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法有所依——知乎 DoonnerDie 作品》/DoonnerDie

出品人 周源

策划编辑 刘强 梅莹

营销编辑 胡晓曦

实习编辑 裴启航

设计 刘奕含

校对 高正哲

联系我们 publish@zhihu.com

本电子书版权为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或节录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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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N：ECFD-N00006753-20151211

最后修订：2016 年 05 月 23 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 347 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 10 号

电子邮箱： cb@bookdna.cn

网址： www.bookdna.cn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Media CO., LTD, 2013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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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知乎创始人 周源

感谢你阅读知乎推出的「一小时」系列电子书。

「一小时」系列是什么？

这是一系列短小精炼的电子书。我们邀请了知乎各专业领域的知友在书中分享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如果你足够认真，便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读完一本书。

这里既有日常经济分析，也有人文历史，既有职场经验，也有生活中的科学。这些作者，都是我们精心为你寻找，在各个领域拥有独到见解的专业人士。而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会解释一个问题，分享一种思路，展开一个视角。

地铁上，入睡前，在这些细碎的时间里，挤出一小时的时间，静下心，读下去。

你很忙，但知识不慌张。

愿你从「一小时」开始，对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分认识。

《法有所依》

很久以前我以为法律就是正义，后来我发现我才是正义，现在我认为法律是用于限制我这种自命正义的人。

——DoonnerDie

序章

我还记得多年以前的高考选报志愿时，父亲一直怂恿我报法律专业。在他们那代人的观念中，学法律的将来都能当大官，手握生杀大权，威风得很。其逻辑大概是：大学毕业包分配；学法律的只能进公检法；公检法都是实权单位；所以，学法律有出息。

可是我很抗拒，因为我是个理科生，向往以严谨的公式和周密的逻辑解决问题。而在我的观念中，学法律的人就是当法官，而法官的形象通常是抱着厚厚的法条、戴着高度的眼镜的老学究，每天反复背诵那些枯燥的文字，然后拿出来讲大道理。这一点都不像理科的公式那么富有美感。

这与我想象中的未来背道而驰。

然而父亲诱惑我说：「学法律的将来也不一定就是当法官啊，也可以当检察官，负责找出证据指控犯罪。你不是爱看侦探小说吗？这个职业很适合你啊。」

我脑子一热，立马幻想出我将来在法庭之上用逻辑和推理辩得罪犯无话可说的场景，毅然在第一志愿填上东部某知名法学院。

大学期间的实习，我先后在法院的经济庭（后来改名叫民二庭，一点也不形象了）、刑事庭、执行庭实习，也见识到法官们威风凛凛的一面。经济庭的案件一判就是几十万上下，抓人还是放人都是刑庭法官说了算，执行庭更威风，直接上门抓人贴封条。

于是大学毕业那年，我脑子一热就在公务员报考时填上了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法院的名字。

一、法律就是正义

法律是正义，而我是法律的代言人。

第一次办案

2008 年，我被任命为代理审判员，通俗地说，我这就算是法官啦。那天上午一上班，手捧任命的红头文件反复细读三次，心里满满的都是自豪感。

我当书记员时跟的那位女法官 X 大姐走过来瞥了一眼，表扬我：「小伙子不错，有前途！」

然后转身从她的卷宗柜里掏出一个案件放到我手上：「正好我今天早上有个简易程序的案件要开庭，你先试试水吧。没法袍没关系，我们身材差不多，你可以用我的。」

我：「……」

虽然嘴说着不要不要，身体却老实地接过卷宗。我的正义感早已饥渴难耐！

刑事法官天生就比民事法官多一些道德和正义上的优越感，开庭时的言行举止也更加自我感觉良好，总觉得会更加威严和庄重。穿上法袍手捧卷宗走向审判庭的路上，我挺直身躯，想象着自己正披着背后写有「正義」的白色大衣，掩不住嘴角的笑意。

然而，当真正坐在审判席上，面对被告人和家属的目光时，我却有些发懵。

初任法官都是从简易程序的案件开始办起，这类案件案情简单、处罚较轻，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以及定性都无异议，开庭审理几乎就是走完流程。但 2008 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没修改，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有个特点：公诉人不出庭，由法官代为履行控方职责——出示证据、指控犯罪。这种将裁判员和运动员身份合二为一的做法，直至 2013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才停止。

尽管在做书记员时，就无数次听别的法官宣布开庭，核查当事人身份信息，宣读诉讼权利……但是当轮到自己走这流程时，我坐在曾经试坐过无数次的审判席上，按心中演习过无数次的程序敲完锤宣布开庭，然后……就忘词了。

那真是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刻之一，面前坐在法庭中央的被告人疑惑地看着我，我尴尬地与他对视，不知所措。也许过了十几秒，我听到书记员小声提醒我：「查他的身份。」我才回过神来，照着手头打印好的庭审流程，低埋着头哼哼哧哧一句句念下去。

那真是一场特别沉闷的审理过程。我照本宣科地读着被告人诉讼权利，读着法条，读着证据内容……不知道过了多久，等结束审理的法锤敲下，我才意识到自己满头大汗。

书记员嘲笑我：「你刚才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我苦笑着摇摇头。

回到办公室，不出所料我又被大家嘲笑了一轮。X 大姐笑完后训我：「你是刑事法官啊大哥，别跟民事法官一个熊样，拿出你的气势来！」

我弱弱地问：「怎么样才能有气势？」

X 大姐沉吟半晌：「气场什么的要慢慢培养，你就记住八字真言吧：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你代表的是法律的权威，行得正做得直，自然就有气势了。」

那天那个菜鸟法官的狼狈样，以及那八字真言，我至今铭记在心。

第一次无罪案

X 大姐其实少说了四个字：熟能生巧。

刑事案件不需要像民事案件那样提前告知当事人经办法官是谁、合议庭组成人员是谁，在开庭前临时更换都可以。于是每天早晨到办公室，都有热心肠的法官前辈准备好他们的简易程序案件给我「练胆」，一星期之后，我已经能流畅地主持完整个庭审程序，说话声音也越发洪亮有力，能够坦然面对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聚焦。

第二周开始，除了接受前辈们的「好意」之外，我还被他们拉去坐台。

坐台——法官用语，意指坐在审判台后担任合议庭组成人员，与另外一种职业用语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青春饭，都不受劳动法保护，都很容易未老先衰……

刑事案件的审理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上文已经说过，简易程序可以由一个法官单独审理，并代替公诉人出示证据；而对于可能要判三年以上的案件，或者被告人对事实、情节、定性有异议的案件，就必须由三个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来审理。

对于菜鸟法官来说，在其他法官经办的普通程序案件中担任合议庭成员，不仅能练胆，也能从法官的视角学到更多新的内容。以往以书记员身份参与法庭审理，很多细节方面并未注意，或者说那是法官身份才能发现需要去注意的：当事人或旁听人员提出与庭审无关的要求，公诉人或辩护人的发问是否符合规范，控辩双方或者家属之间因为某个细节问题吵起来要如何处理，等等。

第二周更加忙碌又充实的法官生涯就这样匆匆过去，第三周的星期一上午，上班时间还没到，我走到单位门口时发现审判庭入口已经围了几十人在排队进入法庭。我正想着等会去八卦一下今天是什么大案，刚进办公室，就接到另外一位前辈 L 法官的电话：「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早上有个普通程序的案你帮我开了吧。年轻人要多锻炼嘛。」

这么有道德高度的理由我自然没法拒绝，可是等我走进法庭，看到下面黑鸦鸦一大片旁听人员，我傻眼了。这到底什么阵势？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

第一被告人是厂长，被告人二三四都是厂里的员工。厂房的租期到了要搬到新址，但原房东认为厂长在经营期间损坏了厂房，要求厂长赔偿，不然不准把机器设备搬走。双方谈了几次都没谈拢，厂长搬家当天，房东就带着十几人到厂里来阻拦。厂长报警后，警察正带着厂长和房东在办公室里调处，外面双方的人就打起来了。

厂长出门一看，好家伙，自己这边的人被对方打了三个，他一怒之下，召集了被告人二三四一起拿铁棍把对方的车挡风玻璃砸了（事后定损是三千多元），然后叫上其他员工一起堵在路上「要个说法」，警察出来劝他进办公室好好说话时，他顺手去抢警察的配枪，拉扯了几下被警察制服，连同闹得最凶的七八个员工（包括被告人二三四）一起被带回派出所。

今天在庭上，厂长被控三个罪名：

叫员工堵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砸挡风玻璃——故意毁坏财物罪；抢警察的枪——妨害公务罪

员工二三四被控两个罪名：

和厂长一起堵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砸挡风玻璃——故意毁坏财物罪。

咋一看，这事实都是清楚的，行为也符合法律的规定，虽然下面旁听的家属那么多（我估计他们整个厂的员工和家属都来了），还每个被告人都请了律师，但是我代表法律宣判有罪的话，你们人再多也没用呀。

