动员，直到《高等教育纪事》公布了这个消息，感觉尴尬的该校中断了这份课程表。33

实际上，现在，几乎每一所寄宿大学，在筹款优先性的表单上，竞技体育（与健身截然相反）设施都高居前列；而且，没人见过哪位校长像校队体育刚兴起的日子那样说：“我不会批准仅仅为了鼓动一包风（a bag of wind，在英语里有“夸夸其谈者”的意思）——这样说，他指的是一个橄榄球，而不是一名教授——而让30个人跑400英里。”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类型的大学中，所招收的运动员学业成绩都差劲。长期以来，威廉·鲍温运用这些数据主张：“当前形式的大学体育，对学术价值和教育品质都体现出一种分明的威胁。”与此同时，前哈佛学院的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 Lewis）高度赞扬大学的体育生，认为他们是“在一个光辉灿烂的平行宇宙里……超脱于日常生活的平庸”，跟其同学生活在一起的天才。34这两种观点都有对的地方。每个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碰到过一些学生运动员，他们对大学的功课毫无准备，不知所措，筋疲力尽，而其他人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感激身体天赋帮助自己挣得的机会，迫不及待想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反馈”。这并没有阻止校园里很多人，有学生，也有老师，嘲笑“体育生”。那种蔑视的态度，如果对准其他人群，从来都没法忍受。

今天，跟往常一样，没法笼统地概括大学生。几年前，我受邀参加一场关于“多元社会中的宗教信仰”的讨论，是一个称为“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的学生团体在哥伦比亚召开的。对这个团体，我也不熟悉。在听说该组织将自己的使命定义为吸引“学生和教师讨论人生最艰难的问题和跟生活的一切相关的耶稣基督问题”，而我作为一名（不守犹太教律的）犹太人，有点困惑，在不是非常清楚了解该组织的福音派狂热的情况下，以为校园里参加讨论的人会很少。实际上，大学里最大的讲堂都挤满了人，到场者在道德上的高度严肃和求知上的强烈好奇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往往以为，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在看待和宗教有关的一切事物时，是怀疑论的堡垒，但实际上，这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在现代学院盛行的类型区分中，那天晚上这间屋子里的很多学生可以归入“亚裔美国人”一类——尽管随着事态的发展，情况明朗了：他们更可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

总之，在今天的大学里实实在在地走一遭，思想开放的参观者就会很少有先入之见不受触动。这趟旅行，既不是走向阴暗面，也不是走向光明的理想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比起其他机构来，大学不会更独立于大文化背景；正如沃尔特·惠特曼谈及自己时所说的，他们“包括大众在内”，从荣誉到背信弃义，从粗鄙到精致，一切都处于两者之间。对于每一个挥霍时间的学生来说，其他人不仅以各种方式在学业中，还在对所属社团的服务中，充分利用他们的大学时光。

但是我想，有一种概括适用于所有大学生：他们都有一种漂泊感。在金融危机之前，学生们都逃避文学或艺术等“无用”科目，对经济学等“畅销”科目趋之若鹜。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欲走还留的余波里，这种逃避仍在继续；但很多学生也在思考：实际上，什么对什么是有用的。即使在精英高校，学生对大学毕业后的生活，也感觉到不仅仅是一点点的恐慌。年轻人清楚，各方面久经考验的设想，比如通往各种职业的最佳途径，如何找到伴侣和满意的工作，怎样成功和自立，如何平衡需求和欲望——总之，怎样谋生——现在都值得彻底怀疑。

遗憾的是，太多大学没能让学生重新培养起“命好的人应该承担起责任来，慷慨地对待命运不济的人”这种理念，它们很少去帮助学生来应付这种被不确定包围的困境。对这种大学理念——的确是社会本身的理念——的一种核心洞见一直是：服务他人就是服务自己，这样做会提供一种目标感，从而对抗所有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都饱受折磨的孤独和迷惘。但是，正如40多年前克里斯托弗·詹克思（Christopher Jencks）和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学术革命》（The Academic Revolution，1968）中所指出的，在职业化的学院里，“没法通过研究来解决、不会导致协作性调查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处于学术轨道之外的”。35最近几十年，我们见识过高校内补偿机构的兴起，比如普林斯顿的人类价值观中心（Center for Human Values），或者杜克的伦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Ethics）。但是，思考伦理问题成为一种课外活动，这意味着什么？

在一本恰当地命名为《市场中的大学》（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2003）的书中，前哈佛校长德雷克·波克（Derek Bok）多少重复了詹克思和里斯曼的观点，他写道：“现在的教师显得没有兴趣去让本科生做好准备成为民主公民，而这个任务曾经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主要目标，也是美国当前迫切需要的。”36或许是因为这个消息太古老，他把它放在了脚注里。

致谢

在做一名大学教师30多年期间，太多学生、同事和朋友帮助过我，在此，我必须衷心感谢那些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直接提供过帮助的人。

首先，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公开演讲委员会，他们邀请我发表了斯塔福德·利特尔演讲（Stafford Little Lectures），这本书正是该演讲的扩充和详细阐述。我要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道格蒂（Peter Dougherty）和汉娜·维纳斯基（Hanne Winarsky），他们耐心地等待我将演讲发挥成一本书；还有两位读者，他们在读过手稿后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我作为学生碰到的难忘的老师，以及从那时起让我受到教益的师长，他们对我自己的教学方法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我尤其想感谢如下各位：

菲尔·施瓦茨（Phil Schwartz），我还是高中生时就在“攀登的极限”（Upward Bound）项目中给他做助教；

萨拉·伯希特尔（Sara Bershtel），在我读大学时，她向我展示教室会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地方；

已故的詹姆斯·申顿（James Shenton），很久以前，他在电视上播放的关于美国历史的讲课就让我着迷，多年后，他热情地接待我，仿佛我是一名同事。

我经久不衰的导师榜样，已故的阿兰·海默特（Alan Heimert），在我每次讲课、引导讨论或遇见学生时，都会想起他；

我有幸跟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一起指导过一个学院讨论会，他设定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标准；

最近，我有幸跟罗杰·勒赫卡一起执教一门关于高等教育的平权服务的课程，就我的经历来看，他对学生的投入和在该课题上的知识无与伦比，在多个修订阶段中，他都对本书的手稿进行了敏锐的审读。

我无比感激已故的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和罗伯特·希尔维斯（Robert Silvers），他们邀请我尝试将自己的想法写成几篇评论文章，给《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供稿，其中的一部分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了本书中。多年以前，在我刚开始考虑一本更早的书的主题时，芭芭拉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会怎样把它编成一个故事？”每当我着手写点儿东西时，这个问题就持续地鞭策着我。每一个跟鲍勃（译者注：罗伯特的昵称）共事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为他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前文章节中的一些想法和表述，我也让一些读者试读了，他们热情地参与了进来，进行了讨论和争辩。我尤其要感谢爱伦·拉格曼（Ellen Lagemann）组织、苏·安妮·温伯格（Sue Anne Weinberg）赞助的研讨会的成员，以及过去十年来我在哥伦比亚定期举办的高等教育专题座谈会与会的研究生——该研讨会在一开始是跟我的同事凯西·布雷克（Casey Blake）协办的。在赞助该研讨会方面，我要感谢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约瑟夫·梅塞尔（Joseph Meisel，现在是布朗大学的副教务长），他的帮助尤其大。我还要感谢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感谢他们给了我一笔补助金，让我在一个夏天都能安心读书和写作。

