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大话方言

品人录

读城记

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闲话中国人

目录

扉页

南腔北调

南方与北方

南腔与北调

方言与官话

谁跟谁学

多样与统一

再说南方

再说北方

南征北战

朝秦暮楚

英雄与美人

行尽潇湘到洞庭

吴楚东南坼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一堆石头

杂交品种

东拉西扯

洋芋与土豆

胡番与西洋

佛国梵音

老母鸡变鸭

东边日出西边雨

引进与发明

外语与方言

死去活来

德律风与BBS

上海口头禅

北京流行语

从头到尾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新与旧

张冠李戴

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禁忌种种

说一不二

倒霉的蛋

蜜与屉

口彩

指桑骂槐

麻烦与趣味

吃不了兜着走

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活法与说法

雅与俗

再说雅俗

Landmarks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页

Title Page

大话方言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大话方言 / 易中天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

ISBN 978-7-5321-6473-8

Ⅰ. ①大… Ⅱ. ①易… Ⅲ.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 Ⅳ.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0857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赵南荣 陈蕾

特约编辑：孙谆

封面设计：朱镜霖

书名：大话方言

作者：易中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 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5.75

字数：114千字

印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978-7-5321-6473-8 / G·0187

定价：39.00元

南腔北调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是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是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南方与北方

天地玄黄，五谷杂粮，男人女人，北方南方。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样。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就是水稻，面则是小麦。水稻的籽儿去了壳就能吃，因此是米。麦子要磨成粉以后才能吃，因此是面。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实”，如稻米、薏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状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虾米、高粱米。面，本写作一个麦字加一个丏字，也写作麵，就是麦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状的东西都叫面，如豆面、药面、胡椒面。北方人以面食为主，甭管是吃包子、饺子、馒头、面条、饼，都先得把麦子磨成了粉再说。所以麦子磨成的粉，干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浆，比如豆浆、米浆。所以那麦子磨成的粉，不能简单地只叫面，得叫面粉，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简单地只叫作饭，得叫米饭一样。

米饭不能单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调，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显身手，没北方人多少戏。北方厨师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麦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样来。光是条状的，就有拉面、擀面、压面、揪面、切面、挂面、刀削面、拨鱼子等等，而拉面之中，又有拉条子、揪片子、炮仗子种种。南方人弄不清这么多名堂，统统称之为“面”。要细分，也就是宽面细面、汤面炒面、云吞面炸酱面。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条状食物简称为“面”，得叫“面条”，以区别于面糊、面皮、面包，以及其他用“面”（面粉）做成的东西。同样，南方人也不把粉状的东西称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可见，活法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

说法不一样，唱法也不一样。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北歌南曲”。北方人唱的是燕赵悲歌，苍凉激越，声遏行云，气吞万里；南方人唱的是吴越小曲，玲珑剔透，凄婉隽永，韵味无穷。歌变剧（歌剧），曲变戏（戏曲）。所以宋元时期的戏剧，北方的叫杂剧，南方的叫戏文，这就叫“北剧南戏”或“南戏北剧”。

戏剧戏剧，戏和剧，都有嬉戏娱乐的意思，它们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欢剧烈的剧，南方人则更喜欢游戏的戏。在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执。北方人只不过“剧”字用得多一点，有时也说“戏”。南方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还拒绝使用“剧”这个字。一应与戏剧有关的词，均以“戏”字命名，如戏子、戏台、戏园、戏班、古装戏、时装戏、木偶戏、文明戏。文明戏就是话剧，而电影则叫影戏。1939年，上海的报纸上开始提倡“越剧”这个名词，可老百姓还是管它叫“绍兴戏”（绍剧则叫“绍兴大班”）。甚至京剧，原本也叫京戏，后来要普及国语，北方话占了上风，京戏才变成了京剧。但在南方许多地区，地方戏还是不叫“剧”而叫“戏”的，比如闽南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就连“地方戏”这个词，也没人改成“地方剧”。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戏，不叫“剧”，而叫“戏”，如坠子戏（河南）、郿鄠戏（陕西）。于是，既有豫剧、越剧、川剧、粤剧、汉剧、楚剧、湘剧、赣剧、闽剧、沪剧，又有柳琴戏、辰河戏、采茶戏、花鼓戏、皮影戏、滑稽戏。南北“戏”“剧”之争，算是打了个平手。

但如果要较真，就会发现还是南方吃了亏。叫“剧”的都是大剧种，叫“戏”的则多半是小剧种。最有名的，也只有一个黄梅戏。其他就名不见经传。当然，最牛的还是秦腔。它不叫“戏”，也不叫“剧”，而叫“腔”。说起来秦腔也是有资格牛逼。京剧（还有汉剧和徽剧）里的“皮黄”（西皮、二黄）和秦腔都有瓜葛。秦腔从襄阳传到武昌、汉口，就变成了“西皮”；传到安徽桐城，就变成了“高拨子”；高拨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变成“二黄”。这西皮、二黄，汉调、徽调，北上进京一搅和，就成京剧了。看来这京剧也是“南腔北调”，秦腔自然也有资格不掺和什么“戏”“剧”之争，自顾自地吼它的“腔”。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的地方还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骑马，这叫“南船北马”。“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韩少功《阳台上的遗憾》）说前后左右，是以人为坐标；说东西南北，是以物为参照。这也许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环境使然。南方潮湿，架床便于通风；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马；南方多水乡，水乡里要行船。马驰平原，视野辽阔，东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乡，曲里拐弯，说东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说前后左右了。

就连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样。南方人喜欢用拳，北方人喜欢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个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挤挤巴巴，难以施展，还是用拳头便当。北方天高地阔，一马平川，好汉们又一个个人高马大，一脚飞起，能把对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过瘾，所以愿意在腿脚上下功夫。也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则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于是就有了方言。

南腔与北调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样。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是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是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曰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嘛！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话，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伲”“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阿妈”（厦门）的，有叫“阿嬷”（广州）的，有叫“依嬷”（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个词，也未必听得懂。“有”是“乌”，“无”是“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没有”叫“馍”，也有叫“猫”的。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作“狼”，整个一“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iá”，把“劳累”叫“niá”，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腌鱼啊？原来，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

方言与官话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南方从来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从来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说的“化外之语”，不是“外语”是什么？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南方一片“鸟语花香”，北方也有“齐东野语”，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实，他们哪里也配姓赵？

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辞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舌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谁跟谁学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胄，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哇”的一声就通过了。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商话”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北伐”。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不过，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业余华侨”，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牛逼哄哄，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叫“小上海”。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势利眼”“跟屁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高等华语”，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说“我伲”。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这就叫“谁财大，谁气粗”。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杂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也许，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爷”。

多样与统一

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管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作“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广东现在很牛逼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

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听，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比起北京话来，也土得掉渣。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南腔北调的成因也大约就在这里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大约是东进北上，转来转去，总在北纬34度以上，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如果跑到长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会盼望那“王师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则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边都没有。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定都北方，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比如汉，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运就很难讲。

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统一中国的，也总是北方人，或者从北方开始，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包括说话。北方也容易统一。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喊一嗓子，大伙儿就全听见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弯。到处是崇山峻岭，到处是江河湖泊，重重叠叠，云遮雾障，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人一闪就没了影儿，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拉拉扯扯，纠纠缠缠，没完没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过去怎么过日子，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过去怎么说话，今后也还怎么说话。哪怕是说“鸟语”，也不管不问了。不这么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

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前面说过，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北方方言四大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这是现代的分类。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在北方人听来，便可能是“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书ái”，“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南方方言腔多，调也多。普通话只有三十九个韵母。闽南话却有七十五个，比普通话多一倍。粤语也有五十一个。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吴语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赣语六个，平声和去声分阴阳，上声和入声不分；客家话也是六个，平声和入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闽语七个，只有上声阴阳不分；粤语声调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而且阴入还分上下（上阴入和下阴入），一共九个，有的地方还有十个。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

这大约就是所谓南北之别了：北方求同，南方存异。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吴、湘、赣、客家、粤、闽（闽南、闽北），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鲁、川、苏、粤、湘、浙、徽、闽，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总是比北方丰富多彩。

南方多样，北方统一。

再说南方

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作鸡公，母鸡叫作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对着干。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再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一样的中华民族，何况咱们南方的“炎”还排在你们北方的“黄”前面，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人贡献多大？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有这么做事的吗？

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南方低人一等，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镇压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于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乱华”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风，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ü，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du；另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渚、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锅”叫“鼎”，“一瓶酒”叫“一樽酒”，“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糅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

再说北方

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就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汇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尽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但认真说来，却并不都是“炎黄嫡系”。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么人都有。他们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朴、纯正，而且简直就是“八国联军”。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或者你多让一点，我少让一点。

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啰唆，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忒多了点，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逼，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惟楚多材。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本世纪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贡献了个老舍。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官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中国在历史上可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民”岂能斗得过“官”？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赢了。

南征北战

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隅。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来到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还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竟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康（南京）城里不用说，京口（镇江）和姑熟（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乡”，分别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山东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镇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国的苏州、无锡和越国的绍兴、诸暨这两个中心往苏南、浙北扩张，后来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骚扰。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不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闽语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湾，走陆地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这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竟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一片客家方言区。

客家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弄得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极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话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军家话，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说南方话是水和油，还只是横向地看。纵向地看则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都有三种读音，一种是秦汉音，一种是南朝音，一种是唐宋音。这三种读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却又都存在于闽南话当中。结果石头的石不等于石砚的石，它们也都不等于石破天惊的石；草席的席不等于筵席的席，它们也都不等于席卷全球的席。福州话也是。高悬的悬不等于悬落的悬，它们也都不等于悬空的悬。这就有点像日语，一个当用汉字，好几种读音，谁记得住弄得清？难怪北方人一听闽语就头疼，觉得与其学闽语，不如再学一门外语。

这就又和北方不一样。北方话就像饺子馅，虽然也有多种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来；南方话却像千层饼，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积淀。

当然，北语也有层次，南语也有融合。层次是历史分析的结果，融成一体是直接的现实。北方话也不是不搞串连，它也满世界乱跑，甚至还有跑丢了的。香港电影刚进来那几年，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大家都觉得新鲜，跟着学。其实这是北京话，元代就有的。元曲《酷寒亭》里就说：“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坞听琴》里也说：“我教你弹琴，正要清心养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现在却把它当香港话学，这可真是“出口转内销”了。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朝秦暮楚”。过去是北方的，现在变成南方的了；过去是人家的，现在变成咱们的了。因此，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算老账，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朝秦暮楚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荒蛮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

英雄与美人

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

吴语据说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领导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大约当爹的总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儿子一些，又尤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没戏，就带着族人跑得无影无踪，史书上的说法是让贤。但如果是让贤，自己躲起来就是，干吗把手下的精兵强将统统带走？又何必连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断发文身”，作“野蛮人”状，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态？分明是和老爹、和老弟都翻了脸，没准还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赢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黄时代就创立了的光荣传统，没什么稀罕，也没什么不妥。

不过太伯和仲雍这一跑，就跑得远了，从陕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这才站住了脚跟，号称“句吴”。江南这地方，现在是富得流油，当年却是蛮荒之地，叫“荆蛮”。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绍兴、诸暨一带，是夏禹的苗裔，据说是夏王少康派来给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们的习俗，也是“断发文身”，或者“披发文身”，大约还保持着夏代的原始风貌，祖上则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们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断发文身”，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可惜现在是亲兄弟的，尚且难免祸起萧墙，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里靠得住？所以后到的句吴，和先来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见，鹬蚌相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后打出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来。不过吴越两族的文化，毕竟相通之处甚多，正所谓“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何况还有需要合作的时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总之吴越两国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战，还是和，总归要沟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于是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成为今天吴语的原型。直到现在，除宁镇一带“失守沦陷”外，吴方言区，大体上也就是当年吴越两国的地盘。

吴语的代表是苏州话。苏州话也被称作“吴侬软语”。侬，是典型的吴语。吴人自称我侬，称别人为他侬、渠侬、个侬，现在则称“你”为侬。反正不管什么人，都是侬，所以叫“吴侬”。不过侬则侬矣，软却不一定。宁波话就不软。因此有“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的说法。事实上吴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斗。吴王金钩越王剑，吴人更是兵器制造专家。春秋时，最好的兵器都是吴国的兵工厂里打造出来的。什么吴戈、吴钩、吴干，都是。《楚辞》上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国殇》）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难怪伍子胥要报仇雪恨杀楚王，不找别人，非到吴国搬兵不可。“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风气风尚如此，吴语怎么会软？

吴国出兵器，也出丝绸；出英雄，也出美女。吴国的丝绸叫吴绫，吴国的美女叫吴娃，也叫吴姬、吴娘。越国也出美女，叫越艳。“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李白），弄得吴人和越人都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吴国也被越国派出的色情间谍所颠覆。再说越人还擅长诅咒，其禁咒术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让人谈虎色变，吴国岂能不亡？

然而后来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再说南方从来就打不过北方。吴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后都被北方来的强秦统一了去，南方之强变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此后兵战就开始改成商战了。吴盐胜雪，吴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够的能力在经济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艺自然也只好用来做剪刀，叫“吴刀”。“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以柔克刚的结果是吴语开始变得甜糯绵软，终于变成所谓“吴侬软语”。

不过，在几乎举国上下都以北方话那种粗犷硬朗铿锵有力为尚时，这种轻柔悠扬婉转文雅的“吴音”，却有一份难得的可贵。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这和他们都说吴语是否有关。但文化要求多样，不喜欢单一，总是不争的事实。

认真说来，吴语虽然也是南方方言中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一种，但与粤语、闽语相比，和北方官话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腔调。比方说保留浊音，复元音韵母都读成单元音，摆（bai）读ba，悲（bei）读be，飞（fei）读fi等。这也不奇怪。吴方言区毕竟是南北方言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点不变也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连南京、镇江都变成了北方方言区，“柔弱”的苏州居然能“顶住”，我们实在该说一声“不简单”！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江郎才尽。吴语是否英雄末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并未江郎才尽，大约也还没到美人迟暮的份上。

行尽潇湘到洞庭

相比而言，楚国的情况要差得多。

楚国原本也是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它，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

楚人原来也是“南蛮”，芈姓，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管他们叫“荆蛮”。武王伐纣时，楚人也随了大流，算是同盟国。因此后来论功行赏，坐地分赃，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个子爵，四等，可见地位之低。后来楚国一天天强大，也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要“问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时的传国之宝，政权的象征。楚子居然借着周王派人来劳军的时候，问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显。

楚人也有资格牛逼。因为楚人比吴人和越人都尚武好斗，而且还有一股子蛮劲。湘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词，叫“霸蛮”（不管条件怎样，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蛮，当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惟楚有材”，虽然“楚材”难免会被“晋用”。

自强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越国就是被他灭掉的。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不过，亡秦的虽然是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汉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样好细腰（能作掌中舞的赵飞燕就是典型），统一了的中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北方。楚语不但没能成为“国语”，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变成了北方方言区。只有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的湖南，还保留着古楚语的一个分支——南楚江湘。它后来就发展成又一种南方方言——湘语。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语也许要算是最可怜的一个。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赣语，只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次为闽语和客家话，各占百分之四。湘语则和粤语差不多，各占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仅次于吴语。但湘语的地位和影响，又岂敢望吴语、粤语之项背？就连和闽语、客家话，也不能比。这也没法子，人家财大气粗么！上海和长江三角区说吴语，香港、广州说粤语，台湾、福建说闽语，客家则动不动就开世界客籍大会，聚在一起说客家话，湘语哪有这个条件？

可见光是人多，也未必顶用。事实上湘语的地盘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最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纯粹的湘语方言点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于有人怀疑它是不是还有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干脆主张将湘语和赣语合并，并称为湘赣方言，或者将湘语“五马分尸”，分别归属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

说起来湘语也是窝囊。湘语，顾名思义也就是湖南话。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说湘语的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别被西南方言和赣客方言占领。西南方言占据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赣客方言则占据了湘东狭长的一带，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即便是湘语方言区，也分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流行在长沙、益阳、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语流行于宁乡、湘乡、双峰、衡阳等地。湘谚有云：“长沙里手（内行）湘潭俏（漂亮），湘乡嗯啊做牛叫。”可见新老湘语之间也是不能对话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学家的意见，把新湘语归入西南方言，湘语的地盘可就所剩无几，更加少得可怜了。

其实楚语的地盘原来还是蛮大的，少说也占有湘鄂两省。但既然连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领地，湘语又能如何？能有这一亩三分自留地，没准还得感谢秦始皇设了长沙郡。又幸亏还有个洞庭湖，好歹能抵挡一阵。可惜即便长江天堑，也未必能抵挡北方方言的凌厉攻势。吴王那边，宁镇“失守”；楚王这里，两湖“沦陷”。这也难怪。吴楚两地，毕竟都在南方方言区的最北边，所谓首当其冲之地，对手又强大无比，便难免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吴语从江苏退到浙江，湘语（或楚语）从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湘语的处境比吴语更难，东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赣、客、粤、西南官话）包围，简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吴语好歹还有个东海作后盾，可以背水一战的。

吴楚（湘）命运多舛，还因为它们是资格最老的方言。创业易，守成难。老的总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异，开拓进取，赣客方言后起之秀，方兴未艾，吴湘方言区被它们蚕食，也是势所必然。

吴楚东南坼

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表亲。

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切韵》）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顾名思义，赣语就是江西话。不过，说赣语就是江西话，就和说湘语就是湖南话一样，并不准确。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还有说北方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的；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还有说北方话（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这么一挤对，湘语和赣语就很可怜，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但要说湘语主要在湖南，赣语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错。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作“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荆州）、扬（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扬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时人烟稀少，语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陈）。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的特征也还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站。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得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作“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kè”。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就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族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一堆石头

如果说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说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地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以后。那时中原人每六个就有一个渡江避乱。一等的望族随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宁镇一带的方言从吴语变成了官话。二等、三等的只好继续往南跑。所谓“衣冠八族”入闽，说的大约就是这些人。入闽的路线大约有海陆两路，定居点则有三个中心，即建瓯、福州、泉州。所以，后来建瓯话、福州话和泉州话就分别成为闽北话、闽东话和闽南话的代表。当然，现在闽南话的代表已变成厦门话了。这很让泉州人私下里嘀嘀咕咕，不以为然。因为厦门本属同安县，而同安县又属泉州府。但这就像上海话终于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代表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财大，谁气粗。

迁徙的时间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于闽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于闽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于闽东。“中原汉人三次入闽之后，闽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龙《福建方言》）

最初入闽的中原汉人虽然分散在闽北、闽东和闽南，当真要说话，大约还是听得懂的。但闽北、闽东和闽南，毕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岖，既不同风，亦不同俗。说起来福建的情况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远，北面有吴语挡着，南边有粤语堵着，西边呢，又有赣语和客家话拦着。就是想和北方说几句话，也没了可能。所以反倒是远离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语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移民总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较长，移民们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顺江而下，进入别的地区；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较短，又大多独流入海，河与河之间又有高大的分水岭隔着，移民们便只好分别在晋江流域（闽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闽北）和闽江下游一带（闽东）互不搭界地各自折腾。鸡犬之声既不能相闻，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往来，也就生分了。最后，便连话都不通。

实际上闽语内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与海。山，就是西北诸山，闽北、闽中、闽西是也。海，就是东南沿海，闽南、闽东、莆仙是也。二者之间的分野，“恰好与晋代晋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也不奇怪。郡县总是因人而设的。从陆路入闽的进入西北山区，伴建溪而居，于是便有建安郡。从海路入闽的进入东南沿海，伴晋江而居，于是便有晋安郡。前者从仙霞岭、武夷山向东南发展，后者从东南沿海向西北推进，等到两郡之间的空间终于填满时，各自的方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杂交品种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普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别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暹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土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

东拉西扯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洋芋与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象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作“谷”（榖）。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玉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槌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植，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入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漂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崇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作辣椒。

辣椒被叫作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苕、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曾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曾的功劳。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作“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箜篌（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对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做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的。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意，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义，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书》，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颔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崽、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佛国梵音

从西土来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唢呐、琵琶、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佛。

佛也是舶来品。中国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没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个普通人死了，就变成鬼；如果死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于国于民有大功劳的人，比如夏禹什么的，就变成神。鬼与神，不过是灵魂的两种不同待遇，或两种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体；鬼作祟，神降福。至于仙，则是活人。只因为得了道术，或服了丹药，变得长生不老，或者可以肉体飞升，平步青云，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释迦牟尼就是活着的时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长生不老，或者法力无边，而是有了“觉悟”。佛，就是觉悟者。不过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也不光是有觉悟而已，而是能够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觉悟。觉悟这个词，我们现在是用得很多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从佛教中来的。

从佛教中来的词很多，比如“五体投地”也是。中国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没有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即双膝双肘和头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礼节，佛教沿用。又因为行此礼时要用头顶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顶礼”。至于“膜拜”，则是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许多宗教中都有此礼。后来，人们便用“顶礼膜拜”表示极度崇拜，用“五体投地”表示极其佩服，也不知道它们是从佛教中来的。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诸如“祝大会圆满成功”一类的话，这“圆满”二字，就是佛教用语，指无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圆满。佛教喜欢说“圆”字，比如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都是。圆通即无偏缺（圆），无障碍（通）；圆融即圆满通融；圆成即圆满成就；圆觉即圆满的灵觉；圆寂即圆满的寂灭，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

涅槃不是死。一个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说他“涅槃”“圆寂”，那是拍马屁的话。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时空。什么劫波，什么刹那，也都不在话下。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译，刹那则是梵文ksana的音译。佛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度”。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禅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禅”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悟”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槃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皈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着，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作“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当中用汉字的读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ょぅ，是吴音；京畿的京读作けぃ，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c）。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菖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迦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槃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译，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字，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m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顺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ic）、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做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可真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拉西扯”。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本事也是从中国人这里学过去的。当年中国人翻译西域和佛教名词，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办法。比如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佛教名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也叫“三际”（前际、中际、后际）。俗话说一个人嘴馋，就说“前世没吃过”；说活该，就说“现世现报”；说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这都是受佛教的影响。中国原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但那是词组，不是单词，意思也不一样。现在是此刻存在，未来是尚未到来，过去则是从某一时空点移到另一时空点。不过，“过”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过境迁、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过”和“去”合成“过去”，用来翻译“前世”，也还“过得去”。

“世界”也是。中国古代有世有界，没有世界。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古时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和上、下。可见世是一个时间概念，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佛教的所谓“世界”，也就相当于汉语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汉语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古人宁肯用作为时间概念的“世”（世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个新词，也不愿意照搬“宇宙”这个现成的老词。

不过佛法虽然无边，菩萨们也都神通广大，却是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也管不了人们怎么说话。所以“世界”一词，后来意思也变了，成了“国际社会”或“全球”的意思。在方言中，则又不一样。北京人说“满世界”，是“到处”的意思。粤语中的“世界”则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倾世界，是谈生活；叹世界，是享受生活；捞世界，则是谋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谓“世界”也满不是一回事了。

引进与发明

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天堂和地狱，就像历史、现实一样，是专门为了翻译外文造出来的新词，而且译得满是那么回事。地狱是地下的监狱，天堂是天上的殿堂。地有狱，天有堂，正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地狱是梵文Naraka的意译，天堂则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没有天堂，只有净土（Sukhavati），也叫极乐世界。其中属于阿弥陀佛的叫西方净土，也叫西天。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能往生西方净土，自然是幸甚至哉，然而说一个人“上了西天”，却不是什么好词。这大约也是发明“西天”一词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又比如魔，是梵文Mara的音译，也译为魔罗，意为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最早写作磨，后来被梁武帝改为“魔”。这一改不要紧，魔王、魔鬼、魔怪纷纷出笼，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设魔障，弄得人们颇有些难逃魔掌的感觉。可见语言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换了存在环境，就会变种，甚至生儿育女，衍生出新的词汇来。

就说罗汉吧，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译，全文是阿罗汉，意思指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所有烦恼的修成正果者。罗汉比菩萨要低一等，因此人数很多，没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庙里，当然是“罗汉”（罗列的汉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既然解脱了一切烦恼，自然应该是一脸的福相，胖墩墩的。于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东西，便也被称作罗汉，比如罗汉豆或罗汉肚。罗汉豆就是蚕豆，罗汉肚则是发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将军肚或老板肚。其实叫将军肚是不对的。将军们如果一个个都腆着个大肚皮，怎么打仗？叫老板肚也有问题。现在大老板都懂得养身和健美了，挺着肚子的是小老板。叫罗汉肚就更不对头，出家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怎么会吃出个大肚皮来？也许叫宰相肚还合适。“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宰相的肚子应该是很大的，只可惜能当宰相的人又太少。

能当宰相的人少，能坐出租车的人多。出租车在台湾叫计程车，在香港和广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译，公共汽车（bus）则叫巴士。如果这公共汽车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却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mini的音译；裙，则是skirt的意译。这也是港用粤语的翻译。粤人港人翻译外文，喜欢音译，更喜欢音意双佳。“迷你裙”就是。事实上女孩子穿上这种超短裙，确实比较性感，也多少有点“迷你”的味道。可惜并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东西都性感，“迷你”一词的使用范围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作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pā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pā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pā耳朵”，于是一致认为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pā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pā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干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作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糖）；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fib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意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m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瘪三”和“阿飞”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begger，管乞讨叫beg for，洋泾浜则称作beg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装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作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 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实不但外语会变成方言，方言也会变成外语。比如英语中的tea，便是闽南话“茶”的音译，法语和德语也是（俄语和日语中的茶则是北方方言的音译）。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乌龙）、Souchong（小种，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功夫茶），也都不是来自闽语，便是来自粤语，而且多半来自闽语。（陈原《社会语言学》）可见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东拉”。

拉拉扯扯之中，难免以讹传讹。比如英语中围棋叫go，就是日语“碁”的音译。围棋在日文中写作“碁”，读作ご。其实中国古代围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碁”就是中国人的“棋”，而且还以为围棋是日本人的发明，称作“日本的棋艺”。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死去活来

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有的会“增减体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

德律风与BBS

如果有人对你说，对不起，德律风借用一下，你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实，所谓“德律风”就是电话，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不过，电话译为德律风，也还有意译的成分。风，在汉语中原本就有传递、传达、传播的意思，而用电话传递信息，也像风一样飞快。但“德律”二字则不知所云，读起来也拗口，远不如“电话”（通过电线说话）生动形象感性直观，一听就明白。于是大家便不再说“德律风”，而说“电话”。叫什么什么风（phone）的，只留下一个“麦克风”（microphone）。

像“德律风”这样风行一时又风消云散的词还很多，什么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啦，赛因斯（science）啦，布尔乔亚（bourgeois）或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啦，柏里玺天德（president）啦，还有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什么的，都没人再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此外，司的克（stick）、维他命（vitamin）、密斯（miss）和杯葛（boycott，抵制）也没人说了（台湾还用杯葛这个词）。想当年，它们可都是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那时，两个文人路上见了面，问一句“最近有烟士披里纯么”，就像现在见面问“上网了没有”一样，是一种时尚。

然而意译的新词还是代替了音译的老词。不是说音译就一定不好。许多音译的外来词现在也还在使用，比如吉普（jeep）、引擎（engine）、倍司（bass）、摩登（modern）、威士忌（whisky）、白兰地（brandy）、高尔夫（golf）、歇斯底里（hysteria）等。但汉字讲究的是形声意的统一。一个词，如果能让人一目了然望文生义，就比较受欢迎。比如引擎，虽然是音译，可是又“引”又“擎”的，意思也对。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也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的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科学，分科的学问；民主，人民做主；总统，总而统之，都有那么点意思。

灵感一词也译得好。因为在古希腊，灵感就是“为神灵所感”，当然是“灵感”。那时的诗人，都是些能够通神的人。当他们为神灵所感时，就会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说出“神赐的真理”。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都有点神经兮兮么？他们不总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奇特的构思或绝妙的好词么？那都是因为他们为神灵所感，有了“灵感”。说“灵感”，当然比说那个不知所云的什么“烟士披里纯”好多了。

事实上，语言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也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引进”，有的“借出”，有的“死去”，有的“活来”。比如新上海人，现在突然时兴说“不要”。什么“不要太潇洒哦”，“不要太漂亮哦”。这里的“不要”，其实是“实在”的意思。“不要太潇洒哦”就是“实在太潇洒了”，“不要太漂亮哦”就是“实在太漂亮了”。“实在”用“不要”来表示，可真是“不要太难懂哦”。难怪一些久居国外的老阿拉，回到上海以后，不但看不懂，而且听不懂。顺便说一句，看不懂，也是新上海方言，意思是“不可理解”。

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网络语言。什么JJ，什么BB，什么TMD，什么687、886、7456，谁懂呀！其实网络语言也是一种方言。方言有两种。一种叫地域方言，闽语、粤语、吴语、湘语之类是也。另一种叫社会方言，是一定阶级或一定行业圈子内部使用的语言，各类术语、行话、黑话是也。网络语言是BBS族在网络上使用的专用语言，当然是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十七世纪法国一个文学家叫索枚士的，就曾编过一本《女雅士大词典》，专供所谓上流社会的才女、淑女、太太、夫人们使用。二十世纪初以前，广州话也有街谈和绅谈之别。至于行话、黑话就更多了。比如赶场、救场，坐台、出台，蘑姑、溜那路、什么价之类，都是。不懂行话，就是“外行”；不懂黑话，则是“空子”。一个“空子”如果不小心跑进黑社会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弄不好便有性命之虞。便是不懂行话，也很麻烦。比如你问一个演员演出一次要多少钱，不说“出场费”，而说“出台费”，对方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

上网也一样。如果不懂网络语言，也想进聊天室聊天，没准一分钟以后人家就会和你BB（拜拜）。这时你必须赶快说687（对不起），请对方不要和你886（拜拜了）。但如果你还是笨手笨脚半天不得要领，那你就是个286。这年头谁还会用286电脑？所以286也就是过气、没用的意思，没哪个奔三水平的网虫会理你。那才真是7456（气死我了）。

网络语言也和别的方言一样，得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比如BB可能是拜拜，也可能是宝贝；而TMD则多半不是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是“他妈的”。因为TMD刚好是这个“国骂”汉语拼音的头三个字母。其实网络语言也没什么稀罕，无非是怪话连篇再加错别字连篇，只不过怪得有趣错得可爱而已。比如“灌水”是随便说，“造砖”是用心写，而“潜水”则是说悄悄话。如果网友们表示“欢迎你来灌水”，那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当然，胡说八道也要有个谱。这谱就是不能“土”，只能“酷”。比如说“美女”就太俗气了，好歹也得叫“美眉”（丑女则叫“恐龙”）。最好是俊男叫“菌男”，美女叫“霉女”，这才叫酷毙帅呆。因此我很怀疑，总有一天这些新新人类的俊男美女会变成“菌蓝霉绿”。

也许你会说，这网络语言究竟是TMD（他妈的）个什么东西？687（对不起），你又286了。网络上不兴说“东西”，得说“东东”。还是好好学习吧！只要你说得好，“斑竹”（版主）是会送给你一些小“东东”的。

上海口头禅

话语的“死去活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世界在变嘛！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了，话语相应地也要变。就连“万寿无疆”也不可能万寿无疆。过去这个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用得很频繁的，现在还有谁喊“万岁”呢？没有。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由一种意思变成另一种意思），有的会“增减体重”（增加内容或缩小范围）。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比方说上海话。

上海话往大里说当然是吴语的一种，但上海话在吴语中是很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杂，二是新。上海话是很杂的。周边地区的方言土语，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当中都有，可谓兼吴越而有之。比如“小鬼（读如居）头”就是宁波话，“勿来三”就是苏州话，“莫牢牢”则是杭州话。所以上海话也是很丰富的。光是“很”，上海话当中就有交关、邪气、穷、牢（老）、赫等好几种说法。这也不奇怪，来源多嘛！

上海话也新。许多词汇、说法、口头禅、俏皮话，都是过去吴语中没有的。因为上海是近百年间迅速崛起、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商业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卖行，何曾有过；什么拿摩温（工头）、康白度（买办）、披霞那（钢琴）、梵哑林（小提琴），也闻所未闻。外地人自然也不知嘎斯（煤气）和水汀（暖气）、司的克（手杖）和司必灵（弹簧锁）为何物，没用过嘛！

其实上海人原本也是外地人。他们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所吸引，从五湖四海、东洋西洋纷至沓来，云集于此，正所谓“人物之至止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宁波老板、江北苦力、印度巡捕、罗宋瘪三（白俄流浪汉），都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便都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进了上海。就说吃食吧，广东人卖鱼生粥，绍兴人卖霉干菜，苏北人卖麻油馓子，宁波人卖糯米汤团，上海街头就什么小吃都有，就像上海话里什么方言都有。上海这地方，人也杂，事也新，上海话自然也就既“杂格咙咚”，又“簇骨勒新”。

何况上海还是“十里洋场”。于是上海话当中便难免会夹杂着“洋鬼子话”，哪怕它是“洋泾浜”的。上海人甚至连损人都会用洋文。比如一个人上班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到，便会被叫作“拉司卡”；而一个人脸皮厚，则会被叫作“邓禄普”。拉司卡是英语last car的音译，意思是末班车。邓禄普（Dunlop）则是一家英国轮胎公司，生产的轮胎特别厚实。然而这些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了，听得懂的也不多。就连派司（通行证）、扑落（电器插座）、回丝（废棉纱头）、水门汀（水泥地坪）、卡宾枪、开司米、克罗米、乔其纱、派力司、阴丹士林，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新鲜名词，现在有的读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能不让人感叹“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即便上海人，新一代和老一辈说话也不一样。比如“很”，老上海更喜欢说“邪气”“交关”，年轻人则喜欢说“牢”（老）、“赫”（瞎）。

其实“牢”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上海话当中这个表示“很”的字，究竟应该写作“老”，还是应该写作“牢”，一直有争议。我认为两说都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写作“牢”没准更好。“老”当然有“很”的意思，比如老早、老远。不过上海人在说这个字的时候，往往还有“特”的意思。如果是表示“特”，那就不能写作“老”，而应该写作“牢”了。因为“老”没有“特”的意思，“牢”却与“特”有些瓜葛。“特”也好，“牢”也好，都从“牛”，也都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是一件大事，用的牲畜也很讲究，要求体全色纯。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就叫“牺牲”（也都从牛）。“牺牲”主要有牛、羊、豕三种，都叫“牢”。其中有牛的叫“太牢”，没牛的叫“少牢”，只有一头“牺牲”就叫“特”。如果是一头牛，就叫“特牛”，也叫“太牢”；如果是一头羊，就叫“特羊”，也叫“少牢”。你看，“牢”与“特”是不是有点关系？