幸亏有经验丰富的 H 前辈带队当审判长，我正心里 YY 着我宣判有罪之时下面那些人的心情该如何失落，H 前辈一敲法锤：「法警，收集一下旁听人员的身份证，我要核查证人。」

我大汗。这类案件，员工当证人的很多，而证人是不允许旁听庭审的，以防止庭审内容污染证人对案件事实的认知。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啊。

劝退了十几个做过笔录的工人，庭审终于正常进行。前面半个月我不只是提高了一点点，面对这样的场面不仅不怯场，主持起审理来也是像模像样，偶尔有点突发情况，H 前辈也及时出声。

刑事案件的审理，重心就是两部分内容：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举证，以及之后的综合辩论。

案件的事实方面很清楚，出警的警察也有录像，双方都没啥争议，调查阶段很快就结束。几位辩护人在事实和证据方面也没啥大的意见，我心底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些律师也都是走个流程嘛。

我猜公诉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进入辩论阶段，公诉人只是简单地发表了公诉意见，被告人自己也都没什么意见。

然而人生的精彩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就在我以为辩护人会说些认罪态度好、家庭困难之类的正确废话时，被告人二三四的辩护人都作无罪辩护，而且辩护理由是如此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其一，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入罪标准有明确文件规定，要么就是造成五千元以上的损失，要么就是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财物。本案以「纠集三人」对厂长入罪，那么作为被纠集者的二三四被告人当然就是无罪。

其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要求阻碍交通「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但现场的公路是通往一个村庄的「断头路」，也没有证据显示路被堵了多久、多少辆车的通行被阻碍；更何况本罪惩罚的是「首要分子」，但被告人二三四都是「被聚众」，不是首要分子，当然也不能用这个罪来处罚。

最后那个辩护人说完意见后还加了一句：不知道法官对这法条是怎么理解的？能否作一下说明？

我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刑事法官一定要熟悉相关罪名的法律规定，这是事后我对此案总结的第一个教训。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原本持有罪意见，却发现我所认为的「有罪」被辩方驳得体无完肤，一时之间我脑海一片空白，仿佛马锡五灵魂附体，我灵机一动宣布开始第二轮辩论：「公诉人对辩方提出的观点，有何回应？」——我没有理那个辩护人提出的问题。

庭后我问审判长如何处理这一案件时，他高度赞扬了我当时的临场反应，这同样也是我总结的第二个教训：在法庭之上不要偏向任何一方，对于不熟悉法律规定的可以作普法解释，但不要代替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更不能代替任何一方提出或回答问题。

用人话说，就是任何一方提出来的这种立场鲜明的问题，都踢给另外一方去回答。法官没义务、也不应该在法庭上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

公诉人认为二三四被告人能定罪的理由是：「纠集三人」、「聚众」要定罪，那么被纠集者、被聚众者作为共同犯罪人，也应该共同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我心想这理由也太勉强了吧，既然规定了追究的是带头的人，那不是带头的人就不该入罪呀。然而，我和合议庭讨论这个案件的被告人二三四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时候，审判长淡淡地说：「你先去现场看看，找被告人厂里的员工做个笔录，把事实拼凑完整。」

我顶嘴：「举证是控方的事，我一个法官为啥还要去调查取证？」

审判长一瞪眼：「你读书读傻了？你以为定宗无罪那么容易啊？叫你去你就去！」

出去调查，还要叫上公诉人、公安和辩护人，这种事情真是为难死我这个社交恐惧症患者了。幸好我再次灵机一动，这案子不是 L 法官丢给我的么，叫她来安排吧。

我向来很佩服那种三两个电话就能搞定一切的人，比如 L 法官。在她的召集下，我顺利完成了这次调查。厂里的员工都表示砸车当时就是厂长一声令下，其他人才上前动手的；而现场的厂门口那条路，我在类似的时间段站了一小时，只有不到十辆车通过。

「这总能无罪了吧？」我再次问审判长。

「你去问问庭长，及时上中院请示一下这个案件。」他又把我打发去庭长那里。

庭长倒是很爽快，直接打电话与上级部门约好了请示的时间。只是又要等一星期。

这个星期，我比关在看守所里的被告人还要难熬。

所谓的「请示」，其实只是请中院对口的业务庭在法律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上作出解答，并不涉及到具体案件的处理，而且经常发生通过「请示」有了解答之后，上诉却又被二审法官以另外一种理解改判的情况。只是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信心不足的时候，还是习惯于通过这种方式找自信。

这个案件在中级法院刑一庭的请示过程很快，只有五分钟。其中我说了三分钟案件内容后，被刑一庭的一个审判长不客气地打断：「没必要说案情，我们也不负责帮你办案。你直接说你的法律理解问题是什么吧。」

我：「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入罪标准『纠集三人』，是否可以惩罚被纠集者？」

审判长：「这条文的表述非常明确，根本不可能有误读吧？当然不能。」

其他审判长纷纷点头称是。我仿佛看到「+1」「+2」「+3」「+10086」的聊天泡泡从他们头上升起。

我又问：「那么这些人堵『断头路』，是否属于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情节严重』？」

审判长：「这是对事实的判断，我们不回答。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一咬牙：「那……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惩罚的『首要分子』包括积极参与的人吗？」

审判长：「当然不包括。你这也是最基础的理解啊，刑法中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是两种不同的表述，『首要分子』当然就是指带头的人，不包括积极参加者。」

其他审判长：「附议。」

我不忍心脑补聊天泡泡了：「……我没问题了……」

请示结束。

这次请示再次验证了我（和我院刑事法官）的业务不精，但当时年少轻狂的我是不会承认括号以外的主体业务不精的。相反，我认为请示结果证明了我的理解正确以及请示的多此一举，于是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屁巅屁巅做好了审委会呈批表送到庭长面前——无罪的案件需要由审判委员会（法官中的战斗机）讨论才能决定。

然而审判委员会不是我想开就能开的，委员们主要是各业务庭庭长日理万机，只能把要讨论的疑难复杂案件存一批，再专门找一天约大家一起讨论，于是我还得等。中间各种突发事件导致讨论时间推迟就不提了，总之等了近一个月才有机会上审委会。

案件的讨论过程倒是很快，因为这个案的问题也压根没太多可争论的空间。被告人二三四的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都是明确符合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基本上我介绍完案情、说了请示结果，就一致通过无罪。

我当天就把无罪判决书写好摆在庭长桌面了，可是你以为这就是结局了吗？

庭长说：「这个案件影响比较大，我们还是请政法委协调一下吧。」

大概是庭长看出我内心的不满，联系开协调会、通知各单位之类的琐事他都一手包办了，我只需要依他的吩咐「把案件再看细一点，把相关罪名的理解加深一点」。

又等了一星期，终于开协调会了。名为协调会，其实就是与这案件能沾上边的各单位轮流发表看法。

先是交通局、房管局这种与事由有关，与处理结果无关的。他们的发言内容大概是：我就是打酱油的，虽然我不懂法，但我觉得这个事件挺严重的，又堵路又砸车，不处理不大好吧？当然你们还是得依法处理，怎么个依法处理你们自己看着办罗。

接着轮到公、检处理过案件的经办人，他们当然是想定罪的。不过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的逻辑可把我气坏了：犯罪讲的是社会危害性。这事件这么严重，当然是有社会危害性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给它的社会危害性找个罪名。这厂长是带头的，是主犯，是犯罪，那跟他一起干坏事的人当然也是犯罪。

终于最后到我们法院的同志说话了。我站起来就从法理学中刑罚的作用开始，说到犯罪必须要由法律明文规定，说到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犯罪构成，说到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最后总结：「社会危害性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对同一事件的危害性大小的主观感受都不同。所以刑法才要给不同的行为制定明确的标准，对社会危害性作为客观、中肯的评价。刑法认为不足以构成犯罪的，就算我们认为社会危害性大过天，也是没用的。」

等我说完坐下看时间，发现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我说完意见以后，其他人都沉默地埋着盯着自己裤裆不说话。几秒钟之后，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那还是请法院的同志依法处理吧。」

回单位的车上，带队参加会议的副院长对我说：「小同志不用那么较真，这种协调会走个过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态度，就行了。」

我一路沉默。

两天之后，检察院以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被告人二三四的起诉，我从庭长那里收回早已写好的无罪判决书，重新写了同意撤诉的裁定书当天就发了出去。之后，大概是以行政处罚来收尾吧。

两个多月以来心里堵着的石头终于落地，第一次承办普通程序的案件就能坚持法律并最终取得等同于无罪的结果，我有一种学以致用的成就感，只是心中仍伴随着阴影。

这个事件中，被告人从事发被抓，到检察院撤诉，正好被关押了一年。但是换个角度想，被告人这边损坏了厂房却拒绝赔偿，虽然对方来闹事有一定责任，但这几个被告人当着警察的面还敢砸车、堵路，也确实是很恶劣的。也许不构成犯罪但被白白关押一年的惩罚，也正好和他们的过错对等呢。我这样安慰自己。

