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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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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06-6873

Ancient Warfar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Harry Sidebottom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战争简史／（英）西德博特姆（Sidebottom, H.）著；晏绍祥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3-3

Ⅰ．①古…　Ⅱ．①西…　②晏…　Ⅲ．①战争史－西方国家－古代　Ⅳ．①E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5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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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哈里·西德博特姆博士，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代史讲师，沃里克大学古典学及古代史兼职讲师。曾在《古典学季刊》、《罗马研究杂志》及《罗马世界的战争与社会》等学术期刊及论著中发表论文多篇。

译者简介

晏绍祥，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荷马社会研究》、《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等著作和《希腊帝国主义》、《罗马的遗产》等译作，并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插图目录

图1　希腊双耳酒罐装饰画细部

图2　布里奇内斯石板画

图3　涅瑞伊得墓碑，表现围城场面

图4　波托纳西奥石棺上雕刻的战斗场面

图5　雅典单耳（葡萄酒）罐

图6　科林斯的戚吉陶瓶及其细部

图7　罗马统治下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产生模型

图8　勒特韦克关于罗马帝国的两个模型

图9　重装步兵的正面和侧面

图10　重建的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

图11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XVIII a-b

图12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LIII

图13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VI

图14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X

图15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CIV

图16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I

图17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VI

图18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基座的东面

地图目录

1　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的重要地点

2　公元前270年左右的主要强国

3　公元117年前后的罗马帝国

4　实现和未实现的伟大征服计划

5　约公元640年以前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区

前言

本书讨论的是公元前750年至公元650年间的战争，重点关注古希腊和古罗马，尽管也会顺带论及它们的某些敌人，例如波斯人、迦太基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阿拉伯人等等。除专业背景因素外，作者选取这个重点还有其他理由。

战争是古典文化〔1〕的核心，但与通常的观念相反，古代希腊和罗马并不总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征战时，也不总是寻求公开决战。总的来说在战争领域，希腊人和罗马人长期以来是成功的，他们的思想中也总是有战争的存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产生了完善的、专门论述战争的思想，其中许多在当今仍有重要意义。从战争中产生的观念在许多其他领域中用来构建思维。战争还被作为区分此文化与彼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古典文化中，战争在男子汉气概的建构以及男女差异的思想中均处于核心地位。源自战争的观点也被个人用来理解和建构其品格。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你读到的、听到的或看到的一切，都有可能让人想起战争。

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以一种既不同于更早的民族，也不同于当时的其他民族的方式进行战争。这使他们的战争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些现代学者重拾古典文化关于其战争独特性的观念，并将其与古典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构建了“西方式战争”的概念。他们宣称，从古代希腊到现代，战争实践一直具有连续性。对这一观念的探索和重新评价，将是本书的核心。

那些在“西方式战争”中看出连续性的学者，倾向于这样界定它：这是一种对公开的决战的渴望，其意图在于歼灭敌人。在理想状态下，它是通过重装步兵面对面的交战展开。战斗通过勇气赢得，勇气部分来自训练和纪律。人们常常把这一点和拥有政治自由和土地的战士联系起来，即所谓的“公民－尚武精神”。这种“西方式战争”观念被认为是由希腊人创造、由罗马人继承、在欧洲的中世纪得以幸存，然后在文艺复兴时代再度繁荣，而后直接进入现代西方。

本书对西方式战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与其说西方战争是一种客观实在，一种战争实践的延续，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自希腊人创造这个概念以来，它就经常被、而且仍然在被再造，且每次再造都有改变。那些服膺于该意识形态的人在与他人战斗时，方式并不一定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们自己笃信他们是在用不同方式战斗。

有些较早的文化与希腊人的战斗方式并非有很大的不同。亚述人显然也寻求公开决战，以歼灭敌人。他们的军队部分由土地所有者组成，受过训练，有严明的纪律。在我们所说的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4—前609），军队中有穿盔甲的重装步兵，仅用长矛武装以利近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为政治自由而战。如果与“西方式”自由比较，对亚述人的自由我们是不能弃之不顾的。自由观念无法普遍化，自由的意义不仅在不同文化间存在差异，就是在同一文化内部，对不同的集团也有不同的意义，而且这些意义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

古典文化在战争方式上是否像它们惯于相信的那样如此与众不同，这一点也远不是那么清楚。20世纪20年代，在丹麦阿耳斯岛上的小湿地胡加斯普林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条华美的船只和一些武器，这些东西可能是约公元前350年作为献给诸神的礼物存放在湿地中的，它们可能是在一场当地战争中战败者的部分装备，武器中有剑和护胸甲以及大量长矛、标枪和盾牌。现代的解释认为这些发现揭示，这是一支蛮族军队，创建于远离希腊和罗马的地区。他们由土地所有者组成，拥有他们的共同体所理解的政治权利，编排到了装备相似，使用突击战术决胜负的矛兵队阵中，和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军队，尤其是那时的罗马军团相像。

古代世界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其他文化在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受到西方影响的情况下，仍会发展出一套与西方式战争明显雷同的战斗方式。我们会看到，在19世纪早期的南非，祖鲁人改革了军事组织、战术和装备，创建了以步兵面对面交战为特征，目的是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公开的阵地战方法。

事实上，古典文化并不总是按照“西方式战争”模式作战。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希腊人似乎相当善于避免战斗。在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它们各自盟友之间27年艰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27〔2〕）中，只有两次，也许是三次重大的陆上决战，与西方式战争接近。同样，罗马人也不总是死守阵地战。公元16年，当皇帝提比略〔3〕将杰马尼库斯〔4〕亲王从莱茵河以东的战场上召回时，他觉得，唆使日耳曼人相互残杀对罗马人更加有利。公元前48年，当尤利乌斯·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在希腊的杜拉奇乌姆〔5〕进行时，初期是希望通过战场上的防御战，而非公开的决战来决定胜负。在公元83年的蒙斯格劳皮尤斯战役中，将军阿格里科拉在与古代苏格兰人交战时，将辅助兵置于前列，罗马公民兵置于后排。他的女婿塔西佗〔6〕记叙这一事件时宣称，战争如果在罗马人不流血的情况下取得胜利，那要荣耀得多。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现有的资料类型可能导致了我们过多强调希腊、罗马战争的独特性。虽然考古学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他们的敌人的情况，但几乎无一例外，文献资料都来自古典希腊和罗马文化。如果他们的敌人也创造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文献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保存下来的话，那我们获得的印象可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历来复杂。一方面，西方式战争的意识形态已经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解释，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元7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居民认为，他们是按公开的、“西方”的方式战斗，而他们的敌人阿拉伯人则不是这样，但在现实中，东罗马帝国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尽可能地回避阵地战。还有，当欧洲人了解到祖鲁人的战争组织时，他们以为非洲人不可能独立创造出这样的形式，肯定是抄袭了西方的模式。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会塑造现实。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可能只有很少几次陆上决战，但在冲突的前几年，这种意识却让斯巴达人开入雅典领土，期待决战。如果提比略判断出公元17年有可能在日耳曼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那他可能不会命令杰马尼库斯将罗马军队撤回莱茵河岸。对杜拉奇乌姆的围困并没有解决恺撒和庞培之间的问题，最终胜负是在法萨卢斯战场上决定的。塔西佗可能会说，罗马人不流血取得的胜利是理想的胜利，但在蒙斯格劳皮尤斯的罗马军团还是愿意而且有实力进行战斗。

我们最好还是把西方式战争解释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客观实际，虽然两者间的联系远不那么直接。换句话说，将西方式战争作为连续的实践，意味着将历史单一化。这样太容易让人们认为只有一种“西方式战争”存在，推而广之，只可能有一种“其他方式的战争”。这就抹去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一样有趣。当我们十分惊异地发现这些差异时，我们对自身的了解，也许比只是反观自己时会更多。

重读本书并作序时，我感到因篇幅有限，公元6世纪未得到必要关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7〕发动了再征服战争，并由一位伟大的古典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将战事记录下来。为以某种方式弥补这一缺憾，我在补充阅读书目中收录了一些有关该时期的现代著作。补充阅读书目相当于本书的第八章，相关部分应与正文平行阅读，因为本章将我的论证置于现代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和相关讨论中，使得读者对这一主题的兴趣能深入下去。

本书既着眼于战争如何进行，也着眼于人们如何思考战争，但对后一主题的研究要少得多。本书亦把使用具体资料进行概括总结和对现代学术某些重大问题与争议的具体例证分析结合起来，希望借此鼓励读者在其他背景下作类似的历史研究。

接下来，我要衷心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帮助过我的所有人。首先是乔治·米勒，他既是编辑，也是朋友，是他首次把这个任务委托于我，我们通过讨论明晰许多观点。然后我要感谢两位同事兼朋友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他们分别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玛利亚·斯塔马托普洛和沃威克大学的迈克尔·惠特比。此外，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的匿名审稿人。

最后，我希望以本书纪念我的父亲休·西德博特姆上尉。1939年9月3日，他志愿参战。

注释

〔1〕本书所说的古典文化，是西方学术界通用的称呼，一般指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尤其是公元前8世纪古典希腊、罗马文明诞生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之间的文化。古典世界大体也指这一时期的希腊和罗马人的世界。其地理方位则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局限于巴尔干半岛，后扩展到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希腊化时代曾达到印度河流域。罗马帝国时代主要指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统治区，其东界大体在西亚的两河流域，西北达到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北界为莱茵河和多瑙河，南为今埃及北部。西方人所说的古代世界，一般也指该时期的这个地区。——译注，下同

〔2〕此处时间有误，应为公元前431—前404年。

〔3〕罗马皇帝（14—37年在位）。

〔4〕提比略义子，罗马大将，曾指挥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后与提比略失和，据说为提比略指使手下毒死。

〔5〕亚得里亚海北岸城市，公元前48年恺撒和庞培初次在此交战，后恺撒退到色萨利，与庞培在法萨卢斯决战并击败庞培。

〔6〕公元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阿格里科拉传》等。

〔7〕拜占庭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在位期间编订罗马法，出兵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力图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疆域。

第一章
“看到我的信号就进攻”〔1〕：西方式战争？

电影《角斗士》的开篇是日耳曼森林中的一场大规模战役。一方是罗马人，排着整齐的队形，有着统一的装备，他们在众人的注视下静静地等待着，打算用他们相对先进的武器进行战斗。他们的口号是“力量和荣誉”。命令按军阶逐级发布时，他们同时发射武器，整齐地前进。战斗中他们相互帮助，英勇无畏。另一方是蛮族。他们没有队形，身着兽皮，且服装不一。有些人带着偷来的罗马盾牌，但他们缺少投石器——代表当时顶尖军事技术的装备。开始时，他们的队伍隐藏在树林中，士兵们前后乱窜，各自用武器敲打着盾牌，发出粗野的喊叫声。他们的叫喊嘈杂而混乱，难以辨别。唯一能显示地位区别的是数次给一个特别高大强壮、毛发浓密的武士的特写镜头。他们如暴民般杀入战场，每个人都狂暴地进行着战斗。

一方代表文明，另一方则代表野蛮。罗马人在影片中进行的是常说的“西方式战争”，其目标是公开的决战，最终靠勇猛获胜，而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严明的纪律。日耳曼人所进行的，有点像“偷偷摸摸的”战争。他们的意图是伏击，作战毫无纪律，仅凭蛮勇。观看这样的战斗时，我们觉得它似乎是“真实”的，因为看上去很“自然而写实”。可是，它并不“写实”。“西方式战争”以及“非西方式战争”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起源于何处？为什么会被建构出来？又为什么会延续下去？

希腊人与特洛伊人

我们可以从思考西方第一部文学作品―荷马的《伊利亚特》开始。这部希腊人的史诗的背景是约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战争的神话时代，当时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统帅下的希腊人联军围困并洗劫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这部诗篇自那时诞生后，被一代代的诗人们讲述、复述，并改编着，公元前七、八世纪最后定型，在公元前6世纪最终被书写成文。

这篇诗歌中的某些元素暗示西方式战争已经出现了：希腊人用此方式作战，特洛伊人则不是。阵亡的特洛伊人比希腊人多，他们遭受了更加可怕的伤痛折磨。某些表达痛苦的动词仅用在了特洛伊人身上。在诗歌中，特洛伊人的言语不如希腊人有气势、富有战斗精神，在长矛下哀求饶命的只是特洛伊人。诗歌两次明确提到希腊人在战斗中互相帮助，也两次讲到希腊人投入战斗时一言不发，而特洛伊人则发出羊咩般或禽鸣般的怪叫。

但是，《伊利亚特》对“西方式战争”的建构不应源出于此。特洛伊人的语言不那么激昂，但这可以用他们在国内作战来解释，他们保卫的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儿，文中的谈话对象也常常是父母和妻儿。希腊人的军营完全由战士组成，他们的长矛下是女性俘虏。特洛伊人战死得更多，是因为他们最终输掉了战斗。特洛伊人哀求饶命，遭受了更可怕的伤痛，表达痛苦的动词用到了他们身上，这些都是为强化命运的悲惨，因为所有读者都知道特洛伊即将来临的命运。在一首非常长的诗篇中，仅有三段（3.2—9；4.428—438；17.364—365〔2〕）明确叙述希腊人在战斗中相互帮助和在沉默中前进，而只有一段说的是特洛伊人在沉默中挺进（13.41）。在叙事过程中，特洛伊人以及希腊人都会帮助他们的同伴。

总体上看，这部希腊史诗叙述的是一次希腊人对非希腊人取得的神话般的胜利，其中并无排外情绪，希腊人对非希腊人也无优越感。特洛伊人，还有他们的盟友，以及希腊人，都有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双方都生活在城邦中，由国王统治，有长老会和全民大会。他们进行战争的装备相同：战车、头盔、青铜甲胄、盾牌、长矛和剑。双方都有弓箭手。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利用这些装备作战：有时远距离进行战斗，有时面对面战斗；有时个人决斗，有时是集体作战。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同样的动机。诗歌用最美好的言辞详述英雄主义信条，正是这信条激励着将士们投入“激战”中。萨耳珀冬―来自小亚细亚的利西亚的特洛伊人盟友―慷慨陈词：

我们现在理应站在利西亚人的最前列，

坚定地投身于激烈的战斗，毫不畏惧，

好让披甲的利西亚人这样评论我们：

“虽然我们的首领享用肥腴的羊肉，

啜饮上乘甜酒，但他们不无荣耀地

统治着利西亚国家：他们作战勇敢，

战斗时冲杀在利西亚人的最前列。

但现在死神的巨大力量无处不在，

谁也躲不开它，那就让我们上前吧，

为自己赢得荣誉，或把荣誉让与他人。”

（12.315—328 R. 拉铁摩尔英译）

让我们把萨耳珀冬的激昂话语与一个希腊英雄的言论作个比较。

名枪手奥德修斯仍独自站在阵前，

身边没有一个同伴，恐惧征服了他们。

他长吁一声对自己无畏的心灵这样说：

“天哪，我怎么办？在敌人面前逃跑

是奇耻大辱，单独被擒更令人惧怕……

但我的心啊为什么要忧虑这些事情？

只有可耻的胆小鬼才临阵脱逃，

勇敢的战士在任何险境都坚定不移，

无论是进攻敌人，还是被敌人攻击。”

（11.401—410 R. 拉铁摩尔英译）

在《伊利亚特》中，不存在把希腊人与他们的敌人明确区分开的“西方式战争”。

希腊人与波斯人

虽然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79）的希腊诗人的确偶尔会对异邦人发表贬抑性的评论，但那种把世界划分成高贵的希腊人和低劣的蛮族的思维方式却产生于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前479）及其战后余波中。正是伴随着这种二元对立的出现，“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诞生了。

希波战争前，绝大多数希腊人都生活在大批自治的“城邦”（polees，单数polis）中。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殖民浪潮（公元前750—前550）后，这些希腊人从家乡希腊大陆、爱琴海诸岛和现代土耳其西海岸，迁移到西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以及北非的定居地。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政治生活由数目不定的成年男性公民控制。城邦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民兵，主要由农民组成。他们作为重装步兵进行战斗：身着重铠甲，排布于密集的方阵中，如此装备是为了在近战中用长矛和利剑展开搏斗。

在赢得了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以及爱琴海中某些岛屿的统治权后，波斯帝国〔3〕在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前479年间两度入侵希腊。波斯是个年轻而喜好扩张的帝国，其军队由臣民中征召的士兵和伊朗人组成。伊朗人是部队的核心，既有步兵，也有骑兵。他们有远距离作战的能力（用弓箭和标枪），也有近战能力（用长矛和剑）。对波斯来说，第一次远征〔4〕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在马拉松战役中被雅典人和来自普拉蒂亚的一小支援兵击败。第二次远征由波斯国王亲征，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大陆上的希腊人并未全部参加反对入侵的同盟。公元前480年，一小支希腊军队在300名斯巴达人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仍在温泉关被击败。同时在阿尔特米西昂〔5〕进行的海战不分胜负。当年晚些时候，希腊人在萨拉米斯赢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次年，希腊人在普拉蒂亚战役〔6〕中彻底击败了波斯人。

希腊人的胜利肯定让人吃惊。他们人数少于对手；与波斯军队的灵活多变相比，他们的重装步兵方阵是一种简单的战术，且过去波斯人曾多次打败过其他希腊军队。

除具体战术和环境外，研究希波战争的伟大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解释普拉蒂亚战役的结果：“在勇气和力量上，他们（即波斯人）和对手一样优秀，但他们缺少装甲，未受训练，技巧上远不如对手。”在他的叙述中，波斯人在近战中表现勇敢，但后来指挥官的阵亡削弱了他们的士气。希罗多德是个道德相对论者，其历史著作的公开目标是记载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功绩。对他来说，蛮族人通常在习惯上异于希腊人，但这不表明蛮族人劣于希腊人。只有一点例外：希腊人生活在自由政治中，而蛮族在国王的统治下，政治上处于被压迫状态。

在希波战争的年代里，希罗多德的态度并不是当时的主流观念，当时希腊人正在雅典人的领导下继续着战略上的反攻。

更典型的希腊式态度早在公元前472年就已经出现，当时埃斯库罗斯〔7〕的剧本《波斯人》正在雅典上演。戏剧的场景是波斯王宫，国王和大臣们等待着，等到的是萨拉米斯失败的消息。亚洲被描述为一个富庶、肥沃、耽于享乐、本质上女性化的地方；相反，希腊则是多石、崎岖、有男子汉特征的地区。波斯人为国王而战，国王却残忍、渎神且怯懦。他们卑屈顺从：匍匐在国王面前，甚至在某个统治者的鬼魂面前都不敢讲话。他们易激动，因哀伤而不能自已。希腊人是为自由而战。在波斯，国王就是国家；在希腊，组成城邦的是人民。剧中提到了许多波斯人的名字，但没有提到希腊人的名字。这就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希腊人是一个集体，波斯人则不是。波斯人一次次地被称为弓箭手和骑兵，希腊人则被称为矛兵。这体现在下面摘引的波斯王太后（一位贵妇）和由老年男性组成的歌队之间的对话中：

王太后：他们（雅典人）有那么多的战士？

歌队〔8〕：是的，他们曾经（在马拉松）给波斯军队以可怕的打击。

王太后：他们善于射箭吗？

歌队：不，根本不。他们有坚固的盾牌，以长矛近战。

王太后：谁是他们的牧者？他们的大众服从哪个主人的命令？

歌队：主人？他们不是任何人的仆从。

王太后：没有主人？那他们如何抵抗入侵？

歌队：他们能啊！他们消灭了大流士那庞大而显赫的军队（又是在马拉松）。

（235—244页，P. 维拉科特英译，略有改动）

保存在医学作家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一部公元前5世纪佚名希腊人的作品，对亚洲人的贬抑更加明显。

亚细亚气候缺少变化，没有严寒、酷暑等极端气候，这造成了亚细亚人精神上的软弱和怯懦。

在我看来，这些事物造成了亚细亚种族的软弱，但他们的风俗也起了辅助作用，他们大多受君主统治。

（《空气、水和地方》，第16页，卡特利奇英译）

希波战争最终让“西方式战争”的观念牢固确立。希腊人为自由而战，他们寻求公开会战，战斗中会面对面交战，因勇气和训练有素而赢得胜利。奴性的波斯人在专制君主的统帅下作战。他们作为弓箭手可以避免近战，作为骑兵则可迅速逃跑，是缺乏男子气概的懦夫。

当然，这不是毫无偏见的分析，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战争期间，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波斯人寻求过公开决战，他们也曾勇敢地和希腊人对面交手。希罗多德提醒我们注意，并非所有的希腊人任何时候都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些波斯人被希腊人视为勇者。总体上看，波斯人可以被视为一种古老、睿智文化的代表。战争之后，希腊人开始使用波斯人的多种物质产品。允许其成员持相左的观点也正是文化定义的一部分。

罗马人与迦太基人

历史证明，“西方式战争”观念具有持久性，可不断调整并可广泛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传到了罗马。从一开始，罗马就在某种程度上受希腊的影响。到公元前270年，罗马人统治了意大利南部希腊人居住的城市。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人们对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习惯说法，来自布匿[poeni]一词，罗马人如此称呼迦太基人）以罗马控制西西里的众多希腊城市告终。公元前218—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统治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公元前149—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导致了迦太基的灭亡。

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社会和组织从结构上看极富攻击性。精英们渴望获得荣誉和利益，精英的支持者以及罗马控制的意大利盟友也为扩张煽风点火。这些盟友并不承担税收，只是为罗马军队提供兵员。罗马城市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军团——一种由重装步兵组成的公民民兵组织，主要由有产农民构成。他们一度被作为重装步兵武装起来，但到布匿战争时期，他们装备的是重型标枪（pila）和剑。

迦太基是北非的一个城市国家，公元前8世纪由来自近东的腓尼基人建立。到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疆域包括西西里、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和西班牙的几个地区。因为在对罗马的第一次战争后失去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领土，迦太基在第二次战争前扩张了其在西班牙的控制区。到布匿战争之时，迦太基军队虽然由迦太基人指挥，却不是由迦太基公民组成。相反，其征募的是领地臣民、同盟者和雇佣兵，迦太基人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战斗。于是，罗马人将迦太基人的作战风格描述为“东方式的”，认为他们不按照“西方式战争”方式作战。

罗马人把迦太基人描述为“东方的”、怯懦的蛮族，但好像很少提及迦太基人的东方起源。罗马人认为自己起源于来自东方的特洛伊人〔9〕，这可能让他们不宜过多诟病迦太基人的东方起源，取而代之的是用气候和地理因素进行抨击。在一个贸易港口中生活，致使迦太基人贪婪而且不诚实。对罗马人来说，背叛是迦太基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布匿人所谓的“良好的信誉”（Punica Fides）表示的正是相反的意思。此外，罗马人认为迦太基人残忍而又迷信。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会把族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作为祭品这一点上。迦太基被脂粉化了。

像神话中的女王狄多〔10〕一样，迦太基女性是危险的引诱者。脂粉化的迦太基男人们穿着宽松、不扎腰带的衣服，在性欲上毫无节制。让他人为自己作战则显示了他们的怯懦。在罗马人眼里，这些行为可以用迦太基人生活在非洲来解释。他们认为，炙热的阳光使非洲人的身体里只有很少的血液，所以，由于担心失去仅有的一点血液，他们害怕受伤，于是就成了懦夫。证明迦太基人野蛮、另类的最后一个“证据”是据说他们吃狗肉。

关于迦太基人种族上的负面形象，部分是基于现实（他们确实会把某些孩子作为祭品），部分则是出于假想（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吃狗肉）。即使有相反证据，这种负面形象依然未得到改变。迦太基军队曾寻求与罗马公开决战，在汉尼拔率领下，迦太基军队还经常打败罗马人。迦太基人是依靠他人的勇气作战，正是汉尼拔的超人智慧，使他赢得了这些人的心。

如前所述，希腊人对波斯文化是又爱又恨，但憎恨可能更多一些。可是如果也这样来界定罗马人对迦太基文化的看法，就不那么准确了。当罗马人摧毁迦太基时，他们将迦太基图书馆送给了“非洲王子”，只留了那些关于农学的实用书籍，这些书后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可能正是通过军队的传播，布匿语中的一些古怪词汇（例如小房子［mapalia］）随着罗马人对这些事物的接纳进入了拉丁语。布匿的文化和语言没有被压制，到迦太基作为罗马城市被重建时，一位用拉丁语写作的地理学家仍能自豪地提及他那布匿人的世界观。作为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2世纪初指出，如今无论你赞美罗马还是迦太基，都没有关系。可是，迦太基种族的负面形象却一直存在。第一个布匿血统的皇帝塞蒂米乌斯·塞维鲁普遍被人们视为残忍、迷信而狡猾，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罗马人与希腊人

