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家有老爸（Life with Father）

【作者】[美] 克劳伦斯·戴伊（Clarence Day）

【译者】熊亭玉、陈萱、王华丽

【责任编辑】熊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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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轻松幽默的笔调下，作者将一个美国上层家庭的父亲形象展现出来。他强势却又不失柔情；他霸道，却又公正；他有些自私，却又可爱；同时读者也能从书中一窥19世纪末美国纽约的全貌。

根据该回忆录改编的电影由艾琳·邓恩、威廉·鲍威尔和伊丽莎白·泰勒出演。该电影获得了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作者简介】

克劳伦斯·戴伊（Clarence Shepherd Day, Jr.，1874年11月18日－1935年12月28日），美国作家和插画家，出生于纽约市，1896年耶鲁大学毕业。戴伊写了许多家庭回忆录，《家有老爸》(Life with Father)是他最有名的自传式作品，后改编为常演不衰的百老汇舞台剧。

第一章　和父亲一起的假日度假

父亲偶尔也会带我到他办公室去，这可是难得的优待。只有在没有课的礼拜六清晨才能去。凡是去“办公室”的日子，我都觉得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要知道，到了办公室后可没有这样的感觉；出发的时候，看到母亲带着三个肃然起敬的弟弟目送我离开家，这种感觉才会油然而生哦。

如果是个雨天，天气不好，父亲就会戴上圆顶礼帽，再穿上黑色的防雨斗篷，里面则是他一贯的燕尾服。（父亲着装通常都很正式，除非天气热，或是夏天要离开纽约到乡下去，他才会穿上普通西装）。如果是个晴天，他就会戴上丝质礼帽，再拿上手杖，他的朋友都是这样。要是在街上碰到了，他们就会抬起握着手杖的手碰碰自己的帽檐，正式地向对方行礼。

我很是羡慕这样优雅有派头的姿势，非常想要效仿，可是我年纪太小，还不能拿手杖。我的衣着简单，一件椒盐色的西装外套，下面是短裤，还有就是八十年代〔1〕男孩们常戴的那种宽宽的白色伊顿领结，每天出门的时候领结都相当挺拔，洁白无瑕，可到了晚餐的时候就面目全非了。脚下的鞋是黑色的，要么就是系鞋带的，要么就是带扣子的；袜子也是黑色的，只有夏天在乡下的时候我们才穿棕色袜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六，虽然阳光明媚，父亲却带上了他的圆顶礼帽。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蹦蹦跳跳地跟着父亲从麦迪逊大道走向第六大道，一路上都是赏心悦目的赤褐色的房子〔2〕。我们爬上了高架铁路的阶梯，站在站台上，父亲和他的一个朋友聊着天，我们等着下一辆火车的来到。

很快拐弯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短小粗壮的蒸汽火车头，后面是一节无盖的燃料车厢，里面装满了无烟煤，三四节旅客车厢一摇一摆地跟在后面。烟囱帽上喷着白烟。火车司机从窗口斜探出身子。“突—突，突突—突！”火车头一路冒着白烟，鸣着汽笛摇了过来。我们上了火车，悠闲地穿过车厢，父亲找到喜欢的座位，坐下了。

火车朝着城里进发，一路上，有时火车头冒出的烟雾太浓，挡了我的视线，其余的时候我都一个劲儿地盯着那些廉价的红砖房窗户猛看，或者看流浪汉住的公寓，那里面就更有趣了。这些公寓二楼的房间都非常拥挤，可我艳羡那些住在里面的流浪汉。他们看起来随和懒散。什么事都不做，穿着舒适的旧衣服，抽着烟，坐在翘着的椅子上，而椅子背就靠在墙上。如果我是个流浪汉就好了，到了星期五我就用不着把手指刷得干干净净，带上紧紧的白色羊羔皮手套，也不用拉着某个笨拙的小女孩在舞蹈学校打了蜡的地板上打圈儿了。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了。公寓外面大字写着呢，“一晚上，十美分”。

只有和父亲一道进城才看得到这样的景象，母亲总是避开高架铁路。相对而言，这是个新东西，她觉得马车好些。而且，第六大道满是灰烬煤烟，可不讨女士们喜欢。有时女士们购物也会走得比较远，往西会到第六大道，往东也能到列克星敦那么远的地方，但是通常她们只在这两地的狭长地带活动。

到了目的地，我和父亲下了车，置身于乱糟糟的窄小街道上，满街都是男人和男孩，没有女人。要是有一顶女帽碰巧孤零零地出没在人群中，所有的人都盯着看。大多数商厦都很旧，不少大楼还很脏，陡峭的木质楼梯破旧不堪，昏暗的地下室一片忙碌的景象。交易所和布罗德大街上满是这样人群密集的场所，甚至华尔街上也有这样的场所。华尔街和百老汇的南角处是最脏的地方之一。我们路过的时候，父亲就会扬起手杖说：“那就是《姑母拉文妮亚》的诞生地。”

经过检验所，再走过几道门，就来到一栋整洁的五层小楼跟前，我们走上门廊的台阶，这里是华尔街38号，上了门廊阶梯就是父亲的办公室，占据了整个一楼。他在二楼的尽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

办公室里人人都在忙碌，在我看来神秘费解。那位出纳从来不让我靠近他的领地，他坐在一把凳子上，一个抽屉里装着现金，一个保险柜里满是记账本，另一个保险柜里装的是证券，还有一个装满了邮票的锡盒子，他按需发给其他人使用。有一两个簿记员正在巨大无比的革皮账本上记账，字迹漂亮。他们已经取下了衬衣上可拆洗的袖口，叠好放在角落里，换下了他们通常穿的夹克，穿上了黑色的羊驼外套。日后的簿记员或是经纪人，如今还是办公室跑腿的小弟，忙进忙出。西联的邮递员拿着电报冲进办公室。前面的房间里有个长长的桌子，上面放的全是铁路系统发布的盈利和交通状况的报告单。那时候交易所里也就只有二三十支工业股票在买卖，父亲的办公室就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桌子上还放着《商业和金融记事》和《商业期刊》，旁边放着一个黑板，一个股票价格收报机，再有就是四五个长着胡须的男人。其中两个正言辞激烈地讨论着亨利·沃德·比彻〔3〕，另外的人正摇头叹息着劳动骑士团〔4〕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疯狂方案。

父亲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烧着炭火。父亲把帽子挂在衣帽钩上，打开抽屉，坐到桌子旁。父亲看邮件的功夫，我骄傲地给他拿来两瓶墨水。一瓶是英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墨水，还有一瓶墨水是父亲写的信件需要复件的时候才用，用这种墨水就可以压印复本归档。我把父亲的墨水瓶清理干净，灌上墨水，然后在笔架上放上干净的钢笔。在家里父亲有鹅毛笔，但是在办公室他只用钢笔，父亲没有速记员，他自己手写，公司里好些信件就是他写的。

我在办公室除了灌墨水瓶还有好多事情可做。都很有趣啦，比如说在街上蹦蹦跳跳地跑腿递消息（如今都被电话代替了），还有在职员倾斜的桌面上滚一滚彩色的铅笔，还有就是企图摁响打字机上的铃铛，这玩意儿可是新近才安装上的，非得重要场合才会用上一用，每逢这样的时候，簿记员或是某个办公室跑腿的小弟就会停下手里的工作，把铃铛拉上一拉。

一晃就是中午了。顾客都离开了，股票价格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十二点半的时候父亲就会叫我一起出去吃午餐。

“戴伊先生，您还回来吗？”出纳恭恭敬敬地问道，态度不乏急切。遇到父亲说要回来的时候，所有的职员就会面露失望的神情。在父亲出门之前，他们都埋头望着桌子，一言不发，可是如果我稍稍逗留一下，就听到他们摔账本的声音。职员都得留下，连跑腿的小弟都得留下，可是规矩就是这样，在父亲下班回家之前，他们抽根烟都不行。

今天，父亲说不会回来了。父亲前脚刚迈出去，我就看到他们掏出火柴点烟，父亲后脚也踏进了过道，所有的人就都把火柴点燃了。

我一路小跑跟着父亲来到了比弗大街，那有一幢色调沉稳的老建筑，看起来就像淳朴好客的乡村旅店。建筑下面有一小节楼梯，上了楼梯就是白色的大理石石柱的入口；绿色的百叶窗，上层楼面上有小小的阳台，窗户上挂着可以拉动的花边窗帘。

这就是德尔莫尼克饭店〔5〕，东西味道不错，在上流社区为人所论道，连我都有耳闻。这正是符合像父亲这样身份的人的场所之一。

德尔莫尼克饭店呈三角形，两面临街，入口处正好在三角形的顶端。我们到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入口处人流攒动。带着丝质礼帽的绅士们，悠闲地享受着午餐，突然记起自己该回华尔街的办公室了，这时正不失礼貌、急匆匆地往外挤呢。

我和父亲进入了熙熙攘攘的长条形房间，领班侍者手势夸张地将我们领到了一张两人座的桌子旁。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的气息，还有精致丰腴的食物诱人的味道。一个相貌堂堂的外国人站在房间的另一端，他看见了我父亲，得体优雅地鞠了一躬。

这个外国人走了过来，我父亲说道：“洛伦佐，这是我儿子。”

我向他点头致意，很是不好意思。洛伦佐·克瑞斯特·德尔莫尼克先生鞠了一躬，说很高兴认识我。

德尔莫尼克先生走开之后，通常为我父亲服务的侍者老弗朗索瓦快步走了过来，父亲和他用法语交谈了一通，要点最好的菜。他们的语速太快，我只听到了一个词，“Parfaitement”〔6〕，弗朗索瓦不停地劝说我的父亲，说这道调味汁味道肯定好。好像是上一次父亲同意上这道调味汁，结果是相当失望；这种调味汁是公认地不容易做好。

我亲眼目睹过，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时，弗朗索瓦是很长于善后处理的。他看起来比父亲还吃惊不安，立马撤下让客人不愉快的菜品，然后飞速端来新的菜品以飨食客。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是单枪匹马，德尔莫尼克家族的成员就会出现，或是洛伦佐，或是查尔斯，来者就会弯腰审视父亲面前新上的菜品，低声喃语述说着歉意。

今天不仅是调味汁，每一样东西都可口得无以复加。父亲和弗朗索瓦都点头微笑，互致祝贺。我曾经疑惑为什么父亲在德尔莫尼克不会像在家里那样勃然大怒，现在我明白了，原因就是在家里可没有人和他一样味蕾挑剔，他形单影只，深感寂寞。

父亲喜爱法国菜，也喜欢法国侍者。在家里只有一个爱尔兰女仆，一两个月就得换一个，家里的菜还是不错的，但毕竟不是法国菜，父亲也只好将就了。要是家里的菜达到了他的标准，他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的，但是那种津津有味也就是城市人到了乡下，换个口味、吃个野趣的意思。

我自己不怎么欣赏法国菜。我觉得法国菜味道也还可以，可是做得太精致了，份量又少。在我看来，父亲午餐吃得真够少的。父亲品尝着他的小杯清咖啡，看到我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他理解地莞尔一笑，示意弗朗索瓦，而弗朗索瓦也会意笑笑，不一会儿就跑着拿来一大块巧克力艾克雷亚。松软的口感，醇厚橙黄的馅料，入口即化的巧克力，多么幸福的时刻，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我几乎就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用了午餐，父亲没有带我回去，而是继续走，来到了巴特雷〔7〕，我们居然在南渡口上了船。以前我们从没有来过。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父亲带着他的圆顶礼帽。我们要到乡下去。坐着蒸汽船，我们驶过了气味芬芳的港口，港口里四处都是帆船、四桅杆的纵帆船、拖船还有驳船。我们到了斯坦顿岛，下了船，这时父亲告诉我，我们要去看水牛比尔〔8〕。

看台上木质长凳一碰就要碎掉的样子，我们坐了下来，眼前就是蛮荒的大西部——尘土、马匹，应有尽有。骑手们的枪法了得，他们绝尘而来，漫不经心地挥舞着来福枪，击中抛在空中的玻璃球；一群群的牛，套索表演，铜管乐队，老枯木驿马车〔9〕，还有印第安人袭击驿马车，场面惊心动魄，车上的人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才得到营救。可是还没等到最后的营救时刻，父亲就拽着我往外走，再不走渡船上就没有座位了，但是就在被拖着跨过出口的那一刻，我还是瞥上了一眼最后的场景。

在回家的路上，我跟父亲说我要当牛仔，父亲轻声笑了，说我不想当，他说也许我可以当个流浪汉。

我心里嘀咕着要不要告诉父亲就是今天早上我还有过当流浪汉的念头。后来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要提及此事，毕竟父亲才带我到德尔莫尼克用过午餐。不过我还是大胆地问问父亲牛仔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简短地讲了讲，说牛仔的生活，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他们居住的环境都稀奇古怪，而且“很底层”。父亲告诉我，牛仔都生活在野外，他们自己几乎就是野人了。“把你的帽子戴正了，”父亲接着说道，“我想的是把你养育成一个有教养的人。”

我戴好了帽子，一面想着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将来，一面往前走。我想得越多，越是不愿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毕竟，我午餐吃得很少，现在又累又饿。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意味着要保持干净的指甲，要阅读以提高自己，要去舞蹈学校，礼拜天要去教堂，而只能吃到为数不多的巧克力艾克雷亚，这太不值了。

译者注：

〔1〕：这里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2〕：这样的表达也指富人区。

〔3〕：亨利·沃德·比彻（1813-1887年），美国牧师，他所处时代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他在全美国和英国做了关于道德和公共事务的讲演。他强烈反对奴隶制度。在南北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做出一系列演讲，呼吁支持北方。比彻有许多著作，并在1861-1864年任《独立报》编辑，1870-1881年任《基督教联合会》编辑。

〔4〕：Knights of Labor：美国劳动骑士团是一个早期的劳工组织，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该组织不赞成罢工，相反，它宣扬复古思想。它提出了寻求团结全体劳工、男女同工同酬、8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与囚犯劳动制度等进步主义思想。

〔5〕：Delmonico's：德尔莫尼克，美国纽约的一流饭店。

〔6〕：Parfaitement为法语词汇，意思为完美地、肯定地。

〔7〕：Battery，纽约的地名，在曼哈顿的南端。

〔8〕：Buffalo Bill，水牛比尔。原名：William Frederick (1846.2-1917.1)，南北战争军人、陆军侦查队队长、驿马快递骑士、农场经营人、边境拓垦人、美洲野牛猎手和马戏表演者。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有“白人西部经验的万花筒”之称，其组织的牛仔主题的表演也非常有名。

〔9〕：老枯木驿马车，是水牛比尔西部表演中的道具。

第二章　马背上的父亲

父亲体重增加了，这就让他不高兴了。父亲个子结实，但也匀称挺拔，步伐矫健，增加的重量让他觉得很不爽。父亲本也不赞同身上长赘肉。看到胖子并不把身上的肥肉当回事，父亲只是一笑而过；可要自己变矮胖了还漫不经心，父亲觉得这就太不修边幅了。

他在俱乐部谈及了此事。就像穷人的沙龙、伦敦人的咖啡馆一样，俱乐部对父亲很重要，是他社交生活的前沿和中心。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他会在那儿停留半个小时的样子，或是晚上九点母亲睡觉去了，他也会走去坐坐。在那儿，他或是玩上一两局台球——他不玩牌；或是和布朗准将喝上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或是和杰出的外国人见见面，掂量一下他们的分量，但父亲很少高看他们；再者就是听听别人对减肥的意见。

俱乐部里有些成员建议长距离散步，但是父亲本来散步就挺多的。俱乐部最后的意见就是，既然散步不行，那就骑马好了。

父亲觉得要骑马就得有骑马的样子，他决定再加入一个俱乐部，所以他又成了马术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在东58号大街，那儿既有马厩还有其他各种方便设施，在鞣质革的马场一番练习之后，父亲骑着马来到了公园。

公园实际上就是一个大一些的马场，没有半点荒野或是冒险的味道，但是这正合父亲的胃口。他不喜欢荒野的东西。即便是风景这样的东西，他也想要它们井然有序，能够为他所用。从他踏入公园的那一刻，父亲就开始像挑剔自己家一样挑剔这个公园。比方说，公园里骑马专用道没有耙平，他觉得自己受了冒犯；地上扔着报纸，他也觉得自己受了冒犯。

他的第一匹坐骑是活力十足的枣红马，名叫罗布·罗伊。这匹马不喜欢父亲，父亲对它的感情更是淡漠了。感情可不重要，甚至根本就不在考虑的范围内。这匹马活力十足，体魄强健，承受力强，所以父亲把它买下来了。父亲为此花费了三百美元，当然希望这匹马能够顺从听话。

可是这场交易在罗布·罗伊的眼里可不是这回事。它的个性独立自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看法。它对父亲可没有半点忠诚，就算它是忠诚的，它的性格也是制造麻烦的。

我还记得父亲和这匹马之间典型的一幕。那是一个秋天的清晨，气候怡人，地点就在公园的入口处附近。父亲骑着罗布·罗伊一路小跑从俱乐部里出来，进入了公园，人和马都相当的强壮康健，各自都坚定地要执行自己的想法。他们来到骑马道之前，也可谓人马合一，看起来赏心悦目，他们的意志都完全统一，可是分歧就在此时出现了。父亲还想继续走下去，可是罗布·罗伊不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罗布·罗伊不肯再走下去，也许是它不喜欢父亲骑在它背上吧。反正它就停在那儿了。父亲扬起鞭子就给了他一下。罗布·罗伊就飞快地打起转来。父亲勒紧缰绳，又给了它一下，这下罗布·罗伊扬起了前蹄。

他们就那样斗着，父亲盛怒之下，不停地抽打着罗布·罗伊；而马呢，则疯狂地踢着地面，踢出坑来，扬起尘土。他们都大汗淋漓，至少流了好几加仑的汗，人和马都不肯妥协，非得要按着自己的想法来干。

但是罗布·罗伊用不着上班，可以和父亲耗上一整天，父亲就不行了，他只能骑一会儿马，就得去办公室。父亲最后的判断是罗布·罗伊疯了，于是他们打道回府，返回了俱乐部。马夫把罗布·罗伊牵回了马厩，给它刷洗干净；父亲来到了成员的更衣室，侍者吉姆给他擦干一身大汗。

吉姆是个和蔼的老头儿。“戴伊先生，今天骑马很带劲吧？”他问道。

“带劲个鬼！”父亲简短地答了一句，拿起他的手杖，走了出来。

这些疯狂的清晨之斗让我们全家肃然起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任何东西，人也好，牲畜也好，胆敢抗拒父亲的意愿。罗布·罗伊的鲁莽就像撒旦抵抗上帝一样，是一种黑暗的绚丽，让我不寒而栗。

撒旦和上帝之争，我们被告知上帝是赢家。虽然有蛛丝马迹表明也许事实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很自然地都接受了官方的说法。父亲和罗布·罗伊的长期战争中，我们总是设想父亲是战胜方，但是我也明白罗布·罗伊也许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父亲战胜罗布·罗伊的方式就是决定要把它卖掉。

在我们几个儿子眼里，这就像是流放一样，罗布·罗伊被抛弃了。也许，这对于它来说只意味着会遇到一个更合适些的主人，但是对于我们，这仿佛就是在它的大好年华把它从这个世界抹杀掉了。事情过了好多年，提到它的时候，它的形象就是一匹稀奇古怪，疯疯癫癫的动物，居然毫无理由、徒劳无功地试图反抗父亲。

罗布·罗伊是一匹纯种马。它的继任者是一匹名叫布朗尼的瘦骨嶙嶙的棕色马，血统平庸。罗布·罗伊是一位冒险家，而布朗尼就是一位目光忧伤的哲学家。有些哲学家和冒险家一样豪爽勇敢，但是大多数哲学家都更为驯服。父亲指哪儿，布朗尼就走哪儿。它从来不撅蹄子，也不会用蹄子刨地，也不会喘粗气。但是他们之间也会有小小的分歧，那就是父亲还有劲头，而布朗尼就已经累了想休息。但是布朗尼从来不会率性直言，也不会为自己的权益奋力抗争；它想休息的时候，它一般就是诈病，或是消极怠工。比方说，父亲出发的时候，心里打算的是气概十足地四处飞奔，布朗尼呢，当然得一路飞奔了，这个势头它怎么都得保持一会儿的，它可不想飞奔这么长的时间，可是它知道只要它一松懈，就有鞭子抽在屁股上。可是当它对远征实在是灰心丧气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力气，就会一路跌跌撞撞，父亲也只好由它去了。

总的来说，他们两个相处得还是很融洽的。父亲对骑马变得很是热衷，乐在其中。父亲热忱开朗，他经常在家里谈论骑马。他谈论得太多了，母亲就开始觉得父亲真够自私的，这样好玩的事情，他没有让全家分享，只是一个人乐了。母亲说，在公园骑马是这样高兴的一件事，我们全家都该去。

父亲就说他倒是希望全家都去，可是只有一匹马嘛。

这个回答一出来，有那么一会儿全家人都无话可说，可是很快母亲又发话了，母亲说她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父亲骑完马后，我们不能也骑骑了。

这怎么行得通嘛，简直是不可理喻，父亲火了。他说，母亲就是什么都不懂，对马就更不懂了。父亲解释说，布朗尼本来就够无精打采的了，如果骑它的人多了，男人再骑的时候，它的精神头就不够了。

母亲决然地说，那这样，父亲就该多买几匹马才对。

这句话吓了父亲一跳。他总是愿意对我们好的，但是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善良是不是给自己招麻烦了。他心里想的是，他天真地跨入了骑马的行列，可从来没有想过要花上血本让全家人都骑马。他说，自己一个辛苦工作的人，骑骑马就是为了放松一下，如果早知道我们全家人都想在公园骑马，他宁愿自己不要放松，真见鬼。现在他也不要放松了，他决定把马卖掉。

当然他根本就没打算这样做。结果是他又买了一匹马，那匹马牙口要轻些，性情也要欢快些，接着他就把可怜的老布朗尼给我们男孩子来骑了。

第三章　父亲对待疾病态度决然

我们若不保持身体健康，父亲就会恼怒。他通常都身康体泰，当然也期望我们也如他一般，不要晕倒，不要跌在他手上从而增加他的负担。

父亲对待疾病有大无畏的精神，他鄙视疾病。他说，所有的关于致病菌的说法不过是新近炮制出来的无稽之谈。他说他还是个小子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病菌。也许有些看不见的昆虫，那又能怎样呢？他和它们一样身强体健。“要是有什么该死的病菌想要在我这儿一试身手，”他说道，“尽管来好了。”

在父亲看来，母亲面对疾病就是手足无措。大多数时候父亲都欣赏母亲，觉得她独一无二；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母亲是个绝妙的女子。”但是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好像从来没有赞赏过她。

比方说，身体不适的时候，母亲就会卧床休息。母亲安静地躺在床上。父亲有时会听到轻轻的喘息呻吟，就是这样的声音，母亲也无意让父亲听见。结果父亲的结论就是母亲并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母亲难受嘛。

母亲病得越是厉害，就越是不愿意谈论，这样一来，父亲就越是觉得母亲身体无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长时间卧床，”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曾给我写信如此说道，“但是肠炎就是这么讨厌呀，得了这种病就是无精打采的。昨天医生给他解释了什么是肠炎，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该死的病，感谢上帝。’他觉得人们得了稀奇古怪的病，这些人自己把病当回事，医生也当回事，这都让他局促不安，让他很受伤害。”（母亲还特地在“人们”两个字下面画了横线）。

母亲的感冒也会让他烦躁。母亲要是得了感冒，她也尽可能坚持，只是披着披肩，脸色苍白、神情倦怠地在自己房间里走来走去，但是有时她也会撑不下去，只好爬到床上躺着。

父亲对此简直就是嗤之以鼻，他嘟囔说，这样傻得很。他说母亲健康着呢。他声称，当人们觉得自己病了的时候，并不就是他们身体真出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意志软弱的表现。他经常告诉母亲说，屈服于疾病是就是软弱，但是每次他想在这方面加强母亲的意志时，他都觉得母亲一脸怨恨。父亲总是在母亲头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才记得加强母亲的意志。在父亲看来，这正是她需要自己帮助的时候。

父亲也需要母亲的帮助——也许也不是帮助了，父亲需要的是母亲的陪伴，对于这一点，父亲毫不避讳。母亲病了的时候，父亲觉得失落。

通常五六点钟的时候父亲就会从办公室回来。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母亲。要是母亲不在，他就觉得家里怪怪的，空荡荡的。

有一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父亲推开母亲的房门。房间里的灯关着，只有壁炉里半死不活的炉火有点光亮。空气中弥漫着金镂梅酊剂的气味，还夹杂着樟脑的刺鼻味道。母亲在黑暗中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蜷曲在针织软毛毯下。

“你在吗，文妮？”就是因为不确定母亲到底在不在，父亲的嗓门比平时还要大些。

母亲呻吟了一声，“你走开。”

“什么？”父亲吃惊地问道。

“走开啦，你，走开。”

“真该死！”父亲说着，大步就要走开。

“克雷尔！”

“什么事？”

“请——你把我的门关上！”

父亲咬牙切齿地摔上了门，一声巨响，吓了母亲一大跳。

他对自己说，母亲身体根本就没有毛病。早上她还好好的。晚餐父亲吃得很好。孤孤单单一个人，他就多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多吃了几片烤薄脆饼干加奶酪。整个晚上是这么无聊漫长，他还多抽了两根雪茄。

第二天清晨用过早餐后，父亲又到了母亲的房间。房间里的炉火已经熄灭了，两只旧拖鞋放在一张椅子上。天色灰暗沉闷。父亲站在母亲的床脚，母亲依然抱恙在床，父亲愁闷地看着她。父亲没人可嘲笑，也没人可争吵了，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什么事？”母亲睁开疲惫的眼睛，低声问道。

“没事，”父亲嗓门不小，“什么事都没有。

“哎，发点善心吧，克雷尔，别摆着那样的面孔站在我面前。”母亲乞求道。

“你什么意思？摆着什么样的面孔了？”

“哦，你走开！”母亲尖叫道。“人们生病的时候，想看到的是微笑，或是什么别的表情。你要是站在那儿，那样盯着我看，我一辈子也好不起来的！这次关门的时候别出声。别烦我。”

父亲出了房间，我问他母亲怎么样，他轻声笑道：“她没事了。还没有起床，但是今天早上她听起来是好多了。”

父亲很少有卧病在床的经历。他三十出头的时候，遭受过痛风的袭击，持续时间长达三个星期。那次以后，再次生病就是他七十四岁的时候，患上了肺炎，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疾病史了。他说，疾病大多都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他可不信这个邪。

他甚至声称他的肺炎也是想象出来的。“只不过是那个医生的看法而已，”父亲说道，“我身体没问题，不过是感冒而已。”那时我们以前的医生已经去世了，来了个新的医生，带着两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最初的时候他们极尽所能，好歹让父亲躺在了床上。

新来的这个医生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身材纤弱，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发自心底的笑意。关键时刻，他意志坚定，是城里最好的医生之一。母亲挑选了他，然而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母亲对医生的表妹有好感。

父亲的病情严重了，医生一再警告他，说他患的真是肺炎，如果不配合，特别是在七十四岁这个年龄上，他也许就好不起来了。

父亲躺在床上，两眼喷火地望着医生，他说道：“先生，我可没有请你来。你大可不必站在那儿，指挥我该怎么做。我对医生了如指掌。他们都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他们什么都不懂。把你的药丸和那些玩意儿都拿给戴伊太太吧，她信奉你们的东西。我要说的就这些了。没必要再讨论下去。门在那儿，先生，再见。”

可是不知怎么地，这场讨论继续进行，而且让他吃惊的是，父亲到了最后终于相信自己病了。医生离开了房间，让父亲一个人好好消化一下这个坏消息。从房间出来，站在走廊里，医生焦虑疲惫，和母亲说了几句话。他们就站在父亲的房门外轻声交谈着，这时房间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显而易见，如今父亲明白了自己陷入麻烦，他的思绪就转而指向上帝了。“有点怜悯心吧！”他们听到父亲愤愤不平地叫道。“我说有点怜悯心吧，真见鬼！”

父亲要是受了苦，他都将之归咎于上帝。他自然是从未想过上帝就是想让他受苦，他也想象不到上帝希望惩罚他，他可是问心无愧。他的意思仿佛是说上帝不仅笨手笨脚，还昏头昏脑。

尽管上帝和医生都和他过意不去，父亲的肺炎还是好了，就像四十年前，他的痛风也好了一样。不过上次战胜痛风的时候，他还借助了拐杖和一位男按摩师老朗兹的帮助。

在遭受痛风围攻之时，父亲就坐在炉火边的大椅子里，遭袭的那只脚放在脚凳上，拐杖是他必备的装备。要知道拐杖并不是用来帮助他行走的。他要行动的时候，就用另一只脚单脚跳，并且发出愤怒的嚎叫。但是他特别宝贝他的拐杖，那就是他作战的棒槌，这个东西可不能缺。有了这个东西，全家人都在他的威胁之下。要是有客来访，进到房间来，他就朝着他们挥舞着他的拐杖，坚决不让任何人碰到他的脚趾头。

老朗兹还能比别人靠得近一点，但是父亲也给他发出了警告，如果举措不当，那拐杖就会无情地敲在他的头上。父亲觉得要是没有拐杖保驾护航，简直不知道朗兹会做出什么举动来。事实就是，多亏了他的拐杖法宝，父亲好了起来。

这段经历让父亲深信不疑，只要态度决然，任何疾病都会败下阵去。

当父亲得了感冒的时候，他处理的方法也是诉诸于暴力，或是狂擤鼻涕，或是温和一点，打喷嚏。母亲不喜欢他打喷嚏，父亲打喷嚏的时候简直是雷声大作。母亲说隔着半个房间都能感受到父亲喷嚏的冲击，母亲肯定这样是会传染的。父亲则说母亲胡说八道。他说他的喷嚏健康无比，说话的功夫，我们又听到他得意洋洋地打了个雷霆万钧的喷嚏。

感冒他也很少得，他惟一的敌人就是可恶的头痛。可是他又说了，就是因为吃东西才会头痛。因此一个头脑清醒的男人懂得只要不吃了，头自然也就不痛了。要把头痛饿回老家需要时间，也许需要几个小时。但是一旦头不痛了，他又开始吃起来，雪茄也又抽上了。

每当头痛来袭的时候，父亲就会躺下，眼睛闭得紧紧的，不停地嚎叫。他头痛剧烈的程度可以通过他嚎叫的音量来判断。父亲的想法好像是要给头痛看看，他和它一样顽强，甚至比它还要顽强。当他和头痛一道卧床休息的时候，他们这一对儿制造的噪音可想而知。

我想，父亲的准则就是要勇敢，他自然就要这样。他从未谈及过准则，他也从未想过有准则。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如果有人在勇敢这一方面或是别的什么上标准低，就会招到父亲的指责。但是如果他觉得痛楚，他也从未想过要掩盖自己的感觉，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勇敢的方式就是绝不会坐以待毙，他要和头痛抗争到底。

母亲也曾求他，即使头痛，那晚上的时候也安静点吧，不要把整个房子的人都吵醒了。这样的请求，父亲才不会放在心上呢。母亲说，“克雷尔，不要呻吟得这么厉害嘛，”父亲就会反感地望着母亲，仿佛此刻他是一位奋勇杀敌的战士，要他不要发出呐喊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父亲发现母亲很担忧，原因就是爱玛姑妈得了什么流行病。

“哦，切！”父亲说道，“爱玛没事的。只要流行，就有人得这个病，绝对没错。他们听到有好多其他人得了这个病，你知道，他们先是吓住了，接着就认为自己也得了这个病，然后他们就躺在床上，叫来医生。医生，哼！全是信口胡说！”

“嗯，克雷尔，亲爱的，要是你来照看这些病人，你又会怎么做呢？”

“振奋他们的精神，这才是治疗他们的方法。”

“亲爱的，那你怎样振奋他们的精神呢？”母亲疑惑地问道。

“我啊？我就给他们说，‘呸！’”

第四章　震撼了整个村子

父亲经常声称，乡下的生活最丢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小村子的店主们工作懈怠偷懒，没有效率。他说，自己最初还以为他们是对做生意感兴趣才会投本开店，结果不是，他们开店的目的只是为了蜚短流长和睡大觉而已。他们对现代的经商理念毫无兴趣，也许就是闻所未闻。父亲说了，如果自己是在南非大草原或是北极冻土上宿营，那肯定不会挂念周围会有什么便利可言，当然也就会尽力克服各种不便了，但是只不过离纽约二十英里，他凭什么要遭受各种不便呢？

通常来说，父亲发表这通议论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过是冰块。吃饭的时候盘子旁边要是没有一杯冰水，对于父亲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在城里，住在自己家里，这当然不会成为难题。整天都会有一个大银质罐子里装了冰水放在餐柜上，父亲在家的时候，罐子的表面都会因为低温结满了霜。他到办公室去的时候，有时就没人管罐子里面的冰块，冰块融化后，水温就会上升，但是晚上或是礼拜日，只要父亲在家，他随时都想喝上一口，那罐子里永远都是冰水。父亲说自己喜欢水，他给我们说，水是大自然的恩赐之一，但是他也说了，就像大自然所有的恩赐一样，如果方式不得当，那用起来就不爽了。要喝水，那惟一恰当的方式就是冰水。

