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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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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06-6857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Paul Langford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八世纪英国／（英）兰福德（Langford, P.）著；刘意青，康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3-9

Ⅰ．①日…　Ⅱ．①兰…　②刘…　③康…　Ⅲ．①英国－近代史－18世纪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3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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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保罗·兰福德，牛津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自1996年起），林肯学院现代历史学研究员、导师（自1970年起），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自1998年起）。其著作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商业化民族1727—1783》（Oxford，1989；1999再版）和《英国的公众生活与有产阶层1689—1789》（Oxford, 1991）等。

译者简介

刘意青，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和加拿大小说以及《圣经》的文学阐释。专著和编著有《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与罗经国联合主编）、《英国18世纪文学史》。翻译过英美诗歌、英国和加拿大短篇小说、诺贝尔获奖小说节选、美国文化方面的著作等。还在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康勤，专职翻译工作者，文学硕士，持有联合国T2翻译级别资格。通晓法语和英语，除了在联合国从事了数年英汉、汉英笔译工作之外，还翻译过英美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法汉翻译方面，参与翻译过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以及若干现当代作家如杜拉斯等的作品。

插图目录

图1　教会陷入危难：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

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

图3　宗教自由主义式的办学：1708年创建于剑桥郡巴勒·格林镇的慈善学校

图4　悠闲的贵妇们：约翰·科利特的大众文化研究

图5　绞刑架的阴影：费尔斯伯爵被公开处决，其尸体被解剖

图6　“时髦社会”：1777年的漫画

图7　外行人的科学：詹姆斯·弗格森的太阳系仪（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绘制，当时的印刷品）

图8　海边：描绘黑潭魅力的早期独特速写，以及威廉·伯奇于1788年创作的描绘拉姆斯盖特的雕版图

图9　王室的辉煌：佐法尼描绘王室家族的画作和1767年描绘比特的漫画

图10　小皮特：赞许和反对，庚斯博罗的肖像画和吉尔雷的漫画

图11　父与子：吉尔雷创作的乔治三世与他的妻子，以及乔治亲王与菲茨赫伯特夫人

图12　文明教化的使命：1745年时一个苏格兰人在伦敦

图13　文明教化的使命：Lee Boo和Ludee

地图目录

地图1　1741年收税路网络

地图2　1770年收税路网络

第一章
革命及其反响

1688年革命被称为“光荣革命”，后人对其历史重要性一直不断地进行着重新阐释，结论褒贬不一。20世纪的评价尤其糟糕，而且按现代史学研究的眼光来看，这场革命的重要性可能就荡然无存了。深为托马斯·麦考利〔1〕和维多利亚时代辉格党人所称道的那场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已沦为自私的寡头统治集团所采取的保守的应对举措。特别是与现代革命相比较，它似乎更像是一场宫廷政变，而非一种真正的社会或政治权力更迭。然而，它却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后果，其影响并不亚于那些更触目惊心的动乱。即使说它是相对无暴力，可能都有些言过其实。在苏格兰，不得不通过武力来镇压被废国王的拥护者，这种镇压直到1689年才结束。在爱尔兰，肯定发生过一场大屠杀，至今其仍在有关爱尔兰的神话和回忆录里占有突出地位。在伦敦德里的围困被解除，而且詹姆士二世在博因河战役中被彻底击败之时，〔2〕北爱尔兰省的新教徒们肯定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光荣的拯救，但他们却不会认为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使不合法变得合法化

英格兰本来很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前保王党人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3〕曾证实，英格兰能够避免一场犹如世纪中叶内战那般凶残的战争纯粹是靠运气，詹姆士二世的支持者队伍松散混乱，尤其是国王竟然没能在自己的王国中树起王室的旗帜。艾斯特朗奇也对其家族不必再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做更多牺牲而感到如释重负，这也许提供了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英格兰的革命是相对平静的。在英国，一种清晰可见的妥协意识，即懂得从边缘上退回一步，自1689年1月伦敦议会全体会议的辩论开始一直存续了几个世纪。当时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仅凭通过一项法案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就摇身变成了正式的两院制议会，此举表明了它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想尽可能遵循1660年王政复辟时采用的程序形式来使明显不合法的变得合法化。在实质问题上，首要的当然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不是去检验双方中任何一方所提出的那些更为极端的解决办法。结果，奥兰治的威廉〔4〕被立为国王，玛丽为王后。丹比〔5〕领导的托利党人本希望玛丽成为单独的君主，或成立某种摄政政府，以此种形式代替詹姆士二世进行统治。但这位信仰新教的英国救星不肯接受任何低于王位的头衔，所以只能如此。

尽管这样，议会仍然尽了一切努力来掩饰当时发生的是一场革命。虽然詹姆士那些所谓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他依赖一支常备军和为自己追索回豁免权和中止权——被正式宣布有罪，但《权利法案》却想尽招数，伪称被废国王其实是自动退位，王位空缺之后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王朝的保护。尽管这似乎无法自圆其说，但它足以获得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有例外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教士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6〕和曾在“七主教案”中帮助挫败詹姆士二世的两名主教领导下，拒绝宣誓效忠，即使效忠誓言经过了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的慎重措词。另一些人，如诺丁汉的托利党人，他们是1681—1687年反抗运动中的宫廷支持者，则竭力想搞清合法国王的概念，即为什么国王的头衔应该这样由议会两院决定授予，而不是神授。

议会君主立宪制

然而，议会君主立宪制还是得到了广泛接受。但此中的深刻意义却被掩盖了，这不仅是因为在1689年人们有意想避免教条规定，而且还因为随后开始了漫长的苦难。被动服从和不抵抗仍是很有影响力的观念，它有周密的论据支持，强调1688年刮起的“新教之风”（the Protestant Wind）是神意，每个公民都应当与不管何种形式的当局合作而不应屈从无政府主义。这些观念持续影响一代人的头脑，给许多曾认为1688年革命是必要的但却难以承受其全部后果的人所感到的愤怒和绝望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此外，他们囿于18世纪英国国教的正统观念不能超脱出来，也帮助维护了这种正统观念背后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后来仍然是美洲和法国革命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除此之外，可以说1688年发生的重大变革是真正革命性的。《权利法案》明确废除了曾构成1660年复辟政体基础的世袭权，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议会表达的民意。先是威廉和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安妮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于1700年夭亡后，是汉诺威选帝侯（即詹姆士一世女儿的后代），他们的头衔都是经过有产阶级决定后授予的。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专制主义似乎都蒸蒸日上，因此这样一种变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18和19世纪的辉格党人夸大了似乎在1689年获得了胜利的契约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却低估了这种理论带来的紧张、矛盾与冲突。不过，他们将该理论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断然摈弃了原来的一整套政体观念，这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

对外关系

君主地位是1688年革命党人有意识要解决的问题。不清楚他们当中是否有许多人预见到了其行动给英国与外国间的关系造成的影响。确实，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是不容否定的。1688年以前，奥利弗·克伦威尔〔7〕、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接连几任统治者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亲法国和反荷兰的。1688年以后，法国多少成为了一个长期敌人，而且必然会不断与英国争夺海外霸权。冲突的规模也不同于过去。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使得自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争战以后就不曾再参与战事的英国既卷入了欧洲大陆战争又卷入了殖民地战争，而在此期间，作战技术和战略的复杂性都大大提高了。

英国人所担当的角色在这种即使不是不可预测，但至少也出人意料的革命结局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大方针而言，首要的任务是抵抗路易十四在低地国〔8〕的扩张主义政策，防止形成一个包括西班牙和法国君主政体在内的新的强大波旁帝国。商业的利益曾一度需要保护，以抵制荷兰的经济活动，而当时对来自法国的更持久竞争和挑战则必须采取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度。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使不能分享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领土，也要维护英国分享其贸易份额的权利。辉格党人把这些论点系统化，以支持其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公爵〔9〕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役便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干预政策。但如果不是为了王朝问题，上述因素并不能促使许多英国人去同意在这些年中消耗如此庞大的费用和资源。九年战争曾被很恰当地称为英国王位继承战。若不是当初认为自己介入了英国事务后逻辑上必然导致英国国内的反法联盟，威廉很可能就不会于1688年在托尔湾武装登陆。〔10〕而事实上，由于路易十四贸然支持詹姆士二世，结果使威廉更有希望获得来自其新臣民的外交和军事支持。有一段时间，法国撤回了对詹姆士二世拥戴者的支持，并于1697年与英国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局面。可4年之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受到威胁，欧洲再一次处于战争边缘，这一次又是因为路易十四支持了斯图亚特王朝，这回是支持詹姆士的儿子老僭君，致使许多本不赞同的英国人也认为应当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

这些战争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英方军事行动大获成功，特别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马尔伯勒公爵指挥的战役。不只是王位由新教徒继承这一点至少在当时得到了切实保证，更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这个国家在众人眼中还只不过是法国的一个随从，而现在却赢得了新的声望。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和拉米利斯两地的胜利，更不要说乔治·鲁克爵士〔11〕在直布罗陀以及詹姆斯·斯坦厄普〔12〕在梅诺卡岛的胜利，使英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地中海地区一个有实力的强国以及法国在海外的一个劲敌。这场战争后期阶段，军事方面的进展似乎随国家军费开支的削减而相应减少，这使得战争早期在布伦海姆取得辉煌胜利时所激发的远大抱负从此消匿，但是在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英国还是获得了足够多的筹码继续保持其早期军事胜利的影响，〔13〕甚至在欧洲制造了一种被法国外交历史学家称为“英国霸权”的印象。

国内影响

战争造成的国内影响几乎同样重要。在那个年代，和平时期军费每年支出200万英镑都会被认为过高，而这些战争的费用几乎达1.5亿英镑。如此高额的费用必然需要相应提高税收水平，从而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反响。但事后看来，更有趣的是账单上一大部分费用，将近三分之一，是靠借贷来支付的。这样的金额只有在一种活跃和灵活的货币市场中才能见到，比如17世纪末期的经济条件所生成的那种市场。尽管土地价值受到农业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中仍有极大增长，由此带来的投资盈余使经济受益多年。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准备以未来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作抵押来使利率具有竞争力，于是提供了前景看好的投资机会。

那些曾倡议并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的金融业者基本上并未从事什么新活动。只要进行战争，政府就不得不依赖商业界的贷款。但这个时期不同的是，由于借款量特别大，因此必须具备政治基础的支撑。新政权的信誉实际上是以议会名义为基础的，依赖的是一种明确的默契，即有产阶级最终会准备好付账。〔14〕如果政权方面不能相应地认识到它必须与那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则不可能有这种默契。国债及其所涉及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种把一个不合法的王朝与金融界以及广大纳税者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利益关系上。

战争一场接着一场，一个十年后又一个十年，债务负担增加了。一届届政府越来越难以避免借款，而那些提高的税收的主要作用往往只是用来偿还债务利息。事后看来，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其优势显而易见。政权的政治安全由此得到了加强，否则这个政权就多少有些不稳固。国家资源在战争中也激增，因为这种机制将个人财产汇入了公共开支。当时，种种弊端引起了更多关注。那些声称国债实际上能得到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托词越来越无力。百姓历来对各种税收，尤其对新形式的税收没有好感，他们的焦虑使财政部和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难做。

然而，即便在那时，也有人敏锐地觉察到新制度有一种相当可贵的政治优势，这来自它对议会，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因为新的制度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在这个复杂程序中的作用，而议会则很珍惜自己在财政事务中的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税是保证纳税人承付国债的基本税收。但出于谨慎，一次投票所定的土地税额只管一年。海关税和消费税批准后虽然可以维持较长时期，但要想延长或更新则需经过极长久的争论和讨价还价。“预算”这个说法第一次使用是在亨利·佩勒姆〔15〕担任财政大臣期间（1743—1754年），它表面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但其基本特征却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时期，而且正是1689年的这一成果在此时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最终确保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位置。

在17世纪人们有时可能会认为立法机构有点荒谬并且特别令人恼火，是英国中世纪的遗物，不合理地阻碍了有效的君主制政体，彻底摈弃它反而有利。现在新政体的未来已有保障，自1689年起，议会每年都举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议。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使老问题有了全新的意义：18世纪政治家想的不是如何取消对议会的需要，或如何压垮它。相反，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去操纵它。操纵议会的技巧将是乔治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关键。

教会

17世纪末进行政治革命，不可能不唤醒基督教会革命的希望或幽灵（这儿的提法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在这一点上，1688年革命之所以重要，可能不只是因为它所实现的，可能还因为它所未能实现的。当时许多人希望彻底修改17世纪60年代的教会决议案。曾经有过确立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国家教会之说，而对于一些不信奉国教的人，特别是长老会教友来说，与国教和解的可能性似乎比1604年汉普顿宫会议〔16〕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但结果他们的希望破碎了。正如1662年的情形那样，英国国教会的地主势力不允许削弱国教的等级和主教制结构。这一次虽然没有激起劳德派〔17〕或高教会派那样的反应，但是任何与不信奉国教者诚恳和解的迹象很快就被消灭了。相反，在当时事态下，不信奉国教者所得到的少得不能再少，即一种勉强的宽容。1689年的《宽容法》（The Toleration Act）实际上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在英国国教主教特许的教区内自由信教，但他们必须遵守得到《教会统一条例》（The Act of Uniformity）承认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中所规定的教义规范。这似乎还远不如詹姆士二世为各类非国教徒所展示的前景。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向来都贬低《宽容法》的重要意义。对于曾抵制住《赦免宣言》（Declarations of Indulgence）的诱惑并欢迎过奥兰治的威廉的人来说，以条件限定他们的信仰，准予他们一种有条件的自由这种奖赏似乎太可怜了。〔18〕但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对于在17世纪80年代初还遭到过残酷迫害的非国教徒来说，《宽容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法定保障。而在那些焦虑的教会人士眼中，更重要的是维持《王政复辟决议案》（The Restoration Settlement）的内容。1662年的《祈祷书》（The Prayer Book）直到20世纪一直是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依据。但是在1689年，《祈祷书》似乎为教义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随意讲解的平台，如果没有它，已确立的新教恐怕就会失传。〔19〕

自相矛盾的是，由此形成的英国国教的独霸地位却对18世纪英国被视为野蛮世界中的一个文明社会的声誉贡献甚大。一个除了很少几个教派和天主教之外几乎无所不容的包容性国教毕竟和一种与大量非国教徒并存的限制严格的宗教机构完全不同。其中的差异也许就是社会的宽容和多元化。从法律上认可信仰自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远远做不到的，伏尔泰〔20〕将之视为自由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的结果。

这些成就的一个代价就是社会局势紧张和政治矛盾重重，它们成为奥古斯都时代〔21〕的突出特点。最明显的紧张迹象实际上是宗教机构的困境。这个时期最强烈的呼声就是“教会陷入危难”。事后来看，似乎说不准它当时是否真的陷于危机。对于那些曾梦想复兴劳德教会的人来说，《宽容法》显然是个沉重打击。但在日益高涨的不拘泥于教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情感影响下，似乎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法案无关紧要。而且，《革命决议案》〔22〕（The Revolution Settlement）没有触动英国国教徒根据《宗教考查法》（The Test Act）和《市镇社团法》（The Corporation Act）所享有的政治垄断权。〔23〕但是，症结就出在这里。在现实中，一切迹象都表明非国教徒能够挑战和规避这种垄断权。许多非国教徒愿意偶尔遵奉国教会，每年按照国教礼拜仪式领圣餐，以满足法规要求，至于其余的仪式则在其自己的非国教徒礼拜堂中进行，这一直令他们的敌人很恼怒。偶尔遵奉国教的这种做法是否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能肯定。但它此时毫无疑问更加明显了，因为非国教礼拜堂已得到公众认可，而且此时那些去做礼拜的人遵从了双重标准是人人都清楚的。

图1　教会陷入危难。这是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颂扬了神父萨谢弗雷尔，画中还有在审判中支持他的6名主教以及其他英国国教英雄，包括玛丽时代的殉教者。画面左边是受到女王和上帝保护的英国国教。右边展示了共和主义和天主教会的威胁。

此外，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头10年的大环境惹得国教教徒们焦虑不安，甚至歇斯底里。神学推测和自然神论趋势得到大量讨论并令人感到十分畏惧。约翰·托兰德〔24〕所著的《基督教并不神秘》是企图推广“自然神论”用以反对“天启”宗教的最早和最系统的尝试之一，它在1697年时掀起了一连串关于这类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些最尖锐的国教攻击者本身就是英国国教的牧师，这就让局面更加严峻。辉格党的怀疑论者塞缪尔·克拉克〔25〕1712年时由于攻击三位一体论而招致了圣公会主教区会议的公愤；本杰明·贺德利〔26〕虽连续三次担任主教，但却否认其职务以及英国国教本身的神性。他们只是异端思想的较为突出的一些例子，这种思想似乎标志着英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

政党政治

高教会派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在安妮女王时代达到巅峰，有这么一个虔诚而且信仰上保守的女王在位更使他们有了动力。但是其动力更多是源于其他事态的发展，其中许多都与政党政治有关。托利党人经常将自己称作“教会党”，他们的号召力要极大地依赖国教会中的危机感。他们还广泛地争取边远地区的国教会地主势力在情感上的支持。对于这些地主来说，革命所开启的世界除了坏处什么也没带来。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迫使直接征税达到了17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每镑4先令的土地税对于当时已经遭受农业衰退影响的阶层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这些奉献都是为了战争，但战争却似乎恰恰是要让土地贵族的敌人获益，即那些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商业和金融扩张中十分活跃的商人、制造商，尤其是“金融业者”。这些人似乎往往是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以外他们几乎逃避了所有税收，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辉格党的政治主张。

新旧政党体制之间的联系有时很薄弱。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人常来自有清教或辉格党背景的家庭；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哈利〔27〕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辉格集团铁定心思争夺地位和权力，结果落了个不讨好的“党派先于原则”的名声，他们似乎不是1679年的乡村辉格党〔28〕的后人。但是，毫无疑问，18世纪初党派派性确实非常鲜明，并在1710年时达到高潮，辉格党人因为托利党神父萨谢弗雷尔博士〔29〕宣扬不抵抗的旧教条而控告他。随后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清楚表明了光荣革命附带了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1694年通过的《三年法案》（The Triennial Act）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君王定期召集议会，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不过，它还规定要经常进行选举，致使这段时期内选举矛盾无比紧张并且持续不断，远胜过了以往，以至在20年中进行了10次大选。此外，1695年《许可证法案》〔30〕（Licensing Act）失效，从实际上废除了国家审查制度，从而切实地为公众辩论提供了一个宽泛且不断扩大的论坛。因此，这些年中发生了一些关键的事件，比如建立格拉布街〔31〕，出现期刊印刷，以及发展形成了一批真正关心政治的民众等，并非偶然。

历史学家一般将安妮统治时期视为实现政治稳定的天然的背景环境。但当时人们从所见到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似乎建立君主立宪制和实现财政安全的代价就是政治混乱。

注释

〔1〕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 1800—1859），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和历史学家。——译注，下同

〔2〕　除去新教占据的北爱尔兰省，整个爱尔兰都极力支持詹姆士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给他配备了军队，他的第一仗就是围攻伦敦德里，但遭到居民们的坚决抵抗。他们坚持到英国救兵赶到，詹姆士不得不弃城而去。第二年威廉亲自率军到爱尔兰，在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 1690）中击败了詹姆士。

〔3〕　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Nicholas L'Estrange）属于罗杰·艾斯特朗奇（1616—1704）为首的家族。罗杰·艾斯特朗奇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有名的保王党人，写了不少政论传单和册子，后流亡国外。复辟后他主管过出版和印刷的许可证，以他狭隘的立场阻止了不少宗教和政治上持不同见解的作品的发表。

〔4〕　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奥兰治亲王，荷兰威廉二世之子，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外孙。光荣革命前夕他在荷兰联合省任最高行政长官。1677年他娶了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因此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挑选的取代詹姆士二世的人选，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

〔5〕　托马斯·奥斯本，丹比伯爵（Thomas Osborne, Earl of Danby, 1631—1712），托利党人，查理二世时的重臣。他促成了奥兰治的威廉与詹姆士二世之女玛丽的婚姻，后与辉格党妥协，共同迎进奥兰治的威廉。

