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知乎创始人 周源

感谢你阅读知乎推出的「一小时」系列电子书。

「一小时」系列是什么？

这是一系列短小精炼的电子书。我们邀请了知乎各专业领域的知友在书中分享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如果你足够认真，便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读完一本书。

这里既有日常经济分析，也有人文历史，既有职场经验，也有生活中的科学。这些作者，都是我们精心为你寻找，在各个领域拥有独到见解的专业人士。而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会解释一个问题，分享一种思路，展开一个视角。

地铁上，入睡前，在这些细碎的时间里，挤出一小时的时间，静下心，读下去。

你很忙，但知识不慌张。

愿你从「一小时」开始，对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分认识。

引子：从做记者到读博士

2013 年夏天，我离开工作了三年的《南方周末》报社，到美国读传播学博士。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做记者啦？读完博士会再回到媒体吗？我的回答是：这次的决定，大概是对记者生涯的永别了。虽然还会给多家媒体写稿，但我的职业路径已经从媒体人转到了学者。

读博士，特别是在美国读博士，是一道长长的、窄窄的独木桥。入口窄：博士招生人数少，申请难；出口窄：毕业之后大部分人都是在大学里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至少五年的读博过程当中，也是充满各种挑战，窄到随时可能从独木桥跌下、落水退出。

既然是这样一条窄窄的独木桥，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走上去？因为我希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用更多的时间、更深刻的理论视角、更科学的方法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研究清楚，并且尽力为人类的知识海洋贡献几滴水。

在《南方周末》当记者时，我们做的是「深度报道」，但用在一篇稿子上的时间往往不过一两周。于是我渐渐产生很多的自我怀疑：我真的可以如此自信地告诉读者，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吗？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我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和之前当记者时做的事情，其实根本都是一回事：把问题弄明白。

当记者时，带着选题出发，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搜寻各类资料，为了让读者「在这里读懂中国」（《南方周末》的口号），自己不得不倾尽心力在种种事实和观点中寻找蛛丝马迹，尽可能把问题搞懂。

读博士时，最重要的也是「问题意识」——提出问题，看看前人研究到了哪一步，然后设计自己的研究，去解答这些问题。

于个人而言，记者和学者的工作背后都是好奇心在驱动——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驱动力当然还包括社会责任等，但单论个人层面，好奇心确实是一切的中心和起点。

这个世界上的人大概可以分成几个类型。有人着迷于创造（不管是物品、财富、艺术还是其他），有人看重分享和服务（不管是向个人还是向社会），有人喜欢管理（不管是人还是物），有人是关系的联结者和维护者，有人则觉得探索未知最具吸引力，探索的过程中所能获取的智识上的愉悦无与伦比。

这几种人都能做好记者和学者。但如果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可能会做得比较痛苦。

当然，同为探索未知，当记者和读博士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异。在记者的道路上，起点和终点都是事实，它是记者的词典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学者的探索起点可能是社会现实，也可能是理论，终点则往往更看重对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理论体系的贡献，而非一时一事的答案。此外，记者会将「快速」赋予极高的优先值，学者则更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所以，从记者转为研究者，常常要提醒自己慢下来。在着手研究之前，先再三打量自己的计划，看是否充满了导向错误结论的风险；在激扬文字之前，先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仔细寻找和阅读前人都发现了什么。

我的研究方向是政治传播，主要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议题。在美国读博的第一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之后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 Annenberg 传播学院继续就读。转学的主要原因，是宾大传播学院有着更好的资源可以支持我感兴趣的研究，同时宾大这所大学及费城这座城市都能给予我的研究更多的给养。这些，在这本电子书中都会提到。

这本电子书着重于介绍宾大传播学院的情况、我的博士学习经历，以及我对这个学科的理解。想了解更多关于新闻传播专业留学申请方面内容的朋友，请回看我的知乎 Live：《学新闻传播，该出国读书吗？》。想听听我对新闻传播专业本科阶段学习的建议，可以回看我的另一场知乎 Live：《新闻传播专业生存指南》。

第一章：传播学，一门本不该存在的学科？

在分享我的传播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之前，先讲三件不那么正能量的事情。

第一件事：宾大是常春藤盟校之一，也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顶尖名校联盟。在八所盟校中，只有两所开设了传播学院系，一所是我所在的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另一所是康奈尔大学的传播系（非常神奇地下属于农业和生命科学学院）。此外，哥大有著名的新闻学院（但不是传播学院）。其他几家，或许有跟传播学相关的研究中心，但统统没有传播学院系。

这是为什么？下文会给出答案。

第二件事：我发起的「政见 CNPolitics」团队曾经制作过一张名为「社科学科鄙视链」的趣图。图中，我们选取了一些主要社科学科（以及乱入的数学），针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和偏见，以夸张并略带尖酸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张图通过娱乐的方式，希望更多人正视各个社科学科之间存在的隔阂与不平等。

（图源：政见 CNPolitics）

无疑，在这张图上最惨的是传播学：自己觉得和所有学科都是好基友，但结果……别人觉得不知道它是干啥的也就罢了，居然还被政治学和社会学黑成「转基因合成的不知所谓的怪物」……

第三件事：我的一个朋友，本来被一个很不错的美国传播学博士项目录取了，但读了一年之后就主动退学了，并且转向申请社会学。她还断言：传播学就是一门不该存在的学科。

讲了三件事，狠狠黑了传播学之后，让我来试着为传播学辩护，坦然承认这门学科的薄弱之处，但强调其存在的价值，并看好其未来发展。

比起其他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确是一门年轻、薄弱、缺乏存在感的学科。我们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重要理论（仅有议程设置、框架理论、意见领袖等屈指可数的几个），绝大多数理论都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控制论等其他学科借鉴过来的。我们也几乎没有自己独创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定量研究（如调查、实验、内容分析、大数据分析）还是定性研究（如访谈、焦点小组、参与观察），方法也都是「拿来」的。一门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没有坚实基础的学科，处于学术的「鄙视链」底端确实并不奇怪。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James W. Carey 曾在其著名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中这样说：「在传统深厚的大学，这个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低下，遭遇不屑并非踪迹全无。」「这个粗鄙的行业与以人文、传统的神学、法学和医学为内容的大学教育格格不入。」（引用自威斯康星大学传播学教授潘忠党译本）这就是为什么致力于精英教育的私立常春藤大学普遍没有设立传播学学科的主要原因。

