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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26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0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Kenneth O. Morgan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二十世纪英国／（英）摩根（Morgan K.）著；宋云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0-8

Ⅰ．①日…　Ⅱ．①摩…　②宋…　Ⅲ．①英国－近代史－20世纪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76号

地图审图号：GS（2008）第33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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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肯尼斯·摩根，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研究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女王学院荣誉学者。1989—1995年间曾任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校长，1993—1995年间任威尔士大学校长。2000年4月，他被授予终身贵族的爵位。

译者简介

宋云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国社会、英语电影以及跨文化交际学。曾任1998年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高级访问学者（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英欧关系）以及2007—2008年度美国“富布赖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研究英美电影比较）。著有《电影英语一本通》、《西蒙高级英语语法》等。

插图目录

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

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

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

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

图5　（上图）1939年战争爆发时，儿童们被撤离到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下图）儿童佩戴防毒面罩

图6　亨利·摩尔创作于1941年的《地铁防空洞透视图》

图7　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内阁

图8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斯坦利·霍洛韦和保罗·迪普伊在《买路钱》（1949）中

图9　1958年4月，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始的到奥尔德马斯顿武器研究所的第一次游行

图10　北海石油钻塔“海洋探险号”

图11　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前肯辛顿宫外面的哀悼者

地图目录

地图1　帝国的衰退，1947—1980

译者序

对于想了解现代和当代英国历史的读者来说，《20世纪英国：帝国与遗产》是一本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的好书。作者将全书按年代顺序分为七章，每一章不仅对该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娓娓道来，还涵盖了文化发展和艺术进步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另外各章中插入的历史图片有助于读者对各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有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而附录的历史大事记和历任首相列表凸现了20世纪英国所经历的主要事件以及政治上的演变。这样的体例形式可使读者便捷地了解20世纪英国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

20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还是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社会主义在俄国与中国的建立、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霸权的崛起等。而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英国的衰落。这一衰落过程见证了欧洲列强殖民体系的瓦解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英国在这个世纪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政策以适应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变化，仍然维持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美、日、德、中；与美、俄、中、法并列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20世纪的英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适应世界变化、调整心态与对策的丰富经验和珍贵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给英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战胜国之一，英国攫取了更多的领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在英王乔治五世统治下的1922年，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达到了创纪录的3,66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由于战时需求，女性大量进入就业领域，从而在1918年争得了投票权；产业工人工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使工党在战后成为取代自由党的第二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对英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在外部，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等因素，英国在战后不得不允许其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在内部，战时的动员和对主要工业部门的集中管理给英国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并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工党在战后大选中获胜，随即在经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实施了系列改革，使英国成为较为平等的社会。与改革所获得的社会广泛支持相对照的是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贫富分化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灾难。此后虽然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但从4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的混合经济体制与福利制度基本未变，被称为两党之间的“政治共识”。

二战后对英国来说最大也是最痛苦的冲击就是面对、接受和适应其国际地位逐渐衰落的事实。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该事件意味着英国在世界列强中巨无霸地位的终结。虽然不得不面对从世界大国到区域大国的衰落，但帝国情节与怀旧心理一直不时影响着英国政治家的外交政策。这体现在80年代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夺战上；也体现在90年代追随美国的海湾战争与2003年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上。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意识到作为欧洲国家，其切身利益仍然主要在于欧洲，所以逐渐调整了国策。几经努力和挫折，英国终于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并试图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70年代以来英国国内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保守党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对积重难返、不断衰落的英国经济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对策的改革。改革使90年代以后的英国在效率上赶上了其他欧洲列强，但也付出了高失业率及制造业衰落的代价。另外一个变化是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摒弃了党章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款，并在上台后基本接受了保守党的既定国策，试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走出“第三条道路”。

总的来看，面对纷繁的内部和外部变化，英国在20世纪的应变与调整是较为成功的。肯尼思·O. 摩根的这本小书原为英国畅销图书《牛津英国史》的一部分，其篇幅虽然不大，但却是最为全面且权威的介绍20世纪英国史的简短导论。这本书论述精辟，语言生动，不失为英国史爱好者和英语学习者的必读佳作。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17日，伦敦市长在他的市长府邸举办年度宴会。就在这个宴会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对英国社会的不祥形势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在国内，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正威胁要发动大规模联合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和每周工作48小时的要求。在英国面临全国性工业瘫痪前景的同时，隔海相对的爱尔兰也到了内战的边缘——信奉新教的爱尔兰北部地区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区有20多万人武装起来，使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似乎到了用血腥内战解决的时刻。在国外，印度和埃及产生了民族主义纠纷。在离英国不太远的东南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重新引发了巴尔干地区的种族纷争。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似乎面临着文明世界的自由民主即将解体的危险，而政府及其政策措施又因无力控制紧张局势而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正如过去惯常出现的情景，一旦战争这个最高危机爆发，这些冲突因素迅速减弱，成为次要问题。全国上下被一种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英国于8月4日宣战之后，在敌对状态下的最初几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恐慌。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激进措施才维持了国家的通货和信用。为了适应战争的挑战，制造业与商业界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其职业道德规范并宣称“生意一切照旧”。英国远征军早期的实战经历几乎都是灾难性的。这是一支匆忙之中拼凑起来开赴佛兰德斯和法国的队伍，在伊普尔遭遇严重挫败，不得不从曼斯撤退，损失惨重，溃不成军。英军兵力减少到三个军团，其战斗力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大幅削弱。只有法国军队在马恩河畔的拼命抵抗才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进军和德奥联军的过早胜利。

虽然如此，在经历了最初的灾难后，英国及其领导人作好了持久战的准备。重大的国内问题，如爱尔兰的自治问题，由于战争的持续而被搁置起来。所有政党宣布了它们之间的无限期和解。1914年夏天的劳资关系纷争也逐渐平息了；英国工会联盟所表达的传统爱国主义热情甚至盖过了企业主们。一种奇特的平静氛围笼罩着全国，而这种平静是基于广泛的——尽管远远不是全体的——关于战争正义性的共识。要使一个自由社会接受这一点，就需要从某种宽泛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解释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这一工作是由劳合·乔治来完成的。他本人曾是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的强烈反对者，并且多年以来一直是阿斯奎斯（Asquith）自由党政府最大胆直言的左翼阁员。在最初的几周里，劳合·乔治一直保持着令人疑心的沉默。但1914年9月1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对一群威尔士同胞发表的雄辩演讲中，他毫无保留地承诺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他站在，或者宣称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他宣称，这是一场事关自由主义原则的战争，是一场代表“弱小国家”而打的圣战。这些小国包括被德国公然入侵的比利时，或者当时正面临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神圣战争的说法不仅得到所有基督教教会领袖们的支持，也得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所有自由主义英雄们的支持，所以劳合·乔治的立场立即得到全国性的响应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甚至英国国内较小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

赞成参战的共识

在接下来的可怕的4年里，赞成参战的广泛共识基本没有改变。当然，这期间还是有不少的变化，尤其是在1916年5月不受欢迎的征兵决议开始实行之后。最终，到了1917年，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劳工组织变得愈加激进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救世主般的魅力，单是厌战情绪就已开始动摇这一共识。当然，这种共识的维系也是由于政府对新闻媒体进行了软硬兼施的控制、审查以及编造“德国佬”危言耸听的暴行。政府对激进派或反战分子进行了大量迫害。尽管来自政府的压力很大，到1917年时，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征兵组织”和民主监督联盟（主张媾和）等组织对公众的思想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对和平的呼吁（1917年11月29日）也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尽管如此，现存的战争史料表明当时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且必要的，而且不管代价有多大，必须打到德国人完全投降为止。军队对志愿者进行了大规模且热情高涨的招募——1914—1916年招募志愿军以充实赴法部队的做法也确实证明了这种方式在扩充军队数目上远比此后实行的强制招募成功得多。长年的陆上和海上冲突从最初1914年秋西线的对峙，持续到1918年9月同盟国的突破，而大众对这些都坚忍地挺过来了。

这些可怕年月从心理上和道德上给英国人的记忆和人生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极大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塑造了一战结束以后20年间英国人对外来战争威胁的反应。西线的战争以一种陌生的形式进行着：双方采取守势进行久拖不决的深壕战，而无法采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历经考验、引人注目的新式机动攻击战。法国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战线几乎没有推进。虽然英国偶尔也尝试抓住战争主动权，但总是以巨大伤亡告终，这对于奢侈地享受了百年和平的英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915年9月英国对卢斯的进攻很快被击退。更大的挫折是1916年6月英国在索姆河的进攻，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而此役的伤亡总数达到了42万人。最糟糕的战役是1917年8、9月份的帕森达勒之战，超过30万名英国士兵在战役中伤亡，其中相当一部分葬身于佛兰德斯大雨滂沱的泥沼中。地面部队和坦克等作战机械在这种毫无机动可言的战役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新型战斗机也成效甚微。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指挥官与普通士兵之间存在的阶级分野阻断了他们之间的沟通，这对于整个战役期来说都是致命的。事实上，英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本上停止了进攻。1918年3月到4月英军在亚眠防区拼命阻止德军新一轮的进攻。直到当年8月英军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领导下实现了戏剧性突破，战争的胜负才初见分晓。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人主张绕开西线僵局，转而在相对边缘的“东线”作战，但这种战略也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1915年夏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是一项巨大的军事失误，导致了严重的损失；一年后对萨洛尼卡的远征也是如此。尤其是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让丘吉尔作为理性政治家的声誉一落千丈，数年后才得以挽回。即使在英国拥有传统霸权地位的公海地区，1916年6月英德间的日德兰海战至多也就打了个平手。英国主力舰队在指挥不力的交战中损失了3艘作战巡洋舰、3艘其他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

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1915年10月，德比勋爵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保留自愿服兵役的制度，要求人们登记以“证明”他们参军是出于自愿。当时公众自愿参军的热情很高：1915年10—11月该计划下的志愿者人数就高达23.5万人。但该计划被1916年初对所有适龄男性进行强制征兵的规定所取代。

后来在几乎所有剧院中，反战宣传片描绘了愤怒的民众对英军陆海指挥官的猛烈抨击，指责他们为灾难的罪魁祸首。“战地诗人”们，如在战场上牺牲的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和艾萨克·罗森堡（Isaac Rosenberg），以及在战争中幸存的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被帕森达勒的血腥场面震惊了。他们强烈呼吁民众反对战争，反对会使一半的年轻人失去生命的残杀。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也强有力地支持这一观点——在这场战争中，一共有75万人牺牲，250万人受伤，其中不少人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虽然事实如此残酷，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西线总指挥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于1915年底被调离后，其职务由黑格接替。这位沉默而严厉的苏格兰人勇敢而正直，因此逐渐在民众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这一声望只有埃德温·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在蒂耶普瓦尔为纪念英军阵亡将士而修建的高大纪念碑能够比拟。陆海军的其他将领，如比提（Beatty）海军上将以及艾伦比（Allenby）将军（1917—1918年在埃及指挥英军由巴勒斯坦攻入叙利亚，扫除了德军的重要同盟土耳其军队的威胁），也成为备受欢迎的战争英雄。战壕象征着一种严酷但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法。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笔下著名的漫画人物“老比尔”，鼓励他的战友，如果他知道哪儿有“更好的活儿”就不会来当兵了，这幽默地表达了人们对堑壕战恐怖气氛的容忍。军事危机度过后，英法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军事和经济援助。英法联军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前突破了德军防线并逼近德国边境，而大众的拥战热情也达到了顶峰。英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军事崇拜的危险，而这种情绪是自从安妮女王（Queen Anne）统治时期的莫尔伯勒时代之后在英伦三岛上从未有过的。

全面战争

战争之所以广受欢迎——或者其后的不得人心——是因为全面战争牵涉到了全体民众以及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在轻松地开始之后，战争在1915—1916年期间给工业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大规模的变化。它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集体控制权空前膨胀。工农业的生产力及其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战争机器的需要。1915年5月新建立的军火部开创了新的模式，由劳合·乔治亲自掌控。设立此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诸多瓶颈问题。通过“雷厉风行的工作人员”，该部成为整合整个工业结构为战争机器服务的发动机。它对其他领域，例如社会福利、住房政策，以及妇女地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煤矿、铁路、商业以及船运均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战前旧的自由经济模式，包括被视为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都被绕过或者架空了。同样，劳资关系的传统体系也以全新的形式出现。1915年3月由政府与工会（不包括煤矿工会）达成的《财政协议》禁止罢工，但保证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并间接给予工会领袖全新的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

《财政协议》并没有达到实现战争期间劳资关系全面和平的目的。煤矿业出现了很大的纠纷，引人注目的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盟成功的正式罢工。军火部试图让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妇女）进入工程类工厂以“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工企业工人流动，这招致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的工厂。1916—1917年期间，苏格兰和设菲尔德工人代表的非官方活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非常脆弱，远远不是毫无异议的一致。然而，战争的确确保了工会以及工厂主们的集体地位，后者因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而联合起来。一种新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产业关系体系似乎成为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商界巨子如艾瑞克·盖德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约瑟夫·麦克雷爵士（Sir Joseph Maclay）、德文波特勋爵（Lord Devonport）以及荣达勋爵（Lord Rhondda）等人都在中央政府关键部门担任职务。这象征着工业与政治领导阶层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自由主义英国正逐步变成公司式的国家，差不多就像下一代人形容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社会改革

在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广泛领域，大战的整体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左翼反战者，如工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极具讽刺性地指出战争的需要所带来的社会改革远远大于过去半个世纪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者的所有运动所带来的变革效果。政府的新远景正在展开。新的元素正在注入和平时期统治英国的技术型、职业化公务员精英阶层。行政和经理阶层得到大规模扩张。像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或希波姆·隆特里（Seebohm Rowntree）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甚至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那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受到中央政府部门的尊重，尤其是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复兴了英国的农业，给佃农和他们雇用的工人带来了新的生机。技术性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得到了重视。特别是随着1918年《费舍尔法案》的实施，免费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普及，该法案还试图为大众创造从初等到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机会阶梯。政府的一系列调查，包括保守派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远景，而这一领域在1914年前几乎被新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主要的原则定了下来，即建立一种地方政府负责的补贴住房体系，为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建设廉租房，并且拆除城市中心和老旧工业区的贫民窟。关注公共健康的呼声也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造成大规模生命损失的战争，促使国内对生命更加重视，主要表现为改善医疗环境、关注儿童和老人、重视哺乳期母亲，以及像建立医学研究学会那样的医疗创新。到了1918年底，政府承诺建立新的卫生部来协调卫生服务和国民保险，并且接替地方政府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职责。

妇女

英国社会从战时经历中获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解放。的确，对于他们（事实上是英国人口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战争期间的英国妇女是最大的受益者。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前线服务，主要是在战地医院。护士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的杰出事迹在公众中提高了妇女的声望。她因在比利时协助英法战俘从战俘营中逃走而被德国人杀害。在国内，女权运动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及其长女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而不是她那个社会主义者的次女西尔维娅［Sylvia］）积极协助政府的征兵运动。妇女在较广泛的领域得到了大量新机会，如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军火生产和其他工程工厂的工作以及许多以前为男性所独占的众多陌生职业。全面战争所造成的大融合对消除过去几十年来限制妇女的性别障碍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那些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的论调已站不住脚。因此，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赋予30岁以上的妇女投票权。这几乎是反高潮的，因为妇女遭受迫害和偏见的长期苦难史如此轻易地就结束了。如同在别的领域，政府强调的是战争的正面和进步的影响，并且为公众描绘出战后和平时期大规模“重建”（重建的定义在这儿是扭曲的）的宏伟蓝图。也许并非有意，但政府设法扩展和巩固当时的那种共识。

政治

战争给英国的政治造成了巨大而混乱的变化。战争爆发时，下议院仍由自由党和保守党（或者统一党〔1〕）之间那种滑稽可笑的竞争所主导。然而对于自由党来说，战争给它带来的是灾难。一部分原因是战争造成的对个人与公民自由权利的侵蚀，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许多自由党成员对战争本身的价值所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变成三党联合政府标志着自由党的进一步衰落。此后，党内就征兵问题产生的严重分歧与阿斯奎斯毫无生气的笨拙领导风格一直形影相随。作为“血战到底”承诺的象征，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主张强制征兵。其他的老派自由党员，如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则犹豫不决。阿斯奎斯本人也很踌躇。最后的决定是对18岁到45岁的男性强制征兵，但这使得对阿斯奎斯以及自由党的道德的批评声音继续增加。

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作为战争大臣（1916年7—12月）和首相（1916年12月之后），劳合·乔治以到法国前线慰劳士兵的方式树立起自己的领导风格。

危机终于在1916年12月来临。数月以来公众一直在抱怨政府的失败，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而且还表现在处理国内爱尔兰问题和劳资纠纷时的无力表现。1916年12月1日至9日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动。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历史学家们一直像中世纪的学者们那样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统一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和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一起向阿斯奎斯建议成立一个最高战时委员会来指挥作战。几天的犹豫不决之后，阿斯奎斯拒绝了这一建议。劳合·乔治随后辞职。经过12月4日至9日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关键性较量，劳合·乔治成为一个所有党派都参与的联合政府的首相。除在下议院占有约半数的自由党人之外，联合政府不仅包括了所有的统一党人，还包括在全国行政部门占有微弱多数的工党。此后，从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劳合·乔治的权力达到了无人匹敌的接近总统的程度。他担任最高战时内阁的首相，由一个新的内阁办公室以及私人秘书组成的“花园郊区”或称厨房内阁作为后援。在这个顶峰的下面是一台巨大的集权机器。劳合·乔治的胜利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但对于他所在的自由党而言则意味着灾难。自由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基层组织遭到削弱，在议会里没有效率且四分五裂，而且在媒体与知识分子圈子里显得缺乏道德与激情。新自由主义在1914年之前发起过如此多的社会改革，现在却偃旗息鼓了。当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时，自由党变成了四分五裂并遭到极大削弱的残余小党，成为全面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代。工党也曾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分裂。与工会领袖们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唐纳和许多左翼社会主义者反对参战。麦克唐纳不得不因此辞去了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于战争期间对一些问题的争议，如强制征兵的影响（军事上，可能还有工业上）、是否参加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的决定等问题也困扰着该党。然而，从长远来看，战争对该党来说是有利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组织由于战争而加强了。到1919年初，工会会员增加了大约一倍，达到了800多万。工党还受到俄国革命以及战争最后两年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的鼓舞和影响。事实上，工党既参与政府，同时又扮演着正式反对党的角色。这是个理想的位置，可以利用自由党的内部困难。最后，1918年的选举权改革使投票人从大约800万人扩大到超过2,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选民的剧增以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化趋势得到鼓励。1918年的工党章程赋予该党对社会主义全新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工党对选区组织和党总部的结构进行了重组，自始至终都由工会主导。工党的快速发展是战争所造成的强大政治后果，但在当时却没有人预料到。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党。战争的进程使该党成为自然的多数党。自诩为爱国者的保守党被战争团结起来。此外，在1914年之前因关税和其他问题闹过内讧之后，保守党日益被商业与制造业利益所主导。保守党人的选民基础现在主要是在城市和近郊，而不是乡村。战争结束时，随着像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这样的重商新人物的出现，保守党和工党一样摆好了毁掉爱德华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架势。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劳合·乔治取得了对国家的完全控制。他在政党联盟中的自由党人残余力量与保守党结盟，对抗反政府的自由党“反战主义者”以及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右派主导的新时代正在来临。