〔6〕　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 1617—1693）由于反对加尔文主义，他在清教革命后期一直流亡在外，于1660年复辟后回到英国。1678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同6名主教一起联名反对《赦免宣言》。

〔7〕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军首领，革命后的护国公，成为独裁者。

〔8〕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9〕　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和政府要员，历史上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

〔10〕　1688年七位辉格和托利领袖联名致函奥兰治的威廉，请他率军来英国保卫百姓自由。数月后威廉于托尔湾（Torbay）武装登陆。

〔11〕　乔治·鲁克爵士（Sir George Rooke, 1650—1709），海军司令。他曾参加过英国与荷兰、法国等国的战争。

〔12〕　詹姆斯·斯坦厄普（James Stanhope, 1673—1721），将军。他在马尔伯勒公爵手下任过军职，参加了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财政大臣时协助沃波尔解决国债问题。

〔13〕　指Ultrecht Peace Treaty（1713）。这个条约已经与战争的起因无关，因为腓力仍旧继续做西班牙国王。在11年的战争中形势发生了变化，法国已经被战争拖垮，不再是英国的劲敌。条约中牵涉英国的主要内容是法国承认英国的新教国王，英国保有直布罗陀等领地。

〔14〕　原文...depended on without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propertied classes would ultimately be prepared to foot the bill可能有印刷错误，似乎不应该有without这个词。

〔15〕　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 1696—1754），辉格首相。他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减少了国债。

〔16〕　汉普顿宫会议（The Hampton Court Conference）是查理一世下令召开的。当时清教势力遍及全英国，他们激烈反对英国圣公会，认为它是与罗马天主教妥协的产物，并发动了约千名教会人员签名抗议国教会的一些仪式。但汉普顿宫会议并没有完成国王设想的调和任务，双方愤怒地互相指责，以致会议破裂。但是这个会议决定了编译权威英文《圣经》。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钦定本《圣经》。

〔17〕　劳德（William Laud, 1573—1645），坎特伯雷大主教，是查理一世的心腹和坚定支持者。他对非国教信仰者深恶痛绝，采取极端举措，并因为干涉苏格兰长老会而引发那里的叛乱。他在清教革命后遭监禁，而后被斩首。

〔18〕　《赦免宣言》是詹姆士二世为了笼络非国教信徒以反抗议会而于1687年制定颁布的，给予了非国教信徒信仰自由，但他们仍然拒绝支持他。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登基后不久《宽容法》出台，准许非国教信徒有信仰自由，但有很多限制，如不得担任任何职务。相比之下，《宽容法》在平等对待非国教信徒方面甚至还不如《赦免宣言》。

〔19〕　《祈祷书》全称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最早由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编写，于1549年问世。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被禁止。复辟之后它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教堂礼拜用书。它几经修订，最后的大修订是在1662年。

〔20〕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著名文人，既是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又是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

〔21〕　这是对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一种比喻称呼。

〔22〕　《革命决议案》指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规定，其中的一部分，即《革命法》（The Act of Revolution），规定詹姆士二世的非国教信徒的后代不准继位。

〔23〕　1661年通过的《市镇社团法》要求所有的市镇团体必须清除那些不肯按照英国国教会仪式领圣餐的成员，并要求每个成员公开宣布自己认为不得用武力反对国王，那是非法行为。1673年颁布的《宗教考查法》禁止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信徒和犹太教徒担任政府和军队的官职。这样，实际上所有官员都只能由英国国教教徒担任了。

〔24〕　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 1670—1722），英国自然神论者。

〔25〕　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英国有神论哲学家。他欢迎科学，但用第一原因论来证明上帝是一切的最终起因。

〔26〕　本杰明·贺德利（Benjamin Hoadly, 1676—1761），主教，低教会派的领袖。

〔27〕　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曾是辉格议员，后倒戈加入托利党。1714年他就任安妮女王的财政大臣，领导内阁。他是托利党和英国国教领袖，安妮女王的宠臣之一。

〔28〕　查理二世复辟后英国政界和宗教界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两派，其中一派叫做“乡村派”，受到保王的“宫廷派”排挤。辉格和托利两党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29〕　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 1674?—1724）的主要冒犯是在1709年的两次布道中攻击辉格党政府对非国教信徒太容忍。他被起诉犯有诽谤罪，在1710年被判停止布道三年。他的审判引发了轩然大波，使萨谢弗雷尔成为公众英雄。

〔30〕　《许可证法案》实际是新闻和舆论检查和管制的一个手段，比如1737年议会通过的《许可证法案》就取缔了菲尔丁的剧团，因为他的喜剧嘲笑了国王和政府。

〔31〕　格拉布街（Grub Street）位于伦敦中心商业区，是穷苦文人聚居的街道，在18世纪成为舆论中心。

第二章
罗宾〔1〕政府的兴起

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即位，使已经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安妮在世时，即使不从逻辑上，起码从感情上说，还可以把她视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真正后人，守住了其家族的王位，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其家族托管着王位。但是，一个讲德语的汉诺威选帝侯到来后，坚决要干预国外事务并在国内大行辉格党之道，于是上述表象就很难再维持。从朝代的立场来说，在1714年有关王位的一切都没有定数。许多人怂恿老僭君回伦敦，劝他说为此值得放弃天主教弥撒；如果詹姆士三世能回归英国国教，肯定会为斯图亚特王朝第二次复辟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是詹姆士三世没有做出这种个人牺牲，所以1715年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就成了没有响声的湿爆竹。路易十四也死于这一年，之后，法国无力再参与在英国的冒险。即使在苏格兰，虽然那里是叛乱的发源地也确是叛乱中心，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也不那么光明灿烂。1708年在一种相当紧迫的气氛中英格兰与苏格兰完成了联合，成为大不列颠王国，大大缓解了王位继承问题带来的麻烦。令许多苏格兰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议会，也由此丧失了他们的独立。但是建立联合王国之举甚是精明，一方面可以维持苏格兰的法律和基督教机制，而同时又通过将其纳入英帝国体系为苏格兰提供了实际的商业利益。在这种形势下，1715年谋反的失败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注定难免的结果。如果说老僭君错过了他的机会，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那显然成功了的对手乔治一世其实也错过了机会。

新政权

到安妮女王统治末期，老百姓厌恶战争，选举人疾呼“英国教会陷入危难”，尤其是女王自己也对辉格党集团感到恼火，这些都将托利党稳稳地置于驾驭地位。对于大多数托利党人来说，英国国教的利益优先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如果新政权能明智地采取一种与1689年威廉三世的策略类似的两党政策，本可能起到较大缓解作用，使1714年的过渡顺利进行。然而，乔治一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太露骨地表明要让辉格党人独揽汉诺威王位继承的相关事务。〔2〕1714—1721年间掀起了一场旨在确立辉格党统治地位的运动，全面疏远了托利党人，不必要地加剧了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的危险，并很有可能导致重拟《革命决议案》。

首先通过了《七年法案》〔3〕（The Septennial Act），以确保新的辉格党政府在完成其大部分工作之前不会去面对无法驾驭的选民。据当时谣传，辉格政府到时候将取消对议会期限的所有法定制约，从而可能使“长议会”〔4〕或“退休金领养者议会”〔5〕再现。同时，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托利党人为约束非国教信仰而采取的《偶尔遵奉国教法》〔6〕（The Occasional Conformity）和《分裂法》（The Schism Acts）等措施也先被叫停，后于1718年被彻底废除。《大学法案》（The Universities Bill）的制定是为了让国王能完全控制牛津和剑桥的奖研金和奖学金，以便将主要培育英国教会及各种职业所需人才的院校变成辉格党人的独霸领域。尤其是1719年的《贵族法案》（The Peerage Bill）打算将贵族院（即上议院）大致限制在其现有规模。这将确保辉格党在上议院中的永久霸权，不管君王是否会改变主意，而且还将使辉格党人能够对影响其利益的法律进行内部核查。通过这个方案，他们开始在郡治安长官和治安官员中，在武装部队中，以及在政府各级行政机构中有计划地稳步清除托利党人。

如果这项宏伟的计划能够大获全胜，就会创建一种与当时瑞典形成的体制很类似的制度，不过瑞典的这种体制致使该国50年虚弱无力，并充满了贵族间的党派之争。或者也可能确立一种寡头政治，像曾令17世纪英国几代人畏惧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一样权力无限。再或者，它可能会使18世纪几乎无法实现其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即形成稳定而灵活的政治结构。然而，这项计划最终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辉格党人内部产生了分歧。乔治一世统治初期，一些辉格党大家族联合起来打垮其对手，他们的计划当时进展顺利。但事实证明这种联合都不长久。

新国王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面，他明目张胆地动用英国海军力量来满足汉诺威在波罗的海的野心。而且，内阁中争夺优势地位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最终，辉格党于1717年分裂，使沃波尔〔7〕和汤森〔8〕成为在野反对派，而斯坦厄普和森德兰〔9〕在宫廷的位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宫廷政治也发生剧变。国王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二世及其妻子卡罗琳公主明确表示愿意站在汤森一边，由此开始了汉诺威王位继承人搞政治阴谋的长久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厄普建立辉格主义之乐土的宏伟计划几乎无望完成。在下议院，沃波尔亲自领导击败了《贵族法案》，并迫使议院废弃了《大学法案》。如果说此时内阁还对其计划不会彻底失败抱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种希望在南海泡沫事件之后就很快破灭了。

南海泡沫事件

事后来看，南海泡沫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金融大崩溃有某种必然性，它似乎是此前几年中伴随“金融行业”兴起而极度膨胀的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导致这场动荡的计划方案最初还是不错的。英格兰银行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战争期间从其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国家债权人之间的竞争显然还存在更大空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鼓励于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想要以此有效地替代辉格党的银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资金是有的，不只是伦敦商业中心区有，小规模储蓄者那里通常也有，可以对国债进行更长期和更合理的投资。1719年的南海公司计划似乎筹划得很好，一方面要重新分配国债，另一方面要为国家财政部提供更优厚的条件。

麻烦不是出在计划的基本逻辑上，而是出在它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集团上。对于南海公司的董事，尤其是发起这一计划的核心集团而言，不只要为自己，而且要为许多朝臣、内阁成员和下院议员谋取厚利，因为这些人的支持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可以保证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这种支持是通过提供价格优惠的股票，甚或通过公开贿赂、赠予股票这样的代价换来的。简言之，参与经营南海计划的许多人的强烈兴趣都在于迅速获利，而迅速获利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公司的潜力，使之远远超越与其竞争的其他投资机会。

这一计划的实行仰仗该公司南海贸易的吸引力。1713年的《英西条约》使该公司得以垄断西班牙奴隶贸易并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产品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理论上，这预示了一个最有希望的前景。但实际上，要管理这种离伦敦如此遥远的贸易困难极大，而且英国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矛盾常常很激烈，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在短期内，贸易不太可能获利，即使经过一段时间，恐怕也很难达到1719年时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是在1720年初盛行的疯狂投机买卖中，这些现实很快便被遗忘。只要股票价格上升，新投机者便不断受到蛊惑去投资，使那些已经买入者能以相当可观的利润抛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资金不断流入成为发行新股的正当理由，也使宣称投资能够持久获利的声音益发理直气壮，更不用说给政客们带来了更丰厚的报偿。这种局面是由一个腐败的政权、一群天真的投资民众和一笔既成事实的国债共同造就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南海的泡沫一步步增大，同时促使更多骗人的泡沫在一些令人更难以置信的项目中出现。当最终信心严重缺失，并且泡沫破裂以后，所出现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卖掉了大量地产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去以荒唐的虚高价格买进股票的人而言损失更是惨重。几乎没法对这些受害者作任何补偿，他们绝不只来自最富有的阶层。议会快速通过了一项条例，严格限制此后的合股公司，但这实际上是亡羊补牢的做法。必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才能尽量减少对政权的危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言和，在野辉格党被迎回重掌职权，汤森开始争取国王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亲善，而沃波尔则设法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解决泡沫危机的办法，这样至少能保护国债并挽回朝廷的脸面。

沃波尔因此得了一个“庇护”高官腐败和欺诈行为的永久名声。其实沃波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了当时极其严峻局势的助推。牵连进1720年肮脏交易的也有许多是托利党人，他们并不比其辉格党对手更愿意公开曝光。而且，南海泡沫事件是一场国际性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引起了程度相当的灾难；因此将一部分罪责归咎于一些与伦敦商业中心区或朝廷中的个人皆无关系的客观经济力量也并非全无道理。不管怎样，国王的内阁大臣们，除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都获准逍遥法外。对沃波尔来说，这一切都代表了一项重大的政治胜利，最终以幸运地消灭了对手而告捷。两年内，斯坦厄普和森德兰相继去世，英国即将步入一个由沃波尔独掌大权的新时期，或如其反对者所说的，“罗宾政府”（Robinocracy）时期。

疾病和死亡

当然不能指望当时的人能够预见到后来的相对稳定局面。18世纪20年代多灾多难，尤其是在最基本的人类健康和生存方面。20年代一开始，不只是发生了南海泡沫事件，而且还弥漫着对鼠疫降临的恐惧，该疾病当时正在法国南部肆虐，随时可能从马赛经海运航线传播到伦敦。但结果证明这种恐慌是没有道理的。自大约400年前黑死病第一次暴发以来便定期蹂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病菌，此时即使没有灭绝也正趋于休眠状态。但这种趋势在当时并不容易看出来。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非外境传入的、本土滋生的疾病仍在继续固执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死。

18世纪20年代末期，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悲惨。乔治二世统治的头三年，从1727年开始，英国连续三年一波又一波地遭到天花和类似流感感染的折磨，当时众说纷纭，人们很不准确地把这种感染描述成发冷和发热病。人口统计显示其后果是极严重的。17世纪70年代起一点点缓慢增加的人口，在这场显然是16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死亡危机中似乎多半都被吞噬掉了。到1731年时，英国总人口约为520万，很可能比17世纪50年代中期克伦威尔统治时的英国人口还要少。

腐败和犯罪

这个时期流行的疾患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南海泡沫事件所凸现的贪婪、欺诈和疯狂也在蔓延，它们被报刊和布道者指斥为随后几年中最主要的罪恶。如果说生活奢侈和浪费是原因，那么道德沦丧和腐化堕落则是后果。

当时将公共生活搞得乌烟瘴气的一些重大丑闻似乎可以为此提供触目惊心的证据。一系列议会调查揭露了高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调查发现，德文特湖地产托管人曾纵容以人为的低价格将没收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财产出售给他们自己人。慈善团体的职责本是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帮助，但其经管人和行政人员却营私舞弊、挪用甚至公然侵吞钱财而被判罪。这两起案例都牵涉到地位显赫的下院议员和政府支持者。而更轰动一时的是大法官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10〕因组织出售法官职位而遭到控告。当发现这个蒸蒸日上的商业法部门的经费竟来自委托大法官法庭管理的私人财产获取的收益时，就连其内阁同僚也拒绝替他辩护。居然连衡平法的护卫者们都这样以身试法，当场被抓，这在当时那个极其尊重财产权的年代似乎特别令人震惊。

此外，公开的犯罪行为可能一点也不亚于私下犯罪。犯罪虽是反映社会情况的一面哈哈镜，但仍然是一面镜子。它似乎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商业化，并越来越玩世不恭。小偷团伙头目乔纳森·怀尔德就是其时代的一个恰当代表。他主要靠指使自己的手下去偷盗，然后再将盗来之物归还其所有者来牟利。他的成功依赖的是治安官们与他们在大都市的警官之间的狼狈为奸。他的团伙只是日益兴旺的犯罪经济中发展出的一支。皇家狩猎场的偷猎者往往是有组织、有秩序地向伦敦市场供货的团伙。南部和东部海岸的走私者会遵照市场原则和经济准则行事，他们也频频得到官员和广大民众的配合。

当局几乎是竭尽全力来对抗这些威胁。依据一条法律细则，怀尔德最终被绳之以法，于1725年被处决，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大众传说人物。温莎皇家狩猎场以及其他狩猎场的偷猎者成为了新法律，即严厉的1723年《黑色法案》制裁的对象。他们不得不一直等到20世纪才获得民间英雄的身份，而这也是因为历史学家们要将他们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真正代表才给予了他们这种身份。至于走私犯，政府越是要奋力查禁他们，他们似乎还越发猖獗起来。18世纪30年代走私犯最为活跃，他们甚至能够与乔治二世的骑兵队展开激战，义无反顾地为消费社会效劳。

讽刺与辩论

讽刺与辩论是汉诺威王朝初期出现在英国的现象。谈到这方面，最好不要把南海泡沫事件看成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大结局，而应看成是18世纪中期繁荣、庸俗和重商主义的一个壮观开场。这种戏剧比喻在此特别恰当，因为这个时期在表演艺术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18世纪20和30年代，伦敦剧院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其政治作用日益加强。在朝廷采取行动于1737年获得广泛的审查权力之前，〔11〕伦敦的剧院以及报刊一直充当论坛，掀起一场愈来愈激烈的批评运动，矛头直指泡沫事件期间和之后新兴的那个社会。

最能体现这种批评力度的是1728年获得巨大成功的约翰·盖伊〔12〕的《乞丐的歌剧》。虽然不能肯定该歌剧是否真的意在进行政治讽刺，但很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舆论氛围立刻认为它是这样一部作品。盖伊反映的就是当时人们普遍忧虑的问题，即英国社会制造出的错觉和虚假幻觉。它很明显地将乔治二世的宫廷描述成小偷的厨房，将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与伦敦黑社会的道德观等同起来。菲尔丁〔13〕后来又更进一步，毫不留情地把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作比较。在蒲柏〔14〕的《群愚史诗》、斯威夫特〔15〕的《格利佛游记》，以及博林布鲁克〔16〕的《手艺人》中也都有非常相似的主题，所有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十年辩论和讽刺的产物。其中许多东西是人们所熟悉的，比如退回到古典主义中去，呼吁乡村价值观念，展现乡村田园生活的魅力，尤其是对18世纪初期的重商主义造就的那所谓人造金钱世界进行不懈的批判。在这些方面，的确可以说沃波尔时代文学和新闻中的谩骂是这股奔流了多年的潮流的最后一次喷涌。但是，这种批评在启示未来方面，或正面地积极地分析其他可能性方面，显然存在着欠缺。

沃波尔的发迹

当盖伊的观众们在麦基斯身上窥到沃波尔政治的实质后，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期形势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汉诺威政权的政治特性与当时认为的社会弊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即使这种联系还没有稳固确立，至少已可为人们所见。除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贺加斯〔17〕，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讥讽礼仪和品行），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沃波尔作为自己作品中主要的恶人。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暴发禄虫，靠着一贯腐败致富（1712年时，他曾因在公务上侵吞公款遭到托利党人的起诉），因为不讲原则和屈从于朝廷观点而得以升迁，掌握最高权力。1727年以前，其内兄汤森分享着他的权力并与他一样不得人心。但是，乔治一世死后，新国王的即位将沃波尔彻底置于众目暌暌之下。沃波尔机敏地操纵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排挤所有与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就连汤森也在1730年时被排挤出局。由此，他很快便独揽大权，这恐怕是自17世纪70年代丹比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而国王本身不得人心肯定也助长了这种局面，国王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环境和随从的偏爱，而且根本不想提高自己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声望。

沃波尔的霸权必然使他本人成为格拉布街的众矢之的。他被描绘成“大伟人”、“英国大人物”、“人山”〔18〕。他有时也以制造幻觉政治的完美代表——诺福克的骗子、萨沃伊的表演者〔19〕、魔术师帕里努儒斯〔20〕、巫师墨林〔21〕、总庇护人等面目出现。无数攻击文字和出版物中都将他描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魔术师，对喜怒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把持和对原本难以收服的议会的控制正是他高超技艺的体现。

