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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士：唯一正式授权传记/（英）戴维斯著；林东翰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The Beatles: The Only Ever Authorised Biography

ISBN 978-7-5086-5047-0

Ⅰ. ①披… Ⅱ. ①戴… ②林… Ⅲ. ①音乐家－传记－英国 Ⅳ. ①K835.61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582号

The Beatles by Hunter Davies

Copyright © 1968，1985，2002，2009 by Hunter Davi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披头士

著者：[英] 亨特·戴维斯

译者：林东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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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士

——唯一正式授权传记

[英] 戴维斯 著

林东翰 译

中信出版社

推荐序
还来不及“盖棺论定”的时刻

马世芳（广播人，文字工作者）

这么多年下来，关于披头士（Beatles，又译甲壳虫、披头四），能讲的大概都已经被讲过了。关于这本书以及它的时代背景，倒是有些东西可以说一说。

首先，这本“正式授权传记”出版于摇滚乐百花齐放、猗欤盛哉的1968年。从猫王踏进录音间开始算起，摇滚乐真正成为横扫青年一代的新兴艺术，至此才不过十来年光景。

换言之，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摇滚乐正以惊人的速度蜕变、转化，成为“值得严肃以待的艺术门类”。摇滚乐手开始重视“专辑”（album）的规格，“专辑”不再只是“一堆歌曲的集合”，而是可以利用A、B两面40分钟的规模经营完整主题、实践艺术概念的空间。海滩男孩（The Beach Boys）的《宠物之声》（Pet Sounds，1966）、披头士的《佩珀中士》（Sergeant Pepper，1967）都是重量级的代表作。到了本书出版的1968年，已经有好几部摇滚乐史上的皇皇巨作必须用“双片装”的规模才承载得了乐手的野心：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美女如云》（Blonde on Blonde，1966）、奶油乐队（Cream）的《火焰之轮》（Wheels of Fire，1968），当然还有披头士的《白碟》（The White Album，1968）。

就在这一时期，“Rock N’Roll”这个名词，渐渐演变成“Rock”——前者指的是老式摇滚乐，倚重山区乡村摇滚（Rockabilly）和蓝调的形式，旋律和配器相对简单，歌词也比较单纯。“Rock”则大大拓展了它的范围，凡是青年一代表达思想的音乐形式，都被统摄在Rock的名下。海滩男孩的布赖恩·威尔逊（Brian Wilson）和披头士大胆把古典编制和东方乐器带进摇滚乐团，更把“录音棚”当成乐器的一部分，试探“多轨录音”的极限，创造出许许多多绝无可能在舞台上重现的奇妙声响，让摇滚乐的音场远远超越“三件式”（鼓、吉他、贝斯）的限制，而有了无穷的可能。另一方面，鲍勃·迪伦一手掀起的民谣摇滚革命，让摇滚乐在强劲的节奏、煽惑的旋律之外，更可以承载严肃的主题和诗的语言。诗和摇滚结合之后，革命能量沛然，莫之能御，不仅成为那个动荡社会的回声，也深深切进了时代的灵魂。

短短几年间，摇滚乐飞速进化，几乎每个月都有惊人的杰作诞生。相对地，媒体总是慢半拍，不大跟得上这股汹涌的潮流。20世纪60年代中期，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朝代的巅峰，迪伦已经写就《荒凉街区》（Desolation Row）那样繁复晦涩的长诗，披头士在《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已经打造出极为漂亮的叙事结构，音乐杂志却仍然充斥着“艺人最喜欢的颜色与食物”之类的无聊八卦，专辑评论也停留在“它绝对会让你兴奋得打起拍子，适合与朋友一起听”这样的陈词滥调。

“认真把摇滚乐当成一门艺术”的文字书写，直到60年代晚期才蔚为风潮。先有《龙虾王》（Crawdaddy！）之类的同人志开疆拓土，继之《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在1967年创刊，所谓的“Rockcriticism”——深度访谈、言之有物的评论、专业级的美术与摄影，才终于有了像样的发表园地。《新音乐快递》（The New Musical Express，简称NME）、《旋律制造者》（Melody Maker）这些老牌音乐刊物，以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之类传统媒体，也才跟上青年一代的脚步，开始登载更深入、更认真的乐评与访谈。

1968年，这一切正在发生。亨特·戴维斯（Hunter Davies）的这本书，正好是“深度摇滚书写”萌芽的示范之作，也见证了“Rock N’Roll”蜕变成“Rock Music”的关键时代。多年来，关于披头士的书何止千百本，这本“古老”的作品，却一直被看作乐迷必备的经典。原因并不只是亨特·戴维斯获得披头士授权，得以提供大量第一手、详尽丰富的成长故事和历史资料（尽管这些素材确实精彩绝伦）。它最大的意义，不仅是在那个“摇滚书写”相对荒芜的年代，认认真真地把披头士当成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就像为画家和诗人作传那样，以持平、清明的笔调，建筑在扎扎实实的素材上，打造出来的深度记录而且是在“历史现场”留下来的第一手见证。当时披头士固然已经是横扫全球的超级巨星、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但是后世那些沉重的光环、无穷无尽的饾饤考据（参考数据多半源自这本书）、数不清的最高级形容词，都还来不及污染它。戴维斯写作的当下，披头士的音乐还是“树头鲜”、热腾腾的，还没有变成“牢不可摧的历史经典”。现在任何摇滚乐迷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后见之明”、“盖棺定论”，在这里还是“不确定的未来”。这使整本传记充溢着新鲜的气味，一种无可取代的“临场感”。

这本书不只是披头士乐迷的“圣经”，更成为后世所有摇滚乐手传记的“参考标准”。新版补足的长篇导言，也让整个“画面”更完整，这确实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

前言

这本书从第一次出版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0年了。1968年第1版发行之后，我从没想过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再版。再版的内容大部分与旧版的内容一致，这些内容都是当事人亲口讲述的，没做更改，也未加润饰，真实记录了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他们是如何取得那些成就的。这些就是现在所说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意思就是别人可以随意地从中选择引用，这当然是因为书中的大部分人，现在都无法让我们去继续采访了。对原作进行修改或重写，然后再润色加工，能让我们获得后见之明，让我们显得比当时更聪明睿智。但我却一直在抵制这种巨大的诱惑。

但此时，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力求使他们的故事合乎时代，能反映当前的事件，同时也能解释我最初是如何写作本书的。在书的结尾处，我也增加了一些书中相关人物的注释以及对他们的看法。在我写这本书之时和之后，我都见过他们，不过现在他们都已不在人世。

在筹备新版本时，我仔细检查了手头的披头士乐队的旧档案、唱片和言行录——当然，这些资料一直在增加，因为我依然是一位疯狂、愚钝的收藏者，突然找到了一份我早已完全忘记了的手写歌词。

这正是乔治亲笔所书，所有真正的披头士迷都能认出来。就我目前所知，这不是一首他曾收录的歌曲，甚至都没谱上曲。

反面是写着如何前往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在萨塞克斯（Sussex）的乡村住所的说明，这可能就是他写给乔治的。因此，这份披头士言行录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

下面这8行是乔治写的：

我很高兴地说这只是一个梦。

当我遇见像你这样的人时，

这只是一个梦，但你让它变得下流，

以你的所思所为。

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承受的痛苦，

还嫉妒你所不能做的事情。

有时候我感觉你没有希望，

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只有一处被勾掉了，就是第一个“that”上写偏的“s”，说明这不是第一稿。我确信在最后一稿中，他可能已经在“youre”之类的单词中插入了撇号，因为他在语法学校学过语法规范。这段歌词读起来有点儿像少年的烦恼（teenage angst），也许是他好几年前写的。那天他正好闲着无聊，当我请求他给我一点儿他的手写体样本时，他顺手就把它给了我。

我现在已记不清他给我的具体时间了，或者他都对此说了些什么，但是经过仔细回想，这肯定发生在1967年初的某个时间，当时我在他位于伊舍（Esher）的家里拜访了他。那时他也就23或24岁吧。

我向约翰和保罗都要过他们书写的东西以及他们的一些歌词，以备写作本书之用；我也向乔治提过类似的要求，这就是他给我这些字行的缘由。后来，乔治给了我一份更好的书写样本，即他手写的《蓝鸟街》（Blue Jay Way）歌词，当然，它后来变成了披头士乐队专辑《奇幻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里的一支单曲。和之前他给我的一小片相比，这次给的显然更恰当，也更为有趣。因此在第一版或随后版本中，我从未用过那一小片，我只是把它随手放进了抽屉，然后就给忘了。一直到现在。是什么激发了他写这段歌词的灵感？这些字行出自何处？给它谱曲没有？当然，现在再问乔治这些问题已经太迟了。

我联系过他的遗孀奥利维娅（Olivia），因为我需要她授予再版的版权许可。她确定那就是乔治的笔迹，在她看来，这听起来也的确像他的语气，但她对此并不知情，因为这是他在遇到奥利维娅以前，老早就写下的。我也把它寄给了乔治的第一任妻子帕蒂·博伊德（Pattie Boyd），她也确认了这份笔迹，但不了解具体内容。

现在，我将把它交给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让它成为披头士乐队藏品的一部分。大英图书馆手稿展厅里有约翰和保罗的歌词样本，就紧挨着莎士比亚、《大宪章》（Magna Carta）、贝多芬和华兹华斯，但目前还没有乔治的手稿。

这些披头士乐队的歌词都是我从阿比路（Abbey Road）地板上捡来的，披头士乐队曾说我可以拿回去当作纪念品，在写有关他们的音乐的章节时，能给我帮助。不然，清洁工早把它们给烧了。

我总是留着所有的纸片、便条、信件、文件、入场券和废纸，我写的每一本书都用上了它们；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1981年举办的第一场流行音乐纪念品（pop memorabilia）拍卖会若干年之后，它们会变得身价不菲。我曾想把它们捐给大英博物馆（它们一开始就是在大英博物馆里），但又觉得也许博物馆会拒绝吧，肯定会认为它们太过琐碎，意义过于短暂。我一直想要把它们献给国家。

奥利维娅和大英图书馆都很高兴，现在终于有一份乔治的字迹了，现在它被陈列在手稿展厅里，紧挨着保罗和约翰的手稿。

我讲这个小故事的目的是，40年前我认为这一纸碎片不值得放进书中，而40年后，已然今非昔比了。

世界各地有不少披头士乐队研究者（Beatles Brains），现在更是人数众多，他们都非常聪明且博闻广识。我确信他们中总有一人能提供这段歌词内容和背景的线索。他梦想中的女孩是谁？是他第一任妻子帕蒂还是他少年时期渴慕的少女？事实上真是一个少女么？我现在怀疑那是一个男孩——像约翰·列侬那样的。乔治初遇乐队的灵魂人物约翰时只有14岁左右，众所周知，约翰是非常残酷和下流的。但是同时，乔治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吉他手，比约翰更好——可能因此约翰对他有点儿嫉妒之心？许多人都认为约翰没有希望，绝不会安定下来做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也是约翰本人害怕的。但是乔治觉得这不是真的，他很相信约翰，这可能就是歌词的最后两行要表达的意思。学者们将分析歌词每一行，思索它是否有其他来源。他的诗学影响是什么？“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承受的痛苦”用了很妙的行间韵？或者这一句押韵生硬蹩脚、混乱不清、毫无创意呢？我只能把种种问题都留给专家们解决了。

有人可能会嘲笑，但是对披头士乐队的兴趣在持续升温，我毫不惊讶。事实上，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越多，就越发认识到他们的伟大。

中断了40年之后，约翰·列侬所组的“采石者”乐队原始团员又再度重聚组成乐队开始演唱。从利物浦到古巴，足迹遍布全球。这是他们2010年美国巡演海报。（图片来源：“采石者”乐队）

20世纪70年代有段时间，他们的星光似乎暗淡了，更成功、更流行的新生乐队和歌手似乎将取代他们，新的音乐风格和类型也许最终将使他们成为过气的60年代老组合。事实和数据表明，这的确发生过，新星的出现，比如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他的个人唱片大卖，打破了披头士乐队的某些唱片销售纪录。但是，最后作为创新力量的披头士乐队从未消失。任何时候，不论是音乐人士、流行音乐迷还是普通大众的票选中，披头士乐队始终被评为宇宙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最受爱戴、最绝妙的组合。当然，也在人们的脑海里和记忆力中。《佩珀中土》受到广泛赞扬，被称为最伟大的唱片，而唱片封面被誉为史上最佳。

跟《披头士乐队精选集》（Anthology）一样，他们的老歌和唱片经过重新包装和发行，销售量继续保持百万张以上。2000年，他们的头号热门金曲汇编唱片登上34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首位。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受邀担任伦敦大学一名学生的博士论文外审人（outside examiner），他的研究主题是披头士乐队的歌词。我觉得这是一个骗局，我完全不能相信如此名校会同意这项研究。而现在，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学校、学院以及大学里，披头士乐队成为教学内容、研究课题和分析对象。

每年都有关于披头士乐队的书籍出版，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每周都会有一个与披头士乐队有关的会议在某处召开。例如，日本平均每年有40个与该乐队相关的活动，建有一座专为纪念约翰·列侬的宏伟博物馆。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几十个专职模仿披头士乐队的团体，在俱乐部里全职表演，并进行世界巡演。

虽然有点儿后知后觉，利物浦（Liverpool）终于意识到可以利用这几个当地小伙子为这座城市所创造的旅游资源了。这座城市现在有了一座名为“一个失眠的夜晚”（Hard Day’s Night）的旅馆，机场也改名为利物浦约翰列侬机场（Liverpool John Lennon Airport），每年都有无数的人踏上披头士乐队朝圣之旅。保罗幼时居住的政府公租房（Paul’s council house）现由英国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管理，现已对公众开放。约翰的半独立式住宅也是一样，他曾和他的咪咪姨妈（Aunt Mimi）一起居住在这里。

我确信目前全球有大约5 000人以披头士乐队为生——有作家、研究者、商人、学者、演员、纪念品零售商、会议组织者、游客、服务业从业人员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披头士乐队组建的苹果唱片公司（Apple Corp）即使在其巅峰时期，雇员人数也不到50人。

披头士乐队纪念品的价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对于这种所谓的原版而言。2008年，《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手稿在纽约的邦瀚斯拍卖行（Bonhams）卖出130万英镑的高价。一组有披头士乐队成员亲笔签名的照片可以卖到5 000英镑——比起1981年披头士乐队市场兴起之初的50英镑，价格可谓惊人了。

1975年，我家失窃，其中一个被盗的物件正是《佩珀中士》唱片的拷贝，上面有四个成员的签名。我向保险公司索赔3.5英镑，这正是我购买同样一张唱片的费用。除了情感上，签名本身没有价值。而现在它的价值是大约5万英镑。

几周前，我还损失了另一件东西。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的40年间，我拥有林戈为披头士乐队拍摄的四张原始照片。这些专为该书所拍摄的照片挂在大厅的墙上。直到相框上出现了霉点，我才发现楼上洗手间漏水了；天哪，现在三张原始照片已经被毁坏了！

一听到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国家的球迷齐声高唱《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当然，歌词是他们自创的，我就忍俊不禁。我常常在想，要是拥有披头士乐队所有歌曲版权的索尼公司（SONY）向转播合唱的电视公司收取费用，会怎么样。可能大多数意大利球迷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首歌是披头士乐队的原创。

丹尼尔·列维京（Daniel Levitin）是位于蒙特利尔（Montreal）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一名音乐教授。2007年时，他预言到由于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和歌词在全球广为流传，100年内它们必会成为孩子们的摇篮曲。“人们将会忘记歌曲创作者的名字，但是这些歌曲将会深深地扎根在流行文化的土壤里，如同《噢，苏珊娜》（O Susannah）、《这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雅各兄弟》（Frère Jacques）这些歌曲一样经久不衰。

2007年，美国蒙大拿州（Montana）的某位法官在审判一名偷窃啤酒的嫌疑犯时，在他的结案陈词中展示了他对披头士乐队的了解。当法官问被告他应获得什么刑罚时，被告回答：“就像披头士乐队所唱：‘随它去’（Let It Be）。”这一回答激发了法官的灵感，他在判决书中插入了42首不同的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名。

我们不需要任何“魔幻神秘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般的理解也能明白你所表达的“话语”（The Word）是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我们都能“不约而同”（Come Together）地明白这个意思。如果我要驳回对你的诉讼，除非让我忽略掉2006年4月21日这一“生命中的一天”（Day in the Life）。那天晚上，你边喝着酒边对自己说：“我很好（I Feel Fine）。”但稍后，当你想要弄点儿“钱”（Money）或者只是试着表现得“自然点儿”（Act Naturally）时，你却变成了“山丘上的傻瓜”（The Fool on the Hill）……真心希望你能说：“当我64岁时，我早该明白”（When I'm Sixty-Four that 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研究者们翻查了大量旧档案，期望发现人们从未看过的披头士乐队的影像资料、照片或者是从未听到过的磁带录音。通常所发现的不过是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所拍摄的同一场景或者是因为失焦而更为模糊的影像，但是这绝不妨碍摄影师们在出版物和展览中重新利用它们，或者印刷一批限量版，签上摄影师大名，每件索价数百英镑。

当然，我不能批评他人挖掘乔治的旧作，我本人一直在“贪婪地”收集每一张“新”照片。我最近才买了一张我从未见过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我的家乡卡莱尔（Carlisle），当时披头士乐队出现在朗斯代尔电影院（Lonsdale Cinema）。照片中，他们正在电梯里，旁边的电梯小姐看上去怒气冲冲的。这张照片让我很开心。拍摄者是《坎伯兰新闻报》（Cumberland News）的吉姆·特纳（Jim Turner）——是的，我请他在照片上签下了他的大名。

新事物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旧事物被不断翻查和评估，以防有些新拍摄角度或零碎物件在第一轮检查时被遗漏掉。我原以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所有的披头士乐队影像记录已经毫无遗漏，但是再次翻查该公司1962年的文件后，人们发现在披头士乐队参加完曼彻斯特（Manchester）某一广播节目的试唱后，制作人留下了笔记。笔记中写道：“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不行，约翰·列侬真棒。不一般的组合，不像绝大多数乐队那样摇滚。更乡村，更西部（western），是真正做音乐的。总的说来——很棒。”我猜想，这不过是一条相当有趣的当代评论，因为人们大多更认同保罗的唱腔。

很多披头士乐队狂热者还在不断分析披头士乐队的歌词，希望能找到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他们。还有一些痴迷者忙着制作统计表，除了他们，没人觉得有什么必要。

以《名作汇编》（Miscellany）闻名的本·肖特（Ben Schott）制作了一本《披头士歌曲汇编》（Beatles Miscellany），刊登在2007年6月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上，这是活页副刊特稿的一部分，专为纪念《佩珀中士》问世40周年。（纪念日真是获得更多版面的绝佳借口。）他在汇编里分析了披头士乐队的所有歌曲，找出其中最流行的词，也就是说，那些出现最为频繁的单词。他按照出现频率排列了114个词。前5位分别是“你”（You，260），“我”（I，178），“去”（To，149），“我”（Me，137）以及“爱”（Love，125），后3位分别是“昨日”（Yesterday，11）“手”（Hand，10）和“孤独”（Lonely，10）。嗯，很有意思吧。

最近我收到一份有趣的材料，内容是我的朋友罗德·戴维斯（Rod Davis）所做的详细研究。罗德是“采石者”乐队（Quarrymen）的早期成员之一，他和我们一样，都清楚他的中学好友约翰·列侬生于1940年10月9日下午6点半，当时他的出生地利物浦市正在遭遇一场空袭。这一空袭片段在每本书里都被反复提到，但是罗德开始怀疑这是否是事实。

为此，他特意前往伦敦北区科林代尔（Colindale，North London）的英国图书馆翻查旧报纸档案，阅读了1940年10月的每期《利物浦回声报》（Liverpool Echo），以寻找空袭的证据。他找到一篇报道，说10月10日有30~40架飞机轰炸利物浦——但10月9日并无空袭报道。因此罗德做出结论，虽然约翰的确是在空袭高发期出生的，但是他出生当晚并未有相关空袭报道。我希望这澄清了事实。

那么，究竟是谁未做相关调研，胡编乱造、丢人现眼呢？可能就是我吧。在本书初版讲到约翰的章节里，你会读到：“他在一场猛烈的空袭中呱呱坠地。”这是约翰本人对我说的，他的咪咪姨妈和父亲弗雷德（Fred）说的也一样。这已是他们的家族传奇了，直到1968年还流传甚广，因此我不会修改这一说法。

接着还有很多细节披露，有一些比较重要，但是大多数都无关紧要，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了新理论和新观点。如果要我收录所有的新信息，这本书就得每年都修订再版了。这也是我未修订1968年版的另外一个原因。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人们在当时所确信的事实的准确记载。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事件不得不提，以俾使披头士的传奇与时俱进。尽管我们主要关注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其时披头士正处在其创作和表演的巅峰期，但披头士的故事仍在继续。2001年11月，乔治·哈里森这位最年轻的披头士成员不幸去世了，这意味着只有两位披头士成员健在了。乔治终年仅58岁，临终前的一段时光饱受了癌症的折磨。他的讣闻占据了众多媒体头条，从首相到明星无不表示哀悼。

实则乔治是一个安静的人，他总是回避媒体曝光，对于接受媒体采访、会见粉丝或是讨好大众素无兴趣。他一度处于半隐居状态，在1982—1987年间，公众对于他一无所知。1989年，他发行了个人专辑《九重天》（Cloud Nine），市场反应良好。在1991年和1992年，他不时现身并旅行，随后又在公众视线中消失。2001年初，他的经典专辑《一切终将逝去》重新上市发行。

但是大多数时间，乔治总是专注于他的家庭、花园和思考，过着一种冥思生活，只做出于自己本心的音乐。

像乔治这样一个退出公共生活、打算过遁世隐居生活的人，却有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这真是一个残酷、可怖的讽刺！此事发生在1999年，有人闯入他在亨利（Henley）附近的家，刺伤了他。他最终康复了。

乔治一辈子追求精神生活，即使其他几个成员早已变了，他仍旧坚持对印度音乐和宗教的兴趣，但他也保留着他特有的幽默感。《去水边的马》（Horse to the Water）是他2001年过世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歌，被授权使用“RIP Ltd 2001”这一版权文字标识。

我记忆中的他是一个非常严肃并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可以喋喋不休地讲转世理论，听得我要打呵欠或大声尖叫，然后突然停下来，用滑稽的腔调自嘲。我曾经待在他位于伊舍的家里听他长篇大论地讲述他的精神感觉，突然电话一响，他马上接起，用浓重的伦敦东区口音说道：“这里是伊舍酒窖。”

后来他的妻子奥利维娅拯救了他的生活。奥利维娅1948年出生于墨西哥，在美国长大，1978年嫁给他，生下他们的儿子达尼（Dhani）。达尼1978年出生，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在梵语中，“达尼”是富裕的意思。

近来另一个占据报纸大幅版面的戏剧性事件是2008年保罗与希瑟·米尔斯（Heather Mills）离婚案。各大报纸和电视新闻经年累月地对此进行跟踪报道。事实上，几乎从他们确立关系的第一天起，他俩感情的风风雨雨就屡见报端。

保罗的第一任妻子琳达（Linda）1998年因乳腺癌去世，他的母亲玛丽（Mary）亦是因此病早逝。琳达给保罗的生活带来很多欢乐，他们的婚姻持久、成功且称心如意。他们几乎从未分开过，所以在琳达过世后，保罗惊慌失措、心烦意乱、精神涣散、无所适从、形单影只。“我的生活里还剩下什么呢？”他经常这样问自己。他整整两年无法创作任何歌曲。

在琳达过世一年后的1999年，他与希瑟·米尔斯相识在某一颁奖典礼上，她的个性、慈善工作以及战胜腿部部分截肢所造成的残缺的决心都打动了他。她比他年轻25岁，曾经当过模特，很显然，她的容貌和她的坚强个性一样具有吸引力。保罗认为，他似乎爱上了她，而并非仅仅是一时的痴迷。

媒体对这段感情并不看好。保罗已经成为偶像人物，被当作公众宝藏，因此他们都在怀疑希瑟的动机，暗示她可能是看上保罗的财产了。他们深挖她的身家背景，披露她的模特生涯并未像她所说的那样成功和风光。他们指出她常常信口开河、谎话连篇，进而质疑她的诚信。保罗坚决地维护着她，他说媒体一如既往地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恶意中伤、存心不良。还有几家八卦专栏声称，保罗的几个孩子不喜欢希瑟——对此，希瑟和保罗都出面予以了否认。

尽管我不知道真相如何，这些报道让我感叹历史可能在重演。当年保罗的父亲吉姆（Jim）再婚，保罗和他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对继母的到来并没有感到愉快。个人认为，他们这样对父亲不公平。吉姆在第一任妻子过世后独自拉扯大两个孩子，已经单身很多年，在我眼里，现在的他和新任妻子在一起是那么的幸福美满。

希瑟和保罗婚姻触礁的消息一经披露，关于他们之间是是非非的报道更是恶意十足。他们刚宣布准备离婚，对对方个人行为的各种指责就从各个渠道流出。据推测，消息来源可能是夫妻双方阵营。如果案件的主审法官没有做出公开内情的决定（这个决定让人大吃一惊），那么所有的消息可能只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胡言乱语而已。

2008年3月，尊敬的本内特法官阁下（Justice Bennett）批准该离婚协议书的所有细节（共58页）对外公开。做出该决定的理由是要平息媒体的胡乱猜测，但却达到了相反的效果——这对夫妇的生活隐私和亲密关系的所有细节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本来是公众不该知道的，因而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流言。

法官在案件陈述中提到这对夫妇于1999年初次相识，2001年7月22日订婚，2002年7月11日举行婚礼，2006年4月29日分居。据他所知，这场婚姻只维持了4年，这是因为他们婚前并未完全同居。同时还披露保罗不希望希瑟未婚先孕，因此婚前一直采取避孕措施。他们唯一的孩子比阿特丽斯（Beatrice）于2003年10月28日出生。

58页材料主要涉及财产问题。最初希瑟索要1.25亿英镑赡养费作为协议离婚的条件，但是保罗只愿意支付1 600万英镑。希瑟坚称保罗的身家达8亿英镑——这是媒体这些年对他的估值。保罗对此予以否认，因为他的会计师们确认他的身家只有4亿英镑。

希瑟辩称她每年的生活费不能低于325万英镑，其中包括各种名目，比如每年49.9万英镑用于度假，3.9万英镑用于红酒，法官本人也注意到她根本不饮酒。她还要求每年62.7万英镑用于她的慈善捐助，这一笔钱包括用于乘坐直升机的12万英镑以及用于租用私人飞机的19.2万英镑。法官认为这很“荒谬”。

她还要求每年54.2万英镑用于支付她和比阿特丽斯的安保费用。我们了解到，与她不同的是，保罗几乎从未采取过任何安保措施——这一意外发现真令人诧异，因为人们都清楚地知道约翰·列侬和乔治的遭遇。保罗在伦敦的住所似乎没有配备保镖或安保人员，而在他位于萨塞克斯郡的产业，他仅仅依靠农场工人对任何可疑事都保持警惕。

保罗在他的陈述中指出，在他所有孩子年幼时均未配备保镖或安保人员——他们都上公立学校。除非有明确理由，比如与他一起全球巡演，才会有安保人员陪同。

法律文件中公开了保罗位于萨塞克斯郡的产业（这个占地面积1 500英亩的农场被法官阁下形容为“相当简朴的产业”）以及伦敦住宅的详细地址。披头士乐队的忠实粉丝们早已了解这些细节，但是那些原本搞不清保罗住址的可疑人物们现在会对法官阁下感激不尽。

很有意思的是，保罗解释说他的音乐收入大多来自与希瑟携手之前所创作的歌曲。他自己承认，在他们婚姻关系存续的2002—2006年里，他所创作的歌曲反响平平：“在这段婚姻中，我创作了新作品，尽管它们受到了赞誉，但收益却不佳。”

同时文件中还公开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列出他的全部财产、不动产、艺术收藏品（包括毕加索和雷诺阿的画作）以及商业投资，这些内容大多连他最忠实的乐迷原本都不可能知道。

法官阁下认同希瑟是一位专注于慈善事业且意志坚定的女性，但是也认为她说话前后矛盾，让人难以信服，不是一个诚实的证人。他认为对她最不利的正是她冲动善变又虚荣浮华的性格，而保罗的态度诚恳，令人信服。

在离婚大战开始之前，希瑟对保罗的一些指责已经见诸报端，例如他嗑药、酗酒以及动粗。法官阁下顺便提到这些八卦新闻，但是也明确表示他关注的是财产分割协议，而这些新闻不会影响判决结果。

他最终判决希瑟分得2 430万英镑财产——比她最初的要求少了约1亿英镑。这让原本害怕被分走过亿身家的保罗大感轻松——何况他的形象丝毫未损，虽然为此他不得不泄露一些个人详细资料，我相信他更想保留这些隐私。

婚姻破裂给他们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伤痛。他们把最美好的两年时光都花费在了发布声明、约见律师和会计、开展调查、提出反诉以及互相攻击上，最终却让他们的生活以及爱情的隐私暴露在世人面前。比如保罗在热恋时非常慷慨大方，赠予房产、提供借款以及捐助财物，为希瑟和她的家人以及她所关心的一切耗资无数。

将来保罗传记的作者们会大量引用法官阁下所披露的细节和事实，但最重要的是，现在媒体可以大做文章。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那个生性精明谨慎、惯于审视对方性格、核实对方过去的保罗——他可不像约翰那么容易相信别人，为什么偏偏是保罗让自己陷入了这般境地？我猜想，在他的爱妻琳达过世后，他的心境十分复杂，内心既充满欲望，想要排解寂寞，同时又向往着爱情。

有人披露了披头士乐队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的生活，其中最令人惊异的内容是关于将约翰抚养成人的咪咪姨妈。咪咪姨妈在约翰少年时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在书中采用了约翰以及其他家人对她的描述。在他们的印象里，咪咪姨妈非常苛刻、势利、刻板、守旧而且专制。在我数次对她的采访中，我发现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显而易见，她个性强硬，从不随波逐流。她寡居多年，先夫名叫乔治，是个相当乏味、胸无大志的男人。乔治曾经是个送奶工人，而咪咪姨妈非说他是奶农。

咪咪姨妈于1991年过世。2007年，约翰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莉娅·贝尔德（Julia Baird）在《想象这个：和哥哥约翰·列侬一起长大》（Imagine This：Growing Up with My Brother John Lennon）一书中突然曝出，咪咪姨妈在利物浦市抚养约翰期间，与她最年轻的房客秘密保持着情人关系。这个房客是一名比她年轻20岁的学生，后来移民去了新西兰。朱莉娅从未对咪咪姨妈有过好感，因此最初我质疑她的说法的真实性，怀疑这也许是她的幻想而已。但是现在许多研究披头士乐队的学者都接受了这个说法，当然，已经过世的咪咪姨妈没办法反驳了。

竟然是咪咪姨妈，我还是觉得不敢相信。这告诉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外部表象判断他人。约翰年少时因为他的行为和品行没少被咪咪姨妈训诫，还好他永远不会知道她的可耻行为。如果他知道了，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惊诧的样子，他会骂一声“我靠！”，然后乐不可支，笑出了眼泪，在泪水流出时会习惯性地擦擦眼镜。

另一场风流韵事的主人公是乔治。他的第一任妻子帕蒂·博伊德在书中披露乔治和林戈（Ringo）的妻子莫琳（Maureen）偷情，这也导致了两个家庭婚姻破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并不觉得这一传言像咪咪姨妈的风流往事那样让人惊讶又引人深思。

关于他们情事和关系的花边新闻太多了，也许还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故事的主角几乎都已经过世了，比如咪咪姨妈、乔治以及莫琳，因此他们没法否认、解释或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讲述往事。也许我们需要一名法官来调查分析已知的事实，挖掘事情的真相，那么他的睿智会让我们了解到所有的事实。

与此同时，在世的两名披头士乐队前成员表现尚佳——我们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2008年，他们同时现身利物浦并进行表演，庆祝该市成为2008年度欧洲文化城市（European City of Culture）。

他们都在忙碌着，但是林戈主要把工作放在国外，他带着他的全明星乐队（All Starr Band）在美国进行多次高强度的巡回演出。全明星乐队的阵容常年变化，而他也会在其他著名音乐人的演唱会上登台助演。他仍在不断地推出新唱片。2000年时，他曾说到了60岁就会挂起鼓槌不再表演，但是这并没有兑现。他当然不缺钱，只是觉得开心而已。他的妻子仍是芭芭拉（Barbara），他们似乎大半时间居住在美国和摩纳哥。

保罗也不断推出新的唱片，尽管唱片制作精良、好评如潮，但是——他自己也承认——销量大不如从前。2007年发行的唱片《记忆满载》（Memory Almost Full）深受歌迷的喜爱，人们从歌曲中感受到他对琳达的追忆和深情——当然，在这个时期，他更有理由怀念她。

他还创作诗歌和古典音乐、绘画，以及撰写儿童读物。他的《请看我心》（Ecce Cor Meum）被评为“2007年英国年度古典音乐唱片”。既然他已经将希瑟带给他的伤痛抛于脑后，也许将来他会创作出更多经典作品。他曾说过他即将开启他表演生涯的最后一次全球巡演，总共持续两年时间，在这之后，他会花更多时间陪伴他的小女儿比阿特丽斯成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当然，本书中我最关注、最热爱的是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时期。我从未对后来的所有法律官司以及乐队解散时的种种争吵感兴趣。

每当专家们开始研究不同版本的唱片与私制唱片，分析每次录音过程的细枝末节以及追踪他们的行程（即便不是精确到每分每秒，那也一定是每天），我的两眼就呆滞无神。这些事情还是留给现代披头士乐队研究迷来做吧。他们知道得可多了。

将来作家们在披头士乐队传记中会事无巨细地讲述小角色的生活，长篇累牍地描述无关紧要的事件，关注着更多细枝末节的信息。因此这些书籍的内容将更为冗长，卷数必将日益增多。

当然，他们的勤奋，尤其是马克·莱维松（Mark Lewisohn）的著作和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从未亲眼见过披头士乐队或看过他们现场表演的人仍在继续挖掘着乐队背后的故事，我对他们所表现出的兴趣和热情深表欣慰。林林总总都让我们相信，有人会扛起这面旗帜，把这份热忱代代相传。

当然，音乐才是最重要的。披头士乐队给我们留下了150首经典歌曲。只要这个世界还有歌声，他们的歌曲就会世代传唱、经久不衰。

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他们音乐创作的巅峰时期。但是，首先还是让我说说最初是如何写作本书的吧……

我最早认识的披头士成员是保罗·麦卡特尼，那是1966年9月的事。1966年，很棒的一年；7月，英格兰足球队在温布利球场（Wembley）赢得世界杯，那是英格兰队首次夺冠。联美电影公司（United Artists）买走了我在前一年出版的首部小说的电影版权；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BBC TV）也委托我帮他们写一出在周三播出的戏剧。1966年10月，由我妻子的小说所改编拍成的电影《乔琪姑娘》（Georgy Girl），举行了全球的首映会。这一年是戴维斯家族最值得纪念的一年（annus mirabilis）。

我的全职工作是伦敦《周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的记者，负责“阿提刻斯”（Atticus）专栏。我在1960年就进入这家报纸了，虽然前三年尽全力在工作上，但名字一次也没出现在报纸上。现在听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不过在那个时代，报道上很少刊出作者名字，而且《周日时报》是一家非常传统的报社。阿提刻斯是报纸上的八卦专栏，它也是同样的保守，总是报道些关于像是主教、绅士俱乐部、大使之类的新闻。像我这样来自北部、出身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从小到大都住在政府公租房（council house）里，上当地的文法学校和地方大学；我既没有那种背景或特点，也没有公认的八卦专栏作家所具备的种种兴趣。他们应该是那种真的认识主教、去高级俱乐部消费的传统伊顿公学（Etonians）、牛津和剑桥大学（Oxbridge）毕业生。有些专栏作家真的是非常知名，像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他最近（1959年）才不再写阿提刻斯专栏。在他之前曾经当过阿提刻斯专栏作家的还包括一些作家，比如萨谢弗雷尔·西特维尔爵士（Sir Sacheverell Sitwell）。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不只反映在“阿提刻斯”专栏上，整个外在大环境都发生着这样的事——传统的角色和规则正渐渐被颠覆。当我接手这个专栏的时候，我感兴趣的对象是像北部来的小说家、伦敦的摄影师、自命不凡的时尚设计师或是爱吹嘘的年轻企业家。我知道报社里老派作风的编辑讨厌这类人，我会这么做多多少少是为了激怒他们，不过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着迷于他们（采访对象）的成功方式。

当纽约的《时代》（Time）周刊报道了“变动中的伦敦”（swinging London）这样的看法，并派出大批的作家和摄影师，分析报道这一切他们认为的发生在这里、令人兴奋的大事时，我们都大笑并嘲弄了一番。回顾当时，60年代的伦敦只有一件爆炸性的大事。现在我们能够了解，生命中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让人觉得可怕和绝望；发生在60年代的事，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刺激、很具革命性的。披头士，当然（你们还以为我不会提到他们）就是结束这些老旧的价值观和世俗礼节的一个极重要的元素。

《真心爱我》（Love Me Do）这首单曲发行的时候，我还没有太注意，认为这大概又是个“一曲乐团”，也看不出将来大有可为的迹象；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约翰学美国歌手那样嘶吼地唱着《摇摆与呐喊》（Twist and Shout）时，还听到头痛。不过，我喜欢《我想抓住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这首歌，而且从那时候起，每次都等不及要听他们的下一张唱片。我去听了他们的一场演唱会——我想那是在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Finsbury Park）吧——非常的精彩，不过我真的是被那些小女生的尖叫声给惹毛了。我是真的想要听音乐，可不是要让那些思春的女店员和美发师搞成聋子的。

我能完全认同他们的背景和态度。我的家乡在卡莱尔（Carlisle），和利物浦同处英格兰的西北海岸，但是还要更北、更远；我们那儿的人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北方人，而利物浦呢，倒不如说它是在地中海边。虽然我大约翰四岁，但我自认和他是同一辈的人，与他、保罗、乔治一样，上的是同一类的学校。

披头士出现之前，没有人为我唱过歌，没有人由他们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唱出跟我的生活有关的歌、跟我的经验有关的歌。我很鄙视那种长久以来常看到的美式肤浅玩意儿（虽然我也曾经乐在其中），总有些穿着光鲜亮丽的中年男子在唱歌词乏味的庸俗情歌之前，一开口就是“你们是最了不起的观众”、“很高兴来到这里”之类的话。尽管如此，我仍然记得至少三首盖伊·米切尔（Guy Mitchell）的歌曲的所有歌词。

《披头士月刊》。英国的歌迷会杂志，在1963年8月创刊，一直到1969年12月，共发行了77期。在80年代，又再度以月刊的形式发行。（图片来源：Sean O’Mahony）

尽管在60年代中期，披头士极受欢迎，但仍然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成功，基本上只是一个流行现象而已。是他们的衣着、发型、口音、不拘小节的个性以及幽默感这些特色，让人们喜欢上他们的，而不是音乐。这全都是靠宣传和推销创造出来的。一有新乐团，他们很快就会被取代。

1966年8月，他们发行了《埃莉诺·里格比》这张单曲［《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的B面歌曲］。在我看来，这首歌似乎验证了他们能写出真正的好歌词。它的音乐也是一大进展——再次使用了古典音乐的器乐与和声。

我到保罗位于圣约翰林区（St John’s Wood）卡文迪什（Cavendish）大道的房子去见他。那纯粹只是想要自我放纵一下。我想去见见他，不过是因为我想听听看《埃莉诺·里格比》的创作背景。我猜想他自己早已写好这首歌了，因为那是由他主唱的：虽然在当时那些歌都很简单地只注明是列侬——麦卡特尼合作的歌曲，也没有人会费事去将它们做区别。我也不曾看过有任何采访认真地问过他们是如何作曲的。那些流行报刊只着迷于赚钱和群众的热潮而已，而歌迷杂志也只想知道他们最喜欢的颜色和最爱的电影明星。

我打算转载《埃莉诺·里格比》的所有歌词，让那些不识货的家伙看看这些歌词有多么优秀，欣赏一下它的意境，感受一下它的质感。不过，我报社的那些长官们都反对这个主意。他们不想为这些无聊的流行歌曲浪费太多篇幅。所以呢，我要说的就是，现今的流行歌曲没有比这更优秀的词曲了。

对于当初的访问内容所揭露的事，我是这么想的：保罗确实有一点儿自满，然而现在看来，他同时似乎也有了一种自觉甚至是自我约束的感觉。他真的已经变这么多了吗？在访问中他用了“麻痹”（stoned）这个词，在当时英语的正式用法中，那指的是因喝酒的关系（而产生的某种状态），而不是嗑药，也因此我才会在当时把它写进去。

我认为我和保罗处得很好。即使在我书里没什么空间可以容纳得下，但我们还是谈了他们其他很多歌曲的创作背景。由于每个人都问过一些跟他们的名声和成功有关的老问题，而且猜想着这些泡泡不知道何时会破灭，所以当我听到这么多不知道的内幕与他们作品的事情之后，深受打击。

我所能找到关于披头士的书只有两本，它们都不怎么令人满意。有一本是属于歌迷会性质的书，叫作“披头士的真实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Beatles）。这是一本较薄的平装书，是由制作《披头士月刊》（Beatles Monthly）的那群人在1964年所发行的。另外还有一本由一个叫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aun）的美国年轻人所写、叫作“真心爱我”（Love Me Do）的书；这本好多了，不过内容有限，主要是以与披头士在巡回演唱期间的对话内容为基础，同样是在1964年发行。当时披头士已经成熟很多了，但是并没有人认真地检视他们的整个生涯，或完全地投入时间和他们或是他们的朋友、亲人们深谈，或甚至是仔细地查访他们在汉堡那段日子所发生的事，更别说他们在上学期间所发生的事了。

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不过，披头士有什么理由同意跟这样的企划合作呢？在1966年，他们已经是百万富翁了，有足够的财富、名声和成就，再也不会对任何关于披头士的无聊访谈产生兴趣。所以我将它抛于脑后，继续过我的日子，照常工作。而我的第二个孩子，杰克（Jake），也在1966年出生。

那时候，我的第三本书已经写到一半了，那是一本与大学有关的研究记录，书中检视了英国学生及教师，书名将定为“六六级”（Class of ’66）。当时我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了，包括两个年轻女学生的简介（传略），一位是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 University）的安娜·福特（Anna Ford），而另一位是萨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的巴兹·古德博迪（Buzz Goodbody），已经各完成一万字了。

后来在1966年12月，我暂停了这本书的写作，开始把我那本被联美电影公司买下的小说《让我们在桑树丛里做游戏吧》（Here We Go，Round the Mulberry Bush）改编成剧本。那本书写的是一个住在政府公租房的北部男孩，想要追求一个住在双拼别墅的女孩的故事。当初我很讶异电影公司的人会买下它，现在则更加惊讶他们要将它拍成电影。被买下版权后又拍成电影的小说实在是少之又少。那将会是一部当代青少年电影，而导演克莱夫·康纳（Clive Conner）心想，保罗·麦卡特尼可能会愿意帮我们写主题歌曲，因为他已经做过许多电影音乐了。

在这时候，我并不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卡文迪什大道拜访的；说得好听一点儿，我是以电影剧作家的身份去谈的，希望他跟我们合作这个案子。他似乎也很有兴趣，我们见了几次面，也在电话里谈过多次，但是最后他推辞掉了。[该片的音乐最后由史蒂维·温伍德（Stevie Windwood）[2]和斯潘塞·戴维斯乐团（Spencer Davis Group）完成，结果令人非常满意。]

这次和保罗聊天，我用的是稍微不一样的身份，向他表达原先打动我的那个想法。写一本完全为披头士而写的书，用严谨的态度述说整个故事，将它写下，就此一次解决；以便要是别人一再地问起那些相同的蠢问题时，就可以告诉他们：一切尽在此书中。嘿，这主意不是很好吗，怎么样？

很多时候，要让任何一位披头士成员专注做某件事都很困难。即使在他们自己家里，也有大批唱片公司的人、设计师、艺术家、助理坐在四周等着见他。所以我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不期待当场立刻就有什么反应和回复。我还一度认为，已经有其他作家提出请求并获得许可了。

“首先你得先和布莱恩·爱泼斯坦谈，”保罗对我说，“负责决定的人是他。不过你先过来，坐下，我帮你拟一封信给他。”

所以那时候我就当场坐了下来，简单地拟了一封信。隔天，我将它用打字机打好，然后寄给布莱恩·爱泼斯坦。很好笑的是，这些年来我应该都还留着一份副本，而前阵子我才在一个旧抽屉里找到它。那封信都是照着保罗的建议写下的，吹嘘说我是个大人物，宣称我“已经访问过披头士多次了”。是我自己瞎掰的吗？不然是我忘记了吗？不，我现在都还记得，我确实访问过他们，那是在1964年，在他们拍摄《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时。我记得那天约翰·列侬说了个有点儿复杂的笑话。那时候他们在摄影棚正要录歌时，有个灯打开，亮出了“录音中”（Sounds on）的字样。约翰便开始编了首关于“Sounds on，Sounds on”的打油诗。通常“Sounds on”这个词组用来表示某些事似乎可行或是很好的意思。我认为由我试着去解释那个玩笑话恐怕会越讲越乱，反正就是那样，因为就我所记得的，这件事也从来没在报纸上出现过。

我和布莱恩·爱泼斯坦约在星期三见面，那是在1967年的1月25日。到了最后一刻，他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取消了约会，把它延到隔天。即使如此，他还是让我等了很久，所以我就在他的客厅闲晃，欣赏他那两幅劳里（Lowry）的杰出画作。他当时住在贝格拉维（Belgravia）查珀尔街（Chapel Street）24号，一个上流阶层小区，正好在使馆区中间。

他终于出现了，像平常一样穿着西装，看起来非常白净，稍微圆润健康，然而精神相当涣散。他把披头士再过几天就要发行的新单曲《便士巷》和《永远的草莓园》的带子播放给我听。他像父亲般自豪地坐回座位，然后看着我，他并没有真的在听音乐，就只是看着我听音乐的样子。我对《永远的草莓园》这首歌大为惊异。它真的是往前跨了一大步，远远超越《黄色潜水艇》这类像儿歌般的玩意儿，充满着许多跳接的不和谐音符和诡异的回音，差不多就像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3]的风格。我很怀疑披头士迷会喜欢它。我问他歌名是什么意思，他似乎也不太清楚。

他小心翼翼地将带子拿到别处锁起来，说他不得不这么谨慎。先前曾经有卷披头士的录音带遭窃，这件事搞得大家尴尬万分。要是窃贼在正式发行日之前将它们泄露给无照地下电台的话，大概能大发一笔横财。

在当时，英国各地有许多无照的地下广播电台。事实上，我并不相信他说的，人们会只为了比对手电台早几天播出，而去偷带子。

最后我把话题拉回我那封信，问问看他的意见，问他对这个主题有没有更多的想法。虽然他笑着，也非常高兴，但一开始他还是一副不甚了解状况的样子，所以我就把细节详述了一遍，而他也点头称是，这似乎确实是个好主意，他将征求四位披头士成员的意见。

后来我加上一些之前信上没提到的事：要是他们同意让我成为唯一的合作对象，那么我可以和他们分享书本完成后的收益。这似乎很合理。他挥了挥手——敞开着的白色衬衫底下露出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指——仿佛那只是微不足道的报酬一样。我向他说明我的出版商是海因曼（Heinemann），是家非常有名的出版社，而他说他想见见他们以及我的代理人，以便我们可以在细节上达成共识。于是他安排在下周三，1月31日，再会面一次。他说，在那之前，他就可以知道披头士成员们的想法了。

我当时的作家代理商的老板柯蒂斯·布朗（Curtis Brown）是本行业全球最大的代理商，他说他要亲自前往；海因曼的总经理查尔斯·匹克（Charles Pick）也同样想要亲自前往，而我告诉他们先暂且待命就好；要是事情看起来能够成功，我会从爱泼斯坦家打电话通知他们。我在3点的时候见到布莱恩，他说披头士成员们没有异议，于是我打电话给柯蒂斯·布朗和查尔斯·匹克，要他们尽快赶过来。

我相信他们只是想进爱泼斯坦的房子，看看这位仁兄当时是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因为这宗已是囊中之物的交易，实在没有这么重要。我早已和出版公司的其他人讲过这本书成书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有什么兴趣。就像某人说的，关于披头士的事，想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而且不管怎样看，流行音乐明星的书就是卖不了钱；看看克利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的书，可不怎么成功。我向他们表示，实际上这是一门社会学，关于一个影响到我们现行生活方式的乐团的社会学。社会学？谁需要社会学啊？这种东西也卖不了钱呀！

布莱恩向我们三人说明，我可以动手写这本书，而且他会给我任何必要的帮助，只不过他不能强迫披头士们不和其他人谈论（类似的访问内容）。这一点倒令我相当担心。我把讨论该如何分配出版后收益的事交代给斯潘塞去做；由于我必须负责所有的工作，而且还得世界各地到处跑，访问他们以前的朋友和伙伴，所以他提议1/3归披头士，2/3归我。这是一项大工程，因为我们都希望这是本有分量的选定版，不是那种廉价、平装像歌迷杂志般的速成品。布莱恩答应了。

最后布莱恩以披头士经纪人的身份，亲自列出各个事项，拟妥合同。海因曼公司同意为这本书支付3 000英镑，这表示有2 000英镑是我的酬劳，当然啦，给代理人的费用不会高于10%。即使在当时，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大数目。当然，当现在我得知随后在80年代某本披头士书籍的作者赚的就有那个数目的100倍时，我拿的那笔钱就更是少得令人无法置信。

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高兴。我已确定能够接近这4个我最想见到的人。纵使有什么原因使得事情失败，我也曾到过他们家里，到过录音棚，而且亲眼看到他们的工作情形。我唯一担心的是，可能有其他人听闻这本书的计划，而抢先一步用一些简短的对话，或者是剪报数据做成速成的版本，所以我们一致同意对这项计划严守秘密。

虽然现在极不愿意承认，不过我也担心过，或许心里头也真的有过这种感觉：赞同在1966年提出的许多说法，认为这风光的一面很快就会破灭。我喜欢他们的音乐，只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整个世界可能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写过一本完全以披头士为主的书。我不想到最后弄得一败涂地，销售量太惨，这样子我钱也拿得不安心。至于那本《六六级》，也得到通融，延后到我完成披头士这本书之后再继续；我们总会称它“六七级”（Class of ’67）。

在1967年1月7日，我31岁生日的那天，借由跟林戈·斯塔尔进行访谈，我开始着手进行这本书。我认为他可能是最容易接触的一个。对所有传记性质的书——至少对于和还在世的人有关的传记——来说，就怕计划都还没完全上轨道，就和当事人争吵而无法进行下去。林戈·斯塔尔看来总是和和气气的，以歌迷的角度来看，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印象。在同一天，我在《周日时报》接到了一通电话；我仍然在《周日时报》写“阿提刻斯”专栏，打算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写披头士这本书，我先前那两本书也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那通电话是一位叫作小野洋子、讲话怪腔怪调的女士打来的。她说有人告诉她，说我是伦敦最知名的专栏作家——真会拍马屁——而她正在拍摄的影片想用我裸露的屁股来担任要角。我说，别胡闹了，你是谁啊？我认为这必定是《观察家》（Observer）某个喝醉的记者打来戏弄我的。

不不不，她说，这是非常认真的；她继续说了一串其他她拍过的影片，不过所有的片子听起来都同样的愚蠢。她给了我影片拍摄的地址，并恳求我出现。我说可能会去，不过不保证一定会；不管怎么说，要是她打算要我露臀的话，她得联络我的代理人才行。

由于这件事听起来像是那个星期我的专栏里可能需要用到的愚蠢故事，我还是去了，然而我仍有一半期待那是个恶作剧。但事情果然如她说的，在公园路（Park Lane）的那间高雅的公寓里，有一群家伙正排队站在一个旋转舞台上，像小孩子玩旋转木马那样，当小野洋子拍摄时，他们依序地轮流脱下裤子。我和一个有点儿心不在焉、叫作安东尼·考克斯（Anthony Cox）的美国佬聊了起来，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小野洋子的丈夫；我从他口中得知他和她一样会付酬劳给这些人。他外表白白净净的，是个出身常春藤名校的美国人。很难相信他会对这些无稽之事信以为真。他解释得越多，似乎就越显得她所创造的概念相当认真。我现在早已经忘了那是什么东西了。

小野洋子试图说服我脱掉裤子。我这样对她说：“要是我在影片中出现，我就无法为你的影片写出真正客观的评论了。”我婉拒之后就离开了，就像所有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新闻记者所做的那样。

后来，我在1967年2月12日的报纸上写了篇文章。虽然我担心那篇文章的标题“敬谢不敏，小野小姐”（Oh No，Ono）可能冒犯到小野洋子，希望这个玩笑不会开得太过火，不过她有了最佳的宣传方式，也达到她的目的了。事后，她打电话向我致谢。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本人，一直到1968年的某天晚上，我走进阿比路录音棚的时候；她正在那儿，以一种超现实的状态坐着，约翰看傻了，以一种仰慕崇拜的眼神盯着她；而其他三个披头士成员则是手足无措，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那同时，我和林戈·斯塔尔做了首次、简单短暂的会面，后来再轮流和其他三个面谈。不过不是访谈，只是打个招呼，略作自我介绍，说明整个计划并取得他们学校、朋友、老师、邻居的名字；以及最重要的，被引见给他们的双亲认识。我深知这些都是事前必要的准备工作。

我已经决定，做这本书的前6个月不去访问披头士他们本人。就算不了解，我也能感觉，那些只知道报纸报道的人问的相同的老套问题，一定早就把他们搞得很不耐烦。我要到最后才回来，然后慢慢地进行，一段时期接着一段时期下去，跨越他们的整个生涯，那么当我每次回去看他们时，我都会带来一些消息、谈话内容，以及我观察到的发生在他们遗忘已久的人物、地点上的事。我预估，用这种方式，我会成为受欢迎的访客。当然，除非他们现在已经被名声冲昏了头，耽溺于成功的喜悦而对自己的出身根源不再有任何兴趣。

所以，那些早期的对话都比较简短、仓促，大多是在阿比路录音棚里，在他们录音之前进行的。在早期那段日子里，我知道他们实际工作时一向拒绝任何陌生人或不相干的人出现，所以我都不会久留，以免惹人嫌。

约翰一定听进了一点儿我的自我介绍词，像我是谁、家乡在哪里，还有我是做什么的。后来有一次我收到他寄来的信，住址栏写着：“伦敦区皇后街十五号，威廉海因曼有限公司，烦请转交‘白色猎人’戴维斯（White Hunter Davis）先生”，这玩笑开得不差。里面是张剪报，没有注明日期，但显然是出自利物浦当地的报纸，上面叙述有个叫“披头士”节奏摇滚乐团要首度在涅斯顿会社（Neston Institute）登场演唱。

经我长时间持续地寻找，后来在找过利物浦和大英博物馆的报纸图书馆后，到最近我才确定那张剪报的日期。那是在1960年6月11日（那天也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在赫斯沃尔（Heswall）和涅斯顿的《伯肯黑德新闻》（Birkenhead News）地方版见报的。这是“Beatles”这个前缀首次在印刷媒体上出现。（当地一家经常报道披头士的流行音乐报刊《默西之声》（Mersey Beat）直到来年的1961年6月才问世。）

该报会称他们为“披头士”也是很有趣，因为仅仅两个星期前，在5月27日的《霍伊莱克新闻与广告》（Hoylake News and Advertiser）上，大家所知道的他们的名字是“银色披头士”（Silver Beatles）。直到该年过完以前，他们自己都还没定名为“披头士”。

从那篇剪报可以看出，约翰仍沿用他的本名；保罗变成了保罗·雷蒙（Paul Ramon），让他自己像是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名人似的；乔治则是仿效他崇拜的偶像卡尔·珀金斯[4]（Carl Perkins），用卡尔·哈里森（Carl Harrison）为艺名；斯图·萨克利夫（Stu Sutcliffe）成了斯图亚特·德·斯蒂尔（Stuart de Stijl），仿效自艺术运动；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鼓手，那名字同样像假名[5]，事实上却是他的本名。

虽然约翰总表现出对披头士的过往历史没啥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却一直保存着这张剪报，很显然，这则报道在当时让他非常的兴奋，这也让我了解到他的确对他的过往还有着些许兴趣。在装着这张剪报的信封背面，约翰则写着“JAKE MY ARSE”。

在我们那次匆忙的闲谈中，他必定记住了一些我个人的事，其间我跟他说到我最近才刚添了个小男孩；然而他那近视的样貌，还有透过那副国民保健署的眼镜茫然地盯着我看的样子，让我以为他并没有听进去。

我猜想，他可能是认为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北方人，应该不会给他的孩子取这么娘娘腔的名字。当时我还不知道朱利安的事（因为他的妻子和家人仍然相当低调）。后来，我一直都认为像朱利安这样中产阶级化的名字，真的是很做作，很娘娘腔。

拜访他们的双亲是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奇怪的部分之一。我想在书完稿时放上很多关于他们的资料以及他们的反应，也写了100页的笔记。到了最后，却没有足够的空间多加一些篇幅来叙述他们的事（见第28章）。

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儿子成名完全是他们意料之外的事，而短时间内突然地从他们原来工人阶级的家庭和环境，变成豪华的郊区住宅——对他们也是极大的震撼。就以咪咪而言，这位一手将约翰·列侬带大的阿姨，始终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不像其他三人的父母都是住在公租房，她和她丈夫有自己的房子。那不过是栋朴实的双拼式住宅，位处闹市街旁，一点儿也算不上富裕，当然更不是专业人士居住的区域，然而咪咪总是对约翰有所期待，也讨厌他和庸俗的人打交道。甚至对咪咪来说，那也在文化上、情感上和人际关系上造成了一些冲击。事实上，不仅仅这四个男孩成了名人和百万富翁，他们的父母也变成了知名人物，突然被当作百万富翁看待，过着富裕的生活。不过，他们每个人对这种变化的反应都有些不一样。

林戈的母亲埃尔茜（Elsie）以及他的继父哈里（Harry）对这样的改变最为不知所措，几乎是吓坏了，声名让他们像是被探照灯照射到的兔子般动弹不得。他们刚搬进新的豪华住宅，却感到完全孤立无助，没有认识的人，整天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在这本书里，我尽量不去淡化、掩饰他们的这种窘况，然而我真的很同情他们。由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那里的生活，最后不得不搬回他们原来丁格尔（Dingle）的老家。

我在电话中跟他们说明了我的目的，也获得了他们的应允。到了那里，坐在他们新居的客厅中，还闻得到塑料布罩和油漆的味道。我察觉得到他们的紧张，好像生怕说错话似的，所以我从他们家打电话给林戈，让他和他父母亲聊聊，直到他们能放松心情。

“当他们开始拿走我的信箱，把门板一小块一小块地挖走，搬掉外面的石头，我们真的开始受不了了。”埃尔茜表示，“有天晚上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前门和每扇窗户到处都被他们漆上了‘林戈，我们爱你！’。

“他们大多是好孩子，也的确买了他们的唱片，给他们点儿奖赏也是应该的。他们向我要林戈的旧袜子、衬衫或鞋子。我也给了他们，直到连一件也不剩。

“要是里奇（Ritch）在家的话，进出还得摸黑蹑手蹑脚地进行。有时他在家里还得蹲着，要我去跟别人说他不在家。所以到最后我们只好搬离这里了。”

而另一方面，乔治的母亲路易丝·哈里森（Louise Harrison），则是得意地坐在她那华丽的新房子里，对这一切满意极了。从一开始，她就对这些歌迷对她生活上的介入甘之如饴；与歌迷们聊天、办义卖会、为歌迷签名、发表些小演讲之类的活动，她都乐在其中。她把披头士星妈的身份变成了她的全职工作。

1967年初，我首次去拜访她的时候，当时又再度传出披头士要解散的谣言（也有谣言说他们其中一人——通常都猜测是保罗·麦卡特尼——已经死掉了）。哈里森太太为了应付自己所收到的那些关于这个严重话题的信件，甚至已经预先打好要给歌迷的回信了。

凭借身为乔治·哈里森的母亲的身份，她在利物浦开了一家商店，也见过许多利物浦的电视明星，像是肯·达德（Ken Dodd）和吉米·塔巴克（Jimmy Tarbuck）。她和她丈夫最近受邀参加了当地一位流行歌手的葬礼，即使他们完全不认识他。她认为，代表乔治出席这种场合也是她的责任。

在披头士早年的音乐生涯中，哈里森太太是他们的父母亲当中，唯一积极鼓励他们的人，她自己多少也成了追星族，参加过他们早期的很多场演唱会。她仍然对这些事情津津乐道。毕竟在1967年，在她脑海里，那些事还历历在目。

“我记得当他们第一张唱片《真心爱我》录好的时候，乔治告诉我们说路森柏格广播电台（Radio Luxembourg）可能会播放这首歌。我们全熬夜待到两点，一步也不肯离开，不过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哈罗德（Harold，她丈夫）必须在五点起床上早班开公交车，所以就上床睡觉去了。到最后，我也一样去睡觉了。我才到卧室的时候，乔治就拿着收音机冲上楼来，喊着：‘我们的歌播出来了！播出来了！’结果哈罗德被吵醒，说了一句：‘是谁把那个吵死人的收音机拿到这儿来的？’”

关于披头士早期的一些演唱会的事，哈里森太太反而比披头士自己记得还清楚，对于将许多重要事件的前后顺序理出头绪，这点很有帮助。每当问到一些事件的发生日期，甚至是年份的时候，披头士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他们成为‘披头士’的时候，我参加了他们48场的演唱会。曼彻斯特、普雷斯顿（Preston）、南方港（Southport），跑遍了北部地区。我习惯坐在前面那几排。有一晚在曼彻斯特，他们有一场演唱会有电视公司要来录像。我也一如往常地拿到了票，有第一场和第二场的。乔治说我是个傻瓜——我绝对没办法全身而退，为了拍摄影片的需要，他们表演的音量很大。我勉强撑过第一场表演，不过到了第二场的开场，那尖叫声太大了，我几乎昏了过去。我还得找个警察来把我弄出去。他不相信我所说的我也参加了第一场表演……

“乔治为我们所做的最初几件大事之一，是在1963年。他说要送我一件生日礼物，不过这件礼物我看不到，也摸不着。我所该做的事就是准备好要在星期三到牙买加去。我说我需要一些新衣服。他却说，你只需要放松心情去享受就好了。在蒙地哥湾（Montego Bay）的那个假期，是我收过最好的礼物。

“有一天在海滩上，有个家伙坐了下来说：‘哈里森太太，您好！’‘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哈里森太太？’他说有人向他描述过我早上离开旅馆时的穿着，他是位记者。我把哈罗德摇醒，对他说，有个记者把你的打呼噜声都给录下来了。我实在太渴了，没办法跟他聊天，我需要喝点儿东西。于是他先送走他的日本籍摄影师，回来时带了八瓶啤酒。后来晚上他又带我们到各个俱乐部逛，玩得非常尽兴。

“我想我们最骄傲的一刻是在利物浦的市民欢迎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同乡齐聚在一起，从史贝克机场（Speke Airport）一直到市中心，他们全都深深地沉醉在这种气氛当中。你该看看那些可怜的老人家，我们经过时，他们还挥舞着他们那干净的白手帕呢。就为了这一次，他们还特地从老人之家出来。天啊！多难忘的一天啊。”

在那个时候，乔治才刚开始对印度音乐产生兴趣；出于一种相当错综复杂的原因，哈里森太太认为这可能跟她有些关系。

“我时常拿无线电收音机随便乱换台，找印度音乐来听。有一次碰巧转到一个印度的节目，我觉得听起来蛮悦耳的，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常常这样试。我并不是说这件事影响到了乔治，毕竟那都是他出生之前的事了……”

吉姆·麦卡特尼（Jim McCartney），保罗的父亲，也是很容易就习惯了这样的新生活，不过他应对的方式不同，因为他尽量避免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和其他人不同，他买下一幢爱德华时代的老别墅，相较于新式的平房，显得既气派又高雅，他自己也变得像个绅士一样，穿着讲究的运动外套和格子裤，养了一匹赛马，在自己的温室里栽种葡萄。当然，他曾经当过多年的业务员，所以他一向看起来就很精明、很体面。

当开始不停地有人打电话来他家的时候，吉姆·麦卡特尼才开始了解到他们（披头士）快要成功了。尽管他们住在公租房，但因为他的妻子是个助产士，所以他们一直有一部电话。“似乎每一秒电话都在响。我还是会接，以防有什么重要的事。有些女孩子还会从美国加州打电话过来问保罗在不在，真是浪费钱啊。要是他们大老远跑来这里，我会说，要不要喝杯茶？然后我会说，呃，那里是厨房。她们进来之后会又喊又叫的，因为他们看过照片，能认出厨房在哪儿；他们比我自己还要清楚我的事呢。这些歌迷们都足以成为优秀的侦探。

“我时常在想，他们的成功能达到什么地步呢？每天每份报纸都是那些警察拼命挡开孩子们的新闻。这些全都是免费的曝光机会。布莱恩根本不用花半毛钱来做宣传。

“我认为他们的秘诀在于他们对孩子们的魅力，因为披头士描绘出他们的心境，象征着自由和叛逆。而且他们是这么喜欢这样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成功。”

我曾好几次和吉姆·麦卡特尼与他续弦的妻子安吉（Angie）在他家里共度夜晚，而且通常都相当愉快。当他来伦敦的时候，通常会先打电话知会我，并过来喝个下午茶。有一天晚上，我在柴郡（Cheshire）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已经事先送了张《当我64岁时》（When I’m Sixty-Four）的唱片来了，他说他是想着老爸的样子写下这首歌的。那天晚上，那首歌大概放了20遍左右，他们在客厅里一次又一次地跳舞；我还以为吉姆会心脏病发呢。是安吉这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士——鼓励他起来跳跳舞的。

保罗的弟弟迈克尔·麦卡特尼（Michael McCartney），那段时期也一起住在家里。他告诉我一段保罗的往事，跟他那天生的交际手腕有关；这点早在他还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

“我那时候在巴黎跟他们在一起，而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已经用德语帮他们把《她爱你》（She Loves You）改编好了。他在录音棚等了他们两个小时，不过他们没有出现。乔治（马丁）来到我们住的地方，乔治五世旅馆；他们看见他出现时，全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乔治问他：“你们要不要来录这首歌？”约翰说不要，接着乔治（哈里森）和林戈也说不要，保罗则什么也没说。

“他们全回头去用餐。过了一会儿，保罗突然转头向约翰说，嘿，你知道那个某某段歌词，要是我们这样子唱你认为怎么样？约翰听着保罗说的话，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啊，就这么办。

“这就是他们没有现身的真正原因。不过，用不着争吵，保罗很机灵地把话题再拉回来，将它解决。不用多久，他们就全都起身出发到录音棚去了。”

咪咪是他们之中唯一已经离开利物浦地区的人，她搬到了南部海岸靠近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一栋新房子。虽然她也一直试着对歌迷亲切一点儿，到处找，看看有没有约翰以前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但她也发现，她在利物浦的生活已经受到歌迷的左右了。

“有一天，我终于真的找不到什么东西给人了。‘连颗纽扣也没有吗？’那个女孩子这样问。其实呢，我一直对于在衣服还没要丢掉以前就把扣剪下来有莫名的恐惧。所以我把多年来用来放纽扣的大罐子拿出来，给了她一颗纽扣。她拥着我吻了一下，说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后来她写信告诉我，她把纽扣用金链子挂在脖子上，而工厂其他的女孩子都很嫉妒。”

很自然地，这导致工厂的其他女孩子都写信来跟咪咪要约翰的纽扣，后来这件事传开了，各地的歌迷都写信来要。“我向世界各国都寄出过纽扣，美国、捷克，各地都有过。”

到最后，她被两个闯入她家的歌迷惹恼了，那时她生病躺在楼上的床上。她把后门打开，好让医生可以进出。当她听到楼下有吵闹声时，还以为一定是窃贼闯进来了。她悄悄走下楼，料想可能会被攻击，结果看到两个女孩子大大咧咧地横躺在她的全新沙发上，身旁还有一大堆吃完的太妃糖糖果纸散落在四处。对于这种把她家房子当成公共场所，问都不问就直接闯入的不速之客，她十分火大地叫她们滚出去。她们最后是离开了，走的时候却还偷了她家的后门钥匙，咪咪气得坐下哭了起来。

“好像是在面包师传来了之后。他很好心地打电话回他工作的地方，然后来了个人拿了把新锁和钥匙给后门换上。他是‘斯科特家’（Scott’s）的面包师傅。那是人家为我做过的最好心的事情之一。”在此事过后没多久，咪咪就下定决心远离利物浦。

想起来也很有趣，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那些披头士的纪念品在成为某些日本富豪的游戏间或吧台装饰品之前，有很多现在都出现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以高价售出。

在我多次的访问中，咪咪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虽然她说的很多关于约翰小时候的故事，与约翰本人和他学校朋友的说法似乎有些冲突之处。

在咪咪的心目中，列侬算是完全在中产阶级的环境下长大的。的确，他可能会偶尔顽皮一下，不过就像是《威廉·布朗》（Just William）[6] 里头的行径以及恶作剧，既不低俗，也没那么可怕，当然更算不上犯罪了。她不知道那些传闻是从哪儿来的。她自己所叙述的约翰的往事，主要都在童年初期，似乎她已经避而不谈其他的部分，打算永远保持他那童稚、甜美无邪的形象，至少他在她的心目中是这样。

甚至是在1963年的圣诞节，当他们获得唱片排行榜冠军的成绩之后，她到场观看他们首度在利物浦举行的凯旋荣归式的演唱会时，她的思绪仍旧回到了约翰的童年。她拒绝坐到前排座位，宁愿站在后面。

“那是在利物浦帝国剧院（Liverpool Empire），我看着在舞台上表演的约翰，不过我看到的都是他小时候的身影。每年的圣诞节，我总会带他到帝国剧院（看演出）。我还记得我们看《穿靴子的猫》（Puss in Boots）的那一次，外面下着雪，所以在戏院里，约翰仍旧穿着他的惠灵顿长靴[7]。当猫咪穿着大靴子上场时，约翰站了起来，并且大叫：‘咪咪，它穿着它的长靴子呢，我也是！’全场都听到了他那童言童语，每个人都看着他笑了笑。

“能看到他在帝国剧院的舞台上表演，我当然是非常的骄傲。那次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他们的吸引力有多大，还得动用大批警力来维持秩序。我和贝茜·布拉多克（Bessie Braddok）一起站在后面看着。这一切真令人兴奋啊！

“不过我一直都没办法不这么想：不是，他并不真的是披头士，他是那个和我一起坐在楼上，喊着‘咪咪——它穿着它的长靴子呢’的小家伙。”

这倒是实话，要是你看到约翰小时候的照片——尤其他的长条多格快照，他看起来真的是个很讨人喜欢又天真的小男孩。

要拼凑起披头士们早年的儿时生活点滴，其中一大问题，就是当中两个已经不在世上的母亲；约翰的母亲朱莉娅（Julia）是其一；当然，其二则是过世多年的保罗的母亲。我知道林戈那多年以前与他母亲埃尔茜离婚的生父仍然活着。而且我也认为弗雷德·列侬（Freddie Lennon）——或如咪咪她们家族所称呼的“那个阿尔弗雷德”（Alfred）——仍在世上某个地方活着；至少不曾传出过他的死讯。在约翰的求学期间，咪咪都很怕阿尔弗雷德会在哪天出现。我跟那些可能聘用过他当洗碗工的船公司与旅馆都联系过，不过始终查不到任何消息。

在追查林戈的生父的行踪时，我的运气就比较好了，他也叫理查，或可称他里奇（Ritchie）。我寄给他的第一封信把他的名字给拼错了，惹得他非常生气。哎，我的拼字能力一向不怎么灵光；我把信件的收信人写成了“Mr Starkie”，而不是“Mr Starkey”。Richard Starkey这个名字所有披头士迷都一清二楚。他在回信中数落了我一番，不过他表示很乐意和我聊一聊。

理查·斯塔基住在克鲁伊（Crewe），兼职担任洗窗工。他能告诉我的东西并不太多，不过我倒是很钦佩他能在离婚之后一直和林戈保持距离；而且即使是现在，他儿子出名了，他也没有使什么伎俩来从中获利，而且坚持和他的前妻与林戈不再联络。

除了他们的双亲们之外，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利物浦地区找寻他们的朋友、老师，以及以前和他们一起在“采石者”演唱的伙伴。

我前往“洞穴”俱乐部，它在1967年时虽然再度成为爵士乐俱乐部，但还是生意兴隆；我也看到了像鲍勃·伍勒（Bob Wooler，“洞穴”俱乐部的DJ）和艾伦·威廉斯（Alan Williams，披头士首任经纪人，也是带他们前往汉堡演唱的人）这些人。我买了几本从前的《默西之声》，也尽量顺便多带走一些节目单和海报。

约翰找出了一张以前的演出表给我，那节目单上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担任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8]的暖场乐队。约翰像一般的歌迷那样，把演出表上头的小理查德亲笔签名，小心翼翼地保护得好好的，上头还加上了他在美国的地址，以便哪天约翰有机会去美国的话可以找去。在当时，那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走访利物浦之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访问皮特·贝斯特这件事。他是在1962年8月16日被披头士解雇的鼓手（参照第17章）。到了1967年，他已经结婚，而且在一家面包厂工作；他从没有回复我寄给他的信和留言。到最后，我设法找到他母亲莫·贝斯特（Mo Best），在披头士早期的演唱生涯中，她让他们在她开的小型俱乐部“卡斯巴”（Casbah）演唱，对他们帮助很大。

我在海曼绿地（Hayman’s Green）一栋植物到处曼延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见到她。它的地下室就是以前卡斯巴俱乐部的所在地。我敲门敲了足有15分钟之久，在被允许进屋之前，我都开始以为这栋房子已经荒废了。以“经正式授权传记作者”的身份来访，在这里是完全吃不开的。对于皮特遭到这样的待遇，她仍旧十分愤怒，我努力要让她明白，我只是单纯地想通过各方的说法来厘清真相而已。她表示她已经将我的口信转告皮特，不过他不想见任何跟披头士有关的人。到最后，她态度软化下来，把她和披头士相处的经历以及卡斯巴的历史告诉我。我在本书所用的这部分内容，全都是她口述的。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们聊天之前，皮特早已来到这里，来探望他的母亲。他独自一人坐在另一个房间里，不愿出来和我谈谈。我要求贝斯特太太请她小儿子罗格（Roag）去问看看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谈，我只是要他帮我把在汉堡那几年的一些时间点弄清楚。最后她说，来吧，我带你进去见皮特，包在我身上。虽然书中只用了一部分他述说的事迹，不过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相处。

他站起身，露出勉强的微笑，仿佛是让步了；他很清楚，拜他母亲所赐，他现在行踪曝光，只能束手就擒了。他看起来有点儿尴尬、有些疲惫，很不自在地把头偏向一边，差不多是弯着身子；似乎有些伤感，也令人同情。他慢条斯理、轻轻柔柔地说着话，由于刚从面包厂轮完班离开，他有些疲倦。当他谈话时，显然还是十分自豪。

他开始回想在汉堡时以及早年的事。当他说起那些往事，像是约翰穿着长内衣裤站在街头的这些趣事时，他心情也开始显得愉快起来了。

“我想我已经可以用平常心来看这件事了，我可是努力了很久。我得忍受这么多舆论和公众的注目。许多出钱要买我的故事的提议都被我拒绝了。我只是不想这么做。除了钱以外，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一切就算了。

“有两度我真的是心情跌到了谷底，非常低落，对于接下来的生活也是六神无主。我太太凯蒂（Kitty）说要我走出去，重操旧业再试试看。我母亲也非常努力地帮我，她总希望我能在演艺界成功，什么事都很支持我，但这次真的要靠我自己的决心。

“我离开演艺界之后，状况并没有那么糟。我还没有遇到其他乐团的人说我不好的。开始做一般的工作时，起初我还是很难适应。有些人会说我应该坚持待在演艺界。工作时他们也会盯着我说：他跟我们这些人一起在这里做什么？

“当我在酒吧喝点儿小酒时，大家还是会靠过来说‘你不就是谁谁谁吗？’‘你以前和披头士是一伙的’这类的话。他们开始谈论我的事，问东问西的，搞得我很烦。他们只是好管别人闲事罢了，我可不喜欢这样，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我只好尽量不说话。

“即使在当时，我也从不觉得对他们（披头士）有什么好怨恨的。一开始我的确认为他们有点儿不光明磊落，在我背后暗中进行，一直计划着要甩掉我，而且从未把他们的决定当面跟我说清楚。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比较想开了。我想我能体会他们为何要那样偷偷摸摸的。

“真正让我伤心的是，我很清楚他们将会成功。我可以很确定。我们大家都清楚得很。在利物浦，无论我们到哪里，都可以吸引到为数惊人的群众。我也知道我将会失去这样的乐趣。

“我确实努力回想有没有争吵过什么的，不过我想不出来。最近我想起了一件小事情：大概在那件事发生的两个月前，我听到了关于我要离团的谣传。我去问布莱恩，他说没听过这种事，他会去追查看看。他的确去调查了这件事，不过他说什么事也没有。我也就安心了，不再去烦恼。

“大家总认为我太过一板一眼，或许这也是原因。不然就是说我不肯把头发往下梳，这多少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我无法接受别人认为是我鼓打得不够好的关系，这才是最伤人的地方。怎么样才算好鼓手？那只不过是风格差异的问题，而不是打得好不好的问题。你要怎么衡量一个人厉不厉害？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利物浦这里就我那种表演风格最流行。大家看到我们表演得多好多成功，其他乐团的鼓手就开始模仿我那种强势的表演风格。

“我知道我老妈认为他们嫉妒我，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原因。我们有种乐团的音乐风格，不是那种只突出某个人的乐风。我的演奏技巧融入他们似乎也够久了，然后就突然不行了。所以事情就变成了那样，我从来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所看到的披头士形象，当然并不完全是真的。有段时期，他们看起来还像天使般，穿着无领西装，像是唱诗班男孩似的。我很清楚，他们才不是天使呢。只不过他们必须那样子打扮，那才有办法赢得那些爸妈们的好感。

“我常常看到他们上电视接受访问。约翰看来似乎没什么改变。他们成熟多了，也更精明些了。不过，他们对宗教方面的兴趣，我真的是无法理解；那是我最料想不到的事。”

离开披头士不久后，他和李·柯蒂斯（Lee Curtis）的乐团一起在“洞穴”俱乐部表演时，曾经和约翰有过短暂交谈，除此之外，他不曾和他们碰面或是聊过。约翰一向是披头士当中和他最亲近的人。

“要是我偶尔再和他们见面，也能相处愉快。要是他们未经思考就问我需要帮什么忙，那我会乐于接受。不过如果只是出于施舍的话，不管他们要给我多少，我都会拒绝。”

在访问完皮特·贝斯特、他们在利物浦的父母亲、老朋友这些人之后，我回到伦敦去见披头士，顺便告诉他们一些在行程中的收获。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感兴趣，除了皮特·贝斯特的部分之外。他们似乎想要切断这段关系，仿佛他们从来就不认识他似的。当我说皮特·贝斯特现在在面包厂切面包赚取每周18英镑的薪水时，他们也没什么反应；即使保罗确实做了个鬼脸，约翰也多问了几个问题，不过随后就将这事抛于脑后，全部回去录他们正在录制的歌曲了。

我猜想，这让他们回忆起了在解雇皮特·贝斯特这件事上，他们从未当面告诉他，这种处理方式过于卑劣、太不光彩了；他们也深知，要不是上天眷顾，或是布莱恩·爱泼斯坦的出现，他们的际遇可能完全不同，可能最后他们也会落得为18英镑的周薪在面包厂切面包。

后来，在约翰家里，约翰向我坦承，他们是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对待皮特的。“我们都是懦夫！”约翰表示。

皮特从不说出他的经历，这一点，我真的感到很钦佩。他可以轻易地把汉堡那段日子的生活实情以及他们那些相当不堪的丑陋行径爆料出来。到了那个时候，这对他来讲也没什么损失。由于这么多年来，布莱恩·爱泼斯坦仍然努力帮披头士打造那种亲切的形象，这么做可能对他们没什么影响。当然啦，到最后，约翰自己说出了在化妆室里的那些事情，甚或还加油添醋了一番，而这样一来，也可以在皮特泄他们的底之前先发制人。

后来，皮特也写了一本书。我衷心希望他能从中赚到一点儿钱。毕竟，相较于远在真正的披头士年代结束之后，与披头士相识仅有短短几个星期却急于把所知内幕付梓出书的那些临时秘书与司机，皮特在以前那段重要的时期，可是个货真价实的披头士。

汉堡的部分非常棘手——我想我的脑袋瓜可能永远无法厘清在汉堡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至于披头士去过汉堡多少次，他们演唱过的众多俱乐部的先后顺序，以及在何时发生过什么大事，他们每个人所记得的部分，可说是互相矛盾的。

我和披头士的每个成员都相处了很长的时间，也了解在汉堡的那段时期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它是如何让他们结合成一个乐团，让他们的个人特质发展成熟，让他们找到自己的音乐风格，当然，也让他们有了全新的风貌。没有人试过要把他们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这段时期写下，或将时序倒推，去试着记录以及检视那时发生过什么事。一直到我到了那里之后，我才能完全体会，在大半的时间里他们会大量服用药物，试着让自己在12小时的演唱时间里保持清醒。也难怪他们对一些日期、地点和人物的记忆会这么模糊。

我在1967年前往汉堡，遍访他们表演过的所有俱乐部，也尽我所能地多找一些还记得他们的人来访问。我甚至找到一份他们与Bert Kaempfert制作公司（Bert Kaempfert Production）的唱片合约副本，签约日期很清楚地显示是1961年5月12日，这对于我将这些事件片段开始理出头绪很有帮助。最起码，合约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那个时候，斯图·萨克利夫已经离开披头士了。（这位前披头士成员于1962年4月在汉堡去世。）

在这份八页长的合约中的第四条，让他们有权利“在录音完成后可以立即听到其成品，并可当场提出任何异议”。对于一个在1961年当时仅做过许多快歌、默默无闻的外国伴奏乐队而言，这是个很公平合理的条款。而在第七条，则载明了“兹授权约翰·W·列侬先生为乐队代表，负责领取乐队酬劳”。

根据许多这类文件，以及查遍各家俱乐部的纪录账册，我判断披头士曾有过三次汉堡之行（约翰说有两次，保罗认为有四次，乔治则不太确定）。我一直觉得可能会把顺序弄错，而且会有人出现，提出证据指出我把这些跟披头士相关的时间、地点搞错了。

我时刻准备着要承认一些关于汉堡时期日期上的错误。这重要吗？嗯，在当时我并不会太过担心这点，我认为，除了我之外，恐怕不会有人想自找麻烦，计较这些显然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当然，从那时候起，就有很多研究学者再度回到了汉堡，翻找过往的那些余烬；这些人包括了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一位托尼·韦恩（Tony Waine）博士，他已经在汉堡完成了一项披头士的专题研究，在英国和汉堡两地的学术杂志发表了一些讨论披头士的文章。这些研究披头士的学者总是一再地让我惊叹。

我的汉堡之行重点的部分就是见到了阿斯特丽德·基尔舍（Astrid Kirchherr）。她所知道的和记得的披头士在汉堡那段时期的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她也是我所采访过的人当中，第一个清楚地洞察到他们每个人迥异的个性与才华的人。

阿斯特丽德与她汉堡艺术学院的朋友们组成的小团体，是披头士最早的知识分子乐迷。一直到当时，甚至在往后几年，披头士多半是受到女店员和美发师之流的人崇拜，或是跟一些可能成功、想借由预约签下他们的演出以赶紧捞一笔的低阶经纪人短暂来往。当然啦，即使她最欣赏的是斯图·萨克利夫，而且也和他订了婚，但在1960到1962年这段时间，阿斯特丽德看到了他们的其他特质，这是别人所没有看到的。

我对于她一直到1967年所过的生活感到相当震惊。首先，在她和母亲同住的房子里，她的房间几乎像个神坛似的；就像《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9]里的郝薇香小姐（Miss Havisham）一样，她将房间保持原封不动，就和斯图生命的最后那几个月一样。每件东西都是黑的，床铺、家居饰品、家具等等，而由蜡烛来提供仅有的亮光。虽然她自己相当平静克制，在谈到斯图与披头士时，也不会过于哀伤或太戏剧化，但感觉非常阴森诡异。

阿斯特丽德·基尔舍与披头士。披头士在汉堡的那几年，她一直是他们最死忠的歌迷，也是最亲近的朋友；她也帮披头士拍下许多最具纪念价值的照片。（图片来源：Getty）

在1963年，披头士狂热刚刚开始的时候，她接受过德国媒体与其他人的一些访问。“我对他们能如此成功感到很高兴，也很想帮助他们。我尽我所能地确保报纸知道实情，刚开始，报纸一概形容他们是利物浦的四个住在肮脏阁楼的邋遢鬼。我要这些报纸知道他们到底有多么优秀、多么有才华。不过，他们从来不刊出我所说的事情。每一次的访问，对方都一再地问着相同的问题：真的是你创造了披头士的发型吗。”

如今，她已经不再接受访问了。即使德国杂志界已经征询过她好几年了，但她还是拒绝了要买下她生活故事的大笔收入。她也拒绝了她手上一份录音带所带来的赚大钱的机会；那带子是斯图给她的，是斯图、约翰与其他人在利物浦艺术学院的演唱内容。（录制这卷带子的录音机，是约翰说服学校购买，后来却被他挪为己用的。）

“有家唱片公司愿意出3万马克向我买下，我拒绝了。后来他们开价5万；我说不卖，就算是10万或多少钱都一样。他们想拿它靠披头士的名气来赚一大笔，这对披头士没什么好处。他们真是可笑，简直是乱来。”

她说她从来没靠她拍的那些披头士照片赚过一毛钱，即使是全球知名的那张，他们五个人在汉堡火车站拍下的照片。远在披头士成名之前，她就把那张照片以及其余的照片给了他们。在披头士还没出名的时候，他们也陆续把那些照片给了其他人，那些人则是把照片给了一家代理商。她拍摄的照片不仅帮别人赚得了大笔金钱，也在拍摄披头士的照片上建立了一种画面半隐没在阴影中的风格，其他摄影师与乐队也相继仿效这种风格。

“比较困扰的部分在于我从来不留底片，所以我没办法证明那真是我拍的。哦，我也从布莱恩·爱泼斯坦那里拿过一次钱，当作我帮那些孩子的回报吧，他给了我30英镑。”

她为披头士拍摄的照片所呈现的戏剧张力，也理所当然地让她得到许多委托工作。一家德国知名杂志就委托她去拍摄披头士的照片——要是她能带着他们的一名摄影师随行的话；该摄影师只是从旁协助而已；当时披头士拒绝其他随行摄影师帮他们拍摄照片。“约翰说我应该答应他们的条件。而我也应该改变规矩来靠这些工作赚点儿钱。但这个摄影师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拍了一些他们的低级照片；他拍的照片全数被采用了。”

1967年我去见她时，披头士依然和她保持联络；当约翰到德国参加《我如何赢得战争》（How I Won the War）的电影拍摄时，也曾去探望过她。

“约翰是个独特、与众不同的人，时时能想出新点子；保罗则创作力极佳，还很有组织能力，他能把一些约翰做不到或是懒得尝试的事情完成。

“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说是互相需要，也可说都不需要对方。这都是实情。保罗有着和约翰一样的作曲才华，他们都可以各自轻松地把事情搞定。

“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虽然他们相处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变成同样的类型，也没有互相影响；保罗依然做一些像《米歇尔》（Michelle）这类旋律优美的歌，约翰则还是写一些粗糙奇怪的音乐（bumpy music）。就算共事这么久，也没有磨掉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这点很不可思议。

“一开始我确实偶尔会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意别人的感受以及人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会在人们面前讲出像是‘我希望德国佬能滚蛋’这类恶劣的话。他们对那些他们讨厌的人还是很冷酷，会叫他们赶快滚蛋，我们讨厌你。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很要不得的事，这总比假装你真的喜欢他好得多。

“斯图过世之后，他们表现得如此和善可爱。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残酷的人。从这点我也了解到，他们确实很清楚什么时候做得太过火，也了解何时应该停手。”

虽然阿斯特丽德为披头士付出了这么多，这点他们也全都承认，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披头士也毁了她的生活。就算是到了1967年，即使在我和她见面前不久，她才刚嫁给另一个移居到德国来的利物浦人，但她显然还是无法忘却斯图。在当时，她对德国新闻界的失望，导致她放弃了自己的摄影师工作。

那时，她在一家酒吧工作。当天晚上，在我们终日长谈之后，她带我前去那里。汉堡到处都有一些奇怪的俱乐部和酒吧，不过这是我所进入的第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以朋友的名义带我进去，而里头似乎都是一些在晚上工作之前一起前来跳舞的娼妓。阿斯特丽德在吧台后面工作，不过要是需要的话，她也可以应要求和客人跳舞。像这样工作一整晚，她一周只能赚到40英镑。然而她却把那可为她带来一笔财富的披头士纪念品搁在一边。

回伦敦之后，我把所有关于阿斯特丽德的事告诉保罗，这也让他忆起了从前他们在汉堡的那段美好时光。回顾以前的事，保罗承认他们对斯图的态度极为恶劣。或许他是在嫉妒约翰对斯图的欣赏与崇敬，有时他会觉得自己像是外人一样。

“在那最后一天，我也对他相当恶劣。我们就要离开汉堡了，而他要留下来和阿斯特丽德在一起。我就在舞台上吸引他的注意，因为他是最后一次和我们一起演唱。他哭了。那是某种感觉，当你突然间跟某人很亲近的时候才会有的感觉。”

我是过了许久才知道布莱恩·爱泼斯坦是个同性恋。当我知道的时候，一开始我认为不管是或不是，这种事也无关紧要；不过我渐渐认清，这件事对于他本人的性格以及他与披头士的关系，是个极重要的因素。

布莱恩·爱泼斯坦是爱着他们的。当我最后花许多时间和他待在一起，设法要他坐下来回顾早年的事情的时候，他简直是欲罢不能。他给了我许多以前写给披头士的备忘录副本，那是他亲自打字的，叮咛他们在舞台上的行为举止，不要抽烟、嚼东西等等。他也把披头士以前在本地演出时，由他打字的演出日程表拿给我，虽然披头士专家们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但是这本书却没有地方容得下它们。后来所出版的书，就全着眼于在“披头士狂热”的那几年，披头士在每一天里做了些什么事。

更加吸引人的是在1962年6月6日，披头士首次录音之前，他寄给乔治·马丁的那张印着缩写字母“BE”的便笺，当中他建议了一些适合他们唱的歌。现在我再查看那张表，有些曲子是我听都没听过的，像什么《纸风车扭扭舞》（Pinwheel Twist）。我很好奇这首歌最后是怎么了。

他还把最早的披头士宣传单以及他自己的NEMS公司在伦敦开设第一间办事处时，他寄给公司员工的备忘录翻出来给我。备忘录写满了布莱恩告诫他们该有怎样的行为举止、对人要客客气气的之类的话。十足是他的作风。

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在所有的访谈行程中，我都尽可能地收集拿得到的文件、宣传文宣以及歌迷会会刊这类东西。布莱恩自己有许多份多出来的，就会把它们给我。

在早期，他做事极为细心谨慎、有条有理。1967年那一年，随着我对他的事知道得越来越多，我得知当时他的生活是多么的糟糕。他时常陷入情绪低落的深渊，必须靠药物过日子，也常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他的员工和最亲近的朋友大发雷霆，后来向他们道歉时又会痛哭流涕到不省人事。虽然当时大家对他企图自杀的事秘而不宣，不过他确实试图自杀过两次。

在性生活这部分，他并不单纯只是个同性恋，也是个被虐狂，他往往会故意让一些像水手这类非同性恋的男孩搭他便车，带他们回家招待他们，提供他们酒和迷幻药。不过他通常都落得被痛打一顿、财物被偷——一些披头士的东西经常落得的下场。后来还会被人勒索，结果他又变得更加忧郁沮丧了。

有一次，我在他位于萨塞克斯金斯利山（Kingsley Hill）的乡间大宅和他共度周末。我们在星期六晚上吃了顿愉快的晚餐，在座的还有一位当时也很有名的流行音乐界名人（甚至到现在还很有名，不过我还是不要指名道姓）。吃完饭后，他们决定找些男孩来一起同乐，不过当时已经快11点了，况且又是星期六晚上。布莱恩拿出了某种会员卡，那是他在某个男同性恋应召公司的会员证；他打了个特定的号码，报出自己的名字和编号。他们在电话里讨论了很久，电话那边的人说现在实在是太晚了，所有人都被预约了，最受欢迎的男孩子都已经出门了。当布莱恩表明他人在萨塞克斯，不是在伦敦时，对方回答说到此为止，没商量的余地了。布莱恩表示，只要能找得到人，不管货色如何，尽管派过来，他会付出租车费而且付两倍价码，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和他们一起熬夜等着，喝着酒，一直等到午夜，不过后来我就上床睡觉去了。我想从伦敦那边过来的人大概到了早上4点才到。隔天早晨，我自己一个人吃早餐，然后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就打道回府。而其他人都还在睡觉。

布莱恩·爱泼斯坦同意我在书中提到他的同性恋身份，然而，我当然还是不打算追根究底。

披头士们也不全然知道他私生活的这一面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对披头士生活上的影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保罗正忙着把一些管理方式弄上轨道，成立苹果唱片公司，接手像是《佩珀中士》唱片封面这些事情。

他们都知道布莱恩是同性恋，但也仅止于此。约翰是唯一曾与我讨论这件事的人，因为他对这件事颇感兴趣，不过我认为保罗会对这种事感到生气。布莱恩很清楚这点，而且总是特别在意要取悦保罗，会送他最贵重的礼物。布莱恩的员工告诉我，他最头疼要怎么让保罗高兴，而且往往都最先回他的电话。

约翰告诉我说他曾经和布莱恩有过一夜情。那是在1963年，朱利安出生过后几天，布莱恩邀他出去游玩；他留下辛（辛西娅的昵称）一个人，和布莱恩一起前去西班牙度假。在书中，我提到了这次短暂的假期，不过没有提到约翰所说的事。虽然说约翰的确是够蠢的，蠢到几乎什么事都想试试看，但我多少还是无法真的相信这种事。约翰当然不会是同性恋，而这样子胡乱吹嘘或是撒谎，还是会给人错误的印象。而且这对他的妻子辛西娅来说，也不公平。

不过到了1967年，即使是约翰，似乎也不常和布莱恩联络了。当我开始了解到布莱恩悲惨的私生活全貌时，我以为披头士多少有过错，将他逐渐排挤到他们的生活圈之外，完全忽视他，让他变得对生活没有多大的企图心；或许导致他更加沮丧。我在书中很可能也暗示过这一点。到现在，事后再来看，我认为这过错出在布莱恩自己身上。我过于忽视他因为体格与情绪这方面的理由，而在送交精神科医生治疗后，被陆军退役的这个事实。他向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很像是在开玩笑，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参照第15章），他讲得差不多就像他是靠这样造假来离开军队的。现在在我看来，一切似乎都很明朗了：他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寻求精神医疗的协助了。我的确在利物浦听过这类煞有介事的传闻，只不过都无法得知详情。

若说披头士反过来救了他——至少在这六年里，或是他用尽他所有的精力、才能和情感来帮助披头士，全心投入披头士事业的这段时间——延长了他的生命，这可能会引发一阵争论。到了1967年，布莱恩又再度回到孤独一人的生活，而且发觉他非常难以忍受这样的自己。

1967年9月，官方对他死因的验尸报告说，这是意外性药物剂量过高造成的死亡，这点我相信——虽然，从那之后一直有人试图证明那是自杀事件，而且因为在他死前几天仍有几点无法确知的事实，所以有些不负责任的作家甚至暗指这是件谋杀案。就感觉上来说，这算是自杀，即使我不认为他会在当时故意用那种方式结束生命。只不过我觉得这终究会发生，只是迟早问题罢了。

当披头士听到布莱恩死讯的时候，我正和他们一起在北威尔士的班格尔（Bangor）。那整个周末已经是相当奇怪的了；保罗的弟弟，迈克尔·麦卡特尼，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打算到威尔士的某个地方去见一个叫作玛赫西（Maharishi：Maharishi Maheshi Yogi）[10]的人。这件事是从乔治以及他对印度方面的兴趣开始的，而且他也说服了其他人加入他的行列。迈克尔告诉我，要在某个特定时刻，在欧斯顿（Eustom）车站月台搭乘前往班格尔的火车。这件事一定很重要。还记得那些重要事件吗？正是60年代的事。我了解到，这是自从他们结束巡回演唱会之后，第一次整个乐队一起外出，所以至少这观察起来一定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在1967年8月25日星期五，搭乘他们的车厢，跟随他们进行这趟旅程——此行成员包括了四个披头士成员，再加上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玛丽安娜·费思富尔（Marianne Faithful）[11]；他们全穿着那种“爱的力量”（Flower Power）[12]风格的衣服。能看到贾格尔和列侬出现在同一个场合，是件很具启发性的事。他们似乎对彼此都有戒心，有些谨慎和敬畏的成分，而且很少交谈。

因为在以前我曾经和约翰讨论过，所以我知道约翰有点儿嫉妒贾格尔。当然并不是说在音乐上和他的成功、名声这方面，而是在于贾格尔总是显露出一种叛逆的形象，打从出道时就是这样，而约翰觉得他应该也可以是那样的。我则争辩说，是因为有披头士打破了这么多常规，才使得较晚出道的滚石能够在披头士所完成的基础上建立起地位。在那个时期，约翰仍然对布莱恩把他们塑造得清新可人的那套手法感到愤恨不满；而对于当初会同意照布莱恩的意思去做，他也多少觉得有点儿丢脸。我猜，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会自曝丑事，且做得太过火，把自己的名声——要是还有的话——搞得比以前更臭。

在火车上，他们每个人彼此都很少交谈，然而在他们被引见到在火车一端的玛赫西的包厢之后，他们全都把玛赫西分别对每个人讲的话拿来大声说笑，互相嘲弄；不过在此同时，他们显然是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

这次旅行是刻意不愿让人知道的，而且到最后一刻才敲定，不过风声还是走漏了，所以沿线许多站都聚集了成群的歌迷。这几乎就像披头士狂热时期的重现。当我们的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歌迷都簇拥而上，然后把签名簿从车门或车窗塞进来；对歌迷们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地点，一次就把这么一群心目中的摇滚偶像一网打尽。大部分人都很尽责地签名，只有约翰除外，他很快地就说他真的受够了。就这样，要是那些歌迷看起来特别失望，我就偶尔在他们的签名簿签上约翰的名字。所以我衷心地希望苏富比已经找到了辨别签名真伪的方法。

当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到班格尔镇上找找有没有吃的。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又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镇，我们所能找到的就只有一家还在营业的中餐馆。最后账单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带的钱不够，其他人也是。就跟皇室成员一样，披头士也从不带钱的，而且这时平常帮他们带着钱包的助理都不在身边。

当那位华人服务生开始发火，认为我们全想白吃白喝完就一走了之时，乔治突然把他的光脚丫举到了桌上；那时候他已经脱掉凉鞋，正在检查鞋底。它的前面有一道缝隙，他从里面抽出了20英镑，要付清这笔账单是绰绰有余了。他把钱塞在那里头，就算没有几年，少说也放了几个月，以便应付这类紧急状况，他也忘了这件事，一直到那天晚上才想起来。

到了星期天，在他们和玛赫西一起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传来了布莱恩死亡的消息。在当时，他们的反应显得相当漠然，这样的反应对布莱恩的家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但这多少也跟和玛赫西一起修行有关，他告诉他们死亡是件微不足道的事。那种态度是他们对这类事情很典型的反应。许多年前，保罗也曾经对他母亲的死开了个愚蠢的玩笑，要说那是冷酷，倒不如说是恐惧；约翰则是在他母亲出意外过世之后，显得不怎么在意的样子。

布莱恩·爱泼斯坦之死是个分水岭，一段时期的终结，是那个披头士狂热年代的最后一章；然而，在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活跃的披头士有多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然而，每个人都在猜想，下个时期将有什么样的面貌。我还记得乔治·马丁告诉过我，他认为要是没有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可倚靠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应付未来的事。他们总是需要一些协助。

至于对披头士他们本人的访问，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参照第28章至34章）有很详尽的描写，确实地写出在1967年当时，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所以在这里就无须赘述了。我很了解，在我写下任何情节的那一刻，所有事情都已经过时了。他们前进的脚步太快了，改变他们的想法，改变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兴趣，他们总会投入进一些新事物。

与约翰对话是最困难的。我在他位于威布里吉（Weybridge）的家花了数个小时和他沉默以对，一起在泳池游泳，一起用餐，在他的小起居室一起坐着。除了角落那台坏掉的电视机闪烁着的声响之外，往往没有半点儿声音。到最后，要是他看来没有交谈的意愿，我就不再尝试，等到我希望他已经愿意谈话的那天，再登门造访。跟辛西娅·列侬在一起时，他会像这样持续好几个星期。他似乎永远处在失神状态。虽然他抽烟很凶，但我并不认为那是药物影响所致，或甚至是玛赫西（教导的）冥想的关系。这么长的时间下来，他只选择封闭自己。回顾当时，他是在等待洋子出现，并且刺激他再度对生命产生热情。

如果约翰愿意的话，即使不像从前那样，那么突出显眼，他仍会是乐队中最强势的人。然而他让保罗来管理大部分的乐队事务，由保罗来主导披头士的一些新的计划，像是《魔幻神秘之旅》；或是让乔治来引导他们体验印度的神秘信仰。

甚至在庆祝《魔幻神秘之旅》发行的私人舞会，这种朋友、亲戚、私人员工都聚在一起欢庆的场合上，约翰似乎也很消沉。我们全都穿着奇装异服出席。我打扮成童子军，我的妻子则扮成女童子军，这实在很乏味，可以看出我们没什么想象力。约翰看起来则像个油头粉面、很有气魄的摇滚歌手，就像10年前的他一样。他和我妻子讨论一些跟书有关的事，谈了好一会儿，后来就茫然地坐着。

在他家，在他脑袋里，有着太多他只创作了一半的歌，还有一些他在很快地对它们厌烦之前，胡乱想出来的不完整的片段歌词。我依稀记得，有好几个月他都把时间浪费在和《穿越宇宙》（Across the Universe）缠斗上，不然就是做出一些变奏版。他每隔几个礼拜就唱同样的片段给我听，想必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的这段时间，他都没什么进展。

要和保罗找到共同的话题是最容易的。他是这样的精力充沛和热情洋溢，而且，和约翰不同的是，他很喜欢这种受人喜爱的感觉，至少大抵上是如此。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责难。对于保罗那种热心取悦别人的行为，约翰会表现得很刻薄。讽刺的是，约翰对待人们的那种恶劣态度，他的无礼和冷酷，使得人们更加喜欢他，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而保罗那种真诚的善意反倒招来别人的猜疑，指责他太精于算计。保罗的确看得很远，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也清楚什么样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不过他经常到最后搞得自己一头雾水，也不见得每件事都正好达到他所想要的结果。我想，保罗本性上是缺乏安全感的，因而使得他更努力尝试，更拼命做事。而这也意味着，他很容易因外界的批评而受到伤害，而这类的批评，对于约翰往往只是无关痛痒的事罢了。

我写这本书的那时候，乔治有一点点神经质，这让我很难和他谈上一些话。甚至在当时，他非常厌恶身为披头士的生活，而且想要把这一切完全忘掉，就此离开。他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不过以乔治的意念最为强烈。身为披头士的这几年当中，他的进步与成长，很显然是最为惊人的。人们很容易忘掉他加入乐队时有多么年轻，那时他只是个17岁大的小毛头。待了那么多年，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只不过是个小孩子，而倾向于将他踢出乐队。在他们开始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约翰是这么的突出，而且大他3岁，这让他们之间有极大的差异，而他也完全笼罩着乔治。约翰与保罗或许从一开始就看出来，除了那优秀的吉他演奏技巧之外，乔治还有股潜藏的实力。他们像大哥哥那样地待他，对他那优异的吉他表现引以为傲；而到了1967年，不只由于他已经写出的那些精彩的歌曲，还有他在印度音乐和文化这方面的博闻，以及不怕麻烦地自学了西塔琴的毅力，这都使得他们的这种倨傲变成了激赏。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成为一个领导者——借由以身作则的方式，而不是靠着颐指气使和专横。

见到林戈的感觉则相当奇怪。他在自己的天地里四处踱来踱去，停不下来而且还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在家时，看起来就像安迪·卡普[13]（Andy Capp）；而保罗则跟约翰差不多，拜他当时的女朋友简·阿舍（Jane Asher）所赐，他沾染了更多中产阶级的习气。

我认为林戈是在担心将来的事。以前那种巡回演唱的日子已经结束，而他也很清楚在录音棚里——尤其是在录音棚增添了当时所流行的新式合成器设备之后，他的鼓声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举足轻重。保罗更是多次在录音棚接手打鼓的工作，以说明他所要的是怎样的效果。当约翰和乔治厌倦了当披头士的生活时，保罗却希望乐队能维持得更久，因为他知道，有太多他们还没完成的东西；而林戈的未来却似乎一片空白。除了一些片约之外，他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地方能让他发挥的。

尼尔·阿斯皮诺尔（Neil Aspinall）和马尔·埃文斯（Mal Evans）他们早期的两个巡回演唱会经理——当时仍是他们忠实的伙伴和助手，大家总会问他们最喜欢披头士中的哪一个。这是个很难应付但人们又自然会问起的问题。他们每一个人都各有多种不同的面向。就一般大众所看到的，保罗和林戈两个人是“最和善”的；而我时常遇到与他们密切接触的工作伙伴一直埋怨他们。和约翰与乔治不同，在私下相处时，他们会变得很惹人厌，尤其是牵扯钱的问题时，有时他们会突然一口咬定助理或是送货员占他们便宜。而一旦提到钱的事，约翰和乔治似乎从不计较

我一向认为，约翰是他们之中最有创意的人，而保罗算是最得天独厚的。他时时刻刻能想到音乐，而且他也天生就有本事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乔治则是个综合体，兼具创意与天分，然而在各方面都异于其他两个人。林戈没什么可以标榜的地方，不像其他三个人，他完全不想动脑筋的事，对他的工作或是他的贡献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任何事都有很基本的概念，也表现得非常机智和精明。

对于与他们每一个人的对话，我都有着同等的期待，不过我最喜欢的也许是与保罗和约翰相处的时候；对于我的行业、自由自在的生活、讨论当天的话题，他们也都很有兴趣——当然啦，只要那天不会刚好是约翰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的日子。令人讶异的是，他们两个人都缺少和别人好好聊天的机会。我猜，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中时时会出现一些想法怪异的人。

他们过去这10年的生涯是如此的不寻常，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一切看法，不管它们是多么天真可笑。他们封闭着，与现实社会隔开这么久，所以对于整个现实世界的运作所知无几。以约翰为例，他不会使用电话；因为他忘了怎么使，这么久以来都是别人帮他打电话的。

他们像是外星来的怪胎似的，看事情的方式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一副没受过教育、心智未成熟的样子；然而他们所见过、经历过的事件与喜怒哀乐，却是其他人只能想象的。我很惊奇地发现，不管是对他们的音乐还是名声，他们一点儿都不高傲自大。他们十分笃信，每个人只要全心全意去做，就能达成他所想要的目标。他们成功了，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其他人就办不到。苹果唱片的整个企业哲学——虽然有点儿疯狂与愚蠢——就是奠基于“协助他人自助”。他们坚信任何的教育和训练都只是在浪费时间。原先大家告诉他们，像他们这种从利物浦来的乐队，又唱那种东西，是不会成功的；但他们却打破了一切常规，所以他们坚信其他人同样也办得到。

在披头士最忙碌的那几年之后，他们全都在追寻某个目标——尤其是约翰与乔治；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追寻的是什么，他们感觉自己的生命像完全被掏空似的，十分空虚。每一个超级巨星的感觉大致上都相同，每个以博彩致富的富翁很可能也一样，但他们至少都有些微的辨别能力。

唱片外，唱片内：1967年6月，披头士拿着他们的《佩珀中士》专辑唱片展示唱片封套内页照片，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专辑封面。（图片来源：Getty）

我也常被问到我最喜欢哪一个披头士成员。我通常都回答说，我最喜欢的披头士是我最近接触的那一个。这是尼尔与马尔一贯的响应方式，而这也是为何我要一直继续观察他们，而不是只拿笔记下东西、继续做着这种平淡枯燥的工作的原因。

到了1968年初时，我仍然不停地进行访问，而且也累积了大约15万字的笔记。那本关于英国大学的书几乎被我抛于脑后了。于是我再度考虑更改书名，改成《六八级》（Class of ’68），后来决定立刻抛弃所有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过多次的学生改革运动和游行抗议活动，而且大学生活的整个性质都已经改变了。

即使实际上我延后了开始动手写书的时间，但我全部的心思都完全放在了披头士身上。《佩珀中士》已经发行，得到极高的赞誉，而且，对于仍然认为披头士只是昙花一现的偶像的那些人，这也让他们对披头士的印象彻底改观。一切都还在变动中，而我也不愿意错过将来的任何一个阶段，然而我很清楚我该赶紧停手，把这一切整理出头绪。从1963年到1969年的每张披头士唱片，都包含着一些新奇与不同于以往的内容。那么，我要现在停下来，以致错过这些令人心动的新的音乐进展过程吗？

在写这整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待在阿比路录音棚。当约翰来到录音棚的时候，他在家里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就完全消失了。和保罗共事写歌、录音似乎能让他更有生气；要是他自己无法把歌顺利完成，保罗会帮他摆脱这个困境。他们一直都是靠着自己，做出自己风格的音乐来，不过有了对方，似乎更能让他们把各自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而且要是他们完全卡在某个环节，像是在《生命中的一日》，到最后有两段乐曲似乎没办法结合在一起，这时就有乔治·马丁会想办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把问题解决。

他们通常会在下午的时候，前往保罗位于圣约翰林区卡文迪什大道的家里集合，上到顶楼，这里是约翰和保罗试验他们各自的新想法的地方。那里是个相当随兴自在的地方，也常有亲朋好友进出、逗留或是闲晃，而他们也会全停下来休息，享用一下下午茶、煎蛋和面包。到了晚上，他们要进录音棚——就在附近的阿比路上——之前，乔治和林戈会出现，这时气氛会变得比较严肃。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不允许有不相干的人留在录音棚。

约翰和保罗会把他们在录制的新歌的歌词或最新的版本写在信封背面或小纸片上，然后交给林戈配上鼓的部分，这样他就会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当他们在录制的时候，会稍加修改某些段落，也会加上一些新的部分。

到了凌晨，他们录音结束的时候，我常常会把散落四处的纸片捡起来，问他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给我，因为他们显然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他们总会答应。很多东西就这样直接被丢掉，或留给清洁工来清理。他们自己从不留存任何有纪念价值、和他们有关的剪报以及这些纸片。这几年来，生活已经变得太快了，他们也没有兴趣收集和保存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知道，后来当保罗和乔治开始步入中年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点感到有点儿懊悔，也开始努力收集他们自己以前的东西。我把《蓝鸟街》（Blue Jay Way）的原稿还给乔治——他在加州时把这首歌写在别人信件的背面；他还以为那张原稿再也找不到了。而我也把保罗为《魔幻神秘之旅》所做的完整企划还给他；那是他在1968年为我这本书所写的，为了说明他的构想是什么样子；不过最后书里没有地方可以容纳这些内容。而我自己的收藏品，许多他们送给我当礼物的东西，则是在多年前我的屋子遭窃时损失惨重；我的披头士唱片全都不见了，那是他们特地为我个人签名的签名唱片；我相信这些东西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我时常怀疑它们现在到哪儿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这么仔细地注意苏富比拍卖会的原因；我现在只希望当初能多收集一些他们丢在阿比路录音棚地板上的那些歌曲。

我也真希望当初能好好地做笔记，尤其是在他们录制《佩珀中士》期间的笔记。当我在他们家里个别访问他们的时候，我会拿本笔记本坐下来，当场立刻记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不过在录音棚或者大家都聚在一起时，或是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当个不引人注意的旁观者，安静地观察，希望他们把我视为碰巧经常出现在身边的人而接纳我，而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在旁窥探他们的作家。聚会结束后，我会赶紧直接回家（可喜的是，我从阿比路录音棚赶回家只要10分钟），然后尽快把当晚发生的每件事都打在笔记上。这一大堆笔记我现在仍然保存着，现在再仔细查看，它们全都打字打得乱七八糟，而且错字连篇，有很多地方连我自己也看不懂。

现在我也后悔当初没有使用磁带录音机。愚蠢的是，我从未使用它。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采访W·H·奥登（W. H. Auden）时曾使用过一次歌兰蒂牌（Grundig）录音机，足有一栋房子那么大。那次采访毫无价值，从未发表。我一直埋怨是磁带录音机的问题，从此决定继续使用笔记本。在我看来，采访录音反而事倍功半，因为你得再听一遍录音把它抄录下来。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话有许多都是废话，不值得一听，更不用说是听第二遍。使用笔记本，我可以边听边分辨，只记下我认为有用的话。因此，我不但节省了时间，还可以有暇记下诸如周边环境、人们的相貌、行为举止以及谈话的特点，而录音机却无此功效。这是我个人一直坚持的观点。哎呀，假如在我当初和披头士及其家人、朋友相处的18个月里，我用录音机录了音的话，到今天那得值老钱了吧！

记忆力真的很会捉弄人。有一天我和尼尔·阿斯皮诺尔（他那时候仍然是苹果唱片的经理）一起吃午餐叙旧，谈到了拍摄《佩珀中士》封面照片那晚的事。我记得那些服装送到了保罗的住处，而且我仍然留有一张披头士试穿服装时的清晰照片；不过尼尔说不对，那些服装被直接送到了弗勒德街（Flood Street）摄影师的家里。我回家时赶紧找我的笔记出来看，不过里头没有记下这种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

对于《佩珀中士》唱片封面的意见讨论，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星期。乔治想要用的一些“古鲁”（guru）[14]的人像；保罗想要用像史塔克豪森这类艺术领域的人；约翰则偏爱叛逆和有负面评价的人，就像我的笔记所记录的，像是希特勒这类人；到最后一刻他被劝阻了，没有把希特勒摆上去。而在封面照片的全程拍摄期间，希特勒的人形纸板立像就立在一旁。

我也向他们提议他们的偶像名单里应该加入几个足球明星。大多数的男孩子，尤其是利物浦出身的，会对足球明星比较感兴趣。对于披头士里头没有一个人对运动——尤其是足球——有任何兴趣这一点，我总是觉得有点儿失望。到最后，约翰加进一个他孩提时代的利物浦人，艾伯特·斯塔宾斯（Albert Stubbins），不过我认为纯粹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笑，跟他的球技没有关系。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匆忙之中离开保罗的住处的，而且他交代我把散置在他屋里的装饰品都搜集起来，只为了要补满他们的摄影场景。在《佩珀中士》封面照片的前景里头，有个看起来像是子弹摆在小小的底座上的小雕像，那是由我摆上去来填满空隙的。我跟我的孩子说过这件事，而且还提了好几次，不过他们对这件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是谁想出《佩珀中士》这个名字的？我一直认为这个原始构想出自保罗，因为在他们几个人当中，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构想是从他口中说出的，然而我在书里并没有仔细探讨过这个问题。其实我应该多注意一下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里程碑，是他们音乐事业上的登峰造极之作。在流行音乐史上，这也是个稍具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它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首张“概念专辑”（concept album）。在艺术层面，它也是个重大的成就，这多少也要归功于彼得·布雷克（Peter Blake）[15]他那极富创意的作品。自从这张著名的封面出现后，它里头有些什么东西、有何意涵等问题已经引发了后续诸多的研究讨论。

马尔·埃文斯常常说“佩珀中士”这个词是他无意间误听了“胡椒盐”（Salt and Pepper），因而得到的灵感。尼尔则告诉我，是他最早向保罗提议，这整张专辑应该用佩珀中士乐队实况演唱的形式来呈现，而保罗也欣然接受了这个主意。现在，谁能分辨得出来呢？这就跟“披头士”这个名字的由来一样；乔治认为名字是出自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电影《飞车党》（The Wild One）[16]；电影中有个摩托车骑士组成的团体，所有成员都穿着黑色皮衣。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也只是随便地提了一下他们的团体叫作“甲虫”（Beetles）罢了。斯图·萨克利夫看了这部电影，听到这段叙述，回来之后他就向约翰提议用它当乐队的新名字。约翰说好啊，不过我们要把它拼成“Beatles”，因为我们是个摇滚节奏乐队。嗯，这也算是一种说法。不用怀疑，再过几年，必定又会有新的说法。

在本书中，我尽量避免采用那些说法；虽然在当时有许多事情是我无法分辨的，但是我宁愿相信那一切都是事实。直到当时，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不管是他们自己或是他们最亲密的人所记得的，抑或是我自己的调查与观察所得的，我全都当作事实来看。

在1968年初，我终于决定当下应该是停止采访、停止调查，开始定下心来把所有资料整理个雏形出来的时候了。我有太多的资料了，真不晓得该从哪里着手，或者哪些是重要的而哪些是到最后才会知道原来是完全用不着的。

最初的版本共计有两册，后来我把它删减了大约50%，当然不包括许多有趣的题材、照片和文件——让它变成大家比较能接受的篇幅。由于顶着“经正式授权”传记作家的头衔，所以我下一件事是要得到故事中所有主要人物的同意。我的问题在这时候才真正开始。

首先，我必须让披头士本人先看过我已经写好的部分。我和他们有详细明列的合同条款，所以他们可以更改任何“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这一点对于合作对象还在世的任何作家而言，都是个大麻烦。你根本分不出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得罪人。而通常，这些都发生在很细枝末节的地方，而不会是在你预期会出问题的段落上，不经意提到的话常会不明所以地冒犯到别人。一开始，他们通常不会告诉你是哪里惹得他们不悦；他们一般都会用“语气”不太对，或者是描写得不如他们预期的那般“深入”这种理由来表示异议。之后，当你能从中准确地找出他们不满意的部分，要更正过来通常就相当容易了。

他们在巡回演唱会时，那些排队等候、企盼他们青睐的女孩子们，和他们在更衣室里头到底干过什么事，我自然是无法详细地得知全部细节。我认为即使在1968年，任何超过15岁的读者，一定对于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深感兴趣，只不过当时没有人详细地讲清楚过。时至今日，“追星族”已经是稀松平常、听到不想再听的词了，我们都很了解她们的行为。披头士和其他乐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罢了；巡回演唱经理做的就是对她们说：“一、二、三、四，你们四五分钟之后进去”这类差事。在1968年的时候，四个披头士里已经有三个过着快快乐乐的婚姻生活，另一个也有了固定交往的女朋友。他们的妻子自然不愿意这种事被提出来，披头士自己当然也不想。

然而，我也放进了不少关于药物的内容，包括他们吸食致幻剂（LSD）的事。就1968年来说，这样写算是相当大胆了；虽然我不时提及那些已经是过去式，有时甚至还说他现在当然不再抽大麻（pot）了，这也是骗人的，不过我相信我已经把事实写得相当明显。

由于他们大家都觉得看书是件相当吃力的事，也就让我等了好久才得到回应。后来让我觉得高兴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先后表示没有不满的地方，也没有异议，而且认可目前的一切内容。我想保罗指出了一些和事实有出入的小地方，我也把一些人名拼错，不过我现在记不起来是哪些地方了。

乔治是唯一打电话给我提出一些重要意见的人。他要我多加进一些关于印度的题材，他认为我对他本人，或是他的人生哲学、理念不够重视，而且他希望某些段落能说明得更详尽些。虽然我一直努力别再增加书的篇幅，但是我仍旧照着他的要求做了。

他们的回应让我非常的放心，而我的代理商也着手准备印制要在美国发行的版本了。这时突然收到一封约翰·列侬的信。他已经对书中的部分内容重新考虑过了。约翰托人递交这封信来：他母亲朱莉娅后来再婚时嫁给了一个威尔士人，他带了两个女儿，杰姬（Jackie）与朱莉娅（Julia），也就是约翰的异父异母妹妹。约翰要我把他对这个男人的批评拿掉，他担心他的异父异母妹妹将来可能要面对这个“思想龌龊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他要我确认咪咪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她担心得病了，约翰是这样子说的；这才是真正让我烦恼的地方。我可以轻易地处理掉约翰所重新考虑过的部分，那些内容其实没什么重要性，而且我怀疑是有人要约翰注意那些批评的不当之处。我可不想在他们这些家庭之间到处奔波，否则光是这样子就会耗上好几年了。

我把书寄给咪咪，而她似乎很不高兴。送回来的书稿上几乎每个关于约翰童年时期的章节不是被大笔划掉，就是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约翰自己的叙述旁边的空白处，她写了许多像是“胡说八道”、“没这回事”的字眼。

她否认了很多约翰自己对童年的回忆部分，尤其是在某些人物或事件与她的记忆相抵触的时候。她反对他使用粗话，就像在约翰小时候，她坚持他不可以骂人一样，她也不希望出现那些关于约翰偷窃的内容。

她在空白处留下的意见有的也相当令人啼笑皆非；我有一段引述约翰的话，说他在家时必须背着咪咪偷偷练习吉他，而且她会罚他站在玻璃门廊弹吉他。在这段话上头，咪咪写了句“这个没良心的女人”。另外有一次，她加上了一段朱莉娅和她新任丈夫的事，说到他们确实是非常关心约翰，她把这段故事写在空白处；后来她又要求我不要把这部分印行出来，因为她从来没有跟约翰说过。

关于约翰第一次和保罗见面的情况，她也加进了一些很有帮助的描述：那是在伍尔顿教区义卖会（Woolton Parish Fete）上，约翰第一次打扮得像个彻头彻尾的不良少年（Teddy Boy）[17]。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和其他人一起演唱，”咪咪如此写道，“真是出乎意料又令人震惊。我根本没料到他会在那儿出现。那天像是打了一场赢不了的战役一样，我不得不回家。即使那时我是不会让步的。这多浪费我生命啊，更要紧的是，还牺牲了我的健康。”

我能理解约翰极力想要保护朱莉娅的两个继女的心情，因为在1968年时，她们还只是少女而已，而且约翰对她们父亲的批评也太过刻薄了，所以我答应了约翰的所有要求。删掉约翰对于自己的叙述则是咪咪做的决定，这似乎非常不合理。

众人对童年的记忆部分大多数都不太可信。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不同的人会选择记住哪些事情。不管怎么样，那谁记得比较清楚呢，约翰还是咪咪？到了这个时候，约翰已经对这整件事感到烦透了，他坚持要我不惜任何代价都得顺着咪咪的意。所以我又去了趟伯恩茅斯，也把那些冒犯到他人的章节逐行地检查过，删掉了许多粗话和他一些比较疯狂的事迹，最后终于把她安抚下来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在书中第1章最后是以简短的一句“约翰非常的快乐”（John was as happy as the day was long）做结尾，有点儿不通顺、虎头蛇尾的感觉。那是咪咪坚持要这样写的。我让步了，那是为了保住约翰其他大部分的故事所做的妥协，她认为这样能削弱那些内容的冲击性。正如她所知道的，约翰的童年也确实是如此。相对的，我也很乐意这么写，因为其他的事实内容同样可以保留下来，这样读者就能自行判断要相信哪些内容。

这本书发行时，在大西洋两岸以及欧洲与日本，以其“诚实坦白”的传记内容受到所有书评的肯定；甚至被形容成“写得最坦率直言的合法授权传记”。我没办法说得太详细；当然啦，因为那已经过了很久了，而且在那之后也发生了很多事。在好几年之后，当约翰在一次访问当中说我的书是“胡扯”时，让我很不高兴。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都认为披头士的形象只是粉饰出来的；就以我的书来说，就像你们现在可以从他的信里头看到的，那是在约翰的坚持之下，我才必须代他掩饰一些事情的。

我那时也和他们苹果唱片公司的助理有一些纠葛。这些人贸然地试图修改书中多处内容，像有些和嗑药有关的主题。披头士那时候还在印度，已经看过这本书，也同意其内容。他们那些被留下来管理公司的助理，则想要把许多内容改掉。

虽然在取得所有必要的认可、试着掌握各个副本的状况以及修改过的副本内容时，我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在各地之间当空中飞人的痛苦日子，但是大致上，我还是会想尽办法打消他们的念头。而披头士也已经看过他们各自拿到的副本，而且把它们散放在家中、阿比路录音棚、苹果唱片的办公室这些地方，所以每个人都极力想要找出他们在书中被提到的地方。约翰在那封信中要求我做些更改，也提到“达特（Dot）从玛格丽特（Margaret）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她的事”。达特是约翰那时候的女管家，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至于玛格丽特是谁，我甚至到现在还想不起来。

我根本不想再过一次那样的日子，只不过最糟糕的事才刚开始。我已经忘了，身为披头士的代言人，布莱恩·爱泼斯坦才是该为这重要合约负责的人。由于现在他过世了，爱泼斯坦家族便要求看书稿。在法律上，他的母亲继承了他的遗产；因此严格说起来，我该感谢奎妮·爱泼斯坦（Queenie Epstein）夫人最后允许本书发行。这位老太太对流行音乐界一无所知，而且更甚的是，她连布莱恩的私生活也一无所知。

你可以想象，当她看到有关布莱恩是同性恋的内容时，会是怎样想的：她否认此事。对她而言，这不是事实。因此，我变得相当为难，因为我必须得到她的同意才行。而且这时候我们已经卖出了美国与其他许多地区的发行权，而他们自然也要看到合法的许可才行。

布莱恩的弟弟克莱夫·爱泼斯坦（Clive Epstein），对此出力甚多。虽然他理当要让他母亲高兴才是；那时她挚爱的儿子才刚过世不久，大家似乎也认为不该去深究他在最后这几年那些不堪的生活细节。我确实没有对这件事着墨太多，最后我也附和众议，完全不提他的性生活。我想，在第15章的结尾处我已经尽量把它说得很明了，我说他在一生当中只交过一个女朋友——而接下来又继续提到他一些不愉快的恋情。我也形容他是一个单身基友（gay bachelor）。在当时，这个词在英国并不是那么常用，不过也足以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意思了。

布莱恩的同性恋身份有什么重要的吗？因为他本人已经允许我在书中提到它，而且后来也公开表明过他的性取向，所以我的确有点儿后悔掩饰这件事。虽然近来许多公众人物——至少在艺术界或演艺圈——都不太费心去隐瞒他们的性取向；至于大部分的人，不管他们的性取向是如何，和他们的工作都没什么关系。但是对布莱恩来说，我认为这大有关系，而且这点对他的个人特质、对他的死亡，以及他会对披头士萌生兴趣这点，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披头士所有的传奇故事中，其中最奇特的一段就是：何以像布莱恩·爱泼斯坦这样的人物，会成为最先对披头士感兴趣的人？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一个受过公立学校教育、成长背景良好、中产阶级出身的犹太子弟？一个喜欢西贝柳斯（Sibelius）、丝毫嗅不出有一丁点儿对流行文化的兴趣的年轻生意人，有什么事能够驱使他前往一个位于地下室、气味难闻的咖啡俱乐部，观赏四个邋遢、无所事事、工人阶级青年的表演？虽然我从来就没办法把它讲得很清楚，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他爱上了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爱上那个穿着一身皮衣、套着牛仔长靴在舞台上到处跳来跳去的约翰·列侬。（几年之后，有传言指出，他喜欢的是保罗·麦卡特尼。这种说法不能说是没有事实根据；因为通常大家公认保罗是长得最帅的披头士，而布莱恩就是喜欢他们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吊儿郎当的样子，即使他们不喜欢他——通常认为他们不喜欢他的性取向。）

