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美国教育的焦虑与创新——知乎徐涛作品》/徐涛

出品人 周源

策划编辑 刘强 梅莹

营销编辑 胡晓曦

实习编辑 裴启航

校对 高正哲

设计 郝小好

联系我们 publish@zhihu.com

本电子书版权为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或节录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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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N：ECFD-N00007358-20160322

最后修订：2016 年 04 月 19 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 347 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 10 号

电子邮箱： cb@bookdna.cn

网址： www.bookdna.cn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Media CO., LTD, 2013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service@bookdna.cn

www.bookdna.cn

「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知乎创始人 周源

感谢你阅读知乎推出的「一小时」系列电子书。

「一小时」系列是什么？

这是一系列短小精炼的电子书。我们邀请了知乎各专业领域的知友在书中分享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如果你足够认真，便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读完一本书。

这里既有日常经济分析，也有人文历史，既有职场经验，也有生活中的科学。这些作者，都是我们精心为你寻找，在各个领域拥有独到见解的专业人士。而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会解释一个问题，分享一种思路，展开一个视角。

地铁上，入睡前，在这些细碎的时间里，挤出一小时的时间，静下心，读下去。

你很忙，但知识不慌张。

愿你从「一小时」开始，对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分认识。

美国教育的焦虑与创新

前言：关于教育，我们焦虑错了吗？

在本书写作期间，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北京海淀的家长们是如何「拼娃」的。

这篇文章的其中一段说：「压力已发生在我五岁还在上幼儿园中班的女儿身上。班主任说她的数学能力好像有所欠缺，于是我们立即去测评了她的数学能力……女儿也上了两个教育机构的数学、语文、英语（一周）各两次课，还有钢琴两次课、小提琴一次课，（一周）共计十三次课。」

文章中还提到，这个五岁小女孩的作息是这样的：「她每天七点起床，幼儿园七点四十做早操，晚上六点兴趣班下课回家，回家要练琴和做课外班作业，也得九点多才能睡觉。」

最开始，我觉得这只是特例，不过又是某些「虎妈虎爸」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而已。但当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引起激烈讨论时，却证明了这其实是很多家庭的常态。例如一位在知名高校任教的老师说，只有这样的北京孩子才能上得了她所任教的高校；另外还有人说，他的孩子早就适应了这样的高强度课业而且依然活泼。

作为一个母亲，我能理解这篇文章作者的做法，毕竟教育资源有限，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并表现优异呢？

但也正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所以我不由得会质疑，幼儿园真的应该如此轻易地给一个五岁的小孩下 「数学能力欠缺」的定论吗？而且父母也真的就该开始让孩子补习各个学科了吗？

或者进一步追问，父母、学校、老师、以及各种教育机构，他们所做的事情，哪些真的能让孩子准备得更好以应对未来，而哪些是不能的？

我的孩子也恰好五岁，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也有类似的焦虑。我想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为人父母者的共同点：因为知道教育对未来至关重要，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未来工作如何、幸福与否，所以才会希望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甚至愿意付出不菲的金钱，投入大量心血。

这也正是我被《第一财经周刊》派驻硅谷后，会持续关注教育创新的原因之一。

而我也的确遇到了一个好时机。在硅谷的这几年，正是教育创新不断涌现的几年：硅谷的老师们渐渐开始拥抱「创客运动」，通过动手做的项目来让孩子们学得更好；一些创业公司则认为他们能让孩子早早学习编程，以掌握编程思维；常春藤和斯坦福等名校则开始将课程放在网上，以便每个人都能通过网络学习；科技公司的一些高管也辞去工作，开始尝试创办和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学校。

这些采访让我看到，美国人对教育也有深深的焦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教育制度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技术正在比以前更快地改变世界，目前的教育制度如果不做改变，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无法适应未来那个未知的世界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采访也让我意识到，我的有些焦虑实际上微不足道，而有些值得我思考的东西，我却未曾对其深思。

这本书，是我这几年采访、阅读以及思考的一部分成果。我试图去理解我们的孩子未来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以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他们从容不迫地迎接未来。

1. 孩子们的未来

你真的知道在未来世界中，我们的孩子需要哪些技能才能依然从容顺利吗？

先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为教育操碎了心？

简洁的回答是，因为想要孩子在成年后活得更好。

但我们确信自己对十几年后的世界有正确判断，因此有能力给孩子们指出最合适的教育路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对照一下十几年前我们对就业市场的看法和现在的看法。

十几年前，我所认识的家长中，几乎有超过一半的人都认为孩子应该去考公务员，而现在，我听说公务员已不像以往那么吃香了；十几年前，进外企特别有面子，现在，能进腾讯、华为这样的本土企业才有更好的成长空间；十几年前，一些父母拼命希望孩子学医，但现在不少人认为，学医时间漫长工作辛苦，还总要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看起来也并不是什么长辈口中的完美职业……

你可以说这和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有关，无论是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巨变，因此难以对未来作出预判。

但接下来的变化难道就会比之前的二十年更小吗？

依照我在硅谷所观察和采访到的，我认为，变化只会来得更快。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 2016 年 3 月的围棋「人机大战」，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了世界冠军李世石。人们曾经认为围棋是体现人类智慧并难以被人工智能攻破的策略游戏，棋手们会说下棋时直觉、棋感、势都非常重要，机器人搞不定。但结果证明他们错了，机器人从事这个职业也可以升级到九段。

我愿意将李世石等围棋顶尖棋手对 AlphaGo 的态度看作是人类对待技术变化的态度：在技术真正影响到自己之前，普通人倾向于低估技术变化对自己的影响。其实，除了职业围棋，每种职业都正在或者即将被技术所改变：有的会彻底消失，有的会要求从业者具备新技能，而有的职业或许将是全新出现的。

我在上学时，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微信上一个网红会比一个成熟记者更有号召力——这是网络社交媒体对传统新闻传播的颠覆；我在两年前也不曾想到，虚拟现实的眼镜会这么快地面向消费者出售，而我这个记者会真的思考在 VR 上新闻将如何呈现。

当然，大家更加熟悉的是，滴滴和优步（Uber）的出现，会让每个私家车主都成为出租车公司的竞争对手，抢走他们的生意。

即使在我来到硅谷，持续进行技术和创新报道后，我也时不时会低估技术对这个世界所引发的变化。

例如 2015 年秋天，我在看麦肯锡和 Gartner 对技术的预测时，不由得后背发凉。麦肯锡说，人工智能已能做非常复杂的工作，这其中包括 CEO 们 20% 的日常工作。而 Gartner 的副总裁 Daryl Plummer 说机器人可以承担起管理者的角色，「到 2018 年，全球会有超过 300 万的人由 『机器老板』来监督。」

什么是「机器老板」？

在大型连锁商店，服务员的排班曾是由人力资源和门店经理来负责的。但现在，星巴克、沃尔玛等公司会用软件来替代人类进行决策。星巴克使用的就是由 Kronos 公司研发的软件，它能动态跟踪每家门店不同时间的客流量，并综合天气、节日等因素，计算出客流量大小的规律，并据此确定最节约人力成本的招聘规模，以及员工的排班时间表。

或者看看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正在建造的国王队球场的工地。在这里，对建筑工人进行进度监察的是一些大疆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拍下照片后会反馈到一个智能系统中，系统对这些照片进行建模，并和计划进行对比，以判断哪些部分的施工进程缓慢。而在此之前，这些监督完全都由人类来进行。

所以，你有想过你的孩子未来可能是在和人工智能竞争工作吗？

当然，这些变化还意味着一点：那就是整个社会结构会因此发生改变，而人类的生活、工作方式也会随之变化。想想工业革命，它让无数农业人口改变了农耕生活习惯，开启了「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现在新的技术，也会改变我们设为默认值并给予我们安全感的工作生活方式。

例如在硅谷不断被讨论的 Gig Economy（零工经济）。它说的是，由于 Uber、InstaCart 这样的公司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只为一家公司工作，而是在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打开手机软件，挑选一个最适合的任务来赚钱。这可和老一辈那种找一个稳定单位的想法太不同了。

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孩子即将生存的世界：不断变化的世界、不断被定义的新工作、需要找到和人工智能共处的方式，需要适应全新的工作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目前的教育能让孩子在那样的世界里安之若素吗？

我的答案是「不能」。

会太武断吗？

不会。

因为，我所看到的是，即使是现在，教育已经无法跟上这个变化的世界了。

2014 年，我采访了一个辍学的美国加州女孩，她的苦恼颇有代表性。

她名叫 Weezie Yancey-Siegel，在美国南加州培泽学院（Pitzer College）读大二时，办理了休学手续。她说当时她感到了很多困惑，觉得也许休息一段时间能帮助她渡过这段困惑期。但之后，她再也没有返回培泽学院。