大英帝国

在国外，战争岁月促进了更多的变化。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场帝国战争，为大英帝国与英王和国家而战。英国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得到很多军事和其他方面的协助。澳新军团日（纪念加利波利半岛苏弗拉湾的战役）成为澳大利亚日历上悲情的、象征性的事件。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上召集过一次大英帝国诸国首脑参加的帝国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协助宗主国内阁的事宜。像南非的扬·史末资〔2〕（Jan Smuts）将军那样有权势的帝国政治家甚至曾被请来参与英国的内阁讨论。在商业上，帝国特惠制正成为现实。在这个时期，大英帝国的神秘感是强大的。当时一位主要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年轻时曾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起的艺术与手工运动的追随者。现在，他与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正将他们的才智用于重建德里城上。德里城将以一座巨大的总督府为中心，配以秘书用的办公大楼，作为古典权威的象征。在战争期间，帝国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膨胀。的确，战时的秘密协定确保了战后和平时期英国的殖民体系及战略，使它成为规模空前的帝国，新增加的领地范围包括中东和波斯湾的广阔地域。在像“阿拉伯的劳伦斯”〔3〕那样的个人主义者的古怪行为鼓舞下，加之以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丰富的石油前景，大英帝国的疆土扩张到无远弗届。

然而，事实上帝国正日益变得难以维系。早在1914年之前，帝国政策受到的财政与军事上的限制已经凸现出来，尤其表现在印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国大党运动上。而此时其他问题也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此起彼伏并愈演愈烈。威尔士几乎是以盲目的爱国热情追随着如日中天的劳合·乔治，但与威尔士截然不同的是爱尔兰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剧烈反抗。由几位共和派和新芬党人领导的1916年4月复活节起义遭到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残酷的镇压，到了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信念赢得了爱尔兰南部几乎全部26郡的民心。主张自治的老资格人物，如约翰·狄龙（John Dillon），正在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这样的新民族主义激进派所取代。战争接近尾声时，爱尔兰南部几乎处于戒严法控制之下，他们抗拒服兵役，反抗王权及新教徒（或其余威）的支配。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以及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几十年里采取的大都是合法与和平的方式，现在却似乎到了猛烈爆发的边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战争岁月政治与社会的共识，在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矿谷已经相当脆弱，更是一点也没能延及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强有力的策动，反抗帝国统治与压迫的全新民族主义运动就要展开。印度、埃及以及其他殖民地将对此密切关注。战争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更加统一但却更加孤立的英国。它庞大的帝国角色已经无法应对战后世界的广泛变化。

注释

〔1〕　英国政党之一，主张爱尔兰与英国的统一。——译注，下同

〔2〕　扬·史末资（1870—1950），又译斯穆茨，南非政治家、军人和政府总理（1919—1924，1939—1948），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曾积极促成南非加入英联邦和其他国际组织。

〔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官，熟谙土耳其和阿拉伯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利用他与阿拉伯地区头领的关系策动联合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16—1918）。他因此获得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美誉。劳伦斯的传奇形象因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图文并茂的战时报道以及他本人的自述《智慧的七根支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而广为人知。1962年，英国电影大师戴维·利恩（David Lean）将他的传奇改编成史诗电影，更使劳伦斯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第二章
20年代

和平重新到来时，似乎一切都很少改变。1918年12月大选中劳合·乔治压倒性的胜利确保了战争到和平的平稳过渡，同时也表明了人们对战时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认可。这场选举被称为“优惠券选举”，因为政府给那些支持联合政府的候选人发送了背书信。首相几乎被所有的人称为“赢得战争的人”，所以劳合·乔治成为继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来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家。确实，大选的结果是极其悬殊的。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获得了不少于526个席位（其中自由党136席，统一党获得剩下的几乎全部席位），而工党只获得57席，自由党独立参选人仅仅获得26席。如果仔细研究的话，这一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工党在议会的57个席位掩盖了该党在大选中获得多达250万张选票的事实，所以工党实际上正处于大规模选举突破的前夜。在爱尔兰，新芬党获得南部81个议席中的73席；其议员退出了英国议会并在都柏林成立了自己的非正式议会，被称作“代尔”。尽管如此，首相和他战时同事们的权威似乎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大选似乎也证明在许多方面社会经济秩序正在迅速复苏。很多战时的管制和国家的集体主义机制消失了，好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似的。主要的工业产业交还给私人——包括铁路、船运、甚至煤矿，而煤矿企业主们也许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人们痛恨的人了。政府还开始实施连贯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英国最终恢复金本位货币制度。该政策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紧缩措施，以消除战争期间迅速扩张的货币发行量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伦敦城、阶级制度以及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无可争辩地延续它们的统治。为了表明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一张人道主义的脸，政府在1919—1920年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活动。的确，劳合·乔治在竞选时更像是一位急于将英国建成“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土”的社会改革家，而不是决意要绞死德国皇帝或者叫嚷“对德国毫不留情”的沙文主义者。因此，大选后政府的确实施了虽然短暂但积极的计划以扩展卫生和教育服务、提高养老金以及普及失业保险制度。这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自由党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博士启动的住房补贴计划。尽管财政部很不情愿支持，该计划还是在1919—1922年间取得了建成总数超过20万套公房的成就。虽然数量有限，但这是解决英国一个主要社会痼疾的弥足珍贵的开始。

经济与政治问题

然而很快人们就不安地注意到，生活并没有恢复常规，1914年之前人们熟悉而安适的生活框架不可能轻易复原。由于海外市场丧失以及为支撑战争而出售海外投资，英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破坏性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最不祥的表现、同时也是报纸头条的焦点，就是国债的剧增。1914年未偿还的债务为7.06亿英镑，而6年后这一数字猛增到78.75亿英镑。其结果是人们强烈呼吁在公共支出方面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及在1918—1919年快速通胀之后回到平衡预算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来。

政治形势也远非正常。劳合·乔治的联盟在不愉快的环境中上台，因为有人批评政府在1918年的大选中搞“优惠券”阴谋。政府的当选遭到道德上的质疑。再者，作为联合政府，发生内讧是家常便饭。在国内、国际以及帝国事务上，自由党首相与他的保守党同事之间一直关系紧张。劳合·乔治本身是个冷漠的、巨头式的人物，忙于参加各种国际和谈会议，与下议院若即若离。他是个没有自己政党的首相，一个对自己的金钱花费和性生活不检点的冒险家，这些特点使他无法赢得普遍的信任和拥戴。所以，停战时期的共识很快灰飞烟灭，而新的矛盾冲突取而代之。

一系列的挑战逐渐削弱了联合政府的执政能力。新的格局正在成形，而且将影响英国此后20年的政治进程。左派方面，劳合·乔治受到许多自由党人的猛烈抨击，主要批评他对待自由贸易等广受尊崇的传统原则时漫不经心的态度。他在爱尔兰的政策似乎更令人震惊，因为政府在1919—1921年间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报复政策与爱尔兰共和军（IRA）开战。被派去支援英军和警察的皇家增援部队大开杀戒，造成许多血腥暴行。1921年12月，天生善于谈判的劳合·乔治最终与新芬党领袖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和柯林斯缔结和平条约。从1922年1月起，由爱尔兰南部天主教的26个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诞生了。仅仅东北部厄尔斯特的以新教为主的6个郡留在联合王国。但这种态度上的大转变（volte-face）对于修复劳合·乔治在自由派舆论中被败坏的形象来说已经太迟了。

在工党和工会中，首相已完全丧失了长久以来建立的劳工庇护人的声誉。1919—1921年间，在对付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甚至包括警察）的全国性罢工时，劳合·乔治的政府采取了粗暴的方式，包括动用应急权力和军队来阻止罢工。此后，政府没能防止大规模失业现象（失业人数很快超过了100万）的恶化，造成了老旧工业区的灾难。政府弃用了建议在1919年对煤矿实行国有化的桑基报告，这是对煤矿工人的明显欺骗。“黑色星期五”（1921年4月15日）“三方联盟”的进一步削弱使矿工又一次受挫。这些事件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影响深刻。以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为宗旨的当选政府反而使阶级分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联合政府不但受到左翼的批评，也受到右翼日益猛烈的攻击。保守党人渴望回归到以前独立政党执政的健康制度上来，摆脱独裁式首相及其拥护者肆无忌惮的统治方式。尽管联合政府当政近4年，但却已经陷入深渊，劳合·乔治本人作为首相也举步维艰。

在这一切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对和平条约及“凡尔赛体系”怀有一种幻灭的情绪。1919年的和平安排越来越不受欢迎。这种安排与英国和其同盟国在战时的秘密协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以不公平的条件对战败的德国要求巨额经济赔款并强制划分边界。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J. M. Keynes）所著《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最能有效地表达这种情绪。他当时是财政部的经济顾问，但在巴黎和会期间因抗议不平等条约而辞职。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很快成为畅销之作。该书的结论是，对德国苛刻的赔款要求将会导致其经济破产，进而造成欧洲经济的长期衰弱。凯恩斯还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巴黎和会上混乱腐败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凡尔赛的和平使者们进行着各种讨价还价的秘密交易。劳合·乔治被批评为“没有根基”的人。首相在接二连三的国际会议上充当欧洲和平缔造者的努力变得不受欢迎。用博纳·劳的惊人之语来说，英国拒绝再充当“世界警察”。帝国也许空前强大，但要统治它英国需要从欧洲事务中抽身而退。否则，就会再次发生1914年8月的悲剧。对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22年10月。当时英国为了保卫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地位以及保护达达尼尔海峡几乎到了与土耳其开战的边缘。保守党以及左翼均奋起反对这种新侵略主义的做法。政府的右翼根基由此轰然倒下。1922年10月19日，劳合·乔治黯然下台，并由此终止了他的政治生涯。

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David Low），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凯恩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通论》（1936年）一书使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产生了革命，而《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则传播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幻灭感觉。

接下来出现了对劳合·乔治政府的两种反应。它们分别由麦克唐纳和斯坦利·鲍德温所代表。两人在促使1922年10月劳合·乔治政府下台的运动中均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麦克唐纳具有乐观的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和“勇敢新世界”的理想主义，是日益成长的工党完美的代言人。工党的席位在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中迅速增加。麦克唐纳可以在克莱德赛德的社会主义与伦敦政府的传统社会思想之间左右逢源。与此相对照的是，更有影响力的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根植于城郊体面的中产阶级和正统的爱国主义，并且对战后劳合·乔治的政治试验和英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国际冒险主义都非常警惕。鲍德温于1923—1924、1924—1929、1935—1937年间任首相。对于渴望回归宁静与社会和平的英国来说，他是个合适的领导人。

民族主义和艺术

公众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和产生混乱。战前的许多固定模式现在似乎都受到了侵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了小规模的运动，这意味着联合王国的统一本身可能会受到威胁。两个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按照爱尔兰的模式建立起来——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民族党和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然而，它们的意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显现。

艺术方面，在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建筑领域，像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以及勒琴斯等战前巨人依然活跃，从而掩盖了先锋派运动表达“现代主义”和反叛现实的汹涌暗流的挑战。小说家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的确，反映战争岁月混乱情绪的《恋爱中的女人》在1920年出版之后，劳伦斯的后续作品似乎并不是很出色。更具创新性的作品是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关的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创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意识流”作品。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新奇的意识流形式证明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活力。比较正统的是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1924年）。他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着间接的联系。这部小说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冲突，表现出西方的自由人道主义正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诗歌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开创性发展是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1922年）。这首诗的韵律和意象令人不安，其基督教的遁世主题以及个人的伤感情绪捕捉到了2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萧伯纳（Bernard Shaw）最具哲学意味的《圣女贞德》之外，当时的戏剧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这同样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像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那样的画家正在探索新的风格，而其他人，如保罗·纳什（Paul Nash），显然也是在原地踏步。在艺术界，布鲁斯伯里学派中再次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叛逆者，如艺术批评家和赞助人罗杰·弗赖（Roger Fry），以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瓦尼莎·贝尔（Vanessa Bell），他们都试图打破现实主义绘画的樊篱。的确，布鲁斯伯里学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及该学派的哲学家导师G. E. 摩尔（G. E. Moore），体现了英国20年代文化舞台的许多优势与不足。该学派真诚希望在英国的艺术中注入欧洲大陆现代主义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灵感。它把对新事物的迷恋与对传统有效的反抗结合起来，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做法的是斯特拉奇对维多利亚时期女王及其他风云人物的致命弱点的讽刺性研究。较为负面的是，布鲁斯伯里学派对艺术沟通持一种鼓励近亲联姻、甚至是部落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家族式的封闭小圈子。30年代的作家们将会批评该学派是新的文化集团。他们抨击该学派对道德（而不是纯美学）强调不够，而且缺乏对政治与公众的关心。或许，布鲁斯伯里学派的宗旨鼓励了艺术与大众渐行渐远的趋势。

虽然如此，艺术领域在表达反叛和解放方面的发展却与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妇女先后在1918年和1928年取得了部分和全部的投票权。她们也能够享受其他的自由权：抽烟、看电影之类的消遣、追求更加开放和不受限制的“性生活”、更为丰富大胆的衣着等。20年代回忆录中大加赞赏的“鲜亮年轻一代”其实是有很大局限的。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就以这些人为对象写了很多讽刺文章和戏剧。他们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与私立学校、牛津和剑桥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牛津成为自由文化自我表达、腐化堕落和虚无主义的中心，正如30年代它被（同样错误地）认为是反战抗议运动的中心一样。更为古老的大学也许并不像后世神话创造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当然它们确实融入了当时尚无定形的世界的试验探索氛围。

教会

当然，道德标准的旧裁判者的权威在战后似乎遭遇了危机。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机构比教会更明显。除了拥有坚定的爱尔兰信众的罗马天主教会，其他教会显然都是全面战争的受害者。在维多利亚鼎盛时代对许多人来说是道德灯塔的各种新教教堂，现在遭遇到信奉者减少、资金紧缩以及权威削弱的情况。即使在教会视为堡垒的威尔士和北方地区，其威信也出现了逐渐衰退。更严重的是，战争造成的对清教主义和安息日习俗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会本可以使用的惩戒措施。战后的英国国教也很难继续发挥其既定的全国性作用。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和科斯莫·朗格（Cosmo Lang）等大主教宣扬回归传统道德秩序，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似乎越来越苍白无力。

从正式意义上讲，英国仍是一个明显的基督教国家。其教会领袖仍然受到尊崇，并且与王室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联系密切。星期日仍然安静肃穆——列车停驶，商铺与剧院歇业，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酒馆也关门谢客。1927—1928年对英国国教祈祷书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公众辩论；教会内部盎格鲁天主教与新教福音派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起。正如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节目后来表明的那样，教会仍然认同中产阶级价值观、家庭、社区以及正统的爱国主义。同样，通过诸如童子军和教会旅这样的青少年活动，教会也和帝国联系在一起。战争本身鼓励了一种世俗的宗教形式，体现在勒琴斯在白厅为阵亡将士竖立的纪念碑和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上。然而，尽管各种正式仪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几个世纪来的宗教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力和神秘性正在显著消退，尤其是对战后的一代人和退伍军人来说。

大罢工

教会对影响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戏剧性地表现在1926年大罢工事件上。那一年，工业衰退、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积怨所构成的可怕怪圈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阶级冲突。1919—1921年的大罢工已成为历史。鲍德温首相在祈祷：“主啊，赐给我们时代和平”。但是在英国最大的工业——煤矿领域，工资减少、工人失业以及矿区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局势。1926年4月，政府拒绝继续给予煤矿工业补贴。5月2日，鲍德温与英国工会联盟（TUC）代表团的谈判破裂。由此，工会几乎是突发性地发动了一场大罢工。连续9天（5月3—12日）全国实际处于瘫痪状态。工会挑战政府与宪法秩序的经济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它的威力。教会领袖们呼吁双方和解的努力显得尤其有气无力。

实际上，这场大罢工进行得足够平和。没有发生针对罢工破坏者的暴力行为（这些人员还包括因此而停课的许多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们）。罢工破坏者们开动公交车并从事其他反罢工的活动。罢工者与警察和武装部队之间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最后，TUC在5月12日取消了罢工令，约克郡、卡姆布里亚、泰尼塞德、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工业区一如既往地服从了决定，而几个关键的工人团体（如电力工程师团体）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罢工。这是工会的一场彻底的失败，尤其是对于煤矿工人来说，他们又痛苦地坚持罢工达数月之久。英国的阶级战争成了一场短暂而没有流血的冲突。对于旁观的中产阶级来说，它无关痛痒，甚至显得很有趣。

然而很明显，大罢工所揭示和加深的裂痕成为以后20多年里持续影响全国团结的重要因素。直到1984—1985年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时，1926年的情景——当时的胜利与背叛——对英国煤矿工人来说也还历历在目。在1926年的形势下，大罢工是没有成效的。当时，工会本身三心二意，政府则准备充分（一些阁员，如财政大臣丘吉尔）甚至蓄意挑衅。但是，1926年——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在回忆中称之为“元年”——的确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内部非凡的忠诚和阶级团结。这不仅表现在较老的采矿、钢铁和造船领域，也表现在公路、铁路运输和销售等“半技术”行业的新型服务业工人中。即使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国内的阶级分野也昭然若揭。人们对警察或公务员所宣称的严守中立的态度表现出深度的怀疑，甚至对事实上顶着政府压力努力保持其独立性的、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立场也表示怀疑。在矿区，大罢工带来的后果是矿主对罢工者的惩处、工资的大幅削减以及削弱工人的喉舌矿工联盟的企图。如果说像阿瑟·库克（Arthur Cook）那样具有煽动性的矿工领袖靠边站了的话，工会和工党的继任者们对公然扭曲工作报酬与机会的社会体系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容忍度。这对战争年月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团结是个极大的讽刺。当英国继续艰难地度过经济大萧条的岁月时，大罢工的记忆与阶级抗争的传统也在延续下去。

社会分野

20年代后期，国家的局势终于安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40年代。人口继续增加，虽然更加缓慢。英国人口从1911年的4,083.1万增加到1921年的4,276.9万和1931年人口普查时的4,479.5万。但是人口中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差异，正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的年轻一代作家后来所强调的那样。对于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说，20年代是个日益满足和繁荣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中产阶级房产为主的房地产开发。这源于1919—1921年有始无终的艾迪生住房计划以及后来内维尔·张伯伦给予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补贴的计划。战后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满怀着中产阶级的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安静的家庭环境、更多的休闲追求（例如，到1930年时英国私人汽车的拥有量就超过了100万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宝贝”奥斯汀牌汽车），以及各种便捷的家用机电设备，如胡佛电动吸尘器。英国广播公司将娱乐与教育节目送到私人家庭里，这显示出了广播的影响力。对于1880年至1918年间急剧扩张的白领行政与专业人员阶层（包括初级经理人员、公务员、学校教师、熟练工人等）来说，20年代并不是很糟糕，因为物价开始下降，房屋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加轻易地获得，此外还有更多的休闲活动可以追求。更新的、采用先进技术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伯特·奥斯汀（Herbert Austin）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朗布里奇以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牛津附近的考利建成的现代化汽车厂。在它们的周围，居住于城市郊区这种新生活方式繁荣起来。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在经历了令人厌恶的战争与大罢工的不安刺激之后，由热爱自然的首相鲍德温所宣扬的“安定为先”理念和他所象征的日常安稳价值观似乎更有吸引力。