不同的葡萄酒端上来的时候，就该有各自适合的温度，这一点当然更重要了。而且还要保持在那个温度。父亲说，文明人用餐就离不开葡萄酒，只要对葡萄酒稍有认识就不会把酒储藏在热烘烘的地窖里。母亲认为这不过是父亲的一个怪癖，说他事多。母亲问父亲，那些生活在公寓的人怎么办？他们可没有地窖。父亲的回答就是文明人可不会住在公寓里。

有一次，那是父亲才开始在乡下消暑的时候了，他在哈德逊河旁的欧文顿租了一栋各色家具齐全的房子，离纽约不远。房子带有一个花园，一个马厩，还有一两英亩的林子，父亲打算在那儿宿营，可是疑虑重重。每天用了早餐，父亲就会在八点十分搭乘火车到纽约去，五六点钟的时候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就会捎回我们也许用得上的什么特别的东西，比方说从城里带回一篮子桃子，或是一袋子新磨的专用咖啡。

日子过得很平静，可是八月的有一天，送冰块的人没有来。那天，天很热，送冰人和他的马都累了，而且我们租的房子在山顶上，他可不想到我们这儿来。后来据他说，就是在那天，他一点都不想拉着他的马和送冰车爬上那么陡峭崎岖的山路，只是五十美分的生意而已。再说了，他的冰都化了，天那么热，都化在他身上了。他还给了四五个这样那样的借口。所以他就是没有来。

父亲在城里。家里人都惊讶于送冰人怎么没有出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习惯于城里生活的规律和成规，送冰人没有出现，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用午餐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件事。母亲说等送冰人一出现，她一定要好好跟他谈谈。午餐后，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送冰人还是没有出现，母亲开始担心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决定派人到村子里问问情况。

当然是没有电话可用了。也没有汽车了。家里的马那个星期实在是辛苦，可是母亲也顾不上了，毕竟情况紧急嘛，于是她叫来了马车夫摩根，套上了双轮车。

那辆巨大的英式双轮车套好了，家里两个男孩上了车和马车夫一道出发了。烈日当头，火辣辣地晒到我们头上。沉重的挽具蹭着布朗尼的皮毛，它的嘴里喷出浓稠的白色泡沫。摩根闷闷不乐的样子，有我们坐在车上，他还得带着那顶硬梆梆的高帽，扣上厚重的加垫外套。在他看来，更要命的是，路过酒店也不能停下来喝上一杯。母亲派我们同往也就是这个原因，他当然也是心知肚明。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那个小镇，我走进了煤炭冰块办事处。一个年老的职员，长得瘦长结实，正在一个角落打盹儿，他的椅子往后翘着，他的下巴搭在脏兮兮的衬衣胸口上。我叫醒了他，告诉了我们家里的紧急情况。

他很不情愿地听着我说话。我讲完后，他说，今天好热呀。

我等着。他啐了一口唾沫。他说，他也无能为力，储冰室锁着呢。

我急切地跟他解释，这事关戴伊家，必须立刻有所行动。

他在桌子里搜索一番，找到了他的咀嚼烟草，接着就说，“嗯，小子，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吧。”

我表示了万分的感谢，觉得事情这样也就解决了。我回到马车上，布朗尼身上的缰绳解了下来，它耷拉着脑袋站在那儿，看起来萎靡不振的。要是轻便马车，情况也许会好些，一匹垂头丧气的马拉一辆双轮车，看起来真是糟透了。而且摩根也不见了，但是他很快就从街边的一个侧门出现了，帽子戴在了后脑勺上，正忙着扣纽扣呢。他看起来比马的情况还糟糕。

我们给这匹疲惫不堪的马又套上了缰绳，慢慢地往回走。热烘烘的微风一直在我们身后捣鼓沙尘，一路相伴。到了山脚下，我们两个男孩子下了马车，这样布朗尼也能轻松点，我们把缰绳解了下来，它拖着笨重的马车一步一步往上爬。

母亲坐在走廊里，我告诉她说，冰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一起等着。

真是个漫长的下午。

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又给布朗尼套上了挽具。我和马车夫一道又驱车去村子里，我们得去接父亲下火车。我们还得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晚餐的时候他可没有冰水可以享用了，而且也没法子冷藏他的莱茵葡萄酒了。

村子和往常一样睡意浓浓，可是父亲到了之后，得知了整个情况，他说这个村子得醒醒了。他对我说，今天他在办公室日子漫长难过，城里简直比沙哈拉沙漠还热，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如果送冰人认为自己可以这样不负责任，那他就要把送冰人该死的头敲下来。父亲大步走进了煤炭冰块办事处。

当父亲走出来的时候，那个职员也出来了，他戴上了帽子，正徒劳无功地试图让父亲平静下来。他许诺说如果车夫已经走了的话，他自己一定会驾上送冰车，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把冰送来，我们要多少有多少。

父亲说，“一个小时，真见鬼，必须快点。”

这个职员不干了。他辩解说，他还得到马厩里去亲自套上马，还得找人帮他从储冰室里把冰拖出来。他还说，这已经是他的晚饭时间了，他平时可不做这些事，他是看在父亲的面上才帮他一个忙。他说自己完全是出于邻里之间的情意。

父亲说，要是出于邻里之间的情意就快点，他可受不了，他也不知道送冰公司这样干是什么意思。

那个职员回答说，这难道是他的错吗？这是那个车夫的错。

这样说就太没有策略了，父亲再次被激怒了。父亲说，他对是谁的错没有兴趣，管它是谁的错。他要的是冰块，很多的冰块，得在他用晚餐之前就送到。这时候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父亲对着那个职员挥舞着手指，说自己在六点半用餐，周围的人都面带敬意地听着。

那个职员朝着马厩的方向一路小跑，准备牵马套车。父亲一直看着他消失在拐角处。

一群人跟着，父亲大步走进了肉店。

差不多十五分钟过后，肉店老板和他的伙计老大不乐意地走了出来，抬着一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外面裹着黑色的防水布。里面包着一大块冰。

父亲上了马车，坐在了驾驶座上，手握缰绳，我坐在旁边。我们驱车回家。马车夫坐在后面，背对着我们，两腿之间夹着冰块，以防冰块滑落。父亲驱车沿着街道走过了几扇门，到了一个售卖家用物品的商店的门口，父亲下了车。

这一次我跟着他走到店里。我可不想错过这场戏的任何一个镜头。父亲着手开始查看店主所有储冰箱，这家店里也没几个存货。父亲挑选了店里最大的储冰箱。这场买卖似乎就敲定了，这笔横财让店主眉开眼笑，可是这时，父亲发话了，他说只有满足两个条件他才会买下这个冰箱。

第一个条件就是晚餐前必须把货送到。是的，就是现在，马上送货。店主一次次地解释今天晚上是不可能的了，明天一早肯定能送到。父亲说不行，明天早上他就不想要了，他立刻就要这个东西。父亲又补充说道他用餐的时间是六点半，得马上抓紧时间。

店主屈服了。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出第二个条件的时候，吓了店主一大跳。父亲说，储冰箱送来时必须装满冰。

店主说自己又没有做送冰的生意。

父亲说，“那好吧，我就不要了。”

店主坚持说自己的储冰箱质量上乘。

父亲发表了一通议论。我们在家里经常听到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村里的店主们就是懒惰懈怠，这次父亲发表言论的时候情绪激昂，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商店。最后父亲总结陈词说，“没有冰的储冰箱对人而言毫无用途，如果你连这点敬业精神，这点进取心都没有，如果你不能送货到户时保证它们能够使用，那你还是关门大吉好了。没有做送冰的生意，嗯？你干脆不要做生意好了！”说完父亲就大步踏出了门。

就在父亲爬上马车的当头，店主走到门口，焦急地喊道，“好吧，戴伊先生，我会把冰箱装满冰，立马就给你送来。”

父亲驾着马车，飞速朝着家里赶。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这让布朗尼清醒了不少，要不就是父亲的活力传递给了这匹马。到了爬陡坡的时候，这匹可怜的老马怕是短了精神头，倒是用得上这份活力，我下了马车，步行跟在后面，看见摩根用腿夹着那块冰，手还要保持该有的姿势，一脸的绝望。那一大块冰滑溜溜地，不停地在座位下滑来滑去，时刻都要颠出来的样子。一路上那块冰都顶着他的大腿，肯定凉快得够他受的！

双轮车到了家门口，父亲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其间摩根还有女仆，再加上我连拉带拽地搬那块冰。这时冰块外面的防水布已经散开了。我们把冰推到草地上。摩根赶忙卸下布朗尼，匆匆给它刷洗了一下，没一会儿就赶过来帮着我们把冰敲碎，接着就把冰块推到后门，塞进储冰箱里；父亲则在更衣准备用晚餐。

母亲到这个时候已经平静下来了。莱茵葡萄酒正在冷藏中。“温度不要太低哦。”父亲招呼道。

接着送冰人也到了。

那个年老的职员一道来了，那架势就像是送押员看守着一个囚犯。母亲走出来，立刻给了送冰人一顿教训，这顿教训已经酝酿了一整天了，就等他来呢。

那个职员问我们要多少冰，母亲说一点儿也不要了。戴伊先生已经买了些冰回家，储冰箱里装满了。

送冰人望着那个职员，职员张口想说话，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亲从窗户探出头来。“文妮，买上一百磅的冰，”他说道，“我还买了一个储冰箱，马上就到。”

于是一百磅冰被搬进了屋子，堆在了洗衣盆里。女仆在上面蒙上了防水布。送冰车走了。

我们刚坐下要用晚餐，新的储冰箱到了，里面装满了冰。

母亲恼怒了。她说道，“这是干嘛，克雷尔！”语气凶悍。“现在我该拿洗衣盆里的那块冰怎么办？”

父亲轻轻地笑了起来。

母亲说父亲对于家务管理一窍不通，接着就起身和女仆一起到洗衣房处理那块多余的冰。这时雷声大作，雨瓢泼而下。我们几个男孩在楼上跑来跑去，忙着关窗户。

父亲平静安宁。他美美地吃了一顿，接着他就坐到走廊上享用他的白兰地咖啡。这时雷阵雨也结束了，父亲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甜美的空气，然后就开始抽他晚上的雪茄。

“克拉伦斯，”他说道，“关于这些事情，所罗门王的见解最精辟。‘凡汝所做之事，皆要该死地竭力为之。〔1〕’”

母亲从屋里叫我。“这个防水布是谁的？”她焦急地问道，“凯蒂在后面捅了一个洞。”

我听到父亲在走廊里满足地说道，“冰，我怎么也不嫌多。”

译者注：

〔1〕：文中的引用是父亲改动过的，原文是Whatsoever thy hand findeth to do, do it with thy might。出自《传道书》，意思是“凡汝所做之事，皆应竭力为之。”这里的父亲将with thy might，改为了with thy damnedest。Damnedest是现代英语，放在古英语中有喜剧效果。

第五章　英年早逝？父亲可不答应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那个夏天父母为什么要选择去欧文顿消暑。好地方多的是，换个地方，我们兄弟几个玩得可能更开心。当然，没人会询问我们的意见，要是有人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倒会觉得奇怪。家里人的看法就是，我们到哪儿都一样开心，我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可是欧文顿那个地方就是事事都不对头。

我坐在山头，往下凝望哈得逊河。河水看起来是脏兮兮的黄褐色，悄然无声地流淌着，我就没有看过这么讨厌的河。我们习惯了碧蓝的海水，相比之下，这条河死气沉沉的，让人提不起游泳的兴致。再说了，河边也没有浴场。

路的尽头是华盛顿·欧文〔1〕在沉睡谷的故居，母亲坚持说那是一栋可爱的房子，但明明就是死气沉沉的嘛；房子的门廊里，两个瘦小的老太太坐在摇椅上摇个不停，还绝对不能打扰她们。

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上一个小时，那儿住着一个胖小子，养了一窝兔子，我们对兔子没兴趣，对兔子的主人也没兴趣。

在山上，我们的邻居都住在大庄园里，这些庄园就像公园一样，它们的主人都是了不起的有钱人，喜欢安静，不喜欢有臭小子前来打扰。偶尔我们不请自往，在庄园里一番探险，也是索然无趣。我们消暑的那座小山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无聊的山了。

还有个园子，但是园子的主人似乎是园丁，他不愿意我们踏进半步。园子里的花，母亲能从他那儿得到少量的配给，每当他送来蔬菜的时候，都是满脸不悦。母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多拿些番茄和豌豆来，他就一副深思的模样，然后说，“两天才成熟得了。”他抱怨厨子需要的蔬菜太多了。到了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整个夏天他都把园子里最好的蔬菜拿去卖掉了。

园子的一边有种有一小片树木，称之为“树林”。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呆在那儿一个潮湿凹地上，在灌木丛中修房子。这项事业累得人一身臭汗，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法老，我的弟弟们就是我的埃及臣民，但是到了后来，他们逐渐明白房子建成之后是我的财产，他们也就没了兴致，我只好自己动手，我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房子虽小，还是不错的。最大的缺陷就是潮湿。没有排水系统，可是周围的树木却不停地滴水，房子就没干过。还有就是，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如果蚊子不计算在内的话，里面每次只能容纳一个人。在我罹患疟疾倒下之前，进去的那个人几乎总是我。

卧床休养之后还有很长的康复期，我在这栋玄武石的老房子里到处闲逛，在阁楼上发现了三四十本黄色封面的书。父母不愿意让我读那些低俗的言情惊悚小说——就是站台上书报亭兜售的那种黄皮书。我一直都听命于他们，可是现在我办不到了，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这样无所事事，闲来无聊，而在这栋房子里有这么多这种书，于是我拿了两本，藏到卧室的壁橱里。

之后，每天晚上我都早早地上床，迫不及待地读那两本书，如饥似渴地期待能读到各种冒险故事，甚至是刺激的爱情。那是我已经十三岁了，对爱情有了懵懂的期待。我当时的看法就是，爱情嘛，乏味的地方就是甜蜜得让人腻歪。我满怀希望，期待着黄皮书中的爱情能和别的书不一样，不会那样真情实意，会野性些，绚丽些。

可是失望得很，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书里面一点耸人听闻的东西都没有。两本书我都通读了一篇，就怕有所遗漏，也许是我恰好选到了两本平庸无奇的书吧。我把这两本书放回阁楼，又拿了几本下来。

我坚持不懈地把阁楼上的书读了个遍，所有的书我都看过了，而且下定决心再也不看这种黄皮书了。里面没有半点作孽放荡的内容，有的只是道德上的参悟自省。书中甚至还有牧师。所有的书都是一个名叫安东尼·特罗洛普〔2〕的人写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大名，看来他在言情惊悚小说方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把所有的书都放回了阁楼。

我没有告诉父母特罗洛普的事情，这是我内疚的秘密之一。

我们家该要一辆什么样的四轮马车呢，父亲要坐车去车站，母亲要坐着访亲拜友，在去乡下消暑之前大家对此就发表了不少意见。我们还没有买过四轮马车呢。

好像就没有一辆可以万用的马车。两座的有篷四轮马车似乎派上的用途要多些，但是父亲说穿着制服的马车夫驾着这样的马车看上去不对劲，要不就由他亲自驾驶好了，他希望能自己驾车。这样我们想买四轮折篷马车的愿望就破灭了。母亲说如果不能选四轮折篷马车，那就买个轻便马车好了，可是父亲说等我们回到城里，轻便马车就没什么用了。只有乡下人才会在纽约驾驶轻便马车。他说自己对轻便马车从来就没有好感，他就是坐着独轮手推车到处晃也心甘情愿，就是不要轻便马车。最后他到布鲁斯特家去咨询意见，他们给父亲装备了一辆我前文提到过的英式大双轮马车。母亲抗议，父亲就说，据他所知，布鲁斯特家是最好的造车行家，结果就是母亲坐着那辆车到处逛，用了好多年。

坐在双轮马车上，我们几个男孩子都觉得棒极了。它视野好，不像出租的马车，它没有讨人嫌的车门，也没有车身，也没有窗户。下雨的时候，马车夫在坐垫上铺上橡胶垫子，我们都穿上雨衣坐在上面。这辆马车结实耐用，不怕磕磕碰碰。但是它只有两个轮子，不适合母亲乘坐，她说，这辆车摇晃得厉害。礼拜天清晨，无论母亲的帽子别得有多么紧，到了教堂门口的时候，帽子都垮了下来，挂在后脑勺上。要是雨天，双轮马车就更不适合她乘坐了。

驾着双轮马车出去的第一天就遭遇了瓢泼大雨。我们不得不停下马车。父亲、母亲、我还有马车夫摩根都站了起来，穿上雨衣。母亲撑开了她的雨伞，旨在保护她硕大的缎带帽子。

父亲坐在驾驶座上，目瞪口呆地盯着身旁的母亲。“你可不能撑着那玩意儿。”他说道。

“我当然能了。”母亲十二分地不悦。

“你这样，我没法驾车了，”父亲说。“你在我们面前拿着那么大的东西晃来晃去，该死的，我怎么看得见驾车呢？”

“我可没晃它，是风吹的，”母亲大声说道。“是风吹的。快点嘛，克雷尔。真是糟透了！”

“糟透了？”父亲说道，母亲的伞横拉竖拽地挡着父亲的马鞭，父亲只好把它横了过来，“简直是见鬼。”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买一辆轻便马车呢？”母亲说道。

“求你行行好，把伞收起来好不好？”父亲扯着嗓门叫着。“我发誓，这真是丢脸呀。住手，文妮！住手！你把伞戳到我眼睛里了！双轮马车上你可不能撑伞。”

半个小时之后，顶着倾盆大雨，我们到家了，他俩还在激烈地争吵着。我不记得这件事是怎么了结的，反正是吵了好些年。

一个星期之后的晚上，刮着大风，父亲和朱莉表妹正要出门赴宴，一场更为厉害的暴风雨就砸了下来。两个人都不想去赴宴，朱莉甚至根本就没有接到邀请，但是母亲说他俩必须去。母亲解释说，十天前她就回信接受了邀请，她和父亲本该赴宴，但是自己身体实在是不舒服，没法动弹，所以才派出朱莉替代自己。父亲说自己也病了，比母亲病得还厉害。母亲回答说，最后一分钟他绝对不能反悔，因为没有时间给主人捎信了。于是，冷风暴雨中，母亲催促着二人穿着赴宴的盛装登上了无篷的双轮马车，打发他们上了路，路上一盏灯都没有。

平日里，欧文顿周围的道路虽然到处都是灰尘，但是路况还好。麻烦的是这些都是山路。家里的男孩子当然是喜欢山路了，但是布朗尼不喜欢。布朗尼不适合走山路，双轮马车也不适合在山路上行驶。父亲说，干这样的差事，短脚结实的矮种马最合适了。布朗尼的体型正好相反，它不光瘦长，而且还一瘸一拐的，母亲说它瘸得真厉害，拉车爬上坡路的时候，马身好像都被拉长了，怪怪的样子。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山路，骑马真是有趣极了。每天清晨，父亲搭乘火车进城之前都会骑骑马，家里的男孩子轮流跟他骑马。我们一点点地探索着这片美丽的乡村。

九月的一天，我和父亲一道骑着马。他找到了一条新路。我骑马飞奔在前，上了山坡，刚过了山巅，突然瞥见山路上有一道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深沟裂缝，已经来不及勒马，幸运地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马就跳了过去。跳过了这条沟壑，再往前跑了一段距离，我停下来，扭头看父亲是不是也跳过来了。

父亲正脸朝下趴在路上，他的坐骑也摔在了他身旁，挥舞着蹄子要爬起来。我转身往回走的功夫，马爬了起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的蹄子落在了父亲身上。

我策马飞奔过去，下了马，我把父亲翻了个身。他毫无知觉。坐在路上，我把父亲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擦拭着他脸上的血迹。我从未见过父亲有过无助的时候，那一刻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胳膊上挽着两匹马的缰绳，它们不停地扯着拽着要去啃路边的青草。

父亲没有醒过来，一动不动，我大声呼喊，想找人帮忙。那是一个寂静的礼拜天清晨，山路两边全是玉米地和牧场，一个路人都没有。

我当时就坐在那儿，尽我可能，发出各种噪音，这时我看见父亲皱了皱眉头。他闭着眼睛，满脸的碎石沙土，看上去像是不行了，可是这一瞬间我觉得有望了。我仰着脖子，吼声更大了。“有人吗！有人吗！救命呀！”

远处的低洼地上，我看得见一栋黄色的农舍。终于有个人从那儿走了出来。他关上门，顺着一条长满青草的小路爬上山坡，朝着我们走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扶着父亲站了起来。我们架着父亲，一路摇摇晃晃地慢慢来到了他家门口。我们把父亲放在草地上的一把椅子上，给他洗了脸。洗完脸，父亲的头能够抬得高点了，但是好像听不懂任何问题。

我和那位农夫焦急地商量着各种对策。最后我们决定给我的马除下马鞍，套上挽具，拉上这位农夫的轻便马车，把父亲放进去，尽快赶回家。

我们忙成一团，父亲视而不见。马车准备好了，我们准备扶起父亲，塞进马车，可是这当头，父亲抗议起来。父亲摇摇晃晃地，浑身没劲，坐都坐不稳，可是父亲坚持己见，他清晨出来是为了好好地骑马。他断然拒绝和轻便马车扯上关系。“把那个该死的东西拿开，”父亲发话了，还补充了一句说自己要骑马。

这让我和那位农夫猝不及防。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应该是我们说了算，父亲的话不算数。我依然坚持这种看法。我对农夫说，我们只不过需要劝劝他就好了。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来劝说他，一点作用都没有。父亲虽然受了这番惊吓，可是他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不可战胜，不知怎么搞地，他依然控制着整个局面。

他顽固不化，坚持要骑自己的马，于是我屈服了。我给自己的马卸下挽具，再次安好马鞍，把轻便马车放回到谷仓里。接着我和农夫提心吊胆地把父亲扶上了他自己的坐骑。看上去父亲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的样子，可是让人吃惊的是，他并没有摔下来。我辞别了农夫，和父亲一道骑着马爬上了山坡。

这一路真是漫长安静呀。父亲时不时地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状态好得我都不敢想。其余的时候他又变得迷迷瞪瞪，在马鞍上晃来晃去。即便是他眼睛闭着，一副不省人事的样子，他的膝盖还是把马肚子夹得紧紧的。

终于走到了大路上，又走了一截，我们来到了高特医生的住所，我跳下马，摁响了前门门铃。

高特医生正在楼上更衣，准备上教堂做礼拜。他从卧室窗户向外张望。

“唷，戴伊，早上好呀，”他朝着父亲打招呼，“出了什么事？”

“事情就是，”父亲口齿不清地说，“出了事故。你到我家来。搞定它。”

说完，父亲转身骑着马一路小跑，东倒西歪地走掉了。我赶紧跟了上去。

来到家门口，母亲跑了出来，嘴里数落着我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父亲想要自己下马，“文妮，亲爱的文妮，”他嘟囔着，身体一倒，摔在了我们怀里。

我们把父亲弄到了床上。高特医生在他的颈部发现了一大块暗红色淤血，说情况很严重，可是除了敷上冰块静观其变之外，也无计可施。

母亲立刻给汉尔大伯发了电报。他是父亲的哥哥；如今已经不再经商，退休了，正在某个消暑胜地放松休息，完全无意离开那儿，可是那天他搭了火车，下午就赶到了欧文顿。母亲给大伯解释说父亲的办公室需要人管理，除了汉尔大伯，父亲谁都不会信任的。汉尔大伯太了解父亲了，根本没把这话当作是溢美之辞。父亲也许更信任他一些，但是长期的经验告诉大伯，父亲谁都不想信任。

不管怎样，汉尔大伯开始了往返于华尔街和欧文顿的日子，忠实地给父亲汇报他的工作。大伯个头又大又结实，镇定自若，有着一张仿佛由老木头雕刻出来的脸，他可以做到绝对的面无表情。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上，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眼睛，有时可以窥见一丝亮光。

一天下午，我正在父亲的房间里给他换冰袋，汉尔大伯踮着脚尖，哼哧哼哧地走了进来，坐到了父亲床边的椅子上。他慢条斯理地给父亲讲了讲几件常规事务，接着就十指交叉地握着双手，等着父亲发问。

父亲情绪亢奋，对着大伯连连发问。“那些RW债券你怎么处理的？”父亲查问道。“C&R公司的法律问题解决了没有？”父亲提出这样那样问题，大伯的回答都让他不甚满意。汉尔大伯是个头脑相当清晰的细心人。他的处理没有任何不当之处，确切地说，父亲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但是得知自己的办公室没有按照自己惯有的方式管理，这就激怒了父亲。“我的办公室可不能那样！”父亲终于咆哮了起来。

汉尔大伯不露声色地望着他。

母亲冲了进来。“哦，汉尔，你在干什么！”她尖叫道。“我求过你的，不要刺激他！”

汉尔大伯巨大的身躯在椅子里转了转，同样不露声色地审视着母亲。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该死的方法，”父亲呻吟着。

“过来，汉尔！”母亲叫了起来，“到走廊里来，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别坐在那儿，汉尔，事情够糟糕的了。”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我从窗户向外张望，看到汉尔大伯费力地爬到了两轮马车上，坐在上面他就像块果冻，摇来晃去的，他对这辆马车恨之入骨。马车夫驾着车，其咔咔，其咔咔地朝着车站驶去。

又过了几周的时间，父亲才起得了床。我猜他是摔成了脑震荡，但是我们做儿子的不知道细节问题。我们知道的就是父亲必须卧床休息，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出奇地安静，到了后来他又成了老样子，发出很多噪音。在这期间我好好享用了下父亲的坐骑，那匹马精神头足多了。

父亲康复之后，看起来是想把整件事都忘掉。那个借给他马车用的农夫，他就从来没有去探望过。母亲为父亲付出了很多，也觉得父亲似乎对自己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终于有一天，父亲出于感激给母亲买了一个戒指，上面镶有三个红宝石。高特医生听闻这件事后，很是赞赏。他对父亲说，多亏有了母亲，父亲才捡回一条命。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父亲。母亲听到医生如是说的时候，一阵猛点头，她说，这话再正确不过了。

译者注：

〔1〕：Washington Irving，华盛顿·欧文（1783年4月-1859年11月)，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作家，号称“美国文学之父”。

〔2〕：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4-1882，12），英国作家，代表作品《巴彻斯特养老院》和《巴彻斯特大教堂》等。

第六章　雇厨记

一天下午晚些时候父亲从城里回来，家里乱成一团。我们家的厨子一走了之。那时我才四岁，乔治两岁，还有一个新生儿。母亲身体不适。她也没法离开我们去代理机构找人。而且母亲根本就不善烹饪，因此晚餐则是前景堪忧。

这种状况是父亲从未经历过的。祖父家里从来不会有仆人突然变动的情况；他们也很少更换仆人；而且祖母是位烹饪高手，这就又多了一重保险。自从父亲结婚之后，他的日子可是艰辛了不少。但是日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

父亲询问卧病在床的母亲，这件事情她打算如何处置。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话，她那时也是无能为力。但是母亲也说了，明天早上她会尽力而为，到代理机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明天早上？我的上帝！”父亲说道，“那地方在哪里？”接着他就扣上帽子，大步走出门去，直奔第六大道。

多年之后，我听闻了父亲的此番经历。他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了前门，立马进入到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煤气灯还亮着。他以前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他吃惊地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表情严肃的女人坐在桌子旁边。“你的人都在哪儿？”父亲急切地问道，他一心一意想的都是他的晚餐。

那个女人看着他，拿出笔，煞有介事地打开一本老大的登记册。“请告知我您的名字和地址，”她说道，“如果可以的话，请具体讲一下您要什么样的人，还有什么时候需要人。”

但是父亲直接就回答她说，自己没时间听她的破废话。“你的人在哪儿？”他又问道。这个女人正阻挠他享用晚餐呢。我可以想象他必定是气红了脸，目光如炬地盯着她。父亲咆哮道：“我问的是，你的人在哪儿！”

“哎，我们的人都在那儿呢，”这位女士解释道，想要让父亲平静下来，“但是雇主是不可以进那间房的。如果您能告诉我您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倒是可以为您请一个出来。”

这位女士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已经摔开那道门，走了进去。里面坐着一堆女人，有老有少，或是病病怏怏，或是健壮有力，各种个头，各种类型，有的长得丑点，有的蛮漂亮，还整洁时尚，还有的笨拙呆板；有护工、女仆、女服务生，女洗衣工，还有厨子。

此时，经理已经站到了父亲的旁边，要他出去，还坚持说父亲应该告知需要什么样的人。但是此时父亲正在快速扫视屋里的人，根本就没有听她说话。他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一个小妇人，一双诚实的灰色眼睛，看上去精明干练，寡言少语。父亲用拐杖一指，然后说：“我就要她了。”

经理有些慌乱，但是还极力想要行使自己的权威。她抗议说自己还不知道这位先生要雇什么样的人……

“厨子，”父亲说道，“我要厨子。”

“但是玛格雷特不想做厨子，她想——”

“你会不会做菜？”父亲直接问道。

这样一位有派头的绅士在一屋子人里就选中了她，玛格雷特既激动又高兴，平淡无奇的小脸泛着粉色。父亲很有可能还冲她微笑了，他们互相都满意。她说自己以前也给一户人家做过饭。

“她当然能做厨子，”父亲说道。

据父亲日后描述，“我一眼就知道她能做菜。”

事情成了这样，这位经理是一百个不高兴。父亲这样可是坏了规矩。“如果您好歹都要雇佣她的话，”她语气很不痛快，“您希望她什么时候去呢？您能告知我您的姓氏吗？”

“是的，我就要她了，”父亲说道，根本不想给出自己的姓氏。“来吧，玛格雷特。”说着他就撂下代理费用，走了出去。

玛格雷特跟着父亲走出门，一路跟着他小跑到了我们家里。父亲立刻就打发她到厨房里，自己则是上楼换衣服，准备用晚餐。

“我真是不知道雇仆人对你来说怎么那么麻烦。很简单嘛，”那晚，父亲用过玛格雷特第一次为他准备的晚餐后，懒洋洋地对着母亲如此说了一句。

这是玛格雷特为我们准备的第一次晚餐，之后她在我们家一呆就是二十六年。

第七章　父亲饿了

夏天到乡下度假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临时再雇个厨子，这样玛格雷特就能呆在城里。我们可不想把她留在城里，但是总得有人呆在城里照看房子才行呀。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电子报警器，也没有专门的警卫。玛格雷特个头虽然是小得微不足道，但是却有一股不可战胜的精神，是个很不错的小警卫。所以我们去哈里斯夏日别墅度假的时候，我们都留她在城里看家，带上临时厨子上路。

可是这样的安排总是不尽人意。替代玛格雷特的厨子，不管是多么地无可挑剔，父亲对她们总是很不耐烦。我记得有个夏天，有个很不错的厨娘，名字叫迪莉娅。她有求必应，性格也好，母亲很喜欢，可是她就是不讨父亲的喜欢。“我才不管她怎么有求必应呢，”父亲念叨个不停，“要是她不能做出能吃的东西，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她尽管走人好了。”

这话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迪莉娅的厨艺，我们其他人都挺满意的，母亲也不想去雇个喜怒无常的人来。这样一来，我们的餐厅早晚都是硝烟不断。早餐的时候，父亲就是一脸厌恶地放下咖啡杯，咆哮道：“简直是泔水！见鬼，简直是泔水！她居然管这玩意儿叫咖啡？难道这个破地方除了我就没有人知道该怎么煮咖啡了？我向上帝他老人家发誓，我真不知道她怎么捣鼓得出这样的暴行。我每天早晨饥肠辘辘地下楼来，她就给我喝这泔水！听到没？拿走！”他就这样对着女仆大喊大叫。“把这该死的玩意儿拿走！”女仆和迪莉娅惊慌失措地赶去重新煮一壶咖啡，而父亲则是几口吞下煎蛋饼和火腿，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的早餐被毁掉了。

迪莉娅和我们呆的时间越长，父亲就越是小题大做。母亲指出父亲吃得可不少，但是他回敬说自己觉得吃得没有营养。他还说在这一点上争论毫无意义；他觉得腹中空空。一天晚上，用过四道大菜之后，父亲从餐桌旁起身离开的时候烦躁不安，他拿着雪茄走进书房，抱怨自己饿得很呢。他的抱怨声是一如既往地洪亮，直抒胸臆。只要感到自己悲怆的处境，他就会放下书，吼上一声：“我饿！我饿！”，咆哮声中包含着悲伤。

母亲走到书房想让他安静下来，父亲则是说，他真是忍无可忍了。“听好了，你弄了个穷凶极恶的恶魔放到我厨房里，我可不想活活被饿死。”

“好了，克雷尔，明天就有个日本厨师来了。今晚是迪莉娅最后一次给你做饭了。我真希望你能喜欢山本厨师。他一开始当然也不知道我们的胃口，但是他是位好厨师。”

听到迪莉娅就要走人，父亲安静了下来。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就觉得自己的第一道菜过于东方化了，他气恼地对母亲说，“你能不能对你的厨子说一下，我可不是苦力？”晚餐用完之后，父亲推开面前的盘子，径直就上楼回自己的卧室，狠狠地宣称自己中毒了。他换下衣服，躺在沙发上，房间里回荡着他中气十足的呻吟声。