然而，她不像是那种会选择辍学的女孩。

在和她交谈时，你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是一个乐观、兴趣广泛、充满好奇并且精力旺盛的女孩。当然更打动我的是，她善良，总是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她在高中时就制作过纪录片，采访过 Kevin Kelly 和 Howard Rheingold¹，并对互联网文化颇感兴趣；大学期间，她又开始对跨文化、社会责任等领域产生兴趣；在办理休学之前，她一直觉得自己毕业后会去非政府组织工作。

但这些并不妨碍她对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产生困惑。上大学后，她每年的学费在 4.5-4.9 万美元之间，但学到的知识在她看来却是陈旧过时的。

「我觉得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既不能满足我的兴趣，也无法在我毕业后帮助我找到一份好工作。一想到付出的时间和金钱，与我所获得的技能与知识不成正比，我就很苦恼。」她向我抱怨道。

休学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她每天只是看看书，或在网上查找和创业、技术有关的演讲。她创建了一个叫做 Eduventurist 的博客，专门采访那些同样从高校退学，正在寻找自己学习路径的年轻人。遇见的人越多，她就越知道拥有这些困惑的人不在少数。

你可以说，这只是个别孩子的自寻烦恼，不足以证明现在的大学教育出现了问题。 

但一些数据也在呈现类似的故事：即使受过高等教育，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依然无法得到满意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于 2015 年 5 月发布的报告《The Class of 2015》²中，用了「剧烈恶化」这个词语来形容从 2008 年到 2015 年间大学毕业生们的就业状况。

他们统计了年龄在 21 到 24 岁之间、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们，发现 2015 年的失业率虽然从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的 9.9%下降到了 7.2%，但这个数字却比历史上的几次失业率峰值都要高——从 1995 年到 2008 年间，美国失业率最高一次发生在 2003 年，当时是 6.5%。

图表 1 美国 1989-2015 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

图表来源于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Class of 2015》。

在图表 1 中，你能看到在 2011 和 2012 年，大学生失业率有所下降。但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这是因为在这几年间，经济如此之差，但大学学费却依然很高，大量学生付不起学费，根本没有去读大学，或中途退学，而这导致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更加没有竞争力。

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干脆用了「青年就业危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一趋势。在《国际青年就业趋势 2015》的报告中，这个组织说，在亚太地区、中东和北非，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的可能性甚至是那些只受过小学教育年轻人的两到三倍³。 

而世界经合组织的数据也类似——在最近十几年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失业率正在升高。

图表 2 上方的线为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高等教育人群失业率平均值；

下方的线为美国高等教育人群失业率。

2. 一百年前的人才制造机器

为什么付出了十多年的时间、金钱以及心血后，我们很可能只是把孩子打造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你可以将美国 2008 年后的高失业率归因于金融危机，或将中国毕业生的高失业率归因为高校的盲目扩张。

但在 2013 年 TED 大会上，我听到了另外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在我看来，正可以说明为什么「年轻人失业问题」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给出这个解释的，是那一年 TED Prize 的获得者，物理学教授 Sugata Mitra。他获奖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想要给教育带来一些改变。

「如今学校的教育形式源自哪里？」 他在 TED 大会上做主题演讲时说，「它起源于大约 300 年前， 起源于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帝国（大英帝国）。」 

「想象一下如何在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话的情况下，管理整个地球（帝国）：文件资料需要靠手抄，出差需要靠轮船。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确实做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令人惊奇：他们创造了一台由人组成的覆盖全球的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如今仍在运行着，它被称为公务员行政体系。让这个系统运作，需要许许多多的人，这就催生了另一个体系去培养这些人：学校。」

「这些将成为未来公务员体系中一分子的人，他们必须是协调一致的。他们必须了解三件事：书写要规范，因为资料都是手写的；有阅读能力；会在脑子里作加减乘除。他们必须一模一样，这样才能从新西兰随便挑一个人去加拿大能立刻派上用场。」 

「但这样的学习方式，所依赖的假设之一是，万一你以后会用到这些知识呢？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 Google。」 演讲之后，Mitra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如今我们的教育系统，却仍在为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帝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同质的人才。」

传统教育系统所输送的人才，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人才，差距有多大？

麦肯锡在 2015 年的报告中说，差距太大，以至于他们所调查的 36% 的雇主认为，由于这些毕业生缺少必要的技能，因此已经在「成本、质量和时间上引起了显著的问题，或者情况更糟」。

这份报告名为 《从教育到就业》（Education to Employment：Designning a System that Works）。麦肯锡对 9 个国家（巴西、德国、印度、墨西哥、摩洛哥、土耳其、苏丹阿拉伯、英国、美国）的雇主进行了调查，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一方面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们总是在抱怨招聘不到足够多的毕业生来承担入门级别的工作。

图表 3 麦肯锡发现，相当多的雇主招聘不到足够多的入门级别的雇员。

图表 4 不同国家的雇主认为「招聘不到入门级别员工的原因是因为缺少技能」的比例。

图来源于麦肯锡。

2015 年，美国高校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做了一项调查，说明了雇主究竟对毕业生的哪些方面不满意：超过 60% 的雇主抱怨毕业生不知如何与团队中的其他人进行合作（尤其是团队中有不同背景的同事时）；他们也抱怨毕业生不知如何更新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当然，对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以及思辨能力，也是他们所不满意的。

但大学和教育者本身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当超过一半的学生和雇主都认为大学没有帮助毕业生做好踏上工作岗位的准备时，72% 的教育机构却认为学生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图表 5 关于毕业生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就业的准备，雇主、教育机构和学生本身的意见并不相同。

而且麦肯锡对未来也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只会恶化。到 2020 年，我们的世界会有 8500 万中高技能雇员短缺。

如果放在这样的图景中去思考，我们会发现，尽管我们重视教育，但我们是将孩子们放入到了百年前的人才制造机器中。而付出了十多年的时间、金钱以及心血之后，很可能只是把孩子打造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3. 找到蹊径的小孩

这些小孩的成功是特例吗？

在 2013 年的那次 TED 大会上，最吸引我的不是 Sugata Mitra 教授，甚至也不是传奇的 Tesla 创始人 Elon Musk，或 Google 联合创始人之一 Sergey Brin。

最吸引我的是一个瘦长、苍白、一头金发的少年，以至于参加完这个会议后，我为《第一财经周刊》写的封面文章和那些大人物无关，而是和这位少年有关。

他叫 Taylor Wilson，的确可以被称为是天才。他在 11 岁时读了祖母给他买的一本叫做《辐射童子军》（The Radioactive Boy Scout）的书后，对书中 1990 年代中期密西根少年 David Hahn 尝试在自家后院制造核反应堆的故事非常着迷，于是也开始自己尝试。到 14 岁那年，他制造出了自己的核聚变反应堆。

站在 TED 讲台上时，他还不到 17 岁。他说他想要辍学创业，研发出一种安全的、用核废料为原料的核裂变反应堆，以解决地球上的能源问题。

在演讲之后，TED 的总策划人 Chris Anderson 迎上去问：「你从哪里来？是外星人吗？」

但在接受我采访时，他说：「我觉得我和普通人一样，只是愿意去追寻自己的热情……如果是在几十年前，我完全无法做出这样的成就。」

我当时的第一直觉是，这是他的自谦之词，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天赋过人。他在 7 岁时开始对航天科技感兴趣，在阿拉巴马州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参观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火箭升空原理，使得讲解员目瞪口呆。

但他向我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做出和 David Hahn 不一样的实验结果。他说，即使是在几年前，很多知识都是很难获得的，你只能从大学图书馆中得到信息，甚至你也得师从一位教授才能知道这个领域究竟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但现在，你通过互联网就能查到足够多的信息。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在网上——例如 Amazon 和 Ebay 上——买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作为核反应堆的原料。

他觉得，如果 David Hahn 生活在他这个时代，也一定能够成功，因为获得知识的门槛变低了，动手去尝试并验证知识的成本也变低了。他的成功，不过是利用好了这种便利，进行了自我学习和探索。

不过 Wilson 的例子还是太过于特殊。因此，我在 TED 大会上也采访了一些「更为普通」的孩子。暂且不论他们所关注的领域，以及最后的成果，这些孩子的共性是，他们都善于利用互联网。

其中两个孩子是来自温哥华的华裔女孩 Jeanny Yao 和 Miranda Wang。她们看上去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以及活跃的社区活动参与者——她们从 8 年级开始就热衷于参加环保社团。

2011 年，一次偶然的垃圾场参观之后，她们开始了解邻苯二甲酸盐（Phthalate）这种被广泛作为塑化剂的东西。这种化学成分难以降解，并对人体有害。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Google 进行搜索，而搜索结果将她们带到了维基百科的页面，以及公开的论文文献。几个月的时间后，她们在当地河流里找到了一种能够降解塑化剂的细菌。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都已非常自然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就像看到色香味俱全的食物，我们很自然会拿起手机拍照，然后分享到社交网络上一样。」 Miranda 说。当时我们坐在加州强烈的阳光下，带有设计感的白色帐篷挡住了些许阳光。她们也拍了这些白色帐篷，并给我看她们的自拍。