当这行的其他许多老手都对披头士视而不见，布莱恩·爱泼斯坦将披头士推到了世人面前。在音乐和表演方式上，他们是自创一格的；不过，要是用错误的方式、贪婪、短视的操作手法——他们的首次进军全国乐坛将会完全改观。根据流行理论来看，布莱恩不过是个非常聪明的犹太商人而已，他在披头士身上嗅出了钱的味道。事实上，他并不是个高明的生意人，这一点都可以从后来他的许多协议必须重新更改看得出来；他不是物质主义者。总而言之，布莱恩·爱泼斯坦爱披头士，就这么简单。

我的运气还算相当不错，就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时，突然有了弗雷德·列侬的消息。大约在1964年，他当时工作的旅馆里的一个洗碗工告诉他约翰是披头士一员的这个消息时，他首次再度现身。他在接受了许多杂志的访问之后，由于那时候列侬家族的每个人都不愿意见他和帮助他，所以他就再度销声匿迹了。

约翰对于他再度现身是相当高兴的，尤其在他出了唱片的时候，虽然他也清楚，要是他用了任何方式帮助弗雷德，咪咪和其他家人恐怕永远都不会谅解他的。毕竟弗雷德曾经不负责任地抛妻弃子。

1968年年初，我终于查到弗雷德·列侬落脚在汉普顿场（Hampton Court）附近的一家旅馆，离约翰位于韦布里奇（Weybridge）的家并不远。而他在那家旅馆里做洗碗工。

“我只想自己过着简单卑微的生活，无忧无虑的，我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不喜欢让新闻记者发现我在哪儿。”

对于几年前，他不请自来地来到约翰的住处，结果吃了个闭门羹的事，他仍然觉得非常伤心。我和他见了几次面，也相当喜欢他，我要他告诉我他早年生活的事情，他的一些经历也成了本书第一章最前面部分的主要内容。

我问他为什么要弃妻儿于不顾，弗雷德自己似乎也说不上来。他说失去约翰让他感到很不快乐，尤其是他们曾一起在布莱克浦（Blackpool）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确，那件事让他非常难过。

“那天晚上，约翰被带走的那天，”弗雷德这样对我说，“我在布莱克浦的樱桃树酒馆（Cherry Tree Pub）唱歌，我唱着艾尔·乔尔森（Al Jolson）的《小兄弟》（Little Pal），我眼眶含着泪，把歌词改成‘小约翰’唱着。”

我不知道弗雷德·列侬告诉我的话里头，有没有一半的可信度，所以我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虽然我在书里认为，他形容自己是多优秀、多杰出，这里头夸大其词的成分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他吹嘘自己是“他们最优秀的服务生”以及朱莉娅的母亲喜欢他喜欢到了“骨子里”；当然，我是没有办法查证他对自己早年生活的说法啦。还是这一切都是事实呢？

我把弗雷德说的那些往事告诉约翰，以及他是怎么再度过着那种从一家旅馆换到另一家旅馆，仅能勉力维持糊口的日子；他通常待在厨房里工作，偶尔会想要帮酒吧观众唱个几曲，看看能否利用这个机会赚点儿小钱来喝一杯。

有些往事也勾起了约翰心中一些其他的记忆；让他忆起了他母亲曾经跟他说过的，和弗雷德共度的一些新婚生活。“我认为他们在一起时确实是过着很快乐的日子，”约翰说道，“现在我并不真的像以前那样恨他。他们会分开，朱莉娅的过失恐怕也不比他少吧！”

“要不是因为披头士的关系，到最后我很有可能落得跟弗雷德一样。”

虽然他的话有几分的可能性，不过我记得当时我对这句话取笑了一番。很难想象约翰能适应那种正常的工作，或是当那种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或甚至是靠当艺术家或设计师来勉强维生，当然，倒不是因为他艺术学院的考试全部挂科我才这样说。他对事情总是很快就感到无趣厌烦，所以到最后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窝囊废。

有一天晚上，约翰打电话来向我要弗雷德家中的电话号码。由于弗雷德是在别人家里打地铺，而且也没有电话，所以我能给的也只有旅馆的电话。约翰不想打电话到旅馆去，所以由我来联络旅馆，然后再去找弗雷德。我告诉他约翰现在想要见他，不过这件事完全声张不得。要是让记者、媒体知道就不妙了，最要紧的是，要是咪咪知道的话，一切就完了。

他们俩安排好，见了一次面，而且相见甚欢。约翰觉得他父亲还蛮风趣的，这使得弗雷德又多讲了他这辈子和落魄时一些更惊险奇特的经历。约翰也开始给他钱，塞了几捆纸钞到他手里；当他得知弗雷德没地方住的时候，也叫弗雷德搬过来和他住一阵子。

最后，约翰出钱买了一间公寓给他。如今，弗雷德·列侬又有钱了，还高高兴兴地和一个19岁小女友搬进了这间公寓——他向我表示，他准备要娶这个女孩子。弗雷德在1977年过世，不过当时他早已和他那19岁的女友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儿子。

弗雷德寄给我一封感谢函，以及一张他自己早年的照片（见前页），当作帮忙他们父子相聚的谢礼。我曾经很想找一张弗雷德年轻时的照片放进书里面，不过这张照片寄晚了。

从照片里可以看出他在船上，穿着囚衣，拿着他的号码牌。当时他应该是40岁左右，和约翰·列侬去世时的年纪一样。他们面孔相似的程度颇令人玩味。

在我和弗雷德取得联系的时候，这本书早就送到打字员那里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章读起来会有不连贯、跳来跳去的感觉。因为我是尽可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塞进更多关于弗雷德的内容。

就整体来看，这本书读起来是相当不通顺的。如果我现在再重写一次，我会试着改善表达方式，修改得更加通顺，再加以润饰，退得更远一点儿来看，尽量把许多事物、人物、重要活动处理得更面面俱到。然而，我会这样做吗？或许它的优点正是在于它是属于它的时代的，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的一份第一手报告、一个现象兴起时的目击报道；当时该现象正发展到顶点，随即迅速分崩四散——虽然当时我们所有人对此还毫无察觉。只不过同样地，后见之明会让我们太自作聪明。

这只不过是一段披头士的故事，与它当初问世的时候完全一样。I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show…（希望你喜欢这演出）

亨特·戴维斯，2009年，于伦敦

译注

[1] 伊恩·弗莱明是007特工詹姆斯·邦德的故事作者。

[2] 应为Stevie Winwood（Steve Winwood亦可），原文可能是误植；英国知名摇滚乐手，原为史宾瑟·戴维斯乐团主唱，此时期最著名、最常被翻唱的歌曲为《给我一点爱》（Gimme Some Lovin）。史宾瑟·戴维斯乐团解散后自组“交通”乐队（Traffic），并曾与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组过一支临时性的超级乐团“盲目信念”（Blind Faith）。

[3] 斯托克豪森，德国的前卫电子音乐家。

[4] 美国20世纪50年代乡村、摇滚乐手，最著名的曲子莫过于猫王翻唱过的《蓝色山羊皮鞋》（Blue Suede Shoes）了。披头士的专辑中也翻唱过他的多首歌曲。

[5] 可能是联想到当时为猫王伴奏的著名吉他手斯科蒂·摩尔（Scotty Moore），所以作者才会这样形容。

[6] 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同名故事书的主人翁。《威廉·布朗》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的儿童故事书，首册名为“小威廉”（Just William），后来就成为主角名字的通称。主角有着典型的爱恶作剧的英国男童形象。

[7] 这个名称是来自滑铁卢一役的英雄、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Duke Wellington）。

[8] 小理查德，美国摇滚乐手，本名理查德·彭尼曼（Richard Penniman），演奏乐器为钢琴。早期的披头士也深受其影响（尤其是保罗·麦卡特尼），著名歌曲如《什锦水果冰激凌》（Tutti Frutti）、《亭亭玉立的萨莉》、《善良的莫莉小姐》（Good Golly Miss Molly）等等，多是时常被人翻唱的摇滚乐标准曲目。

[9] 《远大前程》是狄更斯的小说。

[10] 玛赫西，创立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TM）的印度僧人。此派不跟其他严格的宗教传统相联系，不过理论根源奠基于吠檀多（Vedana）哲学。有特定的冥想技巧，习演此术时必须念诵梵文真言，以平抑杂念、松缓心绪，进而达到深悟，内心得大欢喜。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流行，披头士乐队可能是他在60年代末最有名的追随者。相关细节请见第27章。

[11] 玛丽安娜·费思富尔，模特儿、歌手。在当时是米克·贾格尔的女朋友。

[12] 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嬉皮运动所标榜的口号之一，以花的子民自居。

[13] 安迪·卡普照，英国著名的漫画人物，鼻子大大的，两眼无神，样子有点儿有趣。

[14] 古鲁，印度教的宗师、领导者。

[15] 彼得·布雷克，《佩珀中士》唱片封面的设计者，设计过许多其他艺人的唱片封面，也是个著名的拼贴艺术家。

[16] 《飞车党》，马龙·白兰度1953年的作品，他就是以黑色皮衣外套以及牛仔裤的造型出现在本片——以及《佩珀中士》的唱片封面中。约翰·列侬他们早期的装扮就和他这个造型如出一辙。

[17] 指梳着油头，穿着皮衣的小混混。

第一部
利物浦

01
约翰·列侬

约翰·列侬，摄于1964年拍摄电影《一夜狂欢》时。（图片来源：Getty）

约翰·列侬的父亲，弗雷德·列侬，很小就成了孤儿。他进入利物浦当时专门收容孤儿的蓝外套学校（Bluecoat School）就读。弗雷德曾经被送去接受一些礼仪课的训练，所以后来他对外宣称，他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

1921年，弗雷德·列侬的父亲杰克·列侬（Jack Lennon）过世，当年才9岁的弗雷德因此成了孤儿。杰克·列侬在都柏林出生，但一生中大多是待在美国做职业歌手，曾经是早期的某个肯塔基街头艺人（Kentucky Minstrels）乐团的成员。他在退休之后回到利物浦，这里也是弗雷德的出生地。

弗雷德15岁离开孤儿院时，带着他所受的良好教育及两套新衣，准备展开他的新生活；他成了个办公室小弟。“或许你认为我自命不凡，不过我才去了一个礼拜，老板就写信要求孤儿院再找三个男孩子来。他说这些男孩子只要有我一半的活力就没问题了。他们认为我非常优秀。”

弗雷德是不是很优秀，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16岁时因为想成为船员，离开了办公室的工作。他也做过旅馆的侍应生，后来甚至当过服务生。他自称是那里的最佳服务生，只不过没什么力争上游的企图心。他是这么说的：他优秀到除非弗雷德·列侬在船上，否则那些船是不会驶离利物浦的。

就在弗雷德·列侬出海开始他船员的宏图大业之前不久，他开始与朱莉娅·斯坦利（Julia Stanley）相恋。在弗雷德离开孤儿院后一个星期，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那是一次美好的邂逅。我穿了一套新衣服。另一个同伴正要教我怎么追女孩子，我们一起坐在塞夫顿公园（Sefton Park）里。我买了个烟嘴和一顶常礼帽，我觉得要这个样子才能真的让女孩子印象深刻。

“我们看上的那个女孩子就在那里。当我走过她旁边时，她说：‘你看起来真呆。’我则是说：‘你看起来真可爱。’然后我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那时候脑子里头一片空白，什么事都不知道。

“她说如果我要坐在她旁边，就得脱掉那顶蠢死了的帽子，所以我就照着做了。我把它丢进了湖里。从那天起一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戴过那种帽子了。”

当弗雷德·列侬上岸休假的期间，朱莉娅·斯坦利就会和他一起出去约会，就这样持续了大约10年。弗雷德说朱莉娅的母亲喜欢他“喜欢到了骨子里”，不过她父亲却不太喜欢他。但他也教朱莉娅弹奏班卓琴。

“我和朱莉娅常在一起弹弹唱唱的，要在今天，我们很可能会变成顶尖歌手呢！有一天，她对我说：‘走吧！我们结婚吧！’我就说，那我们得隆重地公告周知，然后办场像样的婚礼。她说：‘我打赌你办不到。’就这样子，我娶了她，只是开玩笑罢了。说到结婚这件事，不过是个大笑话罢了。”

斯坦利家族则不见得把它当成笑话看待。“我们知道朱莉娅和弗雷德·列侬约会。”咪咪如此表示。她是朱莉娅的四个姊妹之一。“我承认他长得相当好看，不过我们也知道他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大用处，对朱莉娅来说也不例外。”

两人于1938年12月3日在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注册处注册结婚，没有任何长辈在场。早上十点，弗雷德·列侬最先出现在亚德斐饭店（Adelphi Hotel）外面。朱莉娅·斯坦利没有出现，因此他离开去找他的兄弟，想办法借来一英镑。当他回来的时候，朱莉娅仍然没有出现。于是他打电话到特罗卡德罗（Trocadero）剧院去。朱莉娅时常耗在特罗卡德罗剧院，因为她很喜欢舞台表演。虽然她在结婚证书上注明的职业是“剧院领位员”，不过实际上她并没有在那里工作，那只是玩笑罢了。“我找了她在特罗卡德罗的同伴谈话，”弗雷德说，“她在特罗卡德罗的同伴全都喜欢我。她们常对我说，如果你和朱莉娅不再相爱的话，我会等着你的。”

朱莉娅还是出现了。他们在电影院度过蜜月。后来，他们就各自回自己的家。隔天，弗雷德·列侬就搭船前往西印度群岛，而且一去就是三个月。

朱莉娅仍然待在家里跟父母同住，在次年这一整年里，每次弗雷德·列侬远行返家时，同样住在朱莉娅父母家中。有一次弗雷德远行之后，朱莉娅发现她怀孕了。那时正值1940年夏天，利物浦遭受到猛烈的轰炸。没有人知道弗雷德·列侬在什么地方。

朱莉娅被送进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妇产科医院（Maternity Hospital）生产。婴儿在1940年10月9日晚上6点30分出生，那时利物浦正经历着一场非常猛烈的空袭。婴儿取名为约翰·温斯顿·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之所以取名为温斯顿，是爱国心所驱使的一时冲动[1]。而咪咪，在孩子出生20分钟后见到了他，选了这个名字——约翰。

“我一见到他的那一刻，”咪咪说，“我想就叫他约翰，我像是乱了手脚一样。一个男孩子呀！我没办法克制那种喜悦，开口闭口谈的都是这孩子，几乎忘了朱莉娅的存在。她说：‘我所做的就只是生下他。’”

约翰·列侬18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朱莉娅·列侬到海运事务所领取弗雷德寄回来的钱——他一向是用这种方式把钱留给朱莉娅。朱莉娅被告知那笔钱的来源已经断了。“弗雷德弃船逃走了，”咪咪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确实又再度出现，虽然他们在过了一年多之后才分开，不过咪咪表示，这段婚姻真的就此结束了。

“朱莉娅最后遇到了另一个人，她说是她的结婚对象，”咪咪表示，“不过要兼顾到抚养约翰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由我来抚养他。当然啦，我确实是想要这孩子，然而这似乎也是最好的办法了。他所需要的是个稳定的、可以倚靠的地方和快乐的家庭生活，更何况他已经把我家视为他第二个家了。朱莉娅和弗雷德两人也都希望我能收养约翰。他们两个人所寄给我的信里头都是这么写的。只不过我从来没有把他们俩一起找到户政事务所填妥表格罢了。”

弗雷德·列侬对于他“弃船潜逃”一事，以及他的婚姻所发生的状况的看法，理所当然地有点儿不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人在纽约，而且听说了他会被调到一艘自由轮上担任助理服务员，而不是服务生领班。“这意味着我会丢掉我原本的资级。我不在意是否需要参战，不过我无法忍受失去原本的资级。我工作过的客轮船长则向我建议要怎么做。他说：‘弗雷德，出去喝个烂醉，然后让自己错过航班。’”

那就是弗雷德·列侬当时干的事。他最后被关进了埃利斯岛（Ellis Island）。[2]这时他再度被告知得上自由轮工作。弗雷德·列侬则表示他想要在“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上当服务生领班。最后他被送上一艘开往北非的自由轮；当他们抵达北非时，弗雷德·列侬就被送进牢里了。

8岁时的约翰和他的母亲朱莉娅。这张家庭生活照摄于1947年。我有一张约翰给我的原版照片，不过最近我才发现那张照片不晓得被谁拿走了。这张是约翰的表哥斯坦利·帕克斯提供的。谢谢你，斯坦利。（照片来源：Stanley Parkes）

“有一天，船上的一个厨子要我到他房间拿瓶酒来喝。当警察来的时候，我正喝着酒！他们认为我偷偷拆开船上的货物，我可没有。在我上船之前，船上的货物早就拆封了，只不过全船的船员，除了我之外，全部都离开了。结果我被判犯了盗窃罪，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我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一点儿用也没有。”

弗雷德·列侬在牢里待了三个月。他表示，这样一来，他理所当然就停止寄钱给朱莉娅了。他已经没有钱可以寄给她了，不过他寄了很多封信给她。“她喜欢我寄去的信。我对她说，小宝贝，现在战事还在进行，你就出门玩乐让自己快乐点儿吧。那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她开始尽情享乐，而且跟别的男人约会。那还是我叫她这么做的。”

弗雷德出海工作的那段时间，约翰和斯坦利家族同住，虽然那时候他大概还未满四岁，但约翰仍然依稀记得他母亲照顾他的情形。“有一天，外祖父带我散步到码头顶（Pier Head，利物浦景点）。我穿着一双新鞋，一路上弄得我脚很痛。我外祖父用折叠刀把我鞋后跟的地方切开，让鞋子穿起来舒服多了。”

10岁时的约翰，摄于1950年。（照片来源：《利物浦回声报》）

借由母亲的叙述，约翰对于弗雷德与朱莉娅以前共度的快乐时光多少有点儿印象。“她告诉我说，他们总是到处嬉闹作乐。我想弗雷德一定很受欢迎，他常寄给我们一些船上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单，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和要演唱的曲目《开始跳比根舞》（Begin the Beguine）。”

而朱莉娅——据她的姊妹们表示——同样地也经常唱歌。“她是个快乐、风趣、幽默的人，”咪咪形容，“不论对什么事或是生活，她都不太会严肃以对。什么事她都觉得有趣，不过她总是要等到后悔不及时才会认清别人。别人对不起她的要比她对不起别人的还多。”

就在朱莉娅离他而去、和新欢永远在一起生活之后，弗雷德再度出海，约翰则被留下来与咪咪做伴。在一次上岸休假期间，弗雷德·列侬决定前去咪咪的住处探望一下约翰。“我从南安普敦（Southampton）打电话过去和约翰讲讲话。他那时候肯定有5岁了吧！我问了他一些‘长大以后要做些什么’之类的问题，他说一口很好听的英语。几年之后，我听到他讲话的利物浦腔，我很确信那一定是他故意玩儿的把戏。”

弗雷德说他担心约翰担心得快病了，他来到利物浦，然后前去探访咪咪，“我问约翰愿不愿意和我去布莱克浦看看展览会，到海边玩玩沙、戏戏水。他说他喜欢极了。我问咪咪能不能让我带他去玩。她说她不会拒绝。所以我就和约翰动身前往布莱克浦，而且打算再也不回来了。”

弗雷德和5岁大的小约翰在布莱克浦待了好几个星期，和弗雷德的一个朋友住在一起。“我那时候有好几袋的钱。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你可不能出什么差错。我参与了许多秘密的勾当，主要是带一些黑市买卖的长袜进来。在布莱克浦很可能还有一些人仍然在卖我那时候带进来的东西呢！”

在布莱克浦和他同住的那个朋友打算移民到新西兰去。弗雷德也打定主意要和他一起前往。当一切事情都准备妥当的时候，有一天朱莉娅突然来到他家门前。

“她说她想把约翰带回去。她现在有个还算不错的小家庭，她决定将约翰留在身边。我告诉她现在约翰已经习惯和我一起生活了，我也准备带他一起到新西兰去。我能察觉得出她实际上还爱着我。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她拒绝了，她只想要约翰一个人。我们就这样吵了起来。我说，那好吧，这件事就由约翰来决定。

“我大声地把约翰叫过来。他跑出来跳到我的膝盖上。他抱住我，问我朱莉娅是否会回到我们身边。很明显的，这是他衷心想要的结局。我说没办法，得由他来决定他要不要留在我这里，还是要和他母亲一起离开。他说要和我在一起，朱莉娅再问了一次，不过约翰的答案仍然一样。

“朱莉娅走出房门，当约翰跑出去追她的时候，她大概已经快走到街上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约翰的消息，直到有人告诉我他成了披头士。

约翰·列侬和朱莉娅一起回到利物浦，不过并不是待在朱莉娅身边。想要把他带回来的人事实上是他的咪咪阿姨。而这次，约翰·列侬则是永远地搬到咪咪和她丈夫乔治位于利物浦伍尔顿门洛大街（Menlove Avenue）的双拼式住宅里住下了。

“我从来不跟约翰说一些关于他父母的事，”咪咪说，“我只是想保护他，别因那些事而困扰。也许我是担心过头了。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他过得快乐。”

约翰·列侬非常感激咪咪所做的一切。“她很明显地对我特别好。她一定是担心我的成长环境，也常责难他们该多多为我着想，告诉他们要确实保证孩子平安。我猜想，也是因为我父母信任她，所以最后才会把我交给她抚养。”

约翰·列侬很快就适应了和咪咪在一起的生活。她把他当儿子般的抚养长大。她是个不听废话、一板一眼又很严格的人，不过她从来不打约翰或是大声斥责他。她认为，为人父母的有那样的举动是示弱的象征。她最严厉的处罚方式就是不理他。“他最讨厌那样。他总是会说：‘咪咪，不要不理我嘛。’”

不过，她让他自由发展他的性格。“我们家向来重视个人。我母亲从来不相信传统保守的做法有什么用，我也一样。她终其一生都没戴结婚戒指，我也一样没戴。有什么理由要我非戴不可呢？！”

而约翰·列侬的姨丈——乔治，负责管理家族的乳品生意的人——则是当他想要被人疼爱的时候，最好下手的目标。“我常常发现一些约翰留在乔治的枕头底下的字条。‘亲爱的乔治，今晚会是你帮我洗澡而不是咪咪吗？’或是‘亲爱的乔治，你会带我去伍尔顿电影院吗？’这类的内容。”

咪咪一年只让约翰参加这类的外出活动两次，一次是到利物浦帝国剧院看圣诞节童话剧，一次则是在夏季时去看一部迪士尼电影。不过她偶尔会略施小惠，像是去“草莓园”（Strawberry Fields），那是当地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儿童之家每年夏天举办大型游园会的地方。“只要一听到救世军乐队开始演奏的声音，约翰就会跳上跳下地喊着：‘咪咪，快点儿。我们要迟到了。’”

约翰·列侬进的第一所学校是多弗代尔小学（Dovedale Primary）。“校长埃文斯先生（Mr. Evans）告诉我，这孩子聪明得很。只要他选择做什么，他就能完成。他不会做些千篇一律的事。”

由于有乔治姨丈从旁辅导，约翰·列侬入学仅仅5个月就会读会写了，虽然那时候他的拼字常闹笑话。他常把“水痘”（chickenpox）拼成“炖鸡锅”（chicken pots）。“有一次他到爱丁堡我妹妹家去度假。他寄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Funs are getting low’(越来越没意思）；那张明信片我还留着。”

咪咪想要亲自接送约翰·列侬上下学，不过约翰可不愿意。上学才三天而已，他就说她好像拿他当炫耀品一样，所以不要她再来接送他上下学。于是咪咪只好等他出了学校后偷偷地跟在他后面，保持大约20码的距离，盯着他以确保他没事。

“他最喜欢的歌是《让他去，让他留》（Let Him Go，Let Him Tarry）和《小猪威利》（Wee Willy Winkie）。他有副好歌喉，曾经加入伍尔顿的圣彼得教堂唱诗班。他也常常上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后来在他15岁时才自愿受洗。从来没有人强迫他信仰什么宗教，直到青少年时他的宗教倾向才表现出来。”

一直到约翰14岁时，咪咪还是一个星期只给他五先令的零用钱。“我试着教他了解金钱的价值，不过从来不管用。”如果想要拿到更多的零用钱，约翰就得靠帮忙整理花园来赚取这笔钱。“他通常都不肯做，直到真是穷途末路了。我们会听到他很生气地打开仓库的门，然后把割草机拉出来，用大概60英里的时速很快地穿过草坪割几平方英尺的草皮，然后再怒气冲冲地进来要他的零用钱。不过，金钱对他来说并不真的那么重要，他对金钱不怎么在意。当他一有钱的时候，他常常慷慨大方到令人难以置信。”

约翰·列侬在大概7岁时开始写他个人的小创作。那些玩意儿咪咪还留了一大堆。他所写的第一个系列作品叫作“运动速度和图解。J·W·列侬主编及绘图”（Sport Speed and Illustrated. Edited and Illustrated by J. W. Lennon）。里面包含了笑话、卡通图画、速写、一些剪贴上去的电影明星及足球员照片。它会有个连贯的故事，每周结尾的地方还注明：“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下周请再度赏光，内容将会更加精彩。”

“我对《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故事有特别的感觉，画过它里头所有的人物。我也会借由无意义的无聊词句（Jabberwocky）来写诗。我会在现实生活中演出《爱丽丝》以及《威廉·布朗》的故事。我将自己干过的事写成我个人版本的《威廉·布朗》。

“在写一些比较正经的诗的时候——像是后来写的一些涉及感情的东西——我就用密语式的笔迹来写，全都写得很潦草，这样咪咪就没办法看懂。没错，这些难懂的字迹下蕴藏着温柔的灵魂。

“我很喜欢《柳林中的风》（Wind in the Willows）这本书。每次我读完一本书，都会重温它的情境。那也是为什么我在学校会想当老大的原因之一。我要所有人照着我所看过的书来玩游戏，我要他们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就扮演什么角色。”当约翰还是小孩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像他母亲家族那边的人，有着一头金发。别人也如咪咪所愿地，常常误认约翰是她的亲生儿子。如果不认识的人说约翰是她的儿子，咪咪也从来不纠正他们。

咪咪一直非常照顾约翰，极尽保护之能事，也尽量不让他和那些她口中所谓的“粗俗的小孩”打交道。

“有一天我走到便士巷时看到一群男孩子围成一圈，正看着两个孩子打架。我说：‘真是一群粗俗的家伙。’他们是另一所学校的，不是约翰他们学校的孩子。然后他们分开来，这个坏孩子外套垂在一边走了出来。真是吓我一大跳，那正是列侬啊。

“约翰一向喜欢我对他讲这段往事。他往往会说：‘倒真像你呀，咪咪。其他人总像平凡人。’”

咪咪表示，在和住家附近邻居的孩子们玩耍时，约翰往往是带头的。不过在学校时问题就严重多了。他自己搞了个帮派，这也导致他跟每个人打架动粗，只为了证明他是最厉害的。伊万·沃恩（Ivan Vaughan）和皮特·肖顿（Pete Shotton）——约翰在学校的两个死党——则说他老是在打架，好像没有停过似的。

咪咪对他这两个朋友算是相当认同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当地人，同样住这种双拼式住宅。不过，对他的其他朋友可就不是那样了。

“我在多弗代尔那段期间真的是一路打架打上来的。如果有人看起来比我还高大，我就会耍些心理战来压过他们。我会信心满满地语带威胁说我会痛扁他们，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真的会照干。

“我常常和这个孩子一起去偷东西，比如说偷拿苹果啊。我们也常坐在便士巷的电车的保险杆上，一坐就是几英里，也没付车资。我一路上都非常害怕，吓得要命。

“在同年龄层的这群人里，我算是个孩子王。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很多黄色笑话，那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女孩子告诉我的。

“由我带头的那个帮派都以潜入店家行窃以及把女孩子的内裤扯下来的这类勾当为乐。当东窗事发、大家都被逮到时，我通常都是那条漏网之鱼。在当时我很害怕，不过咪咪大概是唯一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的家长了。

“其他孩子的家长都很讨厌我。他们常常警告他们的孩子不要和我一起玩。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往往会回答一些自以为聪明的话。大部分的老师都很讨厌我，当我是人渣。

“当我渐渐长大，我们从原本在商店将一些没什么价值的小东西偷偷塞进口袋，进步到干一些能够卖给别人的东西，像香烟之类的。”

从表面上看来，约翰的成长环境是：家中有个有爱心、亲切却严格的咪咪呵护着他，这似乎够完美了。不过，纵使咪咪从未告诉他关于他身世的事，但在他脑海里依旧会留有过去的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而且，随着他逐渐长大成人，这些令他担忧的无解之疑也越来越多。

“朱莉娅来探视约翰时，有一两次他确实问了我一些事情，”咪咪说，“不过我不想跟他讲任何细节。我怎么能这样做？他过得这么快乐。对他说‘你父亲没有什么用、你的母亲已经再嫁了’这样的话，一定会造成问题的。约翰过得这么快乐，总是在唱着歌。”

约翰·列侬还记得开始问咪咪他父母的事，也记得他总是得到同样的答案。“咪咪告诉我说我父母已经不再相爱了。她从来不会直说我父母亲的不是。”

“很快的我就不记得我父亲了，就好像他已经过世了一样。不过我倒偶尔会和我的母亲见面，而且我对她的感情也从来没有消失。我时常想到她，然而长期以来我根本不知道她住的地方离我还不超过5英里或10英里远。

“有一天，我母亲穿着一件黑色外套、满脸是血地来看我们。她发生了意外。我无法面对这种事。我心想，在那里流着血的人竟是我的母亲。我往外跑到花园里去。我爱她，只不过我不想和她有所牵连。我想我在道德良心上很懦弱，我想要掩饰我所有的情感。”

约翰或许认为这样的反应是他对内心的忧愁和情感的压抑，不过咪咪以及他的其他两个阿姨安妮（Anne）、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哈丽雅特（Harriet）则表示，在她们看来，约翰非常开朗、生性乐观。她们说约翰非常的快乐。

译注

[1] 这个引起“一时冲动”的人，显然是指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2] 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位于纽约，设有移民检疫所。

02
约翰·列侬与采石者

约翰·列侬，身穿浅色外衣，1957年担任采石者主唱时所摄。在右边的是埃里克·格里菲思，该乐队原始成员之一，后来成为一位有地位的公务员和干洗店巨子。（照片来源：作者）

采石河岸中学在约翰·列侬于1952年入学的时候，是利物浦阿勒顿（Allerton）的一所郊区小型文法学校，离咪咪的家不算远。它创立于1922年，不像位于市中心的利物浦学院（Liverpool Institute）那样大或那么有名，不过它的风评还不错。它有两名老校友后来变成工党政府的内阁阁员——彼得·肖尔（Peter Shore）及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dgers）。

咪咪很高兴约翰能就读当地的文法学校而不是市区的学校。她认为这样她才有办法盯着他。皮特·肖顿和他一起就读采石河岸中学，不过另一个死党伊万·沃恩则就读利物浦学院，伊万颇感庆幸。他是约翰·列侬的帮派里唯一较用心向学的，他很清楚，和约翰·列侬在一起的话，那他想要努力向学恐怕是缘木求鱼。不过他在放学后的时间里，仍然被约翰的帮派接纳为一分子。伊万也开始从他就读的学校里找些男孩子来加入约翰的帮派。“我抓过来的第一个人是莱恩·加里（Len Garry）。不过我并没有拉很多人过来。对于要带谁和约翰碰面，我总是很慎重。”

约翰·列侬对他在采石河岸中学度过的第一天还有着很鲜明的印象。“我看着这群加起来有几百的陌生孩子，心里想着，天啊！才刚从多弗代尔结束那样的日子，我就得在这群人中打出一片天。”

“那里的确有些粗壮魁梧的家伙。第一次打架我就输了。当我真的受了伤，我就没什么勇气了。倒不是说我经常真正动手打架。有几次我就咒骂叫嚣一阵，然后随即挨了一拳。如果你稍微受伤流血，接着你就会弃械投降。在那之后，一旦我认为某个人拳头可能比我重，我会想说，好吧，我们换成扭着头互殴。

“因为我想变得受欢迎，所以我喜欢挑衅别人。我想成为老大。这似乎比当个泛泛之辈来得吸引人。我要每个人都听从我，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讲笑话他们就笑，把我当成头头儿一样。

在采石河岸中学的第一年，他被抓到画猥亵图画。“这件事让我跟老师真正对立起来。”后来咪咪也发现一首他写的淫诗。“她在我枕头底下找到的。我说那只是刚好有人要我帮另一个不太会写文章的家伙写的。当然，那是我亲笔写的，那时我曾看过这类诗，那种你看了会‘硬起来’的诗。我不知道那是谁写的，也想自己写一首试试看。

“我想一开始我确实努力着在学校安分点儿，像我在多弗代尔那样。我在多弗代尔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我就会实话实说，总会认错。不过我开始了解到这样做很蠢，因为他们就是要找你麻烦。所以我开始对所有事都撒谎。”

从那时候起——在第一年之后——列侬和肖顿便开始对抗学校其他人，他们抗拒所有管教方式或他们被迫接受的想法。皮特·肖顿认为，如果没有约翰·列侬当他长期的盟友——即使约翰很可能什么忙也没帮上——他可能已经投降，被迫遵守学校的教条了。“不过只要有两个像你一样的人，”肖顿说，“那要坚持你所相信的事就容易多了。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总有个人可以陪着你欢笑。时时都有笑声。在学校生活的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中断过。这真的是很棒的事。”

皮特·肖顿表示，当初他们大部分的恶作剧如今要重述一遍，也许就没那么有趣了，不过只要他回想起那些情节，还是会惹得他大笑。

“我们第一次因为干坏事而被叫去见副校长（senior master）时，肯定还太年轻；我们进去时他正坐在桌子前写东西，他叫我们两人站在他两侧。正当他坐在那儿责骂我们的时候，约翰开始拨弄副校长的头发——他几乎快全秃了，只不过还剩几束头发横披在头顶上。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搔他，于是他责骂着我们的同时，约翰继续把手放在他的秃头上摸来摸去。这非常惊险。我都直不起腰来了。后来约翰还真的尿了裤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尿从约翰的裤子流了出来。我记得他那时穿着短裤，这也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小。尿滴到了地板上，而副校长转身察看问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呀？’”

约翰·列侬很有艺术天分，他也尽可能在这部分表现得好一点儿，可是其他部分他就不管了。皮特·肖顿则在数学方面表现不错。皮特·肖顿对数学这方面的兴趣让列侬很嫉妒，因为这是他使不上力的学科，所以他经常企图捉弄皮特。

“他常把一些图画摆在我的面前，企图扰乱我的注意力。有些是淫秽的图画，不过大多是一些好笑的图画，然后我就会突然爆笑出来。班上其他人就会大喊：‘老师，你看看肖顿！’好像我发疯似的。

“如果我因为某些原因得在班上同学前面罚站，当老师背对着大家的时候，约翰会在老师背后站起来拿一张画给我看。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就是没办法不为他的举动大笑。”

即使当他们第一次被叫到校长面前接受处罚挨鞭打时，约翰·列侬仍然不会慑服于权威之下，或者表面看起来是如此。

“约翰得先进去，同时我要在校长室门外等着。我内心十分忐忑不安，全身绷得紧紧的，担心着接下来我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感觉我似乎等了好几个小时，不过很可能才几分钟而已。然后门打开了，约翰也出来了——四肢着地地趴在地板上爬了出来，还发出极为夸张的哀号声。我立刻爆笑出来。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校长室有两扇门，约翰是从前厅爬出来的，房间里面不会有人看到他在做什么。接下来要进校长室的人是我，进去的时候，我的脸上还挂着笑容，当然了，他们可不喜欢我这态度……”

约翰的成绩则是一年比一年糟糕，一年级时成绩还算名列前茅，到了第三年就已经降到B段班的水准了。他的成绩单上还有这类评语：“不可救药，简直是班上的丑角。风评极糟。他只是在浪费其他学生的时间。”成绩单上有个空白处让家长加上他们的评语。在这张成绩单上，咪咪写道：“Six of the best（该鞭打六下）。”

在家里时，咪咪会对他唠叨个没完，不过她不知道约翰在学校的所作所为有多坏、多么不合群。

“我只被咪咪打过一次。那是因为我偷拿她手提包里的钱。我常常拿点儿小钱买些小饰品讨好那些虚荣的女生，不过那一天我实在是拿得太多了。”

他一直和他乔治姨丈相当亲密。“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很和善，也很亲切。”但是在1953年6月，乔治姨丈因为一次大出血而去世了，那时约翰·列侬还未满13岁。“事情发生在某个星期天，来得相当突然，”咪咪叙述道，“他工作期间从来没生过一天的病。约翰和他很亲，每一次我和约翰有些小争执时，乔治总是成为约翰的盟友。他们常常一起出门。他们一起玩得很愉快的时候，总让我很羡慕。我想乔治的死一定在约翰内心造成极大的震撼，只不过他从来不会表现出来。”

“我不知道在公开场合该怎样表现出哀伤的样子，”约翰表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或做什么，所以我就上楼了。然后我表姐来了，也一样上楼来。我们两个有点儿歇斯底里，不停地笑。后来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大约就在乔治姨丈过世的那段时间，另外一个人在约翰·列侬的生命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朱莉娅。她总和咪咪保持联系，然而咪咪很少和约翰谈到她的事。她显然十分想看到约翰长大、变成熟、成为大人的样子。而约翰呢，现在已经是个青少年了，甚至对她更加感兴趣了。那时和她在一起的男人跟她生了两个女儿。

“我的第一件彩色衬衫是朱莉娅送我的，”约翰说，“我开始去她住处找她，我见过她的新男人，觉得他也不怎么样。我叫他‘紧张大师’（Twitchy）。不过其实他人还不错。

“朱莉娅好像变成我的小阿姨，或像个大姐姐。当我逐渐长大时，和咪咪争吵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我经常去和朱莉娅住在一起共度周末。”

对于朱莉娅在约翰生命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他们所有人的影响，皮特·肖顿和伊万·沃恩这两个约翰最忠实的朋友都还有着很鲜明的记忆。

皮特·肖顿记得，大概是他们在采石河岸中学的第二或第三年的时候，才开始听说朱莉娅的事。那时他们两人经常被事先警告别做坏事。通常是皮特的父母和约翰的咪咪阿姨出言警告他们。不过他们两人对这些警告都很不屑地冷嘲热讽。后来朱莉娅出现了，而且还会和他们一起公然取笑老师、母亲们和其他人。

“她很棒，”皮特·肖顿说，“很迷人的女士。当我们告诉她，我们将会有什么遭遇，她只是要我们别在意。我们非常爱她。她是唯一和我们同类的人。她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想听的事情。她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找乐子，就像我们一样。”

朱莉娅住在阿勒顿，他们放学后时常去看她。有时候她也会来看他们。“有一次我们遇到她，她用一条衬裤当头巾披在头上。衬裤的裤管就垂在肩膀后面。她假装不知道别人正盯着她看。我们笑得东倒西歪。”

“另外一次我们和她一起上街，她戴了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她遇到一些人，他们不知道她的眼镜没有镜片。当她和那些人讲话的时候，她会伸出手指头穿过镜框揉眼睛。那些人会惊讶得瞪大眼睛。”

伊万认为是朱莉娅助长了约翰·列侬的叛逆性格。她对任何事都采取鼓励的态度，对他的所作所为都一笑置之，不以为意；而咪咪则会禁止他做某些事——虽不外乎是像大多数的母亲那样，尽可能不让他染上抽烟、喝酒的坏习惯。咪咪虽然也稍微让步，不过约翰还是很自然地比较喜欢朱莉娅。所以他才会常常离家留在她那里。在她的家族中，她像是个害群之马，或者至少是最不羁的一个。她要约翰和她一样，无论如何，约翰个性总是像她。

这时的约翰·列侬是四年级C段班，这是他第一次降到C段班，是程度最差的一次了。“我这次真的觉得很丢脸，要跟这些笨家伙为伍。B段班并不算差，因为A段班都是些软弱惹人厌的家伙。我也开始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只不过和一群蠢货较量成绩也没什么屁用，我的成绩和以前一样烂。”

皮特·肖顿也一样，每年的成绩都往下掉，和约翰做伴。“我也毁了他的人生。”（约翰·列侬说。）

第四年的最后一次考试，他的成绩掉到班上的第20名，垫底的班级里的垫底学生。一个老师在他的成绩单上写着：“注定会走向失败。”

在他念第五年的时候，学校换了一个新校长，帕伯乔伊先生（Mr Pobjoy）。他很快就看出约翰·列侬和肖顿是学校的头号麻烦制造者。不过他似乎真诚地想和约翰·列侬有所接触，当时大多数的老师都不会这样做，他们只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讨厌鬼，一肚子恶作剧的点子。我真的不了解他。我得抱歉地说，有一次我的确亲手用棍子揍了他。说抱歉是因为我是个反对体罚的人，我沿袭了这个制度，不过很快就扬弃它了。”（帕伯乔伊表示。）

当约翰O-Level[1]都没过关时，帕伯乔伊先生相当讶异；“我认为他有能力过关。他全都只差一级就过了，这或许是我协助他进艺术学院的原因之一。我知道他在艺术方面表现不错，也觉得值得给他这个机会。”

当约翰·列侬的未来看似岌岌可危的时候，咪咪前去见了校长。“他问我对于约翰的事，我打算怎么办。我则说，他的事你们打算怎么办。毕竟你们已经教了他五年。”

咪咪倒还喜欢让约翰进艺术学院的主意，虽然她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得凭着多大的好运才进得了。“我希望他能有个合格的文凭，好靠正当的方式赚钱糊口。我想要他当个什么的。”

“我背地里想到的是他的父亲以及他后来成了什么样子，不过我当然不会对约翰这样说。”

如今回顾当时在学校的那几年，约翰·列侬绝对没什么好遗憾的。

1957年6月22日，采石者在利物浦罗斯贝利街一辆卡车后车厢上表演。这时的乐队成员有科林·韩顿（鼓手）、埃里克·格里菲思（穿格子衬衫者）、约翰·列侬（在麦克风前）、皮特·肖顿（演奏着洗衣板）、林恩·加里以及洛德·戴维斯（在后排）。（照片来源：Charles Roberts）

“现在已经证明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而我才是对的。他们全都还原地踏步不是吗！所以他们肯定才是失败者。

“他们当中除了一两个之外，全都是些愚蠢的老师。我从来没有多花一分注意力在他们身上，我只想轻蔑地嘲笑他们。只有一位老师喜欢我的漫画，他常常像挖到宝似的把那些漫画带回家。

“他们应该给你一些成长的时间，鼓励你发展兴趣。我一向对艺术方面很有兴趣，而且好几年都表现得名列前茅，但却没有半个老师有一点点兴趣。

“至于没拿到普通教育艺术文凭（Art at GCE），我感到很失望，不过我已经放弃了，他们感兴趣的都是些细心的人。我从来就不够细心。我常会把所有颜色混在一起。我们要画一幅名为‘旅行’的画。我画了个驼子，全身长满了疣。他们很显然不喜欢那幅画。

“不过我得说，我的童年算是很快乐的。虽然看来一副好斗成性的样子，但我从来算不上悲惨。我常常过得很开心。

“我真的都幻想着自己是威廉·布朗了。”

到他学校生活的最后那段日子，约翰·列侬变得对流行音乐感兴趣起来，然而那也是咪咪不认同的玩意儿。当约翰还小的时候，她就不喜欢他学着收音机唱流行歌曲。

约翰·列侬从来没受过什么音乐教育或训练。不过他曾自学学会了吹口琴，乔治姨丈曾给他买过一支廉价的口琴，所以多多少少也会一些。

“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咪咪说，“我曾经要送他去上些音乐课，学钢琴或小提琴。可是他不要，他对任何需要上课去学的东西都嫌麻烦而不愿意去做。他只想做些不用花时间学、立刻就会的事情。

“他唯一一次在音乐方面得到的鼓励，是来自我们从利物浦到爱丁堡旅途上的公交车售票员。我们每年都会送他到爱丁堡我妹妹那里和他的表兄妹住一阵子。他一路上都吹着那支乔治送给他的老旧破口琴，毫无疑问，搞得大家快抓狂了。

“不过售票员非常喜欢他。当他们到了爱丁堡，他说明天早上到公车站来，我要给你一支真正棒的口琴。约翰当晚就辗转难眠，隔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公交车站。那的确是支好口琴。那时候约翰大概10岁左右。那是他第一次得到的奖励，那个售票员不晓得他这个举动引发了什么事情。”

当他开始听流行歌曲时，他听的是约翰尼·雷（Johnnie Ray）和弗朗姬·莱恩（Frankie Laine）唱的那类歌曲。“不过，我对他们并没有太过注意。”

没有人会多认真地注意这些歌曲，至少在英国，像约翰·列侬这个年纪的青少年就不会。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流行音乐都还离人们很远，与现实生活无甚关联。这些流行音乐都是来自美国，极浮夸、商业化的职业歌手穿着漂亮的服装，带着迷人的笑容，唱着动人的情歌，主要是为了吸引那些女店员和少妇们。

后来发生了三件大事。1954年4月12日，比尔·哈雷和彗星乐队（Bill Haley and Comets）发表了《终日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它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才影响到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不过当它作为电影《黑板丛林》（Blackboard Jungle）的主题歌而大行其道时，摇滚乐带给英国很大的震撼，戏院的座椅开始被掀掉了。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56年1月，朗尼·多尼根（Lonnie Donegan）[2]发表了《摇滚岛线》（Rock Island Line）这首歌。除了歌名之外，歌曲和狂野的摇滚乐没有多大的关联。比较新鲜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是由许多任何人都能上手的乐器所演奏的。朗尼·多尼根让噪音爵士乐（Skiffle）[3]大受欢迎。这是头一遭，连不懂音乐甚至是没有音乐细胞的人，都有机会尝试玩音乐。

噪音爵士乐乐队里最难的乐器——吉他，任何一个学过一些简单和弦的人都可以演奏。而其他的乐器，像洗衣板或茶箱贝斯，则不管是哪个阿猫阿狗都能够玩上手。

而第三件事，就某种意义来说，是50年代流行音乐界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也是在披头士之前对流行音乐有着最重要影响的人，他就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他也是在1956年初出现，到了5月，他的《伤心旅店》（Heartbreak Hotel）已经在14个不同国家的排行榜上称霸了。

就某方面来看，像埃尔维斯这样的人物很显然是一定会出现的。你只要看看比尔·哈雷本人——矮胖的身材，绝对是性感不起来的中年男子的外貌，你就能够理解，像这样新奇、刺激的音乐——摇滚乐，终究得由一个能令人兴奋的歌手来唱才搭调。

对所有孩子来说，摇滚乐是令他们感到兴奋的音乐，而埃尔维斯则是那个唱着令人兴奋的歌曲的令人兴奋的歌手。“在埃尔维斯出现之前，还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影响过我。”约翰·列侬表示。

就像其他数百万个同年纪的男孩一样，披头士的成员们都受到了影响。他们全都有着同样的记忆——乐团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从学校的每个班级、家乡的每条街上出现。在利物浦，夜里就有大概100场的舞会有噪音爵士乐乐团排队等着上台表演。这么多世代以来，这是音乐第一次不是音乐家专属的财产。任何人都可以尝试。这好比是把画具拿给猴子一样，总有一些会在某些时候做出好东西。

在这股狂热刚开始时，约翰·列侬并没有吉他或任何乐器。有一天他在学校从另一个男孩那儿拿了把吉他，但是他发觉自己不会弹，所以又还给了他。不过他知道他母亲朱莉娅会弹班卓琴，所以跑去找她。她用10英镑买了把二手吉他给他。上面还标示着：“保证不会开裂。”他也试着去上些课，不过从没学会。后来朱莉娅转而教了他一些班卓琴的和弦。他所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绝无可能》（That’ll Be the Day）[4]。

他在家得背着咪咪偷偷地练习。她会罚他站在玻璃门廊前面自弹自唱。“弹弹吉他是可以的，”咪咪常常这样念他，一天总要念叨个十回，“不过你可没办法靠它养活自己啊，约翰。”

“我们最后是自己从学校找到人来组团。我觉得这个家伙的想法无法融入我们的乐队中。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他家。埃里克·格里菲思弹吉他，皮特·肖顿演奏洗衣板，还有莱恩·加里，柯林·韩顿负责打鼓，而罗德弹班卓琴。”

“我们第一次出场演出是在罗斯街（Rose Street），那是在大英帝国纪念日庆典活动上。他们都在街上举行舞会，我们就在一辆卡车后面的车台上表演，我们没有收取任何报酬或其他东西。

“在那之后，我们就在一些人的舞会或是婚礼上表演，也许会赚到一些小钱。不过大部分都只是为了好玩而演。”

他们会自称“采石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的衣着装扮全都像不良少年似的，头发像猫王那样高高地梳拢起来往后梳得油亮。约翰·列侬则是他们之中最大条的不良少年，这也就是有些妈妈只要看过他一次，或者甚至没见过人只听闻他的事迹，就会警告她们的孩子别跟他来往的另一个原因了。

在1956年后期，“采石者”组成的最初几个月，那时约翰·列侬大概是在学校的日子很难混，对乐队的事变得非常不热心，也很不持续。他们通常表演不超过几个星期，成员来来去去的，就看谁会在舞会上出现，或是有谁想来试试看。

“一切不过是个笑话，”皮特·肖顿说，“组团这件事。当时噪音爵士乐正流行，所以每个人都努力要搞点儿什么名堂出来。我会演奏洗衣板，那是因为我对音乐根本毫无概念，只是约翰的朋友，所以我就一定要加入。”

由于约翰·列侬是队长，所以经常发生争执，这也导致有些人离队。“我会和人家争吵，是因为我要他们出去。一旦你们打了起来，那事情就玩完了，你就得离开这儿。”奈杰尔·惠利（Nigel Whalley）是固定参加的成员之一，偶尔会演奏，不过最主要是尽量帮他们找演出机会，扮演像经纪人般的角色。

同时期在利物浦学院也出现同样的情形，乐团像蘑菇般一个个冒出来，不过伊万·沃恩却把莱恩·加里从专科学校那儿带到约翰·列侬的乐团。他们对此举似乎颇为欢迎。

1957年7月6日，他从他学校带了另一个朋友一块儿来见约翰·列侬。

“我知道这个小子很棒，”伊万·沃恩表示，“我只会找一些很棒的家伙去见约翰。”

这次见面的场合在伍尔顿教区教堂的教会义卖会，就在离约翰家不远的地方。约翰认识那里的人，也得到他们的许可让他的乐队来表演。

伊万·沃恩在他的学校就经常谈论约翰和他的乐团的事。他知道他的朋友对这类东西很感兴趣，不过伊万自己倒是兴致不高。

“那天咪咪就对我说，我终于干出这种事了，”约翰说，“我现在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良少年了。那天我好像是万人嫌，不是只有咪咪这样想而已。”

“几天前，我正看着我在伍尔顿那天拍的照片。我看到这个相当年轻的小家伙。”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约翰·列侬恐怕还是一头雾水。他喝醉了，虽然他还要好些年才到达法令许可饮酒的年龄。不过其他人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尤其是伊万·沃恩一起带过来的朋友——保罗·麦卡特尼。

“就是那天，”约翰说，“就是我遇到保罗的那天，事情开始动了起来。

译注

[1] O-Level，指英国普通水准普通教育证书的考试，是进入升学班的资格考，科数通过者可以参加第六年的A-Level（普通教育高级证书），未通过者就进入就业班的课程。

[2] 朗尼·多尼根（Lonnie Donegan），被称为“噪音爵士乐之王”（King of Skiffle），《摇滚岛线》这首歌引发英国地区青少年自组乐团的风潮，他最让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应该算是《我的老爸是个清洁工》（My old Man’s A Dustman）这首歌。他在2002年巡回演唱途中昏倒之后于11月3日过世。

[3] 见前言译注[5]。

[4] 1957年由巴迪·霍利（Buddy Holy）与蟋蟀乐团所作曲、演唱的单曲；他们也是披头士早期的偶像之一，是50年代少数能作词作曲并演奏的乐手。1959年2月2日，“The day the music died”（音乐在这一天去世），巴迪·霍利巡回演唱途中所乘的飞机因暴风雨失事，死时尚未满23岁。

03
保罗·麦卡特尼

1960年时的保罗·麦卡特尼（照片来源：作者）

保罗·麦卡特尼全名詹姆斯·保罗·麦卡特尼（James Paul McCartney），1942年6月8日，在利物浦沃尔顿医院（Walton Hospital）的单人病房出生，是披头士成员当中唯一在这么优渥的环境下出生的。他家只是很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他出生也正逢战事最激烈的高峰期。不过，保罗·麦卡特尼算是备受礼遇地来到这个世上，因为他母亲有一段时间正是在这里担任产科病房的护士长。当她回到这里生她的第一胎保罗时，受到了明星级的待遇。

他的母亲，玛丽·帕特里夏（Mary Patricia）在一年多前刚嫁给他父亲的时候，放弃了在医院的工作，变成了外勤的护理人员。她娘家那边的姓是摩恩（Mohin），她和她的丈夫一样，都是爱尔兰裔。

保罗的父亲吉姆·麦卡特尼在14岁的时候就走向社会工作了，成为汉内公司（A. Hannay and Co. ）的样品展示小弟，那是一家位于利物浦查珀尔街（Chapel Street）的棉花中介和批发公司。和他妻子不同的是，吉姆不是天主教徒。他通常把自己归类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他于1902年出生，他们家中有三男四女共七个小孩。

吉姆离开学校而且在棉花业找到一份工作时，被认为是非常走运的。那时正是棉纺织工业的全盛时期，利物浦正是棉花进口后要送到兰开夏（Lancashire）纺织厂的运输中心。人们都认为，进入了棉花业，就等于是找到了铁饭碗。

吉姆这份样品展示小弟的工作周薪是六先令。他得跑遍各个有意购买棉花的客户，让他们看看他们有兴趣采买的棉花样品。汉内公司会进口棉花，将棉花分级、归类，然后出售给各纺织厂。

吉姆在工作上表现很好，28岁时晋升为棉花销售员。在大家的认知里，这样子对一般人来说可以算是事业相当有成就了，棉花销售员通常多少要有中产阶级背景。吉姆一向很聪敏细心，而且有副和善开朗的面容。

当他高升的时候，公司也把他的薪水调到一年250英镑。薪水并不算很高，但还算合情合理。

吉姆·麦卡特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太年轻，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太老了，然而不管怎样他也不需要去尽这个义务，他有只耳朵派不上用场——因为他在10岁时，有一次从墙上摔下来而跌破了鼓膜，不过他也得尽一些战时工作的义务。当棉花交易所因为战争而关闭时，他被派到纳皮尔斯（Napiers）的机器工厂工作。

他在1941年、39岁时结婚。夫妻搬到安菲尔德（Anfield）的出租套房。保罗出生的那天，他白天在纳皮尔斯工作，晚上则担任消防员。由于他太太曾经在那家医院工作过，所以就算不是正式的探访时间，他也可以随意地进出医院。

“他看起来好可怕，太吓人了。他有一只眼睛睁着，而且一直哭。他们把他抱起来时，他看起来很可怕，就像一块血红的肉块。回到家时我就哭了出来，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哭。”

尽管他太太从事医护工作，他却向来不太能忍受任何疾病。医院的气味会让他神经紧张，而他这样的恐惧也遗传给了保罗。

“不过隔天他看起来就比较像个人了。接下来的每一天里，他的情况逐渐好转，最后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小娃儿。”

有一天，保罗在自家屋外的花园里时，他母亲发现他脸上有许多灰尘造成的脏污，之后就表示他们必须搬家。在纳皮尔斯制造军刀（Sabre）飞机引擎的工作也算是为空军工作，所以借此吉姆找到了一间在沃勒西（Wallasey）诺斯利社区（Knowlsely Estate）的房子。那些房子算是公租房，不过有一些保留给航空部的员工住。“我们常常戏称它们为‘半住屋’（half house），它们真的很小，只是勉强能容身的房子，内墙的砖头也没有经过粉饰。不过有了小孩子以后，住这房子总比住出租房好多了。”

他在纳皮尔斯的工作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告一段落了。后来他换了工作，在利物浦市政机关的清洁部担任临时稽查员，到各处监督，确保垃圾清运工把工作做好。

吉姆在市政机关的收入很少，他的太太又做了一阵子外访护理人员，直到1944年她的第二个孩子迈克尔出生为止。

不过比起当护士，她从来就不那么喜欢外访护理人员的工作。因为那太类似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了。因此，她最后又回到助产士的岗位。她接了两份家庭助产士的工作，也就是在所居住的大社区负责照料那个区域所有的准妈妈们。这份工作提供给她一间公租房。她负责的第一个区域是斯皮克（Speke）的西方大街（Western Avenue），第二个区域是阿德威克路（Ardwick Road）。每天晚上都有人打电话要她出门工作。

吉姆说她工作得太辛苦了，远超过她该做的分量，不过她仍然太过投入地工作。

保罗所记得的事，很可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大约三四岁左右，是关于他妈妈的事。他记得有人到他家来，送她一只石膏做的狗。“那是为了感谢她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别人经常像这样送她礼物。”

“我记得的另外一件事是我躲着某个人，然后拿着一根铁棒从头顶打他们。不过我想那只石膏狗的事应该是我记忆所及最早的事了。”

他对于母亲的其他早年记忆则是她会试着纠正他的口气。“我说话的口气很粗野，就像附近所有的孩子一样。她责骂我时，我会模仿她说话的口气，这让她很伤心，我会因而感到非常紧张。”

他们住在斯皮克的时候，保罗·麦卡特尼进入斯托克顿伍德小学（Stokton Wood Primary）就读。他母亲最后决定不让他进另一所罗马天主教的小学是因为，她担任外访护理人员时已经看过太多这种学校了，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些学校。不久之后，迈克尔也跟着进入同一所学校就读。“我还记得女校长说他们跟其他小朋友多么处得来，”吉姆说，“而且总是会保护他们。她说迈克尔将来一定会成为领袖级的人物。我猜这可能是因为迈克尔总爱跟人争辩。保罗做事就安静多了。他也比较聪明理智。迈克尔则常常干些冒险的事，而保罗总会避免惹上麻烦。”

当学校的学生太多时，他们转学到另一所位于乡下的小学——盖特阿克里（Gateacre）的约瑟夫威廉斯小学（Joseph Williams Primary School）。

随着年纪渐长，保罗·麦卡特尼越是贯彻他那套沉静的处世原则，仍然总是安安静静——就像他妈妈一样，而不像聒噪的迈克尔。

“有一次我因为迈克尔做的某件事情打他，”吉姆说，“保罗站在一旁对迈克尔喊道：‘告诉他你没有做，他就会停手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迈克尔就承认事情是他干的。而保罗总是能避免惹事上身。”

“我相当古灵精怪，”保罗·麦卡特尼表示，“如果我因为做错事被痛打一顿，我通常会趁他们出门时溜进他们的卧室，然后把蕾丝窗帘底下撕开——只撕开一点点，然后我就会想说，总算报了仇了。”

保罗很轻易地通过了中学入学考试，进入利物浦学院就读。那是利物浦的文法学校中最有名的一所。它在1825年创立时，是一所工科学院（Mechanics’Institute），也以此为校名。19世纪90年代前，利物浦艺术学院（Liverpool Art College）也是该工科学院的一部分，共享校舍。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同样由此发源。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它停开成人的课程，变成一般的男子学校。迄今它的老校友包括了阿瑟·阿斯基（Arthur Askey）、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最高法院院长莫里斯大法官（Lord Justice Morris），还有已故的悉尼·西尔弗曼（Sydney Silverman）。

迈克尔也通过了利物浦学院的入学考试，不过最后落到最低段的班级去了。保罗的成绩则非常好而且经常名列前茅。

“保罗能够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吉姆表示，“我常告诉他别再这样子，他不可能一心二用的。不过有一次我问他看过的电视节目详细内容，他全都一清二楚，而且也写完了一篇短文。他够聪明，可以轻易进大学就读。那是我一直以来对他的期望，在他名字后面挂个文学学士或理学学士的头衔，那他未来就都会很顺遂了。不过，当保罗知道我脑袋在盘算什么时，他就试着表现得差一点儿。他拉丁文的成绩一向不错，不过我告诉他必须靠拉丁文成绩进大学后，他就开始松懈了。”

在专科学校时，保罗·麦卡特尼大概是他那个年纪的孩子里性观念最早熟的，对性这回事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甚至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十之八九。

“有一次我为班上同学画了张猥亵图片。我负责动手画。它折起来时，你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头和脚，不过当你把它全部打开时，你会看到她是全裸的，上头还画了阴毛。倒也不是说我很清楚那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只是像学校的所有男孩子都会这样做。不过我一时疏忽，把它放在了衬衫的口袋里；我常把晚餐券放在那个口袋，所以我妈妈洗衣前会先搜一遍。

“有一天我回家时，她拿着它质问我，这是你干的吗？我说不是，没骗你，不是我，我说那是班上同学肯尼·阿尔平（Kenny Alpin）干的，一定是他把它放在那里的，如果是我做的我一定跟你说。这谎言只撑了两天，后来我就承认了，那时候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过完第一年，他在拉丁文方面拿到90%的等级，对上学渐渐感到厌烦。“第一年都还不错而且也很轻松，我表现得很规矩、很积极，因为我似乎该这么做。在那之后，一切变得混沌不清。在我的求学过程中，从来没有人清楚告诉过我受教育为的是什么，它的重点又在哪里，一次都没有。我老爸总会说一些‘文凭十分必要’这类的话，不过我从来没听进去。这些话实在是老生常谈。老师就只会拿直尺扁你，或净说些他们在威尔士度假，或是他们当兵时做了什么之类的屁话。

“做功课完全是件屁事。我简直没办法忍受仲夏夜里当所有其他人家的小孩子都能到外面玩耍时，我还得待在家里。我们阿德威克的住处前面正对着一块空地，我可以从窗子看到外面，看见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孩子没有几个是念利物浦学院的。所以我被称为‘专科笨蛋’（College Pudding），他们都叫我‘他妈的专科笨蛋’。

“我所想要的是女人、钱和衣饰。我常会偷些东西，比如香烟之类的。我们会跑到没有客人的商店，店主人待在房子的后面时，我们就在他进来前拿些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有个100英镑来应付生活所需。我想有这笔钱我就可以有地方住、买把吉他和一辆车子。所以，要是真有了钱，我可会乐歪了。”

然而，保罗·麦卡特尼在学校的表现倒没有这么差劲。1953年，他的短文获颁学校奖项——一份特殊的“加冕奖”（Coronation Prize）[1]——一本叫作“英格兰的七位女王”（Seven Queens of England）的书，他现在还留着，是杰弗里·特雷斯（Geoffrey Trease）所写、海因曼（Heinemann）出版社出版的。他写的短文也常得到高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督学问我怎么有办法写出关于壶穴探险这样专门性的文章。那全是我躺在床上戴耳机听来的。那玩意儿相当神奇，只管躺在床上就可以听收音机。借由想象就可以完成任何你意想不到的事。”

吉姆·麦卡特尼在他们的床上各装了个麦克风。那是他拿来叫他们早点儿睡觉、盯住他们待在那里，或者叫他们不要打架用的。他们打过好几回，只不过次数不像大部分的兄弟那样频繁。迈克尔常常叫保罗“肥仔”（Fatty）来激怒他。“他婴孩时期很漂亮，眼睛大大的，睫毛也长，”吉姆说，“人家常说：‘哇，不久后他可就会让所有女孩子为他心碎了。’”不过他在青少年早期，有一段时期长得圆圆胖胖的。

大概在保罗将近13岁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搬离了阿德威克。他母亲辞掉家庭助产士的工作，但后来她又回到外访护理人员的岗位。

他们在阿勒顿找到一间公租房，位于弗斯林路（Forthlin Road）20号。从那时候起，保罗·麦卡特尼就在那里度过少年时期。房子位于一排矮平顶屋的中央，有点儿窄小，也毫不起眼，不过还算干净清爽。门洛大街离这里就两英里而已。

他们搬到弗斯林路之后不久，他的母亲突然开始出现胸痛的状况，那时保罗·麦卡特尼才14岁。那样的疼痛持续了三四个星期，时好时坏，不过她当它是更年期引起的症状。那时候她已经45岁，她总是对吉姆说：“那一定是生理状况转变的关系。”她看过许多医生，而医生也认同她的看法，认为是更年期的关系，要她别在意，不过这种疼痛一直持续着，而且越来越严重。

有一天，迈克尔突然进屋时撞见她正在哭。他以为一定是他和保罗干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我们有时候的确很混蛋。”迈克尔一直没有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从没对他们说。不过这次她决定去看专科医生，诊断出是癌症。手术后她还是不治去世。她从开始严重疼痛到最后不治，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彻底崩溃了，”吉姆表示，“我没办法理解这种事。这对孩子来说多么可怕啊。尤其是迈克尔，他才12岁，而且和她非常亲近。他们并没有崩溃或是怎么样，这件事对他们的冲击非常漫长。”

“我们被告知的那天，细节我不记得了，”迈克尔说，“我所能记得的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我忘了是谁——开了个愚蠢的玩笑。之后好几个月我们俩都很后悔开了那个玩笑。”

保罗倒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干的。那时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有她的那笔收入，将来我们要怎么过活？’”

不过他们俩当晚都在自己的床上痛哭。事后好几天，保罗·麦卡特尼都祈祷着希望她能够再回到身边。“傻傻地祈祷，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如果你能让她回来，我会永远当个听话的好孩子’这类的。我认为这正显示了宗教信仰有多么愚蠢。想想看，当我真正要那些祷告帮忙的时候，它们从来就没用。”

这两个孩子在丧礼期间搬出去住了几天，和他们的姑姑吉妮（Jinny）住在一起。“我想，老爸是不希望我们看到他崩溃的样子，”保罗说，“住在吉妮姑姑家倒有点儿多此一举，我们两个还得睡同一张床。”

吉姆·麦卡特尼还得担负一个最大的问题：由于他太太把一切事情都打理得井然有序，所以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家务事。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都已经53岁了，还得带一个14岁和一个12岁的男孩度过他们人生中最别扭的这几年。他也有金钱方面的困扰。就像保罗曾经残酷地提到的，他太太担任助产士时赚的钱比他还多。1956年时，吉米的薪水只有每周8英镑。在其他各行业的劳工至少还觉得日子正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以往被认为可以维持生活稳定无虞的棉花买卖，正处于非常困顿的时期。

他的两个姊妹、孩子们的米丽（Milly）姑姑和吉妮姑姑帮了他大忙。一个星期当中她们其中一人会在某天来弗斯林路帮他打扫房子内外。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她们也会在傍晚时稍微来一会儿，以便他们放学回来时开门让他们进屋。

“冬天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吉姆说，“孩子放学回家后得自己生火，我得负责做饭。

“最头痛的问题是我得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太太还在世时，是由我负责处罚他们。必要的话都是由我来扮红脸，我太太则是扮白脸。如果送他们上床前没给他们吃夜宵，那一定都是由她负责拿去给他们，然而出主意的很可能是我。

“而现在我得决定好要扮演父亲还是母亲的角色，或者是两者兼具；或是信赖他们，像朋友那样互相帮助。

“我必须很信赖他们。我会对他们说：‘你们放学回来时，除非有一个姑姑在，否则别进屋内。’不然的话，他们会带朋友进屋，那这个地方就毁了。

“有一次我回家，发现有五个鸡蛋不见了。他们一开始都不肯泄露半句，说根本不知道鸡蛋的事情。后来他们才说，哦，有这回事，我们给每个人煎了个蛋。

“大体上来说，他们表现得还不错。不过我还是会思念我太太。她死的时候，我真是深受打击。”

尤其是迈克尔，他真不知道他父亲是怎么度过这段辛苦的日子的。“我们（表现）很糟糕、很折腾人。他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人，而且一直没别的女人，我实在无法想象。保罗把很多成就都归功给老爸。我们俩都一样。”

他们俩常常得益于他们老爸最喜欢的两个简单的处世哲学。他们常会说：“他来带着他那两个‘ations’来了。”吉姆常告诉他们兄弟俩，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宽容”和“温和”[2]。

“宽容可是非常重要的，”吉姆表示，“他们会嘲笑别人身体差，像小孩子常做的那样。我会向他们说明别人会多么不喜欢人家这么讲。而至于温和，很多麻烦都是不够温和所造成的。你常会听到人家说：‘我要吊死那个浑蛋！’从来没有仔细想想什么才是对待别人的最佳态度。”

吉姆总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天生就有一股迷人的特质，对人也很客气，但并不只是出于销售员的友善待人方式，其实更是发自内心、发自真诚的本性。如果这两个孩子是交给一个不够体贴关心的父亲，那他们母亲过世时，他们恐怕会轻易地离家出走。

保罗·麦卡特尼似乎从他母亲那儿承继了做事认真、投入的能力。他是那种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会想尽办法将它完成的人。

对于学校以及要通过层层审核规则的这种体制，保罗在某些方面看来表现得和约翰·列侬一样鄙视。不过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自己失望。他总会设定一些困难的事情为目标，甚至稍微发奋努力好通过考验。约翰是完全很固执而且不合作，保罗从来不会那样。

他的弟弟迈克尔认为，他们母亲的死对保罗·麦卡特尼有直接的影响。

“那在母亲过世没多久后就开始了，变成萦绕他心头的事。完全占据他整个生活：你失去了母亲——而发现了一把吉他？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那只是刚好在那时候出现，成了他逃避现实的管道。不过，他要逃避什么呢？”

译注

[1] 1953年即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登基加冕大典的那年。

[2] toleration（宽容）和moderation（温和）词尾都是ation，故保罗和迈克尔戏称为“两个ations”。

04
保罗·麦卡特尼与采石者

采石者乐队在表演中。（照片来源：《利物浦回声报》）

在小时候，保罗·麦卡特尼并没有表现出对音乐特别感兴趣的迹象。他和弟弟迈克尔曾被送去上了几堂钢琴课，不过最后是不了了之。“我们犯了个错，就是在夏天开始上钢琴课，”吉姆说，“通常老师是到家里头来上课，而其他的孩子会一直来敲我家的门，找他们俩出去玩儿。所以我让他们到老师家去学，不过那样做他们就没办法持之以恒了。”

吉姆也曾要保罗加入利物浦大教堂唱诗班。“我要他去试试，不过他在试音的时候故意改变嗓音。后来他加入圣巴拿巴斯唱诗班（St Barnabas Choir）待了一阵子，地点在便士巷附近。”

又过了一阵子，保罗的一个叔叔给了他一支旧的小号，他就拿这支小号来抓歌自学音乐。听音乐抓曲调的才能是遗传自他父亲的。他父亲在小时候就曾自学学会了钢琴。在所有披头士成员的双亲当中，保罗的父亲是唯一有过乐手经历的人。

“我没上过什么音乐课程。当我14岁住在埃弗顿（Everton）的时候，我就用一架别人送我们的二手旧钢琴来抓音抓和弦。我还记得它上面打上的厂商名字——NEMS，它来自北端音乐公司（North End Music Stores）。我的节奏感很好，可以应付大部分的曲子。我可没漏怯过。”

进入职场后没多久，吉姆·麦卡特尼开始加入一个小型的散拍乐（ragtime）[1]乐队，在工厂的舞会上表演。那时期大概是在1919年，他17岁的时候。

他们首次公开演出是在利物浦维恩街（Vine Street）圣凯瑟琳厅（St Catherine’s Hall）的一次舞会。“我们觉得必须玩些小花招来吸引人，所以我们戴上黑色的面具，自称是‘蒙面旋律制造者’（The Masked Melody Makers）。不过演出还不到一半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汗流浃背，面具上的染料开始流到我们脸上。这是‘蒙面旋律制造者’的首次演出，也是最后一次。”

他们再把团名改成“吉姆老兄乐队”（Jim Mac’s Band）。他们全都穿着晚礼服搭配着纸制的衬衫前襟和纸袖口。“那些东西很不错。一便士可以买到12个纸袖口，没有人能够分得出有什么差别。”

“我在这个乐队玩了四五年，只是业余性质的。我号称是乐队的队长，不过实际上每个人都没什么差别。

“有一次我们为电影《示巴女王》（The Queen of Sheba）在本地的首映演奏[2]。我们不知道要演奏什么。当电影中的古战车竞速开始的时候，我们演奏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叫作‘谢谢搭乘本马车’（Thanks for the Buggy Ride）。而当示巴女王死的时候，我们演奏的是《马儿，打起精神来吧》（Horsy Keep Your Tail Up）。”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且还有个家庭重担时，吉姆·麦卡特尼结束了乐队演奏生涯，不过他在家还是常会弹弹钢琴。“我在弹钢琴时从来就引不起保罗的兴趣。不过他喜欢在床上戴着耳机听音乐。到了他14岁的时候，他突然说想要一把吉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想要一把吉他。”

那把吉他花了15英镑，不过一开始保罗·麦卡特尼却是玩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把吉他似乎有些不对劲。后来他才了解到，那是因为他是左撇子的关系。他把吉他拿回去做了些修改。“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小号。不过，我会喜欢上弹吉他，是因为，只要学过一些和弦就可以弹出曲子，而且我在弹的同时也可以跟着唱歌。”

在大约12岁的时候，他也像他大部分的朋友一样，迷上了流行音乐。他第一次去看的演唱会是12岁时在利物浦帝国剧院看“埃里克·德莱尼乐队”（Eric Delaney’s Band）的表演。14岁时，他在午餐时间从学校溜出去排队看朗尼·多尼根的演唱会。“我记得那次他迟到了，他帮那些工厂女工写了些纸条，解释说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因为他让她们等了太久而害她们迟归。”

“我们常在舞台后门附近闲晃，看能不能等到什么人，跟他要签名。有一次还排队要维·威利·哈里斯（Wee Willie Harris）的签名。”

他也会跑去大剧场（the Pavilion）看表演。“那是个有脱衣舞表演的地方。他们通常会脱到一丝不挂。他们有些人还不错。那里其实也很好玩，连我们这种年纪的小鬼也放行。不过，那些表演只是一些无伤大雅的低级娱乐罢了。”

就像约翰·列侬及其他人一样，保罗也受到那时的噪音爵士音乐和比尔·哈雷的早期摇滚歌曲的影响。不过，他也和约翰一样，直到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出现，才真的让他有惊为天人的感觉。“那最令人兴奋了。每次我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听猫王的唱片，然后就会感到很振奋，好听极了。我根本不晓得唱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觉得那就像魔法一样。《振作起来》（All Shook Up）[3]！喔，简直是帅呆了。”

他一拿起吉就会试着弹猫王的歌，不然就是其他正在流行的歌曲。他最擅长模仿的歌手是小理查德。

“我总认为那些东西很糟糕，”他父亲这么表示，“糟糕透顶。我完全无法相信真的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一直到好几年之后，有一次小理查德和披头士同台表演，我看了小理查德的表演后，才知道保罗模仿得有多好。

“他拿到吉他的那一刻起，结果就注定了，”迈克尔·麦卡特尼表示，“他沉迷在里面了。他没有时间吃东西或思考其他的事。他上厕所也弹，在浴室也弹，不管是在哪里都在弹。”

他在班上的另一个朋友伊恩·詹姆斯（Ian James）——他来自丁格尔（Dingle），大约在同时期也有一把吉他——跟保罗·麦卡特尼经常一起带着吉他四处跑。他们会弹给对方看，教对方自己学会的乐句。“我们常常跑去市集，”保罗·麦卡特尼说，“在沃泽尔（Waltzer）听最新的曲子，然后试着抓这些曲子的音。我们也会试着抓鸟叫声的音，不过从没成功。像那种声音我就没那个天分抓它的音。”

在《一件白色运动外套》（A White Sports Coat）成了热门流行歌曲之后，保罗和伊恩·詹姆斯两人就穿着同款的运动外套。“它上面有一些斑点，口袋上面有盖。我们通常还穿上黑色紧身裤。我们经常穿着同样的衣服一起到处去混，而且自认很炫。我们俩都剪了个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4]的发型。那耗了我们好几个小时才弄妥当。”

吉姆·麦卡特尼试图阻止他，要他别穿成那个样子，不过效果不大。“保罗非常狡猾，”迈克尔说，“当他买了条新裤子，他会拿给老爸看看裤子有多宽，然后老爸一定会说还可以。然后他会把它带回去修改。如果后来老爸注意到了，他就一口咬定说那是老爸同意过的。”

约翰·列侬和采石者早期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是他们在采石河岸高中的朋友杰夫·莱因德（Geoff Rhind）在1957年7月6日拍下的。地点在伍尔顿圣彼得教堂的义卖会上。几个小时后，约翰首度和保罗见面。（照片来源：Hulton Getty）

“我很担心他最后会变成不良少年，”吉姆说，“我很怕会变成那样。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他说别穿紧身裤，不过他真的是让我无可奈何。后来他甚至把头发留得很长。要是他从理发店回来，头发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两样，我就会问他：‘那么，理发店关门了是吧？’”

保罗对女孩子的兴趣也和对吉他的兴趣差不多。“我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15岁，我想这是有点儿太早了。我大概是班上第一个有性经验的。她的年纪和体型都比我大一些，事情是在她家发生的。那时候应该是她妈妈出门要她留下来看小孩。当然啦，隔天我就告诉学校里的每个人了。我确实是个爱到处嚷嚷的人。”

对于1957年夏天，伊万·沃恩向他提议到伍尔顿教区教堂欣赏这个乐团表演那一天的事，保罗·麦卡特尼记得清清楚楚的；虽然那天伊万·沃恩并没有加入，不过他有时也会和他们一起表演。保罗答应他会前去看看。或许还能追到一些妹子。

“他们还不算太差，”保罗表示，“约翰是负责弹奏吉他的。不过他像是在弹班卓琴一样，尽用些班卓琴的和弦，因为他知道的和弦就只有那些。

“该怎么弹，他们其他人知道的恐怕也不比约翰多。他们大多只是凑在一起随便乱弹罢了。

“他们演唱像《玛吉·梅》（Maggie May）这类歌，不过歌词有些不太一样。因为约翰不知道全部歌词，所以就自己拼拼凑凑补上一些词。

“他们在户外的一块大空地上表演。约翰在演奏时会盯着四周，看着每个人。后来约翰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这样盯着捜寻现场观众，你知道的，稍微打量估计一下，看看是不是要对着他们扭一下肩膀比较好，或是最好别做什么动作。

“我像平时一样穿着我的白色运动外套和黑色紧身裤。我在学校的晚餐时间才跟他们混熟了点儿。他们心胸狭隘，把所有人都排挤在外。

“后来我到教堂大厅去看他们。和他们聊聊天，不过稍微聊聊、卖弄一下。我露了一手让他们看怎么弹《二十层楼梯摇滚曲》（Twenty Flight Rock）[5]，告诉他们全部的歌词，他们也不知道有这首歌。然后我又表演了《露拉的爵士乐》（Be Bop A Lula）[6]，这首歌他们也完全没听过。然后我就用模仿小理查德的那招玩了一下，事实上，所有曲子都是我一个人在表演。我还记得这个满身啤酒味的老家伙在我弹奏的时候靠了过来，紧紧盯着我，心里头嘀咕着，‘这个老酒鬼想干吗？’然后他说《二十层楼梯摇滚曲》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就这样子，我才了解到他也是个内行人。

“那家伙就是约翰。他才刚喝了很多啤酒。他16岁，而我才14岁，所以他算是个大人了。我弹了一些他不晓得的和弦给他看——实际上那是伊恩·詹姆斯教我的——然后就离开了。我觉得我得给他们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

但是，皮特·肖顿无论如何也记不得保罗·麦卡特尼让他有过什么深刻的印象。像皮特这样完全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就算《二十层楼摇滚曲》表演得再怎么精彩，要让他留有印象恐怕也很困难。

“第一次见面时，我并没有十分仔细地注意保罗，”皮特·肖顿表示，“他看来似乎非常安静，不过你第一次和一群刚认识的家伙见面时大概也会这样，我真的不是在嫉妒他，刚开始就不是。他年纪比我们小多了，我不认为他会成为竞争对手，我和约翰仍然是死党。我一直都是约翰的好友，我很喜欢他，这就是原因。”

约翰记得在见过保罗之后，在脑袋里反复琢磨了许久才做出决定。像这样子小心翼翼地思考，而不是蛮横地为所欲为，对他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那是因为喝醉了的关系，”约翰说，“那会让我松懈下来。”

“我非常欣赏保罗演奏的《二十层楼摇滚曲》。很显然，他吉他弹得很好。我内心里已承认，他和我一样厉害。一直到那时候我还是乐队的主角，而如今，我心里想的是，要是我拉他进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仔细思考着，如果我让他加入，我就得和他平起平坐。但他这么棒，所以值得把他拉进来。而且他看起来有些像猫王。我喜欢他。”

大约一星期之后，保罗骑着他的自行车到门洛大街找伊万。他从阿勒顿穿过高尔夫球场骑车到门洛大街。在回程的途中遇到了皮特·肖顿。“皮特说他们在谈论我的事。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的乐队，我说好啊，没问题。”

保罗加入采石者的第一次公开表演，是在宽街（Broadway）的“保守派”（Conservative）俱乐部的舞会上。保罗那晚本来要表演一小段独奏，可能是《二十层楼摇滚曲》，不过出了些状况，所以没能如愿。

不过后来舞会结束后，他演奏了几首他自己写的曲子给约翰听。自从开始弹吉他，保罗就会自己尝试着写一些小曲子。那晚他弹给约翰听的第一首曲子叫作“我失去了我的小女孩”（I Lost My Little Girl）。为了不想表现得比保罗差，约翰也立刻开始自己写曲子。有时候他会改编其他人的词曲，用自己的风格表现而且很仔细地编曲，但是他也没有把曲子完全写下来，直到保罗拿出他写的曲子。保罗作的曲子并不见得多高明，约翰的也一样。那些曲子都非常简单，也没什么原创性。只有在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激励对方，才突然让他们有了自己写歌自己演唱的灵感。从那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往一个全新的方向前进，”保罗说，“一旦我和约翰开始熟了，一切就改变了。他是很值得认识的人。即使他比我大两岁，而我还只是个孩子，不过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同样的事。”

随后几个月所发生的事就是他们俩开始熟悉对方。他们不管什么时间都耗在一起。他们俩都从学校跑出来，趁保罗他老爸出门工作时跑到他家，练习吉他和弦，饿了就吃煎蛋。保罗把他所知道的和弦技巧全部示范给约翰看。约翰从他母亲朱莉娅那里学来的班卓琴和弦则毫无用武之地。由于保罗是左撇子，他向约翰示范过该怎么弹之后，约翰回家得照着镜子反过来找到正确的方式，再自行演练多次。

皮特·肖顿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儿成了局外人。“我待在乐队里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他说，“我们在史密斯当巷（Smithdown Lane）某个人的舞会里表演。情况实在是一片混乱。约翰和我像疯了一样，因为对方的笑话而狂笑不止，两个人搞得很滑稽。然后他拿我的洗衣板敲我的头，把洗衣板打破。我流着眼泪躺在那里，把它套在脖子上。在乐队里演出已经不再是我所能过的日子了。除了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处外，我也不喜欢站在那边。我实在是太难堪了。”

即使伊万·沃恩已经离开乐队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在家时仍是约翰的好友；在学校的时候也仍然是保罗的好友。

保罗开始越来越常想着，是否有可能让他在学校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加入乐队。他这个朋友也大概是在同一个时期喜欢上了噪音爵士乐、摇滚乐和猫王，不过他进步的程度甚至比大部分人都要快。保罗认为应该把他带过来见见约翰。他年纪甚至比保罗还要小，不过保罗认为这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他实在是很厉害。

当保罗这样做的时候，惹恼了伊万·沃恩。他最初从利物浦学院带了莱恩·加里一起过来见约翰，然后又带了保罗过来。他把这种找人加入乐队的事情看作自己专属的权利。他不喜欢保罗自己把其他人一起带进来的这个念头。

这个新朋友不只是更年轻而已，他甚至一点儿也不像保罗那样，装作懂得很多的样子。乔治·哈里森——他们这位新朋友——是个真正彻头彻尾的不良少年。伊万无法理解为什么采石者就该对他产生兴趣。

译注

[1] 散拍乐（ragtime）为爵士乐发展初期的一种音乐风格，有着大量切分音的演奏方式。代表性的作曲家有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

[2] 当时还是无声电影时代，所以电影上演时戏院里会有乐队伴奏。

[3] 《振作起来》是猫王的名曲之一。

[4] 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美国老牌影星，与玛丽莲·梦露合演过《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当代的影迷们可能会比较熟悉他的女儿杰米·李·柯蒂斯。

[5] 《二十层楼摇滚曲》是埃迪·柯克伦（Eddie Cochran）的歌曲。埃迪·柯克伦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摇滚吉他手，著名的歌曲还有《夏日蓝调》（Summer Times Blues）等。1960年4月17日在伦敦发生车祸身亡。

[6] 《露拉的爵士乐》是美国偶像歌手吉恩·文森特（Gene Vincent）的著名歌曲。埃迪·柯克伦也曾担任他的伴奏吉他手；吉恩·文森特在造成埃迪·柯克伦丧生的同一场车祸中受了重伤。

05
乔治·哈里森

乔治·哈里森在披头士早期的照片，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为于尔根·沃尔默在汉堡拍摄。（照片来源：Jurgen Vollmer）

乔治·哈里森是披头士里面唯一出身自大家庭的，也是唯一一个家庭背景正常、不那么曲折坎坷的。他是四个披头士成员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哈罗德与路易丝·哈里森（Harold and Louise Harrison）的四个孩子当中的老幺。1943年2月25日，乔治·哈里森在利物浦韦弗特里（Wavertree）的阿诺德格罗韦（Arnold Grove）12号出生。

哈里森太太身材矮矮壮壮的，个性爽朗，非常亲切外向；哈里森先生则是身材纤瘦，思考缜密，做事有条不紊，考虑事情会慢慢地琢磨。他14岁时离开学校，进入一家专门制造碾衣机（mangle）的公司；碾衣机是从前家庭主妇洗完衣服时使用的那种机器[1]。他须把这种机器放在推车上推着四处跑，然后把它们拉进有需要的人家里，他这样每周可以赚到7先令6便士的薪水。

他想要加入海军，不过他母亲反对。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为国捐躯了，他认为就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厌恶任何从军的举动。不过她还是答应让他加入商船的船队。1926—1936年间，他在“白星船运公司”（White Star Line）担任商船的服务员。

1929年，他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路易丝。“不，这故事由我来说，”她抢着说，“这大概会是你所听过最好笑的事了。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他跟其他男孩子，其他男孩子中有个人就说，把你的住址留给我们吧！我明天就要离开，前往非洲去了，我会送你一瓶香水。我心里头想着，哇！一瓶香水呢！不过哈罗德却把我写好的住址一把抢了过去，而且拿着它离开了。”

“他寄来的第一封信引起多大的骚动啊！信封上头印着白星船运公司的旗帜，所以我知道一定是他。信寄来的那天，刚好有个聋哑人士到厨房来提水，我母亲一向对任何人都很好。

“在那段时期很少有什么信件的，至少我们家是没收到过。那个聋哑人虽然不识字，他还是弯腰把我的信捡了起来。我可以看到上头写着‘路易丝·法兰西小姐收’。我试图把它拿过来，不过被其他人抢了过去。在我拿到之前，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喊着叫着；信传遍了每个人的手，最后我还得把它熨烫过才有办法看呢。”

哈罗德与路易丝在1930年5月20日结婚。婚礼并不是在教堂举行的，而是在布朗洛山（Brownlow Hill）户籍登记所公证结婚。路易丝是天主教徒，不过哈罗德不是。

路易丝的父亲原本出身自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Wexford），原先他的名字用的是爱尔兰式的拼法，拼的时候用的是两个连在一起的“ff”。他身高六尺二寸（约1.88米），有一阵子担任过新布莱顿大厦（New Brighton Tower）的看门人，后来则是成了路灯点灯员。

“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家时，我母亲就成了点灯员。有一天她爬上灯座时，梯子意外地被别人拿走了。她被留在那里，双手吊在横杆上，最后整个人跌了下来。她那时候已有8个月的身孕，还好没什么事，小婴儿也很可爱，有九磅（约8.2斤）重呢。”

哈罗德·哈里森和路易丝结婚后搬进了韦弗特里的阿诺德格罗韦12号，而且在那里住了18年。那是一栋简单的平顶排楼，上下各两间房间，每周的租金10先令。这地方离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住的地区只有几里远。

那时哈罗德仍在船上工作，路易丝则在一家蔬果商行担任助手，这份工作并没能维持多久，只持续到193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路易丝（Louise）出生之前就结束了。他们第二个孩子——哈罗德（Harold）——在1934年出生。在这之后没多久，哈罗德决定离开商船船队。不论怎么样，他对这份工作都厌烦透顶，然而绝大部分的因素，还是在于他想要有多一点儿的时间陪孩子。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头等服务员了，一个月的薪水7英镑7先令。我每周寄25先令回家给我太太。即使是在船上有许多‘天生好命人’（good blood）的时候，我的钱还是永远不够用。我有很多次出海巡航的机会，‘天生好命人’这个称号是我们用来称呼那些身上带着很多钱、给我们小费也很大方的人。我常在空下来的时间帮人剪头发，努力存点儿钱供我上岸时所需，找工作时也用得上。”

“他常常写信回家告诉我他日子过得多辛苦，”哈里森太太表示，“到了晚上他会把长裤脱下来晾在绳子上，裤子都还没停止晃动，他又得穿上它去工作了。”

哈罗德·哈里森在1936年离开船队，上岸找新的工作。那时候正值经济不景气。他过了15个月领救济金的生活。“我只能靠23先令来应付一周的开销，还带着两个小孩；这笔钱要用来付10先令的房租，再加上煤炭和所有人吃饭的花费。”

1937年时，他想尽了办法，找到一个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到了1938年则当上了公交车司机；1940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Peter）出世；接着到了1943年[2]，第四个孩子乔治出生，也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

“第一天我就上楼去看他了，”哈里森先生说道，“我简直克制不住心里的高兴。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就像我的缩小版。我心里头想着：喔，天啊！我们怎么会这么相像呢！”

“乔治的个性一向非常的独立，”哈里森太太表示，“他从来不需要别人什么样的帮助。我常派他去奎克太太（Mrs.Quirk）家的肉铺买东西，然后交给他一张字条。不过，他一出门就把会字条丢掉。奎克太太一看到他的小脸蛋出现在柜台前，就知道这是谁了。她会问说：‘你有带写好要买什么东西的字条来吗？’‘我不用带字条来，’乔治会这样回答，‘请给我大半根最好的猪肉香肠。’他那时候还不到两岁半呢，这下子所有邻居都认识他了。”

他们要让乔治上小学时遇到了大麻烦，人口激增的那几年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才要开始，所有的学校都满额了。“我找了一间罗马天主教学校去试试看。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受洗为天主教徒。不过他们又说我得把他留在家里，要等到他满6岁，他们才有可能让他入学。他这么聪明，程度又超过同龄的孩子，所以我只好送他进一般的公立小学。”

他读的正是多弗代尔小学，约翰·列侬那时候早已经在这里就读了，他比乔治大两岁半，年级则是高了三届。他们从来没在学校碰过面，不过乔治的二哥彼得则和约翰·列侬以及利物浦有名的喜剧演员吉米·塔巴克（Jimmy Tarbuck）同年级。

“我第一天带着他穿过便士巷到学校去，”哈里森太太说道，“他一开始就想要留下来用晚餐。第二天，我正从衣架上取下外套时，他说：‘喔，不要。我不希望让你带我去学校！’我说：‘为什么不要呢？’他说：‘我不希望你和站在大门口附近聊天的那些好管闲事的妈妈们一样。’他总是对那些好管闲事的妈妈们没有好感，也讨厌邻居老是站在附近说长道短的。”

乔治对于家庭生活最早的记忆，则是他和哥哥哈罗德以及彼得一起花了六便士买了几只鸡，然后把它们带回家的事。“我和哈罗德的那两只鸡都死了，不过彼得的那只则是养在后院，一天天地长大。它长得很大而且很凶。别人都很怕它，所以都不敢经过后院，而绕到前门来。我们拿它做了圣诞大餐。有个朋友过来帮我们勒死它，我还记得他在任务完成之后把它吊在绳子上。”

乔治刚6岁的时候，他们家从韦弗特里搬到斯皮克的一套公租房。“房子非常好也很新。在住过上下各两间房的平顶排楼后，这房子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棒了，你可以从门廊跑到客厅，然后进到厨房，然后再跑进门廊回到客厅。第一天，我一整天都在那里绕着跑来跑去。”

房子位于斯皮克的阿普敦绿地（Upton Green）25号。当18年前，1930年路（Lou）[3]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他们就以自己的名义登记预约了一套公租房。

“那是一套全新的房子，”哈里森太太说着，“不过当我们搬进去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讨厌它了。我们努力把花园整理得好好的，不过就是有些孩子会把它给毁了。他们会在半夜偷走你种的花草植物之类的东西。那里是个完全没有贫民区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把好的和坏的家庭都混在一起，还巴望着好家庭能够提升其他家庭的水平。”

乔治在小学的表现还算不错。“在我们参加完奖学金考试之后，”乔治说，“老师问我们谁认为自己能够过关，只有一个人举起手来。他是个身上有怪味、人又胖胖的小家伙。这真的非常悲哀，真的，后来他竟然是唯一没过关的人。”

“像那样身上有怪味的孩子，就是老师要处罚你的时候会叫你到他旁边去坐的那种人。就这样子，那些身上有怪味道的可怜小子就真的什么都毁了。老师都像那样，他们变得越糟糕，他们越会把这种事传到下一代。他们全都很无知，我一向这么认为。甚或因为他们又老又被鄙视，就要你相信他们不是愚昧无知的。”

乔治在1954年进入利物浦学院，那时保罗已经早一年在那里就读了；而约翰则在采石河岸中学念第四年。

“我伤心地离开了多弗代尔小学。校长波普·埃文斯（Pop Evans）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会觉得自己是个聪明的大孩子，不过进了高一级学校，我们就会成为小孩子。毕竟这么急着想成为大人，似乎只是件相当徒劳无益的事罢了。”

“在（利物浦）学院的第一天，托尼·沃克曼（Tony Workman）从一扇门后面跳到我的背上，然后说：‘老兄，想要打一架吗？’”

在短暂的失落感和格格不入之后——在这段时间他努力地做功课和适应环境——乔治对学校的功课失去了兴趣。“我讨厌被呼来唤去的。一些不过是职业技术学校出身、行为举止怪异的蠢蛋，就只会照着笔记念，要你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到后来我无论如何也念不下去了。他们没办法愚弄我的，那些东西大多没什么用。

“当你平平静静地长大时，他们开始试图把‘身为社会的一分子’这样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一切就开始出错了。他们总是单纯地认为你是个小孩，而试图改变你的样子，把他们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那些做法往往让我很愤怒：我只是想依自己的本性做事，他们却老是试图把每个人变成像是同一个模子出来的乖乖仔（rows of little toffees）。”

在利物浦学院，乔治从一开始就是以穿着标新立异出了名的。保罗·麦卡特尼的弟弟迈克尔比他低一个年级，他记得乔治总是留着长头发，比其他开始留起长头发的人早了好几年。

约翰·列侬的叛逆行径是靠打架和到处惹是生非表现出来的，乔治则是表现在穿着上，这个行为同样能惹毛老师们。

不过，乔治留长头发的原因之一是他讨厌剪头发，他的父亲也像在船队的时候一样，继续帮家人剪头发，这可以省下理发费。只不过如今他的剪刀已经又钝又旧了。“他常常弄痛他们，”哈里森太太说，“所以他们都讨厌理发。”“是啊，也许是剪刀有些地方有缺口了吧。”哈里森先生如此表示。“有缺口？你在开什么玩笑啊，老兄！”哈里森太太这样子回应他。

“乔治上学时常常把学校的帽子直接高高地搁在头顶上，”哈里森太太说，“还穿那种非常紧的裤子。他常背着我偷偷用我的缝纫机把裤子缝得更紧。有一次我买了一条新裤子给他，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改成紧身裤。当他老爸发现的时候，要他立刻把新缝的线拆掉。‘老爸，没有办法了，’他回答说，‘我已经把布边给剪掉了。’乔治总是有办法找出理由。有一次他把一件浅黄色的背心穿在学校的上衣里头，那是他哥哥哈里（哈罗德）的，不过乔治认为自己穿起来好看极了。”

“由于我没有钱，所以喜欢穿些花哨的衣服，或是至少要表现得和别人有点儿不一样，这也是我叛逆行径的一部分。我从来就不喜欢权威那套玩意儿，它们没办法让你学到生活经验，你得亲身去经历它，不断地尝试，从失败中学得经验。你也得自己找出有哪些事是不应该去做的。我常会想尽办法维持自己的一点儿个人特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这样做，不过这样很有效。他们也没有令我困扰。现在回顾以前，我很高兴他们没有困扰到我。”

开始的那三年，他总是麻烦不断。“我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哈里森、凯利（Kelly）还有沃克曼，站起来滚到外面去’。不然就是被撵出去站在角落面壁思过。”

当尖头皮鞋正流行的时候，乔治有一双很怪异的蓝色麂皮皮鞋。“一个叫作‘娘娘腔史密斯’（Cissy Smith）的老师数落我穿这样子的鞋子。我们叫他‘娘娘腔’是因为他的穿着总让人觉得好像刻意装扮似的。他对我说：‘哈里森，这可不是上学穿的鞋子。’我倒想问问他什么才是上学穿的鞋子，不过我没说出口。”

“娘娘腔史密斯”的本名是艾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是约翰·列侬的乔治姨丈的兄弟。“好几年之后我都一直没有发现这件事，约翰告诉我之后，我简直笑翻了。”

在利物浦学院的第四年，乔治已经开始会避开一些麻烦事了。“我明白了我最好是装酷，然后闭上嘴巴。我和一些老师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相处下去。他们让我待在后面睡觉，我就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如果那天是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又有个老家伙喋喋不休地讲着课，那么我再怎么样也很难保持清醒了。我往往会在4点45分左右醒来，而且发现其他人都已经回家了。”

乔治的大哥哈里，这时候已经完成学业，成了装配工学徒；他的姐姐露，则正在念职业学院；而彼得则大概才开始工作而已，在当汽车钣金工。

乔治的父亲哈罗德仍是公交车司机，不过他也是个成功的工会干部。他开始要拨出一点儿时间待在芬奇巷（Finch Lane）做点儿事情；那里是利物浦市政机关的“售票员与公交车司机活动中心”的所在地。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大多数的周六时间都担任社交活动的司仪，负责介绍贵宾出场。

“我们最早推出表演的喜剧演员之一是肯·多德（Ken Dodd）。我们在俱乐部看到他，他正在喝酒。我们知道他非常有趣，但是他总是紧张得不敢上台。不过他终究还是上台了，他戴着一顶草帽、穿着短裤，表演了一段《通往曼德勒之路》（The Road to Mandalay），实在是有趣极了。我不认为他现在的表演有趣程度有以前的一半。”

对于乔治在学校终于显得比较安分，哈罗德·哈里森自然很高兴。乔治是他三个儿子当中唯一进了文法学校就读的，所以他希望他能有好的表现。像他自己这样担任工会干部，必须一丝不苟、辛辛苦苦地工作，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乔治现在这样的好机会。

就像约翰的阿姨咪咪以及保罗的父亲吉姆一样，在他看来，教育不仅是个人晋升的途径，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获致成功和得到他人尊敬的方法。

大部分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个稳定的好工作，尤其是像哈罗德·哈里森这个世代的人，他经历过30年代经济不景气最惨的时期，曾失业多年，还被迫必须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来养活一家人。

乔治那个人主义以及反权威的个性不像是遗传自他父亲的。至少他父亲早年艰困的生活，很可能会使他灌输给乔治维持稳定生活的必要性这种观念。不过他母亲始终是站在他这边的，她只希望她的孩子快乐。只要能够乐在其中，不管他们的兴趣是哪方面的都没什么关系。

即使后来乔治喜欢的事情显然是没有目标的，没有人能靠这个爱好闯出什么名堂来，而且很明显地，不会有什么稳定的收入，也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他的母亲依旧鼓励他去做。

哈里森太太不仅仅是爽朗、外向而已，她不像其他披头士的至亲，她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做法，是个天性豪放不羁的人。

译注

[1] 碾衣机，一种运用滚筒将洗好的衣服碾干的机器。

[2] 原文为1944年，应为误植。

[3] 路（Lou），指哈里森家的大女儿路易丝。

06
乔治·哈里森与采石者

乔治·哈里森，于尔根·沃尔默所摄。（照片来源：Jurgen Vollmer）

哈里森太太一向喜欢音乐和舞蹈。她和丈夫一起成立了一个由她负责、教授对象为初学者的舞蹈班——这个舞蹈班主要教授交谊舞——在芬奇巷的售票员与公交车司机俱乐部办了将近10年。

就乔治·哈里森的父母记忆所及，乔治小时候并没有显现出对音乐的兴趣。“不过如果你叫他表演，他倒是会表演给你看，”哈里森太太说，“他会躲到椅子后面，开始表演木偶戏给你看。”

一直到了乔治14岁左右，某天他回到家后，突然开始用纸模仿着画一些吉他的图案。“有一天他对我说：‘学校里有个孩子花了5英镑买了把吉他，不过只要3英镑他就肯让给我，你愿意买给我吗？’我说，孩子，要是你真的想要的话，那没什么问题。我那时在打零工，我回到了一家蔬果商行那儿，那份工作是我结婚前就做过的。”

在音乐上第一个让乔治印象深刻的人是朗尼·多尼根。“在他之前我也注意过一些流行歌手，像是弗朗基·莱恩（Frankie Laine）和约翰尼·雷，不过我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兴趣，我不认为我以前觉得自己的年纪大到能理解他们的。只不过朗尼·多尼根和噪音爵士乐似乎是最适合我的。”

他的第一把吉他——他妈妈花了3英镑买给他的吉他——在柜子里放了大约3个月，几乎被遗忘了。“在琴颈和共鸣箱接合的地方有颗螺丝，”乔治表示，“我在试着把玩吉他的时候把它拆了下来，却没办法把它装回去，所以我就把它丢进柜子里了。后来有一天我才再度想起这件事，于是就叫彼得帮我修理那把吉他。”

“乔治试着靠自己摸索学弹吉他，”哈里森太太说，“不过没什么进步。他老是说：‘这玩意儿我永远也学不会。’

“我说：‘一定可以的，儿子，只要你继续加油，一定没问题的。’他持续练习到手指头都流血了，我还是一样对他说：‘儿子，你没问题的，你一定学得会的。’

“我熬夜陪他撑到凌晨两三点，每次他说 ‘我没有办法办到。’，我就说：‘没问题的，你会学成的’。

“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就是会这么鼓励他。只要他愿意去做，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想，我心中可能还记得自己少女时期想要去做的事，却从来没有人鼓励我去做。

“所以，当乔治有这些念头时，我就尽我所能地帮他。最后，他远远超出我所能理解的范围。有一次他对我说：‘关于吉他的事情你并不了解吧，妈？’我说我是不了解，不过如果你能坚持下去，我确信你一定会成功的，所以继续加油吧！他说，不是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需要一把新吉他，一把好一点儿的吉他。他说，就像吹口琴一样，有些特定的音你就是吹不出来，那是因为口琴不够好的关系。唉，很快就得用这把3英镑的吉他上台表演了。

“所以我说，这样啊，我会帮你买把新吉他的。他找了把吉他，要价30英镑，还是把电吉他什么的。

“彼得也玩吉他。现在稍微回想了一下，事实上最早有吉他的人是他。那是他花了5先令买的一把坏掉的吉他；他把它粘一粘组合起来，再装上琴弦，还相当不错呢。”

“我妈妈的确会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乔治表示，“或许最重要的是，对于我想要做的任何事，她从来不会泼我冷水。她和我老爸的做法很好，要是你告诫孩子不要去做，到头来他们终究还是会去做，这样父母们还是得接受这个不愉快的结果。我想要整晚待在外面或是想要喝个酒，他们都会任由我去。当其他人想整夜在外头逗留或是喝酒的时候，我早已不再干这种事了。我现在不喜欢喝酒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10岁以前就已经喝够了。”

“有一天乔治回家时说，他在斯皮克的英伦军团俱乐部（British Legion Club）得到一个试唱的机会，”哈里森太太说，“我说他一定是脑子坏掉了，他甚至还没组过乐队呢。他则说别担心，他会凑齐一整支乐队的。”

在斯皮克的英伦军团俱乐部的那个重要夜晚，乔治还真的组了个乐队去表演。他哥哥彼得弹吉他，他的朋友阿瑟·凯利（Arthur Kelly）也弹吉他，其他两个朋友一个负责茶箱贝斯，另一个吹口琴，他自己负责弹奏吉他。他们全一个接着一个躲在树篱后面低身离开屋子，乔治可不想让那些好管闲事的邻居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事。

到达表演厅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位真正的艺人还没有出现。由于那里没有其他可以表演的人了，所以他们只得直接上台表演整晚。

“他们回家之后兴奋得要命，全大吼大叫的。”哈里森太太说，“一开始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们把每个人各拿到的10先令给我看，这算是他们首次专业演出的酬劳。演奏茶箱贝斯的那个可怜孩子看起来可真吓人，他演奏到手指头都流血了，那个茶箱也到处沾了血迹。那晚他们自称‘反叛者’（The Rebels），还用红色颜料把乐队名写上去。”

虽然乔治会不定期参加其他乐队，但是一直到他经由保罗的推荐而加入采石者为止，他都没有和真正的乐队一起表演过。

他第一次和保罗交谈，是他进利物浦学院就读以后的事了，只简短交谈了几句而已。他们经常在同一班公交车碰面，乔治还记得那天他母亲帮忙付了他和保罗的车资。噪音爵士乐流行的时期，他们两个人也都有了吉他，所以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晚上，保罗到我家来查查看我的吉他手册，那本手册我一直搞不懂，它还一直躺在我的柜子里。我们从里头学了些吉他和弦，用两个和弦来弹《老爸你不让我们摇滚吗》（Don’t You Rock Me Daddy O）[1]。我们往往只是自己弹吉他，没有参加什么乐队，只是听听对方弹的东西，不然就是偷偷学其他比较厉害的家伙弹的东西。”

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们开始一起鬼混，假日也不例外。而保罗遇上约翰与采石者这件事，则是乔治与保罗混熟之后很久以后的事了。

乔治加入采石者，大概是在保罗和采石者一起演出了至少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最早也是1958年年初以后的事了，没有人记得确切的日期，然而他很可能并没有马上加入采石者。即使以一个吉他手来说，乔治一直在进步，而且有多次代替别人上场的经验，但他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我第一次看采石者的演出是在加斯顿（Garston）的威尔森舞厅（Wilson Hall），保罗和他们一起表演，他说我应该去看看他们。不过是晚上出去一下，为了看看是不是可以加入什么乐队，无论如何我都很可能会去看看。就因为认识保罗，所以我就被介绍给约翰认识了。

“那天晚上，在另外一个乐队有一个吉他手，叫作埃迪·克莱登（Eddie Clayton）。他表演得很棒。约翰说如果我能弹得像他那样，我就可以加入他们了。于是我弹了一首《放浪形骸》（Raunchy）[2]给他们听；约翰就说我可以加入他们。我常常弹《放浪形骸》给他们听。有时候我们带着吉他坐在公交车上层，乘车去某些地方的时候，约翰就会起来喊道：‘乔治，来首《放浪形骸》吧！’”

“但是乔治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厉害，”哈里森太太说，“他总是告诉我说，每个人都弹得比他厉害太多了。我告诉他，要是他能坚持下去，一定会变得非常优秀的。”

约翰还记得，就是因为乔治年纪太小，使得他迟疑了很久才要他加入采石者。

“乔治实在是太、太、太年轻了，一开始我还不愿意认识他呢。他会跟东跟西，像个小屁孩似的。有一次他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看电影，不过我却假装正在忙。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并不喜欢他，直到我开始深入了解他。

“咪咪总说他有种低沉的利物浦口音，是个十足爱吹牛的人。她说：‘看来你总是喜欢比较低级的人嘛，是不是，约翰？’

“我们会找乔治加入是因为他懂的和弦比较多，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多很多，所以我们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每当我们学会一个新的和弦，我们就会用它来写首歌。

“我们常常跑出学校到处游荡，然后下午就到乔治他家打发时间。保罗的娃娃脸让他看起来大概只有10岁，而乔治看起来甚至比保罗还要小。”

乔治说他的确很可能是故意常常在约翰身边晃来晃去的。当时大约是约翰刚进艺术学院就读的时候，不过他仍然像以前一样会刻意挑衅别人，还一副工人阶级的装扮，全然不理会咪咪的教训。

“我对约翰的印象非常深刻，”乔治说，“可能比对保罗的印象还要深，或者我表现得比较像这样。我很喜欢他的牛仔裤、淡紫色的衬衫和他的鬓角。不过我猜我是欣赏他们艺术学院那伙人吧。约翰讲话很是尖酸刻薄，总是会想尽办法打击你的信心，不过我会装作没注意到，或者同样地回敬他一番，这招倒是蛮有效的。”

“遇到保罗就好像是两个人碰了面，”约翰·列侬说，“没有爱的火花或什么事情发生，就只有我们而已。一切继续下去，一切照旧运行。现在我们则有三个人想着同一件事。”

采石者的其他成员仍然变动得很频繁，他们要不是因为无法忍受约翰的利嘴，就是觉得太过无聊。当他们偶尔有演出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些其他人，因为即使在当时三把吉他的组合还是凑不成一个乐队。他们十分需要一个鼓手，不过他们偶然结识的人——不管技巧有多差劲——似乎都没有人肯待在他们乐队里。

他们是从噪音爵士乐时期展开组乐队的生涯的，茶箱贝斯和洗衣板就有点儿不够专业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摇滚乐，尤其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这也是他们极力想模仿的风格。他们从收音机收听新的歌曲，然后在家里试着抓那些歌曲和弦和声音。

身为乐队老大，约翰也试着找那些靠这阵乐队狂热赚钱的个人经纪人，看看有没有好的演出机会。不过他发现要找到定期的演出机会非常困难，因为实在是有太多乐队了，而且大部分远比采石者优秀。

不过他们现在有两人的家可以去——乔治家似乎是他们想去就可以去；而保罗家则要在他爸出门的时候才行——他们会在那里练习、作作曲，或者只是涂涂画画和打闹混混时间；不过像咪咪则是一定不会让任何玩摇滚乐的不良少年进到她家的。

咪咪说：“保罗常会来我家门前，把他的自行车靠在篱笆上，傻乎乎地打量着我说：‘咪咪你好，我可以进屋里去吗？’我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不行，你想都别想。’”

当咪咪第一次听到乔治的事情的时候，她也没多大的兴趣。

“约翰总是一提再提关于乔治的事，说他是多好多好的孩子，说我一定会多么多么喜欢他。他无所不用其极地加深我对乔治的好印象。他还会说：‘乔治会为你做任何事。’

“最后终于有一天，我答应让他进屋子里来。他来的时候穿了件粉红色的衬衫，剪了个平头。嗯，也许我确实有点儿老古板，不过一个学生怎么穿那副德行。约翰到了16岁我都还要他穿平常在学校穿的西装外套和衬衫。”

所以，许多的演奏练习都是在位于阿普顿绿地的哈里森家进行。有一天，哈里森一家人回到家里，看到乔治正穿着他们所见过的最紧的紧身牛仔裤。

“哈罗德气坏了，”哈里森太太表示，“他（乔治）见到那条裤子的时候，简直乐翻了。乔治说约翰才刚把这条牛仔裤给了他。然后他就在房间四处跳上跳下，手舞足蹈的。他说：‘没有了紧身牛仔裤，我要怎么表演芭蕾呢？’然后就到处跳着舞。最后我们还是被他逗得大笑。乔治倒是从来不会顶撞我们，不过他总是有办法说服我们接受他的行为。”

当乔治第一次把约翰·列侬带回家和哈里森见面时，她正在厨房里忙着。“乔治大声喊着：‘约翰来了！’约翰说：‘哈里森太太，您好。’然后走向前来和我握握手。啊，接下来我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他不知怎么的摔了一跤，这一跤刚好跌在我身上，我们两个人就跌到长沙发上，老爸就刚好在这时候进来，看到约翰正压在我身上。你该看看他那时候的表情！‘这里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乔治回答：‘没事啦，老爸。那是约翰啦！’”

“约翰总是有点儿傻里傻气的。他从来没过过什么苦日子，就像我一样。”

译注

[1] 《老爸你不让我们摇滚吗》（Don’t You Rock Me Daddy O）是朗尼·多尼根的代表作之一。

[2] 《放浪形骸》（Raunchy）是由比尔·贾斯蒂斯（Bill Justis）和锡德·曼克尔（Sid Manker）创作的一首美国摇滚乐演奏曲。曾被多位乐手和乐队重新演绎。

07
约翰·列侬，艺术学院时期

约翰·列侬穿着他的皮外套，头发抹油弄了个向后梳的发型，很努力地装酷。“我只是装得像……”（照片来源：K&K and Astrid Kirchherr）

约翰在1957年秋天进入艺术学院就读，穿着他最紧的牛仔裤和最长的黑色外套出现在校园中。他让这套服装在咪咪面前过关的方法，就是在牛仔裤外头套上一件保守过气一点儿的裤子，然后到离家有段安全距离时，才在公交车站把它脱下来。

“我到艺术学院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个不良少年。后来我和他们一样，变得稍微有点儿艺术气息，不过我仍然打扮得像个不良少年，一身黑衣和紧身裤。有一个讲师阿瑟·巴拉德（Arthur Ballard）告诉我说，我该稍微改变一下，不要穿那么紧的裤子。他人非常好，当其他人想尽办法要撵我走的时候，是他帮了我，让我得以留下来。

“但我并不是真正的不良少年，只是个摇滚乐手，我只是装得像不良少年；要是我真的碰到耍着铁链、带着一票人的家伙，恐怕会吓到屁滚尿流。

“我越来越有自信，也习惯了不去理会咪咪的意见。我待在外头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想怎样穿就怎样穿。我也经常怂恿保罗别理他老爸怎么说，要他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些作业。我也许该当个插画家或是去念绘画学校，因为那看来相当不错。不过我发现我竟然被分到刻字班（lettering）。我没有在哪方面表现得比较好或是对哪个学科特别感兴趣，所以他们就把我塞到那边去了。他们这些人在刻字这方面都他妈的细心得要命。以我在刻字班所表现出来的能耐，他们还倒不如就把我塞到花式跳伞班去，我所有的考试都挂了。

“我会留在学校是因为这要比去工作好多了，待在那儿就可以不用去工作了。

“尽管我总觉得我会成功，有些时候会稍微怀疑，但是我知道成功终究会来临。每当咪咪把我所写的或画的东西丢掉时，我时常会对她说出‘等我成名时你就会后悔这样做’之类的话。

“除了想变成行径古怪的百万富翁之外，我并不真的明白我想要做什么。我还幻想着靠娶个百万富婆来达到我的目的。

“我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要是不靠偷、骗就没办法办到的话，那我一定会去偷去骗。我早就准备好要这样做了——因为很明显的，不会有人肯花钱买我的画。不过说实在的，我也没那个种去偷去骗；我从来就没有得手过。我和另一个家伙还真的计划过要抢一家商店，不是只有进店里偷窃而已，是换个方法真的干一票。我们常在晚上去察看那些商店的状况，不过从来没有真的干这种事。”

这段时间，他的母亲朱莉娅和他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她仍然认同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她现在差不多已经取代了咪咪在约翰生命中的位置。他信赖朱莉娅，因为他们俩气味相投，喜欢同样的事物，也讨厌同一类的人。

“那个周末我留下来陪朱莉娅和 ‘紧张大师’，”约翰回忆道，“警察来到门前，告诉我们那件意外发生的过程，事情就像电影的情节一样，大家都能预料得到结果。他问我是不是她儿子什么的，然后就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我们两个人听到后脸都白了。

“那是我所遇过的最可怕的事了。我和朱莉娅在这短短几年内，就填补了这么多我们以前所缺少的母子亲情。我们两个人相处融洽，意见也很契合。她真的是非常棒的人。”

“我心里头想着：他妈的。这一切都他妈的逊毙了。我现在真的对谁都毫无责任了。

“‘紧张大师’的反应比我更绝。那时候他说，那谁来照顾孩子呀？我恨死他了，真是他妈的自私鬼。

“我们搭出租车赶到她过世时住的医院，塞夫顿综合医院（Sefton General Hospital）。我不想去看她，于是我一路上情绪激动地和司机聊天，不停地大声说话，像你们那样。出租车司机只偶尔敷衍我几句。我拒绝进去看她，‘紧张大师’则自己进去看她，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朱莉娅在1958年7月15日去世。车祸发生的地点离咪咪家非常近。

“我通常会和她一起出门，送她到公车站，”咪咪说，“不过那一晚她走得比较早，在9点40分走的，她自己一个人出门。一分钟后，传来一阵很尖锐刺耳的声音。我飞奔出去，看见她被屋外的一辆汽车撞倒在地，已经断气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家人事故发生的确切位置，因为大家实在是太常经过那个地方了，那样会让他们太容易触景伤情。”

“不过对我来说，朱莉娅并没有死，她像以前一样活着。我从来没靠近过她的坟墓，也没靠近过我母亲的。她们两人对我来说都还活着，我非常非常爱她们，朱莉娅真是个美丽的人儿呀！

朱莉娅的死，对约翰来说，显然是件令他非常伤心难过的事。“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皮特·肖顿说，“就像有时候老师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吭也不吭一声，他从来不会将他真正的情感显露出来。”

约翰所有的朋友在车祸意外发生后就立刻知道了这件事。他的另一个朋友奈杰尔·惠利，是朱莉娅走出咪咪家门后，要横越马路到公交车站乘车回家前，最后一个和她说话的人。

“约翰从来不谈论朱莉娅的事或是他自己的感受。”皮特说道，“不过他却把这些情绪发泄在他女朋友身上，骚扰她们，把她们惹毛。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对着他吼道：‘别因为你母亲死了就拿我出气！’”

乔治的母亲哈里森太太还记得这件事对约翰的影响，他们依旧经常在乔治家练习，这是他们能得到无尽热情款待以及鼓励的地方。

“那是在约翰的母亲去世前好几个月的事情了，那天晚上我给他们准备了煮豆子和吐司面包，他那时候和他母亲正越走越亲近。我无意间听到他对保罗说：‘我不懂，对于母亲过世的事，你怎么还能安坐着像个没事人一样；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会疯掉。’

“约翰他母亲真的去世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疯掉，不过却没有再出现。我叫乔治去他家探望，确保他仍然会在他们乐队演唱，而且别老待在家里意志消沉下去。”

“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艰难，即使是在早期的那段日子，也总会互相帮助。乔治很怕我会是下一个死掉的，所以他那时就一直小心翼翼地盯着我。我告诉他别这么别傻了，我还不想死呢。”

约翰母亲的死让他和保罗的关系更加亲近，因为他们现在又有共同的体验了。艺术学院的其他同学则说，朱莉娅的死让他的偏差行为更变本加厉了；他更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幽默感也更加的残酷冷血。

特尔玛·皮克尔斯（Thelma Pickles）是他当时的女朋友之一，但也不过是他那一伙人的成员之一，算不上是多么认真地在交往。她说他们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敬畏他，对他所抱持的人生态度感到讶异，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遇过像他这样的人。

“约翰身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钱。他真的是没什么用，经常在向别人借钱，要人家买薯条、饮料给他，不然就是专抽‘伸手牌’香烟。他肯定还欠下好几英镑没还呢。不过他有一种很吸引人的人格特质，而且总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借到钱。他有些蛮横无理，会说一些别人根本就不敢说出口的话。他会表现得很残酷，走在街上，他会走到老年人面前‘呸’地吐口水表示不屑，而且，如果他看到有人跛脚或身体畸形残缺的话，他会故意大声批评，说一些像是‘有些人为了不想去当兵，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呀！’这类的话。

“他也常常画一些可怕、残忍的图画，我认为那些图画真的很不可思议。有一张，他画一些女人对一些小婴孩喃喃自语，问着：这些孩子是不是很可爱啊？而所有的婴孩都是畸形儿，面孔也相当丑陋，这真的非常冷血。教皇去世的那天，他画了许多关于他的漫画，看起来真的很不厚道。其中一张他画教皇站在天堂外头的门柱外面，摇晃着大门试图要进去，下头写着：‘可是我告诉你了，我是教皇啊！’

“约翰对任何事情都完全不屑，但是他身边总有个固定的观众，有个女孩子对他相当的痴狂，她常常见到他就尖叫。

“他非常在意自己戴近视眼镜的事，即使是看电影，他也绝对不戴上眼镜。我们去看猫王的电影《浪子歌王》（King Creole）的时候，他还是不肯戴，里头有一幅很大的性感的尼龙丝袜广告，连这个他也看不到，还得由我来告诉他那是什么。

“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看待他的音乐。他会跟我说他写了首新歌，我觉得有人写了首歌那真的非常了不起，不过我没办法了解它好在哪里。我知道能够随时随地写出曲子来简直就是奇迹，重点是，那又怎么样？

“我知道他有那个能耐会成名，不过会在哪一方面，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与众不同，而且很有创意。但是我就是没办法看出他会在哪方面成名，我想，也许他会是个出名的喜剧演员吧。”

关于特尔玛记忆中的他在艺术学院的事，约翰认为大体上没有多大的出入，不过他只稍微记得一些，没有多怀念或是觉得多有趣。就如她所讲的，他说：“在学校我没钱的时候，只得去借或者去偷。”咪咪说她一星期给他30先令当零用钱，实在不明白他是怎么花掉的。“我通常都是从像特尔玛这些跟班的身上占点儿便宜。”

“我想我的确是有冷血的幽默感。事情最初是在学校开始的：有一次我们在学校毕业典礼日喝了一些饮料后准备要回家。

“利物浦到处有畸形的人，像你在格拉斯哥（Glasgow）看到的那种，卖报纸的那种三尺高的人。我以前没有真正注意到他们，不过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似乎到处有这样的人。这情形越看越好笑，我们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我想，这是种隐藏你的情感或是掩饰你的情感的方式。我从来不会伤害残障人士，那有点儿开玩笑的成分，不过是我们混日子的方式罢了。”

在艺术学院，有两个人走进了约翰的生命。首先是斯图·萨克利夫（Stuart Sutcliffe），他和约翰同年，但不像约翰那样显露出成为艺术家的天赋与热情。他身材瘦长纤细，很有艺术气息，也十分敏感，但是看起来难以亲近且我行我素。他和约翰很快就成了朋友。斯图十分欣赏约翰的服装和仪态，以及由他那强烈领袖特质的作风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反过来看，约翰也十分欣赏斯图在艺术方面的天分——这点他表现得远比约翰还要优秀——以及他的博学多闻和对艺术的感受能力。

斯图完全不会玩乐器，而且对流行音乐所知甚少。但是当他在艺术学院的午餐时间听到约翰和他的乐队的演出时，却极为吃惊。就算别人对这个乐队没什么印象，他也总是逢人就说他们有多棒、多了不起。

乔治和保罗似乎有点儿嫉妒斯图以及他对约翰的影响力，倒不是说外人能够了解约翰有多么欣赏斯图。约翰总是一有机会便责怪斯图，伤他自尊；而保罗——即使他和约翰一样都对艺术极有兴趣——也从斯图那里学到许多新的想法和时尚趋势，但在约翰的带头示范下，也开始挑斯图的毛病。

约翰在艺术学校交到的另外一位好朋友是辛西娅·鲍威尔（Cynthia Powell），他现今的妻子。

特尔玛表示：“辛西娅相当文静，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她很有教养，算是中上阶层的人，来自中产阶级地区。她常常穿两件式的套装，人相当的好。不过我实在看不出她哪点儿和约翰相配。他时常提到她，跟我们说她有多棒，我就是怎么也看不出来。”

辛西娅·鲍威尔一开始就和约翰·列侬同年级，而且同样是在刻字班。不过在第一年一整年，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对方，而是各自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圈活动。辛西娅是个出身高尚、相当内向而且很有教养的女孩子，而约翰则是聒噪、爱说大话的利物浦不良少年。

“我只觉得他很可怕。记得我第一次正眼看他是在讲堂上，我看见坐在他后面的海伦·安德森（Helen Anderson）正在抚弄他的头发。这让我察觉到心里头的某种感觉，一开始我以为是反感，后来我才理解我是嫉妒。不过，除了他从我这儿偷些像是尺、刷子之类的东西，我从来没和他接触过。

“他那段时期看起来很糟糕，他穿他乔治姨丈的苏格兰呢长大衣，头发抹上发油而且往后梳。看起来邋邋遢遢的，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机会认识他，我并不是他们那一伙的。我体面多了，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约翰说：“她是个典型的霍伊莱克（Hoylake）来的小人物，是个乏味又自以为是的家伙。我和我的伙伴杰夫·穆罕默德（Jeff Mohamed）常常会捉弄她、恶作剧或是取笑她。我们会大喊：‘请安静！辛西娅在场呢，别讲黄色笑话了。’”

他们第一次正式交谈是在某一天的刻字班课堂上。“那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近视眼，我们稍微谈了一下这个话题。约翰一点儿也不记得这件事了，真是令人扫兴！不过，我记得很清楚。从那次之后，我都会特别早进教室，这样子我就可以坐他旁边了。后来我也常在外头晃来晃去，希望能够碰巧遇到他。

“我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那只是我自己的某种感觉，约翰不晓得这事。我大概也不想给他压力。我没办法这么做。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觉得他不知道我那时有多么常在外头晃来晃去的，就为了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1958年他们二年级时的圣诞假期期间，他们才有真正的、面对面的接触。“那时候班上办了个舞会，”约翰说，“我喝醉了，跑去问她要不要一起跳舞。杰夫·穆罕默德曾经哄着我说：‘你知道吧，辛西娅喜欢你呀。’”

“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要她隔天来参加个聚会，她回答说她没办法，隔天她和别人有约了。”

辛西娅说：“那是实情，我和一个男孩子已经持续约会三年了，而且也快要订婚了。我拒绝约翰的邀请时，他很生气，他后来要我到克拉克（Crack）喝一杯。一开始我拒绝了，但后来我还是去了。我确实一直很想去那里。”

“我得意极了，”约翰说，“能够成功地约她出来。我们小酌了一会儿，然后在路上买了些炸鱼和薯条回到斯图的公寓。”

在那次之后，他们每晚都出门约会，而且经常在下午翘课去看电影。

“我被他吓到了，他十分粗鲁，从来不肯让步。我们老是在争吵，我认为如果我现在就让步，那就没事了。他真的只是在测试我而已，我不是指性方面的事，他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信得过我，我是为了向他证明我是可以信任的。”

“我就是会莫名其妙地抓狂，”约翰说道，“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不管她跟什么人有什么关系，都会让我感到嫉妒。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值得别人信任，所以我要求能从她身上得到绝对信任的感觉。我很神经质，会把我所有的挫折感都发泄在她身上。

“她曾经真的离开我，我真的吓到了。”

“我真的受够了，”辛西娅说，“他照样会去找别的女孩子、亲吻别的女生，这让我心情非常的烦躁。”

“不过我无法忍受她不在我身边的感觉，所以我打电话过去找她。”

“我正坐在电话旁边，等着他打电话过来呢。”

辛西娅并不急着介绍约翰给她母亲认识，她准备让她吓一大跳。“他向来不是礼数很周到的人，而且他看起来这么不修边幅。我母亲力持镇定、泰然处之。她的确是个很好的人，但我也的确很清楚她希望这件事能慢慢地无疾而终。不过，她从没有企图阻止过（我们交往）。

“由于我的功课开始变差，老师对于我和他出去约会的事都提出了警告。后来我的功课也真的完蛋了，因此经常挨老师的骂。有一次学校的清洁女工莫莉（Molly）看到约翰在打我，他是真的狠狠地揍我。她说我是个傻女孩，才会跟这样的家伙厮混。”

“有两年的时间我都处在一种莫名的暴怒状态，”约翰表示，“我会酗酒和打架。我对我交往过的其他女朋友也会这样子，我大概有些什么问题吧！”

“我只是一直希望他能够恢复正常，不过我很怀疑自己能不能撑得够久，来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会抱怨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家庭、咪咪以及艺术学院。艺术学院根本不是他该来的地方，这种体制根本就不适合约翰。”