我们将在本章讨论对“西方”和“东方”界定的最后变化。哪个民族被认为是以“西方战争方式”作战的民族，哪个民族被视为“东方的”民族，即不以西方战争方式作战的民族。当我们讨论罗马对希腊世界的征服时，这种界定的变化极具讽刺意味。

亚历山大大帝死时（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已经统治了希腊和古老的波斯帝国。他的继承人为瓜分其帝国而征战。经过一系列阴谋和战争的灾难，到公元前270年出现了三个长命且稳定的“超级大国”，它们是马其顿人统治下的诸“希腊化”王国，包括安提柯王朝（以马其顿为中心，统治着希腊），塞琉古王国（以近东为基础，控制着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和托勒密埃及（以埃及王权为中心）。公元前2世纪，罗马击败了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经过三次战争和一次起义，马其顿于公元前147年变成了罗马行省。次年，希腊被并入马其顿行省。经过一场反对安条克三世的战争（公元前192—前189），塞琉古王朝被逐出小亚细亚，成为罗马的附庸。公元前133年，罗马创立亚细亚行省，当时帕伽玛王国的末代统治者在遗嘱中将领土留给了罗马。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罗马军团全面击败了希腊化君主国以长矛武装的步兵方阵为战术基础的马其顿式军队。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征服希腊东方之际，正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之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过程。二者相互关联。如前所述，罗马从一开始就处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自公元前3世纪起他们就开始统治希腊城市。（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深入到希腊大陆，那里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家乡，对罗马人来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拥有较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11〕更高的文化声望。也正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首先是罗马的精英人物，开始从征服中获得巨额财富，对罗马的希腊化来说，财富是非常必要的。罗马精英们内部竞争激烈，希腊化为精英阶级成员提供了新的竞争手段。例如，他们相互比赛，看谁拥有更多的希腊艺术品。希腊化对罗马精英还具另一层深意，这使他们与平民区别开来，因为平民无力参与这场“游戏”。它同时还把精英们与意大利同盟中的精英分子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人也同样有财力。艺术和建筑重新兴起，文学和哲学也开始复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罗马精英分子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精英用希腊语教育孩子们，让希腊建筑师为其设计建筑物设计；并请希腊艺术家进行装饰。在家里，他们常穿希腊式服装，说希腊语。他们社交聚会的形式也模仿希腊式的宴会或酒会（symposium）。如果家里少了个温顺的希腊文化人，任何上层罗马人的家庭都好像不完整了。

罗马人日益希腊化，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赞许或欣赏先是被他们打败，后又被他们统治的希腊人。古代希腊人自称Hellene，罗马人并未采纳这个客气的说法，相反，罗马人会称希腊人为Graecus。这个称呼明显具有攻击性，更让希腊人憎恶的是被称作Graeculus，意思是“希腊小子”（同样，一个迦太基人可能被称为“布匿小子”［Poenulus］）。这样的称呼，和美国南部诸州的白人称呼黑人为boy具有同样的贬义。罗马人可能认为，遥远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以及生活在战前时代的希腊人是好的，甚至可能认为他们很像罗马人。但希腊人的后代已经堕落了，他们贪婪、腐化，撒谎成性。有些希腊人还要更糟。那些来自亚细亚的希腊人天生有奴性。拉丁讽刺诗人玉外纳〔12〕愤怒地描写了那些来到罗马的希腊人（3.58—125），他尤其憎恨那些来自叙利亚的希腊人，“那些来自奥隆特斯河〔13〕的垃圾，潮水般涌入台伯河（3.62—66）。”可是，全体希腊人都被认为耽于享乐、放荡且软弱。罗马精英们全盘接受的希腊文化产品价值令人怀疑，它们可能会削弱罗马人的“男子汉气概”。哲学会使人耽于思考，疏于行动。希腊人体育场里的裸体运动员会鼓励不道德行为。事实上，罗马人宣称，同性恋行为就是通过体育场从希腊进入罗马文化的。小普林尼〔14〕抱怨，到他那个时代，身体训练已经不再是获得军事荣誉的老兵的领域，而被“希腊小子”们（《颂诗》，13.5）控制。希腊人的体育运动不是很好的战争训练方式，而罗马人对希腊人的负面看法主要是基于他们的战争表现。

在罗马人眼中，希腊人不擅长战争。如塔西佗指出的，希腊人即使有罗马的军事组织、武器和装备，以及罗马公民享有的权利，他们仍是希腊人，懒惰而无纪律（《历史》，3.47）。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懦夫。如果你能像《亚历山大里亚战记》（15.1）的作者那样找到一个勇士，你需要拿他与罗马人而不是其他的希腊人比较。拉丁诗人卢坎借尤利乌斯·恺撒之口猛烈诅咒过希腊人。他们被教育得过头了，奢侈、软弱、甚至会被自己的呼喊声吓倒（《法萨利亚》，7.400—410）。罗马人所说的关于汉尼拔的一件轶事，很大程度上暗示了他们对希腊人和战争的态度。当汉尼拔在希腊城市以弗所流亡时，这位伟大的迦太基将军听了一场关于统帅才能和一般军事事务的演讲。演讲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束后希腊听众反应热烈。当有人问汉尼拔对演讲作何感想时，他答称，他听过当时许多笨蛋的演说，但从不曾有一个这么笨的（西塞罗：《论演说家》，2.75—76）。

多种因素促使罗马人把希腊人视为懦夫并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东方式”战争。罗马人统治的第一批希腊人是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长期以来，他们就被其他希腊人认为软弱而且奢侈。“奢侈”（sybaritic）行为就源自意大利的一个希腊城市锡巴里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使得希腊人散布到近东全境，这些定居者和后来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将已经存在的对近东原住民的印象推而广之，扩展到居住在那里的希腊人和“接受希腊文化的人”身上，然后再延及全体希腊人，不过是历时很短的一小步。虽然不像罗马人在剑尖可及的近距离作战，希腊的长矛重装步兵确实亦是近战，距离也就是几英尺，以使长矛能从队列中伸出。罗马在共和国时代征服了希腊，所击败的大多数希腊军队受雇于国王。不曾有哪一个古代作家把罗马共和国视为民主政治国家（尽管某些现代学者认为其颇具民主政治的特点）。罗马人可能认为，希腊衰落的根源，就是他们过去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穷人控制了政治，让希腊走了下坡路。在精英们眼中，穷人，或如罗马人称呼的“渣滓”，像任何蛮族一样，既无理性，又乏毅力。

虽然上述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罗马人将希腊人模式化地视为不按“西方式战争”作战的懦弱的东方人，而这种模式化偏见的始作俑者正是希腊人自己，但对形成此看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下述残酷的事实：罗马人取得了战争胜利，而希腊人被击败。

艺术与“西方式战争”

艺术反映思想，但也塑造着思想。如果我们看看下面描述冲突的一幅画，那些围绕着西方式战争及其对立的战争方式的许多观念会变得更加鲜明起来（图1）。

图1　希腊双耳酒罐（一种混合葡萄酒和水的罐子）装饰画细部，出自意大利南部，年代约为公元前440年

在图左方是一个希腊重装步兵——代表西方式战争。在图右方是一个东方人。在希腊和罗马艺术描绘的战斗场面中，胜利者通常是从观者的左方移动（可能受到欧洲人阅读时从左到右习惯的影响）。这个西方人裸体，此乃艺术常规，常常代表的是“英雄式裸体”，这让艺术家们能够展现希腊人强壮、肌肉发达的身体，而那是艰苦的农业劳动或者身体训练的结果。画面上的东方人穿着衣服，因此我们无法看出他的身体是强壮还是柔弱，是否受过训练。西方人毛发多，男性特征明显；东方人面部则无胡须，缺少男性第二性征，这一点与对手和马匹被精心描画的阳具形成对比，给人一种阴柔的印象。这可能会使人们把这个人物解读为阿马宗——神话中来自东方的女性战士。西方人站在地上，立于画面的基线上，其右脚甚至“深入”到基线内。东方人则在马上，马腾于半空中，因为骑手勒住了马缰（马嚼和左手之间紧绷的线条，以及马张开的嘴和脖子处密密的粗线条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它让人联想到的是，一个坚定地坚守着他的阵地，另一个则“飘浮”着，准备逃跑。两人身体的角度强化了这种印象：西方人上身前倾，直面两件武器的方向；东方人则后仰。拿武器的方式也形成了对比：西方人牢牢地握住了武器，四根手指紧箍着枪杆，东方人抓武器要松些，只用中间的两根指头抓着。他们准备使用武器的方式也不同：一个向前刺，另一个准备投掷。

可是，这幅画中也有模糊之处。东方人尚未直接被非人化或妖魔化，他们有着让人惊羡的东西：精致的服装和华丽的马匹。东方人的面部亦无惧色，五官漂亮而且神态从容。重要的是，当他们彼此直视对方的眼睛时，两个战士之间有冲突和交流。战士互相盯着对方，马则看着画面外的观众，将其带入到画面中，带入到对西方式战争的冥想中。

注释

〔1〕这里借用的是电影《角斗士》的对白。第七章的标题也采用了同一电影的对白。

〔2〕引用古典著作时，西方学术界通行的注释方法是注作者名和卷、章、节编号或者行数。如果某一古典作家只有一部著作传世，一般只注作者名和编号，如希罗多德，5.23表示希罗多德所著《希腊波斯战争史》的第5卷第23章。荷马：《伊利亚特》，5.23则表示《伊利亚特》的第5卷第23行。这些数字和我们引用现代著作所用的页码无关。

〔3〕古代西亚强国（公元前558－前331），曾统一西亚和埃及，并三次发动对希腊的入侵。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即以此次战争为主题。

〔4〕实际上公元前492年波斯就发动过一次远征，不过陆、海军都在北希腊遭遇重大损失，未能进军希腊本土。

〔5〕温泉关为北希腊通向中希腊的关口；阿尔特米西昂在优卑亚岛北端。两地相距甚近。公元前480年，希腊人的陆海军曾在这里阻击波斯入侵军。

〔6〕普拉蒂亚地处中希腊。公元前479年，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联军在此击败波斯陆军，取得希波战争的胜利。

〔7〕雅典悲剧作家，著有《波斯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悲剧。

〔8〕希腊悲剧表演中演员数量很少，剧情大多靠歌队和演员之间的对白表现和推动。

〔9〕按照罗马人的神话，罗马人的始祖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特洛伊陷落后，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历尽千辛万苦后到达意大利，并在意大利中部定居下来。建立罗马城的罗慕路斯据说是埃涅阿斯的后代。

〔10〕据说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逃出特洛伊前往意大利途中，曾在迦太基停留，为迦太基女王狄多所爱，致使埃涅阿斯陷入温柔乡中，几乎忘记自己的使命。埃涅阿斯后觉醒离开，狄多伤心自杀，并诅咒埃涅阿斯。公元前3世纪的布匿战争被视为两国间敌对的继续。

〔11〕自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殖民，并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了大批殖民地。这里所说的希腊人，就是这些殖民者的后代。

〔12〕玉外纳（约公元50或70—约127年以后），罗马诗人，现存作品为5卷16首的讽刺诗。

〔13〕叙利亚的主要河流，注入地中海，下文提到的安条克、阿帕梅亚等重要城市均在此条河上。

〔14〕小普林尼，（约61—约111/113）罗马作家和政治家，老普林尼（《自然史》作者）的外甥，传世作品有《书信集》10卷，《颂诗》等。

第二章
战争思维

古代世界中，人们喜欢用战争思维。换句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常常使用与战争相关的观念来理解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地位，他们也用战争来思考其他论题，如文化、性别和个人。战争弥漫于古典思想之中。

文化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思考“东方”文化，并反思他们自己的文化时，他们常用战争来诠释。这种思维模式不限于解说东方，而且具有普遍性，尽管它对其他文化的想象空间有限。例如，当罗马帝国的居民目光转向东方时，他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东方”诸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等）。当他们转向南方时，他们再次看到了东方的文化（迦太基和埃及文化）。当他们面向西方时，那里除了大洋外一无所有，大洋中有些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岛屿（例如福岛，少数有特权的死者在那里生活）。北方的情况不同。对古典世界来说，北方是想象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他者”。事实上，在罗马化之前，有时在后来的玩笑中，远西地区的居民，如西班牙人，其性格被认为是“具北方特征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极北地区，即今天的苏格兰。罗马人有关喀里多尼亚文化的观念，有关对其心照不宣的评判主要源于其作战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研读三篇大相径庭的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它们分别是一块雕刻和写有铭文的砂岩石板；一块上有作品残篇的木板以及一篇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显示了可供古史学家们利用的资料的多样性，而且也表明，每件资料都会引发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皇帝安东尼·庇护统治时期（138—161），罗马在不列颠的疆界暂时从哈德良长城北移至克莱德福斯一线，在这里修建了安东尼土木长城。参与建设的军队立起一块块经过装饰的石头来纪念他们付出的努力。人们发现了20块这样的石头，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遥远的军团石板”。其中一块是在布里奇内斯发现的，年代可能在公元142—143年间，标明了要塞的东端（图2）。

图2　布里奇内斯石板画

铭文记录了第二军团完成的4,652步长城，侧面为两副雕刻。在观者的左面，是一个罗马人打败了当地蛮族的场景，右面是军团成员准备向诸神献祭的场面。军团内的等级也可看出：主要人物身着托加袍，其他人着军用斗篷和战袍。对观者而言，对石板进行诠释具有挑战性，因为需要把装饰上出现的不同因素联系起来。与和平活动画面相比，战斗胜利的画面可以被理解成发生在前且使其成为可能，因为战争的胜利是文明生活的必要前提。另一种理解是：奉献祭品可以被理解为罗马人希望得到诸神垂青，从而巩固胜利果实。此外，奉献祭品还可以说是执行任务前的洁净仪式，因此可以和铭文联系起来。由于对不同部分间关系的解读不止一种，所以战斗的场面也就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解释。有人不愿把它解释成一个罗马人正击败4个布雷顿人〔1〕，主张它表现的是一个布雷顿人被击败过程中4个不同的阶段（从左上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看，分别是被击倒、受伤、被俘和被枭首）。这样的解释可能过于具体了。由于石板是整个军团竖立的，骑兵仅仅是军团的一小部分，所以石板以一个士兵代表全体，这个罗马人代表的应是作战的集体。他还代表着文明，他手执的“先进技术”装备，他的姿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墓碑上人物的姿态。布雷顿人与罗马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是裸体的野蛮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代表文化的器物，就是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雕刻未显示出他们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有4个人，但他们非常不同的姿势表明，他们是单兵作战。他们为罗马文明所包围，其左方是凯旋门的柱子，顶部是那个骑兵，右面还有一根柱子。他们的未来完全在罗马人的掌控中。等待中央那两位的是战争中的死亡。对于下面的两个而言，是被俘和被处死。对那名（暂时）活着的俘虏有多种解释，或说他吓呆了，或说他听天由命，或说他在沉思，或者说他感到羞耻。在这里，喀里多尼亚文化只是通过战争，具体地说是战败来诠释。有意思的是，罗马的强大力量在文物出土后得以彰显。当安东尼长城被放弃时，它们被小心埋藏在那里。

罗马的文都兰达要塞位于哈德良长城附近，自1973年以来已出土几百件文书，即文都兰达文书，当时是作为垃圾处理并埋在那里的。其中一件属公元97年至公元102或103年间，谈到了当地的布雷顿人。残存的6行文字可以翻译如下：

布雷顿人无盔甲保护（或“裸体”）。他们有大量骑兵，骑兵不使用剑，这些可怜的布雷顿人（或“小子”）（Brittunculi）也不上马（或“占据固定位置”）以便投掷标枪。

（第164号）

有人解释说，这是一篇情报，或者说是给新任指挥官写的有关敌方部族情况的备忘录。另一种看法是，它是一篇有关征募到罗马军队中的当地新兵情况的报告。它也可能就是一篇文学作品。无论是哪种情况，文献对不列颠文化的评判再度是仅仅根据战争而作出的，认为不列颠文化存在不足。文中提到有许多骑兵参战，但是不同于罗马人的作战方式。布雷顿人不骑马（或者说在固定的位置）作战。他们不打近战，他们的文化成就低，他们不穿盔甲（或裸体），而且他们没有剑。他们被用悲天悯人和不屑的口吻称为Brittunculi―“布雷顿小子或可怜的布雷顿人”。

通过战争分析不列颠文化的资料恰好来自帝国边境，又出自特殊的军事背景中，也许不足为奇。但第三件资料―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就不能不令人吃惊了。众所周知，塔西佗关于其岳父偶像化的传记难以归入任何一类古代文献。这部可能在公元98年创作罗马的作品包含传记、历史、地理、人种志和政治论文等多种元素。由于阿格里科拉是公元77—84年的不列颠总督，所以其中的人种志是关于布雷顿人的（第11—12节）。它开篇讨论了不列颠不同部落体质特征体现了布雷顿人的地理与种族起源。喀里多尼亚人的红头发和庞大体格显示他们起源于日耳曼人。像高卢人一样，布雷顿人对危险能作出迅速反应，但随后就是快速逃跑。那些较早被罗马人征服的布雷顿部落的士气比其他部落差。然后传记概述了他们的战术。他们的主力是步兵，但有些人也使用战车。贵族驾驶战车，侍从为保卫贵族而战。不列颠各部落的不统一给了罗马人有史以来最大的帮助。罗马人讨论不列颠文化时，又是通过战争的理念。战争曾一直是理解不同文化间差异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建构“北方人”的种族形象时，他们构建出了不仅不同于他们自己，也不同于他们心中“东方人”形象的异族形象。东方人矮小、堕落、聪明而怯懦；而北方人高大、原始、愚蠢而狂暴（至少最初如此）。当然，两种描述都缺少古典世界观察者应具有的理性、克制和训练。可是，相对东方人而言，对北方人的印象又可以完全不同。如前所述，他们可以认为东方人拥有比古典文明更加古老的文明，而北方人未受已衰落文明的不良影响，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原始特性。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部人种志著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把同时代的罗马人和高贵的日耳曼人作比较对罗马人进行谴责的作品。

北方人和东方人尚未穷尽古典世界关于人种的想象。他们建构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型是游牧人。在北方、东方和南方，他们都可以发现游牧人（北方除其他部落外，有锡西厄人和匈奴人；东方有阿拉伯人和撒拉森人；南方有利比亚人和摩尔人）。他们没有农业和房屋，更不用说城市了（古典文明的关键象征），所以游牧人被视为与希腊、罗马文化对立的极致。因此，在古典文献中，人们很少认为他们代表了另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虽然其中有些例外（克文图斯·科提乌斯，7.8.12—30），这些作品中诞生过一些如锡西厄人阿纳查西斯那样奇特的智者。

事实证明这些模式化的印象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敌人一如从前，而实际上敌人已经有了变化。这一点可以通过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部落的先后两次交锋中来说明。公元1世纪，罗马人面对过日耳曼人，3个世纪后他们再次交战。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人生活的部落已经比此前数量要少但规模更大，农业的深化带来了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政治集权化和社会阶层化方面，日耳曼人的社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君主制王朝；战士精英阶层产生——这些人可以视为“形成中的贵族”。人们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加强了部落的控制力量，使其在战斗中的控制权和指挥能力得到改善。日耳曼人军队规模变得更大，装备更好，有了更多的骑兵和弓箭手。可是，我们拥有的罗马文献资料难以证实这些推测。对他们来说，日耳曼人还是过去的日耳曼人。如果我们把阿米亚诺斯·马克林纳斯4世纪后期对公元357年斯特拉斯堡战役的叙述（16.12）和塔西佗在公元2世纪初的《编年史》中对公元14—16年日耳曼战役的描绘（尤见2.14）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日耳曼人这种一成不变的看法。两位史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日耳曼人身材高大，因而容易疲劳；他们作战毫无纪律，仅靠蛮勇，而后又惊慌失措。阿米亚诺斯对近战的描述，是罗马意识形态恒久不变的表述：

〔日耳曼人〕在力量和身高上有优势，罗马人则在训练和纪律上有优势。一方狂野而骚乱，另一方细心而谨慎。我们的人依靠的是勇气，敌人依靠的是充沛的体力。

（16.12.47，W. 汉密尔顿英译）

在这里，无论是罗马军队，还是他们的敌人的变化，绝大部分游离于历史写作之外。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不仅蛮族一般不会变化，就是那些新遇到的部落，也会马上被与先前了解的那些部落等同起来。当匈奴人于4世纪末杀入罗马世界时，阿米亚诺斯承认，他对匈奴人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用他们当时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可是即便是他，也征引更早的关于其他民族的描绘来描述匈奴人。其他的作家，尤其是希腊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匈奴人和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听说的蛮族等同起来，这些人中有锡西厄人、马萨格泰人、辛梅里安人等等。在进行上述类比时，作者试图卖弄他们有关古典文献的知识，首先是对希罗多德著作的了解，借此表现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这种做法的潜在理由是：过去的伟大作家肯定已经了解了这些看似“新生的”蛮族，因此，新近遇到的蛮族与那些已知部落来自几乎同一地区，前者中一定包括了后者。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首先是一种“防卫机制”，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安心毯”。这样，新的、有威胁的部落就不那么陌生了，因此也更加容易应付。他们曾被打败或被遏止，他们还会被击败。

这种种族模式化的思考方式根深蒂固，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它依然在西方存留了下来。公元5世纪，西方新蛮族王国的一些罗马臣民还用它来改写现实，以让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感觉有所改观。他们的新蛮族统治者，即使其祖先不是真正的罗马人，也被描绘得与罗马人一般无二。在这种虚假的吹捧下，一些蛮族统治者欣然接受了这种思维方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激发他们新臣民的忠诚感。

古典世界有关外来文化的模式化描述并不很多，它们由数量有限的基本元素（大与小、懦弱与狂怒、堕落与原始等等）组合而成，具有持久性、可转换性和适应性。它们被用来界定中心（希腊人与罗马人），以与边缘（蛮族）形成对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为我们提供非古典世界的任何信息。古典世界不是存在于真空里，在它之外有其他文化存在。根据自己的世界观理解其他文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臆想。如果古典文化需要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话，那就无须构建一个以上的“他者”。

我们不应该因为古典人种学的人为痕迹而推想它仅仅是个“智力填充”游戏。希腊人和罗马人可能会热衷于这种思维游戏，例如读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时会这样做，但在战场上面对现实中的蛮族时，他们会抛掉这类思维游戏。在阿米亚诺斯描写的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见前文），罗马军队应当看到了4世纪日耳曼军队的实际情况，但他们会依据几百年来的模式化思维进行解释。举个现代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东线与其他民族作战的现实并未动摇深植于德国士兵思想中的纳粹意识形态，相反，还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

性别

当今古史学家对性别及与之相关的领域作了大量研究（见第三章有关学术兴趣的观点变化的讨论）。这本小书讨论的是战争，但在古典时代，战争是强烈性别化的。

战争特别被视为是男人而非女人做的事。人们认为女神可以出现在战场上。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雅典娜、阿尔特米斯、赫拉和阿弗洛狄特〔2〕都参加了战斗，阿弗洛狄特还为一个男人所伤。可是，对神灵来说可以接受的行为，对凡间的希腊和罗马妇女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赫克托尔〔3〕在《伊利亚特》中对他妻子说的话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

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

看看缝纫女是否在飞针走线，

打仗的事男人管。

（6.490—492 L. 拉铁摩尔英译，略有改动）

阿里斯托芬〔4〕的喜剧《吕西斯特拉塔》于公元前411年首次在雅典上演，为创造喜剧效果，这部剧使社会规则颠倒、错位。为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的妇女发动了性罢工，并夺取了城市的战争资金。正是在这部喜剧的颠倒演绎中，女主人翁告诉我们，当她丈夫把赫克托尔的话转告她时，她不予理睬，而后她接着说，“让战争变成女人的事情。”（第520—538行）