实际上，用来做“牢”的牛羊总是“特”好。它们被圈养在“栈”里。所以“栈”也有品质优良上乘的意思，比如栈鸡、栈鹅，就是精心饲养的上等鸡鹅，栈鹿则更是御用之物。如今吴语方言区仍把东西好质量高叫作“栈”，只不过写成“崭”而已，比如“今朝小菜蛮崭咯”，或“格物事牢崭咯”。“崭”当然也有“很”的意思，比如崭新、崭绿。但如果这样理解，则“牢崭”就变成“特很”了，当然不通。何况，“很”不一定就“好”，只有“栈”才一定好。所以，薛理勇先生《闲话上海》一书认为，上海话当中的“崭”，其实原本是“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崭，也可能是本字。因为“崭”原指“山高貌”（崭然），也泛指高出一般、高人一筹，比如“崭露头角”。如此，则“牢崭”就是“特高”（特别高档）了。看来，“牢崭”也不一定要写成或讲成“牢栈”。

不过薛先生发现了“栈”的秘密，却又说“牢”字不知如何写。他认为可能是来源于杭州话当中的“莫牢牢”。比如杭州人讲“很多”，就说“莫牢牢多”。传入上海后，就变成了“牢多”。其实，“莫牢牢”在许多方言书中都写作“木佬佬”。如此，则“牢多”岂不是要写成“佬多”？实际上，“牢”就是“特”，“牢多”就是“特多”，“莫牢牢多”就是“不要太多”。我们不是奇怪新上海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吗？原来是把“莫牢牢”翻译成了普通话。

北京流行语

杭州方言“莫牢牢”一旦翻译成普通话，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不要”二字如果快读，就成了“暴”。暴，是新北京人的口头禅，意思是“猛”，比如暴撮（猛吃）、暴侃（猛说）、暴捶（毒打猛揍）、暴磕（破釜沉舟）、暴切（疯狂地倒外汇或打台球）。新上海人也说“暴”，比如暴好、暴多、暴搞笑。这个“暴多”是北京人的“猛多”，还是杭州人的“莫牢牢多”（不要太多）呢？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也许，是他们爱说的“N多”吧！

其实“莫牢牢”原本就有“多”的意思（如“伊格朋友莫牢牢”），新上海话的“暴”也不同于新北京话的“暴”（一个是“特”，一个是“猛”）。广州人也说“暴”，只不过要写作“爆”，比如“爆棚”。“爆棚”就是观众特多，把剧场的棚子都挤“爆”了，所以也叫“火爆”。“爆棚”也好，“火爆”也好，现在也都成了全国性的流行语，大家都跟着说。不过北京人往往省掉那个“爆”，单说“火”。火，有旺盛、热烈、火爆、红火、走红等意思。火红火红，一个人，一本书，一部戏，如果“火”了，当然也就“红”了。

一般的走红叫“火”，特别走红就叫“剧火”。剧，也写作“巨”，有很、极、特别、非常的意思，和新上海话当中的“暴”相近。比如“剧飒”就是极其漂亮、非常潇洒、特有风度，也叫“巨洒”。洒是潇洒的洒，飒是飒爽的飒，意思都一样。

也不光是潇洒漂亮有风度叫“剧”，窝囊、土气、傻、倒霉，也可以叫“剧”，比如剧面、剧帽、剧惨、剧累。北京人管软弱、无能、窝囊、没用叫“面”（软弱无能，窝囊没用的人则叫“面瓜”），管土气和傻叫“帽”（此类人物也叫“土老帽”“傻帽儿”“老帽儿”“帽儿爷”）。如此，则剧面就是特软弱、特无能、特窝囊、特没用，剧帽就是特土、特傻。还有剧惨和剧累，分别有特狼狈、特可怜和特不潇洒、特不快活、特没劲的意思。比方说：“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累——导演演员累，全国人民剧累。”这里说的“剧”，就不但是“特”，也是“更”。剧，原本就有“甚”的意思，比如剧烈、剧痛、病情加剧，北京人不过是把“剧”最古老的词义又重新开掘出来了而已。

没决断的人叫“面瓜”，没胆量的人叫“松货”，没骨气的人叫“软蛋”，没脑子的人叫“傻帽”。这些北京人都看不上，看得上的是“腕”。腕，原本是江湖上的话，一般写作“万”，武侠小说中就有“扬名立万”的说法。北京人改“万”为“腕”，又发明了“腕儿”“大腕”，大约因为在他们看来，此类人物大多有些“手腕”，甚或是“铁腕”吧！

和“腕儿”平起平坐的是“款儿”。腕儿是有能耐、有地位、有权威、有名气的人，款儿则是有钱的人。款儿也是历史上就有的，原意是“架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就说“今儿当着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新北京方言用“款儿”来指那些财大气粗的人，倒是合适——钱也叫款，而有钱的往往也有架子。由此及彼，则又有大款、款爷等等。这些新词也已经流行于全国，比如上海就有这样的新民谣：“好男不上班，好女嫁大款。猪头三，上夜班；十三点，倒三班。”看来钱这玩意也真是个好东西，竟能够沟通京沪两地。

流行于全国的词还有“侃”，包括神侃、胡侃、侃山、侃价、侃爷。其实“侃”也是古为今用，它原本就有调侃、戏弄、胡说八道、漫无边际地闲扯乱说等意思。关汉卿的《望江亭》里有“浪侃”，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有“胡侃”，可见古人早就在“侃”了。只不过“侃”字在古人那里不是什么好字眼，就像“能说会道”不是什么好词一样。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能言善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感。巧言令色、摇唇鼓舌、天花乱坠、夸夸其谈，都是贬义词。不过现在世道变了。现如今的北京人是把“侃”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在北京，一个能说会道特能侃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少也能享受有一技之长手艺人的待遇。他们被叫作“侃爷”，而那些专供人们发表各种见解、浪侃胡哨的地方，比如各类学会、协会、社团、沙龙，则被称为“侃协”。

北京人也能侃出学问侃出名堂来，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的段子就是。事实上，哥几个凑在一起一顿暴侃，没准就侃出什么信息什么点子来。所以有人说，别的地方学问是做出来的，北京人的学问是侃出来的。至少，也能丰富语言，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北京的现代流行语为什么那么多？侃出来的么！

这也是北京成为现代流行语策源地之一的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流行语的策源地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和广州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是因为两地都曾“开风气之先”，交替成为新生活新时尚的倡导者。上海在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出尽风头，广州在下半个世纪后来居上。北京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除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外，还因为北京人会侃爱侃。会侃爱侃，就会在语言上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侃得有趣，侃得传神。结果，几乎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北京人都能发明出相应的说法，还能说得既形象生动，又简洁明了，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味道）、淘唤（寻找）、转影壁儿（躲藏）没人说了，就连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盗窃）、鼠味（猥琐）、国防绿（军装）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从头到尾

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g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

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别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

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代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曹操）、“阿斗”（刘禅）、“阿恭”（庾会）、“阿连”（谢惠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戎指从弟）。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话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父亲）。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华（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稹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贿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诵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

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读如挖）。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谣言）、老斋（呆子）、老叼（起重机）、老家贼（麻雀）、老阳儿（太阳）、老凿儿（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作“老苹果”，嘴叫作“老樱桃”，脑袋叫作“老屋子”，脚丫叫作“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作“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作“老油条”，把傲慢无礼的人叫作“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作“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猾的老女人叫作“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作“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作“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作“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

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别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

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老兄老弟），称“大”（大哥大姐）；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的。

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

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角落头（旮旯）、里厢头（里面）。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哺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早起头（早上）。闽语里还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号头（号码）、位头（座位）、症头（病症）、担头（担子）。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萝卜）、尺头（尺寸）、门头（门槛）、称头（斤两）、药头（头道中药汤剂）。

粤语既不用“头”做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箸、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读如举）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箸子”）。广州话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小孩）、疏虾仔（婴儿）、马仔（跑腿的）、公仔书（小人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

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砂锅了。

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遛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

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上，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

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作男小囡、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囡”做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读如居）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称、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作“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

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囡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

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柚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赣，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

新与旧

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款儿）。

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汉语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

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一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地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妓女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良家妇女沦为娼妓叫“下海”，妓女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靠岸）。旧社会，伶人（艺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盈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娼”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作“下海”的。

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妓女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

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榖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

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

张冠李戴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

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一书中讲了这么个故事。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行记者中有能说中文的，在街上采访。他掏出一张林彪的照片，问一个小孩：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小孩说：隔儿了。

记者不懂，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了。

记者还是不懂，又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着凉了。

记者更不懂了，只好再问：你说这个人到底哪儿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详细地说：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

这可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老外了，便是咱们中国人，十有八九听了也是一头的雾水。什么叫隔儿了？什么叫屁了？什么又叫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整个一莫名其妙！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叫隔儿了，和大海棠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类学的名词，语出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意思是禁忌，包括行为的禁忌和语言的禁忌。语言的禁忌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某些神圣的词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贱、污秽的词也不能说。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后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说了。至于“死”，则是从皇帝到平民都忌讳的，当然也不能说。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么办呢？便只好“张冠李戴”，拿别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说事，比如把“死了”说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就是。外国人的办法更绝，是“嫁祸于人”。比如性病，在英国叫“西班牙痘”，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尼亚波利特病）”，在东欧则叫“法国病”。大家都往外国推，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没事儿人一样。（参看陈原《社会语言学》）

忌讳性病，是因为不光彩；忌讳死亡，则是因为不吉利。人总是要死的，但没有人愿意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死”之一词，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据说在英语中有一百零二种，汉语中则不下三百之数（参看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常用的有去世、过世、逝世、长眠、安息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比较好听的有仙逝、归西、百年之后，不好听的有断气、蹬腿、见了阎王，更不好听的则有隔了、屁了、玩儿完了、喂了野狗、听蛐蛐儿叫唤去了。这些说法又有官方和民间、书面和口头两种。驾崩、大行、坐化、圆寂、牺牲、就义、捐躯、殉国、尽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种，踹腿儿、回去了、弹老三、一脚去、翘辫子、上西天，是后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说“死”。

不但“死”不能说，连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上海话“洗”和“死”同音，就不说“洗”，得说“汏”（读如打）。洗头叫汏头，洗澡叫汏浴，洗手绢叫汏绢头。外地人到上海理发，理发师问“侬格头汏勿”，外地人听了吓一跳，不知道理发为什么还要“打头”。如果理发要“打头”，那么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说“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一样咯统统都要“汏”的。

但在上海，却是不能不这么说的。比如不说“侬先汏”，而说“侬先洗”，就等于叫别人先去死（侬先死）了。旧上海有家广东人开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为在上海人听来，“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实广东人也是忌讳“死”的。广东人从来不说“气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说“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说“忙得要死”，而说“忙得满天神佛”。广东人也忌讳与“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广东，楼层没有四楼，门牌没有4号。他们还忌讳血，因此猪血就叫“猪红”。上海的规矩，则是探望病人不能带苹果，新娘上门不能吃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谐音，“瓜”与“寡”音同。拎着苹果去看病人，等于咒人家“病故”；新娘一进门就吃瓜，岂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说不得。“梨”和“离”谐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圆果”。也不能分着吃，以免“分离”。还有“钟”，也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给老年人，以免人家以为你是来“送终”。

可惜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棺材便是稍有积蓄者的必备之物。“棺材”就是“官”与“财”，好像谁睡进去谁就升官发财。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进棺材叫“进材”（进财）。棺材的木材要好，钉子要多，叫“财丁（材钉）两旺”。然而一个人，死都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莫非到“冥府银行”去当总经理，或者到阎王殿里去做财政部长？如果进了棺材就是升官发财，那么，反过来说，升官发财岂不等于进了棺材？很遗憾，不会有人来认这个死理。张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

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

禁忌种种

全国各地都有忌讳。

北方忌醋。因为“醋”与“错”音近。吃饭的时候，问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会引起误会。结果北方一些地区（如山西）便干脆管醋叫“忌讳”。粤语忌肝。因为“肝”和“干”同音，结果猪肝叫猪润，鸡肝叫鸡润，豆腐干叫豆润。吴语忌药。结果吃药叫吃茶，真正的茶则叫“茶叶茶”。上海话甚至忌“鹅”，因为“鹅”与“我”同音，弄不好“杀鹅”就成了“杀我”，所以上海人把鹅叫作白乌龟。黑龙江富克山的淘金人连姓氏都有忌讳，姓吴、姓白的人进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为姓白的进山是“白来了”，姓吴又意味着“无”。

吃人的老虎当然也忌讳。于是北方叫大虫，温州叫大猫，长沙则把腐乳叫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张牙舞爪，全变成“乖乖猫”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说成“猫背熊腰”，“虎头蛇尾”不能说成“猫头蛇尾”，“虎踞龙盘”当然也不能叫“猫踞龙盘”，而“猫视眈眈”或“不入猫穴，焉得猫子”就更不像话了。其实虎比猫好。猫总给人谄媚的感觉，虎则象征着生气勃勃，威武雄壮。要不怎么叫“生龙活虎”呢？实际上，虎劲、虎气、虎步、虎势、虎彪彪、虎生生、虎头虎脑，都是好词。所以，就连忌讳说“虎”的地区，也不忌讳说老虎钳、老虎灶。当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过，现在大小算个人物的，都牛逼哄哄，惹他不起。不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猫”的屁股，也不好随便乱摸的，换个说法又能如何？

既然连“龙腾虎跃”的“虎”都忌讳，输钱的输，苦难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于是广东人便管“丝瓜”叫“胜瓜”，管“苦瓜”叫“凉瓜”，管“草莓”叫“士多啤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外地人听得懂。但如果你对广州人说：“不就是草莓吗？”他们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啊！”

蚀本的“蚀”当然也说不得。这是全国各地都视为禁忌的。蚀本也叫折本。折，读如舌。所以“舌头”也不能说，得叫“口条”，苏州话则叫“门腔”。广州人、温州人和梅县人不但不肯“折”（蚀），还想有赚，便叫猪利、猪口赚和猪利钱。南昌人更绝，干脆叫“招财”（四川人也这么叫）。结果，猪舌头、牛舌头都不叫舌头，只有战争中抓过来问情报的俘虏才叫“舌头”。谁要是当了“舌头”，那就没好果子吃了。

社会方言中也有忌讳。

店家忌“关门”（破产倒闭）。于是吴语便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作“打烊”。烊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当然要“打烊”了。所以“打烊”不仅不是“关张”，简直就是“招财进宝”。即便当真破了产，也不能叫“关门”，得叫“歇业”，意思是先歇会儿，回头再来。

船家忌“翻”，忌“沉”，忌“滞”，忌“住”，忌“搁浅”。因此“帆”得叫“篷”，“幡布”得叫“抹布”或“云转布”，“盛饭”得叫“装饭”“添饭”。“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沉”“滞”“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甚至变成了“双桨”（粤东）。此外，吃饭的时候，不能把鱼翻过来，也不能把筷子搁在碗边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讳。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还有叫“竖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凤霞在后台说：“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话音还没落，把头李小眼就大吼一声“忌讳”。接着又说：“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哪？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个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所以新凤霞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散”不能说，不但连带着“伞”成了忌讳，就连“三”也有了麻烦。方言中带“三”字的词似乎都不怎么好，比如三只手、三脚猫。上海话就更是如此。瘪三、猪头三、勿来三、弹老三（死），都不好。其实这是赶巧了，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人都是两只手，靠两只手劳动谋生。扒手小偷暗地里藏着一只，专门窃取不义之财，当然是“三只手”。猫都是四条腿，四条腿的猫才能抓老鼠。一只猫如果叫唤起来像只“猫”，“老鼠”却抓不到一只，当然是“三脚猫”。至于“猪头三”，不过是“猪头三牲”的缩语，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来三”则是“事不过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爱，一夜之间，最多两次，勿来三。如果居然来了三次，那就是“来劲”了。所以“来三”也有“来劲”的意思，比如“迭个人做事体牢来三咯”。有人说“来劲”一词是从妓院里传出来的（肖复兴《说北京话》），我怀疑“来三”也是。

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四大件四冷盘，还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六、八、九。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是全国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欢的。其中，做官的特别喜欢“六”，经商的特别喜欢“八”，当皇帝的则特别喜欢“九”。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爷”。“八婆”也不能叫。在粤语中，“八婆”是指那些爱管闲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当于北京的“事儿妈”。如果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会让你“发”的。所以广东人也不喜欢。

说一不二

都不怎么喜欢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头的词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赖子、二混子，就是二竿子、二愣子、二毬货，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脸（不知羞耻的人）、二五眼（没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丝丝（优柔寡断）、二拉八当（犹犹豫豫）。此外，二心（异心）、二乎（畏缩、犹疑、没指望）、二话（阴阳怪气的话）、二婚头（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贩子，也都带着贬义。再如成都话“二不挂五”（不正经）、南京话“二五郎当”（马虎）、西安话“二腻八争”（做事懒洋洋），都是。“二”字打头的，也就二锅头还凑合。

其实说“一”的也不见得都好。一言堂、一窝蜂、一锅粥、一团糟就不好，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蹶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们就是喜欢“说一不二”。

为什么“二”不招人喜欢呢？因为谁都想当“一把手”，当“老大”。老大老二，说起来差不太多，实际上地位差得远。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实上一说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劲、不够档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货”“二婚头”。二手货未必就不好，二婚头也没什么不光彩，但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吃了亏，至少意味着没钱没办法没能耐。有钱谁买“二手货”？有办法谁娶“二婚头”？有能耐谁愿意当“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总有那么一点“沦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说一不二”。实在不行，就说“两”。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车”叫“两路车”，把“一二三”叫“一两三”。二和两又有什么区别？两，有“双方”的意思。比如两便、两可、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更重要的是，这“双方”还是平等或对等的。“二”就没有这个意思。一说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后，就有个排序的问题。所以，但凡平等或对等，就只能说“两”，不能说“二”。比如“两岸”不能说成“二岸”，“两边”不能说成“二边”，“两面”不能说成“二面”，“两造”（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说成“二造”。两汉、两晋、两宋，两湖、两广、两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还有两党（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极（南极和北极）、两栖（水中和陆地），也都是。如果说成“二”，那么请问谁是“老大”？

两，不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或对等，还有和谐统一的意向，比如两口子、两公婆。即便“两面派”，也得把那“两面”弄得“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个概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不能说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感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感。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二，就没有这种语感。它并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没有亲切感，反倒显得等级森严。实际上，“二把刀”是相对“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对“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里里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样，“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于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货”的同义词。“二竿子”也一样。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则“二竿子”就是犯混、没谱、愣头愣脑、傻里呱叽，还自以为是，也就是“愣头青”。

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货。“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时一吊钱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还是整数，因此再减半，二百五。显然，二百五比半吊子还要半吊子，当然是骂人的话。

二毬货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性的性器官。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骂人，在各地方言中屡见不鲜。为精神文明计，恕不一一列举。问题是性器官未必就是什么坏东西。没有它，人也不成其为人，为什么竟然成了骂人的话？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显露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没有的是头，其次就是性器官了。所以男性性器官在许多方言中也叫“老二”，还有叫“小弟弟”的。

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禁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说，也只能拐弯抹角地说。连带性器官，也绝不能“抛头露面”，而且永无“出头之日”。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头”，更加窝囊。于是性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连来月经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见了女人的经血则叫“倒血霉”。其实性是人类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为，没什么不祥和可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人类不可遏制的冲动，另方面又受到社会的禁忌和压抑。这就两难。做吧，好像“不要脸”；不做，又忍不住。于是便迁怒于性器官，都怪它“不是东西”，“不干好事”。此种心理，以男人为尤甚。所以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来骂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们用自己的性器官骂，也用女人的性器官骂，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牵连和委屈似的。

结果连“老二”“二哥”也不能随便乱叫。只有山东例外。山东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当武松。如果叫“大哥”，岂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别小看方言，也别小看禁忌，这里面讲究大了。

倒霉的蛋

同样是性忌讳，各地也不一样。

北京忌说“蛋”，上海忌说“卵”。北京人管鸡蛋叫鸡子儿，管皮蛋叫松花，炒鸡蛋和鸡蛋汤则叫炒黄花和木樨汤。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实就是黄花、木耳、鸡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说“蛋炒肉”。北京话当中带“蛋”字的，差不多都是骂人的话，比如捣蛋、操蛋、扯蛋、滚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话中带“卵”的都不是好词（如老卵、阿吾卵）。后来，为了避讳，连“扯蛋”都改写成“扯淡”。“蛋”这个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卵和蛋为什么不能说呢？原来它们常常被用来指男性生殖器，准确地说就是睾丸。睾丸被称作卵和蛋，是一种远古生殖崇拜的遗风，也就是把鸟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鸟与男根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儿从鸟蛋里出来，婴儿从胞衣中出来，便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男性生殖器便被叫作鸟，后来又被叫作鸡鸡（英语叫cock），睾丸则理所当然地被叫作卵和蛋。

男性生殖器的另一象征物是蛇。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立即就会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都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和欧洲的阿波罗是蛇，伊甸园里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当然也是忌讳。在远古时代，蛇被叫作“它”（虫旁是后加的），意思是“那东西”“那玩意”“那家伙”“那话儿”。就连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讳。

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则是鱼和蛙。鱼象征外阴，蛙象征子宫。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让人羡慕。于是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神蛙，她就是女娲。其实女娲的“女”字是多余的，“娲”也只能读如蛙。母亲是“娲”（或者蛙），子女当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别的，是生命的交响。

鱼和蛙都是多子多孙的，也都是吉祥物，而鱼又更受欢迎一些。因为“鱼”谐音“余”（餘）。鱼本来就象征着饶多，又和表示饶多的“餘”同音，也就特别为中国人所宠爱。逢年过节，送一幅“莲莲有鱼”（莲蓬、鲤鱼、大胖娃娃）的年画，说一句“年年有余”的祝词，谁的脸上都会笑成一朵花。

这就奇怪。鱼、蛙、蛇、鸟，都是生殖器官的象征物，为什么鱼和蛙吉祥，鸟和蛇忌讳？中国历来重男轻女，为什么这回重女轻男？难道一个男子像鸟一样多卵，像蛇一样坚挺，不是一件很幸运很值得骄傲的事，非得遮遮掩掩，甚至视为下流无耻不可？

原因也很简单：生殖与性有别。生殖是一件体面的事。不但用不着遮掩，反倒应该大张旗鼓。因此枣、栗子（早立子）、花生（花着生）、莲子（连连得子）都是婚礼上的吉祥物。“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有的地方还要特地做夹生饭给新娘吃，还要问她“生不生”。鱼和蛙既然是生殖的象征，当然百无禁忌。何况蛙的这种象征意味已经被淡忘了，鱼又有了“富余”的意思，更是大吉大利。蛇的象征意味虽然也被淡忘，但蛇毕竟是凶恶恐怖之物，也就不会有人喜欢。何况蛇是要吞食蛙的，男人不恨，女人还恨呢！

鸟就不一样了。它一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男人并不生孩子，所以男根主要被看作性器官，而不是生殖器官。前面说过，性，是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既不能公开做，也不能公开说。因此“性交”就像“死亡”一样，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比如上床、睡觉、亲热、温存、苟且（特指不正当的性关系）、在一起、干那事、发生关系、夫妻生活、两个人快活等等。时下流行的说法则是“做爱”。“做爱”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以为可以得诺贝尔奖。它不像“云雨”那样古奥，也不像“日”“操”那样粗俗，又不像别的说法那样有歧义，而且还多少有点味道，难怪大受欢迎。

性成了禁忌，性器官自然也成了禁忌。性被看作肮脏下流，性器官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带“卵”和“蛋”，也成了不祥之语。

其中最毒的是“王八蛋”。王八就是忘八，意思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至少也是忘了第八个字。最典型的“王八”是那些让老婆当妓女，自己坐在旁边数钱的男人。这种人也叫“乌龟”，因为乌龟在俗话中也叫王八。其实王八不是乌龟，而是鳖。鳖又叫甲鱼、团鱼，和乌龟形状差不多，大家也就混为一谈。所以“鳖孙子”也是骂人的话。意思相同的还有“龟儿子”和“兔崽子”。古人说那些纵妻卖淫的家庭，有两句诗：“宅眷多为掌月兔，舍人总作缩头龟。”老婆成了“掌月兔”，她和嫖客养的私生子当然就是“兔崽子”；老公成了“缩头龟”，则其子不管亲生私生，也都是“龟儿子”。所以龟儿子、兔崽子也就是王八蛋。你想，“王八”已不是东西，“乌龟王八蛋”还能是玩意吗？

结果，连鸡蛋汤也不敢说了，只好说成木樨汤。

其实，“鸡”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你说一个女人是“鸡”，她非跟你拼命不可。因为“鸡”与“妓”谐音，所以妓女叫鸡，暗娼则叫野鸡。有鸡就有鸭。鸭，指那些为女性提供色情服务的男子。一个地方，如果“鸡鸭成群”，那就是“黄色架步”了。“架步”是粤语，指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主要流行于港澳地区。北方就不这么说。北方叫“停机坪”和“炮楼子”。因为“机”与“鸡”同音，嫖妓叫“打炮”。因此，警方取缔黄色架步，在民间就叫“端炮楼”。

蜜与屉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排泄叫方便，婚外通奸叫“有了外遇”（如果是妻子与人通奸则叫“红杏出墙”），出入青楼叫“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则叫“花柳缠身”）。其实花柳何辜？只因为人要“塔布”，便无端背此恶名。事实上，当人们使用拈花惹草或风流罪过一类说法时，往往也就在暗示那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或一种可以原谅的错误。

不过时代不同了，体面不体面的也有两说。婚外性行为过去在北方叫“乱搞”，在上海叫“轧姘头”，甚至还有叫“偷鸡摸狗”的。现在没人说了，谁说谁老土。你想，现在都是什么观念？“男人没情妇，就是没财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不爱，当然是没能耐；而人家两个人自己愿意，又“关侬啥事体？”所以，犯不着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破鞋”“姘头”的，干吗呀！葡萄酸是不是？

新的说法是“泡妞”“小蜜”。蜜，指情人、女朋友，也叫“咖啡伴侣”。当然，她并不光是陪你喝咖啡。至于还陪什么，那就看你的魅力和双方的交情了。但不管交情到什么份上，也是“蜜”。女朋友为什么叫“蜜”呢？因为她们都是小姐，也就是“密斯”（miss）。密斯也可以翻译成蜜斯，简称“蜜”。蜜，有甜蜜的意思，比“密”更好，尽管“密”有秘密、亲密的意思，也不错。但想来想去，还是甜甜蜜蜜吧！

蜜也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小蜜”。小蜜不是“小密”（小密斯），反倒有可能是“小秘”（小秘书）。秘书有大有小。大秘管工作，小秘管生活；大秘居间调停，小秘陪进陪出；大秘多半是头脑清晰的男子，小秘多半是善解人意的丽人。日久生情，结果“小秘”往往会变成“小蜜”。

并非随便什么人都有秘书。对一般人而言，小蜜也就是小妞。中年人泡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固然是小蜜；小伙子跟一女孩起腻，也能管人家叫小蜜。反正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婚前婚外，是女朋友就叫“蜜”。由此及彼，又有酒蜜（陪酒的女朋友）、军蜜（现役军人的女朋友）、磕蜜（追女朋友）、嗅蜜（找女朋友）、扎蜜（泡女朋友）等词。这些都是北京人的发明。推广到外地的，基本上只有“小蜜”。

和“蜜”不同的是“喇”。“蜜”做男人的“咖啡伴侣”，绝大多数只是想玩玩，享受一下自己经济条件达不到的物质生活。她们的男朋友相对稳定，接受馈赠也和“喇”的“工资”有本质区别。（参见《北京青年报》1988年7月26日）也就是说，“蜜”是讲感情的，即便那爱情带有游戏成分。“喇”则完全冲钱而来。她们叫作“喇”，就因为“喇”和“拉”同音，也就是在你的钱包上狠狠拉一道口子。送上门来的冤大头么，不宰白不宰。

介乎“蜜”和“喇”之间的是“傍家”。傍家，本指相互依靠、陪伴的朋友、伙伴、帮手，比如“咱们和桑普公司也是傍家儿”，也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战略伙伴”。参加这种合作、协助、辅佐就叫“加傍”，断绝这种朋友、伙伴、帮手关系则叫“撤傍”。如果把自己的“傍家”介绍或转让给别人，就叫“发”。不过这“发”可不是发财的发。即便不是发配的发，至少也是发货的发。说得体面一点，也可以说是发“伊妹儿”的发。

被款爷们“发”出去的“傍家”多半是他们的“女朋友”。事实上“傍家”一词如果用于同性之间，多半指的是“哥们”“姐们”；如果用于男女之间，指的就是情人了，和“蜜”差不多。但我们可以说某男和某女是“傍家”，却不能说某男是某女的“蜜”。还有一种“专业傍家”是专门“傍大款”的。傍大款当然是冲着钱来，不过当真傍上了也讲点感情，不像“喇”宰一刀是一刀。然而那条件也高得多。心气高的，还要先看是“美军”还是“皇军”。如果是“国军”，门儿都没有。

这就说到钱了。钱这玩意，也是要忌讳的。钱不是好东西吗？怎么也忌讳？钱当然是好东西。金钱虽然并不万能，没有钱可是万万不能。但并非只有不好的东西才忌讳，好东西也不能随便说的。随便说，弄不好它就没了。再说，钱这玩意，毕竟有些“铜臭”。文人清高，就改“钱”为“泉”。“泉”多好呀，高山流水的，拨算盘也成弹古琴了。其实，上古时代就称钱为泉，也叫“泉布”，意思是“流行如泉”，或“藏如泉，行如布”，也就是“通货”，与“高山流水”的雅兴没什么关系。

老百姓没这么多穷讲究，却也记得“财不露白”的古训，因此能不说就不说，要说也得换个说法。于是有叫“铜钿”的，有叫“票子”的，还有叫“麻脑壳”的。北京则叫“屉”，也叫“页子”（指纸钞）、“钢镚”（指硬币）。搞钱、弄钱叫“搬”，数钱叫“点张”。这些原本都是黑道上的说法，现在也都普及了。

钱数也有种种说法。具体说来，一元叫一分，十元叫一张，一百元叫一棵，一千元叫一吨，一万元叫一方。比如“被人搬走了半方外带七棵半”，就是五千七百五十元落进了别人的腰包。方，是万字出头，也就是“万”；吨，是一千公斤，也就是“千”；棵，是白菜一棵，也就是“百”。至于一元是“分”，十元是“张”，一百元是“一个数”，则不过是不把钱当钱，显得财大气粗，拔份儿罢了。此外还有大团结（十元）、工农兵（五十元）、四老人（一百元），都是因人民币票面图案而得名，其他地方也有这么说的。如果是外汇，则另有一说。美元叫美子，日元叫老日，港币叫港纸。三方老日，六吨港纸，九棵美子，也就是三万日元，六千港币，九百美金。它们也都是“屉”。只要有“火红的屉”，就不愁没有“巨洒的蜜”（极其漂亮潇洒有风度的“女朋友”）。

口彩

有钱，就有挣钱的人，捞钱的事。

钱多的主叫“款”，也叫大款、款爷。钱少点儿的，叫“款哥”“款姐”。挣钱多的活则叫“页子活”。不是“款”也不是“腕”，又没“页子活”可干，还想过上“幸福生活”（不是贫嘴张大民的那种），那就只好自个儿想办法了。于是有“练摊”的，有“蹭饭”的，有当“托儿”和干“走合”的，还有切汇、抄肥，黑了心宰人的。“练摊”就是摆个小摊儿挣俩小钱，“蹭饭”就是厚着脸皮不花钱白吃白喝，“托儿”就是冒充顾客帮着雇主推销东西（往往是假冒伪劣），“走合”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牵线搭桥利用差价牟取好处，“切汇”就是在外汇交易中扣下一方应得的部分款项，“抄肥”就是看见有油水的买卖就捞他一把，或者拦路打劫，半道里把货截走，北京人称之为“驴叼夜草”。反正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扎款”（搞钱）。人不为己，谁肯早起？为了“巨洒的蜜，火红的屉”，礼义廉耻什么的也就顾不上了。哪怕是“杀熟”（坑亲朋好友），也“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当然很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但不管怎么说，钱，总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恭喜发财”之类的话，大家也都喜欢听，尤其是逢年过节。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道“坎儿”，所以也叫“年关”，不能“过不去”。不但要过得去，还要过得好，因此得说吉利话，不能犯忌讳。不小心犯了，也得文过饰非。比方说，打碎了东西，是忌讳的。解决的办法，则是赶紧说“岁岁平安”或者“越打越发”。

吉利话叫“口彩”，也叫“意头”。广东人最讲意头。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是逢年过节非吃不可的，好不好吃都要吃（近年因环保则改吃生菜，意谓“生财”）。粤语“桔”“吉”同音，年前便家家户户都要从花市买回一盆金橘。又是金，又是吉，自然吉利得可以。近年的习俗，是有人来拜年时，送礼待客之物，除了橘子，还有苹果，意思是“吉利平安”。闽南一带也这样。

年糕则是南方许多地方都要吃的，江浙一带更是年夜饭的头一道，意思是“年年高升”。台湾吃鸡，因为台湾闽南话“鸡”“家”同音，吃鸡就“发家”。闽南吃萝卜，因为闽南话萝卜叫“菜头”，吃萝卜也就是吃“彩头”。有些地方大年三十晚上要烧芋头吃，意思是“遇头彩”；亲人出门上路也要以此饯行，意思是“遇好人”。

北方过年吃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本来就很吉利。北方人还嫌不过瘾，又管饺子叫“元宝”（至少过年时得这么叫）。饺子煮在锅里，如果不小心煮破了，不能叫“破”，得叫“挣了”。挣了元宝，当然是好事，因此也吉利。

吉利是大家都喜欢的，倒霉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倒霉在粤语中叫“衰”，它同时也有缺德、讨厌的意思。比如“边个咁衰，整到呢度咁污糟”，就是“谁这么讨厌（或谁这么缺德），弄得这里那么脏”。不过同样是“衰”，语气也有轻重。衰公、衰婆、衰人、衰神、衰鬼豆的语气较重，有下流坯、下贱货、坏家伙、倒霉蛋、讨厌鬼等意思；衰仔、衰女的语气轻一些，多半指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和女孩。但不管怎么说，衰，不是好事。

