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忙掀起被子的一角,看了半天,没见有动静。揉了揉眼睛,又把眼睛凑到跟前仔细看,还是无所发现。我拍了拍脑门,意识到了自己一时的朦胧,病人怎么会不停地作动作呢。也许是觉得自己可笑,嘴角下意识地撇了一下,被护士误解了。
“真的动了两下,就那么抓挠似的动了两下。”护士边说边用手比画着,唯恐我不信。
“我明白,我明白。咱们证实一下。”本想用手指抠抠病人的脚心,看看有没有反射反应。但立即停了下来,因为病人还未醒。
就这样耐着心,抱着期望,揣着疑惑,等到病人醒过来,再向她问了一些情况,又满怀希望地做了所有可做的检查。我无奈,但镇定、和蔼地向病人和她老伴说:“挺平稳,得慢慢恢复,急不得。”
我回到办公室,那位护士跑进来,又一次急赤白脸地说:“我绝对没看错,她真的动了。”
“我也绝对相信你没看错,我也绝对不希望她的脚没动。”我的确相信,信息带给我们的必是康复的开端,绝非昙花一现。晨曦已经抹去了心头上的阴影,冷静而耐心的观察将会证实一切。
术后第三天开始,恢复的信息接踵而至,休克的脊髓终于苏醒啦!那天值班的护士听到这个喜讯后,止不住抽泣了起来。喜极而泣,是喜是泣,反正都是双重的。
病人一天天多起来,北京人再也用不着发愁没事可干了。相反,越来越感到应接不暇。设备不敷,人员紧张,但热情不减。头头在担心能不能持久。
我逐渐发现自己沾枕头就着的优良传统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彻夜难眠,白天越忙,夜里越兴奋。于是,安眠药乘虚而入,每晚两粒。
一个周六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来了病人,急诊手术一直做到晚上。爬上山回到家里,没顾上吃饭,就服了两粒安眠药,躺到床上。刚闭上眼睛,就听到有人叩门。
“纪大夫,请你快去急诊,又来病人啦。”
“他刚刚服了药躺下,请别人看不行吗?”莉明气不忿地说。
“要行,我也不费这劲爬山了,是特殊病人。”
莉明刚要再解释,我已经起来,穿上了衣服,走出门去了。我看都没看是谁来叩的门,大步流星地往山下走。凉风习习,脑子清清,安眠药知趣而退。
进了急诊室,不见病人。只有头头陪着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妇女,旁边还坐着一名少年。没错儿,不是干部,就是干部家属,好好看就得了。
女士挺客气,一再说:“听说你累了一天了,真对不起。”
我无暇他顾,单刀直入地问起了病情:“怎么不好啦?”
“不是我,是这孩子。他呀,今年十一岁……”从一岁开始,生活习惯、饮食卫生、学习成绩一一道来,唯恐有所遗漏。
我再一次单刀直入地杀向孩子:“你说吧,哪里不好?”
“膝盖疼,这儿肿了,还发红。”还是妈妈回答,边说边指着膝盖下面那块有些发红的鼓包。
“很喜欢运动吧?最近做什么剧烈运动了?还是开运动会了?”我还是盯住孩子不放。
“你怎么知道的?我还得了赛跑冠军哩。”孩子带着点稚气的回答,引得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其实,这是一种常见的青春病,胫骨结节骨软骨炎,和运动多有关,可以自愈。
我刚刚向病人交代完病情和治疗意见,突然感到舌头变短,两眼发黑,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上。仿佛听到有人在喊些什么,也有人在翻我的眼皮。我想告诉他们,我困了,但是舌头已经先我而隐退,而小舌头却取而代之,弹起了自己特有的冬不拉,宣告全日的接待到此结束。以后的情节,都是次日清晨醒来,负责看护我的护士说给我听的。
没几天,院部通知各科室,实行轮休制。怎么安排科里自己决定。我的确想出去转转,缓缓劲儿。我最想去的地方自然是回北京,说穿了,还不是想打探打探有没有调回去的可能。还有田定的处境如何,郁晨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是我一直挂怀的事情。我和莉明商量,能不能一起回去。莉明诧异地说:“你是白日做梦吧?要去就得把孩子们带上,甭说别的,就这些来回车费你都没地儿寻摸去。”吹了,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
正在这莫奈何的节骨眼儿上,突然院部收到一封请求会诊的信:文县一位干部的儿子脚长歪了,走路困难,请求正脚,指明要纪医生去。
文县也有北京人落户,也有可以做手术的医院,只需带上必用的骨科器械。就这样,公私兼顾,出诊兼休假,也许还能听到点什么消息,活泛活泛脑子。于是我?仁不让,风风火火地踏上了远赴文县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