在邀请跟关心大学生需求的教育者谈话和协商方面，我要感谢如下各位：乔治城大学的校长约翰·迪乔亚（John DeGioia）和教务长詹姆斯·奥唐纳尔（James O’Donnell）；瓦尔帕莱索大学的教务长马克·施魏因（Mark Schwein）和助理教务长戴维·欧文斯（David Owens）；诺瓦克社区学院的院长戴维·勒文森（David Levinson）和教授斯蒂芬·贝里兹（Steven Berizzi）；威克森林大学的校长纳森·哈奇（Nathan Hatch）；南卡罗来纳大学博福特分校的卡尔·艾比（Carl Eby）教授及其同事；达特茅斯学院伦理学研究中心的艾妮·多诺万（Aine Donovan）及其同事，尤其是丹尼尔·韦伯斯特计划（Daniel Webster Program）的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在回应我的谈话时，他提出了颇有助益的建议；日内瓦学院的戴维·古斯里（Dave Guthrie）；纽约大学的西蒙·海德（Simon Head）和简·泰鲁斯（Jane Tylus）；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德布拉·萨茨（Debra Satz）；美国哲学会的帕特·麦克弗森（Pat McPherson）和朱迪斯·沙皮罗（Judith Shapiro）；南加州大学招生研究、政策和实务中心的杰里·鲁西多（Jerry Lucido）；教育维护联盟（Education Conservancy）的劳埃德·萨克尔（LloydThacker）；塔尔萨大学的丹尼斯·达顿（Denise Dutton）；贝勒大学的托马斯·希布斯（Thomas Hibbs）；大学英语协会的克莱格·沃伦（Craig Warren）及其同事；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卡西林·利特尔（Kathleen Little），密歇根大学的查尔斯·艾森德拉夫特（Charles Eisendraft）和2010—2011年度奈特 - 华莱士研究员（Knight-Wallace Fellows）；高等教育财团（Consortium on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的特德·布拉肯（Ted Bracke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卡洛琳·德·拉·佩纳（Carolyn De La Pena）；巴德学院的约瑟夫·鲁兹（Joseph Luzzi）；美国学术机构领导人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Academic Deans）前任主席琳达·哈尔伯恩（Linda Halpern）；福特汉姆大学的校长约翰·哈林顿（John Harrington）；以及蒂格基金会（Teagle Foundation）的前主席W.罗伯特·康纳（W.Robert Connor），他邀请我参加了几次关于高等教育的“听讲”。他们群英荟萃，有的人是极其正直的教育者，帮助我更敏锐地思考，并引导我把思路转向新的方向。

《天下》（Commonweal）杂志的保罗·鲍曼（Paul Baumann）和《拉法姆季刊》（Lapham’s Quarterly）的刘易斯·拉法姆（Lewis Lapham）慷慨地准许我将最初投稿给他们的文章部分收录进本书。我同样感谢《Q大街》（Avenue Q）的创办者和作词人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和杰夫·马克思（JeffMarx），以及他们的出版商阿尔弗莱德音乐出版公司（Alfred Music Publishing），感谢他们允许我引用他们的表演。另外，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凯莉·马洛伊（Kelly Malloy）和威廉·莫里斯奋进（William Morris Endeavor）娱乐公司的约翰·布泽蒂（John Buzzetti），他们帮助我获得了他们的许可。菲利普·拉金的诗《床上卧谈》选自安东尼·斯威特（Anthony Thwaite）编的《菲利普·拉金诗集》（Philip Larkin:Collected Poems），在Farrar,Straus & Giroux有限责任公司和Faber and Faber有限公司许可下转载——他们在1988年获得菲利普·拉金遗产委员会授权的版权。

在我自己的大学年代，有过很幸运的经历。最幸运的就是遇见了我的妻子道恩（Dawn）。自那以后，多年来，她对学生——在学生自己也致力于成为老师过程中她指导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投入一直是我借鉴的榜样。她自始至终是我最严格的读者，我对她无以言表的感激有无数的理由，这只是其中之一。

注释

导言

1.Malcolm Gladwell,“The Order of Things:What College Rankings Really Tell Us,”New Yorker,February 14 and 21,2011,p.72.

2.Clark Kerr,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5th ed.(1963;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9.

3.Jaimes Amber,“Neouniversitas,”Harvard Crimson,October 12,2010.

4.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给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信，August 14,1776,in The Book of Abigail and John:Selected Letters of the Adams Family,1762-1784,ed.L.H.Butterfield,Marc Friedlaender,and Mary- Jo Klin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52; David Starr Jordan,quoted in Julie A.Reuben,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253.

5.Scott McNealy,chairman of Sun Microsystems,quoted in Anan Giridharadas,“Virtual Classrooms Could Create a Marketplace of Knowledge,”New York Times,November 6,See Bowen’s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diana University,May 6,2011.

6.Alison Wolf,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London:Penguin Books,2002),p.247.

7.Earnest Earnest,quoted in Jerome Karabel,The Chosen (Boston:Houghton-Mifflin,2005),p.19.

8.Anya Kamenetz,DIYU:Edupunks,Edupreneurs,and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2010),p.34.

9.资金充裕与资金匮乏的大学之间的资源分配，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这方面详细的分析，参见报告：Trends in College Spending:1999-2009 (September 2011),by the Delta Cost Project and the Lumina Foundation,http://www.deltacostproject.org/resources/pdf/ Trends2011_Final_090711.pdf.

第一章

1.这种经历主要与大多数学生都是在“传统”年龄上大学有关。“非传统”学生（即在人生稍晚阶段上大学的人）的数量一直在迅猛增长。

2.Donald N.Levine,Powers of the Mind:The Reinvention of Liberal Learning in Americ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130.

3.最近的学生评估研究发现，学生喜欢给“好说话的评分者或长得好看的导师”好评语，给女导师或美国之外地方出生的导师较差的评语。此类研究中，在俄亥俄大学进行的最大的一项研究表明，“教授评估与实际开展的教学之间没有相关性。”See InsideHigherEd.com,January 29,2007.

4.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 (1643),in Samuel Eliot Morison,The Founding of Harvard Colleg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p.432.

5.Wallace Stegner,Crossing to Safety (New York:Penguin Books,1988),p.31.

6.Michael S.McPherson and Morton Owen Schapiro,“The FutureEconomic Challenges for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s,”in Distinctively American:The Residential Liberal Arts Colleges,ed.Steven Koblik and Stephen R.Graubard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2000),p.50.