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在这里，车身在第一次喷漆后进行进一步的打磨。由威廉·莫里斯在考利以及赫伯特·奥斯汀在朗布里奇创立的汽车工业对20年代英国的经济生活和休闲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逐渐绝望和幻灭的时代。例如，在战后短暂而忙乱的恢复之后，英国的乡村深陷于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以机械化农业为主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收入水平降低；从苏格兰高地到英格兰的康沃尔，乡村小镇的活力荡然无存。表面上，英国的乡村生活保存了自身不变的传统面貌；1918—1926年间发生的“绿色革命”极大地增加了小型农场主的数量，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最大的变革。但在这一切表层之下掩盖着的是负债的模式、月供和银行贷款的负担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活质量上日益扩大的差距。因为大多数的英国文学作品是以乡村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所以这些现象暗含着严肃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在老旧工业区，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东北部、威尔士南部工业区、苏格兰中部克莱德赛德一带，以及爱尔兰海对岸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里，这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绝望的时代。20年代工人阶级住房和生活条件的不足和贫瘠日益为人们所注意。同时像贾罗、威根和梅瑟蒂德菲尔这样的老旧工业区的环境日益恶化。伴随住房潮湿肮脏、学校和公共服务匮乏等恶劣条件的，是儿童患病与死亡率、中年人肺结核、矿工肺病以及老年人残疾等数字的惊人上升。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老旧工业区居民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的乡镇和温泉区。20年代的社会鸿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这一状况又因钢铁、造船和煤矿等传统行业因缺乏投资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而加剧。1925年回归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的决定是由财政大臣丘吉尔作出的。该政策（事后）受到凯恩斯的严厉批评，但却得到正统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广泛支持。金本位制意味着对英国煤炭与钢铁出口价值的严重高估以及这些行业工人失业率的进一步攀升。至于在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诸如图书馆、游泳池、公园等公共设施的质量方面，鲍德温安静领导下的英国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更加明显的社会分野。所谓“安定为先”的时代，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世俗化，（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学家R. H. 托尼［R. H. Tawney］在1929年发表的一些著名演讲的说法）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等宗教”的建立。其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全国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为40万人（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所占有，与之相伴的是整个社会在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差距。

传统秩序

虽然如此，令人诧异的是，当时日渐扩大的社会分野几乎没有引起反叛与抗议。其部分原因是，工人阶级世界的温暖与团结使其生发出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和娱乐活动，甚至在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那个时期的遗迹——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充满活力的矿工生活区、合唱团和铜管乐队，工人社区“互助会”提供的信贷基础——现在人们甚至在《加冕街》那样的肥皂剧中看来都显得那么遥远和无关紧要。但是它们确实见证了那些黑暗岁月里工人阶级生活的力量和乐观主义。大众娱乐这剂止痛药也为统治者们所提倡，以促进爱国忠诚。这种“面包加马戏团”的传统源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音乐厅。其中的许多明星，如乔治·罗比（George Robey，他拒绝了王室加封的爵士头衔），当时仍然很受欢迎。但是这种艺术形式正快速地被新的无声和有声电影所取代——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的电影成为音乐厅的新宠。英国之所以能保持相对和平与统一，除了英国工人阶级天生的韧性和尊严，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或许应该归功于当时广受诟病的政府。张伯伦在担任卫生大臣期间（1924—1929）很有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废止了旧的《穷人法》，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戴鸭舌帽的工人足球迷和郊区房地产开发潮中追求新型生活方式的新兴中产阶级被共同的爱国主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熟悉的符号象征可以将他们团结起来——也许是一直深受欢迎的乔治五世（George V），也许是鲍德温平和而缺乏激情的许诺。1925年在新建成的温布利体育场举行的帝国博览会是让整个国家骄傲自豪的事件。20年代的体育英雄当属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一位来自英格兰萨里郡的板球击球手。他在1925年打破了由传奇人物W. G. 格雷斯（W. G. Grace）保持了数百年之久的击球纪录（125个）。谦逊、平和、笃信宗教、滴酒不沾以及家庭中模范男人的品德使杰克·霍布斯成为忠于国王和国家的典范人物。他是职业“球员”，但却安于被公学的“绅士们”这些业余选手领导（他们由不同的门进入贵族赛场）。他打球恪守规则，总是毫无怨言地接受裁判的裁决，不管这些裁决多么错误和令人失望。在战后社会转型的大潮中，霍布斯平和、善良的品格为努力保持传统秩序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标准。

第三章
30年代

20年代在怀旧和创新的迷茫气氛中结束。“上流社会”和宫廷生活的浮华富足与以往一样绚丽多彩。香烟卡和杂志上充满了对社会名流的个人魅力的溢美之词，例如年事已高的茶叶巨头“汤米”利普顿（Lipton）和伦敦德里夫人（Lady Londonderry）那样的派对女主人。其他领域也有人们熟悉的巨匠。埃尔加直到1934年一直担任国王的御用音乐家；吉卜林的活跃创作延续到1936年；享有高寿、满载荣誉的哈代于1928年逝世。“安定为先”的氛围只允许最保守形式的创新。这种政策在20年代后期的政治代表人物是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他受命于1929年组建了第二届工党政府。麦克唐纳具有1914—1918年期间参加反战抗议运动的背景，但作为大罢工期间给人以安全感的人物、社会主义极端派的代表以及上流社会沙龙的常客，他似乎与贵族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被允许的叛逆者，麦克唐纳是倾向于稳健变革的英国社会象征性的安全人物。当时劳合·乔治已沦为备受孤立的老派人物，丘吉尔则因其对印度自治的强硬态度游离于保守党主流之外。所以麦克唐纳似乎是一个可以引导英国社会向着既定目标稳健前进的可靠人选。

第二届工党政府

事实上，第二届工党政府被证实是个灾难。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控制力之外的因素。面对1929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崩盘和随之而来的贸易与就业率锐减，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工党政府显然无法提供社会主义式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政策来缓解加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加入保险的失业人口在1932年后期达到了接近300万的顶峰。尽管失业人数在30年代晚期逐渐下降，实际上工业停滞和社会衰退仍在继续。除了生产过剩和需求滑坡等世界性的因素，英国还有着自己的独特原因。英国的产业结构过度集中于传统的夕阳行业，例如煤炭、钢铁、纺织以及造船，而且一直存在着投资少、人员过剩以及工作效率低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因数十年来强调人文精神、培养绅士而不注重商业教育和企业家技能培养的传统而加剧。所以整个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发生了剧烈的萎缩。直到1935年，人们还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在此之前，人们早已对矿区和其他地区的绝望、对失业者的反饥饿游行和示威、对意味着无助和无望的“靠救济生活”等现象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了。

有些人认为英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动力来重启和振兴国家和经济，并且推动它们向新的方向发展。在左翼一派的中心，30年代时的劳合·乔治年事已高，只是个不大受人重视的预言家。他敦促政府实行美国式的“新政”。在极左翼，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从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联盟，到后来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再到弱小的共产党的纯宗派主义。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认为苏俄式的制度才有未来。在极右阵营，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先后脱离了保守党和工党。他试图建立一种混合了企业计划制和反犹太主义的英国版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老派的社会主义作家，如萧伯纳和H. G. 韦尔斯（H. G. Wells），则以不同的方式推销一种有计划的、单纯的科学乌托邦制度。但是最受欢迎的解决方案仍须在英国政治体制的传统框架内寻找。到1931年8月时，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显然已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危机的到来是以英镑的大幅贬值为标志的，五月报告随之发布，宣称政府的高额花费和预算失衡是造成工业瘫痪的根本原因。报告敦促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包括失业者赖以生存的社会福利开支。内阁出现了不可挽回的分歧，而银行家与英国工会联盟之间的斗争又使形势进一步恶化。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

国民内阁

然而，第二天早上麦克唐纳并没有被保守党-自由党组成的政府所取代，而是继续担任新的“国民内阁”的首相，只不过几乎所有他的工党同事都将被新政府排除在外。在随后于10月举行的大选中，新政府（这届政府后来取消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并使英镑贬值）以556个席位的压倒性多数重新当选。工党的议席减少至51个；几乎其全部重要前阁员在大选中均遭失败。这届国民内阁将为30年代的英国定下基调，而其象征性的首脑麦克唐纳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成为日益可悲的人物。鲍德温则坚持到1937年。那时他仍然能集聚足够的政治力量和谋略。例如，1935年他推动议会通过了给予印度更多自治权的法案；1936年，当尚未加冕的爱德华八世既想继承王位又想与离过婚的美国女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结婚而违反政治惯例与政府产生矛盾时，鲍德温自始至终都占据上风。但是这届政府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保守党自身。该党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乡绅的刻板形象，转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官僚的风格。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张伯伦。他是著名的伯明翰集团的继承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后来）在国外，他在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个突出人物。正是张伯伦领导了30年代早期英国经济的部分复苏。政府对住房与耐用消费品进行了大量投资，英格兰中东部地区和英格兰南部的先进工业区出现了新的富足现象。诸如南威尔士、达勒姆、坎伯兰以及苏格兰等老工业区出现的人口流失则因为城市郊区和轻工业中心的新增长而得到平衡。政府采用了鲜明的、管理和管制的风格，在经济政策上走的是“中间路线”。农场主们从牛奶和其他市场计划以及生产配额中得到了实惠，而城市城郊居民得到的好处则表现为改进的交通（最明显的例子是伦敦的地铁）、扩展的煤气和电力服务以及廉价的住房。在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英国放弃了奉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自由贸易政策。新启动的关税政策与帝国特惠的商业体系持续运行到70年代。关税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引起了深刻的争论，但是垄断化了的钢铁工业成为显现出盈利迹象的工业巨人。选民们因此对国民内阁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在1935年的大选中再次选择了国民内阁——此时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党人——并给予张伯伦的管理式的保守主义政治主张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在外交政策上出现新分歧的30年代末。

阶级与地区差异

国民内阁的政治极为明确且毫不愧疚地建立在阶级差异和地区分野的基础上。老旧工业区被置于“特别地区”计划的保护下。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工业化的苏格兰、英格兰东北部、坎布里亚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威尔士属于“萧条地区”并且自我封闭。只有当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出现在伦敦和伯明翰街头参加反饥饿游行或向剧院观众队伍乞讨时，外部世界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些所谓的“萧条地区”的生活方式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自力更生。在这些地区，工业正在萎缩，意味着其应税收入的进一步下降；而这又意味着社区设施的进一步破败、工业衰落速度加剧，这样整个循环怪圈比以往更加严重。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些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有些晦涩难懂的长篇小说《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充满同情心的《救济之爱》、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在《马尔蒂》和《我们活着》中对威尔士矿区生活的描述——深刻揭露了这种结构性贫困对当时社会与文化造成的影响。但是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当地的贵格教徒们和其他理想主义者有一些慈善之举。政府通过从特别地区的收益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实质上政府没有采用任何新的地区政策来彻底改造这些地区的工业基地并使其多样化。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讽刺性地建议将这些地区改成露天考古博物馆，而这些地区的居民们则可乘火车去往达格纳姆或豪恩斯洛等地获取工作。政府也提出了建立商贸机构的新计划，这些商贸机构对集体搬入老旧工业区的企业家们提供便宜的房产税或优惠投资贷款。例如白金汉郡的斯劳镇就成为30年代大量工业活动的焦点，虽然它丑陋的建筑成为约翰·贝奇曼（John Betjeman）毫不留情冷嘲热讽的对象。但是总的来说，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联合采取的紧缩政策以及政府的缺乏紧迫感使这些主要工业区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直到1935年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在重新备战的影响下，对工程与飞机制造的重视才使就业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然而，受到大萧条冲击的工业化地区被冷落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相对自足且规模有限。英国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发现大战浩劫之后的生活还过得去，并且在许多方面还相当令人愉悦。30年代通货膨胀率很低，私有住房便宜，而且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1933年至1937年之间，年平均建造住宅达34.5万套。汽车工业以及电气、化工和纺织工业的大公司出现了持续繁荣。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像莱斯特和考文垂这样的城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富足。生活的回报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的阿森纳足球队的职业球员们尽管报酬不高，但却顿顿吃牛排、喝香槟。在外伦敦地区，地铁在扩展，向北通到赫特福德郡边缘的柯克佛斯特，向西通到白金汉郡边界的阿克斯布里奇，这表明了白领人口在服务和专业领域的扩张。在亨登、哈罗和金斯伯里等成长中的郊区出现了方便的购物区以及许多电影院和足球场。中产阶级缺乏规划的半独立式房屋带沿着交通主干道延伸，直到周围的乡村，并没有受到旨在保护城市周围“绿化带”的环境控制计划的多少限制。伦敦市郊的西大道成为无控制的产业与住宅开发的笑柄，充斥着毫无风格依据的各种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一代经常认为这些建筑是现代艺术的里程碑）。如果对30年代大失业与大萧条中英国缺乏社会变革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对这些老旧工业区的政治与经济缺少关注，那么另一种解释则是大战浩劫后相对未受影响的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持续追求令人惬意的市郊生活方式。

因此，30年代的英国在欧洲展示了令人惊异的稳定局面，而欧洲大陆则目睹了被极权与独裁涂炭的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以及陷入混乱的法兰西与西班牙共和国。英国的社会与文化等级制度变化极小。议会、法庭以及以公学为基础的高度分层教育体系（以牛津与剑桥为主导）的声望和以往一样高。君主制通过巧妙回应大众民主面貌的微小变化而保持了自己的威信，其中的范例之一是乔治五世出席一年一度的工人节——温布利体育场足球决赛。国王1935年的银婚纪念引发了全国性的欢庆。即使与爱德华八世逊位有关的短暂危机也基本未对君主制造成破坏。英国悠然地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而这块大陆正被英国人知之甚少的遥远民族闹得四分五裂。

艺术

在艺术领域，30年代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段极为繁盛且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在诗歌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仍然是艾略特，他是一个出生于美国的保守派盎格鲁天主教徒。他的《四个四重奏》在1930年开始发表，并一直引人注意地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事实上，艾略特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兴趣越来越浓，并出版了《教堂里的谋杀》（1935年）。此剧对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殉难进行了有力的评说。然而，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对20年代布鲁斯伯里学派不问世事的价值观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时代的漩涡中，更年轻的诗人，如W. H. 奥登（W. H. Auden）、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以及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等，则反映了时代的政治激情。奥登著名的诗篇《西班牙》（1937年）的灵感源于他本人对西班牙内战的短暂参与，颇能代表当时的文学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话，所有这些年轻诗人都对新马克思主义抱有好感。与此相反，当时更有才华的两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尽管具有不同的政治面目，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30年代英国的音乐成就则不那么突出。国王的御用乐师埃尔加于1934年去世，但事实上自从1919年创作悲情凄凉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他几乎没有再创作什么重要作品。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和弗雷德里克·戴流士（Frederick Delius）的浪漫音乐不得不与伊戈尔·斯特拉温斯基（Igor Stravinsky）和阿诺德·舍恩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追随者们无调性甚至无结构的实验作品竞争。用全音阶技巧进行当代创作但却深深根植于英国风格和主题的阿诺德·巴克斯（Arnold Bax）和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交响诗向人们展示，现代形式可以和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

在视觉艺术领域，30年代在雕塑和绘画方面都是个令人激动且充满创新的时代。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作品开创性地为英国雕塑带来了新的生机。他是约克郡一位矿工的儿子，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的学生。另一位先锋则是画家本·尼科尔森的妻子芭芭拉·赫普沃思（Barbara Hepworth）。这段时期英国的绘画也很有活力，例如斯坦利·斯潘塞（Stanley Spencer）乡村风格的基督教象征主义以及纳什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成功结合。有了在建筑和设计方面急需的创新，30年代英国的面貌总的来说比以前更好看了，这是自从诺曼·肖（Norman Shaw）、查尔斯·沃伊齐（Charles Voysey）和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在1914年之前创造辉煌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从体现沃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和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影响的戏剧性公共建筑，到具有新艺术或装饰格调的工业厂房和奥迪恩连锁影院，再到像弗兰克·皮克（Frank Pick）和查尔斯·霍尔顿（Charles Holden）为伦敦交通局设计的新地铁站那样世俗但却地标式的建筑，英国的建筑在许多方面背离了传统，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普通人能够参与的水平，皇家学会与亨利·伍德爵士（Sir Henry Wood）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舞会”音乐会所展现的新生活标志着一定的文化进步，如果说还达不到文化革命的程度的话。

外交

因此除了老旧工业区之外，30年代的英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保持着内部和平的国度，而且由于一些文化想象力而充满了活力。但是这种氛围在1937年陡然发生了转变，不是因为国内的不团结或对此的重新评价，而是因为外交事务上的外来冲击。20和30年代英国内部的和谐建立在一种平静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这种由凯恩斯1919年所倡导，并且使劳合·乔治在1922年下台的氛围弥漫于整个社会。右翼采取的对外不进行军事干涉和冒险的方针遭到了左翼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1919年的和平安排是报复性的，并且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这是国家利益与帝国利益对抗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真正渴望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20年代，英国的国防力量逐渐削弱，而这几乎没有受到公众的反对。其根基在于“十年之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前提设想。在这个时期，战舰的数量尤其遭到当时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削减。刚刚竣工的新加坡巨型海军基地已然成为不合时代的东西。主要的军事投入是在印度的统治，但是对圣雄甘地和国大党运动的逐渐和部分的容忍使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驻军从1925年的5.7万缓慢减少到1938年的5.1万人。同样，与爱尔兰自由邦日渐和谐的关系导致了1936年英爱“协议”的签署以及实际上免除爱尔兰所欠英国的所有债务。这极大地消除了军事或海军开支的另一个潜在来源。

甚至在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任德国总理之后，30年代初期英国公众的情绪仍然是被动的。除了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领导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等少数例外，英国的劳工运动是倾向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贝文的工会则坚决反对右翼国民政府进行的军备评估。在代表社会主义的左翼，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人民阵线的代言人则敦促与苏联结盟并且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国际纷争的真正良方。与此相反，大多数保守党人不希望采取冒进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鲍德温，他使人们相信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国防是不可能的，因为防御将主要由空军的力量来决定。轰炸机总是能够突破防线。对于1931年的满洲危机〔1〕或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英国保守派政府对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缺乏起码的兴趣。右翼人士，特别是一些报业大亨们，宣称大不列颠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有着同源于条顿民族以及反共产主义的共同基础。在泰晤士河畔马洛附近，贵族阿斯特（Astor）夫妇的克莱夫登庄园，成为一个包括了政客与新闻记者等各色成员的团体经常光顾的理想地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团体改变了外交部的政策，使之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当行动的时机来临时，公众仍持反对意见。希特勒于1936年初将军队开到了莱茵河畔，直接违反了《凡尔赛公约》不许驻军的规定。当时只有像遭到孤立而且不受欢迎的丘吉尔等少数人呼吁英国对此采取军事回应。更早些时候，英国公众，尽管非常尴尬，普遍认可了外交部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采取的绥靖政策。事实上，意大利占领非洲之角这个古老帝国时，英国几乎没有进行经济与军事干预。英国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原则进行过正式承诺，但事实上没有起多大作用。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充当了阿比西尼亚危机的替罪羊，但是对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领导下的意大利采取绥靖政策很明显是政府的集体决定。现有的内阁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几个月后霍尔重新进入政府，而且没有受到什么反对。当西班牙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遭到佛朗哥（Franco）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部队入侵，并且该侵略行为后来进一步得到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援助时，英国政府再次死板地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即使这意味着西班牙民主的最终覆灭。1937年10月，自信的政治强人张伯伦取代了推行被动无为的绥靖主义的鲍德温。张伯伦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法西斯独裁者妥协，这代表了英国对欧洲不干涉主义情绪的增长。政府官员中的关键人物，如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和内维尔·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英国驻柏林大使），对这一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众情绪的变化