08
从采石者到月亮狗

气味相投的三人组—1960年，乔治、约翰和保罗摄于弗斯林路的保罗家外面。（照片来源：Getty）

1959年还没过完，采石者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再使用了。保罗和乔治在利物浦学院就读，而且和采石河岸中学也没有关系；此时的约翰则在艺术学校念书。在采石者之后，他们接二连三地用过许多名字，大多数是临时起意取的名字。有一晚，他们自称是彩虹乐团（Rainbows），因为他们全都穿不同颜色的衬衫上台。

乔治记得，虽然他自己的吉他演奏技巧一直在进步，但乐队在他加入后的那年却没什么真正的进展。

“我不记得加入他们的第一年有过什么真正的收入。我们大多是在朋友的舞会上表演。我们带着吉他一起过去就应邀进场表演了。我们可以喝免费的可乐或吃几盘豆子，大概也只有这样罢了。

“我们开始参加噪音爵士乐比赛的时候，那才是我们唯一有几次可能真的赚到钱的机会。我们通过了最初几个回合，继续去试试，去赢得比赛。不过参加并不会有酬劳，只是在赢比赛而已，而且这些回合似乎没完没了。当然，这事也实在很蠢，我们大概有18个吉他手，却没个像样的鼓手。”

哈里森太太很喜欢乔治他们的乐队，不过哈里森先生却非常的担心。在插手管乔治的衣服和长发时，他已经败下阵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哈里森太太都站在乔治这边。“我总是会说：‘那是他自己的头发。你自己的东西要怎么弄，为什么要由别人来告诉你？’”

哈里森先生说：“我不过是希望他能继续念书，然后找个好工作。当我知道他对乐队的事情这么狂热，我觉得非常难受。我很清楚你得够优秀才能在演艺界爬上巅峰，而且要更出色才能待得更久。只不过对于他们，我看不出他们能进步到什么程度。我的其他两个儿子都有稳定的工作，哈里是个装配工，而彼得是个钣金工。我希望乔治也能有个稳定的工作。

“不过乔治却说他不想待在学校，他也不想做任何文书工作。他想要靠自己的双手工作赚钱，他只跟他母亲商量就决定离开学校，没有知会我一下。他从没拿到他的毕业证书，就这样离开学校了。”

乔治在1959年夏天，他16岁时开始工作。

“我显然是拿不到任何资格认证的。大部分我找的工作，比较有机会的，也得要有两科O-Level考试成绩。可是就算他们要你去做些端茶送水的事，也要你先通过两科O-Level考试。那么，通过这种考试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在学校待到学期末，没怎么上课，大多数时间都到艺术学院和约翰鬼混。保罗和我常常在那里游荡。

“离开学校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我完全没有头绪。我老爸总是叫我们去学学一技之长，所以我就去参加利物浦市政府的实习员测验考试，不过还是没过关。最后青年就业处的人员找到一份在布莱克勒（Blacklers）一家大型百货公司担任橱窗摆设的工作。我去试试看，但工作机会已经没了，所以他们改成提供我电工学徒的缺。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那远比待在学校好多了。而且到冬天的时候，能待在这么一间又大又温暖的商店，是多么快活的事啊。我们还常常玩飞镖呢。

“不过那时候我开始在考虑要不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去的事。由于我还太年幼，我至少要努力让我老爸产生点儿兴趣，让全家都移民去澳大利亚；后来我也考虑要不要去马耳他，因为我曾经在旅游手册上看到过那地方。然后我又考虑了加拿大，我拿了申请文件回来要填写，不过我发现这份文件还得经过我父母签名同意，我可不想自找麻烦。我老是觉得有些事会发生。”

再回过头来看看麦卡特尼一家人。吉姆很辛苦地将两个青少年带大，不让他们误入歧途；至少保罗还继续就学，令他觉得蛮高兴的。只不过保罗空闲的时候都和乔治及约翰一起厮混，忙着摇滚乐队的事，当然没剩多少时间顾及学校功课了。

保罗仍然设法留在五年级的B段班，这一组被视为以英语和语言为重点，不过他在普通级测验的表现不怎么理想，他设法通过了唯一的一科——艺术。

当时他也考虑离开学校，不过他想不出自己能做什么工作。他父亲仍然倾向于让他留在学校，“不要”离开学校似乎反而比较容易。留在学校也可以让他有很多时间玩乐队。所以他留了下来，由于他O-Level的考试成绩不够，没办法立刻参加第六年的A-Level课程，所以就开始了复读（Remove Form）。他再度参加O-Level考试，这次多通过了四科，就这样升上了六年级。

“上学仍然很令人厌烦，不过我倒还喜欢一个叫达斯提·德班（Dusty Durband）的英文老师，那是我唯一喜欢的老师。他很棒。他喜欢现代诗，早在我们听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这本书前，他就常跟我们讲里面的内容，还会讲《磨坊主人的故事》（The Miner’s Tale）。他说这些书被视为淫秽的书，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点点的兴趣让他继续待在六年级——虽然他从不做功课。假如他要进专业学院就读，将来当个老师，照规定他得先通过“英语”和“艺术”这两科的A-Level考试。大家都知道他的能力足以胜任，而且至少这样也能让吉姆高兴些。

“至于保罗所感兴趣的那种音乐，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价值，”吉姆表示，“像那个比尔·哈雷，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的歌听起来根本就没什么调性。

“不过有一天下午5点半我回到家，听到他们在屋里演奏。那时候我知道他们演奏得越来越进步了，并不是只会乱弹一通而已。他们也写出了一些不错的曲子。”

吉姆开始会想要出席他们排练的场合，提供一些建议或提示一下以前在“吉姆老兄乐队”的美妙往日时光他通常会怎样做。你们怎么不演奏一些正经的好歌？像是《通向天堂的楼梯》（Stairway to Paradise）啊？他一直认为这首歌真是美丽动人。吉姆告诉他们，他通常会怎么样运作他的乐队，还有他们应该要如何表现他们的歌曲。

他们回答说不用了，谢谢您的好意，感谢万分，呃，能否就只管享用您的下午茶就行了，老爸？他就说没关系，不过，要是你们不喜欢《通向天堂的楼梯》，那么演奏些正统的爵士歌曲怎么样，像是《当圣徒行进到达天国之门时》（When the Saints）如何？他可以告诉他们一个很好的演奏妙招。这次呢，他们更坚决地回绝了。

到最后，吉姆只好闭嘴，只帮他们准备吃的。在他妻子过世之后，他得负责家里的烹饪工作，所以多多少少会做饭。他自己也乐得做这些事，因为约翰和乔治实在很不挑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都吃，虽然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保罗和迈克尔——吃东西非常挑嘴而且吃得很少，而且保罗一忙起来，什么东西都不吃。“我通常会把保罗和迈克尔吃剩下的食物都留给他们。到最后，我也不用遮遮掩掩的，只管说这里有些剩下的食物，看他们要不要。直到现在，当乔治要来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帮他准备一些软冻。他说我做的软冻是全世界最棒的。”

他们乐队拿了一些简单的扩大器凑在一起，好营造出较重较大声的节奏，比起以前玩噪音爵士乐那种软调的节拍，这样也好了很多。“不过每一年我们都过得好像有5年之久。”保罗如此表示。

他们现在主要都在一些劳工的交谊俱乐部或教堂的典礼会场表演，不再去私人舞会表演了。他们就在威尔逊礼堂（Wilson Hall）和芬奇巷公交车总站这些地方演出。

就像所有刚起步的乐队一样，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参加比赛。“我们一直被一个用汤匙演奏的女人击败。”保罗说，“后来又有个叫‘光明使者’（the Sunny Siders）的乐队，这个乐队有个很大的噱头——他们有个侏儒队员。”

他们乐队的成员依然变动频仍。由于没有人认识他们，所以在演出的日子，他们可以找到哪些人，他们就用这些人上阵。“有一段期间，我们找了个叫达夫（Duff）的家伙在乐队里担任钢琴手，不过他老爸不让他在外头待太晚。他会这一分钟里不停地演奏，然后下一分钟就不见了，一首歌才表演到一半他就回家去了。”

公开表演的时候，他们常常全都穿得像混帮派的牛仔，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牛仔衬衫，上层口袋装饰着白色的流苏，打着黑色的细领带。

不过他们待在乔治家或保罗家的时间比上台表演还多。“我们过去常常在下午回我家，用我老爸的烟斗抽大麻，”保罗说，“有时候我们也会带个女孩子回家，或者是坐着互相为对方画画。不过，我们大多是弹弹吉他和写写歌而已。”

约翰和保罗共处的前几年里，写了大约50首歌。后来只有一首歌派上用场，也就是《真心爱我》。

当他们要动手写一首新歌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写上“约翰·列侬与保罗·麦卡特尼的另一首原创歌曲”。

他们两人在吉他演奏上越来越熟练，这有一部分得归功于观看电视上大明星的表演。“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为克利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伴奏的‘影子乐团’（Shadows）。我在《挪动它》（Move It）的唱片中听过他们表演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前奏，不过一直搞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弹的。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在弹这段，我立刻带着我的吉他冲出家门，骑上脚踏车直奔约翰他家。我大喊着：‘我终于知道了！’我们全都立刻不停地练习这段。这也给了我们一点儿灵感，知道要怎样开始我们的歌曲。我也在听《蓝月亮》（Blue Moon）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不错的和弦。”

正因为他们总喜欢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不管是多烂的比赛都去，所以当时最大的歌唱比赛的主办人来到利物浦的时候，引起了空前的盛况。《利物浦回声报》（Liverpool Echo）上面的广告写着：“巨星推手”卡罗尔·莱维斯（Carrolll Levis）先生为了拍摄《卡罗尔·莱维斯的发现之旅》（Carroll Levis Discoveries）电视节目，预计将会很快来到利物浦参观。电视节目将在曼彻斯特录制，不过他会在利物浦的帝国剧院举行一场本地的试音会，看看有哪个比较有才艺的利物浦乐队适合参加在曼彻斯特录制的节目。

像利物浦的众多青少年一样，约翰、保罗和乔治也去参加了试音会。他们获得了通过，并被邀请去曼彻斯特参加正式的演出。

哈里森太太还记得那次的盛况。“有一天，一封从邮局寄来的信让乔治兴奋莫名。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的。信上的收信人注明是要给某个叫‘月亮狗’（The Moondogs）的乐队。”

“月亮狗”就是他们后来改的名字，那名字是在为卡罗尔·莱维斯节目试音时一时兴起想出来的。他们在表演名单上列的名字是“约翰尼与月亮狗乐队”（Johnny and the Moondogs）。那时候的乐队都会挂上队长的名字，像是“克利夫·理查德与影子”。要说有谁算是队长的话，那当然是约翰了，所以他们把约翰的名字放在前面。

他们在曼彻斯特表演完他们的歌曲，得到的掌声也还算令人满意。“卡罗尔·莱维斯秀”的基本原则就是，最后每个乐队再回到台上，把他们表演的歌再演奏几个小节，而观众们则疯狂地鼓掌或是做其他反应。最后就靠获得掌声的热烈程度来判定谁是赢家。

只不过，“约翰尼与月亮狗”这几个利物浦的穷小子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载他们回利物浦，他们可没办法等下去。节目进行到很晚，他们就快要错过回利物浦的最后一班火车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在曼彻斯特的旅馆住上一晚。所以节目进行到最后用为掌声判定赢家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走了。

理所当然的，他们没能赢得比赛。甚至没有人认出他们，他们没受到注意，也没有得到旁边这些星探的鼓励支持。

对约翰、保罗和乔治来说，这个结果当然非常令人失望。原本是他们唾手可得的成为一线职业乐手的第一次机会，就这样从手中溜掉了。

09
斯图·萨克利夫，苏格兰之行与银色披头士

斯图·萨克利夫，约翰·列侬在艺术学校的朋友，看起来非常酷，而且很有左岸的文艺气息。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在汉堡所摄。（照片来源：K&K and Astrid Kirchherr）

约翰和斯图·萨克利夫在艺术学校成了十分亲密的好友。斯图把大半的时间耗在跟着他们乐队到处跑以及看他们练习上。他和约翰用尽心思，说服校务委员会帮他们购买了一台录音机，表面上是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不过约翰把它挪为己用，用来录他们乐队的演奏，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演奏出来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子了。他们也要求学校购置一套扩音设备（public address system，缩写为PAS），可以在学校举办舞会时使用，这套设备最后也成了他们乐队扩音设备的一部分。

尽管斯图花了不少时间和约翰的乐队在一起，不过他的兴趣仍然是在艺术方面。他将一些画作送去“约翰·摩尔斯展览会”（John Moores Exhibition）参展，它不仅是默西河畔区域，也是全英国的同类型展览会中最好的展览之一。它的名字来自约翰·摩尔斯，他出身于利物浦的豪门望族，他们家族拥有里特伍兹（Littlewoods）足球博彩和邮购公司的相关事业。斯图·萨克利夫虽然还只是个学生，却赢得了60英镑的奖金，对于像他这样年轻的学生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金额，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斯图以前常说他真希望会个什么乐器，这样就能真正加入他们的乐队，而不再只是跟着他们四处晃荡。他最好的朋友——对他最具影响力的人——约翰·列侬，这时马上找到帮他运用这笔钱的最好方式。他对斯图说，这正是他加入乐队的机会，有了60英镑，他可以买把贝斯；他不会弹无所谓，他们会教他弹。

保罗和乔治同样很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们团里也需要再加个成员。就乔治的记忆所及，他们给了斯图选择的机会——他可以买把贝斯或是一套鼓，他们有三个明星级的吉他手，却没有其他的伴奏乐器，所以极需要这两种乐器来搭配。“斯图根本不晓得要怎么弹奏，”乔治表示，“我们全都尽自己所能地示范给他看，不过他真正学会的一些是靠着在舞台上的实际演出。”

就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在他们乐队早期，斯图通常都背对观众，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会弹的和弦非常少。他们这时有越来越多预约的演出机会，在一些工人去的俱乐部和社交场合演唱，但仍然只能赚一点儿小钱而已。不过由于这股节奏摇滚乐团的潮流开始在利物浦兴起，这种供青少年消费的小型俱乐部也开始慢慢地一家一家开张。这些在全国各地林立、数以百计交杂在橡胶树和竹林之间、供应着浓缩咖啡的咖啡吧，基本上还是以咖啡馆居多。利物浦的咖啡馆偶尔会为青少年消费者举办现场音乐表演，这也让数以百计的节奏摇滚乐队有地方可以演出。

节奏摇滚乐队没办法进入像“洞穴”这种传统的俱乐部演出。它们只为爵士乐迷提供爵士乐队的演出，爵士乐一向被视为较高档的艺术形式。而节奏摇滚乐队都是些穿着随便、一副不良少年装扮的人搞的业余乐队；那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艺术形式，都是电工和劳工之类的人才会去看演出。这有点儿轻视这些节奏摇滚乐团和表演者的意味。

“我们一向都是反爵士乐的，”约翰说，“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狗屁音乐，比起摇滚乐简直是蠢多了，只有穿得起马克斯与斯潘塞（Marks and Spencer）牌套头衫的学生才会去听。爵士乐不会有什么进展，也没办法成什么事，爵士乐总是一个样，他们只会一杯一杯喝着啤酒。我们讨厌爵士乐是因为，在早期，这类俱乐部都不让我们进去演出，因为有那些爵士乐队，我们一直得不到试唱机会。”

如今这些节奏摇滚乐队全都试着接上电、接上放大器、弹电吉他，这是噪音爵士乐乐队从来没尝试过的。而在猫王之后，其他演唱摇滚风格的歌手像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和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1]，也在英国衍生出很多仿效者。

不过，虽说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事，但是仍然只限于伦敦地区而已。在一大堆美国明星当中，第一个在英国获得全国性成功的英国摇滚歌手是个伦敦人——汤米·斯蒂尔（Tommy Steele）。他靠着在伦敦的咖啡吧演唱，在伦敦站稳脚跟后，发展成为全国知名歌手。再来就是克利夫·理查德了，他把自己弄得完全像猫王的翻版。[2]约翰、乔治和保罗似乎不知道汤米·斯蒂尔这号人物，至少他们记忆中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印象。但是他们却十分讨厌克利夫·理查德和影子乐团。约翰说那是由于克利夫·理查德本身的基督徒形象的关系，即使到这时候，也让他看了很不爽；不过他们也十分讨厌克利夫·理查德一直唱些老掉牙的流行歌曲。

保罗是他们里头最勇于尝试任何事的人，他早就准备好要把他们个人的好恶摆在一边，跟任何看起来能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人谈谈看。他也总是努力着看能不能让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有些曝光的机会。

在那时候，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一位他们在酒馆里头遇到的、叫作罗先生（Mr. Low）的记者。

亲爱的罗先生：

很抱歉在这时候才提笔写信给您，我希望这封信不会写得太迟才好。有关我们乐队的资料细节如下：

我们由四个男生所组成：保罗·麦卡特尼（吉他）、约翰·列侬（吉他）、斯图·萨克利夫（贝斯）以及乔治·哈里森（吉他），乐队名叫……

这样的阵容乍看下可能有点儿单调，不过由于这些孩子都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演奏技巧，可以演奏出各种令人惊异的效果，所以一定能让人满意。基本上他们的节奏不同于以往，不过最近他们已经倾向于将一些传统旋律加入伴奏之中，因此整体的音乐相当有怀旧的风格，有种“这四个人是在传统爵士酒吧演奏”的感觉。这也可能是麦卡特尼先生的影响所致，在20世纪20年代，他曾带领过一支本地顶尖的爵士乐团（吉姆老兄爵士乐队）。

然而，新式的音乐还是这个乐队的最爱，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过去三年间，约翰和保罗已经写了50多首曲子；这些歌包括一些歌谣以及快节奏的歌曲，其中有一些是纯演奏曲［像是《窥镜》（Looking Glass）、《猫步》（Cats Walk）和《温斯顿小径》（Winston’s Walk）］，还有一些考虑现在听众的口味所谱写的歌曲（［像是《朝思暮想》（Thinking of Linking）、《909之后的下一个》（The One After 909）、《似水流年》（Years Roll Along）以及《不老容颜》（Keep Looking That Way）］。

我们乐队也将一些备受欢迎的老歌——像是《甜美如伊》（Ain’t She Sweet）、《非你不可》（You Were Meant For Me）、《家》（Home）、《月光》（Moonglow）、《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等，重新编曲，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以下是成员的一些详细资料。约翰，是乐队的队长，还在艺术学院就读，也是个技巧娴熟的吉他手、班卓琴乐手以及技巧老到的漫画家。兴趣很广泛，包括绘画、电影、诗作，当然啦，还有歌唱。他19岁，也是乐队的创始队员。

保罗，18岁，在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修读英国文学。他和其他成员一样，会演奏多种乐器——他的专长是钢琴和鼓，当然，再加上……

很可惜的，保罗这真假参半、活灵活现的自我推荐部分内容已经遗失。他当然不是18岁，也不在利物浦大学就读，不过在他用点点点标着的地方倒是事实，那时候乐队还没有名字。后来在1959年时，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要用什么队名，就像当初为卡罗尔·莱维斯的节目试唱的时候一样，因为看来他们那时候似乎又有个重要的试唱。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们有了以“披头士”为乐队名的想法。没有人能十分确定这个想法是哪来的。保罗和乔治只记得，有一天约翰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这个名字了。他们一直都是巴迪·霍利与蟋蟀乐对队的乐迷，喜欢他的音乐以及他的乐队名。“蟋蟀”这个队名有个很有意思的双重意义，其中一个意义纯然是英国所特有，[3]美国人可是无从领略其趣味的。他们多么希望自己能早一步想到用这个队名啊。

有了“蟋蟀”这个名字的启发，约翰就想着，其他的昆虫中有什么的名字可以拿来玩文字游戏的。他小时候常在簿子上玩些填上相似字的游戏。“我脑袋里出现了‘甲虫’（beetles）这个点子，我决定把它拼成‘BEAtles’，让它看起来有节奏摇滚的感觉，那时只是好玩而已。”

这就是他们乐队名真正的而且单纯的由来。不过多年后当有人问起时，他们都会编造各式各样愚蠢的答案。通常他们会说，是窗前出现的一个乘着魔毯的人跟他们说了这个名字的。虽然他们终于想到一个喜欢的名字，不过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并没有决定要把“披头士”当成永久的名字。

他们遇到了一个朋友问他们新乐队名是什么，他们回答是“披头士”。他说，你们该取个长一点儿的名字，怎么不叫“高个儿约翰与银色披头士”（Long John and Silver Beatles）？他们觉得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不过当这次重要的试唱机会出现，被问到队名时，他们说出了“银色披头士”这个名字，1959年接下来的这段时期，他们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这次重要试音的主办人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拉里·帕恩斯（Larry Panes），当时的英国摇滚乐之王，他旗下的乐手有汤米·斯蒂尔、比利·弗里（Billy Fury）、马蒂·怀尔德（Marty Wilde）、达菲·鲍尔（Duffy Power）以及约翰尼·金特尔（Johnny Gentle）。他们听说拉里·帕恩斯前往杰克阿兰达（Jackaranda）俱乐部——这是一家常常有许多节奏摇滚乐团演出的俱乐部——的时候会来利物浦一趟。这家俱乐部是一个住在利物浦、叫作艾伦·威廉斯（Allan Williams）的威尔士人所拥有的，他也经营一家“蓝天使”（Blue Angle）俱乐部，拉里·帕恩斯的试音会就是要在这里举行。

他们到拉里·帕恩斯的试音会时，还没有个确定的名字——只在拉里·帕恩斯的一个助理问起队名时，他们给了“银色披头士”这名字。他们到场时也没有鼓手，原本有个合作过的鼓手答应说会出席，不过却爽约了，所以他们再次成了没有鼓手的乐队。

那时在蓝天使俱乐部的试音现场，有另一个乐队的鼓手伸出援手，暂代一下他们的鼓手，他就是约翰尼·哈奇（Johnny Hutch）。在当时，他被认为是利物浦最棒的三个鼓手之一。有一张银色披头士在试音时拍下的照片。约翰尼·哈奇坐在后头，看起来好像很无聊而且态度高傲。就跟平常一样，你不太能看清楚斯图。他背对着拉里·帕恩斯，尽可能不让别人看到他弹贝斯时的指法。

这次试音是为了帮比利·弗里找个伴奏乐队。拉里·帕恩斯觉得这次没有一个乐队足堪大任，不过他提供了银色披头士一次为期两周的苏格兰巡回演出机会，为拉里·帕恩斯新发掘的另一个还不太出名的新人约翰尼·金特尔担任伴奏乐队。这当然算不上他们的巡回演出，银色披头士还只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而已。不过不管为期多短，或只是个二线明星的演出，这都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职业演唱合约，货真价实的巡回演出。

当时乔治差不多是16岁，他有两星期的假期，所以可以加入这次的巡回演出。保罗这时也差不多要参加O-Level考试了，不过他并不打算为拿学位证书这样的事，而错过巡回演唱的机会。保罗在利物浦学院的朋友伊万·沃恩还记得他和保罗吵了一架，还表示他实在是有够傻的，对考试毫不在意也不做准备。保罗也想尽各种方法让他父亲相信学校放了他两周的假。他要他们看开一些，他会来得及回来参加考试的，而且这次的巡回演出也可以让他的脑子好好休息一下。他会只通过一科考试实在不让人意外。

然而他们必须找个新鼓手来应付这次苏格兰的巡回演出。这次的鼓手叫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他们只记得当时曾经到他的公寓去找他，还有他是靠着失业救济金过活的这些事，其他关于托马斯·摩尔的事，他们都已经没印象了。托马斯·摩尔似乎是他的本名，而银色披头士的成员，在他们成为职业乐手的初期，都想改个名字，这是当时流行的做法。

“改名字会让人觉得兴奋，”保罗表示，“要是你有个艺名，多多少少证明了你真正有在演出，也让它看起来更真实和专业。”

保罗把自己名字改成了保罗·雷蒙（Paul Ramon），不过他记不得是从哪里得到雷蒙这个名字的灵感的。“一定是在某个地方听到过。我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迷人，有点儿像瓦伦蒂诺的那种感觉。”乔治则成了卡尔·哈里森（Carl Harrison），这当然是仿效他的偶像之一的卡尔·珀金斯（Carl Perkins）；斯图则仿效艺术运动改名成斯图·德·斯蒂尔（Stu de Stijl）。约翰自己倒不记得取了什么艺名，不过其他人却记得很清楚，他叫约翰尼·西尔弗（Johnny Silver）。

这次苏格兰巡回演出的地点在遥远的北方，在东北海岸附近的舞厅表演。保罗只记得因弗内斯（Inverness）和奈恩（Nairn）这些地方，其他地方的名字都忘光了。他寄回家给他父亲的明信片上写着：“一切安好！还有人向我要签名呢！”

这次巡回演出的头牌明星约翰尼·金特尔特别照顾乔治，这点让他们全都有点儿忌妒。他答应在巡回演唱结束之后送乔治一份礼物，他说那是件埃迪·科克伦（Eddie Cochrane）的旧衬衫。他们之间仍然像平常一样经常争吵，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在责骂斯图这位乐队的新成员。至于约翰、乔治、保罗，他们已经相处得够久了，所以很清楚那些斗嘴争吵和挖苦人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旦吵了起来，你顶回去就是了。

“我们是够恶劣的，”约翰说，“我们跟他说他不能和我们坐在一起，或是一起吃饭。我们叫他滚开，结果他都照做。”有一次，他们住的旅馆有个综艺表演团才刚离开。那个表演团里有个侏儒，而他们发现了那个侏儒睡的床；他们就说这床该给斯图睡，他们当然都不会去睡那张床，所以就给斯图睡。“他就是这样学着怎么跟我们相处的，”约翰表示，“的确是很蠢，不过我们相处的方式就是这样。”

在这次令人兴奋的苏格兰之行后，就没有什么后续发展了。拉里·帕恩斯没有再安排演出机会给他们。帕恩斯现在承认他真的是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不过在当时，他已经有够多成功的歌星了，所以没什么意愿培养新乐团。因此披头士又回到了晚上出门到满是酗酒的不良少年、工人的舞会或脏乱的俱乐部演出的日子了。

苏格兰之行之后不久，他们在上国会街（Upper Parliament Street）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有了一些定期的演出机会。他们要在脱衣女郎贾尼斯（Janice）脱掉衣服时为她伴奏。“她会把她所要的音乐乐谱交给我们，”乔治说，“像是《吉卜赛火舞》（Gypsy Fire Dance）之类的歌。不过我们不会看谱，所以乐谱对我们没什么用。我们就只管演奏《雷摩德》（Ramord）[4]，然后再来首《月光》，因为我只会这些。”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们也排了些日子在马修街（Mathew Street）的“洞穴”俱乐部演出，虽然当时那里还是个爵士乐的据点。那里的观众通常会传些小纸条给约翰他们，要他们别演唱摇滚乐，因此他们就会把下一首歌的介绍词说得像是真的爵士歌曲。“现在要表演的是一首大家所喜爱的由胖子艾灵顿公爵铅肚皮（Fats Duke Ellington Leadbelly）[5]写的老歌，叫作‘亭亭玉立的萨莉’（Long Tall Sally）[6]。”然后他们就直接演奏摇滚歌曲。理所当然地，俱乐部的老板不喜欢他们这样子乱搞，也就不再帮他们安排演出了。

不过，除了彼此到其他人的家待着耗日子，要不就是有钱时跑到俱乐部去晃晃，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无所事事。乔治说：“苏格兰之行是个微弱模糊的希望，让我们第一次瞥见演艺事业的可能发展。所以沦落到回利物浦，当然有点儿失望。我们运气不错，每个星期还有两场以上的演出，我们演出一晚大概可以拿到15先令，再加上可乐和吐司夹蛋管够，我们要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

译注

[1] 杰瑞·李·刘易斯，当时和猫王并称的太阳唱片的四大百万天王之一，摇滚钢琴手，最著名的歌曲为《大火球》（Great Balls of Fire）

[2] 克利夫·理查德的绰号正是“英国猫王”。

[3] Cricket（蟋蟀）也指“板球”，这项运动只在英联邦国家盛行。

[4] 《雷摩德》（Ramord）是20世纪50—60年代吉他手杜安·艾迪（Duane Eddy）的名曲之一。到此章为止可以稍微看出，像卡尔·珀金斯、埃迪·科克伦、杜安·艾迪这些吉他手，多少影响了乔治·哈里森早期的演奏风格，他们都偏好使用空心或半空心电吉他演奏，这类吉他的音色有个叫“Twangy Sound”的称号；高音部分较清亮，低音的部分则较厚实浑浊。

[5] 胖子（Fats）指的是费兹·多明诺（Fats Domino），爵士乐/节奏蓝调歌手；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爵士乐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手，是爵士乐极重要、影响极为深远的巨匠；铅肚皮（也译利德贝利）则是胡迪·利德贝特（Huddie Ledbetter）的外号，是民谣蓝调传奇乐手，让朗尼·多尼根大红的《摇滚岛线》原曲作者就是他。

[6] 这首歌当然和爵士乐扯不上关系，也不是上述的三个人所写，而是小理查著名的嘶喊派节奏蓝调的经典乐曲。

10
卡斯巴俱乐部

最初的披头士乐队，皮特·贝斯特担任鼓手。很多歌迷都非常喜爱他的鼓技，还有他冷峻、忧郁的外表。然而，披头士的其他成员终究不像他这些歌迷般欣赏他。（照片来源：Getty）

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他们开始回去演出，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卡斯巴俱乐部（the Casbah Club）。该年稍早的时候，他们去苏格兰巡回演唱之前，就曾在那里表演过了。

贝斯特太太这位一手打造卡斯巴俱乐部的人，是位黑发、娇小、情绪起伏很大的女士。她来自印度的德里，而她丈夫约翰尼·贝斯特（Johnny Best）以前则是拳击赛的筹办人，他们在大战期间于印度相遇。她跟她丈夫一起回到利物浦，最后他们在西德比（West Derby）环境不错的住宅区，买下海曼绿地8号的一幢有14个房间、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

他们的长子皮特·贝斯特在1941年出生。他进入利物浦另一所优良的文法学校利物浦学院（Liverpool Collegiate）就读。他的O-Level考试过了五科而进入六年级。他的打算是要当老师。

他长得颇英俊，身材魁梧，不过有些内向，尤其是和他那精力充沛、活力十足的母亲相比，他看起来几乎算是有些阴郁，一副不爱讲话的样子。他开始从学校带朋友回家时，她也不遗余力地鼓励他这么做。

1959年的暑假期间，大约在他要升到六年级的第二年时，他和他那一票朋友问他母亲，能不能让他们把那间大地下室清理清理拿来使用，那他们播唱片时就不用挤满她那些房间了。“他们原本是想把那里当成他们自个儿的私人聚会场所，”她说，“后来又进而想把它改成咖啡俱乐部，像城里那种，专门供青少年消费的俱乐部。我们决定把它设为私人俱乐部，收个一先令的会员费，过滤掉一些不良少年和流氓。”

他们决定从这些在利物浦各地冒出头的摇滚乐队中，找一些来表演。他们很清楚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争取这个机会。贝斯特太太凭着她那做生意的才干和识人的眼光，对这个主意当然是欢迎之至。

他们找到的乐队就是采石者，那时候还是用这个名字。这是通过一个认识他们其中一个成员的女孩子才找上他们的，这个女孩老说他们有多么棒。她认识的人不是约翰、保罗或是乔治，而是另一个当时在他们队里弹吉他的肯·布朗（Ken Brown）。他是当时的采石者诸多来来去去的团员中的一位。

当约翰、保罗和乔治听说他们在找表演乐队，马上飞奔过去报到。他们立刻得到了——油漆刷，好帮忙这个地下室最后一周的清洁、粉刷工作。约翰也带了他的女朋友辛西娅·鲍威尔过来帮忙。

贝斯特太太说：“我还记得告诉过约翰，墙上要先涂上一层底漆。当我再回来时，他已经刷完漆了，不过涂的全是光面漆。他近视太深了，所以分不出来有什么差别。我则是紧张得要命，怕油漆不会及时干掉。”

甚至到了开业当天，他们都还没决定好要用什么名字。“有天晚上我走下去看看他们进行到哪儿了，里头四处都有些阴暗的小角落，看起来有种非常神秘的味道。好像在东方世界一样。我想到了我刚看过的电影画面，我想那部电影是叫“阿尔及尔”（Algiers）吧，有海蒂·拉马尔（Hedy Lamarr）和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他们去一个叫卡斯巴（Casbah）的地方。所以我就选了这名字，‘卡斯巴俱乐部’。因为我是从印度来的，这个名字似乎也很合适。”

俱乐部在1959年8月底开幕，第一晚就有将近300人进场。采石者大受欢迎，卡斯巴看起来像经营了很久的俱乐部似的。

“我非常高兴，”贝斯特太太说，“当然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皮特高兴。他对于要不要从事表演事业，一直犹豫不决，而且我认为借由帮忙俱乐部的事，也可以算是在累积一点儿经验。我认为这将会让他不再那么不自在，让他更有自信些。”俱乐部的生意很好。供应特价的咖啡和甜点，还可以欣赏到采石者的演唱。到了周末，晚上的人数更高达400人。很快的，他们的会员人数就累积到了3 000人；他们雇了个叫弗兰克·加纳（Frank Garner）的壮汉担任保镖负责看门，以免一些不良少年进来。

几个月下来，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却因为采石者而发生了一场纠纷。他们的表演每个人一晚有15先令的酬劳。有一晚，只有约翰、保罗和乔治出场表演，肯·布朗没有出现。“我付给他们三个人每人15先令，后来我遇到肯·布朗的时候也给了他那份酬劳。他们表示，他不应该拿那份酬劳的，因为他并没有出场表演。他们说那一晚要给乐团的酬劳实际上有3英镑，所以应该由出场表演的3个人分那3英镑，而不是每个人分15先令[1]。”

就贝斯特太太和皮特·贝斯特所记得的，这次的分歧基本上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他人倒是不记得了。但不管怎么说，就在这次为钱而争吵之后，肯·布朗就离开了采石者。而不久之后，采石者也开始到外地去发展了。

在这段时间，皮特·贝斯特看到了采石者的表演是多么的好，他也开始在一套老旧的小鼓[2]上不停地敲敲打打，不过主要只是在俱乐部空闲的时间里自己打着玩。当肯·布朗离开采石者时，他和皮特·贝斯特决定要组一个新乐队。他们另外找了两个人，自称“海盗旗”（Blackjacks），贝斯特太太则从旁赞助和提供意见。

“他们非常的棒，”贝斯特太太说，“我还记得当时非常红的罗里·斯托姆（Rory Storm）发出挑战书，要比看看谁吸引的观众更多。罗里吸引了390个人来，不过‘海盗旗’却聚集了450人，那是我们有史以来人最多的一次。”

采石者去了苏格兰而改成“银色披头士”之后，再也没有其他的机会出现，不过他们偶尔会回到卡斯巴演唱。而由皮特·贝斯特担任鼓手的“海盗旗”这时候已经成了卡斯巴驻场表演的乐队。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他们的技巧也越来越好，而皮特·贝斯特这时也打算要把表演当成终身事业。

“我那时正在考虑要进师范学院就读。我那五科O-Level考试的资格是一定可以进入学院的。不过就在参加O-Level考试之前，我觉这些东西烦死人了，于是打了退堂鼓。”

他在1960年夏季那个学期离开了学校。卡斯巴的生意仍然非常好，足以让他在那里继续演出，不过那时候他的乐队也即将解散了。肯·布朗搬到南部去了，其他两个人则是要找正职的工作而离开了。皮特·贝斯特已经离开学校，要往表演事业发展，不过现在却落得无事可做。

不过，在1960年8月，在他离开学校五周之后，保罗·麦卡特尼打了通电话给他。

正在弹吉他的约翰·列侬，约在1960年。（照片来源：Getty）

“保罗问我是不是还在打鼓，”皮特·贝斯特说，“我告诉他我才刚弄到一套全新又齐全的鼓，对那套鼓我可是自豪得很呢。他说他们刚得到一份在汉堡的差事，看我有没有兴趣当他们的鼓手。我答应了。我一直非常喜欢他们。他们表示我每周可以拿到15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呢。这也远比进职业学院好得多。”

“我前往艾伦·威廉斯（Allan Williams）开的‘杰克阿兰达’俱乐部，也在那儿第一次碰到斯图。我得经过试音，我乒乒乓乓地表演了几首歌曲，他们都说还不错，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汉堡演出了。”

贝斯特太太涉足摇滚乐队这个圈子的目的，仅止于经营青少年咖啡俱乐部而已；而艾伦·威廉斯这个俱乐部界的经营老手，则已经开始提升他的事业层级了。他不只安排乐队在自己的夜总会里演出，也帮其他人发掘一些乐队，同时还帮乐队找些其他的演出机会，扮演一种中介人兼经营者的角色。披头士能够得到拉里·帕恩斯的试音机会，便是经由他鼎力相助。披头士在苏格兰巡回演出的酬劳虽然是拉里·帕恩斯所支付的，但因为是艾伦·威廉斯代理他们接下这演出机会，所以钱也是由他经手处理。

像艾伦·威廉斯这样毫不起眼的利物浦夜总会老板，为什么会想到要引介乐队出国到汉堡去演出？说起来，原因也是十分错综复杂。有一个德国的水手在“杰克阿兰达”俱乐部听到了一支西印度群岛的钢鼓乐队（Steelband）的演出，后来他在汉堡告诉别人这个演出有多棒、多精彩，这件事成了他们第一次接触的契机。这个钢鼓乐队被安排到汉堡的一家夜总会演出。艾伦·威廉斯也随着他们去过那里，希望能让汉堡的俱乐部老板们也对其他利物浦乐团感兴趣。他前往“恺撒地窖”（Kaiserkeller）这家几乎算是当地唯一的摇滚乐俱乐部，和布鲁诺·科什米德（Bruno Koschmeider）碰面。“我哄他说，全英国最棒的摇滚乐队都是从利物浦发迹的。”

科什米德亲自跑到英国探听实情，不过他去了伦敦，他很快就发现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听过利物浦的乐队。他前往当时英国摇滚乐的中心苏活区“Two I’s”俱乐部（汤米·斯蒂尔曾在那里演出），而且签下了托尼·谢里登（Tony Sheridan）和他的乐队。他在汉堡大受欢迎，因而科什米德再度来到伦敦要多找些乐队。很巧的是，科什米德前往“Two I’s”俱乐部另找个乐队的那晚，艾伦·威廉斯正好在那里。艾伦·威廉斯带了个叫作“戴瑞与老家伙”（Derry and the Seniors）的利物浦乐队来，正试着要帮他们找演出机会。他安排他们前往汉堡表演，他们也是第一个前往汉堡的利物浦摇滚乐队。

“戴瑞与老家伙”的演出得到了不错的反应，所以汉堡那边要艾伦·威廉斯再找个乐队过去。他想到了罗里·斯托姆，不过那时候他们去了布特林斯（Butlins）假日营。所以他询问了披头士的意愿，不过汉堡那方的合约是要找个五人制的乐队，而且披头士他们也没有鼓手。他们曾经有个临时的鼓手，一个有家累的中年人，不过由于他太太的反对，他婉拒了这次汉堡的演出机会。也就在这时，他们想到了问问看皮特·贝斯特的意愿。当他答应的时候，就万事俱备了。

在哈里森家，当然是除了乔治本人，其他人都不会太过兴奋。不过至少他母亲并没有打算阻止他去。她担心的是，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而且他才17岁，尤其他又是去汉堡，她已经听闻过许多汉堡的事。“不过那是他想做的事，而他们也顺利地拿到表演酬劳一次了。我知道他们很棒而且一定能够成功。一直到当时，我听的都还是‘嘿，老妈，我们有个预约好的演出，借我们坐车的钱吧！呃，等我出名的时候我会报答您的’这类的话。”

所以哈里森太太就帮乔治准备好一切。她要乔治答应她会写信回家，她还给了他一罐家里自制的麦饼。

尽管乔治还非常年轻，但至少已经参加工作了，而约翰和保罗名义上仍然还在就学，而汉堡之行将会彻底毁了他们的大好前程。

吉姆·麦卡特尼当然是全力反对保罗前往汉堡。保罗才刚考完他的A-Level考试的“艺术”和“英文”两科，而他们全都等着知道考试的结果，看看他是否过关，这样他们就能确定他能不能取得师范学院的入学资格。

保罗的弟弟迈克尔·麦卡特尼说，保罗非常的精明，就像他一贯的做法，他把一切都安排得照他的意思进行。“记得当天我和保罗一起由学校回家，他告诉我说他们被邀请到汉堡表演。他像是不经意地泄露出这些话。我大叫，哇！不过保罗却说他不晓得该不该去，装作他一切都还没决定好。我说这真是太棒了！哇，他快要变成大明星了！他就问道，你认为老爸会让我去吗？这招实在非常聪明，我那时候都站在他那边帮他劝我老爸。他让我为这件事兴奋得昏了头，所以我会不顾一切地希望他能去汉堡。”

保罗则说他当然是非常兴奋。“有好几个星期，我们似乎都没什么事做，只是到处闲晃。那是在漫长的暑假发生的事，我不想回学校或是进大学。不过也没有多少选择，一直到突然有了这个前往汉堡表演的机会出现。现在已经有其他事情可以做，这也意味着我完全不用再回学校去了。”

不过这件事依旧得说服吉姆·麦卡特尼答应。保罗把艾伦·威廉斯带回家，帮他软化他老爸的态度。“不过艾伦·威廉斯从没搞对我们谁是谁，”保罗表示，“他会把我叫成约翰。”不管如何，艾伦·威廉斯还是想尽办法告诉吉姆，到时候一切都会安排得多么完善，而且汉堡这地方是多么的迷人、高雅。

“我认为，老爸的心里基本上还是十分高兴的，”迈克尔说，“虽然当时他口头上否认。”

“我也很清楚他们的表演很受大家欢迎，”吉姆表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有这么好的差事，而他也下定决心要去了。只不过保罗才18岁，他的学校也只有四个星期的假。他领了一本学生护照，我跟他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你知道的，就要他规矩一点儿之类的。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一直担心他在德国会不会吃不饱。他的确寄了明信片回来，写着：‘我吃很多东西，我们今晚吃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我猜那大概是他为了让我心安而写的啦。”

保罗离开利物浦后没多久，他普通教育文凭的进阶级考试（GCE A-Levels）结果也揭晓了；他的艺术科没过，但英文科倒是过了。即使在那之前吉姆已经很清楚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不过这一结果还是让吉姆稍感安慰一些。

不过，约翰的咪咪阿姨反对的程度可就没那么轻易就被摆平了。她之前阻止过保罗和乔治进她屋里，也不让约翰在屋里弹吉他，她还试图禁止他玩乐队。大概在5年之前，约翰组了采石者之初，他大半的时间都得瞒着咪咪，不让她知道他在做什么。她当然知道他仍然到处鬼混、写些蠢歌这类的事，不过她不知道他沉迷到了什么程度。

她还当真以为约翰还专心地在艺术学院上课呢，直到某天有人告诉她约翰午餐时间在做些什么事——在乐队里表演，她才下定决心要亲自去调查，看看他到底是掉进了什么样的堕落深渊。

她决定要去调查的那天的午餐时间，正好是他们排定好在“洞穴”俱乐部演唱的其中一天。由于“洞穴”俱乐部基本上仍然是爵士乐俱乐部，所以他们并不是固定的表演乐队；不过也由于“洞穴”俱乐部的人对他们变得更感兴趣，所以演唱的天数也变多了。

“洞穴俱乐部，我以前没听过这个鬼地方，”咪咪说，“所以我花了好久才找到。最后我只得跟着人群进去，我跟他们一起下了几层台阶，那儿有个叫雷·迈克福尔（Ray McFall）的小伙子负责收门票钱。我说：‘我要找约翰·列侬！’”

“我推开门进去，不过那噪声简直是震耳欲聋，而且它那低矮的天花板让这情况更严重。那些女孩们全挤成一堆，挤到手臂只能贴着身体无法举起来。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办法靠近到舞台边。要是可以的话，我一定会把他从舞台上揪下来。最后我只好先离开，找了一间更衣室等着。那算哪门子的更衣室！只不过是一间乱七八糟的小房间而已。他表演完下台时，那些女孩子还在尖叫，一开始他看不到我；他没戴眼镜时就跟瞎了没两样。后来他戴上了眼镜，看到了我：‘咪咪，你在这儿干吗？’‘约翰，你真行啊，’我说，‘你还真行啊！’”

那天下午，咪咪盯着他要他老实回学校上课。她总是念念叼叼地要他专心读书，不要分心在唱这些愚蠢的摇滚乐上，这样才能拿到真正的文凭。不过，她还是无法阻止他继续玩音乐。

“你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约翰常常反驳，“我不是当工人的料，而且永远不是。不管你怎么说或干吗，到头来我还是不会去做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的。”

后来就出现了这次去汉堡的机会。能这样长时间待在国外，也意味着将可以完全脱离咪咪的魔掌。咪咪还记得约翰想尽办法要影响她，让她能像他一样期待、兴奋。“咪咪，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他告诉她，“一个星期我可以赚到100英镑，很不可思议，不是吗？”

他说的这个酬劳是稍嫌夸张了点儿，不过真正的数目对这5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说，还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当然啦，约翰也乐得有个好理由，可以让他有离开学校的机会；他不过是苟延残喘地多拖了三年罢了，阿瑟·巴拉德（Arthur Ballard）这位帮了他最多忙的讲师，好几次把他从开除的边缘救了回来。约翰的所有考试全都不及格，他没取得任何学历资格证明就离开了学校，不过他自己心里还是有部分认为，如果汉堡之行没有发展的话，学校可能会接纳他回去。他也将离开辛西娅。

辛西娅说：“他们的乐队开始拥有自己的歌迷了，我知道他们身边有很多女孩子跟着，不过我从不会担心或是吃醋。我看起来似乎也比所有的女孩子成熟多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放心。

“不过，要是去汉堡我可就担心多了。感觉距离很遥远，而且要待很久的样子。我很了解利物浦的女孩子，不过汉堡那边会是什么状况我就不清楚了。到了汉堡，他们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译注

[1] 英国旧币制1英镑等于20先令。

[2] 他们使用由空汽油桶切割制成的铜鼓来表演。

11
汉堡之行

披头士在1960年首次来到汉堡，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们也数度在这里停留驻唱。披头士在汉堡最早的一位歌迷——于尔根·沃尔默在1960年拍下了这张约翰·列侬站在门口的照片。（照片来源：于尔根·沃尔默）[1]

汉堡就像是德国的利物浦，是个北方的大港。居民看似粗鲁又作风强悍，不过私底下却是温柔又重感情的。气候潮湿而且风势大。居民在口音上，同样带点儿鼻音，在各自的国内都很容易被辨识出来；两个地方甚至位处同样的纬度——北纬53度。

不过，汉堡的面积有利物浦的两倍大，而且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也是个比较奇怪的城市。汉堡的犯罪率和汉堡的性产业也是全欧洲知名的。汉堡苏活区的主要干道，绳索大街，绝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条街拥有更多的脱衣舞俱乐部。

1960年披头士来到汉堡时，乔治·哈里森才只是天真的17岁，连接吻的经验都没有；而汉堡这个奇特的城市几乎是正处于它最奇异的时期。被定位为自由港的汉堡，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成了民族解放阵线（FLN）枪手活动的中心，这不仅带进了大量的外汇，也带来了大批外国帮派分子。1960年8月，当柏林墙筑起的时候，许多民主德国的罪犯和非法移民宁可跑到汉堡来而不去柏林。接踵而至的帮派冲突斗殴，也都集中在这些俱乐部；他们雇用服务生所要求的条件不是他们的服务态度，而是要身强体壮，准备好对付从隔壁俱乐部过来的帮派分子。

艾伦·威廉斯亲自把这5名披头士成员带来汉堡。他开着一辆小型面包车，经由哈维治（Harwich）及荷兰湾（Hookof Holland）把他们载到汉堡。约翰对这段旅途唯一还记得的是，他们在荷兰稍事停留的时候，他还干了些潜到别人店里行窃的勾当。

他们很高兴能有机会试试他们带来的舞台服装——这可是第一次，毕竟他们现在是职业乐手了。那是保罗找他隔壁的邻居帮他做的，主要是几件绒布做的小外套。他们还打算搭配平常穿的那种不良少年行头：紧身黑色牛仔裤、白衬衫、黑丝领带以及尖头皮鞋；当然还有他们那前头高起、旁边抹油后梳的托尼·柯蒂斯式的发型。

皮特·贝斯特说道：“我们到达的时候和布鲁诺·科什米德见了面。他带我们到我们预计要表演的地点‘恺撒地窖’熟悉一下。我们遇到了豪伊·卡西（Horwie Casey），他也出身利物浦的乐队，早就在那里表演了。”

“我们很喜欢那个地方的样子，我们问什么时候可以把东西搬进来。他说不用，然后把我们带到附近另一家俱乐部‘英迪拉’（Indra），这一家远比之前的小得多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半，里头竟然只有两个人。

“他让我们看了一下更衣室，结果竟然是间男厕所。我们满心期待能住在旅馆，不过却被带到了一家叫‘邦比’（Bambi）的电影院，他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睡觉的地方，那看起来就像加尔各答的黑洞一样。不过由于年纪太小也太蠢了，所以我们没有抱怨，就直接去睡觉了。”

艾伦·威廉斯在带他们来汉堡之后，也待了好几个星期。他说有些“老家伙”乐队的队员看到披头士之后非常生气。“他们说我把这样的烂乐队带到汉堡来，简直是破坏行情。”

隔天晚上披头士要开始演唱的地方，“英迪拉”俱乐部，是仿照德文的“印度”来取名的。格罗泽弗赖海特（Grosse Freiheit）街上横挂着的一个巨型的大象标识，正是它的象征。不过俱乐部又小又窄，根本没有人会喜欢它，尤其是睡在“邦比”电影院的那几个人。

“我们要很晚才能上床睡觉，”约翰表示，“而且隔天就会被电影院节目的声音吵醒。我们努力地想先挤进女厕所，那是电影院里最干净的厕所了，不过那些肥胖的德国老妇人会把我们推开走过去。

“一开始，我们受到非常冷漠的对待。然后经理告诉我们得像街上那些乐队那样，要‘作秀’（Mak Show）。所以我们试了试。一开始我们对于要在这样龙蛇混杂的俱乐部区域里表演感到有些害怕。不过来自利物浦的我们也有些傲气，至少我们相信‘利物浦出身的人都很自负’这样的传说。

“第一次的作秀里，我在一首歌里像吉恩·文森特（Gene Vincent）那样跳着。每首歌都持续演奏了20分钟，就只是那样拖时间。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一直表演作秀。

“只有一次我们曾经试着对人群唱了首德文歌，保罗学了首那时非常受欢迎的《木头心》（Wooden Heart）。

“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也更有自信。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像这样整晚演出，自然就累积了经验。要待在国外，这些条件非常有用。我们得更加努力，全心全意地投入，靠自己克服一切问题。

“在利物浦，我们的演唱长度只有一个小时，常常就只管表演最拿手的歌曲就行了；每一次表演的都是同样的那些歌。在汉堡可得演唱8个小时，我们就要换个不同以往的表演方式。我们演唱的音量非常大声，整场都是砰砰砰的，很吵。德国佬就喜欢这样。”

皮特说：“一旦我们要表演的消息传出去，俱乐部就开始涌进大批的观众。我们一个星期演唱7晚。起初我们几乎是没有休息地唱到12点半俱乐部关门的时候，不过后来我们越唱越好，观众就一直待到差不多快凌晨2点。

“我们也见过很多打架的场面。真的是大混战，有人从灯架上荡下来，还有人跳到桌上，就像电影中的打架场面一样。”

在舞台上，他们没有跳起来的时候，通常会用脚打拍子，好加入一些声响并加重拍子。一开始皮特·贝斯特还不太能完全融入他们的表演方式，所以他们都得照着节奏连续地打拍子。不过皮特很快就有所改善，能够像他们那样表演了。

“作秀”（Making Show）——德国人是这么称呼它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表演方式。虽然他们是摇滚乐队，但在利物浦时，他们的表演实在太过安静了。现在别人则是正面地鼓励他们尽情发挥，尽可能在舞台上折腾。对约翰来说，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一向乐于表演，兴高采烈地跳上跳下或是在地板上翻滚，这让德国当地摇滚迷出乎意料的高兴，也很快地成了他们的歌迷。这些关于约翰·列侬的事迹仍然在汉堡传颂着，有很多还随着时间被添油加醋了一番。

“那真是累人的差事，”皮特说，“不过我们这五个家伙就是能够乐在其中。我们时常干些蠢事。约翰有件长的内裤，快到冬天的时候，天气渐渐变得很冷。乔治跟他赌10马克，说他不会只穿内裤不穿其他裤子就出门。他走上街去，只穿着他那件长内裤，戴着太阳镜读了5分钟的《每日快讯》（Daily Express）。我们盯着他瞧，简直快要笑死了。”

不过就在两个月后，“英迪拉”俱乐部关门了。因为邻居抱怨俱乐部的噪声太吵。所以后来披头士就移师到“恺撒地窖”俱乐部表演。“恺撒地窖”俱乐部的舞台非常老旧，差不多就只是在柳橙箱子上搭上木板而已。他们于是决定想办法把它弄穿，这样子俱乐部就得换个新台子。他们到处跳来跳去，做了一大堆舞台动作，到最后也的确把舞台给弄穿了，只不过舞台也从来没换新过；他们在洞开的地板上表演。

“他们的声名必将永世留存”。1960年，披头士前往汉堡途中，在阿纳姆（Arnhem）[2]战争公墓，由约翰拍下这张披头士的合照；可以想见，他拍照时已经很明显地注意到这句话了。从左到右分别是：艾伦·威廉斯、贝丽尔·威廉斯、“伍德拜恩爵爷”（Lord Woodbine）、斯图·萨克利夫、保罗、乔治以及皮特·贝斯特。（照片来源：Getty）

“我喝了很多的酒，”皮特·贝斯特表示，“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们会一直把酒送上台来，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喝高。我们也交过很多女孩子，不过很快就知道她们实在是很容易追到手。女孩子是女孩子，伙伴是伙伴。事情完全改变了，一开始我们都还是温顺的乐手，现在则成了风格火爆的乐队。”

在“恺撒地窖”俱乐部的演出比以前更加辛苦。原本在那里排第一位的乐队现在回到利物浦去了，而另一个利物浦乐队“罗里·斯托姆与飓风”（Rory Storm and the Hurricanes）则取代了他们的位子。他们正式签的合约是一晚表演6个小时。由于现在同一家俱乐部里有两个乐队，所以他们晚上就轮流演唱。不过他们中间休息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要做什么事、要去哪里都不是，所以他们实际上就跟一次连续演唱了12个小时一样。

“唱歌会使喉咙疼痛，让你的嗓音开始变调。”约翰说，“我们从德国佬那儿知道了吃减肥药片可以保持清醒，所以我们也跟着做。”那些药片一开始没什么不良作用，不过他们也继续试着吃别种药物，像是“黑色轰炸机”（Black Bombers）和“紫心”（Purple Hearts）[3]之类的，然而他们似乎从没有依赖过这些药物，或是服用过量。但是不管影响多么微小，这也开启了他们对使用药物的兴趣和喜好。有时候他们都会试试服用药物，除了皮特·贝斯特之外——皮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牵扯上药物。

他们嗑药的行为倒从来没有失控过，因为他们嗑药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保持清醒，而不是为了刺激、快感。他们想要保持清醒是因为他们真的十分喜爱这一切：把自己想表演的东西表演出来给这些狂野的汉堡青少年看，只要他们想看，他们就表演；他们一点儿也不在意要表演那么多小时。

他们真正感到厌烦的次数其实非常少，通常都是对住宿的问题感到厌烦。当然啦，如果他们并不是离家这么远跑到国外来，那可能早就打包行李回利物浦老家好几次了。不过他们没这么做，还是在离家这么远的汉堡留了下来。而他们也差不多是一拿到钱就全花光了。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变差。他们从没好好用餐过，也几乎没好好睡觉。约翰说了：“又要演唱、又要喝酒又要追妹子，我们怎么挤得出时间睡觉？”

乔治和保罗懂一点点德语，由于皮特·贝斯特的德语O-Level考试合格，所以他大部分都懂；约翰和斯图则是一点儿都不会讲，而且也没兴趣学。“我们常常用英语对着那些德国佬大叫，”约翰表示，“叫他们纳粹，还要他们快滚蛋。”不过观众们只会更加卖力地喝彩。

观众对他们很着迷，也非常支持。所以披头士也觉得比较不怕俱乐部的人、服务生和那些斗殴了。他们看过服务生从醉汉的皮夹里抽出钱来，当他们缺钱的时候，约翰就打算找个晚上自己动手试试看。

“我们选定了一个英国水手下手。我想我可以用英文和他搭讪，哄骗他说可以帮他找些妹子。我们一直请他喝酒，一杯又一杯的；他一直问女孩子在哪儿啊？我们也继续跟他聊，想办法找出他钱放在哪儿。到最后我们只好扁了他两顿，然后就放弃了。我们没有得手，我们也不想伤害他。”

披头士内部也有过多次的小争执，不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争执主要都是针对斯图和皮特这两位相较之下算是新加入的伙伴，他们常常被其他人指责。斯图对这种事很烦恼，不过皮特似乎就不怎么在意，他根本不会去理会这些事情，即使其他人都记得很清楚，他倒不记得和其他人有过什么争吵，或是有谁挑过他毛病或取笑他这类的事。

不过斯图和皮特也渐渐受到观众的喜爱，即使是这样，还是比不上保罗——不管是到哪儿，他一向都是最受欢迎的人。斯图在舞台上总戴着太阳镜，看起来一副非常不屑的样子；皮特则从来不笑或是像约翰那样到处蹦蹦跳，看起来完全是一副闷闷不乐、有点儿凶悍的样子。观众认为斯图和皮特两人都有种詹姆斯·迪安（James Dean）的神态，忧郁而高贵。而其他人，尤其是约翰，则是外向如脱缰野马一般。

“前不久保罗跟我提到，”约翰表示，“我和他常常为了谁是乐队老大而争吵；我倒是不太记得这些事了。在当时，这种事已经无关紧要了。我并不那么坚持一定要当老大，如果我真的要争的话，那也不过是自尊心的关系。

“所有的争执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得这么辛苦，因而变得暴躁、容易生气。我们只是小孩子而已。有一次乔治在舞台上拿食物丢我——像我们的表演时间这么长，通常都是在舞台上解决吃的问题——那次和乔治吵架只不过是为了某件蠢事，我就说我要打烂他的脸，我们就在台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叫嚣着，不过也仅此而已，我也没真的有什么行动。”

大体上他们彼此之间感情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也跟与他们同在“恺撒地窖”俱乐部轮流演唱的罗里·斯托姆乐队处得很好。

他们早就非常熟悉罗里的乐队。当时他在利物浦可远比披头士有名。这个来汉堡演唱的机会原本是要给罗里的，是因为罗里当时有了其他的演出合约，因而拒绝了，所以披头士才得以入替，来到汉堡演唱。除了罗里，当时利物浦也还有其他许多比披头士优秀的乐队，像是“凯斯与卡萨诺瓦”（Cas and the Casanovas）。而披头士在离开利物浦前往汉堡时，他们在利物浦的节奏摇滚乐队当中，很可能只能排在第三或第四流而已。

“我们全都认识罗里，”乔治说，“他可是利物浦的大明星，在舞台上也非常绚丽，热力四射。”乔治会这么熟悉他们乐队是因为，在他加入披头士之前，有段时间他曾考虑过要加入他们的乐队。“我之所以会遇上罗里，是因为我曾经企图要搞上他小妹。”

罗里·斯托姆乐队的鼓手也时常在休息时间来看披头士表演并点歌。

“我自己并不喜欢罗里他们鼓手的外表，”乔治表示，“他的头发有些斑白，看起来脏脏的；不过这个脏脏的家伙竟然就是林戈，他们里头最和善、最客气的家伙。”

皮特则表示，早在林戈和罗里·斯托姆一起在卡斯巴表演的时候，他就记得他这号人物了，但是披头士的其他人却不认识他。在那之后过了很久，他们才渐渐真的和林戈混熟。不过那是他们首次和林戈·斯塔尔碰面。

“除了与林戈和罗里·斯托姆乐团的这些人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朋友。他们几乎没离开过俱乐部，而且一点儿都不想和那些德国人打交道。”约翰表示，“他们全是些智力不足的家伙。”

他们同样不太愿意认识任何进俱乐部的英国人。约翰说：“一旦我们察觉到观众里头有些老兵，就知道不出今晚就会有麻烦发生了。几杯黄汤下肚之后，他们就开始鬼叫‘利物浦起来吧！’（Up Liverpool）或是‘庞皮起来吧！’（Up Pompey）。那些混蛋英国军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想到处惹是生非。他们会找上服务生挑账单的毛病，或者就没事找碴儿，那么当天晚上还没过完，他们就会半死不活地躺平了。服务生会亮出弹簧刀或短棍。事情的结果就会像前面说的那样，我可还没看过像他们这么厉害的角色呢。”

译注

[1] 这张照片后来也被约翰·列侬用在1975年的专辑《摇滚乐》（Rock n’Roll）的封面上，该专辑歌曲都是翻唱早期的摇滚歌曲。

[2] 在荷兰东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3] 两者皆为安非他命类药物。

12
阿斯特丽德·基尔舍与克劳斯·沃尔曼

阿斯特丽德·基尔舍，摄影师，披头士在汉堡时期的朋友兼时尚顾问。（照片来源：K&K and Astrid Kirchherr）

在汉堡，他们很少结交德国朋友倒不会太让人惊讶。大多数高尚有品位的汉堡人，几乎很少会来圣波利区（St Pauli district）附近，尤其是绳索街这里。

不过克劳斯·沃尔曼（Klaus Voormann）和阿斯特丽德·基尔舍（Astrid Kirchherr）却是例外。他们会遇到披头士是相当偶然的。他们成了披头士的歌迷，是披头士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歌迷。他们在披头士的身上看到了以前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个人特质。

克劳斯在柏林出生，父亲是个著名医师。他在1956年进艺术学院念书时来到了汉堡，他正在受训要成为商业艺术家，不过他也学了摄影作为专业科目；也是因为这样，阿斯特丽德才会和他相遇，成了他的女朋友。

阿斯特丽德来自汉堡一个稳固可靠的中产阶级家庭，她专攻摄影。到1960年时，他们都已经双双离开艺术学院。克劳斯在当地一家杂志社工作——汉堡可是新闻界的一大重镇——绘制广告海报；阿斯特丽德则在一名摄影师身边担任助理。

他们已经在一起约会了大约两年之久，而克劳斯也搬进阿斯特丽德家顶楼的一间房间居住。有一晚，他们起了点儿小争执，所以克劳斯决定自己一个人出门去看电影。

“我出门后漫无目的地走着，当我听到有间地下室传出很大的噪音时，人已经在格罗斯弗赖海特街上了。我走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以前还没到过这样的俱乐部。

披头士最著名的照片之一，1960年在汉堡的一个游乐场，由阿斯特丽德·基尔舍拍摄。（照片来源：K&K and Astrid Kirchherr）

“底下的景象非常的混乱。还有一些全穿着皮衣、看起来十足流氓模样的摇滚乐迷。不过台上那个乐队和他们搞出来的噪音倒是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所以我就小心翼翼地坐下来仔细听。”

这家俱乐部就是“恺撒地窖”俱乐部，不过舞台上的乐队并不是披头士；那是罗里·斯托姆乐队，鼓手则是林戈。完全在状况外的克劳斯，就正好坐在另一个驻唱乐队旁边。“我一直盯着他们瞧，因为他们看起来十分好笑：他们穿着格子外套，而且是黑白格子外套。我稍后才发现到斯图——他是他们里头装扮得最夸张的：头发梳得很高、穿着长长的尖头皮鞋，戴着太阳镜。不过那不真的是太阳镜，只是那种夹在一般的眼镜上头的那种遮阳片。

“他们上台开始表演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另一个驻唱乐队。他们由约翰主唱，表演了一首《甜蜜的十六岁》（Sweet Little Sixteen）[1]。他们的表演比罗里的表演还要令我吃惊，我的眼睛几乎无法从他们身上移开。

“我想要找他们说说话，靠近他们一点儿，不过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对那些摇滚迷感到很害怕，总觉得格格不入、很不自在。不过，我还是在那儿待了整晚。我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够一起演奏得这么好，这么有活力又这么有趣，而且他们还一直到处跳来跳去的。我估计他们像这样唱唱跳跳的，大概得有8个小时之久。”

他到凌晨才回到家，也跟阿斯特丽德说了他上哪儿去了。整个晚上待在圣波利区的俱乐部这种事，让她更加光火；他向她表示这个乐队有多么不可思议，她也没兴趣听。接下来那天晚上，她拒绝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所以他就独自一个人去了。

这一次，他想到了一个自我介绍的方式，好让自己有理由可以借机认识他们，或者至少能打声招呼。他带着一张他帮一首叫作“走就好，别用跑的！”（Walk Don’t Run）[2]的流行乐单曲唱片所设计的封面前往俱乐部。身为一个商业艺术家，虽然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给杂志用的，不过他也做过一两张唱片封面。他认为披头士应该会有兴趣看看这张封面。

他枯坐了很久，试着一点一点慢慢地靠近。到最后轮到披头士的休息时间，他们坐下来的时候，他靠近那个看起来似乎是团长的约翰身边；克劳斯结结巴巴地用他那学童程度的英语说话，把唱片展示给约翰看。

这招对约翰产生了一点儿效果。约翰表示：“我只记得这个家伙塞了张唱片封面到我手里，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念念有词地说了些什么“斯图才是艺术家，最好是把封面拿给他看”之类的话。克劳斯开始往斯图那边移动，然而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斯图就是不为所动。所以他只得再度坐下，而且感到更尴尬不安；他也只好再度整晚坐着听音乐了。

隔天晚上，他第三度光顾时，克劳斯终于说服了阿斯特丽德；她心不甘情不愿地跟他一起去，随着他们同行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于尔根·沃尔默（Jurgen Vollmer）。

“我到了那边的时候吓了一大跳，”阿斯特丽德说，“不过当我看到这五个人，很快就将那些恐惧全抛在脑后了。我没办法解释那种感觉，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就是没办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就某方面来说，我一直很迷恋那些不良少年；我喜欢他们的外形，像在照片和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突然间我眼前就出现了5个头发梳得高高的、留着长长鬓角的不良少年，我只能目瞪口呆、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

“周遭的气氛实在是相当骇人。他们就是很典型的绳索街[3]上的那一类人。断了鼻梁的、小混混之类的。我们德语称他们为“Schlagers”（爱逞凶斗狠的人），狠角色，彻头彻尾的流氓。”

克劳斯和阿斯特丽德开始向人谈起披头士的事情后，越来越多他们的同窗好友也开始来看披头士的演出。他们这群人在俱乐部占据着固定的区域和自己的座位。这些学生的那种比较斯文的作风、比较时髦的服装，很快就开始影响到“恺撒地窖”俱乐部的气氛，使得整个氛围开始转变。

虽然那些摇滚乐迷不像以前那样占优势，不过仍然还在那儿欣赏表演。克劳斯说：“俱乐部变成了我们的据点。不过我们和那些摇滚乐迷之间并没有什么对立的意味，事实上，有些人还和我成了朋友；虽然以前跟他们连一个人都不认识，而且从来没交过这类朋友。

“有一些我以前看都没看过、很疯摇滚乐的有趣的小女孩，她们跳起舞来像小蘑菇一样；她们穿着短短的宽裙子，搭配着浆得硬挺挺的衬裙，这让她们看起来很显眼。”

在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里，披头士也开始和克劳斯、阿斯特丽德以及他们的朋友坐下来聊天、喝酒。他们不会讲德语，不过有些德国人懂一点点英语。

“突然间，我们变得像艺术家似的，”乔治表示说，“或是存在主义的信徒（Existentialists）那类的人。”保罗说：“他们很棒，不同于一般的德国人。他们也对斯图那副类似詹姆斯·迪安的装扮极为惊艳。”“我管他们叫‘Exis’，约翰说，“他们是第一批我会想聊天交谈的德国人。”

“我听不懂约翰讲话的口音，”克劳斯表示，“不过乔治跟我们讲话时习惯讲得很慢，所以我们可以听懂他的话。他看起来很有趣，他后面的头发很短，头顶的头发又弄得很高，所以他的大耳朵就显得很突出。”

连续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去光顾俱乐部之后，阿斯特丽德终于鼓起勇气提出要求，问看看她是否能帮他们拍照。“由于我们跟他们处得相当好，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心了。我很清楚绳索街的摇滚乐迷都很喜欢他们、崇拜他们，搞不好还肯为了他们杀人呢。”她假装无意间说出一些话，透露她想要帮他们拍照的意愿。“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在装模作样。约翰会发表一些可笑的议论，在人群面前说些德国人的坏话；并不是针对我的，不过至少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并不是真的像他表现的那样子。”

不过，她对约翰的响应并不是真的感兴趣，她想要进一步认识斯图。“我对他可说是一见钟情，这可不是那种庸俗的爱情故事之类的事；我那时确确实实有那样的感觉。”

仍是在汉堡的游乐场，斯图站在中间，乔治和约翰在后面。由阿斯特丽德所拍摄的披头士照片是他们最早的专业级摄影，而且是迄今最具艺术性的照片。（照片来源：K&K and Astrid Kirchherr）

他们所有人约好隔天在绳索街碰面。她带他们到附近的一座游乐场，拍了许多他们的照片，然后邀请他们到她家喝下午茶。皮特·贝斯特婉拒了。“我不去并不是因为我不善交际，只是我得去买些鼓皮来换；我前一晚才打破掉。”不过其他四个人跟着她一起走了。她招待他们下午茶，他们感到很高兴。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德国人的家里。

阿斯特丽德用来招待他们的那个房间非常的暗，充满了神秘感。在经历了黑暗的第一印象之后，你能看到的就只有两个颜色，黑与白。每样东西——墙壁、家具、地毯——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她让树沿着墙生长，横跨天花板，并包围整个房间。窗子被遮住了，仅有的光源来自蜡烛。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块黑布，他们其中一人把它从旁边掀开来，要看看后面是什么东西，结果发现是一面镜子。阿斯特丽德说：“那可是我的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式的作品。”

下午茶点倒有些普通——是火腿三明治。“嘿，瞧瞧这个，”乔治叫着，“火腿三明治呢！我不晓得德国人也吃火腿三明治呢。”每次都得在“恺撒地窖”俱乐部一待就是12个小时之久，可以想见乔治对德国人的生活所知有多少了。后来她开车载他们回俱乐部，准备晚上演出。

阿斯特丽德开始时时将照相机带在身边，也拍了很多他们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披头士所拍摄过的最早的专业级照片，而且是接下来这么多年中，最具艺术性的照片。她很巧妙地运用光线照射的方向，拍摄出那种半阴暗的照片，虽然那种让脸孔半边呈现阴影的技法并不是她原创的，但是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他摄影师常常运用并且仿效这样的效果。阿斯特丽德是第一个看出他们十分具有上镜潜质的人，这也是后来他们一项很可贵的条件。

她带着他们到汉堡各地去拍照。有一次他们到码头去，让他们排在铁路的支轨上，拍些不同以往的照片。要看出阿斯特丽德拍的这些照片到底拍得多好，就要用高品质印刷技术和纸张把这些作品的优点完全呈现出来；不过即使是在廉价的新闻印刷品上，它们看起来仍然戏剧张力十足而且不同凡响。保罗说：“这些照片相当出色，没有人能够把我们的照片拍得像阿斯特丽德拍得那么精彩了。”

在早些时候的表演时段里，她一直试着要和斯图聊天，试图跟他说她想要拍他的个人照。不过她怎么样做都没办法让他听懂意思，他不会讲德语，而她不会说英语。所以她开始要克劳斯教她英语。“他几乎老是忘记要教我英语，会试着跟我解释东西；我就是学不起来。”

实际上，自从第一次的下午茶之后，他们每晚都到她家用餐；而她和斯图之间也慢慢有些进展了。后来，斯图开始会在其他时间自己一个人去她家；他们会一起坐在她那张黑色的床上，借助一本德英字典互相沟通聊天。

“我喜欢斯图，其次则是乔治和约翰。后来我也蛮喜欢皮特·贝斯特，我非常喜欢他，不过他实在非常非常的内向害羞。他可能是个很有趣的人，不过我跟他的接触不多。即使人们都渐渐忘了他这个人，但是他真的有他独特的一面。

“保罗，我发觉他很难亲近。他总是很和善亲切，而且显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他总会和歌迷聊天、宣布一些事情，还有帮人签名之类的。大多数的歌迷把他当成是乐队的头儿，当然啦，约翰才是老大。他很显然是里面最强的人。我并不是说在体格上，而是就性格来说。

“斯图则是最聪明的人。我想他们全都同意这一点，约翰也是这么认为。

“而乔治呢，当我们谈论他们几个人的时候，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想到过乔治的聪明才智。我们知道他不笨，不过他还只是个年幼可爱的孩子。他对任何事都是一副天真又开朗的态度，就像他喜欢火腿三明治的那个样子。他也有一大群拥护者。于尔根常常会公开说‘我爱乔治’。他是最早这么做的人之一。

“我和乔治一下子就相处得很融洽了。他十分开朗又天真地表示他从来没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毕竟他才只有17岁，而我是那种他以前从没遇见过的聪明女孩，我有自己的车，从事摄影的工作，还穿皮衣外套。他很自然地对我产生兴趣，我并没有爱上他或是有诸如此类的情感。事情并不像那回事。我大他5岁，所以坦诚一点儿、直率一点儿也无妨，我们处得相当好。”

1960年11月，斯图和阿斯特丽德就在他们首次见面的两个月之后订婚了。他们凑了一些钱，出门去买戒指，按照德国人的习俗，一个人各一只戒指。然后他们开着她的车沿着易北河（Elbe）走。“自从我们开始能够彼此沟通后，我们就打算要结婚了。”

斯图那时候19岁，实际上比乔治大不了多少，但是在想法观念上则成熟得多了。他始终一如往常，对艺术有着极高的兴趣，不像约翰早就把它抛到脑后了；不过他同样地对乐团的事极有兴趣。有一天晚上他和保罗在舞台上大打出手，尽管他比保罗还要瘦弱，不过斯图的极度愤怒给了他更强的力量。“他生气的时候会变得相当不可理喻。”阿斯特丽德如此表示。那次冲突的起因是一些关于阿斯特丽德的事，保罗说了些关于她的话，不过没有人记得详情。

至于斯图和保罗两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些许的嫉妒和争执，这要解释清楚并不困难。就某些方面来看，他们两人在互相较劲，希望能博取约翰的重视。好几年来，保罗独享着这样的待遇，直到斯图出现为止。很显然的，斯图非常有才华，思想也更成熟，与约翰更投契。即使是保罗的弟弟迈克尔·麦卡特尼也还记得，在利物浦时，保罗就已经是多么嫉妒斯图了。

至于这5个利物浦来的不良少年，与这群汉堡的学生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就比较难解释清楚了。这些学生的服装风格与思想都同样的极为新潮。克劳斯和于尔根都把头发往前梳，梳成当时所称的法国风格那样子；但是披头们却有着一种粗鲁、不做作、不受礼教约束的活力，这些特质使得他们更加吸引人。

这些“exis”（存在主义信徒）帮他们所有人取了绰号：约翰是“鬓角老兄”（the Sidies Man），乔治是“美少年”（the Beautiful One），而保罗则是“娃娃脸”（the Baby One）。打从他们抵达德国的那一刻起，光是他们的名字——“The Beatles”——用德语念出来就相当有娱乐“笑”果了——“The Beatles”用德语念起来成了“The Peedles”；在德语里是小孩子常讲的粗话，就是“小鸡鸡”或是“阴茎”的意思。

现在披头士已经有了两派相当死忠的追随者：摇滚乐迷和存在主义信徒。他们原本只有6个星期的演出合约，也应众人的要求延长了好几次。圣诞节渐渐临近，他们已经在汉堡待了将近5个月了。他们知道自己在“恺撒地窖”俱乐部的表演大获好评之后，就想要延伸触角到比较大的俱乐部表演。他们计划着要想办法进到比较大、比较好的俱乐部——“十佳”（Top Ten）俱乐部去。

他们请求“十佳”俱乐部的经理彼得·艾克霍恩（Peter Eckhorn）给他们一个试唱的机会。“我挺喜欢他们的，所以跟他们签了一纸合约。”然而，就在此时，乔治·哈里森却被通知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了。

“在所有的俱乐部，”乔治表示，“它们通常每晚都会宣告说，18岁以下的人不得入内。到最后，有人得知我只有17岁，没有工作许可证或是居留证，所以我必须离开。我得自己一个人回家，我感到非常的恐慌。”

阿斯特丽德和斯图开车载乔治去车站，帮他买好车票，找好火车座位。“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阿斯特丽德说，“可怜的小乔治，完全不知所措。我给了他一大袋糖果和一些苹果。他张开双手抱着我和斯图，他们从来没有像这样用行动表达过内心的情感。”

其他的四个人移师到了“十佳”俱乐部，只不过，在他们又牵扯上其他麻烦之前，他们在那儿仅仅表演了一晚而已。

皮特·贝斯特说：“我和保罗在‘邦比’整理东西准备要离开，约翰和斯图早已把他们的东西搬到‘十佳’去了。因为需要一点儿光线好看清楚我们在做的事，我们必须生个火。事态并不严重，但是警察仍旧把我们送进牢里关了三个小时，而且后来说我们也一样要被驱逐出境。”就这样，只剩下约翰和斯图留在汉堡。

阿斯特丽德说：“大概是在一天后吧，约翰来到我家。他说他也准备要回家了，因为他的工作许可证被注销了。他表示他必须卖掉一些衣服才有钱买车票。”

“这真是令人胆战心惊，”约翰说，“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启程返家。我背着音箱打算把它偷偷带走，吓得我全身僵硬，我还没有付这个音箱的钱。我还深信自己将永远无法回到英国。”

最后连斯图也被告知必须离境。除了乔治很显然是因为未达法定年龄的关系之外，他们其他人被驱逐出境的真正原因，从来没有真正明朗过；或许那是俱乐部之间暗中角力斗争造成的结果。

斯图回到家的方式是唯一比较像样的——他搭乘飞机回到了利物浦，他的扁桃腺有些发炎，阿斯特丽德不希望因为这趟长途的舟车劳顿而让他变得更严重，所以帮他付钱买了机票。

其他人各自靠着自己的力量，辛辛苦苦地回到了利物浦；他们到目前为止的生涯中最精彩、最丰富的经历，最后是在这样可怜、凄惨的情况之下告终。

他们一个个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灰心落寞、垂头丧气地返回家乡。有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见面或是互相联络；他们甚至怀疑披头士是否还能继续下去。

译注

[1] 早期披头士深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吉他大师查克·贝里（Chuck Berry）的影响，时常翻唱他的经典名曲，像是《约翰尼·B·古德》（Johnny B. Goode）、《超越贝多芬》（Rollover Beethoven）、《摇滚乐》（Rock and Roll Music）、《孟菲斯》（Memphis）等等。《甜蜜的十六岁》也是查克·贝里的经典歌曲之一，翻唱者不计其数。这首歌有个著名的改编版本，是海滩男孩乐队所唱的《家最好》（Surfin USA）。

[2] 《走就好，别用跑的！》是投机者（The Ventures）乐团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首冲浪摇滚名曲。

[3] 绳索街是汉堡著名的红灯区。

13
利物浦——利瑟兰与洞穴俱乐部

1966年1月，等候在利物浦著名的洞穴俱乐部门外的乐迷。（图片来源：Getty）

约翰从汉堡回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半夜了。他还得丢石头敲咪咪卧室的窗户叫醒她，这才进得了屋子。

“他穿着一双上头不是金色就是银色、长度到膝盖的牛仔靴。他就只是推开我走了过去，说了句：‘咪咪，付一下出租车钱吧。’他走上楼梯，我对着他的背后大喊：‘你那一个星期100英镑的薪水呢？’”

“咪咪，你老是这样，”约翰吼了回来，“你都知道我已经累个半死了，还要叨叨念念着那一个星期100英镑的薪水。”

“把这双靴子丢掉，你不能穿这样的靴子出这个家门。”

约翰上床睡觉去了，而且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星期；倒不是因为那双惹人厌的靴子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似乎已经没什么选择了。辛西娅自然很高兴能再见到他，他出远门到汉堡去的时候一直写信给她。“像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那种性感又迷人的信，”约翰说道，“有些信还写了40页长呢，你该不会把它们撕了吧，有吗？”

最先回到家的乔治·哈里森，有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其他人最后也步着他的后尘回来了。“我觉得挺丢脸的，尤其是要启程到汉堡那时候还讲得天花乱坠的。有一天晚上我老爸顺道载我到市区时，我还得伸手向他借个10先令呢。”

保罗·麦卡特尼也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而且马上就得想办法过他父亲那关。一开始吉姆就不想让他离开学校到汉堡去，他告诉保罗现在该去找个工作做，不要只是到处鬼混，什么事也不干。

吉姆总会用他那套独到的说辞，对保罗说：“闲着没事做，容易出差错。”然后一天念叨上好几回。保罗不是个天生反骨、好挑战原则的人，总是会迎合别人的要求，所以最后终于竖了白旗。

“我到政府设的职业介绍所去，大家似乎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帮我安排了一份工作，担任货车的随车助手。以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圣诞节时我曾经在邮局工作过，所以我想试试不同的工作。

“那家公司叫作SPD快递公司（Speedy Prompt Delivery）。他们在码头一带负责运送货物的工作。我搭早班公交车到码头那边，买份《每日镜报》看，即使我其实只是个专科学校笨蛋而已，我还是试图把自己弄得像个真正的工人。

“我通常都是坐在卡车后面，帮忙搬运一些包裹。有时候当我们前往像彻斯特（Chester）这些地方，而我又觉得非常疲倦时，就会在卡车上睡觉。我和他们一起工作了大约两个星期，觉得生活过得非常踏实，有份工作而且口袋里也有了点儿钱；不过由于圣诞假期结束，工作量没那么多，所以我就被解雇了。

“我老爸又再度开始碎碎念，说什么平常玩玩乐队算是相当不错的活动，只不过我们没办法靠它维持生活；我自己多多少少也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总是有许多人跟我们说我们的乐队大有可为。有乐迷喜欢我们，这点也让我们心里头好过一些。

“我另外在马西科金斯（Massey and Coggins）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缠绕电线线圈，上班时还得穿着风衣工作。有个同事因为我的长头发，帮我取了个外号叫曼托瓦尼（Mantovani）。我得跨站在绞盘上面来缠线圈，我常常会弄断掉，一天大概只能弄好一个半线圈。其他有些人能做好8个，甚至14个线圈，我真的是挺逊的。

“不过下午茶时间倒是相当不错，有果酱奶油面包可以享用；所有人都在一个封闭式的运动场里头踢足球。

“现在我想起来了，实际上我去的时候，原本是准备给我一个刷洗运动场的工作的，这工作我认为还可以接受。后来那个人发现我通过了几科普通教育证书的考试（GCE），他就开始疑神疑鬼，好像我有什么犯罪前科似的。后来他确定我没有问题，就帮我安排了一份比较好的差事，也就是缠线圈这份工作，他说如果我能坚持地做下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幻想着：如果我工作够努力的话，可能不久之后就会晋升到管理层的位子了吧！

“缠线圈的工作一个星期有7英镑的收入，而且还有下午茶。而乐队又开始活动了，只不过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再回去做全职的表演。我继续待在我的工作岗位，只有在午餐时间或是请病假的时候去表演。不过最后我还是离职了，我总共在那儿待了大约两个月。我很喜欢工人的工作，在那儿我遇到一个叫艾伯特（Albert）的家伙，我和他挺有话聊的。”

他的父亲吉姆表示：“关于保罗的个性，我会这么说——他一向是个认真尽力表现的人。但他真的对什么工作都没啥兴趣。他只是想对我有所交代而已。”

他们在1960年12月初从汉堡回来，他们这段没有演出邀约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两三个星期。运气还算不错，他们很快又有在俱乐部演出的机会了，这也让他们落魄返乡后的悲惨生活稍有起色。当他们还在汉堡时，艾伦·威廉斯决定要建一家像汉堡那一类的大型摇滚俱乐部。而如今他已经介绍过许多乐队——包括“格里与前导者”（Gerry and the Pacemakers）——到汉堡表演。因此他认为，等到他们回利物浦的时候，也该有个场地供他们演出。就在披头士返回利物浦之前不久，他仿照汉堡的“十佳”俱乐部，也在利物浦开了一家“十佳”俱乐部，并派了一个叫鲍勃·伍勒的人担任经理。不过这家俱乐部在开业6天后就失火，烧掉了。这个原本很可能是披头士最理想的表演场地，在他们还来不及看到时就已经化为灰烬了。

他们自汉堡返乡之后的首次定期演出，最后是回到了皮特·贝斯特的母亲经营的俱乐部——“卡斯巴”。他们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尤其是皮特的朋友，尼尔·阿斯皮诺尔。

尼尔是皮特·贝斯特多年的好友，实际上他正住在“卡斯巴”，至少他已经是个离家独立的人，他在贝斯特太太家里租了个房间。他并没有和皮特一起上同一所学校，而是在利物浦学院就读，和保罗·麦卡特尼同年级；他也早已认识乔治·哈里森，他们都曾经因为吸烟而惹上麻烦。即使他很支持本地的乐队，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沉迷于噪音爵士乐。早些时候的卡尔·莱维斯秀在利物浦帝国剧院的试音会，他还和一群同班同学一起前往，帮披头士（或者说“月亮狗”）加油助阵。

尼尔·阿斯皮诺尔从利物浦学院毕业时有8科O-Levels考试及格，而且正在接受会计师培训。他一个星期可以得到2英镑10先令的薪水，外加餐券，看来似乎准备好就要进这一行了。一开始，他晚上的时间大都把精力耗在那些函授课程上。“我很痛恨还要接受300里外的那些家伙的折磨，那像是把东西寄到月球去一样，一点儿屁用也没有。”当他开始在“卡斯巴”鬼混的时候，他那些课程的成绩也开始往下掉；尤其是在他搬进卡斯巴、全天候住在那里以后。

“皮特住汉堡的时候一直写信给我，”尼尔说，“他说在那里一切都进展得很不错，他们也应要求再多留一个月，后来又多留了一个月，然后再一个月。”

“最早是德里与老家伙们从汉堡回来了。皮特把他们介绍到他母亲的俱乐部去，于是她就让他们在‘卡斯巴’表演一晚。他们进步得非常多，但是他们表示要等到我们听过披头士再说。

“当听说披头士确定要回来的时候，我写了一大堆的海报，上面写着‘传奇的披头士回来了’；我把这些海报贴在墙上、门上，到处都贴。我还没有见过皮特加入他们阵容时的披头士，也不知道他们在汉堡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也很有可能变得糟透了。”

不过尽管尼尔这么热切地期盼着，也不可能马上把披头士送上“卡斯巴”的舞台上演唱。好像根本没有人晓得其他人在做什么，甚至不晓得他们是否全部都回来了。皮特·贝斯特说：“约翰都已经回来一个星期了，我却还不知道他也被迫离开汉堡；我们也有好几个星期不晓得斯图的情况，就这样子一直到了一月。”

不过他们在汉堡之行过后预先排定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卡斯巴”演唱，而且非常成功。

“他们真的很棒，”尼尔表示，“比起以前，他们进步非常多。他们也开始有其他工作机会以及一大群的支持者。在‘卡斯巴’负责守门的那个家伙，弗兰克·加纳，也开始开着他的面包车载着他们四处跑。由于‘卡斯巴’是他们放器材和音箱的根据地，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常在‘卡斯巴’看到他们。罗里·斯托姆从汉堡回来后也在‘卡斯巴’演唱，那可真是大场面啊。”

然而他们汉堡行之后最重要的演唱会，则是1960年12月27日在利瑟兰的镇公所所举行的那场；如果要说他们的生涯中有什么转折点的话，也该算是那一天了。他们的成长进步、他们新的声音以及新的歌曲，在那一夜突然撼动了利物浦。他们在“卡斯巴”的歌迷们那一天出现在利瑟兰，对当晚演唱会的圆满成功大有帮助。从那个时候起，他们有了一群忠实狂热的拥护者为后盾，这使得他们不再畏缩不前了。

这次是因为鲍勃·伍勒的帮忙，他们才会有这场演唱会，他那时候正好是利瑟兰镇公所的DJ。在噪音爵士乐的热潮开始之前，他在英国铁路公司当职员。那时候他已经近30岁了，他本身并不怎么热衷噪音爵士乐，不过对它的发展性倒是很感兴趣。“看到这些青少年第一次这样搞出自己的音乐，还靠自己的努力当上艺人，实在是很令人赞叹。”

在利物浦当地建立“十佳”俱乐部的这个主意最后是半途夭折了，这原本会是他和披头士可以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他们自己也很感慨。我了解他们的能力，不过那时候他们的情绪真的非常低落。乔治对于他的汉堡之行最后竟然是以这样子的方式结束，觉得非常的难受。”

他也设法安排他们在利瑟兰镇公所的舞会上表演。这里是个大型表演厅，每个星期固定举办两次青少年舞会。那个表演厅是他们直到当时所表演过的最大的场地。他们在汉堡演奏的那套声音巨大、节拍很重、轰轰隆隆作响的音乐，果真引起了大骚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他们那晚赚了6英镑，也是收入最好的一次。

“那些孩子简直是抓狂了，”皮特·贝斯特说，“后来我们发现面包车被他们用粉笔乱涂乱画，这种事还真是头一遭发生。”

那晚的表演节目单上所载明的标题是：“披头士，从汉堡直达！”当晚引发暴动的那些孩子另外也在好几晚的表演引发暴动，他们认为披头士一定是德国人。那些孩子听到他们签签名簿时讲的话，全都惊讶地说：“你们的英语讲得很好呢！”

“很可能是我们看起来也像德国人吧，”乔治表示，“我们跟其他乐队比较起来，外形的确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穿着皮裤和牛仔靴，看起来很有趣，表演也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演出很成功。”

约翰表示：“就在那晚，我们才不再那么畏缩，开始放手去做。我们发现自己还算有点儿名气；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第一次开始认为自己是很棒的乐队。我们在汉堡那时候自认还算过得去，但还不够优秀。”

披头离开利物浦的那段时间，不只是他们自己，英国也有了一些重大的改变；所有的乐队都疯狂地模仿“影子”乐队。

克利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的大获成功，连带捧红了他的伴奏乐队——“影子”，由杰特·哈里斯（Jet Harris）、托尼·米汉（Tony Meehan）、布鲁斯·韦尔奇（Bruce Welch）以及汉克·马文（Hank Marvin）组成，也靠自己的能力有了成功的表现。他们的演奏曲唱片《阿帕契》（Apache）在英国大受欢迎。每个乐队都模仿他们的舞台装扮——穿着正式又体面的灰色西装，搭配合宜的领带加上擦得锃亮的鞋子。他们很少有舞台动作，三个人的动作都差不多。音乐风格也和外表装扮一样中规中矩，精雕细琢、情绪很克制的表现。

而另一方面，披头士的表演则是音量又大，狂野又热情，而且看起来既邋遢又散漫，就像是几个未进化的土人。他们还是坚持玩摇滚乐的风格，在他们离开利物浦的时候，摇滚风格还相当流行，不过如今已经过时了。要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则是他们的舞台表演摇滚味道更重了，又加上一些撞击发出的声响、更大的音量以及狂野的“作秀”。事实上，他们已经创造出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新音乐，这些音乐和规规矩矩的“影子”差了十万八千里。这种音乐你听了要不是会捂着耳朵跑得远远的，就是会和他们一样兴奋狂野地乐在其中。

“这都是在汉堡那段时期训练出来的，”约翰表示，“在那里才使得我们真正成长进步。要吸引那些德国佬来看，我们还得一次持续表演12个小时左右，我们得十分努力才行。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家里头，恐怕永远不可能进步这么多。在汉堡，只要我们脑袋想得到的东西，我们都会去试试。这儿可没有东西能让你模仿，我们就把最喜欢的东西表演出来。只要音乐够大声，那些德国佬就很喜欢。

“不过一直等到回到利物浦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些差异，当其他的乐队都在演唱克利夫·理查德的那一类鸟歌的时候，我们才见识到自己已经成长进步到什么境界。”

他们本身的热情和人格特质当然也是一大助力，也感染及影响了观众的情绪；他们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音乐，但这同时也是由像利物浦这些纯真、诚挚、不取巧、不刻意装模作样也不夸耀的观众所创造出来的。

鲍勃·伍勒很快地转换了跑道，由利瑟兰的DJ变成“洞穴”俱乐部的DJ，他也是头一批急着把他对披头士的评析送上印刷媒体的人之一。在6个月后的1961年夏天，他的评论登上了默西地区当地的摇滚乐报刊。当披头士在利瑟兰镇公所表演厅的演唱会震撼了利物浦之后，他在1961年初提出了他的观点和想法，这远比后来披头士所做过的任何广告或宣传活动都还要早了许久：

你们认为，为什么披头士会这么受欢迎呢？他们赋予了旧有的由美国黑人歌手所原创留传下来的摇滚乐新的面貌。当克利夫·理查德这类歌手把它们搞成了软调无力的东西时，那炙热的情感产生的动力消失不见了；披头士撼动了这种状况。他们推翻了这种令人厌烦的局面，披头士会让人们对着他们尖叫。这是身体和听觉上的双重刺激，象征着青年的叛逆行径。

他们基本上着重唱腔的表现，鲜有演奏曲。他们有着独立的想法和意志，不管是为了好玩、为钱或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都会尽情演出他们喜欢的音乐。他们也有幸能在汉堡吸取经验和累积一些名气。他们的音乐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外形也极具吸引力；以他们外形潇洒却有些冷峻忧郁的鼓手皮特·贝斯特为例，就有点儿青少年时期的杰夫·钱德勒（Jeff Chandler）[2]的味道。值得一提的各种极具天分的嗓音，不过说话时则具有同样天真的语气。在节奏上的重大变革，一场从头到尾高潮不断的演出。一种个人的偶像崇拜，表面上对任何事都毫无野心，然而却在介于充满自信与脆弱之间摆荡。确实是一种奇迹——而且也让主办人处境为难！这就是令人着迷的披头士，我不认为会有第二个像他们这样的乐队出现了。

1961年的新年，他们在利瑟兰镇公所的成功演出之后，又安排了许多场在其他大型舞厅的演唱。在大部分的地方到最后都是以暴动收场，尤其是当保罗在唱《亭亭玉立的萨利》时，这是一首摇滚乐的标准曲目，不过他们是用比较不一样的节拍和比较激烈的表演方式来表现。他们也开始了解到自己对观众产生的影响力，而且也经常尽量把它发挥到极致，直到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为止。保罗表示，早期有些舞厅真的是很吓人。“在沃勒西（Wallasey）的格罗夫纳（Grosvenor）舞厅，如果有可能会出事的话，他们早就有100个人待命等着了，准备要跟锡康贝（Seacombe）来的100个家伙干架。之前有天晚上他们开始干架的时候，我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想尽办法要保护我的音箱，那是一个埃尔皮克牌（El Pico）的音箱，当时可是我的宝贝呢。有个不良少年抓住我说，小子，别乱动，不然他妈的你死定了。汉布尔顿（Hambledon）舞厅也是个常常有人打架的地方。有天晚上那里还有人用灭火器互相攻击。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有人打架而被迫中断演唱，而且常常是在我们唱到那首《霍莉·格利》（Hully Gully）的时候。”

大部分的舞厅都会雇用很多壮汉来预防这类的麻烦事，而这些壮汉也开始可以在一些其他事上派上用场。

约翰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家舞厅，那里有很多人，我们彼此谈论说附近一定有其他舞厅的经理，这样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表演的机会。只是我们不晓得这家舞厅的主管早就派了些保镖来防止其他的演出经纪人接近我们。所以除了这个主管派来的家伙之外，根本没有其他人来找我们。他表示他喜欢我们的表演，所以愿意让我们在这里长期演出，一个晚上酬劳8英镑；这至少比我们现在能赚到的酬劳多了一大笔，所以我们也乐得接受了。”

1961年之后，他们赚的钱比以往多更多了。由于他们很受欢迎，受欢迎的程度也渐渐追上罗里·斯托姆［他们称呼他为“作秀大师”（Mr. Showmaker）］这个利物浦的顶尖乐队。不过他们并没有经纪人，也不甚清楚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是什么状况。乔治说道：“我们花了好一段时间才了解到，和其他乐队比起来，我们已经变得有多棒了。后来也开始发觉，我们到哪里都能吸引大批人群。人们还会跟着我们到处跑，亲自来见见我们，不只是来参加舞会而已。”

他们仍然经常责骂斯图和皮特·贝斯特，只不过还不至于像在汉堡那次那样吵得那么严重。他们要不是在表演后为了要坐车子里最好的位子争吵，就是为了吃的在打架，而且常常是为了该由谁开车而吵来吵去的，因为他们总认为驾驶座的位子最好，才不想要跟那些演出器材挤在一起。

“通常都是我和乔治在为这种小事斗嘴，”保罗表示，“因为我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约翰年龄最大，所以自然是老大。乔治和我则是互不相让，争着看是谁要开车。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面包车，我就会赶着去拿钥匙，抢着第一个坐进驾驶座。乔治到了车子这边会说：‘嘿，我想该我开了吧，你昨晚开过了。’我就会回他：‘哦，有这回事吗，有吗？’”

他们在默西地区许多舞厅里大获好评的演出，自然也就让他们有了专属的表演地点，这样他们就可以固定在那里驻唱，歌迷也可以预知他们会在哪里表演。这个地点就是“洞穴”俱乐部，而这也得感谢鲍勃·伍勒的帮忙；他们不再待在卡斯巴演唱，那里实在是太小了，只是个当地的小俱乐部而已，而且离利物浦的市中心也有段距离。

“洞穴”俱乐部长久以来都是利物浦市中心很重要的现场音乐表演场所，不过一直纯粹只有爵士乐表演而已。即使是在我在前面引述过的那篇鲍勃·伍勒的文章发表的1961年夏天，“洞穴”俱乐部在同一期刊物的另一页所做的广告，仍然标榜着它是家爵士乐俱乐部，虽然那时候它已经是以节奏摇滚乐队的表演——尤其是披头士的演唱——为主要的号召。

“洞穴”俱乐部位于马修街8号，马修街只是利物浦市中心的一条窄巷子，就在NEMS这家最大的唱片行所在的白教堂（Whitechapel）街的附近。离《利物浦回声报》的大楼只有几条街的距离，而且离码头顶也不远。

马修街上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些蔬果商的仓库，街上总有一些丢弃得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有一股水果、蔬菜闷久了的味道，白天和清晨则到处是卡车在卸货。往下走个17级台阶就是“洞穴”俱乐部了，那是个曾经用来当作酒窖的地下室；不过看起来还是像个酒窖，有着高高的拱状柱子，阴暗又简陋。即使到现在已经全部装修成夜总会式的餐厅，里头似乎也没有任何的通风设备。

披头士在洞穴俱乐部表演。（照片来源：Getty）

前任的会计雷·迈克福尔（Ray McFall）在1959年接掌了“洞穴”俱乐部，调整俱乐部经营方向，将它变成一个爵士乐俱乐部。约翰尼·丹克沃思（Johnny Dankworth）、汉弗莱·利特尔顿（Humphrey Lyttleton）、阿克·比尔克（Acker Bilk）、克里斯·巴伯（Chris Barber）[3]都在那里演出。不过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时段留给了日渐增多的摇滚乐团。

乔治·哈里森，在洞穴俱乐部表演中途休息时所摄。时间大约是在1961年。（照片来源：Getty）

1961年1月开始，披头士从汉堡回来之后，也开始经常性地在“洞穴”俱乐部演唱。一开始他们是和“摇摆牛仔裤”（Swinging Bluejeans）一起轮流演出，他们是在披头士之前固定在“洞穴”俱乐部表演的一个半爵士乐性质的乐队。

“从1961年1月到1962年2月期间，我在‘洞穴’推出了292场披头士的演唱，”鲍勃·伍勒表示，“最早期的在午餐时段的演唱，他们可以赚5英镑；而到了最后一场，他们的酬劳已经达到300英镑了。”

从这点不但可以看出他们让鲍勃·伍勒多么难以忘怀——竟然会不厌其烦地算出精确的出场次数，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们表演得多努力、多辛苦。

“‘洞穴’俱乐部可能是所有表演场所里面我们最喜爱的，”乔治·哈里森说，“那实在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我们一直都没有失去观众们的认同；我们不像其他那些总是在模仿‘影子’的乐队，我们从来就不事先排练任何歌曲。我们是为那些和我们同样类型的乐迷们演唱的，他们会在午餐时间带着三明治来到这里，边吃边听我们演唱，我们自己也一样，一边表演一边吃午餐。就是那么自然不过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里实在是够脏乱的，”哈里森太太表示，“里头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汗水流得满身，不然就是滴到墙上和音箱上，搞到连保险丝都烧断了。不过他们还是照样继续表演，自顾自地唱下去。约翰经常对着观众大吼大叫，他们几个都会这样子，叫观众闭嘴。不过乔治常常不讲话，甚至连微笑也没有。有些女孩子会问我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严肃，他常常都会这么回答：‘因为我是主奏吉他手，如果其他人在闹来闹去而有些突槌的话，没有人会注意到，可是我自己可不能出错。’他向来很认真地看待自己的音乐，对钱也是一样，他总要弄清楚他们能拿到多少钱。”一如往常，哈里森太太还是他们最忠实的歌迷之一。她不只自己跟着到处跑，还会找亲戚朋友一同前去。就在他们要前往汉堡之前，当约翰的阿姨咪咪怒气冲冲地走进“洞穴”俱乐部，打算拎着约翰的耳朵把他拖出去的那次，哈里森太太也刚好在场。

“我在她要出去的时候看见她，”哈里森太太说，“我对着她喊道：‘他们表演得很棒吧，不是吗？’她转过头来对着我说，她很高兴能有人这么认为。

“后来我有好几次遇到咪咪。她常常会说，要不是你鼓励和支持他们，我们应该会过着美好平静的日子。”

在“洞穴”俱乐部演唱的那段时间，看过他们表演的人都会记得他们那些即兴的演出。“影子”乐队不仅影响了其他乐队表演的方式，还影响了那些乐队在台上台下要怎么表现、怎样介绍他们的歌曲。而披头士则会随兴所至，想怎么做就会怎么做。在大型的表演活动中，如果演唱会中途出了什么问题而中断的话，其他的乐队就会赶快躲到舞台旁边，一直等到有人把保险丝修好。而披头士则是会要求大家一起唱《绕山而来》（Coming Round the Mountains）或类似的老掉牙的歌曲。

哈里森太太很支持他们的一切作为，咪咪则不然，而吉姆·麦卡特尼则是开始努力接受这一切的发展。

吉姆以前在午餐时间也常待在像是棉花交易所的酒吧、咖啡馆这些类似“洞穴”俱乐部的地方，和那些有机会成交的买主聊天。这听起来好像他的工作比较有起色了，不过他仍旧只是个普通的棉花销售员，一个星期赚不到10英镑，而且他也发现这一点点收入越来越不容易维持生活了。保罗的弟弟迈克尔在这时候也开始工作了，不过不怎么顺利；他的成绩没办法进艺术学院，在做过一些没什么前景的工作之后，他正在接受成为美发师的职业训练。

“我经常在午餐时间到‘洞穴’去探探，”吉姆说道，“他们应该付一笔危险津贴给要下去那里的人。里头充满了难闻的汗臭味。要是保罗从‘洞穴’回来的话，我会把他的衬衫拿到洗衣槽拧干，那汗水就像瀑布那样流出来。

“那些（来看表演的）孩子们情况也一样糟，为了更靠近前面而互相扭打，不然就是因为太过兴奋或空气太差而昏倒。我会盯着在台上的保罗以及其他人，像猫盯着它叼回家的东西一样。我会试着从那些孩子们中间挤出一条路过去，不过从来没成功过，所以我通常都会到他们的小更衣室等他们演唱结束。”

他可不是等着要他们的签名，不过是因为想要看看保罗。他是保罗和迈克尔唯一的至亲，还要兼顾做饭、打扫以及洗洗涮涮等家务事；他还得在午餐时间采买做晚餐所需要的材料。

“我还得赶到‘洞穴’去，拿些香肠、猪排之类的东西给保罗吃，真的是十分匆忙，而且我的时间还刚好只够把乐迷击退，把午餐拿给保罗。

“我会说：‘儿子，现在可别忘了，回家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放到电炉上，调到刻度450的地方。’”

译注

[1] 亨利·米勒，美国作家，最著名的作品如《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书中赤裸裸的性爱场面描写引起了极大争议。

[2] 杰夫·钱德勒，1918年生于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的老牌影星，亦能歌唱、作词、作曲。早期曾演过广播剧，1947年初登银幕，1950年以《折箭为盟》（Broken Arrow，主角为詹姆斯·斯图尔特）一片获得第2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1961年去世。

[3] 朗尼·多尼根出道时，就是这个“克里斯·巴伯爵士乐队”的歌手兼班卓琴手，也就是在这时期所录制的《摇滚岛线》这首歌曲引发了后来的噪音爵士乐热潮。

14
停滞时期——利物浦与汉堡

阿斯特丽德·基尔舍与斯图·萨克利夫，约摄于1961年。在阿斯特丽德的坚持下，斯图的发型才留成向前梳的模样。虽然一开始还备受其他披头士成员的嘲笑，不过到了最后，除了皮特·贝斯特，其他披头士成员都留起了这个发型。（照片来源：Getty）

一旦“洞穴”俱乐部的时代来临，他们在利物浦本地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在浑浑噩噩地混了将近5年之后，他们终于建立起一种特有的表演方式，也在利物浦吸引了一批忠实的乐迷。

不过在次年，1961年，几乎一整年都没什么真正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他们一直在进步，在本地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而且也变得更狂热。披头们再度造访汉堡，这是他们数度重返汉堡的演唱行程中的第一次，也延续了先前成功演唱的声势。不过他们现在的成功只局限在当地，而且似乎是命中注定只能一直在利物浦或汉堡演唱似的，其他地方的人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第二次的汉堡之行在1961年4月启程，这时候乔治已经满18岁了。阿斯特丽德和“十佳”俱乐部的经理彼得·艾克霍恩则全权负责搞定他们工作许可证的申请事宜。彼得·艾克霍恩仍然留着那份合约，上面明定他们每天晚上要从7点演唱到次日凌晨2点；除了星期六——星期六得唱到凌晨3点。而“每演唱一个小时，至少要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

“十佳”俱乐部的场地比较大，不像他们先前演唱过的其他两家俱乐部那样简陋；住宿的地方比较好，场地的装潢和观众的层次也好很多。现在的观众席里有更多的“Exis”会为他们尖叫；其中有很多是摄影师，他们会躺在舞台前面的地板，一面喊着“再卖力些，请再卖力些”（more sveat，pleese，more sveat），一面尝试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拍摄舞台上的披头士。

阿斯特丽德和下了火车的他们碰头——这次他们的穿着也比较有格调了，他们身穿一整套的皮衣皮裤。以前她穿着皮衣外套时，他们全都模仿她穿，不过下半身搭配的是他们自己的牛仔裤和牛仔靴；斯图十分喜欢她的装扮，并且要她帮他做整套的皮衣皮裤。其他人也依样画葫芦地各自弄来了一套，但是他们那些便宜货几乎在他们一穿上时就裂开了。

也就是这次，阿斯特丽德开始劝斯图，要他别再留那种油头粉面的不良少年发型，她不喜欢那种样子。她表示，他比较适合留像克劳斯和于尔根的那种发型。经过一番劝说之后，斯图就任由她帮他设计特别造型。她把他的头发全往下梳，剪掉一些然后把它弄得整整齐齐的。

斯图当晚就顶着他那款新发型在“十佳”俱乐部亮相，其他人全都疯了似的哄堂大笑；到了中途他终于弃守，再度把头发往上梳高。不过，拜阿斯特丽德所赐，隔晚他又试了一次，也再度被嘲笑了一番。不过在那晚之后，乔治也顶着相同的发型出现。再来保罗也跟进了，不过由于约翰自己还没决定好，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是会把头发梳回原来的样子。而皮特·贝斯特则是根本不理会他们这股热潮，不过，披头士的标准发型已经诞生了。

阿斯特丽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持续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像是无领西装这种穿着风格。她自己做了一套，而斯图也很喜欢，所以她也帮斯图做了一套，而不理会其他人对他开的玩笑。“嘿，斯图，你穿你老妈的套装干吗呀？”

第二次来汉堡演出期间，他们的行径都有点儿疯狂，开始吃兴奋剂（除了皮特·贝斯特之外）好让自己能在整晚的演出时间里保持清醒和活力。“不过情况还不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阿斯特丽德说，“他们就算是喝酒也是这样；他们几乎很少喝酒，只会偶尔喝喝。”

约翰仍然会干些到商店里行窃的勾当，“当他心血来潮的时候”，阿斯特丽德说。这句话讲得还真妙！这句话是约翰上学时期的好友皮特·肖顿常拿来形容他的。

阿斯特丽德说：“约翰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有时候都会想干些什么事，不过你当然是不会啦。约翰会突然摩拳擦掌，然后开口说，我晓得要做什么了，现在我们去干一票吧！这纯粹只是好玩儿而已，你根本不会太惊讶；他只是脑子里突然有了个想法，所以接着就动手了。他会好几个星期都不再做同样的事。约翰不会先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保罗才会这样子。”

约翰仍旧在画他那些有反宗教色彩的漫画——他画基督穿着卧室的拖鞋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其他一些跟青春期有关的笑话。有一次他戴了个纸制的牧师领，用纸剪了个十字架，然后在俱乐部窗前模仿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1]那种印度口音对着底下的人群传教。

这次汉堡演唱期间，他们录制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虽然第一次来汉堡的时候，艾伦·威廉斯曾经帮他们制作了一张试唱唱片，这张试唱片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只制作了5份。而这次他们是被要求来担任“十佳”俱乐部的歌手托尼·谢里登的伴奏乐队。“听到这项提议的时候，”约翰说，“我们以为这大概很轻松。德国佬有许多很差劲的唱片，我们的唱片一定比它们强多了。我们唱了5首自己的歌，不过他们不怎么喜欢；他们比较喜欢像《我的爱人在海的那边》（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这类的歌。”

贝尔特·肯普菲尔特（Bert Kaempfert）负责这次的录音，他是德国一个交响乐团的团长兼演艺经纪人。在担任托尼·谢里登伴奏乐团的这些唱片中，他们的名字被改成“节奏兄弟”（the Beat Boys）[2]；“Beatles”这个名字被认为太容易搞混、太难懂了。

他们之中只有四个人参与了这张唱片的录音，皮特·贝斯特仍在其中。他说他自认表现得很好。他之前还跟托尼·谢里登吵了一架，不过也就这样而已，也没什么事。

不过那时候斯图已经离队了。“有时候我们对他很恶劣，”约翰表示，“尤其是保罗，常常会责骂他。事实上，我也经常在事后跟他解释我们并非讨厌他。”

他们对待斯图的方式也让他们自己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不过这不是促使他离队的原因；因为他已决定要留在汉堡和阿斯特丽德结婚，然后要回到学校念艺术。他到艺术学院去登记注册了，这都得感谢鼎鼎有名的客座教授爱德瓦多·帕帕洛奇（Eduardo Paplozzi），他是在苏格兰出生的雕塑家，他甚至还为斯图向汉堡当局争取到一份奖学金。

斯图仍然很喜欢披头士的音乐，不过他觉得自己玩起艺术这类的东西，要比弹贝斯在行多了。而且保罗弹的贝斯也显然比他好得多，由他来接手贝斯手的位置是再恰当不过了。斯图离开乐队之后，和乐队其他人的友谊反而比以前更好、更亲密。他们都十分清楚，以前那些小争吵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1961年7月，其他四个披头士成员返回利物浦，只有斯图一个人留下来待在汉堡，他在艺术学院表现得很优秀。“他简直是精力无穷，而且创造力十足，”帕帕洛奇表示，“人们很轻易地就能感受到他身上所展现的潜力，他正有着足以让他成功的鉴赏能力和傲气。”

披头士回到利物浦时，和另一个他们认识已久的顶尖乐队“格里与前导者”一起参加了一场返乡欢迎会的特别表演；他们互相把玩对方的乐器，或是搞一些可笑的把戏，像是弄张报纸或是梳子之类的。他们在演出表上自称是“节拍制造者”（Beatmakers），这成了风行一时、所有乐迷都很喜欢的笑话。

披头士的运气仍旧不错，每个人一个星期能赚到10英镑，不过这时候利物浦对摇滚乐队的狂热时期已经来临了。要察觉这股热潮的出现最显而易见的指标，就是《默西之声》这份完全以摇滚乐队的活动为内容的流行音乐报刊的诞生。它就是先前提到过的、登载鲍勃·伍勒所写的那篇关于披头士的文章的那份刊物。它的创刊号在1961年7月6日发行，内容包括一些几个顶尖乐队的八卦小道消息，像是“格里与前导者”“罗里·斯托姆与飓风”——林戈·斯塔尔就是担任这个乐队的鼓手。这两者似乎是刊物里头最主要的两个乐队，披头士受欢迎的程度则紧随其后，这点可以由前几期的内容判断出来。不过在创刊号里，当它要求约翰对披头士成军的历史爆些内幕时，他们倒是提供了一则有趣的短文：

《默西之声》1961年7月6日号

未经证实的关于披头士成军由来的趣味短文

转录自约翰·列侬口述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小男孩，受洗后取名为约翰、乔治和保罗。他们气味相投、兴趣相近，所以决定要结为伙伴。当他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毕竟还不知道是为了做什么，到底要做什么呢？就这样，他们突然地都去学了吉他，还搞出了一种噪声！可是奇怪得很，根本没有人感兴趣，尤其对这三个小鬼头更加没兴趣。就这样，直到遇到第四个更弱小的、叫作斯图·萨克利夫的小家伙，跟着他们跑来跑去；他们说：“小子，只要你弄到了贝斯，啥问题都没了。”他乖乖地照着做。但是还有问题呀，因为他不会弹；所以他们安抚安抚他，等他学会了再说。

不过他们还是没有鼓手啊，有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就说啦：“汝等无鼓也！”我们没有鼓手啊！他们齐呼。就这样呢，一连有许多的鼓手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突然间，和约翰尼·金特尔一起在苏格兰巡回演唱时，这个乐队（随人家叫，也自称叫披头士）发现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不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音箱啊。很多人问说披头士是什么东西呀？为什么要取披头士这个名字呢？呃，披头士，怎么想出这个名字的呢？所以，我们要来告诉你：有一天，出现了一幅画面——有一团火球，里头出现一个人，对着他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就叫‘有个A字的金龟子’（Beatles with an A）。”真多谢啊，老兄，他们都说，真是多谢啊。

这时候，有个留络腮胡的老兄挡住了去路说：你们要不要去德国（汉堡），唱点儿口味更重的摇滚乐给一些大老粗听，顺便赚点儿钱啊？我们说，为了钱，要我们唱什么重口味的死人骨头我们都干。

只不过，出发之前我们还得要找一个鼓手才行，就这样，我们在西德比的一家叫什么卡斯巴的俱乐部找来了一个鼓手；麻烦的是，他叫作皮特·贝斯特[3]。我们打了电话：“嗨，皮特，一起到德国去吧！”“乐意之至！”嗖——！几个月之后皮特和保罗［他姓麦卡特尼（McArtrey），是他老爹吉姆·麦卡特尼的宝贝儿子］“烧掉了一家Kino[4]，”德国警察说，“可恶的披头士坏蛋，你们该滚回家去，烧你们英国自己的电影院。”嗖——！半个乐队回去了。不过，在更早之前呢，盖世太保把哈里森给带走了；因为他只有12岁，年纪太小，在德国没有投票权。不过，在英国，两个月之后他长大到18岁，盖世太保就说：“你可以来了！”就这样，突然间所有人都回到了利物浦村，很多乐队都穿着灰色西装在唱着歌，吉姆问：“你们怎么没穿灰西装呢？”“我们不喜欢那玩意儿啊，吉姆。”我们这样回答他。在俱乐部演唱了一阵子后，每个人都说：“走，到德国去！”所以呢，嗖——！斯图去了，嗖——！嗖——！（伍尔顿的）约翰去了，（斯皮克的）乔治去了，皮特和保罗，嗖——！嗖——！他们全都去了。

谢谢你们这些俱乐部的会员，（你们的好朋友）约翰和乔治在此致谢！

约翰这篇文章里的玩笑话和故意搞的错误，在接下来那几年里一再被拿出来使用。《默西之声》第二期整个头版，都是报道他们的德国录音合约的事。他们用了他们5个人在汉堡一条铁路支轨旁由阿斯特丽德所拍下的照片；照片说明中，保罗还是被叫成了“保罗·麦卡西”（MacArthy）。在同一期的《默西之声》里，有几则由一个叫普莉西拉（Priscilla）的人所写、关于时尚方面的短文；她在文中说“灰色是现在最适合用在晚礼服的颜色”。她就是席拉·布莱克（Cilla Black），当时她是个打字员，兼职担任行李房职员，而且偶尔也在“洞穴”俱乐部驻唱。

到了现在，披头士已经是“洞穴”俱乐部主要的驻唱乐队，不过他们仍然把皮特·贝斯特的家——卡斯巴俱乐部——当作大本营。对贝斯特太太来说，虽然卡斯巴俱乐部的利润仍是她主要的收入，但她也已经把经营的触角扩展到接办舞会。“大多数的人一提到他们，都称他们是‘皮特·贝斯特与披头士’。”她这样表示。在他们的演出邀约当中，皮特·贝斯特确实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有他母亲的助力，而且也尽量把他们的演唱场次安排得更有规划些。

尼尔·阿斯皮诺尔，这个皮特·贝斯特的好友还住在卡斯巴的时候，那里甚至更像他们的活动中心；他自己花了80英镑买了部旧面包车，开始载着他们在默西地区四处演唱。他们每演出一次，每个人就会给他5先令酬劳。“那阵子晚上变得很令人烦躁；我载他们到某个地方表演，然后回家念了一点儿书之后，再回去接他们。我开始在想，我到底是在干吗呀？我当个会计，一个星期还是只有2英镑又10先令的酬劳，可是只要三次洞穴俱乐部的午餐表演时间，我就能赚到3英镑。所以到了7月，我就辞掉会计工作不干了。”

尼尔成了他们的巡演经理，如今还担任这职务，然而他很讨厌这个名称。他的工作就是去卡斯巴载皮特和他们的器材，然后来载他们所有人到演唱的地点去。

“他们开始不管到哪儿都引起大骚动，”尼尔表示，“那些孩子老是精力旺盛地跟着，然后那些不良少年就会想办法闹场。有一次约翰还在厕所干架时折到了手指头。”

不过，尽管他们有大批乐迷追随，而且有时候实际上一个星期能够赚到15英镑之多——他们现在得从中拿出一些付酬劳给尼尔——但再也没有其他的进展了。似乎只有伦敦是唯一会产生热门歌手的地方，或者说，至少是唯一能让他们唱出名声的地方。

《默西之声》发行量相当不错，对他们也极为推崇。皮特·贝斯特很努力地让他们的演唱行程更有效率，然而有太多时间浪费在路上奔波，让他们失去了许多演唱邀约。至少他们对某些邀约演唱的机会似乎也不怎么在意，会大加嘲弄一些对他们有兴趣的演唱主办人。他们这时候也和艾伦·威廉斯闹翻了，他帮披头士安排过第一次前往汉堡演唱的机会；他表示，在他们的第二次汉堡演出中，他没有拿到该得的佣金；而他们却表示，他们这次是靠自己敲定“十佳”俱乐部的演唱合约的，所以他们认为根本不用为此付给他佣金。虽然后来他们恢复了朋友关系，不过那时他们吵得很凶。“我对他们感到很失望，毕竟我帮他们做过许多事。现在我也很清楚错过什么了。我想我是可以掌握得到他们的合约的，但我并不全然只是个生意人，我做的一切不过是兴趣罢了。”没有其他经纪人或代理商对他们有兴趣。他们赚的那点儿钱也还不足以吸引一般的经纪人注意，况且不论怎么看，他们也都不是主管们会喜欢的那种细心、干净又有礼貌的家伙。

在午餐和晚上表演时间之间的空档，他们大多只是在利物浦到处闲逛，坐在咖啡吧耗着，或是在唱片行闲晃，听免费的唱片；他们还是一样老是缺钱。丹尼·英格利希（Danny English）是离“洞穴”俱乐部不远处的一家叫作“老酒馆”（Old Dive）的酒吧（现在已经拆掉了）的老板，他还记得他们光是一杯黑麦酒就可以在那里耗上好几个小时。有一天他跟他们说，现在该是请吧台小姐喝一杯的时候了吧。

“他们讨论了一阵子，问我说她要喝什么。我说烈的黑啤酒，他们问我那要多少钱。之后他们又讨论了更久，然后每个人各凑了四又二分之一便士，请了她一杯健力士。”

丹尼·英格利希试着找另一个顾客来助他们一臂之力；他叫作乔治·哈里森——跟我们的这个乔治·哈里森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利物浦回声报》撰写专栏已经有好像几百年似的。不过他什么忙也没帮，因为实在是有太多乐队争着想吸引他的注意，而披头士则是里头看起来最邋遢的乐队了。

对于这样没什么前途的日子，他们也越来越觉得消沉。除了哈里森太太以及贝斯特太太之外，其他人的至亲又开始不停地数落他们，要他们放弃玩乐队去找个正当的工作。

“我很清楚约翰总是率性而为，”咪咪说道，“不过我还是希望他有个什么工作。他都快21岁了，也中断了在艺术学院的学业，到处在那些蠢透了的舞厅卖艺，赚那一晚3英镑的酬劳，那到底有什么用？”

1961年9月，当约翰快21岁时，他那住在爱丁堡的阿姨给了他一笔钱当作礼物；他一时兴起，决定和保罗一起前往巴黎。乔治和皮特·贝斯特这两个被留下来的人，心里头自然很不是滋味。“我们觉得烦透了，”约翰表示，“当然还有一些已经预定好的表演，不过我们径自爽约，然后就离开了。”

在巴黎，他们和于尔根·沃尔默这位他们在汉堡时期的朋友碰了面。这次的旅程，他们大多耗在俱乐部里头流连，直到钱花光了为止；也就是在这次的巴黎旅游期间，约翰终于把他的头发往前梳了。

“于尔根还穿喇叭裤呢，”约翰说，“只不过我们认为，要是穿成那样回利物浦，我们一定会被当成大怪胎。我们可不想搞得像个娘娘腔似的，因为我们在利物浦的观众还是有很多的男子汉，虽然保罗的情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但我们还是一身皮衣装扮，玩着摇滚乐。”

即使斯图·萨克利夫已经离开披头士留在汉堡念艺术，他和约翰仍旧有长篇书信的往来。约翰也是从斯图那里得知于尔根人在巴黎的事。

一开始他们通信的内容都是一些笑话和许多约翰小时候在剪贴簿写的那类愚蠢的故事，像是“诺曼大叔才刚刮掉他的小胡子”（Uncle Norman has just driven up on his moustache）、“附注：苏格兰的玛丽皇后是个黑人”（P.S. Mary Queen of Scots was a Nigger）。

乐队有任何好的进展——像是利物浦终于有了披头士的歌迷会——约翰都会转达给斯图知道（罗里·斯托姆则早就有歌迷会了）。不过很快的，信的内容开始充满失望和抱怨的字眼。“老是一些让人倒尽胃口的事。应该要有些什么进展的呀，不过，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约翰开始加进一些比较严肃的诗句，那种他从来不让咪咪看到的诗。他这些诗通常都用一些低级或有所自觉的字句做结尾。当他想不出其他东西好写给斯图时，就会把这些诗句加进去。

我记得有段时间

所有我爱的人都讨厌我

因为我厌恶他们。

这又怎样，这又怎样，这又

他妈的怎么样。

我记得有段时间

我的肚脐眼只及别人膝盖高

只有屎尿是龌龊的，而

其他一切都纯洁又美好。

没有了这么深刻的哀伤

我什么事都记不得

深刻到我几乎察觉不到这哀伤；

深刻到它的泪水

让我成为自己愚昧的见证。

因此我哼着hey nonny nonny no

继续流浪

在汉堡的斯图所写的回信，同样是一些诉苦和伤痛的事，只是他的内容开始比约翰的还严肃。斯图在信里写得仿佛他自己是耶稣一样，约翰一开始把它当作开玩笑，还假装自己是受洗者约翰。

在接近1961年年底的某一天，斯图在汉堡的艺术学院昏倒，被送回家里。“他以前也常常头痛，”阿斯特丽德说，“不过我们以为那是艺术学院的功课太繁重所引起的。”

斯图隔天就回学校去了，不过1962年2月，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他昏倒后被带到阿斯特丽德家，送进他的房间里。这次他在那儿待了下来，他写了封30页的长信寄给约翰，还不停地涂鸦、画画，不然就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会头痛欲裂，还会大发脾气，这使得阿斯特丽德和她母亲要照料他很困难。他就医过好几次，不过似乎没什么效果。“有一天，他去看过专科医师之后回来时说，他不要像其他人一样用黑色的棺材，他刚刚在橱窗里看到一口白色的棺材，他就要那一个。”

斯图在1962年4月因为脑溢血而过世。“他在这么短的生命里过得这么的充实，”克劳斯说，“他把握住短暂的生命中的每一秒，有所作为。他经历过比别人多10倍的事情；他有着非常惊人的想象力，他的去世是个损失，不然他一定能更有作为的。”

斯图的艺术天分是毋庸置疑的，保洛齐教授认为他是早就注定能够成功的。他以前就已经在利物浦得过大奖了，他过世之后，他的画作也在利物浦和伦敦的无数个展览会中展示过。在约翰和其他的披头士成员身上，他也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发型、服装款式以及想法观念上，斯图都起了带头示范的作用。

“我崇拜斯图，”约翰表示，“我仰赖他来告诉我真相，就像我今日仰赖保罗那样。要是有什么不错的东西，斯图会告诉我，而我也会相信他。”

即使到现在，他们仍然很怀念他。1962年还没结束，这位被视为是最聪明的披头士成员竟然已经过世了，想起来实在令人惋惜。

就某方面来看，在这个对他们来说显然一事无成又沮丧的一年，斯图的死可算是这一切噩运的最顶点了。不过回到利物浦这边来看，就在斯图在艺术学院昏倒之前没多久，约翰期待已久的重要事件终于要发生了。

若要说得精确一点儿嘛，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1961年10月28日下午3点。一个穿着黑色皮外套、叫作雷蒙德·琼斯（Raymond Jones）的年轻人走进了位于利物浦白教堂街的NEMS公司唱片行；他来这里询问一张叫作“我的邦妮”的唱片，这是一个叫作“披头士”的乐队所录制的。正在柜台后面的布莱恩·爱泼斯坦则说他非常抱歉。他从来没听说过这张唱片，也没听说过一个叫作“披头士”的乐队。

译注

[1] 彼得·塞勒斯，英国著名的喜剧演员，最有名的作品有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以及粉红豹探长系列的喜剧作品。

[2] 原文是the Beat Boys，不过事实上他们原始的录音资料及发行的唱片上用的名字是the Beat Brothers才对；而the Beat Brothers这个名字也被后来帮托尼·谢里登伴奏的乐队所沿用。

[3] 约翰·列侬刻意用他们名字的巧合来卖弄文字上的趣味，有句谚语就是Rob Peter to pay Paul（挖东墙，补西墙）。

[4] 电影院，德文。原书故意用德文“Kino”，以显示当时身处德国的背景。

15
布莱恩·爱泼斯坦

布莱恩·爱泼斯坦，披头士的经纪人，出身自公学，又是西贝柳斯的爱好者。（照片来源：Getty）

爱泼斯坦家族的产业是由布莱恩的祖父艾萨克（Isaac）所建立起来的，他是个从波兰移民过来的犹太难民，在19、20世纪之交时来到了利物浦。他在利物浦的沃尔顿路（Walton Road）开了一家家具店，后来命名为“I·爱泼斯坦父子家具店”（I. Epstein and Sons）。这家店后来由他的长子哈里（Harry），也就是布莱恩的父亲接掌经营。

