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次机遇

——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

[美] 霍华德·G·巴菲特 霍华德·W·巴菲特 著

罗菁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 /（美）巴菲特 （Buffett,H.G.），（美）巴菲特（Buffett,H.W.）著；罗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

书名原文：40 Chances: Finding Hope in a Hungry World

ISBN 978–7–5086–4356–4

I. ①4… II.①巴… ②巴… ③罗… III. ①人生哲学－青年读物 ②人生哲学－少年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8952号

40 Chances: Finding Hope in a Hungry Worl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oward G. Buffett and 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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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

著 者：[美] 霍华德·G·巴菲特 霍华德·W·巴菲特

译 者：罗 菁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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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我的妻子德文和我的母亲苏珊

序

我已经去世的妻子苏珊和我在结婚后很快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小孩儿——她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会让我补充说明，那并没有快到在那个人们动辄评头论足的年代里惹来非议。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叫苏茜，她很乖巧，任何事情都不需要父母操心，所以我们很快就有了想要第二个孩子的想法。人们常说，做好父母困难重重，而我和妻子的结论是，这有耸人听闻甚至言过其实之嫌。

17个月后，也就是1954年12月，霍华德·格雷厄姆·巴菲特出生了。抚养了这个小家伙几个月后，苏珊和我决定缓一缓再生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因为霍华德生性好动，精力旺盛，苏珊常常感叹如果她生下的是相对安静点的三胞胎，日子肯定会轻松得多。

霍华德的名字是以我心目中的两位英雄命名的，即便是在近60年后我写下这篇序的今天，他们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第一位英雄毋庸置疑是我的父亲霍华德，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我；第二位当之无愧是本·格雷厄姆，他是一位教导有方的好老师，他的理念帮助我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霍华德一出生，就肩负着厚望。

当霍德华还小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父亲给予我的一份大礼就是：他曾言传身教地让我明白，他关心的是我的个人价值，而不是我所选择的道路。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对我有无限的信心，我应该大胆追求自己的梦想。

自那之后，我就从别人对我的期望中解脱出来，只想全力以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种恩赐，所以当我自己抚养小孩儿的时候，我也自然而然地想模仿我父亲的这一做法。说到抚养小孩儿的各种理念，我和苏珊简直如出一辙。

我们给子女传递的这种“你的人生你做主”的信息产生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结果，那就是：虽然他们三个都很聪明，但是没有一个念完大学。为此，我和苏珊也完全没有觉得困扰。甚至，我还经常拿这事开玩笑：如果把他们三人在大学获得的学分加起来，其分数足够“凑出”一个让他们轮流使用的学位。

虽然他们都没有大学毕业，但我认为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日后的发展。我的子女，和我生活在奥马哈的祖辈及子孙们一样，上的也是公立文法学校和公立高中。事实上，包括我们三个子女在内的几乎所有家族成员，上的都是同一所位于市中心、历史悠久、不分阶级的公立学校，在那里，他们每天都要和来自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经济背景的同学打交道。那些年里，他们学到的关于真实世界的东西甚至要比大部分有硕士学位的人还要多。

为了寻找一个能够充分、高效利用自己旺盛精力的事业，豪伊（Howie，霍德华的昵称）一开始确实走了不少弯路。在这本书里，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如何找到了他的道路，以及他一路的发现所带来的精彩纷呈的旅程。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而且真情实意跃然纸上。豪伊在书中描述了他的行动，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而这一切都为其日后的慈善事业提供了借鉴。

豪伊热衷农活儿，这也使得他的工作对数百万赤贫农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脚下的土地。豪伊无所畏惧，与其说他的一系列经历让他像一个慈善家，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探险家。他是他那个领域的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1]。

这本书是豪伊在讲述他的故事，然而我想感谢两位女子，正是她们造就了今天的豪伊，让他能够带着满腔热情，以旺盛的精力和聪明的才智投入工作，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改善生活。第一位要感谢的就是他伟大的母亲。幸运的是，豪伊从他母亲那里继承的特质比较多。

所有认识苏珊的人都能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简单来说，她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关心别人，而且这种关心发自内心。她遇到的每一个人——不论贫富、肤色、年龄——都能立刻感觉到她把他们当作地位平等的人来对待。

苏珊绝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也没有放弃自己人生中的享乐，她和形形色色的人建立起了纽带，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她给那些人带来的感动，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但是豪伊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他的胸怀可以和他母亲的相媲美。

尽管如此，豪伊还需要他的妻子德文来帮助他集中精力，他们结婚31年了，这种需求不曾减弱。如果说苏珊的爱让我找到了自我，那么德文的爱则滋养了豪伊。与我和豪伊每日有近距离接触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让人省心的主，我们工作起来常常心无旁骛，其他一切都顾不上了。但我们俩都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找到了各自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女人，她们爱我们，并抚平了我们的棱角。

他母亲的基因和教诲——苏珊通常只身教不言传——让他有了持之以恒帮助他人的热忱。在这方面，他永远处于加速模式。我的经济支持更让他在近年可以更大规模地实施他的计划，这是很多前辈和慈善家都无法企及的。我对他取得这样的成就非常开心。

世界上约有70亿人，大多数人的命运其实在出生的一刻就被谱写好了。当然，全世界也有很多类似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小说里的主人公改写命运的故事。事实上，在美国，这样的人不计其数。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还有数十亿的人，他们出生的地方、家庭背景、性别、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他们将会经历怎样的人生。

在家庭背景上，我的子女算是中了大奖。很多与他们出身相似的幸运儿只顾享受人生，并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小孩儿也含着金汤匙出生。这样的方式本身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如果我能这样做，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做”的自命不凡的态度，就让人厌恶了。

我希望世界上的幸运儿——特别是从我们祖先那儿受益匪浅的美国人——有更多追求。我们确实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享受这份惬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种更多的树。

我的子女能认识到他们是何其幸运，我对此感到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他们决定将这份幸运传播开来，与他人一同分享。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福气而怀有负罪感，而是充满感恩之情。他们通过花费自己的时间和我的金钱来做慈善事业，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付出比我的金钱更重要。

在这本书中，你将会读到豪伊做过的一些不同寻常的项目。我忍不住想说，我为他深感骄傲，请大家原谅我作为父亲的这种自豪感，如果他母亲还在世的话，她也会引以为豪。相信读者们透过他的文字，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

沃伦·巴菲特

[1]　印第安纳·琼斯，一个虚构的人物，为冒险电影《夺宝奇兵》系列的主角。——编者注

导言
给军阀拍的一张照片

军营指挥官刚刚告诉我，上周有两名士兵被鳄鱼吃掉了。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站在南苏丹炎热干燥的沙漠里一个矮树丛中的空地上，但我却意识到拄着手杖向我走来的这个瘦弱的男子，比任何一条鳄鱼都更危险。鳄鱼只有在它们的地盘或是鳄鱼宝宝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攻击人类。而我即将会见的这位——凯撒·阿切拉姆（Caesar Acellam）——是个非洲军阀，他协助组织了至少横跨四国的谋杀、强奸、实施酷刑和奴役等犯罪活动。他是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领导的圣灵抵抗军（LRA）里数一数二的陆军中尉。凭借着这个身份，阿切拉姆竟向世界上最脆弱的一群人——贫穷饥饿的孩子——伸出了魔爪，将成百上千的男孩变成了有虐待倾向的士兵，将女孩变成性奴。

2012年5月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乘坐塞斯纳凯旋（Cessna Caravan）直升机来到这个偏僻的军营，还不到几分钟时间，我就已经大汗淋漓。我隐约看到在迷彩防水布下，有帐篷、Mi–8直升机和Mi–24武装直升机。在我们的直升机降落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起落跑道和军营都设置得很隐蔽。接待我们的乌干达军队指挥官脸上有种不容置疑、溢于言表的自豪感，据说是因为几个月来，他的部队一直在丛林里宿营，驻扎在中非共和国的姆布河（River Mbou）附近，也就是鳄鱼袭击他们士兵的那条河，追踪阿切拉姆，并在几天前抓获了他。

圣灵抵抗军邪恶的活动已经进行了约25年。它的士兵都是恶毒凶猛的战士，对以救世主自居的科尼有着近乎变态的忠诚。科尼和圣灵抵抗军让约200万人流离失所，并胁迫逾6万儿童替他作战，20多年来，科尼在非洲大湖区一带无恶不作。我到访的时候，乌干达的士兵正在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追捕圣灵抵抗军，而科尼和他的追随者们则一直在逃亡，以至于他们在黑名单中的排名在过去几年中有所下降，但他们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丛林战士，军队很难找到其行踪。

科尼所到之处，可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个看起来约20岁的女子和49岁的阿切拉姆向我走来。指挥官向我解释道，这名女子是科尼和他的追随者所绑架并强奸的数千名女子之一，现在是阿切拉姆的“妻子”。她牵着一个看起来两岁左右的面容姣好的小女孩——阿切拉姆的女儿。这个年轻女子的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生动。她显然觉得她必须站在阿切拉姆的附近，然而她又像一个和他相互排斥的磁铁一样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棒棒糖，递给了小女孩。她的母亲对我报以微笑，然后帮助小女孩撕开糖果外面的包装。

阿切拉姆被配备了武器的卫兵扣押着，但是那一天，为了完成我的个人使命，我配备的“武器”是棒棒糖，另外还有相机、几罐花生酱、一些果冻和几片面包。我在发展中国家有过丰富的摄影经验，那些地方吸引我的，是一种近乎崩坏的美丽，还有刺激的冒险。我有一个朋友，他为世界上贫困的被剥削的人们谋求福利，因此他非常支持捕获科尼。他恳求我给阿切拉姆和他的家人拍照时，要让阿切拉姆在照片里看起来轻松愉悦、面带微笑，因为拍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新闻报道或艺术收藏，而是这些照片会被做成传单，然后被美国C–130飞机空投到丛林中，来敦促圣灵抵抗军剩余的成员尽快投降，而阿切拉姆在照片里看起来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有尊严的对待，则至关重要。

起初，阿切拉姆显得很拘谨，高度戒备，尽管他的眼里布满了血丝，但目光依旧犀利。他打量着四周，就像一个身陷险境的人一样，身上散发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气息。他疲惫不堪，也知道自己玩完了，不能再掌控自己的命运了。我提醒自己，即使面前的这个人是个无恶不作的掠夺者，我憎恶他，我也要隐藏这种情绪，因为我需要拍摄到能派上用场的照片，现在我必须让他喜欢我。

看得出来，阿切拉姆是被人服侍惯了。我又是给他端茶倒水，又是给他准备夹着花生酱和果酱的三明治，这对他来说是很有异国风情的食物，他很喜欢。他说他们一家在丛林里吃“树根”吃了好一段时间了。他的英语很好。渐渐地，他开始放松，我问他喜不喜欢花生酱的时候他笑了起来，于是我拍到了理想的照片。几周之后，56.5万张印有我拍摄的阿切拉姆照片的传单出炉，他在照片里微笑着，看起来很开心，上面还引用了他的原话，来敦促圣灵抵抗军的士兵来中非共和国一带的丛林投降。随后几个月里，科尼手下几十名最厉害的士兵和数百名受害者及步兵纷纷现身投降。

我过去10年一直致力于研究饥饿问题，并想方设法要找到一个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而这次的冒险可谓是比较惊险刺激的一次体验。这10年来我经历了很多，其中不乏危险的，甚至离奇的见闻。你可能会问，与无恶不作的军阀会面，与饥饿问题有什么关联？因为在研究饥饿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洲和中美洲，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武装冲突。科尼和他的追随者嗜杀成性，野蛮凶残，他们的故事骇人听闻；而过去20多年来流离失所的这200万人和被绑架的6万名儿童则一直过着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这是一个乌干达军队士兵，他所在的旅在2012年5月抓获了凯撒·阿切拉姆。（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传单选用的，是阿切拉姆弃械投降的那张照片。因此，关于他已经被折磨致死的流言不攻自破了，传单还鼓励了很多受害者弃暗投明，逃脱科尼。（图片提供：CLRA合作伙伴）

武装冲突是丑陋的，会对儿童和家庭造成持久的痛苦。它破坏农业生产，阻挠粮食运输，毁坏耕地。冲突还使得很多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种状态很难改变。流离失所意味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要在肮脏的营地里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意味着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已被其他人占据。而那些以前是童兵的人逃离出来，或被释放出来之后，没什么文化，又受了精神创伤，还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要怎么养活自己？要知道，他们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在奉命杀人，经常吸食毒品，没有任何技能，还被自己的同族仇视。

200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曾表示，战争冲突是饥饿问题的头号敌人。2007年，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写了一本书——《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为何日益衰败？如何起死回生？》，分析了世界上主要分布在非洲的最贫穷的人们的现状。他发现，他们中有73%的人近期或正处于内战状态中。这就是由冲突而激化的贫穷和饥饿问题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缘由。在本书中，你还会读到中美洲毒品战争给那里的人们所带来的痛苦。比如在墨西哥的一些地区，毒枭会用枪指着农民的脑袋，迫使那些住在偏远村落的家庭将原本种植玉米和豆类作物的土地改为种植大麻，他们因此失去了原本由土地种出来的食物。

我要承认，我对例如南苏丹丛林这样紧张高危的局势很感兴趣，对与冲突相关的挑战也很有热情，因为这些是我们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那些慈善家和援救组织不会去、不能去的地方，我愿意去，但是这样的冒险并不是我的主业。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农民。大多数时候，我是从一个操作播种机和收割机，有一定土地、种子和化肥知识的农民的角度来看待粮食的不安全问题和贫穷问题的。我大部分时候是和天气、害虫和杂草抗争。然而，我下定了决心要直视复杂的饥饿问题的全貌，即使是最有挑战的现实也不会让我退缩。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即使是在农业部会议或粮食安全会议，或者华盛顿的秘密会议这些严肃场合中，谈到资源浪费、腐败、失败的政策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以及政治和官僚制度的缓慢进展等问题时，它们都和非洲军阀的嘲讽一样让我抓狂。我们知道，世界上每年有数百万的人因为营养不良或者饥饿去世，他们中有300万是儿童。

这一使命并不是我拍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想要理解我为什么给军阀做三明治，那就要先抛开非洲丛林的故事，让时光倒回到美国一个安宁的产粮区。

第一部分
“40次机遇”的根源

故事1 听到警钟鸣响的那一天

那时，我经营着伊利诺伊州中部一个1 500英亩的农场，很多农业设备都采购于阿桑普森的斯隆器械公司（Sloan Implement Co.），阿桑普森是我生活的小镇，位于迪凯特南部，有1 200人口。斯隆器械公司的门外通常会陈列美国迪尔公司（Deere & Co.）的各种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货车、运粮拖车和盘耙，它们就像一支整装待发的农业机械化军队，渴望来往的人们指挥它们，驾驭它们，运用它们更快更好地把农活儿做好。斯隆公司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零件、机油和工具。公司后面还有个洞穴状的建筑，那儿是修设备的地方。每到春耕和夏秋收获时节，这个地方都特别热闹，然而一到冬天，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休耕的田地，这里则呈现出另一幅光景。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儿问问题，抱怨玉米或大豆的价格，谈论新的想法和设备问题。敬业的农民是好学上进的，喜欢和人交换经验做法。不久前，斯隆公司还举办了一个名为“播种机学校”的活动。

我第一次参加“播种机学校”活动是在2001年的冬天。除了经营农场之外，我还是附近的GSI公司（一家全球性储粮仓制造商）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林赛公司（Lindsay Corporation）的董事会成员，林赛公司制造中心支轴式灌溉系统——游客乘坐飞机飞过美国中西部时所看到的大片圆形种植区里面使用的就是该公司生产的灌溉机。迪尔公司生产了一些有意思的新设备，斯隆公司宣传说他们会请一些公司以外的演讲者来参与他们的“播种机学校”活动。偶然的一个星期六，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那里摆放着二三十把折叠椅。第一个演讲者开头说的一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当时并没有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大意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以为务农就是一个买种子、播种、施肥、收割，然后循环往复、持续不断的过程。但是细想一下，从第一次你父亲带着你爬上带播种机的拖拉机，到你将土地传承给子女的那一天，如果你身体健康，又像大多数农民一样勤勉工作，那么你其实只有40次这样务农的机遇。所以你有40次机遇来种植庄稼，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并希望一切风调雨顺。你有足够的时间熟练掌握务农的各种要领，但是这样的机遇是会被用光的。

……

你们中一些人40次的机遇已经所剩无几了，我相信你们都已经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但是我想，你们中没有谁会想当然地对待自己所剩无几的机遇。我们现在尝试在做的就是保证给予大家最好的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建议。如此一来，你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40次机遇了。

这种想法让我眼前一亮。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务农这件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耕作是可预料的，它无非是播种和收割的循环，是一项费力却又有收获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作为一个农民，你总是处在一个追赶模式中，试图完成下一项任务，然而当你环顾农场一周，却发现还有20份想做却又没时间做的农活儿。有的时候，工作看起来似乎没完没了。而这位演讲者在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40次机遇并不多，我自己也已经用掉了好些机遇了，所以，“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在种植时节，撒播一袋玉米种子不再是务农周期里的一个简单环节了。如果说人生有40次全力以赴的机遇，那么播种就是其中一次重新开始的机遇。（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从那以后，我对务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但是我也意识到这个想法适用的领域不止于此。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固定的生活节奏，然后沉重缓慢地前行。不论你喜欢或是讨厌，擅长或是纠结于你所从事的工作，你都要记住，生活不是一台跑步机，而是一条人行道。人生不能重来。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只有有限的机遇来把它做对。

于是我开始扪心自问：我有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机遇？我有没有在逐年地不断完善我的方法？我有没有倾听那些有新想法的人述说他们的理念？我有没有从我的错误里汲取教训？

除了经营农场之外，我还有别的重要事情要打理。我的父亲沃伦·巴菲特和母亲苏珊·巴菲特给了我一大笔钱，我用它创办了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对此我深感幸运和荣幸。通过这个基金会，我得以支持一些对我、我妻子和子女而言无比重要的事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我曾因为出差和追求自己的摄影爱好，去过亚非拉国家很多次。我喜欢拍摄野生动物，特别是像山地大猩猩和猎豹这样的濒危动物。

在旅行期间，我所到过的濒危栖息地越多，就越能理解全球粮食问题专家丹尼斯·埃弗里（Dennis Avery）曾经跟我说的：“没有人会为了拯救一棵树而挨饿。”随着我逐渐看到问题的全貌，我开始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动物会濒临灭绝，为什么雨林在消失。就表面看，生物的大量毁灭理所当然应该怪罪于贪婪的偷猎者和腐败的政府官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也能够看到那些和濒危物种们共享一个生态系统的人本身其实也是岌岌可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挨饿。如果我除了偷猎濒危动物以外别无他法喂饱我的小孩儿，我会怎么做？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因为过度使用遭到破坏而无法再产粮，子女饥肠辘辘没有食物来源，那么我是会坐以待毙，大赞毗邻的雨林的美好，还是毁林开荒，利用森林下面的土壤？答案不言自明。

我认识到，如果我关注濒危物种、栖息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我就应该着力解决更为根本的问题——饥饿问题。但是很快，一系列的数字又让我寝食难安。

根据联合国调查显示，世界上如今约有8.7亿人长期遭受持续性的饥饿。营养不良和饥饿给很多生活在世界落后地区的儿童带来了终生的身体和发展负担：其阻挠学生求学，与诸如恐怖主义以及人口贩卖之类的威胁紧密相连。饥饿还是每一场战争背后的因素之一。占领军或叛军搜刮当地居民的粮食，并以此要挟居民加入他们，为他们作战；将村落与外部隔绝和断绝食物供给是一个缓慢但有效的将村民拖垮甚至置其于死地的方法。食物就是力量。

美国有1/6的人口，也就是将近5 000万人面临粮食问题，其中1 600万是儿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和严肃性不言而喻，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如今地球上的人口有70亿，到2050年，即不到40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会增长到90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里，饥饿问题会愈演愈烈。

那次在斯隆公司，那个演讲者的一席话让我大开眼界，之后我对生态保护的想法有了一些转变，就在这其后短短的几年间，命运又给了我一次冲击。2004年，我的母亲苏珊去世，这使得我父亲对慈善事业有了些新的想法。我母亲不仅鼓舞过我们的家人，而且也激励过每一个认识她的人。她慷慨大方，心地善良，致力于将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父亲曾想把他的一大笔财富转交给母亲的基金会，让她去做慈善事业。然而，母亲离世后，父亲将这一大笔钱分给了我的姐姐、我以及弟弟，充实了我们各自的基金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这是大多数人只会在电影中遇到的情节，或是在鸡尾酒会上遇到的假设性问题——如果给你10亿美元来做一件重要的事，你会选择做什么？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想帮助穷人解决温饱问题。我选择的这条道路很多慈善家也走过。我给那些在饥饿和贫穷问题严峻的地区工作的人提供救助金，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展有趣的项目，例如挖井，还通过教授那些曾是儿童兵的人如何耕种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去过那些有粮食危机的国家，我很想了解那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每到一处我都会提出很多问题，通常我得到的回答都显示，在非洲，还没有人尝试通过技术或实验手段来进行农业援助。所以，我们基金会买下了一个南非的大农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开展研究。其后，我们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也投资了很多实验农田。我没有患上商人所谓的“分析麻痹症”，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想做，我就会立刻投身其中，认真地尝试。

在过去10年里，我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很多农业项目，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并从这些项目中赢利2亿多美元。我走访过120多个国家，曾和数千名农民交谈过，也和热衷于这个领域的总统、摇滚明星、牧师和教授有过交流。

新的集约化生产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们要按下重启这个按钮。在过去20年，长期饥饿问题在亚洲和拉美地区有所减少，但是在人口膨胀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却在与日俱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计，到2050年之前，农民必须将粮食产量提高70%，才能养活世界上所有的人口。

要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农民，不论是那些聚集在斯隆公司、实行先进的和高度机械化农业运作的农民，还是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用锄头耕地的贫穷农民，都需要进行更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此外，我们还需要重新组织和部署所有粮食问题的参与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慈善家、农业公司。我们需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帮助农民真正应对挑战，让农民能够在现有条件下顺利开展农业活动。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在发达国家使用的耕种技术，因为我们的传统方法正在损坏表层土壤，而表层土壤对保证未来的农业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能够成功，之前在国际上已做过类似的努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运动（Green Revolution）就使得印度和东南亚大约10亿人口免受饥饿之苦。由诺贝尔奖得主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所引领的这一运动，主要是将小麦和大米这几样谷物进行规模化生产。科学家、政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群策群力，创造了这一奇迹。

然而，这个模式在非洲不会见效，因为非洲现在普遍存在粮食问题。非洲地域广袤，基础设施不完善，这片大陆拥有54个国家，而非一个集中管理的国家，这使得在印度行之有效的绿色革命在这里行不通。幸运的是，一些新模式和想法给了我希望；还有一些正在积极探索新方式的人，他们亦做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巴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国家只要想改变，就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对环境负责的农业发展道路，并且保证将小农户纳入解决国家粮食需求的系统中来。

我们能否让国际社会和那些有粮食危机的国家政府赞同斯隆公司那位演讲者的理念？

近年来，数十亿的农业援助有时却让粮食问题愈演愈烈，而非好转。我已经不再资助那些常见的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也不再把钱投给那些似乎不愿做出任何结构性转变和通过开展土地改革来帮助其人口脱离饥饿和贫穷的国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来解决非洲的问题，而要从过去的努力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使用新模式和领先科技来充分利用尚存的机遇。我们不能仅仅为各种相关主题活动和好的想法埋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更要资助那些即使我们不再介入，依然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下去的项目。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做出上述结论的，以及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深入解决粮食问题。里面是40个故事的合集，讲述了我为何选择与全球饥饿问题做斗争，以及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团队和我这一路走来的发现、尝试、挫败、成就、经验和释放的正能量。40个故事中，有些讲述了我们或是其他人好心却办了坏事；有些谈及了无知、文化冲击和失败的想法；有些描绘了我们钦佩的人，他们或许是在地里孜孜不倦干农活儿的人，或许是那些尽管饱受苦难，但仍然有新想法的人，抑或是那些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的人。

这本书还歌颂了做人的意义。我去过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地方，然而那里也会有笑容灿烂、嬉戏玩耍的孩子，他们会自己发明小游戏，或者把一个塞满了稻草的袋子当作足球来踢，玩得不亦乐乎。在一些最为穷困潦倒的村落里，女人的目光中也透露出骄傲和善良，虽然自己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们还是会用少许食物或一杯茶来欢迎我的到来。

本书中讲述的那些令人难过的故事，其实只是背后更多类似故事的一个缩影。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能让读者感恩活着的美好，感恩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人想要造福世人，不论是在非洲的难民营，还是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救济贫民的施舍处。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你会遇到一个20岁的名叫“小克洛米特”（Little Cromite）的人，他以前是个童兵，6岁的时候失去了家人，他没有技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会感受到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位录音艺术家的热情和投入，会看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帮助非洲新一代的领导人学习管理和执政原则。我还会介绍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来自加纳的科学家，也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Nebraska Cornhusker）的铁杆球迷，他教会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养家糊口，并保护他们最大的资产——脚下的土地。

我的儿子霍华德·W·巴菲特（Howard W. Buffett，下文我会用HWB来称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随我一道，多次探访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是这趟旅程颇具意义的另一个方面。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时，还是个害羞的12岁小男孩，而从那以后，我见证了他的成长。他那时只是个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却亲眼目睹了那些同龄人接触不到的苦难和赤贫，这令他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现在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对上百万人所面临的挑战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HWB也曾自己一个人去过亚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探访。他还做过我们基金会两年的执行董事。如今，他是我们基金的受托人，并且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HWB特别热衷于寻找让不同组织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种资源，使相关项目更加完善，影响更加深远。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刻不容缓。现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难，并因此相继离世。我做慈善的初衷并不是要让自己名垂千古。我意识到，我不能仅仅做些表面功夫，专挑一些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去解决，更不能仅仅因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扬扬得意，因为还有数百万的儿童在忍饥挨饿。我父亲的一条建议曾帮助我度过了一些最艰难的时刻，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他说：“要把心思和资源花在那些没有你就做不成的项目上……犯错误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决策，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本着40次机遇的精神，我们的基金会将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资金，走向“破产”。HWB支持这个想法，并且把它贯彻执行了下去。他越来越频繁地质问非政府组织，让其重新反思它们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甚至会问“你有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关门停业，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战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30多次机遇找到一个正确的战略。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
苏联军队先吃——“我们只能吃剩下的”

我对饥饿的认识曾经仅仅停留在它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树草原的泥巴路上连续行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进食。到达目的地后，部落的人给我准备了羊眼睛和炸老鼠，为了不冒犯他们，我必须要假装一边狂饮酒精度数极高的家酿啤酒，一边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饥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一位妇女，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绝望。就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周，她3岁的小孩儿被饿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双眼发黄，牙龈肿胀，牙齿参差不齐，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将婴儿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带走我的小孩儿，我没钱养活他。”

对于她的丧子之痛，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当我到达世界上正在经历赤贫和粮荒的地方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不够吃时人们会有多么脆弱，意识到武装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么大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少年，原是为了拜访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这次海外观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但我是在奥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乡长大的。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粮食生产的中心，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是农民。我父亲，沃伦·巴菲特——美国国会议员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资帝国，而我则在不亦乐乎地把玩孩之宝玩具卡车和收集童子军徽章。

坊间流传得最多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我父亲现在仍然住在奥马哈邓迪一带的老房子里，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亲苏珊在那里把我姐姐苏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抚养长大。这栋砖房有两层楼，5间卧室，这一带小区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亿万富翁会居住的房子。那时，父母和我们3个小孩儿，一共5个人一起生活，所以还多出了一个房间。当我现在回想到底是什么经历塑造了如今的我时，我发现这个多出来的房间居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我父亲的书不计其数，个中故事有真实的，有虚构的。我父亲确实是个金融天才，但也是个没什么生活常识的人。他坚信，人应该自食其力，我们3个小孩儿从小就知道，我们这辈子不会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问起父亲，他会说他在想如何给我们足够的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又不会多到让我们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尊重这个想法，而且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父亲很有趣，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愿意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说他没档次。他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我买的西服其实都不便宜，只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货。”

我的童年很普通，没有挨过饿，小孩儿该有的东西我都不缺，却也过得平凡质朴，极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话，我们会开着旅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在车上，我们姐弟通常会嬉笑打闹，着实让父母头疼。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们一家去马萨诸塞州，因为父亲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资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纺织公司。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父母让我们每人带一个玩具或一本书，以便打发车上的时间。我选择了一本大大的色彩鲜艳的书，但是随后发现，把书放在窗外，听纸张被风吹得翻打的声音很有意思。我父亲一直说：“豪伊，你这样会把书弄掉，我可不会给你买新的。”果然，我把书弄掉了，父亲也言出必行地没有给我买新的。

父亲满足了我读书和旅行的愿望。他鼓励我们姐弟三人追求各自的兴趣，并帮助和支持我们，但很少施舍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我3年不收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那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就会给我5 000美元买车，我自己赚了买车另外需要的2 500美元。我20多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想当一个农民，他就在奥哈马附近买了几块地给我——不过我得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租金，此外他还坚持让我每年给他5%的投资回报，还是税前。

虽然父亲是个成功的投资人，但是他在家很少谈及这些，除非是和他的投资哲学相一致的人生经验。投资应该做长期的，要关注最基本的潜在价值，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等等都是父亲反复提及的主题。他对价值而非金钱本身更有兴趣。他常说：“豪伊，你知道吗？建立一个好的声誉可能需要30年，然而毁掉它只需要5分钟。”父亲不赞成我们参加速成的投资研讨会或关于现金流的讲座。我姐姐苏茜说，当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要填写邓迪小学（Dundee Elementary School）的一个人口普查表格，在父亲职业这一栏，母亲让她填上“证券分析师”（securities analyst）。因为securities有“证券”和“安全”两层意思，苏茜就理解成了安全分析员。据苏茜说，“其他小孩儿看了还以为我爸爸负责到处检查防盗报警器呢。”我当时也以为父亲是一名保安，我告诉了彼得，然后我俩都觉得这个职业很酷——而我却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问问爸爸，他的枪在哪儿，为什么他不穿制服，他花这么多时间看书和打电话，怎么还有时间做保安。

我的母亲是一位很会关心人的慈母，对我们总是照顾有加，不让我们脱离成长的正轨。这个任务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挑战。我那时是个精力旺盛、有点儿叛逆的小孩儿。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件令人讨厌的事，母亲让我回房间，然后把我反锁在里面，让我好好反省几个小时。淘气的我从窗户爬了出去，到附近一个五金商店，赊账买了一个闭锁器，然后再爬回房间，从房门里面安装好这个东西，所以当我的惩罚结束之后，母亲想进房间也进不来，这简直是火上浇油。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要教育、包容调皮捣蛋的我真是需要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母亲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我家的院子和奥马哈。这就是那个多余的房间派上用场的地方。她有一颗好奇心，为人慷慨大方，当我还小的时候，母亲便让一些在当时的奥马哈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念书的交换生来家里寄宿。之后，有大约六七个交换生寄宿在我们家，每个人一住就是7个月。我记得第一个交换生是来自苏丹的名叫莎拉·埃尔·马赫迪（Sarah El Mahdi）的一个优雅的年轻女子。[2]那是1960年，我才5岁，所以很多细节都忘了，但我可以想起她穿着有非洲特色的五颜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饰的模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时候，萨拉就住在我家。当时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萨拉还照顾过我。

警棍和长长的队伍

另一个曾寄宿在我们家的交换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她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薇拉·维特瓦罗娃（Vera Vitvarová）。她寄宿在我们家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1968年初，短暂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运动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作家，政府也日益开明。很多人乐观地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铁幕国家即将迎来改革，但是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开启改革的序幕。截至那一年的8月，他派遣了成百上千的苏联士兵侵略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的部队都聚集在布拉格。

在侵略战争爆发之前，薇拉加入到我们的家庭中来。她的家人会给她写信，让她知道事态的进展，以及通讯社和电视是如何报道布拉格的混乱局势的。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披头士的《回到苏联》这首歌很红，我也很喜欢，但是每次广播里响起这首歌时，她就会烦躁不安，让我关掉。

那年12月，我过14岁生日的时候，薇拉也在。我姐姐苏茜比我大一岁半，她生活的重心是朋友圈和高中校园，而我弟弟那时还小，和薇拉也没有什么互动。当薇拉1969年晚春离开的时候，她邀请我们去她布拉格的家做客，我动心了。

但母亲不同意。我不记得我们从电视或是报纸上到底看到了多少细节，但是母亲知道那里的局势很不稳定。我们忘记了当时消息传播得有多慢，也忘记了美国对国外新闻的报道只是浮光掠影。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和今天无法同日而语。我一直同母亲理论，争取这次机会。记得有一天，父亲坐在客厅读报纸，他听到了我和母亲的对话，终于放下报纸说道，“苏珊–O（他给母亲起的绰号），让他去吧。我想这对他会是个很好的经历。”

于是，我一个人去布拉格待了一个月。到达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之前我们谁也没有想象到布拉格的局势会如此严峻。飞机降落到跑道上时，我看到机场周围有很多坦克、军车和军人。我对大型的铁制东西一直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场景很酷。但是当我下了飞机，走向移民局检查处时，那儿有一个大块头士兵在检查护照，他拿着枪，表情冷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孤零零的感觉。“他会放行吗？如果他不放我过去怎么办？如果薇拉没有来接我怎么办？”我不会说捷克语，当时也没有手机，因此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当薇拉和她的家人出现时，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但是当时的旅客、机场工作人员和军人的脸上都是紧张凝重的表情。我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因。

薇拉的家在一栋房子的第4层楼，离布拉格的老城区大概半小时。她的父亲米洛什为政府工作，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月薪折合120美元，在当时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母亲——也叫薇拉，姐姐海伦娜，以及她的堂兄加斯洛夫都一起住在公寓里。他们让加斯洛夫去客厅打地铺，所以我最后睡到了米洛什书房的沙发上。当时，薇拉家拥有整栋大厦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足以彰显他们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次的布拉格之行给我留下了很多“异国”印象，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忆犹新。那里没有24小时热水，我们只能一个星期洗一次澡，而且要用壶烧好水倒进澡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回忆是关于食物的。那里的食物是有限的。我完全不知道自从苏联入侵了布拉格之后，这里的人民生活有多么艰苦，我想薇拉可能都没有预料到这点，因为她前几年都和我们生活在美国。我记得有几次我和薇拉一起去杂货店，排队排了两三个小时才进到店里，只买到了少量的马铃薯和面包。我们有钱，但是可以买的东西就这么多，还是限量购买。过去我都是随时随地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在布拉格的一个月，我们每天只吃一两餐，每一餐都是高淀粉的平淡无味的食物，天天如此。我记得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我们不买些汉堡包或者肉类食品？”

薇拉回答道：“因为苏联士兵先吃，他们把所有的肉和大部分蔬菜都拿走了，我们只能吃剩下的东西。”

布拉格有种超现实的特质。街道上有坦克，建筑的墙壁上有子弹孔，士兵也无处不在。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年轻人在一个广场上抗议苏联占领他们国家，几辆黑色的车便朝他们驶去，有人从车里出来用警棍袭击了抗议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感觉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又有一次，我们听闻一个僧侣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这种侵略。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从薇拉一家人的反应中我看得出来，我不该过问此事。

到了布拉格一个星期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薇拉，“为什么街角的那些士兵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不应该是苏联士兵吗？毕竟他们才是侵略者。”她解释说道，因为当街上人很多的时候，会有当地人走向苏联士兵，用刀捅他们。所以苏联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在那些危险的地方站岗，做这份苦差事，而苏联士兵则在安全的地方监视。

另外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时刻就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们从薇拉家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美国的宇航员第一次行走太空。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出第一步，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我很想欢呼。要知道，这条登陆月球的新闻之前在美国已经被流传数月了，当时每个美国男孩都梦想着成为宇航员。然而挤在薇拉公寓里的邻居，却都神情严肃，甚至透露出一丝敌意。我后来从薇拉那里得知，俄语主持人在电视上说美国人在撒谎，登陆月球的新闻是预先排练好的，他们其实降落在美国的某个沙漠中。

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几乎很少踏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半步，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过于理所应当地认为，生活都如美国那里一样和平稳定了。我从来没有深陷任何危险中，但是现在，我看到在有武装冲突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事后我每每回想起自己当时在薇拉家的所作所为，就会万分后悔。他们是慷慨大方、有头有脸的人。薇拉的父亲对自己女儿曾去美国学习感到非常自豪，他很感激我的家人在美国照顾了薇拉，让薇拉感受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决定带我和他们一家去外面吃顿晚餐，为我送行。我当时也没怎么多想，虽然看得出薇拉不大喜欢这个提议，并尝试说服父亲，但是米洛什坚持这么做。

我们去的餐厅几乎空无一人。薇拉显得坐立不安。在整个布拉格之行中，我都处于一种轻度饥饿的状态。（那种状态远远算不上忍饥挨饿，但是我当时还小，没有意识到这点。）于是我作为孩子的本性暴露出来，心想：“太棒了，终于可以吃顿好的了。”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看菜单。薇拉的父亲说我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而薇拉则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这一刻，我很讨厌她，更准确地说，我表现得像个浑蛋。我看到菜单上有种食物的名字里似乎含有牛排或者汉堡包，我说我要点这个，想都没想它多少钱。薇拉告诉我：“你不会喜欢这个的，它不是你以为你想吃的东西。”她父亲让她别说话，再次强调我想吃什么都可以。

而薇拉一家都点了便宜的食物，当我点的东西上桌后，居然是鞑靼牛排。没错，是生肉。我瞟了一眼，就说：“我不吃这个。”我压根儿不想点生肉，薇拉也警告过我。现在她很生气。最后，薇拉一家帮我一起吃光了这盘我点的东西，我想他们大概也不喜欢吃这个，但是总不能白白浪费这么多的蛋白质。

每个人都会因为年轻、无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犯错。对于年轻，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是对于无知，我们是可以改变的。那次的旅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冒险。那次的所见所闻点燃了我日后去帮助像薇拉一家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的欲望。我记得当我看到秘密警察用警棍殴打民众，我心中满是恐惧，焦虑不已，然后我真的惊讶地发现我不在奥马哈了。在我身处的那个地方，你不能依靠法律来保护你，不能相信警察，法规变化无常，混乱的时局随时可能让你和你的爱人深陷危险之中。

1968年，前苏联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街道。当时我第一次学习了如何秘密地进行拍摄，也是我第一次被没收胶卷。（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多年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在波斯尼亚因拍摄被逮捕，并被短暂拘留，那是在长达三年的血腥的波斯尼亚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场战争发生在原南斯拉夫的领土上，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那个没有什么法律制约的局势下，我感到非常无助。坐在我对面的警察，动机和意图都不明确，他们对我采取的行动会影响我的未来，然而我对此却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发言权。最终我被释放了。像这样让我感到彻底孤立无援的情况发生过几次，但这种恐惧最多也就持续了几天或者几个小时，然而这却是世间上百万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这些经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哪里有贫穷和苦难，哪里就有粮食问题。粮食问题不仅让人身体不适，同时也是有辱人格、灭绝人性的。

我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家当时有一间多余的卧室，因为我母亲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比我们认识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因为我父亲感觉到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冒险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次旅行中我老是吃不饱，记得那份儿鞑靼牛排，记得餐桌上大家复杂的情绪——薇拉父亲的骄傲、我的无知、薇拉对家人的忠诚和担忧——这些都在提醒着我：食物是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要素，民以食为天。

[2]　萨拉来我们家寄宿的4年前，苏丹刚刚从埃及独立出来。之后我曾两度走访苏丹。这个饱受了几十年战争摧残的国家，一直存在着长期的粮食安全问题。我曾在达尔富尔地区的尼亚拉附近睡过三晚，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直升机从我们上空飞过的声音，我们知道，它们又要去袭击正在闹饥荒的村落了。尽管喀土穆政府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但是我曾亲眼看到过那些迷彩Mi–24战斗直升机，也曾用藏在薯片包装袋里的一次性相机给这些直升机拍了一些低像素的照片。而每每到了早上，当地人就会告诉你，前一天晚上有哪些村落遭遇了轰炸。

故事3 从铲平泥土到耕地

我裤子的膝盖处总是将我出卖。你或许曾在拥挤的游乐场的沙箱里看过这样一个游戏场景：小孩儿低声模仿着玩具卡车引擎的声音，把卡车推上斜坡，然后卸下一堆沙子。我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小时候在奥马哈自家院子里玩孩之宝卡车，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最爱的是下雨过后，院子里满是泥巴，这时候我会在泥巴里把裤子膝盖那里弄得脏兮兮的，还玩得不亦乐乎。直到今天，每当我结束在世界各地的农业项目考察回到家里，妻子德文都会笑我那沾满污渍、磨损破烂的裤子的膝盖处。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抓一把当地的泥土，用手搓一搓，感受它的质地和有机成分，而且我会筛选并分析土里正在生长的作物的根茎。

我必须了解泥土和土壤的区别。

很多人以为，我们家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我们就注定要成为农民，而我父亲打破了这个成见，从事了金融业。1869年，我的曾曾祖父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但是我从来没有和我的任何一个亲戚有过关于务农方面的对话，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投资了奥哈马北部4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之后我从他那里租来的那片地。

无论我身在世界何处，只要和农民朋友交谈，我最后都会跪在地上审视土壤状况。（图片提供：特雷弗·尼尔森）

我觉得自己的第一职业是农民。每到耕种或收获季节，我坐在拖拉机或收割机上，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我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想好是找工作还是继续念大学。我在高中表现很好，成绩很优秀，是辩论队里的明星，有跆拳道黑带，但是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该何去何从。一开始我去了南达科他一个小型的私立大学，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也在那儿读书。读了一年我就觉得念不下去了。于是我想去日本学习松涛馆空手道（Shotokan）来辅助我的跆拳道训练，但是父亲对此并不赞同。

我当时既焦躁不安，又对事物充满好奇，当我得知世界海上学校（World Campus Afloat）要从加州的查普曼大学出发，我很是感兴趣，随后报了名。这个海上学期（Semester at Sea）让学生可以一边乘坐游轮周游世界，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并游历诸如摩洛哥、南非、印度和中国台湾这些地方的港口。那次的经历从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一生，也预示着我今后会开启更多的旅程，它让我对旅游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但是当我回来之后，我仍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去了普查曼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了奥马哈，因为我对金融和投资都不感兴趣。一次，我在奥马哈偶然看到一个人操作着前端装载机在进行建筑施工，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心想：“这才是我想学习的，说不定还有人愿意付钱让我做这事。”

当我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后，我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我知道一个叫弗雷德·霍金斯（Fred Hawkins）的人在奥马哈有一个大型的建筑公司，我给他打了电话，问了问我可不可以当面和他聊一聊。他自学成才、白手起家，一手打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公司。我走进去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跟他学习使用推土机和其他大型设备。他一副冷漠的样子，直愣愣地看着我说道：“孩子，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和我的伙计们一起工作你肯定不能忍受超过5分钟，你还是走吧！”他听到我是巴菲特的儿子才给我机会和他交流，但是又因为我的这个身份把我赶了出来。

我想他并没有恶意。如果你是像巴菲特这样的名人的孩子，那么你也会习惯人们对你是谁做出他们理所当然的判断，而不会花时间去了解你本人。我猜华尔街那些著名的财务主管和好莱坞明星的孩子周围应该不乏类似经历的朋友，但是作为生活在奥马哈的巴菲特后代，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奥马哈有很多了不起的人，但是在这里，你轻而易举就可以猜到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对你有什么期待。有的时候这很公平，有的时候却不公平。我知道和地球上数十亿人每天面临的痛苦和挑战相比，我受的这点儿委屈算不上什么，但是当时我还年轻，更渴望别人通过我的优点——而不仅仅是出身——来评价我这个人，所以我还是很愤愤不平的。

离开弗雷德办公室的时候我内心很受伤，心想走着瞧吧，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另一个从事建筑的伙计，我从朋友那儿听说过他，他叫弗兰克·蒂茨（Frank Tietz）。这一次我说道：“伙计，我想学怎么操作履带式滑移装载机。”他回答说他不会录用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经验。我问：“如果没人雇用我，我怎么会有经验？”当然我知道这也不能怪他。

我于是建议道：“我免费给你打工一个月怎样？”一个月之后，他再决定是否继续雇用我，我以为这个提议肯定行得通。

“不行，不能这样做。”弗兰克回答说，“我的伙计们不会喜欢这个主意。”

“他们怎么会关心这个？”我问道。

“你免费做的工作，本可以是他们拿报酬做的工作，你抢了他们的饭碗。这可不行。”

我没想过这点，所以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他那里。然后我又给我另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叫比尔·罗伯茨（Bill Roberts），有一个挖掘公司。我问比尔：“如果我自己购买设备，你可不可以把那些你不想接的活儿介绍给我做？”

比尔说可以。

我懵懵懂懂的冒险终于开始加速了：我快速地阅览各种报纸，并且找到了一辆卡特彼勒955K型号的前端履带式装载机，价格为
16 500美元，和其他打广告的履带式装载机相比起来要便宜一些（当然一分钱一分货）。我从负责我们家银行业务的人那里借了2万美元，因为我知道父亲不可能会借我这笔钱。

比尔·罗伯茨又帮我把装载机拖到了我的第一个施工现场，一个朋友想在那里挖一个地下室。我觉得这是开启我施工生涯的绝佳地点。那一天，我在洞里施工，四周的墙壁倾斜，坡度很陡，幸运的是我把装载机停在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停止了手头上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比尔也在某处挖一个地下室，所以我花了几个小时去观摩并学习他是怎么做的。回来之后，通过反复的尝试，谢天谢地，我终于知道怎么把墙壁和地面弄平整了。

比尔真的很够朋友，他介绍了很多小项目给我，还常常用他的拖车帮我把装载机运到施工现场。没多久，我就觉得我需要一部自己的拖车，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拖运我的装载机。我拜访了一个叫哈里·索伦森（Harry Sorensen）的伙计，他自己也会操作重型建筑设备，曾在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我问他：“你可以帮我造一部拖车吗？”

“没问题。你能先支付我3 500美元的订金吗？”我已经赚了些钱，所以就给了他订金。

6个月后，我还在麻烦比尔用拖车拖运我的装载机，其间我一直跑去问哈里拖车的进度如何，他总敷衍我说：“还没弄好，几个星期之后再来吧。”最终我受不了了，说道：“哈里，请退回我的3 500美元。”他回答：“我没有这笔钱了。”

“什么叫你没有这笔钱了？”

“我这儿有台别的设备，你大概用得到，就是这台拖拉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也可以自己用。”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台195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莫林（Minneapolis Moline）5星拖拉机。就连我都知道它根本不值3 500美元，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呢？他已经花光了我的钱，我又得不到我的拖车，拿走这台拖拉机是我挽回点儿损失的唯一方法。当比尔得知我现在有两个设备需要借助他的拖车来拖运时，他笑了。

我开始用这部拖拉机干些活儿，没多久它的传送装置就坏了，我把它拖到经销商那里修理，修理费居然要3 500美元，这台拖拉机最多卖1 500美元，在它身上花7 000美元简直是疯了。

我四处询问，最后找到了奥托·文茨（Otto Wenz），他是个修理设备的天才。我告诉他，“我这台拖拉机的传送装置坏了，而且我的预算有限。”他很快就修好了，还不收我的钱。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他的几块玉米田需要用圆盘耙耙一下。也就是用一种带有凹刀的工具把作物残茬儿切碎掩埋、深松，然后平整土地，目的是把地上的土块弄松，将杂草切碎。我从来没有种过地，但是出于对奥托免费修理拖拉机的感激，我还是去了他的农场，他的儿子韦恩也在那儿，我们把一个圆盘耙勾到他的迪尔6030拖拉机上。我在烈日下开着那辆大拖拉机，韦恩告诉我耕种的各个步骤，我很享受这一切。而且，我不必在洞里尝试把土墙弄平。我突然感觉，“这比挖地下室有趣多了。”

1976年，随着我的业务不断扩大，我终于买了一部拖车，可以挂在我的自动倾卸卡车后面来拖我的装载机。（照片来源不明）

我一下子对农活儿充满了兴趣。有一天，我在地里一直工作到最后，天色已暗，奥托的旧拖拉机是没有驾驶室的，射灯的照明也很糟糕，我们一直在梯田上工作，当我弄好一片地之后，我心想：“只剩最后一片地了，还有时间，我干脆做完算了。”当我耙了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一辆轻型货车向我冲了过来，车头灯在疯狂地闪动。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韦恩跳下车向我跑来。“快住手！你耙的这块地我父亲已经种了玉米了！我马上把播种机搬过来，重新播种，他应该发现不了。”

想想也有趣，有时我们注定要走的道路总是充满了混乱、挫折和错误，然而任何值得去做、值得学习的事情都含有这些元素。奥托、哈里、韦恩，和一个叫弗朗西斯·克兰施米特（Francis Kleinschmidt）的农民以及我在那之后认识的一些人，都或多或少地促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如果哈里当时给我做了一部拖车，我或许已经成为奥马哈的推土机之王，从此也和务农绝缘了。如果我的拖拉机没有坏，我就不会遇到奥托，之后也不会碰到像弗朗西斯这样耐心的伙计教我务农的基本知识。

在和世上不同的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承认，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们不会因为可能会犯错而畏首畏尾。在找到最适合的职业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尝试过几个不同的职业。为了充分利用这40次机遇，你时不时要做一些你不一定会做的事情，犯一些错误，然后从头再来。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害怕改变（农民是最排斥改变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对一件事很感兴趣，不要多想，放手去做。

在接触农活儿之后，我离开了奥马哈几年，这期间我常常想起当时在地里干活儿的经历。1982年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4个继女，我要开始养家了，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地来耕种。我喜欢待在农场，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和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其他大洲的数千名农民都有过交流。

当我的儿子HWB还小的时候，他会抱着枕头和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我用录音机放他最喜欢的迪士尼电影原声带，就这样与他共同度过几个小时的欢乐时光。我会让他掌控方向盘，教他认一些动物，并告诉他一些农业常识。如今，他经营着奥马哈的一片我父亲买下的耕地。他不像我一样喜欢大汽车和泥土，但是他熟练掌握了电脑技术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如今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业也是有赖于这些技术。他有一次从华盛顿飞往奥马哈，在飞机上给我发了封邮件，告诉我他刚刚在35 000英尺的高空上用黑莓手机和飞机上的无线网络把中枢灌溉系统打开了，足见他是多么精通高科技设备。我是那个在沙箱里玩儿玩具卡车的小孩儿，而HWB是你在停电后指望着能够把录像机重新编好程的那个小孩儿。

农民比他们表面看起来要多元化

显而易见，我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我儿子喜欢务农的原因和我不一样。但是我不确定美国的多数人——甚至是那些想要出台农业政策或是应对全球饥饿问题的政府机构和组织——知道世界上数亿农民的耕种经验是多么的千差万别。我很少见到既是农民，同时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杰出的学者，或是夸夸其谈的政客的人；反过来亦是如此，很少有人身兼这几种身份，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没能阻止后者中的一些人对某一特定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指手画脚，虽然他们完全不知道在那儿耕种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农民的思路。

美国的农民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原因有几个。他们可以使用美国广袤、平坦、土质良好的耕地，这些耕地位于我所说的“肥沃地带”，即北纬30度到45度之间的区域。美国大陆的48个州大部分都在这个肥沃地带之内，气候适中，土质优异，是全球最多产的耕地。[3]美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而且土壤基础好、设施完善，还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和研究数据，这些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我们早在18世纪初的时候就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那时，90%的人口都以农业为生。我们早期的总统，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都是农民，他们都非常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如何提高产量。很早我们就建立了一套土地使用体系，使得每个农民都以一种可靠和稳定的方式与其土地联系了起来，这就鼓励农民投资和开发土地，也允许他们利用土地进行赊购。美国农业部建立于1862年，同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4]通过，农工学院相继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对这些项目、大规模的研究和其他重点基础设施（例如城市电力、公路、铁路等）已经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投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农业生产率在接下来的40年里增加了2倍。

现在，不断发展的研究和技术革新使农民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耕种，这在几十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卫星导航的拖拉机、收割机和施肥机能够根据每平方英尺的作物所需营养的实时评估，在那1平方英尺的土地上释放所需的养分。1926年，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26人；而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155人。

这些农民有专业技能和资源来使用最精密和最复杂的技术——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他们。食物生态系统包罗万象，非常复杂。如果美国玉米歉收，那么全球玉米价格可能会因此上涨，从而加剧全球饥荒；而如果其玉米丰收，剩余的玉米可以被快速有效地用于地震后的灾后救援工作。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率也必须不断提高。美国的农民现在生产着世界上20%的粮食。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当美国最大化其耕地生产率之后，它同时也在拯救其他地方脆弱的生态体系。

即使在我的家乡迪凯特，一个耕地资源丰富的美国中西部城市，那里的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过去30年里，家乡的农业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我们有成百上千英亩的玉米和大豆耕地，然而我还是遇到过很多当地人，他们认为耕种活动仍然停留在民间小作坊的经营模式上。几十年以前，这里有很多面积约几百英亩、规模适中的农场，每个农场可能雇用了一户农民家庭，或许还有其他几个人。而现在，这些农场动辄上千英亩，由越来越少数的农场主经营着，他们只雇用几个工人，更多的是依靠更大型、更精密的机械设备。这些设备穿梭于耕地之中，高高的杆子上装有GPS接收器，让农民不用亲自下田就能自如地操控设备，可能只需要在播种或收割的季节多请几个帮手，但是总体而言，自动化和机械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极端，其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小量生产有机作物的农民正在使用各种低影响的绿色科技，引领着有机运动和“购买本土农作物”运动，而且这些农民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这方面有分量的研究和技术不少，我个人也很支持。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每个领域、每种规模上都进行多种尝试。我所见过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示范田之一就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罗德学院（Rodale Institute），几十年来，那里的科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实验，试图研发能够保护和提高土壤质量的更高产的有机耕种方式。

我一向坚定提倡要更好地管理土地，后文中也会详细提到这点。然而现在我要说一个可能不讨喜的观点：饥饿问题每天都折磨着近10亿人口，以我们现在的耕种规模，依靠有机农业是不能养活所有人的，那样做挑战太大。一些重灾区的条件太恶劣，不能仅仅依靠有机农业，而且有机农业需要农民接受大量的培训和不间断的管理，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维护。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不论是美国最大的商业玉米农场，还是危地马拉或加纳一户贫穷农民家周边的一小块土地，其土壤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高土壤质量的方法包括覆盖作物、轮耕和减少使用耕作技术，这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规模的农田都能应用的方法。然而，到头来，要为全球将近10亿人口解决粮食问题还是需要向不同规模的农场推广最佳实践，并通过因地制宜来获得成功。

小农户的金字塔

当谈起全球饥饿问题，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角色。显然，商业农民的角色和小农户的不一样，但是世界粮食生态系统需要每个地区的每个角色都有合适的、聪明的演员来扮演。在饥饿问题上，我最关注的是自给农民，世界上有很多人致力于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他们的初衷和想法都是美好的，却误解和忽视了自给农民。

2008年，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这个备受干旱和饥荒折磨的地方遇到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阿达尼克·瑟发。那次，我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相机，拍了一张她和她12岁的儿子纳吉瑟坐在一个食物分发点地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提醒着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方式帮助这些人。照片里，她的眼神空洞而又痛苦，儿子的胸腔凹陷，肋骨根根分明，腿非常细，以至于膝盖看起来像个大肿块。

阿达尼克告诉我，她有1.25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有两个季节不能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喂饱一家上下11口人了。她去那里是为了得到点儿食物援助。以前她养过鸡，不过它们病死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干旱。她没有办法储藏粮食，当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卖了最后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来购买食物，然而因为持续不断的干旱，当地的粮食价格极高，所以她几乎什么都买不起。

我知道粮食援助可以帮她撑过下一周，或许下个月。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粮食援助是让这些人活命的关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粮食援助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我们如何找到一个长久之计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到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获得一个可持续的粮食来源和收入？

给阿达尼克和她的儿子拍照的时候，我有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直到阿达尼克跟我交谈时，我才得知她儿子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上亿像阿达尼克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一个关于自己是如何“选择”务农这个行业的有趣或是离奇的故事，完全是迫于生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这些农民多达5亿，他们采用最原始的耕作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它们所需的80%的粮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使用拖拉机或收割机，也不会用“地球的管家”这样浪漫和崇高的字眼来形容自己。他们很难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一场干旱或者一种害虫或病毒的侵袭就意味着他们要丧失一个或者多个小孩儿。他们就是在这样异常恶劣和极端的条件下，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和低劣的种子进行农事活动的，别无他选。

虽然有政府、投资者和好心的慈善家提出了一些体系的构想，但这些体系只适用于美国等产量高的农业环境，对于那些有很多像阿达尼克这样的自给农民的贫穷国家，却完全不适用。要想让这些国家具备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条件，就意味着要花费上万亿美元对其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花几十年时间培训人员和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在非洲，要想实现整个大陆大规模的耕作，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公路和水资源管理系统，而光是打造这个系统就需要54个不同国家政府的支持，而这54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将每年支出的10%用于发展自己的农业，虽然农业关系到民生大计。

我们基金会针对非洲农民做了一项分析，把他们分为3类，可以用金字塔来打一个比方：在金字塔的顶端，是不到5%的非洲精英农民，他们是商业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和产出，能雇用劳动力，买得起优质种子、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有灌溉系统，能获得贷款，有销售农作物的市场渠道。他们在非洲的地位非同一般，一天能吃三餐，而且吃的一般都不是自己种的粮食。

比金字塔顶端的规模略大一点的第二层，是我所说的“稳定的”农民。他们中大多数人吃的是自家产的粮食，虽然他们也经常卖点儿作物，来补贴家用。他们或许会有一些小型的粮食储藏系统，如此一来，就能囤积一些粮食，等到价格比收获季节高一些的时候再卖出。他们通常一天吃两餐，一些人的小孩儿也许会去上学。

位于金字塔最底端的大约90%或以上的都是“脆弱的”农民，阿达尼克就属于这一类人。这样的家庭一天吃不上两餐，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农场工作，每天的生活费一般低于2美元。他们没有设备，无力饲养大型动物，只能使用未经培育的种子（这会减少农业生产率），也没钱买化肥和杀虫剂。他们种的粮食几乎仅够自家吃，就算还有些剩余的，也没有地方储藏，只能在价格最低的收获季节卖掉。他们靠天吃饭，大多数小孩儿不会去上学，身体也不那么健康；家里务农的主力通常是妇女。

此时此刻，世界上有上百万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正在被活活饿死。他们没有力气，在种地的时候从来不会使用能帮助提高效率的技巧，没有什么途径联系到农业推广代理来教授他们新的耕作方法，也没有土地。要想实现大规模、高科技的农业耕种，需要雄厚的资源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令自给农民望尘莫及的，所以这个办法行不通。有的农田土壤肥沃，灌溉设备齐全，通有平坦的公路、设计合理的铁路，还配备了大型谷物升降机，对这样的农田行之有效的技术，却未必能解决脆弱农民的粮食问题。要知道，数百万的农民住在偏远的地区，那里只有泥土路，他们除了把粮食一袋袋地扛到商贩那里去卖，或者把种子和化肥一袋袋地扛回农场之外，别无选择。

人们最终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人是第6、7代农民，他们完全习惯了代代相传的某种特定的务农方式。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务农适合我。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农民种地，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全球粮食生态系统很复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粮食从哪里来，种粮食的人有什么困难。我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农民是我的第一职业，我裤子的膝盖处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一句玩笑话是这样说的：男孩和男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玩具的大小。孩提时玩儿沙子的记忆还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如今，我的工作要用到的却是拖拉机。（图片提供：道格·奥勒）

[3]　北半球的农业肥沃地带包括美国中西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黑海地区、中国的华北平原。南半球的肥沃地带包括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南部。这些地方的土壤很高产，但是在南半球同纬度的地区，海洋面积多于陆地。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都不属于南北半球的肥沃地带。

[4]　美国国会于1862年颁布了旨在促进美国农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莫里尔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依照每州参加国会的议员人数每人拨给3万英亩土地，并将这些赠地所得的收益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农工学院（又称“赠地学院”），主要讲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方面的知识，为工农业的发展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编者注

故事4 德文的礼物

记忆中有个关于白色条纹的故事，它强烈而鲜明，就像是老师在黑板上的某个关键词下用刺耳的声音重重地划了一条白线。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我当时在塞内加尔，天气炎热，没有一点儿风，让人窒息。我坐在一部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发动机在运转，所有空调的通风孔都对着我猛吹。我对于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始料未及，也完全不敢相信。村里的人开始在我刚刚离开的院子门口聚集起来，他们的对话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充满敌意。刚刚跟我一起在院子里面的两个人正试图回到车上。村民们围绕并怒视着他们，还用手指着我。这一切的起因就是放在我腿上的照相机。

半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波澜不惊的景象。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场景，我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拍摄一个穿着亮绿色衣服、头戴紫色头巾的美丽的小女孩身上。我此次的行程是由非政府组织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安排的，目的是考察农业条件。在塞内加尔，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是沙漠，所以我们驱车来到这个镇上，想喝点儿水，活动下筋骨。这时，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走过去，和站在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旁边的男子交谈。他是当地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身边围绕着很多小孩儿，当这个戴头巾的小女孩看见我手持相机时，就向我走过来，并开始摆造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相机镜头。我开始给她拍照，其他的小孩儿也蜂拥而至，然后她溜到人群的后面，暗示我在别的地方给她拍摄。她想成为主角，让我只给她一个人拍照。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她想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可。

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极端的对比：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站在一条荒芜贫瘠的沙子路上。（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我们给世界宣明会的那位工作人员取了个化名——查尔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如果我对他的描述再详细一些的话，他的性命或许仍会因站在我的立场而受到威胁。查尔斯和那个开奔驰的男子交谈完之后，就让我们坐上陆地巡洋舰，然后开走了。他边开车，边和我们解释道，那个男子是个北非伊斯兰教隐士，一位很有影响的宗教领导；所谓北非伊斯兰教隐士，指的就是开办传授《古兰经》学校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穆斯林老师。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人告诉我，这里的很多做法都不被主流穆斯林所接受。这种学校也只在北非偏远的小地方才有。

我看得出来，查尔斯心不在焉，而且有点儿心烦意乱。然后，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沮丧和气愤了。他边摇头边说，在我们刚刚停车的那个院子里面，有很多上了镣铐的小孩儿。

查尔斯这么一说，立即引起了我和车上的一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美国同事的注意。我们坚持让查尔斯把车掉头。在往回开的路上，查尔斯跟我们解释说，这个教派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子可以娶很多老婆，组建一个大家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人。所以他们就会送走一些小孩儿，去北非伊斯兰教隐士那里，被灌输这种宗教，顺便讨口饭吃。同时，为了支持日常生活体系的正常运营，隐士会让小孩儿上街乞讨。小孩儿痛恨这样做，曾试图逃跑。所以，隐士下令让他们戴上手铐或脚镣，彼此拴在一起，或是拴在树上，这样一来，他们就跑不了了。

查尔斯把车停在院子旁边。奔驰车已经开走了，他下了车，径直走向把守在院子门外的男人。没多久，他神色紧张地走回来，告诉我们，那个守门人是隐士的儿子，我们只能进去待几分钟，而且只能带一部照相机，不能带额外的胶卷（我那时还没有用数码相机）。我们的车开过了第一排门，接着我们步行走进第二排门，然后我们看到至少有50个小男孩，铐着手铐或脚镣，一些被彼此拴在一起，一些被拴在树上，我们震惊不已。我不知道查尔斯跟门卫说了些什么，总之那个放我们进来的门卫还允许我拍几张照片。我假装聚焦在地面或是院子的建筑上，但实际上我在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拍摄这些孩子。院子里有些成年人，他们有所顾虑地看着我，然后聚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表情也越来越吓人。查尔斯察觉到我们或许越界了。他要我赶紧撤出院子，并和另外一名同事在一边掩护我，分散这群人的注意力。我好不容易撤了出去，爬到车里。另一个和我们同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坐在车后排等我们。

刚刚那一幕太让人震惊了，而且天气炎热，更加让我吃不消。当你透过镜头，看到小孩儿们被拴着链条，你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21世纪，这一幕不是什么不真实的噩梦，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他们的脸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脸上写满悲伤和疲惫，然而又因为有人注意到了他们而觉得好奇。有时，这些学校会说，他们正在让这群孩子体验乞丐贫困的生活，从而强化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回馈社会的意识。然而从我那天的所见所闻来看，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家长要把小孩儿送到那里去?