然而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公众的情绪突然开始转变。甚至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认识到加强国家防御系统的需要，尤其是在空军方面。从1935年起，以新型战机为基础的空军正在形成，这种机型由投入到雷达系统的最新科技以及其他防空防御系统作为后援。通过像亨利·蒂泽德（Henry Tizard）和他的对手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等人的努力，科学创新的呼吁又一次零星地传到了权力阶层那里。到了1937年，重整军备的计划已经依稀可见，虽然财政部由于担心预算的平衡极力阻挠该计划。现在已知的情况是，当时仅与美国私下达成的财政援助安排就足以支持经济困难的英国实施扩军计划。在更广的范围里，公众的心理已被西班牙内战事件所深深触动。不仅仅是诗人奥登或散文作家奥威尔这样的人物，连许多参加过国际纵队的英国工人志愿者都倾向于对国际主义作出新的承诺。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使英国人认识到了希特勒政权及反犹主义的现实。甚至工党的左派，如工会领袖贝文和沃尔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也转而竭力反对工党政客的新和平主义。这些政客没有向被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镇压的工会和劳工组织提供武装援助。张伯伦的平衡主义更难维持了。特别是作为首相，他缺乏灵活性。

德国在1938年的武装推进、吞并奥地利以及随之而来以波希米亚西部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利益为借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导致了英国国民良心上的危机。张伯伦对此表现出了处理上的决断性。在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以及最终在1938年的慕尼黑，张伯伦与希特勒达成了妥协协议。事实上，张伯伦允许德国人选择在任何时间去吞并苏台德地区而法英两国不会进行军事报复。在短时间里，这种投降政策似乎反映了公众的心态。张伯伦带着胜利的成果回到英国，以一种不祥的语句宣布，《慕尼黑协议》将给一代人带来和平。但是这种放弃责任的行为已不能自圆其说。有人认为张伯伦是在制造喘息的空间，以使英国以后能够以更有力的军事条件挑战德国。但是内阁讨论的记录并没有找到支持此种说法的证据。丘吉尔和他的幕僚、甚至因抗议张伯伦的外交政策而从外交部辞职的艾登（Eden）等人的批评则与公众的情绪更加一致。到了1938年底，当《慕尼黑协议》意味着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以满足德国武装扩张的事实昭然若揭时，英国人的愤怒情绪是非常强烈的。仅仅几个月前，张伯伦还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被认为是自1916年劳合·乔治以来最有权势的首相。而现在，他却像个要落荒而逃的人。扩军备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政府与工程工会进行了新的磋商，以便提高军火与飞机的产量。

当希特勒最终于1939年3月入侵布拉格时，公众的愤怒爆发了。鉴于苏联不能承诺协助保护波兰的东部边界，外部压力迫使张伯伦承诺在军事上保卫这个远离英国的东欧国家。自1812年半岛战争以来英国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对欧洲大陆不干预的政策现在突然发生了逆转。政府几乎被可怕的公众意见吓倒了。政府甚至正式尝试与苏联结盟，但进展太慢而最终以苏联在8月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告终。整个夏季，全国沉浸在一种决心集中国家和帝国的全部资源抵抗德国侵略的新情绪中。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决定其命运的对波兰的入侵。几次与德国进行的最后谈判失败后，张伯伦在9月3日广播宣布了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在这一点上全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弱小的共产党也给予了支持。该党许多领导人反对莫斯科的官方路线并投身于反法西斯事业。在下议院，工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代表英格兰”的发言后来证明也代表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所有自治领的声音。

在绥靖政策论争的最后阶段，公众辩论的气氛史无前例地激烈。30年代初期的平和自足被抛到了一边。在涉及到无尽的失业悲剧、“救济”丑闻以及“救济资格审查”等问题上，国民内阁与工党一直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右翼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分歧的双方是张伯伦、西蒙、塞缪尔·霍尔等《慕尼黑协议》缔结者及其追随者和以丘吉尔为首的谴责懦弱可耻的绥靖政策的民族主义批评者们。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的深远影响把左派和右派的抗议者们越拉越近，而这一点是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亚事件所没能做到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汇聚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激流。张伯伦这位30年代繁荣的主要设计师、城郊中产阶级的代言人、30年代叱咤风云的领袖，突然变成了令人憎恶的、虚伪和堕落的政治秩序的象征人物。在绥靖“罪人”中，他首当其冲地受到两位激进青年新闻记者迈克尔·富特（Micheal Foot）和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在1940年的猛烈抨击。这也许是自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以来政治宣传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在这样的时刻，张伯伦领导下的任何社会都很难为一种共同事业团结起来。然而，正如1914年8月发生的那样，英国团结起来了。的确，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所有地区和阶层的人们都意见一致。正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公众认为现在英国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和被迫害种族进行的神圣之战——事实也的确如此，比191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因为不同的动机参战，或者怀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各不相同的动机汇聚并形成了新的共识。正如20年前所做的那样，英国在全面战争的挑战和动乱中重新获得了团结和国家意志。

注释

〔1〕　满洲危机：指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九·一八”事变。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公众情绪明显没有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那样激昂高涨。那时的军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此时也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这需归结于战争初期几个月怪异的特征。在1940年4月之前的所谓“假战”期间，战事似乎是遥远的，甚至几乎是学术性的。伊夫林·沃的小说《多升几面旗》贴切地描绘了这个怪异的黎明时期。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防空袭措施，在公园里挖了战壕，在空中放了许多防空袭阻塞气球，并且在公共建筑上布置了防空武器。3,800万个防毒面具被分发到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手里；数十万学生被从主要城市撤离到边远和较为安全的乡村地区（尽管许多人后来又溜回了家）。对食品、衣服、汽油以及其他商品的定量供应突然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战争初期并没有发生大的事件，但当1919年底德国战舰格拉夫·斯佩号在蒙特维的亚港附近的柏拉特河口被三艘较小的英国战舰围困时，人们对英国海军的胜利举行了传统式的长时间欢庆活动。

图5　战争期间的儿童。1939年战争爆发时，儿童们被撤离到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上图）。1939年秋季，总共有827,000名学生被从主要城市疏散到沿海和乡村地区以躲避德国飞机的轰炸，不过许多人后来自行回家了。人们把防毒面罩分发给了在校儿童以防德国人使用毒气（下图）。事实上，防毒面罩被证明没有必要。

公众情绪的不确定反映在政府模棱两可的性质上。尽管内阁在重组时吸纳了丘吉尔本人回到海军部（正如1914年发生的那样），但政府仍然是由一帮老派人物所掌控。1931年建立的国民内阁基本未变，只是扩大了。工会对于他们的老对手兼阶级敌人张伯伦为首的政府尤其持有深深的怀疑。然后在1940年4月，冷战升温。德国入侵了挪威，分散了英国在纳尔维克驻扎的海陆军部队。之后不久，荷兰与比利时也遭到占领；法国军队则溃不成军地后撤。英伦三岛本身的安全现在处于显而易见且日益临近的危险中。

30年代的旧政权已经不能维持下去。1940年5月7—8日，下议院发生了致命的分裂。80名保守党议员奋起反抗张伯伦的领导。两天后，张伯伦辞职；丘吉尔成为战时首相，吸纳工党和自由党人加入政府。此次首相的更迭不同于1916年12月的那次明显的阴谋。的确，比起当年的劳合·乔治，丘吉尔在报界和议会有着更为广泛的支持基础，而且也得到陆、海、空高级将领更大程度的忠诚。

丘吉尔身上体现出他的同辈们所没有的传统的爱国团结精神。战争赋予他的政坛生涯以新的动力和重要性。他在广播和下议院里鼓舞人心的演讲促使他的国家在“最光辉的时刻”集聚起新的爱国意志和力量。他能够把敦刻尔克撤退的屈辱军事灾难描绘成体现了英国人机智和决断的胜利事件。当法国于六月中旬向德军投降时，英国的国土安全受到自1804年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的确，英国是在孤军奋战。

陆上、海上和空中

英国进行陆海自卫的准备程度是存在争议的。在国内战线，除了发动起来的后备军，由平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后来被颇为幽默地戏称为由业余乌合之众组成的“老爹军”。幸运的是，这支部队的军事力量从未得到检验。但是真正的战役发生在空中。在报业大王、现任战机生产部长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督办下，英国喷火式战机和飓风式战机的数量储备有了很大增加。从8月中旬起，德国空军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闪击战，先是对英国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工厂，后来在1941年则针对伦敦、考文垂、普利茅斯、利物浦、赫尔、斯旺西以及其他港口和主要城市。国民的士气和国家防御系统在这场可怕的狂轰滥炸中坚不可摧，这几乎是个奇迹。空中的“少数人”，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机传奇般的飞行员们（他们中包括许多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加拿大人）从8月到10月给予德国空军以沉重打击。到圣诞节时，逼近的侵略威胁已经过去了，虽然德国对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闪击战仍在进行。丘吉尔的声望陡涨；同样高涨的是英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敦刻尔克和空中不列颠之战催生出千百个神话。这些神话助长了英国潜在的孤立主义以及对国家自力更生能力不切实际的自信情绪，同时它们也使英国在战后对西欧的联盟态度冷漠。英国人意识到在卷入战争的西欧民主国家中，只有自己的国家逃脱了被占领的命运，正如他们自1066年以来一直做到的那样。因为所有这一切，1940年“最光辉的时刻”的措词捕捉住了人们对历史成就辉煌时刻的自豪和激情。

随后在陆上、更重要的是海上和空中的战事发展对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帝国地位产生了重要的长期影响。战争的起因是保卫国家安全、平衡西欧大国势力的传统欧洲冲突。英国海军对北海和大西洋北部的西岸一线进行了广泛的军力部署以便控制英吉利海峡。事实上，这种策略在1941年夏天成功奏效。德国人对英国的入侵行动（对此希特勒在许多方面一直犹豫不决）受挫，德国空军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英国商船队的运输以及（自1941年初起实施的）美国《租借法案》的安排确保了英国在战争的余下阶段有最起码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英伦三岛本身即使在德国潜艇战加速击沉英国船只的情况下也不存在迫切的危险。丘吉尔对中立国爱尔兰的港口及其反英派总理德·瓦莱拉（de Valera）的动向进行严密关注。1944年夏秋德国从荷兰基地发射的V1和V2制导导弹造成的进一步危害使人们深感不安并造成英格兰东南部生命与财产的很大损失。但这基本上也没有引发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帝国主题

然而从1940年末起，这场战争展现出了更加宽泛的帝国主题。这场战争最初是一场保卫西欧和中欧免遭德国法西斯威胁的一场冲突，后来却很快演变成通过更广泛努力来维持英联邦国家和大英帝国的战争，就如同他们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做的那样。白人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有些犹豫不决的南非——均迅速给予英国在原材料和海军武装等方面的援助。除此之外，英国在印度与埃及所欠债务急剧增长。虽然这种“英镑结存”在战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它们在协助支付英军供应，尤其在解决英国海外资产损失和“无形”收入下降的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1941年6月苏联的参战以及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后美国的参战使这场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在每个大陆和大洋展开。这也意味着无所不在的大英帝国将会处于切实的威胁之中。

英国陆、海、空军的大量兵力投入到保卫中东地区的传统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以苏伊士运河为中心、以波斯湾及其腹地的丰富石油储藏为基础。在意大利于1940年8月参战后，英国部队成功地压制住了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的意大利军队。更多的军力则用来保护埃及和北非沿海地区。1941年，英国军队在阿奇博尔德·韦弗尔爵士（Sir Archibald Wavell）将军的指挥下夺取了昔兰尼加并且向的里波利推进，但后来又被迫退守埃及。1942年初托布鲁克的失守导致了国内的政治危机，险些使丘吉尔下台。

1942年后半年最重要的战事是英国第八军在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上将和后来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领导下英勇阻击德军向开罗和苏伊士的挺进。然而，蒙哥马利于1942年11月在阿拉曼的最终突破使得英军成功攻入现今的利比亚并继续挺进，通过的里波利攻入突尼斯。在这里，蒙哥马利与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率领的美军会师，并从最初的着陆点阿尔及尔附近向东推进。随后的联合行动，包括攻下西西里和从安齐奥海滩到阿尔卑斯山一线对意大利的持续挺进，又一次体现了英国对确保帝国战略运输线以及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关注。那些主张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俄国红军压力的人们对这种集中兵力于地中海地区的做法非常失望和愤怒。然而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占了上风。1944年，英军再次在希腊登陆。他们赶走了德军并镇压了当地的左翼运动者：希腊民族解放军。

在远东，这场战争同样涉及到拼命保护帝国根基的问题。日本军队通过中国侵入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并且攫取了在菲律宾的所有美军基地。鉴于印度次大陆受到的威胁，这一切都使丘吉尔把远东放在甚至比中东更高的军事优先位置上。英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其中最可怕的事件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舰在1941年12月10日被日军炸弹和鱼雷击沉。然后是日军快速挺进马来亚以及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的8万多名英国和帝国部队军人投降。这场灾难源于指挥官珀西瓦尔（Percival）将军以及丘吉尔本人（他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的错误估计。丘吉尔在下议院将此描述成“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投降”。这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例如，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地区转向美国寻求保护，而不是向帝国的宗主国。

然而，之后并没有出现更糟的灾难。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受到了遏制；英军涌现了一些英勇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例如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领导的缅甸远征军特种部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虽然受到次大陆本身国大党运动以及日军在缅甸骚扰的威胁，仍然得以维系。到1944年底，英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即使是丧失了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仍然是强有力的，虽然它得借助于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协助。

终于，1944年6月，在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盟军从诺曼底海滩登陆，攻入法国。战争重点又转移至欧洲。英军在这最后阶段采取的战略导致了军事史学家的争论，尤其是对挺进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的拖延。在阿纳姆的空降是个严重的失败。即使如此，英军很快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蒙哥马利将军于1945年5月9日在吕讷堡荒原正式接受了德军的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本人在几天前自杀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遭受到原子弹袭击，11万人丧命。日本于8月15日投降。

战争的影响

自始至终，这场战争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没有出现类似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公众的质疑或者乐观的沙文主义。最令人满意的事实是，比起1914—1918年持续了艰难4年的堑壕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6年间英国的人员伤亡要轻得多。这一次，总共有27万军人在6年里丧生，在国内遭遇德军的空袭中则有超过6万平民死亡。二战中，战役大多在外围进行，更具分散性，而且因为以技术为基础而最终更加有效。甚至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和平运动前辈都感到这几乎算是一场高水平战争。与此同时，围绕英国在外部世界的作用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中东和远东，即使英国重新控制亚洲的香港、沙捞越、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兰，帝国体系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战时会议和1945年7—8月的波茨坦和平会议上，美国人关心的则是加速非殖民化的进程。丘吉尔忧心忡忡，因为他成为英国首相或者血战6年并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但是局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料到的。

在国内，全面战争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和先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人口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对一些行业进行新的集中化控制以便调控社会和经济生活。但与1914—1918年不一样的是，国家机器这一次的运作似乎更加公正——而且这种势头很可能在战后继续下去。这场战争清晰地表现了极大的平等精神，而这在英国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没有过的。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中）感到一场社会革命正在发生。定量供应本、毒气面罩、身份证以及其他战时管制品的发放是平等的，包含着一种“平等分享”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德国闪击战的共同受难经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就是由“被疏散者”所取得的，这些学童们被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以及其他城市疏散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有史以来，英国的不同阶层第一次有了交汇，尽管他们可能不了解或不喜欢对方。为被疏散的城市贫民区儿童提供医疗和食品服务意味着他们身心健康得到了极大改善。对他们的家长来说，战争奇迹般地意味着，经历了30年代的可怕失业后，充分就业得以恢复。平均主义也激发了对社会规划的新理想，尽管普通工人与伦敦官僚的规划之间可能并不一定有明显和必然的联系。然而其结果是，由于战时团结、平等的牺牲精神，人们就公共政策开始提出崭新的问题。同样在军队里，一种新的信念产生了，即这一次“适合英雄的国度”将不会再像1918年后那样被随便抛在一边。这种情绪被一些媒体精确地捕捉到。例如，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主编的战时画刊《图片邮报》、报纸《每日镜报》，以及约克郡作家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颇受欢迎的广播谈话节目。其中后者极具地方激进主义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式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社会革新

体现这种情绪的最重要文件是1942年11月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这是一位严肃学者型经济学家的作品，它勾画出由中央税收保证的普遍社会保障计划。这一激动人心的计划包括产假福利和儿童津贴、普惠保健和失业保险、老年退休金和死亡补贴。用当时的话来说，它提供的保障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热烈的公众反应赋予毫无魅力可言的贝弗里奇以“人民的威廉”再世的明星地位，因为他的报告确保在战后的公共议程中，社会政策与其他诸如全民免费保健服务等问题一样占据优先的地位。巴洛（Barlow）报告（实际上发表于1940年）则展望彻底改造停滞的“萧条地区”的前景。随后，1945年的《工业分散法》开始了早就应该实施的扭转诸如英格兰东北部和威尔士南部等地区经济衰落的局面，主要方法是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1942年的厄思沃特（Uthwatt）报告则提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城镇规划新方法，即在主要城市周边建设“绿化带”，控制土地的使用，以及建设“新城镇”以满足老城市扩张的需求。在所有这些战时蓝图中，最重要的是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这体现在1943年预算和1944年的政府白皮书里。30年代的滞胀和经济及人力资源的浪费摧毁了许多社区，这一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那时失业游行抗议者的领导人，例如1936年反饥饿游行的主要人物、贾罗选区议员、“红色艾伦”威尔金森（Wilkinson），现在则积极参与政府的工作。

在这一切社会革新的潮流下，最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包括对反恶性循环政策的承诺、增加人力资源预算以及对需求的管理。甚至持传统观点的战时财政大臣如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和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也接受这些计划。在财政部任职的凯恩斯本人对内阁里负责经济事务的阁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1919年战后安排的主要批评者。而现在，无论是在国内预算政策方面还是外部的财政安排（包括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贸易和货币理性化）方面，凯恩斯都是个关键人物。以往最保守的领域中出现了最激进的设想：对主要工业和英格兰银行实施国有化、收取遗产税，以及建立国家支付并控制的医疗制度。这些建议在保守党和工党阁员之间引发了日益激烈的争论，其中还有来自靠投机取巧成为后座议员的愤怒诽谤，比如直言不讳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欣韦尔（Emanuel Shinwell）与聪明过人的前威尔士矿工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但是在传统战时领袖丘吉尔领导下，社会各界和知识界的这种热烈争论的确是一种新气象，比1917—1918年的“重建”讨论更加切中时弊而且更加深入人心。

