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苦寒梅香 第8节

田定把郁晨转移到山区的时候,我接到通知,重新下乡参加巡回医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曾经下过乡的是重点,因为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巡回医疗是走形式,是贴金。以往宣传的“事迹”是给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反动权威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满足他们练手的肮脏欲望,这笔账迟早要清算。

我这才弄清楚,手术医疗队队长,梁医生那阵子为什么极其消沉,多半早就听到了什么反修的风声,不能说而已。这位东北人就差骂大街了:反修?全心全意给贫下中农治病,连命都送了,修哪门子修?一股子怨气只能往肚子里咽,能不窝火吗!

我满打算下乡后,设法去杜大娘那里探望探望,帮帮田定和郁晨的忙。万万没想到换地方,去了别的乡。换地方是对的,不然,再回到原来那几个熟地儿,老乡敲锣打鼓地欢迎怎么办?算计得真够精的,也真够狠的。这样也好,躲城里远点儿倒清静,比田定好受。说他有一大堆问题没搞清楚,想下乡还没资格,看起来他的劫数远没有到头。

下去不到半年,又被糊里糊涂地叫了回去,另有重要任务。毛主席626指示发表,最积极响应的是北京和甘肃的造反派,双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成协议:北京数千名医务人员下放甘肃农村。组织工作效率之高,无人能及。转瞬间,号称两千五百人的志愿者队伍组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将626指示贯彻到底。我问莉明:“什么时候报的名?”莉明说:“我也不知道。”问组织者,组织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多光荣哇,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格审查,没有问题的,才有资格。恭喜恭喜。家里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吧?要帮忙说话。”我除了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外,只剩下感激涕零的份儿了。我向组织者请教时,桑达也在场。我问他是不是也来问报名的事,他一撇嘴,没理我的茬儿,转身就走。出了门就回身指着屋里说:“瞅见了吧?人家既有大将的风度,也有政治家的策略。咱们有什么?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号令下来了,什么内容?没闹明白,因为这次和前一阵子发表什么指示不一样,没有敲锣打鼓,排着大队满街转悠。只有一条直接关系到自己:某某时间以前离开北京。要打仗?不知道。要迁都?不知道。要清理户口?不知道。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转战他乡?还是作为革命的对象被清除出首都?不知道。已经宣布为626战士的个体当然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客气地宣称是革命的需要。可是一到派出所办离京手续,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排着大队,等候点名,领表,填表,再排队。交了表,办手续的女民警把表往外一扔,说:“重写。”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名堂来。向她请教,她指了指我两岁的二儿子纪轩的籍贯一栏。上面写的是北京,没错,就是北京。那位女同志神气活现地甩出来了第二句:“不明白呀,回去斗私批修去。”下面再也等不到第三句话了。只好揣着满腹疑团,回家斗私批修。翻遍语录,找不到答案。纪萌偶然间抓住了要害。

“爸,你的籍贯填的是浙江,我的也是一样,怎么就轩轩是北京呢?”

我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跑到派出所,找到那位女同志作检讨,一个劲儿地斗私批修,才得到了她的恩准,收下了表,办完了我全家已非北京人的手续,终于挺直了腰板迈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回家后,冥思苦想,才悟出来两条道理:第一,此次离京,不具备任何被欢送的性质。第二,纪轩的籍贯填的是北京,暴露出冀希望于儿辈重返首都的妄想,有变天之嫌。看起来,还必须有自知之明,说你是志愿者已经是高抬你了。还是安分为妥。

不久,北京街头,特别是旧货收购点,堆积了数不清的旧家具,包括我家可怜巴巴的四件在内。只要你有板车,拉回家若干件像样的玩意儿,甚至是红木的,都不足为奇。当然只有一号通令以外的人物才能享此天赐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