父亲也时不时地停一会，或是小睡一下，或是尖着耳朵听听我们说什么。他觉得我们根本就不该说什么才对。我们应该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直到他康复为止。“我中毒了！”小憩之后他轰鸣的呻吟又会突然响起，旨在提醒我们，“哦，上帝！我中毒了！”

就在这个当头，母亲在楼下的书房里，笑出声来了。父亲听见了她的笑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愤愤不平地从卧室冲到了走廊里。“我可是病了！”他声如洪钟地咆哮道。“一家子人没一个在乎的！”

母亲急匆匆地赶到楼上看他要什么。父亲坚持要母亲给他揉揉背。生病没生病，反正父亲很受用这一招，他巴不得母亲给他揉上几个小时呢。他喜欢闭上眼睛，有人轻轻地给他按摩，一种舒适的感觉流淌他的整个身心。

母亲不怎么喜欢按摩。别人给她按摩她就不喜欢。只要有人给她按摩，她就全身僵硬，立刻抵触起来。当然了，她也就不知道该怎么给别人按摩了。到了她不得不给父亲按摩的时候，她干不上几分钟就烦了。

她总是勉为其难，匆匆地给父亲捣鼓几下，父亲刚要放松，她就说，“克雷尔，好了，就这样了。”这次又是这样，父亲深感失望，于是又想起自己中毒的事情了，父亲想到的惟一的解药就是解雇山本厨师。

第二天就让老玛格雷特立刻到乡下来。城里的房子锁了门，只有自求多福了。

玛格雷特到了哈里斯车站，然后就雇了辆马车来了。她看起来稀奇古怪的。头上戴着她的小黑女帽，帽绳系在她下巴下，脸还是熟悉的那张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看起来是那么的臃肿，身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东西突了出来。她挤过后门的时候，她硬梆梆的臀部擦伤了我。后来才知道，那可不是什么臀部，是她最喜欢的平底锅，就系在她的腰上，埋在裙子里面。还有几把大勺子，一把长柄勺，一口煎锅，还有两双鞋都牢牢地系在她的裙子底下呢。她双手也没闲着，拿着几捆报纸包着的东西，母亲最初还以为是她的换洗衣服，结果玛格雷特打开一看，我们才发现里面是奶酪、甜瓜、新鲜咖啡、羊腿、一些红薯，还有些别的食物。玛格雷特根本就不相信在乡下能买到好东西。她简直就是把城里的储物柜搬到乡下来了。

“玛格雷特，难道你一件衣服都没有带吗？连围裙都没有带？”母亲问道。

小个子玛格雷特撅起了嘴，一开始并没有回答。但是母亲就站在那儿等她回答呢，她才不情愿地回答道：“其他衣服都穿在身上了。”

看来她是打算腾出手来，给我们带上好吃的东西。所以在出门的裙子下面，她还套上了两件裙子，一套浆洗得硬梆梆的衬裙，三件围裙，两件睡袍。她衣柜里的衣服基本上都穿在身上了，天热成那样。

玛格雷特正上楼，准备去脱下衣服、卸下家当的时候，父亲看见了她。“是你吗，玛格雷特？”父亲叫道，突然之间他的感觉就好多了，“感谢上帝！”

第八章　跺脚

老玛格雷特正是我们需要的厨娘。很多厨子都能做出华丽的菜品。玛格雷特可不会。但是她做的家常菜却是让我们垂涎三尺。我最喜欢她做的苹果派。她做的土豆泥更是可口，晚餐就是只吃土豆泥，我也愿意。

可是就是玛格雷特也有出错的时候。一大块颇有气势的牛排摆在父亲面前，结果一刀切下去，就发现火候不到。这一下父亲脸上就挂出了失望的表情，顿时黑了下来。即便是地球在轨道上晃悠，他不满的表情也不过如此。这时他就会抬起餐桌下的一只脚，重重地慢慢地在地毯上跺上三下，砰、砰、砰。

这样庄严的信号一旦发出，我们就能听到玛格雷特走出楼下的厨房，脚步沉重，一步步地挨到餐厅的门口。

“玛格雷特，你倒是看看这块牛排。

玛格雷特就会走上前来，一脸吃惊地看着盘子。“仁慈的上帝呀，救救我们吧，”她低声自言自语地说道。接下来，她一把就会端起盘子，立刻闪人。而父亲则是一脸阴沉，吃上一点蔬菜，再倒上一杯红葡萄酒。

父亲和玛格雷特俩人对烹饪都有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上他们不谋而合，心灵相通，完全视对方为知己。母亲的兴趣都在孩子身上，从来没有学过烹饪。她希望父亲能够心满意足，如果父亲要心满意足来得太艰难，她也就不愿多费心思了。

餐桌上，总是父亲来切开鸡鸭鹅，或是给烤羊牛肉切片。我喜欢看他在动手之前磨刀霍霍的样子。他的手法轻盈精准。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男孩子来说，他每切一刀都过于郑重其事，没必要那么精准嘛；但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父亲就切好了。通常来说，菜的烹饪是上品，父亲的刀法也是一流的。有时两者是这么的完美，父亲笑得满脸都是细纹，接着他就冲我们眨眨眼，像平时那样煞有介事地重重踏上三下，召唤玛格雷特。玛格雷特也就出现了，两只手紧紧地抓着裙子，一脸的担心。

“有什么不对吗？”她就会如此问道。

“玛格雷特，”父亲则会欢喜地告诉她，“那道炖鸡丁不错嘛。”

这时玛格雷特就会垂下眼帘，别过布满皱纹的脸，接着就会朝父亲伸出手掌。如果有人奉承她，她会说“我们处得来”，同时也会做这个动作。她不会对父亲说这样的话，但是她会对他灿烂一笑，转身离开，一言不发，接着我们就听到她一步步地走下那个昏暗的小楼梯。

偶尔家里的开支太高的时候，父亲面前的盘子里就只有三块小小的肋排，母亲面前的是一大盘加了淀粉的冷牛肉或是土豆洋葱炖肉。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几个男孩的谈话就会戛然而止，目瞪口呆，一动不动。

父亲就会看看母亲的那道菜是不是让人有食欲，他经常说的，玛格雷特的炖菜是最最好吃的了。看着母亲面前的炖菜，虽然不是他想要的，但是父亲总觉得还行，这时父亲就会询问母亲要不要吃上一块肋排。

而母亲的答案总是，“不吃。”

“肋排看上去不错，汁水饱满，”父亲就会如此怂恿母亲，但是母亲则会再次说她不想吃，也不再看父亲面前的盘子。

父亲则会疑惑地看着他的几个儿子。他有四个儿子，都是好胃口。他清清嗓子，仿佛是要依次询问下儿子要不要肋排，但是他通常都折中地问道：“还有别人想要块肋排吗？”

“没人要了，克雷尔，”母亲立马不耐烦地回答道，“你一个人吃好了。其余的人今晚就吃炖菜。”母亲对着我们绽开了明媚的微笑，微笑中不乏警告的意味，这件事情她就想这么敲定了，可不想听到我们对此有任何意见。

父亲就开始吃他的三块肋排，我们几个做儿子的就眼巴巴地望着他吃。

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玛格雷特的炖菜，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了，但是我们觉得晚餐是一天中特别的一餐，午餐我们通常都吃炖菜。

要是我们当中有人接受了父亲的肋排，让他只有一块肋排，或是根本就没有肋排可吃，我想他就会对母亲说，“把剩下的肋排端上来吧。”而母亲一旦告诉他家里没有肋排了，他就会火冒三丈。可是当他要把肋排让给我们吃的时候，虽然心中也有挣扎，他还是诚心诚意的。父亲想要每个人都吃得很丰盛。他的本性是慷慨的。只不过，如果他慷慨的本性让他不痛快了，他的脾气就好不起来。

玛格雷特去世好久后，父亲一天晚上还说起她做的食物总是那么可口。

“我希望她能听到你这话，”母亲说道。想到那个可亲可爱的勇敢小个子厨娘，母亲的脸上就浮现出温柔的笑容。“如果还有人肯定会上天堂的话，”她接着说道，“我想那个人就是玛格雷特。”

听了这话，父亲顿时觉得天堂是个不错的去处。他啜了一口白兰地酒，随意地说道，“等我到了那儿，我就把她找出来。她就又可以照顾我的饮食了。”

母亲欲言又止。

“怎么了？”他说道。

“嗯，亲爱的克雷尔，”母亲说道，“玛格雷特是那样好的一个人，她肯定待在天堂中的天堂。克雷尔，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样的运气到玛格雷特待的地方哦。”

“哈！”父亲突然就一脸的怒容。“要是我去不了，我就闹到底！”

第九章　歌唱的天赋

我十岁，乔治八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来，他本有打算让我们接受音乐的熏陶。除此之外，在父亲眼里，只要是个男孩，还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学习，比如说游泳，自己擦皮鞋，还有记账，学校的功课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觉得男孩子应该在学校里出类拔萃才对。现在他想起来了，我们还该接受音乐的熏陶嘛。他认为所有的小孩都应该学会弹点什么，唱点什么。

他也许是对的。不管怎样，他的计划总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小孩和小孩是不一样的。我就天生五音不全。

可是父亲根本就不会把个人的天赋考虑在内。他的想法就是，孩子，就是当爹手里的原材料，就是用来塑造的嘛。我说我不能唱歌，父亲就说我胡说八道。他走到钢琴边上。弹了一个音，清了清嗓子，接着就哆来咪地唱了起来。他唱的饶有兴致。接着他又高高低低地唱了一遍。他转过头来对着我，让我也唱，他还跟着我一起唱。

我羞得不行。再次诚恳地告诉他我没法唱歌。父亲笑了。“你怎么知道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接着他就坚决和蔼地说道，“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他总是超有自信的一个人，我想不信任他也难呀。谁知道呢，纵然儿子身上毫无证据表明他拥有音乐的天赋，可是父亲也有本事给找出来。这当然让我惊奇不已，不过既然他说我能唱歌，我就能唱歌。

我恭恭敬敬地站到他的面前。他弹了一个音符。他从来不做任何解释；这就不是他的风格。父亲究竟要我做什么，我是一头雾水。我也豁出去了，想也没有多想，随意地就反复吼出了几个非同寻常的声音。

“不对，不对！”父亲一脸的厌烦。

我们又试了一次。

“不对，不对！”他重重地敲了那几个音符。

我们一次一次地试着。

我也渐渐看出了点眉目，我是应该跟着钢琴的声音学着发声才对。可是怎样才能办到这一点，我是一无所知。钢琴的声音和人的声音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嘛。还有就是不同的音符——我听得出来它们各有各的声音，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点忙都帮不上的，我对它们一点也不熟悉。钢琴这头发出的声音沉闷一些，那一头发出的声音高亢一些；我的声音也能做到沉闷、高亢，或是居于两者之间；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我觉得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还是立正站在那儿，父亲依旧精力充沛地逼着我唱。完全就是个打不开的死结嘛，父亲不愿意放弃，我不能放弃。有那么两三次，我恍惚间觉得自己掌握到了诀窍，可是我的声带可不听我的使唤。我到现在也不认为我的声带听自己的使唤。不管怎样，我恍惚间的领悟也消失了。要动用自己的声音竭力做那么严谨的事情，感觉真是怪怪的。父亲紧紧相逼，那些发音也很古怪。哆，来，咪，发，索，拉，西，多！真是噩梦！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坚持我要学整套音符的想法，他已经降低了要求，只要我唱出“哆”就行了。我不断地按照他指示的那样，大张开嘴，随意地叫着“哆”这个词，希望我能发出一个音调正确的“哆”。他鼻子哼哼了一声，又敲了一下钢琴。我又叫了一声“哆”。

乔治坐在客厅门旁的沙发上，一脸同情地望着我。他总是占便宜的那一个。乔治是个不错的弟弟。他尊敬我，爱我，我当然也爱他。但是和父亲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总是那个开路先锋，我也厌倦过。父亲为人父的经验都是从我这儿得来的。父亲是那种对孩子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只有在我身上试过了，他才会死了那些心。每个希望对父亲都是弥足珍贵的，不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父亲是不会放弃的。每一次的放弃都让他沮丧愤怒，我也觉得精疲力竭。如果父亲也能这样袭击一番我的弟弟们，虽然这样弟弟们的日子会难过，可是我至少能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每次失望之后，父亲就转战新的念头。既然我是长子，父亲总是在我身上尝试他的新念头。我冲锋陷阵，不断和父亲在新的战场上较量，而乔治和其他两个弟弟则是在一旁惬意地观战，算是安享太平了。

母亲拖着长裙，悉悉窣窣地走了进来。父亲还在顽固不化地敲着钢琴，第九千下吧，而我也不断地绝望地发出“哆”的声音。

“天呀，克雷尔！你在干什么？”母亲叫道。

父亲跳了起来。我想母亲前来打岔，父亲心里是松了口气——这样他就可以放手了，而且还不必面对失败的现实。但是父亲希望能够闹上一番，这样才不失体面，可是父亲觉得母亲从未足够关注他这方面的愿望。只要事情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来，父亲自然就会觉得气恼。他现在生了气，一部分撒在了我的身上，剩下的就发到了母亲身上。父亲说，母亲可不可以走开呢，他想单独和儿子待一起。他重重地关上琴盖。他说，“总有人碍手碍脚，真是受够了。”他说要是自己能够受得了，那真才是见鬼了呢。他走了出去，要回自己房间了。

“你马上就得再下来，”母亲冲着他的背影叫道。“汤都已经摆上餐桌了。”

“我不想吃晚餐。”

“哦，克雷尔！行了吧！可是龙虾汤！”

“一点儿也不想吃。”他摔上了房间门。

我们惊慌失措地坐在了餐桌旁。我精疲力竭。但是那道汤可真是有起死回生的效果。都快像炖菜了，一点都不假哦。大块的龙虾，龙虾的汁液，浓郁的牛奶。我在汤里放了好多小块的薄饼干，还加了一片法式烤面包。热乎乎的烤面包蘸满了汤汁，味道真是棒极了，可是吃不了多少，原因就是父亲特别喜爱烤面包，我们得给他留着。但是汤可以随便喝，有一大盆呢，每个男孩都添了一次。

晚餐吃了一半的时候，父亲下楼了，依然气鼓鼓地，但是还是吃了个够。我猜他多多少少也需要吃点起死回生的东西。肋排配豌豆土豆泥端上了桌子。父亲也渐渐忘了我们是怎么对不住他的了。

在我们家里，餐桌上总会发生太多的事情，或是让人沮丧，或是让人开怀，这么一来，父亲也就没有功夫对已经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了。

虽然父亲也想不再为小事耿耿于怀，但是总是有些事情会让他想起心中的怨恨，比如说母亲有时不理解他为我们前途着想的苦心什么的；还有就是他觉得我呆头呆脑的，教起来太费劲了。

可是这些事情没法让他烦心，也挫败不了他的自信。晚餐之后，他点燃一根雪茄，靠在椅背上，一副哲学家的派头，舒舒服服地大口吸着雪茄，啜着黑咖啡。我对父亲说道，“父亲，晚安。”这时，他看着我，就像一位异想天开的制陶人，停下来考虑一下该怎么处置这块不听话的粘土的样子。他溺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上床睡觉去了。

第十章　最高贵的乐器

父亲不在家，他到某个偏僻地方的重组什么老铁路去了。回到家里，他还是一副办公的派头，想要把家里掀个底朝天。虽然明知我没有唱歌的天赋，他还是决心想让我们学音乐。他把我们兄弟几个召集在他面前，通知我们必须立刻学会某件乐器。也许现在我们无法理解音乐，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懂的。“你，克拉伦斯，就学小提琴。乔治，你学钢琴。朱利安——嗯，朱利安，还太小了点。但是你们两个做哥哥的必须上音乐课了。”

听到这样的命令，我吓得目瞪口呆。十岁的年龄，失去任何一点自由，对我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放了学的那点时间，根本就不够玩的。现在一个星期，活生生地就有三天要挖出那么一大块时间去上课。后来我们才发现是每天都得花上大把的时间，原因就是我们得练琴。

乔治坐在客厅的钢琴前，忠实地敲击出他的练琴曲。他真是够幸运了。虽然在弹琴方面，他也没什么灵光，但是他多少还是能辨认音阶。而且他练的是钢琴，厚重结实，不用担心会掉在地上，根本无摔坏的危险。再者了，他也不用给钢琴校音。钢琴的优点就是多。但是我的经历就灰暗可怕得多了。离开阳光明媚的街道，来到我们黑暗的地下室学琴，这就够糟糕的了。可是我的苦难这才开始而已。

整个过程真是苦不堪言。小提琴长得稀奇古怪，像个雪茄盒子，不堪一击，得战战兢兢地拿在手里。简直就是弱不禁风。天呀，就是把它放到盒子里，也要把它击碎的样子。我的老师，也是个奇怪的家伙。他身上闻起来有一股奇怪的泡菜味道。

我可以肯定地说事实上他不是个奇怪的人，但是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怪人，原因就是他和我通常接触的人都不一样。也许他比有些人好得多，但是谁知道呢。他是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之一，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小小的个子，人到中年，表情严肃；生活所迫，他才教琴课。

他的黑色双排扣礼服皱巴巴的，带着一条褪色的金表链。黑色边框的小眼镜，不是龟壳的，而是细细的金属边。他的小提琴色调厚重，光滑锃亮，他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

我的小提琴是崭新的、普普通通的浅色调，它又笨重，又不听使。

拉小提琴的人应该对音乐有热情才对。我不是那样的人。要是乐队奏乐，我们能齐步走上走下，我也喜欢听。尽管事后我也想哼哼那个调子，可是怎么也哼不出来。我的老师对此一无所知，他满心欢喜地接纳了我，以为我可能是个天才呢。

他教我该怎么拿这玩意儿，教我把它塞到下巴下面。我也学了怎么在小提琴的把手上捣鼓我的手指。我也学了怎么在琴弦上拉弓，这样声音就发出来了……

我在想，母亲是否记得她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至今我依然记得我崭新的小提琴发出的第一声奇怪的叫声。

我的老师，赫尔先生的表情就像是他突然吞下了一大杯酸醋。他猛吸一口凉气，嘴唇张得老开，牙齿全露在了外面，双眼紧闭。当然，他从未想过我一开始就能拉出美妙的音符；但是小提琴在我手下发出的这第一声也太怪异些了。他一把抓过小提琴，仔细看了看，又调了调音，自己拉动琴弦，温柔地安抚着小提琴。我的小提琴很新，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好的琴，但是他拉动琴弦发出的声音就自然多了——至少是辨认得出来的声音。算不上美妙的音乐，但是至少是地球上已经存在的声音。

他一番叮嘱之后把琴又交给了我。我再次把琴塞到了下巴下面，一只手紧紧握着小提琴的一端。按照吩咐，我拿起了我的琴弓。我抬头望着老师，等着他下令。

“开始吧，”他紧张地说道。

我慢慢举起琴弓，放在了琴弦上……

这一次，地下室里响起了两声怪叫。一声是我崭新的小提琴，另一声则是赫尔先生由衷而发的惨叫。

赫尔先生走到我面前，勇敢地对我笑了笑，说如果我想休息一下的话，他没意见。他好像是觉得我也许是希望能躺一会儿，恢复一下。我没觉得有躺下的必要。我就想快点上完课。但是赫尔先生受的惊吓不小，怎么也没办法继续上课了。他绝望地环视四周，看到了乐谱，于是就说他要给我看看这个。我们挨肩坐在了靠窗的座位上，乐谱就摊在他的腿上，他手指着一个个的音符，教我辨认它们。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好些了，这时他拿起自己的小提琴，让我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看他是怎么摆弄琴弦的。后来，他终于鼓足了勇气让我再次拿起了小提琴。“动作要轻柔，我的孩子，轻轻地，”他简直是在求我，接着就转向面对着墙……

那天下午好歹是过去了，但是真是惨不忍睹呀。一部分时间，因为我不断地犯错，他简直就是要疯了，剩下的时间，痛苦两个字就是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脸上。他以手掩面。看上去像是病了。他不停地看表，他摇晃着自己的表，像是觉得表都停止了。但是他还是呆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天是星期三。星期五又是我上课的日子，在这之前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我也只能猜测了。那时我自然是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想法了。他回来了，又开始给我上课，但是他也变了——他变得坚强了。他对我并不凶，他很严厉；他不难过，他痛苦。他对我也没有不友好，但是我们不再是伙伴了。他低声地自言自语，有时他拿出小纸片，神情阴郁，在上面做着算数，接着又把纸片撕碎。

到了第三堂上课的时候，我看到他眼中噙满了泪水。他上楼去找父亲，说他很抱歉，但是他真地觉得我没法拉琴。

父亲听了这话，当然是不喜欢了。父亲说他觉得我能拉琴。他立刻打发赫尔先生回去继续教课——可怜的人呀，刚出去两分钟就跌跌撞撞地回来了。短短的时间里，他一时的热情，英勇地走上楼去，想着就是拼了自己的收入，也要告诉父亲实话。他回来的时候，收入没有减少半分，但是他看上去就像是掉了魂一样，他心里应该是觉得自己肯定会心智崩溃。他意志消沉，自言自语的时候更多了。有时候他言辞激烈地谈论美国，有时又指责命运。

但是他不再挣扎了。他认命了。在他眼里，我就不属于人类，我是个异类，他只是必须尽力和我耗下去而已。对他而言，教我拉琴就是惨绝人寰的经历，但是他觉得他必须忍受而已。

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在受苦受难——他不是孤军奋战。母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可是一两周之后我听到她和玛格雷特谈论此事。我正在地下室怪声怪气地拉着提琴，母亲走了下来，站在厨房门口，她悄声说道，“哦，玛格雷特！”

我的眼睛盯着她俩。玛格雷特正在烘烤蛋糕。她整个脸都拧紧了，只见她举起双臂，握紧了拳头，又挥了挥手臂。

“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玛格雷特。”

“可怜的小家伙，”玛格雷特琴声说道。“他就是弄不好。”

这让我愤慨了。她们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大个。我当然是愿意自己什么都能弄好的了。

当时我就有了要把这东西学会的决心。历史上就有无数的案例，要是决心放错了地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人类生活的黑暗面，错误的决心导致了多少没有必要的痛苦呀。但是当时我对历史一无所知。当时我对我的一无所知抱有浪漫的情怀——我看见的不是徒劳无功的努力，我看见的是英雄的精神。任何带有英雄气息的角色都吸引着我，愚蠢不愚蠢都无关紧要。

我当然没觉得家里的地下室会有展示英雄主义的机会。总要是在战场或是诸如此类的地方才能一显英雄本色嘛。我知道她们觉得我荒唐可笑，这就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拉琴或是音乐，但是既然我已经开始了，我就得做好，要给她们看看我能做好。男孩嘛，要是认为别人觉得自己荒唐可笑了，就会花上大把的时间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

此时赫尔先生和我倒是发现我是近视眼的事情了。胸口前撑着一把小提琴，我就没法凑近看清琴谱上的音符了。最开始他也没有意识到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犯错。到后来他和我终于意识到我有近视的缺陷之后，他的心中突然又点亮了希望，也许就是因为我近视才拉不好琴，等到近视得到了矫正，也许我就能像个人那样拉琴了。

我们俩个人都不敢贸然给父亲讲这件事。我们知道要想说服父亲相信我眼睛不好的事实可不是一件易事，要知道我可是他的儿子，应该和他一样才对。我们知道，要是他知道了，他就会觉得我们是在给他找麻烦，火气肯定不小，最好不要去招惹他的火气。所以，赫尔先生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他的眼镜借给我用。效果不错。模模糊糊的灰色音符在眼镜的作用下变体成了清晰的奇怪符号；就是有了这副眼镜，我看得更清楚，我看到了更多的音符。我对这副小小的眼镜真是记忆深刻呀。一副又破、又旧、又脏的眼镜。把眼镜借给我，赫尔先生很紧张；他担心我会把眼睛掉在地上。如果是一副挂在耳朵上的眼睛，那就安全多了，但是不是的，那是一副夹鼻眼睛；我得尽力学会用鼻子平衡这副眼睛。也不能放在太靠眼睛的地方，我的鼻梁太窄了，夹不住眼镜；得放在鼻子中间，那肉多一点，还夹得住眼镜。我的头还得向后仰一点，因为乐谱架子对我而言，高了点。有时赫尔先生让我站在小凳子上面，同时警告我不要失足摔下来。万事俱备，他没有了眼镜，两眼一抹黑，我又是一通胡拉。

那个漫长的冬天，我都致力于我的提琴事业。我当然是没有考虑我家人的感受。但是他们都想着我呢。我家里烧了一个火炉，送暖的管道埋在墙里，通往每个房间。这样一来我的琴声，通过送暖的锡管轻易地就到达了每个房间，声音洪亮呀。家里每个地方都能听到我的琴声。如果有客人来访，他们马上就告辞了。母亲简直没法给小宝宝唱歌了。她只能等待，眼巴巴地望着钟，等待我和音乐相约的一个小时结束，时间一到，她就走到楼下，对我尖叫时间到了。这时她就会看到我正满头大汗地在小提琴上锯过来锯过去，头发都湿成一缕缕的了；在我拼命的努力之下，我的衣服也渐渐湿润。她摸摸我的领结，已经玩完了，于是她说我得换个领结。“哦，母亲！算了吧！”——这时我心里只着急要跑出去玩了。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大惊小怪的可不是我的领结，她是在用领结潮湿的程度来衡量我的出汗量。她想的是，在我跑出去在雪地里玩之前，最好擦干一下身上的汗水。

那个冬天母亲过得真够艰辛的。我觉得她很担心家里的小宝宝。她有时哀求父亲；但是父亲可不听别人的话。父亲坚如磐石，坚决要求我学音乐。

叔本华辩论的原则就是，如果自己处于不利的一方，那就应该暗中避开问题的关键，然后从无关紧要却又无懈可击的方面来继续讨论。父亲对叔本华一无所知，他也不会暗中做任何事情，尽管如此，辩论起来，他很有自己天赋。天赋之一，他声如洪钟，接着他就全力发声，然后中气十足地继续吼叫，这样的气势让对手避之不及。天赋之二，他总是确定无疑地认为对手是错的。因此即使对手赢了一两个回合，这也无济于事，因为父亲会由此事及彼事，然后在那件事情上大获全胜。所以，当母亲说我是显而易见地在音乐上没有天赋的时候，父亲说了什么呢？父亲说，天，小提琴是人类发明的最高贵的乐器。这个前提之下，母亲也无话可说，于是父亲进而断言道，任何小伙子能学小提琴就是一件幸事。小伙子想要立刻学会拉琴，这是不可能的，得坚持。他认为任何事情都贵在坚持。座右铭就是，永不放弃。

他直接就说，他的一生，尽管遭遇挫败，却总是一路坚持，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放弃的人，他也想要我成为一个不放弃的人。他说我们中没有人知道他所经历的。如果他是那种遇到点困难就放弃的人，那他现在会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的家人又会是怎样的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要么我们就是过得苦不堪言，在贫民窟里捡垃圾，或是根本就不存在了。如果父亲不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我们根本就不会降生到这个世上。

父亲克服了这么多的苦难，与之相比，我拉琴的小小困难根本就不值一提。我忠诚于父亲的教诲，继续鞭策自己练琴。连我的老师对这番坚持不懈的观点也动容了。虽然年长于我的父亲，但是他赚的钱就少多了，因此他折服于一个现实的成功人士的经历。如果赫尔先生也是位成功人士，他就用不着教小孩子拉琴了；迫于经济上的需求，他坐在幽暗的地下室里，他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父亲晃动着食指，告诉他如何才能达到获得财富的高处，他听得心悦诚服，仿佛是在聆听神的教诲。他的领悟就是坚持不懈必定能成就巨大的财富。

结果就是，我们家的地下室继续进行着失败的事业。

当然，我不断请求赫尔先生教我一只曲子。虽然我很少能哼出曲子来，我还是喜欢的；我知道，在练习的时候，能拉出曲子来，是一种安慰。对我而言，是安慰。此时，我也没有想过这会给其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赫尔先生叨叨咕咕，说了他很多的担心，我都毕恭毕敬地听了，虽然他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他一个人嘴里悲凉地嘟囔着，手里翻着一本又破又旧的集子。他迟疑地翻弄了好久，最后他为我选了一只尽可能简单的曲子，既是为我选的，也是为了邻居们选的。

那是春天已经来了，窗户打开了。那只曲子很快就变得众人皆知。

多年前，作曲家满腔柔情地创作了那支曲子，要是他预见了这支曲子在麦迪逊大道上遭遇的命运，他会怎么想；要是知道曾经友好的邻居到死之前都会咒骂这支曲子，他又会怎么想。因为我，他们对这支曲子刻骨铭心，但是他们所铭记的不是真实的版本，是我阴森恐怖的版本。这是我惟一知道的一支曲子，因此我拉了又拉。

恐怖的东西几经重复之后也会丧失它的震慑力，也会没有那么骇人。但是很不幸的是，我拉的曲子每次都不一样。我拉琴的时候满手是汗，即使这样，曲子的大致结构还是有的。但曲子的高潮部分我总是拉得跌跌撞撞，这部分跌宕起伏，抑扬顿挫；稍事停顿之后，又是高潮迭起——我拉得总是太卖力。每天下午，我拉到这部分的时候，邻居们都停下手里的事情，等待我那一卖力的一拉，等待的那一瞬间大家真是又怕又盼呀。

但是到底是什么让我的曲子每天都不同，大家的痛苦日日相异呢？还是我来揭晓答案吧。小提琴的琴弦是固定在弦轴上的，必须拧紧弦轴，每根弦都要调好音。每一次赫尔先生走的时候，都帮我把小提琴调好了音。但是如果有根弦断了呢？或是我把弦轴震松了呢？这样一来这根弦就松松垮垮的，没有了声音。我就得把弦上紧。我的耳朵对音乐可没感觉，我完全不知道该上紧到什么程度。

我的邻居不知道我的琴弦会上紧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上紧了，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就行了。哪根琴弦今天又会摊上新角色，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了这根弦，曲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也是也没法预料的。

整个春天，我的窗户都飘荡出曲子，这支可怜的命运悲惨的曲子呀，每天都要在空气中痛苦地挣扎一个小时，风雨无阻。整个春天，我和我的邻居们每天都随着这支曲子跌宕起伏，摔得哇哇乱叫。

各种言论，母亲也有耳闻，她不得不行动起来。她对父亲说是该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必须结束。“这种可怕的梦魇不能再继续了，”她说道。

父亲对她发出了轻蔑的声音。

母亲哭了起来。她告诉父亲，她真是受不了了。父亲则说，我的琴声在她的形容之下真是太夸张，太歇斯底里了——肯定是这样的。他叫嚷着说，母亲总是太情绪化，她必须要学会冷静才对。

“你倒好，你在城里，根本不必听他拉琴！”

父亲一副怀疑的样子。

母亲想让父亲觉得羞愧。她告诉父亲邻居对他的各种怨言怒气，原因就是我发出的噪音，而这又是父亲一手造成的。

父亲可不愿意这样看待问题。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罪魁祸首是我才对。他的逻辑就是，他所做的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好老师，一把好提琴。一言蔽之，就是他为我已竭尽全力，没有任何父亲可以比他做得更好了。他说母亲应该对我严厉一点才对，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让我更加努力。

这就要了我的命了。我没法再努力了。母亲向我转告父亲的判决时，我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不由自主地反抗了。自我约束也是有限度的——我想到外面玩去：春天到了。听到伙伴们在外面玩耍的声音，我就开始克扣练琴的时间。上琴课的时候，我迟到——甚至于就忘了琴课这回事。慢慢地我也就没有琴课了。

父亲火冒三丈。我记得他最后的慷慨陈词，我的提琴是花了二十五美元买来的；如果我不再学琴，这笔钱就浪费了，他可负担不起这样的浪费。可是我们对他说，我的小弟弟，朱利安以后还能用这把琴呀。接着就是夏天了，我们到海边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团混乱之中，父亲认栽了，我终于自由了。

秋天到了，一天下午小朱利安被带走了，被囚禁在了我曾经呆过的地下室。我记不清他们到底让他在那儿呆了多久，也许几年的时间吧。他有一双音乐的耳朵，我觉得他学得相当不错。要是赫尔先生还是他的老师的话，赫尔先生也算是善终了；是另外聘了一位年轻一点的老师来教朱利安。父亲说赫尔先生不称职。

第十一章　记账的战争

父亲一直都想让母亲给家里的开销记账。他天生就是个有条不紊的人，而且他还受过良好的商业培训。除了办公室里的，他在家里还有整整一套账簿——个人支票本、日志还有分类账本——他用复式记账的方式记录着每一笔开销。一目了然地就可以知道他每个月，或是每年在衣服、俱乐部、或是雪茄上花了多少钱。每一笔花销都有账可查。每一年每一项的花销都可以和往年相比较，如果某一项的花销增加了，他就会在另一项花销上节约开支。

结婚之前，这些账簿的情况让他非常满意，可是结婚之后，就大不同了。他从账簿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花销还是一清二楚的，但是相比于整个家庭的开销，他的花费简直是不值得一提。可是家里花销的细节，他一点儿都不清楚，他只知道最后的金额高得吓人。他的钱流向四面八方，但是他却不知道是怎么花出去的。