沃波尔在当时及之后的成功被归结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影响力甚至贿赂。与前几年政治混乱的状况不同，稳定似乎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照此观点，这种稳定可以被视作是各种对这届政府有利的因素自然累积的结果。由于战争，特别是由于新财政系统的运转所需庞大机构的出现，政府得到了扩充，由此产生了大量支持和赞助政府的新的庇护人关系。此外，由于革命后政府绝对需要在下议院获得足够的多数，这更是有力地刺激了其利用这些关系来操纵议会的做法。于是便出现了一派更加庞大、更听话的朝廷和财政部门人员，来弥合国王与下议院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并逐步开创一个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和睦相处的新时代。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但并非它的所有前提都可靠，而它所有的结论也并非全是必然的。沃波尔的管理之术远算不上新奇。至少从查理二世起便接连有内阁大臣用这些方法来确保下议院中有相当数量的朝廷派。为私利而任命官吏和追逐名利，更不用说普遍存在的腐败事实，一直是安妮及其后继者统治时代的显著特征。从某些方面说，沃波尔内阁时期的和平年月确实减少了可利用的庇护关系的数量。沃波尔及其得力的后继者亨利·佩勒姆的确是机敏过人，御局有术，两人都把朝廷派变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控制工具。但是要建立乔治王朝时期英国那种正统的议会体制，单靠庇护人制度是不够的。

这并非要否定沃波尔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作为一名朝臣他的确是个盖世奇才。他对王后和国王的操纵（对后者的操纵一部分是通过王后来实现的）确是将谄媚奉承和威逼利诱发挥到了极致，这在赫维勋爵〔22〕的回忆录中有精彩描述。赫维勋爵曾与卡罗琳王后关系亲密，所以有大量机会目睹沃波尔的种种手段。朝臣能左右逢源并不新鲜。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富于才智，善用权谋，且能收放自如，沃波尔凭着这种能力同样游刃有余地操纵着下院议员们。

在这方面，沃波尔身为首相仍决定留在下议院的决定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以前的大臣历来都去上议院，但沃波尔却打定主意要留在能够最终控制政府财政大权的下议院。作为辩论家，他虽有些生硬（这不一定是个缺点），但却很有技巧且极有说服力。作为调解人，他特别能够探明并执行具有代表性的乡绅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确与其辉格党老同僚的派性做法大不相同。他不想加深旧恨，这在他对待教会的方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借助《免罪法》（The Indemnity Acts），不信奉国教者可以享有信仰自由，甚至能享有一定的地方权力。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真想打破英国国教会的垄断局面，因此英国不得不又等了100年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在其他地方，如各种团体和市政机构、大学甚或议会自身，也没有任何关于大规模变革的认真讨论。辉格党与法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到沃波尔执政时变成了一项与所有人和平共处的政策，而且该政策有一个异常可贵之处，那就是低税收。

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粗俗但有力。（上图）：沃波尔（手拿魔棒）和王后卡罗琳正在用魔水控制暴躁易怒的乔治二世（被画成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模样）。（下图）：大屁股用来暗喻继沃波尔之后的联合内阁，它表明了该漫画创作者对其保证减税和打击腐败等承诺的看法。从这些作品顺带可以看出当时人物漫画发展的不成熟；不论是上图中的沃波尔还是下图中央的托利党领袖约翰·海因德·科顿爵士（Sir John Hynde Cotton）在形象上都与本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理论上，辉格党继续保持了无上权威。而实际上，沃波尔却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不再采取强制胁迫手段，而是试图达成共识；不再以排斥异己的寡头政治为目标，而是代之以一种虽不那么令人振奋但却稳固的统治联盟，这种联盟向所有人敞开，只要他拥护那些模糊的“革命原则”，哪怕只是口头上支持。

庇护人制度和政治稳定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单就腐败而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沃波尔的新管理方式，而是一边倒的庇护人制度。1714年以前，朝廷政策的无常或不连续，使得官吏和庇护人很难进行投机钻营。从位于选民金字塔顶端的市镇商人到位于底部的卑微收税官或普通议员，都弄不清该去何处谋权谋利。安妮女王时代政党政治的不稳定也多半源自这种心态上的摇摆不定。1715年以后，公众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为不只一代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让托利党人进入内阁，除了1743年在沃波尔倒台后的动荡局势中产生的为期不长的联合内阁外，托利党40多年一直在野。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排斥异己反倒进一步保障了内阁的稳定。托利党在朝廷的朝臣们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无法忍受永远与官爵和名利无缘的前景。而且，沃波尔式的辉格主义并不很严格，其中许多人的家族过去曾站在托利党一边，但他们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认同了辉格党的新原则。那些出于利益或本能自然向朝廷政治靠拢的人尤其如此。康沃尔郡的临近市镇在世纪之初时曾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分踞，到18世纪30年代时，已全部成为辉格党的可靠地盘。尽管1712年时哈利曾使托利党成为了上议院的多数派，但上议院只有少数托利党贵族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中的朋友。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发生的，而是稳步和持续出现的，而且18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皮特和福克斯家族都牵涉其中。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事态发展与此有些类似。让苏格兰政治家进入威斯敏斯特〔23〕的举措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庇护领域。同时也有效地激励了伦敦的政治家对他们出手相助。这样，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辉格党人都能从中得益。爱尔兰虽没有失去自己的议会，但实际上很少能挑战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权威。伦敦和都柏林的国王拥护者们大多时候能够协调合作。在爱尔兰，大多维系政府顺利运转的赞助费用出自爱尔兰人自己。苏格兰的情况和爱尔兰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苏格兰，最具威胁性的怨恨情绪来自被挫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而在爱尔兰，虽然被疏离的天主教农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新教徒，但心存怨恨的其实是那些心怀不满的辉格“爱国者”。

沃波尔和佩勒姆执政时的政治稳定局面是汉诺威体制的一个主要成就，但也不能言过其实。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并没有落到波澜不兴的地步，尽管人们通常这样认为。汉诺威王朝支持辉格主义，尽管这种主义有些软弱无力，这样做的代价是永远疏离死硬的“地方”托利党家族。这些家族虽然很少培养出一流政治家，但一直保持着某种在野党的活力，并成为其他潜在敌对力量的核心。他们让那些改变立场的同党的日子很不好过。例如，当他们的一位贵族领袖高尔伯爵〔24〕加入亨利·佩勒姆的阵营后，1747年的大选在高尔的家乡斯塔福德郡就造成了几乎空前的骚乱。事实上，托利党在各郡都有自己的据点。在那些享有40先令终身不动产的选民中，尤其在英格兰中部诸郡、西南部诸郡以及威尔士，他们得到了一贯的，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其他地区，他们即使不占优势也很有影响力。英国教会的托利主义在辉格党持续不断的徇私舞弊行为影响下注定要被削弱，但教会最大的神学院之一，牛津大学，始终忠于英国国教，而且托利党家族有着足够的教会庇护来维持其强有力的影响。在许多城市中也蕴藏着有可能反对当时政权的潜在力量。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尔、诺维奇和纽卡斯尔，都有民众参与政治的悠久传统，还有许多托利党煽动者可以利用的导火索。沃波尔体制的基础非常广泛，不能将之视为狭隘的寡头政治，但是如果一大部分地主和教士阶层以及城镇中大量中层和下层民众都反对它，那么当时的稳定局面可能只是徒有其表。

图3　宗教自由主义式的办学。这是剑桥郡巴勒·格林镇的一所典型慈善学校，于1708年由该村镇的教区长创建，提供校长的膳宿。校长按要求应当“勤勉并如实地教授巴勒·格林镇最贫穷的孩子以及其他居民阅读《圣经》、写一手好字和学会算术”。

政权面临危险

很自然，只有当政权本身分裂了，才具备爆发真正危机的条件。18世纪30年代初期，朝廷中出现了一个由沃波尔对手组成的危险联盟与沃波尔对峙。众所周知，沃波尔曾企图扩展其消费税制度，这个计划在财政上是合理的，但在众多厌恶新税收和惧怕政府官僚机构扩大的英国人当中却激起了最深、最强烈的反感，这便使沃波尔的对手有机可乘。沃波尔不得不在1733年决定撤销其计划，〔25〕再加上乔治二世坚决支持他、反对其朝中的对手，这才保住了他的政权。即便如此，1734年的大选仍引起了对他的广泛反对，并严重地削弱了他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

四年后出现了甚至更加严峻的局势。1738和1739年间出现了一种鼓动对外扩张的、势头强劲的煽动言论，要求对西班牙帝国采取进攻性姿态，这种煽动因得到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26〕的支持而愈加危险。随之形成了由遭疏离的托利党人、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怀有敌意的商人、有公众影响力的政客以及王位继承人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确很危险，它最终不仅迫使沃波尔进行了一场令他深恶痛绝的战争，甚至导致了他于1742年下台。期待权益问题〔27〕特别令人不安；它后来也给佩勒姆带来了相同的问题，直到1751年弗雷德里克去世。

即使没有这些内部压力，辉格党的至高权威也遭到了极大反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很可能被夸大了；那些曾为“海峡对岸的国王”〔28〕举杯祝福的人当中是否真有很多会为了斯图亚特王朝而拿自己的财产或性命去冒险，恐怕还很难说。他们的抗议用的是象征性的酒杯和盾牌，而不是步枪和刺刀。不过，他们当中一些更忠心的人得到了一定的鼓励。英国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不只是在海外反对西班牙，而且还在欧洲大陆反对强大的波旁家族联盟。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主要关注的似乎是保护其热爱的选帝侯领地；由此他与国内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尤其是把英国的钱财和英国人的鲜血投洒到德国和荷兰的做法更是不得人心，给了爱国的政治家们大量的把柄来攻击当时的政权。

沃波尔很久以前曾预言，战争将意味着在英国土地上争夺英国王位继承权，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侵入，给汉诺威王朝造成了全面威胁。按照欧洲的标准，英国的常备军规模很小；1745年12月小僭君带领一小支胡乱拼凑起的部队深入英国中部腹地，即便这样一支队伍也使防御者们精疲力竭。由于没有托利党的支持，政府早已放弃了有战斗力的民兵力量，许多乡绅至多也是不很情愿地表示中立。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队被击退并最终在卡伦顿被镇压，之后对苏格兰高地地区展开的凶猛而恐怖的清剿说明了伦敦当局有多么担忧，多么恐慌。从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来看，1745年的危机有助于纠正一些关于辉格政府对自己甚为满意之类的过分平和的描绘。惯常所见的政治上冷漠和贵族式优雅的画面可能会误导人。它与1745年叛乱者杂乱但却血腥的造反情形很不相符，即使18世纪50年代初相对安静的年月也不完全是平和的。例如，尽管佩勒姆曾用机敏高超的手段引导其国家安全但也许有些不光彩地走出了战争，并凭其财务方面的聪明才智降低了国债所面临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他也会错误判断政治气候。他于1753年出台的《犹太法案》（Jew Bill）旨在缓解英国犹太社区一些公民权利被剥夺的状况，但却引发了高教会派的敌视和抵制浪潮，结果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得罪人的措施，以免在1754年大选中为此而尝苦果。再者，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和征讨还远未结束。一直到1753年，伦敦仍在津津乐道一个詹姆士二世党的叛乱者被当众绞死的场面。毫无疑问，18世纪的政治在某些方面是较为温和，但并不总是如此。

注释

〔1〕　罗宾是罗伯特·沃波尔的昵称。

〔2〕　为了感谢帮助他登基的辉格党，乔治一世登基后解散了托利政府，起用辉格党组阁。辉格党当权后马上开始弹劾前托利内阁成员，党派争斗变得激烈起来。

〔3〕　辉格党政府为了保证继续执政，就立了这个法，废掉了原有的《三年法案》，把当时的议会任期延长为七年。

〔4〕　“长议会”指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查理一世在解散了1640年成立的议会后，出于对苏格兰开战的募款需要又于同年召集的议会。被查理解散的寿命不到一年的议会叫“短议会”，而后召集的这个议会持续到1653年，因此得名“长议会”。

〔5〕　“退休金领养者议会”指查理二世复辟后解散了“特别议会”，于1661年召开了新一届议会，其议员大多是保王党分子，很多都上了年纪，或者是退伍军人，因此得名“骑士议会”，又称“退休金领养者议会”。

〔6〕　安妮女王时第一届托利议会的下议院提出了《偶尔遵奉国教法》，为的是应对《宗教考查法》，给非国教信仰者提供遵从双重标准的可乘之机。

〔7〕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诺福克郡世袭辉格大家族之子，在安妮女王时就担任议员和政府官员，到乔治二世时期他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

〔8〕　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 1675—1738），政界人士。安妮女王时他曾参与英格兰与苏格兰成立联合王国的协商，1715年镇压了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并带头迫害失利的托利党人，与沃波尔长期合作。

〔9〕　查尔斯·斯潘塞·森德兰（Charles Spencer Sunderland, 1674—1722），政界人士。他是辉格党主将，1708—1710年间主持党务。1710年辉格失利，他也随之倒台。但1718—1721年间，在乔治一世治下他又回到政府并任要职。

〔10〕　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Thomas Parker, 1st Earl of Macclesfield, 1666—1732）的名字是托马斯·帕克。他于1725年被判罪，送进了伦敦塔，后通过付30,000英镑赎金被释放。

〔11〕　这里指的就是1737年通过的《许可证法案》（The Licensing Act）。菲尔丁的剧团就因此解散。参见此处。

〔12〕　约翰·盖伊（John Gay, 1685—1732），作家，蒲柏和斯威夫特的好友，著有诗歌、寓言等，但最知名的作品就是《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

〔13〕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著名小说家，著有《约瑟夫·安德鲁斯传》、《弃儿汤姆·琼斯传》等小说。这里提到的把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作比较是他的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1743）。

〔14〕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诗人，18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在英雄双韵体诗歌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达到了这类诗歌的顶峰。

〔15〕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讽刺散文大师和小说家，著有不少政论性散文。他最知名的作品是《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

〔16〕　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 1678—1751），子爵，下议院议员。《手艺人》（The Craftsman）是1726年由尼古拉斯·阿默斯特（Nicholas Amhurst）创办的一份杂志。博林布鲁克从1730年5月至1731年负责编写该杂志的“英国历史评论”（Remarks up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栏目，还于1733年发表了名为《论党派》（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的文章。

〔17〕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画家和雕刻家。他在19世纪得到的评价比18世纪更高。

〔18〕　“人山”（the Man Mountain）是斯威夫特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第一卷中小人国上下对格利佛的称呼。

〔19〕　萨沃伊（Savoy）是伦敦一个剧场的名字。

〔20〕　帕里努儒斯（Palinuru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故事见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

〔21〕　墨林（Merlin）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巫师和魔术师。

〔22〕　约翰·赫维（John Hervey, 1696—1743），政客和作家，著有《乔治二世王朝回忆录》（Memoirs of the Reign of George II），对后世认识18世纪具有重要意义。

〔23〕　指伦敦英国议院或政府。

〔24〕　约翰·勒维森-高尔（John Leveson-Gower, 1st Earl Gower, 1694—1754），曾是托利议员，后改变了立场。

〔25〕　这里指的是Excise Bill，用来阻止当时严重的走私活动。由于引起了强烈反对而被迫于1733年撤销。

〔26〕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Louis, Prince of Wales, 1707—1751），威尔士亲王，乔治二世的长子。他反对沃波尔，是他与乔治二世的争吵最终决定了1742年沃波尔的下台。

〔27〕　the reversionary interest是个法律术语，但在18世纪它有特殊含义。在18世纪这个词牵涉到托利和辉格两派中一派得到国王支持，另一派就支持王位继承人，以期望将来得益。这里指的是国王和沃波尔的反对派支持弗雷德里克亲王，期望亲王继位后得到权力和好处。在这一具体情况下，the reversionary interest译成“期待权益”比较贴切，它是到18世纪中后期才凸显的现象。本书此处谈到老皮特搞两党平衡时再次使用了这个词。

〔28〕　即居住在法国的安妮女王的弟弟詹姆士三世。

第三章
工业和赋闲

詹姆士二世党人垂死挣扎之时也恰好是工业化之前的社会消亡之时。根据较早的记述，被称作工业革命的巨大经济发展和变革开始于18世纪中叶。但这个事后看来似乎为工业腾飞提供了平台的时期在当时却被普遍视为令人担忧的衰退时期。如何评价这个时期，现在仍存有争议未决的问题。

18世纪30和40年代，农产品价格格外低；一些重要的工业区，特别是老的纺织中心，遭受严重失业和动乱的影响。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前景较好的发展势头。食品价格低廉使得人们能够将更多的开支用于消费品，由此刺激了更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即便农业经常会受到这些低价格的抑制，它也会受其刺激而增加产量。例如，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的情况便是如此。改良过的混合耕作技术通常与“芜菁汤森”〔1〕时代联系在一起，它们其实并非这个时期所专有，但此时其重要性肯定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

收税路

在其他行业也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例如，18世纪30年代取得了运输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收税路体制。1730年以前，只成立了少数收税路托拉斯。多数主要道路，包括北安普顿郡外的大北路和几乎整条大西路的养护都依赖碰巧位于附近的那些倒霉的教区。乔治王朝初期，由于客流量迅速增加以及主要消费中心之间的货运服务越来越繁重，英国的道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时的道路状况确实让国家很丢脸。收税路托拉斯也许不总是受欢迎，但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有一个分级慎密的通行费征收制度作保障，可以把在地方上筹集的大量资金用于道路维修和养护。

这个世纪中间的40年是这些托拉斯的全盛时期。它们有力地证明了大都市以外地区的活力，英格兰北部和中西部修建了大量新道路。到1770年时，运河开始拼命争抢货运业务，它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高效的真正全国性的运输网络，对旅程所耗时间的影响十分巨大。在18世纪20年代，从伦敦前往约克、曼彻斯特和埃克塞特等郡府需要远远不止3天的时间；而到1780年时，24小时左右便可抵达这些郡府。由于几乎所有重要的道路都这样竭力缩短运输时间，当时的运输在技术利用方面似乎已达到了极限，之后一段时期未见太多提高，直到1820年左右由于约翰·麦克亚当〔2〕和托马斯·泰尔福特〔3〕的功劳，旅途所用时间才再次被大大缩短。

如果不是内陆消费、贸易和资本大大扩展，收税路也不可能有此发展。但是，这些年英国在海外的扩张一点也不比国内的发展逊色。在这方面，当时的表面现象也可能会迷惑人。爱国政治家们继续在公众面前坚持本质上已陈旧的帝国观念。人们仍然倾向于把殖民地主要视为原材料的宝贵来源地、过剩人口的倾卸地或者是增加国家金银储备的手段。西印度群岛被称作是帝国王冠上的宝石，那里有蔗糖种植园；1739年的英西战争与此前的战争一样，被认为是为了闯入南美的黄金国，人们想象着那里有诱人的金银和热带产品。但事后看来，英国当时的海外贸易格局显然正在朝着一个全新帝国的方向转变。欧洲之外出现了越来越多异常活跃的出口市场，尤其是在北美洲。纺织品这种主要的传统商品因这种方向的改变而受益。但是，更加显著的增长势头出现在一些新兴的制造业中，尤其是在与金属工业相关的制造业中，在家用商品、工具、武器以及各种器皿生产方面。总之，对“伯明翰产品”的需求在激增。

地图1　1741年收税路网络

地图2　1770年收税路网络

重商主义的理论能够变通来适应这些新趋势，但当时的人们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清楚理解这一进程。到18世纪50年代，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重要性开始得到足够的重视，商人和行政官员都开始将目光转向与法国争夺北大西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战略重点的改变对国内环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乔治王朝时期伦敦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里最大、最活跃的城市。但事实是，严格地从比较角度来看，伦敦并没有那么重要。在美洲兴起的新贸易一大部分流向了西部一些新兴或正在扩大的港口城市，主要是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等，怀特黑文在短期内商业活动也曾非常活跃。这些港口的外围地区，即塞文河谷和中西部地区、约克郡和兰开夏地区，以及苏格兰西部地区的发达，正毫无疑问地在将英国的工业基地由南部、东部和西部移向北部和中部地区。

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这种转移可以从这个时期人口的变化趋势中清楚地看出来。18世纪20年代的灾难过后，人口又开始回升，尽管18世纪30年代的增长幅度非常缓慢。1750年提议进行的人口普查夭折了，否则统计出的人口总数很可能为580万左右，比20年前多50万。1770年时人口约为640万，1790年时接近800万。按19世纪的标准看，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不过这仍是现代人口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工业和城市总的发展情况可以说也基本如此。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直不断有重要的创新发明和新兴企业出现。但是在亚伯拉罕·达比〔4〕时代和乔赛亚·韦奇伍德〔5〕时代之间仍存在极大差异。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再一次成为分水岭。人们所熟悉的工业革命早期的巨头，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塞缪尔·加贝特、理查德·阿克赖特以及韦奇伍德本人，〔6〕在18世纪60和70年代里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意识。到18世纪60年代初七年战争爆发之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诸如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地出现的新发展是多么振奋人心。