然后，我看到一个白色条纹状的东西向我们的车冲过来，是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年轻男子，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面露凶色，猛地把车前门打开。他坐上驾驶位，伸手想要摸到变速器操纵杆启动车子。我从后面抓住他的手臂，这样他就不能把变速器从空挡变为一挡。另一个同事见状，赶紧跳下车，打开驾驶位的车门，然后把这名白衣男子拖了出去。这时候查尔斯和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也撤离到了车里。这群暴徒围绕在车子周围，查尔斯慢慢开动车子，即使他们大喊大叫，不断靠近我们，一些人还用力敲打我们的车，查尔斯也没有刹车，最终我们终于突出重围，开走了。

查尔斯告诉我，根据他对这个教派传统的了解，穿白衣服的男子想要开车直接撞墙。如果他撞毁了我们的车子，造成我们的死伤，就算他自己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他也会被这群愤怒的人当作英雄一样来对待。

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其间我只拍了一卷胶卷，36张照片。对我而言，最让人心酸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剃着光头，戴着脚链坐在地上的悲伤的小男孩，他正在读一本宗教的书，他把一些旧袜子垫在踝骨处，这样一来，脚链就不会硬生生地摩擦脚踝。我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寄回塞内加尔。我的一个联系人把这个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几张照片一道拿给了当地政府官员，控诉这个院子里的小孩儿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开始，官员对此予以否认，但是照片却铁证如山。据说此举的成效就是，医生可以进入院子里给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

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看到的这个孩子竟然戴着脚铐，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集中精力。我只有一部相机、36张底片，我必须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尽可能地捕捉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的照相机给我惹了多少次麻烦了，要么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该看到的东西，要么是因为我铤而走险拍摄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不能把我的慈善事业和摄影分隔开来。我已经出版了几本摄影作品，内容有关濒危物种和栖息地，以及全世界穷人的生活经历。我用摄影来解释我在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这样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视的环境下，人们依然顽强地和暴君对抗，和命运抗争，我想做的就是让人们见识到他们这群人的高尚和尊严。我曾亲眼目睹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个人伤害和群体伤害：例如容纳了上万名难民的难民营，没有人愿意想起这些难民或是和他们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蚀雨林的刀耕火种式农业。有意思的是，我对摄影的热爱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然而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个追求新鲜刺激的爱好，它是来自我妻子德文的一个礼物。她认为，拍摄大自然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变得有耐心。

我们的西部

在我二十几岁操作着一些大型设备从事耕种的这一段冒险经历中，我娶了一个名叫马西娅·邓肯（Marcia Duncan）的奥马哈女子。虽然我们本意都是好的，但是最后我们并不合拍，所以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我当时还很年轻气盛，焦躁不安，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我要干什么。我向父亲征询意见，说我想去由他敬重的人开办的公司里学习学习。我们讨论了几个选择，都是伯克希尔公司控股的不在奥马哈的公司。父亲说，他会帮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你要从底层做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最终我选择了加州的时思糖果（See’s Candies）。

我一开始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和时思的一位备受信赖的资深维修工程师一起出差。时思糖果的店面几乎千篇一律，色调永远是黑白相间，地板也是由黑白相间的瓷砖拼成的。大多数销售员都是女性，身穿带有黑色蝴蝶结的白色连衣裙。每年，工程师都会从加州去得州和西部的其他州出差，检查大量的时思糖果店铺，以确保每样东西都得到很好的维护，还会给这些店铺来个大清洁。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80岁的老头，但是我知道他实际上要年轻得多。当然，和一个以自己工作为荣的同事共事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之后调到了生产和包装部门，在那里，我负责订购每天的订单所需的包装盒。

订购包装盒听起来小菜一碟，但是它的数量要与产量相一致。如果订购出现错误，不能满足糖果订单的需求，就会对生意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订多了，盒子又会积压在走廊。我们定期会有消防检测，如果走廊堆满杂物通行不畅的话，整个工厂可能会被勒令关闭。

时思的一些员工并不待见沃伦·巴菲特的儿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有一次，一个同事订购了两三倍于我们通常所需的包装盒，就是想引发刚刚我说的消防检查的问题。我的上级把我叫过去，说我犯了个这么低级的错误，要解雇我。他给我看了看包装盒的订购单——签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指出这一看就不是我的字迹。之后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是他人所为，而这个人一直对我获得这份工作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

我父亲想让我在这个行业里至少待上两年，真正学到些东西，我也答应了。我还算喜欢这一行，在时思也交了些朋友。然后我遇见了德文。

当时除了时思糖果，我的另一个选择是纽约州的《布法罗晚报》（Buffalo Evening News）。我遇见德文之后，心想：“谢天谢地我没有去布法罗！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德文。”她那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而且是位极为出色的母亲。我在时思的最后一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与此同时，我也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念书，这一次的目的是发现我到底需要什么、需要怎么做，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但是我一直很怀念奥马哈。尽管我很喜欢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上课，但我还是想和德文结婚，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如果在南加州定居的话，我觉得有点儿不合乎情理，所以我们搬回到奥马哈。之前我在那里学习如何使用重型设备，所以还有些朋友熟人，一回去我就承包了一个项目，修剪河边几英里堤岸上的杂草。我们结婚之后的两个月里，德文就怀上了HWB。

当我们搬回奥马哈之后，我开始更加认真严肃地对待务农这件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内心平静下来了。务农对我有种神奇的作用，特别是种植和收割。尽管对于那些不习惯干农活儿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单调无味，没完没了；但是对我而言，花时间驾驶农业设备在田地里做些基本的农活儿让我觉得非常踏实，精神焕发。

当你坐在一台拖拉机里，或者开着一辆收割机时，你必须注意你手头的工作，从而简化了你的视觉世界。我开始看到一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东西：鹰和草原狼；日落和月出；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玉米秆会呈现出黄色、橘色或其他颜色；下过雨之后，土壤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闪闪发光，变干的时候会从黑色变成褐色；狐狸飞奔进玉米地；亮绿色的迪尔设备立在金灿灿的、被风吹打的谷物旁边。

我那时还没有相机，但是我很想向德文和孩子们展示我在地里看到的景象。HWB那时还小，但是我们有四个女儿，她们都很喜欢拍摄动物和大自然。德文的女儿埃琳有一部傻瓜相机。我问她可不可以借我用来捕捉我在地里的某些瞬间，这样我就可以跟家人分享那些令人陶醉的美景。

德文知道，拍摄这些景象似乎开启了我内心的一扇门。我之后听到她跟别人说：“豪伊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严肃认真，而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变安静了，不再到处开玩笑或是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大自然的光线、颜色和景象都深深地触动着他。人们都说从豪伊的摄影里仿佛看到了他的灵魂。”

德文去内布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 Furniture Mart）给我买了部很好的相机，是一款宾得35mm单反相机。我立马上瘾了。我对饥饿问题的认识之所以越来越深，摄影功不可没。从那以后，我对相机爱不释手。

早期的时候，我每次去旅行，都会拍摄自然风景。但是即使我的任务是拍摄大猩猩、北极熊或者美洲狮，我也会鬼使神差地把镜头转向那里的人。生活在那些濒危栖息地的人们通常一贫如洗、饥肠辘辘。

为了捕捉最好的摄影画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注意诸如光线和空气质量这样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村落里，会有有毒的烟雾，村民完全暴露在这些贴近地面的有毒烟雾里，时间长了，对肺部有害。烟雾可能来自垃圾焚烧，或者是残留的炭火。不论来自什么，这种难闻的烟和气体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对小孩儿更是如此。它存在的原因是人们很贫穷，不论烧的是什么，都是村民迫于维持生计。

另一个让我着迷的原因就是，不论被拍的人多么清贫，他/她总会有几个小宝贝，或者一些表明他们身份的东西。在难民营里，曾有妇女拿给我看带有子弹孔的锅或者沾有血渍的裙子，这些都能证明她们曾经有过的可怕遭遇。一些小孩儿，可能会给你看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小玩具，比如脏兮兮的小娃娃或者小型玩具车。当你拍摄他们的宝贝时，他们特别自豪。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宝贝确实非同一般。

为了获取一个画面，你可能会让自己身陷险境。有时你专注于构图，完全忘了这一点。很多摄影记者都觉得，只要手持相机，就有种要报道真相的使命感。问题就在于，尽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真相的武器，但是这部相机并不会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保护你。我曾经就为了拍摄一些有震撼力的照片，身陷危险之中——比如说，在阿富汗距地面14 000英尺的黑鹰直升机上冻得瑟瑟发抖；受到北极熊的攻击；在塞拉利昂钻石矿周边，和手持铁锄的愤怒男子对峙。

对我而言，塞内加尔的那个戴着脚铐的小男孩就是众多饥饿的面孔之一。这些戴着脚铐长大的寄人篱下的孩子们，需要残酷的老师来养活，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呢？在过去10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目睹过各种悲剧，也了解饥荒所能引发的痛苦，有时这些画面让我深感绝望。每当我站在镜头后，我都告诉自己搜集证据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图像迟早有一天会帮助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这就是我在情绪上的应对机制。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切还是让我觉得沉重。

几年前，我做了次背部手术。当时麻醉感还没退去的我，从病房出来的时候神志不清，德文陪在我身边。她之后告诉我，她那次仿佛听到我“心碎的声音”。我一直在呜咽，“那些苏丹人民，他们都在垂死挣扎。母亲们无法帮助她们的孩子。没有人懂这一切。人们都在先后死去……我也无能为力……没有人在意……还有生活在乍得的人民……他们也命不久矣。我拯救他们的速度还不够快。不论我怎么努力……”德文诧异药物作用居然让我说出了这些话——我们发现，这是藏在镜头之后、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我刚刚结束了一段为期一周的旅程，其间我拍摄了5 000多张照片，许多都有独特的意义。我发现，如果你向别人展示你拍摄的一张痛苦的小孩儿的照片、一张航拍的难民营的照片，或者一张被砍掉了树木的山坡的照片，就能很有力地让别人也感同身受。摄影已经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是如何最大化利用我的40次机遇的。

故事5 因为“阿尔打电话来了”

德韦恩·安德烈亚斯（Dwayne Andreas）才华横溢但个头不高。所以，那天当我抬起头看到他略显笨拙地拖着一大摞有两英尺高的书刊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肯定出什么事了。那是1994年，我当时还在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ADM，中文简称阿丹米公司）工作。阿丹米公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加工企业。而德韦恩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一般不会自己亲自送书刊信件，而那天他把一大摞书堆在我桌上，大声说：“豪伊，阿尔打电话来了，我们要帮他摆脱麻烦，让股份公司的那些家伙接受生物多样性这件事，要快！”

我已经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两年了，是董事会的成员。我肩上的担子不少，既要开拓中美洲的市场，担任阿丹米公司的官方发言人，还要负责关注公共政策。我的办公室紧挨着德韦恩的侄子——阿丹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马蒂·安德烈亚斯（Marty Andreas）的办公室。德韦恩告诉我他想要我通读这些材料，然后写一篇专栏文章，争取在下周之前把它刊登在某个主流报刊上，随后转身就走。我知道马蒂一定听到了德韦恩刚刚和我说的话，于是我走到隔壁，问马蒂：“谁是阿尔啊？”

马蒂微微一笑，“美国的副总统——阿尔·戈尔。”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与第一届地球高峰会议时隔20年。那次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主题是气候变化、发展与生物多样性。1992年，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他在峰会上倡导生物多样性并警告气候变化的危险。两年之后，他成了美国的副总统，但仍然受到来自大企业各部门的阻挠。那时，美国参议院刚刚否决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特别是代表畜牧业游说议员的团体最为反对美国政府加入此公约，而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及之后，已有168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戈尔给德韦恩打了电话，他坚信阿丹米公司以及所有的农业企业都应该支持保护生态系统。德韦恩拥有一种从纷乱局势中审时度势找出问题关键的天赋，并且以在政界友人众多而著称。他知道如何维系这些朋友。

现在我回过头来想，那一堆摞在我桌上的文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事农业是我自己身体力行去应对粮食问题的方式，摄影是我的感情应对方式。但是这个项目却为我提供了一个知识框架，让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问题的全貌，了解到环境保护和农业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联系，而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说实话，如今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

在阿丹米公司的日子

1982年，德文和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搬回奥马哈了。我开始自食其力，靠耕作和在埃塞克斯公司（Essex Corporation）工作来谋生。埃塞克斯是奥马哈市的一家多元化建筑公司。我热爱耕作，享受在埃塞克斯的工作，但我还是略感不满足，老惦记着祖父的事业。

我的祖父，霍华德·H·巴菲特于1943~1949年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其后又在1951~1953年再度当选。他的家庭从事杂货生意，在投身政界之前，他就开始经营自己的股票经纪事业。他是一位彻底的共和党人，坚信民主至上的价值观，认为民主值得美国公民去珍惜和保护。然而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父亲沃伦不仅是成功的资本家，也是位民主党人。我的父母最初都不是民主党人，但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转向支持民主党。我完全赞成公民权利，这点和我父母如出一辙，但在政治上却与我的祖父站在一边，因为我喜欢一个有智慧、精简而又仁慈的政府。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我。

我对政治总是很感兴趣。1988年的一天，我在看《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 World Herald）的时候读到，道格拉斯县委员会10年来首次有两个职位面向社会公开竞选，而且不允许现任者参与竞选。我给德文打电话告诉她我想去竞选。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县委员会？”她问我。我不知道。

我给母亲打电话，让她帮我出出主意。县委员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很多，不比地方国会选区少多少，“你应该先去竞选教育委员会，”她说，“一步一步来，慢慢进入县委员会。”

虽然这个建议合情合理，但我还是觉得当选的概率不小，因为有两个空缺的席位。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了。所以，我去问我的父亲：“如果一个人竞选失败了，人们会看轻他吗？”

“绝对不会。”他答道。

如果他说会，我可能就不会去竞选了。父亲的回答开启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对竞选流程不是太了解。带着几分担忧，我参加了竞选。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而且天性乐观、坦率直白，这点貌似也很吸引选民们。一天晚上，我本应去参加一个在奥马哈市为候选人举办的冰激凌之夜的社交晚会。这个活动是由一个大多数为民主党派人士的团体举办的。我跟父亲商量要不要费神去参加这个活动。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困惑不解地看着我说：“豪伊，只要你不做什么傻事，他们就会觉得你很优秀。”看着如今上演的一出出滑稽戏，有的甚至在国家层面上，我真的希望更多的候选人能采纳他的建议。

在任何时候，竞选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经常带着孩子们去竞选。有一次，我带着5岁的HWB站在一个教堂的前面发传单，一位老人走过来说：“霍华德！能看到你再次来竞选真是太好了！”HWB疑惑不解，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小声对他说一会儿再解释。随后笑着感谢那位绅士的支持。后来我对HWB解释说，我猜是40年前那位绅士曾为我的祖父投过票。当他看到“霍华德·巴菲特”的名字又在竞选者之列时，估计他把我误认成祖父了。

父亲对我的竞选很支持，但是支持的程度却很难拿捏。如果他完全不支持吧，看上去会很奇怪。但如果给我太多的竞选资金，又显得不太恰当。最后，他决定，我每拉到10美元赞助他就会给我1美元的支持。当人们向他问起我的竞选时，他就会打趣说道，豪伊每次签“巴菲特”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应该用小写，因为他没什么资金。

要想赢得竞选的胜利，我必须全力以赴。虽然这次竞选没有在任者参加，但是我们四位竞选者中的三位都身世显赫，除我之外，一位是美国参议院议员詹姆斯·埃克森（James Exon）的儿子，另一位是深受欢迎的已故奥马哈市市长伯纳德·西蒙（Bernard Simon）的儿子，西蒙是在职的时候去世的。我们的女性竞争者，林恩·巴伯（Lynn Baber）想出了一句很聪明的口号：“我不是大人物的儿子。”

选举之夜如期而至，我坐立不安。在我们家族中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我祖父在国会选举的那晚，还没等到选票结果公布，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一位记者打来电话，让祖父说一句可以见报的话。他答道：“我坚信查尔斯·F·麦克劳克林（Charles F McLaughlin）在未来两年会为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民很好地服务。”记者一头雾水地说：“可是您当选了啊！”如果你是个旁观者，自然会觉得这个笑话好笑，但是作为竞选者，你坐在电视机前，感觉民意似乎偏向另一个党派，只能干着急。

父亲和我一起熬夜看选举结果。大概凌晨1点的时候，我们都熬不下去了，就去睡觉了。形势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官方公布选票结果之前，我是不会宣布胜利的。最后我果真当选了。我很享受我担任行政委员的时光，感到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些好事。没多久，州长凯·奥尔（Kay Orr）任命我为内布拉斯加州酒精委员会（Nebraska Ethanol Board）委员，这份差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1992年时，我4年的任期即将结束，新的人生篇章即将展开，而这个新篇章也跟务农没有多大的关系。

宏伟的商业愿景

多亏了我有酒精这个行业的相关经历，1991年时，我加入了阿丹米公司的董事会，而它们公司的产品之一就是酒精。加入这个公司的机缘是德韦恩·安德烈亚斯想让我加入他们公司，然后竞选内布拉斯加州州长。竞选州长很诱人，但是我意识到，我更喜欢由别人来掌管这些国家大事。我不想当个全职的政客，也不愿意放弃我跟家人一起相处、务农或是花在其他兴趣上的时间。

不过，就在我拒绝那个机会不到一个星期时，阿丹米公司回头找到我，并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即让我成为阿丹米公司的主管，从公司内部学习大型综合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前提是我要搬到阿丹米公司的所在地——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市。一开始，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行。但是他们不断说服我，而我也意识到在迪凯特市周边有着大量的农田。德文和我都觉得这可能成为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而且，阿丹米公司准备支付给我更高的薪水，这下子我们就能够买一栋更大的房子，给孩子们更多的空间。所以在1992年，我们搬到了伊利诺伊州。

我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了三年半，这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我爱奥马哈，但是在迪凯特，我们能过上低调的轻松生活。除此之外，马蒂·安德烈亚斯也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我们趣味相投，彼此激励。我们会一起探讨照相机的镜头和摄影技巧，出差时也会一起带着我们的照相机。我还积极参与了公司在中美洲组织的企业收购活动，并在墨西哥交到了一些终生的挚友。另外，我还经常接触到一些公司外部的人，他们想要说服阿丹米公司支持其政策或是其他非商业活动。渐渐地，我对国内外政治、市场和监管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了德韦恩的话，学习了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如今，更多的人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当时对此知之甚少。在那时，媒体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论证都是通过药物的角度去阐释的，因为大部分医学药物最初都是从世界各地的植物中提取的。虽然“下一种将要灭绝的植物可能就是治愈某种癌症的良药”这个想法确实令人信服，但是我开始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这重要。

当一种重要作物到处疯长，或是在一种新病毒面前不堪一击时，农业科学家们总是对该作物进行杂交，或用同个物种的另一个品种来替代它，以消除威胁。以19世纪的法国为例，一种叫作木虱的葡萄根虫让葡萄种植户们很是头疼。解决方法就是从美国引进一种对木虱有抵抗力的“砧木”，并把一些葡萄品种，诸如霞多丽或者卡勃耐嫁接到砧木之上。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业已存在的某种植物遭受到来自南部的叶枯病菌的威胁时，玉米品种的多样性帮助它们渡过了难关。

但是，对我来说，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土地的使用。作为一个农民，我知道种田绝不是想在哪里种什么就种什么。我在探究这个主题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联系，那就是如果不在诸如美国等拥有肥沃土壤、良好灌溉条件的地区使作物产量最大化，则会威胁到那些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

雨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是成千上万的物种的家园，而且这些物种对地球、空气、水以及土壤的全面健康至关重要。它们相互协调配合，确保各层次物种的生存，使得生物多样性成为可能。雨林隔离了大量的碳。非洲的稀树大草原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干旱状态，不适合发展农业。但是这里却适合动物的迁徙，重要的物种能够在此安家，并生存繁衍下去。那时候，我开始研究全球森林的情况，结果让我幡然醒悟。在1993年这一年，我发现在美国有将近5 000万英亩的优质耕地闲置，而印度尼西亚却不得不毁林开荒，将150万英亩的热带雨林变成大豆种植地；厄瓜多尔以每年2%的速度毁林开荒；亚马孙雨林的很多地区已被烧毁，只为给牧牛场腾出地方。

人们对热带雨林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它们生长于肥沃的土壤。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地区是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进化而来的，其土壤缺乏营养。但营养储存在植物本身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让它们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长，不横加干涉，那么不论是对这个地区还是这里的物种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了。相反，刀耕火种的农业只能带来短短几年的粮产，而且因为土地养分枯竭，几乎会导致颗粒无收。此外，因为失去了树木和其他植被的保护，剩余的土壤更容易受到侵蚀，进而导致泥石流、泥沙沉积和水污染。

2012年，我去了萨尔瓦多共和国。我们沿西海岸飞行，去参观一个农业项目。这个国家曾经拥有郁郁葱葱的雨林植被，但是据估计，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发展农业和其他产业，85%的雨林被毁。在一些地区，农夫已经开垦了所有陡坡上的土地。他们在自己的腰间拴上绳子，再把绳子的另一头捆绑在大树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滚下山坡，可以安心地播种，收割。不幸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覆盖作物来保持水土，再加上频繁的雨水冲刷，大量的泥土从斜坡滑下，流进河流中，混沌的河水看起来就像巧克力牛奶一般。当我们从上空飞过时，看到就在河流注入太平洋的地方，形成了几片巨大的蘑菇状的黑色区域。而且对这些农夫来说，生产率在不断下降。每一天，海洋都在侵蚀大量的耕作层土壤，而这些耕作层在农夫们的有生之年是不可恢复的。

我们从这条河流上空飞过时，看到由于水土流失，河水变得像巧克力牛奶一样。（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这曾是危地马拉山坡上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现在却因为刀耕火种式的粗放农业，水土流失严重，留下了永恒的伤痕。（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无所畏惧？”

另一方面，美国的耕地特别适合种植谷物，而且不会对大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先进的技术，这使得我们的农业产量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急剧增加。但是在我看来，美国农民长期忽视土壤健康这个问题。我们其实知道如何保护土壤并提高产量，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研究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便是：美国政府花费数亿美元使肥沃的农田闲置下来，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而发展中国家则要为农民提供补贴，以让他们在脆弱的土地上加强生产。

另一个历史事件加剧了这个问题。1980年，吉米·卡特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使得我们无意之中对雨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原本并没有将谷物大量向世界市场出口的能力，但是当卡特决定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进行制裁时，一个大好机会呈现在这些国家面前。它们迫不及待地增加粮食产量，把粮食销往世界市场，并且开始快速毁林开荒。与此同时，虽然美国的农田肥沃、健康、多产，我们却将其过剩的粮食产能搁置一旁，把自己从世界市场中抽离了出来。

我开始接触农业的其他部门，诸如食品加工部门、农业协会和提供各种农业产品的公司，并与它们进行讨论。它们不愿意卷入公开的辩论中来，更乐意保持中立。对它们来说，美国农场主通过在肥沃的土壤上进行合理耕种，不破坏环境，并提高产量和市场占有率，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脆弱的生态系统能被保护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1994年9月，我写了一篇名为《生物多样性并不可怕》的专栏文章，有幸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在其中，我这样写道：“我们一时犯蠢，没有签署那份公约，使得我们失去和世界各国领导一道商讨重要议题的一席之地。如果人类想要让世界的粮食供给与人口增长相协调，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要发生转移，即增加肥沃且管理良好的农田的产量，减少对脆弱农田的使用。”接着，我详细地讲述了外来植物对美国农业健康所做出的各种贡献。“虽然仅仅20种作物便可构成世界日常饮食的90%，但保持多样性仍旧必不可少。”这便是我的基本论点。

德韦恩很喜欢那篇文章。不久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想要你去阐明生物多样性的议题。”我回答道：“这不是明智的决策。我又不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一定会对我的观点挑各种毛病，把我驳得一塌糊涂。我还是写一份书面声明吧。”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雷·戈德堡（Ray Goldberg）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农业专家，当时也是阿丹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看了我的声明，打电话对我说道：“每两年我便会出版一本书。这次，我希望能够将你的这篇声明发表在我的书中。”于是我重新投入研究之中，将那份声明改写成一份成熟的白皮书，题为“生物多样性与高产出农业的关系”。

这份白皮书的主旨虽简单，却是我不断强调提高美国农民的生产率是更加全面、持续地应对全球饥饿问题关键的核心所在。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去喂饱世界上每一个饿肚子的人（我稍后会解释，在粮食没有保障的地区，粮食援助策略应转变为加大购买当地产粮的力度）。美国高效、高产的农业不仅已经拯救了成千上万英亩的动植物家园，帮助稳定了粮食价格，还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在必要的时候为那些只能接受粮食援助的国家提供帮助。按照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它们的粮食需求也会跟着激增。我们在增加产量，帮助供应这些市场的同时，也减轻了其他生态系统脆弱地区的生产压力。同时，我们还将宝贵的粮食剩余储备了下来，以备不时只需。

阿丹米公司是我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工作过的大型全球公司。我还曾是康尼格拉公司（ConAgra）、林赛公司以及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Enterprises，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瓶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后，又加入了可口可乐母公司的董事会。而且自1993年开始，我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公司的议程常常将农业研究聚焦在大规模的生产上，我们也确实需要这方面的研究，这点我稍后会详述。但是，当我看到一些对务农一无所知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者写的关于农业的文章，听到积极分子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将所有大型公司当作贪婪的庞然怪物，认为它们一定是在管制下才变得温驯，接受指令后才会提供援助，我总会觉得满腹委屈。我认为在每一个行业都有聪明、开明的人，他们致力于如何抚平人类的创伤，如何满足人们的关键需求，以及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就同我们的全球生态系统一样，粮食经济同样受惠于多样性。世界各地的农场经营条件、市场、当地人的品位和需求都各不相同。我们需要餐桌上的每一个人同心协力，共抗饥饿。

故事6 出身决定命运

2004年，我母亲苏珊·汤普森·巴菲特接受了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一些看了那个节目的人注意到了她轻微的语言障碍，猜想她可能中过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时，她刚从与口腔癌的斗争中恢复过来。手术之后，她开始重新学习说话，并且进步很大，但这对她而言其实很费劲。幸运的是，病痛并未让她犀利而善意的幽默有丝毫减损。记得有一次，她面带淘气的笑容，打趣地聊到我父亲，以及他俩之间的趣事：“我以为我会嫁给一个为人类做出宝贵贡献的人，比如牧师或医生，结果我嫁给了一个赚大钱的人。这跟我的初衷似乎有点儿背道而驰，但我知道他的为人，这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好了。所以，至于他会赚钱这个事嘛，我也就将就了。”

而就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她因为脑出血去世了。当时她和我父亲正在怀俄明州拜访他们的朋友，所以她去世时他俩是在一起的。后来，我们的朋友——也是大牌摇滚明星U2乐队里的博诺，还在她的葬礼上唱了歌。作为一个不看重金钱的女人，她在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153位，并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30亿美元的股份。

我们家族与慈善事业的紧密联系，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记者和其他人感到无比好奇。我父亲就曾公开说过，他绝不会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继承。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测，怀疑我们家族内部是否关系不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亲眼见过一些成功商业人士的孩子娇生惯养、不可一世，而他不想让自己的小孩儿也变成那样。他是个务实的人，比如说，他出资购买了一片土地，在转租给我之前，要求我出具了一份让这片土地赢利的商业计划书。他会要求计划书里出现的数字都有据可依，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同时，我母亲的毕生追求就是帮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帮助孩子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方面。她非常喜欢为外国交换生提供食宿，也会帮助奥马哈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让她义愤填膺。以前，她的车上贴着一张写着“好人来自各色人种”的保险杠贴纸。后来，居然有人把上面的“各色人种”几个字刮掉并写上了“白种人”，这着实吓了她一跳。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和姐弟们开始第一次做慈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母亲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我们的鼓舞有关。那天，父母把我们仨叫到了一起，父亲说他准备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每年可以决定10万美元的用途。当时，我们主要是资助当地的一些慈善机构，比如内布拉斯加州娱乐和公园局（Nebraska Game and Parks Board）、老大姐/老大哥项目（Big Sister/Big Brother programs）和奇卡诺人意识提前教育项目（Chicano Awareness Headstart Program）。私下里，我还给这个基金会取了个小名，叫“舍武德基金会”（Sherwood Foundation），因为它就像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兄弟一样伟大。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低调的基金会，因为它的善款数额既足以资助那些慈善机构，又不会超出我们分析和投资的能力范围。但很快，我们就不满足于现状了。在1999年，父母决定是时候给我们一大笔钱，让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慈善领域中大展手脚。苏茜、彼得和我每人获得了约2 650万美元作为我们个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正是在那段时期，我初步涉足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不久之后，我们便买下了南非林波波地区有猎豹出没的一块地产，并出资建造了一个猎豹园和研究中心，名叫“朱巴特斯”（Jubatus）。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人生不过仅有“40次机遇”，也顿悟到，如果我不先去帮助那些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保护野生动物就无从谈起。记得我和母亲在2002年一起去了加纳，这些年，她也时常和我谈起我们的慈善事业。其间我四处游历，沿途拍下了许多照片，从中也体会到了自己身上担负着奉献世界的重大责任。对此，母亲感到无比欣慰。

2003年，母亲被确诊出癌症，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自那之后，我们常陪伴她左右，跟她一起共渡难关。正如她在查理·罗斯的访谈中提到的，她鼓励父亲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2004年1月，她拿出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5 140万美元的股份捐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这是继我父亲之后的第二份大礼，我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富有爱心的善举。母亲逐渐从这场大病中恢复了过来。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她还是病逝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世人的损失。但是她仍然在以别的方式鼓励我们做善事，她在遗嘱中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了安排。2005年，苏茜、彼得和我的基金会分别从她的遗产中获得5 160万美元的捐赠。

母亲、HWB和我，一行三人在非洲。这次的非洲之行让我体验到了母亲对人、对生命的热情，正是母亲教会了我如何拥抱生活。（图片提供：保罗·莱恩）

父亲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悲恸不已。当时的一些媒体也注意到，他因为太过沉痛而根本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母亲的离世使我们都觉得少了一位至亲的陪伴，尤其是父亲。以前，父亲喜欢拿大笔的钱让母亲去做慈善，造福世人。他一直以为母亲会比他活得久。可现在，母亲走了，他要怎么办呢？

父亲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看了看这些数字。捐款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对此我的感触也越来越深。我们曾遇到过很多手头宽裕、慷慨热心的人，他们想向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慈善机构来实现他们的愿景，只好作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最需要资助的慈善事业，不具备有效的组织机构、管理人才和战略方案来统筹大笔资金。这就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简单可行的项目。当然，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那种项目往往是一次性的，获得的效果不能持续，所起的作用也只局限在当地。同时，有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它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难再革新的地步，其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工作方法似乎也收效甚微。

父亲在了解了慈善领域内的各种组织之后，意识到没有我母亲带路，他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处理这么一大笔钱的慈善组织。这样一来，可供参考的范围就极大地缩小了。他发现，在目前所有运行的基金会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最大也最具活力，是接受这笔捐助的不二之选。该基金会在2006年就拥有290亿美元的基金和200多名员工，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并希望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我父亲正是被基金会的这一宗旨吸引了。

与此同时，父亲也非常欣赏彼得、苏茜和我正在做的慈善事业，并决定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一次非常慷慨的捐款。当时，他委托给盖茨基金会的金额是310亿美元。正如他资助了盖茨基金会一样，他也想资助我们姐弟三人的基金会，但前提是，我们仨必须积极投入到基金会的运作中，并按照法律要求，保证他的捐款都被用于慈善事业。他承诺在接下来的多年里会累积给我们每个人的基金会分别提供1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一决定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事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给我们的这场激动人心的旅程加足了马力。他还在自己2012年8月82岁的生日时宣布，要将委托给我们基金会的捐助翻一番，作为给我们仨的一份礼物。

于我而言，也许这段经历中最鼓励我的地方，就是父亲曾表示希望我们去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像许多非政府组织，它们需要在募捐中向捐助者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我们则可高效迅速地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并且，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然后从头再来。

我父亲在序里提到过，他有一套“出身决定命运”的理论，也就是说，你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你将来的发展前景。而在不同时期，他对这一观念的阐述也有所不同。比如，他有时会说，如果让你选择出生在不用缴税的国家或是在要缴税的美国，那么你会因为要缴税而放弃出生在美国吗？你愿意缴纳百分之几的税呢？他认为，同样才华横溢、志存高远的两个人，一个出生在乍得难民营或者萨瓦尔多的偏远山村，另一个则出生在美国，那么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和际遇是完全不同的。

父亲之前一直把做慈善造福世人这个事业交给母亲打理。我们姐弟还小的时候，母亲就在很多社区组织中工作过，但后来的这几年，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少数几个相对较大的领域。她支持民权运动，倡导计划生育和妇女生育权。她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那些处于困难甚至极端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获得基本的自由和平等。

“出身决定命运”的理论并非是为了炫耀我们有多幸运，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母亲和她们忍饥挨饿的小孩儿来说，这就是他们要面对的现实——对于数亿名出生在世界上其他环境艰苦地区的小孩儿，同样如此。（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如果你了解我母亲，或者只是看了查理·罗斯的那期访谈节目，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我父亲从不担心他的万贯家产将何去何从。正如我母亲所说，在我父亲一生成就的“记分卡”上，赚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至于赚来的钱怎么花，他从不上心。他对奢侈品不感兴趣，也无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喜欢的是投资中充满竞争的那一面，当他和其他人都读着相同的材料时，他会去思考市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问题，并想出一个获得丰厚回报的投资策略；而其他人却可能缺乏像他一样的耐心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无法像他一样脱颖而出。父亲知道母亲是个品性纯正、乐于奉献、聪明无私的人，于是他将自己的财富完全托付给她，让她去做一些对世界有益的事。

母亲一直激励着我，即便她去世了，我仍然想让她以我为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充分利用我剩下的30次机遇的一个原因。现在，我每天都会想起她，是她带领我们踏上了这段意义非凡又有满足感的旅程。对此，我深怀感激。

故事7 现实有一股坚果的味道

如果我的胃更加强健的话，我也许永远都不会去马拉维。

在地图上，马拉维这个狭小的非洲内陆国家看起来就像一颗狭长的玉米粒，坐落在非洲东南部的热带地区，北部毗邻赞比亚。该国最主要的地理特征就是坐拥马拉维湖，该湖2/3的湖区都沿着东边与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边境延伸开来。尽管马拉维水体庞大，但该国大部分可耕地的海拔都比马拉维湖高，因此耕地主要依靠雨水灌溉，且常常遭受干旱之害。马拉维人口稠密，极端贫困，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均蛋白质消费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其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且大部分居民家中都没有通电。马拉维人口增长稳定，据世界银行估算，这个小国大约有1 500万人口，这给该国本来就因多沙、强酸而难以开发利用的农业用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同非洲许多其他地区一样，马拉维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村庄还很落后，房子都是用红土做成的红砖盖好的，显得跟红土地融为一体，屋顶通常都用茅草覆盖。如果一户人家有些余钱的话，他们通常会选择带金属瓦楞波浪板的屋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地位的象征。篱笆和动物饲养区围栏是由木棍和树枝夹杂着绳索编织而成的。这里的女性穿戴肯加布，这是一种色彩鲜艳的大块布料，当地人常用它来做衬衫和婴儿背带。在乡村地区，很多人在集市里购买二手的衬衫、长裤和鞋子，这些商品都是有商业头脑的当地人从商贩那里进的货。此外，马拉维的很多物品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物资。若是看到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孩子身穿印有美国电视节目或者球队字样的T恤衫，这也很有意思。

在2006年，麦当娜来到了马拉维并先后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那之前，很多美国人都从未听说过马拉维这个国家。但对我而言，马拉维将永远象征着我对那些为全球发展和减少饥饿这一事业奋斗着的人们的敬仰与尊重。在任何一个你想要有所作为的地方，你必须亲力亲为，实地考察，才能了解当地独特的情况。这是你即便阅尽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都无法获得的真实情况。只有当你勇于探索除当地机场、会议酒店和民间组织的办公室之外的地方，你才能真正了解目前那里的当务之急和人民正在面临的挑战。

在麦当娜将人们关注的焦点聚集到马拉维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讲述马拉维饥荒的电视节目。据报道，马拉维人民饿到以地上的白蚁为食的地步，甚至还有一个视频，展示了马拉维人民用木棍将半个拇指长的小虫子从灰尘堆里拽出来的情景。

我从不畏惧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但在饮食方面，我的喜好很正常，我偏爱肉类和土豆。如果我都认不出当地食物是什么东西的话，我是不会吃的。一想到他们以地上的小虫子为食，我就不寒而栗——他们该是多么绝望啊！——我觉得我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订了机票，决定亲自去马拉维一探究竟。

我们计划与在马拉维有项目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会面。多姆和道格拉斯在利隆圭的机场迎接了我们，利隆圭是马拉维的首都和主要城市。多姆是位友好又能干的粮食计划署的地区干事，而道格拉斯是我们的司机。我发现马拉维是一个分外友好的地方，该国旅游局宣传称，它是“非洲的温暖心脏”。虽然这个国家很贫穷，但是我认识的很多去过马拉维的人都对当地人的亲切友善、热情好客大加赞赏。

我们计划走访的农业区在布兰太尔这个大城市以南，大约四小时车程。布兰太尔是以苏格兰探险家、传道士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博士的故乡而命名的，他在19世纪中期探索了整个非洲，而报社记者斯坦利最终找到了利文斯顿，这个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广为人知。

马拉维的贫困随处可见。我印象最深的情景之一就是很多赤脚的人沿着马路步伐一致地前行，女人们头上顶着水桶、粮食袋或是木炭捆儿，这在非洲农村地区是很常见的。然而，无论我去那里多少次，每当我看到那些看起来落单的孩子，或是看起来只有四五岁却背负着婴儿的小孩子走在车速可达50~60英里/小时的双车道上时，我都觉得不习惯。还记得有一次，我凝望着一片看起来人迹罕至的森林，然后突然意识到在这树林里面肯定有不少人在休息或行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当地较高的人口密度导致的。

道格拉斯有足够的胆量在这种道路上驾驶，而且还开得很稳。通向布兰太尔的主要道路是被修过的，路况还行，这里的问题不是交通拥堵，而是秩序混乱。路上的骑车者、牛车、孩子们和山羊群迎面向你袭来，就像电子游戏里成群的攻击者一般，而司机则永远采用躲避而非减速的战略。

我们从气候较为凉爽、湿润的马拉维中部驶向南部沙漠地带。随着低矮的灌木丛、草地、桉树、金合欢树渐入眼帘，偶尔还能看到猴面包树，我们越发感觉像置身在非洲大草原之中。猴面包树长相奇特，它有着巨大的树干，但树叶和枝条却很小，它的别名之一“倒置树”就体现了这个特征。它还有另一个别名——“死老鼠树”，这是因为它有不同寻常的果实。猴面包树树干的纹理凸出且似皮肤一般，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大象腿一样。

在非洲的农村，随处可见几个小孩儿成群结队、头顶重物的画面。（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路上只有几个可以停靠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商人、小贩聚集在加油站旁，在这里也常常能看到粮食商人们花钱购买一包包的玉米或是木薯，这都是贫穷农民在丰收时节的收成。任何有金钱交易的地方都有饮酒之徒、妓女和单车租赁，有时还有待售的轮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在路上向那些驶过的人们兜售类似烤串的东西，我随后会解释这个。

生吃还是油炸？

正当我们路过一家汽车停靠站的集市时，我向道格拉斯询问了有关白蚁的事情，并告诉他当我看到美国有线电视网的报道时我有多么震惊。他微微一笑，将车停靠在路边，指了指一个路边摊，那儿有几个平底锅正在低矮的烤架上加热。“你自己尝尝吧。”他说道，之后又向我解释，原来白蚁是一种时令食物，在整个马拉维都被视为美味佳肴。最贫困（也许也正是最饥饿）的人们买不起小贩那儿的油炸白蚁，而如果能在白蚁从蚁丘里爬出地面的时候抓住它们，他们会非常开心。

从最初开始调查这一“当地美味”到最终发现它与贫困毫无关系，我经历了很多。虽然最终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勇敢地尝试一番，但别人告诉我它们尝起来像带有坚果味的胡萝卜。

路边有各种小商店和商贩，售卖着包括衣服和食物在内的各种商品。如果你非要品尝这种烤串，最好还是不要问这是什么肉。（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当我们返回车上时，我仔细地观察了那些兜售烤串的人们，并注意到了那些悬挂在烤串边上的看似是黑色细绳的东西。道格拉斯再次咧嘴笑道，“那是水煮老鼠”。原来水煮老鼠是马拉维中、南部地区切瓦部落所喜爱的一道当地美食，他们通常会把整个老鼠连同皮毛、尾巴等一起吃下去。

我并非故意想要破坏你们的食欲，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要想了解一个地区农业和食物的根本情况，你必须深入底层，实地考察。在你看来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也可能会失败，原因可能是你始料未及的。比如，随着我越来越了解马拉维，我开始逐渐理解“鼠猎人”在当地部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是这个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你游历乡间时，你会看到缕缕烟雾从大草原或附近的村庄上升起，这其中很多都是“鼠猎人”点的小火。老鼠常常在玉米地旁的灌木丛和作物残茬儿下打洞，因此“鼠猎人”就通过火烧灌木丛和植物残茬儿——当地人称之为“垃圾”——促使这些老鼠逃入他们设好的陷阱。随后猎人们就会沿着蛛丝马迹挖出老鼠洞，将藏在那里的老鼠一网打尽。从始至终，“鼠猎人”都要时刻警惕那些将自己的洞穴“外包”给老鼠并在鼠道里安营扎寨的蛇。

如果你想在当地从事农业活动，那么“鼠猎人”是你必须理解的至关重要的一环。2012年，我的团队成员在考察一项由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赞助的种子发展计划时，与农场经营者布雷夫·辛普吉（Brave Simputi）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随后了解到，按照当地的文化习俗，“鼠猎人”有权进入别家的庄稼地里并烧掉作物残茬儿。布雷夫·辛普吉经营着名为Mpherero Anchor Farm Project的项目，他向我们解释道，当地的土地是“公家”的，也就是说土地是整个部落所有，而非个人财产。当地部落认为，猎鼠不仅是对土地合理正当的使用，而且可以控制鼠类数量，以保证它们不会泛滥成灾，吃光人们储藏的待售或是准备自家食用的食物，因此这是符合当地人利益的。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布雷夫正试图在这些农村社区中推广优质土地改良实践，而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在丰收后将谷物残茬儿留在土地上来增加土壤的有机成分，并保持水分。布雷夫解释说，他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在“鼠猎人”和村民间进行调解，促成双方妥协。他的团队正试图说服村里的首领，要求“鼠猎人”在一块地上捕获老鼠后将另一块地的谷物残茬儿转移到他们已经烧过的那片田地。

这种涉及“鼠猎人”的独一无二的情况体现了支援发展项目中的一种思路。在一国或一种环境中运行良好的战略，在另一个国家或环境中可能就不适用了。也许你能向农民提供清晰明了的信息，证实保留谷物残茬儿的重要性，你也可以提供一堆的论文材料来支持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身在马拉维中南部，却不将“鼠猎人”这一因素考虑在内，那么你注定会遭遇麻烦，可能还会挑起难以调和的矛盾。那样一来，部落首领将会介入其中，而你却不知他们会如何处理当下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不能从美国智囊推出的地理书或是经济模型里找到现成答案的。

这种情况甚至对于马拉维北部的人们也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你给我们部落的某人一只水煮老鼠吃，我们会呕吐的。”一个在有名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利隆圭朋友如是说道。

我承认当我听到他那么说的时候，我的感觉好了些。

每一年我都想着要减少出行次数，但是我只有亲眼目睹了当地的真实情况，才能理解这些资助项目的价值所在。有时候一个地方我甚至要造访几次才能了解清楚情况。我已经去过马拉维好几次了，这是极其有必要的。那里的人虽贫穷，但是他们活得有尊严，让人觉得温暖。那里的优质耕地有限，但人口密度却居高不下，而且还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我不再过多关注白蚁了，但是我也不再低估那些“鼠猎人”的重要性了。

故事8 饥饿的藏身之处

那是个10月的晚上，对于美国中西部来说，虽然有些干燥，却还不至于寒冷。午夜前夕，我们在出奇寂静的迪凯特市伊利诺伊街的一座小木屋前停了下来。我呼叫了代码10–60，以示我们到达。梅肯县的治安官和我都穿着制服，武器也都放在皮套里。在接受训练时，我们就被告知，最好不要对任何一次出勤掉以轻心。但我们觉得，这一次任务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我们有一份逮捕令。在这里，我们要和一个副治安官碰面，然后逮捕一个45岁左右的女人。她因偷窃衣物后以退货为名来换取现金而被起诉。

我们按响门铃之后，嫌疑犯打开了门。她看起来疲惫不堪，并在副治安官告知她将被逮捕并戴上手铐后放声大哭。房间里的情形既不暴力也不危险，只是很糟糕。一个看起来14岁左右的小女孩坐在一张脏兮兮的沙发上，还有一个大约12岁的腿上打着石膏的小男孩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在等待小女孩的阿姨来接她和她弟弟的时候，副治安官给那个小女孩录了份口供，而我则和那个小男孩说了会儿话。他十分沮丧地告诉我，他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关心他。在知道他将不得不离开家后，他显得坐立不安。

正当我们准备带走这位母亲的时候，她突然告诉副治安官她在屋子里替别人藏了海洛因。她说她想和我们“做个交易”。这时我听到那个小女孩告诉副治安官：“我永远也不会对我的孩子做出这种事。”很明显，这位母亲的决定给她的孩子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这时，我正巧看了眼对面的餐桌，上面放着一箱食物，我认得这箱食物是来自本地的一个食物银行。我不禁想：“如果没有这个食物来源，这些孩子该怎么生存呢？”

我住在伊利诺伊州的梅肯县。每个月我都会轮班20个小时来担任副治安官的助手。虽然这个工作是自愿的、无报酬的，但并不是名誉上的或者礼仪性的职位。因为我上班时要携带武器，所以在上岗之前，我还需要完成40个小时的州资格审查并通过武器水平测试。此外，我还宣过誓，当我和一个全职官员一起出勤的时候，我也是个全权执法人员。在这个县，像这样的岗位有12个。而同美国其他的一些地方一样，梅肯县的治安官通常是独自工作的。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在预算和物资紧张时期，给官员提供后备力量。而这个项目也让我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我家乡的饥饿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

金钱的味道

梅肯县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中心，也是美国中西部的心脏。与我们基金会资助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不同的是，梅肯县没有经受内战之苦，这里土质很好，公路、铁路四通八达，粮食存储量大。同时，这里还有许多大型的谷物输送机一年到头不断地传送谷物和大豆。农民完全能够自己掌控什么时候出售什么作物。这里没有腐败的农业部长，也没有部落起义，更不会随时更换农场主。

我总是在期待着回到我的家乡迪凯特，它低调、不浮夸，有种小城镇的格调。我的基金会总部在市区一座3层的砖房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门上甚至都没有我们的名字。一次，一名电工在大厅里为我们维修线路，而我们大厅里仅有的像样的装饰品就是一些装救济粮的麻袋，其中一个是印有“世界粮食计划署”字样的麻袋，里面装着要向利比里亚运输的大米。那之后的第二周，我们收到了那名电工的账单，抬头竟然写着“世界粮食计划署”。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那以后，我们便在门口挂上了一个小牌子。

我的家温馨舒适，家所在的小区也很安静。我喜欢走进我的厨房，在拿可乐的时候顺便看看冰箱门。这有点儿像德文和我自己那技术含量较低的脸书（Facebook）主页。冰箱门不大，德文在冰箱门上贴满了各种照片，还时常更新它们，其中包括我们的小孩儿、9个孙子、表亲和其他一些亲密的世交的照片，以及学校的、团队的和度假的照片。不同于我在旅行中拍摄的照片，冰箱上这些照片里的人都是健康快乐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迪凯特能给我充电，部分原因是它就在我的农场附近。我的一个大农场在离它25英里以南的地方。每到播种和收割的季节，我的心中就会充满略带紧张的期待感，这种感觉很熟悉。在农场中，你有很多要做的事，有很多你想要去做的事，但也有很多你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事。你总想把粮仓打造得尽善尽美，总想通过完善排水和施肥的方式来提高某块地的产量。在播种和收割的时节，我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相比，在这里，专心务农更是当务之急，而且切实可行。

迪凯特不仅是阿丹米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加工工厂。阿丹米公司是迪凯特的地标。它那白色的砖石建筑赫然耸立在城镇的东边，巨大的烟囱常年吐着气。它在全球有9个玉米加工厂，它们每天可以加工260万蒲式耳玉米。同时，阿丹米公司还拥有26 000辆轨道车、1 500辆拖车、1 700艘驳船，甚至还有8艘远洋船舶用以运输谷物。工厂向空气中排放的废气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有的人说，这是煮玉米的味道，而其他人的描述就没这么委婉了。曾经和我一起工作的阿丹米高管们称它为“金钱的味道”。梅肯县大概有18 500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他们每天都能闻到这种四处弥漫的味道。

自我们1992年搬到这里以来，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迪凯特的财富正在不断缩水。那时，迪凯特的人口大约为85 000人，而现在，已经减少到约76 000人。同中西部许多中小型城市一样，迪凯特当年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繁荣起来。但随着诸如费尔斯通公司（Firestone）这样的企业关停了旧的工厂，并转移到其他城市和地区，迪凯特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而与附近的城市相比，迪凯特的境遇更为艰难，而且其工人构成中缺乏白领阶层。而像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是伊利诺伊州的首府；布卢明顿也拥有伊利诺伊大学、州立农业保险公司（State Farm Insurance）以及三菱装配工厂；香槟市还有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和许多高科技公司。

我以前的雇主阿丹米公司同另一个食品加工公司——泰莱公司（Tate & Lyle）成为迪凯特吸收就业的主力。卡特彼勒公司也在迪凯特有一个加工厂。这些公司发展得很好，但是其他的公司却迁走了。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失业和离开，迪凯特房地产的价格被拉低，税收减少，用来支持当地社区服务的经费也减少了，同时，迪凯特还要吸引外地人来这里工作，创造财富，以达到收支相抵。我在社区机构工作的朋友们告诉我，现在只有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还在增加。一旦这种趋势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多元化的经济的话，迪凯特就很难摆脱现在的困境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只专注于全球问题。每当我开车经过我农场旁边的一些小型农村社区时，都能很明显地看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资源十分匮乏。我们的确投资了一些社区项目，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可以从迪凯特找到一些慰藉，让我看到粮食安全问题的希望，但是现在我意识到，这只是我的幻觉。

2008年圣诞节后的一天，我碰巧和一个同事莫莉·威尔逊（Molly Wilson）在我们基金会市区的办公室相遇。莫莉和她的丈夫迈克已经在迪凯特住了好多年，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适合组建家庭的地方。很多年来，莫莉都在一个叫作好心人旅馆（Good Samaritan Inn）的救济站做志愿者。她目睹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小孩子来到这里寻求救助。我从当地居民那儿听说，即使设施简陋，好心人旅馆救济站也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该救济站刚刚宣布，它获得了一笔资金，用来建造一座新的大楼，以扩展救济站的服务。看起来，是时候去探访一番了。

寒风中，有各个年龄层的人在外面排队。莫莉和我走进去之后发现，虽然里面光线不足，空间狭小，但你可以从分发午餐的志愿者身上看到一种伟大的精神。

莫莉把凯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介绍给我认识，她是这个救济站的管理人，让我印象深刻。她和许多伟大的母亲一样，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她不仅能在和你谈话的时候全神贯注，还能同时注意到是不是有人扛的物品太重，或者20英尺外有人将东西放错了位置。这时，她会抬起头，在不打断对话的情况下，快速大声地纠正别人的错误。

那天来领取食物的人多得让我震惊。我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你们给多少人提供食物”，“你们从哪里得到支持”等。很明显，这个救济站经费有限，但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却创造了高价值的服务。凯瑟琳跟我解释了一番在特定的某一天影响来领取救济餐人数的因素有哪些。例如，在公车不运行的日子，人数就会暴跌。相反，每个月都有一趟公车载满刚从州监狱释放出来的囚犯来到这里，每到这时候，人数就会暴涨。

正如美国很多其他地方一样，迪凯特的饥饿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人们站在街上寻求援助的场景越来越常见。（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在我和她交谈了两个小时之后，我问了她一个她答不上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他们的业务预算的。她看着我，皱了皱眉，说道：“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请稍等。”她拿出手机，给董事会的一位成员打了个电话，问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细节。最后她跟对方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随后，她将电话搁在肩上，对我说：“不好意思，这个问题现在没法回答。你可以留下你的名字和电话，我们稍后再回复你，可以吗？”

在我告诉她名字之后，她转告了董事会成员。那人将所有的账簿都带了过来，以便我们核查一些数字。

凯瑟琳专注于粮食银行的运作。我们讨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样的服务明明对于社区十分重要，而社区领导却不乐意公开支持甚至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像是自己的橄榄球队里面有美国橄榄球联盟（NFL）的首席弃踢手一样——如果他上场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就不得不承认你们的进攻有问题。我们的城市应该以拥有这个救济站而自豪，它帮助了很多吃不饱的人。但它的存在也确实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公民领袖真的在努力为我们创造就业岗位，帮助流离失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自食其力吗？而我们，又真的尽己所能地帮助社区重建繁荣了吗？

那天成为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经历，它改变和拓宽了我的思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如果对“全球”两个字是认真的话，我怎么能忽视自己所在的城镇和我的街坊邻居正在面临的饥饿和粮食不足问题呢？现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但我似乎还能在空气中感受到她灵魂的存在。她生前一直是奥马哈社区服务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特别是，任何与孩子相关的服务她都格外支持。在美国，粮食不足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那天，有很多小孩儿在救济站周围跑来跑去。我意识到，我必须着手应对全球粮食问题。

我承诺我们的基金会要帮助他们建设一座新的大楼，条件只有一个，市议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到好心人旅馆救济站作为志愿者轮班一次，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到自己所在城镇的粮食问题。而凯瑟琳担心他们会做不到。我就告诉她，她可以去提醒一下他们，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愿意卷起袖子来救济站工作一次，100万美元的捐款就会付之东流，这种事若是被媒体报道了，他们的颜面何存？

美国的饥饿问题常被隐藏

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饥饿问题在美国也存在，只是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存在的广泛性和隐蔽性。我曾在阿巴拉契亚待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西弗吉尼亚一些贫苦的地方，那里的人们都只能勉强维生。在那里，我给一个名叫埃弗里特的人拍了照，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们驱车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刚好在门廊取信。他看起来瘦骨嶙峋，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天晚些时候，我再次路过那里，又看到了他，便和他聊了会儿天，并给他拍了照。他是一个老兵，会非常自豪地对他挂在前廊的一面旗帜敬礼。但他是一名帕金森病患者，生活十分艰难。结束拜访之后，我托付和我一起走访的当地的一个机构代表把照片拿给了他，他对这个代表说：“让那位摄影师回来，再给我拍几张穿制服的照片吧。”我很想那么做，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找不到他了。随后我才知道，他去世了。

在我离开前，这位名叫埃弗里特的老兵用一只手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另一只手则放到我胸前，说道：“上帝保佑了你。”（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这次会面对我影响深刻。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只要说到美国的饥饿问题，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埃弗里特的画面。我一直知道这个地区的贫困问题非常引人注目，但是直到多年之后去过了好心人旅馆救济站，我才将那里的贫困问题和遍及全美的饥饿问题联系起来。当我知道每6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粮食不足的时候，我十分震惊。我了解到，无论是富裕的市郊还是多产的农业地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县城都有无法保证一日三餐的人。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一旦遭遇了失业、个人危机或严重的疾病，就会立马陷入经济困难，进而遭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

对于美国家庭来说，食物花费是每月弹性最大的开支。每月的房租、公共设施费用、交通费用和保险费用都是硬性支出，所以对于勉强维持生计的人来说，他们会先支付这些费用。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的人有房有车有工作，却为食物发愁的原因之一。所以，如果父亲失业了，母亲工作时数被削减了，家庭的食物开支就会受到影响。当现金短缺时，他们会买更省钱的食物（通常来说是没有营养的食物），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补给食品，比如用发给失业者或贫民的粮票换取食物，或者去救济站和当地的粮食银行领取食物。在自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中，粮食不足人口的比例也在上升，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在购买昂贵的药物、进行车辆的维护和购买食物中做出选择。

好心人旅馆救济站的经历使我专注于这个问题，并想更深入地探索我们社区的饥饿问题。一个周六，我和迪凯特的上门送餐服务小分队一起去发放食物。我们去了3户人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3户人家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房子都十分干净整洁。如果从人行道上看，房屋的主人应该都是生活体面的人。你绝对不会在开车驶过这些街道的时候想到“这里住的是穷人”。

而他们却各有各的不幸，在此之前，我从没思考过这些。第一个家庭的夫妇为了离自己的儿子近一些，从南部的一个州搬过来。但是自从他们搬来，儿子很少关心他们。丈夫现在处于老年痴呆症的早期，几乎起不了床。妻子彬彬有礼又热情友好，却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十分悲哀。她和丈夫穷尽一生辛苦工作，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前段时间，她摔坏了脚踝，这使她行动不便，无法开车或者负重，因此上门送餐服务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

我们所到的第二个家庭，主人瘦得像根电线杆，他在门廊里的一台小型供暖器前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的侄子及侄子的朋友正在一台小电视前看橄榄球比赛。他很亲切，对我们送来的食物也心怀感激。然而无论他对我们说什么，那两个20多岁、戴着眼镜的青年都会发表一些或嘲讽或自以为是的评论。这个人也是位老兵，并且曾经在餐饮行业工作过。他看起来是个好人，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尊重。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离开之后，那些食物他能吃到多少。

我们那天所到的最后一个家庭，主人是一个退休的学校食堂经理。她的家十分整洁，装饰得也很温馨。她已经90岁了，有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她言谈犀利，诙谐幽默，让我想起了童年时期最喜欢的人之一——我温和善良的凯蒂婶婶。去购物或是站着准备食物对她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她坐在轮椅上，无论是去杂货店购物还是站在炉子旁煮饭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并非一定是因为贫穷，你才不去花钱请人来帮你购物或煮饭。上门送餐服务对她来说帮助很大，能让她在自己的家里独立生活。她跟我坦白，她一直注重健康膳食，所以饮食上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偶尔想吃吃炸鸡大餐。第二天，我给她带去了一桶肯德基外卖，她开心极了，她的笑容让我一整天都心情愉快。无论你是在迪凯特还是在亚美尼亚，抑或是在达尔富尔，每个人都想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并受到大家的关心。

我们的基金会帮助好心人旅馆救济站新建了一栋配有现代化厨房和仓储功能的大楼，这个举措广受好评。同时，好心人旅馆救济站也迎来了一位新领导人——爱岗敬业、热心工作的布伦达·戈雷尔·皮亚（Brenda Gorrell Pyat）。当地超市捐赠了大量的食品，因此布伦达正努力用每个月8 000美元的预算，平均每天为300人提供服务。

我最后一次造访是在2012年，布伦达说人们对于服务的需求一直在稳步增加。对于大概1/3的接受服务的人来说，这一餐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我是和一些主顾一起去的，这其中包括一位97岁的开车前来吃午餐的老人，他的名字叫鲍勃，跟他握手的时候，我问道：“你好吗？”他一边向我竖起大拇指，一边回答：“反正还活着！”鲍勃是一位“二战”的退伍军人，衣衫褴褛的他曾在镇上的老史丹尼工厂里工作了很多年。鲍勃生活不易，这热腾腾的饭菜显然对他的生活十分重要。

餐桌旁还有个人独自坐着，救济站的人都叫他“诗人”。他的名字是维克托·韦尔泽（Victor Welse）。维克托带着一个背包四处旅行，里面装满了他写诗和作曲用的纸。我们交谈了好一会儿，他的经历让我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饥饿。他也是个老兵，但接受过电工的训练。他向我们解释道，他是19世纪70年代迪凯特市招募的第一位非裔美籍电工，当时做着交通信号灯修护的工作。他还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交通灯一旦出现故障，他就会及时出现。那时，那里通常会有警察指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当他从人群中走出来准备修理破损的信号灯时，警察通常会大声叫他回去。他翻了个白眼，说道：“他们想不通怎么会有一个黑人拿着工具向他们走来。”维克托说，他曾在加利福尼亚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靠维修复印机，每年可以挣5万美元。但是婚姻失败后，他开始吸毒、酗酒。近几个月来他无家可归，他人生中已经有好几次无家可归的经历了。“喝酒和吸毒，”他说，“可以疗伤。”

他给我看他的诗，写得非常好。他对他写的一首叫“迪凯特——沉默，绝非沉沦！”的诗尤为自豪。可见他是如此热爱这座城市。这个男人很有才华。

那天在好心人旅馆救济站的还有一些瘦骨嶙峋、紧张不安的客人，从他们牙齿的损坏情况来看，他们很有可能是冰毒的吸食者。自从我从事治安官的工作以来，我越来越了解毒品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怎样的伤害。我不喝酒，不吸毒，而且我一直以来都难以理解那些瘾君子，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有儿女的瘾君子，我对他们感到失望。每当想到他们的孩子的生活，我都不禁感到难过。我很清楚，这个问题可能困扰到各个社会阶层、形形色色的人。我有一个表亲，就死于滥用毒品。但是我又提醒自己，克服毒瘾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是至关重要的。无论那些瘾君子犯下了怎样的过错，他们的孩子都需要吃饭。

我从事治安官的工作是因为我对美国的执法部门有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压根儿没有法律法规的地方。富人和穷人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在那里，穷人往往不相信警察会践行正义，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不会依靠他们。因此我想要理解这种建立专业执法机构所需要的培训和理念。

现在，我对于“维持和平”这一任务的挑战性有了更好的理解，即使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平的、自由的国度，这种挑战依然存在。但是这也给了我一些新的领悟，我理解了一些家庭为什么沦落到了今时今日的状况，他们是怎样艰难求生的，以及一些孩子在父母失足犯错之后承受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在美国，大约有1 600万儿童不知道下一餐在何处，食物银行里的一箱食物对他们的重要性也许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第二部分
勇气、胆量和希望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摄影师的缘故，所以每当我思考饥饿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方方面面时，我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一张张我见过的面孔。

在这一部分，我会叙述我遇到的一些人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些通过自己的无私奉献，一些通过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向我们展示了如今粮食安全问题真真切切地存在，但无一例外，他们都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前几个故事的主人公经历了饥饿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折磨。后面的故事则讲述了充满使命感的英雄们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致力于应对粮食问题。

现如今，对抗饥饿问题不仅仅涉及食物的生产和分配，还意味着与无知、腐败、暴力和冷漠做斗争。这种斗争总是困难重重，充满危险。

故事9 爱你，但终不能拯救你

（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她戴着一串简单的项链和一个小小的手镯，很显然，有个深爱着她的人试图用这些来让她看起来与众不同，要知道这些首饰在尼日尔南部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庄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了，而尼日尔又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个小女孩的母亲前年去世了。她和她的祖母住在一个用芦苇搭起来的茅草屋里，那里的气氛阴沉压抑，我简直不忍心多问她问题。

但是，我还是给她照了相。

很难看出她的年龄。她看起来大概4岁的样子，但是她应该已经9岁或10岁了。因为小孩儿如果从出生就一直严重营养不良，是会阻碍发育的。她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她脸上那饱受折磨、痛苦不堪的表情就像梦魇一样萦绕在我心头。

我听说饱受饥饿折磨的人通常会有两种典型的形象。这个小女孩的腹部肿胀——这是一种与蛋白质缺失有关的症状，在非洲大陆和那些发展缓慢并长期遭受饥荒的地区很常见。患有这种症状的人手脚枯瘦如柴，肚子却很大，乍一看很奇怪，这是由于他们体内循环的血液中渗漏出的液体导致的水肿造成的。血管需要日常饮食中的蛋白质和盐来维持健康的机能。在缺少或者没有正常饮食中的蛋白质的情况下，血管就不能承载管内的液体，渗漏出的液体通常就会积聚在腹部（有时也会在脚部或腿部）。一般来说，这些积聚起来的液体会被身体自动清理，但是她发育不良，手臂和腿上几乎没有一点儿肌肉，也没能从日常饮食中摄取其他的营养物质，所以她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排除这些液体，它们也就留在了体内。她的身体机能，包括免疫系统的那些功能，没有一项是运作正常的。

另一种与严重饥饿相联系的体型，我们常常能在难民营中看到，这些人因为饥荒或战争冲突而流离失所。对此，我们只能用消瘦憔悴来概括。“二战”集中营幸存者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形象：你似乎看一眼就能数出他们有几根骨头，但即便瘦成了这样，那一层皮囊对他们干瘦的身体来说，似乎还显得有些宽松。这样的体型在那些心血管功能比大肚子小孩儿强大一些的人群中更为常见。

这两种营养不良都是典型的严重急性营养不良（SAM）。

好消息是，当今的医疗和急救人员可以扭转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对像那个尼日尔小女孩一样的孩子们造成的伤害。现代的医疗手段包括用一种特殊调制的食物治疗，它包含了人体所需的用来修复与再建组织的营养物质。在过去，“再投喂”（Refeeding）的实现方式是，提前准备好特别配制的牛奶，让病人在诊所里持续服用5~6周。但是在1996年，法国的研究者研制出了一种叫作即食治疗性食品（RTUF）的新型营养品。它由花生面团、奶粉、糖、食用油做成，并添加了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用时从铝箔包装里挤出来即可。这种即食治疗性食品，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花生营养补充剂”（Plumpy’Nut），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小孩儿所食用，因为它很方便，患者无须专程去诊所。食用者的身体状况在6~8周左右就会有极大的改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内科医生那天告诉我，把一个孩子从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中解救出来的成本大约是45美元。

而坏消息就是，像在尼日尔那个村子里的人们一样，有些人还没有接触到这种医疗喂养手段。我拍的那个小女孩几天之后便离开了人世。

这个世界上还有约10亿人没有食物保障，很多人可能领会不到这有多残酷。但是我明白——现在我也希望你能感同身受——记住这张饱受饥饿折磨的脸庞吧，记住这个尼日尔女孩所承受的苦难和这场她本可以逃脱的悲剧吧。如今这个世界上有至少2 000万的孩子备受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的折磨，至少有100万不到5岁的孩子因此去世。

关于饥饿儿童的文章已经让人不忍卒读了，但要是亲眼见到这种苦痛更是痛上加痛，而最为痛苦的便是亲身去经历它。如果我们对这样的悲剧熟视无睹，那么这个尼日尔女孩所承受的痛苦还会继续蔓延到更多人的身上。

故事10 无营养食品

刚刚采摘的玉米穗在暗沉的波纹金属屋顶的映衬下散发着明黄色的光芒。11岁的危地马拉女孩玛丽亚，爬到高处将玉米穗挂在椽子上。人们用这种方式悬挂玉米是为了防止玉米被啮齿类动物偷食，同时也想通过空气流通来避免玉米发霉。她的祖母站在屋顶下的窗户旁，身着亮绿的传统麻布绣花衬衫，抬头看着太阳。屋顶上可爱健康的女孩，神色宁静，专注于手头的工作。至此，这画面没有呈现任何苦难。我拍摄的这张照片显得静谧祥和，然而当我看着它的时候，却有一种与之相反的痛苦的感觉。但是我仍会直视这张照片，因为它让我想起，世界上，甚至是我们国家的那些生活在阴影之下的一张张饥饿的面孔。

在危地马拉的托托尼卡潘，我遇到了玛丽亚。在那里，每16个儿童中就有1个因为营养不良，不到5岁就去世了。那么，看上去健康的玛丽亚算是个特例吗？因为她的家庭比较富有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和村子里大部分孩子一样，玛丽亚的主要食物也是玉米和大豆。2007年，我走访了危地马拉，看到许多孩子有着圆鼓鼓的脸颊和壮硕的身体。然而我随后意识到，这并非是健康的表现。那些我原以为只有6岁的孩子实际上已经10岁了。他们虽然并不消瘦憔悴，但因为没有摄入足量的微量营养素，所以就不能健康正常地成长。虽然玉米和大豆足以填饱肚子，但是这种饮食结构缺乏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A、铁和碘等。

当她把看起来充裕的粮食挂起来的时候，我们或许很容易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和危地马拉的很多小孩儿一样，玛丽亚和她的家庭饱受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的痛苦。（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微量营养素缺乏症是一种普遍的疾病。比如说，全球大概有20亿人患有缺铁症，2.5亿儿童缺乏维生素A。导致脑部损伤最普遍的缘由就是缺铁症，同时缺铁症也是最易预防的，但是在全球54个国家中，缺铁症问题仍然存在。而危地马拉在与所有这些营养缺乏症做着抗争。全国5岁以下的儿童几乎有一半长期遭受营养缺乏症之苦，30%的孕妇都营养不良。即使像玛丽亚一样可以活到5岁并且长成少年的孩子，他们也会有贫血症、甲状腺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以至于无法抵抗类似于麻疹这类本可以痊愈的传染病。

营养不良的问题从胎儿还在孕妇的子宫里就已开始了。营养不良的孕妇无法向胎儿提供足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使宝宝无法正常生长。而患有营养不良症的孩子经常无法集中精力，脑部发育不完全，以致以后不能上学。他们还有发育障碍，无法长到正常同龄人的高度。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患者需要通过卡路里和营养物质的及时供给才能渡过难关。然而，食物安全是个长久的问题，同时要顾及从婴儿到老人的所有人群。从孩童时期就开始的营养不良最终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免疫力低下、心理障碍和发育异常。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专家说，人们对于全球的营养缺乏现象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营养不良是近期才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人与环境相处得不和谐，或是人们对传统饮食习惯的摈弃。