7.本科教育的统计描述，参见年鉴“Almanac of Higher Education,”published most recently b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ugust 26,2011.

8.Mark Lilla’s lecture,“The Soldier,The Sage,The Saint,and the Citizen” (delivered on April 23,2010),公布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网站上：http:// www.college.columbia.edu/core/lectures/spring2010-0.

9.See Suniya S.Luthar and Shawn J.Latendresse,“Children of the Affluent:Challenges to Well-Being,”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No.1 (February 2005):49-53.

10.早在1869年，哈佛第一位没有教士背景的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摒弃了“教育要做的是命令式地谆谆教诲教师认为对的东西这一想法”，并宣布“‘教育’这个词意味着坚持反对专断地教学” (Eliot,inaugural address as president of Harvard [1869],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2 Vols.,ed.Richard Hofstadter and Wilson Smith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2:606).可惜的是，现在还有专断的教师，尽管他们的数量被夸大了，而且，今天，他们的教条更多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神学上的。

11.Laurence R.Veysey,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271.

12.Charles Franklin Thwing,The American College:What It Is and What It May Become (New York:Platt and Peck,1914),p.97.感谢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斯蒂芬·惠特利（Steven Wheatley）让我关注此书。该英语教授是弗莱德·刘易斯·帕蒂（Fred Lewis Pattee），转引自杰拉德·格拉夫（Gerald Graff），Professing Literature: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107.

13.Trilling,“The Uncertain Future of the Humanistic Educational Ideal” (1974),in The Last Decade:Essays and Reviews,1965-1975 (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9),pp.160-176.

14.Sam Lipsyte,The Ask (New York:Farrar,Straus,and Giroux,2010),p.51.

15.Spencer Foreman,MD in First Person:An Oral History (Chicago: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Center for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History and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Trust,2008),p.6.

16.Burton J.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W.W.Norton,1978),p.227; Veysey,Emergence of the University,p.269.

17.Morison,Founding of Harvard,p.229.

18.Roth,Indignation (New York:Vintage Books,2009),p.49.“TuftsU.Bans Student Sex When Roommates Are Presen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28,2009.同一校园里的社会生活记述，参见塔夫茨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南希·鲍尔（Nancy Bauer）的《力量女士》（Lady Power）：“在周一的上午造访美国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有很多雄心勃勃、天赋异禀的年轻女孩在绞尽脑汁，志在不让任何东西——包括跟一些贫困、需要家人养活的男生的关系——成为她们的拦路虎。回头看一场晚间派对，你会发现，同样是这些女孩，她们中很多人（多年以前，她们就不再叫自己‘女人’了）在发挥自己的性能量，人有多大胆，着装就有多挑逗，一杯杯地跟男生拼酒——然后，爱怎么勾搭，就怎么勾搭……当她们跪在派对上刚认识的一名激动的男生面前时，她们真心觉得威风——甚至有些虐待狂倾向。归根结底，尽管她们没有站起来，然后走开，但原则上她们能够这样做。但在第二天早上，学生通常告诉我说，对我称之为 ‘勾搭宿醉’的问题，她们无法抗拒。她们会在四人间里很难为情地看到那个男生。要不，她们会发现，更远大的追求——如果不是追求一个王子（或者可能是吸血鬼）来让自己飘飘然，至少要追求一个在前一天晚上居然会把她们的号码输入自己手机的男生——对于自己来说是徒劳。短信没发过来之后，就动身去下一个派对。”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June 20,2010.

19.Thorstein Veblen,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1918:repr.NewYork:Hill and Wang,1957),pp.101,199.

20.Romano,“Will the Book Survive Generation Tex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ugust 29 ,2010 ; Kevin Kiley,“Long Reads,”InsideHigherEd.com,May 12,2011; Clydesdale,“Wake up and Smell the New Epistemology,”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uary,23,2009; Menand,The Marketplace of Ideas: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New York:W.W.Norton,2010),p.19.

21.Bowen,preface to Jefferson and Education,ed.Jennings L.Wagoner J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pp.11-12.

22.Richard Vedder,Going Broke by Degree:Why College Costs Too Much (Washington 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04),p.52; Brody,quoted in Dale Keiger,“Measuring the Unmeasurable,”Johns Hopkins Magazine,November,2008,p.29.

23.作弊的发生率有多大，很难衡量，但该话题上的权威，罗格斯大学的唐纳德·麦凯布（Donald McCabe）发现，报告过使用互联网资源来进行“剪切和粘贴”剽窃的学生数量，从1999年到2001年翻了两番。麦凯布还描述说，在过去40年里，报告过“未经允许的合作”的学生数量飙升（academic integrity.org/cai_research.asp）。利用麦凯布的研究，大卫·卡拉汉（David Callahan）在The Cheating Culture:Why More Americans Are Doing Wrong to Get Ahead (New York:Harcourt,2004)（p.217）一书中估计，20世纪90年代，大学里的严重作弊增长了30%~35%。在饮酒方面，很多学生证实，大学生中有很高的酗酒和药物滥用发生率。例如，读者可参见哥伦比亚大学吸毒成瘾与药物滥用国家中心2007年3月的报告“Wasting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Substance Abuse at Americ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链接见http://www.casacolumbia.org/templates/ Publications_Reports.aspx#r11，该报告估计，大约一半的全日制大学生酗酒或至少每月一次滥用药物。

24.Harriet Beecher Stowe,My Wife and I (New York,1871),pp.76-77.

25.Harry Lewis,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6),p.17.“服务站概念”这个词来自Robert Maynard Hutchins,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36),p.6.

26.Riley,quoted in Mildred Garcia,“A New Model of Liberal Lear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DailyBreeze.com,November 23,2009.加西亚是一名自由教育的坚定捍卫者，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斯山分校的校长，该校是一所为大量少数族裔人群服务的社区大学。President Obama,quoted in Politico,February 24,2009.

27.Alison Wolf,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London:Penguin,2002),p.18:“你受的教育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找到工作，留住工作，并以永久性合同享受稳定、长期的就业。”还有证据表明，一所两年制大学获得的大专学历，或者还在四年制大学中完成一两年的学业，有着重大的经济价值。相对于其起点，在经济方面受益最大的学生似乎是来自贫困家庭，或之前没人上过大学的家庭的学生，要不就是来自上大学比率较低的少数族裔人群的学生。See David Glenn,“Disadvantaged Students May Benefit Most from Attending College,”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pril 1,2010.The most recent data are available in最近的数据可见于“The College Payoff:Education,Occupation,Lifetime Earnings,”http://cew.georgetown.edu/collegepayoff/,乔治城大学教育与人力资源中心与Lumina基金会合作于2011年8月5日发布。

28.See Clifford Adelman,The Spaces Between Numbers:Getting International Data on Higher Education Straight (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2009),and Jane V.Wellman,Apples and Oranges in the Flat World:A Layperson’s Guide t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Washington D.C.: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2007).

