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的日子里,我平平静静地回想了这段不平静的经历。我非常奇怪:那十来天,我竟然从未想到过死亡,更谈不到害怕死亡。我可没有那点子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何况是因病而死呢。或许是先疼后晕,根本顾不上想到死亡。真到了死亡临头的时候,我的思维又提前进入了冬眠状态。事后却不一样了,我平静地躺在床上,却怕得要命。一想到病,死亡的威胁就油然而生。特别是想到那阵子是一天天,一步步地走向死亡边缘的。我紧张得心脏好像缩成了一团,气也喘不上来。和其他面临死亡的病人之间的区别是:我来不及面对死亡,而另一些病人则是长时间面临死亡的挑战。怨不得有人讲:在睡梦中死去是最幸福的。
当了那么多年的医生,见到过多少和死亡抢时间的大大小小的病人,我从未体会过自己现在所具有的那种紧张和恐惧,甚至泰然处之。可见医生的心久经磨炼,已经坚如磐石了。医生需要陪同病人伤心落泪吗?那是对“视病人如亲人”的曲解。但是同情总是该有的吧。难道医生不应该从心理上来缓解病人的恐惧吗?不应该积极设法合理地减少病人在有生之年承受的苦痛吗?我很惭愧曾经心安理得地以不治之症为由,简单地将病人拒之门外,并未因自己的无能而自责。所幸我也曾对某些医生公然拒收本可治愈,但个人又不感兴趣的病人提出过义正词严的批评。这点仅存的良心,但愿它能发扬光大。
“南珂,南珂。”莉明连叫了数声,我才有了反应。
“又在浮想联翩了吧?”莉明一见我长时间地发愣,就明白我在想什么。
“没有没有,是有点犯困。”我莫须有地辩解,倒招致了莉明的刨根问底。
“有什么可糊弄的。又是从你自己的生病,联想到你的治病,对不对?”
“你知道不就得了呗。”我又想糊弄过关。
“那不行,说说细节。不然,一个扣解不开,就没完没了发愣,谁受得了。”
我不想和那个死亡问题纠缠不清,就转移到另一个同样让我发愣的问题上来:“你说人是不是从一生下来就在求生存?”
“这叫什么说法。人生下来他就是处于生存状态。坏了,我怎么和你一样,说话颠三倒四的了。”莉明自觉可笑。
“我觉得是。你想,人生存在世界上,时时刻刻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孩子受到大人保护,成人呢,自我保护。受到疾病的威胁时,又需要医生来保护。不管是大人保护孩子,还是医生保护病人,都只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必须是自我有保护能力,有抵抗能力,有修复能力,才会最终生存下来。”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莉明怕我又把她搅得云山雾罩,只想让我实话直说。
“这次麻痹性肠梗阻,治了六七天,毫无动静,最后连中药,带灌肠,终于启发了我那岿然不动的肠子,扭转了乾坤。”
“那还不是中药的调解起了作用,这是明摆着的事。”
“对,中药的调解,灌肠的刺激,才有了消化系统的运转。如果调动不起来消化系统的运转,人还是只能完蛋……”
“你这叫……”
“你别急,我知道你不同意。我再举几个更明显的例子。医生把骨折对得严丝合缝,而且固定得很结实,但是如果骨头不长,还是没好。骨头长好了,关节僵硬了,也等于没好。长的瘤子切除了,也做了化疗,可是控制不住,或是发生了并发症,最后人死了,能算治好了吗?所以,自身的康复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我们只能认为:医生是帮助病人,或者说是给病人创造条件,促进病人的自我康复。我们可以把病人自我康复的能力比作一,医生做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没有前面那个一,一切努力都等于零。”
“那又怎么样,实际是一回事,说法不同罢了。”
“不是说法,是认识。认识上的不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医生很容易视自己为活神仙、救世主,自以为病人的命是他赐给的。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完全站在医生的位置,而极少站在病人的位置来决策治疗。几乎不去寻找、发现、调动和保护病人自身的积极因素,甚至会不自觉地破坏这些因素。滥用抗生素结果如何?抢救病人盲目大量输液结果如何?缺乏设计的暴力整复骨折结果如何?……”
“这和病人自身的康复能力,自身的积极因素有关系吗?那是胡治瞎治。”
“当然有关。还拿骨折来说:骨折愈合血供最重要。骨折部未被破坏的骨膜是极宝贵的血运来源。外科医生不惜一切代价地剥离骨膜,强求骨折解剖复位,造成不愈合,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了。不是吗?”
“你以前不也这么对青年医生讲吗?”
“那只是从技术角度来考虑,现在我觉得应该更上一个平台来权衡,从医疗决策考虑。要学着从病人的角度看问题,要尽力发现病人本身存在的各方面的有利因素,要设法调动一切病人的康复本能。把这些方面考虑够了,再做出治疗决策……”突然觉得喘不上气,大概过于兴奋,有些疲倦了。
“话说得太多了,好好歇着吧。”
“看来我的那个一只有零点零几了吧。”我无可奈何地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