图6　《地铁防空洞透视图》是亨利·摩尔“防空洞绘画”系列作品之一，根据1941年利物浦街地铁站的延伸段而创作。战争岁月共同苦难的象征之一就是在伦敦闪击战期间地铁站被用作防空洞。到1940年9月时，有17.7万人在地铁系统里过夜。始自利物浦街地铁的未峻工延伸段就容纳了1.2万人，其中许多人连续数周待在地下铁道中。

艺术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这场战争给旧的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方面没有取得1914—1918年期间那样的成就。没有产生那个时期“战地诗人”式的一代。战时艺术家们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鼓励；政府资助他们描绘闪击战和其他战役的经历。摩尔、约翰·派珀（John Piper）和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是其中三个最有名的例子。

有趣的是，音乐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它尤其受到战时创立的音乐和艺术促进委员会的支持。伦敦闪击战时期由迈拉·赫斯夫人（Dame Myra Hess）主办的午餐钢琴音乐会展现了公众对音乐新的热情。作曲家的成果则体现在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他是创作出感人的人道主义作品《我们时代的孩子》的和平主义者）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伟大作品里。后者的《彼得·格兰姆斯》首演于1945年6月。它在很大程度上从50年前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轻松作品中汲取养分，给英国歌剧注入了引人注目的新活力。战争期间，电影成为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创新艺术形式。像《与祖国同在》和《相见恨晚》这样的影片实际上植根于战时的主题——分离、迷惘、牺牲——并赋予商业化的电影业创新性现实主义的色彩。

然而在所有文化传播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对公众的影响力最大。喜剧演员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流行歌手薇拉·琳恩（Vera Lynn）以及战地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和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等成为他们时代伟大的娱乐明星和信息传播者。在受到陌生的社会和知识思想影响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基本上保持了它的保守和稳妥性，尊重上帝、国王、家庭、生活的连贯性和民族传统的持久性。在6年的战争浩劫中，这似乎是大众所要求并需要的。

教育和社会变革

无论如何，英国人口的知识觉悟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英国的教育制度自1918年以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发展教育的预算被1922年格迪斯（Geddes）的经济政策残酷地削减了。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社区都没有中学，就读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口比例到1939年止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且除了在威尔士以外几乎全是富裕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子女。因此，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案》是战争期间又一个社会里程碑。它为一套新的全面中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在该体制中，学校像法国一样划分成三类——现代中学、文法学校和技术学校。与此同时，通过赋予文法学校新的生机以及规划未来增加对学校建筑与设备的投资，该法案有助于确保识字率的极大提高以及社会与职业更大的流动性。在战后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对吸纳不成功的大多数人的“现代”中学的水准存有什么疑虑，文法学校毕业生的时代一定会到来。〔1〕

无论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对社会变革甚至革命的热情有多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政府致力于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则小得多。的确，公众对变革的要求与资方对战前社会不公和分化危险的认知所达成的一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现在的工会再也不会像1918年之后那样被政府抛在一边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工会领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贝文。在丘吉尔于1940年5月任命他担任劳工大臣后，贝文成为英国国内具有支配地位的内阁大臣。在他的主导下，工会与政府合作制定了工作条例、改善了劳资关系而且取得了在经济计划战略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英国工会联盟的书记西特林实际上成了政府的助手。

战争期间的确发生过罢工，主要是1942年肯特的矿工、1941年克莱德的男学徒们以及1942—1943年的南威尔士工人。但是与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共识相比，这些事件都是相对简短的插曲。到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工会联盟起草并修改了它的公共优先议程名单。这些议程包括对主要产业及公共服务业的国有化、保持充分就业、建立以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的福利国家以及基于战时“平等分享”原则的更加公平的财政政策。

政治激进主义与重建

在各个阶层，人们的这种感觉与一种明显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相呼应。的确，1940—1945年期间英国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地转向左倾。丘吉尔政府里的工党大臣们对国内形势影响巨大。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格林伍德、休·多尔顿（Hugh Dalton）以及其他阁员们成为公众熟悉和信任的人物。他们是战后重建能够切实实施的信心保证。人们同样信任革新派的保守党大臣，例如起草了教育法案的巴特勒。他们的观点与计划者们的新思想相一致，而后者中的许多人是像凯恩斯或贝弗里奇那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或者干脆是没有政治派别的技术官僚。

在议会和政府控制之外，很明显公众的情绪日益激进——至少这反映在报纸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记录上，虽然当代人很少注意源于美国的这种收集社会学证据的陌生形式。在补选中，倾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均富党获得了几次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苏军挺进柏林后，公众对苏联红军的热情普遍高涨。甚至在军队里，据说左翼等新思想在热衷时事的圈子里传来传去。西非沙漠或远东军人的家书也发出要求战后建立一个更公平世界的坚定呼声。

战争结束时，重建成为一个越发清晰和深入人心的观念。而在1918年，许多设想不够周全而且很快就遭到财政部的否决。这一次则更像是一场人民战争。重建构想更加清晰精确，而且有着更加民主的基础和更多知识分子的参与。战争一结束其结果就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丘吉尔的联合政府在1945年5月突然解体。这时，德国投降仅仅数日，而远东的抗日战争仍在继续。令丘吉尔不可思议的是，代表底层民众的工党全国执委会坚持要求工党大臣们退出政府。大选定于7月举行。

1918年的“优惠券选举”自始至终都是虚假的。即使不像凯恩斯所批评的用“绞死德国皇帝”的狂热沙文主义破坏选举那样严重，这一因素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普遍的爱国热情使得1918年11—12月的大选没能体现公众的真实情绪。然而1945年6—7月，公众更加清醒并将精力更精确地集中在住房与医疗、充分就业、工业振兴等战后社会问题上，而不是外部的和帝国的问题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受人敬重的战时领袖丘吉尔的权威和声望不但与主题无关，甚至令保守党尴尬。

大选的结果令人震惊。这是自1906年以来结果最悬殊的选举。工党在议会增加了203席，总共获得了394席，而保守党仅获得210席。了无生气和沉默寡言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就这样被推进了唐宁街十号，成为以压倒性多数选出的政府的首脑。同时进入政府的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人物，例如外交大臣贝文、副首相莫里森、财政大臣多尔顿以及贸易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场选举是对战争岁月氛围变化的鲜明评价，毫无疑问是对充满了痛苦记忆（慕尼黑协议、西班牙内战、加尔洛事件以及反饥饿游行）的30年代迟到了的判决。英国历史上极少有类似这样展现出与传统决裂情景的时刻。左翼大臣们和广大选民们一样感到既激动又迷惘。正如工党新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在这场巨变中所表达的迷惘之词，“在这之后——会怎样？”

注释

〔1〕　英国的文法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重点中学，一般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入学，其毕业生上顶级大学的比率也远高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第五章
战后的世界

事实上，政策在一个阶段的延续后接着是另一个阶段的延续。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6年的执政在国内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虽然偶尔也遇到困难。这届政府创立了一种新的共识，即以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这种制度使英国顺利地度过了战后的转型期并将其精神传给了下一代或好几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之时，战后形成的艾德礼遗产才受到决定性的挑战。在此之前，战后政权引入的革新与稳定相平衡的体系似乎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

公有经济部分与福利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艾德礼政府实施了持久而出色的改革计划。主要的产业和机构被纳入公有制体系——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用航空、煤气、电力、有线及无线广播，甚至英格兰银行。全国总计有20％的产业被纳入“公共部分”。与百姓脱节的私有公司资本家集团被同样与百姓脱节的公共公司官僚组成的董事会所取代。直到1948—1949年钢铁行业国有化导致政府内部分歧浮出水面，1945年在工党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公有制的前提才开始受到挑战。

图7　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内阁。前排（从左到右）包括艾迪森勋爵、乔伊特勋爵（Lord Jowitt）、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阿瑟·格林伍德、欧内斯特·贝文、克莱门特·艾德礼、赫伯特·莫里森、休·多尔顿、A. V. 亚历山大（A. V. Alexdander）、詹姆斯·丘特尔-伊德（James Chuter-Ede）以及艾伦·威尔金森。工党是以超过150席的压倒性多数重新执政的。

公共财政支付的社会福利（被大众称为“福利国家”）也有极大的扩展。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最具争议的是1946年由比万提出并于1948年7月实施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该体系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其中很大的阻力来自医生们。他们警觉地认识到实施政府支付体系将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雇员，而且会废弃例行的私人行医制度。然而，战后的大众共识非常强大，迫使该法案通过并使全民公费医疗成为现实。其他重大措施包括1946年引入的全民保险制度（基于贝弗里奇的战时建议）、国家补贴的“廉租住房”运动（截至1952年建成了超过100万套新住房和临时住房）、养老金的提高、义务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儿童补贴。

这些措施在当时并不是像有人宣称的那样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政府对其批评者作出了许多妥协。比万本人不得不同意允许保留职业医生的私人行医权，以及在公立医院里保留“付费床位”，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在中等教育方面，公学〔1〕与国立文法学校共存。的确，在1945年之后社会主义管理盛行的岁月里，伊顿公学和其他私立教育机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慈善社会地位受到国内税收的保护。公房计划迫于鼓励开发商卖房和“有产民主”原则的压力而弱化。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福利国家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且在之后的20年里被视为一个平衡人道社会的重要特性。1951年4月，大臣们就镶牙和配眼镜在保健制度内是否应收费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导致了安奈林·比万和另两位大臣的辞职。虽然如此，全民支持的普惠福利的主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同样延续下来的是政府对充分就业和振兴威尔士谷地、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中部工业带等败落地区的承诺。鉴于得到的这些利益，英国的工会会员们愿意克服工资冻结、货币贬值和其他困难。他们对自己政府的忠诚超越了所有的分歧。

变化中的生活水准

后来的传奇故事将这一时期描绘成艰难和黯淡的时代。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如此。一开始，英国就面临偿还巨额战后债务的问题。原材料和基本食品的供应出现持续短缺。缺少美元所造成的与北美洲贸易失衡使形势雪上加霜。这一时期引起人们恐慌的事件还有1947年7月的外汇自由兑换政策实行后英镑的挤兑、1949年9月实行的英镑对美元贬值以及1951年7—8月朝鲜战争期间的财政支付困难。对食品、衣服、汽油和许多国内商品的定量供应持续到1954年。由白厅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实施的（以及被投机倒把者和“黑市”所破坏的）计划和控制成为当时惯常印象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人口中的大多数，即工人阶级，认为1945年之后的岁月是维多利亚晚期顶峰之后他们所经历过的最好时期。与1938年相比，他们的工资增长了30％。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得到保证，此外环境和教育设施也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在一个足球与板球等流行运动、电影院与舞厅等随处可见的社会里，舒适生活的休闲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海布里、维拉公园或老特拉福德等体育场每周吸引超过6万名热情（并且完全平和的）观众。

1951年，工党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启动了不列颠展，以纪念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国内经济短缺、国际事务焦头烂额之际，一些怀有偏见的批评者认为这似乎不是一个全民欢庆的时刻。然而不列颠展举办得很成功。除了其他的好处，它促使人们一举改造了泰晤士河南岸的杂乱地区，建起了罗伯特·马修（Robert Matthew）为音乐和其他艺术设计的超级新型节日大厅。展会使得建筑家、雕塑家和设计家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人民的技术和制造技能。泰晤士河沿岸的巴特西地区的游乐场成为欢乐和创造的海洋。不列颠展证明英国人民在文化方面仍然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们安逸满足而且对其传统充满信心。

政治和谐

事实上，不列颠展的活力在1951年之后被保守党发扬光大。从1951年到1964年，保守党实现了连续执政，分别由丘吉尔、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以及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任首相。他们均遵循社会和平的政策。工会被允许扩展他们在战争期间得到加强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甚至在北爱尔兰都没有发生重大的罢工和国内暴力事件。福利国家制度得到加强，其条款几乎没有受到损害。充分就业仍然被给予优先的地位。人们认为是体现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法的“巴茨克尔”政策（巴茨克尔是保守党人巴特勒与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合并缩写，反映了当时的中间路线）对此提供了财政上的保证。

当失业率在1959—1960年间再次抬头时，保守党采取了与其工党前任相同的对地区进行干预的政策。这个时期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左翼报纸漫画家“维基”（半是崇拜地）称为“超级麦克”。因此，1951—1964年间保守党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偏离艾德礼建立起来的共识。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下以微弱多数重新执政——1966年又以较大优势再组政府——表明在过去20年建立起来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不会有太大变化。

文学、戏剧和音乐

国内政治和谐的气氛为艺术领域创造了更大的试验和创新空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荒芜之后，50年代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主要作品，其中有一些早在战前就开始创作：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以及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几位。英国的戏剧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兴，出现了从爱尔兰裔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与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先锋派作品到忠实于现实主义的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等人的作品。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1956）在斯隆广场激进主义的堡垒皇家宫廷剧院上演。这出剧因其对1945年以来英国社会变革的蔑视和否定而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是诞生了“愤怒的青年”模糊而浪漫的社会现象。在《另类人》中，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抓住了被异化的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困境。

诗歌也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主要体现在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作品上。他因酗酒于1953年在纽约逝世。北爱尔兰也出现了“阿尔斯特文艺复兴”。在英国之外，到美国访问的人注意到了英国戏剧家和演员在百老汇的垄断地位。由此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即使英国在经济上衰落、技术上落后，但它的文化成就仍可与美国抗衡。

英国的音乐也非常活跃。布里顿在作曲以及歌剧创作方面尤为突出。而其他老牌人物如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也充满活力。也许更鼓舞人心的是，音乐创作不再显得深奥或者仅专属于中产阶级。校园乐队和业余音乐组合遍地开花。地方举办的文化艺术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1947年举办的爱丁堡文化艺术节。这些活动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家通过“艺术委员会”给予的支持，尽管“艺术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影响引起过不少争论。

很不幸，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的领域是建筑和城市规划。所谓“新城”大多是些单调的斯大林式统一风格的建筑，而重建闪击战中被毁旧城的机会往往被抛在一边。这些城市包括曼彻斯特、斯旺西以及圣保罗教堂附近的伦敦城。丑陋的高层公寓划破了天际线。新的民用住宅和大学建筑常常是严肃并缺乏吸引力的。“平板玻璃”的应用还没有成为受到追捧的观念，主要城市中心和老教堂城市的设计也相应地受到了负面影响。

广播、电视和电影

在其他艺术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无论是在广播还是在电视（相对弱一些）方面都显露出文化先锋的姿态。1946年开播的第三套节目对音乐和戏剧是个极大的促进。虽然存在公认的缺陷，1950年之后，电视在全国普及并且在国家信息宣传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作用。由广告资助的“独立”电视开播于1954年。英国广播公司在迎合像知识分子、威尔士语使用者以及亚裔和其他“有色”移民等少数派口味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图8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Margaret Rutherford）、斯坦利·霍洛韦（Stanley Holloway）和保罗·迪普伊（Paul Dupuis）在《买路钱》（1949）中。这部电影是战后伊灵影片公司出产的最为成功的喜剧电影之一，由迈克尔·鲍尔康（Michael Balcon）监制。

电影逐渐成为创新艺术实验的媒介。它的低价和随意气氛所吸引的大量观众以及面对竞争对手电视的挑战时体现出的即时自由加强了它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是伊灵影片公司的喜剧。这些影片以适度的幽默和宽容诠释了传统的英国主题。《买路钱》、《仁心与冠冕》以及类似的喜剧证明了英国社会的延续性和统一性。较为无趣的则是大量反映英国阶级制度负面影响的影片。它们用同情、居高临下和不理解的态度向西区的几代观影人描绘工人阶级。外国人的形象通常是可疑甚至可笑的（正如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儿童作品所体现的那样）。像友好村民“波比”那样永恒的电影人物形象则在影片《寒夜青灯》或在电视连续剧《警察狄克逊》中得到了情感丰富的刻画。

更有积极意义的是，50年代后期席卷了法国、意大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影坛的新浪潮对英国也真正产生了一些影响。通常具有尖锐社会批评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的浪潮标志着文化态度的变化。剖析工人阶级价值观及其对人际关系影响的流行影片《甜言蜜语》或《年少莫轻狂》反映了英国电影产业的新的深度和敏感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反映了英国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安全和稳定。

对外政策

国内的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政策的稳定。1945年的英国仍然是个世界大国，国际和平会议上的“三巨头”之一。它以能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直到积重难返的经济衰落给予英国致命打击之前，这种表面现象一直维持到1963年签署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候。英国拥有自己的强大防御系统、自己的独立核武器、自己的英镑经济区，以及自己所独有且强大的（如果说正在解体的）帝国成员之间在战略、贸易和金融上的联系。在医学、物理和化学方面，英国仍然很突出。这表现在具有国际声望的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上——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和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发现了青霉素，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他的美国同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了DNA。

帝国的撤退

战后历史见证了英国从帝国版图逐步但必然的撤退，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而受损。这是一个残酷而持续不断的进程，即使是在老牌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执政时也是如此。艾德礼政府1947—1949年间允许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自治是权力转移的关键时刻。这清楚地表明英国在军事、财政，尤其是在意志上已经不能用武力来继续保留它遥远的领地。非殖民化进程在50年代达到高潮。西非和东非以及其他地方的属地获得了独立，甚至白人与地方民族主义武装发生流血冲突的肯尼亚和塞浦路斯也获得独立。在非洲南部，1963年中非联邦的最终解体也意味着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

到了60年代初期，英国所直接统治的领地只有零散的一小撮——英属洪都拉斯、加勒比海较小的一些岛屿、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香港、亚丁、斐济以及其他一些边远地方。对神秘帝国的怀旧渴望已荡然无存。帝国日从公立学校的日历上消失了，在印度的公务员们全部回国，英王也不再是印度的皇帝。

然后在1956年10月，当埃及宣布把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水上航道收归国有后，当时的首相艾登令人震惊地与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秘密的军事行动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世界舆论，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谴责这一行动。英镑受到了威胁，石油供应被阻断；在联合国的谴责下英国军队灰溜溜地撤走了。国内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并不持久，老牌帝国主义者也沉默无言。在195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以国内繁荣为基础的竞选获得了较为满意的胜利——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是“你们从没有享受过现在这样的好日子”。

从另一方面讲，美国政客丹尼尔·莫伊尼汉〔2〕完全可以撰文赞扬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第三世界的新声望，因为英国不费一枪一弹地解放了世界上偌大比例的人口，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以及比利时在刚果却以流血的痛苦方式结束统治。世界曾经倾听过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自由主义理想，而现在的世界听到的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Laski）和托尼、《新政治家》期刊以及（甚至在野时）工党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信条。

在后殖民阶段，英国成为一个更倾向于内省的国家；它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尽管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有实用的一面，例如对英镑区的维持和对黄油和肉类所实行的帝国特惠制，但英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越来越成为象征性的。而与美国的关系，尽管在许多方面并不事事如意，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从1949年起，美英两国通过战略和地缘政治组织北约绑在一起。另一个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则紧随其后。从此以后，无论英国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英美的政策一直密切配合、齐头并进。

