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2014年6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跑步圣经：我跑故我在（35周年纪念版）

著者：（美）乔治•希恩

字数：241000

电子书定价：35.99美元

Running and Being: The Total Experience by George Sheehan.

Copyright © 1978 by The George Sheehan Trust.

Foreword © 2013 by Andrew Sheehan.

Introduction © 2013 by Kenny Moore.

Running

&

Being

各方赞誉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有无穷的期盼，试图创造生命的意义。跑步是一个完整的体验，一个学会参与、磨砺坚韧、尊重生命、把握自己的过程。在这个乐跑人生系列图书中，众多世界顶级跑家将自己丰富的经验分享出来，而这些都将为拥有不同能力和不同经验的跑者开启一个可以提高成就的新视野。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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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当代中国，跑步是一个众人关注的话题。大家都希望通过跑步提高生命和生活质量。不管你是希望通过跑步强身健体，还是希望完成你设定的个人初马目标，湛庐的跑步系列丛书，都会给予你及时的帮助和指导，让你能够从容面对。

魏江雷

联想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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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跑者，但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马拉松跑者必须要有勇有谋。湛庐文化出版的这套跑步图书以其系统性、专业性、权威性，如师亦友般陪伴我们站到起跑线上！

毛大庆

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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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拉松运动为代表的跑步热潮已经成为都市金领、白领们最为推崇的生活方式。跑步热的出现，跟这项运动的易于开展有关：每个人都能跑。但作为最古老的运动项目，跑步同样需要专业知识来指导，否则跟其他激烈的运动项目一样易于造成伤病。湛庐出版的这套专业跑步图书，汇集了跑步专业领域里最知名的专家和践行者，他们提供的科学方法以及先进理念，会有助于跑友们培养健康的跑步习惯，避免伤痛，让你在人生道路上跑得更长、更远！

张涛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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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跑过36个马拉松之后，一直想着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训练方法来提升奔跑速度，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达标波士顿马拉松赛的成绩门槛。湛庐乐跑人生系列图书蕴含了大量提高跑步能力的宝贵知识。我认为，这套跑步书对于尚处于爆发期的中国跑者来说，一定是会有冲击力的，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田同生

北京略博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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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疯狂喜欢跑步却不知如何提高的初跑菜鸟，还是已创高峰仍想精益求精的跑界高手，都希望拥有切实帮助自己提高的理论依据。湛庐乐跑人生系列图书也许会是最好的选择，无论你属于哪个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只凭自己实践总结，时间长，心里没底；有了这套书，也许就能事半功倍。相信我，这是一套对中国跑步事业有着革命意义的书籍。

于嘉

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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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马拉松成为普通人难以攀登的“珠穆朗玛”。湛庐文化的这套跑步图书中讲述了一些面对生命里的最大挑战而依然怀有希望、毅力和耐力的终极故事。这些作者通过自己的实际经历告诉我们，无论年龄多大，只要怀有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就能取得伟大的成绩。我相信，读过这套书，你会迫不急待地盼望着下一次跑步！

金飞豹

著名探险家、《绝地撒哈拉》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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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时间接受专业的跑步训练而苦恼？在湛庐的这套跑步书中，你会收获诸多教练和良师益友。这些作者是最慷慨、最有天赋的教练，如果你无法亲自接受他们的训练，那么这套书就是最好的选择，他们将会送给你开启精彩跑步旅程的钥匙。

谭杰

《篮球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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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然而把最简单事情做至完美，则最难。湛庐乐跑人生图书的体系完整，既有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又有源自著名跑者的切身体验和科学总结，几乎涵盖了跑步的方方面面。读完这些，你对跑步的认识和你的跑步生涯，必将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晏懿

《跑者世界》执行主编

Running

&

Being

与跑者对话

跑步的世界，没有年龄跟时期的区别

编者按：

《跑步圣经》是乔治·希恩收集了10年的随笔写成的，从初版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了。作者是如何谈跑步的？这本书是否能对现在的我们产生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湛庐文化的策划编辑对两位跑步文化推动者——联想集团副总裁魏江雷、央视体育评论员于嘉进行了采访。

于嘉 《跑步圣经》译者，“嘉友跑”创始人，至今完成了11个全马。

魏江雷（Arthur） 马拉松爱好者，14年跑龄，至今完成了9个全马、20多个半马，赞助并组织联想员工参加了8站城市马拉松。他是民间跑步运动的推动者，帮助于嘉等人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全程马拉松。

Q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作者是“跑步界的导师和思想家”，作者在书里也对自己进行了大胆的剖白，您觉得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

魏江雷：我认为，他看上去是一个温文尔雅、很和气的人，但实际上，外人很难跟他进行特别深入的沟通。在某种情况下，作者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真空的环境里，更多的是在寻求自己内心的一种平衡。当面对几百个学生时他可以侃侃而谈，但当跟任何一个人独处时他可能都算不上一个特别好的伴侣。不过，他还是从跑步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静，以及社交上的平衡。

于嘉：我觉得，他应该算是美国第一代慢跑者的代表。像Arthur所说的，真正想从灵魂上接近他特别难。作者好像设置了一个障碍，不会让你深入地接近他。但是，我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几次跑步的过程里——沙滩跑、波马跑，包括很有名的一英里5分钟的限时跑，他都描述出了很多名字。可见，这些人他都记得，当然我们无从去一个个考证这些人是不是他生活中的朋友，但是他就是很家常地把这些人说出来了。也许，他真的就把自己的归宿设定在每一次跑步的过程中。

Q 希恩收集了他10 年的随笔写出了这本书，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它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魏江雷：书中提到跑步是一个发现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作者讲到“结构决定功能”——一个人的结构、构造决定了他的个性，换句话说，一个人怎么去修炼自己的身体跟修炼自己的个性极其相关。结合最近听田同生老师说的一句话，也就是“跑得越远，离自己越近”，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于嘉：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医学院发表的演讲，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热爱跑步的人内心对生活无与伦比的憧憬和向往。这之后，我恍然明白，原来他前半部分所描述的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为了后面的身体力行去做的铺垫。有句话叫“知难行易”，我觉得用在这里特别恰当：前半部分读“理论”，你会觉得很不容易；但与行动相结合，则非常好懂。

Q 这本书1978年初版，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另外这本书里涉猎了大量的背景知识，一会儿可能是凯尔特人大战雄鹿，一会儿可能又转换到选择孤独的梭罗，您认为里面的内容对现在来讲适用吗？

魏江雷：跑步的世界，是没有年龄跟时期的区别的。50年前怎么跑，今天还是怎么跑，这中间可能会有些技巧、策略能够改善跑步中最基本的东西。但实际上，在跑步中，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挑战自己，这对每个跑者而言都是一样的。另外，在跑步这件事情上，大家的看法和理解的不同，可能源于环境的不同。与现在相比，当时倡导的事情跟现在可能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当时讲到的一些不容易被每个人接受的东西，在今天可能会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于嘉：我觉得Arthur说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这本书跨了国度；另一方面我们的跑者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声音肯定越来越多了，代表不同层面的意见也就越来越多了。跑步，好像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集百家于一体的平台。所以我觉得，在当下这本书只可能作为声音的一种。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副书名，即“我跑故我在”。我觉得这是本书真正想要传达的：每一个跑者都因跑步而存在，而绝非跑步因这些跑者的行动而存在。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可以让大家做个参考，看看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否也是这样。

魏江雷：不过，这本书里说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内容，把“跑步”跟“神”的沟通放在一起。在那个时期的美国，大部分作者都是这种做法，但我觉得，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

于嘉：这本书的确引用了很多圣经故事，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那个社会有信仰。我觉得，我们现在之所以把跑步当成一个有助益的事情，还是因为我们希望进入一个有信仰、有秩序的社会，而绝非那种混乱的、物欲至上的社会。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形而上，但是大家总归会对这样的社会心生向往。这也正是大家愿意用跑步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有序起来的原因——个体有序了，整体才会有序起来。

魏江雷：我觉得，对很多人而言，跑步的过程是一个自己变得更加信任自己的过程。有些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能跑，无论是全马还是半马。我带很多人跑过马拉松，赛后他们中很多人都会激动地流泪，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自己能够完成这样一件事。换句话说，他一直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跑完之后，他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也更加地相信自己。所以，说到信仰，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相信自己，也总比没有信仰好。

于嘉： Arthur就带我跑过了厦马，那算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在那之前，我对自己的状态其实是有所怀疑的，腿不舒服了、脚不舒服了……种种的状态起伏。Arthur对我的鼓励，我一直记忆犹新。他的鼓励总是恰到好处，他不会强迫你，而是让你发现，你可以做到。那次跑完之后，我虽然没有掉眼泪，但还是特别兴奋。在终点线上，我还跟Arthur大大地拥抱了一下。忘了谁曾跟我说过，“完成一个挑战自己的过程很不容易”，另外“也不是谁都能跟你跑一个42.195公里的”。

Q  您觉得作者通过这本书是想来传递一种怎样的理念？对于这种理念您有何体会？

魏江雷：我认为，在创作时，作者可能没有想过让读完这本书的人赶快行动起来。这本书记载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如果纯粹从一个普及运动的角度来讲，在今天大家更多的是在分享运动的乐趣、运动带来的好处，但作者不同，他讲的更多的是运动对灵魂的塑造，比如之前提到的，什么样的身体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天生的结构能注定你可以干些什么。不过，我们相信有一些目标可以通过坚持不懈来实现，换句话说，你所付出的努力会让你的结构（身体的形状）能够支撑你想要支撑的事情。

于嘉：这点我跟Arthur的观点一致。我也有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他们会按时、按照宗教礼仪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上天给予了我一个让我热爱的东西（跑步），那么我会把它贯穿于我的整个生命之中，让它在我的生活当中发光发热。

Q 您会推荐哪些人来读这本书呢？

于嘉：我会推荐我能影响到的，以及那些能够影响到别人的人来读这本书。这本书不是在教别人成功学、如何去考MBA，但我希望它能够在那些马上就要跑起来的人、在自己所在的小群体里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中传播开来。要知道，中国人本身比较内敛，所以很少交流、分享，甚至有人以分享为耻。但是，如果那些爱跑步、明白跑步对于社会能产生何种影响的人都不去分享，那这个社会注定只能有一小波人去跑步。相反，如果这样的人开始分享，别人也许会觉得他说的有点意思，也许就能参与进来。还是那句话，读完这本书，有的人想到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有可能啧啧称是，不管怎么说，它只代表了一种声音。

魏江雷：于嘉说的我很认同，另外，我还想推荐另外一类人来读这本书，就是那些比较资深的跑者——已经跑了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些过程的人。我有一位很资深的跑友在微信上说：“跑步仅仅在乎体验一个事情通过自身的努力，认知从无到有到精的过程。这是体验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逃不开的模式：认真、敬业、魔怔。我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我的回复是：“自己的心路历程只有自己清楚。而真正的跑者，会觉得孤单但不寂寞。”就像现在于嘉，于身、于心都变得更加强大，但要找到一个能够完全读懂他内心的人，其实不大可能。另外，很少有人愿意像作者这样去分享，所以跑步过程中的周而复始、起起伏伏、成绩、努力、期望和最后收获的结果，这些心路历程很难有机会去展示出来。因此，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孤立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本书能让这类跑者知道，他们的那种思维、那种心路历程也有人能够理解；这本书能让他们知道“我并不孤单”。

跑步文化推动者：于嘉（左）、魏江雷（右）

谨以此译本献给我的妻子林早早和我的女儿于舒言。

感谢她们一直用行动支持我跑步！

Running

&

Being

译者序

我到底为什么跑步？

于嘉

说实话，一年半以前，我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会如此痴迷于跑步：一个工作、生活都与篮球休戚相关的人，竟然选择了另外一种极为简单的运动作为自己的日常健身手段，甚至在过去的一整年中，说它充斥了我的生活也不为过。跑步，没错——人一旦具备运动能力就会做的运动，完全渗透于我的生活中，让我时刻都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这么说其实不算过分。2011年，我因为对马拉松赛一无所知而闹的笑话，至今还会像头顶上悬着的一根小木棍，不时地敲打敲打，让我不断警醒。正是因为参与其中，深谙其味，才不断明白自己的差距，以及自己需要沉静下来所应具备的定力。我不承认跑步改变了我的生活，准确地说：“跑步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参加了11次马拉松赛：北京两次、厦门、扬州半程、布拉格、柏林、上海、海南儋州、波士顿、大连、兰州；以及4场竞速比赛：首尔10公里、北京“爱心公益跑”5公里、上海New Balance（新百伦）“慢跑英雄”6公里，以及联合国“橙色日”公益跑。在一次又一次的奔跑中，我总不免会对那些天赋异禀或勤奋苦练的跑友心生敬佩，同时也总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我到底为什么跑步？”

会不会像《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一样，突然有一天跑了起来，然后有一天又不想跑了，就停了下来？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要开始，或者别那么投入，以免突然在某天失去了那所谓的热情，而那时的生活也必然会变得苍白无力。至少在2013年上海马拉松赛之前，我对跑步的顾虑不少。作为一个时时刻刻都能对运动燃起热情的人，我非常憎恶那种突然对某项运动失去兴趣的感觉。真的，那种感觉糟透了。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了翻译 《跑步圣经》 （Running & Being） 的邀请。彼时，我太太怀孕三个月，我又面对着一堆转播的出差事务，但最后，我还是很坚定地对非常信任我的湛庐文化编辑张晓卿老师说：“没问题。”我当然知道《跑步圣经》对于美国诸多跑者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而我也很想知道这本书是否能让我想明白自己究竟因何而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带着这本书到了菲律宾转播亚锦赛；带着这本书到了沈阳转播全运会；带着这本书到了温江的CBA体能测试、深圳的CBA揭幕战、太原的WCBA揭幕战、柏林马拉松赛……倒不是真知道自己有多少时间来翻译这本书，只是想知道这本书是否能让我明白：自己究竟因何跑步，而且又为何无法停止。

就这样，不断地跑，不断地想，成绩一点点地提高：我的首马是2012北京马拉松赛，成绩是4小时36分27秒；而到了一年后的上海马拉松赛，我已经可以把成绩提高到3小时19分54秒了。对我而言，这算是“善用自己虚荣心”的最好例子。当然，谁都有虚荣心，但关键看怎么用，想要让自己的成绩进步得快一些，让自己也能拿着成绩吹吹牛皮，就得发挥虚荣心的作用，不断努力，不断训练，让自己调整到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样一来，虚荣心也就算立了一功。

到了上海马拉松赛时，我已经不只是一个人在跑步了。2013年11月17日成立的“嘉友跑”公益跑团，算是身边渴望跑步、喜爱跑步的朋友因为信任我而凝聚起来的跑步力量。大家一起跑步，会感觉周身都充满力量。“嘉友跑”的公益捐助方式是：在指定比赛中，每个人每跑过一公里，作为合作方的New Balance会为姚明“姚基金”爱心希望小学的孩子捐出一双童鞋。我的朋友姚明站出来支持我，这让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和跑步有关。

在跑步过程中，我接触到很多跑友——有闷头跟自己较劲的，也有热情四溢、人缘大好的，“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当我用一直困惑自己的问题来问他们时，100个人给出了100个答案。因此，自己的答案还得自己去摸索。《跑步圣经》的翻译过程恰好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原著写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说实话，离我们这代跑步爱好者很远了。很多具备历史背景的事情需要我好好沉淀一下才能摸索出究竟：比如NBA东部季后赛凯尔特人队大战雄鹿队，比如NFL（国家美式橄榄球联盟）传奇教头隆巴迪教练，这就需要我调动自己极为喜爱的其他运动知识，且只有了解美国运动文化，才能真正明白作者的初衷。文中引用的诸多名人名言我也有些拿不准，只能请高人指点，尽可能做到理顺思路，不曲解原义。在此，衷心地感谢我的朋友李瑞丰、潘谨勤、尉桐赫，他们就是我翻译过程中的补给站和能量胶。

而对于大众来说，能否接受希恩博士的理念，也没有定论。那么，翻译这本书的意义究竟何在？

2014年1月的某个凌晨，我终于翻译完全部稿件。彼时，我长出了一口气，看着窗外漆黑如墨的天空，心里的第一感受并非如释重负，而是有些恋恋不舍。就好像跑过的每一次比赛：到达终点的一刹那完全释放，领到奖牌、证书，却不自觉地回忆起跑过的这42.195公里。个中滋味和经历，只有自己了然于心。不过，那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成就感，更多的还是一种讲不出“再见”的留恋。

本书作者乔治·希恩博士用他毕生的运动理念和跑步生活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每个人能够真正明白跑步对人生最大的正面影响，都能拥有足够积极的生活态度。

这不正是生活在浮躁的社会里、快节奏的生活中以及巨大压力之下的我们所迫切需要的吗？我无法奢求这本书会卖到脱销，人手传阅——对于体育还未回归教育、运动精神尚难达全民的这个国家而言，做到这些太不现实；但如果你信手翻翻，碰巧和我一样找到了跑步的那点感觉，这本《跑步圣经》就会在原书写就的几十年后的另一个国度，重启它新的价值。

怎么样，试试看？

Running

&

Being

推荐序一

我们从不孤单

安德鲁·希恩（Andrew Sheehan）

无论是被叫作祝福还是诅咒，你永远无法逃避一个声音——家长的声音，就算他已离去多年。孩提时，唤你离开操场的那个声音如今仍不时地在你的耳边回响——他的指导、告诫以及鼓励。尽管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差不多20年了，但他的声音依然陪伴着我们——他的儿女们。

有时，这个声音是一个“成年人”在忠告我们迎接挑战的必要。“如果你现在没有挑战，那就去寻找一个。”父亲会这么说。有时，这个声音是一个“年轻人”在告诉我们要放松，记住锻炼方法。而等我们已经成为跑者时，父亲的声音不出意料地再次出现，提醒我们要不断向前。

我们从不孤单。

1978年，随着《跑步圣经》的出版，乔治·希恩的声音成为行动的号角，成千上万的人们离开他们久坐的椅子，来到街上奔跑。今天，无数像我们一样的人系紧了鞋带，在进行5公里、10公里、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训练——按照他多年以前开拓的保健及自我发现之路继续前进。

当年，没有人预见到这一切。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和一家之主，我们的父亲看上去和泽西海岸小镇上的其他父亲差不多。和他那一代的大部分人一样，大学毕业后他就收起了跑鞋，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他的病人和他的家庭。他参加的体育活动也仅仅局限于做一名观众，或者偶尔打打壁球和网球。当我们参加竞技运动时，他都会出现，并激励我们。但是，看着他的孩子们奔跑在运动场上时，他的运动精神之火被重新点燃——他感到失去了什么。于是，45岁那年，也就是他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两年后，他又穿上了尘封多年的跑鞋。

父亲从一个简单的目标开始：1英里5分钟的限时跑。上公路跑步前，他总是先在后院跑一圈。1963年，这个穿着“内衣”奔跑在大街上的中年男子，成了一个被众人怀疑和嘲笑的对象。但他没有退缩，并且找到了同样在大街上奔跑的跑者。他们给他提供了一个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的机会。一年以后，他完成了自己跑步生涯中的第一个马拉松赛，后来他连续参加了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共计完成了60多场马拉松赛。岁月是一个神话，他虽上了年纪，却在61岁时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3小时01分。那1英里5分钟的限时跑呢？当然，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年龄超过50岁完成比赛的人，且在1969年跑出了4分47秒的好成绩。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和当地一家报社达成协议，报道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他开设了一个每周专栏。在我看来，他是一名不知疲倦的“通讯记者”。他可以坐在我家的客厅里，手拿一个黄色的小本，潦草地回复如潮水一般的跑者来信。1970年，他成为《跑者世界》杂志（Runner’sWorld）的医学编辑，并在杂志中开设了专栏。两年后，他的第一本关于体育医学的图书问世。随着读者数量的不断增长，他的关注点从运动伤病治疗转移到他和读者们对运动经验以及运动如何改变他们生活的交流上。令人意外的是，迅速发展的跑步运动—— 一个被他称为“移动”的运动，推动《跑步圣经》成为了紧随吉姆·菲克斯（Jim Fixx）《跑者大全》（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之后的《纽约时报》最畅销图书。之后，直到1993年因癌症去世，父亲又出版了7本书，最后一本著作是《征服长距离》（Going the Distance）。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些其他“先驱者”，包括比尔·鲍尔曼（Bill Bowerman）、肯尼斯·库珀（Kenneth Cooper）和弗雷德·勒博（Fred Lebow）等人。女性的跑步先锋则包括格雷特·百伊茲（Grete Waitz）和琼恩·本诺伊特·萨尔森（Joan Benoit Samuelson）。但是，被父亲带进这样的“先驱者联盟”的，其实就是联盟本身——用一个词语形容就是“游戏”。当然，跑步的其他益处还包括对健康的好处，但是，他并不鼓励人们仅仅为了健康而跑步，因为这样会失去很多快乐。如果仅仅把跑步当成一种任务，那么你也许会在一个月内就放弃；但如果把它当成“游戏”，那么你的一生都能享受到它带来的乐趣。

“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游戏，同样也是一场比赛，”父亲写道，“如果我们认为比赛只是为了赢，我们就会变得严苛，我们会失去幽默感……金钱、权力和地位就会成为我们的终点。若是如此，我们就会输给自己的人生，我们就会失去美好的生活和‘游戏’所带来的快乐。”在父亲看来，工作是被他人要求完成的事情，而“游戏”才是人生的本质。“工作并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工作是为生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当我们挣够了生活所需时，就应该将时间留给‘游戏’。”

每天若干小时的跑步，使父亲变成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就像梭罗每天要步行到瓦尔登湖一样，父亲发现奔跑可以使他逃离那些对财产、地位等的复杂追求，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蓝天、空气，甚至河边的小径。更重要的是，奔跑也是自我发现的一个途径。在奔跑中，他越来越接近他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其他人认为他应该成为的人。他力劝读者去探索和找寻他们真正的自我，然后通过真正的自我影响自己的生活。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去掌握自己的经历，而不要被经历掌握；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要被生活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及时地，成为你自己。”

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一场跑步运动的革命被引发了。虽然在最初，我们并不清楚要跑向何方，但是许多人享受到了第一次跑步所带来的兴奋。作为跑步运动的先锋，乔治·希恩引领了这次运动。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宗旨”，并且信奉它。同时，他还鼓励他的读者们——那些听他赛前演讲的人们，也能够信奉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旨”。越来越多的跑者们受到了这样的感召，公路赛和马拉松比赛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美兴起。起跑线甚至成为一个个节日派对开始的地方——是的，派对就从那儿开始。

现在的大部分读者在当时还只是孩子甚或还未出生，很有可能从未听说过乔治·希恩博士的名字，更不用说读过他的书了。但我们希恩家族的人和在罗代尔出版公司[1]的伙伴们都非常清楚，父亲发出的声音并不只停留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产生影响，而是会长久地指引着我们。我们坚信，它会和你产生共鸣，而这就是出版《跑步圣经》35周年纪念版的原因。

在《跑步圣经》中，这名跑者、医生、哲人写下了关于跑步的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一切。它给人以鼓舞，同时也分享了解决问题的经验。他写道：“生活就是对每一个人的试验。”在经历了无数次马拉松赛的历练后，父亲把关于训练、跑步和预防受伤方面的宝贵经验分享给大家，同时还有他对于马拉松赛本身的非凡描述——跑者的终极试炼。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你可以获得轻松快乐的感受、值得回味的独特观点、幽默、见解和也许能够开启某一扇门的钥匙。我们还希望，父亲的声音能够成为你前进路上的指南，驱动你找到远方的下一公里。

[1] Rodale Inc.，本书英文原版出版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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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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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二

一切从奔跑中来

肯尼·穆尔（Kenny Moore）

不得不说，和35年前乔治·希恩刚写完时一样，《跑步圣经》在今天仍然充满了能量。没有哪本书能企及他逻辑上的精准、文字上的优美，亦或是能像希恩一样赤裸裸地把创作过程中的“真我”展现出来。没有人能够如此竭尽全力地为跑者们代言。

这一切从何而来？从奔跑中来！从他不满足于成为一个杰出的心脏科医生中来，从他成为一个1英里5分钟限时跑的跑者中来，从他成为一个能够忍受高强度间隙训练和残酷竞赛的最坚韧的跑者中来。50岁时，他创造了这个年龄组的纪录——4分47秒；61岁时，他以3小时01分完成了马拉松赛。最令人称道的是，无论距离有多远，乔治总能超越他的极限来完成赛事。

“我回忆不出哪一次比赛父亲没有拼尽全力，”他的儿子乔治三世写道，“不管是爬着，还是被别人架在胳膊上，他都完成了比赛。”

乔治·希恩作为运动员的亲身经历使他定下的许多标准都令人信服。他的专栏从时间跨度上和探索深度上达到并超越了竞赛的需求。凭借在《跑者世界》上的专栏文章的影响力，乔治·希恩博士成为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跑步浪潮中的引领者和讲解员。他是一个非常有娱乐精神的演讲者，鼓舞了成千上万人。

1978年，在他60岁时，他的马拉松水平达到了顶峰，他对跑步精神的追求也达到了顶峰。希恩收集了他10年来的随笔，然后写出了这本传奇著作。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回忆录，还饱含了人生哲理和医学建议。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真实感受，希恩挖掘出了人性中隐藏最深的部分。

乔治·希恩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还珍藏着我们之间交流的信件。他的写作开始于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时的当地报纸，而我也在同年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关于马拉松赛的文章。很快，我便加入了《体育画报》团队，开始报道最好的跑者和竞赛。

乔治收集了各种类型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作品来完善他的文章。从亚里士多德到威廉·詹姆斯（Willam James），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到济慈（John Keats），再到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他一点一滴地收集了表达精确、意义深远的语言来传达体育的重要意义。我曾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但我从不知道奥尔特加·加塞特[1]的重要性。直到有一天，希恩向我展示了加塞特关于我们如何创造自己真实存在的观点，我才有所了解。除此之外，乔治还把每一个读者的意见集合起来，集思广益。

从乔治透彻的解读和成千上万公里的奔跑中提炼出的信息，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每个人都会成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有天赋的。成功的标准就是，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你确定想成为的那个人，然后成为那个人，去发掘自己所有尚未被发掘出的潜力。

在乔治的自我发现旅程中，他洞察到了身体功能与结构之间的联系——身体塑造和人格塑造息息相关，比如体型很瘦的人会变得内向和孤独。让他欣慰的是，心理学家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don）将瘦人的人格定义为“超然的、矛盾的、谨慎的、多疑的和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人常常会想到一些很有趣的主意，但是多以逃避来应对压力。

乔治就是这种人，但他不会因此而感到害羞。他的领悟帮他打开了这扇门。多年来，乔治一直和他真实的个性对抗，但是在奔跑中他发现并接受了这种个性。“我的身体向我展现了我可以成为的样子，”他写道，“它并没有展现出分裂，而是呈现出一种满足感，并且把我从压抑的过去和充满不可能的未来中解放出来。”他强调，自己终于可以“成为一个瘦小的独行侠，去自由地飞翔和想象”。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语的力量，因为我也是一个“瘦小”的人。乔治的话让我找到了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归属。这本书拥有强大的力量，它让我和整个世界学会接受并配合我们的身体结构——不论它有多么的不合理。就算不跑步，人们也应该去寻找适合他们身体的特定活动。“生活的意义，”他说，“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和皮肤与空气摩擦的沙沙声中。”

乔治分享的信息与时俱进，所以在今天同样重要。他那具有解放精神的话语无疑会让那些从一开始就尊崇他的人充满狂喜。这本书同样可以让所有那些感觉生活被工作、技术或者社会期望绑架的人冲破束缚，去寻找自由的生活。

乔治的作品可以召唤人们挣脱自身束缚并且去发现“真我”，就像他爱戴的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越是充满艰辛的生活，越能完成更好的颠覆和探寻”。发现一个人的真实人性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激烈的挑战会帮助我们发掘出自己的潜力。

对我来说，阅读乔治·希恩的作品就是向着他启示的正确方向呐喊。从本质上来说，阅读他的作品就是在定义我们自己——无论我们独特的天性与之相同还是与之相冲。每次进入《跑步圣经》的世界，我都能重新寻找到自己的局限和未达成的目标。

这是因为，阅读乔治·希恩同样会受到最终判断力的制约。“一位跑者并不是在进行一场比赛，”希恩写道，“他是在竞争。‘竞争’这个词的拉丁词源意味着见证和声明，所以任何事物都无法和它带给我们的意义相比。当你去参加比赛，就意味着你就许下了誓言——你是在验证自己到底是谁。”

对我来说，它让我想起了史蒂夫·普利方坦（Steve Prefontaine）的精神。我还记得我们的教练比尔·鲍尔曼和普利方坦有一次在俄勒冈的桑拿房中讨论希恩的文章—— 一本浸了水的《跑者世界》在他们手中传阅。鲍尔曼在20世纪60年代把慢跑这项运动介绍到了美国，他同时也是1英里4分钟限时跑的教练。他的训练思想是降低训练量，而不是追求高强度训练。然而，普利方坦却是为了甩掉其他对手而生的。我还记得他被乔治无怨无悔的吃苦精神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永不屈服的领跑者的赞歌。而鲍尔曼倾向于将疼痛称为“不舒服”，并且努力减少训练带来的痛苦，但他的理论被希恩的亲身经历和乐于吃苦的精神所颠覆。

这种精神就是乔治如此推崇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原因——詹姆斯相信，对我们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是智力、力量或财富。“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希恩写道，“对于这一点，詹姆斯认为，我们需要‘战争的道德等价物’[2]，而对我来说那就是马拉松精神。詹姆斯总是为了神圣、贫瘠或是运动而斗争，他也总是被运动员或教徒所超越，而这些人被他视为‘上帝的运动员’。”

乔治自身的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严苛得让一些人无法企及。“我是一个神学意义上的动物，”他说，“我之所以存在一定和上帝有关。”然而，他同样也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主义者:“存在即合理。它的意义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我通过自身的经历证实了乔治的观点。

乔治并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他的确打算受难，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赎罪。“‘罪过’是你没有充分发挥你的潜能，”他写道，“而‘犯罪’则是行尸走肉般活着。”

这个世界充满矛盾，同样也存在于乔治·希恩的理念中。一方面，他认为对马拉松赛最高尚、最纯碎的描述是“游戏”的本质。而另一方面，他又把马拉松赛认为是如同苦路十四处[3]一样的严肃问题。伤痛是“赎罪的苦行”，而竞赛则是“一个1公里接1公里的炼狱，当到达终点的时候会突然感到不可思议的平静，那是一种甚至连死亡都可以接受的平静”。

这同样是一个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讨厌无聊地观看比赛；而另一方面，他又热爱观看如同天使乐园般完美的篮球比赛。

另外，虽然希恩在书中经常宣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孤僻的、外胚层体型的人格，无法从社交中获得乐趣。他也许可以把我蒙混过去，但是，每次他在类似医药会议或者比赛座谈会这样充满热情洋溢的聚会上的演讲都是简洁、有趣并且精彩的。当他为别人提供帮助和与别人交流时，他体会到了深层次的快乐。

这个男人对待他的工作人员也是全心全意的，无论他们是不是想要退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停止了前列腺癌的化疗疗程，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他开始撰写最后一本书来分享自己的想法。“我准备提供一些想法以尽可能地帮助他人，”他告诉我，“我想再多做一些。”他已经做得够多了。他的最后一本书《征服长距离》在1996年出版。

今天，据我所知，从11岁到80岁，从家庭主妇到奥运会选手，所有的跑者都为既便捷又惹人烦的手机所困扰，为日常琐事而烦忧。那么，这本书在今天远比当年出版时对我们的社会更为重要。我们已经离乔治所宣扬的跑者的标准越来越远了，那些曾被人们如同信徒般崇奉他的标准。我们也离真正的“跑步之道”的真谛越来越远了。就像乔治所说的，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该如何适应自己，“让答案自己出现”。读这本书时，你会重回那些时光，你也许能够了解到你到底是谁，以及你该如何适应自己。

[1] 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Gasset），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于文学和哲学皆有深厚造诣。——编者注

[2] 《战争的道德等价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一篇十分出色的反战文章。——编者注

[3] 苦路十四处（Station of the Cross），耶稣受难的十四处苦路，分别为判死刑、背十字架、第一次跌倒、遇母、西满为耶稣背十字架、圣妇为耶稣拭面、第二次跌倒、劝告耶路撒冷妇女、第三次跌倒、被剥去衣服、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尸体从十字架卸下和葬于坟墓。——编者注

Running

&

Being

引 言

一个人，既是作家又是跑者

很多时候,我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一个从事写作的跑者，还是一个跑步的作家。大多数时候，这两个身份是不可分离的。我不能光写作而不去跑步，并且我也不确定，如果不去写作我是否还能坚持跑步。这是我自己的两种不同的外在表现，就好像我的身体和思想不可分离一样。

写作是我在跑步中寻找真我的最终表现形式。在跑步时，我就像一个猎手，而猎物就是我自己——真我。我的真我不仅仅在感觉和认知，他同样也在写作。好的作品应该是真实的作品，而对于事物的描述也一定要尊重事实。另外，真我一定要通过深入地挖掘自己才能找到。“直视你的内心，”一位诗人说，“然后写出来。”这场捕猎发生于我的内心、我内在的宇宙、我内在的风景，以及我内心最深处的森林。

想要到达这些隐蔽的地方——这些藏在意识之下的地方，我首先必须创造出一个独处的环境。我必须达到孤独的境界，这对于创造性的活动很有必要——无论你是专家，还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因为任何创意，无论大小，都不是由一群人想到的，且一旦达到这种独处的境界、这种私人的境界和这种分离的境界时，我就必须等待真我的到来，并去体会我将如何把它写出来。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首先，我的脑海中会有一个主意。之后，我要酝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每天都会结合我要写的这本书再去琢磨它，如果它真的是好素材，我会花一到两天的时间坐在打字机前，把它具化到纸上。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把这种工作称为“玩泥巴”，并且把它视为做出成品必备的第一步工作。

紧接着，我试着把这些原始材料组织起来。我努力地去发现它的本质、它的真实含义，以及它与什么有关。我几乎一直找不到答案。直到开始写作，我才发现这些只不过是零碎的信息而已。这把我折磨得哭笑不得。然而，它们是真实的、鲜活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不过这一切必须等到我上路奔跑时，才会完整地显现在我的脑海中。

跑步让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创意必须是自发的，它不能被强迫，不能按照需求被生产出来。跑步把我从这种紧迫、具备野心和拥有很多目标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跑步时，我能够脱离时空的局限，被动地等待万事万物存在方式的启示。

在跑步中，我能够不假思索、“无缘无故”地看见真我，速度之快堪比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在跑步中，我突然顿悟；在跑步中，我单纯地休息着——在我的内心中休息着，在我跑步的纯粹节奏中休息着，像一个失明的猎手一样休息着。然后，等待。

当然，有时也会毫无成果。我缺少耐心，不懂谦恭，不想放手。可是，毕竟还有要去做的事情。在项目没有完成前，人们往往选择等待——等着去回信，等着去做文书工作，等着去赶飞机。而一个男人居然浪费如此多的时间去等待灵感的出现，实属不易。

但是，我必须等待，等待并且聆听。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些内在奇迹，而让内心平静是找到它们的唯一方法，并且，当真我被发现时，那耀眼的光芒告诉我，每一个作家都是这么做的。如果要用笔触描绘真我，那么你必须首先成为你的“真我”。

这一切的玄机就是，我必须被动地等待它的到来。如果我主动去寻找，它就不会出现；如果我急切地想去抓住它，它就会逃跑。只有在完全没有功利心的情况下，我才能找到它。在那里，真我是骄傲和美丽的，它暖暖于心、盈盈于泪，它也是喜悦和幸福的。这些等待也一样。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逻辑的，但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活着，不完美地诠释着世界。有时——可能我表达得不够准确，跑步确实带给我运用单词、短语和句子时的灵感，并且恰到好处。有时，当我在路上构思时，就好像扳动了自动售货机的拉手：“砰”的一声，第一个句子出现了；“砰”的一声，第二个句子也到手了。接着，整个段落都展开了。之后，“BINGO，”文章完成了，完整、真实且优美。

但是，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无论作何努力，也无法让人完全满意。怪不得人们形容写作的过程时会说“呕心沥血”。但无论如何，艰苦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作家和跑者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此，当一个人既是作家又是跑者时，这并不让人意外。

我跑故我在……

•真正的孤独在于，我发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就在我被一切弄得不知所措时，我携着孤独来到了公路上，只是为了找到真实的自我，倾听内心的呼唤，并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们不是天生的观众、旁观者或局外人。你和我都无法像戏剧迷对待戏剧那样对待生命，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相反，你和我应该是在舞台上构造、创作和演出戏剧的制作人、剧作家和演员。

•看客不是思想家，只是认知者。和运动员不同的是，看客们并不亲身体验，也不主动发现，只是封闭、被动地接受。这样一来，思想就会慢慢变得固执，完全陷入一个固步自封、带有偏见的圈子。

•思想的“离开”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我从自己所处的位置出离到一个我的精神世界自愿归属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思考自己的问题，创造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在哪儿”以及“和谁在一起”都不再重要。

•运动是一出戏剧：罪人可以变为圣人，凡人可以变成英雄，过去和未来可以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没有人会永远看起来是 28 岁的样子，但身体健康会让你看上去精神饱满、活力充沛、耐力十足，就像 28 岁的年轻人一样。只要能找到一种适合你的运动并且坚持下去，你就会了解身体的整体需要，就会重获青春。

•跑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而必须得到严肃的对待。我不愿从那些习惯于回避的事情中寻找真理，同样，我也不愿从那些被我当作手段而非结果的事情中寻找真理。

Living

第1章 生活

如果比赛按照你的节奏进行, 那你就是胜利者

运动员、圣人或者诗人不会只满足于过去所做的事情。他们甚至都懒得去回想，他们只关注当下。而我们普通人为什么会不同呢？

行家们都认同一点：如果比赛按照你的节奏进行,你就是胜利者；反之，则不是。一位篮球教练曾经告诉我说：“我们打紧逼，未必是要迫使对手失误，而是要打乱他们的节奏，让他们无目的地移动。”很多篮球迷也都认同这一点。

但是有多少人明白，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又有多少人清楚，我们每天都在让其他人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还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生活就像面对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全场紧逼一样狼狈？

在我们的生活里，时钟是一切的开始。它机械地把我们的时间强行划分成段，以控制我们的活动。尤其是工作日，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时钟似乎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这样，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上午和下午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了电灯之后，我们晚上的时间似乎也能像白天一样被充分利用，直到午夜。然后，洗洗睡吧。

艺术家们晓得这样的生活节奏其实是不对的，而诗人们则了解得更为透彻。他们知道，时间的长短与钟表的表针长度无关；他们知道各国的时间都靠格林尼治时间来界定；他们知道，时光流逝其实与钟表无关，但我们并非与钟表无关。诗人们也同样明白，前面所说的那种节奏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个性化的、就像指纹一样无法改变的东西。

艺术家们所了解的这些，已经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证实。在《精神病学与医药学的生物韵律》（Biological Rhythms of Psychiatry and Medicine）一书中，伯特伦·布朗（Bertram S.Brown）写道：“就像我们的肉体与骨骼一样，这种节奏是我们生理结构中的一部分。大多数人仅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种节奏意味着我们每天在精力、情绪、状态和表现中起伏不定，而在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季度、每一年中，这种起伏都会发生更加微妙的变化。”

我们本可以踏实地坐下来沉浸在那种节奏里，但在学校、工作和社会把时间机械地分割之后，我们便很难沉浸在自己的节奏中了。现在，我们的休闲生活就是看看电视，然后每天工作12个小时，隔三差五地偏头疼或者患上各种溃疡，年纪轻轻可能就有药物依赖症，一到中年可能就有患心脏病的危险。

现在，还有人能够倾听自己的内心吗？理想的情况是，一如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或者如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所说的，“有效的生活就是生活中具备充足有效的信息”；又或者像日本哲学家铃木所说的，“我是生活的艺术家，我的艺术作品就是我的生活”。

但现实是，每个早晨我们都要面对那种像凯尔特人队全场紧逼般的压力。我们需要倾听自己、了解自己，获得充足有效的信息，成为生活中的艺术家。否则，其他人注定会掌控我们的节奏，控制我们的步伐、比赛和得分。

生活中的“凯尔特人队”一直存在，“全场紧逼”的压力也一直都有。它们的确会让我们更好地适应工作，适应所谓的时间观念，适应各种外在的要求，让我们改变，从而适应他人的节奏，按照他人的“鼓点”前进。但到头来，我们自己的计划、个人成就的预期以及有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都会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我们被动地成了时间的囚徒、闹钟的囚徒。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退休时，一般都会得到一块手表。

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1]曾这样写道：“所谓良好的生活质量，其实多是无趣、肤浅、从众式的。”他断言，我们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使生活富有激情、创造性和活力。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除了极少数人，比如诗人、运动员、孩童以及教徒之外，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现阶段生活中的烦恼很多。如果可以选择，我们宁愿放弃现在的生活，活在对过去的追忆里，抑或活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我们宁愿生活在任何状态里，唯独不愿活在当下。

我自己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每天都是从查询日程表的安排开始——这能让我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已经完成，什么事情有待完成。匆匆忙忙地赶到公司，我已经对早餐吃了什么完全没印象了。这一天怎么过，我也没什么主意。幸好，我是那种永远只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

很多人跟我做着类似的事儿，他们逃避现实，只想活在过去——思乡病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于这些人而言，美好的过去是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他们对现在的任何活动都很难提起兴趣。

但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整天充满正能量的人来说，比如诗人、运动员、孩童和教徒，时间就是现在。他们热情、投入、负责任地活在当下，而且他们必须这么做。对运动员而言，每一秒他都得当机立断；如果注意力不够集中，对下一个洞、下一杆或者下一回合出现的情况稍有分神，他就无法完成眼下的任务。对他而言，“当下”就是一切。

教徒们也是如此。出于对天堂和来世的了解，他们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是“此岸”，每一段时间都是“当下”，每一个人都是“眼前人”。他们知道每一个瞬间都要不停地在无穷的可能中进行选择并完成，根本没有时间想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诗人们也不会去琢磨不切实际的未来，因为他们必须活得警觉，一直清醒，一直观察。只有做到这一切，他们才会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活得充实。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评价卡赞扎基（Kazantzakis）的《奥德赛：现代续篇》（The Odyssey: A Modern Sequel）说：“生活的真谛在每一行诗句之中，读者经过多次阅读会明白他所谓构筑生活的愿望有多么渺小，世界上又有多少让人费解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无休止地在发生。”

对于这样的一个诗人，完美的过去并不是诱惑。对于运动员和教徒来说也一样，他们堕落的表现在于对未来成就的沉思中。也许，对他们来说，天堂或是一个杰作，或是一个世界纪录。运动员、教徒或诗人对于过去的成就并不满意，甚至都不会费心去想。他们只关心现在。

那么，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不一样呢？我们难道不是某种程度上的诗人、教徒和运动员吗？然而，我们拒绝做出承诺，拒绝接受自身的实际情况，拒绝按照实际情况来工作、生活。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本可实现的过去和永远不会实现的未来中。

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警示自己，危险的信号、悲剧性结尾的征兆、伺机而动的无情的力量……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威胁来打破平淡的生活，让自己顿悟，并时刻警醒。

几年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在俄勒冈跑出了马拉松个人最好成绩，回家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来完成波士顿马拉松赛。5天后，我被流感击倒，之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接踵而来。我不再关心波士顿马拉松赛，我最关心的事情是自己的健康——只有身体健康，才能继续跑下去。只有跑步能让我感受到呼吸的甜蜜和双腿的力量，能够让我感受到翻过高山和忍受疼痛的快感。只有在这样的竞赛之后，疲惫才是最完美的感觉。和这种感觉相比，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并不能让我满意。我就等待着康复的好消息。

之后，我了解到了每一个诗人和孩童、每一个运动员和教徒所了解的东西。他们说一切都是因为理智，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说没有明天也确实是因为永远都没有明天。我们总是在冒险，总是在赌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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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的麻烦，”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在晚年曾告诉年轻的诗人詹姆斯·迪基说，“在于人们过完一生都无所畏惧。”对于直率的贝里曼和曾开过战斗机的诗人迪基来说，日复一日的生活并不能提供最终试炼的竞技场——那个最真实的时刻。至少对于迪基来说，战争才能提供那个环境。

迪基写道：“没有什么能够给你带来那种感觉，那种为了一个伟大的使命而执行一个危险但关键的任务之后的感觉。”

当然，我们这种“朝九晚五”的普通人，是很难找到那种感觉的。迪基说：“当得知要复员的时候，许多在服役的军人都会大哭，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又将回到那个开着出租车或坐在有保障的办公室里的生活了。”士兵生活中的闪光点后来被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表述出来，艾吉说：“只有在困境下伟大才会展现出来，而战争恰好提供了这种环境。”

“事实上，”艾吉写道， “对他们来说，战争比和平更重要。”

但是，和平才是勇气的来源。战时，舍生忘死、谋而后动之间，无不彰显着勇气。“勇气”的拉丁词源意味着智慧存在于内心。内心会决定一个人的行动，这比动机和直觉更有主导性。而且，心乱则形散。

日复一日的生活看上去可能是无意识的，跟身体也没有什么关联，但我们的内心并不这么想。“真我”就住在内心里。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最勇敢的行为——举起胳膊去反抗自我，然后成为完美的自我。

“勇气，”按照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说法是，“从本质上肯定人的存在。”因此,它包括了不可避免的牺牲性元素——这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却阻碍了我们去实现真正的自我。

通俗来讲，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重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那我们也许就不得不放弃喜悦、欢乐，甚至是生活本身。勇气，其实和那些单纯的勇敢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勇气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特定事件。这就好像不可饶恕的重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令人吃惊的罪行一样。

一些像约翰·贝里曼和詹姆斯·迪基在《解救》（Deliverance）中提到的人仍然在要求最终试炼。他们从一个顶峰来到另一个顶峰。他们穿越激流、跳伞、登山……寻找那些常见的并且能克服的恐惧，寻找那些为了实现伟大目标而要去做的事情。

日复一日的生活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吗？日复一日的生活能够成就大场面吗？如果你能增加你的筹码，那就可以。打个比方，帕斯卡打赌说上帝存在。而威廉·詹姆斯说，就算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他们也会给自己艰难的生活寻找借口来逃离现实。所以，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这个假设便是真的。

“为了控制生命里的魔鬼，勇气、才能、能量和忍耐，”詹姆斯称，“都被那些拥有虔诚信仰的人释放了。”他还总结道：“宗教，总会让那些反宗教的东西直接撞墙。”

这是因为，突然间我们开始为一个伟大且至关重要的目标做事，并且，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很重要，也都迎合了自我完善的需求，包括身体上、智力上和心理上的。但是，我们总是把视线停留在独特的“真我”上——每个人都在确认他的“真我”。因此，我们都不是唯命是从的。我们不关心对错，只关注好坏。

所以你看，这与贝里曼所说的不同。事实上，我们总是被要求成为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懦夫。挑战永远都在。但是，这不是鲁莽的追求，这是对于我们注定成为的那个人的认可和完善。这个长期的过程注定充满疲惫、沮丧和阵痛，但是勇气永远是那个连接我们思想和身体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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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无论怎么努力，你就是无法把球投进篮筐，”一名篮球教练曾经跟我说，“但你永远没有理由不做好防守。”

我已经经历了那些日子——被迫去投篮的日子。每一个主意都是被加工过的。在创造力、机智和原创性都消失的日子里，在再也没有新鲜美好的事物出现的日子里，每天都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碰到一样的人、遇见一样的问题。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压抑自己，而每一件事也都变得越来越难。那种感觉消失了—— 那些“游戏”带来的触感，那些舒适和光彩也随着那种感觉而去了。

进攻是场“游戏”，而防守则是任务。当进攻时，我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按照自己的剧本表演，按照自己的节奏起舞，按照自己的调子歌唱。进攻是没有经过彩排的、充满活力的、随心所欲的。进攻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它呈现了其特有的刺激、独特的推动力。进攻可以产生属于自己的能量。

进攻也是一项艺术。它不能被强迫。它是自发的，是身心的和谐统一。因此，它不会每天都上演。大脑回路不会打开，那个爱闹的右脑也就无法访问。

防守则什么也不需要。防守是枯燥、无聊和平庸的。它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枯燥无味的责任，是坚韧，是决心，是坚持。它“需要”行动的意愿。每一天都能去防守。它需要的是行动的决心，然后为之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防守中，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进攻是天才的舞台，防守则是人类性格的展览馆。在防守中，努力、能量和意愿紧密相连，而我也会自问： “我是不是也要如此？”

所以，防守是一种骄傲，是一种成为这种人的决心——以我的荣耀发誓，并且终生遵守它的决心。

我努力不以我的进攻为荣。我的“游戏”、我的创造力是免费获得的，也许很轻易地就会被拿走。有多少诗人不得不通过喝酒来寻找他儿时看世界的视角？真有那样的人，他们不得不对这些视角进行疯狂的追求。神秘主义者永远不会错失良机。他接受了这个视角，并且不指望再次获得。

我享受我的“游戏”，享受拥有一个篮球。但我知道，我的天赋是一些我自身拥有的东西。一旦失去它们，考验才真正来临——这时，我浑身充满了伤痛，我感到无聊，并极度渴望一次休假或一场微醺。我们都知道这些，并且对此会有不同的反应。在对军队做出的一个调查中，有64位自行车平均车龄为22年的男性，他们的最高携氧量为55%。这些人被要求一直骑车，直到感觉不舒服、必须停下来为止。在骑了90~98分钟后，他们纷纷停下。

因此，防守抑制了性格的多样化，它是一种冒着巨大阻力往一个方向坚持前进的能力。在招募新队员时，许多一流的球队不仅看中天赋，更看重性格——每个赛季都很长，总会有天赋用尽需要燃烧自己的时刻。我总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天赋不如我的人不配和我一起做游戏或打比赛。对此，只有那些有个性的人能够改变我的这种想法；只有那些有个性的人可以接受防守，并且调动我身心的每一分能量；如爱默生所说，在一场关于防守的比赛中：只有那些有个性的人能够激发出我的能量。

以上所说的我都了解，你们呢？但我仍然像多数人一样练习防守。我明白最终总会出现断球，而我总会得到球。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突然看见奇思妙想张开怀抱向我跑来。而我会迎上去，之后看着他投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我知道就像还没有被记下的想法一样，球一出手，肯定会空心入网。

但是，美梦并不是坚固防守的组成部分。当然，常人也不是那坚固防守的一部分。

[1] 别尔嘉耶夫，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国思想家，以理论体系庞杂、思想精深宏富享誉西文世界。——编者注