在利物浦，很多人都以为NEMS——“北端音乐公司”（North End Music Stores）——一直是爱泼斯坦家族的产业；这家公司后来是由布莱恩以经营唱片行的模式，在本地闯出名号的。不过NEMS这家公司（在利物浦）存在的时间，远比爱泼斯坦家族还要久。保罗的父亲吉姆·麦卡特尼还记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过一架NEMS公司出品的钢琴。

直到20世纪30年代，爱泼斯坦家族才接管了NEMS公司的经营权。它就位于沃尔顿路的尽头，这条路上的还有“I·爱泼斯坦父子家具店”；他们总在留意有什么机会扩展公司版图。哈里·爱泼斯坦察觉到，NEMS的唱片和音乐生意和他的家具公司应该可以很容易搭配上，不过当他最后买下它时，这个地点刚好符合了他所需求的条件。

哈里和在谢菲尔德（Shefield）的另一个同样经营家具事业非常成功的犹太裔家族——海曼（Hyman）家族联姻。1933年，当他29岁的时候，娶了当年18岁的奎妮（Queenie）为妻。

他们的长子布莱恩于1934年9月19日在利物浦罗德尼街（Rodney Street）和哈雷街（Harley Street）的一家私人的小医院出生。23个月之后，他们的次子克莱夫出世。

有了两个儿子，爱泼斯坦家具公司的产业要维持个几十年的荣景，似乎是没有问题了。哈里和奎妮住在一栋有着五间卧房的独立大宅，位在利物浦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的蔡尔德沃尔（Childwall）。接下来的30年，爱泼斯坦一家就住在这间位于皇后大道（Queen’s Drive）197号的大宅，一直到克莱夫成家而离开时。现今住在那里的则是利物浦的副主教。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爱泼斯坦一家人都过着极有品位的生活；和他们同住的还有两名成员，一个是负责照料孩子的奶妈，另一个则是管家。

对于布莱恩婴儿时期的事，爱泼斯坦夫人所能记得的，就只有他是她所见过最漂亮的孩子。“当他开始会走会说话的时候，就很好奇、满脑子疑问，什么事情都想知道答案。”布莱恩自己对儿时最早的记忆，则是在前往谢菲尔德探访亲戚那时，他极为兴奋。

他最早就读的“学校”则是利物浦的碧川赫斯特（Beechanhurst）幼儿园，他在那里曾把一个木头模型敲成三合板。1940年，他6岁的时候，利物浦遭到了猛烈的轰炸；于是他们一家人就撤离利物浦，刚开始到北威尔士的普列斯塔汀（Prestatyn）；后来再撤到南方港，那里有个很大的犹太社区。布莱恩则被送进了南方港学院（Southport College），开始了他的正式教育，这是他极为漫长又十分不快乐的学习过程的起点。

“我是那种对学校适应不良、身体又不好的孩子，”他在1964年所录下的自传《整个地下室的噪音》（A Cellarful of Noise，Souvenir出版社）里这么表示。“我老是被其他孩子和老师取笑、挑毛病和欺负。我父母一定有很多次都对我失望透顶。”

1943年，爱泼斯坦一家人又回到了利物浦，而布莱恩则进入了利物浦学院，那是所需要付费的私立学校；接下来那一年，他10岁的时候，利物浦学院把他开除了。

“校方的理由是我不够专注，而且没有达到标准；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画着女孩子的涂鸦被逮到了。我猜我大概还被指控了许多其他的罪行，我确信我搞砸了很多事情。”

他记得有一次回到家，坐在沙发上，身旁的父亲说了句话：“我真不晓得将来到底要拿你怎么办。”

他的母亲则认为他对自己后来那几年在学校的差劲表现，其实是太言过其实了。她同意布莱恩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极不理想，过得也不快乐；不过她认为，通常学校体制上的缺失和其他因素相比起来，也不遑多让。“那时候还是战争过后没多久，要找所学校就读很不容易，根本不像今天这样自由；只要他们不喜欢你，就会把你给赶走。”

布莱恩自己倒是认为，除了自己无力适应环境之外，可能也和反犹的社会气氛有些关系。“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叫我‘犹’（Jew）或是‘意’（Yid；意第绪，犹太人），不过这似乎和那种红头发的孩子被取了‘姜黄’的绰号意思差不多。”

他被利物浦学院开除了之后，他父母帮他找了另一所当地的私立学校，不过他们只让他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因为他们后来明白那只是一所靠许多有钱的家长来装点门面的学校罢了，对于教育工作并不甚重视。他们只想从那些因为孩子没别的学校可读而把孩子送进这里的有钱家长身上大捞一笔。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所不错的犹太预备学校，靠近坦布里奇威尔斯（Tunbridge Wells），名字叫作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他在这里重新开始他喜爱的骑马活动，还有他同样喜欢而且是他第一次被鼓励从事的活动——“艺术”。

13岁时，他参加了普通入学考试；要进入校长协会推荐的优质公学，则必须要通过这项考试。很遗憾的，他考试没有过关，不过他父母并没有因此放弃要让他进入这类学校的努力。拉格比（Rugby）、雷普顿（Repton）和克利夫顿（Clifton）这几个学校都拒收他，最后他只好进入那种什么人都收容的教育机构就读。那是位于西考特里（West Country）的一所重视运动的户外学校。布莱恩·爱泼斯坦不得已只得跟着打橄榄球，这让他非常的不快乐。

不过他的父亲从来没放弃尝试。1948年秋天，就在布莱恩14岁生日的时候，他被送进了什罗普（Shropshire）郡的一所知名的公学，雷金学院（Wrekin College）。

当时他终于在西考特里开始安定下来，没有什么意愿再到雷金学院去。他在艺术方面的表现也有进步，最后也结交了许多朋友：他那时候的日记写着：“如今我要到讨厌的雷金学院去了，之所以会到那里去，只不过是我父母要我去罢了……实在是非常遗憾，过去一年对我来说是最棒的一年了；有了许多新的想法，也比较受欢迎了。”

他最后还是在雷金学院安定了下来，至少他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法。他仍然保持着艺术方面的兴趣，他成了班上艺术成绩最好的学生，也决定将来要当个服装设计师。

“我写信告诉我父亲说我想当个服装设计师，不过他却很反对。他说那种工作不适合年轻人。”

与此同时，他也对演戏产生了兴趣。在利物浦家里的时候，他母亲带他看过很多次的戏剧表演。“一开始我常会带他去看闹剧这类的东西，后来为了开拓他的心智，我带他去看彼得·格伦维尔（Peter Glenville）。我也会带他去听利物浦爱乐交响乐团。”

布莱恩在学校的戏剧表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当中担任主角。“我和他老爹两个人开车南下去看他的演出，”他母亲说，“我们坐下来看完整场表演。后来校长来到我们面前，问我们是否喜欢布莱恩的演出。他表演得这么好，我们都认不出他来了。”

他在16岁时离开了雷金学院，只不过并没有拿到学校的证书，也没有人认为他有办法过关。他父亲仍然反对他当服装设计师，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离开学校去找份工作。“在念过了7所烂毙了的学校之后，我真的受够了。我唯一想做的事也被硬生生地挡下来，我只好认命，做什么事都好。所以在1950年9月10日，我这个瘦弱、稚嫩、满头卷发、半途辍学的小子，只能责无旁贷地到利物浦沃尔顿街我们家族所开的家具店里工作了。”

他开始了一星期薪水5英镑的家具售货员的工作。他进家具店工作的第一天卖掉了一张12英镑的餐桌，买下餐桌的那位妇人原本进店里来只是想要买一面镜子而已。

他发现自己倒是个不赖的售货员，而且也做得很愉快。他也开始对店铺的设计和陈设产生兴趣。他父亲对于家中的长子终于决定要投身商场，理所当然非常高兴。布莱恩对于自己乐于从商，也是颇感意外。

“布莱恩的品位一向不错，”他母亲说道，“他也很喜欢那些精致的家具。”

不过，布莱恩倒不认为店里展示橱窗的摆设方式有多高明；他开始大胆地试验：弄出一些在当时被认为非常别出心裁的摆法，像是把椅背面向橱窗摆放。他父亲以为或许是他做事太过急躁，而没有顾虑到某些事的需求；不过因为他十分高兴布莱恩——这个事业的继承人——能在他帮他所选择的事业上安定下来，所以就没有抱怨什么了。为了帮布莱恩累积更多的经验，他决定把布莱恩送到另一家和他们没有关系的公司，去当6个月的学徒。

布莱恩在利物浦罗德街（Lord Street）的时代家具店（the Times）待了6个月，薪水一样是一星期5英镑。他在那儿的表现似乎也是一样出色，他离开的时候他们还送他一套派克（Parker）对笔（钢笔和铅笔各一）当作礼物（那支钢笔就是数年后他借给保罗·麦卡特尼，用来签下他第一份合约的那支笔）。

6个月过后，他回到了沃顿街，开始接手整家店的设计工作。“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尤其是又可以尝试一些新东西。同样地，我也很喜欢卖东西，看着人们放松心情而且显露出信任我的样子。看到别人从警觉的样子松懈下来，开始考虑他们面前摆的这些不错的东西，而我将是服务他们的人，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快乐。”

对于他橱窗摆设的规划方式，他也和人吵了好几次。“他们总是要把橱窗摆得满满的；我比较喜欢摆得很少，或许只摆上一张椅子。我也爱死了当代设计的家具。那些风格当时正开始流行，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有这种东西。我认为，要是你把一些漂亮的东西陈列出来，普通人是会接受的。”

1952年12月9日，在他为“I·爱泼斯坦父子家具店”做的全新美好规划进行到一半时，他被征召要去服兵役了。要是学校生活能吓到他，那么光想到军队生活就能吓死他了。“我曾经是个可怜兮兮的学生，我确信自己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大头兵。”

他申请进入皇家空军，却被派到了皇家陆军军团担任文书；然后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进行新兵训练。

“那里跟监狱没两样，我怎么做怎么不对；人家向左转我却向右转，人家叫我立定我却会摔跤。”

他还是设法通过了这些军事操练，多少也有点儿样子，甚至还妄想着可能会被选进参加女王登基大典的阅兵队伍。当时正是1953年，他觉得光是登基大典听起来就很刺激迷人，能够躬逢其盛必定很美妙。不过他并没有入选，他在酒馆和俱乐部四处流连忘返，喝个烂醉。

服役的时候，他的身份只是公学辍学生，所以不能成为军官。不过他在休假时，也和平常一样穿得很有品位，把时间耗在西区（West End）的高档俱乐部里，他轻易地就能让人把他当成军官。

经过奥尔德肖特的新兵训练之后，他设法让自己被分派到伦敦的摄政公园营区（Regent’s Park Barracks），这是在市中心附近年轻军官最想进驻的营区之一。他在伦敦有许多亲友，他也常常想方设法地跑出去找乐子。有一晚，他戴着常礼帽，身着细条纹西装，手臂上挂着一把伞，独自一人开着一辆大车回到营区。

当他进入营区，卫兵向他敬了个礼，两名在警卫室里的士兵猛然转头来了个向右看齐，其中一名士兵喊了声：“长官好！”不过里头的那名军官可没这么容易就被蒙骗过去了，“二等兵爱泼斯坦，明天早上10点整到连办公室报到，你被控假冒军官。”

他在营区被监禁了一段时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犯纪，他也有过多次因情节轻微的抗命或是无法完成使命而被处罚。“陆军生涯往往让我很心烦，实际上我也确实变得很沮丧。这一切让我情绪非常低落，我向军医表明了我的状况，他就把我转到精神科医师那儿去了。”

其他的精神科医师诊察之后，也一致认定二等兵爱泼斯坦不是当兵的料。医师们也同意，他的心理和情绪的状态不适合军旅生活。在过了12个月之后，他的兵役才过完一半，就因为这些医学上的理由而除役了。就像军队里一贯的做法，他们仍然在布莱恩的兵籍资料里写下了一些最动听的评语，他们用了像“认真、可靠而且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士兵”这类场面话来形容他。

布莱恩十分兴高采烈地述说着他那一塌糊涂的陆军生涯，几乎就像在暗示说，从军中除役的这件事是他一手导演出来的。不过，他被陆军生活搞得严重心神不宁这点，似乎是毫无疑义的。

他一路跑到欧斯顿（Euston），赶搭第一班火车回利物浦。他回到家族经营的家具行工作，而且非常的努力。他也开始对唱片行这边的生意逐渐产生了兴趣。他一向就对音乐很有兴趣，而最主要是在古典音乐唱片上，不过他也听流行音乐。当时他最喜欢的乐手之一是埃德蒙多·罗斯（Edmundo Ros）。

然而他开始更有兴趣的是他的新嗜好，是他在学校时非常喜爱的——演戏。他开始了解到，比起当个家具售货员，或许他对艺术类的东西更有兴趣。利物浦剧场（Liverpool Playhouse）的每场演出他都去看，而且开始把越来越多空闲的时间不是用来参加业余的演出就是和剧场的职业演员在一起，尤其和其中两个人——布莱恩·贝德福德（Brian Bedford）以及海伦·林赛（Helen Lindsay）特别要好。

他们提议他也可以当演员。他有这方面的兴趣，也能准确地表达情感，而这也确实是他的天分。为何不去申请就读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Dramatic Art，RADA）？他们可以帮他忙。所以他就向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提出申请，而他也获准进去就读了。

“我向院长约翰·弗纳尔德（John Fernald）念了两段对白。那分别是从《麦克白》（Macbeth）以及艾略特的《机要文书》（Confidential Clerk）里节选出来的台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并没有经过全程的面试，就获准入学了。或许是我没有财务问题这一点帮了忙。”

理所当然的，他父亲特别不高兴。在他那大丈夫不应为之的行业清单里，演戏仅次于服装设计，排名第二。然而他的长子兼事业继承人，在22岁的时候，又再度离去，中断了他的事业。这次不像上次是因为入伍的关系，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甚至有可能是永远离开。

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他与苏珊娜·约克（Susaimah York）以及乔安娜·邓纳姆（Joanna Dunham）同期。艾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和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1]则从学院毕业。布莱恩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就读的同时，也在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一家唱片行做兼职。

“我的表现还算过得去。约翰·弗纳尔德对我很有信心。不过我却开始讨厌那些演员和他们的社交生活。我从没喜欢过学校生活。而7年后我在这里过着另一种集体生活。我就是不喜欢这些事或是这些人。我开始认为这一切都太迟了，毕竟我还是比较适合当生意人。”

从他开始念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那天起，他父亲就老是问他什么时候回家里帮忙家族事业。每次假期，当布莱恩要回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时，他父亲就要求他留下。在1957年，第四个学期开始前的那个暑假，他们在阿德尔菲饭店（Adelphi Hotel）用餐时，他又再度问了布莱恩的意愿。这次他答应了。

他父亲已经决定要在利物浦开一家新分店，这次是在市中心，夏洛特大街（Great Charlotte Street）上。开这家分店的目的是希望能让布莱恩有兴趣留在公司。布莱恩的弟弟克莱夫这次也在这家公司工作。

布莱恩主管唱片部门，还分派了一位助理。安妮·谢尔顿（Anne Shelton）这位歌手，则被请来为新店开幕献唱。第一天早上，唱片部门的营收是20英镑；沃尔顿街的唱片部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星期的营收是70英镑。

“大部分我去过的唱片行都挺糟糕的。某张唱片正在流行的时候，一下子就没有存货了。我则会尽量让每一张唱片都有库存，甚至是那种最稀奇古怪的唱片都有。”

“只要是有人要过的唱片，我就会订三份当库存；要是有人要找某张唱片，那一定还会有别人想要同一张唱片，我是这样子估算的。甚至还因为有个人要买一张《婴孩的诞生》（The Birth of a Baby）的黑胶唱片，我就订了3张。”

要是顾客要的唱片正巧店里头缺货的话，他们也鼓励顾客留下订单。他们总是答应会立即送达。布莱恩想出了一套虽然简单却很精巧的库存检索表，靠着这张检索表，可以马上知道哪些唱片已经卖完了。这套装置是由好几条各自连接到里面的各个文件夹的线所组成的，当有线垂得更低时，马上就能看出那张唱片需要订货更多。在一天之内他们总会巡视好几次，查看有哪些唱片需要立即补货上架，或是需要再下订单。

他也自己根据NEMS唱片部卖出的流行音乐唱片，做出一份前20名畅销唱片的排行榜。他们一天会检查修改这份榜单两次。这除了是个引起顾客兴趣并且鼓动他们购买特定唱片的好手法外，也能让布莱恩确实知道有哪张唱片会大卖，应该大量进货。

“我还没见过有人像他工作得这么努力的，”他母亲回忆道，“在他生命中这是第一次，他似乎已经找到能完全满足他的事情。”

布莱恩同意这点。“我真的在很认真地工作，我想，在我这辈子，不管是在那之前或是之后，都没有工作得那么累过。每天早上8点我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夜里结束；星期天我还整天待在店里处理订单。”

到了1959年，唱片行开了两年之后，夏洛特大街的NEMS公司，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部门的规模涵盖了两个楼层，范围极广，员工也从两人增加到了三人。由于生意非常好，因而决定在利物浦的商业区中心白教堂街开一家NEMS的分店。

新的唱片行请来安东尼·纽利（Anthony Newley）开幕，布莱恩是透过迪卡唱片（Decca）的一个业务和他联系上的。开幕当天，利物浦市中心的人潮多到像在迎接冠军足球队凯旋荣归似的。在当时，利物浦恐怕没有人见过像这样争睹流行歌手的盛况。

这两家店都蓬勃发展，规模越做越大。布莱恩夸口说，利物浦市中心的白教堂街与夏洛特大街的这两家NEMS唱片行是“在英格兰北部买唱片的最佳去处”。这段自卖自夸的话，出现在1961年8月31日那期《默西之声》的一则广告里；《默西之声》也就是在之前一个月刚创刊的那份默西地区的流行音乐报刊。布莱恩本人当然不是什么流行乐迷，他那时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西贝柳斯。不过以他独到的生意眼光，他看出《默西之声》的发展性，也看出它是一个极佳的宣传媒体。

他也在同一期里开始撰写一个叫作“唱片放送”（Record Releases）的专栏，副标题则注明了作者是“NEMS的布莱恩·爱泼斯坦”。在专栏中，他为一些即将发行的轻音乐、爵士乐、流行音乐唱片写评论。在第一篇评论里，他写道：“‘影子乐团’受欢迎的程度似乎会持续地增加。”披头士看了这段话肯定觉得反感。

这个专栏让他可以帮自己的店做免费宣传，也可以帮他促销特定的唱片。不过对《默西之声》来说，掌握这号人物也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自从布莱恩觉得厌烦，幻想破灭而离开皇家戏剧艺术学院，这四年来，在默西地区的唱片零售业里，他也差不多算是头号人物了。他的名气以及在业界稳固的后盾，也帮《默西之声》加分不少。

不过很快地，他开始觉得他已经扩展到极限了。至少在他这一行来说，默西地区也没有什么可以征战的新鲜领域了。到了1961年秋天，他那种无法满足、乏味的感觉又再度出现。他母亲也还记得她察觉到了这种情形。

“他开始自修学起外文来了。他变得对西班牙和西班牙语非常感兴趣。而且他再度回去参加业余的戏剧演出。”

在布莱恩创建起两家极为成功的唱片行之后，他父亲自然很担心他再次半途而废而离开。

布莱恩自己也记得他那种对做生意感到无趣乏味、心情低落、渴望有些新鲜事的感觉。虽然他那时的三位好友回想起当时，觉得似乎有些其他事情困扰着他，但是并不记得他抱怨过什么。

在白教堂街的分店一建立，他的社交活动就开始越来越多。他经常去拜访杰弗里·埃利斯（Geoffrey Ellis），他住在布莱恩家附近，是他儿时的好友。他先是就读公学，埃利斯米尔（Ellesmere）学院，后来进入了牛津大学法律系就读。不过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杰弗里去了纽约，在保险公司工作，他们因而好多年都没有联络。

另外，布莱恩还有个朋友叫作特里·多兰（Terry Doran），出身背景和他完全不同。先前就读的是新式的中学，现在则是汽车销售员，讲话油滑，带有利物浦人的机智与特有神态。“在1959年，有一天我在利物浦一家酒馆偶然遇到布莱恩。打从一开始我就很喜欢他。”

乔佛瑞和特里单纯只是他社交生活的朋友，至少在当时和他没有事业上的关系。不过他的另一个朋友彼得·布朗（Peter Brown），则是和他同行的朋友。最后他还成了布莱恩所有朋友当中和他最亲近的人。

彼得·布朗在贝滨顿（Bebington）出生，读的是天主教文法学校，在利物浦的亨德森（Henderson’s）公司工作，后来进了刘易斯公司（Lewis’s）的唱片部门担任经理。

当布莱恩打算开NEMS的白教堂街那家新分店时，他询问了彼得接任夏洛特大街唱片部经理的意愿。彼得担任刘易斯唱片部经理的薪资是一星期12英镑，布莱恩则愿意付他16英镑的薪水，外加佣金，他想，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我很快就见识到布莱恩那套极有效率的订货系统了。在6点关门停止营业之后，我们就得处理那些订单，那要耗上大约40分钟到2个小时之久。”

特里还记得，当时他时常等着他们俩处理完订单。布莱恩会告诉特里，要他等店铺关门以后才来和他碰头。“我会去喝一杯，结果待到店家都打烊了，我还在等他们。”

白教堂店的开幕稍微延误了一阵子，彼得发现布莱恩有好几个月仍然和他一起待在夏洛特大街。“这真的是相当棘手，名义上你是经理，不过老板仍然待在那儿管事。那段时间争执都没停过。我们仍然是亲密的好友，不过我想他对我的生意手腕很失望吧。

布莱恩·爱泼斯坦，似乎总是这么地随和有礼、自信十足而且有条不紊。（照片来源：Getty）

“即使我们员工没有多少人，不过他非常喜欢留便条备忘录给所有人。他那库存控管系统倒真的很奇妙，这套方法能保证我们所有卖得最好的唱片始终不会缺货。百代（EMI）公司的人常常跟我们说，我们是北部地区销售量最高的零售商。”

布莱恩总是坚称女孩子都不觉得他有什么魅力，事实当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不过也是在这个期间，他开始和他唱片行的一个女孩子丽塔·哈里斯（Rita Harris）约会。

“过了好一段时间他才明白她爱上他了，”彼得·布朗表示，“我、丽塔、莱恩，以及其他一两位朋友，常常一起到柴郡聚餐。”

这是布莱恩和女孩子的恋情中最认真的一次，不过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他的恋情似乎从来没有欢喜的结局。他也和其他人有过轰轰烈烈的恋情，然而几乎都不长久，这点让他非常苦恼。他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不过他认定自己就是那样，而且他从来不会试图违反自己的本性。不过，他有时候几乎有自我毁灭的情结。

“他在利物浦真的是非常寂寞，”彼得说道，“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真正享受一下的地方可去。要是我们在晚上出门，最好玩的地方是在曼彻斯特。我、布莱恩以及特里在星期六晚上大多会开车到那儿去。

“他那些不愉快的恋爱经验让他产生恐惧感，而另一个因素——身为犹太裔，也稍微有点儿影响。我认为他有时会幻想别人有反犹情结，即使没那回事。或许那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犹太裔出身的关系，或许部分原因在于他真的不喜欢他的出身背景——经营家具店的财大气粗的成功犹太人；他真正的本性是倾向于艺术、美学这方面的。

“不过，只要他想做的话，他当然能成为很成功的生意人；当他突然觉得必要的时候，他会斤斤计较地省下一分一毫而且很吝啬。我们为了钱争吵过很多次。不过那只是偶尔发生而已，大体上来说，他还算是慷慨的人。”

我们很容易把布莱恩生涯中这一时期的性格、兴趣的复杂性讲得言过其实。他父母对他所担忧的事所知甚少；虽然他母亲记得，当时一旦那两家NEMS唱片行的生意规模渐大，他就会不眠不休地工作，还记得他开始找寻新兴趣的事。不过他们必定不明白那些事情对他的影响。

他在1961年秋天离开工作岗位，前往西班牙休了5周假，这也是他所休过的最长的假。他对自己个人的生活和事业都感到有些挫败感，或许不太严重，只是一点儿无法满足的感觉。他真的是忙过头了，过去4年他一手建立起NEMS公司，被工作搞得严重心神不宁，像他在军中服役时的那样。确实有少数人认为他是个被宠坏的有钱人家的可怜孩子。不过大部分人所能看到的是，他工作很努力，很迷人也很快乐，还有个很爱他的家庭。

不过很明显地，他需要一些新鲜事——最好是和艺术有关的——让他有充实感。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曾经是他宣泄的渠道，然而在此铩羽而归，也让他有好一阵子都不再有在艺术领域发展的念头。不过，当一个人的艺术品位胜过其艺术天分，再也没有什么比对艺术的喜好更让人暗自神伤、备感挫折的了；或者看起来是如此。

1961年10月28日，到目前为止经历过了极不顺遂的学生生涯，当过成功的家具销售员、差劲没用的阿兵哥、失败的演员以及成功的唱片行主管的27岁的布莱恩·爱泼斯坦，他的店里出现了一个要找披头士唱片的顾客。

译注

[1] 彼得·奥图尔（1932—2013），爱尔兰著名演员，以主演《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最为脍炙人口，演出作品无数。2003年获颁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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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签下披头士

约翰·列侬和他背后的男人布莱恩·爱泼斯坦。布莱恩从1962年起担任披头士的经纪人，一直到1967年10月去世为止——那时候是披头士成军以来事业的成功和音乐才华发挥得最巅峰的时候。（照片来源：Getty）

那套极为出名的爱泼斯坦唱片索引系统被彻底击败了，所有挂在这下垂的在线的这些小纸片全派不上用场。布莱恩·爱泼斯坦只得承认，他从来没听说过一张叫作“我的邦妮”的唱片，也没听说过一个叫作“披头士”的乐团。

就某个方面来看，他没听过披头士这名字也真够奇怪的了，毕竟他在《默西之声》刊登广告和撰写专栏已经好几个月了。他的眼睛必定是跳过了那些标题，错过了他们的名字很多次。不过那时候他对《默西之声》感兴趣当然是出于职业上的考虑，以一个零售商的立场，来找个可以曝光的地方，好让他能卖出更多的唱片。

他只对出过唱片的乐队感兴趣，因为他卖的东西就是唱片而已。《默西之声》里头写到、提到的利物浦乐队，没有一个是曾出过唱片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他怎么样也不会注意到他们。

他很清楚利物浦这个地方那些节奏摇滚乐队和俱乐部非常的兴盛，不过他自己对这些东西没啥兴趣。他已经27岁了，早已不属于那种混咖啡吧、迷摇滚乐队的年龄层了；他也到那种地方混过，不过大多是5年以前的事了。现在身为全职的生意人，他除了偶尔上上剧院，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从事任何休闲活动了。

不过对于别人向他询问新唱片而他却一无所知的这一点，他觉得有点儿气恼。只要是确实录制过唱片，管它是打哪儿来的乐队，他一定会知道。所以当雷蒙德·琼斯要求布莱恩帮他找这张唱片时，他答应一定会帮他订到货，而且还在本子上记下：“《我的邦妮》，披头士演唱，星期一查询一下。”

雷蒙德·琼斯也向他提到披头士的唱片是德国发行的，这样就有地方可以着手找寻了。他打电话给一些进口外国唱片的代理商，只不过没有人有这张唱片的存货，有的代理商甚至连进都没进过。

“我是可以这样收手就不管它了，不过我自己定下的严格规定是我一定要满足所有顾客的需要。

“我也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一张我完全不知道的唱片，会在两天之内有人来询问了三次。因为就在星期一早上，我开始处理客人询问的货之前，有两个女孩子进来问了同一张唱片。”

他和在利物浦这个地区有往来的人谈过而且四处寻找，让他吃惊的是，披头士不但不是德国乐队而是英国乐队，而且还是从利物浦发迹的。

他询问了他店里的女孩子一些关于披头士的事。她们告诉他，披头士很传奇、很棒。后来更让他惊讶的是，披头士也曾在他店里出现过，他肯定曾经在下午看过他们很多次，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其中一个女孩子告诉我说，有一次我曾经抱怨过的那几个整天在柜台前面晃来晃去、只听歌却从来不买唱片的小伙子就是他们。他们这几个穿着皮衣的家伙看起来就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不过就像那些女孩子向我形容的，我想他们实际上大概还算不错，所以我并没有真的赶他们离开。不管怎么说，他们也让下午的店里挤满了人。”

布莱恩决定亲自到“洞穴”俱乐部去查探一些披头士的事以及唱片的详细情况。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让人感兴趣，尤其又是个本地的乐队，那么，或许由他这样一位精明的生意人来进口这些唱片会稳赚不赔。

“我不是‘洞穴’俱乐部的会员，而且我对于进青少年的俱乐部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我很怕他们不会让我进去，所以我询问了《默西之声》，看他们能否帮个忙。他们打了电话向‘洞穴’俱乐部说明我的身份，问问看我能不能进去。”

他第一次进到“洞穴”俱乐部是在1961年11月9日的午餐表演时间。“里头昏昏暗暗的，湿气很重又有臭味，我立刻对我的决定感到后悔。那噪音简直震耳欲聋，音箱传送出来的主要是美国热门歌曲。我还记得，当我听到他们播放出来的唱片歌曲时，联想到的是‘洞穴’俱乐部和我的20大热门排行榜之间是不是可能有点儿关联。

“后来披头士出场表演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他们不怎么有规矩，也不太干净。他们演唱的时候又抽烟又吃东西，还边聊天，而且还作势要打人似的互相打来打去。他们背对着观众表演，还对着台下的人大吼大叫的，而且还因自己私下开的玩笑在台上哈哈大笑。

“不过那里的气氛显然相当高昂亢奋。似乎他们身上都会散发出某种个人魅力，我十分喜欢他们。”

特别吸引他目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最会对观众大吼大叫、到处跳来跳去的约翰·列侬。那时候他还不太清楚状况，因为他还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谁，不过后来他就十分清楚了。他就是无法将目光从约翰的身上移开。

不过他可不是来看表演的，他纯粹是为了生意而来。“洞穴”俱乐部的DJ鲍勃·伍勒通过麦克风宣布“北端音乐公司”（NEMS）的爱泼斯坦先生正在观众群中，请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

在他最后想尽办法要靠近到能和披头士互相喊话的距离时，这个举动也帮他达到了目的。乔治有点儿嘲讽地说了句：“是什么风把爱泼斯坦先生吹到这儿来的呀？”他解释说，有个顾客要订他们在德国录制的唱片，不过不晓得是哪家公司发行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得上忙。乔治告诉他那家唱片公司叫作宝丽多（Polydor）。乔治只依稀记得那次的午餐时间和布莱恩谈过一些话，其他的披头士们——约翰、保罗以及皮特·贝斯特，则对他这第一次来访完全没有印象。

不过他为了要有人陪着他，来掩饰他处于那群青少年之中时的那种别扭的感觉，他开始带着店里的助理和他一同前往“洞穴”俱乐部。那个人是阿利斯泰尔·泰勒（Alistair Taylor），他在NEMS的柜台工作，不过也兼任布莱恩的个人助理。就像他会寄送备忘录给他的员工来交代事情，他要和员工谈话时，总会在电话间打电话联络。那种能够强化别人对他身为主管的印象的做法，是布莱恩最喜欢的作风。

布莱恩·爱泼斯坦花了一段时间才厘清他真正的想法。“我所感兴趣的是要怎么样把唱片卖掉。不过我发现自己在这几个星期越来越常到‘洞穴’俱乐部报到，只为了听听歌和看一看。我发觉我也会向有往来的唱片公司人员请教乐队经纪是什么样的行业、要怎么进行。假如说——只是假如——如果想要成为经纪人的话，和乐队签约时要用哪一款的合约？”

他接触过的人并不全然对乐队管理经纪的问题都很专精。他所能接触到的人当然主要是属于唱片零售业这方面的人，而不是唱片制作那一边的。不过在他的一次伦敦之行期间——一趟纯粹为了零售生意的行程——他只不过跟平常一样，与牛津街的HMV唱片行的总经理以及“凯斯普劳斯唱片行”（Keith Prowse’s）经理这些人聊聊，就打听到他所想要的情报了。

他也和德国的唱片公司联络，并且订了200张《我的邦妮》。“我非常喜欢披头士，我认为这值得冒险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些唱片全卖光。

“我猜想这大体上是因为对于单单只是卖唱片日渐感到无聊吧。我想找一个新的兴趣。与此同时，披头士呢——虽然我不确定，或许有或许没有——也对于在利物浦的一切感到有些乏味；他们想要有所扩展，接触些新的事物。

“我开始会在午餐表演时间找他们聊天。‘你昨晚应该来这里看看的，’有一天保罗这样对我说，‘我们帮人家签名呢，我还签在一个女孩子的手臂上呢。’我似乎总是错过了他们最美妙的时刻。”

他也发现披头士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缺了个经纪人。他查出有段时间艾伦·威廉斯和他们有过往来，而他也是帮他们安排第一次汉堡演出行程的人。“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他们这几个小子人还不错，不过他们总是会做出一些让你失望的事。’”

1961年12月3日，布莱恩邀请他们到他在白教堂唱片部的办公室来谈谈，他跟他们说只是稍微聊聊而已，因为他自己脑袋里也还没想好要干什么。

早在披头士在他办公室的首次正式会面之前，他就见过他们很多次了，不过披头士自己却仍然几乎没把他当回事，他不过是个圈外人罢了。在那次正式会面之前，他们对他根本没多少印象。

“他看起来就是一副很有钱、很能干的样子，我就只记得这样。”约翰如此表示。乔治则说布莱恩看起来就像个主管级人物之类的；保罗则对他那辆苏迪亚克牌（Zodiac）的车子印象很深刻。他们决定给他个机会试试。

披头士决定在第一次正式碰面的时候带着带着鲍勃·伍勒一同前往，不过这只是为了让布莱恩看看，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披头士不见得是完全孤立无援的。约翰把鲍勃·伍勒当作他父亲般地介绍给布莱恩认识。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布莱恩才知道鲍勃·伍勒根本就不是约翰的老爸；而在更久之后他才知道，连约翰对自己老爸是谁、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约翰和鲍勃·伍勒在约定好的四点半到达，乔治和皮特·贝斯特也准时到达，不过保罗还不见人影。过了半个小时，布莱恩开始变得非常不高兴，他要乔治打电话给保罗。乔治打完电话后回报说保罗正在洗澡。“这可真是‘不像样’（disgraceful）啊，”布莱恩说，“这下子他要很晚才到得了。”“晚是晚了，”乔治回嘴道，“不过可会‘像样’（clean）多了。”

保罗最后还是到了，而他们也讨论了一些关于披头士未来的打算——这也是他们想要做的——看看他们想要哪种合约期限。根本没有人晓得会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合约的事，因为他们根本没人看过这种东西。

他们也约定好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三再碰面。在那之前，布莱恩去会见了他一个律师朋友雷克斯·梅金（Rex Makin）。布莱恩在寻找热衷的新事物时总会收到一些劝告。“哦，是啊，”人们总会对他说，“爱泼斯坦又有新打算啦。这次你会多久就失去兴趣啊？”

他们星期三再度碰面，而这次布莱恩表示他确实想担任他们的经纪人。他表示他要收取25%的佣金；他们则反问他说为什么不能只收20%。他说是由于许多宣传促销和工作上必要的花费，所以他要多拿5%；他预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钱是只会出不会进的。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他们在皮特·贝斯特他家，也是他们披头士的据点——卡斯巴俱乐部签下合约。每个披头士成员都当着阿利斯泰尔·泰勒的面签下名字，不过布莱恩并没有签字。

“那可真是犯了大错，”阿利斯泰尔说道，“我以布莱恩的签约见证人的身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让我看起来像个十足的蠢蛋。”

布莱恩之后并没有在这份合约上签名。“我已经对我要做的事情做了承诺，这样就够了。我会遵照这些条款去做，所以也不会有人担心我没有在上头签名。”

他也同意一点，披头士之所以会喜欢这个由他来处理他们经纪事宜的想法，是因为喜欢他外表看起来的样子。“我有钱，有车子，还有家唱片行，我想这多多少少有助于增加他们对我的好感；不过他们倒也喜欢我这个人。

“我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特色、他们的某种风采。他们实在是非常的讨人喜欢。”

他父母也察觉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他们在伦敦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家，发现布莱恩正等着他们俩。

“布莱恩说他希望我们听听这张唱片，”他母亲表示，“也就是那张《我的邦妮》。他说不用注意歌唱的部分，只要注意伴奏的部分。他说他们将会成为热门的乐队，而他将要负责他们的经纪事务。”

他父亲还没来得及插嘴，布莱恩就补充说这当然只是他兼差的兴趣，父亲应该不介意他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来做这件事吧。

他父亲没有太过震惊。他很清楚布莱恩又找到一些新玩意儿了，不过至少这次他还待在利物浦。

1963年，布莱恩·爱泼斯坦和披头士在皇家综艺表演节目时的合影。（照片来源：Getty）

布莱恩决定创办一家新公司来管理披头士的事务，他仿照唱片行的名字，把它取名为“NEMS企业”（NEMS Enterprises）。“这是个很明智的决定，我可以把这几个公司挂在同一个NEMS的名字下经营，这样比较容易；几年后，当我们卖掉NEMS唱片行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

他的弟弟克莱夫·爱泼斯坦和他合资一起创立“NEMS企业”。“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需要多一点儿的资金，不过部分的原因则是我试着要让克莱夫产生点儿兴趣，或许他就会有兴趣来帮我一把。”

披头士的下一次——也就是第三次——汉堡之行，差不多远在布莱恩出现的好久以前就已经敲定了。他们离开汉堡之后没多久，“十佳”的彼得·艾克霍恩和许多其他俱乐部的经理就来到了利物浦，想要物色一些有演唱才华的乐队。

披头士已经答应过彼得·艾克霍恩会回他的俱乐部演唱，不过当他来到利物浦要和他们讨论一些演唱的细节、顺便看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乐队时，才发现披头士现在有了布莱恩·爱泼斯坦担任经纪人。

“布莱恩要求的报酬比我所能给的高太多了，”彼得·艾克霍恩说，“我试着找格里与前导者看看，只不过我也没和他们谈成。”

最后，彼得·艾克霍恩只带着一个鼓手回到了汉堡，这个人是他唯一能找到的了。这个鼓手就是林戈·斯塔尔，准备来帮托尼·谢里登伴奏的。

到最后，有其他汉堡的俱乐部老板提出比较好的条件，布莱恩最后接受了曼弗雷德·韦斯李德（Manfred Weislieder）开出的条件；他在汉堡开了一家叫作“恒星”（The Star）的全新俱乐部。这家俱乐部远比其他俱乐部还要大、还要好。他开给披头士的价码是每个人一星期400马克，大约相当于40英镑，“十佳”开的条件则大概是一个星期300马克左右。

这些条件非常的优渥，不过在敲定这一切的几个月前，为了让他们在利物浦不管什么地方都能有比较好的表演条件，布莱恩已经拖延过一阵子了。他定下了一条规矩：从他接手管理披头士一切事务的那一刻起，他们表演一晚的酬劳不得低于15英镑。

不过大致上来说，布莱恩·爱泼斯坦在披头士身上所做的最大、最迅速的工程，则是把他们弄得更整洁有条理——从他们的演出活动安排、他们的外表装扮到他们演出的方式。

布莱恩立刻从皮特·贝斯特那里接手他们所有的预约演出的时程安排，把它们安排得更有组织。他也会确保他们每个人能确实掌握他们要表演的时间和地点。

约翰表示：“布莱恩把他要给我们的指示很仔细地写在纸上，这让所有事看起来都像真的一样；在他出现之前，我们好像天天都在做白日梦似的，对于到底要做什么或是该答应到哪个地方表演，我们根本毫无概念。看到纸上那些要我们出动的命令让它像正式公文似的。”

布莱恩下达的指示都是打字打得漂漂亮亮的，通常纸的上端都有着他自己的标记，一个由他的名字前缀“BE”所组成的印刷精美的记号。他也会加上一些像是“外表要整洁”“衣着要合宜”“表演时不要抽烟、吃东西或是嚼东西”之类啰里啰唆的东西。

“布莱恩努力要把我们的形象弄得干净点儿，”约翰说道，“他说我们的外表看起来不太对，格调高的地方一定不会让我们进去。不管在舞台上或是下了台，我们往往只穿我们喜欢的衣服。他说服我们改成穿西装。”

布莱恩也整顿了他们的舞台表演方式。在那之前，他们一直都很随便，上了台想表演什么就表演什么。“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演唱曲目，每次都要把我们最棒的歌表演出来，不要只演唱那些我们想要唱的歌，”皮特·贝斯特说道，“只顾着和舞台前的孩子们玩闹、讲笑话，而不管后头可能有七八百个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东西的观众，这样子是没什么用处的。他要我们设计出一套实实在在的表演，不要搞一些乱七八糟的花样。”

从那时候起，很多事情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完全变成另一种模样了。对于他们变得这么整齐有条理，后来约翰·列侬感到有点儿后悔，因为他很了解这不是他们真实的面貌，或者说至少这不是约翰自己的原貌。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加入了穿着西装的行列，他也清楚在当时这是唯一可行的做法。

“要我们表现出看家本领，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约翰说道，“我们也得对记者这类的人表现出和善的态度——即使是那种很傲慢、会让我们知道他们能够帮得了我们的家伙。不过我们还是会虚与委蛇，说些他们想听的，说他们肯赏脸和我们聊聊天这类的话。我们对这一切表现得可真的是很虚伪。”

“想办法得到宣传机会也不过是个手段罢了。我们常费力走访当地的报纸、音乐报刊的办公室，要求他们写些关于我们的报道，就因为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

虽然披头士会在私底下嘲笑那些不想认识了解他们、处心积虑地取笑他们，或者甚至公然地嘲弄他们的人，他们（披头士）仍然对那些加诸他们身上的负面偏见感到伤心难过。

保罗表示：“那段期间我们所听到的，不外乎是‘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利物浦？你们在那儿是没办法成功的。你们得先待在伦敦才有机会成功。从来没有人从利物浦那边发迹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话，好几年来都是这样。”

不过，在把他们改变成伦敦那边的人所能够接受的程度这一点上，布莱恩的做法倒是走对了方向。“不过我并没有去改变他们，我只是去呈现出他们早已具备的东西。那东西也就是他们的风采。在舞台上，他们表现的这种风采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们要是抽个烟、吃个东西，而且和前几排的人聊天，那么这种感觉就会被破坏。”

当布莱恩决定当披头士的经纪人时，他当然是已经先见过披头士的至亲了。布莱恩的斯文有礼以及明显可以看出是有钱人的装扮，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他和他们儿子以前交过的那些朋友根本是天壤之别。

只有约翰的阿姨咪咪似乎感到很迟疑，虽然——撇开她对任何和摇滚乐队有关的事都没什么印象不说——布莱恩本人应该是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了。

“我第一次听到布莱恩·爱泼斯坦的名字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疑虑。不是针对他本人。不过因为他是这么的有钱，这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个新鲜的消遣，而且不管他们发展得是好或坏，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不用靠他们那种方式过活，他们才要。

“我觉得布莱恩非常迷人，我一直这么认为。不过他的出现才是我过去一直担心的事。我认为，那时候他们就要完蛋了。两个月之内，约翰他们一伙儿都还没真的开始，他就会跟他们结束关系，然后另觅他人。”

17
迪卡唱片与皮特·贝斯特

1960年的皮特·贝斯特，1961年披头士经历了更换乐队成员的著名事件。（照片来源：Getty）

差不多从一开始，布莱恩·爱泼斯坦就开始动用他在唱片业的人脉，以他那自封的“北部最好的唱片行”老板的名号尽其所能地施加影响。也差不多从一开始，这招就开始生效；迪卡唱片公司表示他们有兴趣。

当然啦，即使他们的关系只是在零售渠道这方面，但他和迪卡唱片的关系一向是最好的；不过靠着他的资格通过一个个部门，他还是设法得到了迪卡唱片应允，他们答应派一个艺人与表演经纪人（A and R man）到利物浦来，看看这个让他这么大肆吹嘘的乐队到底是怎么回事。

差不多快到1961年年底时，迪卡唱片的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按约定时间出现在利物浦。对第一次尝试就成功地获得回应，布莱恩自然是喜不自胜。“那是多么令人期待的时刻啊！在洞穴俱乐部来了个A and R经纪人。”

迈克·史密斯对此次见面印象非常深刻。他喜欢披头士表现出来的音乐风格，并且答应帮他们安排到伦敦迪卡唱片的录音棚作场试音。像这类试音，只是要听听看他们的音乐风格以及看看他们录音的反应和表现如何，并不代表什么。不过对布莱恩·爱泼斯坦、对披头士以及对利物浦来说，这可是意义重大。

这次试音排定在1962年元旦，布莱恩自己搭火车南下伦敦赴约；而披头士——约翰、保罗、乔治以及皮特·贝斯特——则是由他们的巡演经理尼尔·阿斯皮诺尔在除夕开车载他们南下前往伦敦。

“我特别租了一辆比较大的面包车。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伦敦附近的地方，这一次的行程耗了我们10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而且，我们还在伍尔弗汉普敦（Wolverhampton）附近的雪地迷了路。

“大概到晚上10点，我们才到达伦敦并找到要下榻的旅馆——‘皇家旅馆’（the Royal），在罗素广场（Russel Square）附近。然后我们就出门喝点儿酒，试着在查令十字路找了个地方用餐。我们这群衣衫不整的家伙走进了店里，并坐了下来；菜单上光是汤就要6先令，我们说，这是在开玩笑吗！那个家伙就说那我们得离开，所以我们就走人了。

“我们来到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看到那些除夕夜的醉鬼们都掉进了喷水池里。后来我们在沙夫茨伯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碰到两个脑袋还茫茫然的家伙，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身上有一些大麻，不过我也没见过那种东西，我们实在是没见过什么世面。当他们听说我们有一台面包车，就问我们看能不能在里头抽大麻。我们一口回绝，不、不行。我们吓都吓死了。”

隔天早上，布莱恩是第一个出现、一分不差地准时来到迪卡唱片录音棚的人。“迪卡唱片公司的人姗姗来迟，这让我相当生气。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录自己的歌感到紧张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人一样对待。”

终于被告知轮到他们上场了。他们拿出他们那些老旧、破破烂烂的音箱时，对方立刻要他们把这些器材拿走。“他们不需要用我们这些器材，”尼尔表示，“我们必须用他们的设备录音；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一路上从利物浦带着这些音箱来到这里。”

他们准备妥当，然后由乔治唱《阿拉伯酋长》（The Sheik of Araby），唱的时候他的咬字很简短；保罗在唱《夕阳下的红帆》（Red Sails in The Sunset）和《像梦一样》（Like Dreamers Do）的时候也相当紧张。他们也准备了很多首他们自己已经谱写完成的创作曲，不过他们并没有试着演唱个一两首。布莱恩劝他们专注在演唱那些标准曲目上。

“他们紧张得很，”尼尔表示，“保罗连一首歌都唱不了；他太紧张了，而且声音开始变调。他们很担心（录音棚里的）红灯。我要求他们看能不能把它关掉，不过对方告诉我们，要是关掉的话，不知情的人会误闯进来。‘你们说什么？’我们问道。我们完全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录音工作在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完成，每个人似乎都非常高兴。

“迈克·史密斯说，录出来的带子听起来很棒，”皮特·贝斯特表示，“我们认为自己挺跟得上流行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带我们所有人到瑞士小屋（Swiss Cottage）的某个地方吃晚餐。他点了葡萄酒，不过我们从来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那样做。”

事情过了好几个星期，却没有下文。他们还是在默西地区继续当地的演唱行程，不过他们也一直期盼着迪卡唱片能很快地让他们功成名就。经过不断的询问，后来在三月时，布莱恩从迈克·史密斯在迪卡唱片的老板迪克·罗（Dick Rowe）那里听到了消息，他们并不打算帮披头士录制唱片。“他跟我说，他不喜欢那种音乐，以吉他为主的乐队已经不流行了。我告诉他，我有十足的把握，这些孩子将会比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还受欢迎。”

人们还建议布莱恩，既然他在利物浦有很不错的唱片行的事业，那就该专注在那上面。他们也暗示他，要录一张唱片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举个例来说，花个100镑，租间录音棚，聘请个A and R经纪人就成了。他把这个提议盘算了一两天，不过他是这么想的：既然大家仍旧是用这么轻忽的态度看待他，那他决定那样也只是纯属浪费钱罢了。

“我认为迪卡唱片公司是期望我们能更优美一点儿，”约翰表示，“我们只录了一卷试唱带而已，他们应该已经看到我们的潜力了。”在那之后，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去试了其他各大唱片公司，结果同样令人沮丧；Pye唱片、哥伦比亚（Columbia）唱片、HMV唱片和百代唱片一家一家地拒绝了他们。连其他一些小唱片公司也拒他们于门外。

“我是最后一个得知我们被迪卡唱片拒绝的人，”皮特·贝斯特表示，“约翰、保罗和乔治早在我之前就已经知道消息了。有一天他们才无意间透露，他们在几个星期前就听说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们表示不想让我觉得泄气失望。”

而其他人则是由原本的灰心丧气，突然变成不知所以地乐观起来，觉得机会终究是会到来的。

“我们和布莱恩之间也有一些小争执，”约翰表示，“我们常说他根本没做什么事，不过是嘴巴上这样说说而已。我们都知道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可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对抗。”

“我们常常待在莱姆街（Lime Street）等着布莱恩，看看有什么消息，”保罗说，“他会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想，或许他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消息。他带着塞满文件的公文包下火车，我们会一起到“潘趣与朱迪”（Punch and Judy）喝咖啡，并听听看Pye唱片、飞利浦唱片或其他什么公司是怎么回绝我们的。”

“不过，我们仍旧时常故意对这种想成功的念头自嘲一番，”乔治表示，“当一切真的令人厌烦、没什么进展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在舞台上搞这一套把戏——约翰会喊：‘伙伴们，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会喊叫着回答：‘成为最顶尖的啊，约翰尼！’然后他会喊：‘什么顶尖的啊？’‘最受欢迎的、最成功顶尖的佼佼者啊！约翰尼！’”

担任布莱恩NEMS的助理的阿利斯泰尔·泰勒说，布莱恩在各唱片公司之间四处奔走受挫的时候，经常被逼得快哭出来了。“他总是尽他所能地动用关系（对唱片公司）施压，不过总会有一万个乐队也尽他们所能地对唱片公司施压。他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1961年12月，《默西之声》宣布举行一项最受欢迎乐队的票选活动。约翰和保罗他们家里各处都还放着许多份那期的报纸，上头参加票选的表格全被剪下了。他们用假名填了几十份的选单，全都把披头士选为第一，把“格里与前导者”选为最后一名；他们真的很担心他赢得票选。当然啦，每个乐队都会把票投给自己，所以呢，所有作弊的票数最后还是互相抵消掉了。最后的结果，披头士是彻底的赢家。

大部分的奖品都是布莱恩提供的。1962年2月24日的一场表演，表演节目单上，他们的名字被用特大的大写字母加注上“默西地区最受欢迎摇滚乐队票选赢家！宝丽多唱片艺人！欧洲巡回演唱前之演出！”实际上演唱会是在巴恩斯顿妇女会馆（Barnston Women’s Institute）举行的，它位于一些林立的建筑物后方，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

而节目单上提到的“欧洲巡回演唱前”的那次“欧洲巡回演唱”，理所当然也就是他们的第三次汉堡之行，就在1962年4月过后一个星期出发。

他们搭乘飞机前往汉堡，这可是他们头一遭坐飞机旅行。“布莱恩帮我们把这些行程弄得妥妥当当的，”皮特·贝斯特说，“我们可全都乐坏了。”

他们这次是要在“恒星”俱乐部演唱，在汉堡，它算是同类型俱乐部当中最大的一家。乔治说：“它的舞台甚至还有真正的帘幕呢。”而阿斯特丽德正在为斯图服丧，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来看他们的演唱会，不过披头士却特地专程去探望她，送她礼物安慰她。她说她以前曾经有点儿觉得他们可能很冷酷，他们去探望她后，这感觉就此消失。“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会这么亲切和善。”

与此同时，回头看看英国这边，布莱恩正努力地作最后的尝试，看看有没有人会对披头士感兴趣。他决定为此多投入一些资金。

之前他都是带着那些录音带跑遍各个唱片公司，其中有些带子就是1962年1月在迪卡唱片公司试唱时所录下的。他评估之后认为，如果把这些带子制成唱片的话，那么他要带着它们到处跑或是要让别人听的时候，会方便得多，而且给别人的印象也会好很多。

这段时间，他的父亲对于他一直把精力浪费在披头士身上，也变得越来越不悦。“我告诉我父亲，我要把这些录音带拿到伦敦去，尽我的全力，孤注一掷地主动出击。他是答应了，不过他只给我一两天的时间去试。”

布莱恩前往位在牛津街的HMV的唱片中心。它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普通零售店，只是百代唱片公司庞大的企业版图的一部分。布莱恩跟那里的一个熟人讨论了一些事，并且问他该怎样才能把他的录音带制成唱片。

“录这卷带子的录音师告诉我说，这卷带子一点儿也不差。他说他私底下跟楼上的一个叫赛德·科尔曼（Syd Coleman）的音乐出版商提到过。科尔曼非常的兴奋，他明确表示了想要发行这些歌曲的意思，还说他会和在帕拉丰（Parlophone）唱片公司的朋友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谈谈这件事。”

他们已经事先约好隔天在百代公司和乔治·马丁见面。帕拉丰唱片算是百代旗下的子公司，而百代则是早早就已经拒绝过披头士了。

“乔治·马丁听了唱片之后表示，他喜欢保罗的声音以及乔治的吉他演奏风格。那是他特别提出的两点。唱片中约翰唱了他非常喜欢《你好小女孩》（Hello Little Girl），保罗则唱了《直到有你》（Till There Was You）。”

乔治·马丁非常慢条斯理、若无其事般地和布莱恩讨论着这一切事情，而且最后他说这唱片非常的“有趣”。没错，而且他们有趣得让他认为值得给他们试唱的机会。

这是1962年5月的事，披头士仍然在汉堡。布莱恩赶紧离开百代唱片公司去拍电报，通知他们这个好消息。

“我们所有人都还在睡梦中，”皮特·贝斯特说，“我们通常是，不管谁最先起床，就由他去拿邮件。那天乔治最早起床，收到了那份电报：‘孩子们，恭喜。百代要求安排好录音时间，请排练一些新曲目。’

“我们觉得非常振奋。约翰和保罗立刻开始动手作曲。布莱恩放下手边的工作前来探望我们，并跟我们讨论一份新合约——我想我们当时是每个人一个星期有85英镑吧。他认为录音时用《真心爱我》这首歌应该挺合适的。”

克劳斯·沃尔曼说当他看到布莱恩·爱泼斯坦来到汉堡时，觉得有些失望。“我不喜欢他的样子。他非常的内向，一点儿也没有我所期待的那种威严、强势的感觉。我感到有点儿失望。对于他们应该要找的经纪人，我脑子里的想法是：他必须是个出类拔萃的生意人，绝对要活力十足，才不是这种内向害羞的菜鸟。”

不过披头士他们自己可是乐得很。克劳斯还记得当时他们听到这消息的兴奋之情，以及他们怎样拿着他们的合约，跑去跟那些只让他们担任伴奏乐队、不愿把他们塑造成明星的宝丽多唱片公司人员炫耀。

“有一天，我和保罗以及乔治一起到海边去，而乔治正在谈论钱的事情。他说他觉得他会赚到很多钱；他要买一栋房子和一座游泳池，然后他要帮他老爸买一辆巴士——因为他老爸是个公交车司机。”

1962年6月初，他们从汉堡回来。6月6日，在位于圣约翰林区（St Johns Wood）的百代录音棚，他们在乔治·马丁面前进行了试唱。

布莱恩就像平常一样，很有效率地事先就在有着他特殊标志的便笺纸上，仔仔细细地打印了一份表单，寄给乔治·马丁；上头提议了许多歌曲，当然啦，如果马丁先生同意的话，他们会演唱这些歌曲让他听听看。这张表单包括了一些创作曲，像是《真心爱我》、《附注：我爱你》（PS I Love You）、《如果问我为什么》（Ask Me Why）和《你好小女孩》，不过提议的歌曲主要的还是像《深深的吻》（Besame Mucho）这类的标准曲目。

乔治·马丁对每一部分都很仔细地聆听，并且表示相当不错。他很喜欢他们。从布莱恩那边听到那么多关于这几个孩子的事，最后终于能见到他们本人，真是太好了。他要让他们知道，他觉得他们很棒。

结果也就这样而已。他们并没有感到泄气，或是出现这类的反应；只不过他们期待能有更确实的响应。他们在隔天回到利物浦，又开始他们平常在利物浦各地那样一晚一处、周而复始的演出活动，这些演出是他们还在汉堡的时候布莱恩就帮他们安排好的。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是在6月9日，星期六，在“洞穴”俱乐部的“欢迎返家”晚会；然后则是布莱恩费尽心思敲定的，星期一在曼彻斯特的一场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接下来，从7月到9月底，则是排满了一些不定期的预约演出。

这些表演预约包括了“洞穴”俱乐部，加上“卡斯巴”、新布莱顿塔（ New Brighton Tower）、诺斯威奇纪念厅（Northwich Memorial Hall）、陛下舞厅（Majestic Ballroom）、伯肯黑德（Birkenhead）、广场舞厅（Plaza Ballroom）、圣海伦斯（St Helens）、荷美表演厅高尔夫俱乐部（Hulme Hall Golf Club），以及在“自动电话公司”（Automatic Telephone Company）的皇家伊利斯河游览时演出。

至于他们所有的演出日期、细节之类的事项，布莱恩照惯例用便笺纸打得详详细细的，给了他们每人一份。他还加上了一些提醒的注意事项，通常是用大写字母标示出来，要他们注意行为举止：

1962年6月29日，星期五

高塔舞厅，新布莱顿（TOWER BALLROOM，NEW BRIGHTON）

因为要在下午7点半到达“高塔”，尼尔会在下午6点45分到7点之间，先打电话叫你们。这晚的节目是由利奇（Leach）主持的，他已经在节目单上帮你们做了明星级的最佳宣传了。要牢牢记住这点，他最近已经和我合作过多次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全力展现出最佳状态。而且，由于这晚是山姆的婚礼之前的表演，应该会有一大群主要为了看披头士表演而付钱的观众。整套的表演、不要中断、穿西装、白衬衫、打领带，诸如此类。节目时间一个小时。

注意：所附上的这一期《默西之声》，我粗略算了一下，“披头士”的名字被提到了15次。在10版的《默西之声》当中，有6版出现了“披头士”的名字。已经曝光很多次了，将来还会有更多宣传机会；而且关于这点，依照宣传的原则来行事非常重要。所有人都要注意到，在上面所提到的预定演出中，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严禁出现抽烟、吃东西、嚼东西以及喝饮料的行为。

这段时间，布莱恩一直试着在默西地区之外比较远的地方帮他们找演出机会，不过运气不怎么好。那年夏季，他设法帮他们争取到了一个在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演出机会，不过演出完全失败。根本没有人认识他们，也没有人喜欢他们。给他们这个演出机会的筹办人阿瑟·豪斯（Arthur Howes）表示：“观众们根本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在这段时间，他们也一直很紧张地等待着乔治·马丁那边的回音。他曾经说过，一旦确定要找他们录制唱片，他会告知他们的。

最后，布莱恩在7月底的时候得到乔治·马丁的回音，他要披头士和帕拉丰唱片公司签约。他现在正考虑着要让他们录哪些歌曲。约翰、保罗以及乔治也和布莱恩一样欣喜万分。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皮特·贝斯特。

尽管披头士赢得了《默西之声》1962年1月的票选冠军，也成为了洞穴俱乐部午餐表演时间的传奇人物，不过保罗的名字还是被拼错了，变成了“Paul McArtrey”。

“8月15日，星期三晚上，我们在‘洞穴’俱乐部表演，”皮特·贝斯特说，“隔天晚上我们预定要到切斯特表演，照往例是由我去载约翰的。当我们要离开‘洞穴’的时候，我问约翰看他要我什么时间去载他去切斯特。他说，喔，不用了，他要自己一个人去。我问，怎么回事？不过他就这样离开了，他看起来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后来布莱恩打电话过来，要我和尼尔隔天早上到他办公室谈谈。

“隔天尼尔开车载我一起过去。布莱恩看起来非常紧张不安，不像平常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向来是喜怒形于色的人，所以很显然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那时他一直很烦躁不安。

“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些坏消息。那几个孩子希望你能离开乐队，让林戈加入。’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整个都呆住了，整整有两分钟说不出话来。

“我开始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却得不到明确的答案。他说乔治·马丁不太喜欢我的演奏风格，他也说其他人认为我的风格和他们不搭调。不过似乎没有比较明确的原因。

“最后我说，要是事情是这样的话，那只好这么办了。我走出门告诉等在外面的尼尔这些事情。我看起来一定是一脸苍白，我跟他说，我跟他们在一起闯荡了两年之后，现在已经被踢出乐队了。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说我连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也得不到。

“布莱恩走出来和我们两个人说话。他问我是否能够待到这星期结束，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出场演奏，直到林戈能到场为止。我答应了他。

“后来我就只是到处晃晃，去喝了几杯。我没有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我没有告诉过别人。”

消息的确是泄漏出去了，而且几乎是马上就传出去了，还成了利物浦喧腾一时的大事。《默西之声》在8月23日那一期登了这样的标题：“默西之声独家披露！披头士更换了鼓手！”他们没有写出任何原因，他们表示这则报道全然没有恶意。不过，报道的结尾写出了披头士将在9月4日飞往伦敦，为百代唱片公司录制唱片。

虽然皮特·贝斯特的乐迷在数量上远远比不上保罗·麦卡特尼的乐迷，但他们实在很愤怒，他们的偶像就在披头士即将大放光芒的那一刻被逐出门外。他们上街游行，拿着标语在NEMS公司前聚集逗留表示抗议，堵在“洞穴”俱乐部外头，并且在每一场演唱会里大呼口号。

皮特·贝斯特的乐迷们也对约翰、保罗和乔治展开攻击，不过布莱恩·爱泼斯坦已经成为他们的头号敌人。

“解雇皮特·贝斯特这件事，让我的处境变得很恶劣，这也是我所遭遇的第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一夜之间，我就成了摇滚圈最惹人厌的家伙。连着两晚我都不敢靠近‘洞穴’俱乐部，因为一大群人就在那儿高喊着‘要皮特不要林戈’或者‘皮特最棒’。可是我又不能离开他们太久，所以雷·迈克福尔帮我安排了一个贴身保镖。”

皮特·贝斯特的乐迷企图逮到其他三人，好痛扁他们或是把他们抓成大花脸，同时，约翰、保罗和乔治的乐迷则试图不让这些人靠近他们。林戈的乐迷则只管置身事外。在这些争来斗去的过程当中，有许多女孩子受了伤，不过披头士成员当中只有乔治受伤；他有一只眼被揍成了黑眼圈。

利物浦四处传出很多流言。马尔·埃文斯（Mal Evans）那时候是“洞穴”俱乐部的保镖，他说他听别人说这件事是因为皮特都不怎么笑的关系；另一些人则说是因为皮特不愿意改变发型的缘故。不过比较可信的部分似乎是，布莱恩并不愿意开除皮特。

“我很清楚皮特有多受欢迎。他长得非常帅，也有一大群追随者。我也和他相处得非常愉快。事实上，他是他们里面我第一个认识的人。我会通过皮特来仔细思考解决事情的方式，因为他是他们之中最容易了解、最单纯的人。

“所以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到我面前说他们不要他担任鼓手，他们要找林戈代替他时，我感到很难过。这件事情可能已经酝酿很久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事情的发展不是这个样子。”

由于布莱恩很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他把原因扯到别的事情上去，像是乔治·马丁不喜欢他的打鼓风格，虽然这点有一半是事实，不过并不是解雇他的主要原因。

“我真的也提供了让皮特待在其他乐队的机会。他那天晚上没有在切斯特出现，让我有点儿生气，他说过他会来的啊。我也相信他会出现。我不知道他没办法再面对其他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有那个心情？”皮特表示，“当他们不再需要我了，那还有什么重要的？我就在家里头待了两个星期，根本不晓得要怎么办。那些乐迷一直在门外出现。她们在外面花园搭起营帐，还为我呐喊抗议。”

尼尔则认为，最该怪罪的人应该是乔治。他认为约翰和皮特相当亲近，而保罗倒是从来不会自己一个人干这样的事。尼尔表示，他们所有人都一致同意这件事，不过最后应该是乔治煽动布莱恩的，因为乔治是所有人里头最仰慕林戈的。尼尔说，乔治眼睛挨了那一拳，正好证明这个说法。

贝斯特太太的说法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皮特的鼓技造就了他们的成功，他们忌妒这一点，所以要他离开乐队。一直到离开乐队，皮特才知道他有那么多的追随者。他总是这么内向而且安静，他从来不会大吹大擂乱放话，也不像有些人。

“在布莱恩出现之前，他算是他们的经纪人，处理演出预约以及把酬劳收齐的事。我把他们当作朋友般看待。我帮了他们这么多忙，帮他们找演出机会，借他们钱。肚子饿的时候我还供他们吃饱。我比他们自己的父母还要关心他们啊。”

所以贝斯特太太的愤慨不是没有理由的。解雇皮特·贝斯特这件事，只是披头士历史中少数不光彩的事件中的一件而已。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有些猥琐，做得不够漂亮。不可否认的，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同样的处理方式，而且让经纪人来扮这个黑脸。不过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是约翰——对每个人一向是真诚相待的。

1962年4月，皮特·贝斯特（左）和约翰、保罗以及乔治，在他们的第三次汉堡之行期间共享快乐时光。几个月之后，布莱恩向皮特传达乐队伙伴们希望他离开让林戈加入的意思。（照片来源：Getty）

贝斯特太太说，这么久以来皮特帮了他们不少、待他们不薄，这也是实情；不过虽然皮特的打鼓风格在他们成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她说他们只是在做皮特·贝斯特风格的音乐而已，这点并不是事实，事实跟这差得远了。

“我们从德国回来之后，”皮特说，“我演奏的方式是把大鼓踩得大声，而且踩出很重的拍子。这在当时的利物浦可是没有人听过的打法，因为所有的乐队都在学‘影子’乐队的演奏风格。甚至是罗里·斯托姆乐团的林戈也模仿我们的节奏；过了没多久，大部分的利物浦乐队都演奏和我们一样的风格了。这种打鼓方式和我们要呈现的那种大音量有很大的关系。”

其他人的说法则是，他们会让皮特在乐队里待这么久，主要原因并不是他演奏出来的声音，而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缺少鼓手的问题。他们需要个好鼓手，少了个鼓手让他们一直没办法有好发展。当出现了一个还过得去的鼓手，他们当然就把他留在乐队里；那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人打鼓打得很棒，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没有鼓手的乐队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要是我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把我留在乐队两年半？我们第一次回利物浦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去找其他的鼓手？那时可是有一大票的鼓手。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找林戈加入，要一直到两年后，快要功成名就之前才找他加入？”

要界定一个鼓手表现得好或是不好，的确是不容易，不过就像阿斯特丽德和克劳斯在汉堡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的，要成为名人的话，有许多迹象显示皮特的个性并不太合适，即使是皮特自己，似乎从来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拿斯图来说，他不像皮特，打从他时常被数落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明白这点了。在相处了这么久之后，皮特已经认定他完全是乐队的一分子了，所以当最后变成这种结局，他自然是惊讶万分。

不过不管披头士后来的际遇如何，要顾及皮特的事业的话，在解雇这件事的处理上——尤其是在宣布过程上，其实是可以更周密、更正大光明的。可以在消息公布之前帮他安排去其他乐队。

现在要讲出这些话当然很容易。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披头士会有多成功以及皮特·贝斯特将失去什么。披头士自己也确实感到有点儿愧疚，不过他们说这件事情是他们共同做出的决定，不是乔治个人的意思。他们从来就不觉得皮特曾经融入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解雇他不过是早晚的事罢了。

“解雇他的那时候，我们都像懦夫一样，”约翰表示，“我们这件事交给布莱恩处理，不过如果是我们当面告诉皮特，那场面恐怕会比交给布莱恩处理要更糟糕。如果由我们告诉他的话，很可能最后会大干一架收场。”

皮特离开了乐队，而且失去了在演艺界成名的机会。不过这件事对披头士来说有了个快乐的结局。林戈·斯塔尔加入了。

18
林戈·斯塔尔

1963年12月，披头士圣诞节演出期间，林戈·斯塔尔在后台休息。（照片来源：Getty）

理查德·斯塔基（Richard Starkey）或说林戈是披头士当中年龄最大的。要不是当初他祖父决定改姓，那今天他可能就是姓帕金（Parkin）了。他曾祖母改嫁的时候，把姓氏从帕金改成斯塔基，林戈的祖父也决定把姓跟着改成斯塔基。这样一来，让林戈一度试图追溯他家族的根源时，搞得十分混乱。“斯塔基”这个姓氏原本应该是出自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es）那边。

林戈的母亲埃尔茜·格利夫（Elsie Gleave）和他父亲理查德·斯塔基在1936年结婚。他们两个人是在利物浦的同一家面包厂工作的时候相遇的。女方身高不高，体格壮硕，金发，而且现在看起来非常像哈里森太太。

他们结婚后搬进了丁格尔（Dingle）斯塔基家，和林戈的祖父母同住。在利物浦，丁格尔也算是出了名的混乱地区，仅次于苏格兰路（Scotland Road）。它位于市中心，离码头区不远，当然，也远比不上像约翰、保罗和乔治他们所成长的空气清新的郊外新兴住宅区那样有益身体健康。

“在丁格尔有很多廉价公寓，”林戈说道，“住在这种小房子的人，很多人都非常想离开这地方。要是你跟别人说你住在丁格尔，那其他利物浦人就会说，哦，是啊，他的生活一定过得不太好；当然，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并不真的是那样。”

就在林戈出生前不久，埃尔茜和理查·斯塔基才刚刚找了间自己的小房子。它不是公寓，而是位于玛德琳街（Madryn Street）的一排毫不起眼的、两层楼高的低矮平顶排屋中的一间房子。他们的房子比大部分人的还大，因为相对于平常的那种楼上楼下各两间房间的房子，他们的房子是上下各三间房间。在1940年那时候，他们房子的租金是一星期14先令又10便士。

“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不过是很普通的、贫苦的工人阶级，”林戈表示，“不过家族里也谣传说我的曾祖母相当有钱。她房子四周还装上了镀铬的栏杆呢。嗯，总之栏杆看起来闪闪发亮。也许那不过是我自己编的。你也知道，这就像那种你自己幻想的事或是你老妈告诉你的事，久而久之，你就相信自己确实亲眼看过。

“不过我的外祖母倒真的很穷，她一共生了14个孩子。”

林戈就在1940年7月7日刚过午夜的凌晨，在玛德琳街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10磅，还得靠产钳的帮忙才能生出来。他出生时眼睛就睁得大大的，向四处张望着。他母亲告诉邻居说，她相信这个小家伙一定是以前就住在这儿。

当时他母亲埃尔茜26岁，他的父亲理查德28岁；他们把他们的长子——也是独子——取名为理查德。像这样长子跟父亲取一样的名字，也是工人阶级家庭的传统。他们也把他的小名取“里奇”，跟他父亲一样；直到今天，他们家族的人还是这样称呼他们两个人。

林戈的母亲斯塔基太太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大战的空袭警报时，她还躺在床上休息，为产后身体的恢复在休养。那时候，利物浦已经开始遭到轰炸了。

他们在丁格尔还没找到可以安置他们避难的地方。第一次真正严重的轰炸空袭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后。斯塔基一家人正和两个邻居在屋里闲聊时，发生空袭，他们全赶紧跑到楼梯底下的煤库找掩蔽。这时里奇开始大声哭叫，他母亲才发现，在这一阵匆忙和推挤中，她把他头脚上下颠倒地抱在肩头上。她赶紧把他抱正，然后他就在空袭中安然地睡着了。这件事很快就成了她跟邻居聊天的另一个题材，而且到现在她还是津津乐道。

当小里奇才刚3岁多一点儿，她的父母就离婚了。从那时候起，里奇后来只见过他父亲3次。

他们不像约翰的父母分开时那样过程曲折又吵吵闹闹。事情似乎很平静地就解决了，埃尔茜负责抚养孩子，最后他们就离婚了。

后来林戈和他母亲单独留在玛德琳街住了一段时间，不过很快地，房租对他们来说变成很重的负担，他们就搬到附近的格罗夫海军上将街（Admiral Grove）10号。这栋房子只有4个隔间，楼上两间、楼下两间，在1940年时房租是一星期10先令。

林戈所记得最早的事是这次搬家。他觉得那时他大概5岁左右。“我记得我坐在把我们的东西拉到格罗夫海军上将街的搬家公司卡车后面的边边上。”

他对父母离异的事没有印象，只记得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他父亲两次，后来还有一次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次他带着一个小笔记本到医院来看我，然后问我需不需要什么东西。

“后来我在斯塔基奶奶的家里又见过他一次。他给了我一些钱，不过我并没有和他说话。我猜是因为我妈妈已经跟我讲过太多关于他的事情了。不过我猜想，如果当初事情完全相反——如果当初我是跟父亲走的话，我的想法可能就会完全相反了。”

不过甶于他的父母离异之后，他小时候待在斯塔基奶奶家的时间还不少，所以显然他与他父亲实际见过面的次数，可能要比他所记得的还多。那是他父亲搬离利物浦再婚之前、还待在面包厂工作的那段时间的事。

他母亲也不记得林戈对他们离婚的事有过什么伤心难过的表现，甚至后来他连问都没问过事情的经过。

“有时候他也会希望家里能多一些人，而不是只有我们孤单两个人。下雨天的时他常常会望着窗户外面说：‘我真希望有兄弟姐妹啊！不然下雨天都没有人可以聊天。’”

里奇在4岁时进了主日学校，5岁的时候进入小学就读。他读的是圣西拉（StSilas’s）小学，从他家只要走不到300米就到了。它是一所国立的小学，校舍是一栋稍微褪色了的红色维多利亚式建筑，于1870年创立。

每个星期，埃尔茜从她前夫那里拿到一笔30先令的赡养费作为生活津贴，只是这笔钱并不够应付生活所需，所以她还是得外出工作。她结婚前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还当过酒吧服务生，于是她重操旧业。她那活泼、合群又好交游的个性，使得她总是工作得很愉快，而且时间上她也能配合。

在林戈开始就学之前，她就回去从事服务生的工作了，工作时间是早上和午餐时间，薪水一个星期18先令；上工时，她把林戈留在斯塔基奶奶身边，或是让他和邻居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里奇一个人关在家里，他可是我的孩子；至于酒吧的工作，我还是能处理得来。在大战期间，酒吧里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6岁的时候，里奇得了阑尾炎，那时他才在小学待了一年而已。他的阑尾发炎裂开造成腹部感染，演变成腹膜炎，被送进了米尔特街儿童医院（Myrtle Street’s Hospital）动了两次手术。

“我记得我被人从屋里用担架抬出去送上救护车的时候，情况很糟糕。在医院时，护士开始猛击我的肚子；当然她可能只是轻轻碰而已，不过感觉起来就是那么痛。

“我被推进去动手术时还开口要了一杯茶。他们说手术前不能喝茶，不过我在醒来的时候喝了一杯。后来我陷入昏睡，过了10个星期才醒来。”

他住院的时间总计刚好超过12个月。他待在医院休养等待复原的时候，却在一次庆生会中，因为要把礼物拿给邻床的小朋友看而摔下病床。

医院并不允许父母探视小孩，他们认为这样会过度打扰孩子们的静养。不过有段时间里，里奇的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医院让他母亲在酒吧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在深夜时来他病床边偷偷探视他。

里奇出院时已经7岁了，他再回到圣西拉小学就读。在功课方面，他向来反应就不是很好，所以在医院的这一年，更让他远远落后于别人，而且连读和写都不会。他认为，要不是有玛丽·马圭尔（Marie Maguire）的帮忙，他恐怕永远也没办法学会读和写。玛丽的母亲和里奇的母亲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她们一起出门时，就会把马里留下来照料里奇。

玛丽说：“我比他大4岁，所以都对他颐指气使的；他简直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人家总会来敲我家的门告状说：‘你们家里奇干了什么好事……’他会跟我们一起吃饭，当我们吃炖杂烩（scouse）[1]的时候，我总是得帮他把洋葱挑出来；他很讨厌吃洋葱，我常常因此骂他。

“关于他的事，我记得最早的大概是在他3岁的时候。那次有场大雷雨，我向他家里面张望，正好看见他和他妈妈两个人在客厅里缩成一团。

“他康复出院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他读书和写字。他并不是笨小孩，只不过是有很多东西没学到而已。我们很规律、很有系统地进行着。我一个星期教他两次功课，而他妈妈也会为此给我一些零用钱。我买了些钱伯斯的《小学读本》（Primary Readers），我们也常坐在厨房餐桌前读这些读本读到很晚。

“当我们的妈妈在星期六晚上出门时，我就必须在家里照顾他。她们会为我们留几瓶柠檬汁和甜点。有一次他把衬衫脱掉让我用颜料在他背上画画，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似乎很有原创性。他曾经带他的女朋友来见我，他还坚称她叫作杰拉婷（Jellatine）。

“我一向很喜欢他。他就像他妈妈一样，都是快快乐乐的，又很随和。他有双美丽的蓝色大眼睛。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大鼻子，要不是几年后有记者指出这点，我还不会想到他有个大鼻子呢。”

玛丽是他多年以来最亲近的朋友，不过当他母亲出外工作时，他也常常去他两个祖母的家里。

“我的格利夫奶奶——就是我外祖母，她是自己一个人住，不过她有个叫作莱斯特先生（Lester）的朋友，常常会到这里吹口琴给她听。他们俩大概都有60岁了。我们常会这样说：‘噢，是啊。她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吹口琴给她听，不过我们倒很清楚你打什么主意。’不过她并没有嫁给他。到最后，莱斯特先生就离开跟别人结婚去了。

“我向来最喜欢到斯塔基爷爷家，那时他赌马输了很多钱。他恐怕是疯了。他们（夫妻俩）真是一对活宝，还时常真刀真枪地拳脚相向。他是码头区的锅炉工人，彻头彻尾的大老粗，不过他常会做一些精巧的玩意儿给我。有一次，他还做了一辆大火车给我，里头还真的有火在烧呢。那玩意儿可在我们街上引起了大骚动，我还常在里头煮苹果呢。”

关于圣西拉小学时的事，除了逃学，在运动场跟小朋友勒索小钱之外，他记得的事不多。“我们常常从沃尔沃茨（Woolworths）那里偷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不过是一些能塞进口袋的无聊的塑料玩意儿。”有一次，他的南希（Nancy）姑姑发现一条珍珠项链不见了；而里奇则是出现在公园街（Park Street）的一家酒馆外头，正拿着它以6先令的贱价在兜售。

11岁的时候，林戈进入了丁格尔山谷中学（Dingle Vale Secondary Modern School）就读。他并没有参加中学的入学测验（Eleven Plus），因为他没有通过面试，而他们也要依据面试结果，判定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参加中学入学测验。

他母亲表示：“他对上学的喜爱只有3分钟热度，然后他就会开始逃学。他和其他一些人会在上课前在学校外面晃来晃去的，就是不愿意进去；一直等到最后一声钟响，他们就会被锁在学校外面。那他们就会跑到塞弗顿公园（Sefton Park）玩整个下午。”

里奇刚过11岁时，他母亲也开始和一个叫作哈里·格雷夫斯（Harry Graves）的人约会；哈里是利物浦市政机关的油漆工兼装潢工。他是个伦敦人，来自朗福德（Romford）区。他曾经有过一些病痛，因此医生建议他搬到空气质量比较好的地方。不知是何故，他决定搬到利物浦试试；他到现在还是想不起来当初他到底是为什么搬到利物浦。他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马圭尔一家人，而认识了埃尔茜。从一开始，他和里奇就很合得来，他们每个星期还会一起出门看两三次电影呢。

“我把哈里想和我结婚的事告诉里奇，如果里奇不答应，那我就不嫁给哈里。不过里奇回答说：‘妈，你就尽管去结婚吧。我不会一直像小孩子那样要人照顾的，你也不需要像奶奶那样过完一生。’”他说的就是最后没有跟莱斯特先生和他的口琴成为老伴的那个奶奶。

哈里·格雷夫斯与埃尔茜·斯塔基在1953年4月17日结婚，那时候里奇也将近13岁了。她结婚之后很快就不再去工作。哈里说他和里奇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谩骂之类的事。埃尔茜则说哈里真的很令人讨厌，当她告诉他说里奇又顶撞她时，她老公通常都只是笑笑，什么事也不管。

13岁的时候，里奇第二次受到重病的折磨。他得了感冒，后来转变成胸膜炎，接着又感染到他的肺部。他又再度来到米尔特街，这次他进的是黑斯沃尔儿童医院（Heswall Children’s Hospital）。

为了鼓励他、让他生活中有个兴趣，哈里曾让他加入阿森纳队（Arsenal）球迷俱乐部。同样的，哈里也不太记得他当初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哈里自己对阿森纳队倒没那么感兴趣。从当时到现在，他一直是西汉姆队（West Ham）的狂热支持者。“不过在那段时期，阿森纳队总让人感觉很炫，我想这孩子应该会喜欢它。”

里奇住院的那段期间，当时阿森纳队的经理汤姆·惠特克（Tom Whittaker）正好在利物浦。哈里写信给他，信上表示，有个最喜欢他球队的年轻支持者现在正生病躺在医院里。要是他能够来探视一下，那就太好了！惠特克先生并没有现身，不过他倒是很好心地回了一封信，里奇非常珍惜这封信；哈里是这么说的。然而里奇自己根本不记得收过什么信或是曾经加入阿森纳队球迷俱乐部这类的事。

不过对于哈里这个人，里奇从他们相遇之初的事就记得很清楚。“他常常会带一些美国的漫画来给我看。他是个非常好的人。要是他和我妈妈发生什么争执，我通常都会站在他那边，帮他讲话；因为我认为我老妈有点儿太过跋扈，会觉得对哈里有些过意不去。我也从哈里那里学到了温文有礼的态度。不管什么事情根本都不需要搞得那么激烈。”

这次里奇在医院待了将近两年，从他13岁到15岁。“他们教了我许多东西，像是编织之类的，好让我不至于脑袋空空的什么都不会。我用纸型做了一座大型的岛屿和一个满是动物的农场。我在医院时还跟另一个家伙打了一架。他勃然大怒，并且拿了一个很大的托盘砸我，只差一点儿就砸到我的手指头了。”

他15岁时才出院，这也意味着他的学生生活——虽然他真正待在学校的日子几乎没有多少——已经正式宣告终结了。他得回到丁格尔山谷中学要份成绩单，这样他可以拿它当作就学证明来谋职。他说他实在是离开学校太久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半个人记得他。

他还必须留在家里充分休养，直到身体状况恢复得差不多，再开始认真思索求职的事。他母亲很烦恼他能找到什么工作。她很清楚，要从事搬重物这类的粗活，里奇身子不够强壮，而那种太花脑筋的工作，他念的那一点点书又应付不来。

到最后，通过青年就业处的介绍，他得到了一份在英国铁路公司当收发小弟的工作，一个星期的工资是50先令。

“我去跟他们要制服，不过他们只给了我一顶帽子。我心里想，这是什么鸟工作啊！你得在这里待上个20年才可能领到整套制服；我在6个星期后就离职了。并不只是领不到制服的关系，要待在那儿工作得通过体检，可是我没过关。

“后来我在一艘往来于利物浦和北威尔士的渡船上，当吧台服务生，工作了六个星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通宵的舞会，喝得醉醺醺的就直接去上班，结果和老板起了争执，顶撞了他。他就说，小子，滚吧，你被开除了。”

从那次之后，通过哈里的朋友，他在一家叫作“H·亨特父子”（H. Hunt and Son）的店找到了工作。“我到那里是准备学做木工的，不过我去了两个月都只是骑着脚踏车出去送货。我这时候刚过17岁，对于到现在连个学徒的工作都还没有着落，也开始感到很不耐烦。所以我就去见他们，问一下情况，他们说没有木工的缺，看我愿不愿意当组装工，所以我就说可以了。那也算得上是一技之长。人家总是说，如果你有个一技之长，未来也就OK了。”

其他人可没有人这么乐观地认为他一定就会OK。他身材瘦小，一副体弱多病的样子，又营养不良。况且，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实在是少得可怜。

“他的童年实在是很坎坷，”教他读书识字的马里·马圭尔说道，“有个不完整的家庭，还生了两次拖这么久的病。我只希望他能过得快快乐乐的。不一定要功成名就或是怎么样，只要快快乐乐的就好了。”

这两次很长的疗病期对他的影响可不小，让他很难适应学校生活、工作和日常生活。到现在，他根本记不起任何一位学校老师的名字，然而他却还清楚记得两个照顾过他的护士克拉克护士长（Sister Clark）和艾金顿护士（Nurse Edgington）。

不过他自己倒不记得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他认为自己有个很棒的童年。

他回到丁格尔山谷中学申请就学证明的那次，根本没有人记得他。才过了没几年，在一次开放参观日里，他们就搬出了一张号称“可能是林戈·斯塔尔使用过的书桌”；他们让参观的民众坐在那张书桌前照相，照一次相要价6便士。

译注

[1] 这是利物浦地区船员、劳工正餐常吃的一种菜式，主要是用肉类和蔬菜烹煮而成，搭配烤饼食用。后来渐渐变成以牛肉、马铃薯为主的家常菜式。“scouse”这个词也被用来指称和利物浦有关的一切事物。

19
林戈·斯塔尔与披头士

1963年，林戈·斯塔尔与披头士同台演出时所摄；那是他才刚刚受邀成为他们的新任鼓手，并要求他把头发往下梳，不过鬓角倒是可以留。（照片来源：Getty）

在孩童时期，林戈并没有显现出音乐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学过乐器。“在医院时，我们的确有个病童组成的乐队；有四个孩子负责钹，两个打三角铁。除非我有鼓，不然我就不用演奏。”

当噪音爵士乐热潮兴起时，他正好开始工作，担任组装工学徒。他也出过力组成了“艾迪·克莱顿噪音爵士乐乐队”；在学徒工作的空档，他在晚餐时间加入该乐队演出。

他的第一套鼓是他继父南下回朗福德老家时帮他买的二手货，这套鼓花了哈里10英镑。“我从伦敦带着这套鼓搭火车的守车回来，”哈里说道，“我在莱姆街（Lime Street）等着搭出租车回家的时候，正好看到乔·洛斯（Joe Loss）走了过来，我心里还盘算着，如果他问起我是否会打鼓，我还得否认呢。不过他就只是从我面前直直地走过去而已。”

里奇第一套全新的鼓花了100英镑。他跑去向他祖父借来50英镑付订金。

“如果他爷爷连一毛钱都拒绝借他的话，他就会在他面前跳起战舞，”他母亲表示，“而这次他爷爷跑来见我，说：‘嘿，你知道你那个可怕的小萝卜头要的是什么东西吗？’他总是叫他小萝卜头。不过他还是给了他那笔钱。里奇很守信用地从他的工资里头一个星期拿一英镑出来，还完了那笔钱。”

由于他打算要到里弗代尔技术学院（Riverdale Technical College）上课，以弥补以前所错过的学校教育，所以他母亲有点儿担心乐队的事会占用他太多时间。

不过他的继父哈里倒是对这个噪音爵士乐乐队相当感兴趣。它让这孩子有了一项乐趣。有一晚，哈里在一家酒吧里遇到个家伙说他也参加了某个乐队。那个人答应让里奇去试试看，于是哈里就帮里奇安排好日子去看看。里奇去试了以后，却非常火大地回到家里；原来他们是“银奖乐队”（Prize Silver Band），他们要他拿着特大号的鼓挂在胸前，然后要他在沿街行进时，跟着军歌进行曲节奏，砰砰砰地打着鼓。

并不是说他在艾迪·克莱顿的乐队就会做得比较好；并不是说就只有艾迪·克莱顿会想到这点；“艾迪·克莱顿噪音爵士乐乐队”真正的领导人艾迪·迈尔斯（Eddie Miles）基于专业性的考虑，在组成乐队时，就把名字改成了艾迪·克莱顿，就跟保罗、乔治和约翰到苏格兰演唱的时候也改了名字一样。

不过，在经过了和披头士同样的历程——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噪音爵士乐乐队比赛。在私人聚会或小型舞厅演出之后，里奇最后加入了罗里·斯托姆乐团。当他们得了到布特林斯（Butlins）演出一季的机会时，林戈此时必须决定是否要离职。他那时候20岁，只剩下一年的学徒生活。“大家都说我不应该离职的，我想他们说的也没错。不过我就是想离开；我在汉特父子的店一个星期工资是6英镑，而晚上的演出每个星期大概有8英镑收入。在布特林斯的演出我一个星期则总共有20英镑的酬劳，扣掉小木屋的住宿费，还有16英镑。”

罗里他们当时是利物浦最顶尖的乐队，不过这次在布特林斯13周的演出，是他们最难得的机会。“我们都快要成名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最好取个好团名，罗里·斯托姆已经改了两次名字了；他的本名是艾伦·考德威尔（Alan Caldwell），然后改成杰特·斯托姆（Jet Storme），后来再改成罗里·斯托姆。”

也就是在布特林斯的时候，“理查·斯塔基”最后变成了“林戈”。在那之前别人偶尔会叫他“林斯”（Rings）。他的第一只戒指是他16岁生日时他母亲给的。而他的斯塔基爷爷过世时，他得到了另一只宽面的金戒指，这枚戒指到现在他都还戴着。到了20岁时，他手上已经戴了四个戒指了。在布特林斯的时候，他又将姓氏缩短为“斯塔尔”，这样子他们正好可以把独奏的时段公告为“明星表演时段”（Star Time）。而“Rings”又自然而成地变成了“Ringo”，因为后面要接个单音节的姓氏，改成这个样子听起来比较顺。

在加入披头士之前，林戈·斯塔尔（右一，蓄须者）担任罗里·斯托姆与飓风乐队的鼓手，和他们在布特林斯假日营演出。罗里的乐队也曾在汉堡的恺撒地窖俱乐部演出，林戈就在那里第一次遇到约翰、保罗和乔治。（照片来源：Getty）

回到利物浦时，林戈在他格罗夫海军上将街的家里举办了他21岁的生日宴会：所有顶尖的乐队都来了，包括“格里与前导者”“三巨头”（the Big Three）以及席拉·布莱克（Cilla Black）。披头士并没有出席，因为林戈不认识他们。他们来自利物浦的另一区，何况也只是另一个正力图出头的乐队而已。

他家里的客厅实在是小的很，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而已，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塞进60个人举行宴会的。他们会这么清楚人数是因为，后来林戈要他们在房子对面的碎砖堆上排好，拍了张照片。

林戈的妈妈埃尔茜已经认识席拉·布莱克很久了，刚认识时她还是个叫作席拉·怀特的本地姑娘。大概在一年前，席拉每个星期三下班之后都会和另一个朋友一起来斯塔基太太家里。席拉会在她家喝下午茶，然后帮埃尔茜做头发。

他们在布特林斯那一季13个星期的成功演出，也让他们得到了其他的演出机会。他们在法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做了一次巡回演出，不过林戈说这次演出实在是糟透了。“那些法国佬可不喜欢英国人，至少我就不喜欢他们。”

罗里的乐队非常受欢迎，第一次邀约他们前往汉堡演唱时，他们回绝了。不过后来他们也去了汉堡，加入了披头士的行列，在“恺撒地窖”俱乐部演唱，这里也是他们两个乐队第一次碰面的地方。林戈依稀记得在这之前曾在利物浦见过他们一次。有一天他在“杰克阿兰达”俱乐部外头，看到他们正在里面教斯图弹贝斯。

在汉堡的时候，在表演时间的空当，林戈常常坐在他们附近，也会在披头士演唱的时候点歌。他和罗里·斯托姆的乐团一起返回利物浦，后来又自己一人回到汉堡，为托尼·谢里登担任伴奏。这次停留汉堡期间，他认真地考虑要永远留下来。俱乐部要他留在汉堡一年，而且提供他个人住的公寓、一辆车子和每周30英镑的酬劳。不过他还是决定回利物浦再度加入罗里·斯托姆的乐队，再到布特林斯演出一季。也就是这时候，披头士询问他愿不愿意加入。约翰·列侬打电话邀他加入，并要求他得把头发往下梳，不过鬓角倒是可以留。

林戈必须忍受来自皮特·贝斯特乐迷的叫嚣怒吼以及威胁信件。“那些粉丝都喜欢皮特。我呢，只是个瘦巴巴、又留胡子的邋遢鬼。布莱恩也并不是真的想要我加入，他认为我没有他们的那种个人特质。而且如果你找得到帅哥的话，干吗还要挑个丑八怪呢？

林戈会决定加入是因为钱的关系。“在那同时，‘巨无霸泰勒与骨牌乐团’（King Size Taylor and the Dominoes）也有个机会在等着我答复，他提供的酬劳是一个星期20英镑；披头士则是25英镑，所以我就选了他们。”

就和他们大家，以及和这一行的每个人一样，原本他们的生活经历可能是不会有交集的。在更早之前，林戈曾经面临要不要移民美国的抉择。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在找唱片的时候看到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闪电霍普金斯”（Lightning Hopkins）[1]。他们跑去找在利物浦的美国领事，表明他们想要去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对方表示，他们首先得要有份正当的工作才行。里奇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后来那真正最重要的申请表寄来了，上头多是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实在搞不懂问这些干什么。要是我真能搞清楚的话，我绝对就去了。”

有了林戈这样既是名人、又是鼓手的人加入，毋庸置疑的，披头士现在已经是利物浦的顶尖乐队了。他们有个斯文有礼的经纪人，最后和伦敦那边也搭上线了。不过他们的成功，就算是再怎么局限于当地，也已经开始让一些——尤其是林戈以前一向最爱的——忠实的老乐迷和他们渐行渐远。

“在从前，利物浦实在是有太多乐队了，所以我们乐队经常只是表演给别的队看。这是一个由很多乐队组成的、自成一格的圈子。跑的地方都一样，演唱给彼此听。这一切都很不错，后来当唱片公司出现开始和一些乐队签约时，一切就开始不那么令人愉快了。有些队成名了，有些则没有。

“你遇上了某个认识的人，而他说：‘还好啦，老兄，只是像个神经病一样。不过就去录了一次音而已，但是他们不会发行它的。他们说我实在太像雷·查尔斯（Ray Charles）[2]了。’

“这把这些小圈子全都散了。人们开始互相看不顺眼。我也不再去那些老地方了。不过以前在利物浦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棒的阶段之一，就像我21岁生日那次，所有朋友都到齐了。”

披头士，现在有了林戈加入的完整阵容，正等着乔治·马丁那边传来的消息，想知道他们首次正式录音的确切日期。在此同时，利物浦这边其他事情也日渐明朗。布莱恩最后也觉得，就像他父亲长久以来一直跟他说的，要同时经营两家唱片行并负责一个摇滚乐队，工作量实在太大了。他决定不再负责白教堂唱片行的例行工作，而把彼得·布朗从夏洛特大街的唱片行调来担任经理；他则专心负责NEMS企业的业务，偶尔从他位于楼上的办公室突然下来，看看彼得经营得怎么样。这导致他们时常争执，布莱恩无法忍受他精心设计的陈列管理模式被人更动。在一次极为激烈的争执之后，彼得被炒了鱿鱼，不过后来又复职了。

然而布莱恩却从来没跟任何一个披头士成员起过争执，最接近的一次则和保罗有关，他们所有人绕路到保罗家接他出门，不过保罗正在洗澡，所以没有出来。“我大声叫他们等一下，我只要再多几分钟就好了。不过当我出了浴室，他们全都已经跟着布莱恩开车走了。我是个情绪起伏不定的蠢蛋，所以我就说，操他妈的。要是他们真他妈的连等都不愿等一下，那我他妈的也就没必要去追他们了。所以我就坐下来在家看电视。”

真正的理由，则是保罗了解到他应该稍微反抗一下。“我总是里面最热心、最积极的人，到处和人交际闲聊，宣布重要事情。也许当初我正自我感觉良好，又也许我确实比其他人强一点儿。反正，这些事总是落在我头上。”

这导致保罗和布莱恩大吵了一架，不过没有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保罗很快又恢复了从前那种热心的态度。“我很清楚，要是我没有认真去做的话，看起来更假（更不像我自己）。”

跟从前一样，他和约翰很热衷于创作歌曲，不断地写出“一首首列侬——麦卡特尼原创曲”。不过咪咪仍然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玩玩而已。“我总是期待有一天约翰回到家时会说‘真是无聊死了！’说他再也不碰乐队的事了。”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会成功的人。开始会有些小女生来到门前，问我约翰在不在里头。我反问她们，为什么要找他。她们表示只不过是想看看约翰而已。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小女生还小；我知道他唯一认真交往的女朋友是辛西娅。”

1962年夏天，辛西娅发现她怀孕了。“我不晓得约翰想不想结婚，我也不像拖累他。”

“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有点儿震惊，”约翰表示，“不过我答应了，我们终究得结婚。我没有任何异议。”

他们在1962年8月23日，于利物浦的愉悦山（Mount Pleasant）户籍注册处登记结婚。“我在前一天告诉了咪咪这件事。我说辛西娅现在怀了孩子，我们明天要结婚了，看她愿不愿意来。她只是叹了一口气。”

婚礼上没有半个长辈出现。据传闻，这婚礼是依据他父母在24年前在同一个注册处所举行的婚礼的样子进行的。约翰、保罗和乔治全穿着黑色的服装。“外头钻孔机的声音不断地传来，”约翰说，“我根本听不到上头那家伙讲的话。婚礼过后我们就穿过马路去吃鸡肉大餐。我不记得收到任何礼物，我们也从不喜欢那种东西。整件事不过是个笑话。”

他们尽可能不让披头士的乐迷知道约翰结婚的事，不过有个从“洞穴”俱乐部喝完下午茶出来的女士正好看见他们从注册处出来，所以尽管他们极力否认，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我认为要是结婚的话，恐怕就要跟乐队说再见了，因为大家都这样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带女孩子到‘洞穴’俱乐部去，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子会失去乐迷，结果到最后还是徒劳无功。不过结婚确实让我觉得不太习惯。一个结了婚的人，又要到处活动，那就像穿着奇怪的袜子或是裤头拉链开开地到处走动一样。”

辛西娅则极力不去声张他们的婚姻。“像约翰那样到处被人认出来、到处被人追逐已经够糟了，我可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在此时，他们的少女歌迷的数量已经颇为惊人了，她们到处疯狂地跟着他们，毫无缘由地尖叫。不过一出了利物浦地区，就根本没人听说过披头士，他们还在等着伦敦那位伟大的经纪人乔治·马丁的答复，看看什么时候要他们去录制唱片。

即使是在利物浦，这一切都不用宣传和推销。乐迷自己已经发现披头士这个乐队了。

莫琳·考克斯（Maureen Cox）也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就在林戈刚加入披头士不久，她和一个朋友就在街头上追逐林戈。他才刚从车子上下来，头发前端那一点点斑白的灰发立刻就暴露了他的身份；她要了他的签名，并且把他的车号抄在作业本上。当时她才刚离开学校，正在去上夜间美发课程的路上。“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的车号——NWM466。”

到了现在，莫琳·考克斯已经是林戈的妻子了。不过她第一次亲吻的对象是保罗，这件事让她到现在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有一晚她跟一个朋友一起在“洞穴”倶乐里，她朋友赌她一定不敢亲吻保罗。“我对她说，她才是那个没胆子干这种事的人呢。她说我根本就在害怕。所以呢，就为了赌一口气，我奋力挤到乐队休息室前面，在保罗出来的时候上前亲了他。我朋友气急败坏，嫉妒得哭了。不过事实上我最喜欢的是里奇，我只是被激才会去亲吻保罗。所以等到里奇出来的时候，我也上前吻了他。”

被莫琳亲吻这件事，林戈根本没有印象，他也不记得给过她签名。“那个时候，像这样被亲吻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一开始是要披头士的签名，再来就逐渐变成碰碰你，再来就是亲你。你得很拼命才能到达乐队休息室，而且冷不防地就会有女孩子伸出手臂抱住你。我很可能认为莫琳只是送了个飞吻罢了。”

不过三个星期后，在“洞穴”俱乐部时，他邀请她跳舞。后来又带她回家，只不过他也得邀请她的朋友一起到他家。他们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莫琳说她不想跟她朋友明讲她碍着他们了。“我觉得有点儿害怕。”

从那时候起，莫琳几乎没错过任何一次“洞穴”俱乐部的表演，不过她很快就了解到，有些乐迷狂热的程度恐怕是她远远不及的。“她们常常整天在‘洞穴’外头逗留闲晃，就为了那微乎其微的见到他们的机会。她们会在午餐时段出门，整个下午就只是站在外面，排队等待晚上的表演。有一次，里奇他们几个男孩子在半夜的时候经过那里，那些乐迷已经在排队等着隔天的演唱会，她们买了些派要给他们。他们真是服了这些乐迷了。

“他们的目的是要尽量靠到最前排去，这样就能看到披头士，也能让披头士看到他们。‘洞穴’开门前的两三个小时，我绝不去排队，我会被那状况吓到。女孩子一定会吵架打起来的。

“开门的时候，前面几个人一定会互相推搡着，冲进俱乐部里。

“前面几个乐队表演的时候，她们头上还上着发卷，穿着牛仔裤；等到披头士快要登台时，假设说有四个人一伙，她们会带着自己的小包包轮流到女厕去换衣服、化好妆。当披头士上台表演的时候，她们看起来就很光鲜亮丽，仿佛才刚到达而已。

“我猜这多少跟性有关系，也多少跟音乐有关。那就是他们的魅力。她们显然很渴望被注意到，也想要认识他们的某一个人。不过她们很难如愿，在那里就只能那样做而已。他们上台的时候，歌迷的疯狂尖叫实在是很恐怖。她们简直就是疯了。”

莫琳真正和林戈约会的时候，她就必须完全不让人知道。

“不然我一定会被人家宰了。其他女孩子可一点儿都不会客气，她们可是很想从背后捅我一刀的。因为她们都还未婚，所以多多少少会幻想，认为自己总会有机会的。大家都认为（披头士）他们没有固定交往的对象。

“当然，最后还是被一些人发现了。她们通常会到我工作的美发店去，对这点我根本就没辙，还是得帮她们做头发。然后她们会威胁我：‘要是你再和林戈·斯塔尔见面的话，那可有你好看的。’当我出去到外面时，她们就会威胁我。我时常接到恐吓电话，她们会说，我老哥会去对付你的。

“有一次他们在‘罗卡诺’俱乐部（Locarno）表演。就在他们表演快结束之前，里奇要我先到外面，坐在车里头等他。那个女孩子出现的时候，我正坐在车里面：她一定是尾随着我出来的。

“她说：‘你跟林戈正在交往吗？’我说：‘不、不、不，我没有，他只是我哥的朋友。’‘骗人！’她说，‘我刚刚看到你和他在聊天。’先前我忘了把车窗摇上来，所以在我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之前，她就已经把手伸进车窗，从我的脸一把抓下去了。她开始尖叫，用一些非常不堪入耳的话对着我吼叫。我想这下子完了，我恐怕会挨刀子了。不过我正好及时把车窗摇上。要是我慢了一步的话，她肯定会打开车门把我给宰了。”

译注

[1] 闪电霍普金斯是美国著名的蓝调音乐大师。

[2] 雷·查尔斯，美国灵魂音乐家、钢琴演奏家。他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他是第一批入选“摇滚名人堂”的人物之一。至于对摇滚乐的影响部分，最具代表的歌曲要算是《我该说些什么》（What’d I Say）。

第二部
伦敦与全世界

20
乔治·马丁与迪克·詹姆斯

披头士，1963年时为帕拉丰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在录音期间，他们正十分专心地听着乔治·马丁的指导。（照片来源：Getty）

乔治·马丁的社会阶层、品位以及出身背景，与披头士总像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长得又高又帅，有种受女性欢迎的男演员气质，有着小学教师那种观察入微的做事态度，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那种说话简洁清晰的语调。不过至少他早期的出身背景也和披头士一样，同样来自低下阶层以及工人阶级。

他在1926年出生于伦敦北区的霍洛韦（Holloway），是一个木匠之子。他最初在史坦福山（Stamford Hill）的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就读，后来他家搬到了肯特郡（Kent），于是他就转到布罗姆利郡立学校（Bromley County School）就读。他们家族并没有音乐背景，他小时候也没有受过音乐训练，不过他却靠着听音乐自学学会钢琴，而且在16岁之前就已经自组校园舞会乐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的空军机队服役，升到了海军上尉。他于1947年退伍时，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要做哪一行。多亏有个曾经在战时听过他音乐会钢琴演奏的人帮忙，他获得了进入伦敦市政厅音乐学校（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的机会。他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年头，也学会了第二个乐器专长——双簧管。毕业之后，他以双簧管乐手的身份当了一段时间的自由乐手，不过都不够格进交响乐团，或是在周日下午于伦敦公园跟乐团一起演奏。到最后，他因演奏技巧达不到要求而被解雇了。

1950年末，有一份帕拉丰唱片公司经纪人助理的全职工作主动找上门来，那是百代旗下一家比较小的公司。那时候他还不清楚“EMI”三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代表“Electrical Musical Industries”，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

虽然他会得到这份工作是由于他在市政厅音乐学校所受的古典音乐训练，但公司方面则期望他能在爵士乐和轻音乐这方面提供助力。在帕拉丰，他能施展的范围很广，不过大体上没有比较令人兴奋的事。“在当时，比起百代旗下一些重要的公司（big boys），像HMV和哥伦比亚，帕拉丰不过是个没钱的关联企业（poor relation）而已。我在1950年进公司那时候，我们还在用蜡制唱片录音呢。”

帕拉丰是在战前才从德国人手中买下的公司。在接手这家公司之后，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还得养一大堆人；在乔治·马丁看来，他预计这家公司撑不了多久。

它那大家所熟知的标志“£”——英镑的缩写符号，和它后来所赚的数百万英镑没有任何关系。那是来自该公司的创立人——卡尔·林德伯格（Carl Lindberg）姓氏的首字母。

乔治·马丁在百代的薪资还算过得去，一个星期7英镑4先令9便士。为了稍加补贴，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是偶尔会去周日下午的公园音乐会演出，也帮一些学校安排些交响乐团演奏会。

乔治·马丁发现他自己做的流行音乐唱片越来越多了。“鲍勃与阿尔夫·皮尔逊”（Bob and Alf Pearson）是其中两个他最早塑造出来的明星，他们常常唱些像《我和我的兄弟》（My Brother And I）这类的歌。他也录制过“史密斯五兄弟”（The Five Smith Brothers）以及“吉米·尚德乐队”（Jimmy Shand and his Band）这个苏格兰乡村舞曲乐队的唱片，他帮后者录制的《风铃草波尔卡舞曲》（Blue Bell Polka）仍旧是一张非常畅销的唱片。后来他转往爵士乐方面，录制了约翰尼·丹克沃思（Johnny Dankworth）以及汉弗莱·利特尔顿（Humphrey Lyttleton）的唱片。

虽然现在黑胶唱片（long playing，33转长时播放唱片）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件稀松平常的东西，不过在50年代初期，它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新玩意儿。“一直到了很晚，直到1954年后，百代才渐渐发行黑胶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公司对这种事要想这么久。迪卡唱片大约在1952年就有黑胶唱片了，这意味着我们要很拼命才赶得上他们。”

在50年代早期，英国的唱片制作还是个十分有规律、传统的事业，就好像每个月固定发行的月刊杂志一样。像帕拉丰唱片这样的公司，每个月大约会发行10张新唱片，而且发行计划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做好了，他们称之为他们的“每月增刊”。这些唱片通常是非常严格挑选和分配的。这10张新唱片里，一定有2张古典音乐、2张爵士乐、2张像维克托·西尔韦斯特（Victor Silvester）那类舞曲音乐的唱片，然后一定有2张男声和2张女声的唱片。里头没有流行音乐的唱片；“我们从不讨论流行音乐，我们就只有古典、爵士、舞曲和歌唱的唱片而已。”

在这些音乐种类当中，帕拉丰根本没有什么能引领风骚的明星。举维克托·西尔韦斯特为例，他隶属于哥伦比亚唱片——它是百代诸多较成功的子公司之一。大多数能成为摇钱树的歌手都是来自美国，帕拉丰唱片连一个这样的美国歌手也没有。

不过乔治·马丁借由制作一批滑稽剧唱片，慢慢地设法创造一条适合他自己走的路线，然而在唱片业，根本没有人说这种唱片会卖钱。

其中他最早的一张滑稽剧唱片是彼得·尤斯蒂诺夫（Petre Ustinov）的《冒牌莫扎特与伪民间故事》（Mock Mozart and Phoney Folklore）。他也在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弗兰德斯与斯旺（Flanders and Swann）以及后来的“超越边缘”（Beyond the Fringe）前往西区之前，在剑桥帮他们录制过唱片。

后来噪音爵士乐和摇滚乐出现了，完全改变了青少年流行音乐。到最后，英国乐队也开始能做出热门唱片了，然而在程度上根本没办法和美国的歌星相比。尽管有乔治·马丁的滑稽剧唱片撑着，但是缺钱又落伍的帕拉丰唱片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公司了。

“好像除了帕拉丰以外，每家公司都找到了乐队或歌手似的。我在伦敦的咖啡吧之间来来去去，看看有没有比较有才华的乐手。”他放弃掉签下汤米·希克斯（Tommy Hicks）——或说汤米·斯蒂尔（Tommy Steele），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的机会；因为他认为汤米只不过是另一个猫王埃尔维斯的模仿者而已。

“我十分羡慕像HMV和哥伦比亚这些拥有美国歌星或是其他拥有像克利夫·理查德这种英国歌星的唱片公司。就某方面来说，这种事也很简单；一旦有了一个你很清楚他们会受群众喜爱的歌手或乐队，你所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找首歌。至于滑稽剧唱片，每一次完全是从零开始。”

当摇滚乐发掘了这片全新广阔的青少年市场，而且唱片排行榜与唱片销售量显得日趋重要的时候，帕拉丰唱片这家许多人认为怎么看都是快寿终正寝的公司，变得更远远落后于其他同行了。

在1962年5月之前，这家布莱恩·爱泼斯坦和披头士都不知道的帕拉丰唱片公司，正极度期待着像披头士这样的乐队出现；这位咳嗽一声或说句话都能让人研究个老半天的伟大的乔治·马丁，这时候根本还伟大不起来。

当时是乔治·马丁的秘书、现今成了他太太的朱迪·洛克哈特-史密斯（Judy Lockhart-Smith）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到布莱恩·爱泼斯坦时，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穿着一件质料很好的大衣，而且很有礼貌，言辞应对也恰如其分，和平常那种查令十字路出身的经理人都不一样。”

乔治·马丁对他印象也极好。“但是他放给我听的东西我并没有特别喜欢，我不觉得那些歌或歌手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我的确认为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很有趣的音乐风格，所以我表示我会给他们录个音试试。”

布莱恩非常兴奋地离开了，只不过对乔治·马丁来说，这只不过是另一个有机会成功出唱片的乐队罢了。他很渴望能找到个优秀的新乐队，也给了很多乐队试音的机会。

“我原本的构想是考虑用他们当伴奏乐队，搭配一个挂名的主唱，像克利夫·理查德与影子乐队那样。我极希望自己能有个像克利夫这样的歌手，这也是一开始脑袋里一直在想的，看看有没有可能由他们其中一个人来担任主唱。不过见到他之后，我很快就明白这一套一定行不通。”

乔治·马丁第一次见到披头士的时间，是在1962年6月6日，他让他们在圣约翰林区的百代第三号录音棚试录歌曲的时候，也是布莱恩把建议歌曲的新清单寄给他的那时候。“我发觉他们都是很有魅力的人。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不过我猜这种情况也很好玩，因为他们是这么微不足道，而我又是这么举足轻重。他们喜不喜欢我对我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不过我很高兴他们似乎也喜欢我。我发现约翰也是我制作的彼得·塞勒斯与滑稽剧唱片的喜好者。”

乔治·马丁只从布莱恩列的清单里选了三四首歌，里头包括了《真心爱我》以及《附注：我爱你》。他现在认为《真心爱我》必定是他们早期所写的歌曲，因为那首歌曲本身没什么吸引他的特出之处。不过他再度喜欢上他们的音乐风格和个人特质。“我心里想着，虽然想不出要拿他们怎么办或是能让他们录什么歌，不过如果签下他们，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那时他还在忙着其他唱片的事，这些事对他来说重要多了，像是一张在“当权派”（The Establishment）这家伦敦第一家演讽刺剧、不过却很短命的夜总会所录制的黑胶唱片。也就是在这时候，披头士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们也在这期间解雇了皮特·贝斯特。乔治·马丁不那么急着帮披头士安排录音时间，是因为他还不确定要给他们录什么歌，不知道是要冒险让他们录唱他们自己写的歌，还是应该找个作曲家帮他们写首歌才好。

在拖延了很久之后，1962年9月11日，他要披头士来伦敦录制他们在英国的首张唱片《真心爱我》，以及它的B面歌曲《附注：我爱你》。

“最后我选了《真心爱我》作为这些歌曲里的主打歌。那是因为约翰吹的口琴让这首歌很迷人。”

乔治·马丁也听说了皮特·贝斯特已经离队，他们找了个新鼓手的消息。不过他可不想冒任何险。他决定雇用一个真正经验老到的录音棚鼓手安迪·怀特（Andy White），而且要他准备就绪，不过这只是要以防万一。他跟布莱恩说明了这点，不过他没有告诉林戈。

在他们开始录音之前，乔治·马丁向他们说明他要怎么做。“如果有什么地方你们不喜欢的就告诉我。”乔治·马丁告诉他们。

“呃，首先，”乔治·哈里森开口了，“我不怎么喜欢你的领带。”这当然是有点儿半开玩笑，他们后来也常常想起这个笑话；不过乔治·马丁可没这么欣赏这个玩笑。事实上，那是他特别引以为傲的全新领带，它是利伯蒂（Liberty）出品的，黑色为底，上面有许多红色的马。不过每个人都笑了，而录音面试也顺利完成。

这是林戈第一次录制唱片，而他也很没有自信。而另一个鼓手在录音棚踱来踱去地等着，让他更为紧张害怕，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状况，大概就不会那么怕了。

他们录制《真心爱我》，大概录了17次才让乔治·马丁觉得满意。“我对林戈的评价并不是非常高；他不会打轮鼓（roll）[1] ——到现在还是不会——虽然他后来进步了很多。安迪才是我所需要的那种鼓手，林戈只能在舞厅的演唱会上派上用场。要录唱片的话，显然最好找个有经验的。”

“我对进录音棚感到很紧张，也很恐慌，”林戈说道，“后来当我们回录音棚录B面歌曲的时候，我发现乔治·马丁找了另一个鼓手顶替我的位子。这种感觉很糟。我被找来加入披头士，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仿佛只够格和他们一起在舞厅演唱，而没有本事和他们一起录唱片。

“他们开始录《附注：我爱你》。另外那个家伙负责打鼓，而他们给了我一个响葫芦。我心里想，完蛋了，他们会像对待皮特·贝斯特那样对待我。他们后来又决定另外一面的歌曲要再录一次，原本那首歌我是担任鼓手，而这次他们给了我一个铃鼓。

“我整个希望都破灭了，多么令人厌恶啊。我心里想，这整个唱片界多么虚伪啊！就像我以前听过的，在录音棚时找别的乐手来帮你录制唱片。如果我在录制唱片时派不上用场，那我也该走人了。

“不过根本没有人有所表示。其他人能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几个小鬼头而已，只能任人摆布。你该知道我的意思。他们是大公司，伦敦的唱片公司之流的人物，我们只能照着他们的话做。

“当唱片以单曲发行的时候，《附注：我爱你》上面还是挂了我名字，不过，我在里头却只是演奏响葫芦而已，打鼓的是另一个家伙。不过对我来说运气还算不错，他们决定维持采用《真心爱我》的第一个版本，就是由我打鼓的那个版本，所以感觉还不坏。”

他们的第一张唱片《真心爱我》在1962年10月4日发行。在发行前他们已经回到利物浦，又开始在当地表演厅和舞厅等处表演了，不过也期待着他们的唱片能震惊全世界。然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利物浦的披头士乐迷自然是十分死忠地帮他们创造了不少唱片销售量，单单一个地区城市的销售量，当然对排行榜的名次影响不大。他们也写了大批的信件到所有接受点播的电台节目。而第一个播出这首歌的，是卢森堡广播电台（Luxembourg Radio）。

乔治的母亲哈里森太太在乔治说会播出他们歌曲的那个晚上，熬夜等了几个小时。到最后她等得不耐烦而上床睡觉去了，但马上就被乔治听到他们的歌播出时的尖叫声吵醒。他的叫声也把哈里森先生给吵醒了，他当然是气得要命，因为他轮到要开第一班的公交车，所以得很早起床上班。

“我第一次从收音机听到《真心爱我》的时候，”乔治表示，“紧张得全身发抖。我仔细听着主奏吉他的部分，觉得简直是不可置信。不过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则是要进到排行榜前20名。”

他们在《新唱片镜报》（New Record Mirror）的名次最后爬上了第49名。隔周它开始出现在另一份流行音乐报《NME》“新音乐快递”（New Music Express）的排行榜上；它在榜上停留了一段时间，最高升到了第27名。

有了这张唱片的助力，布莱恩设法帮他们取得了第一次上电视节目的机会，虽然这个节目只在北部播出。那是曼彻斯特的格拉那达（Granada）电视台的《人物与地方》（People and Places）节目。

那时他们正好预计要回汉堡的“恒星”俱乐部做另一次演出。这次的演出早在他们录唱片之前就签好合约了。他们心想，如果他们出国了，没办法在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做宣传的话，他们的唱片销售量大概会直线下滑。不过他们还是践行了他们的第四次汉堡之约。他们在德国的时候，他们唱片的名次慢慢地持续往上爬，这也成为他们每次要疯狂庆祝的借口。《真心爱我》最高名次爬到了第17名。

在此同时，乔治·马丁也对《真心爱我》的成绩感到很满意，不过他还不至于兴奋过头。“我并不认为这歌有多么不得了，不过披头士以及他们的音乐所引起的反响倒让我兴奋不已。现在的问题则是接下来要帮他们录的新唱片。”

他找到了一首歌，而且十分确信会成为一首热门歌曲。歌名叫作“你该怎么做”（How Do You Do It）。他把这首歌寄给披头士，不过他们并不喜欢这首歌；乔治·马丁则表示他很喜欢这首歌。他可是老大，他要他们录这首歌，所以他们就得唱。他们仍然回应说不喜欢，而且根本不想录这首歌。

这倒是很有勇气，也或许只是天真到不知天高地厚，那种年轻乐队的固执，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的表现；连看谱写曲都不会的家伙，居然还会跟博学多闻又大权在握的乔治·马丁说他们比他还要清楚要怎么做比较好。

“我告诉他们，他们正拒绝掉一首热门歌曲，这可是会断送自己的前途的。不过，要是他们还是这么坚持的话，那么他们最好是能自己做出更好的东西。他们那时候对自己的意见很坚持又很固执，一点儿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他们的确也做出了更好的歌，《请取悦我》（Please Please Me），这首歌我非常欣赏。”

不过，他对《你该怎么做》的直觉也没错。最后他把这首歌给了布莱恩·爱泼斯坦旗下的另一个乐队“格里与前导者”录唱，而且成了冠军单曲。

披头士的第二张唱片《请取悦我》在1962年11月26日录制完成，不过一直到了1963年1月才发行。他们是在从汉堡回来的时候把它录制完成，然后再度离开，这次只去了几星期而已，这是他们的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汉堡的俱乐部演唱之行。

在1962年年底，《NME》举办了它们惯常举行的受欢迎度票选。“春天的田野”（The Spring fields）得到21843张选票，成了英国最受欢迎的乐队；披头士则是远远落后，只有390票，想来都是来自利物浦的票，不过至少是上榜了。虽然还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出他们会是乔治·马丁与帕拉丰唱片极度仰赖的乐队，不过他们总算占了一席之地。

进入披头士的生活圈——不论是事业方面或是朋友关系——的人当中，迪克·詹姆斯是唯一从事传统表演事业的人。他就随着乔治·马丁之后进入了披头士的生活圈，而且也像他一样，正极度想找到像披头士这样的乐队。

迪克·詹姆斯从事商业这行已经是老手了。他出身于伦敦犹太人社区，在那里的成长环境所出现的，都是些将来会成为代理商、集团领导人，这类经常会对你伸出援手的孩子。迪克·詹姆斯有很多感伤的往事，不过那倒全是实情。他是那种惹人喜爱、孩子们自己的廷潘小巷式（Tin Pan Alley）[2]人物。他们都很喜欢迪克·詹姆斯。他们会用些情歌来取笑他；他们知道《当我64岁时》这样平凡的歌也能让迪克·詹姆斯非常快乐。迪克·詹姆斯总是非常快乐。他很可能是他们熟识的人中最幸运的了。他刚遇上他们那时，还是一个独立的音乐发行商；到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家大型音乐发行公司的老板了。他已经成了百万富翁，这不只要归功于披头士，也要归功于他自己的努力。

迪克·詹姆斯本名理查德·利昂·维普尼克（Richard Leon Vapnick），1920年出生于伦敦东区。他的父亲是个肉贩，1910年从波兰移民过来的，爱泼斯坦家族也大约是在同时期从波兰移民过来。

他在17岁时是个职业歌手，和艾尔·柏林（Al Berlin）（现在是个代理商）的乐队一起在“克里克尔伍德舞厅”（Cricklewood Palais）表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进了医疗团，不过做的事情都跟医疗无关，而是在医疗团乐队表演。他也是在这个时期学会了识谱。战后他加入了杰拉多（Geraldo）的乐队，杰拉多马上把他的名字从迪克·维普尼克改成了迪克·詹姆斯。多年以来，他一直和那时期多数的大乐队一起登台表演，后来单飞后也继续担任歌手。

“我的歌唱事业从来就没有到达高峰。我上台演唱的时候，也不像唐纳德·皮尔斯（Donald Peers）和戴维·怀特菲尔德（David Whitfield）登场时那样，会有人疯狂尖叫。”

不过他倒过得蛮不错的。他也录过很多唱片，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好成绩。他第一张唱片是1942年他在陆军服役时的放假期间，和“普莱默·斯卡拉手风琴乐队”（Primo Scala’s Accordion Band）——起演出时录制的。他和迪卡唱片合作了一阵子，不过也没帮他们赚到什么钱。最后在1952年他则和帕拉丰唱片合作，他们有个既年轻看起来又很机灵能干的经纪人，叫作乔治·马丁，他对任何流行乐歌手的作品都会心甘情愿努力去完成。1955年，由于乔治·马丁的制作，迪克·詹姆斯完成了他有史以来最好的、也是他现在唯一还能为人所记得的唱片。那首歌是《罗宾汉》（Robin Hood），电视影集的主题曲；它在排行榜上升到了第9名，是他录过的唱片中名次最高的。这让迪克·詹姆斯有了在卢森堡广播电台演出15分钟的机会，制作该节目的也是个机灵能干的年轻人，叫作菲利普·琼斯（Philip Jones）。

只不过尽管《罗宾汉》这张唱片很成功，迪克·詹姆斯也心知肚明，他这样的歌手也没有多少年的好光景了——跟这一行将来发展的方向没关系，而是因为摇滚乐和噪音爵士乐以及一些年轻人正冒出头。“我感觉到将会有一番很大的变革，而我只能说是生不逢时，生错了地方。”他才30出头而已，不过却已经戴了小型假发好几年了。“当然这只是为了舞台表演，私底下我就没这么做了，那样的话会变成在骗人。”

他的演唱生涯一直持续到1959年，不过那时候只纯粹是兼职性质而已，而且也只在伦敦地区演唱，因为他想要离妻儿近一点儿。他把时间花在学习音乐发行相关事务上，作为一项副业。他成了锡德·布朗（Sid Bron）不支薪的助理。锡德·布朗是女演员埃莉诺·布朗［Eleanor Bron，她参加了披头士第二部电影《救命！》（HELP！）的演出］的父亲。

1961年9月，他在查令十字路找了两间房子，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发行公司。不过，一直到1962年夏天，他的公司都还没成功发掘出任何热门歌曲。

有一天，他一个朋友的儿子通过层层的关系联系上他，之后带着一首他并不打算卖给其他音乐发行商的曲子前来找他。这首歌就是《你该怎么做》，他赶紧拿着它跑到他在帕拉丰的老朋友乔治·马丁那里。所以现在可以更清楚知道，乔治·马丁为什么会这么想叫披头士录这首曲子了。

“我告诉乔治说这歌写得非常好。他表示这首歌也许很适合给他找到的这个新乐队唱，这乐队是利物浦来的。‘利物浦？’我说，‘你在开玩笑吗？利物浦来的又怎样？’”

乔治·马丁很清楚这会是一首很棒的商业歌曲，他也说服了迪克·詹姆斯让他把歌保留一阵子。迪克自然非常兴奋，深信自己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热门歌曲。不过到了1962年11月，乔治·马丁打电话给迪克，告诉他说披头士已经写好他们自己的下一首歌曲《请取悦我》，他说这首歌写得极好。

对迪克·詹姆斯而言，似乎也只能这样了。不过乔治·马丁表示，布莱恩·爱泼斯坦正在他的办公室，他在伦敦没有其他认识的人，或许迪克可以帮他一下。迪克·詹姆斯在电话中答应了他；他也要顺便征询是否能由他来发行《请取悦我》，因为乔治·马丁说过这首歌非常棒。

布莱恩已经安排好早上的第一件事，是要去见另一个音乐发行商，不过他也告诉迪克·詹姆斯他会在办完事后去见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隔天早上10点半布莱恩走进我的办公室，那时我正在里头；他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半小时出现。他说他已经去过另一个音乐发行商那里了，他等了25分钟，不过只有一个办公室小弟出现。他说现在我变成了第一顺位。”

“他把歌放给我听，我对他说，这是这么年以来我所听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歌，可以给我发行权吗？”

虽然布莱恩·爱泼斯坦才刚从利物浦出来拓展事业，不过他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菜鸟。他表明，要是迪克·詹姆斯能够帮歌曲做些宣传促销，他就可以拥有发行权。于是迪克·詹姆斯拿起电话打给他的一位老友。这个人就是菲利普·琼斯（Philip Jones），很久以前卢森堡广播电台歌唱节目的制作人，他现在刚接了一个流行音乐的电视节目，《多谢你的幸运星》（Thank Your Lucky Stars）。

“就在当时，我当场通过电话，安排好一切事情。我把《请取悦我》播给菲利浦听，他也说很喜欢这首歌。他会安排他们上节目。”

5分钟之内，迪克·詹姆斯就敲定披头士的音乐发行商。如果一个音乐发行商能找对作曲者来帮他写歌曲的话，那他的事业可能会大有发展；发行商和作曲者就可以平分所有的版权收入。

早在20世纪50年代，迪克·詹姆斯打定主意要成为音乐发行商而不再当歌手这件事，就许多方面来看，是个错误的选择；就他当时考虑过的行业之中，他要是选择当个代理商，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儿。仰赖销售乐谱来维生的音乐发行商这一行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一旦唱片业蓬勃发展起来，大家也就不再在家弹钢琴，乐谱销售这一行就会大不如前了。不过拜遇上披头士所赐，迪克·詹姆斯的好日子才刚要开始呢。

译注

[1] 轮鼓，一种打鼓技巧，通常借由左右手轮流持续而密集地敲击，制造出持续而绵密的鼓声。

[2] 廷潘小巷，原本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纽约成立的一家音乐出版公司，后来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音乐出版商。因为其公司所在地所传出的不绝于耳的钢琴弹奏声而得名，后来成为音乐出版商集中中心的泛称。