英国人对于这两个英语国家之间的这种所谓平等的“特殊关系”颇为自豪。然而很清楚的是，在实际关系中英国总是拼命维持自认为独立的地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应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问题上（而不是正式承认它）、在中东，以及最重要的面临俄国威胁的欧洲问题上，英美两国的政策，如果不是一模一样，也是相似的。1956年英国在干涉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上对英美关系的背离很快就被制止了。1962年拿骚会议的结果是美国向英国提供它的“核威慑”与北极星潜艇。这使英国在国防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比以往更为明显。

地图1　帝国的衰退，1947—1980

在离英国更近的地方，从1947年起西欧就试图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战后这一设想甫一提出，英国政府就颇为怀疑，如果说没有公开敌视的话。英国人反对西欧联盟的理由有：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独特性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规划的自主性。更为强大的阻力是大部分英国人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而缺乏与西欧的自然联系，所以他们将其他欧洲人看作是不可理喻的陌生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在1963年被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多年之后，英国才进行第二次努力。可以说，英国人对于尝试加入这个陌生组织时的失败没有流露出多少遗憾，因为加入就意味着更贵的食品和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亲欧派们很显然是在逆公众意见而动。

社会变革

在这个自给自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社会里，社会趋势是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富足水平所决定的。在这一表象之下，作为时代新的预言家的经济学家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社会学家们揭示了阻止这个“停滞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英国人则对政府机构和传统惯例相当满足和自豪。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的生活似乎特别好。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人口更少，家境更为富裕。家庭居室装修得更好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人们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购买住房；他们每年夏天可以到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度一个像样的假期。

这些日益增长的乐趣和好处并不局限于在城郊拥有半独立式房屋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也能坐飞机到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海滨度假，在酒吧、俱乐部等场所吃喝玩乐，以及享有工资增长与工作时间缩短带来的自由选择。工人阶级中年轻的一代由于其更加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日益扩张的流行文化而成为社会学家最喜欢的分析对象，但传统人士则对此直摇头。像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那样留着长发的北爱尔兰人和曼彻斯特联队球员等体育英雄体现了与20年代杰克·霍布斯等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60年代初期的音乐突破是由利物浦一群年轻人组成的甲壳虫乐队实现的。他们预示着所谓“放纵社会”在英国即将登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饮酒、吸毒，裙子变得越来越短，对性的限制越来越少。英格兰足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夺冠给年轻人的放纵增添了些许爱国主义的光环。

除此之外，中产阶级进行了其他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得到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的首相麦克米伦和主张兼收并蓄的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支持或容忍。法律对性骚扰、同性恋以及其他类似罪过不再严加惩处。人工流产以及极易获取的避孕丸和其他避孕用具为无尽的性自由提供了条件。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离婚和单亲家庭。青年文化热似乎一度席卷全国，据说该浪潮因受美国总统肯尼迪“新边疆”演讲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几种不同文化在英国的大学里碰撞融合。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与更具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同龄人融合，这从数量上加强了青年文化的吸引力。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出现了许多新大学，而原来的老大学也得到了扩展。一些批评家认为“数量增多意味着质量的下降”。其他人则反驳说，当只有5％的适龄人能够获取高等教育时，英国大学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开发。既然生存的基本问题显然正在被繁荣的经济解决，能言善辩的大学生们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转向别的地方了。

图9　奥尔德马斯顿游行。1958年4月，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始的到50英里之外位于伯克郡的奥尔德马斯顿武器研究所的第一次游行。这标志着（发起于1958年2月的）核裁军运动的开始。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主张英国单方面放弃核武器。

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产阶级里年轻一代的理想主义。这一运动曾一度威胁并削弱作为潜在执政党的工党。后来在60年代，同样的热情流向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学生的反叛在伯克利和索邦〔3〕司空见惯，在英国的校园里也一度出现。但和前者一样，后来这一运动也神秘地消失了。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些运动有着更广的含义。在公众满足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几种根深蒂固的分裂势力。这些不同的势力在威尔逊第一次首相任内（1964—1970）引发了反叛活动。年轻一代发现消费主义和循规蹈矩的价值观在一个生态受到破坏以及生存受到不可想象的恐怖武器威胁的世界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别的方面，威尔士与苏格兰的年轻人发动了民族主义的抗议运动，这种运动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和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地区尤为常见。20世纪50年代的威尔士与苏格兰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的民族愿望不是专为苏格兰以及后来（1964年）为威尔士所设置的国务大臣的正式机构所能满足的。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们正当地抱怨说，连伊丽莎白二世的称号在苏格兰都是很不恰当的。〔4〕在威尔士，还有一个主题是其古老语言和文化正受到英格兰化了的流行文化的威胁而面临消亡。1966年威尔士民族党在卡马森的议员补选中获胜，其后则出现了新的针对保护威尔士语言的民权抗争运动（以及几次爆炸企图）。政府针对这些运动的成功统战反应是1969年授予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威尔士亲王”的称号。在苏格兰，民族党人夺取了汉密尔顿的席位并掌控了几个地方政权。新的反英情绪似乎正在席卷苏格兰的高地与低地。

较少涉及到宪法制度或者说较为平和的是“有色”少数族裔的要求，他们当中有100多万人是1950年之后从印度、巴基斯坦、西非以及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除了遭受破败的住房待遇以及就业上和（有时在）治安司法方面的种族歧视外，他们还要忍受老旧城市地区的种族偏见。这种情形又被特立独行的右翼预言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言行火上浇油。有鉴于美国出现的种族骚乱，他预言英国的城市里也会“血流成河”。

更令人不安的是北爱尔兰。自1920年以来被新教多数派控制的政权现在正处于混乱状态。罗马天主教少数派（他们通常是主张与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强大的民权运动。然而在实践中，努力维持宗教与种族和谐的尝试很快失败了。军队开进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以维持秩序。英格兰城市所遭受的一轮令人警醒的炸弹攻击表明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人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古老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阶段。在60年代后期，少数族裔从布里克斯顿到贝尔法斯特的游行使英国自由主义共识荡然无存，正如1910—1914年间几乎要发生的那样。

经济压力

到目前为止，由于人口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和改进，社会组织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完好。但是6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使新的社会矛盾雪上加霜。英国在这个不幸的年代进行了一轮又一轮鲁莽的财政改革，以致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和英镑挤兑。1967年英镑的贬值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改善效果。通货膨胀继续大幅上升，尤其是在70年代初保守党执政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时期对货币供应进行贸然扩张后；这一政策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鉴于高通货膨胀伴随着高失业率，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们所有的预言正在被推翻。

开始，这种情景仅限于英格兰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老旧工业区。后两个地区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关闭矿井和工厂以及解雇工人有关的。但是到了1973年，很明显英国的经济问题正在造成越来越普遍的后果。国家创造财富以及保持在世界贸易与产品中应有份额的能力正在遭受严重的、或许终极的衰退。英国似乎要取代土耳其而得到“欧洲病夫”的绰号。

为了对付下降的生活水平，工会的回应是使用集体谈判权。工会会员数量出现了快速增长，1979年时达到了1,300多万。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主要发生在煤矿区。1972年2月煤矿工人发动了全国性大罢工并获得了成功。尽管自50年代以来煤炭工业一直在萎缩，希思政府还是完全感受到了煤矿工人破坏全国生产和能源供应的能力。另一次大罢工发生在1974年2月。它迫使政府就“谁来统治英国？”的议题进行重新大选。结果是工党出人意料地以微弱优势获胜，而保守党政府则下台。矿工们再次实现了自己的要求并恢复了就工资问题与政府谈判的地位。

日益扩散的抗议情绪，不愿接受传统做法和观念，工会的权力直指衰落中的生产基地——正是在这种不祥的背景中，英国在享受短暂而令人迷醉的“富足”后要应对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陌生挑战。

注释

〔1〕　英国的public school翻译成“公学”，但实际上是私立性质的。因其没有学区的限制，可负担寄宿费的学生均可就读，强调“公开给大众”，故名。

〔2〕　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 1927—2003），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成员，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3—1975）、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1976）和美国参议员（1977—2001）。

〔3〕　此处伯克利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索邦则为法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位于巴黎。

〔4〕　苏格兰与英格兰在17世纪合并时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已经过世，故有此说。

第六章
从70年代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为宏观经济学和社会学疗法提供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案例。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在绝对值上与其早期生产水平相比，它的经济衰落在继续。这一情景又因1973—1974年间能源形势的戏剧性变化而雪上加霜。能源危机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价格增加了4倍。这给英国在这个十年里的自身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即开发北海的石油及天然气储藏。

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正在开发核电和水电并拥有丰富煤炭供应的英国在许多方面具有更好的条件来应对这些新困难。然而石油价格的狂涨终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自1919年以来规模空前的通货膨胀。工会要求在1975年底之前增加工资30％的压力使形势变得更加糟糕。英国的通货膨胀持续攀升直至历史新高，在1980年曾一度超过20％，然后在1982—1983年间才降至可以驾驭的10％以下。此后，对货币发行的控制辅以工资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许多商品真实价格的相对下降才使通货膨胀率在1987年秋降至4％左右。

价格的狂涨和工资以及其他成本的压力使失业再次成为国内经济的主要问题。1980年的失业人数超过了200万，这是自3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随着政府对投资与货币发行量的限制，失业人口到1983年春时攀升至300多万。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持续了3年之久，甚至有些上升，直到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使之在1987年略微下降至300万以下。英国的经济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成千上万的人，其中许多是少年和青年，注定要多年依赖国家救助，而公共福利和服务却遭到逐渐削减。

其他方面也有经济衰退的证据。尽管人口数量起初仍在增加，从1951年的5,000万增至1961年的5,600万，但是在1975—1978年间，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的。经济衰退期间出生率急剧下降，而总人口中的很大比例是老年人，这给社会福利带来了沉重压力，不得不依赖仍保有工作的青壮年所创造的那部分财富。

社会混乱

这样的结果对于社会基础来说是最具破坏性的。1975—1978年期间，工党的威尔逊以及后来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han）政府与工会达成脆弱的所谓“社会契约”，这使得1974—1975年间脱缰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工会同意降低对工资的要求来换取政府针对他们需求的明确政策，尤其是在就业保证方面。此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直到1978—1979年间的所谓“不满之冬”。这是一场突然爆发的公共服务人员（甚至包括地方政府的掘墓工人）的大罢工。它实际上帮助了保守党在新的大选中获胜。

此后，工会继续支持要求“工作权力”的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公共支出的削减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仅仅是在像苏格兰、默西塞德以及英格兰东北部这些传统上就业易受打击的脆弱地区，就连英格兰中西部这样一度繁荣的地区失业率也攀升至20％。在钢铁行业，像康塞特、萧顿和科比这样的大型工厂也永远关门了。更间接的影响是，生活的质量由于政府对保健和教育（包括大学）投入的减少以及对艺术和环境预算的削减而恶化。现在的英国是后凯恩斯时代“滞胀”现象的典型例证，即工业衰退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

北爱尔兰

这些经济方面的压力导致70年代的社会更加不稳定。它们还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其他的社会、群体或种族紧张关系。最令人不安的例子仍然是北爱尔兰。在这里，联合王国中最高的失业率加剧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根深蒂固的宗教与种族仇恨。整个70年代，北爱尔兰的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民权运动的成功动摇了老派的统一党在北爱尔兰的统治地位。1972年斯托蒙特议会解散，由威斯敏斯特〔1〕直接统治北爱尔兰。但是与爱尔兰共和军重启的暴力相对应的是同样强硬的反教皇的牧师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的蛊惑宣传。

斯托蒙特议会的终结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和平希望。英国部队继续在伯格塞区和福尔斯路等重要街道上巡逻。由于爱尔兰共和军从爱尔兰得到资金与武器，北爱尔兰与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发生了紧张的边界事件。有时，北爱尔兰的暴力活动也以对英格兰城市进行炸弹袭击甚至暗杀政治家的形式跨过海洋扩大到不列颠岛。女王的亲戚、著名海军上将及政治家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就是在其游艇里被北爱尔兰共和军用炸弹杀害的。

英国政府进行新的努力促使都柏林政府直接参与北爱事务的处理，这是自1922年以来的第一次。努力的结果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与爱尔兰统一党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Garret FitzGerald）于1985年11月签署了《英爱希尔斯伯勒协议》。但该协议引发了北爱尔兰统一党的强烈抗议，使其发起对威斯敏斯特的抵制。在这个不幸的岛屿上实现真正的全爱尔兰统一还是遥远的理想。爱尔兰长久以来的种族纷争还没有平息。两派都自由拥有枪支。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动，包括爱尔兰共和军1991年2月针对唐宁街十号不成功的迫击炮袭击使公众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民族主义、种族关系和社会骚乱

这一时期的其他紧张关系虽然不那么暴力但同样令人不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们继续奔走呼号，虽然通常是在宪法框架内合法地进行。在1979年的“地方分权”措施失败后，凯尔特民族主义似乎在退缩，但是在威尔士仍然存在许多政治和文化冲突。对威尔士语言的保护仍然吸引着大家的热情，甚至有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绝食到死。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乡下拥有的“第二居所”有时会被当地纵火者烧毁。要求中央政府权力下放的呼声在苏格兰仍然很高，甚至因80年代该地区经济的相对衰落而加强。尽管如此，威尔士和苏格兰依旧是平衡与和平的社会，与被民族主义者的痛苦所撕裂的隔海相望的凯尔特邻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更令人忧心的是发生在大型黑人社区的骚乱。这些居民大都居住在大城市贫穷破败的贫民窟里。伦敦的诺丁山地区和布里斯托尔的圣保罗地区发生了零散的骚乱事件。1981年夏季，英国似乎在经历着美国式种族骚乱的恐怖局面——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地区和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的黑人青年与白人发生了持续的骚乱。这些情景都被电视报道记录下来（也许是进一步煽动）。另一次骚乱则发生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的布洛沃特农场，是因当地一名警察的被害（显然是黑人青年所为）而引发的。这些事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移民社区与警察队伍之间缺乏信任。随着失业，尤其是黑人青年失业的加剧，伴以工作、住房和社会机会方面普遍存在的歧视，种族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和感到不安的大事。

其他的麻烦问题堆积如山。例如，工会反对在伦敦北部建立格伦维克工厂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威胁的性质似乎已经超出了抗议活动的范围。足球比赛和其他体育活动被青少年观众愚昧鲁莽的暴力行为所破坏。因此，英国传统的稳定局面正日益处于许多因素的威胁之下。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悲观地评论道，英国正变得“像美洲的智利一样无法统治”。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荒诞的夸张。几乎没有几个社会能像英国一样冷静地应对、并安然度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以及公共开支紧缩等危机。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把历史上深受尊崇的机构和制度当一回事——牛津大学成为“静坐示威”的对象；警察、法官、教会领袖（以及足球裁判）无法维持他们以前享有的权威；甚至皇室成员也成为公众批评或骚扰的对象——英国社会制度与公民生活的大体基础仍然牢固。但是毫无疑问，矛盾和潜在瓦解的因素如此之多，不列颠文明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义陈旧的制裁和约束制度。

欧洲

在这个有些混乱的时期，英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反思的阶段。实际上，一种根深蒂固的孤立心理支配着公众的看法，就像1918年以来经常出现的那样。与美国在北约的盟友关系仍在继续，但是公众对其热情很低。的确，70年代末核裁军运动（单纯的和平抗议形式）的短暂复兴说明这样一种建立在具有恐怖杀伤力的大量核武器基础上的联盟仍然引起了公众的不安。商议中的巡航导弹部署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经历了许多外交政策上的内部分歧之后，英国终于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975年一次独特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人，几乎三分之二，支持英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然而“欧洲”的吸引力主要是在非政治方面。欧洲大陆的便宜假期、欧洲汽车与食品的流行以及欧洲的足球赛都不足以使英国人更加喜欢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邻居们。英国人对共同市场的态度在1975年之后仍被阴郁的敌视所支配；民意测验的记录说明英国人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一贯持反对态度。总之，欧共体不能赢得像英国这样独立的国家人民的喜爱，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欧共体是由一大堆无名官僚人员组成的巨型杂乱组织，没有多少民主的性质，而且其总部位于远离英国的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共同市场与高价食品、过剩黄油和葡萄酒等产品的关系广受英国人的批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1846年废除《玉米法》以来，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廉价食品的政策。他们既不愿意当欧洲人，也不愿意当美国人。

另一方面，许多迹象表明，到了80年代后期英国人开始接受欧共体成员资格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利益的事实，反欧情绪开始消退。到1987年6月大选时，工党已经不再提出英国退出欧共体的动议，尤其因为现在欧共体也包含了法国、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社会党政府。1986年撒切尔与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达成协议，在英吉利海峡底部修建连接英国与法国的高速铁路隧道。隧道于1993年底完工并投入运行。这至少戏剧性地标志着英国部分放弃了孤立主义。

英国在1986年同意加入欧洲统一市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最终，在经过内阁的多次内部争论后，撒切尔在1990年10月被迫同意英国加入欧洲货币汇率机制（ERM）。然而与欧洲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关系在保守党和政府的各个层面仍然是个引起深度分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撒切尔执政11年之后于1990年11月被迫下台时起了主要作用。

英联邦与福克兰群岛

英国人对英联邦国家仍然存有一定的感情；女王毕竟是联邦的元首。但是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虚化。无论是在黑人移民到英国城市的问题上，还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应对问题上，它们之间有的只是摩擦而不是亲善友好。与此同时，1989年与中国达成的8年后从香港撤离的协议见证了英国从一个世界大国不可逆转的后撤。

从帝国版图的后撤继续进行，而公众中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反对。经济与军事上的疲弱使英国采取了一种有步骤的后撤政策。最棘手的是南罗得西亚问题，因为它正受到一场种族屠杀的威胁。而且该地区紧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1979年12月，不顾当地白人定居者的抗议，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态度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允许罗得西亚（更名为津巴布韦）完全自治。议会与公众对这次帝国撤退报以欢呼和支持。吉卜林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殖民主义阴魂终于被彻底驱散了。看来，帝国问题再也不会困扰英国人的神经了。

接下来，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2年3月底阿根廷侵入了遥远荒芜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公众的激昂情绪中，英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两艘航空母舰、十几艘战舰、多架战斗机以及1万名士兵组成的特混部队长驱8,000英里到南大西洋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作战。多亏了美国在技术上的协助，英国人很快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夺回了福克兰群岛。6月14日，“联合杰克”〔2〕重新飘扬在斯坦利港上。

福克兰群岛之战受到广泛的支持；反对者们、核裁军运动者以及其他人的声音被不公正地淹没了。与此同时，用战争来留住这些遥远和几乎毫无价值可言的属地不可能重新激发人们对曾经拥有的庞大帝国神秘的怀旧感；在开战之前人们对这些属地的认识仅限于邮票。战役之后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是否应动用海军力量或财政力量来维持南大西洋的安全。福克兰群岛事件可能起的作用是确认了英国人急躁孤立情绪的抬头。面对国际怀疑主义的氛围，英国仍能显示其大国地位，展示其对阿根廷共和国这样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军事、海军和技术上的优势。公众对国家的自豪感得以复兴。