不过，一门学科的建立，当然和这门学科的内在逻辑有关，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的宣传研究及欧洲学者投奔美国是催生传播研究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与「权力」有关：是否享有资源支持，是否有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机构支持，是否有重要人物撑腰，等等。

具体到传播学，虽然学科底子薄，但是却在资源方面获得了慷慨的资助。这种资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基金」（land grant）公立大学——联邦政府划拨部分联邦土地给州政府，所得收入投入大学建设，这些大学必须致力于应用型研究、培养实践型人才。传播学中有不少分支（特别是传播效果研究、策略传播等）具有强烈的实用型导向，因此在这些大学获得了立足之地。今天美国很大一部分一流传播院系，正是集中在这些土地基金大学。上文提及，康奈尔大学是常春藤盟校中少有的开设了传播学专业的例子。其实，康奈尔虽是私立学校，但也接受了土地基金。

第二个方面是来自媒体行业的资助。哥大新闻学院的建立就是因为报业大亨普利策的慷慨支持。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也是由捐赠支持的——捐赠人是美国重要的慈善家 Walter H. Annenberg，他一生的财富积累同样是来自传媒行业，其中包括风靡一时的《TV Guide》杂志和《费城问询报》。除了东海岸的宾大传播学院外，他还在美国的西海岸捐赠了另一所传播学院：南加州大学 Annenberg 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两所学院分别被称为「东安」和「西安」。

这样说来，难道传播学是一门因为钱堆出来的学科？应该说，这门学科的建立和钱的关系很大，但是它在学术界的立足和发展则要依赖于出产重要的研究。在今天，重要的研究越来越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传播学与生俱来的优势所在。这门学科在自身定位上的模糊和不稳定，反而赋予了它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这是我对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期待的原因之一。

我持乐观期待的另一个原因是：数字媒体给世界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赋予了传播学研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生机。传播学学者是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跨学科前沿研究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所以，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一门不该存在的学科，但我认为它会是一门存在感越来越强的学科——当然，这需要所有传播学者的共同努力，生产出更多有价值的智慧成果。

第二章：传播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和话题

传播学到底是学什么的？

拿这个问题去问传播学院的老师同学，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甚至会有一些人根本答不上来。这的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院长 Michael X. Delli Carpini 的一段话：

「Take a moment and think of any human activity. It can be modest or ambitious, public or private, local, national or global,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or political. No matter what it is, one thing is guaranteed – that communication is central to it. Even the seemingly isolated act of thinking is steeped in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from the various external sources of mediated information that influence what we think about, to the interplay of intern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information that influences how we think about it.」

我试着翻译一下：

「停下来，想想任意一种人类活动——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宏大的，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地方性的、全国性的还是全球性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不管它是哪种活动，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传播处于这种行为的中心位置。即便是看起来孤立的思考行为，也深深浸润在传播过程之中，因为我们思考的内容会受到通过传播介质获取的外来信息的影响，而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受到内在认知的和情感的信息互动所影响。」

传播无处不在，传播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这种野心勃勃的叙述，是对传播学学科身份的确认，也是一种分析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思路。我们可以根据人类活动的分类，来区分传播学的不同研究领域。

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这就是「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对象。更具体来说，人际传播又可以分为语言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和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在宾大，并没有研究人际传播方向的教授，但这一领域在公立大学非常普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沟通技巧」是一门非常实用的学问，符合这些公立大学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因此，「公共演讲」（public speaking）在这些大学是由传播学院系开设的规模很大的课程。

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向更宏观的尺度发展一步，就是传播学的另一个研究领域：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它的研究针对的是一群人，但又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大众人群，而是构成一个组织的人（不管是商业组织、政府组织、教育机构、民间组织，还是其他）。组织传播考察的是组织内部的传播架构、过程和效果。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同样没有组织传播方向的老师，但这一方向在另一些大学也是非常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与工商管理学科的接近性。

从组织传播的维度继续向更宏观的方向发展，就来到了传播学中最大的一个领域：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顾名思义，大众传播研究的是面向一大群受众的传播，你往往并不知道这些受众具体是谁，这种传播也往往是单向的。大众传播主要是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完成的，所以媒体往往处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中心位置。不过，大众传播涵盖的话题过多过广，因此也存在身份定位模糊的问题，往往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分。

以上从微观到宏观的划分方式，在社交媒体时代受到了挑战。

其实，传播学研究者早就发现，这几种传播类型并非彼此割裂的。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意见领袖」概念，在最初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中解释的就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结合产生的「两级传播」：意见领袖从大众媒体获取信息，然后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对周围的人群产生影响。在今天，这种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混合的情况更为普遍。社交媒体的基础是人际传播，但是它又成为媒体进行大众传播的平台，而这种大众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容是否能够成功激起人际传播。在社交媒体上的大众传播也变得不再单向，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不仅可以点赞、转发、评论，还可以生产和传播内容。

除「微观-宏观」视角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具体的话题领域来划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

从我研究的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说起，它考察的是与政治相关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和影响政治过程、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的。在美国，政治传播研究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当中，核心研究议题是：在两党竞争的大框架下，政党、政客、媒体如何影响选民的态度和投票行为。这种美国中心式的研究取向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在欧洲，很多国家是多党竞争而非两党竞争，因此他们的政治传播研究会略有不同。也有人认为，不应过度聚焦于民意和投票，同时也要考察媒体与政党、政客的关系、公民如何讨论政治、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如游行示威）等重要议题。此外，威权国家的政治传播往往也需要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背景来研究。总的来说，政治传播可以被视为传播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国际传播学学会（ICA）和美国政治学学会（APSA）的政治传播分支也的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政治传播是传播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那么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就是传播学和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的交叉。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传播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健康传播会研究怎样的戒烟广告最有效，哪些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人们多吃蔬菜、多锻炼身体，怎样设计教育普及活动可以最好地推广安全性行为，等等。在很多国家，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医疗资源支出是巨大的，因此政府愿意投入大量经费进行健康传播研究，以期更好地推广健康生活方式，让人们活得更健康，政府要承担的医疗支出也就更少。这种研究经费上的巨额持续投入，也保证了健康传播这一领域源源不断地出产研究成果。