他经常想给母亲解释他的那一套。可是那厚厚的皮革分账本，一丝不苟的记账方式，每天每一笔细小的花费都得郑重其事地写下来，这对母亲来说就是受不了。她觉得女人就不该和记账这种事情打交道，就像男人不该管客厅打扫没有一样。母亲结婚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刚成年的富家小姐，才从学校出来不久，虽然在学校的时候她也是班里的头名，法语写得好，说得也溜，但是她从未见过分类账本。每一次父亲把自己的账本拿给她看的时候，她都是一脸的无动于衷。

父亲对数字是如此的着迷，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法相信母亲不喜欢数字。很多年来，他都一直希望母亲对数字无动于衷是因为她年轻的缘故，年龄大点自然就会好了。他自信满满地说母亲很快就会学会记账的。记账很简单。而且，如果母亲只要能简单地写下她的花销，他就能自己给记到账本里，以后母亲学会了，他就能放心交付给母亲完成了。

就没有母亲学会的那一天。

父亲还是知道他的一部分钱是花在哪里了，因为家里的一部分花销是记账收费的。但是这远远不能安慰父亲。虽然家里的账单也给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可供他坐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还是说自己不清楚花销的各种细节，还有很多账单简直是难以置信。

他尽力想要定期地和母亲一道过过账单，询问母亲他不明白的各种花销。但是很多时候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母亲自己也不知道。母亲说她也不清楚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但是她就是记不起来了。她的脑袋一片空白。她看起来就像是不认识账单一样。

这一点尤为让父亲生气。

母亲不喜欢和父亲过账单。母亲对我们说，不管怎样，她就是讨厌账单。要是账单的数额高过她的预期，母亲就有愧疚之感，几乎不敢让父亲看到这样的账单。要是账单的数额在她看来是笔小钱，她就会高兴，可是她的高兴也持续不久，因为父亲从来不觉得它们是小额账单。当母亲发现账单出错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她发现泰森，那个肉贩子，卖给我们的仔鸡多收了钱的时候，她就得急匆匆地赶到肉铺去更正这个错误。母亲和人理论，这番经历让她很不痛快。可是当她告诉父亲她是如何劳苦的时候，父亲却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母亲愤愤不平地发现，她做得好，也得不到褒奖。

有时我也得跑腿。第六大道上有一位叫弗拉纳根的人给我们送报纸，他多收我们的钱的时候，父亲就打发我去和他算过账。父亲说弗拉纳根对数字完全没有概念。一一核算之后，父亲就会发现账单上多出了三美分到十四美分。接着他就叫来我，把应付的零钱和账单拿给我，吩咐我明天放学后就到弗拉纳根那儿去一趟，要我警告他，父亲是不会儿容忍这事儿的。

去了几次之后我也就习惯了，但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心里害怕。弗拉纳根是个大块头，看上去就像是酒吧招待的样子，他一脸杀气。我步走进他那间黑暗的小店，哆哆嗦嗦地警告他说，我们是不会容忍这件事的，他斜靠在柜台上，瞪着我大喝一声：“什么？”

“弗拉纳根先生，对不起，”我又说了一次，“你的账单在这儿，有问题。”

“什么？”

“先生，好像是有点不对。《太阳日报》多收了八美分。”

弗拉纳根一把从我手里拿走了钱和账单，回到自己的桌子上。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铅笔，账单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捏得黑乎乎的，他最后对着自己咆哮了一声，然后按照父亲的数目签单了。接着他轻蔑地把账单扔到了柜台上。我捡了起来，赶紧出来了。

“简直是一塌糊涂，”父亲拿到账单的时候说，“别把我的账单搞得这么糟糕。”

“父亲，是弗拉纳根先生弄的。”

“嗯，那就给他说让他学会好好写。”

“是的，先生，”我绝望了。

我和父亲一样都喜欢摆弄数字，母亲不喜欢，我也觉得奇怪。和我们一样，她对数字反应也很快，但是要做加法，或是写数字，她就觉得没有兴趣了。在学校里，我喜欢算数课里的各种问题，我对父亲的账本很是敬仰。但是我可不敢给父亲这样说。他从来没有让我看过他的账本。他在地下室有个桌子，账本都锁在桌子的抽屉里。

如果我让父亲看我算术题，他就饶有兴致地从椅子里坐下来，放下手里的报纸，然后拿着纸和铅笔看看我做的怎么样。但是母亲可不愿意做这些事。

每个月账单来的日子家里都得遭灾。看起来母亲也不奢华浪费呀。但是她喜欢漂亮的东西。比方说吧，她对瓷器就很着迷。有成百上千的杯子碟子让她看到了就迈不开脚。她知道自己不能买，绝对不能买，但是通常的情况是她都买了。每一次的账单数额都不大，但是总额在不断地增加，父亲断言说，母亲买下的瓷器比温莎饭店的瓷器还多。

父亲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喜欢签单买东西。他就不喜欢。他知道签单之后，账单就会在每月的第一天飞来，而他得在几天之内付清。父亲说，他本以为对于这件事情，母亲会和他有相同的感受呢。

但是签单付账这种方式就是为母亲这类人发明的。母亲买下东西，签了单，下个月的第一天对于她而言是遥遥无期的，母亲希望的是父亲不要介意这一点才对——好歹要有态度和蔼的一次才对。买东西的那一刻，想要拥有的欲望是那么的强烈，而父亲的怒火是那么的遥远，于是她就堕落了。

母亲付现金的时候，可是判若两人。要从父亲那儿搞到现金可不容易，每次父亲给她的现金都不多。每次她掏钱包的时候，她都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钞票在减少。每次掏钱买东西的时候，她都会掂量再三，舍不得和兜里的钱告别。但是签单消费就愉快得很了。母亲本不想遭受诱惑，可是她总是抵御不了，而且她尽职尽责地抵御了九次诱惑之后，在第十次诱惑面前败下阵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了。

父亲则是全力以赴地要剥夺她的快乐。每个月他都要开庭一次，庄严如法官，审问母亲的过错和罪行。每当母亲哭了起来，表示自己受了伤害的时候，父亲似乎也忧郁不安。他扯破嗓子一遍遍地叫喊说，自己也希望能通情达理些，但是他可负担不起这样的消费，说大家总得节俭点。

偶尔父亲也会意志消沉，说自己已经灰心丧气了，这时母亲就会觉得很抱歉，于是为了父亲，她就竭力把现金消费的情况记录下来。信封的背后，各种大小的信纸，字里行间，到处都是母亲难以辨认的消费记录，其中不乏让人困扰的疏漏。母亲把这些一股脑地都给了父亲。父亲眼睛都睁大了，想从这一团糟中理出点头绪真是痴心妄想，他大叫着让母亲来给他说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有时表扬能让母亲有所收敛，但也不总是奏效，但是批评让她叛逆，几经批评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母亲根本就不肯记账。她对父亲说，自己又要缝缝补补，又要到市场采购，还要照顾小孩，哪有时间学当什么记账员。已经了结的事情了，记下来又有什么用？母亲说那可不是她的风格。

“嗯，”父亲耐心地说道，“那就让我们把这件事搞清楚，然后提出个解决方案好了。告诉我，你做事的风格是什么？”

母亲说她的风格就是尽自己的全力把花销压下来，她的朋友都认为她做得非常好，沃德一家的花销是我们的两倍。

父亲说，“让沃德一家见鬼去吧！他们的钱可不是挣来的。我可不想听他们花了多少，或是他们怎么挥霍了钱财。”

母亲说，“哦，克雷尔，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们不是那样的。他们只是想买好的东西，日子过得舒坦一点。我还以为你喜欢玛丽表妹呢。你自然是知道她是个可人儿，她还给了我们宝宝一个杯子呢。”

父亲决然地说道，他或许是喜欢玛丽表妹吧，但是他可不想知道太多关于她的屁事。父亲说，母亲每分钟都在说她。

“你谈论你们家里的时候够多了，”母亲回答道。

父亲觉得这话说得有失公允。他谈论自己家里的时候，他都是在批判他们，而且是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们。父亲克制住自己，言归正传。他说，自己想说的是玛丽表妹的生活方式又不是他的生活方式，因此跟他讨论他们一点用都没有。

母亲说，“天呀，我根本就不想讨论什么事情，总是你在讨论，如果我连玛丽表妹都不能说一说——”

“你当然可以说了，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好了，”父亲大发雷霆地反驳道。“但是我不想让玛丽表妹或是任何人支配我怎么做事情。”

“克雷尔，我可没有说过她支配你的话，一个字也没有说过。她就不是那样的人。”

“现在，我不知道你到底说过什么了。”父亲回答道。“你从来说不到点子上。但是你多少是在说玛丽表妹——”

“哦，克雷尔，得了吧！我没有！她很尊敬你，你却这样说她，我受不了。”

每次他们在进行财务谈话的时候都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父亲尽力想要把谈话控制在想讨论的问题上，但是无论开始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平静，他总是会被激怒，然后就沿着母亲偶然的思绪飞奔而下。谈到中间的时候，要么家里的某个小宝宝就会哭起来，而母亲就必须看看是怎么回事，要么母亲就要到楼下找洗衣工托宾太太，告诉她父亲的衬衣得好好洗；父亲要是抗议的话，母亲就会责备地提醒父亲自己还得操持这个家呢。

这样的策略让父亲困惑不已。但是每次他走下地下室，在账本里画下笔直整洁的横线的时候，他就会再次下定决心，说自己绝不放弃。

第十二章　父亲和那只摇上摇下的船

父亲说家里开销的一大谜团就是每个月都不一样，上下起伏得厉害。“一段时期之后，家用就应该有一定的规律，这样男人才能制定计划，但是我们家的账单每个月都不一样，谁知道下个月又是多少呢。”

母亲说她也猜不到每月的花销到底会是多少。事情好像就是那样的。

“但是文妮呀，事情不应该是那样的。”父亲断然说道，“而且，我可不允许事情那样。”

母亲说她也无能为力。她只知道账单加起来数额大，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奢侈浪费了。

“嗯，当然意味着你花的钱太多了。”父亲说道。

母亲顽固不化地盯着父亲。她当然是没法否定了，但是她说，这样讲话就有失公允了。

事情的表象通常都是对母亲不利，但是她可不会闻风丧胆。她不害怕父亲，她什么人都不怕。她是位斗志十足的女性，会毫不犹豫地飞向任何独裁者，然后将他啄得面目全非。只有她良心不安的时候，她才会没有了斗志。在这一点上父亲就有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从来不会良心不安。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独裁者。父亲觉得自己是个长期受苦受难的男人，从不要求别人，在应对向母亲这样难以理喻的人时，他表现出来的只有极大的自制力。母亲也有她的优势，那就是母亲反应比父亲快。每当父亲想要敲打母亲让她定形时，她就变得特别难以捉摸。

家里的开销太大的时候，父亲总是大为吃惊。就像母亲形容的那样，父亲气得恨不得揪掉自己的脑袋。什么事情父亲都喜欢叫唤，但是当他真地惊慌的时候，他是揪心地发出痛苦的嚎叫。

每次父亲哀号之后，家里的花销就会降下来一段时间。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无论父亲发出怎样的噪音，也起不了任何作用，每个月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让家里的花销涨了又涨。父亲几乎绝望，听任事态恶化，他嗓门的分贝也小了，开始暗自神伤之际，让他惊愕不已的事情就发生了，家里的花销急剧下降了。

母亲记不住每月花销的总额，她总是忙于关注细节问题，父亲永远都不知道是不是该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可是父亲是个心里存不住事情的人，他每次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但是每次他都后悔不已。

当父亲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尽量做到不苟言笑。他不会因花销减少了向母亲表示祝贺。父亲出现在母亲房门口，皱着眉头，一脸威胁的表情，他向母亲挥舞着账单说道，“我给你说过好多次了，只要你好好努力，你就能减少家里的开销。你看这次就说明我说的是对的。”

父亲这样的攻击总是会把母亲吓一跳，但是她的思维一点也不会慌乱。母亲就会问，这个月少花了多少钱，并且说这都归功于她理财有道，父亲应该把节约下来的费用如数付给她。

这一瞬间，父亲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防御的角色了，本来准备好的一大段说教也胎死腹中。他们说得越多，事情就越清楚，父亲就是该付给母亲那笔钱。除非是父亲鸿运高照，他才能全身而退，不用付钱。

父亲说母亲这样，简直要逼疯人。

还有让父亲发疯的是母亲做事毫无系统，母亲总是突发奇想地做事情。有时父亲看着母亲，觉得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一样。“我以我的灵魂起誓，”他说道，“我真地怀疑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系统。你好像也不想知道。”

最后父亲终于创造出一种看似完美的方式来记录母亲的花销。每次父亲给母亲钱的时候，他都要问母亲拿这笔钱干吗，然后就记在兜里的笔记本里。父亲的想法就是，有了这些记录，再加上那些账单，他总能搞清楚每个美元是怎么花出去的。

但是父亲也没能如愿。

他看了笔记本的记录。“上个月25号我给了你6美元现金，”他说，“去买一个新的咖啡壶。”

“是的，”母亲说，“因为你把以前的那个摔坏了。你一把给扔到了地上。”

父亲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说的不是那件事，”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是在向你询问——”

“可是，克雷尔，一个好好的咖啡壶就那么打破了，真是傻呀。那是最后一个法式咖啡壶了，那天早上的咖啡一点问题都没有；和平日的咖啡一样的嘛。”

“不一样，”父亲说道，“那天的咖啡难喝得要死。”

“我再也买不到法式咖啡壶了，”母亲继续说道，“阿芙莫德一家告诉我们的那家小店已经没有那种咖啡壶卖了。那家店说海关不让他们再进那些货，我给杜瓦先生说，他们开着店还说这样的话真是丢人呀。我说，如果是我有一家店，我就要卖那些东西，海关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我给了你六美元去买个新的。”父亲坚定地重复道，“可是现在我发现你在路易斯康尔店买了个新的，签单记账消费。他们的账单到了：一个棕色的咖啡壶，五美元。”

“那我就给你省了一美元呀。”母亲得意洋洋地说道，“现在就付给我这一美元好了。”

“哈！你真是满口胡话！”父亲叫了起来。“还有没有天理了？那六美元你买什么了？”

“天，克雷尔！亲爱的，现在我可没法告诉你了。我花的时候你怎么不问？”

“哦，我的天！”父亲痛苦地呻吟道。

“等等，”母亲说道。“我花了四美元五十美分买了把新伞，我给你说过，我需要一把新伞，你说我不需要，但是我就是需要嘛。”

父亲拿出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下，“文妮，新伞一把。”

“就是这个星期，”母亲继续说道，“杜宾太太多洗了两天的衣服，我多给了两美元，这样一来就是六美元五十美分了。你还欠我五十美分。”

“我什么都不欠你的，”父亲说。“本来该给我买咖啡壶的钱，你给自己买了一把新伞。每次给你钱去买东西，你总是买了别的东西回来。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还记哪门子帐呢。”

“我倒是想看看你要是手上一分钱都没有，怎么样操持这个家。”母亲说道。

“我又不是钱做的，”父亲回答道，“你好像是觉得，我只要把手放在兜里，我就能掏出钱来。”

母亲不仅是这样想的，她认为事实就是如此。父亲的钱包里总是装满了钱。这就让人不爽了——母亲知道钱就在他身上揣着，但是父亲总是不想给。母亲总是要跟父亲闹上一番，才拿得到钱。

“嗯，你现在就可以把手放到兜里，把那五十美分给我拿出来，”她说道。“不管怎样，你欠我五十美分。”

父亲说自己拿不出五十美分来，说着就想退到自己的桌子边，但是母亲没拿到钱可不答应。母亲说，这不公正，她可不干。

母亲说手里没有现金，真是太不方便了。总有没有规划到的情况，需要付钱该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母亲只好谎报金额了。结果她就这样含含糊糊地把自己的失误都掩盖过去了。当然都是小失误了。这些费用只有在数额惊人的时候才在父亲的账本上有案可查了。

有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母亲回来了，状态很不好。“东西到了吗？”她问女仆。

女仆回答说，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要到呀。

母亲跑上楼去，神情慌张，一下就扑倒在床上。我们到了门口往里面张望的时候，她正在哭泣。

原来是母亲去拍卖会了，她兴奋过头了，结果就拍下了一个落地大座钟，还没有付钱。

母亲心里明白自己不该去拍卖会。她很容易受到影响，要是善于催眠的拍卖人盯上了她，她就没救了。而且拍卖能激活她最糟糕的本性——她好战、鲁莽、喜欢便宜货。最要命的事，这次买下的东西可不是便宜货。至少现在母亲醒过神来，也觉得不是便宜货了。那台大座钟有八英尺高，也不是她想要的。范·德文特小姐买的那座钟比这个好多了。母亲说自己最初没有注意到钟盘的罩子里面有一艘船，钟报时的时候，这艘船就会摇上摇下。就是看上一眼，母亲都觉得难受。母亲身上没有钱，拍卖会的人说晚上的时候就把钟送过来，父亲会说什么呢？

母亲下楼来用晚餐，吃到一半就走开了。承受不住了。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后，门铃响了，母亲勇敢地走了出来，向父亲招供了。

母亲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这次母亲终于是福星高照了。如果座钟送得早了，那多半会引发一场灾难。但是现在父亲心情很好，他的晚餐用得也很愉快。父亲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有提及过，但是父亲就是喜欢钟。家里到处都是钟，除了他，任何人都不准给这些钟上调。每个星期天，吃过早餐后，在去教堂之前，他都会巡逻一圈，根据自己准确无误的怀表给每个钟校对时间，调整它们的快慢，然后给我们讲述每个钟的气质癖好。如果父亲恰好在正点的时候下楼来，他就会竖起耳朵，想把所有的钟声都收在耳朵里，希望能够听到它们整齐划一的鸣钟声。他会指责空房间的粉红色钟太冲动，鸣钟的时间太早了，也会骂一骂餐厅里那个肃穆的大钟迟了一分钟。

所以当母亲让他到客厅里来，向他坦白，让他看看自己买下的东西时，他看到了一口钟，他是一见钟情呀，一点都没有抱怨。

这样的起伏让母亲无法承受。母亲一言不发，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径直躺到了床上，父亲则和拍卖商派来的人一道把新买的钟放在了帽架旁边。那只摇上摇下的船特别让父亲着迷。

第十三章　因埃及而苦恼

有一年冬天，家里的男孩们大都不在家，母亲受到邀请，和泰特斯夫人还有另外两三位夫人一道去埃及。泰特斯夫人的儿子鲍勃，负责整行人的出行。他们会乘坐游艇沿着尼罗河而上，他们会参观卢克索和孟斐斯，整个计划听起来不错，是个机会。母亲喜欢旅行。没有去过的地方，母亲都想去看看，即便是相对很近的地方她也想去——比如说缅因州的惠特尼，因为埃及远在天边，那就更诱人了。

母亲给父亲说，这个机会真是太好了。父亲却无动于衷。父亲说母亲哪儿都想去，他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他说，大多数女人都安于有个家，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应该满足，但是母亲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到处跑。

父亲继续说道，他还是算是有理智的人了，但是他就不想去埃及，就像他不想去北极一样。一两年的时间内，要是他能从公司抽出身来的话，倒是可以去一次伦敦和巴黎，但是戴恩家没有一个人去过埃及，他认识的人里面也没有去过的，除了查理·邦德，但是那家伙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总是做些奇怪的事情。父亲说，埃及太荒凉了，根本就不适合母亲去，无论如何他是不会带母亲去埃及的。

“可是，正是这样，我才想去呀，亲爱的，克雷尔。你不明白。”

父亲瞪着母亲，说道，“什么！那正是你想去的原因？我当然不明白了。”

“天，那是因为你不喜欢。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

父亲的额头青筋暴起。“你认为我会高兴？”

“哦，克雷尔，亲爱的，别傻了。我知道你不想带我去埃及，但是你不明白吗，如果泰特斯夫人带我一道去，你就不用去了。”

母亲自己坐船跑到埃及去，不用麻烦父亲的这套理论惊得父亲目瞪口呆。但是母亲坚持自己的论点。母亲说，当然了，父亲看不到金字塔，她也很难过，但是如果父亲不情愿，她强拉着父亲同去，那她也不会高兴的，所以还是父亲待在家里，怎么舒服怎么待，而自己就悄悄地和泰特斯夫人一道去，很快就回来了。

想着有助于达成目的，母亲带着泰特斯夫人来见父亲。母亲把年轻的鲍勃·泰特斯也带来了。母亲跟父亲说应该给自己多少数额的银行信用，父亲抗议了，但是母亲就说，自己是在给父亲省钱来着，如果是父亲带着自己前去，那花费就要多一倍。

父亲恨恨地说希望母亲呆在他身边，母亲就说每个人都该时不时地出去走走，而且马可医生说过她就该出去走走。

马可医生是父亲喜欢的人。泰特斯夫人美丽得体。母亲不依不饶。强大的攻势下，父亲败下阵来。母亲如期登上了轮船，银行信用也有了，什么都带上了，父亲恶狠狠地说自己一个冬天都得为她操心了，只要她没回来，他一分钟都没法开心的。

“亲爱的，再见，”母亲说，“我不在家，你要安分听话哦。”

“我才不呢！”父亲喊了一嗓子，他吻了吻母亲，生硬地走掉了，一边还说着，“我希望你满意，”走到跳板的尽头，他又回过头来，大声叫道，“亲爱的文妮！”母亲挥着手，空气中回荡着刺耳的鸣笛声，人群推推攘攘，这两人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人群中，轮船开走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在找母亲的信件，没等到信，于是他就骂船员，骂邮递员，父亲说自己头疼得厉害。等到船员有时间把信寄出来，几天之后我们就收到了母亲的第一封信，过了三四个星期之后，母亲的来信就频繁起来。

有些信里，母亲告诉我们她总是遇到熟人，不光是在船上，每一次她和泰特斯夫人到港口去，她也遇到熟人。“你们母亲的朋友多得吓人，我的天，”父亲说道。“不管到哪里去，她总是不断地遇到老朋友什么的。我旅行的时候，我就遇不到熟人。但是到了欧洲，不管哪个城市，呆不上五分钟，你们母亲就会看到朋友。”有一封信里母亲说自己刚爬上维苏威火山，就看到了老昆塔德夫妇，他们正在打望火山口呢，这时父亲就说自己拿灵魂发誓，从来没有见过母亲这样的人。

还有的信里说的就是我们该怎样管家，怎么样吃东西，或是告诫父亲注意点那棵橡胶树，还有告诉我们窗帘该清洗了。还有的信里就是诋毁一下外国人的臭习惯，说一说路上遇到的不便和麻烦。“就是嘛，她为什么不呆在家里呢？”父亲得意洋洋地说道。接着他就开始咒骂任何一个胆敢让他妻子感到不便的外国人，母亲信里的抱怨让父亲很享受。

但是母亲越走越远，远离了文明世界，她离开了开罗这样的偏远哨站，坐着当地人驾驶的三角帆客船沿着尼罗河而上。母亲渐渐进入了内陆，信件从名字稀奇古怪的城市发了回来，父亲紧张起来。父亲说，这样做太疯狂，太冒失。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去。父亲说根本不用离开纽约他就能见识埃及的全部——博物馆里有的是木乃伊，任何人都可以看个够。“但是你们母亲可不肯看；对于你们母亲而言，他们死得还不够彻底。她非得长途跋涉地到埃及那片荒地去看木乃伊。天，甚至有人花大价钱买了个方尖石塔回来，”父亲继续说道，“然后立在公园里，任凭它风吹雨打，破破烂烂，到公园里去好了，什么都不需要就能看到了，可是对于你们母亲来说，那个东西还不够破烂。”

还有的信中提到了底比斯后面奇怪的山脉，卡纳克的巨大石柱廊，还有各种雕像和墓地，对这些父亲都嗤之以鼻。也有信中提到了跳蚤，月光，还有努比亚人的歌曲，最后来信中还附有快照。父亲说自己讨厌这些照片。父亲长时间地盯着照片看，很是不满的样子。有一张照片中母亲穿着宽松的衣服，看起来特别俏皮时髦，她坐在一头高大傲慢的骆驼身上，骆驼的一边站着两个包着白色头巾的高大男人，黑皮肤。旁边看不到同行的人。看得见的就是母亲和两个黑皮肤男人。父亲老是看那张照片，晚上的时候嘴里就不停地抱怨，自己不停地叫嚷着“反了天”的话。

寄来快照后不久，母亲就结束了旅行，掉头回家了。时间一天天过去，父亲想要母亲回家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在这之前，以父亲的标准而言，他还是比较安静的，但是母亲归期渐近，父亲就越来越吵闹，越来越不耐烦。在码头上等母亲的一会儿工夫，父亲就愤愤然地说，船怎么这么慢，还不到。

可是当父亲将母亲拥在怀里的时候，他的坏心情就全扔在了脑后，他负责照管母亲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除了她的黑皮箱之外的所有东西，母亲根本就不让任何人碰到她的黑皮箱——父亲把海关人员指挥得团团转，一会儿工夫母亲就通过了海关。接着父亲就雇了个人给母亲抬箱子，然后又选了个最好的马车夫。马车疾驰在鹅卵石的路上，母亲对父亲说，回来了自己真的很高兴。

父亲特意注意让家里的物件都各就其位，这样母亲进家门的时候就能说，家里一点也没变，还和她离开家的时候一样。可是母亲实际说的是，“哦，可怜的房间呀！天，我绝不会的！”母亲放下她的黑色箱子，然后就开始挪动椅子，然后就充满爱意地移动整理自己最喜欢的装饰品。“可怜的东西，”母亲一面说，一面轻拍着这些东西，“难道就没有人把你放在该放的地方吗？”父亲跟在母亲的后面，看着母亲微微调整着这些物件，一头雾水。父亲让母亲看看那棵橡胶树，橡胶树已经长高了半英尺了。“嗯，”母亲说，“都没有照顾好呀，看看吧，那些枯叶子还挂在那儿呢！”但是父亲的脸拉长了，母亲看到他失望的表情，母亲微笑着看着父亲，安慰他说道，“亲爱的，你已经尽力了。”母亲上楼去收拾行李去了。

银行信用的事情父亲很是上心。他从来没有给过母亲那么多钱任她管理。母亲回来，父亲太高兴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对此是三缄其口。他想要母亲自己开口谈。可是母亲也不说这件事。

父亲对此事有两种猜想，他也不知道哪种是对的。一种是美好的希望但是不太真实。另外一种颇为悲观，但是却有以往的经历为基础。

银行信用的额度颇大，虽然不是泰特斯夫人推荐的数额，但是父亲觉得自己已经很慷慨了。父亲觉得自己有权利期待母亲没有花光这笔钱，应该有一大笔钱还没有花光，自己可以再存到账户里才对。父亲觉得自己的另一个预测更真实一些，母亲花光了所有的钱，也许还从泰特斯夫人那借了钱。母亲闭口不谈钱的事情，使得后一种预期显得更加现实。

有一天晚上，母亲已经上床休息了，她又下楼来递给了父亲一些文件。“克雷尔，你看看吧，”她说道。“我没能为你记下每一项花销；我尽力了，但是我没办到。可是所有的账单我都留着呢。”说完她就又回去睡觉了。

父亲仔细地过目了每一张纸。上面全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细节：

1900年2月24日　开罗

戴恩夫人

195房间

希波尔德饭店

通往尼罗河的第二瀑布　23英镑

租用三角帆客船六十天　85.16

　　　　　　　　　　　108.16英镑

“第二瀑布！”父亲情绪激动地喃喃自语道。这样的女人接下来还要干什么？

这些账单给父亲提供了很多的细节信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其中也没有什么账单特别恼火的。但是还是有几百美元去向不明，他等着母亲来给他坦白剩下的钱干什么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母亲一个字不提。父亲开始担心事态严重了。他忧心忡忡，再糟糕的真相也好过等待，一了百了就轻松了。父亲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直接发问——可是母亲什么都不说。

母亲当然是注意到了父亲的各种蠢蠢欲动，她也的确是有话要说。但是首先，母亲出去找她喜欢的一个年轻女孩子谈了好久——那个女孩的名字叫薇儿麦恩·琼森，后来乔治娶了这个女孩。母亲给薇儿麦恩吐露了心声，情况是这样的：母亲并没有花光所有的银行信用额度，但是她不想放弃剩下的钱。母亲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真是不好，但是她就是想把钱留下。

薇儿麦恩的态度非常明确。她说任何情况下母亲都不该把钱交还给父亲。母亲一直都想有自己的钱，薇儿麦恩提醒母亲说现在就是机会。

母亲听了她的意见，觉得很高兴，但是也担心害怕。母亲觉得比起骑骆驼来，要留住这笔钱更是胆大了。但是这几个月在外面，母亲尝到了独立自主的味道，又要沦落到相夫教子，维多利亚女性的角色，母亲心不甘情不愿。

最后，母亲鼓足了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父亲的感觉立刻就好了起来，他微笑着指责母亲该早点给他说才对。但是关于母亲掌管余额的事情，父亲说这就是胡说八道了。父亲说，感谢上帝，她已经回到家里了，而自己会给她付账单的，所以母亲就没有必要掌管那笔钱了。

“我要，”母亲说。

“嗯，那你拿着钱有什么用吗？”父亲问道。

母亲不想解释。事实上母亲也没有想好自己有了现金，到底该用来干嘛——但是她知道她就是想有自己的钱。母亲说：“哦，克雷尔，我有很多用钱的小地方。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也想买，不需要费这么多口舌就能买。”

这样的说法当然不能说服父亲。他要讨回余额。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保管这些钱财的人，而且这些钱只有呆在他的账户里才安全，而母亲并没有自己的账户。但是母亲坚持要把钱藏在自己的抽屉里。父亲指出这样做太鲁莽了，但是父亲拿母亲也办法。母亲去了埃及一趟，就变了一个人。沿着尼罗河旅行一趟了，母亲更难驾驭了。

然而，母亲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她拿出一个大大的淡蓝色圣甲虫形状的宝石，是一枚领带针。母亲说她本来是打算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父亲的。父亲冷淡地看着这件东西，问这是个什么东西。当母亲告知他宝石的形状是一种圣神的甲虫，父亲一把就给它推开了。父亲断然说自己可不想领带上别上什么死虫子。父亲说母亲还是立刻把那东西送回坟墓里好了，它就是从那儿来的嘛。父亲说，拜托了，他可不是木乃伊。

第十四章　父亲教我守时

父亲认为准时下楼吃早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也想准时，但从来没法早点从床上爬起来。我喜欢在最后一刻溜进客厅，所以经常迟到。

我的弟弟们也经常迟到，只有乔治是个例外。父亲的几个儿子里面只有他是完全可靠的。父亲对我说，乔治很早就下楼了，甚至还有几分钟时间弹弹钢琴。

乔治之所以这么准时，是因为他急着赶在父亲拿到报纸之前看一眼体育新闻。他弹钢琴则是为了告诉正在穿衣服的几个兄弟，哪个队赢了昨天的球赛。他的琴声成了密码，我们一边靠着楼梯扶手穿鞋袜，一边听他宣布结果。我现在不记得他都弹过什么曲子了，但总的来说，如果曲风是欢快活跃的，那就意味着巨人队赢了，如果从楼下传来哀痛或者悼念的旋律，那就是巨人被安森老爹〔1〕打败了。

鉴于父亲并不喜欢职业棒球，我们没有告诉他关于钢琴的秘密。他过他的日子，我们则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各行其是。他一进房间就把报纸从乔治手中拿走，乔治对他说早安，然后一脸无辜地走进客厅。然后父亲看着他走过宽阔的门廊，开始浏览政治新闻；乔治则迫不及待地用钢琴向我们宣布球赛新闻。父亲经常笑着劝他不要弹得那么响，但是乔治觉得他必须得狠敲琴键。我们住在家里最上面一层，他得保证让我们即使在刷牙的时候都能听见。乔治做事总是很实在。他不仅仅使出吃奶的力气弹琴，还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旋律，惹得父亲不耐烦地喃喃自语，“Trop de zèle.”〔2〕

在楼上，我们经常讨论乔治的琴声传达的是什么消息。如果他弹的是流行音乐我们就很好分辨了，但他只能学古典音乐，而他那本小乐谱里面的几首古典音乐从远处听起来都差不多。乔治带着极大的善意和力气来弹琴，却并不讲究技巧。在他看来，弹钢琴的规则繁琐而缺乏必要。

乔治是唯一总能守时的男孩，父亲对他非常满意，给他买了一块表，背面刻着“乔治·帕姆利·戴伊，准时准点。”他说因为我是他的大儿子，他原本打算先给我一块表，还给我看了他已经买给我的那一块。那块表和乔治的一样，只是背面还没刻字。父亲解释说，很遗憾他得先把这块表收起来一段时间，直到我学会按时下楼吃早餐才能奖励给我。