城市进步本身也反映了经济的增长以及人们对这种增长的普遍兴趣。当时一些能记得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状况并一直活到18世纪最后25年的人都把18世纪60和70年代看作是城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较小城镇，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和改善的时代。这主要是指空间、卫生和秩序上的变化。不断向外扩展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广受游客的称赞，因为它们有宽阔的广场和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和大货栈。相比之下，老商业中心则景象杂乱，狭窄的街道和用木料加茅草盖成的房屋看上去显得过时甚至原始。任何一个城镇，只要有自尊心和荣誉感，都会抓住机会获得议会批准来成立一个具有大规模重建权力的改良委员会。今天许多维护得较好的城镇都应将其良好的形象归功于这个时期对城市的重建。在富有想象力的城市规划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实例也许要数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的地区；爱丁堡的新城至今仍在证明着这个城市的先辈们在这方面的魄力。

位于英国南部的首都也不甘落后。作为一次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化行动，伦敦于1761年摧毁了商业中心区的那些中世纪城门。其中的卢德门，就在距当时不到30年以前曾被人们信心十足地加以修复和装饰过，准备再使用数百年。附近的威斯敏斯特区几乎同时于1762年开始了独一无二的最大城市重建项目。威斯敏斯特铺路委员会的委员们与他们在各教区的合作者意图让首都一大片地区旧貌换新颜。在那里大面积铺设或重新设计了下水道和供水主管道，并用鹅卵石铺砌街道和人行道，其中许多是第一次铺砌。广场得到清理和整修，并用各种各样的雕像和花草加以装饰。房屋被系统地编号；老旧的招牌五颜六色但很笨重，甚至对过路者有危险，于是都被清除掉。到18世纪80年代时，首都的外观，除贫民窟外，令其市民感到骄傲，也让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感到惊叹。

变化并不局限于城市和市镇。村庄建筑的变化多是渐进式的，但土地本身正在呈现新的格局。议会的一系列圈地法案是农业革命最昭著的表征，这些法案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下半期。它们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从统计上看，它们并不比已经悄然进行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非议会圈地运动更重要；而且这种圈地主要是英格兰南部和西部从约克郡到格洛斯特郡这一地带的特征。但是，作为贫瘠和可改造土地上的农业可盈利的标志，它们是有力的证据，而且它们对地貌的影响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1776年亚当·斯密〔7〕发表《国富论》时，议会圈地法案对经济持续增长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自负的信心。奇怪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并不是那么有信心。不过，斯密是个学者，他的作品基本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对实际的观察，而且这部作品的大部分是在18世纪60和70年代的大发展出现之前构思的。在这方面，他的同乡约翰·坎贝尔〔8〕则是一位更有信心的指导者，他的《政治调查》（1774）一书公开颂扬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社会变化

物质增长的步伐越来越快，对英国社会的性质也产生了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果与此前的商业多样化和资本主义普遍发展所表明的趋势是一致的。在社会结构方面，可以说主要影响是拉大了社会等级差距。财富分配极不均衡，而且税收的水平和性质几乎无助于这些财富的再分配，社会中层和上层的实际生活水准的提高幅度明显要比社会底层大许多。

这并不是全新的现象。例如，在16和17世纪，农业发展已经显著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圈地、垄断式收购和整体上的改良正逐步将以小资产者、世袭地继承者或为热衷于老英格兰的人所喜爱的自耕农为特征的村落，变成某种全新的东西。农村地区正逐渐被殷实的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主所统治，他们通常是大地主的土地租用人，本身不是土地所有者，所有在他们之下的人正日益沦为无土地的劳动者。这一进程有时被夸大其词了，这种情况是否真会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但这一进程在18世纪肯定加快了。而最重要的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方面也出现了极其相似的情况。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的英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更加两极化的社会。

更糟的是，两极分化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远远要更加明显。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不要说当时总体识字水平和通信能力的大大提高，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令人担忧。统治阶层生活奢侈，大肆铺张浪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上升得虽不很快，但累积起来影响更大。这些都使一个以金钱为基础的高度商业化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鲜明而刺眼。这种疾患，如果确实是一种疾患的话，在首都表现最明显。在伦敦，由于相对缺乏已牢固确立的社会约束和习俗，可怜的穷人总是能近距离地接触到舒适的中产阶级乃至巨富阶层但却无利可图，这必然引发我们在菲尔丁和贺加斯作品中看到的那种道德愤怒和社会批判。

对这方面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生活水准的恶化，很难判断。1750年以前，食品价格极低，加上人口相对无变化且工资稳定，穷人的实际所得很可能有所增加。当时伦敦人特别嗜爱杜松子酒，这带来了严重问题；而较穷的人则特别喜爱饮茶，这虽没那么大破坏性，但在当时也同样遭到批评。尽管如此，这些都至少表明当时人们不缺钱花。但是，世纪中叶以后，许多人的状况似乎恶化了。他们重新回到了先前那种收成一般甚至不足的状况，外加工业经济不时衰退并导致失业，底层人们的生活就变得窘迫而悲惨。此外，人口的迅速增长，加上机械革新，致使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也使得地位低下的新兴无产者无法分享工业大发展带来的好处。

不满情绪

18世纪对社会问题的敏感程度比有时看似的要高，不过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简单或全面的解决办法。贫民自己进行了反击，主要靠传统的武器来维护陷入四面楚歌的经济秩序。他们求助于限制中间商和垄断的古老法律来对抗匮乏和高价格。他们结成联盟来挫败其雇主，组织互助会以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险，由此抵制工资的削减和机器的引进。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会时常起来造反和制造骚乱。

虽然贫民不是没取得过胜利，但这注定是场要失败的斗争。民众对富有的商业中间商的所作所为的怨恨虽然得到了地主阶级一定的同情，但发展一个专门市场来销售日益改良的农业所提供的产品对地主与对粮食商来说同样重要。在陈腐过时的工业关系机制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由于拥有资本的生产商和非熟练工人的共同欺骗，企图贯彻实施原有《学徒法》的努力根本无效。即使成功实施这类限制性措施的公司也只能做到保证不参与新的投资和新工业。各种行会受到的待遇更为简慢。纯粹旨在提供养老金和疾病补助的互助会得到上层社会的鼓励，但联合会（或工会）经常遭到镇压，即使它们反对的是18世纪雇主较明显的不公正做法，如在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服装工业中采取的实物工资制等。联合会有时也会成功，例如伦敦成衣业或皇家造船厂的工会运动，这要归功于地位已稳固的工业集团的决心。在大多数新兴工业中，都是雇主获得彻底的胜利。

从某些方面说，下层阶级不满情绪的最极端表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这无疑是因为家长式的统治者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但却必要的安全阀。政府很少采取过分的措施来镇压暴动，而且只对其中少数人进行惩戒性的处罚。即便那样，只要挑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算看上去非常极端，处罚也都往往轻得令人吃惊。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多半时间里选举骚乱可以说几乎不可避免。像考文垂这样一个喧嚣的城镇拥有广大的选民，而且无选举权的人也积极参与，每次选举必然会发生骚乱。反复发生的粮食暴乱与18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的饥荒有关，也被当作是乡村生活一个令人不快但多少必要的方面。在一定限度内，当局对这类事件广泛采取了宽容态度。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特尔菲尔兹的缫丝工人认为贝德福德公爵支持进口法国丝绸使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因而暴怒，全面围困贝德福德府邸。暴乱严重到足以动用军队的地步，但就连伦敦上流社会也认为把这当作一种有趣的消遣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值得人们从旁观者的立场对它进行审视。

执意坚持当然就可能会带来更严厉的后果。18世纪30年代反收税路最初的暴乱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对待，甚至有些有产阶级还暗暗给予鼓励，因为他们与比自己地位低的同胞门一样厌恶通行费。但是，随后便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惩戒性判决。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起，有迹象表明当局对民众骚乱的态度有所改变。约翰·威尔克斯〔9〕为维护选举权和新闻自由而发起了持久而有争议的运动，引发了激烈的街头示威行动。随后群众以“威尔克斯与自由”之名同当局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太大的政治影响，已无法让人熟视无睹。1780年由戈登〔10〕煽动的反天主教暴乱第一次在伦敦制造了一种真正的恐怖状态，它标志着对待暴乱态度的转变进程中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只需等随后10年中的法国大革命来彻底摧毁旧的宽容态度，并在有产阶级头脑中形成民众暴乱为洪水猛兽的概念。

贫困和犯罪

最下层阶级人数不断增长及其生活日益贫困所造成的问题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18世纪继续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和1662年的《定居法》来救济贫民。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贫困劳动者及其家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与一个美洲奴隶或俄国农奴的水平相同，或许还不如他们。对贫民的救济可能包括由吝啬的邻里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或在济贫院短期逗留，结果可能遭遇一个残忍的主管，他通过一系列手段剥削其所照管的人来牟利。关于居留的法律规定凡是住在价值不足每年10英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的房屋内的人必须居留在其出生地。

实际上，这些严厉的条例并没那么令人生畏。济贫支出是多数教区的一个主要开支项目，到18世纪末期时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经常扩展到定期进行户外救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不断上涨的费用和生活水准。居留方面的法律只得到有限执行。不幸的是，这些法律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恰巧是这些人可能成为他们所要依附的教区的负担。但是即便如此，对搬迁的限制到该世纪下半叶时实际上已微不足道。如果真要认真执行这些限制规定，工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也许就不能够得到满足了。

这个时代的有产阶级与其他时代的一样对贫民抱有明确的态度，但他们对犯罪的态度更加鲜明。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诱惑，且由于纵容违法行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挑衅。历来最引人关注的是拦路抢劫等较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或是非法狩猎等在社会学方面极为有趣的犯罪行为。那些令道德家愤怒的人也令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18世纪最初20年以及后来在80年代曾定期开展“改善举止”运动，发动中产阶级志愿者反对卖淫、酗酒、骂人和赌博。建立了各种教养机构，包括慈善学校、育婴堂（1739）和面向悔过妓女的妓女收容所（1758）。但是，绝大多数犯罪是某种形式的小偷小摸，是对财产私有价值的侵犯，而且似乎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这种犯罪趋势无疑是被夸大了，但在这个时期，面对这种犯罪势头，财产的确未受到应有的保护。

城市犯罪迫切要求建立得力的警察队伍，以提高破案和定罪几率（而不是要求采取更温和的措施！）。但是，一支警察队伍可能会带来许多危险，尤其是它可能被用于政治庇护。而且，一支政府控制的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可能造成的持续威胁在当时被视为很严肃的问题。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应该在以最低限度保留一支常备军的同时去允许一种与军队同样邪恶的新队伍发展壮大。

结果，除了极少数和部分情况以外，如菲尔丁兄弟为维持伦敦秩序所做的努力，这个时期在此方面没有显著改善。相反，当局被迫重新采取严厉的威慑措施，即使是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可能被处以流放或死刑。结果这个时期对轻罪处以死刑的现象激增，对此，19世纪初期的改革者们曾严词谴责。但这似乎是阻止侵犯财产罪行的唯一合理办法。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也是不击自溃的。因为，除非案情非常清楚，否则陪审团不愿定罪，法官也不愿判刑。与实际犯罪数量相比，定罪的数量很少。即使已经宣布死刑判决，也极有可能应法官或应一位有权势庇护人的要求而得到缓期执行。这样，司法程序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策矛盾和政治操纵的混乱局面。

教会

如果说贫民对国家的指望是徒劳的，那么他们指望教会希望也很渺茫。18世纪的英国教会在我们今天称作的社会政策方面名声欠佳。它牢牢固守乔治王朝时期的庇护人制度，很难期望它对当时盛行的观点系统地提出挑战。但是，它也并不完全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差。18世纪的大量慈善行为有时会被遗忘。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这种慈善绝大部分是自愿和非正式的，不像后来或者甚至早些时候进行慈善活动时有官方或国家的公文，所以18世纪的慈善活动很容易就在人们眼前消失了。然而，在捐赠和一大批教育、卫生和娱乐机构的维持方面，其记录是相当惊人的。慈善活动常以一副优越屈尊的姿态出现，其部分动机是急于控制贫困无着的民众给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威胁。但这种做法在其他时期也同样很典型，而且数量也都令人吃惊。这个时期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捐款和成立社团——修建学校、向医院捐赠、成立济贫院、监督福利团体。在这方面英国教会，或不如说各礼拜堂，都大力参与。而遭到后来改革者谴责的英国国教中的显要人物——其主教、副主教、教长和大教堂教士们也并非最不积极。

然而，在18世纪关于教会的地位问题存在着某种自相矛盾。在这个世纪初期的“自然”神论影响下，宗教越来越强调善行而不是信仰。基督徒是那些行为举止像基督徒的人，宗教虔诚的最明显表现是慈善行为。但是理性的宗教不管怎么慈善，也无法给予那些缺乏教育或领悟力的人很多精神抚慰。在自由主义宗教趋势的影响下，所有主要礼拜堂的精神力量明显衰减。由于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学说提出挑战，神学方面出现紧张局面，为此主要的非国教信奉派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至少在当时退回到了历来支持它的城市中产阶级当中。农村地区的教会继续着其没有太多章法而且也不固定的工作，像以往一样取决于当地是否有神职人员以及这些人是否愿意无私奉献。城镇中的教会则极力倾向于将活动范围回缩到，或倾向于像非国教信奉者那样求助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教众，这些人有能力补贴穷困城镇教士的俸金以及装饰或重建礼拜堂。

图4　悠闲的贵妇们。18世纪末的讽刺作家被妇女的优裕及其潜在的独立性所吸引。约翰·科利特（John Collet）的大众文化研究（上图和背面的图）强调了某些上流社会女子的活动不像是淑女该参加的。

循道宗〔11〕

结果只有让英国教会的反叛之女，循道宗运动，来为穷人今世所受的苦难提供来世的补偿。卫斯理的循道宗教义错综复杂，因此很难泛泛谈论其重要性。约翰·卫斯理本人是牛津大学高教会派观点和反启蒙政治学的知名学者。〔12〕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的影响似乎体现了某种17世纪清教徒的精神。他自己的精神之旅是狂风暴雨式的，可以说是轻率和任性的。但他赠予其追随者的严格组织性和纪律性却接近于专制。

从神学上来讲，卫斯理是个阿米尼乌斯派〔13〕教徒；但是，加尔文主义对循道宗运动具有深远影响。事实上，卫斯理在该领域的前驱是威尔士的格里菲斯·琼斯和豪威尔·哈里斯以及英格兰的乔治·怀特菲尔德等加尔文主义信徒。〔14〕对其敌人来说，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危险的甚至会煽动叛乱的人物。露天布道可以说是对教区教士独霸布道坛的公开冲击；按世俗权威的观点，卫斯理乐于向所有阶层的人传播其救世福音的做法令所有乡绅和郡选议员不寒而栗。然而，其政治观点确是专制性的，没有对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自始至终唯一关心的一点是：是否能让所有人，尤其是让穷人，让英国采矿和制造业中那些被抛弃、被更入时的神职人员所忽视的社区都能获得福音传道者的救助。他的成就有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到他死时，坚定的循道宗信徒可能也未超过7－8万。但是，其动荡不安的生活和四处游历布道所引起的忧虑和争议表明了他对乔治王朝时代社会的影响力度。循道宗信徒常被指责犯有数不清的罪过，其中有些指责彼此矛盾。他们的传道士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清教徒，既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又是共和党人。他们或让家庭主妇心旌摇曳或鼓动她们放弃一切肉体享乐；他们或垂涎他人的财产或不准许人们享用尘世财产。对循道宗教义的指控也多种多样，这清楚表明卫斯理触及了当时人们良知的痛处，并暴露了当时信仰中令人尴尬的缺陷。

注释

〔1〕　18世纪30年代，汤森勋爵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他因此获得了“芜菁汤森”的称号。

〔2〕　约翰·麦克亚当（John McAdam, 1756—1836）是碎石路发明者。

〔3〕　托马斯·泰尔福特（Thomas Telford, 1757—1834）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桥工程师之一，一生设计建造了许多桥梁和道路。

〔4〕　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 1678—1717）发明了焦炭炼铁法。

〔5〕　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

〔6〕　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 1728—1809），工程师和制造商，与瓦特合作制造蒸汽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是苏格兰发明家，发明了蒸汽机；塞缪尔·加贝特（Samuel Garbett, 1717—1803）是铸铁和金属冶炼巨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发明水力纺纱机，并开设了多处纺织场，变得十分富有，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人物，因此获得爵位。

〔7〕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知名苏格兰思想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8〕　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 1696—1782），伯爵，政客和外交家，在沃波尔政府中任职，曾出使丹麦和俄国，后担任苏格兰在议会的贵族代表等职位。

〔9〕　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 1727—1797），议会议员，在《北不列颠人》（The North Briton）中攻击了乔治三世1763年3月在议会的讲演，指责其为谎言。为此他被政府越权送进伦敦塔。当被依照法律释放后，他立刻以妨碍人身罪控告国务大臣，最后赢得了官司。此后围绕他回归议会和当选议员的问题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

〔10〕　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 1751—1793）是新教协会的会长，他的活动导致了1780年6月的暴乱，示威者抵制政府取消对天主教徒公民权方面的限制。有大约800人在这次暴乱中受伤和死亡，21名肇事者被处死刑。戈登本人被辩护律师以没有直接介入这次事件为由救了下来。

〔11〕　另一个常用的译法是“卫理公会”。

〔12〕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在牛津就读时就开始组织包括他弟弟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在内的宗教团体，强调自省和自律。他于1738年在布里斯托尔开办了循道宗教堂，并巡游英国布道。但循道宗真正大规模发展是在他们兄弟去美国之后。

〔13〕　Arminian这个词来自主张宗教改革的荷兰神学家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他的原名是雅各布·哈门森（Jacob Harmensen），于1603年起任莱顿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神学理论被称为Arminianisn。

〔14〕　格里菲斯·琼斯（Griffith Jones, 1683—1761），兰道罗尔教区牧师（rector of Llandowror），福音教士，用乞讨的钱办学来解决威尔士的文盲问题，被认为是现代威尔士的奠基人之一；豪威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 1714—1773），信仰加尔文主义，后成为威尔士主要循道宗领袖之一；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福音教士，卫斯理的积极拥护者。他的布道很吸引人。他于1741年前后脱离了卫斯理兄弟，成为威尔士循道宗领袖。

第四章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循道宗运动发展初期的历史肯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当时社会关系相当紧张，存在着大量问题。但这有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举例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社会避免了最糟糕的极端情况。令外国人深有感触的是英国社会结构的灵活和紧凑，而不是其紧张和僵化。

一些相继来访的法国人，从伏尔泰到格罗斯雷修士〔1〕，都在其作品中证明这个国家没有“等级制度”，尤其是人们可以自在地上下于社会阶梯。特别令他们称道的是，这里的贵族没有欧洲大陆贵族所享有的那种特权和优势。贵族也许可以由上议院审判，但一旦被判处了绞刑，就会与普通罪犯一样被当众处死。1760年费尔斯伯爵因谋杀其仆人而被处死，舆论普遍认为他的命运清楚地证明了在犯罪和死亡问题上英国法律一视同仁。在一个不太紧要但也许意义同样重大的问题上，格罗斯雷惊讶地发现，新收税路的通行费针对所有人，不论其等级如何，而且对贵族也没有减免。此外，英国城市贫民所面临的生活水平下降和物资匮乏状况似乎远远好于法国或德国农民的状况。英国的体力劳动者（必须承认评论家通常指的是伦敦的体力劳动者）工资似乎不低，吃得也不错，特别独立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图5　绞刑架的阴影。被判犯有谋杀罪的贵族费尔斯伯爵遭遇了与普通罪犯相同的命运：在泰伯恩行刑场被公开处决，其尸体被解剖以支持医学事业并以示惩戒。

最重要的也许是外国人所强调的那种对英国绅士的灵活定义。任何人似乎只要穿得像个绅士便被当作绅士一样对待。伦敦中产阶级乃至下层人都模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举止和观点。这显然便是一个金钱至上社会的真正标志，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价值观、社会差异和习俗统统让位给至尊无上的金钱。英国是18世纪欧洲富豪统治社会的一个突出例证。