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科学家表明，早在一万年以前，人类从靠狩猎生存进化到靠农业生存的时候，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而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改变了全球的饮食方式——人类的主要食物变为谷物和块茎作物。和狩猎相比，虽然种植农作物体力消耗较少，但是粮食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却比肉类少。同时，人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适应（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一万年很短暂），所以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营养不良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同时它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摄入人体所需的卡路里，就不可能从食物中摄入足够多的营养成分。美国就有营养失调的病态肥胖人群，因为他们虽然吃肉，但是没有达到像狩猎者一样的运动量。同时他们的饮食通常是含高脂肪、高糖分的加工食品，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的缺失会影响他们的免疫系统，引发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并发症，比如说骨质疏松、皮肤病等。

我们团队的一位同事最近和一名加州的儿科护士进行了交谈。她解释了为何调查表明，在加利福尼亚著名的纳帕酒乡，拉美裔雇农的孩子普遍患有缺铁症。年轻的时候患有缺铁症会对脑部发育造成终生缺陷。她说：“我们需要教育这些家庭，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他们的孩子，他们中有些人将钱寄回他们在墨西哥或者其他国家的家里，省吃俭用，每晚只给孩子喝速溶汤，但是没有给孩子们提供足够的肉食和新鲜蔬菜，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

导致营养不良的一些特定因素与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相关。世界上不存在亘古不变的伊甸园。人类学家认为，从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起，文明就因为各种“自然”因素而消失殆尽。受到天气变化、新动植物的出现或消亡、病原体涌现的影响，我们赖以为食的生态系统正在改变。相应地，由于发生饥荒或者旱灾、家禽死于极端气候、主要粮食作物患病或者被害虫摧毁，人们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迁移。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在19世纪，当土豆荒使爱尔兰的粮食储备不足时，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一些科学家认为，包括希腊、罗马、玛雅在内的文明的衰落，一大部分原因是人们过度操劳，无法保护土壤。

在中美洲的许多地区，当地人民能够种植含有维生素A等重要营养素的绿色蔬菜，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种植绿色蔬菜的传统。通常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而且几乎没有接触过有关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建议，只是种植一些大部分人会食用的作物。他们吃大量的玉米粉烙饼和大豆，所以有充足的蛋白质，也可以吃到饱。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是微量营养素的缺乏导致他们的孩子失明、甲状腺功能紊乱和其他一些代谢失调。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应当了解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使饮食多样化，种植各种绿色蔬菜，有时也要加强营养调节，以纠正饮食失衡。

营养强化是解决儿童营养不良和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的重要干预手段。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危地马拉的农村分发了一袋袋的营养强化粮食。（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没有粮食保障不仅意味着人们缺少保持精力所必需的卡路里，也预示着缺少营养元素的摄入，而这关系到孩子能否在关键阶段正常成长，以及每个年龄段的人们是否活得健康。玛丽亚的那张照片不断地提醒着我：活着并不等同于活得健康，实现粮食保障没有捷径。

故事11 小克洛米特

他敞着灰色的衬衣，露出胸口中间的疤痕，大约有面包刀刀刃那么宽。伤口恢复得不错，但仍然让人觉得不寒而栗。2008年，在塞拉利昂乡下的一个空荡荡的校园里，我和HWB见到了这位年轻人。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他显得战战兢兢，充满警惕，他的目光不时扫过我们周围的开阔区域，眼神空洞麻木。他20岁，每天靠着几美分生活，偶尔才有一点食物援助。这张饥饿的脸上显示的不是生理上的食物短缺或是营养不良，而是从孩童时期就走投无路、挣扎求生的辛酸历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饥饿总是与战争结伴而行。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冲突地区经常会看到士兵们把人们赶出他们的土地，偷窃粮食，甚至把饥饿当作一种军事战术使用。是否给敌军或是战俘进食是一个有力的砝码。然而，有时作恶多端的人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

在我们到访期间，媒体正关注着“冲突钻石”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血钻》（Blood Diamond）。这部影片上映于2006年，由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让人们认识到：钻石这种奢侈品的真实价值是通过榨取这个星球上最穷困之人的血汗乃至生命得来的。故事围绕着塞拉利昂的一个穷苦农民展开：他在武装分子监控下的肮脏泥泞、环境恶劣的钻石矿井里工作时偶然发现了一颗巨大的钻石。在叛军把他带到科诺挖钻石用以支持内战时，他的儿子被革命联合阵线（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RUF，以下简称“联阵”）的暴徒们残忍地带走了，并成了一名娃娃兵，而他的家人则流亡到了难民营。

电影改编自发生在塞拉利昂的真实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在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的支持下，“联阵”得以成立，这是一支雇佣兵反叛部队。（2012年，因其在任总统期间实施的残暴行径，国际刑事法庭判处64岁的泰勒50年有期徒刑。）为了控制利比里亚边境附近丰富的钻石资源，泰勒煽动塞拉利昂内乱并恐吓该国人民。而“联阵”在塞拉利昂绑架了成千上万名像电影中的男孩和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一样的孩子们，他们扫荡村庄，有组织地屠杀村庄首领、老人、政府工作人员和无辜平民。据估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2年内战正式结束，约造成了5万人死亡，超过半数的平民流离失所，其中数万人迁至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电影中有这样恐怖的一幕：举着大刀的“联阵”士兵抓着村民，把他们的胳膊架在树桩或桌子上，问：“长袖还是短袖？”意思是：你是想从肘部以上还是以下把胳膊截了？

到我们去塞拉利昂时，这个国家稳定、和平的局势已经持续了五六年。但是战争的阴影还残留在幸存的人们心中，并将终身笼罩他们。我们了解到，政府为了把钻石开采权卖给外国企业，将很多人赶出了他们的土地。成千上万的寡妇们要在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抚养她们的一群孩子。不说大屠杀和难民，单是“长袖还是短袖”这一酷刑就造成了约27 000人被截肢，有的甚至失去了双臂。还有包括退役士兵在内的很多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现在在钻石矿工作，每天只能挣到几美分。

我参观了科诺和凯内马地区的钻石矿区，发现好莱坞并未夸大情况的可怕程度。在塞拉利昂的钻石矿及其他矿井中，几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财富都是靠这群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从地底下挖出来的。2012年，在187个国家的联合国发展指数中，塞拉利昂排名第177，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足2美元/天。

长期以来，非洲丰富的资源已经变成了当地贫苦百姓的一个噩梦。一个主要由石油、黄金或是钻石资源支撑起来的政府，根本不需要关心税收或是选举，腐败的领导人可以变卖国家资产。这种政治上层对于资源财富的盗用，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也从根本上断送了民主的可能性。

虽然塞拉利昂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当我走访矿区，亲眼看到其中的真实情况时，我意识到：连年战乱已经毁掉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纽带。8岁大的男孩要扛着一袋袋的泥土和石块往返于矿坑和分拣清理区之间，他们因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而显得精瘦，身上一点儿脂肪都没有。矿工和警卫之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我在想：要是前几届领导人必须要靠公众支持，公开投票选举才能上台，那么矿区这种恐怖的、每天像奴隶似的劳动却只能换得几分钱或者一杯米的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

在没有希望的地方，生命变得廉价，暴力就是权力。一次，在一个池塘泥泞的岸边，矿工们正分拣着石块寻找钻石，周围是手握铁镐和大刀的警卫。我们朝他们走去时，警卫注视着我们。我把相机藏在身侧，想偷偷拍下几张当时的情形，可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很大，警卫开始冲我们嚷嚷并手握武器向我们走来。我们连声道歉并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往回走。我的向导解释说，这些警卫还有很多矿工都曾是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脾气暴戾，咄咄逼人，又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后来，向导为我和一名矿工安排了一次对话，他摆脱了雇主的视线，对我说：“他们是在把我们一天天地送进坟墓。”

小克洛米特

通过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合约，我认识了一位中间人——在乡下他们被称为“召集者”。这些人为那些想在塞拉利昂做生意或是获取情报的外国人安排会谈，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这完全不是我平时做生意的方式，但这是唯一的、能接触到之前参与内战的士兵的方式。我想要了解这些人所经历的一切。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关注，召集者坚持让我们以小组的形式，在离城镇很远的地方会面。我们一共见了10个退役的娃娃兵，通常一次见三个。他们是亲身参战的男孩们和被劫走做“联阵”长官及士兵的“妻子”的女孩们。这些现在已经是女人的女孩们，经历过残酷的强暴和奴役。那些绑架者有时为了娱乐或是满足自己的施虐癖，也会让她们去折磨甚至杀死那些他们要扫荡或是威胁的平民。

穿灰衬衫的男孩不肯说出他的真实名字，而他的丛林名字是小克洛米特（Little Cromite）。丛林名字和行动代号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暴行的残忍程度，而这些暴行塑造了这些娃娃兵的一生。我们还见了一个叫“片甲不留”的孩子。他们向一个名叫“血官”（CO-Blood）的人报告——“血腥指挥官”（Commander Blood）的简称。他们发动了名为“不留活口”和“捣毁一切”的突袭行动。铬铁矿（chromite，与克洛米特的英文cromite相近）是一种由铁、镁和铬组成的矿物，一种和铁混合之后可以产生用以制作刀具的不锈钢的坚硬金属。小克洛米特的经历让他像铁一样坚硬无情。

小克洛米特说，他被从卡布拉带走时只有6岁，“联阵”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母亲，将她开膛破肚。只有跟着这些杀了他母亲的人，他才能活着。当部队四处转移时，他因为太小不能扛着枪行军，所以他们让他用一根绳子捆着枪拖着走。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他的指挥官就在白天给他注射可卡因，让他有力气作战、杀戮和拷打。在晚上给他吸食大麻以便对他进行控制。9岁时，因为他拒绝吸食更多毒品，他的指挥官划开了他的胸膛，留下了一个离他心脏只有几寸距离、像投币口一样的伤痕，用来往里面直接塞可卡因。

遇到小克洛米特时，我坐在一片空荡荡的、被遗弃的学校空地上。他问我能否帮忙把他送到索马里，在那里当个雇佣兵继续打仗。他饱受饥饿折磨，又没有工作，但是知道如何用枪，这是他在6岁时被“联阵”绑架后学会的。
（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曾读到，心理学家认为，如果绑架者擅长心智控制，那么任何俘虏都会逐渐习惯于杀戮和拷打。小克洛米特的噩梦始于母亲的死，之后他又在长期吸食毒品的环境下长大。他被告知：要么选择杀人，要么他的双手就会被剁掉。他是这样一个流动军团的一分子：他们会把一家人锁在屋里然后放火烧死；在这个团体中，告密者会被人刺穿上下嘴唇然后用锁穿过伤口再锁起来。他向我们描述说，一次，两个士兵因为争论一个孕妇怀的究竟是男是女而剖开了她的腹部。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甚至还没有把最恐怖极端的故事讲出来。一个女子曾对我说：“我们看到了永远都不该有人看到的事情。”她说这话时的表情，我终生难忘。

我一直都非常关注这些受害者在冲突和冲突后这段时间内的情况，原因之一是，当你倾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明白这些经历在每个像小克洛米特一样的个体身上留下的持久的创伤。娃娃兵们被迫与家人分离，走上施暴的不归路。因为被迫犯下那些滔天罪行，他们的人性被从灵魂中剥离，不复存在。他们曾是受害者，现在也依然是。当战争结束时，留给他们的是什么呢？他们除了会打仗之外，目不识丁，没有生存技能，有的只是精神创伤和根深蒂固的毒瘾。

现在有少数组织已经进入了塞拉利昂，努力训练这些曾经的娃娃兵从事农业或其他行业，但很难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创伤。在城外的一所未完工的学校大楼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面谈，有一个退役士兵发现之后试图闯入会场。我发现，一些以前的娃娃兵当着他的面与我们交谈时甚至十分紧张。他的眼睛里闪露着野性的光芒，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我可以做给你们看！”他不停地吼着这句话，细数着他和其他士兵们可以实施的暴行。不止我一个人开始感到担心——担心他真的会这样做，他似乎有极其强烈的愿望想要现在就杀掉一个人，来向我们展示他在“联阵”里学到的技术。

在同我交谈的曾经当过娃娃兵的人中，有不止一个人对于他现在享有的“自由”——如果可以称之为“自由”的话——感到无所适从。我猜想这就和在监狱里待了20年的罪犯被释放之后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既定的规则需要遵循，他们必须独立思考。许多罪犯在被释放几天后又重新犯罪。有一个娃娃兵小声地说：“以前我有一日三餐、一支枪和一个女人，这比我现在所拥有的要多。”当一个人挨饿绝望的时候，对生活只有最基本的需求。

尽管在当娃娃兵时有过那样的经历，在我们走之前，小克洛米特还是问我能不能把他送到索马里，在那里当个雇佣兵继续打仗。我相信，一个曾经体验过家庭温暖的孩子，尽管受过苦挨过饿，也不至于沦落到为了自己活命而去杀害或拷打别人的地步。但曾是娃娃兵的罪恶体验还是把许多这样的年轻人推向了道德的边缘。

我们的基金会资助了一些项目，试图教育、引导那些曾经的娃娃兵们参与生产活动，比如农业生产。但这并不容易，当地的农民常常对他们怀有憎恨和恐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走访钻石矿时，我又想起了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就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现成的军队，他们愿意为了食物而做任何事情。然而如果我们忽略他们，不努力把他们带回生活的正轨，他们童年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邪恶与愤怒就有可能继续以新的方式爆发出来。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食不果腹，担忧自己的未来，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就有可能以食物作为诱惑，把他们引向人性最黑暗的角落。食物就是力量。

故事12 廷巴克图之悲

当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常会听到人们提及廷巴克图。这个西非城市的名字不仅带有异域风情，而且人们总会拿它来打趣。当人们要泛指那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就会用到这个词。例如当你看到别人装满行囊，像是要去进行一段苦行僧般的旅行，你就可以说：“你看起来像是要去廷巴克图啊！”

2003年的时候，我去了廷巴克图。它是马里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位于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是这片广袤的不毛之地上的绿洲。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食盐贸易、金矿开采以及大米和棉花的种植。世界银行曾致力于实现该国经济自由化，并推动其向自由市场发展。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去和当地人民聊一聊世界银行的这一举措，并讨论一下农业产品价格支持的问题。马里是个贫困不堪的国家，大米产量甚至难以实现自给自足。但不幸的是，就我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世界银行的这一举措极有可能造成两个残酷的影响。其一，农民们将会在原本就很脆弱的土地上改种棉花，而棉花会进一步破坏土壤，于长远之计无益。其二，目前，当地的经济制度或多或少会向社会回馈一些资金，以支持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然而一旦实现市场自由化，这将会受到影响。

廷巴克图被城墙围绕，丝毫算不上是一个现代化城市。街道上覆盖着沙子，楼房也由砂岩建成。廷巴克图位于尼日尔河流入撒哈拉南部的交汇处，尽管与世隔绝，这里却是一些当地部落和商人活动的交通要道。他们把金子从布雷与班布克的南边矿山上运到这里，来交换商品与食盐。当我到达廷巴克图的时候，那里的商人与农民依旧使用骆驼出行、运输货物。

我2003年造访廷巴克图的时候，人们成群结队骑骆驼的场景还很常见，不幸的是，在这个偏僻的、建有城墙的城市里，贫穷的画面和走投无路的人也随处可见。（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游牧民图阿雷格人于5世纪建造了廷巴克图。他们几百年来居无定所，在撒哈拉沙漠上不断寻找放牧地与水源，以放养他们的牲畜。廷巴克图也因此成为伊斯兰学者的文化中心：城内有历史上著名的清真寺以及大量相关的手稿藏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将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关于廷巴克图名字的由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相传，曾有一位老妪居住在尼日尔河畔的一口井边。当雨季来临，图阿雷格人带着牲畜移居时，她就留在原地替他们看守留下的物品。她的名字后来演变为这个地方的名称，而它的意思很可能指的是这位老妪隆起的肚脐！

而今当我听到廷巴克图这个地名时，我既不会把它与这些历史典故联系起来，也不会联想到这是对“偏远之地”的一种别出心裁的叫法。我所想到的，是一位年轻女性的悲剧。她叫穆海尔，居住在廷巴克图所谓的“苦难带”，我曾在那里拍下了她的照片。对我而言，她的脸庞始终提醒着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饥饿和性剥削常常是紧密相联的。

我曾在贫穷和饥荒肆虐的地区见过很多令人心碎的性交易事例。在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尔巴城，我来到城外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卡车将腐烂的垃圾倾倒在冒着热气的垃圾山上，而白天会有几十个孩子在那里捡垃圾。我才走出汽车一两分钟，眼睛就开始有灼热感，喉咙因沼气的恶臭而紧闭。我实在难以想象，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这些孩子们的肺部和鼻窦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更不必说许多孩子甚至在吸胶毒来麻痹自己。

我曾拍摄过一个叫卡拉的13岁女孩。她每天都在垃圾堆中进行垃圾分类，偶然捡到一些可回收的垃圾，她就去卖掉，一天大约挣50美分。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不对垃圾的恶臭那么敏感，她每日都吸胶毒，因而变得目光呆滞，眼皮耷拉着。由于捡垃圾仅能带来微薄的收入，卡拉和她的朋友只得向来此倾倒垃圾的卡车司机出卖自己的身体，每一次交易能挣得几美元。

同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里、红灯区中、卸货汽车停车场，在聚集着走投无路之人的地方。饥饿与性剥削也和那些恶人紧密相关。他们伺机而动，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着正在挨饿的弱势群体。我们曾资助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钻井项目。整个项目工程精良，对整个社区的发展理应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6个月后，我们收到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有个男人来到镇上挨家挨户地向居民征收新井的井水税。他手持文件，声称是政府准许他前来征税的。（但那些居民都目不识丁，因而无论文件内容是什么，他们都看不明白。）同时这个人还说，倘若无法缴税，他很乐意居民们拿女儿来抵税，每户只需将一名女儿交与他，让他“使用”一个月时间即可。水关系着人的生死存亡，因而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时，许多家庭已经交出了自己的女儿。那个男人将她们带走，强迫她们卖淫。我们的合伙人知道后，负责主管此事的民间组织便前往当局求助，后来我们获知那个男人被逮捕了。

卡拉和其他小孩儿用袋子吸胶毒，以此来麻痹由饥饿和虐待所带来的疼痛。（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在发展中国家，垃圾场总是吸引着无家可归又走投无路的人，他们靠捡些食物残渣过活。为了在这个垃圾填埋场拍摄一个小时，我用纸巾堵住我的鼻孔，这样一来我就必须用嘴巴呼吸。尽管恶臭味让我的喉咙有种灼烧感，但这已经比直接用鼻子呼吸好很多了。这些孩子虽活在世上，却身处人间炼狱。（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没有国家能垄断这一市场，也没有国家完全不受其影响。据美国国务院估计，全球被贩卖的人口数量达2 700万，在美国，这一数字也持续上升。每年约有14 500多人从境外被诱拐到美国，其中多为女性，被迫进入妓院卖淫。一些侥幸逃脱的女孩会再度落入皮条客的魔爪之中。在美国，甚至有一个精密复杂的网络，囊括了那些被诱拐者、吸毒的美国青年和被跨州输送、强迫卖淫的儿童。很多人都不曾想到这些在美国逃亡的年轻人也是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受害者。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你没有任何资源，连能否吃饱都受制于人的话，那么你一定不会幸免于难。这些儿童都是成年罪犯实施各种剥削的受害者，有些是从恶劣甚至危险的家庭环境中逃离出来的。无论他们为何会沦落街头，他们通常都是饥饿而脆弱的。

苦难的定义

“苦难带”就位于廷巴克图城外肮脏不堪的露天营地中。从前那些游牧民就挤在这里，试图寻求庇护所和水源。现在那里的人们做些农活儿，也靠在建筑工地帮忙来挣些微薄的薪水。但大体而言，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天的收入仅有几美分。夏天，马里的气温可高达43摄氏度。沙尘暴来临时，城市便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尘土。

这一区域曾经是黑奴贸易的供应地，现在仍存在着一种奴隶制度。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统计，在马里的一些地区，92%的女性的生殖器遭到部分或完全切除，许多人在5岁前就已遭此厄运。这一做法出自于一种文化信仰，当地人认为，切除女性部分生殖器能使年轻女孩保持贞洁，使其更可能找到一个好丈夫。但这一做法不仅增加了新生儿出现并发症的概率，还会对女性身体健康产生消极后果，包括大出血、艾滋病感染、不孕症甚至死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保持女性贞洁的做法现在仍然存在，然而对于那些被逼上绝路从事性交易的多数女性，人们却漠不关心。廷巴克图位于炎热干旱、寸草不生的沙漠之中，出身贫寒早已是命中注定。接待我的当地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来此旅游的男性可以在街上任意选择一位年轻女子，并宣布其为自己的妻子，而她必须和这名游客发生性关系。当游客准备离开时，只需说上三声“我要与你离婚”，就可以不对这场婚姻，甚至生下的子女负责。

离开廷巴克图之前，我为这个叫穆海尔的女孩拍了张照片，她出生在“苦难带”，我遇见她时她才15岁，此时她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她本人就和照片上散发出来的气质一样，泰然自若，不卑不亢。但实在难以想象，这位年轻女性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被迫去卖淫。然而，那就是她的命运。我们遇见了许多和她一样被迫卖淫的青年孕妇。廷巴克图恶劣的环境使得这些未受教育、贫穷、饥饿、没有选择余地的底层阶级一直这么过活，并将苦难代代延续下去。

我在廷巴克图的时候参观了一个妇女缝纫培训班，看到美丽的穆海尔浑身散发着一种安静的尊严，于是我拍下了这张照片。（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故事13 亚美尼亚的失落

几十年以来，重工业一直是亚美尼亚的命脉产业，整个国家的农业也一度被前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官僚一手掌控，他们命令农民播种和收割，向农民分发种子和肥料。然而，1991年亚美尼亚独立后，这种制度也随之瓦解，农民难以获得种植的原料和农具，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务农，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游民占用了被农民闲置的房屋和土地，试着学习种庄稼。随即，全国性的粮食短缺问题爆发，加之与邻国的征战不休让资源日益枯竭，亚美尼亚的农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2005年，我来到亚美尼亚考察，看看是否能为这里农业系统的重建提供帮助。走访了这个国家几个不同的区域以后，那些让人心疼的景象在我回国后依然挥之不去，我发现，比起凋敝的农业，亚美尼亚人民强烈的失落之痛更像是这次考察的主题。洛里省和一个小山村里一些老年人凄苦的处境让我尤为触动。

我遇到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遭到了家人和政府的背叛，有人甚至觉得为神明所背叛。我意识到，一个人能忍受饥饿的程度，与他的身体状况、社会环境、个人经历、性格、精神状态，甚至是文化规范都紧密相关。我曾与一个索马里女人交谈过，她带着四个孩子逃到了埃塞俄比亚。她说：“在这里（埃塞俄比亚）我们因饥荒而死，在家乡（索马里）我们因流弹而死。”她没有一丝多愁善感，而是立即着手寻找食物、照顾孩子。但在亚美尼亚，我遇到了一位无法支付儿子疫苗接种费用的父亲。儿子的死让他伤心欲绝。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我们无法生存，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他痛不欲生的原因之一，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曾经拥有的财产甚至是前苏联的医疗体系，本可以挽救他儿子的生命。

2005年世界宣明会的数据表明，40%的亚美尼亚人每日的人均生活费低于1美元，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他们属于极度贫困人口；另有30%的手头稍宽裕些的人民，生活费虽然超过1美元，却也不足2美元。这样的贫困状况虽触目惊心，却也不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穷人们在过去对自己的生活有过一些主宰权，以前他们对未来还怀揣过些许希望。在亚美尼亚还隶属于苏联时，工业部门举足轻重，与其他国家也有贸易往来。独立后，亚美尼亚陷入了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纷争之中，这些国家切断了与亚美尼亚的贸易往来，对其实行经济封锁。俄罗斯的经济困境直接导致了对亚美尼亚货物需求的缩水，所以亚美尼亚不得不再次尝试发展农业，可结果却喜忧参半。

诚然，在苏联严酷体制下的亚美尼亚人民是劳碌辛苦的，可多数人至少能吃饱穿暖，我遇到的一些人曾住在至少是中产阶级的公寓或民房中——而现在他们已经家徒四壁（财产变卖一空），所有人都挤在一间房里过活，蜷在一起睡觉来取暖；仅有的一点食物被存放在门廊上，专门有人负责看守。这种强烈的失落感几乎无处不在。

与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或是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相比，这里的环境几乎算是优越的，我们却依然无法乐观：苏联的解体的确为亚美尼亚带来了民主和自由，代价却十分高昂，人们不再有医疗服务，成天忍饥挨饿，甚至渐渐被世界遗忘。许多这里的老人，看起来和我在奥马哈和迪凯特的邻居没什么区别，却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我曾去过一个极度贫困的非洲村庄，那里的人们尽管一贫如洗、食不果腹，却依然过得快快乐乐，充满希望。他们与意志消沉的亚美尼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洛里的一个街区完成了预定的走访以后，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拄着手杖，颤颤巍巍地走着，招呼我们到她家里坐坐。我们跟随她蹒跚的步伐，迈上了几级腐朽的阶梯后，就看见了她的姐姐。她站在门口，模样让人有些不安，显然身体状态不太好。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她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我们的翻译告诉我们，这两位独居的老姐妹，招呼我们进来的是妹妹安娜，今年82岁；另一个是玛丽亚，已经84岁了。安娜穿了很多层衣服，戴着一条破破烂烂的头巾，明亮的蓝眼珠一直紧张地转来转去。后来我们知道，她散步的时候几乎总是这样警惕着。她们的屋子里又脏又乱，地板上都是人的排泄物。安娜向我们展示的第一样东西是她晚上用来闩房门的绳子。玛丽亚似乎得了妄想症，有时会变得十分暴力，她曾经试图掐死熟睡中的安娜。到了晚上，安娜不得不把玛丽亚锁在房间里，自己则睡在兼做厨房用的门厅里。

安娜从一个壁橱里拿出了几张纸，还有一本护照。当说起自己的家庭时，她十分激动，情难自抑地哭了起来，眼泪淌过她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脸颊，她看起来饥饿、孤单，又害怕。那几张纸是官方文件，证明在“二战”期间，玛丽亚曾在苏联操控过高射炮抗击德国人。这时，玛丽亚发出了唯一的一次声音——她大喊大叫，说自己在战场上从未露怯，无论敌人靠得多近她都坚守自己的岗位，说能够战斗，她是多么自豪。当她告诉我们她是最厉害的神枪手时，她的眼中闪着一种狂热的光芒。她讲完后又重归沉默，只剩下安娜麻木地说着玛丽亚变得多么危险和疯狂。

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之中，我觉得亚美尼亚的人们最愿意敞开家门、敞开心扉。图片里的这位就是安娜，她每天都与生活抗争，这深深地感染了我和HWB。（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时至今日，我仍会被玛丽亚的精神打动，她始终捍卫着一个军人曾经的荣光。我不禁想到，尽管战争带来了混乱和压抑，她那时的记忆至少是清晰的、文明的。她或许曾身着军装、严守纪律、位列行伍，按时拿着军饷。而现在，她在这个破败阴郁的斗室里蜗居，在寒夜里瑟瑟发抖，与自己的幻觉和暴力冲动死死抗争，对晚上被自己的妹妹绑起心存恐惧……比起现在，过去实在要好很多。

安娜有些绝望地说，她们曾向政府尽忠，曾为国家战斗，却早已被遗忘。

“小心，霍华德——这是珍贵的食物”

我们还去了塔武什省。在那里，我们拜访了一位带着4个孩子的母亲，一家五口都挤在原先的牲口棚里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敌对种族交火后，他们就不得不中断屋舍的建造，在牲口棚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冬夜里，气温可能降到零下十几度甚至更低，他们只好烧陈旧的木头和动物粪便取暖。燃烧产生的浓烟让孩子们咳嗽不止，而室内的温度也只够勉强维持生存罢了。

我对那次拜访的第一个印象是门边地上的一根玉米棒子。和其他种玉米的农民一样，我在旅途中看到当地的玉米时，总会剥开外皮，瞧瞧里面的果实；或是把一根玉米棒掰成两半，看看里面的结构，判断是否健康。所以我拾起了那根玉米，询问那位母亲我是否能剥开外皮瞧瞧。她拿过玉米，一条一条地撕去外皮，又递给我。那玉米大概有5英寸长，只有一半种子授过粉；一共有12行果实，比我自家农场有18行的玉米短得多。跟随我们的向导对我悄声耳语道：“霍华德，小心，这是珍贵的食物。”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家庭里8岁大的儿子塔图尔。我的同事记起，塔图尔去年夏天参加过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夏令营，就问他在夏令营里最喜欢什么。塔图尔毫不迟疑地答道“食物”。我突然有个古怪的想法：如果在美国听到这个答案，人们会觉得十分稀奇，因为夏令营的“均衡膳食”、叮人的蚊虫、容易翻船的独木舟几乎一直是人们讽刺的对象。但在和小男孩交流后我们才知道，从塔图尔出生开始，只有在夏令营里的那段日子，他每天能吃三餐饭。

拜访沙希克是我们那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她说她在一个大型的前苏联式集体农场里为政府工作了40年。10岁时，还在上四年级的她就辍学了，因为政府需要她。现在她已经76岁，并且部分失明。沙希克说她为政府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只能靠着每月26美元的养老金过活——每天还不足1美元。那个集体农场曾经由350个家庭组成，至少在那里，她还获得过他人的帮助和友谊。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她向我们说道，她宁愿得癌症也不愿眼盲——至少死亡能让她解脱。因为视力糟糕，她行动很不方便，但我们离去的时候，她捧住我的脸，亲了亲我的脸颊，表达她的感谢，谢谢我们的聆听和看望。

HWB当时也在，他也深深地被沙希克的处境触动了。他向她保证道，我们在亚美尼亚的联络人一定会帮她配一副眼镜。有时候，尽管能为他人做的事微不足道，我们依然觉得义不容辞。至少我这样觉得，HWB也是一样。我们来到这里向个人提供具体的帮助，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嫉妒，或是当地非政府组织、协助我们的人的不满，因为我们解决的只是个人的问题，没有照顾到所有人。

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很多国家的贫困加剧，这危及了包括这个罗马尼亚女孩在内的很多孩子的未来，也使得很多老人伤心欲绝。（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自这次考察以后，我更加关注那些食物得不到保障的老年人——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我再次想起了迪凯特的好心人旅馆救济站里的“二战”老兵鲍勃。他脸颊消瘦、凹陷；穿着一条灯芯绒长裤，腿根处几乎磨穿；黄色T恤也磨损严重，破破烂烂。但他似乎很开心，也很感激能来这里吃一顿饭。他偷偷地告诉我：“我会做饭，只是不喜欢洗碗。”尽管他也一贫如洗，没有救济站的帮助很可能会挨饿，但他的心境与亚美尼亚的那两个女人却如此不同。不是老年人的我们，又怎么能体会到那种被人关心吃饱与否时，感到的深深慰藉呢？这次在亚美尼亚遇到的老人们再次提醒我，不论性别、肤色、年龄和生活环境，食物对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是多么的重要。

故事14 战火下的耕耘

我要感谢我的姐姐苏茜让我认识了埃德·普赖斯（Ed Price）。我和苏茜经常彼此调侃，也给对方制造过不少伤心的回忆，但这份人情是她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之一，尽管HWB和我险些因此丧命。

2009年，在爱达荷州太阳谷的一个晚宴上，苏茜坐在当时第10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旁。彼得雷乌斯将军向她讲述他正努力为阿富汗农民提供农业援助。苏茜对农业不是很感兴趣，但她说：“你应该和我弟弟聊聊。”

彼得雷乌斯将军和我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几个月后，我和WHB不顾大多数家庭成员和其他神志清醒之人的反对，毅然来到了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美军基地。我们穿着厚重的防护装备，坐在一个凉风阵阵的等候室的椅子上。和我们一起的还有来自得州农工大学的埃德·普赖斯教授。我们等待着低矮的浓雾散去，然后乘坐黑鹰直升机前往北部的贾拉拉巴德市。大雾已持续了两天，我们无法动身。我们打算见见当地的农民，他们正试图重建农业系统，这些系统多年来一直疏于管理，在美国及盟国试图铲除塔利班势力以后，更是如此。不需要旅行社的提醒，我们都知道，在2月前往阿富汗的话，不需要带上泳衣，因为那里的冬天很冷。尽管穿着厚厚的衣服，我们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而且就在前天，塔利班在喀布尔的酒店发动了一系列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好些平民因此丧生，整个喀布尔地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开车驶往基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空中的闪光灯。

拜访农民唯一安全的交通工具就是黑鹰直升机。（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在长达72小时的寒冷、无聊而又紧张、危险的等待中，我们三人无所不谈，从微型贷款到肩射式导弹，再到埃德对抗饥饿时的最爱——一种名为木薯的蔬菜。埃德·普赖斯教授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现任得州农工大学博洛格国际农业学院主任。但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寻常的农业领域里最重要的权威之一，即研究如何在枪林弹雨、拷打威胁的情况下发展农业。

我认识埃德的时候，他已经来过伊拉克和阿富汗十几次了。他多年来在得州农工大学教授农业经济学，在农业发展领域经验丰富，颇有造诣。早在20世纪60年代，埃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当时英国的殖民地沙捞越州从事农业活动。他在婆罗洲岛上和山地的部落居民一起工作，他们目睹了木材公司伐树毁林导致土地退化的行径。他开始坚信，如果当初允许部落居民自己砍树，那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就会采取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之后的暴力冲突也就可以避免。

有时候，和一个人吃一顿晚饭，他教会你的东西能比你在学校一年学到的还要多。尤其是你最不擅长的领域。图片中右边的埃德·普赖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埃德去了许多冲突热点地区。2002年，他在科特迪瓦开展一个提高水稻产量的项目，在反叛势力的后方不幸被捕。他被关押在一个旅馆里，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否化险为夷，活着出来。但是他认为，那场经历莫名地改变了他对冒险的态度：“危险总是无处不在。我当时真的很惊慌失措。但在那之后，我开始认识到，或许愿意冒险正是我必须做出的贡献。或许世界上有更好的数学家、理论家，但我更加善于应对这种危险。”

这样的冒险机会对他来说有很多。在美军进入阿富汗的数年间，埃德收到了以前的学生写的信。得州农工大学现在有2 000名学生是武装部队的士兵，该校也成为除军校外培养军官最多的学校。由于在农业和技术上接受过培训，许多认识埃德的毕业生都加入了被称为“民事团队”的组织。他们就部署在正努力从塔利班手中夺取控制权的士兵后方，而这些组织的任务就是要在当地赢得民心。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组织并不一定擅长处理当地最棘手的问题。“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是去派发排球的，”埃德笑着说，“但是一些学生开始给我写信，描述许多不同的农业问题，比如野草阻塞了灌溉渠道等。有一次，一个学生写信问我，怎样判定一头牛的价值。他们组织的人不小心射死了一头牛，想补偿那位可怜的饲养主，但完全不知道像那样的东西值多少钱。”

“我认识到在帮助那些地区的人民的过程中，农业专业知识可能是很重要的，不仅要从军事角度出发去帮助这些地区，也要让当地居民的生活重回正轨，有序进行，使他们能够养家糊口。”他回答了那个学生的疑问，也通过电话联系了华盛顿，之后会见了布什政府国防部副部长保罗·布林克利（Paul Brinkley）。然而在另一个热点地区，布林克利也需要埃德的专业援助。

布林克利正领导一个由军队、政府和私营部门所组成的团队，帮助伊拉克从满目疮痍中恢复过来，这些创伤不仅来自美国的入侵，也是多年来对农业发展疏忽怠慢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在萨达姆发动的开支巨大的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与伊朗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农业完全处于崩溃状态：道路瘫痪，灌溉渠无法运转，灌溉泵被损坏，农民越来越难获得种子和化肥，以至于他们完全放弃了务农，粮食短缺问题也因此日益严重。埃德去了伊拉克好几次，甚至在那里生活了6个月，试图帮助当地农民重新组织生产，重建农业系统。

彼得雷乌斯将军和保罗·布林克利等人了解阿富汗人民所推崇的实干进取精神，也深知一些好的专业建议将会带来巨大效益。因此，布林克利希望埃德帮助阿富汗农民建立一些试点项目。最后，我们的基金会帮助其筹建了一所农业大学，并购买了一些中心支轴式喷灌机，用于每年帮助两种作物的生长。我们还资助建立了一个妇女合作社加工工厂，我希望这个工厂不仅能成为阿富汗地区的一个模型，也能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在喀布尔那个寒冷的圆拱屋里，我们建立了友谊，这份友谊开启了我们日后携手合作的好些激动人心的项目。我总是对那些不仅擅长分析谋略，也脚踏实地的人印象深刻。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讨论木薯，那是一种棕褐色的、根系突出的蔬菜，看起来就像一簇马铃薯瓢虫。但由于富含钙、碳水化合物、维生素B和维生素C以及重要的矿物成分，并且能在艰苦、干燥的环境下生长，木薯在冲突地区显得尤为重要。最棒的是，埃德说，它营养丰富的可食用部分埋在地下。“这就使得它不易被盗，也就意味着农民收获的时候不会暴露得太明显。”他解释道。

这样的农作物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收割；而像玉米那样的作物，反叛势力或占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烧毁或窃取，也可能在你收割的时候将你一枪毙命。这样一条信息可能会在关键时候决定你的生死。在我们初次合作后，埃德成为得州农工大学冲突与发展部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第一任主席，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研究，我相信这项研究一定能够找到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以解决因地区冲突而不断恶化的饥饿问题。

故事15 改变之种

乔·德弗里斯（Joe DeVries）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埃达，身材修长健壮，说话直截了当。刚进大学的时候，他聆听了一个四处游历的传教士的演讲并深受启发，这使他决定用其一生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民。他在大学读的是农业专业，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迪士尼未来世界主题乐园（Disney World’s Epcot）的大地馆（Land Pavilion）担任研究员，之后在联合国当志愿者，被派到马里北部设计水稻灌溉方案，这份差事意义重大，但是相当乏味。1989年，他再次更换工作，加入了救灾机构世界宣明会，这个非政府组织把他派到葡萄牙以前在非洲东海岸的殖民地莫桑比克——一个正经历着持续20年的残酷、复杂内战的国家。

当时的莫桑比克饥荒肆虐，对运送救援食物的车队来说，穿行在这里的乡间小道上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乔的工作就是把种子打包，送给那些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农民，让他们自己种植粮食。乔和他的同事们用小型的塞斯纳飞机给农民们空运了成千上万吨的种子、锄头和弯刀，运送过程中还要小心地躲避着炮火。乔的救援小组把飞机降落在村庄附近，等货物都卸下后，当地居民就会把最近被地雷炸伤的伤员送过来，用飞机把他们送出去接受治疗。乔曾经讲述过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一个与乔共事的当地农业推广员因为试图帮助农民而被绑在树上活活打死，因此乔的飞机上通常都备有装满子弹的枪支以防不测。

因为经常在后方支援作战前线，乔成了成千上万农民心目中的英雄，正是乔的努力使他们的家人免遭饥饿。当他走访村庄，查看庄稼长势的时候，当地村民总会围着他。在1989年10月的一次走访中，正当乔忍受着当地领导人对他歌功颂德的长篇大论时，他注意到人群边缘的一个农民正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终于挨到典礼结束，那个坚持不懈的农民把乔拽到离村庄1公里的地方去查看他的农田。

乔走进那片农田，两个月前这里播下了由他提供的豇豆种子。那些植株看起来很健壮，但是都没有开花，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结出含有高蛋白豆子的豆荚。乔要求去看一下村庄周围其他的农田，但他所见的都印证了那个农民告诉他的话：所有这些茂盛的植株都没有长出豆荚，也就是说这些庄稼一文不值，而这一事实竟然只有这一个农民敢于直言不讳。种子是从津巴布韦运过来的，农民也是完全按照说明种植的，但是因为这类种子并不适宜在热带地区的低地生长，根本无法从当地的环境中获得生长所需的条件，进而结出豆荚。

看着成百上千个如此信任自己的农民们，乔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因为自己所在的援助组织在农业领域的无知而遭受饥饿。乔因此决心要担起重任，要为当地贫困的农民找到最适合在那里种植的种子。“这是一次悲剧性的学习经历，”乔说道，“但它也使我开始执着地寻找与非洲生态农业相匹配的新品种。”

在过去10年里，我和乔一起走访了世界许多地方。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毅力、最有热情的人之一。听完他的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明白他这么执着的原因了。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

乔回到了美国，并于1994年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植物育种和遗传学的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博士的乔又回到了非洲。

非洲需要的种子

在世界宣明会又工作了几年之后，乔于1997年加入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致力于向非洲农民提供种子的慈善机构之一。乔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担任玉米育种员，试图开发出能在当地条件下实现高产的新品种，但没过多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缺少官方或地方的玉米育种机构，乔无法培育出足够的种子分发给农民。迫于来自美国和其他捐助国要求其恢复财政秩序的压力，非洲政府大幅削减了许多公共服务部门的开支，国营种子生产部门便位列其中。当时西方传统的经济理念认为，在非洲，此类事情交给私有市场运作会更有效。然而，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缺乏基础设施、科学家、银行等，政府的“不作为”就意味着种子生产等重要职能系统将完全崩溃。

乔感觉到非洲在种子方面是一片空白。面对种子研发，政府置身事外，私人市场兴趣寡然，跨国公司也不认为当地的自给农民能成为它们的潜在客户，所以对此不闻不问。结果，非洲的绝大多数农户因无法获得新品种而被迫使用那些已经繁殖了很多代的品种，而这些品种对各种病虫害的抵抗能力极低。尽管非洲的气候和害虫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非洲农民还是将同一品种的玉米种子代代相传。所以，非洲的粮食产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不足为奇了。

生产出优质的、所谓的“杂交种子”在世界各地都是一项耗时又费力的工作。杂交种子不能和转基因种子混为一谈：后者的植株DNA是在实验室合成的，而杂交种子需要挑选具有高产和抗旱等性状的亲本株，再通过传统的育种技术进行培育。作物培育者必须顶着烈日工作，并快速地在小册子上记录数据，以便决定让哪些植株杂交。如果作物是小麦的话，他们还得像外科医生一样拿着镊子操作。培育出一种抗病又高产的新品种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乔·德弗里斯将自己称作“玉米育种人”，在我看来，他是当代英雄，是对抗饥饿的十字军战士。（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对于作物育种者来说，非洲或许是最有挑战的地方。在亚洲，一种神奇的种子可以被种植在大片的灌溉良田上。而在非洲，情况截然不同。生长条件和地形在很短的地理距离内有千差万别，这使得大片种植单一作物几乎不可能。非洲的大部分农田都依靠降雨获得水源，而非洲大陆的降水又因地而异。在一个村庄里可以茁壮成长的玉米品种，在另一个村庄可能因为海拔、土质等各方面的差异无法生存，尽管两个村庄只相隔几个小时的路程。此外，在非洲的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也有差异。例如，乌干达、苏丹、肯尼亚的主食分别是香蕉、高粱和玉米，而在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地区，最受欢迎的是画眉草。

要想培育出非洲需要的种子，恐怕需要一大群育种者来辛勤工作，并充分考虑非洲不同的生长条件和非洲人民不同的口味。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乔设计出的解决方案和很多非政府组织的做法不一样，乔认为，免费提供成包种子的救助方式无济于事。鉴于政府置身事外，乔只能通过私营部门把更好的种子送到农民手中。离开肯尼亚内罗毕后，乔主动请缨，成为种子公司的育种员。

2004年，乔帮助运营价值700万的非洲农业资本（African Agricultural Capital），这些钱都是通过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伦敦盖茨比基金会筹资得来。正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非洲的救援小组试图寻找更多的捐助者来扩展其在农业方面的工作时，基金会在纽约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重新考虑其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前景，结果，洛克菲勒基金会终止了其在亚洲的农业援助工作。让乔备感幸运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一些官员正考虑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由于世界上3/4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认为发展农业是脱贫的重要手段。当时他们已经获悉，我的父亲准备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一大笔钱，足以让他们着手开辟这一新的领域。

盖茨基金会的罗伊·斯坦纳（Roy Steiner）给乔发了封邮件，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想让基金会资助的。2006年6月，我的父亲宣布做出捐赠。几个月后，盖茨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携手合作，二者分别投入1亿美元和5 000万美元。乔是这个合作联盟即“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的主力，他向非洲农业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并给刚刚起步的种子公司提供研究经费。

我和乔是好友，但是有时也看法不一。我一听到非洲“绿色革命”这一说法就浑身不舒服。非洲农民赤贫如洗，土质极差，他们的市场也因过于脆弱而难以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我认为应该调整解决方案，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农村现实和社会因素。总之，我更关注土壤质量，而乔更注重种子问题，但二者都是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然而，对于乔通过私营部门建立一个种子行业的想法，我举双手赞成。这个行业不仅能够创造出可持续的价值，还很有可能在投资者撤离后，依然保持农业发展的势头。通过在非洲为企业家提供一些好的想法和符合当地情况的支持，乔为非洲注入了新的能量。而在整个过程中，乔几乎是独挑大梁。事实上，现在非洲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农户都是从乔创办的PASS（非洲种子系统项目）那儿获取种子。PASS正和70多个私营企业和独立的种子公司合作，现在这个数字即将上升到100。乔说，在PASS的帮助下，非洲的种子公司在2012年收获了共计57 000吨的种子。这几乎占到了整个非洲经济作物种子生产量的1/3，足以满足200万顷土地对种子的需求。乔还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到2017年的时候达到20万吨种子的产量。

在马拉维南部，我的队员们最近遇到了一位受到乔资助的朋友。这位朋友实现了他的想法，也证实了带着社会意识去追求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在一个叫猴子湾（Monkey Bay）的美丽却贫穷的地方，有一个叫Funwe的农场。这个农场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奇异的驼峰状山顶，它在农场上空若隐若现，已经成为农场的一个标志。这个农场里还住着一位活跃在非政府组织界的经验丰富的人——卡丽·奥斯本（Carrie Osborne）。她是一个积极乐观、精力充沛的英国女人，她人生中有25年都参与到了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艾滋病项目中。

“非政府组织的确很好，但是你得马不停蹄地从一个项目转到另一个项目，而且社区也没有接收到持续的援助。”她这样说道，“我的丈夫和我想为社区做些实事——特别是为当地的工人提供长期并且稳定的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能否建立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小企业？我们其实也万万没想到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卡丽的丈夫乔恩·莱恩（Jon Lane）是一位水利工程师，他们两人拿到了一份马拉维农场清单。这些农场都已经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在等待新买家的出现。2001年，卡丽的丈夫开始参观其中的一些农场。卡丽回忆道：“当我看了这些农场后，我说‘它们已经没救了’，但我的丈夫是一位工程师，他说路不好，房屋不好，都是可以再修的。”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既有林地又有农业用地的地方，那个地方之前是用来种烟草的。

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玉米和豆类的种子上，而不是经济作物。2007年的时候，他们引起了乔的注意。乔给他们提供了为期4年的拨款，让他们培育一种叫MH26的马拉维新型玉米杂交品种。这一品种现在在Funwe农场已经开始种植并且通过农业经销商进行销售。卡丽和她的丈夫一步步取得了不俗的进步。卡丽说，他们现在产出的种子一年可以养活35万人。卡丽说这十分激动人心。

卡丽和我的考察团队一起坐在茅草屋顶的圆棚房（一种户外的圆形小屋）里，她告诉我们，Funwe农场给当地的社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Funwe并不是单纯地提供援助，而是通过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计划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Funwe农场雇用了220名当地员工，农场会负责在他们工作的时候照顾他们的小孩儿，并提供伙食。“你现在所坐的地方，是世界第6贫穷的国家里第3贫穷地区中最贫困潦倒的区域。10年来，我们都坚持让工人们带薪休病假，并负担他们的医疗费用。我们建有一个小型的托儿所，还用牛车为附近的小学提供食物。”尽管卡丽和她的丈夫想要赚回他们的成本，但他们并不期望从这项事业中牟取什么私利。“我们经历了失败和成功，个中滋味有苦有乐。虽然我们是私营部门，但其实并没有什么赢利。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能坚持下去。”

乔证实说，像Funwe农场这样的机构已经开始加快发展。在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支持下，肯尼亚建成了45个种子公司，位于肯尼亚的卡比亚特的西部种子公司（Western Seed Company）就是其中之一。乔说他希望到2015年，肯尼亚有一半的农户都能使用本土生产的种子，高于现在10%的比例。2012年，西部种子公司的创始人萨利姆·伊斯梅尔（Saleem Ismael），播种了2 000英亩的杂交玉米种子——这是乔在非洲看到过的这个品种的最大种植规模。我们的基金会在南非购买了一个占地9 200英亩的乌库利马农场（Ukulima Farm），我们在这里开展研究，培育适合非洲土壤及气候的种子，它也在为西部种子公司提供原种。西部种子公司为小型农户提供玉米种子，产量也在稳步增长。乔说：“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非洲农业经济子部门的发展速度能和我们的非洲种子行业相提并论。”乔进一步指出，他的非洲种子系统项目可以让非洲的许多国家拥有自己的第一批本土种子公司，比如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卢旺达、埃塞俄比亚，还有莫桑比克——在这个国家建种子公司让乔感到特别满足。

PASS正在训练当地人的各种技能和运用科技的能力，这样一来，即使取消援助，他们依然能够自力更生。乔现在致力于非洲本土主要粮食作物的品种改良工作，实现这些粮食作物的多样化对于小型农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乔还致力于与农业基础设施相关的各项工作，例如：（1）进行大学研究；（2）帮助当地农民合作社正确使用种子；（3）协助当地农业经销商销售产品，帮助农民了解种子以实现对种子的最大化利用；（4）推动当地政府制定出保证改良种子贸易畅通无阻的政策等等。

乔主张，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不应该免费赠送种子给农民，因为这样的竞争让当地的种子公司很难站稳脚跟。如此一来，非洲只能在这个恶性循环里苦苦挣扎。正如乔所说，“这场战役成功的关键就是让非洲政府相信，他们自己的农业科学家和企业家有能力为非洲带来积极的变化。”

更高的目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当地营利企业

资金捐助，还是其他物资捐助？对于这个让很多人束手无策甚至一筹莫展的难题，丹碧莎·莫约（Dambisa Moyo）——一个拿到了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文凭的赞比亚经济学家——在她的著作《致命援助——为什么援助没有用，如何才能真正有益于非洲》中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在这本书中，赞比亚把它称之为“微–宏观问题”，并举了个非洲当地制造和销售蚊帐的企业家的例子。这位企业家手下有10个工人，每个工人都要用自己的工资养活家里10口甚至15口人。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市场上对蚊帐的需求。这个时候，一位慈善家决定向当地赠送价值100万美元的蚊帐，这同时也很有可能让当地的蚊帐制造商面临失业的危险。难道多送一些蚊帐来满足市场上的需求不好吗？好吧，只能说从短期来看是好的。但是一旦过了四五年，这些蚊帐都破旧不堪，已经无法再用的时候，就再也找不到一家本地的公司来供给蚊帐了。真到了那时，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寻求更多的援助——不然就没有蚊帐可用了。如果说从一开始这位慈善家选择的就是直接向该企业投资，以帮助其扩大蚊帐的生产，那么这种做法最后一定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和可持续的发展。

2010年，我们的基金会为乔提供了160万美元的援助，帮助他的良种繁育项目进驻到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这两个之前发生过战乱的国家。那年晚些时候，我们基金会资助500万美元，帮助乔把他的良种繁育项目带到南苏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也做出了同样数额的捐资。如今，乔的良种繁育项目在南苏丹进行得非常好，要知道，南苏丹是非洲最难开展工作的地方之一。

在我看来，乔在提高非洲人民食物保障方面产生的影响，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大。我和乔都有过同样的沮丧，有意思的是，乔几乎毕生都在为非政府组织效力，所以他的感受应该更深。乔曾经告诉我：“没有哪个行业能像这个行业一样，时间越长，发展得越差。”乔是非政府组织中的一员，但他正用自己的力量由内而外地改变这个行业。如今在外界的帮助下，乔已经成功地在16个国家建立了种子公司。据统计，乔的这项举措将养活2 500万人。

乔·德弗里斯对哪些措施有用、哪些措施无用做出了极具洞察力的实地评估。他现在已经改变了发展策略，并相信成功在望。

故事16 夏奇拉

是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艺人夏奇拉·迈巴拉克（Shakira Mubarek）。

狂热和混乱只有一线之隔, 我曾在等待食物抵达的救援配送中心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形。当人们身处困境，他们常常会陷入一些美好的幻想之中，比如相信自己终将得到拯救，或者奇迹会降临，让他们脱离苦海，甚至幻想要是一直崇拜敬仰的人看到自己的绝望，事情就会有转机。这些都是无数电影中的经典桥段，无论是早期的《欢乐糖果屋》（Willy Wonka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还是近期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都是如此。

夏奇拉十分关注贫困儿童的境况。几年前，我们相识并成为朋友。夏奇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表演艺人、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同时也是一个开朗大度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她来到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农场看望我，那时我让她驾驶联合收割机试试看，她完成得太出色了，我不知道这要归功于她作为表演者精准的舞台掌控能力，还是作为舞者超强的协调能力，抑或是其他什么因素，总之，她比95%的试驾者完成得都好。

2008年，我、夏奇拉以及她的父母开着一辆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行驶在哥伦比亚巴兰基亚的一条街道上。我之所以去那里，就是为了看一眼在她的“赤脚”基金会（Barefoot Foundation）的资助下建成的学校。这些学校都致力于保证学生的午餐及营养供给，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我们的基金会也一直支持这一做法。当地的居民和城里的学生得知夏奇拉就在车上这一消息后，立刻蜂拥而至，围住我们。他们盯着车窗，敲打着玻璃，激动地叫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这样的情景。此时，我们的司机也有点儿忧心忡忡，觉得他们要越过狂热与混乱之间的那条界限了。他问我们，要不要调转车头离开这里。

“不用，”夏奇拉说，“我要下车看看他们。”

对我而言，夏奇拉不仅仅是个歌手和艺人。从我们的哥伦比亚之行可以看出，她真切地关心着孩子，是一个饮水思源的慈善家。（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她冲我一笑，说：“我们下车去吧！”她面带微笑下了车，那种神情，就好像她正要走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一样：她向人们挥手、给他们签名、拥抱孩子、合影留念。事实上，我能感觉到，这么酷热的天气，她有点儿疲倦，甚至虚脱，而且被这么多兴奋雀跃的人包围着，多少会有点儿小紧张。

夏奇拉绝对不是一个“花瓶”，她对穷人的苦难能够感同身受。她在哥伦比亚长大，从小她就知道，穷人家的生活不容易。夏奇拉早年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8岁那一年，她父亲宣布破产，她只好被送到洛杉矶的亲戚家生活。当她再次回到巴兰基亚，她发现，父母大部分的资产都已经变卖掉了。父亲把她带到一个当地的公园，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那些没有家、只能露宿在公园的孤儿。她说：“那个情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暗暗发誓，等到我成功那一天，我一定要为这些可怜的孩子做些什么。”

她确实成功了。18岁那一年，夏奇拉在哥伦比亚创立了她的第一个基金会，之后又创立了“赤脚”基金会。后者在哥伦比亚巴兰基亚、上卡祖卡和基布多这3个不同的地区共建了6所学校，之后又把学校建立在海地和南非。有超过5 000名儿童在这些学校里吃到了营养午餐，接受了教育和心理辅导服务。总的来说，这些学校使得3万人受益，而这些人往往是那些因为哥伦比亚冲突而流离失所的贫困儿童、家人及其社区成员。

将饥饿问题和教育问题捆绑解决几乎是世界各地通用的对抗饥饿的一种战略。学校可以根据一个社区具体的营养需求来供餐。在保证学生吃饱的同时，可以额外地提供一些食物让学生带回家，这样做可使那些原本无意让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儿）接受教育的家长们很乐意将孩子送到学校。

学校供餐计划还有另一个价值：一些儿童虽然身在学校，但是他们可能营养不良，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在学校好好表现。教育和营养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学校的功能也远远不止于此，学生可以在学校学到一些最基本的，甚至关乎生命安全的常识，比如说，个人卫生、牙齿护理、卫生习惯，而且学校的老师还能发现学生是否有诸如听力或是视觉问题等疾病或症状。

1946年，美国政府推出学校中餐计划，之后，又增加了学校早餐计划。如今，这两个计划每年总耗资110亿美元，覆盖了全美10万多所学校和儿童保健机构，每年有超过3 000万学生因此受益，约占注册学生总数的54%。2008年，国会又新推出新鲜蔬果计划（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Program），决定在2008~2017年的财政年度中增加10亿美元的预算，用来支持学校供餐计划。

如果我们相信，学校中餐计划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对于居住着最多饥饿的学龄儿童的贫穷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如果美国的孩子可以在学校享用营养午餐，那么，其他国家的孩子也值得拥有。2002年，国会开启了“麦戈文与多尔国际教育和儿童营养食品计划”（the McGovern-Dole International Food for Education and Child Nutrition Program），旨在为想要推动全民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产品、经济和技术支持。总之，关键就是支持各国的学校供餐计划。然而遗憾的是，该计划常常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

我们的基金会直接为布隆迪、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塞拉利昂和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的学校供餐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夏奇拉一直大力支持这些学校，并且确保供餐计划是整个资助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夏奇拉深知，那些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是多么渴望看到希望。而她会尽她所能让那些觉得自己已经被世界遗忘的弱势群体知道，还有她关心他们。而这，也正是驱使她走下车看望他们的动力所在。

在过去10年间，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到在解决诸如全球饥饿这样的问题上，仅仅依靠一个个的项目或是科研成果，是不能达到最大效益的。我们应该树立全球意识，在全球发起倡议。我在非洲听说过一句谚语，觉得用在这里很合适：“拍鼓不能只用一只手。”我们要利用我们的财力和才干，让世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要转变关键的一部分人群的思维方式。

那些愿意为慈善事业注入不竭动力的名人有强有力的号召力，而我有幸与他们中的一些一起工作并成为朋友。为了支持一个项目，他们会开办义演音乐会，进行广告宣传和个人亮相，而这些往往是耗时耗力的，有时，甚至要付出个人代价。我曾经和摇滚歌手博诺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他是我们家族的朋友，有时他会成为反对援助的批评家攻击的对象，还有一些人甚至怀疑他的资历，这在我看来很不公平，因为博诺一直为慈善事业劳心劳力，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会议当天，有一份报道披露博诺为穷人募捐有虚情假意之嫌，甚至还取笑他的牛仔帽。在场的人看了都为他打抱不平，但博诺只是付之一笑，说：“各位，我们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我既然选择了慈善，就会义无反顾！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倒希望那个作者文笔不要太差，因为人们总会看上几行。”

夏奇拉曾感慨，是那一张张饥饿的面孔，激励着她不断前进。她说：“闭上眼睛，我仿佛就能看到他们的脸。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一颗跳动的心和一个美丽的梦想，他们的生命和我们一样珍贵，遗憾的是，每天都有孩子因为被抛弃而离开人世。”我曾和她共事，并详细讨论过我们合作的项目，我敢说，这绝对是她的真实情感，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自己的梦想实现了，但她饮水思源，不会忘记鼓励和希望对一个人的意义。

故事17 马德雷山的方济各会神父

还没见到戴维·博蒙特（ David Beaumont）神父，我已听到他走下酒店大堂的声音了。这个酒店在墨西哥的埃莫西约，也就是我们要见面的地方。他那低沉、沙哑的声音，似乎在提醒着我，他在靠木炭来煮饭和取暖的村庄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穿着一件极薄的长袍——那是一件破损不堪的棕色棉质教士袍，长袍里面穿着一条用绳带系着的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他留着长发，蓄着长胡子。当我们见面的时候，酒店的服务员给他送来一些食物，我猜他大概不常看到这么多种类和食材的食物，但是他选择像那些信徒们一样艰苦地生活。为了见我们，他驱车5小时赶来，但他一直没有碰过那些吃的，只是喝了一杯咖啡。

在2012年早期，我去墨西哥参加了一个为期几天的关于墨西哥农业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墨西哥的小农户、富农、粮食代理商、食品公司、激进分子以及一些专业学者。我一直很关心墨西哥的情况。这是因为自我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以来，我就结交了很多在墨西哥的朋友。然而这个国家正陷入两个困境。我不确定那些主要把墨西哥当作度假胜地的美国人，是否会愿意听到这些。

首先是水资源危机。近年来，墨西哥扩大了农业生产，但是效率低下，而在那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水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地下蓄水层的水资源开采率，已经大大超过它的补给率。墨西哥很多大型的农业运作仍然采取漫灌这种最低效的方式。我走访了一些农场，尝试让人们了解滴灌的好处，并宣传了一些措施，让他们在不减少农作物产量的同时，减少水资源的使用。

第二个问题更为棘手，那就是毒品交易。在2012年早期我去墨西哥开会之前，我就知道毒品文化已经在墨西哥根深蒂固。我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巡查人员共事过几年，也曾走访过美国中部，采访过那些北上向美国移民的人。然而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些贩毒集团已经对墨西哥最偏远的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这件事的调查也促使我来会见这位方济各会的神父。

一些墨西哥人为了摆脱贫穷、饥饿、没有盼头的生活，一路北上，来到美国。然而乘坐“死亡列车”到达边境是一种很危险的方式。（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博蒙特神父出生于纽约州的长岛并在美国接受教育。年轻的时候，他就加入了方济各嘉布遣修会成为牧师。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他都在墨西哥中部的马德雷山脉的偏远地区工作，这个地方位于索诺拉地区和奇瓦瓦地区之间，皮马和马基之类的部落就在那里生活。博蒙特能说好几种方言，并且时常骑着驴，花上六七个小时，来往于这些村落之间。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些当地人过得十分清贫。而博蒙特神父却把他们形容为一群居住在森林深处、和大自然和平共处、拥有璀璨文化的一群人。村民们种植小麦和玉米已经几个世纪了，而且他们都天性温和。

他的主教区集中于耶科拉，那里的12万人口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当他说起耶科拉这个地方，脸上就会浮现一种愉悦而宁静的神情。他会跟我谈起耶科拉人民伟大的爱与信念，也会谈起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慈爱。但是，当说起这些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在经历抗争的自给农民，他的脸就会一下子黯淡下来，陷入深深的忧伤。一个和博蒙特神父共事的人类学家随同他一起来访，他补充道：“现在，皮马的人民觉得他们未来渺茫。他们说，‘那些传说，都是谎言’。”

那些来自锡那罗亚和华瑞兹贩毒集团的团伙遍布整个耶科拉地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说，墨西哥的贩毒集团现在每年向美国出口价值高达15亿~20亿美元的大麻。博蒙特神父还描述说，可怕的现象正在村庄中泛滥开来。那就是，毒贩分子进驻耶科拉，他们全副武装，迫使当地农民将地里的玉米和小麦全部改种大麻，并许诺农民说这样能让他们挣更多的钱。农民们只好配合——他们还能选择什么呢？但是，当大麻种好了以后，那些毒贩分子却用酒和枪支，而非现金，支付给这些农民。毒品商还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庄稼，而给他们酒则是为了让他们保持这种消沉和顺从的状态。如果他们拒绝配合，贩毒者就会当场把他们枪毙。那些贩毒者偶尔会射杀一个当地村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杀鸡儆猴。他又说：“女人是我们群体和生活的中流砥柱，但是有太多的女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尽身体、精神和情感上的虐待。”

博蒙特神父说过，生活在马德雷山的下一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机遇，好比这个小女孩。（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有一些农民想从这种压抑和绝望中解脱。“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养育了4个小孩儿的母亲。有一天晚上她丈夫从外面回来，在全家人面前自杀了。这种绝望的情绪现在已普遍笼罩着他们。”他继续和我们说，“我问她：‘那你的生活要怎么继续下去？’她把小孩儿抱出来给我，说道：‘博蒙特，为了我的宝宝，我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这些农民的精神这么伟大，这也是我动力的来源。”

博蒙特带来一系列打印出来的照片，给我们展示这些遭遇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照片中，孩子们穿的衣服和帽子都装备了贩毒工具；男孩们玩的小卡车和玩具车跟我小时候玩过的一模一样，但是我小时没有玩过贩毒游戏。照片中显示，一个笑得很灿烂的小孩儿正在驾驶着车厢捆着大麻的遥控车，那些毒贩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在这场游戏中，警察扮演着坏人的角色，而那些毒贩却是大英雄。”博蒙特解释道。

更多恶果

这个地方现在面临着很多挑战。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基金会的资源和专长未必能满足一个特定局势的需求。举一个例子，博蒙特神父说，毒贩分子有时用酒而不是现金，来支付这些种植大麻的农民。这样做的另一个恶果，就是村子里的男性都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进而影响了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贩毒集团势力在这些地区就像一个毒瘤，但完全根除这颗毒瘤已经超越了慈善机构的能力范围。神父还说，一些农民已经开始去砍伐结果实的树木来做成木炭出售，把这个当作务农之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全球很多贫困的农村地区都有这一做法。要想改变这种做法，有一些解决方法可以尝试，但是我们找不出一种适用于墨西哥农村的方案。

然后，神父又说起另一个顾虑，不过这个顾虑他有办法应对。博蒙特神父说道，当地农民们已经不再种植庄稼。玉米田大量减少，并且很多农民不再想去种植传统的蓝玉米，这曾是这个地区的人民长久以来的主食。他正在努力去改变现状，并且鼓励农民们继续种植这种本土农作物。

我们回来之后，开始调查是否有公司已经在致力于研发改进的蓝玉米种子，这可能会帮助墨西哥农民获取更多的食物，进而改善民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找到这样的资源，但是我们会尽力寻找，不会放弃。不仅墨西哥面临这样的困难，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农业公司已经不再关注能够为小农户谋福利的研发，我担心这种趋势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已经在提高产量方面面临巨大挑战的农民。如果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升级种子，直接跨越三步，采用昂贵的高科技种子，那么小农户依然会面临没有什么适合他们选择的困境。

我对圣人的了解不多。小时候，我母亲给了我一枚阿西西的方济各会的小徽章，根据我对圣人的了解，我觉得博蒙特神父就是一位圣人，他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人们奉献，并竭尽全力去保护环境。他渴望村庄能够回归简单的生活方式。他和我们说，他们村庄有一次获得了一个制作玉米粉圆饼的机器，那个机器来到村里的第一天，一个三岁女孩把手伸了进去，被绞断三根手指。说起这个，博蒙特痛苦的表情我至今都记得。神父的脸，象征着另一张对抗饥饿的面孔，我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面孔，他们都是不愿放弃世界上最穷苦人民的一些无名英雄。他们没有聚光灯的关注，只是用有限的资源和命运做着抗争，激励着我们所有人。

故事18 大猩猩和游击队

大猩猩扯掉我的棉质医用口罩，然后轻轻地用它那黝黑、皮革般的手指触摸我的脸。我戴口罩是为了避免传给它任何人类细菌，但是在一只大猩猩周围快速移动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只好保持纹丝不动，直到它自行离开。当我屏住呼吸，尽力用深沉的咕哝声让它冷静下来的时候，它忧伤地注视着我，舔了舔我的下巴，但这还不是我那天最不寻常的经历。

