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美）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著；范晓彬，姜伊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Fame and Obscurity

ISBN 978-7-208-13884-1

Ⅰ.①被… Ⅱ.①盖… ②范… ③姜… Ⅲ.①名人-列传-美国 IV.①K8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9078号

书名：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作者：[美]盖伊·特立斯

译者：范晓彬 姜伊敏

排版：山东斯麦尔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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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采用一种被人们称为“新新闻”、“新闻小说”或“准新闻”的报道文学体裁，后一种名称是已故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对这一体裁的贬义称谓。与其他一些评论家一样，他也对这种体裁持怀疑态度，认为使用这种体裁报道新闻的记者是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从而歪曲事实真相。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新新闻”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

在各种场合对人物进行观察，记录他们的各种反应，以及别人对他们的反应时，我力图做到既能全面跟踪人物，又能使自己不对人物产生影响，努力把握整个场面、人物对话、情绪、冲突、紧张关系、戏剧性场面。这样我就可以从主人公的角度去写故事了，有时能揭示我所描述的那个时刻主人公所表现出的思想。当然，这后一种洞察力完全取决于文章中主人公的合作，如果作者赢得了他（她）的信任和信赖，那么，通过当面采访，在恰当时间提出恰当的问题，了解和报告他人内心思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在过去写的四本书中曾广泛使用过这种方法，包括《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一书。这本书于1980年出版，描述的是艾滋病到来前的“性解放”时代中几对美国夫妇的私人性生活及正在变化的道德观。我对这种报道体裁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让我超越了我一般所采用的“旁观者”的角色，开始探索我自己及我的父辈们的个人生活，使我完成了最近出版的《移民家世》（Unto the Sons）一书。

但是，在1992年重读《移民家世》时，我注意到书中有许多观察甚至句子都是60年代我写你们手中拿着的这本《被仰望与被遗忘的》（Fame and Obscurity）时就已发现的事情或写出的句子。尽管它没有达到我所提出的创造性非虚构写法中的全部标准，但它确实标志着我在文风上的一种转变，即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所采用的旧的新闻撰写手法转变到《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由已故的哈罗德·海伊斯（Harold Hayes）担任主编时所提倡和鼓励的一种更大胆、更具难度的报道形式。

我于1960年开始为《时尚先生》写文章，最早写的是一篇关于纽约城里的一些无名者的散文。那是我当记者时在城里四处采访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有关无名人士的小画像及奇闻轶事。《时尚先生》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后，我对它进行了补充，写成了一本插图小书，1961年哈珀与罗出版公司以《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New York——A Serendipiter’s Journey）为名出版了该书。其中的文章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它代表着青年时代的我眼中的纽约，里面混杂着各种惊奇和敬畏。它使我认识到这座城市是那么的破烂不堪，有那么多地方还不尽如人意，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E.B.怀特（E.B.White）的话是多么正确。怀特先生早在多年前就写道：“没有人应该来纽约生活，除非他认为自己总是幸运的。”从这些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我使用小说技巧的一些早期征兆，即我努力想把欧文·肖（Irwin Shaw）和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短篇小说所使用的那种语言融入到我的新闻报道中。

本书的第二部分，即被称为《大桥》的那一章，是我花了数月的时间对那些与众不同的修桥工进行观察研究后写成的。从1961年起，这些流动修桥工就开始在纽约建造史泰登岛与布鲁克林之间的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1961年至1964年间，我把能抽出的时间全部花在了大桥工地上，不仅走访了哈德孙河两岸的工棚，而且还常常戴上安全帽出没于工人中，与他们一起爬上距海面600英尺高的钢梁和缆索。在这些脚步稳健的修桥工中，有几位是来自蒙特利尔附近的卡纳瓦加居留地的美洲印第安人；周末我也偶尔随他们一起回家，结果发现那些喝了威士忌的司机开车奔波于往返路途时，比大风天在高空中的狭窄钢梁上行走更危险，也更令人恐惧。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的汽车冲下公路，急速擦过路边那一排排红杉树的情景。有一次，我们的车子竟然跟一头跳过马路的鹿发生了一次小车祸。

就是这样的旅行使我完成了《大桥》一书，1964年由哈珀与罗出版公司以插图形式出版。本书中的那部分文章与原来出版时完全一样，因此，按90年代的说法，文中的一些语言，从政治角度来讲是“不正确的”。我没有把印第安人叫成“美洲原住民”，也没有把男主人公对漂亮“妞儿”吹口哨改成对“年轻女士”吹口哨。另外，对一些讲到人们富裕程度的词我也未做改动，也许我当时所描写的那种“富足生活”算得上今天的贫困水平。

本书第三部分，我集中描写了曾经活跃在社会各个舞台上的几位名人的梦想与逝去的辉煌——这些人物包括歌唱家弗兰克·辛纳屈、棒球明星乔·迪马乔、前拳王弗洛伊德·帕特森、演员彼得·奥图尔，还有《时尚》杂志上的那些封面女郎、文学人物乔治·普林顿及其纽约“东区军团”——在刻画第三部分这些人物及其他人物时，我使用了同一种写作风格，很接近我所喜欢的几位短篇小说家那种令人仰慕的娴熟优美的风格。

其中成文较早的一篇人物纪事是我在1962年为《时尚先生》杂志写的一篇关于退役后仍很活跃的拳击手乔·路易斯的记载。这篇故事首先描写了50岁的乔·路易斯在纽约与一些美貌女郎花天酒地玩了三天之后，回到洛杉矶与前来接他的第三任妻子(一位律师）见面的场景——那是一种火药味很浓的对话，这或许是受欧文·肖的故事《夏日盛装的女孩们》（Girls in Their Summer Dresses）的启发而写成的。欧文·肖的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描写夫妻在街上斗嘴的场面。

写《乔舒亚·洛根的柔软心灵》时，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去剧院观看洛根排练，突然，他和他的明星克劳迪娅·麦克尼尔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场争吵不仅比排演的节目更具戏剧性，而且也是我按常规报道形式接触主人公时所不能揭示的。

在为写辛纳屈纪事收集素材时（《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我发现只要能观察主人公，即便是远眺，主人公的合作或不合作也就不再重要。我在洛杉矶时辛纳屈并不合作。对他来讲，我来得不是时候，当时有许多事情让他心烦，其中一件就是他的感冒，因此我没有得到他许可的采访机会。然而，在我对他进行观察的六周多的时间里，通过看他录音、拍电影以及在拉斯韦加斯赌钱，我观察到他内心中更深刻的一面。我看到了他认为我走得太近时所表现的那种情绪变化、不满和怀疑，以及他在信赖的朋友中充分放松时的那种快乐、礼貌及魅力。通过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以及周围人对他的反应，我的收获远比能坐下来与他谈话大得多。

1965年，我在旧金山开始准备有关迪马乔的素材时，他是更不情愿合作的一个主人公（《一位英雄的暮年》）。六个月前我在纽约见过迪马乔，那时他答应在我写文章时给予合作。

但是，当我出现在旧金山渔夫码头他的饭店外时，他的态度却完全变了。然而，我最初受到的冷遇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开场，使我有幸成为一名见证人，还有幸成了他活动的参与者。几天之后我能够再次见到迪马乔，是因为我求助一位迪马乔的朋友和几个高尔夫球伴，我请求他们让我跟随他们四人一起去一个18个洞的高尔夫球场观看他们打球。迪马乔特别讨厌打丢球，比赛当中他打丢了三次球，我都为他找了回来，在这之后，迪马乔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被邀请去观看他们另外的几场高尔夫球比赛，还被邀请晚上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旧金山的诺瑞酒吧玩，我对他的了解大部分是在那儿得到的。

除了几处小的改动，例如重新恢复了《时尚先生》杂志换掉的彼得·奥图尔所使用的几个十分形象的世俗词汇，我在本书中对文章未做过任何改动，它们只不过集合了我以前所写的一些作品。如前面所说，这些文章和我以后较有名的那些书中所使用的写作风格有一定的联系。有关迪马乔、弗兰克·辛纳屈及黑帮头目弗兰克·科斯特洛的几篇文章都包含着一些我在另一本关于黑手党的书籍——《父辈的荣誉》（Honor Thy Father）中得以扩展详述的主题。在我刚才提到的最近由常春藤出版社出版的《移民家世》一书中，这些素材又被以一种不同的、更加个性化的方式发掘并利用。本书最后一篇人物纪事——《坏消息先生》描述的是我在《纽约时报》编辑部时就认识的一位专门从事悼文写作的无名记者的生活。我曾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写过有关他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把一个报业同事介绍给全国读者。四年后，即1969年，我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纽约时报》的书，书中我对这些同事进行了深刻的刻画，这就是我的第一本畅销书《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邻人之妻》的创作主要来源于我对“邪恶思想”与性罪恶的好奇心，这种“邪恶思想”与性罪恶正是教区学校的修女们以及牧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它们贯穿了我整个童年生活，正如我在《移民家世》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的创作生涯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总会有些自己钟爱的话题和题材，这些东西在他的创作生涯里出现和再现都是难以预料的。作家的写作技艺在不断完善，但他的那些幻想却依然如故。

盖伊·特立斯

1992年8月

第一部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

纽约：被忽视之城

纽约城里有许多东西不为人知。在这座城市里，野猫睡在停着的汽车下面，两只石犰狳“爬上”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成千上万的蚂蚁在帝国大厦顶上爬行。蚂蚁也许是被风或鸟儿带到这儿的，不过没有人敢肯定。在纽约，几乎没人知道这些蚂蚁的存在，就像人们不知道有位乞丐每天乘出租车到鲍厄里大街乞讨，也不知道有位衣冠楚楚的男人每天从第六大道的垃圾桶里捡垃圾，更不知道有位号称具有“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的巫师常常出没于西城七十几街那一带。

纽约城里到处是各种奇闻轶事和千奇百怪的信息。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眼40次；大多数在扬基体育场边吃爆米花边看棒球赛的人，在运动员投球的刹那间，都停止了口中的咀嚼；还有那些在梅西百货乘坐扶梯时嚼着口香糖的人，在下电梯前那一刻也会停止咀嚼，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步上；工人们清理布朗克斯动物园时，硬币、废纸、圆珠笔和小女孩用的钱包随处可见。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公园大道上的一位看门人的脑袋里至今还残留着“一战”时的三颗子弹。几个年轻的吉卜赛女孩，由于受了电视和识字的影响，离家出走了，她们不想长大之后再做算命师，步她们母亲的后尘。每个月都有几百磅的头发运到第五大道545号的路易·费德商店。在那里，德国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金色发套，法国和意大利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深棕色发套。据费德先生说，美国女人的头发不能做假发套——由于频繁冲洗和烫发，她们的发质已经很差了。

纽约城里消息最灵通的要数开电梯的人。像看门人一样，他们极少讲话，但却一直在聆听。萨迪餐厅[1]的看门人总是认真聆听那些看完首场演出从此经过的观众对该剧的评论。他听得非常认真，于是，在大幕落下十分钟之后，他就能准确地告诉你，哪些剧会火爆，哪些剧会失败。

每天晚上，百老汇都会驶来一辆又大又黑的1948款劳斯莱斯。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一个上面写着“受神谴的人不能进天堂”的牌子，从里面跳出。她走到街角处，向来百老汇的那些无数的“罪人”大喊大叫，有时一直喊到凌晨3点。然后，再由司机开着那辆劳斯莱斯，把她送回韦斯特切斯特。

此时，除了一些失眠的夜游者、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及白天黑夜都立在商店橱窗里的一群表情世故的人体模特外，第五大道上已空无一人。这些人体模特的脸上都呈现着冰冷、完美的微笑——这些微笑都是由陶制嘴唇、玻璃眼珠和颜料脱落前一直红彤彤的脸颊构成的。像站岗的士兵一样，她们守卫在第五大道的两侧。这些橱窗模特注视着宁静的街道，头部微偏，手臂伸出；纤细修长的橡胶手指似乎在索取根本不存在的香烟。凌晨4点，一些商店的橱窗就变成了由这些婀娜多姿、身形修长的女神构成的仙境。所有这些女神仿佛在刹那间被定格一般：有的仿佛匆匆赶去参加聚会，有的似纵身跃入游泳池，有的则身着巨大的蓝色睡袍漫步于天际。

令人有这种想象既是神思所至，也是因着人体模特制造师的精湛技艺。人体模特制造师的信条是，天底下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女人，即使是塑料或石膏制成的。因此，派克与派克的模特看上去青春靓丽，天真无邪；罗德与泰勒百货的模特则显得婀娜多姿，玲珑剔透；萨克斯的模特端庄优雅，不乏成熟女性的魅力；而波道夫的模特则一概显出一副超越年龄的典雅高贵。第五大道上的橱窗模特都是以世界上最迷人的女性为模型制造出来的。例如，苏齐·帕克就是百斯特公司人体模特的原型，而从萨克斯公司的人体模型身上则可以看出碧姬·芭铎的身影。由于模特制作师的精湛技艺和执着追求，这些模特各个线条分明、栩栩如生。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纽约人为这些人造美女所倾倒，做出各种离奇古怪的事情。例如，那些橱窗布置者经常会和人体模特对话，并赋予她们昵称；此外，橱窗里的裸体模特因吸引男人而招致妇人憎恨，以致在纽约城里被禁止展出；更有甚者，一些人体模特会遭到变态者的攻击。曾有人发现，怀特普莱恩斯一家商店的一个苗条的人体模特被遗弃在地下室，身上的衣服被扒光，脸上化的妆被弄得乱七八糟，身体上明显有强奸未遂的迹象。于是，一天夜里警察设了埋伏，抓住了那个袭击者——这家商店的搬运工，一位身材矮小的羞涩男子。

当街上车流稀少、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纽约城一些街区的猫开始活动了。它们敏捷地在大楼阴影里穿行；守夜人、警察、垃圾清运工和其他夜间游荡者都能看到它们——但它们很快会从你的眼前消失。大多数的猫都集中在渔市、格林威治村、东城或西城的某些街区，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垃圾桶。可以说，这座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流浪的野猫。在第五十四街这样繁忙的街区，彻夜工作的垃圾清运工仅在一天清晨就在齐格菲尔德剧院附近发现了20多只野猫。夜间，成群结队的野猫在河边码头附近游荡，寻找老鼠。地铁巡道工曾发现地下也住着猫，尽管有些猫偶尔被带电的铁轨电死，但它们似乎从未被火车撞上过。大约有25只猫生活在大中央车站的下面，它们由地铁工人喂养，从来不曾漫步于日光之下。

纽约街道上那些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荡、从没有人给它们洗澡的野猫，与公寓里的家猫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大多数野猫都饱受跳蚤的叮咬，有许多还死于食物中毒、风寒和营养不良。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而家猫可活10到12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在纽约城，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要杀死10万只无人认领的野猫。

“哥谭”市[2]的那些野猫很少能再过上安逸的生活，它们往往毙命于出生的街区。曾有一位贵妇收养过一只被ASPCA救起的被跳蚤咬得遍体鳞伤的野猫。这只猫现在住在东城一座豪华的公寓里，夏天到来时，它就随这位女士到长岛的别墅消夏。当听说一些啮齿动物在联合国文件柜里肆虐时，美国爱猫协会曾把两只无家可归的猫运到联合国总部。协会主席罗伯特·洛萨·肯代尔说：“这两只猫会对付那些鼠辈的。”这两只猫似乎在联合国过得很开心，其中一只常常躺在一本汉语字典上睡觉。

在纽约的每个街区，野猫们都由一只最大最强壮的母猫支配。除了这个头儿之外，野猫群里没什么组织可言。这些无家可归的野猫可以分为三类：纯种野猫、波希米亚式野猫及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野猫。

野猫以偶尔未盖上盖儿的垃圾桶或老鼠为生，一般不愿与人交往。即便是对那些给它们提供食物的人，它们也不愿理睬。这些桀骜不驯的野猫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们毛发凌乱，表情漠然，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中充满野性。

然而，波希米亚式野猫却不那么野性十足，它们遇到人一般不会逃走。常有些喜欢猫的多愁善感的人（大多数是女人）每日在街上给它们喂食，用“乖孩子”、“小天使”、“小可爱”这类字眼称呼它们。每当有人把他们的慈善对象叫作街头野猫时，他们往往会勃然大怒。大多数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流浪猫都能非常准时地来到喂食地点，以至于一位猫爱好者甚至提出了猫能辨别时间的理论。他以一只灰色母猫为例，这只母猫一周五次，每天下午5点10分准时出现在百老汇与第十七街交会处的一座写字楼里，等待电梯工给它喂食。但是，这只猫却从不在周六和周日出现，它似乎知道这两天人们不上班。

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猫，往往是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它吃得很好，能够赶走老鼠，但一般只把商店当作旅馆，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到大街上游逛。尽管工作时间自由，它仍然享有它最接近的同类（那些“全职”、完全家养或店养的猫）的大部分优厚待遇——包括到窗台上睡觉的特权。布利克街一家熟食店里的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常常藏在门后，并能把所有试图寻找施舍的其他流浪猫赶跑。

在纽约，由于大型超市纷纷而至，小食品店越来越少，食品店里的“全职”猫的数量急剧下降。由于有了更好的防鼠措施、改进的食品包装以及更好的卫生条件，像A&P[3]这样的连锁店已很少再养猫防鼠了。

然而，在码头上，人们对猫的需求却依然如故。有一个码头工人对猫有过敏症，他就下毒药毒死了那里的猫。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那里的老鼠就泛滥成灾了。工作时，工人们看到成群的老鼠在箱子上爬。在九十五号码头，老鼠开始偷吃码头工人的午餐，甚至开始攻击人。结果，他们不得不紧急地从附近街区调来野猫。现在，鼠患终于得到了控制。

一位码头工人说：“猫在这里根本无法睡觉，一旦它们睡着了，老鼠就会把它们吃掉。我们这儿已有老鼠咬死猫的先例了，但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大多数码头野猫都是非常凶猛的。”

清晨5点，在曼哈顿随处可见疲倦的鼓手和赶着回家的酒保。公园大道已变成鸽子的天下，它们在大街中央信步漫游。这是曼哈顿最美的时光。大多数夜间出没的人已不见了踪影——而白天活动的人群还未出现。卡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全神贯注地开着车，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宁静，不愿打破空旷的洛克菲勒中心广场的寂静，不愿惊扰富尔顿渔市那个一动不动的守夜人的美梦，也不愿吵醒开着收音机在小丑路易商店旁酣睡的加油站伙计。

清晨5点，百老汇的常客们要么回了家，要么去了那些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在那里炫目的灯光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胡须和穿着。第五十一街上，一辆新闻采访车正停在路边，上面坐着一位无事可做的摄影记者。他几个夜晚都守候在这里，透过挡风玻璃观看街景，用不了几天，他就成了一个敏锐的夜生活观察者。

他说：“凌晨1点，百老汇到处是达官贵人和从阿斯特酒店出来的身穿白色晚礼服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驾着他们父亲的小汽车去参加舞会；你还会看到走在回家路上的清洁女工，她们通常戴着小方巾；到凌晨2点，有些喝酒的人已不能自持了，这时常常是酒吧打斗发生的时间；到了凌晨3点，夜总会里最后的表演结束，大多数游客和出差的采购员都回到旅馆；凌晨4点，酒吧关门，醉鬼们摇摇晃晃地出来，还有那些专门利用醉汉神志不清时骗取他们钱财的皮条客和妓女；清晨5点，街上一片寂静。此时的纽约城是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清晨6点，早班工人开始络绎不绝地从地铁中涌出。百老汇已开始车水马龙了。玛莉·伍迪夫人迅速起床，快步冲进她的办公室，给几十个睡意正浓的纽约市民打电话，用一种很少会有人感谢的银铃般的声音说道：“早晨好！该起床了。”20年来，作为西部联盟电话公司的叫早服务员，伍迪夫人已把几百万人从睡梦中叫醒。

早晨7点，一位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的满面红光的老人，匆匆地从公园大道走来。他看上去很巴黎，正要去拜访他那些富有的女主顾。他必须行动迅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每位顾客在早饭前的短暂全身按摩。身穿制服的门童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或者叫他“俾斯”，或者“麦基”，他就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按摩师俾斯·麦基。

麦基先生行动敏捷，身姿挺拔。他手里总是提着黑色的皮箱，里面装满干他这行所需要的擦剂、浴液和毛巾。他矫捷地上了电梯；半小时之后，他已下了楼，奔向另一位女主顾——歌剧明星，电影明星，或许是位女警官。

俾斯·麦基曾是一位轻量级拳击手，20年代在巴黎开始他的按摩师生涯。在一场欧洲巡回赛中输掉比赛后，他心灰意冷，永远退出了拳坛。经朋友介绍，他上了一家专门培训按摩师的学校。六个月后，他便有了他的第一个主顾——克莱尔·露丝，当时主演电影《佛里-贝尔格》的女明星。她很喜欢他，给他介绍了许多顾客——波尔·怀特、玛莉·皮克福德，还有一位唱瓦格纳歌剧的粗壮女高音歌唱家。麦基的生意曾非常好，只是由于“二战”爆发，他才离开了巴黎。

到曼哈顿后，以前欧洲的老顾客来纽约时仍然光顾他这里。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但身体依然健壮。俾斯每天要给七位顾客按摩。他那粗大手指和宽厚手臂接触女性的皮肤时，会让人有一种奇迹般的舒适感。他非常谨慎，这正是那些有身份的纽约女士喜欢他的原因。他到她们每个人的公寓为她们按摩。他拥有她们卧室的专用钥匙，常常是她们在清晨见到的第一个人，她们躺在床上等候他的到来。他从来不透露顾客的姓名，她们大多数是中年人，而且都十分富有。

“女人都不想让别的女人知道她们的秘密，”俾斯解释道，“我是了解女人的。”他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他对女人的确很了解。

俾斯每天早晨从那些门童身旁经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群谦恭的、口齿伶俐的人行道外交家，常常因为能与那些曼哈顿最有权势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和最高傲的宠物狗交往而引以为荣。这些门童都很高大，体形像哥特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即使在大雾天，也能在一个街区之外发现最舍得给小费的客人。

东城有些酒店的门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他们的制服装饰得特别华丽，仿佛与铁托元帅的制服出自同一裁缝之手。酒店门童大多善于各种聊天：琐碎闲聊，高谈阔论，还有背后议论；他们善于记住人名，对行李箱包皮革的质地也相当有研究。（他们还常根据行李来判断客人的富有程度，而不是靠客人的衣着。）

今天，曼哈顿共有650名高级公寓门卫，325名酒店门童——仅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就有14名门童。此外，还有那些无具体数字但数量惊人的餐厅、剧院门童，夜总会门童，招徕顾客的门童，及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

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是些无组织的流浪人员，他们通常没有制服，但有租来的帽子。他们嗅觉灵敏，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地方为客人开车门，比如在歌剧演出、音乐会、拳击冠军赛赛场及会议大厅之外。青铜轨道俱乐部的门童克里斯托斯·阿谢米欧说，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每逢周一和周二他休息，他们就会在离他上班的第七大道不远的第四十九街上抢生意。

那些招徕客人的门童身上穿着的制服有的是租来的，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是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站在有演出的爵士乐俱乐部门前，除了开门和招呼出租车司机之外，还会小声地从过往行人中招揽顾客，柔声但清晰地喊着：“快来看啊，不收门票。美女如云，新来的阿拉斯加女皇！”

尽管纽约城里没有一个门童不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地位低下，可许多酒店门童承认，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光小费一项收入就能达到200美元。尤其是下雨时，许多人都想叫到出租车，那些为客人送上雨伞或叫出租车的门童，几乎都能拿到小费。

下雨时，曼哈顿的车流很慢，人们往往因交通拥堵而失约。酒店的前厅里，人们或是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看报，或是因无处可坐、无人说话又无事可做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这时很难叫到出租车。百货商店的生意比平时下降一成半到二成半。因为没有了观众，布朗克斯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看上去似乎比那些困在酒店休息厅里的人更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一些纽约人因下雨而变得神情阴郁，而另一些人却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漫步。他们说纽约的建筑在雨中看上去更清爽干净——仿佛笼罩在乳白色的光中，就像莫奈的油画。下雨时纽约的自杀事件比平时少。雨过天晴后，纽约人看上去又很开心了。而那些抑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抑郁，又会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被送到百乐威医院。

但是，对于雨具商、衣帽间女服务生、酒店侍者和英国总领事馆的雇员来说，下雨天却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英国总领事馆的人说，绵绵细雨能唤起家乡的感觉。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纽约人在雨天要比在晴天时多花12万美元的电费。成千上万条裤子在雨天失去了裤线，遇到这样的天气时，第四十五号街上的诺顿洗衣公司每天平均要多熨125条裤子。

雨水会弄脏那些叫不到出租车的时装模特眼上的睫毛膏，也会使时报广场[4]上的征兵军官、抗议者、擦鞋匠和强盗变得无所事事——在这种天气里，他们也都会失去工作热情。

每天早晨刚过7点30分，当大多数纽约人还睡眼蒙眬时，早已有几百人在第四十二街排起了长队，等待8点钟电影院开门。这里共有十几家电影院，几乎门挨门地排列在时报广场与第八大道中间。

那些早上8点钟去看电影的是什么人？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夜间看门人、翘班的人，或是那些无法入睡、无法回家或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有卡车司机、同性恋、警察以及通宵工作的清洁工和餐馆服务人员，其中也不乏那些等着能在8点钟花上40美分在凉爽、黑暗、烟雾弥漫的电影院中找个软椅睡上一大觉的酒鬼。

而且，除了烟雾弥漫这一共同之处外，时报广场上的电影院，或是因为有与众不同之处，或是因为无与众不同之处，都变得有了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胜利剧院只放恐怖片，而时报广场剧院只上映牛仔片。在莱瑞克剧院首演的电影票价高达40美分，而在塞尔维剧院看第二轮上映的电影只须花30美分。自由和帝国两家影院都放老片，而阿波罗影院只上映外国片。20年来，外国片在阿波罗影院一直很赚钱。这家影院的老板威廉·白兰特一直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他说：“为此，有天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休息厅中的人们都用手势交谈；他们之所以来阿波罗影院看电影，是因为可以看外国电影里的字幕。阿波罗影院里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聋哑电影观众。”

纽约是一座拥有8485名电话接线员、1364名西联汇款公司的投递员和112名报社送稿生[5]的城市。扬基体育场平均一场棒球赛中，观众要用掉超过十加仑的液体肥皂——这是非官方统计的主要球赛卫生情况中的最高值。这座体育场在引座员（360位）、清扫工（72名）和卫生间（34个）数量方面，也雄居承担过此项比赛的场馆之首。

纽约城里有500名巫师，从半恍惚到全恍惚到深度恍惚型，无所不有。这些巫师大多住在纽约西城七十、八十和九十几街。每到周日，这里的一些街区鼓号齐鸣，招魂祭鬼，好像人间万事在这里都可以化解。

第五大道女士内衣店开在麦迪逊大道上，而麦迪逊宠物店却位于列克星敦大道；公园大道花店在麦迪逊大道上，而列克星敦干洗店却开在第三大道上。纽约城里有120家典当行。在这座城市里，申主教的弟弟开了一家诊所，与另一位医生合用一间办公室，那位医生正好姓毕晓普。[6]

在列克星敦大道褐石房尽头，即第八十二街拐角处，还有一位名叫费里·德里克阿拉斯科夫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把蚂蟥当药出售给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击手，把樟脑草卖给猎狮者，把成千上万种奇特的药液卖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位于西城的一间阴暗工厂里，每月都有一条长长的绿色纸板线，像无头无尾的爬行动物一样，在印刷机上缓缓前进，直到被切成成千上万张令人讨厌的小纸片，每张纸片设计得正好装入警察的口袋。这些小纸片被用来贴在违章停车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让司机们不得不破费15美元。位于西城第十九街的梅恩标签公司每年要为纽约警察印制50万张金额为15美元的罚款单。这家公司的职员有时也会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自己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纽约是一座拥有200个核桃贩子、30万只鸽子、600尊雕像和纪念碑的城市。看到那些雕像时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位骑马将军雕像中的坐骑两只前蹄都腾空离地，意味着他战死疆场；假如坐骑一只前蹄离地，那意味着他死于战争中所受的伤；如果坐骑四蹄着地，那么这位将军很可能是寿终正寝。

在纽约，从黎明到黄昏，再到黎明，日复一日，你都能听到车轮驶过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混凝土路面时发出的隆隆声。这座大桥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静止过。它总是随着车流颤动，随着风声摇动。它那巨大的缆索天热时膨胀，天冷时收缩；桥跨夏日往往要比冬日时离哈德孙河近十英尺。它是一座优雅、美丽、几乎永不宁静的建筑，就像一位令无数男子拜倒裙下的风骚女子一样，目睹了世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浪漫情侣们曾在此流连踯躅；厌世轻生者曾纵身从桥上跃入河中；一位胖女孩儿每天都在3500英尺长的桥跨上慢跑减肥；10万名司机每天从这里驶过大桥，有出事撞上大桥的，有耍滑少交过桥费的，有时桥上也会出现交通拥堵。

在匆匆过桥的纽约人及游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工人乘电梯在桥上612英尺高的两个桥塔驶上驶下；很少有人知道流浪醉汉偶尔会心血来潮地爬上塔顶，在那里睡着；早晨，这些醉汉已被冻僵，不得不由急救人员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座大桥的旧址曾是印第安人经常出没、发生过多次战争的地方。殖民时期，就是在这里，海盗被绞死在河边，以警告那些胆大妄为者。大桥正好建在华盛顿指挥的军队遭到英军重创、溃败而逃的地方；英军攻占新泽西州利堡时，发现了华盛顿军队撤退时丢下的煮着水的水壶、大炮以及路上随处丢弃的衣物。

华盛顿大桥车道要比旁边的那个红色小灯塔高出100多英尺。1913年，随着大桥的建成，这座灯塔也就成为历史了。大桥位于新泽西州一端的引桥，距由警犬把守的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7]居住的高墙有两英里长；新泽西州一端的收费站离卡车司机无证贩运并掉下大象的地方只有20英尺——一位卡车司机试图用拖车把四头大象贩运过桥，如果不是一头大象掉了出来，他就成功了。大桥上层桥跨距港口管理局警卫爬上去阻止一位自杀者的地方有220英尺；这名警卫对那位企图自杀者说：“听着，你这个狗杂种，如果你不跳下去，我就开枪打死你。”结果，那个人乖乖地爬了下来。

大桥警卫24小时保持警惕。他们也没办法，因为随时都会有交通事故、汽车抛锚或自杀事件。自1913年以来，已有100多人从桥上跳了下去，还有超过这个数字两倍多企图自杀的人被及时阻止。那些打算以跳桥方式自杀的人行动迅速，无法预测。他们把汽车、夹克及眼镜等物品留在路边，有时还留下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诸如“我愿为这一切承担后果”，或“我不想活了”的话。

一天晚上，一位离家在外的孤独采购员喝了几杯酒后，到第六十四街附近的一家百老汇旅馆住宿。半夜醒来时，他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在他的窗前，浮动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女神像。

当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他被人“绑架”了——可能正被用船运过自由岛，运往公海上的某个地方。但是，他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看到的实际是纽约市里的第二座自由女神像——那个耸立在西城第六十四街43号自由太平洋仓库顶上的那尊几乎不为人们注意的无名雕像。

这个非常逼真的仿制品，是应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仓库老板威廉·H.费兰托的要求，于1902年建成的。与自由女神岛上巴托尔第设计的那尊高151英尺的雕像相比，这座女神像离座基只有55英尺。这座小自由女神像上也有一把点燃的火炬、旋转内梯和头部孔洞；通过石像头部的一个孔可以看到百老汇。但到了1912年，由于年久失修，楼梯已不牢固，火炬也被大风刮掉了，从此再也不允许学生在塔内跑上跑下了。费兰托先生于1931年去世，有关这座雕像的许多信息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过往的游客常常会向仓库工作人员及周围的住户打听雕像的情况。一位在女神像对面的凯内停车场工作的人讲：“人们经常到这儿来，说：‘嘿，你瞧，那上面是什么？’有一天，一个得克萨斯人开车过来，抬头往上看，说：‘我原以为自由女神像是在某处的水里。’但确实有些人对这座女神像感兴趣，拍了好多照片。我认为能在它下面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有游客来时，我总是提醒他们，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自由女神像’。”

但是，附近的许多人却没有注意到这座女神像的存在。那些在它下面工作的吉卜赛算命者就没有注意到，那些经常光顾它下面的斯德恩夫人酒吧的常客也没有注意，那些在街对面的彼克福德餐馆里喝汤的食客更加不会。戴维·柴克曼，纽约城里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从这座神像旁经过几百回，却从不在意。“这座城里有谁会老往上瞧呢？”他反问道。

几十年来，这位女神一直手握燃尽的火炬，俯视着周围那些壁球爱好者、做外卖菜的厨师以及仓库看门人，俯视着挣不了几个小费的侍者、警官，以及午夜后从消防通道溜出来、穿着高跟鞋在这座也许拥有太多自由的城市里游荡的异装癖。

纽约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艺术家和“垮掉的一代”住在格林威治村。然而最早住在那里的是黑人。黑人现在大多数都住在哈莱姆，而那里以前曾是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聚居的地方。富人已从城西搬到了城东。波多黎各人随处可见。只有华人没有搬家，他们一直住在道尔大街转角处的唐人街。

对某些人来讲，纽约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要么是拉·瓜迪亚机场空姐甜美的微笑，要么是第五十街鞋店售货员的耐心服务；而对另一些人来讲，纽约所代表的，不是桑树街教堂后院里刺鼻的大蒜味儿，就是少年黑帮争夺地盘的一块肥肉，或是地产大亨泽肯多夫垂涎已久的一大片房地产。

但是，尽管纽约市的导游手册和商会都大肆吹捧这个城市，但她却绝不是什么旅游者的好去处。对于多数纽约人来讲，这里工作辛苦，交通拥挤，人满为患。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无名小人物，像公共汽车司机、女清洁工以及偷偷给广告牌涂上猥亵淫秽内容却从不会被抓住的涂鸦者。许多纽约人似乎只有一个名字：女理发师、门童、擦鞋匠等等。一些纽约人一辈子都被人叫错名字，就像住在中央大街警察局对面的“面包吉米”。“面包吉米”的真名叫吉米·曼库索。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坐在街对面的警察常对他喊：“喂，小孩儿，到街角那儿给我们买点儿咖啡和面包。”吉米总是很听话，为他们跑腿效力。久而久之，“面包吉米”或更简单的“嗨！面包”就成了他的称呼。现在吉米已是一位白发老人，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儿。但珍妮从未有过自己的名字，人们都叫她“面包珍妮”。

纽约是吉姆·托培的城市，从1928年起他就为时报广场周围的广告牌播放新闻头条，多少年来从没由于自己失误烧过一个灯泡；它也是乔治·班南的城市，这位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正式计时员，曾在7000场拳击赛中举起像不死教父般的比赛计时钟，200万次摇响手中的铃铛；它也是麦克尔·麦克巴顿的城市，这位坐在时报广场附近的地铁值班室里的工作人员，总是用一种近乎于无奈和绝望的声音，冲麦克风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这句话。他一天要重复这句话500遍，有时他也想即兴发挥一下，但却从未这样做过。他一直认为，在车门的咣当声和人群的嘈杂拥挤声中，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声音。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妙语，又一列火车已从大中央车站驶来。麦克巴顿先生必须再次重复那句说过多少次的话：“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当夜色降临纽约城，所有顾客都离开梅西百货后，十条黑色的德伯曼猎犬开始在走廊过道四处巡查，寻找可能潜伏在柜台后或隐避在衣架中的藏匿者。它们要把这座20层的大商城全部查看一遍。这些猎犬受过专门训练，能爬楼梯，跳窗框，跨栏杆，而且还会在见到诸如暖气漏水、蒸汽管道破损、烟雾甚至小偷这些不寻常的事和人时狂吠不已。如果小偷胆敢逃跑，这些猎犬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赶上他，在他的两脚之间来回乱蹿，把他绊倒在地。它们的叫声曾让梅西百货的保安发现了许多小隐患，但从未发现过小偷——自从1952年引入警犬之后，还没有人敢在关门后藏在商城内。

纽约城也是一座这样的城市：一只曾经穴居峭壁上的巨大秃鹰现在飞到了摩天大楼上，偶尔也会俯冲到中央公园、华尔街或哈德孙河上捕食一只鸽子。观鸟者曾看到过一些鹰隼在城市上空悠然盘旋，他们看到过鹰隼占据在大厦顶上，甚至在时报广场周围也曾见过它们。

大约有20只秃鹰在这座城市里巡游，有的鹰翅膀展开后有35英尺长。它们曾呼呼地飞过圣雷杰斯旅馆的屋顶，曾攻击过烟囱上干活儿的维修工。1947年8月，两只秃鹰曾扑倒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之家休息坪上的两位女居民。维修人员在河边教堂曾见过一群秃鹰在钟楼上美餐鸽子。这群秃鹰只在那儿停了一小会儿，就向河边飞去，残留在地上的净是鸽子头。秃鹰飞回时总是悄然无声，不为人们所注意，就像这座不夜城里的那些猫、蚂蚁、头颅中留有三颗子弹的看门人、为贵妇服务的高级按摩师以及许多不寻常的奇闻怪事一样，永远被人们忽视。

[1] 萨迪餐厅（Sardi’s），坐落在百老汇旁的一家餐厅，1927年开张，特色是其墙壁上百余幅话剧界知名人士的漫画。自开业以来，其就因客人多是在百老汇看戏的观众而有浓厚的话剧评论氛围。—编者注，下同

[2] 哥谭（Gotham），纽约别称，源出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见闻札记》（Salmagundi）。后又因出现于DC漫画出版的一系列漫画作品，尤其作为《蝙蝠侠》（Batman）中蝙蝠侠布鲁斯·韦恩的居住地而知名。

[3] A&P，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美国大型连锁企业，成立于1859年，旗下多个品牌共有400余间连锁分店。于2010年破产。

[4] 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

[5] 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报社中负责替人跑腿、递送文稿等初级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进而进入记者、编辑队伍。

[6] 申主教（Bishop Sheen，1895—1979），美国天主教主教，主教（bishop）一词也可作一般人名，故有此处的巧合。

[7] 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Albert Anastasia，1902—1957），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匪徒，却一直未被起诉成功，后被射杀于一次黑帮火拼之中。

纽约：匿名者之城

纽约是一座有许多人工作时看不见面孔的城市。他们坐在地铁售票窗口前，迅速把一些纸片卖给人们。从周一至周五，每天有超过400万的乘客要经过这些钱币兑换者。他们似乎没有头，没有脸，也没有个性，只有手指。除了回答问路，他们的词汇往往只有两个字：“几张？”

但是，在第十四街的尽头，一个名叫威廉·德威里斯的售票员却公开对这种不为人们知晓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在第八大道售票窗口外，他贴出了这样一条标语：“请给点微笑，这活儿已经够辛苦了！”

于是这里的旅客都开始微笑了。

他对每位旅客都说：“早上好！”一些纽约人对此很不习惯。他把问路回答都写在小纸条上，甚至在乘客忘带钱时，把票赊给他们。他十分健谈。窗口电话铃响时，他会抓起电话说：“早上好！这是纽约快速公共交通系统独立分公司位于第十四街与第八大道交汇处的78号售票亭的地铁公司职员威廉·德威里斯，工作证号216690。您需要帮助吗？”

作为一名地铁售票员，他可以一天八小时地观察那些纽约人：他们进进出出，互相推搡，或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快步冲入车厢。尽管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不一定理解，却有机会目睹现实生活中人的一些本性。

他说：“我注意到一件事，大多数纽约人都习惯每天早晨从一个固定的转门入口进地铁，他们永远不换别的门。有的人会一次性买两张票，还有些买了套票的人，在用了一张票后，会赶快再买一张补上。”

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从1939年起就在地铁公司工作，他认为自己的友好行动特别成功。每天乘客读过他贴在窗口的标语后，都会微笑着离开。可一旦上了火车，他们的微笑就又消失了。他们又开始相互推搡。有的用报纸遮住脸，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个座位；有的偷看几眼漂亮的女孩，幻想着：“我怎么才能认识她？”

他是在列克星敦大道开始注意她的。当时她从布卢明代尔百货出来过马路，他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她。她下了地铁，穿过检票口，然后站在自动口香糖机与一幅巨型广告中间的站台上。广告上画的是一位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男士。

那个女孩也许只有二十五六岁。她的腿修长，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一头剪短的金发，随意向后拢着——可能是她用手指拢的。她身穿简洁的黄色套装，戴着白手套，没有化妆。她身材苗条，线条突出，是那种经常光顾东城布卢明代尔百货，不是手里提着各种名贵食品，就是下班后乘第五大道公共汽车回家的青春健美型女孩。这类女孩一般不乘地铁，但偶尔也有一两个。当这样的女孩乘坐地铁时，他就会特别注意。

别的男人也在看她。她或许已察觉，但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那些男人总是不露声色地在站台上踱来踱去，不时从自动口香糖机上的镜子中窥视一下她的身影。他们往往在这种游戏中会相互撞上，有时会相互尴尬地笑一笑，有时又会变得非常正经。列车进站时，他会与她保持几步距离，跟随她进入车厢，看着她在过道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双膝紧靠，戴着手套的双手拘谨地放在膝上，深蓝色的双眼天真地注视着前方。

地铁列车开始迅速地切换到通向第五大道的铁轨上，黑暗中，地道里的灯快速闪过；一位手提梅西百货购物袋的胖太太像拖船一样摆来摆去；男人们的眼光透过报纸偷看着那个漂亮的女孩。她不敢与他们的目光相对，不敢破坏自己在地铁上的纯洁形象。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铁发生故障灯全部熄灭，或是那位胖太太摔倒，那么就会有借口与坐在过道对面五英尺外的这位女神般的纯洁女孩搭讪了。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列车依然无丝毫差错地行驶着，就像你想让列车停下时，它总不会随你心愿一样。

列车在第五大道停下。

接着，开往第四十九街。

然后，开往第四十二街。到站时女孩迅速站起，抓住扶杆停了几秒钟，下了车——就像他在纽约城里见过但从未说过话、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的所有其他迷人女孩一样消失了。

纽约市的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每天都要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交通状况中挣扎，同时还要忍受各种折磨：老太太的肆意谩骂，小学生耍滑少投币，计程车随便加塞，卡车冲撞抢行，等等。司机在用一只手驾车另一只手找零的同时，还要向乘客介绍换乘路线，回答各种问题。他们时而抢过绿灯，为了正点到站，时而还得躲闪地上的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电缆窨井盖，还要在招呼乘客往车厢后面挪动，承受那没完没了的车铃声以及腰疼、溃疡、痔疮等疾病的折磨的同时，极力克制自己那种几乎难以控制地想把公共汽车撞到石墙上后再走开的歇斯底里的欲望。

尽管承受着这么多的烦恼和辛劳，但是纽约市的公共汽车司机大多数仍默默无闻，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汽车后视镜上显示出的他们的半张脸。他们从未体验过灰狗长途巴士司机驾车飞驰的那种风光；他们既不像郊区公共汽车司机，能叫出乘客的名字，并在圣诞节收到礼物；也不像包车司机，在接送人们野餐时常被邀请一起进餐；更不像那些校车司机，倘若当地的教育委员会不太激进的话，可以教训一下吵闹的乘客而不受任何惩罚。

纽约的公共汽车司机从不被人们注意。如果抬头看车内后视镜，司机眼里的乘客只是些15美分的化身：他们有的望着窗外，有的盯着脚下，还有的在偷看别人手里的报纸。一位衣冠不整的信使正在斜眼盯着一个黄色信封，一个手里紧抓着购物袋的胖女人在和一个男人瞪眼怒视，争夺车上唯一的空位。那些手抓吊环站立着的乘客在司机眼里就像两扇吊着的牛肉，当多次催促之后仍不往里挪动时，他就特别憎恨他们。

“往车厢后面挪挪，里边有地儿。”

乘客依然没有任何反应。除非他有意破坏他们的这种舒适——猛踩刹车，不回答问题，或在拉铃时到站不停——否则他们会一直没有反应。日复一日，公共汽车司机都在重复这种无休止的单调工作。面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的300万纽约人，司机们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什么样的乘客。

早上6点，乘公共汽车的净是些电话接线员、护士、家政人员和旅馆工作人员。7点钟，接踵而来的是商店雇员、码头工人、电梯工以及其他一些必须在8点钟之前赶到工作岗位且喜欢在车上读小报的人。在这几个小时里，一直能听到硬币落入投币箱里的声音。这些搭乘早班车的乘客，本身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总想多给司机些车钱。所以说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在8点之前还是很愉快的。到了8点钟，那些胳膊下夹着书的学生就开始在车上钻来钻去，挤着抢占座位。

早晨9点，车上充斥着秘书、接待小姐以及各种香水的味道。从10点钟起是那些不想乘出租车的经理秘书（他们一般工作到下午6点）和白领职员，还有公共汽车司机的眼中钉——妇女购物群。

“这些中年妇女钱夹里满是硬币，却给我一张五块的钞票。”巴内·奥利里说道。34年前他开始在纽约市做电车司机，现在看上去好像刚从火星探测器上下来一样，“或许她是和女友一起上车；她会说：‘唉！没关系，苏菲，我有零钱。’然后她把手套咬在嘴里，开始寻找零钱——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得在车外的雨里等着。

“当汽车驶入有许多人等车的车站时，毫无例外，拎着大包小包的女人总是排在第一。她上车时总是把包放在地板上，然后在钱包里摸来摸去地找钱。等我给她找完零钱，她又问我用三美分转车能到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得在她这儿费两次工夫。当然，她向你打听转车的事儿时，声音特别小，几乎听不到；可她和你吵骂时的嗓门却特大，整个车厢的人都能听得到。

“在当今的纽约，女士的表现特别差，男士已不再愿意给她们让座了。男士总是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假装没有看见站在过道里的女士，或者干脆把报纸盖在脸上，或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假装在写着什么。男士对占住他们的座位好像特别感兴趣，有时甚至坐过站。”

对于那些能承受这一切的人来说，当公共汽车司机是一份可靠的差事。算上加班费，他们每天平均能挣到120美元。司机们每天有八小时在车上度过，行驶60英里，收到约100美元的车费。他们必须为挣到的每一分钱付出辛苦。尽管有些司机像巴内·奥利里一样，一辈子都在向车后部疏散乘客，也有些司机在干了10年或15年后，开始厌倦这份工作，转行到公司里去干些不太麻烦的工作，例如去做维修人员或修理工。换了工作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幸福，甚至变得非常友好。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疯狂的人群和吵闹的铃声，远离交通拥堵和投诉信，远离那些花上15美分就以为可以控制公共汽车司机命运的目中无人的购物者。

傍晚时分，纽约城里成千上万的女秘书踩着高跟鞋从写字楼里迅速走出，而另一大群女人准备涌入。从夜色降临到日出时分，这些女人似乎控制着纽约：她们将占据证交所的位子，主宰空无一人的董事会会议室，向那些看不见的广告人挥舞拳头；她们无须通告就闯进那些商界大亨舒适的办公室，站在听写机前体验发号施令的感觉；她们能让摩天大楼里的灯光彻夜不熄。从窗外看去，她们的身影和扫帚来回飞舞，就像一群女巫在施展魔法。

最后，当光明降临这座城市时，她们手中的废物筐在大厅里集中，她们的声音在楼下空旷的大理石走廊里回荡。不一会儿，她们就列队站在马路旁的人行道边，裹着大衣，笑容满面地等公共汽车回家了。

这就是她们在纽约城里的工作——她们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工会组织的1.2万名清洁女工。她们每天夜里要抚慰1000英尺的地板和沉睡的电话，轻轻擦拭桌面上别的女人的照片。傍晚6点，200名清洁女工脚蹬平底鞋，身着农妇穿的那种蓝布衣，迅速地奔向帝国大厦的3000个房间；她们每年能在那里的地上发现总计约5000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有时在家具后还会发现隐匿的偷情者。但她们都非常忠于职守，把拾到的钱全部上交，并且把那些偷情者报告给警卫——可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什么感谢。

晚上7点半，350名清洁工已进入洛克菲勒中心。这座楼里的所有废纸在被倒入筐子后，都得在仓库里保存48小时，每个吸尘器也要在12小时后再清理。这种做法对珠宝商找回他们丢失的金粉、钻戒及小宝石等物品非常奏效。

午夜时，几千名清洁工来到华尔街的某个大厅，那里到处是股票自动接收机上使用的纸条。她们干活时小心翼翼，只扫掉在地上的碎纸，不会乱动桌上的任何东西。常常有某些经理故意把碎纸扔在桌面边缘，试探清洁女工是否照章办事。

这些清洁工大多是乌克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她们每周工作35小时，最低起薪只有54.95美元。她们干这份工作，或是为支撑一个大家庭，或是为挣钱补贴微薄的离婚赡养费，或是为在夜里能离开家。然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往往非常保密，只告诉邻居自己做的是些夜间职员工作。

与那些白天上班时不停抽烟、一点儿也不体谅清洁工的人一样，她们的子女有时对清洁工的工作也知之甚少。那些白天在这里工作的人，早上一上班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往烟灰缸里弹烟灰，往纸篓中扔报纸，把这个地方搅得乌烟瘴气，目的好像就是让那些夜晚出动的拿着废物筐的无声无息的清洁工来收拾。

每逢周五和周六夜晚，一些吉卜赛人、乞丐和小偷就会汇集在艾伦街133号，等待每周一次到曼哈顿最后一家公共澡堂洗澡的机会。对光顾过那里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客人来讲，他们觉得公共澡堂简直是一座四壁镶满瓷砖的泰姬陵。

似乎所有来到澡堂里的人都很平静。他们在一排排的椅子上低头坐着，等待进入可供90个人使用的淋浴间。这里的规矩是，如果自带毛巾和香皂，洗澡不花钱，否则得交25美分押金；如果不偷走毛巾，25美分押金还会如数退还。

每年有130多万人在艾伦街公共澡堂洗澡。他们中有退役的拳击手，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以及那些年轻时有些姿色、现在却人老珠黄的干瘪老妪。

在这里每人只有20分钟的洗澡时间，时间一到，澡堂工作人员就会摇铃，在雾蒙蒙的浴室里大喊大叫，直到人们全部出来，重新穿上他们那些肮脏的衣服。

在纽约城里，每天有9万人拨打WE 6-1212，询问天气预报；有7万人拨ME 7-1212，查询时间；有65万人因为不知该打什么电话而拨打411。查号员需要用15秒查到一个电话号码。她们在连续工作两个小时，查询了130多个电话后，就可以休息15分钟，抽支烟或喝杯咖啡。即使下班后，她仍吐字清晰。当然，有时她真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不再这样讲“5——7——9——”，但却很难做到。

假如人们能自己查一下号码……

当她把手里的烟头用力掷出，又到拨号台前继续查号时，她在想，假如人们能够自己查号，她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她继续为纽约的410万台电话及那些害怕电话号码簿的变态狂查号。这些人或是需要查询电话号码，或是需要有事问询，或是因为孤单想找人聊天，或是只想与接线员约会，引诱她……

但是他们不愿自己去查曼哈顿电话号码簿，那里面有78万个名字，1830页，重达五磅，厚得即使是查尔斯·阿特拉斯和维克·唐尼这样的大力士现在也不愿再撕开它们了。这两位大力士已厌倦了这种游戏，据说还问过：“谁会需要这种东西？”

谁会要这些每年都印刷179.5万册的曼哈顿电话号码簿呢？

其中四分之一在华尔街被丢弃、弄坏或撕烂，被人们同打印纸、手纸一起从摩天大楼里扔出来，砸在那些为某个明星捧场沿着下百老汇到市政大厅的大街游行的名流身上。

另外四分之三每年都被收废纸的收走了。他们把电话号码簿一页一页地翻一遍，试图找到遗忘在里面的情书、邮票、保险单、领带和钱，然后再把它们装船，沿哈德孙河运往一家纸板厂。在那里，这些电话号码簿被化成纸浆，制成洗衣店使用的熨衣板、装鸡蛋的盒子、平装书的封皮，以及那些无论查不查电话的纽约人身边一些好看但不值钱的东西。

“先生，擦皮鞋？”

“先生，擦皮鞋？”

“嘿，先生，擦擦皮鞋吧！”

当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时，人们能看到纽约城里到处游动着擦鞋匠。他们一字排开，像猎鹰一样地争抢生意。此时，你走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全部是这样的喊声——这些擦鞋匠有时躲在角落里，有时蹲在马路边，有时在行人中转悠，嘴里低声吆喝着：“擦皮鞋！擦皮鞋！”就像那些兜售黄色画片的小贩一样。

纽约城里有800个无证经营的擦鞋匠，他们最怕看到警察，因此必须迅速完活儿。他们比那些室内擦鞋匠更可能把鞋油弄到你的袜子上。纽约城里约有1500个在室内工作的擦鞋匠，他们一般分布在商店和旅馆里，有的擦鞋匠竟像皇室人员一样，坐在华丽的高脚椅上，等待客人的惠顾。

那些年老的且有一定地位的擦鞋匠也不像那些街上的年轻孩子一样无名无姓，他们常常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像擦鞋大王戴维，能在布朗克斯区地方法院干活；或已故的比亚乔·韦卢兹，在羔羊倶乐部[1]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墨菲的擦鞋匠；还有查理，那个乘消防云梯车的擦鞋匠消防员；还有詹姆斯·瑞那尔蒂，那个可以用27种语言说“擦皮鞋吗？”、在联合国大厦工作的擦鞋匠。有时他们会变得像“丝帽托尼”一样出名。托尼是在百老汇和运河街干活儿的一位衣冠楚楚的擦鞋匠，他的眼睛不会放过面前走过的每一双脏皮鞋。人们不禁怀疑，他其实像这座城市里的许多神秘人物一样非常有钱。

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普通擦鞋匠每周挣多少钱。他们通常有自己的一个守口如瓶的小圈子。擦完鞋时，他们会敲一下顾客的鞋跟或脚踝，宣告他们工作的完成。但他们不会抬起头来讲话。

不管怎么讲，最近纽约地铁车站里擦皮鞋的价格已涨到了20美分，但在大多数地方仍是15美分。在第四十九街和百老汇交汇处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他的擦鞋箱上挂出了“擦鞋5美分，税20美分——总计25美分”的招牌。然而，他遇到了来自第三大道另一位年轻擦鞋匠的挑战，这位擦鞋匠举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擦鞋免费——小费25美分”。

作为一个群体而言，酒店擦鞋匠一般是最富有的，他们每周能挣到60至80美元。游客和过路人都是他们的好主顾，尽管许多游客经常用旅馆里的毛巾和毯子擦鞋。“他们这样做时我们总能看出来，”阿斯特酒店的一位擦鞋匠说，“那些在旅馆房间或自己家擦鞋的人通常鞋油挤得太多，鞋油都凝固在鞋帮上了，一副邋遢样。”

1957年，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在喜来登公园酒店理发时被人枪杀。当时，除安娜斯塔西亚外，理发店中还有11个人——五个理发师，两个顾客，一个修脚师，一个服务员和两个擦鞋匠。对安娜斯塔西亚来讲，这两个擦鞋匠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总是低头擦皮鞋。但这件小事却没逃过记者迈耶·伯格的眼睛。在第二天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案情报道中，伯格先生这样写道：

“安娜斯塔西亚大约10点15分走进酒店的理发店。他把上衣挂在衣架上，解开了白衬衣的扣子；他全身上下都是黄色——黄色皮鞋（上面的鞋油一看便知不是专业人士打的），黄色外套……”

纽约的擦鞋匠对像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同情。

纽约天热时，女人穿着裙子婀娜漫步，敞篷车的车顶放下了，人们的胳膊从公共汽车开启的窗户中伸出，就像鱼鳍一样。太阳崇拜者在旅馆房顶和水边长椅上晒太阳，建筑钢筋工穿着T恤、背心，或者干脆光着膀子，在高空钢梁上走动。

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上挤满了不想赶路的人们。他们专挑阴凉地儿走，有时还会在公园湖中懒洋洋地戏水。一些人试图叫醒中央公园里的海狮，让它们跳入凉水中，但海狮根本不理睬他们。从曼哈顿出租公寓的窗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胳膊上满是脂肪的女人，手托着下巴，正在观看下面运动的人群。在格林威治村，玩滚球游戏的人们节奏都放慢了。商人们在大声宣传速干女衣及免熨套装的好处。在附近的商店里，人们常用“天儿真热啊！”这样的话来评论酷热的天气。

“天儿真热啊！”

“还用说！”

“天儿真热啊！”

“没错儿！”

“天儿真热啊！”

“他妈的！”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在纽约，这样的天气没完没了，一直持续着。人们相互之间只有这句话。纽约，正像作家汉密尔顿·巴索所讲，是一座到处是邻居却感觉不到邻里之情的城市。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那么地铁中的那个男孩就能和那个女孩讲话了……

如果人们能自己查电话号码，那么电话接线员就可以多抽一口烟，多歇一会儿气……

如果……

1959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49分，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停电。许多街区都变成漆黑一团，时钟停止走动，啤酒无法冰镇，黄油融化，电视关闭，人们坐在沙龙里在烛光下亲密交谈。简直妙极了！人们终于有别的话题可以谈论了。

很难想象人们在静悄悄地喝酒，或走过想象中的红绿灯的那种感觉。那些被电梯宠坏的房客，不得不步行上楼。人们在黑暗中洗澡然后擦干。男人们还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刮胡子。

只有那些盲人无所畏惧。下午3点10分，百老汇1880号纽约犹太人盲人协会漆黑的四层大楼内，200个对这个地方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的盲人工作者，带领着70位视力正常的人走出楼梯，把他们安全护送到楼外的百老汇大街上。

等到第二天，灯又照常亮了起来。在这座人们时常谈论天气的大城市里，盲人们被再次遗忘了。纽约各个街区又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直到某个别的事情发生——再一次大楼停电，一场大火，或一件谋杀案。谋杀！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谋杀案更震动周围街区的了，尽管这种震动只会持续几小时。

1959年8月1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家城市报纸的助理编辑喝完第二杯咖啡，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老板留下印象。他翻阅桌上的新闻稿件，突然被一则电报吸引，上面写道：“子弹！由于东百老汇207号一家小餐馆和蔼可亲的65岁老板菲利浦·席科勒尔遭抢劫谋杀，纽约下东城的居民们今天已武装起来。警察说……”

这位助理编辑迅速派一位记者去东百老汇207号，交代他要详细地描述一下那个街区的情况。记者到达现场时，看到几十位邻居表情严肃地围在餐馆前，听一位矮小壮实的妇女说话：“为什么要杀人？他都给钱了，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她和其他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抢劫并杀死好心的席科勒尔先生。这位妇女讲，这本是一个安静的社区，清洗的衣物依然可以挂在外面的消防出口处，旧衣服仍然只卖2.5美元。这里仍是吃硬面包圈[2]，男人两腮留须的传统犹太社区，但这种传统现在正面临挑战。

房屋开发项目正在取代人们熟悉的出租公寓，波多黎各人正在不断涌入。这些变化带来了种种冲突，偶尔会达到让人去抢劫和杀人的地步。今年8月10日就发生了一名叫席科勒尔的餐馆老板被杀事件。席科勒尔过去一杯咖啡只卖五美分，还把面包施舍给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

带着刺眼的闪光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众多的电视摄像师和记者洪水般地涌到了这个街区。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道。

“您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邻居们不愿回答陌生人提出的问题，只是摇头。记者和摄像师们冲到餐馆楼上的公寓里，见到席科勒尔的家人；他们在哭泣，咒骂，并让记者们走开。

“您能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格林先生？”

电视摄像师和记者们都想安慰死者的家属。他们说话时轻声细语，彬彬有礼，因为如果不这样，死者的亲人是不会讲话的，那样记者就会错过头版的消息，同时也就没有广告中间插播的11点新闻中的现场录音了。

但是他们从死者亲友那儿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他们又跑到了大街上，录下犹太裔美国人的低语：“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菲力浦·席科勒尔可是个好人啊！”

“问题是，谁将是下一个。”

“这么可怕的街区——我们得搬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库蒲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罗林布鲁姆小姐？”

罗林布鲁姆小姐说：“六年前波多黎各人开始涌入。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街区的变化，是在政治家竞选的宣传车驶过之后。车上的大喇叭里广播的已不再是意第绪语，而是西班牙语，而且……”

证人们告诉警察，袭击者是波多黎各人。负责东城警务的副总警监爱德华·费里迅速派遣50名侦探调查这个案子，其中有十几个警探会讲西班牙语。

波多黎各人的头领们被激怒了，他们指责说所有人都把坏事往波多黎各人身上推。社区工作者也讨厌这种宣传，否认社区存在冲突。他们多年来一直努力使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吉卜赛人及同性恋融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且尽量减少冲突。社区工作者向报纸主编写了许多愤怒的抗议信，主编把它们转给了城市版编辑，城市版编辑又把它们转给了助理编辑。现在这位城市版助理编辑所希望的只是这条消息别上头版，因为在第二天早晨喝完第二杯咖啡后，他的这份年薪8500美元的工作似乎就不那么牢靠了。

黄昏时，记者和电视照明灯已不再聚集在街区的人行道上，留下的只有独自承受悲痛的死者家属。几个月后，凶手被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报道这个轰动故事的报纸早已被人们用来包垃圾，在垃圾清理场烧掉，再和其他的数以吨计的垃圾一起被集中。这样公共卫生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手里就有了令人信服的年度数据，来支持他的上司每年要求市长增派清洁工人的请求。

假如你今天回到东百老汇207号，没有人会再提起这桩谋杀案。只是那家餐馆再也没有开过门。不是那里的人们忘记了那位被害者，而是他们总是在谈论天气……总是在问：“天儿够热吧？”

[1] 羔羊俱乐部（the Lamb’s Club），一家靠近时报广场的著名餐厅。

[2] 硬面包圈（bagel），又称贝果或百吉圈，由发酵了的面团捏成圆环，在沸水中煮过后再放入烤箱中烤制面成。由东欧的犹太人发明，并由他们带到北美洲。

纽约：个性之城

在纽约，东城第七十几街住着一位专业遛狗师，列克星敦大道141号住着一位猫咪心理专家，第四十六街还住着一位与两只装有假腿的鸽子同居一室的老太太。萨顿公寓的男房客从他18层高的公寓窗户钓鳗鱼；第五大道88号的一位女士受雇于英国心理研究学会，专门对鬼怪和神秘事件进行调查。各种俱乐都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怪人俱乐部、傻瓜俱乐部，甚至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还有每年一度由妓女举办的皮条客聚会。

纽约城里发生的事也许不会发生在别处。

每天都有人到第五十八街的心理发泄室对靠墙站立的两个戴面具的假人尖叫和咒骂，假人可能代表他们的老板、收租人、父母、配偶，或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的各种暴君。

在卡地亚首饰店，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正在精心挑选首饰。男士相中了一个钻石项链，立刻买下，把它戴在这位女士的颈上。女士欣喜若狂，晃动着手里的钥匙链。男士一把将钥匙链抢过去，然后他们一起离开这家首饰店，消失在第五大道上。

在西城第四十八街608号，你可以用每天250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头狮子；在第四十七街410号，你可以用每天35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具真正的骷髅；位于列克星敦大道155号的羽毛店向印第安人出售各种珠子，再由他们兜售给游客；还有一所名为新潮礼仪学校的教师夏洛特·塞维尔经常给人们讲授一些行走、站立、坐姿及卧姿方面的课程。

住在默里山的一位女士让人从佛罗里达运来条破船，把它放在屋顶上，当邻居问起她为什么把一艘旧船放在屋顶上时，她只是回答：“我喜欢看到它。”夏天曾有位男士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晒船帆，晚上自己却不得不到旅馆过夜。每个阳光明媚的温暖上午，那位来自瑞典的可爱金发家庭女教师爱娃·伯格斯托姆都会走出她居住的河边公寓，步行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道，沿人行道躺下，享受日光浴。她用这种方式结识了许多纽约人。

在纽约，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以酒吧为例，有只供男人找女人的酒吧，有只供女人找男人的酒吧，也有只供男人找长相像女人的男人的酒吧，或只供女人找长相像男人的女人的酒吧。据估计，纽约城里有5000个妓女，25万名同性恋。每年感恩节夜晚，在第一百五十五街都有1000个身穿昂贵女裙、脚踏高跟鞋的男士参加菲尔·布莱克举办的舞会；布莱克先生的衣橱里收藏有几十件时髦女裙。晚会最精彩的时刻是颁奖仪式，届时布莱克先生将为一位举止最像女士的男人颁发“舞会女皇”奖。

纽约城里到处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委员会，有解放爱沙尼亚委员会、和平利用核能委员会、赴美法国人妻子委员会，还有保护我们的儿童的牙齿、保护美国艺术、援助海德堡大学学生、为莫顿·索贝尔[1]争取公正等各种名目的委员会，以及像美国对外汇款合作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纽约是伏都教权威玛娅·戴琳所钟爱的城市，她和丈夫泰吉·艾托及他们养的19只猫住在莫顿大街61号；她丈夫会39种乐器，并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演奏。纽约也是比利·克莱诺斯克的希望之城。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大作《西伯利亚的四月》被胜利广播电台评为“本月的重磅炸弹”。

在纽约，有些人专门受雇来取悦别人，或让人憎恨。拉里·汉弥尔顿一年能挣大约3.5万美元，是一名恶棍搏斗者，他被人们公认为是布鲁克斯公园一角“最野蛮的动物”。对拉里来讲，经常让别人憎恨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每周有四个晚上他都是这样度过的：用手指猛戳英雄搏斗者的眼睛，使劲扭他们的耳朵，用力撕他们的头发。像所有恶棍一样，拉里很快就会被英雄打败。但他被打败时从未表现得体面一点，他会紧咬嘴唇，向裁判大声抗议，朝麦迪逊广场公园的观众瞪眼睛，对他们挥舞拳头，威胁他们。观众则向他投掷烂水果、威士忌酒瓶子，偶尔也会用椅子砸他。比赛结束后，有些天真的观众还会在竞技场外等着再揍他一顿。但他总能夺路而逃，奔向一辆出租车，尽快逃回离百老汇不远的爱德华国王旅馆，为第二天晚上的打斗养精蓄锐。

纽约是一座滑稽、诱人、极不寻常的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女士定期到这里来为她的夏季“裸体剧院”招徕顾客；一位人才招聘顾问根据应聘者脑袋的形状决定对其聘用与否；一位名为“悲伤”的小丑以乞讨为生，无家可归，常常在地铁里化妆；前广告人斯图亚特·巴特靠清洗领带发了财，他现在又自称是“领带富翁”了。

曼哈顿中心地区有一家专为找不到工作的捉刀作家开办的学校；西城有一家专为跳肚皮舞舞女开的培训学校；东城22号码头还停泊着一艘名为约翰·W.布朗号的旧船，现在它已被改造成了一家水上学校，300多名学生在这里接受航海技能及高中科目方面的培训。

在布鲁克林，“大会堂”酒吧的顾客净是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印第安钢筋工人。纽约还有些街区专门经营首饰，有个街区主要经营花卉，还有个街区主要经营结婚礼服。

纽约城里有一家硬面包圈师工会、一家意大利演员工会以及一家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但作为唯一一家真正的“血汗工厂”[2]的工会，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似乎正在走向灭亡。大部分工会会员已年近70岁。由于终日在高温蒸汽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大多丧失了听觉。

在纽约，有些女人喜欢衣衫不整地出现在窗前，有时穿件蓝色衬衣，有时穿件白色衬衣，有时根本什么也不穿，结果引来了无数的窥视者。在炎热的夏天，住在西城第四大街的一个女人喜欢裸体站在开着门的冰箱前纳凉，结果经常被人偷看，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位邻居拍下的自己的裸照。

纽约有许多水上出租艇，可以把人们送到自己错过了的班轮上。第九大道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后屋有一个海事讯号接收站，能准确告知每条船的进港时间。轮船进港时，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工人早已守候在码头上，等着收取船员要洗的衣物。

再有，每当纽约城里的一位拳击手被击中嘴巴、牙齿或下巴，伏特·H.雅各布斯医生就会担心不已。他不是在为拳击手担心，而是在为牙托担心。雅各布斯是一位专为拳击手配制牙托的牙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别人打坏他制作的牙托更让他生气的了。

纽约城里还有15个侏儒摔跤师。他们可以同时挤进荷兰旅馆的电梯，可以六个人同睡一张床，还可以八个人同乘一辆房车而不感到拥挤。在纽约，一位职业哭丧者穆西·帕波尼西经常受雇到葬礼上哭丧；内森·哥拉布收藏有48或49颗星的美国国旗，他认为这些国旗在将来的某天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收藏品。每年春天，扬基体育场都会有一小群喜欢捡出界球的特别球迷。他们常观看一些观众很少的比赛，这样在看台上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找回打到看台上的出界球。他们被人们称为“出界球猎鹰”，其中有些人竟知道如何对付联盟杯比赛中的每位击球手！

纽约偶尔也会变成一个大杂烩，到处是令人讨厌的景象与意想不到的噪声。使人不快的事情也许是：在殖民地旅馆前居然会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与一辆有医生专用“MD”牌照的小车并排停放。而令人快乐的事情，则来自于第六十一街的中部。一位黑人疯狂地敲击钢琴琴键，引得褐石公寓里的居民都伸出头来观看。令人遗憾的是，他必须停止弹奏，把钢琴搬到滑轨上，推到达德货车公司的那辆巨大卡车上——因为他首先是个搬运工，其次才是位音乐家。

还有一位模特身穿西蒙妮塔牌礼服，戴着价值1万美元的首饰，站在沃尔多夫酒店大堂里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前摆弄姿势。纽约也是这位具有迷人魅力的模特所钟情的城市。下午4点30分工作结束后，她迅速换上衣服，开着那辆宝马车，匆匆赶回皇后区的一套三居室公寓，为全家人准备晚餐。

对于在联合国擦洗玻璃的清洁工来说，纽约是一座肮脏的城市；对于那些每天面对几百个烟灰缸和毛巾被人顺手牵羊却无可奈何的旅馆经理来讲，纽约是一座令人沮丧的城市。

1960年9月20日，星期二，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及其他国家首脑访问联合国。似乎纽约城里的每个人看别人都不顺眼。乌克兰人游行抗议赫鲁晓夫的到来；赫鲁晓夫则抱怨美国警察粗暴无礼。由于不得不在犹太休息日工作，许多警察都非常愤怒；纽约市犹太长老认为这都是警察局长史蒂芬·肯尼迪造成的，而肯尼迪则认为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联合国大厦外，希腊人在声讨阿尔巴尼亚人；虚无主义者在攻击反战主义者；英属圭亚那的学生在谴责英国；一群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在游行，高呼“打倒共产党人！”沃尔多夫酒店门外，天主教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们在向英国银行协会年会示威；东城第五十五街，一位名叫汤姆·豪克的卡车司机正在声讨全国饼干公司，要求加薪。全城各地都在鸣响着警笛声，便衣警察像幽灵一样站在屋顶。出租车司机一肚子牢骚，对谁都没好气儿。

在第四十四街上，家住东城第七十七街25号的塞尔维亚·克劳斯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醒来吧，美国人！细菌战已开始了。”“我知道有人在我的食物里放了东西。”她对街上的人群大声讲道：“从1956年起，他们一直想杀掉我，但我知道如何同他们斗争。”之后，没做任何解释，她便消失在人群中。

纽约城里有3.8万名出租车司机和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但只有一位是拥有私人司机的司机。这位富有的轿车司机就是罗斯福·桑达斯。他年收入10万美元，是一位品味高雅的绅士。尽管自己拥有一辆价值2.3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房车，却从不小瞧那些开宾利的朋友。不论是谁，只要肯出每天150美元的价钱，桑达斯先生都会用自己宽敞的银色劳斯莱斯房车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外交官是他的常客，模特常跟他合影留念。每天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让他去艾德威尔德码头或广场宾馆外等候。

曼哈顿东区每个地方的门童都认识这位先生，出租车司机见了他都按喇叭向他致意。他的劳斯莱斯所到之处往往引来众多的围观者，以致交通阻塞。而无论把车开到哪儿，他都被一群拥有像他一样梦想的人所包围。

罗斯福·桑达斯45年前出生在俄亥俄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就梦想着有一辆自己的房车。他在杂货店、衣物寄存处、旅馆都打过工，一直在攒钱。十年前，他攒够了钱，买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决定去当一名轿车司机——一名为追求奢华享受的人们提供特别服务的豪华车司机。他的第一位顾客是已故的格特鲁德·劳伦斯[3]。她非常喜欢他，常常向她的朋友们吹嘘他的高傲与魅力，其他知名人士也开始雇他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最终，他拥有了五辆凯迪拉克，开始了豪华轿车出租业务，生意特别兴隆。

但他童年的梦想还未实现：他想要一辆定做的劳斯莱斯。三年前，他订购了一辆，两年前车到交货。车上装有真皮坐椅、两套独立的高保真音响以及一个小摔跤手大小的千斤顶。有时夜晚累得不愿再开车时，他的司机鲍伯·克拉克就会替他开车，而桑达斯先生就可以在宽敞的后座里休息了。

纽约福利广场[4]每天都挤满一群特别的观众。他们无孔不入，总能找到座位，而且都是些揣摩法官思想的能手。这些人被称为“法庭旁听迷”。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法庭里晃来晃去，挖空心思地打听陪审团的情况；他们对律师们品头论足，乱引法学家卡多佐[5]的话，还时常给案子妄下裁决。

“法庭旁听迷一般都是些无事可做的退休人员，”一位名叫威廉·贺金斯的77岁老法庭迷说，“因此，我们有时间来听法庭判案。这很有趣，而且有教育意义，它能使我们免招麻烦。只有傻瓜才去看电影。我们每天去法庭，观看人们真实的表演。”

福利广场有大约100名法庭旁听常客，他们相互认识，还一起吃饭，是各种法庭庭审行家，但这些法庭旁听迷却极少去同一家法院。

联邦法庭迷只喜欢听联邦诉讼案件，他们不会与那些普通诉讼案件旁听迷有任何干系；后者一般喜欢听谋杀、强奸和抢劫案件。

其他庭审常客是那些最高法院旁听迷；他们甚至把自己进一步分为喜欢旁听离婚案的、喜欢听交通事故案的和喜欢听过失罪案件的几类。“过去曾有许多喜欢旁听劫机案的，”一位上岁数的法庭旁听迷讲道，“劫机案过去很受旁听迷的青睐，但后来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再公开审理劫机案件，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除了对某类案件情有独钟的旁听迷外，还有喜欢观看某一律师或某位法官办案的其他类型的旁听迷。他们号称是因为悉德尼·苏格曼法官的雄辩、欧文·R.考夫曼的浑厚声音、托马斯·F.墨菲的叹惜声而去旁听他们出庭的；甚至还有一个米歇尔·J.施魏策尔法官断案旁听迷俱乐部，由刘易斯·斯瓦兹当头。多年来，每逢该法官开庭，法庭都会专门给他留一个位子。

作为一个享有某种特权的阶层，法庭旁听迷——他们偶尔也被称作“走廊律师”——会毫不犹豫地对各级法院施加影响。据说，他们曾让爱德·维恩菲尔德法官无可奈何，有时他也不得不关上门窗，将他们拒之门外，尽管维恩菲尔德法官一向以对旁听者很有礼貌著称。因此，维恩菲尔德法官也遭到了那些希望能进去暖和一下的法庭旁听迷的批评。

至于一些法庭旁听迷晚上会干些什么，答案很简单：去夜间法庭。

白纳德·A.杨的办公室很狭小，位于第五十一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可以说，杨先生对这14家公司都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因为他是这些公司的总裁、董事会成员和唯一的成员。杨先生承认，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会引起陌生人的好奇，并惹恼邮递员。“邮递员会把所有地址不详的邮件都扔到我的办公室，”杨先生说，“这样做一般是正确的。”

杨先生刚刚赢得控制权的一个公司，是鸟类研究基金有限公司。经过艰苦斗争，杨先生终于从另外两个人手里夺回了全部所有权。这本是一家由杨先生与两位女士共同创立的公司，那两位女士都是鸟类爱好者，正好在该公司致力于笼养鸟的保护。

“我们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公司，主要致力于传播有关家养宠物鸟的照顾、喂养、保护方面的信息，街上的鸟我们不管，它们由奥杜邦学会[6]负责，还有……”杨先生讲道。杨先生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50岁，拥有很长的管理非营利性机构的历史。

杨先生的许多公司寿命都很短暂。每放弃一项事业而开始另一项事业时，他就变更一下公司的名称。每次变更只需花十美元，请人更换一下公司铭牌。现在办公室门上的公司铭牌中有一打不是唱片公司，就是音乐公司，还有一家贺卡机构，剩下的一家就是鸟类保护基金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我，”杨先生说，“我从哈佛拿了个法学学位，但从未执业过。我是个学士，曾是ΦBK协会的会员，并以拉丁文学位极优荣誉毕业[7]。我制作出版过音乐，但一直喜欢鸟类。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是一只自由的小鸟。我最大的不忿是，每次播放歌曲时词曲创作者得不到任何报酬；词曲创作者就像小鸟一样，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点施舍和面包屑。”

曼哈顿电话号码簿上列有78万个名字，其中姓史密斯的3277人，姓布朗的2811人，姓威廉的2446人，姓高更的2073人，但叫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只有一人。任何对最后一个数字有怀疑的人都可以查一下电话号码簿第894页的上端，那里用大号黑体字写着这样一则广告：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记住麦克——斯坦林3-1990号。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要想清楚地了解一下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必须去布鲁克林走一趟。在那里的拉法耶特大道426号，他开了一家大型运输公司，专门从事重型机械、保险柜、巨型雕像和小山的搬运。他雇用了43名吊车工和维修工，拥有32台卡车，并且在他那座两层的办公楼前贴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能在任何时间把任何东西送到任何地方。”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今年55岁，留着水手头，圆脸，长胳膊，指甲脏乎乎的，但看上去是一个很健壮的人。

“在拆卸、搬运和装配物品方面，我能比纽约城里的任何人都快，不论东西多大，多小，或多复杂。”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谦逊地说道。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讲述自己如何把重达几吨的托马斯·杰斐逊雕像从阿斯托里亚搬到华盛顿特区，如何把八吨重的乔治·华盛顿雕像从普罗维登斯搬到佛蒙特山，如何把一台原子对撞机搬到西奈医院，如何把12吨重的大钟搬到格里斯教堂，如何把53英尺高的圣诞树搬到华尔街，以及在有些怀疑论者认为无法办到的情况下，如何把四台通用自动计算机通过三层楼高的窗户搬进雷明顿·兰德公司大楼内。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9岁时在布鲁克林跟叔叔夏尔·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学做机械搬运生意。他叔叔人很聪明，但不太识字，喜欢在签名时画个“×”，朋友们都叫他查理。当时，在哥哥戴维和小侄儿麦克的帮助下，查理叔叔用马车在城里运送保险柜。他们公司的正式名称是S.克拉西洛夫斯基及其兄弟公司，他们三个人同舟共济干了约20年。但当戴维决定让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门罗和哈里加盟时，麦克坚决反对，于1939年退出了该公司，自己开了一家搬运公司。于是，这个故事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这两家克拉西洛夫斯基开始互相抢夺顾客，打起了针对对方的广告战。被弄得稀里糊涂的顾客极少知道他们是在和哪家克拉西洛夫斯基打交道、讲话、吵架或付款。因此，为了在电话号码簿上澄清这件事，麦克做了如下广吿：

记住麦克，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拼成KrasiloUsky。这样，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电话号码簿中，他的名字就会跳到KrasiloVsky兄弟公司之前。

后来，戴维的三儿子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于1957年也投身到了机械搬运行业。米尔顿是一个聪明小伙子，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他决定把自己在电话号码簿上的名字从Milton改为Mick，并且去掉姓氏中的字母“v”。这样，他的公司就变成了Mick KrasilOsky——他不仅在电话号码簿上刚好移到了KrasiloUsky前面，还抢走了麦克的许多顾客。

这一做法激怒了麦克。所以他收购了阿特兰斯-约克（Atlas-York）保险柜公司，一下子跳到了电话号码簿的前头。

后来，米尔顿的一个表兄收购了“顶峰保险柜公司”（Acme Safe Co.）。

这样，麦克又建立起“巧手搬运公司”（Ace Trucking Co.）。

再后来，米尔顿的另一个表弟马文想出了“AAA Acme Krasilovsky Safe Co.”这个公司名称。

谁也不知道麦克如何才能成为电话号码簿中的第一个名字，但他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跳过第一大道237号的一家名叫“A”的咨询服务中心。

无论如何，仅在第894页上，麦克就设法让他的电话号码在Krasilovsky Mick，KrasiloUsky Mick和Krasilovsk兄弟公司等名称下出现了18次，还不算在巧手搬运公司或阿特兰斯-约克保险柜公司下出现的几次。

米尔顿的电话号码在不同页码上出现了13次，KrasiloUsky Milton公司、Krasilovsky Mick公司和Krasilovsky D&S公司（D代表他的父亲戴维，S代表被人称为査理的已故叔叔塞缪尔）。他把自己姓氏的最后四个字每从-vsky改为-osky，但从未使用过-usky。

在布鲁克林格林大街的办公室里，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承认：“所有这些愚蠢做法都没给我们的业务带来任何好处，顾客现在正把他们的业务交给那些没有这么多混乱的地方去做。”

同时，就在克拉西洛夫斯基家族的一半成员在为自己如何能在搬运业中打败对手而挖空心思时，家族的另一半成员正在彻底地从这项产业中撤出。

麦克的一个儿子当了律师，另一个儿子去维也纳学习做公理会牧师，麦克的女儿菲利兹·克拉西洛夫斯基成了纽约市一位很成功的儿童作家。麦克的妻子是格林威治村新型社会研究学校的讲师，她更名为哈里叶特·克劳斯。非常巧的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哥哥门罗的妻子也把名字改成了哈里叶特·克劳斯。

在很大程度上，戴维的儿子门罗应为克拉西洛夫斯基王朝的最初分裂承担责任。他现在已把自己的才智转向了汽车维修业务。他的哥哥哈里失业在家，父亲戴维也已退休。

但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沮丧，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心情不快——只要纽约城里没有第二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亨利·W.杜布拉斯肩挂斗篷，头戴假发，在纽约城里以扮演乔治·华盛顿为生。过去的19年里，在纽约的各种慈善活动场合以及学校、教堂和俱乐部，杜布拉斯上千次地扮演过华盛顿，成千上万的人只知道他是“华盛顿先生”。在他位于华盛顿大厦的家里，他也经常以此身份收到邮件。

有个机构一年雇用杜布拉斯扮演华盛顿40次。有时他会出席基督教文艺奖颁奖大会，有时会去第115或第83公立学校，有时会去共济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厦。在百老汇公理会教堂、罗克兰得州立医院及城里各个医院的儿童病房里，他曾上百次地背诵华盛顿祈祷词。在所有这些场合，杜布拉斯先生都庄严肃穆，俨然历史名人。

杜布拉斯先生已是七旬老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经历。早年在电台做播音员时，他是一位大家公认的不太成功的动物声音模仿者。他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失业，最后在市中心的圣保罗小教堂当了一名看门人，那是乔治·华盛顿曾去做礼拜的地方。据杜布拉斯讲，突然间，他童年时对华盛顿的敬仰在心中复活了。他开始给朋友们背诵华盛顿的祈祷词（他在上学时就记住了这些话）。当有人请杜布拉斯在约翰大街教堂举行的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庆典上表演时，他兴奋不已。

“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杜布拉斯先生说，“我背诵这首祷告词时，会感觉到老乔治灵魂的存在。做完祷告后，祷告者都会塞给我一美元，因为那上面印有乔治的头像。”

杜布拉斯先生从他的一个演员朋友那儿买来一套殖民时期的制服；有时因为业务繁忙，他常常为赶场而不得不提前取回送到洗衣店的制服。由于扮演华盛顿成了他一年中不间断的工作——从国旗日到宪法日，再到许多其他节假日，总有人邀请他扮演华盛顿——杜布拉斯先生很少有时间休息。

但是，他总能找到时间去医院看望那些病人。在那里，他绞尽脑汁模仿狗叫声、汽车声、轮船声和飞机声，来逗病人们开心。与过去的广播听众相比，百乐威医院的孩子们更欣赏他的表演，还送给他一个“阳光医生”的称号。他们不知道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还把他看作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

乔·巴布卡罗是联合国首席理发师。他恪守的一条原则是：不争吵，不唠叨，不让人等待，因此他一直能高高兴兴地与东西方和平相处。世界上的一些知名外交家刚走进理发店时还情绪激昂，但目睹了他的精湛技艺和神速，并在他的剪子和剃刀的抚慰下，仅仅片刻时间便会心情舒畅，芥蒂无存了。他们甚至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预约理发；而且，一旦他们坐在理发椅上，就几乎不会指挥他该怎样理。正如巴布卡罗先生无须告诉他们怎么去管理联合国，他也不期望那些人告诉他怎样理发。

在联合国做理发师12年，他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理发应因人而异：俄罗斯人的头发应该剪到耳朵之上，法国人的头发要头顶长、颈部短，英国人的头发应剪成颈部长并保留全部鬓角，而中国人的头发则应理成头顶四周和颈部都短齐。

“有些人会告诉你他们希望理什么样的头，”巴布卡罗说，“但十有八九，他们的指示是错误的。我先答应他们，但在剪头时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由于剪掉的头发总是比客人要求的少，我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说下面这些领袖都是他的忠实顾客：特吕格韦·赖伊（“剪一下就行”）、达格·哈马舍尔德（“头发稀，少剪点儿”）、安德鲁·W.科迪尔（“两旁、脑后剪短”）、拉尔夫·J.本奇博士（“都稍剪点儿”）、亨利·卡伯特·洛奇（“耳边稍剪点儿，但别太短”）。[8]

坐在巴布卡罗理发椅上的人都很少谈论政治问题。由于他保持不参与政治的态度，所以有闲空时就特意与英国人聊板球，与美国人聊天气，与意大利人聊女人。

乔·巴布卡罗以前一直在皇后区干活。联合国大厦在成功湖落成时，他申请到那里工作，并被聘为试用理发师。从未有人正式把他头上的“试用”二字去掉，这些年里，他一直待在秘书处大厦的那间小店里，尽可能不引人注意。

他有两个帮手，其中一个就是弟弟格斯。弟弟的头哥哥理，哥哥的头弟弟理，但两个人都喜欢自己剃须。

在称赞乔·巴布卡罗的完美技艺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穆罕穆德·扎夫拉汗。他经常先从华盛顿打电话预约，然后飞到纽约理发。几年前，在克什米尔争端期间，记者们发现这位巴基斯坦发言人溜出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以为马上就会有热点消息，便迅速把电话打到巴基斯坦代表团询问，结果才知道，穆罕穆德是去理发店修理胡须，因为只有巴布卡罗才能将他的胡须修得令他满意。

爱德华·卡莫尔是纽约城里个子最高的人。他8.2英尺高，体重475磅，食量如牛，住在布朗克斯区。他的手指关节就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当他和你握手时，你的手腕就会被他热乎乎的肉手全部包住；他买一双鞋得花150美元，买一套专门定做的衣服得花275美元；而且，他只有把身体弯曲成直角，才能睡到一张七英尺的普通床上。看电影时，他或者坐在影院后面，或者坐在能伸开腿的第一排。25年前，他出生在特拉维夫，出生时体重15磅。11岁时身高六英尺，14岁时七英尺，18岁时八英尺。“我从不记得比我父亲矮过。”他讲道。

这位纽约城里最高的人的父亲是一位保险推销员，身高5.6英尺，他母亲五英尺，但他的曾祖父伊曼纽尔的身高高达7.6英尺，被誉为世界上个子最高的犹太拉比。

爱德华·卡莫尔每年的全部收入很可能不到1万美元，他的生活来源迄今为止主要来自六个方面：在怪物电影中出演，扮演戏剧小丑，做摔跤手，声音沉闷地念电台广告词，在荣格林兄弟马戏团扮演“世界上最高的牛仔”，还推销共同基金。他推销共同基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离那些侏儒摔跤手下榻的旅馆不远——他见过他们，但从未去过那里。在他最新的一部电影《不死头》中，爱德华扮演魔鬼弗兰肯斯坦的儿子，可这部片子未能获奥斯卡奖。在影片中，他吞食了一名医生的手臂，把一个半裸的女孩从椅子上扔了出去，烧死了一匹马；而且据他讲，要不是因为这是部低成本的片子，他还会有更多的把人大卸八块的表演。

他说：“一年前，一位摔跤经纪人发现了我，他们立刻对我进行包装，给我取名为埃利泽·哈尔·卡莫尔——来自以色列的世界摔跤冠军。当‘冠军’前我从未摔过跤。他们让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一些摔跤表演中装成一个真正的疯子，把比赛主持人的脖子掐住，看着其他摔跤手在我面前四散而逃。我出过几次场，但从未和人比赛过。就这样，直到退休前，我还一直保持不败纪录。”

3岁半时，爱德华随父母来到美国。他讲道：“我的童年非常艰辛。”他一直是人们捉弄的对象，上学时沉默寡言，放学后独来独往。

他讲道：“我从未动过别人一指头，除非别人攻击我。我知道，如果我丧失理智打了别人，我不会得到法官的一点同情。就这样，我一生都在忍受别人的戏弄，或是来自醉汉酒鬼，或是来自地铁青年暴力团伙。他们都是些胆小如鼠的杂种，只有在成群结伙时才敢污辱我。”

1954年从塔夫特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城市学院。在那里，他参加过戏剧社的表演，为校报撰写过体育新闻，竞选过班里的副班长，而且还赢得了选举。他讲道：“在纽约城市学院上了两年后，我以为能到外面的世界找份播音员或演员的工作，所以就退学了。但不论我到什么地方，人们都问，‘你以前干过什么？’我曾想在百老汇的《巨人故事》这部戏中饰演主角，这是部关于一位篮球运动员的戏。但我太高了。”