从比较粗略的角度来说，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是「传播效果研究」（media effects research）的核心领域。在美国，以定量方法为主导的传播效果研究是传播学中的主流。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著名的荣休教授 Elihu Katz 曾说，所有的传播研究其实都是效果研究。这种说法当然充满争议，但它也说明了效果研究在传播学中的中心位置。

除了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之外，传播学还有一些分支领域并非主要直接涉及传播效果，比如新闻学（journalism）研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设置里面，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位置更多是平行的，而在美国，新闻学一般被视为传播学之下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关注大众媒体、媒体人、媒体内容、新闻伦理等。其实，按照哥大教授 James W. Carey 的看法，新闻学是一种更偏向于人文而非社科的学科。只不过，新闻学在美国可能更多呈现出社会科学的样貌，而在欧洲则带有更多的人文学科色彩。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人文取向、批判色彩的领域，同样是在欧洲更为发达。

传播学中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分支领域：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领域传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强调对媒体背后的权力结构、所有权制度、资本控制进行批判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传媒体系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市场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也就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提供了大量话题。

国际传播和比较传播研究也是我本人涉及的领域，前者考察的是跨越国界的传播行为，后者则是比较不同国家的传播现象。需要承认的是，传播学中的比较研究是不太发达的。比起政治学下的重要分支「比较政治学」，「比较传播学」还远未成为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领域。在中国的新闻传播院系就读的学生，大多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这本书比较熟悉——它就是比较传播研究的一个案例，不过这本书在西方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详见 Nerone, J. C. (1995). 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过去十几年来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一本书是 Hallin 和 Mancicni 的《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除此之外没有特别令人眼前一亮的进展。这可能是因为传播学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普遍落后，如果我们对具体国家的传播现象并不了解，建立在这之上的比较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近几年来，计算传播学（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和大数据（big data）研究在传播学中成为新兴热门领域。社交网络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等时髦词汇，都不是传播学研究的稀客了。这与上文提及的数字媒体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实际上，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一支「计算社会科学」（compu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兴起，这是因为我们有大数据了，并且计算机有分析大数据的能力了，相应的模型、理论也在逐步跟上。那么，我们拥有的大数据都是从哪里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

当我们谈论大数据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实际上谈论的是人们在网上留下的「数字脚印」（digital footprint）。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从发微博到点赞、转发、浏览，从刷淘宝到打滴滴，从读新闻到在豆瓣给电影打分，从朋友圈晒图到围观网红直播，全都留下了脚印，这些脚印被收集起来，就成了大数据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所以，传播学界之所以积极向大数据、计算方向靠拢，并且在社科学科中相对领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数据就来自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社科研究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叫「（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意思是什么数据可以获得，研究那些数据的就特别多，就算那些数据不能代表全貌。

计算传播学的兴起，也促使很多传播学学生都开始学习写代码。掌握一定的代码知识当然会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同样是分析大数据，传播学研究的优势肯定不在写代码。关键还是理论贡献、研究问题、研究设计。从这个角度来说，眼下这股热潮中究竟能够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第三章：宾大传播学院的老师们

「多元化」是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的关键词之一。要想了解多元化在学术研究取向上的体现，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老师们的背景——在所有教授中，只有 20%的人手持传播学的博士学位，其余 80%则来自各种学科背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虽然大家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但有人的研究非常接近人文学科（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历史研究等），有人的研究则非常接近理工科（神经科学、复杂系统等），总体来说呈现出一道跨度非常大的、多姿多彩的光谱。

学院的每一位老师几乎都是他们所在的分支领域内的最重要学者之一。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担任着学校里的重要行政职务。比如，宾大校长 Amy Gutmann、教务长 Vincent Price 都是传播学院的教授（Vincent Price 将从 2017 年 7 月开始担任杜克大学校长），不过他们因为担任了行政职务，因此不再承担教学研究工作。在学院的二十余名教授中，还有两位院长，包括本学院的院长 Michael Delli Carpini 和社会政策学院的院长 John Jackson。对于 Annenberg 传播学院这个宾大规模最小的学院来说，拥有这么多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老师，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和影响力。

关于老师们的详细资料，大家可以在 Annenberg 传播学院的学院网站上仔细了解，以下我根据自己的了解选择性地介绍其中一部分，按照姓氏字母顺序排列。这些介绍肯定不是全面的，但至少可以让大家一窥学院的师资力量。

Joseph N. Cappella

Cappella 教授是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大神级人物。他早年活跃在政治传播领域，出版了《Spiral of Cynicism》等经典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后来他的研究中心逐渐转向健康传播领域，特别是戒烟，目前是学院中手握大笔健康传播研究项目经费、带领一批研究员、博士后和学生做研究的三位教授之一（另两位是 Robert C. Hornik 和 John B. Jemmott III）。

我对 Cappella 教授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在入学后不久他的一次讲座上。当时他并没有从健康传播、戒烟广告等话题开始，而是先介绍了一本书：《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fun fact：这本书的作者拥有传播学硕士学位）。为什么要提及这本在文艺青年中很流行的书？Cappella 教授的解释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对设计「机器」的理解。在他的研究中，他希望设计一种「信息机器」，以获得最强的说服力。研究如何让一则信息获得最好的说服效果，正是他的核心研究课题。

根据我对 Cappella 团队有限的了解，这支健康传播研究队伍的合作方式更接近于理工科：以实验室为单位，围绕大的研究课题项目分工开展。这种研究模式和学院里的其他师生——特别是偏向质化研究、人文取向的人——的研究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Damon Centola

Centola 教授是学院在 2013 年从 MIT Sloan 商学院挖过来的。他除了在传播学院任职外，还兼任工程学院的教职。之所以邀请他加盟，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他的研究话题和研究路径符合计算传播学的发展方向。他选择发表论文的期刊大多是《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这种风格的。