我有幸在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看到了它们。（图片提供：丹·库珀）

2012年中旬，我来到刚果民主共和国 [简称刚果（金），下文均指刚果（金）] 的维龙加国家公园（Virunga National Park），这是非洲最古老的公园，也是一半以上的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它们是世界上的濒危哺乳动物。过去15年来，我每年都会造访这个地区。刚果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同时，维龙加是一个十分可怕、冲突频发却又令人惊叹、郁郁葱葱的伊甸园——那是温驯的山地大猩猩的避难所，同时也是邪恶的非法军事游击队活动的场所。这些非法军事游击队恐吓当地小村落的居民、同伴们和刚果军队，有时连动物也不放过。

上一次来维龙加是3年之前，但是在2012年5月，我来到它附近的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在那儿我们可以乘坐飞机和地面交通工具去游览这个维龙加公园，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管理维龙加的是伊曼纽尔·德梅罗德（Emmanuel de Merode），在我眼中，他是真英雄。

抵达维龙加绝非易事。公园坐落在十分险要的位置，即刚果东部和乌干达与卢旺达接壤的地区，而乌干达和卢旺达两国常年动荡不安。我们飞过形形色色、草木茂盛的山腰，看到香蕉树、咖啡树、远处的火山，以及周围其他农业活动的迹象。设施十分原始。当我们到达的时候，飞行员需要低空飞行以确保降落在正确的着陆带上，因为有人警告过我们：如果被反叛民兵组织俘获了，下场将是坐牢或者更糟。

当我们着陆时，一个穿着卡其色制服的帅气小伙子下了卡车，他就是伊曼纽尔，还专门带着一队武装护林员来迎接我们。我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就告诉了我们周边严峻的安全局势，反叛团体间的炮轰正在升级。他指着环绕着我们的山脊，告诉我们冲突的地点以及紧张程度，虽然他已经向我们确保他在地面有足够的情报眼线，一旦冲突离他的总部以及我们住的地方太近，他能够让我们有至少24小时的时间撤离。他笑着说，“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不过他知道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伊曼纽尔有一支有奉献精神的护林队，致力于保护公园的资源。“没有人会为了保护树林而忍饥挨饿。”但这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们上了一辆卡车，武装护林员也挤在卡车后面，后面还跟着另一辆载着武装护林员的卡车。伊曼纽尔当司机，在前往他的指挥中心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些泥土搭建的房子。市民和光着脚丫的孩子们，衣衫褴褛，向我们招手和微笑，而狒狒和猴子就像小政府官员那样，若无其事地穿过街道。

与其说是一个郊野公园护理员，伊曼纽尔更像是一个小州的州长，除了要妥善安置丛林的200只大猩猩以外，他还要负责照看住在公园内及周边的几个村落的贫民，据估计，这些贫民的数量达到了100万。他有一支警卫队，每当当地爆发冲突、刚果边境内外涌现难民的时候，他会扎营为难民提供避难之处，并且为几千人提供食物，有时甚至会遭受军事袭击。

然而，如果这还不够他忙的话，伊曼纽尔还有更让人钦佩的一点，那就是他总是聚焦于更大的梦想：实现当地人民的和平与繁荣。他相信，发展也是保护环境的关键。他已经监督了几个当地企业的启动阶段，这些企业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打造一条自主致富之路。同时他也在追逐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把这个公园变身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谈起这个话题，他紧锁的眉头便会舒展开来，并且会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维龙加的工作当中。

“这是一种清洁产业、新兴产业，它会创造就业机会。看一看卢旺达的大猩猩旅游业，它创造了12万个就业岗位和价值4.3亿美元的产业。未来10年，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卢旺达的大猩猩旅游业那样，这是可以实现的雄心壮志。维龙加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产业，我们将会有一代新的技艺精湛的刚果人民，他们会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驱动力量。我们会遭遇挫折，但是会不断向前发展，这将让我们有机会发展当地产业——水力发电——创造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刚果东部最大的雇主。”

脆弱的安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故事有另外一条主线。伊曼纽尔以环保人士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出生于肯尼亚，在英国受教育，并且一直很清楚自己想要从事于环保事业。他于1999年搬到加蓬，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大猩猩，并计划要去维龙加——他所说的“环保人士最向往的地方”。那时候那里没有空缺的职位，但是他去意已决。他辞掉了在加蓬的工作，在乌干达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到维龙加，在那里他遇见了当时的公园护理员，并且提出为他效劳。

那时候，维龙加的护林队还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纪律可言，甚至无法按时领取工资。村民和偷猎者不断地恐吓大猩猩，民兵侵占它们的草坪，大猩猩只能自食其力。伊曼纽尔和他的同事们曾一度筹集不到资金来维持公园的运作，他们的第一笔资助来自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并且从那时开始建立起了筹资网络。他开始从欧盟着手争取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公园，而第一笔资金于2005年筹得。2007年，几个非法木炭商人在公园里屠杀了好些大猩猩，这引起了全球对维龙加的关注，不断壮大的旅游业及其对木炭商人活动的干扰引起了这些商人的不满和愤恨。

大猩猩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登上了头版头条。2008年，伊曼纽尔成为公园的主管，同年，欧盟向维龙加提供一大笔经费支持其重建计划，他首先考虑到重新培训和招聘员工，但是新一轮战争爆发了，并且把公园卷入战争旋涡的中心。在他们位于鲁曼加博村的作战基地里，护林队员自己遭受到了攻击，他们被迫撤离员工家属。在惨烈的战争爆发期间，伊曼纽尔在两小时路程开外的戈马城为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难民扎营。之后，在第二轮进攻开始后，所有护林队员被迫撤退到森林里待了10天，徒步走到戈马。

在这期间，与刚果军队作战的全国保卫人民大会（CNDP）叛军领袖宣布，他将创建一套新的公园体系。伊曼纽尔当时正照看着3 000个流离失所的人，他知道这将会给人们和公园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以他找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环境部部长，部长随后向刚果总统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请示，为伊曼纽尔争取到了豁免权，使他能够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来运营公园，并直接与反叛分子交涉，使得原先被允许住在公园的人们重返家园并且掌管维龙加。直到2009年，政府与叛军签订了更有影响力的和平协议。

自那时起，伊曼纽尔便开始从事公园重建和反腐工作。由于一些同事涉嫌猎杀大猩猩，他不得不逮捕他们，而这一举动定下了新的基调。他集中精力进行机构改革，还精简了护林队。

伊曼纽尔当初来维龙加是为了保护动物，但是他现在也把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视为己任。他发展旅游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并用这些收入建立了9所学校。他还引进设备，把过去人们活动留下的炭粉（在维龙加的很多地方，都有人非法采伐森林以采集木炭）压缩成可出售的煤砖，化问题为机遇。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只顾经济发展而不考虑安全问题。”

我们去了新的度假屋，在伊曼纽尔看来，这种度假屋是这一带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从2008年开业到2011年，度假屋已经接待了3 300位游客，创造了将近100万的利润。游客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徒步穿越丰富多彩、苍翠繁茂的雨林，还可以与对人类已经习以为常的大猩猩进行近距离接触——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身体接触（伊曼纽尔曾请我在一个视频里出镜，谈谈为什么支持维龙加。这个视频的拍摄是在一个不对公众开放的围场里完成的，围场里有一些被遗弃的小猩猩，由工作人员饲养着）。度假屋设施完善，有越来越多的旅客预订。食物也很不错，有法式自制咖啡、自制面包，汤羹、牛排、巧克力甜点等等，可与世界高级餐厅相媲美。最值得称赞的是，度假屋赢利中的70％回流到了国家公园体系，30％用在了当地社区的学校和水利工程建设上。

然而，我们在那儿的一段时间里，度假屋没有收入。由于最近的新一轮冲突，公园不能冒险招待游客，伊曼纽尔因此关闭了旅游业。我们与伊曼纽尔促膝交谈，讨论到他面临的困境时，他跟我们讲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景点开放，可以招来全职的狒狒猎手，把这一带的3~40只狒狒都解决掉，这倒能让游客们落得个耳根清净。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是反叛组织在起冲突，他们威胁着公园东部居民和大猩猩的生存。为了不让员工失业，伊曼纽尔不得不动用现金储备，雇用这些员工，或是把他们调到其他项目上去。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被称为“非洲五大湖区”的地方形势相当复杂。在刚果时，伊曼纽尔就跟我说过各个派系和刚果的武装力量，而我听得一头雾水。由于这些武装力量的存在，当地人过着艰险的生活，伊曼纽尔的护林队也难逃其害。而伊曼纽尔可以沉着老练地审时度势，一直把保护和造福当地人和公园作为工作的重心，我对此印象颇深。

临危不乱

几个月后，伊曼纽尔更将自己审时度势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2012年11月，原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一派力量，即现在的M23，武装占领了戈马。交战余波导致城市断电，100万名居民立刻失去了干净水源。危机爆发在这个冲突四起的地方，使当地陷入一片混乱。政府忙于军事作战；大批居民背井离乡，所逃之处也已是水深火热；地方官员大概也没有资源和权威来进行有效干涉。这里大约有70个非政府组织，但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指令，优先保护自己的员工。水龙头断水后，人们开始直接从基伍湖引进未经过滤的水。伊曼纽尔意识到，戈马可能会再次经历2008年的霍乱。那次霍乱发生在上次断电时，导致了几千人死亡。

伊曼纽尔联系了我们。我们可以帮上点儿忙，在24小时内提供应急基金。伊曼纽尔买了4台新发电机，重启抽水机，发动护林队和其他当地人36小时不间断地工作，重新把干净水送到了戈马。伊曼纽尔在面对危机或机遇时都可以恪尽职守又不失灵活，作为一名慈善家，最令我满足的事之一就是支持和鼓励像他这样目标明确的人。

M23已从戈马撤退，现在人们正在争取地区和平。这一地区局势仍不明朗，我们还与伊曼纽尔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现在正努力在各项工作中保持平衡，既要保护公园，小心躲避该地区无法预料的军事冲突，又要让那些加入他宏图伟业的人看到改善生活和抚养后代的希望。伊曼纽尔发展高端生态旅游的梦想现在暂停了，因为园内现在受到反叛军的控制。但他不断推进，计划通过建水电站来利用当地河流和瀑布。以这种方式发电，伊曼纽尔就可以帮助当地发展更多的轻工业，比如用棕榈坚果油制造肥皂。那里原料充足，现在却不得不将其运到乌干达进行加工。据他估算，这些工程可以为刚果东部创造两三万个就业机会——没有硝烟和战争的就业机会。

给亚妲尼克和她的儿子拍照的时候，我有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直到亚妲尼克跟我交谈时，我才得知她儿子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
（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第三部分
血的教训

投资于发展的慈善家、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面临这样一个基本的两难困境：我们投资的状况没有改善，是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或如果我们没有投资，现在的情况会不会更糟？比如说，2009年，经济学家丹碧莎·莫约发现，发达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给予了非洲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援助，而非洲的人均国民收入比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是不是因为援助反而使情况恶化了？还是说如果没有我们的援助，这块大陆上会有更多的人处在贫困线以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常常因为初衷是好的而自我标榜，认为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后者。有不计其数的鼓舞人心、坚定不移的人在为全球的饥饿问题而奋斗着，而你看到的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像乔·德弗里斯和伊曼纽尔这样的人也没有办法让有重大缺陷的方案化腐朽为神奇。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而一些慈善家和非政府组织就做不到这点。在与长期的贫穷问题做斗争的国家中，有太多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利用现状的缺陷。本部分我们将看看我在过去10年里亲眼目睹的一些有缺陷的做法、误解和事与愿违的情况。

故事19 这个村子能得到拯救吗？

“从她头上凸出来的是斧头吗?”

我坐在越野车的后座，车正行驶在安哥拉的一条乡村土路上。安哥拉是一个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非洲西南部国家。在2006年，媒体只要提到安哥拉，几乎都会冠上这样的形容：“饱受战争摧残”或是“深受战争蹂躏”。几十年来，安哥拉一直战火不断。

葡萄牙人早在16世纪就进入了安哥拉，而且因为有大西洋的港口，安哥拉曾输出黑奴，数千名安哥拉人在巴西的种植园里工作。但是在1975年，葡萄牙突然从安哥拉撤军，仅仅在获得独立几个月后，安哥拉就爆发了内战，交战的双方是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简称安人运）。冷战政局意味着古巴和苏联支持安人运，美国和南非支持安盟。不足为奇的是，这并不仅仅关乎意识形态。安哥拉有大量的石油和包括钻石在内的矿产资源。战争持续多年，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外国势力退出了安哥拉内战。自2002年起，安盟执掌政权。

安哥拉军队曾埋下数百万的地雷，为的是阻止叛军靠近村庄、农田、军营、大坝和道路，这些地雷提醒着人们那段惨痛的内战回忆。地雷造成了很多平民的伤亡。这些害人的装置在安哥拉到处都是，放置这些地雷是为了伤人，而不是杀人，已经有数万人因此截肢致残。自从内战结束之后，排雷工人头戴塑料面罩，腰系用于宣传的围裙，携带金属探测仪，开始了缓慢的排雷工作。他们要排查地雷，再安全解除或是引爆，这份工作相当折磨人。已逝的英国戴安娜王妃在1997年访问过安哥拉，并在此地留下了著名的相片，相片中的她身穿排雷服，走在一条用红旗标明地雷的安哥拉道路上。她与红十字会紧密合作，帮助因地雷致残的儿童。

我来到安哥拉是为了了解这里普遍存在的粮食危机问题。雷区的农田正在被缓慢地开垦，2005年和2006年的天灾又使粮食歉收。我当时正在审阅一些由世界宣明会提议并筹资的农业援助计划和水利工程计划。

当时，我们一队人正要去几个村子见见那里的农民。一路上，路面干燥，尘土飞扬，两边是高粱地。我看见了一个一条腿的女人，她穿着白色衬衫和棕色裙子，缓缓地沿着路肩走着，拄着一副金属拐杖, 一条腿在拐杖之间向前迈步。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驶近，我看到一根两三英尺长的木柄从她的头前方凸出来。那情景实在是骇人。

“天哪，她头上凸出来的是斧头吗？”我问道，但是我们超过她后，我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个东西：那是把耕地用的锄头。她把头巾在手柄上缠了下，这样手柄就能被固定住，锄铲落在脑后。手柄被截下一段，以便让她在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着时，得以保持平衡。

我说：“我们停车吧。”

一个世界宣明会的安哥拉工作人员和我一起下了车。我们不想吓着她，就等她走向我们。安哥拉的工作人员问她我们能不能和她谈谈，她点了点头，与此同时，锄头一直在她头上保持平衡，粗糙的手柄向前突出。她整个人展现出强大的气场和优雅的气质，仿佛头上戴的是部落战斗头盔。她说她叫奥古斯塔，36岁，2001年在宽多–库邦戈省被地雷炸去了一条腿，丈夫在内战中丧生，她有6个小孩儿要养，她是个农民，现在正要去田地里干活儿。

战争的创伤可能是永恒的。农民需要养家糊口，而奥古斯塔则展现出了农民的勇气和韧性。
（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奥古斯塔展示了她耕田的技术，她把残腿靠在拐杖上，弯腰，左手拿锄头刨地。看起来，这工作十分辛苦，但是我从她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自怨自艾。她养活孩子的唯一途径就是种田，她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我问她能不能照几张她的照片，因为我想向世界展现这里生活的艰辛。她同意了。

拍完照片，和她告别之后，我想到了在家乡伊利诺伊州用过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由电脑控制的农作物播种和施肥工作。我还想到美国农民抱怨的可能是天气变化和设备故障，因为它们会给农民造成不便，暂时打乱耕种计划。现在看起来，这些事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一个因地雷爆炸失去左腿的安哥拉寡妇尽管几乎一无所有，但仍竭尽所能抚养孩子，还有更合适的例子来佐证我父亲的“出身决定命运”的观点吗？

奥古斯塔的遭遇让我们更想做慈善事业。但是，几天之后我离开安哥拉时，我坚信必须停止资助在这里以及非洲其他地区所谓的传统的农业和粮食援助项目。

曾经的产粮区

回到车上，行程继续，我们从万博市到安哥拉中部腹地万博省边远的几个村子，要花上5个小时。这一地区土地最为肥沃，水资源最为丰富。讽刺的是，和我一起的安哥拉工作人员说在殖民时期，这里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而且还有盈余可用来出口。比如说，安哥拉以前曾经是咖啡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多年战乱摧毁了这一行业。我们到访的这个地区有500万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1/3，世界宣明会认为，这里最有潜力帮助安哥拉摆脱贫困。

显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遇到的困难极大。这里的贫困基线非常低。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万博市有45万居民，然而整个城市没有供电。安哥拉以前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我在那里时，0~5岁婴幼儿死亡率为66%），以及人均寿命最短的国家之一。现在，很多人指出，石油收入拉动了安哥拉以两位数的GDP高速发展。但是这并未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提高的只有政客和上层人士的生活水平。我在那里时，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预测，安哥拉至少有2/3的人口以农业维生。

政府与宣明会紧密合作，当时把70%的预算投入到种子以及通过培育生产种子的计划中来。为了农村地区的农民，政府试图将贷款项目和农业项目联系到一起。这些目标都值得争取。安哥拉还面临着其他挑战，最突出的就是因土地占有制不明晰造成的，农业发展严重受阻。

安哥拉的土地由国家所有，农民可使用土地，但是没有地契和文件正式规定他们的权利。当地政府和部落首领记录下了谁有资格使用土地和谁在使用土地，但是这些权利非常脆弱。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排挤贫农，使用这些土地。不管科技含量是高是低，所有可持续的农业都需要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如果随时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突然失去土地，农民会对自己的地投入多少呢？

车在继续向前行驶，世界宣明会的一行人向我解释说，目前的情况十分糟糕。由于旱季雨水不足，当地农民连续两年粮食歉收。而且疟疾、痢疾、霍乱和营养不良致使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些病大多数都是由病原菌引起的，对于长期饥饿、身体虚弱的儿童来讲，它们是致命的。

不久之后，出现了更多饥荒的迹象。随着我们渐渐深入到农村，我开始注意到大量的新坟，很多都只有三四英尺长，是幼儿的长度。我们驶过一群挖坟的人，我停下来拍照，随后，又行驶了一小段路，我们来到了叫艾优威欧的村子，来自艾优威欧和周边一些村子的700人聚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了解到，他们旱季在比较潮湿的山谷地区种植作物，结果那里爆发了洪水，冲走了所有的农作物。随后，干旱又摧毁了雨季他们在高地种植的粮食。这些人靠着少量的高粱和生香蕉勉强维持生命，受了很多苦。

我看到一些小孩儿，觉得他们已时日不多。很多婴儿和卧在妈妈膝上的幼童看起来精神萎靡，眼神空洞。每个人，尤其是儿童，都瘦骨嶙峋，关节突出。霍乱和疟疾蹂躏着这些免疫力差的儿童，宣明会的人说这里10%的人艾滋病病毒都呈阳性。一个叫马格达莱娜的女人告诉我，她有5个孩子，有3个已经死于饥荒。她的儿子胡里奥30个月大，我看得出来，他病了，如果没有医疗救治，很可能活不多久了。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死亡之村。

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来到我旁边。她跟我说她上周葬了3岁大的女儿。她指着还活着的婴儿大声对我们说：“我自己身体也不好。”她没有奶水，孩子在挨饿。她请求我带走这个孩子。她把孩子举起来，拼命想要把他塞到我怀里。她用眼神哀求着我，说：“这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了。”

这个孩子时日不多了，我不可能带走他，但是我感到，这里的情形迫在眉睫：这些人等不及下一场丰收了，他们没有时间了。我们现在一定能为他们做些事情。在世界宣明会工作人员的面前，包括宣明会安哥拉运营干事乔纳森·怀特（Jonathan White），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行动起来，在这里进行大笔投资，我们能拯救这里大多数的村民吗？

部落首领到了，跟我们讲了一番话。部落首领在非洲农村作用复杂，权力很大。他们是仲裁者、决策者和执法者。对于犯了偷窃和使用巫术等罪名的罪犯，首领可以将他们逐出村子。这个首领解释说，他管辖着18个村子，每个都和这个村子差不多大，村民人数共达1 600人。要想获得他的支持，我们对一个村子进行的援助，必须推广到其他所有的村子。听到这里，我意识到，我刚刚计算的拯救这里需要的资金至少要翻一番了。

我让乔纳森认真对待这个挑战：拯救这些村子需要什么呢？拯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呢？

尝试改善情况

乔纳森解释道，第一步，需要一名合格的医学专家做出评估，确定这些村子里谁需要普通的食物支持，又有多少人需要治疗性的食品支持。另外，营养学家还需要在旁协助，保证严重营养不良者得到正确的进食指导。但是治疗性即食食物还没有普及，而给严重营养不良者提供温和的普通饮食会使情况更糟，甚至会导致死亡。治疗性的食品支持需要静脉管注射，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对生命特征进行监控。那意味着需要更多人手、设备和资金。

下一步，我们需要着眼于更大的问题——粮食歉收，我们必须要提供种子。他们没有任何种子播种，更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种子。乔恩进一步解释说，必须协调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要合理安排时间。如果种子在食物之前到达，村民又实在饿得难受，他们会吃掉种子，不会把种子种下去。而且，他们在把种子全部种下去之前，需要吃饭，恢复力气。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正确的季节播种。

我问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告诉我需要多少资金。在我们回到万博的5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想要给我答案。到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差不多得到了一个预计的数字了。

好消息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正在从事疟疾项目研究的医生，可以很快做出评估。这要花上1万~1.2万美元。我和他们说可以做出安排了，基金会会提供资金，所以，要立即着手完成评估工作。但是，设备、食物和种子的交通物流费用和开展普通及治疗性食物支持的人员成本就需要58万美元。治疗性食物营养包本身（可能必须要使用几个月）的费用就会高达100万美元。给状况稍微好一点儿的村民提供足够的普通食物，让他们支撑到下一次丰收，需要180万美元。购买重建村子农业系统需要的种子大约要150万美元。

在一个信封背面，我们做了一下统计，“拯救”这1 600人，要花上500万美元。但是物流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手头并没有紧急资金和食物可以派送到那里。而且，即使我们提供资金，让他们可以获得并派送食物，他们也不能做出承诺一定会这么做。乔纳森觉得他能让政府提供种子，但是也许最严峻的挑战是，物流工作十分复杂。如果没有车辆、汽油和经过训练的人员来组织救援，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进行。在这个国家里，真的能为世界宣明会协调整个紧急计划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还要离开这里两周。

对行动的判断不客观总归还是有风险的。我意识到，我是被这些村民的悲惨境况打动了，但是他们只是饥饿问题中的沧海一粟，这在我心头落下的阴影越来越大。世界宣明会选择了艾优威欧，让我了解这里的悲惨状况，但还有上百个和这里一样受苦受难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帮助这个村子，花费500万美元来做慈善，但作用只是暂时的。不管我们花费500万、5 000万还是5亿美元，一个村一个村地进行紧急干预，解决饥饿问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国家必须把重点放在投资国民卫生和福利事业上。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都不能通过推进一个又一个的项目来改变这个国家农业发展的进程，或是解决这个地区，甚至只是这个村子的粮食保障问题。政府需要投资农业。农民需要道路，需要农业拓展培训，需要拥有土地的权利，需要获得贷款的途径，需要帮助以进入市场，这样才能在满足自己生活基本需求之外，有余钱让自己摆脱赤贫和绝望的境地。我们可以倾尽所有，仅仅为安哥拉的饥民送去医生、食物和种子，支持他们度过以后几年，但是如果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情况还可能回到我那天看到的样子。

那天晚上入睡之前，我脑子里就像在播放幻灯片一样。奥古斯塔和她坚定的决心和勇气；那个要把她的小孩儿给我的母亲；路边大量的小坟墓；趴在母亲大腿上，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孩儿那空洞的眼神；尽管困难巨大，乔纳森和世界宣明会团队为了改变村民的境况仍做出了不懈努力。

肯定有更好的方法利用我们的资源，在这里建设农业基础设施，使得这里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面对垂死的孩子，世界宣明会和许多非政府组织以每次推进一个项目的形式来改善这里的状况。当然，这些组织会按区域划分任务，而且，他们会对最困难的境况做出反应，希望能够在这些地方获得成功，并起到示范作用。问题是，这样的方法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如果措施是暂时性的，情况就不会得到根本改善。

我们可以为艾优威欧提供紧急援助，但是我们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像我希望的那样，“拯救这个村子”。我意识到，如果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地推进，所有慈善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拯救”一半像艾优威欧这样的非洲村庄。即使你愿意付出数百万美元，这样一个紧急干预计划也只是止痛药，仅能暂时缓解疼痛。

故事20 喜忧参半的遗赠

我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我与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素昧平生。在美国农业发展史上，或者在农业其他领域的发展史上，几乎所有人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与诺曼·博洛格相比都黯然失色。

20世纪40年代早期，墨西哥的小麦遭受流行性秆锈病侵袭。1940年，副总统当选人亨利·华莱士到访墨西哥，他曾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期时的农业部长以及先锋良种公司（Pioneer Hi-Brid Seed Company）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世界局势日趋紧张，他的到访将亲善精神传播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小麦秆锈病的蔓延使得民不聊生。当他回到华盛顿后，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游说，最终，后者同意向墨西哥提供一组科学家分队。

秆锈病危害小麦的茎秆部分，导致小麦表皮开裂，破坏顶部麦穗的生长。经过一系列的培育实验，科学家分队中的成员诺曼·博洛格博士成功培育出健康、高产、抗病、适应性强（可以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茁壮生长）的半矮秆小麦品种。尽管培育的过程很漫长，但是硕果累累。墨西哥小麦种植户的产量有增无减，自此以后，墨西哥的小麦产业蒸蒸日上。

博洛格培育的小麦品种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至关重要，产量丰硕。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到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亚洲两次灾难性的干旱让几百万人民丧生，于是美国向印度运送了大量的小麦以填饱几百万人的肚子，但美国政府官员还是鼓励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亚洲国家考虑种植博洛格在墨西哥亚基河谷培育的适应性强的小麦。

博洛格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教农民如何使产量最大化。他用示范田向印度的贫农展示了，在同等面积的土地上，使用这种特殊的杂交种子所带来的产量，比使用传统的种子要增加4倍。为了满足农民对耕种物资的需求，如种子、化肥，以及农民需要买这两种东西的贷款，博洛格也进行了游说。随后，英迪拉·甘地总理甚至开辟了一片花圃用来种植博洛格的小麦。世界各地开始为印度农民提供他们所需的种子和化肥。

印度的小麦收成激增。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已经生产了足够的粮食来建立充裕的国家粮食储备。“绿色革命”不仅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而且大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农民可以通过销售剩余的粮食来支付教育、医疗和其他花费。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支持像博洛格这样提高粮食产量的研究，随着小麦的增产，亚洲几百万的人口已经摆脱了饥荒。

博洛格博士在1970年年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曾经拜读过关于他的作品和他自己的著作，我也与他的侄女朱莉交流过，她在得州农工大学的诺尔曼·博洛格研究所工作。博洛格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科学家，他每天卷起袖子，在田地里工作。我很确信的一点是，他知道如何和农民打交道，因为他是在艾奥瓦州的农场长大的。他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对重要农业变量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影响农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比如说农民获得贷款的能力）的透彻分析，都为他的声誉和成功增添了光彩。对我来说，他似乎意识到人生其实只有40次机遇，所以他常常从以前的收获中总结经验，并不断改善和调整他的方法。

但是“绿色革命”留给后人的遗产喜忧参半。博洛格博士首创的方法是使用杂交种子和氮肥来大幅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这个方法对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严重的饥荒行之有效。单一作物制是依赖于单一品种的作物种植方法，这就使得小麦的生产、收割、储藏和分配变得简单和高效。但是，当我听说有很多人把“绿色革命”奉为在任何地方都能增产的灵丹妙药，我有点儿畏缩了。有人推测我们已经找到了增产的万能方案。现在只要我们能从政府获得资金，进行合作，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实现增产。这当然是黄粱美梦。从来都没有一种能够使产量最大化的万能方法，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的土地上，或者美国任何一片农田里，都是如此。[5]

立下汗马功劳，但不能一劳永逸

如今，在一些没有粮食保障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和美国中部的一些地区，“绿色革命”的必要条件根本不存在。非洲的一些土壤形成于远古时期，种植起来困难重重：一些缺乏营养；一些严重沙化，以至于水会直接排出土壤而得不到吸收；还有一些因为黏土过多导致植物的根茎很难深入地下。非洲的农作物都是靠雨水进行浇灌的，然而干旱在这里司空见惯。由于缺少公路和铁路交通，一些地区的自给农民无法获得他们急需的种子和化肥。部落首领掌控着土地的所有权，54个政府为帮助他们的人民做出各种承诺。非洲农民非常容易受到植物疾病和虫害的折磨，所以单一作物制给粮食保障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通常，农民会种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这样一个季节中所有作物收成都不好的可能性也会较低。

最后，还涉及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因素。当博洛格到访印度，“绿色革命”逐渐兴起时，印度已经开始致力于农业的发展，农业被推广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印度的中央政府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作物买卖，与外国政府协商救助问题，也能够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护一些资产、设备，运输种子和化肥。非洲的殖民者主要在矿区修建铁路，但印度的铁路却通往农业地区，主要是方便棉花的出口。这是意义重大的。

过去几十年，“绿色革命”为10亿人解除了饥荒警报，当然我们清楚地看到杂交种子和化肥并没有根除印度的饥饿问题，在有的地方甚至引起了环境的破坏。现在，印度的儿童营养不良比率居高不下，比许多非洲国家还要高。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09年的统计数据，有48%的5岁以下的印度儿童正在经历中度或严重发育不良。

从环境角度来看，一些地区施用氮肥过多导致地下水污染、土壤退化、产量下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氮肥使得各种农作物超负荷增长，却没有补充植物生长所需的有机物或者更新肥沃的土地所需的必要营养。如果只是单一地这样施肥，就像只给一个病人供给氧气和咖啡因，但不给他食物一样。这样虽然可以加快他的新陈代谢，让他更加敏捷，甚至在短时间内精力充沛，但是最后，他还是会因为缺少维持身体、大脑和其他基本器官正常运转所需的能量而突然昏倒。印度的小麦收成节节高升，但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由于化肥的过度使用，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在逐渐退化。

“注意：是越来越糟糕”

2012年早期，我去了一趟墨西哥亚基河谷，诺曼·博洛格曾在那里培育过适应性强的小麦品种。我在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的总部和还在对研究博洛格实验的科学家们交流了一天。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这个非营利性质的研究培训中心致力于提高全球小麦的产量，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研究项目之一。据估计，75%在发展中国家种植的小麦品种要么是在亚基河谷种植过，要么来自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研究合作伙伴。博洛格博士是这里的英雄人物：他的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就画在俄勒冈州总部大门的墙上，总部内部也挂着他在2009年去世之前到访这里的照片。

我们到田地里讨论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正在发展的一些技术如何帮助提高产量和以一种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式种植小麦。接待我的人告诉我，我们现在的位置只与20世纪40年代博洛格的试验田距离几百米。他们说，博洛格博士去世前还在推进的一项工作就是鼓励农民减少化肥的过量使用。

据这些研究者说，亚基河谷的私营农场主将博洛格最早发现的“多施肥必定多增产”这一点牢记于心。联邦政府通过种子和化肥的补助来帮助农民，但是这引起了一些问题。当地种植小麦的农民滥用或误用化肥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专家向我解释说，当地使用氮肥的吸收率大约为31%，这意味着2/3以上的化肥没有被农作物吸收。不同的气候、土壤条件决定氮肥的吸收程度。相比而言，在伊利诺伊州任何一年、任何一块田地上，只要实施完善的营养管理计划，通常有60%~70%的氮肥被农作物吸收，有时候吸收率更高。

我来到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后，看到一幅巨大的纪念诺曼·博洛格博士的照片。（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科学家也向我讲解了当地农民的耕作方法。首先，他们会将固体的氮肥播撒在土壤上，然后进行灌溉，最后再种植。我对这一步骤的反应和一个医生听到一个病人每晚刷完牙后，花一小时吃一大块硬糖，然后就去睡觉的反应如出一辙。耕作的步骤对于农业来说至关重要。在灌溉（这里的灌溉主要方式是漫灌或是沟灌）之前就播撒氮肥会将土壤里大部分的氮肥冲走，令其流入土壤深处，聚集在地下水层。美国农民施肥的方式是用播种机将肥料和种子播撒在同一个洞里，这样可以保证种子能够获取最多的养分，减少养分的流失。墨西哥的农民所使用的方法是保证水能够传送大部分的肥料，但农作物本身根本吸收不到养分，而肥料会渗透到土壤深处。

“我认为这种施肥方式是灾难性的。”我大声地说道。

“是越来越糟糕！”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一位高级科学家说道。

你一定听过一些医生和营养学家说过的一个笑话，那些摄取大量维生素的人，他们的尿液也肯定很昂贵。农民所使用的氮肥施肥方式就好像向干净的饮用水中添加那昂贵的尿液。根据对俄勒冈州当地井水检测的结果（大部分井水并没有定期检测），至少有25%的井水的氮含量是安全饮用水中氮含量的10倍。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科学家向我展示了一张幻灯片，说明的就是这种情况引起的另一个环境问题。这是墨西哥北部的科特斯海在耕作期之后的一张卫星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流入大海的水中含有大量的氮肥，导致海藻猛增。在墨西哥湾也出现了类似的海藻，密西西比河将咸水层上的淡水冲到墨西哥湾，大量的氮肥滋生了能够破坏当地水生生物的厌氧细菌。

就像我们在危地马拉看到的一样，沟灌会把土壤里的营养从作物中冲走，直接渗透到土壤深处。（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曾试着让农民减少氮肥的使用。在实验中，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在一个种植季停止对一英亩的土地进行施肥，这一季节的产量与上一季一样，因为土壤里残留有上一季的氮肥。当地的一些农民大为吃惊：毕竟购买化肥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然而不用投资购买化肥也能获得同样的收成就意味着农民自己赚到了。所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随后说服一名当地的农民在80英亩的土地上做同样的实验。这位农民开始时答应了，但后来又犹豫不决。似乎是因为当地的农业协会给他提供了无息贷款来购买150磅的化肥，并且被告知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在中间进行了调解，解释说这是他们正在进行的实验，而且只做一个季节，所以农业协会接受了这一例外情况。

后来，这位农民打电话说：“这80英亩地中的40英亩是我一个合作伙伴的，对于不施肥这件事他忧心忡忡。所以他将给他的那些土地施肥（紧挨着我的），而我不施肥，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最后发现，他们的产量一样，而他的合作伙伴的利润由于购买化肥而降低了。

所以，在“绿色革命”的发源地，农民正竭力应对“绿色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博洛格博士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他逝世之前的几个月，他重新回到亚基河谷，恳求当地农民减少化肥的使用。

好消息是，研究者正努力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比如说，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一项技术就是让农民二次施肥，旨在减少种植过程中氮肥的使用。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发明了手持式光谱仪技术，这项技术操作简便。一般来说，当一种植物缺少氮肥时，它就会变成黄色或者淡绿色。比如说，当传感器接触农作物时，农民可以根据叶绿素数值，精确计算出农作物中氮肥的吸收率。此外，农民还可以使用这项技术的简化版本，手动控制这个操作简易的装置来进行相同的测试和计算。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教育拓展项目对农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利用。

博洛格在非洲

博洛格博士一直致力于解决饥饿问题。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尝试在非洲使用他最早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慈善家笹川良一（Ryoichi Sasakawa）邀请博洛格率先将“绿色革命”的技术引入加纳、苏丹和其他非洲国家。博洛格博士为此付出了20年的努力。他的方法在更发达的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2006年，博洛格博士在他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了他的力不从心。他阐述到，从疟疾到交通设施匮乏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严重地影响了他的项目进程。而每一个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他说非洲大部分国家都需要与“马歇尔计划”——“二战”后美国协助欧洲重建的昂贵援助项目——类似的计划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总的来说，非洲许多国家农业发展困难，人民饱受饥饿，内部和越境冲突以及腐败时有发生，所以我的结论不言而喻：我们需要农业创新，但需要围绕简单初级的技术，为自给农民提供支持，而并非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制通常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容易受到特定植物疾病和虫害的影响。我们应努力帮助他们获得合适的设备、高产的种子和储藏设施，因为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增产，开始出售他们剩余的粮食，这是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的唯一可持续的方法。

我们可以教农民一些土壤管理技巧，例如保持土壤中的有机物质，以及使用像动物粪便这样的天然肥料。我把强调土壤质量的农业方法称为“棕色革命”手段。如今，我们对南非的乌库利马农场和亚利桑那州的农场进行了扣人心弦的新农业技术试验，这些试验将来很有可能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些方法成本低，适应当地农业水平和地理环境，而且可行性大。博洛格博士的“绿色革命”帮助了墨西哥，并扭转了可怕饥荒的局势，而一种新的“棕色革命”可以传承他的善行，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蠕虫是这个“棕色革命”的有力盟友。在这张图里，一个墨西哥农民在跟我展示他怎么用蠕虫来改善土壤质量。这也是我们资助的一个项目，旨在帮助农民成为“土壤营养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技术含量低的能够改善土壤质量的方法，几乎适用于任何地方。（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5]　HWB在我们内布拉斯加农场使用的耕种技术与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使用的技术不同。我耕种的土壤有的含2%的有机物，而附近其他的土壤则含有4%的有机物——这也就意味着我要在不同的土壤中使用不等量的化肥。要考虑的其他变量还包括坡度、排水、土壤紧密度、酸碱值和已有的营养物。

故事21（上）功成名就，还需脚踏实地

当我以夸张的姿势用拇指抵住刀片时，我感觉就像舞台上的那些魔术师，盛情邀请他们笑容满面的助手钻进一个箱子，假装将她切成三块一样。

我曾经对莫桑比克楠普拉市进行过实地考察。我们同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的人一起去莫戈博拉耕种地区考察。在那里，当地的农民使用着他们认为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来改善很多非洲农民可耕种的土壤的质量。有时它被称作盆播。盆播打的洞各式各样，但是这里的农民打的是直径为2英尺的盆形洞，周围是斜面。我们小组中不是农民的人问道，在这片原本坚硬的泥土上，挖洞的工具到底是什么，能有如此强大的功能？

我问有没有人有弯刀。一位站在旁边的年轻农民拿起一把递给我。我看了看刀片，将刀尖插入盆形洞中坚硬的地方（压实了的像水泥一样的土壤）。我推了一下，没有什么反应。于是我两只手紧握刀柄，使出全身力气向下压，刀好像插入了半英寸。然后，我走了两步，将刀尖插入盆形洞里种植玉米的土里几英寸深。我只是用两根手指压在弯刀最上面的部分，刀尖就非常容易地插进了地里。

莫桑比克的自给农民用盆播方式来改善他们贫瘠的土壤质量。在那些劳动力充足、能够收集大量土壤有机质的地方，盆播确实是最有效的方法。（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当然不是魔术师，但是这种盆播的方式的确有点儿神奇：它们将坚硬的泥土变成了柔软的土壤。

我们中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泥土就是踩在脚底下的。有人用“便宜的泥土”（指毫无价值）、“视某人如泥土”（指某人一文不值）这样跟泥土相关的说法，来表达我们的蔑视和不恭。泥土其实就是土地上聚集的东西，它与橡皮泥一样没有生命力，却是我们用以建造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其他事物，如房屋、道路、管道、隧道和墙壁的根基。

土壤是宝贵的，它是农民最重要的耕地资本。土壤的肥力举足轻重，对生产力影响巨大。

泥土和土壤的区别在于，土壤是有生命的，为数以万计的微生物提供栖息地。最理想的农业土壤应该是由砂粒、粉粒和黏粒混合形成的松软、易碎的壤土，且表层有丰富的有机物，包括腐蚀的植物和营养物质。最好的土壤应该具有结构的整体性或者说是耕作深度，土质既不能太黏，导致根茎不能穿过；也不能含沙太多，导致不能保水保肥。土壤从底部的基岩到泥土表层都富含矿物质（蚯蚓功不可没）。土壤就像任何生物系统一样错综复杂。我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块试验田里，A、B水文组的土壤有4种不同的一级土壤（即最理想的农业土壤），分别是弗拉纳根（Flanagan）、卡特林（Catlin）、温盖特（Wingate）、埃尔本（Elburn）粉砂壤土。水文组通过水渗透的程度将土壤进行分类。为了使产量最大化，我在每一种土壤上以不同的速度播种或每一公顷播种的数量不同。

莫桑比克盆地的土壤不是弗拉纳根粉砂壤土。与周围坚硬的泥土相比，土壤松软的质地和丰富的有机物含量是很大的改良。挖好洞之后，这些农民将由泥土、植物种子混合而成的肥料覆盖到洞上面。这样就可以吸引白蚁在土壤里挖好地道，将底层的营养物质输送到顶部，使得肥料混合物透气。由于盆形设计使得植物的根部聚集了大量的水分，也存留了流沙和残枝落叶。农民也收集香蕉皮、花生壳和其他有机质给这些有机物施肥，而这些有机物可以分解物质，改善土壤质地。这就好似用微型堆肥堆来增加产量，尤其是在缺水的时期。最后，农民在盆形洞之间种植豆类和固氮树种。这一方法在干旱的非洲西部被广泛使用，比如马里和布基纳法索。那里的农民不断完善更新这一方法，并且开始教那些生活在土质条件糟糕地区的农民。这种方法也开始向东部国家传播，如肯尼亚。

盆播法并不是解决非洲饥饿问题的可行方法。因为它既耗时又耗力。但是这种既聪明又实用的方法不需要昂贵的工具和大量的投入。在对莫桑比克一块试验田进行测试时，当地农民告诉我们，使用这一方法后，他们玉米的收成增加了2倍。这种方法就是想要引起小农户（还有赞助商和政府官员）对土壤质量的关注。

土壤就是工具

世界上所有的土地都是我们在未来几十年能养活越来越多人口的最重要的工具。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70亿猛增至90亿，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粮食需求，所有的农民，无论是小农户还是大农场主，都要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将他们的生产率最大化。除此之外别无他选。有时候谈到土壤问题，我觉得自己像在孤军奋战，其实不然。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是GMVO公司（Grantham, Mayo, Van Otterloo & Co.）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投资战略家。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之一，资产超过1 000亿美元。他曾经说过，如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土壤退化。200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称，土壤正在严重退化，已波及世界很多地区，其中包括世界上20%的耕地、30%的森林和10%的草地。另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有15亿人口，或者说是世界上1/4的人口，直接依赖于这些正在退化的土地。

挑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保护和改善我们的土壤，在人们需要耕种粮食的地区将泥土转化成土壤。在美国是如此，在热带地区也是如此，在满是干燥、贫瘠、风化土壤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更是如此。

在对抗饥饿的大背景下，珍惜土壤势在必行，人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如何保护耕种土壤。我不确定这是为什么。历史上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土壤，然而它其实只是地球薄薄的一层肌肤。基岩破碎，蚯蚓和微生物将这些碎石转化成黑壤土，再运到表层，一英尺土壤的形成需要500年或更长的时间。

由于过度耕作，森林砍伐，以及一些导致耕作层的破坏速度比土壤形成的速度还要快得多的行为，一些文明消亡了，或是需要转移生存环境才能得以延续。玛雅人、阿兹特克人、维京人、复活节群岛人由于没有保护和滋养他们的土壤，农业生产力每况愈下。当今世界濒临农业破产的国家之一就是埃塞俄比亚。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土地非常古老，风化严重。人口却在过去的50年间增加了2倍。结果就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砍伐森林，在农田上过度放牧，导致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壤的酸性、盐性和排水问题以及缺少植物所需的营养物质——磷意味着大部分的土壤都没有耕种的可能，生物活动几乎为零。它们就变成了泥土。你不可能直接将化肥播撒在这些没有生命的土壤上，让它们再生，这就像给死人戴上氧气面罩一样。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但是我们也一样在滥用它。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大平原地区，农民将耐旱的草原上的草清理走，为他们的农作物让道。干燥的天气几乎毁灭了所有的农作物，土地只能任凭狂风的摧残。当华盛顿特区的很多屋顶上堆积着从大平原上吹来的灰尘时，美国的政治家才开始有了危机感。

冬天，当我开车经过我在伊利诺伊州帕纳地区的农田时，让我疾首痛心的是，邻居家的农田在冬季休耕。他们农田的耕地层几乎是黑色的，有几英尺深。这些邻居都是守旧派。在收割季节结束后，他们仍然进行圆盘耙耕和犁翻，疏松上一年耕种所用的表层土壤，把收割后的残茎掩埋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土壤透气，吸收更多的水分，将营养物带到表层。如果你开车经过此地，你会发现他们的田地看起来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看似就是几公顷空旷的土地罢了。

但是那些小山却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山顶上土壤的颜色总是要比山脚下平地的颜色要浅一些。因为雨水会将耕地层的土壤从山顶上冲刷下来。那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稳固这些土壤。刮风下雨或雪融时，被犁过的平地的土壤很快就会被冲走。根据一项研究，人们从开始在艾奥瓦州定居后的100年里，该州一半的耕地层都消失了。

与之相反，我采用了我所称的“保护性耕作制度”。土地经过翻耕后，我的田就显得杂乱无章了。我不会在收割后将玉米秸秆或者小麦残株清理走。甚至还会在玉米地里种植一年生的黑麦、萝卜和其他非作物植物。整个冬天，雨雪袭来，覆盖作物可以保护耕地层，有时还能保持和储存土壤中的氮肥，这样我就不需要为下一季度的农作物过度施肥。每当播种的春季来临，我就会把种子直接播撒进土壤里，除了要挖一条细长的栽植沟安放种子之外，其他土壤只需保持原样。

免耕法是让土壤始终被作物覆盖。直接把种子播撒在之前的作物残茬儿或者覆盖作物中，这样能够保持土壤的活力，实现碳封存，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和化石燃料的使用率。（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这个方法属于免耕和条耕的耕种技巧范畴。整个耕作系统都会使用覆盖作物，以减少耕种技术的使用，采用完善的营养物质管理和轮作制度。这不属于有机种植。我确实使用了转基因种子，既能抵抗虫害也能吸收如农达（Roundup）这样的除草剂，我也使用氮肥。不容置疑的是，关注土壤质量的技术改造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但我对使用有机种植方法能够喂饱世界上所有的人口将信将疑。所以我采用了一种我认为既实用又可持续的方法。非常遗憾的是，美国采用保护性耕作制度要比阿根廷和巴西的步伐慢一些。这些国家使用的这种有效保护土壤的耕种方式使得产量有增无减。

位于热带雨林气候带的阿根廷和巴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土壤优势，高温潮湿的气候意味着有机物分解得非常快，以至于土壤含沙量非常高。植物的根茎从土壤中冒出来，在树干和土层表面的生物中汲取养分。热带雨林地区的农民为了种植农作物而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耗尽土壤养分前，最多可以获得几年好收成。当这一切发生后，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下一片土地，将这片空荡荡的丑陋伤疤抛在身后。在那片曾经肥沃的土地上，健康的植物曾给土地带来各种好处，为动物和植物提供栖息地，产生氧气，抑或是固碳。最近几年，这些国家已经采用了较好的土壤养分管理方法，农民的生产力大幅提高。

非洲的农民用砍伐和燃烧灌木丛的方式来为农业开道，浪费了珍贵的养料来维护土壤的健康。（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非洲许多国家的农民采用的也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他们用弯刀砍伐掉部落中适合耕种的土地上的灌木，这样太阳就可以直射到土地上。收割之后，残根和叶子会被就地焚烧，好为下一季耕种做准备。两三年后，这些土地的养分就会被耗尽，产量就会大跌。农民于是就会习惯性地砍伐其他土地，将之前贫瘠的土地搁置不管，等它们自行恢复。像马拉维这样的地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人口密度高，而可耕土地又有限，土地就不能够通过休耕自行恢复。

即便是一个贫穷的农民也能够使土壤变得更肥沃

当我坐在一架摇摇欲坠的飞机里航拍斑马和羚羊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交界附近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迁徙时，第一次看到非洲刀耕火种的场景。拍摄之后，飞行员想要给我看些别的景色。他的飞机越飞越高，穿越了高耸的悬崖。我们可以看到，悬崖顶端有一片森林。飞行员指给我看农民烧毁森林后腾出空间种植玉米的区域。人们为了肥沃的土壤而霸占了森林。后来我得知，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森林砍伐率往往也是最高的，现如今依然是这样。根据2011年对65个国家在2005~2010年之间森林砍伐率的研究，多哥和尼日利亚的砍伐率是最高的。多哥的年森林砍伐率是5.75%，尼日利亚是4%。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困难在于，它们的土壤是世界上风化和退化最严重的。非洲是古老的高原。从地质上看，非洲的可耕土地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气候的“肥沃带”之外，也没有理想的土壤来生产出能喂饱其人口的谷物。而且由于刀耕火种的种植方法，大部分的土壤在退化。

在南非林波波河地区我们资助的乌库利马农场里，最好的土壤也就是几英尺深的耕地层。好些针对土壤的项目已经开始运作，其中一个就是由ECHO（Educational Concerns for Hunger Organization）这个总部在佛罗里达州的非营利机构的科学家们牵头的，他们广泛使用了盆播方式，试图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这些土壤就像海滩上的沙子，水直接就渗下去了。”ECHO的科学家布兰登·林比克（Brandon Lingbeek）一边这样说道，一边用足尖踏触干涸的土壤。他说他和研究伙伴们在盆播洞里种植了一些豆类，如豇豆、木豆、扁豆，还有一些高粱, 这是一种在非洲广泛种植的谷物，而且比玉米更抗旱。这种方法就是“间混作”，不仅能够给土壤带来更多的营养物质和有机物，而且人们和动物都可以食用这些豆类。“这些土壤基本不含基准营养。尽管杂草会产生生物堆，但是它们不能像豆类一样改善土壤的养分。这就好像‘种植你所需要的肥料’，”布兰登笑着说，“我们正在努力为贫农找到一种既便宜又可持续的耕种方法，我们的研究和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是以农民已经在使用的技术为出发点的。”

盆播的田地围着栅栏，这彰显了原本就已经困难重重的耕种环境所面临的又一挑战。其中部分是用钢筋条和堆积的岩石进行了加固，因为当地的豪猪很喜欢吃这些豆子，晚上常来偷吃。有时候人们会搭起帐篷，打开照明灯来恐吓它们。“我们的搭建速度一定要快，”来自ECHO的克里斯·达尤托（Chris D’Aiuto）说道，“因为豪猪会打地洞。”

这些工作可能对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农民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非洲一些半干旱和干旱地区，例如沙漠化问题非常严重的萨赫勒地带。这里干旱频发，植被遭到砍伐，使得土壤容易被侵蚀并被阳光暴晒，土质因此变得贫瘠又坚硬。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流走，而不会渗透到土壤里。

在乌库利马农场，我们大力支持来自宾夕法利亚州立大学所做的根系结构的研究。有些植物根系发达，容易吸收下层土水分，使得它们能够更抗旱。有一些根系较短的植物能够更好地吸收耕地层的养分，如磷和氮。宾州州立大学团队正在尝试培育结合了上述优势的玉米和其他作物的变种，然后把变种的种子发给小农户们，帮助他们在水分和肥力都很低的恶劣耕种环境下提高产量。

我们通过对非洲贫瘠土壤的研究了解非洲农业挑战的根源。从这些保护土壤的方法中我们看到，非洲赤贫农民能够使土壤变得肥沃。如果想让非洲的领导者坚信“棕色革命”能够振兴他们的国家，那么巴西是最好的佐证，在第五部分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故事21（下）土地所有权造就更好的农民

最近我去加利福尼亚州圣华金河谷时，和当地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农民进行交谈，他在那里收成很好。他大量使用滴灌的方式，采用先进的劳动方式，为当地粮食银行贡献了大量的新鲜食物。但是他说起他观察到的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现象，却让我大吃一惊，而我又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对的。

“在这里，我们常常共享信息，告诉彼此什么方法有效，如何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我们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我曾经和一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朋友交谈，他告诉我说他们那些合同制农民彼此竞争很激烈，对自己的收成都遮遮掩掩。他们都想比邻居的收成多，这样就可以获得农业管理公司的租赁权。”

合同制农民？在美国我所在的地方，这个词听得并不多。我有很多朋友既耕种自己的农场，又耕种他们租来的田地，但是我从来没想过称呼他们为“合同制农民”。我越想越觉得我在加州那位朋友说得有道理。随着美国中西部农场整合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包括大型农业管理公司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会把农场租给农民。租赁的期限可能只是短短几年，然后需要经过激烈的竞标才能再次获得土地使用权，所以导致合同期限越来越短，条款越来越苛刻。

因为农场被租给越来越少的经营者，农场运营在规模上不断扩大。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就是使得农场主更多地关注以资源管理为重点，而非靠开采土地来获利的竞争。（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遮遮掩掩、相互竞争的农民？这让我一阵战栗。这与我所了解的农业完全背道而驰，像我一样开着推土机的小孩儿，连迪斯科舞厅音乐都不知道，但是我从一些慷慨的大人身上学到了务农之道。然而我必须承认，这种局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社会状况，也对土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为了赢得合同，农民只需要展示他们有能力实现短期产量的最大化，来获得他们想耕种的农场。他们无须展现他们有意悉心照料土地。你对待土壤长期健康的态度是由你是否拥有这片土地所决定的。

讽刺的是，长年以来，我一直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能否拥有自己的土地至关重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土地是一种法律上的概念，自从人类停止捕猎和聚居，定居下来，对某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就引发了战争、嫉妒和激烈的争论。但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拥有土地的农民要比没有土地的农民更加注重土壤的管理。如今，请求我们进行资源投资的地区，我们都会问对方这样一些问题：“土地所有制状况怎样？农民是否与土地有直接的关系，并被鼓励去改善这些土地？或者他们是否容易被解雇？”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的挑战就是政府拥有所有的土地。

我之前写到安哥拉农民的沮丧，他们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受到不公的对待。非洲和中美洲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安哥拉也不例外。由此你就可以明白，美国的农业系统之所以高产，部分原因是土地私有制。这一制度形成于美国建国之初，农民可以看到投资和支持社区的公路、电力、储藏能力和设备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带来的长远利益。

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各种土地所有制项目，目前最成功的应该是在尼加拉瓜。我们将在第五部分谈到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土地所有制都不太理想，部落习俗和惯例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他们对土地管理掌有的大权远远超出国家法律的规定。

我们面临的土地改革的主要挑战就是摈弃传统的惯例和习俗，或者试图将土地归还给那些因为内部或外部冲突而被夺走土地的人们，这都是非常困难而且非常危险的。土地之争会导致战争和谋杀，而改革又是非常复杂的。自从20世纪早期的墨西哥革命以来，墨西哥人民就为土地改革进行了艰苦奋战。例如，个体农户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分配到小块合作农场的土地（或者公地）用于种植，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购买或出售土地，或者将其作为贷款的担保物。然而，这一有效的方法也遇到一些障碍，比如如何公平地分割质量参差不齐的土地就是个棘手的问题。结果就是社区获得利益，个人却没能够获得贷款所需的担保物，也就无法投资于设备和原料以增加产量。相反，社区将土地出租，我们于是又碰到这样的问题：这些租地的农民不会对这些土壤进行长期的投资管理。

非洲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将这些土地拍卖给外国投资商，让其在肥沃的土地上进行大片种植，租期一般是99年。我去过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这些饱受贫穷和饥饿折磨的国家，困扰我的就是那里的土地被宣传成黄金投资机会，来吸引对冲基金和投资者的投资。这些国家里的几百万人都还依赖粮食援助，而当地政府却以低价将土地出租给外国投资者和其他国家，让他们在此地进行种植，再将粮食运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当地人根本不会获得任何利益。事实上，这样的土地交易会造成市场扭曲，进一步损害当地人的利益。投资者则会称，承包这些土地可以带来就业机会，振兴国家经济。外来投资者告诉政府他们会雇用几千人，而政府的招资说明书却向投资者鼓吹他们会引入高科技农业模式，与其他方法相比，不需要太多劳动力。但我和其他人一样深表怀疑。他们到底会采用哪种模式呢？

支持土地交易的人，还有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有时候会说他们出租的主要是未使用过的土地。但实际上，投资者承租和投资的是最好的土地，不是最差的。非洲是如今唯一一个人均粮食产量比10年以前还少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国家要做的，是帮助他们的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和粮食产量。他们应该自己使用这些土地，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加产量，喂饱他们的人民。另外，有时候土地征用者将目光投入到那些牧民饲养牛群和家禽的草地，那里生长着天然草坪，也是交通要道。

任何一个相信有经验的投资家会投资最差的土地、排队等待最急需的水资源的人，都是幼稚的甚至异想天开的。如果有饥饿的人口存在，就不会有“肥沃”的土地没有开发使用。政府领导应该意识到，将他们国家的农业和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关联起来十分重要。这些决定会改变这些国家未来的粮食状况。

后文将会向大家讲述一个很有创意的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年轻农民的故事，他激励了很多农场主或是租赁农场的农民使用可持续的耕种方式。但是在走访了加州之后，那里的现实也提醒着我，不能忽视家乡正在经历的变化趋势。不论农民们身在何方，是大农场主还是小农户，只要拥有土地，他们就会更加悉心地照料土地。

故事22 脱节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基金会依然致力于保护动物的时候，我就思量在南非建一个基地，作为研究猎豹的保护栖息地。这种长满斑点、长腿的猫科动物一直令我着迷，非洲猎豹的拉丁名是“Acinonyx Jubatus”，它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陆地动物。猎豹能在3秒钟内从启动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并瞬间达到最高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猎豹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部分原因是，在野外成年猎豹虽然速度快，却不擅长击退狮子和鬣狗，所以猎豹幼崽儿非常容易受到伤害。此外，偷猎者会猎杀猎豹，牧场主因认为猎豹会杀死他们的牲畜，一看到猎豹也会射杀它们。同时，在圈养的情况下，猎豹很难繁育。所以我们想更好地了解它们，希望能够维持它们的生存。

我们在南非购买了14块地，把它们拼凑成了Jubatus保护区，并与南非最著名的猎豹专家之一安·万·迪克（Ann Van Dyk）合作。保护区聘用的所有员工都是当地人。从我们刚踏上这片土地到10年后我们决定卖掉这个基地，我在文化脱节方面经历了最激烈的碰撞，个中教训的价值诚然难以估量，但我开始讨厌这一过程中我忍受的低声下气的滋味。

早期对猎豹保护区的投资使得我们汲取了关于文化冲突的经验教训，这对后来的投资大有裨益。（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们在那里工作不久便遭遇了文化冲击。在协商买下“Jubatus”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那里一直住着4户人家。他们是擅自占地者，按照南非法律，他们可以住在那里却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打算自由放养猎豹，那么即使我们将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围起来，我们仍然担心让人类如此接近野生动物很危险。我们想表现得慷慨大方，便委托律师通过各种官方渠道来为这几户人家寻找新的土地，这些土地要跟他们之前的差不多，甚至更好。我们会承担他们搬家的费用以及打乱他们生活的赔偿金，还与政府和部落首领通力合作，而事实上这几户人家也乐意搬走。

走完这些正规程序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要去参加协议签订会的时候我激动万分。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会，其中一些我之前从未见过。我们的律师团中有一名成员懂得当地语言，当时正在帮助我们进行协商。他向来脾气极好，但突然间就露出了愤怒的表情，我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吼道：“晚点儿再说，霍华德。”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并让我和他一起离开。走到一个无人处时，他就为刚刚吼我的事道歉，解释说他原本是想让那群人认识到他们刚刚欺人太甚了。尽管我们得到了各种批准，也花了很多钱，一个当地的巫医却突然开始插手这件事，吩咐那几户人家不要搬走。作为我们的协商者，他断言这需要我们多耗上几个月和花更多的钱才能摆平。而接下来，事情也的确如他所说，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个巫医分到一杯羹后才终于烟消云散。

各色人等像部落巫医这样居心叵测和横加干涉的现象，遍及整个非洲的部落和村庄，这是非洲的一个现实，就连非洲人都称其为“TIA”，也就是“这是非洲”（This is Africa）的意思。在非洲，这是个通用表达，常常伴着一个鬼脸或眨眼。但是非洲大陆上还有很多其他不确定因素妨碍着外来组织为发展所做的努力。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指责什么，我想说的是，当空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时，任何认为自己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或者自己的世界观才是理想的这种自信必将幻灭。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在困境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存着，他们的许多传统、习惯和观念都是牢不可破的。我想表达的是，一些“TIA”的事例非常微妙，而且无处不在。

在非洲，靠巫医、巫术和迷信的做法来决定土地交易或者活动时机的事情是很常见的，并且巫医拥有巨大的权力，他可以驱逐个人或者影响部落首领的决定。“TIA”更微妙地体现在非洲居民的时间观和规划观上。在“Jubatus”，因为没有提前规划，我们屡屡受挫，我们的项目要么延期很久，要么因为各个部分的不协调而分崩离析。我想建设和更新一些设备，并理所当然地认为研究人员会准备好立刻开始使用这些设备，但我后来才了解到，准备工作压根儿没做。尽管已经同意了一项计划，但他们之后会说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会真正落实，所以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之前，他们就干等着。我们曾经尝试建立一个研究基地，这需要进行测量并跟踪不同的变量，比如动物进食和药物治疗的变化。然而员工们常常不能在正确的时间点上跟进这些变化，或者在执行指示上做不到前后一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都令我十分费解。

巫医对当地的决策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在莫桑比克拍的这个巫医就是这样。（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一天，我正驾车行驶在一条名为迪里德里夫特的公路上。这条路是由Jubatus保护区运营的，路况很好，保养得也不错。在一些有护栏的私人禁猎区，可以看到长颈鹿在相思树顶间探出头，还有疣猪一家子扭着矮胖胖的身子甩着尾巴飞奔而过（非洲疣猪就没遇到过它们挖不穿或者弄不烂的围栏）。这时我看到了一位Jubatus的工作人员，据我了解，他工作努力，能力超凡，可这会儿他的车胎爆了。我停下来帮忙，发现他并没有备用轮胎。我告诉他我可以载他到最近的商店购买修补工具来修好轮胎，他欣然同意了。沿着路开了6英里后，我们到了一家商店。他走进商店找到了一套工具然后走了出来，问我可不可以再载他到车子那里去拿钱包，回来把工具钱给了。我就问他：“你怎么没带上钱包？”他说：“走的时候我不需要它，但现在我需要它了。”

作为美国人，我认为不提前做计划、不围绕某种日程表安排我们的生活或者不是有条不紊地迎接未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在其他文化中却常常不是这样。在那些正努力求发展的地区，人们通常不会花时间来协调他们的活动或者去遵照一个共同的日程表。我在2006年的一部纪录片《上帝不再眷顾我们》（God Grew Tired of Us）中看到了这种文化差异。这部纪录片讲的是一群迷茫的苏丹男孩的故事。在1983~2005年苏丹内战期间，约有2万个苏丹男孩由于战争成了孤儿或是与家人分离。他们成群结队地流浪，数年间走过了数百英里，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难民营寻求庇护。许多男孩没能活下来，有一些到现在还住在难民营里，前后大概有3 000多个男孩辗转来到了美国。

我们的很多设想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未必成立。在南非，小孩儿去上学或者雇员去上班坐的是驴车，他们的时间观和我们大相径庭。（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片中有这样一幕，一个负责帮助三个苏丹男孩在匹兹堡的一间公寓安顿下来的男人向男孩们展示了一台时钟收音机，还演示了它是怎么运转的。显然，这些男孩对钟表并不熟悉，也并不理解在某个具体时间出现在某个地方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也没必要知道这些。他们在难民营生活了好几年，而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上一顿饭到下一顿饭、从这会儿到那会儿这样抽象的概念中度过的。“美国有句话，时间就是金钱。”那个男人对这些孩子解释道，而这些孩子看起来则一头雾水。

“创造时间”

曾经有一个在乌库利马农场为我工作多年的南非女人试图跟我解释在非洲很普遍，却又与别处不同的时间观：“非洲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时间流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自己独自行事的时候几乎就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关注当下，未来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这一点除了非洲人，其他人很难理解。”我现在对此确信不疑。事实上每当由于员工没有为下一个工作或者活动做好计划，工程被拖延或者受到影响时，我都会十分沮丧和无奈。

慢慢地，我学会了不要下达那些复杂的、多步骤的命令，不论这些命令对自己而言是多么的清晰明了。另外，必须与当地的经理们合作，他们能理解一些可能存在的文化脱节现象，并以当地的时间观和逻辑给员工们传达任务。有时候，当地的社会传统与我们的千差万别，要找到之间的不同，就像在他们的语言中找一个跟我们有差别的单词一样简单。给员工支付薪酬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发现，尝试给工作最好的员工提供奖励津贴会造成严重的不满。两个职称相同的员工必须同薪同酬，否则其中一个就会抗议。最终我们了解到，妥善的办法就是授予表现更好的人不同的职称，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最终，我们在走了很多弯路后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原则，即我们必须要请当地人帮助我们建立工作机制，甚至对于任何可能对当地员工产生不利影响的事情，我们都必须抛弃个人喜好和假设。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决定给一些生活在Jubatus保护区的员工建一栋新房子，真心希望他们能过得舒适。我们还购买了家电，思量着这准会让他们高兴。一切就绪，员工们就搬了进去。当我开车经过时，不经意看到新买的炉子躺在前院地上，我想炉子一定是坏了，就停下来看看怎么回事儿。这才知道原来是这家人把炉子扔了，然后在厨房的地板中间挖了个火塘。毕竟没有人问过他们需不需要炉子，何况女主人一直在火塘上做饭，根本用不着炉子。

我想讲的关于TIA的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科伊乌埃特公路上，它在前Jubatus保护区的旁边，垂直于迪里德里夫特公路。一群科伊乌埃特人就隔着马路在我们对面安营扎寨。当地的邻居们告诉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安哥拉的雇佣军，同时也为南非警方效力，在种族隔离期间控制人群。南非政府建立了这个营地，但是我们住在那里时这些人在当地并不受欢迎，他们就像是遭到驱逐的人。

我们面对着科伊乌埃特人营地的那段围墙周围有很多树木。为了要圈住保护区，围墙建得很高。我们要禁止闲杂人等入内，保护猎豹和其他被人类当作猎物的动物在保护区内的生存。猎豹不是爬树高手，它们的爪子构造更适合在地面高速奔跑。但围墙的两侧都有很多树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猎豹有时候会跳到较低的树干上，让人们误以为他们可以轻松地爬进来，结果不是受伤就是丧命。我们还希望能够清理出一块地作为防火带，因为在这个地区，由雷电引发的火灾频频发生。

于是我们开始着手清理沿着公路那一侧围栏四周的树。我们非常注意树木之间的间距，因为我们想保持这个地区围栏的封闭感。最终我们砍掉了几十颗大树，我就让这个基地的经理把这些树木劈成木块送给了科伊乌埃特人，因为他们用木柴生火做饭或供夜间取暖。我想这会帮助到他们，反正我们是用不到这些木头的，这样做可以表现出我们与邻为善。

科伊乌埃特人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些木柴，他们运走了木柴去烧火。数月后，几个科伊乌埃特人过来向我们的基地经理索要更多的木柴，经理对他们说很抱歉，我们已经把所有计划除去的树砍掉了，剩下的树木为了动物的栖息地必须保留下来。一个科伊乌埃特人回答说：“但是你们围墙里面还有很多树。”我们经理就说我们想保留那些树木，现在不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木头。