为什么“衰”就不好呢？因为“衰”有衰落、衰退、衰减、衰弱的意思。你看和“衰”字沾边的，哪有什么好词？不是衰败、衰竭、衰萎，就是衰老、衰朽、衰亡。难怪广东人要讨厌“衰”，或把讨厌说成“衰”了。

和“衰”相反的是“兴”。兴，意味着兴盛、兴旺。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兴，在方言中就还有两个意思，一是允许，二是或许。的确，运气这东西，是兴来兴不来（可能来可能不来）的。倒霉的事，大约也是兴来兴不来的。哪能因为我们讲忌讳，讨口彩，就一定会来或一定不来呢？

忌讳和口彩的兴衰，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观。

指桑骂槐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

麻烦与趣味

方言这玩意，有时想想是很麻烦的。

比方说日本。在东北人嘴里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里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里，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几本？其实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烦不少。除了语音的问题，还有词汇的问题。比如广州话把危险叫作“牙烟”，把儿媳妇叫作“心抱”，就很费解。危险怎么是牙齿冒烟呢？儿媳妇又怎么能用“心”去“抱”？“本地状元”的说法也很可笑。所谓“本地状元”，其实就是麻风病人。如果“本地状元”是麻风病人，那么“外地状元”是什么病人？艾滋病吗？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凑在一块”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饭，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听了，还不得吓出一头冷汗？共埋？什么共埋？殉葬啊？

想想广州人也真有意思。他们忌讳“死”，却不忌讳“埋”，说“埋”的事情不少。比如进店叫“埋栈”，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头”，算账叫“埋数”，结束叫“埋尾”，结账叫“埋单”。埋什么单？当然是账单。北方人不懂“埋单”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埋单的时候要付钱，便想当然地写成“买单”。后来弄清是“埋单”了，又猜想这大约是因为广东人要面子，才会用钞票把账单“埋”起来。其实“埋”在粤语中，有“靠拢”和“闭合”的意思。所以“埋柜”可以暗指抢劫（抢劫要靠近柜台），“埋街”也可以暗指从良（意谓妓女关门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单，则应该理解为把账单“合”起来，而不是“埋”起来。它既不是拿钱购买账单，也不是用钱埋葬账单。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广州有句话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为有双关的意义。广州人把混叫作捞，把泡叫作煲。混日子就叫捞世界，泡电话就叫煲电话粥。吃砂锅，是既要“煲”又要“捞”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于他们“煲”的是不是“无米粥”（没有结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晓得。

这样形象生动的说法全国各地都有。成都话“贴心豆瓣”，上海话“连裆码子”，武汉话“夹生红苕”，北京话“柴火妞儿”，和广州的“砂煲兄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柴火妞儿”，就是乡下姑娘；夹生红苕，就是又蠢又犟又不懂规矩的人；连裆码子，就是同伙；贴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说，就特别有味。尤其是“贴心豆瓣”，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和风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来做酱的。酱谐音将，贴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将。但这干将再贴心，也不过豆瓣酱。豆瓣酱的用场，无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锅肉。所以，当成都人说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贴心豆瓣”时，讥讽调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实，甭管什么方言什么话，只要说得好，说得漂亮，说得有趣，就有艺术性。艺高人胆大。北京人手艺（也许得叫“嘴艺”）好，就特别敢说。比如说一个人精，北京的说法是“要是长毛，就成猴了”；说一个人坏，是“拍拍脑袋，那脓水儿就能从脚底下流出来”；说一个人为了巴结别人东奔西跑地献殷勤，就叫“狗颠屁股三儿”；说一个人笨，则叫“人家偷驴，他拔橛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为什么比较有趣呢？因为方言是民间话语，不像官话那样有许多讲究。官话的讲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统一、规范、标准。不统一，不规范，不标准，就没法让尽可能多的人听懂，也就不成其为官话了。方言则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个地方的人听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听不懂的词儿，就连北京话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气）、不吝（不在乎）、抽立（输光战败）、搓火（着急上火）、底儿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当代方言，外地人听得懂的也不多。

然而多样也带来了丰富。比如“打”，在粤语中就有十几种说法。除了一般的打，还有舂（用拳头从上往下打）、挞（用手背打）、掴（用手掌打）、凿（屈着指节从上往下敲脑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粤语方言字表示的说法恕不一一列举），正所谓“怎一个‘打’字了得？”

这是古风。古人说话，其实比今人讲究。比如肌肉皮肤，在古代就不是一个概念。人曰肌，兽曰肉；人曰肤，兽曰皮。皮是和毛联系在一起的。毛长在皮上，所以说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上没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肤”。同样，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肤受之父母”，不能说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爷在堂上恐吓人犯，说“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实际上就有点不把人当人了。

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肌肉皮肤，混为一谈。因为语言要统一，许多地方都得马虎一点，只好含糊其词。简单、含混、粗线条，才易于流通。所以普通话往往粗疏，方言反倒过细。比如“没有”，闽南话就分“无”和“未”。无是不存在，未是还没有，一个立足于空间，一个立足于时间。但到了普通话那里，统统都是“没有”。

难怪方言的表现力比较强了。

吃不了兜着走

方言丰富、有趣，大家便都爱说方言，至少在亲朋好友们聊天时是这样。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广州叫“倾”（倾偈），成都叫“摆”（摆龙门阵），东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谝”（谝传），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说法最有意思。宣是讲，荒是远，也是荒唐荒诞，甚至只不过道听途说的“荒信儿”。宣荒，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从家长里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闽南人的说法也很绝，叫“化仙”——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飘飘欲仙了。

方言中的许多惊人妙语，我怀疑就是聊天时聊出来的。方言不同于官话，除了有和官话相同的那些用途外，还多半用来说闲话。说闲话的特点是放松，是百无禁忌，用不着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可以胡说八道，可以信口开河，可以张冠李戴，可以指桑骂槐，甚至可以不考虑语言的规范。因为万一“吃不了”，还能够“兜着走”。

事实上说话一旦随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让人拍案叫绝的说法。比如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甚至叫板挑衅，武汉话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为抖擞，也可以理解为抖搂，还可以理解为振作（抖起精神）。不过，狠，是骨子里的东西。如果都“抖”了出来，一眼让人看穿，显然是不智之举。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虚张声势。如果对方比他还狠，他就会一边开溜，一边说：“你等着，我回去叫我哥哥来！”

北京话当中形象生动的说法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不识抬举，别的地方叫“给脸不要脸”，北京叫“给脸不兜着”。这“兜着”，就比“要”生动，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说你这家伙平时就没什么人赏脸，好容易有人给了，还不赶紧兜着？又比如一个人行为乖张，就说他“吃错药了”；脾气暴躁，就说他“吃枪药了”；态度恶劣，就说他“吃了耗子药”；无所畏惧，就说他“吃了豹子胆”；一点小事就兴高采烈，则说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酿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况蜜蜂屎才多大一点？小甜头么！

上海人也爱说“吃”，比如吃牢（认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瘪（压服）、吃慌（着急）、吃酸（棘手）、吃排头（挨训）、吃生活（挨打）、吃夹档（两头受气）、吃马屁（听奉承话）、吃花功（受人迷惑）、吃卖相（只看外表），就连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也叫“吃红灯”。红灯是管制交通的，怎么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红灯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说些风话啦，做点小动作啦，嬉皮笑脸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

没有人愿意“吃官司”，也没有人愿意“食死猫”。“食死猫”是广州话，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锅。广州人不说“吃”，而说“食”。比如食谷种，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饭；食猫面，就是被申斥，相当于上海话的“吃排头”；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最让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饭”，意思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食拖鞋饭”和“吃豆腐”正好一对，都不怎么体面，但前者更没面子。

一个人，如果总是“食死猫”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运气不好了。运气在吴语中叫作“额角头”，也叫“额骨头”。额骨头也就是额头。运气为什么叫额头呢？大约因为运气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额头。所以，一个人运气好，在吴语中就叫“额骨头高”或“额角头高”，甚至直接就叫“额角头”，比如“侬今朝额角头”，就是“你今天运气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额骨头最高的人是苏小妹。苏小妹据说是苏东坡的妹妹，曾被苏东坡作诗取笑说：“脚踵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可见其额头之高。小妹也不含糊，当即以老兄的长脸作答，道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也可见其脸面之长。看来兄妹二人都其貌不扬，一个“冲头”，一个“马脸”，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额骨头最高的神则是寿星。谁都知道，寿星的额头又大又高还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寿头”。然而在上海，“寿头”却是骂人的话，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气就叫“寿头寿脑”，上了当还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则叫“寿头麻子”（也叫“寿头码子”“寿头模子”），而呆头呆脑、土里土气、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寿”。这就奇怪，难道做寿星不好？原来此“寿头”非彼“寿头”。它不是寿星头，而是猪头。江南习俗，冬至之前，要买猪头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又尤以额头皱纹如寿字者为上选，叫“寿字猪头”，简称“寿头”。（请参看薛理勇《闲话上海》）所以，寿头的意思就是猪。显然，谁要是做了寿头，或被看作寿头，旁边便多半会有人在磨刀子了。

“寿头”既然是猪，“冲头”也跟着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负，不斩白不斩的“戆大”；而怂恿那些“寿头寿脑”的家伙冲锋陷阵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渔利的行为，就叫“斩冲头”。上海人一个个“门槛精来兮”，好容易逮住一个“寿头”，岂有不狠狠“斩一记”之理？

真不知长着一个大冲头的寿星老儿听了会作何感想。

大约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作“寿”，成都人则把傻叫作“瓜”，比如瓜儿（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头傻脑）。傻为什么是瓜呢？原来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去掉一个“傻”字，就成了“瓜”。

猪头变寿头，傻子变瓜儿，其实都是方言在“捣糨糊”。它总是在那里指桑骂槐。其结果，是弄得我们连这三个字究竟是“捣糨糊”还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杨东平先生的随笔集《最后的城墙》中就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同意东平兄的意见，“倒江湖”也好，“捣糨糊”也好，都有点调侃，有点无奈。但“倒江湖”在调侃无奈的同时，毕竟还多少有点身手不凡、高深莫测的英雄气，“捣糨糊”就纯粹是调侃甚至嘲讽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腾、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浪头很大，货色不怎么样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捣也是糨糊。捣得越起劲，就越可笑。再说，什么不好捣，捣糨糊？所以，谁要是自称“捣糨糊”，那他不是自谦，就是自嘲。

然而语言又是需要“捣糨糊”的。因为语言既不能“闹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腾不起。要想生动活泼一点，也就只有“捣糨糊”。

北京人就最会“捣糨糊”。

北京人是语言天才。话语到了他们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贝利脚下一样，怎么玩怎么转。一个普普通通的词，他们也能玩出花样来。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可北京人却整出颠菜（走人）、来菜（好事来了）、出菜（出活、出产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着）、晕菜（晕头转向）一连串新词儿出来。这可真是会做“菜”了。至于这些“菜”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晓得，所以是“捣糨糊”。

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很多。一般地说，有移花接木、掐头去尾、颠三倒四、含沙射影好几种，总的来讲是怎么好玩怎么说，怎么俏皮怎么讲，哪怕把话倒过来说。

比方说“爷”这个词，原本是尊称，可在新北京话当中，就未必了。许多被称作“爷”的，其实不是“爷”，也没人当真把他们当“爷”。帽儿爷（土里土气、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儿爷（拉平板三轮车的）也不是，侃爷和倒爷，包爷（包揽讼事的人）和揽爷（招揽顾客住店的人），当然也不是。还有“捧爷”，是专门给人捧场的，能算“爷”吗？诸“爷”之中，也就“款爷”还对付。但他和这么些“爷”们混杂在一起，就算是“爷”也不是“爷”了。事实上款爷们虽然一个个财大气粗牛逼哄哄，北京人还真不会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回事。不就是有俩钱吗？拿去买两根蜡烛三刀纸，爱上哪烧上哪烧去！

拉平板三轮车的是“爷”，开的士的则叫“哥”（的哥）。同样，成了“腕儿”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爷”，只能叫哥叫姐，昵称“星哥儿”“星姐儿”，好像自己家里人似的。其实“星儿”们即便是哥儿姐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姐们，就像帽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捣糨糊”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爷”。正因为自己是“爷”，因此拿谁都敢“开涮”。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核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一脸的双眼皮儿”。双眼皮是大家都喜欢的，一脸的双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一脸的旧社会”。所谓“一脸的旧社会”，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子、根正苗红、水深火热、向毛主席保证、不能干阶级敌人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点味精加点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资本主义墙脚”。

这就不但是“捣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儿”的。拔份儿有出风头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浪头”不一样。“掼浪头”往往是虚张声势，“拔份儿”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条汉子”。上海是没有什么“汉子”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出“四条汉子”来。（《南人北人》）不是“汉子”，又要“掼浪头”，便难免有些“开大兴”的味道。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本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马”，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现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问人家“到位了吗”，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腕儿”或“款爷”，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欢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人情味”。他们常常会直统统地问人家“侬买wa”，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问“您瞧着哪件儿可心”。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高寿”；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青少年，得问“十几”；只有对小娃娃，才问“几岁”。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不兴直统统问人家“侬几岁”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唆。

上海人不喜欢啰唆。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海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唆。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嘿，哥们，够地道的啊！”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戆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丰富”的。比如猪头三，是“猪头三牲”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猪头三”。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二百五”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痴”字十三画，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点”字，因此“十三点”也叫“蜡烛”，意思是“不点不亮”。还有“咸肉庄”，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骂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经”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戳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糟；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戳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地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不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曰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做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时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缝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十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够。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鸡”，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绯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惟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肉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肉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肉，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话“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海话“吃豆腐”。“丢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或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作“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热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姘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揾和抵。揾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揾食、揾钱、揾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揾丁、揾笨、揾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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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项羽

贵族与流氓

项羽的毛病

韩信的错误

刘邦的长处

项羽之死

曹操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天才与蠢才

宽容与报复

几桩谋杀案

无情未必真豪杰

可爱的奸雄

武则天

这个女人不寻常

大尾巴羊

血染的皇冠

左右开弓

进退两难

海瑞

屡被罢官的官

不合时宜的人

无法医治之国

难以成功的事

雍正

如此父子

如此兄弟

如此君臣

如此朋友

如此皇帝

如此帝国

谁是赢家

文化与人

关于“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的正解

Landmarks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Title Page

品人录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品人录 / 易中天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

ISBN 978-7-5321-6472-1

Ⅰ. ①品… Ⅱ. ①易… Ⅲ.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 Ⅳ.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0860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赵南荣 陈蕾

特约编辑：周颖

封面设计：朱镜霖

书名：品人录

作者：易中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5

字数：264千字

印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978-7-5321-6472-1 / G·0186

定价：48.00元

项羽

贵族与流氓

项羽最后还是打败了。他败在了刘邦手里。

成者王侯败者寇。胜了的刘邦人模狗样地当了皇帝，败了的项羽便只好自认倒霉，不但再也当不成霸王，还得去见阎王。

这当然很惨，而且还很窝囊。

说起来，失败这事，原本也并不那么可怕。胜败乃兵家常事么！再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死不足惜，败也未必可耻。只不过，不是败在别人手里，而是败在刘邦手里，便不免让人想不通。

项羽怎么会败给刘邦呢？项羽是英雄而刘邦是无赖，项羽是贵族而刘邦是流氓。项羽的出身是很高贵的。他的家族，在当时即被称作“名族”。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陈胜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处处揭竿而起。东阳（今安徽省天长县）人杀县令，欲立陈婴为王，陈婴却主张去投靠项氏。他说：“我倚名族，亡秦必矣。”陈婴的不敢为王，主要是胆小怕事，怕当出头的椽子。但他说项氏是名族，威望高，号召力强，却也是事实。事实上项羽一族，是很有些来头的。据史书记载，项，原本是西周时期黄帝后代姞（音“吉”）姓的封国，其地在今河南省项城县。春秋时，项国被鲁国所灭。后来，楚国灭鲁，就把项地封给了项羽的先人，这一族也就因而姓项。所以，项羽祖籍河南项城，和清末民初的一位风云人物袁世凯是同乡。

封在项地的项氏一族，世世代代都是楚国的将军。到了项羽的祖父项燕时，运气就不太好了。公元前224年，即秦始皇二十三年，秦将王翦（音“简”）攻破楚国，俘虏了楚王，项燕便只好去做流亡政府的将军，在淮南起兵反秦，结果兵败身亡。项羽自己，则出生在下相，即今江苏省宿迁县。后来，又随叔父项梁逃到吴中，即今江苏吴县。所以，项羽又是江苏人，和江苏沛县人刘邦也算老乡。

想来项羽少时，过的已是破落贵族的生活。不过破落归破落，贵族还是贵族。因此项羽正儿八经地有名有字：名籍，字羽，又字子羽。这也是当时贵族子弟的通例：婴儿出生三个月后，要择吉日剪一次头发，并由其父命名；男孩长到二十岁，女孩长到十五岁，则要举行冠礼或笄（音“基”）礼，由嘉宾取字。有名，意味降生；有字，意味成人。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但只有贵冑子弟才有，平民子弟是没有的。此外，有了字，就有了尊称，这也是平民子弟没有的。[1]项羽有名有字，说明他是贵族，而且举行过冠礼，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

刘邦的祖上老刘家，可就没有那么显赫了。刘虽然也是姬姓古国（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开国君主是周匡王的儿子刘康公，可是在周贞定王时便已绝封，立国不过百十年，与刘邦一家也八竿子打不着。刘邦的父母，既非当朝重臣，亦非社会贤达，可能连名字也没有。《史记》说刘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刘大叔刘大妈。大叔大妈当然不是名字，可见是“无名之辈”。

刘邦自己其实也是没有名字的。史书上说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可见“邦”这个名，是他发迹后才追加的。至于“季”，也不是什么字，而是排行。古人的排行，曰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刘邦的长兄名伯，次兄名仲，没听说还有个叫刘叔的三哥，则所谓“刘季”，便不过就是“刘三”或“刘四”，有点“不三不四”。或者干脆就是“刘小”，和“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意思差不多。

刘邦的出生，也很可疑。《史记》说，有一次刘大妈睡在湖边上，梦中与神相遇。当时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刘大叔跑过去一看，只见一条蛟龙正在他老婆身上，回来以后就有了身孕，生了刘邦。这显然是开国帝王们都惯用的装神弄鬼手段，目的无非是要证明自己命系于天，君权神授，是不折不扣的“真命天子”。这种伎俩，老早就有人玩过，比如有莘吞薏苡而生夏禹，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契，姜嫄踏巨人足迹而生周弃（稷）等等，都不过是“野合”的伪饰之辞，也是对夏商周三代始祖的神化，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已有破译。诸位如有兴趣，不妨找来一看。

先圣既已作出表率，后人自然不妨效法，反正不会有人傻乎乎地去做实证研究的。不过，不吹牛还好些。一吹，就会露出马脚，反倒让人疑心刘大妈这个小儿子，没准竟是个“野种”。《史记》说刘邦相貌奇特，“隆准而龙颜”。这当然原本是要证明刘邦是“真龙”，但岂非恰好反过来证明他和他爸他哥长得都不像？像谁呢？这就只有刘大叔知道了。反正刘大叔当年肯定看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看到的不是“龙”。史料证明，刘大叔对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小儿子并不怎么喜欢，也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什么“龙种”，反倒常常说他是个“无赖”。如果刘大叔真的看到了那条龙，似乎就不该持这种态度。

刘大叔既然并不当真把刘邦看作自己的儿子，对他的教育和约束也就不太认真。除了骂他“无赖”，不如刘二勤勉外，其他都很放任。[2]于是刘邦从小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也不怎么把家里的钱当钱，就连本朝太史为他作传时，也不得不承认他“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大约那时他整天不过是在到处闲逛，或在酒店里和一些同样不三不四的男女吃吃喝喝，打情骂俏，其实是个混混。后来，总算谋了个“泗水亭长”的差事。秦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则亭长比村长高半级，比乡长低半级，是个相当于公社生产大队长的基层干部，而且还是试用的。这种差事，算不得官，只能算是吏，而且是小吏。权不大，事不少；好处不多，麻烦不少，一般体面人家子弟不屑于做，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又做不了，最合适刘邦这样的痞儿和混混去做。刘邦当了亭长以后，除发明了一种竹皮冠，装模作样地戴在头上外，倒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依然嬉皮笑脸，吃喝嫖赌，而且经常在酒馆里打白条赊酒吃。刘大妈心疼她这个小儿子，常常去帮他还酒债，而且总是加倍地还钱。于是刘邦在乡里乡间，便博得一个“大度喜施”的美名，很有些人缘。

这就多少和项羽有些相似。项羽和刘邦，少年时都不是什么听话守规矩的乖孩子，只不过大约项羽是个纨绔而刘邦是个地痞而已。《史记》说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3]。项羽的叔叔项梁便很有些恼怒，因为贵族是很重视子弟教育的。项羽说，学会了写字，不过可以记下别人的名字，有什么用？学会了剑术，也不过战胜一人而已，不值得学。要学，就学可以战胜千万人的。项梁想想也有道理，就教他兵法。项羽这才大喜。不过，学得也不认真。略知其意后，就不肯再深入了。于是就连兵法，项羽也没有学完。

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后来成了个人物，则他小时候的优点固然是优点，即便是缺点也无妨看作优点。刘邦、项羽的不爱读书学习，自然都成了“胸有大志”的表现。的确，学术学术，学问只是术，不是道。道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治学者学问再多，也只能为人臣。得道者学问再少，也可以为人君。就拿陈胜来说，学问也不多吧？却有“鸿鹄之志”，这才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历史上有哪个学问家喊出这句话呢？没有。学问多的人都不敢造反。敢造反的，即便有点文墨，也充其量是个“不第秀才”。“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话说得并不错。

所以刘邦、项羽这两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便都有和陈胜一样的念头。秦始皇游会稽山时，项梁带了项羽去看热闹。谁知项羽一看，便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吓得项梁连忙捂住他的嘴巴。刘邦因为替政府办差，去过咸阳，看到秦始皇的排场，也曾喟然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现在想来，那时候人的思想也真是“解放”，这样该杀头的话也敢讲出来。当然，项羽是脱口而出，刘邦则多半是私下里嘀咕（此亦为刘邦不如项羽英雄的证明），但敢想，就不易。这大概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真正建立以前，人们的思想相对还是比较活跃的。何况那时你争我夺已经多年，秦始皇的江山也是从别人手上夺来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这皇帝你嬴政当得，我刘邦、项羽就当不得？显然，只有当不当得上的问题，没有想不想当的问题。所以后来蒯通才敢对已经当了皇帝的刘邦说：那时节，磨快了刀子想干陛下这营生的人，多着哪！刘邦听了，也只是笑一笑，因为他知道蒯通说的是实情。

不过，如果我们把陈胜、项羽、刘邦三个人的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还是能品出不同的味道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充满了挑战性。而且挑战的对象，已不仅是秦王朝，而是命运，因此有一种不认命、不信邪的精神，也因此在三说之中格调最高。至今我们读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这样的句子，内心还很是崇敬。一个用贾谊的话来说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的人，能说出如此不凡的话，是很让人敬佩的。陈胜的失败，主要在于太没文化，因而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完全不知所措，以为自己真为命运所垂青，不知真正的、最后的胜利其实来之不易，结果只做了六个月的王，便身首异处、一败涂地了，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他在不公正命运前的奋起一搏，却像流星一样照亮了天空。虽然短暂，却也辉煌。

项羽的话，则充满英雄气概，说得干脆利落：“彼可取而代也！”那口气，就像囊中取物一样。在项羽眼里，那位统一了全中国的“始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甚至只配称作“彼”，而且随随便便就可取而代之。这是自信，也是自大。自信使他成功，自大使他失败。不难看出，项羽说这话时，是不动脑筋的，也是不计后果的。那家伙（彼）怎么个就可“取而代也”呢？万一取代不了又怎么办呢？这可没想过。他想到的只是要去取代和可以取代。这正是项羽的可爱处，也正是他的可悲处。

刘邦的话就没有那么气派了，有的只是一个流氓无赖对大富大贵的垂涎三尺。“大丈夫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就是有能耐的人要过就过这样的日子。但不能如此又怎么样呢？大约也只好算了。这当然一点也不英雄，然而却也实在。正是因为这份实在，刘邦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从审美的角度讲，我们当然更欣赏陈胜和项羽；但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刘邦是成功者。

的确，刘邦是实用主义者，项羽则是性情中人。

关于刘邦的实用主义，我们后面还要细讲，但现在其实已不难看出。当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时，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像秦始皇那样活得像个人样儿。至于怎样才像个人样儿，则不甚了然。其实，直到他真的当了皇帝，也还仍不知皇帝是怎么回事和如何当法。丞相萧何为他建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他看了还发脾气，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以至萧何解释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时，他才释然。又比如刘邦初得天下时，与群臣宴饮，也仍然和在沛县小酒馆里一个德行。大家都狂嘬滥饮，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打打闹闹，完全不成体统。直至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御前设宴，自诸侯王以下，一个个都震恐肃敬，行礼如仪，刘邦才喜不自禁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可见先前是不晓得的。他说要活得像秦始皇一样，也只不过是说要活得体面排场一点而已，和阿Q睡在土谷祠里做的“革命成功梦”境界差不太多，都是羡慕那份荣华富贵。不同的仅在于，阿Q见过的最大世面不过是赵太爷钱举人的排场，刘邦则见到了皇帝的仪仗，所以刘邦的目标要定得“高”一些。

项羽看重的却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英雄业绩。也就是说，他更看重的不是结果（如此），而是过程（取代）。他不是要取代了以后怎么样，也没想到取代了以后会怎么样，而只是要去取代。的确，对于一个真正的英雄来说，战斗本身是要比胜利更令人神往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哪个英雄愿在无所事事中消磨自己的一生呢？既然有事可干，那就干吧！别管是干什么，也别管干了以后会怎么样！

这正是性情中人的思路和做派。

最能表现出项羽这一性格的，是他兵败垓下之时。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他惦记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位名叫虞的美人和那匹名叫骓的骏马。这个有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是大家都熟知的：夜色已经深沉，四面都是楚歌，王的帐内点起了巨大的蜡烛，帐外燃起了通明的火把。我们的少年英雄饮尽杯中之酒，起身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最后一句翻译过来便是：小虞啊小虞啊，我可拿你怎么办啊！一个身经百战的三军统帅，一个威震天下的盖世英雄，此刻痛心的不是他的功亏一篑，痛惜的不是他的功败垂成，而是心爱的骏马美人无从安排。他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不考虑怎样才能冲出重围，东山再起，可见他一开始就没怎么把那最后的胜利当回事。

胜利与否既然并不重要，则重要的便是战斗本身。在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又在阴陵迷失道路后，项羽毅然引兵东向，期与汉军做最后一决。其时他的身边，已只剩下二十八骑了。然而他的斗志，却也昂扬到了极点。于是项羽决定最后再扮一次酷。他对随扈将士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从来就没有打败过。这一回，大概是天要灭我了！那好，我就为诸位痛痛快快再打他一回。一定要打他个缺口，一定要斩他个将领，一定要砍倒他的旗帜，看看是我不会打仗，还是天要灭我。说完，大呼驰下，汉军人马望风披靡，敌将人头纷纷落地。项羽笑了。他回过头来得意地看着将士们说：“怎么样？”扈从将士一起拜倒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如大王言。”

这就真是孩子气得可以！谁都知道，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一战，是不折不扣的“决战”。然而身为统帅的项羽，想到的却不是决战，而是快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也就是说，痛痛快快打一仗，速战速决，尽快了结。

的确，诚如王伯祥先生所言，快战和决战是不一样的。决战有胜负难分、一决雌雄的意思，也就是还有求胜的想法。快战则只求痛快于一时，不过逞强示勇而已，完全不计后果。作为统帅，是应该取“决战”呢，还是应该取“快战”呢？当然是前者，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谁也不可能在开战之时即稳操胜券，只有打起来再看。所以，即便兵临城下，敌强我弱，危在旦夕，也不能轻易放弃胜利的希望。苟如此，则没准真能杀开一条血路来。兵法有云：“投于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依此，则楚军也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然而项羽似乎不想再打下去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仗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是啊，他原本没把那天下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退出人生时有一个精彩的谢幕，能最后再痛快一回。

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痛快吧！

刘邦就不会这么傻。

与项羽的战无不胜一路凯歌相反，刘邦一直都不怎么顺。当然，刘邦也不是没打过胜仗。秦都咸阳是他攻下的，秦王子婴是向他投降的。按照当初的约定，“先入咸阳者王”，刘邦原本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天下之主，至少也该当一个关中王。但是怎么样呢？还不是只好将咸阳拱手相让，一任项羽去烧杀抢掠，自己则忍气吞声地去当汉中王。显然，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有实力才有发言权。刘邦实力不如项羽，因此虽然有“道义”（先入关中，灭秦受降，约法三章，秋毫无犯），也只好闭上自己的嘴巴。

的确，如果个顶个地进行比较，刘邦处处不如项羽。不但家族背景有天壤之别，便是个人素质也不可同日而语。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攻城则城池皆破，杀敌则敌胆尽丧。刘邦会干什么？就会喝酒嫖女人。在整个举兵灭秦和楚汉相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计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也没有一座城池是他自己亲自指挥攻下来的。他唯一的本事，就是问张良、韩信、陈平他们：“为之奈何（可怎么办呢）？”可以说，同项羽相比，刘邦一点能耐本钱也没有。难怪项羽会在骨子里看不起刘邦了：这种东西，也配和我争天下？

说起来刘邦成为领袖，至少开始时有一半是运气和侥幸。二世元年，陈胜起义，天下震惊。各地方豪杰一哄而起，云集响应，“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夺县自立成为一时之时髦，刘邦所在的沛县也不例外。然而杀死沛县县令以后立谁为主却成了问题。依地位、资历、人望，似乎应该立萧何或曹参。萧何是沛县狱掾，曹参是沛县主吏，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行政能力的人。然而萧曹两人都是文吏，比较胆小怕事，心想这领头造反弄不好可是杀头灭族的罪，还是让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痞儿无赖刘小去干为好。万一事败，咱充其量不过是个“胁从”，当不了“首恶”。由是之故，刘邦这才当了沛公。

这个看起来偶然的事件其实有着必然。萨孟武先生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是。一种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是。文人是没有份的。文人既不敢起这个心，也没那个力。即便参加造反起义，也只能攀龙附凤，跟在豪族或流氓的屁股后面，当个军师，做个幕僚，出点主意，使点计谋，断然是当不了领袖的。所以楚汉双方的首领，只能是豪族项羽和流氓刘邦，不会是萧何、曹参，也不会是范增、张良。

文人为什么当不了造反皇帝呢？因为造反起义，争夺地位，说穿了，是一场豪赌，非有天大的胆子不可。这个胆子，又与本钱有关。本钱特大的敢赌，一无所有的也敢赌。豪族敢赌，是因为本钱大，输得起。流氓敢赌，则是因为没本钱，输不怕。不就是失败了没好果子吃吗？自己本来就没吃过好果子。干他一下，没准还能捞他两个吃吃，岂不赚了一票？《水浒传》里写吴用策动阮氏三雄造反，阮小七便说：“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因此但凡有此类机会，真正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都是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的。干吗不去？不去白不去。

文人可就要三思而行了。文人都是聪明人，而聪明人从来就成不了大气候。聪明人遇到事情，往往想法比较多，想得也比较细。等他前前后后都想妥帖了，没准机会也过去了。即便机会没过去，他们也多半不会干。因为文人也是有本钱的人。这本钱比豪族少，比流氓多，不多不少，很是尴尬。他们多半有些薄产，有些家小，妻温良，子懦弱。熬一熬，也许能混个士绅。再不济，也能混个温饱。要他们拿这一点小本钱去豪赌一把，舍不得也豁不出去。所以只有吴用这样的光棍才会落草为寇。而吴用辈之所以“下海”，则又因为他们的本钱之一是知识学问。知识学问是要用的。不用，就等于没有。怎么用呢？一是卖给皇帝，去当国师；二是卖给强盗，去当军师。当然最好是卖给皇帝。如果卖不了，就卖给强盗，反正不能闲着。何况“成者王侯败者寇”，过去的强盗也可能变成皇帝。苟如此，岂非开国之勋？这便是起义军中又总有文人掺和的原因。总之，文人总是要“仕”的。治世，则仕于朝；乱世，则仕于野。挑头造反，则不可能。

流氓就不会想那么多。流氓什么都没有，却有胆量。而且，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只有胆量。你想吧，他们没有家财，不怕破产；没有职务，不怕罢官；没有地位，不怕丢人；没有知识，不怕说错话。那他们还怕什么？怕死？笑话！谁不会死？不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吗？自己本来就买不起棺材。不就是身败名裂吗？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名。不就是不得好死，要千刀万剐吗？对不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要能把皇帝拉下马，咱就赚了。就算拉不下，能吓他一跳，咱们也算没有白活。反正，“我是流氓，我怕谁？”当年的刘小，后来的刘邦，大约就是这种心态。

但，如果你以为刘邦只是个“傻大胆”，那就大错特错了。

刘邦虽然是在并无太多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出场的，但他一上场，就有了明确的现场感，也有了明确的目的性，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过，这里说的成功，是指“最终的”。因此，也允许暂时的失败，却一定要反败为胜。像项羽那样，觉得胜利无望便自暴自弃，只求一个漂亮的亮相和谢幕，以维护自己的英雄体面，这样的傻事，刘邦是不会干的。

所以，为了那最终的胜利，刘邦做了许多项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礼贤下士，倾听忠言，改正错误，克制欲望，以及在入秦之后约法三章，秋毫无犯等等。这使他大得人心。既得天下百姓之心，又得谋臣将士之心。事实上，刘邦最大的长处，就是知人善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曾和群臣讨论项羽为什么失天下、自己为什么得天下的原因。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应军需，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却能为我所用，因此我得了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能不失败吗？

这是实话。项羽是“个人英雄主义者”，刘邦却能运用集体的智慧。所以刘邦虽然一无所能，却又无所不能。何况，刘邦也不是一点本事都没有。他至少还有三条流氓才有的看家本领：一是忍，二是赖，三是痞。