在各个蛮族中，妇女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成为他们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一个标志。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称，“布雷顿人在指定指挥官时不考虑性别”（16；参见31），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好色的本性。在古典文献中存在着一系列让人畏惧、但具有异常吸引力的外族女战士，她们是小亚细亚卡里亚地区的阿尔特米西娅、马其顿的奥林匹亚斯、埃及的克里奥帕特拉、不列颠的波狄卡和卡提曼杜娅、叙利亚帕米拉的芝诺比娅〔5〕。女战士的最极端代表是神话中的阿马宗。人们认为，她们不需要男人，自己生活，只是一年一度地要和当地一个部落交媾以繁育后代，或者是把她们的男孩弄瘸，让男人充当古典社会中女人的角色。神话中的阿马宗与男人战斗，并被男人击败。“对阿马宗之战”（Amazonomachies）的神话传说在艺术中极为流行，许多希腊神庙的雕刻以其为主题，其中包括雅典的帕台农神庙。这些战争中性别角色的僭越者最终因她们的失败重新承认了原来的性别界限。她们通常居住在小亚细亚以东遥远的地方，因此，阿马宗神话与古典社会认为的东方男性女性化的观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考察视觉艺术作品（图3）会提升我们关于战争和性别的思考。这是小亚细亚利西亚地区一座坟墓浮雕装饰的一部分，年代属公元前390—前380年，即我们所知的涅瑞伊得墓碑。它表现的是一个正受到攻击而进行防御的城市。9名战士守卫着城垛，装备着希腊重装步兵的头盔和圆盾，手持石头向敌人掷去。在城市的中央是一个妇女。雕刻中只有她直视观众，将我们带入到画面中。她左手上举，右臂环绕头顶。她在做什么？一个现代的观众也许会想，她正在祈祷。可是，古代观者不太可能这样认为。虽然在希腊和罗马宗教中，妇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战争仪式中，她们很少参与。

图3　涅瑞伊得墓碑，表现围城场面

这个场面表现的是攻城。当战争来到家门口时，如果妇女没有因为安全的原因而被送走，那她们确实有几种角色需要承担。在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6〕所写的《女性的勇敢》中，表现女性美德的舞台常常就是在围城战中。妇女可以为守卫者准备食物。公元前429年，没有被送到雅典去的110名普拉蒂亚妇女就是这样做的。在投石机发明后，妇女还可以捐献出头发，制造投石机所需要的绳子。公元2世纪后期拜占庭被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7〕围困时，妇女们就捐出了她们的头发。她们可以把投掷物运到城墙上，激励男人们，公元前3世纪末的希俄斯妇女就是如此。公元前4世纪中期一部“如何守卫被围城市”手册的作者建议，让妇女穿上男人的服装，并把她们派上城墙，这样会使守军看上去更多些。可是你决不能让她们投掷任何东西，“因为即使离得很远，当一个女人试图投掷时，她的性别立刻会暴露（埃涅阿斯·塔克提库斯，40）。”公元前5世纪早期阿戈斯妇女凭自己的体力击退斯巴达人对阿戈斯城进攻的故事，乃离奇的神话。如果敌人破城而入，妇女们可能从屋顶上向敌人投掷瓦片。公元前272年，正是一个贫穷的阿戈斯老妇人掷出的此类武器，击中了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遭遇围城时，妇女需要监督，因为她们比男人更加贪婪，但在理性和勇敢程度上远不如男性，因此可能将城市出卖给敌人。在罗马，神话中的塔尔佩娅就试图出卖过城市。

涅瑞伊得墓碑上的妇女形象很可能不应以上述的任何一种方式解读。也许，她正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为自己的命运唏嘘：如果城市陷落，她的未来是被强奸、奴役、暴死或者逃亡。

在希腊和罗马，战争是构建男子汉气概的一个关键因素。荷马的英雄们在战争中相互激励时说的是“朋友，要像个男人。”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在法庭中为自己辩护时，连篇累牍地罗列他的男性亲属以及他本人的参战经历。相反，他指责控告者德摩斯提尼〔8〕，“你声称自己是个男人，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你曾被控弃阵而逃。”德摩斯提尼还是个有女人气的、贪得无厌的被动同性恋者（kinaidos）（2.148—151, 167—169）。他并非是喜好男性间性行为，而是自我控制能力的缺乏和被动，才让这个kinaidos没有了男子气。在想象着为自己的理想城邦立法时，柏拉图希望表现得像懦夫的男人应当被变成女人。由于这样做不可能，“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与此最相近的惩罚。”他要在安全区度过余生，并生活在因此带来的耻辱中（《法律篇》944A）。普林尼赞扬罗马皇帝图拉真组织的角斗表演时说，“那里没有任何松懈或堕落的东西会削弱或者摧毁他的臣民的男子汉气概。”（《颂诗》33.1）战争和男子汉气概之间的联系在语言中得到体现。在希腊语中，andreia的意思是男子汉气概或勇气。在拉丁语中，virtus表达的是男人的美德或勇气。

个人

人们不仅在文化、性别等大问题上喜欢使用战争思维，而且在思考小的、私人的问题时，例如个人品格时，也不忘战争。这里我们将讨论三个集团的成员通常如何通过战争思维来构想他们的品性，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好战。

战争和爱情很久以来就被联系在一起，但直到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1—公元14），拉丁诗人，首要的是普罗波提乌斯和奥维德，才对这种联系作了最全面的诠释。诗人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与爱情战斗的人。反过来，他也可能是情人或爱情大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可能与情敌战斗，也可能与和情人的丈夫或者情人的贞操作战。一个爱情的士兵像真正的士兵一样需要坚强。上述两类士兵都需要坚强、勇敢，面对同样的风险：前途未卜、艰苦，甚至死亡。爱情士兵的角色可能承载着诗人的渴望，令其愉悦，但也可能带来不得不承担的痛苦。无论如何，一名爱情战士都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重要疑问：这类诗作表达的是对统治集团的支持还是反对？

奥古斯都通过内战掌权后，着手创建了新的政治秩序，虽然这是在恢复旧秩序的幌子下。他同时创立了新的道德标准，而新道德再度被描绘成旧道德的复兴。奥古斯都的政权非常重视个人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包括婚姻、生育和战争责任。诗人抛弃真正士兵的角色，支持那种不合法的、非婚姻的爱情，等于背离了这个政权的意志。可是，我们不能只把诗人当作单纯的持不同政见者，诗中的自贬和夸张并不总能准确反映出诗人真实的自我。

有关这类诗歌的另一个问题是诗歌是否反映了诗人真实的意愿。对这个问题仍无简单答案。走在罗马的大街上，你可能并不一定会碰到妓女―一些重要诗人一见钟情的对象。可是，即使他们宣称他们诗歌中的情人只是虚构的人物，那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应与其有关（“我诗歌中的主人公是爱情战士，但我不是。”）。

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公元前30—公元235）很大程度上将战争“驱逐”到了社会和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当时参战的是职业士兵。除内战外，战争多发生于遥远的边疆。那个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从未或者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却并未停止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但他们见过士兵，对那些保护他们的士兵，哲学家们的态度是疏远、鄙视和畏惧。他们认为，士兵的生活充满约束、辛劳和风险。如爱比克泰德〔9〕（55—约135）所说，如果士兵无视纪律，“那谁也不会挖战壕，树围栅，夜间放哨，或者投身于危险之中。”（3.24.32）可是，这些恰好是一位哲学家宣称的他自己生活的特征。例如，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约40—约112）多次强调，哲学家需要纪律，并吹嘘他自己的勇气，以及他在流放中经受的痛苦。受这些苦不会给士兵带来任何益处，但却能让哲学家获益良多。哲学家在经过审慎思考后，自愿去承受这些痛苦。哲学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拥有自制力、美德和真理努力奋斗的士兵。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宣称，为美德而战，与会削弱美德的享乐抗争，是一场比《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斗更加伟大的战斗（8.20—22，第四章将就哲学家对战争的看法作更多论述）。

如果罗马帝国中有哪个团体的成员有充分的理由仇恨士兵，那就是基督徒，虽然（除公元64年的尼禄〔10〕外）对基督徒迫害的发起者并非政府，而是异教的大众。直到德西乌斯统治时期（249—251），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政府才参与到迫害活动中，对基督徒的拘捕、审判和处死是在士兵监督下进行的。军队生活中异教信仰的盛行，特别是对皇帝的崇拜，不仅让基督徒难以从军，也让他们难以把军人接纳进他们的团体。因此在现存基督教殉难者的故事中（如今通常统称为《基督徒殉教者传》），最常见的受迫害者不是士兵而是运动员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很少能发现这样的例证：一个殉教者之所以被描写成一名为信仰而战的上帝的战士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战士（优西比乌斯：《教会史》，6.41.16）。可是，在其他背景下，当我们抛开殉教者的文献时，甚至基督徒也可能自视为士兵。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约160—约240）和奥里根（184/5—254/5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坚持基督徒不应在罗马军中服役（关于基督教对战争的态度，更多的内容见第四章）。对他们来说，《旧约》中的战斗应作为寓言来读，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新约》中只有少数正面的军人形象的事实，外加他们对异教希腊哲学的了解，他们把基督徒视为新一类的宗教战士。如德尔图良所说，“难道我们不也是士兵吗？士兵要遵守更严格的纪律，而我们服从的是如此伟大的一个将军（即基督）。”（《劝人向贞》，12）。奥里根写道：“我们不在他（即皇帝）的指挥下战斗，虽然他要求我们如此；但我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队为他而战，一支虔诚的军队，并将我们的祷告献给了上帝。”（《反塞尔苏斯》，8.73）。

不只是不尚武的文化人用战争来建构个人的品格，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典世界中无处不在，它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时被现代学者们忽视了，这导致了对某些资料过于拘泥字面意义的解读。

在2世纪的罗马帝国，火葬普遍转变为土葬，导致了石棺雕刻（石棺雕刻的字面意思是“食肉者”）的繁荣。在装饰石棺的各类浮雕中，有些是罗马人（或者希腊人）与蛮族作战的“战斗场面”，有些是“宽恕场面”―罗马的将军接受蛮族的投降（因此他是在宽恕蛮族）。在波托纳西奥的石棺雕刻上（石棺因发现地而得名），两种场面都有。该石棺可能制作于公元180—190年（图4）。

图4　波托纳西奥石棺上雕刻的战斗场面

石棺雕刻的主画面，即三个雕刻面中最长的一面，表现的是异常激烈的战斗。居于画面焦点上的指挥官正率领楔形队形的罗马骑兵杀入战阵。在这支队伍的下方，是另一些罗马步兵和骑兵队伍击败蛮族的场面。画面底部满布蛮族的尸体。军队已冲锋到敌人的大军之中，将某些敌人留在了身后。从画面两侧被俘的蛮族和缴获的武器等战利品可以明确看出他们取得了胜利。在顶部有三个画面：从左向右分别是：一个正沐浴的儿童；一场进行中的婚礼和一个罗马将军接受蛮族的投降。

现代艺术史学家在解释这幅石棺雕刻或其他类似题材的雕刻时，特别希望把它作为某种传记来对待，认为棺中的死者实际上就是那位将军。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有人甚至对墓主的名字进行了猜测。我们最好避开这种将该雕刻作为传记来读的诱惑，因为我们很少知道石棺雕刻直接的考古学背景，也没有可供识别死者的墓志铭。“战斗”和“宽恕”场面不过是从众多石棺雕刻装饰中挑选的两个而已，一些其他浮雕确实有明显的传记性质，例如石雕将死者表现为鞋匠，但多数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浮雕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例如赫拉克勒斯的功绩，或者希腊英雄墨勒阿革耳的狩猎。石棺的使用方式，也不会自动引领你作传记式的解读。有一具石棺中发现了7具以上的成人和两个孩子的尸骨。一幅有战斗画面的4世纪的石棺雕刻上，有一个皇族的女性成员，可能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不管最初刻画这个形象是否为代表她，石棺上的战斗场面在这里所表达的人物不可能是一个将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波托纳西奥石棺雕刻上的主要人物形象，主画面上的骑兵指挥官、将军、正举行结婚仪式的夫妇和画面上部看护孩子沐浴的妇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面部都未完工。这表明，石棺订购者并非委托制作者从零开始进行创作，相反，生产石棺的作坊有相当标准化的装饰题材，在完成画面上主要人物的肖像后，可以再为购买者将其“个性化”。我们不应假设购买“战斗”或者“宽恕”场面石棺的多数买主碰巧都是退役将军，这些石棺上的雕刻应当以其象征意义来解释。石棺高昂的费用表示墓主人的高贵地位。如果以描绘赫拉克勒斯功绩为主题的石棺雕刻被选中，它表明死者，或者说死者的家人，希望人们把死者和一个承担文明使命的英雄联系起来，英雄致力于让世界摆脱魔鬼，死后变成了神。同样，如果购买者选择的是有类似波托纳西奥石棺上“战斗”或“宽恕”场面的石棺，那表明死者希望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具有让人敬佩的军人式勇敢（virtus）和宽厚（clementia）等美德的人，哪怕现实中的他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有些当代人可能会更进一步把“战斗”的胜利当作一种对死亡本身的胜利。在纪念死者时，人们再度驾轻就熟地运用了战争思维。

罗马帝国后期，自3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把自己视为士兵。自上而下的公职人员都可以自称为士兵，戴军衔、穿军服、特别是扎军用皮带（cingulum），退休后变成“退伍军人”。当时的人们认为法律需要制止，至少应限制非军人着军装（《提奥多西法典》，14.10.1）。在古典世界，人们总是乐于用战争思维进行思考。

注释

〔1〕不列颠的古代居民，为凯尔特人的一支。

〔2〕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分别主管智慧、狩猎、婚姻和爱情。

〔3〕《伊利亚特》中，他是特洛伊人的统帅。

〔4〕雅典喜剧作家（约公元前457后－约前385以前），传世作品有《阿卡奈人》、《骑士》、《公民大会妇女》、《地母节妇女》等。

〔5〕阿尔特米西娅曾随波斯国王入侵雅典；奥林匹亚斯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之母；波狄卡和卡提曼杜娅曾发动反对罗马的起义；芝诺比娅利用罗马内乱，策动帕米拉独立并与罗马对抗。这些妇女的形象与古典文化关于妇女的看法多少都有些相反，被认为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据说雅典人拼命想活捉阿尔特米西娅，因为她一个妇女，竟然敢于率领军队来进攻雅典。

〔6〕罗马统治时代的希腊作家（约公元50年以前－约120年以后），著有《平行列传》、《道德论丛》等。

〔7〕罗马皇帝（193－211年在位）。

〔8〕埃斯基涅斯和德摩斯提尼都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

〔9〕罗马作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其思想曾对皇帝马可·奥里略产生重大影响。下文的狄奥·克里索斯托姆为罗马著名演说家和作家。

〔10〕罗马皇帝（公元54－68年在位），64年罗马城大火，尼禄嫁祸于基督徒，对其大肆迫害。下文的德西乌斯也是罗马皇帝，同样下令对基督徒进行迫害。

第三章
战争与社会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进行战争的方式就是那个社会自身的写照。举一个例子：19世纪早期祖鲁希望进行决战，与敌人面对面交手以歼灭敌方兵力，并将所有其他非祖鲁人并入祖鲁国家。这种征服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祖鲁专制王权的兴起而引发的。国王希望通过军队使所有人只对国王绝对效忠。

本章通过反观问题，用三个例子来说明战争方式如何深刻地改变了希腊和罗马社会。

希腊的“重装步兵革命”

研究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和（或者）公元前7世纪希腊世界“重装步兵革命”的军事情况的方法之一是观察两幅古代战斗的图画。第一幅为几何陶时代后期（公元前735—前720）出自雅典的一个单耳（葡萄酒）罐（图5）。

图5　雅典单耳（葡萄酒）罐，约公元前735—前720年

罐上的画面中战斗的风格是流动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有些战士登上了战车，其余为步兵。有一对战士，常被当作神话中赫克托耳的连体孪生子，正欲登上战车。“孪生兄弟”持方形盾牌，其他人持椭圆形盾牌，边缘为半圆形切口（因描绘此类盾牌的大量陶器发现于雅典的狄皮隆，故常称“狄皮隆盾牌”），还有些人根本没有盾牌。士兵们似乎在通过投掷长矛和用剑近身交锋等手段进行战斗。

该陶罐上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荷马的《伊利亚特》所描写的决斗非常相近。在那样的决斗中，英雄们在战场上占主导地位，他们驾着战车，到达战场后下车战斗，先是投掷长矛，然后用剑拼杀，追随的大众通常不是观众，就是牺牲品。

第二幅画出自著名的“戚吉陶瓶”（因曾经的主人得名）。这个原始科林斯风格陶罐的年代约属公元前650年，罐身上部刻画的是战斗中的人们（图6）。

图6　科林斯的戚吉陶瓶及其细部，约公元前650年

这里的战斗方式似乎是团结一致的。战士们排成密集的队形，齐步前进，所有人的装备一致，手执圆盾，正准备用长矛战斗。这里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公元前5世纪后期——前4世纪这段时间典型的希腊人战斗风格一致，或者非常接近，即通过我们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那里知道的步兵方阵作战。步兵方阵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几排，形成密集的“盾牌墙”，他们全部持圆形盾牌，主要用长矛战斗。（我们将在第六章对这类战斗进行探索。）

正是上述解释有力支持了这个现代理论：公元前65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也就是“戚吉陶瓶”制作的时代，希腊人对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作出了重大改变。最初的战争被视为“原始”的战斗场面，类似于人类学家记载的高地新几内亚的战争，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战场”，几乎没有什么阵形或者战略。在这种战争中，在争取个人荣誉、避免蒙耻的想法的驱动下，单兵在决定何时、何地、何人战斗的问题上有很大空间，所以少数贵族决定战局也不足为怪。在光荣抑或是蒙羞的游戏中，贵族的得失也更多，他们拥有最好的装备（尽管极少有学者相信他们在实际战斗中会使用战车）。人们认为，上述战斗方式被“文明的”战斗取代，其核心是两个集团―对立的两个方阵。一旦装备基本统一的战士按照特定的位置布成方阵（必须承认，谁也不清楚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何时、何地、作战对象是谁，几乎无可选择。个人利益加上保卫群体及城邦的愿望使得他们不会在本就寥寥的选择中寻求退路：停止战斗、强行穿过身后的士兵队列撤退或逃跑。

人们把这种设想的军事革命看作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原因。一位对此观点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通过其提纲性的论证，为人们进入该领域指明了道路。安东尼·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s）〔1〕认为，贸易的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中相对富有的非贵族的新集团形成，正是这些人（主要是受益于当时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构成了重装步兵方阵。一旦他们进入方阵―城邦当时主要的军事力量―这个共同体组织，这个“中产阶级”就开始索求政治权利，因此助长了僭主政治的崛起，至少他们不反对僭主政治，而僭主推翻了此前存在的贵族政权。僭主政治衰落后，正是重装步兵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希腊国家。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方阵是如何引入的（是一蹴而就的，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何人将其引入（富有的非贵族，贵族，抑或是僭主）、最重要的是引入方阵后产生了什么影响，但部分学者在下述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确实有过一次重要的军事改革；这次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装步兵革命”于是成为“正统”观点。

但这种看法不可能持久。约阿奇姆·拉塔兹（Joachim Latacz）〔2〕是正统理论早期的反对者之一。在他看来，《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争就是重装步兵的战争，极少数学者赞同这样极端的看法。但还有些人采取了“修正路线”。他们倾向于认为，荷马式战争是“原始的重装步兵战争”。他们对《伊利亚特》的解读是：个别英雄的作用微弱，普通士兵的集体作战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军事“革命”并没有存在的空间；相反，他们至多是开始逐步采用某些新式装备，以及出现缓慢的统一趋势。由于重装步兵的先辈们已经在战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重装步兵方阵最后的“正式化”不可能激起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需赘言，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接受这些论证，“正统观点”再次引发了争论。

怎么会产生如此对立的解释？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资料稀缺。我们关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战争的资料很少。尽管“实验考古学家们”积极努力，创造和使用了多种复制品，但我们从发现的武器中了解的远没有我们期望的多。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最“合理”或最“理性”地使用了配套装置中仅发现的一件。

且让我们转向假设的“前重装步兵”战争，再观察一下插图中的雅典单耳陶罐（图5）。艺术家是否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表现当代的战争？当时的观众是否也是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这幅作品？战车是怎么回事？战车的使用，在艺术领域外，考古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资料。仅仅在艺术领域出现的狄皮隆盾牌又是怎么回事？孪生连体兄弟在战场上可能出现吗？对荷马，我们可以提出大量同类的问题。虽然《伊利亚特》的聪明读者能把史诗中的战争前后联系起来，但除了诗歌或想象世界中的和谐统一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吗？我们知道，《伊利亚特》中的装备来自希腊历史上相距遥远的不同时期，迈锡尼的“塔形盾牌”和当时的重装步兵盾牌同时在战争中出现了，战术难道不也是不同时期的混合吗？

同样，我们对早期重装步兵战争了解得很少。（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们所描述的好像并不全是重装步兵的战斗。以弗所的卡林努斯（残篇1）谈到过用标枪而非长矛进行的战斗。斯巴达的提尔泰奥斯〔3〕在残篇11中对队形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进行了经典描绘，但该残篇的结尾处则描述了蹲在重装步兵盾牌下的轻装兵（gumnetes）。

再看看戚吉陶瓶，想象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会发生什么。前排士兵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冲锋陷阵，左边的4人要倒下，右边的4人一样。这样会只剩下右边的一个战士和左边第二排中间孤零零地吹长笛者，会是这样吗？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幅画，你会发现前排左边有4个士兵，但有10条腿，绝大多数战士有第二支长矛，而后来的重装步兵只有一支矛。许多长矛有圆环，以利于投掷，可后来的重装步兵是用长矛刺杀。队列不是前后排紧挨，而大多数学者相信后来的重装步兵队形密集。如果我们不了解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重装步兵战斗，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个场景表现的是由数列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间的冲突？

将我们了解的后来的重装步兵的战斗加以改造，并回推至过去的做法是危险的。这种做法等同于我们借用公元前5世纪及前4世纪阵行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但剥离了支撑它的轻装兵和骑兵，以及相对成熟的战术，并将其向前推到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就此创造出一个简单的、早期重装步兵战斗的“仪式化”阶段。

鉴于解释有限资料时我们遇到的挑战，人们对古风时代希腊战争的性质及其引起的社会影响提出大相径庭和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是希腊城邦的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城邦最终都采用了方阵。那些没有生活在城邦中的希腊人却没有。同样，僭主似乎只在城邦中出现。那些不生活在城邦的希腊人中，我们没有听说出现过僭主。城邦、僭主和重装步兵之间的联系仍需要给予重新解释。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650年间，希腊人改变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在此期间，他们停止了把武器和死者埋在一起的做法，只有边远地区例外。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武器和装备以及装备和士兵的微型塑像奉献给圣所，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斯巴达的阿尔特米斯·奥特亚神庙发现的成千上万的微型塑像。最后，大约公元前650年，重装步兵开始大量出现在陶器上的画面中。

意大利的“农业危机”

人们一般认为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导致了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农业危机反过来削弱了罗马共和国政府，以至于共和国被名为元首制的君主制所取代。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4〕制作的一张流程图（图7）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这种“传统观点”。

我们来看这个模型的主要线索。这一过程的关键“动力”是左上角的方框：持续的帝国主义征服战争。战争导致了对被征服领土的劫掠，劫掠而来的战利品、税收和奴隶被输入意大利。它们（转到下面的方框）为主要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大地产的形成（转入右边的方框）导致了自由自耕农的被取代（也许用“农民”这个词没有那么多的时代错位感）。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会流入（沿两个向下箭头）日益发展的意大利城市，首先是罗马，他们的进城有助于形成那些大地产所出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而这些大地产正是他们原来的土地。失地的农民也会进入军队，为引发这一连锁过程的扩张战争出力。事实上，意大利的农民是在为被从土地上驱逐而战。在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统治下（公元前31—公元14年），随着持续的扩张战争的结束、职业军队的建立，以及将意大利老兵安置在海外行省的大型计划的实施，这种“恶性循环”才宣告结束（图7）。

图7　罗马统治下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产生模型

尽管该流程图精巧、直观而且有启发性，但它只是非常有限地简要描述了霍普金斯的论点。从被征服领土上获得最大好处的是罗马的精英阶层（如该流程图所暗示）。罗马最高的社会等级——元老们——是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大土地所有者，通过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和行省总督，主要通过以权谋私、贪污主要战利品赚得钵满盆丰。次高的等级——骑士——也是土地所有者，参政程度较浅，但他们通过税收和商业活动也分得一杯羹。精英阶层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购买土地以创建他们的地产，同时通过武力把农民从他们的小块土地上驱逐出去。精英阶层还圈占公有地（ager publicus），这也间接导致农民被迫离开乡村。农民的土地面积一般非常之小，他们必须利用公有土地才能维持生活。