不久之后，经理驾车到公路边，发现沿着围栏有很多树被砍成树桩。那次对话之后，科伊乌埃特人很平静地离开了，他们心里虽然不快，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和不满。然而，之后他们就径直去把那些他们想要的围栏之外的树砍倒了。我们的经理与科伊乌埃特人的代表再次交涉，并表达了不满。代表的回答依然是：“但是你们的围栏里面还有很多树，何况你们还送过很多木柴给我们。”

这就是非洲。在非洲的很多地方，赠与会打开期望的大门。如果我们最初没有把那些木头给他们，他们或许根本不会过来砍倒任何一棵树。但我们给过他们一次木柴，一段新的关系就开始了，他们相信已经收到了我们想支持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信号。

关于之前我帮助过的车胎爆了的员工，我没有写到的是，当时出于内心的沮丧和时间的紧迫，我并没有开车送他回去拿钱包，而是给了他一些钱买修理工具。那天晚些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的工头，他皱着眉说这是个错误。一个月之后，那名员工的水泵坏了要我去帮他换个新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愿意帮助他修轮胎，却不愿意继续帮他修车子。

有时，人们把这种态度错误地理解为：比起工作，施舍更受非洲人青睐。我却不这么认为。一旦粮食包或者其他形式的援助到达，许多处于困境的非洲人就会调整他们的观点，认为这就是他们获取食物的新方式。这是一个新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做出的文化上的反应。“如果你开始为我提供食物，我会要求你不断给我提供食物；如果你不提供食物了，我将会要求知晓原因。”如果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发放粮食和种子，而另一个非政府组织说“我们会培训你们，使你们的耕种能在下一年收获更高的产量”，那么非洲农民很可能会选择短视的办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美国关于慈善和赠与的整体思想跟世界上很多地区不同。在Jubatus保护区工作的最初几年，我觉察到许多人，包括邻居们、专业人员、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和当地官员，对于我来非洲仅仅是为了帮助猎豹的这个想法抱着极度的不信任。这本身就是TIA的表现形式，认为非洲长期以来受到外来者的剥削。非洲原住民则对声称来到非洲是为了提供帮助或做出贡献的外来者持警惕态度。在美国，我们的税法已经将赠与这个观念高度制度化，以至于我们通常认为，就算赠与不能算是高尚的行为，也至少是寻常和中性的行为。在南非的很多年间，我们都在与当地政府官员打交道，获得批准的过程中麻烦不断，甚至觉得自己的研究人员都对我们的真实意图缺乏信任。

个中的一些教训使我相信，为了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措施，我们必须让当地人更早地参与到任何以新方式运行的项目中来。我们最近结束了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该组织当时正在利比亚的一个地区传授可持续耕种技巧，而之前另外一个非政府组织在该地区分发过种子和肥料。我们支持的这个项目，目的在于教授当地农民使用畜力和其他技术来开发他们的土地，这些技术并不需要分发任何物资给农民。起初，农民们蜂拥而至，后来慢慢地都不再过来了。

问题就在于，之前的那个非政府组织已经让当地人把外国援助理解成发放一袋袋种子和肥料。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规划他们的项目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点，也没有意识到之前的组织已经奠定了不好的基调，让之后不实施物资援助的组织难以在当地开展培训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花的钱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再过两年，没人会记得我们曾经在那里工作过。这些关于由文化差异而导致行动无效的讨论可能会让一些人紧张，但我确实认为付出的精力和善意并不能够战胜文化脱节现象。我们必须提出问题，听取我们行动的受众的声音，让他们尽早参与我们制订计划的过程，并且不断调整我们的方法，使其行之有效。

故事23 如果能做得更好，结果会怎样？

霍华德·W·巴菲特

我父亲在伊利诺伊州中部的斯隆的一间通风良好、塞满农具的屋子里，认识到人生只有“40次机遇”。2004年东南亚那场毁灭性的海啸使20万人丧生后，我在泰国一个小村庄待了15个月，一个闷热潮湿的清晨，我突然也有了这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当时22岁，刚从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和通信专业毕业。我非常确信我想继续去法学院进修。我曾同父亲一起去过发展中国家，想将公共服务作为我未来的职业。我们曾多次就成效甚微的发展和救助项目进行交谈。我在读大学时，父亲曾鼓励我学习慈善的惯例和模式，如何提高慈善的有效性，所以我参加了美国西部慈善工作坊（The Philanthropy Workshop West）为期一年的项目，旨在教授社会变革中的最佳实践和个人在慈善活动中能够扮演的新角色。这个项目还包括一次泰国的实地考察，在那里，我们密切关注各种环境问题和人道援助。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上发生的特大地震引发了印度洋海啸，大部人把它叫作圣诞节翌日海啸。这是互联网时代地球上遭受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多亏了比比皆是的智能手机和触手可及的媒体共享，世界各地的人们才能看到让人胆战心惊的照片和业余摄影者记录下的地震后几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泰国是冬季度假最受欢迎的地方，那天清晨，许多游客在风景优美的酒店阳台上或在高亭大榭上拍摄美景。他们有的在讨论天气，有的在和小孩儿谈论圣诞节的礼物，时不时地移动拍摄沙滩边悠闲散步的游客或泳池浅水区里嬉戏打闹的孩子们。在许多录像中，几分钟前一切都还是风平浪静，然后突如其来的巨浪吞没了人群，尖叫声此起彼伏，很多建筑物四分五裂。这一切都让人猝不及防，这些摄影者们对镜头里发生的一切都始料未及。

当我抵达泰国的时候，2004年海啸后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普吉岛，录像中的几次惊涛骇浪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尽管在这里，海啸造成的实际破坏和人员伤亡不像其他地区——尤其是有17万人丧生的苏门答腊班达亚齐省那样严重。在亚齐附近的村庄，海啸摧毁了4/5的地区。遭受海啸的14个国家中，至少有23万人遇难，包括泰国、印度和非洲东部的一些国家。

一些国家资助了几十亿美元帮助泰国灾后重建，非政府组织也蜂拥而至。海啸将成千上万的房屋夷为平地，受灾群众无家可归，帐篷营地也应运而生，遍地开花。尽管传播性疾病没有突然爆发，可是人们还是担心尸体和恶劣的卫生条件会引起传染。然而，仅仅是在泰国，就有超过100万的受灾群众接受了大批的粮食援助。

我参加的项目尝试对这15个月间发生的一切进行解构。我们多次实地考察非政府组织重建的村庄。在考察的村庄里，我目睹了救济人员的辛勤劳动，他们诚心诚意，鞠躬尽瘁，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也奋斗在第一线。大量的工作在那里陆续展开。他们的目标清晰明确，那就是帮助泰国重建，为幸存者的健康和福祉而努力。还有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我也听说一些人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我遇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女性，2004年的圣诞节，她正和她的未婚夫在泰国度假。当海浪袭来时，他们正在小木屋中熟睡。她的未婚夫被海浪卷入大海，她没能再见到他。她于是决定留在泰国参与重建工作。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为那些失去至亲的人们进行心理辅导。

我也与当地专家讨论了运送到泰国的救灾物资的使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树立在各个村庄的旗帜，那告知人们它们参与到了村庄的重建或提供了援助。在一些有25或30栋房屋的地区，每一栋房子上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似的标志或者一个耀眼的牌匾，好像在告诉所有人，非政府组织正在帮助这个村庄进行重建。在一些公共场所或公路上，这样的标志会更多。我不禁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它们已经完成社区的重建了吗？还有剩余的资源来做这样的宣传？这些用于制作标志的资金能否用于修建诊所、购买疫苗或者为一无所有的灾民提供农业活动资助，保证他们可以收获足够的粮食？

在泰国，那些急需的住房在还没建好之前，数百个宣传非政府组织的标志牌就立了起来。我并不是要指责某个组织，所以我把照片中该组织的名字和图标都做了模糊处理。（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热带地区需要穿棉衣？

我在与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学者和当地一些领导的交谈过程中得知，在救灾的早期，就出现了浪费大量资源和组织混乱的局面，这大部分都是因为缺乏协调。捐赠的救灾衣物通过集装箱运到亚齐，但都是厚棉袄。泰国日平均气温即使在最冷的季节也有75华氏度（约为24摄氏度）。一些不合时宜或者受损的物资也打着救灾的名号被运到泰国。“灾后的各地反应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既是福，又是祸。”曼谷的亚洲防灾中心（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er）副主任厄尔·凯斯勒（Earl Kessler）如是说,“从今往后，救援国不应再向受灾国运送二手的冬季衣物、过期的药品、破损的玩具和一些没用的东西。这样的救助不能称为‘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个雄心勃勃的非政府组织抵达泰国，手握准备充分的计划，决定在当地建造两层楼的房屋。而那个地区的泰国人根本不住两层楼的房子。他们不喜欢住在二楼。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建两层楼的房子，而且只建一层楼的房子还可以节约一半的材料和人力。外国工人和项目经理还在一些房屋内修建了厕所，安装一些非常昂贵但绝对不会被用到的附加设施，根据当地人的习惯，他们从来不会将这些设施安置在离居住地很近的地方。在海啸救援过程中，当地人的期望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的愿景完全脱节。他们之间的对话少之又少，或者根本为零。试想一下，如果美国遭受龙卷风的袭击，一个外国救援组织用220伏特，而非美国使用的120伏特的电线来重建整个社区，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根据200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报告，整个地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缺少当地社区的参与。该报告指出，“在所有参与调研的地区中，幸存者抱怨说救济、安置和重建的决定都在没有与当地社区进行沟通之前就做出来了。这使得他们非常沮丧和绝望。”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业已存在的人权问题、腐败、物资分配不均、缺少协调和土地发展等等。

救灾机构的议程也解释了我在泰国一些村庄亲眼看到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宣传。显然，海啸的报道和全球的响应意味着非政府组织通过对受灾情况的报道来努力筹集资金，也向赞助商展示了它们积极的应对以及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也就解释了广告牌遍地开花的原因。但是，当地一位救灾协调工作者告诉我们，一些村庄的政府官员意识到非政府组织拥有的资源比他们能够部署的多得多，而他们又迫于压力要显示救灾成效。于是，各个村庄默认了一种“拍卖”的方式，要求用金钱来决定能否独享救助一个村庄的权利。就是这样，非政府组织通过竞标来争取做慈善的权利。

非政府组织会依次将主要的赞助商带到这些村庄，并让他们与当地领导进行交谈，当地领导一定会再三强调他们捐赠物资对灾民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赞助商非常满意，非政府组织也很满足。但是那些村民呢？我对这种“安排”之外的真实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一些地区很受非政府组织青睐，它们需要竞争才能获得在那里开展工作的权利，而另外一些地区的灾民获得的救助很少或根本没有，要么是因为他们地处偏远，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村庄根本没有政治悟性或者与外界隔离。最终，为了协调各个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救援工作，尽量使物资能够分发得更加公平和有效，灾难跟踪重建援助中心（D-TRAC）这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了。

正如人权中心在报告中所说，“尽管非政府组织表示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事实上它们是在遵从身在远方的那些制定目标和战略的中央指挥官的指示。”有个非常有名的非政府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非政府组织承诺要修建房屋，但它们在国际工程的运作方面受限制，也就是它们只能使用某种经过认证的木材，但是泰国压根儿没有这种木材，尤其是在海啸之后。显然，泰国有其他的木材可以使用，但是这个组织还是选择进口这些特殊的木材。当由于购买木材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时候，他们又宣称他们没办法修建这些房屋。

很多干预和援救意图都脱离靶心，不得要领。我在旅行日志中写道：“我无法理解的是，如果你正在为刚刚变得一无所有的人建造房屋，你不会真的等到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再动手干。”这使我想起了我叔叔彼得·巴菲特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术语：慈善殖民主义。

在那次旅行之后，我一直很沮丧。我知道，根据定义，灾难应急是一种被动反应。调度大量资源去救灾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一些浪费资源或者无效的部署所带来的风险多得多。灾难之后，当沟通机制和计划制定出来时，往往会出现一团糟的局面。这种局面似乎难以收拾，计划便搁置不前。灾难一发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非常人性化地慷慨解囊，但是一些组织浪费资源，利用了人们的慷慨大方。灾难跟踪重建援助中心的代表和其他地方的组织表示，即使在灾难发生的15个月后，腐败无能和装腔作势的现象仍旧随处可见。

泰国之行还让我想到了一些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其他问题。我和我父亲在许多场合多次提到，任何一个大型的非政府组织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挑战。因为有资金筹集的压力，非政府组织需要向捐资人展现受灾地区的援助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有的时候它们在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开展工作，成效不会立马显现。因此，这些非政府组织倾向于选择当时见效但缺乏长期效果的举措，而不是评估实际的需要，从而让自己的努力真正有所回报。如努力振兴一个“示范区”，而对其他社区置之不理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倾向会使得狭隘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惯性。而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想法就是，光做好事还不行，还要把事做得更好。

通过竞标来获得提供救援的权利，并向外国赞助商进行救援工作的宣传是可耻的，我希望这样的做法不要再出现。我怀疑这种情况是不是只发生在那些高调的、各类报道铺天盖地的媒体界。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救援项目中，由于无知或者缺少计划而践踏当地习俗和规范的情况已经不足为奇。2000年肯尼亚北部发生旱灾，粮食组织送去大量的玉米，而忽略了牧民的饮食习惯是以肉食为主，饮用牛奶和茶。结果就是，这些送去的食物，牧民根本就没有吃，而且他们的迫切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马里，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运送了成百上千的织布机帮助那些被迫靠卖淫来维持生活的妇女。它们的初衷是好的。不幸的是，马里地处沙漠中部，随处可见的细沙很容易导致机器出现故障。不仅仅机器停止运转，妇女们还会害怕因为损坏机器受到谴责而诚惶诚恐。

那些年我在泰国所经历的事情使得我更加专注于灾后响应这方面的工作。我亲眼目睹了组织混乱、缺少适应当地文化的合适计划的后果。这一次的经历对我日后应对任何一项计划、任何一个地区问题，以及与任何一位合伙人的沟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问自己：如果把事情做得更好，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我们应该如何加强项目的实际设计？

慈善家、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帮助饥饿和赤贫人口时各行其责，在了解全球需求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然而，时过境迁，每一种方法都需适时调整，而最需要改变的就是非政府组织、赞助商和他们救助的社区之间的关系结构和框架。让捐赠物资流入大型的、资金充足的非政府组织，意味着需要让赞助商相信，他们的物资会被合理使用。这一目标容易导致非政府组织只关注短期立竿见影的项目，比如说挖一口井，或运送像种子和化肥这样的农业物资以帮助当地农民增收。这些项目本身差强人意，但我和我父亲都相信，这些项目的设计者缺乏长远目光，设计的流程也是问题百出。

这些问题不仅局限于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一些项目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饥饿问题和不断减少的清洁水问题。一些项目的规划时间充沛，而且实施项目的非政府组织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保证把事情做对，但是这样的项目却有很多设计上的缺陷，看了让我很是心痛。很多救援发展项目非常容易中断。这些项目的执行可能依赖于技术、产品和服务，而这些技术需要别人传授，产品和服务需要穿越危机四伏的道路或者小偷和游击队泛滥的地区才能送达。它们也可能需要经过训练，要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小组领导者，但是当项目的领导者离开这个地方后，就无人知晓谁能够继续执行这个项目了。在未来，我们会更加强调一些可持续且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法。当然，平心而论，项目型的干预还是常态，虽然它不见得行之有效。

对这些项目进行指责是徒劳无功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也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困难重重。我只能说我真心希望包括我们基金会在内的组织，能够研发出行之有效的新模式。但是不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到解决贫困和饥饿这一事业当中来，我们都需要对旧模式进行反思，放弃那些无功而返的方法。我们应该对社区和忠于职守的领导者赋予社会价值，这样我们就能为我们帮助的人们带去卓有成效的结果。就算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也坚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否则，当救助和投入戛然而止时，一切将恢复原样，就好像潮水冲走了一个废弃的沙堡。

故事24 “是谁想到了这个荒唐的点子？”

2005年，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巴基斯坦的一场7.6级地震导致了75 000多人死亡，受伤人数则是死亡人数的2倍。地震还使得250多万人无家可归，其中有很多生活在偏远山村，而此时又恰逢残酷的喜马拉雅严冬来临。

几周后，我去了巴基斯坦，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提供帮助。艾伦·格林伯格（Allen Greenberg）是我已去世母亲的基金会管理者，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行程里安排了一项内容，即参观一个由巴基斯坦在阿伯塔巴德的军事基地运营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苏珊·T·巴菲特基金会（Susan T. Buffett Foundation）已经拨款资助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扶贫行动。

当我到达阿伯塔巴德，工作人员正马不停蹄地把主要装着诸如面粉、食用油和豌豆等基本主食的成千上万的粮食包通过卡车运送到仓库和直升机上。这是个山区，人口很分散，直升机是唯一可行的将物资送给那些需要的人的途径，然而这是伴随着一定风险的。冬天正是天寒地冻、寒风肆虐、云雾弥漫的时候。我到达的时候，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正在把物资装运到俄罗斯制造的Mi–8直升机上。通过一番努力，我得到批准参加一次运送物资的任务。

我见识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如何精准地在巴基斯坦执行这项复杂的粮食援救空投行动的，它帮助我反思如何更好地开展粮食援助，并引导我们基金会与其建立了一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
（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地震生还者们的处境极其险恶，该地区的地形地貌给人一种美丽和荒凉交织的感觉。我们飞过峭壁嶙峋的群山，山上的常青树林被掩盖在皑皑白雪之下，而一座座村庄已经在地震中被毁甚至被夷为平地。我们可以看到营地中由匆忙筹集的防水布搭建的帐篷在强风中颤颤巍巍，连保护好供给物资都很勉强，更不用说保护人了。这个地区的居民点距离为数不多的公路很远，而在地震间歇期间，潮湿的天气和泥石流使得很多现有的公路无法通行。

我们飞行了一个小时，到达了海拔5 000英尺的查塔尔平原，在那里，我们装上了更多包面粉和其他物资。查塔尔平原是我们向真正空气稀薄地区前进的集结待命地区。直升机的装载要十分谨慎，不能超过重量限制，因为高海拔已经让飞机的燃料比正常飞行时消耗得快很多。抵达海拔7 000英尺的康东尔时，我们用厚厚的大衣和手套全副武装起来。而我们着陆时，却看到地面上等待援助物资的难民们依然是他们一年到头的装束：传统的薄面料束腰外衣和宽松长裤，只是多套了一两件毛衣或者在肩上多围了一条围巾或毯子，对此，我们心痛万分。有些孩子在临时搭建的着陆坪那里等着，许多孩子都没有戴手套，有一个小女孩下身看起来只穿了一条到小腿的条纹袜防寒。另一边，一群男人从附近一个山头踏雪下山收集物资。我们看到了他们长期往返跋涉于雪地里形成的深深的沟槽，知道他们回去的路会因携带面粉和其他重要补给而变得更加艰难。

我们在8 000英尺的山上着陆，透过直升机的窗户，我可以看见男人们包裹着松松垮垮的衣服，等待能够拯救生命的援救物资的到来。（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然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行动就像一块好表一样精准。计划是每架直升机每天执行10次救灾飞行任务，总共运送45吨的食物援助。我们必须快速到达快速撤离，不能在地面上浪费任何时间，飞机上的工作人员也十分沉着镇定，一旦飞机着陆就开始分发食品给当地人。大家通力合作，配合得天衣无缝，根据我的现场目睹，这就是在拯救这些偏远雪山里成千上万随时可能死于饥寒的难民们的生命。

食物援助在突发情况下至关重要。可是在紧急情况下如何保障食物援助能够抵达受灾地区，却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复杂困难许多，它需要一个可以快速被激活的备粮、储粮和运粮计划。我们需要政策和激励措施来确保美国农民可以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世界上有将近10亿的人口没有粮食保障，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生产粮食的能力在很多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情况下会有用武之地，但我们不能空等着紧急事件发生，然后再去亡羊补牢，因为谁也说不准紧急事件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之前在美国阿丹米公司的老板德韦恩·安德烈亚斯是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朋友和支持者，后者曾经力促议会通过一个永久性的粮食援助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成为第480号公法（the Public Law 480），即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并在1954年首次得到签署成为法律。第480号公法的官方名称是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案（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ct），由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管理，第480号公法旨在利用美国的剩余粮食来应对世界饥饿问题，并帮助美国农民找到他们农作物的销售市场，同时也支持我们的航运业，因为众议院最终要求至少75%的粮食援助必须由美国货船运送。第480号公法的制定是为了使美国的农民和航运业受益，同时又帮助解决世界饥饿问题。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一样，“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具有重要的外交职能，这是粮食援助能够履行的。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巴基斯坦的紧急粮食救援行动令我印象深刻，仅仅几个月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段旅程。2006年8月，我去莫桑比克视察了几个和农业保护以及水资源相关的农业项目。在楠普拉的美国援外合作署办公室时，我询问是否可以借传真机用几分钟，来与我在迪凯特的团队互相传送下文件。站在传真机旁时，我听见两位办公人员正讨论在当地市场做商品粮贸易的事情，我推测是玉米的贸易。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美国援外合作署究竟在做什么商品粮贸易呢？

当地的管理人有些底气不足地跟我解释说，他们打算接受来自美国的粮食援助并把它货币化，换句话说，就是把作为实物援助的一包包粮食在当地卖掉，然后用这笔钱资助其他发展项目。

我知道莫桑比克农民也种植玉米，并且同样在本国市场销售。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谁想到了这个荒唐的点子？”贩卖进口商品粮会使非政府组织沦为准粮贩子，这种行为会增加当地市场的粮食供应，而供给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当地农民出售粮食的价格降低。如果美国的一个慈善组织试图和巴西谈判，使其同意把装载着剩余大豆的集装箱船开到美国，那么该组织就可以把这些大豆在美国粮食市场上出售，为慈善筹钱，但这会导致美国国内大豆的供过于求和跌价，我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农民的感受。具体对应到发展中国家，我们先压低当地贫困农民出售的粮食价格，让他们更加没有粮食保障，然后调过头来用卖低价粮的钱来提供农业培训和服务给这些贫困农民，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援助的目的是帮助人们重新站起来、自食其力，我们又怎么能去破坏本土市场呢？

这次对话使我首次接触到货币化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当时华盛顿正想方设法消除巨量的补助余粮。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缩减，这就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必须设法来补偿它们收到的不断减少的现金资助，因而它们在国外市场上成为更活跃的粮食贸易商。这就形成了一桩大买卖，如果你的目标是抗击饥饿，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徒劳无效的。我们把美国的粮食以极大的代价装船运送到偏远的地区，等粮食运达后非政府组织不会分发给饥饿的人，而是把这些粮食卖掉，换取现金，用于其他项目和预算开支。2011年6月，据美国联邦审计总署（CAO）报告，在过去3年间，美国政府花费了7.22亿美元现金购买的商品粮，在货币化交易之后只换得了5.03亿美元的现金。

现行的第480号公法规定，大多数美国援助的粮食必须由美国本国船只运送。因此多年来，美国船运业不断联合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游说各方不要触碰第480号公法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三方则被称为“铁三角”。尽管这一公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结果却有点儿事与愿违。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实现货币化，运输某种商品粮的船运成本甚至高于商品粮本身的价值。据美国联邦审计总署统计，在2008年，有1万吨、价值390万美元的小麦被运送到了马拉维，运费就花了450万美元，总共花费了840万美元。如果我们直接把这笔钱送过去，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可以用这笔钱在当地收购粮食，我们可以取得比前一种方法大一倍多的援助效应。

美国的船运商和一些粮食加工及农业利益集团誓言为维护现行的第480号公法而战。有些船运商对于我公开谈论货币化问题表示愤怒，但是我会继续谈论。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一系列规定带来了巨额的运货成本，这些钱本应用于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食物。2012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正确的一小步，因为国会同意修改一个法案，将之前规定的援助的粮食必须由美国船只运送的比例由至少75%降到了50%。这个修改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我们仅仅规定了一个很容易达到的门槛比例，所以难见实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粮食援助计划，确保这些计划以为援助对象提供食物为优先。如果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运送援助的粮食是最佳选择，就把粮食运过去，但是如果在当地收购粮食才能最好地利用援助资金的价值，那就在当地买粮食。

粮食援助成了商人们早餐的羊角面包

令我头疼的是，非政府组织虽然了解将粮食援助货币化对它们服务的地区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是其中的一些组织依然继续推行货币化。其中的缘由很简单——自我保护。据美国联邦审计总署统计，各个非政府组织在2008~2010年间将来自美国的130万吨粮食在34个国家出售换取现金。我应该指出的是，2006年在莫桑比克与我谈话的美国援外合作署职员以其组织实行货币化的做法为耻。我在这里提到美国援外合作署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正在讨论拿出勇敢而有原则的立场，不再继续实施货币化。

要了解美国援外合作署所做的牺牲，就要认识到它是所有非政府组织中与美国政府联系最紧密的。美国人的慈善事业始于“二战”末期，美国人将军队余粮打包送给欧洲的战争幸存者。随着援外合作署的工作扩展到在84个国家扶贫，华盛顿也增加了对援外合作署的支持。

截至2006年底，美国援外合作署每年通过将美国援助的商品粮货币化可以获得4 500万美元，这些钱会作为援外合作署在很多国家办事处的核心扶贫项目的资金，其中几个办事处依赖货币化援助得到的资金来提供它们一半的预算。这些钱被用来资助20个发展项目，用途很广，包括指导农民如何通过种植如太阳花之类的替代作物赚更多的钱，教授农民们关于水土保持和农林业的知识等。

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美国援外合作署的领导层越来越强调这样一种立场，即贫困人口必须更多地参与到那些旨在帮助他们的项目的相关决策中来。这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思想的核心原则，就是援外合作署工作人员必须考虑他们的扶贫项目是否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将美国的商品粮货币化已经演变为一个道德问题，这样做会伤害那些生活在援外合作署扮演粮食贩运者角色地区的农民。而且援外合作署官员也意识到，“美国的粮食援助应该由贫困消费者享有”的这个基本命题被扭曲了：一旦这些粮食被货币化，它们最终会落到发展中国家中上层消费者的手中。在乌干达，被援外合作署用来换取现金的美国援助的小麦，最后被美国大使馆对面的一家面包店用掉了；在埃塞俄比亚，美国援助的食用油在被援外合作署货币化后，被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家喜来登酒店用掉了。

丹尼尔·麦克斯韦（Daniel Maxwell）是美国援外合作署在内罗毕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告诉我们通过货币化带来的收入对于援外合作署很重要，但是他和其他人对这种做法确实越来越过意不去。克里斯托弗·巴雷特（Christopher Barrett）是他在研究所的一位朋友，也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两人在一本关于粮食援助的书上的合作，让他对货币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们得出结论，粮食援助的首要目标已经不再是帮助那些没有粮食保障的人们，“而是严重倾向于解决捐赠国的国内问题”，正如他们在《50年后的粮食援助：重塑角色》（Food Aid After Fifty Years: Recasting Its Role）这本书中写到的一样。

此外，非政府组织严重依赖于通过货币化粮食援助来获得项目资金，以至于对那些可能会削减粮食援助预算的改革方案都心存疑虑。例如，废除第480号公法中的航运优惠条款就很可能激怒航运公司，使其彻底放弃对粮食援助的支持。同样，农业利益集团也喜欢“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中需要政府采购余粮的规定，这就是它们的一张保护网。丹尼尔和克里斯托弗在2004年将他们的成果向美国援外合作署的高级执行官们展示，到2006年底，援外合作署就开始终止货币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美国援外合作署会继续销售援助的商品粮：孟加拉共和国政府可以购买由援外合作署充当中间人提供的粮食援助，用来支持一个学校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当地供货商可以承担起物流运输，而且援外合作署也能确定粮食的去向）。

停止货币化援助商品粮的决定给美国援外合作署的财政预算造成了一个大空洞。根据援外合作署统计，以每年的6月30日划分财政年度的话，美国政府各种形式的支持，从2006财年2.98亿美元缩减到2007财年的2.43亿美元，下降了18%，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还会进一步下降到1.761亿美元。美国援外合作署给了本国办事处几年的时间来适应，以在2009年前彻底摈弃货币化的做法，并希望与此同时能够及时寻找到可代替的基金，使“粮食用于和平计划”能继续实施下去。于是有很多依赖于货币化提供资金的项目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美国援外合作署仍然在为其在2006年终止货币化的决定付出代价。5年后，援外合作署筹集了5.897亿美元，这比其通过货币化获得现金从而开展工作的时候少了10%。“如果说我们没有准备好应对终止货币化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那么这种说法是在轻描淡写。”援外合作署在美国办事处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海伦·D·盖尔（Helene D. Gayle）说道：“话虽如此，我认为终止货币化还是加速了我们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为迎接新的（我们认为是更好的）发展方式做更充分的准备。”

我对美国援外合作署所做的正确决定表示钦佩，这个决定需要勇气，而且代价巨大。援外合作署必须得解雇好几个国家的数百名工作人员并减少项目的数量，仅在埃塞俄比亚，援外合作署就得解雇大约300人。我看到援外合作署呼吁其他非政府组织也这么做，希望能够形成一个联盟，敦促华盛顿将用于货币化的财政预算转移到其他可以用来促进发展的项目上。然而，其他非政府组织解散了它们在华盛顿的游说团体（援外合作署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转而成立了它们自己的游说团体。原本属于援外合作署的那笔钱流入了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囊中，这种结果显然是在为那些非政府组织排斥援外合作署的行径辩白：这样做虽然不对，却也是势在必行。考虑到这些组织的使命，我觉得事态的发展实在是令人不快。

自从对货币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才认识到世界各地的农民过去就向我抱怨过货币化问题，只是自己当时根本没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或许有十多次。农民们问我为什么美国要通过把自己的商品粮倾销到他们的市场来打压他们农产品的价格。在埃塞俄比亚，一个粮食贸易商给我看过他有一仓库的袋装商品粮卖不出去，原因就是美国商品粮大量涌入本地市场。当时我想一定是有某种与美国有关系的独立粮食贸易商或者外国商人在幕后操纵。我没能想到，或许农民们也没想到，事实上正是非政府组织在为这些商人供货。欧洲国家曾经一度也允许过货币化的存在，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和加拿大先后决定改变援助政策，改为用现金援助并在当地购买粮食来分发。

粮食援助的货币化应该被废除，美国援助的粮食必须由本国船只运送的规定也该被废除。船运商声称有保障的业务有利于保持一支船队随时为战争或灾难做好准备，而且拥有一支大型海上船队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保证就业来说是很重要的。美国联邦审计总署却发表声明，航运优惠政策不会对应对战争或灾难有任何贡献，一部分原因是，这些运货船没有任何军用价值，此外很多美国的船只归外国公司驻美分公司所有。粮食援助的承诺会继续为美国船运商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同时这些公司也应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需要我们的实物粮食援助，正如前文中讲到的巴基斯坦一样。但是与其让非政府组织将我们的商品粮货币化，并且拿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收入用于负担运货成本，我们不如改变运行模式，直接捐助现金给那些农产品丰富的地区，从而在当地购买援助粮。我也会在第五部分中详述一个名为“以购买促进进步”（Purchase for Progress，简称P4P）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实验项目。该项目赋予援助指挥者更多的自由，从小规模经营的农民那里购买商品粮。这样做可以在提升一个地区经济基础的同时，将食物就近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通过使用这种模式，世界粮食计划署依然可以提供粮食援助，同时可以提供机会让小农户进入农产品市场，成为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参与者，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帮助他们脱贫。

太僵化

我还认为，美国政府在粮食援助该花费多少上面太僵化，华盛顿应该将捐送到国外的商品粮数量保持在一个恒定水平，而不是把粮食援助与一个固定的预算挂钩。在2010年的美国联邦财政年，23亿美元的粮食援助预算用来购买了250万吨的援助粮，而在10年前，粮价还没有像近几年这样波动，美国政府却可以用17亿美元的预算援助多达600万吨的粮食。问题在于，无论市场价格如何波动，饥饿问题的紧迫程度就摆在那里。

美国生产的商品粮将会继续在粮食援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部分原因是，我们可以在短期内调动大量的粮食，而且有时候跨洋运输粮食是最好的选择。令人吃惊的是，我曾看到数据表明，通过陆路把粮食从南苏丹运送到达尔富尔的花费，足足是从海上把粮食由美国运送到达尔富尔花费的2倍。因为公路有时会因为天气和其他状况而无法通行，而且陆地运输的防护措施太复杂，以至于走陆路是很不实际的，而空运则需要双倍的花费。

理想的情况是，像美国农业部和国际开发署这样的机构应该由一群足够聪明并且完全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经营。这样的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协调粮食援助和现金援助的比例，制订正确的方案，要么就像我在巴基斯坦见到的那种紧凑有效的行动，要么在可行的情况下，有组织地向当地农民购买援助粮从而帮助这些农民。

故事25 6杯啤酒下肚后的真言

我不喝酒。

我从小在奥马哈长大，那时我常常去看望我的外公——威廉·奥克斯利·汤普森（William Oxley Thompson）。外公家距离我家只有两个街区，从五六岁开始我就一直是走路到他家去的。他会将我抱起，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跟我讲人生，给我提建议。他曾这样告诫我：“豪伊，你每喝一次酒，就是在谋杀脑细胞一次。”然后他顿了顿，笑着说：“你可没有多余的脑细胞可以被杀死啊！”通过这个例子你可以对他的幽默感有些了解，他是一个有意思的好人，而我也总对他的建议心怀感激。我对酒向来没兴趣，我肯定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会把我做的事，尤其是喜欢做的事做到极致，所以我很高兴我从来没有对喝酒有过任何兴趣或好奇心。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就不会照我外公想的那样去做了。在很多文化中，饮酒象征着美好的愿望、友情和尊敬。我深知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和传统的重要性。受到邀请去喝酒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而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喝酒谈生意更是种传统。我一直想尽办法推脱喝酒，但这并不容易。

1991年，我在隆冬时节走访了莫斯科。当时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在与政府内部想重新整合整个苏联农业系统的派系做斗争。我是以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和县委员的身份造访的，和我一同的还有来自农业咨询公司顶峰集团（The Summit Group）的约翰·卡诺瓦（John Cavanaugh）。

在莫斯科周边一个叫作图拉的城市，我们与农民和当地官员花了数小时开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跟我交谈的农民是多么的沮丧，他们一方面被动员改进生产方法提高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却要同那些根本不急着放权或授权的政府官僚斗争。

那时候还是苏联政权时期，通行的交通是受限的。当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一辆军车闪着车灯朝我们开了过来。军官们要我们都下车，我感觉不妙，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我们的司机和导游示意我们下车，那些军官们也从军用卡车上跳了下来，他们一边跺着脚一边哈着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呼出一片片不祥的雾气。那时正是2月份，温度或许最高就只有零下29摄氏度。另一辆车开过来后，一些官员从车里走了出来。一个官员在军用大卡车的引擎盖上摆了整整一排的伏特加酒瓶，另一个带了好几盘精致的点心，还有一个在发放烈酒杯。我们的导游对我们说：“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你的访问，并且祝你的旅程一路顺风。”

天气如此之冷，以至于往酒里加冰块完全是多此一举。喝酒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但这些人看起来精神亢奋，有说有笑，迫不及待地想喝伏特加。我只好拿过一瓶伏特加，众目睽睽之下佯装豪饮了一口，喊道：“哈哈，大家开怀痛饮吧！”我走过去跟各个官员轮番碰杯，把他们杯子里的伏特加都撞溅了出来，嘴里说着：“这真是享受啊，太棒了！”我会走开一两步背对着他们佯装在大口喝酒，然后转过身来跟他们喊：“谁还要接着喝？”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越来越醉，我的声音也越来越高，表演也越来越夸张。很快，一瓶伏特加空了，或许是两瓶，我用袖子抹了抹嘴：“诸位，真不想打断你们喝酒，谢谢你们为我准备的这个棒极了的送别会，但我必须走了。”当车子启动时，我如释重负，我们又可以出发了。

清醒者的洞察

我很多年不喝酒的习惯带来了一个奇特的好处，我知晓了一个记者和间谍们都深谙的秘密：在一屋子喝酒的人里做那个唯一清醒的人是有好处的。

2007年，我去南苏丹参加一个与非政府组织有关的农业会议，当时是在一个破落的窝棚里办了个“晚宴”。我当时恰好在那里，因我们支持的项目几乎一事无成而十分沮丧甚至生气。而发展专家和评论家们则喋喋不休，越说越大声：“既然非洲这么腐败，我们是不是也该考虑什么时候终止援助了？这大概会向那些暴徒和暴君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除非他们收敛了，不然我们不会再提供援助。不是吗？”

我们当时在南苏丹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之后尽管南苏丹在2011年取得独立，但那里的情况依然困难重重。现在南苏丹是非洲最年轻的国家，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内陆，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接壤，当然还有苏丹。这些邻国无一例外都在非洲许多关于暴君、饥荒、童子军和绝望难民的故事和纪录片中频频出现。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挑战，在这里都能够碰到。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就是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罪犯，面临着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的双重指控。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丹还被叫作“英埃共管苏丹”（Anglo-Egyptian Sudan），但在1956它从埃及和英国获得独立。之后苏丹陷入了两场旷日持久的内战，造成了约200多万人丧生，使得苏丹南部分离成一个自治区。在我访问的时候，位于喀土穆的苏丹中央政府正在南苏丹和苏丹北部的达尔富尔双线作战。

这次访问中我听到的有意思的见解之一就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为南苏丹的独立创造了条件，这种说法只在暗中流传着。和我一同参加晚宴的伙伴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不仅仅向苏丹运送军火，还派遣了战斗机飞行员来训练苏丹空军。这本可以帮助击退那些攻打苏丹首都喀土穆的苏丹南部军队，然而在伊拉克因为美国的入侵而分身乏术后，苏丹便不再得到萨达姆的支持，渐渐地，喀土穆必须选择参与其中一场战争，最后它选择了达尔富尔。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南苏丹一直以来都是个棘手的地区。据估计，南苏丹有800万人口，其经济以农业为支柱产业，主要依靠自给型农业和畜牧业。这个国家到处可见战争留下的疮疤：坑坑洼洼的路面、匮乏的基础设施，无数农民背井离乡，留下的田地荒废至今。[6]

2007年的那次晚宴上，我坐在了一个曾经是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将军的男人身边。苏丹人民解放军最初在苏丹第二次内战中参战，后来为南苏丹政府军队效力。这位前将军是一个威严的男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宴会开始时他非常谨慎、保守而有礼，话也不多。我们开始边吃边就一些常见话题漫不经心地聊着。但从我们一入座，他就在喝啤酒，而我却在喝可乐。

据我以往的经验，最有意思的话会在和我一同参加晚宴的人喝了6~8杯啤酒时出现。等前将军喝到这么多时，他朝我靠过来，跟我说，接下来要跟我说的话，从未跟任何人说起过。

他说完“从未”的时候，我就已经全神贯注地在听了。

我早些时候问他，在那些腐败泛滥的国家，粮食援助是否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他现在要回到这个问题上了。他眯了眯眼，侧身靠过来，对于我过分简单化的评判有些生气。

我当时没有做记录，他说的主要意思如下：南苏丹的几个武装团伙想到了一个染指国外援助的法子。他们会包围一个村子，禁止任何人出入，也不允许援助粮的运送。因为对于很多村子来说，得到一壶水需要走上一公里，这种封锁是威胁到村民生命的，特别是在一个居民被饥饿折磨得十分虚弱的地方。接下来，这些武装分子会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通话：要么送来援助粮，要么让村民等死。这种强硬的立场看起来在诠释着一场经典的“永远不要和恐怖分子协商”的戏码。非洲的乡下到处分散着小村庄，一旦开始配合武装分子并运送粮食过去，这种勒索将一发不可收拾。

他向我解释道，尽管残酷无情，这群暴徒却是老油条。他们只会拿走30%左右的援助粮，因为他们清楚如果拿走了所有的粮食，那么非政府组织以后就不会再提供任何粮食援助了。他们只会拿走足够他们吃或者卖掉的部分，让村民拿到足够的粮食不至于饿死。

“你会怎么做呢？”他冷冷地问我。你真的狠得下心来对这些暴徒说“我们不会再援助粮食，让你们（恐怖分子）长点儿教训”吗？这种绑架村民勒索粮食的情形只是由冲突、腐败和饥饿构成的生态系统所产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后果之一。

应援无疑会助长暴徒们这种残忍的行径。但是非政府组织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武装部队，它们的到来是为了帮助那些最贫穷最弱小的人，那些人除了向非政府组织求救别无他法。如果你送去援助粮，就可以让一村子的男女老少都活下来，但是这些暴徒会继续瞄准下一个村庄，你的应援终究也只能为大量无辜的村民提供少得可怜的保护。如果你的组织来到非洲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宗教原因，伸出援助之手就是你的使命。所以这位前将军透露，即便遭到威胁，非政府组织还是会力所能及地援助这些被封锁的村子，但是这些组织对此只字不提，甚至不愿承认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也曾经把这种事情告诉其他人，但得到的回应只是干瞪眼和装傻充愣。

据估计，在南苏丹，一把AK–47步枪售价约为10美元。在这个农牧业国家的农村地区，枪支几乎和牛一样常见。（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每当我听到那些没有去过非洲，也没有近距离目睹过饥民的人谈论废除所有的粮食援助时，我都会回想起那次的酒后吐真言。我们面临的现状是长期的贫困和低产量的农业，危机干预措施根本无法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帮助足够多的人，从而抵消干预本身的巨大花费。要让这些钱花得更值、能救更多的人，就得想出如何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但是当冲突或自然灾害爆发时，除非你先恢复秩序，否则解决“根本问题”就无从谈起。人们经常谈论地球上最无助的那些人，在我看来，人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援助是否是“可持续的”这一标准去判断是否要提供帮助。有数量可观的人没有保护网罩着，没有政府项目扶持，更得不到那些在他们周围为了权力互相厮杀的武装分子的怜悯。如此情形下，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停止援助不会给任何人以教训，或者激发出更好的举措。这些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清醒权衡。我们能够做到让被围困的一村子人存活足够长的时间，并在这段时间里教授他们如何养活自己从而使得他们能在长期内变得不再那么脆弱吗？在冲突中、冲突后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南苏丹男孩，他的父母给他取名“世界粮食计划署”，因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养活了他们一家子。每当我受挫沮丧，想放弃在像南苏丹这样困难重重的国家为了改变而做出的努力时，我就会想起这个男孩。这个名字听起来强大、重要、以和平为己任，我希望这个小孩儿受到这个名字的勉励，能成长为一个人如其名的男子汉。

当我停下来给这个小孩儿拍照的时候，我得知他名叫“世界粮食计划署”。吸引我注意的是他穿的迷彩军服，肩膀那儿还有翻领徽章。他的父亲是苏丹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将军。（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6]　我丝毫没有夸大苏丹人民生活的艰苦程度。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类似卡库玛（Kakuma）这样安置无家可归之人的营地中度过了整个童年时期。这个营地我曾探访过两次，还记得有一次我打开那里的医药储藏室的门时，一大群蝙蝠飞了出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努巴山脉的另一场起义又导致了一代儿童为了逃离战火背井离乡或迷失。

故事26 没那么光鲜亮丽

在非洲，天黑之后开车走乡路是很危险的，那时候会看不清路上的深坑或穿行的动物，也很难看清随时随地走在路上或路旁的行人，容易出事故。2007年，我踏上去多哥的旅途，这是西非的一个弹丸之地，全国4/5的人口都以农业为生。有一天我们往酒店走，在旷野中行驶了一整天，夜里，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星光在闪耀着。

我们越野车的前灯突然照到了一个独自行走在路边的女孩，她头上顶着水瓶，在我们前面车子的旁边挪着步子。很快，她便在第一辆越野车扬起的灰尘和我们的前灯光束中一闪而过。谢天谢地，我们没有撞到她，但是已经近在咫尺。

第二天，美国援外合作署的工作人员带我来到一个叫达帕翁的村子，参观新建的水库，那里向居民销售干净的淡水。这座淡水仓库建在灰扑扑的马路旁边，看上去就像一座涂了蓝色和卡其色油漆的混凝土收费站。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水龙头安置在离地面至少7英尺的高度，而阀门则齐胸高，这样设计是为了方便妇女和女孩们，让她们可以站在水管下面直接用顶在头上的容器接水，免得装了水之后得将沉甸甸的水桶或水瓶再举上头顶。

女孩们常常从5岁开始就要去打水。这份责任让她们做不了其他的工作，也使得她们无法上学。（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借了一个水桶走到低一些的龙头旁边装水，快接满的时候水桶就已经笨重不堪了。一个未满6岁的小姑娘一直看着我，她手里提着桶，还有一块扁平的石头。我把我桶里的水倒给她。她将一块平整的石头放在头巾中间让头上稍微平一些，接着把水桶顶在头上回了家。

在世界上的许多贫困地区，有限的水资源常常与食品安全问题紧密相关，而妇女和女孩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非洲的一些乡村地区，水是非常稀缺的，这使得妇女和女孩们要长途跋涉数十英里才能获得足量用水，而这些水中很有可能带有病菌，或含有其他污染物质。印度也与资源短缺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政府工作人员手动开关阀门进行分配，那里的水资源分配得很不平均。小女孩们总要带着容器等在水龙头旁期盼有水流出来，这种等待常常耗时良久，让她们无法上学。当你开车在乡村行驶，你会在某些地方看到一群妇女和女孩将一个巨大的水管重重围住（通常都是直径为3英尺的水管），只因为那个水管在漏水。

印度的这个小女孩一天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守在桶子旁边，等待着水从水管缝隙里慢慢滴漏出来，接满水以后运回家。（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姐弟三人选择重要的，而不是简单的领域来从事慈善，这对他们而言很重要，鉴于这个原因，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们的基金怎样才能产生最大的效应。显而易见，扩大并保护人们使用干净淡水的权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地球上只有2.5%的水属于可饮用的淡水资源。平均每人每天需要1加仑水维持生命，但是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生产每人每天要吃掉的粮食需要消耗800加仑水。水对于生命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家人会让一个孩子夜以继日地走在危险的马路旁，背负成人都很难扛起的重担。

在多哥见到那个小女孩不久，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类似当初我父母给我这笔运作慈善项目的基金一样充满了戏剧色彩——假设这里有10亿美元来改善世界，那么就行动起来吧——如果我可以召集到善于处理水问题的人才，敦促他们重视水问题，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资金源，而不是靠单个项目来筹集资金，那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我们在奥马哈召集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开了一次会。我算了算，它们大概已经有250年经验了。为了推动议程，我问道：假如我们支持凿井，比如说投资在地上凿1万口井，怎么样？我们此前已经对钻井项目投入了一定数目的资金，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社区的人们能用上水。如果我们为那些失去用水权、脆弱不堪的人们开凿几千口井，那将有多少孩子得以上学读书？我们能减少水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吗？我们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节省他们为了取水而付出的大量奔波往返的精力吗？这会是我们可以资助的金点子吗？

这个想法使所有非政府组织都饶有兴趣，而且它们还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反馈意见。它们解释道，凿井项目之所以盛极一时，原因之一就是筹钱相对容易。许多捐助者都倾向于通过引人注目而又简单易行的方式来帮助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并且有的非政府组织是专门从事凿井项目的。然而，凿井并非解决每个社区水问题的万用良方，因为有可能遇上技术阻碍，比如地下水位过深，或者受到其他更复杂因素的影响。

水的使用不仅是拥有水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社区内部，优先使用水资源这个问题也被大家争论不休。饮用水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吗？离水源较近的农民应该被要求节约用水，以保证下游用户也有足够的水可以使用吗？你怎么掌握谁在用水做什么？为了保证水源稳定清洁，如果你只能在远离池塘河流的地方饲养家畜，那凿井还有意义吗？换句话说，许多非政府组织表示，要想缓解用水困境，必须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你要明白哪一方最重要，他们现有的水源是什么，当前社区的上游或下游是如何互相连通的。将井址定在何处，往往与当地的权力机构、竞争对手、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特征息息相关，而这又有可能引发激烈的仇恨和冲突。

我的想法——1万口井——明显不是我想寻觅的金点子；多个非政府组织证实，水资源的规划和管理一片混乱，而且做起来耗时耗力，远远比凿井要复杂得多。

好吧，如果不凿井，那我们做什么呢？

第一，所有非政府组织都一致认为，捐助者较短的预算周期和时间跨度是实施金点子的拦路虎，因为金点子通常不可能在两三年内执行。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去寻找操作性强的小型项目，这些项目通常执行迅速，只是未必会产生持续效应，却很容易成功。它们说如果捐助者能提供长期支持，那么就可以为那些举步维艰的社区规划并实施更为全面、持久的方案。

这个想法在我看来可行。

第二，它们还头疼一件事，就是捐助者一般不愿意在治理或规划项目上花钱，许多慈善家和基金会不够耐心，不愿将解决方案的长期管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力建设”中所需的人员和程序落实到位。我理解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决。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告诉我有多少人能用上改善的水源并非难事，但要向我展示设立地方水资源委员会意义非凡，可以使全社区的人有能力决定满足需求的最佳方案，却比登天还难。但是如果你不建立一个本地管理机制，那么非政府组织将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当地进行运营。这也将永远无法为当地居民提供他们真正所需的工具。万一水井被破坏或者零部件破损怎么办？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其修复？在我们试图提供帮助的地区，没有唾手可得的哈德瓦商店（Ace Hardware）和乡村王（Rural King）这样的五金零售连锁店和农业商店，更没有资金购买零件。

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开展这些“软”行动，而非单纯地资助设备和技术。

第三，你不能对地理和政治视而不见。无论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喀麦隆，水问题总是会让上游和下游地区针锋相对，而许多河流和湖泊会穿越或流经边界。我不会忘记曾在安哥拉北部看到的一大片泉水，在那里，一个非政府组织正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来建造引水系统，以灌溉安哥拉更多的庄稼。那儿好像水量充沛，可以长距离引用，缓解安哥拉本土的粮食安全问题。当时与我合作的一个在非洲参与保护行动的资深专家安纳特·兰久（Annette Lanjouw）也在现场，她把我拉到了一边。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她低声问道，“这里就是形成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源泉，它们会流向博茨瓦纳。在这里引水会对下游造成严重后果，影响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和那儿的居民。”我做了一份关于资助前提的环境影响报告，内容详尽。但因为那个非政府组织并没有采纳，因此我们也就没有资助那一项目。

这些非政府组织让我相信，我们的工作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看问题是发生在国家内的一个地区，还是在国家层面，抑或在国与国之间，然后再因地制宜地来解决。发起倡议能利用本地投资产生巨大影响。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这就是要想办法让政府爱护人民，对人民负责。于是我们将发起倡议和跨境工作纳入计划。

相比我的最初预想，这一切涉及了更广阔的范围。我最初的凿井建议已经变得包罗万象，涉及卫生教育、社区协作、技术评估和水坝研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整合一个和水利有关的金点子项目，但是却没有人想要资助这个项目。

我有一些顾虑，但是我知道，要干大事请，就要肯下赌注，放手去搏。我同意基金会提出的10年投资期方案，并欢迎各种活动。这一提议的规模之大让我有些紧张，但是我很喜欢，我希望看到我们的资金能够流向真正有需要的地区。

我希望与我们合作的众多非政府组织能开拓创新，团结一致，而非彼此竞争以求我们的支持。我希望它们能够共享信息，互相学习。我希望我们的项目针对乡村的贫困人口，帮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饥寒交迫的人们。我们将在中美洲重点扶持4个国家，在西非扶持5个国家，东非4个。我们成立了地区协调委员会来监督工作，并向包括基金代表在内的全球指导委员会进行汇报。为了便于领导，我们在每个地区都任命了一个跨国非政府组织作为项目主管。

我并不想对此进行宏观管理，我的基金会也不会这样做。我们的伙伴提交了首轮提议之后，我们就直接资助了这个项目，对他们的提议没有做什么修改，也没有什么反馈。我知道，基金会还可以选择雇人或请顾问来系统地分析整理这些因素，并让有技术专长的员工来监督和评估我们所说的全球水行动（Global Water Initiative）。但是那将耗时良久，并会与现存的途径类似。我不喜欢在基金会内部建立起繁复的官僚体制，因为那会衍生出如大型非政府组织中让我为之灰心丧气的事情，那就是要维持庞大的日常开支和供养员工。我情愿带动尼加拉瓜或者马里的人卷起袖口大干一场，也不愿雇用迪凯特的顾问来琢磨伟大的梦想。我生性急躁，宁愿更快地积累经验教训，不管千辛万苦，我都愿意让人们先行动，再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们开始填写支票，这是我们基金会资助数额最高的一个项目。这是怎么回事呢？

简而言之就是：用钱之处太多了。

回归旧思维

项目实施一年多，我发现全球水行动的工作方式与我们事先讨论、计划的方式大相径庭。我并没有听说在进行什么很有意思或很重要的事情。3年后，我邀请几位顾问来进行更加实际的管理和指导。我们甚至委托了一次独立外部评审，这次的反馈比我预期的要积极很多，但是也揭露了它的现状和我的初衷有所偏离。过了5年，在投资了7 000万美元之后，我感到挫败和失望。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呢？我没有见过什么称得上创新的项目。我们甚至不鼓励在提案的撰写中发挥创造力，因为我们逐年要求提交的年度资助申请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为期一年的项目提案。那些组织每年都会投诉，说它们不得不向我们重新申请资助金额，而它们认为自己应该获得一个10年的保证。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想得到10年的承诺，那么请呈交一份10年工作的时间表，这样我们将保证每年会对你们依据计划所取得的进展埋单。然而，它们内部的官僚主义和财务制度严重阻挠了该想法的实施。我们在非政府组织的联络人说，它们每年都会指派员工到全球水行动去做工作，促使我们通过它们的预算。我们不久便意识到这其中的脱节：非政府组织希望得到一份为期10年、资金有保证的时间表；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想要一份10年计划，并想了解它们是否依据计划执行。

全球水行动的“国际性”真是徒有虚名。该非政府组织并没有相关机制来共享信息或进行跨区域实践。这三个地区创造了互不兼容的体系来监测和评估它们自己的活动，所以，作为一个基金会，我们甚至还无法沟通或比较全球水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事情。在地区层面上，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似乎在采用“别捣乱”的管理模式。委员会不去资助最好的想法，却只礼貌地确保每个国家和每个合伙人都占得同等份额，以不得罪任何人。结构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大量的钱被用于雇用员工，确保横向合作能够得以开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资助对象日益转变成硬件设施和水系统，因为其他那些“容易筹集”的援助资金从来没有到位过。

当然，还是有一些成功个案，公平地说，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全球水行动而用上了干净水，尤其是在东非地区。在中美洲，我们在全球水行动的伙伴开创了一种方式，帮助社区和当地政府做出它们的资源选择，更好地管理水域，使用各种手段，如征收用户费，使得水资源能更好地长久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令人倍加鼓舞。

比如说，在尼加拉瓜，拉特立尼达市政府是全球水行动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全球水行动的帮助下，拉特立尼达与另外两个市共同建立流域委员会，以保护当地的河流。由于降水稀少、森林砍伐和周围社区的污染，当地的河水流量逐年减少。这个委员会推出了一个由教育部长支持的环保和卫生教育运动，并努力在关键地带植树造林。它们设立了冲突管理办公室来处理水纠纷，这使得人们第一次有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尽管尼加拉瓜设立了国家性的水法案，但正是全球水行动帮助地方政府建立了地方性的条例来规范水的使用，并禁止焚烧树木，鼓励采用滴灌方式，这大大降低了农业用水量。

同样是在尼加拉瓜，我们在拉帕卡雅社区遇到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用水委员会，它同样是在全球水行动的帮助下成立的。该委员会的第一项行动就是为社区内的每个家庭提供一个水表，这使得委员会可以向每个家庭的每个接口收取少量费用，以成立基金，来维修用水系统。水委员会由全社区成员任命，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个委员会有权管理所有水务，从读水表到记录用水日志，再到一些简单的工程，比如建造天然岩石过滤装置来处理废水，20天后处理过的水就可用于作物的浇灌。

这些工程让我印象深刻。问题是，这些成功的案例本可以通过更少的钱和更简化的官僚体制实现。全球水行动又是一个让我对当前非政府组织世界灰心丧气的例子：即使有一张巨额支票、长期承诺和乐善好施的捐助者，也不能克服导致这些机构止步不前的机制性弊端。其庞大的规模和官僚主义扼杀了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它们本应该能够应对这种规模的挑战。它们过多地关注项目和活动，而非结果，也不够关心如何同心协力，而是以同样的方式竞争同一份捐助。

出于对所有非政府组织的公平起见，许多这样的行为都是由捐助者驱动的。捐助者希望看到并了解他们资金的用武之地，这些行为也更容易解释改善一个村庄过程中的活动和成果。但要想获得持续效应，就需要和伙伴们一起通力合作，并思考新的合作途径，确保各方的优势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并构建方案，促使非政府组织退出，而非延续或扩大其作用。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有一些能看到这种创新的项目，所以我知道这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部分中进一步讨论。然而，这并没有在全球水行动中得以实施。

我知道这是很严厉的批评。这些组织在世界上最具挑战性、最不稳定的地区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全球水行动没能符合我的期望，我们也负有责任，而这为我今天的决策提供了经验教训。我们放任太多的项目在过多的地方同时开展，后来，我们得以从结束的工作中抽身来看哪里有问题，但事实上，要监督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考虑到全球水行动涉及范围之广泛，我们也许需要三个或更多全职人员积极参与被授予资金的机构的管理，随时记录，并按原计划执行。有一次我们甚至发觉在某个地区，其银行账户里已经积累了150万美元，却丝毫未动，而且在它们继续提交新的资助申请时，我们都还在考虑继续投资（该银行账户现已用于我们批准的项目）。

2010年，我决定做一份年度报告来总结我们在那一年的投资中吸取的教训。在中美洲地区，全球水行动团队注意到了尼加拉瓜萨姆拉里的一个社区，那里住着600个家庭，有3 000人。那里的用水系统出现了多方面的问题：水源由于杀虫剂的使用和咖啡生产而遭到污染，卫生状况堪忧。农民自己饮用的水和饲养家畜的水一样。一个全球水行动的合作伙伴到了那里并召开会议，试图寻求一个基于社区的解决方案，但是却没有向最有可能受益的农民或关键社区代表咨询意见。尽管如此，这个全球水行动的合作伙伴还是建立了一个水委员会来管理卫生和水计量方面的工作。那个合作伙伴不知道的是，社区内部的摩擦导致形成了一个竞争委员会。而全球水行动希望与双方合作，就分担成本达成妥协，但当地局势复杂多变，甚至有人对全球水行动的员工进行人身威胁。最后，该项目被迫放弃。

在东非，全球水行动团队希望将滴灌技术引入肯尼亚。全球水行动资助了一项计划，在当地的三所小学旁建立与之相连的三个示范园地。这一想法旨在让当地农民可以参观示范田，而所种粮食又能补充学校的供餐项目，学生还能学到技术并最终应用于自家的耕种中去。这种想法非常值得赞扬，但主要问题是该技术方案并不适合那个项目。储水水箱的管道压强不够，导致学生必须人工运水。从河流和开放水源引上来的水使得泥沙阻塞了滴水管道。如果我们能提前咨询熟悉滴灌系统的专家，那么肯尼亚的技术问题就可以避免。

这两个案例的失败让我相当沮丧，然而更让我受挫的是这些失败呈现出来的问题：社区咨询的缺乏；不依据前人经验或技术背景而进行的项目设计；并且，即便它们都“成功”了，这些方案也仅仅适用于当地情况。在这三片区域的13个国家之外，我们也在提供资助，而我认为在那些地区只有一个重要的“金点子项目”得以成功：我们的资助使得西非团队参与到一个大规模的水坝项目规划和执行过程中去。在未来几年，水坝建设项目会越来越多，在规划这些项目的时候能够关注到上万名将会受水坝项目影响的穷苦人士，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优秀的水坝项目

加纳的阿科松博水坝（Akosombo Dam）建于1965年，当时淹没了8万人的土地和房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并确保了加纳的电力供应。自那时起，西非国家已经建立了150多座大型水坝。在全球水行动的支持下，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这个非营利性机构牵头组织了针对一些水坝的社会影响的研究，并与由上百家环保类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紧密合作，将研究数据应用于它们在西非地区的相关倡导活动中。

许多国家为了缓解食品短缺、气候变化和其他寻找额外能源的压力，纷纷上马水坝项目。该地区受影响最大的居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而在讨论这些大规模基建工程如何有益于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游民方面却存在大量的争议之声。在区域规划大会上，全球水行动帮助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深入研究了过去的水坝项目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它们根据真凭实据提出了几项重要因素，规划者需要将这些谨记在心，以确保受影响群体的公正待遇。它们还证明，这项工程的目标事实上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在1981年，马里一项重要的水坝工程完工后，搬迁农民理论上得到了改良的土地，并学习灌溉技术。然而，没有人教他们如何种植水稻，他们之前种植的是小麦，而小麦是一种适合在降水丰富的地区耕种的作物。结果，他们因不知道如何种植这种庄稼而宣告失败。有些人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另一些人则任由土地被别人拿走。

这次的工作不属于“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工程，并非建造房屋或安装设备。它是关于软资源的，代表着那些没什么支持者的万千人士的成败。这是与决策者的合作，他们的影响比这些活动本身要深远得多。通过这次研究，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可以向政府和水坝规划师展示，对这种转变进行培训是非常关键的。同样，在全球水行动的帮助和支持下，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Niger Basin Authority）采取了一些方法，来评估和管理未来河系经营方案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该河流经9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我们正希望思索出能有类似巨大效应的点子。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卓有成效的变革：它为大多数人带来了效果明显、成效积极和可持续的进步。

问题在于，在我们最初资助的项目中，水坝工程只是一小部分。分配于水坝相关工作的经费只占我们对全球水行动投资总额的2%，这连及格都不到。

后来我们又重启了全球水行动项目。我们激励所有的参与者根据他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情况重新规划未来的5年，并要求他们围绕自身所在地区提出一两个金点子。我们淘汰了不必要的委员会监督，在三个地区各授权一个非政府组织负责当地战略，并要求每个非政府组织制定预算，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以整合经验和主张。作为一个基金会，我们的主要使命在于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将问题的核心拉回到农业用水上来。

我们始终要求，如果用我们的资金，新的方案必须将好点子和各地的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的合作伙伴应该认识到研究和信息之间的鸿沟，他们应该将重点转向与政策相关的措施，这样一来，政府就会更加关注依靠雨水灌溉的农业系统，这将改善食品安全问题，有利于这些国家无数的小农户。我们希望建立专家网络，让他们能够报告并使用我们构建的信息数据库，进而提出并宣传相应的解决方案，更好地管理农业用水，满足小农户的用水需求。

好消息是，我们更快地学到了这些经验教训，这比我们用较传统、官僚、重咨询的方式要快得多。我也乐观地相信，在未来前进的路上，我们会有更多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承认什么方式是无效的。我们正在总结前5年获得的经验教训，以更好地帮助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人获取水资源。如果我们做出的总结仍然是：如今的非政府组织大体上都无法突破它们自身设下的条条框框，无法拥有更多的方向性，也没有更好的管理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了。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法，能帮助我们创造那种管理支持和基础设施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还没有见过的或是还没有尝试过的全新模式呢？

在那些靠降雨维持农业的地区，为小规模的灌溉体系收集水资源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时间会告诉我们，全球水行动的这种新结构和聚焦是否会带来更多改变，正是这些改变当初鼓舞了我们。

第四部分
等待解决的挑战

在前面的章节里，读者了解了我们通过反复摸索、自身亲眼目睹或是经历过的事与愿违的项目而获得的经验教训。在本部分，故事里涉及的挑战形形色色、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也尝试了新的手段，旨在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一些故事是关于还有待研究的问题，其他的故事则讲述了致力于改变失败现状的新想法。

故事27 大象和专家

2012年，我被一组惊人的数据吸引，来到了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我要身临其境，亲身感受那里的情况。

我此前曾来过这个地区，这一次回到奥卡万戈更是激动万分，这里是奥卡万戈河每年水灾泛滥所形成的绿洲，面积有6 500平方英里。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处女地，许多生物在此繁衍生息，是野生动物摄影师的梦中天堂。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住着数以万计的小农户，却也存在着十分显著的食品安全问题。

那时正值8月，赶上了冬天的旱季，我们的直升机从马翁的机场出发，飞过沙漠的荒芜之地，飞过大草原上动物迁徙留下的纵横交错的足迹。快要到达三角洲地区时，更多的野生动物出现了：长颈鹿从容地漫步于开阔的草场，斑马在一个个分隔开来的水坑旁吃草，小型象群带着它们的小象安然歇息在为数不多的树荫下面，接近1 000头非洲水牛星罗棋布于广阔无垠的大地上。

然而，当到达三角洲时，我们看到那里的湿地呈现出了生命的璀璨和光芒。在洪泛区茂盛的绿草和其他植被之间，湛蓝的水流在水道里悠悠流过，略带些沙土的棕色。河马在沼泽中溅起星星点点的泥巴，成群的鹤还有其他鸟类在湿地上空展翅翱翔，一条巨大的鳄鱼在浓咖啡一般的河道里潜游，时不时露出它那银灰色、像树干一样的背部。许多池塘都开满了百合花，或长满了绿藻，那颜色就像是卡幼乐（Crayola）64色彩笔中的赭石和金黄。常年的洪水泛滥和蒸发形成的盐田像一块块白色的补丁点缀于原野上。灰色的白蚁丘遍野都是。

我朝远处的一片营地进发，那儿有我们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者，他们正在致力于解决与粮食安全相关的一项复杂而非同寻常的争端。当我们降落在小岛上研究者营地旁的空地上时，我看到岸边一些奇怪的景象——那儿有一根晾衣绳在风中摇摆，看起来像是婴儿穿的黑色裤子。我稍后便知道，这与洗衣服毫无关联，与吸引我的那组数据以及那里的紧张形势也无关。

我见到了人类学家阿曼达·司琼萨（Amanda Stronza），她来自得州农工大学娱乐、公园和旅游科学系，我还见到了她的两位从生态系统健康及民生行动（Healthy Ecosystems and Livelihoods Initiative）来的同事。他们带我坐到事先安排好的桌子旁，上面已经摆好了冷饮和水果。司琼萨博士与其他两位科学家一起合作，一个是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库尔森实验室的生物保护学家安娜·桑赫斯特（Anna Songhurst）博士，另一个是她的丈夫格雷厄姆·麦卡洛克（Graham McCulloch）博士，他是一位生态保护学家。桑赫斯特博士负责奥卡万戈的大象&人类项目（Elephant & People Project）。

的确，我们此行的主要课题和那组使人瞠目结舌的数据都与大象有关。博茨瓦纳拥有非洲最大规模的散养象群，而其北部则分布着最为密集的象群。博茨瓦纳全国约有13万头大象。司琼萨博士展开地图，向我指出一块三角形的区域，也就是奥卡万戈狭长地带。她说，那儿差不多有黄石国家公园那么大，有一段与纳米比亚的国境相邻，离安哥拉不远。安哥拉内战使得许多大象南迁，从那时起，当地的大象总数日益攀升。同时，当地人口也以每年1%以上的速度迅速增加。据司琼萨博士研究，在这片区域内，当前生活着15 000头大象和15 000名居民。