无论如何，法律的规定是不会错的。

第一次接受吃请

当上法官，最大的变化就是周围的人说话态度客气了很多，不再像以前当书记员时那种若有若无的敬而远之。这种「现实」的态度，我能理解。

当然，这种变化带来的，就是隔几个星期就可能有单位同事约我出去吃饭，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和对方可能连见面时的点头招呼都没有。当然，我对这些邀请，向来都用「我今晚要跟团打黑暗神庙」、「我今天的日常还没做」、「我要练小号」之类的借口拒绝的，对方也没强求，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当时那些人脸上的表情大概是嘲笑我找的这个借口太拙劣。

当然这个借口的防御力之差我很快就有体会了。那是一个故意伤害的案件：一个工厂的员工辞职时向老板娘要求结算工资，老板娘让他发工资日再来，员工非要马上结算，吵着吵着员工就捡起地上的砖头往老板娘脑袋来了一下，转身就跑。老板在旁边见状大怒，顺手抓起手边的剪刀追上去往员工的背捅了一下，毫无意外或惊喜地造成了轻伤。

员工只把老板娘打成轻微伤，行政拘留了 15 天就释放了。老板却成了故意伤害罪的被告人，半年之后被起诉到我的手上。这位员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张口要求对方赔偿十万元，我开完庭的第二天，就接到了隔壁单位一个认识的人的电话，约我吃饭。

以我贫瘠的语言能力实在无法重现当时的情景。我搬出晚上要打副本的借口，被击破；搬出法官的廉洁规定，被攻下；我语无伦次下连自己不能喝酒、胃肠炎之类的借口都搬出来了，完败。当我被对方说到感觉不答应今晚吃饭就是千古罪人之时，我想到了同样擅长语言能力的 L 法官。

对不起要拿你当挡箭牌了。我在心底默默向 L 法官道歉，然后很干脆地说：「这个案件的审判长是 L 法官，要不你先问问她去不去吧。」

对方也很干脆地说了声好就挂了电话。五分钟后，L 法官过来找我，说今晚一起吃饭。

我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

这餐饭吃得很尴尬。我和 L 法官都闷声不说话，埋头吃饭，间或应付一下对方的话题。半小时不到，L 法官就表示吃饱了，拉着我告辞。

走出饭店，L 法官责备我：「你怎么没跟我说人家是有案件找你的饭局？」

我满脸傻白甜的无辜：「咦？他约你吃饭的时候没说吗？」

L 法官很无奈：「他只说叫我叫上你今晚一起吃饭。。。你以后多个心眼啊，别那么傻。」

我的心中如千万草泥马奔腾而过：妈蛋，被骗了！

只是，事情还没结束。

L 法官自己坐公交车走了，我才走了几步路，对方电话又打过来，叫我回去说有案件的材料要交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败在对方强大的语言说服力下，转头又走了回去。

万一真是案件的材料呢。我用一个法官应有的负责任态度安慰自己。

然而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回到饭店的包间里，对方叫我坐下，然后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我面前。

信封不大，于是里面那狭长的长方形就透过信封凸显出来。对方说，这是那个案件的材料。

我虽然没经验，但我不蠢。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能看出来这信封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材料。

我默默盯着那个信封，思想斗争了人生最漫长的三分钟，比当年决定要对暗恋对象表白还要漫长。

信封不厚，大概是两三千元。这个案件也很轻，本来就是被害人先动手引起的，对被告人轻判完全是顺水人情。对方是同个系统的人，也不会有什么风险。当时脑子里充满了「反正钱不多，事情也好办，收了就是」的想法。

平时想象这种场面时，想到的道理都懂，但当想象过很多次的场景真的发生时，就忽然找不到拒绝的力量了。

最后我是反复在心里念叨着「我既然看不起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和他们做一样的事情」，把信封推回去，然后转身慌不择路地逃走了，逃得很狼狈。我害怕他又给我讲什么道理，让我彻底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个案件，我最后当然还是依法处理了。但我从此知道了自己在诱惑面前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定，也知道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自己面对诱惑的机会。

拒绝别人，也是一门学问。

第一次妥协

我办案的业务水平开始渐入佳境，某天庭长搬了一个卷宗给我：「来，这个案件给你锻炼一下吧。」

我看那案件也不厚，顺口就答应了。

这个时候的我还不算忙，随后就翻了一下卷宗。这个案件的案情很简单：一个公司在某个农村租了一片地建厂房（大概十多亩），但那片地是耕地，本就不允许改变土地的用途，因此公司老板被指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是很简单吧？

毕竟那时候的我还年轻啊，不知道别人丢给我办的案子里都藏着陷阱。

几天后，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召集我们庭开会。大概内容是说，我这个案，与其他法官手里的加起来有十多件同一案由的案件，都是有故事背景的：这些公司，是当初政府招商引资拉回来的业绩，当时急着要这些业绩在当地安家落户，招商引资的人就急忙忙牵线介绍公司租了这些农村的耕地，打算先让他们用着，国土局再慢慢弄改变土地性质的手续。这招先斩后奏虽然违法，但只要最后把土地性质从耕地变为建设用地，那好歹也是圆了场，结果正义就行了。公司老板们纷纷表示我虽然不懂法，但是政府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于是租地建厂办公司。

但办公司的老板们不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国对耕地的管理很严格，想把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审核很严，并且成功率很低。这些公司老板们的用地手续也毫无意外地被驳回，而且他们的违法用地情况也被发现并全国通报，要求严查。而这时候，当初点头牵线的那些人多已任满或其他原因工作调动，调离当地，接任的人自然不愿意为前任擦屁股。公事公办之下，这些老板的案件就到了我们这里。

副院长也没作明确指示，只要求这批案件到时候要上审委会一起讨论。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沉重。X 大姐和 L 法官倒是有说有笑的，我表示很羡慕他们的心态，他们只是笑笑：「比这再可怜的被告人都见过，没什么的。」

几天之后，这批案件开庭了。我这个案件的被告人样子很憔悴，在开庭一开始还试图争论：「当时是政府的人跟我们说这样没问题的……」但马上就被他的律师制止了，在接下来的庭审流程中他全程都只回答「没有意见」，只是在最后陈述的时候说：「希望法庭考虑我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从轻处理。」

这批案件分散在不同的法官手里，但有同样的背景，在处理结果上当然也要持平。等各个案件都开完庭，我们这些承办人聚在一起讨论案件时，我与其他人有了很大的分歧。在感情上，我们都很同情这些被坑的老板，可他们又确实是在「明知」耕地的情况下占用耕地建厂房，按法律这又是构成犯罪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在于怎么判才合适。而这正是我们的分歧。

我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份矛盾的证据：一份是省土壤研究所出具的鉴定，结论是涉案土地的土壤适耕性已被破坏，复耕十分困难。另一份是当地国土局的核收合格表，就在前面那份鉴定作出的一个月之后，公司老板已经把厂房拆除并重新种上树和草，复耕复绿并通过国土部门的验收。

刚刚还在说复耕十分困难，一转眼才一个月就复耕复绿通过验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特意就这问题向鉴定人请教，得知并不是把建筑物拆除、露出泥土就叫复耕，耕地的表层土壤是经过长期种植缓慢形成的，它包括了对土壤的肥力、泥土构成等因素的评估，像这种拆除地上建筑露出的土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变得适宜种植庄稼。

那么很明显，一个月通过复耕复绿的验收表就是某些部门对这个公司老板最后的歉意了吧。

于是在讨论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我提出验收表的内容明显违背客观规律和逻辑，不应作为证据使用，这些公司老板的行为确实破坏了耕地，而且损害后果难以挽回的情况下不能判缓刑，应判实刑。只是考虑到他们是被招商引资坑进来的，量刑时可以从轻，根据每个人破坏的耕地面积，判 6-10 个月比较合适。

而其他法官的意见，都认为这些案件事有出因，租耕地建厂房有政府的间接支持，现在既然有复耕复绿验收表，那就借这个台阶下，对这验收表睁只眼闭只眼，判个缓刑好了。

我坚持要先按法律规定确认证据和事实，然后才能考虑案外的事件背景来量刑。但很显然，我无法说服其他人，其他人也无法说服我。最后我们这两种意见都报了上去，最终多数人也都赞同采信验收表，判处缓刑。

案件判决了，老板们对这个结果也都很满意，没人上诉。但我的内心却一片迷茫。

法律应该是最神圣的规则，为什么要这样模糊规则来得出他们想要的结果呢？

大概是我表现得异样被看出来了，有天 X 大姐在午休时单独找我说：「我们从根本上还是要依法办案，原则性的底线不能动，但是对于一些可左可右的细节，你还是要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更接近你内心正义的选择。」