但我却一直毫无起色。我似乎已经养成了磨蹭的习惯。有时候我迟到得很严重。一天早上，到早餐吃了一半的时候，我还只穿了一条羊毛裤，父亲手持餐巾在门厅前面叫我，说他不能容忍这种行为，让我赶紧下去。我愤愤不平地喊“我还没穿好衣服”的时候，他说他不管，并且咆哮起来，“就这样给我下来！真见鬼！”我差点就照做了，但转念一想，他是不是话中有话？于是飞快地穿上衣服跑了下去。父亲满脸怒容，可是丰盛的早餐一点也没有少吃，我心怀愧疚，提心吊胆，但也吃得和以往一样多。不管怎样，我们总是吃得很丰盛。有时吃完饭以后，我觉得这样子还不如不吃呢，但父亲却并不介意。

母亲告诉父亲，如果他能把表给我，她保证我一定会表现得好一点。父亲说他不信，表示“不能用这种糟糕的办法养儿子”。为了证明他是错的，母亲最后把她的首饰盒打开，给了我一块曾经属于她某个老表亲的手表。她说，这块表对于一个男孩来说确实太贵重了，我必须好好保管。我保证我会注意。

然而，这块表实在是精致得让人痛苦。它太老了，我又太年轻——我和它根本就不配。它的正面和背面都是一层薄金，由于母亲叫人刮掉了原主人的首字母，表盖一按就往下陷。而表盖卡得太紧，镶在表盘上那层薄薄的水晶玻璃几乎没有什么空间。所以，只要表盖受到一点压力，水晶就会粉碎。

当然，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次以后我就没有按过表盖。我一直很小心，如果别的男孩也很小心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然而让他们足够小心也是不现实的。当我和他们打起来——无论是嬉闹还是打架，我都会请求对方不要打我肚子的左边。有人接受建议，也有人不予理会。如我俩都太过兴奋，打得时间太长，表上的水晶肯定会碎——根本就没有时间把表取下来，就算取下来也没地方放。一只在男孩的口袋里四处游荡的表必须面对这样的命运。这块表肯定不是为这种命运而设计。

头两块被我打碎的水晶是母亲付钱换的，既然父亲根本就不赞成这个主意，也就不打算掺和进去。然而母亲手头总是没零钱，我不愿意麻烦她，她也不想被麻烦。“哦，克拉伦斯，我的天！你又把手表打碎了？”当我第二次把碎片展示给她看的时候，母亲叫嚷起来。她如此失望，让我充满罪恶感，从此以后只好自掏腰包来弥补损失。

我的零花钱来就没超过每月一美元，而每块水晶25美分。这可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和山姆·威里特在地上摔跤打滚的时候，我完全忘了表的存在。我会突然听到轻轻的一声响，然后意识到自己又破产了。我会把摔破的玻璃拔出来，把水晶拆除，直到手头有了25美分才拿去换一块。但是这一拖延又总让我紧张。我知道母亲想确认我在好好保管这块表，她任何一个晚上都可能要看上它一眼。一拿到钱，我就赶快跑去第六大街，那里有两个德国人开了一家小小的钟表店，我可以把表放在那里等待修理。我最惨痛的记忆就是那家憋闷小店里德国泡菜的味道，还有那个当时对我来说实在太高的玻璃柜台，以及那两个德国人干起活儿来有多慢。如果我去得晚了，他们就让我把表留在店里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能拿回，在这之前我可片刻不得安宁。我不只一次地跟他们争论，25美分实在太贵了，尤其是对于一个常客而言。但他们说收25美分本来就不赚钱，因为很难找那种老式的薄水晶。

最后我终于放弃了。我告诉母亲自己实在不想再戴这块表了。

但我没想到，这个一了百了的办法根本行不通。这块表是个传家宝。接受传家宝的人必须珍视这件东西。我后来读到，不尊重祖宗的中国人不是体面人；并且小时候大人们也告诉我，不懂得欣赏传家宝的男孩不是好孩子。

我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了母亲的房间。那天晚上，当我扭动那个细小的表把给表上劲儿的时候，我羡慕起乔治了。父亲给他选了合适的表——他知道男孩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乔治的表盖是很厚的镍材质，有一块几乎摔不碎的水晶，可以经受日常生活的考验，甚至掉在浴缸里也没问题。

我的未来仿佛变得暗淡了。宝贵财产的诅咒已经由一个说法变成了现实。这种财富的保管对于他的拥有者来说实在是件残忍的事情。接连好几个月我都没钱买玻璃弹珠，甚至连一件新背心都买不起。某种意义上我还并没有完全了解到，我已经被一块自己非常讨厌的表给束缚了——除非我学会小心谨慎地生活，否则这么精致的东西总是给我找麻烦。

后来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很久以来我习惯了吃早餐每周至少迟到一次，但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能改的话，或许父亲的态度会缓和下来，把他买的那块可靠的镍表给我。于是我改了。一开始，我的决心偶尔还有动摇的时候，但是每次水晶被打破的时候，我就会受到激励，又有了新的动力。当我终于达成了能让父亲满意的守时记录以后，他把我的名字刻在了他买的那块表上，把它递给我。见我兴高采烈的样子，他有些吃惊。看着我在房间里兴奋地乱转，他说了几遍“好了，好了”，“别太兴奋了，真要命，”他又说，“别把花瓶撞翻了。”

母亲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我已经有一块金表了，父亲还要给我一个镍的。但他笑着对她说，“那种老古董”给男孩戴不合适。她不情愿地把表收起来，放回了首饰盒里。

关于此事，她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如何她都是对的：她早就说了，只要一块表就能教会我守时嘛。

译者注：

〔1〕 指阿德里安·康斯坦丁·安森，国家职业棒球员协会、美国职棒大联盟一垒手。

〔2〕 法语，意为“太热情了。

第十五章　父亲与第二十三首赞美诗

我们兄弟几个还小的时候，周日晚上上床睡觉前会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围坐在她身边，听她讲圣经里的故事，或者听她告诉我们，要如何竭尽所能做个好人、应该有多么敬爱上帝。她无比虔诚地爱着上帝，并且深深地爱着我们，在那些周日的晚上，母亲会显得格外温柔亲切。多年以后，我的一位兄弟曾告诉我那些日子对他来讲有多么重要，他终其一生都十分珍惜那段记忆。

然而我比弟弟们都大一点，心中的感受也更加复杂一些。我爱母亲，也不想让她失望。她温柔的劝导在我几个弟弟身上很容易见到成效，而对我却没多大作用——我从来没有表现出母亲期望看到的情感。现在回想起来，我多希望当时的自己能够不带批判性地听她讲话，只专心注视她眼中的神情。也许我和母亲对上帝的看法不同，母亲认为动人的故事在我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我坐在那儿，眼睛盯着地毯，局促不安，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开母亲的问题。

有天晚上她对我们重复了第二十三首赞美诗故事，并让我们背下来。“上帝是我的牧羊人”，她柔声低语，“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她的眼睛抬高了一些，用勇敢而略带恐惧的声音继续读着，“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她经常能感觉到上帝的权杖。

我听见父亲路过了客厅。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慈爱地朝我们和母亲笑着。然后他离开了，那走回房间的沉稳脚步在我耳边回荡。

他不打算干扰母亲的教导，他一句话也没讲。但我发现自己突然开始猜测，父亲对于第二十三首赞美诗会持什么意见。

我无法想象父亲会被上帝的杖和竿所安慰，或者叫谁把他领进一片牧场然后躺在那里。我想象着他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直截了当地拒绝到牧场里去。他还会很快想到穿工装裤。虽然我很赞赏他的姿态，但觉得他似乎有点顽劣了。我对此感到厌恶。如果父亲不在旁边的话，我大概可以更容易地变得十足虔诚。如果说母亲十分虔诚，父亲则不够虔诚。

“晚安，克拉伦斯，”我听到母亲说，“你不会忘记吧，亲爱的？”

我吻了她，然后走了出去，想着我不能忘记的是什么。哦对了——她叫我们背诵那首赞美诗。

我回到楼上的房间，拿出了我的圣经。书里面夹满了纸质书签，帮助我找到需要记忆的段落。这些书签上都是我根据圣经中的场景绘制的图画。有一幅是亚当怀疑地看着伊甸园里的智慧树，一大堆课本沉重地挂在它的树枝上。一幅图是萨拉“收拾夏甲”，挥舞着扫把将她赶出家门。还有一幅图是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在礼貌地向耶稣鞠躬。

我坐下来，又画了一幅穿着睡袍的约伯，经过所有的试炼之后，他一边哭，一边努力背诵第二十三首赞美诗。我还画了他的三个不满意的朋友，坐成一排盯着约伯看。每个朋友都带着一副嘲讽的表情，都留着浓重的小胡子，威严得像拿破仑三世。

我拿出了另一本母亲借给我的圣经。这一本是法文的，读来有时让我十分震惊。我坚信上帝创世时是用英语说的“要有光”，如果变成法语，从他口中说出“Que la lumière soit！〔1〕”就是大不敬。想想上帝说法语！除了希伯来语里面的几个奇怪的词，我坚信上帝不曾说过别的语言，他只说最高贵的英语。

然而法语是以不敬神著称的。它读来让我发笑，尽管其中的自由发挥也让我受到了惊吓。在我的英语圣经中，大卫是一个优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位青年，红润而英俊”。在法语里面，他就成了大街上的一个小叛逆，“un enfant, blond, et d'une belle figure.〔2〕。我的圣经里面写的是“利维坦”〔3〕，法语里写的则是“le crocodile”〔4〕，破坏了这个著名怪兽的庄严和神秘。我的圣经里说“看，巨兽！”，他们则说，“Voici l'hippopotame！”〔5〕

以色列的孩子们惧怕主的愤怒，在法语里则写成了“les enfants d'Israel〔6〕”害怕“"le Seigneur”会“irrité”〔7〕。法语圣经中总是出现"irrité"这个词，不仅仅是上帝。该隐是“très irrité”〔8〕。Moïse（在我看来用它来称呼摩西显得非常欢快）总是不停地“irrité”。每个人都是"irrité"。而我平常读的圣经，真正的圣经，形容人用的是“wroth”〔9〕，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愤怒也因此显得庄严而郑重。如果他们总是很激动，那么他们就更像是戴伊一家了。

最后我看了第二十三首赞美诗。他们把这篇也毁了，圣经被法语扭曲得简直跟发生在巴黎一样。“绿色的牧场”被改成了“parcs herbeux〔10〕”；“你的杖和竿”成了“ton baton〔11〕”，仿佛上帝像个乐团领队那样带着大卫在步劳涅森林〔12〕上奔下跑。

我决定上床睡觉，过两天再读诗篇。但在把书放回书架之前，我瞄到法语圣经里面有一处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温驯的人有福了，”我的英文圣经里说，“因为他们必将承受土地。”我一直很讨厌这一句，它让其中的宗教性读来很别扭。在我看来，赖亚•赫普〔13〕就是温驯之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们是一群哭哭啼啼的、卑鄙的、让人不舒服的家伙。但在某天晚上仔细阅读法语圣经的时候，我愉快地发现，大胆的法国人把这一篇给改了，登山宝训终于不再不忍卒读。“Heureux les débonnaires，”〔14〕他代表耶稣说，“car ils hériteront de la terre.”〔15〕

宽厚温柔的人！这更像那回事！我高兴地跳到了床上。

译者注：

〔1〕不管光是什么。

〔2〕意为“一个小孩，金发碧眼，长得很美”。

〔3〕圣经里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

〔4〕鳄鱼。

〔5〕是个河马。

〔6〕上帝的孩子。

〔7〕主。

〔8〕激动。

〔9〕愤怒。

〔10〕草木葱郁的公园。

〔11〕你的杖。

〔12〕地处巴黎近郊，人称“巴黎的两片肺之一”。

〔13〕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虚伪的、恶魔般的人物。

〔14〕“那些宽厚温柔的人是多么幸福！”

〔15〕“因为他们是土地的继承人！”

第十六章　母亲与亚美尼亚人

以前放假的时候，母亲常常带我们兄弟几个去避暑胜地。在那种地方通常都会有一个亚美尼亚人，在酒店的露天广场上徘徊。他有着蓝黑色的头发、深色的皮肤、闪亮的眼睛、一副鹰钩鼻子和完美的牙齿。母亲说广场上没有一位女士不羡慕他的牙齿。这个亚美尼亚人总是想引起她们的注意，使尽解数吸引她们来看一眼自己的地毯或丝织品。“不用买，女士！就看两眼！”母亲会说不用了，但亚美尼亚人会告诉她“哦，它们太美啦！”，然后提出要给她一些香水，直到某个沉闷的下午，她或许会放下手中正在编织的东西，漫步到他位于大厅尽头的阴暗小房间。

然而母亲既有一颗善良的心，又无法抗拒地毯的诱惑。她偶尔会被这种时尚所引诱，让亚美尼亚人向她展示几种便宜货，其中一些本来是无法复制的无价之宝，却在那天早晨突然可以凭几百美元买到。之所以能用这个价钱买到，是因为这个机会明天就没有了，只限今天，而一个明智又聪明的女人应该抓住机会。谁愿意买，谁就能帮一名心存感激的年轻人完成大学学业。他不是个做买卖的，只是个有着几块宝贵地毯的穷学生，只要这位女士能够凭她自己手中的钱买他一块就行。她可以买下，当然还不止一块；怎么样都行。

如此一来，母亲就没有理由不买了，尤其是他还在努力完成学业呢，而且这块地毯可能还不贵。因此她默默开始算计，在索拉纳〔1〕这样的地方她要花多少钱，然后她把价钱算低了很多，但随后又因为压价太低而感到羞愧——她不想欺骗这个年轻人。他似乎是出自好意呢，可怜的家伙。于是她把预算中的价格提高了一点，然后又有点害怕，因为毕竟这也是一大笔钱啊。尽管花这笔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罗德与泰勒百货店或阿诺德·康斯特布尔〔2〕要价更高。然而你也没法给地毯估价，因为它可能就不是真货。于是她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就此罢休，就算没她帮忙也能完成学业，尽管他看起来好像做不到；他连英语都不太会说，又要怎么和教授交谈，教授又怎么才能听懂他呢。他连卖地毯都得借助某种身体语言，譬如耸肩耸得直到母亲害怕他会脱臼，并且掰着手指以最让人困惑的方式来数数。然而，她最好买他一块，她觉得这样就可以让他停止满脸堆笑，当然他肯定出于友善，只是那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实在是太糟糕了。

因此她终于开口了，以一种不满意的方式摸着地毯，说她或许可以给他一百块。亚美尼亚人的微笑立即消失了。他忧郁地走了。然后他又兴奋而急促地跑了回来，用极快的语速展开了一串冗长的劝说，简直让人耳聋。母亲不情愿地把价格提到了一百二十块，想叫他闭嘴，然而他突然意识到先前是误解了她的原始出价。他以为是两百块，而不是一百。她是说二百二十块？不，母亲说，她只能出一百二。亚美尼亚人便四下踱步，一屁股瘫倒在椅子上，从牙齿里发出嘘声，那可怕的样子让母亲害怕他可能要痉挛了。似乎她应该尽其所能快点逃离现场，然后这辈子再也不要从他那里买任何东西了。因此她痛苦而生气地说，她可以出一百五十块。然而她重复了好几遍他才听懂，甚至接受的时候还用亚美尼亚语发出了低声的尖叫和呻吟。他说现在他得放弃学业了，因为他没法承受这样的损失。他对美国的希望不过是不要在这里损失太多的钱，亚美尼亚人说，但是没有人在乎他是怎么把自己给毁了，也没有人懂地毯。可怜的母亲既灰心又愤愤不平，说她本来就不想要这块地毯，买下来也无非是因为他非叫她买，但她现在要走了。这造成了他骇人的崩溃，让他充满了像是要致命的绝望，然而她听到他喃喃自语，提出了一个在她看来最后的请求：她可以以折中的价格把地毯拿走，然后留他在痛苦之中。最后，她只能叫酒店的办事员付钱给他，并把这笔钱记在账上。

在这周的末尾，当父亲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过周日的时候，母亲得向他解释，他现在拥有一块稀有的东方地毯了。她想将其作为一个胜利的消息宣告给他，效果却很平淡。他一开始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无论她重复了多少遍。“地毯？地毯？你说你买了个地毯？荒谬！我呸！别说傻话了！”当他发现这件事好像是真的，但他又无法相信，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暗红色，然后爆发出了一阵愤怒的咆哮。他大声吼到，才从城市里面辛苦工作回来，就是想“寻求一点该死的宁静”，无非就是这点期望，结果还没来得及吸根烟，就被一帮卑鄙的骗子给掠夺、折磨、迫害，连他的家人也跟他们同盟，要把他弄得身无分文。他急切地要求看这块地毯，好把它扔出窗外，然后再扔亚美尼亚人。他发誓要把亚美尼亚人的每块骨头都打断。他不相信任何关于这块地毯的稀有和宝贵的描述，宣称他可以用50美分的价格从滨海大道〔3〕买一桶更好的。然后他就跑到了亚美尼亚人的客厅，带着模糊而暴力的意图，却发现这位诡计多端的受害者已经把他的地盘给关了。门是关着的，上了锁，上面有个标签写着：

BAK

NEKS

WEK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父亲嚷道，“你不是说他叫多尔巴碧安吗？”

可怜那个摇尾乞怜的老多尔巴碧安！他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并不值钱，但至少现在值钱了。母亲在八十年代买的那些地毯、沙发坐垫套和许多丝织品在今天都值钱了许多。但她必须把它们放在父亲的视线之外，直到他忘记了它们的来源。

许多年以后的一天，当报纸上报道出一位牧师对于土耳其人残忍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指控，我想起来父亲曾经有多想杀了多尔巴碧安，并提醒了他。尽管年纪大了些，在某些事情上也比原来镇定了，父亲还对此怀着愤恨。“神职人员就是这样，”他说，“同情这些人之前，也不问问他们对土耳其人做了什么。

译者注：

〔1〕 Solane's，一个商店的名字。

〔2〕 Arnold Constable & Company，位于纽约的百货商场。

〔3〕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大桥附近。

第十七章　父亲拆看我的信

在我的童年时代，有一段时间，我曾觉得父亲用他的名字“克拉伦斯”给我命名简直糟透了，严重地陷我于不利之地。据我所知，文学作品里叫克拉伦斯的都让人讨厌。“铂西”这名字就已经够糟了，但还是有些叫做“铂西”的好战士。历史上唯一的克拉伦斯是图克斯伯里〔1〕的一位公爵，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随后荒谬地死在一桶马姆齐甜酒里。

而在我读过的小说里，叫克拉伦斯的都很差劲。例如，在一个故事里有两个兄弟，克拉伦斯和弗兰克。克拉伦斯是一个“虚荣的、不讨人喜欢的小家伙”，以他卷曲的头发和上乘的衣服为傲，而弗兰克是一个“欢快的、愿意和任何人做游戏的男孩”。当然，克拉伦斯不喜欢做游戏。他只装腔作势地袖手旁观。

故事是这样的，一天，男孩们的母亲出去后，克拉伦斯“引诱”弗兰克违抗她，要他在屋顶上放风筝。弗兰克不愿意，但克拉伦斯不停地嘲弄他、怂恿他，直到他不得不照办。当两个男孩到屋顶以后，弗兰克浑身都弄脏了，他跑上跑下，被天窗绊倒，而克拉伦斯就坐在那里发号施令，整洁的衣服还是一尘不染。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甚至把手绢铺在屋顶上，坐了上去。更过分的是，这个小兔崽子一等到他妈妈回来就出卖了弗兰克。

这个克拉伦斯也不是特别卑劣，只能算是普通的顽皮而已。有的就更糟了。

然而据我所知，父亲就从来没听过这些故事，他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名字会招来任何异议。与之完全相反，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野孩子生活。他在街上玩耍、打闹，在祖父的马厩里养了条狗，还逃票上了高高的、左右颠簸的汽车去乘绿点公司的渡船。夏天里他去西斯普林菲尔德，穿过树丛跑下沙德街，到祖父出生的那栋房子里，光着脚把奶牛赶回家，就好像他和那些叫做汤姆或是比尔的小男孩没有任何分别。

根据我的猜想，他孩提时代的性格大概和他成年以后并无两样，而且他太独行特立，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觉得他的名字太奇特。他根本不理会别人的偏见，除非是为了反驳这些人。当然，他自己的偏见就够多了，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幽默、自信而冷静，我猜想如果有哪个男孩曾经取笑过他的名字，父亲只会笑着告诉他，自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问过母亲，克拉伦斯这个名字是怎么到我们家来的。她解释道，我的曾曾祖父叫做本杰明·戴伊，我的曾祖父叫做亨利，因此我的祖父就被命名为本杰明·亨利。他也给自己的大儿子起名叫亨利，二儿子叫本杰明。结果当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祖传的名字了。给父亲起名的特权因此落到了我祖母那里，于是戴伊家的不幸发生了：她正在读一本小说，主人公就叫克拉伦斯。

据我对祖母的了解，尽管她在某些方面和祖父很像，但有着他所没有的天真烂漫，并且通常用她安详宁静的方式把这一面留给了自己。她浪漫的起名方式或许让祖父笑了出来，但他是个有点超然的、不拘小节的人，并且能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中找到许多乐趣。另外，这件事他也有点责任，因为这小说就是他自己发表在他的杂志上的。

当母亲讲完以后，我问她为什么我也叫克拉伦斯。

母亲说，这不是她的主意。她跟父亲提议了好多名字，但似乎每个名字都有点问题。然而当她最后提议用父亲的名字给我起名的时候，他立刻就说这是目前最好的提议，这名字听起来正合适。

我和父亲之间常有摩擦，而同一个名字让事情变得更糟。每次我做了傻事让他失望的时候，父亲就会对我强调起长子的责任来，他还说，尤其当我是继承了他名字的长子。对我而言，似乎继承了父亲名字的长子就要承受很高的期待。我曾经很羡慕我的弟弟们，他们就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背负任何期待。

在我长到能收到信件的时候，我就更羡慕他们了。随后又发现，我不得不承认，当父亲“给”了我他的名字，他还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当有任何写着“克拉伦斯·S·戴伊”的信寄来的时候，他都会拆开，尽管有些信是给我的。

他还拆开了所有写着“小克拉伦斯•S•戴伊”的信。他这么做并不是故意的。“小”字写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他就看得到了。何况父亲已经习惯了拆开所有克拉伦斯·戴伊的信，哪里记得每次都仔细看有没有“小”呢。因此无论邮件和快递怎么寄，我都等于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寄信，除了那些在青少年读物上登广告的公司。我会写信让他们寄商品刊物来。这些刊物上介绍了很便宜的魔术卡片套装、邮票和硬币、折叠小刀、恶作剧蜘蛛、仿造煎蛋，我很喜欢这些东西，特别宝贝它们。问题在于父亲总是先拿到了它们，然后立刻就给撕掉了。我只好再写信要他们寄来，而如果父亲又拆开了第二次寄来的信，他有时候会气得发炸。我记得有一年，当他一再收到一个广告让他买一个特别优惠的假胡子时，他十分愤懑。他说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广告总是源源不断地寄过来。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有时也很吃惊为什么他会收到这么多，没有意识到当我请求商家给我寄明信片的时候，我们的名字也自动被加入了几个大型的综合名单里。

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从父亲的废纸篓里拿到的信件比我从邮递员那里拿到的还多。

十二三岁以后，我不再写信去要这些小孩子玩的东西，而是转向了一个新的领域。无论我和父亲谁先拆开信件，都不只会看到商品刊物，还有一些开头这样写的个人信件：

亲爱的朋友戴伊：

关于您对我们猛犸象特工套装的宝贵申请，请您附上1.49美元邮资作为邮资及包装费用，我们会让您在业余时间获取赚大钱的机会，您几乎不用付出任何劳动，只需订阅我们的催眠术秘密手册，以及《血之传说》系列。

我记得还有一年春天，我秘密地进行了一个申请，结果父亲就得到了“宝石牌家用爆米花机，纽约斯塔顿岛和霍博肯地区独家出售。家庭主妇不会错过。”

当父亲愤怒地忍受了这一系列的折磨之后，他和我开始收到女孩们写来的信。还好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折磨。父亲已经忘了，小姑娘们有时候会有多傻，我也第一次体会到她们有多没条理。无论她们的信件有多私密、多好玩，她们都经常忘记了在信封上加个“小”。当父亲拆开这些信件，他会从头到尾地读一遍，有时候甚至会读两遍，然后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太奇怪了。我完全不理解。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写信给我，完全不明白它在说什么。”当他想到这封信或许是写给我的时候，我已经红了脸，十分尴尬，比起生父亲的气，我更生这个女孩的气。他偶尔还把其中的一些词句大声地念给全家听，让我认领这封信的时候简直羞得要死。

我认识的很多跟了父亲名字的人并没有过这些麻烦。但是尽管父亲已经很好心了，当他在信封或包裹上看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从来就不会想到那可能是给我的。他做事太过积极，等不到我找机会去拿。他如此专心又准时地解决掉任何未完成的事物，自动地拆开所有的东西，然后尽最大的努力将其处理掉。

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我长大成人，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家。父亲对此一直理直气壮，从来没有变过。当他看到我脸色阴沉的时候，他真诚地感到抱歉，并且对我表达了歉意，但他看不出来这为何会让我生气，并且对此感到惊讶而好笑。每隔一段时间，我进门都会看到标注了“给小”的信件被拆开了放在客厅的桌上，我时常会生气，特别当那是一些我不想让他看到的东西时。但谁能一直生父亲的气呢，他一点错也没有，他不是故意的。

他自己也常常生气，但是对事不对人，别人对他生气的时候他（通常）也并不在乎。有一回当我从大学回家，郑重地告诉他希望他拆信的时候能注意点，他甚至宣称这些差错让他比我还难受。他指出，如果我那些愚蠢的通信人记不住我的名字，那也不是他的错；更别提在吃早餐的时候看到巴特克里市一个该死的神经病公司寄的一盒干面包屑，还寄了封信，宣称这种垃圾会对他的胃有好处。“我承认我把它扔到壁炉里去了，克拉伦斯，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呢？如果你稀罕这种可笑的杂碎，亲爱的孩子，我很抱歉。我今天再给你买一盒，如果你告诉我在哪儿能买到。别难过！我给你买一桶。我只希望你别吃。”

当潘克赫斯特太太〔2〕和她的朋友们在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把自己绑在伦敦的灯柱上，一封来自弗兰西斯·汉德的信深信不疑地邀请“亲爱的克拉伦斯”做些什么来帮助妇女选举权运动——我觉得是在大会上发言。父亲激动得脸都红了。“在他们的会议上发言！”他对母亲咆哮。

“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了！你可以告诉汉德太太，我很乐意告诉那些穿着裙子的幻想家们，我觉得她们有多滑稽可笑！”

“克雷尔，”母亲说，“你不能这样讲话。我喜欢那位善良的汉德太太，何况这封信肯定是寄给克拉伦斯的。”

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一只低价股票的看法，我一直在关注这只股票。他的意见就是，这东西他妈的一文不值。我仔细想了想，但还是想买，于是没有经过父亲的公司，而是在另一家公司不动声色地下了一笔不小的订单。在那个月底，那家公司给我寄了一个报表，详细地列举了我的每一笔交易，当然还忘记了在我的名字加一个“小”。当父亲拆开了信封，他立刻激动地认为这家公司未经允许就给他开了一个账户。我听见他对母亲说，“我要把他们该死的脖子拧下来！”

“那肯定是我的，爸爸，”我观察了一阵，只好承认。

我们看着彼此。

“你买了这玩意儿？”他不相信地说，“在我跟你说了那么多以后？”

“是的，爸爸。”

他把报表递给我，自己走出了房间。

我和他都觉得被冒犯了，很生气。我们就这样持续了几天，但后来又和好了。

有时当我没有时间写回信的时候，我会寄回一个信封，随意放进去一些我桌子上的东西——一本书籍目录，一张报纸，一张旧的洗衣店账单，什么东西都行，只是想显得亲切，同时也省去了回信的麻烦。我碰巧在一次晚餐中把这个私人习惯告诉了几个朋友，爱丽丝·杜尔·米勒和其他一两个作家也在场。后来她给我的《亨利·詹姆斯》写了个评论，最后提到我不用给她寄任何旧洗衣单，因为她无法忍受这种行为。并且她忘记了加上“小”字。

“看在上帝份儿上！”父亲阴郁地说，“这还不是最糟的。有个女人说我最好不要读《金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她还警告我，让我不要把我的干洗店账单寄给她。”

我现在才明白，这些事情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最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更好了。我的弟弟们只有偶尔和他对着干的机会，而我和父亲之间则是战争。我和他都不喜欢这些冲突，但它们却惊人地让我俩变得更亲近了。

译者注：

〔1〕英国地名。

〔2〕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妇女选举权的积极倡导者。

第十八章　世博会

父亲、母亲和我的弟弟们去芝加哥看了1893年的世界博览会。那时我刚在耶鲁读完大一，等我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父亲写信让我最好加入他们，但是我没法前去。我已经把我的零花钱都用完了。到九月份大学开学以前，我不会再拿到什么钱。那会儿我甚至连车费和买烟的钱都没有。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去不了芝加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债务危机。

我欠了华纳宿舍七个星期的住宿费总共42美元，我在都乐公司买了一件厚套头衫，在德彪西和曼华宁公司买了宽领带、衬衫和一双尖头皮鞋，都没有付钱。我在休伯莱恩酒吧好几次签单给大家买酒喝，在那些曾经似乎很快乐的夜晚。我欠烟草商斯托达德六七十美元，我买了各种华丽的烟筒，其中一个是海泡石的公牛头，有着巨大的琥珀牛角。我在各色各样的商户那里总共欠了将近三百美元，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粗心大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最糟糕的是，我的债主也变得很悲观。

我从老玛格雷特那里借了车钱，她给我做了早餐，把三明治和香蕉放在我的口袋里，然后我立即进城去父亲的办公室，求他给我一份工作。过去他们那里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也不想让我掺和，但我去的时候还挺走运，因为我正在吃三明治的时候一个债主进来了。他带着一批过期的账单来纽约，想看看能不能通过登门拜访从客户的家长那里讨回一点。

这可把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想过居然有人以这个理由到父亲的办公室来。对我来讲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卑劣。如果那天父亲在而我不在，我肯定就要陷入巨大的麻烦，因为父亲曾经不只一次地警告我要远离债务。我十分恐惧，打算恐吓那个债主。我大声而颤抖地说，如果他打算这样做，我这辈子只要活在人世，就再也不会从他那里买任何东西。

他说他很抱歉，但从他的话里我可一点歉意也没听出来。他解释道，时局不好，他也得把钱要回来，但我不信。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90年代的长期大萧条开始了，银行都开始关门，但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我只专注于自己的麻烦。最糟糕的是我的债主说，既然我父亲不在，他下次来纽约的时候还会来登门求见。

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意识到这个夏天结束之前我必须呆在父亲的办公室附近。于是一等他从世博会回来，我就求他给我一份工作。我告诉他我不需要任何假期，如果他肯让我上班的话，我会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

父亲仔细想了想，说他的办事员都陆续去度假了，或许我可以在办公室里干点杂活儿。我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工资每周四美元。

或许我在别的地方打工工资能高一点，但也不够还清贷款的，何况最重要的不是多挣几美元，而是守在父亲办公室门口挡住债主。当我被派去办事的时候，我总是一路小跑着来回。当我在办公室里用大铁轮复印信件的时候，我总是通过格子窗留意着柜台前的出纳，确保没有从纽黑文耶鲁大学来的老秃鹰进来见父亲。

但是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遇到了麻烦。收银员告诉父亲我的表现比他想象的更好，尽管我不是特别精准，但我很准时迅速，似乎还特别愿意提早来上班。父亲十分满意，他让我进到办公室的里间，告诉我他决定给我一个假期。

我诚恳地说，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假期。

他非常高兴地笑了，解释道，虽然我似乎粘信封和灌墨水干得很投入，但他想让我在开学之前休息娱乐一下，又补充说，建议我去芝加哥看世博会。

我说我对看世博会不感兴趣。

父亲对此不太乐意。“我跟你说，克拉伦斯，”他说，“我建议你去。”看得出来，如果我拒绝，就是对他的不尊重。

我不舒服地对他坦白了一半的事实。我告诉他，我付不起去芝加哥的钱。我一点钱也没有。

父亲很惊讶，问道，“你的零花钱呢？”

 “很抱歉地说，我都花完了，爸爸。”

 “那你可真不小心，”他打量着我。

我低声说，我知道。

父亲说他希望这个教训会让我以后更小心。他用平稳而友好的方式解释道，因为我没有在最普通平常的事情上用心，我就失去了这样一次此生无二的机会。他说他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然而我却无所谓，回去继续给信件盖章了。我喜欢转动那个大的喷漆铁轮，把它紧紧地押在印刷版上。我们不用复写纸。相反，在用复制墨水手写或者用打字机写完信以后，我们把它们用力按在打湿过的薄纸上来复制文档。这是一项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正确掌握的技巧。如果薄纸太干，复印件就太模糊了以致无法识别；如果太湿，油墨就会渗透，把整张纸都弄脏。

第二天，父亲又一次打断我这项有趣的工作。他似乎和妈妈进行了一番长谈，既然我们家的其他人都去过世博会了，他们也想让我去看看。父亲说因此他会帮我一次，给我一些钱，并且问我攒下了多少工资。

事实上，我几乎攒下了所有的钱。我每周的花费还不到一美元。玛格雷特给我准备了简单的午餐，我其他的开销只有理发、车费和一对新护腕。但是因为我已经用所有的积蓄去还纽黑文那些人的小额分期付款，我手头只有48美分。