土地如此广阔，似乎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但事实就是如此。旱季时，灌木丛中的水越来越稀缺，许多动物都往三角洲迁徙，而农民们的田地、房屋恰恰是它们的必经之路。这很像20世纪70年代电视上播放的科幻连续剧《失落的大陆》（Land of the Lost）里面的场景，这部连续剧讲述的是一户家庭尝试与恐龙和平共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把这个结果称为“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HWC）。司琼萨博士解释说：“那儿的人和大象试图互不干扰，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地在竞争基本的生存资源。”

博茨瓦纳拥有非洲最大规模的散养象群。我们拜访的这个地区人口数量和大象数量的比例为1:1。（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不仅仅存在于博茨瓦纳。在非洲大地上，但凡农业侵占了动物栖息地或是与之相邻，农民就要与各种动物包括猿和豪猪做斗争，以防止它们袭击庄稼。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奥卡万戈的人象冲突与我此前在别的地方听说或调查过的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截然不同。在许多地方，成群的猎豹或大猩猩会骤然减少，数量接近灭绝水平，这是因为当地居民砍伐森林，毁掉了它们的家园，或是由于有人偷猎。2012年，大规模捕猎非洲象的行为促成了象牙市场在亚洲的火爆，这一时成为新闻焦点，导致在一些地区象群数量急剧减少。在2012年初的喀麦隆，偷猎者一个月内屠杀了300多头大象，几个月后，看守队在刚果的加兰巴国家公园发现了22头大象尸体，他们确信，这些大象都是由人从直升机上射杀而死的。非洲大陆每年都可能有数以千万计的大象死于偷猎者的屠刀之下。

然而，我们拜访的科学家们解释说，尽管在该狭长地带存在非法偷猎现象，但是这与大象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博茨瓦纳是非洲最有生态保护意识的国家，生态旅游业蒸蒸日上。该国政府鼓励摄影旅游，而不支持战利品狩猎。（我们离开后不久，该国政府宣布到2014年，战利品狩猎将成为非法行为。）

我们在奥卡万戈狭长地带设法弄清楚的那个冲突，主要是关于象群侵略小农户庄稼的，并且双方之间的交锋已演变到了致命的危险程度。

我们来此的原因之一就是考察每年这个时候最常见的现象，也是最激动人心的现象。大象们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的活动地点是远离居民及其田地的矮树丛中。但是在旱季，矮树丛中的“洼地”会蒸发变成泥坑，并最后干涸，成为质地坚硬的沙土。一天当中稍晚些的时候，大象就开始行动了。几十头甚至几百头大象同时踏上一条它们常走的道路，长途跋涉到奥卡万戈河喝水。你可以从空中看到它们的迁徙路径：它们经过田地和房屋，穿过公路；它们蹒跚前行，甚至游过运河。在途中，它们扯下可乐豆木美味的枝叶饱餐，毁坏各种植被，留下一路残破景象。当农作物丰收在即时，它们有时候会跑到地里饕餮一餐，踩坏一个小农户的生计。

我一生中看过很多路牌指示，但是我只在一个国家看到过警示人们小心大象踩踏的路标，那就是博茨瓦纳。（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它们似乎知道”

大象专家们时常会戏称大象为“6吨重的松鼠”。它们聪明、敏感而坚决，会为争夺食物或保护族群而奋起斗争，极具攻击性，而且诡计多端，善于评估周围环境，并能机智地摆脱各种陷阱。有研究者曾报道，大象会对庄稼进行“报仇”式侵掠，它们会故意践踏庄稼地，而不吃里面的粮食。在非洲和亚洲，只要大象栖息地挨着小农户，就会发生它们袭击农田的事情。但是这里让人担心的原因是，象群和人口都很密集，并且二者数量仍在增长。而研究者们之后在会议中谈到的问题非常严峻。

我们计划在黄昏时分，开车沿着当地村庄附近的大象踩踏出来的道路进行观察。我曾在照片上见到过这样的大规模迁徙，大象们从汽车和建筑旁边经过。有时候放学回家的孩子会上演一出致命的游戏：他们迅速地穿梭于那些异乎寻常的灰色象腿之间。

“有个不好的消息，”司琼萨博士说道，“我们恐怕无法带你观察大象的迁徙了，实在爱莫能助。”

桑赫斯特博士接过她的话题说道：“上周，一头雌象闯进了一个农夫的粮食储藏区，被那个农夫开枪打死了。那是星期一。到了星期四，一个妇女走到了那头大象被打死的地方。他们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猜测那个妇女肯定是吓到了死象所在群落的另一头雌象，并且被那头雌象追杀。他们发现这个妇女的时候，她还有一口气，但是救护车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从邻镇最近的医院赶来，刚到医院那个女人就死了。后来野生动物局派人找到了那头大象，他们从象鼻上的血迹认出了它就是肇事者，而它属于一个更大的群落。他们杀了整个象群，一共6头大象。

“这已经是2006年以来被大象杀害的第6个人了。这对目前造成的影响就是，大象不敢在白天过来。”

“等等，”我问道，“所有的大象都‘获知’了这次事故吗？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几千头大象中的许多都在数英里之外，它们居然因此而克服对水的需求吗？”

“它们似乎知道了，”司琼萨博士点头说，“村民们知道了，象群也知道了。现在局势很紧张。”

我们谈了谈这片地区的详细情况，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大象数量过多，而是比这更加错综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遇到的研究者的背景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性。大象专家桑赫斯特博士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大象。而讽刺的是，她在这里的工作并没有怎么与大象打交道，而是与当地农民沟通，怎样更好地管理而非伤害这些动物。麦卡洛克博士最初的研究对象是鸟类以及生态系统和栖息地这样更广泛的问题。

而司琼萨博士是社会学家，她研究人类，并且已经在亚马孙和其他科研场所待了20年，她研究的问题是，生态旅游和野生动物管理能否在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提高当地社区居民民生的前提下实现。她试图弄懂我们在“文化冲击”下常常会混为一谈的问题和风俗，而在帮助社区解决复杂问题时，我们应该结合这两个因素进行考虑。野生动物管理模式有时被称为“罚款和栅栏”或叫作“黄石模式”，用栅栏围起保护区，似乎是保护濒危物种和荒野的不错想法。但是这对于当地居民甚至动物来说，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如果大象袭击了人类，人类就会报复大象。随着这种“人象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的死伤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司琼萨博士最初在博茨瓦纳进行的调查之一就是研究战利品狩猎，并评估专业的、受管制的战利品狩猎业是否有助于保护动物。“说狩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动物，听起来好像有悖常理，”她承认，“但事实没这么简单。”她说她将给出依据，证明有组织、有限制的战利品狩猎行动能够持续进行，只要行动迅捷、人道，并且不猎杀身边有小象的雌象就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这项经济活动能够雇用世代以追踪和剥大象皮为生的当地人。“这些人不是罪犯。”司琼萨博士强调。可以有限批准战利品狩猎并给狩猎者颁发执照，从而为社区谋取利润（向狩猎者征收高昂的费用供全体村民共享），这样会让社员感到自己为保护资源尽了一份力，也会使偷猎者望而却步。然而，仍然有狩猎者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的不端行为让当地居民和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愤愤不平。

造访动物栖息地附近的居民，并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常常是很危险的。虽然这片区域的至少一半人口都住在不足500人的村庄里，但是土地局管着这块地，并有权决定居民可以在哪儿开拓土地、种植作物。司琼萨博士提供了一份最新的全国农业调查，上面显示，在2003~2006年的三年间，传统农作物耕种面积扩大了46%，但是参与耕种的小农户人数却显著增加。由于奥卡万戈河及其季节性的泛滥，在一些冲积平原上发展农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许多农民即使离三角洲很近，却仍居住在海拔高一些的地方。他们依靠雨水灌溉，并且无法将河水运到地里来。这里的土壤含沙量大，且缺乏营养，许多庄稼地的养分都被耗尽，产量极低。雨水不足的时候，产量将变得更低。农民们申请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种植新的作物，于是土地局不断分配临近现有农田的地块，却越来越接近传统的大象通道。自然而然地，这种侵犯招致了祸端，大象们发现自己走的不再是人烟稀少的灌木地带，而只能在茂盛的高粱地或玉米田中穿行。难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庄稼袭击事件。

博茨瓦纳的农民获准捕杀那些威胁他们家畜或偷盗、破坏他们庄稼的大象，而政府对庄稼被袭事件只给予农民很小金额的赔偿，比牧民在奶牛被野兽杀死之后所得的赔偿少得多。这一差异导致牧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地农民甚至讥讽大象为“政府的奶牛”。他们认为，政府保护大象的政令事实上牺牲了自己贫穷困苦、饥寒交迫的老百姓。

人类、动物和环境，性质各异的因素在这里碰撞交汇。司琼萨博士观察到，不同的社区对待大象的态度是有所差异的。一位协助科学家开展调查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许多当地居民对大象深恶痛绝，并支持政府把大象的数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但是，当地有不止一个部落相信大象身上有他们祖先的灵魂。他们不只崇拜大象，还从不杀害或食用大象肉。其他部落则没有这样的忌讳，他们会把大象肉风干保存，以备不时之需。还有一些博茨瓦纳人受雇于摄影旅行营地，招待来参观和拍摄野生动物的游客。他们很支持这些有保护倾向的政策，这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总之，桑赫斯特博士和生态系统健康及民生行动一直在努力，试图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她提出了一些使大象远离农田和其他地方的措施。有的农民将汽水瓶和易拉罐用金属丝串起来，围在农田外面，当有大象闯入时，就会发出噪声。他们还装了由电池供电的电栅栏，一旦大象来袭，电栅栏就会放电。大多数的庄稼袭击事件都发生在晚上，所以在白天通过太阳能电池板积蓄了电量的闪光灯也能阻止动物靠近。另一些农民晚上的时候带着太阳能手电筒睡在放哨的屋子里，一旦大象入侵，他们就跑进农田，敲鼓晃灯来驱逐大象。

不过，将黑布按一定间距悬挂是该地区流行最广的预防措施。事实证明，大象害怕辣椒；辣椒种子中的化学品能刺激象鼻的内壁。在非洲那些大象经常侵犯的地区，农民们都在试验如何将辣椒素撒入空中来吓退大象。有农民设计出“粪糕”，并在其中掺杂辣椒籽。然后沿着农田边缘修筑小型的长方形水槽，在作物即将丰收的关键时候焚烧粪糕，并持续燃烧好几个小时，从而散发辣味。

在奥卡万戈，用来拍打的黑布要事先在油和碾碎的辣椒籽中浸泡，然后悬挂到大概象鼻那么高的位置。桑赫斯特博士说，她营地四周出现的大象脚印（研究者们都有一大片菜地，就在他们的住处后面）表明，大象们都是径直来到栅栏旁边的，但接下来会转身绕行，等遇到辣椒布条时就会离开。这种做法既经济又不暴力，也不会使驱退大象的人们陷入危险之中。

为了保护自己和农作物，博茨瓦纳的村民会在栅栏上悬挂被红辣椒水浸泡过的衣物，来驱逐大象。（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类似这样的缓解措施在可见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桑赫斯特博士也在试图教授当地农民提高产量、改进技术，这样他们就不需要依靠开发土地来增加粮产。这促使我想到，也许这片区域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实验室以进一步证明我们的信念，那就是无论你是在伊利诺伊州的帕纳种1 000英亩的大豆，还是在博茨瓦纳种2英亩的高粱，农业保护都十分重要。

桑赫斯特博士和麦卡洛克博士都相信，如果能够经济合理地提高产量，那么农民所需的耕地规模将会减小。农民们将会保护并提高他们现有的土壤质量，而不是耗尽其养分，再另觅他处。产量越高，意味着耕地面积越小，也越易于保护农田免遭野兽袭击。我造访了当地的一块农田，并乐观地离开：尽管土地含沙，但表层的几英寸土壤中存在有机物。在土地上种植覆盖作物，并将作物残体留在原地，再施以肥料，这将极大地改善我所拜访的那片土地。

农民们应不应该放狗呢？

然而，桑赫斯特博士发现，博茨瓦纳当地的农民抵制新的方法，这实在让人惋惜。他们仍然用犁耕地，用手播种，这样其实非常低效。我让研究者们召集当地首领和一些农民一起开个会，趁我在的时候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在当地的古诺斯所加村一栋露天建筑里见面，那儿的人们多以自给农业为生。（有趣的是：在这个许多人甚至没有鞋穿的穷乡僻壤，不少定期参会的人会接听手机或出去说几句话。这让我想起了在美国一些公司的会议——唯一不同的就是美国人不打赤脚。）

这些农民很赞赏桑赫斯特博士的一番作为，感激她教会自己用辣椒这样的缓解措施。我们的基金会将会资助一些农民参加我们在南非乌库利马农场举办的培训项目，让他们学习更多关于可持续土壤的知识以及耕种技巧，回来后传授给他们的同胞（2012年2月已经实现了）。我们还讨论了关于采用速生品种的问题，看它是否能帮助农民在旱季大象迁徙之前就收获粮食。

等我要离开的时候，有个人走上前来说了他的想法：训练狗群来驱逐入侵农田的大象。我之前在非洲见过用受过训练的狗干一些富有创意的事，比如说吓退威胁牛群的猎豹。“我觉得你言之有理。这主意确实不错！”我对他说。

还有别的解决办法能更好地改变基本现状，但是需要地区甚至跨境合作。如果有办法为大象开辟跨境通道，让它们能够越过奥卡万戈狭长地带回到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那么这里的象群密集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但是所谓的“兽医”栅栏挡住了它们重入边境的路。这些栅栏安装于20世纪后半期，是为了把本地牛群与水牛以及其他传播疾病的物种隔离开来。不幸的是，它们同样把动物的迁徙之路一分为二，使牛羚、斑马等动物在旱季陷入绝境——这些栅栏还阻碍了上千头大象。“一些社民想加固这些栅栏，另一些希望拆掉它们。”司琼萨博士指出。

我在我们全球水行动的故事中解释说，我曾经有机会在安哥拉开发一项灌溉工程，将丰富的泉水作为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水源。当我意识到，那些参与者并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研究或分析来探讨分流这些水会对奥卡万戈河下游造成什么影响时，我放弃了这项计划。然而，今天在安哥拉，有越来越多重启这项计划的呼声和压力。这项计划将对这里和南方都产生重大影响。想到这些问题是如何相互彼此关联时，我与埃德·普赖斯博士取得了联系，看我们是否能通过得州农工大学开展研究项目，来评估安哥拉灌溉系统的动力，并推断其对博茨瓦纳的影响。

桑赫斯特博士不仅关注减缓措施和保护性农业的发展，她还试图找出基本的生态系统元素。大象繁衍的速度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到精确的数据并非易事。尽管大象分布密集，但它们一般并非生活在易于跟踪的庞大族群里。即使从空中你都很少能同时看到20或30头大象，而且通常要比那少得多。这项工作要想取得进展，就还得为一群大象安上无线电项圈和追踪设备。

另一大挑战是将事实与虚构分清楚。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会激发紧张局面，但也会触发原始的情感。在我们南非自己的土地上，我发现农民和牧民有时候会将野生动物的威胁夸张化。我在乌库利马的一个饲养牲畜的邻居有一天打电话到农场，说我们有一头猎豹跑到他的地里了，并且被他捕获了。我们当时都很怀疑，因为我们给所有的猎豹都装了无线电项圈，并且能追踪到它们，而当时它们都在我们的栅栏内。我们之后调查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猎豹，而是薮猫，一种有猎豹一半大小的斑点猫。在诸如妇女被大象杀害的悲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到访之前，关于狂暴的象群的夸张故事也许已开始传播。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个复杂体系的研究，帮助那些现在受到影响的人，并帮助设计出更好的模式以解决其他地方的复杂冲突。我到奥卡万戈是为了在那个大象与人数量一样多的地方一探究竟。当我回去的时候，我的脑海和相机里充斥着各种生命的画面，它们生活在这片富饶无价的生态系统中。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召集合适的专家来解决这一难题？

故事28 聪明的胡萝卜能拯救土壤吗？

如果你是美国人，并且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在缴纳联邦税，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笔钱流向了什么地方。自从1995年开始，我从美国农业部收到了306 274美元的补贴。2009年我决定退出该项目。

农业补贴在美国是敏感话题，而美国补贴在世界上也是敏感话题。因为立场不同，补贴会引发激烈的反响，农民有话说，那些为诸如医疗和教育等其他重要部门争取联邦经费的人们有话说，国外的农业界也有话说，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补贴压低了国际商品价格。

毋庸置疑，在大部分农民还很贫困的时候，补贴在一开始确实支持了在萧条中苦苦挣扎的美国农业。今天，许多补贴款项都发到了人在外地的美国土地所有者手中。美国农业部在2009年的估算显示，美国总收入最多的12.4%的农场接受了政府62.2%的资助。即使国会对高收入农场主的资助进行限制后，这一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

我父亲在2012年上了报纸头条，因为他秘书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比他还高。我父亲从上述情况中受益，但是这种差异开始困扰他。有人认为他是英雄，因为他敢公开陈述这个想法，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出于政治原因歪曲了这一情况，说他不仅是想指出这一基本的不公平现象。我可以告诉你，我父亲不喜欢为任何事多花冤枉钱。他是从自己的核心理念出发说这番话的。

我通过农业养家糊口已经30年了，我用自己可利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和合法机会获取最大的利润，我一点儿也不为此感到难为情。但是我也转变了我的想法，认为农业补贴政策会引发更大的后果。和我父亲一样，我认识到我这一思想上的转变将让我结交新朋友，同时失去老朋友，或者是巩固旧友谊，吓跑潜在的伙伴或盟友。

补贴的设计需要与时俱进

在过去的美国，补贴在建设兴旺发达的农业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将来的美国乃至发展中国家，补贴都至关重要。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保护和养育其人民。补贴、农业推广和其他的助农形式让政府投身于食品系统的能力建设和灵活性建设中来——因为他们必须保证我们食品供应的长期可行性，并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对非洲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就是取缔农业补贴——事实上是不再重视农业——并强行将其脆弱的经济过早地推入“自由市场”模式，而彼时非洲的经济根本无力参与竞争。

在美国，我们的农作物保险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它有助于保护农民免受自然灾害或商品价格突降的伤害。鉴于农业如此重要却极具风险、非常脆弱，我一直很支持农作物保险。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农业正遭受着2012年的严重旱灾。在我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农场里，过去5年我们每英亩平均可收获175蒲式耳的玉米，今年却只收了23蒲式耳。在我的务农生涯中，我第一次经历大豆比玉米收获得还多的情景。要是没有农作物保险，这样的年份会让许多农民破产。

尽管这些项目有诸多积极影响，我认为华盛顿方面仍必须学会更加务实和合理地运用补贴。我们应该抛弃过去80年补贴粮食生产的方式，转而思考如何运用补贴和激励措施鼓励高效农业，以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比如说土壤和水。如果你还没有一气之下把这本书合上，那么我就要说一些我的看法了。

激励扩张

1862年《宅地法》（Homestead Act）的

。那时候，西部的土地似乎无穷无尽，但是美国的领导人还在争辩他们应如何应对西部的扩张。南部希望将大块的土地分给种植园主，使用奴隶进行耕种。但是北方获胜了，联邦政府鼓励小农户到西部，并承诺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每个美国公民都可将160英亩的公共土地免费占为己有，只要他在上面耕种。按照《宅地法》，获得土地的移民最后共认领了2.7亿英亩的土地，几乎囊括了将近半个内布拉斯加州。

当时的政治错综复杂，但结局却对美国的农业有利：伴随地契而来的是自豪感和长远的代代相传的务农方式。《宅地法》让农民可以抵押土地来换取信用，并帮助他们落地生根。诚然，无数的迁居者并不成功，但是这一项目为美国独立农民这一新阶层的产生创设了合适的条件。

为了帮助这些迁居者，美国政府建立了美国农业部来资助研究、管控市场，并向种植者提供经济信息。联邦政府在农业活动中的参与在大萧条时期扩大到补助领域，当时国会将全国的食品安全定为至关重要的任务。由于俄克拉何马和堪萨斯等尘暴州商品价格较低，且旱灾严重，那儿的农民想放弃他们的土地。那时候，全国有大约1/4的人口以农业为生，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贫穷的人群。

经济中有许多重要的部分，但是食品供应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那段困难时期，政府的支持非常恰当。除了粮食本身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之外，农业还独具风险性：农民们极大地受到天气、利率、货币价格、政府政策和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高价并不会对农民有多大好处，因为那一般是在作物受到灾害之后才有的事，那时候他们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售卖了。如果某种作物产量过剩，也会压低价格，农民无法迅速调整地里的庄稼及时换种，来让自己尽快从当季骤降的价格中恢复过来。农民们依赖于商品市场，而他们在其中毫无优势。就像我父亲所说的：“当一个农民把他的手推车推进阿丹米公司的电梯时，没有人会问‘那是霍华德·巴菲特的玉米吗’。”

为了巩固农业经济，国会曾经为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制定了目标价格。到1940年，联邦政府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上的支出达到了其总预算的16%，多于国防开支，仅次于在商业和交通上的投入。

大萧条时期，每蒲式耳的粮食市场价低于其成本价（后来国会已经对此做了调整），自那以后，农民开始根据差价从联邦政府获得补助。农民所种的粮食越多，联邦政府的支票金额就越大。农民们因此而得以在低价时期仍然大规模全力生产。这让我们有剩余农产品可以销往国际市场，提供给急需粮食的国家。这意味着在自然灾害或粮食遭受冲击的情况下，美国农民准备、愿意并能够满足更多不可预知的需求。

我认为这一策略大体上来说是不错的。我们不是在谈论给新奇的金融工具或是奢侈汽车工业提供补助，我们谈论的是粮食。确保我们粮食供应的安全性和生产力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而这些规划正有助于此。

然而，美国的粮食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尽管我们美国有很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是美国人一般有办法买得起足够的食品。美国农业部调查显示，与受访的其他国家家庭相比，美国家庭在食品上的投入在其总开支中占较小的比例。2010年，美国人只需从其可支配收入中拨出不到10%来购买食品，而1933年则要花25%。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一个家庭大约40%的支出都花在了食品上，而在乍得和柬埔寨的赤贫人口中，这一比例高达80%。

美国农场的财务状况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农业部的补助如今很少落入穷人的口袋。现在，农民只占总人口不到2%，并且一般都采取大规模的耕作。多亏了节省劳力的技术发展和一些其他原因，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比1950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了420英亩。这一数据还无法完全解释美国粮食生产如何被大型精密化农业经营所主导。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如今控制着全行业一半以上的销售，而1982年它们只占整个市场的1/4。

在1933年，美国人花费25%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食物；如今，这个数字低于10%。像我在伊利诺伊州的邻居这样的美国农民能够养活的人是1940年的8倍。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155个人。（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新的挑战

我很担心中央政府几十年来鼓励农民种粮食的方法有损于我们长期的食品安全。我们的农场补助计划仍然停留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但是全国的食品安全威胁已经发生了变化。原始的补助着重于产出，它促使农民重视短期利益，同时，合同制农业还激励没有土地的农民提高产量，而忽视这种做法对土壤的长期影响。政府奖励那些全力开发土地的农民，使得他们推迟了对于现成的易懂技术的投资，也就无法保护土壤和水。我想，今天的关键问题不是美国农民能否生产出满足当前需求的充足食物，而是我们生产食物的方式是否是以降低未来的生产能力为代价。

虽然美国农民在1982~2007年间将水土流失的比率减少了43%，但是这仍不足以保护美国长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因为专家认为，大自然至少要花500年才能形成一英寸的表层土壤。也许我们没有准确估计它的影响。近些年来，美国节约土壤、免耕种植技术的普及率增长逐渐放缓，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该技术的好处。在2007年，由于水和风力的侵蚀，美国的农田失去了17.3亿吨土壤。

失去沃土对农民来说已经是够糟糕的了，然而，从农业区吹走或冲走的土壤中往往携带化肥和杀虫剂，它们进入了中西部河流，进入了城镇人口的生活用水中。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墨西哥湾临近密西西比河河口处的低含氧量区域或“死亡地带”。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称，在一个面积大约有罗德岛州或特拉华州面积大小的地方，过剩的氮和磷催生了藻类的萌发，它们消耗了大量供给生命的氧气，使得海洋生物无法生存。根据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数据，2011年，滚滚的洪流穿过中西部农业区时，将大量营养物质卷入密西西比河，将死亡地带扩大到如新泽西州那么大，大约6 770平方英里。

从农场流入密西西比河的氮、磷和其他沉淀物如此之多，吸引了许多环保组织的注意，而环境保护署也终将提议实施日常负载限制，仿照他们如今在切萨皮克湾流域内一半的州所采取的措施。如果这类措施用于密西西比河，那么艾奥瓦和伊利诺伊等州的农民将不得不大幅削减化肥使用量，而他们的产量也将因此受到影响。然而，如果我们能用覆盖作物控制土壤流失，再加上低程度或免耕种植，那么污染就会减少。当前，采取更加有利于土壤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是非常英明恰当的选择。我们需要激励农民在情况恶化之前做出选择，免得将来要强制转变。

如今在全美上下，现代耕作方式非常浪费水。补助大多用于资助农民购买原料，这就鼓励农民耗尽高地平原上的奥加拉拉蓄水层（Ogallala Aquifer）。人们大量抽取地下水用于灌溉，远远超出巨大的地下水库自我补给的速度。当我开车经过内布拉斯加州时，我看到那儿的农田用的是超级浪费的大水漫灌方式，而有25年之久的时针式喷灌系统也无法与今天高效的技术相提并论。

如果农民可以将大水漫灌改为现代化高效的时针式喷灌或采用滴灌技术，这样将节省一半的灌溉用水。如果我们将联邦用于促进增产的补贴拨出一部分，将其用在节约用水上面，那么这将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水资源保护的进程。通过扩大农场法案中的环境质量激励计划（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s Program）——美国农业部在环境质量激励计划中与自愿改善土地环境的农民各分担一部分费用——我们的政府就能鼓励更好更巧妙的用水方式。

我非常欣赏加州农民在美国富饶的中央山谷种植区几千英亩的农田里采取滴灌措施。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加利福尼亚已经同干旱做了几十年的斗争了，而城市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水。加州的水战争将要在全美范围内蔓延。各州与联邦的法律大多保护农民对水等资源的需要。但是我敢打赌，在未来20~30年里，随着美国城镇化进一步扩大而水资源越来越稀缺，认为农业仍优先享有这些权利的想法将被推翻。

以长远眼光绿化农业

政府补贴应该是社会中的一项长期投资，而非促使生产者将其短期利润最大化。我们所有与农业相关的措施都消耗着有限的资源。土壤是有限的，水是有限的，磷酸盐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不以深思熟虑、规划妥当的方式来耕种，那么我们最终将会重蹈今天许多非洲国家的覆辙，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民，更不用说向持续发展着的世界出口粮食。

美国农业部确实有志愿保护项目，但是它们在预算出现危机时会第一个失去支持从而陷入资金困境。2011年，美国农业部拨款约59亿美元开展了一系列项目，比如给农民补助，让他们闲置自己脆弱的土地，且年限高达10年，另外还有分摊保护措施的费用等等。与2011年美国农业部用来补贴农民收入、生产和农作物保险以鼓励种植粮食的150亿美元拨款相比，这一数额显得微不足道。

中央政府需要转移生产型作物补贴的资金，将其置于“绿色支付”和农作物保险之下，我觉得这可以迅速完成。我们构建绿色的支付系统不需要从零开始。美国农业部已经计划承担农民节能的费用。作为2008年农业法案的一部分，《食物、环保和能源法案》（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得以通过。农业法案中的环保管理计划（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里，有许多元素有助于建立一个奖励机制以延长我们农业区的寿命。遗憾的是，该计划由于缺乏资金和资源而必须解散参与者。

HWB于2011年参与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实施环保管理计划，这个计划每年向每个农民支付高达4万美元来开启新的环保措施，并维持现有环保项目。HWB解释说：“环保管理计划是一份合同，所以联邦政府与我签合同，通过我的环保行动来改善整体环境。这份合同让原本没有能力负担的农民，有能力承担新的环保工作。”这些计划因州而异，但农民可以从多种做法中进行选择，他们可以在喷雾设备上安装减压喷嘴，或是种植覆盖作物以利用农田里多余的肥料，避免其流入河中。

环保措施受阻的部分原因在于，与大规模耕地迅速产生的收益相比，这些措施需要很长时间才看得到经济效益。如果农民可以将雷雨从耕地中冲刷走的表层土兑换为货币价值，那么我们的环保措施将会受到欢迎。这个项目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为美国农业部将对保护土地或节约用水行为赋予货币价值，这会让农民第一次产生直观的感触。

HWB加入了环保管理计划，并与政府签订了一份5年期限的合同，这要求他种植400英亩的覆盖作物，比如说萝卜，并升级监测设备，以提高其中心支轴式喷灌系统的效率。覆盖作物有助于补充土壤中的养分，而改变支轴系统将有助于他更精确地衡量作物的需水量，更好地预防水浪费，保护资源。

美国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影响非凡，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那些计划，共同保护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树立一个典范，甚至可以帮助非洲政府直接跨到实施补贴这一步，就像他们大跨步从固定电话发展到庞大的手机网络一样。如果非洲国家开始实施补贴计划，并将其与长期粮食安全的目标相结合，那么他们将不必苦苦琢磨如何改变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耕种行为。全社会一直专注于怎样从今天的土地中获取尽量多的食品，而当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未来世界怎样才能产出足够的粮食。

故事29 释放潜力的枷锁

霍华德·W·巴菲特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会有“健壮如牛”这样的表达。牛儿们犁田的时候出奇的快，而且又像骡子一样顽强。

2010年，我在阿富汗海拔8 000英尺的巴米扬山谷呼吸着稀薄的空气。气温只有40~44华氏度（约4~7摄氏度），但是我却汗如雨下。我操控着一个由两头牛拉着的犁走了不到几分钟，它们就两度把我拽得跪倒在硬邦邦的棕色土壤上。尽管这个犁有手动制导系统和加速器（这个外形似棍子的东西还打断了附近的一棵树，并偶尔重重地打到牛身上），但在我身后的硬土上留下的犁沟弯弯曲曲，貌似一个醉汉留下的足迹。

之前是当地的一个农民提议让我来犁田，他现在笑得半死，我父亲和其他几个我带来走访这个地区的美国农业代表团成员也笑得不行。直到他们自己也亲身体验了一把，才知道这有多难，便不再笑了。

我常常会回想起那一天。那里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巴米扬山谷历史悠久，随着古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衰败而渐渐被人遗忘。我们从喀布尔坐黑鹰直升机来到这里，从高空看到下面白雪皑皑的山脉，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谷底并没有白雪，天空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两边点缀着山洞的金褐色的石灰石山脉。

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美丽，但是遇见了巴米扬这些辛勤工作的农民后，我觉得更鼓舞人心的是他们十分渴望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在种有马铃薯的农田后面几英里的谷壁上，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巴米扬佛像正在被重建，这些巨大的佛像最初是由6世纪时居住在这里的亚洲佛教徒建造的，其中一些高达200英尺，然而在历史上曾几度被破坏。最引人注意的一次，是2001年塔利班头目炸毁了这些佛像，因为这些佛像“非伊斯兰教”，这让很多阿富汗人、世界上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心痛。

有一次，我们偶然看到一个农民在他家的马铃薯地上犁田，那时我们刚刚检查完一个漆黑寒冷的马铃薯储藏室，刚走出来就看到这个农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阿富汗种马铃薯的农民是世界上众多自给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每天都辛勤耕耘，勤勤恳恳，想要从这片营养不良的土壤中种出些粮食来养家糊口。如果他走运的话，收割的粮食或许足够一家人吃，甚至还能有些剩余拿去买卖。

与世界上很多我们基金会有发展项目的地方不同的是，阿富汗曾经在全球农业市场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它曾有种植多种作物的传统，从开心果到葡萄干，应有尽有，并且还将它们出口到国外。然而长达几十年的冲突和混乱的局势使阿富汗遭受重创。很多农民流离失所，他们的农产品市场和交通选择大大受限。除此之外，战争让阿富汗这个国家陷入贫穷，很多农民被迫放弃种植粮食作物，改种海洛因的原材料罂粟。塔利班虽禁止罂粟的种植，但是据说仍然选择性地使用罂粟来筹措资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罂粟就成为阿富汗的主要作物。2010年，阿富汗生产了世界上90%的海洛因。很多种植粮食作物需要的农业基础设施，例如灌溉体系，这些年来都遭到了破坏，因而那些合法作物的产量也一降再降。

我是作为一支由国防部长钦点的特遣部队的一分子去阿富汗的。我们尝试恢复和完善阿富汗的农业基础设施，用创新的方式帮助阿富汗尽快实现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帮助那里的人们重建家园，减少不断扩大的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实现繁荣。对我而言，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不要重蹈泰国海啸过后的覆辙。这也就意味着，要去实地和当地农民交流，确保我们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对他们而言，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巴米扬农民显得饱经风霜，所剩的牙齿寥寥无几，因此很难判断出他的年纪。如果他不辛勤耕耘的话，一定会觉得天气寒冷，因为他只套了一件薄薄的V形领毛衣在一件单衣外面。他的弟弟用鹤嘴锄把土块打碎，他则用由木头粗糙制作而成的轭把牛套到犁上，来回地犁地。这样的犁地方式对农民来说一点儿都不轻松，而且不利于保护土壤表层，要知道这里海拔高，常年刮风，又有积雪，土壤表层很薄很珍贵。这个农民和我遇见的典型的阿富汗人一样，富有勇气和韧性，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基础设施和贯穿整个农业过程的“价值链”支持。

发展价值链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当你尝试切实可行地帮助贫困的农民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成败可能就在此一举。我父亲曾写过文章，表达他对那些一次性援助项目的失望，而缺乏价值链就是这背后的重要原因。如果你只是提供一袋袋的种子和化肥，那么你可能在短期里提高产量，养活更多的人，但是你离开之后，这里又会被打回原形，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建立价值链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创立一个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鼓励个体和企业通力合作，打造一个强劲的经济领域。

毒枭知道价值链的重要性

罂粟贸易的讽刺在于，毒枭和贩毒分子熟谙价值链的运作之道。他们意识到了，要想成功，就要使鸦片（依据你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的不同，这也可以是古柯或是大麻）的生产地靠近一些必要的资源，例如化肥、充足的水源、下游的加工工厂，以及运输产品的交通设施。当然，他们还会贿赂警察或者政府官员，再加上暴力的胁迫，来让这个价值链平稳地运行。在阿富汗，种植罂粟的农民也能得到很多好处，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强了毒品的价值链。农民能够提前收到他们作物的款项，这就为他们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和更多机会，例如供小孩儿上学。罂粟的种子和化肥都是直接被送上门，罂粟种好了也有人来上门提货。这就意味着农民没有基本投资，没有作物囤积的风险，也没有贷款的负担。这样的保障和激励几乎让农民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选择。

打造一个合法的农业价值链则需要不同的手法。一个理想的价值链是一个自愿的、合作性的构架，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能获益。它能反映当地居民的文化和诉求，通常社区的领导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它还会激励企业家们通过自己的服务或者资源来填补链条里空白的部分，让价值链更好地运作，从而使每个人收益更多。

我的巴米扬之行开始于2010年，当时我加入了一支美国国防部特遣部队，它特别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在那之前我曾就职于农业部和白宫，然而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工作更让我心潮澎湃。这个特遣部队的初衷是把私人企业、外商投资和慈善家带到阿富汗去，帮助阿富汗激活农业，稳定社会，用和平手段实现繁荣。美国国防部把这个特遣部队称为“商界精英的出征小分队”，而且我们有一定特权，能让军队给我们提供直接援助。这就帮助我们规避了一些美国其他机构的人员每天都要面对的官僚主义和更严格的安全协议。这种形式的经济发展援助非常关键，我们倾向于直接听命于最高军事指挥，采取行动。

我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里完成的，还有一些工作是需要我本人去阿富汗做的。造访阿富汗期间，我每天都被阿富汗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着。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寻找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答案：怎样才能永久地提高那些在挣扎求生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显然，重中之重是要提高农民的粮食产量，使他们不仅能吃饱，还有剩余粮食去卖。但是更大的挑战不仅是增加粮食供应本身，还包括想方设法让粮食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我把代表团聚集起来去巴米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去拜见那个省的省长哈比巴·萨洛比博士（Habiba Sarobi），她（没错，是她）是阿富汗的第一位女省长，因提倡女性权利和平等而家喻户晓。我们拜访她的目的是为了表示支持她在治理该省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且确定她对我们这个目标和行动的支持。我们还考察了一个为当地种马铃薯的农民设计的新型冷冻储藏设备，我们希望这种设备能够在全省推广开来，成为减少收割后损失的一个成功模型。这个模型很好地说明了价值链元素的重要性：马铃薯耐寒，但是在运输或者加工前，它们必须储藏在寒冷、干燥的（这点很重要）环境下，不然它们就会发芽。

农业价值链涵盖了优质的种子、化肥、工具和技术，不论是粗糙简陋的锄头还是科技含量高的拖拉机都属于它的范畴。但是作物收获之后，关键的“下游”链条包括仓储、物流、包装，或许还有加工和运输。这个链条还包括一些商业基础设施要素，比如市场准入、联络买家、获得合同和公道的价钱等等。

在阿富汗，一些作物被加工成附加值高的副产品，我们对此很感兴趣。例如，阿富汗曾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葡萄干供应国，这就涉及一种干燥处理，将比较脆弱的葡萄变成保质期较长、方便运输的一种商品。在这里，人们对番茄酱的需求也很大，而番茄本身的保质期很短。在很多中东国家，经过加工的番茄都有较高的附加值。在阿富汗的很多地方，大多数的番茄酱都是由一小群妇女在她们的厨房里一大锅一大锅地做出来，然后把最后炖好的混合物舀到有金属盖的玻璃瓶里，有时候卫生条件还算可以——有时候则比较恶劣。

就橡木桶的水容量是由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的一样，要想提高价值链，我们需要整体加强。还有一次，我参观了一个大型番茄酱加工工厂，乍一看，他们的运作很现代化很干净——直到我抬头一看，发现他们屋顶的排风孔是一个巨大的鸟巢。这些鸟时不时地飞过这些加过工的瓶瓶罐罐，为这个生产流程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工厂的外面，有上百个空空的蓝色和黄色的容器，它们都是打开的，和塞满了熟透的番茄的箱子堆放在一起。这些容器只被随意地用水冲洗了一下，就进入了工厂，在番茄酱被分装成罐之前，甚至还被用来暂时盛放番茄酱。我去的那天，工厂的消毒设备坏了，所以工人直接将番茄酱从容器里倒到了罐子里，然后运输到当地各个市场。

我也不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倒胃口的观察，但这不仅让我担忧最终消费这些番茄酱的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让我注意到，缺少消毒过程会阻碍这些产品进入到更广阔的市场中去。要想把产品销售到监管严格的国际市场上去，不论这个产品是番茄酱、番红花或是面粉，农民和加工者都需要一个先进的商品测试实验室，来确保原材料和加工后的食品的质量。如果缺乏这样的实验室和必要的培训，价值链上关键的一环就缺失了。制定基本的监管规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可以用来激励加工人员清理工厂和安装像样的网孔，而不是使用排气孔这样的安全设施。如果一个加工人员知道，他的产品只有在符合特定标准的条件下才能卖出去，他肯定会配合的，不然他就失业了。但是如果没有实验室来测试和确保他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就建立不起来，更不用说被加强了。

随着工作的展开，我认识到在一个基础设施匮乏、条件艰苦，有时甚至危险的环境里工作是困难重重的。我之前说过我们的特遣部队比较特殊。比如说，当我带领一队农业专家来到巴米扬时，我们有灵活和安全的交通保障，这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造访了许多地方。有数百个美国机构和外事官员驻扎在这里的美国大使馆，而他们或许需要等上几个星期，才能获得权限去我们造访的那些地方。[7]回头想来，也难怪一些政治批评家在抱怨资源的浪费，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官僚机构的枷锁里思考如何重建阿富汗经济，充其量也只是隔靴搔痒。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要亲自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地方，和当地的农民交流。

我们的特遣部队有自己的运营经费，聘用人员流程快速高效，签订合同时不乏创意，还有美国国会拨款的投资资金。我们有普通政府官员出行时所不具备的灵活度和独特的运行架构，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因为不同的发展项目的需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建立必要的地方关系。例如一个团队关注的是交通问题——交通是价值链条上的一个关键要素，他们尝试在巴米扬修公路和建造一个商业机场。其他的团队则跟采矿业的合作伙伴一道，帮助发展阿富汗的矿藏，避免出现一些钻石矿和金矿里有童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或是财富没有回馈到社会的情况。这样做的初衷是，我们越是把发展和繁荣建立在有组织的、合法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之上，年轻人就越不容易误入歧途，加入极端分子、种毒分子和贩毒分子的行列。

一次，我们团队去了赫拉特，我们和一些以前种植罂粟，但是现在改种番红花的阿富汗农民交谈。番红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它适合在阿富汗干燥的地区种植。当时，番红花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居高不下。“我们是农民，我们很穷，种什么有利润，我们就种什么。”一个农民这样说道。天主教救济服务会（Catholic Relief Services）有一个项目，就是专门来给农民分发这种“球茎”的，也就是番红花花茎在土壤下面用来繁衍的那部分。据当地一个农民说，那个球茎是价值链里最根本的一环——而且有着很大的下游社会效益。“如果有人给我们免费分发一次球茎，就足够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这些球茎。放弃种植罂粟，最积极的影响就是我们不会让其他小孩儿对毒品上瘾。”他如是说道。

严峻的环境会将人逼上他们原本不想走的道路。这就是正在经历剧变的阿富汗近几年的现实。我父亲对阿富汗农民整体的乐观和坚定决心感到印象深刻，所以他决定让我们的基金会资助一些项目，用于恢复和支持阿富汗的合法农业。

农民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种植番红花的土地，这取代了原来的罂粟地。（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鉴于阿富汗西部农村所面临的挑战异常艰巨，那里所取得的成果让我们非常欣慰。赫拉特省有将近100万人口失业，所以小规模农业是当地的主要生计。赫拉特可以说是阿富汗的主要产粮地，然而那里的农民既缺乏生产资源，又缺乏加工资源，没有办法给社区创造很多的收益。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预测投资赫拉特的价值链，成功率会比较高。

最初，我们努力建立农民合作委员会，这个组织将全省1 400多位农民凝聚起来组成了生产者协会。这些协会为当地的社区带来了粮食安全、稳定和规模经济效益。跟美国的合作委员会一样，农民自己组织商业联盟来购买种子和化肥以省钱。这个委员会还给农民提供培训，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提高粮食产量，理解和执行合同。

倾听那些能够让想法实现的人

接下来，我们与一些顾问，也就是阿富汗的村务委员会一道工作，组织当地农民参与一项中心支轴式喷灌工程。该工程重点应用于小麦和苜蓿的种植，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投资，它的运作需要省长的长期承诺。一旦投入使用，不仅能改良单一作物，而且能让农民在一年内接连种植两种作物，因为有一种作物能在旱季种植并得到浇灌。这样一来，农民收入得到了提高，粮食保障能力也增强了。同时，我们并非只是带来技术、安装设备，然后抽身而去，剩下的交由他们自己搞定——我们会提供全程的帮助。

我们和村务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格洛扎地区的一座小村庄里举行的，15位与会者挤在一户农家泥砖房的小房间里。我们脱掉了鞋子，围坐在一张漂亮的暗红色毛毯边，讨论着灌溉的方式。其中一个关注点是，一旦设备安装好，应当如何管理这项技术：在美国，农民一般使用能灌溉整整160英亩的中心轴。而在阿富汗，我们想引进能够灌溉68英亩的小型中心轴，并且能够同时灌溉30多户不同人家的土地。他们立马表现出了巨大的热忱和干劲，使我们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他们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渴望深深鼓舞了我们，于是我们开工了。

农民们是这场会议以及接下来的会议的主导者。我们讨论并决定了合作并进的方式，就所需的中心轴和基础架构的型号做出了早期评估。起初，我们了解到当地的电力设施无法满足需求，便打算使用柴油机组泵给中心轴供水。但上至省长，下到地方长官，都清楚这项工程将会给他们的社会创造多大的价值：旱季供水灌溉将会使得作物高产，甚至带来一年收获两季作物的大好前景。后来，他们决定建造自己的电力设施。这样一来，水泵的运作就不会因柴油机燃料供货不稳定而受到影响。初步试点成果喜人，32户农家不仅增产，而且提高了家庭收入。于是这项计划开始在省内大力推广。

我们在格洛扎地区的一个村庄里，和当地的村务委员们探讨取代罂粟种植的其他选择。讨论的结果是决定修建中心支轴式喷灌工程，这样一来村民就可以种植替代作物，并能在旱季也种植作物。（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们根据附近村庄村民的喜好和需求，来帮助指导他们的项目设计，为他们设计建造农村食品加工中心提供支持。我们将当地准备经营加工中心的妇女们组织起来，给她们介绍当地的建筑设计师。这名设计师推荐了一套设备，但是这群妇女觉得太大，她们无法一次性管理那么多操控设备的人。我们遵从了她们的意见。最终，加工中心竣工了，给村民们提供了120个新的全职工作岗位。它能加工18种商品，如谷制食品糊、天然水果干、果酱、果冻等。这些加工中心隶属于当地妇女协会，同时也由她们运营。这样一来增值加工能力得到了提升，不仅能全年连续生产营养食物，而且为她们自己创造了稳定收入。加工中心还促进了村级蔬果市场的稳定，给农村社区的妇女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工作机会。竣工后我去看望她们，她们对我报以灿烂的笑容和紧紧的拥抱。每次想起来都觉得这是我在工作组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最后，我们将精力集中在赫拉特的长期能力构建上，提出了强化农业生产能力、教育能力、发展能力和技术能力的项目。这些项目确保当地农民能够接受适当的训练，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同时这些项目中还包含重要的研究，和一个商品质量检测实验室。如上所述，这种实验室能帮助农民和加工者检验食品的安全和质量是否达到全球市场的标准。这些项目不仅土生土长，而且能为当地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并且造福子孙后代。

这些土地的发展往往受到一次性的开发项目和外国合同支配。但我们在赫拉特和其他地方做出的努力使我们相信，一个社区越能享有自己的努力成果，就说明取得成果的策略越全面，越有可能改善民生。我们基金会在过去10年的进展意味着我们更注重通过全面的策略来从多个方面给一个地区注入活力，为当地人民创造更持久的改变。

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仅仅注重价值链上的部分要素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在21世纪初，埃塞俄比亚的农民接连两年打破了丰收纪录。但是到2003年，饥荒卷土而来。当地政府主导着发展工作，大力鼓动农民通过使用化肥来实现增产。超常的降水量让农民们迎来了大丰收，使得他们怀着满腔干劲儿扩大种植。问题是价值链上的其他要素并未随之扩大发展，以至于农民不知如何处理过剩的作物。恶劣的道路状况和落后的运输方式导致过剩的谷物无法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大丰收使得地方粮价一片低迷。农民们没有办法储存粮食，也不能进入更广阔的市场，获得更高的价格。大量的粮食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到了第二季，有些农民甚至任由粮食在田间腐烂，因为收割也只是白费力气。粮价补贴、避免气象灾害带来损失的作物保险得不到任何资金注入，也没有任何融资项目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更不必说储存运输粮食所需的物质性基础设施投资了。

设计并且发展一条价值链意味着为其组成要素提供鼓励和支持，但是操作时必须小心谨慎。乔·德弗里斯指出，倘若政府和援助组织一直购买种子分发给贫农，那么这个国家的种子产业就会一直得不到发展。农民和种子公司都想得到支持，政府应当补贴种子购买。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需要有前瞻性，能够预测私营部门如何维系价值链上的诸要素。种子公司应该出售高质量种子，农民们应该学会如何增产，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买得起更多种子。

尝试“走向失业”

许多援助组织仍然因循守旧：收集、输送援助物资几年后抽身而去。非政府组织需要将能弥合价值链缺口的合作伙伴联合起来。然而现实是，援助内容相差无几的非政府组织会竞争同一笔资金，锁定同一人群，提供同一种传统援助。捐助人也应考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合作伙伴的特定核心竞争力，并资助更大的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从理想状态上来讲，倘若能有先见之明，考虑到我们的干预会带来什么，那么这些援助计划将更多地会被看作是一种“投资”，而非“做慈善”。在“价值投资”这一过程中，投资者寻求的是当下在市场上估值过低的机会，但只要支持得当，发展得法，假以时日必会增值。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现实中做慈善的模式，但我父亲曾经就是用这个方式对待我们的基金会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寻求的模式：就像非专业投资者会买入定价过高的股票，或者为了赚取边际利润而抛售股票，然而捐助者们和非政府组织应立足长远，而非只看眼前利益。他们应该想方设法让援助的受益者立业，从而让自己失业。真正的成功都是立足长远的，不管是在市场上赚取利润，还是在社会上做出贡献都是如此。从商业角度看，这种方式叫作价值投资，意味着从一种长期视角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从慈善的角度来讲，这是社会价值投资，是以一种可持续方式释放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潜能。

美国国防部希望能通过对阿富汗的投资实现社会价值回报的最大化，也就是通过维护阿富汗社会的稳定繁荣来阻碍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极端主义的发展。而在阿富汗，投资风险很高。但是当地人民有着迫切的需要，因而承担风险也很值得。从农村委员会到枢轴再到加工中心，我们在阿富汗的价值链战略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受益社区自己建立，自己运营，为它们自己所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种方法使得原本的受益者变为利益相关人。我在阿富汗见到的人们有着崇高的职业道德和坚毅的决心。能够帮助他们去发展和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让我感到十分振奋。每当我觉得困难重重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在巴米扬的朋友，也许有朝一日，他们将会成为充满活力、健康稳固的价值链上的一环，为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而做出不懈努力。

[7]　这些限制不仅仅来自运行中的官僚机构：阿富汗正处于交战状态，我们特遣部队的很多行动都需要安全支持。而为保护一个施工队所花费的成本，比施工的劳力和物力成本总和还要高4倍多。

故事30 妇女或许是关键，但是也别忽视了男人

我的父亲从未告诉我，有一天我会发现我最为睿智、最有洞察力的朋友、同事和顾问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他也不用亲口告诉我，因为他对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多学识丰富的优秀女性，都表现出了由衷的尊敬。

谈到许多女性依然缺乏应有的尊重时，母亲给我上了意义深远的一课。她并没有直接对我说教，而是像往常一样采取了迂回的策略，问我是否愿意陪她去墨西哥探访一趟。

我那时还在上高中。我第一次出国是去布拉格，这是第二次离开美国。我不知道那时自己期盼着什么，但无论是什么，都与最后我们在那儿做的事大相径庭。

母亲积极投身于数个公益项目，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女性。这次她想造访的就是其中一个项目的所在地。我们乘飞机抵达圣迭戈，然后向南驱车穿越国界，抵达提华纳。一路上并没有太多风光可以欣赏，但穿越国界的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身在异国的感受。那里的人们与我们着装不同，语言不同，似乎在街上闲逛的方式也不同——他们三五成群，在外面坐着闲聊。搭乘飞机飞上好些个小时在异国着陆是一回事，然而从圣迭戈一路驱车南行，周围文化也随之飞速地改变，这种感受又是另一回事。

提华纳的贫穷随处可见。我们把车停在了一处远离商铺和小酒馆的街区，街上人来人往，母亲却领着我走进了一座独门独户的院落。她解释说，我们将会与女人单个地聊她们的境遇，但这要低调进行。

当地项目派了工作人员来做翻译，我没有挨着翻译坐，已经记不起那些女人的身形面貌或是她们说的只言片语。母亲很少开口，她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那些女人们离开时，她用拥抱来送别她们。然而我却清晰地记得她们的恐惧。她们独来独往，在屋外时从不站在一起，离去后也不与朋友同行，她们中的一些在谈话中表现得灰心丧气。她们的行为让我困惑不解，我们是来帮助她们的，可为什么她们会害怕被人看见与我们交谈呢？

母亲解释道，她们中的许多人，一旦被丈夫知道与我们会面，就可能遭到伤害。这些女人中的许多人都有五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难以养活，但是在当地的文化里，拥有许多孩子是父亲拥有男子气概的象征。因此她们向这个公益组织咨询如何节育，这在公共场合是绝对不可提及的禁忌。

在这里，我第二次在成年人脸上见到了真正的恐惧。在布拉格时，当示威者被警察暴打，或是人们在街上被士兵拦住时，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这种紧张的情绪。但我在墨西哥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恐惧。这些墨西哥女性所遭受的暴力待遇并非来源于一场侵略，而是来源于一个生活真相，我后来发现，它根植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文化里。这些女性在自己的家中饱受家庭暴力的折磨，每日如履薄冰。

在我家或是朋友们的家中，我既未经历又未见识过家庭暴力。然而，这次与母亲一起的经历和后来的多次旅行都告诉我，在食物没有保障的地方，家庭暴力往往大行其道。资源稀缺时，食物就是力量。一旦一个社会群体甚至一个家庭中任何形式的力量交换或平衡受到干预，冲突和暴力事件就会接连不断地爆发。

仅仅致力于赋予女性权力是不够的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被赋予了权力，她们的故事也越来越广为人知。女性赋权是我弟弟的诺和基金会（NoVo Foundation）和我的基金会重叠的资助领域，尤其是战后地区的女性赋权。我们都坚信，要想创造积极的、长久的改变，就需要帮助妇女和未成年女性发展终生技能，并获得资产。这也意味着资助她们所在的社区，从而更好地维系她们的努力。我们致力于改善经常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地位和福祉。我们的合作伙伴之一美国援外合作署也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女性参与到发展项目中来。许多事例已经证明，微型信贷项目能够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这个项目向妇女发放贷款，让她们用这笔钱来经营小生意或购买种子，还可以拿出盈余供孩子们上学。瑞图·夏尔马（Ritu Sharma）是国际女性发展组织（Women Thrive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和现任首席执行官。有句古老的谚语，“授之以鱼，果腹一日；授之以渔，得益终生”，而瑞图则补充道，“授妇以渔，众人得益”。

我明白她的意思，也深表赞同。正如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女性吃得最少，也总是最后才吃。”女性之所以成为许多发展项目的重点扶助对象，是因为女性总是倾向于考虑整个集体的需要——食物、健康、教育——而不仅仅是她们自己的。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这种倾向。在难民营里，我见过母亲们为了把食物让给孩子，自己粒米不进。我们的基金会赞助一些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培训时，我很肯定，女性的加入会使之更为成功。每当我与农民们会面，准备筹办特别培训的时候，我总会马上提出，每个社区派来学习的人都要有男有女。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方式能最有效地让村落或社区里的每一个农民享受到培训成果。

在我到访过的很多地方，农村储蓄计划都行之有效。妇女控制存款、发放贷款，并能够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许多年以来，农业援助的资源都只向男性开放，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劳动力至少占所有农民的一半。所以日益出现的男女平等让我备感欣慰。可能你已经感觉到了，我即将提出反问。只要把女性作为目标，项目就能成功吗？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却少有组织承认这一点。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失败的先例。一些只针对女性的项目，例如培训课程、微型信贷、储蓄项目、手机信贷等都惨遭失败，有的甚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讨论这些失败，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肯定女性的潜力并不等于改善了她们的生存环境。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女性依然面临着不平等待遇，很少得到或完全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我相信，家庭暴力是世上很多在经历粮食安全问题地区里涌动的一股常常被人忽略的有毒的暗流。世界上约有1/3的女性正遭受家庭暴力困扰。许多人认为，这一比例在非洲还要更高。我在东非有过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当时我正在一个村落里与一些妇女交谈，一个男人替我们翻译。当我问到为什么许多女人都没有门牙时，这个男人握紧拳头，假意挥出一击，然后哈哈大笑，仿佛在说：“这还不明显吗，多愚蠢的问题啊！”

在发展组织中工作的人们，应该对这种态度予以重视。抛开口号不谈，“授妇以渔”并不能让“众人得益”，女性可能会被丈夫施暴，因为他们愤愤不平，觉得妻子的新技能威胁了他们的地位；抑或因为妻子找到了新财路，计划着用这笔钱交学费，丈夫不再掌控财政大权，眼红不已，暴跳如雷。在其他时候，这种专门针对女性的项目无异于资源浪费。尽管她们很乐意加入，但她们担惊受怕，唯恐丈夫知道后大发雷霆，所以根本不敢露面。

尽管全球的非政府组织都了解改善妇女生活环境比大家描绘的要复杂困难得多，但通常少有人愿意谈及细节。我不仅在田地里看到了那些低垂的目光和尴尬的反应，在办公室里也是如此。有组织承认说，它们不希望人们认为它们在促进“女性权益”或是干预当地文化习俗。它们发现，如果它们致力于农作物收成和微型贷款偿还这些可衡量的工作，人们就会认为它们带动了社区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干预别人生活的、不实际的社会改良家。性别平等问题常使人们望而生畏。当非政府组织来到发展中国家的某个社区里，它们会发现就和在美国一样，在这里讨论家庭暴力似乎是不礼貌的。

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家庭暴力蛰伏于暗处，难以启齿又得不到解决。但奇怪的是，考虑男人在社会群体里的角色和所作所为，直接判定他们本性难移又有失尊敬。我曾与一些阿富汗男人交谈过。他们认为，在妻子接受食品加工方面的训练后，家庭收入增加了，婚姻生活似乎也变得更加美满。尽管我们的交谈因需要翻译而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对我的询问都直言不讳。其中有一个还对我说道，他开始感激妻子的贡献，也会更加尊重她。

妇女发展会的瑞图·夏尔马在旅行时，会竭力让自己适应当地的生活标准，也就是每天1美元。这就意味着她要在止痛片和晚餐、电话费和一小瓶洁净水中做出选择。我很欣赏瑞图对自己经历的坦率。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的是，她对一切致力于性别问题的组织都大力倡导，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女性问题。

“我们不能忽略男性。如果女性赋权只针对她们本身，而不能为男性带来帮助的话，效果只会适得其反。”瑞图解释道，“非政府组织需要让社区的每一个人加入到赋权运动中来。这正是许多项目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们不清楚妇女们为何不来或中途退出，也没意识到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因为一谈及家庭暴力就触碰了禁忌。他们就会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让女性的权益凌驾于男性之上。’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让男性参与进来，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男性都是好人。”

“非政府组织开展计划时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不事先询问妇女们真正需要什么，或是希望如何设计援助项目。而妇女们能提供真正的答案，她们对自己的社区如何运作了如指掌。因为文化的影响，我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定式思维，于是我们从不花时间问问这些到底适不适合她们的村子。尽管一些组织宣称做过市场调查，但开发团体却并没有做这些调查。这直接导致了项目的失败，而它们却丝毫不关心失败的原因。”

少猜，多问

我十分赞同瑞图。有些时候，尽管人们出于好意，提出了捐赠要求或是设计了资助项目，却常常因为忽略了当地的风俗和生活习惯而事与愿违。比如说，旨在资助家庭手工艺品发展或增加粮食产量的微型贷款项目，往往能让家庭收入猛增。在某些地方，丈夫拿走了这笔钱，又买了第二个妻子！可以想见，这种事发生一两次后，人们参加这种项目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挫败。

对这些发展组织来说，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人们真正的需要并广而告之才是关键。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必像旅鼠一般相互模仿，一味盲从，抓耳挠腮地自问为什么在巴基斯坦管用的方法到了多哥就惨遭失败，又或是思考为何一个活力满满、热情洋溢的储蓄公会会失去主心骨，最终惨淡收场。比起用“缺乏交流”、“缺乏社区领导者参与”这样老一套的理由来敷衍搪塞，我们更应该坦诚寻找原因。假如一位参加储蓄公会的妇女因为把钱存到账户上而不是带着现金回家遭到了（丈夫的）毒打，我们就应该正视问题所在，迎难而上。为了让储蓄公会正常运作，我们就应该给男人们普及相关知识，让他们也能参与到发展计划中来，理解这样的方法能给整个家庭带来福利。

如果一个项目被认为不合理，那么项目资金的筹措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就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想让组织者们开诚布公地对计划进行评估十分困难。瑞图也认识到了这点，“谈论失败是有风险的。总是有些人想要斩断援助，一个失败项目的细节正可以为他们提供论据。尽管公开失败项目让当地人感到紧张，一些发展组织依然坚持对失败的项目做到公开透明。”

在世界各地，性别不平等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到21世纪，许多国家才开始将家庭暴力和女性权利列入法律范畴。比如在2007年以前，家庭暴力在塞拉利昂不违反任何法律，不论在家中发生什么，女性都只能默默忍受。又比如，在肯尼亚于2010年颁布新的宪法后，女性才获许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及一些其他权利，包括有权解除一段惨遭虐待的婚姻。

2002年的时候，我有幸带着母亲去加纳参加了世界宣明会组织的一次旅行。在当地的一个村庄，村长特地为我和我母亲准备了加纳服饰，好让我们和村民一起跳传统舞蹈。母亲融入到村民之中，与他们一起欢乐地舞蹈那一幕，成为我最开心的回忆之一。母亲似乎有一种天赋，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是能让人立即感到怡然、舒畅。但是我们在那次行程中，也听到了一些老年妇女和寡妇的悲惨遭遇。母亲十分关心她们的情况，在我研究应该支持什么样的项目时，她一直提醒我关注不同年龄层次的男性和女性的境况。

母亲一生给了我不计其数的资助和支持，我为数不多的回馈她的机会之一就是带她去了加纳。（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不要逃避真相，也不要排除男性

在许多联合行动中，对发展中国家女性权益的维护已经初见成效，但这还远远不够。在非洲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政务工作，这是个良好的迹象。许多国家也正着手编纂法律条文保护女性权利，包括对土地的权利。然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粮食安全行动取得理想的效果，我们应该邀请当地的男性和女性一起加入，参与项目的制定和实施。

我认为没有一位女性会将暴力视为一种值得尊敬的文化传统。暴力是对人权的侵犯，女性们对暴力的忍气吞声，或她们教导自己的女儿们对暴力忍气吞声、设法应付，都是由环境造就的，而非出自她们自己的意愿。正因为女性对于一个群体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些限制女性发展的不平等实际上限制了整个群体的潜在发展。因此一个好的发展计划，必须建立在让每个人得到解放和教育的基础上。瑞图解释道：“即便你有一个良好可行的信贷项目，丈夫也不会让妻子参加，因为他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个项目如何运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倡导赋予男性和女性相同的权利，理解一个既有文化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差异，才能使每一个人高效协作，齐头并进。

我曾在布隆迪参加过一个主题为家庭暴力的活动。布隆迪是一个内陆国家，被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三国包围。一个非政府组织正在开展一个角色扮演的练习，希望能以此对当地男性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女性值得尊敬；如果他们停止虐待自己的妻子，那么每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认为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组织者说，在将虐待这一话题光明正大地进行讨论，并让男性一同经历一场表演之后，他们的态度产生了变化。比起单独让某些男性参与，这种方法创造出了共同的学习体验，同时也让家庭暴力在众人眼中不再那么理所当然。既揭示了身为弱势群体的女性遭受的痛苦，又未具体指出是哪一个男人所做。男人们感到，对妻子表示尊重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强大。我深受触动，来到正举行示威游行的场地中为他们帮忙。我扮成一名醉汉，说我仍然觉得尊重妻子很重要，殴打她也并不让我觉得自己更强壮。

这个方法既考虑了当地文化的独特元素，又未放弃更为普遍的价值观——无论身处何地，女性都不应向家庭暴力屈服。瑞图解释说：“现在围绕女性的口号常常是‘向女性投资，因为她们能带来更好的回报——我们提升了儿童的生存率，提高了女性第一胎的生育年龄，提高了经济生产率’。这些进步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有时我们却忘记了，女性的进步本来就是我们最初的目标。我们仍需要质疑并应对家庭暴力问题，以及探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将妨害到本来充满前景的发展项目。”

故事31 用精简的工具来提高产量

我们在南非的乌库利马农场里有一个露天的工棚，那里存放着我们的一些大型农机设备：拖拉机、推土机还有其他一些大型设备。我们把多数设备运到乌库利马时，一方面试图确定什么样的耕作方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非洲大陆的农作物产量，另一方面也想找出商业农民面临的限制。我们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耕作系统——21个中心支轴式喷灌系统涵盖了9 200公顷土地。我们还派出了一些农学家和富有经验的农业能手来监督这个系统。

不幸的是，我们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高度机械化农业的维护和运作要求并不总是适用于这一地区。南非比非洲多数国家都发达得多，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麻烦，无法得到简单的设备替换部件，以至于每当听说有朋友或是工作伙伴要去南非旅行时，我都会问他们介不介意在他们的行李里替我带一些拖拉机零部件过去。但是很明显，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在乌库利马，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尤其是在研发改良种子的多样性以适应非洲不同的气候和土壤，以及其他以保护为主的实践方面。但是我们还在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并运了一些大型农机设备回美国，用于我们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新实验研究农场。

在南非，有时候我们施肥或者收割玉米的农业设备会坏掉，在新的零部件到位之前，我们干脆用人力干农活儿。（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然而，有一种体积较小、十分结实、技术较为低端的工具也放在乌库利马的工棚里——虽然它并不复杂精巧也不闪闪发亮，但我们正越来越相信它将比那些大型拖拉机、播种机更具有潜力来帮助贫穷脆弱的农民养家糊口。我们的人员自己设计并把它运用于实践。在其他的农机销售商那里你找不到它，我猜美国种植玉米大豆的农场主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它名叫“波纹碾子”（roller crimper），看起来像个大个的表面有隆起花纹的金属制的擀面杖。如果这项研究能如我所愿有所成效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向全球的农业公司证明：除了生产那些昂贵的适用于大型工业化农场的大功率农业设备之外，为千百万小农场主生产产品也是有利可图的。

乌库利马的波纹碾子是一种约2英尺高、5英尺长的很重的金属管，在它的表面有非常明显的贯穿两端的细长V形纹路。在轮轴的两端都分别焊接有一个框架，管柄将两个轮胎连接起来，框架在管柄处结合，管身向前伸出6英尺长。我们把两队上了轭套的牛拴在管身的两端。当它们向前走的时候，这个管子就会沿着轴滚动。当它们从沙地上走过时，如果你站在后面看，你就会发现地上的V形切口有1~2英寸那么深。

波纹碾子是对农业保护系统而言最简单、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在不使用化学品的前提下杀死覆盖作物。我们用牛或者拖拉机来拉动波纹碾子。（图片提供：蒂姆·拉萨尔）

随着牛队继续向前行进，如果它们走进一片长着一英尺多高的草的田地里，它们会齐刷刷地碾平草茎。要是你近距离观察单株草茎，你会发现，许多都被轧成七八英寸那么长的段。这样的损坏使得草茎被碾平，无法再输送水分，并最终杀死这些植被。