古典世界相信公民权可通过在军队中服役而合法获得，那些与共同体利益一致的人更可能忠于共同体，农民因此是最优秀的士兵，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公元前107年，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直有财产资格限制，并且大多数被征召者是农民士兵。公元前2世纪，罗马大规模的海外战争使得大量意大利农民长期远离他们的农场。当他们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家庭已被从土地上驱逐；或者陷入了无法偿付的债务中，或者因为圈地被剥夺了使用必要的公有地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农民或死或伤，要么一去无回，要么由于受伤过重而无法再从事农业耕作。

人们认为将农民大规模地从土地上驱逐从两个方面严重削弱了共和国。首先，大批农民进入罗马，成为对生存状态日益不满的城市贫民的一部分。城市平民（plebs urbana）中切实的不满让某些元老，通常是那些来自最高贵家庭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领袖（populares），并通过支持贫民的利益获得有巨大影响的职位。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精英阶层统一一致的政治原则出现严重分歧。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于公元前133年，作为平民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强行通过了向无地罗马公民分配土地的计划。我们的资料显示，他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担心能够并愿意在军队中服役的士兵不断减少。其次，军役造成的有产农民数量的锐减导致征兵时放弃了对财产资格的要求。这一变化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107年，并且和当年的执政官马略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后来，无财产的军团兵显然服役后无地可归，于是他们求助于将军，迫使政府为他们这些退役士兵寻找土地。与此同时，将军们在政治上也开始寻求士兵的支持，军团士兵和将军之间的这种互利关系最终导致共和国垮台，因为军队士兵愿意追随他们的指挥官与国家对抗。

对“农业危机”的这种“传统”理解近来受到部分学者不断的质疑。我们接下来考察这些“修正派”抨击的两条主线。首先，“修正派”们指出，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与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无任何不同，如果是它引起了农业危机的话，那危机发生的时间应该更早。其次，他们争辩说，现有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传统观点。

任何基于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口统计的论证都必须被看作只是尝试性的，我们的资料零散，解释起来有难度，因此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意大利的公民人口要么急剧下降，要么快速上升。（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比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带来的压力要小，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同时投入作战的军队数量从始至终都没有汉尼拔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时期多，另外战争也不是在意大利的领土上进行的。但其他因素发生了变化，罗马当时需要在某些行省永久性地驻军。罗马军队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一直驻扎在西班牙（可能在山南高卢也有驻军，罗马那时如此称呼波河流域周围的北部意大利）；在马其顿，自公元前146年开始驻军。理论上，军团每年冬天应当解散，次年再征召新兵，但要遣散在西班牙服役的所有士兵并一年一度地在意大利征召新兵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军团并不在特定时期征募新兵，而是在一次战役前才开始征募。如果被征入西班牙的“驻防军”服役，那这场“战役”就似乎没有尽头。此类军队中的军团兵可能会远离他们的农场，一去就是数年。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33年的分地行动，就是企图解决这个长期形成的问题。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人们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强烈预感使得思想极其保守的政治家莱利乌斯也主张改革。可是，他作为反对改革的英雄，因为后来抛弃了改革的想法而赢得了“智者”（Sapiens）的称号。

有人争辩说，我们所拥有的考古资料不支持意大利发生农业危机的“传统”观点。例如，我们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普卢塔克：《提比略·格拉古传》，8.7）表明，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想法是他在穿过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旅行时萌生的，当时他看到那里自由人稀少，农业由奴隶来从事。可是对该地区的考古调查似乎表明，那里充斥的是小农庄，不是大地产。由于他是个政治家，人们因此很容易认为他夸大并过度概括了事实，但考古学家也并非不会夸大其词。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还未进行过考古调查，我们不应忘记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学擅长考察的是土地如何得到利用（例如，种植的是橄榄还是葡萄），但它很少能告诉我们土地耕作者的身份（是所有者还是占有者，是佃户还是奴隶）。非常贫穷的人，比如说农奴，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所以考古调查不能充分反映这个群体的情况。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所谓“传统的”和“修正的”观点，避免进行过于严格的二元区分。任何“修正派”都不会宣称，农民从未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传统派”坚持说，所有农民都被从土地上驱逐。所争论的是程度问题，不是类别问题。并非所有的意大利土地都成为了大地产，这是由气候、地形和土壤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只有某些地区才适合大地产的形成。葡萄和橄榄在意大利的西海岸长势茂盛，畜牧业则在南方发展良好。与糊口式的农民田庄（“自给自足者”）不同，大地产按照创造利润的商业模式（“最大化者”）运作，需要进入市场。在古代世界，大规模陆路运输缺乏经济效率，因此，大地产限于那些接近其市场（城镇）或水路运输（可供航行的河流或港口）的地区。大地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一年中是不同的，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力，仲冬时节的需要就少得多。对大地产来说，始终保持高峰时所需的奴隶数量不够经济，相反，大地产上只留尽量少的奴隶，农忙时节再额外雇工。因此，确保其地产附近有部分农民作为临时雇工，对大地产是有利的。在意大利的农业中，大地产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从其耕种的土地数量并非占多数的意义上而言），但它们确实成为了农业上的一个特殊类型。农民的农场为大多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取代，这导致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以至于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和莱利乌斯都一致认为需要想办法补救。

罗马军队的“蛮族化”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导致了帝国西半部的衰落。下文将论述这种观点的依据。公元4世纪，当地军队被大批蛮族队伍取代，并由蛮族自己的部落领袖指挥，按照蛮族原来的方式战斗；蛮族将士加入罗马正规军队后，罗马军队采用了蛮族的装备和作战方法。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帝国军队的效率变得低下，更容易出现逃跑和叛变行为。公元5世纪，帝国东部的“蛮族化”被遏制，但帝国西部的蛮族化加强，于是东部帝国幸存下来，而西部帝国灭亡了。

“蛮族化”的观点成为修正派近来不断攻击的对象。有人指出，在罗马的正规军队中，4名军官和士兵中只有一个可能是蛮族。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这个数字并无增加。还有人论证说，即使一整支正规部队开始都从某一蛮族部落征募新兵，这支军队也不会长期保留蛮族的集体特征，因为接替的官兵不是从最初的族群中招募的。与此类似，还有人认为，在正规军队中服役使得新兵将自己视作一名罗马战士而非蛮族人（法兰克人、哥特人〔5〕等等）。就我们拥有的文献史料而论，军队中的蛮族并不比当地的罗马人更容易叛变或者开小差。还有人指出，罗马军队总是采用敌人的装备和习俗，我们了解的帝国后期的一些作战习惯（例如穿裤装，或者使用日耳曼人的战争号子Barritus等）很难说会影响军队的效率。当时的注疏家宣称，对蛮族某些方法的借鉴，实际上改善了罗马军队的表现。维格提乌斯〔6〕（1.20）称，效法蛮族的一些做法对罗马骑兵是有益的。

当然，修正派的看法也并非无懈可击，我们只知道一小部分军官的民族背景，而对普通士兵民族背景的了解微乎其微。资料很少告诉我们某个人的族源，我们常不得不根据其名字来推断，如修正派承认的，这种方法很不可靠。我们知道，有些蛮族人采用了罗马人的姓名，而有些在帝国内征募的兵员使用的却是当地人的名字（凯尔特人的、色雷斯人的等等），这些名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蛮族的姓名。新兵将自己看作罗马士兵而抛弃原有身份的说法也让人生疑。有一个老兵把自己描绘成Francus civis, Romanus miles，意思是法兰克人公民和罗马士兵（《拉丁铭文选集》〔ILS〕，2814）。当时有人注意到了军队蛮族化的现象。公元4世纪，在帝国东部某些地区的叙利亚语中，“哥特人”是“士兵”的俗称。在某些场合，当时的一些人谴责了军队的“蛮族化”问题，较出名的是：公元5世纪早期，库列涅主教叙列西乌斯因皇帝阿卡狄乌斯在军队中雇佣大量蛮族士兵而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论王权》，1091）。修正派的观点假设，蛮族“同盟者”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服役，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战斗，这对正规军队并没有产生“冲击”。但可以想象得出，那些和正规军队一起服役，却纪律更为松弛、对训练也不那么投入的蛮族可能会对正规军队产生有害的影响。最后，我们应当记住，修正派的论点只涵盖了某段历史时期：它最早追溯到公元378年罗马在阿德里安堡的大败，或稍后的公元425年。到公元5世纪中期，西罗马的战斗部队已经彻底“蛮族化了”。公元451年，在查隆战役中击败阿提拉的“罗马”军队，或者完全由蛮族组成，或者其中具有战斗力的部分由蛮族组成，这就看我们对史料如何理解了。

修正派的论点已经表明，军队的“蛮族化”不是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东罗马帝国幸存的唯一解释，我们必须寻求其他的原因。可能的解释包括：西部承受了来自蛮族的更大压力，篡位的皇帝更多；它的边界较长；缺少战略上难以攻克的、类似君士坦丁堡那样的都城；更糟糕的税收基础；未能遏制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家庭并创造出类似于东方的官僚“服役贵族”；未能将军队统帅吸收到帝国宫廷中。可是，有人仍会认为军队的“蛮族化”确实是西罗马灭亡的一个原因。

历史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本章是以下面三部分构成的：首先是“传统的”解释，继之以“修正派”的看法，然后是对后者某些方面的批判。如此安排表明所有历史解释都具临时性，它们属于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有许多原因，这里提出其中的三个。

新资料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经常找到，但它们的发现促使了新观点的产生。意大利的考古发现是重新评估共和国后期“农业危机”的因素之一。

由于受到所处政治或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通常会发生转变，而这常常引出对已知资料的新解释。德国学者在1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前期首次对罗马晚期的军队“蛮族化”作了认真研究。考虑到当时新德意志帝国对集体身份的寻求，这些学者倾向于将罗马古代的日耳曼因素最大化并构建出一支非常“日耳曼化”的罗马军队也就不足为怪了。另一个例证是对“重装步兵革命”这一传统观点的反对。它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对历史变革社会决定论的思潮的一部分。

这里所提出的最后一个解释更具犬儒味道：每一代都重新书写历史，因为著作需要出版，人们需要工作。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要求他们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解释，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应该靠重述他人的观点作为职业。如一个古代史学家所说，这是“正常的、循环的、内源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过去时，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抛弃其导师们主导的范式，以寻求‘进步’。”

注释

〔1〕当代古典学者，曾任牛津大学教授，著有《希腊僭主》等。

〔2〕德国古典学者，其最近的著作有《荷马与特洛伊》等。

〔3〕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诗人，据说其诗歌对斯巴达人赢得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是重装步兵交战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

〔4〕当代古典学者，曾任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著有《征服者与奴隶》、《死亡与再生》等。

〔5〕均为日耳曼人部落，罗马帝国后期曾入侵西罗马帝国，分别建立东、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西哥特人还于公元410年攻陷过罗马城。

〔6〕罗马帝国后期的作家，著有《兵学大纲》。

第四章
思考战争

“9.11”之后，一个超级大国发动了一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主要表现为两场很大程度上的“常规”战争，结果导致两个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的变更”。如今，不同形式的战争会影响所有的人，因此我们都须对战争有所了解。杰出的哲学家理查德·索拉吉在思考当时一触即发的战争的道德性问题时，综合考虑了各种观点，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看法。古典世界的思想家们相当关注战争，本章介绍了他们对战争的原因、正义性、可接受度的看法。本章的主题不仅涉及过去的这些思想，还有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理解有关战争的现代讨论和看法。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

古典时代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各把一场战争作为他们研究的主题，它们分别是希波战争（公元前480—前479）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他们分析了战争的原因。对希罗多德来说，复仇、亲缘关系和义务是历史上战争爆发的关键原因。为解释亚洲的波斯人为什么对欧洲的希腊人作战，他首先详细论述了神话中双方所做的一系列错事，由于他觉得无法判断这些神话的真伪，希罗多德选择从他了解的地方开始叙述。

吕底亚（在小亚细亚）的克罗伊索斯决定攻击新兴的波斯强国。随着克罗伊索斯的失败（公元前547年），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今土耳其爱琴海沿岸）落入波斯的统治。当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暴动时（公元前499—前494），其族人雅典人援助了他们。这导致了波斯对马拉松的远征（公元前490年）。在那里的失败引发了公元前480—前479年波斯的主力入侵。对于克罗伊索斯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行动，希罗多德提供了多种理由。一种是从人的立场加以解释，包括克罗伊索斯的两个愿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和为自己的连襟在波斯人手中的遭遇复仇。另一种是从神的立场加以解释：神灵对吕底亚王室复仇的承诺〔1〕得到了应验。这两种解释并不应被看作相互矛盾，相反，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把神的作用弱化为不过是“偶然或者运气”（Tyche）。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时，修昔底德对造成交战双方不和的公开原因和“最真实的”原因——雅典势力的增长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作了著名的区分。虽然他们列举的原因和现代历史学家的看法差别很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这些具体战争原因的分析似乎仍然是合理而精辟的。可是，两人都不太关注他们所叙述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也没有在总体上对战争的原因进行任何明确的讨论。

我们也许期望在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找到对战争更具总括性的论述。他们本人关注着战争，讨论了谁应当参战、对参战者的教育、理想国家所处的战略位置和拥有的防御工事，以及它的军事指挥和组织情况。他们也确实讨论过战争中的公正性问题，例如对自己战士的奖惩，对敌人的处置等。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广泛或系统地讨论过战争的正义性。他们与此最接近的论证是对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战争的论述。这些基于“种族模式化”让他们脸上无光的论调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简要论及。在《理想国》（469b—471b）中，柏拉图称，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的战争属正常范畴，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不正常。因此，对后一类战争应加以限制，但不应限制前一类。希腊人不应相互奴役，这样他们就能齐心协力对付蛮族。在《政治学》（1333b38—1334a2）中，亚里士多德声称军事训练有三个目的：防止那些受训的人沦为奴隶；赢得领导权，并为被领导者（即其他希腊人）谋利；奴役那些应当做奴隶的人（即蛮族）。后者呼应了《政治学》的开篇，在文章的开始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奴隶制合理理论。

我们可以部分从哲学家的规定性论述中，部分从历史学家的叙述中了解战争中可接受行为的标准。圣所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节日（例如奥林匹克赛会）不得侵犯。可是，出于实际考虑的战争可能会无视这些约定。圣所拥有财富，且常常处于有利的战略位置，似乎仅有使者可总享有豁免权，人们当时广泛接受的看法是：战俘可以被赎买或被奴役。处死战俘是否合理存在争议。在攻克一个城市后，胜利者完全有权杀死男子，并奴役妇女和儿童。可是，杀死非战斗人员在道德上令人质疑。

在希腊人的政治语篇中，对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讨论似乎非常流行。例如，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规劝塞浦路斯国王尼科莱斯永远不要进行非正义战争（《致尼科莱斯》，24）。可是，是什么使战争具有正义性或非正义性，鲜有详尽论证。公元前4世纪有一篇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在古代，该对话（《阿克比阿德斯篇》）可能被错误地归于柏拉图名下。这篇对话提到如果敌人不曾有任何过错，对他们发动战争即非法。针对欺骗、暴力或劫掠等恶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需要注意的是，战争针对的错误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或潜在的攻击。欺骗也是一种错误。与多数近代理论包含的观点不同，古典时代希腊人认为正义的战争不一定是自卫战争。

古希腊人没有关于正义战争深入和系统的理论，这或许表明他们认为战争状态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因此不需要详细的理论证明。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篇中的一个发言人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绝大多数人所谓的‘和平’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词语，事实上，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城邦在任何时候都处在对所有其他城邦不宣而战的状态”（626a）。这个发言人嘲笑多数持相反观点的人无知（625e）。柏拉图引入这个观点的目的是要驳倒它。

希腊人不注重对战争正义性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正常状态。相反，他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显而易见，为人们普遍赞同，而且被认为存在于人性之中，所以对一个成熟理论的需求并不强烈。绝大多数希腊作家一致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对利益的渴望，对荣誉的追求以及自卫。如修昔底德借雅典人之口所说，这一切说到底是安全、荣誉和自身利益（1.76.2，并见前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那段论述）。对希腊人来说，寻找战争原因不难，对恶行的惩罚没有时间限制，况且所有希腊人的城市都处于亲缘关系和盟友的网络之中，因此正义战争的原因常常就是现成的。敌人，或者敌人的盟友，在某个时候对你自己的人民或者盟友犯过错误，这种说法并非虚伪的言论。

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

在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那里，我们似乎找到了对“正义战争”系统的、正式的思考。在缔造庞大且稳定的帝国过程中，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征服了希腊人的东部领地以后，罗马人感到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拥有的强权和赢得强权的战争是合理而正义的。最好的相关资料虽然来自西塞罗的一个残篇，但如我们会看到的，其中表达的观点并非不典型。

在《论共和国》的第三卷中，西塞罗写道，理想的国度不应进行战争，除非是为了信誉（fides），或者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健康发展（salus, 3.34）。在另一段中，他提到，正义战争必须有原因，要么是复仇、要么是防御（3.35），但不应就此认为只有自卫或保卫盟友的战争是正当的。正义战争包括这类战争，但上述论点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为保持信誉罗马要担负捍卫盟友的义务，但这是双方面的，盟友亦应忠于罗马。自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人认为，他们所有的盟友，即我们所称的附属国，都处于从属地位，任何与罗马有外交关系的民族都被视为属于此类。那些不能服从罗马意愿的行为就是对忠诚的破坏，所以罗马的“复仇”战是正义的。不仅如此，任何对罗马的伤害，不管是对罗马的进攻，还是对罗马盟友的攻击，都可能遭到报复。外族对罗马人的敌视，甚至仅是某一外部强国的存在，都可能被罗马人认为是对其安全的威胁，所以罗马的侵略战就是正义之战。

在《论共和国》保存下来的另外一段中，西塞罗称，除非经过宣战（denuntio）、战前提出正式警告（indictio）和索赔（rerum repetitio），否则不存在正义战争。这里提到了负责宣战的罗马祭司团举行的被称为Fetiales的仪式。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仪式何时开始，也不知道它们会持续多久，但它们确实揭示了罗马人对战争的态度。罗马人认为，这些仪式最初由三个阶段组成，西塞罗对这三个阶段进行了逆序描述，第一阶段是索赔。仪式暗示敌人对罗马犯了错误（否则何来要求补偿？），但这并不一定就是指对罗马或其盟友发动过进攻。此外，确定赔偿标准的是罗马人，而且他们知道索要的赔偿是赔付方无力承担的。这些仪式与其说是与侵略战争行为的坚决决裂，不如说是一种将争端置于众神的法庭前进行裁断的正式方式。神灵的裁决影响着战争结果，如果胜利者是罗马，那战争就是正义的。胜利后，罗马人常强迫战败者支付战争的开销，这样，战败方被迫承认罗马的事业是正义的。

内战

内战的威胁在古典世界无时不在，这引出了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如希罗多德所说（7.102.1），希腊总是与贫穷为伍。有限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导致所有希腊城市的人口都被划分成大多数人的“穷人”集团和极少数人的“富人”集团，这意味着总是存在希腊人称为内讧（内争或战争［stasis]〔2〕）的可能性。公元前5世纪，内讧演变成政治化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支持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另一方则期望由少数人统治（寡头政治）。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以后，城市内发生内讧时，政治家们越来越愿意请求外来力量干涉，利用外部势力帮助解决争端。先是雅典，后是底比斯，他们倾向于支持民主派；而斯巴达和后来的马其顿通常支持寡头派。

关于希腊城市中发生的内讧，我们最好的资料是修昔底德关于公元前427年科西拉（科孚）事件的叙述（3.69—85）。内讧源自法庭纠纷，首先诉诸暴力的是寡头分子，但民主派的行为最为残暴。

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死亡。像这类事件中常见的那样，人们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行为超出极致。父亲杀死了儿子；人们被从神庙里拖走，或者就在祭坛上被杀戮。有些人实际上被困在了狄奥尼修斯神庙中，并在那里惨死。

（修昔底德，3.81，R. 沃纳英译）

修昔底德之所以长篇叙述这些事件，不是因为它们内在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因为科西拉的内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此类事件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因此他可以以此为参考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就像上段引文所揭示的，修昔底德认为，内讧不仅导致了政治的崩溃，还是对社会、宗教和道德的颠覆，甚至使语言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鲁莽的攻击变成了勇敢。对立派别的领袖们把战争的动机描述得冠冕堂皇：发动战争是为了多数人的平等或稳固的政府；但这些仅是追求私利的幌子。修昔底德的这段论述是为支持他的关键论点：战争让希腊人的品性野蛮化了。修昔底德认为，只要人性依然如故，那这种内讧总有发生的可能，但在外部和平时期，这样的行为不会那么残暴，用他那著名的论断来说就是“战争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如果你是一场内战的参与者，你眼中的战争会大不相同。虽然罗马建城的神话包含了亲族仇杀，罗慕路斯杀了勒莫斯〔3〕，而且在经历了导致共和国政府垮台的内部冲突后，内战的阴影在罗马人的心头仍然挥之不去，但与希腊城市比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在避免内战方面做得相当好。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对其他强国实行的无情的军事打击政策。可是，内战一度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也在思想上构成威胁。公元前63—前62年，罗马发生了“喀提林阴谋”〔4〕，阴谋在武装冲突中破产。有关这个事件的资料比其他大多数事件的资料要完整、详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让我们对该事件的评估更加困难。我们的主要资料来自西塞罗，他宣称自己是阴谋的主要反对者。甚至在武装冲突开始前，西塞罗在自己的演说《反喀提林》中就把阴谋描绘为“战争”。对喀提林的战争也因此被描绘成一场反对奢侈、疯狂和犯罪的战争（2.11），一场美德对恶行的战争（2.25）。其他内战都很糟糕，但“喀提林阴谋”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其他内战以变革政府为目标，而这次内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共和国（3.24—25）。阴谋者不仅企图把野蛮的高卢人拉入阴谋，而且他们本身变得就像是野蛮人。他们有罪犯的大胆妄为（audacia）、不虔敬（scelus）和狂怒（furor, 1.31等处）。内战之中，有必要说明对手已经放弃了同胞应得到的对待，相反，由于对手的行径如同蛮族甚或比蛮族更恶劣，他们应被视为国家的敌人（hostes）。当与另一个罗马人战斗时，如果能表明他根本就不配做罗马人，那对其实施打击时将没有顾虑。

喀提林阴谋发生大约20年后，拉丁历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写下了两篇专著来揭示罗马人的道德堕落，分别是《喀提林阴谋》〔5〕和《朱古达战争》。萨卢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模仿了修昔底德的风格，他谴责政治领袖们打着为公众谋利的旗号追求个人私利（38）。可是，对萨卢斯特来说，内战的起因不仅不是外部战争反而是因为缺少外部战争。和平和繁荣使人们先是产生了对金钱的贪欲，而后又产生了对权力的贪欲（10）。罗马人持有一种独特的观念，认为可怕敌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如萨卢斯特在《朱古达战争》中所述，迦太基毁灭之前，“公民之间不曾因争夺荣誉或权力而发生争斗。对敌人的恐惧（metus hostilis）让这个国家的国民保持着良好的道德。”（41）

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

罗马元首制治下的希腊哲学家的处境与他们的前辈们比较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在非希腊人的专制君主——罗马皇帝的统治下生活。该专制统治很稳固，虽然个别皇帝可以被废黜，但改变制度的现实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帝国宣称对全世界至少是对世界上最好的区域享有统治权，除偶尔爆发的内战外，战争只发生在遥远的边境地区，戍边的职业军人在那里征战。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变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战士怀有敬意，元首制下的希腊哲学家却对他们持一种混合了厌恶、鄙视和畏惧的态度。他们对战争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里要讨论的是其中两种观点。