财产与阶级

这种富豪统治的性质为解释这个时期的社会稳定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表面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没有看到中产阶级将资本大量集中投入地产，也没有看到拥有土地的贵族或地主被大量剥夺财产。小的职业或商业家庭被稳步吸收进来，逐渐改变了拥有地产的阶层的确切构成，而没有对其总体特性产生显著影响。

至于社会的更高阶层，在18世纪，大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但是土地只是一种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财产形式。从这个世纪一开始土地的首要地位就在不断弱化。光荣革命时期国家收入概算表明，农业创造的收入将近占总收入的一半，但是这一比例在变化，到1780年时，很可能已降到三分之一。

实际上，土地本身只是英国经济普遍商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土地开发和改良过程中，越来越将土地视为一种投资，与对股票、贸易和制造业的投资完全一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暂时的农业衰退对贸易没有什么影响，但反之则不然；商业不景气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极其严重。美洲战争期间，当海外贸易遭受惨重损失时，其影响立即反映在了财产价值上，同时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地产阶级拥有的非土地财产的比例再大一些，则情况可能会非常不同。但无论他们在某些领域，如采矿权和政府公债方面，有多重要，他们显然没有占有较大部分非土地财产。工业资本、个人财富以及贸易余额这些动产绝大多数为广大的中产阶级所拥有。国家经济的活力和增长都主要依赖他们；而且深为外国人所羡慕的社会灵活性和稳定性也有赖于他们。

图6　“时髦社会”。这幅1777年的漫画嘲讽了中产阶级妇女对法国时尚的狂热。

图7　外行人的科学。（上图）：当时的一幅印刷品展示了科学讲演者、作家詹姆斯·弗格森用以演示行星运动情形的太阳系仪。弗格森的讲座在18世纪50年代让各郡和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听众都很着迷。“太阳系仪”这幅画（背面的图）由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绘制，他既是科学主题的热心诠释者，也是利奇菲尔德业余科学爱好者社团中的成员。

当然，中产阶级或“中等的一类人”自我的社会认同意识并不强，归类标准也不是特别一致，在财富的形式和从事的活动方面始终是形形色色的。从拥有大量商业财富并控制着首都的城市老板到相距甚远的小零售商或工匠都属于此，后者代表了商业英国这个新“店主之国”的中坚力量。人们通常认为称英国为“店主之国”的说法是世纪末期由拿破仑开始的，其实亚当·斯密早已经使用过。乡村中产阶级，也就是可能即将因乡绅头衔而变得有身份的殷实的土地租用人，与城市中他们的对应者，那些靠早期工业社会而发达的商人、医生和律师之间也未必有太多相似之处。

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往往都是白手起家，靠积极主动利用自己的才能致富，他们将自己的劳动和利润投入商业或职业性经营活动，就这点而言，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共同拥有、控制或经营着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并逐步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对英国“绅士”所惯有的概念。在政治上，他们的至高地位在任何规模的城镇中都很少受到质疑，甚至在许多乡村教区，几乎多是他们代表统治阶级而不是那些看似在怀特霍尔〔2〕和威斯敏斯特特别重要的老爷式的大资本家和寡头政治的执政者。

教育和启蒙

这个阶层的主导格调，其注重实效的态度及其坦白的商业逻辑到处可见。它对教育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因此而名声不佳。审视一下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重要的教育学术机构，文法学校和大学，这方面的情况并不令人欣慰。

能够坚持不懈地履行其职能，向出身较卑微的儿童提供正规系统教育的文法学校其实很少。多数捐款要么就不足以维持开支，要么就无法逃避那些掌管者的贪婪。在这些学校中任教的神职人员往往是尽了最大努力，但几乎仍无法克服由于工资低和资助少所导致的令人沮丧的情形。少数老学校，如伊顿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和温彻斯特公学则有效地利用了贵族越来越偏爱寄宿制的公学而不选择由私人教师教授这一状况。

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一种自负的印象，尤其是与苏格兰一些大学相比较而言。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的学术活动以宗教冲突甚至偏狭为特征，但也显现出巨大的活力，正是在其基础上苏格兰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对于那个时期欧洲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医学等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苏格兰做出了重大贡献。按此标准衡量，英格兰的大学显然要逊色不少。其职能部分是培养神职人员，部分是为上流社会和富人提供内容广泛的教育。对此，他们投入了高度的热情。牛津的哈福德这样的新学校中推行了严谨治学和创新教学，剑桥大学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真正进展，这些无论如何也与托马斯·罗兰森〔3〕的作品或反教权主义宣传给人的印象不相符。即便如此，这些大学也显然没有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

但事实上也没人指望它们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因缺少文法学校和大学，中产阶级便采取其典型的捐款和收取学费等手段，创办了大量适用于中产阶级孩子的实用而进步的教育机构，为不同职业和商界培育人才。这些学校通常存在时间不长，渐渐消失后几乎不留痕迹，所以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很容易认为它们根本没存在过。即使是18世纪最大的一些学校，包括北安普顿和沃林顿那些同类中最优秀的学校不久便也消失了。但在它们存在的期间，它们所提供的正是商业阶级所仰赖的朴实却实用的基础教育，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忽视了高雅艺术和社交风范。上流社会的教养与身份与物质财富一样令人渴望。18世纪出现了大量女子学校，很符合那些想提高社会地位的人们的需要。但是，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所谓“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优点是其实用性。

结果显然是形成了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如果说英国曾有过启蒙运动，恐怕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实用思想头脑的启蒙。18世纪中叶人们迷恋的主要不是神学辩论，也不是哲学思考，而是应用技术。成立于1758年的行业会（Society of Arts）便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该协会成立初期最有争议的项目也许就是其要通过陆路将沿海的鱼产品运往伦敦的计划，由此打破泰晤士河鱼贩的垄断局面，并大幅度降低这种重要而且有营养（这一点被特别强调）的产品的价格。这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其目的极为实际。

行业会是全国的一大关注点，但是在诸多依赖对科学或伪科学知识的兴趣发展起来的或正规或非正规、或持久或短暂的会社和协会中，它只是最知名的一个。这种兴趣在各郡至少和在首都一样强烈。在许多热衷于科学的业余团体中，就数与伊拉斯谟·达尔文〔4〕有联系的利奇菲尔德业余科学爱好者社团和月亮学会最有名。从这些会社助推下产生的大量文章、作品中也可以大致看出民众对科学问题有了更强的兴趣。甚至连一些娱乐性的月刊中也大量刊登了这个醉心于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时代的众多发明创造和推测遐想。

娱乐

中产阶级在工作和学习之余需要有属于自己阶级的游戏和娱乐。18世纪永远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时髦的寡头政治社会的那些娱乐活动，尤其具代表性的是全盛时期的大温泉城中的No.1——巴斯。但如果没有中产阶级顾客的光顾，巴斯则可能早已失去其在乔治王朝时的活力而名存实亡了。开发者伍德家族和它的首位主持“纨绔子”纳什〔5〕的事业不只要依赖大人物的名声还要依赖中产阶级的金钱。每个贵族去进行温泉疗养或参加议会，都必须有一群人为分享那高雅氛围出钱付账。在这方面，与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是中等阶层对比他们身份高的上流阶层的风尚和习惯的忠实拥护支撑了休闲与奢侈给商业带来的活力，同时也维持了贵族仍然高高在上和屈尊俯就的印象。

巴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独特。毕竟，温泉疗养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国性的现象，各郡都有一些与著名的巴斯极其类似的温泉城。18世纪20年代初丹尼尔·笛福〔6〕周游英国时，他发现了许多温泉城。他惊讶地注意到，在坦布里奇城，“社交聚会和娱乐是该地区的主要活动。”但是，在首都周围有若干与坦布里奇竞争的城镇，包括埃普瑟姆、达尔威奇和西德纳姆韦尔斯，都是吸引那些寻求乡间空气和矿物盐的伦敦人的胜地。在为现代旅行者的祖辈们所钟爱的皮克区，笛福发现巴克斯顿和马特洛克所能提供的膳宿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尤其是巴克斯顿，它在18世纪中叶得到迅速发展，不过到80年代它与坦布里奇争做仅次于巴斯的第二大温泉城时，又面临来自一个新对手，即切尔滕纳姆的压力。

温泉水的供应当然有限，但另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海水的供应却不会短缺。在这一点上与温泉的情况一样，医疗界急切地想证实海水和海边的空气对身体有难以估量的好处，在他们的协助下健康与娱乐得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布赖顿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未得到任何大的发展。但对海边胜地的开发却早已开始。拉塞尔医师〔7〕于174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腺体疾病治疗中海水的应用》的论文，对这一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韦茅斯极力就英吉利海峡水中含有大量矿物质做文章，到1780年时它已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休闲胜地。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与伦敦之间往来便利，成名的时间甚至更早，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复杂多样的活动安排。约克郡海岸的斯卡伯勒也同样很发达。

医学当然是这些发展中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不看到其基本动力来自更世俗的社会需求。上流社会每年的传统社交季节里会有各种社交活动和围绕宫廷的活动安排，下层阶级的市集和假日多遭到鄙夷，而新的胜地则非常成功地弥补了这之间巨大的空档，并获取了巨额利润。它们主要面向中产阶级，将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暂时搬到新环境中，就像贵族退隐到乡间别墅一样。中产阶级想要有自己特色的娱乐活动这一普遍存在的需求是它们发展的基础。而收费和预订措施则保证了它有体面的来客和像样的氛围。

图8　海边。（上图）：一幅描绘黑潭魅力的早期独特速写。（下图）：本杰明·韦斯特之后威廉·伯奇创作的一幅雕版图，描绘了拉姆斯盖特海水浴的场面，顺带也展示了浴场更衣车的使用。

在某些方面，妇女是富裕新生活最明显的受益者，这样一种灵活但受到保护的环境对于她们来说尤其重要。早在休闲胜地出现之前，笛福就已充分描绘了其特征，称其为“新的时髦集会交际”。集会上可以跳舞、打牌、饮茶，还可以认识和结交不同的人，到世纪中叶时这已是很常见的活动。甚至在许多集镇上，集会都成为婚姻市场这类有目的的活动和乡间闲聊这类十分随意的活动的重要中心。在大城市中，这种集会可能还有壮观地集中展示该城市自豪感的目的。在诺里奇，18世纪50年代建造的剧院和会馆突出体现了当地建筑师托马斯·艾沃里〔8〕个性鲜明的设计特色。与这些同时兴建的还有为非国教信仰者修建的一座宏伟的新教堂，也恰好体现了宗教与娱乐之间的社会联系。许多平时交钱参加几乎每天在会馆举行的盛大晚会的人星期天也会去附属于会馆的小教堂做礼拜。

文化趋势

若试图将一个复杂时代的所有文化发展趋势归纳为一种单一的模式似乎不够审慎。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乔治王朝中期艺术的主要格调极其符合富有且自命不凡的广大中产阶级的需要。从严格的贵族古典主义退而转向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实际上，古典主义传统继续得到重新诠释，就像文艺复兴后几代人一直做的那样。但此间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甚至是反贵族的精神。奥古斯都艺术〔9〕的成功是精英们的成功，主要消费对象是上层人物。注重秩序、结构和形式是18世纪初期文学艺术的特点，对其在古典艺术中的重要性的深刻理会是阐释它们的关键。同属一类的还有对罗马教皇进行贺拉斯式的讽刺，〔10〕对伯林顿建筑采取的帕拉弟奥风格的设计，〔11〕以及威廉·肯特〔12〕等古典主义者所钟爱的本质上仍很正规的园林艺术。但20年后，中产阶级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那些注重实效的人很少能欣赏一部讽刺作品在语言上的微妙之处，而能够理解或认同威尼斯文艺复兴风格作品的人就更少。

相反，18世纪中叶取得的文化成就既不讲求华丽高雅也不讲求细腻精妙。威廉·申斯通〔13〕宣扬的风景园艺和更时尚的、由“能人”布朗〔14〕所采用的“自然”景观，都表明18世纪初时竞相模仿和影射古典主义的那股热情已不再。新的文学发展趋势显然也是如此。几乎无须强调，无论是关于流浪汉冒险故事的小说，还是那些拘谨古板的小说都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有时，这种性质会表现得异常鲜明，比如理查逊在其《帕美勒》和《克拉丽莎》中对放荡贵族带有偏见的描写。〔15〕而另外一些时候，如在斯摩莱特〔16〕和菲尔丁的冒险故事中，这种资产阶级性质则表现为对下层和中等阶层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学兴趣。

不管怎样，这些趋势聚在一起，使得情感至上变为18世纪60年代最典型的表现方式。例如，劳伦斯·斯特恩〔17〕的《商第传》，不仅进入了王宫，而且进入了普通人家的客厅，既吸引了富豪也吸引了商贩。但是，不能因大众普遍对情感运动〔18〕怀有热情而削弱其作为中产阶级价值观和观点的载体的重要性。情感可以通过想象把一个消费社会营造得文明而高雅，那正是英国商界通过财富在现实中力求要实现的。情感使“自然”品味成为文雅的真正标准，那是有道德的人的品位，不论这人有何种成长背景和教养。它还宣扬了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强调家庭生活和加尔文主义的美德观念，反对关于个人荣誉的英雄观和等级观。

1760年乔治二世死后，新国王和王后将会证明他们恰恰是这种理想的典型象征，使宫廷上下有了一种近乎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在这方面，他们忠实地反映了众多臣民的道德观念。早些时候，中产阶级只是去模仿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现在，至少在理论上，不必再去模仿了。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不用再去努力培养风度举止，一个多情善感的人，正如麦肯齐〔19〕的颇有影响力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实际上是无阶级的。

文化自信心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文化是多愁善感的，那么它还明显地带有某种偏狭性，只有在艺术家本人渴望表明自己愿意坦然接受外部影响时，此种情况才会有所缓和。但知识界的标新立异者在这方面的活动多少会令人误解。乔舒亚·雷诺兹爵士〔20〕是英国新政权时期公认的艺术大师，他有意识地借助欧洲大陆的模式，向一个庸俗但期盼文化的大众群体传播优秀的欧洲艺术传统。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也体现了本国的许多新趋势。雷诺兹与其他许多靠肖像画为生的人一样，既依赖新兴的富有阶层也依赖更有贵族气派的庇护人。

另外，雷诺兹的影响也恰好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以及当时典型的行业组织化现象。1768年成立的皇家艺术学院，从某个角度说，相当于一个有代表性的协会，可以与那些正日益涌现的代表医生和律师的专业组织相类比。在另一个层面上，该学院促使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本土艺术达到了巅峰，贺加斯就是这种艺术的先驱，但他没能见到其鼎盛时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或其他文化活动领域中外国影响不重要。安杰莉卡·考夫曼〔21〕是最受伦敦时髦人物欢迎的装饰艺术家，约翰·佐法尼〔22〕是伦敦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像这个世纪早些时候定居在此的外国人那样发挥作用。没有像韦里奥〔23〕那样的人统摄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没有像亨德尔〔24〕那样的音乐家鹤立于英国音乐家之上，也没有像赖斯布雷克〔25〕或鲁比利亚克〔26〕那样的人引领墓碑雕刻和雕像艺术。相反，这个时期有亚当兄弟〔27〕装饰英国人的住房，有勃尔尼〔28〕或博伊斯〔29〕教他们欣赏音乐，死后还有威尔顿〔30〕用雕塑纪念他们。

新获得的文化自信心在英国文学爱好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演员大卫·加里克〔31〕个人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宣传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终于1769年在斯特拉特福德举行了莎士比亚纪念庆典。不过在画家当中也有可与之相比的爱国情怀。贺加斯曾有意识地努力创立一种真正的本国传统，而且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完全单枪匹马地在开创这一伟大事业。而他创立的英国画派的继承者们最突出之处则是，他们能够自如地借用欧洲大陆的技巧却既无自卑感也无依附感。德比的约瑟夫·赖特〔32〕在世纪中叶的艺术家中虽不是最受赞赏的，但也许是最富创新性的，他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也难怪他成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医生、科学家和诗人。赖特最擅长的是带有部分教育目的的、以科学实验和发现为题材的作品。但同时，他也很会巧妙地运用光线，其手法不会使卡拉瓦乔〔33〕蒙羞。与所有人一样，赖特也去过意大利，但那是在他创作出了他的主要杰作之后，而非之前。他回来后许多人都觉得他似乎失去了而不是获得了灵感。

优雅和身份

并不只是在高雅艺术中才能见到这种主要受中产阶级愿望驱使的越来越强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外国来访者和国内的人都常评论的一个现象是，乡下人的行为举止与伦敦人越来越相似了。剧作家乔治·科尔曼〔34〕1761年时评论说，半个世纪以前“偏远郡县的居民被视为一个完全不同于大都市居民的人种，几乎就像好望角的土著居民一样”。而现在却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了。

伦敦的风尚、伦敦的文化修养、伦敦的口音还有伦敦的疾病，都沿着英国新修的主干公路传播，随后蔓延遍及乡村地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斯旺西和都柏林都是这一扩展进程中最先到达的前站城市，自18世纪60和70年代起旅游业成为不列颠群岛那些所谓偏远地区的主要产业后，又有许多大城市相继出现。当然这种影响有可能被夸大了，不过很明显，当时的许多见证文字都对下层百姓的服饰、举止和道德规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同其对中产阶级的关注一样。很可能在世纪末时，一些地区的工业呈现爆炸式增长再次造成了一种较强的外省人身份感。但在世纪中叶时人们觉察到的差不多全是对文化统一的强调。“宫廷和乡村”以及“市民和乡下人”这类二分状况似乎已成为过去。

注释

〔1〕　格罗斯雷修士（Abbé Grosley, 1718—1785），全名为皮埃尔-让·格罗斯雷（Pierre-Jean Grosley），法国教士、旅行家和游记作家。

〔2〕　即白厅。

〔3〕　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 1756—1827），英国漫画家。

〔4〕　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是一名医生，也是诗人，利奇菲尔德文学社团成员。

〔5〕　伍德家族（the Woods）主要指约翰·伍德（John Wood, 1704—1754），一个出生在巴斯的建筑家，他设计了巴斯的街道和旅馆；还有杰罗姆·伍德（Jerome Wood, 1730—1780），他也搞建筑。理查德·纳什（Richard Nash, 1674—1761）对巴斯休闲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6〕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18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作家，著有游记、传记、行为指南和政论文章等。他最知名的小说是《鲁滨孙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

〔7〕　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 1687—1759）的这篇论文虽然现在看来科学性是不够的，但在当时影响很大。

〔8〕　托马斯·艾沃里（Thomas Ivory, 1709—1779）是18世纪很有创见的建筑家，原来做木材生意。他的代表作是诺里奇的八角教堂（1756），即文中提到的非国教信仰者的教堂。

〔9〕　奥古斯都艺术指18世纪上半叶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和艺术。因为这一潮流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大师为仿效对象的，所以有此别名。

〔10〕　贺拉斯（Horace, 65—8 BC）是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他的讽刺诗歌很有成就。这里说的是18世纪古典主义作家效仿他的诗歌来讽刺罗马教皇。

〔11〕　伯林顿指理查德·博伊尔，伯林顿伯爵（Richard Boyle, Lord Burlington, 1694—1753）。他是当时的艺术庇护人，主持建造了英国著名的帕拉弟奥建筑。“帕拉弟奥风格”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设计师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 1508—1580）的风格。

〔12〕　威廉·肯特（William Kent, 1685—1748）是英国的园林艺术家、建筑家和画家。

〔13〕　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 1714—1763），风景园艺师，也发表了一些诗歌。他的家是英国18世纪风景园艺的典型一例。

〔14〕　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 1716—1783）是18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建筑家，他主张风景不能只供欣赏，还应带来经济效应，要能产生财富。

〔15〕　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著名书信体小说家，以描写女性婚恋和心理著称。这里提到的是他的两部主要小说，女主人公都遭遇同放荡贵族斗争的命运。

〔16〕　托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是18世纪后期的重要小说家，小说《汉弗莱·克林克出征记》（The Expedition of Hamphry Clinker，1771）为其最出色作品。

〔17〕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情感（或感伤）小说的鼻祖。他的主要作品《商第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1759—1767），是一部实验性很强、别出心裁的小说。

〔18〕　情感运动，又称感伤主义运动，是起自英国而后波及欧洲的一种文学潮流，得名于斯特恩的小说《穿行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之旅》（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1768）。