公元前206年，楚汉交战，刘邦的父亲刘大叔和妻子吕大姐当了俘虏。项羽在军前架起烧锅，把刘大叔放在案板上，要挟刘邦说：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锅。谁知刘邦居然嬉皮笑脸地说：当年咱俩在怀王手下当差，曾结拜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们既然打算把咱爸烹了，可别忘了给兄弟我留碗肉汤。项羽见刘邦一副流氓腔，气呼呼地没有半点办法，只好拉倒。

其实，刘邦虽痞也狠，却并非毫无人性，也不忘恩负义，更没有天良丧尽到出卖老爹老婆的地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对他爸仍相当恭敬，并不摆皇帝架子。原配吕氏也仍是皇后，并不曾因她是乡下黄脸婆，就予以休去，另娶年轻漂亮妞儿，比时下某些一发起来就忙着换老婆的人，要有道德得多。刘邦之所以那样说，是看准了一条，打不赢仗就挖人祖坟，杀人父老，或以对方家人做人质相要挟，是很下作的。以项羽之高贵和高傲，断然做不出来。只要稍有可能，项羽都不会这么做。所以，后来项羽便提出要和刘邦决斗，这就比把老头子下油锅体面多了，也才符合项羽的性格。

实在地讲，项羽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彭越在大梁不断地造反，断了楚军的粮草，后院起火，人心浮动，打持久战是打不起了，只能速决。项羽在军前架起烧锅，扬言要烹杀刘父，其目的在于激起刘邦怒火，以便速战。因此，他打的是心理仗，而且已多少有些痞和赖，其实自己心中已有不忍。这时，就要比谁更痞，谁更赖，谁的脸皮更厚，谁更残忍不在乎。在这方面，项羽自然不是刘邦的对手。因此我相信，刘邦说那些话时，一定是一脸的痞笑，而项羽听了，一定是一肚子窝囊。

项羽确实是非常高贵的。这是他作为贵族子弟与生俱来的“胎毒”。项羽也不是一点流氓气也没有。如果一点都没有，就不会起兵造反了。刘邦曾当面数落项羽十大罪状，均属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之类，比如弑主、杀降、背约、贪财等等，大体都是事实。事实上项羽干的缺德事也不少。比如会稽郡守殷通原本是请项梁、项羽来共同商议起兵反秦一事的，项羽却在项梁的指使下，把信任他们毫无防备的殷通杀了，夺了殷通的地盘，这就做得不地道，多少有些“黑吃黑”的味道。但是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内心深处的高贵感也升腾起来。而且越到后来，就越是高贵，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他人格的无比高贵。

项羽也是极其高傲的。在他看来，他是天下唯一的、无与伦比的盖世英雄和百胜将军。他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会失败。当真失败了，也只怪时运不好（时不利兮骓不逝），没自己什么错。这恰恰正是他必然要失败的根子。世界上哪有什么从不失败的人，又哪有什么包打天下的英雄！真正的成功者，总是那些能不断反省自己的人，也总是最能团结人的人。有人曾向刘邦传闲话，说陈平这个人有才无德，盗嫂受金。诱奸嫂子，收受贿赂，当然都是不道德的。然而刘邦依然给予陈平以高度的信任，结果陈平在许多关键时刻都帮了他的大忙。项羽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自认为是一点错误缺点都没有的人，当然也容不得别人有一点缺点错误。当年韩信在项羽手下得不到半点信任，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项羽从骨子里看不起韩信。韩信确实非常贫贱。他甚至“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比好歹当了个亭长的刘邦还不如，何况还曾受过胯下之辱，当然更让项羽看不起。但是韩信有才，项羽却看不见。正是由于项羽的这种高傲，许多贫贱无行却有才干的人，便都跑到“招降纳叛、藏污纳垢”的刘邦那里去了。结果刘邦成了气候，项羽则变成了“孤家寡人”。

这其实也正是一切高贵者的通病。由于高贵，他们往往不能容人，而且还自诩为眼里容不得沙子，胸中容不得尘埃。然而他们不知道，海洋之所以博大，恰在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流入海洋的，难道都是纯净的矿泉水？自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正由于这种混杂，海洋才成其为海洋。项羽不懂这个道理，他的失败便是理所当然了。

[1]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第二章。

[2]补注：此处有争议。

扣在刘邦头上的“无赖”帽子，语出《史记·高祖本纪》。汉九年，未央宫成，刘邦对其父云：“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可见，刘父说刘邦“无赖”，是事实。

有读者认为，此处之“无赖”，是“无所依赖”之意。因为刘邦其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没有“赖以为生”的职业或手艺，故谓之“无赖”。据此，他们认为我的说法是“以今解古”，属于“硬伤”。

其实，无赖还可以理解为“才无可恃”，例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刘宋裴駰《集解》引张晏注。何况“始大人常以臣无赖”句下，《集解》亦引晋灼注云：“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无赖’。”可见“无赖”一词，并非只有“无所依赖”一解；古人之所谓“无赖”，也有“地痞流氓”的意思。

实际上，以上三种解释对刘邦都很合适。他少时既没有正当职业（无所依赖），又没有手艺才能（才无可恃），还有些厚颜无耻（多诈狡猾）。谓之“无赖”，应无问题。

[3]补注：此处标点有误。

李蓬勃先生指出，在古汉语中，去，是离开的意思，而不是前往。比如“去长安”，古意是“离开长安”。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断句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容易造成误解，以为是说他“学书不成，又去学剑”。其实项羽是“学书不成，就放弃了；后来学剑，也没学成”。因此，《史记》这段话，应断句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中华书局标点有误；我照录，也错了。

项羽的毛病

其实，项羽的毛病还远不止于此。

韩信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后，曾与刘邦有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谈项羽。刘邦问韩信：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有什么计策教导寡人呢？韩信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如今与大王东向争夺天下的，岂非就是项王？刘邦说是。韩信又问：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如果论个人的勇猛和兵势的精强，您比得上项王吗？刘邦默然良久，说：我不如他。韩信起身一拜说：这就对了。便是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这就奇怪。明知刘邦比不过项羽，却要背叛了项羽来投奔刘邦，岂不是犯傻？韩信当然不傻。他向刘邦透彻地分析了项羽的为人，分析了项羽必然会失败的心理和性格上的原因。依照韩信的说法，项羽至少有两条致命的弱点，即“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但在我看来，根据这一谈话，还起码得再加两条，即“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

先说“匹夫之勇”。

项羽这个人，应该说是很勇敢的。他这辈子，似乎没怕过什么，只有别人怕他。他的身体也好。《史记》说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可以想见其英武魁伟、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当不让今日之施瓦辛格辈，很能让一些崇拜所谓阳刚之气的女孩子心仪。公元前207年，赵王君臣被秦兵围在巨鹿，告急的羽书雪片般飞来。当时救赵的诸侯之兵凡十余壁（营垒），却无不作壁上观，只有项羽率楚军破釜沉舟，一以当十，与秦军血战九次，动天的杀声把诸侯将士的脸都吓白了，这才大破秦军，救出赵王。有这样的胆量，又有这样的体格，项羽便觉得如果不让它们有用武之地，实在是一种浪费，可惜了的。所以项羽便常常要逞威逞武。他虽然是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往往是，项羽的兵器还没有出手，只不过瞪眼一呵，对方便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目不敢视，手不能发，屁滚尿流，一败涂地。这样的战绩，很是不少。我相信，每来这么一回，项羽心里一定充满了快感。

这种快感甚至使他忍不住要同对方的主帅决斗。他对刘邦说：天下不得安宁这么多年，不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吗？干脆我们两个打一架，谁打赢了，天下就是谁的，何必弄得天下人都跟着受罪！这真是英雄气概十足，贵族派头十足。可惜刘邦不吃这一套。他才不会和项羽单兵独练，徒手过招呢！于是刘邦咯咯直笑说，刘某斗智不斗勇。我相信，刘邦说这话时，也一定是一脸的痞笑。

从审美的角度看，刘邦的表现一点也不酷。但从政治学和军事学的角度看，刘邦却是对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手段。战争的胜负，说到底，是政治斗争的胜负，至少也是战略战术的胜负，与主帅个人力气、身材的大小没什么关系。项羽把打仗看得跟打架一样，也就是把政治视同儿戏了，简直就是孩子气。谁都知道，“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项羽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去学兵法，不会说不学“一人敌”而要学“万人敌”了。可惜，事到临头，他学的“万人敌”一点也用不上，用得上的还是“一人敌”。可见项羽实非帅才，不过是一个特别霸蛮特别有力的匹夫。

早就有人比较过“匹夫之勇”和“君子之勇”。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言不合，拳脚相加，这是匹夫之勇。因为只要有几分血气，有几分力气，不要有任何志向和修养，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而且也不会有什么辉煌的战果，因此是匹夫之勇。什么是君子之勇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是君子之勇。显然，君子之勇表现的是沉着，是定力。苏东坡说，这是因为“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为了远大的理想，可以暂受一时之辱，或不计眼前的得失。所以，“敌进我退”不是懦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不是怯懦。当然，一味蛮干，为当下的面子不顾远大的理想，也不是勇敢。刘邦被项羽一箭射中前胸，腰不能直，便顺势弯下腰去摸脚趾头，还大骂说：臭小子，射中我的脚。然后他掉头就跑。这就有些机智，也可以说有些狡猾，但不能说就是窝囊和胆小。

匹夫之勇是一人之勇，将帅之勇是万人之勇。战场上是不能没有勇敢的，所谓“两军相敌勇者胜”。但是，这里说的勇，是全军之勇，而不是个人之勇。当然，在某些时候，将领的身先士卒，确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然而，项羽的冲锋陷阵，却并不完全是为了鼓舞士气，有时也是为了自己逞能过瘾。结果，由于他过于个人英雄主义，反倒让其他将领和士兵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哪里还会有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司马迁批评他“奋其私智”（只靠个人），“欲以力征”（只靠暴力），两条都说到了点子上。

再说“妇人之仁”。

妇人之仁和匹夫之勇好像是矛盾的。其实项羽这个人原本就很矛盾。他的性格中，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有残忍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事实上也够野蛮霸道的。他性情暴烈，恃强怙勇，杀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会稽郡守殷通和他前世无仇后世无怨，而且还是打算和他们合伙起义反秦的，说杀就杀了。卿子冠军宋义夸夸其谈，其实是个蠢货，虽然对项羽有点那个，毕竟并没怎么样，也说杀就杀了。[1]还有怀王，一个半点用也没有的“义帝”，项羽指东他不敢指西，项羽指南他不敢指北，要他搬家他就搬家，要他让地他就让地，又没碍着项羽什么，居然也派人把他谋杀了。最惨的是秦王朝的二十万降兵，项羽居然在一个夜里把他们全部击杀坑埋。二十万人哪！二话不说就杀了，项羽只怕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然而在鸿门宴上，面对刘邦，他却下不了手。

是因为刘邦与他无怨无仇吗？殷通也与他无怨无仇。是因为刘邦于他有恩有德吗？刘邦先入咸阳，已让他恨得咬牙切齿。是因为不知利害关系吗？范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刘邦“其志不在小”，又有“天子气”，实在是必欲去之的心腹之患。是没有能力杀吗？以项羽之武功，叫谁三更死，谁还能活到五更？何况刘邦名为项羽座上客，实为阶下囚，里里外外都是项羽的人，连樊哙都对刘邦说：现在人家是菜刀砧板，我们是鸡鸭鱼肉。是没有机会下手吗？机会多的是。至少在樊哙进帐护驾前，是没有问题的。可任凭范增又是递眼色，又是打暗号，项羽就是默然不应，终于让刘邦这只烤熟了的鸭子又飞了。气得范增恨恨地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小子真不配和我谋事儿）！”

其实范增早已看透：“君王有不忍之心。”所谓“不忍之心”，也就是“妇人之仁”。

但，项羽不是很残忍的吗？怎么又会“不忍”？

实际上，项羽表面上看很强硬，其实内心很脆弱。项羽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爱面子的人内心都很脆弱。唯其脆弱，才那么爱面子。因为他受不了半点伤害，这才要拼命护住自己的面子。项羽的自刎乌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面子的考虑：“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于是便留下了一句关于面子的名言：“无颜见江东父老。”为什么无颜相见呢？除心中有愧外，还因为受不了那份怜悯。对于项羽这样一个一生要强的人来说，怜悯即是伤害。因此他宁愿去死。杀了自己，他的面子才挽得回来，他心里也才好过一些。

项羽就是这样一个内心冲突性格矛盾的人。说穿了，他其实是一个不幸被推向了战场和屠场的孩子气十足的行为艺术家。他并不多想杀人，却不能不杀人；并不多想打仗，却不能不打仗。因为除此以外，他别无选择。他不可能有别的活法，也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体现他的生存价值，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他毕竟是通过杀人开始他的人生历程的，也毕竟是通过战争来走完他的人生道路的。因此，他又爱杀人，又爱打仗。但是，他的勇敢背后其实是怯懦，他的残忍背后其实是柔情。他杀人如麻，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恐惧心理。他战无不胜，心理深层却有一种失败情结。正因为内心恐惧，才会不断杀人。正因为害怕失败，才会急于求胜。只有那不断流淌着的鲜血才能洗刷他因懦怯而感到的羞耻，也只有那一个接一个到来的胜利才能慰藉他那痛苦不安的心灵。

于是我们看到，他在向刘邦挑战时，是那么地沉不住气：用不着把那么多人拖在战场上，就我们两个打一架算了！这岂非证明他对这场战争早已厌倦，只想早早了结？这也岂非正好证明他对失败早已恐惧，便希望用这种对他来说最为便当也最有把握的方式以求一胜？因此，当他听见四面楚歌时，既不调查也不研究，更不愿动脑筋想一下这是不是敌人的计谋，立即就认定是自己打败了。因为他心理深层早有一个“失败情结”。我甚至相信，他的心底会响起一个声音：“这一天终于来了！这一切终于了结了！”

就在项羽因终于失败而松了一口气时，他那内心深处的、残忍背后的柔情也就升腾起来了。胜负成败、生死存亡已都没有意义，唯一值得牵挂的是骏马名姬。这也是他唯一之所钟情，是他把一生都交给了征战杀戮之后保留下来的一块纯情之地。“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何等的温柔体贴，这是何等的多情缠绵！难怪要“泣数行下”了。据说项羽这个人，是比较容易流泪的。韩信说，他看到手下的将士受伤生病，都要流着眼泪去送汤送饭。但这次，他是为自己。

一个血性男儿的真实情感和内心世界便都在这数行热泪之中了。

项羽确实是很有些儿女情长的，这正是他艺术家气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甚至还有些婆婆妈妈。韩信说他“言语呕呕”，也就是说话啰唆、琐碎。我们不难想象他平时在军营里的形象：提着饭篮流着眼泪，拉着伤病将士的手絮絮叨叨地问寒问暖，诉说家常。如果不是韩信亲眼所见亲口所说，一般人很难相信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汉子还会有那么多的温柔和缠绵。

其实项羽的“仁”是敌对双方都公认的。韩信说项羽“恭敬慈爱”，陈平说项羽“恭敬爱人”，高起、王陵则说项羽“仁而爱人”，看法相当一致。对于刘邦，他们的看法也相当一致，那就是简慢无礼，还喜欢侮辱别人。这些话都是当着刘邦的面说的，应该说相当可信。实际上刘邦也正是这样。他喜欢骂人。骂萧何，骂韩信，骂手下所有人。不高兴时骂，高兴了也骂。即便要封人家官爵，也要先骂一句“他妈的”，活脱脱一副流氓土匪山大王的嘴脸。至于待人接物、治国安邦的各类礼仪，他更是一窍不通，甚至不知礼仪为何物。他极为蔑视厌恶讲礼的儒生，说是一看见他们头上的帽子，就想扯下来当尿壶。儒生名士郦食其（音“丽异基”）去拜访他，他居然大大咧咧地叉开两腿坐在床上，两膝上耸着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于是郦食其正色说：足下既然打算诛灭无道的暴秦，就不该这样傲慢无礼地接见老先生。刘邦这才连忙起身，整整衣冠说“对不起”，然后请郦生上座。萧何向他推荐韩信，讲了一大通道理，他挥挥手说：看你萧何面子，就让他当将军好了。萧何说：你让他当将军他也会走。刘邦又说：那就当大将军好了，你叫他进来吧！萧何说：你这个人，向来就简慢无礼。如今要拜大将军，怎么就像使唤小孩一样（如呼小儿耳）？怪不得韩信要走了。刘邦这才答应择吉斋戒、设坛具礼。刘邦之无礼，实在和项羽的温情重礼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也不奇怪。项羽是贵族，而礼仪恰是贵族必不可少的修养，项羽当然懂得以礼待人和行礼如仪。刘邦是流氓，哪有这份修养？当了公，当了王以后，虽然也逐渐变得人模狗样，但一不小心，还是会露出泼皮本色。未央宫建成后，做了皇帝的刘邦大宴群臣，乘着酒兴，居然对已是太上皇的刘大叔说：老爸呀，过去您老人家总说我无赖，不如二哥会干活，现在您看看，是二哥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山呼万岁，大笑为乐，完全不成体统。

然而，恭敬爱人的贵族项羽，却不如简慢骂人的流氓刘邦得人心，这又是为什么？

韩信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高起和王陵在总结刘项的成败得失时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可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打下来就赐给他，这就是与天下同利了。项羽呢？打了胜仗不论人家的功劳，占了城池不给人家好处，当然要丢天下了。韩信说得也很明白：项羽这个人，为人还是挺不错的，很关心体贴人。可是，别人有了功劳，原本应该封土赐爵的，他却把那印信捏在自己手里，摸过来摸过去，弄得印角都摸圆了也舍不得给人，这简直就是妇人之仁。的确，同封土赐爵、升官发财相比，嘘寒问暖、送汤送饭又算什么呢？比起刘邦的大把送钱、大片赏地、大量封官来，项羽确实小家子气。

项羽的小家子气有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占领了咸阳，却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做，现成的帝都不住，只是烧杀抢掠一番，把金银财宝漂亮女人装满了车子，又跑回彭城（今江苏徐州）当西楚霸王去了。这就简直和阿Q的思路一样：只知道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回土谷祠，不知道可以干脆住到秀才家去。有人劝项羽说，关中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建都于此，可定霸业。他却说，富贵了不回老家去，岂不是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出行（衣锦夜行），谁看得见？这真是小家子气！所以这人当时就议论说，人家都说楚人不过是大猕猴戴高帽子（沐猴而冠），果然！

说这句话的人当场就被项羽扔到锅里煮了，但项羽的没有出息，却也几乎成了公认的事实。王伯祥先生认为，衣锦还乡的说法，不过是项羽的托词。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楚的根据地在江东，又放心不下楚怀王。其实，那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楚王、项羽自己扶上台的放羊娃子又何足挂齿？而夺得了天下又在乎什么根据地？当年南下的清军如果在占领了北京后又跑回奉天去，还有大清王朝吗？

这就是小心眼儿了。正是这小心眼儿，使他谋杀怀王，从而失去人心。也正是这小心眼儿，使他疑心范增，从而失去臂膀。小家子气已让人看不起，小心眼儿更让人受不了。于是，他身边那些有能力有志向的人如韩信、陈平便一个个都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匹骏马一个美人和他心心相印。

项羽的孤独，是他自己造成的。项羽的失败，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范增其实是项羽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人。

范增是居巢（今安徽巢县）人，“素居家，好奇计”，是个诸葛亮式的人物。项梁起兵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仍毅然从军，随项梁、项羽南征北战，显然是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他看问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他曾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所以谶语（带有预言性质的民间流言）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陈胜首义，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为王，势头肯定长久不了。阁下世世代代是楚将，如果再拥立一位楚君后代以为号召，就一定会众望所归。这话说得很是在理，项梁也照办了，果然效果很好。刘邦先入关中后，他又对项羽说，刘邦在老家时，一贯贪财好色，这次入关，居然秋毫无犯，一个铜板不拿，一个女人不碰，可见其野心不小。此说简直就是一针见血。由是之故，项羽对他很是尊重，尊他为“亚父”（仅次于父亲），唤他为“阿叔”，与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刘阿斗称诸葛亮为“相父”差不多，陈平也认为他是项羽不多几个“骨鲠之臣”的头一名。

然而这位亚父却被刘邦轻而易举地离间了。计策也很简单：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时，刘邦用特备的盛宴款待。正要入席时，又装作仓皇失措的样子说：我们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项王的。于是撤去宴席，用劣等食物打发那使者。这个计谋，其实小儿科得可以，然而项羽居然中计，立马起了疑心，对范增做起小动作来。范增是何等精明的人，便对项羽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然后拂袖而去，回家的路上就死了。

刘邦、陈平这小小的、一眼就能让人看穿的阴谋诡计居然能够得逞，全因为项羽那小心眼儿。一个堂堂的贵胄居然小家子气，一个八尺大汉居然小心眼儿，表面上不可思议，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贵族其实是很容易变得心胸狭窄的（尽管不一定）。因为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就在于高贵，而高贵者总是少数人。这样，贵族的圈子就很小。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活，心胸就不大容易开阔。即便以后到了广阔天地，由于那天生的高贵和高傲，也不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因为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那种高贵感，常常不经意地就会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派头。加上他们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因此即便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人，也给人装模作样的感觉，因为他们关心不到点子上。比如项羽就想不到，将士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封妻荫子耀祖光宗！可是他该封的不封该赏的不赏，只知道流些鳄鱼眼泪送些汤汤水水，这算什么呢？

贵族的另一个毛病是清高。清则易污，高则易折，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很脆弱，也容易变得小心眼儿。因为他们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常常对别人求全责备。这样的人当隐士倒没什么，当统帅便难免疑神疑鬼。结果自然是圈子越来越小。陈平就说过，项羽身边都是廉洁自好、注重风骨、讲究节操、彬彬有礼的人，刘邦身边则是些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但哪些人多哪些人少，哪些人能干事哪些人干不了，不也一目了然吗？

事实上，贵族由于高贵，可能会有两种性格两种心胸。一种是非常的宽容，一种是非常的狭隘。宽容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既然至尊至贵，也就犯不着去排斥什么了。这就像汪洋大海，唯其大，则无所不可包容。狭隘者的逻辑则是这样的：既然我是唯一的高贵，其余也就不是东西。这就像雪山冰峰，唯其高，什么也容不下。狭隘的贵族一旦贬入凡尘，就会处处格格不入；一旦由破落而发迹，又往往会十分小家子气。他会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高贵的气质和不凡的能力，不承认别人还有什么功劳。他也会把一切都据为已有，而不愿与他人共享。因为在他那里，别人原本不是东西。这种心态，在他自己是高贵，在别人眼里就是小气。项羽便恰恰是这样的人。

同样，流氓由于卑贱，也可能有两种做派两种德行。一种是猥琐卑鄙，一种是豪爽大方。前者多半只能占些小便宜，当些小差使，或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出不了头也没想过要出头。后者则倘有机缘，便往往能成大业。第一，他们反正只是光棍一条白纸一张，想什么也是白想，就不妨想大一点，比如“弄个皇帝当当”。有此念头，又有机会，没准真能心想事成。第二，他们一无所有，一旦有了，多半是不义之财，或白捡来的，反正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也就并不心疼，不妨“千金散尽”，博得“仗义疏财”的美名。第三，他们自己一身的不干净，哪里还会挑别人的毛病？自然特别能容人。何况他们是从最底层上来的，也最懂得世态炎凉和人间疾苦，知道人们追求什么惧怕什么，要收买人心，总是能够到位。有此知人之心容人之度，再加上豪爽豁达出手大方，便不愁买不到走狗雇不到打手，也不愁没人拥戴没人辅佐。一旦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更不难趁火打劫乱中夺权。刘邦便正是这样的人。

刘邦的最后获胜，并非没有道理。

有句老话，叫“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刘、项的得失，确实应该从人心上去考察。

那么，他们两个对人又怎么样呢？

大体上说，项羽关心人，刘邦信任人。

关心和信任原本都是可以得人心的。但问题在于，项羽关心人，关心不到点子上。刘邦信任人，却是信任到极点。前面说过，陈平这个人，是有“盗嫂受金，反复无常”之嫌疑的。至少他的收受贿赂是一个事实。然而刘邦只是找他谈了一次话，便给予他高度的信任。刘邦问陈平：先生起先事魏，后来事楚，现在又跟寡人，难道一个忠实诚信的人会如此三心二意吗？陈平回答说：不错，我是先后事奉过魏王和项王。但是，魏王不能用人，我只好投奔项王。项王又不能信任人，我只好又投奔大王。我是光着身子一文不名逃出来的，不接受别人的资助，就没法生活。我的计谋，大王如果觉得可取，请予采用。如果一无可取，就请让我下岗。别人送给我的钱全都没动，我分文不少如数交公就是。刘邦一听，便起身向陈平道歉，还委以陈平更大的官职。后来，陈平向刘邦建议用银弹在项羽那边行反间计，刘邦立即拨款黄金（铜）四万斤，随便陈平如何使用，也不用报销（恣所为，不问其出入）。结果，陈平略施小计，果然弄得项羽疑心生暗鬼，对范增、钟离眜等心腹之臣都失去了信任。

这就不仅是用人不疑，而且是豁达大度了，与项羽的小心眼儿正好相反。刘邦为人，确实大方。这种大方也许在他老妈加倍替他偿还酒债时就已培养起来了，但更重要的应该说还是因为他“其志不在小”。他要攫取的，是整个天下，当然也就不会去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更不会去计较那几个小钱。为了这一“远大目标”，他也能忍。比方说，克制自己的欲望。公元前206年，刘邦自武关入秦，进入咸阳。面对“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他不是没动过心。樊哙劝他出宫，他连理都不理。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小地方来的痞儿，见到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如花似玉、金碧辉煌，哪有不眼花缭乱、心神恍惚的道理？只怕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但听了张良一番逆耳忠言后，他毅然退出秦宫，还军霸上，而且干脆人情做到底，连秦人献来犒劳军士的牛羊酒食都不接受，说是他们自有军粮，不忍心破费大家，弄得秦人喜不自禁，唯恐刘邦不能当秦王。刘邦这一手，干得实在漂亮。比起后来项羽在咸阳大肆掠夺杀人无数烧城三月，显然更得人心。

刘邦能克制欲望，也能控制情绪。公元前203年，韩信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偌大一块地方，都成了他的地盘。手上有这么多本钱，韩信便想同刘邦讲价。他派人送信给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是个反覆之国，南边又与楚国接壤。如果不立一个假王来镇守，只怕形势不定。当时，刘邦正被项羽的部队团团围在荥阳，太公和吕氏也都在项羽手里，一肚子气正没地方发。一看使者来信，不免火从心底起，怒向胆边生：王八蛋！老子困在这里，天天等你来救，你他妈的却要当个什么假齐王！便破口大骂。张良和陈平心知这时得罪韩信不得，便暗中踹刘邦的脚。于是刘邦接着又骂：没出息的东西！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平定诸侯，那就是真王了嘛，当的什么假王！这样一种随机应变的功夫，项羽是没有的。这样一种克制自己的能力，项羽也是没有的。这事要搁在项羽身上，他肯定二话不说便立马去杀人，而且非亲手杀了韩信不可。

这就不是性格问题了。没有谁会有“忍”的性格，忍都是逼出来的。有两种忍。一种是在强权强暴面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无奈。打又打不赢，拼命又没有本钱，不忍，又能怎么样呢？这就不能算是忍了。真正的忍，是在想做而又可做的前提下忍住不做。比如明明想占有秦宫的财宝、女子，也占有得了，却自动放弃，这就非常不易。显然，只有这样一种忍，才是真正的忍。也就是说，真正的忍，是自己战胜自己，是自己对自己下手。忍，心字头上一把刀，是拿刀子戳自己的心啊！一个对自己都能下手的人，对付别人的时候大约也不会手软。所以，能忍的人都心狠。刘邦是非常狠心的。有一次，楚军追击刘邦，刘邦为了逃命，居然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推下车。车夫夏侯婴三次把他们抱上车来，又三次被刘邦推下去。夏侯婴实在看不下去，说，事情虽急，不可以赶得快些么？为什么要扔下他们不管呢？刘邦这才带着孩子一起逃命。俗云，虎毒不食子。一个可以弃亲生儿女于不顾的人，其内心深处之狠毒残忍，也就可以想象而知。

所以，当范增发现好色贪财的刘邦进了咸阳居然秋毫无犯时，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凶险残忍的敌人，不尽早剪除，必养虎留患。可惜，很多人当时都没能看出这一点，包括项羽，也包括韩信。

[1]宋义，故楚令尹，好言兵。他曾预言项梁失败而不幸言中，只说明他有观察能力，不能证明他有指挥能力。他当了统帅后，犯战略错误还自以为是，又张贴布告说“猛如虎，倔如羊，贪如狼，不听话的，都斩首”，结果反被项羽所杀。

韩信的错误

韩信也是被刘邦杀掉的，尽管直接下手的是吕后，也尽管刘邦为此忍了很久。

韩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差不多一半是刘邦，一半是项羽。与刘邦一样，他也是一个能忍的人。南昌亭长嫌弃他、戏弄他，他忍了。拍絮漂母可怜他、数落他，他忍了。后来，淮阴县城的市井无赖故意羞辱他，他也忍了，而且当真从流氓无赖的胯下爬了过去，引得满街的嘲讽耻笑。说实在的，能忍如此之辱，并不容易。有哪个血性男儿能受此侮辱呢？就连韩信自己，也是几近忍无可忍。司马迁说他听了那无赖的话以后“孰视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其间大约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吧！但最终，他还是忍了。毕竟，忍，不等于怕。柏杨先生说得好：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如果稍一挑衅，就愤怒上前一口咬住，死也不放，那就是螃蟹了。韩信不是螃蟹，而是英雄。唯其如此，他才有资格批判项羽是“匹夫之勇”。因为他知道，受到流氓挑衅时，项羽是忍不了的，一定会跳起来一拳打在那混蛋的鼻子上。

韩信能忍，因为他也“其志不小”。以当时之情势，韩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拔剑杀了那小子，要么从那小子胯下爬过去。但杀了他，他自己也要抵罪，志向抱负什么的也就统统谈不上了。因此，他决定忍。这一点很像刘邦。你想，刘邦同意封韩信为齐王，等于接受城下之盟，不多少也有点接受胯下之辱的意思吗？正因为他们都能忍，所以，刘邦这个当初一无所有的人，才成了皇皇炎汉的开国帝王，韩信这个当初人见人嫌（人多厌之者）的人，才成了秦汉时期的一代名将。《水浒传》里那个杨志不能忍，一刀杀了牛二，最后怎么样呢？只好上山去当强盗。

然而，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

在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韩信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用项羽的说客武涉的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因此，武涉和蒯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韩信应该取中立态度，谁也不帮，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个建议如果当时被采纳，则《三国演义》的故事，只怕就等不到曹操、刘备、孙权他们来演了。

可是，孙权的这个老乡却没有孙权的魄力。他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不了背叛刘邦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刘邦于己有恩，终不忍背叛。他对项羽的说客说：当初我事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我大将军印，给我数十万兵，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省下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言听计从，这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一个人，这样亲爱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啊！

当然，韩信也还有几分侥幸，总以为自己有功于汉，终不至于真的兔死狗烹。总而言之，说到底，还是“不忍”。不忍，就正是妇人之仁。于是，有着妇人之仁的韩信，最后还是被那个不仁的妇人吕后给收拾了。

其实刘邦早就想收拾韩信了。我常常怀疑，刘邦是否真的喜欢过韩信。从韩信的传记看，他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史记》上说他始为布衣时，“人多厌之者”。虽然这人见人嫌的原因被归结为既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整天价只是寄人篱下吃软饭，但那时节游手好闲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唯独讨厌韩信？恐怕他的性格多少也有些乖张。你看他被南昌亭长变相地撵出门后，也只是一个人跑到河边去钓鱼，并不和市井无赖们一起去混吃混喝，就可知他很不合群。

事实上也合不了群。他和谁合呢？贵族攀不上，流氓又搞不来。韩信这个人，身份虽然卑贱，内心却很高贵。这也是他和刘、项两个人都不太对劲的原因：项羽看不起他的出身，刘邦又不喜欢他身上的贵族气，这就使他和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公元前201年，刘邦刚刚当上皇帝不久，有人举报韩信谋反。刘邦问身边诸将怎么办，诸将立即异口同声地说：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可见韩信在汉军中也没有什么人缘。没人缘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他人多半愚昧，而韩信却是个有头脑的人，而且恃才自傲，自视甚高，还喜欢研究问题。我相信，他一定喜欢一个人独自沉思，而不喜欢同那些无赖丘八聚在一起喝酒谈女人、讲荤故事，否则就不会对国家的形势和战争的局势有那么多独到的见解了。他一出山，就曾多次向项羽献计献策；与刘邦一谈话，就说得刘邦心服口服，相见恨晚。这些谋略是从哪里来的？总不会是现编的吧！一个整天琢磨事的人总有些呆气，也总有些孤僻，这就不讨人喜欢，尤其是不讨那些整天嬉皮笑脸胡说八道的流氓无赖和赳赳武夫喜欢。他要是个公子王孙书香子弟倒也罢了，偏偏又是个到处讨饭吃的。一方面自命清高，另一方面又赖兮兮的，会有谁喜欢这种人呢？市井无赖不侮辱别人，偏偏要来找他的岔子，就因为他特别讨嫌之故。

流氓出身的刘邦当然也不会喜欢他。尽管刘邦出于政治的需要重用了他，尽管听了他一席高论后也“自以为得信晚”，但他刚一进军营就伸手要权要官，而且狮子大开口，非大将军不当，也仍然会让刘邦心中不快，并留下阴影。没有哪个当领导的会真心喜欢这种狂傲的下属，无论他们是如何地有真才实学。也不会有哪个领导会高兴被自己的下属趁机要挟敲一竹杠，也不管他们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可以肯定，当韩信要求当假齐王时，刘邦心里便已经动了杀机，只不过并没有流露出来罢了。因为刘邦能忍。为了自己的所谓“大业”，刘邦是什么都忍得下的。