29.Brian K.Fitzgerald,“Missed Opportunities:Has College Opportunity Fallen Victim to Policy Drift?”Change 36,No.4 (July-August 2004):14.上大学概率的估计值，获准引用自前汉密尔顿大学校长尤金·托宾（Eugene Tobin）于2010年3月5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他目前是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高等教育方面的项目专员。托宾运用的材料来自Ross Douthat,“DoesMeritocracy Work?”Atlantic Monthly,November 2005,p.120; and WilliamG.Bowen,Martin A.Kurzweil,and Eugene M.Tobin,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5),pp.77-94.

30.Danette Gerald and Kati Haycock,“Engines of Inequality:Diminishing Equity in the Nation’s Premier Public Universities” (WashingtonD.C.:Education Trust,2006).

31.例如，参见Charles Murray,“Are Too Many People Going to Colleg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no.5 (September-October 2008):40-49.

32.Ann Larson,“Higher Education’s Big Lie,”InsideHigherEd.com,June 3,2010; and Jacques Steinberg,“Plan B:Skip College,”New York Times,May 14,2010.

33.Jan J.Barendregt et al.,“The Health Care Costs of Smoking,”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7 (October 9,1997):1052-57.

34.In Lester J.Cappon,ed.,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1),p.480.

35.史密斯是在1914年于牛津做出此项声明的。

36.来自英语教师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一次讲话，该讲话发表于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Delacorte,1969),Postman认为“废话检测仪”这个说法源于恩斯特·海明威，作为一个术语，用来描述良好写作所需的一大要素。

37.Anthony Kronman,Education’s End: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72-173.

38.Victor E.Ferrall Jr.,Liberal Arts on the Brink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8.

39.Bruce Kimball,Orators and Philosophers: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1986),quoted in Francis Oakley,Community of Learning: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the Liberal Arts Tradi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1.

40.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1869),ed.Samuel Lipman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5.

41.John Henry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ed.Frank M.Turne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81.

42.我的印象不同于Richard Arum和Josipa Roksa,Academically Adrift: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他们估计，今天的大学生，平均来说，每星期只花12个小时在学习上 (p.69)。Arum和Roksa提出，名牌大学的学生花的时间多一些——大约15小时。其他研究，比如Philip Babcock和Mindy Marks，在Leisure College USA:The Decline in Student Study Time (Washington 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10) 中，他们总结说：1961年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学习时间已下降了差不多50%。更细致入微的观点，参见AlexanderC.McCormick,“It’s About Time:What to Make of Reported Declines in How Much College Students Study,”Liberal Education 97,no.1 (Winter 2011):30-39.（美国高校联合会出版）。McCormick提请人们注意“新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于这一点，他的意思是，相比50年前的普通手写或机械打字，现在有文字处理技术）等因素以及在回答学习习惯上的调查问题时，学生脑中的“星期”有不同的含义（有的人认为是五天，有人认为是七天）。

43.Owen Johnson,Stover at Yale (1912; Boston:Little,Brown,1926),p.234.

第二章

1.Aristotle,Politics,Book 7; H.I.Mar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4),p.402; Oakley,Community of Learning,p.18.

2.Morison,Founding of Harvard,p.37.

3.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The Life of Francis Higginson (New York,1891),pp.11-12.

4.Morison,Founding of Harvard,pp.80-81.

5.Frederick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 (1962)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0),p.90.他提出，早期的美国大学没能重复该计划，这是因为，他们不能负担如此煞费苦心建筑的费用。

6.Morison,Founding of Harvard,p.82.

7.Alan Heimert,“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Cambridge Review 106.(November 1985):177-182.

8.Jennifer Tomase,“Tale of John Harvard’s Surviving Book,”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November 1,2007.

9.Lawrence Cremin,American Education: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9),pp.214,221.

10.Morison,Founding of Harvard,p.249.

11.Jonathan Edwards,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Writings,ed.Wallace E.Anderson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p.306.

12.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ed.Turner,p.76; Edwards,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Writings,p.344.Frederick Barnard,quoted in Reuben,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p.22.

13.Horatio Greenough,Form and Function:Remarks on Art,Design,and Architecture,ed.Harold A.Smal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7),p.74.组成本卷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853年。

14.Daniel Coit Gilman,quoted in Veysey,Emergence of the University,p.161.

15.Lewis,quoted by Bowen in his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IndianaUniversity,May 6,2011.

16.Jerome Karabel,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 Princeton (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5),p.51.

17.Quoted in James O.Freedman,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03),p.107.

18.Newman,Idea of a University,ed.Turner,p.83.

19.Oakley,Community of Learning,pp.50-51.

20.Seneca,Moral Epistles,no.88.(“On Liberal and Vocational Studies”),3 vols.,trans.Richard M.Gummer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1925),2:353-355.

21.Emerson,journal entry,April 20,1834,in Emerson in His Journals,ed.Joel Port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23.

22.Ascham,quoted in Morison,Founding of Harvard,p.61; 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43.鉴于得到平均数的年龄范围相对较宽，该数字可能有些误导人。参见James Morgan Hart,in Hofstadter and Smith,Higher Educ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2:579.“Normal age”is Charles W.Eliot’s phrase,in Hofstadter and Smith,eds.,Higher Education,2:705.

23.Cotton,Christ the Fountaine of Life,p.98; Emerson,journal entry,September 13,1831,in Porte,ed.,Emerson in His Journals,p.80.

24.William G.Perry Jr.,Forms of Ethic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ed.L.Lee Knefelkamp (1970; 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9),pp.xii,3.

25.Cotton Mather,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2 vols.(1702; Hartford,CT,1853),1:273,260.

26.Perry,Forms of Development,p.37.

27.John Davenport,The Saint’s Anchor-Hold(London,1682),p.132.“成见威胁”的概念是1955年，Claude M.Steele和Joshua Aronson在他们的文章“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of African America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5):797-811中引入的。

28.Weber,“Science as a Vocation” (1918) 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Hans Gerth and C.Wright Mill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136; 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8;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p.80-81.

29.William James,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02; New York:Collier Books,1973),p.172.

30.Nate Kornell and Janet Metcalfe,“‘Blockers’Do Not Block Recall during Tip-of-the-Tongue States,”Metacognition and Learning 1 (2006):248-261.

31.Janet Metcalfe,“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Empirical Findings,”PowerPoint presen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Center for Teaching andLearning,January 29,2009.“一颗大脑必须运转，以此来成长”来自C.W.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eds.,Higher Education,2:610。“被动吸收”引用自John Dewey,in Donald Levine,Powers of the Mind,p.81。

32.John Cotton,A Treatis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London,1671),p.154.

33.Cotton Mather,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1702),in Hofstadter andSmith,eds.,Higher Education,1:15.

34.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 (1850; 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25; Newman,Idea of a University,ed.Turner,p.77; Dewey,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2 vols.,ed.John J.McDermott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73),2:447; Perry,Forms of Development,ed.Knefelkamp,pp.xxxiii,120.芝加哥大学该学院的前院长唐纳德·莱文（Donald Levine）以这种传统写作，他定义说：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是“由各种不同观点组成的同类聚集体” (Powers of the Mind,p.67)。

35.Jarrell,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 (1952;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82.