Discovering

第2章   发现

弄清自己属于哪种体型，也就可以了解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人

“我是谁”并不神秘。你不需要查看我的电话或者邮件，也没有必要查看我的心理分析报告，更不需要打电话查询我的信用记录——查看我的隐私什么也得不到。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供查看。因为，和其他人一样，我没有任何隐私。“我是谁”，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年轻的时候就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并且一直努力想成为别人那样。我是一个从小就比较爱独处的人，而且特别在意自己的隐私。我喜欢安静，厌恶喧闹。由于总担心被别人欺负，比如被打得鼻血横流，甚至更惨，所以，我总是回避和同龄人交往。

可问题在于，我又没能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我曾想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至于这个群体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并不在乎。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外表和性格不自信：平时很害羞，爱紧张，而且自我意识极强；或者外表瘦弱、牙齿不那么整齐；再或者鼻孔朝天，那么他会很渴望交朋友，并希望能尽快融入他们。在这一点上，我并不缺乏自信，关键在于：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以致无法和大家融合。

这种叛逆的性格在年轻人当中并不罕见，但表现出的细节各有不同：服装上，从套装到圆领衫，再到牛仔裤；食品上，从肉类到土豆，再到据说能延年益寿的食品；发型上，从寸头到披肩发。我们不难发现信仰与喜好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但一个人不可能不受他人影响地、孤零零地生活在自己的偏好中。

我们也许会对这样的状态有些了解，比如很多年轻人轻易接受的东西，我们可能并不愿意接纳，这种深深的自我封闭的心态确实很容易让自己自卑。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耻辱》（Stigma）一书中描述过这样一个人：“他年轻、已婚、皮肤白皙，居住在城市里、来自北方，信仰新的教派，大学学历、公司雇员，状态良好、身高体重都很标准，参加体育运动成绩突出，即使放诸全美国也只有这么一例。”戈夫曼还补充道：“在审视自己时，这样的标准会让任何一个以此来衡量自己但却不符合其中某些条件的人，或多或少地感到自卑。”

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40多年里，这种自卑感一直在我心中萦绕，让我好生纠结。我总是在不停地调整、模仿、改变，试图成为另外一个人，却把本属于自己的性格深深地藏了起来。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其实我最初拒绝成为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可我却拼命想要成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员。

后来，我爱上了跑步，并开始沿马路长跑。跑步解放了我的思想，让我不再因为别人对自己的种种看法而苦恼，也让我从外界的条条框框中挣脱出来。我得承认，跑步让我有了崭新的开始。

跑步开阔了我们的思维，把我们从每天模式化的活动或思考中挣脱出来，并重新安排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用在吃饭、睡觉和其他休闲活动的时间。跑步不仅改变了我对工作和比赛的态度，改变了我对那些我欣赏的人和欣赏我的人的看法，还使我以一种全新的心态来体验生活——这种心态并非来源于外界，而来源于我的内心。

跑步的过程就是一种发现，它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并且告诉我们生活并非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年轻时的自己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以我本人为例，我所找寻的自我，其实就是年轻时的那个“我”。这个“我”对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痛楚特别敏感，简直称得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懦夫。对于外界，我也不算热情，虽然从来没有诅咒邻居身体不适、病痛缠身，但我也从没祈祷过他们个个身体健康。年轻时的我就是如此，而现在也一样。

那个人，就像威廉·谢尔顿博士（Dr. William Sheldon）在《多种人类体格》（Varieties of Human Physique）中描写的那样，是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普通人。事实上，大部分人像我一样来塑造身体。“功能与结构相关，”谢尔顿写道，“身体塑造和人格是有联系的。按照另一种方式行动有可能违背我的人格。”谢尔顿的体格心理学证实了我跑在路上时的感悟。

但是，谢尔顿还能否告诉我更多？我从他的《人类图集》（Atlas of Men）中找到了自己的类型——体型分类235（体育型体质的瘦型体质）[1]，即人群中的狐狸（谢尔顿用一种动物来代表一种体质）。具体来说，235型有以下属性：没有脂肪的体育型体质（2）；中等的肌肉（3）；优质的皮肤、头发、神经组织和瘦削的骨骼（5）。

体型235的人就好像一只狐狸——那只被谢尔顿描绘成灵敏、瘦弱和快速的狐狸，他是一个冷淡的，拥有速度、智谋和忍耐力的嗜血猎手。就算是被逼的、被挑衅的，甚至勇敢到超越了它的力量，它也能以诡谲的、秘密的方式行动。如果没有那么多肌肉、侵略性也不那么强，那我可能是一只松鼠。相反，我可能是一匹狼。

所以谁是235型？谁是那只狐狸，那只坚持自己原则的大胆的独行侠？谢尔顿写道：“235型体格对于直接的争锋相对没有兴趣，他很容易在平常生活中招惹过度的刺激。但他很有自信，并且潜意识里也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

这最终让他变得目中无人，并且还多次让他住进了精神病院。之后，他终于解脱出来。就像普罗米修斯，有时他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忍耐力来取得和当权派交锋的最终胜利。

我并不肯定自己是235型体格，但是当我跑步时，我能感觉到自己是一只狐狸。那些日子里，我能感觉猎狗在身后追踪。我飞速地奔跑，像所有为生存奋力一搏的生物一样，在被眼泪模糊的视线中、在奔跑的笑声中逃离。当我被追踪时，我清楚不会有杀戮。我清楚，到最后，猎犬只会追着狐狸跑。它在我没有弄清楚“我应该知道的”和“我应该去做的”以前，是不会追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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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运动员不需要火眼金睛就可以区分马拉松跑者和中线卫，也可以把他们与那些更喜欢漂浮在水上和同伴聊天的非运动员区分开。这些人的体型都和他们的专项有关：弱不禁风的、瘦小的长跑运动员能够带动他“轻量级”的身体前进；强壮的足球运动员，则像唐·梅迪斯（Don Meredith）曾经说过的，是充满敌意的、敏捷的；而那些柔软的、胖乎乎的游泳者，他们在水中自由驰骋，就像海豚一样。在运动中，你的体型决定了你的角色——功能与结构相关。

生活也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像我们的“游戏”一样。“在地球上保持静止不是一件难事，”梭罗写道，“但是随便一项休闲活动也会像单纯的民族打猎一样，需要许多人为运动参与其中。”所以，身体上的优势决定了一个人是一个长距离跑者，同样也决定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这很正常，因此，一个侵略性很强的足球运动员和一个放松的社交者的“美好人生”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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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神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依然把人类这把大伞下的“我们”混为一谈。他们用无差别的“我们”来形容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试着建立一个包括全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系统,以告诉我们如何去行动和反应。他们把马拉松跑者、中线卫和丰满的非运动员统称为复合人。

这对于运动来说并不适用，对于生活也不适用。可是那个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认识你自己”的命令仍然适用。并且，要想认识你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你的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

希腊人最先意识到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能够通过鼻子的形状来分析一个人；希波克拉底会通过观察人们身体来预测其可能患上的疾病。在这之后，通过幽默、乐观、冷静、易怒和忧郁这些因素，人类被划分开来。这些年来，人们将身体构造和表现联系了起来。当然了，结构决定功能。

然而，直到30年前，谢尔顿才最终使他的体质心理学成为一门合法的科学。他发现我们是由三种在胚胎中的初生层按照不同的比率组成的，包括外胚层（皮肤和神经组织）、内胚层（肠）和中胚层（骨骼和肌肉）。根据所占比率和占支配地位的组织，他能够预测人的身体机能、抗压能力、美学偏好、人格、性格以及这个人的生活方式。

阅读谢尔顿的文章，你会感觉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你面前。接受谢尔顿就是接受你自己，就是接受你自己的独特性格，并且学着适应自己的独特性格，也学着适应其他人的独特性格。无论表现得如何怪异，也要将自己看得正常、可爱。对于其他人也要如此，虽然这很难理解。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做错事情是因为没有搞清身体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看出体型和性格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结构必须决定功能，并且这也是每一个人和他的内在和谐共生的自然法则。用爱默生的话来说：“这识别出了每个人在生活中独舞时专属的那首乐曲。”

通过正确分析自己的身体结构，一个人能够弄清自己到底属于哪种体型，也就可以了解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人。他可以了解自己的强项和弱点、喜好和厌烦的东西、他的处世之道，甚至适合他的生活方式。通过这样的分析，他能够了解自己独有的生理机能和生活信条。正如艾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所说：“一个人的教派、哲学或信仰就像他眼睛的颜色或嗓音一样自然。”

之后，这个人能够意识到他生来是自由人，是战士，还是谈判者。无论他生来是统治者、社交家，还是完完全全的隐士，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他该如何工作、如何“游戏”，以及他是否应该结婚，甚至和谁结婚。

当然，只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存在局限。我们的身体定义并决定了生活、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形式。如谢尔顿所说，每个人的身体结构都不一样，它是一个人的客观记录，而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记录转化为语言。

对谢尔顿来说，不存在身心问题，不存在有意识对抗无意识，不存在身体和精神的决裂。他只看到了身体和行为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连续统一体而存在。

“我的目标是，”他写道，“根据每个人的最大潜力开发他，并保护他，以免让他被错误的追求（希望成为某些他无法成为，甚至不应成为的人）所影响。”

没有谢尔顿，你也许会试着重新塑造你自己或其他人——或是妄自菲薄，或是把其他人看成没有希望的恶棍或懒汉。如果你不理解每个人的身体构造和行动方式，那么你至少会得罪2/3的人。

谢尔顿将人类分为三个人种。但是这种分类和肤色、地理、血型无关，它是根据运动员的人种进行分类的：肌肉发达的运动型体质（实干者）；放松、温和的人种，即内胚叶体型者（谈话者）；瘦弱、小巧的人种，即外胚型体型者（思索者）。

这三个人种拥有自己独特的能力，他们之间的融合比你能够猜想到的还要困难得多。他们的每一种反应都各不相同，并且一种人的反应在其他两种人看来都是恼人的、痛苦的，甚至是危险的。运动型体质对应着强烈的行动性，可以用统治性的、欢乐的、精力充沛的、自信的、有竞争力的、坚定的、大胆的和冒险的来形容；而悠闲的内胚叶体型者则对应着社交性，经常被形容为冷静的、温和的、大方的、和蔼的、宽容的、容忍的、有同情心的和友好的。

然而，外胚型体型者与上述的描述都无关。他是超然的、矛盾的、谨慎的、多疑的、小心的、笨拙的和深思熟虑的。他能够想出更加有趣的主意，但是也会表现出强烈的退缩性。

在这个世界上，与其他人的交往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但外胚型体型者宁愿保持孤独——就像爱因斯坦，他毕生选择独身；就像梭罗，他发现没有同伴能够和他交流，最后也选择了独自生活。这就好像卡赞扎基所说的：“人们感觉我心无所求，脱离了他们也可以独自生活。对我而言，几乎所有人都是可有可无的。”

当然，外胚型体型者并不是通过扮演大咖或者社交家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伪生活——就算成功了，也名不副实。他必须意识到梭罗言语的真谛——那些被别人追捧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

所以，让外胚型体型者的身体引导自我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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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并不神秘。你没有必要查看我的电话或是邮件，也没有必要查看我的心理分析报告，更不用打电话查询我的信用记录——查看我的隐私什么也得不到。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隐私可供查看。因为，和其他人一样，我没有任何隐私。“我是谁”，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的身体透露了一切，透露了我的性格、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的身体也透露了我的优点和弱点，透露了我能做什么以及我不能做什么。假设我在一个大黑盒子里，而你所知道的只是我的身高、体重和三围，但即使是这样你仍然可以了解到我是什么样的人。

谢尔顿在他《身体结构的多样性》一书中使用了这种方法，他描述了由身体的主要部位所决定的主要性格。

画家，尤其是漫画家能够了解谢尔顿的理论——人通过身体展现自身。马克思·比尔博姆（Max Beerbohm）写道：“我通过他的身体特征来画一个人。我能够把他突出的特征夸张地表现出来，并且忽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部分。在那些突出的特征中，这个人的灵魂便会显现出来。因此，如果你着重描绘这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这个人就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了。”

受试者的身体向谢尔顿和比尔博姆透露的是人类对于压力的反应区间，包括生理或心理的，甚至还有喜悦和欲望的更宽泛的区间。然而，作为独特的个体，每个人都无疑是正常的。否则，他就可能在过别人的人生，在进行别人的运动。我的生活只有在我感知、思考和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时才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在一个瘦小的、超然的、内省的、独居的长跑者身上找到很多这样的证据，没有人会比他的更多。在这个讲求平等、竞争激烈的社会，他表现平平，缺少必要的精神气、进取心和冒险精神。

你也许会说，从长远来看，还有很多需要去研究。不过，这个领域里可不止谢尔顿一个人，还有许多人也在研究身体、遗传、基因与我们自身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了解到具备A型人格的人更容易患上心脏病，以及可预知的冠状动脉疾病。

当然，也有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出生时只是一张白纸——我的童年和我们的父母塑造了我们，他把谢尔顿的理论看成是一种偏离。这就好像那个“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美国梦一样。他们认为谢尔顿的理论对自由是一个威胁。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的身体告诉我“我是谁”和“我能够达到的目标”。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束缚，而是一种自我实现。另外，它还把我从一个令人沮丧的过去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中解放了出来。

你是谁？请接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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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是一名跑步爱好者。若是几年前，我一定还认为跑步不过是我偶然选择的一项体育运动，或者是随意选择的一种休闲方式而已。

现在，我对跑步的理解要深刻许多。跑者们之所以选择跑步，并非他们身体单薄不适合打橄榄球，或者没有天赋打不出漂亮的冰球，而是他们真正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跑步让人身体疲惫、肌肉酸痛，但这也不断地挑战着跑者身体的抗压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跑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并且做回真正的自己。

在这样的认知过程中，我放弃了许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牺牲。当有些事物并不重要时，即使无法拥有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有些事物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得到它。

从表面上看来，跑者的世界似乎违背常理——跑步令身体疲惫，为了进步还需要控制食欲，而且也必须舍弃常人的一些欲望。事实上，跑者与他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有些相悖之处，用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话说：“微弱的勇气和无力的肌肉，不具备与现实中的艰难困苦作斗争的能力。”

跑者不适合从事乏味的工作，因为他的性格、本心和普通人不尽相同。对于包括跑者在内的每个人而言，平凡都是一个不好掌握的概念。一旦明确了这个概念，跑者就会听从自己的内心，成为像清教徒那样只与所有善行相关的自由者。

在这种听从的过程中，跑者并不否定自己的体质特点，而是坦然接受一切。他并没有试图征服自己的身体或者克制它、改变它，而是发挥它的优势，尽量使其更加完美。可见，跑者重视但并不压抑自己的本能，而且追寻本能。加塞特将之称为“真正的自我”。

这样的过程贯穿于我们的一生。放弃、释然、融合、剥离——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只有当某件事完全无法吸引你或者妨碍你正在做的事情时，你才会有选择放弃的念头。这其实也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则——他建议人们在从事任何对内心有帮助或者能够带来精神安慰的事情时，尽量坚持下来。

我也理解这个道理，无论我放弃了什么——无知放纵的性格、日常生活的压力、非比寻常的坏习惯……但这似乎都是来自内心强烈的冲动，我自然而然地就做到了，绝非自我牺牲或者责任感使然。

对于跑者而言，事情越少越好。生活本来就是一门朴素的艺术。跑者的日常需求其实极少，无非一个朋友、几件衣服、不时地改善伙食、钱包里有些零花钱。尽管是在跑步，但并不着急，他们偶尔关心一下时间，直到感觉思维和灵魂完全融为一体。我认为这种简单的生活几近完美。但在别人眼中也许完全不同，我这种脱离俗世、抛弃野心和欲望找寻内心自我的生活方式，都被误以为是缺乏关爱、不积极参与和不乐于奉献。其实这种生活方式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在这个世界中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跑者的世界将会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跑者的世界则更是没有生机的。

[1]  谢尔顿以1~7不同的数字来衡量各种型态的程度（1代表最少，7代表最多）。——编者注

Understanding

第3章   理解

当我在路上跑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位圣人

我就是我，不是别人。尼采说过：“不要把我错认成别人。”所以不要把我和一个听众、其他公民或者某个朋友混淆。并且，当我露出准备离开的眼神时，请让我离开。

当我在路上跑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位圣人。那一刻，我既可以是衣衫褴褛的阿西斯（Assisi）；也可以是年轻时赴伦敦求学、每天跑15～20公里，然后找家便宜餐馆吃饭的甘地；还可以是孤独地寻求与周遭世界融合的梭罗。

当我跑在路上时，“我的生活是否贫乏”、“我是否拥有纯洁的爱”、“我应该如何面对权威”等问题都不再困扰我。我虽困苦却仍有上帝可以信仰；我可以看到爱神的指引，让自己意识到纯洁的可贵；而《十诫》本就应该是社会进步的准则，是应该遵从的权威。

一旦停止跑动的脚步，一切都不同了——任何一个和长跑运动员一起生活过的人都会明白。神话中东方之王的谋士们曾经指着摩西[1]的画像说：“这是一个残忍、贪婪、自私、虚伪的人。”东方之王感到很困惑，于是与摩西谈及此事。摩西说：“他们所说的弱点我完全具备，而且一直在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才是真正的我。”

不幸的是，在取得这种斗争的最后胜利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和很多长跑运动员一样，我自身有很多缺点，却并无理想的补救措施，所以需要家庭和朋友的帮助与关心。

所谓“关心”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因为通常而言，长跑运动员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很难照顾好自己，甚至连自己换灯泡都有困难。他们难以适应社会，而且长久地放弃了进行改变的尝试。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长跑运动员希望别人能帮他把所有事情搞定：有人为他准备晚餐，有人为他洗衣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有人为他跑腿。所有除跑步之外的事情都有人帮他打理好，这样他才能尽情地投入自己要做的事情中。

我的贫乏，并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而是指我的需求很少，一如圣徒弗朗西斯。但我与之的不同在于：越是需求得少，我就越渴望得到更多；越是想得到的少，我就越想得到更多。

我的早餐很简单，但必须搭配合理。松饼不要用小刀切开，否则我一整天都不会和你说话；我的衣服可能破烂寒酸，但如果落在哪儿或者送洗衣店的时间不合适，我的一天可能就彻底毁了；从我的鞋子到用餐时配套的奶酪都是如此，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出差错，否则我一整天都会一蹶不振。当然，不只是我这样，我身边的人大都如此。

假使我像阿西斯一样，那么金钱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从来就不算是一个有钱人，还总希望别人能照顾到我，帮我缴纳马拉松赛的报名费，给我做饭，或者偶尔还能碰到天上掉馅儿饼——得到几张支票。多年来，我都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更没有可能去投资慈善事业。

自己的经济问题还没着落，哪还有能力去做慈善呢？解决经济问题是一场持久战，但想想几千名骨瘦如柴、面容枯槁的需要帮助的人，你就会有更为深刻的想法和动力。严格要求自己也是一种善行，我在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时就明白自己的身体一直被“恶魔”占据，于是我开始了与自己身体的对抗。我拜读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肖恩·奥凯西（Seún O’Casey），甚至叶芝（W.B. Yeats）的著作——叶芝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把经历的种种事物记录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教导年轻人不要总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慈善行为一旦因缺乏动力而停止，那势必是由于深深的恐惧感——善行可能是对永恒诅咒的畏惧。英国诗人豪斯曼（A.E.Housman）这样写道：“我并不是第一个认为他们的冒险行为会产生更多危害的人。”只有超越这样的思想局限，肉体与精神才能得到融合；只有无私付出，爱神才会为我们的朋友与家人带来广博的爱。

那么，跑步中“顺势而为”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举个例子来说，制定跑步或训练规则都比较容易，但是在实践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思想、意愿、想象力的控制并不像大脑控制双腿、股四头肌或者心肺活动那么轻松。跑步理念当然对我们有益，但真正的跑步是跑者与自身进行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比赛，其中的艺术性与射箭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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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姑妈总说我是“无声抵抗”，现在我依旧如此：对周围让人反感的声音和意见，我总能将它们屏蔽，不受其干扰。我经常这样将自己封闭起来，久而久之，我对周遭的反应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如果我在一个集体聚会中一言不发，别误会，我不是在聚精会神地倾听，而是已经神游界外，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思想的“离开”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我从自己所处的位置出离到一个我的精神世界自愿归属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思考自己的问题，创造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在哪儿”以及“和谁在一起”都不再重要。我觉得这世界上最令人反感的事情就是，不管别人是否接受就噼里啪啦地说个没完没了。而一旦走神，这些就都不能困扰我。就像叶芝所说的：“我就是一个在墙角里摆弄积木的孩子。”

不过，这样也能让我免于在大家面前出丑：和别人说话时，我不是口若悬河，就是沉默寡言；不是没说到点子上，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闹出了笑话，或者和别人产生隔阂。如果我写一篇600字的文章都要耗费10个小时，那我又怎么可能不假思索地出口成章呢？

我的祖辈也都是我这种类型，类似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爱默生和罗素那样的哲人。他们自小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感觉自己生活不那么幸福。拉塞尔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害羞、爱独处的傲慢的人。”爱默生也这样形容自己：“心胸狭隘、自私、警惕性高，而且冷酷无情。”克尔凯郭尔更是说过类似的话：“思考是我唯一的乐趣，人类根本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引用加塞特的话说，前面这些人对女人或者生意几乎一无所知，也从未体会过愉悦与激情的感觉，他们的生活很抽象，与此同时，他们也从不将自己那无与伦比的智慧投入真实的生活之中，哪怕那真实的生活并不多。

从这种抽象的生活中解脱的唯一方法就是：“跳脱”。如果你不愿意接触别人，那么至少先从自己的身体里解放出来，这样才有可能参与到身体之外的生活中。爱默生曾经在著作中提到他自己从洛克斯伯利步行64公里到伍斯特的经历；拉塞尔也在著作中提到他曾拥有一次非常愉快的40公里的徒步旅行。

我想把自己从身体里解放出来，这可能就是我跑步的原因，并且这使我发现了生活的真谛。爱默生说：“首先要找到自己具备什么样的动物属性。”在跑步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是一只动物。体型和体格决定了我要从事的运动，我也的确身体力行。而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我似乎具备了所有运动带来的优雅、节奏，且对事物的把握能力也有所提高。

在跑步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乐趣，那并不来源于思考，而是来源于实际体验，这种体验往往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乐趣的获得并非白日做梦、异想天开，举个例子来说，我去了自己心仪的地方（大部分是河岸边），之后缓慢地沿河岸散步，思想如天马行空般任意驰骋。就像心脏在收缩和舒张之间交替一般，我可以在较劲和放松之间调整自己，让自己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样一来，我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思想家认为，我们最为真实的生命旅程就像回到童年一样。一位神秘主义者写道：“人类的完整与福祉就存在于把我们的生活转化为愉悦玩耍的过程之中。”诺曼·布朗（Norman Brown）则说，人类本来就是能够在精神上重返童年的一种特殊物种。

因此，我不会为我有些孩子气的行为道歉，尽管这样的行为让我远离女人、商业和所谓的愉悦与激情。这种孩子气的行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虽然它们并没有任何目的性。

我在跑步中体会着乐趣，甚至在跑步之后冲热水澡时还能长时间地体会到一种完整的感觉。我的思想“离开”了，现在重新返回到温暖而放松的身体中，我依然能体会跑步时双腿、双臂以及呼吸的感觉，于是还能尽情地享受几个小时前在路上自己奔跑的整个过程。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生命中如果没有其他人，怎么还会觉得如此完整呢？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明白，因为这和我一直以来所学的东西，以及我所坚持的文化理念都不相符。

我就是我，不会成为其他人。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不要将我和别人混为一谈。”我也不希望别人把我和一个听众、其他公民或者某个朋友混淆。当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时，眼睛里的那个内在真我对我说即将脱离我的身体，那么我会请“他”帮助我，带我一起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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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观察，长跑运动员通常都会在生活中表现得内向、遮遮掩掩，我本人其实也如此。在开始跑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总不愿和别人进行目光接触，即使现在也有此障碍。我敢肯定，会有人认为目光闪烁的人不值得信赖。换个角度看，他们的感觉不无道理。但是，我就是不愿意直视别人的眼睛——不看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看。

直视别人的眼睛容易暴露自己的内心。加塞特在书中写道：“目光接触来源于内心，并会直接抵达彼此的内心世界。”欧文·戈夫曼则如此形容目光接触：“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最直接、最真实的交流行为。”

目光接触以直接的形式存在，不关乎过去和将来。每当目光接触时，我们并不只是用眼睛去看——眼睛反映出内心的活动，所以目光中存在的就是我们自己。

因此，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我们的内心。摄影师理查德·艾夫登（Richard Avedon）这样形容自己和模特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的目光互相接触的时候，也就完全向彼此敞开了心扉。”他一直鼓励模特们乐于付出，并勇于展现自己。艺术品最终完成，理查德会向模特们致谢，而这之后，没有了眼神交流，彼此也就成了陌生人。眼睛里没有了活力，目光不再集中，彼此的联系也就断了。

通过眼神交流我们能了解彼此，这种目光虽然微弱但是却很顽强。它不仅告诉对方“我是谁”，还会告诉对方“这就是真正的我”。就像希腊人常说的“赤裸裸”一样，眼神交流使我们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对方面前，直至洞悉到彼此的内心深处。

过去，我曾为自己不愿意与别人目光接触而苦恼，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容忍自己的内心世界，只想将其深深地隐藏起来。我别无选择。人类生活在一个需要选择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而我总会在别人选择谈话对象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不受欢迎的局外人。我的所有特征都会在眼睛里显现出来。若有人观察我的眼睛，他就会知道我是一个不关心他人、待人很不友善的人。虽不是敌人，但至少也是一个威胁。

不经意的目光接触，就像是一道能穿透彼此内心的光线。我好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乡巴佬——表情尴尬、错误不断，看上去像个小丑。于是，我学会了“保护”自己——每天戴着“面具”，自言自语，防止别人进入我的内心世界，接近真实的我，至少是我认为的“我”。

在那段时间，我听到的最刺耳的命令就是，“请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如果照着做，我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真实的自己。纽约的一位著名侦探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让对手直视你的双眼”。如果对手直视你的眼睛，就有可能知道你的身份，而你所有的伪装就会全部暴露。如果和别人说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那我心里埋藏多年的秘密就有可能在几秒钟的目光接触中暴露无遗，我以为早已愈合的伤疤有可能也会在眼神交流中再次被揭开，让自己感到痛楚。

跑步给我带来了巨大改变，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可以自如地接受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接受内在与表面的差异，包括善变的我和真实的我。我要保持耐心去学习如何享受生活，不断努力的同时也不再对其他事情品头论足。我要求自己做得更多、更好，这种改变让我受益匪浅。

我的目光不再闪烁，不再空洞，不再到处游离，不再因为躲闪而将目光落在对方右耳或者左肩上。我已经敢于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愿意付出努力，并渴望得到回报，当然也就不再需要躲避谁的目光了。

我仍然是一个有所隐藏的跑者。我只愿意和那些与我类似的人交流，比如理念相同、感受相同的跑者。当我为跑者们做演讲时，我们彼此直接用眼神、思想和心灵来进行交流。他们被我的演讲打动时，我也因为他们被我打动而感动。

比赛时，我们会掩饰自己的情绪——不那么直来直去。或许其中包含了一些紧张和恐惧，但我们常会故作轻松来迷惑对手。但如果我们挺过了那绝望的3分钟，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我们就会分享自豪、幸福和成功的喜悦。此时，我们彼此心灵相通。

有些情境即使是用诗一般的语言也难以表达。英国诗人艾略特（T.S. Eliot）说：“诗就是将最好的语言以最恰当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不过是将我们通过眼睛所观察到的事物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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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面对权威时，我还是很难自然放松。如果在驾驶时从车子后视镜里看到警车，我的腰部以下可能马上就会失去知觉；如果看到电子邮件中有法律文件，我心里一整天都不会舒服；如果有头衔或者穿制服的人上前跟我搭话，我立马会打起十万分精神来面对他。正如你所看到和想到的，在我的世界里，尽管我极力避免，可还是要和很多负责指导新人的教练打交道。

我曾经在这方面出现过问题。大约十几年前，我停车在路边买了一份报纸后，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直接在主路上掉头。我刚把车掉过来就发现一位警察站在我的右边，这真不走运。我们对视的一瞬间，我想他马上就知道我属于哪一类违章司机——痛恨交通规则且不愿意执行的一类。后来，他跟我说：“下不为例。”借他吉言，之后我确实再没有违反过交通规则。

和自然规律相比，人类社会的法律还是次要的。人类社会中的权威固然重要，但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自然规律则完全不同——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可大可小，绝不能被忽视。据我了解，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高于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因为只有自然界不受人类规则的束缚，也不用担心老板和警察的盘问。自然规律是支配宇宙的唯一规律。

自然规律毫无让步地支配着宇宙的运行，与它相比，人类法律就显得软弱而易于妥协。逃票、逃税甚至很多重罪都可以通过法律交涉使涉案人员脱罪；但对于地球引力或者动力学、热力学的种种规律，人只能接受，并按规律办事。自然规律无处不在、无法回避，我们可以运用智慧避免一些冲突的发生，但自然规律绝非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比如，今天早上我上车后却发现车怎么都发动不起来。车就在那儿，可以被发动，也可以完全熄火，它遵循的是能量守恒定律。这种规律没有宽恕、缓期或者宽大处理，你祈祷也好、诅咒也罢，要想开车就必须让发动机运转起来。

我是否应该下车给车一个推动力？事实表明，我这么做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力、矢量和力矩都开始起作用，前后轮的轮轴还都锁死着。在社会法律当中，申辩也许能让罪行减轻，但这又有什么好处呢？为了证明犯下罪行是因为一时的精神错乱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当被告处在暴君管辖范围内或被独裁者统治时，申辩其实没有任何好处。

车子虽然启动了，烦恼却仍然继续。随着车子加速，早先稳稳放在仪表盘上的一杯咖啡洒在了车上，弄脏了我的李维斯牛仔裤，还有放在副驾驶座上的书和纸张，这使我不得不减速、停车。在这段行驶结束前，我体验了重力、离心力、摩擦力以及其他自然规律所产生的反作用，这足以破坏我一天的心情和计划。

我常常会想，太空应该是不受这些规律限制的地方，不论我把咖啡放在什么地方或者以多快的速度转弯，它都不会洒出来。在太空中，不管我怎么转弯，所有东西只会一动不动；如果我把什么东西放在车顶上，忘了取下来，那么直到我到达目的地之前，它也不会移动。如果真是这样，我也许既不用受法律约束，也不用受自然规律限制。

事实恰恰相反，法律保护我不受侵犯和打扰，而我能够生存在一个社会秩序稳定的环境里，是因为我和我的邻居同样遵守警方、立法者和官员们的要求，而我手边的咖啡、驾驶的汽车也遵循了自然科学原理。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这样才能自由生活。就像我想学开车，就必须先熟悉、掌握交通规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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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算是一个慷慨的人，不会到处乱发钱。我对待邻居犹如对待自己一样：节省度日，东西要完全用光才丢弃，衣服也要穿到不能再穿才肯扔掉，而且每次和朋友一起聚会都要求各自买单。但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并非如此：参加聚会时，我父亲总是抢着买单，如果谁阻止他，他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还没有报销以及签单等行为的时代，他总是在结账时第一个掏钱包。

结账的速度并不是通过训练就能提高的，我觉得这和人的体型特点有关。吝啬明显是一种性格弱点，通常骨架小的人，尤其是那些孤独的长跑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性格弱点——我也在这个范畴之中。如果赛事主办方把报名费提高了1/4，那所有人都会抱怨。如果赛事总监忘了提供免费的赛后午餐或者赠送赛后T恤，那么就连生活条件富足的公路跑者都会提出抗议。这很正常，对于大多数跑者而言，不管是否依赖自己的组织，也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大家都希望参加比赛时不必自掏腰包。但如果这样，跑者们就必须缴纳路跑俱乐部的会费。

你可能会用吝啬来形容他们，或者觉得这样的行为是无信仰的、不道德的，但那只是因为你和他们不同而已。我如此节省地生活源自内心的驱使，它是我思想的一部分，是我躯体的一部分，更是我身体与灵魂结合体的一部分。

这绝不仅是本能，它是个人朴素、禁欲、单纯、童真的内在例证。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说过：“以孩子般的态度对待生活是抵御‘恶魔’的唯一办法。”旁观者或许会说，那只是他的“恶魔”，而不是别人的，除非那是长跑运动员所特有的“恶魔”。

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来源于他人。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在《纽约时报》撰文《39岁的夏天》（The Summer of 39），文章里写道：“那些过去想要控制我们生活的人，不过是为了显示他们自己的强大，而这正是我们要面对的外部世界。”如今，我们还处于这些人的控制之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离不开金钱，到处都是抵押金、保险金、定金以及账单。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懂得所谓生存之道的人似乎才能游刃有余，而不懂得变通的人则会生活艰难。

我从来就不懂生存之道，也从来没有学习过。我所明白的就是，尽量减少需求和索取，减少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者常乐。我所拥有的财产恐怕只会是让我轻装上阵的障碍，金钱以及可以用其购买的东西只会分散我的精力；当收获大于付出的时候，也就是简单生活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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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成为我所在年龄组中的世界级跑者，我的体脂含量必须再减少6%，但实际情况是，我的体脂量超出了标准的两倍，并且一直如此。没办法，我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无可救药地爱占便宜的人，无论是否感到饥饿，我都能吃下任何免费提供的东西。比如，上个月我跑完15公里后已经筋疲力尽了，却还是吃完了赛会提供的盒饭，喝光了一大杯橙汁，吃完了炸鸡——没错，就是炸鸡！

如果给提供盒饭，哪怕它再难以下咽，我都会毫不犹豫狼吞虎咽地吃光；如果送我一张餐券，不管有没有胃口，我都会去排队领餐；如果给我提供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哪怕再没有食欲，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把它吃下去。就像其他瘦骨嶙峋的人一样，我身体里似乎也住着一个胖子，他不停地跟我说：“吃吧，吃吧。”不同的是，我体内这个胖子除了说“吃吧”以外，还要补一句：“这可都是免费的。”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免费午餐随处可见——不光是赛道两边的那些补给，那些不用当场结账的午餐都可以当成免费的处理。比如，在我看来，在家里吃的或者在夜宵时吃的肉，都算是免费食品。每到这时，我体内的那个声音准会说：“吃吧，这些都是免费的。”声音大得就像跑完波士顿马拉松赛之后吃免费牛排可以开怀大嚼时一样。

占便宜就是这样，我在家里也是一个爱占便宜的人。幸运的是，如果没有免费午餐，那么我坚持不自费购买食物的想法还会和有免费午餐就要吃的欲望一样强烈。如果只有自费食物，那么我就会坚持不买。尽管我认为这种行为是节俭，但在别人眼里，我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我承认，我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因为如果大大咧咧地花钱，我很快就会成为穷光蛋。我只能尽量不在食物上花费，因为除此之外也没什么控制消费的好办法了。

花钱买食物对我来说最没有意义了。如果真的必须花钱，那我宁可去买那些能够长期储存、长期使用的东西。如果买来的东西一会儿就被消耗光了，那我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也是我从来不吸烟的原因——花钱买来的东西被点着，一点点化为灰烬，我无法理解这种状态。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这样，我自认为这就是节俭。我最多只会花40美分买一杯酸奶和一杯茶当午饭，吃喝完就接着回去工作。

只有回家吃饭时我才会大快朵颐。往往这时，我就会像一个胃口极好的运动员一样，风卷残云般将盘子里的食物一扫而光。但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妈妈总会说我吃剩的饭菜足够让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吃上一星期。可现在，饭后我还会去厨房巡视一圈，就像电视真人秀游戏里的胜利者可以免费去超市购物的状态一样。除非我自己有所收敛，否则播两个广告的时间我就能吃掉很多东西，包括面包盒里装的平常用来打发时间的脆饼干和奶酪饼干，之后再去吃前几天剩下的冰激凌……直至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为止。这时，距离晚间新闻还有一小时呢！

为了杜绝这样的状况，我得改变思路，把家当成必须花钱才能获得食物的地方。这里没有什么免费午餐，适量摄取也是必需的。晚上回家，我应该先看菜单，并且像在餐厅那样点菜，而且不可以使用信用卡，只能付现金。这样一来，我就能很容易看到开销，也就能马上回到我所熟悉的“吝啬”状态。吃完饭之后，我还应该到厨房里特别设置的“收银台”，这样每当我想去食品柜拿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要经历非常不情愿的掏钱过程，这样就起到了对自己的限制作用。我肯定只会从这里“买”很少很少的东西，然后就回去看电视了。在那种欲望刹不住车的日子里，我会对自己身体中的那个胖子大喊：“闭嘴，蠢货！这可都得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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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谈喝酒。对抗沉迷于酒精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说跟酒精有关的任何谎言，酒精完全能让一个清醒的人进入平常完全不可能到达的领域。威廉·詹姆斯曾经提到：“清醒的状态会让人的身体轻松，知道如何区分事物，并且懂得如何拒绝；但酒精会让身体膨胀，脑海中的事物一片模糊，并且只知一味地接受。”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酒精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刺激人类本性当中未知的神奇能力。”

酒精会让一个人看到独特世界当中作为宇宙一分子的自己的本来面貌。饮酒也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或许，你是一个孤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有些怪异的想法，并且沉迷于其中；又或许，你是一个大大咧咧的狂躁型抑郁症患者，期待获取细腻的、永恒不变的友情；再或者，你属于肌肉发达的多疑者，总想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

酒精无法将单纯的想法转化为有的放矢的行动，在对自身有了初步认知之后，嗜酒的人就必须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替代办法。要做到这一点，嗜酒的人就必须先完全从沉迷于酒精的那种混乱状态中脱离出来，并且摒弃自己日常生活中谎话连篇的坏习惯。这样一来，嗜酒的人只有在戒酒之后才能重返正常生活，重获新生。酗酒的状态和分离开的自我重新结合，这就是改过自新的嗜酒者接受自我的过程。接下来，更进一步地去追求完美当然又会让别人觉得不正常了。

当然，戒酒并不容易。“酗酒没有任何好处”，这一点只有少数幸运的酗酒者才会明白。如果有人能够最终改邪归正，使得体力和精力都重抵巅峰，那简直是最幸运的了。酗酒极为有害，在肝脏受损之前，心脏已经开始肿大，大脑也开始退化。所以酗酒者必须及时悬崖勒马，这样才能以更好的方式去感受自身和宇宙万物。

我不再酗酒是因为发生了两件幸运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一个周六晚上，有朋友给我看了一段我醉酒后的录像。看着屏幕上的自己，我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那简直就是一只发疯的猩猩。要知道，每周六晚上我都会借酒很愉快地打发周末时光，也一直都认为是酒精让我变得精力充沛。我甚至认为，可能会有人帮子孙后代来记录我说的话，因为那都是我所认为的至理名言。但在看过录像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喝醉后，我不可能再理性思考，更谈不上流利地表达——录像就是最好的证据。于是我戒掉了酗酒的恶习。与其说是做回自己，倒不如说是重新加入了正常人的行列。

另一件幸运的事情就是，我选择做一名长跑爱好者，并发现长跑是我生活中意义重大、充满正能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项运动可以让我把戒酒的行动落到实处，也算是有所作为。生活是由实际作为决定的，而不是那些空想。如果一个人要永久戒酒，就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我发现长跑就是我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对我而言这十分有效。它让我重新找回自己，而且让我发现身体本身也是拥有思想的。这样一来，身体便不会再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也就能逐渐进入良性循环，而且拒绝被损坏。一达到这样的状态，身体就会带着我的思维共同前进。

每天一小时的路跑，让我形成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之前，酒精带来的感觉总是稍纵即逝，对醉酒那一刻发生的事情我也总是不能确定。跑步让我达到了另一个高度，安德鲁·威尔（Andrew Weil）在《自然思维》（The Natural Mind）一书里称之为“精神生活中意识与非意识的结合”。他说：“这种结合是身体与思维完整性的基础。”

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但我认为，无论什么都应该以身体为出发点。第一次感到身体里存在的真实自我时，我就像是雕刻者发现石头能够雕刻成怎样的作品一样惊喜。通过我的身体——灵魂的镜子、人性之钥、内在情绪的信号灯，我看到了真实的自我。

我不再酗酒，但仍然属于不大合群的人。如果有人邀请我参加聚会，那么5分钟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请错了人。我通常会在人家厨房里待一会儿，喝一杯咖啡，然后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直到聚会结束。我已经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而且我不愿意去模仿任何一个人。

即使有些人还是更喜欢我喝酒的样子。

[1]  摩西（Moses），《圣经·出埃及记》等书中记载的公元前13世纪时犹太人的民族领袖。——译者注

Beginning

第4章   开始

跑者因跑步而存在，而绝非跑步因跑者的行动而存在

如果你感到生活正在消逝，或者变得更糟，那么你一定是在为别人而活。你仍然能够用行动证明专家是错误的。

很多人都觉得：即使再活一回，我可能还是会像这一次一样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多年来，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似乎都认同这一观点，而剧作家和小说家也从未在作品里带给我们任何希望。甚至那些被视为另类的思想家，比如布基·富勒（Bucky Fuller）和B.F.斯金纳（B.F.Skinner），也都同意这个观点。斯金纳甚至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改变什么人，而应该去改变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富勒也认同他所说的。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样的观点。那些从事宗教、神学以及慈善事业的人就认为：“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倡导这样的观点。从品达（Pindar）到爱默生，都一直宣扬“人要做真正的自我”——实现自我的心愿，选择自己的现实生活，选择自己做人的原则。但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也没有人提及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保罗·萨福（Paul Saffe）“新人类”的论点让我们相信人类具有无限的潜力，但实际生活却总让我们感到这种潜力明显会被限制。显然，拥抱美好生活并不像书里描绘的那样简单，很多不懈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就像马克·吐温戒烟一样：戒了无数回，结果每次都复吸。

我们能否将明天看成是未来生活的第一天呢？明天，一切是否又都重新开始了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尽管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否则那么多伟人也不会这么说。回到从前那些灵魂和自我完全不属于自己的阶段，或者回到你的社会地位和你所听到的其他人的意见都能影响你身体、思想、精神完整性的阶段，你会发现这种完整性和生活环境其实是很自由地相互影响着的。

童年时期强烈的融入感和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不知不觉地消散。我们越来越依赖自己所拥有的整个物质世界，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比如按照别人的规则做出自己的决定，或者按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无论巧合与否，我们的身体状况都毫无疑问地下降了。当我们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时，会自然地选择一条相对容易走的路。

而梭罗却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众所周知，他聪慧过人，善于观察，并勇于挑战传统，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名优秀的竞走运动员，而这也是他良好身体状态的重要保证。他曾经写道：“我存在于自己的身体内，并对身体从疲惫中恢复的状况表示满意。”我并不确定梭罗其他方面的活力是否都来自他健康的身体，但他的状态确实得益于良好的身体状况。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会有积极健康的生活。

如果梭罗所选择的路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身体去寻获真我。而再生的方式就是在迷失前找到身体中的自我，这个身体中的自我就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或第三只耳朵，拥有了它就像拥有了第六感，能感知到第四维空间以及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神秘力量。这个自我很敏感、直觉十分强烈，并且能够轻易地感知我们渐趋老化的身体所感觉不到的东西。

身体中自我的这些特点同样也会让身体健康的人感到惊讶。一般来说，健身都是为了活得更长久，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改善自己的体质，让自己感觉更好。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身体状况还会决定精神状态和思维状态。好身体会让人看起来精神面貌更佳，而且有助于建立全新的生活状态。这是人们一直都渴望得到的生活，但当人们享受青春时却总会忽略健康，这也就更容易失去自己所渴望得到的生活。

众所周知，没有人会永远看起来是28岁的样子。但身体健康会让你看上去精神饱满、活力充沛、耐力十足，就像28岁的年轻人一样。只要能找到一种适合你的运动并且坚持下去，你就会了解身体的整体需要，就会重获青春。

如果你认为生活已经弃你而去，或者变得更糟——你发现你过的是别人的生活。别着急，你仍然可以证明那些声称“人无法被改变”的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明天”完全可以成为你未来生活的开始，而你要做的就是遵循梭罗的观点：“无论精疲力竭还是活力四射，都要快乐满足地生活。”

只要回到自己曾经选择错误的岔路口重新选择，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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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找到了不起的创新方法，那你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想找到关于精神归属这个庞大问题的答案，那你首先就要从解决身体的细微问题开始；如果想成为圣人或者哲学家，那你首先要成为一名运动者。

在研究过那些寻找自身价值和宇宙意义的人的生活，或者阅读过那些一直探索生命真谛的圣人的著作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具备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苦行僧式生活的实践者。举重、足球、长跑等项目的运动员如此生活，圣人与哲学家亦如此。

我们所说的苦行僧式生活的实践者就代表运动的参与者，苦行僧式的生活则代表他们所参与的运动和训练。克尔凯郭尔曾写道：“先要成为苦行者，也就意味着成为运动者，才能具有发现真理的智慧。”他自己选择的苦行方式是走路。在这个过程中，他往往才思泉涌，而这也成就了他的哲学思想。而康德则是另外一位同样选择走路为苦行方式的先贤，他每天准时出门散步，他的邻居甚至可以按照他出现的时间设定时钟。

对梭罗而言，走多少路就能写多少字，如果被关在屋里，他根本无法创作。赫胥黎曾经写道：“思想与身体一样需要健康保证，这两者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运动与思考也就很显然地成为了一个整体。”尼采也曾经提到：“尽可能到户外去，不要相信那些在屋子里憋出来的想法。”

要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就必须注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比如饮食、气候以及锻炼等。如果一个人没有好的体魄，那么他连休闲活动都没法参加，又怎么可能去思考并追求真理呢？从目前来看，营养获取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很少有人会对坚持严苛的饮食习惯比吃快餐更有营养有争议，毕竟，快餐中我们摄入的糖与盐等调料都是人工制成的。

对于气候，我们能选择的余地就更小了。有些人居住在气候怡人的地方，而有些人不是待在“火炉”里，就是待在“冰窖”中。美国加州的圣芭芭拉景色优美，气候舒适。当NFL的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在此为参加首季联赛训练时，队员们都感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太幸福啦！”而其他在莱比锡、威尼斯和巴塞尔生活的人将面临严峻的气候，这些地方被尼采形容为 “生理上的灾难”。

饮食习惯和气候状况绝对会影响训练效果。优秀的运动员会尽量让自己适应外界环境，利用海拔、温度或湿度来使自己变得更好，同时也会在饮食搭配上尽量选择适应身体内在需求的东西。

然后，我们要致力于细节，致力于饮食、气候，致力于娱乐、锻炼方式的平衡之上。克尔凯郭尔写道：“我自己才是完美的阻碍。”对此，运动员们一直深信不疑。他们拥有孩童般的接纳能力，他们知道“事事皆有可能，命运尽在我手”。

很多客观事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比如每个人每周要有40个小时服务于社会或者与家人增进感情。虽然生活中所付出的努力并不能引领我们直接走向成功，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弃。

一如现在，受工作条件困扰更多的并不是专业的工作人员，而是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因为专业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窍门和捷径，并知道如何能让工作进程免受不佳的体力、精神状态以及心理状况的影响。

如今，我们从事的工作未必就是最能体现我们个性和价值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是平衡日常生活开支的方式。解决了温饱，才会有闲暇从事一些娱乐活动；生计不愁，才会有精力去关注生活中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后顾无忧，才会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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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句谚语所说：“人的智慧通常从下午5点开始萌发。”

一位来自联邦德国的17岁年轻人在给医学部的信中写道：“哪位医生能抽时间告诉我，如何生活才是健康的呢？”

即使真有医生有那份空闲，我也不确定他会去关注这个问题。很少有医生愿意去探讨健康生活的模式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模式因人而异。用美国著名精神病医师埃里克森（E.H. Erickson）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自身状态和生命周期都是其必然的经历，而且无法被替代。”

因此，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自己去寻找，就像加塞特所说的那样：“那需要我们自己去设计。”如何设计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对我而言，这就是人到中年不停徘徊着寻找答案的状态，期待能有像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路上的非凡经历。[1]

年轻人或许能通过运动得到同样的启示，因为运动是人类感受自我、完善自我的方式之一，也是人们了解自身特点的最佳方式。运动员则是人类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直观例证。在缺乏真诚与互助的现代社会，运动员的质朴、友善和单纯给公众做出了榜样，至少，他们向公众展示了自己在努力追求这些品质。

运动员们不会因为些许成功就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表现欠佳就找客观因素。他们会用正确的态度来认识自己，知道什么事情力所能及，什么事情在能力范围之外。无论是否名列前茅，他们都乐于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奋斗。在运动生涯中，他们发现了自我，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接纳它们。就像赫胥黎在其著作中写的那样：“我们不能改变自身的体格与性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其因势利导。”

运动员们了解这些因素，因此他们懂得如何因势利导，懂得通过积极的改变而非消极的限制来健康生活。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参与运动的人有抽烟的习惯，在训练的初始阶段他可能并无戒烟的打算，但随着训练的开展，他会发现自己已经慢慢戒烟了；而如果一个参与运动的人在训练开始阶段并没有节食计划，但随着训练的进行，他会发现自己的饮食已经逐渐开始变得规律起来。就像这样，其他事情也都会变得井井有条，比如睡眠习惯也会调整，进食之后或空腹运动之后都会自然而然地先休息一会儿。从没有规律到足够规律的过程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即使进展缓慢，也会让运动者感到满意。因为通过这些变化，运动者已经完全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

通过训练，运动员们会发现如何才能健康生活，也会发现最佳状态和体力崩溃的临界点，更会重视身体发出的种种信号。比如心跳异常、咽喉肿痛、起立过猛导致的晕眩、关节疼痛以及心烦多梦等，这些都是身体对人发出的警告，就像森林里的灌木丛响动可以引起野鹿的警觉一样，这些身体状态都可以提醒告诉人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当身体状态欠佳时，就应该好好检查一下。那些可以游刃有余地掌握运动技能的运动员们，通过参与运动的过程，会感受到疲劳和压力，之后会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与之相符的性格特征。

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人类价值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Human Value）一书中提出，人类的性格特征由三个基本方面组成：自由性——无拘无束并沉迷于享受；反抗性——操控并改变世界；佛性——控制自身的欲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三个方面既独立存在，又互为依托。我们不必像那位联邦德国的年轻人一样活了17年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和生活方式，但是先了解一下我们性格特征的自由性、反抗性和佛性这三个基本方面确实很有必要。对于年龄偏大却仍然在寻找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埃里克森的一句话非常适用，那就是：“我们必须先找出对我们而言合理可行的生命周期。”

尼采曾经写道：“伟大的实质就是热爱生命，也就是不求差异，不求激进，不求倒退，不求永垂不朽，不仅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还要乐于这么做。”这一论断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用处不大，因为所谓伟大、必然、命运、永恒这些词汇通常仅仅存在于哲学家、思想家的字典里，与我们的实际情况毫无关系。