“哦，见鬼！”父亲失望地笑了笑。“我看你在这里已经够尽职尽责了，但你要学的东西还真他妈的多呢。”

我心想，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学到了多少。

他点了一根雪茄，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克拉伦斯，我想如果我让你错过了这次世博会，以后我大概会自责。这是一次可能以后不会再有的，绝佳的受教育机会。所以我会给你100美元作为礼物，让你去芝加哥。”

“太感谢了，爸爸！”在他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宁愿能得到这笔钱，长官。”

父亲皱了皱眉。

我站在他的书桌旁，等着他的答复。一百美元对我和我的债主来说都是一笔意外之财。

他的回答让我的希望破灭了。“你已经乱花了那么多，我觉得没有理由给你100块钱，”他说。“如果你不打算利用这次受教育的机会……”

“哦，我会去的，长官，”我说。如果唯一得到100美元的机会是往返芝加哥，那么我当然最好是去了。我觉得我肯定可以省下至少其中的一部分用来还债。

我去了出纳员那里求他看着我的债主，不要在我离开的时候放任何人进来讨债。他说他会尽力而为，但他不想被人看到自己偷偷摸摸地阻拦访客。我争辩道，如果让这些人见父亲，他会生气的，他们应该被当作书商来对待；但他说无论他们如何不受欢迎，父亲都可能希望知道事实真相；而且他也不能阻拦那些以正当理由前来拜访的人。

听到这话，我差点就放弃去芝加哥了。但是父亲和母亲那么热切地赞助了我，我也不能拒绝。我必须装作自己也很热切的样子，虽然心中忐忑。

我给债主们写了信，说我会尽快开始归还债务，希望他们能等一等。

父亲问我买了什么样的车票。他说湖岸线是最好的。我的回答比较含糊。我不想在他慷慨地给了我那么多钱以后，告诉他我买了一张伊利湖特价旅行的、11美元的打折往返票。这个路线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糟糕了，简直就是个笑话。当然它没有一路开到芝加哥，但这个特价旅行包罗了一系列设备简陋的路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趟火车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才到达芝加哥。每个小站我们都得停。我们在站台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大多数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这个路线四处转悠，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地方徘徊，试图多载几个乘客。当然，这趟火车没有卧铺车厢，也没有餐车，只有座位。车上的人很多很多，男人、女人、小孩都有。我的座位后面是一个带了两个小宝宝的女人。然而我的座位基本上很空余，因为跟我坐在一起的老人基本上都呆在车上允许抽烟的地方。我没有去抽烟。我无烟可抽。

所有的窗户都开着，因为实在太热了。我们被煤灰所笼罩着。洗手间无法使用了，不得不锁起来。小小的饮水器很快就空了。我们大部分人没有东西可以吃，并且坐着睡觉，但这也很有意思。除了操劳过度的列车员，几乎每个人都很友善。每到一站我们都会走出车厢，冲向车站的洗手间，或者买馅饼、三明治，站在饮水机前排队，没喝到水的人就到下一站碰运气。有一个小地方的车站关门了，附近也不见其他建筑物，但我们的运气很好，因为在铁轨附近有一个小池塘，水虽然浑浊但很充沛，每个人都喝到了。当汽笛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在洗背心，火车都已经开动了才急忙跳上去。那之前的一天，在一个伙食不错的小地方，有几个乘客跑得不够快，就被留在了那里。

我在芝加哥找到了一个提供伙食的小旅社。鉴于世博会附近的住宿都很贵，我就跑到了郊区，在铁轨附近找到了一个古老的旅社，干净而体面。我给母亲寄了一张明信片，说世博会好极了，然后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去睡觉。

第二天我去了世博会。我住的旅社太远了，只好坐火车，但是世博会离车站很近。当我走进世博会地点的时候，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真的是很棒。当然，大型的建筑并不是牢固的石头建起来的，也不会在那里耸立一百年，但是他们营造了一种宏伟的景观，至少对于那些未经世事的双眼。例如，那些从伊利湖铁路线来的人的双眼。

我坐在荣誉法庭里，在人造的咸水湖附近心怀敬佩地漫步，闲逛了一两个展厅，然后回到了旅社。

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更加仔细地探索了世博会的场馆，很失望地发现所有我最想看的地方都收费很贵。特别是普莱桑斯游乐场，一个有很多表演的大型娱乐场所。那里面有贝都因人，有摩天轮，有一个巨大的（帆布做的）夏威夷火山，一个美妙的系雷气球，一个“美女议会”。还有一个真实的达荷美共和国村落，里面是真正的野人。他们愁眉苦脸地伸出手来，我可以摸到他们，每次我这么做的时候都能听到他们在互相咕哝。他们偶尔以一种充满威胁的方式跳舞，发出真实的战斗号角；导游手册里面写道，“他们还贩卖用机械技术制造的产品。”最令所有的报纸津津乐道的是，还有露肚皮的舞女以牧师口中最放荡的方式在每个观众面前扭动。

我听说了太多关于舞女的传闻，忘了所有那些要节省开支的誓言，走进了他们的帐篷。他们完全没有满足我的期待。我在纽黑文〔1〕就已经明白了，这种东西从来名不副实。

那天我在旅社里数了数我的钱，发现如果我想在游乐场度过美好的时光，那就要在我的债主那里留下痛苦的回忆了。我的债主赢了，我没有再去游乐场。

但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也值得一看，我几乎都看了，因为是免费的。就像父亲说的，很有教育意义。我在那些有利于陶冶情操的主要场馆漫步许久。它们很有意思，却有些单调，就如同一下参观了一百个博物馆。其中一些场馆刚去看的时候把我迷住了；克虏伯〔2〕的枪支比游乐场的一切都更好看。但他们的表演却不那么美妙了。顺便一提，克虏伯先生宣称，他把这一杆最大的枪展示给所有的美国人，“是为了防御芝加哥的港口。”

有时这些免费的展览增加了我的开支，因为他们让我十分饥饿。我还记得当时住在白马旅馆真的很难节俭。它是仿照一个老英国旅馆建的，大得惊人，邻桌点的大排骨看起来很多汁，牛排闻起来也很美味。每次我去交通馆觉得快要昏迷的时候，都得在一个叫做老维也纳的地方喝杯啤酒吃点奶酪才能恢复过来。

父亲特别吩咐我要好好看看交通展览，因为他是几个小铁路的长官或者主任，也希望我不久以后能像他一样。这可是个大任务。那栋建筑占地面积达18英亩，建筑物的形状是几个大型的火车棚屋。导游手册解释说，“它的风格可以说是罗马式，”又补充，“外部装饰颜色的设计有三十种不同的明暗度，营造了一种像刺绣一样精美的效果。”

下雨的日子我没有去世博会场馆。我呆在旅社里面节省开支。但这样既无聊又孤独，于是我买了一条变色龙来做伴。但它并不是个好伴侣。不过因为它的尾巴断了，它只花了我20美分。它头上戴着一个小黄铜的项圈，尾巴上拴着一个大头针。我把大头针钉在窗帘上，喂它活苍蝇吃。

这么过了一个星期，我想回家了，但我觉得最好还是别回去。如果我只停留了一个星期，父亲会觉得我太浪费他的钱了。于是我又多留了两个星期来增强他对我的信心，让他看到我除了大学一年级的不良记录以外，并不总是个挥霍无度的人。

当我没去世博会的时候，我在芝加哥附近转悠。我很喜欢芝加哥的某些方面，对我来讲，它似乎比纽约更大更繁忙、更延展、更宽阔。

最后，当我估计着父亲肯定觉得我已经花完了他那一百美元的时候，我收拾好行李，把变色龙系在我外套的翻领上，又上了伊利湖线。变色龙在火车上痛苦不堪，它尾巴的另一截也给震掉了。不过它还算幸运，在我们往东走的路程上它比往西走少受了些苦。

我离开家的时候充满了担心和焦虑，但回家时则大获全胜。我得知没有债主上父亲的公司来讨债，我还省下了52美元来还在学校里欠的债。我没有给家人买什么礼物，但把变色龙递给了妈妈。

我和父亲谈论了世博会上感兴趣的东西。“你看游乐场了吗？”他问。

“我看了一点，”我小心谨慎地说，“您呢，爸爸？”

“看了，”他说，“我对猥琐的霍顿督人很感兴趣。我不理解人类怎么能以那么恶心的方式生存。我不知道还有人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

对于我只去了一次游乐场，并且把所有的钱花在了正确的地方，他表示很满意。

“嗯，”他最后赞许地说，“那么我可以总结为，对你而言这是一次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经历。”

“是的，爸爸，”我回答道，“的确是这样。”

译者注：

〔1〕：耶鲁大学所在地。

〔2〕：德国军火商。

第十九章　父亲的旧裤子

父亲对珠宝没什么兴趣。他不喜欢那个年代男人们佩戴的、中间有华丽挂饰的沉重表链。他的表链上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它应当强健、俊朗但简洁。他的别针和袖扣也是这种风格，没有当时流行的装饰。他的戒指是一块简单的金子，上面镶着一颗长方形的蓝宝石。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有着庄严的含义。在我们眼中，父亲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正确性，因为他们归父亲所有，我们也对其抱有特殊的尊重。

父亲曾有一只简单一些的戒指，上面镶着一颗小一点的蓝宝石，是他年轻时戴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觉得再戴它不合适了，因此很久以前它就被放在了储藏室里。

母亲不想让它年复一年地闲置在那里。我读完大学以后，她决定还是拿给我戴好了，这样我们家就可以再次让它派上用场了。一天下午，我和她来到拥挤的储藏室，那里面还散发着湿抹布的味道，她把戒指从保险柜里拿了出来。

我不想要戒指，但是母亲把它送给我的方式充满了柔情，我完全没有不接受的理由。她把戒指戴在我的手上，亲吻了我。我看着那个戒指，蓝宝石很小也很美。我心想，过一阵子我或许会学着喜欢上它。无论如何，这东西不会坏也不会被打破。

然而我很快发现，这个戒指也是个麻烦的东西——想不把它弄丢实在是太难了。如果是我自己付钱买的，估计我会很珍惜它，但既然它是别人让我戴的，它就只是一种责任。它占据着我的头脑。过了一阵子我就不戴了，把它收了起来。

当母亲注意到戒指不在我手上时，她立刻就提出了意见。她说有戒指不戴而只是放在办公桌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她提醒我说，这是一枚非常帅气的戒指，我应该很骄傲地把它戴上。

我解释说总是不记得自己戴着戒指，有几次还把它忘在了公共的盥洗池上，能找回来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母亲听了很害怕，立刻表示赞同——如果把父亲的戒指弄丢就太糟糕了。于是它就回到了储藏室的保险柜里。

几年以后，戒指又被拿出来了，在另一个小小的仪式之后被委托给了乔治。它给乔治带来的麻烦比给我的还多。乔治也觉得不是自己想戴的，因此结婚以后就把戒指给了很喜欢它的妻子。大家都高兴了一阵子，直到母亲偶然发现父亲的戒指戴在薇儿麦恩的手上。母亲非常喜欢薇儿麦恩，但是这个奇怪的场景让她困扰。她觉得那枚戒指唯一正确而合适的用途就是戴在他儿子的手上。她让乔治把戒指从薇儿麦恩那里要了回来。他默默照做了，于是戒指又回到了储藏室。

让人捉摸不透的是，父亲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似乎成了他永恒的一部分。无论落到谁手里，它们都保留了父亲的个性，令人印象深刻。或许对于一枚戒指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但父亲的旧领带竟也是如此，特别是从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父亲并不像母亲那样在乎戒指的下落，但当他给我一条旧领带或者旧裤子的时候，那些东西还是像他自己的一样。不仅仅是他这么觉着，他让我也有这种感觉。他告诉我，他把自己不看重的东西给了马车夫或者捐给救世军，但如果他有一条经常穿的、特别漂亮的领带，或者一条他自己很喜欢的裤子，他都会把这些东西留给我。

大三那年圣诞，我把父亲经常在星期天去教堂时穿的条纹裤子穿去了纽黑文。当时我正缺衣服穿，而它来得正及时。但我穿着它的时候得留神不能把我的外套脱下来。坐下来的时候，那裤子就会原形毕露，看起来肥得奇怪，譬如那些在游戏室打台球的夜晚。翻越奥斯本大厅的铁门也因为它而更困难了。那扇门有十公分高，顶端有一排长而尖的钉，穿着父亲的裤子翻过去可真是一个特技表演。

迅速翻过铁门其实毫无意义。实际上，翻铁门本身就毫无意义。奥斯本大厅只是用来上课的，我们在白天就已经把它看够了，没必要晚上再进去。另外，就算翻过了大门也进不去，因为里面的那扇大内门锁得很紧。在大门和内门中间的门廊站一分钟之后，除了再翻出去回家睡觉以外就无事可做了。但当我们喝了酒以后，它似乎就成了一个有用而刺激的表演。

这样的夜晚，当我在卧室里脱衣服的时候，我有时会因为穿着父亲的裤子走进这种新生活而感到良心不安。每过一阵子，这种疑虑就会从别的地方将我笼罩。它们并不是清晰而强烈的，而是在我的意识背后飘来浮去。我通常不太注意自己穿着什么衣服，但当我真的注意到自己穿着这条裤子进了那些不体面的地方，我就觉得不舒服。

有一个星期，我把它借给了一个叫做杰里·艾维斯的同学，他穿着这条裤子在一出戏里扮演了一个肥胖的男人。父亲并不胖，但他比杰瑞健壮很多，他的裤子里还有很大的空间让杰瑞塞一个枕头进去。直到这出戏开演的晚上我都没再想过这回事，但当帷幕拉起，我看到父亲周日穿的裤子在舞台上乱跑，被一个滑稽的酒保追着喊“抓小偷！”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很不舒服。

在那之后，这裤子怎么穿都不对了。事实上，它就不适合大学生的生活。我记得自己真正意识到这点是在一个晚上，当一个父亲绝不会赞同的女孩坐在我的腿上，但也是他裤子上的时候。父亲在80多英里之外，肯定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我却变得心事重重，浑身不自在，只好站起来走开了。

第二十章　装了电话

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每当父亲走进屋子关上大门的时候，他就把外面的世界也关上了。那时人们已经发明了电话，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还没装电话。除了爬上门前的楼梯按响门铃以外，别人无法以其他方式来访我家。如果门铃在很晚的时候响起来，父亲会把头探出窗外看是谁来了。父亲并没有想过，自从人类开始建造房屋以来，它就把家和外界隔开了，但这点对他而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每隔很长一段时间，送信的男孩会给父亲或母亲送来一封电报，大概一年有两三封。电报通常意味着坏消息，因此我们接收时都很紧张。

第五大道上不让装电线杆，但它们都在其他的大街上站成一长排。老玛格雷特觉得所有耸立在云端的电线杆都很神秘。我们家当然也有电线，是在墙内走线的，摇铃用的，但它们是性能良好、值得信赖的老式电线，得用手去拉它们才会工作。这种线里面没有叫做电流的危险事物。在家里通电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兄弟几个和玛格雷特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伊甸博物馆里有一种电流电池，每个付25美分的人都能被电击一番。你可以让自己体验身体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击。我们尝试的时候都很小心，除了乔治，他的经历令人吃惊。他右手拿着电线的一端，不断上移，直到指示器显示出远远超出我们其他几个人能承受的电流，然后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好像完全免疫一样。主管女士注意到乔治的左手根本就没有拿电线的另一端，因为他不知道。当她告诉他感受电流的方法是两只手拿着电线的两端，他立刻就用左手拿起了电线，没有把左边的电压调低。我们几个无比兴奋地看着他如何剧烈地摇晃，以及那位女士如何高声尖叫，直到员工跑去把电流关上。

过了一阵子，电报公司说服父亲叫他们安装一种全新的装置，就装在我们卧室后面的一扇窗户里，不会有任何危险。那是一个有拉杆的小金属盒，一根电线把它和电线杆连接起来，尽管其中有电流通过，但流量很小，那公司保证它是安全的。那个拉杆做得和我们用惯了的拉铃拉杆一样。当我们拉它的时候，那盒子就开始响，并且以某种方式向最近的电报局发出信号，据说有一群送信的小男孩在那里等着，那个办公室就会派一个男孩来我们家任由差遣。

我们把这个装置叫做“蜂鸣器”，它对我们而言就像是阿拉丁神灯那样了不起。使用手册上说，多拉几下就能叫来警察，甚至是消防车。

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把警察叫过来要多久。送信的男孩要20到45分钟才能到，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分公司有大约一英里远，里面只有几个男孩。如果我们叫人的时候他们都不在，经理也没法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失去耐心，但他不会。他很平静地等到一个男孩跑完腿回来。

在一些风雨交加的日子，当有朋友想给我们送信或者取消一个会面的时候，信使会不请自来，吓我们一跳。他站在大门外，黑色的橡胶帽子滴着水，吹着冰凉的手指，跺着脚按响门铃。当我们其中的一个打开门，男孩会插进一封打湿了的信，喘着粗气让我们在一张小小的、满是污垢的纸条上签上姓名和时间。

不过这种延迟多多少少还可以忍受。当时也没有别的服务可以选择了。人们很少用信使，因为他们又贵又慢。我们通常自己跑腿。

当电话发明出来并投入使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装。我们都还在用蜂鸣器。送信的男孩也挺烦人的，突然就拿着信出现在门口，还等着你答复。但他们一年也就来几次，而电话却可能每周都响。人们承认电话是个奇妙的装置，很好奇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但他们不会想到装电话，就如同不会去买热气球或者潜水服。

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电话在家里都排不上用场。因为除了经纪人之外几乎没人装电话，也没有人可以通话的。电话公司给我们送来的刊物里大张旗鼓地宣称：一个重要的百货商场已经装了电话，三个银行各订了一部，一些有事业心的医生也打算装。尽管人们模糊地意识到如果每家每户都装了电话会很方便，但却团结一致地等着别人都装了的那天。

父亲不得不在市里的办公室装了一部，但却不亲自使用。他把电话装在后面的办公室，让管书的人来处理，只给父亲传达必要的信息。打字机和一台胶版印刷机也放在后面的办公室里。但是把生意上的便利放在家里的想法仍旧显得荒谬。

母亲和父亲的想法一样，她也不喜欢电话。她不信任所有的机器，它们没有人性，突然的铃声大作或者爆炸都让她紧张。她从来不知道它们会把自己怎么样。而电话对她来说，就像对很多其他人一样，是格外危险的。他们害怕如果在大雷雨中站在一部电话旁边，或许会被闪电击中。就算没有风暴，电线也可能会击中他们。如果在某个旅馆或者办公室看到电话，他们不是躲得远远地就是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这样用电真是很奇特，而母亲甚至不敢碰这个奇怪的玩具。另外，她说她与人交谈的时候必须得看到对方的脸。她不喜欢回答一个从墙上的盒子里冒出来的声音。

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电话慢慢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一些大的市场和杂货店装上了电话。然后是车马出租所和药店。有时当父亲感冒了不能去上班的时候，他也觉得在家里装一部会给生意带来便利。

在十或十五年之后，尽管父亲仍存有疑虑，他还是装了一部。它被安装在二楼的墙上，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它响亮的铃声。我们并不十分欢迎它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它既粗鲁又具有侵略性，一开始就给我们制造了麻烦。它很少响，但总是会选择一个糟糕的时机，当没有人在一楼接电话的时候。母亲会穿上裙子跑上楼，大声叫道，“我来了！我来了！”但是这个烦躁的东西还是响了又响。父亲也不能把它当成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他拒绝像母亲一样慌张，但也责备它、咒骂它。

外部世界现在能够随意入侵我们的生活了。这点真是让人难以习惯。甚至连母亲都觉得电话太多了。而父亲对这些侵略则报以惊人的憎恨。他说这东西太糟糕了，因为有时他无法立刻分辨出打电话的是谁，除了一个尖叫的黑色话筒以外，他也不能冲着谁挥舞拳头。“快说，快说啊，该死的！”他面红耳赤地朝电话大喊。“谁啊，你是谁啊？我一个字都听不见。我跟你说，我他妈一个字都听不见！”

“克雷尔，把电话给我！”母亲会叫着跑进来。

“我不会把电话给你！”父亲会咆哮着回答，嘴还贴在话筒上。“你能别插嘴么？我要搞清楚这个该死的人是谁。你好！我说，你好，你能听见我吗？你是谁？喂！……怎么搞的？……哦，是你啊，尼克尔思太太。”他的声音会显得不那么令人生畏了，有时甚至变得友好。“是的，戴伊太太在家。你好吗？……哦，你要和戴伊太太讲话？……呃？……好吧。请等一下。”然后他终于允许母亲接近墙上的盒子。

当父亲自己打电话的时候，他通常会生“总机”的气。他说她是个聋子，是个笨蛋，他说，她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尽到责任。如果她说那个号码占线，他就会抗议：“我不能整天就在这儿等电话。正忙呢？忙个屁啊！”

他总是觉得电话铃响就意味着是找他的。他从来就不觉得电话可能是打给母亲或者我们其他人的。如果不是他自己接的电话，他就会不停地喊，问是谁打来的，是干嘛的，而我们得在他的吼叫声中辨别出电话中的信息。当我们说电话与他无关，他简直难以置信，还得给他解释清楚才能确认。

一天我的一个新朋友，一个搬到贫民区睦邻之家的女孩打电话来，请我去和几个前来访问的俄罗斯人一起吃午饭。父亲接了电话。“是的，这是戴伊先生。说话，别咕哝！你是谁？……什么？去吃午饭？我已经吃过午饭了……下周五？为什么，我不想下周五跟你吃午饭……不……哪儿？你说去哪儿？……文顿街？见鬼！……是的，我的名字是叫克拉伦斯·戴伊，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不要再重复了……跟你在文顿街吃午饭？天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俄罗斯人？我不认识什么俄罗斯人……不，我也不想去……不，我没变。我从来都没变……你说什么？……再见，女士。该死的！”

“我觉得那是我的朋友，爸爸。”我说。

“你的朋友！”他大喊道，“为什么这次听起来像一个无耻小贩的妻子，让我在贫民窟里的什么地方跟她吃午饭。我只能跟你说我无法忍受这种事情。我要把这个糊涂东西从墙上拆下来。”

第二十一章　帮不上多大忙

在父亲的童年时代，男孩上音乐课是很罕见的事情，他的父亲也没有让他学音乐。那个时代的男人不弹钢琴。年轻的女子学习弹奏一些美丽的乐曲，但也只是作为一项技艺，很少有人再更进一步，更很少有人想学古典音乐。

然而，当父亲长大成人，在生意上有所起色以后，他觉得音乐是人生中美好的事物之一。他给自己买了一台钢琴，雇了一位音乐家来教他。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含情脉脉的爱情歌曲毫无兴趣，他不欣赏那种像《游行穿过格鲁吉亚》之类的爱国主义歌曲，并且非常讨厌悲伤的歌，每次听到都要骂人。他徜徉在音乐的世界之中，其欢乐犹如在品味香酩，或是在马背上驰骋一般。

父亲结交的人不喜欢这类东西，而他也不想和喜欢这类东西的长发音乐人混在一起。他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鼓励，因而只好独自向前迈步。但父亲也不是那种依靠别人鼓励的人。他有着修长而有力的手指，他诚心诚意地练习，尽最大的努力来弹贝多芬和巴赫。

他对音乐的感觉有限，但却深深扎根在心中，即使婚后要努力挣钱养活儿子们，他也未曾中断过练习。他不去听音乐会，也从未喜欢过瓦格纳，但在过账的时候他会哼一些布拉姆斯的作品，或者在晚饭后弹奏莫扎特或肖邦。这让他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母亲也喜欢音乐。我们经常能听到她甜美的声音轻柔地唱着一些老歌，能唱一个晚上。如果她忘了里面的哪一段，她会灵巧地即兴填上，不让美好的旋律断掉。

父亲不会这样演奏。他建构的是更庄严的结构，如果他把哪个和弦弹错了，他就会停下来。他就单独练习那个和弦，不停地重复弹奏。这种做法有时让母亲发疯。她会绝望地喊着“哦，哦，哦！”然后跑出房间。

母亲对音乐的态度截然不同。她不像父亲那样从中得到纯粹的、个人的享受。音乐对于她来说更像一种社交的功能，是和歌舞相伴的。她弹琴和唱歌都是为了从中取乐，或者赶走悲伤，或者给他人带来欢乐。

在冬天里的每个周四下午，母亲总是“守”在家里，摆上茶点，有很多人都过来看她。她喜欢娱乐活动，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是她觉得能让她的周四变得有吸引力，她都会尝试着去做。

这次，母亲最喜欢的侄女，朱莉表姐就要从寄宿学校“毕业”，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带来了她的运动短裤、帽盒还有一架镀金的大竖琴。母亲立刻在我们拥挤的客厅里给这个美丽的物件腾出了地方，朱莉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周四下午为客人们弹琴。朱莉非常喜欢她的竖琴，但她一点也不喜欢表演——表演让她害怕，如果演奏得有一点笨手笨脚，她就会感觉很糟。但是母亲说她必须克服这种习惯。她企图提升朱莉的自信。她像一个乐队指挥那样坚决而善意地和她谈话。

那些下午茶时间令人愉快，但也让母亲想更上一层楼。当一个晚上她在寻思自己还欠了什么人情债的时候，她突然对火炉边读吉本〔1〕读得昏昏欲睡的父亲说，“为什么不办个音乐会呢，克雷尔？用音乐会代替晚餐怎么样？”

当父亲弄明白她在说什么的时候，说听到她想放弃连续举办晚宴的疯狂想法，为她恢复了理智而高兴；无论如何，她最好也能放弃举办音乐会的想法。他告诉她自己也不是钱造出来的，而所有的弦乐四重奏乐团都很贵；当母亲打断他，他提高声音结束了这次讨论：“我不会让我宁静的家变成罗马竞技场，让一群长毛小提琴手在上面活蹦乱跳，打扰我的清净。”

“你不用这么激动，克雷尔，”母亲说。“我可没说什么长毛小提琴手。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想出来的。但是我认识一个斯皮勒太太那儿的可爱女孩，给她一点钱她就会来的，我保证。”

“这个便宜的模范演奏什么乐器？”父亲讥讽地问。

“她不演奏乐器，克雷尔。她吹口哨。”

“吹口哨！”父亲说。“我的天！”

“那么很好，”母亲在争论之后说。“那我就请朱莉，克莱格曼小姐也可以帮她，我会请莎莉·布朗或者什么人来弹钢琴。”

“克莱格曼小姐！”父亲哼了一声。“这件事我可帮不上什么忙。”

这正和母亲心意。如果他给钱的话母亲会把活动办得更大，哪怕只有一点预算，办个派对也是好玩的。在她结婚之前，她就很喜欢她哥哥奥尔登的音乐会。她也会仿照那些音乐会来办。她的音乐会将有一点不同，奥尔登叔叔请的是著名艺术家，她的音乐会将由朱莉表姐来充当著名音乐家的代表。至于音乐的专业程度她并不介意，她也不认为自己打算邀请的客人们会介意。她会摆出漂亮的花朵，她很清楚哪朵花该插在哪个花瓶里（客厅里都是大花瓶）；她还想到制作出种种特殊的小蛋糕，每个人都会喜欢的。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家，女主人都不太好管理他们，母亲也知道她手下的作品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搭把手。朱莉是忠诚于她的，还有另一个受害者，朱莉的同学莎莉·布朗。但无论忠诚与否，她们对这个实验都有些担忧。莎莉愿意做除了在音乐会上表演之外的任何事情，而在公众面前演奏简直让朱莉的脊背发凉。

然而，母亲唯一担心的是朱莉的老师，克莱格曼小姐。她会带着自己的竖琴过来，所以她是个很显眼的目标，但母亲认为她不太中看。她是个笨拙的、相貌平平的女人，很明显她站在竖琴旁边就是一个非常不浪漫的角色。

父亲也觉得她不中看，他说，“绞死我也不参加。”他说音乐会都是瞎胡扯。“不过就是乒呤乓啷。”

“没人请你来，克雷尔，”母亲与他对抗。事实上，父亲的宣言反倒让她松了一口气。如果是晚宴，她会希望父亲参加，因为他还能发挥点作用。但她一点也不想让他出现在自己的音乐会上。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她继续说，“请你到外面吃一次饭。我们最早六点结束，如果你能在俱乐部吃饭的话，我就轻松多了。”

父亲说这太荒谬了。“我从来不在俱乐部吃饭。这不可能。如果我不能在自己家吃饭，那这房子就得卖掉。我完全不赞成这种派对和喧闹！”他喊道，“如果我不能安静地在这里住着，我现在就把这地方卖掉，那么我们全家就找棵树，在下面啃面包嚼咸菜过日子算了！”

音乐会那天，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当然父亲忘了那是什么日子，他根本就不在乎，他惦记着一件马甲，想让母亲把它送到裁缝那里。让他吃惊的是，他看到母亲站在四脚梯上装点着一些常春藤，当他说“这是我的马甲”的时候，她对这个新的折磨发出了一声响亮又自怜的哀嚎。父亲困惑地说，“你怎么了，文妮？你站在那个梯子上干什么？我跟你说了这是我的马甲，得马上送到裁缝那里。”他坚持着把马甲递给她，然后重重地关上大门，走了出去。

下午的早些时候，雪变成了雨。马路被烂泥覆盖，我们兄弟几个放弃了在东48街的铁路桥上滑雪，踩着雪橇回家了。在上楼去游戏室之前，我们往客厅里看。那里面放满了折叠座椅。背后有刺绣的大柚木扶手椅被堆在了角落里，上面有花纹的蓝色天鹅绒搁脚凳也几乎看不到了。窗边的橡胶树被战略性地挪到了克莱格曼小姐的竖琴边，如此一来竖琴就完全展现了出来，而克莱格曼小姐则被部分遮挡。

我们上楼的时候遇到了正在下楼的朱莉。她的嘴唇发紫，面色苍白。她走过我们的时候目不斜视，当我碰到她的时候，她的手都是冰冷的。

越过楼梯扶手看去，我们看到穿着胶鞋赶来的克莱格曼小姐。通常都很快活的莎莉·布朗随后也沉默地进来了。克莱格曼小姐爬到橡胶树后面，调好那个金色大竖琴的弦。母亲在分发一盘一盘的小蛋糕和三明治，并最后一次检阅她的花朵。我们听到她兴奋的声音飘了上来。其他人则一声不吭。

在该献活人祭的时候，女士们开始进场，她们窸窣作响的长裙在地毯上留下点点泥土。客厅很快就坐满了人。我想到了莎莉，她又焦虑又麻木，简直感觉不到钢琴键了，还有朱莉冰冷的手指勇敢地拨动着琴弦。然后母亲拍手示意大家停止交谈，第一根琴弦开始犹豫地拨动了，有个人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当我们兄弟几个下楼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和坏消息。在某种程度上音乐会获得了成功。朱莉和莎莉整个下午都演奏得很好，女士们也很欣赏竖琴演奏，给予了掌声，还吃完了所有的蛋糕。但是还有两个灾难性事件。一是尽管克莱格曼小姐自己被隐藏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好奇地看她的脚，因为它们从橡胶树里伸了出来，像踏板一样自发移动，更糟糕的是她忘了把胶鞋脱掉。另一件就是，父亲在一首甜美的摇篮曲中进来了，女士们清楚地听到他上楼回房间的时候说了一句“该死的”。

译者注：

〔1〕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同代的英国史家，著有《罗马帝国兴亡史》。

第二十二章　缝扣子

我们的房子很大，打理起来一定很费工夫。因为没有专人来维护，我们兄弟四个要和父亲一起负责修理。婴儿的保姆能做一些缝纫，朱莉表姐在的时候也做了不少，但是剩下的活计则让母亲忙碌不已，她的篮子总是堆得很满很高。

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我记得她通常在晚餐后或者闲暇时间回房间里缝补着什么，而她原本可以和其他人围坐在一起。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印象中母亲做针线活就像玩智力游戏，那是某种娱乐的形式，或者妇女用来消磨时间的方法。

在所有的针线活里，最常被提起的就是父亲的袜子。这类谈话大部分是父亲发起的，他希望任何东西都能很快回到他柜子里原有的地方，不喜欢让它们失踪太久。尤其是他最喜欢的袜子。不是他晚上穿的纯白袜子，因为它们都很相似，而是巴黎的一个英国经销商卖给他的彩色袜子。

父亲素来视得体为信仰，而这些彩色的袜子却与之大相径庭。那个时代的男士套装颜色阴暗，领带的色调也以沉静为主，大部分的袜子都和衣着一样严肃而昏暗。但父亲那隐藏在裤子和短靴下的袜子却有着令人惊讶的颜色和设计，尽管不为公众所知。它们大都品味非凡，虽然一看就是法国款式。薇儿麦恩经常开他的玩笑，将其称作父亲的“秘密嗜好”。

父亲经常把袜子穿破，甚至比我们兄弟几个把球袜穿破的频率还高。他的脚趾长而优美，当他四肢舒展地躺在沙发上看书抽烟，或者投入地与人交谈时，他的脚趾会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自动地伸展和扭动，似乎想趁这个机会自己当家作主似的。当我原本应该聆听父亲的教导时，我经常入迷地盯着看这些脚趾悠闲地动来动去。很快他一只脚上的拖鞋就会掉下来，父亲往往会很吃惊，但不会中断他的谈话。没过多久他那忙碌的大拇指就会朝我伸出来，在他的袜子上钻出一个新洞。