他能在电视剧中找到的唯一角色是那些怪物。迄今为止，他的台词仅是一连串的怒吼咆哮声。如果他从生命中能得到什么安慰的话，那也许就是，他坚信在纽约有人注意你起码要比没人注意你好。这位巨人说：“在纽约我感到自己是个名人，感到必须在地铁里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不穿西服、不打领带我就无法出门。我知道，在纽约，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会被我所吸引，或从我的身旁逃离——就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身材。”

这位纽约巨人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他极其聪明，有一种充满辛辣的幽默感。他开玩笑说：“纽约是一座令人兴奋的城市，每天都代表一种新的挑战——都向胃溃疡更近了一步。在这座城市里，你总是在期待某个狗杂种给你打电话——而他却不打。”

[1] 莫顿·索贝尔（Morton Sobell，1917—），曾任美国通用电气工程师，于1951年因参与“冷战”时期最为臭名昭著的间谍案—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认为将原子弹的机密信息交给苏联—而被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处30年监禁。索贝尔在入狱18年后获释，但他于2008年向《纽约时报》承认他确实在“二战”时将军事机密泄露给了苏联。

[2] 血汗工厂，原文是sweatshop，字面意思就是“流汗的商店”。

[3] 格特鲁德·劳伦斯（Gertrude Lawrence，1898—1952），英国女歌手、演员，凭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曾获1952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女主角奖。

[4] 福利广场（Foley Square），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处广场，靠近联邦法院。

[5] 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1870—1938），美国最著名的法学家，1932年由胡佛总统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第二位犹太人大法官。

[6] 奥杜邦学会（Audubon Society），成立于1886年的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专注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它是世界上同类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以美国鸟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约翰·奥杜邦的名字命名。

[7] ΦBK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拉丁文学位荣誉，是许多欧美大学的传统，用以奖励特别优秀的毕业生，最常用的分为三类：Summa Cum Laude，最优等；Magna Cum Laude，极优等；Cum Laude，优等。

[8] 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1896—1968），挪威外交官，首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1946年至1952年。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瑞典外交家、作家，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在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停火谈判途中飞机失事身亡，1961年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是唯一一位在任上逝世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德鲁·W.科迪尔（Andrew W.Cordier，1901—1975），联合国官员，1968年至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拉尔夫·J.本奇（Ralph J.Bunche，1903—1971），美国政治学家、外交家，因1940年代后期在巴勒斯坦的调停工作获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02—1985），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驻越南共和国（南越）大使、驻联邦德国大使，以及驻天主教圣座外交代表。

纽约：奇特职业之城

每天下午，在纽约市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人们都会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萨克斯手在演奏。他吹奏曲子时，两颊鼓得像张满的帆。他总吹那首《丹尼少年》[1]，吹得那样凄厉、伤感，不一会儿，大半个街区的人都被感动了，纷纷从窗子里伸出头来，把硬币抛向他脚下。一些硬币滚落到停在路边的汽车下，但大多数硬币都落到了他伸出的手里。

这位萨克斯手是一位街头演奏家，名叫乔·盖卜勒。30年来，他一直在纽约街头演奏小夜曲，最多时一天能挣到100美元的硬币，但也有被人泼冷水、被小孩或野狗追逐的时候。他的哥哥卡尔是位吉他手，有时也和他一起出来演出。卡尔身材瘦小，常常带着一身酒气。乔每天要走约20英里的路，一周七天都不休息。乔和卡尔在西城贫民窟里长大，两人都是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乔后来还待过几年感化院。不到十三四岁，他们就已浪迹于沙龙、舞厅，开始为人们演奏乐曲了。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纽约城里的各条街上演奏。卡尔把我们到过的街道都记了下来。这样，一年里我们就不会回到同一条街上。曼哈顿东城的人最慷慨大方，但那里夏天行情不好，富人们都出去度假了。每次去西城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我们都戴上草帽，演奏西班牙乐曲。第四十九街住着一位女士，每次我们演奏《爱尔兰的微笑》这首曲子时，她都给五美元。”

“你们挣的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有人问他们。

“花了。”乔回答说。

“你们想过没有，放弃这种街头演艺生活找份稳定工作？”

“我们会一直在街头演奏，直到死的那天。”乔激动地说。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卡尔平静地说。

纽约环卫局“胃口”最大的，要数唯一一辆“死马运输车”的那两位司机了。

纽约城里平均每周有四匹马死掉。马修·迪·安杰洛和菲利浦·托托里奇的工作就是把它们的尸体运走，他们也运那些动物园、跑马场或马厩里死掉动物的尸体。

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平均一年要处理掉200匹马、50匹小马驹、10头羊、200头公牛、10头鹿、5只猴子和1头大象或猩猩。最近几年里，他们还曾被叫去从展望公园吊走一头两吨重的犀牛，从鲍厄里海湾拖出一只重达1000磅的海龟，从布朗克斯区公园大道和第一百五十街的交汇处拉走一条晚上被人遗弃在那里的九英尺长的鲨鱼。

“我们这差事同军队阵亡士兵登记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托托里奇解释道。也许除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外，没人愿意干这份工作。但他们俩却乐意，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要比运垃圾有趣，比扫大街走的路少一些。

每天早晨，这两位纽约动物亡灵的超度者都要赶往第二十二街环卫局附近的东南河70号码头边，等候三声铃响。这铃声意味着纽约市的某个地方又有一只动物死了。环卫局的一位职员会拿着地址下来找他们，然后，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跳上装有钢索和启动手柄的汽车，驾车慢慢悠悠地驶向事发地点。

“我们必须在羊腐烂生蛆之前赶到那里，”托托里奇说，“死羊味儿特别难闻，比死马的味儿难闻得多。看过死羊你就没胃口了。晚上吃饭时，我宁愿挨饿也不吃羊肉。”

他们把吊钩套在死羊后腿上，把它拉到卡车上，驶往城外。到位于长岛的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他们要经过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尽管车尾冒出的黑烟会让街上行走的购物者掩面捂鼻，但没有人注意这辆巨型的清洁车。

这些动物死尸都是纽约市送给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的礼物。兽皮可以利用之外，处理场还把死尸的骨头加工成了胶和肥料，把躯体加工成鸡饲料和宠物食品，甚至回收马掌上的钉子。

尽管没人能估算出一匹死马的价值，可凡·艾德斯坦处理场的屠宰工认为，如果论块比的话，一匹毙倒街头的小商贩马车上的马，远比一匹贝尔蒙特纯种赛马价值高。“我们能从街头小商贩马车上的一匹老马身上得到更多的脂肪，从这些脂肪里能提炼出更多的油脂；赛马太瘦了。”凡·艾德斯坦公司的一位员工说。

在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卸掉东西后，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的卡车被喷上了一种有香水味的东西。他们俩深深地吸了一口这种气味，脸上露着微笑，然后跳上卡车，身上带着除臭剂推销员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开车返回70号码头。

1960年7月15日星期五，这是纽约城里很平常的一天。这一天，中央公园新添了七块崭新的标志牌，牌子上写着“请勿乱扔垃圾”。约翰·T.杰克逊出任雷明顿·兰德公司负责管理规划的副总裁，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的第26版；纽约希伯来人敬老院宣布：棉花商所罗门·弗里德曼把20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了他们；约翰廉价商店从路易丝·塞拉手里租下了百老汇附近西城第二百三十一街184号的一幢大楼。因未经许可举行罢工，第五大道巴士公司向麦克·J.奎尔所在的工会提出50万美元索赔；上午11点15分，77岁的约瑟夫·J.马里南洛骑车到达时报广场，他要了一杯番茄汁，说：“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走了671英里”，令一位睡眼蒙眬的服务员惊叹不已；西城第三十八街107至109号的一幢12层大厦内部发生了火灾，有毒气体穿透面罩致使20名消防队员中毒昏迷；晚上8点，气温仍高达79华氏度；埃莲诺·史泰博在路易松体育馆演出《抒情诗人》，观众无不称赞他的精湛演技；一位波兰清洁女工在华尔街一幢大楼的第37层被电梯关了五分钟。此外，快到午夜时，一辆载着一男一女的轿车在高速驶过蒂芙尼大街时，一头扎进了40英尺深的东河。直到7月16日（星期六）深夜，经过一天的反复寻找，一位敦实的深水潜水员才在河底淤泥中找到了两人的尸体。他用钩子钩住汽车后保险杠，让岸上的人们把汽车吊出水面。直到这时，人们才再次见到这两个人。

潜水员巴内·斯威尼真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是纽约最棒的落水物品打捞员。25年来，他一直在纽约的深水中摸索，寻找死尸、武器、钻戒，甚至还找到了一位船长的假牙。他曾受雇打开布朗克斯公园湖中的排水管道，烧掉缠绕在轮船螺旋桨上的缆绳，寻找从码头落入水中的货物。他所看到的纽约，不是一座到处是摩天大楼的城市，而是在自由女神像下深50英尺，在地狱之门[2]桥下深90英尺，在乔治·华盛顿桥下深180英尺的浑浊、冰冷的水下世界。

在巴内·斯威尼通往水下世界的道路上，到处是挂满藤壶的汽车、腐蚀生锈的摩托车和被人遗弃的轮胎。布朗克斯海军造船场的河底有一架沉没的飞机；地狱之门桥底下的河里沉着一条陆军工程船，上面还有两具骷髅；布朗克斯区第五十七街附近的纽约湾中沉着一块价值6000美元的不锈钢锭；谢尔特艾兰附近的河底沉有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钻石戒指。巴内·斯威尼花了一周的时间寻找这枚钻戒，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只好被迫放弃打捞行动。在打捞那块不锈钢锭时，他怎么也无法靠前，把钩子挂上去，每次接近它时，它就沉入烂泥，而且越陷越深。“有的东西潜水员一碰就往下沉，我们用一句话形容这种情况，”巴内说，“这些东西都‘到中国去了’。”

巴内眼里的纽约是到处是烂泥的河床，而且那些烂泥常常漫过他的膝盖。在水下时，他几乎看不到前方一英尺远的东西。当拖船从头顶驶过时，河底沉垢被搅起，巴内的眼前就会一片漆黑，不得不摸索前进。尽管如此，他对人们的某些行为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人们在水下的死亡方式。

据警察调查，那个从蒂芙尼大街码头开车投河的男人是要以死来报复他的妻子。巴内讲述说：“走近这两具尸体时，我发现，就在落水前的一刹那，那个男的改变了主意，不想投河自杀了。你可以看到，他在不顾一切地想从车子里爬出。我注意到，码头边有刹车痕迹，而且他的半个身子已爬出车外。”

与大多数沉到水底时的汽车一样，那辆轿车也是顶朝下翻着。据巴内讲，汽车沉到水底时，之所以顶朝下翻着，是因为沉重的发动机会把汽车头部先拖到水底；车到水底时，惯性冲力会让车翻过来，使它顶朝下沉在水底。7月16日晚上，在离蒂芙尼大街不远的水下同一地点，还有四辆小轿车顶朝下躺在那里，从车身上面缠着的藤壶的数量可以推断，它们沉在那儿至少已有八个月了。“我猜蒂芙尼大街附近的这个地方，一定有保险公司。人们总是先把他们的汽车从那儿推到河里，然后到保险公司去领取保险金。”巴内说。

巴内·斯威尼今年48岁，全副武装时体重400磅，不穿潜水服时225磅。一般来讲，他向顾客收取一天125美元的劳务费，有时也会按打捞上来的物品价值的百分比收费，或按与顾客商量好的“双倍或分文不取”方式收费。也就是说，如果找到遗失物品，顾客得付他双倍工资，即每天250美元；如果找不到，就不用付钱。他一年平均工作150天，主要是为警察局、港监局、码头装卸公司或私人工作。他为一位女士找回了从渔船上掉到河里的一枚价值2万美元的钻戒（他收了1000美元）；为装卸公司找回了几吨的硫矿石（这些硫矿石是从撞上混凝土码头的一条驳船上落入水中的）；还为一位跳水者找回了遗失的假牙。据说这个落入东河的上牙盘价值165美元，巴内为他找了回来，却分文未取。

由于水下极其冰冷，巴内干活时特别耗费体力，每天在水下只能待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从一条小船上入水下潜，船上有两个船员看管通气管。除了泥鳅和肮脏的鱼外，巴内所工作的水下纽约几乎没什么生命存在。他通过连接潜水员与水面保障员的对讲机，与他的儿子杰克说话。杰克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常来帮他，就像巴内当初常常给他父亲做助手一样。“我父亲死于一次潜水事故，心脏病发作。”巴内说，“他本来身体很棒，那么大岁数照样下水。我们最后一次把他拉上来时，他已72岁了。”

巴内对杰克能否继承家族传统不抱什么希望。“我不打算送杰克到潜水学校去学潜水。”巴内说。去年夏天，杰克找了两份兼职，一份是给父亲当帮手，一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3]做职员。有一天，一群正在大楼工地地基上干活的工人把一个昂贵的钻头掉到了一个宽30英尺、深十英尺的洞里，他们来找巴内·斯威尼帮忙。巴内太胖了，干不了这活儿（巴内每天喝八瓶黑啤；用他的话讲，啤酒冬天御寒，夏天解暑），而年轻的杰克又太没经验，就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巴内竞争对手的公司雇用一位瘦小的潜水员找回这个钻头。这是斯威尼家族在纽约城里少有的几次没能实现承诺的时候——他们的承诺是：“拾您所失。”

戴维·阿莫曼是纽约最好的手推车制造匠，他身材短小圆胖，终日待在下东城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干活。他已故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手推车制造匠，他们精湛的手艺为家族在最挑剔的捡荒者、水果贩和热狗贩中赢得令人尊敬的地位。

“我爷爷莱尼在俄国时就开始做木轴手推车了。”阿莫曼先生说，“后来我父亲麦克斯在休斯顿大街193号的一间地下室里做手推车，路过那里的人们经常说：‘嘿，麦克斯，你什么时候才从地下室里出来？’我父亲的回答总是：‘这里是我开始干活的地方，也是我一辈子要待的地方。’我父亲特别要强，不允许一件残次品从我们家出去。”在东城第十一街541号他家的地下室里，阿莫曼靠在一台手推车上，继续说道，“我和哥哥活干得不好时，他就会对我妈妈大发脾气。他总是喊：‘再钉一个钉子。’我会对他说：‘放心吧，老爸，这些手推车会比你长寿。’”

阿莫曼先生停顿了一下，语气略带伤感，但又富有戏剧性地说：“即使你今天走在布利克街上，也会看到有人推着我父亲40年前做的手推车——它们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而且，无论你到C大道，甚至到布鲁克林的一些大街，都会看到我父亲的杰作——它们仍然完好无损地被使用着。”

他说，他制造的手推车至少可以使用40年。几代小商贩都曾依靠这些手推车在大街上兜售商品，养家糊口，度过了生命中的那些艰苦岁月。平常他要花上两周时间才能做好一辆手推车——自己制作山核桃木车轮。他制作的手推车价格不一。装备齐全的热狗车卖350美元，水果车125美元，垃圾车105美元，蔬菜车75美元。

“大萧条时期我父亲做的手推车每台才卖12美元，”阿莫曼先生说，“那时纽约城里约有8000辆手推车。拉瓜迪亚[4]市长离任后，市政府给小商贩们颁发了执照，而且不让车停在一个地方，必须流动。由于没有几个人能推着手推车从早晨7点坚持到晚上6点叫卖不止，许多人干脆放弃了这种街头小贩儿的买卖，改做别的行当了。”

阿莫曼先生靠这门手艺并没能挣到很多钱，但像他的先辈一样，他为能制造出城里最好的手推车而感到自豪。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儿子们对制造手推车这一传统行当根本没有兴趣。对此，他只好听之任之。

在纽约的某些地方，吸一口空气差不多就值一美元，当时一平方英尺的土地能卖到700美元，而一个位于第三十四街的热狗摊用100万美元都买不到。在纽约，有些旅馆似乎并不像其他旅馆那样现代，却更值钱。事实上，在城里的不同地方，都有一些被房地产商们视为价值连城的旅馆、写字楼、地皮和空间——并不是大家都这样认为，而是因为华尔街上有那么一位矫健的小老头儿说它们值这么多钱。

这位小老头儿就是高登·I.凯乐。在评估地皮、空间或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方面，他被大多数房地产商和投机商视为最具权威的人士。他真正的职业是摩天大楼估价师。那些银行家、建筑商和保险人员付他一小笔钱，雇他站在路边人行道上观察摩天大楼。他常常被人们错当成游客，但他总能以一种当铺掌柜所特有的敏锐眼力，给大楼评估出价值。据威廉·泽肯多夫讲：“凯乐的评估从来没有错过。”

凯乐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权威性评估报告中宣布，计划于1962年在大中央车站修建的59层高的泛美大厦的价值将是102层高的帝国大厦的两倍多——他在1951年给帝国大厦评定的价值是4500万美元。他只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研究泛美大厦的数据和平面图就得出了上述结论，并据此向业主埃德温·S.沃尔夫森及他的几位美国合伙人收取了5万美元的佣金。凯乐做出这一评估靠的是他40年的经验。40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从未因自己的任何失误动摇人们对他那一向正确的判断力的信心。

其实干这一行当的估价师也根本承担不起误评的后果。银行保险公司在进行房地产买卖和抵押时，全依靠他们给房地产的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纽约所有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聘用凯乐先生给它们做评估。根据他的评估，它们向一位顾客贷出了高达6000万美元的贷款。据说曼哈顿20层以上的大楼中有70%都是由凯乐做的估价，它们包括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几十座写字楼、旅馆，以及像卡内基大厦、布鲁克林的布什码头、萨克斯第五大道、大都会俱乐部、格罗辛格大厦、纽约证交所、克利夫兰电焊厂、尼克伯克村，还有已故的威廉·伍德沃德在巴尔迪摩附近的布莱尔种马场等各种各样的房地产。

早年他在纽约给收租人当跑腿儿，后来又做房地产中介，直至最后成为克鲁克香克公司总裁和纽约房地产委员会主席，所有这一切都为63岁的高登·I.（吉米）凯乐积累了房地产方面的丰富经验，并使他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对曼哈顿的每一英尺土地都了如指掌，无论你说到哪个街区，我都能告诉你那里有哪些建筑。”

凯乐还知道十年前每英尺土地的价值和十年后每英尺土地的价值。他知道，第五大道的一座写字楼四周的空气和阳光也都被投了保，因为业主每年花3.5万美元买下了旁边一座建筑顶上的“空气使用权”，这就保证在这座低楼的位置上不能再建任何遮挡视野和光线的摩天大楼——租房者都情愿为这种开扩的视野和充足的阳光付大价钱。他知道，华尔街1号的地皮，即现在欧文信托公司的位置，曾以每平方英尺700美元的高价出售，他说这是曼哈顿最值钱的地产。他还说，曼哈顿最繁忙的街角是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所在的那个地方——那里每天有30万人经过。

手头拥有了这些数据，脑子里又装着丰富的房地产知识，尽管泛美大厦还没有建成，凯乐先生就已能评估出它的价值了。这座大楼平面图显示，泛美大厦拥有纽约市最大的可出租面积——2400万平方英尺，有70部直梯、21部扶梯，以及供5000人工作的地方。由于他曾经给大中央地区的街区做过多次评估，对他来讲，给这座还未建成的摩天大楼估价是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不过，为已建成的大厦进行评估时，凯乐先生总是从房顶走到地下室，上上下下认真地看一遍。从行动和外表来看，他很像一个大厦验收员。他身材短小，走路时双肩向后，下颚突出，永远紧锁眉头。他的鼻子像一件曲线优美的仪器，随时准备嗅出任何问题。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在勘测一座摩天大楼时，都是按顺时针方向转个不停。他工作方式直截了当，言语不多，但切中要害。

一次，他站在曼哈顿中部的一家酒店的主宴会厅，向酒店经理问道：“这个宴会厅能放多少座位？”

“244个。”这位经理回答道。

“由铁路系统供暖？”

“是的，蒸汽供暖。”

“我想看看客房。”凯乐先生说。

“好的，先生。”

“你们这儿连自动扶梯都没有吗？”凯乐先生在直梯里问道。

“没有，先生。”这位经理说着，把他领到一间客房。

“这是最便宜的吗？”

“是的。”

“人们都不喜欢吗？”凯乐问道。

“是的，先生，不知为什么。”经理回答。

“采光不好。”凯乐回答。

经理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凯乐认真地记下了这些。

“你们这儿住得满吗？”凯乐问道。

“我们现在的入住率是78%，”这位经理说，“夏天的入住率只有55%或60%。”

凯乐的眼睛扫过家具，观察窗外，查看浴室的瓷砖贴面，后来目光落到了地板上。

“所有的地毯都是这样的吗？”他挑起眼角问道。

“我敢肯定，并非如此。”这位经理回答道。

从房间出来时，凯乐伸手沿着墙壁摸了一下，看墙上贴的壁纸是廉价还是昂贵。然后他们又进了1701房间。

“房间还很新，却没有电视。”凯乐说。

“这是每天八美元的单人间。”经理回答道。

“该刷刷漆了。”凯乐说。

“房间里的柜子很不错。”经理说。

接着凯乐又做了些笔记，然后用手指摸了一下门后，看有没有灰尘。与酒店经理道别才过五分钟，凯乐就爬上楼顶去查看，然后又与那些电梯司机聊天。那些电梯司机是很好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他给公寓楼或写字楼做评估时。电梯司机对各种最新传言，比如说有多少房间空着，房客是否是有钱人，管理员是否认真负责，以及他们所能听到的其他信息都了如指掌，因为人们谈论这些事儿时都不避讳他们。

在楼顶上，凯乐认真检验油毡、防雨板、砌墙，用手指甲戳砖间灰缝，看灰浆硬度够不够，是否磨损，是否防水。“如果漏雨，”他说，“住户肯定会经常找麻烦的。”接着，他又检查了楼顶的空调系统。他用拳头敲打，并做了许多记录。

“亲自检查这些大楼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会形成一些直观印象，能发现大楼的缺点及潜在的不利因素；先由业主或管理者陪同到楼内各个地方转转，然后再一个人四处看看。

“业主们通常领我把整个地方转一遍，但他们太急于讨好我了。一旦发现他们向我隐瞒了不利于他们的某些情况，我就会更加仔细地进行调查，更加认真地查看大楼的各个方面。当然，有时候他们向我提供的物业管理费或租金收入不正确，或是在数字前面加上了‘估计’二字。‘估计’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对空间的价值了如指掌。”他还强调说，“我还了解每个地方的租金水平。”

凯乐离开楼顶，开始下楼。途中他还亲自查看了每个房间和办公室。他越往下走，楼层就越不值钱；高楼的较高楼层，有时每平方英尺值6.5美元，一般总比底下的楼层贵，因为高处的空气和采光都会好一些。

“现在人人都愿意买阳光充足、空气好的房子。”凯乐先生讲道。

两小时后，他到了地下室。在大楼管理员严厉目光的监视下，他检查了管道和供暖系统。等完成这一切之后，他再次站在了大街上。他穿过公园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200至250美元，然后走到第五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300美元。他说第五大道的价值要比公园大道高，因为公园大道下的地铁轨道占去了地下室空间，而且在公园大道上的许多公寓里常常会听到大中央车站火车的隆隆声。

一小时后，凯乐先生回到他位于华尔街48号的办公室，开始认真研究桌上的那些数据图表。此刻电话铃响个不停。有长途，有市话，都是银行家和大楼业主找凯乐先生去看这个大楼，评那个建筑的。此时，威廉·泽肯多夫正在韦布-纳普大厦舒适的顶层办公室里对他的秘书大喊大叫，让他马上接通凯乐的电话。华尔街的接线员说：

“凯乐先生电话占线。”

“时间长吗？”泽肯多夫问道。

“不知道。”接线员答道。

“问他一下还要用多长时间。”泽肯多夫说。

一分钟后，凯乐先生的电话接通了。

“你好！”

“是吉米吗？”

“是的，比尔。”

“你今天的脑子什么样？”

“一天不如一天了，比尔。”

“那么，吉米，你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了阿斯特酒店的事……我想请你到那儿看看……”

“比尔，我非常愿意效劳，但我明天约了几位房地产商……”

“让他们见鬼去吧！”泽肯多夫说。

“只能等我处理完再去了。”凯乐毫不让步地说。

“好吧，你这个家伙！”泽肯多夫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

“你明天在吗？”

“为什么不呢？”泽肯多夫说。

“明天见。”凯乐说。

（挂断电话）

凯乐与房地产大亨们的对话一般都像这样，非常随便。一旦凯乐公布了他的评估数据，他们一般都不会对他提出质疑。尽管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抱怨，楼价不止如此（尤其是在他们出手时），或楼价不值（在他们想买楼时），但是凯乐从不会让步。“干这行就不能有功利想法，”他说，“你不能按别人要求你的那样去做，我能为我所签字的所有评估报告提供依据，对我所做出的每一项估价我都愿意出庭做证。”

凯乐先生对房地产的敏锐判断，很大部分是来自他过去做收租人的经历。退伍后不久，以及从位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市的卫斯理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干这项工作。他先是给联合雪茄公司收租——那是当时纽约城里最大的房地产商。“他们拥有城里许多好位置的房产，”凯乐回忆道，“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黑暗的出租房和满是尘土的阁楼间里爬上爬下，兜里装满收来的租金。付最低租金的人们常常把钱藏在牛奶瓶里。有一次，当我从一个发怒的房客那儿收完房租下楼时，他还踢了我一脚。这件事让我永生难忘，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是，那些年的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它教我懂得了空间的价值。”

1921年，他放弃了收租工作，自己开了一家经营全面业务的房地产中介与评估公司。30年代初，他受雇于纽约州银行监管局，为全州银行持有的房地产进行评估。1936年，他加盟克鲁克香克公司，两年后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总裁。他为摩天大楼估价时收费不等，每幢楼收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勘查评估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周。1951年，在帝国大厦出售之前，他花了两周的时间，从头到脚对这座大厦进行了勘查，收取了2.5万美元的费用。他为泛美大厦进行估价所收到的5万美元评估费被认为是估价界最高的收费；这个评估价格之所以更让人吃惊，是因为在他估价时，大楼还根本没有建成。

凯乐先生吸了一口手里的烟头，说道：“我从事的是一种高度专业化、收入颇丰的职业。”

一位胖女人，一手拎着梅西百货的购物袋，一手领着她的儿子，站在尼迪克快餐店柜台前，不耐烦地等着。她低头看着儿子，问道：“马文，想吃什么？”

“汉堡。”儿子回答道。

“吃热狗吧。”母亲说。

“我要汉堡。”儿子叫喊着。

砰，她用钱包扇了儿子的头一下，儿子大哭。母亲又说道：“就吃热狗。”

马文只能吃热狗了。

尼迪克快餐店里的顾客并没人注意到这件事，他们都在忙着往嘴里塞东西；再者，这类事情在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每天都发生——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热狗店。

正如凯乐先生所指出的，每天有30万人从这个街角经过，其中有8000人在尼迪克快餐店中逗留四分钟，平均每日吃掉700个汉堡，5000个热狗，喝掉1000杯咖啡和5500杯橙汁。尼迪克快餐店的营业面积只有1000平方英尺，正好挤在R.H.梅西百货的一角。“我们经常说梅西百货在尼迪克的隔壁。”尼迪克的总裁路易斯·H.菲利普讲道。

从1947年起，这个热狗店就在那个街角营业，出售十美分的橙汁、20美分的热狗和40美分的汉堡。这个店每年的总收入估计有40万美元。从早到晚，收银机响个不停，法兰克福香肠在烤肉机上滚动，橙汁不停地流入杯中，空气中弥漫着烤猪肉的味道，到处都是嘈杂紧张的气氛，耳边还不时传来顾客与店员间短促的对话。

“小姐，要什么？”女服务员问道。

“汉堡。”顾客说。

“汉堡！”女服务员对厨师喊道。

“好了！”厨师向女服务员喊道。

“杯子！”洗碗工对女服务员喊道。

与这家店相比，尼迪克的其他84家连锁店——其中有59家在曼哈顿——的生意就显得清淡多了。

“我们必须让第三十四街尼迪克快餐店的客人在四分钟之内用完餐，否则我们就得赔钱，”菲利普先生说。他是从柜台职员一直干到总裁这个位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凳子的原因。假如我们店里有了凳子，顾客就会在这里耽搁较长的时间，或抽支烟。夏天早上10点半，我们停止供应咖啡，因为顾客喝咖啡占的时间太长。有一位经理曾提出在菜单中加入水果沙拉和奶酪三明治，可是这样的话，顾客得用14分钟才能把它们吃完，时间太长了，太长了，我否定了这个建议。”

据估计，如果顾客在第三十四街的尼迪克快餐店中抽一只烟，快餐店会损失约两块的营业收入。尼迪克每年要为这个街角小快餐店付9.5万美元的租金，再加上员工工资和其他开销，它每天必须卖出几千只热狗和上千杯橙汁，收支才能持平。所有这些食品都要通过一个61英尺长的柜台出售，而且最多只能同时接待32位顾客。柜台后面，尼迪克的26位职工挨得紧紧地站立着，收钱，翻动汉堡，出热狗，把橙汁倒入冷凝器——这种人人皆知的饮料是由20%的橙汁加水、柠檬和糖制成的。

菲利普先生每隔一会儿就视察一下员工们的工作。他被同行视为快餐业的佼佼者。他随时准备向他的朋友递上一张促销卡片，卡片上面写着：“一根法兰克福肠，一杯饮料。（免费）——L.H.菲利普。”

“所有员工都知道我是从一个每周只挣18美元的烤热狗的店员干起来的，”菲利普先生抽着雪茄说道，“当时我在第二十七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街角烤热狗，经历过许多磨难。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处处小心谨慎行事。就尼迪克如何提高服务速度，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我想出了用两夸脱容器装浓缩橙汁的主意——这样我们就不用锡皮罐了，既解决了储存问题，又可避免员工开罐时割破手指。我还想出了用纸盒装热狗的主意，还有许多其他主意——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在15或20年前就当上这里的总裁的话，那么今天纽约就不会有像‘果仁饼’这样的快餐店了。”

大多数搞快餐业的人没有注意到，这家尼迪克热狗店实际上占据的是一幢古老、狭长的五层大楼。尼迪克热狗店只启用了其中的两层——二层是员工更衣室和经理托马斯·F.麦吉的小办公室，上面三层完全空着，没有使用。这幢楼一直是史密斯家族与斯特劳斯家族争夺的焦点。史密斯家族拥有这幢大楼，并把它租给了尼迪克快餐店；而斯特劳斯家族是梅西百货的拥有者。这两大家族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当时，杂货商罗伯林·S.史密斯在西城第十四街梅西百货旁边开了一家百货店。那时两家商店间的竞争没什么规矩可言；史密斯有时会在店门上挂个牌子，上面写着“附楼”或“正门”之类的字，结果许多本想去梅西百货的顾客就被误导到了史密斯公司。

当梅西百货决定迁址到市中心的第三十四街时，史密斯先生以及其他第十四街的商人们都认识到，这个地方的许多客流要被带走。此时，梅西公司正在暗地买下第三十四街街区的临街铺面的全部地皮，准备建造一座超级商城。然而，梅西公司却漏掉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街角的那小块地方。那块地的所有者阿尔弗雷德·杜安·潘尔神父当时正在西班牙旅行，回国前他拒绝了梅西公司25万美元的出价。他一回到美国，史密斯先生就找到了他，出价37.5万美元购买那块街角地皮。对史密斯先生这样做的确切动机现在仍有争议——梅西百货认为这是一个恶意行为；而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却说，这完全是一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最终潘尔神父接受了史密斯先生37.5万美元的出价，而斯特劳斯家族则不愿出这个价格。斯特劳斯家族开始在这小块地的四周建造一座大型商城。史密斯先生买到的那块地太小了，根本无法建一座纺织品商店。所以他把这座曾属于潘尔神父的楼房租给了各种各样的房客。1947年，尼迪克快餐公司看中了这个地方，把一楼改装成了一个非常赚钱的快餐店。

除了向尼迪克快餐公司收取店面租金外，由于梅西百货的巨型广告牌占用了这幢五层楼的上面三层，因此，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还可以从梅西百货那里收取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我们从那块地上挣了钱，”史密斯家族公司的总会计师罗伯特·史密斯·凯力普说，“它仍然是我们祖父的一块丰碑。同时，我一直在想，将来某天我们或许会把上面那个巨型广告牌租给金贝尔斯百货。”他继续说着，脸上露出要传承史密斯-斯特劳斯家族“友谊”的狡黠微笑，“所以，如果哪天你抬头望去，看到那儿有一块金贝尔斯百货的招牌，千万别吃惊。”

每天清晨，一位身材弱小、系着蝴蝶领结的绅士匆匆赶往城市的货场。他眉头紧锁，用一种吹毛求疵的品茶家所特有的感觉，去嗅闻一车车的干草，一闻就是几个小时。约翰·穆拉尔汉被誉为美国顶级的马草料鉴赏家。最奇怪的是，他在第四十二街中心地带卖了45年干草，而邻居们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

令穆拉尔汉先生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草料商住在麦迪逊大街是件怪事儿。“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和麦迪逊大街的交汇处，因为那里交通方便。”他说，“你看，从这儿我可以很容易地乘火车、地铁或出租车，到布鲁克林、哈德孙河边码头以及任何一个用驳船或火车可以运来干草的地方。”

干草运到时，穆拉尔汉先生凑上前去，嗅闻草味。“用不着打开车门，我就能知道里面草料的好坏。”他说。他每周从密歇根、俄亥俄和上纽约进约500吨的干草，在对这些干草嗅闻认可之后，再卖给纽约及全国的零售商，之后，这些干草被买去喂那些赛马、警用马及各种各样的种马。

穆拉尔汉先生的父亲早年就卖草料给布朗克斯的养马者。事实上，1923年的纽约城有28位草料商，他们都属于全国草料商协会，现在就只剩下穆拉尔汉先生一个人了。在他位于东城第四十二街50号的办公室里，他的手边一直保存着一袋发臭的干草；他每天都要闻一下这袋草所散发的难闻气味，使自己的鼻子能够分辨出臭干草的味道。有客人来访时，他也会让客人闻一闻这袋草，仿佛是一种招待礼节。当你在这种味道下掩鼻退缩时，他就会长篇大论地抨击那些生产这种“垃圾”草料的农场主——他的嗓门和麦迪逊大街上其他任何推销员的大嗓门没什么两样。

在纽约，有相当数目的人都文过身。文身师是一些历史久远的艺人，他们对人的兴趣可能只有皮肤那么浅，但他们的作品却通常和人的生命一样长。纽约有六七位职业文身师。从考帕卡巴那合唱队到纽约网球俱乐部浴室，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大作。

斯坦利·莫斯科维兹，这位全国知名的文身师，是包厘街的一个文身师世家的后代。据他估计，纽约文身的人有30万。如此众多的顾客，使纽约市的那六七个职业文身师一年四季都忙碌在街头、小巷和河边。

文身院里常见的顾客是那些18到25岁、身体健壮、愿意花钱让电动文身机在身上刺上十分钟的年轻人。电动文身机有八个小针，每分钟刺3000次，花费三至五美元。它的声音像牙医用的牙钻所发出的声音，外形像钢笔，文身时浸在水中。有色墨水沉淀在皮下约1/64英寸处。文身的感觉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有人觉得“像受酷刑似的”。男人大多喜欢在胸上或臂上文身。海员们喜欢文些锚、帆船、女友的名字及半裸女人像；士兵们喜欢文美国国旗、鹰、黑豹、番号、女友的名字及半裸的女人等。

人们为什么喜欢文身，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心理学家对此有不同说法。有的说纯粹是为了装饰，有的说纯粹是出于性需要，还有的说是某些人偏爱原始图案。有的男孩文身是为了显示男子汉气概；有的女孩文身是为了反叛传统的淑女形象，就像日本北部阿伊努部落的妇女曾文上假胡须一样。有的人文身是出于实用，用来遮蔽伤疤、胎记等；还有的人文上血型或社会保险号码。有的人承认，他们文身，要么是一时逞强，要么是团伙要求；还有人是为了证明他们能忍受痛苦，或是因为家长明令禁止而故意为之。

当前，纽约城里文身族的偶像是迪克·海兰和杰克·达拉古拉。迪克·海兰的脸上、掌上和嘴唇内侧都文满了星星；杰克·达拉古拉的前额上文有一个展翅的雄鹰，双颊文有飞鹰，眼耳鼻四周到处文满星星。

杰克·达拉古拉小时候就梦想长大后能成为一幅马赛克画。他接受过244次文身。他说：“人们都认为我疯了，但我并不为文身而感到羞耻。我走过大街时，有人会大声尖叫，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告诉他们：‘我想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文身人。’人们都觉得我疯了。”

刚过凌晨2点，一列阴森的地铁列车慢慢地驶入大中央车站的地铁站。车的座位上和过道中空无一人，灯光像东城高级俱乐部那样昏暗。这是一列垃圾车，这列平板车上坐着30名午夜后乘车驶过黑暗隧道清理各种垃圾的清运工中的六名。

每天夜里，在车轮碾过成千上万个抛弃在铁轨上的空可乐杯和无数的糖纸时，垃圾清运工把从垃圾筒里收来的八吨垃圾倒到七节垃圾车上。

这些清运工到每个垃圾点收垃圾需要五分钟。有时花的时间多些，因为总有强行上车的醉鬼，清运工不得不费力地把他们推下去。那些醉鬼摇摇摆摆地离开列车，靠在自动口香糖售货机上。列车慢慢地驶去，空饮料罐的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隧道中。

“我们一年四季都得清理站台地板上的口香糖，”一位清洁工人说，“口香糖全粘在站台地面上了。夏天我们从车站的冷饮亭附近能拾到许多喝了半杯的橙汁杯，冬天我们拾到更多的是可乐杯。女人们常把面巾纸扔在地铁座椅后，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两年前我们还在西城第七十六街发现了一具人体骷髅，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到那儿的。”

虽然许多垃圾工人都是合格的列车售票员，但他们都说自己更喜欢与之整夜相伴的垃圾车。“我们喜欢垃圾胜过喜欢人。”他们当中的一位解释道。

一天早晨，在埃塞尔·巴里莫大剧院，四位头发花白的女清洁工像稻田里干活的农妇一样，弯腰擦拭着那些票价六块九的座椅。这时，乔·梅尔齐纳急促的脚步声出现了，他等着大幕拉起后观看百老汇最鲜为人知的演出——灯光排练。

作为著名的舞台布景设计师和灯光专家，梅尔齐纳先生在没有观众的精彩排练中扮演主角。此时演员们还没来，他们可能还在睡觉，因为太早了，才上午11点。他的观众除那四个清洁女工外，只有舞台杂务和电气师。在他们中间，梅尔齐纳先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他是唯一系领带的人。

“打扰了，各位女士。”梅尔齐纳脱掉大衣，坐在第十四排的座位上说，“我们现在要关掉灯了。”

“噢，没什么。”其中一位回答道。女清洁工们停下手里的活，慢慢地走到前排，坐在铺着地毯的台阶上，一边聊天，一边观看。灯光熄灭后，大幕拉起，表演开始了。

蓝光、绿光和温暖的黄光从不同角度射向舞台。整个景物都笼罩在一种蓝色的背景之中，光线朦胧地照射到梅尔齐纳设计的那间寄宿公寓；接着，慢慢地，一束暖光缓缓地射向一间摆着桌椅的房间，最后聚焦在桌上零乱堆放的书籍上。

在一个十瓦的台灯下，隐约能看到梅尔齐纳的面孔。台灯插在他面前的一个移动桌子上。桌上有一个箱形的双向对话器，这样梅尔齐纳可以和总电气师乔治·哥哈特通话。乔治被围在后台照明设备、梯子及各种复杂缠绕的电缆中，控制着数不清的灯光开关。

当灯光射向寄宿公寓时，梅尔齐纳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语气平和地说：“不太好，乔治，再试一遍吧！”

乔治说：“没问题。”大幕又落了下来，第一幕的灯光又走了两遍、三遍……直到梅尔齐纳满意。灯光彩排一幕幕地继续，直到整剧完成。没有演员的表演，没有音乐的伴奏，也没有观众的掌声，只有灯光在舞台上来回跳动。灯光彩排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一切都完美无误为止。

再过24小时，就是这场戏的首演之夜了，也是梅尔齐纳和大多数受雇布置场景和灯光的木匠及舞台技师辛勤劳动告一段落的夜晚。梅尔齐纳将详细的灯光解释认真地标在台词本上，发给剧组后台工作人员。这样，每天晚上，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准确操作——就像熟练的钢琴师弹琴一样，有条不紊，如行云流水一般。

每天纽约城里都有七位戴着银质徽章、有文化品位的侦探在四周打探，寻找这座城市里最爱读书的罪犯——那些盗书贼。这七位侦探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了找回每年读者偷走的几千册图书而雇用的。这些持书不还者有的是由于健忘，有的是由于马虎，有的是由于喜欢拿别人的东西，还有的是由于吸毒。

每天有1.3万人从这个图书馆系统借书，平均500人不按期还书，大约有25人超期两至三个月。这25人当中大多数是瘾君子，他们用伪造的借书卡借书，然后把书卖给二手书贩，好换钱买毒品。

当一本书超期30天时，图书馆就会通知那七位侦探。他们的头儿叫约翰·T.墨菲，是名老练的侦探。他们立刻着手查找借阅者的最后一个住址，而这个地址往往会把侦探们带到纽约城最奇特或最遥远的地方，甚至城外的某个地方。在过去几年里，墨菲和他的手下曾追查到了神出鬼没的安德烈·波伦贝亚努的行踪。这个家伙从逃跑到与社会名流甘布尔·本尼迪克特结婚，一直都未还一本叫《上帝之国与我的世界》的书。两年前追查六本丢失的书时，侦探们还查到了已故的朱利安·A.弗兰克的身上，这个人当时被怀疑携带炸弹上了在北卡罗来纳爆炸的那架飞机，机上当时有70名乘客。也许还有弗兰克先生所借的六本太空旅行与探险方面的书籍。

虽然那些借书故意超期30天以上不还者可能会被判刑，但墨菲拿回书，收取了每天五美分的罚金并禁止这些家伙再从图书馆借书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许多人交的罚款会高达几百美元。不久前，墨菲的手下在布鲁克林抓住了一个偷走了1200本书的女士。尽管她使用了许多假名，通过对照借书卡上的笔迹以及注意到她总是借轻松的言情小说，他们最终抓住了她。侦探们把这位女士的笔迹特点通知了所有馆员，并告诉他们她喜欢借言情小说，因此，抓住她只是早晚的事儿。这位女士一被抓住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原来她是一位欲壑难填的偷窃狂——同时她也一定是纽约城里最爱读书的小偷。

在一种想预知未来的疯狂欲望控制下，纽约城里的200名算命师可谓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他们有的用水晶球，有的用塔罗纸牌，有的看星盘，有的玩占卜牌，还有的给人看手相、足相和面相。

今天，在纽约城里很难找到一个不故弄玄虚的地方。曼哈顿中城到处都是印度先知，解梦之书在哈勒姆被视为珍宝；在东城，人们心甘情愿出大价钱去聆听有关他们最爱的人（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些高档餐厅还把这些江湖术士奉若神明。从布朗克斯到海湾边，到处都有试图为别人解决所有问题的星象学家、相士和巫师。

在纽约，求卦算命者当中近80%是女性，她们向算命师询问的都是爱情、婚姻、健康和财富方面的事——就以这个顺序。男性顾客首先对金钱问题感兴趣，然后才是爱情。算命师每次收费两美元。由于算命师一般都想讨好顾客，他们总是预测在六个月至一年内每个人都会有好事。一位算命师讲：“有的女人也会问我‘我丈夫是不是出轨了’、‘这个男人对我好是不是图我的钱财’以及‘我上哪儿能找到好男人’之类的问题。如果我真知道到哪儿能找到好男人的话，我自己早嫁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孤身一人的地步。”

因为人们总是记住那些实现了的预言，忘记其他没有实现的预言，所以很多人都对算命师心怀敬畏，因此这类人早晚会成为吉卜赛骗术游戏的受害者。吉卜赛人今天仍然依靠一种最古老的骗术行骗。这种把戏是这样的：一位算命师告诉顾客，他的钱上有邪气，必须让算命师为它驱邪。那位顾客把钱拿来后，算命师把它包起来，告诉顾客包裹在24小时内不能打开，这就给这个窃贼提供了足够的逃跑时间。等顾客发现他的一叠钞票被换成一堆废纸时，算命师早就溜之大吉了。

女警常常装扮成受爱情折磨、痴情的天真少女，去找这些算命师算命，等待他们重演这种骗人的把戏。“只有当场抓住这些算命师骗人钱财，我们才能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逮捕他们，”纽约市的一位女警解释道，“如果他们只是说我们如何好、别人不能欣赏我们之类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管怎么讲，与纽约城里的算命师玩猫抓老鼠游戏是一项很刺激的活动。吉卜赛人从报纸上把女警们的照片剪下来，复印后分发给部落里的所有吉卜赛人。这表明我们和许多吉卜赛人很熟，关系也不错。”

在纽约的各个街区执行任务时，女警常常要扮演多种角色。福尔哈伯小姐说道：“如果去某些街区的脱衣舞厅，我们可能会打扮成妓女的模样；如果到市中心的休斯顿大街执行任务，我们通常穿便服和平底鞋；如果到果园大街或下东城，我们穿得越邋遢越好。在第四十几街的第八大道上执勤时，我们拿着食品购物袋进茶室，或许还会带上某人的孩子，这样人们就会以为我们就住在那里。再到东城执行任务时，我们穿得要讲究点儿，还要戴上帽子和手套。”

尽管吉卜赛算命师多次预言会有一位“深肤色的英俊男子”追求她，可福尔哈伯小姐仍然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在西城八十几街最近的一次降神会上，她打扮成孕妇的模样去卧底。“那是个周日。晚上6点钟，大约有50个人——都是些好人——坐在一套高级公寓里的折叠椅上，聆听一位很糟糕的钢琴师演奏圣歌。”福尔哈伯小姐说，“这是一次集体降神会，这种仪式在纽约很常见，很容易打入。只要翻翻周六《纽约时报》宗教版，你就会发现‘精神主义者聚会’之类的广告。不管怎样，巫婆不一会儿就来了。她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弱小老太太，穿着晚礼服。人们在她身边围成了一圈，她就开始说，‘我肚子里有震动——这是为一个身上怀有新生命的女士震动的——有谁怀孕了吗？’”

福尔哈伯小姐说：“显而易见，我穿着妊娠服。但衣服底下鼓出的东西只是皮带和装着点32口径手枪的枪套。后来巫婆让人们传递一个盘子，每个人往上面放一美元或五美元的钞票。灯光暗了下来，这时她慢慢进入恍惚状态，开始代人说话。她首先变成了某人的‘比尔叔叔’，后来又成了某人的母亲；但真正让我讨厌的是，不论她是什么鬼魂，说出的话总犯同样的语法错误。”

由于那些能与鬼魂沟通的巫婆终有一天自己也会加入鬼魂之列，因而他们需要训练些接班人。这样，在纽约曼哈顿西城七十几街和八十几街以及布鲁克林，到处都是些为巫婆举办的“进修班”。在这些地方，老巫婆向那些未来的巫婆传授这个行当的一些绝招儿。巫婆间有时也会像梅西百货与金贝尔斯百货那样，为抢夺生意而挖空心思相互竞争；有时偶尔还会出现价格战：为了打败另一个巫婆，一个巫婆干脆来个大减价，十美元的课程只收五美元。

看相者和看水晶球算命的人——警察很少在曼哈顿发现水晶球，但在科尼岛上见到过它们——也和巫婆及其他相士争抢生意，有时竞争会变得相当激烈。纽约女警们说，有些吉卜赛人常向当局告发其他吉卜赛人的不当行为。这显然是吉卜赛人想把竞争控制在合理限度内的一种办法。

尽管当今科学高度发达，吉卜赛人和巫婆仍然是纽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只要有妻子怀疑丈夫，未婚女子想知道“我上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这些人就会继续靠预言为自己招财进宝，带来荣华富贵。

说到寻找好男人，许多纽约人会光顾曼哈顿公开做广告的八位婚姻介绍人。他们能提供各种类型的男人：什么前途无量的银行职员，什么破落贵族，还有什么家境富裕、刚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人等等，应有尽有。尽管纽约这八位婚姻介绍人中有五位也还没有结婚，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只要花100美元的登记费，介绍人就会向顾客源源不断地提供约会对象的资料。顾客约会之后，介绍人会去了解双方是否满意。如果他们相互看不上，那么介绍人会再为男顾客提供新的女候选人，为女顾客提供新的男候选人。只要顾客受得了，介绍人会一直为他们安排约会，直至找到理想的伴侣。如果介绍成功，促成了婚姻，那么每人另付100美元。一旦婚姻破裂，概不退款。

山姆·保林在梅西百货对面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他说：“噢，你会对纽约城里的介绍人居然收到那么多的征婚书感到吃惊的。有一次，我这儿来了一位健壮的得州人，他想找一位非常胖的女人。我翻了档案，找到一位家住布朗克斯区的女士，这位女士体重225磅，45岁，离异。我给她打电话时，她问我：‘山姆，你告诉他我有点胖了吗？’我说：‘是的。’于是我安排她第二天在我的办公室与那个得州人会面。他们初次见面我就感觉到他们已经一见钟情了。当他们一起离开时，我发现她已拉上了他的手。我再次见到这位女士时，她已身穿貂皮大衣，戴着钻石首饰，开上凯迪拉克了。当然，她还和过去一样胖。”

保林先生就是在32年前经由婚姻介绍人，即他的父亲，认识他现在的妻子的。据他讲，尽管许多女士喜欢职业男士，但大多数女顾客觉得找一个稳重、普通、现实、能够养家糊口的男人就够了，不想找艺术家、演员或类似职业的人。他说：“我这儿曾有过一位演员征婚，他住在豪华的羔羊俱乐部附近，在《红男绿女》这部戏中给山姆·莱文[5]当过替身。这个人条件不错，但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女人不喜欢打零工、偶尔演演戏的男人，她们情愿找个管道工或木匠也不愿找个演员。”

他继续讲道：“女人择偶的另一件趣事是，她们更看重身高而怎么不在乎年龄。如果让一位女人在比她大20岁和比她矮的两个男人中选择的话，她情愿嫁给前者。还有，大多数男人想找漂亮迷人的女人，也有些男人想找富有的女人，少数男人——非常少——想找聪明的女人。”

如果有男士想找“性格拘谨”的女士，保林先生也能满足他们。他有一套专门档案，里面有200个不吸烟的和400个不喝酒的女士。如果有男士想找德国出生的金发碧眼女士，东城第五十九街的一位婚姻介绍人安东尼·瓦格纳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堆候选人。此外，他手头还有几个穷困潦倒的欧洲男爵、肥胖的公主及十几位大公的档案。在东城第七十九街李·摩根科学介绍服务中心，有许多聪明成功的女性的照片、资料和电话号码，这些女士把精力全放在事业上了，正如她们自己所说，让美好婚姻的机会从身旁溜走了。

有的介绍人声称，他们拥有多达1万名未婚人士的档案。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兰若·雷恩就因在过去十年里促成了8000桩婚姻而享誉同行。婚姻介绍人一般在分类目录中做广告，也在报纸上登广告，还给丧偶者寄送宣传品，以获得客户。他们声称在为顾客提供介绍对象之前，核查过顾客的身份材料及个人情况。这些婚姻介绍人对生活似乎都普遍持有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一多半的人都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的原因吧。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艾伦·乔伊说，尽管光顾她那里的男顾客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向她表露爱慕之心，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遇见合适的。她说，如有合适的，她会考虑的。

她还说：“很难用一句话归纳。我理想中的男人要外表英俊、聪明、非常善解人意；他应该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想找的不是能给我月亮的男人，而是想给我月亮的男人。”

她讲这番话时，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双手紧握，眼中似乎浮现出许多婚姻介绍所里挂着的标语：“只要相爱，永远不晚。”

当他们用一个两吨重的铁球撞击墙体、砸碎大街地面、破坏别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时，这些纽约人的攻击性得到了发泄。不论多大、多厚或多结实，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得住这些破坏分子的摧损；在这些摆动铁球能手的猛击下，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

纽约城里至少有40人有资格摆动这种铁球，但他们当中只有五六个称得上专业老手。他们目光敏锐，摆锤准确，可以在100英尺之外把墙上的砖一块一块地敲掉；他们能把摆锤抛到同样远的地方，让它击中一枚十美分的硬币；他们可以像玩弹子球那样轻松地操纵球锤自如摆动，让球锤撞击一堵墙体后，弹击到另一堵墙上，然后再让它弹回，在回摆中打倒一座烟囱。有时他们用全力抛锤击墙，而有时他们却轻轻地用它一点点地磕掉混凝土。有时建筑承包商不得不停下正在进行的拆除工作，花上几星期的时间等待，乞求这六个摆锤老手里的某一位能有空儿来帮他们干一项工作。有时，承包商们要花每周超过300美元的高价雇他们把东西击碎。

在过去的30年里，这六个人摧毁了纽约城里数不清的建筑，他们的壮举和面孔为几百位喜欢观看他们干活的“街头监工”所熟悉。本尼·纽伯格，一位身材瘦长的传奇式的拆房工，今年61岁，他摧毁了“坟墓”拘留所；吉姆·艾里特，一位臂上长满汗毛的英国人，今年66岁，他拆掉了纽约竞技场剧院；麦克·卡图曼，52岁，他摧毁了埃贝斯广场；马特·萨利文，62岁，他拆除了联合国图书馆；拉夫·普仁西坡，54岁，他拆毁了农产品交易所大楼；吉尔·舒尔茨，39岁，他在新建时代-生活大厦时，拆除了原有建筑及周围几英亩的贫民窟。有一次，在布鲁克林，舒尔茨一锤打在一栋破旧的五层公寓楼上，大楼不堪一击，顷刻之间便坍塌倒地了。

贫民窟是最容易拆除的，而墙体厚实的堡垒、监狱、银行、教堂则最难拆除。纽伯格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拆掉“坟墓”拘留所。这座拘留所曾关押过50万名罪犯。它建造得像一座中世纪城堡，结构异常坚固。

较难拆除的私宅之一是位于河边大道与第七十二街交汇处的原施瓦伯豪宅，它的墙是由两英尺厚的花岗岩砌成的。建房时查尔斯·施瓦伯想让它牢固永久；但妻子死后，他厌倦了这座拥有75间房的豪宅，搬进了一家旅馆。吉姆·艾里特花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把这座豪宅的塔楼和厚墙拆毁。在遇到坚固的墙体和拆除难度较大的活儿时，这些控制球锤的拆房工会觉得更刺激；对他们来说，这已变成了一种虐待狂似的体育运动。当一锤撞去，墙体开始裂纹，地板塌陷，整个楼房像雪崩一样在烟尘中倒塌时，他们和那些“街头监工”一样，从内心中会产生一种快感和刺激。

尽管他们一小时能挣4.9美元，并且已成为这项事业的艺术大师，但作为被别人花钱雇来拆毁建筑的人，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件工艺精湛的作品骄傲地说：“这是我的杰作。”

[1] 《丹尼少年》（“Danny Boy”），英格兰作曲家弗雷德里克·威德里（Frederic Weatherly，1848—1929）写的民歌。这首歌常被爱尔兰裔美国人、爱尔兰裔加拿大人当作非官方的颂歌，也常用于葬礼中。

[2] 地狱之门（Hell Gate），纽约市东河中一处狭窄的潮汐海峡。这个名称是荷兰语Hellegat（明亮的海峡、无阻障的入口）的讹误，但也延用至今。

[3] 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2000年后改名为“大通银行”，是JP摩根大通的商业银行部分。其前身由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于1955年合并而成。

[4] 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Guardia，1882—1947），意大利裔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34年至1945年任纽约市市长。

[5] 山姆·莱文（Sam Levene，1905—1980），美国话剧、电影演员。《红男绿女》（Gugs and Dolls）是一部百老汇热门音乐剧，曾获1951年的普利策戏剧奖，直至现在仍在上演。1955年该剧被改编为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弗兰克·辛纳屈主演。莱文在本剧中饰演男二号。

纽约：被遗忘之城

第八大道是一条令人悲伤、厌恶的街道。霓虹灯一闪一闪地照在酒保的头顶上，映着叼着烟卷的妓女、水手们的帽子和啤酒瓶子。酒瓶偶尔会砸在自动点歌机上，把警察招来：“好了，好了，散开！”这是一条遍布当铺、廉价旅馆及红着眼睛也讨不到多少钱的乞丐的街道。街上到处弥漫着服装中心的喧嚷、港务局公共汽车的烟尘、宾西法尼亚火车站的蒸汽，还有十几家比萨店发出的刺鼻大蒜味。

第八大道从西城第十二街边的一家废弃公共澡堂开始，穿过曼哈顿中城，一直延伸到斗兽场酒吧。大道两旁到处是一排排破旧的公寓楼，楼外的消防铁梯不是生满锈斑，就是被火烧黑。那些不想待在这个地方的人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第八大道，逃离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这里简直是个大杂烩：既有生活放纵的罪人，又有执着的宗教狂热分子；既有25美分的啤酒，又有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迈克尔·托德[1]聚会。黑暗与光明混杂交汇，各种意想不到的事儿在这里都会发生：消防队院里居然着起了大火；去年6月的一次军事表演中，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从85英尺高的地方掉下来把自己摔死，引起下面1万名观众的欢呼呐喊，就好像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事都发生在第八大道。

就在第八大道上，一群流氓袭击了一位叫克里弗德·约翰逊的码头工人，把他的玻璃假眼打到下水沟里；一名叫拉菲尔·多洛斯的恶棍，因为一辆公共汽车擦身驶过而勃然大怒，拦住一辆出租车，追上那辆公共汽车后跳上去把司机捅死了。

那年9月，曼哈顿到处是抗议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铁托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示威活动，一名9岁女孩儿在第八大道的埃尔·普拉多餐厅被一颗流弹击中身亡。

年年都有马戏团到第八大道表演，年年都会有一头狮子或一头公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在街上四处狂奔，让马戏团的老板大出风头。这里每个月都有警察被派来在骚乱的人群中维持秩序：有谴责原子弹的，有要求涨工资的，还有为争夺安东尼·罗卡[2]的照片而大打出手的。

只要看一看站在外面的是些什么人，你就可以猜出花园里在干什么了。每当罗卡比赛时，第八大道入口处就挤满了波多黎各人。你会听到拳赛播音员用西班牙语喊道：“朋友们，别再往场内扔东西啦！”一到晚上有拳击比赛时，售票处前就会站满穿着黑西服、白衬衣的一群小个子的下注老手，他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雪茄；赛马比赛前则可以看到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绅士和那些经常上《城乡》（Town & Country）杂志封面的那种青春健美的金发女郎；举行篮球赛的晚上，你会发现花园外净是些高个子留短发的水手以及身穿运动衣的年轻人；而在马戏开演前，第八大道则是另一番景象：每个大人都带着三四个孩子，挤来挤去，尼迪克快餐店中又会多一些侏儒和牛仔。

第八大道到处是打折杂货店。有些店里的电话脏兮兮的，以至于你不愿意让它接近你的耳朵。这条街实在太乱了，乱得人们不敢在街上逗留。从剧院出来的人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餐厅，上下班的人们急急忙忙赶往宾州火车站，尽量不去注意街上的乞丐、同性恋及第四十二街上的那位传教士。这位传教士每天都站在那里，挥动着胳膊，叫喊着：“罪人们！罪人们！《圣经》教导我们不流血就不能赎罪。”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留着油腻腻的长发的男孩喊道：“先生，你在放屁！”听了他的话，传教士满脸沮丧地说：“孩子，你需要被拯救。”一会儿，走来一位身材高大、体型发胖的爱尔兰警察，对围观人群说：“靠边，别站在马路上！”一些人离传教士远了些，大多数人继续往前走，不过不像那些匆匆赶往港务局汽车站上下班的人那样快。在港务局汽车站，每周都有乘客把几十件雨伞、大衣、皮箱丢在车站的1300个存物柜里。无人认领的雨伞和随身物品堆得像座小山，以致港务局每年不得不在第四十一街车站的地下室举办一次遗弃物品拍卖会。拍卖会把许多喜欢买便宜货的人和那群被称为“四十大盗”的路德洛大街上的捡破烂儿者吸引到第八大道，还有同性恋哈里、普凯普丝的爱迪和便宜货大王查理，据说便宜货大王查理在布鲁克林的旧货店里藏有世界上数目最多的单只手套。

在烟雾弥漫的地下室里，拍卖师高高地站在竞买者中间，用他那令人厌恶的男中音喊道，“好了，现在开始。我这儿有件毛皮披风，我想它不是貂皮的……”

“是狼皮的。”同性恋哈里说。

“让我摸摸。”一位女士说道。

“14美元！”便宜货大王查理叫价。

“16美元！”赖皮哈里喊道。

“让我摸摸！”那位女士抗议道。

拍卖师根本不理她的茬儿。他手头需要拍卖的东西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在一个业余竞买者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种做法也很受旧货商们的欢迎，他们也不喜欢业余竞买者瞎掺和，因为那些人往往把价格抬得太高，使他们无利可图。

“遗弃在公共汽车站存物柜中最贵重的东西是一叠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红利券，”港务局行李部主任约翰·M.海拉汗说，“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拍卖，而是转给了采购与行政服务部。据我所知，这东西还在那儿。听说是一位从布鲁克林格林角来的一位性格古怪的百万富翁把它们忘在这里的，然后他就走得无影无踪了，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他讲话时，远处的车流仍然在第八大道上隆隆驶过。阿宾登广场上，孩子们仍然对着那个废弃的公共澡堂扔弹力球。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下班回来的码头装卸工，怀里抱满食品的意大利妇女，还有那个站在街角长着纤细手指、警觉眼睛，脸上被人用剃刀划下道道伤疤的波多黎各男孩。再向北几个街区，在拉·爱迪尔市场，收银机一直响个不停，蒂马提诺市场的鱼腥味几乎在整个希腊街区都能闻到，而那里却另有一番景象：萨伊德港口酒店，卡丝塔南特响板音乐，还有一头秀发、扭动着颈项的曲线优美的肚皮舞舞女。

在第三十九街，服装中心的外勤人员在卡车间和人们头顶上推动衣架；在第四十三街的一家理发师学校里，五个学徒在为顾客剪发，每位只收45美分，他们面前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转告其他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您的头发染成您喜欢的任何颜色：银黄色、浅金黄色、金黄色或各种红色、棕色以及黑色，并且绝对为顾客保密。”

在上四十九街和五十九街还有更多的廉价旅店、食品店及脸部皮肤被破坏的人们。第八大道上的这两条街上到处是不知名的拳击手和为他们服务的酒馆，俾斯·麦基——前拳击手，现女性按摩师——常到比尔·杜恩酒馆喝酒；那些被人打断鼻梁的人都在街对面的米奇·沃克酒馆喝酒。第五十五街的一家名叫“中立角”的酒馆里摆着几百位拳击手的照片。现在这些拳击手都发胖了，而且也被人们遗忘了。

“中立角”酒馆吧台后面站着一位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是一位拳击手，现在发福了，名叫托尼·贾尼罗。墙上有许多贾尼罗比赛时的照片——他用拳头击打对手的肋骨，把对手打出拳台护绳，然后骄傲地站在拳台的中立角，看着裁判在被击败的半昏迷的对手身边数点。这些照片都是酒吧老板弗朗斯·雅各布挂在那儿的，他曾是贾尼罗的经纪人，并认为贾尼罗会成为世界冠军，只要他能克服自己的弱点——过分追求女人。但贾尼罗没能做到，他发狂地追逐女人，喝威士忌，25岁就被拳坛淘汰了。贾尼罗退休后，雅各布斯买下了“中立角”酒馆，给了贾尼罗一份酒保的工作。

今天，在“中立角”酒馆，这位前拳击手在擦拭啤酒杯，那位经纪人还在斥责他，大声地对他发号施令（顾客们也都能听到）。

“苏格兰威士忌和女人——就是这两样东西毁了托尼·贾尼罗。唉！我过去常常看住托尼，没出什么事儿。我夜里常把床搬到门前，以防他溜出去，但他还是出去了，不是吗？托尼，你难道不是偷着跑出去的吗？”

贾尼罗仍然擦着玻璃杯，慢慢地转向他的前经纪人，平静地说：“我对我干过的事情从不后悔。我遗憾的是那些我没干过的事儿。”

在这里喝酒的人并没有仔细听这段对话，因为他们以前都听过这个故事，而且已听过几百次了。1945年到1951年间，贾尼罗正在通往冠军宝座的道路上跋涉，假如他要是训练得再刻苦些，不那么桀骜不驯，也许早就成功了。

在这家浅棕色的酒吧，透过弥漫的雪茄烟，人们常听到的就是这些话。就像洗衣房中的洗衣妇一样不遵守规矩，经纪人和教练们也总是这样叹惜他们训练的拳击手是如何破坏训练规则的。

“经历了120场拳击比赛，你的脸却没被打坏，这是怎么回事？”一位顾客问贾尼罗。

“我的皮肤是那种不易划破型的，”贾尼罗说，“以我弟弟费兰迪为例，他也是个拳击手，如果你击中他的肘部，他的眼睛会发青；他就长着那种皮肤，击中了肘部，眼睛却会变黑。”

“怎么有那么多的女人追求你？”

“在纽约，只要你有钱，就会有女人围着你，对吧？吸引女人的东西是金钱。”贾尼罗说道。

“你当时挣了多少钱？”

“差不多有50万美金。我打过120场比赛，只输了13场。与格雷科、格拉兹阿诺及比约·杰克的比赛我都赢得了高额的奖金。我是个穷孩子，出生在扬斯敦，刚到纽约时才16岁，19岁就在花园广场参加拳击赛了。当时有一大群无赖总是缠着我，在我住的旅馆大吃大喝，把账记在我头上。有时我自己买西服，还得给他们每人买一套……”

从“中立角”酒馆的窗户向外看第八大道，难以想象这条破落的街道在一百多年前曾经相当繁华，马车列队排在第八大道与第五十八街中间的汉夫迈耶豪宅门外。

现在的哥伦布跑马场周围曾经有许多最著名的农场。第八大道上的那些豪宅都有宽敞的草坪、美丽的花园和诱人的果园，一直向西延伸到哈德孙河。这些农场由马太·迪克曼、雅各布·豪尔、伊萨克·范瑞安、詹姆斯·斯迪尔德和塞穆·范·诺顿等家族拥有。第五十三街与第八大道中间是格里特·哈泼·斯泰克将军的住宅，他在1812年的战争中曾指挥第八十二旅第五团参加了布卢明代尔高地保卫战。当时，纽约最时髦的地方是大剧院。1869年，吉姆·费斯克为一位名叫朱塞·曼斯菲尔德的女演员买下了它。这个女演员美丽聪明，被人们称为“第二十三街的克利奥帕特拉[3]”。费斯克让人把这里装上了华丽的红木大门、水晶烛台和带有金钉的木椅。他死后，这个地方就衰落了。到1938年，大剧院里已有了电影院、爆米花机和保龄球馆；球馆的球童已被小费养出了一副势利的嘴脸。

第八大道真正的衰落是在本世纪初。当时，东城开始兴建住宅区，西城的那些过去的旧住房变成了出租公寓。1925年，为了修建地铁，第八大道下面挖了几个隧道。1927年7月的一天，施工队在第四十四街以上的那段第八大道上挖出了六副棺材——这些棺材都是用名贵木材制作的，上面钉满铜钉。这块墓地曾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于1803年购买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的一部分。工人们迅速清理了埋有棺墓的地区，铺上了地铁，安装了口香糖自动贩卖机。今天的第四十二街地铁站就坐落在过去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附近。在地铁站里，到处都是弹子机和穿着窄腿不翻边裤子的男孩们，他们扭动着屁股，打着响指。1960年夏天，当大剧院阻挡了一个新的住宅楼建设项目时，拆迁人员便开了进去。

就这样，第八大道的最后一幢优雅建筑也不复存在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广场大厦外面，弗洛伊德·菲利普慢慢地爬上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他几十年的马车夫生涯里，他用烂了12辆马车，用死了20匹马，戴破了100顶丝质礼帽。菲利普先生今年八十有余，从1901年起就在纽约城里当马车夫。他早已习惯于过去的生活，就像他习惯于抓紧缰绳一样。

天不太热时，他不坐在马车上，而是和那伙都戴着丝质礼帽的马车夫一起站在广场外面。他们中有本·波特，喜欢给马喂苹果；有布莱德威·杰克，曾做过出租车司机；还有其他的马车夫，他们只要看到游客眼里的一点儿意思，就会不失时机地上前问道：“坐马车吗？”

在纽约城里，赶马车的人见多识广。菲利普先生拉过像恩里科·卡鲁索、约翰·D.洛克菲勒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4]这样的要命的大人物。“罗特施泰因还欠我两美元呢！”菲利普先生吸着从别人那里要来的雪茄，说道，“噢，那时我拉着他和他的金发碧眼女友在城里到处跑。”那时候公园大道是条土路，绿野酒店那个地方当时还是个羊圈，蒂芙尼商店还在第十五街。有一次，我拉重量级拳击冠军鲍伯·菲茨西门斯到百老汇的杰克餐厅吃饭，到那儿时，他对我说：‘进来吧，孩子，一起喝杯酒。’”这时，本·波特凑了过来，说：“我曾有匹经常嘶叫的好马，叫墨菲。一天夜里，警察叫住了我，要给我开罚单，说我的马扰乱了夜晚的安静。他问我的马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叫‘墨菲’。一听这个，这位高大的爱尔兰警察停住手，对我说，‘妈的，我不能给叫这个名字的任何东西开罚单。’”

“过去就是那样，”菲利普说，“过去我们戴的丝绸礼帽质量非常好。可现在，我们的礼帽都特别廉价。下雨时，这些便宜帽子一点也不管用。有个家伙拿着廉价礼帽问我们，‘你们想出多少钱买这种帽子？’我回答：‘两美元。’绝不多给一分钱。”

大多数马车夫一生都是在纽约中央公园转悠，拉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游客。他们总是喜欢回忆过去的日子：“那时候马车可以在全城的任何地方跑——不像现在这样，只能在中央公园里跑。说真的，没有马蹄声的陪伴，我就无法活下去，我宁愿在马车上度过余生。”

纽约城里每个黑暗的衣柜里都放着玩具洋娃娃。她们穿着落伍的衣服，梳着过时的发型，脸上的颜料已被磨光，鼻子也被捏扁了；她们曾被小女孩们天天抱着。那些昔日的小女孩都已变成了老奶奶。偶尔你会在废物堆里看到这样的洋娃娃，或在古玩店橱窗里一把生锈的刀剑旁看到她们头朝下斜靠着——她们完全被主人遗忘了。这些主人都生活在今天喧嚣的生活中。和这些曾经漂亮、讨人喜爱的小人儿一样，有些洋娃娃的主人也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纽约城里有过许多无声电影明星，还有不多的几个认识他们的影迷。有时在百老汇，会有位老者突然转身，盯着一位过路人惊叫道：

“嗨，你一定是妮塔·纳尔迪[5]！”旁边的行人因老人突然止步而撞上了他，便叫道：

“嘿，先生！走路看着点儿。”

“对不起。”

“先生，给几个硬币吧！”一位乞丐叫道。

行人毫不理会，匆匆从乞丐和那位发现妮塔·纳尔迪的老人身旁走过。

这时纳尔迪小姐便迅速地转过街角，回到她住的旅馆。在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她曾与瓦伦蒂诺一起演过电影，曾经是无声电影银幕上那些来自异域的、柔情和邪恶的化身。

不论你走在纽约的什么地方，你都可能遇到那些曾在纽约红极一时的人物。

在斯拉夫特饭店里，坐着一位大家都没有认出的客人，她就是格特鲁德·埃德尔[6]。1926年，曾有200万人为埃德尔小姐上街欢呼，很可能今天在座的客人中就有当时的其中一员。那年她成功地横渡了英吉利海峡。为此，百老汇举行了盛大游行仪式，为她庆祝。柯立芝总统当时称她为“美国最优秀的女子”。有许多人向她求婚，还有人写了一首名叫《告诉我，朱迪，谁会成为那个幸运儿》的歌。

埃德尔小姐现在已经50多岁了，身体发福，体重175磅，很少游泳了。她现在常戴一副助听器，也未结过婚。

“我曾有过一次恋爱经历，”她回忆道，“1929年，我差点儿和那个青年结婚。他六英尺高，像个运动员。尽管这一切听上去似乎很愚蠢，但都是事实。有一次，我对他说：‘我的听力很差，这可能很难让一个男人接受’，当然，我以为他会说‘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听力不好，我爱你’这类的话；出乎意料的是，他说：‘我想你是对的，朱迪，一个男人确实很难接受这种事。’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这件事对我的困扰。”

距离这里九个街区远的一家烟雾弥漫的酒馆里，一位满头白发的瘦长老人正在想尽办法让人们记起他。他给人们买饮料，向他们递名片，名片上写道：“比利·雷伊——最后一位健在的赤拳拳击手。”雷伊先生现在90多岁，过去曾威震拳坛。本世纪初，拳击手套开始流行时，他退出了拳坛；他说拳击变得太斯文了。现在，他坐在“中立角”酒馆的高脚凳上，托尼·贾尼罗又给他倒了一杯酒。比利·雷伊眯缝着双眼，沉浸在一个老纽约人特有的享受中——回忆过去。

“过去，第八十几街上理个发才花十美分，”他嘟囔着，“……过去，因为抽烟，佛罗伦萨·彭斯被取消羊头湾田径队的参赛资格……唉！我过去喜欢到第十四街听麦琪·克里恩唱那首‘把他们放倒，麦克·科洛斯凯！’的歌，有人说史蒂夫·布兰迪不是从布鲁克林大桥跳下去的……他们都骗人……我看到他跳了下去……当时我在场。

“我能整天坐在这儿给你们讲过去的事情。……泽西·吉米，全国著名的小偷。包厘街有家酒馆，有时你会看到死人坐在酒吧里。夜里干完活儿，他们会把死人带回来，扶他们坐在酒吧台前，开始喝酒……喝完酒，酒保会问：‘谁付钱？’他们会指一指吧台前坐的那个死人……然后径直走出酒馆。”

纽约不是老年人待的好地方。城市仿佛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他们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第九大道的果酱店老板娘玛丽·阿姆斯特朗很少离开她居住的街区。每次出去，她都会对城市的变化感到震惊。有时她会指着某个地方说：“唉，瞧他们把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瞧他们在那里干了什么。”其实那里的样子已有25年之久了。已故专栏作家麦金太尔[7]是最早让她出名的人。1937年，他从当时流行的一首歌里给她取了个“纽约小老太太”的称号。他把她描写成“戴着眼镜，梳着1890年流行的发髻，像一个篱笆中的鸬鹚似的在酱架中间跑来跑去”。他还说，“凯瑟琳·康奈尔[8]为了买她做的罗甘莓酱，专程大老远地跑到这里；布洛克·彭伯顿[9]的太太也来买朗姆酒泡的草莓。”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后，阿姆斯特朗小姐让人做了个牌匾，上面写着“小老太太果酱店”。

纽约是一个健忘的地方。这位女士现在已经82岁了。她的果酱店仍在第九大道174号，但由于交通不便，现在只有少数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的老朋友光顾了，他们离不开她做的番茄酱和柠檬黄油。

在纽约，有些老人死的时候和他们活着时一样，都是孤身一人。纽约报纸经常登一些这样的消息：某个老人在满是灰尘的黑暗房子里死去，很长时间后才被人发现。一次，一个大家认识的穷人死了，警察发现在他家的床垫中竟藏有几千美元。这条消息使整个街区都震惊了。1960年4月1日，整个东布朗斯都被惊呆了。在东城一百六十三街831号，人们发现那位过去常在大街上拾垃圾的默默无闻的怪老太太，在她公寓中的一堆破布中死去，留下了近10万美元的遗产。

海伦·凯伊常读斯宾诺莎。30年代，人们常看到她在布朗克斯拾破布，收汽水瓶，给野猫喂食。她总是衣衫褴褛，头发凌乱。人们谣传她家里藏着几十顶她从未穿戴过的插着羽毛的昂贵帽子和过时的漂亮衣服。邻居们都说她上过大学，但谁也不知道她上的是哪所大学；有人说她会说七种语言，但她怎么学会的，谁都不清楚。人们只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位医生，或许是位牙医。人们看到她每天都在垃圾桶那儿忙来忙去，然而，人们对这位被称为“破布老太太”的七旬老人知之甚少。

布朗克斯警察局找不到她的亲友，却在这间每月租金仅为46元的公寓里的一堆破布中，发现了总额超过4.6万美元的八个存折、124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的股票。

4月的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破布老太太”的公寓窗户终于被打开了——“这是20年里的第一次。”大楼管理员说。三个工人拿扫帚扫出了大堆废纸、旧大衣和空汽水瓶。

“我一直劝她对自己别太抠门，”楼下商店干活的制帽工莉莉安·理查曼说，“我常常劝她搬到中心广场去住。”

这个无亲友认领的“破布老太太”被送到了雅各布医院的停尸间，布朗克斯公共管理局暂时替她保管那笔钱财，等候州法院的裁决；她的公寓后来被整修一新，租金也提高了，现在住着一个波多黎各家庭。

这就是纽约城里的真实生活。那里每天都有250人死亡，每天都有无数活着的人在寻找出租房。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情的、被分割的城市。在这里，早报29版上登的是死人的照片，31版上登的是订婚男女的照片，而头版上却满是那些现在主宰着世界，尽情享受着奢华人生，但终有一天会出现在第29版上的人们的故事。

“先生，给点零钱吧！”

伸着手乞讨的老人曾有过智慧的面容和明亮的蓝眼睛。他现在怎么了？他怎么会流落到包厘街上？——这里是纽约城里唯一一个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地方。

每天下午，你都会看到他和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站在酒馆门外。他们满脸胡须，衣衫邋遢，一副落魄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希望。每到圣诞节，他们中有许多人会通过为美国志愿者协会扮演街头圣诞老人挣点儿钱。美国志愿者协会是一个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品的组织。这个组织每天发给他们四美元，把他们送到市里的繁华地带，让他们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站在街头拐角处摇铃，用烟囱形状的红色箱子收取人们的捐款。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上，千百万个采购圣诞礼物的人从这些圣诞老人身边经过，却从不知道华丽的外衣和假胡须下的这些人都是些酗酒者。他们正努力改过自新，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脱下这身行头后就开始。

这些在街头扮演圣诞老人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去年，有一位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因为酗酒丢掉了工作；还有一位是《电视船长》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个演员；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教师。一天晚上，他抓到自己的妻子与别人通奸，开枪打死了他们，自己也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没找到工作，成了包厘街上的一名酒鬼。四年后的一天，他走进了志愿者协会，寻求他们的帮助。

包厘街上的许多流浪汉都到类似的机构寻求帮助，但他们当中更多的人落到这种地步后，就一直过着这种生活，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些流浪汉中的一些人讲，他们是自愿流落到包厘街上的。一位长满胡须的快活老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称自己为“傻瓜——博学的流浪汉之王”。

几乎每个夏日的夜晚，你都会看到“傻瓜”手里拿着啤酒瓶，嘴里冒着泡沫，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里大声喧哗。他穿着四五件衬衣，粗布工作服下面是一件游泳衣，背包里还卷着一件雨衣。他的许多衬衣上面都印有号码或球队名称。

下午，他一般去科尼岛游泳，晒太阳。在那里，会有些意大利和犹太老太太给他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他夜里在栈桥上睡觉；如果天太冷，他会花上70美分到包厘街上的廉价旅馆过夜。

他是一位外表古怪但快活的老人，人们都愿意邀请他共进晚餐，听他说笑。到了夜晚，有些外籍军团的士兵会邀请他参加通宵聚会，之后再塞给他几美元的酬劳。由于游客们都喜欢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与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合影留念，酒馆的老板认为他是个招徕顾客的招牌，所以免费向他供应啤酒。

“毕竟，”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流浪汉。”

“傻瓜”的真名叫佛里德利克·阿洛修斯·克拉克，1892年左右出生于麻省的普罗温斯敦。他十几岁就出海当水手，后来跟巡回演艺班干了几年，先是打杂，然后当掷球表演的靶子，最后成了荒诞剧中扮演魔鬼的艺术家和“弗吉尼亚的八朵玫瑰”舞蹈团的业余按摩师。

“傻瓜”结过三次婚，每次婚姻都很短暂，不幸福。他眨了一下眼说，还是不结婚的同居关系最好。当问到他是否有子女时，他的回答总是：“每当我从孤儿院经过时，我都会隔着墙往院内扔些硬币，希望我的孩子能拾到。”

他几乎与见过面的所有人交朋友，索要他们的家庭地址，并在晚饭时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家中。就这样靠着1914年参加墨西哥边境争端所得的微薄养老金，他努力过着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生活。

“傻瓜”说，纽约是一个流浪汉的天堂，但他却不愿死在这里，与那些无人认领的死人和穷人一起被埋在波特墓地——“那里有能装下150个松木箱子的大坑，每个大坑中只立一块石头，你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都没有。”

有时“傻瓜”会觉得特别孤独、伤感，于是便在包厘街猛灌一通烈酒，然后号啕大哭。随后几个星期，他就在山姆酒馆消失了。过后，人们会在臭水沟里找到他，满身泥土，鼻青脸肿。因为他一喝多就变得特别烦人，咒骂那些身材魁梧的人，结果总是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几天之后，等他清醒过来，他又会变成从前的“傻瓜”——酒馆里那个快乐的喝着啤酒的聪明流浪汉；又会与别人勾臂搭背，大声说笑，与顾客们合影留念，并告诉他们：“五年前我是个流浪汉，现在看我！”之后，在歌声和频频的碰杯声中，你会听到他在叫喊：“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

波特荒滩位于长岛海域附近的哈特岛上。海鸥在海岛上飞翔，海水轻轻拍打着白色的沙滩。岛上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到处杂草丛生。岛上寂静无声，偶尔能听到的声音，只有典狱长的汽车的启动和熄灭声，还有从城里驶来的红色大轮渡离靠岸时发出的汽笛声，还有囚犯慢慢挪动脚步的声音，以及他们用扫帚清扫人行道上的落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哈特岛的一端生活着大约1200名犯人，另一端就是波特墓地。墓地有33英亩，占整个小岛面积的三分之一。每周都有200具尸体及医院抛弃的截肢装在木箱中埋在这里。渡船用八分钟的时间驶过两岛中间的海峡。渡船一靠岸，25名犯人就会卸下这些木箱，挖掩埋木箱的深坑；每周二、四这两天都要在每个坑里埋入150个并排放置的棺材。然后在上面立一块石头，作为标志。石头上没有死者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1868年，波特墓地被首次用于安葬无人认领的死尸。到目前为止，已有50万具尸体被葬在这里。典狱长办公室的档案柜里有这些死尸的名字。第一个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的人是路易沙·范·史莱克，他当时死在一家老人福利院，死后无人认领。

那些棺材在大坑里一待就是15到20年，后来，由于需要更多的地方埋葬源源不断地运来的新棺材，大坑又被重新挖开。这时，那些旧棺材已腐烂变质，不复存在。如果某具尸骨还没有腐烂掉，犯人们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到另一个松木箱子中，重新埋葬在那个大坑里。这样，那个大坑就有地方再装下149个新棺材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无人认领的死尸就这样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照小说家威廉·斯泰伦的话讲，那些死者在地下也得不到安宁，他们要死上两次，甚至三次。

这就是纽约城里多年延续的做法。乞丐死后，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城市停尸所，等待认领。如果几周之后无人认领的话，就被拉去埋葬。不是被葬在他们所选择的城市里，而是葬在这个遥远的小岛上。这样，活着的人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坟墓，也就不会产生什么不快的想法。在离时报广场30英里外的地方，他们变成了粪土，远离川流不息的人群及那个女性按摩师；远离手推车制造师、法庭旁听迷、门童、侏儒摔跤手、有私人司机的司机、清洁女工、电话接线员、地铁广播员、影迷及那些爱喝啤酒的流浪汉；远离那位经常说“要是人们能自己查一下电话该多好”的接线员；远离那位不厌其烦地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的地铁广播员；远离那个惊喜地叫喊“嘿，你就是妮塔·纳尔迪”的无声电影迷；远离那位到死都试图让除掘墓人外的所有人相信“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爱喝啤酒的流浪汉”的人。

[1] 迈克尔·托德（Mike Todd，1909—1958），美国戏剧、电影制作人，因《环游地球八十天》获第2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也是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第三任丈夫。

[2] 安东尼·罗卡（Antonino Rocca，1927—1977），意大利裔美国摔跤手，在摔跤迷中十分受欢迎。

[3] 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世称“埃及艳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

[4] 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男高音，被誉为“一代歌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因革新了石油工业和塑造了慈善事业的现代结构而闻名。1870年创立标准石油，在全盛里斯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与全球首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Arnold Rothstein，1882—1928），美国著名商人、诈骗犯、赌徒，绰号“大脑”，是纽约犹太犯罪集团的头目，曾组织参与了一系列赌球案，以操纵1919年美国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最为有名。

[5] 妮塔·纳尔迪（Nita Naldi，1894—1961），美国电影明星，主要活跃于默片时代，代表作有《化身博士》《十诫》等。

[6] 格特鲁德·埃德尔（Gertrude Ederle，1905—2003），美国游泳运动员，奥运会冠军，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美国女性。

[7] 奥斯卡·奥德·麦金太尔（Oscar Odd McIntyre，1884—1938），纽约专栏作家，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专栏《纽约日常》（“New York Day by Day”）曾在50余家报纸杂志上刊载。

[8] 凯瑟琳·康奈尔（Katherine Cornell，1893—1974），美国戏剧演员，作家、制作人，人称“剧院第一夫人”。

[9] 布洛克·彭伯顿（Brock Pemberton，1885—1950），美国知名戏剧制作人、导演，托尼奖的创办人。

第二部 大桥

流动的建桥工人

建桥工人开着宽敞的汽车进城，住豪华宾馆，痛饮威士忌，然后再灌啤酒，他们追逐女人，随后又将她们抛弃。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

他们不像那些大桥一样，能牢牢地扎根于一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一半像马戏团里的演员，一半像吉卜赛人：在空中时，姿势优美，行动自如；在地上，却变得浮躁不安，手足无措。他们已习惯于在距地面600英尺高、八英寸宽的钢梁上行走，可是一旦站在地面宽阔的道路上，却似乎失去了方向。

不建大桥时，他们就去盖摩天大楼，修高速公路，建河堤大坝。无论哪里，只要是有挑战性又需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他们就会前往。有时，他们会日夜兼程地走几千英里的路，赶往一座正在大兴土木的城市，因为那里有许多建筑工地。他们难以抵御那些新兴的城市建设的诱惑；正因为如此，他们被称为“流动工人”。

从外表上看，这些流动工人都很魁梧；即使谈不上魁梧的话，至少也都是很健壮的。终日的风吹日晒已把他们的皮肤变成了深红色，给铆钉加热的工人的脸变成了灰黑色，装钉铆钉的工人几乎丧失了听觉，用锥形小铁桶接铆钉的工人身上到处是不小心时留下的水疱和烧伤痕迹。有些电焊工夜里睡觉时都会梦见火花飞溅，那些钢件连接工因为一天到晚在柱子上爬上爬下，全身都是老茧和划伤。许多流动建桥工身上都伤痕累累，手指被失手掉下的利铁削掉。多数人都有过从高处摔下的经历，有的摔断了胳膊，有的摔断了腿。很多人都目睹过工友从高处掉落致死的悲惨场面。

他们都是些骄傲自大、以自己的工作为荣的男人。夜晚，他们在酒吧吹牛闲侃，但话题还是离不开建桥。有时，当他们转身要离开时，酒保会在他们身后喊道：“嘿！你们这帮家伙，帮我把这里的一些钢管拆掉怎么样？”

因为他们有钱，妻子又不在身边，就会吸引不少风尘女子。妓女特别喜欢他们，专门在圣路易斯附近的一座大桥边停了一条船，等待他们的到来。在帕迪尤卡的红灯区，修桥工的头盔常被妓女们用来当花盆。

周末，也有一些修桥工开车行驶几百英里去看望他们的家人。他们充满柔情，又宽宏大度，而且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干的活儿有多危险。他们只在私下里才敢承认工作的危险性，这一半是出于骄傲，一半是出于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妻子知道了真相，那么这种看似稳固的婚姻就会不复存在了。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这两种生活流动建桥工都想拥有。

因此，偶尔他的全家也会跟着他，住在小旅馆里或拖车营地。但对妻子和孩子来说，这却是一种非人的生活。

流动建桥工的孩子可能在40个州住过，毕业前上过十几所中学——假如他真能毕业的话。尽管父亲们常常发誓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再当建桥工，可他们的儿子往往还是继承了父业。儿子之所以也成了一名建桥工，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他父亲骨子里就想让他这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建桥工周末在家里大肆吹嘘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缘故。他们酒后话语中描绘出来的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一个当儿子的不可能不受诱惑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似乎应有尽有：冒险，开大车，挣大钱——有时一周能挣350或450美元——雨天因桥滑无法干活时聚众赌博，还有，可以周游全国各地。他们的工友中有像蜘蛛般灵巧爬行的印第安人，有像途中看到的海浪那样敏捷的纽芬兰人，还有那些逃离南方贫穷小镇到处游荡的叛逆的铆焊工。就是这些人，齐心协力地建造出那些巨大永久的建筑。多年后，在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他们可以自豪地指着它说：“儿子，看到那座大桥了吧，我年轻时一天要往那上面钉1200个铆钉！”