但当我们阅读济慈或其他诗人的诗句时，这些词汇似乎就离我们近了一些。济慈将我们的世界描绘成“塑造心灵的山谷”——普通人并不具备完善的内心世界，除非通过修行完全明确自己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加塞特认为，真正相信生活的人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依此行事的人。他说：“内心的声音会告诉我们，‘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就一定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所以，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必然发生的事情，也不在于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接受程度，因为在面对既定事实或真理时，人们肯定都会采取积极的态度。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发现真理、如何倾听内心的声音、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和自己的心灵沟通。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必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是我们感觉自己无从知晓必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或许我们一生都没有真正感受过生活中必然发生的事情有哪些，也没有认真倾听过内心的声音，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的确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幸运的是，尼采给了我们建议，他说：“注重生活中的细节，注重营养摄取，重视饮食，关心环境和空气状况，不要盲目地进行娱乐消费，培养自我防范意识，生活便会在愉悦中度过。”了解这些生活细节甚至比了解那些重大事件还要重要。尼采总结道：“伟大的成就往往建立在那些平常不引人注意的细枝末节之上。”

人们自我解脱的方式就是，选择一种运动员式的日常生活方式——懂得如何健康生活，懂得重视生活细节。我们会受到外界影响产生压力，要应付各种琐事，还要处理人际关系，这使我们消耗了大量精力，让我们处于被动当中。运动员们可以意识到尼采所提到的诸多方面，知道如何合理地调节训练、饮食和休息。他们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自我，积极地接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自己。

那些已经找到并正从事适合自己运动方式的人通过尝试、触摸、聆听、观察以及呼吸等种种方法，萌生了更多的生活感触。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探讨“永生”这一广博的话题时写道：“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天堂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生活。”

我们应该把健康当作一个强制性的目标，但健康的生活方式确实因人而异。按照尼采的理论来说，无论是慢跑、潜水、网球还是登山，对细节的关注程度会直接影响外在表现。只有注重细节才能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内心，从而不断地完善自我。

若要了解自己，并做到自尊自爱、主动接受命运的安排，那就必须重视生活中的细节。健康的状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不断地完善自我。大人物也好，无名小卒也罢，都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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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个最弱不禁风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运动员；而我们当中那个最孔武有力的人，有可能只是看客。只有最坚韧的人才经得起惰性、停滞和一成不变的生活所带来的威胁；只有最开朗聪慧的人才能更好地避免浪费时间、损害健康、缺乏创造、情感受挫以及不辨是非等诸多负面行为，而看客们很难摆脱这些麻烦带来的负面影响。

心理学家认为，只有那些能够通过最严峻的体能测试的人才可以适应一成不变的生活。自古以来，人类就不属于适合静止不动的生物，休止状态不应该是我们身体所呈现的状态。长期不运动只会破坏身体平衡，而如果锻炼过度，也会对心脏、内循环和整个身体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身体指标经常会和我们开玩笑。我们一心想降低的指标，却偏偏在升高，比如腰围、体重、血压、心率、胆固醇、甘油三酯……而我们一心想提高的指标，却偏偏在降低，比如肺活量、耗氧量、灵活性与效率值、耐力、力量……长此以往，健康就只能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了。

如果身体一天天衰弱，思维的退化还会远吗？事实上，智力的退化和动脉的老化是同步的。创造力靠实践来检验。只当看客而不去实践，所产生的想法不具备可信度。

看客不是思想家，只是认知者。和运动员不同的是，看客们并不亲身体验，也不主动发现，只是封闭、被动地接受。这样一来，思想就会慢慢变得固执，完全陷入一个固步自封、带有偏见的圈子。

看客们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也就不会在思想上有任何成长和进步。殊不知，成长是处理情感问题和控制自身情绪最为重要的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外界就会对其丧失信任，他们也就无法得体地与其他人交往。原因显而易见：看客们离身体力行去运动的生活太远了，离健康太远了，他们无法释放情绪，无处宣泄情感。

看客们只旁观，他们所观察的人拥有他们一直期待却无法得到的东西。胜利的喜悦、运动过程中的愉悦、即使失败却总结出经验教训的欣喜、共同体验疲惫之极感觉的欣慰，这些都是获得友谊和平等的捷径，同时也会让经历其中的人成为一个虽败犹荣的胜利者。

看客们无法体验运动者的经历，他们恐怕连体面的失败者也算不上，他们对胜利的渴求往往比运动员还强烈。如果他们支持的团队失利，而他们又恰好找不到正确的发泄渠道，就有可能对邻居、周遭的事物、裁判、运动场或者比赛本身彻底爆发负面情绪。如果他们支持的团队一败再败，那么和这样的看客们生活在一起，会是比戒酒、戒烟甚至远离毒品都困难得多的事情。

如果某个看客通过了所有有关体力、智力和情感的测试，那么对于其生活的完整性还有一项至高的挑战，就是被同化的难易度。因为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是普罗大众的一部分，是那些被教练称为“无足轻重的人”或“看台上不停地往肚子里填食物的白痴”里的一员，于是当他混杂在看客中时，很容易就会显露出自己的行为道德水准，也就会很快和周遭的人行为同步。这样一来，他很难进步，最后甚至会退回本来的档次。

从此时开始，他就变回了那个彻头彻尾的看客，每况愈下，让生命在沉闷中走向终点。

[1] 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耶稣，从此成为他的信徒。

Becoming

第5章   形成

健康不过是跑步的副产品

我的健身计划并不仅仅是一个健身计划，它同时也是一场战役、一次革命和一个转变。我下决心要从中找到自己，并在寻找的过程中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在我看来，人类能够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无外乎两种可能：要么就是行为方式常规、实际，偏重身体需要；要么就是行为方式非常规、神秘，偏重灵魂交流。科学的胜利是一种胜利，宗教的胜利也是一种胜利；知识的成功是一种成功，信仰的成功也同样如此。就像圣保罗所说的：“我们通常会去实践被证实了的事情。而事实上，我们也同样会去实践那些未被证实的事情。”

同样，我们也应该坚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健身方案存在。一种合理、切合实际，针对生理制订；另外一种则完全反常规、难以被理解，针对心理制订。前者是规定动作，后者则是自选动作；前者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适应生活方式，而后者则是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来适应自己的变化；前者属于实用主义，后者则展现创新精神；前者更像是在工作，后者则体现了休闲娱乐的状态；前者如果成功，源于其对结果的重视；而后者一旦成功，一定是源于其对过程的注重。

有些从事体育锻炼的人遵循库珀博士[1]的要求，用每日最少的训练量来锻炼，而有些人则按照自己每日最大的锻炼量来安排训练。对前者而言，健康是最终目的，他们并不会特别在意获得健康的途径；而对后者来说，哪怕每个动作细节都有意义，但除了行动本身没有丝毫目的，健康只不过是这些行动所产生的附属产品；前一类人追求的是目标，后一类人追求的是梦想。

身处困境、不够健康、形体欠佳的人常常会选择第一种健身方案，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但是却无法去做，也无法享受其中的乐趣。于是,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换一种生活方式，用消除生活恶习的方式来遵从《十诫》中关于健康的教诲。只要有精力、有活力，他们就会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你也许会认为这个合理的决定很容易得出。没有什么比真理更有说服力的了。人们只是不去做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特别是当他们享受做相反的事情时，更不会倾向于正确的做法。仅仅当被指出生活只有一种方式时，人们才会理智、切实地从生理上接受它。只有到了那时，他们才能接受这种无意识的、不方便的和无聊地打发时间的方式。

另一种悲观的人认为，生活本来就是盲目的、困难的、无聊的。他们总是郁郁寡欢，度日如年。对他们而言，第二种健身方案就非常合适。因为常规方法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帮助，只有非常规的、对心理有益的方案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那些由内心自发产生的训练欲望驱使的富有创造性的、有趣的事情才会让他们真正感兴趣。这样的人一直期待的状态是：有一种彻底的休闲活动能让他们完全投入，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全新的热情来颠覆从前的自己——就像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耶稣，最终成为了一个信徒，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承认吧，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对职业或者事业的热情在不断变化。像荣格所预测的那样： “责任后来变成了负担。”而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也说过：“生活渐渐弃我们而去，使我们的梦想逐一破灭，还有什么遗留下来？”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也悲观地写道：“青春一去不复返，现在的我们再也无法感受年轻时候的激情了。”

产生这种悲观想法是不应该的。我59岁了，发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从中享受到了乐趣，所以应该还算有些发言权。问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只有一次生命，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自己略显荒谬的答案就是：“做一个长跑运动员。”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我再次唤醒了自己的状态，复苏了自己的梦想，仿佛重新回到青葱岁月，而且通过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再次点燃了生命的激情。

我选择的健身方案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这个略显荒谬的答案。在外人看来，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想成为运动员，简直是疯了。我把自己当初作为医生所付出的专注状态完全投入到了长跑运动中，这似乎也有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跑步几乎变成了我的职业，而医学则成了我的休闲方式，这确实很难让人理解。在我心里，这更是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个转变，我下决心要从中找到自己，并在寻找的过程中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体与灵魂。

对我而言，医学是已经失败了的幻想，我正在试图寻找新的世界。在这中间，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撰写自己生活的剧本，并认真对待生活赋予我的诸多意义。而这一切，都是跑步带给我的。

因此，当你在路上看到跑者的时候，恐怕永远也不会猜测到他（她）内心所想。跑步的理由也许充分、实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跑步理由。或者，也不论他们略显孩子气的做法是否会成为他（她）今后生活的主要模式。总而言之，跑步可以解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会如何度过未来的生活？”

约翰·桑瑟姆（John Sansom）是加拿大的一位观察员，他想出了一个针对健身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法——宗教。他建议我们，为了健身本身需要做出更多的承诺。我们不得不按照我们的宗教信仰（或者其他实际的、可实现的乌托邦式的信仰）行事。宗教观点指出，身体健康是生活方式中最基本的部分，这也直接关系到唯一且最重要的目标。

这会是答案吗？慢跑到8点钟广场？骑车到神庙？在唯一神教派[2]的宗教仪式前进行循环训练？

我不这么认为。

每个人都是虔诚的。每个人都已经实践了他不可抗拒的信仰。你并不属于、也不必接受和认定某一个宗教。宗教信仰会体现在你的一举一动中，并且是你在每一天、每一段清醒的时间里都在做的。宗教表现在你和你的宇宙的联系中以及你的伙伴和你的造物者的联系中所有紧急的和必要的事情。每个动作都蕴含着宗教意义。

这个动作也许以教义开头，但以一个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和不会重复的个人行为结束。宗教、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也许能权威地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身体的情况，但是无论它们是否对我们施加影响，我们也只会通过内在的驱动和外在的条件来付诸实践。我们注定要追寻快乐——史蒂文森说“失去了快乐就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们追求快乐的过程注定不是快乐的——健身也许并不算快乐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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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体格比较瘦弱，性格也因此受到影响——我很容易紧张、害羞，也不爱与人争辩，对其他人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感情表达。我从来没有如饥似渴地探索真理，也不喜欢参加节日派对或者日常社团。归根到底，我无法从中获得乐趣——我此前唯一的爱好就是写作。客观来说，我就像是布兰登·基尔（Brendan Gill）笔下描写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作家一样：“他们只是偶然遇到彼此，从来也不互相敞开心扉，甚至连礼貌地彼此介绍都没有。”

我是一名知识分子，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知晓一切，但这一定位对我来说尤为重要。我的世界其实存在于内心之中，而内心世界及其完整性取决于我身体的健康程度——只有身体不断完善，自身世界才能不断完善。

健康是良好的生活质量的前提，不可或缺；所以我没有其他选择，唯有遵从内心，让它引领我的行动，而且我充分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我猜想，大部分读者可能都没有体会过这种迫在眉睫的紧迫感，因为他们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快乐与幸福之中。他们属于另外两种数量庞大的人群。在身体、性格、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表现上完全不同。

那些强壮的、充满肌肉的人是第一种人，他们充满进取心，对自己或他人的疼痛不甚敏感。他们在行动中能够找到满足感，并且试图去控制他人和事态。运动员们一旦不再使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怒目相视”的对抗，转而通过拳头来解决争端，就需要不可抵挡的能量和精神勇气来发挥作用。此时，身体健康不再是最优先的条件。

圆乎乎的、乐天的人则是另外一种人，他们喜欢和别人聚在一起。他们是慷慨、友善的，并且近乎肥胖。他们的身体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克尔凯郭尔——另外一个独行侠，曾形容过这样一个人：“理想的基督徒婚姻美满，他看起来像一个欢乐的食品商人，并且被他的邻居们所钦佩。”这种人与健身完全无缘。

所以，我不会告诉你关于健身的事情，除非你能给我一个平和的亲吻或是一个圣名会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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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普林斯顿附近的一个精神病学机构——卡莱尔卫生院做过演讲，在之后的互动环节中有人问我：“慢跑能够延长寿命吗？”提问者是我的一位同事，我看着他，反问道：“精神病学能延长寿命吗？”我的反问完全是下意识的，只是对这样一个无关紧要、与我的演讲毫不相干的问题做出的本能反应，没错，哪个跑者会关心跑步能不能让自己长寿呢？

我真不清楚跑步是否会延长寿命，准确地说，我不在乎。无论如何，跑步的确对我的身体有益，但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几年前，我决定将这些益处找出来，于是到一所大学参加体能测试。结果是，我的血含氧量的最大值是54%，这相当于一个28岁的年轻人的血含氧量。

很显然，跑步让我的身体更健康了，那么还有其他益处吗？跑步真的能让我长寿吗？细想一下，这样的问题其实有点无厘头：我的生理年龄可能确实只有28岁，但身体还是59岁的身体；我的状态和精神都活力四射，但身体未必如此。岁月无情，谢顶脱发、视力下降，心脏血管的状况也不可能回到28岁。但换个角度看，血含氧量的检查结果表明，跑步确实让我受益——我的体重并没有因年龄增长而增加，心肺功能反而持续地提高。跑步让我的体质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对某些人来说，跑步也许确实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但对我而言并非如此。我认为与“情商”、“智商”或“财商”一样，也存在“龄商”这个概念。“龄商”是天生的，只会减少不会增长，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有各自的寿命归属，这和每个人体内的核糖核酸含量有关。如果我们体内的细胞不能对分子活动及时做出反应，那么疾病、衰老、死亡便会随之而来。这个过程会加速，却无法被阻止。医学在迅猛发展，却从来没有研发出所谓的“长生不老药”。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从“如何能延长寿命”的传统想法中解放出来吧。无论是否进行锻炼，是否注重饮食或是遏制陋习，我们最终都会与这个世界告别。这样一想，我们应该注重的并非是“什么能使自己长寿”，而是健康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质量。如果你问 “跑步或者其他运动是否会改善我们的生活”，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跑步使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变得积极务实，而且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担当与责任感。

没有什么比从事医学事业能让我们更具担当和责任感的了——它们占据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病人身体状况的好转会使医生更专注地投入到治疗工作中，而科学家们则认为，他们的作用与我们等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约翰·诺尔斯博士（Dr. John Knowles）说：“美国人在健康方面的下一个重大改革，取决于每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的程度。”

跑步时，我就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我也发现，责任感会影响到人体的反应能力。关心自己的身体，就必须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解身体的需要。在与身体的对话中，我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有活力。我开始渴望得到更多的训练、更严格的约束和更强大的自我控制力，我渴望变成乔治·伦纳德（George Leonard）所说的“最佳运动员”。而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所从事的运动，就是被伦纳德所形容的“一种生命的极限运动”。

因此，是否长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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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坚持每天跑步的人怒气冲冲地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医学证明跑步可以预防心脏病’，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如果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跑步可以预防心脏病，那我每天跑步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

我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跑步是因为有更重要、更迫切、更有吸引力的原因——无论是跑步、打网球、骑自行车、游泳、爬山、打猎还是骑马，我们都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罗洛·梅 （Rollo May）的一个学生曾经跟她谈起：“其实我只确定两件事，一是我总有一天会死去，但绝不是现在；二是从现在到我死亡中间，我应该做些什么。而第二件事才是我唯一关心的问题。”

体育运动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身体健康，能让我们远离心脏病、高血压以及其他疾病；因此，体育运动对保持我们最佳的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这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不能忽视。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体育锻炼是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身体作为我们精力和动力的源泉，才能和思维协调一致。加塞特写道：“身体是精神的导师与警察。”这样说来，健康成熟的身体才是称职的“导师”。

包括跑步在内的各种运动，都是我们发掘自身潜力并实现心中目标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上布满了荆棘，而我们在行路的同时还要意识到：“要让生命完整，还有很多未竟之事需要我们去努力实现。”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认为，我们自身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初始的恶念，而是原始的自豪感，也就是我们本身与神明的相似之处。他说：“我们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层次，这简直就是我们的罪恶。”

不进行体育锻炼，我们可以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层次吗？没有纪律的约束或严格的训练，我们能有足够的精力与协调性吗？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与思维和谐一致吗？这些问题需要每个人去思考。

对我而言，用来增进人类健康的方式有很多。但和其他方式相比，关于锻炼的争论并不激烈。英语诗人豪斯曼曾说过：“我可能面对的身体问题有两个，一是大脑，二是心脏。”这两个部位一旦出现问题，会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就必须提高。日常从事运动的人在面对选择时会做出更好的决定，能更明确缺乏纪律的危害。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和豪斯曼同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亚里士多德学派看重身体之外的规律，柏拉图学派看重事物自身的规律。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对于我们而言，是应该静静守候与等待变化，还是该按照内心所想付诸行动呢？

对于跑步，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最初，跑步是出于本能；而后体育课“强迫”我参加训练；再后来，跑步是因为权威公布的它能带来的种种益处；但坚持到最后还是因为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完全适合我。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许我的心脏、动脉和循环系统都得到了改善，但那并不是我最关心的。

我真正在意的是，跑步使我达到了一种身心健康的状态，这并不是和疾病相对立的概念，而是身体与内心的和谐统一。我真正的任务就是，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层次；我真正的目标就是，发掘自己最原始的自豪感。

请你相信，我在为我的生命奔跑。

[1] 肯尼斯·库珀（Kenneth Cooper），全球著名的“有氧运动之父”。——编者注

[2] 唯一神教派，也称为“一位论派”，是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的基督教派别，强调上帝只有一位。——编者注

Playing

第6章 游戏

不为“Run”而跑，而为“Fun”奔跑

只有当你不得不跑的时候才跑步是不对的，要把跑步当成自身内在的需求而非医生的建议。否则，还是把跑步当成你自己玩的游戏吧。听着，如果你能够变成你曾经、现在或者未来可以成为的那个人的话，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吧。你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没有目的。但这些事情能够给你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并且让你感觉到人生的完整，甚至感觉到自己已与周遭世界融为一体。当你发现这些感觉时，就来构建自己的生活吧。

我要纠正莎士比亚曾经提出的命题，在我看来，“生存还是毁灭”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运动还是不运动”才是。稍有幽默感的人都会认为，生活应该是喜剧而不是悲剧，而且生活本身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和所有谜语都有最终答案一样，生活的最终答案并非死亡，而是运动。我们只能在运动中而不是死亡中找到生命的真谛。

除了锻炼之外，难道还有更好的“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1]的方式吗？如果你只是处心积虑地对待那些苦难，结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来的哈姆雷特王子或者尼克松分队有什么区别吗？席德（Wilfred Sheed）曾说过：“空谈美金与其他人空谈上帝和性的态度没有区别。”

“世界本身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平和”，这也是关于生命之谜的一部分。你可以选择死亡，这样你确实拥有了平和，但同时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你也可以选择努力奋斗去实现目标，这样你拥有的就是一个不够平和的世界。只有投身于运动，你才能够两者兼得。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但换个角度看，每一件事也都是不重要的，这就是生活中的矛盾。只有准确地把握矛盾、接受矛盾，才能更好地处理问题，提高生活的质量。

因此，运动就是解决矛盾的答案，就是人们充实自己、超越自己的舞台。对抗外力和处理分歧是运动中的乐趣：比赛时，我们会用所有的力量和坚定的决心来保卫自己的领地；但当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吹响时，我们会热烈地拥抱彼此，甚至拥抱对手，还会因为一起经历的赛事而兴奋不已。

有生命的存在就会有运动产生，可是如果在比赛过程中过分执着于胜负，并将随之而来的财富、特权、地位看得过重，那就丝毫不能享受到比赛带来的快乐，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平和状态，以致根本无法体验运动所带来的美好的生活和美妙的感受。

运动带来的好处包括形体优美、心态放松以及自我完善。运动甚至会让我们和自然界融为一体，这种融合是运动体验的最高境界，也是外在世界无法赋予我们的。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也一直给我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对运动的体验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而神学家们则认为只有保持童心才能获得这样的体验，因为孩子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玩儿”的热爱。对他们而言，工作、金钱和权力没有任何意义。每当听到孩子们对着电话那头的小伙伴们说“过来一起玩儿吧”的时候，我们这些成年人恐怕只剩下“羡慕嫉妒恨”了。

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吸引我们的“游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学究们让它变得乏味；经济学家们改变了它的规则；心理学家们似乎对它不屑一顾；而那些教育别人的人则给了它致命一击——传统的身体素质教育诞生了。于是，游戏再没有乐趣可言，无聊至极；休闲活动也变得像体力劳动一样。游戏本来想指引我们去往人间乐园，结果却变成带着我们去了阴暗狭窄的小胡同。久而久之，我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

我们所生活和休闲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可怕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停地争斗，以满足自身难以止息的欲望。而往往在目的达成时，我们却发现结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世界无论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都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想从另外一个世界寻找平和与宁静，因为这个世界毫无乐趣可言。正如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疾病”的世界。

如果有了运动，我们就会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相信那些从事运动的人们已经有所体会。如果你手头正做着什么事情，却没有过多地考虑过这件事情的目的和原因，那么你所踏上的就已经是“自我拯救”的道路了；如果你注重享受过程而对结果毫不在乎，那么你就离“拯救成功”又近了一步；如果你在做事情的同时能够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那么就没必要担心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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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迪安·考德威尔（Dean Caldwell）和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美国第29任总统）安全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卡匹顿峰那从未有人征服过的峭壁时，所有的美国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才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他们俩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用27天登上了一座1 036米高并且十分陡峭的山峰。对此，普通人的确难以理解，因为大多数人并无这样的勇气。

“为什么要爬山？”就连登山爱好者们都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回答，但是很少有人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因为个中体会和真实感受是无法言喻的。

参加“流血运动”的人也无法解释他们为何要参加那样惨烈的运动：西班牙潘普洛纳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圣费尔明节曾给很多作家带来了创作灵感，其中包括海明威和詹姆斯·米切纳，但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几百年来这种让每个人都害怕的流血运动会吸引那么多人来参加、关注。或许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人们才能明白西班牙人是以狂欢的方式对待死亡，而这种方式也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死者的悼念。

米切纳说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不乏冒险者，他们一直试图通过最危险的运动来证明自己。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动机太过愚蠢、毫无意义，根本不值得一试；但米切纳认为只有具备这种冒险精神的人才能成为伟人。米切纳的原话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可以登顶珠穆朗玛峰，可以飞上月球，当然也可以参加圣费尔明节。”

对这种运动永不止步的人来说，用危险的运动来证明自己算是一个够大胆的创意。西班牙潘普洛纳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而提起珠穆朗玛峰，估计很多人都会眼前一黑。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在不断地催促自己追求充实的生活、证明自己的极限，这就可能会让我们忽略，有些活动或许真的并不适合自己。

运动员、心理学家以及直觉告诉我们：“运动可以满足我们想要证明自己的愿望，并能够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不同的体验，让我们能够主动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左右。”总之，通过运动，你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任何人。

心理学家威尔弗雷德·米切尔（Wilfred Mitchell）曾说：“与普罗米修斯（有时被称为‘希腊的基督’）苦寻那些开发人类潜能的力量一样，运动者也是如此。”《跑者世界》的编辑乔·亨德森（Joe Henderson）发现，运动使他的个人潜能有所提升。亨德森也认为自己很难回答“为什么跑步”这个问题，但是他说：“我要用文字写出来，因为我一定要把内心的想法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跑步的原因是——我的内心在推着我跑。”

跑步是一种完整的体验，从事跑步的人和从事滑雪、爬山、骑车、潜水的人一样，在自己从事的运动中找到了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体验能使人从一个层次到达更高的层次，有时它只在肉体上起作用，有时还会分散注意力。塔格·麦克格朗（Tug Mcgraw）说：“我之所以痴迷篮球，就是因为当打篮球时，我的思想会与外界脱离，完全投入到运动中去。”运动也会让人产生宗教信仰上的感悟，迈克尔·汉森（Michael Hynson）说：“对我而言，冲浪是一种精神体验。当与海浪合为一体时，我会感觉到自己不再是现实中的自我，而是另一个精神层面的自我。”

在这一精神体验的拐角处，一个前校园越野运动员如是说：“不期而遇的机会和对伤痛的处理是让跑步生涯圆满的一个方面。”看看其他人，一个专注的潜水者——记者迪克·卡维特（Dick Cavett）说：“浮潜是一种重生。你在一个液体的空间中漂浮，就好像一个脱离了胎盘的婴儿。对我来说，这包含了运动、睡眠和信仰中最好的因素。”

尽管有些人放弃了运动，但运动仍作为一种时尚变得越来越流行。滑雪者属于雪山——从山顶飞驰而下时他们可以体会到生命的意义；跑者属于道路——在路上他们聆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体会雨滴打在身上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运动。对他们来说，运动不仅仅是一种考验，更多的是一种奖励。运动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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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长寿的基础存在于追求自身完美的过程中，这一点理解起来并不难，但是显得有点俗套。当神学家解释一个观点时，其他人注定会对之产生异议，这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就属于“分裂派”和异端，而这也是不同宗教派别出现的原因。就健康问题而言，最佳的运动方式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

我已经准备好建立一种新的“运动宗教”，而第一条教规就是“必须定期运动”。每天一个小时的运动会让人心情愉快、精力充沛。科学运动对身体好处多多，如果运动不科学则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这一观点绝不是空穴来风。英国和新西兰最近对30 000多名成年男子进行了一项有关运动和身体健康的研究，结果表明：重体力劳动并不能降低冠心病或心脏病发生的概率。然而，这项研究却表明，在适当的休闲时间里进行重体力劳动，能够明显减少心脏疾病发生的概率。而若以游泳、跑步、打网球和壁球或者其他形式的运动代替重体力劳动，这些人的健康状况会大大改善。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运动都能增进健康、减少疾病的侵袭。工作上的努力，会带来事业上的成功；而运动中的付出虽不尽然，却也会让我们身体健康、增强生命力。运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其把它当成一种被迫从事的工作，不如将其看成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这样一来，益处更多。

运动会促使人们的身体与精神融合，如果只是为了锻炼而锻炼，那么运动就会变成一件被动完成的苦差，从事它也就纯属浪费时间。如果一个人并不喜欢跑步，只是为了延年益寿而跑，那么，万一若干年后他在跑步时出了车祸，肯定做鬼也不会放过那个提出“跑步可以长寿”的大夫。

事实上，站在悬崖边上的并不是真正的跑者，而是那些跟风的人、那些“匆忙症”[2]患者、那些总幻想能用最短时间完成最多事情的人和那些总是要跟别人较劲的人。加塞特曾说：“只有那些不健康的或野心勃勃的人才会总是行色匆匆。”这些人跑步的目的很功利，而这并不可取。

那你是跑还是不跑呢？答案就是，在你必须跑的时候跑。如果跑步源于人们内心的驱动，而非外在的强迫，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被动地跑步。倾听内心的声音，想象一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自己是否与自己的期许相符。做一些自己擅长的或是自己认为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不过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也并无合适的理由。有些事情会在特定的时候发挥作用，让人产生安全感，或是让人更能接受自己，从而产生一种成就感。比如，你会在某些时候感觉和周遭世界或其缔造者融为一体，那么，当你有了这种感觉时，就围绕它来构建你的生活吧。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Marcus Aurelius）说：“只有把每一天都假想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才会更懂得珍惜，才会更懂得如何完满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我跑步并且持之以恒的原因。跑步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的各项活动都是围绕它展开的。

没有什么时刻能比就要告别这个世界时，更能证明人们对运动的渴求程度了。

如果对所有美好假设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唯一能实现的条件就是“爱”。

——康明斯（E.E.Cummings）

如果游戏也有自己的专属节日，那这个节日无疑便是圣诞节。这一天是游戏者的节日——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用“游戏者”来区分现代思想家与古代劳作者。圣诞节的风俗习惯提醒我们，游戏是一项正常的人类活动，它带来的乐趣不是哲学家们能够解释或理解的；游戏同时还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游戏，任何人都有可能取胜。

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柏拉图在他的《律法》（Laws）一书中就提到过：“生活离不开游戏，参加一些游戏或者唱歌、跳舞都是必要的。”这种思想曾流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后来社会形态改变了，人们的理智和主观态度占了上风，对游戏的热情也就大大降低了。

工业革命时期和整个19世纪的情况也不那么令人乐观。赫伊津哈写道：“整个欧洲都穿上了工作服。”实用主义、对时效性的追求以及教育方向的改变几乎使人们忘记了游戏的存在。但希望总还在，我们还有诗人、孩童、运动员和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总是能带来超越体育本身的其他好处，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体育运动有助于我们释放多余的能量，使我们更加轻松、健康，身体美在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展现。但没有人发现，其实游戏也起到了和体育运动相同的作用。

幸运的是，神秘主义并不会强制普通人来理解它。“历史一致地证明了，”悖论家，同时也是圣诞节专家切斯特顿这样写道，“只有神秘主义很难被普通人所理解。”

哲学家琼·休斯敦（Jean Houston）通过观察表明：“我们可能会想起那个善于捏造、操纵、劝诱的浮士德，最终他毁了自己。而人类的形象应该是创造者、艺术家以及游戏者。”

第一批基督徒也传达了同样的观点。游戏规则此时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天使说“高兴起来，不要害怕，我给你们带来了令你们兴奋的好消息”时，人们就应该知道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用“确认”代替了“假设”的世界会充满更多的爱。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运动，比赛场就是我们的小世界，每个人都有赢得胜利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运动者。不仅如此，运动者的人格也会因此变得伟大，就像名著那般高贵且令人崇敬。参加过比赛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吉米·康纳斯（Jimmy Connors）和卡里姆·贾巴尔（Kareem Jabbar）都是非常出色的运动员。体育迷们对此非常清楚，他们认为，人类的躯体里富含巨大的精神驱动力，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们在运动场上会真正释放出尊严与高贵。

不运动、只思考的人所造成的悲剧曾让人们丧失勇气、疲惫不堪；而只运动、不思考的人遭遇的困境会让我们对运动更为重视。《圣经》箴言中曾经有过类似的描述：

与他在一起能成为任何我想要成为的事物，我每天都很愉悦。总在他面前玩耍，在他创建的世界里玩耍，会让我获得孩童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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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支持运动？现在看来，几乎所有人都会。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专家、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等，都支持体育运动。

游戏、运动以及其他体力活动都应该被尊重，因为它们有助于控制体重以及减少疾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压力、放松心情，使人们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甚至可以延年益寿；而且，还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由此可见，游戏或运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如此，上述原因也不是我们参与游戏或进行运动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比科学家和思想家们的假定还要复杂，那就是寻找并最终寻获真我。此外，参与运动的程度还与宗教有关。

最早的关于上帝的疑问是“上帝是否存在”，后来则变成了“上帝的特征是什么”，而现在我们的问题变成了“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因此，我们目前的困境就是，我们无法解释世界的存在，也无法解释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无法确定自己存在的目的，也无法确定如何去执行以及如何去表现执行的效率。

对于以上问题，我倾向于接受的最佳答案是：人们歌颂上帝，因为相信上帝本身也是一个运动者，并在游戏和运动的过程中创造了快乐。加尔文是一个室外滚球爱好者，也许他最初的想法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但他的话却回答了现实的问题：“我们歌颂上帝，通过游戏在自身与上帝的存在中寻求乐趣。”

儿童在游戏中表现得非常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运动员、诗人、教徒，或者集所有角色于一身。他们很少会问自己做某件事情的目的，也不会去考虑自己是否有利用价值，更不会去权衡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对世界而言，他们是初来乍到的孩子，他们的心灵与思维是完全融合的。他们的头脑与身体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运动中，这一运动就是游戏。

孩子们可能在智慧方面比较欠缺，所以要对他们的行为加以指导——当长大成人后，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提纳斯（Plutinus）对此的建议是：“战斗不要祈祷平安，游戏不要渴求收获。”我们也许会有同样的想法，但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的战斗、行动和游戏。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在人生这场游戏里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们在帮助他们寻找答案时也不应该让其丢掉做游戏的天赋。如果完全丧失了对游戏的热爱，那我们这些成年人就会像埃里克森所说的那样，完全成为一个“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人”。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教育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要避免让他们丧失童真。人总会成长，但成长的过程应该充满智慧，应该去寻找身体和灵魂结合的意义，去发掘“我们此刻究竟在做什么”的真正答案。

运动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核心因素，因为它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运动与游戏有益于强身健体，因为运动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基础。诺曼·布朗（Norman Brown）说：“运动使我能够生活在现实而非历史中，使我能享受现在而非懊悔过去，并促使我为了将来的目标不断努力。”

跑步并没有充盈我的日常生活，可它却影响了我今后的生活，它告诉我未来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去做。在这当中，我找到了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和行事风格，找到了自我和自我的特点，我也开始享受运动或游戏带来的一切感悟。

你也许会说跑步会让人肌肉疼痛、身体疲惫，并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会告诉你：跑步不但要求我们具备耐力，还要求我们拥有忍受痛苦的能力，并需要我们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同时，跑步还需要我们摈弃人类的贪婪、虚荣和欲望，这对常人来说谈何容易？从这点来讲，运动并不比日常工作容易，对成年人而言也并非易事。然而，跑步完全值得我们去付出、去拼搏，真的，还有什么能比成为“游戏之神”手下一名骁勇善战的将领更酷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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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我爱驰骋在运动场上的所有人，他们做着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所以表现优异——我爱他们所有人。我爱每一个雄鹿队队员，爱每一个凯尔特人队队员；我爱贾巴尔、大“O”罗伯逊、米奇·戴维斯、佩里、华纳和博比·丹布里奇；我爱考恩斯、乔乔·怀特和约翰·哈弗利切克、西拉斯、钱尼和“娃娃脸”尼尔森；我爱汤姆·海因索恩和拉里·科斯特洛——我爱他们所有人。因为这些人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向我证明了运动是第八种艺术[3]，让我认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可贵，让我们了解到运动是无价之宝，让我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值得我们关注。

没有人在观看完密尔沃基雄鹿队对阵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东部决赛之后，还会觉得体育运动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运动不仅是运动员的乐趣所在，它也给旁观者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赫伊津哈说过：“对美的追寻是人类永久的追求。除了运动，没有能满足这一需求的更好的方式。”

运动是对美的极致演绎。让人着迷的卡里姆·贾巴尔表现十分出色，他总是具备化繁为简的能力；奥斯卡·罗伯逊也是一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他的假动作经常会成功迷惑对手。奥斯卡的巅峰期虽然和我们并不处在同一个时代，但仍然在大众中声名显赫。他总是伺机而动、突然爆发，在空中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之后扣篮得分。

相比之下，凯尔特人队在赛场上总会表现出非凡的力量、速度和技巧。永远不知疲惫的约翰·哈夫利切克总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场上的任何地方，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唐·尼尔森则以其无与伦比的防御能力著称；好斗的戴夫·考恩斯从外表上看非常柔弱，但真对抗起来时，他会让对手悔不当初。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形容运动是“一种需要持续努力的伟大活动，在此过程中将人类原始的美德与基本的天分展示得淋漓尽致”。运动也是一门艺术，完全符合桑塔亚纳对艺术的论断——“动手能力和专业精神”，我们很难找到在这两方面能够超越雄鹿队对阵凯尔特人队时的状态的人，但是在文学、音乐以及舞蹈这些领域中却不乏其人。在冲动的保罗·韦斯特法尔将最顶级的成就创造出之前，能使队伍按照巴兰钦设计的复杂方式实现形神结合的是沉着的詹姆斯·怀特和唐·钱尼。[4]

桑塔亚纳将艺术进一步界定为拥有冥想即直觉的一面。我认为他这段话是关于对我们所从事活动的内在含义的理解，但是我没法完全了解他想要传达的思想。我觉得雄鹿队对阵凯尔特人队所展现出的运动内涵，可能就是桑塔亚纳想要描述的。

通常，哲学家们拼命想要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每天会经历的体验。爱默生说：“诗人只不过是态度端正，他们相信任何美好的事情；而哲学家则需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是运动的信徒，在运动中所见的全是美好、优雅以及重要的事情。也许那些整个下午都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旁的麦迪逊大道上打发时间的人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因为他们不像我：他们不能在跑步的技巧、传统或本质中发现乐趣，而是人为地去追寻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

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对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画展的描述总能使我精神振奋。克莱默说：“对我而言，看一眼1937年照片中的乔治娅·奥基弗[5]博物馆，胜过从电视中无数次看到优胜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而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奥斯卡·罗伯逊和见到雄鹿队对阵凯尔特人队时的感觉。

克莱默曾告诉我们，我们对艺术的了解其实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也明白什么能让我们产生兴趣。桑塔亚纳说过：“当我们把无所顾忌当成愉快时，当我们将精力集中在那些美好的事物上时，当我们将投身于慈善事业当成幸福时，我们就找到了纯粹的快乐。”

运动或者游戏就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体验。那些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的人，就像是当年的雄鹿队和凯尔特人队一样，能够体会到运动带来的无穷乐趣，并发现其中的魅力，使自己更加幸福地生活下去。

[1] 出自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城堡一室内”。——译者注

[2] 匆忙症是现代人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总是觉得时间不够，总是担心无法完成手头的工作，由此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很多生理或心理疾病，例如突发心梗、暴力倾向、抑郁症等。——译者注

[3] 人类的七大艺术是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建筑、雕塑。——编者注

[4] 保罗·韦斯特法尔（Paul Westphal）、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和唐·钱尼（Ton Chaney），全为优秀的NBA篮球运动员。——编者注

[5] 乔治娅·奥基弗（Georgia O’Keeffe），20世纪美国抽象派艺术画家，最成功的女性近现代画家之一。 —编者注

Learning

第7章   学习

在跑步中，更加自信、明辨是非和感恩

“谢谢你，创造者！让我来到学校！”在某个地方，惊愕的造物主欢呼雀跃。他的创造行为被他创造的生物理解了。被创造者终于意识到他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作为人类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情。他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以及老师都是非常可爱的人。

5岁时，我的创造力达到了顶峰。我会画画、会雕刻、会唱歌，还会跳舞。我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可以全身心地去享受美好又充满欢乐的生活。我不断地试验、探索，绝不能忍受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创造性，用罗洛·梅的话来说，就像是“遇到了一个完全专注于自己世界的人”。

我并没有将创造力与天赋混淆。我没有什么天赋，但我很敏感，对出现的不同情况可以很快地反应。年长的人都把我这种特性称为目标性强或者专注。5岁时，我富有创造力，并且是真实的自己；5岁时，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5岁时，我就像所有同龄的孩子一样，是一个没有天赋的“天才”。

精力、努力和敢于冒险成就了天才。我原来一直不明白梭罗为何赞美艺术家辛勤的工作，他说：“艰苦、扎实的工作，令人着迷的工作，对艺术家来说是无价之宝。”在希腊人还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区分“艺术”和“艺术家”之前，没有任何书籍描述过艺术家。其实，艺术与艺术家不可分离，这就像实用性与美丽不可分离一样。对艺术家来说，事物不是因为用途而美丽，就是因为神圣而美丽。

5岁的孩子还不懂得“罪恶”，但是他可能会知道这是一个宗教概念。按照威廉·布莱克所说——诗歌、美术以及音乐“是人类与天堂交流的三种力量”。在一个5岁孩子的心里，天堂存在于神话故事中，伟大的神话控制并指引着人们的生活——神话意境非凡、深奥含蓄，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并解释的。

5岁时，直觉告诉我的是：我的小宇宙、我的家庭以及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真实的、色彩斑斓的，我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和所有其他5岁孩子一样，我认为自己有价值、高贵，并且个性十足。后来，我读到尼采的论断，他说：“这些美好都不是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而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他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确实曾经拥有过这些美好。

当我们用观察代替了行动时，当我们将不完美作为不参与的借口时，当我们成为专家却无视其他人的感受时，我们便失去了这些美好。

对我来说，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对事物本身，以及对事物的创造和发明过程丧失了兴趣。当生活逐渐失控时，我们迟早会对面前发生故障的“机器”束手无策。现在，如果让我选择，那么我不会选择房子、食物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如果我在荒漠中漂泊，也绝不会采用自阿基米德以来所有科学家提出的生存建议。我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就当那些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天赋与建议都未曾存在过一样。

这些都是因为，我的专注、目标、兴趣以及热情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我从一个没有天赋的天才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消费者，这可能是最坏的结果了。

消费者是完全被动的。当一个5岁的孩子觉得白天很短时，消费者则认为白天过长了。我失去了5岁时对事情的专注度，换来的却是对事物的厌倦；我失去了自尊，换来的却是自我怀疑。事实是，作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我既不用因为出身贫寒而靠体力劳动生存，也无法像贵族那样获得更多满足身体需求的自由。

而5岁的孩子就是一个这样的贵族。他追寻自己的真理、自我的完善与卓越，却从不用去计算成本。他完全不在乎金钱和家里的银行账户，但他给世人的感觉却是，他是一位百万富翁。

5岁的孩子不仅仅是一位百万富翁。他是梭罗赞美的劳动者，是希腊人所说的无须定义的艺术家，是我们都梦想成为的运动员，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的圣人。每一个5岁的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正如每个消费者都注定是失败者一样。

我这个59岁的消费者，已经走过很长的路了。但是我相信，在我身体里一定还有从未被挖掘出的热情、精力以及意志力，在我内心或身体深处，还存在着如孩子般的创造力——我相信它就藏在很少被我触及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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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女儿任教的幼儿园，孩子们在喝果汁、吃水果之前都要先祷告一番。他们每天轮流向生活的创造者们表示感谢或者提出要求。上个星期，轮到我女儿很喜欢的一个学生来祷告，他说：“谢谢你，创造者！让我来到学校！”

在某个地方，惊愕的造物主欢呼雀跃。他的一个创造终于理解了他的行为。被创造者终于意识到他生活在一个美满的世界里。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作为人类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情。他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以及老师都是非常可爱的人。他利用技能、视觉、嗅觉、听觉以及智力进行发现与创造，并不断成长。

“谢谢你，创造者！让我来到学校。”这句祷告让我如此嫉妒。因为，这个孩子意识到了自己是谁，并完全理解其中的缘由。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无限的潜力，而学校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学校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人们认识自己，使人们自身以及自己的个性适应周围的环境，使人们可以与成长的环境和谐共生。对我们成年人而言，只有在休闲活动中才能得到这些启示。

保罗·韦斯写道：“学校对于学生的意义，与休闲对于成年人一样。” 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就相当于我们用于回答“我们到底是谁”以及“我们能做什么”这类问题的时间，相当于我们用于感知并了解世界的时间，相当于我们用于将想象力付诸实践的时间，也相当于我们投身运动、舞蹈或者庆祝活动使得我们筋疲力尽的时间。希腊评论家说：“当人们高兴时——他们欣喜若狂、庆祝节日、寻求真理或者聆听音乐的时候，与上帝很相似。”

亚里士多德、卡丁诺尔·纽曼（Cardinal Newman）以及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都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希腊文中“schole”的意思就是“休闲”。 纽曼关于宇宙的著作来源于他对文学艺术以及所从事的研究的热爱。霍弗建议将加利福尼亚一分为二——北加利福尼亚与南加利福尼亚。之后，想要上学的人住在北加利福尼亚，而决定要工作以便给北加州人的生活提供支持的人则住在南加利福尼亚。

这种想法在现实中几乎难以实现：学校变得越来越职业化，人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将来该如何更好地工作、安顿下来，日复一日地生活，直至死去。

休闲生活成为一种娱乐方式，它使劳动者们重新恢复活力，使他们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说来，学习或休闲并不是某种“结束”，而是“新生活”的开始。

如果有人想对自然的力量投机取巧，那么必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糟糕的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对生活中休闲娱乐的忽视，已经导致我们的身体、心理与精神等多方面患上了疾病。从我上学开始，我们的世界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精神病学家称之为：压抑期、焦虑期，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厌倦期。

如果把精神病医生和为疾病所折磨的病人之间的对话首尾相连接在一起，估计都能到达银河系最外层了。但即使如此，也还没有到达造物者那里。

要想拯救自己，就必须重新回到童年，找到玩耍的乐趣， 爱我们自己以及自己的身体，在成长中不断去发现、去创造。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学校，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

只有在休闲娱乐这种无序及无组织的活动中，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才会去考虑自己能不能变得更加成熟，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没有了休闲，生活就会变得灰白，了无生趣；没有了休闲，我们就无法忍受死亡的来临，恐惧丛生； 没有了休闲，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了休闲，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完美。

那么，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它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吗？答案是肯定的，工作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当科技与艺术能够融合时，工作也就变得有意义了。到了那个时候，工作就会充满乐趣，也就会使我们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

要实现这个愿望，就需要我们去观察、去思考。要知道，观察与思考的能力不仅仅属于诗人、哲学家或者幼儿园做祷告的那些孩子们。

来一杯果汁、一块甜点，休息一会儿，也许这就是我们梦想成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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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好像有人曾说过：“你可以把这个小男孩带到城外，但是你永远也不能把他心中的城市抹去。”我也深有同感。当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总有一天他会回归心中的这座城市。这可能是因为，如保罗·索拉尼（Paolo Soleri）所说的，“在那里生活能让我们的文明得到延续与传承”；而我们也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方式，即彼得·戈德马克（Peter Goldmark）所称的“我们主要的学习模式”；另外，我们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即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所写的，“会使我们感受到更多”。

其实，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或曾经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如此。在我的记忆中，城市只是一个有着沥青地面的“运动场”；而现在，它被人们称为“柏油铺地的野兽世界”。在之前的岁月里，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街区运动场”，从范科特兰特公园（Van Cortlandt Park）一直延伸到瑞奇湾区（Bay Ridge）。

有一些球类项目适合在这个狭长的“运动场”开展，而曲棍球就是其中之一。城市中长大的孩子都参与过这样的运动，他们还将比赛记录（比如谁得分、谁出界）用粉笔写在沥青地面上——这样的记录会一直保持到一场大雨来临。

比赛场地以及记录在地上的比赛成绩，见证了属于这个城市的孩子们的游戏。游戏中，孩子们针对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制定了种种规则，轮到谁上场时，谁就要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在那些日子里，城市中还没有这么多的机动车辆，孩子们可以在两个排水管之间的区域玩耍。而现在，这样的空地已经用来泊车了。那时候，几乎不会有行驶的车辆打断孩子们的游戏。

后来，车辆多了起来，一天24小时不间断—— 一辆车开走了，另一辆便接踵而至。停车的位置，曾经是我们的足球场、曲棍球场。但现在，福特、克莱斯勒和德国大众汽车充斥了我们的城市，我们心中的城市早已一去不复返。

巴里·塔希斯（Barry Tarshis）在《沥青运动员》（The Asphalt Athlete）一书中告诉我们：“城市仍然是一个游乐场。”但是，他所描述的并不是我们的街道和街区，也不是我们住的错落有致的房子，他说的是校园中的操场。

现在，运动场依然是运动场，只是和我们心中的不同而已。我们暂且称它为“中性场地”——它不再属于我们。以前，每个人所在的街区都是属于自己的领地，但现在的“中性场地”永远无法替代属于我们的那片“运动场”。我们可能试图用谢伊体育场（Shea Stadium）替代埃贝茨球场（Ebbets Field），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场地做运动会更加得心应手。我们的街区是唯一的，我们像了解自己一样熟悉它。接球、传球、跳跃、屈身，我们应对自如，如鱼得水。

我们的街区和其他人的都不同。我们了解它，也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和任何一个艾奥瓦州的乡村小孩一样去观看整季比赛。橄榄球，那真的是一个“组织”，还有轮滑曲棍球和自行车比赛。它们跟春天一起到来，篮球盒子球[1]、街头棒球以及——美国孩子们常玩的棍子球。

在曲棍球比赛中，无论我们的能力如何，都无法避免球飞得过高或者出界的状况。在我们的游戏世界里，力量并不是制胜的关键，对全局的控制以及预测才是；在我们的游戏世界里，每一次跳跃都是如此真实，甚至新手也很容易就能融入进来。

有人说，这样的城市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他们心中， 这个曾经在孩童时期给他们带来无穷乐趣的城市已经死去了，而这也是它注定的结局。神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没有给我们一点希望，他说，这个城市“无论居住着什么样的居民，都充满了罪恶”。埃吕尔断言：“地球上根本不会出现什么所谓的‘圣城’，因此我们的愿望皆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我心中的那个小男孩还在给我希望。

我将这个城市设想成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这个人的心脏与大脑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完全依靠机器以及药物维持生命。这个城市之所以濒临死亡，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政治家以及市民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城市首先应该成为一个运动场。和平基金协会的成员约瑟夫·莱福德（Joseph Lyford）写道：“任何一个成年人都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

如果曾经玩耍过的街区不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那么他们就永远不会醒来。而他们醒来时，街区中居住的邻里彼此熟悉、十分友好，他们一起去购物、上学、工作。到了那时，街区中也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多来往的车辆。你完全可以根据孩子们玩的不同游戏来区分一年四季。

阿诺德·托因比（Arndd Toynbee）认为：“街区的状况能反映出我们整个新城市，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状况。”新城市应该到处都是街道与房屋，有很多类似建筑师道萨迪亚斯（Doxiadis）为卡拉奇（Karachi）设计的住宅单元，以及考斯塔（Costa）为巴西利亚设计的方形住宅区。而我们的街区中会出现孩子们在街道中玩耍、邻居们结伴出行、男人女人各司其职互相帮助的情景。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会非常高兴，我们还可以一起玩游戏。你不用担心没有用来记录成绩的粉笔，因为我一直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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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名大学校长，我将招收运动员而不是学者来担任老师。我将拨款支持学校的体育运动，而不只是关注学术上的进步。因为学术方面已经被知识分子强调得过于充分了，而现在是将体育与游戏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不管我们是否支持学者们，他们都会向着自己所期待的学术方向努力。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者们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但他们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计算机具有无可比拟的高智商，白领们逐渐意识到如果不会使用计算机，那他们将与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蓝领拥有相同的处境。

如果你相信巴克·富勒或者其他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如果你支持加赛特的假设，那我们的社会也就不会求贤若渴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在美好生活中接受教育，并适应整个社会。

在这一点上，运动员们的榜样作用远远超过学者。他们使我们重新捡起普通人的生活常识；他们使古老的真理再次复苏，并教导我们要遵守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规范：他们是完整的人，并为我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追求高度完美的同时，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做回自己的方式。他们只是毫不做作地做着自己，但正是这一点在哲学、心理、生理以及精神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从哲学上讲，运动使我们的灵魂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躯体之中。无论笛卡尔的信徒在教室里如何宣讲，运动场都告诉我们，我们拥有可以参与体育运动的身体，而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一位长跑运动员曾说：“我们跑步，并从跑步中找到自己。”他还提出，“人是一个整体”，并鼓励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事实。