当时的我对此保持沉默。

二、我才是正义

法律只是工具，善恶在我一念之间。

开始反思自己

法学生在大学时代被灌输了满脑子的法律至上，到现实中运用起来却发现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法律规则好像不是那么完美，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则。我这样工作之后还一心钻在法条里翻依据办案的，已经算是后知后觉，天生的迟钝。

与那个冤案同一时期发生的，还有一件 X 大姐办的聚众斗殴罪。

大概的案情也很简单，甲乙两方都在工地上干活，各自有自己的一帮老乡。甲乙两人发生矛盾后，甲带着老乡去打乙，乙一看对方的人来了，连忙打电话叫来自己老乡，双方打在一起的时候就被警察一锅端了。

双方各自打电话叫人来打架，这是典型的聚众斗殴罪。但问题在于，挑起事端的甲方叫的人都是空手来的，而被迫应战的乙方却叫人带了铁水管。一般的聚众斗殴罪量刑是三年以下，但持有铁水管在聚众斗殴罪里属于「持械」的加重情节，要在三年以上量刑。

于是，最后对引发事情有过错的甲方被判了两年，而被打了一顿才叫人过来的乙方因为「持械」，反而被判了三年。

乙的妻子打电话过来问判决结果时，正好是我接的电话。她一听是三年就哭了，带着哭腔问我怎么能判这么重？是对方先打他的呀！

我解释说，这是因为你们这边带了铁水管人手一根，这是持械斗殴，要加重处罚的。这是法律的规定，我也没办法。

她哭得更厉害了：「法律怎么能这样规定呢？这不公平！」

我听她哭诉了很久，期间只能不断重复着「法律这样规定我也没办法」之类的话，最后我告诉她，实在不行就上诉吧，也许中院会有希望改轻一些。

挂上电话之后，我看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我知道这个案件上诉是不可能改判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我只是为了摆脱她。

可是，法律的规定，并不一定就是正义的。

午休的时候，我和 X 大姐说了这事，问她有什么感想。她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次：

「我们从根本上还是要依法办案，原则性的底线不能动，但是对于一些可左可右的细节，你还是要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更接近你内心正义的选择。」

然后她强调：「但是，底线不能突破。」

可是底线还是突破了。

大概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想着那个案件。一直想着如果当时是我，我敢坚持无罪吗？

其实我自己是知道答案的，只是当时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懦弱。

这段时间，我在办自己案件的时候挺麻木的，就像做作业一样，这个月写完 15 件了，下个月还要写 20 件。

而法官这个职业算什么呢？流水线上的熟练工？我很迷茫。

我每天反复地听五月天那首《错错错》，听到「如果说最后宜静不是嫁给了大雄，一生相信的执着一秒就崩落」就跟着唱。

同样是这段时间里，我的代理审判员终于要转职为正式的审判员，但我一点高兴的情绪都没有。

市里要组织法官培训了，培训时发了一本《优秀裁判文书选》，我百无聊赖地翻着。许霆，莫兆军……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忽然我翻到了本市中级法院的一个强奸案判决书。

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那个强奸犯的身份，他是一个警察。而那个被害人，居然也是个公务员。

某天晚上，这位警察酒后在公园里强奸了一位女子，女子事后立即报警并抓获了这个警察。但是第二天，女子上班时她的直属领导找她了解情况，得知她被强奸一事很是愤怒，原来前一晚就有人托这位领导出面找女子说情，但告诉领导两人是通奸。

领导没有被骗，但女子与警察实际上已通奸半年的谣言却传开了。女子压力很大，在第三天晚上就跳楼自杀了。

而这份判决书里，在审理查明的部分明明白白写着：「被告人在被传唤期间，通过电话联系朋友找被害人所在单位领导企图私了此事……」

而在下面的证据和说理部分更是斥责：「通话清单显示被告人使用的两台手机在其被传唤、禁闭期间仍使用这两台手机打电话、发短信，通话次数多达 160 多次、短信 60 多条……可见，被告人在案发后利用其在当地的关系及影响，制造其与被害人相熟的谣言……致使社会上产生不少两人是相好的谣言。……被告人身为人民警察，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的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案发后还多方散布谣言，引起被害人自杀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依法应当予以严惩。」

这份判决书看得我热血沸腾。我忽然就觉得，还不是绝望的时候。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大学《法理学》里就开门见山点明的事。法律没有善恶，操纵这工具的法官才有善恶之分。

我是个法官，手握审判大权，那我自然可以通过法律来实现我所期待的正义。

调解带来的快乐

「我就是正义！」

听起来就很激动人心啊。人一旦有了目标，就感觉整个世界都鲜明起来，就连每天早晨准时到法院大门外挂大字报的闹访人都那么的顺眼。

我顺手翻了一下第二天要开的庭，发现了一宗交通肇事案件。

以往遇到的交通肇事案件，我都是不怎么乐意调解的。因为肇事司机方如果有保险或者自己有赔偿能力，大多都在交警阶段就已经调解并赔偿，到了法院阶段还没赔偿的，通常都是没有赔偿的经济条件，调解成功率很低。

但是这个交通肇事案中，死者是一个 19 岁的未婚女性，她只有一个母亲。她的母亲写了一封信附在卷宗里，大概的意思是这种事故都是天意，大家都不愿意的，她并不责怪肇事司机，「真的，我一点也不怪他。」

正好书记员还没通知到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家属，我一时兴起，就按被害人的母亲在卷宗里的电话打了过去，告诉她这个案件下周 X 时开庭，顺便问她写的那封信是否真实，她本人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想法。

这位母亲的回答让我很是意外。她说：「我女儿走了，这是命，我认。但我不能没人养老送终呀。那天在医院里，那个司机就说过以后他负责我的养老，我觉得……」她拐了好几个弯，见我还是没明白她的意思，最终只好扭扭捏捏地把话挑明，「要不，法官大人你给说说，让他给我当契子（干儿子）吧。」

我：「……」

不管我心里再怎么觉得荒诞和尴尬，既然被害人家属提出来了，我还是得帮她问问对方的意思。肇事司机是个 85 后，看卷宗里的照片还是挺老实忠厚的人，无形中我对这宗特殊的「调解」工作有了几分期待。

我先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开门见山，告诉她受害人家属想让你儿子给她当干儿子，你乐意不？

这位母亲也深明大义，听到我说这事，一点也不惊讶，还说她当时在医院里就已经与受害人母亲说过这事了，现在正想着开庭时要让法官去跟对方说说这事呢。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事就还真成了。开庭那天，我询问肇事司机本人的意愿，这位司机当场就给受害人母亲跪下叩头，表示以后这就享受自己亲妈同等待遇。两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最后是肇事司机的亲妈扶着干妈一起走出法庭，坐在休息区的长椅上叨了很久的家常，又哭又笑。

这个事迹后来多次出现在我的个人总结和立功材料里。但坦诚地说，这种程度的矛盾化解是可遇不可求的，非战之功。过去我对调解不屑一顾，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社交障碍和拙劣的说服能力，更多的是认为法官没必要做额外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法官如果愿意额外多做点事情，也许可以改变两家人的结果。

如果我当时没打那个电话，或许书记员转告我受害者家属的意愿时我也仍然不会当回事，然后依法判处，他们双方也许也都对判决结果不会有意见，但伤痕却不会得到弥补。

基层法院大多是情节比较轻的人身伤害案件和侵犯财产案件，如打伤人或者盗窃抢夺诈骗之类，所谓的「调解」，其实也多是动员被害人这边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以取得在量刑上的轻判，称之为「刑事和解」更加贴切。而我真的用心去做之后才发现，人们对于公权力的敬畏和信任，与在微博和网易评论中的辱骂完全是两回事。我说的话，虽然很多人是半信半疑，但当我强调「我是法官，我不会骗你的」之时，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相信我。

曾经办过一个抢劫手机的案件，开庭时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母亲都到场了。被害人是个中年妇女，被告人则是刚满 18 岁的小孩子，整个开庭过程他的母亲不停地擦眼泪。开完庭后，我习惯性地叫她们留下来调解，被告人的母亲眼泪汪汪地满口答应愿意帮孩子赔钱，这时，被害人当着那位母亲的面插了一句：「法官，我跟你们法院 X 庭长可是很熟的朋友，我的损失你可得帮我追呀！」

我当时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狠狠骂了她一个狗血淋头，最后发脾气：「你这事我不管了，你去找你很熟的朋友帮忙吧！」

我正转身要走，被告人的母亲把我拉住了。她说：「法官，我家小孩不懂事，他犯的错，我们家长来弥补，而且我也相信你会公正处理的。我真的相信你。我们要赔多少，我听你的。」

那一瞬间，感觉到这份信任沉淀淀的。

以往在调解的时候，我都是以各种名义尽量多为被害人要些补偿，一般都会高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但这个案件，我为被告人的母亲准确核算了她的儿子应当承担的赔偿额，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