这样除草有什么价值呢？

答案就是：我们不是把机械应用于庄稼上，而是用于那些覆盖作物上。覆盖作物是水土保护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许多覆盖作物，比如多毛的野豌豆、三叶草还有黑麦草，都有固氮、增加土壤有机物的作用，甚至还可以固定土壤，使之不受风雨的侵袭。然而，当你要开始种真正的庄稼的时候，该拿这些植物怎么办呢？你不会希望这些高大的覆盖作物跟你的庄稼争夺阳光以及稀缺的水分和养料的。

而波纹碾子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轧平并杀死这些覆盖作物。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天然的护根层，根茎能逐渐腐烂并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物质。还有一个好处跟野草有关。野草从来都不是农民的朋友，它们会和庄稼幼苗争夺养分、阳光和水。即使你翻土把一些野草埋下去，还是会有新的野草长出来，而翻过的土地会使得那些野草幼苗暴露于阳光之下，这又帮助了它们成长。波纹碾子碾出的蓬松的护根层阻挡了照射到野草种子上的阳光，从而抑制了野草生长。同时，当你用不犁地的方式种庄稼时，你自然不用翻土，而是铲开上面的覆盖层，把种子种进去。铲开的孔洞的大小，足以满足作物萌发和早期生长的需要，同时又抑制了野草的生长。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酷热难耐，这种护根层能够锁住土壤水分，保持土地阴凉，这就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有机”耕作的机遇与挑战

我是在2009年第一次见到波纹碾子的，那时我正在参观一个有机耕作研究农场，它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名叫罗代尔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罗代尔研究所通过使用完全有机的方法，已经取得了每公顷玉米地220蒲式耳的收成。我必须亲眼来见证一下。虽然我认为自己是个有保护农业意识的农民，但我并不是一个“有机”农民。我并不赞同农民抛弃人造化学制品和转基因种子。我也不是出于哲学或是政治理由而反对有机耕作，只是从实践和技术角度来说，我认为世人不能完全指望有机耕作来养活几十亿人口。对于种植主要粮食作物，比如玉米、小麦和大豆而言，有机耕作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和复杂的耕作方式，而且当大规模运用时，它相对低效。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能在各种耕作层面——无论是最大的机械化农场还是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的小块土地上，全方位提高这些主要作物的产量，我们才有可能解决全球饥饿问题。

在我看来，至今尚未有人解决的核心技术问题就是，天然肥料在提供氮元素方面效果并不明显，而为需要大量养分的地区提供肥料又面临着地理上的挑战。技术进步正在使得除草剂和肥料的使用更富成效，同时不会因过量施用而危害环境，不过现在还无法通过有机耕作系统生产足够世界所需的粮食。我还相信，转基因种子和适当使用除草剂可以保证不犁地的保护性耕作方式具有可行性，这一点利远大于弊。不犁地的保护性耕作法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是我最关心的。但是还没有人研发出可用于商业的、大规模的、可持续的、不犁地的有机耕作方法。

但我也欢迎任何能够使不犁地耕作法更加高产的新点子。这就是我最终决定踏上罗代尔之旅的原因。我联系了那里的首席执行官，一个名叫蒂姆·拉萨尔的科学家，询问我能否去罗代尔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用有机耕作取得如此喜人的收成的。他向我展示了许多新鲜创意，但其中让我十分感兴趣的是他们发明的一个15英尺长的波纹碾子——他们把它安在拖着一个4行播种机的拖拉机前面。用覆盖作物形成一个护根层是一个创举。这个方法还节省了耕作步骤：轧倒覆盖作物、形成护根层，同时播种并省去了使用人造肥料和除草剂的麻烦。我看得出，这个工具既有环保价值也有经济价值。

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们能不能做个能用于大规模农场的更大号的波纹碾子？蒂姆帮我联系上了一个叫杰克的人，是他制造了罗代尔的波纹碾子。我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给我造一个再长一倍的波纹碾子。几个月过去了，一点儿音讯也没有。我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发邮件，他却不再回复我。我们找到他，杰克告诉我说：“回你的邮件并无意义，我们可以造出你要的东西，可它没什么用。”但他又告诉我去找一个农民，那个农民几年前就试图造一个类似的装置出来。我联系上了他，他在电话里向我逐一列举了要造这样宽的一个安在拖拉机前面的笨重设备所遭遇的一连串问题。所以，我转而让杰克给我造一个可以安在拖拉机后面的设备。后来我们买了一台运到南非，另一台运到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的农场。

我们在南非使用的是这种更大的波纹碾子，它是由拖拉机牵引的。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将这种技术运用到非洲和美国的大型保护性耕作农业体系中。（图片提供：蒂姆·拉萨尔）

按照罗代尔最初的设计，它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播种机必须被笔直地拖在波纹碾子后面，以保证种子恰好落入和被碾碎的覆盖层作物相应的行列里。然而，当装有GPS导向的操作装置得以广泛应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不需要一条龙地完成碾、滚、种的步骤了。通过设置GPS，我们可以在拖拉机后面拖着波纹碾子，然后确保播种机和波纹碾子行进在我们想要的行列里。我们在一个30英尺长的波纹碾子上测试了这项技术，它完美地运行着，轧倒了黑燕麦并留下了一条我们可以往里面播种的护根层。然后我说服了美国迪尔公司改造了一款24行播种机来操控一个已经由杰克改良过的60英尺长的波纹碾子。我们于2013年春天第一次将其付诸使用，如果使用的效果理想的话，我们的研发能够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大规模农场提供更为高效和可持续的农业保护方法。

说回乌库利马这个5英尺长的波纹碾子，因为它对在小规模农场上运用免耕法是有重大意义的。蒂姆·拉萨尔对于能够运用他在罗代尔所学的方法帮助自给农民这个想法感到十分兴奋。我们讨论了我对“有机”这个名称的厌恶，我厌恶的部分原因是，即使贫穷的农民们可能已经具备资格，但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他们还是无法负担高昂的认证成本来使他们的产品被标注为“有机”，或是进入这个小众市场。而在国内，这个名词使得许多主流农场主对其避而远之——其实这些人本应该十分乐于接受这种有利于土壤保护的技术的。

然而，如同蒂姆所解释的那样，事实是：“根据许多非洲地区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可获得的农业投入情况，小型农场主们会十分需要这种有机系统。”在许多地区，农民如此贫困，资源如此匮乏，以至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用那种我更愿意称之为“生态方式”的方法。他们仅有的工具就是天然的种子、肥料、堆肥，还要靠手工除草以及手工收割。也正是因为此，我聘用了蒂姆到南非，让他运用他在罗代尔所学的知识来帮助这些农民。他说：“如果我们专注于一种可再生、可持续的应用于土壤的系统——肯定会使用免耕法。”

蒂姆和我都觉得我们应该研发一种能够用牛拉的、更小巧的波纹碾子。碾轧野草很重要，蒂姆解释说：“我数年间的经历和旅行告诉我，有机耕作系统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野草的问题。我曾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山谷务农，很早就学到了关于野草的知识，还有我们通常采用的耕作方法：用手或是锄头在棉花、桃树、核桃生长的早期进行耕作，以保持田地和果园的整洁。不幸的是，大多数农民却不了解免耕法的优点。”

小型波纹碾子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坚固的装备，无须昂贵的汽油；既不是娇贵的电子组件，也没有很多需要组装的零部件；既可以被牛拉，也可以被许多农民使用；它同样可以创造出一层抑制野草生长的护根层，农民可以在上面挖洞播种——我们在乌库利马的团队也在测试一种小型的两行播种机，这种机器来自巴西，已经被我们改良过，既能被牛拉也可以被小型拖拉机拖着。

一个争取新兴农民的机遇？

在我们的努力下，美国一个大设备制造商表示有兴趣来生产一些用于进一步测试的雏形机械。我们也开始了另一个在加纳使用波纹碾子的研究项目，这种碾子既可以被牛拉也可以被小型拖拉机拖。小型拖拉机是现今的一个有趣的新趋势：大型的美国农业公司现在都在关注着中国及其他一些跨国公司在非洲逐步扩展的影响力。比如说，来自中国及印度的一些公司正在设计制造一些小型的、相对便宜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国家，农民逐渐可以负担得起这些设备。但鉴于自给农民数量庞大，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民要想负担得起现代农机设备还需要很长时间。同时，制造一些操作相对简易、投入需求（诸如燃料和肥料）较少并能帮助农民提高产量的机械，才是生财之道。当农民的生活改善之后，他们会卖掉低端工具，买一些更高端的机器。这就是价值链的发展，现在还是在早期阶段。我已经开始试着告诉一些美国公司：从“小”处着手或许有大钱可挣。

至于我们，我希望会有慈善组织甚至是政府来提供牛拉的波纹碾子或是其他类似的工具，并相信这些工具的价值不会随着我们的离开而消失。一个波纹碾子可以供整个村子用很长时间，村民们也可以在共同喂养以及安排牛的任务上协同合作。

还有最后一个优势是：一个以牛为主的农业体系可以自己提供“肥料”。

故事32 援助之手竟播种祸患？

霍华德·W·巴菲特

通常来说，“教职工大会”和“战乱区”这两个词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在贾拉拉巴德市东部临近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线处，我发现，分裂毁灭和即兴创造就是战争的全部内容。而如今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基金会能否与一群精力充沛、富有决心和即兴创造力的教育者进行合作？这群教育者迫切想给生活在不同寻常又极度危险环境中的年轻农民们带去希望。

2010年，父亲和我参加了由阿富汗农民和楠格哈尔农业大学教员们组织的午宴。那天，活动虽然多种多样，但坦白地说，我们备感压力。我们乘坐的是全副武装、底部呈V字形的装甲车，这种设计是为了保护乘坐人免受爆炸伤害，因为这里到处埋藏着简易爆炸装置。军队护送我们直到边境，一路气氛都很紧张。此次行程中有一段要穿越塔利班武装分子藏匿地。他们藏匿在山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国驻阿富汗军队正试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午宴是在一个摆放着野餐餐桌的大棚屋里举行的，我们到达时里面早已等候着一群农业专业的教员，农民以及其他社团成员的热情欢迎消除了我们对危险的顾虑。我们此次前来的任务是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离开时却同时收获了对当地农民艰辛生活的体会。

即使在战乱地区，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如果不进行实地拜访，我们永远不会充分了解阿富汗农民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即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防地雷反伏击车这样极端的交通工具。（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农民和教师们都提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栋楼房，可以供他们重新教授年轻人农业科学知识和进行农业实践培训。连年不断的战争早已摧毁了农事活动，眼下已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进行授课，也无法在重要的粮食生产地进行推广。父亲听到这里很感兴趣。我们在基金会经常提到的一项原则就是美国的农业之所以如此出色，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大量投资于农业推广。我们意识到，对这里的农业生产能力和培训进行投资会收获长期的积极结果。

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体会到了战乱区生活的复杂艰辛，目睹了仅余骨架的废弃大楼和被炸弹摧毁的房屋。我父亲想提供帮助，我也认为建设楼房是一个好主意，可是我们从未资助过战乱区的建筑工程。塔利班武装分子和他们的同伙是否会在一旁窥伺，等待工程完工那一刻将其炸毁，随后扬扬得意地嘲讽我们徒劳的投资或者西方的介入？我思索着在这种环境下，提供发展援助是否不仅不会平息暴乱，反而会火上浇油？

当你在战乱区工作的时候，必须要透过当下的毁灭，放眼未来。（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离开时我们保证会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讨论所处的两难之境，讨论面临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回报。满足农民所需是否意味着100万美元将会打水漂？建造的楼房能否在战火中幸存？会不会引发更多冲突？没人知道答案。答案也不会在我们做决定时及时浮出水面。所以我们准备做两件事：一方面资助阿富汗的项目，一方面在美国投资进行追踪观察以得到问题的答案，为将来自己和其他人做决定时提供更多信息。

发达国家和像我们一样的捐助者在这里提供援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促进和平与稳定。但让人沮丧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援助是否起作用。说到起作用，我并不仅仅指那些小的日常活动——比如难民是否得到了食物，农民是否增加了粮产，房屋是否重建——也包括促进和平稳定这项大事业。

1970年12月，诺曼·博洛格在奥斯陆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博洛格在粮食生产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他被授予奖章并不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农业活动，帮助应对了饥荒问题，并推动了和平大业。诺贝尔奖委员会清楚地知道，饥饿与冲突是紧密相连的。战争会造成饥荒，而饥饿本身会使人们痛苦、绝望、愤怒，进而引发暴行。通过帮助亚洲的小农户提高粮食产量，博洛格消除了当时“人口爆炸”的危险。就像博洛格在他的获奖致辞中说的：“想得到和平，需匡扶正义。但同时也需辛勤耕耘，生产更多粮食，否则和平不会降临。”

我和父亲给曾与我们一同前往楠格哈尔的得州农工大学的埃德·普赖斯博士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愿意为那些农民进行教育投资，但同时我们想帮助他的研究人员就战争与发展的关系进行缜密的研究。普赖斯博士已经设想过在学院里建立一个研究中心，研究战争与发展援助的相互影响。建立研究中心寻找资助是很困难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普赖斯博士想同时研究援助所引发的冲突和被化解的冲突。他解释说，研究“和平与发展”更容易吸引捐助者，却极少有人愿意关注冲突。

外国援助实际上会引来暴行？

随后，埃德·普赖斯组织了一群富有才华的年轻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数据库，展示了200多个国家接受外国援助后，国内与国际冲突的变化情况。他们收集了60年来关于国际冲突的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提供的外国援助数据。清单上还包括一些反映社会经济情况的指标，比如贫困率、死亡率、文化程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初步结果令人惊叹，大部分外国援助并未能有效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种种暴力行径。数据显示，这对关系中，“暴行”压倒“援助”，占了上风。有数据表明，暴行会吸引外国援助，而犯罪分子会通过暴力手段控制援助物资，无论是食物、房屋建筑或是其他财产。

这个研究小组继续深入分析数据，对不同的援助类型进行研究，比如建造学校、提供儿童疫苗和反腐教育。他们试图将外国援助按照类型和影响的不同进行划分，并研究它们与冲突的确切关系。

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十分困难的，需要考虑多种变量，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家接受不同援助的数据信息只更新到2002年，如此少量的数据不足以让我们下定论。尽管如此，普赖斯博士小组研究的数据已经部分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普赖斯博士说道：“在所有的外国援助形式中，农业发展援助和粮食援助是可以帮助减少国际冲突和国内暴乱的。”与此同时，其他形式的外国援助——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帮助提高政府管理能力——有可能会加剧冲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普赖斯博士怀疑这与援助的分配有关。外国援助流入特权者的腰包，这会加剧贫困社会的收入不公，进而引发冲突。许多外国援助，比如对医院、公路、政府机构建设的援助，都优先考虑分配给城市中心，仅惠及上层人士。

沙赫里亚·基布里亚（Shahriar Kibriya）是得州农工大学冲突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发现，通常政府资助的外援项目中只有5%~10%的资源能够惠及贫困人口。他还补充说，研究表明，大部分外国援助资金最终流入了西方银行账户，因为资金要么由社会上层人士经手，要么成为办事不力的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援助机构层层收取的管理经费。

农业发展援助——不管是教授先进耕作技术还是建立育种中心——都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减少收入不公现象，因为援助必将惠及贫困人口的主体：农民。“在农业发展援助上做手脚是很困难的。”普赖斯博士说道，“农业技术培训、灌溉设施建设，或是种子培育，对腐败官员吸引力不大。”

为求得确切答案，得州农工大学的研究者们采用了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创立的分析方法。朱迪亚于2012年获得图灵奖（Turing Award），相当于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但是朱迪亚悲痛的经历对于这种研究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讽刺——他的儿子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华尔街日报》前记者，在2002年执行任务时被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绑架杀害。

朱迪亚·珀尔的贡献在于人工智能领域，即利用“贝叶斯网”证明因果关系。其原理是让电脑通过数据尽可能像人脑一样思考，虽然这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朱迪亚的工作也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即在存在多种变量的情况下确定因果关系，这一点对于冲突与发展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得州农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正在权衡诸如恐怖主义、商品价格、儿童生存率等各类事物的关系。基布里亚博士说：“朱迪亚的工作使我们得以看到事物之间从未被发现的联系。”

在一项调查中，普赖斯博士领导的小组发现了苏丹救济粮运送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苏丹有40%的人口营养不良，而且国家战乱频发。国际组织纷纷伸出援手，运送小麦到苏丹，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粮食大部分都被居住在城区的特权人士享用了。根据得州农工大学的分析，运送过去的小麦补充了国内供给，降低了面包价格，但仅仅惠及富人阶层，也就是说提供的物资援助并未直接帮助到那些主要种植、售卖高粱小米并以此为食的穷人。分析还表明，正是由于这种贫富不均的存在，苏丹虽然接受了援助，国家暴力冲突却愈演愈烈。这种援助者与被援助者之间的交流断层使我想起频繁发生的不匹配所导致的物资援助货币化：原本用于援助贫困人口的粮食最终成为城区高档酒店制作松饼的原料。

普赖斯博士说，小组还需要花几年时间搜集关于不同形式的外国物资援助的详细数据，之后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朱迪亚的方法进行研究。我预期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我们采用更明智的方式提供援助，无论是对战后国家进行更大的农业发展投资，还是找寻更有效的分配物资方法以惠及贫困人口。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非常重视这个研究中心，她说，我们的工作是“驾驭科学技术，拯救生命，改善生活，造福世界百万人”，美国国际开发署也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资金。

在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40年后的今天，我们意识到冲突与饥饿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根据世界银行报道，脆弱不堪、战乱频发的国家，其人民遭受饥饿的可能性比和平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要高一倍。如今武装冲突引发紧急饥荒的可能性比冷战时期要大得多，部分原因是，它会造成更多的灾民长时间流离失所。我们也频繁看到粮食危机所造成的动荡不安。2008年以来，示威游行颠覆了海地、马达加斯加、突尼斯等许多国家的政权，而食品价格冲击就是引发游行的导火线之一。

除非我们更严肃地正视现实，否则我们的未来不会有多大改善。未来十几年，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如今却有1/8的人口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症。据大部分的预测显示，由于城市贫困人口导致的暴乱和对土地的争夺，食品价格很有可能会持续走高。

发达国家从未如此忧心贫穷国家频发的武装冲突，也更加确信平息冲突的办法之一就是发展。自2001年9月，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受到恐怖分子袭击后，发达国家每年合计提供的外国援助已高达1 300亿美元，增长了近2/3。接受援助的大多是饱经战乱饥荒的农业国家。

但是对农业发展的援助——即帮助贫穷国家的小农户提高粮食产量——与其他领域的外资援助相比还远远不够，大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援助被用于教育及治理领域、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信设施建设。世界银行称，援助农业发展的资金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17%，到2007年粮食危机前夕仅有5%。

无法顺畅地获取资源通常是冲突的导火索

埃德·普赖斯曾前往阿富汗帮助重建农业部门的推广服务项目，这个国家的农业部早已被连续几十年的战争和塔利班的统治所摧毁，国家只能依赖外国粮食援助。这种转变对于曾是粮食净出口国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干出口国的阿富汗来说是莫大的悲哀。战争同时也切断了300万库奇族（Kuchi）牧民迁徙游牧的路线，牧民们正努力在缺乏草料的困境下重新饲养牲畜。

“我认为农业学家有责任帮助摈除冲突的根源。许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无法顺畅地获取资源。”普赖斯博士说道。

我们同时在马里兰大学设立了经济稳定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Stability），深入研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成功的发展援助方法。通过这个新的机构，我们将会为军事活动乃至社会发展提供案例分析和可借鉴的经验。

我不知道这项研究能否帮助回答诸如“于某时间点在战争区建造房屋是否合适”之类的问题。但我们承诺要建造房屋，且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建造装修好，并投入使用了。从照片和报道来看，这些设施做出了很大贡献，社区的人们都为之感到骄傲。楠格哈尔农业大学是阿富汗招生最多的农业学校，新建的设施有很大用武之地，学校已经增设了农业经济学、土壤学、动物学、园艺学，并开展项目推广。我们认为，研究援助的作用和冲突的动态十分必要，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发展道路上做出更好的决定。让我们同样欣慰的是，那些在午宴上与我们分享水果和面包的勇敢农民和教育者同样备感骄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远见卓识带给了子孙后代更多的机遇。

第五部分
希望的源泉

我的妻子德文常常说我是她认识的人中最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有的时候，我去那些条件艰苦的地区，遇到那些身陷困境的人们，意识到我爱莫能助，这让我很沮丧，心灰意冷甚至伤心欲绝。然而，这种沉重的心情不会持续太久。我骨子里是个乐观主义者，容易受到鼓舞和触动，特别是那些用有创意的方法一步一步为粮食保障开路的人或情景。在最后一部分中，我将讲述我们希望的源泉，例如在推动农业发展上举国上下取得的系统性的进步；新的农业企业模式和基于互联网的技术的问世；一些人正在绘制鼓舞人心的创新的农业发展路子等等。逐渐地，创新者不再单一地使用金钱来衡量他们应对粮食安全和贫穷问题的效果，而是看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民众是否拥有自由和资源来做出改善他们生活环境的选择，这让我很是欣慰。

故事33 开发热带高草草原——塞拉多

我在里卡多·戈梅斯·德阿劳约（Ricardo Gomes de Araujo）的农场里茂盛得几乎迈不开步的玉米田中穿梭跋涉，看着他的联合收割机在8英尺高的庄稼丛里大快朵颐。里卡多的农场被称为“公牛皮革”，占地2 000英亩，距离巴西巴拉那州隆德里纳市约15英里。作为一个农民，我得承认里卡多的农场让我印象深刻。

那时正值2012年的春天，大豆遍野，麦浪层层，橘林茂密，邻近的一块农田里，嫩绿的玉米苗不过寸许。我曾在伊利诺伊州务农，那儿四季分明，每年只能长一季庄稼，而里卡多的农场可以长两季。

里卡多讲的是葡萄牙语，但是他的举止谈吐很像美国中西部那些技术娴熟的农民。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针织衬衫，开着一辆小型载重拖拉机来见我，还带来了手提电脑，里面存满了他几年来记录的农作物生长数据。他的经营规模和我差不多，我们播种的都是转基因作物种子，使用的也都是高马力机械设备。

不同之处在于，我耕作的是世界上最为肥沃的一部分土壤，而他的则是最贫瘠的。里卡多耕种的作物种类之多和产量之大都是惊人的，尤其是他还面临着高难度技术挑战——在酸性的重质黏土上种植谷物，这种土壤在巴西比比皆是。我一直在找寻良好的发展模式，而巴西恰好在许多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致力于农业发展的国家能够取得的成就。

即使巴西农民应对的是世上最难耕作的土壤，他们还是向世人表明，他们能够打造一个重要的、高产的农业体系，减轻他们国家的饥饿问题。（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在过去的30年里，巴西英明的领导者们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农业调研，政府也发展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作为支持，并制定政策促进大规模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那些受粮食危机困扰且耕地条件恶劣的国家，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其领导者应能从巴西创造的农业奇迹中看到希望。

葡萄牙语称那个覆盖了巴西1/5面积的热带大草原为“塞拉多”，意为“封闭的地方”。早期殖民者对这片广袤的由红色酸性土壤构成的大草原心怀恐惧，避之唯恐不及。随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移民者来到巴西南部，试图开发这片草原作为耕地，但是他们所依赖的传统耕作方法在这边全无用武之地。不同于欧洲深厚肥沃的结构性壤土，巴西的土壤十分脆弱，有机物含量低，铝含量高（这对于某些作物是致命的），在暴风雨冲击下，犁地后种植作物的土壤会溶解渗透进河中。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半球“肥沃地带”，生产了全球60%的玉米和45%的小麦。然而巴西位于南半球。肥沃地带虽然也包括了广袤的沙漠和高纬度的极地，但是大部分地区是温带气候或者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降雨充足，土层含水，每年冬季的寒冷能消灭许多害虫，土壤中厚厚的表土层富含矿物质及其他健康的有机物。若向赤道靠近，情况则会发生变化。持续的高温使得土壤表层有机物迅速腐化，从而无法及时滋养土壤，导致土壤沙化、黏土化，而在湿热环境中，昆虫和真菌没有了寒冷的威胁，繁衍得更快。欧洲人还发现，在巴西，热带地区的暴雨会摧毁耕地。

我们要理解巴西农业成就的重要性，要意识到不能生搬硬套他人的耕作方式。农民们不能简单地将土壤肥沃地区的耕作系统照搬到热带地区或土壤风化的大草原。我总是反对人们在谈论解决非洲饥荒问题时提到将美国高产量耕作方式引入非洲，耕作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人花了几百年时间培育种子，研发技术设备，研究播种策略，所做的这一切都与美国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相适应。其他地区则需要根据它们的环境条件优化技术与农业投入，和农民进行沟通并通过农业推广机构教授农民。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

立志“驯化”土壤

巴西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其崛起要归功于巴西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巴西若想获得发展空间，则需从沿海地区及南部聚居地转移至广阔的内陆，但大规模地移民需要粮食供给。巴西在1973年设立了由政府运营的公司，为农业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财力支持。公司原名是葡萄牙语，意为“巴西农业研究公司”，缩写为EMBRAPA。EMBRAPA最初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在曾经封闭的塞拉多草原上耕作。巴西政府很快就雇用了上千名研究者，在农业研究发展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如今巴西每年的农业发展预算约为10亿美元。

EMBRAPA的研究者们发现，大量使用石灰可以降低土壤酸性，使草原更加适合作物生长。为提高土壤肥力，EMBRAPA引进了改良的非洲臂形草属多年生植物并在巴西种植，不仅为牲畜提供了饲料，还提高了贫瘠土壤的氮含量。为了保护肥力不断提高的表层土壤，EMBRAPA公司推广了免耕法。如今大草原上80%的耕地都在使用此方法，水土流失率降低了75%。里卡多在两季收成之间会种植覆盖作物，以补充土壤有机物，改善土壤结构，防止水土流失。覆盖作物能防止重质黏土密度继续增加以至于无法耕作。传统的农民通过犁地来松土，“我利用农作物来对付土壤固结”，里卡多这样告诉我。

EMBRAPA公司的大豆研究所与里卡多的农场在同一条街道上，我个人认为，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取得了最大突破。巴西需要通过种植大豆来进行作物轮种，因为大豆能与土壤中的有机微生物结合，吸收空气中的氮并将其锁入土壤，如此一来就不需要过多的化学肥料。大豆进化成为温带作物后，其习性是根据特定地区的季节性日照变化来暗示自身生长阶段。热带地区种植的大豆果实非常小，无法使用机器收割。但是EMBRAPA的研究者们成功培育了高产量的热带大豆品种，风靡整个塞拉多草原。

研究成果的回报显著：里卡多的农场一英亩土地的农作物产量与我在伊利诺伊州肥沃的黑土耕地上获得的产量相当。整个国家的作物产量也同样令人惊叹。巴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大豆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粮食供给增长、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政府富有远见地大力执行营养援助计划，这些都有效地帮助巴西减轻了饥饿问题。根据华盛顿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报道，巴西营养不良人口比率从1990~1992年的11%降低到2005~2007年的6%。更令人欣慰的是，5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率从1988~1992年的6.1%降低到2004~2009年的2.2%。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巴西，耕种面积不超过25英亩的自给农民仍然是农民的最大组成部分。近年来，巴西政府着重关注家族农民这样的小农户，准许他们获得比商业农民更多的信贷补贴，同时保证政府营养计划项目收购他们生产的粮食。这个事例很好地展示了政府营养计划如何从两方面着手解决贫困问题：一是通过学校来消除饥饿（每天为4 700万学生提供食物）；二是为贫穷农民开辟市场。巴西政府每年为校餐计划投资20亿美元，并向小农户采购至少30%的政府所需商品。

我见到了一位向政府出售商品的小农场主。44岁的努瓦迪·玛丽亚·德热苏斯（Noildes Maria De Jesus）是位单身母亲，与她的10个小孩儿一道住在简陋的空心砖堆砌的房子里。德热苏斯身材娇小，黝黑的头发在脑后挽起。她邀请我在门廊的木椅上坐下，帮我倒了杯水，并向我讲述她初到此地时住在塑料帐篷里的经历。她选择在这块土地上安家，是因为这里维持生计的方法很简单，而且她的孩子可以提供免费劳动力。她有5公顷土地，其中0.5公顷用来种植草莓这种能为她带来高利润的经济作物。

努瓦迪说，草莓若是在当地市场销售，1公斤只能卖2.5美元，但政府提供给她的收购价格是4.5美元1公斤，这使她得以供一个女儿上大学。我开玩笑地问努瓦迪，既然有了政府这个保障性市场，她是否会把最次等的草莓提供给校餐计划，而把好的留下，到自由市场销售。“当然不会！”她用责备的口吻回答我。“我的孩子也要在学校吃饭，我当然会把最好的产品提供给学校。”

我前面列举的都是巴西成功的案例，但我不想把这个国家描绘得完美无缺，也不能说它完全摆脱了粮食危机。巴西依旧有超过1/5的贫困人口，贫民们拥挤在沿陡峭山壁建造的小木屋里，木屋一个叠一个，就像一排垂直的贫民窟，而不远处就是里约热内卢风景优美的海滩。土地所有制话题几十年来一直备受争议，雇用童工现象屡见不鲜，外资的大量涌入，也使得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还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巴西的农业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巴西的森林保护法可谓是世界上最为先进完善的，但却如一纸空文。截至21世纪初，巴西的伐木工、牧场工人，以及农民每年要砍伐亚马孙热带雨林上百万英亩的树木，严重威胁到了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动植物种类的雨林的生态系统。1990~2005年间，巴西失去了超过1亿英亩的森林（约等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过去30年间，巴西森林覆盖率减少了1/5，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人们毁林开荒焚烧树木时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并最终排放到大气中。

每当提倡环保的积极分子谴责巴西的毁林行为时，大豆种植户就被拉出来做替罪羊。欧洲从巴西大量进口大豆，但诸如麦当劳这样的大客户很是担忧公共宣传，因为它们不愿和“毁林”扯上半点儿关系。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进步：2006年起，嘉吉公司（Cargill）以及其他大豆进口商同意对大豆种植户实行延期偿付，嘉吉公司甚至还协助环境保护者监护森林，帮助追踪观察那些被开荒的土地。与此同时，巴西政府成立了森林服务项目，旨在合理管理亚马孙雨林，实现可持续利用。若毁林行为未得到控制，银行将拒绝提供国家贷款给农民和牧场主。巴西航天局则率先使用卫星监测热带森林砍伐状况，并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与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合作，监督农产品供应链以保证其符合法律规定，它们的具体任务包括杜绝非法毁林，防止物种灭绝。EMBRAPA的官员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在不砍伐一棵树木的情况下将巴西的粮食生产总量翻一番。政府鼓励农民多种树，这也是“农林复合法”这一土壤肥力提升战略的一部分。联邦法律规定，大部分农民应保证其拥有的土地上森林或林地覆盖率达到20%。

巴西的成功事例吸引了全球许多农业公司的注意，孟山都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这些公司将巴西视为一个具有很大潜力、日趋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孟山都公司希望（目前未获得监管批准）将一种名为“Intacta RR2 PRO”的转基因大豆品种引进巴西。该大豆品种能抵御草甘膦除草剂，以及大豆尺蠖和藜豆毛虫等热带生态环境中令人头疼的害虫，如此就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该转基因技术多用于保护玉米和棉花，但在巴西则对于大豆种植帮助很大。

渐渐地，一些复杂的农业研究不需要完全在本地进行。孟山都公司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之外设有大量的研发机构，它们有能力研究全球任何一个地区的种植条件。该机构拥有100多个车库大小的培育室，配备有照灯、加湿器、除湿器，以及不同的土壤组合，能够模拟农民遇到的任何耕种条件。研究人员可以模拟各经纬度的条件、调节湿度，以及特定时间段的降雨类型。科学家们搜集了世界上各类作物的种植组合，试图找出高产量的组合，并根据具体种植环境对其进行品种改良。在巴西，孟山都公司的科学家们与EMBRAPA公司在许多项目上进行密切合作。根据孟山都公司的说法，巴西和阿根廷在种子改良方面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紧随美国之后）。

适用于非洲的模式？

塞拉多草原成为巴西的主要产粮地的这个成功案例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模式。总体来讲，巴西比非洲大部分地区水量丰富，但是，它们都在“肥沃地带”之外的热带地区，土壤贫瘠且人口增长迅速。巴西曾面临多种自然条件挑战，但是已成功实现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基本主食净进口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农业出口国之一。1975~2007年间，巴西人均摄入热量增长了25%。

至于粮食安全问题，一些挑战只能由政府来解决。除了公共机构，谁又能够向贫穷农民提供如此大规模的援助？开发耕种带就如同治军养兵或管理教育体系，需要行动协调一致。只有政府能够保护土地权益，为社会公益开展调研，规范市场，保证其公开透明，以及提供法律援助，敦促合同执行。也只有政府能够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并出台前瞻性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已持续几年的高达1 000%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摈弃了实行几十年的保护主义，在1994年开始使用新货币雷亚尔，并允许其对美元贬值。同时还采取开放的贸易政策，允许农民进口相对本国价格来说较便宜的外国农业原料。

自巴西为跨国公司投资扫清障碍后，大量的资本流入巴西农业领域，为巴西农民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开辟了新的信贷获取渠道。随着雷亚尔实行浮动汇率制，巴西成为低价粮食供应商，对于外国进口商越来越具吸引力。同时巴西政府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和其他补贴。

巴西的经验以及未来的发展能够为非洲农民提供很大帮助。EMBRAPA公司已经派遣研究人员前往加纳、莫桑比克、塞内加尔从事扶贫工作，并投资700万美元开展一个长达5年的研究项目，让巴西和非洲的农业学家利用网络进行交流，共同研究巴西使用的种植技术能否适用于非洲。非洲的“几内亚热带草原”与巴西塞拉多热带高草草原耕作环境相似，我们的基金会已经资助了好几个培训项目，教授那些在非洲草原上耕作的农民们保持水土且成本较低的种植技术。

我所认识的那些在非洲和巴西都工作过的农业专家们一致坚信，非洲热带草原应该能够比现在出产更多的粮食。非洲有很大一片土地与巴西塞拉多草原在地形、土壤以及气候上十分相似，分为两条地形带，一条是从安哥拉东部起，横穿赞比亚、马拉维和莫桑比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且该地形带与巴西热带草原的纬度相同。另一条覆盖了西非上万公顷土地的地形带则从科特迪瓦内部开始延伸，横穿加纳、汤加、贝宁和尼日利亚。我们需要开发这片区域，同时也要保护这里大片的森林和丛林。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那就是虽然巴西最初关注的是帮助大农户，但它也为占比例较小的小农户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持。部分非洲国家政府为了讨好外国农民，采取了税收鼓励、保护用水权、政府低价长期租赁持有土地等一系列措施。一些商人夸下海口称，每年能给非洲的农民15%~20%的回馈，这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在美国，你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拖拉机的组装零件，能够买到任何所需的肥料和最好的种子，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美国过去30年的农业平均年收益率也只有6%。

非洲热带草原确实具有发展潜力，但是如果非洲的领导者们不集中力量帮助那些小农户，他们将会错失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良机，而这种机会百年难遇。非洲国家若继续给予外国投资者比本国农民更多帮助的话，塞拉多草原式的成功将不会在非洲重演。大规模引进机械化农业不会帮助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从非洲粮食出口中受益最大的不是非洲人民，而是外国农民和签署不正当交易协议的政府官员。

如今，关于如何在贫瘠土地上耕种农作物的知识与经验日渐丰富，要想解决全球多个地区的饥荒问题，我们必须分享这些知识和经验。若想达成目标，需要可持续的农业技术、坚定的信念和信守承诺的政府。巴西在塞拉多热带草原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我希望。

故事34 包裹在巧克力里的机遇

乔·维尼（Joe Whinney）是西奥巧克力公司（Theo Chocolate）的首席执行官。公司生产优质的有机巧克力，总部设于华盛顿州西雅图。

乔不是个会轻易害怕的人。

这一点我想解释一下。

我第一次见到乔是在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途中，刚果是非洲粮食危机最严重、战乱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我们参观了当地一个名为“绿房子”（Green House）的非政府组织，组织成员们试图通过教授农民如何提高可可产量和进入可可销售的高级市场，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次参观令我们印象深刻。刚果这个国家动荡不安，危险频发，民间武装组织和集团内讧一直是潜在的威胁。乔为了找寻可可豆资源，曾到访过许多偏远的、环境复杂多变的地方，对于刚果的状况，他显得泰然自若。乔的表现使我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位普通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随着我俩谈话的深入，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乔来自费城，高中时成绩优异，但是他躁动不安，因此在高中最后一年临近毕业时退学了。随后，乔和一位朋友凑钱购买了一艘帆船，开始了他们在加勒比海上的冒险。三个月后，乔漂流到中美洲的伯利兹，他决定留在这个国家，利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干一些有用的事。乔加入了当地的一个以对抗日渐增长的发展压力、保护本土物种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没过多久，乔就意识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想办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这些生活在脆弱生态环境中的人们不再将毁坏雨林、灭绝濒危物种作为求得生存的唯一方式。

非政府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伯利兹人扩大市场，以销售他们优质的可可豆。包括好时在内的许多大型巧克力公司都非常青睐伯利兹的可可豆，并在此地从事业务经营。乔学习了如何种植这一作物。第一天，他前往一个可可种植园与那儿的雇工一块儿工作。雇工们给了乔两件东西：一个粮食口袋，上面缝有一条汽车安全带作为背带，还有一杆猎枪。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解释。“我在想，难道需要用枪射击树干把果实给震下来吗？”

但乔发现，雇工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分配给乔的任务是收集那些从树上采摘下来后，沿着山坡到处滚的可可豆荚。乔于是放下猎枪，开始追逐那些跟芒果一般大小的可可豆荚。没过多久，就在乔伸手去捡一颗豆荚时，他发现一条身子如棒球棍般粗细的蛇，距离他的手不过寸许。乔一下子跳起来倒退好几步，但他并不害怕，反而饶有兴趣地指着那条蛇叫旁边的雇工看。

“伙计！快拿枪！”他的同伴朝他喊。种植园也是美洲矛头蛇的主要栖息地，这类蛇有剧毒，极具攻击性且领地意识极强，通常结伴捕猎（哪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乔将枪递给同伴，他把蛇射杀了。“其他人几乎都没抬头看一看。”乔说道。不久，乔就对采摘豆荚过程中不时响起的枪声习以为常了。乔很敬佩当地人，他们为一点儿微薄的工资辛苦工作，还要承受危险，因为像拨开树叶或者换一棵树采摘这种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致命。

乔说，世界上许多种植可可的农民甚至从未看到过他们辛勤劳动换来的最终成果——巧克力，他还说当他看到一颗新鲜豆荚时，很难想象它从最初被采摘下来到成为松露巧克力所经历的过程。“可可豆荚就像是小足球和南瓜的混合体。”他解释道。第一天工作快结束时，乔看到工人们打开豆荚，享用里面奶白色、乳脂状的果实。“简直太美味了。我无法相信小时候从哥哥万圣节袋子中偷来的巧克力就是从可可豆加工而来的。”

乔深深地着了迷。他十分同情当地人的处境，同时认为可可豆是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绝佳作物，前提是它能够进入全球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试图找寻有机巧克力货源。冒着风险，购入可可豆，并大量销售给阿丹米公司和其他公司。但后来我意识到，这样做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大的制造商随时可能介入，并抢夺市场。我在1994年成立了自己的巧克力公司，但是可可种植这一块一直无利可图，因为没人关心这个。2001年，我的市场经费被掏空了，根本没有钱来进行研发。我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赚取利润，公司就完蛋了。如果公司不赚钱，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但公司的业务使命实在是太沉重了，而我又不愿关注细节。”

乔分析了所学的经验，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路。2004年，他与同伴在西雅图合伙成立了西奥巧克力公司。乔下决心追求“开明的资本主义”，但说到底还是资本主义。

善意背后，创造选择

乔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企业家”。这个词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十分流行，可以广泛用于从事不同业务的营利性及非营利性企业。而其中的创新部门是我一直十分感兴趣的，我希望它在接下来几年里想出更多好点子。我们的基金会才刚刚与这类企业家和项目进行接触，目前并不知道哪种合作方式能够取得最大成功。但这些项目能够开拓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类企业不仅有着善意的初衷，愿意提供援助，还能创造可持续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类公司最初都是从小型商业模式起步的，业务较单一，比如售卖能够帮助农民查询粮食价格的智能手机应用，或者建立小规模区域粮食保险公司，通过手机余额来支付保险费和进行赔偿。印度有一家有创意的新兴公司，它与负责阀门供水的政府水利部门合作，供水前工人给公司联络主机发短信告知具体供水时间，公司再将信息转发给附近居民。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项收费并不高的服务物有所值，因为知晓供水时间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很大，这可以决定一个女孩是否能去上学，或者家人是否能去工作，如果没有这项服务，家中就必须有人留守，拿着装水的容器在水龙头前等上几个小时。

我最近认识了一位社会企业家，他的愿景是在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中形成的。杰克·哈里曼（Jake Harriman）于1998年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一心想着效力部队。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初，他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率领着一个排在保护伊拉克的一条道路。有一次，一辆车突然左冲右突地开向他们，杰克和他的士兵们担心这是一次敌军的自杀性行动，于是手持武器向这辆车靠近。那位疯狂的司机停了下来，下车后径直奔向美国士兵，还边跑边喊叫着。此时，另一辆车紧随其后，有伊拉克士兵从后面的这辆车下来，开始扫射前面的这辆车。杰克和他的士兵把这些开枪的人击毙了。这个司机走回车里，把已经受了重伤的女儿抱出了车，而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死了。杰克很快就认识到，“他是来向我们求救的。”

杰克了解到，伊拉克军队一直在试图逼迫那个司机——一个农民——加入他们的战斗。杰克说：“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赤贫的结果——他毫无选择。”杰克在伊拉克任职期间，意识到很多战士都不是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只是忍饥挨饿的贫苦农民，军队会说服他们加入战争（或是承担自杀性任务）以换取食物。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杰克认识到，要想消灭恐怖主义，他要放下武器，与赤贫做斗争。随后不到两年，杰克就离开了部队，去斯坦福大学读了MBA。之后他成立了Nuru国际（Nuru International，Nuru是斯瓦希里语，意为“光明”）

Nuru在肯尼亚运营，现在也扩展到了埃塞俄比亚，它的运营方式并非是援助式的。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Nuru致力于推动社区发展的几个方面，以扩大人们的选择，并使得他们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从农业角度来说，我对Nuru模式的三个要素特别感兴趣。

第一，它发放用于购买种子和化肥的贷款给农民，然后把能够帮助实现最大化农业产量的技能传授给农民，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偿还贷款——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是不劳而获的。Nuru在肯尼亚运营了4年，那里的一些农民，作物产量增加了300%。

第二，Nuru开办了一个营利性企业，由它所训练的当地企业家和团队来经营。这个企业开展多种业务，比如说交通服务，用于帮助农民把多余的粮食运到市场上去交易。在非洲很多地区，贫穷的农民受到剥削，他们只能把粮食卖给粮贩，因为粮贩有交通工具，能够上门收购，而农民则没有。Nuru在当地有一项业务，就是用它买的车，以合理的价格将化肥和种子运送到村庄，并将当地农民的庄稼运到市场。这样一来，农民的粮食卖到了更高的价格，因此能够支付这笔费用，所以这个模型是可持续的。Nuru也确保新成立的公司将一部分赢利再投入到支持社区发展之中。

第三，这一条也和我们的理念如出一辙，也就是发展援助计划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自己走向失业。杰克说，他每在一个地方开始一个项目，就给自己订一个7年的退出计划。这能够激励社区更好地学习如何在没有外界援助的情况下，独立地运作，将成功保持下去。“我觉得在传统的非政府组织里，有一个障碍始终无法跨越，赤贫问题因此老是得不到解决。”杰克如是说，“现有的组织认为它们无法解决赤贫问题，人们现在如此依赖援助，但是非政府组织不愿意承认它们的错误。”

“硅谷的企业家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就会对市场和变化做出反应和调整。我希望我们对自己的错误也能如此开诚布公，不畏惧改变。”比如说，杰克曾经也和我们一样，认为挖井能够带来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也开始这么做。但是也跟我们一样，他意识到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必须干预整个价值链，不能仅仅只是改善一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你必须找到有金点子的当地企业家，然后帮助他们发展生意，进入市场。”

杰克说，贫穷其实并不是指一个人每天赚多少钱或者花多少钱，它其实是一种选择权的缺失，而这种选择权象征着基本人权。他说：“也许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出生的坐标，就决定了他没有选择权。”（听起来像是海军版本的“出身决定命运”。）但是如果有注重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市场准入、领导力培训的综合发展方案，“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打破赤贫这个玻璃天花板的。”

一家名为CITA的多国非营利性组织从另一个有趣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企业。CITA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尤马，在墨西哥也有办事处。公司由一位名叫贾尼·杜龙（Janine Duron）的革新人士创办，其目标是通过向美国营利性农场提供合法劳动力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此一来，公司就与其他营利性安置机构产生了竞争。我对CITA的成立感到十分激动。2007年CITA刚成立时，我的基金会向它提供了第一笔资助。公司以雇农为主导，服务于雇农的利益，同时也满足了美国农民对于获得合法劳动力的需求。公司得到了天主教救济会的资助，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CITA算是一家劳工中介公司，在农场和季节性农业工人间搭建桥梁。公司帮助墨西哥劳工们申办签证，通过合法渠道使他们的工资提高了约1 000%。（在墨西哥，劳工工资是一天10美元，在美国是一小时10美元。）这些劳工并没有抢占美国人的工作，他们只是通过合法渠道填补了季节性重要岗位空缺。CITA说，2012年，公司提供了1 434个农业工作岗位，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所得工资比最低工资多大约3美元，但是在美国只收到了三五份工作申请。因此农场出资帮助墨西哥劳工获得H-2A签证，提供比最低工资高许多的丰厚酬劳，并且包揽他们的住宿及交通费用。

我曾经几次造访墨西哥圣路易斯的CITA。而这一次，伊娃·朗格利亚与我一道前往，了解那里流动工人所面临的挑战。（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将新想法付诸实践需要很大勇气。我希望与CITA类似的项目最终能取代那些从长远来看是做无用功的援助项目。即便在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家们撤离了一个地方之后，那里的价值链和地方经济仍然能以一种公正的、可持续的方式继续存在。例如，乔与他的同伴，以及西奥公司的管理人员就致力于借助市场动态和经济杠杆来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西奥公司做出承诺，保证贸易公平、耕作透明、保护环境、善待农民。“我想全心全意地成立一个公司并且用心经营，使得所有人都能从公司贸易中获益。”乔说道。

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任务。这个国家的人民遭受了许多苦难，它不同寻常的生态系统也已经被破坏了几十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刚果约有70%的人患上慢性营养不良症。但饥饿问题仅仅是个开始。联合国公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刚果位列倒数第一。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人均寿命、教育、收入等各项指标。1998年以来，战争、疾病、贫困已经夺去了刚果50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东部的居民，我们也对这个地区格外关注。据估算，约有20多个武装集团在争夺几个不同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拥有的诸如石油、钴矿、钻石和咖啡在内的丰富资源加剧了紧张的局势。

刚果是最为动荡不安且局势无法预测的国家之一，许多援助机构都不愿前去冒险。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是为数不多的愿意去刚果做慈善的美国私人基金会之一。幸运的是，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我与乔共同参加并因此碰面的这次旅行是由东部刚果倡议会（Eastern Congo Initiative，简称ECI）组织的。ECI由演员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创立（我们的基金会在其创立初期给予了资金援助），目的是呼吁人们关注此地，吸引慈善家和其他潜在投资者。

可可买家找寻新的货源，但质量是关键

刚果拥有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如今可可市场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刚果成为备受青睐的货源，这是乔在旅途中告诉我的。可可豆荚生长在可可树上，而可可树通常生长在炎热潮湿气候中的森林树荫之下。世界上大量的优质可可都产自西非，但是现在，那儿越来越炎热、干燥的气候和大面积砍伐森林都限制了可可树的生长。许多巧克力公司都在扩大它们的可可供货来源，高端巧克力市场快速增长，但是那些传统的可可货源地产量却越来越低。

可可树喜欢生长在高大树木的树荫下，所以可可树在森林里生长得很好。然而毁林开荒以换取木炭的做法已经破坏了刚果可可作物的可持续发展。（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绿房子”组织认为，可可是能够帮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绝佳作物，并列出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可可树种植3年就可获得收成，且无须每年重复播种。第二，可可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价格优势。第三，可可不容易受到当地武装分子的破坏，因为它的价值要到加工后才会显现出来。

微妙的是，可可采摘后的处理步骤对于保证可可质量至关重要。手工采摘后，人们需要切开如皮革一般坚硬的豆荚，把种子挖出来堆放在一起，让甜腻的果肉发酵。这个步骤能够让果肉和种子的外衣溶化，减轻种子的苦味。然后将原料摊开晾干。通常到了这个阶段，可可豆就可以装运了。但若在发酵或干燥过程中出现任何差错，这批可可就毫无用处和价值了，主要是因为如果没有完全晾干就装运的话，可可就会发霉。学习可可种植的农民要格外注意这些步骤。最初，乔心怀疑虑，但当他在参观过程中与农民交谈后，他说：“刚果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地农民的决心。他们工作勤劳，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渴望得到机遇。”乔答应向他们采购250吨可可。“在这里工作很有挑战性，”他说，“但是这里的可可树的基因很棒。”

在我们资助的项目中，一个种植可可树的农民告诉我们：“以前我靠着1美元维持每天的生计，而现在我每天的生活费就有6美元。具体是什么概念我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的家人不用挨饿了，我也能送我的小孩儿去上学了。”（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2012年春天，第一艘运送刚果可可豆的货运船到达西雅图。乔的研发团队经过一周的研究，认定这是一批能够用于生产巧克力的优质可可。9月底，西奥巧克力公司推出了第一批巧克力棒，包括两款：菲力奇利（Pili Pili Chili），原料不仅有可可，还有刚果产的有机香草和辛香胡椒；香草可可脆（Vanilla Nib），原料混合有可可、香草乳脂和酥脆的巧克力碎。西奥公司通过全食超市（Whole Foods）等食品连锁店销售巧克力棒。自那以后，乔的可可进货量又增加了90吨。

西奥公司保证巧克力销售额的一部分返回“绿房子”，帮助继续开发资源。根据“绿房子”计算，仅第一批可可的销售就能帮助该地区两万名居民提高家庭收入，并获得各种必不可少的服务。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给西奥公司供应可可，“绿房子”必须努力让培训和价值链到位，而这两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脱离赤贫，将脱贫的机制掌握在自己手中。“除非你打开通向市场的道路，否则就是白费劲儿。”乔还补充说，如果刚果能够保证可可质量和项目的透明公开，西奥公司会在未来将刚果作为主要供货来源。

我很高兴看到，像乔这样聪慧又吃苦耐劳的企业家以及其他革新者能够认识到市场对于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重要性，并予以重视。我希望这些社会企业家能从善如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下次我将前往矛头蛇的故乡参观可可的种植生产。感谢乔的启发，我不会去找寻那条蛇，我会留意那些捕猎者。

故事35 野火肆虐的加纳

我想不出刀耕火种法的任何一点好处。这种做法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土壤退化，农民精疲力竭，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空气污染加剧。焚烧作物会释放出本应留存在土壤中的碳。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提到：四处蔓延、失控的野火。

在加纳阿散蒂偏远的农村，住着一个聪颖谦逊、熟知防范火灾方法的人——科菲·博阿（Kofi Boa），他出生于1955年，是家里4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他在加纳库马西西南边的阿曼奇亚村长大。他的名字是加纳14个最常见名字中的一个，像许多加纳人一样，科菲的名字取决于他出生的那天是星期几（科菲意为“出生于星期五的男孩”）。在6岁时，科菲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继续在家族的可可种植园里耕种。

在科菲12岁那年，一天下午他放学回家，却找不到妈妈。他四处询问，但是街坊邻居都支支吾吾，似乎不太愿意跟他说话。终于，有个人告诉科菲说他的妈妈还在种植园，但是遇上了火灾，村子里已经有人去帮忙了。

可可种植园在干燥季节尤其容易遭遇火灾，因为可可树掉落的叶子堆积在地面上，相当于一层可燃地毯。这种火灾会给农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为新种植的可可树需要生长3~5年才能有所产出。科菲请求人们带他一起去种植园帮忙，但大人们拒绝了。那天晚上他妈妈回家后，整个人悲痛欲绝，失魂落魄。“她一直在哭。整片可可园全部被烧毁了。”科菲回忆道。

为了维持生计，科菲的妈妈去给别的农场主当雇工。慢慢地，她攒了足够的钱，得以重建种植园，恢复家庭收入。但是科菲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火灾造成的伤害和给他妈妈带来的痛苦。“我开始憎恨农场里肆虐的火。我想知道在耕作时该如何避免火灾。”

科菲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最终使得我们俩人在加纳Fufuo一个混凝土房里相聚了，那是在2007年。

加纳被认为是非洲经济冉冉上升的新星。它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地处非洲大西洋海岸线上，位于科特迪瓦与汤加之间，曾被誉为“黄金海岸”。石油开采的兴起和稳定的民主政治促进了加纳的经济发展，而且加纳还是世界上可可和黄金的主要出口国，当然这个国家还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贫困问题。通过开采红色土壤——如今中国对此十分积极——加纳不仅出产了黄金，还有铝土矿、锰矿、天然气以及钻石。

在科菲·博阿的童年里，刀耕火种法在阿散蒂地区十分普遍（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但是科菲了解到还有另一种选择。“村子里有十几名年纪很大的长辈告诉我，他们耕种时，会在收割完作物后砍下玉米秆，将其留在田里，一年后再回来重新播种。这种方法叫“普洛卡”（Proka）。

与“护根”先生会面

当田地土壤退化、作物产量降低时，许多农民会采用刀耕火种法将森林开辟为田地。农民们通过砍伐植物并将其焚烧的方式来开辟耕地。在加纳，也有许多农民会在田地里焚烧那些他们所谓的“垃圾”，比如收割后的秸秆、干草和作物残茬儿。有时他们也会用焚烧法驱赶毒蛇和老鼠。但这种做法会使土壤变得脆弱而无法抵挡风雨的侵蚀，造成土壤锁水能力下降和土壤中有机物含量降低。“普洛卡”耕作法的精髓则是保存护根覆盖物——将作物收割后的残留物以及其他有机物留在田里，甚至覆盖庄稼地里的田埂。护根覆盖物帮助土壤锁住水分，这点对于加纳依赖雨水灌溉的农业系统至关重要。覆盖物分解腐烂后，还能补充土壤有机物，提高土壤生物质含量。“普洛卡”耕作法的另一要点是在玉米等作物行间种植固氮作物，最理想的是豇豆等豆荚类作物，可以帮助稳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

我不难想象科菲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四处走访当地的农民，向他们讲述母亲可可种植园的遭遇，询问学习防范火灾的方法以防止家庭再受伤害的场景。科菲说话时声音严肃低沉，但是又带着狡黠的黑色幽默。给我讲完火灾和研究“普洛卡”的故事后他说：“从那时起，我就成了‘护根’先生。”

我2007年到Fufuo时，还没听说过‘护根’先生，但是我对加纳农民在保护农业上做出的努力有所耳闻。到2000年，加纳已有10万名农民对45 000公顷的农田实行免耕法。科菲在加纳粮食研究所（Ghana’s Crop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他与分别来自加纳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两名同事合著并发表了关于加纳免耕技术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显示，在降雨量正常的年份，实行免耕法的农民所得玉米产量比未实行免耕法的农民高出45%。采用免耕法后，平均每个家庭的劳动量减少31%，整地及耕作劳动量减少22%，除草所需劳力减少51%，从平均一天一公顷8.8人降低到4.3人。

科菲发现，免耕农业有三个明显的好处：首先，保证了干旱年份作物所需的水量，因为护根覆盖物能够帮助植物根部保持湿润，并降低土壤温度。第二，允许种植另一种可食用作物作为肥田作物。肥田作物的护根覆盖物能够留住农田里大量以害虫为食的益虫。第三，免耕法保证了作物的高产量，提高了家庭粮食安全保障，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或者进行贸易活动。

当看到科菲和Fufuo的一群农民探讨减少耕作的务农体系会以更少的劳作换来更高的产量，我深有感触。（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作物产量的提高势必会引起农民的关注。我想要亲眼看见并亲耳听闻个中详情。我从加纳的首都，海滨城市阿克拉飞往库马西，在那儿我见到了当地的一群农业专家。和往常一样，我穿着一件上面印有“Nebraska”（内布拉斯加州）的衬衫。一位高高壮壮，看起来很有精神的加纳人径直朝我走来，眼睛盯着我的衬衫。随后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说道：“你好，剥玉米皮的乡巴佬[8]。”

这种情况我在非洲还从没遇到过。随后我发现，科菲1991~1993年间曾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学习农业经济学和少耕技术。科菲本人足球踢得很棒，但他后来成为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橄榄球校队的终身球迷。后来我了解到在他进修硕士学位期间，每次在林肯的内布拉斯加公园练习足球时，都会引来大量人围观赞叹。家长们曾聘请他当教练指导当地一支少年男子足球队，这支球队后来获得了冠军。

科菲的问候让我心情很好，而他对于农业保护所表现出来的激情让我更加高兴。我能感受到他时刻在关注小农户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他念念不忘要帮助指导农民照看土地，提高土壤质量。科菲自己也在务农，种植柑橘和可可。“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晋升，而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和耕作需要。而且我一直尽力回应加纳的需求。”我们到达Fufuo后，科菲邀请了当地农民前来和我讨论农业保护方法。他们对于学习新耕作方法的热情和不断提高的粮食产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离开时，科菲再次与我击掌，说“加油！”

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为科菲的研究提供帮助和支持。现在科菲正在进行一项严密的试验，试图让农民相信悉心照料土壤能提高作物产量且减少劳动量。他将自己视为一名老师，甚至是福音传道者。在阿散蒂，科菲组织农民、当地推广项目官员以及学生到试验田参观，与他们讨论肥田作物和护根覆盖物的锁水保湿功能为庄稼带来的巨大好处，科菲农田里的玉米、芋艿，以及农场山坡上种植的各类蔬菜周围都有肥田作物和护根覆盖物。“这属于知识密集型技术，”科菲说，“参观这些试验田能带给农民很大收获，但他们自己到这里来很不方便，所以我想办法带他们过来。”他派了一辆巴士去接农民，带他们到试验田参观，向他们展示该种植何种肥田作物，以及合理的作物间隔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谈论的三点要素是：减少对土壤的干扰——只开垦播种所需孔洞、多样化种植以及作物轮种。”他解释道。科菲指着斜坡上的农田说：“这里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了，但作物还在生长。”

科菲现已长期任教。他印制了一条横幅作为教学辅助，上面有两幅图片，一幅是苍翠繁茂的丛林，一幅是干涸荒芜的棕色土地。上课时，他会问农民们：“如果今年你要在这两块地上种植玉米，你认为哪块地的收成会更好？为什么？”我们基金会的一位职员在最近一次参观科菲的试验田时拍摄了录像。科菲让农民们举手投票表决，大部分人选择了绿色丛林，这就意味着需要通过砍伐并焚烧丛林绿色植被来开辟耕地。当科菲指向棕色土地的那幅图片时，只有一位农民羞怯地举起了手。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科菲问道。那位农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可以改造这些棕色的土地，今天我们就是来学习该如何做的。如果我们不学习，继续砍伐树木开辟耕地的话，新开辟的耕地最终也会变成荒芜的棕色土地。”

科菲笑着为他鼓掌，“是的！非常非常正确！”

科菲在该地区有几块试验区，供他进行土壤取样和土壤湿润度测量。他种植一种名叫油麻藤的植物作为肥田作物，“因为收获油麻藤种子后，就不需要再花钱去买。如果小农户想获得利润，就要降低成本投入。我们想更多地采取生物手段而不是化学手段。一个完善合理的综合农业系统可以帮助减少除草剂和化肥的使用。”

我们为科菲提供帮助的研究项目之一就是“进行可持续的土壤管理，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该研究项目长达5年，在加纳几个气候不同的地区或是科菲所谓的“农业生态”地区进行，包括滨海热带草原带、森林带、森林草原过渡带、几内亚热带草原农业生态区。这些区域代表了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种植环境。科菲评估了作物耕种、种植制度以及土壤改良剂（例如化学肥或堆肥）对于土壤物理化学性质、作物产量、营养素情况和整体作物生产制度的可持续性影响。他的评估大概为西非在农业科学和农业保护系统方面提供了最全面的数据。同时，评估结果能够帮助提高农场管理水平，加强我们对于不同地区碳封存的理解。这份评估结果适用于整个非洲大陆。

盲目信仰的背后

减少加纳农业所需的劳动力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显得很重要。非洲部分国家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这样。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矿业公司大大改变了加纳当地的农业经济状况，他们给工人每天的报酬几乎是务农所得的3倍。科菲对此很忧虑：“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非洲就会陷入混乱。年轻人不愿意务农，并将其视为原始低等活动。每天一大早，大卡车就来村子里运送工人们去采矿。”他说，那些曾与他一起耕作的农民以前还能雇两三个帮手帮忙播种或者收割，但现在不得不一个人干所有的活儿，因为矿业公司所给的报酬是他们能给予的3倍。农场劳动力的减少自然使得农民的劳动时间延长了2~3倍。如果能够减少诸如锄地或是刀耕火种开辟新耕地这些步骤，就可以节省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科菲·博阿对于保护性农业的执着启发了我。而他在农业试验田中进行的缜密的科学研究也告诉人们保护性农业是意义重大的农业，它不仅能提高当前作物的产量，也能持续保护土壤。科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致力于搜集数据。“以前的论证都是基于盲目的信仰，现在我们用数据来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道。

在非洲其他地区进行的类似研究项目也开始展现出保护性农业带来的惊人成果。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马涅马省，我们资助了一个长达3年的项目，努力让农民放弃犁地，而采用保持水分和碳固存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UN）预测，发展保护性农业能使每年每公顷田地减少1.8吨碳排放，我们正在搜集确凿的数据来支持这一说法。据马涅马省的卡松戈和卡班巴雷地区的研究人员汇报，在应用保护性农业技术后，木薯、谷类作物和一些豆类作物（指豌豆、小扁豆等收获种子的作物）的产量都大大地提高（达到100%）。

从科菲开始对寻找更好的方法以替代刀耕火种法感兴趣的那一刻起，他不断前进的动力就是不断地自我学习并且汇集资源以帮助他的妈妈、他的家庭、他居住的村庄、生活的地区、他的国家和整个非洲大陆。后来，我见到了更多像科菲一样聪慧上进、目标明确的非洲科学家，他们来到美国或前往欧洲进修农业经济学和其他课程，期望学成后回国造福家乡人民。我最近一次造访得州科利奇站（College Station）时，在博洛格研究所工作的埃德·普赖斯博士向我介绍了他团队里一位很有才华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一名细胞生物学家，马卡伊雷·多博（Macaire Dobo）。多博是一个热情的、爱咬文嚼字的人，出生于科特迪瓦的一个种植庄园，家里一共有16个孩子。他曾就读于科特迪瓦的一所大学，在2002年来到得州农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在那时，他的国家因为南北冲突爆发了内战。

多博从未忘记他的目标——回到非洲帮助人们生产适应性更强、产量更高的新品种大米，应对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2006年，他回到科特迪瓦，成为阿比让大学分子遗传学专业的一名副教授，他同时还在西非稻米发展组织工作，试图培育高蛋白大米品种。然而不幸的是，2010年科特迪瓦民族政治冲突再起，国家战火重燃，多博的实验室也被焚烧殆尽。阿比让大学停止办学，变成了军事基地，直到今天还未开放。战争造成1万多名难民死亡，20多万难民逃离家园。多博担心家人的安危，于是回到得州农工大学，并接受埃德教授聘请到博洛格研究所工作。

重要的是，多博能够继续利用他的才学与饥饿问题做斗争。他现在正在为伊拉克培育高蛋白大米品种，这种大米拥有的特质，例如诱人的香气，使其在市场上销路更广。产量高的安巴尔（Ambar）大米被国际市场广泛接受，依靠其出口创汇，有希望帮助贫困农民提高收入，避免部落内部冲突。如此一来，科特迪瓦的损失反倒成了伊拉克的收获。像多博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却因为持续的动乱和暴力冲突而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这是他那个苦苦挣扎的非洲国家莫大的悲哀。

埃德·普赖斯博士对于这个问题总能提出重要的观点。西方人倾向于“派遣”科学家和救助人员前往非洲，这些科学家们虽然有知识才华，却没有马卡伊雷·多博的爱国情怀。像科菲和多博这样的非洲科学家，他们前进的动力是彻底改变非洲状况，而不仅仅是成功开展一个项目。

2013年，我再次回加纳看望科菲，我对他所做的工作十分钦佩，并决定帮助他实现他怀揣多年的一个想法：在加纳库马西附近建立非洲第一个免耕农业中心（Center for No-Till Agriculture）。该中心不仅负责协调推广能够为自耕农带来最好收成的耕作技术研究，同时还服务于跨部门合作及农业综合企业发展。我们的基金会将与美国主要公司以及加纳的当地组织合作，在中心展示保护性农业的设备设施，也许以后会囊括小型波纹碾子，以及适用于小农户的耕作系统。农民可以来中心参观，了解保护性农业，如果想要购买这些设备，也有优惠政策。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农业综合企业发展，但支持手段要从以需求为导向的方式转变为慈善方式，并利用慈善基金刺激私营市场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心的外联活动和科菲的用心领导能够使中心首先闻名于加纳，随后是西非，最后是整个非洲大陆。

科菲同时想启发下一代青年。科菲的儿子夸杜沃·安蓬萨（Kwadwo Amponsah）毕业于库马西的恩克鲁玛科技大学，专业是经济学。毕业后，他与父亲一道从事我们的项目研究。科菲在最近的一次邮件中写道：“我希望能让他继续进修关于免耕农业的社会经济学，使我们这个二人团队（科菲和夸杜沃）更加坚实，能够在加纳甚至整个非洲的免耕农业研究上不断取得成功。”谈到他父亲时，夸杜沃告诉在加纳工作的一位基金会成员：“我的父亲工作十分努力，工作时绝对不允许开玩笑。他很有时间观念，按计划行事。我父亲的耕作方式十分吸引我——但很多人的务农方法却让年轻人望而却步。”

科菲·博阿是一位致力于保护性农业、勤勉工作的英雄，而且他心地善良，加油科菲！

[8]　剥玉米皮的乡巴佬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居民的绰号。——译者注

故事36 当地购买计划

有时，一段开场白就可能毁了你一天的好心情。在务农方面，这句话或许是“你知不知道，今天应该把拖拉机零件准备好”，又或许是“你知不知道，这雨应该到星期五再下”。而在基金会，这句毁人心情的开场白通常出现在电邮或信件的开头：“一项无成本延期请求获批准”（“无成本延期”意味着接受资助方还没有花钱，所以他们申请更多的时间，而不是钱，来完成项目。）

几年前，我曾收到一封来自某个非政府组织的电子邮件，当时我们正给予该组织在南苏丹的一个钻井项目支持。起初，我们的投资计划似乎进行顺利。但在邮件中我得知，这个项目无法按时完工了，项目负责人希望改变一下原来的项目条款，以下是他列出的一长串原因中的一部分：