国内纷争与政治两极化

然而，福克兰群岛之战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英国很快就回到工会罢工、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的老状态。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是1984年3月开始并持续了一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警察与煤矿工人纠察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英国矿工工会内部也存在分歧，表现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重要煤矿一直在工作。结果是矿工工会遭遇惨败，更多的矿井被关闭了。

由于石油、天然气、电力以及核能的普遍存在，煤炭在英国能源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所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矿工罢工迫使政府让步的这一招术已经不再一试就灵。然而，煤矿工人大罢工引发了白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一系列罢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中学教师与政府的长期争端导致了1985—1987年间英格兰与威尔士中学教学的许多中断。

80年代初期的这些矛盾被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激化了。这届保守党政府似乎是20世纪英国历届政府里最偏右的。与此同时，托尼·本（Tony Benn）发起的回归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草根运动使工党急转向左。两党的战后共识似乎荡然无存。有人引用W. B. 叶芝（W. B. Yeats）的话来评价当时的情景：“最好的缺乏任何信念；最糟的充满无限热情。”工党内部持不同政见的右派人士组成了一个新的党派，这就是坚持凯恩斯式的经济中庸路线、坚持工资政策、欧洲主义以及核威慑的社会民主党。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人们对经济悲观失望，1983年6月的大选中撒切尔与保守党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获得了397个议席，而明显被削弱的工党获得209席。自由党获得17席，而社会民主党只得到6席。

对中间立场将会被政治大潮卷走的新恐惧因其他方面更有希望的发展而减轻。英国经济的变化并非没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是国民经济向好的方面转变的结果——北海石油的自给自足加强了英国在能源方面的独特力量和地位。财政收支突然间朝着有大量和持续结余的方向发展（直到1986年）。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支配地位的减弱。英国人在创新与科技方面的聪明才智远没有用尽，这表现在石油、电子、以协和飞机为代表的航空、亨伯大桥、高速列车、海峡隧道以及电脑芯片等科技成就上。

在80年代中期，许多迹象表明这些发展有助于产生新一轮的富足现象，至少在英格兰南部、英格兰中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安格里亚是这样，而后者的发展尤其明显。像斯温登和贝辛斯托克这样的城镇发展迅速。英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在1987年初达到了4％的增长率。这得益于英镑的贬值和一些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人们注意到，这次的增长较多地依赖于金融服务、信贷、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而较少依赖于制造业方面的传统优势。英国的制造业在生产率方面仍然落后于1970年以前的水平。

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7日发生的伦敦城的“大爆炸”改革，主要表现是几乎隐形的、高度复杂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取代了传统的股票交易所依赖的交易员。这反映了资本市场新的国际化趋势。这次改革还顺带促成了邻近的伦敦东区几十年的破败和无人过问状况的改善。社会上出现的“雅皮”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并经常遭受诟病。“雅皮”指的是年轻、会挣钱的职场人士，他们大多从事股票交易、投资或商业银行等职业。

对许多英国公民来说，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危机后，生活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自有住房率继续攀升。到1987年底，总人口中三分之二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股票持有也更为普遍。政府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例如，电信体系、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及机场（接下来还有80年代末的水电）被先后私有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会在公众中的信誉似乎在下降。工会的会员数量则更是如此，从1980年的大约1,300万会员下降到1987年的900万，到1999年时，会员数还不到600万。

图10　北海石油钻塔“海洋探险号”。英国于1969年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储藏。1975年钻出了最早的石油。到1978年中期，英国领海区的9个油田投入生产。到1980年，英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并成为石油出口国。这大大有助于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北海的天然气则是另一种主要的能源来源。

文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英国在文化与知识探索方面并不是乏善可陈。英国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保持了出众的创造力。几位英国最优秀的建筑大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获得了国际声誉。英国的音乐在80年代更加繁荣；伦敦可以说是世界音乐之都。利兹、加的夫以及其他城市的管弦乐与歌剧也有重要的新发展。英国的文学周刊保持了很高的质量。尽管与撒切尔政府多有冲突并且因下降的士气和收益而削弱，英国广播公司一直是英国主要的传播机构。虽然政府从1981年起实行了削减预算的政策，英国的大学仍然是艺术、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包括医学创造力的源泉。

美国评论家伯纳德·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甚至在70年代末宣称，英国表面的经济衰落与失业掩盖着更加积极的因素——英国的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可以创造性地利用闲暇来反抗与日俱增的大规模生产的规约，逃避枯燥的自动化劳动过程而获取更大的自由。这种观点也许过于乐观而忽视了英国古老工作惯例与管理惯性的悠久传统。正是这一传统控制着英国的经济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的发展。

再者，英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企业和技术创新新一轮失败的威胁。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问题在80年代中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主要是年轻有才的科学家流向北美的“人才流失”现象。在工业革命启动两百年后，英国仍然不愿意实行现代化并激励自己的科学才俊，这很奇怪。但这个明显的缺陷并不能说明英国的人才一定不具备解决社会动乱与产业相对衰退问题的能力。这与几百年来他们担负起商业领导者与国际大国的责任是一脉相承的。

“两个国家”

上述以及其他进展给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1987年6月的大选中，虽然工党在新领袖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进行了积极的竞选，保守党又一次以375席轻松获得了胜利。工党获得219席，而摇摆不定而且内部分化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只获得22席。撒切尔因此成为自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12—1827年连续执政以来首个连续三届当选的首相。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保守党在竞选中重点突出其恢复国家繁荣局面的成就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工党依赖单方面实行核裁军的策略，没能得到广泛支持。而在繁荣的英格兰南部地区，工党似乎显得分裂、过时并且不可当选。

另一方面，这次大选结果所揭示的地区分化相当明显。保守党在南部和英格兰中部地区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在北部的工业城市则失利。而工党在威尔士的支持率上升了5％，在苏格兰则上升了7.5％。人们开始较多地谈论国家的社会分野——日益繁荣和满足的南部与普遍失业、城市凋敝以及公共服务垮掉、逐渐衰落的北部。19世纪40年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小说中描写的“两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明显地存在着。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展现出分崩离析与稳定因素脆弱并存的奇特局面。破坏性的势力显然很大，例如北爱尔兰、英国工业以及城市贫民窟等随处可见的骚乱和麻烦。政治共识受到不同形式的新挑战，例如以托尼·本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工党左派，准法西斯主义民族阵线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以及当时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传统的社会关系——年轻人对父母、“女权主义”的妻子对她们的丈夫、工人对雇主和工会领袖、学生对教师、市民对执法者——似乎都处在急速的变化中。1979年引起争议的一本书是《不列颠正在死亡吗？》。与此相反，英国的稳定则反映在对古代惯常制度和祖先几近宗教般的尊崇上，包括尊敬皇室或者“遗产”这个模糊的概念，而这又体现为人们对英国历史选择性的、充满感情的解读。

国家的不稳定局面因1987年大选之后撒切尔政府的冒失政策引起的混乱而明显加剧。整个80年代保守党政府尊崇货币主义信条、私有化以及市场机制，挑战像教会、大学和地方政府这样的机构，而且撒切尔个人的权势如日中天。这一切似乎说明“撒切尔主义”取得了胜利。但在接下来的3年里，保守党政府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政策方面，政府的一些激进建议遭到极力反对。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甚至国民保健制度的企图引起了很大的公愤。废除住户税制并代之以社区税（或“人头税”）的建议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浪潮。毕竟，热爱自由的英国人早自1381年就在沃特·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反抗过人头税。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仍然留在人们的传说里。

最严重的是，经济的表面复苏开始失去可信度。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的减税政策导致了创纪录的200亿英镑巨额财政赤字。失业率急剧上升，英镑受到压力。更糟的是，政府引以为豪的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又受到消费者信用和消费热潮的威胁。银行的利率狂升到15％；全国每一个按揭买房的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雪上加霜的是，在欧洲政策上与首相进行激烈争论后，劳森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撒切尔本人现在越来越不受欢迎。她强硬、霸道的领导风格似乎更像是政府的负担。她自福克兰群岛之战以来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似乎也不那么受欢迎，尤其表现在就货币联盟与其欧洲伙伴的一次次争吵上。与此同时，工党采纳金诺克提出的“新现实主义”，变得更加稳健因而增加了当选的筹码。该党放弃了对大规模国有化、单方面核裁军以及敌视欧洲政策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工党使追随托尼·本的极左分子回心转意。1990年夏天，英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马上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撒切尔的倒台

到了秋天，变化果然来临。面对阁员的辞职、补选的失利、欧洲问题和国内经济的困难，撒切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接着在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又对其党内领袖（其实是首相）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赫塞尔廷是从撒切尔政府内阁辞职的成员之一。尽管撒切尔赢得了第一轮投票（204票对赫的152票），党内反对她的呼声迫使其辞去了领袖和首相职务。正如1922年的劳合·乔治和1940年的张伯伦所遭遇的，是保守党内的后座议员、而不是选民们将撒切尔拉下了台。在第二轮投票中，鲜为人知并且秉承稳健路线的财政大臣约翰·梅杰（John Major）胜出。梅杰任首相后领导英国从“撒切尔主义”的风暴走向更具共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注释

〔1〕　威斯敏斯特：指英国议会。

〔2〕　联合杰克（Union Jack）是英国国旗的外号。

第七章
走向新的千年

和1922年的劳合·乔治一样，1990年撒切尔的下台是个创伤性的事件。正如劳合·乔治的离职一样，这一事件似乎引出了一个更加平稳的时期——梅杰所说的“一个自在的国家”。梅杰摆出团结的姿态，将撒切尔的主要对手赫塞尔廷揽入内阁。在一段时间里形势和缓了许多。不受欢迎的人头税被放弃了。1991年2月英国介入了海湾战争，其装甲部队和喷气战机十分突出，协助美国人和其他“联合”部队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即使不像“福克兰群岛因素”那样给保守党加分，这次参战也使政府受欢迎的程度一度提升。

最重要的是，约翰·梅杰在弥补保守党内在欧洲问题的分歧上似乎取得了进展。在1991年12月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加速了欧洲的融合，包括1999年将要启动的共同货币）进行谈判时，英国政府似乎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梅杰就未来的货币联盟和工人“权利”与最低工资的“社会条款”等问题上从欧洲伙伴那里得到了“选择退出”的待遇。保守党表面的团结得以成功维护。

另一方面，撒切尔执政后期出现的基本困难仍然存在，尤其是经济仍处于衰退状态。由于就业率下降、按揭利率提高、负资产和房价下跌等现象的出现，这次的衰退对英格兰中部的中产阶级造成的损害最为明显。政府对铁路系统新一轮的私有化改革引起了激烈争论。

1992年大选及其影响

鉴于保守党的天然支持者面对的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该党在欧洲问题上没完没了的困难，大家普遍认为保守党最终会在1992年4月的大选中输给工党——至少这是民意测验的结果。但是，人们恰好看错了。梅杰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平易、诚实、没有城府的形象。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保守党获得了336个席位；工党获得271席；而自由民主党仅获得20席。保守党政府得到了“埃塞克斯人”的支持，即那些爱国的、喜读《太阳报》、居住于巴西尔登这样新兴城市里的熟练或半熟练工人。事实上，保守党41.85％对工党34.16％的得票率比它们在议会获得的席位更能说明问题。他们总共获得的1,420万张选票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看来选民们无法真正信任工党及其领袖金诺克管理经济的能力。对多数选民来说，工党似乎仍然是代表消亡的过去而不是光明未来的、有着强烈阶级意识的政党。保守党连续赢得4次大选胜利，是自19世纪辉格-自由党废除《玉米法》以来的最佳表现。这似乎说明保守党在未来一个时期里注定会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事实上这次选举将带来长期的分歧和烦扰并最终将保守党击垮。崩溃开始于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这次重创使保守党及其首相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因承受不了对英镑的巨大压力，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并且英镑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这对梅杰和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是个致命打击，一举毁掉了保守党能够管理经济的声誉。政府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工党的领先则一度上升到创纪录的超过30％，并在接下来的四年半里保持大幅领先。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

经济复苏带来的是支持率的下降和税收的提高。1993年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接替拉蒙特任财政大臣，形势慢慢有了改观。政府的其他一些政策也不受欢迎。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对工业及服务设施的私有化——失去了光环。公众所见到的是私有化的列车不能准点运行、私有化的自来水服务夏季断水以及这些公司主管工资的大幅提升。

北爱尔兰与欧洲

北爱尔兰问题的确曾一度出现一些进展。1993年底，梅杰与爱尔兰总理成功地在唐宁街达成了一项协议；次年，新芬党宣布停火，持续了两年。和平似乎回到了贝尔法斯特多事的街道，英国军队也减少了巡逻。然而1996年2月在伦敦东部的金丝雀码头发生了大规模的炸弹爆炸事件。这意味着脆弱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忠于英国的新教徒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鸿沟自1922年爱尔兰分治以来还是那样宽阔而无法跨越。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梅杰也无法解决自古以来的派别分野，无法减少北爱尔兰所遭受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保守党被同欧洲的关系问题搞得一团糟。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但没有成为构建和谐的平台，反而成为导致大选不可避免灾难的定时炸弹。在麦克米伦和希思的领导下，保守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更倾向与欧洲合作的政党，而工党则对欧洲较为不友好。现在它们的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了。工党全力主张英国发挥在欧洲中心的作用，包括工会热情支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社会条款和最低工资的规定。而保守党则被撒切尔执政后期逐渐形成的狂热欧洲怀疑派或恐欧派搞得四分五裂。

这一次鼓动反欧情绪的不再是帝国危机的警报，而是欧盟对英国国家独立的威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为激烈论争的根源，因为它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和将会摧毁英镑重要历史地位的“欧元”货币的构想对英国的议会主权构成了威胁。保守党内阁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正如1903—1905年间英国政府就关税改革与帝国问题发生的争吵。现在的梅杰就像当时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一样束手无策——而1906年纷争的后果是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

在下院，保守党不同派别之间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问题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激烈辩论。党内分裂导致其在议员补选和地方政府选举中损失巨大；保守党在基层的组织几乎荡然无存。在199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工党获得64席，保守党获得18席，自由民主党只获得2席。在此之后，形势越发糟糕。关于食品的各种纷争使情况更加混乱。牛肉、羊肉，以及在英属水域捕鱼的权力据说都会受到欧洲联盟的威胁。雪上加霜的是，导致数人死亡并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疯牛病的爆发导致以德国为首的欧盟禁止英国牛肉出口到欧洲大陆。疯牛病是撒切尔开放动物饲料政策的结果，但是它却导致了英国肉牛农场主、保守党后座议员以及欧洲怀疑派极大的愤怒。1996年夏季见证了自5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反德偏见的复活。流行小报，尤其是默多克的《太阳报》，煽动起公众的排外情绪。但是欧盟的牛肉禁令仍没有解除。被恐欧派批评家刺激得几乎失去理智的梅杰甚至在1995年5月辞去党领袖的职务重新选举以使他们闭嘴。梅杰以相当的优势击败了右翼挑战者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然而这一事件只能凸现梅杰长期的政治弱点。

丑闻与腐败

政府在公众生活中的基调与风格，也许比其政策更能反映实质，并加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理想幻灭与悲观主义的情绪。政府陷入了像该党长期一党执政的60年代初期那样没完没了的性丑闻和经济腐败。含义隐晦的“肮脏”一词主导着人们对政治的感受。这又被通俗媒体无情地用来煽动公众反对梅杰及其政府。一系列的低级别政府大臣们陷入了不同的性丑闻而不得不辞职。即使是在一个道德宽容的时代，这样的行为在政治上仍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尤其对于不明智地宣扬恪守“家庭价值”以及敦促人们在道德上“回到实质上来”的保守党更是如此。这种模糊的辞藻本身便隐含着极大的危险。

更糟的是，商界和金融界与保守党政客之间日益增加的隐性联系似乎说明了威斯敏斯特深层的腐败。大臣和后座议员被揭露出从私有公司或中介说客那里接受不明钱财。好几位大臣因此辞职。

政策的层面上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斯科特调查报告公开批评内阁大臣们在1991年之前向伊拉克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误导和欺骗议会（这些武器在海湾战争期间被用来对付英国部队）；而诺兰公众生活规则委员会则批评政治家们公众生活的标准并呼吁更大的透明度。

以美国或者意大利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英国政坛的违法乱纪现象似乎相对不多。但对于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铲除腐败行为的英国，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足够令人震惊。政府如果不是腐败的话似乎也表现得漫不经心；作为领袖的梅杰对此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毫不关心。

公众理想的幻灭

保守党的衰落和普遍存在的“肮脏”政治使90年代中期显然成为公众理想幻灭的时代。像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我们所处的国家》（1995年）这样的著作对后撒切尔时代英国的社会不公、极权主义以及社区归属感的衰落进行了谴责。赫顿呼吁复兴公民意识和加强国民团结。英国的许多机构和组织受到了抨击。甚至君主制本身也面对自摄政时期以来最严重的公众批评。皇室的私人问题，例如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和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的分居和离婚、君主聚敛财富、生活奢华而且脱离时代，更是给公众情绪火上浇油。温莎城堡的一场大火导致了猛烈批评，因为王室动用了公共资金来修复损坏。女王提到1992年时认为这是“可怕的一年”。共和主义有了一些有限的进展迹象，正如在澳大利亚一样。

另外，人们对伦敦城的信任由于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退休金的丑闻和劳埃德保险公司的麻烦而遭到削弱。刑事司法制度揭露了证据不足的伯明翰六人案这类案件中的司法不公现象。内政部则因限制公民自由以及用政治干涉法律而遭到批评。

公众对于英国社会所处的状态也非常厌恶。在伦敦东区，高雅的后现代塔楼区、一座生态公园以及道克兰公司在金丝雀码头附近修建的一个游艇港与风餐露宿于斯特兰德或林肯因河广场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财富、收入、健康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除了艾滋病等带来的新问题，像肺结核这样早就消灭了的疾病在穷人区卷土重来。此外还有其他引起不稳定的因素。家庭的解体在加速：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离婚。英国在欧盟国家中离婚率最高，甚至比北欧国家都高。在默西赛德这样的地区，大批青年人长期失业，有许多住宅区发生骚乱，城市里则存在着普遍的毒品文化现象，正如电影《猜火车》所描写的那样。这部影片是根据爱丁堡作家欧文·韦尔什（Irvine Welsh）令人不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足的英国在精神上似乎是贫瘠的、在社会层面上是分裂的。

增长的繁荣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种感觉是不平衡的，人们的绝望被夸大了。虽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梅杰执政时期的英国日益繁荣，而多数市民对生活颇为满意。尽管黑人青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谋杀案反映出的警方种族歧视令人不安，少数族裔在经历了撒切尔时期种族冲突之后还是取得了进步。由于多数妇女，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现在都出来工作，家庭的收入提高了。像保姆和保育员这样的家政工人的数量自爱德华时代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年轻人中，上大学的比例增加到适龄人群的三分之一，而半工半读或“继续”教育则成为普遍现象。在年龄组的另一端，预期寿命稳步上升（女性为77岁），而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常常意味着更加舒适的老年生活。