在心理层面上，运动员强调游戏的必要性，而我要在前面加一个“更”字。从《圣经》的经文、柏拉图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者们那里，我们都可以认识到游戏在生活中不可缺少。要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者除了教授经典著作与道德标准外，还增加了运动教育课程。

从生理角度来看，运动员的活力与寿命总体来说优于常人， 这点显而易见。通过运动员，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的自我。这使我们意识到，从前的我们只不过是生活的观众，而真正的参与者应该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无论是在新陈代谢方面，还是心肺功能方面，并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从运动员那里我们了解到，健康并不仅仅是远离疾病，圣洁也不仅仅是远离罪恶。正如运动员告诉我们的，健康是一种积极的品质、一种生活力量、一种生机勃勃的性格特点。

因此，运动员应该是校园中巨大的积极力量。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教授美德，但是将其展现出来并不难。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说过，教育是一个过程，它让我们有能力把卓越的事物从其他重要级别中区分出来，而体育常常给我们展示出最卓越的事物。

体育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是对道德的长期追求，而不是一种暴力的发泄形式。它是人们在竞技场上全力以赴争取胜利的状态，或者是一场表现人类勇气、耐力与专注的戏剧。在运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帮助会尽显无疑，同时这还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原来拥有巨大的潜力与精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在这些时刻，运动员们不仅给学生做出了榜样，也给整个学校作出了贡献。因为学生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获益匪浅。运动最突出的贡献还不仅是这些，它还让我们相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成功，而且我们具备这个能力。以下是我写给一个处在困境中的孩子的信，我为他讲述了运动与学习的辩证关系。

亲爱的马克：

你的父亲告诉我，你正在担心参加越野赛会影响你的学业。你怕在运动上花费精力和时间，以致耽误了学习。那么，事实上“鱼和熊掌”能否兼得呢？

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没有问題。无论是对你、对我，还是对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来说，跑步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式。实际上，没有什么方式比每天跑步一个小时左右更有助于提高你的学习成绩了。这是我在大学时候的收获，而且保证有效——我的分数与跑步并驾齐驱。当我享受其中时，我对学习也充满了兴趣，并且收获颇丰，这点从我稳步爬升的学习成绩上就可以看出。

但是，教育并不仅限于此，跑步也一样。基础学习是教育的一部分，它会让你掌握将来工作所需的技能。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完整地看待生活，以及如何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力做一个真正完整的人。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说：“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而教育正是帮助我们成为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从先学习再到亲身体验，用我们的身体、思想去验证我们所学的知识，从而认识现实并发现真理。

我们先在学校与很多人一起学习，然后再到生活中各自体验。苏格拉底说：“教育其实是在开发你的内心。”但是在教室学习、在课堂上听课的形式却忽视了每个人的个性。现行的教育体系不加区别地用同样的事例、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理论进行教学，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别的地方再学习。

我们只有具备健康的身体才能开展各种活动，同时我们还要具备专注、渴望、勤奋、自律的精神。只有在游戏中我们才能找到自我更新的动力；而身体对游戏、思想对真理、精神对美好的渴望同样强烈。

对你我来说，跑步就是我们选择的运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跑步有多种形式。在跑步的过程中，我们就像置身于一个大的运动场、实验室、教室，甚至是庙宇之中。在这些建筑物中，我们收获了健康。我们并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唯一性，当我们跑在路上时，就已经完全回归于自己的身体之中，并看到了达到完美的种种可能。

奔跑的路就像是一个实验室，我们不断地用我们所学过的知识对直观的世界进行检验；我们用自己的感受对在课本中学习到的知识进行评价，并从中得到全新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给了我们思考与冥想的机会，因为跑者会去思考存在于世界上的各种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强迫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跑步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跑后休息时，我们便处于一种完全安静的状态。赫拉克利特（Heraditus）这样描述道：“这时的我们 ‘正在聆听着事物的本质’。我们向世界敞开了心灵。”

那么，我们的精神状况又怎样呢？跑步给了我们审视自我的自由。哪里是审视自己的生活、意识，以及祷告的最佳地点？答案就是，在跑步的路上。跑步时，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弱点，并能够积极地接受它。你接受本来的自己，因为此刻你敞开了心扉，并且看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到的自己。你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并且不甚完美， 但是同时你也相信自己是无与伦比的—如梭罗所说。

运动使你豁然开朗，而此刻将是你这一天中最有价值的时刻，同时也是你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很必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在跑步中经历思考，从跑步中获得启示，那么即便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的生命也是不完整的，你也很难找到“真我”。

祝一切顺利！

乔治·希恩博士

如果你知道商家如何欺骗消费者以及如何观察教育者，那你就会发现商家和教育者这些人实际上都禁锢了自己听众的思想，然后建立起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目标，并冠以“成功”或“幸福”的头衔，传授所谓的“科学”与“博爱”，并贬低竞争者的身体与精神。如果失败了，他们只会指责追随者，而不是责怪传授他们知识的人——或者干脆责怪我们而不是他们自己。

最后的结果是，消费者和受教育者的抱怨终被验证是正确的。我们被指责有罪过不是因为我们作为学者不成功，而是因为我们做人不成功——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没有让我们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而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人生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一旦接受了教育，就要努力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目标。爱默生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嫉妒是因为无知，模仿就等于自杀。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他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除非他付诸行动。”幸运的是，通过不断地接受教育，我们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耶鲁大学的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在《在耶鲁的美丽干草》（Dink Stover at Yale）一书的引言中，描述了人们通常的成长过程——从无知到自怜，再到重新发现，最后到拥有成熟的抱负与决心。而布莱克用不同的表达描述了同一过程——无知、体验、叛逆、豁然开朗。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观点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认为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2]与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代表着自己的能力，那我们早就结束这段受教育的旅途了，即便经过这些测试后，我们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智者。比如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就坦白说，自己差点在“无知”阶段结束了“旅途”。有些人因为怀疑而变得安静，也有些人无法逃脱顾影自怜的阶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直停留在叛逆阶段。

认清自己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运动与美学潜质。没有这些潜质，所谓的智商不过是徒有其表。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身体与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时，教育才能向前发展。当我们的身体在从事运动时，思想也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胜利与完美。只有运动员才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哲学家保罗·韦斯指出，运动员不断推动自己接受唯一的自我，并且很容易将自己的特点与其他人区分开来。韦斯还写道：“运动是一种能够帮助青年人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成熟起来的非常有效的方式。”

非运动教育者们却不接受这一观点，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观点教育我们。威廉·帕克豪斯特说：“为了提高我们的记忆水平却牺牲了我们的想象力。”在耶鲁大学的秋季同学会上，收入最高的人也在抱怨——虽然获得了成功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这些人逐渐感受到虚伪的志向所带来的烦恼，毕竟伟大的智者还是少数人。巴克·富勒宣称，他们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大家受益匪浅。但是就连从耶鲁大学毕业、同样是普通人的斯诺（C.P.Snow）也写道：“几乎没有人（百万分之一都没有）敢担保，只要接受了世界上的各种训练项目并且完全投入其中，就能在理论物理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

根据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b）所说，最后两个提出异议的人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实际上，只有少数教育者作为社会潜在的进步力量对教育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剩下的人就像威廉·詹姆斯所说，在不停地追求着智慧与自由。

但是，教育者还是会注重我们在学业上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关注我们的SAT分数，以决定我们是不是有培养潜力。教那些并不需要被教导的人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会受到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威胁，这样教起来才会更方便。

毕加索不擅长算术，《圣经》中也从来没有提到“智力”这一词汇，而“智力”也不是诗人的特质。艺术家、运动员、圣人，以及诗人都知道这一点，唯独那些糊涂的教育者还蒙在鼓里，就像我在下面的信件中说到的那样。

道斯泰医学院的毕业生们、家人、朋友以及全体教师：

你们的院长邀请我担任贵校毕业典礼的发言人，这是我的荣幸。你们将听到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哲学家，同时也是运动健康专家的讲话。但是，这并非是今天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来这里的原因非常简单——你们的学生会主席给我发请帖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能给学生提出好建议的人，以帮助学生们改掉上课打瞌睡的习惯，但是学生会没有钱去请专家。他们希望我能来，而我欣然接受邀请。今年我已经57岁了，但是只要你们愿意听，我还是非常愿意将我的经验传达给你们的。

我不否认我首先是一位心脏病专家，但是我不认为这很重要。和大多数专家一样，我并不是一个好的家庭医生。对于那些在选择专业方面还犹豫不决的人来说，心脏病学应该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我和大多数心脏病专家一样，都像总是在思考 “应该怎么做”的哈姆雷特。幸运的是，病人的好转与康复都让我备感安慰。

我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对我们这些医师来说，只有自学是了解哲学问题比较实际的办法。除了医学之外，我们这些专家几乎没受过什么其他的教育。我们在医学领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从来没有人能教授我们关于人性及其重要性方面的知识。众所周知，科学家们并不需要了解过去，他们只需要关注今天的应用技术。

但是对人类来说，要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必须从《创世记》开始向后追溯。你必须时刻准备着去发现与你交谈的伟人、作家以及思想家、教徒与运动员。与他们对话有助于你了解自己的本能、性格、脾气，以及你的身体、精神与品位。

在44岁时，我投身于运动事业，这是因为医学让我产生了厌倦。当我申请罗格斯医学院（Rutgers Medical School）的职位时，我表现出了我对医学的厌倦——毫无疑问，我被拒绝了。但是我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成为一个44岁的长跑运动员。这种想法在别人眼里简直荒谬至极，但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且也确实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方式。最终，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发现了真理！”

现在，我站在这里，希望能将我发现的真理传递给你们。我不是在信口开河，我所讲的也不仅仅是开幕式致词。今年，全美各地都在大谈努力工作、学习深造，以及如何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的话题。他们不停地鼓励毕业生们努力为他人服务，更好地为社会作贡献，从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今天，我却要提倡另外一种价值观。我要说的与工作无关，而与休闲娱乐有关；与身体无关，而与思想有关；与如何成为完整的人无关，而与如何保持一颗孩童般天真的心灵有关。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成功与失败之间是辩证关系。你不可能样样都处理得很好。举例来说，在你很好地为别人提供服务时， 你也许就不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你的家庭以及患者。如果你完全将精力奉献给别人，那么你也许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生活，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经验告诉我，你首先要做到的是，找到你自己。通过锻炼身体、参加运动，并接受成为运动员必须要遵守的条款，迈出寻找自己的第一步。同时，无论何时你都要保护自己，并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不要过多地在意身外之事，放松并微笑着面对世界。

如果你成功了，那么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确定事情的处理顺序，每天保持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在这60分钟里，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来“侵犯”你，你完全可以从现实生活的烦杂中跳脱出来。而一星期里最好有这样一天完全属于你。用心去感受自己，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英雄。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会有很多人来打扰你，希望你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愿望。他们希望你能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永不停歇，而你绝对不能妥协。听过一首歌吗？歌词是这样的：“如果你一再妥协，他们就会得寸进尺，令你疲惫不堪，所以，不要给他们机会。”

此外，你还要分清谁是真正的朋友。那些亲切地叫你名字的人，未必是你真正的朋友。也许他们才是给你带来最大麻烦的人——他们不分时候地叫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需要你，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尤其是在你休息的时候。

要记住，你才是你自己真正的朋友，才是你身体及其最终达到完美的唯一保护神；也是你自己休闲娱乐的唯一维护者；更是你自己童年与童年梦想的唯一守护者；还是你独特生活剧的唯一导演兼演员。

接受挑战吧，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成功的衡量标准并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进入名牌大学、受人羡慕和赏识，而是做回你自己，做回你一直期待成为的那个人。

这才是你对自己最大的奖励，而且值得你这样去做。重要的是，你会享受其中，你的心灵也会得到净化。

乔治·希恩博士

[1] 盒子球（Boxball），一个彩色的箱子，在打开时，从里面会飞出许多彩色的气球。——编者注

[2]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由美国大约3 900所大学共同组成的文教组织，美国大学委员会（The College Board）委托教育测验服务社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定期举办的世界性测验，作为美国各大学申请入学的参考条件之一。——译者注

Excelling

第8章   超越

寻找社交上的平衡，以及内心的平静

厄普代克写道：“威廉姆斯是一个传奇球员。当他在一个8月举办的夏季赛事上面对一球定输赢的情况时更是如此。因为他属于那种被关怀者中的一员。”

现在，我已经不会再轻易地被别人的意见左右了。我不再需要别人告诉我应该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在中东开车应该靠哪边，或者我是否需要擦止汗剂。我不会再允许别人对我指手画脚，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体育正是我当下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知道怎样与别人交流。热爱体育运动与没有从事过体育运动的人，比如热爱足球并经常观看比赛的人与那些认为看过一场比赛就相当于看了所有比赛的人，都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为了保证彼此的交流，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体育运动并不是在毫无乐趣、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与美丽一样，无趣与否完全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感受。如吉尔伯特·基恩·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所说：“世界上并没有无趣的事情，只有无趣的人。”如果你不喜欢足球，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这项运动。如果你感觉无聊，那是因为本身还不够充实。如果你无法从橄榄球中找到乐趣，那也是你自己的原因，而不能怪罪到运动头上。

同样，我也不懂得如何去欣赏音乐，但是我知道那源于我本身的不足而非音乐的缺陷。如果一个音乐爱好者为我讲述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当他说“贝多芬的音乐不仅仅停留在音乐本身，而是告诉我们一种真理”时，我根本无法体会。这时，一种羡慕之情在我内心油然而生，我绝不会因为自己无法体会就认为对方是一个古怪的人。

我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对大自然的理解与热爱远比不上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此我深感遗憾。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在他94岁生日之际说：“我过去一直在寻找一棵树或者一朵花，当我发现它们的时候，不禁为那种美丽感动得流下眼泪。”我不认为仅仅是帕布罗的年龄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悟，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

与很多科学家一样，我无法理解诗句描绘的意境。我认为，对诗的理解程度与我想象力的丰富程度有关，而与诗人无关。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写道：“如果你问我‘要怎么样才能理解奥登、艾兰·托马斯或者最后一位诗人（无论他是谁） ’，我只能告诉你‘这样做只会让你再次感到无聊’。”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要了解、真正地了解人们的欢乐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那些所谓的沉着冷静的评论家并不会付出这样的努力，3个小时的足球比赛只会让他们哈欠不断；球迷们则会因为自己支持的球队的输贏，或痛不欲生或欣喜若狂。但你绝不能说那些评论家的无聊感受不是他们真实的感受。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欢乐的反面即痛苦，其实并非如此。欢乐的反面应该是麻木、冷漠、缺少怜爱与关怀。关怀应该是球迷们最主要的一种感情，也是神学中常用的词汇。我们必须懂得关怀别人，运动员也是如此。无论演员还是观众，我们都应该关怀彼此。运动也一样，正如哲学家乔治· 桑塔亚纳所说：“在运动中，人类表现出了所有对道德与情感的关怀。”他还写道：“观看一场足球比赛时，人们整个灵魂都被运动所展现出的生命的真谛所打动。”

我想，没必要告诉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球迷，也没必要告诉那些球员，是什么让运动者付出如此大的努力与精力，并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绩。

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我们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与品质。约翰·厄普代克写道：“威廉姆斯的精彩表现让所有观看比赛的人都感到非常过瘾。”他还写道：“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做好一件事与搞砸一件事的区别上时，威廉姆斯在火热8月上的表现堪称经典，因为他属于那种被关怀者中的一员——人们不仅会关怀他们的身体，更会关怀他们在场上的表现。”这就是体育赛事永远都不会完全一样的原因，这也是哈佛教授桑塔亚纳会花费大量时间回答诸如“为什么要从事体育运动”和“为什么我们要在运动场的露天天台上‘浪费’那么多时间”这样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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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可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神学家可能会写下来，美国人可能会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只有体育才能证明信念、肤色、民族的起源都只与人类本身密切相关，与其他无关。运动是世界性的，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天主教信徒还是新教徒，无论你是意大利人、德国人还是以色列人或者阿拉伯人，对于运动来说都没有区别。

运动将这些差别同一化，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基本差异。运动从体力、生理与心理三个方面将人分为三种。

对于哲学家和神学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例如，《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一直以来都试图使我们的目标与获得目标的多种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工作、学习、奉献的方式。每个人所采取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取决于他的本性、体质与性情。

在体育方面，运动员们通过所从事的体育项目实现了对自身的了解。在这一点上，足球运动员尤为如此，他们是用行动说话的人，身体、性格在体育运动中不断得到完善。运动员们对足球的热情与勇气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足球的无比热爱之情。

运动中同样存在矛盾。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城市、同一片区域的球迷们往往会支持同一支球队。社会心理学家M.谢里夫（M. Sherif）发现，忠诚度与友谊很容易建立，也很容易被动摇，这一点可以反映在调整参加比赛队员的名单上。在任何比赛中，对名单的重新调整以及其他类似的安排变动都有可能会产生矛盾。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球队管理者们认为这是在维护自己或者球队的利益，甚至是在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挥舞的旗帜不同，只不过有不同的球迷支持而已。谢里夫说：“如果将某个队员加入其他国家的团队，那么他原来的队友也就变成了他的对手。那些支持他原来所在球队的球迷们，就要在他或他原来的球队中做出选择。”

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赫胥黎说：“文明是宗教、法律与教育机制的复杂结合体。文明教育可以防止那些体格健壮的人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并使他们能够将用不完的精力通过合法的社会渠道发泄出去。”威廉·詹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提出了一些类似于战争但却更人性化的发泄方式，比如参加一些极限运动，从大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从而将破坏欲彻底从心里发泄出去。詹姆斯将战争看成许多美好事物的来源，比如健康和刚毅。但与此同时，人类为了这种来源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战争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条走向完美的道路。

天主教堂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其信徒达到完美的境界，这些方法都很有启示意义：教堂给信徒制定了人性化的规定，包括对某些行为的限制。比如，特拉普派关于冥想的规定、本笃会关于圣餐仪式典礼的规定、道明会关于改变世界的教条，任何信徒都不能混淆这些基本规定。

同样，不管你是民主派，还是共和派；不管你是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运动都一视同仁。它触及的是人的本质。这让我想起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个团队，在第一次训练时，我旁边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你是谁？”当我反复地回答了他之后，他竟然还是说：“谢谢，但是你是谁？”最终，你就会开始认真地考虑与旗帜、标语、政治斗争以及集资聚餐没有任何关系的最基本的问题了，那就是：“你从哪里来，你靠什么工作养活自己？”这种训练并不会给你提供答案，但是它确实能表现出我们所谓的忠诚是多么肤浅。任何一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的运动员都能够回答“谢谢，但是你是谁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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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里限时跑3分49秒的世界纪录让我确信，法国作家泰哈德·査丁（Teilhard de Chardin）是正确的；一次长跑比赛让我相信，“人类依然沿着进化的轨道前进”；对体质阻碍的又一次突破让我相信，“就像是多级火箭一样，人类又经历了一次大飞跃”。

我们外在的完善是内在完善的一种表现，这表明我们在不断地进步。泰哈德说：“我们不仅仅在寻求更多的享受和知识，还在寻找更多完善自我的途径。对人类、周围环境与宇宙的热爱也是我们完善内心的一种外在表现。”对专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也许有很多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运动员绝不包括在内。当身边的人都在为命运哭泣的时候，运动员却在“不断地加速着自我完善的步伐”。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没有放弃对成长持有的热情，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能阻碍人类变得更加强大。

没有比观看一场长跑比赛更能让我们体会到成长的了。千米跑、短跑与马拉松赛是跑者所面临的三大挑战，而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千米跑。这三种跑步形式几乎包括了运动所要求的所有生理机能，它们与三种主要的肌肉能量有关，并对身体、思想以及精神都有所要求。短跑要求单纯的速度；马拉松赛对耐力与呼吸能力要求较高；而千米跑除了要求速度、耐力与呼吸能力外，还要注重无氧代谢，以及在缺氧时身体对糖分的利用能力与清除体内乳酸的能力。

短跑对单纯的体力要求较高；马拉松赛除了对体力的要求外，还看中坚韧的毅力；千米跑则需要体力、思想与精神三者的结合。保罗·加利科（Paul Gallico）指出：“千米跑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跑步项目，是因为它不仅要求速度、身体条件与勇气，还要求坚定的信念与判断力，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运动是一项值得我们付出汗水的运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感受人类的进步，我们又从何处寻找人类完善的契机呢？

约翰·沃克（John Walker）是新西兰著名运动员彼得·斯内尔（Peter Snell） 的后裔。与斯内尔一样，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运动员，并曾打破世界纪录，表现一直很优秀，他让人们觉得他破纪录是必然的事情。但对于传统的科学家来说，这种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现象让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路线与场地的精确数据，而非人的身体以及其巨大的潜力。当然，他们也会考察营养丰富的食品、良好的训练以及精良的设施，但是他们没有将人的因素考虑在内，没有看到很多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在不断地提高自己。他们将人看成是一种产物，而非一个拥有不断完善自我过程的事物。

成长基因、运动员及其不断增加的热情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纪录，而是一个新的世界。因此，1英里限时跑虽不是关键，但却是进取心的重要部分。它让我们信心百倍，因为我们从中能看到“我们没有达到最高的限度，甚至有时候还有所退步，但是人类依旧充满活力地在向前进步”。

泰哈德、保罗·沃克以及所有穿上跑鞋的运动员，或者所有努力做到最好的人都一样，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人类以及整个宇宙的神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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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La Fontaine）写道：“无论何时，如果有任何事情点燃了他的灵魂，那么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在我们的时代，没有谁比文斯·隆巴迪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情感的力量、意志力、虔诚以及冥想释放出的人类能量。足球教练与队员应该能够通过自身行动给我们举出一个“人类具有无限潜能”的例子。而我猜想，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都会感到失望，但有些人已然意识到了运动是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

哲学家保罗·韦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体育与政治、艺术以及宗教一样，对人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韦斯认为，没有哪个政治家像文斯·隆巴迪那样，在对整个民族的思考上给了我们如此多的正面影响。韦斯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他所倡导的运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文斯·隆巴迪本身在人格、性格与信念上强大的个人魅力。

那么，运动的直观性与生命力从何而来？乔治·丹尼森（George Dennison）在《儿童生活》（Lives of Children）一书中写道，在孩子们玩游戏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欢乐的情绪、无限的活力、快速的反应力以及准确的观察力”。如果在这些无价的品质上再加上灵敏与经过努力所获得的成绩，那我们就可以称这种游戏为体育了。

隆巴迪的信条就是：成为你自己。宗教并不能仅仅停留在信仰上，而应该表现在行动上。对隆巴迪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出生是一种原罪，在通往天堂的途中，人类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宗教就来源于对社会完美的想象，以及对现实重要性的重视。足球不仅仅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它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没有什么比生活与足球之间的联系更具有启示性的了。在一次练习中，隆巴迪对没有认真对待训练的球员劳瑞·卡费（Leroy Caffey）说：“如果你没有认真对待训练，那么你也不会认真对待真正的比赛。” 可能大多数教练说到这里就停止了，而隆巴迪却接着说：“你没有认真对待比赛，说明你也不会认真对待你的生活。”

对隆巴迪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你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像新式的宗教神学家一样，他宣讲的是人身体的重要性。他同样认为，即使人们不断地在生命中寻求捷径，上帝依然爱护人类，而这是一个福音。莱斯利·德华特（Leslie Deuart）写道：“生活为人类提供了种种可能性，而死亡便是终结。”不过，隆巴迪认为这些可能性应该在我们每天早晨醒来时都呈现出新的意义。与此相比，死亡、天堂与地狱，都不应扰我内心。

隆巴迪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但并不是为了遵守纪律而遵守。桑尼·约根森（Sonny Jurgensen）说，隆巴迪是第一个没有对他体重进行指责的教练。隆巴迪只告诉桑尼，他期望桑尼能在比赛中全力以赴。隆巴迪认为，如果没有纪律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去投入、百分之百地去热爱。这是一种信念，一种隆巴迪要求自己也要求球员共同拥有的、毫无保留地付出的信念。

隆巴迪是如何做到的呢？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拥有这种信念的人，但是为什么他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呢？他的很多朋友、队员以及同事都试图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每每写到最后一个字或者讲到最后一个故事时，都会归结到他的职业上来。隆巴迪的严格不仅表现在作为足球教练上，其为人也是如此。神学家将这种对事业的投入称为一种对自己和伙伴的强烈责任感。只有一个真正虔诚的祷告者才会具备这样强烈的职业道德。

正是作为祷告者的第三种身份，才使得文斯·隆巴迪成为一个感情丰富、意志力强、能够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人。正如威利·戴维斯（Willi Davis）对他的赞美：“他成了世人的楷模。”

最近，一位哲学教授问我：“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将耶稣看成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吗？”当时，我们正在谈论他写的一篇文章，一篇对足球以及从事足球运动员的评论。他将足球称为“程序暴力” ，并说：“这是一个对追求永恒和完美的人开的玩笑，是虚伪的憎恨，是对血腥与胜利的无止境的追求。”

我认为，这位教授才是一个玩笑。他是那些总想着“应该成为什么”的人的代表，这些人总是在想“应该怎样去做”的问题；而足球运动员则是那些“必须成为什么”的人中的一员，他们遵从内心的呼唤——也许这种呼唤对他以及他所从事的运动都同样神秘。

是的，我认为耶稣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正如我将他看成是水管工人、艺术家或者木匠一样。2 000年前，耶稣带来的福音中说：“身体是神圣的，世界是庄严的，众生是平等的。”从伯利恒（耶稣降生地）得来的消息，不只告诉我们众生平等，而且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在成就这种唯一性之前，他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

不幸的是，对于教授来说，他们在演讲时要小心翼翼地从人的身体和灵魂开始。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程度如何？我们这些不亲自实践的人能了解多少耶稣作为后卫球员的体验，能了解多少耶稣作为水管工人的体验，又能了解多少耶稣作为木匠的体验？我们怎么能从声音辨别钉子的位置是不是正确？我们怎么能分辨不同树木的气味？作为木匠的耶稣是否能从自己完成的作品中发现完美、体会到永恒？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得到答案。思想上的浪费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精神上的浪费更可怕，但是这些都是从身体上的浪费开始的。

因为反对西班牙巫师唐望（Don Juan）而成为民族英雄的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enada）曾经说过：“我们首先关心的应该是我们自身，只有当自己精力充沛、心情开朗时，才能去关心身边的人。要使自己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保证自己身体健康。”他还说：“对身体的关心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了解自己、感知外部世界的源泉。”这一观点与著名神经病学家荣格的观点类似。荣格认为在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独立的中心区——他称之为“心灵中心”，每个中心都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一个信奉道学的印度人曾经对他说：“白种人脸上长满皱纹是因为他们太狂热，而他们的狂热是因为他们只用脑袋思考。”

当然，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中，头部是最为重要的部位。劳动者被分为体力劳动者（蓝领）和脑力劳动者（白领）。在我们的体系中，脑力劳动者更容易获得成功，即获得声望与金钱。因此，哲学教授的地位要比足球运动员的地位高很多。

难道后卫球员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的真实世界中吗？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马克·吐温说：“工作是身体不得不做的事情，而运动却并非如此。”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哲学家便成了自身的奴隶，而足球运动员才是自由的人。

对于我们而言，开始新的生活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还没有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偏见，我们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已经认定体力劳动是二等工作，那么我们怎么能达到内心 “必须成为”的状态呢？如果有些职业只适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怎么能安心做这些职业呢？

我曾经问过教授：“我们最终是否会发现在足球运动提供的28 000个职位中，没有一个是为上帝提供的？”

事实是，许多职业恰恰是为了迎合上帝而存在的，但不是为了迎合上帝的孩子——人类，尤其是当天才和智者们被世俗的等级观念扼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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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时，我对医学的兴趣逐渐减弱，我开始学习所有射门运动的窍门。有一次，当我观看电视上的击球比赛时，突然发现了它的原则。我意识到如何将力量很好地与球的速度结合在一起。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如何击球——任何一种球类。

谁在我这个年纪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却不会对过去的青春感到懊悔？谁不梦想着投中一个漂亮的三分球？谁不希望在网球比赛中表现出色？如果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谁不愿意当一回击球手呢？

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因为我在52岁时就已经掌握了所有击球手的秘密。击球手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所以，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把握时机和掌握节奏的技巧是基础，但是只有技巧是不行的。没有体力、智慧、情感的人无论技巧多么娴熟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击球手。因为击球手天生就具备了击球手的体格、心智。只拥有技巧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击球手，但是技巧却可以让本就应该成为击球手的人做得更好。

从电视节目中我也得出了这个结论：仔细观察棒球运动员、高尔夫球手以及网球运动员可以发现，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的体质特征——力量。他们发达的肌肉就是证明。他们天生就属于肌肉发达型的人，因为任何的后天锻炼都不可能造就这样的体格。有些高尔夫球手过去曾是橄榄球运动员，而有些高尔夫球手则经常被人们认为曾是橄榄球运动员，这种现象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力量的关键。甚至是身材相对苗条的运动员也同样拥有结实的骨骼结构，比如堪萨斯州皇家队的袖珍游击手弗雷德·派泰克（Fred Patek），他的胳臂比我的大腿还粗，手腕也相当健硕有力。

因此，从一个人的手腕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击球手——他的手腕是他的力量以及意志力的证明。如果你注意观察人们的手腕，那么你就能发现谁是天生的运动员、谁有潜力在比赛中获胜。同样，你也就知道了谁将是生活中的强者——那些将充满挑战、充满活力的运动当成自己职业或事业的人。

有些人不容易被看出来，比如派泰克，他们穿上常人的衣服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你无法想象他们内在的强大力量以及无穷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力。但是只要看一眼他的手腕，你就会意识到你对面的人是多么强大。

我喜欢观察别人的手腕。如果你的手腕是痩弱、纤细的，那么你肯定不会是击球手或者战斗者。因此，当我在观察身边的人时，我首先会审视他们的手腕。人类身上一些其他的特征可能会消失，比如双下巴，但是手腕却不会有什么改变。通过它我能了解到人们的内心，以及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能知道谁会敢于面对将来会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掌握了良好的技巧，可以模仿击球手，但是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击球手。52岁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个人哲学已经趋于完善。亚里士多德曾经准确地预言：“人们的个人哲学将在他51岁时成熟。”很多人没有发现自身的男子气概，不参加对力量要求高的运动，而我已经度过了这样的危机。不过，谁又能确定这些人就真的不适合从事需要很大勇气、面对面的对抗运动呢？

当你突然意识到罗洛·梅（Rollo May）说的“竞争的神话已经死去”[1]是错误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知所措。我已经度过了这种不知所措的阶段，我猜想梅的手腕一定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他才会认为竞争已经不存在了。但我却并不这样想，我认为竞争仍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在体育运动中。没有强有力的手腕，谁也不能在竞争中取胜。

有些评论家认为，体育是美国的宗教，而我并不这样认为。宗教是对宇宙进行的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它广博的内容并不是体育可以提供的。但是，体育的确是我们现有文化的基础，它给信仰不同宗教的人提供了一种公认的价值观。

桑塔亚纳写道：“对于文化的传承，并不需要人们一定阅读某些书籍，但很多人却自然而然地读了一样的书。”如果我们认为书籍是文学的代表，那么运动就是文化的基础。

当今的文学多数指的是新闻学，而作家就是新闻记者——不管他们是被称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还是记者。我们每天阅读的常常都是各种新闻，它所报道的是真实事件与对现实的人的观察。

这些写作领域的重量级人物，都很注重体育锻炼，或者各种球类运动。梅勒、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厄普代克、罗斯、狄克尼等都曾经从体育运动中找到了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

摩尔女士在评论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的《团队之外》（Out of His League）时说道：“这本书应该获得诗歌、自传与戏剧的三重桂冠。”厄普代克也曾将运动当作重要之物，他曾写道：“运动需要行动敏锐，还要能传递重要意义。”这种敏锐与重要意义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身体。身体是所有宗教、文化、文学的基础。所有作家写作的开始都应该是对自身的了解，不过却很少有人做到了这一点。

有的作家认为身体并不重要。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写道：“文学关心的只是思想，身体并不重要，可以忽略不计。身体所起的作用像是一块透明的玻璃，透过这块玻璃可以看到我们所关注的灵魂深处。相反，它的反面也是真理。身体无时无刻不介入其中。”了解运动与游戏的作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对身体的深入了解使他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对人类与他们的游戏进行精彩的描述。认识越深入，表达方式也就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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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我在通讯社的报道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玛丽安·摩尔，普利策奖获得者，同时也是一位超级棒球迷，于昨日在曼哈顿的家中逝世，享年84岁。”

作为卡莱尔高中女子棒球队的前左外野手、布鲁克林道奇队荣誉诗人和转播赛季的三家电视台中的观察员，摩尔对棒球有一个十分有名的评论：“棒球就是在屋子外面跑步！”

作为吉姆·索普的老师，作为巴赫和埃尔斯顿霍华德、斯特拉温斯基和弗洛伊德·帕特森的爱人，作为鸟儿、动物和运动员的崇拜者，摩尔曾经把她富有洞察力的视角放到另一个因为她的出席而更鲜活、更有趣的地方。

我又失去了一位偶像。她虽然离开了我，但是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会出现，指导我的人生，让我相信我的信念是正确的。

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宗教被抨击为“人类的精神鸦片”。 彼得·维尔瑞克（Peter Viereck）说：“反天主教即是知识分子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在那些日子里，我崇拜的圣人是切斯特顿，他是一个充满智慧与幽默感的人。都说“时势造英雄”，切斯特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作家，还因为他说出了普通人心里的感受——那些我们都能体会到却表达不出来的感受。

切斯特顿曾经写道：“普通人同样可以像莎士比亚或者荷马一样伟大。如果他信仰宗教，那么他就有可能说出与但丁一样的名言；如果他相信世俗，那么他也有可能与狄更斯的说话方式一样。” 现在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他相信哲学，那么他会和玛丽安·摩尔一样谈论棒球。

摩尔女士的思想在体育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具有很强的洞察力，每次都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事物。她的兴趣在于生活中的普通细节上，她写作的内容也从不包含无限或者永恒的事物。她说：“当我理解之后，我就会说出来。”她曾经还写过一些关于杰克·罗宾逊、卡姆和比格·纽克的文章。

66岁时，摩尔女士开始迷上棒球。一个朋友带她观看了一场棒球比赛，从此她就成了棒球迷。球场上激烈的争夺和场外此起彼伏的喝彩声都强烈地吸引了摩尔。她不仅仅是被比赛本身所吸引，更重要的是被比赛所体现出的强烈情感所吸引。

玛丽安·摩尔了解棒球的技巧。她说：“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些对棒球场上的神奇技巧毫不关心的人。”她最喜欢的球星是霍华德和罗伊·坎帕内拉（Roy Campanella），因为他们是强壮的。而且她对三垒、 投手以及一垒也都很感兴趣。

摩尔知道他们在为何努力。1969年，当迈克·伯克（Mike Burke）让她投出第一个球时，她告诉记者她被告知尽量将球投得高一些，以使摄影师们能捕捉到一些精彩的照片。她说：“但是我打算投得低一些，投到你们站的位置去。”艾略特说，摩尔的诗将成为流芳百世的作品中的一部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曾经赞美她的诗，W.H.奥登（W.H.Auden）曾经引用过她的诗句。她在《棒球与写作》（Baseball and Writing）中曾经写道：“第一次投球可能不会那么灵活，米奇·曼托也是如此，因为对手会采取种种行动干扰他。”她说：“远投是一项复杂且精彩的活动。”她的诗也是如此，充满了“滑行曲线球”、“滑移球”与“倾斜球”，但在语言的掌控上却十分出彩。

摩尔写道：“和棒球一样，你永远不能预测出球将去往哪个方向。”对她来说，下一步该怎么办无法提前预知，正因如此，你才会感到兴奋。你需要仔细注意投手、接球手、外野手、右球手的一举一动，运动员对摩尔来说堪称艺术的榜样。你无法期待在某个固定的地点观赏到完整的艺术，欣赏到艺术的活力、真实与实质，可在棒球场上你能看到这一切。摩尔和这些运动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将别人眼中的威胁看成是一种机会。

这些运动员就像艺术家一样，为自己的戏剧开辟了道路，决定着自己在赛场上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每一步并不是按照芭蕾大师巴兰钦设计的舞蹈动作进行的，也不采用其他人的音乐或者其他作家的建议，而是完全按照自我的意志行动。

同时，运动员还表现出摩尔女士一直羡慕的美德，比如勇气、忠诚、独立。从拳击手弗洛伊德·帕特森身上同样能看到这些特点，摩尔称之为：“满足任何工作、职业、艺术或者娱乐的古老规则——所有运动员都必须要有这种强有力的感觉。”

摩尔作为棒球崇拜者的身份提高了棒球这项运动的地位。兰德尔·贾雷尔说：“具有超强辨别力、 准确性与克制力的伟大诗人。”“就像霍桑和亨利·詹姆斯一样有着独特的偏好。”R.P.布莱克默如是说。知识分子们可能会感到惊奇：摩尔竟然如此热爱棒球，以至于当她动身去波士顿接受哈佛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时，因为错过观看波士顿红袜队在芬威棒球公园的比赛而感到十分伤心。

现在，善良亲切的摩尔离开了我们，但是她已经以实际行动给“运动是人类精神的鸦片”这个观点有力的一击；她已经使我们认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她还告诉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注意身边的事物、动物以及每个人的言语与行动。

在摩尔女士离开我们之前，她说：“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

摩尔女士，我会竭尽所能，我一定会！

[1] 罗洛·梅认为，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一书中表明竞争已经过时，合作才是我们生活中新的神话。

我跑故我在……

•当我在路上跑步时，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位圣人。

•当我跑在路上时，“我的生活是否贫乏”、“我是否拥有纯洁的爱”、“我应该如何面对权威”等这些问题都不再困扰我。我虽困苦却仍有上帝可以信仰；我可以看到爱神的指引，让自己意识到纯洁的可贵。

•任何一场马拉松赛的终点都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体验。一路上，选手一直在接受挑战。他正视痛苦，并战胜它。他得到了真正的释放和解脱。严峻的考验过后，选手和观众都意识到，某种特殊的改变发生了。

•跑步的过程就是一种发现，它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并且告诉我们生活并非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对跑者来说，运动不仅仅是一种考验，更多的是一种奖励。运动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

•一路狂奔，意识和念头始终在我的头脑中涌动；一个又一个想法像激流中的浪花一样呼啸而过，留给我的无不是新的见识、新的直觉和新的理解。

•跑者要不停地跑下去，并时不时地遭遇痛楚。于是，总有一天，他会觉醒过来，并发现自己沿途体验了使人获得自由的秩序、规律、爱和真理。

•跑步使我变成了哲学家，并沿袭了哲学家的传统。我证实了自己，而不是他人的存在。我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必要的。

Running

第9章 跑步

跑步是自我的艺术，而我则是一名艺术家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每天最多能够做一个小时的诗人。利用这一个小时跑步、打网球、打高尔夫球或者修剪花园；利用这一个小时做一个严肃的初学者，而不是一个严肃的成年人。

对我来说，每跑1公里以及每跑一个小时都是新里程的开始。每天，当我穿上跑步服的刹那，就感觉如获新生。身边所有的事物都是新鲜的，甚至那些熟悉的事物也会焕然一新。不过，要做到歌德所说的“用我的眼睛观察我面前的一切”并非易事，所以我要用孩童般的态度、诗人般的洞察力去跑步或做游戏。我要成为一个彻底的初学者，用初学者的思维、心灵、身体去感悟一切。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跑步就成了无趣平凡的“幕间休息”，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单调无聊。约翰·霍尔·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将这种单调称为“将我们与现实隔开的屏障”，它抹杀了我们的意识和认知力，把我们与“真我”隔离开来。

跑步使我的意识与作为初学者的身体结合起来。每天，我都能发现呼吸的诀窍；每天，我都能感受到我的肺中充满了新鲜空气。我学会了将体内的二氧化碳呼出体外，学会了如何换气、发声。就像是土地、一棵树或者某种小动物一样，与大自然进行着交流。

我每天都在寻找跑步的方式，感受腿部肌肉的拉伸。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有耐力，我仿佛脱胎换骨。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新的开始中。作为初学者，我充分体会到了做好这样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所收获的乐趣。

随着人生的展开，虽说回到原点也不是难事，但想要再拥有一个初学者的思维和心态却不大可能了。像亚当第一次进入伊甸园时，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无比新鲜那样，这种状态甚至对多愁善感的诗人来说都不太现实。而想要回到原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倾听，不断地去发现被遗忘的知识；我们必须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事物与内在的灵魂。

不过，诗人似乎很容易就能做到。詹姆斯·迪基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就像不需要管理者的引擎。”人们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诗人对生命能有如此多的感悟。迪基给出了答案：“真正伟大的诗人没有选择，这就是他本身的样子。”

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每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位诗人，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可以跑步、打网球、打高尔夫球或者修剪花园；在这一个小时里，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严肃的成年人，而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严肃的初学者。在这一个小时里，不要去理会雪莱关于“生命之错误、无知与冲突”的言论，而要去关注生活中的爱恋、美好与欢乐。

在作为初学者时，我体会到了所有这些美好的感受，而且勇于对自己的感觉作出回应。我发现，原来，我们心中很多深刻的情感都被掩藏了起来，只是自己一直没有感受到而已。当我开始跑步时，这些情感又都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完全地释放着自己的感情，身体、思维与心灵相互共鸣，把我带到了一个只有初学者才能感受到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在这个时刻，我得到了充分的放松。正如叶芝所说：“我们并不总是在一切都结束之后才能对事物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结束”指的是什么呢？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写道：“发展、改进、完成不过意味着创造力的退化，意味着创新思维的停滞与衰退。”

我绝不赞成这种观点。因此，每天跑步时我都保持着一种初学者、孩童或者是诗人般的心态，追寻着初学者的求知欲、孩童般的好奇心以及诗人的想象力。我希望对风景进行全新的感悟，重新审视内心世界，重新感悟生活，以便对存在与自我作出新的回应。

当然，跑步也不全是这样的好时光，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沮丧。但我是一个幸运的初学者，因为我的每一次跑步、每一个小时、每一天都在愉快中开始，在智慧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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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中午跑步。过去，我经常是在早上或者晚上跑步，但最近我都是用中午的时间跑步。

你可能认为跑步时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什么时间对跑者来说是较为方便的；而大多数人则认为跑步就只是跑步而已，无所谓什么时间去跑。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就像《传道书》中写的那样：“对上帝来说，任何事情都有特定的发生时间和特定的目的。”跑步也是如此，而我的最佳跑步时间就是正午。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我不得不这么选择，我的身体和心灵告诉我要这样做。

我的身体在正午时会达到最佳状态，此时我的循环节奏也达到了最佳状态。就像太阳一样，我在这个时候充满了能量，各项身体机能达到了最优值。养成中午跑步的习惯之后，无论这一天做什么事情，我都能表现出色。午间跑步似乎让我有了穿越时空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存在于永远不会重复发生的神话中。我不断找寻着永远不会完全了解的真我，犹如经历了一场圣洁的洗礼。在我看来，正午时分代表着循环往复，具有象征意义。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将其称为“循环性、可逆性与可恢复性”。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我深深地感觉到：我是宇宙的孩子。

黎明与傍晚对跑步来说意义相似。晨跑代表着新的生命和生活，如同早间祷告者赞美上帝、歌颂地球一般；傍晚的跑步则适合那些辛苦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他们需要马上得到内心的安宁，他们缓慢、匀速地跑着，从中体会到了心灵的安静与祥和。在傍晚跑步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哲学家，我接受生活，接受死亡，接受真实的自己以及我的所作所为，而且是如此满足。

从这个角度说，晨跑就是我的青春。每次晨跑时，我都精神焕发，而且它让我健康，使我的身体更加结实，还使我更加遵守纪律，勇于承担责任，并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

正午是一天中的中间位置，相当于人一生中的成人阶段。在正午跑步，犹如对目标的追求和对自我的追寻。在天主教的传统中，善良通常与美好、均衡、成就联系在一起。

在傍晚跑步，就像是面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回顾从前，像是在对事物的原始模样致敬。凭借这种成熟的智慧，我们将世界看成是充满秩序与理性的社会。如埃里克森所说：“我们的生命周期是唯一的、必然的以及无可替代的。”

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年龄、选择什么样的时间，跑步对我们这些跑者来说，同样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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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跑步，我并不是在和年龄作斗争，我无需这样做。因为跑步是我青春的源泉，是我生命的灵丹妙药，它能使我永远年轻。跑步时，我感到自己不会老去，因为我知道跑步能够征服无情的时间。

我并不是在和年龄作斗争，而是与无聊和日复一日缺少新意的生活作斗争。在那种生活中：生命将会停止，成长将会终止，学习也将到达尽头。你不再是你自己，而且你没有思维，也没有目标。这样的生活无疑是在消磨时间，幸福、激情、愉快以及其他美好的感觉都消失了，生活完全沦为了以小时、天、月计算的日子。此时，时间不再是我们的同盟者，而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当我跑步时，这些纷繁的事情都会远离我。在我的世界里，时间停下了脚步。我心中充满了兴奋与愉悦，不断地寻找着真我。我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怡人，让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柏拉图说：“玩耍、游戏、娱乐与文化一样，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不过，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自己。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就是“找寻本我”，或者引用柏拉图的思想就是“重新找回我们原本的完美状态”。

但是，这种完美或者部分完美只存在于青春期吗？如果你不坚持运动，不保持初学者的心灵，那么答案便是肯定的。的确，我们会对自己年轻时充满活力的身体备感骄傲，而当我们老去时，同样也会羡慕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其实，这种状态完全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完全可以一直保持身体的美丽以及各项机能的健康。

跑步让我重获青春，我现在就像20岁时那样跑步，同样也拥有20岁时的健康状态——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力量与风度、同样的速度与忍耐力。这并不意味着我拥有了什么特异功能，只是因为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我热爱的运动中。跑步点燃了我的活力，点燃了我内心的力量，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内心、世界以及他人内心的大门。

跑步使我的身体、思想与心灵跟随着自己的脚步，踏上了一条新的旅程，而不是固步自封。这样，我们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如加赛特所说：“做回自己是我们一生的任务。”因此，丰富的生活应该充满朝气、热情，离不开游戏、运动或者跑步。

如果你不想被日益增长的年龄牵着鼻子走，那么你就必须从身体、思想、情感以及所从事的运动中寻找改变这一切的启示。如果你做到了，那么你就能够从任何行动的任何时刻中发现乐趣。这样一来，休闲时光反倒就成了你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事情。就像罗斯金所说，这些人是“骄傲的‘游手好闲者’”。

对其他人来说，我从事的跑步或者你所感兴趣的游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但是，其他人认为这些活动有多么不合逻辑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个人觉悟与所投入的热情如何。赫拉克利特说：“到厨房来，上帝也在这里。”在跑步的路上，或者在你做游戏的过程中，我们能找到健康、发现自我，这是一个可供我们自导自演的舞台。运动之初，我们也许只能感到骨骼变得结实、身体变得强壮；坚持下去，我们就会逐渐发现内在的真我及其独特性。

跑步让我意识到：“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始终都是上帝神奇的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体力与精力都会有所下降。罗洛·梅说：“你是20岁、40岁或是60岁并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是，在所处的年龄段中，你是不是取得了这个阶段应该有的自我意识与成就。”

从事运动的人们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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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不可以将跑步看成是一门艺术，将跑者看成是艺术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毕加索给出了精彩的回答。当有人问他“什么是艺术”时，他则反问道：“什么不是艺术呢？”

因此，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跑步也是一门艺术。跑步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跑步就是自我的艺术，而我自己就是一名艺术家，尽管我的表现很一般。”对我来说，跑步就像是舞蹈对于舞蹈家一样重要。但是比起舞蹈来，跑步是更古老、更高深的艺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开始跳舞之前就已经开始奔跑了。对我来说，是跑步而不是舞蹈让我达到了形神合一的境界。

跑步也符合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定义，他说：“艺术从混乱中脱离，开展大量的运动，寻找生命的节奏。”毫无疑问，在写作的同时，里德一定对跑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

对我们这些跑者来说，如何才能更好地脱离混乱的状态，让心灵有处安放？如何才能用步伐、呼吸、时间或者距离给运动定量？怎样才能精确地定义空间与质量？至少对我来说，路程没有尽头，跑者也不会放弃。那么，我们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生命的节奏，倾听身体和心灵的呼唤呢？

身体与心灵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因而跑步是一种身心融和的体验。它是一门艺术，又不仅仅局限于艺术范畴。它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其他艺术的思想与抽象概念。一位画家曾这么说过：“我需要有读书思考的时间，我需要独处以对之进行分析；而相对来说，我用于作画的时间与读书比起来倒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了。”

另一方面，跑者却一直在观察、感受、分析、思考；一直在寻找验证了过去预见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固执地拒绝用过去的体验指导现在。跑步是一门艺术，但是跑者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他可能能够将这些感觉和体验表达出来，但是却不能把体会到的情感和理解传达出来，而这种传达能力对艺术家来说又是最为基本的。因此，旁观者不能理解跑者的内心世界，就像诗人也难以被世人理解一般。人们了解生活的各个层次，对跑者却知之甚少；而整个世界对跑者的理解更是少之又少。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终究会有所改变。跑步是近期复苏的古老艺术，我们还在学习如何才能够拥有完整的身心体验。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社会中，我可能会与善于运用冷幽默的美国著名演员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一样面无表情；但当我跑在孤独的路上和空旷的树林中时，内心的真我就渐渐卸下了伪装。这时的我不但会留意身边的青草、灰尘和落叶，还会用心体会微风拂过面颊并轻抚我后背的感觉。在大自然中，跑步与太阳、树荫一样，都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如果你看见我，你不仅会看到我的兴高采烈，还会看到我的失败、绝望、愤恨以及对黑暗、孤独等的恐惧。此时，我所展现出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自我。

别人理解或是不理解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必要让那些不喜欢跑步的人理解我们吗？我们并不是企图说服他们一定要去跑步，我们只是鼓励他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成为自我世界中的艺术家。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他们倾听内心的声音，找到真实的自我。

跑者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像我知道尽管我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成为跑者。加赛特这样说：“你能够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任何人，但是前提是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特定模式。”在跑步时，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定模式，听到了内心的呼唤，寻获了真我，并且找到了体验与诠释生活的方式，跑步让我实现了这些目标。威廉·詹姆斯在关于认识自我、自身本能和情感方面曾经说过：“运动挽救人们，并使人们的教育变得完整。”此时，我完全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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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事长跑运动的人比从事其他运动项目的人要少得多，长跑运动员无论优秀与否都不适合从事其他运动。长跑运动员并没有表现出技巧、力量或者敏捷性。他不像鲁宾逊那样能够在荒岛上建造房屋，甚至重建一个城市或一种文化；他只不过是将自己的身体演绎成一种艺术，获得的所谓完美也是不完整的。他孤独的身影跑在幽静的路上，好像没有过去和未来，而他生存的现在似乎也是毫无意义的。他坚持从事着周遭的人认为不切实际也无法了解的运动。