社会学出身的 Centola 教授，研究重点是社交网络，特别是行为如何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在他的世界中，许多问题都可以用网络来解释。在向被录取的新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时，他对教室里的学生说：大家今天选择的座位分布，也可以利用社交网络来解释和预测。也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坐在某个位置，坐在某人旁边，实际上和你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是有密切关系的。他目前是学院的「网络动力学研究小组（Network Dynamics Group）」负责人。

Centola 教授使用的方法包括在线实验、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Agent Based Modeling）等。这些都是走在计算传播学研究的前沿。

Michael X. Delli Carpini

Delli Carpini 教授是我的导师。每次有同学问我导师是谁，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家的反应多半是：啊，那个意大利血统的老帅哥！

选他当导师，当然不是因为他是老帅哥，而是因为他的研究兴趣和社会关怀都非常符合我的期待。他是政治学出身，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几个分支：公共协商（public deliberation）；媒体对公民的政治知识和民主参与的影响；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的代际区别；新闻和娱乐界限的消失。他最有名的一本书《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探讨的是：美国民众到底对政治有多少了解（简单来说：很少）？哪种人对政治知识了解更多（白人、男性、年长者、高收入群体）？怎样让民众变得更加知情（informed）？

我的一个朋友在申请宾大传播学院时读了 Delli Carpini 教授的很多研究作品。她对我说，很喜欢教授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几个特点：对研究领域高屋建瓴的把握；不被条框束缚的思路（如倡导研究媒体时，以内容而不以既定类型进行区分，打破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界限并指出可践行的领域）；以及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态度。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我也正是被这几个特点所吸引，尤其是他对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s）的倡导，对于我这种既做定量又做定性研究的人来说吸引力非常大。另外，虽然他本人的研究集中在美国政治语境中，但他始终倡导全球性的视野和比较研究，因此我认为，他能在我计划研究的中国政治传播议题方面，提供很好的指导。

因为 Delli Carpini 教授担任着院长职务，平时行政事务繁忙，所以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学生见面。但是只要是和他约定的时间和事情，他都会按时完成。他对学生的支持可以从一个细节展现出来：每次大型的学术会议上（如国际传播学年会和美国国家传播学年会），只要他有时间，他都会参加我宣讲论文的 presentation。其实不光是我，也不光是他带的学生，他会尽最大可能参加所有 Annneberg 学生的 presentation。要知道，在这种学术会议上，其实观众往往寥寥无几。已经有不止一位学生和我提起 Delli Carpini 教授令人惊喜和感动的现身。

对了，如果你在写论文时引用他的研究，不要把他的姓写成了 Carpini 哈。

Sandra González-Bailón

Sandra 是 Annenberg 学院的一位年轻助理教授，再加上她的姓实在太难念，所以我们一般就叫她 Sandra 了。她和 Centola 教授是同年加入学院的，她也是计算传播学、大数据研究、社交网络分析方面的新星。她负责带领学院的「数字媒体、网络和政治传播研究小组（Digital Media, Network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Group）」。加入学院之前，她在牛津大学的互联网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因为参加了她的研究小组并且上过她的两三门课，我对 Sandra 的研究取向和思路比较熟悉。她是社会学出身，致力于用新媒体时代的大数据来回答经典的社会学问题：集体行动如何形成，观点和行为如何扩散，群体智慧如何累积，等等。她的网络分析入门课和数据可视化课在学生中都非常受欢迎。

Jessa Lingel

Jessa 也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研究领域是数字文化。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所选择的研究话题也非常有趣。比如，她研究过好几个特殊群体，比如变装皇后（drag queen），比如身体改造（body modification）群体。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在读她的一篇关于身体改造群体的研究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冲击：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群体，原来研究还可以这样做（她详细叙述了自己参加群体聚会，并且进行「人体悬吊」的体验）！

Jessa 是少数群体权利的积极倡导者。记得在上她的「互联网和民族志」课程时，在自我介绍环节，她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代名词」。当时我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一脸疑惑地向她提问。她解释说，这是因为要照顾到可能的性少数群体，比如有人可能外表看上去是男性，但希望别人称呼「she」。

她也在从事和新媒体技术相关的研究，比如可穿戴设备、机器人等。在这些研究中，她的视角是人文的、批判的。

Diana C. Mutz

Mutz 教授是宾大政治学系和传播学院的双聘教授。自然，她的研究领域是政治传播。

从方法上看，她主要做定量方面的调查和实验。她给传播学院博士生开设的实验设计课非常有用。在社科领域，实验方法越来越流行，因为从实验中可以进行因果推断，而传统的调查方法往往只能发现相关性，不能推出因果关系。

在研究话题上，Mutz 教授做的是美国政治传播的主流议题，她最有名的一本书《Hearing the Other Side》探究的是：和政见不同的人的交往和讨论，对民主制度有何意义。她提醒我们：意见多元有时候并不完全是好事，因为它可能会压制政治参与的热情——这就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和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之间的内在矛盾。近几年来，她的视野也逐渐转向国际化，主要研究各国民众对贸易和全球化的态度。

Mutz 教授是一个狂热的动物爱好者。她在讲课时经常拿自己的各种宠物举例。有一年感恩节去她家做客，见识到了她那如动物园一般的房子：N 条狗、N 只猫、一只鹦鹉、一只蜥蜴（那是她老公送他的第一份礼物），自然还有院子里的火鸡。后来又有一次去她办公室找她，发现她把鹦鹉带到了办公室——那天教授正准备带它去看医生。

也正因为对动物的热爱，Mutz 教授写过一篇论文研究养宠物和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成为她被人谈论最多的一篇论文。不过现在看来，这篇论文的流行度很有可能被她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发表的关于阅读《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反对川普之间的相关性的论文超过。

Victor Pickard

Pickard 教授从事的是上文提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承接着丹·席勒—麦克切斯尼这一支的研究传统，对美国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制度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呼吁更多的监管和公共资金投入，反对媒体垄断。他通过对美国传播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他国传媒体制的研究，来说明一个核心主题：今天美国的商业媒体制度并不是自然的、必然的存在，是可以被改变的。