这些例子，对于现代教育意味着什么呢？

Sugata Mitra 教授说，学习应该是自我组织的事情，而成年人或教育制度，要做的是应该给这些年轻人一个「自我组织的学习的环境」（Self Organiz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现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正能够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

他在 1990 年代开始思考自学在孩子学习中的意义。当时他买了一台昂贵的电脑，因为太过昂贵，因此他并不允许当时年仅 4 岁的儿子触碰。当他操作电脑时，这个孩子只是站在他身后。但有一天，当他找不到某个文件时，他的儿子告诉他应该如何操作。他在赞叹自己的儿子是个天才之后，开始探究为什么孩子们身上会发生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

1999 年，他在自己位于印度新德里实验室大楼外墙的墙洞里放了一台连接着互联网的电脑——那面墙正对着贫民窟，破败不堪。那些从未见过电脑的穷孩子们蜂拥而至，在得到可以触摸电脑的许可后，他们很快学会了如何上网。他们甚至教会了 Mitra 如何将 Word 文档中的字体变成彩色。

他反复在各个地方做类似的实验，并对这些实验结果的期望逐渐提高。2006 年，他来到南印度一个讲泰米尔语的偏僻村落，并将电脑留在了这里。和此前能上网的电脑不同，这个电脑还载满了关于基因的英文论文。他告诉孩子们这些文档很重要，但其实连他都不明白这些文档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离开了。

当他回来时，他并不惊讶那些孩子嚷嚷着说他们什么都没弄明白，直到一个 12 岁的女孩举起手，说：「除了知道错误复制的 DNA 分子会导致遗传疾病之外，我们什么也没弄明白。」

这个实验结果让他激动。紧接着，他在这个实验中加入了这样一个元素：来自成年人的鼓励。在印度一个贫穷的村落中，这个角色由一个完全不懂科学和教育的 22 岁女孩扮演，她所做的只是在孩子们做出点什么时说，「你真是太棒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知道要这么做。」 实验一段时间后的结果是，这群零基础的孩子在做标准生物测试时，成绩能赶上新德里私立贵族学校的孩子们——后者可是有着专业的生物学老师。

而另外一个在他的实验中反复被验证的现象是，那些用 Google 来搜索作业答案并和同学们讨论答案的孩子，在此后的闭卷考试中依然能获得好成绩。

所有这些实验证明了两点：首先，学习没有一定之规，也许当新技术涌现时，孩子们利用这些技术能学得能更好；其次，Google 和维基百科这样的工具事实上提供了知识民主化，并为更多孩子提供了接触新知识并进行学习的机会。

4. 一万种新的大学

新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弥合从教育到就业的鸿沟？

其实，在我参加 TED 的前一年（2012），美国一些高校和教授就在致力于让更多知识能在互联网上分享。

Coursera 就是在 2012 年创办的，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Andrew Ng 和 Daphne Koller 。紧随其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创办了 edX；Google X 实验室研究员 Sebastian Thrun 创立了 Udacity。这些在线课程被统称为 MOOC，即大规模在线公开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我想我也不需要过多解释这些在线课程是如何运作的。在之后的几年间，MOOC 如此红火，许多人应该都听过一两节课程。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正义课就广受欢迎。

麻省理工学院（MIT）开放课程平台的对外关系负责人 Stephen Carson 在向我解释 MOOC 出现的重要意义时说：「教育一直以来的困境在于，要实现理想的高质量教育，成本必然会增加，而能够获得这样教育的孩子一定只是少数。MOOC 可以让教育跳出这个困境。」MIT 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来自于蒙古。在 2013 年，一名来自蒙古乌兰巴托的 16 岁少年申请了麻省理工学院。之前，他在线学习了这所大学放在网上的「电路和电子」课，并获得满分——这些课程完全免费。

尽管在之后的数据显示，能坚持听完这些课的人只是少数，但对于高校而言，这些在线课程已经将安逸于日复一日教学的教授们拖入了直接的竞争中。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已经没有老师教授入门级的会计课了，因为杨百翰大学一名教授的在线课程讲得很好，哈佛觉得自己的学生可以直接使用。

除此之外，这种新的方式也为高校提供了一些改进的空间。例如 MIT 航空航天工程课讲师 Karen Wilcox 直接用这些在线课程来解决自己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当时她发现，她的学生在很多和数学有关的知识点上都表现出困惑。请教数学系老师后，她才知道问题出在两个学科的一些术语不同。现在，她和数学系老师都制作了在线课程，并在相关术语处进行链接。这种简单的改变，令学生方便查阅，也可以重新学习相关知识点。

也是在 2012 年，Weezie Yancey-Siegel，那个辍学的加州女孩，通过社交网站 Twitter 知道了一家名为 Enstitute 的教育类创业公司。这家公司正在招收第一批学生，并声称会将学生直接放到高速成长的创业公司边做「学徒」边学习——那些 CEO 或高管会直接做他们的导师，以此来解决高等教育中的高失业率问题。

这种方式和 MOOC 的想法完全不同，但 Siegel 却更加喜欢。她觉得人和人的互动永远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她喜欢那种有人生导师的感觉。

Siegel 向这家非营利创业公司提交了申请。通过筛选，她列出最想去做「学徒」的 5 家公司后，那些觉得她还不错的公司会面试她。最后，她被 Flavorpill——一家在纽约推荐有趣活动的创业公司选中，并成为 Enstitute 最初 12 名「学徒」中的一个。

这些「学徒」大多都对美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感到不满，并愿意冒一点风险。他们从美国各个地方搬到纽约，一起生活在一栋作为他们学生宿舍的公寓里。他们白天去各自的公司工作，晚上彼此交流想法。每周，Enstitute 会请一名成功职场人士与他们共进晚餐，接受提问并提供职业忠告。

此外，MOOC 在线课程也成为了 Siegel 学习生活的一部分。Enstitute 要求他们通过这些课程来系统了解技术、财务以及创业方面的知识。当然，这也的确是 MOOC 有价值的地方所在：这些课程被数字化了，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学习。

但 Enstitute 也有其问题。那些忙碌的 CEO 是否都能成为合格的导师真的很难说。规模化也是问题之一，因为如果要让更多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在实习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Enstitute 需要不断说服公司以及这些公司中忙碌的高管。但对于大公司来说，它们有自己成熟的管理培训生项目，对于创业公司，初创期乱成一团的成长与忙碌异常的节奏都促使创始人把工作重心放在公司管理上，而不是做个好导师。

到 2015 年，Enstitute 宣布关张。在一封公开信中，它讲道，资本的有限无法给每个学徒提供足够的资源，无法更好的规模化，都是它没能解决的问题。在这 4 年间，它只培养出了 30 名「学徒」。

但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并且立刻能够学有所用，依然是个不多的解决就业鸿沟的方向。

2014 年春天，我参观了位于波士顿的富兰克林·欧林工程学院（Franklin W.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觉得这所学校也许是个不错的样本。

你可以把欧林学院理解为一个以项目为中心进行教学的学校。它的每个科目几乎都是基于项目而设立的：你要学设计吗？那从第一堂课开始你就需要自己设计一个东西，老师会告诉你什么是 Design thinking；或者要学习与物联网有关的课程吗，那你就要用到 Ardruino。

为了让老师不至于和业界脱离太久，欧林工程学院通常只和老师签约 6 年。一个被该学校津津乐道的案例是，他们的一位老师在结束教职后加入了 Google。

每个进入欧林工程学院的学生，第一年都得上一门「玩具设计课」。这门课的要旨在于，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的设计是为客户服务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就得想小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玩具。等到最后一堂课时，教室里会出现一群四年级的小孩。当这些小孩奔向自己喜欢的玩具时，无需老师打分，哪个学生的设计更好就已得到了判断。

其实，我觉得欧林学院的教室看上去极其像硅谷科技公司的办公室：教室里贴满了写有想法的便利贴，学生们随意围在一起，对他们手头的项目进行讨论。有时候他们会请来校外社区中的人，对他们进行访谈，以验证他们关于项目的想法。

到最后一年，一些学生会加入到 SCOPE（Senior Capstone Program in Engineering）项目，直接接手一些与学校有合作的公司项目。这些公司包括 Facebook、波音等。

所以，当有个学生告诉我她放弃了 MIT 而上这所学校时，我也没有那么惊讶了。毕竟，从这所学校出来，就业非常有保障。

的确，后来一些 MOOC 平台发现，学生可以自学这样的属性，使得它们成为一个便于人们自行学习所需技能的平台。

从 2014 年开始，Udacity 帮助 Google、Facebook 等技术公司量身定做职业课程，针对特定岗位来培训他们所需要的员工，这些技术公司为完成课程的用户预留实习岗位。例如其中有一门课是 Google 推出的 Android 开发系列课程，课程全部由现任 Android 工程师按照 Google 标准来设计的。完成学业并且成绩最佳的 50 名学生会去公司总部展开为期三天的交流，进一步提升面试技巧和工作申请技能。

