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上过私塾,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准确一点说,是那种旧式的农民知识分子。十余年的耕作,已经将他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但是,他却像一位乡村学究一样,常给我讲《桃花源记》、讲《捕蛇者说》、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听他讲,感觉同在学校听老师讲又别有意味。
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大都记不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陶渊明是做过官的,柳宗元是做过官的,杜甫也是做过官的……古代官员的文章之所以流传下来,与其做过官不无关系。试想,天下的读书人多的是,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没有流传呢?恐怕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一介布衣。古人云,太守文章,文章太守。那时的官员啊,如果不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也走不到太守那个位置……”
“那,不是还有更多的官员没有文章传世,不是同样在做官吗?”我在听得一愣一愣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父亲执一管旱烟袋“叭嗒叭嗒”地吸烟,这时,他用烟袋在木桌上敲了两下,说:“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感觉他那一刻的武断,像一位学者。
老山叔坐在一旁。这时,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父亲,有些不知所措。很显然,我们的争辩,已经超出了他能够“裁判”的范围。
那时,一个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我不知道,父亲在对我讲这番话时,是否还包含了某种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