我最欣赏 Pickard 教授的地方在于，他可能是学院里最热心于在公共平台发言、介入公共事务的老师了。他会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在各类媒体发表评论，真正将自己的研究和实际的政策倡导结合了起来，不局限于象牙塔内的影响力。可以说，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公共知识分子色彩。

Guobin Yang

杨国斌老师是 Annenberg 传播学院目前唯一一名华人教授，他同时也在社会学系任职。研究中国互联网的人，特别是研究网民行动的人，没有谁能绕得开杨老师的著作《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中文译名为《连线力》）。

杨老师拥有两个博士学位。上世纪 90 年代，他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文学翻译方向），师从翻译家王佐良教授。在文学翻译方面，他的最重要作品是《文心雕龙英译》。2000 年，他又从纽约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是从对红卫兵和知青一代的研究中对互联网产生兴趣的——当时，这一代人在一些网络社区非常活跃，他们彼此联络，回忆往事，在网络上建设出一片虚拟家园。

在传播学界，杨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数字行动主义（digital activism）。他在宾大带领的研究小组也是专注于这一主题。因为有着深厚的文学背景，他的研究中常常借助一些文学理论（如叙事、体裁等），这也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Barbie Zelizer

Zelizer 教授的研究有三个主题：新闻、记忆、影像。1980 年代，她曾经担任过路透社和《金融时报》的记者。她是新闻学领域最权威期刊《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的发起人和联合主编。

Zelizer 教授对新闻学的研究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这从她的几本书中就可以看出来：《Covering the Body》研究的是肯尼迪遇刺事件中的影像和集体记忆（这本书的中文版预计会于 2017 年面世，译者是上海社科院的白红义老师）；《Remembering to Forget》讨论的是二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何通过影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About to Die》解读的是被新闻摄影捕捉下来的死亡将至的时刻。

在 Annenberg 传播学院，Zelizer 教授是」文化与传播学者项目「（Scholars Program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的负责人。这个项目的内容非常丰富：每学期邀请两位重要学者到学院访学，每年举行一次全天的学术会议，每学期举办多场讲座和研讨会，每年组织七八名学生深入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进行两周的研究——对于这一块的内容，下一部分还将详述。

你可能注意到了，Zelizer 教授的名字是」芭比「——芭比娃娃的那个芭比。有一次，另一个教授给大家群发了一篇关于芭比娃娃如何塑造人们对女性想象的文章（他也许是故意群发这篇的），Zelizer 教授给大家回复说：不是所有芭比都是金发碧眼的，不是所有芭比都有着魔鬼身材。

第四章：在宾大传播学院学习是怎样的体验？

在北美读文科博士的体验基本上相差不远：在图书馆、教室、住处之间做着循环往复的位移，在读论文和写论文之间不断切换，单调而漫长。如果一定要说在 Annenberg 读博士的体验有什么特点，那么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1. 研究院

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研究院」——这里没有本科生（宾大文理学院有一个传播学的本科项目，其中课程由 Annenberg 传播学院负责，但是这个项目本身是属于文理学院的），也没有硕士生，只有教授、博士生、博士后、研究员。因此，学院里的环境相对单纯，以科研为绝对的中心和重心。

每年申请季，学院会收到几百份博士申请，发出二十个左右 offer，不设 waiting list——最终来了几个，就是几个。一般而言，每年最终接受 offer 的人会有十几个，比如我那一年（2014 年）是 13 个。

我有一次跟别人说起这个数字的时候，对方表示惊讶：还会有人拒掉宾大 Annenberg 的 offer 啊？其实，人们在选择项目时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理位置是否中意、有没有研究方向非常一致的老师，等等。有时候我们输给了西边的那个 Annenberg，有时候输给了斯坦福、哥大等学校。而现在最新的趋势是：我们会输给其他专业。比如，去年没有前来的学生有不少去了其他学校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项目。这也说明：传播学确实有着跨学科的特色，而 Annenberg 传播学院也以跨学科为强项。

入学之后，摆在学生们面前的就是一条五六年乃至七八年的漫漫长路。一开始，大家先要选修不同的课程。Annenberg 的课程要求特别多，几乎是我所知道的项目中要求最多的——20 门课，其中 5 门可以在其他院系选择。按照一般每学期上 3 门课计算，要三年半才能把课程上完。如果此前有硕士学位，则可以转 3~5 门课过来，缩减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课程结束后，需要通过一场为期三天的资格考，考完、通过了，才能被称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资格考会建立在一个几十本书或文章的书单上，这份书单是每个人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制的。考试每天 8 小时，早晨 9 点得到试题，下午 5 点交卷，中间就是不停地写写写，每天至少要写 8 页纸——字数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这八页纸要体现出你对相关理论、方法和过往研究的系统性了解，还得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

完成了课程和资格考，就要一门心思扑在论文上了。一般而言，博士候选人们会先花半年左右的时间撰写开题报告，通过之后，再进入正式的论文写作，最后是答辩。整个过程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和大部分其他的博士项目一样，Annenberg 的博士项目也要求学生做助教或助研。上文提到，我们并没有自己的本科项目，再加上宾大是一所私立精英大学，本科生们付了很贵的学费来上课，一般希望教授而非博士生来教课，因此我们的助教机会并不多，毕业之前最少只需要做一次。其余皆是助研，每个学期会分配给不同的老师。这和学费相对低廉、本科生规模庞大的公立学校相比有着巨大的反差。对于今后想找教学型工作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利条件。不过，暑假的时候可以申请自主教课。另外，费城的其他一些大学以及周边城市的一些高校，也常常会招聘兼职授课老师。

这里顺便说一句：在美国大学做助教，能深刻感受大学到对本科教育的重视。以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过助教的「传播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iton）为例：