5. 大学的应有之义呢？

这个世界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许多职业技能都会迅速过时，有没有什么能让学生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依然安之若素？

但对于 Enstitute 和欧林学院，我依然会有些顾虑，因为它的实用主义色彩过于浓厚。

回想我的大学生活，无所事事而惫懒，学到的大多数东西都没能直接用在日后的工作中，但我却涉猎了不同学科的知识，学习了不同的思考方式：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旁听社会学的课程，也会和来自哲学系的学长讨论，似懂非懂地听过物理系的学生和我讲相对论和不确定性原理……这些无用但有趣的知识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而我觉得这是大学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 Enstitute 和欧林学院，看起来像是一所有更高技能要求的技术学校，未免和大学精神不太沾边。况且，这个世界变动如此之快，这些学校传授的很多实用主义技能大都也会随着技术变迁而变得过时。

当我和一个叫做 Ben Nelson 的人聊天时，他也说，传授职业技能很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东西才更为重要。传统大学的问题在于，很多校长们会将这些特质挂在嘴上，但如何保证能通过课程传授给学生，他们就答不上来了。

Nelson 把自己描述为一个一直在构想大学改革的人。他于 1993 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并在那段时间里修了历史学家 Iran Harkavey 和 Lee Benson 关于大学变迁史的课，了解了美国诸多名校的历史、办学理念，以及这些理念是如何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的。最后，他论文的主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应该如何做出变革》。

但他毕业后的职业一直和教育无关。他在毕业两年后成为 Snapfish（一家提供在线照片打印公司）管理金融的副总裁；在惠普收购 Snapfish 之后，又一直担任 Snapfish 的董事长；

卸任 Snapfish 董事长一职之后，他又开始重新思考教育。

他的想法比十多年前要更为大胆。作为在硅谷担任了超过十年高管的人，他期望用创业公司的方式来建立一所大学，使那些最理想化的东西能植入到这所大学之中。

从 2010 年 9 月开始，Nelson 花了 16 个月的时间进行构思。他和学生、学生家长、大学教授，甚至是其他行业的人交流，期望能找到一种方式，保证可以将那些最重要的能力传授给学生。他也因此将自己的项目称为 Minerva Project——Mierva 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他开始找寻在学术界有研究成果，又在高校有着长期教学经验的教授成为他的创业伙伴。他找到的第一位伙伴是 Stephen M. Kosslyn，一位心理学家，他专攻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曾在哈佛大学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在 2012 年加入 Minerva 之前，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们就像做学术那样，仔细梳理已有的理论研究，来了解人类究竟如何学习才能更有效，以及老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事实上，学界已有那么多研究，告诉我们人类该如何更有效地学习，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系统却没有把这些研究用起来。」Nelson 在解释他邀请 Kosslyn 作为合作伙伴的原因时说。

Minerva 大学的最后形态的确和传统大学完全不同。

首先，那些 Nelson 提到的应该传授给学生的基本能力，都体现在他们为一年级新生设计的四门基石课程（Cornerstone Courses）。这些课程会训练学生的思维习惯，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也会引导他们有能力对复杂系统进行理解；还有一门课是训练学生的沟通、写作能力。Nelson 和 Kosslyn 试图让这些课程彼此交错，互为基石，最终让学生养成好的「思维习惯」。

其次，Minerva 对学生的评估体系也和传统大学完全不同。Nelson 认为只有会用，才算是真正学到了东西。因此，在 Minerva，第一学期基石课的成绩会到最后一年才打分，打分的依据是接下来 3 年里每个学生在具体科目中对这些思维工具的运用。而在接下来的 3 年里，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专业方向，包括艺术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商科。

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Minerva 开发了一套在线教学平台，让所有教学都能在线完成。原因是，这样的软件能够保证每个学生在课程中的互动时间保持在 70%以上。例如，一部分学生在就一个问题讨论时，其他倾听的同学可以投票，来表明自己对哪些论点更为支持。

Nelson 这样做的依据来自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 Eric Mazu 的实践。这位教授很早就发现，那些毕业两年的学生对于他曾教授过的知识，只能记住 10%。此后，这位教授开始实验其他的教课方式，例如让学生在课前自学，课堂上则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参与到讨论、问答等互动中来。之后，他发现学生的学习效果好了很多。

「既然知道这种翻转课堂有效，那我们就应该将这种方法用起来。」Nelson 说。

作为对于全球化的回应，也为了节约成本，Minerva 没有校舍，只有宿舍。学生第一年在旧金山度过之后，接下来的三年内会游学 6 个国家。由于所有授课都在网上进行，因此理论上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安排自己的学习。

但和硅谷其他的创业公司不同，Nelson 的构想远不是「靠技术解决问题」那么简单。而且，硅谷那种做出简单原型、然后快速试错和迭代的方式也不适合，毕竟，教育并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完成的事情。

在 2014 年秋天，Minerva 开始用「初创班级」的 29 个学生来测试自己的想法。这些学生录取自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为了说服这些「小白鼠」，在 2014 年 3 月，那些被 Minerva 录取的学生得以聚集旧金山，参加一个为期 3 天的开放日活动，活动包括和教授们见面，了解课程体系，试用在线授课平台。在最后一天，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类似黑客马拉松（hackthon）的活动：同学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需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通过编程，让 LED 小灯排出能够体现柏林文化的图案。

而在 9 月开学之后，Minerva 试图让学生感到整个旧金山都是他们的校园。第一天，他们在旧金山海湾的船上庆祝开学；之后，他们去了具有强烈硅谷风格的探索博物馆；当然，他们也会去离旧金山不远的、保存良好的原始红杉森林。

「我希望校园不是象牙塔，学生得走到真实的世界中去。」Nelson 这样解释为什么 Minerva 没有校园。

一些细节也让学生觉得趣味盎然。

在开学第一天快结束时，每个学生都拿到了一个金色六棱柱形状的护身符，其中一面有着 Minerva 的徽标，还有一面刻着学生的名字，以及一个谜语一样的词语。这个词语代表 Minerva 对这个学生的期望，也代表旧金山的一个著名地点，学生需要在第一周结束前找到这个地点——这听起来非常像是魔幻小说里的情节。

正式开始上课后，每个人都会发现课程比他们想象的更富有挑战性。由于课堂上更多时间是老师和同学讨论互动，因此在课外，每个人都需要阅读大量书籍，为上课做准备。这些书从哲学到物理，几乎无所不包。

每个周二和周三，还会多出两节 60 分钟由学生主导的课程，来回顾之前上过的课，并预习下一节课程。而这种「学生主导课」的结构也由学生自己来设计。

但作为创始班级，一些问题也会时不时地困扰着这些学生。有时候问题出在 Wi-Fi 上，毕竟无法联网就意味着无法登录在线课堂；有时候是学生觉得对「学生主导课程」没有什么头绪。

我能看到一些学生多少经历了一些失望。Brianna Smrke——Minerva 创始班的成员之一——在开学第四周时写博客说：「蜜月结束后会如何？当一段经历失去露水般的新鲜感会如何？……你会看得更深刻一点，当你伸手抓向空气却撞到墙壁。」

在写下这段话的那周，Smrke 最后觉得，如果完美的东西不存在，那也许每个人都应该为了让它变得完美去创造一点什么。在参观完斯坦福大学之后，她和她的同学讨论了能为 Minerva 带来些什么。这无疑证明，她对待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态度又成熟了一些。

6. 那些在大学中受挫的孩子

有一些问题，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解决不了。

如果抛开作为记者时刻要保持客观这样的立场，我得说，我喜欢 Miverva 的理念。当然，我也知道，第一届创始班的学生要到 2019 才毕业，即使等到那个时候再说这个理念是否实现，也还太早了点。

但当我仔细去观察初创班的孩子时，我会觉得，即使 Minerva 的理念最后完美实现，也是因为他们招收到了本来就已经很优秀的孩子。

首先，会报名 Minerva Project 的孩子已经有着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如此早地了解到有这样的新项目存在，从了解这个学校，到决定是否要去报名，他们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并进行分析；而获取信息的能力已经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了。

其次，他们也具备了非常强的独立性。作为一个刚刚创立、什么数据都无法拿出的学校，鲜有家长会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小白鼠」。而这些创始班的孩子必须得自己拿决定，以及说服自己的父母。

除此之外，他们也具备了愿意面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创业者身上最为常见。

在和 Nelson 聊过之后，我也和初创班的几个学生聊过。他们的共性是自信，对自己的未来有很高的期望，也很早就积极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去。同时，你也能发现，他们已经在反思现有教育，同时把一切挑战看作自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我会觉得，只要有这种学习能力和性格特质，他们无论在哪儿都能成功。