〔19〕　亨利·麦肯齐（Henry Mackenzie, 1745—1831）主要的小说作品就是这里提到的《有情人》（The Man of Feeling，1771）。

〔20〕　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著名英国肖像画家，也参加了一些文学社团。他为当时的许多知名作家、思想家、演员等画过像。约翰逊博士画像是他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

〔21〕　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 1741—1807），瑞士新古典主义风格初期女画家。

〔22〕　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 1733—1810），德国出生的英国画家，皇家艺术学院奠基人。

〔23〕　安东尼奥·韦里奥（Antonio Verrio, 1639—1707），意大利装饰画家。1671年定居英国，为白厅、温莎堡和汉普顿宫绘制了大量的壁画。

〔24〕　乔治·弗里德利克·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德国出生的大作曲家，后移居英国。

〔25〕　迈克尔·赖斯布雷克（Michael Rysbrack, 1694—1770），佛兰德斯雕塑家。出生于佛兰德斯一个艺术世家，1720年定居英国。

〔26〕　路易-弗朗斯瓦·鲁比利亚克（Louis-Francois Roubiliac, 1702—1762），生于法国，活跃于英国，为欧洲开创了制作雕像纪念天才人物的先例。

〔27〕　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 1728—1792）和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 1730—1794）是苏格兰兄弟建筑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设计了很多重要的公共和私人建筑。

〔28〕　查尔斯·勃尔尼（Charles Burney, 1726—1814），音乐史家、作曲家。

〔29〕　威廉·博伊斯（William Boyce, 1711—1779），英国教堂音乐作曲家的先驱之一，知名的管风琴乐师，音乐编辑，以其多首交响曲而享有盛名。

〔30〕　约瑟夫·威尔顿（Joseph Wilton, 1722—1803），英国古典雕塑艺术家，在佛兰德斯和巴黎学艺，回国后担任乔治三世的王室雕塑师，并经营画廊和画室。这里用他和外籍雕塑家鲁比利亚克对比。

〔31〕　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18世纪英国著名演员、剧院经理和剧作家。

〔32〕　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1734—1797）是第一个将工业革命精神直接注入到艺术中的职业画家，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实验为主要题材的画家。

〔33〕　卡拉瓦乔（Polidoro Caldara da Caravaggio, 1496—1543），著名意大利画家。

〔34〕　乔治·科尔曼（George Colman, 1732—1794），英国戏剧家和剧院经理。

第五章
不同政见的斗争

乔治王朝中期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对英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未来极其重要。但在当时，由于世袭权利和习俗的力量压倒一切，很难估量这些变革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世纪中叶前后政治的性质几乎没有变化。诺思〔1〕（任期：1770—1782）和小皮特〔2〕（任期：1783—1801）在执政手法和政策方面可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事实上宪制方面几乎没有很大变化。19世纪威胁“旧制度”的那股躁动不安和改革的洪流，在事后看来似乎来得过激了。

然而，这方面的表面现象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意识到怀特霍尔和威斯敏斯特之外有广大的政治民众，所以政治语言、目标甚至手段都受此影响。不说别的，光是18世纪50和60年代报纸、印刷品和政治小册子中所展现出的唇枪舌战的范围广度和激烈程度就足以证明公开辩论的活力和政客们急于参政的心情。在这群政客中，有一位似乎占有特殊位置。

老威廉·皮特

老皮特〔3〕的名声是如此褒贬不一，以致两个世纪后仍难以给予他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所应得的评价。1754年以前，皮特的事业还远未获得成功。他出身于一个惯于挥霍且有些怪癖的家庭，是家中的幼子，加入了辉格党并最终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大辉格党家族，即斯托的坦普尔家族〔4〕。年轻时，他作为一名爱国演讲者，以令人生畏的雄辩和张扬奔放的激情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期间，他言辞激烈地反对汉诺威王朝，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而且让他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却使他在国王面前成了几乎永远不受欢迎的人。当1746年佩勒姆起用他时，那个官职也只是有利可图而没有前途。身为财政部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了高级决策之外，而且在议会辩论中他的言论被有效地钳制。这似乎是又一个爱国者谋求发展时为了晋升而放弃原则的例证。

但是，18世纪50年代的事件使皮特时来运转。1754年佩勒姆突然去世，这即使在当时也似乎是个转折点，国王本人对此事的言谈起码可以说明其重要性，他说：“现在我将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佩勒姆的继承者是其兄弟纽卡斯尔〔5〕，一个精明且经验丰富的大臣，绝不是传说中描绘的平庸可笑之才。但是在上议院里他发现很难再施加其兄弟或沃波尔的那种控制性影响。皮特在下议院的主要对手亨利·福克斯〔6〕则缺乏政治勇气，也没有足够的分量，无法替代佩勒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即自汉诺威即位后议会中的支配力量，这时几乎群龙无首。他们的对手托利党由于持续遭排斥此时也越来越难驾驭，而且不再认真考虑迎候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国王〔7〕之事，他们也在寻求出路。皮特不正是能使两者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人选吗？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多亏当时的环境，尤其是国际形势。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明确了将来的主要冲突领域，但并没有着手开始解决。海外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而是英法这两个重商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世界范围的冲突。在北美洲，法国试图建立一条从魁北克贯穿到路易斯安那的领地链带，切断英国的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他们不断为有争议的产糖岛屿发生争吵，正如在西非他们经常为奴隶和橡胶贸易发生争执一样。在印度，本土的王公们热衷于派系斗争且虚弱无力，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强取豪夺，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搅得那里局势十分不稳定。这一切都预示着将为帝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殊死之战。

皮特和七年战争

战争爆发了，开始时对英国和皮特的政敌来说损失都很惨重。1755—1756年中，海军行动不成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海军上将宾〔8〕被无情地当作替罪羊，使得老辉格党政权信誉扫地。而这却成就了皮特，或许也成就了第一英帝国。

接下来几年是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一个阶段。七年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败了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成功挡住了波旁王朝的威胁，代表了帝国成就的巅峰，皮特也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战功最辉煌的大臣。此外，他成功地痛击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这帮政客，似乎预示了一批新派政客和一种新型政治的出现，这可以从约翰逊博士〔9〕对沃波尔和皮特所作的巧妙对比中看出，前者是“国王派给百姓的首相”，而后者则是“百姓派给国王的首相”。然而，皮特得以飞黄腾达更多的是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以及纯粹的运气，而不是公众的赞誉。

就算有民众支持他，这种支持也是他在伦敦城中的朋友和在外省新结识的托利党伙伴费心策划的。他第一次尝试执政，即1756—1757年的皮特－德文郡公爵内阁，软弱无力且为时不长；第二次，即1757年的联合内阁，远远成功得多，这部分是因为他与纽卡斯尔做了笔交易，部分是因为得到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这种兼顾“期待权益”与“老骨干人员”的做法与皮特的各届前任和政敌们的那些政治伎俩一样地不择手段，与沃波尔在1720年的所作所为也极其相似，当时沃波尔和乔治亲王（后来的乔治二世）又是恐吓威胁，又是甜言蜜语，最终重返宫廷，荣登王位。

皮特在战争中的作为也不像他的敬慕者后来所宣扬的那样毫无瑕疵。他所实行的基本战略与他先前支持的爱国方案完全相左。他坚持不惜重金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并将英国的钱财和人力大量用来在德国维持一支军队，这些都自然地遵循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策略。皮特自己对战争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是对法国海岸实行联合作战，旨在转移法国对德国战争的注意力。这是他拼命试图向其朋友们，那些对他的“汉诺威”政策已经越来越感到失望的托利党人，证明他仍然爱国的做法。就军事而言，此举不仅铺张浪费而且收效甚微。

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大多归功于皮特难以驾驭的一些因素。大体上说，法国因为没能加强海军和殖民地战争的财力和物资供给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占的优势不是太多，但却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加上了罗伯特·克莱武〔10〕的才干。皮特把克莱武称为“上天选派的”将领，就是借用辞令来表示他不能将任命克莱武的功劳据为己有。

即使是曾英勇攻克魁北克、被国民寄予厚望的詹姆斯·沃尔夫〔11〕，也只是在北美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中的最后一个，况且他也不是屡战屡胜。但是，胜利的到来解决了战争的一切问题，至少在不得不进行和平谈判之前是如此。在奇迹迭出的1759年以前，也即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形势彻底改变之前，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联盟已濒临瓦解。皮特施行的政策令他那些托利党支持者深感惶恐，他们在不断谈论要放弃对他的支持，而他的同盟纽卡斯尔则不断威胁说要甩掉一个花钱如流水、付出昂贵代价却常换来败绩的同僚。而在1759年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化解了。

七年战争有如此运气的结局不应全都归功于皮特，但是在两个重要方面他所赢得的历史声望似乎是当之无愧的。即使说皮特的人气被夸大了，但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样说都很重要。18世纪50年代中期，已有的政治模式显然在破裂。托利主义遭排斥的状况和辉格家族在狭小圈子内维持对任命权的控制都没有持续很久。皮特至少带来了一种与老式政治决裂的希望，特别是在大都市，他在那里联系深广，拥有一批真正的民众选民。同样，作为一名战争领袖，他确实具有一种当时任何对手都不具备的重要品质。没有这一品质，战争不可能得以继续，更别说最终获胜。这种品质就是政治勇气以及与其相伴的近乎轻率自大的自信。这种勇气为其他更有能力和更审慎的人提供了一个他们需要的道德基础，由此而去战斗并赢得辉煌胜利。就在老辉格党领袖纽卡斯尔和福克斯明显张皇失措的时候，皮特对自己领导才能的信心成了关乎战争何去何从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政治殊荣归根结底属于那些甘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皮特理应得到这份殊荣。

托利党人的重返

不论皮特成就的性质如何，他那些有争议的活动已为随后不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拉开了序幕。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改变将永远与新国王乔治三世及其最不安分的臣民之一，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就国王来说，这些年将会证明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乔治三世所做的多半是顺理成章地将其祖父统治时期的趋势推向顶点。他决意废除老的党派区别的所谓变革决心尤其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区别实际上已经由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成功地吸纳了一些托利党人来任职而被削弱。1760年时的党派区别更多的是一种论调而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情愿或勉强的宽容态度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老托利党人能够参与新政权而怀有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自豪感。朝廷张开臂膀欢迎托利党人归来，并明智地授予他们官位、荣誉和贵族头衔。在各郡，他们重又掌握了过去十年中不曾问津的治安官职权。在中部各郡，这些治安官职位再一次变得好像是为乡绅而设的，其中许多是老托利党人，甚至是老保王党人。

一个令人敬畏的托利党人获授特殊的地位。当时的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颇受新政权的嘉许和赏识，1762年时他从比特伯爵〔12〕那里获得一笔年金。他重新被政府接纳一事不乏讽刺。18世纪30年代里，约翰逊曾写过尖刻的爱国檄文，抨击沃波尔在加勒比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那里宣称的权利。现在，在新国王统治下，他将挥笔书写一篇同样铿锵有力且更令人信服的文章，为英国宣称福克兰群岛归自己所有后乔治三世对西班牙所采取的所谓绥靖政策辩护。约翰逊将这些岛屿描述成“凄凉阴郁的荒凉之地，是被人类遗弃的岛屿，冬天多风暴，夏天荒凉贫瘠。”然而，在英国外交政策史中，福克兰群岛的问题并未就此完结。

约翰逊这种个人变化的意义，从牛津大学建制史的变化中体现得更加鲜明。46年以来，牛津大学一直是感伤怀旧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大本营和神殿，由于几代辉格党教士相继把持着有名有利的职位，它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冷遇。汉诺威王朝初期英国教会的执教人员通常是由剑桥大学或牛津的一些很小的辉格党学院培养的。在新的统治时期，哪所大学得以扬眉吐气重返朝廷的怀抱，是毫无疑问的。最奇怪的是，牛津大学曾为政府，甚至早期汉诺威政府，培养出了不止一名首相。但是，佩勒姆却几乎没有阻拦其兄弟将教会的庇护权给予剑桥大学，而皮特曾一度很不光彩地利用了自己母校牛津大学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协会。在乔治三世统治下，牛津大学终于有了首相诺思，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恰好能代表保王党郡县中那些老托利党家族。

如果说托利党人重返朝廷并不让人吃惊，那么乔治三世的其他新措施恐怕也就不足为奇了。新政权一开始是怀了良好意图和崇高愿望的。任何以为新的“爱国君主”可能会力图加强王室特权的想法很快便被击碎。《王位继承法》（The Demise of the Crown Act）规定法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在君主死后辞职，这样就消除了对国王可能利用自己的法定权利清除辉格党把持的司法机构的一切疑虑。同时，《王室费法案》（The Civil List Act）规定要严格控制王室每年80万英镑的津贴。这与拨给乔治二世的津贴相同，但是有重要的补充条款规定王室费的任何盈余今后将归财政部而非国王。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这项规定严重限制了国王应付日趋增加的宫廷开支的能力，并不无嘲讽地成为国王为爱国所作出的极其得不偿失的让步。这是真正继承了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领导的莱斯特下议院派的传统——它不是一个要创建一种新的仁慈的专制统治的花哨计划，而是对国王的特权进一步予以了限制。

和平

然而，这些与新政权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即和平问题，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老阁员皮特和纽卡斯尔都相继辞职。皮特于1761年辞职，因为乔治三世和比特拒绝听从他力主将战事扩展到西班牙的主张；纽卡斯尔则因反对达成的和平条件于第二年辞职。但事后看来，他们所阐述的多数论据都无足轻重。如果不将战争中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归还波旁王朝，就不可能获得和平。将主要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归还法国以及保留法国在加拿大水域的捕鱼权等让步并不过分。皮特和纽卡斯尔在1762年那种外交局势中，如果不想继续激战下去，恐怕也得作出同样的让步。

此外，那些年军事上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却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到1761年时已开始引发普遍的惶恐。反对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呼声非常强烈，反复地出现在报纸和小册子中，伊斯雷尔·摩迪特〔13〕在《德国战争思考》中率先发出呼吁。把战争进行到底将导致破产；而且战争的目标是继续获得腓特烈大帝〔14〕的支持并取得更多的殖民地，这似乎没有太大的价值。乔治三世和比特过多地放弃了一些本不需放弃的东西，尤其是在与西班牙达成的条件方面，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考虑到这场战争无论多辉煌毕竟不是他们的战争，另外还可能因为要急于尽快讲和。但从本质上讲，他们谋求和平的举措是谨慎合理的，得到议会和公众舆论压倒多数的支持。

个人仇恨

既然如此，为什么新政权还引起如此争议？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新政府中的掌权者在他们本来并无害的活动中夹杂了对注定要制造麻烦的旧政权的某种个人敌意。乔治三世选择他先前的家庭教师比特伯爵来实行改革。比特是一名热爱知识、但经验和技巧并不足的苏格兰贵族。他在教诲年轻国王为将来的统治做准备时，教授的技巧多半较天真而不够狡诈。当时既不存在反对自由和宪制的重大阴谋，也没有要推行一种新独裁制度的决心。但是，新国王和他的首相无疑对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独霸大权的那些人存有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即使不是坚决要弃他们不用，起码也已准备好要随时剔除他们，甚至要羞辱他们。被认为在1757年时背叛了王子的朝廷的“黑心”皮特更是遭到了公然仇视，所以很难想象皮特和比特如何能在新局势下合作。不过，皮特是个妄自尊大之人，只有圣人才能与其长久合作。

图9　王室的辉煌。（上图）：佐法尼所画的王室家族，既描绘了新国王乔治三世作为君主的自信，也展示了18世纪60年代带有些戏剧性的新古典主义。新国王不怕与他的斯图亚特家族祖先进行比较，正如他那凡·戴克〔15〕服饰所表明的那样。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已过去，可以放心地用查理一世的魅力来颂扬汉诺威血统。（下图）：比特伯爵作为王室宠臣的角色使他倍受报刊的中伤。这幅1767年的漫画采用了18世纪刻画首相们常用的“巨人”形象，但同时也明确将比特的成功归因于欺骗（他利用了王室的影响力）和色欲（据说他曾勾引国王的母亲，威尔士亲王的遗孀）。

大的辉格党家族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分量以及承袭来的重要声望都会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他们无疑会有些居高临下地对待新国王。卡文迪什这样的家族〔16〕喜欢把自己视为国王的拥立者，对于他们来说，汉诺威选帝侯至多是同辈之冠。纽卡斯尔在执政一辈子后，当然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一个主要以腿部线条优美和庇护植物学家著称的无用的学究式苏格兰贵族认真采纳，这也是有情可原。简言之，新政权有充分理由谨慎行事，而且尤其有理由确保尽可能顺利地由旧政治过渡到新政治。

但这绝不是没有问题的。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很清楚比特的要求必然得到准许。由于缺乏一个极富个性魅力的领袖，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是愿意在新政府管理下继续效力。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诺思。他是纽卡斯尔公爵的表亲，未来的首相，在新统治时期只是被动地效力于乔治三世的宫廷。即使是那些资深人士，他们虽认为自己是新秩序的受害者，也不愿对之宣战。哈德威克伯爵〔17〕是辉格党律师中资格最老的，而且曾是佩勒姆政府的台柱之一，他也只是为自己的朋友们争取不辱体面的条款，以及为自己的家族寻求继续在朝廷任职的待遇。

在这种背景下，比特和乔治三世〔18〕将纽卡斯尔及其朋友驱逐出政府的做法很不明智。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借了1762年春的和平条件的名义，结果却制造了现代英国政治中最持久的仇恨之一。

如果新计划真成功了，那么疏远旧的政界领导人物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但结果是，在陷自己辅佐的年轻国王于劲敌包围之后，比特本人上台仅一年后便决定辞职，傲慢地打算从普通议员席上，或不如说（就像必然被认为的那样）想从幕后，操纵事务。所以，他除了愚笨地与老辉格党家族对抗之外，还极不明智地授之以自己搞阴谋诡计和暗地里施展影响的把柄，更进一步加强和煽起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以及比特的暧昧之举共同确立了一种持续了20多年的政治模式。

就短期而言，18世纪60年代见证了不稳定内阁的恶性循环。乔治三世一直想找一位在议事时能与他意向相投而又能领导议会的首相。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相继试用了罗金厄姆侯爵〔19〕、皮特和格拉夫顿公爵〔20〕等辉格党人，但均发现不太令他满意，直到1770年诺思出现，才成为能够继承沃波尔和佩勒姆衣钵的人。通观这些年经历的曲折和派性政治，总是有比特从中无关痛痒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插手干预，还有对辉格党家族的怀疑，以及传说中关于某种持续的、不正当且秘密存在的影响挥之不去。当埃德蒙·伯克〔21〕撰写《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1770）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进行全面和经典的分析时，正是这种传说中的影响给了他对新王室及其体制进行系统抨击的依据。这篇《思考》将作为由辉格党核准的权威版本进入历史，后来许多代人也将它视为乔治三世罪行的标准记述。

威尔克斯运动

18世纪60年代还存在其他一些一触即发的因素。战争之后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清楚表明了企业时代的经济收益分配不均。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劳资纠纷，在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等主要城市里造成动荡局面，并可能进一步发展成政治动乱。即使在乡村，这些年的收成也很糟，物价不断上涨，物资匮乏现象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威尔克斯的活动得到了广泛支持。威尔克斯在历史上有“和蔼可亲的无赖”之名，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政治上的精明和独到之处。环境和机会主义成就了威尔克斯。他所利用的那些不满若在十年前恐怕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通用拘票是汉诺威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段，凭此可以以政治罪任意逮捕人。当威尔克斯的新闻活动促使乔治三世的大臣们使用这种手段时曾引起大量争议。皮特和纽卡斯尔当政时也曾使用这一手段，但当时是以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作为理由，而且是用来针对被放逐的托利党人而不是针对气焰正盛的辉格党人。

同样地，当1768年威尔克斯作为米德尔塞克斯郡候选人，却被下议院拒之门外时，也有说得过去的先例和充分的法律论据证明应当将他排除在外，但是米德尔塞克斯郡是个很有名气的郡，与首都的狂热政治密切相联系，该郡的选民绝不甘心他们被当作一个腐败选区的一小撮投票者来对待。三年后，威尔克斯及其朋友对下议院所拥有的禁止报刊公开报道其辩论的权利进行了抨击，这实际上是在抨击立法机构一直小心护卫的一种陈旧特权。但事实证明在新的气候下维护这种特权是根本不可行的。