36.John S.Coolidge,The Pauline Renaissance in Engl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p.49-50; John Cotton,Christ the Fountaine of Life (London,1651),p.156.

37.Interview with Yongfang Chen and Li Wan,“A True Liberal Arts Education,”InsideHigherEd.com,October 16,2009.

38.DuBois,Dusk of Dawn:An Essay Toward an Autobiography of a Race Concept (1940; New York:Schocken,1968),pp.38,33.

39.Cotton,Christ the Fountaine of Life,p.200.

40.Robert Greene,quoted in Paul Seaver,The Puritan Lectureships: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1560-1662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40.

41.Harry Stout,The New England Soul:Preaching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4.

42.Rogers,in The Colleges and the Public,1787-1862,ed.Theodore Rawson Crane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1963),p.47.想深入探讨罗杰斯的思想与生涯，参见Philip Alexander,A Widening Sphere:Evolving Cultures at MIT (Cambridge,MA:MIT Press,2011).

43.Morison,Founding of Harvard,p.85.

44.Franklin,“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Pennsylvania” (1749) in Benjamin Franklin:Representative Selections,ed.Frank Luther Mott (New York:Hill and Wang,1962) ,p.206.

45.William G.Durden,“Reclaim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 93,no.2 (Spring 2007):40.

第三章

1.See James T.Axtell,“Dr.Wheelock’s Little Red School,”chap.4 in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Essays in the Ethnohistory of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2.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Princeton:1746-1896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p.18.

3.Jefferson to Adams,in Cappon,ed.,Adams-Jefferson Letters,p.599.

4.Charles A.Brixted,Five Years in an English University,2 vols.(New York,1852),1:106.感谢詹姆斯·奥唐纳尔（James O’Donnell）提醒我关注此书。关于19世纪20年代大学的成长，参见David B.Potts,Liberal Education for a Land of Colleges:Yale’s Reports of 1828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9.

5.Richard Hofstadter,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College (1955; repr.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6),pp.223-224.

6.Kamenetz,DIYU,p.10.

7.Charles Sumner,quoted in David Donald,Charles Sumn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Knopf,1961),p.14; Adams,Education,pp.54-55.

8.Diary of Hugh Gwynn,1850-51; coll.298,folder 30 (manuscript collections,Wilso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p.67; 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29.

9.Reuben,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1996),是一个突出的例外。

10.See Potts,Liberal Education for a Land of Colleges,pp.16-19.圣三一大学开始时是华盛顿学院（创立于1824年），霍巴特大学开始时是日内瓦学院（1825年）。

11.James McPherson,The Abolitionist Legac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7.

12.Bowen et al.,Equity and Excellence,p.21.

13.Charles Dickens,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1842; London:Penguin Books,1972) ,p.77.

14.D.H.Meyer,The Instructed Conscience: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Ethic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2),pp.68,66.

15.James McCosh,The Divine Government,Physical and Moral (NewYork,1852),p.320.

16.Noah Porter,The American College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1870),i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Documentary History,5 vols.,ed.Sol Cohen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3:1474.

17.Carnegie,quoted in Frank Donoghue,The Last Professors: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and the Fate of the Humanities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p.4.

18.Dunne,“Education of the Young,”in Mr.Dooley’s Philosophy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00),pp.248-249.

19.Lawrence H.Fuchs,The American Kaleidoscope:Race,Ethnicity and the Civic Culture (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0),p.283.

20.Emerson,quoted in Rudolph,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p.241.

21.According to Donald Tewksbury,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Colleges Before the Civil War (1932) (cited by Hofstadter in his 1955 book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College,p.211) 的说法，美国内战前已经创建了500多所大学，其中只有100所坚持了下来。最近的研究指出，这些所谓的大学中，很多所大学的发展从来没超过提议设立一处新校址的阶段。参见Natalie A.Naylor,“The Antebellum College Movement,”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3 (Fall :261-274).

22.George Ticknor,Remarks on Changes Lately Proposed or Adopted in 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1825),p.40.

23.Michael Rosenthal,Nicholas Miraculous:The Amazing Career of the Redoubtable Dr.Nicholas Murray Butler (New York:Farrar,Straus,and Giroux,2006),p.75.

24.White,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echnology (New York:Appleton,1896),2 vols.,1:vii.

25.在其关于巴特勒的传记（Nicholas Miraculous）中，迈克尔·罗森塔尔（Michael Rosenthal）指出（第346页）：20世纪开始的25年里，在几所“一流的城市大学”中，曾经有过严肃的讨论，看是否该将本科生转到由独立的教员执教，很可能位于城外的“一系列卫星”大学去。

26.这是托马斯·古德斯比德（Thomas Goodspeed）对哈珀（Harper）的态度的特征描述，转引自Levine,Powers of the Mind,p.40,n.2.

27.Gerald Graff,Professing Literature: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40.

28.Steven Eisman,quoted in Tamar Lewin,“Senator Calls for New Rules for For-Profit Colleges,”New York Times,June 25,2010,p.A24.1998年到2008年，大专院校入学人数的增长总体上稍多于30%，而营利类院校的入学人数增长了225%。尽管营利类院校的入学人数只占大学总入学人数的大约10%，但它们的学生以佩尔助学金的方式收到的联邦助学金几乎有大专院校学生的四分之一多——2008—2009学年有40多亿美元，还有接近20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Tamar Lewin,New York Times,July 23,2010.

29.Alexander C.McCormick and Chun-Mei Zhao,“Rethinking and Reframing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Change,September-October 2005.

30.Rudolph,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p.133.

31.Wertenbaker,Princeton:1746-1896,pp.304-306; McCosh,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720-721.

32.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705.

33.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711,706.

34.Bulletin of Ursinus College,2009-10,p.35.

35.Kerr,Uses of the University,p.49.

36.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713.

37.Karabel,The Chosen,pp.442-446,描述了哈佛在管理上的刻意做法，他确信，招收女学生会让该校男生数量尽可能小地减少。

38.Ticknor,Remarks on Changes in Harvard University,p.38.

39.最近有一种有代表性的主张呼吁，以商学院为榜样开设大班，以此来节省费用，这一点，可参见Schumpeter,“How to Make College Cheaper,”Economist,July 9,2011,p.64。关于MIT的创新，参见Sara Rimer,“At MIT,Large Lectures Are Going the Way of the Blackboard,”New York Times,January 13,2009。

40.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711.

41.MacIntyre,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Encyclopaedia,Genealogy,and Tradition (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0),223.在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一书中，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传记作者和麦金泰尔在圣母大学的一名同事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发表过类似的评论。

42.Louis Menand,quoted in Harvard Crimson,September 4,2009.