但即使这样，我也能看到什么样的孩子在 Minerva Project 中获益最多：那些已经有足够知识储备，知道如何快速学习，有着开放心态和思维模式的孩子。

只要看看第一年里的四门基石课学些什么就好了。

其中三门是理论分析（Formal Analyses）、实证分析（Empirical Analyses）和复杂系统分析（Complex Systems），培养学生对核心理念的理解能力并训练学生的思维习惯。第四门多形态沟通课（Multimodal Communications）则培养学生的写作、演讲等表达能力。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复杂系统分析，教授都会在教学中涉及大量数学、物理、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并留下不少阅读作业。对于那些尚未掌握相关数学、物理知识的学生，他们能领悟到的东西比那些已理解相关知识的学生更少；那些没有快速阅读和理解经验的学生，会在课后觉得疲于奔命。

即使是在普通大学，这些差异也已经足够明显。如果你和足够多的美国大学生聊过天，你就会发现总有一些学生会感慨为什么他的同学知道那么多，而另外一些则惊讶，为什么有一些同学连最基本的东西都还不会。

在 Amanda Ripley 探索美国教育问题的书《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中，她跟踪采访了几个到世界不同国家进行交换的高中生。当这些高中生回到美国并继续他们大学教育时，他们中也产生了类似的现象。

Tom，一个热爱文学，会和父母一整个周末下午都安静读书上的孩子，进入大学后却发现，他的同学对文学了解得比他多很多。他们对文本分析的方法已经非常熟练，但他却从来没有这样去分析过文学文本；当提到古代文学时，他的同学看起来也总是对各种古希腊古罗马的典故信手拈来。

而曾经去韩国做交换生的 Eric 则在他的大学一年级发现，一些课程是在重复他高中时的课程，例如写论文的基本要求，如何做调研，等等。在互相修改作业的环节中，Eric 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的一些同学不知道什么样的论文结构是恰当的，也不知道如何去展开一段论述，或如何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甚至还有一些同学的文章中有很多语法错误。

这意味着，无论大学如何，孩子们的差距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大学进一步拉大了这样的差距。

在 2014 年春天去波士顿的访问中，我意识到这样的差距比我想象的要巨大得多。

那次访问是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外国记者中心所组织的，我们的访问行程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大学这样的常春藤高校，以及一个叫做 Year Up 的教育机构。

在参观完常春藤高校后，再参观 Year Up，差距大得令人难以适应。Year Up 没有校园，教室和办公室都挤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里；楼梯狭窄陡峭，其中的房间也不那么宽敞。

在这里，老师和工作人员对学生的态度看起来更加严厉。一个黑人大叔让我想起了我大一时候那位严厉的军训教官。

而他们对学生的要求看起来也更像军训，而不像是大学：不能迟到，迟到会扣学分；不能说脏话和俚语，不然也会被扣分；不能穿松松垮垮的休闲衣服，要学会打领带。

所有这一切的背景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贫民区，这些细节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得到一个工作，或者是否能保住一份工作。

「这很微妙，当我晃荡在街头时，我得学会不要和别人进行目光接触，因为有些情绪暴躁的人，或者脑子不正常的人，会认为你的目光接触是挑衅，你会有被痛打一顿的危险；但你去求职的时候，你需要保持目光接触，如果总是避开别人的目光，面试官会觉得你很不可靠，是个骗子。」这所学校里的一个黑人男生和我解释。他还不满 20 岁，但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Year Up 的项目经理 Lindsay O’Hara 和我说，这些学生大多已经从高中毕业了，但他们不断失败的原因往往和学到的知识无关，而是态度、为人处事，以及一些普通人都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强调不能迟到吗？因为他们中很多人能获得的工作通常需要准时，例如在餐厅或者在仓库上班。如果迟到，那么他们很快会丢掉工作，然后重新回到大街上，惹上麻烦。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严肃对待这种细节。」O’Hara 说。

Year Up 的一些课程甚至会帮助学生纠正口音，改掉那些只有在贫民窟中才会经常出现的俚语。整个过程看上去荒谬、可悲却有效。老师在每节课上会说，「今天有这几个词语你们一个都不能说」。然后经过漫长的过程，他们才不会脱口而出那些会给他们带来坏影响的俚语。

让我最感到伤感的一个学生是 Portia。她很优秀。尽管成长于贫民区，但凭借聪明和努力她顺利读完了高中并考上了大学。但她说，大学的第一年对她是毁灭性的，因为她已习惯了贫困社区以及周围那些穷邻居，而大学让她看到了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是多么自信，而且懂的比她多太多。她开始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像她的大学同学那样优秀，以至于决定辍学。

但辍学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好。由于没有大学学历，工作非常难找，她也依然在不自信的阴影之中。而 Year Up 成为了她的转折，她觉得这个地方的学生是她的「同类」，她能从同学身上意识到自己这个群体的问题，也从 Year Up 里那些找到好工作的学长那儿获得希望。我认识她时，她已经表现出了自信，并参加了美国陆军，憧憬服役结束后能继续上大学，毕业后在自己成长的社区当一名社工。

7. 从懵懂小童到优秀成年人的神秘过程

成年后的成功，不仅仅和大脑中知识的多少有关。

所以这是一个恐怖的推论：那些在大学或大学毕业后经历各种挫败的孩子，很可能根源在于上大学之前。就如同 Portia 所经历的一样。

孩子之间的差异出现得有多早，这种差异会有多大？从小孩成长为一个优秀成年人，其中会有多少障碍？而教育又意味着什么？

2015 年的圣诞节前，我去我孩子的班级做志愿者。那天，这个有二十个小孩的班级要自己装饰圣诞姜饼屋：老师已将姜饼搭成了房子模样，孩子们要做的是在房子上刷上糖霜，好让房子看上去被白雪覆盖，然后将五颜六色的 MM 豆、小熊软糖这样的小零食给装饰上去。

最开始，这些只有五六岁的小孩，看着可以吃的东西，一个个都表现得垂涎欲滴。因此，老师给出的第一个规则就是：这些东西不能吃，只能用来装饰。每个小孩的脸上都有了一点失望，甚至还有小孩嚷嚷着抱怨起来。

但很快，你能看到不同小孩的差异来。

一些小孩很快投入到姜饼屋的装饰中，并且兴致盎然。但有一两个孩子，会趁着成年人不注意，将零食往嘴里塞。

当糖霜刷好，要开始装饰时，一个小女孩显示出了对颜色和排列的敏感，每一个小装饰的位置都要整整齐齐，俨然是个小小细节控；有一两个小男孩，在姜饼屋还没装饰完时，就已经在想着如何为姜饼屋搭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要有小灯；还有一个孩子，看起来颇为漫不经心，他随随便便地将其他装饰物堆在姜饼屋上，但郑重地将两个小熊软糖放在屋顶上，然后拉着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小熊坐在房子上」的故事。

在其他孩子的姜饼屋上已五颜六色时，一个孩子的姜饼屋却连糖霜都没有抹上。我走过去，问道：「你怎么不涂糖霜呢？」他的回答让我惊讶：「我不会。」我说这很容易，用小抹刀沾一点糖霜往上抹就行了。可他依然回答：「可是我不会。」接下来他做的是，将姜饼屋向我一推，并将抹刀往我手中一塞，问：「你能帮我吗？」

我几乎就要直接帮他全做了，但转念一想后，我将抹刀塞回他的手中，对他说：「你试了就知道，这一点都不难。」然后握着他那抓着抹刀的手，去挑了一些糖霜涂上姜饼屋。他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不知道用另外一只手扶着姜饼屋，以免它动来动去。

但在涂抹了几下后，他就像恍然大悟了一样，大叫：「我会做了！」然后他开开心心地开始自己抹糖霜，并展示给其他同学看。而我则在想，为什么其他孩子不管会不会，都会去尝试（我儿子也是第一次做姜饼屋），而他却不去尝试；为什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自己不会，这样的想法，是否会影响到他日后的学习和其他各种活动。

如果将这二十个小孩的差异拿给科学家看，科学家也许会说这很正常。

已有很多心理学⁴和脑神经科学上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或成年人的差异，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 18 个月大的时候。在成长为一个学龄儿童之前，婴幼儿的大脑已在急剧生长和学习，进而发展出认知能力、交流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性格等等。

而这样的成长，基本上是基于和父母的互动完成的。例如，在婴儿期，婴儿会通过哭或笑等方式来发出信号，而他们身边的成年人（尤其是父母）对他们的回应，相当于是为婴儿的大脑输入了信号，这些信号刺激大脑认知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研究发现，那些父母对之说话多的婴儿，长大之后语言能力优秀的概率更高；或仅仅是在家里经常提到数字，孩子上学时的数学表现也会更加优异。

所以那个在装饰姜饼屋的小女孩，她所体现出的对色彩和排列的敏感也许是因为她有着一个喜欢画画的设计师母亲。而那个漫不经心将姜饼屋弄得乱七八糟，却讲了「小熊故事」的孩子，他虽然没有体现出对色彩的敏感或动手能力，但却表现出了不错的语言能力和想象力。这些差异决定了这两个孩子未来学习的路径和方式是不同的。