就是这种没有智慧、归属、极为普通的人，仍然给我们传递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信息。长跑运动员是一位预言家，是一位诗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运动中；他感谢“自己的身体与炙热的灵魂”；他将自己看成是对自己的考问，并不断地寻找着答案；他认为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但前提就是从现在这一刻起我们必须通过身体和体验找出答案。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宗教来源于过去，并能启示未来，于是忽略了现实的重要性。我们忘记了与“现在”对立的不是“过去”和“将来”，而是“不存在”。

长跑运动员接受了过去的自我，并把未来看成是一种承诺而非威胁；但是，他最关注的却仍是现在——每天，他都投入到现实世界中，很好地调节身体与思维、痛苦与愉快、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矛盾，并且知道如何变平凡为伟大、变普通为独特、变每天为永恒。

这种意识来源于跑者所从事的跑步运动，而且他告诉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游戏是我们每天的活动。随着一天天的成长，游戏渐渐离我们远去。直到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只有在游戏中我们才能找到自我、得到启示。

长跑运动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戏”，通过“游戏”净化了自我。他接受自己的身体，并尽量使其完美；他甚至自讨苦吃，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成长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当然，一开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初他总是希望找到逃避困难、减少痛苦的方法，但最终他寻获了跑步的意义，并且了解到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或痛苦。

这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方式可能有些古怪。不过，长跑运动员也正是有点古怪的人。但是，发现生命的意义本来就并非易事，而且也不止一个天才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可能，现实生活中一次小小的启示就能让你发现生命的意义。长跑运动员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内心的审视。那么，现在审视一下你的身体，它给了你何种启示？我想，不是过去美好的记忆，也不是将来辉煌的成绩，你的天堂就在此时此刻。

有时候，比赛成绩一公布，我常听见有人说：“你被一个女孩打败了。”不过，这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正确的。首先，她不是一个女孩，而是一个女人。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将一个女人称为女孩，“女孩”是与“男孩”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其次，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跑者——一个优秀的跑者。女跑者不仅仅在耐力上胜人一筹，而且她们的脂肪含量也低于一般男人；她们吸入氧气的最大值也相对较高，并且她们的慢肌纤维百分比和快肌纤维百分比与男跑者相同。

在众多训练与比赛中，我发现男女运动员的优势和劣势都很相似。我不仅曾经与她们中的一些有过较量，而且还有过被最优秀的女运动员打败的经历。我和某些出色的女运动员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被女人打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事实上，所有长跑运动员关心的是：在比赛时，谁发挥得最好，谁的成绩最棒。

但是，有时候我听到类似“被女人打败”这样的话还是会感到难过。之所以有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认为女人不应该参与到这种运动中来，他们认为这是属于男人的运动。而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女人参与运动是不自然、不正常的。

在传统的观念中可能的确如此。不过，在成为一个跑步运动员的过程中，女人不再拥有神秘性，并放弃了作为女人的某些特性。加赛特指出，跑步使女人失去了“永久的自我隐藏性”。但就是在跑步中，女人发现了真我，并将自我展示给世人。她们开始意识到真实的自己，通过跑步，她们不仅了解了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感触到了自己的心灵。

那些只看到男人与女人区别的人，无法明白这一点。他们认为女人不适合从事体育运动，女人需要的只是孩子和厨房。他们想象不出男女之间竞争会有什么好处。

事实是，运动中同样也包括男女混合运动，而这恰恰缓解了男女之间的尴尬。它是婚姻问题的答案，是男子刚强与女性阴柔矛盾的解决方案。

你可能认为这种理论过于牵强。加赛特说过：“决定一个国家历史的正是那些普通人。”无数的普通人决定了我们种群或种族的未来，这是生物学乃至社会学中很好的例子，但是却不属于心理学范畴。每个人都希望成为独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使是优秀的骏马也会有这样的期望，不论它是一匹夸特马（Quarter Horse，美国西部一种强健的鞍马），还是克莱兹代尔马（Clydesdale，一种体大有劲的挽马）。而通常，我们也会寻找具有我们所不具备特征的人作为自己的结婚对象，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寻找我们的另一半。”

没有了解双方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这种了解不仅包括身体上的了解，还包括内心的交流；而体育运动正是取得这种相互了解的最佳途径。在赛场上，人们找到了最真的自我，同时也看到了对方的性格特点。

自然属性本身更愿意避免这种自我暴露，这也就是我们宁愿女人一直保持着神秘感，也不希望男人的刚强与女人的阴柔混作一谈的原因。因此，早期的男人吸引女人时完全凭借刚强的雄性力量，而非个人成就感。而在不经意间，创新性、独立性、创造性与个性都变成了牺牲品。亨利·路易斯·门肯（H.L.Mencken）曾说过：“男人和任何数目的女人生活在一起都能很快乐。”他还补充道：“女人一直叫嚣着即使到了天堂也要报复。”

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里，种群的意义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休闲与自由时间让存在于婚姻中的心理问题渐渐突显出来。1976年，美国的离婚数第一次超过了100万。富裕的生活与一周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使我们有了更多与其他异性交流的机会。关于我们的良知，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曾经写道：“除非进行一次很好的交流，否则就根本不要去交流。”

最终，爱情、婚姻、交流、成功的对话或者是适当的沉默，都取决于对方与我们的相似度。因此别尔嘉耶夫说：“我们更适合‘雌雄同体’，以克服自身的孤独感。”

体育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运动员了解身体当中的本我，知道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什么时候与他人有相似之处，什么时候自己最可爱。

当我看到一个女人在跑步时，就如同看到一个新世界的来临。在这个世界中，不只有看上去柔弱的女护士，还有穿着汗衫和跑鞋、每周都要跑上48公里的女跑者。

[1] 米尔恰·伊利亚德，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编者注

Training

第10章   训练

想清楚再承诺，承诺就要兑现

就像赫胥黎曾经告诉我们的那样，自然永远不会忽视任何一个错误，也不会允许无知的存在。

如果想跑马拉松，那么你每天都要跑上6公里。如果你想达到运动员的最佳状态，就要和他们承受一样的训练强度。而且，每天6公里的跑程，保证你不会因心脏病而死。

但是，除非你进行Magic Six练习（一种调整肌肉机能的拉伸与加强练习，见图10—1），否则疾病会一直寻找机会侵入你的身体。Magic Six练习是针对每天的训练所产生的副作用的调节。由于日常大量的训练，我们的脚、腿、膝盖以及背部肌肉会产生一些综合征。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拉伸练习，你的身体很快就会被击倒。

训练使运动员的小腿、大腿以及背部肌肉过于发达。但是其他训练不到的部位的肌肉，比如腹部，就相对弱了一些。Magic Six练习能有效地改善这种肌肉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面让我介绍一下这种练习的具体方式：

首先是拉伸练习。

第一个是拉伸腿部肌肉的练习。用手顶住墙壁做俯卧撑，使肩部与小腿的肌肉得到调节。站在距墙壁1米的位置，逐渐向墙壁倾斜，并保持腿部挺直不动，脚不能抬起，直到你感到力竭。坚持10秒钟，然后放松。连续做1分钟。

笫二个是拉伸腿筋的练习。腿部打直，将腿抬起，搭在椅背上向下压腿，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借助桌子来练习。记住：双腿不能弯曲。尽量使你的头部靠近被拉伸的那条腿，直至感觉到疼痛。坚持10秒钟，然后放松。连续做1分钟。

最后一项拉伸练习针对的是背部肌肉的调整。平躺在地面上，抬起双腿，使脚一直延伸到头部的位置，尽量用你的脚趾接触到头上方的地面，直到感觉到疼痛。仍然坚持10秒钟，然后可以采取腿部弯曲、膝盖触碰耳朵的姿势来放松。连续做1分钟。

其次是强化练习。

第一个是加强小腿肌肉的练习。坐在桌子上，小腿垂直向下，在一只脚上绑上1.5～2.5kg重的物品，脚腕向上弯曲。保持6秒钟，放松。连续做1分钟。

第二个是股四头肌的加强练习。与上一个练习一样，坐好并绑好重物，不同的是这个练习要求腿部向上抬起，同时保持膝盖不动。保持6秒钟，放松。连续做1分钟。

最后一项加强练习是仰卧起坐。躺在地面上，膝盖弯曲，坐起，躺下，再坐起。连续20次或者直到你无法坐起为止。

只需要6分多钟的时间，你就能完成整套Magic Six练习。在跑前或者跑后各做一次。也就是说，每天只需要花费12分钟，你就可以预防肌肉拉伤、骨折、跟腱疼痛、胫骨扩大以及坐骨神经痛等种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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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第二个脚趾是不是比你的大脚趾还要长？

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而且第二个脚趾长于大脚趾，那么你就可能有麻烦了。这样的脚被称为“莫顿脚”，在运动中这种脚形天生就容易受伤。

从前，人们认为这种脚形和大鼻子或者宽下巴一样，无需特别注意。直到达德利·莫顿（Dudley Morton）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常态的脚》（The Normal Foot）一书，才引起了人们对“足”的注意。这本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哈维在300年前出版的《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

莫顿在书中提到足的功能依赖于以下两个因素。

1. 结构稳定性。足部包含26块骨骼和112条将之连接起来的韧带。任何骨骼方面的结构异常或者韧带松弛，都会使足部感到疼痛或者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些生物力学方面的问题进而会导致腿部与膝盖的问题，甚至说腹股沟与后背也会出现问题。

2. 姿势稳定性。保持某个姿势主要靠足部短肌与足部、腿部长肌的力量。韧带的不平衡，或者小腿与大腿肌肉的不灵活，都可能会给足部或足弓带来额外的压力。

引起足组织受伤最常见的原因是“莫顿脚”，这源于生物力学的不合理。第一跖骨的两毫米甚至更短的变形破坏了脚踵——第五和第一跖骨的三角承重结构。足部为了适应这种结构，把大部分重量放在第二跖骨上，因此造成了应力骨折；或者因为翻动脚掌的行为造成了因用力过度引发的伤痛。

这些伤痛通常表现在脚（足跟骨刺）、腿（应力骨折）和膝盖（跑者的膝盖或者软骨软化）之上。

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而且有“莫顿脚”，那么你有些病痛的原因很可能在于足部生理结构的问题。我说的只是可能，因为没有人去观察你的第二脚趾是不是比你的大脚趾长，或者你脚部还有什么其他缺陷。

现在，莫顿的这一发现几乎被遗忘了。他的理论曾给一代医师带来了启示，但现在却不为人所相信。因为很多具有“莫顿脚”特征的人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即便有一些现象与其理论吻合，也常常被认为是巧合。

而真实情况是，人们并没有用脚过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运动员曾经将训练的时间提高了5倍，由此引发的脚、腿、后背的综合征成了医生主要关心的问题。但现在很少有这种现象了，而莫顿的书也从图书馆或课程中消失了。

对于很少过度用脚的人来说，莫顿的理论价值并不大；对于正在训练的运动员来说，他的理论也只是活动与受伤的区别，或者是运动员与前运动员的区别。当篮球运动员每天花费好几个小时在篮球场上，当跑步运动员一周增加80公里甚至是90公里的运动量时，我们便经常会听到保泰松钠（Buta-zolidine）和可的松（Cortisone）等这些用于治疗的药物的名称了。

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这些伤病与“莫顿脚”以及结构稳定性或姿势稳定性这些词语相关。

我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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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斯在《体育哲学调查》（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一书中写道：“在体育方面，我们仍旧不知道运动员在参加激烈的比赛前，都应该吃些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同样，在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们的饮食都应该注重什么？对我们来说，人类的肠胃、生理以及某些疾病仍然是一个谜。

专家对此也无定论，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关于消化功能的三条规则：

1.选择适合你的食物；

2.避开那些不适合你的食物；

3.上床睡觉前不要生气。

研究者发现，我们认为适合自身的食物确实适合我们，而我们认为不适合的食物也的确不适合。一直以来，病人总是对医生抱怨有些食物让他们心脏不适、消化不良、腹痛或者腹泻；而有的食物则不会带来类似的不适。直到现在，实验人员才找到原因，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吃某些食物，而其他人则毫无禁忌；也了解到对某些人身体有好处的食物可能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麻烦。

牛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所富含的营养对人类十分有益，可是有些人却对牛奶过敏。很多人体内由于缺少某种酶，因而不能吸收牛奶中的乳糖成分。牛奶虽是很好的食物，却并不适合所有人。

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出几种不适合自己的食物。有些食物会使我们心脏不适，或者使我们的内脏器官产生某些症状。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哪些食品适合自己，哪些不适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需要完全参照书本或者专家的意见。亲身体验后的解释是科学的，这点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举例来说，如果你睡觉前生气了，那么你的胃同样也会处于烦躁的状态。愤怒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肠胃。所以，并非食物而是你的情绪影响到了你的肠胃功能。

当我成为一名跑步运动员后，情绪的调节作用就更大了。赛前的紧张与忧郁总是会让我忘掉饥饿感。也许在平时，每隔4个小时我们就会感到饥饿，而在赛前，食物在胃里6个小时也不会被完全消化。如果继续训练，肠胃就会痉挛。因此，对于运动员来说，关于消化功能还有第4条规则，也就是：

4.比赛前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

否则，食物不能很好地被消化，会造成呕吐或者腹泻。

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人们也会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赛前饮食习惯。液体或半液体的食物，再加上少许肉类和蛋白质，这样的搭配比较容易消化。不过，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如何搭配也就因人而异。

如果你希望保持健康，希望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保持最佳状态，那就需要遵循身体自身的规律。幸运的是，当我们没有按照身体规律运动时，肠胃就会给我们发出明确的警告。哪怕是感觉相对迟钝的人，没有按时吃午饭或者在排便不正常时，也会收到身体发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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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在这场实验中，我们每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哲学家加塞特说：“生活，只不过是你做了这件事而没有做其他的事。”但是不管你做什么事，都应该有始有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尽最大的努力。加塞特还说：“在我看来，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事，没有认真地去生活，是不道德的。”

当你做出了选择，并且竭力做到最好时，你就会发现自己所从事的实验是最棒的——简单且可控，在同一时间段内能解决不同的问题。只有用心去观察在运动、压力或者努力做事时的自己，才能准确地发现自身的缺点。如果我们拥有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或者圣人的心态，那很快就能发现为什么我们比那些成功的人表现得更平庸，更接近凡人；而如果我们是运动员的话，这一认知过程还会缩短。

长跑运动员、游泳运动员以及滑雪运动员是所有运动员中耐力最好的，他们也是研究人员的首选对象。当我的思维与内心都专注于马拉松赛时，我的身体也会紧随思想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变得愿意接受任何计划、任何训练、任何饮食安排，而唯一的目标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历时3个小时的挑战。此时，在这项伟大的实验中，我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

这项实验的过程并不复杂。马拉松赛开始的前一个星期，你先要参加一次长跑训练，大概用时90分钟。接下来的3天，饮食仅限于肉类、鱼类、奶酪和鸡蛋，远离各种碳水化合物。同时，还要继续保持训练。最后的3天，停止训练，开始恢复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并以其为主。

此种饮食安排可以帮助运动员将肌肉中的糖分或糖原质消耗掉，然后再用同样的糖原质使肌肉达到过度饱和的状态，而这种糖原质正是在马拉松赛中主要的能量来源。瑞典曾进行过相关的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安排能使身体机能工作效率提高100%～300%。这就意味着18公里的路程可以提前15分钟左右完成。难怪马拉松赛的运动员都要进行这样的准备训练。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做足赛前准备一般都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经过训练后，我们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虽然坚持3个小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跑得快一点。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自然科学还会告诉我们更多。保罗·斯洛维奇也发现情况并非这么乐观。有的运动员经过训练，比赛用时反而更多；也有的运动员腿部发生痉挛或者过度疲劳，还没跑多久就不得不退出比赛。

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肌肉崩溃和肌血球素在一定时间里的增加妨碍了肾功能，导致肾脏罢工。出现这种结果，与其说是因为前三天的较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不断的训练，不如说是因为后三天对碳水化合物无节制的摄入所造成的。

对于没能坚持下来的马拉松运动员来说，他们常常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与我有一次因对声音的辨识度差而没有完成任务时的感受一样）。但同时，这些马拉松运动员也认识到了进行这次伟大实验的所有人都应该感悟的道理——正如赫胥黎所说：“自然从不会忽视任何一个错误，也不会允许无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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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家还没有提出预防感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感染上了病毒，从而患上感冒，随后又出现喉咙痛、咳嗽、流鼻涕等症状。科学家表示，只要能研究出一种疫苗或抗生素就可以让人类摆脱感冒的烦恼，而这只是时间问题。

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病毒和感冒会一直伴随着人类。通常，它们处于“休眠状态”，但当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能力降低时，它们就会变得异常活跃。

柏拉图以及其他伟人都告诉我们“你不会感冒”，因为他们认为感冒是由骄傲、固执或者无知引起的。希腊人将这些特点称为“狂妄自大”。只要我们将自己置于普通人的地位之上，只要我们渴望做得更好，只要我们敢于挑战自己的最大潜力，那么我们也就越容易感染被希腊人称为“鼻炎”与“黏膜炎”的“狂妄自大”的症状。

如果跑者是当代的一个希腊人，这种理论会起到的作用就是，他希望每一天都能活在自己的巅峰状态，而且希望突然有一天天降神力；他会感觉自己有用不完的力量和速度，而且永远不知疲惫。他们赞同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所说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摆脱疾病缠身，用最强大的力量去争取心中的希望”。

在训练和比赛中表现得骄傲、固执，甚至无知地想要实现不现实的目标，是不可取的。此时，运动员就并非他本来的样子——他身体的防御系统会变得脆弱，病毒容易入侵，易患上感冒。如果感冒持续了一周，他可能就又会想起索福克勒斯所说的另外一句话，“不如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呢？柏拉图给了运动员一些建议：不要喝酒；避免西西里岛式的高热量的饮食方式；避免与科林斯式的对食物无节制的女性交往；拒绝食用阿提卡糖果（Attic）。但是这些建议与如今的“不要喝啤酒、不要吃比萨和巧克力”类似，并不是真正的答案。柏拉图也知道这一点。他说，运动员在训练时就像处于半睡眠状态中，任何的偏差都可能会导致疾病。

运动员也明白，所谓的偏离轨道指的就是在比赛这一刻，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而此时，他未必处于最佳状态，但是却只能全力以赴。没有人经过如此艰苦的训练后，还能抵御住越野赛中那些山坡的诱惑；也没有人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后，能在比赛时保持充分的理智。在跑在山坡上的此时此刻，他们都无法抗拒对自己表现的检验。

不幸的是，当一切顺利时，运动员们同样要保持警惕，因为此时他处于健康与感冒之间的“敏感区”。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处境，如果用力过猛或者是比赛对身体要求太高，问题很可能就会发生。因此，他必须要有随时终止比赛或者忍受赛后肌肉疼痛、浑身疲惫的准备。

最近的一次跑步经历让我记忆犹新，那是在福尔摩斯公园的一座小山上的16公里比赛。根据家人的回忆，在大约5公里标记处他们就看出我的状态明显不如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好，我儿子甚至想要让我退出比赛。当我到达终点后，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我几乎一动不动，只记得自己曾经要求别人帮我脱鞋。

接下来的一周，我又参加了在范科特兰特公园举行的“全国冠军争霸赛”，而且同样是一个艰苦卓绝的16公里。当时，我都能感觉到体内的病毒在做着“侵袭”的准备，于是只好选择休息。一周之后，我希望在感冒到来之前再参加一次比赛，最终愿望实现，我也取得了个人当年度最好的成绩，但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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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者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身体健康，而是要去挑战身体的极限。在他们挖掘体内还未被开发出的潜力时，并没有刻意考虑健康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冒着健康受损的危险试图取得最好的成绩。

从1公里的跑程开始，直到马拉松赛，我不断地挑战着自己的极限。对我来说，所谓的“灾难”就是，没能参加艰苦的训练或错过了具有挑战性的比赛。我已经适应了运动员式的生活。对我来说，训练过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我对运动过度的态度就像隆巴迪教练对失球现象所表述的一样：“此时，除了尖叫你没有任何办法。”

在挑战的过程中，我的任务是如何很好地调节自身的训练强度，如何保持最佳状态，而不是不顾身体地超过自己的最大极限。同时，让自己树立起“我的生活就是为了训练，比赛就是我至高的体验”的理念。在探索潜力的过程中，我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什么时候处于比较危险的阶段、什么时候应该对训练强度进行控制、什么时候不适合参加比赛，以及什么时候必须停下来休息。

多年的跑步经验让我对两条规则深信不疑：第一，宁肯训练不到位也不要训练过度；第二，如果确实感觉训练过度，那么就赶快改变训练强度。这与著名田径教练、耐克创始人之一的比尔·鲍尔曼的观点一致，他认为运动员在比赛中没有发挥好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训练过度。因此，鲍尔曼一直建议采用劳逸结合的训练方式。当然，大多数教练与运动员都接受这一点，因为如果在比赛中出了差错，那么前面的训练也就白费了。

但是，一定要经历过诸多失败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吗？没有什么能在事前给我们以精确的指导吗？当然有。首先，用心倾听你身体的声音；其次，保持“健康系数”。

你的身体一直都在试图告诉你该怎么做，因此你一定要按照身体发出的信号进行训练调节——当你感觉疲惫或者无精打采时，当你对训练没有热情时，就该警惕了；当你在起立时感到头晕，或者当你的脉搏跳动不规律时，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如果你患上了感冒，或者感觉喉咙痛，那么就应该减慢训练的脚步；如果你患上了压抑失眠综合征（入睡容易，但也易频繁醒来），或者在第二天醒来后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那么也要重视了。如果你不能集中精力，不要过于紧张，放松就好。压力过大和过于紧张都不利于身体各指标的平衡以及精神的稳定。

有时候，记录“健康系数”比倾听身体的声音更能带来令人信服的效果，而且还可以用图表的形式将其直观地表现出来。当你在清晨醒来时，先在床上躺5分钟。之后，测量自己的脉搏。用拇指与食指捏住喉结，向下滑动2.6厘米左右，直到能够感觉到颈动脉的跳动，记下1分钟内的脉搏数；同时，还要测量呼吸次数与体重。然后，将得到的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结束当天的训练之后，再做一次检测，并记下脉搏；15分钟之后，再测量一次，并做记录。

在记录几周后，你就能得到一个直观的图表了，并从中能得出自己的基础心率大致在每分钟50下左右。如果突然升高，就要警惕。如果早晨测量时发现心率提高了10下或者更多，那么说明你还没有从前一天的训练中完全恢复过来。接下来就应该终止训练或降低训练强度，直到脉搏恢复正常。注重脉搏的跳动情况有助于远离忧郁症或神经症。“健康系数”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训练强度。目前，还没有指导我们预先发觉训练过度的书籍，也没有更好地防止倦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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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是对我跑步能力的最终检测，但我并不完全相信，我总认为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没有累到站不起来。我总有种感觉，就是能力并没有百分之百地发挥出来。因此，我到印地安纳州去寻求启示。在那里，我和哲学博士大卫·考斯帝尔（David Costill）一起度过了几天的时间，他在位于曼西市的鲍尔州立大学的人类技能实验室工作。先前，我在达拉斯参加了针对奥林匹克长跑运动员进行的各种生理测试，包括肺活量、身体脂肪含量、肌肉强度、最大吸入氧气量、跑步效率以及小腿肌肉活动组织的检验等。

根据检査结果，我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力，以及我是不是可以达到目标。当我得知考斯帝尔与他在人类技能实验室工作的同事们正在研究人类技能最大值时，就非常高兴地参与进来。体检表明，我的身体脂肪率含量为5.3%，非常适合从事长跑运动；其他几项指标的检测结果也同样让我欢欣鼓舞。

几个小时后，我开始进行最大吸入氧气量的测试。第一次在跑步机上跑完1 500米我用时8分钟，第二次7分钟，最后一次6分40秒。从中可以推算出如果是10公里的话，用时大约为1小时。之后，我休息了一会儿，擦了擦汗，又重新开始。

然后，是最大体能的测试。工作人员做了各种准备工作——在我胸前插上电极用于检测心律；带上塑胶头盔，调整好氧气设备，还在我嘴上戴了保护装置。我在跑步机上的起始速度为4级，3分钟后工作人员把速度调至6级，之后每隔两分钟，再提高两级，直到我无法坚持。但是，当我发现只剩下30秒的路程时，便示意工作人员继续调速。

前半个小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但是我慢慢地适应了跑步机——无论我怎么跑还是停留在一个位置。旁边的工作人员和我只有约0.3米的距离，他们一直在激励我坚持下去，希望能挖掘出我最大的潜能。

当他们将跑步机提速为6级时，我明显感觉到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的腿开始变得沉重，头盔笨重地晃动着，嘴上的保护装置也开始让我分心。而这时，他们又将速度提至8级。巨大的疲劳感与疼痛感向我袭来，胸部憋闷，腿也不听使唤了。很多人进来观看我痛苦的挣扎，他们在旁边不断激励我：“加油！加油！”机器和我之间的斗争总算快结束了：还有30秒，不到120米的距离，我的噩梦就要结束了。我的大脑完全陷入了一片静止的时间和空间里，只是凭着惯性不断地跑着。

还有15秒。考斯帝尔在距我十几厘米的位置对我说：“坚持住！”还有10秒，时间过得可真慢呀！5秒，我从来没觉得5秒竟是这么长的时间。4，3，2，1，跑步机终于停了下来。

我摘下戴在嘴上的保护装备，一边喘气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我的天！我的天！”旁边的生理学家们开始观测数据，记录测验结果。他们非常兴奋，其中一个人说：“他真的完成了！”我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完成了他们给我设定的目标。

疼痛感慢慢减轻了，我几乎是爬着回到了椅子上。在休息时，我心里非常满足，试图回味刚刚经历过的“噩梦”般的对人类最大体能的测试。

“多快”，我问，“我可以看看结果吗？”

没有人回答我。工作人员们已经开始为我下一次测试做准备了。

Healing

第11章 治愈

进步需要疾病、怀疑、失败、挫折，这些会使人变得更加明智

当我生病时，我成了一个怀疑者：一直以来的“肯定”变成了“也许”，“也许”变成了“可能”，“可能”变成了“可能不”。

跑者有3大敌人：司机、狗，还有医生。前两个还比较好搞定——汽车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公路上跑步时，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而比起司机来，狗更容易对付。毕竟，狗和我们一样也是哺乳类动物，它们也会对外界的侵犯行为做出与我们相似的反应。唯一不同的是，狗只是自发地、不受约束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你慢慢会发现，它更像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应付医生就不那么简单了。医生是人类，人类不像机器那样执行指令、一成不变，也不像动物那样自由自在。医生的职业是大公无私的。不幸的是，当一个人做出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时，就如同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他的出发点往往是最伟大的。”跑者就不断地在这种高贵性与愚蠢性之间徘徊。他们经常会读到一些认真负责的医生写的关于体育会伤害身体健康的愚蠢文章，但是这些医生的出发点是希望能帮助他们。最近，慢跑被医生们形容为既浪费时间又危险的活动之一，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如疝气、关节破裂、胸部下垂以及静脉曲张等。

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跑步真的是一种既浪费时间又危险的运动吗？又或者，是像跑者坚持的那样，它是一种最经济、最没有危险且对身体有好处的运动吗？跑者是不是比不跑步的人患病概率更高呢？还是这些疾病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归因于跑步，而是由于组成每个人身体的原生质不同而导致的呢？是不是有些人比较敏感，比较容易感染疾病？那么，每天50～60分钟的跑步会对身体有害吗？会妨碍我们享受生活吗？会导致我们过早死亡吗？跑者有一套不同于医生的看法。也许那些不是医生、也没有参与跑步运动的人们都有自己的观点，也许他们的认识更加有说服力，正所谓旁观者清。

跑步是最为自然和有效的运动方式。如果运动得当，不仅有利于肌肉的锻炼，还有助于调节身体协调性。跑步时都是脚跟先着地，膝盖弯曲，这样才能保证跑步过程中有足够的弹力。同时，双肩保持与地面平行，整个过程是一个没有压力、感觉不到疲劳的十分协调的过程。

当然，跑步也有受伤的可能，而且几乎2/3的跑者都曾经在运动中受过伤。受伤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由于脚部力量不够、肌肉过于紧张或过度发达。总之，这些问题不是身体结构方面的原因，就是跑步姿势不正确造成的。要防止此类问题的产生，就要注重每天的预防性训练。

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关跑步方面的医疗建议，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我曾经听到一个受伤的跑者因为不能跑步而抱怨，他说如果不跑步，他的心灵将是漆黑一片。

对于—些认为跑步有危险的医生来说，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善意的；但是对于那些努力做到最好的人来说，传统药物治疗的意义并不大，而这些文章除了暴露了这一点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对可能出现的伤病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正是我们已经了解到的。

除非医生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否则他们和司机、狗一样，仍然是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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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医生获得技能的方式之一就是学习医药科学和接触大量的病人，但其实最有效的方式是让自己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因此，他认为医生的身体也不会很健康，这种倾向也使得医生们不会成为运动员。每个人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需要注重思想的培养。想要达到能量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一回事，而真正达到则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你喜欢与否，我非常赞成柏拉图的观点。我本身也是一个身体不完全健康的“跑者医生”，疾病简直是从头蔓延到脚，有时候整个身体都不舒服。尤其是呼吸道方面的问题：我的鼻子和喉咙总是不够顺畅，有时候还会出现耳鸣、扁桃体发炎的情况，流鼻涕更是家常便饭。另外，我的循环系统还算比较好，心电图却不是很正常；心律异常，而且心烦时胸口还会疼痛；我的腹部也令人担忧，患有疝气、十二指肠溃疡、憩室病这些病症。这样的身体又怎能不让人担忧呢？我的身体根本就是我与跑步之间的一个战场，脚、腿、 膝盖、坐骨神经等就是冲突的主要小战场，只不过目前它们正处于不稳定的休战中。

正如柏拉图所说，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不寻常的学习经历。现在，我才理解“并不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去学习，而是出于知识的必要性才去学习”这句话的含义。我想，所有的老师也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当疾病来袭时，我突然对学习充满兴趣，我开始看书，这倒是让我之前的老师很高兴。当我在看书获取知识时，总是保持着一种警觉和怀疑的态度，甚至一开始我就假设这未必都是正确的，因为书中的知识并没有解决我独特而又重要的问题。

当我生病时，我成了一个怀疑者：一直以来的“肯定”变成了“也许”，“也许”变成了“可能”，“可能”变成了“可能不”。我意识到任何疾病的养生疗法并不是因它们非常切实有效，而是因为它们只是所有疾病的标准治疗程序罢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进步需要疾病、怀疑、失败、挫折，因为这些会使我变得更加明智。任何人都可以遵循我书中的建议，而那些曾经跌倒准备重新开始的人也可以依照自己的经验尝试写出一本书。

作为一名运动员的我也牵引出影响身体健康的另一个决断因素。“跑者医生”认为，健康与疾病没有直接的关系。健康是与自身整体性、功能完整性相关的。我的健康就与我的生活方式、身体与精神的协调性相关。即便我患有疾病，但我仍能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我发现，疾病可以影响或改变我的身体健康，但绝不能使健康状态从我身上消失。

因此，疾病虽然是一种不好的体验，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得到的信息变成知识，使我们的知识变成智慧。疾病的体验会使你更加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爱整个世界，疾病的康复也会让你感觉到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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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岁时，我面临着书本与身体、客观与本能、学习与直觉方面的选择，但是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做出选择，一切顺其自然。当然，专家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认为，人类一出生时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他们必须要学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而有关压力与生存等最基本的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比如呼吸，生理学课本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只是出于本能。呼气与吸气的行为本身就是生命的象征，自有记录以来，一些明智的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亲身挑战自己的极限去验证，而我这样做了。

我已经从事长跑运动达12年之久。12年在不同州的跑步体验；12年的呼吸训练；12年中一直在寻找用最少的努力呼吸到最多氧气的方法；12年里唯一的想法就是自我保护，免受运动伤害；12年的时间，我足以成为呼吸方面尤其是运动呼吸方面的专家了。

这些经历都教会了我什么？我从中又学到了什么？在人们开始用双脚站立并逐渐站直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自身是如何呼吸的。腹腔呼吸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大部分专家都认为腹腔呼吸法是人类最佳的呼吸方式。而且，它也是瑜伽中最基本的呼吸方式。

通常老师教得越快，学生们忘得就越快。专家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最基本的内在能力会消失。他们没有发现人们在站立、俯卧、平躺时，呼吸方式是正确的，但是我发现了这一点，而且每次跑步结束后我的观点都会得到更新。

从重大比赛前紧张、急促的呼吸中解脱出来是尝试的关键。当我的呼吸频率达到1分钟50多下时，当我快喘不上气、意识模糊时，我屈服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冲击力，只能用手和膝盖支撑住身体。我最终找到了正确的姿势，就是将我的头、肩膀和手放在地面上——不再保持那个“上帝一样直立”的姿势，而是变成一个恳求者的样子。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拥有在未来某一天重燃跑步热情的信心；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重新大口呼吸的感觉。

我找到了呼吸的最佳姿势：头、肩、双手都放在地板上，这样我就能用腹部呼吸。当我跑动的身体向前倾斜时，呼吸过程中的腹部会微微隆起。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空气是那么充足，我才相信自己一定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也许就是哮喘病人更适合游泳、骑车，却不适合跑步的原因吧。

“为什么跑步中有这样的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在研究有关“新亚当”的内容，他们虽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却没有找到研究的任何头绪。他们观察静坐的人、睡着的人以及日渐衰老的人，不过依我看，他们应该观察人的呼吸才会有所收获。

如果研究人员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可以重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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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埃里克·霍夫（Eric Hoffer）说的那样，运动才是人类最有用的职业，那么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就成了当今医学最应该关注的话题。向医生咨询的运动员经常会想，在医学院里都应该学些什么内容。他开始想象疾病或者灾难发生的原因，而有关自身健康与预防性药物治疗方面的问题却被忽略了。

从事急诊的医师们，尽管曾经接触过动脉瘤出血、心脏骤停以及心律不齐等问题，但是在遇到生病的运动员时，还是会束手无策。他们甚至不能够给予及时的缓解，只是不断地询问运动员关于自身健康的问题。

切斯特顿指出，健康是所有事物神秘的内在平衡，它使我们正常地生活。如果运动员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身体与精神上的平衡就是健康。对他们来说，只要拥有了健康，训练和比赛就都不成问题了。但是，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够让他们拥有健康，因为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健康，就像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无穷的宇宙一样。因此，他们也不会完全相信给他们提供治疗的医生们。

运动员需要一个医疗团队来对其进行治疗。这个团队除了医生之外，还应该包括所有健康科学领域的专家。不过，医生们没有意识到其他领域的专家往往能作出更有价值的贡献，而且医生们通常不习惯放权给这些专家。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精英团队中的一员，但是却忽略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老话。

最近，芝加哥大学的斯蒂芬·肖特尔发起的一项投票测试也清楚地验证了这一点。在投票中，医生们被要求按照地位与声誉对医学健康领域的41个专业类别进行排序。他们将胸外科医生排在了首位，牙医排在第24位。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足部医生的重要性，而只将其排在了第40位，甚至在护士助理（第39位）和整骨医生（第37位）之后，而且整骨医生只比有经验的护士（第38位）领先一位。正如詹姆斯·克瑞克斯（James Cyriax）所说，这样的结果表明：“混乱的排序不能使人们对医药健康领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将办法应用到解决问题之上。”

那么，谁来拯救这些运动员和准运动员们呢？谁能将这些专家集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团队，共同致力于全美健康状况的提升呢？

我推荐家庭医生。因为他们是可以为病人健康负责的人，是与病人及同行都有密切来往的人；而且他们能及时地了解到其他医疗健康护理专家的相关贡献。可以说，他们是各路专家中的“多面手”。

但是，医生们将家庭医生排在了第22位。家庭医生是一个能将医疗职业与其他健康科学联结起来的人，他能够从这41个专业类别的任何医生那里得到帮助。与其他专家不同（这些专家的声誉主要来自各自成功的案例），他们没有受到“自我至上”问题的困扰，并且能够起到一个建议或者协助商讨的作用，使专家们更好地合作以取得最佳效果。

因此，家庭医生能及时地对他所照看的运动员进行归类，并不需要在乎肖特尔关于专家地位与声誉的排行情况。他们只需寻求真理，接受已经发生的情况，并结合运动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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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是医疗领域最难对付的病人。他们对完美的追求来自对坎农（Walter B. Cannon）“动态平衡”的概念以及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口中的“内在环境”概念（身体内部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一种和谐）的挑战。运动员期望能够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投掷得更远，但是这些行为带来的伤害往往超出了现有的医疗水平。而在他们试图达到自己极限的过程中，并没有可以参照学习的医疗文献。他们所采用的训练方法并不是常规的方法，而且经常与医学教条相悖。

运动员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总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尽力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力。如果要对运动员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试图在某种环境下通过训练将自己的天资完全发挥出来的人。

运动员和我们一样，也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他们的体质与骨骼结构等都与他们在运动中受伤或生病的概率有关，同时对心脏、肺部以及新陈代谢等方面也会产生影响。运动员在对待压力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但与我们一样，每个运动员都有其内在弱点，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是由其DNA与DHA的组成结构决定的；另外，家教与血统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运动员在训练时，很有可能会发生训练过度的情况，但是不同的人出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果训练方法得当，训练与压力可能会转化成健康；但如果训练方法不正确，则有可能带来灾难。所以，医生们不仅需要知道运动员们的内在优点与弱点，还需要对他们的训练和睡眠状况有一定的了解。

对于医生来说，了解这些还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了解运动员们所处的环境。这包括所有会对身体产生影响的方面，如冷、热、海拔高度、饮食、药物以及身上的装备与使用的设备等。同时，社会环境与身体特点也不能被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压力不仅仅表现为身体方面的不适。以长跑运动员为例，造成其腿部受伤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非医生能够全面地考虑到基因、训练以及环境等多个方面，否则他就不可能很好地治疗运动员。

通常，那些骨头比较细、重量比较轻的运动员都长有一双“莫顿脚”（前文提到过，第二个脚趾比大脚趾长，很容易受伤，并且容易造成腿部、膝盖以及背部的问题）。而在腰骶脊骨方面，运动员们也可能会有一些并不显著的不规则发育，这同样不能忽视。如果医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不能为运动员很好地治疗。

此外，过度训练还会导致肌肉紧张与僵化，会给“莫顿脚”与背部带来更大的压力。同时，身体变得相对虚弱，有可能会出现肌肉拉伤或胫骨疼痛的情况。因此，有一句话这样说：“当运动员在训练时，如果出现了三个关于肌肉的问题，那么其中两个肯定是不好的。”

即便医生注意到了所有这些情况，包括遗传因素中的负面因素以及训练所产生的不平衡状况，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运动员所处的环境（这里的环境指的是运动员的鞋子），也同样不会成功治疗运动员。如果医生不了解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跑鞋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脚型这一点，就不能很好地开展治疗。如果运动员的鞋子没有厚实的中底，或者鞋子没有减震功能，那么和有“莫顿脚”或者没有在跑步前进行热身训练一样，会很容易受伤。

运动员的治疗需要很多不同方面专家的通力合作，比如，教练、脚部病痛专科的医生、物理疗法学家、整骨医生、整形外科专家，甚至跑鞋制造商。如果是心肺方面的问题，需要处理的情况就会更复杂，而需要的专家也就更多。

然而，治疗的原则是：我们都会受到体质、训练、压力、生活方式与环境的影响。而我们的基因、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则会成为致病因素，或者成为推动我们获得最佳个人成绩的力量。

这种新疗法其实与伯纳德及其“内部环境”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当时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与他同时期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以及细菌的发现上，所以没有人注意这些理论。就像巴斯德在临终时所说，“告诉克劳德他是对的”。这些理论最终还是为世人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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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员伤病的预防和治疗，可以归为人类工程学范畴。如果充分而全面地考虑到压力、疲劳以及足部、腿部、背部的症状，这些运动伤病完全是可以避免和治愈的。

这些由于过度训练造成的症状，包括了大部分的运动伤害。其中，关于外伤的报道几乎占据了报纸、电视和医学杂志等各种媒体，内容多聚焦于大多数运动员似乎都是因为参与“无身体接触型的体育活动”而受伤的。

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到，不断增加的大量训练才是造成伤害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劳”。应力性骨折（包括跖骨、腓骨引起的骨折，如跑者、体操运动员和舞蹈者发生的骨折）、跟腱炎、外胫夹、腿筋拉伤、坐骨神经炎等，都与训练、打网球、打篮球与踢足球时足部每小时受到的大量冲击有关。通过计算得知，运动员每只脚每小时大约会受到500次左右的冲击。

但是，目前的医学认为“过劳”只是一种“沉淀剂”。“过度使用身体”会让我们发现自身存在的生理弱点与各种症状所产生的后果。

这种生物学的不稳定性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或者说，可能是结构上的，也可能是姿势上的。通常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这些生理弱点包括以下3个方面。

1. 足部无力。像我这样的医生，可能会注意“莫顿脚”或其他足部缺陷。这表明，在足部受到冲击时，身体可能会产生代谢失调的情况。扁平足会增加运动员脚部受到的压力，从而产生各种伤害。

2. 腰骶畸形。通过X光射线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患有坐骨神经痛的病人，他们的腰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畸形。

3. 腿部长度的差异。腿部长度的差异会产生各种生理变化，这会给足部和骨盆带来压力，可能会导致足部、腿部、膝盖内侧肌肉以及坐骨神经等部位的疼痛。

后天的不稳定性或者姿势上的畸形则与肌肉力量或柔韧性不均衡有关。训练量的大小直接影响肌肉的拉伤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种。

1. 动力不灵活。胫后肌、比目鱼肌（指小腿后面的一块扁平肌肉）、腿筋以及髂腰肌的紧张和膝盖下方的不灵活都会给足部带来压力，进而产生跟腱、小腿、膝盖等方面的问题。膝盖的不灵活可能会带来脊柱、臀部、脊柱前弯与坐骨神经等方面的症状。

2.  对抗肌的弱点。前抗重肌、抗重肌、四头肌以及腹部都是运动所牵涉的重要结构。这些结构的弱点可能会导致内脏周围的淋巴结或体前区产生病症。（“前区”包括环甲膜淋巴结、气管周围淋巴结、甲状腺周围淋巴结以及四头肌、腰骶坐骨神经等方面的症状。）

在对“过劳”的症状进行分析时，跑鞋的影响也应该在考虑之内。许多运动员的跑鞋可能并没有任何支撑装置，比如鞋垫。如果没有，那么路面的倾斜或者凹凸都会给运动员带来伤病的威胁。路面倾斜会给足部前端带来压力；逆着与车辆行驶的方向跑步会给右脚带来压力，而顺着车辆行驶的方向跑步则会给左脚带来更多的压力。

一旦诊断出了伤害，就应该遵循生理规律展开治疗，具体有以下4个方面。

1.必须治疗足部存在的任何生理问题。需要对趾骨所承受的压力进行调整，同时保持直立。

2.对力量、灵活性进行评估，设定正确的练习姿势（见图11—1）。

3.穿上鞋袜，制订适当的训练方案，釆取正确的跑步方式。

4.总之，治疗的前提就是先找出伤病的原因，而非结果。脚跟骨刺、跟腱炎、关节软骨病等都会影响到脚部与腿部的功能。使用保泰松钠类固醇以及采用手术，在治疗“过劳”方面所产生的效果都不大。

想要治疗“过劳”的各种症状，就需要对跑者的足部、背部以及骨骼体系进行全面分析，此外还要了解跑者的训练条件。除非真正找到其生理缺陷，否则治疗很难成功。如果让跑者在这种情况下重返训练场，那么势必会带来更严重的一连串伤害。所以，安全无忧的跑步需要对身体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对伤病合理、全面的治疗。

总 结

通常，大多数运动员的下肢运动伤害不是由外伤所致，而是来源于“过劳”。潜在的疾病有：1.足部或背部的天生生理缺陷；2.后天的肌肉生理缺陷；3.外在因素。比如，跑鞋不合适等都会给身体带来压力，致使各种症状产生。如果要使治疗有效地进行，就需要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Racing

第12章 竞赛

不是在与别人较量，而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作斗争

就算到达终点也存在战术。只有速度还不够，因为速度无法带给你全部。假若那种在恰当时刻必须完成比赛的精神，并没有在你需要时给予足够的支撑，你必然将遭遇失败。

你可能很难相信——长跑运动员自身就是一个小团队，他既是矛盾、犹豫、健忘、无心、动手能力差的空想家，又是自己的教练和管理者。但是，长跑运动员却总是不能处理好这种双重的任务和身份，总是不能确定自己应该从事何种训练。有时候，比赛结束一整天后他才会出现，而且还总是没有穿跑步的必要装备。

显然，作为教练和管理者，跑者是不称职的，因为他们完全属于只专注于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人。通常，人们看到的在路上跑步的人其实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了。那一刻，其中的某位可能还置身于1980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马拉松赛的胜利喜悦中。在这种令人兴奋的内心世界中，忘记其他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会忘了自己穿着什么款式的跑步衫和短裤，也会忘记出发时间以及急救设备……而针对这种梦境般的状态的唯一解药，就是他随身携带的杂物包。

这个杂物包里有跑步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情况；其中的装备要能够应对各个季节、各种天气的需要。“全天候”、“万能”就是这个杂物包的代名词。

这个杂物包对旁观者来说可能会有点可笑。他们可能会问：“跑者在路上跑步时，除了身上穿的装备，还能需要什么呢？”除非亲身去体验一次——体验在不同季节沿路跑步，否则旁观者永远都想不到跑者会需要多少东西，而且这些需求还在一直不断地增加。

拿鞋带来说，跑者若在比赛开始之际发现鞋带断了却没有备用，恐慌程度可想而知。此时，跑者会突然感到全身无力，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时间的紧迫感会让他喘不过气来。

包扎伤口的医学胶布也是一项必需品，它可以保护手脚容易磨出水泡的地方不受伤。如果说还有比在马拉松赛中跑完最后10公里更“痛苦”的事情，那就是带着水疱跑完这10公里。而且，普通的胶布也不适合，因为它们都比较硬，而创可贴又容易滑落，出现这样的情况会更加糟糕。因此，跑者必须使用专用的医用胶布。

另外，凡士林也必不可少。它能保护跑者裸露在外的皮肤免受寒风的侵袭，还能为其可能擦伤的皮肤提供一层保护膜。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手上涂抹凡士林前，先把脚上的胶布贴好，否则，贴胶布时就会有困难。

再有，就是手套和滑雪帽了。如果没有这两样装备，跑步任务将很难完成。

在夏天，跑者还需要准备手帕。在四角各打一个结，就可以把它当作一顶帽子，用来阻挡紫外线。如果在跑步的过程中，手帕能保持湿润，那么8月的炎炎烈日也不会影响跑者的步伐，反而会让其感觉到神清气爽。

当然，也不能忘了指甲钳和用于给脚后跟与脚背提供支持的毛毡垫，还有把号码布固定在身上的别针、报名费，以及鼻腔喷雾剂、抗酸药片和感冒药等。另外，还要带纸笔以记录比赛地点和时间等。

杂物包中的东西很多，有时候我也会忘带其中的一两样。事实上，有一次我去参加比赛时什么都没带，甚至连助跑器都忘带了。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我制订了一个很简单的保险方案：先在家里穿好衣服，然后再逐一检查杂物包中的物品。

在参加新泽西举办的比赛前，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家穿戴好，确认。然后，我检查了杂物包——钱、别针、胶布、凡士林、面罩、手套、鞋带、指甲钳、鼻腔喷雾剂、抗酸药片、感冒药、滑雪帽、垫子、备用的高领毛衣（以防突然降温）、塑料衣（以防下雨）、写有日期的报名表，以及为比赛结束后准备补给的糖果和苏打水。所有这一切都备齐了。

动身时，我感到非常放松，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但是，当我走进斯坦利剧场地下室的更衣室时，我仍觉得我好像还忘了什么东西。

不过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一切都在杂物包中了。

与大多数长跑运动员一样，除了做好装备上的准备外，还要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好精神上准备。在运动员面对面较量时，经常会采取一些心理战术。他们会用情感因素如愤怒、恐惧等来迷惑对手，以达到掌控对方节奏的目的。只有在精神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我曾经听到一个担任前锋的橄榄球运动员说，每次比赛前他都设想自己的房子被对方烧毁了，以此达到使自己迅速进入状态的目的。

我并不需要此种心理战术，因为在刚到达比赛场的停车场时我就已经兴奋起来了。一看到运动员们在做热身运动，我就更热血沸腾了；更衣室中的味道让我开始跃跃欲试；脚下的跑道更是让我迫不及待。但在兴奋之后，我会开始打哈欠。达尔文认为，这其实是伴随兴奋而来的焦虑感的外在表现。

我根本没有必要试图用什么心理战术使自己兴奋起来，所看到的、听到的，甚至是闻到的气味，都会让我异常兴奋。这种反应应该被适当控制，而不是被鼓励。我并不需要短时间的情绪爆发，因为我所从事的运动是一项耐力运动；我的目标是竭尽全力；我的比赛是对训练的检验，是对意志力的挑战。强烈的情感爆发只会引发愚蠢的行为。

我也不会将对手看成敌人，他们也绝不是我的敌人。从他们那里，我能获得让自己做到最好的动力，能够将训练的成果更充分地发挥出来。愤怒只能削弱我的力量。我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所以我明白。

那么谁是我的敌人呢？我唯一的敌人就是我自己。跑步运动员从比赛开始到结束所面对的对手始终都是自己的内心。跑步运动员不是与别人较量，而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需要调动自己全部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对其他运动员来说，通常需要在比赛前获得。

实际上，比赛中存在的无非就是这样两种情绪：斗志激昂或低落。但在比赛中，我们还会面临种种问题：我要不断地应对怀疑、不适以及恐惧；不断地忍受身体上的痛楚；还要克服想要退出和放弃的想法。

在训练中，当我下意识地寻找从这项苦差中逃离的借口时，就必须要说服自己：想要成功除了努力训练，没有其他选择。而且，我必须坚信每天辛苦的投入一定会带来丰硕的回报。对于之前的放弃和浪费的时间，我感到羞愧难当。

有时候我都在训练场停车了，还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即使从车里出来了，也十分不情愿去训练。与其说我打哈欠是因为恐惧，倒不如说我感到无聊。

但是，训练过程也确实会让我兴奋起来，这种兴奋也许是所有兴奋感中最强烈的一种。虽然在训练过程里只有我和我的跑表，但我却找到了“我是谁”和“我能做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接下来的比赛会证明这一答案的正确性。开始的我是训练中的我，而经过训练的我才成就了比赛中的我。