43.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中甫一退出，就出现了一些关于复兴该委员会的谈话。美国高等教育教授治校的普遍衰落方面的记述，参见Benjamin Ginsberg,The Fall of the Facul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44.Gilman and 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646,711.

45.Quoted in Donoghue,Last Professors,p.7.

46.Jonathan Cole,The Great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9),p.4.

47.Reuben,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p.207.

48.McIntyre,Three Rival Versions,p.225.

49.Alvin Kernan,In Plato’s Cav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55.Bernadotte Schmid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quoted in 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223-224.

50.Marc Perry,“The Humanities Go Google,”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May 28,2010.所引用的评论“文学学者 …… 绘地图”是艾米丽·依金（Emily Eakin）对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弗朗科·莫拉蒂（Franco Moretti）的转述，见Eakin,“Studying Literature by the Numbers,”New York Times,January 10,2004.

51.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人文科学指标” (HI) (www.humanitiesindicators.org)，2009年，人文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大约占所有文科学士的12%，在过去20年里，这一比例一直保持稳定。这一数值基于来自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教育数据系统 (IPEDS) 的数据 (http://webcaspar.nsf.gov)。但是，基于同样的这些数据，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2009年人文毕业生占文科学士的比例大约为8%，也是从1989年以来大致保持稳定。差值反映出人们对人文学科由哪些领域构成有不同看法。例如，HI包括戏剧与音乐表演以及妇女、伦理和电影研究等较新领域，而NSF不包括。按NSF的计算，人文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在同期从82,000增长到123,000，而更全面的HI估计数据显示从114,000增长到186,000。在这同一时期，美国所有学士学位获得者从1990年的大约100万增长到了2009年的160万。与此同时，在精英高校，人文专业的学生数量和比例一直都在下降。例如，在斯坦福大学，1990年到2009年，人文专业的学生数量从345人下降到256人，同时，百分比从20.38% 下降到15.4%。在布朗大学，相应的数字是从521降到340，从36.5% 降到23.56%；在耶鲁大学，它们是从656降到429，从49.58% 降到32.77%。同等地位的高校显示出类似的趋势，最突出的例外是芝加哥大学，该校的人文专业学生人数上升了，比例只有轻微下降——前者升而后者降的原因是学生总体人数有了显著增加。这些数据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人文学科的衰落，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排除了投身艺术实践与表演的学生，以及较新的学术科目，还由于它们没有纳入完成第二专业的学生（大约占所有学位获得者的5%），其中有一些人可能属于人文领域。这些数据也没有追踪人文课程中非专业（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的学生人数。尽管有这些警告信息，向下的趋势看起来还是明朗的。（数据承蒙斯坦福大学的Russell Berman和MLA研究办公室的David Laurence提供。）

52.Mara Hvistendahl,“Less Politics,More Poetry:China’s Colleges Eye the Liberal Arts,”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uary 3,2010.David Glenn,“Business Curricula Need a Strong Dose of the Liberal Arts,ScholarsSay,”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uary 21,2011.20世纪50年代为企业高管设计学习课程的有趣尝试，参见Morse Peckham,Humanistic Education for Business Executives:An Essay in General Educati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0).在医学院，不断增长的医学人文学科领域要求实习医生讨论文学和艺术作品，这是他们的一部分课程要求，旨在深化他们对患者的感受。这方面的项目目录，参见：http://medhum.med.nyu.edu/directory.html.

53.Rachel Hadas,Strange Relation:A Memoir of Marriage,Dementia,and Poetry (Philadelphia:Paul Dry Books,2011),p.41.

第四章

1.Weber,“The Chinese Literati” (1915),in Gerth and Mills,ed.,From Max Weber,p.426.在《学科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1798）中，伊曼努尔·康德在某些方面预见了韦伯的分析。

2.John McNees,“The Quest at Princeton for the Cocktail Soul,”Harvard Crimson,February 21,1958.

3.W.Barksdale Maynard,Woodrow Wilson:Princeton to the Presidency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96.4.Johnson,Stover at Yale,p.265.

4.Johnson,Stover at Yale,P.265

5.有条件地接受这种做法，现在还有残余。在这些情况下，只要某些学生在录取前经历一个“空当年”，常春藤联盟高校就可以接收他们。

6.Karabel,The Chosen,p.199.

7.Eliot,quoted in Karabel,The Chosen,p.41.

8.Diana Trilling,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New York:Harcourt,Brace,1993),p.269.

9.Lowell,quoted in Karabel,The Chosen,p.51.

10.George Anthony Weller,Not to Eat,Not for Love (New York:Harrison Smith and Robert Haas,1933),pp.16-17,37.

11.Theodore H.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78),pp.42-43.

12.Karabel,The Chosen,pp.259,213; Archibald Cox et al.,Crisis at Columbia:Report of the Fact-Finding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turbanc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April and May,1968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8),p.16.

13.See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4.A view attributed to Diderot in Richard Sennett,The Craftsman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281.

15.Simeon Baldwin to James Kent,quoted in Robert Middlekauff,Ancients and Axioms:Secondary Education in 18th Century New England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p.119.

16.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613; Rudolph,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p.418.

17.William James,“The Social Value of the College Bred,”McClure’s Magazine 30.(1908).Harold Hyman,American Singularity:The 1787.Northwest Ordinance,the 1862 Homestead and Morrill Acts,and the 1944 G.I.Bill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6),p.70.

18.Karabel,The Chosen,p.183.

19.按需资助助学金的发展是由约翰·U.门罗（John U.Monro）带动的。他是哈佛的一名院长，最后离开了，在亚拉巴马州的迈尔斯学院（Miles College）教授黑人学生，后来又去了密西西比州的陶格鲁学院（Tougaloo College）。关于按需资助助学金最初原则的清晰陈述，参见Monro,“Helping the Student Help Himself,”College Board Review,May 1953。

20.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40),trans.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04),p.58.

21.Mitchell L.Stevens,Creating a Class: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Education of Elit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93.

22.参见Thomas J.Espenshade and 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No LongerSeparate,Not Yet Equal:Race and Class in Elite College Admission andCampus Lif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esp.pp.108,299,他宣称：“就手头的信息”，他们“不能解决亚洲申请者在精英高校录取中是否遭受了歧视的问题” (p.95)。

23.Heller,quoted in Paul Attewell and David E.Lavin,Does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Disadvantaged Pay off across the Generations?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7),p.199; Brian K.Fitzgerald and Jennifer A.Delaney,“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America,”in Condition of Access:Higher Education for Lower Income Students,ed.Donald E.Heller (Westport,CT: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Praeger,2002).

24.See Clifford Adelman,The Toolbox Revisited:Paths to Degree Completion from High School through College (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6).

25.Peter Sacks,Tearing Down the Gates:Confronting the Class Divide in American Educ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167.

26.Sacks,Tearing Down the Gates,p.169.

27.从2008—2009学年到2009—2010学年，按需资助助学金（增长4.6%）比按成绩发放助学金（增长1.2%）增长快——但是，这是否标志着长期趋势的逆转，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Mixed News on State Aid,”InsideHigherEd.com,July 11,2011.28.Ibid.,p.178.