母亲认为缝缝补补是女人的责任，但她很讨厌干这个。她更喜欢给丝绸的垂维镶边，因为这个技艺可以体现女人的灵巧，但给父亲补袜子却是一件让人失去耐心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差事。她说父亲的破袜子太多了，让她补得腰酸背痛。

父亲那浆得很硬的衬衫也是个麻烦。他穿衬衣的时候把它从头上套进去，看也不看就把胳膊胡乱伸出去找袖子。一件足够结实的新衬衫经过这种折腾倒还不至于被弄破，但是父亲的做派很快就会让它不堪折磨，直到他听到衬衫裂开的声音。这让他感到厌恶。他讨厌任何软弱的迹象，无论人还是东西。在愤怒之中他使出前所未有的蛮力伸臂寻袖，然后只听见尖锐的撕裂声和母亲大声的哀叹。

在父亲看来，纽扣才是对他最大的试炼。有裂缝的衬衫和破洞的袜子还可以穿，但是掉扣子的内裤就穿不成了。他穿衣的速度似乎让纽扣感到沮丧，于是它们都拒绝为父亲服务，而且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刻突然筋疲力尽。

这种时候他需要帮助，当然是立等可取的帮助。他会一手拿着马甲，一手拿着不忠诚的纽扣出现在母亲的房门前，要她立刻缝好。如果她说这会儿缝不了，父亲就会义愤填膺，仿佛他是个溺水的人，而救生员告诉他明天才能得救。

当他的愤怒积攒到一定程度，足以横扫他的理智之时，他会用坚决的声音说，“好吧，我自己缝”，然后要来针线。这个宣言经常会引起母亲的惊愕，她太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了。她会求他把马甲留在篮子里，让她明天再缝。但父亲却不屈不挠。此外，当他看到她的篮子里还有一堆自己的袜子在拥挤的流放中绝望地等着，他的决心就更大了。

“我找这些圆点花纹的蓝袜子找了一个月了，”一天晚上用餐前他生气地说，“在这个家里没人为男人做好一件事。我还得自己缝扣子。你的针线呢？”

母亲不情愿地把东西递给父亲。他大步走出去，坐在他卧室中间沙发的边上，准备开始干活。他写字台上的煤气灯更亮一些，但是他没法坐在椅子上缝纫，那上面没有多余的空间。他把剪刀、线轴、马甲放在沙发上，湿了手指，高高地把针线举在自己面前，开始穿针。

像每个将军那样，父亲期待着迅速的服从，希望他的部队训练有素。针的乖张、线的顽固让他骂骂咧咧。他打湿手指，把针插在沙发上，再次把线头弄硬。当他要拿起针的时候，针不见了。他到处摸索，站起身来，紧紧捏着线头，转身面对着沙发看它藏到哪儿去了。这一拉让线轴掉在了地上，越滚越远，越散越开。

母亲两个朋友的丈夫都中风死了，眼看这种事就要发生在父亲身上，可把她给吓坏了。听到他的咆哮，她跑进来。正如她害怕的那样，他正在地上。他试图把头钻到沙发底下，正朝着什么东西大喊，他满面通红，满眼血丝，让母亲十分恐惧。求他停下只会让他更易怒。他说如果停下来就去死。然后他站了起来，头发蓬乱但得意洋洋，手中握着线轴。母亲跑过去找针，给他穿上，于是他终于可以开始缝纫了。

父亲狂暴地缝上了扣子，恶狠狠地戳了又戳。母亲说父亲这样子让她不忍直视，但是她也不忍心离开这个屋子。她站在那里看着他，十分害怕，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很想自己动手去缝。二人激烈地进行着对话，然后不可避免的事故发生了，针头从马甲中用力地穿过，卡在了扣子上，父亲用力拽了一下，它从扣眼中穿了出来，扎破了父亲的手指。

他咆哮着跳了起来，像这样被针扎到不仅叫人生气，还是一种侮辱。他转向我，大步走在地毯上，举着手指愤怒地说，“都是你妈害的。”

“为什么啊，克雷尔！”母亲叫起来。

“说个没完，”父亲对她喊道，“让男人分心！你这样在我耳边聒噪让我他妈怎么把扣子缝好？看你让我干了什么好事！”他突然又补充道，“我这么好的马甲上都沾了血！你看！拿着这该死的东西。给我拿个手绢来系在手指上。消炎药呢？”

第二十三章　父亲与十字军战士的第三任妻子

父亲与母亲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热衷于享受生活这点上，他们简直如出一辙。每次去参加舞会或者晚宴的时候，他们都玩得很开心、很兴奋。他们对此充满热情，每次回到家中都劲头十足。

但父亲和母亲之间还有个很大的区别：母亲总是一开始就很想去，而父亲则相反。母亲对此非常热衷，去之前就觉得他俩肯定会玩的开心。父亲说她的想法太浪漫了——好像所有派对都是让人愉快的。父亲更了解派对是怎么回事，因此他讨厌派对，讨厌一切派对。他哪儿也不想去。当母亲求他接受各种邀请的时候，父亲会说，“你想去就去吧，但我绝对不去”。他总是牢牢地坐在椅子上说，“感谢上帝，我宁可呆在家里。”

但没了父亲的陪伴，母亲是不会出席舞会或者晚宴的。在那个年代，女性单独赴宴是不可能的，也是闻所未闻的。结果母亲总是接受了所有的邀请，直到派对前夕才告诉父亲，所以父亲不得不比预期中多出门好几趟。当然，他总是先大费周章地闹一阵别扭，然后被硬拉出去。每当被塞进马车去会见朋友的时候，父亲都是被逼无奈、一脸气愤，而母亲则是疲惫不堪。

令人吃惊的是，闹完矛盾之后，他俩都玩得很开心。他们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母亲从马车里下来的时候都快哭了，但她还是决心要好好享受一番；父亲呢，从来不会生气太久，他一进那扇宽敞明亮的大门就振作起来了。当他们坐上宴席或者走进舞池的时候，俩人都很快地高兴起来。

“你也不觉得丢人”，她说，“每次来之前都装模作样的！”

但是父亲那会儿早就忘了，还问她，“你说什么呢？”

当父亲坐在一位美女旁边的时候，他会两眼放光，兴致高涨，充满男子气概。他是个有魅力的人，女人们都喜欢他。如果酒菜不可口的话，父亲就提不起兴致，也发挥不出他取悦宾客的本事。一旦主人投其所好，父亲就会兴高采烈地打开话匣子，哪管回去的路上母亲要怎么数落他。

“克雷尔，你对那位雷姆森小姐都说了什么傻话！她一直都在笑话你呢。

“你又在说什么呢？”他扑哧一笑，想不起来哪个是雷姆森小姐了。父亲不太记得住别人的名字，美女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对美女献殷勤是他的本能，母亲也能看出来她们被奉承得很高兴，但是如果这点惹出了麻烦，最吃惊的就是父亲。他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一桩板上钉钉的事，如果有哪个女人想要俘虏他，那她估计要白费力气。生意和俱乐部里的朋友就够他忙的了，对付母亲他还忙不过来呢——他眼里只有母亲一个女人。他喜欢身边有美女为伴，就像他喜爱雪茄与鲜花，但如果雪茄与鲜花也要他劳神费力，那他会感到十分困扰。

在派对上，母亲遇到那些骄傲尊贵的男人总是会很兴奋，尤其是当他们向她献殷勤的时候。她最崇拜优雅的男人了。不过她也挺挑剔的——男人们取悦她的时候不得无礼。她说话常常一针见血。如果没有能让她着迷的高端男性，她也喜欢活泼开朗的类型，或者聪明的、擅长跳舞的，要不就是能说会道的男人——前提是他们不能向她求爱。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她会很失望。她说这样的男人都是蠢货。母亲不仅这样对别人说，也当着他们的面说。“别这样，约翰尼·贝克，”，她会生气地说，“别干傻事！”

在母亲眼中，约翰尼·贝克属于他的妻子，如果他意识不到这点，他就是个愚蠢的人。母亲讨厌愚蠢。她似乎坚持着这么一个原则：每个男人都属于一个女人。单身汉应当忠诚于他的母亲或姐妹。鳏夫应该为他逝去的妻子守节。

她经常想把最后一条灌输给我父亲。我父亲打定主意比她活得更长久（如果可能的话），她也知道。父亲说他这么想只是出于自己对母亲的忠诚——他不知道没了他母亲要怎么过，因此必须活下来照顾她。母亲对父亲的善意不屑一顾，说没了他她也能过得很好，但她当然会比他死得早很多。她担心的只是自己走了以后父亲不会乖乖听话。

有一天，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古老的教堂里，他们参观了一位贵族十字军战士的坟墓，坟墓上方有他的雕像。母亲很受触动，直到教堂司事指了指旁边的那个人像说：“这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立即用她的阳伞朝坟墓打去，质问道：“那你的第一任妻子呢？你这老家伙！”

司事很震惊，没法再带他们参观教堂了，但母亲也不想再看下去。她告诉司事，“你应该为展览出这样一个家伙而感到羞愧”，然后立刻走了出去，强烈认为这不是个适合父亲参观的地方。

第二十四章　宴会上的父亲

尽管父亲和母亲去参加派对的时候玩得很开心，但在自己家开派对的想法对他来说似乎是一场灾难。他顶多同意请几个老朋友来吃饭。他说如果母亲不满足于此，就会把整个屋子弄得鸡飞狗跳。他不允许自己舒适的生活像这样“化为乌有”。

父亲把舒适放在家庭生活的第一位，他在外面的冒险就已经足够多了。但母亲厌倦了总是和他的老朋友吃饭。她想去看不同的房子，见不同的人。从气质上看，她是个探索者。

作为一个探索者，如果没有收到邀请的话就只能呆在家里。而想得到邀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邀请别人——各种各样的人，来把父亲的家弄得鸡飞狗跳，不管他乐意与否。

为了防止父亲提出反对意见，母亲会邀请一对父亲认识的夫妇，让他环顾餐桌的时候能认出一两张熟悉的面孔，但其他人就是她的实验品了。如果父亲问谁会出席，她就说，“怎么了？就贝克夫妇，但愿还有几个别的人吧。”父亲放心了，直到举办宴会的那天晚上，他回家发现客厅里已经摆上盆栽的时候，想阻止她也来不及了。

这个为“贝克夫妇和其他几个客人”而设的晚餐请了十个人，主要的客人是奥尔姆顿夫妇，自从刚认识的时候母亲就决定请他们来。她并不十分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人，但他们看起来十分仪表堂堂。

在晚宴的前一周，我们听到了有人按门铃。大约是七点钟。我们刚吃完六点钟的晚餐。母亲很晚才从赛马表演回来，懒得换装，把长裙扔在床上，随便裹了件披肩。女佣布里奇特跑去开门，她是一个在危急时刻会把嘴张得老大的笨女孩。

我们听到她打开了门，然后在寂静之中传来有人上楼的声音。我们惊讶地面面相觑。只有来吃晚餐的客人才会自己上来，想把大衣和披肩放在楼上的某个卧室里。

母亲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跑到大厅里。她猜到出什么事了。当然，布里奇特张大了嘴，无助地看着奥尔姆顿夫妇这两位庄严的客人昂首挺胸地上了楼梯。

母亲的卧室在楼梯的尽头，十分凌乱。奥尔姆顿夫妇眼看就要进去脱外套了。“奥尔姆顿太太，这是怎么回事！”母亲惊慌地说，“你是不是搞错了？”

上楼的脚步停下了，两位贵客的视线庄严地越过楼梯扶手。

 “我们是请你们下周二来吃饭！”母亲绝望地抓着她的外套。

奥尔姆顿先生不赞同地盯了母亲一会儿。然后他决定面对现实，动了动嘴唇，眼皮子跳了跳，然后转过身去怒视着他的妻子。她恐惧地看了看他，慢慢地软了下来，像一根融化的蜡烛。

“是下周二，”母亲微弱地重复了一遍。

奥尔姆顿夫妇控制了一下情绪，慢慢地走下了楼梯。

他们无助地站在客厅的衣帽架旁边。他们的马车已经走了，也没办法从我们家离开。穿着整套晚装的奥尔姆顿氏没法乘坐街边的车。他们得等出租车过来，至少得半小时，或者更久。

如果我们能给他们现做一点吃的东西，他们应该会很高兴，但是我们几个男孩已经把什么都吃光了，母亲也没有办法。她觉得跟他们还没有熟到可以让可怕的布里奇特端上来一块冷肉、一杯牛奶和一块不新鲜的馅饼。于是他们身穿华服等在那里，又生气又可怜又饥饿。他们几乎毫无幽默感，哪怕在最高兴的时候，在我们家客厅里坐着当然更不轻松。母亲不得不穿着披肩和他们交谈，直到将近八点。然而奥尔姆顿先生什么也没说。他觉得自己实在是被错怪了，感到愤愤不平。父亲漫步过来，递给他一支雪茄，却被僵硬地拒绝了。

过了一个星期，当他们再次按响门铃的时候，态度比上次更加僵硬。但我们随和的女主人已经完全变了个人。开门的不是布里奇特等女佣，而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男管家。巨大的盆栽棕榈树耸立在客厅里。奥尔姆顿夫妇感觉更自在了一点。

他们想象不到母亲为此做了多少准备工作。首先，她去了那家在第六大道上发现的小店，那家店在高架桥下面，出售美味的冰激凌、法式甜馅饼和夹心软糖，老板是一位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名叫路易斯·雪利，很讨人喜欢。他派服务员老约翰来暂时充当我们的管家，还有一位快活的年轻胖厨师来掌管我们的厨房。他们带来了包装整齐的篮子，不让我们几个男孩染指。

老约翰和母亲花了好大力气来装点我们的餐厅：把银餐具摆在每个盘子里，展开黑色桃木折叠桌，在花瓶里插上花，摆好装满咸杏仁核巧克力的小盘。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客厅里的毛绒家具也得重新摆放，还有一堆从储藏室顶层架子上拿下来的特质盘子，从柜子里拿出来的精巧的镶边桌布和餐巾。在母亲跑前跑后，摆好衣服和拖鞋，事无巨细都张罗好之后，她不得不绝望地开始最糟糕的工作——整理她的卧室。

尽管母亲会随性地打理一下，但这间屋子从来不曾像她希望的那样整洁美观。相反，它总是处于一种舒适而混乱的状态。每次母亲设宴的时候，她肯定那些进来脱外套的女客都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她为此感到不安，因此每样东西都得被放到视线之外。她计划让每个偷看的家伙都能看到一幅井然有序的场面，无论打开的是哪个抽屉。但她的时间从来都不够，在头一两个抽屉的最上层搞定之后，东西都被堆到了其他几层，当她整理完以后，就把这些抽屉锁起来。信件和针线被匆忙地塞进了梳妆台，药品和零钱被转移到了壁炉架，零零散散的蕾丝、铅笔、面纱和不新鲜的杏仁饼干都放进了写字台里。有些东西被挤进塞得满满的柜子，简直关都关不上，有些消失在帽盒里，或者被扔进黑暗的壁橱架上。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有一些是她下周急用的，但到了那时候甚至母亲自己也想不起来她究竟放哪儿去了，她会花上数小时来绝望地寻找一只手套或者一把钥匙。当这间卧室最后被“收拾”好的时候，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友好气氛。一个华丽的床罩平整地铺在床上。大大小小的枕头被精心地遮盖住，仿佛没有人曾经睡在上面。大的瓷质煤油灯和一些粉红色的蜡烛点亮了。还有，累坏了的母亲穿进了她的紧身裙，系紧的带子让她的背挺得笔直。

父亲的房间就用不着这么整理。事实上他什么都不用收拾。总之，他每天晚上吃饭都会换好衣服，他的房间也总是整齐有序。父亲的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地方，他从来不会乱放衣服。譬如，他有两个抽屉是放衬衫的，另一个抽屉是放袜子的，他刮胡子的工具总是放在窗边的英式刮胡架上。他的写字台上有一对军用牙刷，两把梳子，一瓶枣红色的朗姆酒，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每本书在书架上都有特定的位置。每个架子上和每个抽屉里都有多余的空间。没有什么地方是拥挤的。

当他脱衣睡觉的时候，他首先把东西从口袋里拿出来，把他们放进一个专门的小抽屉。然后他把套装挂在衣柜里特定的那个钩子上，把内衣放在洗衣篮里。他从来不把任何东西扔在椅子上。他把这一套程序操作得如此熟练，可以在十分钟内穿衣和脱衣，当他关掉煤气打开他那扇大窗户的时候，他的房间就像将军的房间那样整齐。

宴会那天晚上，他和平常一样按时到家，骂了那些盆栽，然后带约翰到地下室去把要喝的葡萄酒拿出来。然后他回到房间。晚餐比平时要晚，他小睡了一会儿，在客人到来的一刻钟前起来了，扣上他的袖扣，刮胡子，穿衣服，迅速而精准地给他的白领带打了个结，平静地走下了客厅。看到母亲在那里弄一块烟熏羊肉，他说自己无法忍受让一群不想见到的人来破坏他的安逸。他补充说，如果他们不按时来，就别指望他等着——他已经饿了。

不过客人们很快就陆陆续续地乘马车来了，父亲对男士们微笑，和最漂亮的女士热情地握手，泰然自若地叫错了所有人的名字。约翰打开了餐厅的大滑动门，大家进去用餐。

那天晚上剩下的事情对于父亲来说就是一顿晚餐，只不过他喝的是雪利酒、香槟而不是红葡萄酒，还有些菜肴出自一位好厨子之手。但是母亲挑剔地扫视着她的社交场面，每时每刻都在密切留意着服务是否周到。无论场面有多正式和呆板，她都得将其赋予生机，让气氛愉快起来。她通常都成功了，她是如此机智而欢快，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有些客人还是无法放松下来。

父亲没有注意到他们很僵硬，也没有感到失望。只要有好菜和好酒，他就可以享受任何气氛。他还很享受跟人谈论各种话题，但很少在意人们听进去了没有或者如何回应。布里奇特的责任就是在储藏室里安安静静地帮约翰的忙。她整个晚上都在储藏室里，但她把别的事都搞砸了。每次她都会把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喘气声。约翰继续忙他手头的事情，以一种严肃而高尚的态度忽略了她的差错，然而别的人就没办法将其忽略了，当然，除了父亲。父亲很投入地与人交谈，完全没有听到这些奇怪的干扰，他无意中救了场，让母亲感到宽慰。

晚宴在吃甜点时达到了高潮。这时布里奇特已经完全意志消沉了，她拉长了脸，用刺耳的声音问了约翰一个什么问题。餐桌上出现了可怕的沉默。父亲和其他人一样惊讶，但无法掩饰他的情绪。他果断地转过身来问道，“见鬼，哪儿来这么大噪音？”

父亲自然而然的样子甚至让奥尔姆顿先生都笑了。所有的拘泥都消失不见了，母亲既惊讶又愉快，一个愉快的夜晚拉开了序幕，尽管父亲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的功劳。

第二十五章　父亲一夜无眠

一个冬日的清晨，父亲离开骑术俱乐部，经过东58大街时，他连人带马摔了下来，糟糕的是，这只愚蠢的家伙沉重的身躯压住了父亲的脚。

父亲从马儿身下抽出自己的脚，然后把马扶起来，去公园骑了一圈。但他后来却发现，自己的一根脚趾再也伸不直了。

这不仅给父亲带来了生活中的不便，也使他很吃惊。他也知道人会在种种意外中被击垮，但他总觉得原因在于他们太过于脆弱。他不是的。他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不可摧毁的。他始终坚信这一点。然而他的脚趾却被弄弯了。

那个脚趾再也没有变直，父亲经常提起它。他觉得这个奇怪的经历违反了自然规律，所以听了他故事的人们会非常感兴趣，并且印象深刻。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再讲一遍。

年复一年，我们听他在家里把这个故事讲了上百遍。“我们真是受够了，”母亲喊道，“你知道吗，克雷尔，没人关心你的脚趾头！”

但是父亲说人们当然会感兴趣。他跟俱乐部里的每个朋友都讲了这个故事：“你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吗？一天早上路面结冰了，萨姆·巴布克卖给我的那匹红棕色矮脚马摔到了我的脚趾上，把它给弄弯了！我的人生中还没发生过这种事。弄弯了我的脚趾！现在那儿长了个鸡眼。就这儿。最上面。修鞋匠说他也搞不定。真没见过像鞋匠那样的蠢货，除了那匹马！”

从这时起，虽然父亲还是持着藐视疾病的态度，但他开始讨厌听到任何有关疾病的消息，它们似乎是不详的预兆，哪怕对他而言也是如此。

有一天，他在乡下哈里森站乘火车时，遇到了我们一位漂亮的邻居，年轻的维恩莱特太太和她儿子正好和他坐在同一节车厢。他想和她聊聊天，便走过去打了个招呼。她却告诉他：“我准备带儿子去看牙医，他经历了一次悲惨的意外，戴伊先生，他磕坏了两颗门牙。”

那个男孩笑起来，露出两颗门牙的残根，父亲看到这一幕，惊讶得脸都扭曲了，“噢，上帝！噢！噢！”他赶快离开了，坐到了其它车厢里，并暗自责怪维恩莱特太太给他展示如此恐怖的家事。

“你丈夫对我的小儿子感到非常难过，”一周以后，维恩莱特太太这么告诉母亲，“戴伊太太，他是多么富有同情心啊！”

又过了一年，父亲经历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的双腿必须进行粘合手术。更糟糕的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不能去医院，必须在家做手术。

他们给我创造了很舒适的手术环境，将我的双腿用绷带缠好。但母亲却不太高兴，并深受其苦，当父亲进来时，她将自己的悲伤一股脑儿倾诉给他，让他很困惑。

这次他可不能逃开，因为没有别的车厢可逃。他的脸由于悲伤而皱成一团。他把外套和帽子扔进衣柜。终于，他告诉母亲，他为我感到难过，并希望母亲能够让他静一静，独自消化悲伤。整个家上下不得安宁，他说，他只想吃晚饭。

然而吃饭的时候，他却食不甘味，连抽雪茄也不那么惬意了。他感到沮丧，却不愿承认。他冲母亲发泄怒火，出言不逊。母亲说他没心没肺，然后一个人睡觉去了。

他想到我可能遭受的痛苦便寝食难安，但他一点也不想这样。他不太了解痛苦这回事，整个情况让他感到困惑。他走来走去，骂道：“他妈的。”他说，他希望上帝能够让人们像他一样照顾好自己，使他们健康，而不是这样让他深受其苦。然后他又点了一支雪茄，坐下读了会儿书，想忘记所有的不快。但他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困扰，只能对着书本皱眉头。

母亲告诉过他不要上楼看我，但过了一会儿他不得不过来。他轻轻地走到顶楼，在黑暗中四处摸索，朝我屋里看。“哦，我的好孩子，”他说。他的声音很困惑但依然柔和。

我说，“嗨，爸爸。”

这使他感觉好了一些，他充满希望地问道：“感觉好吗？”

我努力答道：“我很好。”

“噢，见鬼，”父亲说完下楼了。

我知道自己不该这么说。如果我对自己的腿和乙醚表现出愤怒，他可能就会放心了。他希望男人能通过正确、诚实、和热血的方式表现出勇敢。他讨厌看到人们仅仅通过撒谎来掩盖真实的悲惨感受。

他睡得很晚，没事的时候就吸烟、读书或是上下踱步，一个人睡时总是睡不好。最后他只能睡到最里面的那间闲置的房间，我的房间正好在那上面。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痛苦不安地自言自语，说床单把自己裹住了。他整好了以后也还是不得安宁。他喝了点水，说它太热了，打了个盹儿，又醒了，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子，然后开了灯，感觉非常痛苦。无论他做什么都带来很大的响动，他的怨恨都爆发成了呻吟，越来越大声。

我的腿那时已经好些了。我感觉不到疼痛，只要父亲保持安静，我就能睡一会儿。母亲住在父亲楼下的那个房间，为了避免被父亲弄出的噪音吵醒，她用棉花塞住耳朵。但是那间房子的窗户正好对着安静的后院，邻居们不塞耳棉就没法休息。

第二天，母亲刚巧去探望住在附近的科瑞恩太太，并告知她我手术的消息，却被她打断了。

“哦，好吧，戴伊太太，”她说，“我和女儿都知道发生了些事情，情况一定很糟。我们为他感到难过，整个晚上我都能听到他的呻吟。这段时间对你来讲一定很艰难。我和女儿几乎只有天快亮时才能勉强睡一会儿，恐怕你肯定一夜没睡着吧。”

在回去的路上，母亲又遇到了其他邻居，罗宾斯太太住在临街的另一头，她家的卧室就在我们对面。她当然也知道了。

“我的卧室是在房子的前面，”她说，“所以直到早餐时罗宾斯先生告诉我我才知道，他整个早上都在谈这件事。他不敢相信我听不到你那可怜儿子要命的呻吟。”

母亲那晚一直等着父亲从办公室回家，一看到他就冲上前去吼道，“噢，克雷尔，你太让我丢脸了！你真是越来越糟糕了。我今天遇到了科瑞恩和罗宾斯太太，她们跟我讲了昨晚的事，我看所有的邻居一眨眼的功夫都没睡着！”

“好吧，”父亲回答，“我也是。”

“但是，克雷尔，”母亲不耐烦地叫起来，抓住他的衣角想去摇晃他，“他们以为噪音是克拉伦斯弄出来的，但其实都是你！”

“我才不管他们怎么想，”父亲疲惫地说，“昨晚我可真是不好过。”

第二十六章　事事有“自我”

以前，父亲对待和他性情不合的人的态度常常令我很困惑。他很专横、霸道，非要斗个你死我活。更糟糕的是，他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没有丝毫的愧疚。相反，他认为人们要感激他教育他们去变得更好。

长大后，我更加了解父亲了，也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他其中的一面。我认识很多最快乐友善的人，而他就是其中一位。他每次在俱乐部里都过得很愉快。父亲喜欢在那里碰见的大部分人，他们也一样喜欢他。通常，有人会陪他一起走回家，然后两人一直站在前门台阶上聊天。有时候，父亲会和朋友们一起去公园里骑马或乘快艇出海；有时候，他也会和小型铁路公司的主管同行，进行为期一周的视察工作。每次回来，他们都显得十分开心。

然而，他跟志趣相同的人相处才会这样，因为他们都了解对方。那时，他们都流露出一种权倾天下的气派，内心崇尚权威。如果他们之间有分歧，常常会争论到面红耳赤，但这并不紧要。其实，他们内心都是非常支持和尊重彼此的。

但是，父亲会非常专横地对待那些与他无法融洽相处的人。每当他们惹他不开心或生气时，他气哼哼的样子就像一头发怒的公牛。

小时候，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在我看来，一个男人通常会对自己的老婆孩子或亲戚的行为有些抱怨，这是人之常情；一个老板想让他的员工们按照他的意志生活，也是人之常情。这种现象非常流行，所以我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质疑。但父亲更厉害，他希望所有人都服从他，甚至希望他在报纸上看到的和历史上的人物也要服从他。倘若他发现他们并没有顺从，那他会十分愤怒把他们每个人通通骂一遍。

同样地，他希望大街上的路人也服从他。有时候，他坐在马车上，环视着周围的旅伴，就像一位陆军上校正在审阅一个懒散的军团一样。这些过客并不一定都得是银行家，律师或俱乐部会员--不过如果他们都是的话，那就更好了--但他们一定要着装整洁，大方得体。他们还应当像他一样自尊自重。谁要是没扣上马甲，没打紧领带，或外表很邋遢，就好像该受绞刑的人一样，父亲都会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他讨厌不修边幅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看起来很粗野无礼。

我问道：“父亲，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他不给任何解释。我知道，他内心对于“事物之间的协调”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如果父亲一声不吭地讨厌他们，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如此激动呢？

一天，我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作者解释说，所有的自我都不能完全与他人脱离联系，而应该把其他人当成另一个自我，这是自我的不同变体，只不过形式变了。这根本不是我看待其他人的方式。我希望所有人都不一样，而如果他们相同的话，我反而会感到非常吃惊。这本杂志上的作者说只有不善交际的人才会有他说的那种观点。嗯，至少这个解释让我可以理解父亲的态度了。如果他只是把别人当成自己的自我变体，那可能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表现得跟父亲不一样时，他心中会怒火万丈了。

每天早晨，父亲会坐在饭厅里靠窗的扶手椅上，仔细读报，看看他的另一些“自我”昨天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他们什么也没做，他就会翻到财经版或者读一两篇社论。他只能看一两篇，这是他能忍受的极限了，因为他说里面的内容很空洞无聊。但是，如果父亲看到市长又背叛了他，表现得跟他理想中的不一样，或者坦慕尼协会〔1〕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一事无成，他就向我们几个小男孩和母亲有力地谴责这些残忍的行为。

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参与谈论这些政治话题。这正合他意。当他在发泄怒火时，他不想有人反驳他，甚至不想有人附和他。但不久后，母亲开始去听时事课。老师是埃德娜·古利克小姐，年纪轻轻，有事业心。她每周二授课，脑子里全是社会、音乐和文学。虽然她对政治和工业上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只是浮光掠影，但她聪明地学到了一些知识。而且她教书很有技巧，让母亲对所有内容都听得明明白白，使得一切最令人困惑，最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极了。

有一次，父亲正在集中所有精力，连珠炮似地批评本杰明·哈里森总统〔2〕和一位名叫威廉·麦金利〔3〕的人，因为他们通过了一项新的关税政策。父亲批判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毁掉这个国家。那时，母亲前一天才刚去听了课，所以她勇敢地打断父亲。她说她确信总统的主意很不错，只是付诸实践的过程有一点点令人遗憾。

父亲极为不满地放下报纸，语气强硬地问道：“你知道什么！”

母亲铿锵有力地说：“古利克小姐说她是从最权威人士那里得到的信息。她说总统祈祷上帝给他指引。她还说总统是一位好心人。”

父亲答道：“总统是个傻子。简直就是饭桶一个。我真希望上帝能让你不再讨论这些你连一丁点都不了解的事情。”

母亲大声嚷道：“我太了解这些事了！古利克小姐说了，每个聪明的女人都应该有点主见，不管是关税、资本，还是劳动，总之，对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有点思想。”

父亲惊讶地说：“天啊！这是真的吗？那请问，古利克小姐是谁？”

“哎呀！她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时事课老师啊。每周二的入场券要一美元呢。”

父亲问道，“你是想告诉我，一群无所事事、思维懒散的女人每人花一美元去听另一个女人喋喋不休地说当日的重大事件么？”

“可是，克雷尔，你总是很激动，总是长篇大论，扯起嗓子说话，我从没搞懂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关税啊，罢工啊，我都听不懂。”

父亲一气之下，穿上外衣，开始说道：“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母亲并没让他说下去。

她继续说：“我们都非常喜欢古利克小姐，还因为她说善良比争吵更重要。她说，当她读到有关罢工的新闻时，她会非常悲伤，因为资本和劳动本来能学会友好相处的，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这时，父亲突然冲出房子，砰地关上门，在门前的最高一级台阶上扣上大衣。我听到他冲着几个过往的路人大声嚷道：“我真不知道这世界会变成怎么样。”他的叫喊声在安静的麦迪逊大道〔4〕回响，路人们都惊讶不已。

译者注：

〔1〕坦慕尼协会：1789年5月12日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专门用于维护民主机构，尤其反对联邦党的上流社会理论；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并且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美国历史上的坦慕尼社也就成为了坦慕尼协会（因其总部而得名）。19世纪曾卷入过操控选举丑闻，备受争议，1934年垮台。

〔2〕本杰明·哈里森：美国第23任总统。

〔3〕威廉·麦金利：美国第25任总统，其祖父是本杰明·哈里森。

〔4〕麦迪逊大道：纽约曼哈顿区的一条著名大街；美国许多广告公司的总部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因此这条街逐渐成为了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

第二十七章　家有不速之客

父亲很喜欢交际。他喜欢在家里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聊聊天，或者在俱乐部和朋友们谈谈心。每逢夏天，他都准许客人跟我们一起呆在乡下，因为那里的地方很大，不过，他在那常常感到孤独。但是在城里，他认为不宜长久对客人热情好客，因为那是生性懦弱的表现。他总觉得，在城里时他一定要对那些想要留宿的客人态度严厉些，要不然他们会把他搞得团团转。他并不反对他们碰巧经过，进来坐坐，喝杯茶再走，但是如果有人来我们家做客，还带着个手提包，或者是旅行箱，那就更不妙了。父亲说那些东西给他添了很多麻烦。

可是通常只有母亲那边的亲戚会留在我们家，这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父亲那边的亲戚都是纽约人，规规矩矩地呆在自己家中。他常常跟母亲说他希望她的亲戚们也能学会做到这些，越快越好。

他对此深有感触，因为那些亲戚总是突然间冒出来。有时，父亲回家吃饭，母亲不得不对他坦白，说她把她的亲戚藏在三楼的客房里，而且他们此时很可能想知道楼下发生什么事了。幸好母亲砰地一声关上了门，要不然他们可能就听到父亲愤怒的吼声，说些“应该把这些蝗虫送回埃及去，别赖在我身上不走了”之类的话。