当然，当刘邦认为可以不必再忍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刘邦收拾韩信，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可以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就在韩信发兵帮刘邦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就突然袭击夺走了韩信的兵权（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然后借口“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把他打发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当楚王。这种事刘邦以前就干过一回。他曾在某个清晨佯称汉使，飞骑驰入军营，趁韩信和赵王张耳还没起床，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走印符，调兵遣将，弄得韩信和张耳大惊失色。这一次又故伎重演，趁着平定鲁国的机会，突然“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军营），夺其军”。有过经验教训的韩信，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在两次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被打发到下邳当楚王的韩信开始时还活得很潇洒。韩信毕竟是楚人。楚人而楚王，多少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所以韩信对这一调动还没有什么怨言。他找到了当年在河边分给他饭吃的漂母，赠以千金，以为答谢，也算是兑现了当年“吾必有以重报母”的诺言。他也找到了当年曾管他饭食后来又撵他出门的南昌亭长，赏以百钱，并教训说：你老人家是个小人，做好事不做到底。当然，他也找到了那个曾使他蒙受胯下之辱的流氓，却令人意外地并没有报复他，反倒提拔他做了掌管巡城捕盗的中尉。韩信对大家解释说：这是条汉子。当年他羞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只不过杀之无名，所以就忍了下来。显然，当初可杀之时尚且不杀，现在就更没道理也更没理由去杀了。如果当时不杀而现在杀，岂非恰好证明当时并不敢杀，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怯懦了，这才从那小子的裤裆下爬过去？无疑，只有此时不杀，才能证明当时不怯。韩信是聪明的。

实际上，杀了那小子，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韩信受那胯下之辱时，他们双方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是平等的。如果韩信奋起一搏，无论胜败，都会获得同情。现在不同了。韩信封王拜将，位极人臣，那小子依然故我，还是个市井无赖，双方的地位已极为悬殊。这时来杀他，固然易如反掌，却半点意思都没有，反倒给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感觉，很是不上算。但是以德报怨，却显得宽宏大量，颇能得到舆论的好评。那个死里逃生的家伙，当然也会感恩戴德，到处说韩信的好话，又能收买一批人心。再说，“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是中国文化的通则，韩信报之以恩，岂非反过来证明当年所受并不是辱？这就等于给自己平反昭雪，洗刷了耻辱，当然合算了。

韩信不杀那市井无赖，却并不等于刘邦不杀韩信。

韩信的情况和那无赖不同。那无赖既无能力，又无地位，韩信让他活他就活，叫他死他就死，其实已是行尸走肉，自然无需动用牛刀。韩信就不同了。他其实已对刘邦构成威胁。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不过，刘邦还是打算一步一步来，并不打算一下子就置韩信于死地。就在徙韩信为楚王的第二年，刘邦伪称天子巡狩，出游云梦，从洛阳来到陈丘（今河南省淮阳县），在诸侯郊迎的道旁，突然袭击秘密逮捕了韩信，理由是有人告他谋反。这当然不是事实。要反，当齐王时反不好，等到今天？刘邦也清楚那举报是诬告，但却不愿放过这个收拾韩信的机会，于是便把他绑在车上带回了洛阳。一到洛阳，便宣布大赦天下，也趁机“赦免”了韩信，只不过把他降为淮阴侯，也不让他到封地就职，而是留在朝中，颇有些“宽大处理，以观后效”的意味。

刘邦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深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此刻杀了韩信，理由并不充足，诸臣心中不服，自己也于心不忍。后来，韩信果真与陈豨合谋反汉，被吕后用萧何之计秘密逮捕，而且处死。刘邦从战场归来听到消息后，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刘邦对韩信的感情确实是复杂的。他虽然嫉恨讨厌韩信，却也欣赏怜爱韩信。韩信毕竟是有功之臣，也是有才之人，能不杀，当然最好是不杀。何况韩信将兵多年，在军队中有一定威望，也多少有些心腹。骤然杀了韩信，弄不好会引起兵变。因此刘邦决定再等一等，再看一看。

的确，刘邦对韩信，不能不有所忌惮。

就在有人举报韩信谋反，诸将也异口同声扬言要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时，刘邦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和陈平商量。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刘邦说，不能比。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刘邦说，比不上。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精，将不如人家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赶着人家造反吗？刘邦这才定下了秘密逮捕的计策。可见，刘邦对韩信的实力还是有所顾忌的，对韩信的心理也不完全摸底。

然而就在这时，韩信却干了一件蠢事。

当刘邦自称“天子巡狩”，带着不多的人马南巡，即将来到楚国边境时，韩信有些慌乱起来。他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却又想不出哪里不对。因此，他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对付才好：举兵造反吧，想想自己并没有什么得罪的地方，皇上未必是来讨伐自己的。亲自去拜见吧，又总觉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弄不好一去就会被抓起来。这时，有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最恨的是钟离将军。如果提着钟离将军的脑袋去见皇上，皇上一定高兴，咱们也就没事了。钟离将军即钟离眜，也有写作钟离眛的，是楚国的名将，也是韩信的铁哥们。项羽死后，钟离眜无处遁逃，便躲在韩信这里。刘邦仇恨钟离眜，曾下诏通缉，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这回，韩信为了自保，却决定拿好朋友的脑袋去邀功请赏、讨好卖乖。钟离眜听韩信居然向他来讨首级，真是伤心气愤到了极点，遂大骂韩信背信弃义，不是东西。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怪自己没长眼睛，竟然交了这么个“朋友”。无论是眜，还是眛，都是“目不明”的意思。真不知这位老兄的爹妈怎么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简直就是谶语了。一个瞎了眼，一个黑了心，一场悲剧就这样酿成。

可惜韩信打错了算盘。刘邦固然仇恨钟离眜，同样也嫉恨韩信。他要的是一统天下，是他刘氏家族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哪里仅仅只是一颗钟离眜的人头？所以，韩信出卖了朋友，刘邦却并不领情，只不过冷笑一声，然后一声断喝：左右，给我拿下！于是堂堂楚王，便立马成了阶下囚。韩信不服，高叫：我有何罪？刘邦说：人家告你谋反。说完便让人把韩信捆起扔在车上。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自己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来说：少废话！你以为你反迹还不彰明吗？

实在地说，这时的韩信是冤枉的。但认真想想，却也不冤枉。他早就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死到临头，这些道理，他不是不懂。武涉、蒯通他们也讲得很清楚：刘邦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也是靠不住的。武涉说：刘邦这个人，野心极大而品性极差。他多次被项王捏在手里，项王可怜他，不肯杀他，他却一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其不可亲近信任如此，你怎么就那么信得过他呢？告诉你吧，阁下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还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阁下！蒯通也说，永远都不要相信什么君臣之谊。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打败吴国，成就霸业，立功成名之日也就是他们身首异处之时。[1]这些话说得都很透彻，可惜韩信听不进去，这才有了今天。

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眜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卖友求荣，便首先在道德上输了一着，使自己成为道德法庭上的罪人。我们知道，韩信原本是无罪的。加上他战功显赫，天下皆知，刘邦要杀他，就要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现在好了，刘邦可以放手干了。因为他要诛杀的，已不是劳苦功高的英雄，而是背信弃义的小人。杀功臣是有忌讳的，杀小人则理所应当。所谓“小人”，在中国也差不多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意思。所以韩信此举，无异为刘邦洗刷了道德罪责，而把自己送上了刑场。

第二，韩信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本来，刘邦是多少有些心虚的。他知道韩信谋反的事是诬告，也知道刚一胜利就杀功臣有些那个。现在他理直气壮了：你韩信不曾想过谋反么？窝藏敌将钟离眜就是铁证！如果说不是为了谋反，只是出于哥们义气，那你怕什么？现在主动把他的脑袋献上来，只能说明你做贼心虚，弄不好还是杀人灭口！结果，没罪的成了有罪，有愧的反倒无愧。韩信此着，岂非授人以柄，自己给自己栽赃？

第三，韩信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两军相敌勇者胜”，韩信的心虚，就壮了刘邦的胆。本来刘邦还有些怕韩信的，现在不怕了：原来那个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的大将军韩信，也不过尔尔！别看他神气十足威风八面，原来内心深处虚弱得不堪一击。我刘某不过只是说了一声“南巡”，他就吓得屁滚尿流，忙不迭地把铁哥们卖了。这种人还不好收拾吗？

显然，韩信出卖朋友，并没能保住自己，反倒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现在，韩信已是砧板上的鱼肉，只等刘邦下手。

刘邦并不着急。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刘邦的诛杀功臣，毕竟没有后来朱元璋那么狠毒（此所谓时代不同也）。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有一次他去看望樊哙，樊哙跪拜送迎，自言称臣，说：大王您竟肯光顾小臣。出门之后，韩信便仰天大笑说：我韩信如今是和樊哙之流为伍了！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剪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7年，陈豨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官。在这方面，吕后显然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并不事先请示刘邦，事后也不通气，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死到临头，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是啊，他只知道讥讽嘲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自己也有妇人之仁，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应该说，韩信这个人，还是有知人之明也有容人之度的。他分析项羽的为人，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他以弱胜强，击败成安君陈馀，却很明白自己得以胜利的原因之一，是陈馀不用广武君李左车之计。所以，俘虏了李左车之后，他不但亲解其缚，而且“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向李左车求教。他克己用忍，虚以待人，忍胯下之辱而成王霸之业，这些都是他的可敬之处。韩信的不足，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他说别人会说，事情一轮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他总认为自己奇货可居，功不可没，没想到一旦天下平定，可居的奇货就会变成烫手的土豆，过高的功劳则只会引起君主的猜忌。刘邦降他的爵位夺他的封地，原本既有薄惩之心，也有示警之意。他却又是撂挑子，又是掼纱帽，又是发牢骚，又是讲怪话，最后还打算孤注一掷，抢班夺权，当然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总之，刘邦既有知人之明，又有自知之明，所以刘邦胜利了。项羽既无知人之明，又无自知之明，所以项羽失败了。韩信有知人之明，无自知之明，所以虽有成功，终至失败。

缺乏自知之明，其实也不能真正知人。韩信以小人之心对待钟离眜，又以君子之腹度刘邦，简直就是颠倒荒唐。这里说的“小人”，还并不完全是指道德意义上的，更是指心理意义上的，即度量狭小之人。刘邦仇恨钟离眜，韩信也不是不知道。如果害怕刘邦怪罪，当初就不要收留他。既然收留了，就该保护到底。老子豁出去，就要保护这个朋友，刘邦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也许反倒会生出几分敬意，生几分畏忌。韩信缺乏这个度量，使了个小心眼儿，结果出卖了朋友，又出卖了自己。

[1]被勾践赐死的是文种。勾践灭吴后，送了一把宝剑给文种，对他说：先生教给寡人七条杀人的办法，寡人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就在先生身上做个实验吧！于是文种自杀。范蠡则早就预见了这一天，因此功成之后立即身退，悄悄地逃离越国，后来成为有名的富商。

刘邦的长处

刘邦大约就不会这样。刘邦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做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统统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样大度的人，韩信自然不是对手。

实际上，韩信的错误，正在于狐疑，即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事实上他一直在反与不反之间犹豫。正好刘邦对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对刘邦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感激，也怨恨；既蔑视，又畏惧，因此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反还是不反。当然，韩信的反，是被逼出来的。刘邦不逼他，他不会反。但要说他的造反或谋反完全是诬陷，似乎也不通。从他出卖钟离眜一事来看，韩信似乎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人。他能背叛钟离眜，怎么就不能背叛刘邦？只不过在有条件背叛时不背叛，做了人家笼中之鸟时却蠢蠢欲动，未免糊涂罢了。这其实因为韩信是英雄不是枭雄，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的狠毒程度和卑鄙程度都比不上刘邦，总是心存忠厚心存幻想，觉得以自己的功劳和双方的交情，刘邦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猝不及防，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

的确，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是容不得犹豫和狐疑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做什么都很到位，一点也不黏糊。刘邦自己虽然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计谋，但判断力极强，也敢拍板，而且豁得出去。正是这种资质，使他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终至以弱到强，步步走向胜利。究其所以，就在于刘邦是流氓，是流氓中的英雄，因此敢于拿生命豪赌一把。韩信是流氓却又有贵族气，结果在气度上反不如刘邦。

刘邦端的称得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用人时真能放开手用，整人时也真能下得了手。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但他杀起人来也六亲不认。他曾误听谗言，以为樊哙有不臣之心，竟命令陈平去杀樊哙：“平至军中，即斩哙头！”樊哙可以说是刘邦最铁的哥们儿，早年在沛县就和刘邦是朋友。陈胜起义，萧何、曹参派樊哙迎来刘邦，立为沛公。以后，樊哙追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功赫赫。初入咸阳，是樊哙劝刘邦秋毫无犯，还军霸上，从而树立了刘邦的威望。鸿门宴上，是樊哙挺身而出，面折项羽，从而保住了刘邦的性命。樊哙还是吕后的妹夫，同刘邦是连襟。这样至亲至爱的人，也说杀就杀（最后陈平并未执行命令，刘邦又身受重伤，此事不了了之），可见其狠。

项羽就没这么狠。项羽当然也杀人，而且乱杀人。但正因为是乱杀，所以带有盲目性。另外，他又常常下不了手，比如几次三番地不杀刘邦。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如果项羽得了天下，大约就不会诛杀功臣，除非惹恼了他。出于个人意气杀功臣是可能的，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人则不可能。因为对于项羽而言，不存在什么功高震主的问题。有谁能比他的功更高？又有谁能震得了他这个天下第一的盖世英雄？没有。至少是他自认为没有。所以，在项羽手下当个功臣是安全的，只要你不去摸他的老虎屁股。反正他不会把你看成什么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威胁。他甚至可能根本不承认你是什么功臣。这样虽然难免受点委屈，却不会有性命之虞。即便被看成功臣也不要紧，因为那意味着他承认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总是敬重英雄的。出于“英雄惜英雄”的心理，他也会放你一马。鸿门宴上他坚持不杀刘邦，便有这种心理因素在内。

当然，项羽不杀刘邦，原因也可能正好相反，即极端地蔑视刘邦：他算什么东西！这种狗一样的东西，也值得我去杀么？别弄脏了我的手。我们知道，项羽是极高傲的，而一开始轻视刘邦，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却又安排项羽北伐，刘邦西征，其用心已十分明显。项羽虽然也提出“愿与沛公西入关”，但原因却是要为项梁报仇，不是怕刘邦抢了先。诸侯联席会议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刘邦那笨蛋也能打败秦军。所以一听说刘邦先入关中，“珍宝尽有之”，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刘邦是个人物了，却又在骨子里不肯承认他是英雄。因此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承认刘邦是英雄，就该敬惜，哪有谋杀的道理？要杀，也得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杀。在自己军营里酒席上，这么鬼鬼祟祟地杀，实在太掉价，也下不了手。如果刘邦不是英雄，那又何必杀他呢？范增几次三番示意，他只是默然不语；樊哙慷慨陈词，他也“未有以应”，就因为他自己心里完全把握不了尺寸。结果刘邦终于虎口脱险，项羽则犯了放虎归山的大错误。

其实项羽犯不着那么看不起刘邦。

不错，刘邦是个流氓，然而却是流氓中的英雄。说他是流氓，只是指他的出身，他的教养，并不是指他的资质。要论资质，刘邦确实无愧于领袖称号，他简直就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都有，根本不用别人教，况且也教不了。张良、陈平、韩信、萧何他们是给刘邦出过很多主意，但这些主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有的还是具体操作问题，是谋略而不是战略。战略性的建议也有，而刘邦也往往一点就通。这种洞察力、判断力和悟性，简直就是天生的。韩信说他“将将”的才能“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并不完全是恭维，当然也不是讽刺。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说的知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知道人性中的优点，也知道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什么是天下？天下并非土地，而是人。所以，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刘邦很懂这个道理。他似乎天生就会和人打交道。《资治通鉴》说他厌恶读书，却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和最底层的小兵，一见面都成为老朋友。我想，除因他性格豪爽大度，不拘小节，易与相处外，还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唯恐其少，不厌其多。

怎样才能得人心？也就是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要什么并予以满足。韩信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说明刘邦已得他心，也说明刘邦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自己肚子饿要吃饭，知道别人也想吃，便让出自己的饭食；自己身上冷要穿衣，知道别人也想穿，便让出自己的衣服；自己想得天下想当皇帝，知道别人也想封妻荫子耀祖光宗，便慷慨地予以封赏。这种“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的想法和做派，在中国最是大得人心。

项羽却从来都不会替别人着想，顶多只会弄些小恩小惠，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却完全只凭一己的好恶，卖弄自己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对于韩王韩成，竟然因为其谋士张良曾帮助过刘邦的缘故，先是不让他“之国”（到封地去），继而又降为侯爵，最后予以谋杀（实在小心眼儿），终于把韩成的智囊张良逼入汉营，和他作对到底（事实上刘邦东进反楚，是张良鼓动的；反楚的同盟军黥布、彭越，也是张良替刘邦联络的）。刘邦入关灭秦，功居首位，即便不能如约封为关中王，至少也该把刘邦的家乡封给他，或封得离家乡近一点，以慰藉这支人马的思乡之情。项羽自己一门心思要衣锦还乡，应该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念头（事实上刘邦的将士“日夜跂而望归”）。然而他不。也许是出于对刘邦先入关中的忌恨，忌恨他抢了自己的镜头，竟然把刘邦打发到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汉中，以至于刘邦一天都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是“安能郁郁久居此乎”），终于引兵东讨。从他一进咸阳宫就发呆不想走来看，刘邦原本也不是很有野心的人。如果当时项羽给刘邦一块肥肉，没准后来的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至少是，谁要鼓动刘邦反楚，总不太容易，而已然回乡的士兵也很难再让他们重返战场。（张良就看到了这一点：“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但是项羽偏不让刘邦吃饱，这就逼得刘邦非吃了他不可。

不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其实对自己也缺乏体验；而能够以己度人的人，也多半有自知之明。刘邦确实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百无一能，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用计没有谋略，打仗没有武力。因此他把这些事情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只做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拍板。这样不但避免了自己的短处，也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一举两得。加上他明是非，识好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勇于纠正自己错误，又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用人才，也使得别人心甘情愿为他所用，从而在身边集结起一群英雄豪杰，并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比如樊哙有勇，张良有谋，韩信会将兵，萧何会治国，简直就是一个优化组合。结果他这个老板当得非常潇洒，也非常成功。项羽不懂得这个道理，自恃天下英雄第一，什么都自己来，反倒吃力不讨好，变成光棍一条。

项羽不知人，也不自知。不知道哪些是自己所长，哪些是自己所短，当然也不肯认错。直到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还说是天要亡他，他自己什么错都没有，真是“死不认错”。刘邦则不同。刘邦也犯错误，而且犯判断错误和战略错误，但他肯认错，也肯改。公元前200年，刘邦对形势和军情作出错误判断（实则中匈奴诱兵之计），不听娄敬的极力劝阻，亲自带兵挺进，深入敌方腹地，结果被匈奴围困在白登（白登是平城附近的一个小城。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此役又称“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幸亏用陈平密计（其计不详）才能脱离危险。刘邦班师回到广武（今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立即释放关押在那里的娄敬，向他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封娄敬两千户，升关内侯。

这样的度量，项羽就没有。

看来，刘邦确实是英雄。他的公开认错，便正是他英雄气度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帝王、长官或首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要一当上个什么，就立即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天才、全才，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发表高见、作出指示，而且句句是真理，事事都正确。如果他那愚蠢的见解被部属批驳，就会火冒三丈，或者怀恨在心。如果他的判断错误和决策错误居然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那个提意见的人就会更加倒霉。公元200年官渡之战，袁绍不听田丰之劝而败北，为了挽回面子，竟然杀了田丰（详下章）。总之，他们只会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而绝不会认错，更不会公开认错。刘邦的白登之围事在公元前200年，袁绍的官渡之战事在公元200年，两事相差整整四百年，结局却完全颠倒，精神的高下也不可以道里计。袁绍是个豪族，四世三公，贵不可言。刘邦是个流氓，一无所有，贱不可言。然而刘邦的气度，却不是袁绍之流可以比拟的。

刘邦不但大度，也细心。

刘邦这个人，表面上看大大咧咧，其实心细如发。鸿门宴前一天晚上，他听说项羽第二天就会兵临城下，又听说项伯可以从中斡旋，立即就决定和项伯拉关系，套近乎。但他并不马上急不可耐地去见项伯，而是先问张良，他刘邦与项伯谁的年纪大。听张良说项伯年长，便立即表态“吾得兄视之”。这就等于说自己和张良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与张良平等，张良有面子；尊项伯为兄，项伯有面子。两边都讨了好，刘邦实在聪明。

项羽却很糊涂。项羽表面上婆婆妈妈，又是送汤又是送药的，其实粗心得很，是个傻小子、马大哈，或如武汉人所言，是个“体面苕”（长得漂亮又没有心计的人）。刘邦到项羽军中谢罪，说：是臣与将军同心协力，诛灭暴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自己也没想到怎么就先入关了（其实早有预谋，且与赵高有交易），这才得以与将军久别重逢（一副老朋友口气）。可惜不幸有小人之言，害得将军对臣有了误会（一点也不误会）。项羽一听，马上接口说：还不是你老兄的部下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项籍怎么会这样？结果，稀里糊涂就把通风报信的人给卖了。

项羽和刘邦确实颇不相同。项羽表面残忍，其实温柔；表面勇猛，其实脆弱。刘邦表面随和，其实狠毒；表面窝囊，其实坚强。项羽易暴易怒，稍不如意，便暴跳如雷，怒发冲冠，火冒三丈。但几碗米汤一灌，又会和没事人一样。刘邦呢，一时半会的窝囊气是忍得下的，但是对不起，秋后算账。你看他整治韩信，简直就像猫玩耗子似的。

显然，项羽是性情中人而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起用小人。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诛杀功臣。因为实用，他也不怕公开承认错误。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才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不像项羽，什么事都由着性子来，又死要面子，死不认错。

不过，实用主义者刘邦也会像项羽一样欣赏英雄，赞美崇高。他并不愚蠢地把敌我双方分为义与非义，硬要说敌方都是坏人，己方都是君子。如果见到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好汉，他会由衷地敬佩和赞赏，而无论对方是敌是友，是赞成自己还是反对自己。刘邦杀韩信之后，又杀彭越，屠三族，在洛阳城外集体处决弃市，而且扬言有胆敢收尸者，杀无赦。其时，正好梁国大夫栾布使齐归来，回到洛阳，便在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并痛哭一场。刘邦见栾布公然无视自己的禁令，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1]。栾布一面从容向油锅走去，一面回过头来说：“愿一言而死（说一句话再死）。”刘邦说：你讲！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成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越大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就没有今天了。何况垓下之战，如果没有彭王，项王也不会兵败。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不该受封王爵，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谋反的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而且屠灭三族。臣恐天下功臣，人人自危。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刘邦一听，肃然起敬，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

刘邦释放栾布，固然因为心中有愧（彭越确实无辜），也因为敬重栾布的人格和人品。类似的事，发生了不少，比如释放蒯通，赦免贯高。贯高是赵国宰相，因密谋暗杀刘邦而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也不肯出卖赵王张敖。刘邦敬重贯高是条汉子，在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刘邦并不是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杀了彭越，杀了臧荼、陈豨、卢绾、黥布，还差点杀了樊哙。刘邦的一连串屠戮，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唯其如此，对于那些手上并无兵权身上又有骨头的人，则反倒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并无意义，不杀则可以表示宽容，改善形象，在政治上是合算的。何况刘邦对于那些硬汉子，又确有敬重之心呢！

这就和项羽有些相同。

项羽也是敬重硬汉的。鸿门宴上，尽管范增多次示意而项羽依然无动于衷，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并不阻止。可见当时杀不杀刘邦还在两可之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但樊哙进来以后，事情就变了。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形象已让项羽大吃一惊。听张良说是沛公的参乘（近侍警卫），便称赞说：“壮士！”等樊哙从容喝完一大斗酒，生吞大嚼一生猪腿后，项羽已为樊哙的“酷”大起喜爱之心了。因此，当樊哙回答他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并慷慨陈词，指斥项羽“欲诛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亡秦之续耳”时，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已作出了不杀刘邦的决定。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个硬汉英雄气节的崇敬和赞赏。

这就是审美的态度了。这其实也是那个英雄时代的风尚。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对于英雄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审美欣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韩信初到汉营时，还是一个小小不然的公关先生。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行刑。轮到韩信时，正好一眼看到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便大声叫道：汉王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这里说的“壮其貌”，并非以貌取人，更多的还是为其内在气质所吸引。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之人特有的审美直觉，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好歹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卓异之士在一夜之间由布衣而卿相，得到超常的提拔，又提拔得那么准呢？

作为那个英雄时代的顶尖级人物，项羽和刘邦当然都是英雄。所不同者，只不过刘邦是流氓英雄，项羽是本色英雄。正如翦伯赞先生论项羽所言：“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2]遗憾的是，他有勇无谋，坚而不韧，慷慨而不大方，坦白又有些小心眼儿，情感丰富却又感情用事，过于任性，没有远见，这才败给了喜用智谋、坚韧不拔、豪爽大方、胸有城府、理智实用、深谋远虑，而且能克制自己的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成败功过，全在他那英雄本色。这气质因为是英雄的，所以有审美价值；因为是本色的，所以无成功可能。项羽可爱也可悲。

韩信则可敬也可怜。韩信的可敬，在于他虽然出身贫寒却心存高贵，身为下贱却志在上流，这是他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刘邦虽然在见到秦始皇时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却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动作，也没什么准备。刘邦的长处是善于学习，因此能在战斗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终于成就了帝业。韩信却是有准备的。当他在别人家混饭吃，在河边饿肚子，在项羽手下当郎中执戟站岗，在刘邦手下当连敖接待宾客时，他就一直在做准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相信自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正是靠着这一信念，他忍辱负重；正是靠着那些奋斗，他脱颖而出。

韩信的可悲在于不彻底。这是他性格中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卑贱者如果存心高贵（刘邦并不存心，只是顺势），就不免会有了投机的成分。韩信吃亏就吃亏在这投机心理上。可以反汉时，他觉得不反油水更大；不可反汉时，他又觉得不反实在吃亏。他献上钟离眜的人头，原本是想买政治股的，却被刘邦看破套牢，也让善于把握时机的刘邦看不起。柏杨先生说：“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3]这话说得并不很对。柏杨说汉政府并没有抓住韩信谋反的任何证据，只凭举报者的口供就定之以罪，因此是“诬以谋反”。但据我看，韩信与陈豨的密谋，不像是编出来的。韩信死前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也不像是编出来的。当然这话既可以理解为错过了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有谋反之心就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韩信不是一丁点反意都没有。事情坏就坏在他既有忠心又有反意，而且两样都不彻底，忠不能尽忠，反不敢真反。如果忠到底，那么，即便刘邦、吕后诬陷他，栾布那样的正派人，也会出来为他说话、喊冤、打抱不平，或者日后会平反昭雪。可惜都没有。如果反到底，当然也很好。成功了不用说，失败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时，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刘邦说：老子就是要杀了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不也很好吗？没准刘邦依照贯高的例子，还真不杀他。贯高的罪多重啊，弑君，是要判凌迟处死的。然而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一方面一口咬定赵王并未与谋，另一方面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要反。结果，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英雄。哪像韩信这么窝囊：说冤吧，又不太冤；说不冤吧，又够冤的。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反贼；既没讨着好，又得不到同情，你说冤不冤！

总之，项羽是本色英雄，也是彻底的英雄；韩信是挣扎出来的英雄，是不彻底的英雄。所以，项羽死得壮烈，韩信死得窝囊。

[1]补注：此处有误。

按《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云：“布（栾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 此即前文表述之所本，但我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其实，栾布并非刘邦派出的使者，也不可能向刘邦“从容汇报出使过程”。他早先曾被彭越赎救，因此在彭越被封为梁王以后，做了梁国的大夫。栾布既然不是中央政府的人，当然不可能由刘邦派出。他出使齐国，是梁王彭越派去的。出使归来，自然应该向彭越复命。但此时彭越已被刘邦处死。所以，他就只能在彭越的人头下，向他奏事，履行程序，然后设祭致哀。这个时候，刘邦并不可能在场，地点也不可能是在洛阳。事实上，是梁国的官吏将他拘捕，报告刘邦（吏捕布以闻），这才被召回洛阳，也才有了刘邦要将他下油锅的事。

此处失误亦承蒙李蓬勃先生指出，谨此致谢。

[2]翦伯赞：《秦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3]柏杨：《柏杨曰》，第122页。

项羽之死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的。

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大约是一位崇拜项羽的人，因此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救项羽过江。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和随扈亲兵全都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追杀的汉军短兵相接。这无疑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然而，如果因此就放弃战斗，举手投降，束手就擒，那就不是项羽了。项羽是宁肯站着去死，也不会跪下求生的。他当然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从他拿起这武器的那一天起，就没想过要放下它。相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更应该把它高高举起，就像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一定要让演出在谢幕时达到高潮一样。这也是项羽随扈亲兵们的共识。于是这场敌强我弱的战斗就打得风云变色气壮山河，光是项羽一个人就杀了数百汉军士兵，自己也受伤十多处。这时，前来追杀的汉军越来越多，其中就有项羽当年的旧部吕马童。项羽笑了。他大声地招呼说：啊哈，这不是老朋友吗！背楚降汉的吕马童难以为情，不敢正视项羽，扭过头去对另一员汉将王翳说：这就是项王。这可是“新朋友”了。于是项王对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说完，便一剑砍下自己的头颅。

不用多说什么了。谁都不难看出，项羽死得壮烈，死得英雄，死得气势磅礴，惊天地，泣鬼神，就连乌江之水也要为之呜咽，为之洪波涌起，浊浪翻腾。显然，项羽的死是高贵的。无论他是为什么死的，他的死，都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

然而项羽死得也很惨。

就在王翳一把抢得项羽头颅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争夺项王的尸体，以至于互相残杀，死数十人。最后，王翳得一首，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一体。他们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每个人都当了个小小的什么官。而我们的英雄，曾经让这些人闻风丧胆、不敢仰视的英雄，却在他们卑劣的争夺下竟不得全尸而终。

这可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项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项羽以前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贵族的时代。高贵感和英雄气质，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以虎和豹为象征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犬和羊。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用虎豹和犬羊来比喻两种不同的人格，并惊叹于虎豹之可能沦落为犬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显然，在孔子师徒看来，虎豹的精神是高贵的，当是审美的，它不该被代之以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

然而，自从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英雄的时代也就开始走向没落。君臣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了，而代之以行礼如仪、磕头如捣蒜；游侠谋士纵横天下各展才华没有了，而代之以拉帮结派、巴结权贵往上爬；诸子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独尊儒术、只许一个人思想。权欲和利欲将成为主宰和动力，人格和灵魂则将被阉割和践踏，就像王翳、吕马童们践踏项羽一样。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只代表着英雄精神和高贵感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代表着权欲和利欲的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着那只虎或豹，然后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行赏。而在不久之前，他们是根本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的。

这群狼和羊的首领是刘邦。刘邦是他们的君，他们的牧。

就个人魅力而言，刘邦虽然既不可爱也不可敬，但也不可鄙。刘邦虽然出身流氓，难免有些无赖气，一些事做得也不地道，但好歹也是英雄，骨子里也有英雄气概，也是血性男儿。公元前195年，他回到故乡沛县，尽召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之际，刘邦亲手击筑，自为歌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父老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我的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可见，他虽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现实，却也浪漫。然而，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制度。事实上，他正是靠着权欲和利欲完成他所谓“大业”的。就连陈平也坦言，他的身边，尽是些顽钝嗜利的无耻之徒，而这些人正是靠刘邦“饶人以爵邑”，也就是靠权欲和利欲集结起来的。因为刘邦继承的是秦始皇的事业。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以天下万民臣朕一人，他不能不打击摧残践踏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包括对他自己内心深处残留的这些东西下手，这正是他心灵深处不无痛苦不无孤独的原因。

显然，刘邦是代表着“历史方向”的，项羽则“不合时宜”。事实上，此后，像项羽这样傻，这样天真、任性的英雄越来越少，阴险毒辣的阴谋家和迂腐愚忠的书呆子则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说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也对。

项羽之死，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虎和豹的时代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便是狼和羊的时代。而且，那狼也会退化为狗，走狗。

项羽，大约生于公元前233年，死于公元前202年。起兵时二十四岁，是个少年英雄；自刎时三十出头，是一个男儿告别少年走向成熟的最有魅力的年龄。

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留下了许多故事、传说、成语，还有许多话题。大家熟知的成语有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夜行、沐猴而冠、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无颜见江东父老”等。最脍炙人口的诗则是李清照的五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曹操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曹操是“奸雄”。

曹操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现在想来，项羽的时代，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时，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而且试验的时间不长，秦就亡了，所以大家还不怎么把那玩艺儿当回事。天底下只能有一个皇帝，无论这皇帝是神是人是猪是狗都得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奸是匪的观念，也还没有真正形成。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天下分封，诸侯割据，五霸继起，七雄并峙，楚强南服，秦霸西陲，递主盟会，互为雄雌。诸侯们自由地宣战、媾和、结盟、征税，全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文人和武士、游侠和刺客则自由地周游于列国，流动于诸侯，朝秦暮楚，择主而事，也不怎么把已经到手的官禄爵位当回事。田子方甚至对魏太子击说，士人议论不用主张不合，就立即跑到别国去。抛弃原先的国君，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总之，那时一个人只要有实力有能耐有本事，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即便运气不好失败了，也没人说闲话。所以，虽云“成者王侯败者寇”，但陈胜向皇帝宣战，首义兵败，也没人说他是寇，是匪。不像后来宋江他们，即便受了招安，也摘不掉土匪和草寇的帽子。

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曹操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当一个“坏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他的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是连带着知道亲生父母的曹操，也弄得有点“来历不明”。

曹操所处的时代也不好。他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确乎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想被害，又不肯窝囊，当然便只好去当“坏人”。总之，来历不明又生不逢时，曹操倒霉得很。

实际上，曹操的时代已大不同于项羽的时代。他即便生逢盛世，也未必会有什么作为。自从我们那位流氓英雄刘邦在组织上将天下定为一尊，他的重孙武帝刘彻又在思想上将天下定于一尊，有着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虎和豹，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想问题的还是干事情的，便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收拾的办法，自然仍是大棒加胡萝卜，只不过那胡萝卜是带缨子的，大棒则变成了狼牙棒，血迹斑斑。太史公司马迁只不过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武帝的虎威，便被处以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而大农令颜异根本就没说话，只不过是在别人议论朝政时，下唇往外微微翻了一下，就被认为是“腹诽”（在肚子里诽谤朝廷和君父），应处以死刑。难怪当时长安城里五十万人，囚犯就有十六七万；也难怪郎中令石建上书奏事，马字少写了一点，就要吓个半死了。这些事都发生在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权时期。武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手上，汉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因此，他又往往被看作是英雄。但我以为，在他的铁骑践踏和铁腕统治之下，英雄业绩间或有之，英雄精神却是不会有的。