如果知道训练中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或者失去多少潜力，任何一个人都会抑制不住自己强烈的兴奋感。有时候，我就是我自己的“隆巴迪”，我能够指挥自己的行动；有时候，我也会对自己发脾气，但我确实完成了很多我以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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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运动，都可能会遇到新手。在赛前的热身运动中，我总能一眼就发现新人的身影。如果看到穿着很奇怪的运动装或一袭白衣，或将号码布固定在背上的对手，我都会感到很踏实，因为他们往往是新手。

通常穿着很昂贵的热身服的运动员都是新人，因为昂贵的热身服一般都是朋友为其新爱好赠送的礼物。但当这位新人来到现场时，他才感觉到这身打扮是多么不合时宜。“幸运”的是，用不了多长时间，这身行头就会被人偷走，他也就再也不用穿着这么显眼的衣服了。慢慢地，他就会从新人变成老手。

另外，如果着一身白色劲装——白色T恤、白色短裤，我也敢打赌是别人送的礼物，因为这同样也是新手的标志。

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可以肯定他们是新人。这会提高我自己获胜的概率。因为，对于第一次参加比赛的人来说，不仅跑程长，而且需要做很多准备，比如鞋和鞋带等。一切都有可能出错。

如果有人将号码布固定在背部，未必就证明这是他的第一次比赛，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他第一次参加公路赛。因此，如果跑程在5 000米以上，我就完全不必将其假想为对手。虽然，在“奇装异服”和“一身白”上，我都曾经判断失误过。但是对在背部固定数码布这一特征的判断上，我总是屡猜屡中——这样做的人一定是第一次参加公路赛的新手。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发生过的一件趣事。那年，我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堡参加了一次16公里的长跑比赛，当时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将自己的号码布固定在了背上。所以，我一度认为尽管这是我47岁时参加的第一次公路赛，但大有获胜的希望。随着比赛的临近，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机会终于来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比赛即将开始的5分钟前（韦斯特堡的比赛开始时间总是很准时），我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圣约翰环城队来了8个队员，随后新泽西最棒的长跑运动员之一 ——阿提拉·马卓（Attila Mattray）也到达了现场。他是在游览韦斯特堡时，偶然听到了比赛的消息。这9个人的到来只给我剩下第10名的位置了——当时，我肯定其他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因为，长跑运动员的首要原则就是——“不用考虑那些将号码布固定在背上的参赛者”。

新手也不会总是新手。经历过诸多比赛后，他们就不会做那些奇怪的事情了。那些奇装异服的运动员也不再穿得那么高调了。总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他们就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穿着普通跑步T恤的古怪的人。

我自己就有30多件T恤，因此为比赛挑选T恤让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为什么我会在T恤的选择上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所穿的T恤不仅要符合当时的心情，还要与整场赛事以及参加比赛的对手相符。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会帮助我在跑步这项事业上走得更远。当我在范科特兰特公园跑步时，不是穿在俄勒冈州的公路赛上穿的T恤，就是穿西峡谷俱乐部的白色尼龙衫；当我在金门公园跑步时，我就会穿在新泽西海滨马拉松赛中穿的T恤，或者是经常穿的传统式跑步衫——白色跨栏背心。

因此，通过T恤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跑者已经不是跑步界的新人了。他的羽翼已经逐渐丰满，当初的菜鸟已经有了雄鹰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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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受了伤却强忍的那种跑者。如果我受伤了，身边的人就都会知道；如果在比赛中我疼痛难忍，我旁边的运动员也都能看出来；甚至在独自跑步时，如果看见我不喜欢的小山或者没有调整好自己的速度，那么即便是对着空气我也要发发脾气。

事实上，我对疼痛非常敏感，甚至在握手时对方太用力我都会感到疼痛。当我感到疼痛时，根本无心参加比赛。我就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与特蕾莎修女完全不同的普通修女一样，或者是开始怀疑自己并不是另一个以格那提（圣依纳哥安提拉城主教）命名的神学院学生。但每每有这样的意识时，我已经无路可退了。

我常常会感到疼痛。这对我来说很正常，我对疼痛的反应也很正常。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写道：“让受疼痛困扰的部分‘说话’。”我同意他的观点，如果我的身体确实感到很痛，那么我就要让身体“说话”。没有任何动物会压抑自己身体的呐喊，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我不是一个正常的动物吗？如果是，为什么要做不自然、不正常的反应呢？

我是爱尔兰人的后裔，我们一直被教育，而不是被驯养，尤其是我的祖先。他们不是居住于沼泽的人（对爱尔兰农民的蔑称），也不会去刻意掩饰自己的情感。即使两代人都想跻身于贵族之列，也绝不会隐藏自身的气质或本质特征。

归根结底，我是一个全身心投入跑步运动的跑者。我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痛苦表现在脸上。当我们一起进行越野跑时，你也可以听见我在乡间路上发出的叹息。

这与我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不符。小时候，我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无论多么疼痛都不会退缩的人。就算被老鼠吃掉了胃部，年轻的斯巴达人也会忍受痛苦；面对折磨时，印度人不动声色。那时，到处都是鼓励我们成为坚韧的人的文章。那些在痛苦面前面不改色的人和那些面对死亡嘴角还带有笑意的人，才是我们的榜样。

我曾向这些榜样努力过，但是实在做不到。如果我没有表达出真实的自我，就会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因此，我听取了前教练肯·达赫迪（Ken Doherty）关于整体的建议。他认为，身体、思维、情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将它们分离的做法都会额外消耗精力。所以他说：“不要这么做，只要做回你自己就好。接受身体上的疼痛，表现出最真实的感情，你才能够积极地对待它，你才能放松。”

英国伟大的跑者之一戈登·皮里（Gordon Pirie）也同意这一观点。无论多疼痛却不动声色的做法只会消耗运动者更多的能量，并阻碍其发挥出最佳水平。此时，运动者最好的做法就是，真实地反映出自己的情绪。戈登如是说：“只有真实地将痛苦反映在脸上的运动员才是自由放松的运动员，如果你拒绝这样做，那么我只能用‘愚蠢’来形容你。”

在我旁边跑步的人都看得出我的痛苦，都会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冲刺。但让我烦恼的是，一些参赛者会在赛后写信或写便笺给我，抱怨我的这种表现。很明显，比赛时他们不会和我说任何话，因为他们担心我就要崩溃了。

一位参赛者曾给我一张便笺，说以后他不会在距离我100米之内跑步，他还希望我不要在跑步时总喊“上帝”；还有一位年轻的运动员说他对我已经产生了恐惧——“你不断地喘息，耗尽了我的能量。让我觉得我的肺就是你呼吸的储备箱。”这还不够，他还说我的叹息几乎使他粉碎，他觉得我的呼吸里包含了宇宙中所有的绝望。他写道：“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来这里比赛？请躲我远点吧！”

我很同情他们的处境，那就像有一位老人靠着你的肩膀，拖住你，成为你的累赘。他的呼吸、呻吟、叹息都让你觉得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口气。此外，他还不断地呼唤着上帝。这确实有点儿让人受不了。但是，更让你无法忍受的是，这位上了年纪的人开始冲刺时，竟然跑在了你的前面，最终还打败了你。

但是，教练珀西·克瑞特（Percy Cerrutty）应该告诉过他们，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生。他认为，控制感受、保持得体的风范和面部表情，都是“弱者的特征”。

所以，我们应该将真实的疼痛感完全表现出来。反正，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不能忍受疼痛的瘦弱的爱尔兰人来说不成问题。在比赛即将结束时，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是一个普通的长跑运动员，与身边的竞争者一样普通，只是年纪稍微大了一些。

当终点就在眼前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与所有竞争者不相上下，我是一流的、难以被击败的。虽然我的头发已经灰白，而且还有些秃顶，脸上也长出了皱纹，但是我相信自己是一流的。虽然我气喘吁吁、不断呻吟，但是我却是难以被击败的。

和我一起跑步的人们都了解这一点。几年前，在范科特兰特公园举行的障碍赛中，我在最后300米处开始冲刺，并击败了身边的对手。当时，我只知道他叫汤姆，因为有一些人不断地在为他打气，大喊着让他超过我。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汤姆·希金斯（Tom Siggins），是康提科[1]的一名海军，前一年曾经是曼哈顿大学越野赛的队长。后来，他走过来对我说：“博士，如果我知道这对你那么重要，我就不会去努力超过你了。”

事实上，如此强烈的获胜欲来自训练时付出的艰苦努力。在学校时，赫伯·艾略特是我的教练，我非常崇拜他关于“行动或死亡”的观点。他教导我们坚持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永不后悔。如果你最终选择了放弃，那么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该参加。在听从了他的教诲后，我在跑步中经常会处于一种忘我的情境中。

另一方面，我冲刺的能力来自天赋。我天生就擅长500米短跑，500米是我的最佳距离。一般在比赛还剩下250米时，才是我表现最佳的时候。

冲刺的能力与对运动的热爱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让我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也几乎把我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在最后关头赢得了胜利。其实，与任何对跑步充满热情的人一样，我们都希望能打败对手。我常常在开始时故意跑在一些人的后面，以此来观察他们的力量与疲惫程度，并果断地决定“发起反攻”的时间，这样做能使我控制整个局势。

即便到了比赛结束前的最后几分钟，我们也同样要运用一些策略，因为仅凭速度和竭尽全力并不够。我们必须在适当时让自己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从而让对手毫无还击之力。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无数次的比赛让我知道“何时发起进攻”以及“如何开展进攻”，即“何时开始加速”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加速”。

在比赛快要结束时，我还有两个“小骗术”：第一，假装表现得比实际上更为疲惫；第二，假装表现得较为轻松。前者通常用于假意超过和最后冲刺时，这一招主要是对付那些体力强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首先，我先试探性地超过对手，这必须慢慢地进行，否则对手必定会猛地加速将我甩在后面——这就不对了，一定要慢慢来；而且，我还要发出痛苦的呻吟，让他以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另外，我会让对手轻松地跑到我前面，与我拉开一定的距离，让他认为我对他不存在任何威胁——即使只有几步之遥，他也不会提防我。在最后50米处，我突然发起攻势，就像是离弦之箭一般超过他，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到他再次超过我时，我已经跨过了终点线。

而故作轻松的“小骗术”则主要用来对付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竞争对手。我尽量不大声喘息，脚步也尽量轻松、敏捷。还没等他们觉察到时，我就开始“行动”。我领先于他们的距离足以让我有时间调整自己的速度，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

一旦我领先了，就绝不会回头张望。对疲惫得几乎要放弃的跑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紧紧跟在后面的跑者更感到紧迫的了，这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不向后看，我只关注我前面的人，而不去考虑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超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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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可以起到一个调整（或重新排名）的作用。如果有什么能够拉开跑者之间的距离的话，那就是有一定长度的陡峭的山坡，尤其是在路程快要结束时出现的山坡。不过，“艰难的跋涉”倒是会让跑步者们从心理上感觉彼此成了“难兄难弟”。

跑者的整个比赛路程分为两个阶段：山坡阶段和平地阶段。在山坡上跑步时，跑者向上跑，不与地面平行。这不过是简单的物理学——已知重量以某一速度向上经过一段指定的距离。虽然是简单的物理学，但是却能给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生理痛苦。而在爬坡之后，“只要努力就能获得回报”的平地跑开始变得艰难，堪比“如果你坚持下来，就能得到回报”的爬坡运动。这时，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在山顶缺氧或者长期在水下肺部快要爆炸了一般；双腿“大喊”着停下来，整个身体沉重得就像只剩下了重量。

这种“折磨”对跑者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因为，跑步吸引人的地方不仅在于那种一路顺畅而又自然的节奏感和优雅感，而也在于爬坡过程中的痛苦不堪。如果说跑步的天堂就是跑者感到自己在所从事的运动中达到了超脱的、忘我的状态，那么那种在爬坡时的无助感和失败感无疑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地狱一般。如果说在平地上跑步是那些乐观主义者的新生，那么爬坡的过程就是第二次新生。

当然，有些山坡比其他山坡更难爬。在东海岸就有一些出了名的难爬的山——波士顿马拉松赛著名的“撕心裂肺山”、范科特兰特公园的“墓地岭”、惠灵顿半程马拉松赛中的最后300米、到达杜邦宾馆前的恺撒·罗德尼塑像的爬坡路程。尽管爬坡非常耗费体力，但是只有包含爬坡的赛事才会给参赛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面提到的比赛我都参加过。比起那些只在平地上跑步的比赛，以及那些因为过度疲惫而不得不放弃的比赛，包含爬坡的赛事会带来更多的肌肉疼痛。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最难以坚持的是爬过位于格林尼治的24公里比赛中的山坡了。

酷热的气候环境和漫长的路程已经让我感到难以坚持，而偏偏在快要接近终点时，出现了一座小山。这座山好像是我在比赛中爬过的最长最陡的山了。刚开始爬的时候，我落后于另外一位选手大概10米的距离，但是远远领先于其他选手。快到山顶时，我的一位队友冲我大喊：“超过他，你一定能做到！”虽然还有20米就到山顶了，但我明显有点体力不支，而前面的那个选手也开始想摆脱我。山顶上的队友们大喊：“加油！加油！”我努力向前探身，但是作用不大。我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还在喊着：“坚持住！坚持住！”

根本没用！我好像在原地不动一样，后面的人开始赶上并超过我。一开始就领先我的那个运动员已经到达了山顶，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时，从山顶传来了那天听到过的最好建议：“走！快点走！”

我这么做了，竟然还超过了前面两个选手——跑着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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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经常从书中得知，在比赛中，如果有人在后面给选手推动力，会让他表现得更好。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或大多数跑者来说，却宁可有人在前面给我拉动力。我会尽力跟上比赛的步伐，紧跟着我前面的选手，对我而言这是最省力的方法。等到快接近终点时，我再突然爆发，进行最后的冲刺。

你也许认为1公里就是1公里，无论跑在前面或后面所消耗的能量都是一样的，其实却不然。跑在前面可能会满足你的表现欲，但跑在前面的参赛者必然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和体力，这并非明智之举。因为，他们不仅要用身体去对抗空气的阻力，而且还会丧失紧张感、焦虑感以及不断赶超的精神动力。

英国生理学家普济对抵抗空气阻力所消耗能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在中距离赛跑（距离通常为400～1 500米）中，跑在前面的选手的能量消耗比为7.5%。以此为基础，普济发现如果在距其他选手1米的距离或者之后，那么这个选手的耗氧量就能减少80%，并且吸入氧气的最大利用率也会提高6%。如果按时间计算，每圈跑道能提前1～4秒的时间完成。

因此，跑在别人后面，无论从集中精神、放松心情的角度，还是从把控节奏和协调性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好处的，而这种好处也是生理学家可以评估出来的。如果我能紧随跑在前面的运动员，就不需要担心速度问题；也不用总是不断地判断、分析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跑下去；路程、速度、胜利或失败也不会再成为困扰自己的问题。而这都是因为跑在我前面的选手，因为他给整个队伍带来的运气，就好像他肩负着整个比赛的责任——而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我可以从跑步中解放出来，完全沉浸在跑步的节奏中。我的思维与意识也都可以休息了，只留下我的身体，让它将几年来的训练成果完全发挥出来，而此时的条件又是那么有利于它的发挥。

在佩蒂中学的3.5公里比赛中，我就运用了这种方法，并且打破了全美同年龄组的比赛纪录。从14岁以来，我就再也没有以低于11分钟的速度跑完那么长的距离。在那次比赛中，我有真正的对手。他知道我的水平，并对自己的速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佩蒂10圈的跑道上，他每圈用时为33秒，尽管这也会让他感到很辛苦。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每1.5公里他花费的时间为5分30秒。而在他后面不到1米的距离，我就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前面有领跑者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让自己充分地放松，不去想结果，并且完全投入到跑步中去。我就像是将自己包裹进蚕茧一般，彻底地投身到了跑步中去。这不再是比赛，也无关胜利，只是单纯的跑步而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如此和谐与纯粹，拼命努力反而毫不费力。

事实上，这些感受的实际体验要比描述起来容易得多。那时，我觉得跑步的过程与爱默生写诗的过程一样，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试图努力达到最初的完美境界，用默顿的话说就是：“我就在胜利的边缘，并努力地融入其中。”

我这样做了，整个比赛让我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焕然一新的感觉。渐渐地，我感觉不到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在他、我与跑步之间，时间与空间似乎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我的整个感觉都发生了变化。只剩下两圈了，我突然开始行动，我超过了他，最后以10分53秒的时间到达了终点，而且依旧精神饱满。

而且，我个人的最好成绩就是采取“跟随领跑者”的方法获得的。让他去努力吧；让他去阻挡空气阻力，拉动我前进吧；让他去加速吧。而我所要做的，只不过是让自己完全放松，投入到跑步的世界中，并与跑步融为一体；剩下的就让我的身体去自由发挥吧。

跑步是生理上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在跑步一开始时，跑者需要先确定速度，一旦跑者结合路程找到了自己的最大速度，那么要做的就只是坚持了。相比之下，比赛策略更加简单，我们只需要遵守汤姆·考特尼的规则就可以了——他从来不当领跑者，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取得最佳成绩的最后一个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找到一个“为你”提速的人。之后，你只需要跟在他的后面即可。直到最后的几十米，才是完全属于你的路程，这时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1] 美国弗吉尼亚西北部的一个城市，191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在该市成立。

Winning

第13章 胜利

只要不停，坚持下去就是成功

我在一片充满乳酸的大海中移动，已经感觉不到双腿。我的呼吸变得短促，但身体却毫不介意。待突破极限之时就是我完成比赛之时。

在上学的日子里，从9月开学到次年6月放假，我一直都是跑着去上课。现在，我从年初跑到年末——厨房的布告牌上贴着公路赛跑者俱乐部日程表，上面记录了从1月到12月的140多场比赛。

长跑是我日常的体育活动。我的冲刺会随着起跑发令枪的响起开始，而起跑的枪声每天都会打响。一年的任何时间都是跑步的好时候，我喜欢在这永无止境的时间中跑步。然而，就像是人们爱慕最亲近的女孩、亲吻最亲密的情人和迷恋最熟悉的爱人一样，我也有最喜爱的季节。我把冬天看成是天堂；把春天当作另一座伊甸园；把夏天视为乐土；但眼下，秋季是我的极乐世界。

10月的空气清新、洁净，令人神清气爽。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跑步最理想的天气。跑者对于天气的敏感就像弦乐器一样。而秋天的到来使我的状态极佳，体能积蓄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憧憬的生活乐园。难怪诗人叶芝形容春天是青少年时期，夏天是青春期，而秋天则是成年期。

秋季是天堂，是因为这是让跑者发挥到极致的最佳季节，跑者在这时往往能达到自己跑步的巅峰，并能让男子气概大爆发。千万不要有其他错觉，秋季确定是跑者的天堂。

叶芝说，天堂并不宁静。在那里，情人还要谈情说爱，但更富有激情；骑手依然纵横驰骋，但马儿们像一阵风一样绝尘而去；战争还在继续，跑者更要一决高下。

眼下，秋天成为永恒，越野赛成为最精彩的赛事，而我也要出发了。在秋季越野赛中，我第一次领略到赛跑的滋味，而且欲罢不能。

越野赛最好的一点是，跑者可以自由选择路径。只有我和土地，只有我和清爽的空气，只有我和脚下的落叶，只有我和寂静的山坡。这就是越野赛，只有我、微风和寂静山坡上的那些在我脚下嘎吱作响的落叶。虽然，自然已经开始对万物绝望，周遭的一切黯然落寞，生气全无；但我感觉自己获得了重生，我达到了最佳状态。

这是我独自体验的一种巅峰状态、一次新生，而自然则是唯一的见证者。在其他季节里的其他比赛中，有人欢呼，有人加油，也有人只是观望——莫名奇妙的旁观者。但在越野赛中，这一切通通不存在了。片刻之间，就只剩下我和其他的参赛选手了。又过了一会儿，我甚至与他们脱离开——领先或落后一段距离，他们甚至超越了我的思考范围。我曾独自跑在范科特兰特公园的后山坡上，而今，十几岁时考验我的路线再次向我发起了挑战。同样，我又踏过了18岁时让我饱受磨难的丘陵；同样，我又像飞一般地跑下了过去岁月中让我跌跌撞撞飞奔而下的斜坡；同样，我又向丘陵冲刺，去迎接一场与实力接近的对手进行博弈的战斗。

这就是上周我在范科特兰特公园跑过的路线，共15公里，距离是后山的3倍。第一圈的5公里出奇得艰难；第二圈感觉就不那么糟糕了。实际上，从第三圈开始，我就征服了这些丘陵。当回到平地上时，我的竞争对手离我只有30米远了。

只有在下一个秋季，下一个属于天堂的季节，我才会再次体验到那种冲破终点的感觉，只有令人难以忍受的400米全速冲刺，然后紧紧跟随自己立志要超越的那个人，我才不至于失败。耳旁掠过他剧烈的心跳声，而我的心跳依然和谐。在这个秋季，我已经感觉到自己不再年轻，而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的世界才会被护拥我的朋友们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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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麦卡伦终于在厨房的布告牌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周一早上，当我下楼吃早餐时，布告牌已经在那儿了，上面写着“伟大的希恩会在今晚的田纳西障碍赛上遇到麻烦”，署名为“幽灵”。

钢琴家麦卡伦做得太过火了。从晴朗天堂咖啡馆回来后，连续三个星期我都在忍受一大群比我早跨越终点线的选手，忍受会让报纸都将我忽略在外的报道名单，而且还要忍受有些人对我是否退役的提问。

但是，有麦卡伦的纪录就足够了。

好吧，他在哈佛3公里比赛的成绩是8分53秒，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而任何一个状态良好、50岁高龄、掏得起报名费的人，都应该用实际行动让一个离开校园两年的家伙明白——对于任何需要技能、勤奋和才智的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妄自尊大。换句话说，就是要重视年龄的作用。而这也是当晚我在田纳西障碍赛中吸取的教训。我想，麦卡伦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突然有那么一刻，田纳西的一切都变了。场地狭窄、土质松软；参赛者是一大群刚入学的高中新生、身体条件极差的高年级学生和少数体重超标的大学生。在那个久远的年代里，我始终保持着前20位的名次，有时还会进入前10位的行列。我敢保证，我得到了尊重。

田纳西的生活本身就像一首田园诗。一条1 200米长的沥青马路将湖泊围成跑道，沥青浇注得刚刚好，可以轻易地提升速度，踩上去又很舒服。经过一个急转弯，马路继续伸向海岸的尽头。这样一来，你只需朝着追赶自己的对手一瞥——而不必扭过头去，就能让他们知道，你超过他们了。第4圈后，沿着平缓的下坡跑道，我离5公里的终点只有几百米远了。这个斜坡为比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千万不要忽略天气。由于海洋近在咫尺，傍晚难免会降温。如果没有风、空气干燥、太阳依然明亮地悬在西方，那还有哪儿比得上这样的天气？要是比赛结束了，你发挥出色，正汗流浃背地骑车回家，就更是妙不可言了。此时，一定要停下来享用一杯柠檬茶，并在北区音乐酒店（North End）里冲个澡。

钢琴家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这个“伊甸园”，他们全都是每1.6公里4分30秒和每3.2公里不到10分钟的选手。新来的这帮家伙让赛跑不再轻松——当你的胸腔因为跑步用力过度快要炸开时，他们却轻松消失在你的视线之外。3个星期之前，他们唯一被我超越的对手引发了年轻观众的叫喊声：“爸爸，加油！”

当时的情况让麦卡伦相信：乔治·希恩此前一直在游手好闲地混日子，并且只配给大人物垫底。但这只是他的错觉。对我而言，我一定要先说服自己，事实并非如此。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50岁出头就淡出比赛的选手的面孔，难道50岁出头就是运动生涯的终点了吗？显然，此时我需要一剂猛药的刺激。

首先是发型。飘逸的发式绝对无法提高你在5公里比赛中的速度，这是你大脑的假设，而不是你的真实感受。你内心的感受应该是，速度应该会提高10～20秒，并会对此深信不疑。只要麦卡伦看到我，就会立即明白这一点，他会在心中嘀咕：“这家伙好像跑得快一点儿了啊。”然后立刻吃下一片维生素B12。如果你觉得维生素B12是他的制胜法宝，那么你就被他骗了，这家伙很清楚维生素帮不上他什么忙，但他内心的感受就是“这药会让我变得更强”。

真切的参赛感受还和比赛服有关。我最好的比赛服是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恺撒·罗德尼半程马拉松赛的运动服，因为当时我坚信自己能够跑完全程，士气居然奇迹般地提高了。我用大头针把从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保存下来的号码布别在了这件衣服上，接着穿上了跑鞋——梅西亚在波士顿赛夺冠时穿的同款跑鞋，后来又经过了同一个哥伦比亚鞋匠的翻新。

我准备好了。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状态，麦卡伦也知道。

站在队伍中的那一刻，我觉察到了一丝恐惧。竞赛的指挥者和裁判员凭借自己的判断力认为，公正的做法是让我提前3分钟起跑。尽管不是我所预期的4分钟，但我彻底取得了心理战的胜利——我知道麦卡伦完蛋了，3分钟足以使我击败任何竞争对手。

若不是那两个对手，我肯定做到了：一个长着唱诗班男孩的脸和阿帕契使者的腿的14岁少年欺骗了裁判的眼力，提前6分钟起跑了；另一个精力旺盛的红头发年轻人从起跑时就与我齐头并进，但自始至终也没有给我留下可乘之机。我们把一个又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障碍赛对手甩在了后面，拐弯处那不易察觉的一瞥彻底解除了他们对我们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即将冲破终点线时，我与红头发青年也是不相上下。此刻，我的确很痛苦，但我知道，要想摆脱后来者的追赶，我必须设法赶上前面那个家伙。

这就是比赛。摄影师为前5名的冲剌者抓拍了一张照片。虽然每周都会有失利，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实际上，所有人跑得都不赖，你甚至可以感受到洋溢在快乐却疲倦的选手们周围的那片田纳西热情。麦卡伦跑过来，就我的表现说了一些恭维且夸张的话。

这就是我记忆中那些美好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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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排成一排，为海岸赛的起跑做准备。那天的气温是32度，风速为每小时24公里。海岸伸向北方，消失在视线之外。每隔200米左右，就有一座阻隔着白色沙滩的防波堤，一片片岩石和混凝土逐渐延伸到蓝色的大海里。海水正处于低潮期，风平浪静，水温为45度。在比赛尚未结束时，我们就体验了一场寒冷的雨。

大约有50名选手在等待发令枪响起，有些人是被这场特殊比赛的奖品和奖章吸引过来的；有些人对运动的迷恋就像是赌徒见到骗人钱财的轮盘一样，因为这是城里唯一的一项赛事。我们这些并未把它当成一场比赛的人之所以来到这儿，是因为沙滩、微风和海洋可以使我们拥有一次全新的赛跑体验，我说的这些人是鲍伯·卡尔森、汤姆·鲍姆、保罗·基尔和我。

说说卡尔森吧，他是布里克镇的邮递员，参加过迄今为止对身体和心理要求都是最高的匹克峰马拉松赛。他在比赛结束时迫不及待地拍摄了华盛顿山，并骄傲地宣称“那里的天气在全国是最糟糕的”。汤姆·鲍姆比卡尔森年轻5岁，因而可能比他更乐于经受痛苦的折磨。鲍姆是1月9日泽西海岸马拉松赛的组织者，他在比赛的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并预测比赛期间天气将极端恶劣，但声音里却激荡着喜悦之情。他说：“我想比赛期间会下暴风雪，刮大风，气温也会降到零度以下，这次经历一定让人终生难忘。”

这次海岸竞赛应该是43岁的精神病学专家保罗·基尔的一次难忘经历。基尔倾向于把这场比赛描述为一场由悔恨、恶劣天气、恐惧和责罚编织的噩梦。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起跑之后，基尔就摆脱了我们。通常情况下，这群人冲破终点线的顺序依次是卡尔森、希恩、鲍姆和基尔。只是偶尔，这个顺序会因为生理紊乱和缺乏睡眠发生改变。卡尔森已经开始找借口了，沿途供应的食物和假日饮料把他折腾了个半死。而让我们，包括卡尔森在内的其他人真正备受折磨的是沙滩。

我曾经在文特诺海滩参加过比赛，那里的沙滩踩上去很硬实，我们可以穿钉板鞋并保持正常速度。但这里却恰好相反，天气干燥时，沙土绵软松散；如果遇到潮湿天气，海滩依然松软，但踩上去是黏糊糊的。我们在流沙的表层越陷越深。尽管起跑时保持了平常的爆发速度，但仍然感觉泥足深陷，只跑了几百米，就已经寸步难行了。

一路领先的卡尔森势不可当，大步大步地跨越前行。很快，他就顶不住了，踉踉跄跄地被我们赶超了。显然，他的战术不适用于松软的场地，但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当我们越过里程标志时——我们刚刚跑过北边的一段赛程，我们听到的时间是7分43秒，比预期的最好成绩慢了两分钟。这时，我们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双腿沉得像灌满了铅。

然而，正在我们艰难跋涉之时，被海水抚平的沙土已经没过了脚踝。当我们经过防波堤的南边时，沙砾已高高耸起。

此时，热情被踩在混凝土上那稳健和坚定的步伐瓦解了。当我们跳着越过一座又一座的巨石时，北边那片带有蒙蔽性的斜坡彻底欺骗了我们。本来我们还想要笨拙地跳到平坦的沙滩上，为此我们不得不戛然而止，然后再恢复到奔跑状态。但是，一个又一个挫折接踵而至。

一番挣扎后，新的威胁向我袭来，这一次是汤姆·鲍姆。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旁边，并在我转向最后一个弯道时超过了我。惊愕之余，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麻烦：逆风。此时，向北跑本来就很艰难，而我们不得不逆风前行，并爬过而不是跳过防波堤。

离终点还有3.2公里，卡尔森紧跟在我们的后面，他调整了步伐，我不得不小心提防；基尔则更落后一点，并试图追上我们，这也是每个人的梦想——只想再加把劲，但力不从心。据他所说，我们有点像在后退和滑行。

身髙1.9米、体重85公斤的鲍姆轻而易举地把他那双47号的大脚稳稳地插在沙土中，我越来越无法抵挡他追赶我的速度了。在最后1公里的赛程中，他逐渐向我逼近，这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下游一艘船上的乘客看着另一艘船消失在上游。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战术。他拿出了自行车比赛的那一套——挺直胸背，采取两腿弯曲的坐姿，而且似乎是为了配合蹬踏的动作而上下抬腿。他的47号跑鞋就像是走雪地时穿的防滑雪鞋，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将陷入沙土中的脚拔出来。尽管要负担身体的重量，但他的鞋底却毫无保留地陷入沙地中。

我骑上想象中的变速自行车，调到最低挡，穷追不舍。鲍姆未能保住领先10米的优势，当我们爬过最后一座防波堤时，我赶上了他。

赛程过了6.5公里后，我们已经掌握了应对海滩恶劣环境的要领，学会了如何忍受困难。我们实在无法忍受周身的疼痛，形式和技巧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整个世界都集中在这个海滩上，随着我们离终点越来越近，世界变得越来越远。有那么一段时间，世界仿佛在我们的幻觉里。

这时，气温又恢复到32度，风力又恢复到每小时15公里。而我们正在期盼这个历史上最恐怖的“1月9日”快些结束。

我认为在开普梅举行的50岁以上级别的东部3.2公里冠军赛与我所参加过的3.2公里比赛并无差别：前半程顺畅、平稳、富有节奏感；后半程痛苦、令人难以忍受，而且很难保持前半程的速度。

跑完前半程，我用时5分28秒。我稳稳地跟在新西兰选手鲍伯·哈默的后面，尽管我们落后于勃朗宁·罗斯50多米。勃朗宁·罗斯曾经是40岁以上级别的冠军，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50岁以上级别的角逐。但是，当我们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我感觉到双腿沉重、肌肉酸痛、呼吸困难。

这时，哈默全力迈出一大步，并超过了罗斯。我面临着选择：是接受挑战紧追不舍，还是甘于成为同样值得尊敬的第三名？这是决定比赛的关键
时刻。

有人说，比赛早有定数，它取决于选手的动机。倘若确实如此，那我一定是失败者。在比赛尚未开始时，我就已经向罗斯和哈默认输了，并且只希望击败其余的25位参赛者。就我而言，动机似乎很难战胜痛苦。事实上，无论你的意志力多么坚决，痛苦仍然无法避免。只要赛程过半，现实世界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

此外，如果说动机提高了成绩，转移了目标，并加剧了对身体不适的心理反应，那么未来的痛苦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说动机用稍显羞怯的粉红色描绘未来，那么目标转移就是用阴郁的灰色和忧伤的黑色来描绘未来的。

目标转移并不新鲜，我们都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即使是神明都有难以承受的痛苦。军队生理学者金斯曼通过实验表明，以56%的有氧代谢率骑自行车（车上安装有测力计）的实验者，从开始的一分半钟到第98分钟结束，放弃的念头就从未消失过。

当哈默成功地超越了罗斯时，我正围绕着动机、肌肉酸痛和目标转移这三个疲劳要素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我咬住哈默不放，就意味着为了设法赶超恐怕难以战胜的罗斯，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糟糕的是，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怎么才能真正超越他，并全速冲刺到终点。这意味着我那饱受痛苦的身体还要接受致命的一击，残忍程度无法想象。

但是，无论残忍与否，比赛就要结束了。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盯住哈默的跑鞋不放。我紧追不舍，一步一个脚印地踩着他的足迹，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时，我们追上并超过了罗斯。

疼痛、紧张和恐惧已经快要到达我忍受的极限了，但此时我最大的愿望不再是慢下来，而是全速冲刺。不管有多痛苦，我只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完全程。

就这样，当第二段赛程过半时，我开始加速冲刺。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比其他两个对手更善于忍受痛苦。恰恰相反，正因为我无法忍受它，正因为我想控制自己的命运，才调整自己的速度，而不是追随别人的脚步。

我的提早冲刺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在伺机而动，而这注定失败。当他们开始奋起直追时，我已经遥遥领先了，因为我超越了痛苦。

我周身酸痛，不断地抬起失去知觉的双腿；我的呼吸变得微弱，喘息变得急促，身体早已麻木。我稳健地跨越了一个障碍物，就像冲破终点线那样坚定。

看到了吧，疲劳确实取决于动机、肌肉酸痛和目标转移，但它同样也由其他因素决定。人的极限不只存在于细胞和大脑中，你可以测量乳酸，利用电极刺激大脑，并且使双臂和双腿运动起来。但是，在大脑的任何区域中，刺激不会促使一个人做出决定。我们的血液中并不存在让自己坚信一些事情的物质。但我确实是在头脑中做了这个决定，树立了这个信念。我发现了征服疲劳与自我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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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经59岁了，这是一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年龄。59岁的我再也不属于中年人了，尽管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个人活到了118岁。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人称我为老年人了。

虽然年龄难以用语言形容，但俗话说：“老有老的乐趣。”而且这个年龄也有一定的优势——说我是老年人，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张充满智慧的面孔；说我是中年人，是因为我的身体还强壮得足以支撑到终点，而且这张稍显年轻的脸也可以让我侥幸免于惩罚。

你看着这张脸：我的头发很短，灰白色；脸部轮廓清晰，几乎没什么肉——乍一看，这就是一张与天堂里魔鬼较劲的苦行僧的脸，因为魔鬼决定着我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事实上，从我最近的几张照片来看，我与泰哈德·查尔丁有几分相像—— 一张比罗马教皇还要让魔鬼生厌的忠实教徒的脸。即使是功德圆满的训诫也不可能让我背叛罗马教廷，那么，我注定要下地狱了；但我这张脸又是一张乞求上帝和上帝的随从宽恕，并最终原谅自己的男人的脸——我凭借这张脸获得了自由。

现在，你应该知道我看上去并不老，甚至还很年轻。59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比赛仍然让我兴奋、骚动、跃跃欲试。虽然59岁了，但我的成绩仍然是其他任何选手参赛的标准。在15年的跑步生涯中，我始终未能成为任何比赛的前三名，但那些与我同场角逐的对手却会用我的成绩来判定自己是否达标。如果击败了我，他们就会心满意足地离开；如果被我击败了，他们就会期待在下一次比赛中有更出色的发挥。当时，在我们这个集团中，我的领头羊地位从未动摇过，每个人都准备拉开架势跟我决一死战。

我不是轻易上当的傻瓜，我可以让大多数读者，无论属于哪个年龄段，提前5分钟起跑，并保证其在20～30分钟左右追上其他人。我也有决胜法宝，那就是忍受痛苦。

有人认为，决胜法宝就是在终点的冲刺；但在我看来，决胜法宝应该是从一开始就鼓励你跑完全程的信念。在离终点还有10公里的后山上，当你想趁人不备退出比赛时，决胜法宝，也就是信念，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当你已不堪忍受剩下的40分钟和从未如此剧烈的痛苦时，信念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幸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信念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我不想与魔鬼较劲，但我有信念与自己斗争到底，只有战胜自己，才能击败别人。

初次参赛的选手往往不难对付，尽管我很难一次就超越他们。只要他们第一次被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超越过，自然反应就是不服输，必须奋起直追，夺回领先的地位；然而，当我第二次超过他们时，他们常常就放弃了，并甘心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击败我这样一个老人。

有些缺乏判断力的选手已经浅薄到了让我愤怒的地步。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一场10公里的比赛中，赛程刚刚过半，我就被人赶超了。当时，只听他说：“为了这一刻我足足等了三年。”于是， 我迅速地从背后超过了他，并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1公里。除非他几乎和我一样坚决，否则，他还要再等三年。

当然，我也给人留下过这种印象，但我从未说过任何干扰别人的话。比如有年在韦斯特波特进行的16公里比赛中，距离终点还有1公里时，我逼近了一个25岁的年轻选手。他是我的朋友，虽然在以前的比赛中，他从未给过我靠近的机会。当距离终点还有不到200米时，我们之间只有将近14米的差距，而且其中还夹杂着3位选手。当我们进入露天广场并开始冲刺时，他眼睁睁地看着那3位选手超越了自己。我发现他已经很难再加速了，我开始加速，并在距离终点不到100米的地方突然超过了他。虽然冲刺的时机早了点，但我似乎已经稳操胜券了。差点忘了，我可什么刺激他的话都没说。

我领先他10米左右，而且好像胜利在望。这时，我听见这个痛苦呻吟、发出呼噜声的动物朝我紧逼而来，甚至快要追上我了，我匆匆地瞥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闪烁着野性的光芒，满脸唾液，面部痛苦地扭曲。于是，我先于他冲过了终点线。

后来，他告诉我，要是看透我的心思，他就不会给我任何击败他的机会。

所以说，岁月不会受到青春的威胁。相反，青春才会受到岁月的威胁。既然50多岁的我看上去依然年轻，那么毋庸置疑，60多岁时，我会更年轻。虽然我长得不像泰哈德·查尔丁，但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看起来再也不会像高中照片里的那个样子了。

Losing

第14章 失败

跑步无关失败，而在于是否想要放弃

在9月的浪花里我清楚地看到了死亡。我彻底搞砸了，我逃走了。

我在马拉松赛上象征性地看到死亡，并确定无疑地知道，这就是我的终极之路。我最终停了下来，然后就像一架由一匹马拉着的马车那样坍塌了。

泡了一个热水澡后，我忍着疼痛蹒跚着爬上了床，将四肢伸展开来，这种平卧的姿势让我感觉很舒服。楼下，家人正在观看湖人队对战雄鹿队的比赛。这时，我的第6个儿子约翰问：“既然他感觉那么累，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

而在楼上，我也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活受罪？既然90%的人都无法在这场人类的较量中突破自己的耐力极限，为什么还要参加马拉松赛？只要是马拉松赛，就没有不同。起点与西布莱特之间的前16公里是在嬉戏、玩闹中度过的。沿着海岸，我迈着平稳的步伐，背后刮来猛烈的南风。在1月里，能享受这样一个周日的午后，难道还不够惬意吗？即使过了西布莱特，我的脚步也没有慢下来，状态依然良好，精力仍然充沛。

转过桑迪·胡克公园，某种足以致命的身体疲劳的迹象暴露出来。每小时24公里的风速似乎没有对比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此刻却变了一副面孔。我逐渐慢了下来，感觉越来越费劲。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无法享受片刻的缓冲。但我的腿仍然充满力量，呼吸均匀，心情也得到了控制。西布莱特一会儿在我视野中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不见。

突然，痉挛开始折磨我。先是两条小腿，然后蔓延到大腿。为此，我不得不把步幅缩减至原本的一半，并且要忍受在迈出下一步时的万分痛苦。我居然想在距离终点还有10公里时放弃比赛！我自言自语，这个想法简直太荒谬了。没人料到我要退出比赛，因为他们对我此刻的感受一无所知。

但我还在坚持。尽管尝试了各种可能缓解剧痛的姿势，双腿却越来越不听使唤。虽然各种缓解疼痛的尝试都无济于事，但放弃比赛的想法却渐渐跑出了我的脑海。当痛苦达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时，我就会轻声低语：“哦，上帝。”或许，这更像是宣言，而不是祈祷。

继续前进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我数着自己的步子。因为，现在我唯一有能力展开的心理活动就是数步子了。我在向前移动，只要再跑大约4 500步，就会到达阿斯伯里公园（Asbury Park）的会场了，这使我恢复了信心和勇气。

痛苦依然没有放过我，艾伦赫斯特在我面前出现，随即消失。过了尔湖和会议厅，我还要绕过世界上距离最长的三个街区，最后向终点冲刺。然而，起跑后的3小时45分钟都是在喜悦和兴奋中度过的，痛苦消失了。

我躺在那儿，时间流逝，我感觉身体渐渐温暖和强壮起来。这时我想，马拉松赛不应该是属于我的运动了。的确，我没有为这场比赛做充分的准备。自从某一个4月的波士顿马拉松赛之行后，我一次也没跑过16公里。在这种运动量下，居然还指望取得好成绩，我简直是太愚蠢了。要是放在从前，我或许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年纪大了，斗志快要消失了。也许，是时候放弃马拉松赛了。

最初，任何一场马拉松赛似乎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任何一场超过8公里的比赛都是超乎想象的艰巨。而我的目标更直接（1英里5分钟限时跑），也更实际（健康）。

不经意间，我能跑完的距离越来越长，就像乔治·桑塔亚纳笔下最后一个清教徒奥利弗·奥尔登的运动量，长距离跑步已经成为一种本能。正如桑塔亚纳所说：“如今，没有人能在室内待上一整天。只有经过两小时的户外运动，这一天才能安然度过。否则，他们就片刻不得安宁，内心躁动不已。”

在奥尔登眼中，两个小时的双桨式划水或骑术训练足以使他与自然进行最真诚的沟通，而这也是宗教和诗歌不能媲美的。用桑塔亚纳的话说就是：“运动让他尽情地享受此时此刻，并成为最愉快、最完美、最独立的人。”

如果想要实现内心的宁静，难道“那种逃避，那种无言的宗教”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参加40公里的比赛，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甚至还有可能承受走向而非跑向终点的耻辱呢？难道马拉松赛与奥尔登的清教徒伦理观不是一回事，以至于奥尔登荡漾在查尔斯河上或纵马驰骋于新英格兰时，他会逃避清教徒的伦理观？事实上，他们认为跑步就是一项愚蠢的任务、一次完全没有必要的挑战、一种多余的特权。

但成绩还是必不可少的。

电视里，贾巴尔并不打算回避对方的防守，他已经与张伯伦短兵相接，并印证了由福特汉姆大学查理·耶尔弗顿（Charely Yelverton）定义的运动员道义——“无论参加哪种比赛，你都要挖掘出自身的勇气与毅力。”

我仍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落日，这无可厚非，”哈佛赛艇队的队长对奥尔登说，“但我们已经上了赛艇，你的任务就不再是享受时光，而是击败耶鲁队。”

不过，马拉松赛却可以让你鱼和熊掌——比赛与享受两者兼得。或许，我需要的就是越来越持久的耐力赛，需要的就是在2月和3月都经历马拉松赛带给我的痛苦、折磨和无可名状的疲劳。

4月的波士顿微风和煦，只要你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哪儿，那么每天的午后都会是你的马拉松时间。我以冲刺般的速度跑向后门，冲热水澡，彻底放松。一边跑步、一边呼吸新鲜空气和欣赏落日，这让我感觉精力充沛，也充实极了。

可是，2月份的报名表丢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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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在周一的海岸马拉松赛摘要上看到过我的名字，它用5.5号铅字把我的名字放在了“其他冲破终点的人”的标题之下：“69号，乔治·希恩，艾西海岸，3小时18分32秒”。你也许认为，这个成绩还不错；名次也说得过去，毕竟有235位参赛者；时间也还算理想，介于我的最好成绩和最坏成绩之间。如果你的确是这么想的，那可就错了。

因为，这是一场没有眼泪、痛苦和荣誉的马拉松赛；这是一场令我感到羞愧的马拉松赛，一场我宁可遗忘的马拉松赛；这是一场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审慎变成胆怯、谨慎变成怯懦、尊重变成恐惧的马拉松赛。

每公里16分钟的成绩足以使所有参赛者变得审慎、谨慎，变得令人尊重。伟大的珀西·切鲁迪（Percy Cerutty）断言：“任何人都可以跑完32公里，但很少有人能跑完马拉松赛。”那额外的10公里使比赛发生了质变。顷刻之间，你就可能变得体力不支。

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些生理学家提出，在到达32公里时，跑者体内的糖分就会消耗殆尽。这时，人体必须切换到另一种形式的能量代谢。也许是出于这种或其他任何原因，参赛者知道，无论他在比赛任何阶段的感觉如何，一个致命的打击已经在32公里处等着他了。为此，马拉松赛成为一种冒险的经历，因为起步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起步太慢，时间就不会理想；如果起步太快，又可能会导致中途退赛。因此，那些胆小的跑者往往利用前10公里来热身，然后把马拉松赛变成普通的32公里公路赛。

这也是我所采用的战术，但我训练的里程数足以使我全力以赴地跑完全程。因此，对我来说，这个战术简直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与艾西海岸的朋友以及一个16公里赛的选手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尽管一周之前，我无一例外地战胜了这些人。但马拉松赛才进行了不到16公里，一个朋友就领先了我几分钟，而我还不紧不慢地迈着热身步伐。我不仅将这个步伐保持了10公里，而且不多不少地足足将其保持了21公里。

在距离转弯处还有2.5公里时，他们接连超过了我，转到另一个方向，并开始向终点冲刺。他们足足领先我5公里——24分钟的跑程。

他们占尽天时（温度为最理想的18度，几乎没什么风）和地利。

他们接受了挑战，他们不再寻求掩护，成败在此一举。

与此同时，我还在“滑行”。这个词是“只求顺利度过今天”的艾德·金特里（Ed Gentry）在詹姆斯·迪基的《解脱》中创造的。“滑行是生活的润滑剂，”他说，“滑行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并为之涂上润滑油，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舒适的理想状态。”

但即使是落后者和“滑行者”往往也会树立信念。在赛程中间，我开始这样做。事实上，我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第154位，形势不容乐观。但出于某种无以名状的动机，我怀着把前面的选手一一干掉的想法奋起直追。我像蓝色彗星一样冲过西布莱特，像极速列车一样穿过朗布兰奇。每跑过1.5公里，我就会超越七八名选手。

当距离终点还有8公里米时，我追上了斗志昂扬的保罗·基尔（他打算跑出最好成绩，并获取波士顿马拉松赛的参赛资格）；当距离只剩下400米时，我越过了吉恩·迈特，他正在步行前进。前方，汤姆·鲍姆已经以3小时03分钟的成绩冲破终点，帕特·巴雷特也以3小时04分钟的成绩跻身于世界马拉松赛女子组前10位的行列。

站在终点的人跟我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我的成绩也还没那么糟，这完全取决于我在最后20公里的狂奔。但我知道，我本应该与鲍姆和巴雷特齐头并进，或者走着完成比赛。我选择了折中的方法，不温不火。赛后，几乎每位参赛选手都获得了奖品，但我却没有片刻停留。因为，我不想得到这场比赛的纪念品。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卡赞扎基在《给希腊的报告书》（Report to Greco）中让祖父的灵魂给自己一点忠告。他祖父回答说：“向可能冲刺，我的孩子。”但卡赞扎基谢绝了这个忠告，并继续征求一点更困难、更“克里特岛式”的忠告。于是，灵魂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向不可能发起冲刺。”

我可以把这句口号别在比赛服上，如果存在更适用于马拉松赛的忠告，那我倒要见识一下；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潜能释放到极致，那就要随时恭候失败的降临；如果你在比赛中寻求能力的极限，那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终点。

正因为如此，你永远都无法根据报纸报道上的5.5号铅字判断出谁是失败者，谁是成功者；谁正处于落后状态，谁正在向“不可能”发起冲刺；谁是32公里的参赛选手，谁是跑马拉松的人。

只有上帝和参赛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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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写道：“每个人都必然要遭遇并战胜痛苦、错误和死亡。否则，它们迟早会找上你。”他说，如果想最充分地达到卓越，最充分地实现满足，那么仅靠幸运远远不够。

同样，精神病学专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也认为有必要面对“人类存在的三种悲剧元素”，即过去的罪过、现在的痛苦和未来的死亡。

两位学者同时发出警告说，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或逃避，而是要直面并征服这些现实。但是，如何面对现实呢？到哪儿去寻找必须经受的痛苦呢？到哪儿去正视罪过并改过自新呢？到哪儿去经历死亡并获得重生呢？

我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运动。运动把你的一生浓缩为短短的几个小时；运动让你在方寸之间体味到人生的种种情绪；运动让一个人在纽约市公园的10公里长的小径上遭遇痛苦、死亡，并获得新生。

运动是一出戏剧：罪人可以变为圣人，凡人可以变成英雄，过去和未来可以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需要超凡能力的运动可以使我们达到巅峰状态——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有矛盾和冲突都被自己战胜了，我们终于可以释放出自己的无限潜能。

几乎在每一场越野赛中，我都要经历这些非比寻常的体验。赛前，满怀希望；起跑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从我的身体和周围人的脸上，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正是一种自信、期待和团结使比赛成为一项庆典、一个节日。

由此可见，每一场比赛都是以詹姆斯所谓的“新生”的乐观状态开场的，没有任何不祥之兆。但32公里过后，我站在山上，知道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生命不再是优雅的、舒适的、惬意的；相反，生命是短暂的、痛苦的、危险的。此时此刻，我的身体严重缺氧，而且，我开始感受到人只有在童年、生病或受难时才会感觉到的痛苦。一座山接着一座山，痛苦接着痛苦，一次比一次剧烈。

即使越过了一座山，它仍然存在于我的体内，因为过去已融入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装载着过去的记忆；要么正视痛苦，要么逃避痛苦；要么承受痛苦，要么承担失败的罪责，而通常的情况是两种情绪都混杂到了一起。我总是确信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信在某个地方可以放松一下，尽量避免全力以赴。但事与愿违，而且往往如此。当我跑下丘陵时，浑身酸痛，内心愧疚不已，却还要尽量使自己的努力不白白浪费。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冲刺地点、好的冲刺时机或者一个好的结果。