威尔克斯运动的激进分子是些典型的小商人、工匠和手艺人。他们代表最为集中、最勇于直言和最不稳定的“中下阶层”。当他们把不满带到乡村时，不仅获得了担心选举权受到威胁的乡绅们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各城镇中与他们地位相同之人的支持。中产阶级是他们运动中极其关键的因素，这部分人没有统一的政见，而进行抗议通常不是他们喜爱扮演的政治角色。但是，他们在威尔克斯运动中的作用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政治中的重要性。

然而，他们自己只是部分地促成了这种重要性。汉诺威王朝早期的政治游戏规则已不再适用，不论提出什么先例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曾觉得这些规则对自己很有利的人，现在认为应当废弃它们。老辉格党人愿用一切武器来报复乔治三世，他们极力让民众反对宫廷的新敌对情绪合法化。没有统治阶级中极有名望人物的这种配合，与威尔克斯有关的民众动乱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真正的不列颠人

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无一能威胁到乔治三世对其王国的控制。然而，作为王国精神支柱的公众情感方面却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世纪中叶的战争催生了许多歌颂不列颠精神的爱国主义言辞。但是，“统治海洋的大不列颠”在英格兰很可能被认为是英格兰而不是不列颠。1707年实现的联合王国将这个岛分为北不列颠和南不列颠〔22〕。但这种称谓对边界以南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乔治三世公开炫耀他为自己“代表大不列颠人”而感到荣耀，有些人却宁愿他因英格兰人的声誉而自豪。随着比特及他那群同乡成为了新爱国主义的主要受益者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对此的愤恨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苏格兰移民在伦敦的商业和职业生活中都是非常优秀的。苏格兰大学培养出的许多训练有素的医生，能够满足一个有钱进行保健的新兴阶层的医疗需要。但是，社会和民族融和的过程并不是毫无痛苦的。威尔克斯派聪明地利用了民粹主义者的反苏格兰情绪。威尔克斯本人那动荡起伏的激进活动生涯开始于一份名为《北不列颠人》〔23〕的煽动性刊物。对苏格兰人的成见在18世纪末期大部分时间仍固执地存在着。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另一段持久战争时期，赞颂不列颠精神的言辞才使得这些成见有所缓和，虽然仍没有彻底将其消除。

反爱尔兰的情绪也很常见，但只是表现为随意的伤害和偏见，并没有发生政治骚动。即便如此，18世纪60年代它也破坏了爱尔兰政治本身的稳定。在都柏林与在伦敦一样，目的是要赶走那些长期独揽大权的人士和家族。但这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为后来带来了许多难以驾驭的因素。结果是出现了一些棘手的要求，要求由议会更多地控制爱尔兰事务，要求获得更大的贸易自由，以及（并不总是来自相同的声音）要求给予罗马天主教徒一定程度的解放。在宗教问题上态度矛盾、但对来自伦敦的管理和统治却表现出极明显厌恶的新爱尔兰民族主义蠢蠢欲动，再加上狂暴的农民动乱，导致了后来英格兰－爱尔兰事务中的一场危机。然而，这场危机的诱因并非来自不列颠岛内部，而是来自更遥远的英国的属地。

注释

〔1〕　弗雷德里克·诺思（Frederick North, 1732—1792），伯爵，先任下议院议长，1770年在乔治三世治下担任首相，主张在美国独立问题上让步。1782年议会通过了同意美国独立的议案，一个月后诺思辞去首相职务。

〔2〕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老皮特的二儿子，持自由托利主义观点，1781年进入议会，1783—1801及1804—1806年间两次任首相。他执政期间在减少国家开销、施行新税收制度以降低国债等方面做出了成绩。

〔3〕　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1708—1778），伯爵，1735年进入下议院，担任过掌玺大臣，两度成为实际上的首相，第二次是同纽卡斯尔组成联合内阁。

〔4〕　斯托的坦普尔家族（Temple of Stowe）指以理查德·格伦维尔-坦普尔伯爵（Richard Grenville-Temple, 1711—1779）为主的辉格大家族。他是乔治·格伦维尔的兄弟，老皮特的连襟，在纽卡斯尔内阁任大臣，反对他的兄弟，支持皮特，在朝政中很有发言权。

〔5〕　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纽卡斯尔（Thomas Pelham-Holles Newcastle, 1693—1768），公爵，亨利·佩勒姆的兄弟。他1714年进入议院，1754—1756及1757—1762年间两次任首相。第二次是与老皮特联合组阁。

〔6〕　亨利·福克斯（Henry Fox, 1705—1774），霍兰男爵（第一）（Holland, 1st Baron），坚定的辉格党议员，是该党的中心人物，致力改革。他还是作家和文学庇护人。

〔7〕　即詹姆士三世。

〔8〕　约翰·宾（John Byng, 1704—1757）因撤退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

〔9〕　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18世纪英国文坛领袖，持保守的托利观点。他编纂了第一部英文词典，编过期刊杂志，为英国诗人写过传记，并发表过诗歌、游记和小说。

〔10〕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曾就职东印度公司。1748年在对法战争中表现出色，1751年在攻占阿尔果德的战役和1752年解救被围困的特里奇诺波利要塞的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

〔11〕　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 1727—1759）曾在欧洲战场作战，后被任命为司令官派到北美战场，主要与法国争夺那里的殖民地，比如魁北克。战争有胜有负，他于1759战死在亚伯拉罕平原上。

〔12〕　约翰·斯图亚特·比特（John Stuart Bute, 1713—1792）是威尔士亲王的好友，当亲王继位成为乔治三世后比特被任命为重臣，后接替皮特的首相职位。

〔13〕　伊斯雷尔·摩迪特（Israel Mauduit, 1708—1787），著名的非国教牧师，在政治上十分活跃。

〔14〕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在位）。在七年战争中他与奥地利、法国和俄国交战，只有英国是他的同盟。后来仰慕他的俄国彼得三世及时登基并退出战争，他才取得了胜利，普鲁士也成为欧洲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

〔15〕　凡·戴克（Van Dyck, 1601—c. 1672），佛兰德斯画家，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师。

〔16〕　卡文迪什家族（the Cavendishes）大约指的是纽卡斯尔公爵（第一），即威廉·卡文迪什（1593?—1676）的后人。威廉·卡文迪什是清教革命中的保王党。查理一世失败后他逃往欧洲。1660年复辟时，随查理二世一道回国。

〔17〕　菲利普·哈德威克（Philip Hardwicke, 1690—1764）1737—1756年间任大法官，积极支持镇压詹姆士二世党人。

〔18〕　英文是“乔治二世”，可能是印刷错误。

〔19〕　查尔斯·罗金厄姆（Charles Rockingham, 1730—1782）是乔治三世时期反对党辉格党的领袖。1765年出任联合政府首相，1782年诺思下台后他再次出任首相，但没有等到和平条约签订就去世了。

〔20〕　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格拉夫顿公爵（第三）（Augustus Henry FitzRoy, 3rd Duke of Grafton, 1735—1811）于1768—1770年间任首相，是他在任期里逮捕了威尔克斯。

〔21〕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出生于爱尔兰，著有不少政论和文学、文艺理论文章，对政治很投入，持辉格立场。他做过爱尔兰总领汉密尔顿以及辉格首相罗金厄姆的秘书，为争取下议院的自由、为反对英国对美洲殖民地课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2〕　这里指北部的苏格兰和南边的英格兰。

〔23〕　即苏格兰人。

第六章
叛乱和改革

新政权统治的初期由于政治上出现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已是很引人注目。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英国人在海外的角色，特别是对七年战争后必然形成的帝国有了新认识。

西方和东方

实现对北美洲的有效霸权是极具诱惑力的。帝国的公务员和大臣们在18世纪60年代初曾沉浸在一阵短暂的海阔天空的设想与规划中，他们为大洋彼岸的殖民地设计了一个崭新而美好的未来。魁北克盛产鱼虾和皮毛，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丰饶之地。由于增添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新拓居地，北美殖民地将成为一个忠实于英国产品的巨大而广阔的市场，一个基本原材料的持续来源地，甚至成为国库收入的一个新来源（这个前景对于一个债务累累的宗主国来说十分诱人）。西印度群岛被牢牢置于一个受到更有效监控的商业体系中，它会让当时日益繁荣的奴隶贸易利润最大化，保证热带产品源源不断的供应，并成为商业入侵西班牙帝国的重要基础。

图10　小皮特：赞许和反对。表达好感的肖像画（上图）的作者是庚斯博罗，表达反感的漫画（下图）由吉尔雷创作。将第二幅画与图2的漫画比较可以看出，政治漫画自沃波尔时代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在东方，出现了更加壮观更加激动人心的前景。自克莱武于1757年在普拉西取得胜利后，不列颠成为次大陆上头号欧洲强国。严格说来，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没有殖民地。但事实上，从此时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无可避免地参与到了实际的拓殖活动中。在这方面，1765年与普拉西之战一样，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它是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必然结果，克莱武在这一年正式代表该公司接受孟加拉的迪瓦尼（即土地税），由此开始对该地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而不再只是进行商业活动。

这些事件改变了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新领地充满异国情调，而且让人们见识了一种先前不被欣赏的文化，这些特点让新帝国的影响显得格外有力。弗朗西斯·海曼〔1〕的巨幅肖像画较早地表现了这种影响，画中描绘了克莱武接受当地王公臣服的场面，这幅画于1765年被立在莱内拉这个当时上流社会出入的娱乐之地。亚洲奇珍异品的进口量剧增，人们第一次因了解而开始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某种真正的兴趣。

图11　父与子。乔治三世与儿子之间的反差比其他汉诺威王朝的父子要更明显。国王与他的妻子（上图）为吉尔雷提供了一种稳重朴素的家庭生活的样板；在这幅画中，他们正在前往他们所喜爱的温莎，他们的举止更像是从市场归来的一个农夫和他的老婆。而乔治亲王（下图）却相反，不仅行为放荡，政治上更是企图颠覆破坏；画中描绘的是1785年他与菲茨赫伯特夫人婚后的早晨，这次未经准许的婚姻没能被隐瞒住。

从其他方面来看，在东方取得新领地的过程可没那么文明高雅和浪漫动人。在1768年大选中，新闻突出报道的是一些选区中出现了一批从东印度公司退职回来的人，他们利用据说是以不正当手段敛取的财富来买通进入议会之路。“在印度发财的人”回来了。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违法和罪恶行为总是被夸大。其实，他们大体上与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土耳其商人”、“财界人物”以及让缺乏“多样化”生财之道的老式家族憎恨的其他拥有非常规收益的人没有差别。但是，他们的出现必然引起强烈的好奇并最终引起广泛的关注。

克莱武本人就是贪婪的“印度发财归来者”的化身。他在东印度公司供职期间不择手段地大肆敛取个人财富，极典型地代表了整整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把帝国作为迅速牟取财富，哪怕是罪恶财富的手段。诱惑似乎不只限于印度。在得到孟加拉的迪瓦尼后出现了疯狂投机买卖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情形，导致该公司不断发生财务危机，而且政府对其活动的关注也在不断加强，这一切都使东印度政治的复杂性和腐败频现的特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美洲战争

美洲方面没有出现发财归来的人这类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维持和扩张造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比在东方扩张的后果更大，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更广泛。英国的大臣们非常清楚他们大洋彼岸那些臣民的价值，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伦敦的干预问题上，这十三个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态度。而且，他们也没弄明白那群大约只有250万人的遥远、富足、机智的移民有多大的能力来阻挡和抵制帝国的力量。结果导致在十年内英美关系危机不断，首先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令美洲殖民地人民发出“无代表，不纳税”〔2〕的抗议，并逐步升级，最终在1775年爆发叛乱和战争。

从英国的立场出发，即使在两个世纪后，也很难确定问题归根结底出在哪里。到1775年，战后大臣们的多数目标都已被明确或暗暗地放弃。1775年时，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会认为美洲将成为罗金厄姆侯爵所说的“岁入宝矿”。以武力镇压殖民地的代价注定会很昂贵，而且镇压的最终结果也同样难以预料。欧洲的敌人明摆着会把独立战争视为一个重新寻求均势的机会，借此摆脱七年战争给他们造成的不利处境。此外，还有些人不同意把整个美洲战争看作是商业法则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而且碰巧与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历史作出悲观评价的史书〔3〕第一卷同时出版），系统地推翻了帝国发展背后倚赖的经济理论。

然而，除少数人，即大都市的激进政治家和一些不信奉国教者以外，大多数英国人强烈支持对美洲的战争。其中心原则，即维护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个倡导该原则的伟大时代。威廉·布莱克斯通〔4〕于1765年发表著名的《英国法律评论》，毫不含糊、清楚明白地宣布了“君临议会”的无限法律权力；与美洲的冲突可能是其最清晰的表现。此外，事后看来似乎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论点在第一次被提出时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他们唯一认可的是那个陈旧的重商主义帝国概念。对他们来说，拒绝完全接受议会最高权威的殖民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十分危险。即使是许多更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也没能驳斥失控的帝国比根本没有帝国更糟这个信念。

这里，如果要说有的话，可以说是有年代与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定居美洲的人内心里维护的是17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抵制印花税与约翰·汉普登〔5〕反对造船税的情形是一样的，一种凌驾于各州议会和地方权利之上的最高权威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人却在利用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无上权威，来维护18世纪最珍视的信条之一，即一个商业体制中宗主国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于是只有凭武力来决定胜负了。

最终较量的结果是新的合众国获胜。在此过程中，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远比1665—1667年第二次荷兰战争以来的任何局面都糟糕。这场战争由殖民地叛乱演变成一场反抗波旁君主政体的全面战争，且最终引起了与荷兰的战争并与其他列强形成一种“武装中立”的状态。1782—1783年的和平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尽管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但1782年，海军上将罗德尼〔6〕在桑特群岛取得辉煌胜利，保住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尤其是避免了乔治三世陷入难堪局面，他因此而不必放弃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世纪前赢得的牙买加这个宝岛。在地中海，西班牙企图重新征服直布罗陀，但被击退。在印度，沃伦·黑斯廷斯〔7〕勇猛地捍卫克莱武取得的领地，击退了法国的报复和当地王侯的叛乱。

在家门口，英国甚至得更拼命地来维持对爱尔兰的控制。北美独立战争一方面给爱尔兰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决心摆脱英国控制的爱尔兰爱国者获得了宝贵的时机。1780年，诺思实际上使爱尔兰商人在帝国经济中享有了同等的权利。1782年罗金厄姆正式承认爱尔兰的立法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能使爱尔兰留在帝国内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胜利。当时的人认为美国独立好似一粒难以下咽的药片，但除了十三个殖民地以外，帝国的大部分仍完好无恙，而且至少避免了战争最黑暗时期他们所惧怕的那种彻底的耻辱结局。

会社运动

美洲战争给国内带来的影响比其海外后果几乎更重大。一场世界战争给一个新兴工业社会带来了众多经济问题同时也对贸易造成了巨大的限制。在随后出现的经济衰退中，股票市场和土地价值跌到了多年未见的令人担忧的低水平。空前的高税收和迅速增加的国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人们对政府、议会以及总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根本质疑。在接踵而至的混乱局面中，比较保守的势力，尤其是乡绅，随着1779—1780年会社运动的展开也卷入了一场似乎是针对宪制的公开抨击活动中。各会社在郡县、首都以及外省城市都获得了广泛支持，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超过了威尔克斯运动之外的一切狂热的激进分子。约克郡的牧师及乡绅克里斯托弗·维威尔〔8〕几乎成为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领袖，但他本人不算是那种激进分子。不过，他要求消除有名无实的选区，要求扩大公民权以及要求推行不记名投票等，这些在当时都颇具前瞻性。此外，会社运动传递出了某种信息，或者说是由大都市的煽动者嘴里传达出了某种暗示，如约翰·杰布〔9〕和卡特赖特少校〔10〕在言谈中都明确表示，如果议会抵制改革，就应被郡代表们替代。

当时对这种新现象充满极度恐惧。事后看来，会社运动的气势和广度确实惊人。不少人认为它几乎促成了英国的改革，使得其可能性比随后50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大。当该运动1780年达到顶峰时，在全国范围内就改革问题达成了程度不凡的共识。这时候，甚至下议院也不顾政府内外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国王的影响力有所增大，并在不断增强，应当予以削弱”。这成为了随后近五年之久的激烈政治争论和持续思想冲突开始的信号。

图12　文明教化的使命。尽管联合王国这种形式是成功的，苏格兰人在英格兰仍然遭遇不少敌意。这幅画最初发表于1745年詹姆士叛乱时，后来又多次被复制，它描绘的是一个苏格兰人不熟悉伦敦的公共厕所。

那么，为什么会社运动没能完成其任务？当1782年诺思让位而由辉格党短暂执政时，伯克及其同僚设法对议会进行了几项改革，撤掉了一些名声不好的挂名职位，并规定要更加仔细地审查国王的经费。但事实上，议会改革困难重重。即使当小皮特于1783年获得最高执政权以及议会中的财政部官员经首相批准正式提出了改革建议时，它并没有获得议会中多数人的支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会社运动兴起的环境有关。当时进行彻底改革的热情有限，而且主要局限于善于发表意见的人和城市居民中。有时声响虽超乎寻常的大，但真正得到的支持，即使在城市资产阶级中也很有限。18世纪的议会，不论其在选举方面有多少缺陷，对小资产者和中产阶级的要求还是非常敏感的。许多法律都以他们的商业和产业利益为目标。还有更多的法律赋予了他们在各自地区的诸多权力，使他们能够控制各种法定机构，从收税路和运河托拉斯到改良委员会和执行济贫法的团体。对于那些受益人来说，进行议会改革的理由看上去很不充分。

会社运动源于一场全国危机，在此期间，对现有政治的任何系统批评都会引起关注。改革者针对朝廷体制的浪费和低效发出的大声抗议似乎特别合情合理。30年后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又出现了相同的现象，由于与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开支巨大，引起经济危机，激起了类似的抗议。但是这些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对改革的兴趣也大多随着这些状况的结束而消失。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日益感到商业在复苏，财政状况在恢复，这都是小皮特的政策发挥了效力。繁荣比任何争论都更有效地消除了激发改革的因素。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普遍对极端分子的举措越来越感到担忧。改革运动的狂热分子似乎不只是指责朝廷的腐败政治，而且还质疑背后支撑它的宪法框架，甚至抨击有产阶级本身。在早期改革运动的论著中已经可以看见后来“人权派”的影子。按照后来的标准，像理查德·普赖斯〔11〕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2〕这样的人其实都算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他们所挑战的是他们那个时代一些最顽固的看法和很习以为常的思想，因此要攻破他们与边远地区贵族和外省商人的脆弱联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图13　文明教化的使命。对南太平洋的探索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给予了人们更多机会去释放他们那略带好色色彩的对高贵野蛮人的狂热崇拜，如G.济慈的《帛琉群岛记述》（1788）中的这些插图所描绘的一样。Lee Boo（上图）被当作一个奇特罕见人物在英格兰展出，而且被当作一个活的教育实验品；这一实验尚未持续6个月，Lee Boo便死于天花。Ludee（下图）留在她那天堂般的岛屿上，但作为土著美人的典范，她也同样很有启发意义。

暴乱和反响

在这种情况下，戈登暴乱尤其具有破坏性。改革者与戈登领导的暴乱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些暴乱者在1780年春将伦敦置于自己摆布之下近一周，并大肆进行谋杀和破坏。他们的行为乃是赤裸裸的宗教偏见，旨在取消1778年在政府和对立派双方支持下通过的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宽大措施。与1753—1754年《犹太法案》的情况一样，立法机构显然很容易与民众的情感脱节。反天主教的领袖乔治·戈登称自己的运动为新教会社运动，受到惊吓的有产者很容易将暴乱者与更体面的会社会员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随后数年中在英国出现的有名的保守主义浪潮或许可以上溯至这个时期。