然而，大部分客人都很善良。母亲说父亲喜欢他们，他们都信以为真。并且他们自己都是很热情好客的人，如果父亲来做客，一定会隆重欢迎他，因此，客人们并没有想到这些模糊不清的喊叫是因他们而起。他们只是很同情可怜的父亲正在为某事苦恼。再加上母亲的渲染，他们的看法就一直没变。她说父亲在为某事烦恼，他们一定要假装没有注意到。用餐时，父亲直瞪瞪地逼视着周围的人，一声不吭，他们感到更难过了。爱玛姑妈性情很温和。有一次，她问父亲有没有吃过“赌徒的安神片”这种药，她说这药对缓解忧郁特别有效，而且曾经用于治疗她的贫血症。父亲勃然大怒，青筋暴涨，说他才没有贫血。

父亲特别讨厌这些客人，原因之一是他们总是来得非常突然。据他所知，他们总是没有任何预兆地就来了。母亲从来没有提前通知父亲，因为如果她说了，那父亲会有两次怒火大爆发：一次是为了禁止他们来访，一次是当他们人已到了的时候。

父亲曾反复尝试让母亲了解他对客人的看法。他向她解释说，这群讨厌的人两个特点：一是他们都没意识到可以去旅馆住。他指出，在纽约，这些旅馆随处可见，就是为这些麻烦的家伙提供住房而专门设计的。他还说，如果他们住旅馆住烦了，那就应该马上搭下一班火车，去到某个无边无际、人烟稀少的沙漠。如果他们想和该死的吉普赛人一样流浪的话，那就让我们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一直流浪吧。

父亲说，他们都想得到盛情款待，这更烦人。每个人都希望父亲能够好好地招待他们。他们打乱了家里的规律作息，每分每秒都在拉铃叫佣人服侍他们，用浴缸泡大半天的澡，他们还不满意，还想让父亲带他们出去逛逛，去饭店吃饭，或者让他晚饭后不抽雪茄，陪他们去看又长又无聊的戏剧。父亲对母亲说：“我希望你能清楚地理解我，我不是来自瑞士的导游。我才不会在晚上带着一群陌生人在城里闲逛。你可以告诉爱玛，我想要在家里平平静静地生活，我没打算过要举行一个永不结束的狂欢节来取悦那些胃口极大的村民们。”

客人们也不是经常来我们家，不过我们确实准备了一间客房。在这间房里，有一个小小的圆壁炉，格栅从里面突出，顶部是白色大理石做的壁炉台。如果壁炉台上什么也没有，看起来就像一座坟墓，寒气逼人。但是，它上面铺着一条红色的天鹅绒，有着波浪形的金边，从台的两边垂落下来，大概有六英寸长。台上放着一个粉红色瓷钟，镶着金边，内部是一个法国钟，发出动听的滴答声。壁炉台的两端放着两个高雅的粉红色花瓶，有点像瓮。瓷钟的两边则放着来自德雷斯顿〔1〕的大雕像。一边是牧羊女，正在行屈膝礼，腰身细细的，穿着粉绿色的衬裙。另一边是牧羊人，正在跳着舞，面色红润，但是有一只手不见了，另一只手拿着笛子。

墙和地毯都是深色的。每扇窗户都有两套帘子，一套是白色的，有花边，另一套是厚厚的丝绸锦缎。窗帘钩上的帘环非常精美，还配有粗粗的流苏。

客房里的大件家具中有一个红木做的衣柜，色泽乌黑，高大结实，上面有很多雕刻；还有一张床，很大很宽，让几位客人睡下不成问题。床边有一个黑色的洗脸台，四四方方，上面放有白色大理石脸盆。

虽然这个房间有点阴森，但它似乎在等待着某些人能够住进来，同时，客人一进入这房间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欢迎。但当客人开始探索这间房后，他会发现那是个错觉。房间里除了衣柜顶部就找不到其它地方来放东西了。每个抽屉都塞满了其它房间放不下的东西，快要撑爆一样。有个大衣柜被锁上了。另一个大衣柜里有许多舞会礼服和废弃的帽子，一把伞架，一大堆杂志，一对小踏板和一幅画有老豪先生的画。客人仔细查看后，通常都会放弃取出行李的念头，只好礼貌地接受事实，勉强暂住下来。

然而，他并没有时间来细想这些小小的不便之处，因为很快他就会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到我们家戏剧性的生活里。我们无法掩饰一丝丝情感，这令我们很不安，却把他给吸引住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跟别人是一样的，直到后来我自己去拜访别人才发现我错了。有一次，我去杰夫•拜瑞的家里，看到他那高贵的父母对彼此一本正经，彬彬有礼。我想，他们都在强烈压抑自己的情感。我也常常很好奇他俩谁会先大发脾气。可是他们并没有，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又有点郁闷。他们这么温和，安宁地相处，让我觉得有点死气沉沉。

有一次，我去拜访麦吉利安一家。当我发现夫妻两人竟然能这么刻薄地对待彼此，真吓了我一跳。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会说些讽刺尖刻的话语，好像他们一家人都拼命去伤害彼此。在我看来，他们虽然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却耍尽阴招。虽然我们一家人受伤害的频率挺高的，但至少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之间的冲突完全是因为太过冲动，但是非常光明正大。我们都有红头发，也很容易生气，但很快就没事了。

约翰尼•克拉克一家人的习惯也让我感到十分奇怪。约翰尼的父亲是位教授，他只会生闷气，沉默不语。大概每月一号他都会收到账单，吃饭时就坐在桌边，默不做声，盯着盘子。我们几个男生离开房间后，听到克拉克太太不停地哀求他，让他告诉她该怎么做。她说，只要能让他开心起来，让她住在帐篷里，不花一分钱也愿意。但克拉克先生只是静静地听她讲，然后就去书房了。

这太可怕了。在我们家，虽然有时候问题变得非常棘手，但至少我们从不会很忧郁。我们家的生活虽然常常有狂风暴雨，但是生气勃勃。我们家的火药味很浓。父亲不开心时也这样说。他把他的忧伤急匆匆地倾吐出来，很快，这种紧张的气氛也就消失了。

如果父亲心怀恶意，他也会竭尽全力抑制这些想法。但其实他是一个大好人，一点也不冷血无情。他只是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感受隐藏起来。而且，这些感受太强烈了，藏也藏不住。

有一天，父亲正在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姑妈格西和表妹弗洛西来了。母亲马上开始计划着带她们去华尔道夫酒店〔2〕吃饭。这是一家新开的酒店，就在第五大道和第三十三条街交界处。很多人谈起这家店，因此母亲很想去看看。她知道父亲可能不太赞成，但是如果他到了那里，一定也会很开心的，所以母亲觉得她能说动父亲。父亲回来后，她就去卧室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这样就可以不在家里吃饭，而是去参加一个快乐的小型聚会。母亲本来打算说得很圆滑，但是在哄骗或诱使男人方面，她很不在行。即使她真的擅长，父亲也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无论何时母亲谋划着要说动父亲，她说话的语气都会让父亲保持警惕。她语气中透着股不耐烦，好像她唯一能想到的计划就是希望父亲很容易对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会想方没法让他高兴，他的心情却马上由晴转阴，一脸狐疑地看着母亲，说：“我很不舒服。”

母亲说：“你需要一点点小改变，这会让你感觉好一点。另外，格西在这儿呢，她想今晚和我们一起在华尔道夫酒店吃饭。”

父亲讨厌这种突袭。不管他为人多么温和，每次有人来家里做客，他会立刻激动起来。眨眼间，他就破口大骂，好像要把华尔道夫酒店撕成碎片。还说了一大堆他对那些想去那里吃饭的人的看法。

但母亲早已做好准备，知道他一开始会这么不爽。她才不管父亲强烈的抗议，她乐呵呵地说华尔道夫酒店很美丽，而且出去走走对他的身体有好处。不管怎样，家里都没为他准备晚饭，他还能去哪呢？

父亲看清形势后，脱掉衣服，换上睡衣，冲着母亲气冲冲地嚷道，他偏头痛又犯了，不管有没有晚餐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大声表明，他连一口食物都吃不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垃圾。他需要的是休息。说完后他在卧室里踉踉跄跄来回走动，放好衣服，吹灭灯火，爬上床，掀开床单，躺在被窝里发出深深的呻吟声。

父亲的呻吟声一阵一阵的，很有规律，还很大声，让姑妈格西感到十分惊慌。她急急忙忙跑上楼，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但母亲好像十分气恼，向她摆摆手，把她赶回去了。

姑妈只知道随后母亲就打电话给她，不耐烦地说她在等她。母亲已经厌倦了责骂父亲，厌倦了千方百计让父亲下床，所以她决定就算没有父亲的陪伴，她也要去华尔道夫酒店。于是，她们两人和弗洛西就去了。但随即他们三人又很无奈地走回来，因为母亲没有带够钱。母亲冲进父亲的病房，再次点亮煤气灯，让他起床给她十美元，这时，父亲痛苦的咆哮声震耳欲聋。

她们都走后，父亲的呻吟声渐渐变弱了，不久就开始打呼噜。父亲睡得很香。醒来后，他觉得快乐多了，他说他头不痛了。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走下楼来，请人拿来一些面包和牛奶，津津有味地吃了好几大碗，然后慢悠悠地抽着雪茄，抽完后又回到床上看书。这时，母亲回来了。

译者注：

〔1〕德雷斯顿：德国东部萨克森州首府。

〔2〕Waldorf：华尔道夫酒店，全名为Waldorf Astoria，是纽约最豪华的一家旅馆。

第二十八章　地毯争夺战

父亲习惯了住在乡下后，就开始在那度过夏季。但是这样一来，家里每年都会发生两次“大地震”：一次是在春末搬出城里，一次是在秋初搬回城里。如果说父亲在这一去一回之间讨厌什么的话，那一定是收拾行李。在一个思维有序的男人眼里，收拾行李是一件杂乱无章的事。离收拾行李还有一两个星期，父亲就已经开始心烦意乱了。虽然他只有几抽屉的衣服需要放入旅行箱，但也要用某种特殊的方式才能把它们全放进去。没有人能帮父亲打理这些，因为他们都不能做得妥妥当当的。母亲能做的只是把他的旅行箱拿到房间里。箱子被放到一个角落里，敞开着，好像在瞪着父亲。于是，他又开始呻吟了。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依次把衬衫、裤子和内衣物放进去，然后又在箱底下翻了翻，把一些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箱里，之后又改变主意，认为不能把已经收拾好的衣服分开放。这期间他有诸多困惑，一直在自言自语。

一开始，他自怨自艾，从他房里只传出小声的呻吟，不久后，因为他手头上的事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就听到他在使劲跺脚，不停地咒骂他的衣服。我们站在他门前往里看，看到他在房正中，拿着浴袍，一会儿把它放到手提箱里，一会儿放到旅行箱里，这样来来回回两次，最后又无奈地把它放到旅行箱里了，因为手提箱已经塞不进去了。但之后，父亲又把它放回手提箱里，因为这样才方便拿到。他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通红，神情严肃地说着：“该死！真该死！”

母亲早在父亲开始收拾前就把她负责的那部分差不多收拾好了。父亲只负责收拾他的衣服，而母亲则把这以外的所有东西包揽下来。当然，有人会帮她搬重物。比如说，在秋天，有个叫杰罗姆的人有时来到乡下干粗活。杰罗姆是个黑人，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他在搬东西方面是个能手，手脚麻利，效率高，总能提前完成任务。因为杰罗姆的工资是按日数来计算的，所以要想出足够多的事情来让他一直忙碌，让母亲伤透了脑筋。当母亲看到他干完活坐着休息时，就会变得心烦意乱。

但母亲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父亲。他说他真得不介意搬东西，但是他真的很讨厌这样忙忙乱乱。就拿地毯来说，如果不先把他和他所有的东西弄到屋外，他是绝不肯让人收拾这些地毯的。在我看来，这好像有些不合理。我对他说，当然要让他们先收拾这些地毯，把一些先放好啊。他私底下会承认这也许是对的，但麻烦的是，一旦他准许母亲开始的话，事情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说：“你母亲在把房子闲置起来之前，是会走火入魔的。她很容易就全然不顾我在家住得舒适不舒适，连她自己的也顾不上。无数次的经历证明，如果我在这件事上让一步，这房子就完蛋了。”他补充说，他必须要坚持绝对的秩序，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个家就会陷入完全的混乱。此外，如果能巧妙地处理这件事，为什么不能让过程变得井然有序点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也不是父亲的错，而且他不想被迫去承受这个痛苦。

母亲认为根本不可能把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搬出来。她说：“亲爱的克雷尔，当你做出改变时，这些东西让人有点心烦是很自然的。如果它们太令人操心了，我也没办法。我真希望你别再烦我了。”

他们的意见如此不同，结果，每年秋天他们之间都会爆发一场关于地毯的争夺战。离开前的两三个星期，母亲总会让人把大厅里的大地毯卷起来放好。她告诉父亲，没有必要把两张地毯放在大厅里。

他说：“真可恶！我真受不了了！你把这里弄得像个兵营一样！”

母亲劝道：“但是我们要离开了，暂时不住这里，一定要把房子收拾好啊。”

“那就好好收拾！做事情不能像这样杂乱无章的，要妥当点！”父亲说完就回了书房，坐在炉火边，而母亲则披着披肩在各个寒冷的房间和大厅之间进进出出。

书房里有两个笨重的大设备：一架大钢琴和一张像办公桌一样的桌子，上面堆满了报纸和书籍。这张桌子在房中央，四四方方，下面垫着一张地毯。要把那张笨重的大桌子抬起来再抽出地毯非常难，因此每年母亲在前一天晚上不停地思来想去。严格来说，其实并没有必要把那张地毯提前收好，但是母亲想尽快解决，这样她才能睡得安稳。但父亲特别依赖那张地毯，因为他喜欢呆在书房里，因此他坚决认为在他离开之前，谁都不能碰那张毯子。

但是父亲无法一直守卫着他那张地毯。有时他要出去一趟。事实上，是有人故意耍花招让他出去的，但父亲从来没有吸取教训。傍晚时分，他以为这一天的收拾工作已经结束了，就走出书房，大胆坐汽车离开了屋子。父亲要去的地方并不远，他只是想去买些晚报，因此路程很短。他内心很安定：他以为当他不在家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因为他要出去，就免不了替母亲跑跑腿，比如去到较远的邻近城镇买些食品，或是将一本书带给朋友们。为了避免他起疑，他要出门时，母亲什么也不会说。但是母亲已经给了司机一些指示，告诉他买完父亲的晚报后要说些什么。

司机说：“车里有一些花，戴伊夫人想……”

父亲看着报纸，抬起头，透过眼镜看他，眼神中有种恐吓的意味，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快说！”

司机平静地复述一遍：“夫人希望把它们放在教堂里。”

父亲说道：“该死的教堂！”说完又继续看市场报告。并不是说父亲憎恶教堂，其实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但他希望教堂能老实点，别来干预他的行程。但是，他在浏览报纸，并没有说“不”，因此司机也不给他时间拒绝，马上启动汽车，顺着邮政大街一直开，去到远处的拉伊。

当他们回到家时，父亲把大衣挂在冷冰冰的大厅里，紧紧拿着晚报，回到书房的炉火旁……

与此同时，有些事情正在一直进行着。母亲已经让人把大桌子抬起来，取出了地毯，杰罗姆也把它拖到洗衣服的院子里拍打完毕。然后，母亲命令他把毯子卷起来，包好后放好。当他正在做这件事时，母亲自然希望这要花上一段时间，于是她高高兴兴地上楼进了存放瓷器的房间，把一些杯子包装好。当杰罗姆忙个不休时，她的心情才平和一点。

过一会儿，她呆在自己房里，一天里终于能有时间休息一会儿，然后边哼着歌，边挑选亚麻布，这时，有人来敲门。

母亲立即坐直身子，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问道：“是谁？”

她听到一阵轻轻的咳嗽声，好像在表示反对，然后，她听到杰罗姆平静的声音。“现在，呃，是戴伊夫人吗？”

母亲哀号着说：“嗯，杰罗姆，有什么事？”她以为她已经一次性派给这个男人很多活了，但现在他又回来等着让她支配了。“现在有什么事？”母亲绝望地说，“你把活都干完了吗？”

“没有，夫人，”杰罗姆安慰她说，“我还没干完。”他停顿了一下，又咳起来，意识到他要说的是个坏消息。“是戴伊先生，他又在发牢骚了，就在书房里。”

“为什么？他怎么了？”

杰罗姆知道她其实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说：“嗯，夫人。”显得十分机械，然后担忧地补充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在为那张地毯发牢骚。”

母亲并不喜欢杰罗姆用“发牢骚”这个词，因为这显得不礼貌。但这个词非常传神，她想不出杰罗姆还能用什么词来替换它。母亲放下亚麻布。我从来都没想出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她不能安安静静地呆在她房里，任由父亲在那大发牢骚，直至他冷静下来。但是在这些战争中，我是一个局外人，而母亲当然是个战士。她冲出房间，想上楼到大厅，并马上在楼梯扶手处开始猛烈地反击，这只是攻击的开端。她向父亲大喊，要他立马停止抱怨，静下心来。她还告诉父亲，他有多可恶，竟然在她如此卖力时还给她添麻烦。父亲正站在书房里，声音低沉洪亮，进行激烈的报复，就好像炮火袭击一样。他们看不见对方，但双方都火力十足，不停地朝对方开炮，所以这场战争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杰罗姆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等候，很好奇结果会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哪一方会赢，因为双方都势均力敌。但两位战士知道结果。母亲暂时认为她被打败了。她从父亲的声音里察觉到他已不再咆哮，而是语气变得更深沉了，又或者是母亲内心的厌倦出卖了她。不管怎样，她投降了。

继而她转向杰罗姆。他看到母亲正在考虑如何来补救。杰罗姆感到很沮丧。必须把那张又大又老的地毯搬回书房吗？

“杰罗姆，我必须从蓝色房间里挑出一张地毯来给戴伊先生，有两张是又长又细，有白色软毛的，拿一张给他吧，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张吧？”

“知道，夫人，”杰罗姆悬着的心终于掉了一半，“是把它放在那桌下吗？”

“不，放在桌子和壁炉之间就行了。记住要挨着先生的椅子。这样就够了，他只是想脚下有东西垫垫。”

可是当杰罗姆把那张长长的白色软毛地毯给父亲铺好时，他发现这根本不是父亲想要的。父亲感到十分惊讶，惊讶到连生气都忘了。他以为他在这场轰炸中赢了。他以为他已经让母亲停火了。因此，他的情绪慢慢舒缓下来，恢复到正常水平，想坐下来享受胜利之果，也就是他的那张大而方的地毯。但现在杰罗姆带给他的是另一张又长又细又多毛的怪物。

“这是什么？”他询问道。

杰罗姆无精打采地展示了一下那个怪物，内心感到万分绝望，就像一个悲观的推销员对自己的产品毫无信心一样。

“你把它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嗯，戴伊先生，夫人说要把它放在你脚下。”

父亲又开始发射炮火了。但他的大炮已经熄火了。他觉得心中全是憎恶和恼怒，但还不到狂怒那个程度。他尽可能朝杰罗姆开炮，而杰罗姆则默默承受着。父亲又踢了踢那张讨人厌的白色软毛地毯，并说着他才不要它。但在这种氛围中，好像有个东西在告诉他，风水轮流转，他已经输掉了。就连杰罗姆也感觉到了，还把那张地毯放到父亲脚下，说了声“只是暂时放一下”，然后留下父亲一个人既生气又痛苦，一直试图再去看报纸。他特别讨厌那张白色地毯，因此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直还记得它。

母亲回房整理亚麻布。家里又变得安静了。唯一的声响就是从洗衣服的院子里传来的砰砰的击打声，那是杰罗姆隐藏在树篱旁，拍打和打扫他的战利品。

父亲坐在炉火旁，不时把报纸翻过一面，瞪着那张白色地毯，大声地自言自语：“我恨你！”然后向这位入侵者踢去。“这毛茸茸的东西真可恶！快把我的地毯还给我！”

第二十九章　法国宫廷回忆录

父亲在最后几年里身体会发抖，但除了那几年，他的晚年生活跟某些人的一样，日子过得并不无聊。在他视力没变差之前，他一直喜欢打台球，喜欢球与球之间重重的撞击；他也觉得玩单人纸牌游戏时努力让自己打败自己非常有趣。同时，他还喜欢开车，不过后来汽车普及了，拥挤的车辆把道路都给毁了，他就不再喜欢开车了。读早报时，他喜欢拿出他的好斗精神来攻击报纸上的人物。每次总统说了或做了些什么事情，成为报纸头条新闻，父亲不是很惊奇地称赞起他来，说总统终于有一次表现得有骨气一点了，就是说总统是个十足的恶棍，应该把他推下台。他声色俱厉地补充说：“我也非常乐意亲自到总统办公室把他赶走。”在威尔逊〔1〕总统两届任期期间，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伍德罗·威尔逊的有些方面让父亲很激动。

当时，父亲掉了一颗前牙，他的牙医就他做了一个带牙托的假牙。

很快，父亲把它退回去了。“戴伊先生，怎么了？”怀恩特医生说，“是不是牙齿咬合不好？”

“哎呀！那个齿桥都不会老老实实呆在里面，问题就出在这里，”父亲答道。

怀恩特医生感到很困惑，说：“你是说当你在吃饭时那副假牙会松掉是吗？”

“不是，”父亲说，“我吃饭时它在里面，我说话时通常也在里面，但当我早上看着报纸，表达我对那个叫威尔逊的人的看法时，那个东西就会突然伸出来。”

这样看来，父亲的晚年挺有意思的。他那时也读了更多的书，特别是关于古今政治冲突之类的书。读这些书时，他总会拥护某一方。如果他支持的那一方赢了，他希望他们取得的胜利是决定性的。但如果另一方赢了，他就希望他们不会给他那一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他们越是给父亲施加压力，父亲会变得越生气也越坚定；其实我想说，胜与败之间的较量变得越来越血腥，但他总是那个样子。这让阅读成为消磨时间的一种既积极又刺激的方式。

他不太喜欢看侦探小说，因为他觉得里面的人物都虚有其表，而且他不想读到有关圣人和坏蛋的故事。如果他要看小说，他会去寻找狄更斯、大仲马、小仲马或者是萨克雷写的书。四十多岁时，他常常在火车上买些平装书，看威廉·克拉克·拉赛尔的海上故事，或是看一位新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写的小说，因为那时候在出版他的小说。书的价格是五十或二十五美分。他也很喜欢看有关马的书籍，前提是这些书不会让人太感伤。但是那些问题小说，尤其是汉弗莱·沃德夫人的小说，在他看来就是一派胡言。还有一些小说里有三角恋情，或者有些男角色像哈姆雷特，他也觉得作者在胡说八道。父亲更喜欢读关于思想者的小说。

他喜欢读英国历史，但主要是克伦威尔时期之前的历史，因为大约从1630年开始，他致力于对美国进行殖民统治，这就好像父亲体内的某个“祖先”在走回头路。

一天，一位衣冠楚楚的女图书代理商说服母亲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套《法国宫廷回忆录》。母亲从来没有读过，因为她讨厌那个时期非常愤世嫉俗的语气，而且讨厌“那些邪恶的女人们从可怜的王后身边抢走又笨又老的丈夫。”每当分期付款到期时，她也会无比懊悔和绝望地恸哭起来。每个月母亲都会收到两卷书，每卷十美元。“啊，天哪！”她会一边哭喊，一边翻找衣柜抽屉和钱包，想要凑齐二十美元，这样就不必动用给圣餐桌会社〔2〕钱了，因为这些钱是非常神圣的，绝对碰不得，可这些钱总是放在那里，凝视着她。“这些法国书太可怕了，它们经常到我家，我真受不了了！真希望这个月不会有书寄到。哎呀，如果它们一直这样子来我家，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母亲之前一直羞于跟父亲说这些书，因此她把书藏起来了。但是每个月付二十美元实在是太令人烦扰了，很快母亲就忍受不住了，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告诉父亲她一直有为他买一份礼物，并希望他会喜欢。然后，母亲把已到的书全都倾倒在书房的桌子上。

父亲惊呆了。他半信半疑地戴上眼镜，说：“这些都是什么鬼东西？”

“啊，克雷尔，”母亲不耐烦地劝他接受，说，“别傻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些书。这是给你的礼物。”

“我不想要。”父亲说。

“不，你想的！”母亲尖叫着，“你都还没看一下。我可以坦白跟你说，这些书可花了我不少钱。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

说完她赶紧上楼去了，这样父亲就没机会再次拒绝她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在那里纳闷着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下一个月父亲才弄明白，因为又有两卷书到了。当母亲告诉他要付二十美元，父亲勃然大怒。

“但是信差正在大厅里等着啊！”母亲哭着说。

“让他到地狱里去等吧！”父亲大声喊，“我还希望他在那被烧得嘶嘶作响！”

“啊，克雷尔，他会听到的，”母亲恳求道，“求求你，克雷尔，别这样。”这场争吵结束后，父亲拿出了二十美元。

过了一阵子，父亲跟她说：“我记得你说过这些书是给我的礼物。”

“但并不是全部，克雷尔，”母亲责备他说，好像在责备父亲太贪心了。“我给你的那些书是礼物，但是你当然要为剩下的书付钱。”

父亲强烈警告她以后别再干这种傻事了。然后，他开始边工作边看书，努力让这钱花得值一些。只要他能忍受得住，他会很吃力地看书中各种狡猾的阴谋，但这实在太令他作呕了，他最后只好放弃。父亲打了个哈欠，把这些国王，王后和情妇们都整齐有序的排成一排，并放到一边。他们只是一群讨人厌的外国人。他内心的“祖先”并不在这些书里。

我漏了一点，那就是每卷书上都会有书的主人的花押字〔3〕。当那位代理商用催眠式销售技巧劝说母亲时，她说花押字让整套书看起来像精装书一样。但即使在那时候，母亲对此还是有些怀疑的，因为她并不确定它们是不是真的很美，但她还是往好的方面想，并且觉得还是不要把她自己的花押字刻在上面会好一点。所以，她让代理商用父亲的花押字。后来，这恰恰帮母亲证明了她真的一开始就是把它当成礼物送给父亲的。虽然父亲怀疑了片刻，但是证据就在那摆着。

“我真弄不明白文妮了。”我看到他紧紧盯着花押字，喃喃自语。

那时候，他们已经结婚快五十年了。

译者注：

〔1〕伍德罗·威尔逊是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连任两届。

〔2〕圣餐台会社，Altar Society，天主教教堂组织的会社，通常负责圣餐台器皿的保管。

〔3〕花押字：由两个或多个字母，尤指姓名首字母交织组成的图案，用以标明物属或用作标识。

第三十章　回到人世的心愿

一天晚上，我和父母都在书房里聊天，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遵照医生的吩咐，过来给母亲量血压。在母亲的生命中，血压是一个新事物。这使她无比惊恐，因此她向父亲求助，就像她平时遇到麻烦事时一样。

她焦急地对他说：“克雷尔，你也一定要量量你的血压。”

父亲对护士怒目而视。他已经听别人提起“血压”千遍万遍了，而且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词。他刚过完七十岁生日，而他的很多老朋友都已经辞世了。因此，父亲和其他几位在世的伙伴常常去参加葬礼，在那里，他看到他们中有些人边摇头边低声谈论关于“血压”的事。使父亲愤怒的是，好像“血压”这东西能把一个健康的人给杀死，而父亲原本确信他们能像自己一样再活二十年。晚上他会在俱乐部跟某个人打几场台球，然后聊聊天，下一周，当他拿起报纸来看时，就会看到那个人已经去世了。

父亲说他不介意偶尔有人死去，这就跟过去一样。他说我们终有一死，但他真得不知道现在究竟是怎么了。每个月都会有人死去，并且死去的并不是像约翰•埃尔德金这样的人，就像一棵又老又干瘪的胡桃，而是一些身心健康的人。他们没理由会死啊。父亲在俱乐部里让朋友们向他解释一下，他从来就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他们在那里说到的都是“血压”。

他说他开始讨厌所有葬礼了，并且去参加葬礼变得令人越来越不安和不快。他跟安德森将军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去参加葬礼。安德森将军皱了皱眉头，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你不出席其他人的葬礼，”他生硬地说，“那他们也不会出席你的葬礼。”但父亲说如果能够活下去，他一点也不想死，这样他们无论如何也去不成他的葬礼。

母亲说：“当有人离开时，人们想对自己爱的人说声‘再见’。当我参加葬礼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克雷尔，你以前可不会介意参加葬礼的。”

父亲答道：“哦，文妮，那是因为以前我比较年轻。但现在那些牧师令我非常烦恼。每次我去参加一个葬礼，他们就拿出其中一本书，然后读“人生七十年”那一部分。我知道我现在七十岁了，但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健朗。真可恶！我已经对听到“人生七十年”这些字眼感到无比厌烦了。

那位训练有素的护士站在那里等候。父亲瞪着她的血压计，让她把它拿走。“我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说，“而且我也不想知道。我不会跟血压有任何一点关系。”

护士说：“戴伊先生，每个人都有血压。”

父亲答道：“很多人都有，但我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如果您的血压正常的话，”护士解释说，“这个小小的指示器会告诉您的。”

母亲说：“求你了，克雷尔，就让她量吧。现在血压计就在这儿，而且我们也不用请医生来给我们量。请巴西特小姐来给我们看病也花了很多钱，就让我们把钱花得值一些吧。”

父亲说：“得了吧！哼，如果这能满足你一时的兴致，那就量呗。”

巴西特小姐在他手臂上调整了一下带子。父亲坐着，脸被气得红红的，但是信心十足。护士看了看指示器，记录显示血压一切正常。

父亲大笑起来。

但是巴西特小姐又检查了一遍指示器，发现指示器刚刚不管用，于是她重新调整了一下，这一次，血压指数显得异常高。

父亲说：“呸！那又怎样？全是胡说。”

她说：“不，戴伊先生，您的这种情况真得很危险。”

父亲的脸变得有点僵硬。他不再开玩笑了。他不情愿地站起来，想要离开。他变得非常愤怒，但又假装镇定地说他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

护士告诉他：“戴伊先生，您应该吃些降血压的乌头。”

父亲说：“呸！我永远都不会吃的。”

我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忘掉这件事，并且要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些稳定的账目，那是我帮他整理的。他通常都不愿打扰我，和我一起检查。我说：“父亲，我可以问你一些关于这些账目的事吗？”

他很感激地在桌旁坐下来，仔细检查每一项，当我们完成后，他好像已经把那件事从记忆中抹掉了。

但那时候，他的动脉的状况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好。人就好比是一个机器，而医生觉得他身上很多零件都坏了。这让我想起了父亲极其讨厌去看牙医和眼科医生，也想起了他的消化系统常常要忍受过多的食物。但他好像还对他这个机器抱有很大的希望，让它一直运转着。他觉得或许这样能让他一直保持健壮。至少他从不给自己丝毫怀疑的余地，对他这个机器没有任何怀疑。

母亲习惯上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她读过很多关于如何呵护自己的书，尝试过各种保健食品，而且，她很害怕那些广告商说的对身体健康不利的警告。同时，母亲来自一个长寿家庭，有着身强体壮的血统，父亲也一样，所以他俩都活到了高龄，精神还很饱满。

母亲过去常常抱着满怀的鲜花，去到伍德劳恩的公墓，把这些漂亮的花朵放在某个墓碑前，留作纪念。不久，她买了一把很坚固的椅子，一直放在正方形的家族墓地里。因为每次把花放好都要很长时间，这样，她累了就可以坐下来休息，十分方便。但不幸的是，这把椅子也是一个大麻烦，因为常常有人到隔壁拜坟，渐渐地也借用那张椅子。他们从草丛上拖来这把椅子，坐下来，释放悲伤的情绪，但他们很健忘，总是忘了把椅子还回去。母亲便无可奈何地四处寻找，把它拖回来，这让她很生气，这样一来，就把她刚来时的心情给破坏了。她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一个星期天，她已经过了七十岁了，而父亲尽管血压不正常，也快八十岁了。母亲问他肯不肯载她去伍德劳恩。她没有花要带去那里，但她刚好想起了那把椅子。她并没有向父亲说起这些，只说那天很美好，如果他能出去走走对他是非常有益的。

父亲很明确地拒绝了。他向我使劲眨着眼睛，然后对母亲说：“该死，我很快就要去那里的了。”

母亲说他应该和她一起去，因为其中一块墓碑已经立好了，她想要父亲告诉她应不应该请人打理一下。

父亲问那墓碑是为谁而立，而当母亲告诉他后，他说：“我才不在乎立那块墓碑需要多少钱。我也不想被葬在那里，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和这群已在地狱里的人呆在一起！”

母亲当然知道他对这个家族里的某些人的印象很不好，但她说当一切都结束后，他是不会介意这些的。

父亲说他当然会介意。他越想越愤怒，然后他大声说道他要在墓地里买一块新的地，一块只给他自己的地。他得意洋洋地补充说：“并且，我会买一块在角落里的地，这样我就能出来了。”

母亲半是惊讶半是钦佩地看着他，然后低声对我说：“我差点就相信他真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