建桥工们只向儿子讲述美好的回忆，从不讲那些可怕的经历。他们很少提到在高处曾经感到的恐惧，闭着眼睛紧紧地抱住钢梁一动也不敢动；也很少承认有时从高处爬下来，只有一口气喝下三杯酒才能驱散他们心中的余悸。不！他们绝对不会对儿子讲这些的。他们只会老生常谈地讲述他们如何风光，如何加班加点地工作，却从不提起几个星期找不到工作的经历。他们回忆如何参加金门大桥和帝国大厦的建设，以及他们的父辈在1902年如何参加威廉斯堡大桥的建设，如何用马拉的起重设备吊装钢梁。

他们会让自己的世界听上去像荒凉的西部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如此。就是在今天，许多建桥工仍然把他们自己看作拓荒者。但是，这种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建造任何东西的自由自在的流动工人现在越来越少了，恐怕也只有千数人了。每当他们到一座大兴土木的新兴城市时，他们就会聚在酒吧里，庆祝他们的重逢，谈论过去的时光和人物。他们谈论西塞多·麦克，那个曾在禁酒令期间开车贩运坎普内威士忌，最近从芝加哥附近的大桥上掉下去摔死的建桥工；他们谈论艾尔·迪尔，那个曾在西部同时让三个女人感到幸福，每天早晨都穿着花哨的丝绸衬衣到大桥上干活的印第安人；他们谈论瑞普·豪瑞德，那个曾用20美元的钞票贴满皮箱两侧，一天夜里却在一个墓地变成疯子的人；还有纳特莱·凯德，他喜欢抽意大利长雪茄，嚼灯心草，用抽水马桶里的水，午餐时喜欢喝牛奶和啤酒——也不把灯心草拿出来；还有“冰水查理”，他在寒冷的冬天会打发学徒工从高处的桥上下到地面上取热水，等到这些学徒取到水再爬上来时，水已冰冷，他会把水吐出来，愤怒地嚷着：“这简直是冰水！”然后再派他们爬下去取热水；还有那个一条腿的好色鬼怀泰·豪伍德，一次，在一座铁路大桥上干活，他竟没听见火车驶来，最后关头不得不跳过轨道，抓住桥栏躲避火车，结果他的木制假腿掉了下去，然后在后半生中一直吹嘘自己如何两次失去左腿。

有时他们会没完没了地喝酒，回忆那些建桥工圈子里的人物以及有关他们的一些琐事。这些人从未被世上的其他人认识过。之后，他们开始玩扑克。建桥期间他们几乎天天打牌。许多建桥工永远不会从他们亲手建成的大桥上走过。大桥还没有完工，或许是在通车前的六个月，有些建桥工就开始浑身痒痒，然后就到别的地方找活干去了。当挑战性的刺激正在消失，夜以继日的工作也将结束时，他们便开始想“下一个工地在哪儿”。这就是1957年早春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有些建桥工已知道了答案——纽约。

纽约当时正规划建造许多座大桥。北部偏僻地区有几个项目，单是纽约城区，在1958年到1969年间就计划投资6亿美元建造一系列的大桥，其中有乔治·华盛顿大桥的加层，长岛海道上的窄颈大桥，还有建桥者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悬索桥[1]。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将把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连接起来，尽管大桥两边的两个城区里有成千上万人反对。此桥将拥有比旧金山金门大桥还长60英尺的4260英尺的主桥跨，这个桥跨比紧靠加拿大、密歇根北部的麦基诺大桥还要长460英尺。

麦基诺大桥横跨休伦湖与密歇根湖，把圣伊格纳斯城与麦基诺城连接起来。正是这座大桥在1954至1957年的修建期间吸引了大量的建桥者。尽管无法抵制向东迁徙的诱惑，但现在就让他们离开密歇根前往纽约，一些建桥者仍会为之感到悲伤。这是因为，在他们充满危险的修桥生涯中，还没有一个小城比曾经一度安静的圣伊格纳斯更能让他们赞不绝口，留连忘返。

建桥者到来之前，圣伊格纳斯是一个只有2500名居民的安静小镇。这里的居民冬天狩猎，夏天钓鱼，经营一些接待游客的小商店，帮着照看行驶五英里才到麦基诺城的渡船，从不给当地警察找一点麻烦。这个地方最早的居民是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接着是法国护林人，然后是传教士和皮货商。直到1954年，它仍是个干干净净、不受污染的地方。城里只有一家小旅馆，叫尼古拉旅馆，是以一个叫让·尼古拉的白人命名的。据说是他于1634年乘一条独木舟划过麦基诺海峡发现了密歇根湖。

这家尼古拉旅馆，主要是它的酒吧，后来变成了建桥者的总部。不久，这个地方就天天有聚会，经常发生打斗，一片乌烟瘴气了。接着，从北部的加拿大和南部的底特律来了些姑娘。后来人们开始掷骰子赌博。如果圣伊格纳斯不是一座这么友好的城市的话，那么所有的建桥者早就进了监狱，也就根本不可能把大桥修完了。

眼看着大桥腾空而起，圣伊格纳斯的居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看到工人们在桥上干活那么辛苦，居民们怎能忍心打扰他们夜晚的那点儿乐趣。当然，商人们对建桥工的态度更友好，因为，一夜之间，这个密歇根州海边小镇的人行道上就新增了六七百号男人，每人一周都有300至500美元的收入，而且一些人花钱如流水，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当地警察也不想给建桥者留下不好客的印象，所以他们也不去查抄扑克牌局或掷骰子赌博。人们记忆中的唯一一次查抄行动是由几个密歇根州巡警领头干的。他们冲进旅馆酒吧时发现，在聚众赌博的建桥者中间还有一位巡警。唯一被抓的是那个赢钱最多的建桥工，由于他赢的钱都被没收了，无法支付100美元的罚金，所以不得不在监狱中过夜。可是，到了后半夜，他在牢房里摆开了纸牌赌局，赢了100美元，随后支付了罚金，出了狱，第二天干活都没迟到。

也许这样讲有些夸张，除了州巡警外，圣伊格纳斯的所有其他人，不外乎这样两类人，要么对建桥者嗤之以鼻，要么能够接纳、容忍他们。也有些家长禁止他们的女儿与建桥者约会，尽管并不总是十分管用。镇里也有些年轻男人鄙视建桥者，这一则是由于建桥者中很少有不放纵声色的，一则是由于他们羡慕这些人的好车及丰厚工资。当然，认为建桥者中没有不爱热闹或不爱节俭的男人也是不对的，因为至少有六七个这样的人——例如，一位大个子的名叫埃斯·考恩的腼腆的肯塔基人就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来到了密歇根；另一位叫约翰·阿特金斯的曾在尼古拉旅馆喝了12杯双份马提尼酒后面不改色，仍然保持君子风度，飘然若仙地从酒吧里出来，消失在夜色中。

他们当中还有杰克·凯利，那个费城帆船制造商的儿子。他高高的个子，体重足有235磅。尽管在嘈杂的大桥上干了多年，头上因被砸伤缝了53针，但他仍然保持着温和的脾气。最后还有麦基诺大桥上的另一位受人爱戴的建桥工，那个被人称为“卷铺盖”的监工阿特·德林。他是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建桥老手，30年代曾去西部参加过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的修建。他之所以被叫作“卷铺盖”，是因为他总是讲，他宁可卷铺盖回家，也不愿在一个对建桥知识知道得比他少的监工手下干活。他说这话并不是想威胁谁。

他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大桥走到另一座大桥，从未真正满足过，直到他当上职位最高的大桥监工，就像他在麦基诺大桥所干的工作一样。1962年，他也想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一展身手。

在他漂泊不定的建桥生涯里，“卷铺盖”德林留下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儿子。约翰·德林继承了他父亲身上那种南方人所特有的魅力和大度，这种魅力和大度实际掩盖了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桀骜不驯。约翰·德林投身麦基诺大桥建设时只有19岁，那时他就和其他工人一样，为了给圣伊格纳斯城留下建桥者的足迹而发奋地工作。

约翰·德林1937年出生于奥克兰市，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的海湾大桥做收尾工作。后来的19年里他一直跟随着父亲四处漂泊。他在41个州待过，上过24所学校，迷倒过许多女孩子——他娶了其中的一位，并与她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他举止温文尔雅，衣着干净，没有丝毫的粗俗无礼。但像许多建桥者的后代一样，他也染上了被老一代建桥者称为“流浪症”的病。

正因为如此，有些女人难以接受他，有些女人害怕他，而多数女人则喜欢他。他到圣伊格纳斯的第一周，在一个加油站附近，注意到一辆汽车中的女孩子们。他努力抛弃新来乍到的男孩子的那种羞涩和毛躁，非常有礼貌地与车中最漂亮的那个女孩搭讪——她是个非常健康的瑞典美女，男朋友应征入伍了——这样，他们就开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浪漫恋情，这种恋情可以一直持续到下次恋情到来。

约翰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存下几千美元，后来靠这笔钱上了阿肯色州立大学（尽管时间不长），还买了一辆价值2700美元的英帕拉轿车。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奥拉城，他撞坏了汽车。那天晚上与他约会的女孩是法官的女儿，要不是这个女孩，他早就吃官司了。

约翰·德林似乎有着某种魔力。在修建麦基诺大桥以及后来又到东部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所有建桥者中，约翰·德林似乎是最幸运的一个——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他的好友罗伯特·安德森。

安德森更幸运，主要是因为他活得长，干得好，经历的磨难更多。他向来保持着开朗的性格和乐观的态度。他来建麦基诺大桥时只有34岁。他与一个女人结婚12年，与另一个女人只相处了两周。他出过车祸，被落下的工具砸伤过，从高处摔下来过。有一次他从42英尺的高处掉下来，但他身上唯一能看到的伤是左手内侧失去了两个手指，其他手指仍然能正常使用。

一天，在麦基诺大桥北塔上，安德森脚下一段窄梁的一端突然折断，他像过山车一样滑落下来。安德森紧紧地抓住这段钢梁，沿钢缆急速滑下，从1800英尺处一直滑到钢缆底端的锚锭，在那里钢缆斜度慢慢减缓，直到水平延伸到固定锚锭。安德森悄无声息地从那根滑落的钢梁上下来，再慢慢往上爬。幸运的是，麦基诺大桥的设计师是戴维·B.斯坦，他喜欢使用距离很长的两头收缩后跨；假如这座大桥让O.H.阿曼设计的话，那么安德森早就撞上缆索拉桩，葬身海底了，因为这个家伙喜欢使用距离很短的粗大后跨，就像他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设计的那样。安德森就那么幸运。

下了大桥，在找女人方面安德森也有建桥者的运气。作为建桥者的儿子，他从小就四处漂泊。长大成为真正的建桥者后，因频繁搬迁，他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灵活性，养成了一种对什么都不太在意的心态和四海为家的能力。有一次在墨西哥，他曾把家安在了一家妓院里。那里的妓女们非常喜欢他，仰慕他的绅士风度，喜欢他像对待淑女一般对待她们，甚至还为他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最后，妓院老鸨干脆邀请他做了这家妓院的常驻客人。每天晚上安德森都与她们共进晚餐，早上与她们一起排队等候洗澡。

尽管有六英尺高，肩宽宽的，腰板儿挺直，鲍伯·安德森却不是一个十分英俊的人，但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一张友好的、面带笑容的圆脸，与他相处会让人没有一点儿戒备之心。他是建桥业中的汤姆·琼斯式的人物——温柔、敏捷、勇敢，喜欢和热血女人寻欢作乐，但从不圆滑，也不阴险。

他在赌桌上也相当幸运，曾在俄克拉何马州跟他叔叔曼纽尔学过点儿赌博技巧。他叔叔是一个会弹吉他的恶棍，曾靠纸牌赌博赢得过整座游艺场。安德森一般不玩掷骰子游戏，不过，一天晚上他还是被邀请参加了在尼古拉旅馆的男卫生间地板上进行的掷骰子赌局。

“噢，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几天后他用他特有的西南部人的腔调，对他的朋友说，“我当时醉得一塌糊涂，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我一直在掷骰子。我眼里看到的只有7点和11点，7点！11点！老天爷啊！整个晚上都是这样！我不断地赢钱，喝酒，再赢更多的钱。后来许多其他人也听到了男卫生间里传出来的声音，都挤了进来，有些女人和游客也挤了进来——他们只想亲眼目睹我掷出7点和11点。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头疼得要命，发现桌面上有一大堆钱。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全是钞票，它们就像干树叶似的皱巴巴地塞在兜里。我数了一下，有1000多美元。到大桥上干活时，还有很多人走到跟前对我说：‘过来！鲍伯，这是我昨夜借你的50美元。’‘还你100美元。’我甚至不记得他们向我借钱的事。老天爷呀，这是多么走运的一夜啊！”

鲍伯离开麦基诺大桥和圣伊格纳斯镇时，攒下了一笔5000美元的存款。他不知如何使用这笔钱，就买了一张往返机票，到丹吉尔、巴黎和瑞士玩了一圈。像他所讲的那样，他到处饮酒寻欢，直到除那张返程机票外花得身无分文，才回到圣伊格纳斯镇，娶了一位令他一直无法忘记的有着棕黑色皮肤的苗条女子。

不久，他收拾起全部家当，带着新婚妻子，和其他几十名建桥者一起，包括纽翰·德林和“卷铺盖”德林、埃斯·考恩、杰克·凯利以及其他修建麦基诺大桥的修桥老手和尼古拉旅馆的常客，踏上了东去的迢迢旅程，到纽约去寻梦。

[1]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连接纽约史泰登岛与布鲁克林的悬索桥，横跨韦拉扎诺海峡，也是这部分的主角。该桥最长跨距为1290米，在1964年完工之初成为全世界最长的悬索桥。现今其跨距排名全球第十，但仍为美国境内第一。

布鲁克林的恐惧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这位意大利老制鞋匠站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门廊里，怒视着屋子里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人们，愤怒地叫喊着。“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由于没有人抬头理会他，他又接着骂道。

一个男子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跳出来，大声叫道，“嘿！你在骂谁？”

“就骂你们！”这位制鞋匠说。他那衣冠不整瘦小的身子摇摇晃晃地靠在门上，仿佛喝醉了似的；他的黑色小眼血红，充满愤怒，“你们抢走了我的商店……你们什么补偿也没给我，你们……”

“听着！”这位房地产商迅速地走到制鞋匠跟前，狠狠地盯着他说：“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要报警了！”

他抓起身旁的电话，开始拨号。制鞋匠看着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慢慢地转过身，一言不发地从门口走出，沿着大街缓缓离去。

房地产商放下电话，看着制鞋匠离去，他没有去追，也不想再找他的麻烦了——不想找他或任何在这里吵闹的人们的麻烦；这些人最近在这里一直大吵大闹，骂人，写抗议书，威胁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就仿佛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和修造连接大桥的引桥工程是房地产商们的主意。这段引桥公路将延伸到布鲁克林的湾脊地区，那里住着7000人，耸立着800座建筑，包括一家制鞋店。引桥公路将把阻碍它前进的一切夷为平地，最后将它们变成一条狭长平坦的混凝土大道。

不，这不是他们的主意！建造大桥和与之相连的引桥公路是罗伯特·摩西[1]和他所在的三区桥梁隧道管理局的主意。但大多数谩骂却落在了受雇于管理局的那些房地产商身上。正是他们，而不是摩西，必须每天面对这些被迫拆迁的人说：“放弃你们的家园吧！我们必须在这里建造一座大桥。”

一些人，尤其是老人，感到特别恐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恳求管理局的代表，向上帝祈祷，希望不要拆毁他们的房子，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儿女出生、丈夫故去的地方。其他人的惊恐中夹杂着愤怒，不断声明，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避难城堡，他们要与之共存亡。

有些人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默默无言地等待被列入失踪人口名单，就像等待死亡一样，等待着搬运车的到来。靠管理局给他们发的那笔补偿费，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亚利桑那或布鲁克林的另一个家。他们对去哪里安家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因为现在他们都年过古稀，好像在哪里安家都一样。

那位老制鞋匠已是快70岁的人了。他回到了意大利南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科森扎。在那里他还有些农田要出售。22岁时他离开科森扎前往美国。现在，1959年的科森扎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山羊和驴子仍旧在狭窄的山路上爬行，农妇们用她们的头顶着陶器，几个男人袖上扎着黑布，或领子上戴着黑丝带，表明他们在为死者戴孝。依旧是白色的石头房掩映在葱绿的山坡上——这是他们世代生息的地方。

制鞋匠回来后，得到许多亲友的问候，有些人的名字他已忘记了。他们像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一样欢迎他的到来。但在这之后，他们开始向他述说自己的不幸、贫穷以及自己的所有问题。他当然也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因此，他马上向人们讲诉了他自己的各种困难，一点不漏地全讲了，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几个月付不出他在布鲁克林的鞋店的租金，管理局如何一分钱不给地把他撵出来，以及他为何现在回到了他起家的意大利。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要建造这座大桥，这座美国人打算用制鞋匠的亲友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意大利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大桥。这个人就是吉奥范尼·拉·韦拉扎诺，他在1524年为法国人探险时发现了纽约湾。制鞋匠滔滔不绝地讲着，指手画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想让人们知道他不是个心肠软的人——一两天后，他就开始四处为他的那块农田去找买主了。

在史泰登岛一侧，人们对建造大桥的反对完全不像布鲁克林那样强烈。布鲁克林受建桥影响的人是史泰登岛的两倍还多。实际上，史泰登岛上一直有许多人梦想能有座大桥，把这个区域与纽约市的其他城区紧密地连接起来。史泰登岛一直是纽约市五个区中最偏僻、最不为人们重视的城区，五英里的海水把它与曼哈顿隔开，乘渡轮也得用半个小时才能到那里。

尽管纽约人和游客们都喜欢乘史泰登岛渡船——“每英里一美元的豪华渡轮”，但没有人会对渡轮停靠的那一边感兴趣。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即使是在1958年，54平方公里的岛上还有60%的土地是未开发的荒地。岛上22.5万居民大多数生活在独门独户的房子里。这是纽约五个城区中最乏味的地方；如果一个纽约的警察与上司发生了矛盾，那么往往他会被发配到史泰登岛去工作。

这座岛屿最早呈现这种农村景象是在300年前英国人占领的时期。当时，英国人鼓励发展农业，不鼓励发展制造业，那就是许多史泰登岛人想让它保持的样子——安静，遥远。但是，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经过多年的辩论和疑惑，修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方案最终被敲定下来，那些怀念传统生活的人的想法失去了市场。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时，史泰登岛上更多的居民欣喜若狂。他们想要一种变化了的生活，他们已厌倦了过去那种偏僻狭隘的农村生活，希望现在大桥能带来一轮高速发展。一夜之间，他们梦想成真了。

建造大桥的计划刚一宣布，就引来了岛上的土地热，房地产的价格扶摇直上。一小块1958年才值1200美元的地到1959年已升值到6000美元，而早晨还值10万美元的一大片房地产往往当天下午就会以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未交交易税的不动产会被市政当局迅速收回。来自巴西、意大利、瑞典的大型外国公司纷至沓来，希望能够分得一杯羹食。史泰登岛上的几乎每个地方都被规划了新建筑。尽管有许多对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的投诉和起诉（曾有位工长因耻于老板命令他干劣质工程，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离开建筑工地），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史泰登岛上的这场建设开发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大桥在人们心中的无穷魅力。

1959年上半年，早在开工建设前的几个月，这座大桥已成了人们希望的象征。

“我们现在正走在摆脱与世隔绝的道路上。”区长阿尔伯特·V.马尼斯顿克宣布。别的官员也承认，无论大桥带来什么，都不会对史泰登岛有什么真正的伤害。史泰登岛上有什么可以被伤害的呢？“在史泰登岛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一位名叫罗伯特·里根的居民说道，他是歌剧演唱家埃琳·法瑞尔的丈夫。他提到过去人们曾尝试过修建一座史泰登岛歌剧院，成立一支半职业化的橄榄球队，一支篮球队，修建赛狗场和拳击场，修建小型赛车场，成立交响乐团等等。所有这些想法都失败了。“唯一能拯救这座岛屿的事情，”他说，“就是大量的新居民。”

然而，在布鲁克林那边，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根本不需要或不想要新的居民。那里的湾脊地区早已是一个繁荣的几乎全部由白人组成的中产阶级社区，那里的人们已对现实很满足。湾脊地区坐落在布鲁克林西部，位于上纽约湾和下纽约湾的脊岸上，俯视峡湾水道——一个接连两个海湾的一英里宽的潮汐海峡——和从此进出纽约的所有大船。这里最早的定居者是成千上万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其中大多数是丹麦人。他们之所以喜欢湾脊地区，是因为这里离海不远，海风和煦。到了19世纪末，这里变成了布鲁克林最炙手可热的地区之一。

到1959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除了接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地方已不像过去那样人口构成单一了。沿海地区两边到处是高大的树木、修剪整齐的草坪及坚固的住宅，查尔斯·阿特拉斯就住在这里。除了居住着少数黑人，湾脊地区的其他地方和布鲁克林的其他居民区几乎没什么两样。白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大教堂，有的教区教众超过1.2万人。教堂由那些爱尔兰蕾丝窗帘商和发迹的意大利商人所供养，他们大多是共和党人，当地的政治事务通常也由他们操纵。瑞典人与丹麦人的数量仍很大，还有许多叙利亚小店主和一些没有搬走的老意大利移民（制鞋匠的朋友们）。但真正决定了湾脊地区生活方式的是那些年轻的第二、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和爱尔兰移民。那些还没有富到买得起海边别墅的人，住在街道旁一排排拥挤的棕色小砖房里，每天都为路边的停车位相互争抢。他们在拥挤繁忙的人行道上购物，那里的楼房上层是公寓，下层是小商店。街头还有许多小旅馆，有可以夜晚去吃上一顿美餐的汉密尔顿餐厅[2]。假如他们穿夹克戴领带的话，还有小巷里灯光昏暗的晚餐俱乐部和嘴里叼着烟卷、独自坐在酒吧吧台高脚凳上的那些曲线优美且有着浅黄色头发的陪酒女郎。

所以，在1959年，湾脊地区又恢复了过去的和谐。尽管它已不再时髦，却显得十分整洁。这里的大多数人不想要什么变化，不想要新的居民，不想要更多的车流人流，当然了，因此也就不想要这座大桥。当有消息说这里要建桥时，当地的政客们惊呆了。一些妇女开始偷偷地哭泣，许多人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以前就听过这样的传说，并指出早在1888年就有人提出建一条地下铁路隧道连接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1923年，纽约市长约翰·海兰甚至为通往史泰登岛的火车汽车两用隧道的破土动工仪式剪过彩。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纽约市损失了近50万美元的投资，在某个地方的地下留下了一个哪里都不通的废弃小洞。

据他们讲，在峡湾地区修建大桥已经说了20年了，每次都是纸上谈兵。1950年有人议论说在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一座大桥是件好事，但如果发生战争，苏联人将它炸掉了怎么办？停在纽约港里的美国海军军舰是否会被港口塌下的大桥困住？一年之后，好多人议论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建隧道，后来更多的人又开始议论建桥的事儿。就这样，人们在一直不停地争论这件事。所以，在1959年，他们仍然在说，也许这只是谈论而已，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因而也就无须担心。

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1957年左右，这种议论发生了些变化，争论也变得更加激烈，罗伯特·摩西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纽约市消防局局长在1957年对通往史泰登岛的大桥马上会变为现实充满信心，他迅速向市政规划委员会递交了在史泰登岛上修建一座大型消防车站的申请书，要求拨款37.95万美元的建设费及25万美元的设备费。他们也没注意到，颇具影响力的布鲁克林政客约瑟夫·T.萨科当时已预见到大桥一定会在1958年开工，他在市政府的大厅对罗伯特·摩西进行了孤注一掷的攻击，但为时已晚；萨科高喊摩西的权力太大了，他只听工程师们的话，而不听从人民的意愿。他们同样没有发现，在他们都认为修桥只是一纸空文时，一群围着图板的工程师已悄无声息地用墨水标出了建造大桥引桥需拆除的布鲁克林的一大块地方。其中令一位工程师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规划竟需要拆除自己岳母住的房子。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他岳母尖叫，哭喊，要求他更改规划方案，工程师告诉她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大桥建设已成定局。后来他的岳母在悲愤中去世，至死都不肯原谅他。

修建大桥已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那里的人们的憎恨。他们并不把它看作一种进步的标志，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毁灭的象征：那是一个马上要浮出水面、毁掉800座建筑物、迫使7000名湾脊地区居民背井离乡的巨大海怪。这些人真可谓各种各样：家庭主妇、酒保、拖船船长、医生、律师、皮条客、滴酒不沾者、酒鬼、秘书、退休轻量级拳击手、前“战地愚人”演唱组女歌手、一个有17个孩子（以及两条狗和一只猫）的家庭、一位刚花了1.5万美元安装了新椅子的牙医、一位素食者、一位银行职员、一位小学助理校长以及两位偷情者——一位41岁的离婚男子和一位住在街对面、婚姻不幸的已婚女子。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在男人的公寓里会面、做爱，考虑将来该怎样，思考是否能把这一切告诉女人的丈夫，是否能抛弃她的孩子。现在，突然间，这座大桥马上就要出现在这两个情人中间了，就要毁掉他们所居住的街区以及下午他们在一起的平静时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1959年。

那些愤怒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参加“拯救湾脊地区”委员会，与摩西斗争到底，直到推土机铲平他们的家园。他们写请愿书，发表讲演，大声疾呼：“谁要这座大桥？”新闻记者拍下他们的照片，采访了他们，并报道了他们群情激昂的请求。罗伯特·摩西被激怒了。

他给一家报纸写了很多信，指责记者歪曲事实、说谎话，只报道建桥会毁掉人们家园，而不报道这一工程的好处。布鲁克林的大多数人在1959年都不能理解建桥的好处，因此下定决心不搬家。但是，在坚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们一家接一家地搬走了，不久，这些房子里的灯光永远熄灭了。接着，搬家车开了进来，推土机冲了上来，墙体坍塌，屋顶塌陷，一切都被埋葬在烟尘里——这是隔壁那个不愿搬走的钉子户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不久他也要搬走了。然后又是一家，然后则是另外一家。每个街区、每栋楼就是这样被拆除的，最后就连最坚定的钉子户也屈服了。因为整个街区被拆光，一个人独自待在残垣断壁中，心里会有某种奇怪的恐惧：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在一个死去的街区；害怕一群年轻的流浪汉在废墟中四处游荡，摘窗子，撬门，爬围拦，偷灯具，砍树木，拾破照片或被遗弃的情书；害怕那些睡在破烂空公寓房间或大厅里的疯子；害怕人们常说的会从打破的水槽和下水道中爬上来的老鼠。因为照人们的话讲，布鲁克林湾脊地区的老鼠也得挪窝。

坚持到最后的人当中有一个长着淡褐色眼睛，有着褐色皮肤的离了婚的漂亮女人，名字叫佛罗伦丝·埃贝尔，42岁。她是在那对恋人，那个牙医，还有那个前“战地愚人”演唱组的女孩贝丝·葛罗斯·登普西离开后才搬走的。那个女歌手的包裹里装有350顶羽毛帽和几个旧剪报簿。她是在那个小疯老头死后搬走的，那位疯老头被发现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公寓里。不知是什么原因，疯老头儿从未听到过下面的推土机声，不知道这里就要建设一座大桥。

她是在退休拳击手弗雷迪·弗里德利克森之后搬走的，他在以前的拳击赛中只输过两场；她是在有17个孩子的约翰·G.赫伯特夫妇之后搬走的。无论如何，佛罗伦丝·坎贝尔的搬家与赫伯特一家的搬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提并论。赫伯特一家运了12次才把他们所有的家具、自行车、雪橇、盘子和狗搬到一英里之外的新家，共用了六个小时。他们最后搬完东西时，赫伯特先生，海军造船厂的一个工人，发现家里的猫不见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派他的两个儿子回去找，结果在屋外廊檐下找到了那只猫，还发现了一把旧斧头。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用那把斧子毁坏了旧家里能够毁坏的所有东西。他们砸碎了窗户、墙壁和地板，砸碎了旧卧室、厨房、书架和晒台栏杆，晒台是他们过去夏日夜晚经常围坐的地方。他们漫无目的地砸着，在轮番挥动斧子时，只感到一些野性的发作和破坏的快感。可是越砸越感到悲伤、疯狂，最后累得实在砸不下去了，就从砸烂的晒台上找回那只猫，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旧居。

对佛罗伦丝·坎贝尔来讲，就是以发生谋杀案为条件来威胁她也无法让她马上抛弃旧居。从离婚之日起她就和小儿子住在一套每月租金60美元的公寓里，她很难再找到一套这样便宜的房子了。安置办人员对她已失去了耐心，因为她总是嫌贵，拒绝接受他们为她找的房子。现在，人家不再管她了，她只能在曼哈顿的白厅俱乐部干了一天的会计工作下班后，独自一人去找房子了。

一天早晨，她在公寓里闻到一种奇异的味道。她猜想可能是前一天儿子放学后去钓鱼，把钓到的东西藏起来了，可儿子却说没有。第二天晚上，气味更难闻了，她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不久就发现，住在一楼的那位老人，即这座房子中唯一的另外一位住户，三天前用猎枪子弹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察到来时，他正一言不发地呆坐在尸体旁，脚下到处是空威士忌酒瓶。

“女士，求求您了！”警察对佛罗伦丝·坎贝尔说，“从这儿搬走吧，好吗？”

她答应马上搬走，但仍未找到合适的公寓。她没有亲友处可住，附近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们早已搬走了。每次在她找房回来时，都已是午夜时刻，门厅里一片漆黑——有人已偷走了那里的灯泡。有时她会踩到楼下大门外人行道上睡着的一个喝醉酒的疯子。

在警察劝告她赶快搬走之后，晚上她常被门外拖着脚走路和拳头敲击墙壁的声音惊醒。她的儿子住在隔壁卧室，也跳了起来，抓起藏在柜子里的一把猎枪，冲进了走廊。但是，外面漆黑一片，灯泡又被偷走了。他摔了一跤，佛罗伦丝·坎贝尔尖叫了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陌生人曾从台阶逃到屋顶上。当时她报了警。警察很快就赶到了，但在屋顶上没找到人。警察又一次警告她赶快搬走，她哭着点头说马上就搬。第二天，她紧张得要命，没去上班，到附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并对酒保讲述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令人兴奋的是，酒保告诉她，这个街区有套每月租金68美元的公寓要出租。她立刻跑到那个地方，租下了那套公寓——可是房东不明白，她租到这套房子后为什么会大哭不止。

[1] 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他一生设计建造了250万英亩的国家公园，416英里的公园大道，12座桥梁，两座大坝，568个操场，以及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是20世纪中期纽约市区、长岛等地区的主要缔造者。

[2] 汉密尔顿餐厅（Hamilton House），建于1919年的老牌餐厅，自1970年代起逐渐衰落，变为了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地方。

适者生存

和别的大桥一样，这座大桥开始建设时也没有任何喧嚣。工程开始时，首先进行的是水下勘查、岩土研究和勘探图表的绘制。到1959年1月16日正式破土动工前，布鲁克林或史泰登岛上的居民们谁都没有听到过开工时的隆隆机器声。

人们首先听到的是汽锤把直径76英寸的基桩打入距布鲁克林不远的一个小岛上的沉积土中的声音。岛上有一个名叫拉斐特城堡的老旧堡垒，内战时曾是一座监狱，但现在马上就要被拆除掉了，因为大桥两座巨型塔楼中的一座要建在这里。

由于声音沉闷，加之小岛离布鲁克林岸边有600英尺远，最初没有人听到什么声音。即使施工地点再近，施工声也会被人们喧嚣的吵闹声所淹没，因为钻探开始时人们正在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建造大桥。他们当时都知道市政府还没有正式征用他们的土地——这件事是在三个月后才开始进行的。1959年4月30日，布鲁克林最高法院法官J.文森特科赫——后来因为审判另一个案件受贿入狱——签发了征地文件。400名湾脊地区居民突然停止了抗议，默默地投降了。

接下来新的吵闹声便是1959年8月14日回荡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阅兵场上，军乐团高亢的乐曲声和政客们长篇累牍的讲演——这是举行大桥开工典礼的日子，仪式很明智地放在了史泰登岛一侧。在布鲁克林那边，当一名记者询问州议员威廉·考克林对此事的看法时，这位湾脊地区的代表义愤地回答道：“这不是一个奠基仪式——对许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接着，他慢慢地，却又情绪激昂地说：“任何出席这个仪式的官员都将被作为披着进步外表，实则是对当地居民实施残暴行径的罪人。”

纽约州州长纳尔森·洛克菲勒也被邀请参加在史泰登岛举行的大桥开工仪式，但他没有去，只拍了个电报，对因公务缠身无法到场祝贺表示遗憾。他委派州议会议长约瑟夫·卡里诺去宣读他的贺信，卡里诺先生也没出席，最后只好由罗伯特·摩西代为宣读了。

当摩西先生大谈这座大桥将为人们带来的美好前景时，一架史泰登岛商会包租的小型飞机飞到了会场上空，打出一条巨幅标语，要求“把大桥命名为史泰登岛大桥”。许多人反对韦拉扎诺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由美国意大利历史学会及其创立者约翰·N.拉科特极力推荐的——因为他们无法把它拼写正确；其他的人，其中许多都是爱尔兰人，不想让这座大桥以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他们想把它叫作“吉尼栈桥”；还有些人提议使用更简单的名字——诸如“门户大桥”“自由大桥”“海湾大桥”“新世界大桥”“峡湾大桥”等。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1]写的最后一个作品就是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用一个“更浪漫”、“更宏伟”的名字代替“韦拉扎诺”这个名字的愿望，并建议把这座大桥叫作“摩西长官大桥”。但是，由于意大利历史学会会员众多，而且都是些情绪激动的选民，他们不愿意就此事让步。最后，经过数日的争议和威胁，各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大桥取名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

整个这段时间对这座大桥评论最少的人是大桥的设计者——奥斯玛尔·赫曼·阿曼。他是一位身材瘦小、行为拘谨的长者，已经80岁了，身穿高领外衣，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桥梁工程师。他的作品有几十件，但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乔治·华盛顿大桥。自这座大桥1931年完工以来，他一直引以为荣。从那时起，每当他和妻子从纽约州北部驾车沿哈德孙河行驶，突然看到远处的大桥像一道银色彩虹横跨在纽约与新泽西之间的河上时，他们就会向它致意，并感到无比欣慰。

“这座大桥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难产儿，”他的妻子曾讲道，“他将永远爱它。”尽管不愿表露任何感伤，然而在一次谈话中，奥斯玛尔·赫曼·阿曼还是流露出了大桥对他的影响。“大桥就仿佛是我的女儿，”他说，“我就是她的父亲。”

但现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却为阿曼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为了驾驭巨大的外形，他甚至必须考虑到地球表面曲度的影响；尽管两个693英尺高的塔楼与地面完全垂直，塔顶间的距离却要比基座间的距离长1.625英寸。

尽管韦拉扎诺海峡大桥需要使用18.8万吨钢材，是帝国大厦钢材用量的三倍，但阿曼知道，它将是一座永远颤动的建筑。它在风中会有些摆动，钢缆会热胀冷缩，公路桥面在夏天要比在冬天离海面近12英尺。有时，在日照时间较长的炎热夏日里，太阳会强烈地照在大桥一侧，使那侧的钢梁变形，结果使大桥日照侧比阴影侧变低一些。因此，阿曼知道，在大桥建设过程中，任何精确测量都必须在夜间进行。

阿曼毕业于瑞士联邦工学院，专业为土木工程，自1902年毕业后就投身于桥梁设计，几乎没犯过什么错误。他上学时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学生，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曾目睹别人设计大桥的过程——兴建与倒塌，曾亲眼看见过一个数字计算错误如何毁掉一个人一生的声誉。他下定决心永远不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奥斯玛尔·赫曼·阿曼1879年3月26日出生在瑞士沙夫豪森镇的一个自12世纪起就在当地很有名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制造商，先辈们曾当过内科医生、牧师、律师、政府官员，但从未有人当过工程师，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桥梁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沙夫豪森镇旁的莱茵河上一直都矗立着一座木桥。最著名的一座是1700年瑞士人汉斯·乌尔里奇·格鲁本曼设计的长364英尺的大桥，它于1799年毁在了法国人手里。后来在这里又多次修过桥。孩提时代，阿曼就把桥梁看作一种挑战的象征和美好的丰碑。

1904年，在德国干了一段设计工程师后，阿曼来到美国。在桥梁设计的黑暗时代沉睡了几十年后，美国的这一行当正在经历一次复兴。美国的大桥变得越来越宏伟，越来越安全，美国工程师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程师都大胆。

尽管仍有大桥倒塌事故发生，但情况已完全不同于19世纪中期了，那时仅一年就有多达40座大桥倒塌。这一数字意味着每四座大桥中就有一座会倒塌。通常情况下，这是由于工程师没能精确计算出大桥所承受的应力而造成的，有时也可能是由于工程承包商为了省钱而使用劣质材料造成的。那时的许多桥，甚至是一些铁路大桥，都是木制结构的，还有一些桥是由一种新型锻铁构成的。谁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种锻铁能有多大支撑力，直到发生了两次灾难性塌桥事故后，才最终证实了其脆弱性，一次发生在俄亥俄州，另一次发生在苏格兰。

第一次塌桥事故发生在1877年12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当时一列从纽约开来的火车经过俄亥俄州的阿什特比拉大桥时，突然压塌了大桥上的铁梁，接着，火车车厢一节接一节地掉入了冰冷的河水，致使97人在这次事故中丧生。两年之后，苏格兰的泰湾大桥在一个拉着六节车厢和一个维修工的机车的压力下坍塌了。那是一个刮风的周日夜里，结果75人丧生。一些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这是铁路在周日运行的结果，但工程师们意识到，问题出在修建大桥所使用的锻铁材料上。那两次塌桥事故加速了人们对钢材的接受——钢材比锻铁的工作强度大25%——就这样，即将影响奥斯玛尔·阿曼的一个伟大纪元开始了。

这个纪元因为有两个非凡的事件而使他信心倍增：一是世界上首架钢梁桥的完工，这是一座架设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三孔桥，由詹姆斯·布坎南·伊兹设计建造；二是1883年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完工，这是首架钢缆悬索桥，由约翰·罗布林设计，在他悲剧性的死亡之后，由他儿子华盛顿·罗布林接手完成。这两座桥改变了美国桥梁建设的历史进程，并奠定了依靠无数次失败而得到的宝贵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知识基础，在整个20世纪都指导着工程师们的建桥工作。罗布林父子和詹姆斯·布坎南·伊兹都是美国高架钢结构建筑史上最早的英雄人物。

詹姆斯·布坎南·伊兹是一位喜欢炫耀、爱说大话的印第安纳小伙子。他负责的首件工程便是从密西西比河底打捞沉船，他也是第一批穿上潜水服勘查河床的人之一。在他开始建造圣路易斯大桥基础时，他就认识到他根本无法依靠密西西比河床的土壤来获得坚实的支撑，因为这里的河床泥土具有一种奇特且强大的不稳定性。

所以，他把欧洲人当时使用的气压沉箱引入了美国。气压沉箱是一种密封的箱体，它可以让工人们在水下作业而不受移动潮流的影响。当气压沉箱越来越深地沉入河底时，工人们就可以把河下面更多的河床泥土挖上来，这样，大桥的基础就可以穿过软沙和淤泥，结实地打在密西西比河下坚硬的岩石上。伊兹发明的沙泵也给这种精细施工帮了大忙，沙泵可以从气压沉箱内把沙砾、淤泥和沙子吸起并排出水面。

然而，伊兹的大桥还没有建完，352名工人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气压沉箱病”或“弯腰病”——致使12名工人死亡，两名终身残疾。詹姆斯·伊兹的医生雅米内前来帮助调查此病产生的原因。他亲自下到气压沉箱中，和工人们待在一起，自己甚至暂时瘫痪。通过这种亲身经历和观察，雅米内医生终于对病理获得充分了解，使以后施工时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圣路易斯钢桥建成时，为了演示其结实程度，詹姆斯·伊兹让14个机车头从大桥的每个拱上通过。后来，15英里长的游行队伍走过了大桥，格兰特总统站在观礼台上为其鼓掌，舍曼将军[2]在伊利诺伊州一侧为大桥钉入了最后一颗铆钉，安德鲁·卡内基在这之前一直在出售这个建桥项目的债券，后来终于发了大财。正是这座大桥的建成使圣路易斯城一夜之间变成密西西比河上最重要的城市，同时它也促进了州际铁路系统的建设，因此，它被誉为“西部的胜利”，并成为1898年美国发行的一枚邮票上的图案。此外，在1920年，詹姆斯·布坎南·伊兹成为入选美国名人殿堂的第一位工程师。

然而，他去世时却并不幸福。他梦想在墨西哥特万特佩克地峡建造一座桥，但一直未能如愿。

约翰·奥古斯都·罗布林是一位勤学好问的德国青年。他1806年出生在一个名叫米尔豪森的小镇上。父亲是一个烟草商，他自己抽掉的烟比卖掉的还多；母亲终日为儿子祈祷，希望他有朝一日超过他的父亲。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母亲的雄心和节俭，他才能够在柏林接受良好的建筑学和工程方面的教育。后来，他为普鲁士政府修建公路和铁道。

但是，在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施展他的创造才智。所以，25岁时他到了美国，不久在宾夕法尼亚州找到一份铁路及运河勘探师的工作。有一天，因看到牵引运河船只的麻绳经常断裂，约翰·罗布林开始用一种更耐用的纤维绳子进行试验。不久，他又在纤维绳中绞入了铁丝——这一想法最终使他和他的家庭开创了一个非常赚钱的产业，成为位于新泽西州托伦顿的罗布林公司的主营业务。罗布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梁和缆绳生产厂。

但在当时，罗布林的奇想给他带来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建设悬索桥。他在德国上学时曾见过一些用钢链支撑的小悬索桥，他一直思考是否能用铁丝绳索把悬索桥建得更优美，更纤长，更坚固，坚固到甚至可支撑一列火车的重量。

1851年，罗布林接受了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建造一座悬索桥的任务。这次，他终于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由于原来负责大桥建造的工程师与桥梁建设公司发生经济纠纷而辞职，罗布林意外地得到了这份差事。原来的那位工程师是查尔斯·埃利特，他聪明、勇敢，但性格反复无常。遇到如何把第一根绳子拉过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问题时，埃利特的解决办法是出五美元找个小孩用放风筝的办法把绳子拉过去。然后，埃利特让人制作了一个篮式运载筐，并亲自乘坐它到了尼亚加拉瀑布对岸。接着，他又用这个筐把他的马运了过去。他的这种大胆行为吓坏了站在峭壁上观看的人群，有些女人竟当场昏了过去。

埃利特离开尼亚加拉时，事情已平息下来。约翰·罗布林以他那有条不紊的方式完成了这项工作。正如一位编辑与桥梁历史学家约瑟夫·吉斯写道：“工程是高效率的人的艺术，工程项目的成功与否经常能用其在任何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中的缺席来衡量。”

1855年，罗布林的单跨821英尺的悬索桥建成了。当年3月6日，一列368吨重的火车顺利过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列火车驶过钢丝缆索拉撑的桥跨。这一成功迅速使罗布林得到了其他的建筑合同。1867年，他开始了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任务——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

布鲁克林大桥耗时13年建成。约翰·罗布林和他的儿子都成了大桥的牺牲品。

1869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约翰·罗布林正站在曼哈顿边一侧的一个码头上勘查桥塔的位置，他没有注意到一条靠岸渡船突然撞到码头上。刹那间，他的一只脚被挤在了码头地面与锚桩之间，他的脚受伤并染上了破伤风。两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享年63岁。

父亲去世时，华盛顿·罗布林才32岁，是大桥工程师的首席助理，他接手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小罗布林以前曾监理过他父亲设计的其他桥梁的建设工作，而且内战时期他曾当过联邦军的工程军官，战争期间他还做过格兰特将军的空中侦察员，在将军指挥的军队入侵宾夕法尼亚时曾乘坐飞艇进行过敌情侦察。

华盛顿·罗布林接手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工作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由于大桥塔楼基础在布鲁克林一侧会沉入东河下44英尺，在纽约一侧会沉入70英尺，他将使用气压沉箱施工——就像詹姆斯·伊兹几年前在密西西比河上建造大桥时所做的一样，小罗布林对自己一点也不吝惜，夜以继日地在气压沉箱里工作，最后身体终于跨了。他被人们抬下来时，已终身残疾。那一年他才35岁。

但是，在妻子艾米莉的帮助下，他在病榻上继续指挥大桥的建设工作。他坐在布鲁克林岸边家里的窗前，用军用望远镜观察施工情况，然后，他的妻子——他已教会了她工程语言，并且她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就会把他的指令交给桥上干活的那些监工。

华盛顿·罗布林是第一个用钢丝做缆索的桥梁工程师——钢丝缆索要比他父亲在尼亚加拉大桥上所使用的铁丝缆索更轻，更结实——而且他让人把所用的5180根钢丝全部镀锌，以防腐蚀生锈。第一根钢丝于1877年拉过东河。在这之后的26个月里，从大桥的一头到另一头，许多小轮车——样子像没有轮胎的自行车轮——在滑轮上滑来滑去，穿越东河10360次，每次小轮车携带一根双股的钢丝，这条钢丝在拧制包裹后将构成支撑1595英尺的中心桥跨与其两边两个930英尺的侧跨的四条粗大钢索。这种拧丝技术以及使用系在轮车上的牛铃来警告工人的做法，在今天的施工中仍然被采用。在60年代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建设的钢索拧制阶段，阿曼就以一种更现代的方式使用了这种技术。

布鲁克林大桥于1883年3月24日开通。华盛顿·罗布林和他的妻子用望远镜从家中的窗户里观看了庆祝仪式。这对纽约城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商店停业，家家户户门前彩旗飘扬，教堂钟声敲响，轮船汽笛长鸣，湾口要塞和大桥附近停泊的海军舰船上的大炮齐鸣，震耳欲聋。最后，纽约市的达官名流乘坐敞篷马车来到了大桥上，其中有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纽约州州长格里弗·克里伍兰德及纽约附近各个城市的市长们。那天夜里，布鲁克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一直走到罗布林家，阿瑟总统亲自向他表达了祝贺。

直到今天，布鲁克林大桥仍然是美国最著名的大桥。在1903年以前，即在布鲁克林与曼哈顿中间的东河上建成威廉伯格大桥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在20世纪到处大兴土木修建桥梁的高峰期，尽管有18座悬索桥的跨度超过了它，但没有一座能在水面上投下如此长远的影子。它一直为诗人们所赞美，为美学家们所钦佩，为自杀者们所钟情。它那高高地耸立在下东西城低矮公寓楼中的塔楼如此令人振奋，以致鼓舞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名叫戴维·斯坦曼的男孩下决心要以罗布林为榜样。后来这个男孩也成了一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桥梁设计师。在他去世之前，只有他一个人向阿曼在桥梁界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

戴维·斯坦曼14岁时就设法搞到了纽约市大桥管理局颁发的爬上在建的威廉伯格大桥天桥的许可证。他与那些大桥建设者交谈并记录下他们的经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建设大桥。1906年他从纽约城市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钻研工程学，并于1911年以《大跨度桥梁及其基础》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先后在巴西的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大桥、罗得岛的霍普山大桥、魁北克的大湖大桥、纽约州的亨利·哈德孙拱形大桥的设计与施工中担任咨询工程师。1948年他被邀主持布鲁克林大桥的改建工程，并战胜阿曼获得了设计建造麦基诺大桥的合同。可阿曼获得了设计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合同，而这座大桥是斯坦曼梦寐以求的。

他们二人从未成为好朋友，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太相像的缘故。他们早年都做过已故的纽约地狱之门大桥与皇后区大桥的设计者古斯塔夫·林登索的助手，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比较。他们都雄心勃勃，虚荣心强，但性格迥异。斯坦曼是一个在纽约城生活的产物，他的生活多彩多姿，性格无拘无束，喜欢抛头露面，标新立异，写诗著书；阿曼则是一个古板严肃的瑞士绅士，出身优越，不好与人来往。他们注定要成为竞争对手，因为桥梁建设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钢材公司间存在着竞争，因为它们要为每个工程竞标；各个工种工程队里最底层的学徒之间甚至也存在着竞争。所有的工作——铆焊工、钢梁连接工、钢索拧制工——在每座大桥的建设中都要相互竞争，看谁最出活儿；甚至在酒吧里也存在竞争，看谁最能喝，谁最能吹牛。但是在这里，在较低层次的大桥施工人员中，竞争是公开化的；而在较高层次的工程师之间，这种竞争更多是不公开的、微妙的。

有些工程师在对别人的嫉妒中默默无闻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有些工程师一直在悄悄地捕食着别人的失败。每次发生大桥垮塌事故时，与大桥建设无关的工程师们就会涌向事故现场，努力确定事故原因。然后，他们又静悄悄地回到自己的设计方案上，用从这次事故中汲取的教训来修补他们自己的大桥设计，以期这类事情不再发生。这本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但并不能掩盖竞争的事实。一座大桥垮塌时，设计这座大桥的工程师也就随之完蛋了。在桥梁业的每一个层次上，都存在着无休止的为了生存的斗争——但没有人比阿曼在这种竞争中生存的时间更长了。

阿曼也是参加过1907年调查魁北克附近的圣劳伦斯河上的一座悬索桥倒塌事故的工程师之一。86名工人，其中许多是刚刚学习高空作业的印第安人，与垮塌的大桥一起掉入了河中，其中75人溺水身亡。因这次失败而结束其工作生涯的工程师是西奥多罗·库柏，美国最著名的工程师之一。此人过去一直很幸运，在詹姆斯·伊兹主持设计建造的大桥上工作时，曾从100英尺高落入密西西比河，不仅幸免于遇难，而且当天就返回到工作岗位。

1907年，当时的大多数工程师认为西奥多罗·库柏对悬索桥的应力了解得不够。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了解。除非有足够多数量的桥梁垮塌，否则没有办法全面了解桥梁垮塌的原因。“这座桥之所以垮塌，是因为它不够坚固。”工程师施耐德对其他工程师说。在这之后，他们都回到了自己建设的大桥旁或设计方案旁，查看自己是否也有计算错误的地方。

古斯塔夫·林登索建造的皇后区大桥也许就是靠这种方法被拯救的。当时这座曼哈顿东河上的大桥接近完工，但检查得出结论：皇后区大桥不够坚固，无法乘载设计负荷。这样，上层计划建造的四条快速车道被减为两条；这两条车道的损失，是通过在离桥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修建一座地铁隧道来弥补的——这就是东河下第六十街的布鲁克林-曼哈顿交道隧道，当时为了建造隧道，又多花了400万美元。

1940年11月，当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峡湾大桥垮塌到普吉特海峡中时，阿曼再次被任命为调查这次事故原因的工程师之一。这次事故的责任人是莫伊塞弗，他也曾是一位在美国各地享有很高声誉的工程师。

莫伊塞弗曾参加过纽约曼哈顿大桥的设计工作，还担任过包括底特律大使大桥和加州金门大桥在内的许多工程的咨询工程师。在他设计出一个横跨普吉特海峡的跨度为2800英尺的细长双车道跨海大桥时，无人对他提出过任何疑问。说实话，它确实是一座极其细长、看上去非常脆弱的大桥，但当时流行的趋势是追求更秀气、更漂亮、更美观的悬索桥。也正是这一流行趋势，使戴维·斯坦曼把他在纳拉甘西特海湾上建造的霍普山大桥漆成了淡绿色，并在钢索上拉满了灯，引桥两侧种上了冬青树和玫瑰——整个美化工程又花掉了7万美元。

当时战前有一种节约桥梁建设总体费用的趋势，一种既省钱又不损坏美观，且被人们认为不损毁桥体安全性的方法是用实心梁板制作桥跨与路面，而不使用风易穿过的桁梁。由于这些实心梁板的使用，在大风猛烈刮到路面实心体上时，塔科马峡湾大桥会上下跳动。但是大桥以前从未跳动得太厉害，那些驾车者也根本没有因此而害怕，反倒很喜欢这座大桥，喜欢从上面开车驶过的感觉。他们知道所有大桥在风中都有一点儿摆动，这座桥只不过是更活跃些，仅此而已。他们开始亲昵地称它为“奔跑的格蒂”。

大桥开放四个月后，11月7日，风速达到了每小时35至42英里，大桥突然比以往摆动得更剧烈了，有时上下起伏达三英尺。大桥管理部门决定关闭桥上交通。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后来大桥开始疯狂扭动，主跨一侧上升，另一侧下降，有时升降的幅度达到28英尺，风中的倾斜角达到了45度。最后，在那天上午11点，大桥的主跨摆脱了悬索的束缚，落入了普吉特海峡。

据进行调查的工程师推测，导致这次桥梁垮塌事故的原因，是这座瘦长大桥的柔性太大了，缺乏必要的加强梁。同时，他们也谈到了一个从前所知甚少的新因素——“空气动力不稳定性”。

不久之后，在美国各地的桥梁设计和建设中，工程师们开始考虑这种不稳定性，并进行了相应的设计调整。金门大桥进行变更改造所花的费用高达300万美元。莱昂·莫伊塞弗设计、阿曼负责规划和施工的布朗克斯-白石大桥的柔性非常大，工程人员不得不通过板梁打孔和增加桁架的方式增加它的刚性。几座从前纤细脆弱的大桥在使用桁梁加固后变得更结实了。20年后，当阿曼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时，塔科马大桥的教训仍使他记忆犹新。尽管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底层桥面没怎么使用，因为上层桥面的六个车道很容易满足预期的交通量，阿曼还是设计了底层桥面——这是他在1930年建造华盛顿大桥时没有做的事情。韦拉扎诺大桥的六车道底层桥面可能在未来的十年里不会有一辆汽车通过，但这座大桥将从开通之日起就比其他大桥更坚固。

塔科马大桥事件后，人们已不再需要莫伊塞弗的才智了。他从未试图把责任推卸到别的工程师或投资人身上，他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但他却没有意识到，随着他作为重要桥梁设计师地位的瓦解，工程知识的世界被扩展了，更大的桥梁得以规划设计，这些大桥又为别的工程师带来了名望。

就这样，有些工程师，像莱昂·莫伊塞弗和西奥多罗·库柏，都随他们设计的大桥的垮塌而名誉扫地了。其他的工程师，像阿曼和斯坦曼，却依然声名显赫。但阿曼并没有为自己的运气冲昏头脑。

一天，在完成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设计之后，他在自己位于纽约卡里里酒店32层的公寓里自言自语道，他设计的大桥之所以没有经历垮塌悲剧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运气一直很好。

“我一直很幸运。”他平静地说。

“幸运？”他的妻子大声反问道。因为她总是把丈夫的成功完全归结于他那超群的大脑。

“幸运！”他又重复了一句，用他温和、坚定又带有权威性的语气阻止她继续往下讲。

[1] 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1898—1962），出生在奥地利的美籍童书作家、插画家，代表作有《玛德琳》（Madeline）系列作品。

[2] 威廉·特库姆曼·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又译谢尔曼，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向大海进军战略获得“魔鬼将军”的绰号闻名于世。

废物与监工

修大桥就像打仗一样，桥上使用的语言也像军营中使用的语言，修桥工都是按照类似军队的序列组织起来的。处于最底层的类似于陆军新兵的修桥工，是那些学徒工，他们被称为“废物”。他们提着螺栓桶在人行天桥上爬上爬下，观察学习技艺，传递工具，偶尔也被指派到桥下去取咖啡和水之类的东西，即使这样也很少能得到别人的几句感谢话。用不了两三年，多数的新手就会变成羽翼丰满的建桥工，能够掌握加热、传接或固定铆钉的工作，以及被提升做焊接或装接钢构件的工作。但只有最后一项工作，装接钢构件，才是他们所向往的。那些钢件装接工，高高地站在桥上，他们掉下的汗水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会落到地上。当吊车吊上新的钢件时，装接工伸出手来，抓住它，把它牵引到位，用锤子敲入螺栓，把它临时固定在已经安装到位的钢件上，等待铆接工完成剩余的工作。

装接钢梁很像空中杂技表演，只不过在这里，每次表演工人们都需要搭建一个新的空中舞台，那正是这项工作的危险之处。这项工作的危险之处还在于，年轻的装接工有时会故意炫耀，并喜欢在老装接工面前露一手，他们有时在缆索上故意大幅度地摆动，或站在未装接好的钢梁上，或大风天在狭长的钢梁上快步行走而不按要求跨坐在上面移动。当然有时他们也会因为胆大而丧命。

一旦钢梁装接到位，铆焊组就进入，进行永久性铆焊。铆焊组的工人们四人一组，他们动作敏捷，干起活来令人赏心悦目，扔递铆钉的动作像投球那样优美。他们一天要铆入1000多个铆钉，每个人都和同伴配合默契，有些人已经搭帮干活好多年了。一组铆接工有一名铆钉加热工，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在桥上蹲在一个火炉边，把铆钉加热到变红——但不能太红使它们弯曲或破裂；铆钉加热工必须像一个好厨师，想象自己是在烤香肠，而不是焊铆钉，因为铆焊组的另外三个人是非常挑剔的。

趁铆钉加热得不太红时，加热工用铁锨非常准确地把它抛给50、60或70英尺之外的接钉工。接钉工用金属手套在空中把它接住，然后传递给被称为“装钉工”的第三个工人。装钉工就站在接钉工的旁边，他用一个以小种马的生殖器命名的圆筒形长工具，把铆钉送到指定的铆钉孔，抓住铆钉，等候第四个人（铆接工）从另一侧过来，用铆枪打击铆钉的前端，直到铆钉的软尖被砸平，铆钉全部被送入铆钉孔。铆钉冷却后，就和大桥桥体永远结成一体了。

每一组工人，不论是铆焊组、装接组或升吊组，都由一个被称为“监工”的工头直接领导。有一天夜里，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酒吧，一名叫麦克·塔贝尔的印第安监工被两名偷听到他的职业的便衣警察逮捕了。塔贝尔在法院待了三天，损失了175美元的工资，最后才让法院相信了他不是一个毒品贩子，只是一个大桥监工。[1]

就像军队里常常代理上士责任的下士一样，这位监工总是努力让他的手下干活干得更好更快，因为他知道这座大桥的其他监工也都在这样做。他们都知道桥梁建设公司的官员们每天都记录每个班组的工作量，官员们知道哪个班组升吊的钢梁数量最多，哪个班组铆焊的铆钉最棒，哪个班组绕缠的钢缆最好。而且，如果监工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期望有朝一日被提升到桥上更好的岗位的话，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让他手下的工人卖力干活。

但是，如果他督促得太严厉，导致事故或死亡事件发生，那么桥梁建设公司就会找他的麻烦。尽管桥梁建设公司鼓励班组之间竞争，因为它想让大桥尽早完工，想看到桥上车水马龙和收费站哗哗流入的钱，但它不愿让任何事故或死亡事件干扰施工进度，或被报道后降低公司在保险公司的安全记录。这样，监工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不走运，班组里有人死亡，那么他就要负责，自己被降为普通工人，另一位工人会被提升为监工；但如果他很幸运的话，他的班组会干得又快又好，那么有朝一日他就会成为桥上的助理监工——一位“巡视”工头。

一般在四五百工人干活的大桥上有四位巡视工头，他们每人负责悬跨上的一段：一位巡视工头负责悬缆拉桩与桥塔之间的那段，另一位负责从桥塔到桥跨中心的那段，第三位负责从桥跨中心到另一个桥塔的那段，第四位负责从桥塔到另一个悬缆拉桩的那段。他们整天干的就是爬上爬下，像斗鸡一样昂首挺胸，用怀疑的眼光四下打量，查看监工是否在监督工人干活，新手是否在卖力干活，年轻的接装工是否在钢缆上玩杂技。

巡视工头最关心的事情是给老板留下良好印象，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大桥监工，他相当于军队里的上士。大桥监工一般是个最厉害、嗓门最大、最能骂人也是最好的建桥工，他总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通常，他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大桥悬缆拉桩边的岸边搭建的工棚里，与工程师、设计师及桥梁建设公司的其他白领官员碰头会面，商讨事情，由巡视工头在桥上代表他们处理事情，并向他们汇报。每天大桥监工都要到桥上看两三次。当他上桥巡视时，整个气氛似乎都凝固了，所有工人都在埋头干活，那些新手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被挑选监督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桥跨施工与钢缆安装的大桥监工是约翰·墨菲，59岁，身高六英尺，脾气暴躁，人们背后称他为“硬鼻子”或“导火索”。

墨菲肩宽胸挺，有着坚硬瘦长的鼻子和下巴，眼睛淡蓝色，头发稀少。但他最明显的特征是红脸盘。他的脸特别红，如果他脸红（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的话，也没有人能注意得到。这张硬朗的红脸盘，是他在美国各地建造100多座大桥与摩天大楼时在高空中风吹日晒40年的结果，给人一种时刻会大发雷霆的外表。实际情况通常也是如此。

像许多大桥建设者一样，他也出生在一个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的小镇里。就他而言，他出生在雷克斯顿——加拿大新不伦瑞克一个仅300人的小村子里。1919年，一场流感袭击了整个雷克斯顿。当时墨菲才16岁，病魔夺去了他父亲、叔叔及两个表弟的生命，留下他养活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于是，他去缅因州干起了水上运输木材的工作，等到这种工作不怎么兴旺时，他又流落到宾夕法尼亚，学会了修建大桥。由于他年轻胆大，不久就成了出名的钢梁装配工。1930年至1931年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上干活，被公认为桥上最好的装配工之一。从那以后，他转战南北，一个工地接一个工地地干，一直干到阿拉斯加的塔纳诺河大桥，然后回到东部，在其他桥梁和建筑工地上干活。

1959年，他当上了负责曼哈顿中城59层的摩天大楼泛美大厦的监工，之后又被美国桥梁公司任命负责韦拉扎诺大桥工程。美国桥梁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美国钢铁公司赢得了这座大桥主跨与钢缆的合同。

当“硬鼻子”墨菲于1962年初春到大桥施工现场时，大桥的基础已经建成，两座693英尺高的塔楼正在施工。当然，基础是大桥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施工时间长，内容单调，现场往往混乱不堪。

两个桥塔的基础都是由J.里奇·斯蒂尔斯公司与弗雷德里克·斯纳尔公司施工的，尽管这不是一件喜欢高空作业的冒险者们所钟爱的那种优美工作，但它仍然是难度最大、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沉入峡湾水中工作的两个气压沉箱是当时能建造出的最大的，它们长229英尺，宽129英尺，每个仓上有66个圆形挖泥孔，每个孔的直径为17英尺，而且从远处看去，混凝土制成的气压沉箱就像一块巨型的瑞士奶酪。

建造支持大桥基础底座的气压沉箱（底座又承载着史泰登岛一侧的桥塔的基础）需要4.7万立方码的混凝土。在它被沉稳放置到水下105英尺处坚固的沙石上之前，8.15万立方码的泥土和沙石需要由起重机挖斗从气压沉箱上的挖泥孔中挖起并提升到岸上，布鲁克林一侧桥塔的气压沉箱需要沉入海平面下170英尺，由8.3万立方码的混凝土制成，需经它挖出14.36万立方码的泥土和沙石。

大桥两端的基础把大桥牢牢地固定在史泰登岛和布鲁克林之间，它们都是十层楼高的混凝土块，每个都呈长方形，基础的内部都是跨越大桥的横拉钢缆股线的端头。由阿瑟·A.约翰逊公司和彼得·基威特家族公司承建的钢缆锚碇要承受大桥四根钢缆总共2.4亿磅的拉力。

单单四个基础的施工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种夜以继日施工的苦差事，那些旁观者根本无兴趣观看。实际上，在基础施工期间的1961年3月29日，两百多名史泰登岛居民还举行了示威活动。他们在递交里士满县地区检查官的抗议书中声称，晚6点至早6点的基础施工干扰了一英里范围内1000人的睡眠。在布鲁克林一端进行引桥工程建设时，湾脊地区到处是吊车与推土机，那里的人们仍然憎恨摩西。有些人指责他营私舞弊，在未招标的情况下把一个价值2000万美元的合同承包给他女婿所在的一家建筑公司，但所有与这项业务有关的人立刻否认其中有任何违规行为。

当“硬鼻子”墨菲到来时，情况已有所好转，大桥终于露出了水面，人们终于看到了在整夜机械噪声中某种可见的结果。到了下午，一些无事可做的布鲁克林老人就站在岸边，观看红色的桥塔一天天地爬高。

桥塔的构件都是在构件厂里完成的，再由船运到大桥施工现场。哈里斯建筑钢材公司制造布鲁克林一侧的桥塔，而贝瑟汉姆钢材公司制造史泰登岛一侧的桥塔——都是严格按照阿曼的设计规格制造的。桥塔构件运到大桥施工现场后，被泊靠在桥塔附近的浮吊吊起，在每只塔脚的最下三层被吊装到位后，桥塔现在已有120英尺高了，这时浮吊将被“爬吊”取代——这是些每个都有100多吨的升吊能力的吊车，它们都停靠在固定在塔脚四周的轨道上。桥塔升高时，“爬吊”也跟着升高，直到最后桥塔到达693英尺的顶点。

尽管桥塔施工存在一定的危险，但它与建造一座高层建筑或巨型灯塔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在桥塔三四层建成后，再往上就完全一样了。桥梁建造中真正的艺术和戏剧性是从桥塔建成后开始的，到了那时，工人们必须从桥塔向外延伸，开始撑开钢缆，把横跨大海的弧跨连接起来。

这就是墨菲的事了。1962年5月的一个早晨，他坐在哈里斯公司的一条船上，从水上悠闲地看着已盖到十层的史泰登岛桥塔，并对同船的一位工程师讲：“每次看到大桥建设到这个阶段，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为完成它，我们将经历所有错误、咒骂、血汗还有死亡。”

这位工程师点了点头。放眼望去，远处吊车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它们正紧张地在空中吊运巨大的钢制构件。

[1] “监工”的原文为pusher，在口语中也有毒品、赃物等的非法推销者之意。

别让本尼摸着卷盘

1962年冬，桥塔完工后，钢缆缠绕工作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墨菲预料的一切——错误、咒骂、血汗和死亡。

大桥的钢缆缠绕工作是1963年3月开始的。有600名工人在桥上干这项工作。可是本尼·奥尔森——30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好的钢缆工——却没有被选中，他只能待在地上了。尽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火冒三丈，大骂了三天，但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当时他已经66岁了，岁数太大，不能在600英尺高的空中爬天桥了，而且行动太慢，不能躲闪那些绕丝轮和横摆过来的钢丝。

这样，他就被派到沿河往上几英里外位于新泽西州的公司钢材场，做一个大型工具库的保管，指挥几个没经验的新工人。但每天奥尔森都会凝视河的下游，眺望远处的桥塔，他能体会工人把钢丝横穿过海之前整个大桥上所沉浸其中的那种熟悉的感觉。本尼·奥尔森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知道是自己向那些钢缆工传授了他们所知道的大部分知识，创造了这项工程中使用的许多新工艺；而且所有人也都知道，就是这位66岁的本尼·奥尔森，已变成了一个传奇，一个被牢牢地编织在史泰登岛和旧金山的几十座超级大桥的历史中的人物。

本尼个头低矮，身材瘦小，体重135磅，身高5.6英尺，头顶几乎光秃，脖子后面稀疏地长着几缕长发，蓝眼睛小小的，戴着钢架眼镜，长鼻子，人们都叫他“老鼠本尼”。在几十年的建桥生涯中，他做过工头、巡视监工及大桥监工。他往往通过训斥高个子工人来为自己的身材矮小找点儿平衡。由于他干每项缠绕钢缆的活儿都要求完美和速度，所以总是毫不留情地训斥工人。这些工人对他稍有一点冒犯就会被开除，就连他的哥哥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确实这样做了。1928年在波基普西修建一座大桥时，他的哥哥泰德执行本尼·奥尔森的命令不够迅速，结果倒了大霉。

“看着！你们这帮白痴！”奥尔森当时对桥上的其他工人讲，“这里必须按我说的去做，听明白了没有？否则，我会把你们剩下的人也都解雇，听明白了吗？”

那时很少有人敢与本尼·奥尔森顶嘴，首先因为工人们尊敬他是一位出色的修桥工，一位出手迅速的艺术家，他从一个运动的卷盘上拉钢丝时比任何人都快，而且能够很快地激发钢缆绕制组的工人们去效仿他；其次因为奥尔森发怒时什么都不顾，非常可怕。

有一天，在费城，他开着刚买了不久的新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一辆满载着黑人年轻人的破车从后面撞上了奥尔森的新车后保险杠。奥尔森一言没发，立即从车子里出来，到后座找了把斧子（他知道那里有把斧子），走到这帮人的车前，仍然没说一句话，双手举起斧子，一下子砸在这辆旧车的前挡板上，砍掉了一个大灯；接着，他又挥动斧子，砍掉了另一个大灯，并在汽车的前盖上砍出了个很大的口子；最后，他用斧子砍掉了散热器的一块，然后才转过身回到他的车上，慢慢开车离去。那帮年轻人坐在旧车中吓呆了，谁也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奥尔森当时在费城，是因为那里正在修建沃尔特·惠特曼大桥。桥上干活的新手们总是不断地受着奥尔森的折磨，尤其是那些大块头们，其中的一个就是身高6.2英尺、体重235磅的那个名叫多米尼克的意大利学徒。每次本尼·奥尔森见到他，都骂他是“笨杂种”或“肥胖的蠢牛”。

只要一看到奥尔森从天桥上走来，多米尼克就会被吓得魂不附身，因为他是敏感又情绪化的人。他见到奥尔森就浑身麻木，四肢发软，吓得连一支香烟都点不着。有一天，奥尔森骂了多米尼克足有五分钟之久。这位意大利血统学徒脸色煞白，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一头冲向奥尔森，抓住了他的细脖子，然后把他举起来，举到天桥边缘，让他伸出天桥俯视下面的河水。

“你这个老王八蛋！”多米尼克尖叫道，“现在我就把你扔下去！”

其他四个修桥工赶紧从后面上来，抓住多米尼克的胳膊，把他拉住，安慰他。在被放下之后，奥尔森什么都没说，只是揉了揉脖子，揪了揪衬衣。过了一会儿，他转身慢慢地沿天桥走了，但在他走到50英尺外时，奥尔森突然转身，愤怒地对多米尼克叫喊道，“你真是一个肥仔，愚蠢的杂种！”然后，他转身平静地从天桥上离去了。

终于有一天，几个在沃尔特·惠特曼大桥上干活的新手决定报复一下本尼·奥尔森。他们商议，激怒他的一种办法是让绕轮停下来，这件事儿他们只须关掉安装在天桥上的几个开关就可以办到。天桥上也安装了开关，以备发生事故或电缆故障时能随时停车。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起初，奥尔森不知所措。他站在大桥的一端，一切都运行正常，突然一个卷盘停在了桥的另一端。

“嘿！那边那个卷盘出了什么事？”他叫喊着，但没有人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得跑到那个卷盘那边，从整个天桥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就在他快要到那个卷盘跟前时，卷盘又开始转动了——大桥另一端的一位新工人又把开关合上了。有时，这种鬼把戏会持续几个小时。这就是被工人们戏称为“别让本尼摸到卷盘”的游戏。凌晨3点，酒馆里喝酒的新工人会给住在宾馆里的本尼·奥尔森打电话，大声问他：“本尼，谁抓住了卷盘？”然后挂断电话。

可本尼·奥尔森的反应却没那么幽默。在桥上，他整天都像一只大猩猩似的追逐钢缆绕轮，直到有一天他想出了阻止这种游戏继续的主意。在一个工程师的帮助下，他做了一个装有许多指示灯的电器开关盘，把每个指示灯与桥上布置的开关联接起来，这样，假如有哪个新工人关掉开关的话，他马上就知道他的位置。奥尔森还指派了一名忠实可靠的修桥工专门看管开关盘，这位修桥工的正式名称叫“告密者”。一有卷盘停下来，本尼·奥尔森只要拿起电话，问一声：“谁给卷盘捣乱了，告密者？”这位“告密者”就会把关闭开关的准确位置告诉他。奥尔森知道谁离那个地点最近，因此很容易找到捣乱者。这一发明的作用不止是结束了这一游戏，他还创造了桥梁建设中的一个新岗位，那就是纲缆绕轮监视工。在沃尔特·惠特曼大桥之后建设的每座桥上，都有一位修桥工被委派在钢缆绕制施工时专门看管开关盘，了解钢缆绕轮的位置。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上也有这么一个监视工，但是他却没什么事儿可做；因为没了本尼·奥尔森这样的人要捉弄，人们的那种恶作剧想法也就没有了——已没有必要再“别让本尼摸到卷盘”了。另外，参加韦拉扎诺大桥钢缆绕制工作的人们都非常认真，力争早日完成任务，根本无暇干这种戏弄工头的游戏。1963年春，他们只想把桥塔及锚碇间的作业天桥拉起，然后让钢缆绕轮能在桥上来回快速滑行。在“硬鼻子”墨菲的办公室，每班工人每天能在大桥锚锭间走卷盘的次数都有记录，创造一个别的班组无法匹敌的记录是每个班组引以为荣的事情。

然而，钢缆缠绕工作开始之前，工人们必须搭造一个能在上面站立的作业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大桥两侧的两个天桥。它们都是由丝网做成的，宽20英尺，像一条长长的蜘蛛网或一英里长的吊床。每个天桥都由12条水平钢丝绳拉撑，每条钢丝绳两英寸粗，长度超过一英里。其中最困难的工作，当然是如何把这些钢丝绳索中的第一条拉过大桥的两个桥塔之间。对于建造小型桥梁来说，这项工作可用把绳索用弓箭射到对岸的方式完成，或像查尔斯·埃利特建造那座人行桥时那样，花五美元雇一个孩子，用他的风筝拴住绳子一端放飞到尼亚加拉瀑布另一端的方法。

但在建造韦拉扎诺大桥时，第一条绳索得用驳船从水上拉过去。然后，在海岸警卫队关闭一切水上交通后，绳索的两端被安装在两座桥塔上的吊车拉出水面。两座桥塔的距离超过4000英尺，其他的绳索也以同样方式吊起。然后，所有绳索被固定在两个桥塔中间，再从桥塔固定到桥的两个末端，这些天桥撑索所形成的下弯曲线与以后建造的拉撑悬索的钢缆的下弯曲线完全一致。这项工作完成后，天桥构件将被吊上去。每个天桥构件在吊起时，像风琴一样折叠起来，但在吊运到桥塔顶部时，站在桥塔顶边平台上的修桥工就把每段折叠天桥构件钩到那些水平绳索上，然后推动天桥构件沿倾斜的绳索运行，天桥构件在自身重心作用下滑动、展开——就像从电影院倾斜的过道里推下去的一卷地毯会自动展开一样。

当全部天桥构件滑行到位，一个紧挨一个时，再把它们首尾相接，用横梁固定。天桥上还会穿过一条扶手绳索，在天桥相对陡峭的地方，还会装上几块横排木板，便于工人站立。

当天桥安装到位后，每个天桥正上方要穿过另一套缆索，离天桥大约15英尺，这些天桥上方的缆索是“运动索”，它们由安装在锚锭顶部的柴油机牵引，拉动上面的卷盘前后运动。

四个钢缆卷绕轮，每个直径48英尺，重达几百磅，同时沿大桥方向运动。每个天桥上方有两个钢缆卷绕轮，每个卷盘都是双槽的，可一次携带两根钢丝，两个卷盘大概需要12分钟的时间走过整个桥程，平均每小时八英里，下坡时速度可达每小时13英里。卷盘从头顶转过时，工人们抓住钢丝，把它们夹入到天桥上的各个钩子和滑轮上，卷盘到达锚碇时，那里的工人放下钢丝，把它固定好，然后再往卷盘上装一盘钢丝，让它马上向相反方向运动。

在卷盘把428根钢丝拉过大桥后，这组钢丝会被拧成一股；在卷盘把26018根即61股钢丝拉过大桥时，它们被用液压千斤挤成了一种圆柱型，这就是第一条钢缆。韦拉扎诺大桥共有四条钢缆，每条都有一码粗、7205英尺长，构成钢缆的铅笔粗的钢丝全部连起来共3.6万英里长，四根钢缆的总重量是38290吨。每条钢缆上将垂直悬挂262根悬索，有的悬索长达447英尺，这些悬索把桥面固定在离水面200多英尺高的地方。桥面的高度必须足够高，这样，不论夏天时钢缆如何胀伸，桥面离水面的距离都会很高，足以让像玛丽王后号[1]这样的游轮在桥下自如穿行。

从卷盘开始转动的第一天——1963年3月7日——在两座天桥上并肩作战的两个班组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早班的两个班组间存在，在下午班的两个班组间也存在。每个班组的目标当然是让自己的卷盘比在另一座天桥上的另一个班组的卷盘跑得趟数多，结果钢缆卷绕工作变成了一种赛马比赛，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赛狗比赛。两个天桥上变成了嘈杂的竞技场，两边站满了挥舞着拳头大声叫喊的工人，他们向上仰望，对着自己一方的卷盘大声叫喊。卷盘这时已变成了赛狗比赛中的机械诱饵兔。

“加油！他妈的，动动你的屁股！”当他们的卷盘从头顶掠过，载着钢丝慢慢远去，驶向天桥另一端时，他们大声地叫喊：“快走！加油！快走！”当他们的卷盘——也是他们的明星和希望——落后于另一班的卷盘时，从另一个天桥上也传来同样声嘶力竭的助威声、急眼的叫喊声及怒吼声。

从天桥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的工人都按他们卷盘的节奏干活；所有人在拉下钢丝时都特别麻利；所有人都用眼角余光侦察对方班组卷盘的位置；所有人都希望推动他们卷盘的柴油机不要熄火；在卷盘走完全程、锚碇上站着的工人换装卷盘延误时，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生气。正是在这种竞争中，本尼·奥尔森脱颖而出。他跑去站在锚碇前的天桥上给他的班组鼓劲，大声羞辱那些拉下钢丝过慢，装换卷盘太慢，或不能全力竞争的班组工人，就仿佛是一个站在高处监督一船奴隶水手干活儿的大副一样。

6月19日，星期三，令“硬鼻子”墨菲办公室里那些记录成绩的工程师们吃惊的是，一个班组的工人创下了卷盘来回行驶50趟的纪录。接着，6月26日，第二组也完成了50趟。两天后，大家正在鏊战时，一个卷盘突然从固定装置上脱落下来，掉到了天桥上，朝一个名叫约翰·纽伯里的工人跳过去。他被吓呆了。如果卷盘撞上他，会把他从天桥上撞出去；如果他躲闪的幅度太大，就会失去平衡，从天桥上掉下去。所以他原地不动，等待着看卷盘如何滚动。幸运的是，卷盘朝他的侧面滚来，他像一个躲闪公牛的斗牛士一样，稍微转身躲过卷盘。卷盘最终在几码远的天桥上停了下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但他同组的工人们却非常生气，因为现在他们的总趟数纪录泡汤了，另一个班组赢了。

7月16日，一个班组创下了卷盘来回51趟的纪录。7月22日，另一组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几天之后，一位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见了女人就没魂儿了的修桥工鲍伯·安德森，正带领他的工人以无可挑剔的精神工作着。离下班还剩一个小时，他们已完成了47趟；如果在剩下的一个小时里一切顺利的话，卷盘还能跑六趟——这意味着他们会创造53趟的新纪录。

“好吧，加油干！”安德森顺着钢缆朝他的手下喊去，他们所有人都注视着那只寄托着胜利期望的卷盘。

他们看着它平稳地沿着头顶上方的轨道向前行驶，走上桥塔顶部，再下来，迅速地下到锚碇上，然后被拉下来，迅速装换钢丝，再放回到轨线上。“一直向前，他妈的！”离桥塔越来越近，突然，它停下了。

“狗娘养的！”一个新手尖叫道。

“出了什么事？”安德森叫喊着。

“机械出故障了！”有人最后喊道。

“那些白痴！”一个新手说。

“我们去揍他们一顿！”另一位新手叫喊着。他很认真，已经准备从天桥过去了。

“别急！”看着静止不动的卷盘，安德森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说，“让我下去看看怎么办。”

他下到锚碇处，结果了解到是电机出了故障，在一个小时内不能马上修好，没法继续今天的创纪录竞赛了。于是，他又走了回来，悲伤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那天晚上，他们从天桥下来时，就像球赛后离开球场的失败球队一样，夹着安全帽，个个眉头紧锁。在后来的两个月里，没有一个班组能越过51趟的纪录。但到了9月，在各个班组开始往钢缆上安装2000磅重的鞍壳时（这些外壳都是金属鞍架，用来帮助支撑262根垂直从每根钢缆下吊下拉起桥面的悬索），一种新的竞争又开始了：一种看谁能把最多的缆索鞍壳拧到钢缆上的竞赛。这项工作非常危险，不仅螺栓在这种疯狂的比赛中会从桥上掉下来，落到过往船只的甲板上，并可能击中任何人。而且缆索鞍壳本身十分巨大，一旦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老天爷啊！乔，快拿出螺栓，套上螺母！”工头对乔·杰克勒斯叫喊着。乔正小心翼翼地摆开缆索鞍壳。

工头看对面天桥上的另一班工人已取下螺栓，正把缆索鞍壳安装到位，非常生气，因为他的那一班落后了。

“别着急！”乔·杰克勒斯说，“这样可能不行。”

“肯定行！”

这样，乔·杰克勒斯取下了两边钢索鞍壳上的最后一个螺栓，螺栓刚一取下，鞍壳管套的一半——重达1000磅——从缆索上滑了下来，掉下了大桥。

“天啊！”

“噢！”

“上帝啊！”

“不……”

“天啊！”

那一班工人的头都伸到天桥边，观看这个1000磅的鞍壳像一颗炸弹似的落向海面。他们注意到有架小型气垫船在桥下的水面通过，几乎就在鞍壳垂直落下的位置。他们一声不出地看着，屏住呼吸，嘴张得大大的。后来，在一声巨响之后，他们看到水中溅起了像蘑菇那样巨大的水柱，足有40英尺高。

那艘汽垫船从水柱下驶出，安然无恙。汽垫船驾驶员扭头看着溅起的巨大水花，开足马力驾着汽船掉头而逃。

“噢，那个家伙真幸运！”一个工人从天桥上向下望着，摇头说道。

大家都悄然无声地看着桥下的水面，仿佛不愿转过头来面对天桥，面对“硬鼻子”墨菲愤怒的脸和目光。他们观看水面足足有两分钟，看着水泡消失，波纹散去。就在这时，美国航空母舰大黄峰号的灰色甲板雄伟地驶入水波中，平稳地从刚才鞍壳落水的地方慢慢驶过。

“上帝啊！”乔·杰克勒斯再次摇着头说。

“你这个愚蠢的杂种！”工头小声地嘟嚷着。

杰克勒斯怒视着他：“你说什么？我告诉你那样不行。”

“你告诉了吗，你……”

杰克勒斯满怀疑虑地怒视着监工。但后来，他知道争吵已没什么用了。他只能赶快拿了工资走人，回到工会大楼再找新的工作。

但在他离开现场之前，整个天桥上的工人们都从天桥上走过来，有的人咒骂，有的人微笑，因为这种情况太滑稽可笑了。

“你们这些傻瓜在笑什么？”巡视监工问道。

“哎！来吧，勒罗伊！”一个修桥工说，“你能不能听听我们讲的笑话？”

“是啊，勒罗伊，别太伤心！我们并没有丢掉那个鞍壳。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就不算丢了。”

“当然，这没错儿。”另一位工人说，“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它在河里！”

巡视监工气得无话可说，因为最后只有他要面对墨菲。

另一座天桥上的竞争对手们挥动手臂，有些人在笑，其中一个工人叫道：“嘿！我们今天装了十个鞍壳，你们呢？”

“九个半！”其中的另一个回答道。

这个回答引来四周人们的一阵大笑。这一天结束时，工人们从大桥上爬下来，准备去约翰酒吧喝上几杯。这时人们发现，乔·杰克勒斯在人群中低着头，一言不发。

如果鞍壳掉下来的话，那么再没有一个日子比9月20日星期五这天更好的了，因为周末工地休息，潜水员就能有时间找到掉入海中的鞍壳，在周一工人上班前把它从水中打捞上来。这种鞍壳没有配件，制造厂的工人当时正在举行罢工，因此，除了从水中打捞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潜水员们整个周六日都在忙乎，但却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在水下看到了铆钉枪、扳手、螺栓等，还有一个大桶，可能是与每个值800美元的四个螺栓一起掉下来的那个，但却没有找到那半个鞍壳。

即使就是掉下的那个大桶，由于海水的腐蚀和从这么高掉到海面上受到的巨大冲击力，那些螺栓机以及其他物品也不能再用了。在大致查看了掉到水下的那些工具后，潜水员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相信这句话了：“修桥工会把除钱之外的任何东西扔下来。”

然而，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有时他们也会把钱扔下去。在某些刮大风的星期五，从桥上也会刮下来几张五美元、十美元甚至是20美元的钞票，因为星期五是发工资的日子。在缆索缠绕施工期间，由于工人们在桥上加班加点地干活，所以都在大桥上领工资。有四个职员爬上天桥去给工人们发工资。他们提着装满一叠叠现金的装相机的那种带拉链的盒子，里面总共有20万美元。现金都装在信封内，信封上有每个工人的名字，工人们从职员那儿领到信封后，必须在收据上签字。然而，在收据条上签字后，有些工人会撕开信封数钱——有时大风就会刮走几张钞票。小心的工人会撕掉信封的一角，把它抓紧，数数从撕掉角的信封中露出的钞票的角；有些人不加清点就把信封塞进了口袋；还有些人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发薪员拿着收据、铅笔和信封来时，他们匆匆地在收条上签了名，不拿工资袋就转身走了。有一次，这事儿还成了笑话。一位名叫约翰·科思伦的职员拿着一个工人的里面装有400美元的工资袋离开，他在想他拿着工资袋能走多远而不被发现。他走了约20英尺远时，听到有人在喊：“嗨！”

科思伦转身时在想，那个工人一定很生气。但相反地，那个工人说：“你忘了你的铅笔了。”科思伦接过铅笔，然后把信封交给了这位工人。“谢谢！”他说了一句，胡乱地把它塞入口袋，又赶快投入到绕制钢缆的竞赛中去了。

9月23日，星期一，快到中午时，潜手员在峡湾水域100英尺以下的地方发现了鞍壳，不久吊车就被调过来，把它从水中拖了出来。整个大桥似乎都松了口气，三天来一直骂人的墨菲也突然平静了下来。但两天后，墨菲又愤怒不满地摇起了他的脑袋。9月25日星期三下午3点15分，天桥上有人掉下一个六英寸的钢螺栓，在落下100多英尺后，砸在了一个名叫伯格·汉森的工人脸上，插入了他左眼下四英寸的地方。

伯格当时正站在桥下向上张望。如果他不是在向上张望，螺栓就会掉在头盔上，他只会被砸一下，而不会受伤，更不会像现在这样螺栓把眼球挤了上去，打碎下颌骨，卡在他的喉咙里。

伯格被迅速送往布鲁克林胜利纪念医院抢救，为他治疗的是S.托马斯·科波拉医生。

大桥上工人受伤全都是他给治疗的。科波拉医生迅速取出了那只螺栓，缝合止血，然后接好面部骨骼，缝合下巴。

“现在感觉如何？”科波拉医生问他。

“不错。”伯格说。

医生十分惊讶。

“疼吗？”

“不疼。”

“需要吃点什么镇痛药，一两片阿司匹林？”

“不用，我很好。”

经过面部整形手术并修养恢复几个月后，伯格又回到大桥上干活儿了。

伯格以及许多修桥工人的坚强表现给科波拉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意思的男人。”科波拉医生后来对另一位医生讲道，“他们身体强壮，能承受各种痛苦，充满骄傲，生活态度乐观。这个伯格已经第五次大难不死了。他只有39岁。哦！我告诉你，这真是个年轻男人的世界。”

他这话一点儿也没错。大桥是个年轻男人的世界，像本尼·奥尔林这样的老人只能痛苦流连地离开，满怀怒气地被安置在河对岸的钢材场——在那里，老人们受到照顾，干些没有危险、不会添乱子的活儿，受像拉里·塔特姆这样的青年人指挥。

拉里·塔特姆37岁，高个子，宽肩，很勇敢。几年前被墨菲选入第二梯队，这是修桥人专用的行话，指的是修桥工们未来的头儿。

塔特姆17岁时就做焊工了，后来又做过铆工、钢件装接工和监工。他偶尔也会从当头儿的位子上下来，但最终又都回到那个位子上，从未失去过勇气和热情。他还有四个弟弟也在干这一行，有三个还在墨菲手下干活，一个当年跟随墨菲在泛美大厦上干活时掉下来摔死了。拉里·塔特姆的父亲莱缪尔·塔特姆从20年代起就做修桥工，现在已是快70岁的人了，在钢材场干活儿，由他那被选为接班人的儿子管理。儿子正在成长为一个越来越有经验的巡视监工，不久将被提升到大桥监工这一桥上最高的职位。

尽管不太明显，指挥这么多修桥工，拉里·塔特姆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这些人都曾是修桥工中名噪一时的人物，像“老鼠”本尼、莱缪尔·塔特姆以及在钢材场维修工具或为驶往大桥施工地点的驳船上装钢制桥跨连接件做准备的几十位老修桥工。但除了奥尔森那难以预料的暴脾气，这些老人通常都是安静且很配合他的工作的——即使是詹姆斯·J.布拉多克，曾经的重量级拳击冠军。

布拉多克曾被称为“灰姑娘”[2]，因为这个码头工人下班后在重量级拳击赛中夺冠，赢得了累计近100万美元的奖金，直至1938年被乔·路易斯[3]击败而退休。

现在布拉多克已经快60岁了，又回到了码头。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保养电焊机。布拉多克的衣服上满是油污，指甲黢黑，手臂也脏得根本看不清上面的文身。这个文身是他1921年的一个晚上在包厘街文的，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整天嬉闹的16岁小男孩。