28.Ibid.P.178.

29.在公立高校也是如此。例如，对于加州居民来说，在加州洛杉矶分校申请州补贴的学费并不需要经济状况调查，因此，马林县（Marin County）的一名信托和不动产律师的孩子，支付的金额可能跟奥克兰的一名市政工人的孩子差不多。鉴于这些“旗舰”高校的很多学生来自中产阶级和上中层阶级家庭，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该体系等于是政府补助的倒退，在不成比例地让较富裕家庭受益。See W.Lee Hansen and Burton Weisbrod,“The Distribution of Costs and Direct Benefits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The Case of California,”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 (Spring 1969):176-191.对他们的观点，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这方面的有用讨论，见Thomas J.Kane,The Price of Admission:Rethinking how Americans Pay for College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9),pp.132-133.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所享有的比较性补贴的例证，参见Kane,Price of Admission,Table 2-3,p.38.

30.有趣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某些受捐赠多的大学，这种紧张关系尤其严重，它们比“依靠学费”的高校更多地依赖投资回报来平衡预算。一个例证是，一所高校——里德学院，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在助学金上的承诺遭受了2008年和2009年接受捐赠减少的考验（所受捐赠从大约4.5亿美元减少到3.3亿美元），参见：Jonathan D.Glater,“College in Need Closes a Door to Needy Students,”New York Times,June 9,2009。

31.Veblen,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p.78.

32.申请名牌大学的学生人数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普遍采用了“通用申请表”。该申请表是一种电子表格，让申请者（负担得起多个学校申请费用的学生）更容易申请很多高校。此外，大学从标准化考试供应者那里购买名单，向获得姓名的学生使用直销手段——尽管他们清楚，所招揽的申请者中，很多人是不合格的——以此来让申请人数扩张。Janet Lorin,“SAT Test Owner to Face Query on Teen Privacy from Lawmakers,”Bloomberg Education Group,May 26,2011,www.bloombergeducationgroup@bloomberg.com; Kevin Carey,“Real College-Acceptance Rates Are Higher Than You Think,”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pril 19,2010; Eric Hoover,“College Applications Continue to Increase:When Is Enough Enough?”New York Times,November 7,2010; and Jerome A.Lucido,“Breaking the ‘Cruel Cycle of Selectivity’in Admissions,”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uary 16,2011.名牌大学录取方面一份珍贵的报告是The Case for Change in College Admissions:A Call fo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eadership,该报告由南加州大学招生研究、政策和实务中心与教育维护（Education Conservancy）联盟合作于2011年9月发布。

33.Michaels,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How We Learned to Love Identity and Ignore Inequality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6),p.98.

34.Michaels,Trouble with Diversity,p.87.

35.大学录取中出现了一些道德问题，这方面深思熟虑的评论，参见Michael McPherson与Morton Schapiro写的两篇文章：“The Search for Morality in Financial Aid,”Academe (November-December 1993):23-25; and“Moral Reason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Policy,”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7,2007.

36.Kronman,“Is Diversity a Valu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Florida Law Review,December 2000,p.40.20世纪50年代初，在耶鲁，接近四分之三的校友子女申请后就被接收。See Richard Kahlenberg,ed.,Affirmative Action for the Rich:Legacy Preferences in College Admissions (New York:Century Foundation,2010,p.137).到20世纪60年代，该数字仍然超过三分之二 (Bowen et al.,Equity and Excellence,p.169).今天，照耶鲁招生办主任杰弗里·布伦泽尔（Jeffrey Brenzel）的说法，校友子女申请人中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得到录取，这一比例仍然是其他申请人的两倍多 (Jenny Anderson,“Debating Legacy Admissions at Yale,and Elsewhere,”New York Times,April 29,2011)。取决于一个人的看法，这是一种“一半的杯子是空的”，还是“一半的杯子是满的”的情况。反对校友子女录取的观点，参见Kahlenberg,ed.,Affirmative Action for the Rich.For a defense of legacy admissions as a form of“tolerable corruption,”参见Russell K.Nieli,“A Reluctant Vote for Legacies,”Minding the Campus,February 14,2011,www.mindingthecampus.com.

37.Roger Lehecka and Andrew Delbanco,“Ivy-League Let Down,”New York Times,January 23,2008; Theda Skocpol and Suzanne Mettler,“Back to School,”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 (Fall 2008):8-18.See also RichardEkman,“Free Ride to College? Bearing the Brunt of Changing Expectations on Who Should Pay for College,”University Business,April 2008.艾克曼（Ekman）称该新政策为“对上中层阶级的平权行动”。

38.早期录取程序的影响方面，最好的研究是Christopher Avery,Andrew Fairbanks,and Richard Zeckhauser,The Early Admissions Game:Joining the Elit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See also Bowen et al.,Equity and Excellence,pp.173-175。另外，对哈佛恢复早期录取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响应，见Geoffrey W.Challen,“Early Inaction:College vs.Country,”Harvard Crimson,March 2,2011.

39.该数据来自鲍恩（Bowen）等人的Equity and Excellence.。这11所高校是巴纳德、哥伦比亚、欧柏林、宾州、普林斯顿、斯沃斯莫尔、宾夕法尼亚大学、韦斯利、威廉斯和耶鲁。像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Karin Fischer,“Elite Colleges Lag in Serving the Needy,”May 12,2006) 中报告的一样，把样本扩大到纳入“顶尖的146所大学”时，该数据下降到3%。鲍恩还报告说，19所名牌大学和主要的州立大学中，只有3% 的学生既来自低收入家庭，也是第一代上大学者 (p.163)。

40.Bowen et al.,Equity and Excellence,p.162.

41.“尽管接受的捐赠飙升，但高等级大学在招收低收入学生上显示出令人失望的结果”，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January 6,2008.David Leonhart,“Top Colleges,Largely for the Elite,”New York Times,May 24,2011.

42.Michaels,Trouble with Diversity,p.17.

43.See Trends in College Spending:Where Does the Money Come From? Where Does It Go? Delta Cost Project and Lumina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2008,网址为：www.deltacostproject.org，and David Levinson,“Grand Solution or Grab Bag,”American Prospect,November,2009,p.A15.

44.See Arum and Jopska,Academically Adrift; and William G.Bowen,Matthew M.Chingos,and Michael S.McPherson,Crossing the Finish Line:Completing College at America’s Public Universiti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45.Peter Orszag,“A Health Care Plan for College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8,2010,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医疗补助计划的费用不断上升，其原因是公立高等教育在各州的预算优先中获得的支持不断下降。奥巴马总统辖下的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前主任奥斯扎格指出，在过去30年里，公立大学的教员薪水已经从跟他们的私立大学同行旗鼓相当下降到低至少20%。

第五章

1.Karabel,The Chosen,p.5.