18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从超议会层面上说是动荡的，而且，这些年还与60年代一样，政治局面极其不稳定。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因素。1782年以前，议会中的改革者松散地聚集在两个主要辉格党集团周围，即罗金厄姆侯爵一派和谢尔本伯爵〔13〕一派。这两个得到认可的派别分别代表辉格党主张的不同传统，罗金厄姆一派的传统可以追溯至纽卡斯尔和老辉格党家族，而谢尔本一派的传统则可以上溯至老皮特。每一派中最有前途的人才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4〕是罗金厄姆派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也是这一派中最得人心的。他是老皮特的一个对手亨利·福克斯的儿子，在新的统治时期曾是比特伯爵短暂利用的工具。在谢尔本派中有小皮特——用伯克的话说，他不只是“酷似父亲的儿子”，而简直就是“他父亲的再现”。这两人都是真正的改革者，似乎都能给一个已经倦怠但仍然乐观的时代提供一条全新之道，并且都使人们看到了迎来新领导人的希望，一改此前由那些曾在美洲战争中决策失当而名誉扫地的人所维持的政治现状。

不幸的是，他们两人成了对手而不是同盟，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诺思首相1782年辞职后的复杂、严峻政治环境中，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的敌意事关重大。福克斯主动采取行动，企图全面控制内阁，而国王对由这样一个令他讨厌的人独揽大权感到厌恶。在1782年夏罗金厄姆死后发生的斗争中，福克斯采取的手段是与他的旧敌诺思结成肮脏的联盟。这个联盟令人极其恼火并遭到普遍蔑视，但在福克斯看来，通过它能够控制下议院，并由此控制政府，这似乎太重要了，足以让他忽略言行需要前后一致这一点。

但是，福克斯的逻辑还是存有缺陷。他的内阁，即臭名昭著的福克斯－诺思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国王本人对此强烈反对，并有步骤地筹划将其摧毁。皮特也强烈反对，他不想依附福克斯，而且由衷厌恶诺思。当福克斯热切地提议彻底重组东印度公司时，他实际上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皮特和国王可以提请国民公断解散议会。乔治三世授意上议院否决《印度草案》，之后皮特受命执政，1784年春季宣布举行大选。

结果可想而知。福克斯全面受挫，不只是在财政部可以施加影响的范围内，而且在公众舆论相当重要、民众明显厌恶他的更广泛和更开放的选区范围内。事态平息之后，皮特稳稳坐上首相之位，辉格党被彻底挫败。最重要的是，人们期望福克斯与皮特能够结成联盟反对乔治三世和诺思，实现众盼的改革，但这种期望被葬送了，似乎被福克斯这个“人民宠儿”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行为所扼杀了。

经济和行政改革

也许改革无论如何都行不通。皮特曾按照他年轻时的意向，提出过一项改革动议，但他知道没有国王的支持那是不会成功的，作为首相的皮特对激进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兴趣。他证明了自己是个改革者，但改革不能触及影响教会和国家体制的问题。“经济改革者们”就减少朝廷腐败和浪费现象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将在皮特执政时期得到落实。而且，在他指导下，英国极其踌躇不决地向自由贸易迈出了第一步，其中突出的事件便是1787年与法国签署了商业条约。

棘手的帝国问题也得到了谨慎而富有创见的处理。爱尔兰人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要不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兰开夏郡的生产商反对，皮特会给予爱尔兰与母亲国同等的商业机会，以确保他们的忠诚。由于他没能这样做，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关系便陷入一种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状态。《东印度公司法案》最终使政府在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上，至少在不专门涉及贸易的事务上有了决定权，从而使得印度这个英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得以解决。美洲战争后，反对独立的亲英殖民者流入加拿大，此间魁北克面临着难以处理的“种族”问题，在这种形势下，1791年英国给加拿大立了一项法案，〔15〕尽管不易维持，但仍持续到了1867年。

皮特的至高地位在许多方面显得非常传统。从根本上他受惠于朝廷并得到国王的支持。他于1784年获得的胜利，就像丹比或森德兰们所斩获的，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国王的胜利。皮特的对立派似乎也很传统。福克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王位继承人，即未来的乔治四世，而这个未来的国王在政治、财政和性关系方面哗众取宠的行为与他之前任何王位继承人的行为一样令国王感到失望之极。

但是，在其他方面，皮特和他的活动体现了那几年的改变。当时正值大量观念发生变化之时，他所进行的行政和经济改革很容易被当作当时的政治保守主义。尽管已可看到功利主义这一启蒙运动思想最兴盛的产物，杰里米·边沁〔16〕和哲学激进主义者此时尚未在实用政治方面取得巨大突破，不过他们所带来的或采用的风格已经随处可见，正如福音主义的宗教影响一样。

新情感

这个时期真正具有影响的改革恰恰是那些道德、仁爱和实用主义方面符合福音派观念的“改善和进步”。约翰·霍华德〔17〕于18世纪70和80年代中进行了著名的监狱改革运动。用伯克的话说，霍华德的“发现之旅”或“慈善环航”有力地促进了他所察看和描述过的慈善机构的改造工作。在这个积极进取的时代还涌现出许多主日学校，并且各处都在踊跃地成立由神职人员监督的互济会。下层阶级的传统娱乐活动，特别是诸如斗鸡和纵狗咬牛等残忍虐待动物的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指责和监督。

对帝国责任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伯克反对英属印度的救星沃伦·黑斯廷斯的运动旷日持久。尽管黑斯廷斯对某些指控显然负有罪责，但对他的弹劾仍然失败了。〔18〕不论有无获罪，黑斯廷斯都可以被视为公众道德标准变化的牺牲品。克莱武那类人原先还可能得到宽恕，而现在却不再被容忍。殖民地人民的待遇在宗主国不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从北美印第安人到库克船长的南海岛民，对这些“未开化”民族的兴趣，就像伯克为那些更文明更进步但同样被征服的亚洲人感到的愤慨那样，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帝国受害者的境况怀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情感。

这种新情感首先发难的目标当然是最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虽然格兰维尔·夏普〔19〕在18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以及威廉·威尔伯福斯〔20〕在80年代领导的运动要等到多年后才能最终取得成功，但在此期间一直不断有胜利。1772年的詹姆斯·萨莫塞特〔21〕案中，一名被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带到伦敦的黑奴获得了自由，理由是英国没有法律授权准许“奴役这种高度支配的行为”。这一判决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其法律意义，但它所引起的关注却体现了18世纪末期思想的精髓，即强调人人平等、宗教救赎和政治保守主义。威尔伯福斯及其同伴是教会和国家当权派的坚定捍卫者，对激进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出新工业时代英国的商业阶级那种严肃认真的福音派热情。不论这种政治体制被认为多么不具代表性，但威尔伯福斯的朋友皮特正是这些阶级的最好代表。而且，也正是他们对财产权益出于本能的坚决维护，加上积极的商业进取心和极其严肃认真的道德观念在后来把美洲战争后的英国带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

注释

〔1〕　弗朗西斯·海曼（Francis Hayman, 1708—1776），英国著名画家，以肖像画、公共场所装饰画等作品知名。他在作品中引入了法国的洛可可风格。

〔2〕　《印花税法》：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把英国的印花税征收扩大到北美殖民地，要求所有出版物和法律文件都必须盖印。这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极大的不满和各种抵制行动，最后他们召开了专门的《印花税法》代表大会，发表了文献声明，指出既然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没有代表，那么这个议会的一切决议和法令对他们就是无效的。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撤销了这个法令。

〔3〕　《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历史巨作，共6卷。

〔4〕　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爵士，法学家。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著作，对英国法律进行评介。

〔5〕　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 1594—1643），17世纪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领袖之一。1636年他拒付查理强征的造船税而被捕。这件事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导火索。

〔6〕　乔治·罗德尼（George Rodney, 1719—1792），男爵，海军上将，主要在西印度群岛一带的海上与西班牙和法国作战。在桑特群岛（the Saints）他击败了法国的格拉塞上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7〕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 1732—1818），英国驻英属印度的第一任总领事（governor general）。他在印度实施了强硬的司法和金融改革，并镇压匪盗活动。1784年他辞职返回英国，1787年被国内民主自由派人士指控，埃德蒙·伯克是最激烈的指控者之一。他的案子拖了很久，最后被宣判无罪。在本章后面的“新情感”一节里提到了对他的审判。

〔8〕　克里斯托弗·维威尔（Christopher Wyvill, 1740—1822），约克郡牧师。他于1779年发起成立了约克郡会社，并召集会议向政府提出抗议，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郡县的会社运动。

〔9〕　约翰·杰布（John Jebb, 1736—1786）的身份很多。他曾是剑桥的教师、学者，后又进入教会，成为非国教牧师。他还是作家和社会改革者，观点十分激进。

〔10〕　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 1740—1824）曾在海军中任职，是个改革者，主张给所有男性以选举权，倡议废除奴隶制，要求进行议会和军队改革。

〔11〕　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非国教牧师，富兰克林的好友，支持北美独立和法国革命。

〔12〕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长老会教派牧师，后转为一神教派成员。他在政治上很激进，曾在演讲中比喻性地表示应该把旧的政体炸毁，并公开支持法国革命。后移民美国。

〔13〕　威廉·谢尔本（William Shelburne, 1737—1805），伯爵，曾任国务卿。他于1782年任首相，美国在他任期内获得独立。1783年他被托利和辉格连手整下台。

〔14〕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政客，特别擅长演讲。他在诺思手下得到重用，推进议会改革多年。1774年他被辞退，转而反对诺思，四处讲演攻击诺思的对美政策。谢尔本上台后他又与诺思联合，以保证击败谢尔本。

〔15〕　即1791年的《加拿大法》，把加拿大分为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前者是英国人的定居地，后者是法国人的居住点。

〔16〕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系统地阐述了功利的政治和伦理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世界观。

〔17〕　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 1726—1790），英国监狱改革的推动者。他在改善监狱的卫生状况和人道主义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影响。

〔18〕　伯克曾就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发表过一系列讲演和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涉及黑斯廷斯案件的文章。他对东印度公司盘剥印度人民提出了异议，呼吁公正执法。

〔19〕　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改革家和学者，主张废除奴隶制度。

〔20〕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下议院议员，人道主义者。他是皮特的支持者，后受福音教派影响，在议会中领导反对贩卖奴隶运动达20年。

〔21〕　詹姆斯·萨莫塞特（James Sommersett）是1771年从美洲弗吉尼亚被带到英国的奴隶，从主人那里逃走后被抓回来并押上开往牙买加的船。这个案子上了法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判定他的主人无权强迫一个奴隶去外国。萨莫塞特因此获得自由。这个名字在网上拼写为Somerset。

第七章
结束语

1688年革命过去一个世纪后，有人想纪念其一百周年，当然对于某些相关者来说，“纪念”一词不完全准确。18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运动的失败使其拥护者陷入一种理想破灭的精神状态。不信奉国教者再次试图取消《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但在议会中受到重挫。1788年乔治三世出现明显精神错乱，辉格党想乘机在其子摄政王统治下组建新政府。但是，国王于1789年康复，使皮特的内阁得到保全，让全国上下感到宽慰，令该政权的反对派十分气馁。有些人认为乔治三世和皮特1784年的胜利使宪制时钟倒退回了查理二世时代，因此他们觉得没什么理由为革命一百周年感到高兴，倒是有很多理由为其遭背叛感到悲哀。

维护该政权的人更愿意赞扬其近期的成就，而不愿去搜寻17世纪的先例。18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速度令那些将丧失十三个殖民地视为英国繁荣之丧钟的人感到困惑。自1783年起，联合王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外交声望和影响都显著恢复。1788和1789年法国事态的惊人发展表明，这个英国长期以来的敌人和对手，即使不消亡，至少也会伤筋动骨，元气大伤。一个控制世界贸易和版图的帝国重新焕发了活力。

许多外国观察者和访问者都对英国印象深刻，认为它是18世纪国家中的奇迹。对权力与财富的传统分析无法解释其成功。当时国际上的多数成功都与统治者的性格或政府体制的特点有关。英国的几代乔治几乎无法与路易十四或腓特烈二世〔1〕相比。英国靠其国债，及其显然无穷尽的自我借贷能力证明了其作为一部战争机器的威力。但它缺乏欧洲大陆军事国家所拥有的大部分军力，并且曾在此前那个世纪与自己的臣民发生龃龉时在较量中失利。从任何外部标准来看，其新闻都非常自由。总体说，人身自由方面英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宗教自由和宽容具有比其他多数社会更久远和更稳固的基础。国家的慈善机构得到了，如果不能说是普遍的，至少也是广泛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表明，英国不是一个高度军事化、君主专制或官僚国家，而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私有制政体，虽然有些自负。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几乎感觉不到这场革命预示着什么。外国人以及不列颠人很容易把大不列颠群岛视为一个新式而现代之地，集经济增长、政治成熟及帝国力量于一身，其规模非其他国家能比。与一个世纪前的路易十四相比，路易十六遭到的羞辱只会更加突出英国取得的明显进步，巴士底的废墟鲜明地衬托出温莎的辉煌。1689年时不安全感是英国国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1789年时则几乎没有了这种迹象。

注释

〔1〕　即腓特烈大帝。

年表

1688年 | 詹姆士二世之子降生；奥兰治的威廉入驻；詹姆士二世逃亡，（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和玛丽即位
1689年 | 《权利法案》解决了王位继承问题并宣布各种不满为不合法行为；《宽容法》〔1〕给予非国教信仰者中信仰三位一体的新教徒一些权利
1690年 | 博因河战役：威廉三世击败爱尔兰和法国军队
1694年 | 英格兰银行成立；玛丽女王去世；《三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最长期限为三年
1695年 | 《许可证法案》失效
1697年 | 奥格斯堡同盟军与法国之间达成《里斯维克和平条约》；《王室费法案》提议划拨资金维持王室生活
1701年 |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开始；《王位继承法》决定由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的后代继承王位
1702年 | 威廉三世去世；安妮继承王位
1704年 | 布伦海姆战役：英国、荷兰、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击败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直布罗陀
1707年 | 英格兰和苏格兰成立联合王国
1710年 | 弹劾萨谢弗雷尔；罗伯特·哈利内阁
1713年 | 缔结《乌得勒支和约》，就此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1714年 | 安妮去世；乔治一世即位
1715年 | 企图推翻汉诺威王朝继承王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失败
1716年 | 《七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最长期限为七年
1717年 | 辉格党分裂；停止召集议会会议
1720年 | 南海泡沫事件：许多投资者在对南海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后破产
1721年 | 罗伯特·沃波尔内阁
1722年 | 阿特伯里（Atterbury）阴谋，知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阴谋
1726年 |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出版
1727年 | 乔治一世去世；乔治二世即位
1729年 | 亚历山大·蒲柏的《群愚史诗》出版
1730年 | 沃波尔／汤森分裂
1733年 | 消费税危机：沃波尔不得不放弃他改革关税和消费税的计划
1737年 | 卡罗琳王后去世
1738年 | 约翰·卫斯理经历了“信仰皈依”〔2〕
1739年 | 与西班牙之间爆发“詹金斯的耳朵”战争〔3〕
1740年 |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41年 | 塞缪尔·理查逊的《帕美勒》出版
1742年 | 沃波尔倒台
1743年 | 亨利·佩勒姆内阁
1745年 | 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
1746年 | 卡伦顿战役：坎伯兰公爵打垮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队
1748年 | 《亚琛（Aix-la-Chapelle）和约》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52年 | 采用公历
1753年 | 《犹太人归化入籍法案》
1754年 | 纽卡斯尔内阁
1756年 | 七年战争：英国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联手对抗法国、奥地利和俄国
1757年 | 威廉·皮特和纽卡斯尔内阁；普拉西战役获胜
1759年 | 从法国手中夺取魁北克
1760年 | 乔治二世去世；乔治三世即位
1761年 | 劳伦斯·斯特恩的《商第传》出版
1762年 | 比特内阁
1763年 | 《巴黎和约》结束七年战争；乔治·格伦维尔内阁；约翰·威尔克斯和“通用拘票”
1765年 | 罗金厄姆内阁；美洲印花税风波
1766年 | 查塔姆内阁
1768年 | 格拉夫顿内阁；米德尔塞克斯选举危机
1769年 | 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获得专利
1770年 | 诺思伯爵的内阁；埃德蒙·伯克的《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出版；福克兰群岛危机
1773年 | 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 | 通过《强制法案》以反击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6年 | 《美国独立宣言》；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779年 | 克里斯托弗·维威尔的会社运动
1780年 | 戈登暴乱反对《天主教徒解救法案》
1781年 | 美国在约克镇战役中获胜
1782年 | 第二届罗金厄姆内阁
1783年 | 谢尔本内阁；《凡尔赛和约》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福克斯－诺思联盟；小皮特内阁
1784年 | 《东印度公司法案》
1785年 | 皮特关于议会改革的动议受挫
1786年 | 与法国签署《伊甸条约》
1788年 | 摄政危机
1789年 | 法国大革命

注释

〔1〕　《宽容法》也有人翻译为《信仰自由法案》，它给予除天主教和一神教之外的所有不信仰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2〕　这一年的5月24日在伦敦的一个小型宗教集会上当卫斯理聆听牧师诵读路德为《罗马书》写的序言时，他忽然经历了虔诚信仰耶稣所带来的被拯救的感觉。

〔3〕　“詹金斯的耳朵”是战争爆发的借口，或称导火索。

历任首相名录1721—1789年

罗伯特·沃波尔 | 1721年4月
威尔明顿伯爵 | 1741年2月
亨利·佩勒姆 | 1743年8月
纽卡斯尔公爵 | 1754年3月
德文郡公爵 | 1756年11月
纽卡斯尔公爵 | 1757年7月
比特伯爵 | 1762年5月
乔治·格伦维尔 | 1763年4月
罗金厄姆侯爵 | 1765年7月
查塔姆伯爵 | 1766年7月
格拉夫顿公爵 | 1768年10月
诺思伯爵 | 1770年1月
罗金厄姆侯爵 | 1782年3月
谢尔本伯爵 | 1782年7月
波特兰公爵 | 1783年4月
威廉·皮特 | 1783年12月

译后记

由于这本历史是特别短小型的，因此它重在表述作者的观点，并试图纠正人们通常对这段历史的看法，而不在于介绍史实。结果是对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一带而过，或跳过许多细节，或前后重复提及。这样就可能造成对18世纪历史不够熟悉的读者阅读时的困难。为此，译者加了一些注释。另外，原作者常使用短小的、类似标题或结论的句子，没有较缜密的上下文联系，而且常常缺少中文句式习惯的主语。为此，译者在遵从原文的大原则下有时添加了主语（如英国）、连接词、转意词等。比如第六章的“美洲战争”一节的第一句话“美洲没有从印度发财回来的人”（America had no nabobs...）本身意思很不清楚，不能死翻。它实际是承接着上面一节谈东印度公司带给英国的问题后的转折语句。所以我们就翻译成“美洲方面没有出现发财归来的人这类问题”，但这类灵活翻译的例子是很少数的。

考虑到这是译著，所以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我们没有用括号在人名后面给出英文，而是大多都用作注的办法给出了英文全名、生卒年代和简单的事迹介绍，为的是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去查找。但是在插图中出现的人名，除了凡·戴克外，就不作注了。

关于人名和地名译法，我们尽量做到有根据，如来自英汉词典、网上资料，或其他文学和历史著作。有个别的译名处理带有较浓的译者个人喜好色彩，比如英国国王James，我们一律译成“詹姆士”，而其他的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都译成“詹姆斯”，就好像Charles I和Charles II大家都接受“查理”的译法，而指普通人的话就译成“查尔斯”了。

最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咨询过钱佼汝和韩加明两位教授，特此向他们致谢。

2008年春于北京

译者简介

刘意青：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国十八世纪文学、英美和加拿大小说，还有圣经的文学阐释。专著和编著有《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与罗经国联合主编）、《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翻译过英美诗歌、英国和加拿大短篇小说、诺贝尔获奖小说节选、美国文化方面的著作等等。还在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康勤：专职翻译工作者，持有文学硕士和联合国T2翻译级别资格。通晓法语和英语，除了在联合国担任了数年笔译工作，进行英汉和汉英双向翻译之外，还翻译过英美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法译中方面，参加翻译过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以及若干现当代作家如杜拉斯等的作品。

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没有波澜壮阔的变革景象，但18世纪这百年间英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政治制度与体制方面，还是在文化思维意识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岛国一步步迈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是无意间开启了神秘的崛起之门？是偶然发现了现代之路？还是其中蕴含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