周围的所有参赛选手也是如此。兴高采烈地开场，溃不成军地收场。这时，朋友与朋友之间也像仇人见面；而那些不声不响、亦步亦趋的人更是被当作暗藏杀机的阴险之徒。这时，比赛就是名次之争，而我只落后于前面的人一个名次，无论他是第45位、第86位，还是第203位。

我们争先恐后地朝着最后一段赛程奔去，每个人都指望省点力气，直到连最后一点力气都消耗殆尽。周围再也没了别人，只剩下自己。我不堪忍受痛苦和罪恶感，我从未经历、观察或接触过这样的生活。在决定性的几米内，我的状态与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博士（Dr. Elizabeth Kubler-Ross）笔下弥留的病人极为相似：“漂浮在身体之外，感觉到平和与完整。”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脱离了自己的身体，并亲眼看到自己冲破了终点。

雷德·布莱克说：“足球是与生命最为相似的运动。”当然，他的意思是说，生命是与足球最为相似的运动。每一个运动选手都认为运动是生命的源泉，是最有效地面对并克服痛苦、错误和死亡的方法。

而生活，就是在两场比赛之间消磨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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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亡降临时，我们本应该有时间来履行毕达哥拉斯的使命——建一座房屋、栽下一棵树、生一个儿子、写一部书。这是一种智慧，勉强可以被称为传统智慧。事实上，除非成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否则你很难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但是，运动和生命的规律与英年早逝有什么关系呢？与体育运动员又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奥运会选手们[1]的死又做何解释呢？难道运动员比我们更乐于接受死亡？难道是出于比“一举成名”[2]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出于某种强制性的原因，运动员找到了挑战绝对极限和接受死亡的手段。换言之，运动员培养了时间观念，能够承受痛苦的折磨，能够正确评价两者间的关系，并乐于追求完美。因此，死亡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历。

运动员从未把死亡排除在比赛时间之外，相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在头脑中考虑过死亡。我们不愿意去想生命是短暂的、人是脆弱的。但显然，这两个事实在运动员身上得到了印证。正如加赛特所说，这样的事实让运动员不得不面对压力重重的生活，并时时刻刻承受着全力以赴的紧迫感。

那种紧迫感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刻不容缓。在每一场比赛中，运动员的时间观念不禁让人联想到原始人。以印第安人为例，他们只会用一个词语来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却深奥到只有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才能理解的程度。爱因斯坦在描写已经过世的毕生好友时写道：“他比我先走了一步，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离只代表一种幻觉。”

体育运动员进一些加深了对过去和未来的理解，并意识到他必须正视和克服艰难、痛苦和不安。否则，他就会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怀疑自己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度过一生——不理想的开端没有让他享受到成功一半的喜悦。另外，詹姆斯认为，如果起跑时就经历了难以承受的艰辛、疲惫和痛苦，那么一个人很可能会以一种更深奥的方式来诠释现实的意义。

除非生命被剥夺，否则，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生命是一种恩赐。心理学家马斯洛心脏病发作，几近死亡的边缘，他终于明白死而复生代表怎样的意义。他写道：“每件事情，都值得珍视。生活、走路、呼吸、吃饭和交友。这一切都让你感到震撼，每一天的每一刻都不同于以往。”

同样，每一天的每一刻对于8岁的珍妮·巴格维尔也有了不同的意义——她刚刚从母亲的体内移植了一个肾。珍妮的母亲说：“珍妮看见花儿在清晨放声歌唱……她跟星星说悄悄话。”

如今，马斯洛过世了，珍妮仍然健康地活着，而全世界的运动员们也仍然与自然进行着最亲密的接触。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活过，这正是梭罗所担心会出现的情况。至少，结局像贝尔纳诺斯所预测的那样，运动员们并未变成行尸走肉。

尽管如此，如果运动员感到不快乐，他们就有了缺憾。这就是运动员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他们认为，其他的一切都是工作。

然而，这种快乐不只是愉悦感，不只是感官上的体验。快乐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一种毫无保留的努力。加赛特在一篇30年前发表于《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上的文章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快乐的表现就是追逐，追逐的也许是痛苦和不安，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他们完全专注于现在，一点儿也不留恋过去，也不期盼未来。他们走上的不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而是过上了一种充满幸福和喜悦的生活。

运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加赛特是这么说的吗？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可以从事一切使自己自由、快乐的事情，那么他会做什么？”他问道。而他给出的回答是：“闪电般地快攻、为体育比赛训练、参加聚会以及谈话。”

我比较赞同加赛特的主张。他的观点与“现实”紧密相关，而毕达哥拉斯的训谕则与“拥有”这个复杂的话题相关。运动员变得越成熟，他所拥有的就越少。最让他困扰的就是，如何把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在这个现实过程中，他经历了多次“死而复生”，他们学会了听天由命。他们甚至教会自己，死神来临时是什么样子。

对奥运会选手来说，死亡是软弱无能的。他们熟悉它的每一个细节。

为什么要哀悼彼得·雷夫森（Peter Revson）？令人唏嘘的是，他竟然在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中马失前蹄。谨慎并没有阻止他在35岁就英年早逝的事实，由此可见，他的技术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像驾驶着死亡列车的司机那样坚定地离去，他像主张“人必有一死”的哲学家那样淡然地离去。

“人的死亡不一定完全归咎于疾病，”查尔斯·佩吉（Charles Peguy）写道，“他是死于自己的整个人生。”对于国际长途公路汽车赛的车手来说，赛车才是自己的整个人生，而死亡不过是生命的终结。

雷夫森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彼得过着自己期望的生活，”他的朋友乔治·莱尔说，“他想在自己的世界中，以自己的方式战胜自己。”而雷夫森却在巅峰时期离开了我们，这个刚满30岁的赛车手已经将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此前，他不具备优秀赛车手的技术；而此后，他变得过于小心谨慎了。

彼得·雷夫森的去世对于赛车手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我本人对死亡并不恐惧，”杰基·斯图尔特（Jackie Stewart）说，“我认为所有的赛车手都不会恐惧死亡，因为死亡的伤害不会持续很久。”

斯图尔特道出了所有一流赛车手的心声。他们心甘情愿地公然探索危险和死亡的可能性。据发现，赛车手的典型特征是意志坚强、卓尔不群、敢作敢当，他们把成功看成一切。

赛车手不是特别情绪化且爱玩命的人，只是他们不像常人那样过分地内疚、自责或自我惩罚。他们是讲究实际、不情绪化、泰然自若的人。

雷夫森生前在一本书中解释了把错误看作“比赛惩罚”，而不是死亡召唤的一种倾向。“我是在浪费时间，我要输了。要知道，失败确实让人伤心。比赛失利是最令人难以想象的一种痛苦。”

雷夫森把比赛失利看得比失去生命还重要。阐释生命的《传道书》与他的观点保持一致。《传道书》认为，任何事情都是虚无缥缈的——驾驶赛车、操纵政府、积蓄财富、建造城市，所有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

但自相矛盾的是，《传道书》还主张，无论你着手做什么，都要竭尽所能。它对生命的启示是，生命不是你做的那些琐事，而是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这些事。

当然，行动在赛车手的气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精力充沛的男人，无视死亡的威胁。如果让他们瞻前顾后、畏畏缩缩，他们将生不如死。不过，他们不是因为撞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护栏死于非命，而是被心脏病和中风这些运动世界之外的威胁击垮。

佩吉告诉我们，人要对自己的死亡负责，死亡应该符合一个人的性格和风格。我在9月的浪花里清楚地看到了死亡。我彻底搞砸了，我逃走了。我在马拉松赛上象征性地看到了死亡，并确定无疑地知道，这就是我的终极之路。我最终停了下来，然后就像一架由一匹马拉着的马车那样坍塌了。

对于像我这样长久以来都默默无闻的失败者来说，当山穷水尽、一无所有时，当不再惧怕死亡时，当无计可施时，转机自会出现。而此时，摆脱了罪恶感和熊熊野心的人就可以趁机杀回终点。

我认为，人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死得其所。除了驾驶赛车、操纵政府、积累财富、建立城市，甚至跑马拉松，生命还意味着更多。但生命不只是今生，因此，我们必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么，就像彼得·雷夫森那样全力以赴吧！

[1]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召开。同年9月4日，8名“黑九月”的恐怖成员携武器进入以色列运动员所住的公寓，希害两名运动员，劫持9人。最终，解救人质行动失败，以色列运动员全部遇难。——编者注

[2] 豪斯曼在《致英年早逝的运动员》（To an Athelete Dying Young）一书中以“一举成名”为题做了一首诗。

Suffering

第15章 受难

32 公里才是马拉松的起点

绝不屈服，一语中的。

忍耐和生存的信念从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经验和见识更加丰富。

我们并不羡慕青春，我们绝不虚度生命中的每一刻；

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偏袒和恩惠；

我们是服从知识和美德的人。

15年前，我第一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当时感觉和去俱乐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是225个身强体壮的人，但多数人只是为了试试胆量或见识一下。有些人身体超重，不成样子，而且还穿着体操服和网球衫；有些人穿着胶底运动鞋，而不是跑鞋。而且，如果我没记错，在当年或下一年的比赛中，一路带领我前往弗雷明汉的那个参赛选手当时戴的是圆领窄边的礼帽。

第一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我就以3小时0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96名，我也因此把自己看成全美前100名马拉松选手中的一员。现在，差不多也是这个成绩，但我甚至无法跻身前5 000名的行列。当年，每年大约有7场马拉松比赛；而现在，不止200场。2 200人蜂拥而至，波士顿体育场内人满为患，后来通过限制参赛者的资格人数得到了控制：参赛者前一年的比赛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而40岁以上的男女选手也不得超过3小时30分。

这些参赛者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如何培养起这种狂热的爱好？马拉松赛为何会在平民中普及？

我只能针对自己提出的这些提题作答，而且我的回答每天都在变化。今天，我将告诉你，我从跑步中发现了什么，为什么我最终选择了马拉松赛，以及马拉松赛需源源不断的魅力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选手们不会只跑一场马拉松赛，他们不情愿放弃一场比赛，就像冲浪运动员永远在寻找下一个饱满的波浪那样。

至于我为什么开始跑马拉松，这已经不再重要，只要产生跑的欲望，就足够了。赛跑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赛跑成为一种自我更新的强制性冲动。我越跑越想跑，原因之一就是能量越来越足。爱默生说：“首先要成为一个强壮的动物。”确实如此。我开始了解并欣赏自己的身体，以往那些把我弄得精疲力竭的事情已经拿我毫无办法了。过去，我总是坐在电视机前昏昏欲睡；而现在，我总是在房间里四处找事儿做，我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然后，我发现，或者说重新发现了运动的真谛。我发现，跑步的乐趣无穷，跑步能让我摆脱平凡生活中的琐事。尽管只有1个小时，但在这短短的1个小时中，我认识了，或者说重新认识了自己。最终，45年后，我认可了我所成为的那个人。

从表面看来，我应该知足了，我拥有了健康、运动、自我认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永远不会如此。我希望接受挑战，希望接受考验，希望发现自己的极限并超越它。仅仅是跑步、享受和创造，这还远远不够。

威廉·詹姆斯的哲学中包含了更多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论我拥有什么想法，归根结底就是詹姆斯哲学中的一句话：“越高贵的事情体验起来越美好，而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历尽千辛万苦的生活。”

詹姆斯的作品从不描写那些轻易就能一帆风顺的人。他相信努力，他认为决定一个人的不是智力、力量和财富。在他看来，这些充其量算是一种素质，而我们自愿付出的努力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詹姆斯还说，这种努力的效果是我们无法猜测的。我们的能量远没有得到发挥，我们不得不学会如何释放积蓄的能量。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带有发电机基因的媒介”，一场“道德观对等的战争”。像战争那样，它也要提供一个让人诠释英雄主义的剧场，一个让人证明勇气和坚韧的舞台，一个让人的能力超常发挥的环境。

我和其他与我看法相同的人认为，这个“舞台”非马拉松赛莫属。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威廉·詹姆斯笔下的人物。作为心理学家，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里蕴藏着更多的能量；作为哲学家，他欣赏所有尊重亲身经历的人；作为思想家，他通过奇思怪想与忠诚、勇气和忍耐之间的联系来观察斗争中的快乐，并寻找生命的意义。由此可见，任何定义都不及马拉松赛来得贴切。

即使我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多，你也未必能够真正理解。这42公里的距离为何如此特殊？为什么是马拉松赛，而非其他比赛？

答案就是，障碍，即出现在第32公里标志处的心理突破点。参赛选手声称，到达这个标志时，马拉松的赛程才算过了一半；最后10公里的艰难程度丝毫不逊于前32公里。更为贴切的一种说法是，32公里的标志不过是马拉松赛的起点——障碍从此开始。

在跑过前面的32公里后，你终于来到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脚下，而障碍就是让参赛选手开始崩溃的地方，它要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瓦解选手，要么残忍地将最后几千米变成了交织着各种痛苦的死亡之路。

任何身体健康的选手都能跑完32公里——只要下周日我能早点起床，并看到《纽约时报》上关于中央公园32公里比赛的通知，我一定准备充分地去参加比赛。但如果就在那个早晨，我发现报纸上刊登的是一场在伦敦城举行的马拉松赛，我一定会放弃，因为我没有为跑完那额外的10公里和穿越障碍做好准备。

即使是内行人也无法准确地知道比赛中会发生什么。引起极度疲劳和身体僵硬的原因是低血糖和乳酸堆积吗？还是因为脱水和体温升高？或者是因为失血过多？又或像许多选手猜测的那样，肌糖原损耗？

没有一个理由看上去是绝对肯定的。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这10公里，参赛者的动态平衡及其内在环境的均衡开始遭到破坏，他们必须以一种医学无法解释的方法来完成这最后的10公里。从这个障碍开始，参赛选手要孤军奋战了。

印第安纳州曼西鲍尔州立大学人类绩效实验室的主任、生理学家大卫·科斯蒂尔博士通过参加马拉松比赛开展了一项实验，因为之前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障碍。但当他到达那个点时，他说：“我从未体验过这种极度疲劳的感觉，我无法跑动、行走，或者站立，甚至发现连坐下也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的确，所谓起跑，就是从起点跑起来。直到有一天，你达到了需要让马拉松赛来挑战自己的程度，于是，你遭遇到了障碍。无论你向障碍发起了几次攻击，你总是希望自己会做得更好，会发现更多能量、更多勇气、更多忍耐力；你总是想立刻就成为自己理想中的英雄。

在经过15年和50场马拉松赛后，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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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即将成为一位马拉松赛选手，那么务必要研究威廉·詹姆斯的作品，并放心地把技术和训练交给教练。很快，你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知道自己该穿什么、吃什么，以及该怎么训练、跑多长距离；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跑完马拉松赛是可能的，对你来说是可能的，对任何普通人来说都是可能的。

然后，你必须知道，马拉松赛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要的；而且存在使可能和必要变为现实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看上去多么艰难，但它毕竟是快乐和喜悦的源泉。

詹姆斯就是这种观念的倡导者。对于詹姆斯来说，他是在对人心进行解读，而非对科学的研究，他关注人的价值观、理想，以及达成这一切的能量。对于詹姆斯来说，生活意味着奋斗，生活的样子源于我们的实践力、忍受力和创造力。同时，他也认为获得、保持并重新获得快乐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动机和承受一切痛苦的意愿。

詹姆斯就是研究快乐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之上探索人的内心，探索隐秘的价值和观点，以及实现它们的能量。对詹姆斯来说，生命原本就是一场斗争。他认为，生命建立在行动、受难和创造之上。它的核心含义就是永恒——奇思怪想与忠诚、勇气与忍耐之间的融合。像他所写的那样，汗水、努力和人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并经受着痛苦的煎熬，但人还活着，这就是让我们鼓起勇气的动因。

“人必须得到最充分的释放，”詹姆斯写道，“即使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也要通过其他方式。”

马拉松赛就是一种释放方式，这42公里的赛程准确地诠释了人类的潜能。几乎每个人都能跑完32公里，但余下10公里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前半程。在这里，选手们发现自己被推向了绝对的极限。为此，他不得不释放积蓄的隐藏能量，并利用所拥有的一切忠诚、勇气和忍耐。

难道詹姆斯不认为马拉松赛是这些能量、这些人类伟大资源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浪费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当然，在马拉松参赛选手的相关问题上，难道还有谁比詹姆斯更有发言权吗？他始终能在神圣、贫穷或运动的生命中占据上风；他始终在追随运动员或教徒，也就是他理想中的运动之神；他始终在羡慕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正如古希腊文化中所描述的，“没有什么比体育训练更苦的了”。而詹姆斯还说：“禁欲主义是感受人类存在的一种更深刻的方法。”

詹姆斯认为，这种锻炼将使我们最大程度地释放潜能，并发现体内蕴藏的坚韧、英勇以及忍受痛苦和艰辛的能力，尽管其程度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只要有决心，你就能寻获真实的自我，并跨越一直以来遥不可及的巅峰。

除了詹姆斯所谓的“习惯培养”理论，难道还存在其他更有助于达到这种状态的原则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使生活更顺利、更美好，为了就重大事件做出非同凡响的决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日常活动培养成简单的习惯。否则，我们的决定就会以精力和时间为代价。

成功的马拉松参赛选手知道如何根据詹姆斯的理论来培养良好的习惯。只有找对了方向，他的训练才会见到成效。提到马拉松比赛，人们就会肃然起敬，并联想到无穷无尽的痛苦。因此，每周50～80公里的训练量是理所当然的。训练让选手蓄势待发，而不必为了风速、温度和天气，为了更值得关注的事情，为了家庭或社会的地位而烦恼。

詹姆斯认为，首先，在起跑前，选手一定要培养坚定的决心，要充满希望，掌握主动权。他警告说，千万不要找借口。赛跑时不能有一丝杂念，只有选手，只有比赛。其次，选手要抓住每一次实践习惯的机会。再次，不要光说不练、耍嘴上功夫，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实践。最后，为了激活能量，要日日不辍地训练。

美国爱国日当天，詹姆斯马拉松学校的学员们来到了霍普金顿联邦，他们个个体能超群，意志坚定，决心战胜马拉松比赛的痛苦以及非常人可以忍受的极限要求。但詹姆斯提出，除去以上提到的那些，其他因素同样会妨碍选手的波士顿之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状态、宗教信仰和实际问题。

终于，当赛程过半，距离终点还有最后10公里时，选手不仅仅是以实际的身体存在，而是同样作为一种思想和灵魂，因此他们会从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詹姆斯说：“经历就是让我们持续融会贯通的过程。”

对于马拉松赛参赛选手来说，再也没有任何经历比参加马拉松赛更了不起的了；同样，再也没有比威廉·詹姆斯更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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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花了10年时间研究荷马史诗《奥德赛》，并将其浓缩为小说《尤利西斯》。他窥视英雄尤利西斯的头脑、心灵和身体，并创造了代表人类的独眼巨人布卢姆。在吃了忘忧果而忘却劳苦的人、泰坦众神、风神、女巫、冥界之神哈迪斯、海妖塞壬三姐妹，甚至是海之女神卡吕普索的带领下，他看到了每天发生在每个人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事件。他让自己的爱尔兰犹太教徒在一天之内经历了这一切——在短短的18个小时之内。

而为了演绎这一切，波士顿马拉松赛只用了6个小时。

与许多体育运动一样，马拉松赛是一种生活的缩影。选手可以欣赏到显然只有艺术家和诗人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戏剧性。对选手而言，所有的情绪一触即发，苦恼和狂喜随时都能得以表露。

从霍普金顿到波士顿之间的旅程仿佛是从特洛伊到伊萨卡，马拉松参赛选手展现了当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及周围的世界时，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成功或失败。

尤利西斯之所以会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技艺超群的体育运动员，尽管他的确是这样一个运动员；而是因为他可以自己造一艘船，然后扬帆起航；他可以摔跤、跑步和掷铁饼；他可以杀死一头牛，然后剥皮、切碎并煮了它。但这些技能无法完全解释他最终的成功，他的秘诀在于忍耐力，他认为生活就是那个样子，并乐于服从命运的安排。

在波士顿，几乎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这种特质，它似乎代表着全人类。我相信，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这种能力，而且只要深入发掘，每个人也都会发现这种能力。没有比马拉松赛更能够使这种能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了，因为在马拉松赛里，对于任何人、包括获胜者来说，要么是幸存者，要么什么都不是。

事实上，胜利是无足轻重的。品达在歌颂奥运会胜利者的抒情诗中吟唱：“胜利的时间总是特别短暂。”而且，许多获胜者都认识到，他的桂冠确实像豪斯曼所写的那样，“是信念者而非少女的花环”。

由此可见，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对于马拉松参赛选手来说，永恒的快乐是不存在的。明天是又一场比赛、又一次考验、又一个挑战；然后，又是一场比赛，没有尽头。

那么，这与尤利西斯有什么关系？难道他就甘愿过这种闲散、我行我素的老年生活？除了马拉松选手，其他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丁看到他时，尤利西斯正在号召老友们到更远的地方历险。“别忘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尤利西斯说，“你们生来不是要过畜生般的生活，而是要服从知识和美德。”

这种追求一定会变为现实。希腊人发展出了完整的人生理念——他们在舒适中看不到幸福，在冥想中看不到智慧。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马拉松选手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波士顿马拉松赛让我们意识到的。因此，当坦尼森（Alfred Tennyson）接受但丁的思想，并以尤利西斯的口吻表达出来时，我们仿佛听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足以撼动天地的力量。事实上，我们的力量逐渐被时间和命运削弱了，但奋斗、探索、发现和决不屈服的意志却从未被磨灭。”

绝不屈服，一语中的。忍耐和生存的信念从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经验和见识更加丰富。因此，我们并不羡慕青春，我们绝不虚度生命中的每一刻；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偏袒和恩惠；我们是服从知识和美德的人。

坦尼森写道：“接受的多，服从的也就越多。”我们有决心生存和忍耐。我们比其他人更了解：“如果中途停下来，如果永远放弃，如果保留那些有待释放的余热，那么一切将变得无聊、乏味。”

我不打算暂停、休息，或者退出。作为尤利西斯的后代和布卢姆的支持者，我决心坚持下去。

在我看来，任何比赛的前几公里都不及波士顿马拉松赛来得轻松，因为那次比赛把我带上了巅峰。体内的脂肪已经燃烧殆尽，健康状况出奇得良好，我准备好了。那一天，激动和兴奋之情刺激了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当正午的枪声在霍普金顿联邦打响时，我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起跑线旁，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和祝福；步伐是轻盈的、愉快的；风和日丽、温度适宜，我们简直就是一路小跑地冲了出去。我的速度比热身（奥地利的奥运会选手阿道夫·格鲁尔曾经告诉我“开始时总会有所保留”）时要稍快一些。因此，这几千米让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

从霍普金顿那长长的山冈上一路狂奔，穿过阿什兰，再翻过前往弗雷明汉的缓坡，我一路向前。跑动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动作，除了有这一行人的陪伴让我情绪高涨外，我似乎已经麻木了。我仿佛是透过火车的车窗看过16公里的标志——16公里的路程从我跟前掠过。

里程发生了变化，保留已经没有意义。我穿过16公里的标志，来到纳提克。这时，轻松和惬意消失了，等待我的是一路艰辛，但我的战术基本没变——坚定、平稳、节省气力。我加快了速度，但绝对没有超过每公里4分钟；别忘了，这个时间可是那帮疯子在中央公园参加16公里和32公里比赛时跑出的成绩。我所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小心翼翼地用脚撑着我离开地面，并让每一步多出看似微不足道的几厘米——在历时3小时的比赛中，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很快，我就到达了半程的标志处——威尔斯利。里程又发生了变化，而此时，我用最饱满的力量迈出每一步，我的努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相反，我终于明白了“尽力”的含义。不可思议的是，我仍然充满活力、步履轻盈。

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我的状态从未这样好过。但身体已经开始提醒我，比赛不是冒险，不是孩子们玩的游戏，也不是沐浴在阳光下的一次长途旅程。

27公里的标志设在纽顿山脚下。这段3.2公里的赛程包括4座小山，它们构成了世界闻名的“撕心裂肺山”。我将避开在街道上鱼贯穿行的拥挤人群，从后边的草地上绕过去。

浓密的草地刺痛了我的小腿和大腿，为了保持运动量不变，我像切换到低挡自行车的运动员那样高抬腿、轻落步。尽管是从草地中穿行，而且步伐平缓，但我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艰难。

突然之间，我从起跑时的轻松和悠闲，一下子沦落到要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地步，我开始质疑自己能否继续跑下去。这短短的3.2公里似乎没有止境，而后，几乎突然之间，我到达了波士顿学院。从这开始，如众人所说，就都是下坡路了。

无论下坡路与否，作为马拉松选手，我们都知道，到了波士顿学院，比赛才刚刚过半。但我的状态却远不及那些在霍普金顿与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人。稳健的步伐已经使我宝贵的肌糖原消耗殆尽；纽顿山使我体内的乳酸增多、腿脚变迟钝；最前边那段斜坡使我的大腿像针扎一样难受；而且，我的血糖含量不断减少。尽管我抓起眼前一切能喝的东西一饮而尽，但我仍无法阻止体液的流失。

从波士顿学院下山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体的一切不适。我进一步认识到，波士顿的最后10公里将成为有史以来我跑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从现在开始，疼痛会与我如影随形。即使是坡度最缓的路，也会让我的大腿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我的腿像灌满了铅一样，越来越沉重。

在霍普金顿之外的任何地方，我可以轻松地在7分钟内跑完1公里；到了联邦大道，虽然是相同的努力程度，但我几乎要用10分钟才能跑完同样的路程。我不断尝试着调整步幅和身体姿势，以考验肌肉的反应能力。

此时，我已经能够看到大都会塔了，我正朝着最让人退而却步的几公里进发。为此，我不得不毅然决然地朝目标迈出每一步，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苦苦挣扎中跑完了1.6公里，并向那座塔靠近了地图中2.5厘米的距离。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大都会、旁边的终点线、坐下来缓解疼痛、幸运地冲个热水澡的意识，这一切都像海市蜃楼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但是，当我不知何时到达毕康街时，我就知道自己成功了。就像一匹嗅到马厩味道的马，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最后1公里不仅带给我欢乐和喜悦，而且使我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因为，眼前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来年，这件事情同样值得我去做——只为这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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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长跑运动员一样，我还是个孩子，尤其是当我参赛时。我会放弃手头的一切，严肃地对待这场比赛；在比赛当中，只要愿意，我就会躲到这个想象的幻境之中。

与大多数孩子一样，我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坚信自己是独立的。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快乐，对此，我确信无疑。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生活在最理想的世界中—— 一个由奔跑和比赛构成的世界，一个除了美好还是美好的世界；而且，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完全忘却了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规则的原则。

这不仅仅是信念。信念就是，布列塔尼的农民祈求降雨，然后在离开家门之前，随身带上一把伞。信念就是，我祖母的修女朋友不时地把三四十个孤儿召集到波基普西的一列火车上，并且身无分文地前往康尼岛。修女的座右铭是：“上帝会施予一切。”

信念是成年人履行意志的一种行为；而孩子们的行为却先于决心、理由和教条。我内心中的孩子知道，我所参加的比赛一定有一个欢喜的大结局。我可以体会比赛带给我的焦虑与不安，接受长跑赋予我的严峻挑战，并回味由结果引发的苦与乐。只要意识到这些，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已然是一个英雄、一个胜利者；只要最终意识到这些，无论出现什么危机，总有人会救我于水火当中。

在1976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赛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这在我的家人和朋友身上得到了印证）。据官方报道，爱国日当天的气温高达43度，这足以危及牲畜和置生死于不顾的赛跑选手。任何有思想的成年人都会放弃这场比赛，但我与其他1 800位选手已经在霍普金顿高中的体育场上整装待发了。

当我走向起跑线时，路旁加油站的温度计显示气温为54度，我无动于衷地走开了，这吓不倒我。

起跑线处设置了供我们灌满杯子，浇头、服装的水管，已经有几个男人开始动手。大人都护着自己的孩子。一切都没有变。整桩事情都是荒谬的，比赛本应该被推迟，或另择他日——如果没有官方的帮助，任何人都无法享受在到达波士顿之前这42公里的日光浴。然而，我被告知，我的任何需要都会得到满足。由此可见，我一定能死里逃生。

波士顿马拉松赛的参赛者很特殊。这使我回想起第一次波士顿之行的情景。当时，无论我走到哪儿，总有人叫我乔治，这让我大为吃惊。他们成群地站在一起，其中一个人把参赛者的名字打到提示器上。

这样，每当我跑向他们时，他们就会高呼“你能行，乔治”或“乔治，你看起来可真强壮”。在最后冲刺阶段，他们还会鼓励我：“坚持住，乔治，只剩下5公里了。”

对那些像孩子般一直默默无闻的选手来说，这能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励作用。我所向披靡，甚至坚持到波士顿马拉松赛的终点。当年，加油呐喊的人群更是竭尽全力，比赛刚刚进入3公里时，倾盆大雨直泻而下。但当时仍是43度，万里无云，怎么会下雨呢？

没错，是一个又一个水管中喷出的水，到处都是。

无论跑到哪里，大人和孩子们都会奉上饮用水，并将水洒向我们，以浸透我们的身体；一大群男孩蜂拥而至，向我们分发功能饮料，他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有人提着一桶桶的冰块；有人拿着传统的橘子汽水；而更多孩子只是伸出双手，只为了轻轻碰一下经过的英雄。

从阿什兰开始，掌声和欢呼声就不绝于耳；当我们进一步到达纽顿山时，孩子们竞相为我们奉上冰块和饮用水。就是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个只有4岁但神情肃穆的孩子，他举着一个小杯子，希望有人停下来。于是，我停了下来，喝了两口水，然后对他说：“你很可爱。”波士顿就是这样，一个声音、一张脸孔、一个孩子都令你终生难忘。

现在，我就在波士顿，本应胜利在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跑得不理想，那么你受到的就不只是伤害，还是永久的伤害。而现在，我就处在这样的处境中。在14年的长跑生涯中，我从未遭遇如此的尴尬：尽管痛苦难耐、犹豫不决，但只要还在最后这可怕的几公里内挣扎，我就常常感到欣慰。我知道，周围有家人、朋友和那些无论发生什么都一如既往支持我的人。

而且，我也知道，就算我停下来，他们也会说，“你尽力了，乔治”；我知道，无论做什么，我都不会令他们失望。一顿美餐、一张软床以及第二天适合跑步的好天气始终在那里等着我。

只有孩子才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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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考取波士顿学院那年，她专门前来观看我的马拉松赛。后来，她说，她是那些把大都会中心挤个水泄不通的人当中唯一冷静、理性的人。

每当有人冲破终点，周围的人就欢呼、喊叫、鼓掌。他们为年轻人欢呼，为年老者呐喊，为来自哈佛的队员喝彩，为来自加州的选手鼓劲。只要有他们熟悉的人，他们就加倍疯狂地叫喊。而从头到尾，我的女儿都像主持复活仪式的主教派会员一样安静地站在那里。

接着，该我上场了。拐过一个弯，我来到了这个又长又宽的广场上。当时，除了我和拉拉队成员，广场上空无一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但那有什么关系。欢呼的人群告诉我，比赛结束了，我成功了。第312名，几乎比冠军落后了一小时，但突然之间，我精神大振，仿佛获得重生。我像棒球本垒打那样绕场一周，每一步都充满了欢乐和喜悦。

而后，我看见一个人冲破人群，向我奔来，直到我们彼此相距不到50米时，我才认出这个大声喊叫、欢呼和拼命挥手的人是谁。她就是我女儿。

任何一场马拉松赛的终点都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体验。一路上，选手一直在接受挑战。他正视痛苦，并战胜它。他得到了真正的释放和解脱。严峻的考验过后，选手和观众都意识到，某种特殊的改变发生了。

这种意识往往通过某种让选手和观众难忘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我看来，它就是波士顿所发生的一切；而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它就是位于祖父山的苏格兰比赛的环境。可以说，这场马拉松赛比美国的任何一场比赛都要艰难，选手在这42公里赛程中穿越的斜坡比任何一场比赛都要多。

我的朋友经受住了那场考验，并最终征服了那场马拉松赛。当他爬上最后一座山坡、准备向预期的终点冲刺时，他听到了风笛的声音。众所周知，一曲风笛能够激发无以名状的热情和情感。于是，一曲美妙的风笛演奏之后，我的朋友虽已不堪忍受痛苦的折磨，但他到达山顶时，仍不禁泪流满面。

这时，我的朋友看到一片被苏格兰宗族的帐篷围起来的广阔草原。而且，每个帐篷中都飘出了这种美妙的声音。

有一个瞬间，他甚至忘了自己拿了什么名次，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祖父山上时，他看到的那片草原以及周围那些欢快的人和风笛的声音。

当然，这一切与输赢完全无关。输赢只是你在小组游戏中的表现，但赛跑者不是在参加游戏，而是在参加一场竞赛。竞赛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见证”或“证明”的意思，即其他选手见证了你的行为。因此，你所释放的能量永远都不够。只要参加比赛，你就立下了誓言；只要参加比赛，你就在证明自己是谁。

长跑运动员深谙此道。他是最温和的人，安静、镇定、很少争辩；他不愿面对外界，躲在自己的私人世界中。但在马拉松赛场上，他凶猛得像老虎。为了发现真实的自我，他将挑战身体的极限；为了考验自己的能力，他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和煎熬。无论他所付出的努力多么荒谬可笑，终究要将成功变为可能。

如果说这种疑问代表着什么意义的话，那也应该只是偶然为之的。如果马拉松赛是要衡量一个人，那么它应该与这个人的成长周期保持一致。但成熟是一个坎坷且令人失望的过程，甚至几年之内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成熟了。

毋庸置疑的是，马拉松赛确实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比方说，关于每个月只参加一次比赛的争论。人不服老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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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尔斯利东面的某个地方，即过了教堂塔楼，波士顿马拉松赛就不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种体验。此刻，你要忘记选手之间的友情；忘记起跑线上彼此开过的善意的玩笑；忘记从弗雷明汉到纳提克之间用时7分30秒的成绩。当选手朝着纽顿山进发时，你只能一心想着现在才是关键。

任何值得他珍视的东西，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山坡和几千米之外都曾经受过挑战。而唯一的疑问就是，他对宇宙万物有什么样的看法。

选手从容不迫、悠然自得、富有节奏感地前来迎接挑战。他重新发现，那些最宝贵的回报就是——他与赛跑融为一体的时刻。他与赛跑融合，就像高尔夫球员的手与球杆融为一体一样。要想达到这种神秘的境界，千万要忘记时间。此时，选手必须像左巴所说的那样，“仿佛我是一个不朽的人”。

超过了威尔斯利之后，跑者继续往前奔跑，动作幅度越来越大。之后，接近了那些神秘区域。这就好像游泳者和水与天空融为一体一样，跑者找到了与泥土、空气、风和雨之间的和谐关系。

这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威廉·詹姆斯写道：“事实的确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事实几乎如此。当哲学家海德格尔开始研究禅宗时，有人告诉他，他应该学习箭术，并由此踏上通往智慧的道路。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完善自己的身体，释放自己的学习潜能。“有些门槛不是我们单凭思考就可以跨过去的，”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写道，“经历必不可少。”

波士顿就是这样一种经历——选手穿过波士顿学院，眼前呈现出最后的10公里赛道。这时，他意识到，他不可能单凭头脑取胜。

站在霍普金顿的起跑线上，选手们相互竞争、各自为战；接近终点时，他们的依赖感和统一性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位选手提出，选手与观众之间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家庭。“现在，我知道了，”他在致《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一封信中写道，“波士顿马拉松赛不仅是一场比赛、一家俱乐部，它还是一个家庭，而我很骄傲能成为家中的一个成员。”

选手即将认识到，只要他的实力在波士顿马拉松赛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么波士顿马拉松赛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他即将认识到，世界无限，即使是宇宙也是最小的可分单位；他即将认识到，阿西斯的境界才是正确的，而上帝的道德标准充其量是可忍受的。不过，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邻居当作陌生人，当作独立的单位，我们因此而失败。但是，却没有人选择与联邦大道独立开来。

跑者的境界超越了高尔夫球手及其挥臂一击；跑者的境界超越了游泳选手及其所在的世界。跑者融入了普通人中，并涌向前往大都会中心的芸芸众生之中。跑者已经形成了佛教徒所谓的慈悲意识，即经受着人类世界的另一种苦难。跑者看见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跑者，并不由自主地说：“哦，这就是我自己。”

是幻想吗？也许吧。是多愁善感的废话吗？可能吧。但在你彻底打消这种念头之前，不妨读读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既乐观又精彩的短评《新天地》。她写道：“我们必须学会表达和分享最令人惊奇、神秘和无以名状的经历，而不是将它们掩盖起来。”

更重要的是，奥茨认为我们正在继承美国的改革。“我们的头脑（为响应早期教父的‘笃信的大众只有一个心脏和灵魂’），”她说，“属于集体心理，生命的传统界线就是根本没有界限，而感受人类存在的是连接内心和外部世界的薄膜。”

跑者一边在大都会中心的雨水中放松自己，一边感受着自己与这两种世界（自己的和外在的）存在的联系。他与他人、地球和雨水之间的关系是全新的、多变的。

几乎在每一个爱国日，几乎在威尔斯利东部的任何地方，这种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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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他们在莫特的拐角处交给我一个任务。“为什么不把波士顿马拉松赛上打动人心的故事写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一个不被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所理解的专栏？”

这个问题很好，但我却无法回答。因为波士顿马拉松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两场：一场存在于外部世界，也就是体育新闻记者笔下的比赛，这场世界联赛则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选手和形形色色的人。爱国日当天，从霍普金顿到波士顿，一路上都会看到奇人、怪人和惹人同情的意外瞬间。另一场波士顿马拉松赛则是一场跑者内心的斗争，它所关心的是，参赛选手在寻找什么。无论选手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其实都是在探索一个人的“真实重力”（重要性）。而且，正如莫特所说的，这是一种不被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所理解的事物。

在动身前往波士顿之前，我在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王国高尔夫》（Golf in the Kingdom）中第一次接触到“真实重力”这个概念。专业高尔夫球手希弗斯·艾恩斯（Shivas Irons）将墨菲的理论应用于非同寻常的高尔夫球领域。他是毕达哥拉斯的忠实信徒，他提出，我们必须了解内心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身体、感官和亲身经历来逐渐理解宇宙的深层内涵。

利用一根爱尔兰橡木棍和几个粗糙的高尔夫球，艾恩斯指导墨菲寻找自己的“内部身体”，从而忘记自己的灾难形象，忘记钩射，忘记永远存在的障碍区，忘记熟悉的诅咒和借口。所以，用墨菲的话来说是，“他以这种优雅的状态打完最后几洞”；而艾恩斯的说法是，“最后几洞把我解决了”。

在威尔斯利以西的某个地方，也就是赛程过半时，我突然领悟到，墨菲所写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赛跑，尤其是马拉松赛。

开赛之际，这场马拉松赛与波士顿的其他比赛并无差别。像往常一样，天气依然很糟糕，霍普金顿上空明晃晃的太阳预示着中午的热度将继续升高；今天的路线将是漫长以及迟缓的。9场波士顿马拉松赛造就了我这个现实主义者。既然是现实主义者，我会在如此炎热的波士顿穿上轻便的跑步服；用手帕包头；喝上几口递到手边的饮品，然后把剩下的浇在头上；我会竭尽全力地跑完28公里，爬过每一座山，把所有的力气都留在波士顿。

就是这样。起跑时，我尽量站在领路者的位置（有一年，我站在了后面，枪响以后，我用了一分多钟才跑到起点）；至少有800名选手在前16公里超过了我；但我仍然保持适合自己的步伐，并安然度过了在纳提克接到第一瓶运动饮料时的焦虑时刻，因为当我到那儿时，场内已空无一人了。几百米长的街道上布满了放置功能饮料的废纸箱。我发现了一个领先于我的人，并追上了他。我在这儿也丢掉了一瓶功能饮料。于是，跑跑、停停，这儿看看、那儿瞧瞧，我对于纳提克的记忆彻底苏醒了。

到了威尔斯利，我突然意识到，这段赛程将是一次美好的经历。我所指的并不是马拉松赛的开跑时间——只有等到下一年，另一场历时3小时的马拉松赛才会开锣；但这一场，无疑是令人愉快的。

事实的确如此。在经历了9场痛苦难耐的波士顿马拉松赛后，在度过了9个为速度、时间，甚至冲刺而不安的爱国日后，我终于发现，若是马拉松赛只有几公里，那么关于赛跑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选手们可能将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要参加赛跑。但理由却一天又一天地发生了变化，因为赛跑的感觉就像是剥洋葱，每一层里面都有新的一层。他们探究的原因越来越深刻，但却始终未能领会到赛跑的实质。

但此时此刻，当我穿过威尔斯利，向牛顿瀑布和玛丽酒吧跑去时，我突然发现了赛跑的内在实质。于是，我想到了墨菲的高尔夫球赛。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最理想的跑步状态；我一定要发现能让自己永远跑下去的状态。那么，让我内心的真我做主吧。

于是，我一边跑，一边浑然忘记了其他选手的存在，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个9岁的“小哲学家”在路边喊：“笑一笑，伤痛就会少一点。”尽管如此，我依然四处寻找着每一瓶橘子汽水和每一杯饮用水；我依然去触摸孩子们伸出来的双手，但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赛跑与我融为一体。我甚至陷入了沉思，忘却了周围，进入了神游的境界；当然，我也忘却了赛跑，以至于我都回忆不起自己究竟是如何来到这儿的！但这两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已经和我所做的事情融为一体了。

穿过波士顿学院，越过布鲁克莱恩，我的世界完全被跑步占据了。就像墨菲所说的，跑道与我融为了一体。距离终点还有三个街区，大都会中心已经被等在那里的上万名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还剩下两个街区了，那里有我的女儿和她的大学同学，他们将给我一个甚至连特德·威廉都自叹不如的欢迎仪式。

这就足够了，爱国日，跑步，现在，还有这个。突然，我扯下缠在头上的手帕，用力地挥动它。我面带笑意地经过那群女孩，冲向终点，但始终没忘像希腊人左巴那样挥动手帕。我要告诉深情的波士顿人，无论如何，我发现了关于赛跑和波士顿马拉松赛的一切。

莫特，请给我一杯黑咖啡。

Meditating

第16章 冥想

在奔跑中，体验使人获得自由的秩序、规律、爱和真理

闲适的动作、和谐的状态、富有节奏感的生命使我的思想自由地游走。

我对公路、微风和暖阳漫不经心，但却不受约束地思考和衡量意义重大的事情。

叔本华说：“如果痛苦和厌倦是危及人类幸福的两大敌人，那么自然就是我们的保护神。我们可以用快乐来抵御痛苦，用才智来战胜厌倦。”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只拥有其中一种武器。快乐的人对他人的需求更加强烈，他们需要爱别人、与人交友、帮助人、征服人、统治人。在他们看来，没有人参与的生命到处是纯粹的厌倦，是一种折磨，是孤独的监禁，是最残酷的惩罚，是苦行僧的静修所，是地狱的一角。他们把寂寞视为一种疾病，并衷于叔本华所谓“闲暇时间是完全无法忍受的”的论调。

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对此持有相反的态度。我们很少感到厌倦（即使有过的话），却体验到了不易为常人所觉察的痛苦。

我对痛苦极为敏感：我能预见到不适和纠缠不清的神经末梢，我是一个受神经系统支配的人。身体和精神的痛苦都让我无法容忍，但日常生活却满含实实在在的痛苦。

另一方面，我喜欢独处，喜欢形单影只的感觉。我远离人群，在公路上奔跑，这让我感到满足。孤独是我最理想的状态；独处是一种触摸天堂的境界。我从未感到过厌倦。而人，以及由人引发的痛苦，却是我无法忍受的痛苦——建立和破坏关系的痛苦、离别的痛苦、被抛弃的痛苦。

我生来就是孤独的。我是智者，我想这与叔本华笔下的“智者”应该如出一辙。但智者实在与智慧没什么关系，后者只是描述了一种思维方式。是联想而非逻辑和推理使我的头脑运转了起来。一路狂奔中，意识和念头始终在我的头脑中涌动；一个又一个想法像激流中的浪花一样呼啸而过，留给我的无不是新的见识、新的直觉和新的理解。

直到此时，我才相信埃里奇·西格尔（Erich Segal）的故事：他想冲进一座房子，要一支笔，把想法写下来，因为他确切地知道，无论想法多么清晰，也很快会被遗忘。既然思想的过程不掺杂任何逻辑，那么即使再多的推理也无法让人回忆起曾经的想法。

突然迸发的意识流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伟大的思想家最熟悉这种感觉，并乐于享受这种孤寂。克尔凯郭尔说，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是他忍受孤独的能力。爱默生、尼采、叔本华和其他哲学家持有相同的论断。但就我而言，孤独足以佐证我的存在，而不是驳斥他人。要么每个人都是正常的，要么没有人是正常的；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是完全必要的，也可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所擅长的并不一定也是你的强项，反之亦然。

智者无法成为令人满意的爱人和朋友。为了享受永不令人厌倦的生命、宝贵的意识流、思想的河川和与之相伴的成长，我必须放弃回报并付出代价。

看到了吗？爱阻断了这股洪流；爱是一种特别的注意力。这种对一个人、一种思想的关注让我望尘莫及。“恋爱中的人，”加赛特说，“倾向于绝对针对一个目标，其专注和麻木的程度就像是一只被催眠的公鸡。”因此，西班牙的智者认为：“爱是一种难以圆满的精神状态和一种短时间的低能状态。”

我同样不善于经营友谊。首先，任何愿意接受我的人都是值得怀疑的。我对任何朋友都怀有与桑塔亚纳相似的感情。有人告诉桑塔亚纳说，威廉·詹姆斯非常敬重他，可他却说：“他越是了解我，就越不喜欢我。”我从两个角度来诠释这句话——只要我触及了朋友的底线，他们就会离我而去；只要他们无助于我的成长，我就必须弃他们而去。

爱默生深谙这句话的含义，他说：“一个人的成长从他在不同时期所交的朋友身上就可以体现出来。”荣格也就此展开了评论，他说，因为不得不放弃一些朋友，他感到很悲哀，但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进入他的轨道，他不得不抛弃他们。“只要我识破了他们，”他说，“魔力就消失了。”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事实就是如此。生活固然从未令人厌倦，但却常常让人感到压抑、痛苦不堪，有一种让人隐隐作痛的空虚感。有时候，活跃在头脑中的思想似乎并不值得我以牺牲朋友为代价。

或许荣格的感觉也是如此。他说：“有时候，我比其他人更需要朋友，而同时，却又会感觉我并不是很需要他们。”我采纳了他的观点，并以此来指导自己。

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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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长跑运动员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爱人和朋友，这是我为意识流付出的代价，是智力成长所必需的，是我为所获得的知识支付的学费。我能够对任何阻碍意识发展和阻碍我成长的东西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跑步使我变成了哲学家，并沿袭了哲学家的传统。我证实了自己，而不是他人的存在。我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就像爱默生所说的，唯一见证、喜爱和维护我思想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由此看出，我再也没有时间、精力和能量去关注与我无关的人、事业或国家了。我没有时间去恋爱，也没有时间去憎恨。

其实，憎恨占用了与爱同样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会消耗我更多的能量。憎恨导致能量从我的体内流向被恨的人、事业或国家身上。憎恨、愤怒和报复可以使一个人的能量彻底消耗殆尽。

恨与爱阻断了我的意识流。为此，我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无法穿透自己的内心世界；为此，我不得不浪费本就所剩无几的时间。生命之谜似乎永无解开之日。

于是，我永远无法提起对恨的兴致，也就无从恨起；我决意不会进入那种状态。我会把与我作对的人抛在脑后；我会对伤害我的人置之不理；我会把激怒我的人彻底忘掉；我会对侮辱我的人无动于衷。

在你看来，是逆来顺受造就了我这个和平主义者。从某种程度而言，你是对的。即使是最不易察觉的暴力倾向也会让我唯恐避之而不及；我绝不争斗，也难得会辩论。我像伽利略那样对自己说：“既然已成定局，说与不说又有何关系。”

但本质上，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是另一份事业，是另一个需要我投入时间、精力和能量的目标。我是一个中立者，我保留决不偏袒的权利，我会不断地对一件事进行否定、质疑，反复分析，然后冷静之后再做判断。从我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立者、局外人和非当事人的缩影。我对罪恶和罪人不感兴趣，除非我就是罪恶的，除非我就是罪人。

跑步时，我就是一个中立者，奔跑的路线就成为中立地带——这是一个不存在暴力的区域；这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尊重的领地。没有人打扰我；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或要求我捐款；没有人让我签署请愿书或站起来接受点名；没有人向我索求爱，也没有人值得我去憎恨。

在15年的跑步生涯中，我在公路上度过了几千个小时，但却无法记起任何让我感到气愤的时刻；或者说，跑在路上，我的确从未想过报复、嫉妒或羡慕，从未想过要疏远任何人。相反，我也不记得自己曾关心过其他人。但是，不得不说我偶尔会对他们的想法产生兴趣。

无论你喜不喜欢，我的宗旨就是超越自己。

我在自己的思想、想象和自我分析中倾注了全部的关爱、忍耐和力量。唯一让我禁不住诱惑的就是思想——纠结、跳跃的思想，这种快乐的感觉让我把冲破终点抛在脑后。我所面临的危险不是落后于对手（我确实落后了），不是让世界运转起来（我对此不感兴趣），而是我将无法超越极限，并接受上帝的裁决。

此时，我的身体成全了我。跑步使我意识觉醒，助我完美。除了跑步，我宁愿选择无所事事，无论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而正是这种纯粹的感觉和身体上的满足感使我对自己的想法失望透了；正是因为体验到身体的尽善尽美，我才无法接受思想的匮乏与欠缺。

既然思想达不到完美，我只能继续跑下去，并寻找超越爱与恨的真理。我接受悖论哲学家的观点：只有脱离爱人和朋友，才能见证和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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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个小时的赛跑代表身体；后半个小时的赛跑代表灵魂。起跑时，跑道代表着孤独与逃避；到了终点，跑道就又代表着发现和欢乐。而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布莱克所谓的“能量是永恒的快乐”。

起跑时，我总是持有乐观的态度。有那么一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具备了隐士的品格。奔跑时，我可以探索自己的“沙漠”、“山脉”和“小细胞”。我独自一人，远离世界，到一个允许成就自我的地方。一个小时或许太久了，几乎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培养出了隐士的自我约束和控制力——祈祷、阐释和冥想。