21
巡回演唱

1963年，披头士在巡回演唱期间。（照片来源：Getty）

披头士以发行过一张唱片，又即将发行下一张唱片的态势，开始了他们的1963年。他们已经有了制作人乔治·马丁和发行商迪克·詹姆斯，首次上伦敦的电视节目露脸的机会也安排好了，不过他们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乐团。布莱恩·爱泼斯坦发现，要让他们有全国性或是地区性的露脸机会，都非常的困难。

他仍然试着找《利物浦回声报》的乔治·哈里森帮忙，不过并没有成功；所以他写信给“唱片人”（Disker），那是《利物浦回声报》的唱片乐评专栏。他第一次写信给“唱片人”则要回溯到1962年那时候了，而令他讶异的是，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迪卡唱片公司的信，寄信人署名托尼·巴罗（Tony Barrow）。

托尼·巴罗早在1953年，他17岁、仍然在利物浦附近的克罗斯比（Crosby）就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唱片人”了。在他就读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以及后来进入迪卡唱片公司帮他们写唱片封套文案时，都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时至今日，虽然他也身兼披头士资深新闻发言人，不过他还是继续在写《唱片人》专栏。

当布莱恩第一次写信给他时，一切的状况看来好像是：迪卡唱片喜欢他们试唱的结果，也打算让他们录制唱片。托尼·巴罗写的一篇短文稍微提到过这件事，这也是印刷媒体首次提及披头士的事。当希望落空时，托尼·巴罗就不再热衷于写有关他们的报道了。不过当他们的第一张唱片《真心爱我》发行之后，他又再度在他的《唱片人》专栏中写了一些关于披头士的评论。

布莱恩旗下的乐队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此后他来伦敦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他与托尼·巴罗碰了面，并且向他征询一些做宣传制造曝光机会的建议。

“布莱恩根本不知道要怎么促销唱片，所以我就教他一些商业宣传的手法。后来他说他只靠四处发送复印的宣传单做促销，没有新闻发言人。他问我能否帮他。所以，我就在我迪卡唱片的办公室里，帮披头士写了他们第一份正式的新闻稿。”托尼·巴罗实际上并没有见过披头士，而且由于他在迪卡唱片工作，所以他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也没有邮寄名单。“我约了一个以前见过面的宣传人员。只不过在BBC餐厅，花了1先令9便士请他吃了一顿午餐，他就同意把他的邮寄名单和住址与我共享。”这位宣传人员就是安德鲁·奥尔德姆（Andrew Oldham），他后来跟布莱恩·爱泼斯坦共事了一段时间，而且后来成了“滚石”乐队的经纪人。

与此同时，1962年的10月，百代也随他们的第一张唱片做了一份宣传，不过其内容主要是由布莱恩的一封信件的副本重新改写的，而那也是根据歌迷会的宣传单逐字抄下的。上面载明约翰最喜欢的颜色是黑色，他喜欢咖喱以及卡尔·珀金斯，讨厌蠢蛋和传统爵士乐。他在“汽车车型”标题底下写的是“公交车”。根据这份宣传单所写的，他们所有人都有相同的野心——赚一大笔钱然后退休。这部分并不太正确，根据当时他们平常的宣传单内容来判断，他们的野心应该是要成为全方位的艺人。

1963年5月1日，托尼·巴罗离开迪卡唱片，全职在“NEMS企业”工作，由布莱恩·爱泼斯坦在伦敦的第一个办事处，蒙茅斯街（Monmouth Street）的一间办公室起步。他在6个月之内送出了无数的新闻稿，不过绝大多数都没有引起注意。

他们的唱片发行时，音乐性的报纸自然会有他们的相关报道，尤其是《请取悦我》发行时；《请取悦我》最后是在1月12日发行的。它在2月16日升到了排行榜冠军，这些音乐报刊给了它不错的评价，不过全国性的报纸仍然把它当成普通新闻事件，不当一回事。而6个月以来，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出现在全国性报纸的报道，是由莫琳·克利夫（Maureen Cleave）所写的，1962年2月刊登在伦敦的《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这时候《请取悦我》还没有登上排行冠军，而且他们在英国甚至是在唱片业，也还默默无闻。不过克利夫小姐早已听闻过他们利物浦追随者的事了，她在文章中叙述了利物浦乐迷是如何迫使格拉那达电视台拍摄他们的节目，而现在却担心披头士会离开利物浦。她把他们形容得是多么纯真、有趣。

她也让大家注意到一点——他们的头发，这也是第一次有人在报纸上提出这事。她形容他们这种有着往前梳的刘海的发型为“法国式发型”（French hairstyle）。在当时，这也是该发型一般正确的称呼，因为这种发型正是源自欧洲大陆。

“虽然流行音乐报刊多少有点儿用处，不过我还是没办法让全国性专题报道作家和新闻记者对披头士感兴趣，”托尼·巴罗表示，“一直到1963年10月，他们才开始感兴趣。

“我最爱告诉别人说，是我精心设计的宣传手法造就了披头士，不过他们都不这样认为。全国的新闻界也是很晚很晚才了解到（他们受欢迎的程度）。不只是在利物浦而已，全国各地的孩子们都开始疯狂地迷上他们，然而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第二张唱片已经成了热门歌曲的榜首了，不过全国性报纸却还没有人把他们当成新闻或是报道的题材。”

这件事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英国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以英国的新闻界对这种现象也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他们得等到事情突然发生了，给他们来个当头棒喝之后，才会知道出了什么事。

虽然在全国各地没什么人注意他们，披头士最后在利物浦还是获得相当不错的报道。1963年1月5日，“唱片人”为他们即将发行的第二张唱片《请取悦我）写了一则长篇的评论——不过自然是不会提到他自己也兼职担任披头士公关人员的事情了。

那位名人乔治·哈里森也是很迟钝地在后来才跟上这股热潮。在2月21日的《越过默西高墙》（Over the Mersey Wall）专栏里，他也为他们将出现在《多谢你幸运星》这个电视节目中表演稍微广告了一下。他表示这个节目早在《请取悦我》升上排行榜冠军之前就已经录好；在专栏中，他也质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成一个“一曲乐队”。

只不过才几个月之后，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他；变成是他逢人就吹嘘说，他的名字跟那位真正鼎鼎大名的乔治·哈里森一模一样。他说他曾经收到大批注明寄给“利物浦，乔治·哈里森”的生日贺卡；甚至有人要求要他的一小撮头发，乐迷的狂热最先出现的征兆是会想办法弄到跟披头士有关的小东西。他只衷心期盼自己的头发能够多一点儿，从没想过要分给别人。

在利物浦有许多叫作列侬、麦卡特尼、哈里森和斯塔基的人，也开始有许多陌生女子整夜打电话骚扰他们。

不过歌曲进入排行榜前20名所得到的重要成果，并不是让《利物浦回声报》写了关于他们的报道，而是让他们有全国巡回演出的机会。这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大获成功了，因为这种安排好的巡回演唱都是一站表演一晚，演出的人包含了大大小小的明星。不过在这个时机，能得到这次巡回演出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亟须走出默西地区，争取在全国曝光的机会，看看他们对那些与他们一同成长的利物浦乐迷的影响力，能否对其他地区不认识他们的人发挥相同的作用。举行大规模的巡回演唱，通过在现场演唱歌曲给全国各地的观众听，也是最可靠的唱片宣传方式。

披头士所加入的首次巡回演唱会，是在1963年2月海伦·夏皮罗（Helen Shapiro）的巡回演唱会。她是这次巡回演唱会的主要明星。数年前，她以“第一位最年轻的少女歌星”之姿成名时，还造成了极大轰动。

阿瑟·豪斯（Arthur Howes）是这次演出的经办人，他在这行已经是赫赫有名。他负责了克利夫·理查德所有的巡回演唱会场次。不过在披头士得到排行榜冠军之前很久，他就认识他们了，于是他成了披头士所有英国巡回演唱会的主办人，只有一场例外。

有一次布莱恩从别人处得知克利夫·理查德的巡回演唱会经办人是阿瑟·豪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试图联络上他。当布莱恩最后得到他家里的电话号码，还知道他住在彼得伯勒（Peterborough），这让他惊讶万分。这要回溯到1962年，布莱恩还在各唱片公司之间四处奔走的时候了。

“有个星期六下午，我在彼得伯勒家里接到一通电话。是个自称是布莱恩·爱泼斯坦的老兄从利物浦打来的。他说他有个很棒的乐队，问我有没有适合安插他们上场表演的节目。他跟我说了他们的队名，披头士；我笑了出来。天啊，又来了，我心里想着，又来了一个名字很好笑的乐队。

“不过在没有先听过乐队的表演前，我是不会回绝他们的。我回答说他们可以加入彼得伯勒这里的一场表演。只不过是在‘使馆剧院’（Embassy Theatre）弗兰克·艾菲尔德（Frank Ifield）的表演中当个陪衬的角色。”他只给了他们从利物浦来表演的车马费，没有演出酬劳。

彼得伯勒“使馆剧院”那晚的演出，是他们第一次在默西地区之外的剧院里表演。那简直是一次大挫败。这一晚也就是稍早前所提到的、阿瑟·豪斯说过的，观众们“连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的那次演出。“那是法兰克·艾菲尔德的节目，所以我想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观众这么喜欢他，而且表演也值回票价了，所以就算是忍受个烂乐队10分钟也无所谓。”

不过阿瑟·豪斯倒是很喜欢披头士的外形。他安排他们到彼得伯勒附近的另一家剧院演唱。他们又再次受挫。即使是这样，阿瑟·豪斯还是把他们签下来。这并没别的意思，不过是要有个保证，要是他要找披头士演出的时候，他们必须答应。“我仍然和一般人一样地喜欢他们，而且我认为布莱恩是个了不起的生意人。我非常欣赏他。”

1963年初，披头士在伯肯海德的演出。经过了好几个月在利物浦与附近地区这类场合的演出之后，披头士在1963年2月开始他们首次的英国巡回演唱，担任海伦·夏皮罗的暖场乐队。（照片来源：Getty）

1963年1月，当他们终于发行了一张唱片之后，他开始履行他们之间的合约，并决定在他主办的海伦·夏皮罗巡回演唱会中，帮他们安排一段表演时间。当他们在1963年2月启程时，他们的第二张唱片已经发行了，只不过还没有成为排行榜冠军的迹象；他们不过是个用来补满表演名单的乐队罢了。“就我的立场而言，他们花了6个月才成功。我所关心的完全只有票房收入，要是他们不够受欢迎，就不会有收入。表演经纪人可没有什么绮丽幻想，就只有努力工作而已。”

“巡回演唱算是一种解脱，”约翰·列侬说道，“只是想要走出利物浦拓展新的领域。我们正开始觉得乏味，而且感觉好像被困住了。

“我们总是做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我们对某个时期感到厌烦而决定放弃时，另一个时机又接着来了。我们在汉堡演唱的那段时期实在是太长了，根本就不想再干下去了；我们很讨厌最后那两次回汉堡的演唱。我们老是在这类地方打转。”

林戈表示：“能和海伦·夏皮罗一起在真正的剧院演唱，真的是很令人激动。我们曾经在利物浦的帝国剧院参加过一场布莱恩办的表演，他只是为了要把我捧红。我们在表演名单里只排第三位，某个所谓大明星的伦敦佬经纪人和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根本不希望我们在这场表演里出现。

“不过能在各剧院实实在在地巡回演唱，真的是很棒。有许多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像是化妆这类的，因为我们从没做过整套的舞台表演。我们这样尝试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那是在看弗兰克·艾菲尔德表演的时候。他的眼睛看起很慑人，我们心想自己也可以试试看。我们涂上那些东西后，像印第安人一样蹦蹦跳跳地出场表演。”

刚开始和海伦·夏皮罗一起巡回演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后来，他们的第二张唱片变成排行榜榜首时，就开始得到很热烈的回响了。

“海伦是演唱会的主角，”林戈表示，“她的化妆室有电视，我们的没有；我们还得问她是否同意让我们看电视。我们虽然没有满场的观众，不过我们也是艺人啊，老兄。”

约翰记得他们在格拉斯哥（Glasgow）还引发了一阵尖叫。他说有些人总会在那里尖叫。这么久以来，在“影子”乐队备受其他人喜爱的情况之下，那些人还是喜欢摇滚乐。“在苏格兰时，总有人会对我们尖叫，我猜他们那些人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做。”基本上，披头士仍旧是个摇滚乐队；这时期他们开始加进表演的歌曲中，《摇摆并呐喊》也许是他们所唱过的摇滚风格表现得最彻底的一首。对林戈来说，虽然已经跟着他们一起演出了很久，但是他还是有点儿担心没法融入全队。“我们住进旅馆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谁同屋；他们都已经互相认识那么久了。通常的情况是，约翰和乔治分同一间房间，而我和保罗分同一间，当然这样向来没什么问题。”

约翰大致上记得巡回演唱会的一些事，不过他都记不得他们所演唱过的城镇和地点。“我们从来就搞不清楚身在何处，每个地方看来都差不多。”

对于首次和海伦·夏皮罗巡回演唱的事情，林戈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次被人从宴会里撵出来。“我想好像是发生在卡莱尔吧。我们待的那家旅馆正好在举行一场宴会，我们认为该去看看。里头全是些蠢货，醉得都神志不清了。他们看到我们的样子就把我们赶了出来，因为我们太邋遢了。”

《请取悦我》登上排行榜冠军时，对流行乐迷来说，披头士变得更有名了。到最后，他们所获得的掌声也和这次巡回演唱的头牌明星海伦·夏皮罗一样热烈。

这次巡回演唱之后，有了一首冠军单曲的背书，阿瑟·豪斯立刻把他们安排到另一趟巡回演唱的名单中。这次的行程从1963年3月开始，挂头牌的明星是克里斯·蒙特兹（Chris Montez）和汤米·罗（Tommy Roe），披头士排名第三位。

这次巡回演唱期间，他们受欢迎的程度与日俱增。如今他们在流行乐界开始变得很有名了。他们出现在《多谢你的幸运星》节目的演出，也对唱片的销售助了一臂之力。其他人也要求他们帮忙写歌。他们就帮海伦·夏皮罗写过一首歌。

克利夫·理查德的新歌《夏日假期》（Summer Holiday）很快就把《请取悦我》从王座上挤了下来。不过“格里与前导者”凭着那首披头士不想唱的《你该怎么做》，很快地也夺得排行榜冠军。1963年3月还没结束，流行乐坛就已经有人开始使用“利物浦之声”（Liverpool Sound）这个词了。

《请取悦我》的成功也让披头士在1963年4月推出了同名的黑胶唱片专辑。曲目包括了前两张唱片两面的歌曲，加上《摇摆并呐喊》、《甜蜜的味道》（A Taste of Honey）与其他几首歌曲。这张专辑在黑胶唱片榜上停留了6个月之久。

到了1963年4月，披头士发行了第三张单曲唱片《真情专送》（From Me to You）。这首单曲后来和《请取悦我》一样上升到了排行榜冠军，而且得到了银唱片奖。

布莱恩·爱泼斯坦仍然签有其他利物浦艺人。他签下了比利·克雷默（Billy Cramer），在他的名字中间加了个“J”，再帮他找了一个新的伴奏乐队，来自曼彻斯特的“达科塔斯”（the Dakotas）乐队。约翰和保罗为他写了一首歌《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Do You Want to Know a Secret）。这首歌也成了排行榜冠军。

即使是早在他们的第三张唱片《真情专送》刚发行的1963年4月，就已经有人在比较他们的唱片，并表示他们已经在退步了。DJ基思·福代斯（Keith Fordyce）就写道：“歌唱和和声部分相当不错，而且很有活力。歌词很商业化，不过我认为这首歌没有该乐队前两张好。”

这首歌是与海伦·夏皮罗一起巡回演唱的期间，约翰和保罗在客车上写成的，就像他们的惯例，歌词写得很简单易懂，歌名则是用一些像“我”和“你”这类容易引起听众共鸣的字眼。

5月时，他们被签下加入另一次全国性的巡回演唱，这次是和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1]一起演出。这也是他们唯一不是由阿瑟·豪斯主办的英国巡回演唱会，这一期间阿瑟没有接任何巡回演唱的案子。不过布莱恩认为他们必须借由唱片建立起的名声，继续巡回演唱和增加收入。

出发之前，他们到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es）的特里内费岛（Tenerife）过了个短暂的假期。那是他们在汉堡的好友克劳斯他父亲的度假住所，他们跟克劳斯依旧时常联系。保罗差一点儿就在这次假期中送命——他游泳时游得太远，结果被水流冲到海里去了。

在这些巡回演唱期间，只要一有空档或者没有演出，他们全都会回利物浦的家中。“我们到处跑来跑去，四处吹嘘，”林戈说道，“你晓得的，就说我们是职业乐队什么的。大多数的乐队仍然得找个正当工作（来维持生活）。”

尽管他们已经成功了，回到利物浦时，约翰还是会觉得不太自在，多少有点儿在意别人的眼光。

“这件事没办法明讲，不过我们真的不喜欢回到利物浦。身为本地的风云人物让我们感到很紧张。我们在那儿演唱的时候，总是满场我们认识的人。穿着西装、弄得干干净净的也让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我们担心，朋友们也许会认为我们背弃了他们；就某方面来说，也的确是如此。”

1963年5月，他们的第三次——也是和罗伊·奥比森一起演出的那次——巡回演唱会期间，开始引起骚动，然而这还不足以引起全国性报纸的注意，他们还是不被当回事。这是他们第一次成为领衔明星的巡回演唱，而他们也开始在各地都得到像在利物浦的“洞穴”俱乐部那样的回响。

虽然布莱恩把他们打造得——至少约翰是这么认为——更像演艺界的人，外表也更光鲜，但是他们在舞台表演时，仍然会开玩笑胡闹；假如出了什么状况，他们就会唱些老掉牙的歌，并说些好笑的介绍词。“现在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由火热妈妈[2]福音歌手（Red Hot Gospel-singing Mama）维克托·西尔韦斯特所演唱的。”

当安排好接受一些流行音乐作家访问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也是大同小异。莫琳·克利夫在《标准晚报》的那篇文章里头就提到，那场面就像和马克斯四兄弟（Marx Brothers）[3]在一起玩耍一样。

也就在这次和罗伊·奥比森一起巡回的演唱会，开始出现门票有黑市交易的情况，也开始有观众向舞台上的他们丢娃娃软糖（jelly babies），就在乔治傻到说出他喜欢娃娃软糖之后。而且在剧院、下榻的旅馆，他们所到之处也开始有蜂拥而上的乐迷。

罗伊·奥比森在节目单上的排名和披头士相同，他们是巡回演唱的主要明星，不过表演时他是排在倒数第二个上场，披头士则接在他后面上台。

“跟在他后头上场真是令人胆战心惊，”林戈说道，“就算他要砍观众，他们还是会大叫着要他继续；在格拉斯哥那次，我们全都在后台，听到了他所获得的雷鸣般掌声。他就只是站在那儿唱着歌而已，没有走动和多余的动作。快要轮到我们上场的时候，我们就会躲到帘幕后面相互说着悄悄话，‘猜猜下一个上场的是谁？就是让你们为之疯狂的最爱！’不过一旦我们上了台，事情总还算OK。”

不过一旦开始巡回演唱，对他们的巡演经理尼尔·阿斯皮诺尔来说，就一点儿都不OK了。若是在利物浦，他们不过是在相同的老地方跑来跑去而已，情况还不会太糟；如今则是每天都面对不熟的路、陌生的旅馆、没到过的剧院和没遇见过的状况。

“每次巡回演唱时，麦克风总是搞不定，”约翰表示，“从来没有一家剧院弄清楚过我们要怎么摆；即使下午预先排练时跟他们说过我们要的做法，他们还是会搞错。不是位置摆得不对就是音量不够大声。好像只是随便摆摆给业余乐队表演用的。或许我们会不满是因为觉得他们不重视我们的音乐，这种事会让我们抓狂；我们会对着待在控制室的布莱恩大声咆哮，他会打暗号回应说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最常对尼尔咆哮。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准时去载他们和器材，然后帮忙把器材布置妥当。当乐迷开始会蜂拥而来，可能危及他们人身安全，而且还试图偷窃他的乐器时，要叫尼尔把什么事都办妥也越来越不可能。

1963年，保罗和林戈在伯恩茅斯一家廉价旅馆的留影；那时他们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唱，而且全面性大规模的披头士狂热尚未开始。（照片来源：Terence Spencer）

“5个星期的巡回演出行程期间，我的体重就掉了3英石[4]（stone）。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不过这确实是真的；我从11英石掉到8英石。五个星期以来，我吃不好也没睡好，根本就没时间。”

所以他们就雇用了马尔科姆·埃文斯（Malcolm Evans），“洞穴”俱乐部的保镖。他加入了尼尔的行列，担任他们的巡回演唱经理，而且在他们巡回演唱的这段时期，都一直待在这个岗位上。时至今日，他们俩还跟在他们身边，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及好友。

尼尔身材瘦长，相当聪明，办事十分有效率，不过非常有主见，绝非是个好好先生了；他看起来有点儿像乔治。马尔（科姆）则是个大块头的壮汉，善良和蔼又随和。尼尔放弃了会计师的生涯而加入披头士的行列；马尔的工作则比较没什么，不过他日子倒是过得十分稳定。

当披头士出现并改变马尔的生活之前，他已经做了11年电信技工了。他27岁，已婚并且有一个孩子，还在付他位于利物浦阿勒顿街（Allerton Street）的房子的贷款，也为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车很引以为傲，薪水相当不错，一周有15英镑。他的生活无虞，能正常休假，而且退休时也有退休金可领。他看来显然已经做好他的人生规划了。

1962年的某一天，他从邮局工作完出来的时候，决定不照平常午餐时间那样绕到码头顶去散步。“我看到这条以前从没注意到过、叫作马修街（Mathew Street）的小路。我沿路走下去来到这里，‘洞穴’俱乐部；我以前从没进过任何俱乐部，我听到里头传出来的音乐，听起来就是真正的摇滚乐，有点儿像猫王。所以我就付了钱进去。”后来他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因此俱乐部就提议，要是他来担任保镖，在门口把关，他就可以免费自由进出。

就在他在那里兼职担任保镖大约3个月之后——那时候是1963年夏天，布莱恩要他辞掉邮局的工作，担任披头士的第二位巡回演唱经理。马尔在他们这几年巡回演唱期间的工作，就是开着货车把他们的器材设备运到下一个要演出的剧院，在他们出场之前及时地把器材摆设好并且试音。演出结束后，他再把器材全部万无一失地打包好，看好这些器材直到下一站。而尼尔则负责照料披头士他们本人。

马尔估算了一下，在他和披头士共事的第一个星期，他就被偷了6次。“我以前从来就没有很近距离的看过整套鼓，我对这些玩意儿根本一无所知。刚开始几天尼尔会帮我忙，不过等到第一次由我自己来的时候，实在是可怕。那整个舞台非常大，而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我根本不晓得什么东西该摆在哪儿，我找了另一个乐队的鼓手来帮我。我不知道每个鼓手都喜欢把钹调到特定高度；他照他自己的方式调好了，不过这样子对林戈来说派不上用场。

“最糟糕的一次是在伦敦的芬斯伯里帝国剧院（Finsbury Empire），那次我把约翰的吉他搞丢了。那把吉他他已经用了好几年，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他问我，我的Jumbo[5]到哪儿去了？我不晓得。这件事到现在还是个谜，那天我确实将它带过去了。

“能见到一些在电视上见过的人真的很棒。我确实有明星梦，到现在还有。当然啦，我很快就知道了，那些人会对我那么好、想办法要认识我，不过是想利用我来接近披头士。很快地，我得在一里外就认出他们来。”

“对他来说，这些事情都不成问题，”尼尔表示，“走出去站在第一线，把乐器准备妥当。他多么受欢迎啊。当他们大声鼓噪对着他吼叫时，他会和他们聊天和开玩笑。一旦事情来了，他根本不用靠蛮力跟他们斗。”

“我对这几个小伙子的观感很快就改变了，”马尔说，“原本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看待，是四个完美的人。我很快就发现他们也只是平凡人，又不是用金子打造的。我有满肚子的苦水也没办法回嘴，只得凡事都忍下来。”

他们两人都表示，所有巡回演唱中最糟的情况，都发生在表演前的更衣室里。里头一定挤满了记者、警察和剧院工作人员，同时外面则有乐迷试图要闯进来。“一直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之前，”尼尔说道，“我都必须负责打理好这一切。后来我就变成为大家找吃的了。

“当这类事情变得难以收拾，要是有人拖得久一点儿，约翰或他们其中一人就会大喊：‘尼尔，有残障。’那表示要摆脱某人。那原本只是指残障人士，不过后来变成指任何挡路的人。

“即使是第一次的巡回演出途中，也总会有一大群挡路的人。我们到达剧院的时候，他们一定在更衣室里；主办单位会料想我们很乐意见到他们，所以就让他们进去，因为他们都认定我们是些和蔼可亲的家伙。这很糟糕。你根本没办法不管他们而走开，你能怎么办？他们也不可能自行离开，所以通常就得由我或马尔把他们请出去。有一晚，马尔的脖子上还被抓出了一圈的伤痕。

“因为披头士的追随者越来越多，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重。不知怎么的，披头士的形象就是这么完美又和善。他们就是认为我们很想见他们，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失望。”

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披头士的出现对他们可能会有奇迹般的治愈效果。这一方面也是因为报章的刻意恭维，不让那些（比较负面的）事见报。把乐迷和记者请出更衣室的画面也不是非常的恰当。

当他们还在全国各地奔波巡回演唱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引起骚动了，不过那时候他们还完全只是个利物浦地区性乐队，巡回行程的空档还是在以前默西地区的一些老地方演唱。一直到1963年8月23日，他们才做了在“洞穴”俱乐部的最后一场演唱。

约翰的儿子出世时，他在利物浦的家中，他仿照他母亲朱莉娅的名字，将儿子取名朱利安（Julian）。当他到塞弗顿综合医院（Sefton General Hospital）探望辛西娅时还必须乔装一番，才不会被人认出来。这还是1963年4月那时候的事，他们的名字在利物浦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不过在别的地方则还是默默无闻。“确实有些人认出我来，我听到有人大喊：‘Dere’s one of dem[6]’，我听到后只得赶快落跑。”朱利安出生之后仅过了几天，约翰就和布莱恩一起到西班牙度假去了。

辛西娅从他们在利物浦市中心的小公寓搬出来，搬进门洛大街的咪咪家和她同住。“我用婴儿车推着朱利安在伍尔顿附近走动的时候，有些人会走到我面前问说，你，是辛西娅·列侬吗？我则会否认。”

1963年6月，保罗21岁生日那天，他们都还住在利物浦。当然，所有的乐迷也都知道这点，所以他就没办法在弗斯林街的家里办生日宴会。地点改在他姑姑吉妮家，那是他母亲过世之后，两位曾经帮了他们很多忙的姑姑之一。

这次是个既盛大又吵死人，而且大伙儿喝得一塌糊涂的狂欢宴会，盛况就像林戈的生日宴会以及他们每次从汉堡回来时的欢迎会，还有其他乐队演唱助兴。“福尔摩斯”（Fourmost）这个也是布莱恩旗下的乐队，就在宴会中露了一手；而“断头台”（Scaffold）这个刚出道不久的利物浦乐队，也上场表演了一下。它的成员包括了罗杰·麦高夫（Roger McGough），一位利物浦诗人；约翰·戈尔曼（John Gorman），——名喜剧演员，也开了家商店；以及迈克尔·麦吉尔（Michael McGear），他的本名是迈克尔·麦卡特尼，也就是保罗的弟弟。

迈克尔那时候仍在当美发师，不过空闲的时候也开始和“断头台”一起表演。而自从保罗在利物浦的名气渐增，迈克尔一有表演活动就会把名字改掉，以免有人觉得他靠这敛财。他也拒绝开口唱歌。

在宴会中途，约翰和一个本地的DJ起了冲突；他在布莱恩出现之前，有段期间曾帮他们找到许多演出邀约。

“我把他痛扁了一顿，”约翰说道，“我不断地打他肋骨；那时候我已经醉醺醺的了，我以为他说我是同性恋。

“事后他控告我挥拳打他。我付他200英镑来摆平这件事。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别人真的干架。”

就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时期的结束。这是约翰收敛起他那好寻衅的暴戾个性，不再对生命和所有人那么愤世嫉俗的前兆；而且当他们的巡回演唱最后终于吸引全国人民的注意时，也是他们的利物浦这整个时期结束的前兆。

回头看看伦敦，1963年8月，披头士发行了第四张单曲《她爱你》（She Loves You）。这是“耶耶耶”之声不绝于耳的开端，以及他们成为举国知名人物的起点。如今，利物浦变成只是他们出身的地方。

译注

[1] 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美国摇滚巨匠，著名的歌曲有《噢，漂亮女人》（Oh，Pretty Woman）、《哭泣》（Crying）等等。1987年还曾和乔治·哈里森、鲍勃·迪伦（Bob Dylan）、汤姆·佩蒂（Tom Petty）以及杰夫·林恩（Jeff Lynn）等好友组成了超级乐团“漂泊”（Traveling Wilburys）。

[2] 火热妈妈指的是那种演唱爵士乐、蓝调、福音、灵魂乐之类乐曲，身形肥胖、壮硕，歌声爆发力十足的女歌手。

[3] 马克斯四兄弟是20世纪20年代年代美国的一个喜剧演员家族。

[4] 英石，英制重量单位，相当于6.35公斤。

[5] 这是原音吉他的一种类型，大体上其共鸣箱较大，线条较为浑圆。

[6] 带点儿口音的“There’s one of them”（这里有一个）。

22
披头士狂热

1963年11月一个潮湿的阴雨天，在伦敦东南的刘易舍姆（Lewisham），警察正在管制排队购买披头士演唱会门票的人潮。比例差不多一样的青少年男女期待两个星期之后能在音乐厅剧院（Odeon Cinema）的表演中一睹披头士的风采。（照片来源：Getty）

1963年10月，就在“克里斯蒂娜·基勒与普罗富莫”（Christine Keeler-Profumo）的丑闻案悄悄落幕之际，“披头士狂热”开始席卷大不列颠群岛。

从这股热潮兴起开始算起，才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它就已经几乎扩散到全球各地了。到处都有发出不绝于耳的尖叫声与“耶耶耶”歌声的各种阶层、各种肤色的疯狂青少年，由于他们制造出来的噪声，很少有人能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情感上、心智上或性方面也变得容易激动兴奋。他们会口吐白沫、激动落泪，像旅鼠般地朝着披头士簇拥，要不然就是会没缘由地晕倒。

这是在整整3年的时间里，地球某个角落发生的现象；而每个国家却同样地见识到这种以前想都想象不到，以后也是绝无仅有的，动辄牵动大众情绪的景象。现在，这事听起来仿佛是虚构的小说情节，然而它才刚刚过去而已。

要夸大其词地渲染“披头士狂热”这个现象，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披头士狂热”这件事，以它本身来说，就是一件极为夸张而不可思议的事。至于那些不相信这件事的人，世界各地主要报纸的简报数据室里，可是有着汗牛充栋的文章和照片，详尽地报道当时披头士席卷过他们身处的地球一隅时的景况。

这整个现象在1967年结束时，每个人也都被这累杀人和枯燥无聊的现象搞得筋疲力尽，实在很难相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怎么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疯狂？或许并不像青少年表现得那样疯狂兴奋，但到最后，不分老少、不论愚智的各色人等都被征服了。

世界各地许多过去时常一开口就是警告或是批评的领袖和知名人士，也会想尽办法在言谈中扯到跟披头士有关的事，以表现他们也关心时事，让人们知道他们对这个大众传播媒体上发生的现象也了如指掌。

这股热潮于1963年10月在英国发生时，来得既突然又极富戏剧性，布莱恩·爱泼斯坦说他根本就措手不及。他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他们的成功，因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他还来不及面对的是这种状态的狂热。

《她爱你》在8月底发行，也循着他们先前两首单曲的模式，升到了排行榜冠军。早在6月的时候，即使连歌名都还没确定，就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歌迷预订披头士的下一张单曲唱片。在它正式上市的前夕，预购数量已经达到50万张。9月还没结束，披头士已经在英国乐坛到达独一无二的地位了；他们已经有了最畅销的LP唱片《请取悦我》、最畅销的EP唱片[1]《摇摆并呐喊》，以及最畅销的单曲唱片《她爱你》。

不过到了1963年10月13日晚上，披头士已经不单单是个有趣的流行乐队，而成了每家全国性报纸头版认真讨论的新闻话题。

就在这一夜，他们成了“伦敦帕拉丁剧院”（London Palladium）头牌明星，电视转播了那场名为“伦敦帕拉丁剧院周日之夜演唱会”（Sunday Night At The London Palladium）的表演；据估计，当晚在电视机前观赏他们表演的观众大约有1500万人。

帕拉丁剧院的所在地，阿济尔街（Argyll Street），一整天都被乐迷团团围住。当报社记者听说了这大批人潮的事情之后，也陆续赶到。剧场的后门被歌迷堵得水泄不通，还有堆积如山的礼物以及大批的电报。在里面，则是被外头街上成千上万歌迷反复呼喊的叫声，吵得根本没办法彩排。

即使这场表演将会在对手的电视网播出，其他的电视公司还是派出新闻部门人员来到现场，只为了要录下这种大批人潮的景象。至于警方，则完全没料到会是这种情况，根本控制不了大部分的场面。由于大家都猜想披头士表演完后将会从剧场后门离开，所以他们事先就决定好，把要载他们离开的车子安排好停在前门。这次他们坐的车子是聘了司机开的一辆奥斯汀牌（Austin）的公主（Princess）型汽车。尼尔的那辆旧面包车，则早在他们开始有畅销单曲时就已经废弃不用了。

警方认为披头士够聪明，所以就把车子移到离前门稍微有段距离的地方，并试着稍加遮掩。这也意味着，当披头士由尼尔带领着、真正现身的时候，他们得尽快找到他们的车子，然后冒着在途中被疯狂的歌迷们几乎生吞活剥的可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车子那里。

隔天，每家报纸的头版新闻，都是这些歇斯底里的群众景象的长篇报道以及大幅照片。这些长篇报道的内容都跟披头士的歌唱得是好是坏无关，全是描述他们所引起的这些混乱。

“从那天起，”他们的新闻发言人托尼·巴罗表示，“一切都变了。我的工作不再像以前一样了。以前我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打电话给报社，都得到否定的答案；如今则是我被每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和专题作家追着要素材。”

他的工作是单纯地和布莱恩以及后来雇用的新闻发言人一起做些必要的筛选，看看要让哪些新闻记者访问披头士。

“即使是在那之前，我对宣传人员的工作也毫无概念，像大多数的乐队都有宣传人员，会挖空心思想些宣传花招之类的。这些东西我都一无所知，因为我以前没当过宣传。布莱恩不管怎样都不愿意搞些花招。我们从来没玩过什么宣传花招，也从来就没有必要。”

接下来那个星期三，伯纳德·德尔方特（Bernard Delfont）宣布了皇家综艺表演节目演出者的名单，该活动是英国演艺界大多数艺人公认的年度最大表演盛事。马琳·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2]也名列其中。

这个消息宣布之时，他们已经再度开始巡回演唱。事实上，当新闻见报时，他们人正在利物浦，正准备要在南方港舞厅表演。所有全国性的报纸立刻从曼彻斯特的记者站派出记者及摄影师来到利物浦，想要探知披头士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如何。他们显然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对皇室家族的讥评，不过让布莱恩庆幸的是，他们并没能如愿。

皇家综艺秀预计要在11月4日演出。在此之前，披头士仍然继续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唱，而且还第一次出国到瑞典巡回演唱。

在英国，每次一晚一站的巡回演唱，最后的景象都是同样的歇斯底里的人潮。每天的报纸新闻几乎逐字逐句地照抄前一天的报道，只不过换了事件发生地点而已。

即使在小一点儿的城市，像是卡莱尔（Carlisle）——在那年稍早之前，他们还被当地的一家旅馆从舞会里撵出来——出现的人潮也是相当惊人。在10月24日晚上，600多名青少年整夜排队等着买票。大部分的人还带了睡袋在睡觉，有些则已经在那儿排了36小时之久。当售票口开门，排队的人潮往前移动时，橱窗被挤碎了，造成9人送医治疗。要是在较大的城市，受伤人数恐怕会达到数百人。

1963年11月4日，在伦敦的威尔士亲王剧院，披头士参加“皇家综艺表演”节目时，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照片来源：Getty）

瑞典的巡回演唱，是披头士在汉堡之行后第一次到国外演唱，这也是他们唱片销售带来的直接效应。《她爱你》在英国很快就销售达100万张，也得到了一张金唱片；它在欧洲也卖得很好，在以前，少有英国流行歌星能够做到。

他们在瑞典待了5天，从10月24日到29日。在英国，他们的动态天天登上报纸，在瑞典的新闻和电视也一样天天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场演唱会，警察和警犬试图要管制无法进入会场欣赏演唱会的歌迷；在现场，则有40名警察带着警棍，站在舞台前戒备，防止歌迷爬上舞台。最后歌迷还是冲破警察的人墙爬上了舞台。乔治被歌迷推倒在地，不过警察在他可能被践踏踩伤之前，就想办法重新整顿好秩序了。

和英国乐迷一样，瑞典的乐迷也开始模仿披头士的发型、服装做打扮。在瑞典，他们那种发型以“哈姆雷特发型”（Hamlet style）而为人熟知。

披头士自己对“披头士狂热”所定的开始日期，要比布莱恩与托尼·巴罗最先知道的、在帕拉丁剧院演出的那天还要稍晚些。他们一直到10月31日从瑞典返回到伦敦机场那天，才惊觉到他们那惊人的人气。

他们当然早已知道两星期前在帕拉丁剧院演唱时那种混乱的场面，以及在全国各地演出时各式各样的骚动。不过，自从在“洞穴”俱乐部演唱那段时间以来，即使没有做什么宣传，这种骚动都一直存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在巡回演唱时就已经是偷偷摸摸地进出剧院了。他们会拼命逃离这种混乱，不会冒着丢掉小命的危险直接去面对它。

不过，当他们回国到达伦敦机场时，那种受欢迎的人气程度让他们顿时惊呆了。这是他们自“洞穴”俱乐部的返家欢迎会以来，第一次像这样的凯旋荣归。数千名尖叫的歌迷已经让伦敦机场堵塞了好几个小时。在这场欢迎他们归来的混乱场面里，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的座车也堵在车阵当中。当天，世界小姐也从伦敦机场过境，根本就没人理她。在接下来的3年，这样的机场景象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皇家综艺表演秀”于11月4日在威尔士亲王剧院（Prince of Wales Theatre）举行，是他们在伦敦的第二个重要日子。现场观众人数虽然没有帕拉丁剧院演唱会那么多，不过由于座席的票价达一般票价的4倍之高，所以照理说应该是经严格筛选过。这是一场慈善表演，满是一些希望能够一睹皇室成员的演艺界重量级人物、少数的社会名流以及时尚服装界大亨。这次出席的皇室成员则有王太后（Queen Mother）、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以及斯诺登勋爵（Lord Snowdon）；据传闻，这些观众很难讨好。观众之间还有个相当让人反感的惯例，在每段演出结束，他们要鼓掌或大笑之前，还会先探头张望看看皇室包厢里的反应。

开始表演时，保罗就引得哄堂大笑。披头士紧接在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之后登场表演，保罗就说他们是多么高兴能够跟在他们最喜爱的美国乐队之后表演[3]。

在音乐方面，他们表演了平常表演的曲目，而且才一宣布将要演唱《她爱你》，就引得全场欢声雷动。然后他们又演唱了《直到有你》（Till There Was You）以及《摇摆并呐喊》。

约翰在唱歌[4]前先做了段引言。“请廉价席位的观众用手跟着打拍子，”他说。然后对着皇室的包厢点头示意一下，加了一句，“至于其他人呢，就意思意思晃晃你们的首饰就行了。”

这段话隔天就登上了每家报纸的头版，虽然这有点儿拿皇室开玩笑，不过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意有所指的笑话。当然这个笑话是全无恶意的，却也被认为相当挑衅；不过当然也被认为十分俏皮，因为披头士已经成为相当讨人喜欢的乐队了。

表演结束后，王太后和他们稍微聊了一下，表示她很关注他们。甚至，她自己也发表了好笑的意见，虽然她原意可能不是要开玩笑。她问披头士下一次要在哪里登台演唱，他们回答在斯劳（Slough）。“哦，”皇太后回应，“那地方离我们挺近的。”

这一场表演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经由电视转播，收看的观众人数高达2600万人。

报纸头版对于他们演唱会的报道变得相当千篇一律。即使是像《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这家在以前还自认比较保守而不愿做关于流行时尚报道的报纸（然而他们现在却会每周固定刊出排行榜前10名歌曲名单），也以专栏的形式报道每次的骚乱。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报道中还是会解释披头士是何方神圣，就像一则关于10月28日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的演唱会的报道，就写道：“青少年们为了买到‘流行音乐’乐队披头士的演唱会门票，而大打出手……”他们仍觉得有必要向读者解释“披头士”是谁。

因为披头士的关系，全国上下因而要多投入数千名的警力担负这些多出来的危险任务，这在国会引发了许多问题。一位下议院议员则提议应该撤掉警力，再看看后续发展。还好，并没有人认真看待这个提议。

11月1日，他们开始了另一趟巡回演唱，这次演出名单就只写上披头士演唱会。没有其他一起演出的明星，像跟罗伊·奥比森一起巡回的那次那样，因为现在根本没必要了。

在这次一直持续到12月13日的演出节目里，有许多披头士外围商品的广告。在佩克汉姆（Peckham）的一家公司供应了披头士的套头衫，“甶英国顶尖的制造商为喜爱披头士的人士所特别设计，附送一个高质量双色披头士徽章”。整套要价35先令。

此时全国各地的制造商也竞相争取在他们的产品上使用“Beatle”这个词的使用权。披头士式西装外套——由斯图在汉堡时带头开始穿、通常是灯心绒制的那种无领西装外套——早在1963年9月，就在各地上市销售了。

披头士式的假发也开始出现了。位于贝森奈绿地（Bethnal Green）的一家工厂夜以继日地赶工制造，以应付订单需求。该工厂宣称，他们还有来自伊顿公学以及白金汉宫的订单；当然不是女王她自己要的，是宫里的一名职员订的。

大部分的青少年留起了像披头士那样的长发。从11月起，报纸上就开始有一连串关于学童们因为头发过长被学校停学在家，或是有学徒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禁止进入工厂这样的报道。

11月2日的《每日电讯》才首次认真地讨论起这股对披头士的狂热。它表示，纯粹只有思想空洞的人才会加入这股群众的狂热，就像当初希特勒所掀起的热潮那样。《每日镜报》则是跳出来为披头士辩护。“你还得是个又固执又刻薄、彻头彻尾的老古板，才能够不爱上这不按牌理出牌、又欢乐又吵闹、长得又俊美的披头士。”他们盛赞披头士不会利用“出于好玩而说一些跟同性恋有关的低级玩笑”来成名。

在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领导人之间的年度聚会教会大会（Church Assembly）上，披头士也受到了批判，但也有人为他们辩护。一名主教就直言他们是个“心理变态的乐团”（psychopathetic group），他们每周赚的报酬就足以在非洲建一座大教堂。不过另一个发言者则表明自己也是他们的乐迷，还说它是有益健康的消遣。

《每日镜报》显然是第一家找个乏味的心理学家来分析这些现象的报纸；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让这些乏味的心理学家——特别是美国人——靠此大赚横财也成了惯例。这位心理学家说披头士是“发泄性冲动的途径”。后来有医生挺身附和说，参加披头士演唱会的女孩子会在演唱会中途达到性高潮。

巡回演唱的其中一站来到了格洛塞斯特郡（Gloucestershire）一个相当清幽的乡村小城，彻特纳姆（Cheltenham）。隔天报纸的头条上宣称“斯奎尔斯维尔”（Squaresville）沦陷了”，这则头条标题很可能是助理编辑前一天就已经拟好的；里头引述了当地一名警察的话，形容当晚是“自马弗京战役（Mafeking）[5]以来最疯狂的一夜”。

11月14日，在普利茅斯（Plymouth）还得动用消防水枪来控制过于激动而尖叫的歌迷。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则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因为保罗得了轻微的流行性感冒，他们只得取消一场演唱会；各家报纸则是每隔一小时就发出快讯报告他的近况。

11月11日，在伯明翰，他们则伪装成警察，想尽办法从人群中逃离。10月18日，报纸上出现了一位英国国教教区牧师的投书，请披头士帮他为圣诞节录制《来啊主的宝宝们》（Oh Come All Ye Faithful，Yeh，Yeh）这首歌。

百代公司的唱片销售量则是快速地攀升。当迪卡唱片与其他唱片公司曾将他们拒之门外的往事被披露出来时，随即被拿来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回绝掉《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事情做比较。

在11月底时，披头士推出了他们的第5张单曲唱片《我想抓住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这首单曲直接就登上了排行榜冠军而且在英国光预订量就高达100万张。他们的第二张LP唱片《与披头士同在》（With the Beatles），刚刚在几天前发行。这张唱片用了张简单无华却很有艺术感的照片当封面，照片中是他们四个人穿着全黑高领套头衫的上半身头像。精心安排地在他们的半边脸上打上光，另一边则隐没在阴影中，就像阿斯特丽德在汉堡为他们拍的那些照片。当11月初宣布了这张LP唱片的发行预告时，立刻就接到了25万张预购订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当时全球各地LP唱片预售数量的最高纪录，先前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创下的最高预售纪录是《蓝色夏威夷》（Blue Hawaii）专辑，20万张。

在英国，每个能在文章中挂名的大牌专题作家，则是竞相争取专访他们的机会，在更衣室的外头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等下去，只希望能得到个只言片语。《每日镜报》的唐纳德·齐克（Donald Zec）是第一个为他们写大篇幅专访报道的记者，时间就在他们刚成为全国知名人物那时，9月10日。文章里描述了他们的发型——记者们还是觉得很有必要提到这一点；他形容那发型像是石器时代的剪法。

到了1963年12月时，终于连只在星期天出版的重量级周报也来凑上一脚，各自找来心理学家，对这种狂热的现象做了些郑重其事而长篇大论的研究调查报告，只不过他们的篇幅要长得多了。《观察家》（Observer）周刊用了一张阿莫尔戈斯岛（Amorgos）的有着吉他外形身材的基克拉泽斯（Cycladic）富饶女神的图片，上头附上说明：“据考证，披头士出现前约4800年的时代，吉他的力量被当成性象征。”《周日时报》则评论说他们是如何扩展了英语用语的范围，把像是“gear”（代表“好”或是“很棒”的意思）这些利物浦用字引进一般的用语里。这也让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这位保守党的政治人物相当难堪，先前他曾经批评过他们，说他们的语言“无法被认定是正统的英语”。不过在后来，希思先生修正了他自己的评论。据报道，他当时的说辞是：“有谁能够预料得到，才在短短的一年之后，披头士的表现，就让他们成了灯芯绒布产业的救世主。”

即使是英国的共产党报纸《劳动者日报》（Daily Worker），也在报上做了一些评论。“默西之音是8万个破碎家庭以及3万个靠救济金过活的穷人的代言者。”

在12月初，包括单曲跟EP唱片，他们已经有7张唱片进入了排行榜前20名。12月11日，他们参加了电视节目《点唱机陪审团》（Juke Box Jury）的演出，这四个小伙子完全征服了整个陪审团，而且让该节目的收视率达到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沃尔特·申森（Walter Shenson）和乔治·奥恩斯坦（George Ornstein）宣布了一项拍片协议，他们将和联美电影公司合作，起用披头士担任主角拍摄他们的第一部电影；由利物浦的剧作家阿伦·欧文（Alun Owen）撰写剧本。布莱恩·爱泼斯坦也参与了这项协议，以确保披头士能得到较高比例的分红。到了现在，他帮他们巡回演唱会做的也是相同的事（争取高比例分红）；因为很显然的，一旦挂上披头士的名字，不管到哪里演唱，都能保证座无虚席。在11月开始的那次披头士巡回演唱会，则注明“由阿瑟·豪斯隆重呈献，布莱恩·爱泼斯坦精心策划”。

在10月时，布莱恩就已经把他的办事处迁移到了伦敦，还加入了托尼·巴罗以及日渐增加的秘书和助理。

歌迷会的会员数目成长也很惊人，很快地，他们就完全对这数以千计的申请书束手无策了。报纸上也有很多这些可怜歌迷的相关报道，等了好几个月他们的信件都没有回音，但是这类的事实在是数不胜数。到1963年年底之前，需付费的官方歌迷会的会员就已经将近8万名了。相较之下，该年年初时，会员人数才只有几千人而已。

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拿利物浦帝国剧院举行的“披头士歌迷会北部地区大会”，制作了一段半个小时的节目。

圣诞节期间，披头士举行了一次圣诞节演出，一起演出的还有布莱恩·爱泼斯坦旗下的其他艺人——席拉·布莱克、比利·J·克朗墨、汤米·奎克里（Tommy Quickly）以及“福尔摩斯特”。他们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开唱，然后再到利物浦——后来再来到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帝国剧院。哎呀，也就是在这里，约翰最心爱的吉他被马尔给丢了。

他们的知识分子歌迷现在也是追着他们尖叫。内容较严肃的报纸报道他们的篇幅和流行讯息差不多。每个人谈的都是他们；每份报纸都以他们为笑话的主角；漫画里也处处是他们的身影。《每日邮报》不再把“披头士”这个字放在标题上，取而代之的是用他们四个披头士的发型画成的小图案（它们被称为“四个拖把头”），来作为每则披头士报道的插图。

最初布莱恩还会担心他本人和名字会变得人尽皆知，不过到最后一切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他也了解到这让他办起事来容易得多了。“我担心的是我们会变得曝光过度。乍看之下，报纸不停地讨论披头士的习惯、服装和想法的确令人兴奋。一开始那些孩子们也喜欢这样，连我也一样。这对事业也有助益。不过到最后这感觉变成了不安：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兴趣能维持多久？不过仔细地观察他们预约的演出邀约以及和新闻界的接触，我们只要避免到达那个饱和点就行了。不过也非常接近了。这种极端的状况已经把其他艺人的事业给毁了。”

在那段时间——根据报纸和电视报道来判断——情况似乎是完全无法控制。每家报纸每一天多少都会提及他们。有某个星期，有5家全国性的报纸都正好在连载他们自己所谓的“披头士生活故事”，不过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从以前的宣传单摘录下来的。差不多只要有人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不管是正面或反面的，保证都会被报道出来。对这个枯燥乏味的环境来说，他们是这么的新鲜，跟平常光鲜亮丽的演艺界迥然不同，而且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有许多人说布莱恩·爱泼斯坦是“斯文加利”（Svengali）[6]，他很聪明地塑造了他们并加以推销。布莱恩总会对这一点予以否认。“我们所有的宣传单，”托尼·巴罗表示，“以及新闻稿的处理方式，布莱恩只会强调他们的优点在哪里，他从来就没有捏造过不存在的优点。披头士就像你在当地的教堂看得到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只是出身本地街头的四个小伙子。是他们的个性本质使得他们跟民众产生连接。大家打从一开始就认同他们，布莱恩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从来没有试着去掩饰。”

然而很确定的是，布莱恩的确打造了一个很平稳的机制，仔细地把他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打造出从不让人失望的形象；不过他们私底下独处时的样子的确是让人失望。

从1963年起，试图分析披头士成功之道的文字就高达数百万字。光是这段时期出现的各种理论说法，就足以单独出一本书了。最初阶段的分析理论是以他们的性魅力为基础，后来这些“专家”们认定披头士对于这些新兴的、受空袭阴影笼罩、不分阶层、非享乐主义、毫不虚伪的青少年，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为他们的挫折与野心的表征。后来连知识分子也加入了，抱持更高的热忱研究他们的歌词和音乐，而且提出了一些更机巧的阐释。这一切全是事实，而且到现在还是。任何人喜欢上某种事物，都有自己的理由，那些理由都是成立的。

回到1963年来看，对一般的报社记者而言，能够私底下和披头士谈一些话——不管什么话，对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每个记者都很清楚，每次的访谈内容都会很不一样，也很有趣；就像大部分可能成名的人一样，他们每次说出来的笑话和意见都不会一样。到最后，连林戈也变得跟他们其他几个一样风趣；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戴这么多戒指，他回答：因为他没办法把它们全穿在鼻子上。

“我们会在记者会上表现得这么好笑，是因为那一切就只是个笑话。”约翰说道，“他们问很可笑的问题，我们就给出很可笑的答案。不过我们一点儿也不是真的那么可笑；那是你当学生时听了会哈哈大笑的那种笑话，那只是中学五年级程度的幽默而已。他们让人很不舒服，要是他们能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问题，像关于我们的音乐的，我们也会认真起来。我们当时是很紧张的，虽然我认为人们并不这样想。在大多数重要聚会上，我们都会紧张。

“我们的外在形象只占我们整个人很小的一部分，这是新闻界和我们一起塑造出来的。这一定会出差错的，因为你不能一直掩饰本性来哄骗他人。报纸总会把事情搞错，即使当中有部分是事实，但往往已是旧闻了。只因为我们带给人们什么新形象，这个新形象就会大受欢迎。”

从他们发行第一张唱片开始，在短短的12个月之内，他们已经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多拉·布赖恩（Dora Bryan）在1963年的圣诞节出了一张和他们有关的唱片，《我只想要一个披头士当圣诞礼物）（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A Beatle）。甚至这样的歌都进入了畅销排行榜。

如今，除非你把其他利物浦乐队也算在内，畅销排行榜上已见不到其他人的踪影了；这些乐队都是布莱恩·爱泼斯坦旗下的，而且他们的唱片都是由乔治·马丁录音制作的。

1963年的52个星期中，由乔治·马丁制作的唱片，在英国畅销排榜榜首的位置所占的周数就有37个星期。这样的成就已是空前的，以后可能是绝无仅有。

《NME》在它的年终排行榜里，把披头士选为全世界最佳的乐队；他们获得了14666张选票，而美国乐队“埃弗利兄弟”（the Everly Brothers）则是以3232张选票居于第二名。

在英国歌唱团体部分，前一年他们在这一个项目几乎是垫底的，这次则是得到了18623张选票；第二名的团体则差了十万八千里，只得到2169票。

该年最畅销的两张唱片则是《她爱你》的130万张，以及《我想握住你的手》的125万张；克利夫·理查德他的《单身男孩》（Bachelor Boy）则远远地落居第三位。

《泰晤士报》的乐评人威廉·曼（William Mann）对他们的音乐做了一篇很认真的长篇评论；文中他谈论到他们泛全音的音符组合（pandiatonic clusters）以及中低音（submediant）的音调变换。他说约翰·列侬与保罗·麦卡特尼是“1963年年度杰出英国作曲家”。

蒙哥马利子爵（Viscount Montgomery）说：“为了要看看这几个年轻人是怎样的人，我想我会邀请他们来共度周末。”

12月29日，在《周日时报》的报道里，理查德·巴克尔（Richard Buckle）对于约翰与保罗被用在芭蕾舞剧《摩登族与摇滚迷》（Mods and Rockers）里的音乐做出了评论，说他们是“自贝多芬以降最伟大的作曲家”。

译注

[1] EP唱片即extended play唱片，有两种格式，一种是7吋45转（45 rpm）唱片，纹路较密，音质较差，每面收录2首歌曲。另一种为7吋33转唱片，每一面可收录2~3首歌曲。LP唱片的格式则为12吋33转唱片，每一面可收录5~10首歌曲，可以把一整张专辑的单曲容纳在同一张唱片中，有价格较便宜与节省空间之利（以前的专辑是将多张唱片收在同一本子里，类似相片簿形式，故称为album）。33转唱片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所研发，于1948年问世；45转唱片则为RCA Victor公司研发，于1949年问世。感谢马世芳先生提供之信息。类比式唱片沿革以及数据源译自：www.wikipedia.org/wiki/Analogue_disc_record。

[2] 马琳·迪特里希，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德裔女明星，能歌能演，享誉国际影坛。著名作品有《蓝天使》（Der blaue Engel）、《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纽伦堡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等。

[3] 苏菲·塔克是个美国女歌手，并非乐队；保罗称她为“乐队”，可能是故意拿她的身材开玩笑，因为她非常胖，这也是她著名的特色之一。

[4] 是在《摇摆并呐喊》开唱前，这段演出后来收录在《精选集1》专辑中。

[5] 指的是1900年布尔战争时，“童子军之父”贝登堡成功固守马弗京的事迹。

[6] 斯文加利意指心怀不良企图、欲操纵别人行为的人。出自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利耶（George du Maurier）的小说《爵士帽》（Trilby）。

23
美国之行

披头士在华盛顿体育馆外因应镁光灯而做出嬉闹的动作；1964年2月，他们在此地举行了来美国的第一场现场演唱，这场演唱会的观众达2万人。（照片来源：私人藏品）

桑迪·斯图尔特（Sandi Stewart）只是个普通的美国披头士迷，不傻不笨，算得上和善又通情达理。在1964年初，她和父母一起住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一个富饶的中产阶级小镇。她年仅15，正就读中学九年级。

“有一天，我和我妈开车去超级市场——开我们家的劳斯莱斯，那是我们家当时开的车子，这不重要——车里的收音机传出《我想抓住你的手》这首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披头士的歌，我不禁叫出来，哇！多与众不同的音乐啊！这真的令我无法抗拒，以前从来没有哪一首歌能这么吸引我。

“我发现学校里有很多女孩子已经听过这首歌了，而且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还记得当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在街上边走边讨论；我们都说他们的照片看起来特丑，尤其是穿着那无领的西装外套。音乐是很棒没错，不过我们认为他们看起来真的丑。

“后来我们的想法渐渐改变了。我变得对流行音乐很感兴趣，我以前从来不曾这样。我对他们做过什么事都知之甚详，也读遍了他们的相关报道。我还把头发留长，因为我看过报道，他们表示他们喜欢长发的女孩子。

“一开始我最喜欢的是保罗，他长得真帅，我形容不出个所以然：他看起来就是很俊俏。

“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不喜欢乔治。我在他脸上画了狼人的獠牙，就因为我不喜欢他。我想我是把披头士当成了爱憎情绪的发泄出口了。到最后，我也稍微有点儿喜欢乔治了。

“后来我从喜欢保罗变成比较喜欢约翰，他似乎比较聪明风趣。他的身材也非常性感。他成了我爱得最强烈的人了。

“我变得对约翰很着迷，我总是会梦见他。在学校，我们也会互相比较梦境的内容，互相倾吐在梦境里我们和最喜欢的披头士队员在做什么。当我沮丧的时候，我知道可以开始幻想着约翰，就只是躺着想着他，然后渐渐睡去。这些梦都很美好。在梦里，我和约翰一起做了很多事，第二次我会告诉我朋友（在梦中）我和他一起做爱。这些梦不见得全部都跟性有关，不过有很多都是；这些梦是这么的逼真。

“我不停地谈论他们、想着他们。我父亲则总是告诫我别再太迷他们。我则会大叫，不，我才不要，想都别想。

“然而还是很可笑，即使我非常爱约翰，在学校我还是会追求其他男孩子，那其实是有点儿不一样的。不过，约翰还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读遍了所有的乐迷杂志，也总是听‘老K莫瑞’（Murray the K）的电台节目；他是那种对披头士熟到不能再熟的专家级的DJ。

“我很渴望得到约翰，所以写了封信给辛西娅，我在信里表达了极大的善意。我只是要跟她说我很抱歉，不过我爱上她丈夫了。但我从没收到过回信。

“我有他们所有的唱片，卧室也贴满了他们的照片。当我看到一张他们脸孔半隐在阴影里的照片，我和朋友都到城里学那样的风格拍照。

“当生活中其他的事都乏善可陈时，我会待在我那拥有披头士的房间里，尤其是有着我挚爱的约翰。他们为我的生活提供了我极需要的点缀，我居住的这种新罕布什尔的有钱人小区根本提供不了我想要的。我不喜欢上学，也不喜欢家里。当我感到伤心沮丧时，是他们给了我生活的目标。

“我听说他们即将到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演唱时，就打算和学校里的两个朋友一起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我们再三地恳求，因为家人不准我们自己前往纽约；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年轻女孩，这么做想都别想。我们说就把它当成生日的特别贺礼，不然的话我们就离家出走……”

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唱会是锡德·伯恩斯坦（Sid Bernstein）所主办的，他身材矮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当过舞厅经理、表演经纪人，现在则是担任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的GAC公司（General Artists Corporation）的经纪人。在他耗费心力企图进入一流的演艺事业期间，他仍保持着在学业方面的兴趣。

他上了10年的夜校课程，专门研究英国的政府体制。“我还记得听过你们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讲的课。他是我听过的最佳演说家之一，当然啦，他比不上丘吉尔。”

他对英国政府体制这方面的兴趣，也使得他会阅读英国的报纸。在1963年年中，有件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我持续阅读这些和披头士有关的报道。在GAC里，我专门负责青少年音乐的部分，然而我从没听说过他们。在这一行，没有人会留意英国那边的事。”

他订阅了所有的英国流行音乐报纸，并决定打电话给布莱恩·爱泼斯坦。经历许许多多的波折之后，他终于得到了布莱恩利物浦家里的电话。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布莱恩表示他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他问布莱恩是否愿意让披头士到卡内基表演厅登台，虽然实际上他还不确定能否得到卡内基音乐厅的档期。“布莱恩问说什么时候，我回答说2月12日这天如何。我会选那一天是因为那天是林肯冥诞，而且我知道有办法敲定那天的档期。两场演唱会我出价6500美元的酬劳。”

布莱恩并没有马上就答应。虽然原先所提议的日期看起来挺合适的，但由于早已敲定要在2月9日和16日参加两场“埃德·沙利文秀”（Ed Sullivan Show），所以这件事花了一段时间才定案。

正因为锡德·伯恩斯坦最早接触他们，所以他成了他们在纽约的演出经纪人。很快地，他就离开了经纪人的工作，和另一个合伙人一起拓展自己的事业。他继续经手了他们所有在纽约的演出，只有一场例外。他这样的事迹，在美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都可能找到相同的例子。

不过说到纽约的演出，那并不全然是锡德·伯恩斯坦一个人办成的。从1963年夏天开始，即使布莱恩还不确定是否已万事皆备，他就已经着手要把披头士推上美国舞台。一开始披头士在美国的起步算是一败涂地，在1963年的前半年，他们已经在美国发行了四张唱片，而且是由两家不同的唱片公司发行，但是没什么进展。

他们在英国刚一奠定成功的基础，布莱恩就带着比利·J·克雷默一起远渡重洋来到纽约；那是在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那个月。

“我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这个在英国人尽皆知、流行乐界最重要的事件，会对美国毫无影响。那就像在伦敦早期的情形一样。我开始逐一拜访唱片公司和电视台的人。”

就在这次的行程中，他再度遇到杰弗里·埃利斯，那位以前在利物浦时住在他家隔壁、后来进了牛津大学就读，然后到了纽约进入保险业工作的老朋友。

“我是听说布莱恩在搞些跟摇滚乐队有关的事，不过我不怎么相信。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那不像是内向的小布莱恩会去碰的事。

“我和布莱恩以及比利·J·克雷默一起在百老汇走着。我们走到了时代广场，比利想要在那附近乱七八糟的商店里买下一件很难看的衬衫。布莱恩制止了他，不准他买。他说：‘比利，那跟你的形象不搭。’那是我首次了解到布莱恩对这一切是认真的，当时我就知道他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在这次的行程中，布莱恩和“国会山庄”（Capitol）唱片公司也协商好了，这次由他们发行披头士的唱片。“国会山庄”唱片虽然也是EMI的子公司，但一开始并不喜欢披头士的音乐；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是由另外两家美国唱片公司发行他们的唱片，然而并不成功。

布莱恩也和埃德·沙利文相约见了一面，他的节目是美国同类型节目中最受欢迎的。他底下的星探已经向他传达过披头士在英国成功的事迹了。在经过一连串的讨论之后，埃德·沙利文答应在他的节目里预留两场的时段让披头士表演。

布莱恩也坚决要求，在这两场节目里，得让他们在演出名单中挂头牌。“埃德·沙利文对这个要求倒是有点儿反对，他很清楚披头士将会很受欢迎，不过他并不同意我所认为的他们将会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乐队的看法。他最后是答应了，不过他的节目制作人后来告诉我，沙利文说，让一个英国乐队在表演名单上挂头牌实在是太荒谬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英国乐队在美国成功过。”

披头士自己对于前往美国演出则是很紧张。不久之前，在1963年时，乔治曾到美国度了个短暂的假期。他说当地的人都相当和善好心，所以他认为他们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他到美国去看他姐姐路易丝，她嫁给一个美国人而从利物浦移居到圣路易市（St Louis）。跟她母亲哈里森太太一样，路易丝也是披头士死忠的歌迷，也常打电话到当地的广播电台点播披头士的歌。

然而约翰却很担心，因为从来没有英国乐队或是歌手打进过美国市场。“克利夫（理查德）到了那里就挂了，他和弗朗姬·阿瓦隆（Frankie Avalon）同台时，在表演名单上只能排在第14位。”乔治说他在圣路易的时候，在露天电影院看到了克利夫主演的电影《夏日假期》（Summer Holiday），已经沦为第二流的电影了。

1964年1月，《我想抓住你的手》进入了美国的排行榜，位居第83名。它在英国排行榜冠军待了两个月，最后才被许多人认为将会是引人瞩目的新乐队“戴夫·克拉克五人组”（Dave Clark Five）和它的《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Glad All over）给挤下榜首位置。

伦敦的报纸则是大肆报道这则新闻，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利物浦乐团的成功事迹之后，它们很高兴能在本地的流行音乐新闻上换换口味。《每日快讯》有次头版新闻标题就写道：“托特纳姆之声已经击溃披头士了。”

在过了将近6个月必须绞尽脑汁想出关于披头士的笑点的日子之后，那些漫画迫不及待地要结束与披头士有关的话题。伦敦《标准晚报》的薇姬（Vicky）就有这样一则漫画：首相对着那些顶着披头士发型的内阁阁员说道：“看看你们头上，看到你头上过气的发型，要我怎么开口？”

有一阵子，连披头士自己都很担忧。“我们根本避不掉，”约翰表示，“每个人告诉我们说，戴夫·克拉克正在崛起，现在你们可有得受的了。这让我们很烦，不过才一转眼，我们以前在利物浦所担心的，在默西地区摇滚乐队票选被被格里打败的情况又再度发生了。”

要前往美国之前，布莱恩已经帮他们排定好第二次的欧洲巡回演唱行程。这次在法国待3个星期，从1月15日开始，在巴黎的奥林匹亚演奏厅（Olympia）举行演唱会。

数千名歌迷目送三名披头士成员从伦敦机场出发，林戈在利物浦因为浓雾而延误，稍晚才跟上其他人。他在伦敦机场高举写着“TLES”的牌子接在飞机机侧的“BEA”[1]之后。奥斯伯特·兰开斯特（Osbert Lancaster）则在他《每日快讯》漫画专权里画了留着披头士发型的拿破仑。

在奥林匹亚演奏厅的第一场演唱会并不算成功，对披头士而言，在将近一整年的巡回演唱里，这是第一场反应这么冷淡的演唱会。这时还发生了一场拳脚相向的斗殴，摄影师、法国警察以及披头士新任的宣传人员布莱恩·萨默维尔（Brian Sommerville）都牵扯其中，现今披头士巡回演唱的新闻发布是由萨默维尔负责的。他们的演唱获得了少许的掌声，而约翰的响应则是“非常非常默西式的”。

BBC驻巴黎采访记者：对你们来说，在此地成功立足，有何等重要性？

保罗：不管在哪里都能成功立足，这是很重要的。

BBC：法国人还不太能接受披头士（的音乐），你们对“他们”有什么想法？

约翰：喔，我们很喜欢披头士。他们非常了不起。

在美国，《我想握住你的手》在进榜的第二周，上升到了第42名。纽约GAC公司的诺曼·韦斯（Norman Weiss）前来找布莱恩，把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会的事敲定，从那时候起，他就成为披头士的美国演唱会经纪人了。

当时在披头士身边的文森特·马尔克罗恩（Vincent Mulchrone）在伦敦的《每日邮报》的报道中表示：“如果披头士想要在巴黎有所发展，刚开始可能会进展得很慢。不论是像今日香榭丽舍大道没有人群聚集的气氛，或是披头士狂热无法在此掀起波澜，那就像让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事一样，问题出在法国人凡事都喜欢拖延。”

《我想握住你的手》在美国夺得排行榜冠军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正在巴黎的乔治五世旅馆（George V Hotel）的套房里。他们开始动手写这首歌，是在简·阿舍（Jane Asher）伦敦家里的地下室，他们打算写出一首仿美国式福音歌曲，也就这样，它正好成了让他们在美国踏出成功的第一步的歌曲。他们所有人一起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来庆祝一番，布莱恩在用餐时头上顶了个痰盂，还拍照留影。

大批美国的记者及电视采访记者立刻赶来。像桑迪·斯图尔特这类美国的披头士迷，则团团围住卡内基音乐厅和埃德·沙利文，为的就是演唱会的票。《她爱你》在美国单曲排行榜上，一上榜直接就爬到了《我想握住你的手》后面的位置；而在专辑榜上，《请取悦我》正好刚要登上榜首。

美国的媒体界，就像前一年的英国媒体一样，动作慢了半拍却也十分郑重其事地出现了。

“跟我说明一下你们的发型（hairdos）吧！”其中一个美国记者问道。

“你意思是说这头发不行（hair-don’ts）！”约翰回答。

“有一次我们正从利物浦的一个游泳池出来，”乔治说道，“我们喜欢上了那头发的样子。”

希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这位协同转载专栏作家（syndicated columnist）[2]也出现了，并问了些哪个人是谁之类的问题；《生活》（Life）杂志则是刊载了6页关于披头士的报道。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媒体免费的曝光机会以及他们的唱片大获成功的声势，布莱恩说服“国会山庄”唱片拿出5万美元花在他们所谓的“速成造势活动”上。全美各地贴上了500万张“披头士来了！”的海报，而披头士在英国发行的每张唱片，每位DJ也都各拿到一份；他们也发送出100万份有披头士相关报道的4版报纸，他们最高层主管还头戴披头士假发拍照留影。

“一大堆天花乱坠的说辞都出现了，”“国会山庄”唱片公司副总裁弗伊尔·吉尔摩（Voyle Gilmore）说，“只不过世界上再怎么会吹的人也卖不掉烂商品的。”

“埃德·沙利文秀”根本无法处理索票的状况—728个席位总共有5万人索票。若是锡德·伯恩斯坦要把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会的票以两倍的价钱售出，也不成问题。“甚至连尼尔森·洛克菲勒太太（Mrs Nelson Rockefeller）也买不到票，我只好把我的票给她。”

纽约这边原本还提供了布莱恩另一个演唱的时间，这次的地点在麦迪逊花园广场（Madison Square Garden），酬劳是卡内基音乐厅的两倍，只不过太迟了，没办法排上去。

1964年2月7日，当披头士搭乘泛美航空101航班飞离伦敦机场时，纽约的WMCA广播电台发出了它一连串广播的第一段消息：“现在是披头士时间早上6点30分；30分钟前他们刚离开伦敦，正横越大西洋朝着纽约而来。现在的气温是32披头士氏度。”

披头士在飞机上紧张得很，他们还没听说所有造势手法的详细情形，然而却已经读过别人批评他们并说他们很丑的那些报道。

辛西娅也跟约翰一起搭飞机，这是她首次和他们在巡回演唱行程中同行，也是仅有的一次。《利物浦回声报》的那个比较没有名气的乔治·哈里森也在飞机上。当他在1954年、他45岁那年离开伦敦舰队街来到利物浦时，他认为自己已经从全国传媒界永远退休了。如今他则跟一个他一度拒绝帮他们写相关报道的乐队在一起，开始他四次跨洋旅行中的第一次。他说他们全都对自己能受到什么程度的欢迎有着很深的疑虑。“他们每个人都对我说：‘在美国是要什么有什么啊，乔治。这样的话，他们为何还需要我们？”在他的报道里，别人通常是用乔治的教名来称呼他。

比较出名的这个乔治·哈里森，则说他觉得不太舒服。“我也很担心我的头发。我已经洗过了，不过等它干了却又会稍微翘起来。”

“那第一次我们所有人确实都觉得有点儿厌烦，”林戈表示，“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然而在有所成就之前，我们都没有表现出来，在参加伦敦帕拉丁剧院表演之前，我们就觉得有点厌烦了。往美国发展算是很重要的一步。人们会说，不过就因为我们在英国大受欢迎而已，为什么我们在那儿就会受欢迎？”

尼尔与马尔在飞机上可忙得很，要在照片上仿造披头士的签名准备分送给所有乐迷。布莱恩也很忙。许多英国的生意人在伦敦根本没机会见到他，如今在大西洋上方的3万英尺高空，他肯定是逃不掉了。他们送上了许多小便笺，问他是否愿意帮他们的产品代言。结果布莱恩一概很客气地回绝了。

不过在当天下午1点35分飞机降落，见到肯尼迪机场的那一刻起，他们所有的疑虑都一扫而空了。超过1万名尖叫着的青少年堵塞了整个机场：所有人合唱着“披头士，我们爱你，真的爱你”（We Love You Beatles，Oh Yes We Do），这是美国的披头士迷专属的“歌曲”，或者说至少算得上是首歌。

“国会山庄”唱片公司仍然在进行那个速成造势活动，他们交给每个下飞机的人一套“披头士配件包”，所有东西包括：假发、签名照片以及一个上头写着“我爱披头士”的纽扣徽章。

他们努力地推开人群，挤出一条路来到机场的记者会大厅，面对的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庞大的记者招待会。约翰对着所有人咆哮，要他们安静下来。每个人则都为他鼓掌。

“你们计划在这里为我们唱些什么歌吗？”

“那我们要先拿到钱再说。”约翰回答。

“要怎么解释你们成功的原因？”

“我们有个公关人员。”

“你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为了来美国。”

“你们会想理个发吗？”

“我们昨天才理过。”

“你们希望带些什么东西回家吗？”

“洛克菲勒中心（The Rockefeller Centre）。”

“你们是否有点儿算是反抗上一代的社会象征？”

“那是恶意的谎言。”

“对于在底特律发生的抵制披头士运动，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们用抵制底特律运动来跟他们别别苗头。”

“你们对于贝多芬有什么想法？”

“我爱死他了，”林戈回答，“尤其是他的诗。”

在酒店则是一片混乱，纽约广场饭店对于自己有别于其他酒店的谨慎是十分引以为傲的，但是他们竟然没有查证几个月前就预约订房的这五个英国生意人的职业。当广场饭店的经理看见他的酒店外头围着几千名尖叫着的青少年，他开始利用电台的关系，看看纽约有没有什么酒店想要披头士的，想办法要把他们送走。

披头士倒没有因此就觉得感激。有个记者问乔治：“是什么原因让你选了广场饭店呢？”“不是我，是我们的经纪人选的。我只能回答你，我不喜欢那儿的食物。”

乔治这时生病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将错过“埃德·沙利文秀”了。排练的时候由尼尔暂代他，不过乔治还是吞了一大堆药，设法在表演时现身了。尖叫声在全美回响着，这场演出创下了7300万名电视观众的收视纪录。

在这次表演的播出时间里，在纽约，没有汽车轮毂罩遭窃，一个也没有；新闻报道是这么说的，在全美，没有青少年犯下的重大罪案，连一件也没有。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他们。隔天早上，《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形容他们是“75%靠宣传，20%靠发型，还有5%靠轻快的哀歌”。《每日新闻》（Daily News）则写道：“比起披头士所奉上的纯度100%的神丹妙药，猫王式的扭动和求爱声，不过就像温热的蒲公英茶。”

每家报纸都对他们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各类分析报道又臭又长。而且他们召开了另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你们的电影找到女主角了吗？”“我们正努力找英国女王来，”乔治回答，“有了她保证卖座。”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3]表示他自己打破了严格的戒律，在安息日收看电视，只为了看看他们。“他们这很快就会过去了，”他表示，“这全都只是对时代的不确定感以及对自身处境的困惑所产生的症状罢了。”后来披头士搭乘火车出发前往华盛顿。

“在美国的情形就跟在英国发生的一样，”林戈说，“只不过规模大了10倍。所以我认为这里一点儿都不像英国。在华盛顿第一次吸引到的人潮就有2万人，在老家通常只有2000人。”

他们第一次在美国领土上办的演唱会——华盛顿演唱会，举行的地点是竞技馆（The Coliseum），它平常是用作拳击擂台或棒球场。披头士在一个旋转舞台上演唱，这样子全场的观众就都能看到；这也意味着从各种角度丢过来的娃娃软糖都打得到他们。

“真的很恐怖！”乔治说，“（被）那些糖打到会痛。在美国没有软的娃娃软糖，而是像子弹一样的硬糖豆。某家报纸挖出了那则连我们都忘了的陈年笑话，就是有一次约翰说我吃掉了他所有的娃娃软糖；我们不管到哪里，都会有人向我丢软糖。”

英国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原本也预定在同一天到达华盛顿，不过他把到访的日子延到次日，以避免又碰上披头士所引的混乱。

在美国时，披头士与卡休斯·克莱（即日后的穆罕默德·阿里）在他位于弗罗里达迈阿密的世界冠军训练营里碰面。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世界级名人这样子摆姿势拍照。（图片来源：Getty）

那天晚上他们接受了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使馆邀宴。他们之前已经回绝过驻巴黎英国大使夫人迪克森（Lady Dixson）的邀约。

“我们总会设法避开这些狗皮倒灶的事情，”乔治说道，“不过那次我们没逃过。那些聚会中的人常常都是一些实际上很鄙视我们这种人的势利鬼，只不过因为我们有钱又有名而想要见见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真的是很伪善，他们只是想要帮大使馆宣传罢了。”

华盛顿大使馆宴会里发生了什么事，各个报道在细节上都有许多差异，不过在迈克尔·布隆（Michael Braun）所写，以披头士早期巡回演唱会为内容的平装书里头（《真心爱我》（Love Me Do），1964年，企鹅出版社。）写道，宴会一开始的气氛融洽得不得了。

“约翰，你好。”当他们到达时，戴维·奥姆斯比-高尔爵士（Sir David Ormsby-Gore）［现在为哈莱克勋爵（Lord Harlech）］打了个招呼。

“我不是约翰，”约翰回道，“我是查理，那个才是约翰。”

“约翰，你好。”大使对着乔治问候。

“我不是约翰，”乔治回答，“我是法兰克，那个才是约翰。”

“哦，天啊！”大使惊呼。

几位比较年长的女士，手上拿着几杯饮料，过来跟披头士搭讪要签名。几个爱颐指气使的年轻官员开始指使他们做东做西的，要求他们跟大家聊天、帮人签名。“在这儿签名。”其中一人对约翰说；约翰拒绝了。“你要在这儿签名，而且你会喜欢这差事的。”一位年轻的女客人走近林戈身边，从皮包里拿出一把指甲剪，开始动手一撮一撮地剪他的头发。约翰早早就离开了，不过其他人留了下来，待到宴会结束。大使和大使夫人表示他们很过意不去。

即使是布莱恩也没办法运用手腕将事情平息下来。“大使和大使夫人两人都极度和善客气，”他后来表示，“不过披头士很厌恶这种宴会。从那次之后，他们就回绝掉所有这类的邀宴。”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最后也到了华盛顿和约翰逊总统会面。“我喜欢你们先前办的宴会，”总统先生说道，“不过你不觉得他们需要理个发吗？”

披头士像平常一样，在一大群的记者、电视台和乐迷的注目之下，回到纽约为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会做准备。如今大批善于讨价还价的美国商人倾巢而出，提出各种价码，努力想取得制造披头士商品的合约。据估计，在1964年，美国所销售出的披头士相关商品总值达5000万美元。许多未经授权而且在没有人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访谈录音，则被人以LP唱片的形式发行；更令布莱恩生气的是，它们还打着披头士名号大肆宣传。

这两场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会，每场的观众人数都超过6000人。锡德·伯恩斯坦只得拒绝掉戴维·尼文（David Niven）[4]和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5]。隔天的报纸报道，披头士这两场的演出从头到尾都伴随着疯狂的尖叫声，而每场也只有短短的25分钟而已。

桑迪·斯图尔特这位新罕布什尔州的15岁歌迷，如愿参加了这次演唱会，不过她并不认为尖叫声有那么大声。“第一场演唱会并没有那么疯狂，我意思是说，并不像后来的那些完全疯狂的演唱会那样，尖叫声那么大。我记得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我很生乔治的气，也许那是我不喜欢他的原因：他站的位置似乎怎么样都会挡到林戈，因此我们都看不到他。我们全对着他大吼大叫，要他闪一边去，好让我们可以看到林戈。

“当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真的会相信他们能看得到你，就只看到你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尖叫，这样子他们就会注意到你。我总觉得约翰能看到我，就像梦境里一样，就只有我和约翰在一起，没有别人。

“即使是尖叫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听到音乐。报纸上记者总是写，说在这样的噪声下根本听不到歌声；然而即使你在尖叫，还是听得到。他们性感的一举一动会让你尖叫得更大声。

“对你个人而言，他们是很有性魅力的，那只是个发泄的管道。不过我不认为女孩们会因为这样就会性欲高涨，至少在演唱会上不是这样。像我自己就不会。”

披头士从纽约乘飞机南下到迈阿密参加第二场“埃德·沙利文秀”，飞机驾驶员还戴上一顶披头士的假发。他们去会见了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6]，他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而他们是最帅的人。

那时候已经接近2月25日——乔治的21岁生日了。即使桑迪·斯图尔特这么讨厌乔治，她还是决定送他礼物。“我们查到他还待在迈阿密的杜维尔酒店（Deauville Hotel）。我们寄了一个挂号包裹过去，我们觉得这招非常聪明，因为他非得签收包裹不可，而我们就能拿到他的签名了。不过我们没有得逞。

“不过实际上那也没什么关系，约翰才是我爱的人。从那时候起，我全心全意地为他奉献了3年的生命。”

译注

[1] BEA，即British Eurpean Airways，英国航空公司欧洲航线。

[2] 一些较为知名或具权威地位的专栏作家，通常其专栏作品会交由新闻社处理，可由多家报纸同时转载。

[3] 比利·格雷厄姆是美国著名的证道牧师。

[4] 戴维·尼文，英国名演员，电影名作有《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粉红豹》（The Pink Panther）系列。

[5] 雪莉·莱恩，美国著名女演员，电影、电视、舞台剧作品无数，曾经与戴维·尼文一起合作演出《环游世界八十天》。

[6] 卡修斯·克莱，也就是前世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960年拿下罗马奥运会的拳击冠军；1964年夺得拳王头衔后，他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

24
英国与重返美国

还记得暇步士[1]吗？回到20世纪60年代，它一直都很流行，只不过当1964年7月6日，披头士的第一部电影《一夜狂欢》，在伦敦全球首映之后，披头士就变得比暇步士还要流行，更能逗人开心。（照片来源：Getty）

回头看利物浦，披头士以前就读的学校收到了一些千奇百怪的要求。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写信来要披头士以前用过的桌子、帽子或是作业簿。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大量签了名字的作业簿，数量远比他们可能有过的所有作业簿多很多。

“我们收到的这些信大多是美国的女孩子寄来的，内容非常好笑，”采石河岸中学的帕柏乔伊先生说，“信里问说我们学校的男孩子是否愿意跟她们通信，我觉得这些信非常的好笑。为了自己好玩，也给孩子们娱乐一下，我通常会在早祷会过后，在大厅上把这些信念出来。

“那些孩子可真是乐坏了，有好一阵子他们都还坚信那些信的内容全是我瞎掰的。不过到最后我集合了相当多的孩子，真的写信回复那些可怜兮兮的女孩子。”许多美国乐迷也找上了披头士的父母，有些人还出现在他们家门前，硬是要求他们要披头士在欧洲的大规模巡回演唱的时候稍事停歇，排进在丁格尔和伍尔顿演唱。

“通常我会问那些大老远跑来这里的乐迷，看她们要不要喝杯茶，”吉姆·麦卡特尼说道，“要是她们点头说好，我会稍微介绍说，那里是厨房。他们进来后会开始又喊又叫的，因为他们看过照片，能认出厨房在哪儿；他们比我自己还要清楚我家呢。这些歌迷们都足以成为优秀的侦探。”

在乔治21岁生日那天，哈里森太太在家里简直找不到地方放那些贺卡和礼物。这些卡片和礼物全是由邮政车用专门递送服务送达的。

就跟其他人一样，当乐迷们在屋外搭营守候，偷了他们门上的小东西或是用粉笔在墙上涂鸦时，林戈的父母埃尔茜和哈里逐渐发觉自己人在家中已经被团团包围，而且寸步难行了。

“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他们是多么出名，”埃尔茜说，“是有一天早上我们发现有整辆公交车的歌迷在敲着前门、把我们吵醒的时候。当时是星期天早上7点钟，他们从伦敦连夜乘车过来。唉，我能怎么办。我请他们进来喝茶吃饼干，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只为了里奇，就那样一路赶来。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全都包起来带回去当纪念品。

“他们常常会翻过后院的墙进来，或是在街头睡上好几天。他们大部分的人身体状况都很差，不过他们只是太过兴奋而吃不下，也静不下来。他们会问，哪一张是他的椅子？我会回答说，他每张椅子都喜欢坐。他们也总是要求上楼看看他的床，他们会躺到上面去，还一边念念有词。”

在此时，辛西娅和朱利安已经搬出了咪咪家，住进了他们自己的房子。她还是会尽可能地避开媒体。“有一群记者，他们发现我的身份时，就一连好几天跟踪我到处跑。有一天我正要去找住在霍伊莱克的妈妈时，躲他们躲到走投无路；那个记者追着我到处跑，后来在一家商店里堵到我。我想尽办法从店后面冲出去，然后躲进隔壁的水果行，我在那里躲了半个小时，直到他走掉为止。”

披头士从美国返乡时，面对的也是如同以往的疯狂景象。英国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称他们是“我们最佳的出口品”，还说他们“在对外贸易收支平衡上极有帮助”。利物浦地区的国会议员及工党领袖威尔森（Mr Wilson）先生认为第十四世伯爵[2]不该试图利用利物浦的披头士来获得利益。他说：“保守党这些人正企图把披头士变成他们的秘密武器。”

牛津大学布雷斯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院长和教师们邀请他们共进晚餐，他们点了果酱三明治（jambutties）[3]。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主教说他们是“危险人物”，不过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还是会见了他们，而且认为他们这几个小伙子还不错；他还和约翰聊了些书的事。最后他们在一个综艺表演俱乐部表演和威尔逊先生见了面，还把他叫成了多布逊先生（Mr Dobson）。

约翰的第一本书在3月出版，书名叫作“由他本人写作”（In His Own Write），这个名字是保罗所提议的。由于另一个名字“由他本人写作并绘画”（In His Own Write and Draw）的谐音双关语（right-hand-drawer）[4]太过复杂难懂，所以他们就舍弃不用了。大多数的文学专家和出版商都直指这本书只是个宣传噱头，一个摇滚乐队的歌手写出来的东西能好到哪儿去呢？它的销售量一定会很惨。结果它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连007特工詹姆斯·邦德都甘拜下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写道：“本书值得所有担忧英国语言以及英国人想象力过于贫乏的人士加以注意。”约翰受邀在“福伊尔斯文学午宴餐会”（ Foyles Literary Lunch）中担任荣誉来宾。除了低声说“谢谢你，你看起来过得不错”之外，他没有发表谈话，为此他还被人喝倒彩。不过布莱恩·爱泼斯坦倒是发表了一段不错的演说。

3月24日，他们的第六张单曲，《买不到爱》（Can’t Buy Me Love）发行，直接登上了排行榜冠军。它在美国也是立即进占冠军位置。在英美两国，它还没正式上市之前，预售的数目就达到300万张，创下世界纪录。过了没多久，他们包办了美国的热门歌曲排行榜前6名的歌曲。

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选举副校长的时候，选了林戈而不是前最高法院院长（Lord Chief Justice）。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s）[5]展示了四位披头士的蜡像。《新政治家》的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则写了一篇标题为“披头士现象的危害”（The Menace of Beatlism）的文章。《每日电讯》的一名作者则断言披头士一定会解散，因为他们四个人终究都要结婚，而且“任意的四个女人会相互喜欢，甚至是和睦相处，概率真的是微乎其微”。

他们也在3月开始拍摄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一直到电影快拍摄结束时，片名都还没确定，直到林戈随口说出了“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虽然约翰以前就在某一首诗里用过了。

这时候保罗也开始和简·阿舍约会，她是温波尔街（Wimpole Street）一位医生的女儿。在电影开拍的第一天，乔治遇见了帕蒂·博伊德（Pattie Boyd）。和简·阿舍一样，她出身自英格兰南部，和其他两个披头士生命中的女孩出身背景完全不同。

帕蒂主要的工作是杂志模特儿，也为“史密斯玉米脆片”（Smiths Crisps）拍了一支电视广告，而且非常成功。这支广告片是由迪克·李斯特（Dick Lester）执导的，也就是这样，她才会参加这次披头士电影的试镜。

“我见到了他们，他们也向我打招呼。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一模一样，就像是从照片中走出来的。乔治几乎没有说什么问候的话，不过其他人都过来跟我们聊天。

“电影开拍时，我可以察觉到乔治在看着我，这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林戈似乎是最和善、最健谈的，保罗也是。不过我很怕约翰。第一天拍完之后，我向他们所有人要签名，只有约翰除外，因为我太害怕了。

“当我向乔治要签名时，我问他可不可以也帮我两个妹妹签名。他签下了名字，还每个各给了两个吻；不过在要给我的签名下面，他给了七个吻。我认为他一定是有点儿喜欢上我了。”

的确是这样，而且他们也开始约会。“我带他到妈咪家里，然后他带我到伊舍（Esher）去看这间他看上的房子，我觉得房子很漂亮。隔周周末是复活节，我和乔治以及约翰和辛西娅一起搭私人飞机到爱尔兰过周末假期。原本这完全没告诉别人，不过消息泄漏了，旅馆出现了大批的记者。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类的事情。旅馆经理在他们的电话里装了窃听器，因而我们可以听他们回报给舰队街（Fleet Street）[6]的那些惊人的内容。我们出门的时候，他们全都带着照相机在后面跟着。

“要出门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到最后我和辛西娅只好打扮得像女仆；他们从后面的路带我们出去，把我们藏在洗衣篮里，而且我们前往机场时是搭乘洗衣车去的。”

很自然的，有了这样的宣传效果以及绕着她打转的八卦传闻，因而找上门来的模特儿工作也更多了。“我接下了很多我很喜欢的工作，不过乔治说我不应该这样；他讨厌这种事，他们是另有企图才会找上我的。”

对于女乐迷寄来攻击他们的妻子、女友的威胁信，甚至是人身攻击，她也感到非常担心。“那些信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信的内容真的是又龌龊又骇人，尤其是从美国寄过来的。我常会胡思乱想，或许我真的很低级。她们总是说自己才是乔治真正的女朋友，我最好离他远远的，否则她们会要我好看。”

他们搬进了乔治在伊舍的新家。“我们结婚前同居了大概一年左右。我妈妈知道这件事，不过她从来没有明讲。”

在1964年夏天，他们又再次开始巡回演唱了。这次他们以欧洲为先，首站从丹麦开始。在阿姆斯特丹，有10万人只为了看他们一眼而涌上街头；女孩们为了接近他们还跳进运河里。然后他们又前往中国香港、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

在美国的巡回演唱，通常都是他们最轰动的演唱会，而且一向如此；这纯粹是因为一向在世界潮流居领导地位的美国人竟然被他们给打败了。不过，令人讶异的是，为了观看披头士所出现的最庞大的人潮竟然是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Adelaide）；而群众纯粹是为了观看披头士的到访。那天每一家报纸所报出的人数都有30多万。在纽约，甚至是在利物浦，到现场看他们的人数也从来没有这么多。

回头再看伦敦，在7月6日，《一夜狂欢》在玛格丽特公主以及斯诺登勋爵的出席下进行了首映会；电影歌曲的LP唱片则在8月发行。

1964年8月19日，他们前往美国进行首次大型的美国巡回演唱；2月份那次只是个两星期的短期行程，只做了两场演唱会和上电视节目而已。

这次在8月和9月间举行的巡回演唱，总共连续32天。这也是他们有史以来为期最长、规模最大，也最累人的巡回行程。他们总共跑了22 441英里，总共花了60小时又25分钟在飞行上；足迹遍及美国与加拿大共24个城市。他们总共表演了30场，外加一场慈善表演。“那次美国巡回演唱期间，”巡回演唱经理马尔说，“我们每个人光是流汗，体重就掉了一半。”

他们的美国经纪人，GAC的诺曼·韦斯，花了6个月的时间筹划这次的巡回演唱行程。“这次巡回的事前规划大概可以媲美诺曼底登陆计划了。经手的钱大概有好几百万美金。从付给披头士的酬劳，到所有卖出去的热狗以及用掉的胶卷，要精确算出总共花掉了多少钱，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轻易地把票价调高两倍，还是一样卖光光；不过布莱恩说这样对乐迷们不公平。我们把这点写进所有合约里，注明票价应该定多少。我们言明所有合约内容，由我们自己定好条款细节。每个筹办人都达成共识，对于能举办他们的演唱会也觉得很感激。

“披头士和猫王他们都还在演艺界这行。尽管这样，任何的比较都只是笑话罢了。根本没有人——不管是之前或是以后——能像披头士吸引到这么多人。”

到处都有纪录被打破，只不过对披头士自己而言，这都变得没有意义。这全都像昨天才刚刚发生的事而已。甚至连人们问的问题都一样——你们认为让你们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你们认为什么时候这一切会全变成幻影？这些不断重复、没完没了的问题，让他们烦得几乎要尖叫出来了。

他们躲到一个偏远的乡间小镇休息个一天，当地居民也非常好心地不去打扰他们。不过当他们登机准备离开时，看到警长和其他镇上的显要正在跑道上朝着他们而来。披头士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被派出去看看当地居民想要些什么。他们表示想要他们的签名。并且和披头士站在一起合照，披头士最起码能做到这些吧，因为他们也很好心地不去打扰披头士的休息。

“我回到飞机上询问这几个孩子的意思，”德里克表示，“保罗坐在窗子旁边，正看着他们。他像疯了一样对着他们微笑，拼命地点着头，然而他却对我说：“赶快出去吧，跟他们说我们很想出去和他们见面，不过是你不让我们出去的，因为我们太累了。去吧！”

1964年8月，披头士的巡回演唱事业正活跃时在美国举行的演唱会上。（照片来源：Getty）

即使是《利物浦回声报》的那个乔治·哈里森，对这一切也都觉得麻木了。“不过我怎么也忘不掉在旧金山时，那个从堪萨斯市跑来见布莱恩的大嗓门的家伙。巡回演唱的行程中并没有排上堪萨斯市。他是个百万富豪，在当地是个足球球会或什么组织的老板。他表示他已经答应过堪萨斯市，一定会找披头士来开演唱会。

“布莱恩说不行，他们排不出时间。那家伙则说，10万美元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意？布莱恩说他会去问问这几个孩子的意见；他们全坐在一起玩牌，几乎没有抬过头。布莱恩告诉他们有人出了10万美元，相当于3万英镑，要他们去演唱；他们则说，布莱恩，那是归你管的事。然后又继续玩牌。

“布莱恩回来告诉那个人说他非常抱歉，他们没办法抽出一天去堪萨斯市演唱。那家伙说他已经答应堪萨斯市了，可不能空手而归啊。他把10万美元的支票撕掉，然后又写下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在美国，这是所有艺人所拿过的最高的酬劳。他付了5万英镑要他们演唱35分钟。布莱恩很清楚，打败所有美国艺人这样的名声价值是很不得了的，所以他就答应了。当他告诉披头士的时候，他们连抬头看一下也没有。

“就这样，那家伙非常高兴地回家去了；不过他很清楚他不可能赚得到钱。要想把他必须花费的钱收回来，这场地根本就不够大，只不过他已经信守对堪萨斯市的承诺了。”

他们在堪萨斯市旅馆睡过的枕头套，后来以375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两个芝加哥商人。他们把枕头套切割成16万片一寸大小的正方形，把它们嵌在保证书上，注明这是从谁睡的床上得来的，然后每份以1美元售出。纽约一个企业辛迪加向布莱恩提出要用371.5万英镑买下披头士，不过被他拒绝了。

在英国以及美国，这充满欢呼、尖叫以及傲人的破纪录事迹的巡回演唱会期间，披头士蜷伏在这个把他们传送至世界各地的巨大组织架构内的某个角落。1963年，他们被外界压力所迫，就退避到这里头，留在这里，完全与外界隔绝。

他们在表演之前被困在化妆室里，表演完后，则是在重重警力和保镖的护卫下，死命狂奔来到酒店。他们待在那儿，跟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一直待到要往下一站转移时。他们从没外出到街上过，或到餐厅用餐、散个步。尼尔和马尔负责照料他们，帮他们拿三明治、香烟和饮料。出于嫉妒，有时是因为害怕被留下来没人保护，因此他们也不让尼尔和马尔出门。所以他们就全待在酒店房间里，抽烟、玩牌、弹吉他，这样打发掉时间。演唱一晚赚个1000或1万英镑，甚至是10万英镑，都毫无意义。既有钱、又有势，甚至是名气大到进什么场所都通行无阻都根本没有用，他们根本就寸步难行。

当然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事情是很令人兴奋的；他们已经等这一刻等很久了。他们在一起演唱了7年却一事无成，但这至少也表示，他们在身心状态上已经准备好可以应付这种一晚一地四处奔波的恶劣状况。即使是这样的巡回演唱，也不比在汉堡的俱乐部那时候来得辛苦；在那里，他们真正学会源源不绝地玩出一套东西来。

在发行第一张唱片之后，快速地接踵而至的各个阶段是这么多，至少有段时间，他们也从不觉得无聊或是抱怨这种缓慢的进展。他们全都记得从一个事业高峰进展到另一个高峰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从唱片上榜，然后是一首冠军曲，又一首冠军曲，然后是上电视节目、帕拉丁剧院演唱会、皇家综艺表演秀，后来又有美国巡回演唱会。

尽管约翰、保罗和乔治并不会受到这一切的宣传噱头蒙蔽和左右，他们也都认为自己很优秀。他们也知道自己的音乐很棒，要是有人不认真看待他们的音乐，他们会觉得恼火。和许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就此消失。最后他们成了当红的乐队，而他们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会继续走红。这点恰可稍稍解释他们面对媒体时的态度，他们从来不会觉得受宠若惊，或是出现任何低声下气的姿态。他们也不在意表现出搞笑或是粗鲁的行为，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该对谁负什么责任。

只有林戈怎么也不太敢相信这一切，对他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加入他们的行列，然后他们的际遇就立刻完全改变了。

“我们从来没有人担心过未来之类的事情。我向来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冒险，而我的运气也不错；像我去找学徒的工作时运气也很好。我口袋里总是不缺钱，不过我一向认为好运总有一天会用完。

“巡回演唱时总是有好有坏，不过说实在的，全都差不了多少。唯一的乐趣就是晚上待在酒店的时候，抽抽大麻之类的。”

译注

[1] 暇步士，美国知名的鞋履品牌，以巴吉度犬作为品牌标识。

[2] 第十四世伯爵亦即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3] 果酱三明治，一种利物浦的食物。

[4] “right-hand-drawer”意思为“右撇子画家”，也可以解释成“右手边抽屉”。后来定案的书名也有“in his own right”的双关语意。

[5] 杜莎夫人创设了世界知名的名人蜡像馆。

[6] 舰队街，伦敦的新闻媒体中心，许多重要的报社都位于这条街上。

25
巡回演唱结束

1965年，披头士在美国第二次摄制埃德·沙利文秀。 （照片来源：Getty）

在接下来的1965和1966年整整两年期间，他们的日子完全被巡回演唱所占满，这也意味着他们毫无正常生活可言。他们平均每年有3次长时间的巡回演唱——一次在英国，一次在美国，另一次则是在其他几个不同国家巡回演出。他们在一年内发行了3张单曲和一张LP唱片，也打算一年拍摄一部电影，不过在1965年，在完成了第二部电影《救命！》之后，他们暂时停下工作休息了一阵子。一直到这两年这么累人的事情结束之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才开始有了新的模式而稳定下来。

对于迷恋他们到渴望知道他们演唱会细节的每个人，报社档案柜里有全部的详细报道可供查阅。披头士当然不记得这类细节。就像以往一样，他们只记得一些可笑的事，像是他们获颁“MBE”（Members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这种事。

1965年6月12日，官方宣布将颁给披头士MBE勋章。此举立刻引起各方抗议，从上议院议员到年迈的大战时期火警警戒员，都觉得他们的MBE勋章的价值被贬低了。一位退役的上校表示，他再也不打算把1.1万英镑的遗产以及他的12枚战功勋章捐给工党了。世界各地都有人把MBE勋章退回来。

布莱恩对于这样的殊荣感到非常高兴。他后来表示，他认为披头士毫无疑问地会欣然接受，不过约翰却说他很认真地考虑过回绝这个勋章。如今他的MBE勋章正摆在咪咪家的电视机上。

“我们对获颁MBE勋章的想法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觉得十分可笑。有什么理由？又有何目的？我们才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玩意儿。

“我们大伙儿见了面，也一致认为这事情很蠢。我们全都说，你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拒绝掉吧。后来事情多少有点儿像我们所有人都同意玩的游戏，就像拿到艾弗诺维洛（Ivor No-vello）音乐创作大奖那件事。我们没什么好损失的，除了你们有些人会说无法相信之外；我们会同意接受授勋，是因为要把像约翰·戈登（John Gordon）这些对这件事感到生气的人惹得更生气。我们只对那些相信这种事的人有影响而已。

“在王宫里等着的时候，我们就只是呵呵呵地笑着。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所有事情都太好笑了。有个卫士告诉我们该怎么踏步、要走多少步，还有见到女王时要怎么行屈膝礼。我们心里头清楚得很，她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不过我们还是要熬过去。我们已经答应了。

“我确实认为英国女王是完全相信这件事的。她必定很相信。我不相信约翰·列侬这个披头士跟其他人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知道他没什么不同的。我只是个年轻小伙子。不过我确信女王必定认为她自己与众不同。

“我一直很讨厌交际活动，以及我们必须参加的那一切令人讨厌的活动和场合。虚伪极了。你可以轻易地看透一切，看清在场所有人的嘴脸。我很鄙视这一切。或许多少是因为阶层不同的关系。不过可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很虚伪。”

1965到1966年间有一些巡回演唱会有必要提一下——尤其是他们其他两次的美国巡回演唱会——就当是个简短的记录。他们第三次的美国巡回演唱会从1965年8月13日开始，由于上一次的行程实在是太累人了，所以这次的时间只有上一次巡回演唱的一半。这次巡回演唱总共17天，而且为他们投保了100万英镑的保险，他们上一次的巡回演唱会也花了这么多。虽然这次演出的时间只有上次的一半，但赚的钱甚至比上次巡回演唱会还多，因为他们都是在棒球场举办演唱会的，在当时，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这次巡回演唱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65年8月15日，他们这天是在纽约的谢伊体育场（Shea Stadium）演出。“到场欣赏这场演唱会的人超过5.5万人，”锡德·伯恩斯坦说，“我们的门票收入达30.4万美元，这是演艺界有史以来最高的演出收入。”

这一数目到现在仍是世界纪录，他们之后的美国巡回演唱会也没有打破这项纪录。这30.4万美元当中，披头士拿了16万美元；那一晚体育场的租金就超过3万美元；而1300名维持秩序的警力，又花了1.4万美元。保险费总共1.1万美元，扣掉广告费、宣传以及其他开销之后，那晚的演唱会，锡德·伯恩斯坦所得的盈余总共是7000美元。

“到今天我还是会再办一次这样的演唱会，在美国，披头士还是跟以前一样受欢迎。我曾经要付他们100万美元在谢伊体育场表演两场。花这么多的钱仍然会有赚头。这在美国绝对是绝无仅有的，100万美元，只有我开得起这个价。”

就刚好在一年之后，1966年的8月，他们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美国巡回演唱会。这次也是短期的巡回演出，不过却是赚进最多钱的一次。被任命为纽约“Nemperor Artists”公司主管的奈特·韦斯（Nat Weiss）协助筹划这次的巡回演唱会。在他遇到布莱恩·爱泼斯坦之前，已经在纽约当了15年的离婚诉讼律师；他们是在应酬场合上认识的，也是经由布莱恩，他才开始对流行音乐产生兴趣。1966年6月，布莱恩决定把NEMS公司在美国大大小小的业务划归给专一的办事处来管理。Nemperor这名字则是仿照NEMS的电报通信地址取名的。

就在这次巡回演唱会之前，约翰·列侬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评论，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几个月之前，他接受《标准晚报》的莫琳·克利夫访问时，说了披头士“现在要比基督还更受欢迎”。那时并没有人公开地反驳和批评他这段话。不过，当这段话被断章取义地引用并传遍美国时，结果引起了一片哗然。

“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田纳西纳什维尔市（Nashville）有人正在焚烧披头士的唱片，”奈特·韦斯说道，“我打电话告诉布莱恩说，我觉得事态严重到该事先警告他抵达纽约时要小心一点儿。”

由于连三K党（Ku Klux Klan）都出现了，而且“圣经带”（Bible Belt）[1]地区到处都有人焚烧披头士的肖像，这让布莱恩非常担心。他考虑要取消几场演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退回那100万美金。“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可不想冒任何危险害那些孩子受到什么损伤。”不过，主办单位、市长们和当地的官员们则说，要是取消演唱会，乐迷引起的麻烦一定更加棘手。约翰则是公开澄清，收回他部分的言论，表明他说的并非那个意思，巡回演唱会也照原计划进行。而在“圣经带”地区的演唱会则是所有地区中票房最好的。

这两年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巡回演唱的足迹遍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德国（在汉堡的一场盛大欢迎会）。1966年6月，他们从德国飞往东京，举行他们在日本仅有一次的一系列演唱会。日本的披头士乐迷终究还是他们所有乐迷中对他们研究得最透彻的，这可由他们为这一系列演唱会所制作的节目判断出来。这也是他们在世界各地举办过的演唱会中，内容最丰富也最详尽的节目；内容除了其他的学术性数据，还有他们直到当时所唱过的每首歌的歌名以及在排行榜上的名次。在伦敦，还没有人像这样把这些细节研究得这么清楚。布莱恩还保留了一份拷贝在他的办公桌里，以备查考。

他们从日本经由菲律宾的马尼拉返回英国，不过他们宁愿没有经过这一站。这次的到访发生了他们整个巡回演唱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暴力事件。在英国和美国几乎要送掉小命的那几次，大抵是因为太受欢迎了。在马尼拉，他们则是被官员和警察们连踢带打的。那是因为误传他们对总统夫人[2]太过失礼所造成的；她满心期待他们能接受她的邀请到皇宫做客，而他们表示从来没有接到邀约过。总统夫人则是感到很伤心。

在英国，披头士狂热的规模未曾消减。林戈切除扁桃腺时，造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总机线路大占线；每小时就发布一次快报。数千名歌迷写信来要他割掉的扁桃腺。林戈只好公告说大家都不用争，它们将被焚化。

1965年10月，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正在加拿大旅游。在这次旅游途中，英国新闻媒体的其中一则最重要的报道，则是引述菲利普亲王说的披头士“声势正在消退”（were on the wane）。这段话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伦敦的《标准晚报》办了一次投票来弄清楚这是否是真的——有七成的人说这不是事实。几天之后，布莱恩·爱泼斯坦收到一封菲利普亲王亲自发出的电报，他在里头解释说，他实际上讲的是“我认为披头士很难追得上”（are away）。

这点显示出许多名流显要仍然会偶尔提提披头士的事，而且也非常担心会说错话。不过相较之下，这更表示现在流传着一些透露某种期望的看法。每个人都确定总有一天披头士会不再流行，他们不可能一直保持声势不坠。

不过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声势强大。在每次幻想破灭的风波之后，他们发行的唱片又会成为另一张直接升到排行榜榜首的唱片。1965年12月《一日游游客》（Day Tripper）发行时，又直接攻上榜首；这是他们在英国排行榜上的连续第10张冠军单曲唱片。

在同一个月，1965年12月，披头士开始了这次——虽然当时没有人这么说——后来成为他们在英国最后一次的巡回演唱。在那次之后，1966年的5月1日，他们在温布利球场举行了一场演唱会，这是披头士在英国所举行的最后一场现场演唱会。

这么久以来，他们终于有一首单曲不是直接攻上榜首的，虽然在一周后它还是成了冠军曲。这首歌就是1966年6月发行的《平装书作家》（Paperback Writer）。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成绩还算是比较好的—1967年2月，《便士巷》和《草莓园》根本连冠军都达不到。或许是这时候乐迷已经很清楚，他们再也无法看到披头士本人的演唱了。

他们在全球的最后一次现场演出是在1966年8月29日，美国巡回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在旧金山这一场最后的演出，”奈特·韦斯说道，“布莱恩非常伤心，那样子真的很令人同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可怜的样子。他突然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啊？我这辈子将来要做什么？只能这样了，我该回学校去学些其他东西吗？

“很明显地，他非常难过。然后他抓着自己说，不，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做些什么事。”

他们回到英国时，对于不再巡回演唱的说法并没有加以否认或是证实。这造成大家一阵疑惑，也开始谣传他们将要解散。

歌迷会以及《披头士月刊》则被歌迷寄来的信件所淹没。乔治的母亲哈里森太太对于老是要回答相同的问题感到十分不耐烦，她把同一封信复写了好几百份，表明了他们不会解散。她说他们正为一张LP唱片忙得焦头烂额，这让他们整个圣诞节期间都没得到休息。“所以我认为，这证明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要散伙的打算。在此献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路易丝·哈里森（太太）。”

他们做出不再巡回演唱的决定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只不过这件事要挑明了说出来非常困难，因为还有一些演出合约的问题。以阿瑟·豪斯为例，他满怀希望能再办一次英国巡回演唱会。英国乐迷觉得他们已经被忽略很久了。从披头士得到第一首冠军曲的那些日子以来，他们在美国大型露天场地举行的4次巡回演唱会的观众人数，远比他们在英国各地小型音乐厅与剧院的7次巡回演唱会的观众人数还要多得多。

披头士和阿瑟·豪斯之间并没有很明确的协议，所以谈不上毁约，只不过他自然是很期望披头士能够再唱久一点儿。

“在这一行里，”他说，“我认为一个艺人的演艺生命大概有5年。我很清楚，因为一直都是这样。5年之后，他们那一代都已经长大，也出现新一代的艺人和新一代的观众了。披头士很不一样，他们能一直很受欢迎，根本无须担心。不过1965年他们不再巡回演唱的时候，担心的人是我。他们办巡回演唱的时间甚至还不到3年。”

在英国，曼彻斯特、伯明翰或是格拉斯哥最大的剧院，满座的时候大概也只能容纳2500个人。在英国，用在这类精心安排的表演的最大的剧院则是汉默史密斯音乐厅（Hammersmith Odeon），拥有4000个座位。

即使是在汉默史密斯音乐厅，10次的满座票房也仍然无法和谢伊体育场相比，就如我们所知的，披头士在那里举行的第一次演唱会，就吸引了5.5万名观众。

由于披头士抽成很高——到最后已经高达50%，也因为他们的巡演时间相较之下比较短，所以豪斯先生从举办克利夫·理查德的巡回演唱会上赚的钱，要比办披头士的巡回演唱会还要多。从1958年10月到1963年2月这段时间，克利夫·理查德和阿瑟·豪斯合作办了11次巡回演唱会；而从1963年2月到1965年12月，披头士举行了7次巡回演唱会，其中有6次是和阿瑟·豪斯合作的。

“披头士所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为所有英国艺人打开了美国市场。在披头士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够打进美国市场，他们一个乐队就办到了。我引进过非常多的美国明星，不过带过去的却没有半个。他们就是没啥兴趣。通过打开美国市场，披头士可是帮我们国家赚进了不少钱。”

一旦阿瑟·豪斯和其他许多人都知道他们不再巡回演唱，披头士也就干脆让这件事公开。他们提出的一个理由是，他们的音乐已经变得太多，需运用到整个交响乐团以及电子化的设备，因此他们不可能把这些东西搬上舞台演出。

这是事实，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么久以来，披头士已经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烦透了。他们不喜欢这样勉为其难地在世界各地演唱，像在偷窥秀一样将一切公然地摊开在玻璃箱中。他们不喜欢在舞台上老是表演相同的戏码，他们认为那像是笑话，是一再重复的闹剧。

他们的巡演经理尼尔与马尔，也不喜欢这一切所造成的紧张、恐慌气氛和混乱的状况。“在美国那种露天的演唱会真的是很可怕，”马尔表示，“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棒球场办演唱会，就只有他们自己，很醒目地待在球场正中央，周遭有3万个孩子尖叫着等着听他们演唱。我问主办人说，老大，插座在哪儿？他问说：‘有什么事吗？’他们要弹吉他啊，不是吗？他没有意识到他们弹的是电吉他。我们惊慌失措地赶紧找来电工，及时地把电缆线牵好。

“在这种露天的场地，要是天空看起来好像快下雨了，我常常会吓到全身僵硬。要是雨淋到电线，每个人一定都会被电死；不过要是他们停止演唱会，那些孩子一定会骚动到处乱窜的。

“我们学到了：要是还不算太晚的话，我们会拖到最后一分钟才上场，”尼尔说，“如果我们太早出现，他们就会一窝蜂聚集到更衣室的通道上。不过要是他们打算要表演了，接下来得很快地跑上台，大家就会让出一条路让他们通过。我们在纽约参加埃德·沙利文秀时也是这样。他紧张得满身大汗，一直认为我们一定会来不及；那次也是现场播出的节目。他就为了这件事，一直责怪我，念了老半天。”

“有时候巡回演唱挺危险的，”林戈表示，“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点。有一次在得州有架飞机烧了起来，每个人都吓死了。还有一次我们从利物浦飞到伦敦时，有个窗子还开着呢。当有人预言说我们会死在美国飞机上的时候，我们是有些担心。那滋味可不好受啊。”

那是有个预言到肯尼迪总统之死的女人所做的预言。参加其他演出的一些人还拒绝和披头士搭乘同一班飞机。马尔还写了一封诀别信给他太太莉儿（Lil），坚信自己快要死了。

“在美国的牛宫体育馆（Cow Palace）有一次很侥幸脱险的经验。”林戈说，“人群往前蜂拥而上，而且爬上了我们预备要坐的豪华轿车。他们把车顶都压得凹陷进去了。我们有可能会死在里头，不过我们安全地和7个水手待在救护车里。那时候，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把我们偷偷载出去的。

“那就像是一连串的推挤过程。你会被警察们推挤过来，然后剧院的人推你上台，再来又是酒店的人。我们总认为进了酒店房间就没事了，不过我们同样还得跟那些来要签名的酒店工作人员周旋一番。你可以很清楚他们心里头在想什么：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对你们来说又有什么关系？你们今天也才忙了半个小时而已啊。只不过从上一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到现在，我们很可能已经长途奔波了2000英里，而且两个星期以来都吃不下也睡不好啊。

“美国警察在要签名时也跟其他人一样恶劣。有一次，我还撞见一个警察正在翻找我们的衣服口袋。”

乔治说，差不多早在1964年8月，他们第一次在美国的大型巡回演唱会时，他们全都已经开始讨厌巡回演唱会了。即使缩短巡回演唱的行程，他们仍然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乐趣可言。

“那就好像是一个系列的终点。我们在汉堡演唱时，一次要连续唱8个小时之久，我们很喜欢这一切，能逐渐互相了解，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在那段日子里，一切真的都很疯狂，我们所作所为真的是很疯狂。

“回头看利物浦那时候，我们演唱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们得到的乐趣是一样的。我们很融入观众群，很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演唱会也从不彩排。最后我们还是得表现得更精致一点儿，不过在洞穴俱乐部的那段日子实在是很棒。一切就是这么自然，大伙儿总是在开玩笑，充满笑声，在那里，大家是这么的亲密。

“后来的巡回演唱一开始还是很棒的，表演的时间更短，表演更加精致，也演唱一些新歌。不过一切就这么进行下去，一切变成了例行公事，世界各地到处跑。每天都面对不同的观众，不过表演的东西都一样。演出过程根本就没有满足感，根本没有人听得到什么，就只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吵闹而已。以玩音乐的乐手来说，我们很烂，每天都表演同样的垃圾。一点儿满足感也没有。”

“这一切毁了我们的表演，”林戈表示，“观众发出的噪声淹没了一切。到最后我常常就会掉拍，没办法稳住拍子。即使用了扩大器，像这样全场的噪声，有一半的时间我还是听不到自己打出来的声音。

“有些音乐厅的演唱会，他们蠢到不知道是怎么排位置的，这样子我们彼此之间会离得太远。我们在舞台上演唱的速度通常都比唱片中的还要快，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听不到自己演奏的声音。有时候我常常会搞错加入演奏的时间，因为我根本不晓得我们演奏到哪里了。我们唱歌常常会有一半时间都不出声，只张嘴假装在唱，尤其是喉咙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到最后根本没有人喜欢巡回演唱，你真的没办法喜欢。一旦你的演唱都在做假，那就行不通了。你要表演出人家能接受的东西才行。有几晚我们可以感觉到情况已经变得很糟糕了，我们表演不出好东西来。也就是那时候我们打定主意，在其他人也开始反感之前，我们应该不再开巡回演唱会了。”

“我们不开演唱会后过了一阵子，”约翰说道，“就好像学校的放假日一样。有一段时间你都不用做功课，你就会只记得那些欢乐的事而已。你会相当期待再过一次那种日子，直到你重回那种日子而且感到很厌烦为止。

“那就像军营中一样，管他是什么样的军队。你得经历一大堆千篇一律的事情，一大堆东西。我现在都记不得任何巡回演唱的事。

“我们对这样一直在演唱真的是受够了。我想象不出有什么诱因会让我们想再回去办这类巡回演唱会。”

保罗说，要是他们能够想出一套完全不一样的表演方式，他们一定会再度现场演唱一次的。不过没有人想得出新方法。看来锡德·伯恩斯坦似乎是会省下他的100万美金了。

就某些方面来看，不再举办这些造就他们声名的演唱会，是很需要勇气的。无疑的，在演艺界里很少有人在处于备受喜爱的声势高峰时放弃一切的。大家时常说他们打算在不受大众青睐前赶快急流勇退，不过他们的动作往往都太慢了。

披头士则是毫不迟疑就抛开了。他们把这件事视为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在第二个阶段还前途未卜的时候就这么做，真是既天真又单纯。不过他们都知道，这第二个阶段将不会有这些令人厌烦的巡回演唱会以及披头士狂热所造成的不愉快经验了。

译注

[1] “圣经带”，美国中部一带一些笃信基督教的地区。

[2] 总统夫人即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

26
布莱恩·爱泼斯坦之死

1964年2月8日，披头士第一次登陆美国时，为摄制埃德·沙利文秀进行排练。中立者为布莱恩·爱泼斯坦。（图片来源：Getty）

正如布莱恩·爱泼斯坦在旧金山那时就已经了解到的，披头士不再进行巡回演唱是这一个阶段的尾声。不过就像他告诉奈特·韦斯的，布莱恩下定决心一切继续，也拓展些其他事业。他是做到了，不过为期不长。

NEMS企业已经壮大成一个庞大的组织，除了披头士之外，旗下还有其他许多艺人——像席拉·布莱克、“格里与前导者”及其他人。他们也进入表演代理人这一行，接下了萨维尔（Saville）这家剧院的业务，同样继续经营艺人经纪这一行并扩展业务。

虽然自从利物浦时期以来他的员工增加了很多，不过比较重要的职员仍旧是他从利物浦找来的老朋友以及有交往的人。那位当时在NEMS担任柜台以及他的助理、和披头士一起签下第一份合约的阿利斯泰尔·泰勒，在Pye唱片公司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在1963年再度回到NEMS公司。

比较重要的是，杰弗里·埃利斯和彼得·布朗这两个他认识最久、在利物浦时的老朋友，也加入了在伦敦的NEMS企业。

布莱恩数次前往美国的时候，时常和杰弗里·埃利斯这位在纽约从事保险业的牛津大学高才生见面；最后布莱恩还说服他加入伦敦的NEMS公司。他的法律长才和知识用在处理合约问题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1964年10月进入NEMS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次年变成了公司负责人。

一直到了1965年中，彼得·布朗才离开利物浦的NEMS公司。对于和披头士有关的业务，他一直到当时都还插不上手，就只是继续经营布莱恩不再碰触的利物浦唱片行生意。不过在1964年6月，布莱恩的父亲哈里·爱泼斯坦决定出售部分的店铺，即使他的次子克莱夫还留任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彼得·布朗也一样留任了一阵子，不过他和新老板的理念不太一致。布莱恩另外提供他一份在伦敦NEMS企业的工作。“一开始我有点儿担心又要和布莱恩这么近地一起工作，因为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常常争吵。不过这次相处得很好。”他成了布莱恩的私人助理，接替了温迪·汉森（Wendy Hanson）的职位。

1967年初，在彼得·布朗的协助寻找之下，布莱恩买下了在萨塞克斯的一栋乡间住宅。那是位于金斯利山（Kingsley Hill）、靠近希斯菲尔德（Heathfield）的一栋历史悠久的乡村大宅，总值2.5万英镑。

他也聘请了一位私人秘书，乔安妮·纽菲尔德（Joanne Newfield），她是乔·洛斯（Joe Loss）的外甥女。她在布莱恩位于伦敦贝格拉维（Belgravia）查珀尔街（Chapel Street）家里顶楼的办公室工作。的确有这个必要，因为他带回家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这是当时1967年夏天——布莱恩的生活背景状况。他年仅32岁，富有、外貌出众又迷人，受欢迎又很快乐（gay）。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以发掘新人闻名，说到披头士的成功，大家都会联想到他。他旗下有许多艺人以及许多其他投资，特别是萨维尔剧院。他的事业也吸引了新闻界许多注意力。

就大家表面上所看到的，他对这一切是既快乐又满意。根据1967年夏季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所述，他的身家达700万英镑。实际上的数据当然是比报道的数字少很多，不过布莱恩·爱泼斯坦也是富有到余生再也不用为钱担心了。

布莱恩的母亲奎妮·爱泼斯坦夫人在1967年8月14日来到伦敦，在她长子位于贝格拉维的家和他共度了10天。她在8月24日星期四返回利物浦。

她来到伦敦的时候相当悲伤，因为她丈夫哈里上个月刚过世，布莱恩也是相当伤心。布莱恩改掉了以往的生活习惯，尽可能地讨她欢心。他帮他母亲在骑士桥（Knightsbridge）找了一间公寓，由于早已决定现在应该让她从利物浦搬来伦敦住，他希望她能尽可能住得离他近一点儿。

为了配合他母亲，让她高兴，布莱恩改变了他日常的生活习惯；不再像以前那样，睡到很晚才起来，也不再熬夜到很晚才上床。每天早上，他尽量在他母亲进入他卧房帮他拉开窗帘之前就醒来，准备好一切。他和他母亲差不多在10点左右会一起在他卧室用早餐。然后她看着他穿戴整齐地出发到梅菲尔（Mayfair）的办公室上班，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正常了。

他母亲待在这里的整整10天里，他每天早上就到办公室，而且整天待在那儿工作。他也在平常的下班时间回到家，和他母亲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看电视，喝杯热巧克力，而且通常在午夜之前就上床睡觉。

乔安妮和彼得·布朗都说他并不讨厌这样的改变。很显然的，他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生活习惯，不过他很清楚要这样做他母亲才会比较高兴。他爱她，而且知道他母亲也爱他，所以他希望母亲能很快乐地待在这里。

在她到那儿之后的第5天，8月18日，星期五，我前去拜访她；我们一起享用下午茶并且谈了一些布莱恩童年的事。很明显地，他们非常亲近，她也很疼他。

布莱恩送我出门，他跟我提起他即将前往美国与加拿大，他准备参加一场大型豪华的电视节目，担任节目主持人，这显然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我们约定好等他邀请我到他萨塞克斯的家共度周末。

他母亲在下周的那个星期四离开伦敦回利物浦。星期四晚上是他将近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在晚上出门，不过这次他只是和西蒙·内皮尔-贝尔（Simon Napier-Bell）的埃林敦（Islington）的卡里尔餐厅（Carrier’s Restaurant）共进一顿普通的晚餐。他最衷心期盼的则是在他乡间的房子度过周末的“8月银行假期”（August Bank Holiday）[1]长假。他邀请了西蒙·内皮尔-贝尔，不过他拒绝了，因为他必须到爱尔兰去。

“布莱恩是在星期五大约3点半的时候离开的，”乔安妮说道，“他带着微笑，好过个快乐的周末，星期二再见了。我看着他开着他的宾利（Bentley）轿车把顶篷放下，朝我挥了挥手就驱车离开了。”

她知道他的两个最亲近的老友兼同事杰弗里·埃利斯和彼得·布朗也打算前往萨塞克斯共度周末。后来在下午的时候，她从彼得那里听到，说他会比你晚出发。她知道布莱恩将会因此独自在那儿等上几个小时，她希望彼得别太晚到而赶不上晚餐时间。

“我及时赶到那里吃晚餐，”彼得·布朗说，“我们共享了一顿很棒的晚餐，就只有我们三个，饭后我们还喝了瓶酒和一些甜葡萄酒。

“本来他们还期待我带些其他人一起来的，不过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没有出现。布莱恩对这点非常失望。这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第一次在国内过周末，他也很期待能好好玩一下，见见一些新朋友；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只跟两个已经熟到不能再熟的老朋友共度周末。”

布莱恩打了几通电话到伦敦去，看看能不能找些什么人来，不过这个星期五晚上接下来就是8月银行周末长假，根本找不到人。大约在10点左右，布莱恩决定改变计划回伦敦。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他时常突然改变主意。他常常会在自己花了好几个星期准备的宴会中，自己一个人在中途兀自离席。对布莱恩来说，在盼了这么久之后，这次萨塞克斯的周末假期即将变得很无趣。伦敦似乎是唯一能找到刺激的地方。

“我跟他一起走到车子旁边，”彼得·布朗说，“我跟他说这时候回伦敦未免有些考虑欠周。他要我不用担心，他不会有事的；吃了一顿大餐后，他还有点儿醉意，不过不是很严重。他说不用担心，明天早上我起床之前他就会到达了。”

布莱恩离开没多久，因为他先前的一通电话，有一群访客真的从伦敦搭出租车过来。不过来得太迟，他已经离开了，然而彼得·布朗心里一半认为布莱恩只是到附近乡间开车兜风而已，很快就会回来。不过到了12点半，他并没有回来，此时杰弗里开始打电话到查珀尔街他家，问问看他是否到家。电话是安东尼奥接的，他和他妻子玛丽亚是布莱恩在查珀尔街家里的西班牙管家；安东尼奥说布莱恩已经回到家了，他打了布莱恩卧房的内线电话要跟他说埃利斯先生正在线上，不过他没有回应。杰弗里和彼得也就不再担心，布莱恩安全回到家他们就放心了，而且他们认为现在他已经睡着了。

次日，星期六早上，待在萨塞克斯的杰弗里·埃利斯以及彼得·布朗很晚才起床。布莱恩并没有再出现，不过他们也没有真的期望他会再出现。他们猜他可能还在睡觉，所以不想多事地打电话吵他。不过布莱恩在星期六下午5点左右倒是亲自打了电话给彼得。

“由于他说过他早上会再回来，所以对食言的部分感到很抱歉。他说他整天都在睡觉，而且到现在都还感到昏沉沉的。我叫他最好别再开车回来，要是他搭火车南下到刘易斯（Lewes）站的话，那我会在那儿和他碰面。他也同意那样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他还是昏昏欲睡没办法动身。当他吃过安眠药再睡醒时，总还是会昏沉沉。他说晚一点儿他比较想动身的时候，会再打电话过来，这样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发的；我们也就谈到这而已。”不过布莱恩并没有再回电话。