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机学家 Seymour Papert  师承皮亚杰（Jean Piaget），证明了人的学习是一种建构过程，是把新的知识和自己已有经验知识结合在一起并予以阐发的过程⁵。 

也就是说，找到孩子的兴趣所在，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路径去探索和思考，他们会学得很快。但如果对每个孩子要求都一样，那结果一定会很糟糕。例如，如果老师只是因为孩子漫不经心，没有将装饰物排列整齐，就批评了那个小孩，那他一定会感到气馁。不过好在，他的老师认真听完了他的小熊故事，并赞扬了他。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会早早影响到孩子吗？

科学家发现，其实很多孩子诵读困难也和他们的早期经历有关。那些在三到五岁时经历过严重压力或者长期压力的小孩，更容易导致「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受损，他们日后学习困难的可能性也越大。执行功能是一种能够让人做出计划并且将许多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功能，包括让人集中注意力、控制冲动等，因此对日后日常事务的处理能力非常重要。

原因在于，面对压力时，人的肾上腺素、血压、心率、血糖和压力荷尔蒙都会上升。在长期进化中，这种生理变化本来是帮助动物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时，迅速做出身体反应的。但对于处于幼儿期的儿童而言，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却对大脑的发展有破坏作用，甚至对大脑最基本的结构也会产生影响。此外，这些对大脑的作用，也和日后的抑郁、酗酒、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有关⁶。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神经生物学家 Michael Meaney 在他的小白鼠实验中发现，其实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抚就能降低婴幼儿的压力水平，并且有非常长期的影响。实验中那些经常被大鼠（无论是否是其母亲）舔舐梳理毛发的小鼠，在成熟之后，会更好地应对各种压力。与那些得到爱较少的老鼠相比，它们更大胆，表现更平静，也更愿意去尝试新的食物；甚至，它们钻迷宫的能力也更强。当实验一再重复，Meaney 发现，得到更多爱的老鼠更健康、更好奇、更有自控能力，也活得更长。

2009 年，康奈尔大学的两名研究员 Gary Evans 和 Michelle Schambeg 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童年时候受到的压力会影响到学习能力⁷。 

这个实验中，他们挑选了一款游戏来测试一群 17 岁孩子的工作记忆。这种记忆是执行功能的一部分，通常是短期记忆，能让你在做一件事情或进行思考时，能随时调用一些记忆来完成短期的任务。教育心理学家 Peter Doolitle 在 TED 上做的演讲 How Your Working Memory Makes Sense of the World 甚至提到，工作记忆好的人，一般也很善于应付标准化测试。

Evans 和 Schambeg 还测量了血压、压力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这些和压力、情绪等有关的数据。他们发现，那些压力指数高的小孩，他们的工作记忆是最差的；而且，那些处于长期压力下的小孩（例如贫穷或家庭不幸），工作记忆普遍要比生活更少压力的同龄人差。

即使早期经历没有在儿童大脑中产生那么多化学反应，看不见摸不到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会影响小孩子的一生。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 Walter Mischel 曾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将一些四岁的孩子留在房间里，并说将给他们一个棉花糖；如果他们能忍住不吃，那么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将能得到两个棉花糖。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坚持没吃，而另外三分之二的孩子没坚持住。在后续的研究中，Mischel 发现，那些吃了棉花糖的孩子比没吃的孩子，成绩表现要欠缺些，没考上大学或辍学的比例也更高；那些坚持没吃的孩子，他们更快乐，对未来更有规划，人际关系不错，人生发展也更好⁸。 

此后，心理学家 Angela Lee Duckworth 和她的同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被调查的人中，表现更好的不是智力更高或有着更漂亮外表的人，而是那些更有自制力和毅力的人⁹。 

而那个对我说 「我不会」的孩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表现出心理学家 Martin E.Seligman 所说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¹⁰。 对于这个孩子而言，他不是没有能力去刷上糖霜，而是他告诉自己不会做，当他真的相信了这一点时，他就不再会进行任何尝试。如果这样的思维习惯保持下去，并被运用到了学习上，我很难想象他会愿意去挑战一道稍微难一点的数学题。

和 Seligman 做的研究有相关之处，斯坦福心理学家 Carol Dweck 教授说，那些具有「成长思维方式」的孩子，会认为无论成绩还是自己的特质，都能通过自己的尝试和努力而改变，因此他们更愿意去主动尝试和努力，也更容易接受失败并从失败中学到东西。在 Carol Dweck 所写的《Mindset》这本书中，她解释了思维方式的强大，以至于让人们学业、婚姻家庭等方面在面临相似的境况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并且有不同的结果。

以上这么多的研究，在意味着什么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向孩子灌输知识，将大量的知识点塞进孩子的记忆，没有那么重要。

其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这句话果真没错。而我们这些父母却也是最业余的老师，从来没有受过培训，还时常被不知道哪里流传来的育儿理论所左右。

最后，即使进入了学校，面对受过培训的老师，我们的孩子依然看起来处在了一个碰运气的环境中：由于传授课本知识才是传统教育中教师的工作，衡量指标也是应试分数，因此是否能给孩子带来自信，或激起孩子的兴趣，或是能否传授思维方式，都随着老师个体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如果恰好碰到这样的老师，那实在是运气好。所以我真是感谢我遇到的那几个好老师，他们有的给了我自信，有的燃起了我对某个学科的兴趣。

8. 从学前班开始的创新

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如此之大，而老师人数有限，我们果真能做到因材施教吗？

这样看来，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关心和焦虑教育，也许是一种对的态度。至少这样能让父母和准父母们了解更多育儿和教育信息，并且和孩子有更多互动。

不过这不是我这里关注的重点。我想知道的是，进入学校后，在学校中，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如此之大，而老师人数有限，那么，如何才能让孩子不仅仅是获得了知识，也能学习到情绪管理、好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这些对他们成年后非常重要的能力呢？

2014 年春天，我去拜访了美国加州圣何塞一个叫做 Rocketship Los Suenos Academy 的贫困社区小学。101 公路和 680 公路在这所学校附近交叉而过，将它窝在了这两条交通主干道的夹角之中。这所学校于 2010 年落成，校舍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因为没有足够空间，食堂被安置在楼外的一个棚子下。

这所学校 87% 的学生是拉美裔，他们大多数人的母语为西班牙语；68% 的孩子英文不流利；90% 的孩子因符合家庭低收入标准而申请了午餐费用减免计划。

另外，这个学校有 600 名小学生，但只有 16 名教师。你很难想象在这样一所学校老师能因材施教，并且同时还能兼顾情感教育和思维方式教育。

但一个叫做 Charlie Bufalino 的人说这所小学已经做到了这些，并告诉我，应该亲眼来看看这所小学。我是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他，他所在的机构 Rocket Network 正是为这所小学提供运营和创新技术的。

如果我是以家长身份去参观这所学校，那从看到课堂的第一眼起，就会产生深深的质疑，因为这个课堂看上去实在有点太乱糟糟了。

在一个有普通两个教室那么大的小学四年级教室里。一些孩子每人一台电脑，在各自玩着游戏。几十分钟后，那些玩游戏卡壳的孩子，会汇集在教室另一头的地毯上得到老师的指导；另外一些孩子则围坐到小桌子旁，分成小组自行讨论老师给出的话题。

除此之外，墙边有一排阶梯，几个孩子拿着大大的文件夹在做练习题，辅导员就坐在一旁，随时回应他们的疑问；还有一个老师在进门的地方给几个孩子上阅读课，一个孩子甚至趴在了地毯上。

但这些看似乱糟糟的背后，其实有着老师们清晰的教育意图。

那些玩游戏的小孩，其实是在通过电脑软件学习知识：他们过了一关，就表示他们已掌握了这个知识点；那些没过关的小孩，会得到更多学习和重复练习的机会，直到他们掌握过关为止。在某些知识的学习上，例如小学低年级数学，这种方式的确更好，因为这类知识本身犹如垒砖，循序渐进，只有掌握了前面的知识，才有可能掌握接下来的那些。当然，这些知识本身也容易拆分成一个个小知识点，并制作成有趣的小游戏。

这使得老师有机会对一群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因材施教。这些软件先将老师从重复的讲课中解放出来，然后，老师一方面可以让那些已经掌握知识的孩子进行讨论或动手做些项目，来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时间去单独辅导那两三个怎么也无法过关的孩子。

而像语文这样的科目，除了认识新生词外，更重要的是对文本的理解和习得更好的沟通能力。因此老师带着孩子们围坐在地毯上，启发孩子们对话题进行不断深入的讨论，使他们能从彼此的讨论中学到东西。