布拉多克现在靠给人加油每周挣170块钱，有些不认识他的人会说这人总爱把自己以前的冠军事迹挂在嘴边，还说着“你瞧，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他现在是落魄啦，跟乔·路易斯一样。”

但他并不是另一个传奇故事里多愁善感的落魄拳手。在钢材厂里步伐缓慢的布拉多克对每个人都十分友好，他强壮的身体依旧挺拔，袒露着前胸，仍旧威严且充满骄傲——从事着一份正经工作，这让他感觉良好。

“管它呢！我现在是名工人。”布拉多克说，“我在当拳击手前是名码头工人，现在我缺钱，就干上这种工作了。我一直喜欢干重活儿，这没什么错儿。”

在曼哈顿西四十九街曾有一家名叫“布拉多克食屋”的餐馆，他经营这家餐馆亏掉了1.5万美元。他还投资搞了一个船只供给站，经营了十年也不挣钱，结果又赔进去一大笔钱。但据他讲，他还拥有一座价值1.4万美元的住宅，这是他在圣路易斯那场比赛后不久购买的。他深爱与他结婚33年的妻子。他依然身体健康，渴望辛勤工作。他还有两个干活特别卖力的儿子。

一个叫杰，今年32岁，体重330磅，身高6.5英尺，在泽西城的一家电站工作。另一个叫霍华德，31岁，体重240磅，身高6.5英尺，在一家公路工程公司工作。

“所以，用不着可怜我。”这位以前被人们称为“灰姑娘”的詹姆斯·J.布拉多克抽着烟，靠在一台大机器上说，“真的不用”。但他确实承认，修造大桥，就像拳击一样，是年轻人的世界。

1963年秋，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硬鼻子”墨菲手下干活儿的所有年轻工人当中，没有人比在布鲁克林桥桥塔后385英尺高的钢缆索上一起干活的那两个人更适应这份工作，更高兴了。

这两个人中一人瘦小，一人高大。小个子身高5.7英尺，体重只有138磅，但浑身肌肉非常结实，名叫爱德华·扬涅利。因为他经常在钢梁上跳来跳去，在钢丝上快跑，工人们都管他叫“兔子”，人们都说当时27岁的扬涅利恐怕活不到30岁。

大个子的那个名叫杰拉德·麦基，是个美男子，体重约200磅，身高6.3英尺。他曾是科尼岛上的一名救生员，性格温和，很招女人喜欢。尽管不像扬涅利那样友好直率，大桥上干活儿的人们却都喜欢他。

10月9日，星期三。早晨，他们像往常一样爬上了钢缆。不久，在嘶嘶的铆焊声和钢锤的丁当声中，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们低着头拧紧缆索的螺栓，从桥下地面上几乎看不清他们。

然而，上午还没有结束，整个大桥上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

[1] 玛丽王后号（Queen Mary），1934年下水的超豪华邮船，往返于英国南安普敦与纽约之间。它高140英尺，长1000英尺，宽154英尺，吨位为81237吨。

[2] 詹姆斯·J.布拉多克（James J.Braddock,1905—1974），美国1935至1937年职业重量级拳击赛冠军。他的事迹被改编为电影《铁拳男人》（Cinderella Man），于2005年上映，由朗·霍华德（Ron Howard）执导，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扮演布拉多克。

[3] 乔·路易斯（Joe Louis,1914—1981），原名约瑟夫·路易斯·巴罗（Joseph Louis Barrow），外号“褐色轰炸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重量级拳击手之一，保持拳王头衔逾11年之久，成功卫冕头衔达25次之多。他参加过27次重量级冠军战，截至目前依然是史上最高纪录，无人能敌。

桥上之死

这是一个灰蒙蒙、刮风的早晨。清晨6点45分，杰拉德·麦基和爱德华·扬涅利离开了家，从布鲁克林不同的地方驾车驶往大桥工地。

扬涅利家住弗拉特布什，他先到工地。在杰拉德·麦基向他走去并挥手打招呼时，他已上了天桥，爬上了缆索，他的一只脚悬空，在离水面385英尺高的地方晃悠。

这两个年轻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修桥工的后代，都信奉罗马天主教，都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而且都有决心要证明一件事——他们不逊色于桥上的任何人。

人们都认为流动工人是最好的修桥工，他们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想，毕竟那些流动工人之所以成为修桥工，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而是生活所迫，从保护地被赶出的印第安人，失去农场的南方人，厌倦海上生活的纽芬兰人，逃避奴役的中西部人——这些人构成了修桥工的大多数——在追逐一个接一个城市的建设高潮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逃避家乡的贫穷和枯燥的生活。从另一方面看，扬涅利和麦基不必跑遍美国各地去找大工程干，他们可以等着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纽约地区一直处于建设高潮中。

然而，他们都被修桥工那种高傲自满的气质所倾倒，都迷恋修桥工的生活。从加州到纽约，从密歇根到路易斯安那，修桥工都能找到活儿干，他们依靠的只是自己享誉全国的名声，而不是当地工会的力量。

对这一点，扬涅利似乎比麦基感受更深些，其中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在这个强壮男人的世界里，扬涅利确实太弱小了。

和本尼·奥尔森一样，他总是不顾一切地想证明自己。但他让别人对他记忆深刻的方法，不是通过训斥别人，吹牛，或豪饮，而是通过在高空钢缆上表现得镇定自如——他会像马戏团不要命的表演者那样冒险——和通过在地面上显示出无人能比的骄傲。

扬涅利常喜欢说：“我是个铁器工人。”（现在的大桥都是由钢构件建成的，但最早的金属大桥都是用铁构件建成的，因此最早的修桥工被叫作“铁器工人”。）这个称号很具历史意义，所以扬涅利和那些怀旧的修桥工一样，也喜欢称自己为“铁器工人”，而不喜欢被叫作“钢器工人”。

爱德华·扬涅利刚做铁器工人时，每天下班乘地铁回家，都把橘红色的油漆渣涂在靴子上。那时，他天真地认为，地铁里的乘客会把橘红色的油漆渣与施工时钢件上涂的防锈漆联系在一起。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回忆道，“我老爸老爱德华·扬涅利下班后常把别的铁器工带回家，他们谈论的都是铁器活儿，我和哥哥小时候听到的全是这些。有时我老爸也会带我们去工地，因为我们是爱迪的儿子，工地上的所有工人都对我们特别好。工长有时会走过来问：‘你们是爱迪的儿子？’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会说：‘过来，给你们25美分。’那就是我最早喜欢上这个职业的原因。

“后来，在我十三四岁时，我记得我和老爸一起到工地时看到一个大梯子，我对老爸喊道：‘我可以爬上去吗？’他回答说：‘可以，但别掉下来。’这样我就开始爬这个梯子了，越爬越高，起初还有些害怕，后来我爬上了梯顶，站到了高高的钢梁上；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向四周眺望，地上很远的东西都能看得到，非常兴奋。突然间，就在那儿，我对自己悄悄地说，这就是我想干的职业。”

在他的父亲介绍他认识布鲁克林的铁器工人工会的行业代表后，小爱德华·扬涅利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走进那座工会大楼的情景，”他回忆道，“当时我穿着一双崭新的鞋子，看到许多膀大腰圆的人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像流浪汉，有些人像强盗，有些人坐在桌子周围玩纸牌，嘴里说着难听的脏话。

“当时，我很害怕，就找了个小角落坐了下来，紧握着衣兜里的玫瑰经。后来一个家伙走出来，叫道：‘这儿有个叫扬涅利的年轻人吗？’我回答道：‘我在这儿！’他又说：‘这有份工作给你。’他告诉我，到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一座12层的刑事法院大楼去找一个名叫哈里的家伙。我赶到那里，对哈里说：‘工会大厦的人叫我到这儿来的。’他问道：‘你的父亲同意你出来干活儿吗？’我回答说：‘是的。’他又问道：‘有书面证明吗？’我回答说：‘没有。’他就说：‘回家去取吧！’

“这样，我乘上地铁，再往回跑。我记得当时在大街上跑时，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我已找到了一份工作，只需找母亲签个字就行了。拿到签字后我赶紧往回赶，下了地铁，到哈里面前，把那张条递给他。他看了后说：‘好了！现在我得看一下你的出生证。’这样，我又得再跑回去，换乘地铁，然后再回来。我穿着新鞋的双脚已经开始疼了。

“不管怎样，结果倒是不错的。我给哈里看了出生证，他说：‘好吧！爬上那个梯子去见监工吧。’我爬到梯顶时，一个壮汉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新来的学徒，他说：‘好吧，那儿有两个桶，把它们装满水，送到铆焊组去。’

“放在那儿的是两只巨大的金属牛奶罐，我必须一次一个地把它们沿梯子拿下来，再把它们运上来，这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所干的活儿——给铆焊组供应饮用水、咖啡和铆钉——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有一次，在曼哈顿盖一座摩天大楼时，我记得我得从六层高的梯子上爬下去买咖啡、十几瓶汽水、蛋糕和各种东西，回来时我把全部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内。记得当时我在钢梁上滑了一下，失去了平衡，掉下了两节梯子。但幸运的是，我落到了一堆帆布里，一点事儿也没有，只是被热咖啡溅了一身。一个铁器工人看到我躺在那里，喊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回答道：‘我从上面掉下来了，咖啡都洒了。’他又说：‘你把咖啡都洒了，那么，老兄！你得赶紧回去，再弄些咖啡来。’

“所以我又爬了下去，用自己的钱买了咖啡、汽水和蛋糕，一共花了我四块多，然后从梯子上爬了回来。我看到监工时，趁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抱怨的话，我就对他讲‘很抱歉回来晚了’。”

爱德华·扬涅利成为羽翼丰满的铁器工人后，又摔下来几次，大多数情况是因为他在钢梁间跑动而不小心造成的。有一次，他在曼哈顿的第一全国花旗银行大楼干活时，头朝下掉下去三层楼高，看样子他会一直掉到底。但他很轻便灵巧，而且还很幸运——他被叫作“兔子”。最后他落到一条钢梁上，被钢梁接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曾解释说，“但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与年轻、不想效仿那些比我岁数大的人有关，他们常常告诫我，‘别冒险，你会摔死的，要小心！’有时刮风天，那些年龄大的修桥工要趴在钢梁上通过，但我总喜欢跑着过去，让人们看我怎么过去，这时他们总会说：‘孩子，你这样会活不到30岁的。’

“当然，刮风天是最难对付的。例如，你在一根八英寸宽的钢梁上行走，有风时，你需要把身子偏向一边去平衡自己，突然之间，风停了，你会一下子失去平衡，你得立刻伸直身体。什么时候风停，只能靠感觉了。”

爱德华·扬涅利刚到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工地是在1961年。有一天，他在穿越布鲁克林湾脊地区通往大桥的郭瓦纳斯高速工路工地上干活时，把左手绞进了一个起重机。

一个手指被完全压碎了，而另一个完全被割断的手指留在手套里，科波拉医生又把它缝了上去，这个手指一直僵直着，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劲了。但是，就如何把这个手指接到他的手上，这位外科医生向爱德华·扬涅利提供了两种选择：手指可以直着接上去，这样好看些，接痕不太明显；也可以像一个钩子似的弯曲着接上去，尽管这样不太好看，但这意味着扬涅利干活儿时可以用。对扬涅利而言，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手指被永久性地接成了弯握状。

1963年秋天，当杰拉德碰到爱德华·扬涅利，看到他的伤残左手时，并没问他任何问题或过多注意什么。杰拉德出生于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对他来说，手上的一点伤残算不了什么，这太习以为常了。他的父亲詹姆斯·麦基是个大个子，肩膀宽大，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杰拉德和他长得很像），几年前他曾被一个落下的吊车砸到，腿被永久性地砸弯了，头上也插入了一块钢片，落下了终身残疾。

詹姆斯·麦基是经舅舅——已故的吉米·苏利文——介绍干上钢器活儿的。萨利文当过“硬鼻子”墨菲的工头，曼哈顿工会大厦第40号地方工会的人都知道麦基这个名字。因此，在他出事之前，詹姆斯·麦基很自然地把他的三个儿子也带到工会大厦，给他们登记，让他们也干上了修桥铁器工学徒的工作。

在三个孩子中，杰拉德·麦基年龄最小，个子最高，身体最重。其他两个孩子都差不多。哥哥约翰比杰拉德大一岁，体重195磅，身高6.2英尺；另一个哥哥吉米，比杰拉德大两岁，体重198磅，身高6.3英尺。

当孩子们被介绍给第40号地方工会的负责人时，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毫无疑问，麦基家的年轻小伙子们，个个肩膀笔挺，面带渴望，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优秀的铁器工。他们看上去就像大学橄榄球队的优秀候选队员一样——是教练不会问有关成绩的尴尬问题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奖学金的那种人。实际上，麦基家的孩子们在高中时从未玩过橄榄球。在布鲁克林南岸边他们居住的街区，一个被称为“红钩”的爱尔兰人居住的破旧街区，不知是什么缘故，橄榄球这项运动在孩子们中间从来就未普及过。

“红钩”街区最大的体育活动是游泳。年轻男孩们能赢得尊敬、证明勇气的方式是从岸边的一个高大的码头上或仓库顶上跳下去，水花四溅地跳到巴特米克海峡里，然后，顶着风浪游到自由女神像下。

通常在游泳时，男孩们会被岛上的警卫抓住。如果他们没被抓住，他们就从巴特米克海峡再游回到“红钩”一端。

这个街区的男孩子中没有人比杰拉德·麦基游得更好，也没有人能比他更快更轻松地在巴特米克海峡间游来游去。大街上的所有男孩子都尊敬他，所有坐在小矮房里高凳上的年轻女孩子都仰慕他。但她们都比不上一个名叫玛格利特·努西多的美丽的红头发小个子女孩，她住在麦基家的对面。

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郊区学校上二年级时。他那时是班里的淘气鬼，是那些教堂修女训斥最多却也最喜欢的男孩。

14岁时，在街区的男孩和女孩开始不太谈论游泳而更多地相互谈论对方时，玛格利特和杰拉德就经常约会。18岁时，他们开始谈论婚姻大事了。

在布鲁克林的“红钩”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女孩子们很早就在考虑结婚的事了。首先她们想自己心目中的男孩，然后是花前月下，接着就是婚姻。尽管“红钩”是一个到处是破烂的棚房和低矮的二层木屋的贫困街区，但是订婚戒指一般总是很大，通常很昂贵。像教会所宣扬的那样，这个街区的年轻人婚前是没有什么性行为的。婚后，他们会生育许多孩子。而且，像许多爱尔兰天主教徒居住的街区一样，在家里，母亲往往比父亲更有发言权。在爱尔兰天主教教堂，母亲是主要的道德力量；在这里，圣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形象。婚后，一般是母亲待在家里抚养孩子，掌管家庭经济大权，斥责饮酒的丈夫，训斥偷懒的儿子们，保护女儿们的贞洁。

就这样，他们订下了婚期。在杰拉德开始到大桥上班后，玛格利特自然而然地掌管起了两人的银行存款，杰拉德把每周工资中的一部分存了起来。假如让他管钱的话，他会把钱都花光，她总是这样讲，但他却不同意。到1963年夏天，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已有了800美元的存款，他想用这笔钱买那只漂亮的桃形钻石戒指，那是前些天他们路过福顿大街的凯斯特珠宝店橱窗时看上的一枚一克拉半的钻戒，标价1000美元。玛格利特觉得这枚戒指太贵了，但杰拉德说，她那么喜欢它就一定会为她买下。他们打算在12月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

10月9日，星期三早晨，杰拉德·麦基起床时很不情愿。天气阴沉着，他感觉很疲劳。楼下他的哥哥们在叫他：“嘿，如果你两分钟之内不下来的话，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跌跌碰碰地从楼梯上跳下来，所有人都已吃完了早餐，他母亲已为他装好了午饭吃的三个火腿奶酪三明治，他的父亲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走动，正为他的拖沓而生气。

前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外面待得很晚。他先去玛格利特家坐了一会儿，又到盖博酒馆喝了几杯啤酒，这是一家后墙上画着一座大桥的街区酒馆。他大约是在午夜时分上床睡的觉。早晨起床时有些头痛，他怀疑自己可能得了感冒。

他们一起于6点45分离开家，在街角处赶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后来又在第四十九街换乘一辆出租车，一直到湾脊区的第一百零一街下车，然后和几百名其他修桥工一起，沿着泥土修成的道路，走向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位于布鲁克林一侧的锚碇。

“等一等！让我买罐咖啡。”杰拉德在路边的一个售货小棚前停下。

“快点儿！”

“好吧。”他回答道。他的哥哥们继续朝前走，他只用三大口就喝下了那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排队等电梯上到天桥。那天早晨，吉米和约翰·麦基都在杰拉德对面的那段天桥上干活儿，所以他们在电梯到达处分了手，杰拉德对他们说“晚上见”，然后离开他们，去和扬涅利一起干活。

爱德华·扬涅利似乎又显露出活跃的本色，他坐在钢缆上，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

“早上好！”他说道。麦基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他爬上了钢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拧紧套管上面的七个螺栓了。

他们拧完螺栓后，扬涅利从钢缆上滑了下来，麦基把扳手递给他，扬涅利接着用扳手去拧下面的七个螺栓。

那时已是上午9点30分了。天空阴暗，刮着风，但风不像10月的第一周那样大。扬涅利把头盔往上撂了一下，向下俯视天桥，看到有几百人在上面干活，他们穿的卡其布衬衣和夹克在微风中飘动：有的在拧螺栓，有的在用工具敲击钢缆，有的在往钢缆上装管套。就在那时，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在钢缆底部喊叫：“爱迪！……爱迪！救救我！爱迪！救救我！……爱迪！……”

扬涅利看到了杰拉德·麦基正在挣扎的身影，他吊在天桥南侧边缘，手指紧紧地抓着扶手栏索底部的细钢丝。

“天啊！”扬涅利尖叫了一声，“我的老天爷！”他又重复了一声，冲上前去，横爬在天桥上，试图抓住麦基的胳膊，把他拉上来，但太困难了。

扬涅利只有138磅，而麦基却有200多磅。而且，由于扬涅利在那次吊车事故中失掉了一个左手手指，缝上的另一个手指又使不上劲儿，他似乎一点儿也不能把麦基沉重的身体拉上来。这时，麦基的夹克和衬衣绷紧，就像一个重物那样挂在那里。扬涅利大声地喊着：“哎！上帝，上帝，快把他拉上来！快把他拉上来……”

别的工人听到尖叫声，向这边跑过来。他们都伸下手去，想抓住麦基的衣服。杰拉德喊着：“快点，快点，求求你们了，我要抓不住了。”不一会儿，他又说，“我要掉下去了！我要掉下去了！”这时，他放开了抓住钢丝的手，从大桥上落了下去，工人们眼看着他脚朝天地掉下100英尺，然后身体前倾。扬涅利能看到麦基的衬衣被风吹掉了，还看到与深蓝色海水形成鲜明对比的麦基的白色裸背，后来他看到在距桥缆350英尺的下面，麦基的身体重重地坠入海中。扬涅利闭上双眼，开始哭泣。后来他也摔了一跤，但印第安人劳埃德·勒克莱尔跳到他上方，把他拉上了天桥。

在距杰拉德·麦基落水处不远的地方，有两名医生正在一条船上钓鱼，附近还有个急救医疗船。在麦基掉入水中的半分钟内，所有人都听到了工人们的叫喊声，有几十名工人从桥上往下喊：“嘿，快去救那个孩子！快去救那个孩子！……快去！……”

即使杰拉德·麦基落在离急救医疗船不到一码远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用，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必死无疑。因为即使他的肺能挺得住，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像水泥一样的海水会把他的身体打成碎片。

杰拉德·麦基的遗体被人从水中打捞上来，抬到急救船上，送往胜利纪念医院。桥上的一些人开始哭泣，所有600多名工人都摘下了头盔，开始从桥上往下走。事故发生后，当天大桥上的工作暂停了。有一个年轻的学徒工，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死人场面，吓得瘫坐在天桥上，说什么也不想离开，最后，他被三个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吉米和约翰·麦基回家去报丧，陪伴父母和玛格利特。爱德华·扬涅利昏昏沉沉地跳上了汽车，漫无目的地驶离大桥，在看到一个酒馆时，他停了下来。他坐在几个男人中间，浑身颤动，嘴唇发抖。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只要了一杯，后来又要了三瓶啤酒，几分钟后，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离开酒吧，跳上汽车，开始沿湾带大道驶去。飞驰了50英里后，他掉转车头，又往回开了50英里。这时，他看到远处的大桥，桥上已空无一人。他从湾带公园大街转弯，驶向家里。他的妻子兴奋地站在门口迎接他，告诉他大桥公司和安全检察官都来过电话，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的话，扬涅利一句也没听清。那天夜里，他睡在床上，耳中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爱迪！救救我！救救我！”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麦基落向大海时衬衣被吹起、背膀暴露的身影。他从床上爬起，整夜在房子里徘徊。

第二天，10月10日，星期四，为了确定麦基的死因，有关人士又进行了调查。大桥上的工作又中断了一天。由于无人看到麦基如何从钢缆上掉下去，所以无人知道他是在跳到天桥上时弹了出去，还是自己没站稳摔倒了——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是，工人们的士气受到了重创。地方第40号工会的代表雷·卡伯特开始游说，要求大桥公司在施工人员下面安装安全网。

这已不是桥上的第一例死亡事故。1962年8月24日，一个工人从桥塔内坠梯而死；1963年7月13日，另一个工人在引桥上失足坠地而死；但杰拉德·麦基的死却有些不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惨剧发生而无能为力，还在于死亡的是一名受人喜爱的年轻人，一位终身残疾的老铁器工的儿子。

无论原因如何，杰拉德·麦基的死亡之日成了桥上最黑暗的一天。不论公司官员指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安全记录如何值得赞扬——在几百人参加的几千工时的施工中只有三例死亡事故——都无法抹去麦基之死给工人们心底留下的阴影。

麦基的葬礼在位于“红钩”地区的圣母往见堂教举行。这可能是这个街区所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葬礼，所有铁器工都参加了，还有工程师及工会官员们。在所有哀悼的人员中，最悲伤的莫过于杰拉德的父亲詹姆斯·麦基。

“在我自己经历了伤残之后，”他眼里含着热泪，无奈地摇着头说道，“我应该让孩子们远离大桥的。”

空中舞台

在他们父亲的要求下，杰拉德·麦基的两个哥哥立刻停止了在大桥上的工作。但没出一个月他们又回到了大桥上。麦基兄弟再次爬上大桥时，其他的修桥工都感到有些不安。但这两兄弟告诉他们，到桥上和他们一起干活要远比待在家里无事可做好。

尽管当时没有人想到，杰拉德·麦基的死实际上是个漫长严酷的冬天的开始——也许是“硬鼻子”墨菲一生当中最糟糕的一个冬天。为了迫使管理当局在桥下安装安全网，拖船工人罢工了，修桥工人也罢工了五天。那年冬天很冷，大风吹得大桥来回摇晃，工人们在吊装400吨的钢件时，一不小心就会导致灾难。而且，笼罩在所有其他事件上的一件事是11月22日的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由于桥上大多数工人都具有爱尔兰血统，肯尼迪之死对修桥工的打击比对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大。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硬鼻子”墨菲和美国桥梁公司的工程师面临最大挑战——修造跨海大桥的时候。

如果想让施工按计划进行，即让大桥在1964年11月底通车，那么构成横跨空中6690英尺的桥跨的钢制构件必须连接完毕。在1963年冬天，这似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

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从驳船上吊起60个钢制构件。这些钢制构件每个有十个房间的农场平房那么大，重达400吨，在空中超过220英尺长。与那些小型钢构件一样，这些巨型钢构件的每一个都要被连接到从钢缆上垂下的悬索上，然后再锁定在布鲁克林与史泰登岛之间垂直的水面上。

如果一个钢构件落入水中，那么大桥的工期就会延期六个月，因为每个构件都没有备用复制品。六个较大的构件全都是长方形的，28英尺高，115英尺宽，长度也差不多。这些构件全部存放在美国大桥公司位于新泽西州的钢材场。每次一件，它们被从河上游四英里外的钢材场装船运到施工现场。本尼·奥尔森、詹姆斯·布拉多克和其他昔日的建桥好手就在那里干活。装载钢构件的驳船由拖船牵引，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大桥施工现场。当桥塔下部横梁上的两个巨型吊车把钢构件吊离驳船时，整个大桥都会因构件的巨大重量而向下塌陷。例如，在第一个钢构件吊起时，那些主钢索会被拉下20英寸；第二、三个钢构件又会把钢索拉下四英尺六英寸；第五、六个钢构件又会把钢索拉下四英尺三英寸。当全部钢构件被吊装上去时，钢索要比没装桥体构件前低28英尺。所有这些变形都符合O.H.阿曼的设计，事实上，他的设计中留出了多达35英尺的钢索形变余地，但他却没考虑人与机械的脆弱性，而这却成了墨菲的问题。

墨菲的问题不是从最初的几个钢件吊装时就有的。那时，吊装工作是在桥下满船记者的摄影机下进行的。工人们全都兴高采烈。当最初的激动被枯燥的机械式工作和越来越冷的严冬消磨掉时，他的麻烦也来了。一个刺骨的冬日，一条拴得离码头太近的装悬索的小型驳船在涨潮时沉入了海底。警卫睡得很死，不但没有发现这件事，而且还让流浪汉们把工具棚里的工具偷了个精光。

第二天早晨，在他的工棚里，墨菲用拳头敲着桌子，在电话里朝一个码头管事大发雷霆：“见了鬼了！这群废物真是够了，那个蠢材警卫只是躺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睡大觉，不去巡视；警卫不应只待在暖和的地方睡大觉。狗娘养的！他应该瞪大眼睛看着。我不会再雇用这个家伙了，你把那个警卫给我叫来，我要教训教训他。”

工棚办公室外间，一个名叫克里斯·莱斯曼的衣冠整齐的瘦长精干的年轻人，正坐在电话机前非常礼貌地接着电话：“早晨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他用手捂着耳朵，努力不让隔壁屋里墨菲的粗话进入到他的耳朵。

只有男秘书才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在那些在桥上干活儿的单身汉中，女秘书很可能找不到什么安全感。此外，任何女人都不会习惯这里所使用的粗鲁语言。但克里斯·莱斯曼却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他的叔叔是一个铆焊工，继父六年前死在大桥上。大桥工地上的工人们用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克里斯·莱斯曼接电话时彬彬有礼的声音和修身精致的衣着打扮。他接电话时总是说：“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而不是说：“嗨！干什么？”他喜欢与众不同的衣着，常穿瘦长无边长裤、英式齐膝雨衣，有时在潮湿天气还穿长筒软皮靴。

当莱斯曼被美国大桥公司雇用并派到史泰登岛岸边的工地办公室时，墨菲的欢迎词很简单，他说：“好吧！我们这儿又来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傻瓜。”但没过多久，23岁的莱斯曼做秘书的效率以及他在电话里对墨菲不愿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自如应答，使墨菲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

“嗨，墨菲在吗？”

“请问您是哪一位？”

“啥？”

“请问您是哪一位？”

“嗨，我是他的老朋友威利。告诉他我是威利。”

“请问您贵姓？”

“啥？”

“您贵姓？”

“转告墨菲，也许你也可以帮帮我，我曾和墨菲一样在泛美大厦工地一起干活，并且……”

“请稍候。”克里斯打断他，用内线对墨菲讲，“有一个曾在您手下干过活的名叫威利的人现在打来电话找您……”

“我不想跟那个混蛋讲话。”墨菲大声回答。

然后，莱斯曼又拿起电话，说：“很抱歉，先生。墨菲先生现在不在。”

“啥？”

“我说我想墨菲先生今天可能回不来了。”

“那么，好吧！我明天再打电话。”

“好的。”克里斯·莱斯曼说道。他挂断这个电话，又接起另一个电话，说：“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

11月21日，星期日，大桥工地发生了吊车故障。当时正吊到一半的一个重达400吨的钢构件无法向上前进了，只得整夜挂在那里。第二天，吊车电机故障排除后，工会又对大桥公司没有在桥上安装安全网的事情发难了。这次斗争是由第40号地方工会的商业代表雷·卡伯特领头的，他本人曾是一名铁器工人，参加过帝国大厦顶上建设电视转播塔的工程。12月2日，星期一，由于争端未得到解决，工人们停止桥上施工，以示抗议。

尽管这两个理由都是影响因素，但反对安装安全网不是因为钱或所需的时间，而是因为公司认为安全网并不是防止死人事故的保险措施。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由于钢件必须从网子中间穿过吊到桥上，安全网无法做到能把桥下全部地方都罩住；而且他们还认为，安全网这里那里凌乱地挂在大桥四周，随工人移动而移动，会给工人造成一种虚假安全感，诱导他们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

这场罢工从12月2日一直持续到6日，最后以铁器工工会的胜利而告终。尽管安装的安全网很小，但工人们还是得到了它们。第二年，当三个从大桥上落下的工人被下面的安全网救起时，雷·卡伯特的强硬立场最终得到了回报。

到了1月份，驳船每天都运来一个400吨重的吊装钢件，有时一天运来两个。60个箱形构件约有一半已被吊装在钢索上了。一切似乎又在控制之下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每天，如果是晴天的话，那些拿着望远镜的老年大桥迷就会站在布鲁克林岛岸边的刺骨海风中，观看大桥的施工，交换自己的看法，偶尔还与那些从挂着牌子的大门口进出的工人们聊上几句。

牌子上写着：

禁止把任何啤酒或酒精类饮料带入工地。任何给工人带酒精类饮料的学徒将被就地正法！

“你们在桥上从不喝酒，是吗？”工地大门附近的一个人问一个名叫布龙科·比尔·马丁的印第安人。

“你问谁？”

“问你。”

“不，我只喝啤酒。”

“啤酒是否也会破坏你的平衡感？”

“我不知道。”布龙科·比尔说，“我去上班时，喝点儿啤酒后才能爬上大桥。我在桥上要比在地上感觉好。喝下一打罐装啤酒后我仍能沿一条直线在桥上行走。”

“一打啤酒？”

“是的，”他说，“轻而易举。”

几码远的地方，一群在海边观看施工的白发老人，其中有些是退休工程师或建筑工人，正在仰望大桥，聆听那位正站在上升的400吨重的钢构件下面的“驴脾气凯利”发号施令。凯利站在一条驳船上，通过喇叭喊话。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对于这些只看到最后吊装场面的老人，这真是让他们大饱眼福，永生难忘。

实际上，这一戏剧性工作在一小时前已在新泽西州一端开始了。在那里，沿着美国大桥公司材料场的码头边，一个400吨重的钢构件正静静地躺在一条巨大的双体驳船上。钢构件是在别州的美国钢铁公司的钢厂里分段制造好的，然后通过铁路运到新泽西州材料场装配完毕。现在一条拖船在前面拉着，另一条在后面推。

大约有70多名铁器工从装配场向拖船招手致意，又有400吨的钢构件被拉走了。拖船驾驶员叫维利·克努森，是位瘦弱的金发挪威后裔。他小心翼翼地把船开进纽约港，绕过油轮、渡船、豪华游轮、航空母舰、渔船、落水木头及水上漂浮的啤酒罐，在阳光和溅起的浪花中，眯着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今天，他还在和甲板手罗伯特·格拉讲，开始建桥时他是如何憎恨这座大桥。克努森的家也在湾脊地区，修建大桥引桥也危及了他家。维利·克努森和他妻子都参加了抗议示威，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最后，他们搬到了长岛的杰弗逊港。

“我跟你说，我当时确实特别憎恨这座大桥。”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好了！别再恨它了。”格拉说，“你现在靠它吃饭呢！”

“不错。”克努森冋答道。他迅速转动拖船方向舵，躲过一艘迎面驶来的油轮。然后，他转过头，观察巨型钢件下缓缓行进的驳船——一切正常！

40分钟后，克努森驾驶着拖船把装着巨型钢件的驳船拖到桥下，准备靠岸。岸上观看的老人们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桥上的钢件安装工也一切准备就绪。一位大胖子工长站在一座桥塔下，话筒贴在左耳上，仰头望着塔上的吊车，叫喊着：“喂！喂！爱迪？喂！喂！爱迪？”

塔顶上的信号员爱迪没有应答。

“喂！喂！爱迪？”仍没有应答。

“把话筒给我！”另一位工长一面说，一面抓过话筒。

“喂！喂！爱迪？”

“喂！喂！”话筒里终于传来了不很清晰的说话声。

“喂！喂！爱迪？”

“爱迪不在，我是伯特。”

“伯特，我是桥下的乔。爱迪在吊车驾驶室里吗？”

没有应答声。

“喂！喂！伯特？”

“他妈的！”拿电话的工长把话筒从耳边拿开，皱着眉头大喊道。后来，他又把话筒拿到嘴边，喊道：“喂！喂！伯特？”

“什么事儿？”

“你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伯特。”

“下面的吊索断了一根。”

“好，继续讲，伯特。”

“好的，乔。”

“继续讲，伯特，继续……”电话又没声了。

“他妈的！”乔叫喊道，“喂！喂！伯特？喂！喂！”

“喂！喂！”这时电话里又传来了来自桥顶的声音。

“伯特吗？”

“不是，我是爱迪。”

“继续说，爱迪。”

终于，地上工长与塔顶控制吊车的信号员之间的电话又被接通了。不久，维利·克努森的拖船把驳船拖到了合适位置。下一步就是把吊车吊索系挂到钢件上，准备从驳船上把它吊起，吊升到225英尺高的大桥主跨上。

整个这项工作都将由一个人直接指挥。这个人现在从一条工作船蹬上驳船——开始登台亮相了。他身体健壮，胸部发达，高6.2英尺，体重235磅。他站在那里很显眼，身穿红格夹克，头戴黄色安全帽，帽子前倾，扣在他的红头发和酒糟鼻上，左手拿着一个黄色喇叭，他就是用它向桥顶工人发号施令的。他就是杰克·“红头凯利”，大桥工地上权力仅次于“硬鼻子”墨菲的二号人物。

突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那些岸边观看者手里的那些望远镜，都集中到凯利身上。他认真地注视着12名安装工把沉重的吊索套到摇摆着的钢件上部的四个角上，这时钢件下面抛锚停泊的驳船微微摇摆。吊索系牢后，爱迪和工人们从运钢件的驳船跳到另一条驳船上。然后，爱迪喊道：“好了！轻起……起……起……”

起重机放下的四根吊着驳船上钢件的四个角的吊索逐浙收紧，最后把这400吨重的钢件从驳船上吊起。

几分钟后，钢件已离开驳船上升到20多米处。凯利叫喊着：“慢点儿”，“往7点钟方向靠”，“上升”，“往7点钟方向靠”。桥上一位戴着耳机的信号员把这些指令重复给吊车驾驶室里的操作员。

不到25分钟，钢件已上升到距水面225英尺的高空。塔顶的连接工伸出手，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它抓住，然后临时连接到已锁定到位的另一个钢件上。

“棒极了！”拿着望远镜的老人们中的一位说。

“的确很精彩。”另一位也说。

尽管天寒地冻，北风咆哮，60个钢件中的大多数都像这个一样，没出任何差错地一个个地吊了上去。但是，刚过新年，准备安装到距布鲁克林一边海岸很近的大桥后跨上的一个钢件出问题了。这次，那些岸边观看者终于领教了墨菲暴跳如雷的性格。

钢件被吊离驳船几英尺时，一组从布鲁克林瑞桥塔上横拉到上升钢件上的绳索咔嚓一声断了。因为驳船不能停靠在布鲁克林端的安装地点的正下方岸边，所以钢件无法垂直吊上，只能斜着吊上去。因此，吊升这个钢件时需要有横向绳索在水平方向拉住，使钢件能斜向上升。

突然，400吨重的钢件拧了个弯儿，然后直冲布鲁克林岸边。尽管它还吊在吊索上，但已失去控制。它摆向离锚碇护栏几英尺的地方，然后又摆回，在几十名工人的头顶上来回摆动。工人们都吓坏了，有的跳到了地上，有的四散而逃。

“上帝啊！”岸上的一个旁观者叫道，“你看到了吗？”

“噢，我的老天！”

“噢，要是阿莫曼那老头儿在的话，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大桥下面，从码头到桥塔底座，甚至在高处的桥跨上，到处是惊叫、咒骂声和挥舞着的拳头。人们赶紧给“硬鼻子”墨菲打电话。墨菲接到报告后，立刻乘一只小船从峡湾对岸赶来。他在湾脊地区的岸边咆哮了近半个小时。

“哪组工人装的吊钩？”墨菲问道。

“德林那一组。”有人答道。

“德林跑到哪儿去了？”

“今天没来。”

墨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过。那是1月3日，星期五，约翰·德林，那位在密歇根麦基诺大桥干活时出尽风头，还不到27岁就被提升为工长的年轻人，那天正好因病请假，与妻子一起待在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位可爱的姑娘，在布鲁克林的一家餐馆做招待时与他相识。他的父亲“卷铺盖”德林在大桥拉索缠绕开始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人们一直猜测，要是他还活着，他也许已取代“硬鼻子”墨菲，当上美国大桥公司的监工了。丧父的悲伤和养活妻儿的责任似乎把德林从在密歇根干活时的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但现在，突然间，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事故可能造成多人死亡——他还是要负责任的。在前一天他手下工人往钢件上装吊钩时，他应该检查一下那些吊钩。

约翰·德林回到大桥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事故。他碰到他的朋友和同事埃斯·考恩，考恩是位高个子肯塔基人，他是大桥布鲁克林端后跨上的一位领班。

“你们都站在那儿干什么，埃斯？”早上到工地时，德林兴高采烈地说。

“嗯，”高恩低头看着自己脚下说，“上头让我通知你再回去当工人。”

“当工人！就因为我请了一天假？”

“不，是因为你们挂的吊钩掉了下来。”

德林脸上刚才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

“有人伤着了吗？”

“没有，”埃斯说，“但所有人都吓坏了，阿莫曼·惠尼、墨菲、凯利，还有所有在场的工人。”

“我到谁手下当工人？”

“惠特尼·米勒手下。”

惠特尼·米勒是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上最严格、脾气最不好的工头，在他干活的地方，一英里内的修桥工都能听到他粗鲁的叫骂声。德林咽了口气，知道自己这次确实倒了大霉。

印第安人

那天夜里，在桥边的约尼酒吧，工人们除了这件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话题了。“听说德林的事儿了吗？”

“是的，可怜的家伙。”

“他被发配到惠特尼·米勒手下干活。”

“这简直是耻辱！”

“但惠特尼·米勒也是个很棒的铁器工，”有人打断说，“你得承认这点。”

“是的，我承认。但是，如果你在事故中死了，他不会掉一滴眼泪。”

“我不这样认为。”

“我却这样认为。我是说，他甚至不会去参加你的葬礼。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但是，那天夜里，在布鲁克林的另一家酒吧里，尽管到处也是桥上干活的人们，却没有一点沮丧——没人对惠特尼·米勒不满，也没人为德林打抱不平。这间酒吧叫小茅屋，位于北郭瓦纳斯区奈文斯街75号，离约尼酒吧只有几英里远。小茅屋是印第安人的地盘儿。在修桥工人中，他们是最潇洒、最无牵挂的。他们在桥上和别人一样拼命干活，但从大桥上下来后，就把桥上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他们总是去小茅屋，让自己沉醉在香烟、啤酒和点歌机播放的音乐中。

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家，是一个收取邮件、进行聚会的地方。每到周末，这些印第安人都会开车向北走400英里，到加拿大看望住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妻儿，卡纳瓦加离蒙特利尔八英里，在圣·劳伦斯河南岸。除了周末，每天夜里他们都聚集在小茅屋，喝加拿大啤酒。有时一人能喝20瓶，直到酩酊大醉。

酒吧墙上画着印第安酋长，还挂着一幅印第安人运动员吉姆·桑普的照片。门口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棒的修桥工都从此门走出。”

这家酒吧是伊林·威里斯和曼纽·威里斯夫妇开的。伊林是一位体型健美、友善的印第安女孩，出生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一个铁件装配工家庭。她的丈夫曼纽是个西班牙人，留着朝上翘的胡子，是个玩牌老手，长得像萨尔瓦多·达利。他出生于加里西亚，在商船队里干了几年后，放弃船员生活，定居纽约，还在一些不怎么样的餐馆里端过盘子洗过碗。

“二战”时他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员，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并通过打扑克挣了许多钱。靠这种方式他攒了几千美元。复员后，他先在布鲁克林当了几年酒保，后来买下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并娶了伊林。他给自己的酒吧取名为“小茅屋”。

700多名印第安人住在离小茅屋不到十个街区的范围内，他们几乎都是铁器工人。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铁器工人。这事得从1886年的卡纳瓦加居留地说起。当时多米尼大桥公司开始在圣劳伦斯河修建一座悬臂桥，大桥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的，桥的一部分修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为此，铁路公司与酋长们达成交易，尽可能多地雇用印第安人。在这之前，卡纳瓦加人——混血的莫霍克人的一支——已拒绝了教士们想把他们转化为农民的种种努力。他们有的靠给法国皮货商当水手为生，有的靠给木材商划筏子为生，有的到巡回马戏团里去当演员；只要是能让他们待在户外四处奔走且有些剌激的工作，他们都愿意干。

大桥公司到这里后，雇用了印第安人帮助地面上工作的铁器工人来回运送螺栓，但没让他们到桥上冒险。然而，铁器工人稍不留神，印第安人就漫不经心地爬上了空中的狭窄钢梁，似乎他们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据一位官员讲，在高空中，印第安人就像山羊一样灵巧。印第安人渴望学习修桥技术，这活儿既能带来高工资，又能到处旅行。没用一两年，几个印第安人就成了铆工和连接工。在这之后的20年里，就有几十名卡纳瓦加人在加拿大各地的大桥上干活。

1907年8月27日，在修建圣劳伦斯河上的魁北克大桥时，桥跨倒塌。86名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卡纳瓦加印第安人，都掉了下去，造成了75人死亡的惨案。对这次塌桥事故进行调查的工程师中就有O.H.阿曼，他当时才27岁。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导致这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是设计人员对像这样的大桥的应力计算有问题。

人们以为，魁北克桥事故一定会使印第安人从修桥业中退出，但结果完全相反。这次事故给修桥工的工作渲染了一种危险刺激的色彩，而这一点印第安人以前从未注意到。结果，更多的印第安人被吸引到了大桥上。

二三十年代纽约市区大规模兴建桥梁和摩天大楼时，印第安人大批地从加拿大向南涌入纽约，参加了许多工程的建设，其中包括：帝国大厦、RCA大厦、乔治·华盛顿大桥、珀拉斯凯过街桥、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三区大桥、贝永大桥和亨利·哈德孙大桥。纽约的活儿一个接一个，干也干不完，于是印第安人就开始在布鲁克林的北郭瓦纳斯租公寓住，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现在，周五（发薪日）的夜晚，在小茅屋酒吧里，那些1907年死于魁北克大桥的印第安人的孙子们，那些修建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帝国大厦的印第安人的儿子们，也就是那些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桥上干活的人们，他们现在想的不是大桥或事故，他们喝着加拿大啤酒，听着音乐，他们想的最多的是回家。

“唉！这些印第安人是些疯子，”曼纽·威里斯坐在酒吧一角，望着拥挤的人们说，“他们离开居留地所干的不是建桥就是喝酒。”

“曼尼，印第安人喝得不比别的工人多。”伊林大声反驳道。像往常一样，她总是替那些印第安人说话。

“鬼才相信他们不多喝呢！”他说，“用不了半个小时，这里一半的人都会喝到饱，再坐上他们的汽车，回加拿大去。”

他们每个周五晚上都这样。据他讲，当他们凌晨2点到达居留地时，都会按喇叭，把大家都吵醒。不一会儿，家家点灯，所有人都一起喝酒，彻夜庆祝——猎手回家，而且还带回了猎物。

然后，周日晚上，据曼纽·威里斯讲，他们都起程返回纽约，一路上车开得飞快，死于车祸的印第安人要远远多于从大桥上失足掉下去的。他说话时，印第安人仍在喝酒，酒吧里到处是十美元、20美元的钞票。傍晚6点30分，一个印第安人对另一个喊：“快点！丹尼，快喝！该走了。”丹尼·蒙图那天夜里要开车拉另外两个印第安人回居留地，他一口喝下杯中的酒，向伊林与曼纽挥手告别，准备踏上400英里的回家路程。

蒙图是一个26岁的英俊小伙子，他长着蓝眼睛，头发金黄色，棱角分明的脸盘有点不太像印第安人。他娶了一位漂亮的印第安女人，有一个2岁的儿子。丹尼·蒙图每周都开车回家去看他们，他为儿子取名马克，这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铁器工，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没多久就去世了。丹尼的爷爷在1907年的魁北克塌桥事故中掉了下去，受伤而死。他的外公也是铁器工，在魁北克大桥发生事故那天喝醉了酒，无法爬上大桥，因此幸免于遇难，后来却死于车祸。

尽管如此，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丹尼·蒙图从未对自己将来成为一位铁器工人产生过任何动摇。有什么工作能比干这活儿带来更多的金钱和地位呢？不当铁器工就得去当农民，就得在凌晨2点被那些回家的铁器工的喇叭声吵醒。

这样，居留地上的2000名男人中，个别几个做了农民、职员、加油站工，极少的几个做了律师、医生，却有多达1700人当上了铁器工。他们别无选择。当他们小时候被那些回家的汽车喇叭声从婴儿床上吵醒时，这一切早已命中注定了。全家灯火通明，母亲把他们弄醒，抱到楼下见他们的父亲。父亲们微笑着，他们兜里揣着钱，身上带着酒味，个个兴奋不已；他们根本无暇管教孩子，只知道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拿给孩子们玩。所有印第安孩子都是手里拿着钱长大的。他们喜欢摸着钱的感觉，后来也就养成了喜欢钱的习惯。他们想要快速的车，快速的生活，快速地在周末往返于家与大桥工地之间。

“这种生活很不错。”丹尼·蒙图解释道。他驾车驶上纽约亨利·哈德孙大道，穿过乔治·华盛顿桥，“你能看到你的杰作从地上的小洞到一座高楼或大桥的全过程。”

他停了一下，然后透过侧面车窗看着纽约的天际线说：“你知道，我给这座城市起了个名字。我不知道以前别人这样叫过没有，我把它称为‘到处是人造高山’的城市。我们都参与了它的建造，这给你一种自豪感——你是这种大山的缔造者……”

“没错，丹尼，我的老伙计。”戴尔·斯泰西说。他坐在蒙图旁边，脚下踩着半箱啤酒和冰块，他也是印第安人，有点儿醉了。斯泰西是位矮小、壮实、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年轻人。他头上戴顶草帽，帽上插着一根红色羽毛。他用自己的牙咬开啤酒瓶盖儿。

“有时，”蒙图继续说，“我想多在家里待些时间，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但我们不能这样，丹尼老伙计，”斯泰西兴奋地打断他，“我们给她们建造大山，丹尼老伙计，让女人们待在家里吧，这样她们就会想念我们，而不会在我们身旁唠叨，对吧？”斯泰西喝完一瓶啤酒，又用牙咬打开了第二瓶。第三个印第安人坐在后座里，喝多了酒，已静静地睡着了。

蒙图把车开到纽约出城车道上，开始加速，车上的速度表有时会跳到每小时90到100英里。他在“小茅屋”时喝了三四杯酒，现在右手还拿着斯泰西递给他的啤酒。他似乎很清醒，精神高度集中。高速公路上没有其他车辆，每隔一会儿，他就瞧一瞧后视镜，看有没有警察跟上。

蒙图在途中只停了一次。在纽约州的梅顿快餐店前停了十分钟，去买咖啡。在那里他碰到麦克·塔贝尔及其他几个赶回加拿大的印第安工人。夜里11点，他驾车驶过纽约州的瓦伦堡镇。约一个小时后，他下了高速公路，拐上九号公路，一条两车道的小路。斯泰西叫喊着：“只剩40英里了，丹尼伙计！”

现在，没有测速雷达，没有过往车辆，丹尼·蒙图的大别克在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着，驶过路旁的树木，驶过那些黑暗的路面。似乎随时会有一辆大卡车出现在挡风玻璃前，就像电影中所演的那样，常常会有卡车突然出现的镜头。

但是，那天晚上，丹尼·蒙图没有遇到一辆卡车。凌晨1点35分，他突然把车猛地拐上了一条土路，然后驶过一座月光下轮廓清晰的漆黑的大桥。这座桥坐落在圣路易斯河上，是加拿大铁路公司于1886年建的大桥，也是最早的印第安人铁器工人建设的那座大桥。随着刺耳的刹车声，蒙图把车停在了一座白色房子前面。

“我们到家了，你们这些幸运的印第安人。”他大声叫喊着。一直在后座睡觉的那个印第安人醒来眨了眨眼。这时，白房子里的灯亮了起来。这是蒙图家，所有人都下车进去喝杯酒；一会儿，丹尼的妻子洛兰下了楼，还有他的儿子马克。房子外面，别的车的喇叭也响了起来，别的房子的灯也亮了起来，他们欢笑嬉戏，一直闹到凌晨4点，才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房子。屋里留下的印第安人开始睡觉，直到周六下午才起来。他们很有可能被那些各种各样收费者不停的敲门声吵醒；有送奶员、洗衣工、送报纸的、水暖工、卖吸尘器的、百科全书推销员、收垃圾的、卖保险的，等等。这些人都等到星期六下午才来，因为那时铁器工在家，而且心情最好。他们从他身上拿走了他带回的大部分钱。

居留地本身是一个清静的地方。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从中穿过，向前蜿蜓曲折八英里，到圣劳伦斯河的对岸。路的两边是几百所白房子，大多数房子都有前廊，廊上一般都有印第安老人坐在那里，这些老人靠在摇椅上，抽着烟，静静地看着过往的汽车和沿圣劳伦斯水道飘动的船只，船上站着的水手不时会向路上行走的印第安女人招手。

许多年轻的印第安女人都很漂亮。她们到蒙特利尔的商店里买衣服，星期五下午在那里做头发。她们衣着家居都与普通人一样，没有一点显示出她们是印第安人——没有图腾柱，没有墙上的印第安饰物。有些印第安人家里没有自来水，卫生间在房后，但所有家里似乎都有电视。周六下午，在这儿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从路边的罗马天主教堂里传来的阵阵钟声——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是天主教徒——以及偶尔能听到的庆祝婚礼的印第安人车队的鸣笛声。仅有的上面有印第安人符号的两块路标是“理查·莫豪克快餐店”及路另一边前面不远的“戳火酋长博物馆”（Chief Poking Fire Indian Muesum）。快餐店的牌子挂在那儿主要为了招徕那些每天乘一辆黄色公共汽车从这里经过的游客。然而，快餐店的内部与别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两样，包厢里围坐着一群群少女少男，男孩子剪着鸭尾头，嘴里叼着香烟，女孩子身穿紧身牛仔衣，留着马尾辫，他们都伴着点歌机中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那里尽情扭动。

在“戳火酋长博物馆”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只对游客开放。酋长和他的家人穿戴齐备，一天几次为游客表演。这样，那些拿着16mm相机不停拍照的游客们就有了显示他们曾参观过印第安人居留地的证据了。

卡纳瓦加镇的印第安镇长叫约翰·拉萨尔。他认为自己可能是个犹太印第安混血儿。他是继承他的哥哥马太当镇长的，而马太又是继承他们的父亲当镇长的。拉萨尔在路旁开了一家加油站，与“戳火酋长博物馆”同在马路一侧，他们也经营家用液化气。

多少年来，拉萨尔家族一直受当地印第安人的拥戴。这主要是因为几代拉萨尔镇长的竞选讲演中，都有“印第安人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句话。当地的印第安人拥护拉萨尔家族的人当镇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拉萨尔家族的人都谴责在汽车上挂牌照。印第安人讨厌车上挂牌照，都喜欢把牌照摘掉，大概这样他们就可以逃掉许多超速驾车的罚单了（许多印第安人对罚单置之不理，说它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当初与美国政府签订协议时没有这条）。

星期六下午，印第安男人起床后（如果他们真的起床的话），如果天不太冷，他们就去打曲棍球。夏天，他们可能会整个下午都开着自己的摩托艇在圣劳伦斯河道上兜风、钓鱼，或待在家里看电视。星期日早晨，吃过传统的牛排、玉米面饼的早餐后，他们一般整个上午都在家里逛来逛去，下午出去会朋友。

最后，在晚上8点到10点间，满载着铁器工人们的巨型轿车开始隆隆驶过居留地中的那条柏油路，驶向通往纽约的高速公路的各条道路。

对于那些印第安女人来讲，周日夜晚都是悲伤的夜晚。对开车赶回纽约的男人们来讲，回程似乎是来时路程的两倍。对于许多人来讲，喝酒是他们忍受回纽约的漫长路程的唯一办法。当然，酒也会要人的命。

就这样，在这个星期天晚上，丹尼·蒙图吻别妻子，拥抱过儿子后，开车去接他的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赶路回纽约。

“小心点儿！”洛兰站在屋外的门廊里喊道。

“没事儿。”他回答道。

星期一一整天，她和其他印第安女人一样，都有人无心地在等着电话。她希望没有电话打来。当某个星期一早晨没有电话打来时，女人们会幸福不已。到周三时，这种幸福就变成了一种对马上到来的团聚的幸福期待——周五深夜的汽车鸣笛声，凯迪拉克、别克、奥兹莫的轰鸣声，这些声音把她们的丈夫带回家……当然，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带走她们的儿子。

重返湾脊

1964年春，在湾脊区豪华的殖民大道周围的第八十六街125号，人们发现了隐藏在黑色窗帘、遮阳棚和白墙后的一座妓院。有些人对此早有怀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怎么震惊。

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把这事儿推到那些修桥者身上。他们回忆说，曾看到大桥后面的岸边常有些风骚女子的身影。《布鲁克林观察者报》最先在3月20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在警察掌握了充分证据后，这份报纸报道说，嫖客当中竟然有一些是在湾脊地区有头脸的人物，但没有把这些嫖客的名字登出来。这一下引起了轰动。《观察者报》讲，这是这份报纸办了32年来第一次刊登此类报道。不仅每份报纸都卖了个精光，而且连报社都没能留下一份存档的。最后，报社不得不急忙宣布，它将以十美分的报刊平常出售价格，回收保存完好的3月20日版的报纸。

在逮捕了一位自称是“房地产中间商”的36岁的金发女郎及自称是“保姆”和“女主人”的其他两位金发女郎后，警察发现这所房子的厨房已被装修成一座春宫秘室，墙上到处是些不堪入目的画，屋顶装满了镜子。

听到这个消息后，湾脊地区许多令人尊敬的老住户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又开始回忆过去的美好日子。一些人惶恐地盯着几乎完工的大桥，预言说大桥会带来许多坏事：居民区会有更多的车流，还会有更多更廉价的公寓楼（里面可能挤满了黑人），给这个一直到处都是两户合住一座二层小楼的街区带来更多的商贩。

从开始在湾脊地区修桥到现在已有五年了，尽管抗议者都已平静下来，大桥引桥通过地区的800座建筑已被全部拆除，但许多人仍然不忘旧事，对大桥恨之入骨。

爱德华·J.斯威尼牧师的教区在圣艾佛莱姆街，由于修桥拆迁，他的1.2万名教徒迁走了2000人，因而大大减少了他在周日收到的捐款。人们一提起大桥，他就咬牙切齿。牙医亨利·阿门在过去五年里重了40磅，他搬到了离他的旧诊所一英里远的一家新诊所；尽管新诊所的生意特别好，他仍然牢骚满腹：“我坚决反对被迫搬家。”

从另一方面看，1964年湾脊地区的愤怒有点儿要赶上1959年的阵势了。当时，到处都飘扬着“拯救湾脊地区”的旗帜，人们尖叫“我们不需要大桥”。殡葬师约瑟夫·V.塞沙说他将失去2500名客户。反对建桥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家庭主妇、酒保、拖船领航员、医生、律师、一个有17个孩子（两条狗和一只猫）的家庭、一位退役拳击师、一位曾经参加过“战地愚人”演唱组的女孩、两个偷情者以及几百名其他接到搬家通知后有所反应的人。

总之，这7000人花了18个月才搬走。现在是1964年，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在湾脊地区重新安家落户，却都失去了与老邻居的联系。除了对过去的记忆外，他们已再无共同之处了。“唉！那是令人悲伤的日子，”贝丝·葛罗斯·登普西回忆道。这位前“战地愚人”乐队的歌手，现在住在离旧居四个街区远的地方。

“拆迁工人开进街区时，窗台上的花盆上到处是尘土，从早到晚你都能看到他们在摧毁街上的那些漂亮房子。

“吊车就像巨兽、大鳄，撞倒楼房，撞下房顶的天花板和瓦片；顷刻之间，一切都化为灰尘。建筑坍塌时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狗吓得乱咬乱叫。

“当时，我住在一座高级公寓里——有位艺术家也住那儿，那地方像一个爱尔兰城堡。起重机撞上它时，发出的声音特别恐怖，令我终生难忘。我还记得他们拆毁我家街对面的那座殖民地时代的老房子时的情景。这座房子前面有柱子，还有前廊，房子里住着一对老人，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还有孩子们的叔叔杰克。杰克的脚跛了，他经常修理篱笆墙。整座房子都有一种高贵感，看着起重机把它毁掉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那个有双胞胎女儿的夫妇现住在纽约州北部。登普西夫人说。她不知道孩子们的跛脚叔叔的情况怎样。她又补充说，她旧家后面的高级公寓里住的那位艺术家和搬家前认识的邻居都已去世。

登普西和1964年住在湾脊地区的人都认为，大桥是他们旧邻居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们讲，失去家园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对前途的迷茫是许多人在1959年后死去的直接原因。一位妇女指出，她丈夫以前从未得过什么病，有一天突然心脏病发作，在一次“拯救湾脊”集会之后死去。还有一位女人认为大桥是她视力衰退的原因。她说过去她从不戴眼镜，听到大桥要毁掉她的家的消息时，她一下子什么也看不清了。

大多数拥有自己房子的老人，尤其是那些靠养老金或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都说搬迁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的拆迁费不够在类似街区买到一所面积相当的房子。

毫无疑问，只有极少数的人对搬迁拍手称赞，并认为那些对建桥忧心忡忡的人是杞人忧天。卡罗·L.克里斯森夫妇从湾脊地区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特纳夫莱，搬进了一个周围有四分之一英亩花园的郊区房子。她说：“这里比布鲁克林好多了。在布鲁克林时人们互不来往，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这里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来这儿后常去乡村俱乐部跳舞。我女儿现在17岁了。她曾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朋友，现在却交了许多朋友，在这里生活得特别快乐。”

那位曾担心会失去几千名顾客的殡葬师约瑟夫·塞沙五年后在湾脊地区的生意也相当不错；那对情人——那个离婚男人及那个住在他家街对面的不幸已婚妇女也已分手，各奔东西了（女的搬到了长岛，男的搬到了曼哈顿），人们把两个人的分手也归罪于大桥。“这只是一段过去了的幻想。”谈及那次恋情时，那个女人说道。现在，她对她的新家、丈夫和孩子还算满意。她的那位情人，那位46岁的保险公司经理，又遇到他办公室里的一位女人，她还没结婚，30多岁。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公园大道南段的一家灯光暗淡的鸡尾酒吧约会。

尽管楼下发生了谋杀事件，佛罗伦丝·坎贝尔，那位带着小儿子生活的离婚妇女，还是坚持住在她的旧房子里，直到1960年。她现在认为，是大桥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在她搬到一个新街区后，通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商船水手。一年后他们结了婚，现在住在海岸大道上的一套舒适的房子里。

那位五年前在建桥部门拆毁他的小店时大声叫骂、伤心地回到了意大利南部科森扎的老鞋匠，现在又回到了布鲁克林，在另一家鞋店里干上了活儿。他回到意大利后，变得焦虑不安，而且难以忍受在那些朋友中生活。

大桥兴建前，约翰·G.赫伯特夫妇有17个孩子。他们全家过去住在湾脊区第六十四街与第七大道交汇处街角的一幢嘈杂的旧楼里，现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上的一栋有九个房间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住得要比过去租住的房子好多了。

他们迁入的新居比旧居多了两个房间，但面积并没有大多少，而且新居还在一个挤满房子的街区的中间。赫伯特家的孩子们怀念旧房子周围杂草丛生的院子及院中的树木。

赫伯特先生是海军造船厂的一名工人。他身材矮小，体形健壮，蓝眼睛，水手头，头发已有些发白。有时为了逃避家中的喧哗吵闹，他喝得酩酊大醉；有客人来时，他就拍着他们的肩膀，给他们倒杯酒，大声地说：“来，来，放松一下！脱了大衣，坐下，喝杯酒，放松一下！”赫伯特夫人悲伤地摇了摇头，对客人们叹惜道：“唉！你们不住在这里，真幸运！”这时，赫伯特先生又喝下了一杯酒，他又会拍着客人的肩膀，唠叨着：“来，来，放松一下，再喝一杯！”

赫伯特家有两个男孩，尤金20岁，罗伊19岁，他们对这种场面十分敏感。他们都怀念五年前未搬迁时的幸福美好的日子。他们现在认为，像他们的父亲常讲的那样，他们最终会彻底从这座城市搬走，搬到农村去。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他们预想的。由于买不起别的房子，他们只能搬到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孩子们有点儿受骗的感觉，他们仍旧怀念旧家，渴望有一天能拥有像旧家一样的房子。1964年早春的一天，他们故地重游，回到了他们过去住的那个街区，回到了离新家一英里半远的旧家所在的地方。

现在那里已被夷为平地，到处是钢筋混凝土；街面已被埋葬在通往大桥收费站的高架公路下了，公路再有三个月才能竣工，所以上面没有任何车辆。公路上很安静，安静得都有点儿吓人。尤金在空旷的高架公路中间漫步，他突然在一个地方停下，说：“大概就在这儿，罗伊，我们旧家就在这儿。”

“是的，我想你是对的，”罗伊答道，“因为那儿是我们过去常爬的那根电线杆……”

“这儿是我们家前廊的位置……”

“是的，你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开着收音机，在夏日的夜晚坐在那儿？记不记得晚上我和维拉一起在那里荡秋千？”

“老弟！我还记得那个维拉，她长得真漂亮！”

“记得周五晚上我们常常坐在台阶上，等爸爸带着半加仑的冰激凌从海军造船厂下班归来？”

“记得！他从不让我们失望，是吗？”

“是的。我还记得我们等他时所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

“记得！”罗伊回答道。然后，他们一齐唱起了熟悉的童年儿歌。

你叫喊，我叫喊。

我们都要

冰激凌。

你叫喊，我叫喊。

我们都要

冰激凌。

他们互相望着，有点尴尬，相对无言。然后，他们从旧家所在的那个地方离去，穿过空旷的公路。在他们慢慢转身时，他们又看到了那些过去的景象。那里是他们滑滑板车的人行道，他们可以看到记忆中的那些水泥裂缝；那里是没有被公路破坏的一些房子；那里是莱夫·爱里克森公园，他们小的时候常到那里玩，并曾在草坪上挖了个洞，把各种东西埋了进去——童子军匕首、铁环、玩具、新篮球——他们不想让兄弟姐妹发现的任何东西。

他们在草地上想寻找那个用钢板盖上的洞，但没有找到。然后，他们穿过大街到了这个街区剩下的几座为数不多的房子前。他们看到，一位老妇人正把一个拖把伸出窗外抖动，尤金和她打了个招呼：“你好！约翰逊夫人，我们是赫伯特家的孩子。您还记得吗？我们过去住在街对面。”

“噢！记得，”她微笑地回答，“差一点没认出你们。你们现在怎么样？”

“很好。我们现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

“噢！”她柔声问道，“你妈妈怎么样？”

“很好，约翰逊夫人。”

“那么，替我向她问好。”这位妇女微笑着说道。然后，她把拖把从窗外拿了回来，关上窗户。

这两个男孩在这个几乎搬空的街区继续往前走，走过周六下午静静地躺在那里的黄色推土机和混凝土搅拌机，走过马上就要被铺上沥青路面的那条长长的土路，走过那些他们曾生活过的昔日繁华地带。

“罗伊，还记得那条狗吗？它的叫声简直把我们吓破胆。”

“记得！”

“记得这儿有家糖果店吗？”

“记得，是哈里糖果店。我们过去常常从他那儿偷糖却不被发现。”

“还记得？……”

“嘿！”罗伊说，“我不知道维拉是不是还住在这里？”

“我们去找个电话亭，查一査她家的电话号码。”他们走了三个街区才找到一家最近的路边电话亭。罗伊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号，他叫道：“嘿，在这儿——SHore 5-8486。”

他投入十美分硬币，拨号，等候，想着他该如何开始对话。但一秒钟后他意识到根本无需再想这件事了，因为电话里只有嘟嘟声和接线员冰冷清晰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这是录音应答……”

罗伊拿起退出的硬币，放入口袋中。然后，他和哥哥默默地走到街角，开始等公共汽车。但汽车一直没来。此时，他们一句话没说，又开始往他们位于第五十二街的新家走。回家的路不长，才一英里，然而1959年，在他们还是孩子时，全家用了16个小时才把所有家具搬完。那时，到位于新的街区的新家的路就像是一次漫长的海上长途旅行，充满着各种危险。

现在，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可以看到新旧家之间的路并不远；不论好坏，搬家并没有改变他们生活中的什么——仿佛他们根本没有搬家一样。

流动症

铁器工们常得的一种病——一种叫作“流动症”的搔痒感觉——1964年春天似乎正通过大桥的长钢缆在桥上传播蔓延，使修桥工们变得躁动不安。许多人又开始思考：“下一个工地在哪儿？”

突然间，大桥似乎已经完成。当然，桥还没建完——剩下的活儿还需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完——但所有重型钢构件现在已在空中连接完毕，最危险的工作已完成，挑战性正在消失；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人们的悲观态度和严冬已被一种任何东西不再会出错的准确感所代替：一个叫罗伯特的新工人从桥上掉了下去，结果被安全网接住了；一个沉重的电钻掉了下去，落向了一个叫乔·图瑞瓦斯的印第安人的头顶，但只蹭了一下他的脚指，他也只嘟嚷了一声，又继续往前走。

60个每件重达400吨的钢构件全部水平悬挂在缆索下，形成从史泰登岛上到布鲁克林海上的红色钢铁彩虹。这一壮观景象令那些沿岸观看的人兴奋不已，但对桥上的铁器工人来讲，这标志着枯燥工作的开始。因为，施工的下一个阶段，一个业内称之为“二次铺架”的阶段开始了，这主要包括再次穿越大桥整个弧跨，把对角撑梁、护栅、边饰等小型钢件吊装插入到大桥主体结构中，然后拧紧螺栓。整座大桥桥跨都装入最后的钢体，全部固定拧紧后，混凝土搅拌机开进铺设路面；接着电工进场，安装电灯；然后，油漆工进场，为深红色的大桥梁上涂一层银白色防锈漆。

最后，在铁器工离开大桥到别处去寻找挑战的几个月后，桥上一切施工完毕，大桥开通，乐队走过，剪彩活动举行，妙龄少女乘花车微笑驶过，政客们发表演讲，所有人鼓掌喝彩——工程师接受人们对他们的致意。

而修建大桥的铁器工对这些却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他还会去酒吧聊天吹牛；不管怎样，他都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如果让他穿着大衣，戴上领带，一动不动地站在桥上大谈他的感想，那倒会使他感到很不自在。

事实上，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都不会再多地想起这座大桥。但是，也许是四五年后，他会一下子染上一种相反的“流动症”，这很可能发生在他开车驶往另一个工地或去度假时。突然间，他会一下子想起，100英里外有一个他在那里干过活儿的城镇和大桥。他会驶离原定路线，去那里短暂地看一眼：也许那里就是圣伊格纳斯，在那里他可以凝视麦基诺大桥；也许那里是旧金山，在那里他可以观赏金门大桥；也许（在几年后的将来）会重返布鲁克林，隔海观看韦拉扎诺海峡大桥。

今天他也许不想这样做，许多流动修桥工也可能不想这样做，但等不到1968年或1969年他就很可能已这样做了。他可能已开着他的宽敞汽车，从长岛方向驶来，或从曼哈顿方向驶来。他会和所有其他车辆一起迅速驶上弯带大道；但是，在车辆走近湾脊地区时，他会放慢车速，屏住呼吸。他看到了挡风玻璃中出现的韦拉扎诺大桥，桥上车流密集，交通繁忙，但钢缆上除了几只小鸟外已没有任何人影了。

接着，他会开车切入左车道，慢慢离开环岛公园路，开上路边的隔离带，车后卷起一阵尘土。跟在后面的汽车里的司机会对他大喊：“嘿，你这个蠢材，开车时看着点儿道儿！”一位女人用肘碰了碰她丈夫说：“你往外瞧，亲爱的，那辆车里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喝醉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对的。当他一下子想起昔日桥上的一切时，他会在一小段时间里有一种眩晕头痛的感觉，他会记起一直铭刻在心的大桥上的各种场景和声音，他的耳边会再次响起机器的隆隆声和“硬鼻子”墨菲的叫骂声；他会记起钢缆绕制，吊装大桥构件以及凯利：“轻起……起……起……”的指挥声；他会再次看到杰拉德·麦基从桥上掉下去的地方，那个缆索管套落下的地方，以及那个1000磅的钢件掉下去的地方；他会想到，在海底躺着大量生锈的铆钉和工具。

这位流动修桥工会坐在车里，静静地注视一会儿，然后脚踩油门，开车回到路上，消失在车流中。没人知道坐在这辆车里的人曾经一天把1000道铆钉钉入到这座大桥上，或参加过400吨重的钢件吊装，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是斯塔姆、奥尔森、扬涅利、杰克勒斯或是“硬鼻子”墨菲本人。

不管怎样，这就是1964年春天鲍伯·安德森的感受。当然他也染上了“流动症”。他急于离开布鲁克林工地去葡萄牙，到那里的塔古斯河上去建一座新的大型悬索桥。

“噢，我们会在葡萄牙过得很快活的，”在韦拉扎诺大桥上干活的最后一天，他对别的铁器工讲，“那个国家漂亮极了，我们周末还可以到巴黎玩……你们也应该去那里，和我一起干！”

“我们会的。鲍伯，一个月后就去。”其中一人说道。

“是的，鲍伯，肯定我会去那儿的，”另一人说道，“对我而言，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一刻也不想待了……”

6月19日，星期五，鲍伯·安德森与韦拉扎诺桥上干活的几十名修桥工道别，并把自己在葡萄牙的地址给了他们。那天夜里，许多人在布鲁克林塔莫奎酒吧为他送行。晚上10点，已聚集了约50名铁器工人。他们围坐在屋子里的四张大桌子周围，先喝威士忌，再喝啤酒，与鲍伯·安德森道别。埃斯·考恩来了，约翰·德林也来了（在惠特尼·米勒手下苦干了三个月后，德林又重新回到了监工的位子），还有其他几个在1955到1957年间曾和安德森一起在密歇根州的麦基诺大桥上干过活儿的流动修桥工。

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们不停地与安德森干杯，不断地拍着他的后背。当安德森允诺在他们到葡萄牙后为他们大摆酒席、一醉方休时，他们欢呼雀跃。他们饮酒回忆往昔，谈笑风生；他们回忆起那些让“硬鼻子”墨菲大怒的事情，也回忆起十年前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的快乐时光。聚会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最后，在与安德森最后告别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摇摇晃晃地走出酒吧。

动身去里斯本前，鲍伯·安德森和妻子瑞塔及两个孩子一起把行李装上车，踏上了去密歇根州的圣伊格纳斯的短暂旅途。

鲍伯·安德森是在圣伊格纳斯遇到瑞塔的，他那时正在那里修建麦基诺大桥。瑞塔的双亲及许多朋友仍然住在那里，因此他们想去那儿。另一个原因是，鲍伯·安德森想去看一下1955到1957年间他曾在那上面干活儿的那座大桥。

几天之后，他独自一人站在圣伊格纳斯河岸上，注视着麦基诺大桥。在这里，他曾抓着一节断裂的钢梁，沿桥缆滑下1800英尺。他还记得自己又怎样爬上去，人们怎样说他是大桥上最幸运的修桥工。

在河边静静地行走时，他记起了许多其他的事。十分钟后，他慢慢地走回来，开着汽车驶往岳母家去见妻子。后来他们一起去尼古拉旅馆酒吧喝酒。那里九年前曾是流动工人的总部，在那儿的男卫生间里，他曾靠掷骰子赢过1000多美元。

但现在，他已42岁，所有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他非常爱瑞塔，他的第三任妻子。他已习惯与她和两个孩子过稳定的生活。他们全家都期待着葡萄牙的那个工程——他们从未想过去那里会发生悲剧。

到了葡萄牙，安德森一家一边住在里斯本的蒂沃利旅馆，一边在找房子。鲍伯·安德森第一次去塔古斯河大桥是在6月17日，当时工人们正在建造桥塔，大型吊车正在往桥塔上吊50吨重的钢构件。很显然安德森当时站在码头上，当50吨重的钢件离地四英尺时，吊臂突然弯折，吊缆猛力戳向他，将他打倒在地，击碎了他的左肩，打裂了他的颅骨，损伤了他的大脑。当时没人看到这场事故，大桥公司无法判断事故发生的原因。鲍伯·安德森日夜昏迷不醒，两个月后仍在昏迷，不能认出瑞塔，也不能说话。医生说，他的修桥工生涯完结了。

消息传到布鲁克林的韦拉扎诺大桥时，桥上的每一个人都心情沉重，有的因悲痛而变得沉默寡言，有的则大喊大叫，不停谩骂。约翰·德林和其他修桥工立刻冲下大桥，给远在葡萄牙的瑞塔打电话，告诉她他们要立刻飞过去帮她处理后事，但她说你们帮不上忙，她母亲会从圣伊格纳斯赶来，帮她照料孩子。

对那些流动修桥工而言，这件事是纽约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上激动人心的时光的悲剧性结尾。同伴们都为鲍伯·安德森而感到骄傲，在桥上干活时他是个勇敢的工人；而到了桥下，他又是个魅力无穷的男人。他们知道，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竣工通车仪式上，他的名字不会被提及，因为安德森，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都只是在修桥工这个小圈子里出名。但在那个由修桥工构成的小小世界里，他们都是巨人，是从不缺乏勇气和骄傲的英雄。他们永远遵守流动修桥工的生活法则，这个法则就是：

哪里有工程，就往哪里开；

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后又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另一座大桥……

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起来，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是那样支离破碎。

第三部 走向深处

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在酒吧的黑暗角落里，弗兰克·辛纳屈，一手拿波旁酒，一手夹着烟，站在两个金发女郎中间。这两个女郎都很迷人，但已不年轻了，她们等着他上前搭讪。但他什么也没做，整个傍晚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安静地自己待着。在贝弗利山庄这家私人俱乐部里，他看起来显得更加疏离。他的目光穿过烟雾和昏暗的灯光，紧盯着酒吧另一边的大屋子，那里有许多年轻的伴侣，他们有的坐在小桌子旁互相偎依着，有的随着唱机中发出的疯狂摇滚乐狂舞。和辛纳屈旁边的四位男士一样，这两个金发女郎都知道，在辛纳屈心情郁郁的时候，主动和他说话可不是个好主意。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辛纳屈5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他情绪不佳或许不足为怪。

辛纳屈最近一直在拍一部电影，而现在他已经开始讨厌它了，恨不得马上拍完。与21岁的米亚·法罗[1]的约会引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让他心力交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两周后会播出一部有关他生活的纪录片，他也愤愤不平，因为这部片子试图窥探他的隐私，甚至毫无根据地揣测他和黑手党头目有交往。他还对自己能否按计划拍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而担心。名为《辛纳屈——一个男人和他的音乐》的节目历时一个小时，他要演唱18首歌曲；而就在开始录制的前几夜，他却喉咙疼痛，嗓子哑了。辛纳屈病了。他很容易患病，以至于人们对他这次得病也没放在心上。但对于辛纳屈来说，生病却足以使他苦恼，沮丧，恐慌，甚至愤怒。辛纳屈确实感冒了。

辛纳屈患上感冒，就如同大画家毕加索没有了颜料，法拉利赛车没有了燃料——甚至更糟，因为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能使辛纳屈失去他那无法得以补偿的宝藏——他的嗓子，并使他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另外，辛纳屈的感冒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心情，还使许多其他人感染了类似的症状：那些为他工作的人，和他一起喝酒的人，爱他的人，以及为了个人生活有保障而依赖他的人。就像美国总统突然患病会给经济带来震动一样，辛纳屈的感冒也会给娱乐业带来不小的震动。

辛纳屈影响着许多人和事——他自己的电影公司，他的唱片公司，他的专用航线，他的导弹零件公司，他投资的遍布全国的房产，以及他那由75人组成的庞大的随行队伍——这只是他现在拥有和即将代表的权力的一部分。他现在似乎是那些不受约束、完全解放了的男性的化身，也许在美国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能这样，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为所欲为，因为他的财富，他的势力，以及表面上的毫不内疚。年轻一代在到处游行示威，抗议请愿，要求变革；在这个似乎由年轻人接管的时代，辛纳屈仍能宝刀不老，光彩夺目，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为数不多的几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战前产品”。辛纳屈也是一个东山再起的佼佼者。他曾经拥有一切，又失去所有，再把它们重新夺回，绝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的前进道路。他做出了几乎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离开了家庭，和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决裂。在此过程中，他明白了获得女人的方式就是不占有她们。他现在和南希、艾娃及米亚保持着亲密关系，她们虽分别属于三代人，可都是那种让男人为之倾倒的女人。同时，他受到孩子们的爱戴，也享有单身汉的自由。他从未感到身心已老；他也能让其他老人感到自己仍旧年轻，使他们认为，凡是辛纳屈能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行。虽然他们自己并非一定能做到，但有一个50岁的男人能做到，那也不错。

但现在，辛纳屈得了感冒。他站在贝弗利山庄的这家酒吧里，继续默默地喝着酒，仿佛沉浸在遥远的个人世界中，当那个大屋中的唱机突然传出他的那首《天色微明》（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时，他仍旧无动于衷。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谣，是他在十年前录制的。它曾感动了许多年轻人。他们跳激烈的舞跳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听到这首曲子他们又都重返舞场，相互偎倚，翩翩起舞。辛纳屈语调清脆干净，但仍旧丰满圆润，给简单的歌词赋予了更深的意境：“天色微明，整个世界都在沉睡，你静静地躺着，想着那个美丽的姑娘。”正如他的许多其他经典歌曲一样，这也是一首能唤起人们的孤独感和欲望的歌，当歌声和昏暗的灯光、酒精、尼古丁还有深夜中萌动的欲望混杂在一起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催情剂。毫无疑问，和许多其他的歌词一样，这首歌的歌词曾撩拨过无数人的欲望，是他们做爱时常放的音乐。在美国，无数人无数次在这首歌曲的相伴下寻欢作乐：在黑暗的汽车里，在湖边的小屋里，在夏日傍晚宜人的海滩上，在公园的隐蔽处，在无人问津的阁楼上，在布满家具的房间里，在游艇上，在出租车里，在简易的帐篷里——在任何一个能听到辛纳屈歌声的地方，这些歌词使那些女人热血沸腾，春心撩动，丢掉最后一丝羞涩，去迎合那些忘恩负义的男人的肉欲。这些歌谣曾让两代男人从中受益；为这些歌，他们对他永远感激不尽；为这些歌，他们也会永远记恨他。然而，在这凌晨时刻，在贝弗利山庄的这个私人俱乐部里，这首歌无法让他有丝毫的反应。

这两位金发美女看起来35岁左右，打扮得光彩照人，成熟的胴体裹在黑色的紧身衣下；她们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翘着二郎腿，听着音乐。这时，其中的一个拿出一支健牌香烟，辛纳屈迅速掏出他的金制打火机，为她点烟。女郎抓住他的手，端详他的手指：手指关节肿大，上面突出着一些粉红色的肉瘤，关节炎使它们变得很僵硬，几乎不能弯曲。同往常一样，他穿戴十分整洁：一件带马甲的淡灰色礼服，外表很普通，里面却用华丽的丝绸装饰；那双英国牌子的鞋似乎连鞋底也擦得锃亮。他戴着黑色假发，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共有60套这样的假发，这些假发由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矮小灰发女人保管。这个女人通常用一个小皮包装着这些假发，无论辛纳屈在哪里演出，她都不离左右，周薪400美元。辛纳屈脸上最能吸引人的是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蓝蓝的，十分机警。这双眼睛可以在瞬间因愤怒而寒光逼人，或者因爱而变得热情洋溢，或者就像现在这样，高傲冷漠，使朋友们都敬而远之，不敢前去打扰。

李奥·迪罗谢[2]是辛纳屈的密友，他正在酒吧的另一个小房间里打台球。门附近站着辛纳屈的新闻发言人——吉姆·马奥尼，他身材矮小，大下巴，小眼睛，如果不是穿着名贵的西服和精美的带扣皮鞋，简直像一个粗犷强悍的爱尔兰便衣警察；还有演员布拉德·德克斯特，他身材高大，宽肩膀，约有200磅重，总是尽量挺胸，使他的大肚子显得不那么明显。

布拉德·德克斯特曾在几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角色，展示过他独具特色的表演天赋，但在贝弗利山庄，他也因为另一件壮举而家喻户晓。两年前，在夏威夷拍摄一部电影时，他曾奋力游出几百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潮中救出辛纳屈。从那以后，德克斯特就与辛纳屈形影不离，并成了辛纳屈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他在辛纳屈办公的宾馆套房边占据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他总是无休止地寻找一些能够加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使辛纳屈能在其中担任主角。不论何时，只要辛纳屈与一些陌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有些女人会变得风骚放荡，还有些人则站在一旁，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不过，辛纳屈如果像今晚这样情绪低落的话，场面就很可能变得易怒紧张，结果第二天上了头条。因此，布拉德·德克斯特努力去想到可能发生的一切，提前给辛纳屈敲警钟。他承认自己总想保护辛纳屈，正如他最近公开所说的那样：“我情愿为他而死。”

尽管他说得有些过于戏剧性，特别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但这些话却说明，在辛纳屈所在的这个特殊圈子里，人们普遍对他有一种极大的忠诚。虽然辛纳屈没有承认，但这似乎就是他所喜欢的，就像他唱过的歌：《毫无保留》（All the Way），《全部或全无》（All or Nothing At All）那样。这就是辛纳屈身上所表现出的西西里人的性格。一旦他接纳别人为朋友，就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轻易解除这种关系。如果他们对他忠诚，辛纳屈就会不惜任何代价回报他们——丰厚礼物，私人友情，失落时的鼓励，有所成就时的赞扬。但是，他们要牢记一点：他是辛纳屈，是老板，也是家长。

我曾在纽约的吉利酒吧领教过一次辛纳屈性格中的西西里人的一面，那是今晚在加利福尼亚的酒吧中遇到他之前，我离他最近的一次。吉利酒吧位于曼哈顿西城第五十二街，辛纳屈无论什么时候到纽约，都要光顾那里。酒吧里屋靠墙的地方，有一个专门为辛纳屈保留的位子，除他外任何人都不能用。他一坐在那里，后面的长桌子旁就坐满了他在纽约的朋友，包括酒吧的主人吉利和他那被人们称为“蓝色犹太人”的蓝发妻子哈尼。那天晚上，几十人围在酒吧的外边。在这些人中，一些是辛纳屈刚交的朋友，一些是老熟人，也有一些是他所不认识的。他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向辛纳屈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来自纽约、布鲁克林、亚特兰大和霍博肯。他们当中有老演员，年轻演员，前职业拳击手，过气的小号手，也有政治家，还有个拄着拐杖的男孩。有一个胖女人说，1933年她就认识了辛纳屈，那时他还在送报纸，每天把《泽西观察者报》投到她家前面的门廊。也有许多中年夫妇说，他们曾在“乡村小屋”[3]听过他的歌，还说“我们那时就知道辛纳屈肯定会走红”。也有人说，1939年辛纳屈还在哈里·詹姆斯乐队时，或1941年在汤米·多尔西乐队时，他们就听过他的歌（“是的，就是那首《我再也不会微笑了》（I’ll Never Smile Again）——那晚上，他在纽瓦克附近的一个地方唱了这首歌，我们还伴着乐曲跳舞呢……”）；还有人记得，辛纳屈在派拉蒙大剧场演出时，无数歌迷激动得昏厥过去，那时他总是戴着各种各样的领结，并赢得了“声音”（the Voice）的美名；也有位妇女说，当时有一个叫亚历山大·多罗戈克普兹的可恶的18岁男孩向辛纳屈投了一个番茄，看台上的歌迷差点把他打死。亚历山大·多罗戈克普兹后来怎么样了，这位妇女也不知道。

他们也记得辛纳屈的失败，如他唱的那首无聊的歌——《梅奇的黄昏》（Mairzy Doats），他们还记得辛纳屈那时是怎样东山再起的。那天晚上，他们都站在吉利酒吧外，无法进到里面。一些人走了，但大多数仍留在那儿，希望能从那些吧台前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中挤过去，透过人缝看上辛纳屈一眼。他们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纳屈的风采。他们透过烟雾，静静地注视着辛纳屈；这样盯上一段时间后，转身挤出酒吧就回家了。

辛纳屈的一些好友确实费了很大劲儿才护送他从后门进入酒吧，吉利酒吧的门卫都认识他们。可是，一旦进了酒吧，他们就自顾不暇了。在这个夜晚，弗兰克·吉福，一位前橄榄球运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往前挪动了不到七码。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人也没去和他握手，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辛纳屈很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然后就会转身离开。他们已经报过到了，并向他表达了尊敬。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情景使我有一种印象——辛纳屈同时生活在两个非现代的世界中。

但另一方面，辛纳屈又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在他和小萨米·戴维斯、理査德·康特、莉莎·米内利、伯尼斯·马西或其他一些娱乐界朋友围在桌边时，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但当他和他的亲密伙伴打招呼或点头示意时（如阿尔·西尔瓦尼，一位正和他的电影公司合作的原拳击经纪人；多米尼克·迪·伯纳，他的服装师；爱德·普奇，一位重300磅的前橄榄球后卫，现在是他的随从），他俨然是一位主人。说得更准确些，辛纳屈是被传统的西西里人称作“uommini rispettati”的那种人——受人尊敬的男人：那种既高贵又谦恭的男人；那种受所有人爱戴，慷慨大度的男人；那种走到哪里手都被人们亲吻的男人；那种会不顾个人安危，行侠仗义的男人。

辛纳屈总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圣诞节时，他会亲自为亲朋好友买很多礼物。他能记得每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珠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衬衫或裙子的尺寸。当得知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在洛杉矶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园和妻子时，他亲自前去，为他找到一所房子，并把医院里保险公司未付的账单全部付清，还亲自监督新房子的装修、布置，就连换银器、桌布、床单，买新衣服这类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辛纳屈，却也会因随从做了一点点不对的事就暴跳如雷。比如谁给他拿来带番茄酱的腊肠——这是他十分讨厌的吃法——他就会朝那人扔瓶子，把番茄酱泼得他满身都是。大多数在辛纳屈身边工作的人都长得高大魁梧，但这并没有阻碍或抑制他在疯狂时的冲动。这些人永远不会对辛纳屈有丝毫的反抗，因为他是家长。

有时，为了讨好辛纳屈，他的随从总是对他的愿望做出超出常规的反应：当辛纳屈无意中说他那辆橙色的巨型越野吉普车需要喷漆时，这个消息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开，而且越传越紧迫，时限最后被传成现在、立刻，甚至昨天。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雇一些油漆工整夜加班工作，这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得经他的批准才行。当随从把申请放到辛纳屈办公桌上时，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等仔细看完后，他会带着不耐烦的神色说，他并不在乎什么时候给这辆车喷漆。

然而，猜测辛纳屈对某件事的反应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的情绪和想法非常多变，对任何事情全凭自己的直觉——反应得突然、强烈、迅猛，没有人能预料到将要发生什么。《生活》杂志社洛杉矶分社有一位叫简·霍格的年轻女记者，曾经和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同校就读。有一次，霍格应邀参加辛纳屈前妻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举办的一个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和前妻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的辛纳屈先生充当男主人。聚会开始后，霍格小姐靠在一个桌子旁，桌上放着一对雪花石膏制成的小鸟，她不小心用肘部将一只碰掉了地，摔得粉碎。霍格记得当时辛纳屈的女儿惊叫道：“啊，那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没等她说完，辛纳屈瞪了她一眼，制止了她。在40多位来宾的默默注视下，辛纳屈走到那个桌子旁，用手指把另外一只石膏小鸟也碰掉在地上，然后温柔地搂着霍格的肩膀，用一种使霍格不再紧张的语气说：“这没什么，我的孩子。”

这时，辛纳屈对那两位金发美女说了几句话，然后离开酒吧，向台球室走去。辛纳屈的一个朋友走过去，陪伴那两位女郎。布拉德·德克斯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和别人说话，这时也跟着辛纳屈走进了台球室。

台球室中充满了球体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这里大约有一群旁观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李奥·迪罗谢和两个年轻人打球。两个年轻人踌躇满志，但球技一般。来这家私人俱乐部的大都是一些演员、导演、作家和模特，几乎都比辛纳屈和迪罗谢年轻很多，穿戴也随便。许多年轻女士都留着蓬松的披肩发，穿着勾勒出浑圆臀部的紧身裤和高档的毛衣；一些男士穿着蓝色或绿色的高领丝制衬衫、窄腿紧身裤和意大利懒汉鞋。

从辛纳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台球室中这些人的风格。他靠在墙边的高脚凳上，右手拿着杯酒，一言不发，看着迪罗谢把撞球打得滚来滚去。这里的年轻人都已习惯于看见辛纳屈在这个俱乐部中出现，并没有对他显出特别的恭敬，当然他们也没说什么冒犯的话。他们是一群很酷的年轻人，那种加利福尼亚式的随意的酷——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他们当中最酷的似乎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长得很有棱角，淡蓝色眼睛，浅褐色头发，戴着很适合他的眼镜。他穿着宽松的褐色条纹裤、苏格兰雪兰羊毛衣、黄褐色皮夹克和一双皮靴。这双靴子花掉了60美元。