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们谴责为荣誉或利益发动的战争，但不会谴责自卫战争，因此他们从不曾否认正义战争的存在。元首制时代，哲学家们继续批评那些追求个人利益或者野心的战争，但他们的批评更加深入。狄奥·克里索斯托（《演说》，80.3）和爱比克泰德（4.1.171－172）都否认为政治自由发动战争的正当性，从逻辑上说，他们实际上否认了任何自卫战争的正当性，并对所有战争的正当性表示了怀疑。这种和平论调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不大可能存在自卫战争，对自卫战争合法性的抛弃可能就更容易理解。此外，这些人都是斯多葛学说——元首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的追随者。对一个斯多葛派来说，不会影响人内心的事物就是无关紧要的事物。因此，由于他们相信战争是由于人类的残忍，或者错误的判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雷同的）所引起，破坏了世界的和谐，它的邪恶，例如置人于死地和奴役他人，和一个善人不相干。爱比克泰德坚称，置人于死地实属不道德行为（3.3.15），狄奥·克里索斯托写过两篇演说稿（15和16），以此来证明“石不成牢，心灵无羁。”

鉴于他们如此形而上地强烈反对战争，当我们看到下面的事实时，不免会吃惊。斯多葛派的狄奥·克里索斯托在其第二篇演说《论王权》中，为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辩护。他的论证如下：国王（或皇帝）之所以进行统治，是因为他拥有所有美德（arete），而美德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类之博爱（philanthropia），这种爱表现为对臣民施予的恩惠。因此，如果国王遭遇暴君，他应该击败暴君，从而可以在未来向暴君的臣民赐予恩惠。同样，他应当和其他的国王作战，胜利者往往拥有更多的美德，因此会给战败者的臣民以更大的恩惠。该论证明显存在漏洞，因为它设想战争胜负是通过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决斗来决定的，所有的战争都以彻底的征服告终，这种精心编织的理论由来已久且极具危害性。

罗马统治下的基督徒

战争对基督徒而言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主战的《圣经·旧约》如何能与主张和平的《新约》相调和？如前所述，德尔图良和奥里金等早期基督徒倾向于和平主义，他们对《旧约》中上帝及其选民无休止的“争战”进行了寓言式的诠释。由于不希望与异教徒的政权相敌对，他们宣称，虽然他们不会为世俗而战，但会为帝国的稳固祈祷，这样他们就成为一支宗教军队。异教徒自然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基督徒只向他们唯一的神而非所有神祈祷，正是这样的祈祷对作为帝国基础的神圣和平（Pax Deorum）构成了威胁。随着君士坦丁大帝（307—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对一种帝国宗教来说，和平主义不是现实的选择。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圣奥古斯丁（395—430年的希波主教）的观点对他同时代的人影响到底有多大，但在古典晚期和中世纪西方战争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由于不懂希腊语，奥古斯丁没有直接征引信奉异教的希腊哲学家的作品，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他广泛阅读过拉丁语文献，并参考了西塞罗的作品。尽管就我们所知，奥古斯丁从不曾广泛、系统地讨论过战争问题，但通过散见于他多部作品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他试图证明基督徒参与战争是可以接受的。从西塞罗的论著和罗马的传统中，他接受了正义战争必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错误的回击（《旧约全书前七卷的若干问题》，6.10），通过考察《旧约》的历史，他提出了下述证据：错误不一定是指暴力袭击（同上，4.44）。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异教徒而言，正义战争并不局限于自卫一种。

奥古斯丁的思想中，有两部分具有明显的基督教思想特征。首先是诉求权力当局。虽然认为个人杀戮不可接受，哪怕是自卫，但对一个士兵来说，取人性命是他的合法使命（《书信集》，47.5）：

如果一个义人正好是一个邪恶的君主的属下，那他可以根据君主的命令参与战斗，保卫公共和平。他得到的命令可能不违反上帝的律法，也可能违反与否尚无定论（这种情况可能是：罪恶的命令只与有罪的君主有关，而士兵的服从角色让他清白），既然如此，那根据上帝的旨意参战的士兵，该是更加清白，犹如所有为上帝服务的人都知道，上帝不可能发出任何罪恶的命令。

（《反福斯图斯》，22.75 L. J. 斯威夫特英译）

在这里，部分责任（而且仅仅是部分）被转嫁给了统治者。它所暗示的是，如果一个邪恶的统治者发布的命令明显违背上帝的律法，那服从命令的士兵就有罪。由于奥古斯丁的看法源自基督教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区分，而且他亲历了蛮族入侵者发动的战争，这种诉求权力当局的做法并非附和此前异教徒关于战争的思想。

奥古斯丁的另一个具有基督教思想特征的观点是他对内心的意向和外在行为的区分。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正是参与者心灵的状态，“在战斗中摧毁敌人的应该是必胜的决心，而不是愿望（《书信集》，189.6）。”在这一片断中他讲到，上帝之所以允许进行战争是为了换来和平。而另外一个片断讲的是上帝之所以允许战争是为了纠正人类道德上的错误（《上帝之城》，1.1）。在第三个片断中他提到，用语言消灭战争比用利剑消灭敌人更为光荣（《书信集》，229.2）。用基督教的战争思维模式来看，为了敌人自身的利益与其交战，几乎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义务。

如果一个国家遵守基督教的律法，甚至战争都可能会在不乏仁爱的情况下进行，那在抵抗的民族被击败后，更容易以虔诚和正义为基础达成和平盟约。

（《书信》，138.14）

注释

〔1〕据希罗多德，克罗伊索斯的祖先是靠谋杀前王登上王位的，因此注定要受到报复。

〔2〕这个词的意思比较宽泛，指城邦内公民之间发生的斗争，可以是一般的争吵和小冲突，也可以是大规模的内战，姑以内讧名之。

〔3〕据说两人是孪生兄弟，建造罗马城时发生冲突，勒莫斯被杀。

〔4〕喀提林为罗马贵族，连续竞选执政官失败后，企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为西塞罗挫败，喀提林的暴动也被镇压。

〔5〕也译撒路斯提乌斯，其第一部著作拉丁原文的意思是《对喀提林的战争》，但中文一般译为《喀提林阴谋》。这里遵从传统。

第五章
战略

战略还是幻想？

古代资料中包含了许多领袖和民族宏大却未能实现的战略计划，这成为研究古代战略最有趣的资料。这里挑选的战略故事通常为现代学者忽视或摒弃，但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充分了解古典文化是如何从军事角度来看待世界的。

公元前41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发动了对西西里的远征。传记作家普卢塔克（约50—约120）宣称，对雅典政客阿尔西比亚德斯而言，西西里不过是一场征服战争的起点，征服的对象包括迦太基、利比亚、意大利，而后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普卢塔克笔下，这个计划让雅典的老老少少着迷，他们在角力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沙地上勾画西西里的轮廓，以及迦太基和利比亚的位置（《阿尔西比亚德斯传》，17）。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于计划中的系列战争目标进行了不同的排序，他借逃亡斯巴达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之口称：首先是征服西西里，然后是意大利的希腊人，此后是迦太基人，最后是伯罗奔尼撒人（6.90）。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一份备忘录被制订了出来，据说其中包括他进一步的征服计划：首先是迦太基，然后是利比亚和西班牙沿岸民族，再回到西西里（狄奥多：《历史集成》，18.4）。另一份资料把他的征服计划细化了（库尔提乌斯·鲁弗斯，10.1.17—19）：亚历山大的目标是击败迦太基人，然后横穿努米底亚沙漠（北非）前往西班牙，绕行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海岸，最后返回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第三份资料称，有些作家描述的计划更为大胆：绕航非洲，经赫拉克利斯柱（直布罗陀海峡两翼的高山）进入地中海，最后把利比亚和迦太基纳入到他帝国的版图中（阿里安，7.1.1—3）。

公元前44年，正当恺撒将要离开罗马前往东方，准备对帕提亚帝国——该国以现代伊拉克和伊朗为中心——发动战争之时，他遇刺身亡。普卢塔克认为恺撒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打败帕提亚人后，他有意越过高加索山脉向黑海进军，击败西徐亚人（多瑙河以北的民族）和日耳曼人，然后通过高卢返回意大利（《恺撒传》，58.3）。

当时的人们认为，蛮族可能野心勃勃。公元前63年，当本都（位于小亚细亚）的米特拉达梯被逐往克里米亚时，有人相信米特拉达梯曾计划环黑海行进，再沿多瑙河而上，借助某些高卢人的帮助，通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卡西乌斯·狄奥，37.11.1；阿皮安：《米特拉达梯战争》，102，109）。萨珊波斯的第一个国王阿达西尔于公元3世纪20年代推翻了帕提亚人的统治，据那些罗马帝国内的人猜测，他希望重新占领所有曾在阿契美尼德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统治下的领土，因此，萨珊王朝被认为对罗马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领土构成了威胁（卡西乌斯·狄奥，80.4.1；希罗狄安，6.2.2）。

记述这些故事的作家们是用这些故事来说明其中人物的雄心。人们对此的理解可以是正面的——拥有远大抱负的人对荣耀的追求（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评价），也可以是负面的——自不量力的傲慢（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对于蛮族，人们的评价几乎总是后者，因为他们被认为在本性上易有这种不合理的欲望。

现代学者倾向于贬低这些故事的意义。他们或者把这些故事“合理化”到一个更易“实现”的程度，或者弃之不顾，不是将它们当作那个时代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认为它们是后来杜撰出来的。他们的批判或许是有些操之过急了。汉尼拔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从西班牙进军意大利，亚历山大对从希腊到印度的广大地区的征服，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真的发生过，很可能也会被看作是白日梦而已。

让我们对其中一个例证——雅典在西方的野心——作更深入的考察。普卢塔克的资料可能来自修昔底德，因此不具有独立资料的价值。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该计划的现实性的段落。阿尔西比亚德斯的一篇演说对该计划作了最充分的说明，演说的目标是说服斯巴达人重新对雅典开战（6.90）。阿尔西比亚德斯在此处完全有理由夸大其词。这个“宏大的计划”显然不是在讨论派出远征军计划的雅典人民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例如6.16—18），也不是在将军们到达西西里后举行的战略会议上提出来的（6.48）。从西西里开始，雅典人实际上请求了迦太基人的援助（6.88）。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个人认为雅典人希望占领整个西西里（6.6；参见6.1），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目标是迦太基（6.15）。任何占领西西里全岛的意图，自然会与迦太基发生冲突，因为它控制着岛上的城市。雅典人从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得到了帮助（6.103），这显示了他们在西部地中海势力范围的广大。修昔底德笔下西西里城市叙拉古的一位政治家在一篇演说宣称，迦太基人总是担心他们有一天会遭到雅典人的进攻（6.34）。在公元前424年的一部喜剧中，已经提到了雅典进攻迦太基的可能性，尽管表述带着喜剧的夸张（阿里斯托芬：《骑士》，1302—1305）。虽然该政策并未公开，但大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如果雅典在西西里的远征获得更大的成功，那这个“宏大的计划”当时一定颇具吸引力。

如果我们了解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脑海中是如何构建世界的，那这些宏大计划可能会显得更加“理性”，更有可能实现。在我们前面概述的计划中，某些地理特征凸现出来：海岸、河流和山脉。这些都表明了古人思考地理的方式。由于缺少精确的地形图，与我们不同，他们倾向于不按一片片领土——所谓的“地图式思维”——来思考，而是按一条条线——所谓的“里程式思维”——来思考，例如考虑的是海岸线、河流和山脉等。图文并茂的《周航记》就是这种“里程式思维”的产物；《周航记》标明了沿海岸航行时遇到的港口和地标、巡游路线、沿途所有的歇脚处和城镇名称。制订战略计划时，人们依据的正是这些东西。《周航记》和线路图犹如伦敦地铁地图，既实用，又和实际地形无关。

当然，古代地理学家尝试过对世界进行准确的地形描绘，这里提出需要注意的三点。第一，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发现时代”极其重要，但它们仍属专业文献，对古典世界很少产生广泛影响。第二，他们估计的“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希腊语是oikoumene，拉丁语是orbis terrarum），即他们已知的世界，以及周围那些或多或少属于传说的地区范围实在是太小。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论证道，人类居住的世界大约8046英里“长”（从东到西），“宽度”（从北到南）则大约是长度的一半。第三，仍据斯特拉博，人类居住的世界被认为是个东西向的椭圆，时人认为的多瑙河以北的欧洲比实际的要小得多（因此，这使米特拉达梯和恺撒的计划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不像在我们眼中那样令人生畏），西非和欧洲也被大大压缩（古人对雅典人和亚历山大“计划”的态度也相应受其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学的重要性对古代的战略思维来说是第二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想的是征服民族而非地区。他们期望征服的民族是蛮族，而且如同在第一和第二章指出的，他们认为蛮族生来就是劣等民族。针对一个由劣等民族组成的狭小世界的庞大征服计划若包括穿越或沿某些河流、海岸或山脉征战，这对古人来说，可行性比我们认为的大得多。

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

1976年，美国战略分析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出版了《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一书。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各种原因，少有著作引起了古史学家如此多的争议。勒特韦克著作中描述的两种帝国模式（见图8）为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图8　勒特韦克关于罗马帝国的两种模型

在第一种模式中，勒特韦克概要地阐述了他对共和国后期和元首制早期（至1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看法。罗马帝国是个“霸权式”帝国，在罗马直接统治的地区（意大利和行省）周围，是一圈“附属国”，后者的责任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内部秩序，应付较小的外来威胁，以及推迟构成威胁的行为。由于罗马的军团（元首制时代是职业的辅助军）不负责帝国边境的日常防御，它们成为机动的战略储备力量，用于消灭那些有独立倾向的“附属国”、出兵附属国消除潜在的严重威胁，以及寻求进一步的征服。

第二种模式中，勒特韦克提供了关于1世纪后半期到3世纪后期帝国通行的宏大战略的图景。这是一个“领土型帝国”，“附属国”已经消失，军团和辅助军驻扎在边境沿线的永久性基地中。进一步的扩张是危险的，因为增加一处边境地区的军队，意味着抽调其他边境上的守军。勒特韦克暗示，这一宏大战略是皇帝及其参谋们专门制定的。这是一种防御政策，目的是使用“节约兵力”，因此对地理情况细致考量，选择那些良好的、便于防守的边界——最理想的是天然边界（河流、海洋、沙漠或者山脉）——加以巩固；如果必要，则以人工工事（城墙、壕沟、清理过的开阔地，如哈德良长城）取代之。防御性战略并非消极、被动。高效的情报传递让罗马军队在危险到达边境之前就可以先行阻截。

勒特韦克的观点获得了某些支持，但学术界的主流对其是敌视的。这种敌视或许来自下述事实：勒特韦克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因此他被视为外来闯入者。可以肯定，勒特韦克的著作反映出的对在“附属国”领土上从事战争的热情，让冷战时期的西欧人读来感觉颇不舒服（勒特韦克是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安全顾问）。无论当代的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最好记住，现代历史学家并不是在历史真空中从事研究），尽管勒特韦克的批评者倾向于过于简单化地对待他的论证（如同在这里由于篇幅所迫我也只能如此），一些对“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的批评还是相当有力的。这里我们可以考察其中几个。

“附属国”从不曾消失。当时存在着把“附属国”转变为行省的趋向，特别是在东方，但罗马人从不曾停止把在他们直接控制之外的地区转变成“附属国”的尝试。

另一种批评是概念上的。罗马人缺少必要的思维工具来构想像勒特韦克所描述的那样宏大的战略。前一节我们已指出，罗马人缺少准确的大比例的地形图。虽然他们保存了一些记录，包括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以及授予受宠的外国人公民权的记载，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外交档案或者对外政策档案。决定由皇帝做出，人们认为他会咨询其顾问团（consilium），可是，顾问团是由皇帝邀请的那些人组成的，而且皇帝可以推翻他们的意见；此外，我们从不曾听说有专门领域的对外政策专家，或者是一般的外交专家。当时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76.9.4）告诉我们，皇帝塞普蒂穆斯·塞维鲁公元198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战争时就遇到了缺乏信息的问题。而这已是罗马初次在那一地区作战以来大约200年以后的事情了。

历史上有人表达过防御的理想。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阿皮安描述道，罗马人在帝国周围建立了“一圈庞大的军营”（《序言》7）。其后一个世纪的另一历史学家希罗狄安说道，奥古斯都“用巨大的障碍物、河流、壕沟、山脉和无人区把帝国包围起来，以此加强帝国的防御力量”（2.11.5）。但这样的论断，与勒特韦克那精心设计的地理大战略无法相提并论，将其和那些有关进一步征服的理想摆在一起也不相协调。希罗狄安还宣称，如果皇帝马克西姆斯不是为一场叛乱所阻，他有可能一直征战到海边，征服这些地区的日耳曼人，文献确信这会是一桩好事。（7.2.9）

罗马人用他们认为理性、但我们看来怪异的话语讨论战略问题。卡西乌斯·狄奥曾在塞普蒂穆斯·塞维鲁的顾问团里任职，在写到皇帝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吞并时，他说，

他过去常说，他将一大片领土纳入帝国，并把它变成了叙利亚的堡垒。事实恰好相反，这一征服一直是不断战争的根源，并造成了我们巨额的花费。它带来的利益很少，而耗资巨大。（75.3.2—3）

我们不必相信卡西乌斯·狄奥曾真向皇帝表达过他的这些看法。但除塞维鲁对帝国主义的公开溢美之词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篇相当平常的战略文章。但卡西乌斯·狄奥对这个皇帝另一次远征给出的理由却大不相同。

塞维鲁由于看到儿子们正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越变越糟），军团因为懒惰而衰弱，于是发动了对不列颠的战争。（77.11.1）。

战争和后勤：总体考虑

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进行一场战争，无论胜负，花费都是非常高昂的。古典世界的战争也需要巨大开支，尤其是围城战和海战。为支付对日耳曼人的战争费用，皇帝马克西姆斯所征的苛捐杂税，导致了最终让他丧命的叛乱（希罗狄安，7.3.1—4.6）。可是，战争也可能带来巨大利润，那完全取决于你和谁作战，获得怎样的成功。近来的研究表明，古罗马圆形剧场的铭文写到，它的建造资金来自战利品。这一巨大工程的费用部分来自皇帝韦斯巴芗及其儿子提图斯镇压一个十分小的行省朱迪亚的起义时掠夺的财富。

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项开支——支付军人的薪水——在古代世界并不总是必需的。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古典城邦中，公民权和服兵役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邦因此勿需为它们的公民士兵支付军饷。在古希腊，雅典是唯一一个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支付军饷的城邦。薪水制似乎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引入雅典，那时雅典吞并了一个帝国；军饷最初好像是以一种生活费的形式出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军饷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对兵役的酬劳，而其他希腊城邦也开始向士兵支付军饷。罗马人在围攻维伊〔1〕期间引入薪金制，那场战争结束于公元前396年。皇帝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特别国库，并开征两种新税，以支付元首制度下职业军人的薪资。军人的基本薪资是否可以成为致富的途径，这一点值得怀疑。元首制时期，如果一个士兵能够活到可以领取他的退役金时，他的余生会过得衣食无忧。否则，在整个古典世界，士兵只有通过获取战利品才能显著改善其经济状况。

甚至某些雇佣兵也无需支付军饷。有些雇佣兵，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色雷斯部落民，服役不取报酬，寄希望于获得战利品。可是绝大多数雇佣兵需要支付军饷。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来自希腊最贫穷的地区，例如阿卡狄亚等地，他们要么为非希腊雇主，例如吕底亚国王或者埃及法老服役，要么为希腊僭主当兵。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雇佣兵好像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区，而且他们不仅受雇于非希腊人，还服役于任何政体的希腊城邦，前者如波斯的图谋篡位者居鲁士，为其服务的万名希腊雇佣兵因为色诺芬在《远征记》中的记述而不朽。亚历山大死后，其继承者发动的战争标志着希腊世界雇佣兵发展的高峰。

我们很少听说有罗马人作为雇佣兵在国外服役（例如，约公元前217—前209年间，一个名叫卢修斯的人撰写了一篇碑铭，以纪念他在埃及的服役，见《希腊铭文集成》第3卷第4册第18号）。可是，绝大多数为外国统治者服役的罗马人，如在本都的米特拉达梯的军队中的罗马士兵，都不把他们自己视为雇佣兵，他们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迫于形势的政治流亡者，为恢复自身地位而战。共和国时代，作为罗马主要军事力量的重装军团兵，常常需要骑兵和轻装兵补充，其中有些士兵是雇佣兵，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克里特弓箭手。但是，尽管两者间的界限模糊，多数士兵来自同盟者分遣队。元首制时代职业辅助兵的出现使雇佣兵不再是必需，尽管支援部队仍可能来自同盟者，而且同盟者可能会从罗马获得补助。帝国后期，恢复了对雇佣兵的使用。公元5世纪，一些显赫人物开始使用蛮族雇佣兵作为私人军队。鲁菲努斯是皇帝阿卡狄乌斯的近卫军长官，他曾指挥了一支由匈奴人组成的个人卫队。这类军队后被称为Bucellarii（“食用饼干的军队”）。公元6世纪，他们常是罗马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公元7世纪早期，Bucellarii成为了正规骑兵队的称号。

水、粮食、柴木、草料和其他物资等后勤供应，对古代军队至关重要，却易被忽视。古代文献不常有军需问题的论述，只有当处境极其恶劣时才略有提及，如亚历山大大帝在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时遇到的情况（阿里安，6.22—26）。因缺少资料，重建古代的军需供应变得特别困难。尽管如此，汇集起来的资料足以写成书本厚的研究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罗马军需供应总体情况的两部著作和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著作。这些作品需要从后来的、资料更多的时期搜罗相关军需资料，然后回推解释散落的古代文献，但这样做需要非常谨慎。例如，对现代士兵需求的估计不能照搬到古代的士兵身上，因为古代士兵年龄更大，个头更小，也更习惯于艰苦生活。此外，现代学者对下述事物的估计，例如对不同驮畜驮载重量的估计，差别很大，所以，这些现代研究的结论都极具临时性。

古代军队很少在冬季作战。冬季进行战争需要特别的理由。例如，公元前324—前323年亚历山大对扎格罗斯山区科萨人进行战争的动机，就被认为是这位君主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缓解其朋友赫菲斯提昂死去带来的悲伤（普卢塔克：《亚历山大传》，72.3）。而绝大多数现代学者更青睐另一种解释：作战的意图是为了在天气条件不允许该部落向山上逃跑时截获他们（阿里安，7.15）。不愿冬季作战与其说是为了让军队避开恶劣的天气，不如说是因为缺乏粮草和运输给养困难。古代运输大批货物时倾向于水运，因为陆地运输缓慢且低效，而海运在冬天极其危险。

军队人数越多，集结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在一个地区集结），作战离开本土越远，供应的问题就越大。

古代近东的军队显然具有良好的军需供应能力。虽然希罗多德提供的数字肯定有极大的水分（7.186），但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即使不是数十万，也至少是数万。同样，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迦太基能够为它在海外作战的数万军队提供给养。对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军队来说，由于军队规模相对较小，作战地区离本土不远，而且驻留的时间也不长，军需一般不大可能成为大问题。通常情况下，权力机关发布集结日期并要求士兵自己准备若干天的给养。亚历山大军需供应上遇到的困难，则可能因为他惯常的快速行军以及攫取波斯国库后的无限财富而得到了缓解。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各个王国不得不进行周密的军需安排，因为他们的军队数量庞大，常包括大量骑兵，而且可能一次在战场上停留数年。公元前306年，安提柯一世〔2〕带领一支接近9万人的军队携攻城器械设法穿过了西奈沙漠（西西里的狄奥多，20.73.3—74.5）。

当罗马人首次在海外作战——即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在西西里时，他们被迫开始寻求一套高效的军需供应方法，其基础是把搜寻粮秣、征集物资和建立供应线等手段混合使用。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其通常的做法，但罗马人在军需供应方面确实具有非凡的能力。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公元前172年——前167年），他们维持着一条长约100英里、穿过巴尔干山区的供应线；公元73—74年，在无水的沙漠要塞马萨达〔3〕，他们设法为一支攻城大军提供了即使不是数月、起码也是数周的供应。在击败希腊化君主国后，罗马人的军需供应能力比他们的任何敌人都要强。这一优势得到了古人的注意。卡西乌斯·狄奥称，帕提亚人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没有重视粮食供应或者军薪问题”而受阻（40.15.6）。