在1994年开通的公路和铁路海峡隧道的便利条件下，到国外度假成为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人家里拥有中央暖气系统、微波炉、录像机或个人电脑等舒适设备。信息科技，包括因特网，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同时也能更加自由地获取知识。英国手机的数量超过了1,200万部。城镇生活显示了恢复的迹象——像格拉斯哥、加的夫、纽卡斯尔或利兹这样的城市繁荣起来，其街头出现了更休闲和更都市化的餐馆和酒吧。国家彩票的设立（其收入用于慈善事业）给人们带来了博彩的乐趣，很受欢迎。休闲活动反映了在更加广泛领域的富裕生活。由于从卫星电视转播获得巨额资金以及从欧洲大陆或南美引进明星球员，足球业尤其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其他因素之外，黑人足球球员、田径运动员或板球球员在物质上的成功也有助于改善种族关系。

英国的文化大体上保持了活力。伦敦仍然是伟大文学作品的中心；像诺曼·福斯特和理查德·罗杰斯这样的建筑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作为业界的泰斗，福斯特设计了重建的柏林国会大厦，该大厦于1999年底落成。由于多银幕影院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电影业尤为繁荣和具有创造力。成功的电影包括《乔治国王的疯狂》（电视第四频道出品）这样的经典历史片以及描写六位设菲尔德失业钢铁工人利用他们的才能表演脱衣舞的喜剧《光猪六壮士》（1997年）。报纸上充分展示了英国艺术与设计的活力；像辣妹这样的流行音乐偶像不但证明了“女孩的力量”，还催生了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感情。人们一度在谈论“潇洒的不列颠”，正如在甲壳虫乐队和“快乐的60年代”的辉煌时期那样，英国成为了流行时尚的市场引领者。1995—1997年，经济开始以出口增长的形式复苏，但评论家们对明显缺乏一种“好感觉因素”感到困惑。公众情绪奇怪地表现为消沉。

新工党

政治是这种失望的主要根源。但也似乎正是政治给人们带来振兴的希望。过去作为陈旧社会主义和工会麻烦的象征，工党似乎注定永远在野，但正是工党出人意料地成为更加美好社会的希望。在金诺克领导下放弃左倾政策是工党复兴的开始。他的继任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削弱工会势力和将“一人一票”制引入党代会的方式继续现代化的进程。

真正的变革是1994年史密斯去世后发生的。他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放弃了旧的意识形态，领导工党走向戏剧性的复兴。42岁的布莱尔是受过公学和牛津教育的律师。他给人一种年轻、富有活力和喜欢新事物的印象，并因此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政党领袖。他不是简单地提“工党”，而是提“新工党”。他更诉求于英格兰中部按揭供房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工党腹地更为老派的工人阶级。他讲着爱国主义的语言，挥动着英国的国旗。他宣称，从根本上讲，英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还能以惊人的熟练技巧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来保持党内的“统一”并提升自己的领导地位。布莱尔曾经在下院这样奚落梅杰：“你跟你的党走，而我的党则跟我走。”

新工党比以前更能兼容并蓄。布莱尔公开诉求英国工业联盟（CBI）的领导人的支持；向在过去诋毁过工党的默多克报业集团示好；他甚至对撒切尔国有产业私有化、提升自有住房率和结束工会的控制作用等成就大加赞赏。布莱尔所依靠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世纪以来从基尔·哈迪（Keir Hardie）到卡拉汉领导的旧工党，而是澳大利亚工党或者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所奉行的“市场社会主义”。

其结果是，不再教条化的工党扬弃了国家计划、国有化、普惠福利、收入再分配以及1945年艾德礼领导下工党与工会的密切联系。1995年初，布莱尔成功地发起了从工党党章中删除承诺国有化的第四条款的运动。在保守党政策失败和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形势的鼓舞下，布莱尔支配着英国的政坛。

1997年的大选

1997年的大选体现出了新工党改革的效果。民意测验的结果这一次被现实印证了。保守党遭受了比1945年或1906年更糟的失败，也许是自惠灵顿勋爵（duke of Wellington）1832年抵制伟大的《改革法案》以来最糟的惨败。工党的选票增加了10.9％，获得了419个席位，而保守党只获得165席。自由党获得46席，是20年代以来的最好成绩。5位政府阁员丢掉了他们的席位。英格兰的城镇议席大规模地转而为工党所有，包括撒切尔在芬奇利的席位。主要城市都转向了工党，而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保守党竟连一个席位都没有获得。

这次大选的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是，120多位女性当选为下院议员，其中100多位为工党议员。她们全部来自中产阶级，而工党内的工会势力则大大减弱。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大选之一，是十年前人头税引发反撒切尔浪潮以来积聚起来的反对保守党统治的滞后反应。44岁的布莱尔由此成为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并且立即树立起个人的权威。

工党接班执政的过程是极其平顺的。近期以来经济一直在快速改善。这是工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执政时没有遇到财政危机。新的财政大臣遵循谨慎的政策，兑现了不突破保守党政府税收与花费顶限的大选诺言。股市在1998年创下新高。股票交割指数从1997年5月的4,300点狂升到2000年1月超过6,800点。在国内政策方面工党趋于谨慎甚至保守，尤其是在削减福利花费以减少对国家的依赖方面。而来自左翼的抗议被置之一旁。医疗服务的资金不足引发了许多争论。其他方面，政府采取的政策有对工商业界示好、加强法律秩序以及对大学教育收费。这对一个中左立场的政府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家庭信用、对儿童和老人福利的加强以及引入工人最低工资政策则说明某些程度上的财富再分配以及政府真实进步的议程。

在欧洲问题上，这届政府似乎比其前任更加积极。然而布莱尔并不比梅杰更倾向于在第一轮就加入单一欧洲货币体系。他的直觉是欧洲与美国并重。然而在北爱尔兰，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暴力冲突之后政府似乎确实取得了罕见的政治突破。新芬党和统一党的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并在1998年4月的耶稣受难节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以苏格兰模式组成一个108名成员的民选议会；成立由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部长组成的跨边界部长委员会来处理安全与其他事务；以及建立一个英-爱不列颠群岛委员会。这似乎是自1922年爱尔兰分治以来北爱尔兰的政治家们所能取得的最接近的一致，并且代表了布莱尔又一项了不起的外交成就。一个月后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协议得到超过71％的多数（包括新教徒的多数）支持。在经历了解除武装的困难之后，北爱尔兰议会在1999年11月开始运作。新芬党的部长们在统一党领导人戴维·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手下任职，这是历史性的新进展，尽管该议会不久就被终止了。

北爱尔兰协议中潜在的联邦主义与工党政府就另一个国内问题所进行的激进改革遥相呼应。工党政府提出的宪法改革计划将世袭贵族赶出了上议院，到2000年时仅剩下92名世袭贵族上院议员。更惊人的是，工党政府在1997年9月提出就中央政府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苏格兰人以压倒性多数的结果支持成立一个具有税收权力的苏格兰议会；形成对比的是，威尔士成立民选议会的动议只得到微弱多数的赞同。全民公决的结果也许预示着自1707年《合并法》〔1〕以来联合王国的中央政府将要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人认为，联合王国甚至不再能够保持统一。1999年开始运行的苏格兰议会包含一个少数派的工党政府，但议会里的苏格兰民族党代表比重却很大，此外英国政府也参与到更加融合统一的欧盟中来。这看上去很可能引起更进一步的变化。国内的多元主义和外部的欧洲融合可能会导致更加松散的国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法律、议会和内阁的作用将会改变，英国的国家认同概念将大不相同。少数人以英格兰式的民族主义对此进行强烈回应。而多数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信息革命时代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他们似乎以传统的平静心态接受了未来变化的前景。

公众的平静

当布莱尔政府尘埃落定时，英国人民正期待新千年的到来。他们似乎比撒切尔倒台后的那段时间更加平静和自信。经济出现了复苏的景象；社会（包括北爱尔兰）更加稳定；男女平等正取得进展；少数族裔比以往更广泛地融合到社会中来；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正忙于对地方分权进行建设性的准备。不列颠目前似乎找到了感到放心满意的一种风格和一届领袖。

当然，在最近几十年里也有很多社会混乱的迹象。阶级、性别、隔代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像婚姻、家庭以及为人父母这样的社会基石，经历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其结构变得不那么完整。历史悠久的组织机构发现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英国圣公会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举步维艰；妇女被授予神职这样的问题增加了它的烦恼。现在只有少数人遵从宗教礼仪。非国教徒信仰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而天主教会对堕胎等问题的态度也遭到猛烈抨击。除了苏格兰西部群岛上严格遵守安息日的加尔文教徒，星期日成为人们购物、驾车兜风以及从事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休闲日。

君主制是近年来社会混乱的更大受害者。许多人猜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百年之后查尔斯王子甚至不能继承王位。然而当查尔斯王子离异的妻子戴安娜王妃在1997年8月31日的巴黎车祸中身亡时，人们对此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情绪宣泄。在她的葬礼上，人们极尽悲伤。对他们来说，戴安娜既是充斥通俗小报的光彩照人的媒体明星，又是对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单身母亲以及亚裔少数民族深表同情的现行制度的局外人。她的葬礼使人们重新产生了对君主制度的依恋，尽管对它的态度更加随意平和。

图11　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前肯辛顿宫外面的哀悼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的位置，尽管他只是权威的灯标而不是（戴妃在其葬礼上被人们所称呼的）风中的蜡烛。即使媒体把现实描绘得一团黑暗，民意测验的数据却表明大众对于其英国人的身份具有普遍认同感并且对自己的国家表示满意。这在西方世界中并不多见。没有什么人想移民国外。在新千年到来的2000年1月，一个巨大的塑料穹顶〔2〕在格林威治的河边矗立起来。它可以比肩1851年世博会的水晶宫和1951年不列颠展的节日大厅。和以往一样，这样的建筑遭到媒体的批评，但并不激烈。和君主制一样，新千年可以用来加强对一种新的文明文化的基本承诺，新移民也会从中找到归属感。

结语

从1914年到2000年，英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列颠仍然是依稀可辨的同一社会。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以及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动荡，大不列颠的面貌，就像斯诺登山或者哈代笔下的埃格敦荒野，可能出现光和影的表面变化，但是潜在的本质却始终如一。在2000年如同1914年，人们对家乡的崇敬与包容还是没有改变。当地市民对于伦敦（2000年它有了自己的民选市长）、对于“北方”、或对于泰恩赛德、或对于东英吉利亚、或对于康沃尔的忠诚仍然是现实——的确，随着中央政府对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也许会对广大英格兰城市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可界定的地方社区归属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人口的构成仍然是多元的、有差异的和个性化的。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里，乡村仍然固守着自己（也许夸大了）的功能和身份感。90年代末的英国仍然是个相对和睦的社会——人们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珍视自己的花园并在自己家里自娱自乐。最强有力的是，尽管人们使用“一个年轻的国家”这样的修辞来形容英国，英国人仍然对他们集体共有的过去怀有一种自豪感——即使“英国历史”（在千禧穹顶里基本上被忽略了）一词需要用凯尔特民族地区的权力下放、美国化了的流行文化、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以及欧盟成员国等所体现的多元主义、多种文化来重新定义。

对戴安娜之死的影响或新千年含义的辩论使人们对英国历史的共同记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历史意识充分展现在无数的地方节日、古老教堂城市和温泉镇的礼节、威尔士民族文化节、苏格兰高地的体育运动、甚至具有30多年历史的诺丁山多种族狂欢节上。像议会这样的公共机构体现了这种历史感。同样，也许较为痛苦的是，还有战争与外来威胁所激发的坚定团结。通过大众媒体，电视与电影制作的历史作品复兴了古代身份的神秘感。2000年1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人们认为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是上个千年的代表人物。

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几乎不可忍受的动荡，英国仍然是个不可分割、相对和平、结构紧密的社会，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当地人的抗议活动的种种形式，常常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宽容精神；对个性与怪异行为的尊重体现在包括像性取向这样的困难领域；以及对强权与统一标准的拒绝。1998年，“自由之树”〔3〕仍然被环保压力集团浇灌着。环保武士“死顽皮”（Swampy）〔4〕是掘地派或汤姆·潘恩（Tom Paine）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天然继承人。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正如在过去惊涛骇浪的紧要历史关头，作为一个英国人的价值仍然能够得到肯定和传承。因此，英国人再度自信地迎接未来将展开的很多个世纪。

注释

〔1〕　该《合并法》于1707年5月1日通过，苏格兰与英格兰正式合并为一个国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2〕　此建筑是2000年1月1日盛大开幕的格林威治千禧穹顶（The Millennium Dome），斥资将近7.6亿英镑兴建而成，是全球最昂贵的雄伟建筑，也是全球最大的穹顶，连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都可横躺其中。

〔3〕　自由之树：出处为托马斯·潘恩所写的一首提倡自由，反抗强权的诗歌《自由之树》（Liberty Tree），1775年7月刊在《宾夕法尼亚杂志》或《美国博物馆月刊》上。

〔4〕　Swampy：丹尼尔·胡珀（Daniel Hooper）的外号，此人是英国有名的环保主义者，多次参加反对修建地铁延长线的抗议活动。

年表

1914 | （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
| （8月4日）大英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1916 | 达达尼尔海峡远征，以英国军队从加里波利撤退告终
1916 | 索姆河战役；日德兰战役；劳合·乔治接替赫伯特·阿斯奎斯任首相
1917 | 帕森达勒战役
1918 | 人民代表法将投票权扩大到30岁以上的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1日）；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以“优惠券”的方式再次当选（12月）
1919 | 凡尔赛条约确立了欧洲的和平
1921 | 大罢工期间煤矿工人寻求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工会的支持（“三方联盟”）：在“黑色星期五”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退缩，三方联盟破裂；劳合·乔治与新芬党签订条约
1922 | 劳合·乔治倒台；博纳·劳领导保守党政府
1923 | 斯坦利·鲍德温成为保守党首相；大选
1924 | （1月）拉姆赛·麦克唐纳领导第一届工党政府；
| （11月）保守党在鲍德温的领导下重新执政
1925 | 英国恢复金本位制
1926 | 总罢工（5月3—12日）
1929 | 大选；麦克唐纳领导第二届工党政府
1931 | 金融危机与英镑挤兑；英国放弃金本位制；麦克唐纳辞职并在大选后领导国民内阁
1932 | 关于帝国贸易的渥太华会议实施保护性关税
1935 | 保守党赢得大选：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任首相；阿比西尼亚问题的霍尔-拉瓦尔条约；《印度政府法》
1936 | 国王乔治五世去世；爱德华八世逊位：乔治六世成为国王
1937 | 内维尔·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任保守党政府首相
1938 | 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会见阿道夫·希特勒
1939 | 英国保证波兰的安全；大英帝国向德国宣战（9月3日）
1940 | 温斯顿·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任首相；敦刻尔克撤退；不列颠之战
1941 | 德国空军继续在许多英国城市进行闪击战；苏联和美国参战
1942 | 新加坡陷落；蒙哥马利取得阿拉曼战役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关于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发表
1943 | 北非战役成功；英美军队攻入意大利
1944 | 攻入法国的D日（诺曼底登陆）；R. A. 巴特勒教育法出台
1945 | 战争在欧洲（5月8日）和远东（8月15日）结束；大选：工党获得巨大胜利，克莱门特·艾德礼成为首相
1947 | 煤炭和其他工业国有化；自由兑换危机；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
1948 | 比万发起建立国民保健服务体系
1949 | 北约成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将英镑贬值
1950 | 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继续执政；朝鲜战争爆发
1951 | 不列颠展；大选：保守党击败工党，丘吉尔再任首相
1952 | 乔治六世国王去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1954 | 英国部队从埃及撤出
1955 | 艾登任首相；保守党赢得大选
1956 | 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区，随后撤出
1957 | 安东尼·艾登辞职；哈罗德·麦克米伦成为首相
1959 | 大选：保守党以较大多数获胜
1963 | 法国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核条约对核试验进行限制；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接替麦克米伦任首相
1964 | 大选：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以微弱多数获胜
1966 | 大选：工党以较大多数获胜
1967 | 英镑贬值
1968 | 英国限制英联邦国家的移民
1970 | 大选：保守党在爱德华·希思领导下重新执政
1972 |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北爱尔兰的斯托蒙特政府被废止
1973 | 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974 |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两次大选：工党在威尔逊领导下均获微弱多数
1975 | 全民公决支持英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1976 | 经济危机：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援助
1979 | 威尔士和苏格兰就地方分权问题举行公决；大选：保守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重新执政；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独立
1980 | 北海石油使英国自给自足
1981 | 社会民主党成立
1982 |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击败阿根廷
1983 | 大选：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以压倒性多数继续执政；英国部署巡航导弹
1984 | 煤矿工人大罢工
1985 | 持续了一年后煤矿工人结束罢工；《英爱希尔斯伯勒协议》签署
1986 | 英吉利海峡隧道条约签署；股票交易所“大爆炸”改革
1987 | 大选：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以超过100席的多数继续执政；秋季股市崩盘
1989 | 人头税率先在苏格兰实施
1990 | 英国加入货币兑换机制；撒切尔辞职；约翰·梅杰成为首相
1991 | 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1992 | 在大选中保守党出人意料地获胜；“黑色星期三”：英国退出ERM
1994 | 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在北爱尔兰停火
1996 | 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离婚
1997 | 工党以179席的优势赢得大选：托尼·布莱尔成为首相；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丧生；苏格兰与威尔士就地方分权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英国从香港撤出
1998 | 北爱尔兰达成耶稣受难节协议
1999 |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启动（1月1日），英国未参加；苏格兰与威尔士议会进行首次选举；北爱尔兰议会开幕；世袭贵族在上院的席位被废除
2000 | 千禧穹顶开放；第一位民选伦敦市长诞生

历任首相名录1914—2000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 1908年4月起）
戴维·劳合·乔治 | 1916年12月
安德鲁·博纳·劳 | 1922年12月
斯坦利·鲍德温 | 1923年5月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 | 1924年1月
斯坦利·鲍德温 | 1924年11月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 | 1929年6月
斯坦利·鲍德温 | 1935年6月
内维尔·张伯伦 | 1937年5月
温斯顿·丘吉尔 | 1940年5月
克莱门特·艾德礼 | 1945年7月
温斯顿·丘吉尔 | 1951年10月
安东尼·艾登爵士 | 1955年4月
哈罗德·麦克米伦 | 1957年1月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 1963年10月
哈罗德·威尔逊 | 1964年10月
爱德华·希思 | 1970年6月
哈罗德·威尔逊 | 1974年3月
詹姆斯·卡拉汉 | 1976年4月
玛格丽特·撒切尔 | 1979年5月
约翰·梅杰 | 1990年11月
托尼·布莱尔 | 1997年5月

20世纪的英国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内外部变化。在内部，固守传统与改革创新持续对立，经济萧条、阶级矛盾和地区分野时常引发社会和政府内部的冲突；在外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均遭受巨大冲击，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声势渐大，大英帝国不断衰落。

然而，20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又是一个社会进步、成功转型的时代，历经沧桑的不列颠仍然维持了其大国的地位。那么，这个世纪的英国遇到了哪些危机和挑战？它又是如何应变与调整的？本书在详论这些问题的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英国的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