但恰恰是那一个小时，我成为一个遁世者。我以同样的自我约束和控制力为起点，而现在，我需要的是强劲、稳健的步伐，才能逆风爬过河边的一座座小山。就在那最初的半个小时里，我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我的身体和我的思想完美融合。而且我确信：只有身体达到了最充实的状态，我才能展现自己的意志与决心。当穿越新绿的原野时，我为自己的能量和力气感到欣喜。在万物复苏的春季，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不再是分裂的，而是完整的。我是一个既完整又完美的跑者。

这种完美的感觉、闲适的动作、和谐的状态、富有节奏感的生命使我的思想自由地游走。我对公路、微风和暖阳漫不经心，但却不受约束地思考和衡量着意义重大的事情。我利用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赎罪，并培养出孩童般的纯洁与仁爱；身体的能量变成了精神的能量。然而，仅仅就我对乔治·贝尔纳诺斯的理解，这种能量变成了快乐——贝尔纳诺斯就无能、无知、愚蠢和轻浮发出了警告。

但这只是自由思想者的顿悟，对此，另一个遁世者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写道：“自由的起源不是身体的解放，而是精神的游离；我们不是为自己的身体而困惑，而是被自己的思想所迷惑。”

此刻，我开始转向最后一个弯道，并顺风“滑行”。在剩下的几千米里，我的困惑终于迎刃而解。我绕过那些让我感觉束手束脚的灌木丛；绕过那些迫使我制订无效计划并采取更无效行动的矮树丛。

我脱离了野心和嫉妒，脱离了愉快和消遣。在这几千米的“顺风路”上，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和宇宙。赛跑是轻松的，是无意识的，但却充满动力、力量和精准度。无穷的能量在我的体内流动。我是纯粹和神圣的，宇宙也是纯粹和神圣的，而且意味深长。跑步引发的热情是真理，就像诗人吟诵的那样，激荡在我的心中。

于是，在最后的几公里中，我完全沉浸于冥想当中。任何事情都让我联想到圣事——公路变成了圣地（也就是《圣经》中上帝或圣灵所在之地），路上车水马龙，空气浑浊不堪，吵闹之声不绝于耳，但视觉和听觉已经被我封闭，任何纷扰和骚动都无法搅乱我的心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自己经历了布莱克所说的“完整”。

人的身体绝对没有与灵魂分离开来。能量是唯一脱离身体的生命；而动机是能量之外的外在条件。而且，能量的确是永恒的快乐。那么，当我到达终点时，游离的思想又回到体内。那些一触即发的能量逐渐流入头脑和灵魂中，达到满溢的程度，并逐渐创造了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一种除了我和宇宙别无其他的巅峰感，也就是“禅宗”所谓的开悟。如果此时此刻，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回答最后一个关于你、我和宇宙的存在的戏剧性问题，那么我至少知道，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明天，我将重新上路，继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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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带上真理，共同上路。其实，我天天如此。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真理都如影随形地与我相伴。路上，我每公里的用时是3分钟。我体验到那些无法领会的东西。因为对于你、我和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经验是对真理的最好诠释。只有能力非凡的人才能通过推理得知，摩西从西奈山上带回了《十诫》；[1]而作为凡人，我们只能用身体来领悟这一切。

因此，一开始我们就战战兢兢并寻求理解，尽管一切智慧都源于恐惧。通过身体和感官，我们了解到，规律就是事物的运转方式，而《十诫》就记述了宇宙是如何运转的。而且，我们发现，越是接近这些存在方式，我们就越容易理解“我就是我”这句话的含义。

并非每个人都会认同我的观点，但跑者会。跑者把孤独、沉默和痛苦据为己有，他的要求逐渐被剥夺，他也因而成为附属品。除了生命、空气和水，以及地球上的一个落脚点之外，跑步让我变得越来越无欲无求。我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比意志还要坚强的东西，并任其摆布。这是我的想象吗？还是真的是跑者的意志？

除非你开口要求，否则，这一时刻绝不会轻易来临。跑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而必须得到严肃的对待。我不愿从那些习惯于回避的事情中寻找真理，同样，我也不愿从那些被我当作手段而非结果的事情中寻找真理。如果跑步仅被用作健身、减肥或缓解紧张情绪的一种手段，那么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引出真理，只会离经叛道。

于是，我占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边跑，一边冥思苦想，仿佛我的生命就取决于这一个小时。我深陷于现在、过去和将来之中；深陷于感觉、视觉和听觉之中；深陷于那些让我认识到“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我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深陷于为什么以“是”为存在理由的人本应该依据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理解之中。

我对身体的利用还远不够充分吗？唯一的回答就是，据我所知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公开的真理必须经过验证，即使不是通过智力或改变意识的某种特殊能力的检验，也要通过辛勤的工作和努力来检验，不论这种努力是多么平凡；或者也可以通过期望、决心和人人都具备的素质来检验。

人类的身体完全符合这些条件。身体是哲学家眼中的绊脚石，身体被他们排斥和遗忘，但身体却能传达信息。通过身体，我们领会到，改变性爱规则并创造肉体一词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就是赞美躯体的圣歌：“盲人见到光明，跛子阔步前行；聋子听见声响，哑巴开口说话；人饥渴难耐，纵欲无度；有颜色，有声音，有风，有水；有暴风雨，有干旱；痛苦、困难和折磨和死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内心的“跑者”就是这样认为的。起跑时，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充满了罪恶感、怀疑和绝望，但很快我就发现了身体和感官的极限。我一边跑，一边与自己进行完全意义上的融合。我可以判断风速、温度、湿度，以及我是否在坡上和坡度如何。

我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从一个表面到另一个表面，我始终在倾听风的声音并变换脚步的力度。同时，我也理解了眼前的日光、影子以及贝尔纳诺斯所谓的奇迹般的孤独和逃避的公路本身。他写道：“如果人没有在第一缕晨光中看到公路，看到两排树之间的凉爽与生机，那么他就不知道希望的意义。”与此同时，贝尔纳诺斯坚信，人必须把孤独和沉默据为己有。否则，他对社会毫无用处。

赛跑选手不必每跑1公里就休息4分钟，或者说，每跑一次马拉松赛就休息4小时。唯一有必要的就是，他要不停地跑下去，并时不时地遭遇痛楚。总有一天，他会觉醒过来，并发现自己沿途体验了使人获得自由的秩序、规律、爱和真理。

在一望无际的公路上，你和我同样可以有此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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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位神论者。那天，我与他共进午餐。他问我：“你相信人会不朽吗？”这个话题似乎有点老生常谈的意味，但如果你的朋友也是一位神论者（完全坚持个人的伦理标准），那么你就会习惯这种问题，即使是在用餐时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一位神论者似乎随时乐意讨论永恒的真理。事实上，我的朋友让我相信，他们宁愿讨论天堂，也不愿提及实际存在的地方。

这一次，我却情愿接受尖锐问题的挑战。就在前一天，人的不朽把我从幼年时的信念和大学时的理论带到现实中来，人的不朽变成了现实。当天下午，奔跑中的我突然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成为最完美的跑者——从容、稳健、毫不费力地向永恒奔去。经过一年日日不辍的训练，我终于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识境界或存在层次。

就选手而言，赛跑始终是一种沉思和冥想的形式；是一项可以取长补短的活动，就像桑塔亚纳所说的，净化人的灵魂；是一个让身体动作与思想和精神保持和谐，以赏识真善美的时刻。但显然，赛跑的意义还不止这些。

就在那一天，赛跑成为我的一种神秘体验，成为证实上帝存在的证据。而且，我敢肯定，它对于其他人也是如此。

所以，某些事情发生了，就像《哈珀斯》（Harper’s）最近收到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人的确知道，相信，并难以忘记它。”这种状态是无法证明的，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是不可能经过分析的。另一方面，否认这种状态也是徒劳的。威廉·詹姆斯认为：“神秘已经存在，无可置疑。”以他来看，神秘是无懈可击的。

詹姆斯的论断几乎从未遭受过质疑。我们并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但至于他的话是否真实，仍有待于检验。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让他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印证。

现在，我似乎见到了一缕曙光，因为美国不再对禅宗冥想无动于衷了。闲暇之时，我们发现了拯救和释放真实存在的方式。因为，正是运动最终让普通大众了解了真实的自己，让其摆脱了权威，让其发现并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对于赛跑选手来说，这意味着，孤独确实是生命的必需品，而不是失败的标志。至少对于选手而言，社会是一个迷思，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社交，按照真实的内心改变生活。

最近，一个以精神病学家身份参加马拉松赛的朋友问我：“开始跑马拉松之前，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不记得了。如果在此之前确实存在生活的话，那它一定是不完美的，也一定是不完整的。

最确切的回答应该是运动。诗人乔纳森·普里斯写道：“实际上，庄严世界里存在着许多可以被称为运动的活动。”跑者的运动就是奔跑，而其他的也只适合于其他人。

你的选择取决于你自己。我不能生拉硬拽地让与我不同路的人参加午后训练，然后将自己对于不朽的理解强加于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而且，这个选择必须是你的游戏、你的运动、你的比赛。乔治·伦纳德写道：“我们的比赛方式绝对代表了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对于舞蹈家来说，是舞蹈让他们感受到生命与不朽。“只要做好一个跳跃的动作，”杰克斯·唐波士（Jacques D’Amboise）说，“它就会带给我永恒的感觉。于是，我凌驾于时间之上。”其他人则通过滑雪、冲浪、空手道、高尔夫球、橄榄球或凡是你能想到的运动，来获取这种体验。

至于这种体验会持续多长时间，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要想获得自由，人必须接受纪律的约束。但初学者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只有做事的方法超越了正在做的事情，你才能达到这种意识境界，才能加深你的内心深度。

不过，鉴于你的年龄，要是再有人问起这个让你备感困扰的问题，你就可以回答说：“这些就足够了吗？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1] 据圣经记载，上帝的十二使徒之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逃出埃及，过红海，登上西奈山。在山上，上帝亲授《十诫》，即上帝子民需要遵守的十条诫律，包括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窃、不贪图他人财产等。——编者注

Growing

第17章 蜕变

在路上，我与自己不期而遇

我置身于那座最理想的伊甸园之中，梦中的伊甸园。

危险在于，我将乐不思蜀，再也无法到达那座必然存在输或赢的天堂；

危险在于，我将停滞不前，再也得不到成长。

跑步是一种危险游戏。一方面，这个危险指的是满足感。从身体的角度来说，跑步让我们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跑步让我们产生依赖感，并形成一种习惯。因此，为了放弃跑步，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意志力。而且，跑步的孤独感让我心满意足。我常常怀疑，隐士是至高无上的享乐主义者。

由跑步，我产生了这种绝对意义上的满足感，这种心无旁骛的意志力，并认为其他一切都不值得我为之付出努力。每跨出一步，我都要用“满足”冒险，冒着被厄普代克刻画成满足的人——“穿着衣服的动物”的危险。

跑步可以做到这一点，奔跑的我获得了纯粹的满足感。我不再成长，我完全为了在公路上的这一刻活着。毕竟，除了跑步，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跑步，我到哪儿去寻找无懈可击的感觉呢？除了跑步，我如何才能体验到这份平和与安宁呢？

这种满足感实在是太充分了。公路变成了我的隐匿之地，我仿佛逃离了世界，退却到一个有限的宇宙中。在这里，只有我的所见所闻、我的脚步声；只有冷、热，阳光、雨露和清风。我把一切都精确为这一时刻、这条公路、这场比赛，其他一切都无法转移我的注意力。我从中得到了满足。

这是一方面。如果说，我不是厄普代克笔下的动物，那我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我置身于那座最理想的伊甸园之中，梦中的伊甸园。

危险在于，我将乐不思蜀，再也无法到达那座必然存在输或赢的天堂；危险在于，我将停滞不前，再也得不到成长。

然而，那种前进和成长更加危险，或许会是一个人遭遇到的最危险的事情。跑步一经变成冥想，危险也就无可避免。这时，我已然是善于思考的成年人，告别了孩童时代的自由，并在短短几小时内完成了以自知之明为目标的生命之旅。善于思考的人一定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且，就像加赛特所说的，他终将隐秘地消失于人的视野之外，来到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的世界。思想把跑者稳定的世界推向危险之巅，而他只能孤军奋战。

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一边跑，一边冥想。这时，我放弃了纯粹意义上跑步对我的庇护；抛弃了在日常生活中树立的信念。接着，我又离弃了祖先、传统、教堂、社会、家庭，以及值得我珍视的一切；遗弃了一切未经我亲身证实的一切，如梭罗所说的，只有通过直接交际和通感才能认识的人和事物。在河岸上这个看似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时刻，我把一切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我不得不孤注一掷。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我做决定——决定我的生命；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必替我思考。而对于普通人，爱默生是这么说的：“他能想柏拉图之所想，感圣人之所感，并理解降临在任何人身上的一切。”

这就是我所面临的胜负抉择。为此，我无法指望运气和机遇，只能做出选择。生命中无所不在的是选择，而非机遇。我能够观察、感觉，甚至体味到的一切都是选择——选择我的本性、我的价值观、我的英雄主义，以及凭借想象、推理和直觉来探索只属于自己而非他人的独特使命。

从未有人说过，选择是顺利的、稳妥的。我们与生命之间不是契约关系，但每个人来到世上的目的不只是回避痛苦和享受快乐。迟早，我都要告别孩童般的存在方式。尽管情非所愿，但我必须冒离开的风险，冒满足的风险；我深知，为了获得重生，我至少要被逐出伊甸园。

而且，我还知道自己将永远无法重返伊甸园。为此，我将迷失于对自我无止境的探索之中，尽管这些探索是徒劳的。然而，我将再也无法重拾被自己遗弃的宽容信仰和超脱之心。

我不需要其他选择。在这场比赛中，唯一稳妥的选择就是不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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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奔跑，我形单影只。路人想知道，我已经跑了多远，我还要跑多远。在他们眼中，我孤零零地跑在一条看不见起点和终点的路上，我似乎与世隔绝、不堪一击，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他们力所能及的就是，把汽车停在一边，并善意地问我是否需要搭车。

我之所以如此了解，是因为我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当奔跑者映入我的眼帘时，我所想到的也不过如此。无论我在这条路上挥洒过多少汗水，另一个奔跑者的孤独都让我不寒而栗。在沙尘弥漫或狂风暴雨中，只要瞥见奔跑者的身影，我就会为自己安然无恙地驱车赶往温暖的家而感到满足。而此时，最令我迷惑不解的是，我怎么能独自一人穿越那片天地，我怎么能抛却舒适、温暖以及那种亲密感和归属感，来做这样一件令人心烦意乱的事情？

但是，直到脚踏实地跑在路上，我才意识到，我所放弃的不是舒适和温暖，不是亲密感和归属感，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召唤我的孤独感。

早在穿上跑鞋前，我就开始了解真实的寂寞、真实的孤立、真实的孤寂。早在我成为不合格的儿子、丈夫、父亲、医生、爱人和朋友之前，真实的孤独感就已然存在；早在我辜负爱人、事业、成功、胜利、高尚的生活之前，这种孤独感就已然存在。

没有人能够替我思考；没有人能够代替我死亡。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开始暴露出来，我无法指望任何人来帮助我。

于是，真正的孤独在于，我发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内心空虚、陷入深渊、虚伪，我的行为、我的成就、我的睿智言语，以及我和我漫长孤独一生的假象。

就在我被这一切弄得不知所措时，我带着孤独来到了公路上，只是为了找到真实的自我，倾听内心的呼唤，并主宰自己的命运，尤其是为了见证必然和答案的存在，即使我永远都找不到答案。

听起来很熟悉？不错，我们对别人可能都不满意，但内心才是我们的终极敌人。“我永远都要受此折磨吗？”安德烈·纪德（Andrei Gide）写道，“我从早到晚都在担心，担心不知道自己会是谁。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谁。”

那么，不妨听听精神病学家R. D.莱恩（R. D. Laing）是怎么说的：“我的成就不是人们给我起的名字，也不是人们对我的称呼。我不是我的名字，我是一块领土，而别人对我的称呼就是我的一张地图。那么，哪里才是我的领土？”

你在公路上见到的那个孤独的身影就是我。当时，我正在寻找领地、自我以及我所必须成为的那个人。在路上，我不再是一个看着自己思考、交谈和反应的旁观者，我不是那个引人侧目、需要别人帮助和关爱的人；在路上，我是完整的、纯粹的；在路上，我终将成就自己。

在路上，我与自己不期而遇。这种邂逅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内心孤独，不可能被外人所察觉和理解。这是一种无法描述和体会的处境，是一种被哲学家定义为寂寞的状态。它不再是我与深渊，而是我与上帝。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计划和一个行动指南。实践起来，远非说说那么容易。与朝圣者的旅途一样，这条路充满了终点和起点，充满了险峰和幽谷，充满了痛苦和愉悦。我时而沮丧，时而得意；时而为行动和思想的交融而欢快，时而为缓慢的进步感到疲乏。但就在那一刻，我认识了必然的存在；我知道，动物与天使的奇异化身、身体与意识的神秘交融，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复杂配合自有答案。就目前而言，如果答案只在此时此刻说得通，只与最不具代表性的赛跑者的我相符，这对我就已经足够了。

正如爱默生所说，通过全身心地投入，通过释放人性，我完全被宇宙中的世界所吸引。于是，孤独终于被驱散了。我知道自己是神圣的，是造物主的杰作，我注定要出自他的手笔。

那么此时此刻，一个孤独的人在孤独的路上奔跑，又做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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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选择跑步时，健全的身体与健康的心理之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肌肉的力量自然被转化为美德。应对痛苦和疲劳的能力让我控制了罪恶和焦虑：正常运转的身体与健康的精神和心理似乎是相辅相成的；最稳定的生理状态应该与心理状态保持同步。我认为，体能回馈给我的不仅是身体，同样也是精神。

事实并非如此。越是上足了发条，越是接近完美的身体状态，我就越会意识到精神的贫乏。我绝对不是正常的、健康的、快乐的，相反，我很困惑、愤怒、矛盾，我怪罪别人，推卸责任。当脉搏趋于平缓时，心脏却跳得更加强劲。我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就是一个谎言，我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助我逃避现实的矛盾。

随着耐力的增强和成绩的提高，我的日常生活就一直交织着罪恶与焦虑。生活并没有因此趋于正规化、自动化和固定化。相反，我发现自己无法应对和调整生活，而现在，我知道自己永远都无法做到。正常的生活，属于别人，不属于我。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愉快地上路了。我依然保持每公里大约5分的速度；我的睡眠质量很好，进食规律；我的内脏运转正常；几乎从不头疼或肌肉痛。只要我愿意，我有足够的体能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的身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而且，它还在不断地微调，以期好上加好。

但身体上的健康对于我的心理健康却毫无益处。事实上，它加速破坏了心理健康。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状态来衡量自己，这就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不过老实说，我就是用身体健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就我而言，身体的寿命证实了常言道出的一切道理。

罪过就是无法释放潜能。生命的答案就是长寿。你必须找到不可能的极限，然后超越它。内疚就是虚度的生命。当我的健康状态良好，体内的脂肪已经燃尽，并且决心已定时，我看到了不假隐瞒和掩饰的自我，我再也无法忍受自己伪装成的那个人了。但是，此时我还没有准备好与真我较量。

这一切都表明，好戏还在后头。

对于神经症患者和正在忍受罪恶和焦虑的人，我不得不多说一句：跑步绝对不单调沉闷。事实上，赛跑足以激怒周围那些像我一样忍受不满的人。任何一个像我一样选择寻找自尊、探索英雄行为的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有可能遭到谩骂和侮辱，而跑步的我却用所有不堪入耳的话来鞭策自己。

尽管如此，我知道自己终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只有在奔跑时才能感受到的和谐。那时，我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与我的天使同进退。而且，就是在当时，我理解了叶芝的诗：

我的身体突然燃烧/差不多有二十分钟/看来/我将快乐无比/感谢上帝……

于是，为了赎罪，我惩罚自己跑完48公里。我忍受着乳酸堆积带来的痛苦，并体会到了缺氧的滋味。终于，罪过被赦免了，我不再恐惧，不再焦虑。马拉松与之如出一辙，1公里接1公里炼狱般的痛苦，然后到达终点，平和超越了理解。这一刻，甚至连死亡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时刻和这些比赛支撑着我。比赛结束后，我便开始为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耿耿于怀。由此可见，健全的身体与健康的心理似乎不是同步的，甚至，心理会滞后于身体。但无论如何，身体和精神必须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你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到那时，我就像尼金斯基一样，为了每一个舞蹈动作而继续活着。哪怕身体不能移动了，我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放弃健全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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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汤姆·奥斯勒是戏剧学院的数学老师，同时也是80公里比赛的选手。他说，沮丧是一种生活。参赛选手必须预料到，且勇敢地面对它。沮丧就像欢乐时光那样正常、那样合情合理、那样必然。

如今，每半年或每季度，我的情绪就会经历一次极度沮丧的波动，因此，我倾向于赞同“沮丧即生活”的观点。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回避沮丧，这种内心的不满仍愈加强烈。差不多每隔6个月，我就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每一项任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值得我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

训练因此遭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影响。实际上，沮丧的第一迹象是，感觉一切都不太对劲。我不再期待日常的训练，但无论如何，我不应该如此看重兴趣，而是应继续跑下去；我很容易疲倦，并且对跑步提不起一点兴致。而沮丧带来的影响还不只是对赛跑失去热情，我的感觉、情绪、注意力、思想深度，以及我对自己及他人的态度都受到它的影响。我不再为了缺氧症、乳酸堆积和肌糖原损耗感到困扰，而是需要去直接对抗情绪低落和依赖性、抵触心理、自怨自艾、犯罪感和孤独感；确切地说，我陷入了灵魂的黑夜之中。

夜里，我无数次地醒来，却不为任何理由；清晨，我仍未消除疲乏，不愿迎接新的一天。我宁愿撕下伪装的面具，并等待这种可怕的状态逝去。

难道就像奥斯勒所说，这种状态是无法逃避的吗？或者，这只是我身体的某种暂时的状态？那么，我能否采取一些谨慎的态度来消除这种不可避免的痛苦呢？

这样的周期性情绪是必然会出现的。《传道书》说得没错，一切自有定数，跑步有定数，不跑步也有定数。人性对谨慎不以为然，相反，它却要求我们把自己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竭尽全力。可以预见，我们会经受周期性的疲惫、周期性的失败、周期性的沮丧，以及幸运的“周期性的重新评价”。

目前，我就在经历《传道书》所描述的“千锤百炼”的周期，这也就是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为这本书写下如此寓意深刻的评价的原因，而我也相信它所写的观点。

语言原本无法形容令人厌烦的事情和索然无味的日子。而现在，这本书做到了，即“一切努力和成就都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嫉妒”。《传道书》提出，不同在于，当一切进行顺利，而不是局势恶劣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时；当胜利而不是失败时，沮丧的情绪就出现了。沮丧的前奏不是悲剧，而是喜剧；不是我的最差比赛名次，而是我的最好比赛成绩。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前，我参加了在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艰苦而又需要勇气的16公里长跑。我已经趋于极限，并击败了不可能超越的对手。但接着，我又以更快的速度跑了8公里。而且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给对手任何超越我的机会。1小时04分15秒，这是我开始赛跑以来的最好成绩。

后来，我懒散地躺在纽约天安教堂教区（Heavenly Rest）的椅子上，看着同场的对手们喝咖啡和吃炸面包圈时，我感到温暖、疲倦和满足。我转向旁边的一个朋友，并对他说：“乔治……刚才……我能把剑从石头里拔出来。”

今天，如果我又说了这句话，那就狂妄自大了。我已经失去了叶芝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天真”。但我知道，生命不息，跑步不止。令人满足的跑步时刻迟早会到来，参加同一场比赛，在同一条路上奔跑，这些都足以让人满意。即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绕着一个又一个圈子跑步，生活也让人满足。

因此，只要跑步成为我一生的焦点，那么无论以哪种方式我都会得到满足。

然而，跑步并没有占据我们的全部时间。除了奔跑，我们还要知道，若你跑步只求达到优秀，那就会阻碍你达到卓越。这不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相反，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就像安妮·林德伯格（Anne Lindbergh）所写的那样，我的财富多到让人厌烦的程度。而现在，是时候回答《传道书》中提出的问题了：“如果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生命，那么他最好做点什么？”

若不是因为沮丧，我本以为，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但现在，我认识到，仅仅跑步是不够的。仅仅回答“希恩是我的名字，跑步是我的运动”，也是远远不够的。如今看来，除了跑步，理解生命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商业、政治、艺术或科学。

我想起伯尔纳德·德·渥托（Bernard De Voto）对罗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说过的那句话：“罗伯特，你是一个好诗人，但却是一个坏人。”

也许罗伯特是，也许也不是。但就我而言，这句话似乎可以作为任何人的墓志铭，包括我在内。周期性的沮丧情绪让我认识到，生命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是一场竞赛，而上帝所评判的是选手，不是成绩。

不是比赛，而是选手。照例，敌人存在于内心之中。

在圣诞节早上我同样跑步。今天，《新约全书》创造了肉体一词；今天，耶稣化身为人；今天，世界被赋予了欢乐，地球被赋予了和平，人类被赋予了善意。而我仍一如既往地跑在河岸的公路上，欣赏我的躯体，庆祝基督降生并经历转世。我在大腿、肺部和脉搏的节奏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发现了喜悦和欢乐。

在别处，善意的人们互换礼物、做礼拜、准备盛宴。这一天笼罩着同情和爱的光环；这一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这一天，没有人应该忍受孤独；这一天启示了你对于自我、宇宙和对手的见解。

我孤身一人，快乐地畅游在内心的宇宙中，我为身体注入喜悦和快乐。宇宙不仅是讯息，也是媒介。我的身体生来就要接收讯息，并在媒介中进行创作。我的身体没有一丝赘肉、腿部粗壮、个子矮小。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性格外向。

我就像玛莎·格莱姆（Martha Graham）笔下的现代舞蹈家，玛莎说：“他们的体形在更大程度上是为旋律和速度设计的，而不是争论。”而且，通过舞蹈，他们发现了自我。同时，我正在通过跑步观察自我。再一次从起点出发，以身体为起点，而考文垂·巴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对身体的描述是：“作品和创作者无上的慷慨行为……其中蕴藏着如此丰厚的财富，以至于天堂和地狱为了这片领地扭打在了一起。”

我开始为自己放声歌唱，并希望像惠特曼一样用诗来吟诵自己的一生，我希望能发现别人具备而自己欠缺的品质——对爱的信念。

爱也需要肌肉，但在此之前，我却从未用过它。出于某种原因，感觉本身很难超越情感，进而发展成为亲切，甚至是爱。如果你缺乏普通人所具有的热情或勇气，那么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我的主要特征不是热情或勇气，而是拥有一种放弃、退出或清心寡欲的动力。我回避风险，因而更容易受到攻击。我不情愿拿任何事情跟任何人打赌。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幻想世界中。

现世与幻想确实是两码事。现实是美丽的、真实的且令人愉快的；积雪在脚下嘎吱作响；纯净的阳光洒在白色的山坡上，天空既高远，又蔚蓝；空气干燥、清新，让我呼吸顺畅。

我的感官中充斥着我呼吸的声音和我经过时留下的轻柔脚步声。我生活在布莱克描绘的时间和空间中——动脉一次有节奏的跳动等于6 000年，而空间的规模还不及人类流向来世的一滴血。

但除了这个，我不会再容纳其他的时间和空间。我仍旧孤身一人，不敢让自己的孤独靠近别人的孤独。而且，我仍然欠缺与人相处和恋爱所必需的耐心、宽仁之心和容忍之心。

至少就这一点而言，长跑选手的假期似乎太多了。当社交和仪式达到顶点时，我简直可怜极了。另外，当人们互换礼物及其隐私时，我已经受够了。我差点起身为吝啬鬼辩护，让我们独自忍受痛苦吧，让我们想法拯救自己吧。

在圣诞节的早上，我离开家人和朋友，远远地跑开了，我希望能找到通往现实存在的路。直到意识到自由，我才会与纯粹的真理单独交换礼物；直到感觉到快乐，我才会冒承诺来世的风险。否则，我只能享受或许无人能够理解的安宁。

孤独的人沉浸于思想、想象和自我分析中，我也不例外。我害怕把精力投入于任何不够完美的事情中，无论是思想还是人。与他们一样，我对爱情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却无法给予。我担心得不到爱，更害怕得到。

当我思考时，跑步已经无法满足我，我只能沿着河岸的公路孤独、寂寞地跑着。

对于任何让我流泪的人，对于任何让我理解了快乐的人，我欠他们一份情；当我发觉那个超越现实的世界时，我欠那一瞬间一份情。我深知我不是生物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动物，而是《圣经》中定义的“人”。因此，我的存在必须以某种方式呈现出上帝的恩泽。

上周，我遇到了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小姐，确切地说，是被当作艾米莉·狄金森小姐的朱莉·哈里斯小姐。我与她相处了一个半小时，在这短短的90分钟内，我褪去了沉着镇静的伪装，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坐在那里，拿着手帕，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知道，这就是诗的力量，”艾米莉说，“身体上的感觉就是，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的状况或许有所不同，但同样是身体上的感觉，同样无法控制。当诗、天才和真实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就顿悟了；当我清楚地看到，生命不是生物、社会或政治游戏，而是宗教游戏时，我同样顿悟了。我用身体的每一根血管、神经末梢和肌肉纤维顿悟了这一点。

艾米莉参与了这个宗教活动——把世界缩小到自我、家庭、自然和上帝的范围。她每天走过的最漫长的路就是从卧室的门到楼梯的扶手。同样，其他人的活动范围也很有限。以罗丹为例，他曾经对里尔克说，他阅读了《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本书，读到第三章时，只要文中出现“上帝”一词，他就将其替换为“雕刻”。据他所说，读起来依旧朗朗上口。

这样看来，艾米莉理解了诗的意义，并与上帝赌了一把。用她的话说：“上帝说，需要什么，你就拿走什么，并为此偿还什么。”但最好是，需要什么，你就拿走什么，然后用它来得到什么。赌注？你的灵魂、你自己，还是你的生命？“我将告诉你我偿还了什么，”她写道，“准确地说，是一种存在。”

当然，最后艾米莉赢了。她利用“窃贼、银行家和神父”赢了。她听天由命，并用讽刺的口吻为“你的口是心非”道歉。她发起了挑战和控诉，但她知道，天堂又是一番新景象。但无论如何，两者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回答的拙劣程度有如在游戏中输得一塌糊涂的上帝：通过完善缺陷来达到完美。自始至终，她都确信，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诗人。

跑者知道上帝在奔跑。“有些人坚持在教堂里度过安息日，”艾米莉写道，“我宁愿待在家里。”而我在数百个跑者的陪同下，在中央公园里度过了安息日。

我们在第91大道的入口处庆祝安息日，它位于古根海姆的北部并穿越了冲破终点者的聚集地——天安教堂。我们像许多在前厅等待的灵魂一样懒散地消磨时间。而同时，在另外的某个地方，新生儿就要降生了。

发令枪响了，我已经为比赛做好了准备，并期待经历严峻的考验。但一切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在起跑大约1.6公里之后，我就开始思忖：“我为什么要出发？”

我是否已经做出了牺牲、摒弃了欲望、拒绝了要求、逃避了快乐？我在忍受痛苦，与此同时，我知道除非比赛结束，否则痛苦不会消失。而且，无论多么努力，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超越，接连失利。难道这就是我最擅长做的事情吗？

再往前跑1.6公里左右，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诱惑出现了——退赛。没有人会知道，退出并不意味着停下，而是距离超越极限稍远了一点；但是让步伐慢下来，我就可以无痛苦地呼吸，并让双腿感觉放松。

而后，一切都结束了。最后一段路程简直是死里逃生，亦步亦趋，我当时甚至不敢看距离终点还有多远。但是，比赛一结束，我就知道自己用37分11秒跑完了10公里。而这，就是超越绝对极限的理由，就是生物社会中宗教动物的能力所在。

我成功了。我在等候上帝。我和其他人齐聚天安教堂，我们的精神得到了净化，内心享受到安宁。欲望不再是欲望，要求也不再是要求。此时，来一杯茶就更好了。我可以触摸、拥抱并祝贺别人。我的身体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你或许会说，这是雕像，艾米莉就是这么说的。我越发感到满足，但仍然嫉妒她的洞察力。当然，有人认为跑步很空虚，除了遗憾，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感觉。她看不见沼泽、海洋，几乎看不见人。她所热爱的少数人逝去了。但自始至终，她都在与上帝进行着一场赌博。每天只走几步棋，占领自己的阵地；她走一步，然后等他走下一步。

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然泪眼朦胧。100年前的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似乎就在眼前。

这场比赛结束了，下周我还会回来。这星期已经开始了，我又将成为罪人。我会分辨食物，屈服于身体的欲求；我又忽视了美丽，遗忘了真理。这个星期，上帝将成为窃贼、银行家、神父。但到了星期日，他将成为我的朋友、爱人和竞争对手。而且，我将在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他。只有这样，我才能理解赛跑，因为我将流着泪跑向终点；我也将理解快乐，而且我能感觉到，在跑步中自己早已陷入了冥想之中。

Seeing

第18章 看见

跑得越远，离自己越近

就在此时此刻，比赛中似乎存在轻松、快乐和理解。

暂时看来，任何信念都不会令人费解。

我仿佛注意到事情真实的存在方式，而我就是国王。

我们不是天生的观众、旁观者或局外人。你和我都无法像戏剧迷对待戏剧那样对待生命，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相反，你和我应该是在舞台上构造、创作和演出戏剧的制作人、剧作家和演员。生命必须经历亲身体验，必须呈现出来，而我们出演的则是代表自己的那出戏剧。

当然，观察别人有据可依：学习别人做事的方式；审视完美人类的身体、灵魂或智慧。我们之所以注意别人，是想把他们的技能、智慧和信念据为己有。但终究，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技能、智慧和信念。否则，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自己能够实现什么目标；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未曾把两者的意义联系起来。

在跑步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一边跑，一边开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和智力神经。我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遗忘了自己认为贵重并值得珍视的一切。仿佛接近赤裸的我突然降临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那里有一条乡间小路，我每小时能跑13公里。因而，我发现了完整的宇宙，以及让智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自然和超自然。这是一个在开始时就没有汗水和疲惫的生命、世界和宇宙。

我在汗水中得到净化，我在汗水中接受洗礼。再次上路后，我又穿过了一座伊甸园。我洗心革面、不再堕落，却不知道自己还要再经历一次堕落。至少，就目前而言，我是一个在玩耍嬉戏的孩子，置身于专门为我设计的家中，并在一个充满仁爱的世界里备受呵护。每当穿过一条马路，我就用视觉、听觉、味觉和感觉来揣摩它的每一寸土地。我与诗人霍普金斯同声高歌：“我在做自己，这是我降生的理由。”

不过，一座山坡横亘在面前，而我知道，自己还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既然接受了挑战，我就不得不选择苦难、忍受痛苦、承受艰辛。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必须体验罪恶、自由意志和优雅的神秘之处。当我离开平地上永无止境的时间跑道时，唯一的感觉到的就是甘冒一切风险登上斜坡。

起初，微微的自满让我步履轻盈，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布基·富勒对自然的描述是：无论何时，无论我们需要什么，自然都早已准备好，并将其双手奉上。但久而久之，斜坡对我的考验越来越严峻。我已经达到生理极限，到达可能的尽头，我不可能再忍受了。“受够了！”我几乎脱口而出。这种程度确实足够了，但我决不会屈服。

我在与痛苦和不公作斗争，我在与一切内心和现实中的邪恶作斗争，而且，我决不会屈服。我一定要征服这座小山，而且单凭自己的力量。

卡赞扎基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宽恕撒旦？”上帝回答说：“当他宽恕我时。”在《给希腊的报告书》中，卡赞扎基独自攀登山脉，离去时他说：“这是一条由我的鲜血滴就的红色小径。”一想到耶稣在受难时遭遇的刑罚，他又汲取了坚持的力量。

我无法忍受这种天才人物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他们所攀登的山脉，我的山坡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所遭遇的痛苦不过是他们遭受的一个预兆。但无论如何，人类之谜依然存在。

况且，为了到达所谓的不可逾越的巅峰，我宽恕了上帝，我接受了痛苦，我攀上了顶峰；为了追求最短暂的永恒，我成为上帝的孩子、耶稣的兄弟，我成了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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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属于那些欢笑和痛哭的人。笑声是智慧之源，是证实上帝幽默感的第一证据。那些深谙“笑道”的人已经掌握了生命的奥秘，他们已经发现了生命就是一场精彩的游戏。

当我们见证事情的真实存在方式时，当我们理解威廉·布莱克所谓的“有生命的一切即为神圣”时，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无一例外地被当作无限时，痛哭就有了一触即发的意味。当我们享受想象带来的无比喜悦时，当我们最终不得不向生命屈服时，当我们超越推理和逻辑领悟到考验“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快乐真谛时，不禁潸然泪下。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情绪需要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我们无法触摸、倾听或观察真实的世界。“任何事情都值得我们注意，”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写道，“但只有艺术值得我们去观察。”

不只是艺术，但艺术超越了其他一切。很多事物之所以没有达到被观察的地步，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行为、索取而消耗；被布莱克所谓的邪恶、懒散和残忍所占据了。我们无法恋爱；我们缺乏激情；我们不紧不慢；我们松松散散；我们没有一丝热情。

我们的面孔、灵魂和智力证实了这一点。心脏病学专家乔治·伯奇（George Burch）通过在大街上观察路人的表情，就悲观地认为，医学已经无计可施了。

然而，假设布莱克言之有理，那么每个人就都能够观察事物的真实存在方式。幻想能力可谓是一种天赋，但这个意义上的感知过程必须得到净化。否则，我们仍将置身于由推理和死亡主宰的世界中。我认为，净化过程的首要步骤是制定净化纪律，然后再致力于提纯工艺。对我来说，我所指的是跑步，即所谓的长跑。

跑步把我的身体推向巅峰状态，并且使我的感官异常敏锐。因为赛跑，我仿佛是第一次触摸、观察和倾听周围的世界；因为跑步，我激动地跨越第一个障碍，浑然忘记了与身体配合；因为跑步，我逃避了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凡；而且，因为跑步，我不再时而心不在焉，时而感觉索然无味。

最重要的是，跑步使我体会到柯林·威尔森（Colin Wilson）在《旁观者》（The Outsider）中提到的极限。他写道，这种极限只有通过受苦和不适才能得到不断的积累，而这种积累与快乐并无关系。只有经历了痛苦和不适，只有迎接了挑战，极限才会停留在瞬间，并直观地阐释永恒。

威廉·布莱克堪称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他，他是否把太阳看成是一个红色的大圆盘。他回答说：“哦，不，不，我看到一大群神圣的主持人在叫喊，‘圣洁的、虔诚的、至善的、万能的主啊’。”难怪他的妻子谈起他时说，她根本找不到与他交谈的时间。她说：“布莱克先生几乎总是神游于天堂。”

如今，我也可以轻松地达到这种境界。真、善、美突然拥抱了我。欢乐忽然降临在我身上，除了流下狂喜的眼泪，我唯有尽情地享受此时此刻。这让我想起了豪斯曼。他说，刮胡须时，他尽量不去回味诗歌，唯恐割断自己的喉咙。那么，当我混杂在芸芸众生中时，我一定不去想逝去的挚友写下的那些真实、优美、催人泪下的文字，我唯恐像个老年痴呆或傻里傻气的孩子一样坐在那里哭泣。

跑步时，我不会顾虑重重。当蒙受耻辱时，我任凭泪水在脸上流淌。现在，我开始赞同尼采的观点。他认为，鉴于某种“荒谬”的原因，他无法离开房间，因为他的眼睛肿了。“昨天，我一路上哭得太凶了，不是感伤的泪水，而是喜悦的眼泪。我把愚蠢的事情唱了出来、喊了出来、哭了出来。然后，我的视线再次变得清晰。”

这样的眼泪是无法捏造的，无论是我、编者，还是读者。“如果你让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说，“那么你一定是在为自己哀伤。”同样，只有那些为真善美动情的人、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才会让我们落泪；只有那些在净化过程中观察，始终尊重纪律和努力的人才能打动我们的内心。

诗人惠洛克对整个过程的描述最为精辟。他说：“长期的孤独和自律是诗人的祈祷，为此，他甘愿充当喉舌（比赛的声音或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由此，他发表了超越其发挥余地和洞察力的至理名言。”

世界属于那些致力于发掘智慧的人，属于那些欢笑和痛哭的人，属于那些在天堂与天使同眠的人，就像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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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自由，”别尔嘉耶夫说，“是最基本、也是最痛苦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对于时间问题毫无头绪的观察。他指出：“时间是邪恶奴役和极度焦虑的罪恶之子。”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他赞同佛教提出的“只要置身于时间当中，你就必须忍受苦难” 的观点。

除了我们可以承受的苦难：从厌倦到焦虑，从沮丧到担心，它们把我们弄得筋疲力尽，并最终击败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只要不自暴自弃，我们就存在无限潜能。

但是，人该如何摆脱时间呢？人该如何使自己免受奴役和焦虑呢？人该如何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呢？如果专家都不知道答案，那么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

好吧，我对你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只要遇到问题，我就会一边跑，一边思考。于是，在10月这个云淡风轻的日子里，我沿着海岸向北部的胡克跑去。我喜欢思考问题，并试着找出答案。同时，我也在探索人类的另一种条件反射，探索一种与感官或理性思维无关的自知力。

天气最先占领了我的感官。天空高远，好像触及天堂；公路两边深蓝色的海湾和大洋伸向地平线。只有在秋季，海洋、太阳和沙滩才会如此清澈明亮，让我为之着迷。徐徐清风吹过脊背，暖阳洒落于双臂。汗水浸透全身，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但之后，我的思想超越了视觉和听觉，我不再观察前方的公路和两边的海水。唯一占据注意力的就是跑步。我沉浸在意识之中，思想川流不息；我完全享受其中，浑然忘我；我感到舒适、平静、放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可以一直这样跑下去。

自始至终，我都把意识的范围限制在此时此刻；我从现实的时刻过渡到静止的时刻；为了现在，我遗忘了过去和将来；我离开了以脚步为节拍的线性时间；我的脉搏和呼吸均匀、和谐。此时，我跑了1.6公里，用时5分钟。

过了一会儿，我又切换至先前的状态，并让两种状态交替出现。简而言之，我继续挥汗如雨，快马加鞭，让太阳烘烤着臂膀，欣赏着海洋和天空，我又再次回到了现实——永恒的现在。尽管确切地说，什么都没发生。就这样，我暂停了思考，满足于这种不存在的状态，并享受着内心的宁静。

在我看来，尽管跑步的经历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无外乎如此——没有焦躁不安，全盘接受，放松，相信一切顺利。奔跑时，我获得了自由。我不求目标、不图回报，跑步就是其存在的理由。

另外，任何失败都不足以对跑步构成威胁。实际上，成功也是如此。任何因果关系都不足以让我感到烦恼或怀疑，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安全的。而且，在这种安全的庇护下，我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状态。

我从那种不存在的状态向现在和此时此刻推进了一小步。

赫胥黎提出，现在和此时此刻是灵魂穿越时间、进入永恒的唯一孔径。无论如何，我确实相信孔径的存在。我一边跑，一边通过孔径进入从未意识到的言语、思想、观点和概念领域。而且，我在这个不受时间限制的地方收获了以往比赛的成果。

当我再次感受汗水和运动，再次留意气候和天空时，我又前进了400米。我的身体总是很准时，而且从未脱离过正轨。然而，在前往胡克的某个地方，我不再为过去耿耿于怀，不再讨厌现在，不再对将来顾虑重重。

就像诗人布莱克所吟诵的那样——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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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复活之前，大多数人都没有弄清楚生命的意义。在那之后，我们所认识和信仰的东西必须通过冥想和降生得以加强，之后，我们的身体赋予了这些认识和信仰以人体器官。这样，我们才变得有血有肉，丰满起来。

人类的困境必然会激起智力、精神和身体的反应。正如加赛特所说的，它就好比是从未让我们感到满足却又接二连三出现的意外，就好比在未曾预先考虑过的世界中被社会所抛弃的人。

当我们遭遇危险时，当我们像西班牙谚语说的那样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时，我们往往被迫做出这些反应。切斯特顿讲述了其在一辆失控的出租车上经历的危险。“在短短几秒钟内，我一共树立了5种信仰。”他说。他从对异教徒的纯粹恐惧想到了对基督教的希望。

但这些启示和想法不必以恐惧为开篇，也不必被付诸行动，即使你仅存1分钟、1个小时、1天或6个月的生命。据我所知，一个下午的赛程就足以解决这一切。

在跑步之前，我笃信笛卡尔的哲学。身体不过是一台机器，我必须让它进入试运行状态，并对其进行调试。我必须提高身体素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思考。每一次接近跑道，我都会再一次认识到，就像我15年来一直见证的那样，我有自己的身体，我有自己的灵魂，我存在于一个完整的状态中。

无论如何，我首先是一个完整的躯体。虽然我的最终目标是了解周围的世界、自我以及我在世界中的位置，但目前，身体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要寻觅并根据风速、坡面、温度和湿度来调整节奏和步速，我要专注地感受足底、关节和肌肉的反馈信息。我是一个用头脑而不是精神去思考的动物。

不可思议的是，之后我的呼吸恢复了正常。就像是一架起飞后急速上升的喷气式飞机突然恢复了巡航速度一样，跑步又变得轻松闲适，几乎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跑步变成了游戏，而我也由动物成长为寻找乐趣的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被抛弃的人也会自得其乐。

但是，接下来那种安乐感和愉悦感消失了。跑步需要耗费力气，而轻松也只是暂时的。在接下来的115分钟里，比赛将变得越来越艰苦，我也很难抵制住打道回府这种想法的诱惑。人不能只享受愉悦和快乐，生活也潜藏着痛苦。由此可见，比赛是令人费解的，而且，这种困惑不仅存在于现在，还将一直持续至未来。

当呼吸第三次恢复正常时，我彻底跳出了这种茫然的状态。第二次正常的呼吸属于生理学的范畴，涉及心脏、血管和体温；而半小时后出现的第三次正常呼吸则属于心理学范畴，涉及思想与精神、快乐与平和、信念与希望、统一与必然。

通常，当我达到最佳的比赛状态时，我才会出现这样的心理和意识。我站在山坡上，俯瞰脚下的河流和遥远的家乡。在那里，人们还在为了维系自己、他人，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生命而辛勤劳作着。

现在，山坡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山坡，河流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河流，小镇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小镇，人也变成了全人类。就在此时此刻，比赛中似乎存在者轻松、快乐和理解，任何信念都不会令人费解。我似乎注意到了事情的真实存在方式，而我就是国王。

只有一次，我超越了这种理解，我把跑步变成了献礼。十几年训练有素、无数个小时的战术调整和技艺提纯，结果是我在上帝面前只是一个孩子，并把自己的杰作奉献给他。我取悦于上帝，以获得认可。而且，我发现自己——这个小孩——泪流满面，沿着河岸跑回了家。

几乎没有人体会过这种快乐，这种被认可的快乐；我们倾听阿奎那的教导，尽管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我们追随帕斯卡的理论：“从夜里十点半到凌晨十二点半左右，灵感出现了。火焰、亚伯拉罕的神像、以撒的神像、雅各布的神像一一闪现，但这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神像；无缘无故，却充满了快乐与平和。”

我们的人生始于足下，却止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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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的航班既沉闷又压抑。在路易斯安那州克罗利度过的这个周末可以说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经历。事实上，这次比赛将作为赛跑选手、作家，甚至单纯意义上一个人的我推向了人生的顶点。我获得了全美AAU（美国大学联盟）马拉松冠军赛的第一名，并进入了本赛事的前三名。

在比赛开始前，选手们纷纷找到我，并握着我的手说：“希恩博士，我很喜欢看你的书，并且想让你知道这一点。”有位选手甚至说，有人送给他18 册我的书作为圣诞礼物。整个周末都有人在找我，告诉我，我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大。

后来，在庆功宴上，有人为我颁发了一枚勋章，上面写着“本年度最杰出的长跑选手”。上一年，这个奖颁给了弗兰克· 肖特（Frank Shorter），上面写的好像也是这句话。我居然被划分到与不朽人物相同的行列。于是，为了表示尊重，我有幸发表了演讲。

我的讲话大大超过了其本身的含义。这是一次表达感情的机会，我依次向每个人传达信息，并发现自己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我向他们阐述了身体的美丽，以及我们是多么需要运动。我对他们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英雄，而且如果足够英勇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上帝。

当我泪流满面地结束演讲时，他们也受到了相同的感染。我们纷纷起立，为自己所成为的那个人、自己的成就和当时的感觉鼓掌。

而现在，我已经乘飞机离开了那里。我又会飞向何方？从这里出发，我又将去往何方？到了那里，我会超越原来的自己吗？

我从哪里才能够获得比那一天更强大的力量和风采？

我再一次领会到，生命是一个永远无法弄清楚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即将解决问题时，生命的问题才会暴露得如此明显；只有当我们成功时，生命的问题才会暴露得如此明显；只有当我们有备而来却准备得不够充分时，生命的问题才会暴露得如此明显。

智者早已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100 个能够处理逆境的人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够很好地应对成功。我认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个唯一的人。我再也兴奋不起来了，我开始为未来担心。我的潜能已经消耗殆尽，前途一片渺茫，我只能不断地重复以前做过的事情。在余下的生命中，我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那一点屈指可数的成绩。

坐在我旁边的选手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赛。“我在干什么？”他自言自语。这与我头脑中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的回答也将是我的回答。

我在干什么？通常情况下，是为了做得更好。参加另一场比赛，并进一步了解自己、世界以及造就自己的人，让自己接受痛苦和疲劳的洗礼，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能量。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参加比赛，让经历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来检验我的真理。

我在干什么？无论我做了什么，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无论我做得多好，我还会做得更好；无论我跑得多快，我还会跑得更快。我做任何事情的目标都应该是杰出——我撰写的作品、我参加的比赛、我生活的每一天。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这让我想起了古埃及人，他们相信人死后有一个评判标准，第一步就是称重心脏。这看上去很真实，心脏是能量、勇气、直觉和爱的衡量标准。心脏衡量了一个人的生活、他所拥有的财产以及他是谁。

那么，我做好称重心脏的准备了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吗？

我已经准备好休息，服从《十诫》并等待奖赏了吗？

飞机把我带回了现实中，我停止了思考，长吸了一口气，缓慢、平静地度过了48 小时，而此刻离马拉松比赛的结束时间实际只过了一天。我认识到，而且每个选手都已经认识到，我们能做到任何事情，做到与否只是时间问题。

当我跑出了个人最好的马拉松成绩时，当我铸就了最优秀的作品时，当我完成了对我来说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爱自己和身边的人时，我知道，我的内心依然会发出呼声：“我能让你了解得更多。”那么，除了心神不宁，除了挑战不可能和永不满足之外，我们的内心还有什么作用呢？事实上，除非我的心脏找到了最终归宿，否则它永远不会停歇。

到了那时，世人就可以称重我的心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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