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拥有庞大的辎重队是蛮族军队的典型特征。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对跟随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去和亚历山大作战的庞大随从队伍——其中包括360名妻妾的车队——作了精彩的描绘（3.3.8—25）。古人意识到了庞大辎重产生的问题：它们导致军队行进缓慢；如果辎重和军队混编，造成的混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德意志条顿堡森林中的惨败——公元9年，瓦鲁斯三个军团在那里被全歼，人们认为辎重应对失败负部分责任（卡西乌斯·狄奥，56.20.5）。有些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著名将军，把他们认为不必需的辎重或者销毁，或者运走，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纪律。公元前134年，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在西班牙“驱逐了所有的商人、妓女，以及预言家和神职人员，士兵们经常求教于后两类人”（阿比安：《西班牙战争》，85）。有些古代的资料之所以记录随军人员或者马车的数量，是因为其数量异乎寻常地庞大。在公元前171年的一次劫掠中，安提柯王朝的国王帕修斯从敌人那里掳获了1000辆马车（李维，42.65.1—3）。公元前105年的奥兰治之战中，据说罗马人损失了8万士兵，4万仆人和随军人员（李维：《摘要》，67）。但是，可以认为现代学者低估了他们所研究的军队中辎重车队的规模。例如，那部关于马其顿军需的重要著作将显然是指一次训练的不可靠的营地仆人人数当作了符合作战常规的真实数据（弗龙蒂努斯：《智谋》，4.1.6）。

通常只有在行军速度非常之快的情况下，古代作家才会对这一点作记录。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率领一支特别挑选的“飞虎队”，3天时间行军185英里（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4.6.4）。有时他们之所以记录相关数据，则是因为行军速度非常慢。公元前189年，一支在小亚细亚作战的罗马军队为战利品所拖累，以致一天行军不足6英里（李维，38.15.15）。行军中存在非常多的变数，例如大小道路的状况、天气、军队的构成、辎重车队的类型和规模、扎营消耗的时间、敌人的远近，以及急行军的需要，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难以算出平均速度。考古学可帮助我们了解某些战争。虽然给罗马行军营地定年众所周知非常困难，但还是测定出了苏格兰东北部两组营地的年代，它们分别属于阿格里科拉战争时代（即公元1世纪后期）和塞普蒂穆斯·塞维鲁时代（即3世纪早期）。两个营地之间的距离表明行军速度缓慢，一天不到15英里。

战争和军需：“让匈奴人下马”

对古代军队军需供应进行分析、阐释时的可取之处和存在的陷阱，可用R. P. 林德纳的文章《游牧习惯、马匹和匈奴人》作为个案加以说明。该文宣称其目的是“让匈奴人下马”；其结论是：当匈奴人定居在大匈牙利平原上时（约公元410/420—465年），他们不再是游牧民，因此也就不再作为骑兵战斗。他以两条线索的论证来支持他的结论：一条线索是文献的，另一条是生态学的。林德纳指出，当时的一些资料并未明确说明匈奴人是骑兵，而另一些资料确把匈奴人视为骑兵但却被认为有违历史而抛弃，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一份更早时期的描述（即出自阿米亚诺斯·马赛林纳斯，31.2，写于公元395年）。从生态学的角度，林德纳估计，大匈牙利平原只能养活大约15万匹散牧的马匹。通过与后来的蒙古人类比，他认为每个匈奴人需要10匹马，这样，当时只能有1.5万匈奴骑兵。

一些学者曾顺带地对林德纳的看法表示过赞成或反对，但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对他的观点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这里只是略作评论。

默证总是令人生疑。当时的文献未把匈奴人明确描述成骑兵，可能是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是骑兵。而因为其借鉴了阿米亚诺斯就将那些把匈奴人描述为骑兵的资料视为有违历史而将之抛在一边，则可能是对它们作出了年代误植式的解读。在古典文献的创作文化中，旁征博引被推崇，因此，征引更早的杰出作家的言论总是合宜的。这里只举一例：在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雅典的瘟疫作了著名的描述（2.47—55）后，后来的作家们描绘瘟疫时都倾向于援用修昔底德的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瘟疫的描述是凭空臆想出来的。阿米亚诺斯对匈奴人的描述可能具有相似的地位。此外，林德纳没有提到当时某些未受阿米亚诺斯影响的文献证据，这些文献确确实实把匈奴人作为骑兵论述。韦格提乌斯，林德纳认为在5世纪中期从事写作的人，在其《兵学大纲》（Epitoma rei militaris）中，两次把匈奴人作为骑兵的典范（1.20；3.26）。需要注意的还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当匈奴人作为雇佣兵在贝利萨留斯统帅的拜占庭军队中服役时，他们“全部都是马上弓手”（普罗科皮乌斯，3.11.12）。

即使林德纳对大匈牙利平原牧业潜力的估计是正确的，他的推论仍然有问题。首先，当时的匈奴社会已经与他们在黑海东北平原上时很不一样了。匈奴人已经建立了专制君主制，社会阶层化，帝国庞大。文献资料表明他们居住在村庄中，事实上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游牧民了。匈奴人同样很会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榨取农产品，从东罗马帝国榨取贡金。如果匈奴人愿意进行另一场变革：用一部分粮食喂养马匹，就可以弥补大平原的饲料不足。其次，林德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进行类比是随意的，他也可以把匈奴人与其他人群比较。如林德纳所说，一天换三次马可能把马累垮，但如果匈奴人愿意冒险一试，那根据现有的数字，大平原就能够支撑5万名骑兵。最后，如果认为匈奴人不再是游牧民因而就不是骑兵的观念也是有问题的。所有草原的游牧民都是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是游牧民。

公元451年在高卢遭遇失败后，我们得知（约尔达内斯：《哥特史》〔Getica〕，4.215）阿提拉打算自杀，方法是在部下的马鞍所垒成的火葬堆上自焚。林德纳就此评论道，这是“他不仅没有大量骑兵、相反他率领的骑兵数量极少的证据”。这个评论在下述意义上也许是对的。那时阿提拉的军队中来自被征服民族的士兵占了很大比重，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重装步兵战斗。但以此为据，认为绝大多数匈奴人已经抛弃了他们的战马势必过于轻率。

注释

〔1〕维伊为伊达拉里亚人城市，毗邻罗马。据说罗马人花了10年时间才将其攻克。

〔2〕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曾有意统一亚历山大的帝国，后于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战役战败身亡。

〔3〕犹太人的要塞，起义者最后的堡垒。

第六章
战斗

约翰·基根出版于1976年的名著《战争的面貌：阿金科特、滑铁卢和松姆河之战研究》，普及了战争写作的一种新体裁。这部书为已有的从将军角度进行的战争研究增加了一个视角：探寻那些普通战斗人员生理和情感上的经历。本章遵循这种写作模式，依次观察古代的陆战、围城战和海战。在每节开头，会对技术的发展作简要描述，为探讨战斗人员的特殊心理作铺垫。最后一节会详尽解读一次战役，这可以将本书的许多主题综合起来，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古典战争中领袖的地位。

重装步兵

让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重装步兵的形象（图9）。这是一座青铜雕像，约于公元前500年献纳给多多纳的宙斯圣地。一个重装步兵穿戴的甲胄重量随时代变迁而不同。但如我们将看到的，除两处外，这一尊铜像似乎代表了典型的重装布兵。首先，我们来看他的装备及其所暗示的战斗方式。他头戴青铜头盔，身穿青铜胸甲和胫甲，手执一个大盾牌。这个重装步兵拿的是“比奥夏”盾，与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狄皮隆”盾牌相像，但可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重装步兵通常拿的是圆形木质盾牌，盾面覆以青铜，通过中央的臂带和边缘的手柄抓握。雕像人物原本右手执长矛。绝大多数重装步兵还有一把剑作为补充武器。这套装备沉重，穿上后会感到燥热，易疲劳。头盔使视觉和听觉减退。他没有携带任何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武器。他的战斗少有战术可言（他能多清楚地听到或看到信号不得而知），仅是面对面的交手，而且时间短暂（需在尚未疲劳之前结束战斗）。

图9　重装步兵的正面和侧面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着此装备的士兵。除非他是斯巴达人或者雇佣兵，否则他不是职业士兵。他自己准备装备，而且服役不取薪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前是这种情况，在那之后也经常如此。他相对富有，一般身份是农民，年龄在十八九岁到六十岁之间。公元前5世纪后期，专业武器教练出现了，但很少见。人们认为，对战斗训练来说，舞蹈和竞技比较适宜。士兵与其装备互为一体，与敌厮杀通常都是短兵相接、速战速决。

最后，我们借用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对重装步兵战的解释设想一下这名士兵在整场战役中的地位。他的位置在方阵——一个由几排战士紧密排列的集体——之中，他认识自己周围的人，有些可能是他的亲戚。在献祭一头牲口的仪式结束、将军发表完演说后，方阵向敌人移动。士兵们步调一致地推进，唱着他们城邦的战歌或者颂歌。接近敌人时，他们由行走变成跑步前进，而且高喊简单的战斗口号，目的是杀入敌阵。如果他们的对手是另一个方阵，那就可能出现相互推挤的情况。人们把这样的战役比喻成一场宏大的橄榄球争夺战，只不过多了致命的武器。后排推搡着前排。或迟或早、有一方会积攒好力量向前冲杀。失败的一方会溃散奔逃，死伤无数。有人估计，对胜利者来说，伤亡率为5％，对失败者来说，为14％。

有些学者从另一个角度看重装步兵的战斗。他们认为“推挤”只是一种比喻说法，后排给予前排士兵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或者说重装步兵事实上是在更松散的阵形中战斗。对“标准”的寻求一定会以失败告终。不同的希腊城邦开始采用重装步兵方阵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的作战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知道，斯巴达人是走入敌人阵列的，底比斯人则喜欢用比标准方阵更密集的阵形交战。即使是同一城邦的方阵，阵形也会根据交战时的情况，作出进一步调整。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的阵地决战中，重装步兵方阵占支配地位，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辅助军队，如轻装步兵和骑兵。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轻装步兵和骑兵在战斗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但希腊人倾向将它们边缘化，无论是在实际的战斗中还是在那些历史记载者的思想中都是如此，因为在绝大多数希腊国家中，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皆为重装步兵。

马其顿方阵步兵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军队是合成兵种。腓力二世依靠这支军队赢得了对希腊的霸权，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希腊化王国也凭借它统治着东部地中海。这支军队由长于近战的重装步兵方阵、轻装步兵和骑兵组成，轻装兵装备有标枪、投石器或弓箭，同整个古代传统的作战方式一样，他们在掩护自己部队的同时试图从远距离骚扰敌人的主力。马其顿的杰出骑兵队是实施突然打击的重要力量，虽然其他骑兵也发挥作用（本章后一部分将叙述骑兵的作用）。马其顿军队的核心是那些方阵中的士兵。我们对于这些方阵步兵的了解比从某些现代著作中可能获得的似乎要少。我们关于马其顿方阵的资料，包括文学的和艺术上的，往往和亚历山大有关，而且重点关注的是他作为国王的言行。由于阵地战中亚历山大是以骑兵作战，我们对于步兵的了解相应很少。关于马其顿方阵，我们最翔实的资料来自波利比奥斯〔1〕（18.28—32）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对马其顿方阵如何为罗马军团击败进行的解释。虽然马其顿的战斗方式变化了，但由于骑兵的数量和突袭能力下降，方阵成为赢得战斗的主要力量。波利比奥斯称，因方阵缺乏灵活性，在崎岖不平的地区作战时难以发挥作用。对此他似乎有些夸大其辞。更早的伊索斯战役中（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的方阵在面对希腊重装雇佣步兵的猛烈冲击时，依然能够在战场上改变阵形，而且一边作战一边渡河。后来在公元前197年，在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马其顿方阵的一翼在山坡上作战，在遭到来自后方的攻击前成功地击退了罗马敌军。

马其顿方阵与重装步兵方阵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武器sarissa。学者们已经为研究sarissa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这种努力似乎还将持续下去。至少大家都一致认为，sarissa是一种长矛，由双手掌控。它的长度，可以超过四、五排士兵阵列的长度，而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长矛只能伸出两到三排远，武器的设计理念似乎是为扩大杀伤区域以及方阵内攻击点的数量。它的目的是让敌人在距离步兵方阵还有数英尺远时，就以难以突破的长矛阵对其进行打击。但我们不应把sarissa的地位提升到一种“超级武器”，如果它真有如此威力的话，那斯巴达人就不用等到它在希腊战场上出现100多年后才于公元前227年引入自己的军队中。绝大多数马其顿方阵步兵，如同绝大多数希腊重装步兵一样，对战场中战斗进程了解可能非常有限。只有前几排的士兵能看到战斗情况，多数人密集地集合在方阵之中，因受到同伴遮挡以及扬起的灰尘妨碍了视线，听觉也受到噪音的严重干扰，他们很可能对战斗的进程不能客观了解。马其顿方阵中士兵的士气特别容易受到吵闹声的影响，这些喧嚣声会使他们认为，侧翼或后方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方阵正在后退。

军团步兵

罗马人似乎和他们的邻居伊特鲁里亚人一样，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的某个时候采用了重装步兵方阵。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他们似乎已经创建了著名的军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团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军团由最初的30个小分队组成变成由10个被称为联队的较大步兵团构成，前者有波利比奥斯的描述，后者在恺撒的作品中出现。与此相似的是，它的成员也从意大利农民士兵，变成了主要从元首制下的行省征募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兵。可是，除长矛（在波利比奥斯的描述中，只有少数人使用）消失外，军团士兵的装备，从我们最早的证据到公元3世纪的证据均显示，仍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军团士兵戴金属头盔，通常有胸甲，携带大而弯的盾牌（scutum），一到两支重标枪（pila，单数形式pilum），剑（gladius）和匕首（pugio）。

我们所拥有的证据让我们无法确定军团正面的阵形。人们常估计它有6—7英尺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具体的战斗情况变化而变化。虽然军团可以受命使用重标枪进攻，一般用于攻击骑兵，但因为是投掷性武器，其重量使得它只能飞行较短的距离。在恺撒有关法萨卢斯战役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关于猛攻和保持队列完整哪个更具优势的争论（《内战记》，3.92）。是冒着失去完整队形的风险通过进攻取得先机；还是反过来，站在原地接受攻击？在哪种方式更好的问题上，恺撒和绝大多数罗马将军更青睐前一种。

在对抗其他步兵队时，军团会上阵迎敌，根据命令齐掷标枪。当标枪雨让敌人陷入混乱时，军团战士会拔剑出鞘和敌人面对面肉搏。剑既可用来刺杀，也可用于劈砍。盾牌可以用于攻击。握住盾牌中央，并抓牢上面的金属饰球，可以将其作为武器击打对手的面部；或者借助臂力挥动盾牌将敌人击倒。不列颠的梅登堡被罗马攻陷，把在那里发现的骨骼与中世纪维斯比之战更多的遗骨进行比较，发现军团兵作战时力图将对手打倒在地，然后用剑多次攻击对手头部置其于死地（见图14）。这样的战斗非常消耗体力，我们估计有些步兵间的战斗，例如坎奈战役〔2〕，会延续数小时。因此某些现代学者假设，这样的战斗有时会回到“初始状态”：双方战斗中会后撤，投掷标枪，相互辱骂，以积聚勇气再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这样的“艰苦的拉锯战”中，军团能保持良好的体力是得益于他们平时的刻苦训练。我们得知，他们训练时带着比实战中更重的武器（韦格提乌斯，1.11）。此外，严明的纪律（disciplina）和罗马战士神话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帮助。罗马人认为只有他们拥有严明的纪律，而其他民族没有；罗马神话强调的是“长期的坚持”，例如神化人物荷拉提乌斯〔3〕曾坚守桥梁对抗占明显优势的敌人。

骑兵

希腊是由众多贫瘠和崎岖的半岛以及岛屿构成的，因此虽然拥有马匹是上层社会的标志，但骑兵并非古典时代希腊军队主要的攻击力量，只有来自北方塞萨利平原的部队是例外。塞萨利往北，马其顿广大的草原和部落社会使极具战斗力的骑兵得以发展起来，并在军队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腓力二世〔4〕依靠骑兵征服了希腊，亚历山大借助骑兵征服了波斯帝国以及远达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各民族。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化王国中，骑兵的数量和战斗力都有所下降。共和国时代，罗马人似乎拥有规模虽小但颇有战斗力的公民骑兵队伍，可是，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骑兵消失了。虽然元首制时代由极少数公民充任的骑兵再度出现，但罗马军队自那以后依靠的是外国或者臣服国家的辅助骑兵。罗马军队中骑兵的重要性在早期次于重装步兵。3世纪后半期，情况开始变化。4—5世纪的罗马军队严重依赖骑兵，到6—7世纪，虽然步兵数量上仍占优势，但骑兵成为了帝国主要的战斗力量。

我们可以把古代多种骑兵组合想象成一个光谱。在一端是真正的轻骑兵，例如北非的努米底亚人和摩尔人的骑手，他们依赖于投掷武器，尽量避免近战，至少是在敌人逃跑前如此。他们利用马匹的速度和机动性，构建了人马合一的移动投掷平台。在光谱的另一端是真正的“突击”型骑兵，例如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这些人的装备只为近战。由于马匹无法突入坚固的目标，如密集的步兵阵，“突击”骑兵只能是通过马匹和人协同作战吓跑对手，或至少突破敌人的正面队形，以便杀入敌阵中，踩踏或者砍倒敌人。

古代骑兵的潜力可以从普卢塔克对公元前53年卡雷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天的描述中反映出来（《克拉苏传》，23—27）。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帕提亚军队，其中多数是轻骑弓箭手，也有少数是带着标枪的重装骑兵，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远远大于他们的罗马军队。罗马军队由克拉苏指挥，主要由军团重装步兵组成，轻装步兵和骑兵辅助战斗。由于军团兵摆出了密集的、连续的阵形，帕提亚骑兵的第一次冲锋并未成功。可是，罗马人这样的队形给帕提亚轻骑弓箭手提供了理想的标靶。罗马人忍受着标枪的攻击，相信对手总有用完标枪之时。当他们发现轻装弓箭手正在补充枪弹时，克拉苏命令他的儿子普布利乌斯从右翼发起攻击。帕提亚人撤退了，边撤边投射，直至普布利乌斯的军队和大队主力分开。这时帕提亚人派一队重骑兵对他们进行阻截。普布利乌斯未能说服他的步兵发动攻击，结果在一次骑兵混战中被击败。普布利乌斯将他的残余步兵集中在了一座小山上。在那里，他们遭到射杀，最后被帕提亚重装骑兵击溃。帕提亚人然后转向罗马军队的主力，重装骑兵用长矛攻击罗马军队的正面战线，弓箭手向侧翼下起了箭雨，当夜幕降临、战斗停止时，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作战动机：仅有少数人战斗吗？

约翰·基根的《战争的面貌》鼓励古典史学家们把对近代战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到古代世界。此类研究需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来说明。在1947年出版的《人对火》中，S. L. A. 马歇尔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的美军每4人中仅有1人开过火。A. K. 戈兹沃西将这个结论应用到古代军队的研究中。他发现处于密集方阵中的士兵不可能原地不动，于是估计投射部队75％的士兵在发射武器时没有瞄准，只在近距离进行防守战的重装步兵的比例也是一样。这种直接的移植自然让人生疑。马歇尔本人并不认为他提供的数字具有普遍意义，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他论证说，在朝鲜战争中开火士兵的比例上升到37％至55％。现代战争史学家们对马歇尔的统计数字表示怀疑。即使马歇尔的统计是正确的，那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是否可以将这个数字应用到古代世界。

现代军事研究中关于战斗动机的观点可否应用到古典世界应分三步考虑：在古代的资料中能否找到相关证据支持；战斗的环境是否足够相似以使现代观点在古代世界“可行”；在现代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基本因素在过去是否也存在。考虑了这三个因素后，那4个罗马士兵中仅有1人进行攻击性战斗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可以把保存在尤利乌斯·恺撒作品中的那篇匿名的《西班牙战记》（Bellum Hispaniense）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这篇未被人们认真研究过的恺撒《战记》的简短续篇却难得地让我们看到了处在下层社会的普通人的观点。作者虽然对大的战略不甚了解，但对天气、军饷、下级士兵的脱逃、军事惩罚措施等感兴趣。很久以前，马考利勋爵就猜测作者可能是个“强悍的百人队队长，其战斗能力比写作水平更高超”。虽然文章的作者确实认为在等待战斗开始的时刻，士兵的感受与将领不同，那些缺乏经验的士兵被吵闹声吓蒙了。在描述战斗时，他说将士们共同作战。他们一起投射，面对面地肉搏，并拒绝妥协、后撤或者逃跑。仅有两种情况不符合上述“4人中仅有1人”的模式，这两种情况是分别是两人的决斗以及两名百人队队长为鼓舞其余将士英勇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大兵和罗马的军队非常不同。前者常常喜欢静静独处，不太与周围人联络，后者常和同道在一起，而且常在同道的包围之中。最后，马歇尔认为，除恐惧外，正是基督教的戒律——“你不应杀人”——阻止了美国大兵扣动扳机。众所周知，公元4世纪前的罗马士兵不是基督徒，4世纪后的罗马士兵常常也不是。罗马社会是暴力的，人们可用暴力进行自卫，这被赋予合法权利，甚至成为了一种道德责任。公开的处决会吸引大群的人，角斗士是性感偶像。虽然“你不应杀人”的戒律对一个罗马军团士兵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但质疑马歇尔的观点在古代世界的适用性并不是浪费时间。当我们注意到古典世界与当今世界的差异时会获益良多。

围城战

古典文明对其早期历史进行评价时，宏大的围城战被认为具有突出地位。希腊人围攻特洛伊10年，而罗马人对维爱的围困可能也延续了10年。尽管如此，希腊和罗马在围城战领域都落后于近东。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人装备了古代世界使用的除扭力驱动的投石炮外各种攻城机械，投石炮以石头作为炮弹攻击城墙，再就是用石头或木块攻击守军。这种石炮的发明要么是在叙拉古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时代（公元前405—前367年），要么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时代（公元前359—前336年）。罗马人完善了当时的技术，从元首制时代起，在攻城战方面他们一直占优势，只有萨珊波斯人略胜他们一筹。

古代世界优秀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精彩地描述攻城战。在描述攻城战的文学作品中，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有修昔底德的普拉蒂亚之战（公元前431—前427年）、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罗德斯之战（公元前305—前304年）、尤利乌斯·恺撒的阿列西亚之战（公元前52年）、约瑟弗斯的耶路撒冷之战（公元70年）以及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阿米达之战。从这些文献和考古资料中（特别重要的遗址是幼发拉底河上的杜拉－欧罗波斯和以色列的马萨达），我们可以拼出一幅围城战的画面。

要攻取一个有城墙的要塞，进攻者需要从城墙上面或从下面攻破它的防线。地下突破是利用地道。人们挖掘地道有两个目的：突入防御工事后方和通过破坏工事制造突破口。制造突破口的其他方法是坑道工兵用镐或撬棍破坏墙基、用撞城槌连续撞击城墙，如果有投石炮，就用投石炮进攻。攀登城墙需要云梯、可移动的攻城塔，或者是搭建土木攻城斜坡。进攻者会依靠其投掷部队的投射来阻止敌人对其战术的破坏。

守军很少会被动防守。他们也会挖掘坑道，试图破坏进攻者的攻城坡或坑道。埋葬于杜拉－欧罗波斯的萨珊波斯和罗马士兵的尸骨为此类地下战争的残酷性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钩子和链子可以用来“抓取”撞城槌使其失去作用；“垫料”可以放到城墙下以缓冲撞城槌和投石炮的冲击力。在那些面临被突破危险的地区，第二道，甚至是第三道城墙会修建起来。守军会利用任何可用的投掷武器阻止进攻者的进攻。他们也可能突然从城墙的任意一处组织出击以在围城的敌军中制造混乱。

阿基米德用神奇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明来保卫叙拉古免遭罗马攻击，这一古代故事，表明攻城战使用的武器处于古代战争技术的前沿。但除技术因素外，许多城池是因为突袭、阴谋、背叛，或者饥饿而陷落。

围城会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并需要有高度发达的军需供应系统。攻城常延续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士兵常需要军饷和大量的物资供应，这包括攻城部队的粮草以及建造攻城器械的原材料。这些材料通常要从远处运来，并不是所有物资和运输工具都可以通过强行征募获得，有些是需要购买的。波提底亚之围（公元前432—前430年）消耗了雅典鼎盛时期财富储备的40％。反过来，一场成功的围城战也会赢得包括奴隶在内的大量的战利品。