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啊。

当然，调解的时候说话技巧也是很重要的。L 法官告诉我，千万不能跟被告人一方说赔了钱可以缓刑什么的，不仅仅是损害司法的威严和公信，而且更容易让犯罪的人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这样即使赔钱了事，他也未必会吸收教训，下次更容易犯。

我深以为然。当然，以我的水平也只能领悟到这种程度。

但是，有时候话不说太明白，对方听不懂啊！

偶尔会遇到被告人家属假装很精明的样子，非要见到人放出来才肯赔钱，还说什么行规是「一行交钱一手交人」，当我是绑架犯么？

有一次一个盗窃案，被告人是在旅馆里面顺手牵羊把房间里的液晶电视背走了，我觉得这种案件性质不算太恶劣，就想着联系被告人的家属动员他把钱赔了，轻一点判，于是开完庭后就向被告人索要了他父亲的电话。

打电话过去，对方态度很好，很配合。我大概说了一下案件的情况，他一直应「是是是」「好好好」，我心想这个被告人的家属挺好沟通的，是个讲道理的人。

接着，我就顺理成章地提出要对方把液晶电视按鉴定价格赔偿给旅馆，然后就听到这位父亲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小子！俺早就看出来你是骗子了！这下露馅了吧！要俺汇钱？俺 OOXX%￥%……&**」骂完就挂了我电话，我真是哭笑不得。

这种也就算了，毕竟是非专业的外行，不了解刑事诉讼，实在说不通的也只能顺其自然。只是时间长了，我发现我的办公电话号码在搜狗号码通常被人标注了十几个「诈骗」的标签。

有时候遇到新入职的新人律师，做起工作来更辛苦。新律师难得有案件，通常都比较认真负责，在遇到法官要求赔偿、退赃时也比较警惕，生怕被坑了损害当事人利益。本市曾发生过一个法官在办故意杀人罪的案件中动员律师让当事人赔了十几万，但最后仍然判了死刑，当事人在律师事务所闹得很凶。这事迹在业界传说已久，新律师入门时多数都被前辈警告过。

正因如此，对于赔钱后也不能判缓刑的，我通常都会明确告诉律师「这个案件缓刑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可能判缓刑的却无法说得太明白，要遇到个理解不了我意思的新律师，真能让人为难死。

有次办一宗诈骗案，被害人是个老人，找了我很多次，要我帮忙追钱，并说「你们判不判这人刑我都无所谓，我只想拿回自己的钱。」

这被告人还有个律师，我一开始还很高兴，觉得与律师沟通要比和家属沟通容易多了。结果电话一接通，我对律师说：「你这个被告人骗的钱也就几千块，退了以后可以判得很轻哦~」

律师：「很轻是多轻？」

我这心里就「咯噔」了一下：「非常的轻，特别轻。」

律师：「到底有多轻？」

我（耐心地）：「具体多轻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已经是轻得不能再轻了。」

律师（开始贬低自己）：「法官我是个新律师，刚正式执业几个月，对刑事案件也没什么经验。这个被告人家里没什么钱，如果想赔钱只能靠他姨丈，所以我得把结果弄清楚了才敢叫他赔钱，不然我到时候要挨骂的。」

我心想又遇到个老实人，只好苦口婆心地教他：「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方便说具体量刑。你要实在不明白，就去问问你所里的前辈，我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吧。」

几天后，这个新律师来联系我退了诈骗所得，最后被告人也如愿地被判了缓刑。

被害人拿到钱时对我千恩万谢，被告人在宣判时得知是缓刑也兴奋地说谢谢，最后律师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也向我道谢。

被感谢的感觉挺好。

法官的主观

刑事案件的调解可以拿量刑作为筹码，而且在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普遍对公权力的服从，即使我这种嘴拙的人去做调解，成功机率也比较高。但继而，我就发现我可以做更多事情。

较轻的案件量刑范围一般都是一年半以内，那么考虑一下刑满释放的日期是否与重大的传统节日冲突。比如是否正好在春节期间刑满，或者是否正好过了中秋节，如果是的话，那适当轻判几天，让被告人提前几天释放能赶上回家过节，可以收获很多赞（删除线），社会效果会很好。

有个诈骗案共五个被告人，但情节很轻，涉案数额才五千，并且一归案被告人的家属就共同把钱退还给被害人了。这个案件是年底到我手上的，当时这些被告人已经关足了七个月，如果判八个月，他们就要在正月初三那天刑满释放。最后我判了七个月二十五天，年二十七刑满出狱。宣判当时，被告人听到这结果后当庭欢呼。

法官还可以给被告人谈谈人生和理想。有次我看到手上有宗盗窃案，被告人是个附近大学的学生，就是在网吧时临时起意拿了人家放在桌面的钱包，当场就被抓了，还被打了一顿。我觉得这种行为并不是不能原谅的，于是在宣判完后，我顺便鼓励这位同学不要灰心，一时贪念受到教训没什么可耻的，关键是以后的路要走好。说得他两眼泪汪汪。

自此，我又解锁了新的技能。每当遇到我觉得可以教育和改造的对象，就要在宣判之后对对方说上一番人生道理，比如鼓励游手好闲走上犯罪道路的大叔找份正经工作养家糊口，提醒交通肇事只赔了 5 万元就被死者家属原谅的肇事司机在刑满出狱后还是要尽力补偿死者家属。

还有一次遇到个有意思的案件。被告人晚上八点在公园里从后面抱住一个女性被害人，这被害人吓得马上大叫，正好有保安巡逻经过，就把这被告人抓住了。被害人说当时对方是想抢她手里的包，被告人则一口咬定自己当时只是想摸被害人的胸。这是抢劫还是猥亵？

这个案件我纠结了很久。被告人是抱着不放，不是摸一下就跑；当时的现场也是当地知名的抢劫案频繁发生地；而且最重要的是，被害人只有 A（因为警察叔叔在做笔录时问了这个问题……）。按我丰富的经验，这个被告人抢包的可能性更高，但是这些推测在证据上找不到支持，最终还是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是强制猥亵妇女罪（比抢劫罪的刑罚轻很多）。但是在宣判之后，我告诉他：「到底是抢劫还是猥亵，只有你自己的心里面最清楚。如果真的是猥亵，那我没有冤枉你。如果你是准备抢劫，也希望你能明白，并不是每次都能逃掉的。你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事之前想清楚，不要抱着侥幸，不是每次都有好运气的。」

这个被告人很快就刑满出狱，那年元旦的时候，他给我寄了一张贺卡，写了「谢谢」两个字。

法律只是一个框架，而法官在这框架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裁量，权力并不算小。这种自由裁量权往好了运用，可以鼓励明显有悔改之意的被告人改过自新，但并不是所有犯罪的被告人都真正悔改的，绝大多数人只是把这种「悔改」当作一种形式上，以此在获得轻判的机会上投机。对于那些明显只是为了「投机」、并非真心悔过的人，即使符合形式，我也认为不该过于放纵。

有次遇到个被告人是取保候审的伤害案，他是因为和路人吵架起来一时冲动就动了手，把受害人弄成骨折，事后被告人向被害人赔偿了 20 万，被害人也谅解了。

表面上看，这是个很普通的伤害案件，一时冲动打人、有赔偿有谅解，矛盾化解了，很符合缓刑的条件，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也建议适用缓刑。但是，翻开卷宗才知道，这个案件的水很深。

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是「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争吵，后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倒地受伤，经鉴定属轻伤」，却没详细说是什么行为「造成被害人倒地」。而我在卷宗里看到，这个被告人当时是与路人发生口角，一怒之下，上了他那辆价值一百多万的宝马车踩油门往被害人撞去。虽然车开出几米后他又踩了急刹车，但还是把被害人撞倒，导致小腿骨折。

看到这些当时我就「呵呵」了，这案件背后肯定有问题。不出所料，这案件开庭时，整个过程像事先排练过一样，被告人全程都表示没有意见，最后还递了一份早就在司法局、派出所盖章的《同意对 XXX 社区矫正意见书》。开庭前后，也有好几个单位内外的同事找我，隐晦表达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的意思。

重谢这事我相信，看他能掏出 20 万给人治个小腿骨折就知道；风险我想也不大，毕竟知道内情的人都闭嘴了。可是，这近似于故意杀人未遂啊。尽管在监控视频上能看得清楚他踩油门之后又有急刹车的行为，不足以成立杀人故意，但这种伤害的严重程度，与在路上与行人发生矛盾一怒之下把对方打伤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案我倒是没怎么纠结，把与起诉书截然不同的实际案情拿出来与其他法官一讨论，个个都很是义愤填膺，认为这么恶劣的情节绝对不能判缓刑。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我开完庭第二天就写好判决书，签好《逮捕决定书》，为了防止泄密，还特意找了比较熟信得过的警察叔叔去执行逮捕。