（这门课）每周有三篇左右的阅读材料，有的是书籍选摘，有的是深度报道，有的是经典学术论文，例如第一周的阅读之一是乔治·奥威尔的《我为何写作》，第二周的阅读之一是关于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的分析，第三周阅读之一是甘斯的经典著作《什么在决定新闻》中的一章，第五周的一篇是关于波士顿爆炸案后社交媒体用户如何通过众包（crowdsource）寻找凶手，第十三周的阅读之一是我的最爱——《纽约客》上的一篇关于政客如何通过改变语言表述方式来影响民意的有趣文章（「The Word Lab: The mad Science Behind What the Candidates Say」）；第十四周的阅读则包括一篇关于女性在互联网上所遭受的骚扰的文章。

除了装订起来非常吓人的一大本阅读材料外，这门课有一本教材：《Blur: How to know what's tru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这本书的质量非常高，两位作者是相当资深的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曾经出版好几本经典著作，这本《Blur》是他们的新作，集中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怎样获知真相？前不久，这本书出了中文版本，书名被改为《真相》，译者包括密苏里大学的孙志刚和人大的刘海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不过，英文原书的语言很浅显，如果想顺便练习一下英文，直接读原著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谈到社交媒体和数字营销时，老师播放了 PBS 的一部纪录片《Generation Like》。片子讲述了年轻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以及精明的商家如何利用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营销，颇值得一看。

详情可以阅读我之前撰写的《美国大学怎样教「传播学入门」》一文。

2. 衣食无忧

对于潜心学术的博士生而言，有「衣食无忧」的后勤保证很重要。虽然拿到手的收入还是在贫困线之下，但 Annenberg 能够给予的物质条件确实是数一数二的。

在谈及传播学发展史的时候我曾提到，宾大传播学院的开设依赖于「土豪」Walter H. Annenberg 的捐赠。这笔捐赠也使得学院有了「不差钱」的底子。尤其是在不少公立大学面临政府经费削减的情况下，Annenberg 的境况要好很多。即便是在宾大内部，传播学院在举办讲座时提供的食物也要比很多其他社科院系要好得多。

学院给每个博士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包括免学费、免费医疗保险，以及每年 29000 美元的助教/助研工资。此外，为了支持学生多参加学术会议，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学院给每人每年提供 1200 美元的经费，如果是国际会议还可以再加 500 美元。曾经有从 Annenberg 毕业后前往另一所学校担任助理教授的院友说，她当教授之后的开会经费都没有在 Annenberg 做学生时多（当然，这也显示出美国部分高校的待遇水平实在是不高）。

上文在介绍 Barbie Zelizer 教授的时候，我曾提到她负责的「文化与传播学者项目」。这一项目中有一个每年一次、为期两周的参访活动，名为「SummerCulture」，曾经在南非、西班牙、爱丁堡、波多黎各、香港等全球多个城市举行。2016 年的地点是东京，合作伙伴是东京大学，我是参与者之一。当时，有十几名东京大学或者其他机构的老师来给我们做讲座，介绍日本的方方面面；我们还去了包括京都在内的很多地方实地参观；此外，我们还有大概两天的空余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那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高强度、高效率地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而且交通食宿学校通通都包了。

3. 多元开放

宾大传播学院老师的背景和研究方向体现了学术上的多元化，在这里读博士也能深深感受到这种多元化的魅力：无论是研究话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有那么多可能，老师们会鼓励你尽可能地去探索。学院内设的十余个研究中心，丰富多彩。每学期还有许多研究者被从其他学校邀请到 Annenberg 做讲座，他们介绍的往往是自己和这个领域内的最前沿研究，来自各种分支领域、各种研究取向。作为学生，我们就浸润在这种多元而前沿的环境中，有时候确实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豁然开朗感。

在很多社科院系中，都有定量和定性的阵营之分。从某种程度上说，Annenberg 也不例外。但这里有一些老师和学生致力于推动不同研究取向的结合。包括院长 Delli Carpini 在内的教授多次公开提倡「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s）的重要性，学生们也组织了一个「混合研究方法小组」，定期交流、分享资源和见解，有时候也会请在其他学校做混合方法的老师前来传授经验。

学院也很注意营造开放的氛围。院长每年都组织一次「开放论坛」，欢迎博士生们向他「开炮」，他都会一一作出回答。

宾大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类似于学生会的组织。在很多其他学院，学生会有着严格的科层制结构——主席、副主席、部长……而在 Annenberg，学生会是相当扁平的，没有复杂的上下级关系，是真正全心为大家服务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学生人数少。

第五章：宾大与费城如何为传播学院供给营养

就读新闻传播类专业，学院外部乃至学校外部的资源条件往往非常重要。毕竟，既然这门学科带有跨学科特色，我们就应该从其他院系汲取营养；既然这门学科和现实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我们就应该看看这个世界上实际在发生着什么。

以下，我将从近至远，讨论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从周边环境中汲取着哪些珍贵的营养。

在 Annenberg 传播学院旁边，有一栋漂亮的玻璃房子，那是 Annenberg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这个研究中心从事的同样是传播相关的研究，但是更加贴近政策，致力于为政策讨论和制定提供智力支持。美国主要的事实核查网站之一 factcheck.org 也是该中心运营的。

在两个街区之隔的另一栋建筑物里，座落着宾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对我这样主要研究中国的博士生而言，这个中心的存在非常宝贵，它也是吸引我转学到宾大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心不仅集结了全校各院系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学者，每年支持两位博士后，更以极高的频率邀请其他大学的老师、智库研究者、记者、导演等各种人物来做中国主题相关的讲座分享。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几乎每周都会去这个中心听讲座，有时候一周还不止一次。当然，听讲座的福利之一是中心提供的免费午餐——经常是中餐，这是 Annenberg 传播学院的讲座食物中很少提供的。

对于不做中国研究的博士生，宾大也有其他学院和中心提供资源。比如，研究性别相关议题的学生，可以在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听到很多讲座；对中东地区感兴趣的学生，可以经常去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商业、市场方面的学生，更可以在一街之隔的沃顿商学院得到非常丰富的资源。