由于不需要统一授课，那些在某些学科超前的孩子会被分配到更高年级去上课。考虑到本来这些孩子会因为课程太过容易而感到无聊，或者干脆调皮捣蛋。

老师也因此有时间去帮助孩子进行社交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在这所学校，每个班级都放上了帮助小孩表达情感的玩偶 Kimochis。老师会告诉孩子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情感，如何通过语言或者动作表达出来，以及如何面对挫折、沮丧或者愤怒。从某种程度上，这些老师们就像 Michael Meaney 实验中愿意为幼鼠舔舐毛发的大鼠一样，帮这些孩子过滤掉了一些来自自己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

虽然无法说这所学校的孩子在学业表现上个个出色，我也无法拿它来和硅谷地区最好的学校相提并论，但这所学校在老师人数不足、学生贫困、经费紧张等不利条件下，依然在最近一次加州学业表现审核指数（Academic Performance Index）中获得 789 分。可以用来参照的是，加州最好的学校分数为 999，最差的为 311，旧金山市区一些中等条件的小学一般分数在 800 左右。

在一年后，当我要为自己的孩子挑选小学，并在旧金山市区参观各种公立和私立学校时，我都会时常想到这所贫困社区小学。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断看到在用传统方式来教育孩子的课堂里，孩子脸上满是百无聊赖之情，丝毫没有那所贫困社区小学课堂里孩子那兴致勃勃的模样。

最先被我从名单中划掉的，是一所口碑不错并实施华德福理念的私立学校。原因很简单，当我和其他家长进入一个一年级教室时，老师正在教「双数」这个概念。这些孩子人手一套德国 Stockmar 蜂蜡蜡笔，并有配套的精致蜡笔收纳袋。当老师问 14 之后的双数是多少，孩子们需要在自己的纸上用蜡笔写上 16;当老师再问，接下来的双数呢，孩子又写 18……整个过程无比漫长，有近一半的孩子已觉得非常无聊，我们的到来简直是拯救了他们。他们悄悄向我们招手打招呼，或是歪着头观察我们。离我最近的一个孩子则一直在摆弄他的蜡笔，纸上只写到 12 这个数字。当老师开始询问到 18 后面的双数时，他才快速将 14、16、18 这几个数字一口气写完。

另外一家被我从名单中划去的学校有着一位非常友善的校长，但我却在参观后感到失望。在我参观时，有一个班级似乎出了点状况，一个学生大哭不止，老师和助教全都忙着去安慰开导他，而其他学生则无所事事，在教室里晃荡来晃荡去，整个情形非常失控。

另一所学校，我在思量很久之后才从名单中划去。我喜欢这所学校里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友善的老师。在我参观那天，一群三年级孩子们正在做关于印刷的项目，各个兴致勃勃，让我印象深刻。但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所学校谈到了很多体育、音乐和艺术项目，但关于数学、语文等基础课程的学习却几乎不提，只是说一直到五年级都不会有家庭作业，以及数学可能会是这个学校的教学弱项。私立学校通常不采纳标准化测试，也不和其他学校进行排名，因此作为家长，我完全无法判断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究竟如何，以及数学这个「弱项」究竟弱到什么程度。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对比，AltSchool 看起来非常吸引人。

这所学校现在在中国应该也有些名气了：人们知道创始人 Max Ventilla 是一位从 Google 辞职出来的连续创业者，他创办的这所学校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来让学生获得符合自己个性和需求的教育。这家创业公司在 2014 年获得了 Andreessen Horowitz 和 Founders Fund 领投的 3300 万美元 A 轮投资，又在 2015 年初获得了马克·扎克伯格等人超过一亿美元的融资。

其实它的校舍非常不起眼。我参观的那所，位于旧金山北部 Frot Mason 旁。在作为校舍之前，它应该是一所民居，有着狭长的房间。即使是在作为校舍后，它看上去也不像传统的教室：房间里没有什么书桌，只有最简单的书柜，以及满墙的便利贴。

Ventilla 自己也是一个父亲。他说当他将孩子送往幼儿园时，他还非常满意，因为觉得那所幼儿园能「以孩子为中心」，让孩子通过玩和探索来学习，氛围自由，小孩也很开心。

但一旦到了小学，情况就不同了。他发现作为家长，他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坚持「儿童为中心」的私立学校，但这种学校通常学费昂贵，并且由于没有可以横向比较的标准，因此家长很难知道孩子究竟学得如何。

而另一种则是将孩子塞入公立学校。这样的学校通常人数更多，老师会用标准化的考试分数来衡量他们，而学生也通常不能进行个性化的学习。

他想，为什么不能做到两者兼顾呢？

他采用的解决方法，其实和 Rocketship Los Suenos Academy 这所贫困小学有相似之处。他期望能让孩子通过软件一步步学习，而老师则起引导的作用。

但他做得更为细致。

他的工程师团队将学生从学前班到 8 年级（相当于学前班到初中）的知识分解成一个个小部分，以形成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也参考了一系列现有教育标准或教育机构的建议，例如美国共同核心教学标准（Common Core）、全国数学教师协会标准（NCTM）、下一代科学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以及 CASEL 机构在社交情感学习方面的建议。

这些数据库成为学生学习进度的依据。在 AltSchool 正式开学之前，老师会和学生聊天，以期给出这个孩子详细的学习档案（Learner Portrait），其中包括这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方式、强项和弱点等等，并且输入软件中。

在软件的帮助下，老师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制定每个人全年的学习目标，这些目标能最终可以被细化为每周都更新的学习清单（Playlist）。学生每天在这些清单上挑选项目来完成，而这些清单的完成意味着他们掌握了一项项的学习目标。

因此 AltSchool 的班级也和 Rocketship Los Suenos Academy 小学一样，没有严格的课堂，看起来非常自由。但不同的是，AltSchool 干脆采用了混龄的班级形式，因为 Ventilla 认为，一个 8 岁的孩子很可能语言和阅读有点落后，但数学已经能够到 10 岁的水平，因此进行细致的分班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这种形式下，每个孩子都能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也有比别人做得好的地方，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他们能帮助别人，也能向别人学习。」Ventilla 说。

我问 AltSchool 的老师 Paul France，日常教学看起来是什么样，他想了一会儿说：「我真说不上什么才算是典型，因为每天的项目都不同，对学生进行的支持每天也都不同。」 

当我再要求他举个例子时，他说，例如大家围坐在一起进行阅读，因为每个孩子年龄不同，阅读水平也不同，所以要求孩子采用的阅读方式也是不同的。虽然读的都是同样的故事，但年龄小的孩子可能拿的是绘本，大孩子则读的是不带插图的版本。「班上有一个孩子阅读水平非常高了，远远超出别人，所以我会要求她将这段文本改编成为一个剧本。」France 说。

France 还提到他刚加入 AltSchool 时，教室空空如也。他和他的同事没有为教学购买家具，而是保持了教室的空白状态。开学后，他教孩子们「设计思维」，带他们去校外参观，找寻设计的灵感，然后大家一起来布置这个教室。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了解了「设计思维」，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创意和设计，最终也得到了发挥创造力的机会。

在教室的墙上，我也注意到了一个日历，上面写着每个孩子自己挑选的 「研究项目」，其中一个孩子的项目是「宇宙最初的大爆炸是什么样的」。我能看得出这样的项目，正是在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探索能力和思维方式。

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学校，教学情况会比传统教室的按部就班看起来更复杂一些，也会不断遇到新的情况。按照 Ventilla 的说法，老师会把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也放到数据库中，并和其他老师共享。这样，当另外一个老师遇到类似情况时，数据库可以将匹配的清单推送给这个老师。

家长也能参与到孩子在学校的教育中来。Altschool 提供面向家长的应用程序，以便让家长在电脑和手机上查看孩子的情况。家长也能和老师一起给孩子制定学习清单。

AltSchool 也使用美国全国通用的考试系统 MAP（Measures of Academic Progress，学业进度评估），进行 1 年 3 次的考试。这些标准化的数字可以用来衡量孩子学习到了什么程度。有了这些数字，多少能让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进展感到放心。

9. 未来的老师们

就像学生们所面对的一样，称职的老师会具有和以往不太相同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得保持终身学习。

在 2016 年 3 月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AltSchool 宣布开放他们的平台，并命名为 Open AltSchool。这能让更多学校——无论是已经存在的学校还是新学校——尝试使用他们的这套系统。我很高兴他们能用开放平台这种方式，让其教学创新规模化。

但规模化的背后是，需要有足够多的称职的老师：他们需要接受这套新技术，有着更开放的思维模式；他们也需要知道如何更恰当地引导学生的兴趣，或更灵活地将各种项目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去。

对于 AltSchool 本身而言，这也许不是特别大的问题。这所创业公司的规模并不是那么大，但应聘者众多。在 2014 年底，当他们想要招聘 25 个新老师时，他们收到了上千份简历，因此尽可以挑选最优秀也最符合他们要求的那些候选人。

除此之外，他们在开学之前也会对老师们进行培训，以便让他们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当然，还有之前提到的，当他们遇到各种棘手情况时，系统中也许可以直接调用其他老师的经验。