到了曹操所处的桓、灵之世，情形就更是每下愈况。大汉王朝和它所代表的那个制度，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尸臭。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拼命抓权，贪官拼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这一点都不奇怪。一个王朝和一种制度既然容不得君子，那就只能培养小人；既然听不得真话，大家便只好都说假话。当多数人都鬼鬼祟祟或战战兢兢，都乌龟缩头或老鼠打洞时，当权欲嚣张物欲横流，卑鄙受到鼓励而高尚受到打击时，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也很难产生虎和豹。有的，只是狗和羊。那粗鄙的狗是由粗野的狼退化而来的，那平庸的羊则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黄鼠狼。

这时，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虎或豹，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不祥的怪物，就像童话里的鸭子认定那只小天鹅是丑小鸭一样。但鸭子们只不过嘲笑一下丑小鸭罢了，那些粗俗的狗和平庸的羊却会一拥而上，给那只虎或豹画他一个大花脸。

曹操的命运，正是如此。

曹操的命运似乎老早就被决定了。

曹操这个人，小时候大约也是个“问题少年”，与项羽、刘邦少时不乏相同之处，只不过比他俩喜欢读书。史书上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做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

实在地讲，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是个没家教的。所以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与刘邦年轻时“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差不太多。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曹操鬼点子这样多，难怪《三国志》说他“少机警，有权数”了。

如此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大约并不讨人喜欢，许多人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然而太尉桥玄却认为曹操是“命世之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曹操莫属。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却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正是乱世需要的人才。所以桥玄十分看好曹操，竟以妻子相托，还建议他去结交许劭，看许劭怎么说。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我们要知道，在汉魏六朝，品评人物是社会中的一件大事。任何人，要进入上层社会，都必须经过权威批评家的鉴定，由此决定自己的身价，就像当今欧美艺术市场上，只有权威批评家叫好的艺术品才能卖大价钱一样。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而曹操得到的评语则是人所共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据说，为了得到许劭的评语，曹操很费了些心思，很下了些工夫，而且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但这样一来，则曹操的一生，便虽未盖棺，却已论定。

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1]

成为人物，素质所然；处于何世，则是运气。

曹操运气不好，他遇到了乱世，当奸雄只怕是当定了。其实曹操一开始也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孝是孝子，廉是廉士，有了这个称号，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就像现在有了学历，便可以报考公务员一样。不久，曹操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这个差使，官不大（俸禄四百石），权不多，责任却很重大，麻烦也很不少。因为天子脚下，权贵甚多，没有哪个是惹得起的。然而首都地面的治安又不能不维持。于是曹操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张大门旁边各挂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个找死的。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侄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将这家伙用五色棒打死。这一下杀一儆百，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大约从174年出山，到189年起兵，这十五年间，曹操还是想当能臣的。他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故城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典军校尉等职。其间，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议郎。就在这宦海沉浮之中，他把朝廷和官场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曹操曾上书朝廷，力陈时弊，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任洛阳北部尉，他执法如山，打击豪强；任济南相，他肃清吏治，安定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整顿朝纲扭转时局，也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做的种种努力，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朝，都如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对于横行霸道的权臣，则如蚍蜉撼树，无异以卵击石。之所以尚未招致杀身之祸，只不过有曹嵩这个大后台罢了。但朝廷借口他“能明古学”，多次打发他去当有职无权的闲官议郎，则已不难看出其用心。[2]

曹操不能不重新考虑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看来，治世之能臣是当不成了，曹操只好去当他的奸雄。

其实，做奸雄也许比做能臣更过瘾。

做能臣不容易。第一要忠，第二要能。忠而无能曰庸，能而不忠曰奸，都不是能臣。但，光是又忠又能，还不够，还得大家都承认。这第三条最难。因为嫉妒别人的能，是官场的通病；怀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所以历史上的能臣，好下场的不多。不是生前被贬，便是死后挨骂，能做到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人说闲话的，大约也就是诸葛亮。

然而诸葛亮活得好累！

诸葛亮的形象，千百年来走样得厉害。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老先生很是潇洒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那结果都是事先料定了的。计谋也很现成，甚至早就写好了，装在一个袋子里，只等执行者到时候拆开了看。自己则既不必亲自上阵杀敌，也不必操心费神，只要戴个大头巾，摇把鹅毛扇，泡壶菊花茶，摆个围棋盘，便“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真是何等潇洒。

其实，诸葛亮的心理压力大得很。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历来就被看作君仁臣忠、君明臣贤的楷模。尤其是那有名的“三顾茅庐”，千百年来让那些一心想出来做官又要摆一下臭架子的文人羡慕到死。实际上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和防范，没有一天不深藏于心。君臣关系毕竟不是朋友关系，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时也就是最疑忌的人。因为双方相处那么久，交往那么深，知根知底，对方有多少斤两，彼此心里都有数。这就不能不防着点了。你看白帝城托孤那段话，表面上看是心不设防，信任到极点，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刘备对诸葛亮说：我这个儿子，就托付给先生了。先生看他还行，就帮他一把；不行，就废了他，取而代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是扯淡！刘禅的无能，简直就是明摆着的，还用看？无非因为明知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自己儿子又不中用，放心不下，故意把话说绝，说透，将他一军。诸葛亮是明白人，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铁了心来辅佐那年龄相当于高中生、智力相当于初中生的阿斗。

陈寿说，刘备的托孤，“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拍马屁，就是没头脑。诚如孙盛所言，如所托贤良，就用不着说这些废话；如所托非人，则等于教唆人家谋反。“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刘备托孤成功，全因为诸葛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又为人谨慎，处处小心，这才没闹出什么事来。但要说刘禅没有猜疑忌恨过，则不是事实。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各地人民怀念他，要给他建立庙宇，刘禅就不批准，说是“史无前例”。可见刘禅内心深处是忌恨厌恶诸葛亮的。事实上，一个人只要当了皇帝，就会忌恨手下能力比自己更强的大臣，而且越是弱智，就越是忌恨。因为所有的蠢才都一样，只要手握权力，高人一等，便会自我感觉良好，牛皮马屁不绝。一旦发现手下人比自己强，又会恼羞成怒，必欲去之而后快。刘禅其实也一样。只不过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也无贼力，只好在诸葛亮死后做点小动作，发点小威风，表示他还是个人物。

其实，即便刘禅对诸葛亮真心“事之如父”，也是没意思的。这家伙实在太蠢。又岂止是蠢，简直就没有心肝。他做了俘虏后，被迁往洛阳，封安乐县公。有一天，司马昭请他吃饭，席间故意表演蜀国歌舞。蜀国旧臣看了，无不怆然涕下，只有刘禅，照吃照喝，“嬉笑自若”。司马昭感慨说，一个人的无情无义，怎么可以到这个份上（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又一天，司马昭问他：很想念蜀国吧？刘禅立即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旧臣郤正听说了，就对刘禅说，下次再问，就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没有一天不想的，说完再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果然照着说，照着做。司马昭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刘禅立即睁开眼睛，惊喜地说，猜对了，正是他！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保命，装傻。但即便是装傻，也是没心肝。事实上，除了“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外，刘禅对于中国历史半点贡献都没有。辅佐这么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所以诸葛亮很累。又要打天下，又要哄小孩，又怕老的起疑心，又怕小的不高兴，能不累吗？事实上，诸葛亮不像军师，倒像管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操持，即所谓“事必躬亲”。这固然是生性谨慎，也是势之所然。不这么做，他怎么能大权独揽而国人不疑呢？他实在是害怕出差错啊！

过度的疲劳，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沉重的压力，又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3]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倒在了北伐途中，享年五十四岁，比曹操少活了十二年。诸葛亮的身体原本是很好的。陈寿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是个伟丈夫。如非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岂能逝世于年富力强之时？

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其实是累死的。[4]

做能臣太累，那么做皇帝，不好么？

做皇帝当然好，不过也要看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了。如果像刘协（献帝）那样，就不如不做。如果像袁术那样，则等于找死。

袁术这个人，是很有些牛气的。他出身世族，门第高贵。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东汉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综理众务，是百官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者。袁术祖上，高祖、太祖、祖、父四代，都有人出任三公之职，所以时称“四世三公”，是当时官场上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

袁术血统如此高贵，便不免牛皮哄哄，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包括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都是袁逢的儿子。袁绍年长，却是小老婆生的，即所谓“庶出”。袁术为弟，却是“嫡出”，因此自视甚高。军阀割据时，袁绍、袁术兄弟均拥兵自重。但大约袁绍的实力比较强，威望比较高，人缘也比较好，因此诸侯豪杰多依附袁绍。袁术恼羞成怒，大骂诸侯不识好歹不分嫡庶，不追随他这个血统高贵的反倒去追随他们袁家的奴才！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是丫鬟的儿子，不是袁家的种子。这就不但激怒了袁绍，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他今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是这么个狂妄自大又头脑简单的东西，却天天都在做皇帝梦。孙坚手上有一块传国玉玺，是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后来被孙坚获得。袁术听说后，竟将孙坚夫人扣作人质，强行夺了过来。有了这个宝贝，又误听了一些民间的谣言，他就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春，袁术终于按捺不住，正式称帝。这时曹操已经把献帝捏在手中，并迁都许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袁术出来跳梁？自然要来收拾这个小丑。袁术又哪里是曹操的对手？结果也自然是一败再败。公元199年，兵败如山倒又众叛亲离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因为这个宝贝他还舍不得扔掉，也舍不得随便送人，觉得还是送给老哥比较合适（这时他又认袁绍是兄弟了），好歹也是袁家的人。可是，就连这个想法他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已派刘备在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截击，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当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还是假的，没人承认。

据说袁术死得很惨。他死的时候，身边已没有粮食。询问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三十斛（音“胡”，十斗为一斛）。厨师将麦屑做好端来，袁术却怎么也咽不下。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蜜浆，也不能够。袁术独自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突然惨叫一声说：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

袁术其实应该料到自己会有这个下场的。早在他刚起称帝念头时，就有许多人劝他不要轻举妄动胡作非为。与他关系好一点的，沛相陈珪不赞成，下属阎象和张范、张承兄弟不赞成，孙策也从江东来信表示反对。阎象说：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于殷。明公比不上周文王，汉帝也不是殷纣王，怎么可以取而代之？张承则代表张范说，能不能取天下，“在德不在众”。如果众望所归、天下拥戴，便是一介匹夫，也可成就王道霸业。意思是说，当不当得上皇帝，与是不是高干子弟没什么关系。可惜这些逆耳忠言，袁术全都当成了耳边风。他实在是利令智昏。

袁术最蠢的地方，还是他在大家都想当皇帝，又都不敢挑头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当了出头鸟。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尤其是在群雄割据、势力相当的情况下，谁挑这个头，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袁绍他们懂这个道理，因此尽管心里痒痒的，也只好忍住。曹操更是心里透亮。孙权劝他称帝，他一眼看穿孙权的鬼心眼，说这娃娃是想把他放在火上烤。袁术却不懂。他以为只要他一抢先，便占了上风，别人也就无可奈何。因此他就像现在抢先注册伟哥商标一样，抢先宣布自己是皇帝。没想到皇帝的称号不是商标，他也不是伟哥，结果不仅是把自己放在了火上，而且简直就是玩火自焚。

事实上，当不当得成皇帝，与抢不抢先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实力，以及当时的条件。而且，即便条件成熟，也要作秀，要装模作样地推辞、谦让，让过三次以后，才装作顺从天意民心的样子，勉为其难一肚子委屈地去当。这当然很虚伪。但中国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倘若无此虚伪，则会被视为恬不知耻。袁术没有条件和实力，又全然不顾这些既定的操作程序，这就不但是与曹操等人为敌，而且是与中国文化为敌了。再加上他“天性骄肆，尊己陵物”，“不修法度”，“奢恣无厌”，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更是不得人心。在他的治下，江淮空尽，人民相食。他自己每天山珍海味，手下的士兵却一个个冻死饿死。这样的混账东西，不失败才是怪事！

[1]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这里姑不讨论。

[2]曹操素以“任侠放荡”闻名，此刻却以“能明古学”应召，似颇具讽刺意义。曹操的学问固然不错，却更长于治世。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其实就是不想用他。

[3]诸葛亮曾上表致刘禅云：“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4]蜀魏交战，相持五丈原。蜀使至魏军营中，司马懿不问军事，只问饮食起居。当他听说诸葛亮黎明即起，深夜才睡，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都要亲自过问时，便断定说：“亮将死矣。”

天才与蠢才

曹操显然要聪明得多。

曹操不是没条件、没实力当皇帝。如果说，他最初的志向，只是当一个能臣，或者死后能在墓碑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字样，那么，他后来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一条通往帝王之位的道路上，而且最后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196年，曹操挟持献帝（当然是客客气气地）迁都许县，改元建安，开始成为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208年，废除三公官职，曹操任丞相，从此大权独揽。213年，献帝下诏将河东等十郡册封给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1]同年七月，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十一月，魏国设立尚书、侍中和六卿，曹操事实上成为一个公国的国君。214年，曹操开始享受王爵待遇。215年，献帝授予曹操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和国相的权力。216年，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魏国丞相改称相国，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2]后来又享有冕十二旒等一系列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仪。至此，曹操不仅在实际上掌握了汉室政权，而且在形式上与汉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

但曹操就是不要。

是曹操不想要吗？否。谁不知道当皇帝好，谁又不想当皇帝？那时节，诚如王粲对刘琮所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是曹操没条件吗？也不。北中国基本统一，汉天子早已架空，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是曹操的人、曹操的兵，只等曹操一声令下。

曹操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自然有他的深谋远虑，也有他的苦衷。他毕竟是靠所谓“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的。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用的是尊汉的名义，打的是讨逆的旗号。迁献帝于许都后，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曹操的政治资本，也是曹操的政治负担。他必须把这个包袱背下去。因为他在扔掉包袱的同时，也就丢掉了旗帜。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

的确，在政治斗争中，旗帜是非常重要的。袁术丢了旗帜，身败名裂；袁绍举得不高，家破人亡；孙策、吕布、刘表没捞着旗帜，也就成不了气候；刘备仗着自己是皇叔，把旗帜举得高高的，也就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眼前的这些经验教训，曹操不会看不到。

为此，曹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下人表白：我曹某绝无篡汉之心！顶多也就想当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周公。成王年幼时，如果没有周公，管叔、蔡叔不就篡位了吗？现如今，如果没有我曹操，真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事实，也是麻烦。因为不准别人干的事，当然自己也不好去干，至少不便明目张胆地去干。一贯“讨贼”的自己成了贼，岂非真是贼喊捉贼？当然，贼喊捉贼的事曹操也不是没干过，但窃国毕竟不是偷新娘子，不能不讲政治策略。

而且曹操自己心里也明白，刘备、孙权，还有朝野一些家伙，全都没有安好心。他们有的想当皇帝，有的想当元勋，有的想趁火打劫，有的想混水摸鱼，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也说不出口，都沉住了气，看曹操如何动作。当然，真心实意维护汉室的所谓正人君子也有。他们更是睁大了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曹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倘有不轨，立马就会群起而攻之。自己后院失火，刘备、孙权等就会幸灾乐祸，火上加油，乘机作乱，同朝中反对派联手与自己作对。这样一来，时局就将不可收拾，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就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曹操实在是太清楚这一利害关系了：好嘛，你们不说，我也不说；你们能装，我也能装。到时候，看谁憋不住，等不及！政治斗争是一种艺术，讲究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到火候不揭锅。过早地轻举妄动是一种盲动，引而不发才是高手。曹操是高手，他沉得住这个气。

因此，当孙权上表称臣，属下也纷纷进劝时，老谋深算的曹操只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孔子说过，只要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就是参政，何必一定要当什么呢？如果天命真的在我身上，我就当个周文王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策略，非常有弹性，也留有余地。它既表示曹操本人无意帝位，也不排除子孙改朝换代的可能。至于曹丕他们会不会这么干，那就要看天命，也要看他们的能耐了。干成了，自己是太祖；干不成，自己是忠臣。曹操的算盘打得很精。

何况曹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只要自己实际上拥有了天子的一切，那个惹是生非的虚名，要它作甚！

曹操的策略，是“打皇帝牌”。

皇帝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地唱反调。所以，它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

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最有资格的是袁绍。

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地位；地广兵多，有军事实力。如果袁绍要迎奉天子，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他身边其他一些谋士，也徒有虚名鼠目寸光。在这些短见的家伙看来，汉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匡复汉室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把皇帝接来。把这么个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自己没分量；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实在划不着。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井蛙之见。要知道无论是毛玠（音“介”）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沮授建议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并非真心要匡复早已颓圮的汉室，不过只是把献帝当牌打罢了。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天高固然皇帝远，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点岂不更便当，更便于操纵和控制？请示汇报、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献帝岂能不一一照准？献帝当时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后来又被王允等人捏在手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李傕（音“决”）、郭汜火并，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献帝派人两边讲和，谁也不买他的账。可见这位堂堂天子，不要说号令天下，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这样可怜的皇帝，到了袁绍这里，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同袁大人过不去呢？袁绍以为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种思维方法，同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强人”没什么两样，哪像一个有志于天下的豪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他有毛玠等人出谋划策，又有董昭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昌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得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昌，“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袁绍后悔之余，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试图与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却一本正经地以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偷鸡不着蚀把米，油水没捞到，反倒挨了一顿训，真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袁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大大输了一把。

于是，当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时，袁绍便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而此刻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看不起的曹操。因此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倒打着天子的旗号命令起我来了，什么东西！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与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反倒显得自己小气。

曹操却面子里子都占全了。当然，献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到许昌之前，献帝和朝官们已经与叫花子差不太多。当时在洛阳，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的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献帝已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奇货可居又一文不值的东西在一个接一个人的手上倒手转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虽然傀儡的日子很可怜，这皇帝当得也很窝囊，但要是落到袁绍那帮人手里，只怕更惨。显然，曹操和献帝做成的，是一笔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政治交易，曹操实在不简单。

曹操的政治才能早就表现出来了，只是大家看不见。

汉末政坛上，开始大家比较看好的是袁绍。袁绍人长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对人也不错（能折节下士），人缘也挺好（士多附之）。因此，当各路诸侯决定成立盟军讨伐董卓时，他便被公推为盟主。

其实袁绍徒有其表。公元189年，灵帝去世，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政局立即失去平衡。一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势所难免，而此类动作又向来是通过宫廷政变和阴谋诡计来完成的。谁心狠手辣，谁就可能占便宜。所以大将军何进杀掉宦官头目之一的蹇硕后，袁绍便劝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宦官统统杀掉，斩草除根。然而何进却很为难，因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当年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差点被灵帝废掉，多亏宦官求情才过了关，现在当然也不肯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给何进出主意，劝他多召四方猛将，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曹操就说，要解决宦官问题，只要诛杀几个为首的元凶就行了。这是只用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事，“何必纷纷召外将乎”？结果，董卓还没进京，何进就先成了宦官们的刀下鬼。董卓一进京，皇帝也废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阳变成了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这都是袁绍干的好事！

袁绍这事确实做得蠢。且不说他引进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宦官原本是些既没有地位人望、又没有兵力政权的人。他们之所以得势，正如曹操所说，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宠信，就成不了气候。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可杀，便会杀牛。何进、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逼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何进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那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曹操就不会这样。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都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这样的：袁绍强盛的时候，连我都自身难保，何况大家呢！这话说得够体贴人的。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也会为曹操的宽宏大量和设身处地所感动。

曹操的话说得很漂亮，算盘则打得更精。他很清楚，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处理的就不会是一个两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多数人不过两边敷衍罢了。但敷衍和通敌原本是不大分得清的。而且按照封建伦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那通敌的嫌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做到底，连证据都予以销毁，大家放心。这样，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会感恩戴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则更会死心塌地。这岂不比揪出一大堆人来整治，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在这里，曹操显然又表现出他政治家的天才。如果说，在对待召董卓入京，或立合肥侯为帝等问题上，[3]曹操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那么，在对待上述事件时，他表现出的则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深知，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网罗人才，首先要以诚待人，其次要以信取人，最后要以宽容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上哪有清一色的队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些时候，是要装点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操懂这个道理，所以曹操是赢家。

袁绍却既目光短浅，又心胸狭窄。官渡之战前，他的谋士田丰再三劝阻他不要贸然出兵，袁绍不但不听，反倒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兵败的消息传到邺城，有人到狱中探视田丰，说：这下老兄可要被重用了。田丰却摇了摇头说：我可是死定了。果然，袁绍一回到邺城，立即杀了田丰。

田丰真可谓知人知心，料事如神。他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表面上宽厚儒雅，心底里猜忌刻薄。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了败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还想当皇帝、得天下，岂非白日做梦？

[1]九锡是帝王对大臣表示特别恩宠的九种器物。王莽在篡位前就曾加九锡。

[2]警即警戒，跸即清道。警跸即出行时开路清道，严密警戒，断绝行人，为皇帝出行时之礼。

[3]公元188年，冀州太守王芬等人阴谋废黜灵帝，立合肥侯，拉曹操下水，被曹操严词拒绝。后王芬果然事败自尽。

宽容与报复

在同类问题上，曹操的想法、做法，总是和袁绍相反。

公元197年，盘踞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张绣向曹操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南征的胜利，不免有些飘飘然，行为也不检点，举措也不推敲。他强纳张绣的婶婶（张济之妻）为妾，让张绣感到屈辱；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使张绣感到威胁。于是，张绣用谋士贾诩之计，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把他打得落花流水。长子曹昂（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猛将典韦（曹操最贴心的亲兵队长），还有一个侄子曹安民，均在战斗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伤。面对这次惨败，曹操并未委过于人，更没有追究主张接受张绣投降的人，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他对诸将说：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我下回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1]

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获全胜。回师的路上，走到冀州时，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连续行军两百里不见滴水，军粮也所剩无几，“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回到邺城后，曹操下令彻查当初劝谏他不要征讨乌桓的人，并一一予以封赏。曹操说：我这场胜利，完全是侥幸。诸君的劝阻，才是万全之策。因此我要感谢诸位，恳请诸位以后还是有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也就是在这一年，曹操发布《封功臣令》，说：我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已十九年了，战必胜，攻必克，征必服，难道是我的功劳？全仗各位贤士大夫之力啊！

打了败仗检讨自己（尽管检讨得并不到位，失败的原因也没有真正找到），打了胜仗感谢别人，而且感谢那些劝他不要打这一仗的人，这种胸襟与情怀，与袁绍打了胜仗归功于自己，打了败仗杀劝自己不要盲动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胆识，使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和对手，凝聚了一个又一个勇将和谋臣，就连曾经背叛过他的张绣，也于199年再次向他投降。

张绣的第二次投降，也是贾诩的主意。贾诩，字文和，武威人，据说有张良、陈平的奇才。袁绍派人来招纳张绣，贾诩却力主去投靠曹操。[2]贾诩的理由是：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政治上占有优势，投靠曹操名正言顺，此为有理。第二，袁绍人多势众，曹操人少势弱，我们这点人马，在袁绍那里微不足道，对于曹操却是雪中送炭，必被看重，此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个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因此，尽管袁绍强大，曹操弱小，同我们又有前嫌，我们还是要拒绝袁绍，投奔曹操。

贾诩的估计完全不差。张绣一到，曹操就亲亲热热地拉着他的手，为他设宴洗尘，并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封列侯。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的诚意，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同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之前对待项伯一样，极尽笼络之能事。至于过去的恩恩怨怨，当然也半个字不提，从此，张绣成为曹操麾下一员勇武的战将，贾诩则成为曹操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

曹操和贾诩都实在是太懂政治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天下的争夺，归根结底是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这就需要有一个典型，一个样板，一个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说多少好话都管用。张绣就恰恰是一个做榜样当典型的最好材料。他和曹操有过多次交手，而且每次都把曹操打得落荒而逃。他同曹操有着深仇大恨，而且是投降了又叛变的人。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容，还有什么人不能容呢？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信任，还有什么人不能信任呢？相比较而言，袁绍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信任，还能指望天下人归顺依附于他吗？

张绣来得也很是时候。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刚刚三年，天下不服的人不可胜数。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也不太好。后来陈琳代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从来就不讲道德，只不过鹰爪之才，甚至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简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大流氓。此类文章，历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难免诬蔑不实之处，但有些事，恐怕也非空穴来风，曹操自己也有口难辩，说不清楚的。因此，他实在很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爱之心。张绣此时送上门来，真使他喜出望外。因此他不但尽释前嫌，而且始终如一地对张绣信任有加，给予的封赏也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对于贾诩，曹操更是既感激又欣赏——感激他雪中送炭，[3]欣赏他谋略过人，因此就连立储大计，也要与贾诩密谈。这就不再是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诚地引为知己了。如果说，谋臣之智，首在“审于量主”（能够审慎而准确地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4]，那么，君主之明，则首在“知人善用”。应该说，曹操和贾诩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合作，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贾诩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结局比某些曹操自己营垒里的人还好。

曹操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人才的宝贵。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还是在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曾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袁绍自己的回答是：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却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率他们，就左右逢源无所不可！[5]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才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袁绍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他的优势，是位高而势众。可他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会用。袁绍那边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水平还很不低，比如沮授、田丰。沮授劝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同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田丰则更是策无遗算，料事如神。可惜，这些人才全都没被他真正尊重过。田丰被关了起来，沮授被晾了起来，许攸气得投奔了曹操，剩下的那些货色，不是缺德（如郭图），就是少才（如审配），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颜良、文丑）。最后，武将中最有谋略的张郃（音“合”），也因袁绍的拒谏和郭图的诬陷而投奔了曹操，终使袁绍全线崩溃，全军覆没。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他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端的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弄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张郃原是袁绍部将，徐晃原是杨奉部将，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正所谓“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6]蒯越和刘琮一起投降，他说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而是得到了蒯越。陈琳为袁绍起草檄文，对曹操破口大骂，被俘后，曹操也只是说：骂人骂我一个就行了，怎么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也就算了，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扣押，曹操便对他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去吧！毕谌跪下磕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流下眼泪。谁知毕谌一转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张邈。后来，毕谌被俘，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

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既往不咎，信任如故。还有那个魏种，原本是曹操最信任的人，张邈反叛时，许多人倒戈跟随了张邈，曹操却十分自信地说：只有魏种是不会背叛我的。谁知魏种也跟着张邈跑了，气得曹操咬牙切齿：好你个魏种！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饶不得你！但当魏种果然被俘时，曹操却叹了一口气说：魏种是个人才啊！又任命他去当河内太守。凡此种种，都使曹操的英雄气度大帅胸襟跃然纸上。

曹操宽容人，更难得的是还能够以诚待人。许攸来降后，刚一坐下，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曹操猝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讲真话，就难以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实打实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了。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绍再也翻不过身来。

说起来，曹操的生性是很狡诈的。所谓“少机警，有权数”，不过是史家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说穿了就是狡诈。何况曹操又是带兵打仗的人。兵不厌诈。战场上用诡计，官场上用权谋，不过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家常便饭，没什么稀罕，也并不丢人，谁都这么做，只不过敌方叫“狡猾奸诈”，己方叫“足智多谋”“出奇制胜”罢了。曹操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尊奉天子，继承汉室，不过买政治股，打正统牌，不妨作秀，也难免敷衍。同智士谋臣说话，因为双方都是聪明人，如果耍小聪明使小心眼，就很容易被对方看穿而失去信任，那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反倒不如实话实说。曹操很能把握这个尺寸。唯其如此，他才为自己造就了“谋臣如云，武将如雨”的局面。

不过，谁要是以为曹操不会整人报复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曹操这个人，报复心是很重的。而且，报复起来，一点都不手软。公元193年秋，曹操亲提大军，直扑徐州。一则因为徐州牧陶谦此刻与公孙瓒联手对付他；二则因为陶谦曾出兵帮助袁术打过他；三则因为他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被陶谦的部将张闿（音“凯”）抢劫并杀死。杀父之仇，岂能不报，何况仇人又是敌人？这一下陶谦吃不消了，只好逃进郯城（今山东省郯城县）躲起来。曹操打不下郯城，便拿徐州老百姓出气。于是纵兵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前后杀了数十万人，仅一次就在泗水边“坑杀男女数万口”，连泗水都被尸体堵塞，为之不流。徐州地区许多城池“无复形人”，不但没有人影，连鸡犬都杀光了，简直就是惨绝人寰。所以195年曹操打算再次征讨徐州的时候，谋士荀彧（音“玉”）就断言徐州军民一定会拼死抵抗，决不投降，因为上次杀的人实在太多。确实，曹操这一回，也报复得太过分了。陶谦即便罪大恶极，也顶多杀了他本人或他那一伙，关老百姓什么事呢？如此滥杀无辜，岂非丧心病狂？

其实，就连他树的那个样板张绣，似乎也是遭了报复的。他随曹操北征乌桓，还没到地方就死了，死因不明。《魏略》说是被曹丕吓死的。张绣为了讨好曹丕，曾多次请他聚会，没想到曹丕竟然发怒说：你杀了我哥哥，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见人呢！张绣“心不自安，乃自杀”。此案甚为可疑，姑不论。但他的儿子张泉被杀，则是事实。张泉是因牵扯到魏讽谋反案中被杀的。据说此案“连坐死者数千人”，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曹操生前最后一次大清洗，下手的人又是曹丕，但下令的却是曹操。此案的案情倒不复杂。据说魏讽是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大约是个“摇唇鼓舌，妖言惑众”的人。曹操的魏国相国钟繇（音“由”）见他名气大，便让他做了西曹掾。可是这个魏讽，却趁曹操在前线指挥与关羽决战之机“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音“伊”）密谋袭取邺都，抄曹操的老窝。然而事到临头，陈祎却害怕了，便向看家的曹丕自首告密。曹操铲除异己向来就不手软，何况前方吃紧之时，更不容后院起火。曹丕手上有了老头子的令箭，也就趁机大开杀戒，杀魏讽，也杀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包括张泉。

现在已无法查明张泉是怎样卷进此案的。第一种可能是张泉因曹丕逼死了父亲，心怀仇恨或心存恐惧而加盟魏讽的徒党。第二种可能是曹丕因有间接谋杀张绣之嫌疑，畏惧张泉报仇，干脆逼人谋反，杀人灭口。第三种可能则是曹丕并未逼死张绣，但也深知曹操笼络张绣，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杀子之仇是不会忘记的。报复既然无法施加于张绣，那就拿张泉来抵罪好了。你杀了我的儿子，我也杀你的儿子，岂不是扯平了？曹丕揣摩到曹操的这一心思，便想趁机替父王了却这一心思，没准更能巩固自己太子的地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曹操直接下令处死张泉。总之，张泉之死，很有可能是冤案，或是被逼上梁山。事实上，魏讽一案牵扯的人那样多（《世语》说数十人，《通鉴》说数千人），冤死鬼是少不了的，其中说不定就有曹操早就想报复又没有机会报复的人，比如在官渡之战中与袁绍暗中勾结的那些家伙。

实际上，曹操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他整起人来，也与他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当年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边让，陈留人，博学有辩才，所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等名士也都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后来辞官在家。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很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自以为曹操不敢把他这个大名人怎么样。谁知此时曹操还不是宰相，肚子里也还撑不了船，便悍然地把他杀了，而且还杀了他一家。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到交州，家人却落入虎口。后来桓邵自首，跪在曹操面前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当然不能。结果桓邵也被推出去斩首。

曹操干的这件事，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事后也一直被人们议论。有了这次教训，加上官也大了，野心也大了，慢慢学得“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报复起来，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但报复还是要报复，嫉妒还是要嫉妒的。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老朋友许攸、娄圭，都因为才智过人又“恃旧不虔”（仗着自己是老朋友而对曹操不恭）而被杀。娄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双全，追随曹操，立功极多，曹操常常自叹不如（子伯之计，孤不及也），终因嫉才而杀了他。

相对娄圭而言，许攸就有点自己找死。他既恃旧，又恃功，一直对曹操不那么恭敬客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呀，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曹操表面上笑着说，是呀是呀，你说得对呀，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曹操攻下邺城，许攸又指着邺城城门对曹操身边的人说：这家伙要不是有了我，就进不了这个门啦！曹操便再也不能容忍。当年在官渡，曹操危在旦夕，对许攸的放肆只好忍了又忍，这会儿可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曹操便毫不犹豫地要了他的性命。

许攸实在是白长了个聪明脑袋。他难道不知道“伴君如伴虎”，而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么？老百姓都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许攸却不但要去摸，而且越摸越上瘾，哪里还能保住脑袋！

[1]198年，曹操第三次南征张绣，出师不利，困于穰城（今河南省邓县），他又对军师荀攸说，不听先生的话，以至于此。

[2]贾诩对袁绍的使者说，麻烦足下回去告诉袁本初，他们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还容得下天下国士么？一点面子都不讲地就把袁绍的使者打发了。

[3]曹操曾感激地对贾诩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4]这是曹操另一位谋士郭嘉的话。

[5]在这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既可理解为据点，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

[6]古礼，跣足是对于对方的极大尊重，不一定是“来不及穿鞋就匆忙出迎”。

几桩谋杀案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操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1]，“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唯独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操愤怒地说：老百姓通常都讲，生个女娃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字眼。“总会有变的时候”，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个阴阳头，送去劳改队吧。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色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接交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满嘛！三天后，负责监视崔琰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并未自杀，曹操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去动刀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容自尽。

崔琰之死，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冤案。连陈寿作史时，都忍不住要说：“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崔琰并无“不虔”，而曹操早有杀机。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冀州监狱里被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存问风俗，救民于涂炭，反倒首先算计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扩充实力为当务之急，这难道是鄙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的吗？这一番义正词严，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操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应该说，从204年结怨，到216年杀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曹操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报复；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

但，是秋后算账还是当场翻脸，却是英雄或奸雄与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于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则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于是孔融便名满天下，世人皆知，与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边让同为“后进冠盖”，三十八岁就当了北海相。后来，他又被曹操请到许昌，当了主管工程的将作大臣（建设部长）。每次朝廷开御前会议，都是他做主发言人，其他卿大夫则不过挂名委员而已。