辛纳屈由于感冒而有些鼻塞，他斜靠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双靴子。他刚才就注视这双靴子好一会儿了。靴子的主人名叫哈德兰·埃里森，是一位作家，刚刚完成一部名叫《奥斯卡》的电影剧本，此时他正站在人群中看球。

终于，辛纳屈忍不住了。

“嗨，那靴子是意大利产的吗？”声音虽略带沙哑，但仍很有威力。

“不是。”埃里森答道。

“西班牙产的？”

“不是。”

“是英国产的？”

埃里森回头，瞪着辛纳屈，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先生。”说完，他转过头去。

台球室一下子静了下来。刚刚做出一个准备打球的姿势的李奥·迪罗谢就那样呆了好几秒钟，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这时，辛纳屈离开凳子，带着他那种惯有的傲慢，走向埃里森，台球室中只听见辛纳屈皮鞋响亮的踢踏声。然后，辛纳屈轻扬眉毛，带着一丝狡诈的微笑，问道：“你在找茬儿？”

哈德兰·埃里森向旁边挪了挪，说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呢？”

“我不喜欢你穿的衣服。”辛纳屈说道。

“我不想激怒你，但我穿适合我自己的衣服。”埃里森说道。

这时台球室内响起了嘀咕声，一个人说道：“走吧，埃里森，我们离开这儿。”李奥·迪罗谢打了一杆球说道：“对，快走吧。”

但埃里森仍站在那里。

辛纳屈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水管工。”埃里森答道。

“不，不，他不是。”桌子另一边的一个年轻人马上大声喊道：“他是《奥斯卡》的作者。”

“是吗？”辛纳屈说道，“我看过，简直是一坨屎。”

“真奇怪，”埃里森说道，“它还没出版呢。”

“我看过了，那是一坨屎。”辛纳屈重复了一遍。

“走吧，小子，我不想让你待在这儿。”这时布拉德·德克斯特对埃里森大声地说道，他也有点儿生气了，他的大块头和埃里森的小个子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嘿，”辛纳屈打断了他，“没看见我正和他说话吗？”

德克斯特被弄糊涂了。他改变了态度，语气缓和下来，几乎恳求似的对埃里森说：“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折磨我呢？”

整个情景变得越来越滑稽可笑，辛纳屈似乎并不太认真，或许只是由于失望和烦躁才做出这样的反应。不管怎样，在与他们又争吵了几句后，埃里森最后走了。此时，辛纳屈和埃里森发生了口角的消息已经传到舞厅中人们的耳朵里，有人要去找俱乐部经理，但另一个人说经理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早就钻进汽车逃回家了。因此，经理助理来到了台球室。

“我不希望任何不穿礼服不戴领结的人在这里出现。”辛纳屈厉声说道。

这位经理助理连忙点头，然后回到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对于辛纳屈的公关吉姆·马奥尼来说，这又是令人紧张的一天的开始。马奥尼的头很痛，焦虑不安，但并不是因为昨晚辛纳屈和埃里森的那场口角。那时他正和妻子在另一间屋子里坐着，他当时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小插曲。整个事件仅持续了三分钟。过不了一会儿，辛纳屈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再记起。但对于埃里森来说，他也许在今后的一生中都会永远铭记：在黎明前一个出人意料的时刻，当着好几百人的面，他和辛纳屈发生了一场争吵。

幸好当时马奥尼没在台球室，让他费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他担心辛纳屈的感冒，担心那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即将播出的有争议的纪录片。尽管辛纳屈对这部片子非常不满，并收回了授权，电视台仍坚持按计划在两周内播出。今天早上，各家报纸都在暗示辛纳屈会起诉这家电台。整个上午，马奥尼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现在他正和纽约市《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加德拉通话，他说：“……对，凯……他们曾有过君子协定，不涉及任何有关辛纳屈私生活的问题，但克朗凯特却问：‘弗兰克，说说你那些很亲近的朋友吧。’他竟然问这个，凯，绝对不能问这个问题的……”

马奥尼一边说话，一边仰坐在皮椅中，脑袋慢慢地摇动着。他37岁，体格健壮，红润的圆脸，宽大的下巴，一双苍白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如果不是他轻柔的话语显露出的真诚，还有那考究的穿戴，他可能会显得非常好斗。他的衣服和鞋都很华丽，这也是当初辛纳屈注意到他的原因之一。在他那间酒吧对面的宽敞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台罩着红布的电子擦鞋机，旁边还有一个可以挂衣服的褐色木制衣架。靠近酒吧的墙上挂着一张总统肯尼迪亲笔签名的照片和几张辛纳屈的照片，但在这个代理处的其他办公室里，却没有一处挂着辛纳屈的照片。曾经有一幅辛纳屈的巨照挂在接待室里，但这很显然会伤害马奥尼的其他电影明星委托人的自尊；而且，由于辛纳屈也不可能在这里出现，所以这幅照片就被摘掉了。

但对马奥尼来说，辛纳屈仿佛无时不在。就算今天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马奥尼也会自寻烦恼、焦虑不安。他会沉浸在回忆中，回想以往他对辛纳屈的种种担忧。在马奥尼修面的工具盒中，有一瓶两年前药剂师为他配制的安眠药，药瓶上的日期是小弗兰克·辛纳屈被绑架的时间。在马奥尼办公室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张支票的木制复制品，这张支票就是在绑架案中为小辛纳屈所付的赎金。马奥尼有一个癖好，当他坐在桌子旁边想一些关于辛纳屈的事情时，他就会把一辆玩具小火车摆在面前。这个小火车是他从辛纳屈的电影《战俘列车》（Von Ryan’s Express）中得到的一个纪念品。辛纳屈的密友都得到过这样的纪念品。这些小火车对于辛纳屈身边的人来说，就像肯尼迪送给身边人的PT-109型领带夹一样珍贵。马奥尼接着很笨拙地把小火车拆开又装上，然后让它在那根只有六寸长的轨道上开来开去，并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

马奥尼把小火车推到了一边，他的秘书告诉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马奥尼拿起电话，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温柔，更加诚恳：“好的，弗兰克；好的……好的……是，弗兰克……”

马奥尼放下电话后，十分平静地说，弗兰克·辛纳屈已经乘私人飞机飞往棕榈泉的住所度周末。从洛杉矶到那儿只需16分钟。马奥尼又开始担心了。辛纳屈乘坐的里尔式飞机和刚刚在加利福尼亚的另一个地方坠毁的飞机是同一个型号。

转眼到了下周一。这天多云，特别冷，是加利福尼亚少有的反常天气。一间白色的电视录影棚内聚集了100多人。这是一个宽敞的录影棚，舞台和墙都是白色的，里面悬挂着许多灯，更像一个巨大的手术室。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后，全国广播公司将开始录制一部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该片将在11月24日正式播出，它将在有限的时间里着重描写辛纳屈近25年的演艺生涯。这部片子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即将播出的那部片子不同，不涉及辛纳屈的私生活，只是录制一些使辛纳屈从霍博肯一跃走红好莱坞的歌曲，并在中间插播一些电影片段和百威啤酒的广告。在感冒之前，辛纳屈对能录制这部片子感到激动和兴奋，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引起那些喜欢怀旧的观众的兴趣，而且可以向那些摇滚歌手展示自己的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向披头士乐队宣战。马奥尼的公司为媒体准备的推介材料也强调了这一点，上面写道：“如果你已厌倦了那些留着一头可以藏下一筐甜瓜的长发年轻歌手……请快来欣赏电视片——《辛纳屈和他的音乐》，这部片子的音乐价值会让您耳目一新……”

但此时，在洛杉矶全国广播公司的这间录制室里，人们却被不安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因为他们不知道辛纳屈的嗓子还行不行。纳尔逊·里德尔管弦乐队的43名乐手已经来到这里。一些人正在白色舞台上做准备。德怀特·海米恩，一位头发浅茶色的年轻导演，坐在一间四壁都是玻璃的控制室内，他可以从那里俯瞰管弦乐队和舞台。他曾为芭芭拉·史翠珊录制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并因此获奖。摄影组、技术组、安全保卫还有百威啤酒的广告负责人，都站在照明灯和摄像机镜头前等待着。这里还有十几位女士，她们是这座大厦其他部门的办公室秘书，是偷偷跑到这里看节目录制的。

还差十几分到11点，消息通过长长的走廊传到录制室：有人看到辛纳屈正通过楼外的停车场向录影棚走来。他的气色看上去很不错。人们仿佛都松了一口气。但这个瘦瘦的人渐渐走近，人们才看清他的模样，吃惊地发现他不是辛纳屈，而是约翰尼·德尔加多，一个和辛纳屈长相极似的人。

德尔加多走路的姿态很像辛纳屈，从体形和面部特征来看，两人也极其相像。但德尔加多似乎是一个很怕羞的人。15年前，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向辛纳屈的电影公司申请，在电影《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中担任一个角色。他被雇用了，所演角色是辛纳屈的替身。在辛纳屈最近的一部影片《突袭皇后虎》（Assault on a Queen）中，德尔加多在几段水下戏中做了辛纳屈的替身，这部影片描写的是辛纳屈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同伙试图劫持玛丽王后号的故事。现在，在这个录制室中，德尔加多所要做的，就是在炙热的灯光下模仿辛纳屈，为摄像师试镜定位。

五分钟后，真的辛纳屈走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他的感冒还没好，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唱，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而且他已花了上万美元雇用管弦乐队、各类技术人员，并租用了录影棚。他路过控制室，去排练室试嗓时，发现录制大厅中的管弦乐队和舞台的距离不够近，没有达到他特意提出的要求。对此他紧闭双唇，显然很烦躁。过了一会，从排练室中传出辛纳屈摔小提琴的声音，还有他的琴师比尔·米勒的声音。比尔·米勒柔声安慰他道：“尽量别生气，弗兰克。”

过了一会儿，吉姆·马奥尼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人们谈论起今天一大早在纽约去世的多萝西·基尔加仑。她几年来一直仇视辛纳屈；同样，在夜总会遇见她时，辛纳屈对她也很不尊敬。现在，尽管她已经死了，可辛纳屈依然对她耿耿于怀。“多萝西·基尔加仑已经死了。嗯，我想我该改改我的行事方式了。”他一遍遍地重复着，从排练室走到录制大厅。

辛纳屈缓步走进录影棚时，所有的乐手都拿起乐器，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辛纳屈清了清嗓子，在乐队的伴奏下试唱了几首后，他把《不要为我担心》（Don’t Worry About Me）唱到让自己满意了。但因不知道自己的嗓音能持续多久，他忽然又变得很不耐烦。

“为什么我们不从母带转录这首歌？”辛纳屈朝着控制室喊道。导演和他的助手坐在那儿，好像并没有听见，只是低头看着控制板。

“为什么不能从母带转录这首歌？”辛纳屈又喊道。

通过到控制室的专线，头戴耳机站在摄像机前的舞台监督把辛纳屈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控制室，“为什么不能从母带转录这首歌？”

海米恩没有回答。可能是专线的电源关了。由于灯光照在控制室玻璃墙上产生的光线很模糊，人们难以看清里面的情况。

“为什么不穿礼服戴领结，把这首歌从母带转录上去？”辛纳屈问到，此时他穿的是一件黄色的套头毛衣。

突然，从扩音器里传来海米恩平静的声音：“好吧，弗兰克，你是否介意再来一遍……”

“是的，我介意。”辛纳屈厉声说道。

海米恩沉默了一两秒钟后，刚要说话，又被辛纳屈打断：“如果我们能不再像1950年那样的话，可能我们……”接着，辛纳屈继续攻击海米恩，责备这里没有先进的设备，不能把这些片段连接起来；然后，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再浪费他的嗓子，他便停了下来。德怀特·海米恩非常耐心和平静，以至于人们猜测他根本没听到辛纳屈刚才说的话，还在跟辛纳屈说明影片开头部分的拍摄顺序。几分钟后，唱完了《如果没有歌》（Without a Song），辛纳屈就照着摄像机旁的一块纸板，开始念他的开场白。当这一切完毕后，他就要对着摄像机正式拍摄。

一个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一次拍摄。”说着，“啪”地合上镜头板，做了一个开拍的动作。

“你是否想过，”辛纳屈念道，“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那将是一个枯燥沉闷的世界……这确实值得思考，不是吗？”

辛纳屈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伙计们，我要喝一杯。”

几分钟后他们又重新开始了。

“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二次拍摄。”那个拿镜头板的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

“你是否想过，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这一次辛纳屈一直念了下去，没有间断。之后，他又试唱了几首歌。这期间，某个乐器的音调不合他意，又间断了一两次。过一会儿他的嗓子会怎样还很难说，这只是片子的开始。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尤其是当辛纳屈唱那首流行的伤感老歌时。《南希》（Nancy）这首歌是在20多年前由吉姆·范·霍伊森和费尔·西尔弗斯创作的，其灵感来自于南希，辛纳屈三个孩子中的长女。那时南希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姑娘。

如果一天没见到她，

就会无比思念。

啊，每次我吻她

是多么激动。

尽管辛纳屈从前曾无数次唱过这首歌，但这次，大厅里的人都感到特殊的东西在他的内心涌动，因为这时他流露出了某种不寻常的感情。不论他是不是感冒，他都在唱着，带着热情和活力，没了平时的傲慢与自大。在这首歌中，他对女儿的感情表露得淋漓尽致。据说南希比任何人都了解辛纳屈，她是唯一能使辛纳屈毫不羞涩地表现自我的人。

南希今年25岁。在与歌手汤姆·桑兹的婚姻失败后，她独自生活，住在洛杉矶郊区。目前她正在拍她的第三部电影，同时还在她父亲的唱片公司录制唱片。辛纳屈每天都要见她，如果一天不见南希，不论在亚洲还是欧洲，他都会打电话给她。辛纳屈的歌刚在无线广播中播出并开始有追随者时，南希会在家中听歌，然后哭泣。1951年，辛纳屈第一次婚姻失败离开家时，南希是唯一能记得他的孩子。南希见过辛纳屈和艾娃·加德纳、朱丽叶特·普劳斯、米亚·法罗[4]，或其他人往来，也把辛纳屈作为男伴带去赴与其他朋友的约会。

她带走了冬天，

带来了夏天，

夏天可以从她身上

汲取活力……

南希也能见到辛纳屈带着第一任妻子南希·巴尔巴托回家。南希·巴尔巴托是泽西市的一位泥瓦匠的女儿，1939年嫁给辛纳屈时，他正在霍博肯市附近的一家名叫“乡村小屋”的俱乐部唱歌，每周只挣25美元。

首任辛纳屈夫人是个漂亮出众的女人。她离开辛纳屈后一直没有再婚（“一旦你嫁给过弗兰克·辛纳屈……”，她曾如此向朋友说明过），和17岁的二女儿蒂娜住在洛杉矶市的一所豪宅里。她和辛纳屈之间没有痛苦，只有相互的尊重和深厚的感情。在她家中，辛纳屈一直很受欢迎，人们甚至时常见他在奇怪的时间在她的家中踱步，给炉子加点火，然后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辛纳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这是他过去常坐乐队巴士长途跋涉巡回演出时练就的本领。他那时也学会了穿礼服时捏住裤子背后的裤缝，反折好上衣，安稳地睡觉而不让衣服起皱。但他现在不再坐巴士了。尽管幼年时南希曾对父亲总睡沙发而不照顾她感到不满，但后来她渐渐明白了，沙发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能给她父亲点隐私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那张谁都认识的脸不会被注意或引起骚动。她也明白，她的父亲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的童年在孤独中度过，并一路希望引人瞩目，但成名以后，却再也不能一个人随意生活了。昔日住在新泽西州哈斯布鲁克高地时，透过窗户向外看，辛纳屈眼前常会出现少年们向内张望的面孔。1944年，辛纳屈搬到了他在洛杉矶的寓所中。那房子位于托卢卡湖畔，有十英尺高的篱笆墙围着。他发现，唯一能够逃避电话和其他骚扰的办法就是乘着他的小船，带上几个朋友、牌桌和啤酒，整个下午都在湖里漂着。但南希说，只要有可能，他就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在南希的婚礼庆典上哭了起来，他是那么多愁善感……

“你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德怀特？”

控制室里没反应。

“你们在那儿开派对，还是什么，德怀特？”

辛纳屈站在舞台上，抱着双臂，目光越过摄像机，瞪着海米恩。辛纳屈用尽嗓子的全部力量，唱完了《南希》这首歌。接下来的几首歌有几个高音，辛纳屈的嗓子再一次沙哑了。但控制室内的海米恩因通信设备问题无法和大厅通话，所以他离开控制室向辛纳屈走去。几分钟后，他们俩一同走进控制室。辛纳屈在那看了一遍录像带，他看了不到五分钟就直摇头。然后，他对海米恩说：“抹掉，抹掉，简直是在浪费时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辛纳屈对着屏幕上自己唱歌时的录像说：“一看就是感冒的样子。”然后他离开控制室，要求把今天录制的节目全部洗掉，等到他康复后再重新录制。

不久这个消息就像流感一样在辛纳屈的员工中传开了，接着传遍了整个好莱坞，接着从吉利酒吧又传到全国各地，也越过了哈德孙河传到了辛纳屈的父母和新泽西市他的亲戚和朋友耳中。

辛纳屈打电话告诉他的父亲他现在感觉很不好时，老辛纳屈也向他的儿子诉苦：他的左胳臂和拳头都几乎不能动了，还说这可能是50年前作为一名轻量级拳手时左钩拳用得太多的缘故。

马丁·辛纳屈是西西里人，出生在卡塔尼亚。他面色红润，长着一对蓝色小眼睛，从前拳击圈的人们都叫他“马蒂·奥布赖恩”。那个年代，那种地方，爱尔兰人统治着城市生活的底层。对意大利人来说，起这种名字就不足为奇了。大多数在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和西西里人都很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能加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建筑工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尔兰的警察、牧师和政治家的压迫。

辛纳屈的母亲多莉却是一个例外。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又有远大抱负的女人。她在出生两个月后被母亲和父亲从热那亚带到这个城市。她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人。在以后的几年里，长着红彤彤的圆脸盘和蓝眼睛的多莉常常被误认是爱尔兰人。她总是飞快地抡起她那很重的书包砸向那些说“意大利猪”的人，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在鼎盛时期，多莉凭借娴熟的社交手段与新泽西州北部的民主党核心人物巧妙地周旋，很快地成为霍博肯第三选区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每当选举时，她总能为竞选者从周围的意大利人那里拉到600多张选票，那里是她的权力的坚强后盾。有一次她告诉一位政客，她想使她的丈夫成为霍博肯消防队的一员。这位官员告诉她说：“多莉，现在没有空缺。”多莉怒斥道：“那就弄一个出来！”

那个政客真的这样做了。几年以后，她又要求让她的丈夫当一名队长，不久后她就接到一个电话：“多莉，祝贺你！”

“为什么？”

“为了辛纳屈队长。”

“噢，你们终于让他当队长了，太感谢了。”

然后，多莉就给消防队打电话。

“请辛纳屈队长接电话。”她说。

一位防火员喊辛纳屈接电话，并说道：“马丁，我想你的妻子一定是疯了。”当辛纳屈拿起话筒时，多莉向他祝贺道：

“祝贺你，辛纳屈队长。”

多莉唯一的孩子取名弗朗西斯·阿尔伯特·辛纳屈。1915年12月12日，小辛纳屈出生的时候，由于多莉难产，他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辛纳屈刚一落地，就带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脖子左侧的几块伤疤，这是那个笨拙的医生用产钳留下的。辛纳屈一直没有动手术去掩盖它们。

六个月后，辛纳屈主要由祖母抚养带大。他的母亲在一家生产巧克力的公司任职，因她娴熟的技术曾被公司派去巴黎培训其他人员。在霍博肯市一些人的印象中，辛纳屈小时候是一个孤僻的孩子，总是乐于在走廊里凝望天空。但辛纳屈却不是一个穷孩子，也从未进过监狱，而且总是穿很好的衣服。由于辛纳屈有许多条裤子，人们都管他叫“新裤子奥布赖恩”。

多莉·辛纳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亲一样，只要自己的孩子听话、能吃，就好。她对孩子的要求很多，而且很苛刻。她曾梦想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一天晚上，她看见儿子的卧室墙上挂着宾·克罗斯比[5]的相片，并得知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时，气得把一只鞋砸向了儿子身上。最后，当她发现自己不能阻止他时只好说：“他很像我”，并鼓励他唱歌了。

许多和辛纳屈同时代的意大利血统的美国孩子都有相同的追求：他们都擅长歌唱，不善言语，所以他们当中没出现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谁成为像弗兰克·奥哈拉，索尔·贝娄，约翰·齐弗和萧伯纳这样的文学大家。然而，他们却都能用他们的歌喉自如地交流。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们不需要文凭，而凭借歌声成名……比如说，佩里·科莫……弗兰克·拉伊内……托尼·班内特……比克·达莫内，但没有谁比辛纳屈更出色。

尽管那次他在“乡村小屋”俱乐部几乎唱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仍在纽约广播电台无偿地演唱了很多歌，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在哈里·詹姆斯的乐队做歌手，并于1939年在那里录制了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全部或全无》。他慢慢开始喜欢詹姆斯和乐队的其他成员，但当他收到汤米·多尔西的邀请，希望他加入他那支几乎是全国最好的乐队时，他欣然接受了。在那里，他每周可收入135美元；更重要的是，汤米知道怎样去包装一个歌手。辛纳屈在离开詹姆斯乐队时非常伤心，在乐队度过的最后一夜令他至今难忘，以至于20年后辛纳屈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向一位朋友讲道：“大约在零点左右，乐队的其他伙伴都上了车，我向他们一一告别。车开了，记得当时下着雪，我独自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雪中，看着汽车尾灯在视线中慢慢消失。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并向汽车追了过去。我非常留恋乐队里那种充满活力的氛围，真舍不得离开它……”

但他离开了那里，正如他会离开其他任何曾令他感到温馨的地方一样。他不会浪费一点儿时间，要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追求更多的东西，他要独自奋斗。他护卫那些受压迫者，抨击那些当权派。有位音乐人说了些犹太人的坏话，他曾给过那人一拳；早在黑人运动兴起的20年前，他已在为黑人的权利大声疾呼了。不过他也曾因巴迪·瑞奇[6]的鼓声太响而把一盘玻璃杯砸在他头上。

辛纳屈在30岁之前送人的金制打火机就值5万美元，他过着那种移民所疯狂追求的生活。当迪马乔[7]归于沉寂，他的意大利同胞们意气消沉，默许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在意大利肆虐时，辛纳屈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成为捍卫美国意大利人名誉同盟中的唯一干将。这种同盟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形成的，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很少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每个人都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单独一个人都会唱得很出色，但由他们组成的合唱团却一团糟；当他们单独时，每个人都是英雄，而组织在一起后就成了乌合之众。

电视剧《不可触犯》[8]中许多匪徒起的都是意大利名字，辛纳屈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更令辛纳屈和他的意大利同胞气愤的是，一个无名流氓约瑟夫·瓦拉基[9]一下子被鲍比·肯尼迪[10]指控为黑手党要员，而事实上，根据电视上公布的证词来看，这个匪徒对于黑手党所知甚少，他所知道的还不及马尔伯里大街上大多数服务生。辛纳屈圈子里的意大利人把鲍比·肯尼迪看作爱尔兰警察，虽然比多莉时代的警察更受人尊敬一些，但对别人威逼恐吓的程度却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据说，鲍比·肯尼迪和彼得·劳福德[11]是在约翰·肯尼迪大选成功后突然对辛纳屈无礼起来的，并且忘记了辛纳屈曾在募集竞选资金和争取反对爱尔兰人的意大利人的选票上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人们怀疑，是劳福德和鲍比·肯尼迪让已故的总统改变了主意，邀请宾·克罗斯比而不是计划中的辛纳屈来白宫做客。这是一个辛纳屈永不忘怀的社交挫折。彼得·劳福德从此被辛纳屈逐出了拉斯韦加斯“演艺界峰会”。

“是的，我的儿子像我，”多莉不无骄傲地说道，“如果你跟他作对，他会永远记住你。”在承认他的权力的同时，她也指出：“他不能让他妈妈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她还补充道，“即使现在，他穿的衣服仍是我过去给他买的那个牌子。”

多莉·辛纳屈已经71岁了，比马丁小一岁。现在整天有人敲她住的那所大房子的后门来征求她的意见，寻求她的帮助。每当她没有客人要接见，或不在厨房做饭时，她就要照顾她的丈夫，一个沉默而固执的老头，让他把左臂放在软椅扶手的海绵上。多莉对客人讲：“噢，他冲进了那可怕的大火，这家伙真的这么做了。”同时，眼中充满敬佩地看着坐在椅子上的丈夫。

尽管多莉·辛纳屈在霍博肯有87个教子，而且每当有政治活动时就会去那里看看，她和丈夫目前仍住在新泽西州利堡市。他们在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总共有16个房间。这所房子是儿子在三年前送他们的，是庆祝他们结婚50周年的礼物。房子装修得很有品味，并置着世俗和神圣的东西——有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艾娃·加德纳、教皇保禄六世和迪安·马丁[12]的相片，有几个圣徒雕像和一些圣水，一把带有萨米·戴维斯[13]亲笔签名的椅子和几瓶波旁酒。在辛纳屈夫人的珠宝箱里，有一串华丽的珍珠项链，这是艾娃·加德纳刚刚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多莉非常喜欢曾经是她儿媳的艾娃·加德纳，至今还常常谈起她，并经常和她保持联系。屋内墙上还挂着一封辛纳屈写给多莉和马丁的信，信上写道：“虽然你们的生命已步入黄昏，但我对你们的爱仍像天国盛开的玫瑰一样永不凋谢……愿上帝永远爱你们。感谢上帝，祝你们白头携老，你们的爱子，弗朗西斯……”

辛纳屈夫人和她的儿子每周通一次电话。最近，辛纳屈建议她来曼哈顿时住在他在曼哈顿东河旁东七十二街的公寓里。虽然这里是纽约市的一个很富有的地区，但在他住的街区却有一个小工厂。多莉抓住这个把柄，对他的儿子进行报复，因为辛纳屈曾把他在霍博肯的童年描述得令她很不高兴。

“什么，你想让我住你的房子，在那个垃圾堆里？”她喊道，“你觉得我会在那个令人作呕的鬼地方过夜吗？”

弗兰克·辛纳屈明白了她的意图，赶紧说：“对不起，利堡夫人。”

在棕榈泉了休养一周，感冒好了很多，辛纳屈又回到了洛杉矶——一个充满阳光和性爱的美丽城市，一块美国人从墨西哥人手里强占的土地，一座随处可见一些穿着紧身短裤的小个子男男女女进出敞篷车的城市。

辛纳屈及时赶回去和家人一起看了那部等待了许久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纪录片。大约晚上9点钟，他开车到了前妻南希的家，并在那儿和南希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共进晚餐。他们的儿子不在本地，最近很少与他见面。

今年22岁的小弗兰克此时正与一个乐队一起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演出一结束，他就要前往纽约，加盟纽约贝森东大街黑管乐队。早在四十年代，辛纳屈就和这支乐队合作过，那时他还在汤米·多尔西的乐队唱歌。如今，小弗兰克·辛纳屈——据他父亲说，这个名字源于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大部分时间住在旅馆里，每天都在夜总会的更衣室中吃饭，然后一直唱到凌晨2点多。人们往往把他和他的父亲进行比较，对此，他也能心态平和地接受。他的嗓音圆润悦耳，而且随着训练而日益长进。尽管他对父亲非常尊敬，但这并不影响他和父亲之间客观、平等的交流，以及偶尔不太明显的骄傲自满。

小弗兰克说，在父亲早年出名的同时，新闻界也创造出了一个“媒体眼中的辛纳屈”，把他包装得“区别于普通人，让他脱离现实生活：辛纳屈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乐坛巨星，他不是超人，而是超级不寻常。但是，”小弗兰克继续说道，“这完全是谬论，是一派胡言：因为辛纳屈是普通人，是在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人。但是，辛纳屈的另一面，即他那有别于一般人的包装，不仅影响了看电视观众或杂志读者，同样影响了辛纳屈本人。”

“早年的弗兰克·辛纳屈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说，“在1934年，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长着一头鬈发的意大利小孩儿会成为一名巨星，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巨人……一年夏天，我的父亲弗兰克，一个消防队员的儿子，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的海滩上，遇到了我的母亲，南希·巴尔巴托，一位新泽西市泥瓦匠迈克·巴尔巴托的女儿。他们都是意大利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都属于中下级阶层，都是在夏天坠入情网的年轻人。就像是弗兰基·阿瓦隆主演的不计其数的糟糕电影里的情节一样。

“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南希是弗兰克·辛纳屈最普通的一个孩子。她是一名啦啦队队长，经常光顾夏令营，总驾驶着一辆雪佛兰汽车，是一种最宜室宜家的女孩。老二就是我。我的生活一直都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直到1958年9月被送入大学预科班。在这一点上，我与其他两个姐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我已经脱离了家庭，在家庭中的地位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老三叫蒂娜，说实话，我确实无法描述出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由沃尔特·克朗凯特[14]解说，晚上10点钟开播。辛纳屈一家吃完了晚饭，在节目开播的前一刻，转动椅子面对电视坐下。尽管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灾难，但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共同观看。辛纳屈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也都做着同一件事。辛纳屈的律师米尔顿·A.鲁丁叼着烟，带着律师特有的警觉，正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盯着电视。其他人还有布拉德·德克斯特、吉姆·马奥尼、埃德·普奇、辛纳屈的化妆师“短枪”布里顿、纽约代理人亨利·吉内、服装设计师理查德·卡罗尔、保险经纪人约翰·利利、贴身仆人乔治·雅各布斯——一个潇洒的黑人。那时他正在他的公寓里款待女孩子们，唱机里播放着雷·查尔斯的唱片。

像笼罩好莱坞的许多恐惧一样，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的恐慌最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这个一小时长的节目纯粹是对辛纳屈的赞颂之辞，而不像传言所说的那样是对他的爱情生活、黑手党和其他私生活领域事务的肆意揭露。在第二天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杰克·古尔德写道：“尽管这个纪录片事先并未得到辛纳屈的授权，但如果真要征求他的意见的话，我想他也会同意的。”

节目刚一结束，电话铃就响彻了整个辛纳屈的圈子，他们互相表达喜悦之情，都如释重负。酒吧老板吉利从纽约发来了电报，上面写道：“我们统治了世界！”

第二天，辛纳屈重新开始到全国广播公司大厦录制他的节目。站在大厦走廊里，他和几位朋友谈论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说：“哦，很成功！”

“是的，弗兰克，极其成功。”

“但我认为杰克·古尔德在今天《时报》上的观点是对的。”辛纳屈说，“在节目中应该有更多的关于人的内容，而不应把那么多注意力放在音乐上……”

他们都点头同意，没有人提到当初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向辛纳屈开火时他圈里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他们只是点头称是，其中两个还笑辛纳屈在这次节目中又明显地用了“小鸟”这个词——这是他酷爱的字眼。他总是问他的密友：“你的小鸟怎样了？”；一次他几乎在夏威夷溺死，后来他解释道：“只是我的小鸟沾了点儿水”；他的一个演员朋友迪克·巴卡恩家中挂着他手握一瓶威士忌的巨幅照片，下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喝，迪克！酒对你的小鸟有好处。”他有时会篡改一首名叫《与我一起飞翔》（Come Fly with Me）的歌的歌词：“说出那些话语吧，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小鸟去阿卡普尔科海湾了……”

十分钟后，辛纳屈跟着伴奏乐队步入全国广播公司录影棚，那里与八天前的样子已完全不同。这次辛纳屈的嗓子感觉良好；他与人们谈笑风生，不再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沮丧。一次，当他站在舞台上的一棵树旁唱《我怎能不想邻家的女孩》（How Can I Ignore the Girl Next Door）时，一台装在滑动轨道上的摄影机滑动得太近，撞着了那棵树。

“天啊！”一个技术助理叫道。

但是辛纳屈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些。

“我们这儿出了点儿小故障。”他平静地说，然后又从头开始唱起那首歌。

节目拍完后，辛纳屈从控制室的监视器上观看了重放的节目。他和德怀特·海米恩及其助手一一握手，非常满意。然后，人们在辛纳屈的化妆室里开了瓶威士忌庆祝。帕特里夏·劳福德在那儿，安迪·威廉斯[15]也在，还有其他十几个人。全国各地继续有电报、电话不断打来，称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那个节目。据马奥尼说，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唐·休伊特也来了个电话。要知道仅仅在几天前，辛纳屈还对休伊特恨之入骨。他现在仍然很生气，尽管节目本身并不令人反感，但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我用不用给休伊特回封短信？”马奥尼问。

“你能不能寄给他一拳头？”辛纳屈答道。

他拥有一切，但无法入睡；他给予别人精美的礼物，但不幸福。他不会为了别的抛弃现在的生活，即使是为了幸福。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我们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已经变老了，而他没有……我们被家务所累，可他没有……我们会悔恨，而他不会……这都是我们的错误，而他没有犯……

他掌控了洛杉矶的所有意大利餐馆的菜单，如果你想吃意大利北部的菜式，那么就去米兰吧……

人们跟随着他，模仿着他，争相接近他……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总是使他成为圈子里的焦点和中心。……小鸟……小鸟……

他认为一定要玩得很大——嘴张得越大，你能吸入的东西就越多，你的规模就越大，你就会成长得越快，你就更加像你自己——变得更庞大，更富有……

“他比任何人都强，或者至少别人都这样认为，所以他必须做到。”

——小南希·辛纳屈

“他表面上平静如水，但内心却隐藏着丰富的感情。”

——迪克·巴卡恩

“他有一种极强的愿望，想把每一分钟都过得最充实。我猜他可能觉得毁灭会随时来临。”

——布拉德·德克斯特

“我从几次婚姻中的全部收获，就是两年可以躺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的时光，那是阿蒂·肖[16]付的钱。”

——艾娃·加德纳

“我们不是母子，是好朋友。”

——多莉·辛纳屈

“我喜欢任何可以帮我度过黑夜的东西，祷告、镇定剂或是一瓶杰克·丹尼斯威士忌。”

——弗兰克·辛纳屈

弗兰克·辛纳屈厌倦了一切议论、流言以及猜测，厌倦了报纸上有关他的内容，厌倦了满城人对他的议论。他说这是令人疲惫不堪的三个星期，现在他只想离开这里，去拉斯韦加斯放松一下。于是他跳上飞机，飞过绵延起伏的加利福尼亚群山，飞过内华达洼地，飞过绵延不断的沙漠，来到金沙赌场酒店，去观看卡修斯·克莱对弗洛伊德·帕特森[17]的拳击赛。

比赛前一天，辛纳屈整个晚上都没睡。第二天，他几乎整个下午都在睡觉。金沙赌场酒店的大厅，赌博俱乐部，甚至厕所里都充斥着他的歌声，歌曲每隔几个音符就被扬声器里广播找人的声音打断：“有若恩·费施先生的电话，若恩·费施先生……一条金色的丝带在她的头上……有赫伯特·罗斯坦先生的电话，赫伯特·罗斯坦先生……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如此深刻，使我在漫漫长夜中夜不能寐……”

比赛那天下午，在金沙赌场酒店和其他旅馆的大厅里，你会看到赛前常见的各种预言家：赌徒、昔日的冠军、从纽约第八大道赶来的抽着雪茄烟蒂的小个子下注者、那些一年四季抨击大型拳赛却从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的体育记者、似乎总是支持其中某个拳击手的小说家、受洛杉矶某天才操纵的当地妓女，还有一位身着满是皱褶的礼服的浅黑肤色女郎站在大堂经理桌旁喊着：“我想和辛纳屈先生说句话。”

“他不在这儿。”大堂经理说。

“您能不能帮我给他房间打个电话？”

“抱歉，小姐。”大堂经理说。这个女孩转过身，情绪很激动，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穿过大厅，进入喧闹的赌场大厅，那里挤满了只对金钱感兴趣的男人。

快到晚上7点，金沙赌场酒店的经理杰克·恩特拉特步入赌场大厅。他头发花白，是个大块头。他告诉站在21点赌桌旁的几个人，辛纳屈正在更衣。他还说，他无法为更多的人弄到前排的座位，他们——包括带女伴前来的李奥·迪罗谢和偕妻子前来的乔伊·毕晓普[18]，都不能与弗兰克·辛纳屈一同坐在前排，必须退到第三排。当恩特拉特走到乔伊·毕晓普那里，把这一消息告知他时，他的脸沉了下来。他似乎并没有生气，只是默默无声地望着恩特拉特，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样。

恩特拉特打破了这种沉默，说：“乔伊，对不起，在前排就坐的不能超过六人。”

毕晓普仍然没说什么。等大家到拳击场时，发现乔伊·毕晓普坐在了第一排，而他的妻子则坐在第三排。

这场被称作穆斯林与基督徒间圣战的拳击赛开始之前，先是对三位秃顶的前任冠军洛基·马西安诺、乔·路易斯和桑尼·利斯顿进行介绍，然后是昔日歌星艾迪·费舍演唱《星条旗永不落》。已经过了十四五年，辛纳屈仍然对每个细节记忆犹新：艾迪·费舍那时是刚刚崛起的男中音之王，与其竞争的有比利·埃克施泰因和盖·米歇尔，而辛纳屈早已被淘汰出局了。他记得，有一天，他要去录音棚时，碰见几十个等在大厅门口的艾迪·费舍的歌迷，那些人看到辛纳屈时就开始做鬼脸起哄：“弗兰克，弗兰克，我晕倒了，我晕倒了。”也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的唱片每年只能卖出约3万张，在电视上露面时他总被人们嘲笑成滑稽可笑的人，与达格玛[19]一起录制的《妈妈要咆哮》（Mama will Bark），也同样惨遭失败。

“那时我在唱片上发出的是怒吼和号叫。”辛纳屈说，一想起这些他仍然浑身战栗，“这些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与狗拉近了关系。”

他的嗓音和艺术判断力在1952年变得让人无法想象地糟糕。据他的朋友说，导致他走下坡路的更直接原因是他对艾娃·加德纳的追求。当时艾娃·加德纳是超级影后，一个世上少有的尤物。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回忆道，有一次看到艾娃在她爸爸的游泳池里游泳，然后她如出水芙蓉，露出那迷人的身体，悠然地走到火炉旁，斜靠在那儿几分钟。突然，她的漆黑长发似乎全干了，自然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据辛纳屈的朋友讲，对于与之约会的大多数女子，辛纳屈从来不知道她们看上的是他现在能为她们做的事情，还是将来他能为她们做的事情。但是，对于艾娃·加德纳，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无法为她做任何事情。她本人的事业已登峰造极。如果说辛纳屈从与她的那段感情经历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当一个骄傲的男人走下坡路时，女人，尤其是一个身居事业顶峰的女人，对他也于事无补。

然而，即使在嗓音疲惫无力的情况下，他的歌喉中仍然渗透着某种深深的情感。一首至今仍被人们记忆犹新的歌是《想拥有你的我多么愚蠢》（I’m a Fool to Want you）。一位当时曾陪他一起在录音棚里录音的朋友回忆道：“那晚辛纳屈确实激动了，他一气呵成，录完了那首歌，然后转身走出录音棚。一切就那么轻松简单……”

辛纳屈当时的经纪人汉克·萨尼古拉曾是歌曲推广者，他讲道：“艾娃爱弗兰克，但并不是以弗兰克爱她的方式。辛纳屈需要的是一天24小时的关怀。他要求人们都围着他转。弗兰克就是那种人。”萨尼古拉接着说，“艾娃不是很自信，她害怕不能真正地把握住这个男人……有两次弗兰克竟置自己的事业于不顾，追着她到了非洲……”

“艾娃也不愿让弗兰克的那帮人整天围在他们周围，”一位朋友讲道，“这让弗兰克受不了。在和南希一起生活时，他常常把全乐队的人领回家。南希是那种典型的意大利好妻子，她从不抱怨——她会给每人端上一盘意大利面。”

1953年，结婚近两年后，辛纳屈与艾娃·加德纳离婚了。据说辛纳屈的妈妈曾力图使他们和解，但即使艾娃有意，弗兰克也不愿破镜重圆了。曾有人看见辛纳屈与别的女人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某种平衡被打破了。在此期间，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辛纳屈似乎从一个童星、身着水手服的青涩演员摇身变成了一个男人。甚至在1953年，也就是他因在《乱世忠魂》的角色而获奥斯卡奖之前，他早年表现出来的天资又复苏了——在他录制的那首歌曲《布鲁斯之诞生》（The Birth of the Blues）中，在被爵士乐评论家们大加赞誉的海滨胜地夜总会的那场演出。那时他逐渐地不再演唱三分多钟、篇幅短小的歌曲，而转向适合录制于密纹唱片的作品。无论他当时有没有获奥斯卡奖，他那音乐会的风格都因此受益不少。

1954年，弗兰克再次把他的天资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一年他被《节拍器》杂志选为“年度最佳歌手”，后来又取代艾迪·费舍，成了合众社举办的DJ选歌冠军。可艾迪·费舍现在正在拉斯韦加斯唱那首《星条旗永不落》。演唱完毕，他钻出拳台。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弗洛伊德·帕特森在第一回合中绕着拳台追击克莱，却没能打着。之后他就成了克莱的玩偶。最后，在第12回合，克莱以其高超的技艺击倒对方，宣告比赛结束。半小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刚才那场拳赛，有的又回到赌桌旁，有的则排队购买在金沙赌场酒店舞台上进行的迪安·马丁-辛纳屈-毕晓普的表演的门票。小萨米·戴维斯若在这儿时，也会加入这种表演。这种例行表演通常由几首歌和一些插科打诨构成，并不十分正式，形式特别，并带有很强的种族气氛浓厚——马丁手里端着一杯酒，问毕晓普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佬？”扮成犹太侍者的毕晓普警告两个意大利人要小心，“因为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队伍——黑手党”。

金沙赌场酒店的最后一场表演结束后，辛纳屈的队伍现在大概有20人了，其中包括刚从纽约飞来的吉利，还有辛纳屈最喜欢的体育专栏作家吉米·坎农，还有哈罗德·吉本斯，一名卡车司机工会的官员，等着霍法[20]投入监狱后便会顶替他的位置。他们鱼贯而出，钻入一排等候在门外的汽车里，浩浩荡荡地向另一个俱乐部进发。现在是凌晨3点钟，夜才刚刚开始。

他们在撒哈拉俱乐部停了下来，挑了一张稍靠后的长桌子坐下来，观看一个名叫唐·里克莱斯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他身材矮小，头发稀疏。与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演员相比，他的表演可能都更具有讽刺性。但他的幽默表现得如此粗野，没有品位，使人无动于衷——由于太具有攻击性反而失去了攻击性。当他发现艾迪·费舍在人群中时，他继续表演，戏说费舍作为一个情人，怎么可能搞得定伊丽莎白·泰勒；[21]当观众中有两个生意人自称是埃及人时，他打断了他们，评论起埃及对以色列的政策；然后，他又语气强烈地指出那个自称与丈夫坐在一张桌子旁的女士实际上是个妓女。

当辛纳屈一行人走进去的时候，唐·里克莱斯简直欣喜若狂，指着吉利大叫：“当弗兰克的开路机感觉怎么样？……的确，吉利总是走在弗兰克前面，为他开道。”接着，他向迪罗谢点了点头，说，“站起来，李奥，给弗兰克表演一下你是怎样滑行的。”然后，他话锋一转，指向辛纳屈，居然没忘了提到米亚·法罗，还戏说辛纳屈戴了一小撮假发。之后，又说辛纳屈作为一个歌手气数已尽，大势已去。辛纳屈听了笑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里克莱斯指着毕晓普，说道：“乔伊·毕晓普，你总是跟着弗兰克出来找乐子。”

后来，里克莱斯又讲了一些有关犹太人的笑话。迪安·马丁站起来，喊道：“嘿，你总是谈论犹太人，从不说意大利人，”里克莱斯马上打断他：“我们需要意大利人做什么呢——他们能做的恐怕就是不让苍蝇飞到我们的鱼上。”

辛纳屈笑起来，所有人都笑了。里克莱斯就这样东拉西扯地讲了近一个小时，直到辛纳屈站起来说：“好了，快点，到此为止吧，我得走了。”

“闭嘴，坐下！”里克莱斯厉声说，“我得听你唱歌……”

“你在跟谁说话？”辛纳屈回敬道。

“迪克·海姆斯[22]。”里克莱斯答道。辛纳屈又笑了。这时，迪安·马丁把一瓶威士忌浇到里克莱斯的脑袋上，把他的晚礼服全弄湿了。里克莱斯开始敲打桌子。

“谁能相信那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会成为歌星？”里克莱斯说着。但马丁叫起来，“嘿，我想说几句话！”

“闭嘴。”

“不，里克莱斯，我要告诉你，”迪安·马丁抢过话说，“我觉得你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嗯，谢谢你，迪安。”里克莱斯看起来很高兴。

“但别相信我，我喝醉了。”马丁说着，跌坐回他的座位。

“这我相信。”里克莱斯说。

凌晨4点钟之前，辛纳屈带领一行人走出了撒哈拉俱乐部，一些人还拿着装满了威士忌的酒杯，一路上甚至在车里都慢慢啜饮着。回到了金沙赌场酒店，他们又走进赌博厅。那里仍旧熙熙攘攘，人挤人，轮盘赌的轮盘不停地转动着，远处角落里不时地有掷骰子的人们的尖叫声。

弗兰克·辛纳屈左手端着一小杯波旁，步入人群。与他的朋友们不同的是，他总是衣冠楚楚，礼服上的领结总是精心折打，皮鞋向来一尘不染。无论喝了多少酒或是有多长时间不曾休息，他似乎从不会让自己的外表有失尊严，显得萎靡不振。他从不像迪安·马丁那样走路时左右摇摆，更不会像萨米·戴维斯那样在戏院的过道上跳舞，甚至跳到桌子上。

无论辛纳屈在哪里，他总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他的部分自我，尽管有时只是一小部分，总是保持着他家长的身份，即使现在也是一样。他把酒杯放在21点赌桌上，面对发牌者站着，离桌子稍远，而不是靠在桌上。他把手伸进礼服下面的裤兜里，拿出厚厚一沓干干净净的钞票。他平缓地抽出一张百元钞票，把它放在绿色绒布桌上。发牌者发给他两张牌，他又要了第三张牌。点数超了，他输了100美元。

此刻辛纳屈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抽出了第二张百元钞票，他又输掉了。然后他拿出了第三张，还是输了。后来，他把两张百元钞票放到桌子上，可依然没有赢。最后，在拿出第六张百元钞票继而输掉之后，他向那个发牌的人点点头，朗声地说了句“好一个发牌员”，离开了那张桌子。

此时，为了让他通过，刚刚聚拢过来的人群让出一条道。一个女人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名。他签名后居然还说了一句“谢谢”。

在宽敞的餐厅后面，有一张长桌子是特意为辛纳屈保留的。在这个时候，餐厅还是空荡荡的，大约只有二三十人，离辛纳屈很近的一张桌子边坐着四个没有男士陪伴的年轻女郎。餐厅的另一个边还有一张长桌子，七个男子肩并肩靠墙坐在那里，其中两个戴着墨镜。他们安静地吃着，几乎不说一句话，只是坐在那儿吃，不放过桌上的任何食物。

辛纳屈一行入座后，喝了点饮料，然后开始点菜。这张桌子与纽约的吉利酒吧的那张差不多大小，只要他去就会特意留给他用；现在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这班人马，差不多全是那些伴随辛纳屈出入吉利酒吧的人，当然也是跟着辛纳屈去加利福尼亚、意大利或新泽西的任何一个饭店，或辛纳屈去的任何一个地方的那帮人。每当辛纳屈坐下来就餐时，他的好友都坐得离他很近；无论他在哪儿，无论场合有多么高级，他们之间都表现出一种亲近的互助关系，因为无论辛纳屈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仍是在这种关系呵护下的一个小男孩——只不过现在他能把这种呵护随身携带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辛纳屈来说，在为他预留座位的公共场所里进行的这种准家庭式的聚会，是一种最接近家庭生活的时光。他曾经有过家，却又离开它，这种准家庭式的相处可能是他最想要的方式；尽管看起来并非如此，因为他总是那么热情洋溢地谈及他的家庭，还与他的第一任妻子保持着密切联系，要求她在没有和他商量的前提下，不要做出任何决定。他总是把他的家具或其他纪念品放在她或女儿南希那儿，而且他和艾娃·加德纳仍然友好。在意大利拍摄《战俘列车》时，他们还曾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到哪儿都有狗仔追着。据说那时狗仔一起开价1.6万美元，希望他能与艾娃·加德纳合影。但有传言说辛纳屈则愿意开双倍的价钱打断一名狗仔的胳膊和大腿。

辛纳屈虽然很高兴单独待在家里，完全没有外人的打扰，这样他可以清静地读些书或整理一下思绪。可是，偶尔在某个夜晚，他也会突然发现自己意外落单。也许他已给七八个女人打过电话，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都不能前来陪他。这样，他就会给他的男仆乔治·雅各布斯打电话。

“今晚我想回家吃晚饭，乔治。”

“几个人？”

“就我自己，”辛纳屈会这样说，“我想要些清淡的东西，我不太饿。”

乔治·雅各布斯36岁，离过两次婚，长得很像比利·埃克施泰因。他曾随辛纳屈周游世界，对他忠心耿耿。雅各布斯的住所离日落大道不远，在威士忌舞厅的拐角处。他经常和各种活泼可爱的加利福尼亚女孩为伴，这使他小有名气。不过他承认，一些女孩最初之所以接近他，是由于他与辛纳屈的亲密关系。

辛纳屈到家之后，雅各布斯会服侍他在餐厅就餐。之后辛纳屈就打发他回家。在这种夜晚，如果辛纳屈要求他多留一会，或陪自己打几把扑克，雅各布斯是很愿意效劳的。但辛纳屈从没这样要求过。

这已是他们在拉斯韦加斯度过的第二个夜晚了。辛纳屈与朋友们在金沙赌场酒店的餐厅里一直坐到近早上8点。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梦中度过，然后飞回了洛杉矶。第二天早上，他已经驾着他的小高尔夫球车穿梭于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制片场了。根据日程，他今天要与热情奔放的金发女郎维尔纳·利西[23]完成电影《突袭皇后虎》的最后两组镜头的拍摄。当他开着那辆高尔夫球车驶在电影公司大厦间的道路上时，他看到了史蒂夫·罗西，他正和喜剧搭档马蒂·艾伦在录影棚拍一部电影。他们这个录影棚与南希·辛纳屈的录影棚紧挨着。

“嘿，混蛋，”他大声对着罗西喊，“别吻南希。”

“只是拍电影啦，弗兰克。”罗西边走边转回头说。

“在车库里拍吗？”

“我们意大利人的热血让我情不自禁，弗兰克。”

“那么，降降温吧。”他向罗西眨了眨眼睛，说道。然后他开着他的高尔夫球车拐了个弯，停在一幢土褐色的大楼外面。《突袭皇后虎》的最后两组镜头就在这幢大楼里拍摄。

摄影棚里熙熙攘攘，几十个技术助理和导演都聚拢在摄影机周围。辛纳屈大步流星地走进去，高声说：“胖导演在哪儿？”导演杰克·多诺霍是个大块头，他与辛纳屈合作有22年了，共同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的节目。杰克对这个电影非常头疼：剧本总是变来变去，演员们似乎永远没法休息，辛纳屈已经开始厌倦了。但现在只剩下两组镜头了——一组是时间较短的游泳池里的镜头；另一组则是时间较长的辛纳屈与维尔纳·利西在海滩布景下的激情戏。

游泳池一组戏拍得又快又好，主要演的是辛纳屈他们这些劫持者的阴谋破产，没能劫持玛丽王后号。在齐肩的水里待了几分钟后，辛纳屈说：“快点，伙计们，水里很凉，我感冒刚好。”

摄影组推近镜头，维尔纳·利西跳入水中，在辛纳屈身边溅起水花。杰克·多诺霍向开动鼓风机的助手们喊道：“让浪花溅起来！”另一个人发令道：“搅动池水！”这时，辛纳屈唱了起来：“搅动池水要有节奏！”在摄影机开拍前，一切平静下来。

下一个镜头在海滩上拍，弗兰克仰面躺在沙滩上，假装凝望着星星；维尔纳·利西要走近他，把一只鞋扔在他附近，以示她的到来；然后，她要坐在他旁边，等待下面他对她的激情表露。正式开拍前，利西小姐先练习了一下如何把鞋扔到躺在沙滩上的辛纳屈附近。当她要扔鞋时，辛纳屈喊道：“瞄准我的小鸟吧，我想回家了。”

维尔纳·利西几乎不懂英语，对辛纳屈的特殊词汇更是闻所未闻了，所以如坠雾中，一副茫然的样子，但摄影机后的每一个人都在笑。她把鞋抛向他。那只鞋在空中转了几圈，最后落到了辛纳屈的肚子上。

“高了三寸。”他叫道。维尔纳·利西听到摄影机后的笑声，依然一头雾水。

杰克·多诺霍让他们对一下台词。辛纳屈刚从拉斯韦加斯回来，还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以他希望快点儿开机。他说：“咱们试一个镜头。”尽管杰克·多诺霍不敢确定辛纳屈和维尔纳·利西是否已经把台词记好，但他仍然说：“好吧。”随后，一个拿着拍摄板的助手喊道：“419号镜头，第一次拍摄。”维尔纳·利西拿着她的鞋，向仰卧在沙滩上的辛纳屈走过去。她扔出了鞋，那只鞋落在了辛纳屈的大腿根附近，辛纳屈的右眼几乎是不易察觉地眨了眨，但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又不禁笑了起来。

“今晚的星星告诉你些什么？”利西小姐靠近辛纳屈坐下，说出她的第一句台词。

“星星告诉我，今晚我是个白痴，”辛纳屈说，“一个貌似聪明的白痴竟然被搅到这件事里了……”

“停！”多诺霍喊道。沙滩上有三个麦克风的影子，维尔纳·利西坐的位置也不对。

“419，第二次拍摄。”拿拍摄板的人喊道。

利西小姐靠近辛纳屈，把鞋向他扔去，这次没有打着——辛纳屈只轻轻吁出一口气——利西小姐说：“今晚的星星告诉你什么？”

“星星告诉我，今晚我是个白痴，貌似聪明的白痴竟然被搅到这件事里了……”接着，根据剧本，辛纳屈应该继续说：“你知道我们卷到什么事里了吗？我们刚踏上玛丽王后号的甲板，就已经在自己身上做了标记。”但是他总是临时篡改台词，他说道，“你知道我们卷到什么里来了吗？我们刚踏上他妈的这条船上……”

“不行，不行，”多诺霍打断了他，摇着头说，“我想这不行。”

摄影机停了下来，一些人在笑，辛纳屈仍旧躺在沙滩上，抬头望着天空，好像在说这次中断毫无道理。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辛纳屈开口了。理查德·孔特[24]站在摄像机后面，叫道，“这片儿又不在伦敦放映。”

多诺霍把手插进他那稀薄的灰白的头发里，用力地摩挲着头，但似乎并没有真的生气：“你知道，如果不乱改台词的话，这场戏拍得挺不错。”

“是的，”摄像师比利·丹尼尔斯从摄像机后面探出头来，应和道，“确实是一场不错的戏……”

“注意一下你的语言。”辛纳屈打断他。辛纳屈总是能找出不重拍的各种方法，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他提出了一个办法，既能让这段影片可以使用，又能让“他妈的”那句台词以后再录制。这一办法马上被接受。摄像机又继续工作起来。维尔纳·利西向躺在沙滩上的辛纳屈身上靠去，他把她拉到怀里，紧贴住他。这时摄像机推近，给了他们一个特写。拍了几秒钟后，辛纳屈和利西仍继续吻着。他们的身体在沙滩上紧贴在一起，手臂相互交缠着，维尔纳·利西的左腿稍稍向上抬了一点点，摄影棚里的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直到多诺霍最后喊道：

“你们快好了告诉我一声，胶卷快没了。”

利西小姐站了起来，拽了拽身上的白裙子，拢了拢她那金色的头发，然后摸了一下唇上的口红，口红已乱。辛纳屈嘴角挂着微笑，起身向他的化妆间走去。

路过站在摄像机旁边的一个老头时，辛纳屈问道：“你家贝尔和豪厄尔怎么样？”

“不错，弗兰克。”老头儿笑道。

“很好。”

在化妆间里，他见到在那儿等着他的汽车设计师，他正按辛纳屈的要求为他设计一款新车，取代他过去几年一直开的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福特吉亚（Ghia）。他的秘书汤姆·康罗伊也在等他，他带来了一大包影迷们的信，包括纽约市长约翰·林赛的一封。此外，辛纳屈的琴师比尔·米勒也在等他。辛纳屈要出一张新唱片《月光下的辛纳屈》（Moonlight Sinatra），他们要为今晚的录制排练几首曲子。

尽管辛纳屈不介意在某个电影场景中做一点夸张的表演，但对待录音他却是非常严肃的。正如他对一个英国作家罗宾·道格拉斯-霍姆解释的那样：“你在录制唱片时，只有你一个人负责任；如果唱得不好而遭非议，那么是你而不是别人会受到指责；如果唱得好，那么也是你而不是别人受到赞扬。但对于拍电影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制片人，有编剧，还有成百的其他工作人员，你只做你的那一部分工作，从来不对整个影片负责。可录制唱片时，一切成败却全在你一人身上……”

但是现在我已时日无多

已到了迟暮之年

当我回首前尘

我的生命就像陈年佳酿

从精美古旧的酒桶中倾倒而出

无论是什么歌，或是谁写的歌词，都不再有什么关系——这些都变成了他心里的话，他的真情感受，是他的热情洋溢的生命乐章的一部分。

生命如此美丽

只要你把握住她的脉搏……

弗兰克驱车来到录音棚，似乎是从车里跳出来，穿过马路人行道，进入前门。他打着响指，走入一间气氛融融的密封房间，站在乐队的前方。很快，他就成了每一个人、每一件乐器、每一个音符的主宰。有的乐师已经为他伴奏整整25年了，时光飞逝，在辛纳屈的那首《你让我年轻》（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的歌声相伴下，他们已渐渐地老去。

每当他像今天这样放开喉咙，尽情歌唱时，辛纳屈就进入一种兴奋状态，房间里的一切都会受到感染，兴奋激动之情会传遍整个乐队，传到控制间。在那里，他的十几位朋友隔着玻璃向他招手。其中的一个是洛杉矶道奇棒球队的投手，叫唐·德莱斯戴尔；还有一个是职业高尔夫球手，叫博·温宁格。有许多漂亮女郎也站在控制室里，她们站在技师的后面朝辛纳屈微笑，伴着他的歌声轻轻摇动身体。

这只是月光下的爱情

只是月光下的爱情吗？

你是否会离我而去

在黎明悄悄到来之时……

录完音后，唱片被倒回重放。刚刚进来的南希·辛纳屈走到她父亲身边，和他一起站在乐队前面聆听着刚才的录音。他们静静地听着；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仿佛看着国王与公主。音乐停下来时，从控制室里传来热烈的掌声。南希笑了，辛纳屈兴奋地凌空踢了一脚，手指打着响指，叫道，“简直棒极了！”

然后，辛纳屈向他的一个随从叫道：“嘿，萨金，给我来半杯咖啡怎样？”

萨金·韦斯还一直沉浸在音乐中，直到辛纳屈叫他，才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

“我真不是有意打扰你，萨金。”辛纳屈微笑着说。

稍后，韦斯端来了咖啡，辛纳屈看了看咖啡，用鼻子闻了一下味道，大声说道：“我原以为他对我已很好了，但今天的咖啡也格外纯正……”

又有许多人笑了起来。之后，乐队为下一首歌做准备。一小时后，全部曲目录制完毕。

乐师们把乐器放到器乐箱里，抓起衣服，向辛纳屈道过晚安，鱼贯而出。就像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生活一样，辛纳屈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从他们的单身生活，到他们的离异，乃至他们所经历的起起落落，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吹法国圆号的小个子乐师是意大利人，名叫文森特·德罗莎。很久以前，收音机上还在播放好彩香烟赞助的《流行巡礼》[25]这一节目时，他就一直跟随着辛纳屈。当他从身边走过时，辛纳屈伸出双臂拥抱了他好一会儿。

“文森特，你的小姑娘怎么样？”辛纳屈说。

“她很好，弗兰克。”

“噢，她不是小姑娘了，”辛纳屈纠正自己道，“她现在一定是个大姑娘了。”

“是的，她在上大学。在南加州大学。”

“太棒了。”

“她好像也有点儿唱歌方面的天赋，弗兰克。”

辛纳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很好，但先让她受教育总是好的，文森特。”

文森特·德罗莎点了点头。

“是的，弗兰克。”文森特接着又道，“那么，晚安，弗兰克。”

“晚安，文森特。”

乐师们走了之后，辛纳屈离开了录音室，加入到站在走廊里的朋友们当中。他想出去和德莱斯戴尔、温宁格及几个朋友喝一杯，但他首先走到走廊的另一头，与南希告别。南希正在拿大衣，准备自己开车回家。

辛纳屈吻过她的脸颊后，快步走到门口，与等在那里的朋友会合。但南希还没离开录音棚，辛纳屈的一个随从，阿尔·西尔瓦尼，一位前拳击经纪人，走到了她的面前。

“南希，你准备好了吗？”

“噢，谢谢，阿尔，”她说，“我会照料自己的。”

“这是教皇的命令。”他把双手举起，手掌朝外。

南希指给他看了送她回家的两个朋友。当他认出他们是她的朋友后，西尔瓦尼才离去。

那个月余下的几天都是阳光明媚，和风吹拂。唱片的录制工作出色完成，电影圆满拍完，电视节目的阴云也已散去；现在，辛纳屈驾驶着那辆吉亚车，前往办公室，那里有一大堆新的演出项目等着他去协调。他在金沙赌场酒店有一场演出，另外有一部名叫《飞凤狂龙》（The Naked Runner）的电影要在英国拍摄，还有几个歌曲专辑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要出。还有，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他的50岁生日了……

生命如此美丽

只要你把握住她的脉搏

我多么愚蠢无知

如果让这美好时光从身边悄然溜走……

弗兰克·辛纳屈停下车。红灯。行人迅速从车前走过，但像往常一样，有一个人停在那里没有过马路。那是一个20岁的女孩，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注视着他。他用左眼余光看到了她，每天这种情况都发生，他知道女孩一定在想，这个人很像弗兰克·辛纳屈，但，是他吗？

红灯还没有变绿，辛纳屈转过头，直视女孩双目，期待着他熟悉的那种反应。这种反应出现了。他笑了，女孩也笑了。辛纳屈驾车离去。

[1] 米亚·法罗（Mia Farrow，1945—），美国女演员，曾获金球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最佳女演员等奖项，代表作有电视剧《冷暖人间》（Peyton Place），并因演出该剧与辛纳屈相识相恋，最终走入婚姻殿堂。

[2] 李奥·迪罗谢（Leo Durocher，1905—1991），美国棒球运动员，1994年入选美国棒球名人堂。

[3] 乡村小屋（Rustic Cabin），位于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Englewood）的一座旅店兼俱乐部。辛纳屈1938年受聘在此担任司仪、歌手兼侍应长。

[4] 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1922—1990），好莱坞著名女演员，辛纳屈的第二任妻子。他们结婚六年（1951—1957）后离婚。朱丽叶特·普劳斯（Juliet Prowse，1936—1996），英国、印度混血儿，20世纪50年代起活跃于好莱坞的舞蹈演员。她和辛纳屈因共同出演电影《巴黎，我爱你》（Can-Can）相识，之后于1962年宣布订婚，但随即分手。本文发表于1966年，当时辛纳屈正与米亚·法罗恋爱。

[5] 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1903—1977），美国流行歌手、演员，曾于1962年获格莱美奖终身成就奖，是该奖项的首位获奖者。

[6] 巴迪·瑞奇（Buddy Rich，1917—1987），美国黑人爵士乐鼓手，因其演奏的技术、力量与速度，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鼓手”。瑞奇比辛纳屈小两岁，却先于其进入汤米·多尔西的乐队，并因此相识。瑞奇欣赏辛纳屈的才华，辛纳屈也在1964年出资赞助瑞奇成立了他自己的乐队。

[7] 约瑟夫·迪马乔（Joseph DiMaggio，1914—1999），意大利裔美国棒球运动员，终生效力纽约洋基队，曾三度获选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年度最有价值球员，13次入选全明星赛，常被誉为“如画一般完美的”球员，他在1941年连续56场击出安打的纪录至今无人能破，靠一己之力便把全美国的注意力由战火纷飞的欧洲拉到棒球战上。

[8] 《不可触犯》（The Untouchables），美国电视连续剧，1959年开播，1963年剧终，讲述了1930年代芝加哥犯罪团伙的故事，据美国知名罪犯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的事迹改编，在美国影响巨大。

[9] 约瑟夫·瓦拉基（Joseph Valach，1903—1971），意大利裔美国人。1962年被捕入狱后因种种原因决定与政府合作，指认其团伙同伴，因此成为首位公开证实黑手党及其存在的黑手党成员，被《生活》杂志称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联邦囚犯”。

[10] 鲍比·肯尼迪，即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1925—1968），人称“小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也是约翰的竞选经理，在约翰就任总统后被其任命为司法部长。上任后他坚持不懈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黑手党，在1968年遇刺身亡。

[11] 彼得·劳福德（Peter Lawford，1923—1984），美国演员。他的首任妻子帕特里夏·肯尼迪（Patricia kennedy）是约翰·肯尼迪的妹妹。

[12] 迪安·马丁（Dean Martin，1917—1995），美国歌手、演员、喜剧明星与电影制片人。

[13] 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1925—1990），美国喜剧演员、歌手。

[14]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16—2009），美国记者、电视新闻主播，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明星主持。他报道过朝鲜战争、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遇刺、越南战争等众多历史事件，被誉为“美国人最可信赖的人”。他在节目中的结束语“事实就是如此”（and that’s the way it is）也是一句著名的流行语。

[15] 帕特里夏·劳福德（Patricia Lawford，1924—2006），即267页注3中提到的彼得·劳福德的妻子，也是约翰·肯尼迪的妹妹。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1927—2012），美国歌手，拥有18张销量超50万的专辑（金唱片）和三张销量超100万的专辑（白金唱片）。

[16] 阿蒂·肖（Artie shaw，1910—2004），美国作曲家、单簧管演奏家、乐队领队，同时也是作家。肖是艾娃·加德纳的第二任丈夫。加德纳曾对记者说过肖是知识分子，而她自己并未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婚后肖曾为了教育加德纳而命令她多读书，并指定了一些书目。他们1945年结婚，1946年离婚。

[17] 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Jr.，1942—2016），即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世界最伟大的拳击手之一，以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及政治主张誉满全球。他因信奉伊斯兰教而于1964年更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但当时鲜有记者接受这个名字，仍称其为“克莱”。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1935—2006），美国职业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他职业生涯55胜8负，两次遭遇阿里皆负，却在阿里因反对越战被许多州吊销拳击执照时为阿里辩护。

[18] 乔伊·毕晓普（Joeg Bishop，1918—2007），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脱口秀主持人，他与辛纳屈、萨米·戴维斯、彼得·劳福德、迪安·马丁等人一起属于“鼠帮”（Rat Pack）这个松散的、非正式组织。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寻欢作乐，也会以团体身份演唱歌曲、出演电影等，代表作有《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等。

[19] 达格玛（Dagmar，1921—2001），美国女演员、模特、电视明星。

[20] 吉米·霍法（Jimmy Hoffa，1913—1975），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作家，时任美国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后于1975年失踪，于1982年被法院宣布死亡。

[21] 艾迪·费舍（Eddie Fisher，1928—2010），美国著名歌手。不过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与女星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1932—2011）的绯闻。费舍因与泰勒的婚外恋而与同是好莱坞演员的德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1932—）离婚，与泰勒结婚（1959年），后于1964年离婚。

[22] 迪克·海姆斯（Dick Haymes，1918—1980），出生在阿根廷的歌手、演员，在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很受欢迎。

[23] 维尔纳·利西（Virna Lisi，1936—2014），意大利女演员。

[24] 理查德·孔特（Richard Conte，1910—1975），美国演员，与辛纳屈合作过《十一罗汉》、《突袭皇后虎》、《好汉汤尼》（Tony Rome）、《碧海艳尸》（Lady in Cement）等影片。

[25] 《流行巡礼》（Hit Parade），因由烟草商好彩赞助，节目又名The Lucky Strike Hitparade，是一档商业性的歌曲排行榜节目，于1935至1958年间播出。

失败者

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小山脚下，离曼哈顿约60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废弃的乡村俱乐部。里面跳舞地板上布满了灰尘，酒吧间高脚凳腿朝上地扔在那儿，还有一架跑调的旧钢琴。在那儿附近，夜间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来自那所白色大房子的后面——那是浣熊、臭鼬和野猫碰倒垃圾桶的声音。这些小动物惯于夜间从山上下来，在这一带徘徊。

那幢白色的房子好像无人居住。但是，偶尔这些小动物发出的声音太吵时，就会亮起一盏灯，打开一扇窗，飞出一个可乐瓶，穿过黑暗，砸在垃圾桶上。但大多数时候这些动物都不会受到打扰，一直到天亮。清晨，白房子的后门慢慢地开了，一个宽肩膀的黑人走出来，身穿灰色的运动衫，脖子上搭着条白毛巾。

他跳下台阶，快步跑过垃圾桶，沿着俱乐部后面的土路，朝高速公路跑去。有时他停在路边，朝着假想的对手出拳，“嗨——嗨——嗨”地喘着粗气。来到公路附近时，他转了一个弯儿，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那座山上。

清晨时分，路上行驶的都是农场的卡车，司机们向那个跑步的人挥手致意。再晚一些时候，路上就有了其他车辆，这些司机也看见他了，有几个还突然把车停在路边，问道：

“喂！这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吗？”

“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说，“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司机们开车走了，但马上又走过来一个人，他衣衫褴褛，好像昨晚是在马路上过的夜。他蹒跚地跟在跑步人的后面，喊道：“嗨，弗洛伊德·帕特森！”

“不，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可别告诉我你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我清楚他长什么样儿。”

“好吧，”帕特森说，“如果你想让我当弗洛伊德·帕特森，那我当好了。”

“那就请给我签个名。”那人说着，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纸片和一支铅笔。

他签了名——“弗洛伊德·帕特森”。

一小时后，弗洛伊德沿着那条土路跑回那座白房子，头上的毛巾吸着他前额的汗水。他独自一人住在房子后面一套两室的公寓里，自从再次输给桑尼·利斯顿以后，他就住在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小房间里有张他自己铺的大床，几张很少听的唱片，一部偶尔响一响的电话。大房间里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放着一套沙发；沙发旁有个壁炉，上方晾挂着拳击短裤和T恤衫，还有一张他当冠军时的照片和一台电视机。电视通常是开着的，除非他在睡觉或者在俱乐部里练拳（在原来的舞蹈地板上围起了一个拳击台），或者在和访客聊天。偶尔他会和访客讲起失败的感受，那是很痛苦的。

“喔，只要能和利斯顿再比一次，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在没人能看见我们的地方再较量一次，看一看我能否在三分钟之内不被打败。”帕特森说着，用毛巾擦了擦脸，在沙发旁踱着步。他又说：“我知道我可以打得更好……我不是在想‘重赛’，有谁肯花十美分再看一场帕特森对利斯顿的拳击赛呢？我知道我打不赢他……但我只要在第一回合不被打败就好。”

他接着又说：“你根本搞不清楚第一回合是怎么过去的。你上场了，周围除了人就是摄像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那样宏大的场面，那样群情激昂，《星条旗永不落》在你耳畔响起，全国人民都期望你能赢，包括总统在内。你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吗？它让你头晕目眩，只会让你头晕目眩。然后，铃声响了，你朝利斯顿走去，他也朝你过来，你甚至没意识到场子里还有个裁判。

“……剩下的你就记不清楚了，因为你不想再记起它……你所能回想起的是，突然你爬了起来，裁判问：‘你没事吧？’你说：‘当然没事。’然后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答：‘帕特森。’

“后来，突然间，在一片尖叫声中，你又一次倒下了，你知道你得爬起来，但你晕眩得厉害，裁判把你推了回去，你的教练拿着毛巾站在那儿，观众都站了起来，你的眼睛盯着前方，只觉得有人群在你眼前晃动，却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你感觉走路摇晃，身体轻飘飘的。

“被对手击倒的感觉并不那么糟，”他说，“事实上，还很不错。没有伤痛，只是极度晕眩，看不见天使，也看不见星星，你飘上了快乐的云头。在内华达州的那次比赛中，利斯顿打倒我后，有那么四五秒钟的时间，我感觉场内的所有观众全站在了拳击台上，和我在一起，围绕在我身旁，就像我的家人。当你被击倒，你觉得场内所有的人都那么热情，你真想过去亲吻每一个人，男的，女的，所有人。这场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确实从场内向观众们飞吻。但我不记得了。我想那不会是假的，被击倒四五秒钟时就是这种感觉……

“可后来，”帕特森仍然踱着步说道，“这种挺好的感觉不见了，你意识到了你在哪里，你在那儿做什么，以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就是一种伤痛，一种无名的伤痛。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是一种掺杂着愤怒的伤痛，一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的伤痛，一种‘对于自己的能力感到羞耻’的伤痛……那时你唯一想要的，就是拳击台中央能有个小门——让你掉下去，落在更衣室里，就用不着走出场子去面对那些观众了……”

后来，帕特森走到炉子旁边儿，把茶壶放在炉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外面传来了陪练和教练的脚步及说话声。他们住在房子的前面。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俱乐部，为帕特森的训练做准备。两天后，帕特森得飞往斯德哥尔摩，去同一名意大利选手阿莫提比赛。自上次输给利斯顿后，这将是他第一次露面。

接着，他希望能在伦敦和亨利·库珀一试高低。如果他的反应能力得到恢复，如果他又能恢复自信，他想在拳坛上找回昔日的辉煌，打败所有的主要对手，而且会有不停的比赛，不用等很长时间，就像他还是冠军时那样。

帕特森几乎没有时间和妻子见面。她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一致认为，他该退出拳坛了。他们指出，他并不需要这笔钱。甚至他自己也承认，他现在总资产已达800万美元，在未来的25年里，光靠投资获利他每年就能有3.5万美元的固定收入。但帕特森只有29岁，还没有尝到太多失败的滋味，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拳击生涯已经结束。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打败自己的不只是利斯顿，而是某种更强大的东西。那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力量。除非他能弄清那到底是什么，并且在拳击场中设法对付它，要不然，除了在这座小山脚下，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平静的生活，他也永远丢不掉他的假胡子了。自从1959年被约翰逊[1]击败之后，每场比赛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小提箱，里面装着假胡子。如果输掉比赛，他就戴上它溜出体育馆，以防被别人认出。

“我经常想，其他拳击手感觉如何，他们输掉比赛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帕特森将茶杯放在桌子上，说道，“我真想找位拳击手谈谈，交流一下，看他是否也有同感。但我能和谁谈呢？大多数拳击手无论如何也不肯多说。在赛前量体重时，出于某种原因，我甚至不敢直视对手的眼睛。

“在利斯顿量体重时，体育专栏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的举动表明内心感到恐惧。其实不然。我从来都不敢直视对手，因为……呃，因为我们将要交手，那可不是件好事；还有，因为……呃，有一次我确实直视了对手的眼睛，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肯定还在打业余拳击赛。当我看他时，发现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并且他也看了我……还朝我微笑……我也还了他一个微笑！这真是不寻常，非常不寻常。当一个人可以直视他的对手，并那样对他微笑时，真不知他们还有什么心思去较量。

“我不记得那场比赛发生的事了，也不记得那个家伙的名字了。我只记得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敢直视过任何对手。”

卧室的电话铃响了。帕特森站起来去接电话。电话是他妻子桑德拉打来的。他说了句“请原谅”，随手关上了身后的卧室门。

桑德拉·帕特森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住在纽约州斯卡斯代尔一幢价值10万美元的房子里，附近的居民都是中上阶层的白人。房子四周围绕着修剪整齐的草坪，里面堆满了家具，可弗洛伊德却觉得住在这样的家里很不自在。自从他把冠军的头衔输给利斯顿后，他宁肯整日住在训练营也不回家。孩子们把那里叫作“爹地的家”。老大是个女儿，叫珍妮，7岁了。孩子们都不太清楚爸爸是靠什么养活他们的。但小珍妮通过闭路电视看见上一场利斯顿对帕特森的拳击赛。她接受了这样一种解释：爸爸在和另一个人玩一种游戏，他们两个要轮流把对方推倒；以前是爸爸把他们全部推倒，现在该轮到他们推倒爸爸了。

卧室门开了，弗洛伊德摇着头，显得很生气，还有点儿神经质。

“我今天不训练了，”他说，“我得飞去斯卡斯代尔。那些男孩子又在取笑珍妮。她是学校里唯一的黑人，其他大孩子总是不让她好过，几个大一点儿的男孩子总是嘲弄她，还掀她的裙子。昨天她哭着回了家，所以今天我得回去一趟，在学校外面等那些小子出来，然后……”

“他们有多大了？”有人问他。

“十几岁。”他说，“够大了，吃一记左勾拳没问题。”

帕特森打电话给他的飞行员朋友泰德·汉森。他也住在这里，帮弗洛伊德处理公关事宜，并教他如何驾驶飞机。五分钟后，汉森来了。他是个瘦削的白人，一身飞行员服装，戴着护目镜。十分钟后，帕特森带上汉森，沿着狭窄蜿蜒的乡村小路，疯狂地开车朝六英里外的飞机场奔去。

“桑德拉担心我会闯祸，不知道我会怎样教训那几个小混蛋，她不想让我惹麻烦！”帕特森愤愤地说着，开车猛地转过一个小山丘，继续踩着油门，“她就是不够强硬！她害怕……她不敢告诉我那个杂货店老板总是对她动手动脚。很长时间以后，她才告诉我那个洗碗机修理工总是叫她‘宝贝儿’。他们知道我总不在家。那个修理工这个月已经去过我们家四五次了。洗碗机每星期都要坏。我猜想是他故意把那机器搞得每周坏一次的。上次，我设了个陷阱，等了他45分钟，可他没露面儿。我要去抓住这个家伙，告诉他，‘我要是叫你老婆宝贝儿，你是什么感觉？你肯定觉得鼻子上挨了一拳，是不是？好吧，我就想那么做，如果你再叫她宝贝儿的话。你应该叫她帕特森夫人，如果你和她熟的话，可以叫她桑德拉。但你和她不熟，你得叫她帕特森夫人。’然后我告诉桑德拉，这些男人，也就是这些白人，只想从黑人女人身上找点儿乐子。他们从没想过要娶黑人女人，只是在找点儿乐子……”

此时，他已经把车开到机场的停车场。正前方，一架绿色的单引擎塞斯纳飞机停在铺着草坪的简易跑道上。在与利斯顿进行第二轮比赛前，他买下了这架飞机，并学会了驾驶它。帕特森向来害怕飞行，他的经纪人屈斯·达马托和他同病相怜。帕特森或许是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恐惧。

帕特森18岁时，达马托就接手了他的训练，因此他对于帕特森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达马托今年56岁，是个奇怪但却充满魅力的老人。他沉迷于斯巴达主义，过着一种自我克制的生活，而且总是感到怀疑和恐惧：因此他从不坐地铁，唯恐有人把他推下去；他终身未娶，也从不泄露自己的家庭住址。

“我必须让敌人感到迷惑，”达马托曾这样解释，“当他们迷惑时，我就能为我的选手做更多的工作了。然而在生活中，我并不想得到安全感；当一个人知道他安全的时候，他的感觉就迟钝了，他就开始走向死亡。我也不想让生活中有过多的享乐；我深信，你从生活中得到的享乐越多，你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多。”

直到几年前，达马托一直替帕特森面向公众发言，像一个意大利家长一样，为帕特森经营着一切。但后来的帕特森——这个走向成熟的儿子，开始和父亲心中的形象背道而驰。当他第一次输给利斯顿以后，达马托激励他抵抗到底，并让他开始了飞行训练。在第二场比赛前，他已经克服了恐高症，控制飞行也几乎是个行家里手了。从此他又重新找到了自信。他知道，即使输掉这场比赛，至少还有这架机器可以带着他逃离这个城市。

可惜他并没有完成这项使命。赛后，这架小小的塞斯纳飞机由于负载过多，在开出拉斯韦加斯90英里处，机身开始发烫。帕特森和他的同伴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返航。他们用无线电和机场联络，租用一架大一点的飞机。当他们着陆时，拉斯韦加斯机场的候机室里挤满了赛后离去的人们。帕特森藏在飞机库后面。他的假胡须在提箱里，但没有人看见他。

后来，那个飞行员同伴独自驾驶帕特森的塞斯纳飞机飞回纽约。帕特森则开着租来的大飞机飞回，陪同他的就是泰德·汉森。汉森42岁，离了三次婚，是个友好的内华达人。他曾干过清理农田的活，也当过酒保、酒店舞蹈演员，后来在拉斯韦加斯当上了飞行教练。就在那里，他遇见了帕特森，两人成了好朋友。当帕特森请汉森帮他驾机回纽约时，他丝毫没有迟疑，虽然当晚身体稍有不适——一半是因为利斯顿的胜利让他消沉，一半是因为在酒吧里挨了一个醉鬼的一顿揍。那个醉鬼说了一些这场比赛的风凉话，汉森提出抗议，结果引火烧身。

然而，一上飞机，泰德·汉森就变得注意力高度集中了。他必须这样，因为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空平稳前进了一会儿后，帕特森开始走神了，又想起了拳击场，飞机偏离了航线。汉森提醒道：“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回到航线上好不好？”这时弗洛伊德的头突然一动，回过神儿来，扫了一眼仪表盘。帕特森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只能保持一小会儿。不一会儿，他的脑子就又回到了拳击场，眼前又重现比赛时的情景，他根本无法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在那晚飞离拉斯韦加斯时，我不停地想，想起数月的赛前训练、跑步、练拳，还有那些远离桑德拉的日日夜夜……想起在训练营地的时候。那时我很想一直熬到深夜11点50分，看《午夜剧场》节目中播放的电影，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训练……

“我想起了赛前我的感觉是那么好，躺在更衣室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在想，‘你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也不错。但你出拳时够狠吗？’我告诉自己，‘够不够狠现在并不重要，别去想它了；马上就要进行冠军争夺战了，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天晓得！或许铃声一响，你就会不顾一切。’

“……于是，你躺在那儿，想睡会儿觉……但你总是昏昏沉沉，半睡半醒，不时被大厅里的说话声吵醒。有人在喊‘嗨，杰克’，‘嗨，艾尔’，或‘嗨，第四轮比赛的选手该入场了！’当你听见这话，你会想：‘还没轮到你呢。’因此你躺在那里，胡思乱想，‘明天我会在哪儿？三小时后我会在哪儿？’喔，你会漫无边际地想着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事情跟比赛毫无关系……你会想到，你岳母去年给你买了一套邮票，你付了钱没有？……你会记起，凌晨两点钟，桑德拉拿着奶瓶去喂孩子，绊倒在台阶上……然后，你又会生气地问自己：‘想这些事儿做什么？’……你试图睡一会儿……但那时门却开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嗨，有人要去利斯顿的更衣室去看他们给他缠绷带吗？’

“……于是你知道该做准备了……你睁开眼睛，跳下桌子，带上拳击手套，开始热身。这时利斯顿的教练走进来，他看着你，微笑着。他摸了摸你的绷带说，‘祝你好运，弗洛伊德。’你想到，‘他本来不用那样说的，他是个好人。’

“……随后你走了出去，那是一段很长的路，而且总是那么漫长，你想道，‘当我从这段路回来时，我会怎样？’然后你钻进拳击场。你看见比利·埃克施泰因在场子边，靠在护栏上和别人说话，你看见了记者们，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然后是奏国歌，摄像机对准你了，铃声响了……

“同样的事儿怎么会再度发生？怎么会呢？被击倒后，我不停地想这样的问题……这些年我在糊弄观众吗？……我曾是冠军吗？然后，他们把你带出拳击场……你沿着过道走去，旁边全是人，而你只想赶快回到更衣室……可是，麻烦的是，在拉斯韦加斯那次，他们走错了路。当我们走到走廊尽头时，发现那里没有更衣室。我们必须沿着原路返回，再次穿过同样的人群。这些人肯定在想，‘帕特森不仅是被打败了，连自己的更衣室也找不见了……’

“……到了更衣室里，我的头开始疼了。利斯顿并没有伤着我什么，几天后我只感到牙齿神经隐隐作痛，这一次和以前的比赛都不同。1953年同迪克·瓦格纳[2]的那场比赛中，他下手很重，我被打得连续几天尿血。赛后我走进浴室，关上门，看着镜中的自己，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们开始砰砰地敲门，喊道：‘出来，弗洛伊德，快出来！记者们都在这儿，屈斯也在这儿，出来吧，弗洛伊德。’

“……于是我就出去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但你能说什么呢？你满脑子都是这几个月来的训练，各种体能训练，还有我做出的牺牲。然后你会想：‘我用不着多跑那一英里，用不着多训练那一天，那天晚上我本可以等着看《午夜剧场》节目……我本可以毫无准备地打这场比赛。’”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汉森提醒道，“回到航线上……”帕特森又一次回过神儿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仪表盘上，操纵飞机回到航线上。在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稍事停留后，弗洛伊德和泰德将飞机开回纽约训练营地附近的小飞机场。那架由另一名飞行员驾驶的绿色塞斯纳飞机已经停在那里，并用绳子固定在停机坪上。五个月前，飞机停放的位置与今天完全一样。现在，弗洛伊德要驾驶它去参加另一场战斗。这次是要和斯卡斯代尔那帮掀起他小女儿裙子的小子较量。

帕特森和泰德解开拴飞机的绳子，帕特森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挡风玻璃上昆虫留下的痕迹。然后他绕飞机走了一圈，检查机尾、机身底部、两翼中间和两翼，确保所有螺钉都很牢固。他好像总是疑心重重，这一点肯定会使达马托感到欣慰的。

“如果有人想除掉你，”帕特森解释说，“他只需拧掉这些小螺丝。当你驾驶飞机要着陆时，机翼脱落，飞机就坠毁了。”

随后，帕特森钻进飞机座舱，发动引擎。几分钟后，汉森坐在旁边，帕特森开动飞机，滑过草地跑道，掠过机场尽头的荒草，升入空中，翱翔在平缓的小山和森林之上。他的起飞很漂亮。

到韦斯特切斯特机场只有45分钟的路程，桑德拉开车在那里等着。飞机一直由帕特森驾驶，一路很顺利。突然，飞机穿过云层，闯入一片浓烟里。下面的森林起火了，浓烟中的能见度很低，他只能依靠仪器操纵飞机。

恰在这时，一只在机舱后面嗡嗡乱飞的苍蝇飞到前面来，落在他面前的仪表盘上。帕特森盯着这只苍蝇，看着它慢慢地爬上挡风玻璃，朝着玻璃迅速一击。没击中。苍蝇安然飞过他的耳畔，蹿到机舱后方，嗡嗡地盘旋着。

“这烟不会再上升了，”汉森肯定地说道，“你可以水平飞行了。”

帕特森开始水平飞行。

他轻松地驾驶着飞机往前飞。一会儿，那只苍蝇又飞了过来，在帕特森脸前飞来飞去，落在仪表盘上，并在上面爬行。帕特森眯起眼盯着它，然后他迅速出右拳，狠狠地砸下去——又没打着。

十分钟后，他仍怒气未平。他开始让飞机下降，操起无线电话筒：“韦斯特切斯特指挥塔……塞斯纳2729……西北三英里处……在1-6区着陆……”顺利着陆后，他迅速爬出机舱，朝候机室外的那辆旅行轿车大步走去，妻子在那里等着。

这时候，一个叼着烟的小个子男人朝帕特森走来，向他挥着手，问道，“嗨，请原谅，你难道不是……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

帕特森停住脚步。他凝视着那个人，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他不明白那是玩笑还是侮辱，他有些不知所措。

“你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那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

“不是。”帕特森说着，急步走了过去，“我是他弟弟。”

当他走到车前时，问道：“离学校放学还有多长时间？”

“大概15分钟吧。”她说着，发动了引挚。然后她又说：“喔，弗洛伊德，我应该告诉修女，不告诉不合适。”

“你去告诉修女，我去教训那帮小子……”

帕特森夫人急速驾车驶入斯卡斯代尔，路上帕特森摇着头，对后座的汉森讲：“我真弄不明白这些孩子。这是一所宗教学校，那里的一块玻璃窗就要花2万美元。然而，那里的有些人却抱着种族偏见。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和犹太人并肩战斗，还有……”

“噢，弗洛伊德，”妻子喊道，“弗洛伊德，我得在这儿生活……你不在这儿……你不住这儿。可我……”

他们到学校时，正好放学铃响。这是一座建在山顶上的现代建筑，前面有一尊圣徒像矗立在草坪上，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架。“珍妮过来了。”帕特森夫人说。

“快，叫她过来。”帕特森说。

“珍妮！到这儿来，亲爱的。”

小珍妮穿着蓝色的校服，戴着帽子，胸前抱着几本书，从小路那头朝旅行轿车跑过来。

“珍妮。”帕特森边说边拉下车窗，“谁掀你裙子，指给我看。”

珍妮转过头看见几个学生走过来，他们大约12岁到14岁的样子，于是她指着其中一个又高又瘦、长着鬈曲头发的男生，旁边还有四个男孩子。

“嗨，”帕特森朝他喊道，“我能和你谈会儿吗？”

五个男生一起来到车旁。他们盯着帕特森的眼睛，好像一点也不害怕。

“就是你掀我女儿的裙子？”帕特森问那个男孩。

“不是我。”男孩从容地说。

“不是你？”帕特森听到这个回答，解除了警惕。

“不是他，先生。”另一个男孩说，“或许是他弟弟。”