逮捕之时那个被告人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我至今印象深刻，逮捕之后立即宣判。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是三年以下量刑，如果对被害人作出赔偿并取得对方谅解的，一般都判一年左右，甚至有可能判缓刑。但这个案件我最后判了他两年，我在判决书的论理部分写着：「被告人驾驶汽车踩死油门撞击被害人的行为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尽管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只造成被害人轻伤，但这一后果存在偶然和不确定，本案的处罚应与被告人的行为所具备的危险性对等，不宜判处缓刑。」

我想的是，我在判决书里就把他不能判缓刑的理由说得这么严重，就算他到二审再想搞小动作，二审法官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来改判缓刑了。后来二审果然也维持了我的判决。

这份判决书一直被我视为得意之作。

对案件结果的处理是法官最重要的权力，但在给人「穿小鞋」方面，却不仅仅依靠一个案件是判缓刑还是实刑，判重还是判轻。

有时候在职务犯罪的案件中，最常见的是受贿和行贿案，涉案人员往往会老实交代他们是通过某些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介绍才认识，但这些充当「介绍人」的领导往往没被追查，于是我在写判决书的时候列证据的时候，就直接一个个指名道姓把涉案人员关于这些「介绍人」牵线搭桥的经过都详细写在他们的证言里，反正将来裁判文书都是要上网的，就算这些人没被追责，也能恶心他们一下。

有个危险驾驶罪（就是俗称的醉驾）的被告人，血液酒精度挺高，他找了很多人（有挺大的领导和不同的同事）来说情，想判缓刑，但他的酒精度超过了适用缓刑的条件，最后还是判了 40 天拘役。案件生效要执行时，第一次电话通知他到法院来接受处罚，他说我生意比较忙没空来。再打就联系不上了。

危险驾驶罪由于只能判处拘役，一般在审判之前都是先取保候审的，只有在确定对方弃保潜逃之后，才会逮捕。对这个被告人，我自然也发了逮捕决定书给公安，让他们去找人。但后来我发现公安只是挂在网上追逃，并没有认真去这人家里找过，我也不急着催。我先大概了解了这个人其实并没有走，只是换了电话，人仍然在本地继续他的生意并住在家里。过了半年，到七月份天气最热，看守所里面人满为患连睡觉都要排队的时候，我就联系公安到这人家里执行逮捕，让他与看守所里的酸爽味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夏天。

三、没有正义

我和我所相信的正义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

一觉

看到这里，你能赞同我上面的做法么？

这仅仅是我筛选出来最贴近一般人的善恶观的例子罢了，但实际上在那几年里，我对「善」与「恶」的认定和标准并非全部都能被大众认同。

就在我日复一日沉迷于这种「正义」时，有件事情让我看清了自己。

那是一个非法采矿的案件。在建筑工程中最常用到的材料之一就是砂子，因此当地长期有人在河里采挖河沙，河床被挖空，沿河两岸的鱼塘、农田受此影响，经常发生凹陷、崩塌。这一届特别行的政府终于下定决定全面禁止采砂，并成立了一个「严禁非法采砂联合执法队」，声势浩大。就在禁砂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期间，这个执法队里有个队员以「有个垃圾群着火了要找砂子灭火」为由，找人偷偷挖了约 250 立方米砂子，运出去准备卖的时候就被查处了。

这是刚刚被《刑法修正案（八）》修订过的非法采矿罪，在入罪门槛上，它要求「情节严重」，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到底什么情况是「情节严重」。很多学者喜欢批评刑法规定的这种不确定性，认为这种在入罪门槛上的模糊表述给司法太大自由，可以随意入罪。但在刑法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刑事法官对于没有明确具体标准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却不敢轻易入罪，这是「依法」的最基本要求。

非法采矿罪的「情节严重」这个入罪标准没有明确，因此案件起诉过来后，在能不能定罪的法律适用上，我却与 X 大姐有了冲突。

我认为，这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是禁砂工作组成员，却顶风作案，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效果，应该入罪。但考虑到这个罪名的入罪门槛没有明确，在量刑时可以轻判。

X 大姐却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既然还没有明文规定，那自然不应该随便就认为这种情况可以入罪。

我强调，这种行为，是一个普通人都会觉得很恶劣的，在当前那种特殊的背景环境下，给有利于环境的禁砂工作拉后腿，当然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X 大姐嘲笑我：「你有做过调查问卷吗？你问了几个『普通人』的意见了？你怎么就能得出普通人都会觉得恶劣的结论呢？」

我有些不高兴了：「我是法官，我有权按我对于『情节严重』的理解作出判断。更何况这个案件……」我又重复了一次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带来的恶劣影响。

X 大姐也不高兴了：「不要把你自以为是的虚假正义感拿到定罪的事情上来说，罪刑法定原则你不知道吗？」

我沉默了。

我是跟着 X 大姐起步的，私交很好，平时也算无话不谈。她说的这话，大概也早就憋了很久想对我说了。

在我热衷于「实现正义」的时候，这次争吵让我开始反思：我在工作中贯彻自己的正义，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我就是正义，还是为了公正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案？

这个案件最后以有罪和无罪两种意见提交审委会讨论，多数人还是支持了我的有罪观点。被告人对此不服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也赞同我的观点并维持我的一审判决。事实似乎又一次证明了我的伟大光明正确。

时至今日，我也仍然坚信自己当时的所做所为并没有错，那些做法一直符合我的正义。但是那时候，这些我自以为是的「善」与「正义」，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伪的道德感。

动机不纯，正义的方向就会扭曲。即使做法再正确，也无法使它走回正确的方向。

二觉

上个案件与 X 大姐的冲突虽然让我有所反思，但更多的还是反省自己过于虚荣和伪善，但在平时的工作模式上，我仍然认为自己的做法没什么问题，也仍然是我行我素。于是，现实就狠狠抽了我一巴掌。

那是一宗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与很多同类案件一样，没什么新鲜。酒吧的两帮人发生摩擦，然后打起架来，其中一方有人被打死了。这种集体打架事件，因为涉案人数多，通常都是陆续归案的，抓到一个判一个。

我手上这个被告人已经是第 7 个到案，他只是从犯，当时只用拳头打了几下，而拿刀捅死者的那个主犯也早已被中级法院判刑。再仔细翻翻同案人的判决书，原来都赔过钱的。我看到这情况就舒了一口气，还好，已经赔过钱的案，被害人家属一般都不怎么会闹。

开庭了，我看到旁听席上只坐着被告人的家属，再次松了一口气。看来被害人家属根本没来。

PS：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旁听席上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家属往往是各自扎堆坐一个角落，渭泾分明，非常好区分。

开庭的时候，被告人态度也很诚恳，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我按惯例问他是否愿意对被害人家属作出赔偿时，他连连点头表示愿意赔偿，我整个人就松懈了，心想运气真好遇到这么配合的被告人。

因为他的配合，庭审流程进行得很快，法庭调查结束，正在进行控辩双方辩论时，几个人走进法庭，说自己是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家属，也是来旁听的。我当然也没想太多，顺口就示意他们先到法庭外面的椅子上坐着，他们也很听话地离开法庭。

几分钟后，庭审结束，我兴冲冲地出去找被害人家属，开口就说：「这个庭已经开完了，但我刚才已经动员被告人家属来赔偿你们……」

死者的弟弟打断我的话：「开完庭是什么意思？你们通知我们家属，不是叫我们来旁听的吗？」

我连忙解释：「你们迟到了这么久，我们已经开完庭了。但是……」

他又打断我：「我们是迟到了，但我们刚才进法庭的时候你这个庭明明还没开完的吧？」

我：「那一点你们不旁听也无所谓啦，我都叫被告人家属赔你们钱了……」

死者的弟弟开始有点生气了：「什么叫无所谓？我们有资格了解案件吧？」

我和他争论：「但这个案情你们在旁听以前其他同案人的庭审时就了解过啦，而且你们也拿到同案人的判决书了吧？」

死者的弟弟语气开始变重了：「我就问你我们有没有资格进去旁听？你凭什么要让我们出来？」

我伸手去拉他：「算了庭都开完了，我也不跟你争论这个。我们说说赔偿的事情好么？对方刚才在开庭的时候说大概能筹到 10 万元赔偿给你们……」

他使劲甩开我的手：「人都死了我们拿那点钱有什么用！我们今天也不是为了钱来的！我就想问你，你不让我们进去旁听，你凭什么？你这样做公正么？」

我：「……」

沉默一会，我低下头向他道歉：「对不起……我刚才只想着让你们与对方协商赔偿的事，没考虑过你们的感受，也没想过你们想旁听案件的事……我很抱歉……」

这是我法官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当事人一方道歉，这位家属的责骂也让我彻底清醒过来。不知何时，我的心目中已经给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一方贴上了「就是为了钱」的标签，然后以「正义」自居去为他们「维权」，实现他们的经济利益，却忽略了被害人并不是都是为了钱。