孔融的才气大，名气大，脾气和架子当然也不小。197年，袁术称帝，曹操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与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操，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嘴上也不饶人：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为您聪明仁智，办事公道。如果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操，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讽刺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泄他对曹操的不满。曹操攻破邺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小老婆。孔融就给曹操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学，以为真有这事，便问他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又比如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由此非禁不可。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禁？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操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讽刺刻薄话，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又正好要用兵荆州，留着这样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于是曹操便决定在消灭刘备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杀孔融毕竟不是杀别的什么无名鼠辈，还得讲点法律程序。因此曹操便任命郗虑去当检察长（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么问题。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弃市，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路粹的揭发和后来公布的罪状，孔融有两条“反动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但曹操说有，那就有，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有，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最后，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2]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第一，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第二，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死有余辜，死了以后也翻不过身来，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厉害的。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的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与当局合作，或装作不与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才能一正风气，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所以他要杀孔融，还要批判他。对另一个才气和脾气也很大，地位和影响却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动他，而是交给别人去杀。

这个人，就是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人。《后汉书》说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气用事，非常刚愎狂傲，喜欢故意和时尚唱反调，和别人过不去，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意思。大约意气相投之故，他和孔融的关系非常之好，无话不谈。孔融那两条不孝言论，据说就是对祢衡说的，并由祢衡到处散布传播。路粹还揭发说，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夸祢衡是“颜回复生”。路粹的举报材料一再提到祢衡，可见孔融一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祢衡一案的延续。

祢衡的被杀，当然首先是得罪了曹操。孔融因爱祢衡之才，多次向曹操举荐祢衡。曹操自己也是爱才的人，便也想见一见这位名士。可是祢衡却看不起曹操，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背地里又大放厥词，讥讽曹操。曹操哪里受得了这个？但考虑到祢衡才气大名气大，也并不想杀他，只想杀杀他的威风。听说祢衡善击鼓，便召祢衡为鼓吏，并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这回祢衡倒是来了，而且鼓击得十分精彩漂亮，“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却被负责礼仪的吏员呵住，说鼓吏应该换上特殊的服装，他怎么就这样走进来了？祢衡说：是。于是便当着曹操的面，不慌不忙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脱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又慢慢吞吞换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脸上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这一来，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过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对宾客说：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这事连孔融也觉得太不像话，下来就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申说曹操的慕才之意。祢衡便答应见曹操。孔融十分高兴，立即跑去对曹操说了。曹操听了也很高兴，马上吩咐门人，祢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而且也不是来道歉，而是来骂人的。只见他身穿一件单布衣，头顶一袭粗葛巾，手上一根木棒棒，往大营门口一站，开口就骂。一边骂，还一边用木棍击地，骂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曹操勃然大怒，回头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算什么东西！孤要杀他，不过杀一只麻雀老鼠罢了！

祢衡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该把孔融也卖了，弄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让曹操看不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极度的蔑视，曹操甚至懒得亲手处死他，而是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祢衡去了以后，如能改弦更张，和睦相处，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祢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终与刘表闹翻，又被刘表打发到黄祖那儿去。黄祖是个大老粗，哪里吃祢衡这一套？一次宴会上，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喝令拉出去打屁股，祢衡却越骂越凶。黄祖再也忍无可忍，便下令杀了这小子。正好黄祖的主簿平时就痛恨祢衡，立即忙不迭地就把他杀了。祢衡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祢衡的死，多少有些咎由自取。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认真说来，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所以他谁都看不起。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傲气，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到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作混蛋。

事实上祢衡的所谓傲骨，毫无正义的内容，只不过是他自我表现的恶性膨胀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步。那时，许昌刚刚建都，四方豪杰，云集于此，人才济济。有人建议他与陈群、司马朗交往，他一脸的不屑，说自己岂能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陈群，字长文，祖父、父亲、叔父都是当时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为官，并不是杀猪的。司马朗，字伯达，世家子弟，是司马懿的长兄，当然也不是卖酒的。祢衡这样说，只能显示他的狂妄。别人又问他，那么荀彧、赵稚长怎么样呢？荀是曹操的头号谋士，一表人才；赵是当时的荡寇将军，饭量颇大。于是祢衡便嘴巴一撇说：荀某可以凭他的脸蛋去司仪吊丧，赵某凭他的肚皮可以去监厨请客。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祢衡的狂悖可想而知。[3]

如此狂悖无礼的人，人际关系当然也好不了，而祢衡似乎也不想搞好关系。他被曹操驱逐出境，众人来送他，他却大摆架子，过了老半天才来，气得众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祢衡却一屁股坐下来放声大哭。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坐着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自己夹在坟墓和尸体之间，能不难过吗？这样喜欢骂人，而且骂起来这样尖酸刻毒的家伙，有谁会喜欢？

实际上，祢衡正死于他的盛气凌人。他到刘表那里，刘表把他奉为上宾，他却不断讽刺刘表的左右亲信。于是这些人便到刘表那里去打小报告，说祢衡承认将军仁爱宽厚，却以为不过妇人之仁，没有决断能力，必败无疑。这话击中了刘表的要害，但祢衡却并没有说过。然而说它出自祢衡之口，却谁听了都信。于是刘表恼羞成怒，便把他打发到黄祖那里去。曹操送祢衡到刘表那里，是知道刘表宽厚，对祢衡也尚有网开一面，希望他能好自为之的意思。刘表明知黄祖暴躁，还要把祢衡往他那里推，就是存心和祢衡过不去，甚至有借刀杀人之意了。

说到底，祢衡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因为无论祢衡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他也不会讨人喜欢。

相比较而言，杨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杨修，字德祖，太尉杨彪之子，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极有才华的人，连狂妄冠军祢衡也承认他还算个人物，呼他为小儿。杨修又是一个谦恭的人。他的死，并不因为得罪了谁谁谁。史家一般认为，杨修是死于立储之争。当时曹丕和曹植争当太子，而杨修是帮曹植的。曹操决意立曹丕为嫡以后，为了防止杨修给曹植出坏主意，同曹丕对着干，惹麻烦，弄得兄弟相争，祸起萧墙，便在自己临终之前一百多天，把杨修杀了。

此说甚为可疑。杨修确实是帮过曹植，但杨修并非曹植死党。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就想疏远曹植。曹植却一再拉拢杨修，杨修“亦不敢自绝”。曹植毕竟是曹操的爱子，即便当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杨修虽然出身名门，四世太尉，和袁绍兄弟一样也是“高干子弟”，父亲又是当朝太尉，但此刻连皇帝都成了曹操的玩偶，太尉又算什么东西？杨修对曹氏兄弟不巴结着点，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杨修和曹丕的关系也不坏。杨修曾把一把宝剑献给曹丕，曹丕十分喜欢，经常把它佩戴在身上。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住在洛阳，也仍佩戴这把宝剑。有一天曹丕从容出官，忽然想起了杨修，便抚着宝剑喝令停车，回头对左右说：这就是当年杨德祖说的王髦之剑。王髦现在在哪里呢？及至找到王髦，曹丕便赐给他一些粮食和衣物。俗话说，爱屋及乌。曹丕这么喜欢这把宝剑，喜欢到连王髦都要赏赐；提起杨修时，称他的字不称他的名，都说明曹丕对杨修还是有些感情的，至少不那么反感。曹丕自己都不想杀的人，曹操替他杀什么！

曹操是为自己杀杨修的。

杨修这个人，虽然大家都公认他聪明，其实不过小聪明。他辅佐曹植，多半因为揣度曹操会立曹植。所以尽管两兄弟都和他交往，他还是倒向了曹植。曹植失势后，他又想开溜，这都是小聪明的表现。他给曹植出的那些点子，也都是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命令曹丕、曹植兄弟各出邺城门外办事。事先又密令门卫不得放行。杨修猜中了曹操必然有此安排，便事先告诉曹植说：万一门卫不放侯爷出去，侯爷身有王命，可以杀了他。结果曹植出了城，曹丕没出去。但曹操的这一安排，是对兄弟俩的综合考察，既要察其才，更要察其德。曹植表面上赢了这场比赛，却给曹操留下了曹丕仁厚、曹植残忍的印象，实际上输了。杨修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得并不远，所以是小聪明。

这种小聪明常常使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杨修喜欢揣度曹操的心思，常常替曹植预先设想许多问题，并写好答案。每当曹操有事询问时，便把事先准备好的合适答案抄录送上去，希图给曹操“才思敏捷”的印象。然而一来二去，曹操便起了疑心，心想曹植再聪明，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呀！派人一查，就查出了原因。从此便对曹植有了看法，对杨修则更是厌恶之极。

可惜杨修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常常要卖弄小聪明。他身为曹操主簿，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里，老想溜出去玩。可是又怕曹操有问题要问，于是每当外出时，都要事先揣度曹操的心思，写出答案，按次序写好，并吩咐侍从：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次序一一作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阵风吹来，纸张的次序全乱了。侍从按乱了的次序作答，自然文不对题。曹操勃然大怒，把杨修叫来盘问。杨修不敢隐瞒，只好老实交代。曹操见杨修这样对付他，心中自然十分忌恨。

更糟糕的是，杨修还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这种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去视察新建的相国府，看后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上写了个“活”字。杨修便令人将门拆掉重建，说：“门”中“活”，就是“阔”，丞相是嫌门太大了。又一次，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糖。曹操吃了一口，便在盒子上写了个“合”字交给众人。众人不解，杨修却接过来就吃，并说：不是“人一口”吗？如果说这尚属雕虫小技，无伤大雅，那么，他在军中的表现就会让曹操大起杀心。公元21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出斜谷，进军汉中，准备和刘备决战一场。谁知刘备敛众据险，死守不战。曹操欲攻不得进，欲守无所据，战守无策，进退两难。有一天部下向他请示军中口令，竟答应以“鸡肋”。杨修听了，立即收拾行装。大家忙问何故，杨修说：鸡肋这玩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公是打算回家了。

这一回又叫杨修猜中了，可这一回只怕也就要了他的脑袋。果然，不到半年工夫，曹操就杀了杨修，罪名是“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大约相当于泄漏国家机密罪、结党营私罪和妖言惑众罪。

据说，杨修临死前曾对人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但如果他以为他的死，是受曹植的牵连，那就是死都不明白。杨修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之中，而曹操又是这种体制下罕见的几个“雄猜之主”之一。这类人物，猜忌心和防范心都是很重的。他们最忌恨的，便是别人猜透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和特务政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你。总之，独裁者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洞若观火，而且连将要提问的次序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个像X光机一样的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操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修猜出来了却并不说出去，也许还好一点。他又偏要到处张扬，这就至少会显得曹操城府不深，不过如此，就会启动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杨修这颗钉子，非拔掉不可。可以说，祢衡之死，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人；杨修之死，则因为他太了解人。而且，他们又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应如何相处。

简单地说，崔琰是死于他的忠诚正直，孔融是死于他的不识时务，祢衡是死于他的狂妄悖谬，杨修是死于他的自作聪明。崔琰死得最冤，而祢衡死得最没价值。

[1]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补注：此处可讨论，请参看《关于“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的正解》一文。

无情未必真豪杰

其实曹操也未必多想杀人。他原本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非常重感情的。

曹操虽然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知多少人在居心叵测地抓他的辫子，不知多少人在处心积虑地找他的岔子，不知多少人在幸灾乐祸地看他的笑话，不知多少人在磨刀霍霍地想要他的脑袋。他不能不冷酷，不能不残忍，不能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甚至不惜误杀无辜。然而，热爱生命，重于感情，又毕竟是他的天性。所以，他杀人不眨眼，却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却又通情达理。

这样的事例很是不少。攻杀袁谭后，曹操曾下过一道命令：谁敢哭，连你老婆孩子一起杀！然而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赶到袁谭尸身边号啕大哭，还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故意默然不应。王修说：我受袁家厚恩，不能不报。让我收尸以后再死，我死而无憾！曹操大为感动，说：这真是个义士啊！不但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金中郎将。孔融死后，许多原来和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去吊唁，只有京兆人脂习（字元升）去了，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文举呀文举，你舍我而去，我以后还和谁说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脂习见到曹操，向他认错，曹操却叫着他的字说：元升呀元升，你倒是个慷慨多情的人！又问他住在哪里。听说脂习刚搬了家，便马上让人给他送去一百斛谷子。

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他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四十（实为三十八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奉孝却当机立断鼎力玉成。只有他，最知道我的心愿呀！诸位和我，都是同辈人，只有奉孝最年轻，我原本是要把后事托付给他的，谁知道他竟先我而去呢？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他身体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为了和我共渡难关，他还是硬挺着去了。这样一份情义，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虽然为他请了功，讨了封，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哪，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读着这样的文字，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感动的。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后来，因诛杀边让一案，陈宫离开曹操，投奔了吕布，而且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也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为他女儿出了聘，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

曹操确实很重友情。他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他在《短歌行》一诗中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这首诗也是很感人的，它翻译过来就是：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深情。

只因为你的缘故啊，

让我思念到如今。

麋鹿找到了艾蒿，

就会相呼相鸣。

我要是有了嘉宾，

一定要鼓瑟吹笙。

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

不知何时才中断它的运行。

深深的是我心中的忧思，

也许永远都没有止境！

来吧朋友！越过那田间小道，别管它阡陌纵横。

有劳你枉驾前来，让我们久别重逢。

把酒临风，握手谈心，

重温那往日的友情。

这难道不是很感人的吗？

最能体现出曹操之重情的，大约还是在他临终之际。

公元220年，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这时他已六十六岁，按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他也算活够了岁数。曹操是个豁达的人，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遗令》，算是最后的一个交代。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却出人意外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伎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自己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薰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等等，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

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陆机是晋人，说得还算委婉，也说得文绉绉的：“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吊魏武帝文》）。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不管什么人，只有“临难不惧，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留连妾妇，分香卖履”，算什么事呢？因此他撇了撇嘴说：“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孔北海赞》）意思也很明显：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的，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事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但对他老先生这番高论，却实在不敢苟同。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场上去砍头，你要他如何“临难不惧”？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又怎么不英雄？老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操虽非就义，但死得还算从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不错，与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什么超凡脱俗的“圣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我就是个俗人，你们又能怎么着？我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又能怎么样？因此我以为，曹操这份《遗令》，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多少露出了点庸人的尾巴。

当然苏东坡说得也对：“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只不过我们和苏先生对那“真性”的理解不同，评价也不同。在我看来，那就是“人性”。曹操不是杀人机器或政治符号。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说，平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把内心世界遮蔽起来（即所谓“平生奸伪”），那么，临死之前，就没什么顾忌了（即所谓“死见真性”）。“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曹操临终前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

曹操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享受天伦的时间不多，因此对家人的感情特别珍惜。他在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一生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不觉得对不起谁，唯独不知到了九泉之下，如果子修向我要妈妈，我该怎么回答。子修就是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便由没有生育的正室丁夫人抚育，丁夫人也视为己出。后来曹昂阵亡，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又常常哭着骂着数落曹操：把我儿子杀了，你也不管。曹操一烦，便把她打发回了娘家，因此去世前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曹操还是做过努力的。他亲自到丁夫人娘家去接她，丁夫人却坐在织布机前织她的布，动都不动，理都不理。曹操便抚着她的背，很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去，好不好呀？丁夫人不理他。曹操走到门外，又回过头来问：跟我回去，行不行呀？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没有办法，只好和她分手。以曹操脾气之暴躁，为人之凶狠，做到这一步已很不简单。何况曹操还让丁夫人改嫁，不让她守活寡，只是丁夫人不肯，她父母也不敢。当然不敢的。就是敢嫁，也没人敢娶。

曹操临终前放心不下的，还有小儿子曹干，这时他才五岁。曹干三岁时，生母陈姬就去世了。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因为有这道遗令，也因为曹干的生母在立嗣问题上帮过曹丕，所以后来曹丕对曹干，颇有些“长兄如父”的样子。曹丕临终前，又把他托付给明帝曹叡。曹叡对他也相当不错，恩宠有加，一直封到赵王。陆机对此也有一番议论：“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一个把天下都背在身上的人，临死前却不得不把爱子托给别人（虽然这“别人”也是自己的儿子），说起来是有点令人伤感，但这又确是一个人的真情。

看来，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伟人也不例外。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曹操怜子，项羽别姬，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真豪杰，大丈夫。

可爱的奸雄

曹操不但有情，而且可爱。

曹操最可爱之处，在于他爱讲真话。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至少要讲官场套话，何况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讲真话，或讲得像真话，不做官样文章。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原本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告，称得上“政治纲领”四个字的，却写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通篇大白话，一点官腔都没有。他先是坦率地承认自己原本胸无大志，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起先只想当个好郡守，后来也只想当个好将军，连兵都不敢多带。只因为时势推演，才把自己推到这个位置，实在是“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不过现在倒是可以说句大话了：设使国家无有我曹某，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当然这样一来，说我闲话的人就多了。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只想当齐桓公、晋文公，奉天子而霸诸侯。这话我不光是对诸位说，也对老婆孩子说。我还说百年之后，让姬妾们全都改嫁，把我的这些心思传遍四方。同样，我也要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让我现在放弃兵权，回家养老，那也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呢？就是怕一旦失去兵权，便会被人所害，国家也不得安宁。我最多只能把皇上的赏赐让一些出去，权力是不让的。总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这就是我的态度！

这话说得实在是再直白不过，直白得你没有话说。你说他吹牛吧，他没吹，他少年时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和声望；你说他骗人吧，他没有骗，他说他确实想当官，而且还想当齐桓公、晋文公，野心已经够大的了；你说他假谦虚吧，他口气大得很，说没有老子天下立马大乱；你说他不老实吧，他很老实，说手上的权力一时一刻都不放，一分一寸都不让。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没有了。

曹操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实话。这不但因为实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实话，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演不下去怎么样呢？只好下台。所以，对付那些一贯讲官话、套话、假话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通通地讲实话。就像那个孩子大喊一声“皇帝没穿衣服”一样。这时，那些一贯说假话的人，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没穿衣服，其狼狈不堪可想而知，其没有招架之功也可想而知。

曹操这样说，并不完全出于斗争策略，还因为他天性爱讲真话、实话。因此他讲得自然，讲得流畅，讲得大气磅礴。即便这些实话后面也有虚套，真话后面也有假心，甚至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也隐藏得自然，不露马脚。曹操确实很实在。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住不讲究，只要饱肚子，有营养，衣服穿着舒适，被子盖着暖和就行了。他唯一的“奢侈品”大约也就是歌舞艺人和小老婆。但曹操即便好色，也好得实在，并不以什么“子嗣艰难”为借口。他招聘人才也很实在，说不管什么人，在朝也好，在野也好，雅也好，俗也好，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本事就行，哪怕有不好的名声，可笑的行为，甚至“不仁不孝”，都不要紧，反正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正是这种实在，为奸诈的曹操平添了许多可爱。他西征马超、韩遂时，同韩遂在战场上约见。韩遂的士兵听说曹操亲自出场，都争先恐后伸长了脖子要看他。曹操便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

日常生活中的曹操，确实是一个很洒脱很随和的人。他常常穿薄绸做的衣裳，腰里挂一个皮制的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东西，有时还戴着丝绸制的便帽去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也没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到高兴处，笑弯了腰，一头埋进桌上杯盘之中，弄得帽子上都是汤汤水水。他喜欢开玩笑，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建安十七年机构改革时，有人要求裁并东曹，其意在排挤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东曹掾毛玠。曹操的回答却很幽默：日出于东，月盛于东，东西东西，也是先说东而后说西，为什么要裁并东曹呢？又比如阎行投靠韩遂，父亲却在曹操手里做人质。曹操便给阎行写信说：令尊大人现在平安无事。不过，牢狱之中，也不是养老的地方，再说国家也不能老是替别人赡养父亲呀！

曹操喜欢开玩笑，也喜欢会开玩笑的朋友。太尉桥玄是最早赏识曹操的人，和曹操算是“忘年交”。曹操在祭祀桥玄的文章里就讲了一句笑话，说当年桥老曾和他“从容约誓”：我死以后，路过我的坟墓，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一祭，车过三步，你肚子疼起来可别怪我。这就比那些官样文章的悼词可爱得多，情感也真实得多。曹操还有一个老乡叫丁斐，爱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操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斐也嬉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斐，我说丁斐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吃的猫，留着还是有用的。

曹操的这种性格，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搞政治的人，太一本正经其实不好。不是让人觉得城府太深，不可信；便是让人觉得不通人情，不可近。最好是办事严肃认真，平时洒脱随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鸡毛蒜皮马马虎虎，既有领袖的威望威严，又有人情味、幽默感。这样的人，最能得人衷心的爱戴和拥护。曹操便正是这样的人。

的确，曹操虽然洒脱随和，却并不轻浮。他其实是个很深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狡诈，但不少人又认为他轻浮（即所谓“佻易无威重”），这就是品人之误了。狡诈和轻浮是不能兼容的。轻浮的人必不狡诈，而狡诈的人也一定深沉。因为深沉才有城府，有城府才有权谋。轻浮的人，一眼就能被人看穿，还想搞阴谋诡计？笑话。

事实上曹操并不轻浮，也不喜欢轻浮的人。在曹操眼里，孔融、祢衡之流便正是轻浮的人。正因为视其为轻浮的人，所以，曹操只是把祢衡驱逐出境，对孔融也迟迟没有下手。直到孔融上书，提出“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的主张，几乎要把曹操赶到天荒地远去时（曹操当时封武平侯，封邑离许都仅三百里），曹操这才忍无可忍。即便这样，曹操还是先给了他一个警告。曹操曾以调解孔融和郗虑的矛盾为名，给孔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虽然进不能施行教化移风易俗，退不能建立仁德团结同僚，但是我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打击那些轻浮虚华又爱结党营私的小人（浮华交会之徒），办法还是很多的。可见曹操十分憎恶轻浮，他自己当然也不轻浮。

不错，曹操小时候是不那么“正经”。他喜欢飞鹰走狗，甚至胡作非为，或者搞点恶作剧，但也喜欢读书，这正是他不同于刘邦、项羽等人的地方。在后来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更是磨砺得深于城府，沉于静思。史书上讲，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这是轻浮的人吗？他穿便衣，说笑话，作辞赋，听音乐，只不过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一种表现，没准还是他麻痹敌人的烟幕弹。他行文、做事、用人的不拘一格，更不是轻浮，而是大气。大法无法。对于曹操这样的大手笔，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的格式，那么多的讲究。

曹操的深沉，还表现在他识人之准，用心之深。曹操是很有心计的。表面上，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而且入骨三分。袁术那么气焰嚣张，袁绍那么不可一世，曹操都不放在眼里，但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此刻又寄人篱下的刘备，却另眼相看。尽管刘备在他手下时一再韬光养晦，装聋作哑，曹操还是一眼看穿：“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耳！”吓得刘备当场就掉了筷子。也许曹操不该把这话当着刘备的面说出来，但这可以理解为不够稳重，也可以理解为火力侦察，或敲山震虎。意思是说：咱们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谁也不比谁更傻，或谁也不比谁更聪明。果然，刘备再也装不下去，找个机会就逃之夭夭了。

如果说，放走刘备，是曹操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疏忽，那么，他收拾别人，应该说都是步步为营，相当缜密的。为了杀荀彧，他先是请荀彧到前线劳军，把他调离朝廷。接着，将其尚书令的职务解除，降为参丞相军事，使之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最后，派人给荀彧送去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是空的。于是自杀。这样的手段，是轻浮的人使得出的么？在曹操的手下，谁要当真以为他轻浮，那么，自己的脑袋只怕离搬家也就不远了。

然而曹操又是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而且好读书、勤思考的人。这就使他的深沉不同于一般阴谋家、野心家的深于城府，而是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他的《龟虽寿》和《短歌行》说：神龟能活千年，也有死亡的时候；飞龙能上九天，终将变成灰土（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人的一生能有多久？就像那早晨的露水，转瞬即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短暂的人生，难道不应珍惜？这样脆弱的生命，难道不应呵护？这样不多的时光，难道不应抓紧吗？

这就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了。当然，曹操是站在他政治家的立场上来思考的。因此他的结论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就是说，应该抓紧这不多的时光，在短暂的人生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这样一种政治抱负，由于有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为背景，有着“让有限的生命变成永恒”的意思，就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大丈夫当如此也”更有格调和品位，也更大气。

曹操确实是很大气的。读他的诗和文，常会感到他的英雄气势。哪怕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种大气而不显粗俗。尤其是他的《观沧海》，是何等的气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句，确非大手笔而不能作。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除如刘勰所说，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外，与曹操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不无关系。曹操毕竟是乱世英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比谁都看得多，比谁都想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带点终极关怀的意味的。

这就是曹操了。他大气、深沉、豁达、豪爽、洒脱、风趣、机敏、随和、诡谲、狡诈、冷酷、残忍，实在是一个极为丰富、多面，极有个性又极富戏剧性的人物。他是一个鲜活的人，不是政治符号或政治僵尸，更不是康生那样整天阴着张脸、一门心思只想整人的王八蛋！

然而曹操却被指控为奸雄，背了上千年的骂名。

曹操当然有该骂的地方。他杀了那么多的人，而且杀得冤枉。他做了那么多亏心事，而且做得缺德。但刘备、孙权他们就不杀人？就不做缺德事？刘备出卖故人吕布，就不地道；孙权废黜太子孙和，就很冤枉。孙和原本是孙权最宠爱的儿子，本人表现也不错，既聪明，又好学，对人也和气。他的失宠，完全是被人陷害。结果，出来打抱不平讲公道话的那些大臣，有的被族诛，有的被廷杖，有的被流放，“众咸冤之”，所有人都认为是冤案。吕布死得倒不冤，因为吕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原本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丁原待他像亲人，他却杀了丁原去投靠董卓；董卓对他像儿子，他却又杀了董卓去投靠王允。后来落到曹操手上，又向曹操摇尾巴。当时，刘备正坐在曹操旁边，吕布便向刘备求助，因为以前吕布是帮过刘备的。吕布说：玄德公，如今你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绳子把我捆得这么紧，你就不能帮我美言一句吗？谁知刘备却冷冷地对准备下令松绑的曹操说：明公没看见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董卓的吗？一句话，便要了吕布的脑袋，气得吕布大骂：大耳朵的小子（刘备耳朵特大）最不可靠！

实在地讲，吕布虽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但他对刘备还是够意思的。当年刘备被袁术的军队团团围在沛县，曾向吕布求救。吕布虽然和刘备有矛盾，也想杀刘备，但还是亲赴战场，辕门射戟，救了刘备一命。而且，他对袁术的部将说得很清楚：刘备是我的兄弟，我今天是来救他的。所以，这一回吕布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向刘备求救。诚然，吕布救刘备，是为自己打算（怕袁术得手后又来攻他）；刘备不救吕布，也是帮曹操着想（这等小人留下终是祸害）。但以怨报德，终究有些缺德。实际上，刘备也好，孙权也好，吕布也好，都和曹操一样，是把利益放在首位，道义放在第二位的。作为乱世枭雄，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平，其实半斤八两，顶多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至少孙权就“性多嫌忌，果于杀戮”，也是个喜欢制造冤案而且心狠手辣的。只不过刘备会装，孙权能忍，不像曹操那样明火执仗，肆无忌惮，所以也就没曹操那么多骂名。

刘备和孙权确实比曹操更狡猾（他们势力较弱，也不能不狡猾些）。尤其是刘备，最会装。他在曹操跟前装窝囊，在诸葛亮面前装弱智，在手下人面前装仁慈、装厚道，连老百姓都知道：“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当然，他们两人的狡猾或者说聪明之处，还在于政治上的低调。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不露锋芒，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孙权甚至还居心不良地怂恿曹操当出头鸟，幸而曹操一眼看穿，没有上当。但曹丕沉不住气。曹操刚一去世，他就把汉献帝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这下子刘备和孙权高兴坏了：有人带头，不上白不上。于是也都人模狗样堂而皇之地当起皇帝来。结果，没当皇帝的曹操被骂成“奸”，当了皇帝的刘备和孙权却无人斥之为“篡”。

其实曹操吃亏也在这里：他在朝，刘备、孙权在野；他在内，刘备、孙权在外；他的儿子称帝在先，刘备、孙权在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占了便宜，到写历史的时候可就麻烦了：他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篡汉”的罪名，摘不掉“奸臣”的帽子，成为历代王朝都要防范的人物，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你想，如果身边有个曹操式的人物，哪个皇帝睡得着？结果，盛世要防他，乱世也要防他。盛世要防他图谋不轨，乱世要防他兴风作浪，什么时候也讨不了好。

皇帝要防他，官们也要防他。谁愿意摊上曹操这么个顶头上司呢？没本事他看不起你，本事太大他又要整治你。执法又严，办事又认真，说话又不打官腔，完全不按官场上那一套来操作，这都让人受不了。尤其是他“唯才是举”，用人不论出身，不讲学历，不看背景，以及办事讲究实效，不重形式等等，都让那些只知“等因奉此”、行礼如仪、推诿扯皮的官僚主义者感到威胁。官僚主义从来就是和官僚制度共生的。而且，越是到封建时代后期，文官制度越成熟、越完善，官僚主义也越严重。曹操既然是官僚主义的敌人，那他也就是官们的敌人。历朝历代，做事的人总是被那些只做官不做事的人攻击，曹操也不例外。

文人和老百姓也不喜欢曹操。因为曹操杀了不少文人。文人喜欢同病相怜，老百姓更不管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贡献。陆机就说：“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在魏蜀吴三国三位开国领袖中，曹操留下的血债大概最多，令人发指的残忍记录也最多。血债总是要还的。杀不了曹操，口诛笔伐不行吗？义愤填膺之际，便难免夸大其辞，甚至诬蔑不实。比方说，他就未必杀过吕伯奢一家，更未必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不过，曹操也曾诬赖过别人的，冤枉他一回，也算一报还一报。何况这些事栽到他头上也“很像”。于是，皇帝、官僚、文人、老百姓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曹操“奸”，尽管他们所指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

更为严重的是，曹操得罪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得罪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系统。曹操的观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才、能干，“不仁不孝”倒不要紧。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仁义忠孝，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有没有政绩倒不要紧。甚至，平庸一点更好，显得老实、忠厚、可靠。所以，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宁肯选择刘备，也不选择曹操。对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就更是推崇备至；对屡犯军事错误、葬送蜀汉前程，却忠心耿耿的关羽，也推崇备至。倒是苏东坡说了句公道话。他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也就是说，仅仅那么一点忠信，便把过人才略和盖世功勋全压倒了。

这是曹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因为这种“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发展到后来，就是大清王朝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和张春桥之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1]。这也是典型的狗与羊的逻辑。因为它翻译过来就是：“宁要一大群狗与羊，也不要一只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农场里偷过猪的话。

好在曹操并不在乎别人给他画的大花脸，更不在乎死后别人的说三道四。他打算做的事情在生前大体已经做完。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但在我们看来，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而且，是一个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奸诈的英雄。

曹操，公元155年生，220年卒，享年六十六岁。曹操死后九个月，献帝让位于曹丕，东汉遂亡。又过了一个月，曹丕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第二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称帝。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名副其实地形成，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曹操一生，政治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最成功的一仗是官渡之战，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疏忽是放走刘备，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是在赤壁，最受肯定的是他的才略，最受指责的是他的人品，最有争议的是他的历史功过，最没争议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后世吟咏到曹操的诗词不多。古代最有名的是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当代最有名的是毛泽东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正确的评价系统是德才兼备。而且，德不等于政治态度，才也不等于科学知识。其中涉及问题甚多，姑不论。另请参看本书《雍正》一章。

武则天

这个女人不寻常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她姓武，名曌。曌也就是照，是武则天发明的字，除了用来做她的名字，没别的用。

其实就连这个名字，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当她有资格发明一个怪字来做自己名字的时候，已没人敢直呼其名。她自己也用不着。那时，她的自称已是“朕”。至于“武则天”这个称呼，在她生前，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别人，都没有用过。“则天”是她被迫移居上阳官后，儿子中宗李显给她上的尊号，全称是“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令去掉帝号，改称皇后。于是，“则天大圣皇后”便成了她的谥号。之所以叫“则天”，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因为她即皇帝位时，是在洛阳宫的南面正门“则天门”；另说是典出《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所以，“则天”是她的号，不是她的名。不过就连这个称呼，也被后来的皇帝改了几回，比如“天后”“大圣天后”“圣帝天后”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著作郎吴兢编撰《则天实录》，开始使用“则天”二字概括性地称呼这位既是皇后又是皇帝的女人，一锤定音，“武则天”便成了她最通用的称呼。

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古人的称呼方式很复杂。光是表示尊敬或客气的，就有好几种。有称字的，如李太白（李白）；有称号的，如苏东坡（苏轼）；有称官衔的，如杜工部（杜甫）；有称郡望的，如韩昌黎（韩愈）；有称排行的，如白二十二（白居易）。如果是皇帝或皇后，则有谥号（如汉武帝）、庙号（如唐太宗）、徽号（如慈禧）、年号（如雍正）等。还有尊号，但不常用。至于谥号前加姓氏的，于臣则有之，如岳武穆（岳飞）；于君则无。君的称呼方式，是谥号或庙号前加朝代名，如唐明皇（谥号）、宋太祖（庙号）。姓氏加于谥号之前的君主，只有武则天一个。

这当然因为武则天的身份有点不伦不类。说她是皇后吧，她又当过皇帝；说她是皇帝吧，她又没有庙号。再说她那个武周王朝又不怎么算数，何况她又是女人。

女人是不能当皇帝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则天原本不能当皇帝，除非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不过即便是李世民的儿子，也未必能当皇帝。李世民一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常山王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音“掌孙”）皇后所生。长孙皇后是正宫，为人又极贤德，在朝臣中威望很高，李世民对她也是十分敬重的。下一任的皇帝，当然要从她的儿子当中选。承乾是嫡子，又是长子，无论“立子以嫡”，还是“立嫡以长”，他都天经地义地是太子。可惜这位太子，形象不佳（有足疾），表现也不好（瞎胡闹），后来索性在汉王李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再也做不成皇帝梦了。

李世民比较看好的是皇四子魏王李泰。李泰比承乾小一岁，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在太宗看来，是一定能成为一个有道明君的。

然而朝中的重臣却都很反对，尤以长孙无忌（已故长孙皇后之兄）和褚遂良（谏议大夫）反对最为激烈。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李治时年二十二岁，虽不失为一个良善青年，却是有名的糯米团子，一点用都没有。但长孙无忌等人看中的，恰恰正是他的温厚文弱、一无所长。也许，他们伺候李世民这位“英主”，实在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来一位“雄主”。如果是李泰接班，一朝天子一朝臣，没准会把他们开了涮。如果是李治呢？就好控制得多了。长孙无忌可以继续维持外戚权威，褚遂良、李世勣（“绩”的异体字）他们也可以继续保持元老地位，君臣共治，天下太平。