帕特森看了一眼珍妮。她哑口无言，犹豫不定。五个男孩站在那儿，等帕特森做决定。

“好吧，你弟弟在哪儿？”帕特森问道。

“嗨，小孩儿！”其中一个喊着，“过来。”

一个男孩向他们走来。他和他哥哥长得很像，上翘的小鼻子上长着雀斑，蓝色眼睛，深色的鬈曲头发。他走近轿车时，似乎同样没有被帕特森吓倒。

“是你掀我女儿裙子了？”

“没有。”小孩子说。

“没有？”帕特森重复着，有些失望。

“没有，我没有掀她裙子，我只是碰了一下……”

其他几个男孩子站在汽车周围，注视着帕特森，别的学生也围了上来。帕特森看见附近有几名白人家长站在他们的车旁，他反应了过来，开始用手指紧张地敲着仪表盘。如果他大声叫喊，肯定会是一个不愉快的场面，也就很难不失体面地退出。所以，他的声音柔和了下来，说道：

“我说，孩子，我想让你住手。我不会告诉你妈妈，那样你就麻烦了。别再这样做了，好不好？”

“好的。”

男孩子们平静地转过头去，一块儿朝着大街走去。

桑德拉什么也没说。珍妮打开车门，挨着爸爸坐在前座，掏出一张蓝色的小纸片，递给帕特森夫人，那是一个修女让她转给妈妈的。弗洛伊德一把抢过去看了起来。然后他停住了，放下纸片，轻轻地吐出几个字：“她不做礼拜……”

现在帕特森想离开斯卡斯代尔，回到训练营地。他们路过帕特森家，接上3岁的小弗洛伊德·帕特森，再由帕特森夫人开车把他们一起送到机场。珍妮和小弗洛伊德坐在飞机后面，和帕特森一起飞回训练营地。帕特森夫人独自驾车前往。她打算晚上接上孩子们一起返回斯卡斯代尔。

弗洛伊德回到营地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树影罩在俱乐部房子的上面；网球场上长满了杂草，白房子前面一辆车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寥。这里真像是个失败者的营地。

孩子们跑到俱乐部里面去玩，帕特森则缓缓地朝他的住所走去，去换训练用的衣服。

“我能拿那帮学生怎么样呢？”他问，“对那个年龄的孩子你又能怎么样？”

这似乎让他很心烦——那些小子厚颜无耻；这让他意识到，某种程度上，他又输了；如果那些小子胆敢为难利斯顿家的孩子，他们早就会被打得在校园里抱头鼠窜了。

帕特森和利斯顿一样，都在贫民窟长大，都干过盗窃的行当。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里，在一名温柔的黑人老处女的帮助下，帕特森改掉了恶习；后来他皈依了天主教，并且学会了不去憎恨他人。再后来他买了本词典，他的词汇里又多了像“世事无常”和“奥秘”这样的词汇。当他从约翰逊那里夺回冠军宝座时，他成为全国城市联盟[3]中的黑人之星。

他向世人证明了，一个黑人不仅能从贫民窟崛起，成为一名成功的运动员，而且能够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具有高尚情操、遵纪守法的公民。然而，在他努力证明这一点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引以为豪的过程中，他似乎也失去了部分自我。他失去了过去的贪婪，改掉了自己的坏脾气。他一边走上公寓台阶，一边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利斯顿赢得冠军后，我一直希望他也能变成个‘好人’。那样会减轻我的责任感，或许我就可以再当坏人。但他没有……当你赢了，当好人很不错；可当你输了时，当好人可不怎么舒服。”

帕特森脱下衬衫和裤子，把写字台上的书推到一边儿，放下手表、手链和一叠钞票。

“你经常读书吗？”他被问道。

“不，”他说，“你知道吗，有生以来，我从没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我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当今作家写不出什么让我感到新鲜的东西；我是说，这些作家没一个比我感受更深，我从他们那儿什么也学不到。在我看来，鲍德温[4]似乎与众不同。他最近在做什么？”

“他在写一个剧本，据说安东尼·奎恩[5]会在里面有个角色。”

“奎恩？”帕特森问。

“是的。”

“奎恩不喜欢我。”

“为什么？”

“我在报纸上读到或者听人们这样讲过，据说奎恩曾说我和利斯顿的比赛很不光彩，说我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人们总是这样说——别人本可以做得更好！可我认为，如果让他们参加比赛，也许他们连开赛前的那段时间都熬不过去。比赛前一天晚上，他们可能会彻夜失眠、酗酒或吸毒；他们可能还会心脏病突发。我敢保证，如果我和奎恩交手，我不动就能让他崩溃。我什么也不必做，只需给他施加压力；我会傲视他，逼近他。我不出手，就能让他失去斗志，让他垮掉。可是奎恩岁数不小了吧，是不是？”

“40多岁了。”

“好吧，无论如何，”帕特森说，“还是说说鲍德温吧，他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家伙。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在芝加哥同利斯顿的那场比赛前，他来过我的营地。你要是在街上碰到鲍德温，你准会问‘这个可怜的笨蛋是谁呀？’——他好像不是他自己。我给不认识我的人也是这种印象。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真想哪天能和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帕特森穿上短裤和运动鞋，弯腰系上鞋带，然后从衣橱抽屉里拿出一件T恤，上面印着“多维尔”，他有好几件T恤都印着这个词。他精心地保存着，那是他生命中顶峰时期留下的纪念。它们来自迈阿密滩的多维尔酒店。1961年3月，为了和英厄马尔·约翰逊进行第三次比赛，他在那儿训练过。

那个冬天是弗洛伊德拳击生涯中最受崇拜、最受欢迎的时候。他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他的经纪人送了他一顶价值3.5万美元的珠宝桂冠，报刊上到处都是体育评论家歌颂他丰功伟绩的文章。可有一件事却鲜为人知：他偷偷地藏着假胡须，如果在第三次比赛中输给约翰逊，他就打算粘上胡须，逃离迈阿密滩。

就在第一轮被约翰逊打败之后，他觉得蒙受了耻辱，意志随之消沉，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偏远小旅馆里躲了好几个月。同时他暗下决心，如果下一场比赛输给约翰逊，就不再公开露面。于是他买来那些假胡须，计划输掉比赛后戴上它溜出更衣室。他还计划在观众中停留一会儿，或许还可以对比赛大声发两句牢骚。然后，他就可以在夜色中偷偷地走开，钻进等在外面的汽车。

在与约翰逊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比赛，以及后来在多伦多迎战一个名叫汤姆·麦克尼利的无名重量级拳击手时，虽然事实证明没有必要赛后伪装，帕特森还是带着那些假胡须；同利斯顿第一轮赛后，他不仅戴着它开车从芝加哥到纽约走了30个小时的路程，而且还戴着它飞抵西班牙。

“我登机时，你根本认不出我，”他说着，“我戴着假胡须、眼镜和帽子，走路时还摇摇晃晃，这样让我显得衰老些。我独自一人旅行，不在乎坐的是什么飞机，抬头看见候机室的牌子上写着‘到马德里’，就买票上去了。

“到马德里后，我找了一家旅馆，用‘阿龙·沃森’的名字登记住宿。我在那里待了四五天。白天我到城市的贫民区逛游。我一拐一拐地走，东瞧瞧，西看看，瞅什么人都好奇。人们也盯着我看，肯定认为我疯了，因为我走得慢悠悠的，还用那种眼神盯着人看。我在旅馆房间里吃饭。有一次我去饭店吃饭还要了汤。我讨厌喝汤，可一想到老人爱喝汤，于是我也就喝了起来。这样过了一周，我真觉得我变成另一个人了。我开始深信这一点了。偶尔一次装扮别人的经历，感觉真不错。”

帕特森没有说明怎样登记了一个和护照不符的名字，他仅仅解释为：“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干。”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运动衫外面披着黑色的丝质长袍，说道：“你一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这么做。啊，我也想知道。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内心，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懦弱的一面。当你独自一人时，它就暴露得越发明显。我猜想，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并且似乎不能战胜自我，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是个胆小鬼……”

他停下脚步，默默地站在房子中间，想着他刚才所说的话，或许在想他是否该说那样的话。

“我是个胆小鬼，”他轻轻地重复着这句话，“然而，我的拳击生涯和这个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是一名拳击手，甚至是冠军，但仍然可能是个胆小鬼。那晚我从英厄马尔那里赢回冠军称号时，我或许就是个胆小鬼。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那时我还在打业余赛，我和那个大块头的朱利叶斯·格里芬比赛。我只有153磅，简直要被吓呆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钻进拳击场。他朝我走来，走近我……从那时起，我就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记得的唯一一件事是看见他躺在了地板上。后来有人对我说，‘伙计，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你跳到空中，用拳连续猛击，出拳达30次，而且每拳都挥得不一样……’”

“你什么时候开始认为自己是个胆小鬼的？”有人问。

“在同英厄马尔第一轮比赛后。”

“怎样才能看出你说的那种‘懦弱’呢？”

“当一个拳击手被击败时，你就能看到。比如说英厄马尔，他就不是懦夫。他在迈阿密输掉第三轮比赛后，还去枫丹白露参加了一个聚会。我要是输了，绝不会去参加什么聚会的。我不明白他怎么就……”

“利斯顿会是个懦夫吗？”

“那还要等着瞧。”帕特森说，“有人打败他后，我们就会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怎样对待失败。胜利时做什么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失败时才能看出真实的自己。被打败时，我不敢面对人们。我没有勇气对他们说出‘我已经尽力了，很抱歉’之类的话。”

“你现在还憎恨谁吗？”

“我只恨过一个人，”帕特森说，“那就是打第二轮比赛时的英厄马尔。在那之前，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对他恨之入骨。并不是因为第一轮比赛他打败我，而是因为那场比赛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他在公众场合大肆吹嘘，在电视上炫耀他的右勾拳，他惊雷般的右勾拳，他的‘惊雷和闪电’。我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他，当时就恨死他了。憎恨，这是一种悲惨的感觉。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憎恨时，他的心态不可能平和。整整一年我都在恨他，他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切，夺走了我的一切，他还要不停地炫耀，戳人痛处。第二轮比赛的那个晚上，在更衣室里我就迫不及待了，想要冲进拳击场，与他一决高低。他进拳击场时慢了一些，这时我想：“他在吊我口味，想让我心慌意乱。好吧，我要打败你！”

“同利斯顿的第二场比赛你为什么不恨他呢？”

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你瞧，如果利斯顿现在走进这个房间，给我一个耳光，你就会看见一场搏斗，一场你从未见过的殊死搏斗。因为，此时我有个原则——我会忘记他是个人，我也会忘记自己是个人。我只会以牙还牙。”

“弗洛伊德，你成为一名拳击手会不会是个错误？”

“你指什么？”

“噢，你说你是个懦夫；你说你容不得憎恨；今天下午在斯卡斯代尔，你并没对那些孩子大发雷霆。你不觉得你更适合做其他工作吗？比如做一名社会工作者，或者……”

“你是说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比赛吧？”

“是的。”

“噢，”他并没对这个问题感到生气，说道，“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拳击。它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我也可以问你同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每当你写了一个糟糕的故事就再也不写了吗？’至于我最早是怎么成为一名拳击手的，噢，让我想想看怎样解释……你看，打个比方，你在一个空屋子里待了许多天，没吃没喝，然后有人把你带到另一间屋子，里面摆满了吃的东西……你会吃掉你能拿到的第一个东西。你知道，人们往往会饥不择食。因此我选择了离我最近的东西，那就是拳击。有一天，我到一个体育馆闲逛，和一个男孩练拳击，把他打败了。然后，同另一个男孩打，也把他打败了。后来我不停地比赛，不停地赢。于是我想，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做的事情！

“我并不是个虐待狂，”他迅速补充道，“但我喜欢把别人打败，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不论拳击是不是一项体育运动，我都想把它当成一项体育运动，因为这是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拳击的要求是什么呢？是牺牲，仅此而已。对于来自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泰弗森特地区的人来说，牺牲太容易了。因此我不停地比赛，有一天成了重量级拳击赛冠军，才结识了像你这样的人。你想知道我怎样做出这些牺牲，怎样放弃生活中的许多享乐吗？你不知道我的出身，也不知道现在的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那时，我大约8岁，我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偷来的。我靠偷窃为生，我也真的活下来了，但我似乎非常厌恶自己。母亲说我过去常常指着卧室里一张自己的照片说，‘我讨厌那个小子！’有一天，母亲发现那张照片上有三个用钉子或什么东西划出的‘×’，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像条寄生虫。父亲是码头装卸工。我记得每天晚上他回来时都疲惫不堪，母亲把饭端上来时，他因为太累，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见此情景，我心里感到特别难受。那时，我总是会把他的鞋子脱掉，给他洗脚。我只能做到这个。我感觉糟透了，因为我待在那儿，不上学，无所事事，只是等着父亲回来。星期五晚上我的感觉就更糟了。父亲会带着薪水回来，他把每一个硬币都放在桌子上，这样母亲就可以为孩子们买食物了。我从不围在旁边看，我会跑开或藏起来。后来我决定离家开始行窃——我真的那样做了。我从不回家，除非我带点儿我偷到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溜进了一个时装店。那是凌晨两点，我偷了一摞女装。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扛着这些衣服翻墙，想着这些衣服都是一个尺寸——我母亲的尺寸。当时真以为警察看不见我。可他们看见了我，头上顶着一摞衣服走在街上。后来……我就进了少年劳教所。”

弗洛伊德·帕特森的孩子们一直在俱乐部外面玩，时间长了可能有点不耐烦了，开始喊他，珍妮也开始来敲门。于是帕特森抓过皮包，里面装着拳击手套、护齿和快干胶带，带着孩子们从小路向俱乐部走去。

到了俱乐部，帕特森把舞台后面钢琴旁边的电灯打开。琥珀色的灯光倾泻在昏暗的房间里，照亮了拳击场。他走到房间另一头的拳击场外，脱掉长袍，在松香粉里搓了搓脚，钻过护绳，开始在污迹斑斑的镜子前练拳。他出拳迅猛，一套左勾拳，右勾拳，左勾拳，右勾拳。每出一拳都伴随着“嗨——嗨——嗨——嗨”的喘息声。然后，他戴着拳击手套，走到房间另一头的角落里，那里有个皮沙袋，很快房间里就回荡起打击沙袋时发出的有节奏的沓沓声——沓——沓，哒——哒——哒；沓——沓，哒——哒——哒；沓——沓，哒——哒——哒。

孩子们从酒吧里搬来两把粉色的皮椅，坐在场子边，敬畏地看着他们的父亲。有时父亲将沙袋上打得那么狠，孩子们都被吓得缩在椅子里了。

多年以后，或许人们会回忆起这些：在荒凉的小山脚下，一个孤独的、浑身汗水的黑人，在一个角落里刻苦练拳，那里曾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直到有一天，这个俱乐部衰败，油漆开始脱落，黑人被允许进入。

当弗洛伊德继续左右出拳，拳击手套击在袋子上时，他的女儿悄悄跳下椅子，绕过拳击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那里，酒吧的另一头，十几张桌子前面，有一个舞台。她爬上舞台，站在麦克风后面，沉静了很长时间后，模仿报幕员大声说道，“女士们——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向大家介绍……”

她向四周看了看，不知所措。这时，看到她的小弟弟也跟过来，她就招手让他上台来，紧接着又开始说：“女士们——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向大家介绍……弗洛伊德·帕特森。”

突然，另一个房间打击沙袋的砰砰声停止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珍妮依然站在麦克风后面，看着台下她的弟弟，说：“弗洛伊德，上来！”

“不！”他说。

“噢，上来！”

“不！”他喊道。

弗洛伊德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别闹了，一会儿我带你们俩去散步。”

他又继续训练——沓——沓，哒——哒——哒——孩子们又回到这边来。但珍妮打断他，问道：“爹地，你怎么出汗了呢？”

“水落在我身上了。”他说着，并没停下来。

“爹地，”小弗洛伊德问道，“你从前怎么往地上吐水呢？”

“不想让嘴里有水呗。”

他正要去打那个重一些的沙袋，听见帕特森夫人的汽车开过来了。很快，她到了帕特森的房间，为他打扫房间，整理枕头，清洗水槽里放着的茶杯。一小时后，全家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又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晚上10点钟，帕特森夫人清洗完所有的盘碗，把垃圾倒在垃圾桶里——垃圾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浣熊和臭鼬来了为止。

随后，夫人帮孩子们穿好衣服，把他们带到旅行轿车旁，和丈夫吻别。之后，帕特森夫人开车沿着土路向高速公路驶去。帕特森挥了挥手，站了一会儿，目送妻子开车离去，看到尾灯消失，才转过身，慢慢向那所房子走去。

[1] 英厄马尔·约翰逊（Ingemar Johansson，1932—2009），瑞典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赛冠军。

[2] 迪克·瓦格纳（Dick Wagner，1926—2006），美国次重量级拳击手。1953年他与弗洛伊德·帕特森交手两次，均告负。

[3] 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全称为黑人城市状况促进全国联盟（National Leagueon Urban Conditions Among Negroes），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旨在保障黑人在教育、就业、住房、健康和福利等方面机会平等的无党派民权组织。

[4]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有《告诉我火车开了多久》《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乔凡尼的房间》等。他的作品多有猥亵和同性恋的描写，试图通过复杂的性关系反映美国的种族问题。

[5] 安东尼·奎恩（Anthong Quinn，1915—2001），出生在墨西哥的演员，曾凭借电影《萨巴达传》和《梵高传》两度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出演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

乔舒亚·洛根的柔软心灵

剧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观众席中闪耀着珍珠和宝石的光芒，站在高处望去如同从飞机上俯瞰夜幕下城市中如豆的灯光；音乐响起，帷幕渐渐地拉开；男士们纷纷落座，排排黑色的领结好像振翅欲飞的蝴蝶。这里正举行着音乐剧《总统先生》（Mr.President）的首映式。虽然巡演后得到的剧评很糟，今晚在百老汇的演出也效果平平，但身着裘皮大衣的观众仍然在剧终后跑到后台，脸上还带着观看首场演出时的激动神情，向导演乔舒亚·洛根[1]道贺：“亲爱的，你真了不起！”“乔舒亚，祝贺你！”“太精彩了，乔舒亚，棒极了！”

洛根知道他们心里并不这么想，他们自己也明白，初演的这几个晚上，导演和观众几乎没有说真话的想法。剧评家在报纸上猛烈抨击这次演出，《美国周刊》的约翰·麦克莱恩问道：“万无一失的洛根先生怎么也有今天？”

万无一失的洛根先生其实是很乐意回答的，但在排演期间，他的同事们拦住了他，毕竟这个答案于事无补，也不光彩。所以，到了现在1962年秋天，在连续遭受了三次打击之后（另外两部是《全体美国人》［All American］和《有一个小女孩儿》［There Was a Little Girl］）他清楚地知道，八个星期后要上演的那部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萨迪餐厅已经有人在说他的执导风格正流于粗俗了。在排演《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2]（下略《猛虎》）的过程中，朋友们注意到他所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使他们很担心。1941年和1953年，他曾在精神病院中接受过治疗。

从《猛虎》排演的第一周起，四十五街的布斯剧院就充满了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人们的心理反应捉摸不透，似乎是在怀疑洛根的能力，并且嫉妒彼此的角色。克劳迪娅·麦克尼尔是《猛虎》的女主角，一个高大黝黑的女人，整日默默地盯着洛根，打量他。从她的态度看，她似乎能洞察他那秘密的懦弱面，并拥有能击垮他的力量。54岁的洛根，鹤发银须，是个大块头，对人却很随和，脸色有些苍白地站在这位黑人女演员面前。《猛虎》的故事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它讲述了一个母亲如何让她的孩子们生活在她创造的梦幻世界里的故事。排演一天天地继续，越来越多的记忆涌入洛根的脑海。他记起路易斯安那的曼斯菲尔德，想起在外祖父的棉花种植园里度过的时光。那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彪悍的青年，站在马背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穿过曼斯菲尔德大街，这是他的梦想。但他在真实生活中，却找不到一点和他心目中的英雄的相似之处。

他自视为一个柔弱无能的孩子。自父亲英年早逝，他就由外祖父抚养，几乎是在女性亲眷的严密看管下长大的。妹妹玛丽·李时时刻刻为他操心。他的黑人保姆艾美·莱恩经常对他发脾气，还从厨房的窗户看着他，操着南方口音说：“夫人，他走路活像法官老洛根！”他的母亲苏珊则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读诗歌给他听，费尽心思让他远离那些污秽粗俗的东西。一天下午，一场宗教电影看到中间，在友第德砍掉赫洛弗尼斯的脑袋之前[3]，苏珊·洛根不想让乔舒亚看到这一幕，把他推到座位底下，挡住他的视线，小声但清晰地说：“想象你眼前是一片长满了黄色雏菊的田野。想象你眼前是一片长满了黄色雏菊的田野！”

苏珊·洛根是位有教养的南方女子。她的家人和她已故的第一任丈夫（他也叫乔舒亚·洛克伍德·洛根）的家族一样，最初定居在南卡罗来纳州。乔舒亚·洛克伍德一世是从英格兰的肯特郡移居美国的，18世纪中期死在离查尔斯顿16英里的地方。送葬的一行人抬着尸体在离城还有九英里的地方，曾遭到一群恶狼袭击，只好把他的尸体埋在路旁。洛克伍德的遗孀受此打击，很快返回英格兰。但数年后，她的一个也叫乔舒亚的儿子回到查尔斯顿。在这里，他的家人和本地的另外两家——洛根家和李家相处融洽。随后几家结下了姻亲。因此，苏珊这位李姓家族的后裔，既是这位百老汇导演的母亲，也是他的表亲。

1830年代，洛克伍德、李、洛根几家的分支从南卡罗来纳州搬到亚拉巴马州，苏珊的父亲在那里开辟了棉花种植园。丈夫死后，她带着3岁的儿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玛丽·李，还有管家艾美·莱恩，来到父亲的种植园。

苏珊瞧不上曼斯菲尔德这个未开化的城镇，这里到处留有拓荒者的足迹，充斥着家族间的恩恩怨怨，酒馆里滋事生非，没有任何古老南方的优良传统，却带着蛮荒西部的一些特征，不讲礼仪，野蛮粗暴，和她梦中的查尔斯顿相差甚远。苏珊尽最大努力不让乔舒亚染上这个城镇的恶习。终于有一天，可能是马戏团来巡演的那一天，洛根看见一个人放开缰绳稳稳地站在马背上，穿过曼斯菲尔德大街——精彩极了，完美平衡；一个自由的人，不依赖缰绳。

乔舒亚·洛克伍德·洛根长成一个少年时，外祖父开始向苏珊抱怨，孩子要被她养成娘娘腔了。乔舒亚很敬爱外祖父。“为了让他高兴，我可以把塔巴斯哥辣椒酱放在牛奶里喝。”他说。他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泳健将，参加了“查理斯大力士”的健身课程，随后还去了印第安纳的卡尔弗军事学校念中学——因为他的母亲在1917年和那里的一名教师霍华德·F.诺布尔上校结了婚——并成为一名拳击手。受到诺布尔上校的鼓励，他在拳击场上刻苦训练，陆续赢得排级、连级、营级甚至团级的拳击冠军称号。后来他将《紫藤树》（The Wisteria Trees）一剧献给诺布尔上校。然而每一次他赢得比赛，手被裁判高高举起时，他总是埋怨自己，“噢，上帝！”——获胜意味着他不得不和其他人争夺打斗，而他恨透了这一点。

卡尔弗的课程结束后，母亲又把他送进普林斯顿大学，因为该校“很不错”，“酗酒现象要少得多”。在那里他成了三角俱乐部[4]的主席。毕业后，又在莫斯科师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戏剧导演。六个月后，洛根在纽约定居，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戏剧导演。诺布尔上校去世后，母亲来到纽约，和他住在一起。后来，当他同时导演两部剧作时——晚上在新泽西排一部，另一部白天在纽约——他的母亲每天早晨都会在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带着一品脱橘子汁儿迎接他。一个和他很熟的朋友说：“乔舒亚摆脱母亲的唯一办法，就是进精神病院的大门——那门一直是锁着的。”

1941年，由于极度劳累，情绪低沉，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不得不住进费城的一家疗养院。1942年年末，他重返百老汇，成功地导演了《朱庇特》（By Jupiter）。1953年，在排演《好心的先生》（Kind Sir）期间，又与代理人和律师争论米切纳[5]的小说《莎扬娜拉》（Sayonara）的电影版权问题，结果使他又一次精神崩溃；一年后，他恢复了健康，成功地导演了另一部剧作《范妮》（Fanny）。

九年过去了。在《猛虎》一剧的排演中——它是由彼得·S.费尔伯曼的小说《没有曙光的地方》（A Place Without Twilight）改编成舞台剧的——乔舒亚逐渐发现，这个故事，尤其是其中的角色，总会勾起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他同时感受到来自演员的“威胁”，特别是克劳迪娅·麦克尼尔，他觉得她的一举一动酷似艾美·莱恩。他会记起曼斯菲尔德——那是他的心病和儿童时期复杂心理的根源。有人曾揣测，这出剧是他承受不了的一次重游故地。可他需要这部作品成功，此外还有好多事等着他做，有日常生活的琐事，也有筹集资金的要事。他和妻子内达收留的两个孩子正在私立学校读书，东河旁的豪华别墅需要维修，还有他的剧组，他的电影公司，他的司机，他的厨师，他的心理医生——他每周有五个早晨得去拜访，还有康涅狄格家的宽敞庭院和修剪精美的花园需要照看。虽然洛根每年在此有50万美元的进项，但还是有点入不敷出。有一天晚上《猛虎》排练结束后，洛根精疲力竭地离开剧院时说：“我拼命工作，就是为了那该死的花园和心理医生！”

他对演员并不严厉，当他们接不上台词时，他仍保持耐心。他教给他们“西南部”的发音：“在那边人们把路易斯安那说成‘路艾兹爱那’。”他总是努力缓解（或至少试着）演员们的紧张情绪，讲一些他从前在百老汇导演其他剧作时的趣事，说起《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玛丽·马丁，谈到《罗伯茨先生》（Mister Roberts），他充满了激情；至于说到导演《猛虎》一剧，能否成功地将它搬上舞台，他没有把握，所以随时都欢迎任何演员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我不是操纵木偶的人，”他对演员们说，“我只是个编导，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观众，一个朋友，一个给予人们鼓励的人；没有人惧怕我——或者因为我而发火。”

结果，在排演的第二周，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幕的部分台词有所改动，演员们必须忘掉旧台词，记住新台词。而且他们还不满意那个象征着老虎、四处徘徊的小男孩的主要角色给了阿尔文·艾利，一个舞蹈演员。洛根的许多同事，每天坐在黑暗的剧院里看着台上的一切，脾气都变坏了。

“真该死！乔，阿尔文走路一点也不像猛虎！”

“是的，”洛根承认，“他有点儿像尼金斯基[6]。”

“你得找黑人马龙·白兰度来演那个角色。”

“是的。”洛根说。

“三周后就要上演了！”

“我的天啦！”费尔伯曼叫道。

“好了，别着急。”联合制片人奥利弗·史密斯说。

“我很着急。”洛根说。

第二天，艾利和黛安娜·桑德斯排演调情的一幕，戏中黛安娜曲线毕露，不时扭动屁股。演完后，艾利突然奔向舞台的另一边，躲在幕后的一个角落，将脸埋起来。整个剧场顿时鸦雀无声，一秒钟后，慢慢地，一阵高亢的狂笑声在剧院里回荡，很快变成一种无法抑制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呜咽。每个人都惊呆了，所有人都一动不动——舞台上和整个乐队。

最后，本来坐在剧场后面的彼得·费尔伯曼，急忙冲向过道，快步走向第七排的洛根。

“乔瑟，”费尔伯曼低声说，“你得做点儿什么了！”

“我能做什么？”洛根一边说，一边用手搔着他那花白的头发，“他只能自己走出来。”

“排这出戏我需要点安定。”坐在过道对面的助手乔·柯蒂斯说。

“问题是……”洛根说，“我会把药都吃掉的。”然后他摇了摇头。艾利还在抽噎，克劳迪娅在安慰他。洛根对柯蒂斯说：“你知道吗，我从这儿得到了一种错位的愉快。阿尔文所做的正是我想做的——躺下来大哭一场！”

但洛根、费尔伯曼、奥利弗仍然认为艾利能演好这个角色，至少他看起来相当适合：有一身健美的肌肉，比桑尼·利斯顿还要强壮；再说，现在去找一个演猛虎的人为时已晚。洛根觉得，如果剧本写得再感人些，或许演员会更有信心。因此，随后的三天，洛根和费尔伯曼躲在台下的一个小屋里修改剧本——删掉了一些书卷味太浓的情节，观众可能想看一些打斗的片段。

“洛根到底在哪儿？”克劳迪娅嘟嚷着。那是制片经理戴维·格雷监督排演的第三个上午，克劳迪娅仍然对洛根午后早早离开了剧场而愤愤不平，她觉得“有礼貌才能受到尊敬”，他起码也得让她知道那天他不会来了。洛根在其他地方修改剧本，放下排演不管，克劳迪娅怒火中烧。其他演员在台下围住她，这情景就像戏中的一个家庭一样，她吼道：“洛根应该在这儿！我们不能没有导演！”

“我们的面子要丢光了。”黛安娜·桑德斯说。

“那他也一样！”克劳迪娅怒气冲冲地说，“如果这次演出失败，要是把责任推在我身上的话——哼！他也不敢——我就打电话给《邮报》的萨利·哈蒙德，或者给《论坛报》那个家伙——他叫什么来着？就是娶了那个女演员的——摩根斯顿，就是他，我要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听他的那九个笑话！什么‘路艾兹爱那’。三天了，连他人影也没见！”

其他人都频频点头，她接着说：“剧本应该在晚间改！他晚上到底在搞什么鬼？狗屎！人们都以为我在《阳光下的葡萄干》[7]中已竭尽所能，再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不，那不公平……我吃够了苦头，和一群毛孩子一块演戏，还得为我整个种族负责，我在这儿干了30年了……这个人，洛根，却连他妈的人影也不见！”

几分钟后，门开了，洛根走进来，而后跟着费尔伯曼，拿着刚改过的第一幕剧本。洛根挥了挥手，从舞台侧翼的台阶下来，向正厅走去，走到剧场后面。克劳迪娅一直盯着他，她等待着，不到十分钟，她看到了机会。

克劳迪娅正念着她的独白，瞥见洛根和费尔伯曼在耳语。这就好像艾美·莱恩抓住了乔舒亚刚伸进甜饼罐的那只小手。克劳迪娅勃然大怒，她朝着联合制片人奥利弗·史密斯喊道：“洛根先生在讲话，我演不下去了！”

“我没有讲话。”洛根从后面大吼，声音尖锐而气愤。

“你在讲话。”克劳迪娅说，“连你说什么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没讲话。”他坚持道，“是别人在讲，不是我！”

“是你在说话！”她喊到，耸起双肩，咄咄逼人地盯着他，“我念台词的节奏都被你打乱了！”

“你瞧，”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奥利弗坐的地方，对她说，“我不想惹你生气！”

“是你在生气，不是我！”她说。

“好吧，我受不了！”

“你是想让我走么？”她带着挑衅的口吻问道。

“你看，”他温和地说，“这儿的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你这样发火我真的受不了。你想让我们怎么办，不演了？”

克劳迪娅转过头去，又耸起双肩，踱来踱去。

“现在，”洛根试图缓解一下气氛，因为他注意到台上的其他演员像被固定了的、哑掉的雕像似的站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回去重新开始？”

“我办不到，”她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乱了我的节奏。”

“噢，奥利弗，”洛根呻吟着，他的手放在前额上，“我不能忍受别人发火！”

“好了，”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是我的问题！”洛根尖声叫着。

剧院里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幸好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她慢腾腾地走开一点，就像一个相扑运动员等待裁决一样。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过后，大伙的怒气消了一点，克劳迪娅又念起了她的独白。戴维·格雷喊道：“落幕！”大家都松了口气。到了休息的时间。

洛根手揣在衣袋里，站在布斯剧院外面，秋日的冷风掠过他花白的长发。他说：“我对克劳迪娅的诸多容忍是因为我信任她，欣赏她的创造才能，我不想让它冻结，虽然我知道我和她之间有隔阂。

“你知道吗，”他接着说，“每当艾美·莱恩生气时，她的脸就变得死灰；她高兴时，脸色是棕色的，有时是紫色的。她生气时总是吓唬我，高兴时又总是帮助我，给我穿衣，系鞋带，给我缝扣眼儿。现在，我拿到这个剧目，总好像看见了艾美·莱恩死灰的脸。我真想帮她——我必须帮助她——理顺那些具有创意的鞋带和扣眼儿。有时，我真不知道我是否强大到可以帮到她。”

他沿着剧院旁的舒伯特大道，边散步，边做着深呼吸。“这很有趣，”最后他说，“导演这部戏实际上我还是很高兴的，或许是因为黑人。从某种角度讲，至少，我在弥补……别人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带来的那种感觉。我小的时候很想成为一名黑人，我记得他们甜甜的笑容、温柔的声音，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自由自在。他们可以赤着脚，光着身子肆无忌惮地疯跑，他们用不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用不着每周去三次教堂，用个时髦点儿的词说，他们用不着去‘符合社会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缓缓地说，“他们统治着我们——把我们禁闭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他们比我们强大，弱者的强大；只是他们并非弱者，他们拥有忍辱负重的力量。”

洛根又回到昏暗的剧院。台上还在排演，背景是路易斯安那简陋的房屋，演员们在灯光下穿过花园。克劳迪娅的声音柔和了许多，因为几天前嗓子受了轻微的损伤。但这幕戏快结束时，她又扯开嗓门喊开了。洛根和蔼地说：“克劳迪娅，轻声点。”

她没回答，只是和台上另一个演员小声嘀咕。

“克劳迪娅，小声一点。”洛根重复说。

她假装没听见。

“克——劳——迪——娅！”洛根大叫，“你不是在报复吧，克劳迪娅？”

“是的，洛根先生。”她用一种柔和但讽刺的口吻说道。

“我受够了，克劳迪娅！”

“是的，洛根先生。”

“别再说‘是的，洛根先生’了！”“好的，洛根先生。”

“你这个无可救药的粗鲁女人！”

“是的，洛根先生。”

“你这头野兽！”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兽小姐！”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兽小姐！”

突然，克劳迪娅不说话了，她意识到他在叫她野兽；她脸色变得死灰，目光冷峻，她一字一顿地说：“你——在——辱——骂——我！”语气表明了她严正的立场。

“噢，上帝呀！”洛根拍着脑门。

“你——在——辱——骂——我！”

她像一块巨大的岩石一样站在那里，一脸怒气，看他会做什么。

“奥利弗！”洛根喊，转向奥利弗。他正将他瘦长而结实的身躯陷在椅子里，就像狐狸待在洞里一样。他不想说任何可能冒犯洛根的话，他是他的老朋友；他也不想让克劳迪娅从过道那头冲过来把他这瘦长的身躯撕成两半。

“奥利弗！”洛根接着说，“我真不知该拿她怎么办，她就像是这里的女皇，或者其他……”

“你才是女皇！”她迅速甩过一句话。

“好了，行了，我是女皇，”洛根已经没有精力再吵下去了，“现在我们做点什么？”

“你再找个女演员。”她说。

“好吧，不错，”洛根说，“不错，”他重复着。“我们不演了，我们可以……”他沿着过道走开，似乎要离开剧场的样子。

“你看。”克劳迪娅急忙说。他停住脚步。

“你瞧，”她又重新说，想到要是不演这个剧本了，其他演员就没活干了，这可全是因为她。“我有丈夫，我可以把火气撒在……我在这个剧院待了30年了……要是我罢演的话……没有人敢动我一跟手指头，并且……”

她继续唠叨着，洛根知道她不会走了；他本可以再和她周旋一会儿，让她束手无策，但他没有；相反，他朝舞台走过来，爬上去，快步走向克劳迪娅，张开双臂，拥抱了她，他的白胡子压在她的脸颊上。富有戏剧性的是，她也伸出她那健硕、黑黝黝的胳膊拍了一下他后背的白衬衫，并将他拉近。

两人言归于好，差点流下眼泪。这两人身材高大，但是心地温柔。他们突然和解了，柔和的灯光照在他们的身上。演员们聚在四周，打着口哨，拍着双手欢叫着。

然后克劳迪娅愉快地放开了他，握紧了拳头微笑着说：“可是，等演出结束后，我要打烂你的嘴！”

“演出结束后，”他也笑道，“你是逮不到我的！”

“我会逮到你的。”她发誓。

“恐怕你得花很多时间。”他说，“因为我会消失的！”

这幕过后，在最后两周里，排演的质量大大地提高了。没有人说该剧会引起轰动，但至少会正式演出。下一次，如果克劳迪娅再向他发火，她不敢肯定他是否还会原谅她，因此她安静下来了。当然洛根也不想找麻烦。当克劳迪娅在台上排练时，如果他想呼吸新鲜空气，也不能从舞台上的门出去（她可以看得见），只能走进剧场的后面，那里很黑，克劳迪娅看不清他。这个小小的动作让他想起从前：他得拿掉四个门闩，打开一把锁，蹑手摄脚地，这样或许会溜出曼斯菲尔德的家，期望艾美·莱恩不要发现。回来时，他也得悄悄地。这时他是安全的。

洛根和克劳迪娅的关系改善了。除此之外，剧本也精彩了许多；阿尔文·艾利也掌握了演猛虎的技巧，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了，这一部分功劳还得归于洛根的帮助。小阿尔·弗雷曼饰演艾利羸弱的兄弟，总有些幽默滑稽的片段。另外两人的加盟更是锦上添花——格罗克尔·李·布朗，扮演一个邪恶的牧师敲诈艾利；保罗·巴利，演员里唯一的白人，同另外五名演员竞争一个路易斯安那肮脏的乡下佬的角色，最终他赢得了这个角色。其中有一位是洛根的老相识，演过《罗伯茨先生》。洛根热情地接待了他的“罗伯茨”老友，但很快发现，与其说他在演乡下佬，不如说是在演一个海军军官，因此洛根握住他的手：“非常感激你，鲍勃，但我想来想去，从年龄的角度考虑，你不适合这个角色。”然后对费尔伯曼说，“你不能总想着过去，是吧，彼得？”

“确实不能，乔。”费尔伯曼不动声色地说。

但如果能回到从前，洛根宁愿回到《罗伯茨先生》演出的日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那真是令人兴奋的幸福时光，和年轻的悲剧小说家托马斯·黑根一起度过，合作了这部剧。洛根说，因为“我是个肥胖的躁狂抑郁患者，黑根是个消瘦的躁狂抑郁患者”。在一次狂欢的聚会上，两人手脚摊开躺在一块红、黄、蓝相间的地毯上——那是内达从码头旧货商店买来的——匆忙地完成了第二幕。该剧本在百老汇上演了1157场。

那时，霍华德·林赛[8]说洛根是个天才。稍后，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9]说上帝赐与了洛根伟大导演应该具备的一切素质——一双洞察戏剧音乐作曲及其走向的慧眼，一副聆听对话和措词的耳朵，一种使公司和谐运作的魔力，一份对剧本进行分析、评论、修改使之完善的才能。剧作家保罗·奥斯本[10]说道，洛根不可能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从臭水沟里捡烟屁股，而不抓住那孩子，并告诉他再捡时要捡好一点的。

1949年5月，黑根结束了其写作生涯，溺死在浴缸里，年仅29岁。洛根总是念念不忘《罗伯茨先生》的辉煌。他给儿子起名为托马斯·黑根，并保留着那块红、黄、蓝相间的旧地毯，把它供放在康涅狄格的家中。

从那以后，荣誉接踵而来——《南太平洋》《紫藤树》《野餐》——但他仍然认为《罗伯茨先生》是他导演生涯的最高峰。他缓慢而略带伤感地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53年，洛根回到路易斯安那，在新奥尔良上演《好心的先生》，同时还在争取《莎扬娜拉》的电影版权。随后，似乎是在转瞬之间，他有天回到了曼斯菲尔德，在那片棉花种植园里徘徊，看着外祖父没有砍掉的紫藤树。接着，他又来到外祖父为他和妹妹建造的游戏房“欢乐洞”，当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就已经爬了进去。后来他驱车回到新奥尔良，住进了德保罗医院。

在《猛虎》上演前一周的一个夜晚，洛根穿过第三大道回寓所时说：“你问我何时能不再去看心理医生了？呃，我真的不知道。你问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快乐和幸福？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波澜起伏，不尽人意？我想这得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给自己定了个永远都不能超越的标准。我永远都不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出色——永远不能站在马背上，双臂放在胸前，穿越曼斯菲尔德大街。”

但这并不意味着洛根在晚年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自豪地说：“最终我没有成为‘乱踢狗屎的人’。你知道什么人‘乱踢狗屎’对吧？就是那些谦卑羞怯的坏家伙，其实是装出来的。”他做起了示范：手插在衣兜里，脑袋耷拉着，拖着双脚走路。“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绝对不是这样，尽管母亲对他有点失望。有一次他告诉她自己得了普利策奖（因创作《南太平洋》剧本），她提醒儿子说那可是与人合写的，意思是让他明白，她是知道合作获此殊荣和单独获奖是有区别的。

“无论怎么样，”洛根继续说，“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知道我有能力对付不测，我知道我能使人们充满信心，我能使一个犹豫不疑的人不再怀疑。我知道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曾感到绝望，如果听之任之，只能扼杀希望，因此我努力带来希望，消除绝望。当我感觉灰心时，我用意志打败它，如果我能的话——有时我也做不到——但我懂得，假如我在导演时感到恐慌，这个作品肯定会失败。我曾给那些被认为无法被指导的演员做导演，像玛莉莲·梦露。我知道她需要被爱，受人尊敬，并得到关注，我办到了。无论她表现得多么恐慌，我仍然会做到冷静又耐心。

“但是，”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能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如果我能自由自在，我想我能够写作……要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写得更多，我不会停止写作。但现在我的思维好像都堵在这儿了。”他用左手掐住了喉咙说，“我还有一种想法——只是一种理论——如果我写书的话，母亲肯定会高兴的，或许她早就这么想了。也许我会变得和父亲一样，我会死去。”

在剩下的一段路里洛根沉默着，一直到回位于14楼的豪华寓所，男管家把他迎进去。隔壁的内达正等着他。内达人很精神，脸上挂着微笑，是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她是他第一部百老汇巨作《查利的姑母》（Charley’s Aunt）的首席女主角。在洛根沉浮的岁月里，她始终如一地支持着他。当洛根去另一个房间时，内达谈起了他们17年的婚姻生活。1945年12月8日，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他们举行了非宗教结婚典礼，然后驾车回到纽约把喜讯告诉洛根的母亲苏珊。据内达回忆，苏珊当时说：“好吧，这事儿不挺好吗？我们还是喝点雪利酒吧。”

那段日子，内达一直住在五十六街东111号的伦巴第旅馆，洛根的母亲住在五十六街东102号；现在内达住在五十二街东435号，而苏珊住在五十二街424号。“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和诺布尔夫人离得一样近。”内达微笑着——一个优秀的女演员才有的微笑。

乔舒亚回来时，听见我们在谈论他的母亲，就和内达一块讲了很多有关苏珊·诺布尔的故事。

这些故事他们一直津津乐道。乔舒亚记得有一次收到母亲的信，告诉他有个亲戚被应征入伍，派到北卡罗莱纳的布拉格堡。在“杜鹃花盛开时”的北卡罗莱纳当兵真是件好差事！

内达讲起几年前大家一块回查尔斯顿，他们去了公墓，洛克伍德·李和洛根家族的先辈都长眠在此。看到墓碑上那些名字，那些她一直崇拜的名字，苏珊突然像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那样，优雅而快乐地转着圈儿。看见内达拿着照相机，苏珊拉过乔舒亚，站在一位很特别的祖先的墓碑旁，让内达留影。“站这儿，乔瑟，这儿。乔瑟站得远了些。”苏珊厉声说，“站在多萝茜旁边……她很重要，是她让咱们俩成了表亲。”

他们又讲了一些苏珊的故事，最后乔瑟总结说：“噢，她会把你们迷住的！”

“她76岁了，”内达说，“她会活得比我们这些人都长。”

“你应该见见她！”洛根说。

几天之后，在一个不合时节温暖起来的秋日，苏珊·诺布尔给我们打开了她公寓的门。在她身后的壁炉里，熊熊的火焰烧得正旺。“早上好。”她带着点英格兰口音微笑着说，“希望你们别介意我生火。”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干净利落，灰蓝色的眼眸，黑发中夹着几缕白发梳到脑后，一张温和的脸，显得很活泼，看起来不到50岁。走廊里悬挂着诺布尔上校的画像，腰板挺直，可以看出他在军队里拥有显赫的地位。另一面墙上，是一张威廉姆·布莱克的版画。起居室里放着从南方种植园运来的家具，有些已经传了好几辈人了。她给我们倒上咖啡，端来了饼干。经我们要求，她给我们看了自己所珍爱的家庭相册。此刻她那双机警的眼睛立刻充满了神采，她的手轻轻地翻着，声音很激动。

“瞧，”她指着穿着将军服的小乔舒亚，微笑着说，“粉色的缎面，我自己做的……这是小玛丽……这是我母亲的语音老师，她不是很漂亮吗？……这是，这是我的姨祖母……再看这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我很崇拜他，他是我的一个表亲，亨利·李！……这位，是我的外祖父，姓李，约翰·巴赫曼·李，以纪念老博士约翰·巴赫曼。你知道，他是阿杜邦的一个朋友，他有很多鸟也叫巴赫曼……蹲在约翰·麦克亨利·内勃斯旁边的是宁录，这个小狗的名字来自《圣经》那个了不起的猎人宁录……”提到她的父亲，她停顿了一下，“他认为我把乔瑟管得太严，但乔瑟长大了，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父亲还觉得我把乔瑟教成个女孩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个男子汉，儿童时代起他就是个小男子汉。我尽我所能把他培养成男子汉，这就是我所做的！当然我不会打棒球。”她说，“可是，我还是觉得男子汉有权享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然后她的目光又回到相册上。“看，”她说，眼睛又一次亮起来，“这是卡洛琳·多萝茜·洛根，乔瑟的曾祖母……这是，这又是乔瑟……这儿，我想，是内达……”

12月22日，周六的夜晚，人们西装革履——就好像要留影一样——等在布斯剧院外来观看《猛虎》的演出。苏珊·诺布尔很早就来了；内达随后也到了，身穿红色锻面礼服，披着毛披肩；洛根的助手乔·柯蒂斯、奥利弗·史密斯，还有彼得·费尔伯曼，他在裁剪得体的燕尾服上衣袋里插了支康乃馨；还有理查德·罗杰斯、卡尔森·麦克库勒斯、杰弗里·赫尔德和苏珊·拉玛·洛……

“乔瑟在哪儿？”联合制片人罗杰·史蒂文森问内达。

“高烧102度[11]。”她说。

此时，洛根正在家里躺着，只有孩子们和他在一起。他记得这是自他的戏剧上演以来，第一次在演出当晚病倒。他脸色苍白，很安静。他说，圣诞节过后，他会带上内达和两个孩子去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度假。再接下来做什么，他还没有打算。这一年困难重重，他轻轻地诉说着诸如此类的话，直到11点，电话响了。

“亲爱的，”电话那头传来内达的声音。他可以听见人们碰杯的声音，“亲爱的，迪克·罗杰斯想和你说话。”

“嗨，乔瑟！”

“嗨，迪克！”

“听着，乔瑟，今晚的演出，我绝不扯谎，棒极了！”

洛根似乎激动得讲不出话来。

“千真万确！”罗杰斯接着说道，“我认为这是你这些年来最棒的作品。精彩至极，无法形容我有多喜欢它！”

“哦，迪克，”洛根几乎快乐得流下眼泪，“谢谢你，迪克……谢谢你。”

内达又接过电话，然后费尔伯曼、奥利弗，还有其他人分别和乔舒亚通了话，都说《猛虎》的首场演出完美至极，观众非常认同。

当时纽约报业正在罢工，洛根是坐在床上看电视评论的。《国际先驱导报》的沃尔特·克尔很欣赏其中的几个情节，但不是所有；《泰晤士报》的沃华德·陶布曼欣喜若狂，做了一年中他最富激情的评论；其他评论不一，但是电视播音员以“令人尊敬”的语言结束了节目。

洛根期待的正是这样的“令人尊敬”。他需要的不是票房收入的激增，他经历过很多次了；他真正需要的，他怀疑自己从来也没得到过。

但至少他不是“乱踢狗屎”的人，不过谁又知道？或许很快一些年轻的天才导演也会导演出他们的《罗伯茨先生》。于是洛根又躺回他的大床上等待内达的归来。三天后，他带着内达和孩子们去了阿卡普尔科。

开演53场以后，这部作品落下了帷幕。

[1] 乔舒亚·洛根（Joshua Logan, 1908—1988），美国话剧导演、电影导演、作家。

[2]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Tiger, Tiger, Burning Light），语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著名诗作《猛虎》（Tiger），这里采用的是徐志摩的翻译。

[3] 出自《友第德传》（Book of Judith），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旧约》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圣经》中没有这篇，算作次经。它讲述了古代亚述帝国侵占以色列国时代，犹太民族的女英雄友第德断头杀死入侵的外敌首领赫洛弗尼斯的故事。

[4] 三角俱乐部（Triangle Club），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生剧团。

[5] 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 1907—1997），美国作家，出版了四十余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小说和传奇故事，代表作有《南太平洋》《夏威夷》《大篷车》等，曾获普利策奖。

[6]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tslav Nijinsky, 1890—1950），波兰裔俄罗斯芭蕾舞蹈家和编舞家，以非凡的舞蹈技巧和对角色的深刻刻画而闻名。他是当时少数会足尖舞的男性舞蹈演员，具有惊人的跳跃能力。

[7] 《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美国百老汇首位黑人女话剧作家、导演罗兰·汉斯布理（Lorraine Hansberry, 1930—1965）的话剧作品，讲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一家住在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试图摆脱种族歧视，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故事。该剧于1959年首演，共上演了530场，并获得了四项托尼奖提名。

[8] 霍华德·林赛（Howard Lindsay, 1889—1968），美国戏剧制作人、编剧、词作者、导演、演员。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与拉塞尔·克劳斯（Russel Crouse, 1893—1966）合作所创作的音乐剧《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剧本，并因此获得了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

[9] 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 1895—1960），美国著名音乐人、词作家、音乐剧制作人、导演。他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 1902—1979）合作为《音乐之声》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10] 保罗·奥斯本（Paul Osborne, 1901—1988），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改编剧本《伊甸园之东》《南太平洋》等。

[11] 约合38.9摄氏度。

一位英雄的暮年

“我想带那个了不起的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听说他爸是个渔民，过去可能和我们一样穷，他会理解我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

刚刚有些春意，大马哈鱼汛还未到，正是打鱼的淡季。旧金山的老渔民们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在码头边修船补网，晒太阳，拉家常，消磨时光。看到有个蓝眼睛的漂亮姑娘停下来拍照，他们脸上都露出了微笑。她大概25岁的样子，一件红色高领毛衣，恰好衬托出她的健康活力。她把飘逸的金色长发向后拢了几下，才按下快门。渔民们羡慕地看着她，对她品头论足。姑娘显然没听懂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讲的是西西里方言；她也没察觉到，在迪马乔饭店二楼俯视码头的阳台落地窗后，有一位身穿深色西装、长着灰色头发的高大男子正凝视着她。

看着她渐渐离去，消失在刚从山上乘缆车下来的一群游客中，他才重新坐回到饭店桌旁，喝完茶，又点上一支烟，这已是半小时内的第五支了。正是晌午11点半。其他桌子还无人光顾，从酒吧里传来的唯一声音，是一个酒贩对领班刚说的话的嘲笑声。后来，那个酒贩夹起手提包，向饭店门口走去，走到餐厅门口，往里张望了一眼，喊道：“乔，回头见！”乔·迪马乔转过身，朝他招了招手。顿时，屋里又恢复了平静。

51岁的迪马乔看起来颇有些与众不同。他身高6.2英尺，衣着讲究，指甲修剪得无可挑剔。岁月流逝，可他依旧气质非凡，犹如往昔在球场上的风采。饭店里现在还挂着一幅20年前他在扬基体育馆比赛时脚跟触垒时的画像。他头顶上的头发已日渐稀少，但并不显得稀疏；额头上虽已爬有皱纹，却为他增添不少风度；他的眼神曾像斗牛士那样悲壮忧郁，如今却闪烁着柔和安详的光彩。此刻，他正一支支不停地吸烟，来回踱步，不时地往窗外楼下的人群中张望；可以看出，压力又一次袭来了，因为人群中有一个他不想见到的人。

迪马乔是在纽约结识他的。那人这周到旧金山后，曾给迪马乔打过几次电话，但他都没有回复。迪马乔根本不相信那人在做什么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此人一定企图打探他的私生活和有关前妻玛丽莲·梦露的事。迪马乔决不允许。对于妻子的过世，他一直悲痛欲绝。然而，由于他一直把这种痛苦埋藏在心底，一些人并不知道他对此事仍然很敏感。一天晚上，在一家豪华俱乐部，一位醉醺醺的女士晃晃悠悠地走到迪马乔桌前，想与他搭讪。迪马乔没有理会她，于是那女士喊道：

“好吧，不就因为我不是玛丽莲·梦露吗！”

开始，迪马乔对她的讽刺置之不理。可当她得寸进尺，又说了一次时，他强压怒火说道：“是的——我希望您是梦露，可您不是。”

他的语气让她平缓了下来，她问道：“是不是我说错了话？”

“是的，”他答道，“现在请您让我清静一会儿。”

码头上的朋友们都很了解他。在和陌生人谈话时，他们都会十分谨慎，如果稍一疏忽，辜负了他的信任，他虽不会当面责怪，但可能从此与之绝交。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不想让流言蜚语再诋毁亡妻的名誉。他仍然深爱着她，妻子去世后，他每天都让人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直到“永远”。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渔民对迪马乔的身世了如指掌。他们记得，他小时候帮父亲清理渔船，少年时偷跑出去用一只破桨当球棒在附近的沙地上打棒球。人们都称他蓄着小胡子的父亲为齐奥·佩佩，当他发现此事后，怒不可遏，大骂儿子懒惰、不中用。1936年，迪马乔成为纽约扬基队的一员。当打完第一个赛季的比赛，凯旋回到旧金山时，他被渔民扛在肩上在码头上游行，这时他父亲齐奥·佩佩又和人们一样，为他欢呼雀跃。

老渔民们还记得，1951年退役回乡后，迪马乔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莲住在码头附近。有时清晨，他们会乘着迪马乔那艘“扬基号”快速帆船出海钓鱼。这艘船现在还静静地泊在船坞里。傍晚时分，他们会坐在码头边聊天。渔民们知道，他们有时也发生争吵。有人看见，一天晚上玛丽莲歇斯底里地大哭着从码头那边跑过来，乔在后面追赶。渔民们装作什么都没看见，那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他们知道，乔想让她留在旧金山，远离好莱坞的那些骗子。可她非但不理解，反倒大发脾气。“她只是个孩子。”渔民们说。即使现在，迪马乔还对洛杉矶及那里居住的许多人都深恶痛绝。迪马乔与昔日好友弗兰克·辛纳屈断绝了来往，因为在玛丽莲生命最后的几年内辛纳屈与她很要好；他对迪安·马丁、彼得·劳福德及其前妻帕特里夏非常冷淡，原因是在他们举办的一个晚会上，帕特里夏把玛丽莲·梦露介绍给了罗伯特·肯尼迪，当晚他们多次共舞。乔听说了这件事，但并没有往心里去。他的好友们讲，他那时把玛丽莲看得很紧，他们正打算复婚；可在实现愿望之前，她已香消玉殒。迪马乔禁止劳福德夫妇、辛纳屈及许多好莱坞人士参加她的葬礼。当梦露的律师抱怨迪马乔把她的朋友都赶跑了时，迪马乔冷冷地答道：“如果不是她的那些朋友鼓动她继续留在好莱坞的话，她现在可能还活着。”

现在，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旧金山度过。每天，当游客注意到饭店的名字时，就问码头上的人是否见过他。他们会说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但今天早上没有见他，可能他马上就到。于是，游客们会沿着码头游览，走过卖蟹的小摊，头顶上的海鸥在低低盘旋。有时，他们停下观看一艘巨大的蒸汽船驶向金门大桥。令他们遗憾的是，大桥被涂成了红色。然后，他们会去蜡像馆，那儿有一尊真人大小的迪马乔身着运动服的蜡像。过了马路，他们可花上2.5美分望一下那个银质望远镜，镜头对着阿尔卡特拉济斯岛，过去那里是个联邦监狱。在游客转回来时，又问是否看见了迪马乔。尽管渔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迪马乔的那辆蓝色英派拉车已停在饭店停车场上，他们的答案还是没有看到他。有时，当游客进饭店用餐时，会见到他坐在角落里为人签名，他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而有时，像今天上午，当从纽约来的那个人要来拜访他时，迪马乔也会变得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那人踏上台阶往餐厅走时，看见迪马乔站在窗边，正对饭店经理查尔斯·弗里夏吩咐事情。他不想贸然进去，先让迪马乔的一个侄子通告了一声。迪马乔得知他来了，便迅速转身离去，消失在通往厨房的一个出口处，只把弗里夏留在餐厅里。

那位拜访者站在大厅里，不知所措。一会儿，弗里夏走过来，他问道：“乔走了吗？”

“谁？”弗里夏说道。

“乔·迪马乔！”

“没看见。”弗里夏说。

“你没看见？他刚刚就站在你身旁！”

“那不是我。”弗里夏说。

“就是你站在他旁边。我看见了。就在餐厅里。”

“您肯定弄错了，”弗里夏又郑重地说，“那不是我。”

“你别开玩笑了。”那人气冲冲地转身，从饭店里面出来。然而，还没到他的车前，迪马乔的侄儿便赶上来，对他说：“乔想见你。”

他又走回来，料想迪马乔正等着他。但等着他的却是迪马乔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低沉有力，紧张急促，像连珠炮一样：“你侵犯了我的权利。我没让你来，我想你应该有律师，你肯定有律师，叫你的律师来！”

“我是以朋友身份来的。”那人解释说。

“这与此事无关，”迪马乔喊道，“我有自己的隐私，我不想受到侵犯，你最好找个律师来……”迪马乔停了一下，问道，“我侄子还在那儿吗？”

不在。

“你在那儿等着。”

不一会儿，迪马乔来了，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身着深色西服，白衬衫，灰色丝质领带上夹着银质带夹，这身装束使他更显挺拔。他大跨步地走到那人面前，递给他一个未启封的航空信封——从纽约寄来的。

“拿着，这是你的。”迪马乔说。

迪马乔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一言不发，点了支烟，等候着；他跷起腿，头向后微仰，仿佛是在展示他的鼻子的优雅轮廓：鼻尖高耸，大鼻孔，鼻梁柔和，真是一个出众的鼻子。

“你看，”迪马乔镇定地说，“我从不干涉别人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别人也不干涉我的生活。我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是些私事，我不想让人知道。即使你跟我的兄弟们打听，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因为他们都不太了解。关于我的事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了解……”

“我不想给您惹麻烦，”那人说，“我想您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迪马乔打断他，“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喃喃重复道，语气变得缓和了些，“我只想平静地生活。”

这时，他好像觉察到自己在暴露隐私，忽然站起，看了看表。

“我迟到了，”他说道，语气又变得严肃起来，“我迟到十分钟了，是你让我耽搁了这么久。”

于是那人离开餐厅，穿过马路，信步往桥上走去。渔民们正在收网、聊天，看上去悠然自得。他看了一会儿，掉头往回走。当他向停车场走去时，一辆蓝色英派拉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乔·迪马乔从车窗探出身子，问道：“有车吗？”语气特别客气。

“有。”那人答道。

“哦，”迪马乔说，“我本想送你一程的。”

乔·迪马乔不是出生在旧金山，而是在马丁内斯，一个位于金门大桥东北部25英里左右的小渔村。他父亲齐奥·佩佩离开迪马乔家族世代捕鱼的故乡巴勒莫附近一个名叫费明的小岛，在马丁内斯定居下来。但在1915年，当听说旧金山码头附近渔业资源丰富时，齐奥·佩佩携家带口，离开马丁内斯，开船来到这里，乔当时才1岁。

迪马乔一家刚到旧金山时，那里恬静安适，风景如画。但在码头上，利益的竞争如水中的潜流般凶险。破晓时分，渔船就驶往波浪汹涌的入海口；然后，渔民们又得急忙收网驶回，希望能赶在其他船之前靠岸，把打到的鱼卖个好价钱。二三十艘渔船同时抢一块浅滩停泊，所以渔民必须对水中的每块暗礁都了如指掌。当然，他们还得学会如何对付那些批发商和饭店采购，因为他们总是让渔民相互压价，最后把价格杀到最低。后来渔民们也变得聪明了，他们组织起来，预先约定每个渔民能打捞的最高限额。可是，总有人像鱼一样从不吸取教训，于是就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渔网被撕破，鱼被浇上柴油，家门口也被插上警告标志。

齐奥·佩佩到来时，这种状况几乎结束了。齐奥·佩佩希望他的五个儿子都能继承父业当渔民，但其中只有最年长的两个儿子——汤姆和迈克尔这样做了，三儿子万斯却想去唱歌。万斯少年时歌唱得特别好，引起了大银行家A.P.詹尼尼[1]的注意。他有意送他到意大利学习声乐和歌剧，但是，迪马乔一家一直举棋不定，就这样断送了万斯的音乐家前途。后来万斯去了旧金山海豹队打棒球，体育记者们常把他的姓写错。

在万斯推荐乔入队之前，他的名字一直被写成多马乔（De Maggio）。乔的入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后是他们最小的弟弟，多米尼克，同样十分出色。三个人同在联盟赛中打球，有些记者喜欢称乔为最好的击球手，多米尼克是最好的外场手，而万斯则是最佳歌手。卡塞伊·施滕格尔[2]曾说：“万斯是我见过的唯一的在一场球被三振出局三次而不脸红的球员。球赛后他竟然能吹着口哨去俱乐部。所有人都为他难过，可他总认为自己还挺不错的。”

从球队退役后，万斯还做过酒保，送过牛奶，甚至还当过木匠。他现在的住所在旧金山以北40英里处，房子有一半是他自己动手修建的。他34年的婚姻生活一直温馨和睦，膝下已有四个孙儿。他的柜子里还挂着一套为乔量身定做的西服，他从未想过改一改，使自己穿上时合身。当有人问他是否嫉妒乔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不，乔可能还想得到我所拥有的东西呢，尽管他不承认，但这可能是他渴望的。”几个兄弟当中他最羡慕迈克尔：“他是个粗人、空想家，但却是个真正的渔民，他不想在乔的饭店干活，或从乔那儿沾点光，他只想要一条大点儿的渔船，只想自己赚钱买条大点儿的渔船，但他却从未得到它。”1953年，迈克尔从船上落水身亡，那时他才44岁。

齐奥·佩佩于1949年去世，享年77岁。他去世后，62岁的长子汤姆——他的四位姐妹中还有两个比他大——成了这个家庭名义上的家长，负责起1937年开业的乔·迪马乔假日饭店。在乔卖掉了他所有的股份之后，汤姆和多米尼克成了饭店的共同所有人。几个兄弟当中，多米尼克头脑最灵活，在与波士顿红袜队对阵时，人们送他一个“小博士”的绰号。他在生意上的成就更印证了这一点。现在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波士顿郊区一座新潮的豪宅里，他名下的制造纤维缓冲材料的公司去年的收入就超过350万美元。

乔·迪马乔与寡居的姐姐玛丽相依为伴。他的家，一幢棕褐色的石屋，静静地伫立在离码头不远处的一条街上。30年前，他为父母买下了这幢房子。父母过世后，他与梦露成了这里的主人。现在房子由玛丽照料。这位女士身材苗条，气质文雅，有着一对深色的双眸。玛丽的居室在二楼，乔住三楼。迪马乔卧室旁的一间小屋里挂满了他打球赢得的各种奖杯和纪念品，卧室衣柜上摆着许多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楼下的起居室里还挂着一幅梦露的小画像。迪马乔十分钟爱这幅画像，虽然它只展示了她的面容和双肩，但她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太阳帽，唇边温柔甜美的笑容把她衬托得天真而又调皮，这恰是他心中的梦露，也是他所希望别人看到的梦露——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他曾说过，她是“一个经常被人利用的纯朴热情的女孩”。

那些夸大梦露性感一面的照片总让他感到不快。梦露主演的电影《七年之痒》的导演比利·怀德至今难忘那戏剧性的一幕：他在纽约列克星敦大街的人群中看到了迪马乔和梦露，梦露正站在地铁站棚栏边乘凉，一阵疾风吹过，她的裙摆被高高掀起。迪马乔咕哝道：“真见鬼！”怀德回忆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死灰般的脸。”

他们于1954年1月举行了婚礼，当时迪马乔已有39岁，而梦露仅27岁。性格和年龄上的不协调虽然没能成为他们结合的障碍，矛盾却很快在婚后显露出来：他倦于社交活动，而她交际广泛；他不能容忍拖沓的习惯，而她做事却总是拖拖拉拉。他们在东京度蜜月时，一位美国将军前来拜访，想请梦露展示爱国姿态，到朝鲜慰问一下战士们。她望着乔，征求他的意见。他无奈地耸耸肩说：“这是你的蜜月，想去就去吧。”

她十几次出现在十多万士兵面前，归来后叹道：“太棒了，乔。你从未听到过那么热烈的欢呼声！”

“不，我听过。”乔回答道。

起居室里对着梦露的肖像放着一个沙发，前面的咖啡桌上摆着一个纯银雪茄盒，那是扬基队队友们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是全美最受瞩目的球员，街头巷尾的收音机整天播放着莱斯·布朗[3]的乐队为乔创作的一首歌：

……从东岸到西岸，你所看到的

　　全都是英雄乔的个人表演

你的荣耀永存我们心间，加油啊！

　　骑士，不要把脚步放缓，乔……乔……迪马乔，

　　你永远为我们冲锋陷阵……

1941年5月中旬，当时扬基队连输四场比赛，在最近的九场比赛中输了七场，落到排名第四，胜利场次与领先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差5.5局。5月15日，在纽约以13∶1负于芝加哥队的那场比赛中，迪马乔只在第一局击出一个安打，打击率[4]还不到.300，这让观众们大失所望，这个速度与上一年的平均打击率.352和1939年的.381相比，实在太逊色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又频频得分，出尽风头。5月24日，在扬基队与波士顿队的比赛中，比分以5∶6落后。迪马乔上场不久就上了二垒、三垒，战果不断扩大，直至比赛胜利。扬基队乘胜追击，连胜十场。那时他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即使迪马乔自己，直到7月中旬战果扩大到连胜29场时，才意识到他已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报纸开始大肆渲染他的成功事迹，公众轰动了，每篇报道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他的赞美和祝愿。迪马乔连续命中，纪录不断刷新。比赛消息一到，电台播音员会立即中断原来的节目，开始播放迪马乔的最新战报，然后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歌：“乔……乔……迪马乔，你永远为我们冲锋陷阵……”

偶尔迪马乔会在头三次出场时无法打出安打，比赛气氛会立刻紧张起来，似乎他马上会错过一个再建奇功的良机。可他似乎总有回天之力。他击出的球，或是弹在场地左边围栏上，或是从投球手的两腿间呼啸而去，或是从跳起的两名内垒手头顶飞走。在取得第41局胜利之后，在华盛顿一日双赛的首场比赛，平了乔治·西斯勒在1922年创造的美国联盟赛纪录。但就在第二场比赛开赛前，一名观众潜入扬基队的休息室，偷去了迪马乔心爱的球棒。第二场比赛中，迪马乔不得不用他的另一支球棒，结果比赛中两次平飞球、一次高飞球被接杀。当比赛进行到第七局时，迪马乔手握队友送给他的一支旧球棒，击出一个漂亮的安打，也击破了西斯勒的纪录。这样如果再在三场中打出安打的话，他就能打破连续44场击出安打的大联盟赛纪录。这个纪录是威利·基勒在1897年代表巴尔迪摩出赛时创造的。

报纸上登出了寻找丢失球棒的启事。一名来自纽瓦克的男子懊悔地认罪，并把球棒送了回来。7月2日，在扬基体育馆内，迪马乔把球直击往左外野，一记本垒打！纪录被打破了。

在接下来的11场比赛中，他都击出了安打，一直凯歌高唱。但到了8月17日，在克利夫兰的一场夜间比赛中，歌声戛然而止，67468名观众亲眼目睹了他被两名克利夫兰投球手阿·史密斯和小吉姆·巴格比击败的惨剧——而那天克利夫兰队场上的英雄实际上是三垒手肯·克尔特纳。在第一局，肯·克尔特纳右边斜冲出去，在三垒底线内接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反手球，把迪马乔封杀出局；在第四局时，迪马乔被保送上一垒；可到了第七局，当他把球猛击向肯时，肯又接住了它，迪马乔再次出局；到了第八局，迪马乔狠狠地把球向游击手方向击去，球猛跳了一下，劳·鲍德罗用肩停球，并迅速传给二垒守垒员，造成了双杀。就这样，迪马乔的好运在第56场时突然终止了。但纽约扬基队仍以17场的优势遥遥领先于对手，锦标赛冠军已是囊中之物，而摘取各种国际系列赛事冠军头衔也易如反掌了。所以，同年8月，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队友们精心为他组织了一个庆功晚会。他们频频与他干杯，并献上了送给他的礼物——一个蒂芙尼牌的纯银雪茄盒，就是现在摆在旧金山他家起居室里的那个。

迪马乔下楼吃早餐时，玛丽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烤面包和茶。他灰色的头发还未梳理，但因修剪较短，所以并不显得很零乱。他向玛丽道了早安，坐下来打了个哈欠，点了支烟。他的睡衣外罩着一件蓝色的浴衣。还不到8点，他今天有许多事要做，现在看上去心情还不错。一会儿，他与大陆电视有限公司的总裁有个会晤，这是个遍布加利福尼亚的连锁零售机构，迪马乔是它的合伙人兼副总裁；之后，他要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再去参加一个午餐会，如果午餐会拖得不久，而他又不是太累的话，他也许会去赴个约会。

迪马乔拿起晨报，没有一下子就翻到体育版，而是从头版的新闻开始读起。1966年的人口危机，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政府被推翻，学生们焚烧了征兵卡（看到这儿，他摇了摇头），流感横扫加利福尼亚全境，等等。他又扫了几眼八卦专栏，还好，今天他榜上无名——前不久，报纸刚报道了他与一位妙龄空中小姐约会的消息，甚至还披露他与一名叫多丽·兰的舞女共进晚餐，她是威斯卡的一家舞厅的玻璃箱子中“疯狂摇摆的歌星”。当他翻到体育版时，一篇有关米奇·曼特尔受伤、无法重返赛场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

所有这一切都恍如昨日。曼特尔的辉煌运动生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看起来似乎是大势所趋。鲁斯[5]被迪马乔替代，迪马乔被曼特尔替代，而现在却找不到替代曼特尔的年轻有力的击球手，所以扬基队的老板竭尽全力想说服他不要退役。他们还在1965年9月18日为曼特尔举行了盛大的庆典。这天，曼特尔收到了价值几千美元的礼品：一部汽车，两匹小马，免费到罗马、拿骚、波多黎各旅游的机会。迪马乔亲自飞抵纽约，在有5万球迷参加的盛会上隆重推出体坛新星：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天，对于崇拜者来说，那几乎成了个圣日。他们蜂拥而至，早早地挤在大看台上，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新体育圣人的加冕仪式。天主教纽约总教区的斯贝尔曼主教也在到场嘉宾之列，连约翰逊总统都发来了贺电。纽约市长正式宣告把那天命名为“曼特尔日”。鲁斯、格里希和霍金斯三人纪念碑前的空地上集结了一个交响乐队；大看台上，白色旗帜在初秋的微风中高高飘扬，上写着：“米奇，不要退役！”“米奇，我们爱你！”

举旗的是几百个男孩，是曼特尔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当然，看台上还坐着许多中年人，他们挺着啤酒肚，头发都已开始谢顶。在他们的脑海中，迪马乔依然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有些人或许记得，一个月前，在扬基体育场举行的赛前老明星表演赛中，迪马乔把球击到了左边观众席上，顿时成千上万的观众站立起来，雷鸣般地欢呼不已——伟大的迪马乔又回来了！他们欢呼雀跃，又焕发出了青春。这一切都恍如昨日。

可在9月阳光明媚的今天，这个米奇·曼特尔的庆祝日，迪马乔没有穿他的5号球衣，也没把他灰白的头发用那顶黑色棒球帽盖住；他穿着一件深色西服，白衬衫，戴着蓝色领带，静静地站在扬基队队员休息室的角落里，等待雷德·巴伯[6]介绍他出场。主持人巴伯正站在本垒旁的银色麦克风前。外场上，盖伊·隆巴尔多的皇家乐队正演奏着柔美的轻音乐。练习区和内场之间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场地管理员正驾着两辆满载礼品的马车转来转去——一根六英尺长、100磅重的希伯来香肠，一杆温切斯特步枪，一件送给曼特尔夫人的女式水豹皮大衣，一套威尔森高尔夫球杆，一个水星牌的95马力外置发动机，还有足够享用一年的巧克力和糖果。迪马乔点起一支烟，但却用手挡了起来，好像生怕被休息室旁边的那些男孩子发现似的。他探步抬头，向休息室外张望。耸立在眼前的是绿色的大看台，似乎有一英里高似的，上面挤满了攒动的人群，他看不到一线蓝天，只能看到一张张跃动的面孔。这时候，主持人的声音响起来：“乔·迪马乔！”全场立刻爆发出阵阵欢呼，而且声音越来越响，在宽阔的体育场大厅间回荡。他一下子踩灭了香烟，跨上了休息室的台阶，健步走入球场柔软的草坪。5万多名观众的欢呼声仿佛微风般拂上他的面颊，10万多只眼睛正注视着他！他大步向前走去，在短短的一瞬间，他闭上了双眼。

米奇·曼特尔的母亲正站在前面，她面带微笑，胸前别着一朵兰花。迪马乔亲切地伸出手，挎起她的胳膊，带她径直走向麦克风前，麦克风旁的内场上已站满了一排达官显贵。迪马乔挺直身躯，面无表情地站着。这时，欢呼声逐渐静了下来，体育场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曼特尔现在还站在休息室门口，穿着队服，一只脚踏在最后一级台阶上；扬基队队员们都站在他的两旁，等庆典仪式一结束，他们就要与底特律老虎队一决高低。这时，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笑着走了进去，后面跟着两名年轻的助手，都是高个子，鬈发，蓝眼睛，长着一样的雀斑。场上第一个注意到参议员肯尼迪的是吉姆·法利[7]，他咕哝道：“是哪个白痴把他给请来了！”许多人都听到了他这句话。

托茨·肖尔[8]和站在法利旁边的委员会会员们都回头往休息室里张望，迪马乔也不例外，他的眼神冷冰冰的，可他什么也没说。肯尼迪在休息室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与队员们握手，但没走到场上来。

“参议员先生，”扬基队老板强尼·基恩说道，“您为什么不坐一会儿呢？”肯尼迪笑着摇了摇头，仍旧站在那里；后来，有个扬基队队员问肯尼迪是否能把他的一个亲戚从古巴弄到美国来，肯尼迪马上把助手叫来，让他把详细情况写在记事本上。

球场上，庆典还在继续，送给曼特尔的礼物还在一件件地往上堆——一辆摩伯莱特牌轻便摩托车，一个手推式烧烤架，还有足够享用一年的果仁咖啡及口香糖——扬基队的队员们还在注视这一切，罗杰·马里斯在其中似乎有点儿闷闷不乐。

“我说，罗杰，”默里·奥尔德曼[9]一边晃动手里的录音机，一边叫道，“我给你录个30秒的带子怎么样？”

马里斯气冲冲地摇了摇头，嘴里骂骂咧咧的。

奥尔德曼又说：“花不了你多长时间！”

“你怎么不问理查德森？他可比我会说。”

“我知道，可我就想问你……”

马里斯又骂了几句。可后来，他还是走了过来，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他称赞曼特尔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球员，胆识过人，球艺精湛，无人匹敌。

15分钟后，站在麦克风前的迪马乔开始了他的讲话：“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这位1951年在中场取代我的人，”话音未落，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响起了口哨声和欢呼声，掌声雷鸣，经久不息。曼特尔向前跨上一步，站了出来。他和妻子孩子站在一起，摆好姿势，让蹲在前面的记者们拍照。在简短的致谢辞之后，他转身与站在近旁的嘉宾们一一握手，参议员肯尼迪也在其中。五分钟前雷德·巴伯在休息室里认出了他，并把他介绍给了观众。肯尼迪与曼特尔站在一起让记者拍照，然后与曼特尔的孩子、托茨·肖尔、吉姆·法利及其他人握手。肯尼迪一路握手地走了过来。迪马乔见他马上快到自己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后退去。没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动作，肯尼迪似乎也没注意到，从他面前快步走过，继续和人们握手……

迪马乔饮尽茶杯中的茶，放下报纸，上楼去换衣服。不一会儿，他就下了楼，与玛丽告别，驱车去赴约会。在旧金山市中心，电视零售公司的合伙人们正等候着他。迪马乔虽然不是亿万富翁，可自他从棒球场上退役之后，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多个大公司的董事会中都有一席之地，并且收入颇丰。去年他还在旧金山准备与人合伙创立国家渔业银行，尽管这个投资项目没有实施，但他的机敏才智常常使那些只把他当成棒球运动员的商人深感钦佩。许多大棒球队都希望他来做经理，可他一一拒绝了，他说：“我自己的麻烦就够多的了，怎么能再为25个运动员负责呢？”

所以，除了一些公众活动外，目前他与棒球的唯一纽带，就是在纽约扬基队到佛罗里达集训时当击球教练。他这周日就去，还有三天的时间。当然，这得等到他把行李收拾好之后才行。收拾行李现在对他来讲并不是件易事，因为他常把衣物分放在两处——一部分挂在家中的衣橱里，一部分放在一个叫雷诺的酒吧的更衣室里。

雷诺酒吧位于旧金山市中，那里的灯光昏暗，墙上挂着一幅迪马乔挥棒击球的画像，以及一些其他体育明星的画像。这里的常客大多数是体育界和新闻界人士，迪马乔与他们都是老交情了，所以在一些话题上，往往能较为随意。除了这里，只有在个别的几个场合，迪马乔才能如此放松。酒吧的老板叫雷诺·巴索佐基尼，51岁，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灰白的头发自然鬈曲着。35年前他开始在达戈·玛丽酒馆里靠拉小提琴为生，后来在许多地方做过酒保，甚至包括迪马乔饭店。现在，他大概是迪马乔最好的朋友了。1954年，在迪马乔与梦露的婚礼上，他是男傧相；九个月后，当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决定分手时，雷诺马上赶到洛杉矶，帮迪马乔打理行装，并开车把他送回旧金山。那一天，雷诺永生难忘。

有几百人挤在迪马乔与玛丽莲租住的贝弗里山上的一幢房屋外：有些记者爬上了树，从窗子往里窥视；有些藏在草坪的玫瑰丛后，任何从屋子里走出的人，立刻被拍了下来。那天报纸上的标题都意味深长——“乔妒火中烧”；“玛丽莲和乔——离家而去”——好莱坞的专栏记者们对迪马乔一直颇有微词，再次“回顾”了乔与玛丽莲之间的不和谐之处。奥斯卡·列万特[10]还说，一切都证明了没人能同时在两项全国性的消遣活动中游刃有余。雷诺·巴索佐基尼到达时，不得不从这帮无赖中挤过去。他用力敲了几分钟之后，门才打开，玛丽莲·梦露躺在楼上的卧室里，而乔·迪马乔坐在楼下，身旁放着手提箱；他神色紧张，脸色苍白，双眼布满血丝。

雷诺把手提箱和高尔夫球杆放到迪马乔的车上。迪马乔一踏出家门，记者们就拥了上来，一下子把他围在中间，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亮个不停。

“请问你要去哪儿？”他们喊道。

“旧金山。”迪马乔边说边快步走开。

“你要在那里长住吗？”

“那里是我家，一直都是。”

“你还回来吗？”

迪马乔站住了，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房子。

“不！”他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除与他有过一次短暂的争执外，雷诺·巴索佐基尼一直是迪马乔最信赖的朋友。无论是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在镇上，他总是尽可能随叫随到；有时他和另外几个中年人在酒吧里能花上几个小时等迪马乔，尽管他们知道，就是迪马乔来了酒吧，或许还是想自酌独饮，他们对此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对迪马乔，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他是个男人，却像电影明星嘉宝一样迷人。他们知道，如果你尊重他的愿望，他就会与你肝胆相照。和他约会，你决不能迟到。有一次，一个人因为找不到停车位而晚到半小时，只因为这一次，迪马乔就三个月没和他讲一句话。他们很清楚，迪马乔一般只邀请男士共进晚餐，偶尔也会有一两位年轻女士，但也都是单身女子，已婚女士绝不在邀请之列，因为她们通常闲话不停，抱怨连天，麻烦不断，所以想和迪马乔交朋友的男人们必须把妻子留在家里。

当迪马乔信步走进雷诺酒吧时，人们一眼就看到了他，纷纷向他招手致意。雷诺·巴索佐基尼笑着喊道：“瞧！击球手来了！”“扬基击球手”是迪马乔在球场上的绰号。

雷诺两天来一直在嚷嚷：“嗨，击球手，击球手，你去哪儿了？……击球手，来杯酒怎么样？”

迪马乔不想喝酒，于是要了一壶茶，这是他平时十分喜爱的饮料。当然，在约会时，他会换伏特加。

“嗨，乔，”一个体育记者问道，他正在研究杂志上的一篇关于高尔夫球的文章，“你说，为什么高尔夫球手老了就打不好推杆球呢？像斯尼德和霍根[11]，开球时都不错，怎么越打越糟呢？”

“是年龄带来的压力吧！”迪马乔从高脚凳上转过身，说道，“年龄让人变得敏感焦躁，不但高尔夫球手如此，所有50多岁的人都会这样。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把握机会了。年轻选手开球后能打出漂亮的推杆，上年纪的人会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双手发抖。谈到冒险，年轻人都愿意冒险，甚至在开车时都是这样，而上年纪的人却不敢。”

“说起冒险，”围在迪马乔身边的一群人中的一位说道，“你昨晚注意到拄着拐杖的那个人了吗？”

另一个人接着说：“哦，腿上打了石膏。”

第三个人插话道：“滑雪摔的。”

“我可不滑雪。”迪马乔说道，“滑雪的人肯定想出风头。你瞧那些人，四五十岁了，还踩着滑雪板，最后落了个断胳膊断腿，浑身缠满绷带的下场……”

“乔，那可是个性感的运动。那服装，紧身裤，在宿营小屋的壁炉，熊皮地毯——老天爷啊，没有人去那里是为了滑雪，他们是想去外面冻个痛快，再到屋内暖和暖和……”

“有道理，”迪马乔说，“我也有点儿心动了。”

“击球手，喝杯酒？”雷诺问道。

迪马乔想了想，然后说：“好吧，今晚的第一杯。”

正午时分，阳光和煦。迪马乔与电视零售商们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大陆电视公司在北加利福尼亚拥有八个零售网点，他努力说服公司总裁乔治·沙胡德降低彩电价格，以扩大销量，乔治·沙胡德终于让步，认为值得一试。然后迪马乔打电话给雷诺酒吧，问有无给他的口信。现在他正坐在莱夫蒂·奥杜尔的车里，沿着渔人码头，经过金门大桥，驶向坐落在30英里外乡下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莱夫蒂·奥杜尔是三十年代初国家联盟杯赛上最优秀的击球手之一，后来迪马乔大展宏图时，他是旧金山海豹队的领队。奥杜尔今年69岁，比迪马乔大18岁。过度饮酒使他脾气暴躁，肚子也挺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依然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汽车向高尔夫球场奔驶，迪马乔突然注意到旁边一辆车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他叫道：“看那个尤物！”奥杜尔立即转头，四下张望，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奥杜尔的高尔夫球技大不如以前了——他曾经打球时让人两杆——但他和迪马乔一样，现在还能打出八十几杆的好成绩。

如果不把球击到空中的话，迪马乔一击能打出250到280码的距离。他的推杆很棒，可背部的旧伤使他痛苦难忍，不能将臂甩起来击球。击第一洞前，迪马乔坐下来等着开球。一群大学生正在前面自如地甩臂击球，迪马乔看着，不无羡慕地叹道：“我要有他们那样的背力就好了。”

陪迪马乔和奥杜尔一起打球的，是前橄榄球明星厄尼·内弗斯和经营饭店及电影发行的两兄弟。他们坐着电动高尔夫球车在嫩绿的山坡上开来开去。迪马乔的前九洞打得极好，可不一会儿，他就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了；或许因为劳累，或许几分钟前讲的那番话触动了他。两位电影界人士中的一位对一部由托尼·柯蒂斯和杰瑞·刘易斯主演的名叫《波音，波音》（Boeing，Boeing）的电影赞不绝口，并问迪马乔是否看过。

“没有，”迪马乔回答说，然后又轻声叹道，“我已经八年没看过电影了。”

迪马乔打了几杆，球飞入了小树林。他拿出9号钢杆，准备把球削出去，奥杜尔提醒他要杆面向下，可这好像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迪马乔一击下去，球从杆的一边滑脱，像小兔子一样，从高高的草丛中一路跳到池塘里去了。迪马乔打球时一向沉着冷静，可今天，他却一言不发，把9号杆一下子扔了出去。球杆飞出去，卡在了树杈上。

“完了，”奥杜尔随口说道，“这套球杆完了。”

迪马乔走到树下。幸好球杆滑落在较低的树杈上，迪马乔站在高尔夫车上，伸手把球杆取了回来。

迪马乔慢慢摇了摇头，走向池塘边，咕哝着：“每次别人给我提建议，我都把它当耳旁风。”

一会儿，淋浴更衣之后，迪马乔和其他人开车前往十英里外，去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听说这个宴会相当有格调。可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却发现完全出乎意料，整个会场像个乡村集市，农夫们聚集在一个看上去像谷仓的建筑四周，一个警长候选人正站在门口发传单，屋内一个由家庭主妇们组成的合唱团正在高唱：“你是我的阳光。”

“我们怎么卷到这事儿里来了？”迪马乔一边往里走，一边抱怨。

“奥杜尔，”一个人说道，“都怪他。奥杜尔这个老家伙什么事都拉不下脸。”

“见鬼去吧！”奥杜尔骂道。

很快，迪马乔、奥杜尔和厄尼·内弗斯身旁就挤得水泄不通了。一位女士带着合唱团冲出来，喊道：“哦，迪马乔先生，您能光临真是我们的荣幸。”

迪马乔强装笑脸儿回答道：“女士，我也很高兴能来这里。”

“如果您早一点儿到，就能听到我们的歌声了，太遗憾了。”

“哦，我已经听到了，”他说，“非常好。”

“那太好了，”她又说，“您的兄弟多米和万斯近来还好？”

“还好。多米住在波士顿附近，万斯在匹兹堡。”

“你好，乔！”一个满嘴酒气的人靠过来插话，他拍拍迪马乔的肩膀，又捏捏迪马乔的胳膊，说道，“乔，你说今年哪个队能赢？”

“哦，我没想过。”迪马乔答道。

“巨人队怎么样？”

“你跟我想的一样。”

“你不能排除巡游者队夺冠的可能。”那人又道。

“当然不能。”迪马乔说。

“他们投球多棒呀！”

“投球当然很重要。”迪马乔说。

无论到哪里，等着他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好像他有超凡能力，能一眼看出谁是未来的新星似的。每到一处，就有上年纪的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臂，说迪马乔一定能复出打比赛，迪马乔笑了，完全发自内心。他一直努力保持他过去的体形——他节制饮食，洗桑拿，从不放纵无度。有时，他从浴室中走出来时，更衣室里那些已入暮年的老人们常常会偷偷瞥上他几眼，羡慕他胸前结实的肌肉、平坦的腹部和有力的大腿。就像年轻人的身体一样，他皮肤苍白，汗毛很少；然而，他的脸部轮廓鲜明，皮肤也较黑，那是几个假期日晒的杰作。在这样的聚会上，他总是耀眼夺目的人物——一位不朽的英雄，正如一个体育记者写的那样。记者们就是这样描述像迪马乔这样的人的，他们极少提及这些英雄是否也有常人的缺点——有的沉湎酒色，有的心怀奸诈；如果这些都曝了光，神话也就不复存在了，孩子们的梦想就会破灭，那些有钱有势的俱乐部老板也会被激怒。他们利欲熏心，指望棒球赚钱，不择手段，出卖球员就像孩子们交换印着明星卡片的泡泡糖纸那么容易。因此，棒球明星必须饰演好他们的角色，必须把神话维持下去。没有人比迪马乔演得更好了。当一个喝醉了的老人抓着他的胳膊问“乔，今年谁会赢”时，没人比迪马乔表现得更有耐心。

两小时后，宴会和讲话都结束了，迪马乔一下子跌坐在奥杜尔的车里，他们径直驶回旧金山。但是，当奥杜尔的车驶进一个加油站时，迪马乔直起身子，他看到一个红头发漂亮姑娘，正跷着二郎腿，坐在栅栏上修指甲。她22岁左右，穿着一件紧身黑裙子和一件更紧的白衬衫。

“快看那儿！”迪马乔说。

“真棒！”奥杜尔叫道。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奥杜尔忙转过身去，打开油箱盖，开始擦挡风玻璃。那年轻人穿着一件油腻腻的白色制服，胸前别着个小牌，上写着：“波特”。迪马乔一直看着那个女孩，可她却依然全神贯注地修她的指甲。他又看看波特，波特也没认出他来。油箱加满后，奥杜尔付了钱，发动汽车。波特回到他的姑娘那里。迪马乔又跌坐回前排车座上。到旧金山之前，他一直紧闭着双眼。