将视野移出宾大校园，看看大学所在的这座城市——费城。在有一次的新学年开学仪式上，Delli Carpini 院长说：费城曾经是宾大的负资产。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曾经是老工业基地的费城在过去数十年间一度持续衰落，被很多人认为会是下一个底特律。随着经济衰退而到来的是社会凋敝、犯罪率高攀，尤其是宾大所在的西费城区域，更是有着暴力、危险的坏名声。曾经有学生在校园里被枪杀，更不用说走出校园地界之后遇到的暴力犯罪。我 2016 年夏天在日本参加 SummerCulture 项目时，遇到一位曾经在 1990 年代访问过宾大的日本教授，他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住在学校旁边的宾馆里面都能听见外面传来的枪声。对于来自日本这个安全度极高的国家的教授来说，费城的确太不一样了。

不过，最近十年来，费城的经济状况在逐渐好转，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越来越少人认为它会重蹈底特律的覆辙。拥有大量捐赠的宾大也开展了很多反哺社区的项目，和西费城地区的关系日渐和谐，校园内外的安全性大幅度提高。费城这座城市作为「负资产」的色彩逐渐褪去。

与此同时，费城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作为「正资产」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

这座城市有着美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费城问询报》。这份报纸曾获得 20 项普利策奖，享誉全球。不过，在纸媒寒冬和费城衰落的双重冲击下，《费城问询报》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以至于在 2011 年的时候将使用了 86 年的的办公大楼也卖掉了。如今，这份报纸正在尝试新的出路：从商业公司变成非营利组织。2016 年年初，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手续，这份报纸的老板将《费城问询报》、《费城每日新闻》及 Philly.com 捐赠给了费城基金会。用有了非营利身份之后，这三家媒体可以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这种模式是前所未有的，是否能够给危机中的纸媒指出一条成功的道路，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

费城还是美国主要的宽带、有线电视、IP 电话服务商 comcast 的总部所在地。前几年，comcast 试图并购时代华纳有线，但是因为涉嫌垄断，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其中费城本地的学者、媒体从业者就构成了重要的抵制力量。这一案例也使得费城成为美国的媒体改革、反垄断运动的中心之一。对于研究这方面话题的人来说，这是近在身边的研究对象。

当然，作为美国第五大城市和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费城能够在历史、文化、艺术上提供的熏陶，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将视野进一步扩大：费城是美国东海岸城市带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位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去到这两个城市都非常方便，从东海岸各城市邀请学者来访问也很便捷。虽然说做学术要坐冷板凳，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或许可以更加专注，但是毕竟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紧贴现实的，还是身居城市中更有优势。

第六章：出国读传播学，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如果你对传播学学术研究感兴趣，我非常期待你成为我的院友。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机会毕竟非常少。所以，这一章的内容，将在「怎样为申请宾大传播学」做准备的基础上，扩展延伸到「怎样为申请出国读传播学」。

上文提及，宾大 Annenberg 传播学院每年发出 20 个左右的 offer，其中大概会有 2 个左右发给中国人——包括从国内申请的中国人，以及已经在国外读书的中国人。从近年的现实来看，前一种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少了，绝大多数录取者都是「美硕」或「美本」。

站在招生委员会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选择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近几年来的出国留学热潮，在国外读本科和硕士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可供挑选的申请者也就多了不少。另一方面，美国教授对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情况毕竟并不熟悉，对从国外直接申请来的学生会感到更多的不确定：不知道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否和美国一样？来了以后是否能够适应美国的教育环境？毕竟，对于学院来说，每招一个人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投入，如果招来以后学生无法适应，表现不佳，乃至退学，那么对于学院而言也是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倾向于选择美国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诚恳地向大家建议：如果计划申请到宾大读传播学博士，或者到美国其他学校读传播学博士，最佳的选择是本科毕业之后先到美国读一个学术型硕士。这并不是说从国内的硕士不可能申请到美国读博（事实上，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自己也是），但二者在申请的难易程度上确实相差很多。

在申请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而要写好个人陈述，最重要的则是了解自己感兴趣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所以，在本章中给大家的第二个建议是：在提交申请之前，至少花上三个月的时间认真研读相关领域的文献，梳理出研究的脉络，找到自己研究课题在这一脉络当中的位置。

具有跨学科特色的传播学，研究文献浩如烟海。所以，每个人在准备时都只能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着手。有一些人问我：是否可以提供一个书单？很遗憾，统一的书单并不存在，每个人的书单都应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具体研究兴趣都是有差异的。

那么，应该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书单？给大家提供三条路径——

第一，从分支领域的「手册」（handbook）入手。比如说，我的研究是在政治传播这个领域的，那么我可以找来《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一览这个领域的具体话题，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两个小分支，然后从那一两章的参考文献中寻找自己需要阅读的著作和文章。

第二，从相关课程大纲（syllabus）入手。美国很多教授都会将自己所开设课程的大纲上传到网上，这是一份相当珍贵和有用的资源。每一份课程大纲上的书目，都是开课教授历经几年、几十年在该领域积累和精选出来的，是很好的入门材料。当你确定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话题之后，试着谷歌，往往会有不错的发现。

第三，从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入手。要想了解某一领域在做什么研究，尤其是在做什么前沿研究，最好的方式便是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在传播学领域，一方面你可以阅读《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这样的泛学科期刊，另一方面也可以阅读更加分支领域的期刊（如《Political Communication》《Health Communication》《Journalism》等）以及区域性的期刊（如《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如果你在掌握经典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学界最前沿的研究也有所了解，那么你写出来的个人陈述很可能会让招生委员会的教授们更加眼前一亮。

当然，由于学术期刊出版流程和周期的问题，即便是关注最新推出的文章，那可能也已经是两三年前做的研究了。所以，如果要更加紧密地观察国外传媒领域话题的动态，则需要保持对一些网站的关注，例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哈佛尼曼实验室等。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列出了解传媒界前沿的 16 个网站，其中有三家网站是我心目中的「Big three」。如果你只有时间看三家网站，那么它们的视野、质量、体量足够满足的需求——

1. Poynter

Ponyter 是美国的一所成立于 1975 年的非盈利性传媒教育机构，它的创办者、美国已故报人 Nelson Poynter 曾经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我宁愿当报纸编辑，而不是世界首富（I'd rather be a newspaper editor than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Ponyter 不仅在美国本土给记者开设了大量实用的课程，而且运营着一个更新频繁、内容丰富的网站，令它的传媒教育通过网络抵达全世界。网站的主要内容包括传媒动态、创新前沿，以及实用指南（例如怎样做笔记，怎样报道穆斯林，新闻学院毕业生应该记住的几件事）等。每次有朋友请我推荐了解世界传媒动态的网站，我总会第一个推荐 Ponyter。