2.John Murray Cuddihy,The Ordeal of Civility:Freud,Marx,Levi- Strauss,and the Jewish Struggle with Modernity (New York:Basic Books,1974),p.5; Owen Johnson,Stover at Yale,p.176.

3.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614.

4.See Richard F.Miller,Harvard’s Civil War: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Massachusetts Volunteer Infantry (Lebanon,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5).肖和他的人马是俯瞰波士顿公园的青铜纪念碑雕带所刻画的人物，该雕带是奥古斯图·圣·高登思（Augustus Saint Gaudens）的杰作。

5.James,The Bostonians (1886; Baltimore:Penguin,1966),p.210.

6.Johnson,Stover at Yale,p.186.

7.Ibid,pp.29,68.

8.Geoffrey Kabaservice,The Guardians:Kingman Brewster,His Circle,and the Rise of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 (New York:Henry Holt,2004).

9.Auchincloss,The Rector of Justin (Boston:Houghton-Mifflin,1964),p.33.

10.Ibid.,pp.45,39.

11.Karabel,The Chosen,p.35.

12.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London:Penguin Books,1961),p.92.

13.Ibid.,p.116.

14.Ibid.,pp.106-107.

15.Ibid.,pp.167-168.

16.Ibid.,p.74.即使在我们这个充满“注意力缺乏症”、滥用利他林的时代，一个学科领域强而另一个弱（这一点，可从某些科目上得A，而其他科目得B或C的“脑子失常”记录中反映出来）的学生，比起一代人之前的先辈来，被录取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也少得多。

17.Michaels,Trouble with Diversity,pp.97,104.迈克尔斯认为，对于精英大学的白人学生来说，种族意识录取培养了少数族裔学生是特殊津贴的受益者这一想法，从而充当了“一种强大的工具，证明他们对自己个人优点的认识是合理的”。

18.See Shamus Khan,“Meritocracy Is an Engine of Inequality,”Columbia Spectator,March 3,2011.该文描述了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胜者认为，他们获胜的原因是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优势”。

19.Quoted in Ben Wildavsky,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Shaping the World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25.

20.Ibid.,p.171.

21.Jack Matthews,“Nathaniel Hawthorne’s Untold Tale,”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ugust 15,2010.

22.Miller,Harvard’s Civil War,p.3; Melville,“The College Colonel,”in Battle-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 (1866).

23.Michaels,Trouble with Diversity,p.85.Ross Gregory Douthat,Privilege:Harvard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Hyperion,2005),pp.12-13.

24.John Cotton,A Treatis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in The Puritans in America,ed.Alan Heimert and Andrew Delbanco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51.

25.Karabel,The Chosen,p.557.

26.Kirn,The Daily Beast,May 19,2009.这基本上和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其畅销书Bobos in Paradise: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 中描述为“波波族”（Bobos，“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的混合体）的人物形象一样。对哈佛与耶鲁学生中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约翰·萨默斯（John Summers）写过两篇辛辣的文章：“All the Privileged Must Have Prizes,”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London),July 19,2008; and William Deresiewicz,“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American Scholar 77,no.3 (Summer 2008):20-31.

27.William Bowen,Lessons Learned:Reflections of a University Presiden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33-34.从2001年到2008—2009学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公立大学校长人数从6人变成58人，增长到接近10倍。任命加入企业董事会的学术领导人，对其“舒适且挣钱俱乐部”的描述，参见Graham Bowley,“The Academic- Industrial Complex,”New York Times,July 31,2010.。几年前，贾斯汀·蒲柏（Justin Pope）做过一份有价值的调查：“Dishonesty Theme Runs Beneath Range of Headlines in Higher Ed News,”Boston.com,May 17,2007,www.boston.com.

28.Henry Rosovsky,“Annual 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1990-1991” ,Policy Perspectives 4,no.3 (September 1992):1b-2b.Sewell Chan,“Academic Economists to Consider Ethics Code,”New York Times,December 31,2010.关于卡扎菲问题，参见David Corn,“MonitorGroup:Still Spinning?”Mother Jones,March 3,2011; and Paul A.Rahe,“The Intellectual as Courtier,”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March 7,2011.

29.John Jay Chapman,“The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1900),in Unbought Spirit:A John Jay Chapman Reader,ed.Richard Stone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p.93 ; James Engell and Anthony Dangerfield,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oney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5); David Kirp,Shakespeare,Einstein,and the Bottom Line: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 Jennifer Washburn,University,Inc.: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2005); Carlos Alonso,“Paradise Lost:The Academy Becomes a Commodity,”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December 12,2010.

30.Joseph O’Neill,Netherland (New York:Pantheon,2008),p.91.

31.Robert Pollack,“I Am,Therefore I Think,”Columbia Spectator,September 16,2010.在其自传《桥》（The Bridge）中，恩斯特·普尔（Ernest Poole）（Princeton，1902届）写道，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只见过一次作弊行为。一次考试中，这位班长坐在作弊者的后面，看到他的同学“偷偷摸摸地……看纸条”后，他悄悄地对他说：“把纸条撕了吧，大不了考试不及格”（转引自Wertenbaker,Princeton,1746-1896,p.364）。多少感觉有些羞耻，这个犯错者听从了他的意见。在今天，这种同辈监管看起来不那么流行。一个很难进行坦率讨论的问题是：随着亚洲学生（既有国外出生的，也有移民子女）大量进入美国大学，原创与模仿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是不是该问题的一部分。See Elizabeth Redden,“Cheating Across Cultures,”InsideHigherEd.com,May 24,2007; and Kelly Heyboer,“Centenary College Closes Satellite Schools in China,Taiwan after Finding Rampant Cheating,”NJ.com,July 25,2010,www.NJ.com.

32.William Dowling,Spoilsport:My Life and Hard Times Fighting Sports Corruption at an Old Eastern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 Murray Sperber,Beer and Circus:How Big-Time College Sports Is Crippl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New York:Henry Holt,2000).Quoted in Philip Kay,“‘Guttersnipes’and ‘Eliterates’:City College inthe Popular Imagination” (PhD diss.,Columbia University,2011),p.264.

33.Erick Smith,“Stanford Discontinuing ‘Easy’Class List for Athletes,”USA Today,March 9,2011; “The Early Admissions Loophole,”InsideHigherEd.com,October 19,2006.在一篇认为大学体育纯属消耗高校资源的极其吹毛求疵的讨论中，德雷克·波克（Derek Bok）在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的第3章中指出，“学校之间的体育赛事费用，让用于社区服务、学生管弦乐团、剧场及其他有价值的课外活动的金额相形见绌” (p.41)。在早期录取（临时）暂停期间发出“前途有望的信件”，这方面的做法，参见Lingbo Li,“Likely Letters on the Rise,”Harvard Crimson,March 13,2008。

34.Andrew Dickson White,president of Cornell (1873),quoted in Bok,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p.55; Bowen et al.,Equity and Excellence,p.171; Lewis,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p.252.

35.Christopher Jencks and David Riesman,The Academic Revolution (1968;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2002),p.243.

36.Bok,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