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强行把自己的「正义」加于他人，却无视他人的真正诉求。

在我道歉之后，这些被害人家属倒没有不依不饶，而是通情达理地接受了我的歉意。之后我组织他们与被告人家属调解，并监督被告人的家属履行协议之后，死者的弟弟又专门跑来找我道歉，说那天他太激动了，态度不好，对我有所误会。

这让我又有了更深的领悟：民众并非不能接受国家机关犯错，他们只是不能接受国家机关犯错之后还死不承认的态度。

三觉

一般来说，法院认定无罪的案件，在判决之前都会与检察院沟通，动员他们撤回起诉。其原因，大抵是避免检察院的考核指标过低。但也有少数情况下，控方基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撤诉，只能由法院作出判决。这「种种原因」中，常见的是被害方闹得厉害无法接受撤诉结果只能把锅甩给法院，但也有少数情况下，一个无罪的案件在再审中，控方不能撤回，只能由法院判决无罪。

我院建院以来唯一一宗再审无罪的案件就是 X 大姐办的。那是个合同诈骗案。

合同诈骗也是个挺有意思的罪名，常常被戏称为「合法追债」。在现实生活的合同交易中，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到期时因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客观原因无法支付货款，往往会选择了逃避债务。此时债主常以「合同诈骗」的名义报案，逃债人被公安抓到之后，担心受到刑事处罚四处筹钱还债，有的甚至去借高利贷。但这种欠债潜逃的行为却未必都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加上很多债主在收回欠款后就各种不配合侦查取证，更是给办案带来难度。在过去，能利用合同诈骗罪来追债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这不仅是对公权力的滥用，而且也实际造成了一些错案。

X 大姐接手的这宗再审案发生于 2003 年，那还是司法理念比较陈旧的时期。那个被告人经营着一间钢材批发部，受害人的工厂向她供货，她卖出货后，隔三个月左右再向被害人支付货款。他们是一条很长的资金链中的一环：上家给下家供货，下家卖出货后收到货款再支付给上家，上家收到下家的货款后再支付给向自己供货的上家……

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交易模式，但它的脆弱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中间有一家没有及时给自己的上家付款，那他上面的所有上家都有可能因资金不足而导致整个交易链条断裂。该案的被告人就遭遇了这种情况，她卖出去的货没收回货款，但被害人又天天催着她给钱，情急之下，她就把从自己的下家那里收到的一张 70 万元的空头支票（期票）——正是这张支票导致她的资金链断裂——给了被害人，然后从被害人那里再拿了一批货。她立了个 flag：等这批货卖出去收回款，我就把欠上家的货款结了……

但立 flag 的下场大家都猜到了：她理所当然再次收到一张 40 万元的空头支票，然后又交给了已经被忽悠过一次的被害人并保证这次的支票肯定能兑现，然后趁这空隙就偷偷溜走。被害人损失了一百多万，立马就去报案，侦查机关先是以票据诈骗案立案侦查，最后公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

这里还得补充说一下，支票在他们的交易过程中是个重要道具，因为开出支票的人通常银行里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多资金随时等着受票人提现，而处于交易链中间环节的人也没耐心去等支票到期并承担无法兑现的风险，于是就直接将支票背书作为货款支付给自己的上家，在他们的交易过程（尤其是大额的交易）中，通常就是以这种背书支票的形式来支付货款，所以有可能最终出现交易链的最上家拿到最下家开出的支票。

这个案件，在 2003 年的审判中检察院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两次，其核心问题有两点：一是被告人是否「明知」支票无法兑现，二是被告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在第三次提起公诉后，这个案件终于被判了有罪。定罪的理由是被告人明知道支票不能兑现，仍然以此骗被害人发货，而且事后还逃跑，推定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上诉，被二审维持。在她服刑期间，仍然不断申诉，最终省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并在审查卷宗后，以本案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和二审裁判，发回重审。

这个重审案就落到当时的办案主力 X 大姐手上，我是合议庭成员。

开庭那天，被告人一被押到庭上就显得很激动，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感谢政府给她一次重新接受审判的机会，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

整个庭审过程进行得很快，因为发回重审的时候，省法院指出的案件漏洞是几乎无法弥补的——被告人始终是在正常经营，只是因为无法支付货款才跑路，背书支票作为支付手段是他们的行业习惯，这些都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有骗取货物的主观恶意。而没有主观恶意，这就是很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不是犯罪。早在开庭之前，检察院的同志也都接受了这个案件圆不了场的结论，出庭履行职责只是因为一个案件要宣判无罪就必须先开庭。

我默默看着被告人和她的律师在法庭上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表达她们无罪的观点——她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在庭审之前就已注定。

法庭的最后，被告人作最后陈述时说：「我当时不是跑路，只是去找朋友借钱了。如果你们当时没抓我，其实我有可能借到钱使我的企业恢复生命的。」

我从过去的卷宗里看到，这句话她说了很多次。她跑路时是在火车站被抓的，她所称的能借钱的「朋友」也找不到，她没法证明自己是真的去找朋友借钱。

我之前看卷宗时，也觉得她可能是真的是想跑路，毕竟种种迹象都显示她的那个经营部是开不下去了，只是听到她说「其实我有可能借到钱使我的企业恢复生命的」的时候，突然想，万一她说的是真的呢？

这个案件的无罪倒是不需要像以前那么麻烦，简单上了一次审委会就全票通过，然后马上就宣判。被告人听到无罪的结果喜极而泣，我的心情却很沉重。

她在不久之后就能拿到一百多万的国家赔偿，但这笔钱她还要拿去还当年的债。而当时如果她没被立案，没被刑事拘留、逮捕，没被判刑，是不是她的企业真有可能度过这危机而恢复正常运作呢？我没有答案。也许她真的能借到钱度过难关，也许她会背上更多的债继续潜逃。

在这个案件里，她是不是真的无罪，我也不确定。没有证据证明的罪恶就不存在，但不存在，并不代表就是正义的。

这个案件，无论有罪还是无罪，都不是正义。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法官必须要把哲学问题用现实的方式兑现。

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对抗国家，所以法官在运用审判权力时，要更加谨慎。

四、法律只是约束

我喜欢我一直贯彻着的自己的正义。但我知道，我的手脚应该而且已经被法律所束缚。

因善意感动过

有一个抢夺的案件，判了一年，上诉期在国庆假期内结束。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期最后一天要顺延到假期结束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10 月 8 日。

10 月 8 日那天，他们没来上诉，10 月 9 日那天，这个案件的被告人之一委托的律师带着上诉状来找我的书记员 Z，要求上诉。Z 告诉律师已经过了上诉期，这律师大怒，一拍桌子大吼：「把你们院长给我找出来。」随后又大吼大叫很多诸如「法院故意把宣判日期安排在国庆前就是为了不让被告人上诉」「法院这个案判得心虚肯定是冤案」「法官在枉法裁判」之类难听的话，我叫来法警直接把这律师赶出去。

随后，这律师带着被告人家属去信访了，信访室通知我去接待。我去到后也不理律师，直接把家属拉到另外一个办公室里问情况，原来是他们昨天拿着上诉状去看守所给被告人签名时，看守所正好在全面搞卫生，不对外接待，而今天签好上诉状拿过来时就已经过了上诉期，律师告诉家属是「Z 法官」（他误以为 Z 就是这个案件的经办法官）和看守所串通了，不给被告人上诉的机会，顺便把刚才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的内容向家属重复了一次。

这么大的脑洞真亏这律师开的出来，他是有被害妄想症还是阴谋论者吗。我一边嘀咕着一边打电话给看守所，得知他们昨天确实没有对外接待律师；然后又跑到看守所专门提审了这个被告人，向他确认是否需要上诉。随后就接受了被告人的上诉要求，把案件移去了二审，之后就没再理会这个案件了，只当它是个普通的上诉案。

几个月后，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写信给院长，信里说：「我家属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我的律师是在胡说八道，请领导不要相信他的话。『Z 法官』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

因恶意而难过

那是一宗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发生于我在中级法院挂职期间。该案死者的哥哥一开始就在微博上大力宣传此案，只可惜他没花钱找记者，@到的各大报社都对他的事情没兴趣，最后只有一个本市检察院的微博大 V 理他。这位大 V 很热心地帮他联系案件的公诉人，组织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调解，并最终动员被告人的家属卖了家中房子赔偿了 60 万。

随后案件就起诉到了我手上，这死者的哥哥又来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了。我看到卷宗里他们双方已经签过和解协议，就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还要起诉。

死者的哥哥回答：「我当时是被骗的，那协议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

我说：「你们的协议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你们都是自愿达成协议的，你自己也签了名，你怎么能说不真实呢？」