星期天在查珀尔街，由于午餐时间到了，布莱恩都还没醒来，安东尼奥和他太太玛丽亚也开始担心。对布莱恩来说，到了午餐时间仍然在睡觉是十分不寻常的事；不过就他们所知，自他星期五晚上从萨塞克斯回来之后，还没有离开过卧房。而他们特别注意到——整个周末他的宾利轿车都停在同一位置。而且除了星期六早餐时，一直到下午茶时间他打电话给彼得的那段时间之外，也没听到他走动的声音。他们表示，要是布莱恩在那之后曾起床或是出门，他们一定会听见声音的。

到了12点半，他们试图打电话到萨塞克斯给彼得·布朗，向他说明他们所担心的事，不过他已经出门了，正在一家酒馆里。所以他们打电话给人在埃奇韦尔（Edgware）家里的乔安妮。

“玛丽亚跟我说了情况，声音听起来很担心的样子。她说布莱恩在房里已经待了那么久，非常不寻常。我也十分担心。我打给彼得，不过找不到他。所以我打给阿利斯泰尔·泰勒告诉他这件事。我说我待会儿会开车到布莱恩的家里，在那里跟他碰面。我试着联络布莱恩的医生，不过他去了西班牙；后来我就开车出门了。”

彼得·布朗与杰弗里·埃利斯在将近2点时才从酒馆回来，回来后发现管家留了几则留言给他们。

“我打电话到查珀尔街去，”彼得表示，“找安东尼奥说话，他说他们非常担心布莱恩。他说乔安妮和阿利斯泰尔都正赶过去那里，我告诉他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猜布莱恩一定是在星期六晚上出去过而睡到很晚，他们都太大惊小怪了。我告诉他，如果可以的话，就叫阿利斯泰尔不用过去了。”

乔安妮到了查珀尔街，她发现，尽管彼得安抚说保证没事，安东尼奥和玛丽亚仍然紧张得方寸大乱。她打电话给彼得，他告诉她这事情无须过于恐慌，不过或许她该打给彼得的医生找他来一趟，以防万一真的有事。

当医生到达的时候，她打电话告诉彼得说他们准备破门而入；彼得则待在线上，等着要听听看是什么状况。

“我和医生进了房间，”乔安妮说，“房间暗暗的，我也看到了布莱恩，他正躺在床上。他侧着身子背对着我们。医生把我推出房间。我出了房间跟玛丽亚和安东尼奥说一切都没事，布莱恩只是在睡觉而已。

“后来医生也出来了，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并且说布莱恩已经死了。他接起彼得的电话告诉了他。”

“他根本说不出话来，”彼得说道，“所以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彼得和杰弗里立刻联络人在班戈（Bangor）的披头士，他们和玛赫西在一起[2]。在发现布莱恩死后的一个小时内，《每日快讯》就打电话来问布莱恩·爱泼斯坦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他们得到了否认的答案。

次日这件事就登上了每家报纸的头版。《泰晤士报》在头版上刊出了横跨了三个字段的讣闻。街谈巷议似乎都认为他是自杀的。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享受过财富、名声或权势的人来说，去相信拥有这一切的人必定不是真正快乐的，总是会稍感舒坦一些。

布莱恩·爱泼斯坦可能非常快乐，也可能非常不快乐。他之所以不快乐并不是因为披头士，甚或是功成名就所引起的；他的不快乐多少是因为某种病症的关系，这个病好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利物浦的时候，他常常觉得很沮丧，”彼得·布朗表示，“情况还不像后来的那么严重或持续得那么久，不过问题一直都在，而且在披头士出现的很久之前就这样了。”

布莱恩病故时的心理状况，其成因与由来早已经跟了他一辈子了。不过这样的心理状态在这一年才造成了他的死亡，在1967年8月，许多事情都到达了极端。

“当他情绪低落时，”乔安妮说，“到最后只要一点点小事就足以让他身心俱疲。有一次他试着要联络上奈特·韦斯，当时他从纽约飞来伦敦。他绕道前往格罗夫纳酒店（Grosvenor House）见他，不过找不到他的人。他气呼呼地回来，并开始打电话到酒店去。也不知怎么的，我给错了电话号码——本该是GRO6363，我给成了MAY6363。所以他根本找不到人。当我发现出错时，他已经气炸了。”

彼得·布朗表示，其中一个困扰就是布莱恩是个完美主义者。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有人介入或坏了他完美的计划，也可能会让他完全慌了手脚。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一板一眼，凡事要求精确，也很有条理。早期他留给披头士，告诉他们该在哪个舞厅表演、不要在舞台上骂脏话的那些便箴，就是他展现效率的典范。

由于NEMS企业日益壮大而且布莱恩必须找人委派职务，所以一定有更多事情无法尽如他意——尤其因为他指派人时有个习惯，会只凭一时的感觉，而非依据对象的知识和经验来取舍。不过，他总会把他旗下最主要的艺人的事务揽在自己身上。他对披头士有着非常强烈的控制欲，甚至不喜欢秘书跟他们混得太熟。只是在他死前的最近这几个月，他才让他的个人助理彼得·布朗有亲自接触他们的机会。

从1967年年初以来，除了披头士的事之外，他已经不再经手NEMS公司日常运营的大部分事物了。他聘请了一个澳大利亚人罗伯特·斯蒂格伍德（Robert Stigwood）来担任协理。他短时间之内就和其他的公司负责人，像是维克·路易斯（Vic Lewis）、伯纳德·李（Bernard Lee）、杰弗里·埃利斯以及布莱恩的弟弟克莱夫·爱泼斯坦，一起经营NEMS公司的业务。

披头士停止巡回演唱之后没多久，就退出NEMS公司了。除了萨维尔剧院这个不算成功的财务投资之外，没有任何事情能取代披头士而得到他的关爱。不过，他仍旧在追寻新的事物，就像他以前离开工作岗位进入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就读以追寻某种事物、后来又丢下一切去担任披头士的经纪人那样。他以前那种渴望创新的强烈欲望再度出现，他再次被这种无法满足的欲望所折磨，只不过这种渴望很少有满足的可能。这在布莱恩·爱泼斯坦身上经常发生，发生在布莱恩的恋情以及他大部分的喜好上。

的确出现了满足他创作欲的机会。约翰·弗纳尔德这位当年让布莱恩进入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就读、后来又受聘为他工作的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前院长，在排演《精彩的一天》（A Smashing Day）这出戏期间生病的时候，把导演的工作交给了布莱恩。

“他当时生过病，刚从好猜疑的状态复原而已，然而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在排演中。”乔安妮说道，“我们一起工作的那3年里，我不曾看到他那样的快乐。他和剧组演出人员一起整夜熬夜，等着检讨报告而且非常享受每一刻。”不过，这出戏很快就停演了。

他这种创作的渴望找不到另一个宣泄的管道。他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而且也没有像披头士这样的事出现。这反倒让他越来越讨厌这种完全只做生意的生活。这也是为何他会这么彻底地退出NEMS公司的经营的原因之一。

“他不见得很喜欢当生意人，”乔安妮说，“他不喜欢这些商务会议；他极渴望创作，甚至是最重要的会议他也经常取消。有时候我还得提醒他说他不太对劲，或者是提醒他有个紧急会面。真正的理由是他仍然待在床上，因为失眠而整夜醒着。这可是很糟糕的事。他会留纸条告诉我得帮他取消哪些会议。某个星期我就帮他取消了4次和伯纳德·德尔方特的会议。我不晓得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过，有几件事情确实给了他极大的乐趣。他喜爱他在萨塞克斯、金斯利山的房子；他也喜爱斗牛，他出钱赞助一名斗牛士，而且他去世的那时候，他正出资拍摄一部和斗牛有关的电影。

他其他的爱好，比如嗑药和赌博，倒比较算是偶一为之的行为罢了。当他从披头士那儿听说了LSD在他们身上产生的效果时，他也吸食过好几回。不过这种情形没有几次，似乎是披头士戒掉的时候他就不碰了——而且这也离他过世有一段时间。

他会心血来潮地突然去赌博。他非常喜欢赌博而且赌运很好。乔安妮时常在早上到达办公室时发现那里早就留着一张字条和一大笔钱，或许有300英镑左右，是他前一晚赢来的。“他的字条里必定会写说，我该去银行把他的乐趣存进户头里。”

通常都会和他一同前往的彼得·布朗则说他是个很厉害的赌徒，因为他知道何时该收手。“这是因为他真的不会赌到失去自制力。去赌博的重点在于，那是个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可以去而且可以碰到许多人的地方。”

除了披头士和席拉·布莱克，他旗下的艺人到最后再也没有人成为大明星，而且有很多还是默默无闻，一下子就完全消失。有相当多的艺人对于他过度关心披头士，并且在当时退出NEMS公司的经营，完全没有对他们的利益投注过心力，自然是感到气愤难平。布莱恩跟所有人一样对这一点感到懊恼，这件事也一定让他感到非常过意不去。“对他们绝大多数人，他的确是很信任，”乔安妮说道，“他是很有诚意地允诺了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再度满怀希望地离开。几个月后回来，谴责他让他们希望落空。”

然而，很讽刺的是，他旗下艺人当中唯一与他真正闹翻过的人，倒不是他那些没成功的艺人，而是席拉·布莱克，他旗下最成功的个人歌手。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布莱恩不再像以前一样给她她认为应该得到的关心。1967年夏季刚开始，她就觉得受够了。布莱恩又再度留下她，出门到外地去了。就这样，她也准备离他而去。

布莱恩不在的时候，最先得知她这个决定的人是彼得·布朗。他很清楚这个消息会让布莱恩十分伤心，他也很担心要怎样跟布莱恩开口。他请教布莱恩的医生，医生告诉他慢慢来，谨慎点儿地告诉他。当布莱恩听到消息，一开始他让其他人去试着安抚她；不过到最后他们还是在查珀尔街碰头了，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讨论以及后来的协商，这些争端歧见全都圆满解决。他们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加友好，而且一直到布莱恩过世，都维持着这样的关系。席拉意识到她再也不会离开布莱恩了。

他从来就没跟披头士有过任何争吵，他跟从前一样爱他们，而披头士也爱他。不过当披头士停止巡回演唱会，他们之间最主要的联结点不复存在了。

他们仍然经常见面。所有业务上的决定都是在他控制下传达的。然而在1966年年底，披头士的巡回演唱结束时，他们只关注自己身上的事情，思索他们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还有理出这一切的重点。也就在这时候，他们先是接触到了药物，然后是宗教信仰。几个月以来，他们都过着隐士般的日子，只有自己人会见见面。

布莱恩照着他自己的方式在过日子，就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方式一直和披头士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要是他没有当上披头士的经纪人，他们是极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他和他们的年龄层完全不同，出身的阶层和背景不同，观念也不一样，而最主要的，他们的喜好也不同。但这5年来，为披头士工作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内容。当这段日子结束时，披头士之间还有同伴的关系，也各自有了妻子。布莱恩变成孤独一人，只能顾影自怜，担心着自己的烦恼，这5年来他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思索的烦恼。

布莱恩·爱泼斯坦在舞台旁看着他旗下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乐队。布莱恩对于他旗下的艺人一直有很强烈的占有欲，尤其是披头士，他和他们感觉特别地亲近。（图片来源：Getty）

披头士根本不知道他最近的一年是怎么过的以及他是怎么愈加依赖药物的，就如同他的烦恼——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幻想出来的——药物主宰了他的生活并且困扰着他。在他过世很久之后，披头士才很惊讶地听说，之前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进过办公室，而且很少在白天起床和出门。他们也不晓得他私底下的事情。

他们听说他在1967年初曾经有点儿消沉，不过以为他已经没事了。布莱恩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都很快乐。这是实情，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他们在一起，他乐于为他们做任何事。

“1966年时，我和帕蒂与他曾经一起到法国南部休了一个星期的假，”乔治说道，“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早已把每个小细节都弄得好好的，每一餐、每趟旅游行程、我们要去的每个地点，整个星期要做的事都仔仔细细安排好了。有一天来了架私人飞机——他早已安排好要带我们去观赏斗牛。

“他总是这样。他会把每件事弄得仔仔细细的，连细节都不放过，很希望大家都非常愉快。”当他举行晚宴时，必定会不遗余力地弄清楚每个人喜欢的香烟牌子，然后把它们摆在桌上每个人的盘子里。

帕蒂说她的确从乔安妮那儿听到布莱恩服用的药片数量。“我问说，她和彼得为什么不阻止他，不过她说他们无能为力。我告诉乔治说，他应该亲自跟布莱恩谈谈，不过他说这样做没什么用。”

早期在“洞穴”俱乐部那个时期，起初布莱恩最喜欢的是约翰。约翰是唯一单独和他一起去度过假的人，他们那次一起去了西班牙，把辛西娅留在利物浦。

他和保罗的关系则是最微妙、最复杂的，至少布莱恩是这么觉得的。他觉得自己必须对保罗有所补偿，不过有些过度了。他自己也承认过这点。“我想保罗是认为他和约翰相较之下，我和约翰比较亲近。这不全然是事实。最初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我是同等地爱他们每个人。”他送保罗礼物总是特别慷慨，他们却几乎没送过他东西。

“也唯有保罗打电话来怨东怨西或者是要求些什么的时候，他会稍微担心一下，”乔安妮说，“其他3个人要求的或许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布莱恩总是会比较担心能不能让保罗满意。和保罗讲完电话之后，他可能会因而心烦，不过和其他人都不会这样。”

原因很可能是保罗在1967年时第一次开始对经商的事感兴趣。在以前，唯一详细询问过布莱恩合约问题或是他们能拿到多少钱以及问他能不能做得好一点儿的人是乔治。不过，当乔治的兴趣开始转移到宗教信仰的时候，就完全不再关心这些物质生活的事了。

布莱恩和他们一向关系密切，不过他偶尔会不怎么喜欢他们那时候做事的方式，像是《佩珀中士》专辑复杂的封面——在法律上、经济上以及艺术上都很复杂。

1967年春天，布莱恩在纽约期间，奈特·韦斯说布莱恩觉得有将死的不祥预感。在肯尼迪机场的时候，他坚信自己搭乘的飞机将会在横越大西洋时坠毁。就在起飞之前，他拿了张便条纸写了封短信，要求奈特·韦斯把它交给披头士，当作是他最后的遗愿。这张短笺奈特·韦斯仍然留着，上头写着：“用褐纸袋做《佩珀中士》封套。”

因为他并没有坠机，披头士也就从来没发现他有多担心《佩珀中士》封面的复杂度，就像他们从来就没发现布莱恩最后一年中的诸多状况。

1967年9月8日，西敏区（Westminster）的验尸调查庭宣告说，布莱恩·爱泼斯坦的死因为意外死亡。那是由他一直在服用的一种药物里的溴化物成分长期累积所造成的。那种药物叫作卡溴脲（Carbitral）。尽管他体内的溴化物含量“低于致死量”，但是由于他长期“不谨慎的过量服用”，由此所造成的药物累积效应，就足以让他送命了。

他的遗体被检验出并不是一次服用极大的剂量，而是连续服用了较高的剂量。调查庭也检验出他服用的药物是安眠药，因为他长期以来饱受失眠症困扰。

他的遗体中除了溴化物，还检验出一种抗忧郁症药物和巴比妥酸盐。警方报告说在他的家中找到了17个各种药剂的罐子，7个是在他床边发现的，浴室里找到8个，而公文包里有2个。

药学专家表示，他服用的溴化物分量会使得他昏昏欲睡，而且也会让他心不在焉和行为失当。他是因为意外用药过量而死亡。

这个说法实在无须怀疑。医药上的证据确切显示他已经吃药吃了3天。要自杀的话，照理说都是一次服用很大的剂量。

在当时，要说他会刻意自杀也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他母亲才刚刚遭受丧偶之痛。就目前所知，有一两件小事尚未明朗，不过在那之前并没有会造成他情绪低落的争吵和特殊原因。只有在他觉得期盼已久的周末会变得很无聊时，才会让他越来越沮丧。

布莱恩·爱泼斯坦的追悼仪式在1967年10月17日，于圣约翰林区阿比路的伦敦新犹太会堂（New London Synagogue）举行。

那是个很合适的地点，几米之外就是百代的录音棚；在布莱恩过世之前，披头士所有的唱片都是在此录制的；而且保罗的房子就在附近，在卡文迪什大道上。

那里也离圣约翰林区的地铁车站不远，离保罗家最近的公用电话就在那底下。这些电话布莱恩一生中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62年，他从百代的录音棚冲出来打电报给人在汉堡的披头士，向他们报告第一张唱片的好消息。第二次则是在第一次的5年之后，就在他死前不久，他在保罗家附近不得其门而入。保罗则是整天被歌迷骚扰，所以不再应门。布莱恩要进门之前，还不得不去找个电话亭打给保罗，告诉保罗他人在外面。布莱恩总认为这段往事很有象征性。

乔治听到布莱恩的死讯时，说这件事让他感觉好像一部老式的电影。“你知道吧，当它们要进到下一段之前，会把这一段最后的画面翻转过来，告诉你已经到了结尾了。布莱恩的死就像那样，一段节目的尾声。”

译注

[1] 8月银行周末长假，8月最后一个包含周一那星期之前从周六到周一的假期。

[2] 详见第27章。

27
从药物到追随玛赫西

披头士在1967年的宣传品上的正式宣传照。（图片来源：Getty）

当他们停下巡回演唱的脚步时，根本还不晓得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从1956到1966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他们不单是过着集体生活，而且是集体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彼此间仍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将来仍然要一起录制唱片，只不过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该是追寻自我认同的时候了。

乔治是第一个离开的。1966年9月，披头士结束巡回演唱之后那个月，他与他妻子一起去了印度。这是第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其他人还不知道的重要兴趣。

约翰接演了电影《我如何赢了战争》（How I Won The War）里的一个角色。虽然他并不特别喜欢他们拍的那两部披头士电影，但他一直很喜欢迪克·莱斯特（Dick Lester）。他说那感觉好像是去当临时演员，不过他仍然认为演戏或许正是他要找寻的新目标。他也喜欢拍摄反战电影的这个构想，他一向对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

林戈是他们当中最重视家庭以及家人的，他的家庭成员开始增多，房子也越来越大。保罗是唯一觉得被人忽略的人。他羡慕乔治，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有像印度音乐这样的兴趣好过得充实些。他画了一些画，装修了房屋，不过他还是兴味索然；他努力思索着上帝的意义，不过没有结果。所以他决定帮电影《不拘礼节》（The Family Way）写音乐，看看自己是否会爱上写电影音乐，不过没能如愿。在那之后，他离家进行了一趟横跨非洲的长途旅行。

乔治是越来越热衷，然而约翰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演戏，而且也不喜欢大部分的演员。他和保罗两个人又再度开始寻找新的目标。他们并不打算就此以25岁百万富豪的身份退休，不过他们已经错过太多那种在大学中能学到的正式的训练以及知识，因此不知道要从何开始。倒不是说他们需要有人来教他们做什么事。实质上和情感上，他们像是百岁老人一样。他们就是在这情境下接触到药物，通过药物，他们靠着自己发掘了自身内在的潜力。

他们服食各种不同强度的兴奋剂药丸，这是从汉堡时期之后他们再度尝试嗑药。他们会像一般人喝个小酒那样，偶尔抽抽大麻烟。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除了用餐时会喝点儿葡萄酒之外，他们所有人都不喝酒。

在1965年，通过一个牙医朋友，乔治和约翰首次接触到LSD，他们拿到的时候还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那仿佛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的品尝、讲话、观看、思考和聆听一样，”乔治说道，“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我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

嗑药并不会阻碍他们的音乐创作。如今他们全都回来再度重聚，也发现像演戏这类事情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开始着手到目前为止他们最具抱负的专辑，从这专辑中显露出来的迹象，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药物的兴趣。这张专辑就是《佩珀中士寂寞芳心俱乐部乐队》（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在这张专辑录制期间，他们也有了拍摄一部电视电影的构想。在他们第三部电影延宕一年多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同时也把其他一些不喜欢的活动拖了许久，像是巡回演唱和参加表演之类的。后来又退回许多写好的剧本，其中有个剧本还是已故的乔·奥顿（Joe Orton）所写的［他是极为死忠的披头士乐迷，他的葬礼上还播放了披头士《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这首歌］。到最后，他们想自己来写剧本、自己来拍摄影片，只为了知道自己能不能办得到。

保罗在4月从美国乘机回国时，有了这个拍摄电视电影的念头，当时他是因为简·阿舍的21岁生日去找她；那时候简正和老维克剧团（Old Vic）一起在美国巡回演出。他的想法是，他们全搭上一辆巴士，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它必须是有魔力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由于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或是要做什么，所以也很神秘。那时候他的构想就是这样，其他人也都同意了，不过接下来的将近6个月里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在此时，乔治则是完全沉迷在印度音乐里，这也可以从《佩珀中士》专辑看得出来，不过他也已经变得非常精通印度宗教了。对他的这一切兴趣，他的妻子帕蒂都是和他一起行动；事实上，最先和玛赫西[1]接触的人正是她。

祥和、爱和花——披头士与玛赫希合影。（图片来源：作者）

简说他们对宗教信仰感兴趣是个偶然，那是他们1966年9月到印度旅行期间才开始的。这次旅行纯粹只是为了向拉维·香卡（Ravi Shankar）[2]学习印度音乐，而这件事的起因也是偶然；在拍摄电影《救命！》期间，有个场景里头摆着许多不太常见的乐器。乔治因为拍片拍到觉得无聊，就自得其乐地拿起其中一件试着把玩，那件乐器就是西塔琴。

在印度时，除了学习西塔琴，乔治也和拉维的精神导师塔·巴巴（Tat Baba）见了面，他阐释了业（Karma）的法则（行为与反应之间的法则）。“和他见面而且读了《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Yogi），以及和拉维在一起的那7个星期，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收获要远胜过所有以前经历过的事，连嗑药也比不上。”

回家之后，乔治和帕蒂读了很多宗教信仰方面的书，这也是乔治第一次吸食LSD的体验之后所兴起的第一个兴趣。他刚开始看的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3]的作品，而后逐渐转移到东方的哲学概念。

1967年2月的时候，帕蒂自己一个人参加了“精神改造运动”（the Spiritual Regeneration Movement）。乔治大约在那同时也去过一次，不过没有继续参加，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神改造运动并不适合他。“我曾试着自己看书学习冥想，”帕蒂说道，“不过只成功了一半。有一天有个女性朋友跟我说了超觉静坐的事，于是我就前去参加卡克斯顿厅（Caxton Hall）的那场讲座。玛赫西自己并没有出席，只有另一个人在谈论他的作品，不过我当时就参加了精神改造运动。讲座本身没什么启发性，不过超觉静坐似乎是一种清楚又简单的过程。从那时候起，精神改造运动的每一次讲座我都参加，因此我才得知他们在班戈的夏季研讨会的事。”

与此同时，乔治不只告诉其他人他正在读什么书，现在他也在世界各地找寻一个聪明博学的人来为他解惑并指引他正确的道路。

乔治在读完了一本谈论宇宙传播的著作之后，甚至还南下跑到康沃尔（Cornwall）的荒郊野外，花了数小时爬上一座高山，不过没什么结果。他听说过其他许多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印度和西方世界的都有，不过似乎没有一个是适合他的，直到玛赫西出现为止。

必须要强调的是，远在玛赫西出现以前，他们已经知道得非常多了；玛赫西并没有去改变他们，亦或是出手修正他们，或甚至告诉他们很多他们不知道的事。他只是在他们要寻找他这样的人的时候，碰巧在他们的生命中出现而已。

这一切探索心灵的行为并没有让他们平常的创作停下脚步。1967年7月，他们为一个全球联播的节目《我们的世界》（Our World）录制了一首歌——《你只需要爱》（All You Need Is Love），这场现场转播的节目总共有超过1.5亿名观众收看。

他们精神层面的醒悟确实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到1967年8月，他们已经不再嗑药了。通过积极的思考、阅读以及讨论精神上的课题，他们确信像药物这种人造的兴奋剂并没有实质上的帮助。不靠药物来达到目的是最好不过了。他们并不后悔曾经依赖药物。他们表示，在那段时间，药物对他们来说很有帮助，不过现在他们不再需要了。只是披头士之所以不再嗑药和玛赫西没什么关系，在遇到玛赫西之前，他们自己就已经不再碰药物了。玛赫西只是简单地对他们所做的决定加以肯定，给了他们更多明确的理由。

讽刺的是，在保罗以及后来布莱恩承认吸食过LSD之后，所有重量级作家、医生对嗑药的伤害所提出的大量乏味的警告文章，都没被当成一回事，不过披头士对宗教信仰的探索倒是受到了注意。

1967年8月中，多家报纸突然出现了玛赫西要举行公开演讲的广告。“这个决定似乎很突然，”帕蒂说，“我们所有的传单都没有提到他在伦敦，甚至是出席班戈研讨会的消息。当我听到了这件事，就对乔治说，看看这个，我们应该去参加。”

不过这时候乔治早就已经从别人那里听说玛赫西人在伦敦的事了。他联络了其他人，并向他们表示大家都应该去参加玛赫西在希尔顿饭店（Hilton Hotel）举行的讲座。

这次讲座是在1967年8月24日星期四晚上举行的。讲座结束后，玛赫西邀请他们参加他的精神改革运动于星期六在班戈举行的夏季研讨会。他们也答应了。

披头士和布莱恩·爱泼斯坦说了玛赫西和他的超觉静坐活动的事，以及他们对这一切是多么难忘。布莱恩表示他很有兴趣，他可能会在稍后的研讨会期间再参加，他把它排进了近10天的行程中。不过他比较关心的是在8月银行假期的那个周末，和许多新朋友在他的乡间大宅狂欢的事。

披头士要前往班戈参加玛赫西的研讨会的消息走漏了风声。原本他们想私底下来一趟心灵体验之旅，到最后成了一场嘉年华会。场面几乎就像巡回演唱的日子再现一样，而一年多前他们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过这种日子了。

尤斯顿车站（Euston Station）挤满了数千名围观的民众和媒体记者，这些人聚在这里是为了看披头士出发，参加隔天《每日镜报》报道中所称的“神秘的特殊活动”，不然就是看看这班3点50分到站、要开往北威尔士班戈的火车。

场面实在是太混乱了，辛西娅·列侬因而脱了队被留在车站月台上，没办法穿过人群跟上约翰。一名警察还以为她是歌迷，强行把她挡了回去。

在火车上的有约翰、保罗、乔治和帕蒂以及林戈，再加上米克·贾格尔、玛丽安娜·费思富尔（Marianne Faithfull）与帕蒂的妹妹珍妮·博伊德（Jennie Boyd）；头等车厢里大家挤得动弹不得。林戈稍晚才决定出发，因为他妻子莫琳才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还在医院休养，因此他还不太确定要不要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打电话给在医院的莫琳。她说我应该去，别错过这次机会。”

这次的活动决定得非常突然。布莱恩·爱泼斯坦也知道这次活动，不过就算这样，他还是没有参加。即使是每有活动必定在场的马尔与尼尔也没有同行。这5年以来，他们从未像这样没有布莱恩·爱泼斯坦或帮他们打点一切的人同行就到什么地方去。约翰形容：“这就好像是裤子没穿就出门一样。”

这几个小时他们都待在车厢里不敢乱跑，怕得不敢上洗手间，以免被人群包围。他们也不晓得他们的行李到哪儿去了，而且似乎没有人身上带钱。他们也不晓得玛赫西会对他们说些什么。约翰说，也许结果他可能只是个他们早已熟悉的事物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挂着不同的标签罢了。“你知道的，就像有的挂着百代，有些挂着迪卡。”

乔治则非常认真地说，他并不这么想。他很确定这一点。米克·贾格尔则是非常严肃安静地坐着。约翰说他希望这事会拯救他不用再当披头士了——要是玛赫西要他退出舞台到印度的洞穴闭关度过余生的话。“不过我打赌，他不会这么做。他只会说，走吧，去写你的《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在另一节车厢，玛赫西正盘腿坐在他随从用白色被单帮他铺的座位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不时地大笑，而且还活蹦乱跳的。他承认他这辈子还没听过披头士的音乐。他也听说了他们非常有名，连米克·贾格尔也很有名，不过他对米克为什么是个“滚石”感到很迷惑；他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

披头士最后进了玛赫西的车厢，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不停地大笑。他手上拿着一朵花来对他的谈话加以说明，他说实际上它只是树液而已；花瓣本身就和肉身一样，只是幻觉罢了。

他说在班戈要教导他们的超觉静坐，只是一种很快也很容易让人达到某种精神状态的方法。一旦学会了他的冥想方法，只要每天早晨花个半小时亲身练习就行了；一天之内能做到这样就够了。他说那就像银行存款一样，要是有了银行存款，你就不用随身带着钱到处跑，你要用多少钱，只需要偶尔去提领就行了。

“要是你比较贪心，”约翰问道，“在午餐之后又做了半小时的冥想，然后在下午茶之后又再偷偷地练习了半小时呢？”

每个人都大笑，这次玛赫西则是蹦了个半天高，脑袋瓜几乎快碰到车顶了。轮到米克·贾格尔和女孩们进去和玛赫西见面聊天的时候，披头士就去喝下午茶休息一下。服务生帮他们在餐室隔出一个区域让他们使用，不过还是有些人会想尽办法闯进来要求签名。

“你们要去班戈干吗？”有两个少年这样子问。他们无法相信会有人想去班戈这种地方，更别说是披头士了。“你们要在那里开演唱会吗？”

“你猜对了！”林戈回答：“8点30分在码头顶，第二场，那儿见了。”到弗林特车站（Flint Station）时，林戈说他曾经从丁格尔骑自行车，最远就是骑到弗林特。

班戈则是一片混乱，披头士想到下一站再下车，然后再搭出租车回来。不过玛赫西表示，要是他们跟在他身旁，那就不会有事。

在月台上，等着迎接玛赫西来研讨会的一小群追随者，则是茫然不知所措地迷失在这一大群尖叫的青少年当中。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朵花，准备亲手交给玛赫西；结果却被那些对着披头士尖叫的人群给挤得摔到一边去了。

班戈是威尔士北部海岸靠海的一个小镇，这里有一所很大的职业学院，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举行地点。那里早就有超过300名常驻当地的冥想修行者，他们全都没料到披头士会来这里。

玛赫西自己对这一切兴奋骚乱的场面似乎是乐在其中。他对所有的媒体记者以及电视台人员都非常亲切体贴：他非常机智地应允他们，等他和所有参加研讨会的人私底下谈完话之后，再举办一场记者招待会。

玛赫西的哲学理念，简而言之，就是生命是由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所组成的；他并不赞成变成封闭避世的人，切断与俗世的关系。不过他说，要是在精神上毫无觉悟的话，过的生活就不可能完整，也无法完全地享受物质生活。就某方面来看，这是简单地融合了东方的神秘主义和西方的物质主义。在合理的范围内，你没有必要抛掉金钱和肉体的感官之娱以成为他的追随者，不过你必须学会他的精神实践方法。纵使你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但这可以帮助你超越自我。

在他私底下的会面中，他问他那300名信徒他们冥想的修行进展得如何了。有个人问，在冥想的时候，是否有可能还听得到汽车的声音。

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则是乱七八糟，而且也不如人意。新闻记者——主要都是全国性报纸在当地的特约记者——对这一切也是所知甚少。他们认为披头士必定是在搞什么宣传花招。管他玛赫西是何方神圣，他们无法相信披头士对玛赫西的事是认真的。他们问的问题也十分尖锐，差不多就像在等着披头士承认他们这次的所作所为只是恶作剧取乐罢了。披头士向大家澄清，他们对这件事是相当认真的，在消除记者的疑虑之际，他们也受到与会群众的大声喝彩。

后来约翰在职业学院的一座电话亭里发现了一本某个记者遗留下来的笔记，它上头的标题是“保罗、乔治、林戈、约翰·列侬与贾格尔”，还有一些详述每个人穿着的内容。“你已经接下我的棒子了，”约翰对米克·贾格尔说，并向他指出该记者是怎样写他们每个人的名字的。“我行事乖张的时候，他们通常都叫我列侬。现在他们叫我约翰·列侬，我还没有进步到他们会叫我约翰的程度。[4]而他们现在还叫你贾格尔。”

星期天中午之前，他们全都还在聆听开示。当布莱恩病逝的消息传来时，正是他们心灵修炼之后的休息时间。玛赫西再度约见他们，试着稍微帮他们忙，安抚他们、鼓励他们，他也跟他们解释，死亡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后来他们所有人都搭车回伦敦去了，没有继续参加接下来的研讨会。

原本他们预定在1967年9月到印度去，和玛赫西一起修行；不过由于其他诸多因素，像是拍摄《魔幻神秘之旅》这部影片，所以这趟行程延到了1968年2月才成行。

对于许多突然冒出来的公司、组织试图找他们开记者会的行径，他们与NEMS公司感到有点儿烦恼。甚至是远早于披头士决定好印度之行出发日期之前，他们就在讨论要将采访报道的权利卖给新闻媒体和电视台，并且设置官方的新闻室。玛赫西的公关人员倒是对这一切非常热衷。

一名印度政府派出的官员来到了英国，并且前往NEMS公司表明，他已经帮他们安排好访问印度六个邦的行程，也会安排他们和印度总理甘地夫人（Mrs Gandhi）见面。即使没有人会相信，不过披头士最不愿别人拿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的事情来大肆张扬了。

总是会有特定的团体——甚至常常是各国政府——会试着拿披头士的出现或兴趣当成支持自己观点的利器。差不多在1967年的同时期，希腊也出现同样的事。当时他们正考虑买下一座希腊小岛，他们是在一次度假期间搭船时见到它的，甚至还把钱准备好了。由于有现金携带限额的关系，所以这在当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过财政部给了他们特别许可，好让他们可以把钱带到国外去。

因为披头士已经帮这个国家赚进了成百上千万英镑，所以让他们买座可以避开纷扰的小岛也无不可。价格也议定好了，他们也不担心刚刚接掌希腊政府的军人政权。在一次旅行中，一名官员问他们可否愿意大方地赏光到一个宁静的小镇参观。他们到达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有大批记者和电视台人员；这一切都是观光处的人事先安排的，要利用披头士作为号召。于是他们决定不再考虑搬到希腊了。

要说政府应该是想笼络这摇滚乐队的4名队员，似乎是过于夸张。许多人说工党政府给了他们MBE勋章就有这个意图。不过从一开始，这种事就经常发生，从人们想办法邀请他们参加大使馆的宴会，到邀请他们参加国事访问。大多数的政府把披头士当作讨好年轻选民的方式。

不过在玛赫西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投机取巧的事，并没有让披头士因此对他失去兴趣；虽然他好讲道的热情使得他听信许多媒体记者和公关人员的话，但至少大部分的事情都和玛赫西无关。不过披头士也尽可能地能帮他就帮，乔治和约翰甚至参加了“戴维·弗罗斯特电视秀”（David Frost TV Show），这是他们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答应上电视访谈节目。

1968年春，乔治和约翰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印度跟在玛赫西门下学习；保罗待了一个月；即使林戈也像其他人一样，带了烤豆子随行，但是他还是有些想家，他努力地撑了10天。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次印度之行，精神上的收获很丰硕。

不去管他们遇见玛赫西以及使用LSD这些事，在1967年这一年，最后我们知道，那是披头士直至当时创作力最巅峰的一年。前6个月里，他们录制的新歌（总共有16首）要比1963年前半年录制的还要多。这个数量和他们1966年一整年录制的歌曲相等，由这点可以看出披头士停止巡回演唱之后所获得的成果有多少。

1967年11月时，他们录制了另一首单曲《你好再见》（Hello，Goodbye）；再来则是12月的《魔幻神秘之旅》这部一小时长的彩色电视电影，他们在拍摄影片上所耗的时间，要比为影片录制歌曲的时间还要多。

从4月他们想出拍摄影片的构想并录好同名歌曲以来，一直到9月影片开始拍摄这段时间，他们都没有任何相关动作。他们搭乘巴士与43个搭船的人一同启程前往德文（Devon），他们所有人，包括披头士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剧本。

他们总共花了两个星期拍摄影片。他们很有把握地预计在德文拍摄完之后在谢珀顿（Shepperton）的摄影棚再拍一个星期，他们认为肯定能找到（摄影棚）。而后来他们变成必须要在肯特郡的一座机场来拍摄。

最耗时的工作是剪辑阶段，总共耗费了11个星期，足足是他们原先所预期的11倍之久。拍摄影片时，保罗是主要的灵感来源；他与剪辑师一起主导每一段影片片段的剪辑。其他人大部分的时间也留在那儿，和一个到剪辑室闲晃的醉酒的街头歌手随兴唱着歌。

他们拍片完全不管常理和惯例，就只是埋头猛干，对自己缺乏拍片经验和摄影知识都毫不担忧。对他们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媒体，不过最重要的，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把事情完成，没有依赖像布莱恩·爱泼斯坦处理舞台事务的长才或是乔治·马丁靠经验累积起来的智慧。

在英国，这部影片在1967年的圣诞假期在BBC播出，欧洲、南美洲大多数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与日本都收看得到。确实很明显就看得出其缺乏经验的执导手法和贫乏的内容情节，而英国大多数的电视评论家更是毫不留情地给予恶评。《每日快讯》说它是“毫不遮掩的劣质作品”以及“毫无品位的无聊之作”。事前的宣传已经让大多数人忘了这是部实验作品。这是5年以来披头士首次得到这样恶劣的评价，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毫不留情地落井下石。

早在它被忘记之前，披头士已学到了教训，差不多把这件事给忘了，然而保罗也许仍然希望大家会喜欢它。不过他们所得到的经验也足以让他们有充足的信心来尝试拍摄完整长片。

除了这部电视电影，这年算是表现不错的一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佩珀中士》这张专辑被视为他们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就。《泰晤士报》的乐评人威廉·曼（William Mann）花了很大的篇幅，说它比流行音乐的其他所有作品有更真诚实在的创意。

这一年，披头士从各自追寻自我特质开始，结束时再度整合成一个乐队——虽然少了个经纪人。然而他们已经发现了玛赫西。而且从刚开始的分道而行，到了最后，他们各自的思绪、家庭以及组织，也变得较有秩序有条理。这一切让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在当下的1968年，他们身处什么位置。

译注

[1] 玛赫西（意为“圣人”）是印度宗教领袖、超觉静坐（TM）的创始人。曾经取得物理学学位，并与瑜伽师德夫大师（Guru Dev）研习吠檀多的不二论学派宗教思想达13年。1959年到美国，鼓吹超觉静坐；70年代末重返印度；于1990年迁居荷兰。他底下的组织包括房地产、诊疗所和学校等。

[2] 拉维·香卡，1920—2012，世界知名的印度音乐、西塔琴大师。对推广印度音乐到世界舞台有着极重要的贡献。甚至爵士乐大师约翰·柯特兰（John Coltrane）的儿子还以他的名字为名。

[3] 奥尔德斯·赫胥黎，英国小说家、评论家。作品有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等，前者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经常被相提并论，归为社会科幻小说。

[4] 约翰·列侬写道：“Wish you were here，there and every where……”收信人是“亨特、汀基和戴维斯”（HUNTER+THINGY+DAVIES）。

第三部
一九六八年

28
朋友与至亲

林戈与阿斯特丽德1964年的合影。虽然林戈在汉堡时不是和披头士一起演出，当时他是另一个乐团“罗里·斯托姆与飓风”的鼓手，这才在汉堡遇见披头士的，而且也跟他们一样，成了阿斯特丽德的朋友。（图片来源：Getty）

到今天，披头士的出生地利物浦并没有“蓝牌”（blue plaques）[1]，然而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歌迷前来参观他们的老家，进行朝圣之旅。披头士的至亲里只有一位还住在利物浦，不过在利物浦确实还住着一位披头士——前任的，也就是皮特·贝斯特。

皮特·贝斯特已经结婚并且有两个孩子，他在利物浦和他的姻亲住在一起，在面包厂做切面包的工作，一个星期薪水18英镑。他离开披头士之后也曾在其他乐队待过，不过在1965年决定永远放弃表演事业。他有一整年什么事都不做，拒绝和人群接触，几乎成了遁世者。他拒绝了要买下他生平故事的可观报酬。关于他们在汉堡那些日子的回忆，尤其是有关女人、酗酒和嗑药的那些事，一定相当有利可图。

“除了钱以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那只会像酸葡萄心理罢了。我想要尽快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不过那倒花了我很长的时间。

“我最害怕的是人们的冷酷无情。我遇到其他人的时候，对于他们准备要说什么或是在想什么，我清楚得很：我就是那个不合格的家伙。也就是了解到他们这些想法才让我沮丧难过。人们总是很无礼，对我说些很难听的话。”

他有点儿灰心丧气。在他母亲家里，他整个人瘫在电视机前面，看起来非常疲倦。最后他还是留了披头士的发型，不过仍然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就像在汉堡时期大家所穿的那样子。贝斯特太太已经放弃所有表演事业的工作了，不过还是跟以前一样霸气十足。她仍然坚称披头士辞掉皮特·贝斯特是因为嫉妒他。

皮特说他一直很清楚他们很优秀，而且看得出来一定会成功的。“知道自己将会失去什么东西，这才真正让我感到失望。一开始我的确对这一切感到很惋惜。当他们做出这种令我错愕的恶劣行径时，我真希望从来就没遇到过他们。那我就会有个普通一点儿的职业，或许可以去教书，而且也不会有这些烦恼。

“不过现在不会了。我现在真的很高兴。我有很多很愉快的回忆，有过许多很棒的体验。我很感激他们，但当时还真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样。

“在汉堡，在俱乐部表演的仍然都是英国乐队，不过克劳斯已经不再到俱乐部去了。他加入了一个英国乐队“曼弗雷德·曼”（Manfred Mann）。由于他十分迷披头士，他就跟着他们回到英国，并且加入了乐队——虽然他除了钢琴之外，并不会其他乐器。他和披头士仍然是很要好的朋友，乔治就有一首歌是在克劳斯家里写的。克劳斯也时常画画——披头士的LP唱片《左轮手枪》的封面就是他绘制的[2]。

阿斯特丽德仍然住在汉堡，不过她不再从事摄影师的工作了；她说她对新闻界感到厌恶，她也拒绝了所有想要收买她所知道的披头士过往事迹的提议。

她最近的工作是在汉堡一家奇特的小夜总会的酒吧当服务生。她结了婚，嫁给了在利物浦出生、曾是摇滚乐队乐手的吉布森·肯普（Gibson Kemp）；他和克劳斯曾有一阵子合组了一个三重奏乐队。而斯图的房间，阿斯特丽德仍然让它维持原样，房间里头非常阴暗诡异，仍旧点着蜡烛。

从1945约翰5岁的时候，一直到1964年，弗雷德·列侬都没有和约翰联络过，甚至怕引起纷争也没去看过他、查探他的状况。1964年时，弗雷德在艾夏的一家旅馆当洗盘子工人。“有一天洗盘子的女工告诉我：‘弗雷德，那孩子要不是你儿子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她说那个乐队里有个孩子跟我同姓，而且（说话）声音也一样，虽然他唱得没有我好就是了。我倒从没听说过他们。”

约翰从他位于威布里奇的家出门和回家途中，必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路过他父亲在洗盘子的那家旅馆很多次。

当弗雷德弄清楚那确实是他儿子之后，他立即上了多家报纸，接受了许多访问。弗雷德说，他并不是想引人注意，那只是偶然罢了。这么偶然的事情当中还有《花边新闻》（Tit Bits）出了40英镑征求他的生平故事，而且他还录了张唱片。他说这张唱片并没有让他赚到钱。“至于我的损失嘛，如果要算的话——他们要我去把牙齿修补好，花了109英镑。我仍然在偿还这笔欠款，一个月还10英镑。”

他和约翰有次20分钟的短暂会面，然后就被请出家门了。有一天，他试着再去见约翰，不过才刚到他家门，就当场吃了闭门羹。出人意料的是，他身形矮小，不过几乎可算是衣冠楚楚。他有着浓密但逐渐灰白的头发，很讲究地分边往后梳，像以前的剧场表演者一样。他已经55岁了，不过精神很好，而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我仍然能追到妹子，你知道。要是他们认为我很炫，我就有十成的把握了。我知道约翰很害怕老了会怎么样。不过帮我转告他，现在的我看起来比他还年轻呢。”

他非常仔细地观注着约翰的动态。“他只让我失望过两次。一次是接受了MBE爵位勋章，我一定不会这么做，我绝不会让皇室给收买。另一次则是在福伊尔斯文学午餐会上没有发表演说；我绝对会对着他们高谈阔论一番，而且顺便唱首歌。”

他说自从1964年以来，他的愿望就是能好好地见上约翰一面。“只是想让他知道真正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他不会拒绝任何的帮助，“要是约翰刚好愿意的话。”

当约翰听说弗雷德·列侬对约翰的孩提时期以及朱莉娅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时，他们就重修旧好了。他们见了面，而且感情也变得很好，这点让弗雷德颇为高兴。从1968年初，他就不再帮人洗盘子了，现在他住在一间舒适的公寓，是约翰出钱帮他买的。

咪咪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附近的一栋豪华平房里，陪伴着她的是蒂姆（Tim），它是多年以前约翰带回来的流浪猫。那栋房子非常白净而且阳光充足，就靠着海边，环境非常优美壮阔。在花圃底下有个私有的小阶梯，一直通到海边去。这栋房子价值2.5万英镑。

房子的前后都完全无法俯视窥探。只有在夏天，当汽艇在普尔湾（Poole Bay）进进出出的时候，她才会受到些许的打扰；当它们经过房子前面时，她还能听见船上的扩音器大声宣布着：“那栋有百叶窗的就是约翰·列侬的房子，咪咪会坐在那儿。”她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气得冲到花圃底下，站在通往海边的台阶上，大声吼着：“闭嘴！”船上每个人就只是大笑着。

除此之外，她的生活没受到多大的打扰。她房子前面有许多灯都被歌迷偷走了。偶尔她也看见歌迷正快速地要拍下她和屋子的照片，然而也就仅此而已。她说她都不让别人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大部分的家具都是古董家具复制品，看起来都很新，不过大部分都是从她利物浦老家搬过来的。她说，她那儿的确有很多不错的东西。有一次有个记者到她利物浦老家拜访她，他把每样东西都看了看，并且说道，这些东西都相当不错呢——“约翰对她可真好，买了这些东西。”她马上把他撵了出去。

四周也摆了很多书籍，主要是一些经典文学和传记。她正在读的是戴维·塞西尔勋爵（Lord David Cecil）的《马克斯》（Max），她并不喜欢读小说。

电视机上头摆着约翰的MBE爵位勋章，然而她也有点儿担心别人可能认为这样子做有蔑视王室的意思。有一天约翰来到这里，把勋章交给咪咪，说她远比他更该得这个奖。

在玄关以及卧室的墙上还挂着一些披头士的金唱片，虽然不比其他几个人的父母拥有的更多。她还留着一块大圆牌，那是约翰送她的。上面刻着的，是约翰青少年时期咪咪几乎每天都会对他念叨的那段话：“把弹吉他当作爱好玩玩是还可以啦，约翰，不过你可没办法靠它养活自己啊！”

她并不是那么想离开利物浦的老家。“我过得很快乐，那栋房子住起来舒适得很。我在上头花了几百英镑。不过约翰对我唠唠叨叨地念了两年之久，后来他只好说，好吧，就留下来吧。

“后来当其他人的父母开始搬进他们的新居时，他又开始唠叨了。‘你这个小傻蛋，’我对他说，‘我这个狗窝住得好好的，根本不用管我。’

“在他们的第一部电影的首映会之后，我就和他一起留在伦敦。有天他下来吃早餐的时候说：‘就这样吧，我打算帮你找栋房子。你最想要住哪里？’”

“我说伯恩茅斯。只是随口说说罢了。他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司机安东尼（Anthony），告诉他去找出伯恩茅斯的地图，我们现在就走。

“我心里想着，哇，这可是好长一段路呢。我们南下跑了一趟，也从“拉姆齐”（Rumsey）[3]那里拿了份房屋的清单。我们跑了很多路，不过我想找一栋靠海边的，不过连一栋也没有。所以我心里就想，只能这样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后来那位老兄突然想起来刚刚有栋房子要出售。

“那家人还住在那里，而且我也不想进去看，特别是因为约翰穿成那个模样。他穿着到处破洞的旧牛仔裤和旧的麂皮外套，那是好几年前我买给他的，对他来说已经是小得很离谱了。他还戴着一顶蠢到不行的帆船帽。

“我说了我们不应该只为了这件事就进去麻烦他们。约翰告诉我说那只不过是个布尔乔亚（bourgeois，中产阶级）小家庭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这样就放过不看，我就得再花心思去找其他房子了。

“他大步地走了进去，说道，你们好，不介意让我们四处看看吧？那对夫妻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约翰说：‘咪咪，你喜欢吗？要是你不喜欢的话，我可要了。’就这样，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会计师，把它给买了下来。”

咪咪在1965年10月搬了进去，把在利物浦的老房子卖掉，卖了6000英镑。这价钱还算不错，不过，正如她说的，那是栋好房子，地理位置也很好。

伯恩茅斯那栋房子仍然归在约翰名下，不过只要咪咪想要，那就是她的房子。约翰支付了所有的账单费用。他告诉她这刚好只花了她6000英镑，不过她告诉他别这么愚蠢。

“这里真是很漂亮。我以前总会多多少少考虑在乔治退休之后搬到南方海岸来。到了这里之后，我都没有过冬天的感觉。我也曾经跟别人一起喝过几杯，不过大概也就这样而已；我从来没想到要和我们家族以外的人交朋友。我常常散步和看看书，日子可真是不够用啊。”

披头士的至亲全因为他们的儿子，物质生活完全改观；而所有人对这一切的反应也有些许差异。不过咪咪很可能是唯一和别人的关系完全没变的人。相较于其他人会有着些微偶像崇拜、几近尊敬的心态，她和约翰相处的方式，在许多方面，依旧和她以往的作风一样。对于约翰的穿着、打扮，咪咪仍会严词批评，像他青少年时期那样。当他看来似乎钱包有了点儿钱的时候，她会告诫他，要他别花得太凶。“他花钱实在是太没主张了。他太轻易借人家钱了，慷慨到令人难以置信。我总会一再地告诫他。”其他人的父母则从来不会对他们儿子加以责难。

咪咪不喜欢约翰说话的方式。她说约翰讲话都零零碎碎的，从来没把整句话完整讲完。“而且他总是越讲越糟，我常常听不懂他要表达什么：他的思绪总是跳来跳去的。”

她不太常见到他，不过他出国时会特地写一些有趣好玩的信寄给她，还在信封上画些小图案。她把这些信小心翼翼地整理好，收进写字台里。当约翰来探望她时，他会四处巡视察看她的东西，不过只是要看看他不在的时候咪咪都在做些什么事。她仍然留着他小时候写的那些本子，她偶尔会拿出来看看。

“这跟他出版过的那些东西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他的涂鸦本，我都是这样形容的，他写这些东西写好几年了。我认为第一本书还比较好，不过他写的一些诗我看了还是会忍不住大笑。”

尽管周遭环境变得这么豪华，但她的生活方式还是没什么改变。她说只要约翰能再度成为她的小男孩，她愿意放弃一切——她的房子、他们的成就，她都不在乎。

“要是有200万英镑和回到从前的日子要我选，我会选后者。我知道，这样非常自私；我总还把他当成小孩子，我知道这很愚蠢。不过他小时候带给我的那种快乐，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比得上的。”

很显然的，她希望能更常看到他，不过不论在哪一方面，她从来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缠着他不放。“我一个人寡居并不是他的责任。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有人缠着他不放感觉更糟的了。他还要帮自己的老婆和家庭多多盘算。他知道我住这儿，他也尽可能地常来看我。有一年夏天他在屋顶上待了4天，我跑上跑下地送饮料给他。他从来不会表露太多的情感，他发觉要他开口说抱歉很难。

“不过有天晚上他说，即使他没办法每天或每个月南下来探望我，但不管他人在哪里，每天总有些时候会想到我。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吉姆·麦卡特尼表示，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是在1964年当保罗告诉他要他可以不用再工作的时候。不像其他有些父母，他不需要再多加劝说；那时候他已经62岁，再3年就要退休了。他还是在他14岁时所待的那家棉花公司工作，而且他也已经受够了；尽管他有这样的年资和经验，一周的工资却还是只有10英镑。棉花业的不景气让他近几年过得非常不好。多年以来他都很怕会被裁员，被更年轻的人替代。

保罗帮他在柴郡的威勒尔（Wirral）找了一栋独户住宅，花了8750英镑。大约一年后，在他鳏居了将近10年之后，吉姆自己找到了新的伴侣。

他和安杰拉（Angela）只见了三次面就向她求婚了。她是个寡妇，比他年轻很多，有个5岁的女儿，叫作露丝（Ruth）。在她丈夫发生交通意外过世之后，她就住在柯比（Kirby）的一间套房里。“我们是两个寂寞的人。”

他们显然过得很快乐，他很宠爱露丝，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女孩：她认为学校中那些企图和她亲密攀谈关于她那有名的异父异母哥哥的女孩子真是相当傻。安杰拉真的是活力十足，聪慧而且很有精神；她把整栋大房子整理得井井有条，当吉姆没办法开车时就由她代劳。她带给他生命的第二春。现在他穿着得非常时髦，贴身的圆翻领套头毛衣以及窄筒长裤——那种没多久以前他常常对保罗咆哮、要他别穿的那种裤子。

保罗的弟弟迈克尔仍然住在家里。

“我刚拿给迈克尔一个充气垫和三张复写纸，”安杰拉说。

“你真是非常爱干净啊。”吉姆说。

“他现在要多拿一些三磅装的袋装面粉。他要把面粉倒到和面板上，然后把它录下来。卧室很棒，不过实在是太乱了。你认为他在学什么？”

“三磅装的袋装面粉掉到和面板上的声音。”吉姆说。

保罗买下这房子之后，又花了8000英镑，装了中央暖气系统，把家具摆设全换掉，也全部重新装潢。这栋房子有很大的庭院，从后面望过去可以看到D字形的河口。尽管所有东西都是新的，那儿还是有种平凡、居家的感觉。他们对于享受这豪华的新生活并不害怕。

“我的确会怀念利物浦和许多老朋友，不过也没那么严重。人们老是说：‘你现在一定是非常自豪了，那种感觉如何？’让我也渐渐感到厌烦。他们就只会问这种事，一遍又一遍地问。跟那种人我就不再往来了，不过我经常打电话给亲近的好友或是亲戚，要他们过来玩。”

吉姆和他医生的教名有些关系——甚至会叫他的小名，皮普（Pip）。并非出于强颜欢笑或扭捏作态，而是非常自然的。皮普一找他，他就带着纯麦威士忌出门。他有两个兼职的园丁，不过他还是在温室里亲自照料他的葡萄藤。他也自己贮藏葡萄酒，而且酒类饮料的存量一直不虞匮乏。他也从图书馆借鸟类学的书籍来读，从而很清楚地知道他花园中出现的是哪几种鸟；他对松鼠也研究得很透彻。

除了稍微有利物浦口音之外，看看他的生活、他的穿着以及他的兴趣，真的是无法想象他在小公寓或是公租房住了40多年、一个星期赚不到10英镑。尤其是你在赛马场看到他的时候，当时的他看起来真的就像天生的绅士。

不用工作、有新房子住，以及最重要的，找到第二春，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很快乐。不过接下来让他最高兴的事则是在他62岁生日那天，也就是在1964年7月6日，披头士第一部电影举行首映会的同一天晚上。

“后来我们所有人都前往多切斯特（Dorchester），玛格丽特公主也在场；我可以看见保罗正在帮别人签名，手上还拿着一个包裹。他把包裹拿给我，然后说：‘这是给你的，老爸，这可是最棒的。’

“我把它打开，那是一匹马的照片。我说：‘非常漂亮。’不过我心里想，我要这马的照片有什么鸟用啊？

“保罗一定是看到我的神情了，他说：‘那不只是张照片而已，我已经买下这匹好马，现在它是你的了，星期六它会在彻斯特出场比赛。’”

那匹马名叫“德雷克之鼓”（Drake’s Drum），是匹非常有名的阉马，值1050英镑。保罗也支付了它的训练费用，一个月达60英镑之高。在1966年赛季，它赢得的奖金超过3000英镑，包括在纽伯里（Newbury）那场比赛的1000英镑以及全国障碍越野大赛（Grand National）之前在昂特雷（Aintree）举行的比赛。

现在吉姆真的是别无所求了。就像所有披头士的至亲一样，有个账户可以让他取其所需。他并不会以炫耀为乐事，不过较之其他人的父母，他似乎更懂得享受与品味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种改变来得有点儿突然，到了我62岁才出现。这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如今我已经习惯了，就像鸭子下了水一样。我还不会开始指使人说：‘给我来杯水’或‘去放洗澡水’，不过我很享受这一切。就好像是早就习惯了这一切一样。”

保罗的弟弟，迈克尔·麦卡特尼，花了较长的时间来适应生活上不得不接受的这一切改变。保罗和他弟弟一向非常亲近，在年龄以及品位上的接近，也是乔治他们兄弟之间远远比不上的，这点却让迈克尔更难适应。“我想从我们小时候我就无法避免这种别扭的感觉。他做什么事总会成功，他总是最受瞩目，长得最帅气，最能吸引所有女孩子注意，后来还是名声最响亮的。”

身为保罗的弟弟，他在利物浦的时候，有好几年到处有人向他索取签名。他会坚持签上“迈克尔·麦吉尔”，让他们颇为失望。他通常也会否认与保罗之间的关系。“不是的，亲爱的。真希望我是他弟弟，那么我可就变成有钱人了，不是吗？”

现在反倒是他这个迈克尔·麦吉尔的名字较有名，虽然这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经过长期努力得来的。他1962年加入“断头台”乐队时，改名为迈克尔·麦吉尔。他们有个还算不错的开始，参加了一部27周的电视连续剧，后来除了在本地的剧院表演之外，就没多大的进展了；一直到1967年，他们才有了一张登上前10名的唱片《非常感谢您》（Thank U Very Much）。这让他们得以再录制唱片，并且有其他的表演机会。他是个不错的歌手，也会作曲，不过他总是表现得很低调，宁可去尝试一些较不一样的事情。

“我并不想出名，我只想在工作室获得成功，只要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成功就行了。我一向只担心会像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4]的弟弟或是汤米·斯蒂尔的弟弟那样，只会试图跟随他们老哥的脚步走。”

哈里森一家人现在就住在沃灵顿（Warrington）城外，他们在1965年哈里森先生辞去公交车司机工作时，搬离了利物浦。通常利物浦人经济状况好转时并不太会搬到沃灵顿这种地方，他们较喜欢搬到湖边、海边附近，到柴郡比较豪华的地区，就像吉姆·麦卡特尼那样。沃灵顿离利物浦15英里，和曼彻斯特差不多也是这距离，是兰开夏郡绵延不绝的众多工业城之一；在那个地方，即使是天气最好的日子，天空普遍看起来还是灰色的。

然而哈里森家并不是住在沃灵顿城里，而是住在三四英里外一组叫作阿普尔顿（Appleton）的小村庄。他们的房子位于一处像是被遗忘的乡间绿地，放眼望去四周都是田野，没有其他房舍。披头士的父母的住所中，就属哈里森家最为偏僻，也最难找到。

那是座大型的L形平房，有着3英亩大的庭园，在不久之前还是某个农夫的田地。园丁一周会有两天来整理花园。他们说它是平房，然而二楼却还有一间房间；要说那是个房间，然而事实上，它的全长算起来，足足有32英尺。他们拿它来举办宴会或是播放电影。

这个屋子花了乔治1万英镑。再加上像是一座全新的开放式楼梯间和日光浴室这些附加的设备和修缮的工程，很轻易就值个两万英镑。同样的房子，要是在伯恩茅斯咪咪家那一带，很可能要卖到4万英镑。

房子里都是一些全新的新式家具，铺着厚毡地毯，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小饰品。像其他人的父母家那样，这些来自各地的礼物大多不是他们儿子送的，而是歌迷亲自送给哈里森家人的。不像在其他人的家里，你不会被数不清的披头士金唱片、银唱片给搞得眼花缭乱，他们的墙上挂的是署名赠予哈罗德与路易丝·哈里森的礼物。

其中一面墙上则是挂着一块很大的金匾，上面题着：“赠予哈罗德与路易丝·哈里森，感谢他们对各地喜爱披头士的人们所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披头士乐迷联合敬赠，1965年，加州，波蒙纳（Pomona）。”

其他披头士的父母认为哈里森太太必定是有点儿傻，至少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她要花这么多时间对歌迷这么好，这根本没必要。哈里森太太只是刚好很喜欢这些乐迷，她是个乐迷的迷。

每天有空时，她就会回乐迷寄来的信。大多数的晚上她会熬夜到两点，不停地写信。一周之内她会亲自写200封信。虽然没有特别注意，不过每封信大概都有两页左右。除了要花时间签名和寄照片之外，花费的邮资也非常可观。

“所有信件我一向亲笔回信，除非对方显然是有问题。要是信件是用外语写的，譬如说西班牙文，我会非常仔细地读过，找出像‘admire’这类的字。我大致上还能分辨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会寄签名照给他们。”哈里森太太每个月都会专程到利物浦的“乐迷会总部”去拿一大叠的照片；一个月要用掉2000张照片。

“一开始我常常收到这些乐迷寄来的很窝心的信，有时更常收到乐迷的妈妈寄来的。‘亲爱的哈里森太太，你从不知道你的回信有多重要。多年以来一直写信到毫无用处的乐迷会住址，一点儿回音也没有；如今居然收到了乔治的妈妈亲手写的回信！我女儿简直是乐翻了。’所以你看看，我只能继续写下去啊。”

“当然啦，在以前想要回完所有的信件，身体真的是负荷不了。在1963和1964年，我们一天内收到世界各地寄来的信就有450封。乔治21岁生日那天，我们收到3万张贺卡，还有一大批疯狂尖叫着的歌迷。他们还得派个警察在外头控制场面，他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孩子接近门把。‘你们得一直忍受这种事吗？’那个警察说，‘要是我一定会疯掉。’这几年来邮局总会特别派辆车子运送我们的邮件，不过现在情况已经稳定多了。我发现要是我不偷懒的话，一个星期200封信我还应付得来。”

和她时常通信的乐迷有个习惯，就是会毫无预警地出现。最近才有从美国来的一家人，特地前来拜访她。“他们正好有两周的长假要到欧洲和圣城（Holy City）[5]旅游度假。他们本不经过英国，不过他们决定从巴黎飞来曼彻斯特，只为了来看看我们。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啊。”

早在乔治加入披头士之前很久，哈里森太太就一直很喜欢写信。她有两个已经通信了20年的笔友，她是通过《女性之友》（Woman’s Companion）得知她们的名字的。其中一个住在班斯利（Barnsley），另一个住在澳大利亚；她和这两位笔友从1936年起，就一起分享家中的大大小小八卦琐事。当披头士前往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就开始刊出一些乔治小时候的照片。没有人清楚这些照片是哪来的，就连乔治自己以前也没看过这些照片。那是从哈里森太太的笔友那儿来的，是她从多年以前哈里森太太寄给她的照片中找出来的。

“人家总会认为因为乔治的关系，我们现在一定不太一样。有一天我们去参加一个乐迷的婚礼，就有人说了：‘你们怎么会喜欢跟我们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还料想我们总是穿着貂皮大衣呢。

“他们会希望你很与众不同，我不晓得这是为什么。当哈里还在工作的时候，常会有人对他说，别告诉我说你现在还需要上班。现在他不再工作了，他们就很确信我们的确与众不同。你根本争不赢他们。”

在开了31年的公交车之后，哈里森先生在1965年辞掉了工作。“我开的是“the big 500”。那是限时到站的公交车，路线横跨利物浦，速度要很快，你还不能被交通状况给耽搁了。有一天乔治问我：‘你开这辆500一个星期薪水多少？’我说：‘10英镑又2先令。’他说那是不是一天的所得，我说不是，是一个星期。他说，多没人性啊，我付你3倍薪水，什么事都不用再做了，这样子少说可以让你多活10年。”

每年夏天，他们俩会到全国各地帮义卖园游会开幕，通常都是天主教会举办的。哈里森太太并不上教堂，不过由于她出生时就受洗为天主教徒，所以她认为该尽其所能地奉献一份心力。

“我们往南曾远到过索利兹伯里（Salisbury），而伦敦北边那个是什么地方啊，哈里？噢，真该死，我已经忘掉了。哈彭登（Harpenden），对了，就是那里。当地的一家报纸还广告说我们将要帮他们的义卖会开幕。他们经常这样做。

“我们也担任选美比赛的评审。除了帮教会，我们同样也为脑性麻痹患者、盲人做些事。我倒真的不在意那有什么目的。

“当我在发表简短的开场白时，我会说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助他们一臂之力。我说乔治和那些孩子有多希望我能代他们向在场的人问候，并献上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后来我们在各摊位间四处走动时，都会被团团围住。我们很乐意做这些事，嗯，能帮上什么忙都好。”

林戈的生父也叫作理查·斯塔基，自从他在林戈5岁的时候与林戈的母亲离婚之后，就很少和林戈见面。

就林戈的记忆所及，除了早年孩提时期之外，后来他只见过他父亲一次。那是在1962年，他还在罗里·斯托姆的乐团，尚未加入披头士的时候。

“有一天当我到斯塔基家探访时，他正巧在那儿，”林戈说道，“我那时不再那么幼稚，对他也不会觉得反感。他对我说：‘我看见你开了一辆车。’我才刚买了一辆苏迪亚克汽车。我就说：‘你要不要到外面来瞧一瞧？’他说好。就这样，我们走到外面看我的车。只有这样而已，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或是有过任何联系。”

他父亲后来搬离了利物浦。他现在住在克鲁伊（Crewe），他在那里的一家面包厂担任甜点师傅，另外还有一份洗窗工的兼职。他已经再婚，不过没有子女。林戈是他唯一的儿子，而林戈的小孩也是他仅有的孙子。他会收集他们的照片，每当报纸有他们的照片，他就会剪下来。他并不会太过羡慕他儿子的成就，不过他真希望他父亲还活着，因为他非常疼爱小里奇（Little Ritchie）。他们家族的人都叫他大里奇（Big Ritchie），叫林戈小里奇。

林戈成名之后，刚开始的那段日子他就销声匿迹，没有公开露面，也一直躲着林戈，这一点倒是相当令人称道。一旦某些场合里有人注意到他的名字，问他们是否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他都说自己是林戈的叔叔。不过他也承认他很想再见他儿子一面。“不过我很犹豫，我必须受到刺激才会去做。”当报纸偶尔把林戈的继父哈里·格雷夫斯直接写成“林戈的父亲”时，他还是会发怒，虽然这并不是哈里本身的错。他很想纠正这点，不过另一方面又不愿让新闻媒体知道他是谁、住在哪儿。他可不想靠林戈的名声得到什么好处。

就像林戈一样，他不多话，没什么自信。他与林戈的面貌特征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特别是鼻子。而且和林戈一样，他也讨厌洋葱，一想到他们并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就令人觉得这点有些奇妙。

林戈的母亲埃尔茜和他的继父哈里·格雷夫斯现在住在一栋豪华、足以当成“模范居家样板”的平房，位于利物浦伍尔顿最精华的地区。房子价值8000英镑。玛丽·马圭尔——林戈孩童时期在丁格尔的那位女性朋友——帮他的父母找到这栋房子。这里离爱泼斯坦家族以前住的伍尔顿最好的那个地区并不会很远。埃尔茜和哈里是披头士的父母当中仅有的还住在利物浦的人。

这栋平房离马路有段距离，地坪将近一英亩，而且四周围绕着茂盛的草坪以及玫瑰花丛。它位于郊区的那种豪华住宅区当中，附近的每间房子看起来就仿佛是无人居住的样板间，不像在丁格尔，在那里人们总是聚在门阶或在窗外逗留，你根本哪儿都去不了。

在屋里，则是经过一番精心布置，品位出众，G-plan风格的家具，全是林戈买来的。墙上挂着披头士的三张金唱片和两张银唱片，全都所费不赀地裱框起来。在电视上头则是里奇与莫琳的结婚照以及孩子们的照片。

“回顾过去，”埃尔茜说，“我想最兴奋的应该是第一次到帕拉丁剧院那次。坐在观众中间，耳边都是伦敦人的欢呼。当然，他们那两部电影的首映会也很棒，还有在利物浦的市民欢迎会。这些事都很美好，一切都很棒。

“我会这么说：他从没因为成功就自以为是。他的生活方式一点儿都没变：莫琳也不多话，非常纯真。”

“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他们较早期的音乐，”哈里说，“纯粹就是摇滚乐。不过他们还是得有所变化，不是吗？你得跟得上这一行。现在你得认真去听他们的歌，不是只听一遍而已。”

林戈的父母是披头士的父母亲当中最不愿搬到新房子的。“我总是说我怎么也不想搬走。我很喜欢住在丁格尔的邻居，即使当孩子变得很有名了，邻居看待我们的态度也没变。我们从没感到有什么不自在的地方。不过乐迷实在太多，到最后我还是没办法忍受了。现在就没那么糟了，尤其是在这里。

“然而孩子们对这仍很难适应。我看过里奇在这里静坐着等到天黑，因为他很怕在白天出门。这不是很糟糕吗？不过也没办法事事如你愿啊，不是吗？

“我认为在这里我更有隐私权，我一向讨厌公开露面，记者会跑来看我，别人会要我往外发展，开设个什么东西。来到这里真的很宁静，没有人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

他们的父母都不喜欢公开露面，也都不接受采访。不管怎么样，他们可都不想说些会惹儿子心烦的事情。埃尔茜和哈里尤其如此，林戈还得时常打电话告诫他母亲，他不在场时可别答应别人什么。

正当哈里森家喜爱上和乐迷的良好互动，吉姆·麦卡特尼喜欢上这些生活中的全新美妙事物，而咪咪喜欢沉浸在约翰还是小时候的幻想世界时；埃尔茜和哈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一切，仿佛他们无法相信这一切。他们要做什么事仍然习惯考虑再三，然而他们确实很快乐。

1965年，哈里51岁的时候，他辞去了利物浦市政机关的油漆工兼装潢工的工作。“要是我愿意的话，再做个14年（到退休）也没问题。市府机关非常的棒：他们也差不多和我一样，以这些孩子为荣。当然我还得忍受别人开玩笑，‘你要买假发可以不用排队吧，是不是？’像这一类的话。

“里奇念叨了我好久，一直要我退休，不过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后来有一天，他一个好友看见我在雪地里爬上40英尺高的梯子给公租房刷油漆，他就逼我辞掉工作。

“日子的确过得有点儿乏味。我以前已经把屋子装修过了，现在我可能还要装修一次；或者找别人来做，现在我们花得起这笔钱了。我是得习惯这样的新生活，不过我想我现在可以适应了，我通常会整理一下花园或是处理一些家里头的琐事。”

到了晚上，他们习惯看看电视、玩宾果游戏或是参加晚宴舞会。晚宴舞会对他们来说算是新鲜事，他们也时常参加。他们在当地结交了好几个生意人朋友，这些人常邀他们参加他们公司办的舞会。他们的身份时常曝光，所以经常得帮人签名；哈里是相当乐意啦，不过埃尔茜就不喜欢这样。

“最近我回到朗福特拜访亲戚的时候，”哈里说道，“我到学校去看我侄子，他们有场音乐会。结果我的身份曝光了，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到最后我签名大概签了300多个，然而却连音乐会都没看到。”

哈里以前常在酒馆里唱歌，通常都是模仿比利·丹尼尔斯（Billy Daniels）。自从披头士成名，他常常会加唱一些他们的歌。

“有个星期连续下了3天雨，我们就坐在家里，看着外头的雨。我想我该写些歌，我只不过是想找些事来做做。你要不要看看？这里有一首，‘他们整日坐着，各有所思；等着电话铃声响起’，现在我已经写了大概5首。我把这些歌寄给里奇，希望他能帮它们配上曲子；那正是它们需要的，就配上一些好曲子而已。不过他把这些歌寄了回来，他说他只会一项乐器，所以没办法写出什么音乐。嗯，那不正好可以试试看，不是吗？

“实在很好笑，过了这几年对金钱毫无所求的日子。在离开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出门还是搭次等的火车，你要的同样只是个座位而已。

“我们确实会怀念老朋友，不过我们经常出门去探望他们。有时候要是我经过市政府那些地方，我就会四处逛一下。我抬头看到那些家伙时，他们也会朝下对我大呼小叫的。我会喊回去：‘就是这个样子，小伙子，刷子可别停下来啊。’”

“这一切都好得不得了，不是吗？”埃尔茜表示，“再也没什么需要他们帮忙的了，他们已经把一切都弄得妥妥当当的了。过去这5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不过我仍然会担心，担心他的健康状况，毕竟他曾经生过重病。我也知道他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我仍然会担心。”

译注

[1] 英国各地政府会在名人或历史人物的故居或是曾经住过的房子外，挂上一块蓝色的圆牌，以白字刻上其身份事迹以兹纪念。

[2] 后来的《精选辑I、II、III》（Anthology，1，2，3）唱片封面也是由他所绘（甚至还加进了他1996年的自画像）；他也曾参加过约翰·列侬的乐队，担任贝斯手。

[3] “拉姆齐”是英国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4] 肖恩·康纳利，知名的苏格兰男影星，007系列电影的首任男主角。

[5] 圣城（Holy City），如罗马、耶路撒冷这些宗教圣地。

29
披头士王国

1968年5月，约翰和保罗在伦敦机场和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兼好友德瑞克·泰勒的合影。他后来也来到苹果唱片公司——这家披头士建立以及负责管理他们收益的公司——和他们共事。（图片来源：Getty）

布莱恩·爱泼斯坦过世之后，NEMS公司进行了一些重组。直到当时，NEMS在艺人经纪、表演代理和剧院的经营方面，仍然是个一直在拓展的企业。当时他们得决定是否要继续拓展，或者是否要暂时停下脚步，整顿一下现有的事业单位。即使布莱恩本人在最近的一年里并没有对公司的事涉入太多，但由于他的去世，公司没有了首脑。他是公司首要的星探，而最先开始创立这一切的人是他。

他的母亲奎妮·爱泼斯坦夫人继承了他庞大的遗产，同时他的弟弟克莱夫则接掌了董事长的位置。从最开始NEMS公司还在利物浦那时，他就持有NEMS的股份了。NEMS公司的每股一英镑的股份当中，每一万股布莱恩拥有7000股，克莱夫分得2000股，而披头士每人有250股。

不过克莱夫一直都在电视界发展，对NEMS公司的演艺事业部分没怎么插手过。他和布莱恩一样长相帅气，也有许多同样的特殊习惯——像是他和你说话的时候会稍微地望向远方——不过他是很醒目的浅色头发，而布莱恩是深色头发。

和布莱恩不同的是，无论在事业上或是私底下，他总是过着比较平静，也不那么繁忙操劳的生活。他宁愿尽量把时间用来和妻子以及两个小孩相处。

在克莱夫接掌公司后不久，罗伯特·斯蒂格伍德就离开了；就这方面来看，这正好解决了是否要拓展艺人经济这方面业务的问题。当初斯蒂格伍德会应聘就是为了这方面的事业，运用他的才能来发掘新乐队，并把他们推销出去。他离开时也把他带进来的乐团给带走了。

到了现在，NEMS公司基本上是个艺人经纪和演出代理的公司，总经理则是维克·刘易斯。杰弗里·埃利斯这位布莱恩的老朋友，则仍然在那儿担任经理。许多披头士的收益和资金，现在都转到“苹果唱片公司”而不是NEMS公司。“苹果唱片公司”是披头士自己创立的，由他们独自经营管理。它主要是拜保罗所赐，在布莱恩过世之前才开始建立，然而到了1968年才算完全上轨道。

虽然从那时起，克莱夫·爱泼斯坦已经把披头士的业务交由他们自行决定，不过披头士大部分的私人事务则是由布莱恩最亲密的朋友兼私人助理彼得·布朗所接手。克莱夫和NEMS公司不想在这方面的事务上取代布莱恩的角色。这就是披头士现在要做的。他们要管理自己的事。不过彼得是他们与NEMS企业以及外界的联络管道。任何想找披头士的人，要是没有被立刻哄退和回绝的话，都必须要通过彼得来联络。他们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安排好并敲定一切。他有个私人的秘密电话，是披头士专用的，这个电话号码只有披头士他们知道。

托尼·巴罗虽然也主持自己私人的公关公司——“托尼巴罗国际公关公司”（Tony Barrow International），但他还是担任他们的资深新闻发言人。他也仍然在《利物浦回声报》写《唱片人》专栏，他也为歌迷会出力甚多，歌迷会的秘书仍是弗蕾达·凯利（Freda Kelly）。加入歌迷会一年的费用是7先令6便士，会员会定期收到歌迷会刊以及一份圣诞礼物，通常会是一张特制的圣诞节唱片，由披头士制作，是歌迷会会员独享的。他们通常会画上一些小素描，像以前在“洞穴”俱乐部那样唱许多老歌。歌迷会的会员现在只有4万多人。在1965年，人数最多的时候，是这个数目的2倍。在各地总共有40名秘书人员，全是自愿的，而且在海外也有40个分会。

歌迷会都是在亏本的状况下营运的，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光是4万份的会刊和海报，一年要寄出好几次，这些花费就用掉大部分的会费了。耗费最凶的就是内容物的花费了——每个会员所拿到的“佩珀中士”特别彩色照片，就要花费700英镑——还要加上歌迷会两名全职职员的薪水。

《披头士月刊》的收益就很不错了。虽然大部分的歌迷会会员都会购买，但它并不算是歌迷会的刊物，而且也有很多非会员购买。每份月刊的售价为2先令，在英国的销售量有8万份。在美国，它则是以《记事册》（Datebook）杂志的附刊形式发行的。

《披头士月刊》远从1963年8月就开始发行，也是英国经营得最久的乐迷杂志。它并不是由NEMS公司发行，而是一个叫作节拍出版社（Beat Publications）的公司付了权利金取得发行权。虽舍弃了从中收取大笔收益，但NEMS公司坚持它要有质量，这质量——举例来说——必须靠大量的彩色照片营造。那是本极优秀的刊物，刊出的披头士照片都是最棒的，远比报纸上出现的照片要精美得多。

披头士的神秘生活圈很少会有什么新成员加入。在事业上，他们仍然和当初他们在1962年来到伦敦时给了他们第一次机会的人合作。

除NEMS公司和“苹果唱片公司”之外，他们最重要的顾问与朋友则是乔治·马丁。然而在这5年来，他的角色和地位几乎已经颠倒过来了；在1962年，他就像是来自帕拉丰唱片的神一般的人物，伟大的艺人与表演经纪人，他们事事都得仰赖他；到了今天，他们根本不用依靠任何人。

在百代唱片公司过了15年不算短的时间之后，乔治·马丁在1965年8月离开了。在这段时间，他见到了帕拉丰唱片得以苟活下来，而百代唱片公司本身的营收也冲上了惊人的高峰。

“我并没有从披头士的成功当中赚到什么钱。不管我做多做少，我同样只拿百代的薪水，因为我还是签约的员工。他们赚的那庞大的收益一点儿都没有我的份。这样也好，因为这样我就能一直畅所欲言。没有人会说我老拿披头士当挡箭牌。

“不过在百代里，每个人总认为我必定经由他们的众多公司之一，用某种方式收受他们给的好处；而披头士则总是认为我必定过得很好，因为百代——定会对我多所关照。”

在1963年，掀起惊天动地的披头士狂热的第一年里，他很可能是这些和披头士有关的人当中，唯一没靠他们赚到大钱的人。而迪克·詹姆斯，他们的音乐发行商，当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在1963年，乔治·马丁成功打造出来的冠军曲，要比英国流行乐史上的任何一个制作人还要多。在他那些总共进占排行榜冠军37周的成功单曲里，大部分是披头士所演唱的。不过像席拉·布莱克、“格里与前导者”、比利·J·克雷默、马特·门罗（Matt Monro）与其他人的所有热门单曲，也都得归功于他。

1964年，他的年薪达3000英镑，不过这是由于他和百代公司的合约关系，这份合约早在披头士出现前就签下了。他开始要求协商争取定下一些奖励方案。“我认为努力付出的人应该有资格得到一些报酬。不过百代对于这个提议非常不高兴。”

所以他决定离开，他这个决定也没让百代唱片公司高兴到哪儿去，因为他带了两个艺人与表演经纪人——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和朗·理查兹（Ron Richards）一起出走。跟随他们的第四个人，则是来自迪卡唱片的彼得·沙利文（Peter Sullivan）。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联合独立录音公司”（Associated Independent Recordings），缩写成“AIR”。

就像所有人跟他们提醒的，在当时，这样的举动可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这和唱片工业的传统经营模式是背道而驰的：独立出来的艺人与表演经纪人只要有一次无法挽回的差错，就足以让他倒闭而完全无法翻身；然而对于有着大批员工的大唱片公司来说，他们还是有实力承受多次的失败。

不过乔治·马丁此举最冒险的地方，就是他不知道是否能掌握披头士的制作工作。就法律层面来看，他们的合约是属于百代唱片公司的。乔治·马丁纯粹只是百代指派来制作披头士唱片的艺人与表演经纪人。要是他不再是他们的职员，而成了自由制作人，百代也就没有必要指派工作给他了——当然啦，除非是披头士特地指名，要他担任他们的艺人与表演经纪人。

“我离职时并没有询问过那些孩子的意见，我只是碰碰运气赌他们仍然会找我。”披头士也的确这么要求，而百代也同意了。披头士的唱片仍然交由百代制作，不过这次乔治·马丁就不是以百代员工的身份负责了，而是以自由制作人的身份。他们得付他酬劳，而这笔酬劳可不低。“我猜，我现在赚的钱要比百代唱片的总经理还要多得多。”

如今，AIR公司已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改变了英国唱片工业。许多最优秀、最有创意的高手都决定离开大公司，反过来以他们的服务赚取比以前多出数倍的酬劳。

在1968年初，AIR就制作过像披头士、席拉·布莱克、格里与前导者、雪利·巴锡（Shirley Bassey）、亚当·费思（Adam Faith）、露露（Lulu）、汤姆·琼斯（Tom Jones）、“曼弗雷德·曼”以及许多其他艺人的唱片。

乔治·马丁有23张金唱片作为后盾，也终于无须为财务问题忧心了。现在他住在海德公园（Hyde Park）附近一栋全新、气派、豪华的大型市区住宅，而且在威尔特郡（Wiltshire）有一栋乡间别墅。他和他太太朱迪生了个小女儿，名字叫作露西（Lucy），不过和《天空中的露西》（Lucy In The Sky）的露西没有关联，他们找来一个全职的保姆负责照料她。

由于披头士总倾向于认为只有年轻人会做流行音乐，而马丁会试着多删掉一些，用他自己谱的曲接续下去，这点让披头士觉得有点儿好笑。他自己已经做过许多电影配乐，也粗略地制作过保罗为电影《不拘礼节》所做的大多数配乐片段。他为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一广播电台（Radio one）谱写了节目开场曲，也取得了更多电影配乐的合约。

当披头士打算通过苹果唱片公司建立自己的录音棚并且找自己专用的艺人与表演经纪人的计划完全上轨道时，多多少少可能影响到了乔治·马丁的地位。不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自己公司的成就似乎已经够稳固的了。他们也投资“播放用磁带”（Playtape），他说这类系统有一天会完全取代传统唱片。

在音乐方面，现在他们录制唱片的时候，乔治·马丁都习惯保持待命状态，准备随时接手，就像第30章所叙述的那样。他们自己现在已经进步成长到有自信可以担纲作曲者甚至是编曲者的角色，而且还敢开乔治·马丁的玩笑呢。

他们的音乐发行商迪克·詹姆斯就没有这种矛盾的立场。他和披头士只有纯粹生意上的关系，而他们也非常喜欢他。

根据资料，迪克·詹姆斯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这不能单单归功于披头士，还得归功于他把自己的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吸引了不少其他艺人。

如今，当初那个从一间办公室起家的日子已经离他很远了。他在新牛津街少说也已经有了自己的豪华办公大楼——“迪克詹姆斯大楼”（Dick James House）。在一楼还有一家米德兰银行分行，非常的便利。“北方音乐公司”（Northern Songs）、“迪克詹姆斯音乐公司”（Dick James Music）以及其他许多公司都在这栋大楼办公。现在他旗下有32名员工，办公空间分布在四个楼层，近700平方米。

迪克·詹姆斯仍然要帮披头士处理许多宣传与销售唱片的事。他说，根本没有人这么厉害到作品的发行与促销都不需要完整的计划。不过，他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帮他们收版税。他的职责就是帮他们争取更好的条件——即使在这一行里，有许多版税抽成是早已协商确定好的了。

当他们发行《魔幻神秘之旅》时，用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包装，把两张EP唱片收在书里头；他必须和百代唱片公司讨价还价，争取这部分该有的版税。还得在这微不足道的小钱上，锱铢必较地进行永无止境的协商；乘上几百万倍，这点儿小钱可就很可观了。

迪克·詹姆斯也往其他方面扩展，像从前大部分的乐谱出版商那样。他现在对唱片制作的各方面工作都插手，甚至还租下录音棚自己制作唱片，然后把它们委托给大公司去销售。就像乔治·马丁一样，他也受了披头士很大的影响，接着在演艺圈成功建立起自己的一席之地。

披头士他们各人的好伙伴都是些和他们一样的利物浦小伙子。许多人都是在他们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出现或是和他们有关系的，不过只有一两个人保持联系。亚历克斯·马尔德（Alex Marda），电气专家；罗伯特·弗雷泽（Robert Fraser），艺廊老板；以及维克托·斯宾内蒂（Victor Spinetti），演出他们的电影《救命！》的演员，和他们仍是好友。不过大部分的人，像是在拍电影或是录制唱片时出现的，都是一旦合约结束了就完全不再往来。即使他们要找个新进人员帮他们做事，他们仍倾向于找个更久以前的老友来担任，像是皮特·肖顿。

皮特·肖顿大约从3岁起就是约翰最好的朋友。在采石河岸高中，他们也是在一起鬼混的狐群狗党。不过皮特在离开学校进入警界之后，就和约翰失去联系了。他在当了三年警察之后，了解到这个工作和他的本性完全不合，于是就辞去了工作。后来又辗转换了好几个没什么前途的工作，像是经营一家后来也破产了的咖啡厅。

1965年，当皮特失业又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偶然在利物浦遇见了约翰。约翰表示，不管皮特想要在哪一行创业，他都愿意出钱资助他。“我在汉普郡（Hampshire）度假时注意到了海灵岛（Hayling）的这家超市，我喜欢它的外观，所以约翰把它买下来交给我经营。这家超市花了他两万英镑。”

就表面上来看，投资这么大的一笔钱在皮特身上，约翰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可没办法保证他有本事经营下去；要是愿意去找的话，负面的例子倒还比较多。不过皮特经营了这家超市将近两年，经营得非常成功，这家超市的总值提高了不少，还扩张超市规模，增加了男装部。

“要是那时候约翰没有出现，我最后可能会沦为骗子、恶棍。他也总是这样子说他自己。我身上连半毛钱也没有。我正通过咖啡厅和一些不法分子接触，准备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1967年秋季，约翰要皮特离开海灵岛的超市——皮特的母亲则接任了经理位置——北上伦敦来苹果公司工作。他开了第一家的“苹果精品店”（Apple Boutique），就位于贝克街上，他也成为店经理。

特里·多兰，他们另一个利物浦时期的朋友，也在苹果唱片公司工作。他负责他们唱片发行部的营运。特里原本是布莱恩的利物浦生活圈的朋友，不过很早以前就认识其他人了。当他们开始有点儿成绩的时候，布莱恩出资帮特里开了他自己的汽车公司——他在利物浦原本是个汽车销售员。这家公司叫作“布莱多汽车公司”（Brydor Cars）（根据布莱恩和多伦的名字取名的）。披头士的车就是向它买的，其他人也是，不过到最后公司也关门大吉了。

阿利斯泰尔·泰勒曾在利物浦NEMS唱片行和NEMS公司的表演经纪公司工作过，还是披头士原始合约的见证人，现在也在苹果唱片公司担任办公室经理。

约翰另一个儿时好友伊万·沃恩，从来没有接受过披头士安排的工作，不过仍然和他们很亲近。他和保罗上同一所学校，而且也是他把保罗介绍给约翰与他的采石者噪音爵士乐乐队的。他现在正受训准备成为精神科教学医师。

披头士的两个最亲密、随侍在侧、最重要的帮手兼好友则是尼尔和马尔。尼尔·阿斯皮诺尔（Neil Aspirall或Nell Aspinall）是他们首任的巡演经理；马尔·埃文斯则是在“洞穴”俱乐部当过一阵子保镖之后，后来才加入他们的。他们两个人在披头士于全球各地举行大型巡回演唱会期间，独力担负着巡演经理的重责大任。

即使在当时，他们也都不喜欢巡演经理这个称呼。大大小小的事他们俩全部包办。何况现在他们不再巡回演唱了，更不用说这个名称合不合适了。他们和披头士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差不多像在中世纪一样；他们是领薪水的老仆人，卑微地听候差遣，然而他们却算不上是主仆的关系。他们只是同伴，而且正巧是领钱来当披头士同伴的——不管是在何时何地有哪个披头士需要同伴，就找他们。

马尔是个大块头，身形壮硕，非常随和而且本性善良，做事可靠又机灵。尼尔则是聪明、坦率，身材较瘦弱纤细；很显然的，要是有任何严重的意见不合，他随时可以放弃一切，就这样离开。如果是他不愿意做的事，他会真的拒绝，甚至他说不想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可能是只考虑过一次就说了出来。当约翰到西班牙拍摄电影《我如何赢了战争》时，问尼尔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的那次，就是这样；到了最后，尼尔还是让步，跟着他去了，在拍摄现场待了好几天。以便约翰在拍摄完后，除了演员以外还可以有个聊天对象；他跟那些演员之间实在是没什么共通的话题。

而另一方面，对他这几年那一成不变的工作，马尔把任何事都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对他该做的事也毫无怨言。

“在美国时我们时常被问道：‘当这一切美梦都破灭了以后，你们要做什么？’”尼尔说道：“这对我从来就不是问题，以后也不会是。我会找其他的事做，就这样。我不知道我的余生要做什么，我从来没烦恼过这点。”

当1966年巡回演唱告一段落之后，他们的生活就没有那么累了。不过在他们录音、拍摄电视影片或电影的期间，马尔与尼尔仍得像做以前的例行公事一样，接送他们前往录音棚，把乐器和器材都精确地摆放好。

他们俩也都跟随披头士的作风，当其他人留起络腮胡和长长的鬓角，甚或围上长领巾时，他们也起而效尤。他们完全成了披头士的一分子，外表看起来一样，说话风格也差不多。

当披头士没有录音的期间，马尔和尼尔的生活就会因为很久都没事可做而变得更加不规律，而且披头士总是期望他们俩能随传随到。“照例来讲我们应该是每个星期轮流待命，不过在他们身旁的似乎就总是我们两个。”

一旦有任何一个披头士要单独去哪里，一定会找马尔或尼尔做伴。约翰拍电影期间是尼尔跟着他；保罗到美国探视简，以及林戈到罗马拍电影的时候，则是由马尔陪同。1968年2月，也是马尔陪着披头士到印度拜访玛赫西的。

他们也负责帮披头士联系其他一些人，像是和迪克·詹姆斯，这尤其要靠尼尔来做；他要确认歌曲的歌词都正确地记下来了，然后寄交给迪克·詹姆斯。他们有时候也要帮忙，实际拿起响葫芦、三角铁之类的乐器来演奏。约翰经常征询尼尔对最后几句歌词的意见。他们俩都在电影《魔幻神秘之旅》现身过，马尔是5个魔术师之一。他们也定期在《披头士月刊》写些披头士的语录，马尔还是个不错的摄影师呢。

尼尔是个单身汉，他住在斯隆尼街（Sloane Street）一排新建公寓里的一套大型豪华公寓，就在卡尔顿饭店大厦（Calton Towers Hotel）对面。他时常在空闲的时间绘画，这也是他跟披头士共同的嗜好。他的公寓里有一架钢琴，上头放着一本翻开到第二课的钢琴练习本，然而他并不会弹。

这么久以来，尼尔是有些大材小用了，毕竟他普通级考试及格的科目比起他们其他人加起来的还要多——就因为披头士对他所做过的事评价这么高，他才待着。不过从1968年起，他已经是苹果唱片公司的经理，这是由披头士经营管理的中心组织，用来管理苹果唱片公司的所有分公司。他有间豪华的大办公室，位于威格莫尔街（Wigmore Street），他在里面倒是很有主管的气派。

马尔已婚，有两个小孩，刚搬来伦敦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尼尔的公寓和他同住，有机会就通勤回利物浦。1967年，他在森伯里（Sunbury）买了一栋房子，和他的家人一起搬来这里。他会选这栋房子，是因为它离约翰、林戈和乔治的家都是在比较理想的距离内。他现在也升到了主管级的职位，担任苹果唱片公司的经理。

马尔与尼尔永远也无法了解的，是披头士一直以来所拥有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形象。“那并不真的是布莱恩所创造出来的，”尼尔说道，“他确实是把他们弄得比较光鲜一点儿，让他们穿上西装，让他们更规矩一点儿。相比其他人，他们也没有什么较特别之处，不过他们总是给人美好、友善、亲切的印象。我认为是人们想要他们是那种样子的，是乐迷他们自己创造出那种形象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乐迷就只要那种样子而已。

“他们现在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样子，比较像在布莱恩出现之前他们原本的面貌，各有各的个性，随自己高兴想说什么就说出来，要做什么就做。

“社会公众仍然认为他们像以前一样友善，不过他们现在或许算是有些古怪，就这样而已。人们所习惯的印象真是很奇怪吧，不是吗？”

“人家总是问我最喜欢的披头士是哪一个，”马尔表示，“我通常会说，就是对我比较好的那个。”

30
披头士与他们的音乐

1967年6月，披头士在阿比路的EMI录音室，为面向全球播出的电视直播节目“我们的世界”做准备工作。（图片来源：Getty）

他们的成长进步都是连续不断的。偶尔他们会好像停滞不前，不过要不了多久，他们接下来又会再度大步前进。对于刚做过的事，不论有多么成功，他们总会觉得过于乏味，而根本不想要重复做同样的事。

不过对于每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会把传统的元素加入新创的音乐中，像是《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与《黄色潜水艇》，或是《我是海象》（I Am The Walrus）与《你好再见》。

要是你想要分辨的话，倒是有许多不同阶段可以辨识得出来。最早的摇滚乐时期大概是在1964年春，在《买不到我的爱》之后结束。而单纯以摇滚乐团编制的时期则是在1965年8月，在《昨日》（Yesterday）这首歌以及引进新的乐器时结束。而真正严肃的实验音乐，则是在1966年8月开始，从《左轮手枪》的最后一首歌[1]起，一直持续到《佩珀中士》专辑。

即使是明显差异颇大的歌曲也可以解释，像《你所需要的只是爱》，这首歌在1967年年中发行，不过似乎比较适合归类在1963—1964年这段时期。但其实不然，因为它是首讽刺、自我解嘲的歌曲，而他们的音乐风格，一直到1967年才达到这个的阶段。《马多娜女士》（Lady Madonna）在1968年初发行了，但并不真正算是回归到1963年时期风格的作品，而只是类摇滚曲风的歌曲。

不过，想尽办法将它详细分期来加以说明，那是音乐学家的工作。这些竭尽心力研究他们音乐生涯各个时期的人，并不是只有伦敦《泰晤士报》的曼先生而已；在美国，关于披头士的这些正经八百的音乐评论，已经多到可以出书了，很可能也已经出了。

不试图去分析他们创作音乐的方法，而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看的话，就要把它区分成巡回演唱时期和后巡回演唱时期。

在1962年，披头士开始真正正式录制唱片之前，约翰和保罗一起创作与演唱自己的音乐已经超过6年了。在1962年之前的这些年里，他们创作了数百首歌，而大部分的歌曲现在不是忘掉了，就是遗失了。保罗仍然留有写满这些歌曲的作业本，不过里头看不出什么端倪。歌词很简单，就像《真心爱我》、《你知道我爱你》（You Know I Love You）那样的类型；至于乐谱，他们就只写着一些哆来咪而已。也只有当时的他们才知道这支曲子唱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他们已经忘光了。

比较像是保罗的虚荣心或是他那折杀人的令人灰心的专业作风，才让他们把所有的“列侬——麦卡特尼创作曲”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些歌他们在“洞穴”俱乐部也演唱过几百回了，当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

连《真心爱我》这首很久之前在“采石者”噪音爵士乐那个时期的歌都录成了唱片，他们自然可以充分使用这些早期的歌，不过他们没有这么做；对他们来说，都写过这么多歌了，接下来要录的唱片反倒是想一些新歌来录比较容易。

在过去，他们所写的曲子都是——不是在旅馆就是在旅途中——由保罗和约翰一起弹着吉他、只为了看看会出现什么灵感而写出来的。《她爱你》是在约克郡（Yorkshire）的长途公交车上写出来的。他们会各自随着自己的想法，努力写出自己的曲子、歌词和句子，直到他们喜欢对方做的某些东西。然后他们一块讨论，将它们拼凑起来并推进，然后再接下来写另外一首。

他们现在否认他们是刻意使用“I”（我）、“Me”（我）以及“You”（你）这类会煽动观众情绪的简单单词，他们不过是很自然就用了而已。他们认为像《真心爱我》的歌词就和其他歌曲一样，比如说《埃莉诺·里格比》，都很有哲理和诗意。

不过在这段时期，他们的歌曲是“比较简单”的。披头士他们是“比较单纯”的小伙子，把歌曲写出来，每晚到一个地方对着尖叫的歌迷们演唱，要的只是简单而立即的反应而已。

他们写好了这些歌曲，练习到滚瓜烂熟，然后在演唱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进录音棚录歌之前，他们已经对这些歌倒背如流了。

“我们必须一直在舞台上演唱，和以前一样用着同样的吉他、鼓和贝斯。”乔治表示，“我们只能固定用这些最基本的乐器组合来演奏。这点限制了我们的成长。

“很久以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其他的事。我们只是从北部过来、有幸能在百代这种大公司的录音棚做音乐的年轻人罢了。一切都很快就完成，一口气录完一首歌，像《真心爱我》就是。通常我们在舞台上演唱的《真心爱我》都要比唱片里的好多了。”

他们的第一张LP唱片《请取悦我》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录制，只用了400英镑的经费。《佩珀中士》则是录了4个月，花掉了2.5万英镑。

时至今日，他们不再巡回演唱，他们的录音时间既冗长，过程也极为繁复。

“如今我们不在任何地方演唱演奏了，只在录音棚。”乔治说，“至于要做什么，我们连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在录音棚里充分讨论，用最麻烦的方式来做才行。要是保罗写好了一首歌，他会把它记在脑袋里来到录音棚。他要清楚地表达脑袋里的东西，而我们要了解他表达什么，这非常困难。当我们提出了什么建议，那可能不会是他想要的，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些。所以这就会耗掉很多时间。一直等到我们录下来了，事后再听过，才能知道这些歌像什么样子。”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原先是怎么想到这些旋律的。他们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为什么写的？他们也不知道，也都不记得。除非是最近的事，不然仔细询问他们这些事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因为他们已经忘光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在现场，不过这个方法只能知道外显的事情，还是无法看透他们的想法。

《朋友的一点儿帮助》

1967年3月，他们的《佩珀中士》专辑的录制逐渐接近尾声。他们有一首给林戈唱的歌正做到一半，那是为林戈打造的歌，他们在前一天就已经动工了。

下午两点钟时，约翰来到保罗在圣约翰林区的家；他们俩都上了顶楼进到保罗的工作室。那是个狭窄、矩形的房间，摆满了立体音响设备以及音箱。墙上挂着一幅大型的简·阿舍三联画，还摆了个保洛齐（Paolozzi）的大型银制雕塑，形状像个壁炉，顶端还安着戴立克（Dalek）的头。

约翰拿起了吉他开始拨弄着，保罗则开始在钢琴下叮叮咚咚地敲着琴键。几个小时下来，他们俩就这样不停地弹着。两个人似乎都处于失神状态，直到对方弹出还不错的东西，另一个人就会从一大堆噪声当中找出这些音符来自己试试看。

前一天下午，他们就已经写了这首和缓轻快的曲子，歌名叫作“朋友的一点儿帮助”（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现在他们则试着稍加润饰旋律，然后再想些歌词来搭配。

“Are you afraid when you turn out the light，”约翰唱着。保罗点着头跟着他唱。约翰说，要是能多想出一些问句，就可以把这种点子用在每一段歌词里。

“Do you believe in love at first sight，”约翰唱着。“不行，”他停了下来，说道，“这段的音节数不对。你的看法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分段，暂停一下，让它多出一个音节？”

约翰把那句再唱一次，在中间的地方断开：“Do you believe——ugh——in love at first sight.”。

“Do you believe in a love at first sight.”保罗说，“这样如何？”

约翰从头唱过一遍，接纳了这个建议；一边在唱的同时，又加了下一句：

“Yes，I’m certain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他们俩就这样自顾自地唱着这两句，其他句子就全都啦啦啦地哼过去。除此之外，他们想得出来的就只有合唱部分。“I’ll 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约翰发觉自己唱成了“Would you believe，”，他倒认为这句还比较好一点儿。

后来他们把顺序调换了一下，把“Would you believe in a love at first sight/Yes，I’m certain it happens all the time”放在“Are you afraid when you turn out the light”前面唱，不过第四句还是得啦啦啦地带过，这一句他们还没想到要怎么唱。

这时候大约是5点左右，约翰的太太辛西娅戴着太阳眼镜由他们（以及布莱恩·爱泼斯坦）在利物浦那时候的一个老朋友特里·多兰陪着，一起到达。约翰和保罗仍然继续唱着。辛西娅随手拿起一本平装书，开始读了起来，特里则拿出一本占星术的杂志。

约翰和保罗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他们那三句歌词，努力要想出第四句。

“有什么词跟time这个词押韵的？”约翰说。“必须要跟Yes，I’m certain it happens all the time.这一句押韵才行。”

“‘I just feel fine’这句怎么样？”辛西娅提出建议。

“不行，”约翰说道，“你不可用just这个词啦。这个词没有意义，那只是有空位时用来补位子的词。”

约翰唱出了：“I know it’s mine”，不过大家都没怎么注意。这句话接在“Are you afraid when you turn out the light”后面也没多大意义，有个人还说这句歌词听起来有点儿猥亵。

特里问我的生日是几号，我说是1月7日。保罗停下动作——虽然他看起来仿佛完全专注在歌里头——他说道：“嘿，我们孩子的生日也是那天。”当特里念出星座命盘时，他也在听着。后来他就回到钢琴前面叮叮咚咚乱弹起来。

他乱敲乱弹到了一半，突然开始弹起《买不到我的爱》，约翰也跟上，非常大声地唱了起来，又大叫又大笑的。然后保罗又开始在钢琴上弹起《龙舌兰酒》（Tequila）[2]，他们俩又再度合奏，更大声地又叫又笑着。特里和辛还是继续看着书。

“还记得在德国时，”约翰说，“我们什么话都喊得出口。”

他们再度弹起原来这首歌。这次约翰每在音乐停顿的地方就会喊出一些不同的字。“灯笼裤”“爱丁堡公爵”啦，“山雀”以及“希特勒”啦。

当他们俩一开始演奏这首歌，立刻就停止鬼叫和胡闹。他们非常安静地回到了他们预备要做的这首歌上头。约翰试着在他们原先写好的歌词里稍微改掉一些词，去掉了“afraid”，唱道：“What do you see when you turn out the light”。后来他在后面接了另一句“I can’t tell you，but I know it’s mine”，经过这样子稍稍改写，歌词顺多了。

保罗说不错，这样就行得通了。他拿了一张作业纸，靠在钢琴上，把完成的这4句歌词写下来。他们现在有一整段歌词了，也有合唱部分的歌词。保罗站起身来，然后在房间里四处游走着，约翰则移驾到钢琴前面去了。

“要不要来一块巴辛斯托克（Basingstoke）的超级美味蛋糕？”保罗问道，从架子上拿了一块硬得像石头的蛋糕下来。约翰说：“它可以做成乳脂松糕了”。保罗做了个鬼脸。而特里和辛西娅仍然安静地看着书。

保罗从角落把西塔琴拿了出来，向约翰嘘了嘘，要他保持安静个一分钟，并且坐下来开始调音。约翰坐在钢琴前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看着窗户外面。

往外头望去，刚好可以看见在保罗家的前院外面有6个女孩子的前额和眼睛，她们正从前面围墙上头往内窥探着。后来那些女孩子气力耗尽，跌了下去，摔在后头的人行道上。几分钟之后，她们再度出现，攀在上头直到她们力气耗尽。约翰透过他那金属框的圆形眼镜，呆滞地注视着天空。然后他开始在钢琴上弹起一段圣歌，弹的时候还一边唱着他自己编的歌词。

“要是你想看到他的脸，退到墙边。”

然后他心血来潮似的，开始叮叮咚咚弹了首喧闹的橄榄球歌曲。“呃——我们来写一首橄榄球歌曲吧。”根本没人在听他说话。

保罗把西塔琴的音调好，然后弹了几个音，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同样那几个音；他又再度起身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这次是约翰把西塔琴拿了起来，不过他怎么摆都不舒服。保罗告诉他，必须要坐在地板上，把腿交叉盘起，然后把琴摆在他的脚凹处。保罗说乔治就是这样子摆的，刚开始是会觉得不太舒服，不过过个几百年就会习惯了。约翰试了一下，后来就举手投降，把西塔琴靠在椅子上。

保罗、约翰以及乔治在阿比路录音室做音乐：一起演奏相互激发，做出更高级、更棒的东西；有时候他们继续进行把它完成时，也会在那儿胡闹、鬼混着。（图片来源：Getty）

“嘿，”他向特里问道，“你去那里了吗？”

“有啊，我帮你拿了三件外套，像乔治那种的。”

“好极了，”约翰非常兴奋地说道，“那么，衣服在哪儿？”

“我用支票付款，所以我要到明天才拿得到衣服。”

“噢！”约翰说，“你就不能跟他们说那衣服是要买给谁的吗？你应该说衣服是戈弗雷·温（Godfrey Winn）[3]要的。衣服我现在就要。”

“明天再拿也没关系，”保罗说，“明天还有更多的东西要拿，别担心。”

然后保罗再度拿起他的吉他，开始弹了起来，唱着一首非常缓慢、优美的歌，内容是关于一个坐在山丘上的傻瓜。约翰安静地听着，呆呆地盯着窗户外头，仿佛根本没在听的样子。保罗唱了好几遍，还没想好的歌词就啦啦啦地哼过去。当最后他唱完的时候，约翰要他最好把歌词写下来，不然他一定会忘掉。保罗说这没有问题，他不会忘掉的。这是保罗第一次唱这首歌给约翰听。他们没有互相讨论。

时间已经将近7点，差不多是前往附近的百代录音室的时候了。他们决定打电话告诉林戈，帮他写的歌已经完成了——事实上还没有——而他们要在当晚录这首歌。约翰拿起电话，手忙脚乱搞了一阵子之后，终于接上线，不过对方占线中。

“要是我再等一下，是不是到最后就会接通了？”

“不是，你必须挂掉电话。”保罗回答。

《正在变好》

另外有天下午——那是在春季的第一天下午，保罗带着他的狗马莎出门散步。约翰仍然还没现身准备为他们的《佩珀中士》专辑做最后一首录音作品。

他把马莎推进他那辆阿斯顿马丁（Astern Martin）里头，然后坐进它旁边位子，启动汽车，不过车子发动不了；他用力捶了几下，希望车子能够发动。最后他终于放弃，下了车，坐进另一辆黑色车窗的迷你酷派车（Mini Cooper）。他一次就把车子发动了，女管家一打开他家的黑色大门，他就冲了出去。这个举动真的是出乎所有乐迷的意料，在她们意识到他已经出门时，他早就已经跑得老远了。

他把车开到樱草山（Primrose Hill），把车停好，根本没上锁就离开了。他从来不锁车子的。

马莎四处跑着，而且太阳也出来了。保罗心想，春天终于真的来临了。“天气在变好（It’s getting better.）。”他自言自语着。

他指的是天气，不过这句话也让他笑了起来，因为那是吉米·尼科尔（Jimmy Nichol）的口头禅之一，他们在澳大利亚时经常用这句话取笑他。

有一次，林戈因为重病没办法演出，那时他们曾经在几场澳大利亚巡回演唱会用吉米·尼科尔暂代林戈的位置。每次他们当中的人问吉米状态调整得如何，他是否喜欢以及是否没问题了，他的回答一律都是“It’s getting better”。

当天下午2点，约翰要写首新歌的时候，保罗提议：“让我们来写一首歌，名字取作“It’s getting better”吧。”他们俩就开始动手，弹着、唱着、即兴演奏，也胡搞瞎搞了一阵。最后歌曲大致成形的时候，保罗说道：“你必须承认，情况正渐入佳境。”

“你是说：‘你必须承认，情况正渐入佳境’吗？”

后来约翰也把这句唱了进去。就这样，他们一直搞到凌晨2点。许多人前来拜访保罗，有些是事先约好前来的。其中有的留在楼下看书等着，不然就是被请出门了。他们也稍事休息了一下，吃了点儿油煎的快餐果腹。

隔天晚上，保罗和约翰前往录音棚。保罗在钢琴上弹起这首新歌，跟着啦啦啦地哼着或是在歌词的地方加重音，让其他人了解这首歌听起来大概什么样子。林戈和乔治表示他们很喜欢这首歌，乔治·马丁也一样。

他们现在录制歌曲所用的这种叠录设备，第一个阶段所要做的，就是在其中一轨录上伴奏部分。

他们讨论着那声音整体上的样子以及要用什么乐器来伴奏。当他们觉得无聊的时候，就会走开自顾自地拿起摆在一旁的乐器弹奏起来。在录音棚角落有架电钢琴，那是别人录音的时候留下来的。他们有人在上头乱弹了几下，他们就决定把它用到歌里。

林戈坐到他的位子上，由保罗在他耳旁把歌唱给他听，他把自认为适合用在这首歌的伴奏鼓声打出来。因为噪声的干扰，当保罗要说明的时候，他还必须对着林戈的耳朵大声吼着说话。

在这样一点一点、一段一段地试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有了伴奏部分的基本架构。此时，早就已在旁边闲坐着等候的乔治·马丁和其他两个录音师，则进到有着隔音玻璃的音控室，在那里继续没事地坐着，等到披头士他们自己都准备就绪了再说。

尼尔和马尔把乐器和麦克风在录音棚的一个角落摆好位置，而他们4个人最后也开始演奏，唱起《正在变好》。林戈看起来有点儿失神似的，自己一个人稍微分开在一边，身边围绕着他的鼓；其他3个人则是脑袋瓜凑在一起，对着同一个麦克风唱着歌。

他们这首歌唱了大概10次左右。在这个隔音的录音棚所录下的东西，只是乐器演奏的部分，而不是他们的歌声。保罗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再一次，让我们用这种方式试一下。”或是“这次我们少一点儿贝斯，或是鼓声多一点儿。”在午夜之前，他们已经录好伴奏部分了。

隔天，约翰和乔治来到保罗家集合，不过林戈没来。他们只是准备要录制《正在变好》的歌唱部分，因此用不着他。伊万·沃恩这位约翰和保罗学生时期的好友，这时候也来到保罗家。到了7点30分，他们大家都移驾到百代公司去了，而乔治·马丁，像个通情达理的舍监似的，早已准备好一切在那里等着他们。

他们把前一晚录制好的《正在变好》伴奏部分一遍又一遍地播出来听着。乔治·哈里森和伊万走到角落去聊天，不过保罗和约翰则是听得非常仔细。保罗指导着那录音师，要推哪些操作杆，跟他说他想要哪一部分、应该要怎么做，还有哪些片段是他最喜欢的。乔治·马丁在一旁看着，也在必要时提出一些建议。约翰则呆呆地不知道在盯着什么。

他们的音乐发行商迪克·詹姆斯穿了件浅棕色外套来到录音棚。他很爽朗、很愉快地和大家打了声招呼。他还对百代准备买下北方音乐的谣传开了个玩笑，澄清这件事不是事实。

他听了《正在变好》的伴奏部分之后，并没有任何表示。然后他们放了另一首关于离家少女的歌给他听。乔治·马丁说这首歌让他听了差点就要掉眼泪了。迪克·詹姆斯听了也表示赞同，这首歌非常好。他想要多一点儿这种歌。“你是说你不喜欢那些古怪的迷幻歌曲？”迪克·詹姆斯连忙否认，说他没那个意思。过了一会儿他就离开了。

他们把《正在变好》的伴奏部分都快要播到第100遍了，保罗却仍然说他不满意；最好是把林戈找来，他们要全部重录一遍。于是就有人出去打电话找林戈了。

彼得·布朗也来了，他去了一趟美国，才刚刚回来而已。他带了许多美国新发行的LP唱片来给他们，他们全为此雀跃万分。他们把《她正要离家》（She’s Leaving Home）以及《佩珀中士》专辑里其他一些已经录好的歌播给他听，然后又把《正在变好》的伴奏部分播给他听。当它正在播放的时候，保罗告诉其中一个录音师，要他试试看另一种不同的声音组合。他照着做了，保罗也说这样好多了。这样就行得通了。现在，他们最后不需要再把林戈给找来了。

“我们就只会任意地把林戈指使来指使去的。”约翰表示。不过还是及时通知林戈要他不用过来，而且录音棚里已经准备好要录制歌唱部分的音轨了。尼尔把所有东西安置好，而马尔则用托盘端着一些茶和柳橙汁进来。

保罗把茶放着让它冷却，同时拿起他在角落里找到的振荡盒（oscillating box）玩了起来。他把玩着上头的切换开关，试着弄出了6种不同的声音。他对在场的一个音响工程师说，要是有人能制造出能操控声音的振荡盒而且能妥善利用的话，那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电子乐器。

最后他们一切就绪，他们3个人抬起头围着麦克风唱着《正在变好》，同时在控制室里，乔治·马丁和他两位助理就把所有歌声录下来。3个披头士就只唱着歌词，没有演奏乐器，不过通过他们所戴的耳机，可以听到伴奏部分的音轨。他们就只是跟着早已录制好的伴奏唱出歌词。

在录音棚里，所能听到的就只有披头士那没有伴奏、平凡而毫不令人惊艳（un-electrified）的歌声，没有任何背景音乐。听起来既平板又有些走调。

他们这首歌大约唱了4遍，约翰说他觉得不太舒服。他想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有人前去开了录音棚的后门，在另一面有很大的敲门声和欢呼声。因为有一群乐迷试图想尽办法要进入这栋大楼，在这样的推挤下，门开始稍微地往内移动了一点儿。

乔治·马丁从他的音控室走出来，告诉约翰他最好是到屋顶去透透气，不要到大楼外面去。

“约翰怎么样了？”保罗通过麦克风问了在音控室的乔治·马丁。

“他正在看星星。”乔治·马丁回答。

“你是指文斯·希尔（Vince Hill）[4]吗？”保罗说道。他和乔治开始唱起《雪绒花》（Edelweiss）并且纵声大笑。过了一阵子，约翰又回来了。

在录音棚的一角，马尔、尼尔以及伊万没办法透过耳机听到这个笑话。他们已经喝完茶了。伊万正写着信，要寄给家里的母亲；尼尔正在写日记，他在两个星期前才开始有写日记的习惯，他说在5年前他就应该开始写了。

有个穿着紫色衬衫、叫作诺曼·史密斯（Norman Smith，百代前录音师）的人来到了录音棚。他曾经是这里的录音师，现在他自己旗下带了一支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5]。他非常客气地问乔治·马丁，他的乐队队员可否进来稍微参观一下披头士录音的情形。乔治微笑着，表示无能为力。诺曼说，也许他（乔治·马丁）该问一下约翰本人，就当是帮他一个忙。乔治·马丁说没用，那样也行不通。不过要是他和他的队员正好能在11点左右在这里出现一下，也许他正好可以看看有什么是他可以帮得上忙的。

11点左右，他们真的现身了，不怎么热络地互相打了招呼。披头士仍然在进行着《正在变好》的歌唱部分。到了两点之前，他们至少把这首歌录到大致还算满意的程度了。

《魔幻神秘之旅》

在进录音棚录《正在变好》之前，曲子和所有歌词都是完成的了。不过有天晚上7点半他们来到百代录音棚录制《魔幻神秘之旅》时，他们已经完成的，就只有歌名和几小节的曲子而已。

他们要进录音棚的时候，固定会有一群乐迷等在那儿，没有惊声尖叫，只是安安静静、一副犯了错似的忏悔样，像群卑微的臣民，被他们的出现给征服了。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有个女孩很不好意思地给了乔治一个圆钮形的徽章，上头写着“George for PM”。

“为什么保罗·麦卡特尼非找你去不可？”约翰对乔治问道[6]。

保罗用钢琴弹了《魔幻神秘之旅》开头的几个小节，让其他人知道曲子会是怎样进行的。保罗比了一大堆手势，还大叫着“闪光闪光”，说这会像个广告一样。约翰穿着一件橙色的羊毛衫、紫色的绒裤，系着一个毛皮袋。他打开毛皮袋，拿出一根香烟点上。有人对约翰喊说有他的电话，他的司机安东尼在找他。

保罗在弹钢琴的同时，他们全都靠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歌曲的开头。保罗交代马尔把他们是怎么做这首歌的顺序写下来。马尔像小学生一样，慢吞吞地把歌名写下，准备好等着保罗的指示；保罗说：“小号。”没错，在一开头有许多小号声，算是一种短曲，搭配着奏出“来呦、来呦，来看看魔幻神秘之旅吧”的歌声。马尔最好也把这句歌词写下，因为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想出来的唯一一句歌词。保罗告诉马尔把这首歌的前3组和弦写下——DAE。马尔叨着铅笔，等着保罗想出更多的歌词，不过什么也没有。

那时候乐器都已经摆设好了，他们也准备好要录制伴奏的部分，和平常一样，他们都会最先录这一轨。约翰回到了录音棚，并且问马尔是不是还没联络上特里。马尔说他找不到特里。约翰说联系工作是他的职责，继续联络，一直到联络上为止。

他们把伴奏部分想好、录制好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当这部分完成之后，保罗上去音控室找乔治·马丁，保罗把这一段播放了一遍又一遍。

约翰所写的《天空中的露西》的潦草的笔记。大家都说这首歌歌名的全名是代表LSD的意思，其实是错的。（来源：小野洋子）

正当保罗在楼上找录音师处理事情的时候，在底下的录音棚，乔治从他的彩绘羊皮外套里拿出一套色笔，开始画起画来。林戈则是呆呆地不知道在看着什么，抽着烟，看起来很不快乐的样子，当他不说话的时候，自然就会变成这样。约翰则是在钢琴那边，有时候静静地弹着，有时候会跳了起来，装成脑性麻痹患者，或者是用力大声弹出一些老掉牙的歌。没有人在看他，透过他的眼镜，他自顾自地露出阴森的笑容，像个日本神像似的。尼尔正拿着一叠《超自然周刊》（Occult Weeklyies）在读，他们在当晚稍早些时候就已经翻看过那些周刊了。马尔不见人影。

保罗终于对第一次录的声音效果觉得满意。他回到底下，并且说他认为他们现在可以再多加点儿东西进去了。

马尔再度出现，拿着一只装满袜子的大牛皮纸袋，里头全是淡色系的袜子。他最先把袋子传给约翰，约翰很高兴地将纸袋一把抓了过去。他选了几双橙色的厚袜子，然后把袋子轮流传给其他人去分。前一天晚上，他只是不经意地说了句：“马尔，袜子。”

在袜子都分出去了以后，保罗问马尔看能不能想办法找些真正的神秘之旅的海报来。马尔说他已经整天在各公交车站到处找过了，不过还是找不到任何海报。

他们希望能有些真正的海报可以给他们写这首歌歌词的灵感。除了他们早已想好的唯一的那句“来呦、来呦！”之外，大家再度试着要想出一些好词。

他们大声说出新的想法的时候，马尔就把它们通通都记下来。什么“预订座、“邀请函”“千载难逢的旅程”“保证满意”等等的，不过，他们很快就感到厌烦了。他们决定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看看这样子的效果如何。他们就这样开始了。

当他们完成了这部分以后，保罗打算在下一轨里多加一些贝斯的伴奏。他背上他的贝斯，戴上耳机，这样就可以听到他们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录完了贝斯之后，他表示应该再多加一些乐器进去；接下来，他们所有人——保罗、林戈、约翰、乔治、尼尔以及马尔，就拿起四周的任何旧乐器——响葫芦、铃铛、铃鼓。虽然乔治·马丁在他们许多唱片里伴奏过，不过这次并没有参与。他们全都戴上耳机，和着音乐敲敲打打地演奏了起来。

到了2点，他们已经录好最基本的伴奏音乐，而且也迭录了一轨贝斯、许多喊叫声与不连贯的歌词，以及一些打击乐器的部分。在当时，《魔幻神秘之旅》已经被他们遗忘了6个月之久。

披头士录制音乐似乎很明显的就是一团混乱。他们做到哪里就把所有东西都凑起来，这当然是一种反复试验、所费不赀的方法。在以前，他们的歌都是一下子就录好了，而且只录个一轨，或是最多两轨；现在则至少要录四轨，因为他们会一直想到要加进其他乐器或是声音效果；一旦像《生命中的一天》这样，要用上40人制的管弦乐队，那要花费的金额就很庞大了。

一旦披头士完成了前面几轨的录音，仔细去聆听他们每一个阶段的录音，通常很难听出他们还要找些什么（要加进去的）东西，因为听起来已经都很完整了。而最初那些简单的旋律，通常似乎都被最后那些繁复、迭录完成的版本给掩盖掉了。即使他们不说，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样不对。他们投入的心力也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这样一点一滴地耗在同一首歌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可以达到10个小时。

通常似乎都是保罗在主导一切的事情。最主要是必须有人说出哪里还不够好，让我们再录一次。他们都清楚这点，不过还得要有人开口发出指示。保罗最适合做这件事了，因为他仍然是最热心的人。不过任何重要的决定，他们大家都有决定权；如果歌是约翰写的，大多是由他来指挥全局；乔治的情况也一样。最重要的一点，乔治对他自己的歌有着完全的主导权。

他们所有歌曲的录音情形大概都是循着上述的模式进行。不过他们的歌在开始写作和构思时，就没有模式可依循；各式各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

“一张专辑里的最后4首歌通常最难做，”保罗表示，“要是我们需要再加4首歌，我们只得认真地写出来。这些歌不见得会比靠幻想写出来的那些歌还差。这些歌通常都会比较好，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一张LP唱片里要放哪种歌，我们都很清楚。”

他们大约有1/3的歌是这样写出来的，因为他们要写歌的时候可等不及出现灵感才写。约翰和保罗他们可以独自写出这种艰难的歌曲，不过他们大多会一起写，从下午两点开始动手，然后花一天的时间把它完成。

其他歌曲则要靠别的事情来激发他们的灵感，即使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不过就算他们突然想到了什么主意，他们也很少会当场完成它。他们经常是把它记在心里，直到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用。即使他们还在录制专辑的过程中，仍然会把只完成一半的歌拿给另一个人听，或是把它带到录音棚来。这跟他们的懒散以及其他因素都有关系。他们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忙。

保罗是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看到一家商店橱窗，而且喜欢上它的名字“黛西霍金斯”（Daisy Hawkins），才想出《埃莉诺·里格比》这首歌的。这个名字一直在他的脑子里转着，它变成了一段韵律，后来再变成了“埃莉诺·里格比”。他在脑子里想好了整首曲子的旋律部分，不过在录制之前，他仍然还没完成歌词的部分。最后一段的歌词则是他们在录音棚里，在最后一刻，大家一起想出来的。

他们俩所能想起的唯一一首直接从脑子里蹦出来，而且录制当时都没再加以修改的歌曲，则是约翰写的《漂泊者）（Nowhere Man）。不过约翰并没有因而特别得意。

“我只是坐着，努力要想出一首歌来，就想到了我自己就坐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做、什么地方也不去。一旦我想到了这点，那就容易了；灵感全都来了。不对，我现在都想起来了，实际上我不再去努力想东想西的；什么灵感也没有。我感到很厌烦，于是找了个地方躺一下，一切东西都撒手不管。后来我一想，我自己就像个虚无的人一直待在自己的虚无之地。”

很少有会凭空出现的灵感。不过有许多歌曲则是取材自他们的周遭环境——从前的歌（像是《便士巷》）或是现在的歌［像是《可爱的丽塔》（Lovely Rita）］都有。尤其是约翰，当他要写歌的时候，也从当时他身旁的媒体中找到过许多灵感。

“《风筝先生》（Mr Kite）就完全是抄来的。有一天我想要找首新歌，所有歌词就摊在我面前了。

“那是由这张我从古董店买来的旧海报上抄来的。我们去萨里（Surrey）或是哪里帮《永远的草莓园》拍摄配合电视宣传影片的时候，中间有段休息空当，我就走进这家店，买下了这张以风筝先生为主角的综艺表演秀的旧宣传海报。

“上头写着，最近才加入帕布罗凡奎斯市集（Pablo Fanques Fair）的亨德森一家人也会出席。那儿会有大圈圈和马儿，而且会有人穿过真的点了火的大啤酒桶。接着上场的是马儿亨利（Henry the Horse）。乐队会从上午10点开始唱到下午6点，全都在毕晓普门（Bishopsgate）举行。你看，这是表演名单，由风筝先生领衔；我几乎连一个字也不用编，只是把这些名单连在一起而已；真的是一字不差地照抄。

“我不会因此感到很得意。那并不算真正的创作，我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罢了，因为在当时，我们正需要一首新歌来放进《佩珀中士》里。”

差不多是同样这样抄袭来的灵感，成就了被大家认为是他们《佩珀中士》专辑里最好的歌——《生命中的一天》。

这就是那首被BBC以其内容涉及药物——“我就喜欢让你兴奋起来”（I’d love to turn you on）——为由而禁播的歌。就连约翰自己也对这首歌相当满意。

第一段的大部分歌词——以“唉，我读了今天的新闻报道”开头的这些句子——确实是来自于约翰写这首歌那天他所看到的真实新闻片段。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把《每日邮报》立在钢琴上，摆在面前；我把它翻到新闻摘要还是各地要闻的部分，管他们怎么称呼。有一段文章谈到，在兰开夏的布莱克本（Blackburn）发现了4000个洞穴。当我们打算要录歌的时候，在这段里头还少了一个字。我晓得那一句应当是‘他们现在知道要有多少个洞……什么什么艾伯特厅’之类的。这段话实际上没什么意义，不过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想不出可以用的动词。那些洞要拿艾伯特厅怎么样呢？”

“说出‘填满’（fill）艾伯特厅的人是特里，而那正好就是我要的字。也许我一直在找那个词，只不过说不清楚罢了。其他人并没有必要送你个只字词组，不管怎样，他们只是正好说出你要找的词而已。”

报纸上并没有歌词里提到的那部电影，那部电影指的是他自己拍的那部、他刚刚才结束演出的《我如何赢得战争》。这部电影是关于英国陆军赢得战争的故事，也是取材自一本书的故事。

至于在汽车意外里的“那个成功的幸运儿”，则是相当间接地以约翰的一个朋友，也是所有披头士的朋友——塔拉·布朗（Tara Brown）的意外死亡为蓝本[7]；保罗的弟弟迈克尔·麦卡特尼和塔拉·布朗特别亲近。约翰写这首歌的那天，报纸上正好有一则关于他死讯的报道。

“我并没有照搬那件意外事件：塔拉并没有神志不清（blow his mind out）；不过当我写这段歌词的时候，脑子里就出现了这种想法。”塔拉也不是出身自上议院，不过他是欧朗莫——布朗（Lord Oranmore and Browne）上议员这个贵族的儿子，而且他也是吉尼斯（Guinness）家族的成员，这倒是次要的事了。

《早安，早安》（Good Morning，Good Morning）则是在电视上听到玉米片广告时得到的灵感。“我经常坐在钢琴前面，写着歌，背后的电视开着，把声音调得小小的。要是我没有灵感，写不出什么东西，就会注意到电视传来的说话声。我就是在那时候听到了‘早安，早安’。”

在约翰的歌曲里，有很多最初的起点都是很基本的一段节奏，然后再搭配上歌词，就这样，这段原本只由三四个音符组成的节奏，就可以一再地接续延伸下去，当他只凭想象或是用钢琴作曲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做的。

有一天，约翰在威布里奇的家里，正好听到远方有警车经过，响着尖锐的警笛声。这警笛声由两个音所组成，一高一低，不断地重复着，像单调的哭泣声。他一直记得那个节奏，而且整天乱想着要帮它填上一些歌词。

“Mis-ter，Ci-1y，p’lice-man，sit-tin，pre-tty.”

