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没有你的消息,就给二哥和你做了衣冠坟。”秉能解释说,“其实哪来什么衣冠,只有两件破衣衫裹个草人埋了,能穿的衣服我现在还留着穿呢。”
嫂子也说:“家里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爸妈的棺材板还是赊来的,去年才还清债。你二哥就只有一件破衣衫,连草席也没裹一床。”
吴老四听得心里发酸,又跪在父母坟前,痛哭一场。众人也跟着抽泣。
烧过纸钱,上过香烛。吴老四让秉能找村里的石匠来把四座坟都包起来,立上石碑。秉能说:“还是把你那座假坟铲了吧。”吴老四坚持说:“不,那个吴老四已经死了,就让他陪着爸妈,陪着二哥吧!”秉能不好再说什么,回头就去找人包坟。
吴老四接下来托人请齐了那次放木筏的人,在金子沱街上最好的酒楼摆下一桌酒席。当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如今有的成了家,有的打光棍,一副受尽生活折磨的疲惫相。他们都对吴老四起死回生惊讶不已,对他如今衣锦还乡说了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但对自己如今的状况都唉声叹气。提起那次事故,大家仍心有余悸。他们说死里逃生之后,都想远远地离开这条嘉陵江,跑到深山老林去当野人也一辈子不要再靠近水边。他们说周老头听说出事以后就大病不起,几个月后不知所终,有人说去了峨眉山,有人说在东津沱见到过他的尸体。吴老四跟他们一一拜别,每人分赠一个红包,表示他的心意。最后,与兄弟们洒泪而别。
祖父说,那次回乡是自己这辈子最伤感的旅程。他说他觉得自己有罪,对家里的父母兄弟,对那些曾经一起漂泊的乡亲,对生死未卜的珍,自己的罪过就算跳进嘉陵江也洗不清。
吴老四在老家待了差不多三个月,他每天都到父母的坟前,也到自己的坟前站一站。尽管父母和秉富的坟都包上了雕龙画凤的石材,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几次想起去利泽看看秉凤,但又怕一见面大家都无力面对伤心事,搅扰她也许平静的生活。他提议秉能全家随他到重庆生活,但他们拒绝了,因为已经习惯嘉陵江边上这平淡清苦的日子,守着祖屋和父母的坟地,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而吴老四也绝不可能再适应这乡间的生活,他给秉能留下一笔钱,用以修缮祖屋,置办田产,改善生活,如果秉凤需要接济,也可以派上用场。他还叮嘱秉能,如果家里有什么难处,尽管跟他开口,给他捎信。孩子到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去读书,只是不要像秉权那样不务实就行。
吴老四和凤仪离开那天,天上下着小雨,秉能一家就送他们到院坝边。祖父始终都没想明白,为什么秉能只送到院坝边上,没把他们送到码头,这不合当时送客的礼数。
吴老四回头向他们一家挥手,看见他们表情木讷地站在细雨中,身后是那口还张着大嘴的井,旁边是他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老屋,老屋后面的山坡上,是父母和秉富,还有自己的坟墓。
10
回到重庆,伤心已成往事,吴老四也不再去多想。偶尔想起可怜的珍,看看眼前的凤仪,也就不再有以前的伤感。时间是治愈一切创伤的良药,也是某些痼疾的帮凶。心愿已了,小两口盘算着利用手头还剩余的钱财,过好往后的日子。时局并不太平,所以钱币大多变成金银自己保管,不敢去银行。房子除自己住的两三间,老妈子的住房及厨房,其他的统统租出去,每月收回的房租足可满足三个人日常生活所需。吴老四听了码头上一些兄弟的意见,组织了一帮苦力,给他们发放生活费和薪水,在码头上搞搬运行,苦力们既可保证有稳定的收入,吴老四也可从中赚取一定收益。他把这些交由两个熟识的人去打点,自己只管每月去结账,其他时间就请一个大学生来教自己和凤仪读书识字。等他能自如地读书看报的时候,他明白了秉权为什么老想着去读书,不愿意在家干活。
这样太平的生活没过上两年,就逐渐被彻底搞乱套了。1937年下半年,吴老四的搬运行在码头上的业务突然比以前好了几倍,码头上的人告诉他每天都有许多“下江人”来到重庆,说是日本人占了中国好些地方。
重庆城大街小巷渐渐挤满了外省人,随处都是外地口音,连吴老四的院子里也住了好几家外地人,他们从北方逃到这里,拖家带口,过得也很不容易。这样过了几个月,吴老四又听说国民政府要迁都重庆,江面上逃难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拖家带口的,还有学校、工厂也整个搬迁过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发了大财,吴老四的搬运行业务也成倍成倍地增长,让他发了一笔不小的国难财。
凤仪怀上第一个孩子的第五个月,老蒋退到重庆,他的“搭档”汪精卫却从重庆逃到日本。重庆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有钱人和官僚的小轿车,随处可以看到当兵的和学生,也随处可以看到宣传抗战的标语,以及陪都文艺界才子佳人们的抗战文艺演出。
就在蒋光头来到重庆半个月后,日本人的飞机也来了,在山城上空倒臭鸡蛋一样扔炸弹,全城都在警报声和爆炸声中摇摇晃晃。吴老四提议让老妈子陪凤仪去金子沱避一避,凤仪死活不肯,她说兵慌马乱的年月,到哪儿都不安全,要死大家死在一起。吴老四也不坚持。这样熬到凤仪快生孩子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山城一起经历最为猛烈的“重庆大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