在围城战中，一般的战争规则并不适用。对于围城战为何比绝大多数其他陆地战要血腥得多，人们提出了各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当军队分散到各个堡垒中后，古代的指挥官对他们失去了控制。另一种说法试图诉诸生物学理论：太多富有攻击性的人类或者鼠类被放置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所谓的“非逃跑即战斗”的机制被释放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军队试图重新夺回对战斗的控制权，攻城期间，工程师削弱了他们的控制。还有一种解释是：古代的陆战很快结束，一般在一天之内，最多历时两到三天；围城战则可能延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整个战争期间，围攻者始终处于危险中，危险可能来自敌人的突袭，也可能来自疾病的明显威胁。洗劫城市时所用的极端残酷的手段，可能源自对敌人“复仇”的欲望，攻城者认为敌人让他们长期处于恐惧状态。

海战

让我们先看一艘希腊人的战舰奥林匹亚斯号（见图10）。这是现代人重建的雅典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是实验考古学的一大胜利，广泛吸收了众多不同领域的成果，包括近年来水下考古学的成果。可是，这条船永远不可能告诉我们三列桨战舰的真实潜力。现代的海员们有不同于古代海员的身体特征，缺少古代海员与生俱来的技巧和水性。没有人会建议使用奥林匹亚斯号做沉船测试，考察三列桨战舰的海员如何溺水而亡并非复原战舰的目的。

图10　重建的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

如在该照片中所见，三列桨战舰使用风帆，但并不是主要靠风帆获得动力。战役之前，战舰通常留在海岸上。三列桨战舰是一种有撞角的船只，170名桨手三人一列划桨。三列桨战舰的作战方法有两种。“轻巧派”注重灵活的操作，努力用撞角将对方的船只撞破，水淹敌人，或者干脆撞开对方船一侧的船桨，让船只无法移动。“轻巧派”的特殊战术是翼侧包抄（periplous）和突破（diekplous）。“重型派”有时会加固三列桨战舰的船头，试图以撞对撞，但更多的是强行登上敌船搏斗。如果遭遇超级舰队的威胁，舰队会采用被称为kyklos的战术，即各船船头向外组成一个封闭的圆。

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三列桨战舰属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从那时起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三列桨战舰是地中海上的标准战船。此后，重型战舰占据了主导地位，强行登上敌船作战取代了翼侧包抄，迂回作战。重型战舰的名称有多种，如四列桨、五列桨战舰等等。桨手很可能是三排一组，但每支桨不止一个桨手，或者部分桨有一个以上的桨手。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建造了五列桨战船，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的罗马内战中，罗马舰队倾向于采用比五列桨战船更大的船只。元首制时代，由于没有任何切实的海上威胁，罗马舰队大多由小船组成，其中包括三列桨战舰。我们最后一次听说三列桨战舰作战是公元323年的内战期间（索西穆斯，2.22.2；2.23.3—4）。到公元5世纪，我们得知，建造三列桨战舰的技术已经被遗忘（索西穆斯，5.20.3—4）。公元6世纪，当拜占庭帝国再度建立大规模海军时，其标准战舰dromon，设计上与古典时代的战船不同。

古代战舰在战略计划实施方面的局限性部分源于它们相对较弱的适航性，部分因为船上缺少存储空间。虽然古代战舰能够携带数日的给养，但正常情况下，它们中午会靠岸停下来取水和让船员就餐，夜间还要停靠岸边让船员上岸睡觉。与18—19世纪的帆船不同的是，古代战船不能长期脱离陆地航行，因此无法对远离海岸的地区实施封锁。

海战，如同围城战一样，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且还要利用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开销非常大。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对西西里的灾难性远征（前415—前413）损失了两支大舰队。首次战败后，雅典人倾其财力重建了一支舰队。但当这支舰队在羊河之战（公元前405年）中被毁后，雅典再也无力重建任何舰队，战争随之结束。他们的斯巴达对手情况不同。斯巴达人佯称放弃解放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努力，作为回报波斯人开始给他们财政援助（公元前412/411年），因此斯巴达人能够承受多次海上大败，例如库济库斯（公元前410年）和阿吉纽西（公元前406年）战役的失败，并且在战败后能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因为他们有财力替换失去的船只和人员。

舰队的高昂费用，通过考察雅典有关三列桨战舰的制度可见一斑。用以支付战舰维护费用的是某种形式的财产税。理论上，国家提供三列桨战舰的船体、船帆、船员的工资和给养，然后指定一个富有的雅典人担任舰长并支付维修费用。实际上雅典补发的薪水和给养在公元前5世纪只有一半，到公元前4世纪一点都没有了。此外，作为舰长，为了他们的荣誉以及身体和财政上的安全（因为他们既要在船上服役，还要为它的损失负责），常自掏腰包购买船帆、雇佣熟练的水手。随着雅典财政状况的恶化，要找到足够的人充任舰长愈加困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指定两人（syntrierarchs）共同担任舰长，公元前350年，雅典将前1,200名富豪组成20个小组（symmoriai）共同担负三列桨战舰的费用。

保存在德摩斯提尼作品（《演说集》，50）中的一篇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详尽说明了作为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财政支出，尽管该作品并非德摩斯提尼创作。这篇演说是为一个名为阿波罗多罗斯的雅典银行家写的（也可能是该银行家本人所写）。作为雅典公民中的新贵，阿波罗多罗斯渴望出名，于是给其战舰配以豪华装备，可是他的爱国情感被不当地利用了。作为装备最好的战舰之一，阿波罗多罗斯的三列桨战舰被指挥官派出执行额外任务，其中包括返回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一趟。但在那里，阿波罗多罗斯的水手要求得到更高的薪水才登船。在演说中，阿波罗多罗斯为额外的花费起诉他的继任，他的断任耽搁了5个多月还没有接手这条船。尽管演说似乎有理有据，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篇无偏见的报道来阅读，但应记住，这是一篇以说服陪审团为目的的法庭演说。

古代海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士气并不是体现在单个水手身上，而是通过整条船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引用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在诺帕克都战败经历的叙述来进行说明。

水手们喊叫着，退避着，相互咒骂着，混乱中根本听不到指挥官或者舵手的命令，由于他们平日训练不够，无法在有风浪的水域中划桨，导致他们的船只失控。就在此时……雅典人杀入并用船头展开撞击。混乱之中，没有一条斯巴达船只参与战斗，而是集体溃逃。

（修昔底德，2.84，略有删节）

尽管缺乏训练，而且身体疲劳，逃跑的斯巴达舰队上的水手们并未因恐慌而放弃战斗，他们仍然作为一个团队奋战。但舰长的行为致使士气丧失殆尽。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史学对其原因加以研究。N. A. M. 罗杰在一本对18世纪英国海军精彩的研究论著中发现，虽然个别水手在战斗中可能试图离开他们的岗位，并躲藏在那些不会马上受到伤害的地方，但大多数人因为对整个战斗进程了解有限，仍然忙碌着，以致忘记了恐惧。对船只的指挥员来说，情况正相反。他们对战况有清楚的了解，在大家能看到的位置上指挥，而且由于不需付出持续的体力劳动，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他们面临的风险并作出放弃战斗的决定。我们可以想象，对古代战船的指挥官和水手来说，情况也相似。对他们而言，甚至没有可藏身之处。

冬营：探索一次战役及其领导权

由于上一年夏季（公元前54年）的干旱，整个高卢出现了粮食短缺，恺撒被迫打破常规做法，当军队进入冬营时他拆散了军队。一支分队驻扎在位于阿登山上的阿图图卡。该分队由新近在意大利北部征募的一个军团以及5个联队（相当于半个军团）外加一些西班牙辅助骑兵组成。他们舒适地呆在以茅草覆顶的木屋里，军需供应充足，并有壕沟和壁垒保护，位置非常有利。当地的部落埃布罗尼人似乎较顺从。部落领袖是阿比奥里克斯和卡图瓦库斯，两人曾在边境会晤过罗马人，还把粮食送到军营里。这样过了约15天，一切看似平静。当地部落发起攻击时，一分队正外出拾柴，其他人解甲留在营地中。外出分队被击败。在营地的军团兵连忙武装自己，并在壁垒上列阵以待，力图击退敌军进攻。西班牙人的骑兵出击并取得对高卢骑兵的优势，当地的部落民撤退了。

埃布罗尼人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通过罗马调解人发了誓，保证不再骚扰被困部队。高卢首领声称，进攻罗马军队并非他的意愿，而是为他的族人所迫，他们被鼓动参与一次全高卢的总起义。所有恺撒的营地都成为攻击的对象，一支日耳曼人大军已渡过莱茵河，两天内就会到达阿图图卡。得到这个消息后，军官们举行了会议，两个罗马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科塔认为部队应当在原地抵抗。萨宾努斯要求撤退，而且提高了嗓门，以让士兵能了解他的看法。争执到半夜，科塔让步了，于是向全军宣布，他们将在黎明时撤退。士兵们在聊天和整理及精减随身物品中度过了残夜。

天一亮，疲劳的士兵们拖着长队开出营地，进入了茂密的森林中。由于行李过多，行军受阻。走了约两英里后，队列进入了一个陡峭的山谷。当前锋部队试图向上攀登时，当地部落的伏兵突然杀出，阿比奥里克斯原来撒了谎，根本没有高卢人的总起义，也没有日耳曼人来帮助他们。阿比奥里克斯率领自己的部落投入了进攻，而且他根本没打算遵守与罗马人的安全协定。罗马人营地的喧嚣向埃布罗尼人发出警告：他们清晨会开拔。

当军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罗马将军们的反应是不同的。萨宾努斯跑来跑去，无效地指挥联队部署。而科塔则向士兵发表演说以激发他们的斗志，并像一名士兵一样战斗。由于队列过长，无法有效监督，将军们命令他们的士兵组成方阵。这个策略似乎有点孤注一掷，结果反而鼓舞了敌人，削弱了罗马人的士气。在哭喊声中，罗马士兵们纷纷撤出队列，企图从辎重里捞回自己的财物。埃布罗尼人则严格服从命令，一直保持着队列，没有四散去抢掠罗马人的辎重。看到罗马人在面对面的交手中仍给自己的军队以巨大杀伤，阿比奥里克斯命令他的士兵用投射武器从远处进攻。而进攻的罗马联队无法赶上高卢人，高卢人轻便的装备和平时的训练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进攻的罗马军队无盾牌遮挡的右翼遭到投掷武器的杀伤，撤退时又被敌人包围起来砍杀。在大约8小时的时间里，那些密集方阵中的罗马人忍受着投掷武器的攻击。萨宾努斯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回应时称，如果萨宾努斯将军愿意和谈，他保证保住其性命，并努力说服他的部落民饶恕其他的罗马人。而科塔此前虽已为投石器击伤面部，但拒绝与武装的敌人和谈。萨宾努斯让身边的军官陪同他前往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命令罗马方面放下武器并一直拖延谈判，直至他们将来和谈的罗马人包围和屠杀。处死萨宾努斯后，蛮族比以往更加起劲地叫喊着，杀回罗马人军中进行最后的肉搏战。科塔战死阵中。

部分罗马人设法杀回了营地。旗手用生命保卫了军团鹰徽，残余部队一直坚守到夜幕降临。由于意识到无生还希望，当夜他们相互结束了性命。全军之中只有少数溜出森林得以逃生。

我们对公元前54年——公元前53年冬阿图图卡灾难有较清楚的了解源于多份古代资料对它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一例外地参考了同一篇文献——尤利乌斯·恺撒的《战记》（《高卢战记》，5.24—37）。恺撒试图使罗马读者相信他行动的正确和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相关文章具有宣传目的。我们无法弄清，在阿图图卡有多少由罗马公民和辅助兵组成的军团士兵阵亡。当时一个军团大约5,000人。驻扎于阿图图卡的部队的主体是最近征召的，因此可能还没有常出现的人员不足的问题。无论怎么估计，数千罗马公民在恺撒为最高统帅时被屠杀了。恺撒必须为此作出解释，他为自己洗脱罪名的方式非常有趣。

首先，他力图表明他对阿图图卡事件有准确的了解，声称从交战双方获知了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得以逃出的少数罗马人到了罗马另一个副将拉宾努斯的营地。拉宾努斯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后来，当他俘虏了一些埃布罗尼人后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而后他又亲自到了阿图图卡。其次，恺撒试图证明他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虽然解决军需供应需要分兵，可是他确保所有冬营相距都不远，在获知所有营地都已设防并得到供应前，他一直在高卢。接下来，恺撒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萨宾努斯头上（下文我们会谈到恺撒如何描述士兵的行动）。恺撒认为萨宾努斯的行为可以用愚蠢来形容。如果相信高卢人一次就算愚蠢的话，那在对方违背了誓言后还第二次相信他，简直就是蠢上加蠢。在军官会议上，萨宾努斯提高嗓门以让士兵听见他的言论的做法，显示了他煽动家的特点。在遭到伏击后，他惊慌失措，更表明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懦夫。在要求科塔陪同他与阿比奥里克斯谈判时，他隐瞒了敌人已赦免了他而其他人还生死未卜的事实。在后面的叙述中（5.52），恺撒告诫他的军队，不必因为这场灾难而丧气，因为那完全是萨宾努斯的鲁莽或背叛造成的。当恺撒继续长篇叙述昆图斯·西塞罗（那位著名演说家的兄弟）在几乎同样情况下的优异表现时，萨宾努斯的所作所为愈发显得可憎了（5.39—52）：当营地受到攻击时，克文图斯拒绝了高卢人和谈的建议，进行了坚决的防御，最终得到恺撒的拯救。

除树轮提供的关于公元前54年旱灾的情况外，考古研究未能提供这场灾难的任何直接证据。人们通常认为比利时的同格雷斯就是阿图图卡，但恺撒提供的稀少且不准确的地形资料，让我们无法作出肯定判断。强调冬营天然有利的位置符合恺撒的利益，阿登山区布满林木森森的峡谷。公元9年，更大规模的类似灾难在此地降临到瓦鲁斯领导的罗马军队身上。地点在今德国的条顿堡森林，即现今的卡尔克里泽城外。该遗址最近出土了大量资料。在发现的众多罗马人的装备中，有一件特别能说明问题：一头驮运辎重的骡子的骨骼。骡子脖子上的大青铜铃铛被塞上了草，以防其发出声音，不致泄露军队的行踪。如果我们考虑到考古学家所说的遗址的形成（就本个案而言，指的是从战争发生到遗址被发现或发掘时所发生的情况），从考古学获得的关于两个战场后来的不同命运的记录变得清晰起来。虽然后来罗马军队到过瓦鲁斯战败的地区，掩埋了一些尸骨，但战场仍处在帝国之外，属自由日耳曼部族的领土。日耳曼人似乎将罗马人的尸骨和他们的部分装备留在战场上，作为献纳给诸神的礼物。对日耳曼人来说，遗址成了圣地，是对他们胜利的永久纪念。后来阿图图卡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巨变，罗马人数周后再度占领了那里，几百年时间里它一直处在罗马的高卢——贝尔吉卡行省管辖下。除表示虔敬外罗马人还有其他的理由把死者埋葬并清扫战场。

阿图图卡事件使我们牢记军需对古代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性。对粮草的需要迫使恺撒分兵，过长的给养车队是导致萨宾努斯失败的一个因素。两次打败高卢人对阿图图卡营地的进攻以及昆图斯·西塞罗遭到大批蛮族连日进攻却仍成功守住营地的事实，都说明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围城战方面有超越当时其他文化的优势。几个世纪的战争中，有一个不变的重要事实是要塞中粮草充足的正规军抵御数量占尽优势的非正规军的能力。阿图图卡之战显示了古代战争中地形的潜在作用。在陡峭而且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重型装备的罗马人不可能赶上装备较轻习惯于山地作战的高卢人。在峡谷底部小片平地上，罗马人只能密集布阵，过于密集的阵形使他们无法有效战斗，而且还容易被投掷武器击中。虽然装备重要，但在恺撒的叙述中是士气决定了成败。他指出疲劳是削弱斗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讲到，在勇气（virtus）方面，高卢人可与罗马人匹敌，萨宾努斯及随同军官的死亡对双方的士气来说是转折点。这证明，古代陆战具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特点。

最后那批罗马人选择集体自杀而非投降表明他们对手的野蛮性。这是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种按照“西方式战争”模式作战，另一种则不是。恺撒对这场战斗中高卢人的描述有很多细节符合通常对蛮族的看法。他们谎话连篇、言而无信，毫无信仰可言。在战斗中，他们吵吵闹闹，更愿意伏击和远距离作战，而不愿进行公开的面对面厮杀。可是，恺撒同时也在逗弄读者。虽然他强调了罗马人集体的勇敢表现，而且也简略提及了个别人的英雄行为，但他同时讲到罗马士兵的行为偶尔也像蛮族。军团士兵缺乏纪律性，首先表现为他们彻夜闲谈，不仅使自己疲惫不堪，而且让敌人警觉；而后，他们又哭喊着逃离战斗岗位去抢救个人的财物。相反，蛮族有时表现得与罗马人无二致。他们每天训练，服从命令，始终保持着队形而不是分头抢劫罗马人的辎重。恺撒有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古典文化的期望，为的是使下述信息变得更易被接受：作为罗马军团主力的新兵尚不能按罗马式纪律要求自己。可是，归根到底，他谴责的不是士兵，而是他们的将领萨宾努斯。

恺撒有关阿图图卡战役叙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两个罗马将军行为的评价。对于他不赞同的萨宾努斯，他是这样描述的“跑前跑后地部署各联队，但即使做这件事时，他也紧张不安，而且似乎已经黔驴技穷，就像战斗开始后才不得不做决定的那些人一样。”对他认为采取了正确行动的科塔，恺撒则说“他尽一切可能拯救军队，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像总指挥（即恺撒本人）那样鼓励他们，并像士兵一样在队列中战斗”（5.33，H·J. 爱德华兹英译）。现代读者也许会认为，如果一支队形散乱的军队遭到伏击时，恢复战术秩序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激励性言语和增援前线，但恺撒并不是这样认为。这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与前面讲到的一致性不同，统帅的指挥方式不尽相同。战斗之中将军们所做的，或者说人们期待他们做的，是他们所属文化的产物。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领袖们是英雄。战斗之前和战斗之中，他们都能做出战略决策。涅斯托尔就排兵布阵的问题给其他希腊领袖们献计献策（2.362—368），并组织好自己的人马严阵以待（4.293—309）。而赫克托尔在战斗过程中把特洛伊人分成5支队伍攻击敌人的营地（12.81—87）。可是，在一首长诗中，这样的段落并不多见。在人们的思想中，英雄们总是由一个随从陪伴出没于战场，有时视情况也会远离战场。他们身先士卒，设法用言语鼓励自己的战士并打击敌人的士气，同时在个人的决斗中寻求荣誉。他们是战斗前沿的指挥官，虽然不是时刻在战斗。

重装步兵方阵出现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预期的要少。战斗开始之前，重装步兵的将领是忙碌的。他要组织战斗队列；参加献祭动物的仪式，以猜测诸神的态度和（或者）争取诸神的支持。我们不应因为这种做法的另类，或是因为有时“结果”被操纵，而认为它是装模作样的把戏而不屑一顾。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的文献中的战前演说是作家而非将军创作的，或者因为在一支庞大的军队中将军要让士兵听清自己的演说所存在的实际困难，而否认将军发表战前演说是客观事实。命令方阵前进的信号是将军发出的。将军是在《荷马史诗》的熏陶下长大的，因此通过身先士卒方能激励将士的想法以及力图证明自己为最优秀者（aristos）的愿望促使他战斗于方阵前排。人们一般相信，将军在前排作战、缺少清晰的指挥框架以及军队缺乏训练共同导致了除斯巴达军队外的所有军队在重装步兵方阵建立初期（公元前725—前431年）几乎无法进行任何战术调度。最初的方阵作战是两个方阵相向推进。从荷马式战斗向重装步兵战斗的转变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原始的”战斗向“文明的”战斗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将军角色的象征作用却令人惊异地一如从前，虽然实践中他的作用有所下降，因为一旦短兵相接重组军队就变得很难了。

约从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战场上的形势日益复杂。重装步兵仍然是希腊城邦军队的主力，但骑兵和轻装兵的作用比过去更大，战术也更加成熟。例如，在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中，底比斯人通过骑兵和轻装兵的联合进攻开始了战斗，然后以他们方阵的一翼攻击对方，同时“拒绝”另一翼与敌军接触。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中，出现了探讨军事指挥理论的著作，例如色诺芬的《论骑兵指挥官》和《居鲁士的教育》等，这些著作的思想似乎弱化了将军亲自参战的作用。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说，他既不是个骑兵、重装兵、弓手，也不是轻装兵（轻装步兵），而是一个知道如何统帅所有这些士兵的人（普卢塔克：《国王和指挥官名言录》，187B）。可是，将军很少对排列好的阵形再进行调度，因为这样容易导致混乱和灾难。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之战中，斯巴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在双方接战时为增加方阵阵列而改变队形造成的。人们的期望仍然是：将军在前排作战，许多将军似乎也是这样做的。在留克特拉，伟大的底比斯将军伊巴密农达在“推进”阶段（othismos）似乎就在前排，他大喊：“再前进一步，我们就会胜利了（波里艾努斯，2.3.3）。”即使在这个时期，重装步兵的将军们似乎仍是经常战斗在前沿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一旦参战，可能就是全程参与。

马其顿的国王们继承了希腊人关于“将军才能”的观念。据说亚历山大枕头下就放了一本《伊利亚特》，腓力二世曾在战斗中沦为底比斯埃帕米农达的人质。马其顿国王们还继承了马其顿人关于战士的观念。马其顿文化观念宣扬：马其顿人只有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后才能扎上成人腰带。在这两种观念的共同影响下，国王们出现在战斗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腓力二世多次受伤，其中一次失掉了一只眼睛，亚历山大被刺破了肺。尽管他们也在前排领导战斗，但他们似乎比早些时候的希腊指挥官们更善于在战斗中改变部署。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二世虽然在前排（波里艾努斯，4.2.2），但在方阵已和敌人短兵相接时仍能设法让他的步兵后撤（狄奥多罗斯，16.86.4）。这样的调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马其顿军队确实拥有有效的指挥链。第二，他的士兵训练有素，能够很好地执行新发布的命令。第三，国王们肯定有可以脱离战斗的间隙。他们要么可能从队列中临时撤出，要么如上文分析的，战斗有时会回到交战双方暂时分开的“初始状态”。

公元前3世纪，针对希腊而言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对罗马而言是共和国中期的开始阶段。由于需进一步探讨的原因，这个时期指挥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将军不要像以往那样在前排作战，也少有将军继续在前排作战；相反，他们开始像人们常描述的“战役经理人”那样，常骑着马在阵线的后方巡回指挥，观察着战事的发展，鼓励他们的士兵，发布战术命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们才亲自披挂上阵，失势后他们往往会自杀。从拜占庭的斐洛向一个正围攻城市的将军提出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

使自己身处投掷武器的射程以外，或者在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移动指挥，规劝士兵们，给那些表现英勇的人以荣誉和赞美，谴责和制裁懦夫。这样你的士兵就会不畏危险，奋勇作战。

（5.4.68—69）

这种指挥风格经罗马共和国后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公元1世纪欧拉桑德就这种风格形成的依据作了很好的表述：“由于将军的知识远比他的体力重要得多，所以他通过战斗给部队带来的帮助远不及他被杀后对军队的伤害大（33.1）。”现代学者称赞尤利乌斯·恺撒为“战役经理人”的典范。

用现代“战役管理”的观点评价该时期的统帅才能也许稍微有点时代错位。对于古典时代将军们在战场上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身体力行”：亲自参战；“指挥战斗”：发布战术命令；“象征”：鼓舞士气。鼓舞士气的做法在荒无人烟的地区镇定自若地骑行于部队中；让人牵走马匹，摘下头盔，扛起军旗，命令将士拿起武器，迫使士兵归队，甚至杀死那些企图逃跑的人，与神沟通，以及发表正式或即席的演说。