他会试试稍微改变一下现有的一些词的顺序。“——Sitting pretty，like a policeman”，不过接下去也没什么进展。他说这会变成一首歌的基本架构，不过没有必要现在就进行下去。可以等到下次需要一首歌的时候再进行。“我把这首歌写在某张纸上，我一直相信我会忘掉这歌，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不过我却没有忘掉。”

当天他还写下许多歌词，用来搭配另一段节奏，不过都是一些蠢话。“坐在玉米片上，等着那家伙出现（Sitting on a cornflake，waiting for the man to come）”。我还以为他说的是“车子出现”（van to come），他并不是这样写的，不过他比较喜欢这句，而且说他会改用这一句。

他脑子里还想到了另一段曲子，这段曲子是以“坐在英国乡间花园里”这句歌词开头的。这句话所叙述的，就是他每天至少要耗上两个小时、坐在他家落地窗外的台阶上盯着花园瞧这件事。这一次，他想着自己做的这档子事，一再地重复这句子，直到为歌词配上曲子为止。

“我不知道怎样才会全部结束。或许到最后它们就变成了同一首歌的不同部分——坐在英国乡间花园里，等待着车子的出现（sitting in an English country garden，waiting for the van to come）。我也不知道。”

这种事还真的发生了。他把所有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写成了《我是海象》。在这首歌的背景音乐里头，可以听到警笛声那种反复的节奏，也就是一开始激发写这首歌灵感的声音。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当他绞尽脑汁要写出一首新歌的时候，那些原先是分别写出的歌词段落，到最后组成了同一首歌。

约翰是借由节奏来激发灵感的，不过他也越来越常将自己的诗句或毫无关联的想法放到音乐当中。至于保罗，他脑子里通常都是先出现旋律。有一天早上，约翰在7点钟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他发现有段句子闪过脑际。他起身把这段文字写下来，“pools of sorrow，waves of joy”，他总共写了大约10行的词，最后写成了《穿越宇宙》（Across the Universe）这首歌。在大清早写的这段最初的版本里，当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能够接着写出下一行而开始用一些庸俗老套的词句时，因为觉得难为情，他的笔迹就会更潦草而更加难以辨认，以防有人看懂这些他不喜欢的句子。他小时候写诗或是写信给斯图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地掩饰他那脆弱、感伤的思绪，以免被咪咪或其他任何人看出来。

到最后，他并不是很喜欢那首歌。他说这首歌不会发行，因为他已经在脑子里听过了。1968年4月，他们从印度回来的时候，由于想到新的主意，他决定再录一次试试看。

当乔治·马丁和约翰讨论他的歌曲时，因为约翰要想尽办法让乔治·马丁知道他脑袋里听到的音乐，他会发出许多嘶嘶嘶、哇哇哇的声音。他也不像保罗那样——或说似乎不会那样——在别人刚听过录好的一轨时，明确地询问他们有什么看法。保罗会倾向于直接说出来：我们再来一遍。

《嘿，斗牛犬》（Heh Bulldog）是约翰写的另一首歌，这首歌开头就只有一组歌词，他们要为这组词配上音乐。这首歌很可能是披头士在后巡回演唱时期录制得最快的歌曲之一。那是在1968年2月，从开始到完成，几乎一天之内就录完了；某个星期天，他们要到录音棚为保罗的歌曲《马多娜女士》拍摄一段两分钟长的宣传影片；这是披头士1968年3月发行的单曲A面歌曲。

“保罗说我们应该在录音棚录首完整的歌，免得浪费时间。我能马上做一首吗？我家里到处散置一些词句，所以我把它们带了过来。”加上尼尔以及其他人，他们在录音棚里完成了歌词。约翰把他脑子里所听到的歌曲雏形粗略地告诉他们，他们所有人就拿起乐器开始一起演奏，发挥创意演奏出背景音乐，同时，拍摄影片的人也把这一切都拍下来。

甚至他们在唱的时候，歌词也变了，因为保罗把约翰的字迹看错了；有一句写着“measured out in news”，看起来却像是“measured out in you”，他们也一致认为这句听起来比较顺。有一段歌词则提到了牛蛙（bullfrog），像是开玩笑似的，保罗开始学起狗叫声，只是想逗约翰大笑。他们把这个学狗叫的声音留在歌里，并且改掉歌名。约翰说这个狗叫的主意倒是非常合适：那可能是条狂吠不止的狗，咬着你不放，试图要撕烂你，就像歌里提到的那个女孩子。然后他拿起西塔琴，像乔治·丰比（George Formby）[8]那样拨弹着西塔琴，用兰开夏的口音唱着歌词，不过这种东西他们没办法放进歌里头。

约翰大部分的谱曲工作都是在钢琴前面完成的。他就只是在上头乱弹个几小时，任思绪游走，跟发呆差不了多少，同时手指头敲出片片段段的乐曲。“我就在这儿想出了另一首歌，一些歌词，我想我是从某个广告听到这些词的——‘Cry baby cry，make your mother buy’。我曾在钢琴上弹过一遍，现在没有再多做什么。要是真需要用到的话，我会想起来的。我确实会好像昏睡过一样从钢琴前面起身。有时我也很清楚，有些东西要是我需要的话就可以把握住，但是我让它给溜掉了。”

保罗则是倾向于把一整首歌做出来，而不是一小段一小段地完成。不过歌曲时常在还没完成时就被搁到一旁了。而且甚至是搁置了很久以后，才把歌曲完成。《当我64岁时》（用这个年岁是为了向保罗他老爸致意）这首歌在出现之前，早在“洞穴”俱乐部演唱那时期就写好了，而收进《佩珀中士》专辑的时候，则修改成适合当时的时间背景。

有时候，当他们俩都有一首完成一半的歌，他们就会把歌结合在一起，成为一首完整的新歌。这类例子里最经典的就该算是《生命中的一天》了。

“我写好了第一段的部分，然后拿给保罗听。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中间那8小节的部分。他就说，这段怎么样——‘醒来，下了床，勉为其难地梳了梳头。’那是他自己写好的歌，他并不知道我在写的是什么。我说好呀，这正是我要的。

“后来我们认为这中间还要有一段来连接，用一段逐渐增强的噪音来接回第一段。我们要想出一个好的结尾，而且我们必须决定要用什么乐器，还有要怎样伴奏，听起来效果才会比较好。就像我们所有的歌，不到最后关头是绝对不会定案的；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歌曲也一直在变。

“我原先所想的那种背景音乐效果通常都无法达成。就以《未来不可知》（Tomorrow Never Knows）的背景音乐来说，我脑袋里所想的，是数千名僧侣在诵经的声音；当然，那是不太能办到的，我们就稍微变了一下。我应该尽量做得更接近原始构想，用僧侣的歌唱声；我现在知道那才是歌曲所需要的。”

1968年春天，披头士和玛赫西一起在印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提供了他们一个理想的写歌环境——而且并不是写出印度式歌曲。像汉堡那种奇异的外国环境从他们自己内部发掘出了一种利物浦之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9]这位自诩为披头士专家的学者说，这正证明了他的理论：当一个新环境的事物传到一个旧环境时，旧环境的事物会变成一种艺术形式。］印度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至少对保罗来说，这让他重拾了童年时所受的影响，像是好莱坞的音乐片与西部片。

不管怎么说，他们回来的时候，约翰和保罗各自写了差不多六七首歌，足够出一张新专辑了。他们甚至为它想了一个构想——这张LP专辑将包含一部不存在的音乐片的原声带歌曲。专辑原本要取名为“多儿之家”（Doll’s House）——多儿是一个女孩的名字，而她家是个欢乐之屋，是这部虚构的音乐片里的所有人物齐聚的地方。不过他们发现已经有人用过“多儿之家”[10]这个名字了。

保罗回来后，把他写的歌曲演唱给所有来拜访他的朋友听——尤其是当他们准备大谈特谈他离开的那段时间出了什么纰漏时——简还帮忙啦啦啦地附和着。“不不不，不要跟我说那些，听听这个。”然后他开始唱起一首歌，关于洛奇·雷肯（Rocky Racoon）登记住房时只找到一本基甸圣经的事。在“圣经”（Bible）和“敌手”（rival）押韵的时候，他还做了个不好意思的表情。他也写了一首关于垃圾场垃圾的歌，他唱到“broken hearted jubilee mug”这一句的中间时停顿了一下，说道，“jubilee”这个字不怎么好唱吧。接下来他还有一首关于一个女孩子坐在远方拿着一把红伞的歌，这首歌没什么歌词，大部分都是啦啦啦地唱过去。他最喜欢对每个人唱一首仿自美国风格的歌，内容则是讲回到苏联会有多好；他装出“海滩男孩”[11]的声音来演唱合唱部。他弟弟迈克尔建议他们何不找“海滩男孩”他们来唱这个合唱部，但保罗说行不通。虽然在保罗的歌曲中，显然还有许多段落需要补上的，不过他唱给别人听可不是要征询别人的建议——约翰就可能会这样做——甚至也不是出于卖弄。他只是要在他完成这些歌和把它们完全忘掉之前，和他人分享他开始写出新歌时的快乐。

对约翰、保罗和乔治他们来说，要把他们脑袋里所想象的声音表现出来，就已经够困难了，而这对乔治·马丁来说，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他们留给他一大堆有时候根本就凑不到一起的录音成品，或是送给他一些至少在短期之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因为他们心想他们可能会租下谢珀顿（Shepperton）摄影棚，用一个星期拍摄好《魔幻神秘之旅》，所以他们仍然在夜里就决定好隔天晚上要找个40人制的管弦乐队来。当然，这项任务他们又交给了乔治·马丁。

有时候他多少会对他们贫乏的音乐知识感到好笑。“他们会要求用小提琴拉出比中央C音还低的F音，当然啦，用小提琴是办不到的。”

不过他对披头士这种一轨一轨层层迭录，一直做到他们满意为止的方法，还挺赞同，也挺喜欢的。从他以前录制彼得·塞勒斯唱片时试过那种有趣的声音之后，他一直就很喜欢那些电子录音设备。他认为，为了要加进所有他们想到的东西，他们经常会需要用到64轨，而不是只有4轨而已。

“我曾经看过一部关于毕加索工作时的影片。他从某个构想开始，后来有其他构想时就把它覆盖过去。他原本构思的东西仍然留着，只不过他用其他东西覆盖上去来改变它。有时候原本的构想可能就被擦拭掉了。”

当录音不是只在已经录好的音轨里加进东西，而是从分开的两段音轨中撷取片段出来，那步骤可就复杂多了。就技术面来看，《草莓园》就是一首较为复杂的创作了。他们把平常最基本的那几轨录好，后来约翰在家里播放的时候，认定这不是他想要的效果。

“他希望它是一首温柔得像梦境般的歌，不过他说这歌太刺耳了。他问我能否用弦乐帮他写一段新的内容，所以我就写了一段新的配乐，我们也把它录好。不过他并不喜欢，味道仍然不太对。现在他想要用的是先前录音成品的前半部，加上新录音的后半部。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把两个部分合在一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两段录音的音高不同，速度节奏也不一样。”

正当乔治·马丁想尽办法要在不重复全部录音过程的情况下克服这个问题时，他注意到，把节奏较慢的录音带速度加快5%播放，不只会让它的速度节奏和另一段录音相同，它们的音高也变得一样。很偶然的，他找到把两段录音合在一起的办法，而不用大费周章。

披头士从不去烦恼别人说有哪些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当乔治告诉他们，说他们想出来的那些新构想已经非常老套，他们也不会担心。他们为《她爱你》的结尾部分想了个主意，他们认为这个想法相当新鲜：就是把最后的“耶耶耶”降到加六和弦（added sixth）[12]。“我告诉他们那种方式已经过时了。格伦·米勒（Glenn Miller）[13]在20年前就玩过了。他们说，那又怎样，他们就是想要那样子做。”

乔治·马丁认为他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开始，他们非常需要我；他们一无所知，他们要依赖我帮他们把那种他们在洞穴俱乐部创造出来却没有人把它录成唱片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制作成唱片。像克里夫与影子乐团那些人则非常平静，相当自制。

“现在则是第二个阶段，这时候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唱片要收录什么歌，不过他们还是要靠我帮他们编曲。

“在录音期间，我从这4个利物浦来的小伙子的雇主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仅能在录音时紧抓着最后那一丁点儿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权力。”

这话有点儿开玩笑，他是这么希望的。这也稍微调侃了他们双方。披头士时常会稍稍嘲弄他，反过来，他也会对他们的无知和天真感到好笑。他担心可能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太操之过急——倒不是指音乐方面，可能是在拍摄电影这件事上——拒绝让他这种经验丰富的人帮助他们。他的确认为他们在拍摄电视电影上耗费了太多心力，从英国电视影评的反应看来，他说对了。

他认为保罗具有全方位的音乐才华，有能力把曲子做得几乎达到别人所要求的地步。“他是那种兼具‘罗杰斯与哈特’（Rodgers and Hart）[14]二者特质的人。他可以靠这点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我认为他并没有对这点特别感到自豪。他一直尽力要做到更好，尤其是努力要追上约翰写词的才能。遇上约翰，让他尝试着写出更有深度的歌词；要不是遇到了约翰，我很怀疑他能否写得出《埃莉诺·里格比》。

“保罗需要一大群观众，而约翰就不用。约翰和保罗不一样，他非常懒散；没有保罗的话，他通常会半途而废。约翰只在自己高兴写时才写歌，有辛西娅在听他唱歌，他就心满意足了；保罗则喜欢公开唱给一群人听。

“约翰对于音乐的概念非常有趣。有一次我播放拉威尔（Ravel）[15]的《达芙妮与克洛伊》（Daphne and Chloë）给他听，他说他没办法理解这首曲子，因为它的旋律线太冗长了。他说他是这样看待写歌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做，然后再把这些部分拼凑起来。”

约翰和保罗两个人天生都具有音乐的才华和创意，不过他们俩是属于不同风格的；保罗可以写出像《米切尔》和《昨日》这类轻快、优美的歌曲，而约翰写出来的歌则是像《我是海象》这种，较不悦耳、较有挑衅意味。就某方面而言，这跟他们的个性有关。以他们本人来看，早在他们开始写歌之前，约翰就是比较粗鲁、好斗成性，而保罗则比较讨人喜欢、比较温顺。

不过，最有趣的一点或许是，身为作曲者，尽管这么亲近地一起写歌写了10多年，他们还是有着很强烈的个人风格，各自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经过这几年，要说有什么东西是变得更强烈的，那就是他们的个人风格了。在他们的摇滚乐阶段，他们俩都写同类型的歌，不过从《昨日》这首歌之后，就能相当轻易地辨识出哪首歌是保罗写的，哪首歌是约翰写的。他们也互相影响着对方：保罗是受到激励，更努力地要提升作词的能力；约翰则是受到保罗的热心与投入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差异还是很大。

远从1963年，当《泰晤士报》的乐评表示很欣赏他们的“泛全音的音符组合”那时候开始，就时常有人在分析、赞扬和解释他们的音乐。大家说影响他们音乐的，从黑人蓝调到马扎尔舞曲等等什么都有。

一旦大家知道他们嗑药，关于药物的指涉就变得处处可见。甚至连林戈唱的《来自我朋友的一些帮助》里头的“help”，都被说成是大麻。《天空中的露西》被说成表示LSD，那只是个巧合罢了；约翰的儿子朱利安画了幅画送给约翰，上头画着他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露西身在天空中。在美国则有人说“meeting a man from the motor trade”这段歌词，显然是指非法帮人堕胎的人[16]；事实上，这是个跟他们的好友特里·多兰有关的玩笑话；特里·多兰曾经当过汽车销售员。

他们在歌里头使用了跟药物有关的俚语，不过并不像人们所讲的那么多。也真够奇怪的，许多刻意使用的淫秽俚语倒是没被注意过；举个例来说，在《便士巷》里头，“finger pie”一词是一个利物浦古早的猥亵词，是利物浦的小伙子用在利物浦小妞身上的。

他们对于这一切的曲解都感到很好笑。约翰知道有许多人很喜欢试图分析那些歌词，所以就故意把他脑袋里出现的那些文字上的笑点以及无意义的意识流玩意儿保留在《我是海象》里。

不过对于像有些人说的，他们是不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甚至比舒伯特（Schubert）还要伟大这点，他们可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们从来不讨论自己的音乐，也不会试着加以评价。当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会简单地表示，他们的音乐显然一直在进步。

“我们只是每次都想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而已。从《请取悦我》之后，我们就决定下一首歌一定要有所不同。我们已经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了，所以我们就摘掉它，另外找一顶来戴。

“为什么我们就该想要走回头路？那不就显得很没个性，这就像你一辈子都坚持穿灰色西装一样。”

不过乔治确实会偶尔怀念从前的日子。“我经常会想，要是能再度一起演唱，那该有多好。自从巡回演唱结束，我们就没再一起演唱过。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租间摄影棚，只在里头演唱给自己听。”

“那些还算是好歌，”约翰表示，“不过并不会令人惊艳。从收音机听到的时候，我就是不会有什么反应。我也从没仔细听过。要是有人批评这些歌，说它们差劲透顶，那么我也许会激烈地反驳他们。”

他们从来不播自己的唱片，也许只有在他们即将录制新专辑的那段时间除外。那时他们可能会把前一张专辑从头到尾播一遍，好知道他们上一次进展到什么地步。他们大家也都不唱自己的歌，不管是在录音之前还是录完之后。当约翰或是其他人突然唱出《她爱你》的合唱部分时，他们的样子仿佛是在嘲笑别人所写的陈腔滥调似的。

“当我们在写歌的时候，我们会很专注、一遍又一遍、完整地听过。”约翰说道，“当我们完成了以后，那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实际上我并不喜欢听这一大堆做坏掉的片段。《天空中的露西》里有些片段我就不喜欢。《风筝先生》里有些声音也不太对劲。我喜欢《生命中的一天》，不过它仍然没有我们在录制时我所设想的一半的好。我想这首歌我们可以再加强一些。不过，我可再也不会笨到干这种事。

“别人总是说我们以前的歌和新歌有什么不同，我倒不这样认为。歌词是不同，那是因为它们修饰得不太一样；曲调上大致是相同的。

“我想我会对自己的音乐这么不感兴趣，是因为别人太认真看待它了。就某方面而言，这可能会让人高兴，不过大部分都会惹我生气。

“人们喜欢它的话，那也不错；不过当他们开始鉴赏它，要从中找出更有深度的东西，硬要解释出什么东西来，那么一切就会变得狗屁不通了。这证明了大部分我们一直认为的所谓艺术，全是一些狗屎。我们很讨厌他们写的那些狗屁东西，很讨厌他们扯到贝多芬和芭蕾舞剧什么的，那只是在骗自己说那是很了不起的东西。现在，这种事落在我们头上了。没有什么东西是那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让一些人有事做，然后让他们骗自己说它很了不起。这一切都成了一个大骗局。

“我们也是骗子。我们知道自己在欺骗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人们想被骗。他们给了我们骗他们的自由。我们会说，那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那他们就会开始迷惑了。我相信，当所有艺术家了解到这一切都是个骗局时，他们都是这样干的。我打赌毕加索也是这样。我敢打赌，过去80年来，他对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一笑置之。

“然而这也很悲哀。当我们不满意的时候，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很重要。人们不会把这一切当成笑话来看，要是我们说我们写《她正要离家》的时候，实际上心里头想到的是香蕉，那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他们根本就不想相信你。

“一旦了解到，之前这么多年我们所想的事是对的，就觉得很沮丧。贝多芬就跟现在的我们一样，只是在骗吃骗喝而已。他只是写出了一大堆作品，就这样。

“重点在于，贝多芬以及这些家伙知道自己只是骗子吗？或是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很重要吗？首相知道他自己也只是个普通人吗？我不清楚。或许他就是被假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行为给蒙蔽了。最令人受不了的是，他给人感觉好像他真的以为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大家都认为披头士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才不知道呢，我们不过就是写歌而已。人们想要知道《风筝先生》里头有什么意涵。什么也没有，我只是把它写出来罢了。我把许多词凑在一起，然后配上一些噪声。我在写的时候并不喜欢这首歌。我们录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它（会好到哪去）。不过没有人会相信这件事。他们不想相信，他们只想把它看得很重要罢了。”

译注

[1] 也就是《未来不可知》这首实验性、迷幻味很重的经典歌曲。

[2] 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演奏曲名曲，旋律十分轻快活泼。也有相当多艺人诠释过。

[3] 戈弗雷·温（Godfrey Winn），英国名作家，演员。

[4] 文斯·希尔（Vince Hill），英国演员、歌手，他最著名的电视作品是《星星与吊袜带》（Stars and Garters）。1967年，他在英国推出了《雪绒花》这首单曲，这是电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的著名插曲。保罗是故意以约翰爱看电视的习惯，开了这一连串的玩笑。

[5] 这个经典的摇滚乐队应该不须多加介绍，他们的旷世杰作正是1972年在阿比路录音棚录制的专辑《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其立下的典范和不朽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后辈乐手难以超越的高墙。

[6] 约翰·列侬故意把PM当作保罗的名字缩写，开了这个玩笑。“George for PM”的意思原是“首相（Prime Minister）选乔治”。

[7] 塔拉·布朗于1966年死于车祸意外。

[8] 乔治·丰比（George Formby），英国早期艺人，兼具演员、歌手、作曲家等多重身份，弹奏的乐器以班卓琴和尤克里里琴为主。

[9]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0、70年代知名的大众传播学者，1946年开始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喜欢用些文字游戏式的口号如“媒介即信息”（Medium is the Message）；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也是由他所提出。著有《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谷腾堡星河灿烂》（The Gutenberg Galaxy）、《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等书。

[10] 即《玩偶之家》，这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79年的作品。

[11] 这个美国的经典乐队以其优美的和声以及冲浪音乐闻名，他们在1966年发行了最经典的《宠物之声》（Pet Sounds）专辑，正是这张专辑激起了披头士亟欲超越的企图心，而有了后来的《佩珀中士》。这两张专辑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等量齐观。

[12] （朱心莹注解）：指在三和弦上附加一个自根音算起六度音的和弦，例如：C——E——G——A。除了爵士乐喜欢拿此种和弦当休止和弦使用外，印象主义的音乐也常常使用“加六和弦”。加六和弦就是三和弦上方再叠一个二度音，也就是自根音算起的第六度音，笔者认为此附加的六度音使三和弦产生些微不和谐音感，使顺阶降下的最后一个“耶耶”和声形成“开放性”的尾音，而非制式的结尾音。

[13] 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的大乐队领班及伸缩号手；虽然在爵士乐坛的地位一直不太明确，不过在战时鼓舞军心士气方面有极大贡献。其代表作品非《在情绪中》（In the Mood）一曲莫属，说是举世闻名也不为过，在披头士的单曲《你需要的只是爱》结尾的部分，就撷取了一小段此曲的前奏。1944年12月，他所搭乘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的浓雾中失事。

[14] 理查·罗杰斯（Richard Rodgers）以及劳伦兹·哈特（Lorenz Hart）是20世纪10—40年代百老汇最著名的创作搭档，罗杰斯作曲、哈特写词，最知名的作品当推爵士小号手切特·贝克（Chet Baker）所奏红的《我可笑的情人节》（My Funny Valentine）。

[15] （赖誉夫批注）：拉威尔（Maurice Ravel），1875—1937，印象派重要音乐家。《天方夜谭》（Sheherazade）、《波莱罗舞曲》（Boiero）、《孔雀舞曲》《左手钢琴协奏曲》《G大调钢琴协奏曲》等为其代表作。拉威尔为戴亚基列夫（Diaphilev）所写的芭蕾舞剧《达芙妮与克洛伊》作曲，于1912年首演，奠定了拉威尔身为作曲家的声望。

[16] 这段歌词出自《佩珀中士》的《她正要离家》一曲。

31
约翰

1967年12月的约翰·列侬。（图片来源：Getty）

约翰住在萨里郡威布里奇一栋仿都铎时期风格的大宅，房子坐落在一处都是仿都铎时期的房舍的私人产业里，林戈也住在同一区。约翰的房子虽然买下时只要两万英镑，但总共花了他6万英镑。其他4万英镑是花在装修房子上——敲掉一些房间，粉刷装潢和换新家具，花园造景并且建了一座游泳池。他在房子上花了太多钱，这点他也很清楚。“我猜要是我把这房子卖出去，大概只能拿回一半，3万英镑左右。我必须找个流行歌手来买，至少要找个冤大头。”

他的花园里摆了一辆迷幻风格的彩绘拖车，这是为了搭配他那辆彩绘劳斯莱斯。房子坐落在一处小山丘上，底下则是起起伏伏的土地。他请了个全职的园丁、一名叫达特的女管家和一名叫安东尼的司机。他们都不住在这里。

在屋内，前厅很暗而且摆满了书，不过在后头的房间则是又宽敞又明亮，布置得很气派。有几件绒毛制的长沙发与大片厚地毯以及格调相当高雅的窗帘，所有东西好像全新没用过似的，像好莱坞的布景一样。不过在这些家饰之中，则散置着一些不太搭调的装饰品、老旧的海报和古玩。那些东西看起来使用得很频繁，而且是私人物品，显然是约翰自己挑的，而不是室内设计师选的；不过一旦刚开始的那些怪念头淡去，这些东西就被遗忘、弃置不用了。

这些起居室可能还被当成走廊使用，虽然保持得一尘不染，但似乎没有人居住。他们只有出门的时候会经过这些房间。他们的所有起居作息都是在房子后头一间矩形的小房间，它有一面墙全部是玻璃，而且可以直接看到后面的花园。

约翰和他妻子辛西娅以及他们儿子朱利安（1963年4月8日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间起居室以及厨房活动。周遭那些奢华的装饰布置似乎和他们没关系，都交由达特整理。

在他们住的地方，虽然有时候约翰会动手做下午茶，不过都是辛西娅亲手照料自己的家庭，负责做他们三个人的饭菜。她也自己照顾朱利安，从没请过保姆，虽然达特带孩子的经验也很丰富。约翰和辛西娅在1968年初到印度去的时候，就是由达特负责照顾朱利安的。

辛西娅偶尔会对花大笔钱买了这大房子却又用不太到感到烦恼，而当约翰想到这件事时，就觉得很好笑。

“好像什么东西都得花上一大笔钱，”她说，“约翰花钱很冲动，而且这还会传染。我总会觉得很不安。当我知道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是多大的一笔钱，我偶尔还得收敛一下。我们吃的喝的账单也很惊人，大多是面包、茶、糖、牛奶、猫粮和无酒精的饮料，因为我们不喝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一个月的账单总是高达120英镑，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他们养了5只猫，名字是照约翰生命中各个时期排的：有咪咪，照他阿姨的名字取的；尼尔和马尔，照他们巡回演唱经理取名；另一只小猫，刚好是在他们去见玛赫西的那年（1967年）夏季出生的，取名为巴比迪希（Babidji）。

许多日常的账单，像是燃气费和电费，由他们的会计师直接去缴纳，其他的则是由辛西娅拿去缴。

“有时账单寄达的时候我会打开来看，”约翰说道，“要是我看了不顺眼，就会把它们收起来，然后就忘了。直到他们开始抱怨，我才会想起来。偶尔我会查询这些账，不过他们只会说：‘没错，先生，大概就是这样。’你从来得不到答案。”

每个披头士每周都会收到总数50英镑的5英镑钞票，以支付他们私人的花费，像是要给员工的薪水之类的。他们身上几乎都不带钱。

“我不知道我已经赚到多少钱，”约翰说，“就像我不会清楚我花园底下装得满满的珠宝箱里会有多少钱一样。那都是些假设性的答案，不过，我知道并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么多。

“那些钱全被许多形形色色的事情给绊住，无法动用。有一次我确实问过会计师总数到底有多少，我把数目记在一张纸上，不过我把那张纸弄丢了。”

他们那矩形的小起居室塞满了海报、摆饰和照片，墙上则钉着一张大型标语写着“牛奶无害”。

他们在这个房间吃东西，在这个房间看电视；当天气变冷或是下雨，约翰又没有录音或是写歌，那他大半的时间就会蜷缩在这里的小沙发上，什么事也不做。那个沙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小了，躺在其他房间的那些豪华沙发上显然还比较舒服。不过他会把腿弯起来，还能在上头躺上好几个钟头。

当天气很好的时候，他会打开玻璃落地窗，到外面去，坐在花园的台阶上，看着他的游泳池和他的英国式乡村花园。

他家大门通常都是达特或安东尼在应门，不过要是约翰心情不错的话，他也会去应门。他几乎不接电话。至少想要用电话和他交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电话录音机可以接收留言。也就是这个录音机，挡掉了大部分试图与他联络的人；答录机里录好了一段话：“这里是威布里奇4号、5号，Wubbleyoo，Dubbleyoo，现在请留言。”

他的私人电话也经常改来改去，这大概也是不让别人知道电话号码的方法之一。这招至少对约翰自己有用，他从来就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

在列侬家，平常的晚上也过得很平凡。在这个平凡的夜晚，两个挨家挨户登门推销的推销员来到他家门前，说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学生，要来推销杂志。开门的人正巧是约翰，他就让他们进到屋里来。他们说他们在比赛看谁能争取到最多的订户，那笔奖金对他们要继续学业很有帮助；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约翰说，是吗，非常好，继续说，你们要我怎么做。他们拿出了杂志的清单，要约翰把他想要订阅的杂志勾出来；他勾了一大堆杂志，这两个学生推销员表示这加起来总共要74英镑。约翰说没问题，稍待一会儿，等我拿钱出来。他在口袋里只找到要应付家里开销的50英镑现金，他把这笔钱给了他们。他们表示这就足够了，非常感谢他的帮忙，然后就离开了。

辛西娅帮家人准备了晚餐。他们在用完一碟冷肉和蔬菜后，接着吃了一片甜瓜。约翰不吃肉，因为他已经成了素食者。他们全都喝牛奶佐餐。

约翰有颗蛀牙的填料掉了，他吃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出漱牙的声音，他对这种事一向轻忽得很。他跑到厨房的冰箱那边再多喝些牛奶。他直接拿起整瓶冰牛奶喝。辛西娅对他说这样做对他的牙齿没有好处。

整个用餐时间电视机都开着，他们都把座位转过来看电视。辛西娅或是约翰偶尔会转台，但不管是哪个节目，他们似乎都看不到10分钟就转台。约翰会戴着眼镜，有些失神又心不在焉，安静地盯着电视看；辛西娅则是同时还读着《每日镜报》；朱利安则是看着电视，嘴巴念念有词。后来他从桌边下来，趴在地后上然后开始画画。辛西娅拿了一些彩色原子笔给他。他们俩都看着他，问他画的是什么东西；他说那是一个鸟笼，和花园里的那个一样。他把他画里头的东西全加以解说一番，约翰和辛都对他的一举一动笑了笑。

后来约翰把大落地窗打开，坐在台阶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着底下的游泳池。游泳池表面的自动过滤器正绕着池子嗡嗡作响，像刚着陆的宇宙飞船一样。朱利安走到屋外，然后走到泳池边；他把几根桨丢了进去，再把它们捡起来，然后就回到屋里；把剩下的都留给辛西娅清理善后。

特里·多兰也来了，大家都很亲切地欢迎他，也包括坐到他膝盖上的朱利安。

“你要爹地抱你上床吗？”辛西娅对约翰笑了笑，说道；约翰也咧着嘴笑着。“还是要让特里抱你？”朱利安说他要让特里抱。不过她还是自己抱起朱利安，把他抱上床睡觉。

“等会儿要帮我们卷些烟吗？”约翰问特里。特里答应了。约翰起身离开，然后拿了个锡制的工具盒回来，把它打开交给特里；里头有一些烟草，用锡箔纸包着，还有一些卷烟纸。特里卷了几根他们要抽的烟，给大家一起平分。那时候他们还会吸大麻，不过现在已经不干这种事了。

辛西娅回来了，电视也还开着。他们全都坐下来看电视，仍然是一直转台，一直看到半夜，辛西娅煮了些可可。特里离开了，约翰与辛西娅也上床去了；约翰说有人给了他们一本平装书，他准备看一下再睡觉。辛西娅则说，哦，那样的话她要先看。

“我很高兴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成功了。在年轻的时候就功成名就，代表我的余生就可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要是你在最后成功之前已经耗掉了一辈子的光阴，那感觉必定很糟，只能知道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感觉，不过我们还是得自己去发掘。

“这么久以来，我们总会有些小小的目标，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把眼光放得很远过。那是些一连串的目标，把一张唱片录好，拿个冠军曲，再写另一首歌，拍一部电影，等等。每个阶段在我们面前都是转瞬即逝。我们从没想过真正重要的事。现在我可以了，现在我对小舞台不感兴趣。我对演戏再也没有兴趣了，那对我来说只是浪费时间。写作，我以前做过；我想要写本书，我也出过一本，这就是我要的。

“我想我现在感兴趣的事情是涅槃吧，佛教里的天国。我对这方面知道的并不多，也不是真的了解到有能耐跟人解释清楚。乔治知道的比较多。

“研究宗教信仰让我会尽量去改善人际关系，而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我并不是因为有意识地想改变自己的个性而去研究宗教的。或许是，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试着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以及我希望别人成为的样子。

“嗑药很可能帮助我更加了解自己，不过帮助并不大。我说的不是大麻，大麻一向只是没有害处的消遣罢了。原先LSD使我们获得指出方向的自知之明。我第一次吸食迷幻药时产生的大量幻觉让我突然间大受冲击。不过在你可能发现到什么之前，得先去寻找。也许我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寻找着，而且不管怎么样总是会找到，只是会花比较久的时间罢了。

“我们第一次吸食迷幻药纯粹是个偶然。乔治和我在吃晚餐，然后就有人拿给我们，那时候我们对这玩意儿所知不多。我们吸过大麻，不过也仅止于此。我们还没听说过LSD的可怕。而且也没有人提醒我们，但这点是很必要的。那时我们的确认为自己快要疯掉了。

“不过要达到那种境界还有些比较好的方式。我并不是真的反对基督教的想法和他们的行径。我想现在我就不会说出那些对耶稣的评论了。我思考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我认为佛教要比基督教单纯，也比较合乎逻辑，不过我并没有反耶稣。朱利安上学的时候，我会让他知道耶稣的所有事迹，不过我也会告诉他还有其他许多种耶稣，我会告诉他佛教的那些菩萨，他们同样也是好人。

“我说了那些批评耶稣的话之后，很多人寄了一些跟耶稣有关的书给我。我读了很多，也因而知道了很多事情。举个例来说，我发现英国国教并不全然是宗教性的；它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意味。你没办法两者兼具，你没办法又要很有权势，又要保持单纯。或许我也会发现到印度教宗师（古鲁）也像那样子，充满政治意味，我不晓得。我只知道我会因此而多加留意这些事。我只是需要别人多告诉我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变成穷光蛋。我觉得我可以抛弃这一切。这真的耗掉我太多精神了。不过我必须等一阵子，然后看看我是为了什么放弃这一切，我拿什么交换这一切。到最后我可能会放弃这一切物质层面的东西。不过，到时候我很想探索自我。”

辛西娅说她已经注意到他有些改变了，可能比以前和气些了。他变得比较温和，也更能包容别人。不过他仍然很少向别人吐露心声。“也许我是自私了点儿，”她说，“要是他能把事情告诉我，那我会比较安心些。”

约翰承认，他从来就不是会主动表露心声的人。他在一份彩色附刊里读过一篇他的司机安东尼的访问，上头引述了安东尼的话，说约翰在西班牙拍电影时，他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载着约翰横跨西班牙，然而约翰却从没和他交谈。“我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我都没和他讲话。”

1968年，约翰与辛西娅以及他们的儿子朱利安的合影。这是林戈为本书的第一版所拍摄的四张全球独家照片之一。约翰与辛西娅是在1958年在艺术学院念书时，第一次碰面的。（照片来源：林戈·斯塔尔）

约翰像这样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和别人交谈，完全不开口讲话的记录，长达3天之久。这是早在他开始修行冥想以前很久的事了。“这种事我可是个中高手。我可以从起床开始，就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坐在台阶上，望着天空想东想西，一直到上床时间为止。”

他从来没想过这样是不是很蠢、很浪费时间。就在他们刚停止巡回演唱时，他愚蠢地浪费掉的时间更多，当时的他从没在下午3点前起床过。现在的他至少还会尽量早点儿起床跟太阳公公见个面。他说要是他没什么事做，那么趁着有太阳的时候出来晒晒太阳也好。

即使他试着要找人讲讲话，但是辛西娅——就跟他的咪咪阿姨一样——经常发现很难搞懂他在讲些什么；虽然从玛赫西出现、他开始接触佛教之后的这些日子以来，他更加努力地和人沟通。

“我发现要和人们一起度过一整天实在很难，那些话题都没有什么重点。偶尔我会这样做，当作在玩游戏，看看我到底行不行。你过得怎样啊？现在几点了？我们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像这类没有重点的话题。

“重要的是，根本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一直像疯了似的思考着和人沟通的事，不过把它说出口又变成很浪费时间。

“我们披头士之间都用暗语交谈。当我们在巡回演唱，周遭有太多陌生人的时候，我们时常这样子做。我们从没真正和其他人好好交谈过。现在我们也不会和陌生人见面，没必要去交际应酬。我们互相了解，至于其他人就无所谓了。

“偶尔，即使我们之间很有默契，我们还是会谈话谈上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必须把事情大声地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会忘掉原本我们知道我们之间早已决定好的事情。

“我常常胡思乱想。那跟鬼扯淡的闲聊是同等级的，所以我真的不该谴责那种鬼扯淡。就只是平常的那种胡思乱想，我今天要做什么啊？我该不该起床啊？我该不该写首歌啊？或是不不不，我不要接那通电话之类的。

“不管怎么说，谈话是最慢的沟通方式。音乐还好得多。我们是借由音乐和外面的世界沟通的。在美国的办事处的人说他们把《佩珀中士》听了一遍又一遍，所以他们知道在伦敦的我们在想些什么。

“我和人谈话时会有点儿紧张。我试着和达特、安东尼或是园丁聊聊天，只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和人好好谈话。结果吓着他们了。”

约翰身上最大的改变则是他的侵略性逐渐消失了，他所有亲近的好友都注意到这一点。他们都相信，是披头士的成功才让他改变的。

“这可是花了好久好久的时间，”约翰学校时期的好友伊万·沃恩说，“甚至仅仅几年前，他过去的那种敌意都还在，拒绝和别人说话，举止粗鲁，用力甩门。而现在他就很可能会对人说‘请进、请坐’。”

他那开设苹果精品店的另一个儿时好友皮特·肖顿也赞同这点，觉得他以前那种尖锐的个性已经磨掉了。

“一直以来，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优点现在达到了极致。只有像学校老师那种人才会认为他坏透了。没有人会相信当时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优点。

“他能这么快乐，真的很棒。童年跟青年时期，他一直把时间耗在努力成为头号人物上。他必须随时站出来当老大，要不是跟别人打架，不然就是通过咒骂或是出言讽刺来打击对方的信心——要是对方块头比较大的话。

“现在的约翰不用试着去证明什么，他不必凡事都当头号人物，也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快乐。你甚至可以看得出他的改变：他在学校和艺术学院时，通常会像这样走路——弓着背，头低低的，眼睛看着地上；像只被逼到角落、受到惊吓然而却准备随时反扑的兔子一样。你可以在他从前的照片里看到这种样子，现在你可以在照片里看到他的笑容。现在他正在学习当中，因为他也想学习。在学校里，你是被迫去学习的，因为你得适应这个群体。

“不过约翰许多地方都没有改变，他不会自命不凡或太自负，他也跟以前一样慷慨。当约翰有12颗糖果而他身旁有3个人的时候，他会把糖果全分出去，每个人3颗。就因为跟他相处久了，我也变得比较慷慨。”

约翰不懂为什么一旦成功，他就得自命不凡或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他除了认为成功没什么意义之外，也认为任何人都能成功；连保罗也有这样的想法。

他和保罗两个人都觉得，想要成功，最重要的是意志力。“要是你持续地灌输自己说自己办得到，说得够久的话，每个人都能成功。我们并不比其他人优秀，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也都跟贝多芬一样优秀，每个人内在的潜力都一样。

“你要有欲望以及合适的外在环境，然而这些跟天分、训练或是教育都无关。你也知道有一些未受过训练的画家、作家，不是吗？没有人教过他们要怎么做；他们自己告诉自己办得到，而且只管放手去做。

“才华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与生倶来的？那你后来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这项才华？最重要的才华就是相信自己可以把事情完成。保罗和我总会画些东西，不过乔治甚至连试都不试，因为他说他不会画画。我们花了好久的时间说服他说，每个人都能画画。现在他也时常画画，而且也越画越好。

“我们都很清楚普通教育文凭并不是万灵丹。我们可以努力用功，通过所有考试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不过这并不适合我。我确信必定有一些我必须去做的事，而我也知道那不会是（取得）普通教育文凭。

“在15岁之前，我和其他15岁的讨厌鬼没什么不同。后来我打定主意要写首歌，而且也写成了。不过那也没让我变得比较特别。说我发现了一项才华这不过是胡说八道，我只是动手去做而已。除了找乐子和逃避干活的才华以外，我并没有什么才华。

“有人会想打破这整个关于才华的迷思，让大家理智一点儿。政治人物就完全没有才能。那都只是骗局。

“或许我的精神导师会告诉我，我真正的才能是什么，我真正该做的事是什么。

“身为一个大家所谓的偶像，我从不觉得应该要承担什么责任。人们要是有这样的期待就不对了。当保罗向报纸坦承他吸食LSD时，他们所做的事就是把他们的责任都压在我们头上。要是他们真的担忧别人会仿效的话，要是他们担心这些责任会落到他头上，那他们就该有担当，不要把它（承认吸食LSD的话）刊出来。

“我觉得我们对大众唯一有责任的，是要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本性。大众看到的都是我们装出来迎合大家的，不过那也是大家想看的。然而到了那些场合，我们会尽可能表现得自然些。在世界各地各个相同的场合，人们开口问的都是关于我们这4个拖把头的老掉牙的问题。这实在是很烦。还得和那么多人、和市长夫人们打交道，都是些没品位的人在决定品位。也都是那些没水平的家伙在制定一切标准。

“甚至从一开始我就很厌恶跟主办人的妻子会面这种事。别人总会说你一定得参加这些虚伪的社交活动。你根本没有自我主张。要是你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们也不会了解的；你就只能说说笑而已，至少他们会希望我待会儿会像那样讲讲笑话。我真的不相信大家会像那样。不过，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现在我不用一定得去哪里，或许偶尔上俱乐部。辛西娅会把我拐到那里去。前阵子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某个老朋友的开幕宴会。戴维·雅各布斯（David Jacobs）四处穿梭着。我是和乔治一起去的，我们一到门口他就明白那是什么状况，不过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还在四处张望时他就溜了，他甚至没进门就走了。不过我进去了而且还走不了。真是可怕。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披头士，从来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名人，那是其他人的事。你已经忘了，直到他们出现并做出反应。哦，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这么奇怪。后来我想起自己是个披头士。大约一年多以前，我比较习惯这种事了，那时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和那些你很清楚他们会盯着你瞧的人见面。现在我除了和认识的人一起出门之外，都不再到处走动了，所以我会忘记以前的情形，直到我到了没去过的地方而且被人盯着看。

“我们成名之前就有人盯着我们看了。大家都穿着皮衣皮裤，带着吉他，搭公交车到洞穴俱乐部。那时候我们还喜欢这种感觉。那是我们叛逆的表现，只为了激怒所有坐在咖啡座的保守人士。

“我很怀念跟别人开的那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时常在火车上跑进别人的包厢假装快昏倒了，或者在商店里干这种事。我仍然会有股冲动想这样做，不过这可不行。那会变成‘披头士恶作剧。这会让你哈哈大笑’。

“有一次开着面包车前往温布利（Wembley）的路上，我们拿了张纸写上‘到温布利要走哪条路’；我们都说着外语，并且拿着威尔士地图比手划脚的。每个人拼命要纠正我们，搞到快疯掉了。

“有一次我们考虑要乔装，这样就可以到处走动了。我和乔治穿着长大衣、黏上胡子要通过海关，以为这样就不会被人认出来了，不过大家都认出来了。保罗最厉害了，他假装成怪里怪气的摄影师，像神经病似地满嘴胡言乱语。甚至连布莱恩都被他耍了。”

最重要的，约翰很怀念只是出门到处走走、身为平常人的日子。即使披头士狂热已经消散了许久，但是对于约翰和其他披头士来说，去某个地方却不会被认出来的可能性是零。辛西娅她自己倒是应付得来，她多年来避免公开露面的结果，现在派上用场了。“不过我们没办法像一般家庭一样过简单的生活，像出门散步这类事。这实在很糟糕，有时候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披头士当中，约翰是最憎恨身为公民却无法保有隐私权这种事的了。从今以后不论他做什么事，也许是注定永远会这么有名了，当他一想到这点，几乎就要尖叫抓狂了。

“不！你不会认为这种事会发生的，你会吗？再也不那么有名？要是我们消失了好多年又怎样呢，这样没有用吗？我猜，到时候我们只会变成用另一种方式出名，像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那样。也许会出现个新乐队取代我们的地位啊？要是能被完全忘掉那肯定很妙。”

从1967年底到1968年初，他们才再度露面和现实世界有所接触。他们发现自己的长相已经像皇室成员一样，变得众所周知了，人们也不会奢望能在街头或是威姆派（Wimpy）酒吧里看到他们。在剪辑《魔幻神秘之旅》那段时间，他们相当轻易地就能够到苏活区的小咖啡厅。不管怎么说，在那时候有太多人留鬓角和络腮胡，看起来就像披头士，因此很少人相信他们就是货真价实的披头士。

“几天前我和林戈做了个试验。我们去看电影，那是在我们住利物浦那段时间之后，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我们到伊舍看了一部莫克姆（Morecambe）和怀斯（Wise）[1]主演的电影。我们挑了个下午场，想必这就不会有人打扰了，不过我们忘记学校已经放假了，里头挤满了人。我们没有看完整场电影。我们吃完冰激凌，然后就离开了。并没有人打扰我们。那次只是个实地测试，我现在可能会更常出门了。

“以前布莱恩偶尔会带我们到西区的剧院去。我们会参加宴会，那还算不错；别人会盯着你看，不过不会对我们有所打扰。不过我对舞台剧不感兴趣，所以我不会担心看不到舞台剧。那只不过是舞台上装模作样的5个家伙假装自己在某个地方罢了。不过我很怀念看电影，我在利物浦的时候把时间都用来看电影。

“我和林戈也会去搭公交车。我们只是打定主意要试试，看看我们是否能成功；以前我还没在伦敦搭过公交车。那次是在埃姆班卡蒙（Embankment）站。我们坐了20分钟，感觉真的很棒。我们被认出来了，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乘车很愉快，也开始拍摄公交车上的人。女售票员跟我们讲了些黄色笑话。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我们真的是本人。

“隔天有家报社打电话到办公室来。他们说有个女人声称她在公交车上看到我们。我叫他们跟她说她搞错了，那不是我们。接下来那家报社必定会打电话来问，这么多年之后再搭公交车，那感觉像什么啊，约翰？我可不会被这种话给骗倒。

“我所想要的就是完全一个人独处，我不喜欢交际应酬。我已经有够多的朋友可以帮我了。我只想要独处而已。

“我那所谓外向的个性都是假象。好几年来我一直是这个样子，不过我并不是大嘴巴。那多多少少是装出来的，像是防卫动作。我现在也为这些装出来的假象吃足了苦头。我晓得这听起来像在发牢骚，或许也只因为得了便宜还卖乖吧。”

保罗和乔治偶尔还会想见见别人，发布些消息或和别人联络一下，但约翰几乎不曾想过。一定要有事情自动找上门来，不然他根本理都不理。而且以他的生活规矩，要传达什么事让他知道都很困难：除了通过电视之外，他的电视从来不关的。

“这样一连看个好几个星期的电视就跟吸大麻差不多。好几年前我在看电视时，会无法忍受像休伊·格林（Hughie Green）这类人物，现在我看了他并不会生气，而会觉得很开心。他和迈克尔·迈尔斯（Michael Miles）是我的最爱。什么事都一样。就像一份报纸，你读了所有的报道，但感觉上你好像只读了同一件事。

“我看电视的时候会想很多事。那就像是看着火堆同时脑袋却在胡思乱想一样。眼睛是盯着电视看，不过心思并不在上面。”

其他披头士则是仅有的能对他有所刺激的人，全宇宙也没有人能取代他们在约翰生命中的地位。

一开始，他们很自然地拒绝了一切想搭上线的人，因为他们自顾自地忙着，齐力做着他们自己的事情。当他们成名了，别人就刻意想打进他们的生活圈，而且通常都不怀好意；而他们会主动、不留情面地斥退所有想攀关系的人。

大部分的演艺界明星，地位排名一变，朋友也就换了一批。除了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之外，披头士在流行音乐界并没有结交什么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只有跟彼此以及马尔、尼尔及特里来往而已。

“我们成名之后也遇过许多新朋友，不过我们从来就无法忍受他们超过两天。有些维持得比较久一点儿，也许几个星期，不过也就这样而已。大多数的人我们真的是无法理解。”

约翰最常去找林戈，因为他就住在附近。当他无聊的时候就会毫无预兆地跑到林戈那边去，在他的花园里鬼混或是把玩林戈那些昂贵的玩意儿。他们从来不用约好日子或事先安排好。他们都是看心情行事的。每件事都建立在彼此的默契上。

约翰是最不能缺少其他3个人的人了，这对辛西娅来说真的是很难堪。但至少他并不是恶意的，因为他不是刻意不跟她说话或陷入半昏睡状态来让她难堪。他就是那个样子，她必须接受这点。

“要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独处3天，什么事也不做，我差不多就会脱离肉体完全离开。我人就是不在那儿，辛西娅不知道这件事。我会在上面看着我自己，或者就是在我脑袋后面。我可以看到自己的手，也很清楚我的手在动着，不过那只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robot）在动而已。

“林戈就能够了解，我可以和他讨论这种状况。我必须找其他人来看我自己。当时很清楚也有别人像我一样，所以这很令人满足也让人很放心。当情况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那真的很吓人。我得看着他们好重新跟自己联结上并且下来。

“有时候我下不来。前几天有个晚上我们在录音，我就神游去了；保罗也是。我们就像两架机器人一样，（无意识地）做着一些动作罢了。

“我们的确都很需要对方。隔了一段时间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对互相碰触觉得有些别扭；我们会郑重其事地握个手，掩饰一下这种窘态；不然我们也会狂舞一番。然后我们就开始互相拥抱。现在我们不拥抱了，而是像佛教徒般互相搂着肩打招呼。那意思只是在说‘你好’，就这样。”

他偶尔也很想带着辛西娅和朱利安一起到个什么地方，当然还有披头士同行。约翰特别喜欢那个买下希腊小岛的主意，当时他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我们全都到那里定居，或许永远住在那里，只在访友时才返乡，不然也可能一年中住上6个月。这一定很棒，整座岛只有我们自己人。我们会整修一些小房舍，并且整建在一起像个小区那样地生活。

“我倒不会担心希腊的政治局势，只要它不影响到我们就好了。我不管政府里是否都是些法西斯主义者或是共产党员，我才不在意。他们全跟这里的政府差不多糟，这里的大部分还更糟呢。我看过英国和美国，不管哪个政府我都不喜欢。他们全是一丘之貉。看看他们在这里干的好事，他们阻止“卡罗琳广播电台”（Radio Caroline）[2]播送，试图把滚石给送进牢里[3]，同时耗费数十亿元在核武器上，而且整个地区到处是美军基地，都没什么人知道这些内情。它们遍布整个北威尔士。”

不过，买下希腊小岛的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就跟最近这两年来约翰不时出现的其他疯狂念头一样。有一天，他信心满满地要用他的拖车到印度去，即使要用那辆拖车车厢载他到威布里奇看来都不怎么牢靠。他和辛西娅以及朱利安准备住进里头——他是这么表示的，他的司机安东尼可以用他的劳斯莱斯拖着他们上路。他另一个念头则是离开这里，到爱尔兰海岸外的一座小岛居住。他的确也把那座岛给买了下来。“不，我记不起来是在哪里了，只知道是在爱尔兰外海。”

不过希腊小岛的事情倒是讨论了好几个星期，甚至讨论到要怎么处理朱利安，还有他的上学问题。

对于要让朱利安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些问题，约翰有一些很坚持的想法，不过通常等他想到要在一个荒废的希腊小岛上待上6个月的时候，他就会忘了这些坚持。

“他可以到希腊的学校上学，”他这样告诉辛西娅，她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显然要比约翰实际得多。“那有什么不好？他一年只有6个月待在那儿，其他时间在这儿念他的英国学校。你也知道，这些希腊小村的学校也很不错啊。为什么朱利安就不可以进这些学校？他很快就会学会他们的语言的。”

辛西娅说像这样环境变来变去的，对他没什么好处。约翰后来考虑把他送到雅典的英国学校就读，所有的英国外交官与其他人都把孩子送到那儿去念书。辛西娅明白地指出这样就表示朱利安得住在雅典。他们俩都反对这样做，都不希望他离家去读住宿学校。

要是可能的话，约翰宁可找个公立学校。他刚发现，正如他料想的，朱利安准备就读的那所当地托儿所并不是公立的。辛西娅向他解释，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找不到能让朱利安就读的公立托儿所。

“我不太清楚，”约翰说道，“我想付费的学校也不会比其他学校糟啦。只要他能快乐，就算你必须付点儿钱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绝对不会把他送进寄宿学校，我不会让他进伊顿；要是他进了伊顿，他们会竟教他一些狗屎。要是有佛学学校的话，也许我会让他进去；或是日间学校，进步一点儿的学校，不要离威布里奇太远，这样就行了。

“朱利安上学的问题我们已经考虑一段时间了。我甚至还找来一本关于英国所有学校的书。所有学校都不断地提到他们能提供足球和网球训练。十分荒谬可笑，不是吗？他们全都把重点放错地方了。他要学的是必须对其他人提高警觉，这样就够了。他不需要知道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是怎样杀光西班牙移民的，也不需要知道是英国人发明电视机与诸如此类国家主义至上、狗皮倒灶的蠢事。他所要知道的是要怎样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要是我们真的到国外去住，我想那就得找个家庭教师才行，不过我们还得确定会有其他小朋友能跟他一起玩。我的童年过得很快乐，我也喜欢在学校的日子。只不过在学校里老师们很讨厌我，我也很讨厌老师罢了。不过，我喜欢学校。当我们聊起以前的往事，有时候会聊到披头士时期的事，不过更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多半是在学校的事情。

“我不认为朱利安能够上我以前上的那种学校。我得承认，拜我所赐，现在他要上公立学校可能会是很大的考验。他会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什么百万富豪流行歌手的儿子，大家都会对他指指点点的。这种情况在付费学校里至少不会那么严重，在那里他们只考虑钱而已。

实际上辛西娅比她外表看起来要更强势。她会在事前全盘考虑清楚，而且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她很清楚约翰做事经常很明显的考虑欠周。他会连考虑都不考虑——不过并不是刻意的——就自顾自地动手。

早在很久前，他们就不再像在利物浦时那样吵吵闹闹了。他们过得很快乐，然而她仍然会这么说：要不是她怀孕了，他们很可能不会结为夫妻。约翰也同意这一点。

“约翰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安定下来，只因为他也从没想过要好好地找份工作。要是我没有因为怀孕然后跟他结婚，那当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因逐渐疏远而分手。我也很可能会继续留在艺术学院念书，到最后很可能会成为老师。要不是有朱利安，这一切必定不会是这个样子。这让我们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要是他们相隔那么遥远的话，她不认为像“爱”这种东西能维持他们的关系。“他的爱只属于披头士。要是没有小孩，他会就此离开，永远跟披头士在一起。”他们俩都说他们很高兴有这个小孩，他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他们也认为这是注定的。那是命。约翰，他特别相信命运。

偶尔辛西娅也想要尝试一些新鲜事，找个工作之类的，她在艺术学院所学的东西或许多少可以派上用场。她和乔治的妻子帕蒂一度讨论要一起在伊舍开家时装店，不过这个想法后来还是没了下文。

“我渐渐变得有点儿沮丧。我当时真的不想生小孩，那现在我们就能更常到处走动。我知道后悔可能也来不及了，如果事情重新来过的话，我不会想再来一次。

“不过我真的很沮丧，因为我很想找些事来做。我画了许多画，做了些时装，不过我经常想着要找个工作；也不是现在，以后再看看。我从没工作过，我可能会去做设计，或许可以教教书。”

她会取笑他对于披头士的依赖，而且很显然有时候会伤到他。

“我真的发现，我当时向他建议的话他就是不怎么理会，不然就说那样行不通。几个星期之后，林戈提出同样的建议，他会说那就是他要的。不过，我不担心。我没办法明讲，不过我觉得很有自信。那很有意义，表示我还是了解状况。

“我想要的是只有我们自己去度个假，没有披头士，就只有约翰、朱利安和我。”

“你说什么？”约翰笑着说道，“连我们那些披头士好兄弟都不能跟吗？”

“没错，你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就讨论过这件事吗，约翰？”

“那时候我们说了什么？”

“就说到我们3个人可以就这样动身到什么地方去玩，不用找你的好兄弟一起去。”

“不过有同伴跟在身边也很好啊。”

“我真是受不了他。他认为只跟家人一起去度假还不够呢。”

他对她笑了笑，她则是对他摇了摇头。

“他们需要你的程度似乎比不上你需要他们的程度呢。”她说道。

在他举出例子回应她说的这句话之前，她很显然已经是严阵以待了。

“乔治去洛杉矶的时候也只跟帕蒂一起去啊，不是吗？他用不着把每个人都找来跟他同行啊。”

约翰笑了笑，他同意这点似乎是实情。“我们不再巡回演唱之后，我的确努力要照着自己的意愿行事。我的电影里也有些我自己独到的好笑话和花招，不过那没用。我并不是那么高兴看到其他人。看到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再度变成正常人了。”辛西娅颇有同感地看着他。

“好吧，我知道了，我们所有人退休后会到康沃尔峭壁上的小屋去住，没错吧？”

“不不不，不过我不能退休。我有这么多歌要写。为了证明我还活跃，我必须继续写下去。”

译注

[1] 莫克姆和怀斯两人皆为英国的传奇喜剧演员。

[2] 20世纪60年代英国一家播放摇滚乐的地下广播电台，电台名称是由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小时候在椭圆形办公室玩耍的照片得到灵感的。可参见www.radiocaroline.co.uk/index.htm。

[3] 指米克·贾格尔和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因携毒受审一案，就在1967年6、7月间，披头士与米克·贾格尔一起到班戈尔之前。为此，约翰与保罗还参加了滚石的单曲《我们爱你》（We Love You）的录制，担任和声，以表声援。

32
保罗

1968年，保罗与简·阿舍以及他们的狗马莎。保罗与简曾经有过短暂的婚约。（图片来源：Getty）

当其他三个人搬到了到处都住着证券经纪人的萨里郡时，保罗成了唯一留在伦敦的披头士。他在圣约翰林区买了一栋独户的三层楼大宅，位于洛德（Lord）板球场附近，而且离百代的录音棚也不远。他在1966年年末花了4万英镑买下它。和约翰与林戈相比，他并没有将房子多所整建。花园变得像处丛林一样，各种植物四处蔓生，只有静悄悄四处走来走去的马莎会在那里窝着。当他搬进去的时候，花园看起来还相当漂亮。大家一直对他碎碎念，尤其是他父亲，要他稍微整理一下花园。像这样放任花园里的植物到处蔓生惹一些人生气，他似乎也很高兴。不过在1967年年终，他决定动手把它弄得更俗艳夸张点儿。他想着要在里头弄个架高的平台，建座宝塔做成一座魔法屋，上面有个开放式的玻璃屋顶对着天空。当他完成这座魔法屋后，却又开始和简考虑着要搬到乡下的小房子住。

护着这栋房子的，是一座砖砌的高墙以及两扇由屋里操控的黑色大门。你要对着麦克风讲话，屋里的人会应门，要是你说对暗语，门就会打开来，然后铿锵一声再度关上，以免有歌迷闯进来。

所有披头士的家都有乐迷在附近晃，不过属保罗家最多，是因为保罗的关系，也是因为他家在伦敦的关系。他们会持续在外头守候很久，通常是成排地在对面房子的墙上坐着。从那个位置，他们刚好可以看到高墙里面，看见前门附近的一切动态。走到街上，你可以毫不费力就认出保罗家；他家那离地好几尺高的墙头上，正攀着成排摇摇欲坠的女孩子，伸长脖子往里头探着呢。

这座房子的地下室包括了一间佣人房。他雇用凯利（Kelly）夫妇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俩也都住在那里。凯利太太负责家务，凯利先生则算是男管家，不过他们两个也就在那儿跟他同吃同住。在他们之后，他也用过许多人。他们似乎只会随意地来个几次，而不管有多么不称职，他有时还是会留用他们。实际上他也可以找个秘书，帮他打理房子接待访客，不过他说他永远不会这样做。他的房子经常没有人住，当他出国的时候，他老爸吉姆有时会南下帮他照料房子和马莎。

保罗倒不怎么担心房子。就算他答应过要见的人来了，而他却去了非洲或是美国，他也不会烦恼。他希望在他身边的是个母亲般亲切的女士，能让他在1点左右享用到热腾腾的早餐，在其他时间里也能要什么有什么。当简没有差事的时候，很会烹烹煮煮、弄东弄西的，而且手艺非常棒。

房子一楼包括了厨房，非常宽敞而且应有尽有；豪华气派的大餐厅，看起来完全没用过的样子；他的客厅则在后面，应该是所有披头士的房间里使用得最频繁的一间。这间客厅非常大，也非常舒适，开着的落地窗正对着后面的花园。里头摆着一套淡绿色大型的爱德华时代的家具，颜色稍褪了些，但还算不错。客厅有张木质大桌，他们大多在这里用餐，而不是在餐厅。桌上通常都覆盖着一条白色的蕾丝桌巾，十足的工人阶级风格。这间客厅经常是一片混乱，到处堆满东西：装饰品、闪闪烁烁的灯、包裹、报纸和一堆器材。这里是在录音前披头士、马尔、尼尔与其他人集合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们在伦敦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来这里。它有一种很平实的居家感。“我住过的每个地方到最后总会变得像这样。在弗斯林路也是一样。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东西不太一样，像是有彩色的大电视，不过通常气氛都不会变。”

他的卧室在二楼，是一间L形的大房间，整间卧房是简帮他布置的，有张豪华昂贵的床，有块精雕细琢的大型床头板。另外还有两间卧房。顶楼则是他的工作室，当他们需要多写一些歌来补满专辑的时候，他和约翰就会在这里一起埋头苦干。这里也是他摆放保洛齐雕塑作品的地方，那件作品非常的有意思。保洛齐是斯图·萨克利夫崇拜的偶像与老师。

名闻遐迩的马莎（要是你认为它没什么名气的话，那就该去读读《披头士月刊》）是只非常巨大、毛茸茸、温驯、上了年纪的英国牧羊犬。即使它身上长了跳蚤还是很温驯。它有个专属的活动门通到花园，让它可以到花园里走动走动，不过保罗也会尽可能地经常带它出去真正地遛一遛。他通常会到樱草山或是摄政公园去。有一次他带它到汉普斯特德希斯公园（Hampstead Heath）去，不过马莎发生痉挛，他没办法把它牵回来。那儿也有很多猫和小猫咪，而且似乎每天的数量都不一样。每个披头士都养猫，而且《披头士月刊》都还详实地报道了每一只猫的出身。

保罗和马莎一起出门散步时，令人惊讶地没有被认出来。当他冲出家门的时候，乐迷从来不晓得他要去哪里。而且在公园，他通常会把外套的领子翻上来，并且带着马莎在最偏远的角落散步，只跟一些年长的爱狗人碰碰面，他们对保罗的兴趣还远不如对马莎这只庞然大物呢。

他会花点儿时间和别人聊聊天，礼貌性地闲话家常。他甚至会对依稀认出来的人大声地呼叫，这是其他几个披头士做不到的事，他们可不像保罗那样好与别人打交道。有一天他在樱草山山顶看到一个他有点儿熟识的演员。保罗对着他大声喊着，不过那个演员径自走了过去，仿佛在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请行行好，别对着我鬼吼鬼叫的。他是个上流社会出身、十分典型的英国年轻演员。最后他认出是保罗的时候，回头向他大声地打招呼。保罗是因为简的关系和他见过一次面，他曾经和简在同一出戏里演出，而且邀请过简和保罗到他家吃饭。

然后保罗问他的工作进展如何。那演员支支吾吾地说，他有个机会可以在纽约的一出戏里演出。“哦，这样啊！”保罗说，“什么戏？”

“恕难透露。”那个演员说道，甚至更加吞吞吐吐的。“抱歉，这不能讲出去。要是有人把这件眼看就快成定局的事说出去，可能就会毁了，难道不会有人说出去吗？嗯，你不了解吗？”保罗笑了笑，说道，也对，他也是这么想。“好吧，那么再见了。”那个演员说。他挥了挥手，匆匆走开，抬头看着上方，在这愉快的一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几乎还能看得出他在念着舞台指示。

“诡异吧，不是吗？”保罗说着，走回车旁，“为何像他这种人就是不能放松心情。要他对别人坦诚一点儿简直办不到。不过他算还好，一旦他放轻松点儿，喝了点儿酒，他还算是个不错的家伙。我们和他一起吃饭那次，到结束时他差不多都很正常。我很同情像他这种人，真的。这就是他们向来习惯的待人方式。

“当我还是16岁的小毛头，毛都还没长齐而且脾气又别扭又内向的时候，很渴望能成为像那样的演员，到处都吃得开而且能掌控全局，每次都能信心满满地登场。不过能正常地度过那尴尬的阶段，让现在能轻松自在地过日子，倒也值得。简也对于她的出身背景有着许多同样的困扰。她也无能为力，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

保罗和简是郎才女貌而且很恩爱的一对，没有人对这一点有异议。从一开始吉姆就说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们俩结婚更令他高兴的了。

简·阿舍来自伦敦一个具有专业背景的家庭。她父亲是位医生，她的母亲则是位音乐教授，教过乔治·马丁双簧管。简从小时候就开始在电影、舞台剧中演戏。她是在1963年5月在艾伯特厅的一场流行音乐演唱会上遇见保罗的。当时她17岁，而且曾经在流行乐唱片的电视节目《点唱机陪审团》里出现。《无线电时报》（Radio Times）邀请她与一名记者一起去参加演唱会，并请她以青少年代表的身份，说说她对这些乐队的看法。她说里面唯一值得为他们满场尖叫的乐队是披头士。当演唱会结束之后，她在走道上看见他们，在外貌上她最喜欢的披头士是乔治。

不过后来认出她、在背后大声叫住她的人，则是保罗，他一向最会认明星了；而此举让他们其他人全都冲到她身边，围着她聊了起来。“我们全都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保罗说道，“那时候我们对每个女孩子都是讲这句话。”他们邀请她回他们下榻的皇家庭园酒店（Royal Court）——起喝杯饮料。“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热情的伦敦妞。我们认为搞定了。”

他们互相使了眼色之后，其他人留保罗一个人在卧房陪着简。他们整晚讨论着调味的高汤、他们最喜欢吃什么东西这类的事。“我知道这个女孩子适合我。我没有试图要抱住她或上她。我告诉她：‘你似乎是个好女孩。’”

“他们不敢相信我是个处女。”简说道。

在接下来几星期之内，他们约会了好几次，经常就是一起在索霍区到处逛。在1963年初，还没有人认识保罗，不过却有很多人认识简。当他在罗马休了个短假期回来的时候，在伦敦机场遇见了简和她母亲。他错过了换乘回利物浦的车班，不过阿舍太太向他表示，晚上他可以留下来住他们家。保罗不想这么做，他不喜欢和女孩子的家人待在一起；工人阶级出身的小伙子不干这种事。不过，到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只留那一晚。那一晚最后变成了三晚，然后变成三个星期，然后又变成三年。乐迷不知道这件事，保罗在伦敦时都住在简家里，一直到1966年年底，他在圣约翰林区买了自己的房子为止。

跟他们在一起的一晚，再一次，就像和其他年轻情侣共度的夜晚一样。简做好了晚餐，全是素食，当时保罗也和约翰及乔治一样，都是素食者。第一道菜是香醋酪梨，接下来是一锅由蔬菜、坚果和调味料做成的砂锅炖菜。

他们一起喝掉了半瓶白酒，那瓶酒是开来煮菜用的。他们把剩下的酒喝完了。

在用餐期间，有乐迷在按门铃。那一次，保罗夹在其他人之间。每一次都是由简通过室内的对讲机来应付乐迷。她非常有礼貌。每次她都从餐桌上优雅地起身，告诉乐迷，因为他们还在吃饭，介不介意再多等一会儿，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保罗在当天的那个时候，已经应付过几十个按门铃的乐迷，烦到不想再理会他们了。要是在以前，他一定不会去应门，就像布莱恩·爱泼斯坦不得其门而入而打电话进来的那次一样。到最后，即使晚餐还没吃完，她还是劝保罗出去。他心不甘情不愿地笑了笑，但还是出去帮所有等着的女孩子签名。

吃完晚餐后，他们拿出一些他们最近在苏格兰度假时所拍的照片来欣赏。保罗在阿盖尔郡（Argyllshire）的偏远地区有栋房子，在一年当中，他们通常至少会找一个星期到那里度假。后来他们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就上床睡觉去了。

这一晚或许比平常的夜晚平静许多，经常有许多朋友会顺道进保罗家坐坐。人们时常会顺道进来看看保罗，他也很鼓励他们来。在1967年，简到美国参加剧团演出的那5个月里，经常有朋友来。在其他披头士家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形，部分原因是他们住得太远了。

在新专辑的录制期间，一直会有人来来去去的。如今在他们许多事务的组织安排上，保罗更像乐队领导者，早在布莱恩过世之前他就是这样了，而这些事情大多在他家里进行。

彼得·布雷克这位艺术家，在商讨《佩珀中士》的唱片封面时就会来到保罗家。约翰通常也会在场，特里·多兰也是。有一天下午，就在彼得·布雷克刚踏出他家门，保罗的雇工——当时正好在他家工作的人——走进客厅，说有个人在前门那里。他们全都大笑了起来。

有人说那必定是在开玩笑。保罗看着约翰，约翰显然不想见任何人。保罗要他的雇工把那个人赶走。特里则说他很可能是个精心打扮过的电视演员。他们全都笑了。保罗说，或许该由特里去礼貌性地跟他说一声保罗出门了。正当特里要走出客厅，走到一半，保罗说，嗯，等等，我们要叫他进来吗？要是他看起来还可以，那可能会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特里从前门回来后说道，他挺好笑（foony）[1]、挺老实的。就这样，电动大门慢慢打开，让那个人进来了。

那位先生——一个梳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年人——走进了客厅，神色相当紧张。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地对他笑了笑，保罗则请他坐下。对于进来打扰他们的行为，他觉得很抱歉。他知道他们必定很忙，忙得不可开交，他清楚得很；他早就帮他们找好借口了。请他进来显然已经吓到他了，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待太久，必须直截了当地说出目的。保罗问他，他有什么事。

那名中年人了解到这一位必定是麦卡特尼先生，便转过身面对着保罗。他早已朝四周打量过一圈，也尽力了，不过显然还是没办法认出任何一个人。他双手紧握，表示他们举办了一个义卖园游会，他想问一下保罗是否肯赏个光，稍微露脸一下，一秒钟也好。当然他也很清楚他们有多么忙。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必定是大忙人，他自己对此心知肚明。

“不，我怎么也不干这种事。”保罗说道，“当然，当然，”那位先生急忙回答，“我不敢奢望，您这么忙，我很清楚这点。您忙得很啊……”

“不，我们不忙，”保罗说，“我们一点儿也不忙。只是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是不是？因为我就不会相信，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保罗微笑着。那个中年人完全没听进去，也以微笑回应，就只顾着点头赞同保罗说的每句话。

“你们为什么不把东西做得好一点儿，”保罗仍然亲切地微笑着，说道，“不要净拿我们这样的人来当噱头？”“哦，您说得相当对、相当对，我们正在努力。我们正努力试着要把大家都找来。下个星期我们会有个各教派的联合礼拜仪式。”

“那样就很不错，”保罗说道，“当然啦，首先，要是我们要参加，我们就会待整晚，是吧？”

“您说得没错，”那人说，“而且你们这么忙。我不敢奢望你们会来，你们这么忙……”

保罗不厌其烦地再解释一遍，那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个中年人开始微笑着起身，客厅里所有人也一样。他走到每个人面前，带着诚恳的笑容，感谢他们大家肯抽出时间见他。他努力地注视着每个人，他知道他们必定很好认，他也努力着要认出谁是谁。保罗陪着他出门：正当要离开客厅时，他再度转过身来，对着每个人说：“我想你们大家都是世界知名人物。”然后就离开了。

他走了以后，每个人都说，这家伙真是可爱啊。对于没被人家认出来，约翰特别觉得高兴。他说，这种事真的很有趣；别人总是相当担心没办法立刻认出你来，好像你会因而觉得自尊心受创，却从不知道事实正好相反。

到了5点左右，保罗当时的管家米尔斯太太（Mrs Mills），把早餐一样一样端上来：煎蛋、培根和黑香肠。她拿来取之不尽的茶，还有一大堆切好的面包，全都涂好了奶油。陆陆续续地，乔治与林戈，然后是尼尔与马尔，都到了，而他们也都各自带了杯茶。然后就离开到录音棚去了。

除了披头士的人马，以及与他们正在录制的唱片有合作关系的人之外，保罗的利物浦亲戚也经常和他同住。他老爸以及继母安杰拉、异父异母的妹妹露丝，加上他姑姑以及叔叔，时常会来和他同住上一个星期。披头士当中就属保罗最常北上回利物浦。自从咪咪搬到伯恩茅斯之后，约翰就不再回去。乔治回瓦林顿看亲戚的次数也相当频繁，林戈也经常回去。不过要是简出远门，保罗也没事做，他经常会突然心血来潮回去度个周末。简也时常和他同行。

保罗的弟弟迈克尔·麦卡特尼，很可能是最常出现的利物浦访客，尤其是当他自己的唱片和作品开始成功打进伦敦市场之后。

电话铃声似乎也从没停过。他有两部电话，而且都是私密电话，不过不管号码换得有多频繁，乐迷还是查得到。保罗会亲自接听电话，而且总是用一种很好笑的声音回答。由对方吓得不敢吭声，就能轻易地分辨出是歌迷，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默不作声就挂断电话。

“哦，是的，嗨，”他讲着电话，仍然维持着那种好笑的声音，不过他也用这种说话方式承认了是他本人。电话那头是个知名的DJ，邀请他星期天南下骑骑马。“好吧，我可能会去，”保罗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不会斩钉截铁地许下承诺。当电话那头的家伙谄媚地说着骑马有多棒的时候，他做了个鬼脸。“是吗，很棒啊，嗯。没问题，那么再说了，改天见了，再见。”

电话再度响起，这次是他老爸，询问关于他周末打算回利物浦的行程。“小子，你认为你会几点到？”吉姆说，“这样我才好准备东西。”

“准备好要干吗？”保罗说道。

“哦，你也知道的，就把东西准备妥当。”

“别这么呆了，老爸。我不用你再准备什么东西。我该到达的时候自然就到了。”

德国的阿斯特丽德一开始总是对保罗有点儿猜忌，然而这点也跟他与斯图之间的关系有关。“以前要是有人竟能一直很亲切和善，我通常都会吓到，很愚蠢吧。只因为和那种低级下流的人相处会感到至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而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自在，这实在是荒谬。去提防亲切和善的人真的是很愚蠢。”

保罗温和的个性很大一部分是遗传自他父亲，他弟弟迈克尔也是这么断定。其他人在17岁这个年纪都喜欢违逆父母的意思，保罗却是唯一会听从他父亲那些小道理的人，而且常常因此被别人取笑。

对外人来说，保罗是最容易了解的人，不过到了最后他会是最难以了解的人。他会让人有种他凡事都有所保留的感觉，那是因为他察觉到自己给人的印象比其他人优越许多。他感觉不太自在，这点在其他人身上是不会出现的。不管哪一方面，约翰都不会在乎别人怎么想；林戈是成熟到根本不去想这种事；至于乔治，在很多方面都没什么兴趣；他对这种事觉得无所谓。

简·阿舍与保罗。这是他们关系告吹不久之前的合影。自此之后，简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图片来源：Getty）

在经过一段尽量别那么友善，也别那么热心的时期之后，保罗为自己立下了规矩。“我发觉要我不做任何努力反而更费工夫。就我而言，不去努力反倒更虚伪。这样子的话，我大可尽力去做。”

保罗那种对人彬彬有礼与认真工作的努力，对披头士而言是相当重要的。那是他自己的布莱恩·爱泼斯坦式公关宣传方式。即使在从前，保罗就曾经写过宣传信，发表简短的说明，帮乐队宣传。

布莱恩·爱泼斯坦过世之后，保罗的这种努力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现在是保罗在负责乐队大部分的运作。这就是为什么从某些角度来看，说实际上乐队现在的领导者是保罗而不是约翰的原因；然而现在要认真讨论披头士的领导者，就跟以前的讨论一样毫无意义。保罗是个精打细算、很积极推销的人，他把事情都弄妥而且会鼓吹其他人支持他。不过除非是他们所有人都同意，不然不会做重要的决定。

一旦大家都同意了，保罗就会开始动手而且极为重视效率。《佩珀中士》封面在校样的时候有了些许延误。他该拿到校样的时候却没有拿到，所以他就打电话到百代去，而且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仔细地找，直到找出犯错的人。他仔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马上派车把校样送了过来，还拼命道歉来掩饰他们的过失。

另有一次，在和百代商讨事情期间，保罗打电话给老板——董事长约瑟夫·洛克伍德爵士（Sir Joseph Lockwood）本人，约瑟夫爵士在电话里交代保罗待在家里别离开；然后跳上劳斯莱斯亲自直奔保罗的家，把一切都处理定案。他说保罗的那种心思要当个好律师是绰绰有余。

保罗很热心，希望什么事都能顺利进行。他也还残存着些微的愤恨，他们大家以前都会这样。那是因为当初大家都认为他们只是摇滚乐队歌手，就认为他们相当愚蠢而任意摆布他们。他痛恨所有影射批评他很笨的说法。有一天，保罗和NEMS的人开会，试图说服他们苹果唱片公司会是相当棒的构想，回到家之后，他对他们的态度愤怒不已。他在客厅不停地走来走去，说道：“他们认为我们全是笨蛋。”

苹果唱片公司的整个构想与计划的推动，都是出自保罗之手。这些计划在布莱恩过世前就在进行了，不过它仍旧都是保罗想出来的。约翰和其他人对一切都很支持，而且大家都参加所有重要会议。保罗把它视为一个庞大的事业体，有商店、俱乐部、录音棚，以及这一行里头最棒的人才，从摄影师与工程师到艺人、作家和作曲家。

“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种氛围、一把保护伞，让底下工作的人能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做事。NEMS经手的钱都是成千上万英镑，但是都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帮我们把钱丢到宾利房屋信贷互助会（Bingley Building Society）这类的地方而无法有效活用。

“不过事实上，那只是个偏好罢了，就跟我们的音乐一样。我们用轻轻松松的态度做这件事。当苹果唱片公司成功了，我们就用轻轻松松的方式经营下去。你可以开些提振士气的业务会议，而不要打击士气。”

要是没有保罗，《魔幻神秘之旅》必定不会顺利开拍。15个星期以来，他把整个生活重心都投入了这部影片，指挥着每个场景。所以当它在英国得到这么糟的评价时，刚开始他也很失望。“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是在练习。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时间不够，而且也没把事情做好。不过当你花了很久的时间去做事，即使它还是不够好，你会开始觉得它或许会比你所知道的还要好。

“现在我倒是很高兴它不太受欢迎。它一定是太差了，才会招致诸如此类的恶评。现在要面对的挑战是要把事情完全做好。”

从《魔幻神秘之旅》之后，保罗就直接开始构思一些主题要来拍摄长片。他与简去看了《公正的人》（A Man for All Seasons）[2]，并且从中得到了灵感，要拍个有大型、豪华场景的故事。后来他构想着要拍个爱情故事。何以他们就该如人预期的总是胡闹？后来他又考虑着拍些写实主义的东西，像是利物浦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故事。

与其他的披头士夫妻相比，保罗与简一起独处的时间也比较多。托简的福，他们才能一起去像是他苏格兰的家这些地方度假。他们是最先想要搬到乡下比较小、比较安静的房子去永久定居的人，约翰和乔治现在也想要这么做。

“我总希望能说服简，”保罗说，“我希望她能完全放弃工作。”

“我拒绝了。我的成长过程中总是有事可做。而且我喜欢演戏，我不想离开这一行。”

“我现在很清楚我以前真是笨，”保罗说道，“那只是在赌赌看，尽量想说服你。”

有好几次，他们其中一个人想要结婚，而另一个却不想。简表示，每当事情似乎要定下来的时候，披头士通常都会出现一些状况，让他改变心意。保罗则表示，那是她演戏工作的关系，虽然当美国长期巡回公演的机会来临时，他也赞成简参加那次演出。

“当我参加演出5个月之后回来时，保罗变了好多；他吸食LSD，这点我都不知道。我对他与约翰一起经历的心灵体验觉得很嫉妒。一整天有15个人来访。房子里也变了样，都是一些我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的东西。”

如今他的生活比较平静，也比较规律。和其他人不同，保罗非常乐意谈论自己的事。他什么事都会和简讨论，他在想些什么，简都一清二楚。

“另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说，“这么久以来我过的都是单身生活，我不会像大部分人那样对待女人。即使我有固定的交往对象，身边总还是会围着一大堆女孩子。我的生活大致上总是过得很散漫，而且不正常。

“我知道这样很自私，这也让我们吵过很多次。有一次简就离我而去，径自前往布里斯托演戏。我说好啊，那就走啊，我会找到其他伴的。但失去她真的很令我不安。”

这是在他写《对你视而不见》（I’m Looking Through You）那时候的事。他有许多比较优美抒情的歌曲，都是从简身上得来的灵感，像是《我爱她》（And I Love Her）。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1967年的圣诞节他们订婚之前的事。长久以来，玛赫西是他们在观念上唯一有点儿相左的部分，然而他们并没有为此争执过。当其他人都对他入迷时，虽然简很了解那种吸引力，但并没有随之起舞。她显然比较喜欢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某种心灵境界。在1968年，保罗和简一起到印度去的时候，保罗并不像约翰与乔治那样虔诚，不过他觉得在那儿有些东西能帮他的忙，也许能帮他的问题找出答案。所以简答应和他一起前往印度。到了最后，他们俩在印度都有收获，而且过得挺快乐的。

“就披头士来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外貌上的改变，这没有意义，而且也没有让我们有所改变。”保罗表示。

“就像在一些高级餐厅，你会喜欢上酪梨、菠菜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食物，所以每一次你都吃这些东西。你了解葡萄酒之后，就会有一阵子都注意这些玩意儿。当你做这类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你知道侍者在那儿只是问你要点什么，而不是有人希望你点什么。所以呢，要是你喜欢拿玉米片来当午餐，你点就是了，不必觉得自己像个北部来的丑角。

“这样的周期会一直如此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就像留胡子，我留胡子是为了吓唬别人，纯粹是好玩而已。我玩够了之后，然后就找一天把它刮掉。现在我又变回以前那样了。像是吃的东西，我吃过了，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再回复以前的习惯。

“那就像和知名明星见面一样：当你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你会经历惊叹、诧异，后来才会发现他不过就像哈里·布洛格斯（Harry Bloggs）而已。你一直都知道他只是哈里·布洛格斯而已，不过你得经历过才能发现。

“我们总是会回复原来的样子，因为我们从来就没变过。当一号等于灰色西装时，我们可能就是A+1号；那会有个灰色西装的周期。然后是A+2号，那时候是穿花衬衫。然而我们一直都是A。后来这个A+的状态就会完全结束。抱歉，卖弄这些有的没的，我只是讲得太兴奋了。

“不过你知道的，所有的改变，在生理上的改变都只是表面上的。你进入一个循环，不过你不会对这一切都一直那么兴奋莫名，因为你知道得越多，你能再知道的就越少。而且彼此总会成为互相宣泄以取得平衡的对象。

“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同一个人。我们只是那个人的四个部分。我们是各自独立的人，不过却结合成一个人，一个叫作‘伙伴’的人。要是我们其中一人——伙伴的其中一个面——朝某个方向倾斜，我们大家就会跟着他走，或是把他拉回来。所有人都在这个整体添加了一些不同的特质。

“林戈——他的特质是情感很丰富：他喜欢灵魂乐，而且一直都没变；然而这么久以来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他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帮他写那些歌，歌里会有一些重感情的东西，像是《朋友的一些帮助》这首歌。

“乔治——当他打定主意的时候，会对事情非常有把握而且很专注。就因为有乔治，让我们4个人对事情更有把握。我们把他身上的特质融入我们自己的个性中发挥出来。我们所想要的或是需要的，都可以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互补的部分。

“约翰——他是行动者，而且是个动作非常快的行动派。一看到有新奇的事物出现，他人就不见了。

“我——是个保守派。我觉得自己得检查过事物才接触。我是最后一个尝试大麻、LSD以及花衬衫的人。我比约翰还要犹豫不决，是最不可能成功归类的那种人。

“当出了一把新的芬达（Fender）吉他时，约翰和乔治就会冲出家门买一把回来。约翰会买，是因为那是新款的；而乔治则是因为他早已打定主意要买了。而我呢，则是会一直考虑，确定一下我的钱够不够，然后再等一阵子。

“我只在我们4个人里头算是保守派，不是跟外人相比的；跟我的家人比起来，我像个神经病。

“我们仍然保有原本的样子，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本色。不过我们所有人似乎都一直在改变，因为我们不会墨守成规。也正是这样不墨守成规，一直想干些不一样的事，才让我们的音乐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风格。

“我们上一代的人一辈子都是靠工作来追求地位，穿着特定的制服、分到特定的工作岗位，这样就满足了。我们很幸运能在25岁之前就知道自己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现在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什么事都不做，当个公司经理当到70岁，只不过比起尝试新事物，这样的我并不能学到更多东西。你可以一直循同样的方法干同样的事，同样能学到人生经验，不过这样做只会让你心胸更狭隘而已。

“我们一直有点儿离经叛道：别人会要我们循规蹈矩一点儿，不过我们可不理会这一套。别人会叫我们穿上那种制服外套。要是你自信心够的话，你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有这么多人认为你该这么做，而一辈子都穿着制服外套[3]。

“我们并不是学着要当建筑师、当画家和作家，我们正学着要继续过日子，仅此而已。”

译注

[1] 带有地方口音的funny。

[2] 《公正的人》，又译《良相佐国》《日月精忠》，196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并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剧本。

[3] 这里的制服外套是指那种有着校徽、社团徽饰之类的轻便外套，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某人的出身背景，尤其是一些名校出身的人。

33
乔治

乔治与他的妻子佩蒂。（图片来源：Getty）

乔治在伊舍的平房，是一栋非常狭长、低矮、只有一层楼、粉刷得很鲜艳的房子。它位于一处属于国家名胜信托协会的私人产业里，和约翰与林戈所居住的地区非常类似。你从主要道路穿过大门口进入这块私有产业，然后要取得许可进入一处长满树木、像是属于一栋古迹豪宅的庭园。一开始看不到任何房舍，它们全都离车道有段距离，不易发现，外观看起来非常壮观，却也人烟罕至。这些房子全都另外取名，而不用门牌号码区分，所以根本不可能找得到。乔治的房子则是最难找的。他的房子叫作“金房”（Kinfauns），房子跟花园都没有标示这个名字。他家的车道原先看起来还像是别户人家的车道似的。

这栋平房的两侧还有厢房，正好在屋后围出一块方形的庭院；他在这里建了一座温水游泳池。乔治用看起来会发光的涂料亲自粉刷房子的所有外墙，或至少喷上鲜艳的颜色。从他的花园看过去，整座屋子看起来就像海市蜃楼，而且迷幻味十足。

在室内，厨房用了松木家具和墙板，以及天然风格的厨具，布置得很漂亮。看起来仿佛从1968年厨房布置指南的彩色型录里直接搬出来的一样。主客厅则有两扇大型窗户，全是圆形的。它们从地板一直连到天花板上。

举目所及的地方看不到披头士的金唱片和纪念品。这屋子看起来也可能像是曾经在东方世界住过一阵子的当代年轻建筑师或是时装设计师在住的。客厅中央摆着几张低矮的桌子，旁边的地板上则放着一些坐垫，十足的阿拉伯风。放眼望去，连一把椅子也没有。

有张桌子旁边摆着一个非常漂亮华丽的水烟袋。乔治盘腿坐在地板上，正在帮他的西塔琴换上新琴弦。他穿着一件白色印度长衫，桌上一个装饰用的托架上正燃着一炷香，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焚香的芳香气味。

“我自己根本一点儿都不喜欢披头士的角色。跟披头士有关的这一切，已经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了。对于我自己、我们这所有事情，以及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一切毫无意义的东西，我觉得很厌烦。我努力要理出生命中更重要的一些事物的解决方法。

“只考虑安于披头士的现状是会退步的。我比较关心的是未来，不过如果要详细地把我所信仰的这些印度的学说、东方世界的哲学思想、转世投胎、超觉静坐等等事情告诉你，光是用说的就得花上6个月。一旦你开始认识这些东西，你就会了解到其他的一切有多么不重要了。我知道，对平常信仰上帝的那些人来说，这些事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奇怪、不合常理。”

电话响了，乔治接起电话。传出一阵含含糊糊、咯咯的笑声。“伊舍葡萄酒商行，”乔治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回答道，“抱歉，你打错了。”然后挂上了电话。

在厨房里，佩蒂与她才刚来访的妹妹珍妮正在做着刺绣。她们俩都穿着苹果精品店的东方风格的服饰。她们带着微笑坐着，非常安静、没什么表情，不停地刺绣。可以听到隔壁传来乔治开始练习西塔琴的声音；这样的场景有点儿像是处在中古世纪。

在披头士的妻子当中，帕蒂是最不需要人帮忙做家事的，不过要是她有孩子，无疑她就会比较需要帮忙。他们有个女管家玛格丽特（Margaret），她通常会和他们一起用餐，像他们家的一分子一样。

家里大部分的清洁工作是由玛格丽特负责，而烹饪的事都是帕蒂一手包办；通常也是由帕蒂把所有的餐盘擦干净并且摆放整齐。“这个房子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大，很多地方是没什么用的。要是我再找一些用人来帮忙，那不过是花钱替自己添麻烦而已。”

帕蒂也亲自到当地的一家超级市场采购日用品。她刚买了一条巧克力，她说吃起来像肥皂一样。她附了一封投诉函把它寄回去，她并没有写上自己的名字——她终于从乔治那儿学到了尽量避免曝光。她用了玛格丽特的名字，还很期待能收到许多免费的巧克力作为补偿。

在所有披头士的妻子里头，她也许是和她丈夫地位最接近的。在他们的婚姻关系里，他们俩都非常新潮，像那种经常在杂志上看到的现代夫妻。比起其他披头士的妻子，她更能和丈夫分享同样的兴趣。最先开始对印度文化产生兴趣的人是她，而且她也和别人分享这些新发现。

不过，她仍然会接一些模特儿的工作，保有自己的些许自由与自主性。

这些年来，每个与披头士密切往来过的人都说，改变得最多的披头士是乔治。即使是接触时间相较之下较为短暂、看着乔治成长的那些歌迷，也说他已经变了。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最英俊的披头士，如今乐迷则总是抱怨他头发留得太乱，又不怎么打理。

那只是外表上的改变，内在的改变则远比这些重要得多。这么久以来，乔治自始至终都是最年轻的披头士，也总被认为在每一方面都是最稚嫩的。和约翰以及保罗相较之下，和他们三人熟识的大多数人总认为乔治只是个孩子。约翰与保罗在肉体上、性方面，以及他们的才华方面都比较早熟；早在乔治开始想要写歌之前，他们早已经写了很久。

乔治确实有些自卑情结，不过并不是很严重。辛西娅还记得当她想要和约翰独处时，乔治总会跟在身旁晃来晃去；阿斯特丽德也一样，当她想要和斯图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形。

乔治对上学念书这档事并不在行，也不像保罗那样聪明。他只当过一般的学徒，比起保罗这大有可为的六年级（Sixth Form）学生以及约翰这个艺术学院学生，大家会不怎么公允地认为乔治没有其他人优秀。

约翰的母亲朱莉娅，在约翰带另一个娃娃脸的朋友来见她的时候，真的是吓一大跳；她早就把保罗当成只是小朋友而已。

“他是个很可爱的小孩子，”阿斯特丽德谈到了他们在汉堡的那段日子，“乔治只是个小孩而已。我们从来不会用看待斯图、约翰和保罗有多优秀、有多聪明的那种方式来评断他。他也不像其他人成长得那么快。

“不过他并不笨，从来没有人这样认为。他会拿自己的年幼当作笑料，自嘲地说一些令人莞尔的玩笑。有一年我送圣诞礼物给他们大家，全都包得好好的。约翰最先把自己的礼物打开，里头是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作品的奥林匹亚出版社（Olympia Press）版本。乔治拿起自己的礼物，说：‘我这里头是什么？漫画吗？’”

当然啦，要是显然没有其他可以标榜的地方，乔治总还有吉他可以一提。比起约翰和保罗，他更热衷于把吉他技巧练得纯熟，而且也弹得比他们还要好。他在舞台上几乎不笑，他实在是忙于专注在演奏上。不过，他很久以来都不曾尝试做别的事，像是画画之类的；他总认为自己没那种本事。

不过从1966年年末以来，一直到现在，乔治是日子过得最充实的一个。他是最先从披头士狂热抽身、正视未来的人。当他们发觉自己很缺乏对生命的热情时，都很羡慕他能在生命中找到新的喜好。甚至在许多事情上，他变成了带头的人。并不是借由像约翰在采石者时期那种不厌其烦带着大家做的方式，而是其他人找上了乔治，跟着接触他的兴趣。

如今，乔治是最不需要其他披头士的披头士。其他人都承认，在“后巡回演唱时期”，大家都独来独往的那几个月，他们都会想念对方。“我一点儿都不会想念其他人，”乔治说道，“不过当我去过印度回来，告诉大家这些经历的时候，感觉真的很棒。”

“乔治不会想念任何人，”帕蒂说，“他非常独立，而且越来越多突破。他发现比披头士更优越的东西，然而他还是希望他们能一起分享。他是起头的人，不过他希望他们能够加入。”

由于现今乔治生命中恒久不变的最爱是印度宗教与印度音乐，他也不再理会身为披头士所带来的其他一切牵绊。然而在从前，他是最着迷追求金钱与成为百万富豪这种事的人。他也是唯一详细询问过布莱恩·爱泼斯坦所有合约内容的人。

不过，像索取签名与电话骚扰这种事他是避不掉的。遇到这种事时，他经常是唯一会变得很不客气的人。他一点儿也不记得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是会对打扰他生活的陌生人感到愤怒。在前往班戈的火车上，当他的茶被一个索取签名的女人弄翻的时候，他就勃然大怒。而其他正乖乖地不停在签名的人还得劝阻他，要他不管乐迷多么无礼，都别生气。

不管什么私事曝光见诸公众，乔治绝对都会抓狂；就如帕蒂所知的，要是她意外地引发了什么事，让他的私事见诸报端的话，都令他极为愤怒。

即使结婚两年多了，帕蒂仍然对这一切公开宣传和受媒体关注的情况很不习惯。“我会一直认为，这次会没事的。不会有人知道的，即使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在乎。去年到洛杉矶旅行那次，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结果出现了一大堆摄影机和好几百个尖叫的女孩子，差点儿吓死我了。

“1964年当我们去大溪地的时候，披头士狂热正到了顶点，我们也预料到这点；所以我们费尽心思秘密进行。我和尼尔用假名先飞往阿姆斯特丹，然后再飞到大溪地和乔治会合。即使是那样，还是被人发现了。

“现在情况稍微好转了，不过出了英国，情况似乎就会变得更糟糕。在伦敦机场搭机的时候可能相当平静，不过等到英国媒体发电讯给另一边的媒体，就什么人都来了。

“在晚上，情况就不会那么糟。我们从餐厅出来，就算走过几条街也不会有人跟着我们不放。

“不过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无法忍受歌迷总是在房子四周闲晃。他们会进到花园里来，而且四处乱闯，甚至进到屋里来。前不久就有人进到我们的卧室偷了我一条裤子和乔治的睡衣。”

虽然乔治提醒过她，她还是不时地、不经意地引起公众的注意。有一天她从邮局收到一封信，内容是有位老先生请求大家把用过的眼镜框送给他。他说他正在大量收集镜框要送给非洲的人。

她认为这种事似乎是善行，于是她就出门到各家商店寻找，并把她所能找到的旧眼镜全都买下。她把镜片取下，然后把镜框都寄给那位老先生。

“接下来《每日镜报》就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那位老先生甚至还写信来谢谢我，他说那件事曝光之后让他的工作顺利很多。乔治则是气坏了。”

就像其他几个披头士的妻子，帕蒂也要面对一些人身攻击，就只因为她是披头士的妻子。

最惨的一次是在1965年的圣诞节。“他们正在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参加圣诞节演出。我和特里一起出席。我把头发梳到后面，这样子我看起来就会完全不一样，也不会有人认得出我来。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认出来的，不过确实有几个人认出我来，然后开始打我。她们把鞋子脱下来并且大声嚷着：‘走，我们去修理她！’我被团团围住根本无法脱身。她们朝我丢东西、大声尖叫。特里设法要带我到旁边的一个出口，在我们强行闯出一条路时，那些女孩子还是一直踢我。有些人跟着我来到外头，并且又开始踹我。我叫她们住手。她们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后来这次我们开始反击了。我对其中一个人的脸饱以老拳，特里抓了一个按在墙上让她动弹不得。她们全都大嚷大叫、咒骂着。很幸运的，我们最后还是脱身了。她们只是一些年纪还小得很的女孩子。真的还很小，只有十三四岁而已。真不晓得她们是打哪儿来的。

“这些日子以来，情况就没那么糟了，不过还是会发生。不久前，辛西娅才在街上被人攻击。有个女孩子踢她的腿，然后放话叫她离开约翰之类的。约翰和辛西娅结婚都这么多年了，竟还会有这种事，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

“当我在街上看到一群女孩子的时候仍然会很害怕，我没办法面对她们，我只得走另一条路。我总认为她们可能准备要打我。”

身为披头士的妻子，就像身为披头士成员，很难和老朋友维持关系，同样地，也很难交到新朋友。她的妹妹珍妮（在苹果精品店工作）和她非常亲近，而且常常在家里陪着她。她对印度宗教文化也非常有兴趣，不过除了珍妮之外，帕蒂没什么较亲近的朋友。

乔治（左前一）和佩蒂（左后一）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拍摄《一夜狂欢》期间。当时，佩蒂是个模特儿，在片中饰演一位年轻学生。（图片来源：Getty）

“别人会突然地说出‘这种事很适合你啊，你也很闲，可以做这些事啊。’这类挖苦你的话。是那种你认为他们不会讲出这种蠢话的老朋友说的。

“这种事也会发生在你刚认识的人身上。你会认为，这个人不错，他们会讲一些有的没的，表示他们认为我与众不同。前几天我在帮《时尚》（Vogue）杂志工作时，有个女人说：‘现在我不会认为你是模特儿，你比较像个名流’。我不是女演员、明星或是什么人物。我就是我，始终如一。

“当他们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耗在录音棚时，我们这些做妻子的也该找些事做。我们会有些什么念头，不过接下来，至少我们大家都会离开伊舍，我们会想要到我们在乡下的百亩产业去，后来又变成去希腊或什么地方的。总会出现一些疯狂想法。

“我会想自己一个人做点儿事。我去学了钢琴，也去上了一阵子课。不过得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有所进步。我也相信，要是你投注了足够的时间，你可以完成任何你想做的事，只不过那也太晚了。

“后来我去找一个灵媒，她说我祖母会拉小提琴，而且我也注定要拉小提琴。我不晓得她怎么会知道我祖母是小提琴手，所以我认为该去试试看。我去学了一段时间，不过学得挺糟的。你真的得在小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

“我现在正在学迪鲁巴琴（dilruba）——那是一种印度乐器[2]。我也打算到兰姆·葛帕尔（Ram Gopal）门下学印度舞。那看起来很美。我和珍妮在他排练芭蕾舞剧之前每天都去。

“我只是不想待在家里当个小小的家庭主妇，我想找些值得做的事来做。”

帕蒂会去接触一切和印度有关的东西，不过乔治——就像对每件他会花费精神去学的事一样——表现得几乎就像个狂热分子。他曾经练习吉他练到手指流血，如今他有时候会一整天都在弹西塔琴；要是没有弹琴的话，他则会拿起谈论宗教信仰的书，一本接一本地读着。

他并不是有怪癖。随着他持续学习并且学到更多，他变得对这一切更谦虚，更不在乎。他也不爱说教，然而当别人引述他的话时，总会有让他显得比实际上的他更加狂热的风险。保罗和约翰会是最先打断他提出的主张或是取笑他的荒谬概念的人——如果有人会这么做的话。

甚至从一开始，在玛赫西出现之前，当乔治自己发现佛教和瑜伽的时候，其他人也同样很着迷地听他诉说他的新发现。

“看一下这本书。我们在巴哈马群岛的时候，有个印度人给了我们一人一本。上面签了名还有日期，1965年2月25日，我的生日。从我对印度的一切产生兴趣以来，一直到前阵子我才把它翻开来读。写得真的很棒。那个印度人还真的有点儿名气，你可以从他的名字看得出来，这个是个头衔，你可以由这头衔知道他多有学问。

“现在我知道这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我应该在现在读它，这是注定的。一切都遵循着一个轨迹进行，就像我们的轨迹。先是约翰、保罗和乔治聚在一起，然后稍晚林戈也来了。我们是‘行为’（action）的一部分，这‘行为’引发了接下来的反应（reaction）。我们都只是一个行为里很小的部分，每个人都是这个行为的一部分。

“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则是‘业’（Karma），粗略地说，它是指很多的行为。每个行为都会造成一个相等的也是相对的反应。每件完成的事都有一个反应，就像把这个坐垫往下丢，你看，它上面就会出现凹痕。

“轮回（Samsara）就是生与死不断循环的过程。我们从以前就已经在这里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然而你在前世的朋友很可能在今生也是你的朋友；你也会恨你前世所恨的人。只要你恨，那就会有你恨的对象。你会继续投胎转世，一直到你达到究竟实相（absolute truth）的境界。不过天国与地狱只是心（mind）的一种状态。不管那是什么，那是由你的心所生的。

“我们会成为约翰、保罗、乔治与林戈是因为我们前世所种的因，一切都已经为我们注定好了。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所收成的果，都是前世种下的因所造成的。

“我们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要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变成像基督般的圣人。所有的灵魂都有神性。这个现实的世界只是个幻影。是由俗世之物与我们对客体的认知所创造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毫无影响，即使发生了战争或是丢了颗氢弹下来，已注定的事都不会受到影响。一切都不会有影响的。当然啦，对人们而言是有影响，而且炸弹也很可怕，但最终会有影响的只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

“以前我读到克利夫·理查德成为基督徒的事的时候，我大笑了一番。所以当我听说了这些（印度宗教的）东西时，仍然畏缩了一下，不过我也知道信仰和神是唯一存在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一定是疯了。有时候我发觉要做到这点很难，我自己来说是不会，因为我仍然可以用一般的角度来看待很多事情。不过我很清楚，当你相信的时候，那是很真实也很美好的；你不相信的话，那就是很迷惑很空洞的东西。

“生命总会有出路的，只要你别乱搞就行。那就是我在努力的。我把19岁之前发生过的事全都忘掉。如今我将有很多事可以做。我看到了这么多的可能性。我开始了解到，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超觉静坐就正好在这个时期出现。他为了把这些目标合而为一，正在找寻某些事和某个人。从他开始冥想以来，就没有一天中断过，不想其他人；其他人偶尔会忘记，不然就是忙到没空冥想。

乔治的生命中另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音乐。约翰和保罗从他们相遇的那天起就一起合作写歌。至于乔治，虽然他们在汉堡录制的唱片中，他也曾在一首演奏曲里贡献了一点儿心力[3]，不过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再写过歌。他的歌总是和约翰与保罗的歌分开来创作，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写歌。在这方面，就像在近来的一些事物上，他已经影响到他们，让他们也注意到东方世界的音律与乐器。

一直到了1963年11月，他们的第二张LP唱片《与披头士同在》（With the Beatles）才有了乔治写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叫作《别打扰我》（Don’t Bother Me），是披头士在巡回演唱时，乔治在伯恩茅斯一家旅馆里写下的；他那时生了病在休养当中。

“我那时候有点儿疲惫，该吃些补充体力的东西，放松几天。我决定尝试写首歌，只是新鲜罢了。我拿出吉他就这样一直弹着，直到想出歌为止。一直到我们要录下一张LP，我才想起有这首歌。那是一首完全没有意义的歌。我根本就完全忘了它有收录在专辑里。”

在那之后，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他根本没想过要写歌。“我在其他地方有这么多事要忙，从来就没想过要写歌。”

乔治并不怎么看重他在披头士专辑里的歌，他认为那些歌只是不甚重要的附属品而已。他也不记得自己已经写过多少首，甚至连为哪几张专辑写过歌，他都不太清楚[4]。

他接下来写的歌则是收录在1965年8月发行的《救命！》专辑里。他为这张专辑写了《我需要你》（I Need You）以及《你爱我太多》（You Like Me Too Much）这两首歌。

他为1965年12月发行的《橡皮灵魂》（Rubber Soul）贡献了两首歌——《为你自己着想》（Think for Yourself》以及《如果我需要某个人》（If I Needed Some One）。当他试着回想有哪些专辑收了他写的歌时，他忘了提到这张专辑。这两首歌的优秀程度，足以跟这张专辑其他经典曲目相提并论[5]。

1966年发行的《左轮手枪》，是到目前为止他在单张专辑里写了最多歌曲的专辑；他写了三首：《收税员》（Taxman）、《我想告诉你》（I Want to tell You）以及《我也爱你》（Love You too）。最后这一首歌则是他首度使用印度乐器的歌曲，在这首歌里头用的是塔不拉手鼓（tabla）[6]，很快就引起了英美两地数以百计的流行乐队争相仿效[7]。

自此之后，他的歌曲越来越有印度音乐的味道，也反映出他对西塔琴和印度音乐越来越熟悉了。《有你无你》（Within You，Without You）的歌词和它那萦绕耳际的音乐同样的优秀，或许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1967年6月发行的《佩珀中士》专辑里。接下来的，则是1967年圣诞期间，《魔幻神秘之旅》里的《蓝鸟街》，以及在1968年3月，他的第一首作为披头士单曲发行的歌曲《内心明灯》（The Inner Light）。

“我有更多时间的时候就开始写更多的歌，尤其是我们开始不再巡回演唱的时候。我脑子里有着这么多跟印度有关的想法，当然会想要表达出来。”在伦敦，他要找到那种能在录音棚真正派上用场、训练有素的印度乐师，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录制《有你无你》和《蓝鸟街》，他花了好几个星期寻找会演奏印度乐器的人来试音。能够演奏他所需要的那些乐器的全职专精乐师，在英国根本找不到。

“他们在白天都有本职工作，像是公交车司机这类的，所以只能在晚上演奏；因此有些人的演奏技巧就不太行，不过我们还是得用。他们演奏起来还是比任何西方乐手好很多，因为至少他们天生就熟悉那种乐风，不过这样也让很多事很难进行。我们光是排练再排练，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乔治的录音甚至要比录制列侬——麦卡特尼的歌耗时更久。录这些歌的时候，乔治·马丁会帮忙，约翰和保罗也会，不过是由乔治主控一切。一群一群外表奇怪的印度绅士，带着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乐器进到录音棚，盘腿坐下弹给乔治听，好让他听听他们能做什么。

一直到现在，要把乐谱写下来交给他们去演奏还是大有问题；他们大多数人都看不懂西方的乐谱。

为了录制乔治最初那些印度乐风的歌曲，这些印度乐师必须看着乔治演奏，把歌曲的旋律抓出来。即使是万能的乔治·马丁也看不懂印度乐谱。

现在乔治已经非常精通印度文字了。他自学学会了把他的歌曲用印地语写下来，好让这些印度乐师能够看着演奏。

“他们不像我们在五线谱标上八分音符和附点，印度音乐的标记方式非常简单，像我们的主音sol到fa那样。他们也不是用Doh、Ray、Me这些音，他们唱的是Sa、Re、Ga、Ma、Pa、Dha、Ni、Sa。通常他们的歌曲没有歌词，不过就是把这些音唱出来。你要标示出每个音多高或是多低，或者要拉多长，就在每个音下面做个小小的记号。

“在《有你无你》里，第一段要搭配‘We were talking’这段歌词的音符是Ga Ma Pa Ni。你只需要写下第一个字母，这就够了。现在我可以到那些印度乐师面前，把乐谱交给他们，整首歌演奏一遍让他们听过，他们就可以自己演奏出来了。”

乔治一天至少花上三个小时练习西塔琴，用印度人那种方式盘腿坐着，把琴身的尾端靠在他左脚的脚背上。他留有许多写满印度乐谱的笔记本，是用印度音符写下的。这些是他必须练习的课程。他的老师拉维·香卡已经给了他一些录好的练习录音带，不练习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播放，甚至是吃饭的时候也播。不过他说他还要花上好几年才能在印度音乐上有所进展。他真的是完全忙着学习印度音乐，以致他写的披头士歌曲通常都是匆匆忙忙完成的。一直到快要录制新的LP专辑时，他还会忘记他自己要做的曲子——然后他才想到他应该写首歌。

《有你没你》是有天晚上他在朋友家里吃完晚餐之后写出来的，他那个德国朋友，克劳斯·沃尔曼，现在是和“曼弗雷德·曼”乐团一起演出。

“克劳斯家里有架风琴，我以前都没有弹过。我在上头胡乱弹了起来，只是自己在玩玩而已，这时候《有你没你》的旋律开始涌现。一开始出现的是旋律，后来我想到了第一句；那是出自于我们当天晚上做过的事——‘我们聊着’。那天晚上我就只有想到这些而已，后来我在家里才把其余歌词完成。

“通常我对写词会感到有点儿困扰，我并不是文采很好的人。我写的歌词真的没什么内涵。不过我也没把它看得很认真，那只是个笑话，私人的玩笑话而已。要是其他人也喜欢，那也不错，不过我自己并不会看得太认真。”

有很多乐评不懂为什么《佩珀中士》里头，在《有你无你》之后会突然有阵笑声出现。有人说那一定是其他人加进去的，为了要嘲笑乔治的印度风音乐。但那笑声完完全全是乔治的主意。

“呃，在一大段冗长的印度音乐之后，你也需要放松一下。那只是在听完5分钟的哀乐之后的一种情绪的解放。你晓得的，根本不用把它看得太严肃。至少你也该听到观众的声音，因为他们是在听着佩珀中士的表演。那是这张专辑的风格。”

他在《魔幻神秘之旅》里的歌曲《蓝鸟街》，是他在1967年初夏到美国加州旅游期间写的。歌名来自他与帕蒂在洛杉矶租屋处的街名，那时他们才刚从伦敦飞到这儿，正等着要来这里看他们的朋友德里克·泰勒（披头士的前新闻发言人，现在在苹果唱片公司）。

“德里克有事耽搁了，他打电话来说会晚点儿到，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们住在蓝鸟街。他说他一定找得到，不会有问题，总有警察可以问到路的。

“我等了好久，这趟飞行让我觉得真是疲惫不堪[8]，不过在他来之前我并不打算去睡觉。时间越来越晚，而且还起了一阵浓雾。为了保持清醒，只是好玩而已，也为了打发时间，我就写了一首关于在蓝鸟街等着他的歌。

“这间租来的房子角落有架小小的哈蒙德（Hammond）[9]电风琴，我都没有注意到。我在上头胡乱弹了一阵子，就把歌写出来了。

所有歌词全是写他在等德里克·泰勒的事——“洛杉矶起了一阵雾，我的朋友们迷了路”（There’s a fog up on LA，and my friends have lost their way…）当他回到伊舍的家时，他把这首歌再加以润饰过。在这首歌的伴奏音乐里，仍然留有电风琴的效果，非常低沉而且沉闷。

1968年1月，乔治答应为电影《迷墙》（Wonderwall）献出他的电影音乐处女作。也有些人要求他多写一些单歌，不过他通常会拒绝。一天他在帮玛丽安娜·费思富尔写一首歌，她曾向他邀歌，要他写一首像《有你无你》的歌给她唱。他不确定这首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脑袋里有歌曲的雏形，不过歌词越变越好笑。他认为歌词到最后可能会变得很愚蠢可笑，他只得舍弃不用。

“我想到了一句‘你不能用一颗洋蓟的心来爱我（You can’t love me with an artichoke heart），这段歌词还可以。”他在他的哈蒙德电风琴上弹唱这首歌。“不过我不确定这个玩笑要怎么接下去——‘你不能用你的花椰菜耳来倾听’（you can’t listen with your cauliflower ear）或是用‘不要当个杏树笨’（Don’t be an apricot fool）。我不晓得，我只想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的音域不广，所以我的歌就必须保持简单一点儿。玛丽安娜也跟我一样，所以那就没有问题了。”

他的音域不够广，不过根据《披头士月刊》的乐迷来信判断，他的歌声在乐迷中却有很可观的支持者。乐迷们总会问说为何约翰和保罗都不让他多唱一些歌。“说他们不让我唱那并不是实情。要是我想唱，我就会唱。我只是不想没事找事而已。”

他把约翰与保罗当成作词作曲家。他觉得除非是他正好有些想法想写成歌，不然像他们都这么优秀，根本不需要再烦劳自己动手。

“现在我不太确定要往哪个方面去努力。真正印度的古典歌谣，与在这里出现的那种受印度乐风影响的流行歌曲，是有很大差异的。那些歌只是一般的流行音乐，加进一些印度音乐风做衬底而已。

“对于我已经写过的那些歌，我也不确定。从另一个人的观点来看，当作是流行音乐来看，我很喜欢；不过从我的观点，从我真正想达成的目标来看，我并不喜欢以前做过的东西。我似乎都是匆匆忙忙完成的，到事后才弄清楚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东西。”

对于那些把披头士音乐看得太严肃的人，他也觉得很好笑。他说《有你无你》的歌词就是真实的事，不过这首歌仍然是在开玩笑。“人们就是没办法了解这点。就像约翰的《我是海象》——“我就是他，就像你就是他，就像你就是我”（I am he as you are he as you are me）。这是事实，不过也仍然是玩笑话。大家都在寻找这类隐藏着的意涵。它是很认真的，但也没那么重要。”

乔治认为他们在音乐和歌词上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也很可能会再进步。他就认为约翰在《我是海象》里的“把她的衬裤脱下来”那句歌词很妙。

“为什么你连性交也不能写进去？这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做的事。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提？那只是个字，由人们所创造的字而已。它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你可以一直说：干、干、干、干、干、干、干，你看，这又没什么，那为什么就不能把它写到歌里？我们最后一定会的，只是现在还没动手罢了。”

这是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的说法所引起的，他说披头士的歌曲就跟中古世纪英国歌谣一脉相承。那些歌里都充斥着“屁眼”“屎”“干”这类字眼。所以就某方面而言，那也是实话。乔治、约翰和保罗还没在他们的歌里真的写这些东西进去。

在此同时，回到乔治·哈里森的大农场。那看起来真的有点儿像农场，都是一些低挂着的白色木头。电话响起，不是乐迷，而是一个前任员工，他说着一长串复杂曲折的事件：他借给杰恩·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250英镑，不过她还没还钱就死了；而他就要从住的地方被撵出去了，所以来问看看乔治能否帮忙。乔治说当然没问题。他放下电话说道：“好吧，就250英镑吧。”

乔治仍然是个披头士，那是他的工作；就像在各行各业，每个人都会偶尔思索一下，并且考虑未来。他现在开始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工作做好。或许还有一些身为流行偶像的社会责任，在不久之前，他们所有人对这一点连想都没想过。

先不管他那些西塔琴的课程和高深的理论，他和其他人仍然是密不可分。他们是他最好的好朋友。当他们分享着他的宗教兴趣，他也分享着他们的最爱，从长围巾到摄影机，不管是多么平凡无奇的东西。

“要是其中一个人有什么体验，其他人都会知道，”帕蒂表示，“他们会迷上一些东西，就像在学校里会很迷某些东西那样。但这会让他们都很快乐。

“当他们迷上一样新嗜好时，很会砸大钱。他们会买下一堆从来不会再用的东西，不过那些东西通常最后会派上用场。他们花很多钱买了摄影机和拍片设备，但是这让他们知道自己不用了解很多就可以拍电影。

“现在我了解到他们都是一个个体的几个部分。我刚结婚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都互相属于对方，但没有人是属于另外的个人。想尽办法要抓紧他是没用的，不然你只会变得很悲惨而已。乔治是我丈夫，不过要是他想要和他们一起活动，就得放他自由。对他来说，能自由活动是很重要的。

“乔治与他们之间有很多事是我没办法知情的。没有人能，即使是妻子们都没办法突破这道藩篱，甚至没办法充分理解这一点。

“当我开始慢慢知道有个我从来就没办法介入的部分时，刚开始我还会伤心难过。辛西娅跟我谈了这些事，她说他们一直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披头士的生活中，只有一个小地方让帕蒂颇有微词。和披头士他们不一样，帕蒂觉得他们应该善用他们的钱来帮助慈善事业。（从1968年夏开始，他们开始把一些歌曲的收益捐给特定的慈善机构。《穿越宇宙》的部分收入就捐给了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我知道传闻中有许多慈善机构只是某些官员的牟利工具。但必定有一些我们可以做到的事，像马龙·白兰度帮助无家可归孩童的那种方式。”

披头士在早期所遇到的是，总会有许多慈善机构不断地找他们，要求他们帮些什么忙。一群一群残障的小孩子被带到他们的化妆间见他们，仿佛他们是宗教治疗师似的。这让他们怎么想都觉得累心。

“我不会介意办些慈善活动，不过就像乔治说的，又会有些宣传方式会完全搞错重点而且把一切都搞砸。这种事常常发生，人们会认为我们做这件事是别有居心的，就像大家不相信我们是真的有兴趣才去听玛赫西的讲座。这真的是令人难以抉择。”

乔治自己则说他很清楚要做什么，他根本不担心未来的事。

他说他这些探索心灵的兴趣会一直继续下去，到最后会证明那些犬儒的家伙是大错特错。他对印度文化的兴趣不会只是三分钟热度而已。

“达到极乐境界是最重要的事，不过我还有工作要做，就是扮演好披头士的角色。

“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现在我们能做到。我们处在一种做试验、示范给别人看的位置。我们可以东碰碰、西摸摸地尝试各种新鲜事，这是其他人做不到，也不会做的。像是嗑药，一般行业的平常人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花时间干这些事。

“要是米克（贾格尔）为了吸大麻的事进了监狱，他会是碰上这种事（吸毒入狱的事）的最佳人选。这样会比没钱的家伙碰上这档子事好得多了，因为那种人可能就因此毁了。有钱又有名的人要应付这种麻烦事可就容易多了。

“对于拍电影，我们确实才刚起步。《魔幻神秘之旅》根本就是失败之作。不过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办得到的。你不需要跟那些出资人、电影公司以及好几百名技术人员搞些有的没的，也不用等到剧本完全写好；每个人都能拍电影。

“我们自己或许会一年拍一两部电影，也不一定要由我们演出。我们会把自己的摄影棚和人员出租给需要的人，也可以借钱出去。要是我们必须找赞助商的话，我们会要他们保证不会干涉电影的拍摄。

“我们会这样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拍电影，尝试新的东西。然后拍完电影之后又会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我们开始录唱片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会去拍电影。

“那都是同样的事，每次都尝试些新事物，一点一点地推进。然后死亡再进到一个新生命，然后再度尝试，不断地进步。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死亡。

“不过就以今生来看，我们还没做成什么事呢。”

译注

[1] 萨德侯爵，性虐待文学的鼻祖，“sadism”（性虐待）一词就是源自其名字。

[2] 迪鲁巴琴，一种形似西塔琴的印度传统乐器，体积较西塔琴小，弦的数量则相近，与西塔琴不同的是要以琴弓演奏。西塔琴的共鸣箱是球状，迪鲁巴琴则是较像吉他状。

[3] 即《为影子而哭泣》（Cry for a Shadow）这首歌。

[4] 虽然此时期乔治的作品不多，但在演奏方面却有一些创举，像他在电影《一夜狂欢》里使用了里肯巴克（Rickenbacker）360十二弦电吉他［与他早期较常使用的吉他型号，如格雷奇（Gretsch）的乡村绅士（Country Gentleman）以及田纳西（Tennessean）等等，同属半空心电吉他］，也影响了美国的“飞鸟”（The Byrds）乐队的吉他手罗杰·麦吉恩（Roger McGuinn），以及英国刚出道时的“谁人”（The Who）乐队的皮特·汤曾德（Pete Townshend）；前者在乐曲中大量运用此型号吉他，为乐曲制造出极具迷幻风格的效果，这也影响了许多美国迷幻摇滚乐队；后者则是在演唱会中大量使用此型号吉他，制造出骇人的舞台效果。

[5] 这张专辑里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属《米歇尔》《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以及《漂泊者》（Nowhere Man》这些歌了。《挪威的森林》是第一首使用西塔琴伴奏的西洋流行歌曲，这也影响了许多乐手开始学习西塔琴。像是“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在经典作《把它漆成黑色》（Paint It Black）里所营造出的效果——乐曲急促快速的节奏与厚重扎实的鼓点，配合上西塔琴那高亢尖锐的弦音，使得听者在被挑动的亢奋情绪下，不由自主地紧绷神经。另一例为大门乐队（The Doors）的吉他手罗比·克里格（Robby Krieger）在经典作《结束》（The End）中，用了特殊的调弦方式，让吉他能够弹出近似西塔琴的音色，使乐曲弥漫着一种东方世界的玄奇气氛。

[6] 塔不拉手鼓，一种印度手鼓，一大一小两个一组。

[7] 在此张专辑中，乔治·哈里森在为约翰·列侬的歌曲《我只是在睡觉》（I’m only Sleeping）作吉他伴奏时，为了制造符合词曲意境那种梦呓般的诡谲风格，于是将他的吉他独奏编好曲，将音符以颠倒顺序的方式弹奏录下，然后再将录好独奏部分的带子以倒转播放的方式叠录到乐曲中。披头士后来在许多歌曲里也用了这种倒转录音带的效果。

[8] 原文作nackered，应是knackered。

[9] 哈蒙德是知名的键盘乐器厂牌。

34
林戈

1967年，林戈在录制专辑《狂欢会》（Shindig）期间。（图片来源：Getty）

林戈就住在萨里郡威布里奇，和约翰住在同一处私有产业里，相距不远。也是一栋仿都铎时期风格的大宅，它的名字叫作“阳光高地”（Sunny Heights），建于1925年。他花了3.7万英镑买下它，另外花了4万英镑加以装修。它并不像约翰及乔治家有游泳池，不过它的庭院则是大得多了，有很多大树与灌木丛。它背对着圣乔治山（St George’s Hill）高尔夫球场。他和约翰都不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也没有人找他们加入。不过他们搬进新家之后，有个报社记者询问俱乐部披头士能否加入会员；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行，因为等着加入会员的名单可长得很。林戈说无论如何他是不会加入的，因为他不喜欢走路。

林戈的庭院里有很多造价昂贵的庭园造景。在屋后，现在房子往下可以看到一座圆形露天的大广场，是由庭院所挖成的。里头有许多砖砌的台阶和小池子，你可以从主客厅的落地窗下去进到里面。在这座广场的两边有一些小树林，也算林戈的庭园的一部分。那里有棵树，上头有间大型的游戏房。

在屋子后面重建的部分包含一座半圆形的墙。账单一来，竟要价1万英镑，让林戈惊讶莫名。就像所有披头士一样，多年以来他从不会要求事先报价，这当然会让他们变成任人宰割的肥羊。倒不是说别人必定是企图诈骗他们，他们不过是确定自己提供了最昂贵的货品和服务。

“当我四处逛着的时候，”林戈站起来看着他那广阔的庭园，说道，“时常在想，怎么这个跟我一样的家伙要拿这么多？不过这问题很快就消失了，你得去习惯它。你得准备好跟任何企图在我身上揩太多油水的家伙争论。”

1967年夏天，他把房子大肆扩建，包括了增加的起居室、客房、一间工作室以及一间相当大的房间，用来当台球间和放映室。这工程由一家他拥有一半股份的建设公司所完成。这公司大概是他自己所投资的唯一一家公司。很不幸，因为信用紧缩的关系，这家公司在1967年中关门大吉。“我们建造过很多非常好的房子，不过没有人有钱买下。除了他们留给我一打放了很久都乏人问津的全新公寓与房子之外，公司结束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损失。”

在房屋内部，他的主客厅或许是所有披头士的客厅中最舒适的；然而靠庭院的那边有点儿阴暗，因为有道台阶遮住了那儿的光线。客厅装潢得很漂亮，整个房间全铺上了深棕色的威尔顿（Wilton）地毯。这可是所费不赀，一整片地毯是他特别定制的，这也是它何以会那么贵的原因。现在他想到在这地毯花的这笔钱就会发抖，他再也不会花这种冤枉钱了，那笔钱大概是两倍于一般人家买一栋房子所花的钱。

其中有个房间是个酒吧，十分古朴，也很老套，不过倒是有着各式各样货真价实的吧台设备。他在上头挂了一个牛仔用的枪套，那是猫王埃尔维斯送给他的。

房子四处摆着金唱片和其他各种奖项，不过并没有很多。在他主要的房间里有一些书架，书本摆得稀稀落落的；上头摆的大多是一些经常翻阅的平装书，还有一些很新、看来曾翻阅过的印度宗教书籍，以及许多很新、看起来大概是从没翻过的成套的历史书籍和狄更斯的作品。所有披头士当中，约翰是唯一书架看起来比较体面的。

林戈有几个房间则是专门用来摆放他自己的“玩具”。这些玩意儿都非常昂贵，最主要的是拍电影的摄影机设备。他拍摄过一些很精彩、别出心裁的影片，只是他很不好意思放给别人看，而且他自认为这些影片不怎么样。他有部20分钟的彩色短片，主要是由莫琳的眼睛特写镜头所组成，搭配上电子音乐为背景；里头有一个场景则是开车沿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同时，透过车窗，拍摄靠近的汽车的大灯。另一段极好的影片，则是他拿着摄影机坐在庭院的秋千上，在荡上荡下的同时，拍摄着屋子和庭院。他的影片全都是自己动手拍摄、剪辑的。他使用很昂贵的设备，不过即使如此，效果还是非常有趣。《魔幻神秘之旅》里有一两个镜头就是由林戈用自己的摄影机所拍摄的。

他偶尔会画画，不过作品不多。他的太太莫琳则是把时间花在制作非常复杂的纸样与设计图。她有个作品是根据“佩珀中士”的标志，整个是用成百上千的小亮片做成的。这个作品她断断续续地花了6个星期，在怀着贾森（Jason）的待产期间完成的。

他们的长子扎克（Zak）在1965年9月出生，而贾森是在1967年8月出生。林戈的想法是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生孩子，他要让莫琳多休息一阵子。