“我们去看看雷诺吧！”迪马乔建议道。

“不行，我得去找我老婆了。”奥杜尔回答说。于是他在酒吧门口放下迪马乔，开车走了。不一会儿，雷诺的声音从烟雾缭绕的酒吧中传来：“嗨，击球手来了！”人们向迪马乔挥手致意，请他喝点什么。迪马乔要了一杯伏特加，和围坐在他身边的人们聊了起来。约一个小时后，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离开了她的朋友，从酒吧另一边走了过来，有人把她介绍给迪马乔。迪马乔给她买了一杯饮料，还递上了一支烟。然后，他划着一根火柴，拿火柴的手颤抖着。

“是我的手在发抖吗？”他问。

“当然。”女郎说，“我的手肯定不抖。”

两天后，迪马乔将他在雷诺更衣室的衣物打点了一下，然后登上了一架喷气式客机。他斜躺在三个座位上睡了一觉。不久，当太阳在迈阿密升起时，他下了飞机。领取了行李和高尔夫球杆，把它们放在等在外面的汽车上，不到一小时，他的车就开上了两旁长满棕榈树的大道，向坐落在劳德代尔角的扬基击球手饭店驶去。

“好像我的一生都在旅途中，”他说着，眼神透过挡风玻璃，落向车外的朝阳，“我从来没有一种属于某个地方的感觉。”

到了扬基击球手饭店之后，他要了饭店里最大的套房。人们在门厅纷纷和他挥手，索要签名，并说：“乔，你真棒。”第二天早上，以及在这之后的30个早晨，他都会身穿5号球衣，准时出现在棒球场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坐在大看台上，每次他刚一露面，掌声便响起来，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看迪马乔又拿起棒球，与年轻一代的扬基队员们一起训练。这些队员当中，有许多在迪马乔叱咤风云的25年前的那个夏天还未出世，那时迪马乔连续56场所向披靡，一跃成为美国最光彩夺目的明星。

但在劳德代尔角公园里，年轻一些的观众和记者们更关注曼特尔和马里斯，几乎每天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都是有关他们的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即使他们只不过在球场上走走，记者们也会马上让他们再摆个姿势拍照；他们只要皱皱眉头，专栏作家们会立刻询问他们在想什么。

七天过后，神圣时刻终于到来了——曼特尔和马里斯将要击球了——记者们蜂拥而至，围在击球区四周，击球区在左场边线外，用栅栏和线网围着，这意味着球击出后飞行不到三四十英尺就会落入网中。即使如此，曼特尔和马里斯将要上场击球了，在这个春季，这可是头条新闻。

曼特尔首先上场。他戴着一副黑色手套，以防球棒磨破了手。他站在右边，等着一个名叫威恩·贝森的教练投球。教练投出球后，曼特尔一记猛击，球被击中，一下子飞向围网。球飞了出去，曼特尔张开嘴，大口喘气。

曼特尔不想第一天就过分表现自己，他把球棒扔在地上，转身走出了击球区。罗杰·马里斯走了进来，拾起曼特尔的球棒，在手中掂了掂。

“这鬼东西足有38盎司[12]重，”马里斯说。他把球棒扔回地上，离开击球区，走到球场另一端的休息室，找了一只较轻的球棒来。

迪马乔与记者们一起在击球区外，刚要转身离开，威恩·贝森在里面喊道：“乔，来打一记？”

“没门。”迪马乔说。

“来吧，乔。”贝森说道。

记者们都静了下来，等候迪马乔上场。迪马乔慢慢地走进击球区，拿起曼特尔的球棒。他在本垒前站好，这显然不是迪马乔常摆的那种姿势；他的手握在离球棒把两英寸之处，两脚距离不太宽。迪马乔击中贝森投过来的第一个球，出界了；动作力度不够，挥棒有些拖泥带水，背上印着号码的球衣还未在宽阔的背上展露出来。

迪马乔第二击，又出界了。接下来第三、第四、第五击，看上去很轻松，却毫无威力。贝森喊道：“乔，我一直不知道你还会怯场。”

“我现在会。”迪马乔说着，准备再击下一球。

他又一丝不苟地击了三次，等再次挥棒时，球又落空了，只有球棒划过的声音。

“噢！”迪马乔喊道。他扔掉了球棒，手掌一阵刺痛，“我就等着这一下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搓手向外走去。记者们望着他，一言不发。迪马乔既不愤怒，也不伤感，边走边对一人说道：“以前你根本不可能让我出局。”他说话时语气平静，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1] A.P.詹尼尼（Amadeo Pietro Giannini, 1870—1949），美国银行家，美国银行（The Bank of America）的创立者。

[2] 卡塞伊·施滕格尔（Casey Stengel, 1890—1975），绰号“老教授”，美国棒球运动员、球队经理，1966年入选美国国家棒球名人堂。

[3] 莱斯·布朗（Les Brown, 1912—2001），美国单簧管、萨克斯风演奏者，乐队领队与作曲家。他的乐队“莱斯·布朗和他的荣誉乐队”（Les Brown and His Band of Renown）一直演出了六十余年（1938—2001），为全美听众所熟知。

[4] 打击率，是棒球运动中评价击球手的重要指标。计算方式是将选手击出的安打数除以击打数。一般而言，职业棒球选手的打击率在.280以上会被认为称职，.300以上则是优秀，.400以上就能算伟大了。

[5] 贝比·鲁斯（Babe Ruth, 1895—1948），美国棒球运动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扬基队的击球手，被球迷称为“棒球之神”。

[6] 雷德·巴伯（Red Barber, 1908—1992），美国体育解说员，是广播直播体育赛事时代的标志性解说员。

[7] 詹姆斯·法利（James“Jim”Farley, 1888—1976），美国首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成功的爱尔兰裔天主教背景的政治人物。他曾任纽约州民主党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且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总统起了重要作用。

[8] 托茨·肖尔（Toots Shor, 1903—1977），纽约曼哈顿著名的俱乐部托茨·肖尔餐厅的老板，广为结交众多美国名流。

[9] 默里·奥尔德曼（Murray Olderman, 1922—），美国体育漫画家、作家。

[10] 奥斯卡·列万特（Oscar Levant, 1906—1972），美国钢琴演奏家、作曲家、作家、演员。

[11] 山姆·斯尼德（Sam Snead, 1912—2002），本·霍根（Ben Hogan, 1912—1997），均为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

[12] 1盎司约为31.1035克。曼特尔的这支球棒重约1.2千克，而普通球棒的重量一般在900克左右。

彼得·奥图尔：重归故里

教室里所有的小孩都拿出铅笔，按照修女教的方法画马。所有的孩子都在画，只有一个小男孩悠闲地坐在桌子后面，他已经完成了。

“唔，”修女低头看着他画的马说道，“为什么不再画些其他东西呢——马鞍，或者别的什么？”

几分钟后，当她返回来看他究竟画了些什么的时候。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原来马的身上多了个生殖器，正往草地上撒尿呢。

修女一阵暴怒，举起双手，劈头盖脸抽打那个小孩。随后，其他修女也冲了进来，跟着一块儿揍他，把他摔在地板上。小孩大声哭泣，修女们置之不理。小孩儿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一脸困惑。“可是，可是……我只画了我看见的东西……只画了我看见的东西！”

“噢，那些泼妇！”过了这么多年，31岁的彼得·奥图尔对那次毒打仍心有余悸。“那些一无所有、永远嫁不出去的老娼妇，她们双手干瘪，毫无一点儿吸引男人的魅力！上帝啊，我恨透了那些修女！”

他喝完了苏格兰威士忌后，回过头去，叫来空中小姐，又要了一杯。他乘坐的航班是一小时前离开伦敦的。他在那里一直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现在他就要飞往自己的出生地爱尔兰了。机上乘客都是些商人和面颊红润的爱尔兰女人，零零落落的还有几个牧师。其中一个牧师好像用一副又长又细的铁钳夹着香烟，这样将来拿圣餐的手就不会碰到烟草了。

奥图尔没有注意到那个牧师，他正朝送酒的空姐微笑。她是个靓丽而结实的金发小美人，穿着绿色花呢制服。

“唔，瞧那屁股，”奥图尔晃着头，赞许地抬起眼睛轻轻地说，“那个屁股遮着一层卡奈摩拉产的花呢，我就在那里出生……爱尔兰有着世界上最漂亮的屁股。爱尔兰女人依然用头顶着瓦罐运水，把丈夫从酒馆领回家，这类运动对保持体型最好。”

奥图尔细啜着威士忌，眼睛望着窗外。飞机正在下降，透过云层可以看见那柔软青翠的田野、白色农舍和都柏林城外平缓的小山。此时的奥图尔像其他返回故乡的爱尔兰人一样，既悲伤，又兴奋。当再次看到迫使他们离开故乡的一切时，他们感到有些伤感；虽然知道在贫穷和让人室息的羁绊中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但也对自己就此离去而有些负疚。然而，他们每次返回故乡都感到幸福不已，因为爱尔兰的美丽似乎和孩提时代并无二致，而且每一次返回故乡家园都好像是在和青春重聚。

即便彼得·奥图尔选择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也总是时不时地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他去喝酒，去都柏林郊外的彭赤斯敦的赛马场赌马，或独自一人沉思默想。而最近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去思考；因为他同《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剧组在沙漠中度过了两年不堪忍受的时光之后，又在伦敦舞台上主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太阳神》（Baal），接着又和理查德·伯顿[1]合演《雄霸天下》（Becket），然后他还要在《吉姆老爷》（Lord Jim）中出任主角。此外，还有其他的影片要拍。

钞票像潮水般涌进，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刚在伦敦购置了一幢有19个房间的住宅，最终可以买得起杰克·巴特勒·叶芝的画了。然而，和过去做戏剧专业学生时忍饥挨饿、寄宿篷船一样，奥图尔并未感到有多满意、多安稳——那时他住在一艘驳船上，有一天晚上，由于很多人来参加聚会，驳船竟沉了下去。

现实生活中的奥图尔仍然疯疯癫癫，自我摧残，精神病专家也对他无能为力。他知道，在内心深处，灵魂底层，一直酝酿着骚乱和矛盾；或许因此才成就了他的天才，包括他的反叛精神，他的背井离乡和他的负罪心理。这一切都脱离不了爱尔兰和教会的影响。他曾捣毁了那么多部车，最后被吊销了驾照；他参加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游行；他沉迷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抗议过警察和带刺铁丝网，还反对女孩剔除腋毛；他信奉唯美主义，可他也赌过马，做过圣坛侍者；他还是一个买同样一本书（“我的生命中到处是《白鲸》的各种版本”）、读书中同一条训诫（“如果我们顺从上帝，我们就得背叛自己”）的夜间在街上徘徊的酒鬼；他温柔、慷慨、敏感、多疑（“你可是在和一个爱尔兰赌马人的儿子讲话，你可不能骗我！”），对妻子忠贞不贰，对朋友忠心耿耿，对3岁女儿的视力尤为担心，她戴着厚厚的镜片（“爹地，爹地！我弄碎了眼镜！”“别哭，凯特，别哭——再给你买副新的”）。当然，他富有戏剧天赋，无论是演哑剧还是《哈姆雷特》，都同样感人；他的脾气一触即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实话？你是谁？伯兰特·罗素？”），但转瞬即逝（“瞧，我要是知道为什么，就告诉你了，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彼得·奥图尔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此时，飞机就要降落在爱尔兰了……31年前，他是在那里呱呱坠地的……马上他就要在那里一醉方休。

飞机颠簸了两下，安全地在水泥跑道上疾驰滑行，然后转向，朝都柏林机场候机楼慢慢驶去。机门打开，一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走过来，并架起了闪光灯。彼得·奥图尔走下旋梯，在阳光下微笑着挥手。记者们行动起来，冲上前去。彼得又瘦又高，有6.3英尺，穿着件绿色的灯心绒夹克，系着条绿色领带，脚穿绿色袜子（即使穿燕尾服时，他也只穿绿袜子）。他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接受广播采访，还请每人喝了杯酒。他笑着，对每个人都示好；他魅力四射，态度温和；他在公众面前从容不迫，应付自如。

然后，他上了一辆豪华轿车，向城里驶去。很快，汽车行驶在狭窄蜿蜓的小路上。路上他见到了农舍、山羊和母牛。青青的田地延伸数里，消失在远方。

一路上，奥图尔激动不已。“多么可爱的土地！”奥图尔说道，又叹了口气，“上帝呀，你可以热爱它！但你却不能住在这儿。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的父亲，一直住在英格兰，再也没有机会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只要你说一句爱尔兰的坏话，他就会勃然大怒……

“唔，爱尔兰，”奥图尔继续说，“在这里总是母猪吃掉了自己的小猪呀！说出一个曾在这儿出生的爱尔兰艺术家，说出一位就行！上帝啊！杰克·叶芝在这个国家一幅画也卖不出去，所有的天赋……噢，伙计……你知道爱尔兰出口最多的是什么吗？是人。……萧伯纳、乔伊斯、约翰·辛格，他们都在这儿待不下去。奥凯西[2]在这儿待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宣扬享乐主义，伙计，那就是为什么……唔，凭着上帝的名义，爱尔兰人深知绝望是什么滋味，对于这一点，他们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国度里，人们却照样寻欢作乐……噢，敬爱的神父，”奥图尔拍着胸脯，接着说，“宽恕我吧，神父，因为我干了拉弗提夫人……”

“爱尔兰，”奥图尔重复道，“你可以热爱它……但不可能住在这儿。”

现在他住在利菲河旁的一家旅馆，这条河与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描述的那座塔毗邻。此时，他显得安静又忧郁，与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判若两人。

“凯尔特民族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彼得·奥图尔细细品味着苏格兰威士忌，说道。接着，他又补充道，他的部分悲观主义思想源于他的出生地康内马拉，“爱尔兰最荒凉的地区”。“爱尔兰是一个充满饥荒的国家，一个没有地平线的国度”——杰克·叶芝在画爱尔兰人时把爱尔兰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画像让彼得想起他75岁的父亲帕特里克·奥图尔，他曾是一名赛马赌注登记员。他在许多方面像彼得：身材修长，行为冒失；经常酗酒，殴打警察；赌马场上运气平平。康内马拉的邻居们过去常常为帕特里克的妻子康斯坦丝（“圣人”）叹息，“唔，如果帕提没了康妮可怎么办呢？”

“当父亲带着好运气从赛马场回到家，”彼得斜靠在围栏上说道，“他会使房间四壁生辉，如同仙境一般。但当他赌输时，房间也就如坠地狱，一切变得暗淡无光。我们家，不是守灵夜就是新婚之夜。”

后来，当长成少年时，彼得随家人离开了爱尔兰；他的父亲想和北英格兰的工业区众多的赛马场离得更近些，就举家搬到利兹。那里是个推倒一间屋子，立马又盖上两间的贫民区。

“对于利兹，孩童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迷路，”彼得又端起另一杯酒说道，“我记得在那个城市里闲逛……记得看见一个男人将电话亭粉刷成绿色……还记得他走了，没拿走颜料桶和工具……记得我替他粉刷完了亭子……记得我被带到警署……还记得抬起头看桌子，一概是白色瓷砖，像修女的手一样白，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讨厌的大块头正在俯视着我……”

13岁时，彼得休了学，在一家货栈里干了一段时间，学会了不用剪刀就能弄断绳子，这个手艺他一直没丢。之后，他成了《约克郡晚间新闻》报社的送稿生和摄影助理，他一直很喜欢这份工作，直到他发现，新闻人干的大多是记录名人事迹的事情，很少有人扬名后世或唱主角。他说他很想自己也能成名。18岁时，他在笔记本里记下这几句话，那便成了他的人生信条。如今，在都柏林的酒吧里，他歪着身子坐在高脚凳上，开始大声背诵：

我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与众不同是我的权利——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寻求机遇，而非安稳……我想去冒险，去做梦，去创造，去失败，去成功……决不出卖进取心而换取施舍……我宁愿选择挑战性的生活，而不愿苟且偷生；宁愿选择追求成功时的喜悦，不愿苟活在乌托邦式的枯燥平静中……[3]

他背诵完，那边有两个醉汉拍起手来，奥图尔给他们和自己又各买了一杯酒。

他的演员生涯是在参观海军和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一年后开始的。他出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契诃夫剧本中的一个格鲁吉亚农民，和布里斯托尔老维克剧院的同伴们一起演出。

“剧本要求我在舞台上负重前行，台词是‘奥斯特罗夫博士，马已经来了。’然后走开。”奥图尔说道，“但我没按这个来。我心中这个格鲁吉亚农民的原型其实是斯大林！所以我演得让他稍微有一点瘸腿，像斯大林那样，我还把妆容弄得也跟他一样……我心中怀着对贵族的怨恨慢慢走上台，观众们忽然一阵肃静。我盯着奥斯特罗夫博士，对他说道：‘赛马博士们，奥斯特罗夫来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在布里斯托尔市老维克剧团饰演了73个角色，包括哈姆莱特。但是，直到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出演角色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奥图尔说到这里，神情开始有些激动。

“劳伦斯！”奥图尔大口地喝着威士忌，语气尖刻地说，“我被那个家伙迷住了，真是糟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能跳进一个粪桶，然后他带着满身紫罗兰香味出来。然而拍那部戏花了两年零三个月，两年零三个月呀！除了劳伦斯外，谁都不去想，你就变成了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对于我个人而言它变成了坏事，它后来毁掉了我的表演。

“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演完劳伦斯，我又演了《太阳神》。在我们穿服装排演之后，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回来对我说：‘你怎么了，彼得，出了什么事？’我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他答道：‘你没有投入？’……救世主啊，他的话激起我阵阵恐惧。唔，演出很糟！我看着地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浑身发软，像散了架似的……后来，我对自己说：‘你有麻烦了，伙计。’我可恶的脚趾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拍完那部片子，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哈丽·克雷格的节目中，那个女人刨根问底，没完没了！我说，我害怕拍完了《劳伦斯》自己就会彻底垮掉。那部电影拍了那么长时间，两年零三个月，我担着演出的全部责任，却没有半点控制权……主啊！电影中有个特写镜头，是我27岁时拍的；八秒钟后，又是一个特写镜头，是我29岁时拍的！为了该死的八秒钟，我两年的生命一去不复返了！

“唔，看见那一切都在银幕上被定格，被保存下来，真是一种痛苦。”他直直地盯着前面一排酒瓶子说道，“一旦一件东西被定格，它就不再有生命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戏剧的原因。它是片刻的艺术。我喜爱瞬间，憎恨永远。表演就是要把话语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偏爱古典派的表演，因为……你需要有歌剧演唱家的那种音域……芭蕾舞演员的那种动作功底……你还得会表演……就像是你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种乐器，自己在上面弹奏一样……这不只是你可以在电影中见到的行为主义……老天爷呀，到底什么是电影？就是他妈的移动的照片，仅此而已。但是，戏剧啊！有着一种我热爱的非永久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生命的反思。它好像……好像……是在用雪来雕一座塑像……”

彼得看了看表。然后，付钱给酒吧侍者，冲墙角那两个醉鬼挥手告别。现在是下午1点15分——他该去赛马场了。

司机是个胖子，讲话不多，这段时间一直在旅馆前厅里打盹儿，听见奥图尔哼着歌儿从酒吧里踱出，他醒了；当奥图尔轻鞠一躬，兴致勃勃地宣布：“去赛马场，我的老伙计。”他迅速地跳了起来。

在去彭赤斯敦赛马场的路上，奥图尔神采飞扬，没有一丝醉意。他回想起了孩童时父亲带他去赛马场的快乐时光。奥图尔说，父亲有时在赌注登记站错算了赌注，或者在他自己赌时输得没有钱付给他的主顾时，比赛一结束，趁顾客还没来得及到他的登记站要钱时就会抓起彼得的手说：“过来，儿子，咱们快走！”他们穿过灌木丛，很快从赛马场消失，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回来了。

当司机驱车赶到俱乐部时，彭赤斯敦赛马场的看台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都排着长队等着买票，他们衣冠楚楚，身着花呢套装，头戴花呢礼帽或插着羽毛的宽边女帽。这些人身后是一块围起来的草地，马在柔软青翠的草地上撒着欢儿，鼻孔一张一息地喘着气，绕着圈儿或拐着弯儿转悠。围场后面一片嘈杂，一排排赌注登记员站在油漆得鲜亮的看台后面，使劲地叫卖着赌注票。他们都是些戴着帽子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微风中挥舞着手中的赌注小纸片。

彼得·奥图尔默默地看了他们一会。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彼——达，彼——达，彼——达奥图尔，唔，你好吗？”

奥图尔认出这位女士是他在都柏林的一个熟人。她40岁左右，身体健美，丈夫拥有许多赛马，并在吉尼斯养有许多种马。

奥图尔微笑着，拉着她的手待了一会儿。她说：“唔，彼——达，你每天看起来都精神焕发，甚至比你骑在漂亮的阿拉伯骆驼上还要帅。俱乐部后面有我们的房车，来吧，亲爱的和我们喝杯酒，好不好？”

奥图尔说他很愿意，但他想先下一注。

他在一局比赛中给一匹马下了五镑的注，就在这匹马快跃过最后一个障碍时，赛手被甩出去了。接下的五局，奥图尔也输掉了。这时他的酒劲儿也开始上来了。赛间休息时，他就去了健力士啤酒屋车。这是一辆很大的白色房车，里面都是有钱人，还有香槟和优雅的爱尔兰女士。她们走到他身旁，亲切地喊他“彼——达”，并告诉他应该经常回爱尔兰。他冲她们微笑着，用他的长胳膊搂抱着她们，有时甚至把整个身体都靠在她们身上。

最后一场比赛前，奥图尔缓步走出。外面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他又在一匹他一无所知的马上押了十镑；然后他并没有回到健力士啤酒屋里，而是斜靠在跑道附近的栏杆上，用布满血丝的蓝眼睛凝视着大门后面的一排马匹。铃声响了，奥图尔押的那匹栗色的骟马抢在前面。在拐弯处急速转弯时，它踢起的一块块草皮溅在空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它纵身跃过障碍物，并以两个马身的距离领先时，彼得开始清醒了。数秒后，这匹马冲过终点线，飞驰而过。奥图尔在空中挥着拳头，欢呼雀跃着。赛马跑过终点后，骑手靠在鞍背上，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彼——达，彼——达，你赢了！”从房车那儿传来欢呼声。

“彼——达，亲爱的，来喝一杯！”

但彼得没有兴趣喝酒了。他趁登记员没走之前，赶紧冲到售票窗口。奥图尔拿到了钱。

赛后的傍晚，空气骤然变冷，于是奥图尔决定不去参加都柏林的各种聚会。他让司机开车把他带到都柏林郊外的格兰戴洛。这是一个美丽、僻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夹在两座小山之间，背靠一座小湖。奥图尔祖先的墓地距此不远，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来这里散步。

下午5点30分，大型轿车缓慢地行驶在小山脚下的土路上，不一会儿，车停了下来。由于前面没有路了，奥图尔只好从车里出来，他把绿色灯心绒夹克的领子立起来，朝山上走去。他有点儿不舒服，因为喝了太多的酒，头有些眩晕。

“噢，上帝呀，多漂亮的色彩！”他喊道，声音在山谷里回响，“看一眼这些树吧！这些小树，它们会移动。老天知道，以前它们不在那儿栽着啊——它们那么华丽，像梳理过的头发；还有湖水，那里没有鱼，没有鸟叫。鸟儿不歌唱是因为没有鱼儿聆听……”

接着，他一下子躺在山坡上，猛然扭过头，举起手说：“看见了吗？看见右手了吗？”他把右手晃来晃去，说道，“看这些伤疤，伙计。”他的右手上有三四十个小伤疤，关节处也有，小手指已经畸形。

“我不知道这重不重要，伙计，但……但我是个左撇子，可却被迫使用右手……唔，当我用左手时，那些修女就敲打我的手指关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那么憎恨学校。”

他说，这一生他的右手就是个凶险的武器，他用它捣碎玻璃，击碎水泥，击伤他人。

“但看我的左手，”他高高举起左手，“没有一处伤疤，手指修长，像百合一样光滑……”

他停顿了一下说：“你知道，我绝对可以反着写字，像从镜子里看到的那样……你瞧……”

他抽出他的飞机票，拿出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笑了，随后站起身来，掸掉夹克和裤子上的土，蹒跚地走下山。他的身后留下神秘而寂静的湖泊，奔跑着的树林，以及形容枯槁的白人修女隐居的那个小岛。

[1] 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 1925—1984），英国男演员，曾是好莱坞身价最高的演员，七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却从未获奖。主要作品有《柏林谍影》《驯悍记》等。

[2] 肖恩·奥凯西（Seán O’Casey, 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传记作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朱诺和孔雀》《犁与星》《给我红玫瑰》《主教的篝火》等。

[3] 本段引文出自美国政治家迪安·阿尔芬奇（Dean Alfange, 1897—1989），并发表于美国《本周杂志》（This Week Magazine）和《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上。后被美国《企业家》（The Entrepreneur）杂志作为发刊词，激励了许多读者。

时尚王国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一群精明干练、皮肤紧致的女士互相称呼彼此“亲爱的”“宝贝”，语调夸张、说话文绉绉地走进曼哈顿的哥莱巴大厦，乘坐电梯来到19层，然后悄然地坐在她们在《时尚》（Vogue）杂志社的办公桌后。《时尚》一直是每一个美国女性梦寐以求的优雅形象的象征：她们渴望身穿巴黎世家长裙，脚蹬罗杰·维维亚的鞋子，头上梳着由肯尼思先生[1]打造的发式，或穿着少女式样的貂皮大衣悠然地走过凯旋门。

在萨福之后还从未有人能像《时尚》的编辑们那样令女士们群情振奋，耳目一新。几乎每一期，她们都推出美丽绝伦的女神。人们在浏览每一页时都会发现，这些女神个个光彩夺目，似乎尽善尽美。《时尚》的模特们，有时会身着咖啡色的丝绸服装出现在杂志上，有时会驾驶着柚木双桅小帆船游弋在小安的列斯群岛，有时会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雷诺赛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但绝不会撞到她），身后的背景是两个眯着眼睛的法国宪兵。画上的她牙齿整洁光润，双唇微张，一条腿伸向空中。似乎整个巴黎都为这位女子倾倒，并迷上她穿的丝质平纹晚礼服。

有时，《时尚》的模特也会穿上永不过季的黑衣，站在王后区大桥上，背上还趴着一只白猫。她也许要乘喷气式飞机去波多黎各与卡萨尔斯[2]共进午餐，也许会将那只猫留在家里。午餐时，那些怀中抱着光屁股的孩子的当地妇女从山上注视着她——她们朝她微笑，羡慕她的蚕丝裙装。尽管这位模特的高跟鞋已踩坏了埃尔莫罗古城堡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人们也照样喜爱她。

如果说《时尚》中的时装模特只能称得上令人惊叹的话，那么杂志中拍摄的那些社会名流则富甲天下、貌美如花、永不倦怠、生气勃勃、活力四射、聪明机智、诙谐幽默。细细读来，你会觉得这些社会名流比国会议员更乐于服务社会，比沃尔夫冈·朗格维舍[3]更精通飞机理论；他们在乡间流连忘返，但在戛纳的豪华牌室中也同样轻松自如；他们青春常驻，容颜不老，也不会有头皮屑，用《时尚》的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插图文字作者的套话来讲，他们个个都是“风趣机警”“雍容华贵”“典雅淑慧”“别有情调”，外加“光彩夺目”。

譬如，在《时尚》的某一期中，勒尔·吉尼斯夫人[4]在从洛桑到棕榈海滩前所拍摄的那幅照片被描述成“耀眼夺目、精力充沛、风趣优雅”。在另外一期中，哥伦布·奥唐奈夫人则被描述成“思维敏捷”“极具幽默感”；泰国的王后诗丽吉特被描述成“风趣高雅”；达尔基思女伯爵被描述成“令人着迷”，并与卡罗琳·萨默塞特夫人一样“光彩照人”，有“典雅的月光之美”。去年，默里·范德比尔特夫人被描绘成有着一双坦诚且又令人心碎的双眸，笑声柔和率真，长着浅黑头发的苗条女郎；今年的她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有着强烈目的性的美艳”。她的目的就是在某个星期二飞往巴黎，让那位“令人愉悦、生活放荡”的凯斯·凡·东恩[5]为她画一幅肖像，然后她当晚再飞回纽约。正如《时尚》所言，这一切她“仅花费了23小时45分钟”。

一旦有不同寻常的例外，例如《时尚》的某一位著名女性并非“美丽绝伦”——比如说，她相貌平凡——就会被说成是“聪慧”“机警”，或像雅致且充满活力的小说中的那种女主人公。埃莱娜·罗沙夫人[6]就曾被描绘成“看上去像司汤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偶尔提及那种完全不按《时尚》模式打扮的女性，如著名女影星英格丽·褒曼时（她几乎不买什么化妆品），《时尚》就会称赞她拥有一只非常“出身高贵”的鼻子。

《时尚》中的女主人公的鼻子通常颀长而纤细，正如杂志编辑们所长的鼻子一样——这样，她们就可以蔑视同行康泰纳仕出版公司[7]旗下的《魅力》杂志社的那些同仁了。《魅力》杂志编辑部与《时尚》杂志编辑部同处哥莱巴大厦19层。《魅力》杂志社的编辑们往往身材矮小，年纪颇轻，不谙世故。要想辨别这两家杂志社的职员简直易如反掌，因为《魅力》杂志的那帮小丫头，除了大多拥有《时尚》不屑一顾的“向上翘起”且“热衷一切”的鼻子外，还常穿T恤衫，佩戴着女大学生喜欢的那种环状胸针。她们在电梯中面露微笑，见面问候时只说“嗨”。《时尚》的一位女士曾称《魅力》的职员是“一群精力旺盛，爱说‘嗨’的家伙”。

几年前的一天，一位《时尚》新雇用的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秘书背着包闯进了编辑部办公室，开口就说了一声“嗨！”——本来习惯开口奉迎的编辑不得不厉声说道：“在这里，我们从不那样讲话。”

“《魅力》杂志社中的每个人都期望能够练就《时尚》员工的那种对时尚用语的警觉和认真。”曾经做过《魅力》杂志文字编辑的作家夏娃·马丽亚姆说道，“不过这类事情很少发生。《时尚》的人们总是小心谨慎。从《魅力》跳槽到《时尚》的新员工仍会使用‘可爱’这个字眼，而不用‘得体’；她或许会说举行‘一个聚会’而不说‘一次晚宴’；也许在她看来，一件鹿皮上装是‘周末坐旅行车出游时的衣服’而非‘住郊区别墅时的装束’；或者她会说去逛‘珠宝店’而不是去‘首饰行’。然而，最拙劣的辞藻还不仅限于此。她会说‘买得划算’，却不说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或‘一个明智的决策’；或把‘舞会晚礼服’——这真让人为之一惊——称作‘正式服’。”

只要走出电梯，踏入19层的走廊，就会立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时尚》的氛围。漆黑的大理石地板上繁星点点，宽阔的大厅装饰得极有品位，一位操英国口音的美丽小姐姿势优雅地站在前台。《时尚》杂志连单词拼写也要保持英式拼写方式，或许聘用英国前台小姐是为了与这种传统的正规文风保持一致。

前台小姐身后一条弯曲的长廊通向各个编辑的办公室。第一间是美容编辑的办公室，里面充满了发油、胭脂以及各种能让人永葆容颜的擦剂乳液的气味。经过这间办公室，再转一个弯，就是其他六位编辑的办公室了。一个个宽敞的“时尚屋”把各个办公室隔开，时尚屋里总是人声嘈杂。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时尚屋和周围的办公室里总是洋溢着50个女人尖细而热情的声音和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地上倒映出的那些大腿修长的女编辑的模糊影像，耳中充满她们高跟鞋的踢踏声。在时尚屋的一个角落里，针织品编辑正对丝绸样品挑剔地审视着；在靠近窗子的一隅，鞋帽编辑在思考什么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才不同凡响；在另一个角落里，负责挑选模特的编辑正在档案柜中挑来选去，寻找合适的模特。在那里面可以找到详细分类的模特资料：哪些模特适合做紧身内衣的广告，哪些模特腿形优美，哪些手指纤细（适合做手套广告），哪些手掌娇小优美（这样的一双手使那些昂贵小巧的香水瓶看上去显得更大一些）。

卡罗尔·菲利浦是一位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体形优美的编辑。走近她的办公室，总会听到《时尚》的一些品味制造者发出的有教养的低吟浅笑；她们站在菲利浦夫人的办公桌前，双手叉腰，脚指跷起。当然，她们喋喋不休的话语和走廊里回荡的说话声常使高级时装编辑金茨堡男爵无法全神贯注于伦敦《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报纸是每天早晨送报人从时报广场报摊上为他取的。《时尚》的女士们都叫他“尼基”（他本名叫尼古拉斯）。他把“7”写成欧洲式的“”，曾是俄国芭蕾舞团的演员，并在一部名为《符咒》（The Vampire）的电影中担当过角色。在那部电影中，他扮演一位诗人，在棺木中等待了两周，最后伺机杀死了吸血鬼。如今，男爵总是打黑领带。据说，有一次当他搭第七大道的电梯时忘了按楼层，结果直接被送到了一个专门为殡葬服务人员制作礼服的裁缝室。

男爵办公室楼上的第20层，《时尚》杂志社还有几间办公室，其中一间属于专栏编辑阿勒·泰尔美。她曾被克劳宁希尔德[8]称赞为“科伦巴的蛋奶酥”。在工作中她负责一个名叫“人们正谈论”的专栏。这是一个专门收集女士谈论话题以及她认为大家应该谈的话题的专栏。

人们正谈论……目前我们需要引入希腊词汇Bottologia，意思是说得太多或是无谓的重复，正如《马太福音》6:7所言……

人们正谈论……伟大的奥地利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的女儿受洗时人们送给她的礼物……

人们正谈论……藤球是一种很好看的游戏……

人们正谈论……蜂雀……

人们正谈论……世界的东部……

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时尚》杂志的文学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任何疑问，重印科莱特[9]就好。”然而必须替《时尚》声明的一点是，它的文学作品都出自一些优秀作家之手，像马丽安娜·摩尔、雅克·巴尔赞、指导贝卡·韦斯特和阿勒·泰尔美等。尽管如此，才华横溢的《时尚》前艺术指导米赫姆德·费米·阿迦博士曾做过这样的评论：“阿勒的文章固然写得漂亮流畅，但我还是常对她讲，她与妓院里的钢琴演奏师并无二致。也许她的确是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师，但人们去那儿的目的可不是听音乐。同样，人们购买《时尚》不是为了读好文章，而是去浏览时装。”

金茨堡男爵刚刚做完《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便赶往第七大道的服装中心，去观看那里的时装展示。此刻，他正在服装设计师赫伯特·桑德海姆的展示室中，斜靠在豪华沙发上，欣赏着一场专门为《时尚》杂志预演的春装表演。坐在男爵身边的是《时尚》的另一位编辑米尔德丽德·诺顿，她是一位线条突出、体形优美、眉毛高挑的金发女郎。

“你可是全世界最先看到我的春装的人。”桑德海姆身材矮小结实，声音略微沙哑。此刻他搓着双手，满脸带笑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一个金发模特从幕后出来，步履轻盈地朝男爵和诺顿夫人走来，并轻声说道：“628号。”

男爵在他的爱马仕真皮笔记本上记下了式样代码，看着模特转了一圈走回到幕后。

“那是意大利的佩米卡棉布做的。”桑德海姆说。

“贵吗？”诺顿夫人问。

“佩米卡棉布大概是2.5美元一码。”桑德海姆回答道。

“648号。”第二个模特低声喊道。她有着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肤色也呈褐色，从桑德海姆身边翩然而过，展开衣襟，在金茨堡男爵面前转了个圈。

“好极了，我就喜欢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外衣。”男爵说道。同时，他非常专业地在模特身上的佩米卡晚礼服上捻了一下，感觉一下面料的质地。

诺顿夫人右眉抬了一下。

“这个冬天你打算出去吗？”男爵问桑德海姆。

“也许要去棕榈海滩。”他答道。

男爵好像并没有反应。

“624号。”刚才那个褐色皮肤的模特又从幕后走了出来，身着飘曳长裙，走到前台，旋转了一圈，低声喊道。

“佩米卡的质地的确很棒，”桑德海姆很快又恢复了一副认真的样子，说道，“还有，这种面料不起皱褶。”

“好像那两件更好些，你说呢，尼基？”诺顿夫人问道。

男爵没有回答。模特又在他面前转了一圈，然后背对着他站在那里。

“你是多少号？”男爵问道。他的声音短促却清晰，还带英国腔。

“639号。”模特回过头来说。男爵记了下来。伴随着塑料挂衣钩噼里啪啦的声音，他看着模特走回幕后。

五分钟后，桑德海姆先生的服装展示会结束。对于那些《时尚》想独家拍照和展示的服装号码，男爵都一一记下，并告诉了他。

桑德海姆欣然应允，因为他知道，只要能在《时尚》杂志上首先推出，那么这些时装几乎都可以确保畅销。

《时尚》杂志的历史可追溯到1892年12月17日。那时“儒雅友善的”亚瑟·鲍德温·特努尔（普林斯顿大学76届毕业生）创立了《时尚》杂志，他的妻子是美国女人中最早迷恋高尔夫球的一员。早在1895年，他就因在杂志上刊登了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小姐与马尔伯勒公爵结婚时穿着的礼服及内衣而引起了一场轰动。

1909年，康德·纳斯特买下了《时尚》的所有权。在他的手上，这份杂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一枝独秀于时装类杂志。《时尚芭莎》杂志一直奉行革新的风格，却也不能给读者提供玛丽·麦卡锡[10]所说的“大众化的高贵”一类的东西。一位《时尚》的女士解释说：“我们的杂志在这方面正好恰如其分。”

几年前，麦卡锡小姐就女性时装杂志曾为《记者》（The Reporter）做过一次相当广泛的调查。她得出结论：当翻看诸如《迷人》（Charm）、《魅力》或《小姐》（Mademoiselle）这些不太故作时髦的杂志时，读者就会感受到一种对她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的人文关怀。读者的困惑包罗万象：“作为一名职业女性的痛苦；对上级的嫉妒；神经过敏，局促不安，备感孤独，性恐惧；对与老板发展友情的胆怯；每晚坐在镜前拿着镊子修整眉型；周六绝望的社交斗争（‘办个聚会，把你认识的人都叫来’）；在办公室那死气沉沉封闭生活中的苦苦挣扎以求认同了。”

在《社会影响力》（Social Forces）杂志中，两位社会学家，巴纳德学院的伯纳德·巴伯和当时哈佛大学的莱尔·洛贝尔也就女性杂志问题做过一次调查。他们指出，《时尚》代表的是那种“成熟老练和时髦”正是受人尊敬的、家长与教师联合会般风格的《女性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所不屑一顾的。后者对于所谓的“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及“风雅高贵”深恶痛绝。

然而，据两位社会学家讲，似乎还有一群更遭人嫉妒的女人，她们是一群超越了《时尚》所代表的时髦风格的、并不时髦的“有祖产的权贵女性”。

“在这种最高级别的较量中，人们已无须通过消费来印证她们的社会地位了。”巴伯与洛贝尔写道，“此类女人也许会对变化万千的时装潮流无动于衷。她们那些质地优良的高档服装可以穿上好些年……她们的衣着看上去有时有点古怪，就好像波士顿灯塔大街上的那群老妇人。”

谈到《时尚》的水准，他们继续写道：“在有祖产的权贵家族这一社会阶层之下，紧挨着便是那些‘高级时尚’（high fashion）、紧追巴黎时尚的女性领袖了。她们对于在她们之上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女性的生活了如指掌，甚至也试图融入到那个圈子当中，于是便竭尽全力想让自己也能和‘恬静典雅’这样的字眼有缘。这群人所追求的时尚要突出的是一种高贵、优越和天生的雅致。”

当然，在《时尚》杂志可以展示出这种高贵和雅致之前，必须先召集一批极其时尚的模特，让时装摄影师为她们拍下玉照。这天下午，著名摄影师霍斯特·霍斯特的阁楼工作室中正在进行一次色彩摄影。阁楼位置极佳，正好俯瞰东河。当霍斯特·霍斯特在工作室中摆弄德国、日本、瑞士产的各种相机时，他的中国助手正把许多色调柔和的大块天蓝色纸板贴在墙上，以营造出一种夏日的背景。在地板的中央，一大箱花卉前面，有一张暖和的棕色豪华高凳，模特拍照时要在那里就坐。在隔壁的化妆间内，《时尚》的辛普森夫人一边等着模特多罗西娅·麦高恩到来，一边刺绣，绣的是马蒂斯的画。

“我会发疯的，如果没有这刺绣，我真会发疯的。”辛普森太太冲着她的刺绣品说道。

化妆间的另一隅，《时尚》杂志的女装管理员正在熨烫模特一会儿要穿的六件加拉诺斯的薄纱晚礼服。十分钟后，多罗西娅·麦高恩终于戴着满头的发卷冲进了化妆间。她是一个身材高挑、面色苍白的女孩。她迅速地脱掉了外套，将头上的发夹摘下，冲到化妆镜前，开始用一个日本化妆刷在她那张画布般的脸上描画起来。

“穿哪双鞋，辛普森夫人？”她问道。

“亲爱的，试试那双红色的。”辛普森太太说着，从马蒂斯上抬起了头。

“开始吧！”霍斯特·霍斯特从隔壁房间喊道。

经过几分钟专业级的化妆后，多罗西娅已从头到脚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刚进工作室时还是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削的布鲁克林普通女孩，此刻已俨然成为一个老于世故、难以判定年龄的女人了。她正等着第七次登上《时尚》的封面。她备感自信地走进工作室，站在霍斯特·霍斯特前方15英尺远的地方，全身绷紧，双腿轻轻叉开，手放在臂部上，预备再一次在照相机前展示她的魅力。

霍斯特·霍斯特双手轻握着三角架，蹲在地上，准备开拍。就在此刻，站在一旁像保姆似的辛普森夫人喊道：“等一下！”顷刻之间，摄影师和模特的这种全身心的投入状态被打断了。只听辛普森夫人说：“她的指甲看上去太糟糕了。”

“真的很糟吗？”多罗西娅问道。她已不再像先前那个信心十足的女人了，此刻又蜕变成那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普通女孩。

“的确如此，你带假指甲了吗？”

模特返回化妆间，戴上假指甲，又回到了相机前。辛普森夫人现在满意了，便回到隔壁房间，继续钩花边去了。中国助手在多罗西娅面前架起一个风扇，于是她的纱衣被吹得飘飘而起，裹在她那瘦削倾斜的身上。

多罗西娅把头仰起。

“风吹来时感觉真奇妙。”她笑着说。

“动一下腿。”霍斯特说道。

她的腿微弯了一下，双唇微张。霍斯特的相机不停地拍着。然后，她斜靠在那张凳子上，双唇皱起。霍斯特继续拍着。

“噢，很好，”霍斯特说，“再来一遍。”（相机的咔嚓声）

多罗西娅微笑，双唇一会儿微张，一会儿张成圆形。霍斯特在不停地拍摄。

“帽子要掉了！”她格格地笑着说。

“微笑，千万别咧开嘴笑。”霍斯特说着，又是咔嚓一声。“脖子伸长。”

她再次展示身体，又是咔嚓一声。

“真不错。”他说着，又是咔嚓一声。

“就这样。”他缓慢地重复着，手又按下快门。

现在不需要任何提示，多罗西娅已经可以自如地摆出各种姿态：一会儿风情万种，一会儿又含情脉脉，一会儿神采奕奕，一会儿又如瓦萨学院里的女学生一样端庄娴静。霍斯特在相机后兴奋不已，一直说个不停。

“很好”（咔嚓），“很好”（咔嚓），“很好”（咔嚓）。

“这些小的是什么花？”多罗西娅最后问道，她已没有了先前的情绪。

“杜鹃花。”霍斯特说着，点燃了一根烟。多罗西娅把一只玛瑙石戒指从右手上摘了下来，戴在了左手上，她说：“你知道吗？如果把戒指从一个指头上摘下戴在另一个指头上，你会感觉它还戴在原来那个指头上。”

霍斯特略带惊讶地望着她。后来多罗西娅又去换另一套服装。那个身材犹如一个游泳健将的中国助手将风扇关掉，把蓝色纸板的背景迅速地换成了粉红色。多罗西娅换好衣服回来，辛普森夫人又过来审视了一番。

“多罗西娅，”辛普森夫人说，“脖子后面有一小绺头发翘起来了。”

“是吗？”多罗西娅摸了摸脖子，问道。

多罗西娅在往化妆间走时，注意到了粉红色的背景，脸上马上浮现出兴奋的表情。

“噢，”她兴奋地叫着，“粉红色……粉红色，粉红色！”

[1] 肯尼思·巴特尔（Kenneth Battelle, 1927—2013），人称“肯尼思先生”，美国著名发型师，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他去世前，一直引领着纽约的发型、发饰时尚潮流。为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设计其标志性的蓬蓬头而闻名世界。

[2] 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 1876—1973），西班牙大提琴家、作曲家、指挥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1936至1939年间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协奏组曲。

[3] 沃尔夫冈·朗格维舍（Wolfgang Langewiesche, 1907—2002），美国飞行员、作家、记者。他发表于1944年的著作《操纵杆与方向舵》（Stick and Rudder）一直是讲解飞行原理、掌握飞机基本操作方式的经典著作。在“二战”期间，他还在美国空军的霍索恩航空学校（The Hawthorne School of Aeronautics）教授“飞行理论”课程。

[4] 勒尔·吉尼斯夫人，此处指格洛丽亚·吉尼斯（Gloria Guinness, 1913—1980），社会活动家、时尚偶像，1963至1971年任《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特约撰稿人。勒尔·吉尼斯（Thomas ‘Loel’ Guinness, 1906—1988），是格洛丽亚的第四任丈夫，英国保守党人，曾任下议院议员，商业巨贾、慈善家。

[5] 凯斯·凡·东恩（Kees van Dongen, 1877—1968），荷兰画家，野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文所提到的六位女士，在其正式身份之外，均是当时的时尚偶像。

[6] 埃莱娜·罗沙（Helene Rochas, 1927—2011），法国时装设计师马塞尔·罗沙（Marcel Rochas, 1902—1955）的妻子，法国时尚偶像之一，在其丈夫过世后负责经营罗沙集团，该集团业务涉及时装、美容、香水等多个领域。

[7] 康泰纳仕出版公司（Condé Nast Publicaiton Inc.），由康德·纳斯特（CondéNast, 1873—1942）创办的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期刊出版公司，旗下杂志有《纽约客》、《名利场》（Vanity Fair）、《GQ》、《魅力》（Glamour）、《Vogue服饰与美容》等。

[8] 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 1872—1947），美国记者、艺术评论家、剧评人，为《名利场》杂志编辑、撰稿了21年时间，确立了其出众的文风。

[9] 科莱特（Colette, 1873—1954），原名西朵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法国著名女作家、记者、演员、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法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有《吉吉》《谢里宝贝》《白日的诞生》《花事》等。

[10]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 1912—1989），美国作家、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擅长围绕婚姻、两性关系、知识分子等话题进行创作，作品常发表于《党派评论》《新共和》《哈泼斯》《纽约书评》等著名杂志，著有《她所结识的人》《令人迷恋的生活》《佛罗伦萨的石头》等作品。

寻找海明威

我对于那天下午初见海明威的印象还记忆犹新。他当时23岁，相貌堂堂。不久之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26岁了，故而形成了一个26岁的阶段。在其后的两三年中，所有的年轻人都26岁了。这显然是一个合乎其时其地的年纪。

——葛特鲁德·斯泰因[1]

50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新一代年轻美国人都长到了26岁；然而，他们不属于“感伤的青年”一代，也不属于“迷惘的一代”。他们生长于那个战无不胜的国度，充满智慧，放荡不羁；尽管出身于富贵之家并且毕业于哈佛或耶鲁，但他们似乎都热衷于装扮成穷困潦倒的乞丐，为逃避各种收账人而东躲西藏。也许对他们而言，这种生活更刺激惊险，使他们有别于来巴黎旅游的美国游客，他们对那帮人总是嗤之以鼻的。他们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嘲弄一下那些轻视他们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他们在塞纳河左岸上度过了两三年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整天与妓女、爵士乐手和出卖男色的诗人们为伍，甚至与那些既充满悲剧色彩又疯狂的人有瓜葛，其中还包括一位狂热的西班牙画家。有天他居然割断了腿上的静脉，用自己的鲜血完成了最后一幅肖像。

7月，他们驱车赶往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市观看斗牛，回来后与欧文·肖[2]在圣克卢的一个可以俯瞰巴黎的宏伟球场上打网球——将球抛起、准备发球的那一刻，在他们脚下，整个巴黎尽收眼底：埃菲尔铁塔、圣心堂、大剧院以及远处的圣母院塔尖。欧文·肖与他们在一起时都很开心，称他们为“高个子的青年”。

他们当中最高的就是6.4英尺的乔治·埃姆斯·普林顿。他打网球时身手敏捷，动作优雅；他四肢修长又瘦削，脑袋较小，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和一个精致的优美尖翘的鼻子。1952年，普林顿来到巴黎，他那时刚满26岁。有几位高大的美国青年——当然还有几个个子矮小但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正准备出版一本叫作《巴黎评论》的文学季刊。他们当中有位诗人却强烈反对，他想让新期刊取名为《杜鲁兹居家伴侣》，而且要印在桦树皮上。普林顿担任了这本季刊的主编。很快，人们就看到一个围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有时披着一件黑色斗篷的青年，穿梭于巴黎市区的大街小巷。他的这副打扮使人联想起图卢兹-洛特雷克的那幅著名石版画中那位19世纪风度翩翩的文学家阿里斯蒂德·布吕昂。[3]

《巴黎评论》的编辑们就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打弹子球的时候，完成了大部分的编辑任务。尽管如此，杂志依然办得有声有色，因为他们个个都才华横溢，出手阔绰，又都极有品位；对于小杂志中常见的“时代精神”“二分律”等时髦词汇，他们绝不滥用，也不会随便对梅尔维尔或卡夫卡的作品发表粗浅的评论。他们发表的都是那些颇有才华却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的诗歌或小说；他们还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访谈录——这些知名作家请他们吃饭，为他们引见女演员、剧作家及出版商。所有的人都乐于邀请其他人参加聚会，即使十年过去了，这种聚会却从未停止过。但巴黎现在已今非昔比，这群“高个子的青年”也都36岁了。

现在，他们住在纽约。乔治·普林顿住在第七十二街上的一间可以俯瞰东河的宽敞的单身公寓里，那里甚至成了一群文人心目中的总部，大部分聚会都在那里举行。埃莱娜·敦迪把这群文人称作“高级文学课”，版权代理人坎迪达·多纳迪奥把他们称作“东城军团”，还有人称他们为“《巴黎评论》帮”。普林顿的寓所如今已成为纽约最红火的文学沙龙。也只有在这儿，在这套仅有一间屋子的公寓里，几乎每周的任何一个晚上，你都可以见到詹姆斯·琼斯、威廉·斯泰伦、欧文·肖、几个应召女郎、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丽莲·海尔曼、一个鼓手、一两个吸毒者、哈罗德·L.休姆斯、杰克·盖尔伯、萨德尔丁·阿迦·汗、特里·索瑟恩、布莱尔·福勒、音乐剧《超越边缘》（Beyond the Fringe）的演员、汤姆·基奥、威廉·佩纳·迪波瓦、毕·惠斯勒·达布内（惠斯勒母亲门下的一名艺术家）、罗伯特·西尔弗斯、猪湾入侵战役中一个愤怒的退伍军人、一位从花花公子俱乐部退休的兔女郎、约翰·P.C.特雷恩、乔·福克斯、约翰·菲利普斯·马康、罗伯特·W.道林的秘书、彼得·杜钦、吉恩·安卓斯基、简·万登·霍伊维尔、海明威从前的拳击教练、弗雷德里克·塞德尔、托马斯·H.金兹伯格、戴维·阿姆拉姆、街上的一名酒保、芭芭拉·爱泼斯坦、吉尔·弗克斯、本地的一个锅具批发商、匹狄·金贝尔、德怀特·麦克唐纳、比尔·科尔、朱尔斯·菲弗。而且，今年年初一个冬日的夜晚，这里还来了普林顿的一位老朋友——杰奎琳·肯尼迪。

“杰姬！”普林顿惊喜地喊着，迎接这位第一夫人，还有她的妹妹、妹夫拉齐维尔夫妇。肯尼迪夫人戴着夺目的耳环，笑逐颜开，把手伸向乔治。从她上舞蹈学校时，他们就相识了。乔治帮她脱掉大衣，站在门厅里和她聊了一会儿。肯尼迪夫人向卧室里望了一眼，发现了像小山一样高的一堆外套，足足比一辆大众汽车还高。她压低了声音，善解人意地轻轻说道：“噢，乔治——你的床。”

乔治耸耸肩，陪同他们穿过门厅，下了三级台阶，来到了烟雾缭绕的客厅。

“看哪，”角落里一个爵士乐手说道，“李·拉齐维尔的姐姐来了。”

乔治先把肯尼迪夫人介绍给了一位印度作家韦德·梅赫塔，然后绕过诺曼·梅勒，把她带到了威廉·斯泰伦面前。

“噢，啊，比尔！很高兴见到你。”她握着他的手，说道。

肯尼迪夫人后来一直和斯泰伦和卡斯·坎菲尔德交谈着，背对桑德拉·霍克曼站着。霍克曼是格林威治的一位女诗人，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穿着厚厚的羊毛衫和半开着拉链的滑雪裤。

“我想，”霍克曼小姐看着肯尼迪夫人那件漂亮的白色织锦上衣点了一下头，低声地对一个朋友说，“我穿得太随便了。”

“净瞎说。”她的朋友将烟灰弹在地毯上，说道。事实上，有一点需要声明，房间里其他的70个人根本没有觉得桑德拉·霍克曼的外套比起第一夫人的差多少；其实，一些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第一夫人；有一个人倒是注意到了她，却并没有认出她来。

“天哪！”透过烟雾，他眯着眼睛，看着肯尼迪夫人精心梳理的发式，说道，“这真是今年的流行发式，是吧？那个小妞儿的头梳得还蛮像回事儿。”

肯尼迪夫人在角落里与人聊着，几步外拉齐维尔王妃与毕·惠斯勒·达布内也在交谈，只有拉齐维尔王子独自站在钢琴旁，自顾自地哼唱着曲子，在聚会上他总是独自哼唱。在华盛顿他曾以爱低声哼唱而闻名。

15分钟后，肯尼迪夫人还要赶去参加阿德莱·史蒂文森举办的晚宴。她与斯泰伦和坎菲尔德道了别，由乔治·普林顿陪伴着，向大厅的台阶走去。诺曼·梅勒刚喝了三杯水，正站在台阶旁。当她经过时，他死死地盯着肯尼迪夫人。不过，她根本没瞧他一眼。

她快走几步，出了大厅，穿好大衣，戴上白色的长手套，下了两级台阶，来到了大道上，身后跟着拉齐维尔夫妇和乔治·普林顿。

“看呀，”一位名叫萨莉·贝尔弗雷奇的金发女郎，一边从厨房的窗子上看着楼下那些正往轿车里钻的人，一边尖声叫道，“快看！那是乔治。看那辆车！”

“那辆车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人问道，“不就是一辆凯迪拉克吗！”

“是啊，但却是黑色的，乌黑铮亮。”

萨莉·贝尔弗雷奇注视着这辆巨型轿车悄然地驶向另外一个世界。客厅里的聚会更热闹了，几乎没人发现男主人不在了。这里有饮不尽的美酒；另外，只要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寓所墙壁上的那些照片，就仿佛乔治·普林顿就在身边一样。有一张相片是他在西班牙与海明威斗小牛的情景，另一张是他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和其他“高个子的青年”举杯畅饮，还有他做陆军中尉时列队走过罗马的照片、代表国王学院出赛网球的照片、在斯蒂尔曼体育馆里作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与阿奇·摩尔比赛的照片[4]。在那场拳击比赛时，艾尔·摩洛哥夜总会里的麝香味儿暂时代替了体育馆里那种陈腐的味道。当普林顿猛击对方并命中得分时，朋友们欢呼雀跃，为他呐喊助威；但当阿奇·摩尔以牙还牙，用拳猛击，打断了他的鼻梁软骨，使他血流不止时，普林顿的朋友们转瞬间又是一阵惋惜。迈尔士·戴维斯[5]后来问过：“阿奇，你手套上的血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普林顿的一个朋友回答说：“先生，是蓝色的[6]。”

室内墙上还挂着一把雷贝琴，是用山羊皮制成的单弦乐器，那是在沙暴中拍摄《阿拉伯的劳伦斯》时有个贝都因部落的人送给他的，他当时在那部片子里饰演一个小角色。屋里有一架小型三角钢琴，上面摆放着一个椰子，是在棕榈滩游泳时认识的一位女士寄给他的。普林顿的钢琴弹得很出色，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阿波罗剧院的一次业余比赛中，他还获得了并列第三名。钢琴上还摆放着一个名叫瓦莉的女孩的照片，这个女孩儿长着橘红色的头发，是个存在主义者，塞纳河左岸高级公寓的看门人都叫她“野兽”。钢琴上还有职业棒球联赛使用过的棒球。普林顿偶尔将球打过起居室，投进一个结实并塞满东西的矮椅里，姿势与他跟威利·梅斯[7]挥棒对垒时一模一样，那时他正在研读梅斯的大著《比赛之余》（Out of My League）。这本书写的是在众多的职业选手中做一名业余选手的感受，它也成了了解乔治·埃姆斯·普林顿和《巴黎评论》社其他人了解棒球手的一把钥匙。

他们很多人都沉迷于探究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结交有趣的怪人，躲开华尔街的笨蛋，深入到吸毒者、鸡奸者、职业拳击手及追求刺激和文学的冒险家的生活中。他们的前辈在26岁时来到巴黎，曾作为战地救护车司机荣耀一时，这或许对他们也产生了某种影响。

在50年代早期的巴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欧文·肖，因为借用《巴黎评论》执行主编托马斯·金兹伯格的话来说：“肖这个作家，是个硬汉子，喜欢打网球，酗酒，而且妻子也很标致——过着和海明威最相似的生活。”当然，总编乔治·普林顿也和现在一样经营着这份杂志，他把这个群体聚拢在一起，并且树立起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同样具有感染力。

1952年春，乔治带着全套行头来到巴黎，其中有一件燕尾服，是他祖父在20年代穿过的，乔治自己也曾在1951年穿过它，是陪同未来的英格兰女王参加的在伦敦举办的舞会。到巴黎后，他立刻搬进了葛特鲁德·斯泰因侄子的房子后面的一个工具棚。由于棚屋的门被堵住了，他只好将他自己、他的书和祖父的燕尾服从窗子里吊进去。屋里的帆布床又长又薄，两边放着割草机和花园浇水用的水管，上面铺了块儿电热毯，普林顿总也想不起来把它关掉，因此，当他晚上回来一头倒在床上时，欢迎他的总是几只野猫的嚎叫声。普林顿的床加热了一整天，特别温暖，它们可不想离开那里。

在一个孤独的夜晚，普林顿回家前就像《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纳斯离开布莱特小姐后的情景一样，穿过蒙帕尔纳斯，沿着同一条街散步，走过同一个咖啡馆。他想看到海明威当时看到的景象，体验海明威当时的感觉。散步结束后，他进了最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

《巴黎评论》的总部1952年时位于伽杭塞尔街8号，那儿只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张写字台，四把椅子，一瓶白兰地，还有几个双腿修长的活泼女孩。这几个女孩都是史密斯或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她们都急于想上刊头，目的是让家中父母确信她们在国外的生活清正。如此多的年轻女子来来往往，使总部好不热闹。普林顿的业务经理是位个子不高、言辞尖锐的哈佛才俊，名叫约翰·P.C.特雷恩。这位经理觉得要记住所有女生的名字简直荒唐可笑，于是他宣布应该用“埃普泰克”这个简单名字称呼她们。曾在《巴黎评论》干过的女“埃普泰克”包括简·方达、琼妮·迪龙·莫斯利（财政部部长迪龙之女）、盖尔·琼斯（莱纳·豪恩之女）、路易莎·诺伯（格罗顿橄榄球队教练之女）。其中诺伯是个很勤奋但爱忘事儿的女孩，她总是接二连三地丢掉手稿、信件和词典。有一天，约翰·P.C.特雷恩收到图书管理员的一封来信，信中抱怨诺伯小姐借的书已经超期一年了。后来他回信道：

亲爱的先生：

我现在只能手写回信，因为L.诺伯小姐上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拿走了我写信时惯用的那台打字机。当她去图书馆时，或许你可以帮我问问我们能否要回那台机器。

随信附上征订回执一份。

　　此致

J.P.C.特雷恩

由于《巴黎评论》的那间办公室明显太小，不能满足职员们边玩乐边工作的需求，而且能在咖啡馆消磨的时间也很有限，所以，通常到下午5点，他们就聚在佩瑟瓦尔大街14号彼得与帕特茜·马西森夫妇家里，这个时间那里一定有聚会。

彼得·马西森是《巴黎评论》的小说编辑，身材高高瘦瘦，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年幼时曾和普林顿一同在纽约的圣伯纳德高中读过书，现在正在写他的第一部小说《雷斯石》（Race Rock）。帕特茜是个娇小可爱活泼的金发女子，有着淡蓝色的眼眸和窈窕的身材，所有26岁的男孩都爱慕她。她的父亲是已故的理查德·索思盖特，曾一度做过国务院的礼宾司司长。帕特茜曾和肯尼迪的孩子们一同参加过草坪舞会，还有私人司机和家庭女教师；1948年，她在史密斯女子学院上到三年级时辍学，孤身一人来到巴黎，后与彼得邂逅，三年后结婚。婚后他们返回巴黎，以每月21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蒙帕尔纳斯这座公寓。自从彼得以前的女友离他去委内瑞拉后，公寓就一直空着。

公寓的屋顶很高，有露台，阳光充足。一面墙上是一幅藤田嗣治[8]的巨大猫头画像，另一面墙全是玻璃，高大的树木抵着玻璃墙，一些野生植物攀爬着。到这里的客人们总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鱼缸里，特别是在下午6点钟，房间内飘着荷兰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的香味，此时猫头似乎显得更大了。一些瘾君子也会闲逛进来，点头致意，轻轻地，不出声响地坐在某个角落里。

50年代的这幢公寓和20年代葛特鲁德·斯泰因的家一样，都是美国年轻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60年代在纽约的普林顿寓所里将要盛行的那种氛围。

威廉·斯泰伦经常参加彼得的聚会，在他的小说《纵火焚屋》（Set This House on Fire）中曾描述过这幢公寓；小说家约翰·菲利普斯·马康和特里·索瑟恩同为《巴黎评论》的编辑，也经常光顾这里；詹姆斯·鲍德温时而也会出席；哈罗德·L.休姆斯几乎从不错过任何到这里来的机会。休姆斯身材矮小但很结实，性情冲动，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平日他蓄着胡须，戴顶贝雷帽，还总爱拿着把银柄的雨伞。这位先生因为带着一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孩在归寝时间过后驾游艇兜风，被麻省理工学院开除了。后来他加入了海军，在马里兰州的班布里奇基地做蛋黄酱，生活一直很不如意。最终，哈罗德·休姆斯完全反叛传统，离开美国，到巴黎去闯天下了。

休姆斯在咖啡馆摆国际象棋骗局，每晚赚上几百法郎。就是在这里，他碰到了彼得·马西森，两人不谋而合，都想办一家小杂志，这便是日后的《巴黎评论》。休姆斯从未有过办杂志的经验，但却对一家名为《零点》的小型刊物越来越有兴趣，《零点》的主编是小个子的希腊人塞米斯托克利斯·赫理斯，人们都叫他“塞米”。休姆斯对塞米如何经营《零点》印象深刻，于是花600美元买下了《巴黎新闻邮报》。后来约翰·西亚尔迪[9]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模仿《纽约客》的四流刊物”。马西森觉得有点屈尊俯就，所以休姆斯又以600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个神经质的英国女孩子，但只出了一期，这份刊物就在她手中垮掉了。后来，就《巴黎评论》应遵循什么样的办刊策略，休姆斯、马西森和其他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好让《巴黎评论》不再停留在酒馆中的空谈。

当杂志社最终组建时，被选为总编辑的是乔治·普林顿而不是休姆斯。后来休姆斯感到有些失望，他拒绝为杂志去拉广告或和法国印刷商洽谈。1952年夏天，他和威廉·斯泰伦断然离开巴黎，接受了一个法国女演员——南诺夫人的邀请，去圣特罗佩附近的麦尔特角参观她那有50个房间的别墅。别墅是她父亲设计的，他是位一流的建筑师。战争初期，别墅一直被德国人霸占着。因此，当斯泰伦和休姆斯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墙上有洞，从那儿可以看见大海，青草萋萋，树木茂密，藤蔓上还结满了葡萄。由于休姆斯的大众牌小轿车被草丛缠住了，于是他们只好步行朝别墅走去。突然，他们停住了，一个年轻的半裸女孩从他们身边急促跑过，她的皮肤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身上只遮着系成比基尼样子的手帕，嘴里满是葡萄。在她的身后，一个色眯眯的法国老农在高声叫喊。显然，她刚才偷袭了他的葡萄架。

“斯泰伦，”休姆斯喜形于色地说道，“我们已经到了！”

“没错，”他回答，“我们到了！”

后来，更多穿着比基尼的仙女般的姑娘带着葡萄和车轮那么大的甜瓜，从树林里跑出来。她们主动请斯泰伦和休姆斯品尝。第二天，他们一块儿游泳钓鱼，傍晚时坐在被轰炸过的别墅里（那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融合了美丽与毁灭的地方），与那些似乎只属于这个海滩的姑娘举杯畅饮。仙女如云，她们像飞蛾一样围在他们身边。这个夏天过得确实太刺激了。斯泰伦把它看成奥维德笔下描绘的一个场面，休姆斯觉得这是他作为享乐主义者和学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亮点。

在乔治·普林顿的记忆中，那个夏天却并非那么浪漫——那是个整天同法国印刷商和广告商讨价还价的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评论》社的其他成员，尤其是约翰·P.C.特雷恩，对于休姆斯的离去大为恼火，决定将休姆斯的名字从刊头的创办者名单中去掉，放到刊底的广告与发行人员一栏中。

1953年春，《巴黎评论》第一期出版。休姆斯当时正在美国。当听说了他们对自己做的一切后，他暴跳如雷，决计报复。当载着几千本欲在美国发行的《巴黎评论》的轮船到达哈德孙河码头时，哈罗德·休姆斯，头戴他那顶贝雷帽，嘴里喊着：“《巴黎评论》是我的！”站在码头上，恭候着它们的到来。船一靠岸，他就迅速上船，撕开纸板箱，用一个刻有他名字的橡皮图章盖在每一本期刊的刊头上，图章上的红字比刊头上印的编辑人员的名字都大。为成就这一丰功伟绩，他花了几个小时，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

“可是……可是……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乔治·普林顿后来见到休姆斯时问道。

此时，休姆斯很难过，几乎流下眼泪来。然而，复仇的火焰在他的眼里迅速闪过，他说：“我他妈的不想再被你们呼来唤去了！”

在《巴黎评论》社，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常见。特里·索瑟恩一部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别让你的屎发热”被改成“别发热”后，他大发雷霆。一个法国印刷商不小心将一首诗的版与另一首诗的版混在了一起，结果两首诗出现在杂志上时却变成了一首诗。两个诗人同时叫嚣要将约翰·P.C.特雷恩大卸八块。然而特雷恩却漫不经心地说，事实上印刷商的粗心大意却提高了这两位诗人作品的质量。

另一个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巴黎的警察，他们似乎一直在追寻夜间张贴海报的特雷恩的飞毛腿小分队。小分队由一群耶鲁的学生和阿拉伯青年组成，他们夜间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将《巴黎评论》的大幅广告海报张贴在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路灯柱、公共汽车和公共厕所上。小分队的核心人物是一个高大的耶鲁毕业生，名叫弗兰克·穆辛斯基，特雷恩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决定将其他那些年轻人都命名为“穆辛斯基”——就如同他先前把那些女孩都叫作“埃普泰克”一样——穆辛斯基为此备感荣耀，尽管他的真名并非“穆辛斯基”。他是因祖父的名字而得此姓氏的，他的祖父本姓苏波维奇，多年前曾和一个叫穆辛斯基的乡下人换了名字，代价是他替弗兰克的祖父去俄国军队中服役。

没人知道那个乡下人在俄国军队中的下场如何，但弗兰克的爷爷来到美国，他的儿子在零售鞋业中大发其财。孙子弗兰克从耶鲁毕业后，在特雷恩飞毛腿小分队中干了一阵子，并于1954年在《纽约时报》找到一份工作——但很快就又失业了。

弗兰克被雇为《时报》体育专栏的送稿生，主要做运送校样、填加糨糊之类的杂务。他不能腿脚勤快、踏踏实实地干工作，却整天坐在桌子后面，跷起二郎腿，读着叶芝和庞德的作品，一点儿也不想动。

一天晚上，一名编辑大叫道：“穆辛斯基，毫无疑问，你是《时报》历史上最差劲的送稿生。”穆辛斯基听后，桀骜不驯地站起身来，说道：“先生，我想引用一句卡明斯的话，我相信你也听说过这句话，‘有些屎我是不会吃的。’”弗兰克转过身，离开《纽约时报》，再也没有回来。

同时，弗兰克在巴黎的飞毛腿小分队的位置也被其他的“穆辛斯基”夺走了，科林·威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所有人都在为保留《评论》的传统而奋斗。《评论》向来对小资产阶级及当权派不敬，甚至对已故的阿迦·汗也不放在眼里。阿迦·汗捐资1000美元重奖优秀小说，随后也把自己的稿子交给编辑参评。

编辑们迅速将他的捐款拿到手里，又以同样的速度退回了他的稿子，并向他说明，他的散文式的风格并非他们所求，尽管阿迦的儿子萨德尔·阿迦·汗经乔治提议刚刚成为《巴黎评论》的业主。萨德尔·阿迦·汗和普林顿是哈佛时的朋友，他是在冲动之下接受这个职位的，当时他们正在潘普洛纳看斗牛——那种时候，乔治猜想，萨德尔肯定会有求必应的。事实证明乔治的判断是对的。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大可能，尽管那些“穆辛斯基”们和“埃普泰克”们来来去去，《巴黎评论》的业绩还不错，常刊登一些像菲利普·罗斯、麦克·海尔曼、帕蒂·希尔、小伊万·康奈尔和休斯·鲁德这样年轻作家的优秀小说。当然，最独树一帜的是名为“小说的艺术”的名家访谈录栏目，尤其是简·斯泰因·万登·霍伊维尔对威廉·福克纳的专访，普林顿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专访。后者是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进行的，海明威先生曾问普林顿：“你赌马吗？”

“是的，偶尔。”

“那你就去读读《赛马新闻报》（The Racing Form）吧，”海明威说，“从那里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小说艺术。”

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巴黎评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杂志社有钱。它的职员可以尽情寻欢作乐，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了监狱，朋友和家人就会把他们保释出来。他们从来不用经历詹姆斯·鲍德温的悲惨遭遇。由于别人错误地指控他偷了旅馆老板的床单，他在一个肮脏的法国牢房里待了八天八夜。所有这一切让鲍德温得出了一个结论——破旧的旅馆房间、糟糕的食物、恶语伤人的公寓看门人以及未付的账单，这些对于高个子的青年来说真是“伟大的冒险”，但对于他自己却不是，因为他说：“我的头脑里有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哪个会先结束，是‘伟大的冒险’，还是我自己。”

当然，《巴黎评论》的相对富庶使其他小型杂志对它忌妒不已，尤其是一家叫《梅林》（Merlin）季刊的职员，他们攻击《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犹如蜻蜓点水，甚至讨厌他们的恶作剧，还憎恨《评论》能不断地发行，而同样是发掘新秀、刊登新作的《梅林》不久后却要关门大吉了。

那时，《梅林》的总编辑是亚历山大·特罗基，他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意大利人。他自己是个引人注目又很有情趣的身材高大的文学人物。他有一张粗犷的魔鬼般的脸，一对半人半羊的牧神的耳朵，一种摆弄文字的天分，以及一种可以让他走进任何一个房间都能控制一切的举足轻重的风度。他本来可以很快与乔治·普林顿、约翰·菲利普斯·马康及《评论》的其他人成为朋友的。几年后，他来到纽约，住在一艘驳船上，再后来，住在《巴黎评论》在曼哈顿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但最终因与毒品有染而被捕，保释出狱后逃跑了，带着普林顿的两套布克兄弟牌西服离开了美国。但他留下了一部很优秀的关于吸毒成瘾的小说——《该隐之书》（Cain’s Book）。书中有这样几句令人玩味的话：“吸食海洛因很容易上瘾……很容易上瘾……伤瘾……想瘾。”

与《巴黎评论》的职员们不同，亚历山大·特罗基的《梅林》职员大部分是些毫无幽默感并具有不折不扣的反叛精神的年轻人。他们阅读左翼月刊《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并强调对当代问题表态和付诸行动的重要性。它的编辑包括理查德·西弗，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矿区长大的，《梅林》职员大会就是在巴黎他家那个黑暗潮湿的车库里召开的；还有奥斯特恩·温豪斯，一个失意的哈佛人，写了一部言词激烈的神秘小说《赫迪法哥提卡》（Hedyhagetica），在法国待了几年后，现在住在马撒葡萄园岛，以制作仿18世纪风格的家具为生。

《梅林》的所有成员都没多少钱，但是谁也不会像诗人克里斯托夫·洛格那样贫困潦倒。据说，有一次在咖啡馆玩弹子球时，他发现一个破衣烂衫的老农妇正盯着弹子球机旁地板上的一张五法郎的钞票，就在她要捡起来时，洛格急速伸出一只脚，踩住钞票一动不动，老太太尖叫着，而他继续玩着弹子球；更有趣的是，他两手不离弹子球机好让弹子球不停地弹跳——他一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玩，直到咖啡馆的老板揪住他，把他赶了出去。

一段时间后，洛格的女友离开了他，他逐渐受到了一个疯狂的斯文加利[10]式人物的影响。这个人当时住在巴黎，是个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的南非画家，尼采的追随者，信奉尼采的格言“在适当的时候死去”。他寻求刺激，曾鼓动洛格自杀——洛格在情绪低落时也曾说过想自杀。

奥斯特恩·温豪斯疑心洛格很可能会自杀，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每晚都坐在洛格住的旅馆外面，看着他的窗子。一天下午，洛格和温豪斯约好吃午饭，洛格没到，温豪斯冲进诗人的旅馆，却发现躺在床上的是那个南非画家。

“克里斯在哪儿？”温豪斯问道。

“我不会告诉你，”画家答道，“如果你愿意，大可以揍我；你比我块头大，比我有力气，并且……”

“我不想揍你。”温豪斯喊道。然后，他发现南非画家的话很可笑，因为事实上他比这位画家矮得多，并且也不比他强壮。“我说，”他最后说道，“你别离开这儿。”然后他一路快跑来到一个咖啡馆，他知道在那儿可以找到特罗基。

特罗基找到南非画家，他承认克里斯托夫·洛格那天早晨已去了佩皮南，那里靠近西班牙边境，离巴黎有12个小时的路程。洛格想在那里自杀，就像《梅林》杂志上刊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终结》（The End）里的人物一样，他要租艘小船划向大海，越来越远，然后拔掉塞子，慢慢沉下去。

特罗基从温豪斯那里借了3万法郎，登上了下一列去佩皮南的火车。洛格乘的是五个小时前的火车。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特罗基只好从第二天一大早开始寻找。

此时，洛格正试图租一条小船，但钱不够。他随身带着一罐毒药及几封前任女友的信，但他没有起子，海滩上也没有岩石，于是他四处徘徊，神情沮丧，快发疯了。最后，他来到一个点心摊，希望在那儿借上一个起子。

就在这时，身材高大的特罗基认出了他，一把抓住了洛格的肩膀。洛格抬起头来。

“艾里克，”洛格说着，从容地把那瓶毒药递给他，“你能帮我打开吗？”

特罗基将药瓶放进了自己的衣袋。

洛格然后说：“艾里克，你来这儿干什么？”

特罗基轻描淡写地说：“噢，我来这儿是让你难堪的。”

洛格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特罗基说服他离开海滩，然后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巴黎，一路上几乎没说一句话。

乔治·普林顿和其他几个《巴黎评论》的人都很欣赏洛格，同时也为特罗基而感到骄傲。他们马上募集了足够的钱，就像津贴一样按月发放给克里斯托夫·洛格。后来洛格返回伦敦，出版了诗集和戏剧，他的戏剧《安提戈涅》（Antigone）和《李莉-怀特的男孩》（The Lily-White Boys）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上演。再后来，他开始为一家叫“当权者”的伦敦夜总会写歌词。

据乔治说，洛格事件曾让半打儿的年轻小说家坐在打字机旁，试图以此为题写书。这个小插曲过后，在《巴黎评论》社又是一片开心嬉戏的场景。然而，一年后，尽管这个杂志仍然办得很成功，但巴黎的生活却似乎慢慢地变得乏味起来。

约翰·P.C.特雷恩，是当时的执行主编，在他的来稿筐里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在执行主编的来稿筐里放任何东西。”有一天，一个友好的蓝眼睛的俄克拉何马人吉恩·安卓斯基拿着手稿溜达着走进来，并说起他曾在大学时参与创办过幽默杂志。约翰·特雷恩立刻递给他一杯啤酒并说道：“来经营这份杂志怎么样？”安卓斯基说他要仔细考虑一下。他环顾四周，大家都在喝啤酒，斟酌了几秒钟后，他便同意做主编助理，负责处理特雷恩的工作。安卓斯基后来解释说：“我接受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拥有充分的自由。”

1956年，彼得·杜钦搬到巴黎，住在塞纳河上的一艘驳船上，《巴黎评论》的很多人都将这儿作为他们的新总部。驳船上没水，早晨每个人都得用巴黎水刮胡子。然而，这时人们已无法再寻找快乐的时光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部分旧成员都已离去。就像葛特鲁特·斯泰因所说，巴黎是26岁的年轻人的天下，但现在他们大多数都已30岁了。于是他们回到了纽约——但已没有了20年代漂泊异地的马尔科姆·考利[11]在经济萧条早期被迫返回故乡时的那种伤感情绪，而只是觉得现在这个群体将要挪到大西洋的另一边了。很快，整个纽约都知道了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哈罗德·L.休姆斯的出现。

休姆斯带着妻子、女儿及留着硬毛的小狗搬进百老汇的一幢大公寓，安装了七部电话以及一部有着18世纪绞刑架发出的咔喳声的大型切纸机。休姆斯的新想法层出不穷，功绩也引人瞩目：他无意中发现可以动摇笛卡尔理论的宇宙新理论，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在哈莱姆区爵士俱乐部弹奏钢琴，开始摄制影片《唐·皮约特》（Don Peyote）。这部影片有点像《唐·吉诃德》在格林威治村的翻版，主演是来自堪萨斯城的无名演员奥霍·德·比德奥，他的女友最终抢到胶片跑掉了。休姆斯还发明了一种纸房，一个真正用纸制造的房屋，防水，防火，体积大到可以让人居住；他在长岛的乔治·普林顿家族的地产上建造了和真房子一样大的模型。并且，休姆斯的公司，包括从巴黎返回美国的《巴黎评论》社的那帮文人，还给休姆斯的脑子上了100万美元的保险。

在1960年的民主党年会期间，在用了古代雅典军队的“撞击大门”的策略后，休姆斯带领一群高声尖叫的史蒂文森主义者出现了。回到纽约时他要求调查纽约的警察，同时，警察局也要求调查休姆斯——他们发现了14张未付交通罚款单，休姆斯在监狱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致惩戒处处长安娜·克罗斯看到他深陷囹圄时问道：“哎呀，休姆斯先生，你在这里面做什么？”听了这话，他便用梭罗答爱默生的名言回敬道：“哎呀，克罗斯小姐，你在那外面做什么？”

当另一位《巴黎评论》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把他保释出来后，新闻记者们追问他对牢房的感觉怎样。他又一次引用梭罗的话答道：“在一个没有公正可言的时代，诚实人能待的地方只有监狱。”

罗伯特·西尔弗斯是《巴黎评论》社为数不多的几个少言寡语的编辑之一，除了爱在床上吸烟，他没有明显的恶习。他从巴黎回国时，无处可住，于是暂时住在乔治·普林顿在东七十二街公寓的客房里。他把床垫烧出了很多洞，之后用桃核堵住。乔治对此也没有意见；罗伯特是个老朋友了，再说，这床垫也不是普林顿的，它属于曾经居住这幢房子的一个时装模特。普林顿和西尔弗斯感到吃惊的是，有一天居然收到她的一封信，问他们是否愿意把床垫寄到她在法国的家。他们照她说的办了，连床垫里的桃核一并寄去了，后来并没有遭到任何埋怨。在巴黎的某地，一位高级时装模特，在她时髦公寓的某个房间里，放着一个塞满了桃核的床垫。一想起这些，他们不由得乐了起来。

普林顿很庆幸，他用不着再给客房买新床垫了，因为在第八十二街的廉租公寓里租有一间办公室的《巴黎评论》社大约就在那时被房东轰了出来。于是普林顿把办公室后面房间的一张小床搬回了家——那个房间曾是他们聚过几次会的地点。每次聚会之后，这里遍地都是破碎的酒瓶、折弯的羹匙、老鼠，以及被啃噬的手稿。

被从廉租公寓里逐出后，《巴黎评论》在纽约的办公地转到了异常安静的皇后区。在大中央车道和公墓间的一所大房子里，丽莲·万·尼可恩·帕沙安一边照看她的三个孩子、金丝雀和小海龟，一边接收寄给《巴黎评论》的来稿；然后，她再将它们寄给纽约贝德福德村的吉尔·弗克斯或康涅狄格的罗克斯伯里的罗丝·斯泰伦阅读。如果他们喜欢，就会再转寄给第七十二街的普林顿。除了其他事宜，普林顿对稿件进行终审，然后决定是否采用。如果被采用了，作者通常会收到一张小额支票，并可在普林顿家的下一次聚会上喝个痛快。

普林顿家的聚会总是在举行前的几个小时内才开始筹备。乔治打电话通知几个人，这几个人再依次通知其他的人。不一会儿，普林顿家的楼梯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脚步声。聚会的由头可能是普林顿那天早晨在网球俱乐部赢得了一场比赛，或者是《巴黎评论》社的一个成员有本新书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者会被邀请来分担这次聚会的花销），又或者是一个成员旅行归来回到曼哈顿——这种旅行也许是金融投机家约翰·P.C.特雷恩的非洲之旅，或彼得·马西森与石器时代的部落一起居住的新几内亚之行，或哈罗德·休姆斯为停车罚单上法庭打官司的布朗克斯之行。

多次张罗聚会、把家门钥匙分发给同事、老朋友们不在《巴黎评论》工作后的很长时间内还在刊头上保留他们的名字……通过这些方式，乔治·埃姆斯·普林顿多年来成功地把这个群体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他周围创造了一块浪漫的、不受约束的尽情欢乐的小天地，在这里，他和他们都能暂时地逃离走向36岁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块小天地透射出一种魅力、才智、优美和冒险。那些没有被邀请的人，尤其是一些住在郊区的身怀六甲的“埃普泰克”们心生忌妒，经常问道：“那群人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呀？”这群人中有些仍是单身汉；另一些人娶了喜欢参加聚会的女人——或者又离了婚；还有一些很明智，认为如果妻子厌倦这种场合，丈夫就只好单独行动了。这里差不多是个男人的世界，对巴黎和共同经历的伟大冒险的回忆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流放过自己的伙伴，但这种事确实也发生过——其中一人就是那位十年前在巴黎让每个人都为之心动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帕特茜·马西森。

帕特茜与彼得·马西森离了婚，她又嫁给了迈克尔·戈尔德贝格，一位抽象派画家，住在西十一街上，搬进了闹市区文人与画家的小世界里。最近，她被杰克逊·波洛克[12]遗孀的狗咬了，在医院里待了些日子。在她的寓所里，有个硬纸箱，装满了50年代《巴黎评论》社人们的快照。想起那段时光时，她总带着某些痛苦。

“有一段时间，整个生命似乎完全失掉了意义，”她说，“他们好像总是缺点儿什么——这个去了西非，那个进了监狱，那个和阿奇·摩尔上了拳击台……而我呢，是那个群体中的斯捷平·费奇特[13]，4点上茶，10点钟端三明治……”

几个街区以外，另一位曾流落他乡的游子詹姆斯·鲍德温，现住在一所狭小黑暗的公寓里。他讲道：“没多久，我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了。对于寻找刺激、吸印度大麻，他们比我更感兴趣，十七八岁时我就做过那些了，那时我已经感到有些无聊了。

“他们也常去蒙帕尔纳斯，所有的画家和作家都去过，而我几乎不去。他们去那儿，在咖啡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寻找海明威的足迹。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他说，“海明威早已离去了。”

[1] 葛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美国作家，大半生在巴黎度过，她的沙龙成了孕育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一个中心。毕加索、马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安德森、庞德、怀尔德、塞尚、乔伊斯等人的成名都受惠于她，她本人的创作也在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艺中占有一定地位。代表作有《三种生平》《爱丽丝·托克拉斯自传》《温柔的纽扣》等。

[2] 欧文·肖（Irwin Shaw, 1913—1984），美国剧作家、编剧、小说家，代表作有《幼狮》《富人，穷人》《拜占庭的黄昏》等作品，其中《幼狮》被改编为了同名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迪恩·马丁等主演。

[3] 亨利·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被人称为“蒙马特之魂”。阿里斯蒂德·布吕昂（Aristide Bruant, 1851—1925），法国酒馆歌手、喜剧演员，他最为著名的形象就是图卢兹-洛特雷克为他创作的戴着红围巾、穿着黑斗篷的样子。

[4] 斯蒂尔曼体育馆，由路易·因格贝尔（Louis Ingber, 1887—1969），常被人称为洛·斯蒂尔曼（Lou Stillman）开设，他是纽约的传奇拳击教练，也是一名私家侦探。他的拳击场享有世界级的知名度，而且卫生条件惊人得差：他允许观众在密闭的馆内吸烟，还要求不能清洗地板，因为他认为“拳击手的黄金年纪就是吃着糟糕的食物、呼吸着糟糕的空气、卫生条件也糟糕、见不到阳光的年纪。我把这地方搞成这样是为了他们好。如果太干净了他们可能会因此而感冒的。”阿奇·摩尔（Archie Moore, 1916—1998），美国职业拳击手，世界重量级拳击锦标赛轻量级组冠军纪录最长保持者（1952年12月—1962年5月），也是职业生涯最长的拳击手之一。

[5] 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 1926—1991），美国爵士音乐人，小号手、作曲家、指挥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2006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6] 原文是blue blood，也是贵族、血统高贵的意思。

[7] 威利·梅斯（Willie Mays, 1931—），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著名球手，也常被称为目前在世的最好的球员。

[8] 藤田嗣治（1886—1968），日本画家、雕刻家，1913年到达法国，结识了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界人士，1917年首次在巴黎举行个人展览，至今仍是在法最著名的日本画家。

[9] 约翰·西亚尔迪（John Ciardi, 1916—1986），美国诗人、翻译家、语源学家。

[10] 斯文加利（Svengali），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 1834—1896）的著名小说《软帽子》（Trilby）中的一个角色，他将巴黎的一位画家的模特变成了著名的歌手。因此，斯文加利就成了拥有将人引向成功之路的神秘力量者的代名词。

[11]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898—1989），美国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诗人。1920年代曾旅居巴黎，后来加入纽约文人圈子，是《新共和》杂志的书评主持人，提携了威廉·福克纳等一批作家。

[12]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以其独创的滴画而著名。

[13] 斯捷平·费奇特（Stepin Fetchit），美国黑人喜剧男演员林肯·佩里（Lincoln Perry，1902—1985）的艺名，他常被戏称为“全世界最懒的人”。

舞会结束了

这是历史上一个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时刻，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我站在曼哈顿东城一座黑暗、嘈杂的体育馆里面。这里大约有400人在跳舞。身穿超短裙的漂亮女孩、嬉皮士、喝醉酒的人，还有沙逊家族[1]里那些穿着短裤的人物，都在不停地旋转、扭动；台上是一个五人组成的乐队，他们把电吉他弹得震耳欲聋，还不时把香蕉皮往头上抛进光怪陆离的灯光。这是安迪·沃霍尔举办的舞会。现在是春天，刚好是发生向联合国“和平大进军”的那个周末，数以万计的游行抗议者都还滞留在纽约，他们中许多人今天都聚集在这家由体育馆改造成的迪斯科舞厅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也在其中，他刚经历了在纳什维尔发生的暴乱。

卡迈克尔的眼神温柔，飘浮不定，戴着蓝色墨镜，身穿大衣，站在舞场的外围。他慢慢地朝一位高个子金发女郎走去，女郎双臂张开，臀部扭动，正示意他去跳舞。他面对女郎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模仿她的动作。但是，他似乎很拘谨，舞步笨拙，一点儿也跟不上节拍，后来索性停了下来。

一个大个子中年男子在他旁边跳着，跳得大汗淋漓，连脸上的白色山羊胡子上也是汗珠。他微笑着，跨步，旋转，摆动臀部。像他这样的大块头男人，舞步已算得上是很灵活了。他就是德怀特·麦克唐纳。我想逗逗他，就绕到了他的身后，对他喊了声“准新闻主义者”，可他并没有停下舞步。这是他在《纽约书评》上为了攻击“新新闻主义”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可“堕落的高雅文化”先生[3]，被他一向厌恶的流行文化包围着，汗流浃背，脸涨得通红。他身边的另一位评论家马克斯·勒纳已脱掉了外套，可他却没有。