在政治竞选期间，他根本没法让员工聚精会神地工作。

在大选后的庆祝活动期间，亦是如此。

他低估了人力成本，因此在招工时困难重重。

同时，他也不曾预料到当地原材料的价格会如此飙升。

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流动率很高，而招聘流程和其他的审批过程比预想的要慢。

员工中有战后心理焦虑的现象产生。

周边区域武装冲突时有发生，这使得每个人都焦躁不安。

非季节性降雨造成了洪水，路面无法正常通行。

洪水还导致一些机场跑道无法使用。

机械设备的马力也不足以完成正常工作。

设备损坏，但拿到零件修理还需6个月时间。

原因这么多，居然没有一条是“一只狗啃烂了文件”，我很是诧异。

原本期待信息更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令人咬牙切齿的结果，这种“惊喜”让我愤怒至极。这些发展组织到底能不能学着事先预估挑战，再做出现实的规划呢？通常来说，这些以失败告终的项目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于冗杂。一个国家的局势越脆弱、越不稳定，它的道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就越薄弱，同时，就越需要一个简明清晰的计划来指导工作。非政府组织有时会回应说，环境太困难，遇到挫折在所难免。好吧，这就是重点了，当我说一个“简明”的计划，我指的不是“简单”的计划，而是一份抗打击能力稍强的计划，一份能够预见问题的计划，计划里要有备用方案，以备不时之需，要知道，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回复道：“现在大多数人做的工作，能得到的最好评价顶多是不合格，最差简直就是完败。这并不是在批评你或谴责你，只是看到这么多项目一个个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我只能做此反应。如果这些都是一桩桩生意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破产吧！”

不过，有时候突然出现的一个惊喜也会让我微笑，令刚刚的咬牙切齿转变为会心一笑，有时，我甚至会笑得合不拢嘴。

洪都拉斯人民的美好明天

2012年10月，我曾收到一封来自洪都拉斯共和国总统波菲里奥·洛沃·索萨的来信。在信中，总统邀请我与他共同参观当地一个叫作“以购买促进进步”（简称P4P）的全球试点项目，这一项目隶属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07年项目启动时也得到了我们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这四个中美洲国家支持了这一项目的开展，我本人也曾多次访问视察这些项目的进度。

而下面这段“汇报”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令人激动不已的文字了，重点是它还出自一位国家元首之笔：“学校供餐计划中的多数粮食现在都来自参与‘以购买促进进步’项目的农民。”总统写道，“人们认为这项计划是目前政府实施的最成功的计划之一，覆盖了国内2万所学校中85%的学龄儿童……我国政府充分了解发展农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因为唯有如此，洪都拉斯人民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在洪都拉斯，有1/3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1美元，成功与励志的故事并不多，因此人们绝不会将之视为理所应当发生的事情。面对数量庞大的自给农民，总统对于农业必要性的认可显得至关重要。然而，信件背后不仅仅只是关于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而更是强调了一种被称为“催化资金”的慈善投资方式的地位，这种全新的资金模式能够带来优化、高效、可持续的进步。

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接壤，漫长的海岸线从中美洲东部边缘展开，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饱受盘旋于加勒比海域的暴风雨天气的侵蚀。洪都拉斯的出口收入主要来自农产品出口——其中包括水果、咖啡、蔗糖——但在1998年，飓风米奇（Mitch）对洪都拉斯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摧毁了当地70%的交通系统和庄稼。飓风和长时间持续的暴雨天气不仅对农业有不良影响，还会阻断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持续的干旱也威胁着住在洪都拉斯南部和西部地区弱势群体的食物和营养安全。在这些地区，自给农民数量巨大，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然而，频发的旱灾导致很多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因此，农村地区的慢性营养不良症状比率高达48.5%。

加入“以购买促进进步”的行列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合作伙伴网络来执行“以购买促进进步”项目。在洪都拉斯，其主要的合作伙伴是政府。项目是粮食援助项目的一部分，但它绝不是仅仅通过发放一袋袋的粮食或种子来行善，而是帮助小农户开展一些正常的农事活动——稳固生产环节和市场准入制度，这些农事活动是美国农业中最普通的部分。阿富汗的价值链开发告诉我们，市场不是自动形成的。市场不会因为农民有粮食剩余而奇迹般的自己出现。在洪都拉斯乃至全球，常年处在粮食危机边缘的小农户，永远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剩余粮食可以拿去买卖。即便有剩余，他们往往也很难将之及时拿到市场换取报酬。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旨在解决由战争、旱灾、洪水和暴风雨天气带来的粮食危机，这种危机与气候变化、日益紧缩的粮食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息息相关。为了缓解这一严重问题，粮食计划署每年都购买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物资，这些物资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受灾地区的农民，以反哺当地需求，这的确是一支庞大的购买队伍。而“以购买促进进步”项目也很有创意地利用了世界粮食总署的网络，为小农户们创造了一个稳定且值得信赖的市场。这一项目并没有用发达国家的捐款购买发达国家的粮食和大宗货物，再跋山涉水运送到急需物资的地区，而是分了两步走，它利用资金从本身就在苦苦挣扎的当地小农户手中购买援助，进而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这虽不一定“更简单”，却十分“简明”，并且在我看来，这将会更富有成效。因为这样的方式不仅满足了学龄儿童等人群对于粮食的迫切需求，而且也通过稳定而强劲的购买保证了国内粮食的流通，激励当地小农户继续高效务农。

20世纪90年代，前世界粮食计划署行政官员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在非洲开启了“以购买促进进步”项目的早期推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来说，市场的无效性体现在没有买家，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数，买家会为了低成本而索要低价，”他指出，“农民必须直接与市场相关联。”

之前，我提到过货币化的问题。有时，一个国家得到的援助与它的需求并不匹配。举个例子，好比美国有足够的玉米可以用来援助，但受资助地区最为急需的并非玉米，它也许需要另一种谷物，或者是需要用来偿付租金的一笔款项，以保证非政府组织办公室的运营或货车、燃料的使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来自美国实物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当地售卖剩余的救援物资，以满足他用。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在当地市场上倾销剩余谷物会造成当地农民售卖谷物单价的下降。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原本他们接受非政府组织的训练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但如果某个组织在自由市场上售卖粮食，很有可能会破坏农民的收益。如果救援粮食最终不能到达正在忍饥挨饿的人民手中，那么为什么还要提供救援？假设考虑到航运的高成本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接援助资金，让非政府组织购买所在地区真正需要的物资，从而从根本上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小农户呢？

以前，欧洲人就意识到了货币化的弊端。（华盛顿的政客们，你们听到了吗？）当货币化现象真正出现的时候，欧洲一些国家的农作物生产经常出现盈余，欧洲援助计划署就以资金的形式援助这些国家，并授权非政府组织将援助资金用于购买当地的粮食，发放给饥饿人口。

2013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为75个国家的9 000多万人口提供了粮食援助，很多都是通过在当地购买来实现的。（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得到足够的直接援助资金，于是计划署派遣当时的联合国应急官员戴维·史蒂文森至乌干达当地采购粮食，用以缓解由内战与种族清洗导致的卢旺达危机。他的职责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用于帮助流离失所的卢旺达人民和从南苏丹逃离到乌干达的难民。然而合同常常得不到履行，这让他很是受挫。当地粮食商在重重压力之下，有时会同意为计划署提供粮食，却不愿运送。这也许是由于气候或质量问题，但有时也是因为农民们并不懂得理解、尊重合同。当市场波动或其他突发事件让农民们能开出更高的单价，或者计划署付款的速度又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会“单方售卖”粮食，使计划署落入“弹尽粮绝”的境地，难民们也难得温饱。虽然戴维曾经表示“这的确是个令人称赞的想法”，但它很难付诸实践，因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本没有缜密研究其计划。于是，他开始着手找出一些改进的方法。

作为一个当地采购官员，戴维在乌干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科特迪瓦等非洲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脚印。1998年，他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至阿比让，开启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西非的地区性采购项目，旨在推进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他一直追求利用可靠的方式来采购当地粮食，再逐渐将世界粮食计划署分配的援助份额越来越多地转化成当地购买。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将学校供餐计划的粮食采购和小农户联系起来，使项目运营更稳定，基础设施更完善。2004年，戴维接管了这一项目在赞比亚的运行，由戴维所领导的这一项目，加上世界粮食计划署其他员工的一起努力，奠定了后来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有创意的项目的基础。

三年之后，分水岭逐渐显现。当时，美国国务院经济商务农业事务处前副秘书长乔塞特·希兰（Josette Sheeran）女士开始接管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我当时是计划署的反饥饿大使，常常要和她共事。就在那时，我发现她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到2007年底，计划署已将地方购买支出增加到几亿美元，之后，乔塞特意识到，同样一笔资金也许能支持我们做更多善事，同时为农民开辟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

之后，不同支流终于汇集到一处。2007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赞比亚遇到了戴维。他时任项目指导，曾有一次，当我倚靠在塞斯纳飞机上拍照时，他一直紧紧抓住绕在我腰间的绳索，保证我的安全。当时的赞比亚刚经历了旱涝周期，又遭虫患侵扰以及迁徙动物入侵。戴维试图通过提升动物栖息地边界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用合法、高效的方式解决偷猎问题。计划署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创立了一个新的项目，该项目旨在缓解那些交出了枪和设陷阱的装置的偷猎者和他人的冲突，以食物作为他们的工作报酬，再对他们进行粮食生产方面的培训。

赞比亚最臭名昭著的4个偷猎者（主要偷猎大象和犀牛）放下了他们的猎枪和陷阱装置，开始为食物而工作，并承诺学习保护性耕种。（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我认为戴维极富创新意识，又能将想法付诸实践。他一直乐于汲取在当地工作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他很清楚，计划署想要扩展其在当地的购买项目，但同时又担忧很难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进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曾考虑将一个提议和各国的学校供餐计划联系起来，以开辟一个稳定的市场。但是戴维认为，计划署应该更加深思熟虑，立足长远，找准项目的潜在买家。

这一点让我获益良多。于是，我们的基金会开出了第一张支持“以购买促进进步”项目的支票，附带条件是让戴维本人来做项目领导人。最终，超过1 200万美元的资金被用来建立该项目在罗马的办事处，同时在7国开设了综合项目。戴维也成为这一项目的协调者和计划署政治及战略分支的负责人。

我曾和比尔·盖茨、微软公司的杰夫·雷克斯（Jeff Raikes）、乔塞特·希兰在奥马哈会面，之后，盖茨基金会承诺提供6 200万美元支持P4P项目，与此同时，比利时政府也参与其中。我们开始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苏丹和中美洲一些国家，例如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等地开始该项目的运行。同时，有了盖茨基金会与比利时政府的支持，该项目最终在21个国家开展起来。

稳固生产商

P4P项目在开发阶段遇到了又一波折，当时是2007年，我正在墨西哥。孟山都公司可持续发展与公司事务部执行副总裁杰里·斯坦纳（Jerry Steiner）先生邀请我视察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与恰帕斯州的“教育项目”（Educampo Project）。这一项目由名为“发现”（Fundar）的基金会管理运行，在孟山都和另外几家私营企业的帮助下，它集合了1 500名农民，将他们分为131个小组，在农作技能及“社交领域”进行深度培训，重点放在例如谈判技巧、赊购以及购买粮食保险等农务商业要素上。项目成果一鸣惊人——在第一年，恰帕斯州参与培训的农民不仅得到了3倍的粮食产量增长，收入也随之增加，同时，农民们也会回馈“发现”基金会，从而保证项目的进一步扩大。贫穷地区取得的辉煌成就令我印象深刻。农民们一直勤恳劳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第一次雇用了6名工人，随之而来的生产力提升也推动了整个社区的进步。“在接触这个项目之前，‘经济’两个字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字典中。”恰帕斯的一位农民曾对我说。

P4P项目最初的计划是关于购买农民生产的产品的，然而，这个初衷并没有解决他们在农作技能方面的欠缺，也没有保证他们的产品能在之后一直保持稳定。我们与乔塞特·希兰以及戴维会面，讨论这样一个瓶颈问题：倘若要实行P4P项目，我们便需要培养农民的加工技能，这样一来才能符合生产规范。在墨西哥的观察让我知道，培训绝对是一种有效的投资。

可持续性规划是催化基金的本质。假如由你来分发种子和肥料，当你离开时，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是，它们被用完就没有了。这跟在潮汐到来时，堆好的沙堡立马消失不见是一个道理。然而，如果你将之联系到市场，再教授农民们在遵守信用和法律条款的前提下拟定合同，这就是“授之以渔”——购买自己的产品，有效管理自己的事务，活跃在未来的市场中。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在洪都拉斯，有像卢克雷西亚· 桑托斯·加佳林多（Lucrecia Santos Galindo）一样的16位农民，她们是点亮生活生产协会（Light and Life Production Associative）这个农民组织的女性农民。根据一项P4P项目的报告，卢克雷西亚·桑托斯和她的同伴们会参加每周一次在田地中举办的讲学，在农业技能、合理使用设备以及示范区实践等方面加以培训。“这个项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前，我们的产量只有每公顷8~10袋粮食，现在提高到了每公顷35~40袋，”卢克雷西亚对P4P小组讲道，“多亏了培训中我们得到的支持，才让我们今天能够使用各种设备生产出高质量的种子。并且，现在我可以自己定价了！我十分了解自己生产的作物质量，也知道别人骗不了我。”在卢克雷西亚所在的洪都拉斯北部地区，有超过2 500个小农户因该项目获益颇多。[9]

现在，乔塞特·希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副主席，戴维·史蒂文森也成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某个分部的理事长，但P4P项目依然在发展壮大。全球粮食计划署现任署长埃瑟林·库赞（Ertharin Cousin）最近告知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P4P项目提高了农村家庭的营养摄取量，同时降低了粮食援助项目的成本。”在试验阶段结束后，这一项目会继续在2014年被推进，对于这一点我们十分乐观。该项目已经帮助了来自21个国家的50万农民，并一直致力于为无法保证粮食安全地区的人们送去健康、急需的粮食。在坦桑尼亚，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计划署购买该国粮食储备局从本国小农户手中买来的20万吨玉米。这一协议为坦桑尼亚小农户确保了一个更可靠、公正的粮食市场，计划署也能将购入的粮食用来援助肯尼亚、索马里和南苏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难民。

对于世界的发展而言，任何进步都来之不易。某个非政府组织的一位故友经常提醒我，“事实上，霍华德，这就跟造火箭一样难。”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比造火箭更难，因为一些造成计划失败的因素出人意料，它可能是一群不守规矩的大象，也可能是被“大选后的庆祝”影响的工作人员。然而，P4P项目仍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依靠信念坚定的人，用正确的方式来改进援助的手段。各国政府对于该项目来说也十分关键，它们也广泛参与了对洪都拉斯农业与饥饿人群的有效投资。这个项目的开启、执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我们遇到了洪灾、大选庆典或经理工作的重新调配，我们的理念也没有放弃，反而历久弥坚。面对特定的文化、环境、资源基础和需求，有智慧的人会主动调整，积极适应。

[9]　很多针对中美洲米奇飓风灾后破坏的研究表明，在使用了覆盖作物和免耕法这样的保护性农耕技术的地方，土壤的破坏更少，水土流失更少，表层土壤更多。所以P4P项目正在传授的技术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民的生计之本，使得他们的土壤少受未来风暴的影响。

故事37 急需的数据

“如果你每天都能饱餐，那么也许你应该想想那些食不果腹的人。”

这句话出自我的好朋友伊娃·朗格利亚（Eva Longoria）之口，很简单，却说得很好。作为好莱坞著名演员的她，也是一位慈善家。我俩的一个共同朋友知道我们都非常关心那些没有粮食保障的人们的处境，于是介绍我们认识彼此。伊娃来迪凯特拜访过我们，并尝试着收割玉米。（她坐在联合收割机里对我说，“这比《绝望主妇》里的场景更炫！”）然而，当我们谈及现在的美国人很容易忽视存在于我们周围的饥饿问题时，伊娃说道：“眼不见，心不烦。”现在，我们正在合作开启一项试点工程，试图帮助提升伊娃出生的州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伊娃的童年在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度过。作为家里四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很懂得使用各种方法维持收支平衡。为了念完大学，伊娃做过不同的兼职，比如在快餐店里做汉堡包和当健美操老师。不过她说，她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饥饿这个问题，因为朗格利亚一家人从不担心下一餐饭吃什么。伊娃的母亲是一名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父亲则在当地的军事基地工作，在家时，父亲会自己种植一些蔬菜瓜果，自给自足。“我们家从不让孩子们吃快餐，”伊娃解释道，“我们自己在家种各种新鲜蔬果，比如西瓜、南瓜、草莓等等。南瓜吃得太多了，导致我现在非常讨厌它。我们还会直接从地里摘胡萝卜，冲洗干净后在裤子上蹭干就放进嘴里吃。”

如今，在得克萨斯州南部的这座城市，大约有91 000人粮食没有保障。科珀斯克里斯蒂的粮食银行每周帮助大约19 000人。总体来说，得州人每餐饭的平均成本是美国各州中最低的（每餐2.37美元）。然而，得州仍有460万人口——其中180万是儿童——得不到粮食保障，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下一餐从何而来。这些人占得州总人口的18.5%，约为1/5。和我一样，伊娃说，之前她并不清楚美国饥饿人群所覆盖范围之广，直到后来她有过几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后，才慢慢了解饥饿问题的隐蔽性。

几年前，伊娃的几个朋友和同事邀请她共同制作一部探讨移民农工家庭的纪录片。2010年，这部名为《丰收：喂饱美国的那些孩子的故事》（The Harvest/La Cosecha: The Story of the Children Who Feed America）的影片在得克萨斯州、密歇根州与佛罗里达州取景拍摄，参与拍摄的几个移民家庭每天辛苦收割上百磅粮食，然而自己却经常食不果腹。伊娃说：“我们跟踪拍摄时，有次和一位移民家庭的母亲一起去超市，当她发现超市价格栏中标明一个土豆1.29美元时告诉我们，她昨天采摘了一整桶土豆，得到了1美元报酬。讽刺的是，她怎么也无法理解，靠自己每天采摘土豆得来的微薄工资居然付不起一个‘昂贵’的超市土豆！”这户家庭不仅要采摘，而且还要包装这些新鲜而富有营养的水果蔬菜，但这一整天的工作下来，家人们还是不得不靠着廉价、没营养又高脂肪、高糖类的食物度日。“看到这一切，了解到我们的日常食物究竟来自何处时，我真的感到痛心疾首。那些食物不是来自某个商店体面的生产部，而是出自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手。”伊娃感叹道。

清晰认识

迄今为止，很多国家、地方政府官员和粮食银行本身对他们所在地区和社会的饥饿问题也不见得有个清晰的认识。就连我自己得知科珀斯克里斯蒂这些饥饿数据，也是来自“供养美国”（Feeding America）组织的最新在线数据库，这一组织得到了我们基金会的支持。在2011年刚引入时，这一被称为“食物差距地图”（Map the Meal Gap）的项目是一个想法创新、大型而又简单的项目，旨在帮助不同组织通过创新、高效的方式来缓解威胁美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现在，只要你身在美国，就可以用任何一台电脑，或任何一部智能手机，在几分钟之内查到我在上文提到的得州粮食安全数据，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全美任一市县的数据。[10]为了方便当地领导以及各级官员能够得到更清晰的认识，你也可以通过国会选区搜索查询这些数据。通过这一方式，你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了解你生活的社区中得不到粮食安全保障的人数、这一问题在儿童中的比例，以及你所在州的平均餐费支出。同时，你还能了解在家庭收入符合条件的儿童中，真正因粮食安全问题而接收营养援助计划的比例（即他们的家庭收入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185%）。

为什么这条信息显得如此举足轻重呢？我们都知道，在庇护所居住的通常是穷人、流浪汉和困难家庭，但我们似乎低估了没有粮食安全保障者的数量，他们可能在一个月内好多天都无法饱餐。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群体实际上是有住处的。比如说，表面上你看不出一些老人在忍受贫穷及种种困难，但事实上，他们每天都必须在药物与食物两者之间艰难抉择；表面上，有些儿童一年转学两三次，但你不知道的是，这是因为他们父母失业，抑或丧失了房屋的抵押赎回权，而不得不从亲戚家私人车道上不常使用的车里搬到另一个亲戚家的沙发上以勉强度日——于是，学校里热腾腾的那顿午饭便是他们每天唯一完整而有营养的一餐饭了。

从这个数据库中得到的信息有时候非常震撼人心。以马里兰州为例，在2010年，马里兰州居民年平均收入7万美元，远远高于美国国民4.9万美元的年平均收入，是美国中等收入排名第一的州。然而，尽管马里兰州整体状况很好，但“食物差距地图”却显示，2010年，有70万马里兰人民的粮食没有保障，这些人一年下来总计少吃了1.25亿餐饭。有时，选举上台的官员们并不清楚他们选民中粮食得不到保障这一问题——有时，他们主观上也不想了解。然而，类似于“食物差距地图”的工具可以及时矫正官员们如鸵鸟一般“遇事便将头埋进沙子”的做法。我很欣赏这一项目的高透明度，小到要完成报告的小学生，大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学家，任何人都可以在线使用这一工具。

最近，鉴于改革移民政策的呼声四起，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美国农场工人的贫穷及粮食保障问题。2010年，我们基金会在亚利桑那州购买了一块土地用作研究，当时，该州正焦头烂额地应对由于外交辞令对移民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农场主逐渐发现，雇用足够的劳力来收割庄稼越来越困难了，其实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亚利桑那州存在，在美国各州都是如此。美国人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又拒那些愿意辛勤工作的农场劳工于千里之外，要知道其实雇用他们既能资助他们的家庭，又能推动国内农业发展，为粮食保障与安全事业做出贡献。

在我们这种反复无常的政治环境下，我并不知道如何解决现在大家热议的移民问题，但是现如今，在美国的农业社会还存在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那就是，没有移民，劳工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县一方面进入了美国农产品销量前5名，另一方面却又位居美国粮食不安全率榜单的前10%。它们就是默塞德和弗雷斯诺，加州中谷地区的两个县。这一地区的农业和我所在的盛产玉米、大豆和小麦的伊利诺伊州完全不同。在伊利诺伊州，使用现代化设备，几个工人就可以完成几百英亩面积的耕作，但加州的高附加值特色谷物显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蔬菜、坚果和水果通常需要手工耕种，这也就意味着，在土地面积大小相同的前提下，加州需要的季节工人数比伊利诺伊州的多上几百个。正如伊娃的电影指出的那样，这些工人对于美国农场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他们却生活艰难，孩子们也不得不承受这一切。在丰收季节，他们必须从一地奔赴另一地，孩子们就必须频繁转学，因而很多孩子甚至都没能读完高中。但即使这些工人们每天从早到晚采摘处理成百上千吨的新鲜蔬果，他们还是买不起这些食物。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农场工人每天摄取的是脂肪含量过高的食品，很少能食用蔬菜和水果。

饥饿的转折点

“食物差距地图”这样的信息工具帮助每一个关心饥饿问题的人获取信息，了解他们所在社区的饥饿问题现状。这个工具的精髓在于它的简洁易用。这有赖于在幕后辛勤付出的整理数据的人员和计算机专业人员，是他们让我们的数据变得容易获取。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一工具是为美国国内最重要的救济饥饿的慈善团体——“供养美国”而设计的。在2009年，“供养美国”网络中的几个粮食银行曾试图合作绘制一副饥荒地图。一方面，由于这些机构每天都在社区工作，清楚了解各地对粮食的需求，因此拥有最准确的第一手信息。然而，当他们真正开始输入数据时，才发现这些过时的数据往往既不完整，又很难在地区间实现关联。有些贫困数据被用作粮食不安全的数据记录下来，因此精确性令人质疑。当某些地区平均一餐饭的开销是另外地区的2倍时，生活在物价高地区的人们便陷入了更悲惨的境地。“没有粮食保障的人口中，超过一半以上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上，”“供养美国”营养研究中心副总裁伊莱恩·韦克斯曼（Elaine Waxman）说道。在“食物差距地图”编制完成后，明尼苏达州也慢慢发现：该州内一半以上没有粮食保障的人口都不具备获得联邦营养项目补助的条件，因此，他们只能通过紧急粮食计划慈善项目来满足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也不是所有在贫困线以下生活的人们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反而，有些低收入人群通过与农场或农场家庭建立关系，拥有一些内部资源获取食物。

“供养美国”集结了一支顾问小组，他们联系了美国粮食安全方面的权威经济学家克雷格·冈德森（Craig Gundersen）。他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农业、消费与环境科学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贫困、粮食安全问题、贫民粮票、老年人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压力、粮食危机和未成年人肥胖问题的关系。他一直花费大量时间研读各种数据，并建立变量方程式来研究以上问题。“粮食银行一直希望我能够提供更多本土化的信息。”冈德森博士说，并且有时顾问小组在应对粮荒组织救援时还能碰到很多令人惊诧的情况，比如说，在2008年经济危机动荡时期时，粮食危机发生率比地方组织估计的数据高出3倍之多。

“最直接的成果便是这一项目快速推进了宣传工作的进度，”伊莱恩·韦克斯曼说道，“人们在谈起饥饿和营养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总是谈起这个项目。粮食银行在绘制活动地图方面创意层出不穷，确保它们的‘背包行动’（一项关于倡导学龄儿童在放学或暑期期间用背包将食物带回家的活动）一定是在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实行。“食物差距地图”则可以帮你发现这些地点在哪里。”除此之外，数据库还有其他用途，例如为林林总总的研究提供人口数据，在最近的“供养美国”试点项目中，该数据对研究粮食危机与肥胖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作用。

从广义层面看，“食物差距地图”改进了“供养美国”项目，令其更科学地达到目标。该项目交流与开发首席执行官毛拉·达利（Maura Daly）说：“过去，我们曾统计过接受援助的人数，但事实证明，用这个方法我们无法得出精确的数据。而如今，我们知道粮食被运往何处，从而更好地在县一级层面上测量其粮食危机的程度。因此，现在它已然成为各地区粮荒救援组织评估自身阶段性成果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多亏了这一工具，它让我们知道，在得州好几个县中，约有50%的儿童面临粮荒问题。伊娃也有强烈意愿，希望能尽可能给予他们支持：“我认为这些家庭的主要生计来源依赖于女性，他们掌握了家庭内部多数的选择。但25%的拉美女性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三个中就有一个啊！”我们与伊娃·朗格利亚基金会（Eva Longoria Foundation）以及非营利组织美国安信永（Accion USA）一道，建立了一个小额信贷项目，将资金借贷给低收入的拉美女性。利用“食物差距地图”，我们便能够瞄准遭受粮食危机最严重的地区。美国安信永已保证为得州各行各业的小企业主提供小型贷款，使得他们在饼屋、个人护理及花店的生意蒸蒸日上。而有资格得到援助金的女性，可以申请500~25 000美元不等的贷款金额，还能得到财务及创业知识培训，我们会把他们称为“巴菲特·朗格利亚企业家”。每6个月，我们都会进行一次细致入微的项目分析，确保其运行顺利。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跟踪分析每一个参与者在项目开展后的改善、变化情况。

我是一个农民，冈德森博士尽心尽力计算的各种方程和关联不是我擅长的，但我从心底感谢这些高价值的数据信息，不论这样的数据是天气预报、更深入的人口统计，还是一个地区饥饿问题的本质和范围。曾经模糊的问题，如今轻触键盘便能在网上知晓答案，毫无疑问，这种创新方式一定会有长足发展。

粮食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可能很复杂。在这张图里，伊娃·朗格利亚操作我们伊利诺伊州农场的联合收割机来收割玉米，了解了大规模的谷物生产。通过使用“食物差距地图”的数据，我们和伊娃的基金会合作，共同应对美国的饥饿问题。（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10]　你可以通过www.40Chances.com/NMG使用“供养美国”的“食物差距地图”工具来查找。

故事38 一张纸的力量

居住在尼加拉瓜马塔加尔帕省埃斯基普拉斯市一个小社区的何塞·马丁（José Martín）今年36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位农民。从小，在父母的农场，他们就教育何塞，通过土地劳作也能获得成功，但比起花钱租地种庄稼，他一直梦想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来耕作。

很多当地的自给农业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梦，但这个梦似乎一直都遥不可及。在尼加拉瓜，如果想获得合法土地所有权，政府会要求地主雇用律师，律师通过展示土地销售文件，或是让邻居提供宣誓书来证明这户人家在这块土地上已经耕种多年，如此一来才能证明土地属于该农场主。通常，完成这一流程加上雇用律师的费用高达2 000美元。

2004年，何塞靠种植大豆赚了一大笔钱，于是从邻居那儿买了1曼札纳（相当于1.7公顷）土地。虽然得到了土地文书及律师撰写的买卖合同，但他并没有登记公示。后来，他发现缺少这张登记的文件，意味着他再也无须交付租金，但现任农场主也有权收回土地。何塞说：“我知道购买土地的一纸文件值不了多少钱，但没有它，我又有些不安。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做事，第一是因为我不知道可以去哪儿，第二则是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他们（在直辖市的那些人）告诉我说这将十分昂贵。”

全世界想要获得土地证书的农民都会面对这样的矛盾。很多人和何塞一样，勤劳质朴、决心坚定，却不得不和复杂，有时候甚至是腐败的官僚体制打交道，被弄得很是头疼。不过好消息是，有一些组织正在寻求各种方法帮助这些小农场主进行证书申请过程的操作，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自豪感和安全感。

我们与中美洲的天主教救济会共同合作，开展一项被称为“农业营养”（Agriculture for Nutrition，简称A4N）的工作。我对这种新模式的未来充满希望。“农业营养”主要致力于培养小农户的商业技能、市场聚焦及财务知识，以帮助他们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取得成功。它同时教授农民们可持续应用的农业技巧，除此之外，也培养他们对基础结构资产存取、借贷及投资的能力。

A4N由马塔加尔帕的博爱教区（Diocesan Caritas）运营，在2009年，A4N被扩展到何塞·马丁所在的地区，还举办了培训班，来提高农民的务农技巧和知识。基于培训时的推荐，何塞将作物范围扩大，选择了几种可售卖的蔬菜。但是一说到投资果树土壤和其他长期的改善工作，以便更好地保护土壤的时候，他就犹豫不决，因为他清楚，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失去所有财产。“我甚至都从没在我的土地周围围上篱笆呢。”他说。事实上，如果为农场种植覆盖作物或是添加灌溉系统的话，这种投资只会让原农场主更加想要重新得到土地。

但在2010年5月，“农业营养”进行了一次具体的评估，之后便得出了精确结论：在尼加拉瓜的2 500名项目参与者中，有超过1 500人都没有合法的农场证书。于是，项目进行的第一项援助，便是为何塞·马丁以及其他1 376名农民开启了一场全面的土地合法化之旅。该组织与当地政府合作，降低土地合法化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帮助农民达到合法化要求。到2011年9月底，马丁先生终于成为农场的正式主人。

尼加拉瓜村的农民越来越可能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对他们的土地进行投资，从而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更多稳定的收入和保障。（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现在，地产登记在册了。虽然面积不大，但何塞·马丁认为已经足够。如其所愿，他能够改造这片土地，更换得力的供水系统，多种些覆盖作物，最大限度地利用A4N及其他项目的优势。何塞·马丁告诉天主教救济会，加入A4N让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以改善。“我甚至学会如何与家人培养良好的关系，理解、重视我的权利与义务。A4N的确在很多农耕方面帮助了我们，但地产合法化更加重要。起初，我从未期待实现这一梦想，因为在之前，即使是中央或市级政府，也从未有过任何人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天主教救济会曾发给我一份报告，详细讲述了何塞的经历，但我曾亲眼见过当农民拿到土地产权证时，眼里流露出希望的光芒。在2011年秋天，我曾去过瓜苏亚卡的尼加拉瓜村，为一个新建的玉米大豆储存加工中心举行落成典礼——这个中心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个无价之宝。我们到达中心后不久，我看到它附近有个木头盖起来的厕所，于是就进去解决内急。一个当地人没有意识到我在里面，于是开始往这个厕所还没最后完工的一面墙上钉钉子。我叫道：“嗨，你应该敲门给我提个醒啊！”等我出去时，大家都笑了。

访问从始至终，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社区的正能量和乐观情绪，但最令我感到开心的，还是与一群群农民的会面，他们都穿上了自己最得体的衣服。有一群可爱的农民是拿着他们的土地产权证书走过来的，并十分自豪地向我展示。一个身材高瘦的农民向我展示了他的证书，并说他有很多孩子，因此这张证书对他的家庭来说异常重要。他双眼泛着泪光，情绪激动，以至于最后当地的天主教救济会工作人员不得不安抚他的情绪，译员没有继续翻译下去。这位农民坚信，是上帝让奇迹发生的。之后，天主教救济会的工作人员对我解释说，这座村庄中大概有30%的农民认为他们已获得合法证书，但A4N小组调查显示，这一比例实际上低于10%。这些人起初十分恐惧，因此A4N帮助他们得到的证书算是让他们如释重负。现在，他们对于土地及改善利用土地的投资能永久地使家庭受益。

在另一个村庄，天主教救济会让我亲自为农民颁发土地授权证书。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凡震撼的体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兴奋与骄傲。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我觉得那天拿到了土地产权证的人，走出去的时候腰板都挺直了。

我人生中最满足的时刻之一，就是当尼加拉瓜村一群群的村民向我展示他们的土地授权证书的时候。（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拥有土地所有权同时意味着产出、收入甚至毕业率的提高

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农民们并没有何塞他们那样开心。非政府组织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一直致力于研究1981年后的土地改革问题，根据他们的调查，全球75%的贫困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是基本资产，也是收入、保障、机遇及社会地位的根本来源。然而，有一半以上的农民，要么根本没有土地，要么对于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没有土地所有权。

曾任法学院教授的罗伊·普罗斯特曼（Roy Prosterman）创办了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其前身是1981年的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如今，该组织的项目已经在50个国家展开。从它搜集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土地所有权对于小农户来说至关重要。在参与调查研究的地区中，如果农民得到了安全的土地所有权，整个家庭收入会上升1.5倍，作物产量也会增加60%，此外，不动产投资及高中毕业率都会翻一番。

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农民土地所有制都是关键问题，然而每个地方的政治、法律、部落习俗以及农村管理实践都各不相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土地所有制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天主教救济会拉美加勒比地区农业及气候变化委员会高级顾问盖伊·伯比（Gaye Burpee）博士说：“中美洲每个国家针对获得土地所有权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由于之前常年战乱，如果我们把用在尼加拉瓜的方法放在危地马拉，那很有可能使那里的农民陷入险境，甚至导致暴力战争。”

虽然如此，在尼加拉瓜开展A4N项目的这次经历仍然激励着我，让我持续关注土地所有制，并为之努力，寻找更加适合当地现实的新方法。将一份合法的土地产权证颁发给一位辛勤的农民，并让他知道，这片土地从此归他所有，能够世代相传，这将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耀。

故事39 未来的农民

霍华德·W·巴菲特

在美国中心地带，钢制田地小屋在农场中随处可见。大多数都跟我们在内布拉斯加州农场的那两个一样，就像升级版本的车库一样，内部空间高、通风好，放有整齐排列的农具、链条、一盒盒零部件以及机油。有时，需要维修或者存放的拖拉机或其他农机设备也会停在水泥或碎石地面中央。唯一的“装饰”——如果可以称之为“装饰”的话——就是老旧的种子麻袋和从农林园艺用品店淘来的日历。冬季里，待在小屋中反而比站在室外要冷得多。

克雷·米切尔（Clay Mitchell）在艾奥瓦州东北部也拥有一个田地小屋，但它却更像是巫师的栖身之处——温暖舒适。储物架上整齐摆放的除了各种工具、零件、扳手、拖拉机部件及齿轮以外，还有路由器、电缆线和传感器。一只名叫司木吉的巨型爱尔兰狼犬在生长季帮助克雷管理鹿群，而当我在2013年1月去小屋时，总能看到它躺在舒适的窝里休憩。那儿还有一台施肥机，克雷和父亲曾为之设计了很多自定义元素，例如一个可微调施肥机排量及设定工作地点的断面控制和自主控制系统，如此一来，拖拉机及施肥机就能最大限度地由全球定位系统控制。

除此以外，他们还拥有一个非常干净的全自动浴室，我简直无法相信为什么我的4个姐妹在用过以后还会抱怨连连！那时洗手台上仍有一些圣诞节装饰物，上面还摆放着一个播放家庭成员及农场照片的电子相框，这一切给我的感觉就是，米切尔一家无时无刻不在欢迎着每位来到家的客人。在那儿做客的时候，我曾和一个附近农场的年轻女工交流过，她和克雷的父亲韦德曾一起维修过一个小型拖拉机的上盖。克雷说，韦德是当地很多年轻农工的师傅。“明年我就去艾奥瓦州了”，她告诉我，并且，她期望能在农业方面打拼出自己的天地。

在天花板处，一个4英尺高的美国迪尔公司生产的灯光指示器闪闪发光。那台比室外26华氏度高50多华氏度的工业级热水器正在工作。克雷与韦德在农场四周装配了成百上千个传感器，以便用程序指示这块“大天幕”显示出闪烁的图案和信息，说明热水器正在通水、某个肥料罐储量不够，需要有人来把它加满。这块“天幕”有些复古，但如果米切尔家的农场能登上《时代》周刊的话，标题肯定会是“未来农场”。

急需改变

已到不惑之年的克雷·米切尔是当今美国公认的最具进取心、最有创新意识的田地作物农场主。10年之前，他便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一个使用内置GPS农机设备的农民。米切尔家族的设备都很创新，这一点当然重要，但对我和我父亲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致力于保护土壤、充分发挥化学成分的作用，同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他们也为万千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克雷一直不知疲倦地倡导不整地栽培法及其他颇富价值的技术，同时，秉持着人生只有40次机遇的信条，他相信，将自己学到的内容通过讲授及传道的方式传播开来，其他农民也会随之受益。虽然对他而言，改变来得太慢，但是对我们而言，他的存在就象征着美国农业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米切尔家族的5代人一直勤勤恳恳地在距离锡达拉皮兹市一小时车程的地方经营着农场，该地位于艾奥瓦州白金汉小镇附近。克雷的曾曾祖父从爱尔兰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和家人开垦农田，维持生计。现在，克雷和他的叔父、父亲及兄弟们一起劳作。克雷言语不多，但为人热情。他摆满农机设备的小屋中还有一张书桌，2013年初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靠在书桌的一角，用笔记本电脑播放幻灯片，给我展示他在实验中获得的惊人发现。

2009年，他开始在农场4个地点的1 200株玉米上手动打上了条形码。之后，在整个生长季，他频繁地测量了多个变量，包括茎秆厚度、叶片数量、土地渗水力、肥料使用情况、光合作用等等。

其中一个目标便是测评“固定道耕作法”的效果，也就是反复行驶在固定道路上，通过在设备上安装宽轮来分散压力，从而减小土壤紧实度。土壤紧实度对于农耕十分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密度大、过于紧实的土壤会对幼苗破土而出造成困难，还会阻碍植物根部的生长，减慢吸收营养的脚步，妨碍植物吸收水分。所有这些都会减慢植物生长的速度，造成水分流失，最终减少收成。克雷搜集的数据表明，采用“固定道耕作法”耕种的田地与被重型窄轮器械耕种的田地相比，前者水分渗入量直线上升20倍。

这些数据吸引了我的注意：高效利用水资源才是真正通往未来农耕的重要一环。举个例子，我们基金会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农场一直存在水量配给的问题，水资源在未来只会变得更加珍稀和昂贵。

克雷和我曾有过讨论，发现土壤紧实度并不见得能够直接导致水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每种土壤类型的渗透率不同。一段时期中，降水量是否稳定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为稳定的降水能够使土壤柔软、提高水渗透率，但如果气候长期干旱，则会使土壤变得如水泥般坚硬。无论如何，土壤紧实度这个课题值得我们在更多地方进行深入研究，它不仅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能防止水土流失，避免侵蚀土壤、将化肥和杀虫剂带入河流或其他生态系统之中。

这一组数据让我很感兴趣，特别是看到这些持续不断的测量活动所消耗的时间和人力之后，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那天，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而克雷还有自己的全套杀虫剂喷洒效率情况心得想跟我们分享。他和父亲发明了一种机器，这种机器可以使用不同的喷口喷洒不同大小的液滴，以完美贴合植物树叶，防止散入空气中，形成抗药性的“亚致死”剂量。我又看了看时间，克雷显得有些懊恼。“好吧，我会说快点儿。”他说。不过紧接着，他便紧锁眉头，抬头看着我，一脸苦相。“哎，还是不行。解释这些东西，快不了。”

我笑了。克雷如此依照数据办事，善于分析，绝对不会投机取巧。

事实上，几年前，我们就听说过克雷。他曾致电我父亲，谈及保护性农耕法。克雷与妻子开车来到迪凯特，并与我父亲共进午餐，之后便受父亲之邀，考察了我们基金会在南非的农场。此外，克雷与我还共同参加了2012年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该论坛汇聚了很多知名的发言人、各国首脑和商界领袖。但和克雷交谈的那一两个小时，是我此行中最喜欢的部分。他一直尝试激励全球农民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务农，同时激励各国政府领导人起草政策，支持这一目标。但作为一个深受美国中西部农耕文化熏陶的第5代农民，他很清楚，想要让改变发生，困难重重。

正如我父亲之前写到的那样，美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风格独特。传统上，父辈会将自己的技艺和智慧传授给儿子。在近几十年中，虽然一些地方出现了整合，但是在很多地方，一些家族仍然世世代代在一片土地上耕种。农民们不仅受制于产品价格的供需法则，补贴政策的变动、不充分或丢失的数据、缺少科学支持都会影响他们的事业，也会阻碍其金钱上的成功。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农场价格有了不可思议的飙升。去拜访克雷的那天，我看到旁边一个农场卖出的价格为每英亩17 000美元。在艾奥瓦州，土地必须经过CSR评级——谷物适应性评级。在其他很多地方，这个土地产量能力的评级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评定出炉。问题在于，这种静态评级就好像“在售卖一辆年岁已高的老爷车，而它的评级却来自第一天开出福特汽车生产厂的状态”，克雷解释道。这样的测评并不能反映评级以后土壤是如何被对待的。而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售卖土地时只给出这个评级以描述土地质量，而闭口不谈其耕种情况，也是非常合理普遍的。克雷解释说，最近土地价格走高，不见得是因为它们生产力强。消费品价格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手中的钱比以前要多了，并且克雷也指出，“如果你一心想购入那块土地，做好准备，蓄势待发，而又有另外的买家也是这样想，那么土地开卖的时候，你肯定要一掷千金才能买下。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想开拖拉机也不容易

传统和同辈人之间的压力也影响着农民。我们这片地区农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与加州及美国南部种植水果、坚果、蔬菜的“色拉盘”式多样化农作物经营不同，中西部地区种植玉米、小麦及大豆的农民，在耕地、种植、施肥和收割时，一次只做一件事。你走出你的玉米地，看到别的农民在旁边的玉米地中劳作。也许你本来还在等待合适的天气来撒种，但当看到邻近田地中已经开始耕种，你便会格外焦躁不安，乱作一团，急急忙忙也开始撒种。如果他升级了中枢灌溉系统，你也会开始考虑自己是否要紧随其后。从前，农民们的竞争意识没有这么强，但由于现在租地之风盛行，又提倡通过高产量来突出表现，他们现在也不得不激烈竞争了。

想要秘密地进行农事活动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农业领域，创新的一个奇特元素就是当一个农民尝试一些新方法的时候，其他人口口相传。不论是在加油站、农用品商店，抑或是办理银行业务的队伍里，都有人会问起这个尝新的农民。这无疑会给他带来压力。邻居非议的神情可能会让他坐立不安。这会抑制你尝试新事物的念头，克雷说，因为一旦你开始了新做法，即便它不管用，你仍然会坚持，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做这件事。为了面子，农民可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东西。

然而，在克雷看来最有可能破坏科学农耕实践的，是我们没有完善的机制、健全的数据来表明，破坏土地资源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之前几天，我们一直开车围绕这片区域视察，当时，他曾指给我看一块类似波状丘陵的田地。“那家伙正在失去农田土壤呢，他在山坡底下挖了沟渠，最终土壤都会流失。”他指着流失的土壤说道。那个农民是在丰收季用传统的凿子慢慢挖开沟渠的，将谷物秸秆残留物斩断，将土壤整个翻过来，在接下来的整个冬季，让这片犁过的地休耕。这样的操作方式在美国大多数谷物农户中是常见的标准做法，但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使得土壤表面只是“看起来”整洁而已。“虽然腐蚀情况严重，土壤不断流失，但你把土翻过来，使得它‘看起来’仍不错，似乎是受到了农民的格外呵护。”“免耕法其实更加需要悉心呵护，”克雷强调，“对于农民来说，犁地可遮掩掉很多错误。如果田里长有杂草，他可以遮掩；如果土壤过于紧实，犁地也能让上层土壤松动。如果暴雨过后田里出现沟渠，他用尘土便能填满。但事实上，土壤正在退化，而他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可怕的代价。”

从另一方面看，保护性农耕要求农民将粮食作物的残根留在田地里，其腐烂分解后便可产生有机物质，同时也能加快覆盖作物的生长。覆盖作物对于固氮有所帮助，且在大雨大风天气中也能牢牢抓住泥土，不过它们通常都是低洼植物，使得田地看起来不太整齐、长满杂草。“犁地的讽刺之处就在于，你本来是想通过这种方法解决问题的，但做完后会发现问题更糟了。”克雷说，这就好像一个酒鬼一早起来宿醉，然后再喝一杯来解酒。它让你暂时忘却了烦恼，却助长了你的酒瘾。克雷有一张山坡农场的照片，在那里，一根直杵杵的电线杆限制了农民的耕作种植。更可怕的是，电线杆周围一大片土地现在比周围都高了4~5英尺。事实表明，随着农田面积的扩大，几千吨的表层土已从山上流失，可能流入了沟渠，还有一些可能最终进入了河流系统，一去不复返。据美国农业部估算，大自然大概要花至少100年的时间才能生成一英寸的表层土，克雷更同意很多农学家计算出的数字——其实需要500年。“就算是流失0.125英寸的表层土，都是一个巨大灾难，”克雷说，“但是这一切却在无人注意时悄然发生了。”

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用来评估水土流失的经济影响。你购买了种子和燃料后即刻得到一张发票，然而从大自然母亲那里得到的账单却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支付。（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克雷个人及其整个家族的历史使他形成了对于实践、创新的强烈意识。韦德也认为在年幼时，父母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十分重要。克雷说，他父亲在他弟弟盖伊4岁前（千真万确，不是录入错误）就已经教授了他足够的物理及数学知识，让他考取了业余无线电执照（ham radio license）。克雷也曾在哈佛大学深造，获得了生物医学工程学位，在兼顾学业的同时，他还将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大学生滑雪比赛中，然而他一直心系农业。在大三、大四两个学年，他自己在艾奥瓦州购买了200英亩田地。

克雷的背景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农民，但他对农业的热爱、对帮助农民提升技术方法水平的热情很有感染力。他说，当看到农民们做出改变的速度如此之慢时，他曾失望过；看到比起土地管理，农民们更看重产量的农业整合，他曾忧虑过。不过，米切尔一家的产量总比邻居家高出20%~30%，明显的数字差距连最固执的老派农民都会动摇，考虑是否应该改变自己的农耕方式。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变化还是来得有些慢。

从好的方面看，米切尔一家在田地小屋中接待了大批来访者，克雷说最近人都多得有些让人应接不暇了。但这是个好事，从美国迪尔公司到天宝导航公司（Trimble Navigation）的代表都来拜访，了解克雷和韦德的新创意，或者留下一些他们两人在新设计出炉时，可以用到的设备，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我们彼此都向对方敞开大门，开诚布公。如果我们成天担心知识产权之类的问题，可能几个月下来都会一事无成。我们只是跟他们说我们想做什么，他们也信任我们（不会把他们踢开，然后独自将某种设计商业化），我们在一周之内就能获得新的零部件或者某种务农设备。”他说，这不是比花6个月时间协商知识产权协议要快得多吗？

我们讨论了提升农耕质量的方法。这些天里，克雷在艾奥瓦州及旧金山湾区两头奔走，他和大学滑雪队的一名同窗合伙建立一家名为吊索资本（Fall Line Capital）的投资公司，正位于硅谷中心地区（“吊索”是下山最快的捷径）。这听起来似乎很有趣——在加州的高新技术中心地带居然出现了一家农田投资公司。克雷正在努力寻找全新的方法，利用市场杠杆，改变农耕实践。资金被用于一块克雷认为有潜力实现多产的田地，这一选择不是基于情感因素或数据测量，而出于土地质量及其能够良好回应土壤管理及保护性农耕技术的潜力。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趣又富有创意的方式。公司在硅谷的地区优势也让克雷及其合伙人能够时刻关注新兴技术，以应用到他们所需的地方，例如加州芒廷维尤一个公司的土壤采样技术，这一技术能够实时分析田地土壤质量。

土地所有权正在改变

有时候，规模小、简约、技术含量低的量变也能引起大的质变。克雷说，在他的资金投资中，他发现，合同中很难找到鼓励租赁土地的农民使用保护性技术的条款。合同的条款还很不标准。合同法在这一块还没有完善健全。在讨论中，我们谈到了我们基金会是否应该资助支持合同样本的准备，这一合同很有可能成为想要保护土地资源的农民的有力保障。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有很大比例的田地拥有者都是女性，她们大多是寡妇，不会自己耕种，而是将祖传田地出租给合同工。根据《成功农耕》（Successful Farming Magazine）杂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到，在未来20年中，将近70%的土地会转手，而其中75%的土地会被转移至女性手中。考虑到新一代的农场主并不会太多参与农事活动，应该也不会太精通农业合同或保护性农耕原则的拟定。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有一个关注土地管理及保护标准合同的推广组织，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有所帮助。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应该会是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除此之外，政府实行的保护项目也在鼓励着农民进行良好的土壤管理。美国政府以每英亩40美元的资助，让克雷这样的农民能够购买黑麦和胡萝卜等覆盖作物栽种，而经过克雷的计算，实际每英亩约花费30美元。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讨论政府补贴，以及类似保护管理项目（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的保护性措施。

保护管理项目鼓励像我这样的年轻农民使用免耕法，来保护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土壤。（图片提供：霍华德·G·巴菲特）

和我们一样，克雷也想看到政府激励农民采取更好的土壤管理实践的农业保护做法。“事实上，政府用价格支持补贴的做法已经不再有意义了，”他说，“我们真正的问题（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我们不再是农耕方式革新的领头羊了。在诸如免耕法这样的土壤管理技术方面，巴西和阿根廷利用免耕法已经领先于我们。”克雷指出，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免耕法耕作，在那里，上百万英亩的小麦田都在使用这种方法——而美国只有30%的农场如此，可能其中只有5%正在完全使用免耕法。

农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挑战。回忆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劳作，堆满设备的农田小屋彼时还没有空调，克雷笑了。那时，在白天，父亲会和他的兄弟、儿子们一起务农，晚上则到铸造厂里开工。这让克雷了解了辛勤工作和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大多数农民已经习惯于从美国迪尔公司或孟山都公司那儿索取方法，而我们则想说‘有农场，当自省’，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不是按照一个12步的计划循规蹈矩就能奏效，这里没有魔法效应。”每个农场都有着不同的土壤剖面和情况，因此，每个农民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有一套全新的实验法。我们是在深入挖掘改变粮食产量的方法。”

克雷·米切尔和我们都相信，谈到人们的温饱问题，土壤永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如果你合理对待土地，水土流失就不会发生。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改善、发明保护性技术，来使农耕更有效率，从而土壤也能变成克雷所说的“一口永不枯竭的油井”。

故事40 治理至关重要，绝非“微不足道”

“我不想给您施加任何的压力，”我对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道，“但是我曾经让夏奇拉来过这里，而且是她第一次把这件事做得很完美。”

我们当时正坐在一个农场的联合收割机驾驶室里，这个农场由我们的基金会支持，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附近。那是2012年早秋的一天，多风而凉爽，我们刚刚把收割机一口气开到头，收割了6行大约7英尺高的玉米。这其实是整个过程中比较容易的一部分。因为这台收割机完全由GPS导航而且具有自动驾驶功能。我们做的只是把看起来很像一架鱼雷的收割机指向了我们想收割的那几排玉米，然后切换到自动驾驶模式，在没有触碰任何控件的条件下我们就收获了约150蒲式耳的玉米。但是收割机沿着垄道割到头时必须转弯，这个操作需要我们迅速切换到人工操作，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新设置接下来要收割的几排玉米的收割机路线图。托尼做得很棒，虽然在调头的时候碾压到了一小部分玉米，当他意识到这点时做了个鬼脸：“抱歉，霍华德，我刚刚让你破了一笔财。”

我经常邀请我喜欢的人和我的同事一同去我们在伊利诺伊的农场。原因是我喜欢让那些从没下田劳作过的人亲身体验下务农，特别是因为我们都从事与粮食和农业有关的工作。邀请那些真诚、脚踏实地的人来下田劳作是一个能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有趣方法。托尼·布莱尔不仅仅是一位聪明绝顶、功勋卓著的领袖，还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而且开得起玩笑。那天，他穿着牛仔裤和靴子就来到了农场。在我们去玉米地的路上，我问他有没有驾驶过农业设备，他的一个下属开他的玩笑：“拜托，他可是12年里连小汽车都没开过的！”他听了之后，和我们其他人一道开怀大笑。当我们完成收割工作时，托尼很激动地把一张联合收割机的照片寄给他13岁的儿子利奥看。

托尼·布莱尔坐在我的联合收割机上，我把这个收割机当作滚动的办公室。（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更为重要的是，我发现我邀请的每一个坐过联合收割机驾驶室的人都通过收割体验，拥有了更多对于现代农业和粮食的了解。收割工作有一半的步骤是联合收割机“联合”完成的：在驾驶室里可以看到玉米秆被割倒进入收割机里，然后通过传送带输送到机器主体内的脱粒圆筒里，在那里，玉米粒从玉米芯上剥离，玉米苞叶则被从收割机后方吹了出去。我喜欢看到这些访客透过驾驶舱透明的玻璃，直直盯着收割机后方玉米粒或是大豆逐渐堆积起来时一脸震惊的表情。数秒之间，原本高过我们头顶的农作物变成了他们认得出的粮食。我的客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吃过的食物很多都来自这些我们驾着机器穿行过的农作物，并由我们正在驾驶的收割机收获。粮食不是来自商店，而是来自农场里的田地。除非你亲眼看到，否则你只可能了解却不能切实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看起来，给英国前首相这个体验机会是再正确不过了，因为那天早上，我有幸听他兴致勃勃地在我们的农舍里边吃早餐边讨论他的专业领域——高层治理，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很陌生，如同他对收割玉米所知甚少一样。

2009年，托尼·布莱尔成立了他的非洲治理促进会（African Governance Initiative，AGI），努力创造一个不同的与非洲政府合作的框架。他试图跟地球上一些最贫穷、最饱受冲突之害、最混乱无序的国家的领导人讲授经营一个寻求和平的、有效的、负责任的政府的基本原则。正如他所阐释的那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其他地区只关注非洲劣迹斑斑的领导者和层出不穷的危机，发达国家常常只关注非洲的一些政府是如何腐败，对他们的人民是如何无动于衷的。但是布莱尔首相认为，新一代领导人有机会来改变这种事实，并以新的方式看待非洲。我发现他的这种乐观也给了我希望。

自从他启动了非洲治理促进会后，我就一直听闻他在非洲所做的各种不懈努力，但并没有特别关注。2012年上半年，有一次我坐飞机，在飞机上看的一本杂志的封面故事就是托尼·布莱尔的。他曾受邀到卢旺达、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南苏丹工作过，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在塞拉利昂，他的团队帮助政府执行了一个免费医疗保健倡议（Free Healthcare Initiative），由此将医院里死于疟疾的儿童数量减少了80%，同时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方式去执行其他大型医疗保健项目。

我们在非洲致力于提高粮食保障的许多项目都进展缓慢，当我因此而沮丧万分的时候，我开始更多地去了解托尼·布莱尔是如何在非洲开展工作的。有一项数据也困扰着我：2003年，非洲国家首脑齐聚在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签署了《马普托宣言》（Maputo Declarations），承诺将农业方面的投资至少增加到国家预算的10%，并在2008年前把农业的增长速度至少提高到6%。但是在有数亿自给农民的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靠农业谋生，因此我认为，即使每个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到国家预算的10%，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30%，而且这些投入应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公路、储藏设备、赊购或赊销制度和其他设施，以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我相信到时候（我相信当我在2013年年中写下这些时仍然是正确的），只会有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会达到或超过10％的目标。

我在思考，外人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克服重重的困难？我们的基金会如何才能在一个连国家领导人都不愿意投资其人民的国家里，创造一个新的、进步的农业环境呢？如果领导人不支持自己国家的农业系统，我们又如何做得到？或许如果我坚持在马普托制定让大家都参与的最低标准，从而向政府的农业投资施加更多的压力，是不是会在长期内更好？或者我该全面退出非洲，在例如拉丁美洲这样同样面临粮食缺乏问题，但政府更注重农业发展的地区投入更多的心力?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

对话在改变，我们也应该改变

在我读那篇关于布莱尔首相的文章时，他讲话的主题深深触动了我。他说，非洲陷入危机已达数十年之久，但是我们必须停止仅仅依靠发放援助来应对危机。他说，崛起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不同以往的——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加关注通过努力让非洲国家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布莱尔的语气明确，充满乐观，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发展也有了一种新的思路。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他的演讲和工作，我想他在2012年伦敦首席执行官非洲峰会上所做的演讲尤其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思想的精髓。在题为“新非洲、新方法”的演讲中，他解释了他认为现在就有一个发展机会的原因：

20年前，与非洲领导人的对话常常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例如殖民问题。现在我们对这样的关于过去的对话不再有耐心，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迫切愿望。

治理向来是非洲的薄弱环节，通常被寄希望于粗糙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方案、强化培训以及类似的措施。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治理是个彻头彻尾的根本性问题。当今世界，治理不像资本或技术一样可以简单地进口。治理意味着理清主次、专注，并使人才和制度到位。如今有大量自由资金寻找投资出路，决定去哪国投资当然会取决于诸如资源（石油或者矿产）之类的条件，但是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合理的吸引投资体系，并以可预见的方式对待投资，同时还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公正的司法系统，和是否具备最基本的基础设施。

“富裕国家捐赠，贫困国家被动接受捐赠”的老方法现在看来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非洲国家必须主宰自身的发展，制定优先发展目标并自主决策。需要援助的时候，也不该本末倒置，要着眼于优先发展目标上，并加强政府自身的体系建设。我相信，如果提供恰当的支持并采取正确的政策，非洲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摆脱对援助的依赖。

面对由冲突导致的危机和饥饿的儿童，讨论治理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较空洞。养活人民或者帮助他们重启农业系统才是当务之急。但是40次机遇教给我的一课就是，在我长达10年的支持不同援助项目和农业计划的过程中，常常是一个国家与内部治理相关的问题危害着那些本可以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使得这些工作最多昙花一现，甚至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我们最近派遣了我们基金会项目的一位官员去非洲评估我们在一些贫困和冲突不断的国家的部分资助项目，这些国家包括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在此行中，他经历了一些最极端的情况。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北部地区，他听说一个由反叛者控制的集团开始要求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和发展组织向他们缴税，公然违反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官方政府的法律，迫使该地区的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包括他正在参观的N2非洲项目（N2Africa）的工作人员，都暂时离开了该地区。他报告说：“为了应急和救援，一些非政府组织会通过运货飞机把它们的工作人员运送到这个地区，同时运送各种应急物品，一旦任务完成就尽快用飞机把他们送回来。”

在南苏丹，他的车在去首都朱巴的途中被迫停了下来，因为一支联合国小分队正在给这条路清雷，他必须等一个小时。在利比里亚，他在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上照了张照片，为了视察一片种子工程的试验田，他的车在这条泥巴路上挣扎了6个多小时。在照片上，可以看到一辆陆地巡洋舰牌汽车的踏板陷在红色的泥浆里。

你总是可以尝试规划或解决这些具体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基础设施的匮乏，加上这些国家的政府无力维持秩序，也无法找到发展的重中之重，最终会导致发展的努力付之东流。我有时觉得美国人听到“非洲道路不好”这样的话就像听到“纽约在新年前夜很拥堵”一样稀松平常。非洲的一些国家有很多交通不便的村落，除了通过步行、畜力车或摩托车，就没有其他适用的交通方式往来其中。对于在像这样的国家如何开展行动和四处奔波，对其情况根本一无所知的人，只会随便点头附和一下。对于像塞拉利昂和南苏丹这样的国家，道路交通往往是很多事业形不成气候的罪魁祸首，然而这不是政府里某个工作人员的错。现在还没有系统的评估来说明这些道路的现状，或者指出一个更好的交通体系该怎么设计。政府部门会号召国家中潜在的投资者们，一旦时机成熟，就投资修路，但是这些路常常是一次性的项目，用来通向矿区或者其他对投资者来说有利可图的目的地，而不是按照一个长期计划设计建造的。我们这位官员的报告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高科技、智能种子培育项目以及像乔·德弗里斯和埃德·普赖斯这样投入奉献的个人，都根本无法获得任何的牵引力和推动力，因为那里的道路极其泥泞甚至根本无法通行，商业活动会戛然而止。

这些都是发展的巨大阻碍，有时候即使是意志最坚定的人都会唉声叹气：“我们又遇到了‘这就是非洲’的情况。”但是布莱尔首相指出，很多非洲的新一代领导人希望为他们的人民办正确的事，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帮助他们，从最基本的组织援助和评估他们需要的技能开始做起。非洲治理倡议组织常常引用2011年诺贝尔奖得主——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她2010年所著的书《这个孩子将会不同凡响：非洲第一位女总统辉煌一生的回忆录》（This Child Will Be Great: Memoir of a Remarkable Life by Africa’s First Woman President）中的一句话。这位女总统谈到，一群“长期没有受到过教育，因为战争和政府的不作为而丧失技能”的国民是不具备技术基础或能力来做成一些看起来很基础的事情的。这时你挺身而出，在民众高涨的期待和有限的耐心下，试着重新建设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希望即刻看到改变发生，毕竟他们投票选你是因为他们相信你有能力立刻带来改变。然而只有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缺乏资金，更是因为可以执行任何你所设想的改变的能力根本子虚乌有。”

秩序和程序

当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讨论到水行动时，能力是个关键词。正如约翰逊·瑟利夫总统指出的，在一个小的发展中国家里，或许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具备必要技能和受过相关培训的人来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任何企业管理者可以将之称为“最佳实践”的办法或指南，也没有现成的、惯用的方法来设定优先发展目标和创造出完整的管理项目的系统。许多政府从未使用过最基本的治理工具，比如会议议程和公共宣传。政府职位通常会分配给赞助商和部落领袖，而不是由经验丰富或训练有素的人担任。有些政府部门就指望着人们主动找上门来，到了指定的一天再轮流接见这些人，和他们商讨事宜，其中嗓门儿最大、最令人感到威胁的表演者才会得到政府部门关注。

托尼·布莱尔和他的团队使我相信，可靠、可重复的治理程序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不会因为新一届政府的选举产生而奇迹般的出现。非洲治理倡议模式的优点是它可以在两个层面运行：一方面，托尼·布莱尔只有在受到政府邀请时才会前往，一旦受到邀请，他会与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并肩努力。这些领导人尊重他的经验和地位，聆听他对良好治理的重要性的理解，并听取他阐述有助于创造一个具有稳定根基的优先发展项目是什么。另一方面，非洲治理倡议组织会派遣技术娴熟的小组在关键部门与合作伙伴一同努力。在这些过程中，将体系和程序制度化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使基本关键性的优先发展目标，例如改善基础设施，不会总是因为某一天突然爆发的危机而退居次位。非洲治理倡议组织的工作不仅仅聚焦于农业，还会帮助政府制定优先发展目标，并且通过努力实现这些目标。改善国计民生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道路到电力到水资源管理，无所不包）对于减少粮食无保障问题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发现，托尼·布莱尔关注的治理问题，和那些可以补充并支持我们所追求目标的问题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决定资助非洲治理促进会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工作，这两个国家长年饱受冲突的摧残，如果没有治理方面的进步，它们不可能在改善缺乏粮食保障问题上取得任何可持续进展。

每个国家必须唤起那种对自己国民投资的特殊意愿和原则，自主应对挑战，并从自身的成功中受益。托尼·布莱尔的态度和方法代表了一种思考和处理一些潜在基本问题的新方式，这种方式正在推动与非洲国家的对话向积极方向前进。他正在做我们基金会自身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实现成功的必经之路。

结语
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重返布拉格

2012年夏天我去了布拉格，因为写这本书唤起了我很多回忆，让我想到了捷克的交流生薇拉·维特瓦罗娃，以及多年之前在“布拉格之春”运动之后的那个夏天。小豪伊和我一起去了，因为他多次听我谈论这些，印象深刻。

如今，薇拉育有4个孩子，还是一名为残疾儿童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她90岁的父亲米洛什最近去世了，而她86岁的母亲还很精神。薇拉刚刚才搬出我曾经住过的公寓，因为她收养了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孩子，住在顶层不太方便。

一起缅怀我们共同的经历是件有趣的事，我们曾在杂货店排长队；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还得自己烧水。薇拉还提醒我，我曾经因为可口可乐很贵，每次只能从宾馆（当时布拉格唯一卖可乐的地方）买几瓶可乐而抱怨不已，她笑着说我本来是打算买两打的。我见到了她的孩子们，其中一个儿子是个大块头。我朝薇拉笑了笑，摆姿势模仿她儿子秀了下肌肉：“真结实！有其母必有其子呀！”她气得直向我咆哮。

你还记得赶赴第一次约会时的心情吗？2012年我重返布拉格，就是怀揣着这样一种心情下的飞机。上一次见薇拉已经是43年前了。我通过入境检查后马上认出了她。我们拥抱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一直没离开过。（图片提供：霍华德·W·巴菲特）

我知道布拉格这些年经济在复苏，但是我此前一直没回过布拉格。小豪伊几年前曾经访问过布拉格，说这是个美丽有趣的城市。对于我来说，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充满阴霾甚至有些恐怖的布拉格可以完全复苏，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美丽迷人的城市，我心里是分外高兴。那些墙上的弹孔已经修补完毕，那些人们曾经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来买干面包和土豆的街道上现在林立着冰激凌店、糖果店、网吧和手机店。我和薇拉一想起这桩事就大笑不止：第一次来布拉格的时候，我和薇拉去了乡下，我看到了一些苏联士兵并且想给他们拍照，但这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所以我让薇拉假装摆造型，让我拍她，自己却在最后一秒把镜头移到了苏联大兵身上。现在，布拉格到处是游客，欢声笑语，随意拍照。图个好玩，我让儿子帮我跟一个捷克女警官照张相，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在1969年照这样的照片比登天还难。

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挑战可以克服，决心和努力可以带来改变。这个城市的居民曾一度连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现在却也兴旺繁华。当我从捷克回去时，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会一直做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还有很多粮食没保障的人过着一种痛苦的、非人的生活，努力帮助他们，再艰难都是值得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努力会收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