住在他们家里的还有一个负责照料孩子的保姆，以及一个每天负责打扫的清洁女工；不过就像约翰与辛西娅，林戈和他家人就在屋子中间过着与他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那里看不出有人来访过。莫琳则负责为林戈做饭。不过和列侬家不一样的是，他们整栋房子都有种居家的感觉。

当林戈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俩就会想要到处乱跑。就像约翰一样，即使人不在房间，他们也会一直播放流行音乐和电视节目；他们经常看电视，而且有6台电视机。林戈连从客厅的长沙发起身都不用，就可以变换频道；他只要操作在沙发上的旋钮就行了。

要是有别人和他在一起，当电视节目或是收音机里出现披头士的歌时，林戈就会微笑或是点点头；约翰和保罗显然不会去注意，而乔治则是不看电视，也不播流行音乐唱片。

“我自己是不会播放我们的歌，有时候莫琳会播，她是披头士与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歌迷。在早期，每次广播电台播出我们的歌时，我们会像疯了似的大肆庆祝。

“我不在意是否有人攻击我们。现在我们这么受欢迎，那种事根本就不打紧，不过有一些可能会有许多人喜欢的唱片，被乐评一批大概就死定了。

“当你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当你成功了，他们就尽其所能地批评你。要是在机场只出现了30个人来看你，人们就会说，这些人还真多啊，你恐怕要玩完了。他们总期待一切都像我们巡回演唱那时期一样。他们会认为，啊，披头士耶，那他们旁边必定会聚了上百万人。”

他也跟其他人一样，觉得那些试图弄明白他们歌曲里的隐藏意义的人很好笑，尤其是那些美国人。“这种事在那里一定也有。这里有10个家伙干的事，在他们那里会有100个家伙也干着同样的事；他们全都在找一些有异样的地方。

就像他们所有人一样，他也稍微改变，试着过隐秘点儿的生活。他以为当他们不再巡回演唱，也不再像公共财产的时候，人们应该会放他们一马。“不过还是到处都有人盯着我们看，好像我们是马戏团似的。当我是披头士的林戈时，我很能理解这一点儿；不过当我是普通人里奇的时候，我应该能更自由自在些。

“我猜你想象不到这点。他们已经听过这么多歌了。他们想要看到你。名人的名气，那就是主要原因。他们不明白我们已经不再公开表演了，他们仍会想要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们瞧。”

有一天晚上，他和约翰坐着约翰的劳斯莱斯，由司机载着他们回伦敦。他们经过一家灯火通明的酒馆，有些穿着衬衫的人散坐着喝着酒。他们无法自已。对他们而言，那就像他们已经快淡忘的童话场景一样。

“那看起来很棒。我们在这个景象真正冲击我们时，已经驱车离去了。我们穿着西装而且觉得有点儿别扭。那是布莱恩过世后不久的事，我们已经去探访过奎妮（爱泼斯坦夫人）了。我们到家的时候，转换一下心情，出去喝一杯。我带莫琳到辛西娅那里去陪她，同时我和约翰一起前往酒馆。那就像以前的日子一样，我们回来时带了薯片和杯杯香（Babycham）[1]给她们。

“酒馆本身没怎么变。就像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酒馆一样，就在加冕大街（Coronation Street）上。酒保认出我们的时候还非常高兴。我们各喝了一瓶黑麦酒。我们还是得为许多人签名，不过那感觉还算不差。”

现在他倒认为，都有过一次经验了，他们应该能更常像这样突然到酒馆去，很快地喝个小酒之后就走人。他从来没想过要自己一个人去散个步，当然啦，那是因为他不喜欢走路。除了保罗会带着马莎去散步之外，披头士每个人都不运动，他们什么样的运动都不碰。

林戈唯一的运动大概就是打台球或是玩吃角子老虎机了。“庭院就在那儿啊。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经常在那儿到处走动啊。”他似乎不需要靠运动来保持身材，而且近6年来都一直维持着同样的体重，介于57公斤到61公斤之间。一想到他在巡回演唱过的那种很伤身体的日子，以及他小时候生病的那几年，这情形很令人讶异。虽然披头士他们的脸色看起来相当苍白，不过身体都还算健康。每次要拍新电影以及有其他的大计划时，他们固定会去健康检查，而且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毛病。当他们停止巡回演唱时，约翰的体重就开始增加，不过他很快又瘦了下来。

林戈在考了3次驾驶考试没过，又无照驾驶了两年之后，终于过关了。现在他有3辆车，一辆迷你酷派、一辆陆虎和一辆法希维加（Facel Vega）。“不要问我说你是怎么拼字的。他们在学拼字的时候，我早已离开学校了。”

除了他父母，他也出钱帮其他亲戚朋友，让他们能买下自己的房子。

“我的行为的确很离谱。我会冲出门买些东西回来，然后玩不超过一个星期。就照相机那些器材，我总是买这些东西；我会想要用更好的配备或是再多买一台，所以我一直在换照相机。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财产。要是我说，明天就把我的钱给我，我要自己来管钱，我也不知道总共会有多少钱。”

他身上也从不带现金的。“告诉我，现在那些英镑的纸钞长什么样子？他们还发行那种很讨人喜欢的银币吗？采买购物都是莫琳在负责的，不过她只用那种卡片，说什么那就等于现金。”

他们在商店签账时，到最后账单会寄到会计师的办公室。付清账单之前，他会把账单寄回给林戈他们，要他们确认。“我一个月的账单总共大概1000英镑。不过上个月的是1600英镑，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镜头。”

“只有一次我因此陷入麻烦。那次我们在布莱恩家，而我和莫琳打算早一点儿回家。我们是搭别人的车子来的，所以彼得（布朗）把他的车借给我们开回家。

“在回家的中途，在一条双线道路上，我们的车子没油了；在星期天半夜里，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附近看不到加油站，即使有的话，我身上也没钱。

“我拦下了一辆车，跟他说我（的车）没油了。问他能不能借我5先令，好让我能买个一加仑汽油把车开回家。他问说，你是林戈吗？我说是的。他说借我钱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附近根本没有加油站在营业，不过他愿意开车载我们，他也真的送我们回家。真是太好了。结果他正好是《每日电讯》的记者。嗯，会登上报纸的总是这种你不希望上报的鸡毛蒜皮小事。我请他进屋里来，送了他一张LP唱片；他从来没把这件事写出来。”

在好几年前，有段时间他们每个人都拿到一本支票簿，好在紧急时能派上用场，不过他们从没使用过。“我这辈子从来没签过支票，”林戈表示，“我不知道怎么用啊！我拿到支票簿那一刻就把它给搞丢了。

“然而即使是在我没去过的商店，我要求签账时也从来没被拒绝过，也没人要我证明我是真正的林戈。”

他从没想过，也不觉得有必要捐钱做慈善事业，也不了解何以他们就该这么做。“布莱恩偶尔会用我们的名义捐一些东西出去。约翰帮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做了张圣诞卡，不是吗？那也让他们募得不少钱了。

“真的，我不喜欢搞这套。主持慈善机构的人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像阿伯芬恩（Aberfan）基金会[2]，除了让那些律师捞到好处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付给丧生的孩子每个人5000英镑。很荒谬可笑。就算是500万英镑也换不回一个丧生的孩子。我认为有很多人是靠慈善机构敛财的。那对我没用，我不吃这套。

“我们赚的钱政府至少抽了90%，1英镑里我们只留下1先令9便士。政府把钱用来帮助人民，不是吗。那就像赞助慈善机构一样。

“政府抽了太多税了。你根本没有主导权，一辈子都要缴税。当你让每个人都没办法变有钱的时候，那就没有人有钱给政府了。

“政府办的每件事到最后都变成垃圾，而不是黄金。铁路公司变成民营企业就开始赚钱了，不是吗？我们的政府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落伍了。

“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哪个政府都是一个样子。他们都没办法满足我要的。他们所干的事就是互相作对；其中一个说一套，另一个就会说另外一套；两边都是这样的搞法。他们也只会干这种事。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同心协力一起帮国家做事？”

他们都说林戈是多愁善感的披头士，然而其他披头士身上多少都有一点儿林戈的特质。其中一件代表林戈感性的事，是他偏爱待在英国——这个他们说他们不会留恋的地方。当他们讨论要搬到希腊小岛或者国外其他地方的时候，林戈是唯一比较意兴阑珊的人。他宁可大家在德文找个百亩大宅住在一起，而不喜欢远离家园，长期在国外居住；其他人则说他们可以轻易地适应国外的生活。

“除了英国，任何地方我都住不下去；这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家族的根源。英国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好，这点我也清楚。只不过待在这儿我才感到舒适自在。”

他会出国度假，而且喜欢跟其他人一起，通常是找约翰去。他和莫琳不会像乔治和帕蒂那样，突然心血来潮单独一起到加州出游。像约翰一样，他比较喜欢和披头士这些好兄弟一起出门。“能够聚在一起真好。”

英国北部人的那种很老式的、男人是一家之主的婚姻观念，都原原本本地在他身上看得到。“一切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的（斯塔基）爷爷在家里都有他固定的座位，而且只有他能坐，我想我自己也差不多。”他与约翰两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些安迪·卡普的成分。保罗和乔治在他们家里的生活状况则比较接近中产阶级的样子。

不过他给别人感觉比自己认为的还要更像个大老爷，这一点倒让林戈有点儿讶异。“前不久莫琳告诉我说清洁女工会怕我，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我想那是因为在我快回到家之前，莫琳就会拼命催促着说，我们得把这准备好、赶快把那个弄好。”

当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他会用很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方式陪在莫琳身边。几年前他们有一次出门到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家，伍本修道院（Woburn Abbey）参加晚宴。林戈和公爵的儿子鲁道夫（Rudolph）早就有些交情了，他是个忠实的流行乐迷。“我认为去看看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定很有趣。我之所以会去参加，也就是这个原因。”

根据那种中上阶层的社交礼仪，林戈用餐时的座位被安排在离他太太莫琳很远的位子，这颇出乎他的意料。

“我说别那样，亲爱的，过来这边。他们却是尽量要把我们的位子分开，非常好笑的人。

“我倒不认为女人会喜欢跟男人平起平坐。她们喜欢被人保护，而且，反过来说，她们也喜欢照顾男人。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久之前，他们都不再到伦敦去了，而且也很少在晚上出门。“在变成变动的伦敦之前的那个变动中的伦敦还算不错。我们刚成名的时候，就像每个演艺界的名人一样，都会来这一套：到处跑来跑去，看看那些认识你的人，那真的还不错。不过也很多此一举。”

他们在家里不会有什么正式的宴客活动。有一两个朋友会来，像是罗伊·特拉福尼（Roy Traffoni），他早年在利物浦的朋友；最常出现的，就是约翰会突然跑来，然后坐下来喝个下午茶或是做些什么。

莫琳比较喜欢过平静的生活，然而她的生命却全部奉献给了林戈。任何他想做的事，她也想去做。他们过得非常快乐。

她也是所有披头士的妻子里，唯一会熬夜等着丈夫、不会在意他很可能要到多晚或是在什么状况下回到家的。

“我时常会在他在录音的时候，熬夜等他等到凌晨4点半；他在前一天通常都很晚起床，也很可能没有吃过正餐就出门了。所以不管有多晚，我都会尽量准备点儿东西，让他回到家的时候有得吃。那么至少我可以知道他有好好填饱肚子了。他们工作的时候都只随便地吃点儿东西而已。

“要是最后知道他工作时吃过正餐，或是跟其他人一起去吃过了，那也没关系，我可以轻易地把马铃薯用完，不会浪费掉的。不过我通常还是会让他吃些东西。当他累的时候，可能很快就吃完了，不过他也确实喜欢在回家时吃点儿东西。

“我并不介意为他熬夜。我可能会把四周的家具挪动一下，打发打发时间。实际上我也只是随便弄弄而已。前几天有个晚上，我光决定要把台灯移到哪里就花了两个小时。我可能会做些东西，像是窗帘或衣服。前几天我才把一个旧灯罩加上一些亮片。”

她把很多时间花在回乐迷的来信。莫琳对林戈乐迷的来信很感兴趣，或许因为她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乐迷，所以她知道那意义有多重大。除了乔治的母亲哈里森太太，她是披头士的圈子里唯一不厌其烦做这些事的人。她是没有做到像哈里森太太那种程度，因为她还有一栋大房子和两个小孩要照顾。

有人寄生日贺卡来时，她仍会回封短信说谢谢，再补充说因为里奇忙着工作，没办法亲自回信。她一向叫他里奇，从来不叫林戈，即使她回信的对象只知道他林戈这个名字。“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真的，林戈听起来就是很好笑。他的名字是里奇才对。”

有空的时候，她会要林戈完成一大堆签名。她不会寄签名给每个写信来的人，因为那样太花时间了。她只会把他的签名以及她回的短信，一起寄给那些感觉真的是很亲切很有礼貌的人。

保罗与女友简·阿舍，以及林戈与他太太莫琳在伦敦机场，搭机前往印度的瑞诗凯诗（Rishikesh），加入其他披头士夫妻的行列，参加在玛赫希的学校所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超觉静坐课程。林戈因为想家，只待了10天就回英国了。（图片来源：Getty）

“我喜欢给那些信件回信，这些事我到现在已经做了5年了。我也收到许多家长们写来的很亲切的回信。

“有时我会稍微延误一些时候。怀着贾森的那时候，我拖了好几个星期没回信，那些信积到满满的三购物袋。

“我这么做不是只因为人们很客气。我很清楚，要是我很喜欢某人，喜欢到会写封友善示好的信给他，我也会希望得到一些回信。我收到一些乐迷来信说这是他们写的第15封信。他们必定觉得糟透了。他们都把信寄到办公室去了，办公室一收就是数千封的来信，也就处理不了。我说这话可不是说我想收到比现在更多的信哦，拜托！”

她在家里打发那些等待时间的同时，也做了相当多的衣服。“我喜欢那种简单易学的东西。我都是匆匆忙忙的做事，从不用纸样；一开始我可能是要做件洋装，不过却一直出错，一次剪掉一些，一次剪掉一点儿，到了最后，竟然做成了一条手帕。”

她知道自己只是要尝试做些东西的时候，总是会买些便宜的碎布料，这样就不会太过浪费了。要花钱的时候，她都很精打细算。她都是在威布里奇的超级市场采购东西，每次买东西总会拿平克希尔德（Pink Shield）兑换券，不管怎么说，她想要什么东西都买得起，那这种东西似乎很没意义。她喜欢把这些兑换券黏在本子上，偶尔她也会拿出这小本子看看她收集了多少兑换券。

林戈认为那样子有点儿好笑，不过对于她操持家务和照料他的方式，他也觉得很自豪。他也很喜欢她做的东西，像是她所设计的、用亮片做出来的佩珀中士标志。

他们还没开始考虑扎克和贾森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还这么小。就和约翰的想法一样，林戈想要让他们进一般的公立学校就读。“不过扎克不是一般人，对吧？他们不会不去骚扰他的。现在状况是好一点儿了，不过人们仍然会说些闲言闲语。如果唯一能让他过得平静一点儿的方法是花点儿钱的话，那么我们只得照办。要是他们想要进寄宿学校就读，那么我会让他们去。不过我宁可把他们留在家里。我只想让他们尽可能过得自由自在、相亲相爱的。

“当然啦，我说了这么一大堆，然而等到他们长大，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会变成怎样。不过我不希望他们像我以前那样被管东管西的，你知道的，妈妈会要你别靠近窗边玩耍，或是紧盯着你，怕你打破东西。轮到你当父母的时候就很难说了，对吧！”

不过他不希望他们受到他所受的那种教育，或说，至少算是“缺乏教育”。生病时错过的那几年学生生活，已经对他造成了某种影响，不过并非十分严重，至少还不到他会称之为“严重”的程度。举个例子来说，他不会拼写，不过他从不为此担心。对于什么城市、什么地方是在哪里，他的认知也非常奇怪。

“我知道自己的拼写不行，不过你想给我读什么东西我还是能读。对任何人来说，英文拼写都是很难的。不过我的双手真的是最巧的。要是只留下我自己一个人，我还是能完成大多数的小事。我最后还是能靠自己一个人把事情完成。只有要把事情写下来的这种事，我做不来。”

林戈是远在其他人的位置与个人特色都定型了之后，最后才加入乐队的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好运气。他在披头士开始要飞黄腾达的那一刻加入了他们。其他人则从不认为这是运气，他们全都很清楚他们一定会成功。

他们所有人一起出现时，当其他人都聚在麦克风前面的时候，他只能固定坐在他的套鼓后头，好像真的是最孤僻的披头士。他总说他不善言辞，不过他说的笑话与他的观察力，和其他人的聪明机智比起来，也不遑多让。他们的差异在于，他们没办法像保罗那样妙语连珠；或是像乔治那样，遇到他感兴趣的话题就滔滔不绝；或是像约翰那样时常说些愚蠢的笑话和评论。林戈会默不作声，除非有人和他交谈。

他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的确是孤僻又忧心忡忡的样子。如今，他那斑驳的灰发比以前更灰了。除了前额左边的头发之外，现在他右边眉毛也像是被感染到了。有些医师认为可能有些心理上的因素才会导致过早出现灰发，不过大多数的医师倒是一致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

他的鼻子并不像照片中那么大，当然啦，也不像漫画中那么夸张；许多人拿这特征来认定他是犹太人。“要不是我出了名，我也不会意识到我有个大鼻子；我甚至从没想过会有人认为我是犹太人，直到有一天，有个《犹太人编年史》（Jewish Chronicle）的家伙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这种事。我还得跟他澄清我不是犹太人。

“现在我开始了解到，我现在会变这个样子，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缺席，母亲又总是外出工作；那让我变得很沉默、很软弱。我现在只是在发掘自己的内在，然而当时我还是非常快乐的。前阵子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它提到关于长期住院的小孩子会出现什么后遗症；它说那种状况会使孩子变得非常孤僻。”

林戈并不孤僻，他十分外向友善，事实上他是披头士当中最讨人喜欢的。他一点儿也不自我中心。他太太莫琳认为，要是他愿意的话，他自己也可以更有表现。

“他没告诉你吗？用亮片做那些东西是他出的主意。我也知道那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不过他什么事都不会居功。

“我认为他常常低估了自己。他的确会忘掉自己有过什么妙主意，因为他认为自己没什么创意。他说想出好点子这种事是别人的专长。不过他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他绘画画得不错。我认为拍电影非常适合他，所以我希望它们能成功。他什么事都做得很棒，他也是个很优雅的舞者。”

林戈的个性比他外表看来要坚强得多。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帅多了，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睛。他可一点儿都不是乐队的丑角，甚至是他们的吉祥物。他的许多观点也和其他人的一样合情合理。不过在保罗和约翰他们那显而易见的才华的锋芒之下，他让自己比实际上的他更加静默。不过他们十分仰赖他。他是这个四人组合中很重要的部分，贡献了他们所需要的要素——那种成熟的多愁善感，然而那也是种强烈的直觉、平实的人情味。对于披头士以及他自己，他有许多不错的构想和观点。

“我认为我们4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聚在一起让我们变成一个整体。我们彼此都不同，然而都很相似。

“当你看到一个独唱的明星，或是伴奏乐队加上挂头牌的明星，你不是接受就是讨厌。至于我们4个人，你可能只跟其中一个打交道，然而你仍然会喜欢其他人。要是你不喜欢猫王，一切就此打住；但是因为我们有4个人，就更有转圜的空间。

“虽然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歌迷，但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我们之间从来就不会有互相较劲的情形发生。

“要是我们4个人站到100万个乐迷面前，要他们到他们最喜欢的披头士后面列队，我想保罗的乐迷一定是最多的；约翰和乔治一定是并列第二，而林戈肯定是敬陪末座。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从乐迷的来信以及乐迷尖叫簇拥的情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至于约翰和保罗，他们各自的乐迷大概都不会喜欢另一个人。不过就我来说，我在约翰的乐迷与保罗的乐迷之中同样会受欢迎。他们同时都能把我当成他们的最爱那样地喜欢我。所以要是你让他们票选第二喜欢的人，赢的可能会是我。

“我很清楚，他们是想要照顾我。多愁善感的小里奇激起了他们的母性。我总会遇到这种事，我还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了。老妇人也和那些女孩子一样地喜欢我。保罗也有点儿像是这种情况。

“那就是我的情况，我清楚得很。为什么要去改变？偶尔我的确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有人一直找我拍电影的时候，我想我会挑个彻底的大坏蛋来演。那肯定很好玩。我只是想要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

“我不是什么有创意的人，这点我心知肚明。不过别人总认为我必定想成为那样的人。他们会写信来或开口问我说为何不去试试。我确实试过，很多年以前了，写了两首短歌，不过那是硬挤出来的东西，我自己并不是真的懂。

“没有创意这一点，会让你很沮丧；你知道大家都认为你没有创作能力。不过这4个人里面，你不能期待他们全部都有创作能力，你会这样想吗？有一半队员会创作就够好了。想想看所有乐队，那些完全不会写歌却也不错的乐队。

“当然，我也很想写歌。当我了解到自己写不出来的时候，还真有点儿烦闷。我有一架钢琴，不过事实上我不会弹。我经常有种感觉，今天我就是想写一首动人的歌曲，然而我试了，但还是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动手。我可以什么歌都用C大调凑出来，只要凑出12小节就行了。那只是乐理上的笑话罢了，没有意义。

“有时候，坐在鼓后面，只照着他们跟我交代的方式演奏，的确会让我觉得像个局外人。当其他乐团的鼓手告诉我说，演奏得真棒啊，那一段。虽然受到称赞的人是我，不过我知道那通常都是其他人告诉我要怎么做的。

“拍电影还不错，不过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厌烦。那都只是在赌运气，希望电影会卖座而你也能得到一些好名声，不是吗？

“不过我就对拍电影相当有兴趣，也是因为了解到我在写歌和创作上没什么能耐，要是我可以演的话，那大可去参加演出。

“我知道别人说我在《一夜狂欢》里演得还不错，不过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和小男孩在运河旁的那场戏演得不错。当我在演的时候，脑袋里是一片空白。我的脑袋真的很不灵光。前一晚，我整晚都没睡。我觉得十分疲倦，还是得穿上雨衣出场演出。我几乎动不了。做什么事都还得迪克（李斯特）对着我大喊才行。不过结果还算不错。我踢着石头的那一段，那是我的点子。没错，事情就是这样。不过其他一切都是迪克的点子。因为我仍然是一头雾水。

“在那部片之后，我就接到很多演出邀约，不过都是一些大明星的电影，希望我帮忙撑撑场面。我差点儿就要接下一部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电影，要我扮演华生医生（Dr Watson），不过我认为这个角色太重要了。我还不想去尝试与担任这种角色。要是电影失败了，那可就惨了。不过如果是小角色的话那还可以，那样我就可以不用担负电影的成败。要是大家反应还不错，我就可能会接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我接下《方糖》（Candy）这部片是因为那个角色不是很重要，而且里头还有其他大牌明星——马龙·白兰度和理查德·波顿（Richard Burton）。我想支撑电影票房的会是他们，不是我，而我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演技。那角色只有10个工作日，扮演一个西班牙裔的园丁，也没有多少台词。

“我当然不会演戏啦，我不知道怎么演。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些演员，你可以分辨得出他们是演员，因为他们的表情一直都在变化着；你该看看他们的眼睛。我就没有这种能耐，我就是办不到。我也不清楚，或许那就是演戏。”

他说就算这一切在明天就消失，他也不会在意。他仍然觉得自己已经够幸运了，而且不管怎样他都有办法糊口的，纵使这代表着他要再回到当装配工的日子。

“不，现在我很可能也不会是个装配工。之前我还没完成学徒的训练就放弃，加入了乐队。要是没有罗里·斯托姆以及后来的披头士，我可能会继续在不良少年帮派里混。嗯，到现在，我很可能只是个工人吧。

“当然啦，我很高兴我不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至少在某段历史里——那会是很棒的事。我最期待的事，就是能被写进历史教科书里，让孩子们都能读到。”

译注

[1] 杯杯香（Babycham），英国知名的酒饮品牌，产品以女性为主要对象。

[2] 1966年10月21日（星期五）上午9点15分，阿伯芬恩地区一座煤渣堆滑动崩落，以极快的速度在5分钟内掩埋了附近的学校与民房，造成144人死亡，其中116人为儿童。此基金会即为了为受难者筹募善款而成立。

终章

1967年5月，披头士在布莱恩·爱泼斯坦家中所举办的《佩珀中士》专辑发表记者招待会上。（图片来源：Getty）

为活着的人物写作传记的困难之处在于一切事情都还在进行中。对许多事情与观点直接下定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事都一直在变动。在最后4章里，他们所说的事情，在你读到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半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他们也有可能已经找了新的住所。

不过，至少对于这些人，只要他们愿意空出时间，你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第一手的数据。虽然必须考虑到“披头士狂热”这段日子已经令他们心烦到变得很顽固，但就这本书来说，他们算是很配合的。很幸运的，这是他们一生中到目前为止最值得记载下来的时刻，不过由于这本书最主要是要写成一本实录性质的书，所以我必须尽量把披头士狂热这几年的事理出轮廓来。

即使我很确信我的个人意见在书中处处可见，但我尽可能在这本书里保持置身事外。我也努力着要抗拒深入探究事情的诱惑。许多解读者已经说过数百万字的话了，有人可以在50年后用这些文字来写本评论式的传记——要是到时候还有人记得他们的话。

当然啦，我认为披头士可以的。否则我不会动手做这一大堆事情。然而他们眼前的发展仍然非常混沌不明。他们自己会再拍更多的电影吗？苹果公司会成功吗？玛赫西的情况会如何？他们会不会感到无趣而就此放弃一切？

也许在这本书上市之前，部分问题就已经有了解答。他们已经熬过人生中这么多的阶段，更没有理由怀疑将来还有更多事要去面对。

对于拍摄电影以及其他任何他们可能尝试的事情，他们都很自信会成功，不过在演艺界的历史上，至今尚未有人能够再度引领风骚、呼风唤雨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几乎是立刻又屹立不摇了；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则持续执导出一些很有专业水平的电影，不过没有人会说他们能够呼风唤雨。至于披头士狂热，被这新的大公司给搞得晕头转向的成员恰好躬逢其时。披头士能够再度遇上同样的条件吗？

过着这般离群索居的生活，是否会对披头士有不利的影响，还得留待日后再观察。缺乏外界的刺激会影响到艺术的表现吗？根据某些艺术学者的说法，要是毕加索走出门来，见见不认识的人和新的地方，他就不会逍遥自在地在菜单上画些小涂鸦了。

虽然他们的私生活仍然和以前一样隐秘，不过至少苹果公司正提供一些新的刺激。苹果公司或许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最具建设性的阶段。他们这几个人多年来都拒绝助人而且反对一切，现在他们像是乐善好施的专制君王，大量地回馈金钱和力量来帮助他人、资助他人。而且不管他们当中是谁想到了超觉静坐，他们的宗教兴趣也是很正面的，而且有利无弊，这同样也和他们早年的态度完全相反。他们一向鄙视那种流行偶像就该担负社会责任的看法，如今他们看待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事，则几乎像传教士一样。要是他们尚未着手进行的这些幻想蓝图到最后实现的话，那么50年后他们的传记作家要写的，可就要比写一个节奏摇滚乐队的唱片多得多了。

在他们亟欲成名的时候，有布莱恩·爱泼斯坦的协助；在他们亟欲成为作曲家的时候，则有乔治·马丁在身边。而他们是否能靠着自己继续走下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这还要留待日后观察。

专家们都不认为他们能再创一次高峰，在新的媒体上不行，没有其他人帮忙也不行。

“在他们的音乐里，”乔治·马丁表示，“他们有种本能的直觉知道要做什么。他们总是走在其他所有人的前头。不过他们在大部分的其他想法上，就像是幼稚无知的心理学家一样。

“在许多方面，他们非常像小孩子，他们很爱任何神奇的东西。要是我在约翰的面前拍拍手变出一瓶花束，约翰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相当难以忘怀，而我就可以指使他做任何事。

“他们喜欢任何事都像速溶咖啡那样：他们要速成的录音作品、速成的电影，任何速成的东西。

“我认为他们身边确实需要一个能整顿他们的人。这样他们要更加脱轨演出也都可以。要是都靠他们自己去尝试，一切都会出问题的。”

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还非常年轻，这也是好事，因为他们仍然会想靠自己的力量做些事。希望他们能继续尝试。不过他们有那个能耐，也有那种可能在明天就放弃一切，靠他们的数百万财产过日子，只盘算着怎么填饱肚皮。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还不错。他们带给我们相当多的东西，而得到的回报，则是他们的MBE勋章。

亨特·戴维斯

1968年5月，于戈佐岛（Gozo）

译注

[1] 这位就是执导《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城市之光》（City Lights）等经典名片的英国默片喜剧大师。

1985年版后记

当我写下那个简短的终章时，我小心翼翼地不去预先说出我对于披头士未来的想法。表面上有这么多令人兴奋的前景，像是电影；还有令人兴奋的新创意，像是苹果唱片公司。他们已经不再公开露面，而且开始各自发展，各过各的生活，然而我从来没想过他们竟会这么快就散伙。我不会知道这一点，事实上，我是在披头士达到成就的顶峰之时躬逢其盛，记录下了他们的成长和崛起过程。接下来要等的也只有结束而已，其结果竟是如此的令人惋惜与不堪。

回顾1968年那时候，在那段时间，为了犒赏自己，我出国待了一年。在完成这本书以及与苹果唱片公司主管之间的无聊争端尘埃落定，并与披头士及他们各自的家人协调好这本书的内容之后，我带着妻子与家人动身出国。先是到了马耳他的戈佐，后来再前往葡萄牙。当时我们有两个小孩，动身的时候分别是四岁和两岁，还不到就学的年龄，所以这似乎是远游的好时机。待在国外的这段时间，我完成了一本小说，我太太也是。在写披头士之前动工、后来变成《六八级》的那本书，我也没有再回头去写；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学生静坐示威和学生激进运动，而我所有的访谈和材料都是在1966年搜集的，到了当时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了。

在196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当我们待在阿尔格雷夫（Algarve）的普拉亚德卢兹（Praia da Luz）租来的房子里时，被外面一阵巨大敲门声与叫喊声给吵醒了。我们一开始以为那是酒喝得太多的渔夫在回家路上大吵大闹的声音。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海滩边，原本是座沙丁鱼工厂，四周有高墙与很宽的庭园隔着。后来我听出有人在喊着我名字，带着很浓很重的利物浦口音：“亨特·戴维斯，你这个混蛋，醒一醒。”一开始我认为那可能是约翰，因为那声音很沙哑刺耳。我起身走到庭院打开大门，是保罗，跟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陌生女子站在一起，还有个小女孩，大概五六岁左右。

回头看伦敦那边，那天晚上保罗当下就决定要休息一阵子，来和我一起休个假。我和他们都保持着联系，也曾寄给保罗一张明信片，邀请他过来住一阵子，所以即使我们没有通电话，他也很清楚我人在哪里。当他突然出现了这个念头，就仔细地交代尼尔帮他查出飞机时刻。那天晚上并没有飞机班次，当然啦，保罗等不及次日才动身。在考虑过计划后，他想要立刻出发；又是立即性的满足。就这样，他们租了一架私人飞机，随时听候保罗差遣。大家想都不会想到，飞机会在半夜里降落在法罗（Faro）。法罗机场在前一年才刚开始启用，而且也还相当简陋，一向少有定期航班起降，更不会有贵宾级的私人飞机了。

保罗的决定匆促到出发时连一点儿葡萄牙币都没带，然而他却带了好几瓶威士忌上飞机，作为送我的礼物。在几乎可称之为荒凉的法罗机场，他总算找到了一名军官，然后给了他50英镑，拜托他换成埃斯库多（escudo，葡萄牙货币）。然后他就完全忘了这件事。突然间，他注意到，很幸运地那里碰巧有辆出租车；他们上了车，给了我们的住址。他们到达之后，我帮他付了出租车车资。

他的到访最后变成极为欢乐的场面。我们的两个小孩凯特琳（Caitlin）和杰克（Jake）听到了嘈杂声也起床了。凯特琳一知道这个年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儿希瑟（Heather）要留下来，就显得相当兴高采烈。然而我和我太太则对这个叫作琳达（Linda）的美国金发女子感到相当困惑。我们从没听说过她。我们离开英国那时候，保罗生命中的女人还是简·阿舍，而且我们也和她相处得很融洽。这个琳达是他的一夜情对象吗？还是他跟简·阿舍已经吹了？

尽管当地的媒体记者在午餐时间就来到了这里，但由于保罗他们到了隔天早上很晚才去睡，所以我们过了好一阵子才知道答案。我们住在阿尔格雷夫一个很偏远的地区，而且当时已经是隆冬时节了；我想不出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保罗来到了这里。后来我才发现，这件事是从保罗在机场给了那军官50英镑纸钞之后开始传出去的；那个军官在隔天早上告诉每个人，在半夜有个留着长头发的奇怪英国人抵达机场，还很大方地送他钱。

第二天，里斯本的媒体记者——这些从首都来的要角——也出现了，保罗同意在海滩举行一个小型记者会。事后他要求记者们不要将他住的地方泄漏出去，让他能清静清静，因为他是来度假的；记者们也都照办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从当地的小镇拉各斯（Lagos）来的商人、旅馆经理，携带着礼物、水果篮和食物、邀请他到宴会和餐厅用餐的请柬，接二连三地来访。虽然我曾在约翰家里看过他拆开包裹查看那些免费的礼物，但是在以前我还没目睹过人们的这种反应。在一个偏远的、位处西欧的最落后的乡村，看到这样的情形，感觉也很奇特。成名本身就有好处了，而拥有名声的人又会更受眷顾。

琳达当然对我们很有戒心。我猜她知道我们跟简的关系很好，而且可能会嫌恶她。由于他们才刚开始相恋，当保罗在深夜里兴致勃勃地彻夜长谈讨论些哲学问题时，她也很希望保罗能多注意她。保罗一向喜欢表达、解释他的观点给别人知道。

一开始，琳达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是个唯唯诺诺的女子，她对保罗的仰慕也表现得过火了点儿，总是贴在他身边，对于他说的每句话也是唯命是从。我们不认为这关系能长久下去，我们不知道她能带给保罗什么。在这10天或是和我们待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有好几次气氛还有些紧张。

我们时常一大群人一起出门远游。凯特琳通常会和保罗、琳达以及希瑟在一起，搭他们租来的车子。我们后来得知，保罗会让凯特琳坐在他的膝盖上，让她操控方向盘；这简直把我们吓坏了。这件事让我们在孩子的教养问题上开始有了第一次的小冲突。另外有一次，杰克拿着一把大切肉刀开始玩着，所以我就从他手中将刀子一把抢了过来。保罗说那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式，他们应该靠自己发现危险，那也是他们学习的方式。我说，为人父母者，要能看得远一点儿，预见孩子所看不到的一些行为的后果，否则到最后他们可能会丢掉好几根手指头。呵呵，在当时，我们有好几次争辩着这样的小事，然而我们却为了这种事讨论上好几个小时。

保罗与小孩子以及其他到家里来的人都处得很好，会放任他们做事和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认为结交朋友很重要。我认为我们的两个小孩似乎是比较规矩、比较自制，而就我们所知道的，至当时为止，希瑟的童年过得相当混乱，要在她父亲与琳达之间在大西洋两边跑来跑去，而且也被惯坏了，相当骄纵——至少用我们相当古板保守的观念看来是如此。

有一天我们前往默奇克（Mochique）的山区，我们把车子停在村子里。在沿着山间小路往下走的时候，保罗看见有个人牵着一头驴子走上来。他说服那个人，让他把凯特琳和希瑟抱到驴背上轮流骑一小段路。凯特琳骑了一段路，当保罗把她抱下来之后，驴子突然往后退了几步，直接踩到了她的脚。那哭叫声真是凄厉。我们把她的鞋袜脱了下来，可以看出她的脚伤得很严重，脚拇指的指甲都脱落了。

我们身在天高皇帝远、偏僻又无人的山坡路上。保罗当下就打定主意，开始朝山上默奇克的村子快跑；他最后想办法拦了一辆车子，然后回到我们这里。接着我和保罗带着凯特琳到了默奇克当地的一家小诊所医治，在那里帮她把脚清洁干净并注射了破伤风疫苗，以防万一。为了鼓励这个勇敢的小女孩，保罗在村子里买了条紫色的披风送她。当我们大家再度与我妻子以及琳达碰面的时候，希瑟突然稀里哗啦地大哭起来——她看到凯特琳得到了一份礼物。所以，为了公平起见，保罗也买了一条披肩送给她。

在经过几次尴尬的场面之后，到最后我们跟琳达也比较熟稔与了解了。我想这段时期对她来说并不好过，她与保罗的关系还没有稳定下来，显得有些患得患失。在当时，她很可能极不愿意和我们保持往来。

当然，我完全想错了。后来我们再碰面时，琳达更加放松、更加友善，而且她和保罗的婚姻也相当美满。与一般人一样，他们也会有些小争执，通常都是关于孩子的教养问题和其他的家务事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自从他们在1969年结婚以来，经过了16年之后，他们的关系显得相当稳固。

琳达给了保罗他一直很需要的精神支持。约翰当然也曾经对他自己与保罗之间的关系多所批评，而且经常是十分冷酷无情的。简·阿舍算是相当有自主性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事业。琳达则是已经预备好要将她的活力和感情奉献给保罗与他们的家人，要是有必要的话，还会奉献给他的工作，要是他觉得那正是他所需要的。

1969年我回到英国后，仍然和他们保持联系，会到保罗家里坐坐，到阿比路录音棚以及苹果唱片公司的新办公室走走。我注意到这个王国——不论是以前的还是新的——正在崩溃中。在保罗留在葡萄牙的这段时间，我和他谈了很多关于披头士的事，也得知他们在录制《白色专辑》（Double White Album）期间产生的诸多歧见。保罗自己也还忙着作曲，所以我推测这张专辑至少还能继续录制下去。我记得他在葡萄牙弹了一首歌给我听，那是他在厕所里写成的（他进厕所很少不带吉他进去的），歌名就叫作“你走吧埃迪”（There You Go Eddie）。只有一小段而已，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曾将它完成过；他发现了我的教名是爱德华（Edward），我一向不跟人透露这个教名的。

在伦敦，很快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做音乐现在变成了第二要务。苹果唱片公司是一片混乱，他们的财务和营运业务也是如此；而他们之间更是屡生龃龉，相互抱怨，并且为了接下来要做什么而争吵。

我从没想到披头士的结局——不管是在何时来临——会变成了这样复杂难解的法律争端，为财务关系斤斤计较、微不足道的个人冲突、相互攻讦、荒谬可笑的指控、幼稚的辱骂以及愚蠢的斗嘴。哎，到了最后，他们结束关系的模式也不脱其他演艺界众多搭档那样，令人感到惋惜。英国另一对伟大的作曲搭档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立文（Sullivan），最后亦是落得以争吵和互相赌气收场。列侬与麦卡特尼就像另一对平凡无奇、了无新意、吵吵闹闹的前任搭档似的结束合作关系，这是多么悲哀啊。他们的崛起被当作奇迹般看待，就像我希望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不过结局则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当这些不堪的事过去，也就不值得再提了。它们变得极为复杂而且十分混乱难解。基本上，这些事涉及了谁拥有谁与拥有什么东西的问题，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他们持续花了高额的律师费，而报纸资料室也有这些最新的法庭案件的深度报道。当时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法律争端是造成披头士解散的原因。虽然有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个人冲突也真的足够导致他们解散，但那些是结果而不是导因。那么，导致他们解散的原因是什么？

披头士他们自己也不见得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有段时期，他们有着互相对立的说法——保罗被其他人指责是造成乐队解散的主因，同时他也反过来指责他们才是主因；他们甚至还争论实际上最先离开披头士的人是谁。我的理论则是——这也占了点儿后见之明的好处——他们解散的成因早已酝酿了很久。在读过这本书后就可以充分看出我的这个说法，不过我不会说我当时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假如要为他们的解散找个简单的原因，那不会是“该由谁来掌管他们的事务”所产生的这些争执，而是出现在约翰生命中的小野洋子。总之，我是这么解释的。

披头士开始出现裂痕可以回溯到1966年，他们不再巡回演唱，也不再过集体生活的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分得这么开，那些列侬——麦卡特尼合写的歌曲，不管是多么的受欢迎，都变成有种欺骗世人的感觉。他们不像以前那样一起在车厢后座合力把歌曲完成，他们不再合作写歌。尽管他们同样都挂名作者，但对乐迷来说，要辨认出哪一首是列侬的歌、哪一首是麦卡特尼的歌，是轻而易举的事。就像在叙述《佩珀中士》专辑录制过程那一章所显示的，一直到现在，几乎他们每个人每一首歌都是写好了——至少心中已经有了雏形——才来到录音棚。

只要他们还是伙伴，而且没有人会感到无聊或是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新的工作方式还算不错；不过由于太枯燥以及其他一些事，他们开始有一些小争执。1968年他们录制《白色专辑》时，林戈退出了；他说他受够了当他们的鼓手。多年以来，我在录音棚里看过他太多次了，那实在是相当无趣的录音过程。在舞台上，他和其他人有同等的地位，也同样重要，有自己的任务，而且在乐迷当中也有他自己的死忠追随者。在录音棚里，他几乎常被忽略掉；每次约翰和保罗遇到要想出编曲、歌词或是混音的部分，就会中断好几个小时。林戈经常是根本没必要待在那儿——他能派上用场的部分随时可以用叠录的方式加上去。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被劝了回来，他只离团出走一天而已。

虽然1969年披头士的团体关系开始破裂，他们还是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团结的样子拍下这张照片。拍下这张照片之后不久，他们录制了最后一张专辑《随它去》（Let It Be），此专辑是在1970年5月发行。（图片来源：Bruce McBroom）

在录制《随它去》期间，换成了乔治；他跟其他人吵了一架之后就退出了。他虽然比不上约翰和保罗，但总有一席之地可以发挥，表现他自己精心创作出来最好的歌曲。在他受印度乐风影响的那段期间，他也影响了其他人作品的本质。乔治一向是最不喜欢披头士身份的，而且是最先把同等的精力放在宗教信仰与印度音乐这些其他兴趣上的人。这次他也被劝了回来。

大概从1967年到1969年，最后的这几年里，保罗是乐队真正的支柱，敦促着他们继续作曲，说服大家接受一些新玩意儿，像是《魔幻神秘之旅》。他有许多拍片的构想与扩展苹果唱片公司的想法。他喜欢披头士的身份，而且也不想改变。1968年在葡萄牙那时候，他还满脑子打算让大家一起再度公开演唱。他并没有考虑要巡回演唱，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那实在是太累了。他怀念在公众面前露面——他想改变一下生活，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在现场观众面前真正地演唱歌曲，试图重温他们以前的那种乐趣。乔治则是反对到底，其他人也不怎么热衷。在当时，保罗则是满怀希望地想要说服他们。

同时，约翰也让保罗继续主导披头士的活动，因为他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他对披头士的身份感到相当厌倦，不过他也没有实际思考过一生中还有什么其他想做的事。在我待在他家的那段时间（参照31章），他会在家里呆坐好几天胡思乱想，什么话也不说，当时的他显然极为无聊。他的婚姻生活变成只是例行公事。辛西娅——因为她是最先承认的人——实际上和约翰从来就不是那么契合。在书中，她很大方地坦承，要不是她怀孕了，约翰怎么也不会和她结婚（她这段话差点儿就因为他们家人与公司的朋友的施压，而从第31章里头删掉）。她很清楚约翰一向爱披头士比爱她还多，不过他们也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约翰想不出他还要用什么其他方式过日子，因为没有出现过更好的选择。

然后洋子出现了。要是以同样是极端异类的典型来看，约翰终于找到了一个意气相投的人。他立刻重燃起对生命的热情。他像搭乘了另一架飞机，立刻就了解到，保罗这个他一直以来的好兄弟、志同道合的同伴，在许多方面都跟辛西娅一样保守。当约翰和洋子一起发现新的、令人着迷的目标时，其他的披头士则是一点儿都不在乎。当保罗想到一个点子，比如说，上电视现场表演节目，约翰也不会真的感兴趣。

洋子闯入了约翰的生命与工作——在披头士最后录音期间都和他黏在一起。其他人对于她时时在录音棚出现或是对约翰的影响，再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至少乔治与林戈已经觉得相当无聊，而这也剥夺了残剩的乐趣。约翰与洋子他们自己的乐趣则是完全转移到不同的新方向去了。最后在1969年，披头士的音乐生涯结束了。《随它去》在1970年发行，然而这张专辑差不多在一年前就录制完成了。

差不多在约翰与洋子转向刺激的新生活的同时，保罗遇见了琳达。对保罗来说，在约翰离开的时候，她的出现恰逢其时；她还鼓励保罗不要觉得自己不如他人，坚持自己的本色，要是他去试的话，什么事都办得到。她接纳他，无条件地全力支持他。当关于苹果唱片公司的争端开始时，约翰与保罗背后都有各自的新伴侣支持着。

自从布莱恩死后，披头士的财务与业务状况已经有些混乱——然而他的死只是让这些混乱状况浮出台面，而不是起因。苹果唱片公司的创立让很多事情更加复杂，也需要有个人来收拾这个乱局，管理他们的事业。在乔治及林戈的支持下，约翰与洋子聘请了艾伦·克莱因（Allen Klein）这个美国会计师。保罗不喜欢他，而想要把他个人的事务交由纽约知名的律师李·伊斯门（Lee Eastman）管理，而他正是琳达的父亲。其他人认为保罗只是试图把他那些亲戚带进公司而已，这点让保罗觉得相当难过。他一直认为他们应该很清楚他的为人并不是那样。为了脱离苹果唱片公司，保罗知道他无法控告克莱因；他必须控告约翰、乔治与林戈。

保罗发现，事实上披头士自己都没有主控权。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歌，都是属于别人与其他公司的。保罗坚持他这么做可全是为了大家——不是只为了他自己而已。对其他三人而言，这一切的麻烦仿佛都是保罗所引起的。到了这时候，他们仍旧相信克莱因会是他们的救星；那几年真的是一段非常不堪的时期。

克莱因的出现，是导致披头士最后正式解散的重要事件，不过约翰与保罗之间的歧见，则是因洋子出现而开始的，这一点是早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的。

这件事在接下来10年里引起的诸多法律诉讼，都耗掉他们身体上与创作力上太多的能量。他们自己在不同时期也各自有多次的官司缠身——离婚官司、嗑药触法、起诉其他唱片公司或是被其他唱片公司起诉，以及移民问题，诸如此类。

至少对旁观者来说，唯一的乐趣就是苹果唱片公司的那些疯狂行径。对于别人正在窃夺他们的财物这件事，他们自己似乎毫无知觉，甚或乐在其中。把大把大把的钞票砸在一些愚蠢的计划、商店、公司上，迎合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与荒诞不经的馊主意。这几乎就像个警世故事，仿佛是要强调大型企业的毫无意义：赚钱、花钱就是我们消耗精力的方法。那么就让我们出去疯狂地大花特花。他们在伦敦的萨维尔街租下许多豪华办公室，里头全摆着豪华家具与器材，而且很自然的有半数西方世界的嬉皮士聚过来试图利用它们，还有一些他们认定可以帮他们把一切搞定的聪明广告商。

我时常到萨维尔街晃一下，只为了听听看最近有什么夸张行径；或者是到德雷克·泰勒的公司玩玩。从1964年起，他就和披头士在一起了，刚开始他是布莱恩的助理，后来在披头士狂热那几年期间，则是担任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后来他去美国待了好几年，不过现在又回来了。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去吃午餐，他表示那天是他的生日。当时他交代一个看起来非常青涩的女助理去拿生日蛋糕进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厨房，所以蛋糕还热腾腾的，刚刚出炉，我也拿了一块蛋糕帮他庆生；德雷克坚持要我吃个两块，而且实际上，后来我们在梅菲尔一家餐厅用餐时，我还昏了过去。他们没让我知道——那是块大麻蛋糕，这个在他们公司烘焙出来的鬼玩意儿，也是萨维尔街的特产之一。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期的一切事件都以悲剧收场，不过还是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时光。

不过披头士分崩离析那段时期的大多数事情，我现在宁可忘掉。要记下当时的事真的是十分耗时费力，尤其是那些法律问题的争端与意见不合的争辩。很幸运的是，他们当时互相指责的那些最肮脏恶劣的话，我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之后，1970年，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是个很坏的时刻，他们要单独上路走向未来。

在最初那几年，约翰上尽了报纸头条；他写了许多和洋子有关的歌，组成了“塑料洋子乐队”（Plastic Ono Band），而且他自己与洋子还为《两个处女》（Two Virgins，1969）专辑拍下裸照，让流行乐界大为震惊而且觉得很可笑。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旅馆举行“床上和平运动”（bed-in），接受访问畅谈现实世界的病态以及该如何治疗这些病状。他舍弃了在披头士时期那些歌曲、与早期写作的那种双关语及妙语如珠的风格，而变成了冒进的行动先锋。他渐渐开始为各式各样的目标请命，像是汉拉蒂（Hanratty）谋杀案；而且又写了一些充满阶级斗争、政治口号的歌，以及一些情感洋溢的洋子之歌。在大体上，外行人会对约翰近来的大胆行径觉得好笑，但同时间他自己个人创作的许多歌曲也备受乐评的赞誉，像是《想象》（Imagine，1971）。

约翰和洋子在1969年结婚，最后搬到纽约定居，并且在经过长期的法律缠讼之后取得了居留权。当时我和他聊过，他否认是因为洋子的出现导致他与辛西娅的婚姻破裂的。“那段婚姻早就已经玩完了。”他这样说道。有趣的是，当披头士的解散已经变得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对保罗、乔治和林戈公开喊话：“我想要跟你们分手了——就像我跟辛西娅那样。”这么多年以来，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与保罗之间——就跟婚姻差不多。

在1974年这一年间，约翰和洋子分开了一年左右——靠着药物、酒精与手淫来度过，这些事都被详细地记载下来。不过从1975年他们的儿子肖恩（Sean）出生之后，他就安分地过着居家生活。卸下披头士身份以来，他总共录制了10张专辑，不过在1975年发行了《生鱼片》（Shaved Fish）之后，他说他将休息5年不再工作，要陪他的孩子玩耍。

他被刺杀之时，才刚在1980年下半年再度录制唱片，并为了肖恩的5岁生日及时发行了一张新专辑《双重幻想》。事情发生在1980年12月8日，就在他从录音棚返家，回到他在纽约的住所达科他大楼（Dakota Building）外面的时候。

凶手马克·戴维·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在大楼外头已经等了一整天了。在约翰离家要前往录音棚时，查普曼突如其来地把一张《双重幻想》的唱片塞到约翰手中，约翰也欣然地签上“约翰·列侬，1980年”。当天晚上，约翰在深夜时分回来的时候，查普曼在5英尺之外对他开了5枪。举世震惊！

有一段时期，各地的反应几近疯狂，尤其是在美国，特别是当洋子要求全球为他默哀之时。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哀思是很真诚的。在英国，很多人对于这么强烈的悲痛哀伤感到相当困惑与惊讶，他们不知道，从披头士画下句点以来，已经出现了两个约翰·列侬，性格与形象都不一样。

在英国，大家觉得约翰·列侬已经变成一个无害的怪胎，一个跟着那个可笑的女人私奔，干一些可笑的蠢事、偶尔做些可笑音乐的怪人。就身为流行音乐或潮流或其他什么鬼东西的领导者来说，即使他仍然备受喜爱，但他的时代似乎将要结束了，成为逝去的时代的一部分，成为光芒渐失的60年代人物。他在美国时，来访的英国流行歌星总会尽可能地去探望他，仿佛是在向一个对年轻时期的他们有过深远影响、现在已经退休、或许脑袋还有点儿痴呆的资深前辈表达致敬之意。

在美国，就像在他死亡的那一刻我们大家立刻就察觉到的，在最近这10年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约翰·列侬：他已经成为极活跃的精神领袖，新世代的奋斗与希望的象征人物，即使在他那几近销声匿迹的5年时间里，他仍然可以与数百的年轻人对话。《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这首歌实际上是1969年他在蒙特利尔（Montreal）一次“床上和平运动”之后当场写下的歌曲；从70年代初，过了这么久到了今日，他精心策划的活动和示威运动早已被遗忘了，但这首歌却已成为激励历经越战这一个世代的歌，成了反战运动永远的圣歌，依旧传唱不绝。

做爱不作战：1969年，约翰与洋子刚结婚不久，在阿姆斯特丹他们的旅馆房间里面对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们在床上待了七天，宣传反对战争与暴行的立场。（图片来源：Getty）

约翰·列侬之死充分反映出他对流行音乐界以及西方世界年轻人的巨大影响力。这也让所有希望披头士重组的提议划上了休止符。就情感上而言，披头士自1970年就已经逝去；到1980年，才首次覆上黄土。

约翰之死所造成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其他三名健在的前披头士成员立刻变得极关心安全问题。在披头士解散之后，他们的生活已经尽量过得相当低调，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从1980年之后，他们已经了解到，即使是行事低调的人仍必须十分小心。

现在林戈住在伯克郡（Berkshire）的阿斯科特（Ascot）附近，门禁森严的蒂滕赫斯特（Tittenhurst）公园内一栋占地74英亩的17世纪历史豪宅里。在披头士结束合作之后，他个人的生活变得相当复杂，而且他搬了好几次家，待过很多不同国家。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没多久，他与妻子莫琳搬离了威布里奇，到伦敦北部的海盖特（Highgate）居住，我也经常去那里拜访他们。不过他们在1975年离婚了，当时他们已经生下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儿，名字叫作莉（Lee）。他们的离婚闹得剑拔弩张、乱七八糟的。离婚之后，林戈就开始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这多少也是因为他婚姻破碎的关系。在国外多次有人看见过他，还带着不同的外国女子。这么多年来，就技术上而言，他的落籍地是蒙特卡罗（Monte Carlo），不过他大都是待在美国比较多。

在国外待了6年之后，他于1981年返回英国，对于约翰的死感到惊骇莫名，生怕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约翰被枪杀的那天，我从洛杉矶飞到纽约去陪洋子。他们派了两个贴身保镖在我身边，而且原本有两个洋子的保镖要来保护我，不过在大批人群之中，我们和所有保镖失散了。最后我迷了路，自己一个人走出门到街上去了。

“后来，我自己也遭遇过好几次生命威胁，必须聘请保镖和我住在一起。我很讨厌这样。在约翰被枪杀以前，我一直觉得在美国很安全。不过你无法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中。要是总统自己都无法获得完善的保护，那其他人还能碰什么运气呢？甚至连教皇也遭人行刺呢。”

会令他想回到英国，并搬回他在蒂腾赫斯特公园的故居（约翰和洋子在搬到美国之前也时常来这里住）的其中一个主因，是因为从这里到他前妻莫琳与他3个孩子那儿只要40分钟的路程。虽然现在他们之间并不是特别亲近，但也再度恢复关系成了好友。

林戈回英国时带了他生命中的新伴侣一起回来——芭芭拉·巴赫（Barbara Bach），一名美国女演员。他们于1981年4月，在伦敦的玛丽尔伯恩（Marylebone）户籍注册处登记结婚。保罗与乔治都来参加婚礼，他的母亲埃尔茜也出席了。

芭芭拉·巴赫比林戈小了7岁，曾与一名意大利人结婚，有两名小孩，分别是13岁的詹尼（Gianni）和16岁的弗朗西丝卡（Francesca）。她曾登上《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也曾经在007电影《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中出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她总共演过30部电影，有些片名很响亮——像是《外星人》（The Humannoid）、《放养的男人》（Free Range Male）、《洞穴人》（Caveman）等等，然而却鲜少有得奖的片子。她会和林戈相遇，就是在1980年的《洞穴人》这部电影演出的时候。

1984年，他们一起在保罗的电影《向宽街致敬》（Give My Regards to Broad Street）里演出，至少也算是一起在片中出现。那些角色并不太需要多高明的演技。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林戈和保罗及乔治还是很好的朋友；事实上，比起其他人彼此间的关系还要更好；而且在约翰还在世的时候，林戈和他一向很亲近。

我在1985年3月前往拜访林戈，在他伦敦的家与他和他新任妻子一起喝下午茶。那是位于切尔西（Chelsea）的一间马厩改建的小房子，也兼做他们的工作室。他看起来气色很好，体态匀称，穿着西装相当体面，而且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将近10年以来，在那天他才第一次把胡子完全刮掉。他再三地抚摸着他光滑的下巴，仿佛是要确认他的脸还在。

就和60年代那时候一样，他平常还是戴着满手的戒指，在他的左耳，则多加了一个亮晶晶的蓝色耳环。一个穿着西装、45岁的男士，戴着一个朋克风格的耳环，看起来有点儿不太搭调。最近这几年他还去刺青，文了一个星星与月亮的图案在左臂上，他还把袖子卷起来让我看。他太太芭芭拉在大腿上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刺青。“刺在比较有肉的那边。”林戈说道，不过她拒绝给别人欣赏。电话响了，她起身去接听电话，是林戈的继父哈里。几天前，林戈的母亲埃尔茜心脏病发作，林戈和芭芭拉赶紧北上利物浦到医院探视她；而现在她似乎快康复了。埃尔茜现在70岁了，和哈里年纪一样，而他们和以前一样，仍然住在1968年我去拜访他们时住的那栋房子里。

林戈在他们的小厨房里忙东忙西、翻箱倒柜的，找找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当茶点。我很欣赏他那头漂亮、浓密的黑发，不过我很好奇他的灰发都到哪儿去了，尤其是在头发前面一直都存在的那片灰色的部分是怎么了。染了，他说道，就像这几年来他把胡子白色的部分全都染黑那样；那也是他会把胡子全部刮掉的真正原因。胡子有些灰白相间他还可以忍受，不过出现了大量的白胡子要染黑，让他觉得很厌烦。他把他的头发往后扯，证明全是真发，没有秃掉的地方，甚至连发际线都没有后退的迹象。“不像某些我提到的人，”他说，“嗯，亨特，你现在几岁啊？”

尽管他的腰围有些变粗，也稍微有点儿双下巴，不过比起1968年时，看起来健康状况更好，身材也更匀称。最重要的是，他肯定更快乐、更活泼外向了。在1968年，我经常去拜访他的那时候，他显得相当心神不宁，到处走来踱去的，经常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仿佛有什么事困扰着他，或是在担心着未来，不论是他的婚姻状况还是他在披头士的未来。

芭芭拉听完电话来到厨房，看看林戈弄了什么东西当茶点。她摸摸他的下巴，再次确认它的光滑表面；她这辈子还没看过林戈胡子刮得这么干净过，至少在这么近的距离内还没看过。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林戈是在1966年。我带我妹妹去看披头士的席亚体育场演唱会。我当时大概是19岁，我妹妹有顶披头士的假发，她是个忠实的披头士迷，我自己倒不是很有兴趣。对于他们的演出，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演出时间相当短——而且相当吵。”

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1980年，在拍摄电影《洞穴人》期间；林戈说从看见她走下飞机的那一刻，立刻就爱上她了。

“那两个月她让我过得很痛苦，只会对我嫌东嫌西的。哦，我不太清楚，都是些小事情。情人节的时候我办了个宴会，她就一直问问题，不外乎就是，这个宴会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她一直在检验我的诚意，不然就是不理我。

“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我就说：那么说吧，你想要住在哪里？”

“我想要回欧洲去住，”芭芭拉说道，“不过里奇只会说英语，所以那就表示只有英国可以选。”

在纽约市科达他大楼外，为悼念约翰·列侬而聚集的群众。1980年12月8日，他在此处遭到枪击身亡。（图片来源：Getty）

“我也想到英格兰住。那是我所知道的最不需要警察的国家，我在这里觉得很安分，一点儿都不需要贴身保镖。英格兰的生活让我觉得很自在。不是英国式的，纯粹就英格兰而已。就像炸鱼和薯片。”

最后林戈在厨房柜子里找到一罐鲑鱼罐头，他打开罐头，倒了一点儿醋调味，然后全部稍微搅拌了一下，分成三碗。我问道，不是“烟熏”鲑鱼啊？我以为你们这些超级巨星都吃烟熏鲑鱼过三餐。

“我告诉你一件跟烟熏鲑鱼有关的事，”他用很重的利物浦口音，装腔说道，“他们不做这道菜……

“我还记得第一次吃烟熏鲑鱼的情形。那是布莱恩带我们去伦敦那时的事了，他坚持我们所有人都要品尝一生当中第一次的烟熏鲑鱼。我们在丁格尔的时候从没吃过。那次是布莱恩请客。我们所有人都，啊，真可怕。不过，我还真的相当喜欢那玩意儿。”

就算这样，根据林戈的下午茶以及我在其他披头士家里用过餐的情形来下评语，他们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美食家和厨艺精湛，然而林戈在家可能会认为能帮芭芭拉和自己做星期天的早餐，至少算很尽本分了。

我问了芭芭拉关于她登上《花花公子》杂志的事：呃，那幅照片，是在拉页吗？

“是登在杂志封面上，你有没有印象？”她回答。

“她仍然希望能够拍张放在拉页的，”林戈说道，“在她50岁的时候。再过不到一年就是了。”

“他总是夸大我的年龄。”

“呵呵，你可以自己算一算啊，亨特；她29岁，有个31岁的孩子。你可是念过书的哦。”

“我还要好多年才50岁咧。”芭芭拉回他。

“我可真等不及了。一大堆50岁的女人，好像在赶流行似的。当她到了50岁时，就变成阿斯科特的琼·科林斯（Joan Collins）了……哦，不要，住手……”

芭芭拉已经抓住他，拿起茶巾大刑伺候。喔，这种夫妻之间（打情骂俏）的场面……所以我欠身离开了厨房，到他的工作室四处看看，欣赏他的那些装饰摆设。有一面墙上有张约翰和保罗的大照片，是林戈帮他们拍的，他将它放大。他们都留着长发和浓密的胡须，在照片前景刚好可以看到马莎背部上面的部分。那是在卡文迪什的平顶排屋拍摄的，时间大概是在1968年。林戈那时刚刚显露出他的摄影才华。我记得他对约翰与辛、保罗与简、乔治与帕蒂那几张照片觉得很得意，不过他一直很讨厌他自己和家人合照的那张照片；他拍那张照片时搞得手忙脚乱的——他得在摆好照相机之后按下自动照相的按钮，然后赶快冲回他自己的位子上。

有面墙上则有一幅印制的标语：“双脚一直固定在原地的困扰在于你没办法脱掉裤子。”

林戈仍然很喜爱小机械和好玩的玩意儿。他最常住的住处都摆满了最新的电视和音响设备，他现在还拥有5辆汽车，包括他那辆特制的加长奔驰车；它有3排座位，而且长度只比伦敦公交车短2英寸而已。

“1965年的时候，我把我那5辆车全卖掉了。那实在是荒谬可笑；你一次只能开一辆车而已。不过后来我又开始买车，所以现在我又有5辆了。喔，不对，我们有6辆车，我忘了算芭芭拉的捷豹（Jaguar）了。”

林戈与他的新任妻子，36岁的美国女演员芭芭拉·巴赫；1981年4月，他们在伦敦的玛丽尔伯恩户籍注册处登记结婚之后的留影。（图片来源：Getty）

在健在的披头士里他是财产最少的一个，至少以收入部分来看是这样，不过他说他不担心经济问题。“我超爱花钱的，也常常花钱。不过花掉了多少钱都无所谓，我这辈子不会缺钱的。”

自从披头士解散之后，林戈在艺术或事业上都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或创意。这辈子唯一最令他惊奇的大事件，就是被邀请加入披头士，而这样的事也不可能再来一次。他有座蔬菜产销农场，毗邻着他在乡下的地产；他聘请了10名员工。“我到处走走看看，指着水仙花，然后说出这是水仙花，不过其实我一窍不通。”他也投资了利物浦的一家有线电视公司以及其他几家小型企业。

至于他的音乐生涯，在披头士解散以后，他也录制了几张不错的个人专辑与单曲，不过照目前来看，他的录音事业似乎是到了末路了。他的最新专辑《旧浪潮》（Old Wave）在1984年发行，不过只在加拿大发行而已。英国和美国两地都没有公司愿意发行，这是披头士成员在音乐上的第一次大挫败。

“你认为我的感受如何？我相当火大。我到处跟人家说这张专辑现在在阿富汗还是哪里，哦，对了，加拿大，很受欢迎。我一直要忘掉这件事，不过我实在非常失望。我喜欢这张专辑，我认为那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专辑。我开玩笑地把它取名为旧浪潮，好跟‘新浪潮’做对比。我认为现在的我是属于旧浪潮的那一代。洛杉矶有位仁兄最近确实要来找我谈在美国发行的事，不过因为他老妈生病而取消了。”

和保罗不一样的是，林戈似乎不需要别人把他吹捧成音乐家，而且他的歌唱事业和演奏生涯要是必须告终，他似乎也不会太过沮丧。“我确实认为保罗仍然很喜欢这一切。我享受过掌声，而且还非常大声，不过我已经拥有过了，我不认为自己现在还需要它。掌声总有一天要是停下的。”

他现在又装出劳伦斯·奥利维尔（Lawrence Olivier）[1]的声调。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至少，在披头士解散了15年之后，他仍然经常有事可做，接演了许多角色，这点让很多人颇为惊讶。在经过了这些年之后，他证明了靠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只依赖前披头士成员的名号——也可以成功。

“我喜欢演戏，那是因为我是有表现欲的人。”

他在《洞穴人》里演的角色戏份并不重，由于他在戏里只有嗯嗯哼哼应声的份儿，所以在整部戏里他的台词只有15个词。不过在其他电影，像是《方糖》（1968年）、《神奇的克里斯琴》（Magic Christian，1970年）、《终有那一天》（That’ll Be The Day，1973年）、《李斯特传》（Liszto-mania，1975年）[2]、《六重奏》（Sextet，1977年）、《黛西公主》（Princess Daisy，1983年）里头，他都有着可尽情发挥、相当不错的小角色可演。在1984年，他帮儿童电视影集《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Thomas the Tank Engine）担任旁白。1985年，他则准备接下美国一个分成6集的大制作电视节目《爱丽丝梦游仙境》，扮演大海龟的角色。

“从我们结婚之后，真的就像半退休状态。”芭芭拉说，“我跟他相遇的那一年拍了三部电影。从那之后，我就很少拍了。”

“自从我们结婚，”林戈说道，“这4年多以来，我们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们分开最久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1981年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我们正要去参加舞会，真的是蠢透了。刚从一个舞会出来，你明白吧。我的车子上了三号公路就失控了，我想事情大致是那样。我们俩都差点儿送掉小命。我在医院醒来，感觉糟透了；芭芭拉同样也是惨兮兮的。护士把我们救醒，然后说，你要的来了，亲爱的，一杯好茶。在英国才会有这种待遇：茶能治百病。医药费总共才花了12英镑50便士。要是在美国，我必定现在还在付医药费。”

他的腹部也曾经动过一次大手术，是为了从他小时候开始长久以来一直折磨着他的老毛病而动的手术。那是他住在蒙特卡罗时发生的，他因为肠子疼痛而昏倒。“他们把我开膛破肚，切掉了5尺长的肠子。”

尽管有过这些惊险的经历，他这个正值壮年的男士仍然过得非常忙碌，经常忙着在晚上出门到俱乐部和舞会去玩乐。

“我过这种俱乐部的夜生活20年了。我仍然会在那儿待上整晚，因为我克制不了。这跟巡回演唱那时期或在汉堡表演那几年都无关。那只是我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小时候，我也是一直到天亮都没办法合眼，我现在仍然是如此。我想我这辈子还没有哪个夜晚是睡超过4个小时的。当我们开始约会的时候，芭芭拉吓到了。以一个优秀女演员的习惯来说，一旦天黑，她就认为该上床睡觉了；一旦天黑，我就认为该出门了。我比较喜欢到凌晨4点才睡觉，她比较喜欢在晚上10点睡觉。”

“所以我们现在不那么常出门。我总会找乔治，因为人家认为他是‘隐士’。乔治在英国的时候，很可能一个星期里有4次晚餐是到外面吃，不过没有人知道。他很可能就跟我一样爱跟大家打交道，不过他都是私底下进行，我则是公开做。我喜欢参加像首映会这类的活动。我喜欢打上蝴蝶领结，要是没打蝴蝶领结，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穿戴整齐。”

“我们才刚去夏威夷看过乔治的新住所，”芭芭拉说，“那里真是迷人极了。他准备把那好几千英亩的丛林改造成热带花园。他带着我们四处逛着，说那里要建一座桥，这里会有个小人工湖。他就像个孩子似的。”

要是乔治生活上的新嗜好是园艺，那林戈的呢？他有没有错过像这类值得他把精力投注其上的事情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至爱在那儿呀，芭芭拉啊。我在恋爱啊，老哥。而且这可是美妙得很，比拈花惹草好多了，你还不用每天浇她水呢。我不认为这种机会还会再有。那是我一生最棒的事，我从没这么快乐过。”

他并不介意谈论披头士那几年的事，他表示那也是段快乐时光，不过他不特别想回到那个时候。“我有很多快乐时光，我并不想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不过我也不想重来一次。在20岁干这些事觉得很棒，不过我可不会在45岁再干一遍。不管怎么说，那段日子在我生命中只占了8年，就这样而已。”

他以前的愿望是最后他的名字能够印在学校教科书里，基本上这一点已经实现了。“我们乐队只是刚好被大家一代一代传颂下去罢了。现在也是势不可当了。不过对现今这些把披头士商业化的行为，我觉得很恶心。对于那些被这些制造出来的新纪念品所欺骗的孩子，我觉得很同情。然后你会知道有人偷了以前的金唱片，并且用1.3万英镑的高价把它们卖给日本人。

“前几天有人寄给我一本签名簿，里头有约翰、保罗和乔治的亲笔签名；他们想要我的签名。所以我就签上去了，然后又加上了‘1985年’。我立刻就知道，这会毁掉它的价格行情；他们没办法把它当成真正的60年代的签名来蒙混过关了。”

林戈是剩下的3个披头士里面，唯一没出过任何书也没有让其他人写他的生平、各个生涯阶段与音乐的人。

最近乔治送他一册特制的、皮面装订的书，封面上写着：“林戈·斯塔尔：世上最伟大的鼓手”。把书翻开，里头全是空白页。

“乔治叫我开始动手写东西，把它写满。我甚至连1月1日都没写上。我从没出过有关我披头士经历的书。可能在某一天我会写说，我们有三杯茶，然后有人说了，不对，你们要有四杯茶才对。我自己心知肚明，所以这样就够了，干吗自找麻烦呢？”

林戈错过了他三个孩子的成长时期，因为他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漂泊，不过他现在和他们比较亲近了。他的长子扎克现在19岁，而他另一个儿子贾森现在是17岁；他们分别进了英国有名的公学海利伯里（Haileybury）以及海盖特（Highgate）公学就读。他的女儿，莉，现年14岁，仍然在伦敦哈雷街（Harley Street）的女王学校（Queen’s College）就读。“哦，我花钱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不过那没有多大用处。那两个男孩子16岁就想离开学校了，我还能说什么吗？我想叫他们待在学校，但是我自己13岁之后就没再上学了。”

他两个儿子都是鼓手。他认为扎克非常优秀，而贾森也有可能会有好表现，不过他太内向了。“我告诉过贾森，要是他想上台表演，就必须克服这个问题。前几天他来找我，说他有了一个主意；他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演奏，同时其他人把他拍成录像带，那么他就可以和乐队一起在舞台上出现了。他用这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扎克总会找一些他认为我以前没听过的新音乐来。他会偶然发现一盘蓝调录音带，然后说，老爸，听听这个。或是找到个灵魂乐的，然后说，老爸，这个很棒。当然啦，他都叫我老爸，我就是他老爸啊。前几天他播了这个他发现的真正赞的东西——正是雷·查尔斯的歌。不，这并不会让我觉得老了，虽然扎克确实会说我是个老嬉皮。我只是会觉得很好玩而已。”

扎克现在（1985年）和一个叫“夜间飞行”（Night Flight）的乐队一起演出，不过表现得没那么好就是了。最初，开始鼓手的职业生涯时，他显得很厌恶林戈之子的身份，或者至少是很不愿意总跟林戈牵扯上关系。

“报纸上提到他的时候，总是会写上‘扎克·斯塔尔：林戈·斯塔尔之子’，他就会很生气。我告诉他，我可没有打电话给报社，要他们把我名字放上去，不过他似乎认为那‘都是’我的错。他就是不知道报社是靠什么赚钱的。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说他认为那个乐队只是在利用他，利用他的名字。我就说，儿子，你要学的事可多着呢。”

有一阵子，扎克搬到蒂滕赫斯特公园和林戈与芭芭拉同住，不过这也导致了他们争吵不断。

“噢，常有的事，就亲子间的争吵而已。我相信你一定经历过。我一直都很爱他，我很清楚这点，不过我一向不喜欢他的态度；这样子住在一起气氛一定好不到哪儿去。最后我们吵了一架之后，我把他给赶了出去。他离开了将近6个月，后来又回来了。现在他住在庄园里的小屋，而且我们关系也更亲近了。”

1985年2月，扎克打电话到伦敦马厩屋的工作室找林戈，问他什么时候工作会告一段落回家。

“我说不太确定，大约在7点半吧。他说要是那样就进来找我一下，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我以为一定又是什么录音带之类的。我回到家的时候，结果是他在那天早上结婚了……”

林戈大笑了起来。这个19岁、没有固定工作与任何资历的年轻人，刚刚娶了一个大他6岁的女孩子，身为他的父亲，难道一点儿都不担心？

“一点儿也不。那个女孩子叫萨拉（梅尼吉兹，Sarah Menikides），我们认识她有段时间了。我们没料到他们会结婚——只是没料到会在那个时候，不过我很高兴他在私底下进行，没有惊动大家。再也没有比这还令我高兴的了，她是个好女孩；他们就像粉笔跟干酪一样，不过我跟芭芭拉也是这样，而且也没出问题。芭芭拉没什么音乐细胞，不喜欢熬夜晚睡。基本上她很文静，然而却嫁给了摇滚乐队鼓手。你也知道他们会有多吵。萨拉也走上同一条路。”

虽然婚礼是秘密举行，报章没有刊出任何照片，不过林戈很清楚接下来很难不让事情曝光。

“我昨晚才跟他们提到他们这个全球瞩目的孩子。当他们最后打算要生孩子时，必定会成为全球新闻。我认为这会很棒，真是神奇。我迫不及待要当爷爷。我一定会对这个孙子宠爱有加，当然啦，那一定是个男孩子；我已经跟扎克说过了。而且我要把他取名小理查，跟我的名字一样。他们并不是很喜欢理查这个名字。

“扎克出生的时候，我真的想把他叫作‘XL’。我觉得取名字太无聊了。用字母会好得多，不过莫琳不肯。就这样，我们就协议用一个短到不能再短的名字。我这个老牛仔就帮他取了扎克这个名字。

“我知道贾森有两个音节，不过我们通常会叫他杰伊（Jay）。他现在比我还高一尺，不过我才不会承认。扎克跟我差不多高，这点我也不承认。我比他们两个都高，而且不管过多久都一样。”

要是能看到林戈的孩子成为成功的流行乐手，一定很有趣。保罗有3个孩子，他们终究会受到公众注目，而且或许其中一人承继了他的音乐才华，就像他也从自己父亲那里遗传了一些音乐才能一样。到了1985年，披头士的下一代中，在流行音乐界表现得最好的要算是朱利安·列侬，他出了一张成功的专辑与一首排行榜前20名的单曲。他的歌声的确能让人联想到约翰，而且他也能写出动听的歌曲。

不过林戈也清楚，披头士第三代的到来会让全世界极为兴奋。这实在很难想象，不过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声音说着：“我爷爷是披头士。”

披头士解散之后，乔治有了很风光的开始，很显然这要归功于他最后靠着自己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专心一致钻研他的印度音乐与神秘主义这些新兴趣。1970年的专辑《一切必将逝去》（All Things Must Pass）得到了极高的赞誉，在1971年为孟加拉国募款的演唱会也同样备受好评，虽然也引来诸多法律诉讼，但为难民募得好几千万美元与大量的物资。当他的歌曲《我甜美的主》（My Sweet Lord）被指“因无意识地抄袭”他人歌曲片段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法律问题。这个案件在英国与美国两地间缠讼多年，到最后，乔治赔了一大笔赔偿金。让大家觉得相当讽刺的是，在官司结束之前，乔治还必须付钱给艾伦·克莱因经营的一家公司——他早已买下了乔治被认定抄袭的那首歌曲的版权。

乔治曾发誓他不再举行巡回演唱，不过他在1974年打破了誓言，横跨美国巡回演唱，不过并不是很成功。评论说他太重实验性了，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对于他拒绝演唱披头士时期的歌曲感到很失望。这次的巡回演唱让乔治感到身心倶疲，而且在1974年他差点儿就变成神经衰弱。

他在1969年很成功地出发，很快地大步前进并且从苹果唱片公司这一团糟的乱局中脱身，不过到了70年代中期，他却陷入了极为沮丧、极不快乐的状态。那时他和帕蒂的婚姻正在瓦解，他承认这情况显然早在1972年他写下《悲伤的歌》（Sad Song）的那时候就开始了。“这歌是这么的悲伤，”他说，“当时正是我和帕蒂闹翻的时候。”他们在1977年离婚，没有一儿半女。帕蒂后来嫁给了乔治的好友，吉他手艾瑞克·克莱普顿。

1978年，乔治娶了一个出身自加州天主教家庭的墨西哥裔女子，奥利维娅·阿里亚斯（Olivia Arrias）；她原本是在乔治自己的唱片公司“黑马唱片公司”（Dark Horse Records）担任秘书；他们在结婚之前已经同居了4年。（4个披头士到最后都娶了外国女子，全都有美国背景，她们当中有3个离过婚，而且披头士们也有3个是离婚后再婚的。）

他们的长子——也是他目前唯一的孩子——在1978年8月1日出生，名字叫作达尼（Dhani）。他有着棕色的眼珠和深色的头发，非常像他母亲。他是乔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乔治已经35岁，以第一次当父亲的人来说算是相当晚了，不过当时的乔治不管做什么事一向是不疾不徐。

他们住在牛津郡（Oxfordshire），泰晤士河畔亨利镇（Henley-on-Thames）的弗莱尔公园（Friar Park）一栋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豪宅里；乔治与帕蒂在1969年搬进这里。自从住在那儿的修女们再也负担不起它的维修费用，房子似乎可能被拆除的时候，他们就把它买了下来。在过去这10年里，这栋房子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最爱了；他在这里建了自己的录音棚，再加上一座寺庙，不过他主要都把心力放在那36英亩大的花园里。他雇了10个园丁来为他工作，种植并照料这些花草树木；他的两个哥哥哈里与彼得也在他这个家园帮他做事，察看管理屋子与花园，一个住在门房的小屋里，一个则是住在附近（乔治的母亲路易丝在1972年过世，他父亲在1978年过世）。进入房子的入口处，有块木制的告示牌，用10种不同的语言写着：“私人产业：请勿进入”（Private：Keep Out）。其中甚至还有一条美式英语的版本：“滚出这里”（Get your ass outa here）。

乔治的书《我自己》（I Me Mine，1980由Genesis Publications发行，1982年则是由W. H. Allen发行）则是要献给“世界各地爱好园艺的人”，书里说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视为一个园艺家。“我真的过得很简单。我不想整天忙事业，因为我是个园艺家。我种花，看着它们成长。我不去俱乐部玩，不参加舞会。我会待在家里，看溪水潺潺流过。”

后者确实是实情，因为他的生活很注重隐私，不过也不像很多人所形容的那样是个隐士。隐士，根据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分类，也隐含有“怪胎”，不然就是有点儿“疯癫”的意思，乔治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敏锐、心绪稳定、聪明机智、关心自身也关怀世界的人，诚实而且坦诚直率、仁慈慷慨，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也可能会脾气暴躁、粗鲁、不公以及心怀怨恨。在许多方面，隐身在这栋哥特式华宅内，他能比保罗过着更加“平凡”的生活。在这点上，和保罗不同，乔治已不再以超级摇滚巨星之姿出现在公众面前了。

他避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他十分清楚，众人的目光只会落在他过去在披头士的那段时光，这也是他最不愿再提起的。即使是回到60年代末，我写这本书的当时，我发觉，要让乔治说出他对披头士身份的想法很不容易。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因为他仍记得他们4个人最美好的回忆，而且他能把事情看得十分透彻。

至于约翰，我觉得他将自己在披头士的那段日子贬得如此不值一顾，多少只是装出来的，为了违逆，为了煽动，也是为了掩饰他自己的罪恶感。只要采访者对了他的味，气氛不错，通常都能说服约翰再次接受访问。保罗对于过去的事则是轻易地就能侃侃而谈。不过说实话，乔治一向都很敏感而且会相当排斥。过了15年，乔治自己有着更多引人入胜的话题。在过去这15年里，外人从来没有办法能让乔治全盘说出他在披头士时期的事，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的话。只有在随口提到或简短交谈时，或者要简略说明时，他才会提及当时的事。

“有很多事情是必须我们集体去做的，我自己并不是那么热衷，”他的书里头这样写道，“事实上，在披头士时期的这段经历里，从来没有什么事是好到哪儿去的；即使最令人兴奋的事也很快就让人感到乏味了。相同的笑话你总不会真的再笑第二次吧，是不是，除非你真的够迟钝。

“当披头士当然远比当坏蛋好得太多，不过如果每天都出现在大家日常生活的头版新闻中，那就太可怕了。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不堪其扰啊。迪克·莱斯特的电影让这种事看起来很有趣像在玩乐，嬉嬉闹闹的很有意思。当电影情节，那还说得过去，要是搬到了现实世界，根本用不着怀疑，披头士一定会被搞死。老兄，你要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啊，那可是相当重要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完蛋，因为我们连一点儿喘息的空间也没有。你也知道，万事万物都需要不受打扰的时候。”

像披头士这种程度的成功当然是会结束的。事情怎么可能这样一直继续下去呢？一且达到了巅峰，你还能往哪儿走？而且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披头士来说，即使他们是停留在顶端，也算是失败的。乔治一直很清楚，他们合作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而且早在其他人认清这个事实之前，他就已经想退出了。

在经历过70年代中期的诸多状况之后，乔治他自己的生活，则是由他这间房子与花园、他的婚姻与第一个孩子，帮他安然度过的，而且也有很多欢乐。他会像说教似的，用他那些印度哲学或园艺、历史事件之类的话题来折磨你的耳朵，而正当你开始认为他有点儿怪怪的，把自己个人与人生看得太过严肃时，他就会停下话题，稍稍自嘲一下。

他一向是“蒙蒂蟒蛇”戏剧剧团（Monty Python comedy team）的戏迷，而且，在70年代，英国和美国两地也各有好几百万喜爱这剧团的观众。乔治也和他们很亲近，尤其是埃里克·艾德尔（Eric Idle）与迈克尔·普莱恩（Michael Palin）。“蟒蛇剧团”的成员与披头士的出身背景差异颇大，他们完全是中产阶级出身的英国孩子，大多是在牛津剑桥受完教育的，在现实生活上要比他们给人的印象更加正经、更有学问多了；然而他们也跟披头士一样，努力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着对抗体制的事。

乔治最喜欢《驴头士》（The Ruttles）[3]，那是一部以披头士为本的电视谐仿剧，大致上都是埃里克·艾德尔所做的。他甚至在节目中出现，饰演一名记者。1978年，乔治听说“蟒蛇剧团”因为他们提出的拍片计划《布莱恩传》（Life of Brain）在百代公司惹出了麻烦。百代公司当时的总裁德尔方特勋爵（Lord Delfont）认为这部片子品味低劣，拿耶稣的生平来开玩笑。

乔治询问了丹尼斯·奥布莱恩（Denis O’Brien）这位在一塌糊涂的苹果唱片公司之后帮了他许多忙的事业伙伴，要是可以的话，或许他们可以筹到他们所需的200万英镑，让电影能够完成。他们办到了，而且电影也大卖。最后的结果就是“手工制品电影公司”（Handmade Films）的成立：乔治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去萨默塞特（Somerset）旅游，参观一家历史悠久的制纸坊的时候，人家给了他一些手工制的纸张。

自1978年起，“手工制品电影公司”已经成为英国电影工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虽然在同时期戴维·帕特南（David Puttnam）也非常成功，但这一行已经是没落的行业了。现在他们已经制作或出资拍摄过100部主流电影，包括了《漫长美好的星期五》（The Long Good Friday）、《时间盗匪》（Time Bandits）、《传教士》（The Missionary）、《列兵学员结业》（Privates on Parade）、《水》（Water）、《个人作用》（Private Function）。它们有个共通点——都有着英国式场景或是英国式的点子。这多少有点儿试图仿效美国，以及拍摄一些中大西洋的电影，格雷德爵士和德尔方特爵士终究是徒劳无功。

乔治在公司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他的名字也经常以“制片人”的身份出现，而且也有更多的电影在酝酿着，不过他说丹尼斯·奥布莱恩才是真正的生意人，对财务状况有敏锐的注意力，能确实掌控让电影能在预算内准时地完成。

“当个电影制片人很不容易。我曾经说过制片人只是出钱的人那类的话，‘他们知道些什么？’而如今我变成了那个人。不过我很清楚，除非你能尽量给艺人充分的自由，不然用这个艺人就没有意义了。就整体来说，我们的关系大多还是很好的。”

我和许多拍摄过“手工制品”电影的相关人员谈过，他们都说乔治是个值得为他做事的理想老板，爱操心，很能派上用场，不过同时也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尽管他和“蟒蛇剧团”的人算是朋友，但他并不是他们的一员，不是他们那类型的人，他也不真的认同某些创作者那种自视甚高的艺术家习气。他让他们放手去做。

我们不得不佩服乔治与“手工制品电影公司”这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创意的成就，而且他也对此非常满足。不论如何，他都没有利用他的“披头士”名号。他不执着于参加星光荟萃的首映会，将名字借给表演大会使用，亲自出席为电影推销，或是各地巡回为自己投资的影片宣传。他是个隐身幕后的出资者，当个旁观者，让作品本身表现就够了。

我并不那么确定他写下《我自己》这本书是多么令人赞赏的抉择。他不遗余力地要和披头士那段日子保持距离，然而可以想见的，这本书的卖点在于他的童年和披头士时期的回忆，与他歌曲的原始手稿。全书大多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内容，文字叙述也尽可能简洁，透露的秘密很少。荒谬的地方在书的价钱—1980年限量2000本的签名版本，每一本要价148英镑。书里头，对于别人对他做这样一本书的理由的诸多疑虑，他也坦然说明；不过，除了它能让制作贵得吓死人的手工装订、皮革装订书的这一行能够存活下去之外，他从没把这些理由解释得很令人满意。

就我所了解的，在心灵探索的过程，乔治努力地提升自己，以触及更高的神性及更永恒的真理，而这本书的内容纯然是自我的修炼；书名就表示得很清楚了，然而那也可能有双面讽刺的意味。

或许我们该把这看作这个个性矛盾的乔治的最佳验证。当他否定掉声名的同时，他的名声又提高了。离开了披头士之后，有好几次他又显得很需要他们。“这个传奇的四人搭档其实是件好事，因为要是有一个人状况不佳，其他人还可以掩饰过去；我们互相保护着对方。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时，只能更加依赖警卫了。有时候我会想念他们。我们都彼此深爱着对方。”

就像他们其他人一样，乔治很快就发现，成名后会吸引到一些想要出名而喜欢上你的人。要找到可以信任的人非常困难。好人会踌躇不前，奉承巴结的人又会索求太过。至于其他三个人，至少大家的地位同等，他们那惹人厌的真情真性也可以让人信赖。在他们现今的快乐婚姻当中，乔治、保罗与林戈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的是——约翰能给予他们的，或是他们反过来能给予约翰与其他人的——真诚的实话、冷冰冰的建言、令人不快的批评。

从乔治的书中，我也加以推敲得知他曾经再次回利物浦。那是在他第一次遇见他新任妻子奥利维娅的时候，为了让她看看他在阿诺德格罗韦的出生地和他以前就读的利物浦学院，带她到以前他上课的教室，就这些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那儿却是他这辈子都很讨厌的学校。在书中他仍然说他很讨厌这所学校，他会不会反弹得太过头了？

乔治仍然很讨厌乘飞机，就像在披头士时期那几年一样，在飞机上或机场，他差不多都会身体不适，不过最近这几年他的兴趣则是开快车，甚至喜欢上赛车。他仍然是个素食者，对印度、克利须那（Hare Krishna）以及一些心灵探索的事情仍然很有兴趣。

就和其他人一样，自从约翰死后，他很注意对自身的保护措施。保罗害怕的是会有人藏匿在他的树丛里，在他慢跑的时候突然跳出来袭击他。有一次他还以为有人抽着烟躲在他的花园里，结果发现那只是远方的街灯而已。乔治害怕的，则是摄影师用装满胶卷的摄影机对着他，那让他很没有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他很痛恨有人突然对着他拍照。

至于音乐，乔治现阶段似乎不再公开表演或公开发表作品了。虽然他1982年的专辑《精神不宁》（Gone Troppo）并不是非常成功，但在过去这15年中，他都固定会发表专辑。在1984年，他说他已经从流行音乐界退休了。但这并不表示他就不再做音乐。他仍然做音乐，只在家里做，不过是只为自己的兴趣才做。

希望这只是他暂时性的打算。在做音乐这方面，乔治跟约翰与保罗是截然不同的；就这点来说，当他们写歌的时候，他会把感觉写下来。他的书里这样写到：“写歌就像告解一样。”也只有在气氛令他感动的时候——无论感觉是好是坏——乔治才会觉得非得将它写成曲子不可，这也就是为何他会常常犹豫不决，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直到他有什么想法想表达时才尝试写歌。至于保罗，做音乐对他来说就跟起床、散步、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

未来乔治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实在很难说。至少，对那些和他初次相遇时还把他当成乐队里的小孩子的人来说，这个和约翰与保罗相比既内向又畏缩的乔治，最后竟然成了成功的电影制片人，已经是让人颇为吃惊了。至于乔治自己，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令人讶异的举动，像是新的艺术创作或是事业的企图。不然他也可能突然离开前往夏威夷，到他最近买下的那块地去，转换一下环境去开发种植一座热带花园，也可以远离那些让他颇感威胁的摄影师。

和其他三人不一样，保罗独立后的生涯确实是起步得踉踉跄跄的。他的太太琳达也不是很受大家喜爱，而且挑起这些主要的法律争端的人是保罗，其他三人也痛恨他引起这一切；而且乐迷也不喜欢他，大家都误解是他害乐队解散的。他也隐居躲了起来，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些超级巨星很流行这一套；只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必须远离尘嚣去找寻自我。曾经也有谣传说保罗已经死了，事实上他是在苏格兰阿盖尔郡，在他所买下的小农场隐居起来，这座农场现在还是他的产业。

“披头士解散后，我觉得什么事都做不成。我被指控先退出他们的行列，不过我从来没有。我认为在上法庭的那段时间我们都变得相当怪异。我打电话给约翰，他说别来烦我。我打给乔治，他说滚开不想再见到我，一点儿也不像修行克利须那的人。”

他偶尔也为电影或其他人写一些歌，后来他慢慢明白，他要做的应该是他这辈子一向的最爱——与乐队一起在舞台上演唱。这是他对披头士一直以来的期望，希望能让他们走出录音棚，至少能偶尔演唱个几场。所以他决定和他的太太琳达组成自己的乐队——“翅翼”；琳达以前从来没有音乐演出的经验。流行音乐界对这件事都暗暗窃笑。乐队也非常低调地开始活动，到大学校园演唱时也不发布消息，不过仍然无法阻止专家们对那歌声糟糕透顶而竟敢赖在保罗的乐队里的琳达大声嘲笑。“翅翼”早期一首叫作“玛丽曾有一只小羊羔”（Mary Had a Little Lamb》的单曲就没有什么新意。套用约翰的话，他说保罗的歌声听起来像恩格尔贝特·汉弗尔丁克（Englebert Humperdinck），往后再也没见过比这更恶劣的比喻了。约翰持续在自己许多专辑里批评保罗。在《想象》专辑中，他提到保罗的歌“在我听来只是庸俗的轻音乐”（Mazak to my ears），还说“漂亮的脸蛋大概能撑个一两年吧”（Pretty face may last a year or two）[4]。

“翅翼”乐队非常缓慢地才渐有起色。在他们的巡回演唱会上，保罗不屑再临时加唱那些受大家喜爱的披头士歌曲。后来，到了《逃亡乐队》（Band on the Run）与《金星与火星》（Venus and Mars）专辑，他开始再度出现冠军专辑，而且，就算没能和披头士等量齐观，但也差不多重现了他在披头士的声势。他1976年的美国巡回演唱的门票销售一空，并且终于证明了“翅翼”乐队——尽管琳达还在队里——是个非常成功的流行乐队。

或许保罗的歌曲没办法像《昨日》和《埃莉诺·里格比》那样得到高度评价，不过，就商业面来说，保罗是披头士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1977年的《金泰尔海角》（Mull of Kintyre）超越了披头士任何一首单曲。保罗说他在“翅翼”时期赚的钱要比他在披头士整个时期赚的还要多。这一点确实不难相信，因为在披头士时期实在是有太多人来分一杯羹了。

“翅翼”现在已经画下休止符了。而且许多和他一起在这个奇怪、特别量身打造的乐队共事过的人，也批评他有多么跋扈、多么恶劣，是个多么糟糕的工作伙伴，借此来博取认同。这些话很可能有部分是实情。保罗是个完美主义者，而且他的要求很可能会把助手逼疯。而且——或者说从披头士结束之后是如此——与保罗共事你只能当个“助手”，而不是地位相等的领导者。现在保罗倒反过来说带一个乐队让他觉得很厌烦。“我很讨厌乐队——那就像要跟讨厌的亲戚维持关系一样。”

时至今日，保罗还是那个喜欢公开活动的披头士，每隔一阵子就接受访问，对他自己与他过去的一些烦恼和喜悦的事也侃侃而谈。理所当然的，跟以前一样，还是有人会质疑他的动机，觉得他太过招摇而羞辱他。保罗或许有点儿像个演员，扮演着“保罗·麦卡特尼”这个角色，这个仍然受到每个母亲喜爱、迷人的超级巨星，有时候这点也让他给人有点儿小题大做的印象，不过我相信他对自己的事情都是据实以告的。

1984年间，为了宣传他的电影《致敬宽街》，他接受了无数的专访。这部电影备受影评抨击，不然就是加以诋毁。我一直认为对于《魔幻神秘之旅》的评论不甚公允——而且就因为保罗是主要的发起者，大部分的指责都落到他头上。不过影片中的确有些好歌，而且也是部很平实、专为电视制作的节目。大家都对《致敬宽街》这部演出阵容不错的电影长片期待过高，然而保罗的剧本也太过平淡，没什么内容。或许，现在他已经拍出了自己的电影，他仍然会继续作曲和唱歌，甚至偶尔演演戏，并且找到一些像是能帮忙写剧本的能手。我倒是很讶异他还没尝试创作音乐舞台剧。想想看，像特雷弗·纳恩（Trevor Nunn）这样的导演能把保罗的歌曲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

即使“翅翼”已经远扬消失了，保罗还是自己一个人继续他作曲家兼歌手的生涯，而且还会创作更多前20名热门歌曲。也无法想象他会从事其他行业。他也十足像个生意人，经营着自己的公司“麦卡特尼制作有限公司”（McCartney Promotions Limited）[5]，办公室位于伦敦的索霍广场（Soho Square）。他自己所有的创作，再加上其他一些他们买下的像是《安妮》（Annie）、《贿赂》（Grease）以及许多个别的歌曲，都交由公司处理。他至少还把钱投注在音乐事业上，而不是像房地产公司这种无趣的资产。

他也跟世人说过够多次了，他最喜欢的是他的家庭生活。他们的长女希瑟（琳达第一次婚姻的女儿），现在已经22岁，担任摄影师助理。再来则是玛丽（Mary），17岁，很有魅力的褐发女孩；还有满头红发、15岁的斯黛拉（Stella）以及17岁、金发的詹姆斯（James）。他们全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一考虑到要承受这么多的压力，这一点就令人蛮讶异的。他们全家人住在一起、玩在一起、一起生活，没有保姆也没有佣人。

他们在萨塞克斯的新家，装上了探照灯和安全围篱，从外面看起来似乎相当骇人，不过在约翰发生了那样的事之后，这一切也让人颇能理解。当地人都知道这地方就是“保尔迪茨”（Paulditz）。不过到了里面，则是小得让人惊讶：只有5个房间，而且他们过着一种很朴实、轻松随性的，也像普通家庭一样凌乱的生活。琳达虽然很喜欢下厨，不过她从来就不是那种非常会做家务的母亲。

他们是从附近另一间更小的房子搬到这儿来的，他们把两间老旧的小屋整修合并在一起，让它更加安全。他们仍然保有在苏格兰阿盖尔的农场，以及在伦敦圣约翰林区的家——那些苹果唱片公司的邋遢鬼与60年代的阿比路追星族最喜欢的地方。保罗是个素食者，也不抽烟，会偶尔慢跑、玩玩陶器，喜欢素描和油画，时常看电视。从《致敬宽街》就可以注意到他沉迷于电视所造成的影响那些光彩夺目的广告商品和电影《双姝怨》中狄更斯时期（Children’s Hour Dickensian）的风格。

就像乔治一样，他也有数不尽的矛盾地方。以他这样一个聪明而且还被认为很狡猾的人物来说，在过去10年里有4次被逮到并且被控吸食软性毒品，也真是够蠢的了。携带价值1000英镑的大麻走进日本的机场，也实在是愚不可及。以一个被认为是很体贴的父亲来说，被别人逮到在吸毒——即使是软性毒品——形象也是很难恢复了。

他任由头发转为灰白，不过你会发现，当摄影师抵达的时候，他的胃就会不舒服。那局促不安的情绪也会影响他的身体状况。对于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报道，他也多有抱怨，然而他还是会接受访问。经过这么多年，他应该很清楚这些作为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对那些争相疯狂抢购和贩卖披头士纪念物的行为觉得难过，然而他自己也在苏富比竞标（他想要买回一张他寄给约翰的明信片，不过有人出了比他高的价钱）。事实上，他和乔治两人，对现今这些抢购披头士亲手作品的热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是保罗画作的书以及乔治那本包含他歌曲原稿的书，就提供了更多的题材。

唉，多么复杂的一个人啊，他是多么的复杂难解、多会自圆其说、多爱杞人忧天、多么容易受伤啊！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怎么会认为保罗是个内心单纯、可爱的人，或是接受乔治是个沉默的孩子这种看法？结果呢，我认为他们两个人远比约翰更难了解、更难清楚地描绘。约翰常会将丑话讲在前头，一针见血地指出丑恶面，很机灵地阐述他的观点与剖析他自己。保罗和乔治则有许多面向。当外人自认了解他们、用是非二分法来形容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会觉得难过，当然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任何人都不完全是正确的。

约翰过世之后不久，我和保罗谈了一些以前没谈过的话题。他似乎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很难过，并不特别只对约翰的死而已。那是1981年5月的事，我把他告诉我的一些事情约略地记在日记里。

约翰的死逐渐形成一种膜拜他的风潮，也有些速成的书已经出版，而且报纸仍然报道着他去世的事。有很多人推崇约翰，同时也贬低保罗，至少情况看来是这样。他觉得自己在一本刚出版的书里就饱受非难，那本书的作者是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是个文笔不错的作家，也是我先前在《周日时报》的同事。他来找我讨论，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书，那时我帮过他，而且把我所有的资料给他看。事实上，关于他所写的那本副标题为“披头士的真实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Beatles）的书，披头士之中根本没有人接受过他的访问。

保罗在1981年5月3日打电话给我，而且抱怨了一个多小时，说他有多么难过。他已经不厌其烦地跟我太太抱怨了好一阵子了，因为他第一次打来的时候我正好出门去汉普斯特德希恩公园散步。他说对于那些一直讨论他与约翰之间的事，而且一直搞错事实的人，他实在是很受不了。只有他才知道真相，事情根本就不是传闻中的那样。

对于我在约翰死后上了许多新闻性电视节目的事，保罗也颇有微词。我在对约翰的献词里说，约翰是比较强悍的人，比较尖锐、容易伤人；保罗则比较温和，较重视旋律性。

不过在那天，真正让他生气的原因则是一则关于洋子的访问，访问里引述了洋子的话，说保罗对约翰的伤害要比任何人都深。保罗认为这是他所见过最为残酷无情的说辞了。

“约翰说我的音乐是庸俗的轻音乐（Muzak）时，都没有人提起他伤害过我多少次，”保罗说，“大家总是说我伤害他，不过请举例子出来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从来没有人答得出来。到最后都一样，大家只会责备我。我会比世界上其他人伤害约翰伤得更深吗？会比那个开车撞死朱莉娅的人伤他更深吗？

“我们一直在互相竞争；我写出《便士巷》，他就写了一首《草莓园》。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那也只是在互相较劲而已。我无法理解何以洋子会这样说。上次我和她聊天的时候，她还显得很热络，她告诉我，她和约翰才刚播了一张我的专辑，还听到掉眼泪呢。”

那么你为何不打电话给她，弄清楚她是否讲了那些话？我向他这样建议。

“我不会为那种事打电话给她，那太没必要了。在这个时机也不对。我不会只为这种事就打电话给她。”

那么，你认为是什么事伤了约翰的心？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约翰曾经公开提到过的一件事。那是我找林戈一起录制《我们为什么不在路上做这件事呢》（Why Don’t We Do it in the Road）这首歌的时候。那又不是故意的。约翰和乔治正赶着完成别的东西，所以没空，只有我和林戈闲着没事做，所以我就跟林戈说，我们一起录这首歌吧。

“后来我有时候会听到他在哼唱着这首歌。他喜欢这首歌，而且我猜他想和我一起录制这首歌。不管怎么听，这首歌都有约翰写歌的那种风格。我在猜，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构想很有约翰的味道，而不是我的风格；就像是约翰间接经由我的手写出来的。

“或许我会伤害到别人而不自知。当时我一点儿都不晓得约翰会在意这件事。在林戈的婚礼上（在前一个星期举行的），尼尔不经意地对我说咪咪觉得很难过，因为约翰过世之后我都没跟她联络过。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种事，我跟咪咪完全不熟啊。从她住在门洛大街那段日子以来，我恐怕已经20年没见过她了。那时我只是个跟约翰一起到处混的小孩子，我们连她家都没进去过。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打了电话，以免她真的很难过，我也为没有打电话的事向她道歉，跟她表示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而她也很高兴，我们很愉快地聊了很久。我们讨论到了菲利普·诺曼的书，她也不喜欢那本书。她说我应该写信去抗议的。我对她说，我也曾经常常写了信但又把它们全部撕掉。她说我应该采取一些行动，让这类的事不再发生。

“‘地震发生的时候到底出了什么事，每个看到的人各有不同的说法。而这些说法全都是事实。’我在一封信里就是这样写的，但是从一个当时不在场的人的口中，你怎么可能得知事件的全貌？不过我同样也把这封信撕了。

“没有人知道我帮过约翰多少忙。他沉迷药物那时候，我和琳达在他那个所谓的失联的周末里，跑到加州去陪他谈话聊天。我们劝他回到洋子身边，不久之后他就照办了。我可是一路赶到洛杉矶去看那个浑球。他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什么，倒从我这儿占了不少便宜。

“他老是在猜疑我。他指责我计划要瞒着他把整个北方音乐公司买下来。我当时正想着要把钱投资在什么地方，彼得·布朗就提议说北方音乐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去投资，所以我就买了一点儿股份，我想大概有1000股。约翰非常生气，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后来他也买了一些。他总认为我狡诈、爱骗人。我的名声就是那么差——长得很迷人但却有点儿狡诈的家伙。

“像前几天在林戈婚礼发生的事：我告诉席拉（布莱克）说我很喜欢（她丈夫）鲍比（Bobby）。我就只是说，鲍比是个不错的家伙。啊，那么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保罗？你不是那个意思吧，你在暗示些什么吗？我那绝对是有话直说罢了。不过她却不相信。都没有人肯相信我的话，大家总认为我有什么企图。

“我的确有时会退一步观察，跟约翰不一样。我会看得比较远，很小心谨慎。约翰会喜欢那种免费的吉他，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接就收了下来。我会退一步想想，这家伙实际上的目的是什么，这又是什么意思？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告诉克莱因要把钱存进去以备付税金之用。

“我也不愿当那个事事谨慎的家伙。我宁可像约翰那样，什么事都马上做决定；他是个行动派。不管在哪种聚会，约翰都是声音最大的。他会是啼得最大声的公鸡。在录音棚的时候，我和乔治常常叫他小公鸡。我从不会想欺骗他，从来没有过。他可能是个很机巧的卑鄙家伙，这点大家从来就不晓得。而现在呢，自从他死了以后，他就变成了马丁·路德·列侬（Martin Luther Lennon）。不过事实上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算不上什么圣人，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揭秘者。

“在一起相处了10年，他却把我的歌批评得一文不值。他对我写的歌显得很偏执。这些歌也让我们有过很多次极为欢乐的时光。

“从一开始他就像那种游乐场的孩子王，是那种可以坐碰碰车的大孩子，我们都认为他很厉害。我和乔治都比较年幼，这点可就大有关系了，那是一种青少年之间的英雄崇拜。我以前常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最令我难忘的就是他对着我吐出的满嘴酒气——那也不过是件俏皮的往事而已。我就是会那样说点儿俏皮话。那是实话，不过只有实情的1/8。后来当别人问到我对于约翰的第一印象时，我总是那样说。我的第一个反应其实很简单——他真了不起，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而且歌唱得真棒。真正第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就是他怎样掰出歌词的功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他唱着：‘走走走，跟我一起到感化院去……’（Come Go With Me to the Penitentiary）[6]，而其中有一个字他不知道，接下来在唱的时候他就自己编歌词；我觉得这真是很了不起。

“到最后，他变得嫉妒心很重。你知道吗，他甚至不让我碰他的小孩儿。有时候他真的是嫉妒到歇斯底里的地步。我认为我自己也有点儿受到他的感染……

“我不喜欢斯图这点倒是事实，不过我不是讨厌他本人；他怎么学贝斯就是学不会，就只是针对这点而已。我是有点儿功能取向、为乐队设想才排斥他的，他很清楚自己不会弹。也是我叫他演奏的时候要背对着观众，就像照片里看到的样子。我并没有为了要接贝斯手的位置而叫他离队。是斯图他自己要留在汉堡才离开我们的。约翰最先是要找乔治去弹贝斯的，前阵子我跟乔治确认过了，这件事他还记得一清二楚。乔治拒绝了，所以他就征询我的意愿。接任贝斯手的事我拖了好久才答应，因为那不在我既定计划中。

“皮特·贝斯特的情形也是一样。我不是因为他比较帅而嫉妒他。他的演奏技巧就是不行，林戈比他好太多了。我们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要他离队的。

“说布莱恩是被谋杀的说法简直是疯狂，不过那些在销售方面出的问题倒是实情。我们损失了好几百万，不过最终还是不值得为此控告每个人；那笔钱还是要不回来的，而打官司一定又是旷日费时。我们很清楚他们大多数人到最后还是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那都是布莱恩的错，他太嫩了。我对布莱恩的评语一向就是这句，太嫩了。

“我们知道他是同性恋，不过这并无妨。有一段时间他并不晓得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们也装作不知道。那根本不重要。我们从没跟他讨论过这件事。他对这件事相当低调。这也没关系。你知道吗，要是有人打扮得像女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他背后互相做鬼脸。我们会试着吸引布莱恩的注意，看看他是否会不好意思。不过我们什么都没说，那只是一种关爱而已。至于有关布莱恩在洞穴俱乐部一排孩子中间‘流着口水’的那幅画，那根本不是真的。我听说过有天马行空的艺术表现方式，不过那幅画很荒谬可笑。其他的画作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当中第一张是根据照片画的，所以你会把它当作事实。那多少只是试图强调布莱恩是同性恋的事实罢了。他从来没在洞穴俱乐部坐下来过，至少他从没混在人群里。他只会在最后面的地方站着，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他或知道他在那儿。根本就没有‘流着口水’这回事。

“我把约翰当成偶像。在商店里，他是个大孩子，而我只是个小鬼头。当我长大、成熟，我开始会和他分享一些事。我达到了他那个水平，我像他一样写出一些歌，而且有时候跟他写的一样好。我们成熟到相同的程度。这让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事实上，他一向都是这样。对于女人他也觉得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第一次遇见洋子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和她交往。

“我在某个地方看过他说他有帮忙我写《埃莉诺·里格比》。是啊，大概有半句歌词吧。他也完全忘了是我帮《在我的生命中》写了曲的部分，那是我写的曲子呢。不过对于这件事，或许他只犯了一个错——他忘了。

“我能了解当他遇见洋子时发生了什么事。他必须把以前的感情问题全数快刀斩乱麻。他有过多少旧爱，就得全部坦承。我和琳达第一次相遇也是那样做。你要向某个人证明你多么爱他，就把以前的事全部招认。约翰的方法却是大肆地诋毁我。

“我从来没有攻击过他，从来没有过。不过对他当时讲的那些话，说我的歌是‘庸俗的轻音乐’、说我唱歌像恩格尔贝特·汉弗尔丁克，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

“要是我们必须开始把他伤害过我的次数列出来。比起他那些批评我的话，我自己只有写了那首微不足道的歌……

“你想一想这一切，比起那件事，我对他做的事真的算不了什么。至少，他在录《革命9》（Revolution 9）的时候也一样，他也没有找我就自己动手把它完成，没有人提过这类的事。现在约翰成了好好先生，而我成了浑球；这样的事总是一再上演。

我说，不过在约翰过世前，一般人的印象都认为你是好好先生，而约翰是个浑球；当然啦，这不完全是事实。但事情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别太担心，保持冷静吧。

“不过大家都在出版一些关于我和约翰事迹的事实，那些东西不是事实。然而那些事会被记载下来，那些书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会永远留下来，人们会完全相信那些东西。

“不管怎样，我、乔治、林戈，已经承诺从现在开始彼此要好好相处。现在我们见面聊天的时候，我绝口不提苹果唱片公司的事。我学乖了，一提到苹果唱片的事，只会导致争吵和互相批评而已……

“显然我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伤害到乔治·马丁。一直到我看了他写的书才知道这件事。我没有让他将《她正要离家》完成。当时我打电话给他，不过他正忙着，他说，不能再等两天或是两个星期再把它完成吗？这类的话。所以我就想，搞什么鬼，要是他排不出时间帮我，我就找其他人。当时觉得受到伤害的人可是我，也就是这样我才找别人。现在他说我是故意伤他的心。如果那是唯一的一次的话，那就算了……

“我和约翰就像军中战友一样，真的就像那样的关系。我知道现在我们再也无法得知对方内心深处的想法了。我们无法知道真相。有些父亲到最后会变得痛恨他们的孩子。什么事都很难说。

“在林戈的婚礼上，我正巧到洗手间去，而且在那儿碰到林戈。当时，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说这辈子当中我有两次让他很难堪，然后他又说自己也有3次自取其辱。我那时刚好要吐掉东西，好死不死正好吐到他外套上。我说，如你所愿，现在我也是3次，我们俩一样多了。我笑了笑，那只是示好的举动。我们没有吵架，也没有侮慢的意思。他只是正巧说出来，我们的话题就接了下去。不过到现在，我一直在想，林戈认为我让他难堪的那两次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那样做。我们不会把那些不愉快的小事摊开来讲。前阵子，乔治告诉我说有一次我伤害了他。我认为，他处理的方式比较不好，就像他说他不会再找我弹贝斯了。

本书英文版2010年版封面。

“当他们说我只是想尽办法要雇用李·伊斯门，只因为他是我的岳父，这说法让我很不舒服。到最后，他们雇用了克莱因。好像我就只想雇用我的家人似的，没有其他原因。我们都已经认识20年了，他们居然还会这么想，我简直不敢相信。约翰说：‘《魔幻神秘之旅》只是为了保罗他的伟大自我探索之旅罢了。’天啊！那可是看在他们的份儿上拍的，为了让大家聚在一起，让大家有往前的动力，让大家有些新东西做。

“在法律问题上，我们都是一窍不通。我还有李·伊斯门，而且他还赚了大钱，帮我赚的。为了证明我所知道的事，我被迫控告其他披头士。我并不想这么做，在我认定这是唯一的方法之前，我跑去苏格兰，不跟外界联络，为这件事烦恼了3个月。那是最不得已的抉择。

“为了这件事，我到现在还是饱受批评。在记载这件事的书里，我仍然是那个拆散披头士的人。

“我并不恨约翰。别人对我说，他在自己的唱片里写了那些对你的批评时，你一定恨死他了；不过当时我没有，现在也没有。有一次我们在高谈阔论大肆批评，我还记得他是怎么把眼镜拿下来的，那情景还历历在目。他把眼镜放下来，说：‘是我啦，保罗。’后来他又把眼镜戴回去，而我们又继续大肆批判……我时常回想起那幅景象。‘是我啦’。那成了时常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的景象。

“我还有许多关于约翰的下流丑事可以说的。不过我不会讲，洋子和辛西娅还健在的时候我就不会讲。约翰就会。他会很兴高采烈地放胆去做，把他脑袋最先想到的事说出来。我们就欣赏他这一点。很诚实没错，但也会伤到人。而且那并不全然是诚实，他很清楚他会伤到人，他会变得很缺德。不过我一向都很敏感，我就是那样，我从来不会像他那样说出那种话。

“没有其他人知道事实真相，事情就是这样，这才麻烦。前几天我跟尼尔在聊天开开玩笑，而且回想到某件事情，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对每个部分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说了什么，我穿什么衣服，哪个人有个乐迷在场。有75%的细节我们都记得正确无误——只除了一项重要的部分；我说事情发生在皮卡迪利街，而尼尔说是在萨维尔。事情发生时的每个细节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尼尔也一样，然而我们却记成不一样的地方。

“一直到我30岁前，我认为世界上事事都是是非分明的。现在我知道生命中很多事都是说不清楚的。约翰很清楚这点，他是个揭秘者，现在他应该要把他知道的事情完全地说明白呀。

“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记得60年代的事。我是迷迷糊糊地度过那段时期的。前不久我和琳达去了某个地方，后来有个非常漂亮的金发美女出现在我面前，而且猛然地抱住我的脖子。‘保罗，还记得我吗？’我支支吾吾地说，记得记得，嗯，我想一下，不过我根本不记得以前在哪儿见过她。‘可是，保罗，我们在洛杉矶做过爱……’‘喔，’我说，‘真的啊！见过我太太，这是琳达……呃抱歉，我们得走了……’

“当然，那是以前发生的事，在我结婚前发生的。这种事很可能会闹出人命，不过琳达肚量还不错。”

我建议他应该把这些事全部写下来，或是用录音带录下来，自己亲口口述记录下他所认为的与约翰的关系，就这样一次解决，摆脱这个梦魇，然后将它收在抽屉里把它给忘掉。

“我可能会。我在坐过牢之后写过。我把入狱的感受写了下来。我在狱中最需要的就是纸和笔，可是却拿不到，所以我一回到家就立刻把这些感受写下。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不想像一般大量发行的出版物那样。我自己保存就行了。它大概有两万字。琳达和其他一两个人看过，而且认为还不错。我私下找了一家印刷厂，只为我印了一本，只有一本而已。我已经拿到了。我只需要纯白的封面，里面就只要白纸黑字，印在便宜的白纸上就行了。我只要它像奥林匹克出版社的书那样，便宜的小书；大约6英寸×4英寸大小，正好可以放进口袋就好。有一度我考虑过要再多印一些，然后摆在推车后面推出去卖。不告诉别人，在街上能卖多少就卖多少，赚点儿小钱。不过我不想搞得很招摇。后来我听说有些流行乐手已经做过这种事了，那我就更不想被人认为是在模仿别人。所以我就只留着这一本。有时间我会拿给你看看，到时候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至于我和约翰的事，是啊，我可能会写下来。你也知道，他的第一本书我鼎力相助过。这件事就从来没有人提起，至少约翰就没提过……”

至于在这段披头传奇故事里的其他人物：他们的巡演经理，尼尔·阿斯皮诺尔，成了苹果唱片公司的主管，也是他发行了电影《随它去》。虽然这段日子以来苹果唱片公司似乎没什么作为，他仍然还在苹果唱片公司。他结婚了，有5个小孩。另一方面，比起相当容易紧张的尼尔，似乎总是轻松自在、随遇而安的马尔·埃文斯最后是悲剧性地结束一生；他离开他太太及家人搬到美国，1976年，在洛杉矶的一场意外事件中被警方误杀。保罗的父亲吉姆已经过世，约翰的父亲弗雷德以及乔治的母亲路易丝也都过世了。伊万·沃恩这位当年最先将约翰和保罗凑在一起的人（参照第2章），现在则是受帕金森氏症所苦而半身瘫痪。

乔治·马丁成为成功的独立音乐制作人，虽然再也没有发掘出任何像披头士这样的人物，不过他现在仍然很成功。在原书的终章里的那段评语——他提醒披头士，只靠着自己要闯出名堂，可能会出差错的那段话——就某方面来看，是不幸言中了。

辛西娅·列侬与约翰离婚后，嫁给了一个意大利人；这段婚姻以离婚收场。她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同样的结局。她现在有一个新的伴侣了，而且平静地住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彭里斯（Penrith）附近。她又重拾从艺术学院时期与约翰在一起之后就被她忽略的艺术上的兴趣。在45岁之龄，她儿子朱利安在流行音乐界正开始起步。她正考虑许多新的生涯规划，像是往时尚界发展和接受许多电视专访。

皮特·贝斯特，上次在1968年我和他在他母亲家里见面的时候，他正陷于极端沮丧的低潮中。后来他自己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在利物浦一家职业介绍所上班，在那儿工作了16年之后，年薪达到了8500英镑。那本关于他与披头士为伍的那段时期事迹的书，最后在1985年出版了。《泰晤士报》甚至给了它相当不错的评语。

在经过10年甚少为他们最为著名的子弟举办纪念性的活动或是表扬会之后，利物浦现在已经一跃进入了新披头士时代，立起雕像、举办展览、安排旅游行程以及其他吸引观光客的精彩活动。

有件由保罗引起的法律与商业的争端仍然在僵持缠斗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得到北方音乐公司的控制权。大体而言，对披头士来说，到现在仍然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确实是不公平。当保罗在拍摄《致敬宽街》时，他甚至必须取得权限才能录制《昨日》这首歌。这件事说来话长（此事缘由请参照第20章）：最初，由于迪克·詹姆斯他的披头士音乐出版商身份，所以他的公司拥有披头士所有歌曲50%的版权。这家公司后来把版权转卖给卢·格雷德（Lew Grade）的联合电视公司（Associated Television，ATV），后来又转到一个澳大利亚人霍姆斯·埃科特（Holmes a’Court）手中。保罗曾经试图用1000万英镑把它买回来，不过没有成功，而且在写这段后记的时候，听说保罗报出了2000万英镑的价码。北方音乐公司拥有超过200首列侬一麦卡特尼歌曲的版权，事实上，是包括披头士全部的作品。这样你就知道那有多吸引人了。

要是你看到百万富翁曾经觉得羡慕，那么也要知道他们可能也会遭遇挫折，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即使花掉他们所有的钱，也不见得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件事至少让保罗与洋子在经过多年的紧张关系之后携手合作了。洋子的生意头脑跟保罗比起来，不见得逊色；他们联手出击的话，我相信，到最后他们要得到什么都没问题。

至于保罗、乔治以及林戈未来的创作生涯呢？似乎看不出他们有能力跟得上文学、艺术、戏剧，或甚至是流行音乐的新发展。不过再回头看当年，他们从来也没有过：他们对自己没受过完善的教育、能表现自我的本色、能不受别人左右，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能找到事物来刺激自己，他们4个人相互激发灵感，尽情发挥自己的能力。要是他们仍然维持独自创作，凡事都自己来，那他们要上哪儿找到灵感的刺激？谁会激起他们的创意呢？

当然，他们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了，那么我们为何还要期待这些呢？林戈今年是45岁，保罗是43岁，而当年的小孩子乔治，则是42岁。他们各有自己的孩子或是自己的花园要去操心，他们有时间晃着脚休息放松。然而，拿保罗来说，他天生就是闲不下来的人；琳达也很清楚这一点。她更加内敛，更加投入家庭，然而保罗多少还会想上舞台演唱，放不掉他超级巨星的身份，他和史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或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或是下一年跟哪个热门人物一起合唱，只为了证明他还是很有能耐。尽管他真正的至爱是家庭生活，但是明星的光辉仍然很吸引他。

回顾过去的这15年，我很讶异没有人取代过他们的位置。或许有人会对这点觉得不以为然。7年前，据说奥斯蒙德家族（Osmonds）赚的钱更多。现在又听说是迈克尔·杰克逊。这很可能是实情，毕竟钱滚钱赚得很快。在未来5年里，或许会再出现另一个震惊世界的歌坛奇才，卖出更多唱片，还会被说成比披头士更伟大。

也会出现许多作曲家，写出一些很有特色的曲子，赚进更多的钱。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很可能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了。各个时期必定会有能够捕捉住当代想象力的流行乐歌星出现，他们会有无远弗届的社会影响力、创造新的潮流、创造新的观点。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小女儿房间的收音机传出来的是乔治男孩（Boy George）的歌声。在这整个所谓的文明社会里，他当然是相当引人瞩目。但在15年后甚或是5年之后，我们还会对他觉得大惊小怪吗？

在过去这15年里，作为一个存在的实体，能谱曲、能演唱，而且能影响他们那个时代的乐队，很难想得出有谁可与他们匹敌的。在披头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要素。他们是非常难以击败的对手。

不过这并不表示试图证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更棒或更成功，就会是稳赢的赌局。他们过去是，他们过去做到了，他们到现在一直都是。那么就让我们庆贺吧。让我们忘掉苹果唱片公司那段令人不愉快的日子，那些可悲的争吵与相互指责；以及最重要的，让我们努力走出发生在约翰身上的可怕悲剧。他，以及披头士，留给我们的欢乐远超乎我们能想象的。

在以前，以及现在，这本书都意欲用当时在他们身边的人与他们自己的只言片语，捕捉住他们成就巅峰时的浮光掠影，来说明他们何以能达到如此境地。他们一起成就的事业是这么独一无二。他们互异的才华与个人特质，以某种神秘难解的炼金术相互融合、重叠、相互浸淫；这样造就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混合体要比他们各部分的总和还要更棒、更强大、更有原创性。我要感谢的是，在他们这么短的合作期间里，以披头士之姿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借由这一切，我依然能够很快乐地忆起他们的点点滴滴。披头士如今已经长眠，但却会永远长存。

亨特·戴维斯

1985年于伦敦

译注

[1] 以《王子复仇记》（Hamlet）一片在影史留名的英国男星，堪称英国最受尊崇的演员。

[2] 原文为Listo-mania，应为误植。

[3] 应为The Rutles，原文应为误植。

[4] 这两段话都是出自《你睡得好吗？》（How Do You Sleep？）这首歌。

[5] 就目前的资料看来，其公司名称应该是“麦卡特尼制作有限公司”（McCartney Productions Limited）。公司网址为www.mplcommunications.com/index.asp。

[6] 原来的歌词是“Come and go with me，Pleased don’t send me way beyond the sea”，出自The Del Vikings1957年的歌曲《和我一起出发》（Come Go with Me）。

译后记

林东翰（aiimam969@emome.net）

在摇滚史的定位中，披头士扭转了流行音乐的形象，将流行音乐推向迥异的方向与层级，发掘出摇滚乐的各种可能性，引爆摇滚乐无穷尽的能量，影响了数十年来年轻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思潮与流行文化的生态；它的重要性要说是相当于E=mc2方程式也不为过。

在国内，由于市场因素，西方乐手、乐队的传记在文字出版品中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少之又少。连披头士这般重量级的乐队，相关的中文传记也只有寥寥几本。在接触西方音乐的过程中，我是借由许多从事音乐文字工作的前辈载于报章、杂志的片片段段的文章累积下些许知识的；也何其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借由网络，信息的取得已便利许多。即便如此，翻译这部40余万字的作品的过程中，仍有诸多疑难杂症不易独力解决，非常感谢陈丽舟小姐、黄秀香小姐、何东洪先生等人的指教与建议，以及“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这本译作才能够顺利完成；也感谢胡子平先生、马世芳先生以及（诚品音乐馆）吴武璋先生以读者与专家的角度提出的意见，对于最后阶段的校稿润饰工作极有帮助——毕竟，读者有免于因译文生涩窒碍打瞌睡的权利。

能以乐迷的身份翻译这本“正式授权传记”，与读者分享这一段冗长、琐碎却也饶富趣味的披头士故事，自然是非常兴奋。这本书体裁甚为特殊，作者选择“多线并行”与相当口语化地“交叉呈现”访谈内容，使得读者在阅读时有着亲历其境的参与感，如何保留这种口语化的味道，并适当地转化、诠释，是我翻译时的另一个考虑；也希望能多呈现一分作者想表达的、希望读者能享受到的“真实故事”。

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某个音乐奖的颁奖典礼，有一对颁奖人临出场前，主持人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说了一段介绍词，大致上是这样的：“让我们欢迎接下来的这两位颁奖人。一位在（电影）《收税员》里打鼓，一位想打收税员。（One played drums in Taxman，one wanna play drums on taxman.）”全场哄堂大笑。走出来的是林戈·斯塔尔以及乡村音乐天王（恐怕也是缴税天王）威利·尼尔森（Willie Nelson）。每当译至约翰·列侬玩弄的那些文字趣味，我就会想起这个精彩的笑话。一个乐队的传记，音乐当然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译注部分我尽量以与音乐有关的内容为主，目的也是希望读者能借此延伸去找这些好音乐来听听看——毕竟在流行音乐史中，披头士正是处在一个既承前又启后的重要位置上。至于一些对中文读者来说稍显陌生的人、事、物，拜现今快速方便的网络之赐，查证的工作负担减轻不少。但为免搀杂太多与本文关联不大的内容，一些非常知名的人物（比如猫王、马龙·白兰度等）以及书中只稍微提到一两次的名字，就不再多加着墨了。

当然，在翻译本书的漫长、枯燥的过程中，“音乐”也绝对是眼皮对抗地心引力的绝佳盟友。我翻出自己的唱片，随着翻译进度复习披头士的歌以及那些影响过披头士的20世纪50、60年代歌曲——从恰克·贝瑞、小理查德、巴迪·哈里到猫王，一遍一遍地播着——真正是“a roomful of noise”。某天打开电视，某综艺二哥大正在屏幕上大秀吉他技巧。前奏一起，我不禁微笑，正好是当年乔治·哈里森的“面试”歌曲《邋遢》（Raunchy，见第6章）；更巧的是，隔周，他表演了《走就好，不要跑》（Walk，Don’t Run），当时我刚译完第12章。有时逛逛书店，也会听到各种版本的《昨日》或《这里、那里和到处》（Here，There and Everywhere》。几个月前，某家名牌牛仔裤搬出《飞车党》的马龙·白兰度作为广告人物，让我想起了“前言”提到的披头士名字的由来；这类巧合的事情还不少，为翻译过程增添了些许趣味。

这本传记中，作者过滤掉披头士的明星光环，没有溢美贴金之词，以平实的笔触呈现出披头士平凡、脆弱和卑微的一面。在“前言”中，他透露了当初资料选择考虑、决定如何呈现材料的缘由，也加进一些当初因种种因素舍去的部分……读者可以拿作者在2002年补上的这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披头士逸事数据库”。不过，要是读者能体会到作者的用心，我想很难不被故事本身牵引着情绪。希望读者能把这本披头士传记当作音乐故事书来看，这是一个起点，认识披头士的起点，认识披头士音乐的起点；当然，音乐部分需要读者们自己去探寻、去领略；少了音乐的披头士故事，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故事。或许披头士不如耶稣受欢迎，然而对乐迷而言，实则不需要什么披头士密码来自我催眠，其音乐即足以成为其自身价值与力量的见证。纵使披头士早已逝去，其精神却随其音乐永远长存着，时时在乐迷心中复活、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