我们已经看到，将军“身体力行”的情况很少，常常是最后的选择，而且有时他们更愿意选择自杀。“战斗指挥”当然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合成各兵种的战斗中。将军们应尽可能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战场的地势具有重大意义。当发现高卢军队列阵于小山上，小山四周几乎全为广阔的沼泽地包围时，恺撒遏制住了士兵的急躁情绪，拒绝开战（《高卢战记》，7.18—19）。将军指挥才能的关键方面是排兵布阵以及发布命令，执行预定战略计划。法萨卢斯战役发生的那天早晨，在发现敌人的意图后，恺撒改变了他自己的战斗队形，以及对队列中的不同部分发布了不同的进攻指令（《内战记》3.89）。战斗过程中还可以进行成功的即兴战术调度。在围攻阿列西亚时，恺撒发现一个有利地点，并从那里派出由拉宾努斯指挥的一支增援部队到一地参战，然后他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又相继派出两支部队赶往其他地区参战；再以后他亲自率领第三集团作战。危机过去后，他留下部分士兵同他在一起，让其余部队取另一条路线去了拉宾努斯前往的地区（《高卢战记》，7.85—88）。临时的战术调动并不总出自统帅。统帅对战斗的认识只能依靠他耳闻目睹的信息。有些时候，其他人会负责指挥即兴的战术调动。在与赫尔维蒂人交战中，当罗马军队的侧翼被包抄时，第三排的士兵转向面对这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恺撒虽对他在战争中的参与程度从不轻描淡写，却没有说是他发布了这道战术调动的命令（《高卢战记》，1.25）。我们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战斗都包含即兴的战术调动命令。有时候，恺撒会从他宣称亲自指挥的大部分战斗中“消失”（例如《内战记》，3.67—71）。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过多的命令只会让军队陷入混乱，恺撒的命令就曾在泽拉战役中造成了混乱（《亚历山大里亚战记》，75）。在有些战斗中，当士兵忽视统帅的命令，自己掌握局面的时候，统帅作为“战斗经理”的作用会完全失去，如恺撒在非洲的塔普苏斯战役中意识到的（《阿非利加战记》，80—86）。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好还是坏，统帅的“象征”作用都不应忽视。如果我们再看上文引述的拜占庭的斐洛的那段话就会发现，他强调将军需要通过在军中巡视和发表演说来提高士气。恺撒描述他在法萨卢斯战役后期的活动时，提到了他发布了一系列战术命令，并两次发表演说就士兵们已取得的战绩给予鼓励（《内战记》，3.95—97）。在萨布雷战役中，当形势变得非常非常严峻时，

恺撒从后排一个士兵的手里抢过盾牌（他自己没有带盾牌），站到前排，喊着百人队队长的名字同他们讲话，鼓励士兵们，命令旗手前进，命令队列散开以便他们可以更自如地使用手中的剑。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每个人，即使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中，都希望在他们的统帅面前竭尽全力地拼杀。于是敌人的前进暂时被遏制。

（《高卢战记》，2.25）

未来的研究也许会表明，着重探讨古代将军们在战斗指挥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不应把他们的“象征”作用边缘化。古典时代的统帅们在“战役管理”中，鼓舞士气与灵活运用战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注释

〔1〕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学家，著有《通史》，今仅存前6卷。

〔2〕公元前216年，罗马军队和汉尼拔统帅下的迦太基军队在坎奈作战，罗马被打败，据说损失约8万人。

〔3〕早期罗马史上的人物。据说当敌人攻打罗马时，他孤身坚守台伯河上的桥梁，让同伴后撤并拆掉桥梁后，自己才跳入河中游回对岸。

〔4〕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的马其顿国王，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之父。正是在他统治下，马其顿强大起来并最终征服了希腊。

第七章
“一旦战败，就应认命”：西方式战争的重塑

电影《角斗士》的开篇，罗马人在等待战斗开始时，一名军官扫视敌人一眼后说，“一旦战败，就应认命”。将军马克西姆斯回应道，“昆图斯，你会认命吗？我会吗？”这段对话除了对“文明的”罗马人和“野蛮的”日耳曼人之间的严格区分提出质疑外，还指出心理因素对战斗胜败的重要性。

公元86年，皇帝图密善镇压了北非部落的暴动后，据说他向元老院这样报告：“我拒绝让纳萨摩尼人再存在下去。”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把这段谈话记录下来的原因似乎是要表明图密善的傲慢（67.4.6）。而纳萨摩尼人仍继续存在，直至公元3世纪末才被拉古坦部落联盟合并。尽管人们有时声称实施了种族清洗，但在古典世界中种族灭绝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绝大多数战争的胜利，像那场对纳萨摩尼人的战争一样，不是通过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而是通过击垮他们的抵抗意志而取得的。

公元前215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与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国王腓力五世结盟。签定盟约时假定罗马战后会继续存在。显然，汉尼拔认为他的一系列胜利会让罗马人和谈时接受他的条件。可是，多数意大利同盟者仍忠诚于罗马，罗马人为此感到振奋，这样他们的后备力量充足，可以一直战斗，直至迦太基人接受他们的和谈条件。

公元633至640年间的形势迥然不同。由于被打着伊斯兰教旗帜的阿拉伯人征服，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现代历史学家对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罗马帝国东半部的称呼——先是失去了叙利亚的领土，随后到642年，又失去了埃及。对阿拉伯人发动征服战的动机作出解释并不容易。人们通常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找原因：拜占庭的软弱和阿拉伯人的强大。

虽然我们无法给出具体的数字，但拜占庭帝国因与萨珊波斯从公元604至629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而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并失去了大量人力。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617年后的10年中，埃及也为波斯占领。财政的紧张，意味着缺乏正规军队防守叙利亚。拜占庭统治下的叙利亚几乎没有地方自卫的传统。拜占庭人试图与当地非穆斯林阿拉伯人部落重建联盟来克服财政困难。与这些部落的同盟关系曾因波斯的占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阿拉伯人入侵时，也试图争取这些部落。我们不能肯定的是，拜占庭帝国内的宗教分歧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其防御力量。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派基督徒与拜占庭政府支持的“正教”基督徒团体关系疏远，还曾受到他们的迫害。叙利亚的居民最初肯定是把阿拉伯人当作危险的蛮族来看待的，但那些在被入侵者攻克的城市中幸存下来的人，会发现，只要交纳人头税，他们的新统治者会大度地赐予他们宗教自由。虽然我们缺乏当地的一性论派基督徒在叙利亚帮助阿拉伯人的证据，但有资料表明，一性论派中的一些人在埃及与阿拉伯人有瓜葛。在波斯统治下的那些年已经表明，服从拜占庭的权威并非唯一的选择，当地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接触，为处理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先例。

伊斯兰教树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开始定居的古莱氏家族的阿拉伯人精英集团的兴起促使阿拉伯人将其军事才能从部族间的战争转向对外战争。伊斯兰教禁止与其他穆斯林作战。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后随即发生了被称为叛乱战争（Ridda）的内战（632—633年），在那以后发动对外侵略似乎正是时机。当时阿拉伯半岛似乎满布武装匪徒，他们引起了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这些经济问题只能通过掠夺战利品来解决。阿拉伯人的成功不能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解释，因为在某些战役中，他们在人数上似乎处于劣势；也不能用武器的先进来解释，因为他们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看起来也不如对手。阿拉伯人在战斗中的成功，似乎源自由宗教狂热激发的高昂士气。他们相信，所有在战斗中阵亡的人都会直接升入天堂。

公元636年拜占庭在耶克穆克会战的失败被认为是战争转折点。自那以后，拜占庭退出了叙利亚，开始重组其军事力量，并企图在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区制造无人区，此后拜占庭再未把夺回叙利亚作为其持久的战略目标，耶克穆克的战败局面被认为无可逆转。

征募兵员、配制装备和训练正规军队的高昂费用，致使拜占庭到公元7世纪初时不得不开始避免公开决战，转而注重战略调度和伏击战术。耶克穆克的失败使他们更坚定了这种战略转移。虽然“西方式战争”对拜占庭人来说不再具有多大现实意义，它却仍是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为此晚期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们常将阿拉伯人在耶克穆克的胜利归于欺骗和诡计。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章的开头——《角斗士》片头那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战斗。我们可以把电影中对这场战斗的描绘与同类战事的另一种直观表现形式——100（罗马）尺高、现在孤零零地矗立在罗马科伦纳广场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进行对比。该纪念柱一度是某建筑群的一部分，建筑群包括这位被神化的皇帝的庙宇，可能还包括一系列柱廊；它是公元180—192年间在康茂德安排下建造的，其盘绕廊柱的浮雕刻画了皇帝已故父亲马可·奥勒利乌斯公元172—175年间对日耳曼人和撒尔马特人的战争。

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考察两种表现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实际”。人们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这类研究最终可能不会取得任何成果。首先，我们搜寻的是谁的“现实”，是马可的，还是他手下部将或士兵的，抑或是日耳曼人首领或日耳曼将士的？其次，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罗马方面，战争的参与者可能都会对经他们的期望过滤后的战争实际作出自己的解释，而他们对战争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对该纪念柱一类“战争艺术品”的观感。相反，我们的意图是从对战争各种描绘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找出人们是如何连续不断地对“西方式战争”进行建构的。

与过去比较，很多东西没有变（图11和12）。罗马人排成整齐的队列投入战斗（请注意下排的长矛全都高抬前伸，上排的则后倾），军官和军旗在前排。通过对装备以及对他们渡河浮桥的精心刻画突出了他们技术上的优势。这一点与《角斗士》开篇罗马人等待战斗开始时的井然有序非常相似。

图11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XVIII a-b

图12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LIII

战斗之中，罗马人镇定而勇敢地近战（请注意他们似乎“毫无表情”的面部），而且是集体作战（请注意步兵的姿态非常相似）。与此相对照，蛮族或者狂暴战斗（下排中央的战士头部后仰），或者惊慌地逃跑（上排中央人物双手“绝望地”张开）。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是各行其是（他们的姿态全然不同）。《角斗士》也呼应了浮雕反映出的上述观念。

可是，两种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电影代表的现代形式夸大了双方技术上的差距，给罗马军队平添上了“希腊火”式的投射武器。浮雕代表的古代形式则包含了许多在电影中“被压缩的”内容。

一个身材巨大、伸展着双翼的神前来帮助罗马人（图13）。从其长长伸出的手臂上生出的暴风雨将蛮族和他们的马匹扫入了尸体堆，但罗马人或者没有受到暴风雨侵袭，或者为盾牌所庇护。在古代战争的现代“写实”版（即《角斗士》）中则没有诸神的介入。

图13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VI

罗马人扫荡了一个村庄（图14），画面顶部的一个蛮族人正向神求助，但毫无用处。我们前面看到，在这场竞赛中诸神到底站在哪一边。在右下角，一个已经被击倒、匍匐在地的蛮族人即将被罗马士兵杀戮（比较第六章，杀戮者是军团步兵）。左面，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正试图越过一具蛮族男性的尸体（她的丈夫、兄弟，抑或是父亲？）逃亡，但一个士兵揪住了她的头发。她的衣服已经从肩上脱落，现出了她右侧的乳房。这表明她已经或者是将要遭到强奸。这个场景还远不能表现军队失去控制时令人遗憾的混乱情形。对村庄的扫荡是由马可亲自监督并在他的军官和旗手的支持下进行的。而在现代对古代“西方式战争”的重现中，我们见不到类似的“种族清洗”。

图14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X

7名妇女和3个孩子被俘，可能会沦为奴隶（图15）。抓捕进行的似乎还算有序（画面左侧两个士兵姿势几乎相同），但下层的画面表现的却是混乱与痛苦。两个妇女正被士兵拖走，她们衣衫凌乱，无助而忧伤。在《角斗士》中，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强奸和奴役场景。

图15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CIV

两个蛮族俘虏的手都被反捆在背后，低头弯腰即将被处决（图16）。在他们脚下，是两个此前已经被处死的人，他们的头颅就在尸体堆旁边。在画面的两侧，更多的被定罪者在等待死亡的来临。虽然监督者是画面背景中的罗马士兵，但有趣的是，刽子手和被处决者都是蛮族人。是罗马人强迫他们相互残杀，还是蛮族间在内讧？在《角斗士》中，虽然罗马人在战役结束后立刻结束了受伤蛮族人的性命，但见不到这种对俘虏残忍的大屠杀。

图16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I

从其他古典和现代文献中我们获知，马可·奥勒利乌斯是一名“哲学家皇帝”。当马可的士兵们将俘虏带到他面前时，他端坐着（图17），一个士兵向他呈上了一颗头颅。而《角斗士》却进行了相反的描绘，在电影中，猎头风俗只存在于蛮族。

图17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VI

纪念柱上充满了战斗场面，但对古代的观众来说，无论他们是细致还是粗略地看这幅画面，或无论从哪个角度、按哪种顺序看，都不会有悬念。他们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他们能看到我们今天无法看到的雕刻——那些基座上高度与视线平行、如今已经毁坏的雕刻（图18）。通过1540年前后的一幅绘画，我们得知基座的东边雕刻了故事的结局。画面左边站着的是皇帝，右边的罗马士兵监督着下跪臣服的蛮族。与《角斗士》中的蛮族不同，当这些蛮族人被击败时，他们知道认命。

图18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基座的东面

古代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和现代电影《角斗面士》对同类战役刻画的异同显示了“西方式战争”的概念是如何不断被重塑的。

以希波战争为基础，希腊人建构了一系列我们称为“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这个理念反映的是，西方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用阵地战歼灭敌人，而且最好是重装步兵间的近战。胜利依靠勇气，而勇气则部分源于训练和纪律，部分来自“公民的尚武精神”，战士是拥有政治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这些更多是理想，而非客观实际。

构成“西方式战争”的所有元素在任何时期都不曾同时具备。它的悖论在于，人们认为最能体现这一理想的时代是引入重装步兵方阵后和希波战争之前的希腊世界，但对于该时期的战争我们却知之甚少。于是人们乐于将后来的战争方式简化处理后回溯到这一时期。对自由人对峙非自由人的强调看似源于希腊人对希波战争的看法。我们应当牢记约公元前725—前490年间，在希腊城邦的军队中，重装步兵可能鲜有或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参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成“西方式战争”概念的各种元素中仅有很少一些出现在西欧的实际战争中。例如，历史学家约翰·林恩指出，“公民尚武精神”几乎随着罗马共和国公元前1世纪末的灭亡而消失，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时才再度复兴。在所谓2,500年的延续中，竟然存在大约1,800年的空白。这一空白使“西方式战争”这一命题显得苍白无力。

尽管实践中少有连续性，但“西方式战争”的意识形态却表现得既顽强又极具适应性。当西方社会回顾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斗时，要么认为他们应当按古典作家推崇的方式战斗，要么认为他们的确是以作家笔下生动描绘的方式作战的。在传播古典的战争观念方面，一篇重要的文献是韦格提乌斯的《罗马军制》，创作时间约在公元383至450年之间。他结合过去与当时的战争方式，一厢情愿地想为罗马日后的战争创建一个指导性范式。韦格提乌斯注重的是理论而非力图反映客观现实。其作品的许多内容非常符合“西方式战争”的理念，他既强调勇气源于训练和纪律（例如1.1；28等），也提出了人种论的观点——日耳曼人粗壮；非洲人奸诈；来自寒冷北方的人愚蠢；来自炎热地区的人懦弱，诸如此类（1.1—2）。但这些想法来自对过去思想的改造。公元378年，罗马军队在阿德里安堡被哥特人大败，在罗马军队受到重创后韦格提乌斯在作品中建议，将军们应当警惕公开会战，注重打伏击战（3.9）。如果说在古典晚期韦格提乌斯重塑了“西方式战争”的话，那么这种“重塑”与后来“西方式战争”内涵的巨大变化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中世纪的西欧，人们敬佩韦格提乌斯，但并不认为他的作品是描绘变化的蓝本，而是将其解读为对当时作战方式的再次肯定。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因韦格提乌斯对勇气的论述而将其作品视作骑士手册。在一个版本中，它甚至被以《骑士手册》（livre de chevalerie）命名。

“西方式战争”并不总是用来阐释当时的现实，有时候也会被用来改造战争现实。自16世纪后期开始，荷兰将军拿骚的莫里斯按照古典模式训练和组建军队；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士兵在整个18世纪一直鼓舞着人们，公民尚武精神的激励作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军队中达到顶峰。

将与“西方式战争”有关的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当作客观现实而不加批判地接受，并相信从古代希腊到现代西方战争实践具有延续性，可能产生两个危险的后果。第一，它可能导致西方的自满。西方人可能会认为，“自希腊人受‘公民尚武精神’鼓舞寻求决定性会战以来，战争胜利最终都属于西方。如果作战的方式基本不变，那西方人就总能获胜。”这如同古典文化中人们所认为的，蛮族不会变化，新近遭遇的蛮族，不过是改名改姓的旧蛮族，他们过去被打败，将来还会被打败。这两种看法可同样发挥“意识形态的安心毯”的作用。第二个危险后果是：西方在发动战争中可能放弃或者削弱克制精神。“‘西方式战争’的本质是寻求歼灭敌人，因此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消灭敌人，不过是顺性而为罢了。”希腊人认为，既然蛮族生而为奴，那对蛮族的战争就不需要克制。这两种观点具有同样危险的倾向。

把“西方式战争”看作一种长期存在的、有高度适应性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要稳妥得多。当然，如前所述，“西方式战争”还会不断被重塑。

1．特洛伊 Troy

2．迈锡尼 Mycenae

3．斯巴达 Sparta

4．雅典 Athens

5．阿尔特米西昂 Artemisium

6．温泉关 Thermopylae

7．萨拉米斯 Salamis

8．普拉蒂亚 Plataea

9．马拉松 Marathon

地图1　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的重要地点

1．凯尔特王国 CELTS

2．迦太基 CARTHAGE

3．罗马 ROME

4．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 ANTIGONIDS

5．塞琉古王国 SELEUCIDS

6．托勒密王国 PTOLEMIES

地图2　公元前270年左右的主要强国（顺序自上至下，从左至右）

1．喀里多尼亚人 CALEDONIANS

2．日耳曼人 GERMANS

3．撒尔马提亚人 SARMATIANS

4．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5．帕提亚人 PARTHIANS

地图3　公元117年左右的罗马帝国

已实现的

_____汉尼拔 Hannibal

_____亚历山大 Alexander

未实现的

_____雅典人 Athenians

_____亚历山大 Alexander

_____尤利乌斯·恺撒 Julius Caeasr

_____米特拉达梯 Mithridates

地图4　实现和未实现的伟大征服计划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安条克 Antioch

雅姆克 Yarmuk

伊斯兰世界 ISLAM

地图5　约公元640年以前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区

年表

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古代史的一般分期用黑体表示，罗马史分期用斜体表示。

公元前1575/50—前1100年 |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1200年 | 特洛伊战争？
公元前1100—前776年 | 黑暗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934—前609年 | 新亚述帝国
公元前776—前479年 | 古风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753—前509年 | 罗马的王政时代
约公元前750年以后 | 希腊城邦的兴起（城市国家）
约公元前750—前550年 | 希腊“殖民时代”
约公元前725—前650年 | 希腊人发明重装步兵方阵？
公元前550—前330年 |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
公元前509—前287年 | 罗马共和国早期
公元前490—前479年 | 希波战争
公元前490年 | 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 | 温泉关战役
公元前480年 | 阿尔特米西昂战役
公元前480年 | 萨拉米斯战役
公元前479年 | 普拉蒂亚战役
公元前479—前323年 | 古典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472年 |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第一次上演
公元前432—前430年 | 雅典围困波提底亚
公元前431—前404年 | 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前427年 | 斯巴达围困普拉蒂亚
公元前430年 | 雅典在诺帕克都赢得对斯巴达的海战胜利
公元前415—前413年 | 雅典远征西西里
公元前405年 | 雅典在伊哥斯波塔米的海战中败于斯巴达人
公元前405—前367年 | 叙拉古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
公元前371年 | 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击败斯巴达人
公元前362年 | 底比斯人在（第二次）曼提尼亚战役中击败斯巴达人
公元前359—前336年 |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在位
公元前338年 | 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击败希腊联盟
公元前336—前323年 | 亚历山大大帝在位
公元前333年 |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中击败波斯人
公元前323—前30年 | 希腊化世界
公元前305—前304年 | 德米特里乌斯围攻罗德斯
公元前287—前133年 | 罗马共和国中期
公元前264—前241年 | 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47—224年 | 帕提亚（阿萨息斯王朝）帝国
公元前218—前201年 | 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的战争）
公元前214—前205年 |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213—前211年 | 罗马围困叙拉古
公元前200—前196年 |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197年 | 罗马在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击败马其顿
公元前192—前189年 | 罗马与安条克三世（塞琉古王朝国王）的战争
公元前171—前168年 |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149—前147年 | 马其顿人起义（马其顿成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149—前146年 | 第三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133—前30年 | 罗马共和国后期
公元前133年 | 平民保民官之一提比略·格拉古颁布土地法
公元前133年 | 帕加马王国成为罗马的亚细亚行省
公元前107年 | 执政官马略征召无产者加入军团
公元前63年 | 本都的米特拉达梯六世死
公元前63—前62年 | 喀提林阴谋
公元前58—前50年 | 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高卢
公元前54—前53年（冬季） | 高卢人在阿图图卡打败萨宾努斯统帅下的罗马人
公元前53年 | 帕提亚人在卡雷战役中击败罗马人，克拉苏死。
公元前52年 | 尤利乌斯·恺撒围困阿列西亚
公元前48年 | 尤利乌斯·恺撒在法萨卢击败由庞培领导的共和派
公元前47年 | 尤利乌斯·恺撒在泽拉打败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二世
公元前46年 | 尤利乌斯·恺撒在塔普苏斯打败共和派
公元前44年 | 尤利乌斯·恺撒被刺杀
公元前30—235年 | 帝国君主政体时期（早期或盛期的罗马帝国）
公元前30—前14年 | 奥古斯都的统治
公元9年 | 日耳曼人在条顿堡森林打败瓦鲁斯统帅的罗马人
公元14—16年 | 罗马人在杰马尼库斯指挥下发动对日耳曼人的战争
约公元40—约112年 | 狄奥·克里索斯托的生活年代
公元43年 | 罗马在克劳狄领导下入侵不列颠
约公元50—约120年 | 普卢塔克的生活年代
约公元55—约135年 | 爱比克泰德的生活年代
公元73/4年 | 罗马围困犹太人的梅察达堡
公元83年 | 罗马人以阿格里科拉为统帅，在蒙斯格劳皮尤斯击败喀里多尼亚人
公元86年 | 图密善的军队击败纳萨摩尼人
公元98年 | 塔西佗写作《阿格里科拉传》
公元122—126年 | 哈德良长城修建
约公元139/142—154/158年和约158/164年 | 罗马驻守不列颠北方的安东尼长城
约公元160—220年 | 德尔图良的生活年代
公元172—175年 | 马可·奥勒利乌斯对日耳曼人和撒尔马特人的战争
公元180—192年 | 康茂德在位、修建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碑
约公元185—254年 | 奥利金的生活年代
约公元185—254年 | 塞蒂米乌斯·塞维鲁在位
公元224年 | 萨珊波斯推翻帕提亚人
公元235—284年 | 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
公元235—238年 | 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在位
约公元257年 | 萨珊波斯围困杜拉——欧罗波斯
公元284—476年 | 多米那特制（罗马帝国后期或者晚期）
公元307—337年 | 君士坦丁大帝在位
公元354—430年 | 圣·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
公元357年 | 斯特拉斯堡战役
公元359年 | 萨珊波斯占领阿米达
约公元370年 | 匈奴人出现在罗马世界
公元378年 | 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人
公元451年 | “罗马人”在查隆战役中击败匈奴人
公元475—476年 |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在位
公元476—1453年 | 拜占庭帝国时期
公元604—629年 | 拜占庭与萨珊波斯的战争
公元632—633年 | 阿拉伯的叛乱战争
公元633—640年 | 阿拉伯人征服拜占庭的叙利亚
公元636年 | 阿拉伯人在耶克穆克战役中击败拜占庭
公元642年 | 阿拉伯人征服拜占庭的埃及
公元651年 | 萨珊波斯帝国灭亡
公元1453年 | 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
公元1812/1816—1828年 | 祖鲁人军队的兴起（恰卡在位）
公元1976年 | 约翰·基根出版《战争的面貌》
公元1976年 | 爱德华·勒特韦克出版《罗马帝国的伟大战略》
公元2000年 | 里德利·斯科特的《角斗士》上映

从烽烟四起的古代战场到战事更迭的现代世界，似乎有一种“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贯穿始终，即西方人纪律严明、勇气可嘉、惯用阵地战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常立于不败之地。这种观念符合历史的实际吗？

本书通过探寻隐藏于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编码中的西方意识形态对“西方式战争”的历史渊源作了饶有兴味的剖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社会道德、人性及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