但对于其他学校，以及有着传统教学经验的老师而言，面对的挑战则非常大。

也是在本次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Ilia Molina 分享了自己进行教育创新的经验教训，以及说明了老师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她在佛罗里达迈阿密 Dade 区进行一个叫做 iPrep Math 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希望将 Dade 地区初中数学的教学都改造成为个性化学习的方式。因此，他们在各个学校装上电脑和相应软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暑假里对老师进行培训。

「以前的做法是，老师得要牢牢控制住课堂，例如应该在什么时候教授什么样的内容；但现在是以学生为中心了，每个学生的进度都不一样，对于老师而言，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并不好。」Molina 说，「甚至一些有多年经验的教师也会很紧张，觉得不知道这个课堂将会发生什么。」

培训包括让老师像学生一样坐在电脑旁，用这些软件学点什么，以体会这种学习方法。Molina 说，没有切身体验，老师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教学思维模式。除此之外，老师们还要学会查看数据，并根据数据来做出教学决策。很多老师在培训后依然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一些老师被这样的变化吓坏了。

但即使是主动求变的老师，也会遇到挑战。

Arwen Imai Matthews 在休斯敦一所高中教授科学课，她就曾想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

她说她刚开始做老师时很绝望，常对着学生大吼大叫，也不知如何将那些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当那些孩子落泪时，她又觉得忐忑，常常顶着「我是个坏老师」的阴影回家。

有一天，她决定开始改变。她想，「我这么沉闷无聊，如果不做些有趣的事，那我的课堂永远无法活跃和吸引学生。」于是她开始搜索，小心翼翼地尝试各种工具，也看一些其他老师的博客。之后，她开始尝试将一些小试验带入课堂。最开始她很紧张，生怕手忙脚乱出了小岔子。但她发现她的小岔子并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反而让学生开始变得踊跃和乐于尝试，对科学课的兴趣也开始提高。她说：「我意识到，如果我自己都不愿意去尝试，那我教的孩子怎么会大胆去做呢？」

但她遇到的新的挑战是，当学生们都开始有了兴趣，如何做才能让学生在这些实验中学到更多，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思考方式等等。她可不希望学生们只是看了一个热闹而已。

她所遇到的问题，就像教育神经科学倡导者 David A. Dousa 所说的，老师现在的处境和现代医学产生前医生的处境差不多。那时的医生有创造力和仁慈心，却对究竟是什么治疗好了病人知之甚少，他们过于依赖自己或同行的经验，但很大程度上是在碰运气。现在的老师也是如此，他们中大多数不知道大脑究竟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哪些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发现可以应用到教学方法中。 

图表 6 David A. Dousa 认为应该有这样一个交叉学科存在，让教学过程变得更加科学。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已有类似尝试。1967 年，哲学家 Nelson Goodman 在这里建立了 Zero Project，正是因为他认为教学本身应当被作为一个认知行为来研究，而研究成果应该被运用到教学中去。

在之后近 50 年里，这个项目的成果包括如何让老师注意到学生的思考，如何引导学生思辨等等。它甚至也包括专门的项目，来指导动手做为主导的课堂（Maker-Centered Classroom）。

2015 年末，我参观了加州奥克兰的一所学校 Lighthouse Community Charter School——学校的很多学生也来自贫困家庭。在这所学校推动创客项目（Maker project）的老师 Tobie Irvine 说，他们从 Project Zero 那里获得了很多指导。随后，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学前班的 maker 课程。

我得说，我太惊讶老师居然让五六岁大的孩子们使用榔头、锯子以及热熔胶。这正是我进入班级时孩子们正在使用的工具。

我问老师，难道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吗？Irvine 说，在一开学，就会有专门的课程来教这些孩子使用这些工具，他们也会有练习的时间，例如在一个没用的树桩上练习用榔头来钉钉子。「我们成年人总是在低估孩子的能力，也低估孩子的责任心。」Irvine 说。

这个班级正在做的项目，是用老师给出的各种材料，例如没用的木块、布料等来做一个玩具。

但在告知孩子们要做的是什么项目之前，老师将他们分成两人一组，并要求他们彼此问一些问题，以「更加了解彼此」。问题结束后，老师要求孩子们根据自己搭档的性格和喜好，为对方设计一个玩具。这同时培养了孩子们的沟通能力以及同理心。

一个小男孩用木块做了个小人，还用蓝色布料为小人穿上了蓝色披风。他说这是为搭档做的《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我问那个小女孩是否喜欢，她腼腆一笑，说非常喜欢。我想，这个项目也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友谊和赠与的快乐。

而另一个小男孩则一直在和一个硕大的木头做斗争：他想要将这个木头锯开，但无奈这个木头的一面有着奇怪的弧形，因此无法固定在锯木架上。我看到老师并不动手帮忙，而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你觉得有哪些方法你还没尝试？」在试了几个方向之后，这个小男孩成功地固定住了木头，并显得非常有成就感。

这正是 Project Zero 给老师指导的：引导学生去观察、发现问题，自己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试错。

伯克利大学的 Anne Cunningham 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cience of Learning Institue 的副主任 Kelly Fisher 都说，也许学界需要做的一点是，将已有的研究变成可以实践的做法。她们自己已经开始和幼儿园、儿童博物馆等机构展开合作。

这当然意味着老师要学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在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我听到老师们说的很多的一点，正是如何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用更好的方式来教学生。我能看到他们对大脑神经科学非常感兴趣，可惜因为这个讲座人数爆满我都没能挤进去；老师们也好奇如何才能将个性化学习引入到自己的课堂中去。

也许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里，所以他们比别人更早意识到变革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通过改变自己，从而让这个行业能为未来教育出更合适的人才。

后记

也许会有人觉得我还没写完就收尾了。

的确没写完。变化才刚刚开始，一定有更多试验新模式的学校涌现，老师自己也得成为终身学习者，去掌握新的技术工具，或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

除此之外，教育是个太宏大的话题。如果话题再延伸下去，问题还会包括：如果教育是为了让整个社会的未来更好，教育平等在其中有多重要？技术是否能解决教育资源和平等问题，并让更多孩子受益？作为父母，我们如何通过自我成长来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

如果说有什么观点我还没在前面的文字中体现出来，那就是，虽然我们对于教育变革没有明确答案，但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和创新就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2014 年）去参加西南偏南教育峰会时强烈感觉到的。尽管美国的教育也充斥着各种问题，但不同机构和个人的创新让很多细小领域都开始有突破。你能看到无论是从幼儿园还是大学，其中的一些学校会去尝试新的模式；很多教师也在尝试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创业者也创造新的教育技术工具；而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为教学实践。

而且，在类似这样的会议上，不同领域的人能够交流自己领域的新知和经验，并互相启发，以激发新的想法。例如，在 2014 年，人们对于如何在班级里实现个性化教育还不甚了了，但到今年我再参加西南偏南教育峰会时，不少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已经开始分享自己学校实践后的经验教训了。

因此，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更多人加入到关于教育有建设性的对话中来，希望中国的创业者、父母、老师、学校或研究者，能给彼此以启发，推动中国的教育发生更多有益的变化。

我也将书中提到的书籍列出来。这些书让我受益良多，希望也能给更多读者以受用。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工作单位《第一财经周刊》。在与知乎合作的这本书中，我提到的所有采访都是我作为周刊驻硅谷记者时完成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采访机会，我也不可能在数年内持续对美国的教育创新进行关注。我也要感谢副主编赵嘉，她在第一时间内给了我建议。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阅读和思考。

如果你也对美国的教育创新感兴趣，欢迎来知乎与我交流，我的主页是：https://www.zhihu.com/people/inesxu

相关书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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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with the Brain in Mind，by Eric Jensen. 

这本书将脑科学的研究介绍给了读者，并且介绍了如何将其运用到课堂中。

注释

1. Kevin Kelly，《连线》杂志第一任主编，也是《失控》的作者，影响了很多科技创业者；Howard Rheingold，「虚拟社区」概念的提出者，著有《聪明的暴民》一书。

2.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the-class-of-2015/

3.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12015.pdf

4. 「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Young Children Develop in an Environment of Relationships， 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Working Paper No. 1 (2004).」

5. Seymour Papert，Mindstorms：Children，Computers，and Powerful Ideas.

6. Paul Tough，How Children Suceed：Grit，Curiosity，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Robert D. Putnam，Our Kid：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7. Gary W. Evans and Michelle A.Schamberg，Childhood poverty，chronic stress，and adult working memory.

8. Walter Mischel，Yuichi Shoda, and Monica Larrea Rodriguez, 「Delay of Gratification in Children，」Science 244 (May 26, 1989): 933–38;

9. Angela L. Duckworth and Martin E. P. Seligman, 「Self-Discipline Outdoes IQ in Predi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December 2005): 939–44

10. Martin.E Seiligman，Learned Optim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