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着边际地说了起来:“从一下井,我们就开始体验,一点一滴地体验。体验矿工同志们的艰辛、伟大。为了人民的需要,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对,没有抛头颅、洒热血。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铁锹,一铁锹地开采,直到全部采光……不对,不能全采光。是破纪录,超英赶美,让红旗插遍全中国。”
桑达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我,又看看连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想,这是纪南珂吗?是不是犯了什么病?像是在作政治报告。赵景天却非常沉着,毫无表情,静待事态的发展。
连长的脸憋得通红,鼓了好几下腮帮子,才蹦出来两个字:“够了!”
“不够,不够。还没有联系实际哪。我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为他们服务呢?第一,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第二,送医送药上门;第三,为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出合理化建议;第四,健全医务室的抢救设施,保障他们的安全;还有……想起来再说吧。”我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终于感动了连长。也许是后面的意见尚有可取之处,连长的气儿消下去了六七成。
“那好吧,你们就写一个意见书,说说改进提高医务室工作的方法吧。”
赵景天还是不动声色。桑达还是没琢磨过味儿来。
“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一定尽快完成。”见好就收,我拉了桑达一把,转身就走。
离开了煤厂,我诚恳又严肃地对桑达说:“你别不开窍,看你提的那叫什么问题。”
“你哪?你跟吃了耗子药似的,一嘴的口号,那是你的本意吗?”
“当然是。首先,在连长面前,也就是我们的现任领导面前,必须摆正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又来了,你怎么一下来像变了个人。就是在医疗队,也没听你这么长篇大论地发表过政论。我看你是成心。”
“我从到定庄那晚上,就认识了赵大夫。他是个好人,对我安顿下这个家帮了很大的忙。他也是部队复员,分到煤矿的。你看他对连长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在部队待惯了,就得学会下级服从上级。齐连长特在意你尊重不尊重他。”
“我刚提了那么个不丁点儿大的问题,就不尊重他啦?”
“不是你以为,而是他觉得。听话听声,难道你就没听出来?我的那段演说是在给你圆场,难道你也没听出来?”
“有那个必要吗?”桑达并不领情。
“有。态度上尊重他,咱们自己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他让咱们提出改进医务室工作的办法吗。正好,咱们可以针对所见到的不足,结合咱们的经验,提出行得通的建议。咱们不要泛泛地提,重点放在急救上,这才是矿工最需要的。你看如何?”
“也许人家早就有了。”
“那也没关系,有更好。”
“等后面的几拨人看完了再商量吧?”
“对,还得找赵大夫讨教讨教。”
三天后,下井归来的这些人讨论起草了一份建议书,提出了自以为言之有理的建议。例如,在井口加设一个急救点,强化一线急救、增加小型手术设备等大大小小共计十七条。有一条是桑达的特别贡献:改进卫生习惯,保障职工健康。矿工宿舍的公用厕所里,靠北面是一排蹲坑,南面则是一面白墙。白墙的中部点缀着一溜儿黄褐色。原来矿工们在大便完毕以后,不用手纸,而是把屁股贴在墙上,左右一扭,就完事大吉。后来发现:我们去过的厕所,全都具有同样的特点。这才找到了镇上买不到手纸的症结。加上澡堂里的污染问题,桑达提出了卫生健康建议,可算得是从小见大。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习惯居然完全改变过来了。当然手纸也就摆上了商店的柜台。
自此以后,连长的态度有了不少变化。除了要继续保持必要的尊严外,有时也聊上几句家常。居然一度光临舍下,使我受宠若惊。当然我还是诚心诚意地把他待如上宾,奉茶,点烟。尽管茶不够香,烟不够好,总算意思到了。连长没去过北京,聊到天安门、长城、颐和园,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我除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外,也给连长开了张空头支票,答应他一旦有机会去北京,可以介绍个把人接待接待。借着连长心平气和的机会,我又强调了开展小型手术的必要性。连长欣然同意,并表示加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