2. Nieman

哈佛大学的尼曼基金会因其记者奖学金项目而广为人知。对于没有机会获得奖学金的人来说，多看尼曼的网站也是能学到很多的。

尼曼网站的内容很多，重点关注两个子站：一是尼曼报告（Nieman Reports），这是一份基于季刊《尼曼报告》的网站，关注当代新闻业的机会和挑战；二是尼曼实验室（Nieman Lab），专注新媒体领域的前沿话题。

对于关注非虚构写作的读者来说，尼曼的 Storyboard 子站也值得一看。

3.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大概是在中国最著名的新闻学院了。它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是美国传媒业界的重要期刊，而这份期刊的网站大概可以算是这份榜单中设计得最新潮的。从其栏目划分可以看出它的关注重点：新闻监督、地方报道、媒体创新、商业模式。

更多网站详情，可以阅读《了解传媒界前沿的 16 个网站》。

不管是跟踪期刊论文，还是跟踪这些前沿网站，都需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正如我此前在一篇关于英文阅读的文章中所说，中国人阅读英语的速度是普遍较慢的，即便是出国读了几年书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从 2016 年 9 月开始，我在持续性地做一件事情：引介西方传播学界和业界的最新动态，并进行深度分析，以中文 newsletter 的形式发送给感兴趣的学生和媒体人（点击这里了解详情）。我相信，对于希望申请到国外读传播学的人来说，这份 newsletter 会是一个省时省力、开阔眼界的捷径。

我常常对正在准备申请的人说：做好了准备之后，决定录取结果的就是运气了。的确如此，很多决定中都有偶然因素，何况是招生录取这种充满了主观性的决定。但是我也相信，在申请之前，认真利用了上述资源，做好了准备的人，运气一般都不会太差。

第七章：读了传播学，能做什么？

和国内大部分博士项目要求毕业前发表多少多少篇论文不同，美国的博士项目一般以成功完成毕业论文答辩为标准，并不另加发表要求。不过，大家也会尽量在读书期间发表一篇或几篇期刊论文，否则可能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若论毕业之后的取向，文科博士的情况大概都相差不大：大部分人都是到大学里工作，继续做学术研究。这也就是我在开头说的「窄进窄出」——毕竟，大部分人读博士就是冲着以后当老师、做研究的目标来的。

近几年传播学教职的就业市场状况如何？

根据美国国家传播学会发布的报告，工作机会在稳步增加。并且，自从 2012 年开始，新职位的数量就超过了当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

不过，我们也不用对这个数字感到过分的乐观。别忘了我在这本电子书中反复强调的：传播学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特色，这也就意味着，跟传播学博士抢饭碗的人可能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工程学等各个专业。处于「鄙视链」底端的学科难免要面临这样的竞争。

Annenberg 传播学院发布的数字是：最近几年的毕业生中，有 10%正在做博士后，64%在从事教职，8%在大学的研究岗位上，7%在公共部门的研究岗位上，10%在私营部门的研究和行政岗位上。

什么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吧，他们都是 2016 年的博士毕业生。其中一人去的是美国国务院的研究部门，专门研究大中华地区的民意，这就是公共部门的代表；另外一个人去的是 Twitter，从事的是和隐私、安全相关的产品开发和政策制定，这就是私营部门的代表。随着上文所述的计算传播学和大数据的流行，相信在未来几年内我们会看到更多从传播学院毕业的博士选择到硅谷就业，从事研究类或政策类工作。

博士的毕业去向大致如此。在这里也略微谈一下本科和硕士学了传播学之后能做什么——如果不继续读博士的话。

最简单的答案当然是去媒体、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等与大众传媒直接相关的地方。不过，在这个媒体业处于巨大变局之中的时刻，这样的选择听上去总不是那么稳妥和乐观——万一现在的这些媒体都死了怎么办？万一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也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遇到这种问题时，我总会搬出我曾经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一位教授的话：

「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们，我们培养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毕业的时候可以从事现在都还不存在的工作。这要求我的年轻的学生们能够很好地写作，具备研究能力，拥有批判性思维，这让他们可以适应各种挑战，可以衡量信息的价值，可以判断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可以知道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做什么。」

——Michael Wagner

也许今天你所阅读的媒体，三四年后就会死亡，但当原有的媒体死亡、更新鲜的媒体形式出现时，谁能够抓住这样的机遇，成为新的拓荒者和弄潮儿？一所合格新闻传播学院培养的合格毕业生应该可以做到。

新闻传播专业培养的能力，说到底，就是对信息的获取、判断、分析和输出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仅能让毕业生成为报纸杂志的记者和编辑，而且能让他们迅速适应新的媒体环境，乃至能让他们从事任何需要跟「信息」打交道的工作——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工作。

所以，在这本书的末尾，我们又回到了第二章中所引用的那段来自 Delli Carpini 院长的话。

既然传播是人类活动的中心，那么传播学研究者所探究的就是传播在千姿百态的人类活动中的存在和影响，而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做好了从事任何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工作的准备。

作者说

我是方可成，在北大读了六年新闻，在《南方周末》做了三年记者，现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传播学研究，同时也是政见 CNPolitics 团队的发起人。在我眼中，「传播」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媒体（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社交媒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前提是，大家具备识别信息真伪与优劣的能力，可以获取更多优质信息。我研究媒体和传播，也参与传播活动，致力于为公共空间贡献更多有价值的声音。

如果你对传媒行业或新闻传播学感兴趣，如果你相信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需要建立在更高质量的信息传播的基础上，欢迎在知乎与我交流，我的知乎主页是 https://www.zhihu.com/people/fangkc

关于本书

《我在宾大读传播学——知乎方可成作品》/方可成

出品人 周源

策划编辑 张瑶

设计 刘奕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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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订：2016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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