答曰：「主持调解的那个检察官威胁我。」

我又问：「他怎么威胁你了？」

答曰：「那个检察官说如果我不同意辩解他就不理我了。」

我：「……」

无奈，即使当事人达成调解，他也仍然有权坚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我也只能允许他起诉。但我打电话问了公诉人具体调解的前因后果，并上微博去看了，这死者的哥哥当初在微博中与那位检察官大 V 互动请求检察官出面主持调解的内容都还没删除。但同时我也看到他最早的微博有一条内容是：「为了复仇，我要变成我自己看不起的那种人。」

我觉得很难过。

力不从心的无奈

这个案件是我在中院的一个朋友办的绑架罪，并且是绑架后撕票。那一年绑架罪的条文还没修订，绑架后撕票的唯一刑罚就是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但最大的问题是，在那个案件中，被告人始终否认自己干过这事，只说曾和死者一起外出过，事后就不知道死者去了哪里。而唯一与事实沾边的证据，是一个加油站里的监控录像，它记载了被告人曾开车搭着死者在这家加油站上过厕所，但监控录像里，死者的人身并未受到约束。

几天之后，在郊区的某个鱼塘里发现了死者的尸体。死者是被「浸猪笼」死的，常见的绑架撕票手法。

这么残忍的死法，死者家属理所当然地一路从公安把案件闹到了法院。这个被告人是最后与死者接触过的人，死者当天是去被告人家里讨要几十万的工程款，因此这被告人的杀人嫌疑很大，但苦于案件证据明显不足，最终还是定了无罪。

宣判当天，死者六十多岁的母亲带着一瓶农药进法院，「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今天法官你要不就判他死刑，要不就我死。」

法官犹豫了，打电话回去向领导请示，等了两小时，答曰今天先不宣判了，回去再说。

于是法官宣布今天不宣判了，然后灰溜溜收拾起卷宗材料打道回府，死者的母亲还不依不饶地在警车车轮下又躺了两小时才放法官离开。

大半年后，这个案件多了一份证据：被告人同仓的囚友证实被告人曾告诉过自己他绑架死者并撕票的细节。

这下证据链完整了，有罪！死刑！（当然是缓期执行，证据薄弱的要留余地）

死者母亲带着农药来，拿着判决书走。自此，我市两级法院安检多加了一条：一切人员不准携带液体进入法庭。

我只觉得无奈。

曾经心软

我在中院挂职期间办过最接近死刑的案件，是一宗贩卖毒品案。涉案查到 7 公斤氯胺酮、1.7 公斤冰毒，而且被告人还是累犯。这个数量的毒品，加上他是累犯要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已经足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

但是，开庭的时候，他的律师竟然是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律师问我，被告人的妻子带着他刚出生的儿子在法院外，能不能放她带儿子进来给被告人看一眼，「被告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儿子」。

未成年人一般都不允许进入法庭，更何况是还听不懂指令的婴儿，我十分感动，但还是拒绝了她。毕竟哄法官心软然后带着老人小孩进法院赖着不走的先例早就有了，人与人之间不能有太多信任。

但我还是留了心。这个被告人是认罪的，很顺利结束庭审之后，我就下楼去看，他的妻子果然抱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婴儿。我让她复印了出生证、户口本等一系列资料给我。

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上，我找了一堆理由，比如他举报了上家，他的毒品有一些是用于自己吸，这个案件的证据比较单薄，他的前科不是毒品犯罪，等等，最后说服合议庭和审委会，判了死缓+限制减刑。

但我自己心里面清楚，我留他一命，仅仅是因为他被抓后孩子才出生、他请的律师也是个大着肚子来开庭的孕妇。律师说的那句「他没有见证孩子的出生，希望孩子不要见证他的死亡」让我心软了。

我不知道二十多年以后他刑满出狱会不会重操旧业。我只是心软而已。我想，活着终究是好的。

宣判时，我特意准许他妻子带着婴儿和他见个面。他把脸贴到婴儿的脸上号啕大哭。

这世界上真正十恶不赦的人终究是少的，再恶的人总也有一些柔软之处。

见过贪婪

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不管能力如何，多数还是希望可能帮被告人一把，毕竟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但也有小部分律师却只是想尽办法坑被告人的钱，却全然不顾被告人的利益。

我办过的一宗故意伤害至人重伤的案件中，被告人是两兄弟，请了个说话声音特别宏亮特别喜欢在法庭上慷慨激昂的律师为弟弟辩护，但这律师让他们不要赔偿被害人，说自己可以作无罪辩护，后来又多次以不同的借口收了几次钱，总共收了 14 万。这个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中，我判决被告人赔偿的数额才 9 万多元，但被告人一分钱也没赔偿给被害人。

我苦口婆心劝过被告人的家属很多次，但每次都被这律师阻止，然后找借口忽悠被告人家属把筹来的赔偿款交给自己。

在我作出一审判决之后，被告人两兄弟仍然委托了这个律师担任二审辩护人，结果当然是被维持。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够相信律师和司法，我只能鄙视这种坑当事人的律师。

变得冷漠

我在中级法院挂职时，曾做过一天信访接待员。正是那天，我接待了一位很特殊的信访人。信访人原来做的是宝石生意，1998 年他向村里人借钱收购了一批宝石，结果被几个蒙面人抢劫了。信访人认出其中一个，后来公安根据他的指认抓到了这个人。但被抓获归案的这个被告人始终在装疯卖傻，经数次精神病鉴定都不是精神病人，之后被判了十几年。这个被告人也够坚定，一直装傻始终不作有罪供述。判决之后，这个案就算结了，但信访人不乐意啊，因为其他作案的人没抓回来，他被抢的宝石也没追回。于是就连续信访了十多年，主要是两个请求：其一，要求被抓获的那个人说出其他蒙面人是谁；其二，要求追回被抢的宝石。

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于是这十多年来，他不管去哪个单位信访，单位也只能派个人好言好语劝着，给他把「我们没法做到这两点」换着法子重复了无数次。

我一开始接待他时还劝了几句，但发现这人完全听不进去，甚至还反过来说服我，只好放弃尝试，由得他说。说到中午他还很贴心地让我先去吃午饭，也许他自己也知道那两个要求是无法实现的，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这已经变成他继续下去的支柱了。

而我又能如何呢？不过是履行职责坐着听他发牢骚罢了。而他的悲惨经历甚至没能让我发出一声叹息，因为有类似悲惨经历但没这个信访人执著的受害者也大有人在。

就像有一次听讲座时，一位老法官说的：「法官永远不知道真相，因此也永远无法偏向任何一方。法官可以有一定感情，但不能让感情把自己拉向某一方。要学会闭上嘴，把所见所闻都闷进肚子里发酵成事实，最后用且仅用判决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渐渐地，办案开始成为如呼吸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可以一眼就看出案件的争议问题在哪里，是否有法律条文对这一问题作过规定，辩方的辩护意图和控方的定罪思路是什么。而与此同时，心境变得平静无波，我可以感受到每个案件中当事人员的善意和恶意，却像隔着一层玻璃，毫不心动。

有天早上刚到办公室，庭长突然对我说：「院长说，看守所里面的犯人最怕遇到你，因为你判得最重。」

我一怔。

这位院长平素作风硬朗，让下属惧怕的时候也不得不敬佩，但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却琢磨不透，只好求助于庭长。

庭长笑笑说：「没什么，你办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院长也很欣赏，只是想提醒你，法律是死板的，而人却有七情六欲，你在运用法律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的。否则，直接用电脑程序来执行法律就可以了。法律会约束你，但你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也要考虑社会效果，并不是判得越重越好的。你判得重了爽得一时，社会动荡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到社会的对立面去的。」

我点头称是。

这个春季，与我共事的第 11 年，X 大姐主动申请调离本单位。

临走前的最后那几天，她突然问我：「如果当年那个案件现在给你判，你敢定有罪吗？」

我回答：「我一定坚持无罪。」然后反问她：「你呢？」

她笑笑说：「我的未来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这一年，我已经从当初的小菜鸟成长为这个部门资历最老的人。我喜欢坐在审判长的席位掌控法庭的感觉，喜欢听到被告人或者被害人对我说谢谢，喜欢指导律师怎么与公诉人对抗。我喜欢我一直贯彻自己的正义。但我知道，我的手脚被法律所束缚。

但求心安理得，不负徽之天平。

作者说

我是 DoonnerDie，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官。知乎「法律」话题下的优秀回答者，第三届「盐 Club」荣誉会员。生性中二，秉承守序中立之道，追寻真理与真实。

多年来，我被填鸭式办案充实了业务水平，却庆幸没被扭曲正义观。如今在知乎这个平台上，我努力想告诉对法律有兴趣和信仰的读者，当舆论常以结果论英雄之时，其实你只看到法律的一角。法律是行事的规则，人们无须精通，但可了解。

如果你对法律话题和守序中立之道感兴趣，欢迎来知乎与我交流，我的知乎主页是：https://www.zhihu.com/people/doonnerd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