勒纳的大衣放在地板上，卷成了一团儿，旁边还放着和他一起来跳舞的一位身材苗条、皮肤呈褐色的女郎的黑色皮包。勒纳的头发甩向后方，嘴巴张得大大的。他看上去比《纽约邮报》上的照片显得老一些。他个子矮小，身体健壮，尤其他的颈部，肌肉发达，粗壮，支撑着他那有着一屡屡灰白色头发的脑袋。他那矮小的身躯灵活舒展地舞动着，不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那么僵硬拖沓。明天，在他的专栏文章里，他又会高谈阔论，对戴高乐或越南问题大加评论，但此刻，他却紧闭着双眼，在沃霍尔举办的这个舞会上尽情欢乐。

人们对这类舞会已司空见惯，可以说，舞会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到处是各种聚会的时代，没有谁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加尔文主义者詹姆斯·赖斯顿参加卡波特举办的舞会；国家图书奖颁奖大会上，休伯特·汉弗莱讲演时，朱尔斯·菲弗因抗议越战而愤然拂袖而去，可后来他却参加了汉弗莱出席的舞会。人人都得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以前那种从个人所从事的“手艺”中获得个人存在及成就感的方式已不存在了，人们只能依靠自我推销来让别人了解自己的存在。现在已没有了优秀演员的精彩表演，只剩下舞台上空旷的布景。和平大进军已演变成了化装舞会。新闻现场也只是摄影机的舞台。评论家们则闭着眼睛跳舞。

[1] 沙逊家族（the Sassoon），“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在中世纪从西班牙逃难到中东的犹太人家族，从18世纪开始，他们就是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位于上海外滩20号的沙逊大厦就是由沙逊家族出资建造的。

[2]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 1941—1998），又名夸梅·图伦（Kwame Tur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裔美国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风云人物，与马丁·路德·金私交甚好，立场却不尽相同，他主张使用暴力。他曾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主席，还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领袖和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鼓吹者。

[3] “堕落的高雅文化”，原文是midcult，出自著名文化评论人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的著名文章“Masscult and Midcult”。麦克唐纳将通过传媒广泛传播的大众文化称为masscult，另一方面将日益“堕落”的高雅文化称为midcult。

弗兰克·科斯特洛的民族背景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因为贫困，他们坐着肮脏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因为无知，他们挖排水沟；他们走过纽约大街的每一天，都会有马路对面的爱尔兰人冲他们大喊：“嗨，你们这些龌龊的意大利佬，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他们不是来自达·芬奇或美第奇家族代表的那个意大利，他们大部分来自西西里岛和南方——那里到处是山羊和山区居民，到处可见肥胖的妇女，她们嘴边长着像胡须一样重的汗毛，戴着玫瑰经念珠，黑色长袍一直拖到脚踝。

从前罗马时代开始，他们似乎就在哀悼着什么：为撒拉逊人、希腊人和法国人入侵时所进行的杀戮和掠夺而悲伤，为火山爆发、疟疾横行、赋税如虎以及无休止的贫困而哀恸。最终，有很多人不堪重负，漂洋过海，来到美洲。他们中有一对来自意大利南部边陲小镇科森扎，姓卡斯蒂利亚的夫妇。他们带着一个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恐怕这小家伙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有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给他守门。

昔日的小弗朗西斯科已长大成人，成为今天大名鼎鼎的弗兰克·科斯特洛。他从未梦想过，有一天会花掉50美元买顶帽子，350美元买套衣服，竟能把27200美元忘在纽约出租车的后座上。他也从未梦想过，只要一提他的大名，警察就会惊慌失措，如临大敌，就会让成千上万的美籍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姓名多多少少感到有些不安，对别人的诽谤和提问过于敏感……

你是意大利人？

“只有一半血统。”

你是意大利人？

“法国人。”

你是意大利人？

“关你他妈的屁事儿。”

“嗨，意大利佬！”

“你和谁说话呢，你这个杂种！”

“你喜欢罗马吗，温弗雷夫人？”

“还好，就是意大利人太多了。”

“瞧，安哥罗，儿子，不要因为你是意大利人，就让他们对你发号施令。别忘记美洲就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的，是意大利人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当意大利将其辉煌的艺术贡献给世界时，那些该死的英国人还像野蛮人一样住在山洞里，把脸涂成蓝色……”

和其他那些父母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律的农民的孩子一样，弗兰克·科斯特洛也是在纽约的贫民窟里长大的。他们的母亲完全相信上帝，他们的父亲则依靠那些受过较好教育但并不怎么可靠的意大利同乡，即那些招募意大利人到建筑工地干活的包工头。同样盲目的信念让他们笃信，用不了几年，普里莫·卡尔内拉就会击败马克斯·贝尔[1]。这些父亲们矮小卑微——个头小当不了警察，只能干些捡垃圾、修地铁的活儿。他们中有些人宁可去乡下种地，还有些人搬到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去推装满石头的独轮车上山造房。当他们气喘吁吁又大汗淋漓地爬上宾夕法尼亚安布勒的一座小山头时，路旁不知谁家的鹦鹉会刺耳地朝他们叫道：“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他们真想夜间偷偷溜进去宰了那只鹦鹉，但却从没这样干。相反地，他们夜间回去喝酒，喝得昏昏欲睡。

为什么你不走正道呢，弗兰克·科斯特洛？

为什么你不拿起铁锹和对上帝的信仰，到建筑工地去干活？

科斯特洛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像很多农民的儿子们一样，他瞧不起父亲的卑微和无能，不愿去父亲的杂货摊干活儿，想不费劲儿就赚大钱。1908年，16岁的科斯特洛离家逃学，后因人身伤害和抢劫罪而被捕。1912年，他又以同样的罪名入狱。两次入狱他都谎称自己叫卡斯特洛。1914年，他领结婚证时，称自己出生时姓科斯特洛，职业为管道工。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被判监禁十个月，当时他谎称自己叫弗兰克·萨韦里奥，职业为暖气管道装配工。然而，当他在普通刑事法庭接受审判时，又谎称叫斯泰勒。他几乎从不讲真话。

1923年他开始非法贩运私酒。他曾是臭名昭著的前码头工人大比尔·德怀尔的手下，参与指挥了从加拿大非法贩运杜松子酒的大规模贩私行动。那时他们买通了一些见钱眼开的海岸警卫队队员，用装备了防弹钢板和机关枪的十几艘快艇贩运私酒。有一次，科斯特洛的快艇偶然偏离了航线，闯进了一次快艇竞赛——他率先驶过终点，然而又继续航行。据说在禁酒期间，德怀尔-科斯特洛的地下贩运私酒网不仅向东海岸供应了不少的威士忌，而且还大量地贩运到芝加哥及整个中西部。

警探们开始跟踪科斯特洛。他们走访意大利人聚居区，打听他的情况。但街坊们都闭口不谈。在这个街区，即使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当着50个人的面杀人，他们也会对警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正如他们不会向9世纪的撒拉逊征服者、10世纪的拜占庭王朝的希腊人和13世纪残暴的法国人出卖同胞一样，这些人也不会向20年代的纽约警察告发他们的同胞。对所有外来权势的不信任让他们学会了沉默的艺术——这是几百年来忍辱负重练就而成的。同时，他们也学会了接受最糟糕的现实，因为这是他们在西西里岛和科斯特洛的故乡科森扎继承的遗产。仅在1903年一年内，科森扎有记录的山体崩塌就有150余次；几乎在同时，一场恶毒的葡萄芽寄生虫病侵袭了整个地区的葡萄藤，很快波尔多产的葡萄酒就垄断了整个世界的酒业市场。1807年，科森扎瘟疫猖獗，800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这种灾难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173年，疟疾致使一个托马斯·贝克特匪帮的在逃杀人犯威廉·德·特拉西丧命；而在公元410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后不久也因此而毙命。

“如果有统计数据，”出生在人烟稀少但美丽如画的意大利南方的历史学家诺曼·道格拉斯写道，“就可能证明霍乱是致使意大利南方精神生命衰微凋零的主要因素。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要在这种瘟疫、贫困，让人无法忍受的赋税和无尽的折磨中生存下来，农民们就得依靠他们的智慧，时时保持沉默，伺机报复，就像那群复仇的西西里人一样。1282年，一个法国士兵在一名巴勒莫少女的婚礼上奸污并杀害了她，为此西西里人屠杀了驻扎在那里的全部法国驻军。在威尔第的歌剧院里，此次事件被大肆渲染。据说黑手党的出现就是受这一事件的启发。黑手党成员结成同盟，发誓为任何一个受害的兄弟复仇。他们永不寻求警方的保护，永不向司法当局泄露任何有关该组织或成员的事情，一旦有谁向警察告密，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惩罚。

这就是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背景。即使今天，一本旅游指南在讲到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贫穷边陲小镇时还这样写道：“当你在卡拉布里亚的旅馆住宿时，一旦发生争执，应采取‘友好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遵循这种方式，但又不能做得过火。这样，你在旅店里的地位就会渐渐地改变，从客人变成朋友、兄弟。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表明你既不无知也不懦弱——而无知和懦弱在南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可以是伪造证件犯或危险的杀人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这种事也是一种生计，与别的行当并没什么两样……”

因此，在20年代的纽约，在布鲁克林的哈莱姆意大利人居住区和曼哈顿的桑树街，警察问不出半句话来。警察走后，男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我们不想找麻烦。”他们都一致认为，科斯特洛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儿。法律找他的麻烦，只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一旁看着炉子、永远顺从的妻子们也会点头同意。女人们把意大利面条和酒推到丈夫的面前，开始恳求说：“行了，吃饭吧，吃饭吧。”他们屋子里的墙都粉刷成了白色，收音机上放着圣母的雕像，到处都有十字架。

弗兰克·科斯特洛本人也觉得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1925年，他成为美国公民。每当别人问起他的职业时，他都一本正经、响亮地答道：“做房地产的。”

禁酒之后，科斯特洛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包括经营老虎机、赌博以及非法贩运苏格兰威士忌。当市长费奥雷洛·拉瓜迪亚下令纽约警方收缴老虎机并把它们扔入大海时，科斯特洛把他的那些运到了新奥尔良。这多亏了参议员休伊·朗的协助，他在1936年表示希望为路易斯安那的孤儿、寡妇和盲人们筹集到一笔额外的资金。科斯特洛雇用了盖格曼家的两个男孩做老虎机赌博业务的老板和收款员，他们是他的妻弟，以前都是开出租车的。

“杜德利·盖格曼恐怕是我听说过的最节俭的人。”报道犯罪事件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向政府申报的年纳税收入高达10万美元，可他还住每月40美元房租的房子，分期付款买家具，为每周付给女佣的六块钱而斤斤计较。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怀疑这大部分钱都属于科斯特洛，杜德利只是帮助科斯特洛逃避高额税赋。然而，他们并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

毫无疑问，到了30年代，科斯特洛已有了退隐江湖的念头。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而被捕入狱十个月，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铁窗生涯。据说1929年芝加哥情人节大屠杀事件后，弗兰克曾以个人名义邀集各路黑帮老大聚会亚特兰大。在这次聚会上，他慷慨陈词，晓以利弊，终于让各路黑帮老大认识到了携带武器和相互仇杀的愚蠢。他极力主张帮派间应尊重彼此的地盘。至于他本人，则开始涉足纽约政界，并为他支持的政客参加竞选出钱出力。据称1942年去过科斯特洛顶层公寓的政客中还有后来当上纽约市市长的威廉·奥德怀尔。但那时科斯特洛的名声还不怎么坏。1942年7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称科斯特洛是名“运动员”。在他位于长岛的豪宅里，他总是谦逊有礼，不失幽默。他还是一位模范丈夫。他为他旧名洛蕾塔·盖格曼的犹太妻子在第五大道的高级时装店开立了赊购账户；当妻子在约翰先生商店花241.91美元买了三顶帽子和一块手帕时，他什么也没说。

科斯特洛把成千上万的钱捐给了慈善机构、教堂和成群的乞丐。他从来不用为钱担心，他有许多来钱渠道。有人说他与丹迪·菲尔·卡斯特尔[2]在路易斯安那州合伙开了一家名叫“贝佛利俱乐部”的饭店赌场，每年能领取高达1.8万美元的薪金，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俱乐部到底做什么工作。

“你做什么工作得到那份薪水的，科斯特洛先生？”在后来的一次调查中，一个犯罪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问他。

“唔，”科斯特洛说道，“我帮忙联系各类演出，还为他们拉些生意。换句话说，如果谁去路易斯安那，我会给他推荐一个地方。他们都信赖我。我还可以给俱乐部推荐一些风格各异的演出。”

“你是怎样搜罗那些演出的？”

“你瞧，”他说，“如果我听说有好的演出，我就过去，边吃饭边观看。如果我觉得好，就会打电话给他们说，‘这里有场很棒的演出’。”

“你推荐什么样的演出呢？”

“乔·路易斯，索菲·塔克[3]。还有很多大腕儿明星的节目。”

“向夜总会推荐这些知名人物不需要行家吗？”

“噢，当然需要。我不认为我是个行家。但好的演员也会变糟。没有表演内容，他们就走下坡路。如果他们有新的表演内容，你就可以举荐它。”

“那你做不做准备或审阅表演内容这类事情？”

“不。我只是负责联络。然后，如果我喜欢，就告诉他们我喜欢这样的表演。”

“为此你就能每年拿到1.8万吗？”

“没错。”

弗兰克·科斯特洛使警察们对他无可奈何。“科斯特洛，”赫伯特·阿斯伯里[4]写道，“已经成功地成为美国黑社会所能造就的最神秘的人物。纽约市和联邦警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过调查。实际上，自从1920年中期起，他们一直在对他进行调查，但总的来说，科斯特洛太狡猾了，使调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死胡同，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都拿他没办法。”

科斯特洛的电话被联邦调査局监听，照片也上了联邦毒品署的黑名单；市长拉瓜迪亚称他为“无业游民”。然而，科斯特洛在中央公园西边的寓所里存放的现金从没少于5万美元，他付钱给其他匪徒帮他做事。纽约的侦探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对他进行跟踪，但他总是设法使自己保持清白。他们跟踪他到华尔道夫酒店，在那里他经常与政客名流们共进午餐；他们跟踪他到巴尔迪摩的蒸汽浴室，在那里他和詹姆斯·A.法利、汉克·格林伯格、吉恩·滕尼、伯纳德·金贝尔[5]以及几十位大名鼎鼎的高级主管同在一个房间里洗桑拿；他们跟踪他到理发店，在那里理发店服务员都巴结他，给他修剪指甲，搽粉打理，像奴隶一样地围着他转，渴望得到一笔可观的小费；他们跟踪他到中央公园，在那发现矮小敦实、西装笔挺的科斯特洛在观赏大自然的奇观，研究变化多端的气象，观看动物园围栏里的各种动物；他们再跟踪他到沃尔曼纪念滑冰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此还写过这样的报道：“中央公园里的沃尔曼纪念滑冰场吸引来了很多名流显贵，包括赌徒弗兰克·科斯特洛。据说他从不滑冰，只是在滑冰场边看一会儿，然后就嘟嚷着走开了。”

从三十到四十年代，对于其他移民来说，生活好过了一点儿。宾夕法尼亚安布勒那只尖叫着“意大利佬”的鹦鹉已死掉。还有很多值得人兴奋的事情：迪马乔兄弟表现完美；平扎[6]一夜之间红遍全国；阿莉达·瓦利成为美国银幕上第一位意大利裔电影女演员，而且并不仅仅因为她的“双峰”；曼哈顿的羔羊俱乐部一时也大发慈悲，为这里的擦鞋匠比亚乔·韦卢兹举行了盛大晚餐，并赠送戏票给他。被人们常称作“墨菲”的比亚乔说：“这些羔羊喜关（欢）我，我也喜关（欢）这些羔羊。”

在全国各地，那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推车工和砖瓦匠的儿子们都已有了自己生意兴隆的建筑公司。以前为球员捡球的球童已成了俱乐部的专家里手，并能在星期天午后穿上白色的帆船夹克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乡村俱乐部，喝酒签名记账，无须立刻付款。意大利裔男学生仍然对他们长长的名字感到尴尬，甚至会羡慕黑人的简短名字，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改名，因为这是一件关乎家庭荣誉的事情。或许是他们意识到改掉名字欺骗不了任何人，或许是他们从一位老意大利职业拳击手那里得到的教训。他原先叫约瑟夫·卡罗拉，后来改名为约翰尼·邓迪。但从那时起，人们都把他叫成“苏格兰意大利佬”。

“二战”造就了一批非常先锋但却短命的英雄，如功勋卓著的飞行员唐·真蒂莱。军旅生活给意大利裔美国男孩带来一种国家归属感；他们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舞台已不再限于天主教教区、工会和由橄榄油出口商资助的布鲁克林保龄球队了。

“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家住布鲁克林拉尔夫大街的下士军官丹杰洛说，“当我们开到那不勒斯和罗马时，那里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叫我‘美国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美国人……”

最终，这些西西里和南方移民的儿子们（有些人的父母还曾在1910年雅各布·里斯反映桑树街贫苦生活的照片里出现过），都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有些是受科斯特洛的提携，有些则是得益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庞大选民人数。就这样，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涌现出了一代政治家，他们从来不敢确定他们竞选获胜仅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或“虽然”他们是意大利人。

然而，坐上法官的宝座，像牧师一样身穿黑色长袍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同样，作为一名吻别妻儿、登上火车、前往首都的国会议员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尽管他们身穿闪亮的深色西服、雪白的衬衫，佩戴温莎领结，脚蹬黑色尖皮鞋，人们却不会把他们误认为东部精英。

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些年来的个人抱负就是得到人们的尊敬。当1949年他被邀请出任救世军筹集资金委员会的副主席时，这一抱负似乎马上就要实现了。当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是蒂芙尼公司总裁沃尔特·霍温，他曾致函科斯特洛说委员会正在寻找“纽约的重要人物”担任领导职位，并说委员会“非常渴望”能获得科斯特洛先生的加盟。

科斯特洛收到这份邀请函后万分激动。受宠若惊之余，他将信函拿给他的律师乔治·沃尔夫看。沃尔夫觉得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他打电话给那个委员会问道：“你们知道这个科斯特洛是谁吗？他以前可是一名私酒贩子。”

沃尔夫回忆道，救世军当时完全清楚科斯特洛以前是干什么的，但是如果能得到科斯特洛的任何帮助，他们还是很乐于接受的。于是科斯特洛在科帕卡瓦纳俱乐部举办了一次入场券为100美元的慈善募捐冷餐会，邀请了纽约的许多名流，其中包括曼哈顿区长雨果·E.罗杰斯和多位最高法庭法官及纽约政界要人。他用这种方式募集到3500美元，加上自己的6500美元，他总共为救世军募集到1万美元的捐款。

当报界获悉这次冷餐会的消息，并将出席者的名字公诸于众后，引来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争论。那些出席者的结局都不怎么好，人们推断他们是科斯特洛的保护伞和代言人。科斯特洛的处境每况愈下，愤怒的公众反应如此强烈，迫使官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眼见自己的这次公关行动失败后，弗兰克·科斯特洛再也不想抛头露面了。根据沃伦·莫斯科在周日《纽约时报》上撰文讲，科斯特洛“策划罢免雨果·E.罗杰斯在坦慕尼协会[7]的领导职务，挑选卡尔米内·G.德萨皮奥作为其接班人。他希望德萨皮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受人尊敬的领导人，这样公众就能忘掉科斯特洛，他就能脱离政治干系和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黑道人物，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高尔夫了”。但莫斯科先生接着写道：“1951年受审之初，科斯特洛曾请求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得尊重我的基本权利和原则，我恳求你们把我当人对待’。但参议院犯罪调查委员会对他的乞求置之不理，决意要査清他过去干过的一切非法勾当。”

就这样，科斯特洛出现在该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他坚决不同意让脸在电视上曝光，摄像机只好对准他那因紧张而不时敲打桌面的手指，给那些坐在家中的观众上演了一组手指芭蕾。他被审问了几个小时，摄像机一直在拍他的手指。有天晚上，一个烟草经销商表示，如果科斯特洛能在摄像机前给他们的品牌做广告，他会得到一大笔钱。但一直抽英式卵形香烟的科斯特洛一口回绝了。然而他告诉委员会，即使让他的手指在电视上露面，他也觉得难受；另外，他的喉咙也不舒服。

“科斯特洛先生作证时思维敏捷，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病人。”律师反驳道。

“让我作证时，”科斯特洛沙哑地说，“我想讲实话，可是我的脑子现在不转了。”

除了不情愿出庭作证，科斯特洛还脾气暴躁，无精打采。

“科斯特洛先生，”最后律师高声喊道，“你听到证词了吗？”

科斯特洛的灰色眼睛闪出愤怒的火焰，太阳穴旁的深灰色头发都立了起来。“我不准备再回答任何问题了，”他坚决地说道，“我要走了。”

弗兰克·科斯特洛跟着他的律师朝大门走去，转眼间消失了。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登出了这样的标题。

《科斯特洛公然蔑视参议院，听证会上甩手离去》

《科斯特洛因蔑视法庭而面临被捕》

《科斯特洛的律师称身体欠佳、闪光灯与摄像机影响证人作证》

退庭是不理智的，他做得过火了。他在全国观众面前这样做，参议院是永远不能宽恕类似的公然挑衅。科斯特洛很快以蔑视法庭罪被判入狱18个月。

但即使在狱中，科斯特洛也照样令法律对他束手无策。他仍然抽着英式卵形香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把它们带进来的。他吃着牛排——外面乌黑，里面深红，就像他在21俱乐部点的一样。当然掩盖牛排的来历是不可能的了。几年之后，尽管身陷囹圄，他仍能支配着他那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并为他的律师爱德华·本内特·威廉姆斯创造了奇迹。

一次，威廉姆斯去监狱探望科斯特洛时，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科斯特洛察觉到后问道：“有什么事儿让你烦恼，威廉姆斯先生？”

威廉姆斯解释说这天晚上他和妻子想请岳父母出去庆祝他们的55周年结婚纪念日，他曾向他们保证能拿到《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戏票，但曾答应过给威廉姆斯搞票的那个工作人员——这个人过去一直很有办法——此次却突然变卦，说没办法了。

“威廉姆斯先生，”科斯特洛说，“你应该告诉我，或许我可以帮忙。”

威廉姆斯承认，他从未指望一个囚犯可以在最后关头帮他搞到四张抢手的百老汇歌舞剧票。

科斯特洛耸了耸肩膀。

那是下午5点钟。

当威廉姆斯回到旅馆房间时，他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时，一个宽肩、帽檐低垂着的男人咕哝了几句什么，递过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当晚《窈窕淑女》的四张戏票，然后迅速地消失在大厅里。

在科斯特洛被囚禁的日子里，移民的孙辈们渐渐长大，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名字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对周围环境中的一些矛盾冲突感到困惑。这些孩子在家里听到的是一套，而在外面听到的却是另一套：非意大利人编的课本，教堂里的爱尔兰牧师的传道，学校信奉新教的教务长的训话，犹太自由主义者的社论以及街头巷尾的各种议论……

“那些意大利人，都一个德行……”“他们怎么不把科斯特洛遣送回……”

而意大利人却纷纷议论：

“他们在找科斯特洛的麻烦，只因为他是……”

“老天爷，如果他们要是这样对待犹太人，那么犹太人的反诽谤组织早就……”

弗兰克·科斯特洛几乎从不为自己辩解。新闻记者问他怎样赚了这么多钱时，他一贯的回答通常是“无可奉告”或者“我不靠《圣经》发财”。不过，他曾经向一名记者解释过：“瞧，我是个投机商，但我不会在别人不需要我的时候出手。”

他因藐视法庭罪的服刑期刚满，马上又因逃税而受审。他花高价雇用了最好的律师为他打这场官司。

“看在上帝的份上，弗兰克，明天出庭时，千万别穿你那套350美元的衣服，那样太招摇了。”

“你想让我穿什么？”科斯特洛问道。

“穿你现在穿的这身衣服。”律师朝着他身上穿着的蓝囚服点了点头，说道。

科斯特洛考虑了一下，然后皱着眉头说：“对不起，我宁愿输掉他妈的这场官司。”

他确实输掉了这场官司。1954年5月14日，报纸以大幅标题登出了《科斯特洛逃税罪名成立！》报纸和杂志都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他以前在这样场合的很多照片都差不多：他正走下法庭的台阶，几名律师把他夹在中间，卷边软帽稳稳地扣在他的头上，灰色的眼睛低垂着，长长的圆鼻子，脸色阴沉，嘴里叼着烟，从他的表情里看不出任何感受或是想法。

那是5月的一个上午。就在钻进汽车前，他转过头来对记者和人行道上的人们说道：“我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事件。很多人都想踩着我的后背向上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你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沃尔特·温切尔[8]问道。

“如果那也算错误的话，”科斯特洛说，“我想，那就是出身贫寒，生长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就可能会上大学，就可能会和基福弗法官先生一起高高在上，而不是站在被告席上。老实说，自从我长大成人，能够分辨是非起，我就一直努力要过体面的日子。我和一个女孩结婚，始终如一，35年了。在攻击我的那些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呢？”

1956年，弗兰克·科斯特洛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牢狱生活。他向政府提出，如果能够取消他剩余的刑期，他自愿流亡国外。他曾想过回意大利老家科森扎。但是，司法部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可是，如果科斯特洛真的能够重返故乡，他就会邂逅一片仍然处在黑暗时代中的可爱而神秘的土地——如他4岁离去时一样，也如他出生前的千百年来一样，一直没有任何变化。在科森扎，他会看到农妇们头上顶着陶罐走在马路上；男人们骑着驴，脸被太阳晒得皱巴巴的，像《圣经》里的那些人物的脸一样紧绷着。他也会看到那些年代久远的低矮的白石房子，从东到西星罗棋布地点缀在那片广漠无边的青青山坡上；在蓝绿色的第勒尼安海里，一群黝黑的男孩一丝不挂地游着泳，并向过往的火车做着淫秽的手势。

弗兰克·科斯特洛或许不会喜欢这片土地。看到自己出生的故乡仍然如此荒芜，再想起寒酸的童年，只能让人心里难过。他在那里也不会见到几个美国游客——只有少数几个成年的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来意大利南部，他们来此只是为了拜访一下亲戚或看一看祖父的诞生地。

也许偶然在科森扎的火车站，弗兰克会看到一群喜气洋洋的亲戚迎接一个年少的孙儿的场面。他们众星捧月似的围在孩子周围，使孩子觉得自己仿佛救世主，或是因首次飞跃大西洋而受到人们空前热烈欢迎的查尔斯·林白——只不过在这里，人们用亲吻而不是用扔彩条纸屑来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一个又一个根本不懂英语的叔舅、姑姨和表亲上前亲吻这个男孩，他仿佛被众人的亲吻所淹没。

然而，这个男孩会用一架8毫米的摄像机拍下他在科斯特洛故乡与亲戚们相聚的画面。之后，这些胶片或许会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厨房里放映。人们用大头针把床单钉在鲜花图案的墙纸上当幕布。等灯光在布鲁克林的这间厨房里亮起时，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一些老人眼里会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1956年后半年，爱德华·本内特·威廉姆斯证明对科斯特洛的判决是基于非法的电话录音，因此科斯特洛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科斯特洛一直保持低调，尽量不抛头露面。但是，他的大名很快又上了头条新闻。1957年5月2日晚10点55分，正当科斯特洛走过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看门人朝他的顶层寓所走去时，一枚子弹呼啸着朝他的头部飞来，擦着头皮，嗖地一声穿透了他那顶50美元的灰色软呢帽。

弗兰克对警察坚持说他不知道是谁干的。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科斯特洛先生，你明明看到了那个人。”侦探问，“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不，我没看见什么人。”

“科斯特洛先生，在这么大的世界里有人只想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想这么做的人。”

调查人员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科斯特洛与警察合作的方式。但作为作家和黑手党研究专家的小弗里雷德里克·桑德海恩却指出，科斯特洛的沉默只是出于遵守黑手党禁止告发同胞的戒律。审判后，桑德海恩先生引用一个联邦官员的话说，科斯特洛忠于传统，他认为从黑手党角度来讲，他是个“好兵”。这位官员说：“如果投靠到敌人一方（科斯特洛把我们看作敌人）他就犯了叛变通敌罪，最严重的叛变通敌罪，那样他或许就会死在黑手党的乱枪之下。但是，对他来说，更可怕的惩罚是被同胞兄弟孤立和蔑视，因为这些人是他唯一的朋友。你该明白黑手党的缄默戒律是怎样回事了，我的朋友；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表现忠诚的方式，它几乎已变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而且一旦违背，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

因为科斯特洛拒不合作，而且拒绝回答调查人员就枪击夜晚在他衣袋里找到的纸片上的数字所提出的问题，因此被判犯有藐视法庭罪。他不但很快又回到了监狱，而且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是1925年他入美国籍时曾被问到职业，他说是“房地产商”，而他当时该回答“私酒贩子”。

整个意大利都在抗议对科斯特洛的驱逐。

“为什么他要被驱逐回意大利？”他们问道，“他现在已经不是意大利人了——他是腐败的美国文明的产物！”《意大利社会报》称之为不可思议的惩罚——把一个不会讲故乡语言的人赶回故乡。意大利政府并不在乎收容那些卓有成就的意裔美国人，譬如，1863年到1894年担任过联邦同盟俱乐部副主席的维琴佐·博塔、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军将领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伯爵、科学家恩里科·费米，或者成千上万在美国赚了大钱的意大利移民中的任何一个。似乎正是这些人证明了意大利是一个高度文明并富于吸引力的民族，无论他们是罗马时代的征服者，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还是“二战”后的现代都市人——他们或是开着法拉利跑车，或是身穿西蒙内塔礼服，或是在费里尼执导的电影里展露风采，或是拎着古驰牌的手包，或是用着奥利韦蒂牌的打字机，或是……

然而，当需要接受那些子孙沦为暴徒、身无一技之长的西西里人和南方农民时，意大利政府变得非常——非常敏感。可是谁又能责怪它呢？在美国，意大利暴徒似乎太多了……

“这完全是谎言！我有数据证明这点。”纽约的前议员阿尔弗雷德·E.圣安杰洛大声疾呼。圣安杰洛说，美国六大监狱最近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3605名犯人中，只有588人的名字听起来像意大利人，而有意大利血统的犯人占监狱犯人总人数的平均比率仅为2.5%。他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了支持他的一项严正要求，即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剧《不可触犯》中应停止给剧中虚构的罪犯都安上意大利名字。他说：“《不可触犯》这部电视剧真是让人感到羞耻，孩子们把这个节目叫作‘意大利人的家庭聚会时间’，还常说，‘咱们去看警察抓意大利佬的电视剧吧’。”

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组织的支持下，圣安杰洛先生就侮辱性意大利人名一事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提出了强烈抗议。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团给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赞助商利格特&迈尔斯公司施加压力，迫使电视剧修改了脚本。

今天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已今非昔比。一旦受到歧视，他们便会迅速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是他们不识字的祖父们做不到的，也是他们终日提心吊胆地活着的父辈们所不愿做的。当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行为的变化可以从以下的新闻报道中找到根据：

《纽约时报》——意大利裔美国人反歧视同盟昨日宣布，它将发起一场宣传攻势，以抵制一些媒体最近把意大利人丑化为犯罪分子的倾向。

合众国际社——《领航人》新闻周报的社论说，也有些匪徒是英国人、爱尔兰人、荷兰人、犹太人、德国人或黑人……

《纽约邮报》——在一次关于某些电视节目对意大利人进行的歪曲宣传中，弗兰克·辛纳屈差点和德西·阿纳斯[9]拳脚相向……结果是辛纳屈把他的电视制作公司搬出了德西鲁的影棚，搬到了山姆·高德温影棚……

今天，那些20世纪初来美国的移民们的后代正在获得弗兰克·科斯特洛所不曾拥有的尊敬。和先于他们到达美国的爱尔兰农民一样，意大利农民的儿孙们正在脱离劳工阶层，进入白领这个有保障的阶层：他们有的当上了公务员，有的成了注册会计师，有的则成了全国知名的音乐家——他们的音乐已不再“遥不可及”。在美国，这些农民的后代正在努力消除他们与其他人的差别。他们会用一只脚踩在行李上，为保安全。

很多人脱掉了雪白色的衬衫，穿上了领上有领扣的衬衫，并逐渐意识到吃大蒜带来的尴尬。星期天，他们很多人开着加长的汽车，仪表盘上放着塑料基督像，去高尔夫球场打球。有些人的女儿订婚时，会请巴克拉克[10]的摄影师来为他们摄影留念。他们不再因饥饿而去打拳赚钱了；马尔恰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意大利重量级拳击选手。他们是成功的广告人和新闻人，但他们没有在英语中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也从未产生过优秀的小说家。在广播和电视中，他们的歌声旋律轻柔，让无数听众心旷神怡，为之倾倒；但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中却没有出名的歌剧演唱家，伟大的歌剧演唱家仍需从他们的祖国输入。像爱尔兰人一样，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美国各个领域出人头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整个意大利群体正在崛起——他们正在为获得经济基础稳固的中产阶级的地位而奋斗。他们当中大多数已搬出了父母居住的街区，“完全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还有相当一部分离开城市去富裕的郊区居住。当问他们为什么离开城市时，有些人竟愤愤不平地大叫：“什么！和那些波多黎各人做邻居！”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弗兰克·科斯特洛74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当代的意大利人却在庆祝他的衰落。这是因为，他那臭名昭著的历史总让他们回想起那个令人感到耻辱、不堪回首的年代。科斯特洛永远不明白新大陆的游戏规则，因为他总是被那个过去中的国度的各种传统支配着。当他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时，仅用两个星期就跨越了大西洋，但事实上他跨越了上百年的文明。他来到的新世界是一个罗宾汉式的人物早已过时的国度，是一个到处对新近到来的农民充满敌意的国度。然而，在大多数移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卑微地位、忍辱负重地用辛勤的工作来摆脱它的时候，科斯特洛却没有这样做。

他很早就叛离了那个把他叫作“意大利佬”的社会。他的父亲，在意大利或许会和那里其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宰，在这里却因不识字而变得无能为力。在意大利南方农民和西西里人的眼里，父亲的懦弱无能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科斯特洛对父亲没有一点尊重。他16岁时逃离了贫民窟的家人，把那些不是他朋友的人当作撒拉逊人。他对妻子和善，捐钱给乞丐，赞助教堂安装彩色玻璃窗画，并让他的偷盗行为变成了正义事业。

而且，科斯特洛至死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1] 普里莫·卡尔内拉（Primo Carnera, 1906—1967），意大利裔拳击手。马克斯·贝尔（Max Baer, 1909—1959），美国拳击手。二人都活跃于1930年代。

[2] 丹迪·菲尔·卡斯特尔（Dandy Phil Kastel, 1893—1962），美国犯罪分子、投机商人，知名犯罪集团杰诺韦塞家族的同伙。

[3] 索菲·塔克（Sophie Tucker, 1887—1966），乌克兰裔美国歌唱家、演员。

[4] 赫伯特·阿斯伯里（Herbert Asbury，1889—1963），美国记者、作家，以写作19至20世纪初的犯罪题材知名。他在1928年出版的畅销书《纽约黑帮》（The Gangs of New York）不断再版，并在2002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改编为了同名电影。

[5] 詹姆斯·法利，见第358页注1。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 1911—1986），美国知名棒球运动员。吉恩·滕尼（Gene Tunney, 1897—1978），美国职业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锦标赛冠军。伯纳德·金贝尔（Bernard Gimbel, 1885—1966），美国知名企业家，是连锁百货商店金贝尔斯（金贝尔兄弟）的创办者之一。

[6] 埃齐奥·平扎（Ezio Pina, 1892—1957），意大利歌剧演唱家，驻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二十余年，凭1949年的音乐剧《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获当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男主角。

[7] 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1789年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主要为民主党服务。

[8] 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1897—1972），美国记者、八卦专栏作者。他在《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上的专栏“百老汇大街上”常报道与娱乐界、社交界及政治方面的八卦消息。

[9] 德西·阿纳斯（Desi Arnaz，1917—1986），出生于古巴的美国歌手、演员、电视制片人、作家导演。

[10] 巴克拉克照相馆（Bachrach Studios），1868年由戴维·巴克拉克创立的照相馆，曾为其创立后的每位美国总统拍过肖像照。

乔·路易斯：步入中年的国王

在洛杉矶机场，乔·路易斯一眼看到了等待他的妻子，喊道：“嘿，亲爱的！”

路易斯夫人微笑着款款向他走来，踮起脚尖伸开双臂正要与他拥吻时，却突然停了下来。

“乔，你的领带呢？”

他耸耸肩：“噢，宝贝儿，我在纽约熬了一整夜，没顾上戴领带！”

“一整夜，可你一回到这儿，就是睡觉，睡觉，睡觉。”

乔·路易斯疲惫不堪地笑了笑，说道：“宝贝儿，我老了。”

“是啊。但你一去纽约就又想着变成年轻人了。”她应和道。

他们缓缓穿过机场大厅，朝汽车走去，拎着行李的搬运工紧随身后。路易斯夫人40多岁，是加利福尼亚一位成功的庭审律师，她机敏，聪慧，对任何事都心中有数。她是这位48岁的前拳击手的第三任妻子。乔现在是纽约一家黑人公共关系公司的副总裁。每当丈夫出差归来，她总是去机场接他。在遇到乔之前，她不认识什么职业拳击手。她的前夫也是一位律师、ΦBK协会会员，她把他描述成一个“只对书籍感兴趣的人”。离婚后，她发誓要嫁一个“不对书籍，而对生活感兴趣的人”。

1957年，经西海岸的一位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乔。两年后，令她的同事们惊奇不已的是，她竟然嫁给了他。他们总是问她：“你是怎么会遇到乔·路易斯？”她总是回答：“是乔·路易斯遇到了我！”

走到汽车旁，乔·路易斯付小费给搬运工，为妻子打开车门。接着，他驾车驶过路边的棕榈树和寂静的街区。行使了几英里后，终于拐上了一条大路。他那座价值7.5万美元、金碧辉煌、拥有十个房间的西班牙风格的豪宅就在路边。几年前，路易斯夫人买下了这幢房子，还在屋中摆满了路易十五时期的家具及八台电视。因为她的丈夫是个电视迷，所以在浴室的浴盆上方也摆了一台电视。这台电视放置的角度很特殊，这样，乔在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透过浴帘从一面摆放巧妙的镜子中看到电视。

路易斯夫人一边帮着丈夫把东西提进家中，一边说道：“现在，看电视和打高尔夫球成了乔·路易斯的全部生活。”她说这话时并不伤感。接着，她吻了一下丈夫的面颊；霎时间，她在飞机场的那种正式的神情一下子没有了。她把丈夫的衣服挂在壁橱里，然后烧水沏茶。

“亲爱的，要饼干吗？”

“不用。”乔斜着肩坐在早餐桌旁。由于缺少睡眠，他的眼皮耷拉着。她走上楼去，摘下了他们那张硕大无比的床的床罩。五分钟后，乔·路易斯跳了上去并迅速睡着。当乔·路易斯夫人返回厨房时，忍不住笑了。

“法庭上，我是律师；在家，我只是个女人。”她嗓音沙哑，意味深长。“我会伺候男人，会像服侍国王那样伺候他——如果他也对我好。”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补充道。

她说道：“每天早晨，我都把早餐端到乔的床前，然后打开电视，让他看四频道的《今日》节目。接着，下楼去给他拿《洛杉矶时报》，然后我才离家去法庭。”

她接着说：“到11点时，我丈夫该去来希尔克雷斯特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如果他只打了18洞，3点就会结束，然后可能会开车去狐山乡村俱乐部再打18洞。如果打得不好，他会再去买一筒球，接着再打几小时。他从不买普通球——那可不是乔·路易斯会干的——他只买精选的，最好的球，一筒就要1.25美元。要是他真的发起疯来，就会再打两三筒，甚至满满四筒球，这样就得花五美元了。

“有时夜晚回家，他会兴奋不已地对我说：‘嘿，亲爱的，我今天终于搞明白了！打了这么多年高尔夫球，我才意识到我都做错了些什么。’

“但是，”她又说道，“等过了一天，他从俱乐部回到家中，又疯言疯语地说什么‘我再也不去打什么高尔夫球了！’我就会说：‘可是，亲爱的，你昨天还告诉我你终于掌握了打高尔夫球的技巧！’他会说：‘我是掌握了，但我没能保持！’

“第二天早晨，如果下雨的话，我就会说：‘亲爱的，下雨了，你今天还去打高尔夫球吗？’他会说：‘雨淋湿了球场，但不会淋在我身上。’然后离家又去高尔夫球场了。”

乔·路易斯的现任妻子玛莎，与他的两位前妻都不同，就像乔·路易斯也不同于玛莎的那位ΦBK前夫。

乔的第一位妻子叫玛维，是一位光彩照人的芝加哥速记员。1935年他们结婚，后来离婚；1964年，他们又复婚。她是属于他事业蒸蒸日上时的伴侣。就是那些年，他把打拳击赢得的500万财产中的大部分挥霍在首饰、珠宝、貂皮大衣、出国旅游、高尔夫球赌博、不明智的投资、慷慨的小费和各种各样的服饰上。1939年一年，他就购买了20套西服、36件衬衫、两套晚礼服，还独出心裁雇用裁缝专门为他设计服装。比如，他让他们做用两种软布料做成的绿色裤子、不加翻领的西服外套，还有带皮绲边的骆驼毛夹克衫。当他不训练也不打拳击时——1937年他把詹姆斯·J.布拉多克击败后一举成名——乔·路易斯就和玛维在小镇中共度美好时光（“我能把她逗乐”），或为高尔夫球一洞就赌上1000块钱，这种游戏是两位体育专栏作家希浦·艾戈和沃尔特·斯图尔特在1936年告诉给他的。路易斯的一位老朋友说：“有个家伙就是用从乔那儿赌赢的钱在加利福尼亚盖了一幢房子。”

乔的第二位妻子，露丝·摩根，美貌绝伦，体态丰盈，是化妆品及美容方面的专家。1955年她与乔结婚，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1958年分手。露丝对自己的事业非常投入，她拒绝与乔熬夜。“我想让他安定下来。我告诉他不要白天睡觉，晚上熬夜。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能那样，我说这让我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于是他说等我睡着后，他再出门。结果，我熬到凌晨4点，他反倒进入了梦乡。”1956年露丝对乔就不抱什么幻想了，当时乔为了偿还欠政府的100万税款，又开始了摔跤巡回比赛，“看到美国总统洗起了盘子，你会有什么感想？那正是我对乔参赛的感觉。”

乔的第三位妻子，与他的前两位妻子相比，没有她们那么性感，但却弥补了她们的不足，她们所缺乏的正是她所拥有的。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因为她更聪明，另外也因为乔已坠入爱河任凭她摆布。对他来说，她集以下各职于一身：律师、厨师、情人、代理人、税务顾问、贴身仆人，除了不做球童，什么都为他做。当她的朋友、歌手玛丽亚·杰克逊注意到壁橱中塞满了乔的东西时，说道：“玛莎，我想乔终于要安定下来了，这在乔的生命中还是第一次，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地方。”玛莎听到这些备感欣慰。

对玛莎来说，在乔·路易斯走下坡路的时候得到他，似乎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此时他体重240磅，头发变得越来越少，事业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辉煌，再也不会迅速敏捷地出拳攻击或振作爬起。“他这个人有一种精神，还有一种保持沉默的魅力，这正是我所爱的。”她说道，接着又补充说她的爱情得到了回报。她还说，星期天乔甚至陪她去教堂，还常常去法庭看她处理案子。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偶尔去趟夜总会，听听那些音乐家或歌手的演唱，这些音乐家和歌手都是他的朋友；她也意识到一些女士仍然认为乔·路易斯非常性感，很有吸引力，并且愿意与他共度良宵。“如果那些女士只是想和男人找点乐子的话，我愿她们一切都好。但我是他的妻子，当我在场时她们最好滚开。”

玛莎还清楚地意识到乔·路易斯对他的前妻们很友好。她们与他离婚后，在选择未来夫婿方面走上了极端。离开乔后，玛维与芝加哥的一位医生结了婚。露丝在与乔离婚后，与一位律师结了婚。乔到芝加哥时，会经常给玛维打电话（她是他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他们还一起共进晚餐。当去纽约时，他就给露丝打电话，并且一起吃饭。玛莎饶有兴味地评论道，神情并不恼怒：“乔·路易斯从未真正断绝与哪位女士的来往，他只是增加他名单上的数量。”事实上，正是乔让他的三个妻子互相认识了，对她们能和睦相处这点，他深感欣慰。在纽约帕特森与约翰逊的拳王争霸赛上，他把第一位妻子介绍给他现任的妻子；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安排他的第二位妻子为现任妻子免费做头发。

有一天，我们从纽约飞往洛杉矶时，在飞机上乔·路易斯就给我讲了这些（在纽约时，我跟着他在曼哈顿看他如何行使他的公共关系行政长官的职责）。乔·路易斯说：“我给露丝打电话，告诉她说‘我说，露丝·摩根，你可收我妻子的钱’。露丝回答道：‘不会的，乔，我不会那样做的。’露丝·摩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乔摇着头，陷入了沉思。

“你知道，我和世界上三个最好的女人结了婚，但我生命中唯一的失败就是离婚。”

“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噢，那些日子里，我就想获得自由。有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近乎疯狂。我会离家出走，好几个星期不回家；或者，我会待在家里，一连几天躺在床上看电视。”

他为前两次婚姻的失败而自责，同时也责备自己在其他所有方面所表现的无能，比如理财不当、忽略付税。上次去纽约时，他的一些拳击老友对他说：“乔，要是你现在打拳击的话，会赚比过去多一倍的钱，像现在的那些拳击手一样从有线电视和其他方面都能得到钱。”但乔·路易斯摇了摇头说：“我并不遗憾。那时，我打拳赚了500万，最后挥霍一空，还欠税100万。如果今天我还在打的话，就能赚1000万，但最后挥霍一空，就会欠税200万了。”

这些话是我跟随他在纽约的那几个小时中他常说的。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乔·路易斯说这些话时却带着一种近乎荒诞的幽默感。

无论正确与否，我想象这位进入中年的英雄只不过是那个肌肉松弛、头脑相当迟钝的冠军的翻版而已，每当这位冠军将又一个伟大的白人拳击明星击败时，唐·邓菲就常常在广播中采访他。我还想象，在那个哑巴巨人拳击手泰勒之后，48岁的乔·路易斯仍然保持着最沉默寡言的运动员的头衔。

当然，我也注意到乔·路易斯那几句著名的话。如他评论比利·康恩的一句话：“或许他可以跑掉，却不能躲躲藏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人私下问乔·路易斯对免收出场费拳击有何想法，他却说：“我打拳击并不是什么都得不到，我是为我的祖国而战。”我也曾领略过乔·路易斯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天真地竟然在1960年同意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做公关工作。我还看到乔和曼哈顿前区长胡兰·E.杰克在法院前拍摄的新闻照片，这位主席曾企图掩盖他的公寓装修时他所收受的赠款。有一次，参议员约翰·L.麦克莱伦曾暗示路易斯为詹姆斯·霍法受贿一案出庭作证两小时就获得了2500美元的费用，尽管众人一致否认，而且当时乔作为他们“种族的骄傲”，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无可争辩的形象，但他确实让人生疑了。

因此，我意外地发现，在纽约，乔·路易斯其实是个精明的商人、聪明的卖主，还是一个有某种微妙的幽默感的人。例如，我们在艾德怀尔德机场登上前往洛杉矶的飞机时，为了和乔坐在一起，我不得不把经济舱的机票换成头等舱机票，我漫不经心地问他航空公司怎样才能证明这45美元的差价是值得的，乔说：“头等舱在飞机前部，你能更快到达洛杉矶。”

一天前，我还看到乔·路易斯同纽约电视台的负责人争论不休，他们正在拍一部有关他生活的电视片，而他坚持要求多付片酬。

乔在签协议前，认真地阅读合同上的每一个字，并说道：“喂，合同上说你们要支付我从洛杉矶到纽约的往返机票，包括我的旅馆账单，但我在这里的日常花销怎么办？”

“可是，路易斯先生，我们从未商讨过此事。”一位负责人紧张地说道。

“那么谁来付钱呢？我怎么吃饭呢？”路易斯问道，他生气地提高了嗓门。

“可是，可是……”

路易斯站起身，扔下笔，拒绝在协议上签字，最后还是电视台的总裁发了话：“好吧，乔，我保证想办法解决。”

听了这句话，路易斯才签了字，并与在场的人们一一握手，离开办公室。

“瞧，这轮我赢了。”在人行道上他边走边说。

后来他又补充道：“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我不想要价太少。”他说电影《拳台血泪》（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的制片人想请他饰演裁判的角色，却只付给他500美元，外加一天50美元的生活补助。虽然只在屏幕上露面45秒，但路易斯说这45秒就值1000美元。制片人说要价过高了。但是几天后，他们又把他找回去，路易斯拿到了他要的1000美元。

虽然在税务方面惹出的麻烦使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包括他为孩子们设立的两项信托基金，但乔·路易斯仍然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在欠政府数千美元的情况下，却拒绝接受成千上万名市民为了帮他还政府欠款所筹集的钱，他本可以用这笔钱的。去年，乔·路易斯赚了不到1万美元。这笔钱大多数是当拳击比赛裁判赚来的（一晚上在75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还有出场费和广告赞助费。最近的一大笔收入是1956年所赚的一年10万美元的摔跤比赛保底收入。他打赢了所有的比赛（除了那些因用拳不当被取消资格的比赛）。但是，他的拳击生涯在遇到体重为300磅的牛仔洛基·李之后不久就结束了。一天晚上，洛基不小心一脚踏在了路易斯的胸部，踩断了他的一根肋骨，并损伤了他的部分心肌。

现在，乔·路易斯由一群他所组织的加利福尼亚拳击经纪人（世界拳击联合组织）负责安排比赛；芝加哥的一家牛奶公司仍在使用他的名字；他唯一的投资给了曼哈顿的路易斯-洛威企业公共关系公司有投资，这家公司位于西五十七街，负责给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其他黑人歌手中的新秀迪恩·巴洛当经纪人。如果没有发生乔·路易斯代表卡斯特罗发表以下言论所引起的骚乱，他就会在古巴获得一笔收入。当时他说：“世界上除了古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黑人在冬天前往而绝不受种族歧视。”

乔·路易斯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现在却十分关注黑人为争取平等而进行的斗争，这也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就此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坦白地讲，乔·路易斯认为在1960年就支持古巴成为美国黑人度假胜地并没有什么错。他还机敏地指出，早在美国与卡斯特罗王朝断绝外交关系之前，他就取消了他的公司与古巴国家旅游机构所签署的一年28.7万美元的合同。即使现在，路易斯仍然感到，对于古巴人来说，卡斯特罗远比联合水果公司[1]要好得多。

我发现，乔·路易斯读报时，最先引起他注意的并不是体育专栏，而是一些类似的通告，像小塞缪尔·格雷夫利上尉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位指挥战舰的黑人。“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路易斯说。一天下午，我还注意到，他按遥控器找高尔夫球赛时，无意间看到一个节目上有来自加纳的代表正在发言。路易斯一直听完这个非洲人的讲话，才换到播高尔夫球联赛的频道。

当第二次与马克斯·施梅林之战被美国报纸称为一场肮脏的比赛时，路易斯在比赛中寻找机会向那个把黑人看作劣等民族的“高贵种族”进行报复，并称之为一种公关手腕。虽然他不喜欢施梅林那个胳膊上戴着纳粹臂章在赛场上泰然自若地走来走去的朋友，但事实上，他对施梅林没有任何敌意。路易斯说他对东方航空公司比在施梅林营地感到更加痛苦。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东方航空公司，因为1946年他打完一场表演赛后，要求从新奥尔良乘坐高级轿车前往机场时，竟遭到他们的拒绝。如果那次他自己不想办法赶到机场的话，就会误了飞机。路易斯给东方航空公司的艾迪·里肯巴克写了一封抗议信。“他从未做任何答复”，路易斯说。

结果，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坐过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尽管有时可能会方便得多。他还告诉他的许多朋友都不要坐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并坚信，在过去的这16年中，这足以减少东方航空公司的一笔可观收入。

乔·路易斯和他的公关合伙人比利·洛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大公司的负责人相信，如果对黑人市场不予重视或干脆忽略，会危害他们的销售额；但如果合理地给予鼓励，对他们将会非常有利。路易斯-洛威办事处声称，每年美国黑人都会把220亿美元投入到大型商业活动中，占美国旅游消费总数的28%还多。另外，仅在哈莱姆区，黑人一天在体育比赛及数字彩票方面的赌博花销就达20万美元。

路易斯和洛威还声称，如果大型企业对黑人市场提高广告预算并使其广告更具针对性，例如，让更多的黑人模特在黑人报纸上为某些品牌的肥皂、啤酒等商品做广告的话，黑人的消费就会增加更多。这是洛威在路易斯的陪同下，参观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代理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及赛马场时所发表的言论；洛威讲话很快，但吐字清晰，打扮得像一个百老汇的花花公子，长得很像纳·京·高尔（但是更英俊一些）。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说，偶尔路易斯会插上几句妙语锦言。

比利·洛威今年47岁，曾经是纽约某警局的副局长。现在，无论去哪儿，他仍然携带手枪。在公司里，他的办公室比乔的更大，更豪华。乔在墙上只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密歇根名人堂”。而比利·洛威却在墙上挂了18块匾和锦旗，包括明尼斯克男子指导委员会因他为青年所做的工作而发的锦旗、州长来信以及两个不属于他的金杯。谦逊可不是他的主要优点。

洛威先生住在新罗谢尔郊区的一幢拥有14个房间（有四台电视）的房子里，总是比路易斯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等到上午11点钟左右，路易斯磨磨蹭蹭地走进办公室，冲着前台的女孩挤眉弄眼时，洛威已经把一天或一星期内的预约全都安排就绪。

“嘿，老兄，”洛威招呼路易斯道，“我们与市长在13号有个会面。我们以前也约过，但当时他正与州长作对。”

路易斯点点头，打了个哈欠。突然睁大眼睛，提起了精神，因为他看到哈莱姆夜总会那个叫安·韦尔登的妩媚歌手朝他走来。韦尔登小姐没说一句话，径直走向路易斯，扭着身子靠了上来。

路易斯说：“你再走近，我只好娶你了。”

她吓了一跳，闪身走开了。

“嘿，老兄，”洛威说，“你打算在琳达餐馆吃午饭吗？”

“对。”

“谁来付账单呢？”

“扬克尔赛马场。”

“那样的话，我也去。”洛威说。

一小时后，洛威和路易斯要去琳达餐馆，他们就离开办公室，上了拥挤不堪的电梯，那里几乎人人都认出了路易斯，他们冲他咧嘴笑了笑。

他们有的说“嘿，冠军”，也有的说“你好，乔”。

“你不会在这个电梯里打拳赛吧。”电梯工说道。

“不会的，这里连我转身的地方都不够。”乔说。

有个人握着乔的手说：“乔，你看上去确实体型很棒。”

“那还不是为了能吃牛排吗？”乔说。

另一个人说道：“乔，你和比利·康恩的那场比赛，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是啊，确实如此，是吧？”乔·路易斯说。

这种对话不断发生，当乔走在百老汇大街上，出租车司机向他招手，公共汽车司机冲他按喇叭，总有几十个人拦住他向他诉说，他们曾经如何行驶了130英里就为了看他的一场比赛，以及在第一回合比赛中他们低头点了根烟的工夫，乔·路易斯已把对手打倒在地，害得他们错过了精彩片段。他们还说，有天晚上他们把客人留在家中听比赛，当他们在厨房拿冰块的时候，有人从客厅跑进去说：“比赛结束了！乔·路易斯第一拳就把对手打倒了。”

这些对路易斯来说太吃惊了，他们居然还记得他——特别是1951年他很不明智地重返拳坛被洛基·马尔恰诺击败以来，他一直没出过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两年前，路易斯退出拳坛，他为捍卫自己的冠军称号打了25场比赛，保持不败纪录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冠军都多。

在琳达餐馆，服务员们因路易斯的到来受宠若惊，乱作一团。他们把路易斯和洛威领到一位从扬克尔赛马场来的职员的桌子旁。午餐还没吃到一半，路易斯就在为赛马场做宣传，并说由路易斯-洛威提倡的良好的公共关系会吸引比以往更多的黑人参加赌马。这位职员说，他会把他们的提议呈交董事会，并且会将结果通知路易斯和洛威。

“乔，我们该走了，”洛威说，并看了看表，“我们得去见乔·格拉泽[2]。那个格拉泽有那么多钱，连银行都得向他的存款收费。”洛威被自己的笑话逗乐了，说道：“乔，等你见到格拉泽时，给他讲讲这个笑话。”

五分钟后，在格拉泽助手的陪同下，路易斯和洛威走进格拉泽先生崭新的豪华寓所。这位天才般的经纪人拍了拍乔的后背说：“乔·路易斯是世界上最优秀[3]的人之一。”他的嗓门那么大，足以让其他办公室的助手们听到。

比利·洛威忍不住脱口而出：“格拉泽钱多得连银行得向他收取保管费。”

大家哄堂大笑，只有乔·路易斯除外，他用余光扫了一眼洛威。

离开格拉泽家之后，路易斯和洛威前往美国投资者策划公司，在那里他们还有几个会面，并向该公司提交向黑人出售共有资金的提案；然后他们参观了考伯雷和高登有限公司办事处，在那里他们讨论了一篇路易斯和洛威希望制作的黑人简报；接着他们又去了图兹·萧的公司；最后他们到了拉·芳德餐厅，洛威安排了与哈莱姆夜总会的两位新秀共进晚餐。

当一位西班牙吉他手疯狂地扫着琴弦时，其中一位姑娘说道：“噢，乔，过去你打比赛时，我还是小姑娘。在我们家，所有人都围着收音机——还不让我说话。”

乔冲她挤了下眼。

另一个说：“乔，我们坐得这么近，给我的儿子在这张菜单上签个名怎么样？”

路易斯咧嘴笑了，玩世不恭地从口袋里摸出旅馆钥匙，晃了晃，然后顺着桌面将钥匙推了过去。

“不想让你的儿子失望，对吗？”他问。

大家都笑了，但是她不明白乔是否在开玩笑。

“要是我让他失望了，我相信等他长大，他会理解的。”她一本正经地说，并将钥匙推了回来。乔哈哈大笑，在菜单上签了名。

饭后，路易斯和其他人打算去哈莱姆夜总会，但是我已与路易斯的第二任妻子露丝·摩根约好去拜访她。露丝现在居住在上纽约一幢金碧辉煌的大公寓中，从这里可以俯瞰波洛球场。乔的第一任妻子玛维也曾在这里住过。

露丝·摩根打开门，她非常时髦，穿戴得体，身着和服，带有一种异国情调。她领我走过一块大大的厚地毯，来到一个弧形大白色沙发前。她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双臂交叉在胸前，说道：“噢，我不知道乔最近怎样，他不是在你掌控之中吗？”

露丝摇了摇头说，与乔的婚后生活不像乔追求她时那么兴奋。“我晚上6点30分或7点下班回家时，乔却在那儿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苹果。可是，”停了一下，她又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其实，就在几天前我还写信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些他的东西，问他还要不要。”

“比如？”

“我有他刚开始打拳赛时穿的长袍，”她说，“他的比赛鞋，还有他与比利·康恩第一场比赛的录像。你想看吗？”她问。

就在这时，露丝的丈夫、那位律师，和一群从费城来的朋友走了进来。他身材矮胖，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介绍完每个人之后，他提议去喝点什么。

“我正要放乔的拳赛录像呢。”露丝说。

“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我对她说。

“哦，一点都不麻烦。”露丝说。“我也有好多年没看了，还真想再看一遍。”

“那要和我们一起看吗？”我问露丝的丈夫。

“当然，当然，我没意见。”他很平静地说。很明显他只是出于礼貌，才坐下来；他没法阻止露丝，因为她已从柜橱中迅速取出了放映机，很快灯光就熄灭了，比赛开始了。

“毫无疑问，乔·路易斯一直都是最了不起的，”费城来的一个人说着，摇了摇杯中的冰块，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对黑人来说，那个时候除了上帝和乔·路易斯，再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

屏幕上的乔·路易斯比现在年轻20岁。他神情严肃，咄咄逼人，向康恩发起进攻，当他用拳猛击康恩时，比利·康恩的骨头似乎都要散架了。

“乔真是拳拳命中。”有人从沙发那儿说道。

看到乔处于最佳状态，露丝兴奋不已；路易斯的每一拳都把康恩打得摇摇晃晃，打一拳她就喊一声“妈呀”（猛击一拳），“妈呀”（猛击一拳），“妈呀”（猛击一拳）。

比赛临近中局时，比利·康恩开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屏幕打出第13局的字样时，有人说道，“这局康恩要出错了，他想与路易斯一决雌雄。”露丝的丈夫仍一言不发，吮吸着他的威士忌。

当路易斯的组合拳打在康恩身上时，露丝就大喊“妈呀，妈呀”，然后，康恩虚弱的身体倒在拳台上。

比利·康恩慢慢地往起站。裁判开始记数。康恩费劲地支起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站了起来——但裁判让他退后，说太晚了。

但是坐在屋子后面的露丝的丈夫对此表示异议。

“我认为康恩及时站了起来，”他说，“可是那个裁判却不让他继续打了。”

露丝·摩根什么也没说，一口饮尽杯中的酒。

[1] 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1899年创立的美国企业，主要业务是收购中、南美洲国家种植园中的热带水果（尤其是香蕉和菠萝），销往美国和欧洲。因其雄厚的财力，常能左右水果出口国的政治走向，参与制造了1928年哥伦比亚的“香蕉屠杀”，遇难人数范围依统计口径不同从47到3000。其经营方式常被批评为新殖民主义。

[2] 乔·格拉泽（Joe Glaser, 1896—1969），美国著名音乐经纪人，代理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等爵士音乐家。

[3] 此处原文为fine（优秀的）的最高级形式finest，但fine作为名词有“罚金，罚款”之意。

坏消息先生

让我们谈论坟墓、蛆虫和墓碑吧，

让我们以泥土为纸，用我们淋雨的眼睛

在大地的胸膛上写下我们的悲哀。

让我们找几个遗产管理人，商议我们的遗嘱……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朱生豪译

“一定是温斯顿·丘吉尔让你心脏病发作的！”悼文作者的妻子说道。这位悼文作者是个腼腆的矮个子男人，戴一副角质边框的眼镜，嘴里总叼着烟斗。他摇了摇头，语气柔和地答道：“不对，不是温斯顿·丘吉尔。”

“那么就是T.S.艾略特。”她轻声地急忙补充道。他们正在参加纽约的一个小型晚宴，其他客人似乎对他们的对话也很感兴趣。

“不，”悼文撰写者说道，语气仍然很温和，“不是T.S.艾略特。”

悼文作者的妻子上面一番话的意思是，为《纽约时报》加班加点地赶写那些长段悼文会加速他走向坟墓的速度。即便真的被妻子的这一连串问话惹恼了，他也没做什么表示，也没提高说话的嗓门。他现在极少失态。奥尔登·惠特曼只有一次对琼大喊大叫过。琼是他现在的妻子，一位年轻的褐发白种女人。那次他的确有点儿歇斯底里，情绪失控。他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因为琼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而斥责她。他现在怀疑那次吵架可能完全是他的错。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而且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它总是困扰着他。对他来讲，这种失去自我控制的时候确实少见。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丈夫，从未再发过火。每天清晨，琼还在睡梦中时，他就悄悄起床，开始做早餐，给她煮一壶咖啡，再为自己泡一壶茶；然后，他会在书房中坐上一个多小时，抽着烟斗，饮着茶，浏览报纸；每当看到有某位独裁者去世或某位政治家生病时，他的眉头就会稍稍向上挑起。

早晨9点，他从两三套西服中挑出一套穿上，再照照镜子，整理一下领结。他并不英俊，长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圆脸，尽管不阴沉，但也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虽然已52岁，却没有一丝白发。他的角质框架眼镜后面是一对非常小的蓝眼睛。由于得了青光眼，他每隔三小时就要点眼药水。鼻子下面长着厚厚的红褐色胡子，胡子下面是满嘴的假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嘴里都牢牢地叼着烟斗。

1936年的一天夜里，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镇，也就是奥尔登·惠特曼的家乡，在一条小巷里，他的32颗真牙被三个胳膊粗壮的男人差不多都打掉或打松了。那时他才23岁，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年，对生活充满热情。袭击惠特曼的人似乎反对他所持有的观点。然而，现在惠特曼对那次攻击他的人并不怀恨在心，他认为他们有思想，也不为自己失去了牙齿而伤感。他说，牙上全是洞，没有了它们倒是件好事。

穿戴完毕后，惠特曼与妻子告别。他们一会儿又会再见面，因为她也在《纽约时报》工作。1958年春天的某一天，就是在那里他注意到了她。她在九楼的女性版工作，当时她穿着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正在嘈杂的三楼编辑部大厅送油印清样。打听到她的名字后，他就开始通过报社内部邮递系统写信给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你穿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的样子简直美极了。”并署名“美国佩斯利涡旋花纹协会”。后来，他向她表明了身份。5月13日夜晚，他们在西四十四街的德黑兰餐厅初次见面，并一起吃了晚饭，聊到餐厅关门时才离开。

琼被惠特曼迷住了，尤其是他那装满了各种无用信息的奇迹般的大脑——他能把历任教皇的名字按在位顺序倒背如流，对每一位国王的情妇及他们的执政时间了如指掌；他知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于1648年；尼亚加拉瀑布高167英尺；他知道蛇不会眨眼，猫一般只记地方不记人，而狗却只记人不记地方；他是《新政治家》《新观察家》的忠实读者，纽约时报广场外埠报摊上的各种杂志他都阅览；他每天阅读两本书；因为喜欢亨弗莱·鲍嘉，他把《卡萨布兰卡》看了36次。尽管她比他小16岁，是位牧师的女儿，而他却是位无神论者，琼知道她还想见他。1960年11月13日，他们结了婚。

惠特曼的公寓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在一幢旧砖楼房的第12层。他从家里出来后，朝百老汇地铁口慢慢走去。早晨这个时候，人行道上全是年轻人——哥伦比亚大学漂亮的女大学生，胸前抱着课本，正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在到处散发攻击美国政府对越南及古巴政策的传单——然而，由于有许多使人联想起死亡的地方，哈德孙河附近的这个街区也似乎变得神圣而庄严了：格兰特之墓，圣克莱尔·波洛克之墓，科苏特·拉约什[1]、蒂尔登州长及圣女贞德纪念塑像；教堂，医院，消防队员纪念碑，上百老汇的一座办公楼顶上写着“罪恶的下场就是死亡”的牌子，老年妇女之家，以及两位住在距惠特曼家不远地方的上了年纪的悼文撰写者——一位是最近刚退休的《时报》悼文撰写者。

坐在驶向市中心时报广场的地铁上，惠特曼一直想着死亡有关的消息。他从早报上得知亨利·华莱士身体欠佳，葛培理曾去过马约诊所。惠特曼计划十分钟后一到报社就直接去资料收藏室查看那些事前写好的葛培理牧师和前副总统华莱士的悼文资料（华莱士于几个月后去世）。这间资料室里存有全部新闻剪报和预先写好的悼文，《时报》的资料室里有2000份预先写好的悼文。惠特曼知道，这些悼文中有许多都是很久以前写好的，如J.爱德加·胡佛、查尔斯·林白及沃尔特·温切尔的悼文，现在都需要更新了。最近，约翰逊总统住院接受膀胱手术，他的备用悼文就立刻被更新了；同样，教皇保罗出访纽约之前，他的备用悼文也被更新了；还有约瑟夫·P.肯尼迪的备用悼文也做了相应的修改。对一位悼文撰写者来讲，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位世界伟人去世时悼文上都没有写入他最近的生平事迹。惠特曼知道，让一位悼文撰写者成为即兴历史学家，仅用几小时的时间就准确、清晰、客观地对死者的生平做出评价，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

1965年阿德莱·史蒂文森[2]猝死伦敦，惠特曼是从琼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那时他刚做《时报》的悼文作者，急于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因为马上得写出一篇悼文，惠特曼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走出编辑部大厅去吃午饭。当乘电梯上到11层的餐厅时，他突然感到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城市组的一位编辑助理，“奥尔登，你能马上回来吗？”他问惠特曼。

惠特曼吃完午餐后就马上回到楼下。这位助理编辑给了他一筐的资料夹，里面全是关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资料。惠特曼马上把这些资料拿到了编辑室的后面打开，把它们铺在桌上，开始阅读、消化、做笔记，他的假牙咬得烟斗嘎嘎作响。

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来，坐在打字机前。不久，一段段的文字开始从打字机上流淌到白纸上：“阿德莱·史蒂文森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很有修养，举止优雅，聪明机智，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政治家。竞选失利并没有给他的名誉带来丝毫的损害，他在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却与日倶增……”这篇悼文一共4500字，如果不是时间有限，还会写得更长。

这次工作难度很大，但与那篇在规定时间内要求完成3000字的马丁·布伯悼文相比，却算不上难写。布伯是位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惠特曼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幸运的是，他通过电话联系到一位对布伯的哲学思想和个人生活都非常熟悉的学者。有了这位专家所提供的信息，再加上《时报》资料室里的那些文章剪报，惠特曼就可以按时完成这项工作了。但是，他对自己写的那篇悼文一点也不满意。那天夜里，琼不时听到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的声音；惠特曼手里拿着酒瓶，嘴里嘟囔着自我嘲解的话：“一派胡言……太肤浅了……一派胡言。”第二天惠特曼上班时以为会受到批评，没想到却有人告诉他有几位纽约学者打来电话，说他的悼文写得很有水平。惠特曼一点儿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地，他立刻对那些表扬他的学者的学识产生了怀疑。

只有那些在死者生前就已完成的悼文才不会让惠特曼担心，就像他为阿尔伯特·史怀哲写的那篇很有争议的悼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既赞扬了这位“伟大的博学之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又批评了他那傲慢的家长作风。还有那篇他为温斯顿·丘吉尔写的悼念文章，他感觉也写得不错。这篇悼文洋洋洒洒2万余字，是惠特曼和其他几位《时报》作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文章在丘吉尔爵士去世两周前就写好了。惠特曼为“神圣神父”（Father Divine）、勒·柯布西耶和T.S.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都是在截止时间前赶出来的，但这并未让他感到恐惧和担心，因为他对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和生平都了如指掌。他对艾略特尤其了解，他在哈佛上学时艾略特是驻校诗人。他为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3]接着，文章描述艾略特是一位最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人物：“他的衣着朴实无华，言谈举止平淡无奇，全身上下没有丝毫浪漫气息；他没有一点神秘光环，目光也没有那种锐利、深邃，一颗赤诚的心荡然无存地袒露给人们。”

就在他撰写艾略特的悼念文章时，一个送稿生给他送来了许多赞扬诗人作品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写的。惠特曼读这篇文章时，眉毛又疑惑地挑了起来，他以为昂特迈耶早就去世了。

这是悼文作者身上常见的职业病。由于在某人去世前就撰写或读过他的悼念文章，他们的脑子里往往就有了这位名人已经去世的印象。奥尔登·惠特曼发现，自从他不做校对编辑而改做悼文作者以来，他常常用过去时态称呼一些现在仍然活着或即将去世的人。例如，他认为约翰·L.路易斯已经去世；还有E.M.福斯特、弗洛伊德·戴尔、鲁道夫·赫斯、罗德岛前参议员格林、露丝·埃汀、格特鲁德·埃德尔等人，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他却以为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另外，他也承认，当提前写好一篇优美的悼文后，他往往会按捺不住身为作者的得意之情，迫不及待地期望文中主人公尽快去世，这样他的大作就可公之于众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想法会有损他的浪漫气质，但它确实在大多数悼文作者中极具代表性；即使用编辑部的标准衡量，这些写悼文的作者想法也是特别古怪的。

曾是《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悼文作家的爱德华·艾里斯写过一本关于自杀的书。他承认，他喜欢不时看到他以前写的那些悼文一篇篇地在报纸上登出。

在美联社，道尔·亨利·方达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已为泰德·肯尼迪、约翰·肯尼迪夫人、约翰·奥哈拉、格雷森·柯克、拉芒·杜邦·科兰德、查尔斯·芒奇、沃尔特·哈尔斯坦、让·莫内、弗兰克·科斯特洛和凯尔索这些名人完成了最新悼文。合众国际社拥有24个四抽屉的卷柜，里面装满各种“名人故事”，包括有5岁的小约翰·F.肯尼迪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子女们的备用悼文。合众国际社并没有专职的悼文撰写者，只是让记者们轮流去写。该社一些最好的悼文都出自一位名叫多克·奎格的资深记者笔下。据说，他曾骄傲地宣称，他可以“让这些文章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据这一行当一位资深作家讲，悼文作者特有的那种渴望文章见报的愿望，并非完全出自文章作者的骄傲，也许还有过去传统延续的影响。在过去，悼文作者一般是被临时雇用的，报社不付钱给他们，除非悼文中所写的主人公已死去，或用他们过去常用的委婉语讲，在主人公“过世”、“离开人世”或“享尽天年”的时候。偶尔，在恭候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辞世的日子里，编辑部的人们会玩一种被称为“赌亡灵”的游戏。每人出五美元或十美元，从写好悼文的人名名单中选择谁将最早离开人世。25年前曾在《时报》工作过的卡尔·施里费特吉塞尔回忆说，当时有些编辑就靠这种游戏赢过高达300美元的赌注。

现在在《时报》已见不到这种赌博行为了。但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惠特曼的办公桌里却有了一个重点监控人员的名单。他选中这些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有些人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有些人已功成名就，他没有理由再拖延为他们写悼文了；或是他觉得有些人“挺有趣”，为了自己开心而提前为他们写好悼文。

惠特曼还有一个被他称为“延期名单”的单子，上面全是些年迈但依然健在的世界级领袖，他们或是仍然当权，或是在某些方面不断制造新闻。为这些人写一篇盖棺定论的悼文不仅难度相当大，而且需要不停地对悼文进行修改或补充材料。因此，即使这些“延期”人物的悼文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里也会过时——例如戴高乐、佛朗哥的备用悼文——惠特曼一般会每过一段时间就对他们的悼文进行润色补充。惠特曼当然知道这些“延期”人物很可能会突然去世，但他手头上还有些他认为马上就会死去或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因此，他要先处理这些人，而非延期名单上的那些人。当然，他也可能估计错误，这也没什么，他以前就估计错过。

很自然，总有这样的一些人，惠特曼认为他们将不久于世，为他们写好了悼文，而他们却年复一年地活着；或许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或重要性日益下降，可他们却一如既往地活着。在这种情况下，用A.E.豪斯曼的话讲，这些人的名字就先于人死亡了。那么，惠特曼则保留对其悼文进行更新修正的权利。尽管死亡曾困扰过海明威，使约翰·多恩黯然失色，它却给奥尔登·惠特曼带来了一份他很乐于干的每周工作五天的工作。假如有人剥夺了这份写悼文的工作，再让他回到校对桌上去，他也许会早死。

这样，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早晨，从上百老汇的住所乘地铁到时报广场时，惠特曼都期待着在《时报》的又一天工作，期待又一天与那些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打交道（如果他的判断正确的话）。他一般11点到达《时报》大厦的大厅，他的胶底皮鞋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点声响也没有。他嘴里叼着烟斗，左手拿着一罐茶，那是他刚从街对面的小摊上买的，小摊的主人是一位高大的希腊人。几年来，惠特曼已很熟悉他那张脸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惠特曼上到三楼，向前台小姐道早安，然后转到编辑部，与坐在一排排桌子后面的记者打招呼，他们也与他打招呼。他们都和他很熟，并庆幸是他而不是自己必须去撰写那些悼文与讣告。他们知道，人们读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那些对死亡有好奇心的、寻找生活线索的以及求租空房的读者们读到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也许有点过于认真了。

所有记者偶尔都得自己写些较短的悼文，这足以让他们头疼了。篇幅较长的悼文是很难写的，故事必须真实，能吸引读者，分析必须准确无误；而且，和《纽约时报》一样，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悼文将被历史学家评判。然而，对于写悼文的作者来说，这份差事并不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因为文章也不会署他们的名；报社有规定，这类文章不准署名。惠特曼对这些似乎并不在乎，他特别适合做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喜欢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小卒——他在《时报》的员工号是第97353号，图书借阅卡号是6637662，拥有一张山姆·古迪唱片店的优待证，在天气晴朗的周末时借岳母1963年产的小别克去兜风，当一个永远不被人们引用的人。他曾经是罗杰·拉德高中橄榄球队、棒球队及篮球队的领队，而现在却为《时报》拼命工作。当他的同事们整日在外四处奔波的时候，他却悄然无声地坐在巨大的编辑部大厅里，沉浸在他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小世界里。

编辑部大厅大概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大，也可能有它的两倍那么大，里面是一排排的灰色金属桌子，颜色全都一样。每个桌子前都坐着一位打电话核实消息来源的记者。他们正在核实各种消息，有谣言、内部消息、报告、声明、恐吓、抢劫、强奸、交通事故、政治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问题。这是一个各种问题汇聚的大厅。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通过电传、电报、电话或自动接收机分分秒秒地传到这间大屋子里：多瑙河的灾害、坦桑尼亚的骚乱、巴基斯坦的危机、棘手的的里雅斯特地区、里约热内卢的谣言、西贡的动荡局势和政变、消息灵通人士所言、可靠线人报道、非洲问题、犹太问题、北约问题、华约问题、苏哈托问题、西哈努克问题……而惠特曼却坐在编辑大厅的后面，细细地品着茶。他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怎么关心，他只关心最终的结果。

他思考着，在这些人物、这些问题制造者最终死去时，他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他正坐在打字机前，双肩向前，斟酌着该用哪些词来为毛泽东、哈里·杜鲁门、毕加索提前准备悼文。他也在考虑该如何为嘉鲍、玛琳·黛德丽、斯泰肯和海尔·塞拉西撰写悼文。惠特曼思考了一个小时后，他在一张纸上打下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个普通农民之子，位列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中……”在另一张纸上，他写道：“1945年4月12日下午7点9分，一位几乎没什么人听说过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接着，他又写道：“毕加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他是伟大的画家、忠诚和不忠诚的爱人、慷慨大方的人，甚至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剧作家。”根据前一天的笔记，他又写道：“作为一名演员，鲁道夫·西贝夫人曾经美妙绝伦。尽管她的腿不及米斯坦盖的美丽，但是她多年扮演的玛琳·黛德丽这一角色却一直是性感和魅力的代言人。”

惠特曼对他写的东西不太满意，仔细地修改措辞和用语，然后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大声地念了起来：啊！当伟大的斯泰肯去世时，《时报》的悼文与讣文版上将会刊登出多少精美的照片。然后，惠特曼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购买这期的《星期六文学评论》，因为封面故事是关于英国传媒大亨巴伦·罗伊·汤姆斯的，他现在已70岁，头发已花白，这个故事马上就会派上用场。惠特曼说，另一位让他感兴趣的人是住在纽约的萨拉托加矿泉城的著名幽默家弗兰克·萨利文。几天前，惠特曼曾经给萨利文先生的好友、剧作家马克·康纳利通过电话。他刚要说“你以前认识萨利文先生，是吧？”（过去时）可是话到嘴边时他停住了，改成“《时报》正在更新有关弗兰克·萨利文先生的资料”——对，就是这样说的——他是否可以与康纳利先生共进午餐，这样他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些有关萨利文先生的情况。一顿午餐就这样确定了。接下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以了解马克·康纳利为借口，约了萨利文先生共进午餐。

每当惠特曼去听音乐会，他总抵制不住往大厅里四处张望的诱惑，总想观察一下观众中的一些名人，因为这些人不久就会进入他的创作视野了。最近，在卡内基音乐厅，他注意到离他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坐着的是阿图尔·鲁宾斯坦，惠特曼迅速举起了手中用来看歌剧的望远镜，对准了鲁宾斯坦的脸。他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嘴及灰白的头发；他也吃惊地注意到，幕间休息时鲁宾斯坦站起来时个子是多么矮小。

惠特曼把这些细节一一记下。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为他的作品增添生命力。他深知这些名人的精彩悼文应该像办得体面的葬礼一样，必须得提前做好准备。丘吉尔就曾对自己的葬礼做过安排。伯纳德·巴鲁赫的亲友们曾在他去世前就去过弗兰克·E.坎贝尔葬礼教堂为他安排葬礼细节。现在，巴鲁赫的儿子，尽管健康状况良好，也做了这样的安排——同一位个子矮小上了年纪的老女佣一样。这位女佣人最近花6000美元买下了一座大坟墓，上面还刻上了她的名字，现在每隔一个月左右她就会到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墓园里去看一看她为自己买下的那座坟墓。

“死神永远不会让一个聪明人毫无准备。”让·拉封丹曾这样写过。惠特曼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经常把他的那些提前写好的悼文补充更新，却从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读自己的悼文，正如已故的埃尔默·戴维斯所讲：“人一旦读过自己的悼文，就决不会再与从前一样了。”

几年前，《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心脏病康复后，重返工作岗位。为他写悼文的记者把他写的悼词拿给了这位编辑，让他更正里边的一些错误和遗漏。这位编辑于是就读了。当晚，他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了。然而，海明威却非常喜欢报纸上关于他在非洲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亡的报道。他把这些报道都剪贴到一本厚厚的夹子里，声称“每一天都是喝着一杯冰镇香槟、读着悼词开始的”。埃尔默·戴维斯已两次被错报死于灾难中。他承认，“在报道死亡后又突然出现，会给亲朋好友带来一种难以描述的影响”。但他却不同意惠特曼的观点。他说：“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看过自己的悼词就会与悼词所讲的对着干，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有些新闻界人物因为不太相信他们的同事，索性提前撰写自己的悼词，悄悄地塞入《时报》报社的资料室，等待最终发表。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一位名叫洛厄尔·林普斯的记者为自己写了悼词，并于1957年署着他的名字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这篇自撰悼词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我为《每日新闻》写的大约8700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这肯定也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因为我昨日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之所以亲自撰写悼词，是因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我自己；而且，我尊重事实，绝不对自己进行不符合事实的赞美……”

过去悼词与讣告页上总是充斥各种感伤之辞，现在却很少这样，只有在殡仪馆承办人的业务广告右上角的斜体死亡悼文栏里你才能看到这类感伤之辞。一般死亡悼文都是由死者家属出钱刊登的，死者都毫无例外地被冠以“敬爱的”父亲、“亲爱的”丈夫、“亲爱的”哥哥、“敬爱的”外公或“尊敬的”伯父这样的字眼。死者的名字全部按字母顺序排列，一律用大写黑体字母书写。这样，就像公布棒球比赛的成绩一样，便于读者有心无心地浏览。仔细阅读这类死亡悼文只有极少数的人，其中就有一位73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西蒙·德·瓦乌希尔。

德·瓦乌希尔先生是一位退休图书馆管理员。有一段时间，他曾是纽约每家日报悼文讣告栏目的职业读者，他在为美国杂志《美利坚》上的一项研究做调查。这项调查的一个结果是：《纽约邮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悼文是犹太人的，《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刊登的大多数是新教徒的，《美洲日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有个犹太长老在读了这项调查后，加了一条注释，大意是《时报》似乎各种人的悼文都刊登。

然而，如果相信《时报》上的报道的话，你就会发现，讣告与悼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些董事长。德·瓦乌希尔先生指出：在《时报》上，海军将军们的悼词一般要比陆军将军们的长些；建筑师的要比工程师的精彩；画家的要比其他类别的艺术家的更生动，画家们似乎都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去世。从《时报》上看，女人与黑人似乎很少过世。

写悼文的作家也永远不会死亡。至少德·瓦乌希尔先生说，他从未在报上读到过这种人的悼词，尽管去年上半年惠特曼因心脏病发作差点送命。

惠特曼被送往纽约尼克布鲁克医院后，编辑部派了一位记者去“更新有关他的资料”。自从康复以来，惠特曼从未读过为他预先准备的悼词，他也不打算去拜读它。但他估计他的悼词会有七八段长，如果将来有一天派上用场的话，它会这样开始：

“奥尔登·惠特曼，《纽约时报》员工，曾为世界上的许多名人写过悼文，昨日突然因心脏病发作死于他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600号的家中，享年52岁……”

他可以放心，这篇悼词讲的完全是事实。悼词中将记录下列内容：他于1913年10月27日出生在新斯科舍，两年后随父母来到布里奇波特；他曾两度结婚，与第一位妻子生有两个孩子，他积极参与纽约报纸行业协会的工作；1956年，他和其他报界人士一起被参议员詹姆斯·O.伊斯特兰德询问有关他参加左翼活动的情况。悼文中可能会列出他上过的学校，但不会提到上小学时他曾逃学两次（令他母亲高兴的是，儿子的这种行为并未影响她在学校董事会的声誉，她是位教师）。悼文中还会列出他工作过的地方，但不会提到1935年他被人打掉牙齿，不会提到1937年他游泳时差一点淹死（他觉得这次经历十分有趣），不会提到1940年他差一点被倒塌的护墙砸死，不会提到1949年他因汽车失去控制撞到科罗拉多州山崖边的一座大山上，也不会提到他重复了大半辈子的一句话：上帝根本不存在。我不害怕死亡，因为没有上帝；也不会有末日审判。

“但死后，你会变成什么，惠特曼先生？”

“我不会有到处游荡的灵魂，”他说，“只是一种肉体的自然死亡。”

“如果你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在你看来，你妻子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首先她会安排把我的尸体以我所希望的方式处理掉，”他说道，“悄悄地被火化掉。”

“然后呢？”

“然后，做完了这件事后，她会把注意力投向孩子们。”

“然后呢？”

“然后，我想，她的精神会彻底垮掉，大哭一场。”

“你肯定吗？”

惠特曼停顿了一下。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的，”他抽着烟斗，最后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发泄悲伤的常规方式。”

[1] 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匈牙利民族英雄。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导人，担任革命中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元首，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纪念科苏特的雕像建于1928年，由科苏特纪念碑委员会出资。

[2]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1900—1965），美国政治家，曾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均以失败告终。后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摘自T.S.艾略特1925年创作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此处采用的是赵萝蕤的译法。

译后记

翻译这本小书，源于两件事。一是受美国畅销小说《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的一句话的影响。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一样，《教父》这本美国畅销小说及之后以此改编拍摄的同名奥斯卡获奖电影，都对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产生了很大影响。西西里、黑手党、纽约、帮派火拼、勇敢、忠诚和背叛，这一切都在我们懵懂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爱屋及乌，自然也就对《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也膜顶崇拜了。正是由于看到了他为本书写的那句评语，才激发了我们阅读以及后来翻译本书的兴趣。在为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普佐称赞道，“盖伊·特立斯是美国意大利裔作家中最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当然，言下之意是他本人是美国意大利裔作家中最优秀的小说作家，这点我想美国文学界也是无人质疑的。

与特立斯先生的初次会面，是在2001年的初秋。那年正巧特立斯先生应邀访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见到了特立斯先生，并与他共进午餐。工作生活中见过很多美国人，没有期望这次会面会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次会面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颠覆了我原来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印象。

他优雅的举止和睿智的谈吐彻底征服了我。身穿定制的浅色西服，裤缝笔直，头戴浅褐色礼帽，手臂上搭着一件墨绿色风衣，嘴里叼着烟斗。他个头不高，面部轮廓清晰，略显消瘦，面色黝黑。双目深邃，敏锐，极具穿透力。

会面后的午餐一直是在风趣愉悦的闲谈中进行的。作为意大利裔美国人，特立斯性格中到处洋溢着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乐天态度和亲和力，他的快乐时刻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宾客。更让这次会餐增添色彩的，是他不时讲述的那些轶事。不愧是美国《纽约时报》曾经的资深记者，他的观察力细微明锐，视角独到老成，对人物事件把握恰当，使用语言准确犀利，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于后来的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原作者的创作心理感受，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忠实地诠释作者的原意。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是特立斯的一部极具影响的作品，由《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大桥》和《走向深处》三部分组成。实际上，这三部分都是以前出版过的，作者这次又把它们结集出版，并冠以《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的书名。

书中的第一部分《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描述的是纽约城里一些不为人们所知的人物和事情，通过对这些大多数纽约人都不太知道的人物和事件的详细描写，作者向读者展示了纽约城的另一个侧面，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侧面，这无疑能增进我们对纽约人的生活、心态的深刻了解。

书中的第二部分《大桥》讲述的是建设纽约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流动修桥工的生活，其中对流动修桥工的工作与生活的忠实描述极为感人。修桥工都是些普通人，出了他们自己的那个小圈子根本无人知晓，可正是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建成了美国无数的大桥和纽约城里一座座的大桥和摩天大楼。正如作者所言：“他们把一个个的地方用大桥连接起来了，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第三部分《走向深处》是由11篇美国社会知名人物的小传构成，这些人物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音乐（辛纳屈），体育（帕特森、迪马乔、路易斯），文学（“寻找海明威”），时尚（“时尚王国”），新闻（“坏消息先生”），犯罪（科斯特洛）等。通过对这些美国社会的典型人物内心活动进行描写，特立斯更深一层地向读者展示了60年代的美国社会，或许由于本人是意大利后裔的缘故，作者对意大利人的描写很值得一读。

对译者而言，翻译的过程就仿佛是在聆听一位老人讲述发生在纽约的奇闻轶事，就是在亲自会晤那些曾在美国社会家喻户晓的各色人物。由于本书是对纽约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和人物及一些美国昔日名人的深入描写，对于译者这样未曾在纽约长期居住过的中国人，在翻译中有时实难把握原文中的背景材料。此外，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定会有不少谬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范晓彬 姜伊敏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