这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他们当然想不到，李治身边会出现一个蛇一样的女人武则天。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老婆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李泰这边也屡犯错误。首先是恃宠骄横，目中无人。身边呢？据说又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这就不但让朝中的老臣看不起，也让他们不放心。更重要的是，他对继位一事表现得太猴急。他自作聪明地对李世民说：儿臣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儿臣寿尽之日，一定把他杀了，传位给晋王。这话实在太假了，只能骗鬼去。褚遂良就当面对李世民说绝不可能。天底下哪有杀了爱子传位给弟弟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倒是传位给弟弟赵光义的，但他没有杀儿子，他自己倒没准是赵光义谋杀的（这事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疑案）。而且，赵光义临终准备把皇位还给赵匡胤的儿子时，他的谋士赵普就说“一错岂可再错”。可见李泰的信誓旦旦，其实是靠不住的，虽然赵光义的故事此刻还没有发生。

李泰还犯了一个自作聪明的错误。他跑去对李治说：你平时和李元昌关系最好，现在他被砍了头，你就不害怕吗？李治本来就是个没用的人，一听，果然愁眉苦脸。李泰的意思，是要警告李治：别和我争，没好果子吃的。没想到反而提醒了李世民：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会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都平安无事。

李泰当时就被打发到均县（今湖北省均县）去了。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来又继承皇位，这就是高宗。历史证明，由于君臣两方面各自的原因，李世民他们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懦弱无能的李治捡了只皮夹子，真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武则天的运气也来了。我相信，她那时一定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皇帝，却可以当皇后呀！

武则天原本也是不能当皇后的。

武则天起先并不是李治的老婆，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小老婆，名分是才人。唐沿隋制，除皇后外，皇帝的小老婆从正一品的妃，到正八品的采女，一共有八个品级。正五品的才人只能算个中等偏下。要升到皇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何况武则天并不十分得宠，李世民的日子又不太多。但武则天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她把自己的蜘蛛网丝，悄悄地搭在了太子李治的身上。这位未来的年轻皇帝对自己显然要有用得多，很值得为他献身的。李治后来在一份诏书中说，自己当太子时，因为父皇宠爱，“常得侍从”。但对父皇的嫔妃，却“未尝迕目（目光相遇）”。先帝知道后，非常赞叹欣赏，“遂以武氏赐朕”。这话半真半假。“常得侍从”是真的，“未尝迕目”则是鬼话。他和那位武才人之间，岂止是眉目传情，只怕早就几番云雨了。“遂以武氏赐朕”更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既然已经赏给他了，为什么太宗死后，武则天并没有“出口转内销”，顺理成章地去做李治的小老婆，而是和太宗其他没有生育的嫔妃一样，去当了尼姑？

武则天不想在青灯古佛前了此一生。她想当的是皇后，而不是什么尼姑。何况她已经在这个年轻皇帝身上下了本钱，不能颗粒无收。不过，骆驼进帐篷，先得伸进去一张嘴。武则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尽快回到后宫去。

这时，一个蠢女人帮了她的忙。这个女人就是王皇后。王皇后是李治的发妻，出身名门，而且是太宗皇帝亲自为李治选的“佳媳”，为人正派贤淑大概没有问题，但看来或许少了点魅力。这其实也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那些正妻的“通病”[1]。所以李治的心思，便主要放在一个叫萧淑妃的女人身上。这使王皇后十分忌恨。加上萧妃有子，自己却无生育，便觉得自己皇后的地位，有点摇摇欲坠。于是，王皇后便和所有利令智昏的蠢女人一样，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馊主意：把李治偷偷去看过好几次的那个小尼姑接进宫来，让她去和萧淑妃那个小贱人撕咬，自己坐山观虎斗。

有王皇后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很快都如愿以偿。武则天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艇。她觉得自己真的时来运转了。李治也很高兴武则天终于到了他手里，却不知道自己就像一只苍蝇掉进了蜘蛛网，虽然那网很柔软，很温馨，还有点香味。

王皇后却得自己吞下这颗苦果。她的主意打得并不错，只可惜找错了对象。武则天可不是一只傻乎乎只知蛮干的母老虎，而是一条蛇，一条可以在草丛里隐忍潜伏很久，但只要咬你一口就见血封喉的毒蛇。何况重返后宫的武则天，早已不再满足于当一个什么“才人”或“淑妃”。她是冲着皇后的位子来的。这可真是“前门驱虎，后门揖狼”了。尽管武则天刚进宫时，在王皇后面前温顺乖巧得就像一只猫；也尽管“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萧淑妃果然失宠，让王皇后出了一口恶气；但，王皇后也很快就发现，她的这个低智商阴谋诡计和当年何进召董卓进京的性质结果完全一样：引狼入室。

于是，两个过去相互敌对的女人决定重新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这个更危险的敌人。但是无济于事。李治这头大尾巴羊决心投入狼的怀抱，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何况这时宫中又发生了一件奇案：李治兴致勃勃来看武则天刚生下不久的小公主，却发现小公主已死在襁褓之中。一问，只有王皇后刚刚来过，还摆弄过孩子，而且旁边没有人。这下王皇后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王皇后谋杀了小公主。[2]何况王皇后既犯不着，也没那么蠢，会跑到武则天的住处来杀人。但李治和王皇后，一个脑子蠢，一个嘴巴笨；一个在气头上，一个又说不清，冤案便这么稀里糊涂地铸成。

怒不可遏的李治当时就想废了王皇后，但被武则天止住了。武则天心里很清楚，这时即便废了王氏，皇后的位子也还轮不到她。与其再添一个对手，不如让王皇后在这个位子上再苟延残喘些时日。这样既显得自己宽宏大量，又不致给别人以可乘之机。她和曹操一样具有政治天才，懂得以她出身之卑贱，地位之尴尬，要实现远大目标，还需要假以时日。这就要耐心地等待，要能忍，要沉得住气。她也懂得什么事都要水到渠成，强扭的瓜不甜。

但武则天并没有闲着。她很清楚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后宫里是既遭鄙薄又招忌恨的，因此她的当务之急是搞好群众关系，改善周边环境，使自己在宫里由少数派变成多数派。这时，武则天卑贱的出身帮了她的大忙。王皇后因为出身高贵，后台又硬，难免高傲，不把周围手下人放在眼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舅舅中书令柳奭（音“是”）也都妄自尊大趾高气扬，令宫中人十分憎厌。武则天这个出身卑贱的小女子却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憎恶王皇后、萧淑妃的人。她也懂得无风不起浪的道理，知道如果没有那些王皇后她们一百个看不起的“小人”，后宫里就别想闹出什么事端来。终于有一天，王皇后的一项“阴谋”被揭发出来了：她居然在宫中装神弄鬼，行“厌胜”之术——一种诅咒他人致病致死的巫术。这事究竟是王皇后之母柳氏出的馊主意，还是武则天的诬陷，已不得而知。但武则天收买的那些仆人奴婢，则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反正那个身上扎满了针的木头小人在王皇后的寝宫里被当场搜出，而高宗皇帝李治那几天又刚好生病。王皇后再次有口难辩，她的被废，已是迟早的事情。

为此，武则天还必须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重臣面对面地进行一番较量。

刚一交手，没两个回合，几个男人就败下阵来。

这几位两朝开济的老臣一开始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也把对手想简单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武则天这个“贱人”在李治的心目中会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也没有想到，李治这个“娃娃”犟起来会像一头驴。他们没有进行很好的策划就匆忙上阵，以为只要他们一反对，李治和武则天就没辙了。所以，他们的反对显然有点意气用事，而且一上来，就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第一个上阵的是褚遂良。褚遂良是前朝元老，顾命大臣，反对废王立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胆气很壮，做法却不大得体。他的理由有两条：一，王皇后出身名门，先帝所选，又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不能废。二，即便要另立皇后，也得妙选天下名门望族之女。武则天侍奉过先帝，名声太坏，不能立。最后的一招，则是把手中的象笏往地上一放，说：这象笏是陛下所赐，现在还给陛下，请陛下准臣告老还乡！

这第一炮就打走了火。目标没有对准武则天，却把炮弹全砸在李治身上。事情当然是李治引起的。毕竟是李治要换老婆，不是别人要换，或武则天公然要当。但李治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他是大唐王朝的皇帝。反对李治，就是反对大唐。至少是公开反对皇帝，等于跟自己有仇。褚遂良一上来，就把矛头直指李治，简直就是自己找不痛快。

其实，在这场废立斗争中，不但不能反对李治，而且还要争取李治。因为要换的那个人，不管你算她是李治的老婆也好，算她是大唐的皇后也好，换不换，最后还得既是老公又是皇帝的李治说了算。既然是李治说了算，你就只能说服李治，不能攻击李治。但褚遂良说的那些话，在李治看来，句句都是攻击他，字字都和他过不去。褚遂良一开始就说王皇后是先帝所选，不能废，这就不但是拿先帝来压服李治，而且等于说他李治没有选择老婆的权利。李治也明白，他是不如先帝，但他好歹也是现任皇帝，怎么就连个换老婆的权利都没有？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大造舆论，说一个老农民多收了几斗谷子，也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这话虽然说得粗俗不堪，也不成体统，居然把至尊天子和乡下老农相提并论，但李治如果这回换不了皇后，岂不是连乡下老农都不如了？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褚遂良又说，先帝临终时，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先帝言犹在耳，陛下不会忘记吧？这就不但是抬出先帝压皇帝，而且是倚老卖老，把皇帝当小孩子，自己摆老资格了。李治血气方刚（二十八岁），又是皇帝当得正过瘾的时候（当了六年），哪里受得了这个？一听就气炸了肺。不错，李治是比较柔顺懦弱，但不等于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况且，再柔弱的人，只要当了皇帝，手上有了生杀予夺之权，也会变得有脾气的。而且，正因为李治一贯被视为柔弱，也就特别怕人家说他没用，很需要找一两只鸡来杀一杀，表示他不是好欺负的。褚遂良这一回就撞到了枪口上。

何况褚遂良还把老账也翻了出来，说什么武则天曾侍奉过先帝，天下人人皆知，陛下立她为后，如何向世人交代、向历史交代云云。这就等于说武则天是破鞋，不干不净；李治乱伦，少廉寡耻了。老实说，这话即便对普通老百姓，也不好当面说的，怎么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皇帝说？至少，李治可以问他一句：褚遂良，你是来和朕商量事情的，还是来和朕吵架、揭朕之短的？苟有此一问，褚遂良一定无言以对。

事实上，褚遂良就是来和李治吵架的，要不然他掼纱帽干什么？身为朝臣，当众交出象笏，这就不但是同皇帝吵架，而且是公开同皇帝翻脸了。褚遂良实在糊涂。他以为正义和真理在他这边，就可以理直气壮、慷慨陈词，没想到在李治眼里，这是目无君父、犯上作乱。你既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皇帝当然也可以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既然要和皇帝断绝关系，皇帝当然也可以和你断绝关系。不信咱们君臣比试比试，看看究竟谁怕谁？于是李治勃然大怒，喝令：拉出去！躲在帘子后面的武则天也怒不可遏，忘乎所以地叫了一声：还不杀了这野种！

由于褚遂良的意气用事不讲策略，一局棋完全被他搅乱。现在，问题已经由王皇后该不该废，武则天该不该立，变成了褚遂良该不该杀。长孙无忌他们只好赶紧先来救褚遂良的命，武则天的事就顾不上了。

说起来，褚遂良也算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知为什么遇事这么沉不住气，又这么不动脑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门第，却不知大唐王朝从李世民开始，最恨的就是门第；[3]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先帝，却不知李治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老拿先帝和他比，老拿先帝来压他。两年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的褚遂良上表自陈，重提往事，顾影自怜，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他说：当年承乾和李泰都想当太子，是我和无忌坚定不移地拥戴陛下；先帝去世以后，又是我和无忌不辞辛苦地辅佐陛下。我自悔有忤圣意，但希望陛下看在往事的分上，多多哀怜。他甚至还提到太宗去世时，李治扒在自己肩上痛哭失声的事。然而，这封信送到李治手里，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据说，李治连看都没看。

公元658年，褚遂良在忧郁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

褚遂良实在是糊涂透顶。他应该知道，在专制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是虎，是豹，也许还能用理性唤醒，用真情感动。可惜李治不是。对于李治这样一只大尾巴羊，重提往事等于揭他老底，只能使他恼羞成怒。我相信，李治在看了褚遂良这封信时，一定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摆老资格。于是把心一横：去他的，不理他！

另一位老政治家李世勣就没有这么蠢。

当李治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废王皇后、立武则天问题时，李世勣请了病假。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李世勣这病生得蹊跷。

李世勣确实有心病。

李世勣是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和李世民关系极好。他原本姓徐，因为功勋盖世而被太宗赐姓李，又因避李世民之讳，时称李勣。李世勣和李世民的关系，据说是“外虽君臣，内实骨肉”，是穿一条裤子都嫌太肥的“铁哥儿们”。李世勣生病，李世民听说胡须灰可以治，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了烧成灰，给李世勣做药。有一天，李世民对李世勣说：我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不辜负李密，也不会辜负我。李世勣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可是，当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时，却莫名其妙地把李世勣贬到千里之外、万山丛中的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去了，并没有把儿子托给他。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的才能智慧绰绰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他未必对你效忠。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远去。他如果立即上路，你将来可以重用他；他如果观望犹豫，不及时赴任，那就只有把他杀掉！

李世勣没有观望犹豫。他接到任命，连家都没有回，立即就到叠州去了。所以，李治一即位，就立即召回李世勣，委以重任。

然而，李世勣却彻底地心灰意冷。他十七岁参加瓦岗军，以后又事奉李渊、李世民、李治三朝天子，几十年军旅生涯，几十年政治风雨，早已磨练得老于世故，缜密圆滑，何况太宗驾崩前的突然被贬，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自己如果不是看透了李世民的心思，只怕脑袋早就搬了家。想起来真是既寒心，又后怕，不寒而栗：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我凭什么还要再掺和到你们李家舅甥之间的纠纷里去？我又凭什么还要再为你们李家出谋划策赴汤蹈火？他现在对政治、对官场、对人生，是越看越透了。他犯不着为什么朝廷纲纪或君臣大义之类，空洞的东西献出生命，也犯不着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伙飞扬跋扈的家伙搅和在一起。因此，他决定持一种超然旁观的态度。当李治向他征求意见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

李世勣这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却给李治以极大的鼓舞：对呀，我是皇帝。我的家务，关这些老白菜帮子什么事！这个态度也等于变相地告诉李治：并非所有元老重臣都一边倒地反对废王立武。这下子李治既有决心又有信心了。公元655年，或者说，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李治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十九日，百官请立中宫，李治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武则天终于达到了目的。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呀！就在李治下诏立她为皇后的第三天，即十月二十一日，武则天上表，要求褒奖韩瑗、来济。韩瑗和来济都是反武派的中坚。早在废王立武之前，李治曾提出封武则天为“宸妃”。唐制，天子四妃，曰贵淑德贤。武则天却要求在此四妃之上再设宸妃。宸，北辰也，即北极星，是帝王的象征。宸极指君位，宸居则指帝王的居处，也代指君位。武则天要当宸妃，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当准皇后。这是她一时半会当不上皇后时，使出的缓冲之计。但这样一个妥协平衡的方案也遭到韩瑗和来济的极力反对，说是史无前例。在册立皇后的问题上，韩瑗和来济也是坚定的反对派，而且话说得很难听，连妲己、褒姒（音“四”）的故事都被翻出来了。现在武则天居然以他们曾经反对自己当宸妃为由提出要褒奖他们，韩瑗和来济都断定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韩瑗和来济估计得并不错。武则天是不会放过她的仇人的。就在她正式成为皇后的二十六天后，王皇后、萧淑妃被赐自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韩瑗也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只不过其时韩瑗已死，武则天没砍成他的头。来济的下场要好一些：他是在和突厥作战时战死的，没给武则天留下诬以谋反的机会。

当然，武则天此刻还顾不上收拾他们。她正忙着加冕呢！十一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皇后仪式。礼使英国公李世勣将皇后的玺绶恭敬地奉献给武则天。接着，盛装的新皇后又来到肃仪门，接受文武百官、四夷君主的祝贺。这种朝拜皇后的仪式是由武则天首开先例的。武则天，这个木材商的女儿，太宗宫殿里卑贱的侍妾，感业寺里孤寂的尼姑，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成为大唐王朝的堂堂国母。这一年，她三十二岁。

现在，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已经到了顶。精力旺盛、才智过人而又不甘寂寞的她，便只好去做男人的事情。

[1]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有所论述，请参看。

[2]小公主之死其实有多种可能。比如正好突发急病，或王皇后因为没有抚育孩子的经验，被子盖得太严捂死了，甚或就是武则天自己掐死的。姑不论。

[3]贞观年间，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了就很不高兴。后来，李治和武则天又颁布《姓氏录》，进一步打击门阀观念。

大尾巴羊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是她的男人——唐高宗李治。

史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个宝贝儿子，一直是不怎么放心的。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当着李治的面问：太子的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吗？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未出宫门，但天下人无不钦仰其圣德。太宗又感慨地说：老百姓都这么讲，“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长孙无忌又说：陛下骁勇，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正是皇天所赐，苍生之福！

长孙无忌的话在理论上并不错。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李世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不过他同样没想到，李治不但柔弱，而且“好内”，喜欢听女人的。

这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李世民对李治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看见他吃饭，就说：你要是知道种田的辛苦，就总会有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你要是知道不让马太累，就总会有马骑了。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就是水，君就是舟。看见他站在树下，就说：木头有墨绳就笔直，元首听意见就圣明。真可谓用心良苦。李世民还专门写了一本叫《帝范》的书，教李治如何做皇帝。

李治的表现也不差。刚当皇帝时，他是很虚心的。有一天，李治外出打猎，正碰上下雨。李治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谷那律回答说：用瓦做就不漏了。李治明白这是在劝谏他不要因好打猎而荒于朝政，很高兴地赏赐了谷那律。对那些不该赏的，他也不留情面，颇能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叔叔腾王李元婴和哥哥蒋王李恽（音“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在赏赐诸王时，李治就独不赏腾王和蒋王，说：腾叔和蒋兄反正自己会捞钱，就不用赏什么东西了。给他们两车麻绳，用来穿铜板吧。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蠢。

然而他的心病却很重。

李治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一，如何摆脱先帝的阴影；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三，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的。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唐太宗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李世民这个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李治简直就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但，创业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他怎么都走不出先帝的阴影。

权臣们也是一个麻烦。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即便不谋反，总把自己当小孩子，也很可气。李治看得出，这些老家伙并不好伺候。就拿长孙无忌来说，名字叫无忌，其实无所不忌。唐太宗因李治仁弱，恐怕难守社稷，曾打算另立英武果断的吴王李恪为太子，便遭到长孙无忌的断然反对。因为李恪不是他妹妹长孙皇后所生，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结果，李恪不但没能当上太子，而且在李治登基后被长孙无忌谋杀，办法就是后来武则天对付他的那个——诬以谋反。李恪临死时曾大骂说：长孙无忌窃弄权威，陷害忠良，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史家也认为长孙无忌诬人谋反，反被人诬，多少有点算是报应。[1]

其实就算长孙无忌他们无忌，李治也有忌。李世民尚且猜忌李世勣，李治怎么就不猜忌长孙无忌？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这只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头羊的小羊，性格内向，内心羞怯，一见到长孙无忌他们那狼一样的凛然目光，心里就犯怵。他们连太宗皇帝都敢顶撞，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但是，又能和谁商量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醋，朝臣们又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感到了“高处不胜寒”。

这时，上帝把武则天派来了。

李治和武则天一见钟情。两个人的偷情，开始时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但很快，李治就发现，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喜欢那些比自己年龄大、介乎母亲与姐姐之间的女人，就像那些特别具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往往喜欢比自己小、介乎妹妹和女儿之间的女人一样。更何况李治还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的，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与自己的多愁善感、柔弱任性、优柔寡断、羞怯无为正好相反。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为此，他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女人推上皇后的位子。这是长孙无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框框，更弄不清这位年轻的皇帝心里到底想什么。

李治寄希望于武则天的，也正是她想要做的。

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武则天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加上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比她老公李治更得心应手。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要先做什么事得放一放。正是靠着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她一步一步登上峰巅。

当上皇后以后，武则天最迫切要做的事，除废掉太子李忠，另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外，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件事情她和李治有共识，甚至李治比她更有切肤之痛：李治已经尝到了元老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滋味。如果这些元老重臣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和自己对着干，那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当武则天提出要重赏并提拔拥护她当皇后的那些人时，李治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其实，李治对这些人也是心存感激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他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时，朝臣们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除少数默不作声的外，大多数人都站在长孙无忌他们一边，而且一个个都那么愤激、冲动，好像他李治犯了多大错误似的。这事他想想就寒心，想想就后怕。这大唐的江山，究竟是他李治的，还是长孙无忌他们的？幸亏有许敬宗、李义府他们出来说话。他还记得，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是李义府；在朝堂上为他大造舆论的，是许敬宗。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就像一个在荒郊暮色中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不！正因为支持者是那样卑微，这种支持才弥足珍贵。李治从心底里赞成武则天对这几个人的重赏和重用。这样的人不赏，赏谁？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应该把这些人提拔起来，让他们和长孙无忌的元老集团抗衡。

李治有这样一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他当然不会这样去想：这些家伙究竟算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武则天的人马？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支持，并非都是出于什么正义、公道、原则，或是出于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且事先经过了反复的掂量和考虑，这才决定出来豪赌一把，并把赌注押在武则天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身上。

至少李义府是这样的。因为李义府是小人。

李义府这个家伙，在当时的政坛上，名声是很臭的。他的外号叫“李猫”，意思是和猫一样，外表柔顺，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家伙，又是敌对集团的人[李义府的靠山是刘洎（音“记”），刘洎是魏王李泰一党，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死敌，后被褚遂良陷害]，长孙无忌当然容不得他，便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恐慌之极，问计于王德俭。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一个人。李义府忙问是谁。答曰武昭仪。李义府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皇上早就想立武昭仪为后，一直没能成功。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王德俭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武昭仪的事办不成，是因为没人支持。如果你出来支持，岂非雪中送炭？武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能没好处吗？李义府这才成了支持废王立武的第一个“英雄”，也成了因为此事最早受惠的人。

此后李义府一直青云直上步步高升，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李义府当政以后，大概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卖官。《旧唐书》说他“专以卖官为事”，竟是个“卖官专业户”。因为贪得无厌，他连长孙无忌孙子的贿赂也收，卖给他一个司律监的官职。其他的坏事干得也很出格。洛阳有个女犯人长得很漂亮，他竟命令审判官毕正义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又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最后，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民愤太大，加上他小人得志，仗势欺人，飞扬跋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弄得天怒人怨，终于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捕下狱，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死在流放地。死后，朝野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许敬宗倒没有这么恶劣，也并非不学无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就进了文学馆，和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同为十八学士，成为李世民的政治顾问，资格是很老的。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著作等身，曾总修《五代史》《晋书》，是个历史学家。不过此人的人品和史德都不怎么样。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他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封德彝把这事说了出去，他又忌恨封德彝，在给封德彝作传时，添油加醋，“盛加其罪恶”。其他人如果给他送礼行贿，他也不吝吹捧粉饰之词。学问做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算是道德败坏了。

不过，武则天和李治此刻还顾不上这么多道德的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队伍，集结自己的人马，而无论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李义府之流的得势，和褚遂良等人的被贬正成鲜明对照。人们开始认识到，得罪武则天，就是得罪皇上，甚至可能比得罪皇上还糟糕，决没有好果子吃。相反，投靠武则天，就是站在皇上一边，肯定青云直上。于是，一些犹疑不决持观望态度的人认清了形势，一些原先受排挤受压制的下层官吏和寒门士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原本就见风使舵善于钻营的小人更是有了可乘之机。武则天的旗帜下开始集结人马，她的队伍壮大了起来。

但，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骂名：亲信小人，重用匪类。

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没有人会喜欢小人，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可是，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反对她的那些人，也不见得十分干净，也做过亏心缺德事吧？褚遂良诬陷过刘洎，长孙无忌陷害过李恪。他们的手下，也有不少是小人。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不能再谈道德问题，只能靠政治态度来划线了。

不过，武则天重用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并不完全是为了酬劳他们的拥立之功，也不完全是因为无人可用，还在于她深知小人有小人的用处。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称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做榜样做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做耳目做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萝卜缺一不可一样。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就大量起用正人君子，如狄仁杰。但现在还不行。她还得依靠小人，为她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人的作用无非四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李义府没多少能耐，只能帮腔；许敬宗满腹经纶，便可以帮凶。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为太子掌管书籍的侍从官）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两人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李治派许敬宗审理此案。许敬宗想到了当年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陷李恪的事，如法炮制，捏造了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李治不敢相信，许敬宗说证据确凿。李治伤心地哭着说：我家太不幸了，亲戚中总是有人居心不良。前几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是这样，真叫朕羞见天下人。许敬宗煽动说：房遗爱乳臭未干，高阳公主是个女子，他们谋反，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可就非同小可。他帮先帝夺取了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智谋；他当宰相三十年，天下人都惧怕他的权威。陛下还记得宇文述吗？臣可是亲眼看到过隋炀帝对他们一家的亲爱信任。那可真是权宠无伦，势倾朝野，言听计从，不分彼此。结果怎么样呢？炀帝还不是被宇文述的儿子杀了？前车之鉴，陛下该不会忘记吧？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了元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许敬宗这时又再次发挥他历史学家的作用了。许敬宗说：汉文帝的母舅薄昭因杀人获罪，文帝命百官往哭，含泪把他处死，至今人称圣明。长孙无忌的罪大得多，陛下有何不忍？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如果姑息养奸，将来变乱生于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李治完全被这个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所说服。他不再过问长孙无忌的案子，全都交给许敬宗去办理，甚至没有差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四月二十二日，长孙无忌的官爵封邑被剥夺，贬往黔州。牵连到此案的柳奭、韩瑗被除名，于志宁被免官。七月，许敬宗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中书舍人袁公输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招供反状并自缢。接着，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或贬，或杀，或充军，或除名。可怜长孙无忌一代英豪，两朝元老，三十年相国，数十载经营，权势熏天，盘根错节，却只因许敬宗摇唇鼓舌，血口喷人，便一朝倾覆，土崩瓦解，整个集团被连根拔掉。谁说舌头不能杀人？

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武则天在此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可以肯定，她是拍手称快的。就连李治的角色也很暧昧。表面上看，他是受了许敬宗的蒙蔽，稀里糊涂地杀了舅舅，而且一直于心不忍。但没有他的首肯、默认、纵容，许敬宗能有那么大的狗胆，又下得了那么重的毒手？也许，李治也好，武则天也好，都没给许敬宗什么指示或暗示，一切都是许敬宗自作聪明地投其所好。这其实也正是小人的本事。他们总是能知道主子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主动把主子想干又不便明说的事办好。这同时也是小人的可怜之处：他们不但必须帮主子干坏事，还必须帮主子背罪名。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

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他发现，除掉了长孙无忌集团后，权力好像并没有回到自己手上。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是不开心。

有一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这件事是武则天的那个走狗李义府引起的。李义府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亲信死党，又掌握着选官之权，便公然卖官鬻爵，为非作歹，连家人也横行不法，弄得民怨沸腾。李治看他闹得太不像话，便把他叫来，语气温和地对他说：爱卿的儿子女婿都不太谨慎，多有不法之事。朕倒是可以帮爱卿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他们才是。谁知李义府勃然变色，脖子腮帮都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李治心想：这难道是臣子在对皇上说话吗？他强压怒火，说：只要朕说的是事实，何必问朕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李义府这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居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简直可杀！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一想到这条狗的主人，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他对他那位皇后娘娘，是越来越看不懂摸不透了。他对他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弄不清搞不明了。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他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江山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他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则天的。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他一时兴起，决定废掉武后。可惜诏书墨迹未干，就被武则天发现，计划也就随之流产，还搭进去宰相上官仪的一条性命。十一年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他打算彻底退位让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皇帝让给武则天去做，自己图个清静，安享晚年算了。他的胡思乱想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说这种想法既不敬天（天道阴阳岂可颠倒），又不法祖（祖宗基业岂可送人），甚为不当。他又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这倒是可以的，然而李弘却在这年四月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一旦当了皇帝，就和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唯一的羊，而且狼们还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他们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这狼群中突围，他只能顺其自然，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李治的健康也越来越差。在他登极十一年、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五年后，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患风痹；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管不了许多。

然而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显庆五年李治生病以后，她就开始参预朝政，并表现出她的政治天才。麟德元年，废后阴谋破产后，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和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的先例。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她改称“天后”（李治则称“天皇”），已非一般皇后可同日而语。同年，她又发布改革政治的十二条施政纲领，实际上已成为大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病逝（终年五十六岁）时，她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武则天在李治死后接管大唐政权，应该说并不奇怪。从公元655年册封，到683年李治去世，武则天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她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她一直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在武则天当皇后的头十年（公元655年至664年）里，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李治日日临朝，武则天临朝大体上只是偶一为之。中间十年的“二圣时期”（公元664年至674年），李治和武则天同时临朝。进入“天后时期”（公元674年至683年）以后，武则天便日日临朝，李治临朝反倒是偶一为之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位置，正好掉了一个个儿。

武则天能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她要求参加封禅，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爱出风头，没想到这是在造舆论。她上书谈论改革，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没想到这是在讲政治。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来宫中修撰史籍，也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武则天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武则天特地提到了太宗皇帝的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大家还是没想到这事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野心。直到那些为武则天编撰书籍的“北门学士”[2]终于有一天出现在殿堂之上，对朝廷的舆论和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则天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为自己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还要为自己组织一个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娘娘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有如此之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武则天距离帝位其实已只有一步之遥。

[1]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阳公主及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阴谋废去高宗，另立荆王李元景为帝。此事与吴王李恪并无关系。长孙无忌因为曾经反对立李恪为太子，害怕李恪报复。为了去掉这块心病，便诬陷李恪插手，并亲自提审案犯，动用酷刑，锻炼成狱。李恪被赐自尽。

[2]武则天特别批准，可以不经过百官办公的南衙，直接从北门进宫。北门是皇宫后门，乃皇家重地，只有皇帝、后妃、太子、王公才可出入。因此这些可以“走后门”的学士便被称为“北门学士”。

血染的皇冠

尽管有这么多的准备，武则天要当皇帝，仍并不那么容易。

按理说，皇帝驾崩，应由太子继位。武则天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当过太子。第一个是李弘。李弘早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就被册封为太子，却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去世。许多人都说他是被武则天毒死的。可惜死无对证，何况这位太子的身体确实很差，早在他被册封为太子的那一年，就曾大病一场，以至“御医无策”。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戴至德等人处理政务。所以我们只好算他是病死。

第二位太子是李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他的被废，也是一个疑案。我们只知道他们母子之间猜忌很重。有人说是因为他组织名儒注《后汉书》，大讲后妃外戚干政犯了武则天的忌讳；也有人说李贤根本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和李治的私生。总之，他被告发谋反，在他的宫殿里搜出兵卒甲服数百件以为罪证。这位可怜的太子被废为庶人，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死在巴州。

以数百件兵卒甲服为谋反的罪证，显然证据不足。就这么一丁点儿武器装备，能谋什么反？因此这一“确凿”的证据，就像从王皇后那里搜出的木头小人一样，完全有两种可能。一种，这些兵器武备确实是李贤私藏的，但目的却不过是自卫。另一种，就是栽赃了。栽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武则天栽赃，另一种是别的什么人栽赃，意在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争斗，自己好坐收渔利。但如果武则天对她这个儿子并无猜忌，那么，这个赃就栽不成。而且，即便那些东西真是李贤私藏的，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如果不是武则天已有废掉太子之心，就不会有人出来控告太子，更不会有人去搜查太子的府第。可见，李贤实际上是死于武则天的猜忌。

说武则天诬陷太子贤，和说她毒杀太子弘一样，并无任何证据。但武则天猜忌甚至嫉恨她这两个儿子，则大体上可以肯定。原因是当时君臣朝野都看好这两位太子。李治曾对侍臣们说：“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资治通鉴》也说李弘仁孝有礼，“上甚爱之”而“中外属心”。这当然不会让武则天高兴。武则天希望的是中外都属心于她自己，而不是属心于别的什么人。所以，李弘突然去世，当时就有人怀疑是武则天下的毒手——“时人以为天后鸩（音“震”，用毒酒杀人）之也”。

李弘死后，大家又转而拥戴李贤。因为这时谁都看出，武则天野心不小，李治则早已大权旁落。而以李治身体之衰弱，性格之懦弱，夺回政权，重振朝纲，几乎就不可能。因此他们都寄希望于新太子。李贤似乎也不负众望。他容貌俊秀，举止端庄，自幼就爱读书，而且过目不忘。他还主持对《后汉书》作了注释，水平相当的高，至今仍很权威。这事使他名声大振。朝野一致认为，李贤将承继大位，一主唐祚。李治甚至对李世勣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诸子如果都像李贤一样，“大唐无虞矣”！

大唐无虞，则天有忌。已尝到大权独揽甜头的武则天，很不喜欢在她兴头上有人横插一杠子。正好这时发生了明崇俨被杀一案。明崇俨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据说会一些巫术，能给人治病。他曾对武则天说，太子贤命相不好，不堪继统，应另立英王李显或相王李旦。后来，明崇俨神秘地被人谋杀。办案人员把李贤的同性恋对象赵道生抓来一问，招供说是李贤买通盗贼所杀。接着便是在李贤的马房里搜出了兵器武备。整个案件扑朔迷离无可深究。但可以肯定：或者是武则天一手制造了这一冤案，或者是武则天利用了这一案件，又在其中做了些手脚。反正，她达到了目的。

看来，李贤的书还是读少了点。他实在不该在武则天风头正健时去抢她的戏。他只知道太子可以当皇帝，却不知道连皇帝也是可以被废掉的，何况太子？

第三任太子李显就是在皇帝位子上被废的。这家伙是个混蛋加草包。他比他老爸更窝囊，更好色，更怕老婆，更没头脑。李治虽然弱一点，却好歹还有自知之明，为人处事都比较谨慎稳当得体，因此也还有一定威望。李显却完全拎不清自己的斤两。上台没两天，屁股还没坐热，就忙不迭地拍老婆的马屁，要让老丈人韦玄贞当宰相。宰相裴炎不同意，这个糊涂皇帝竟然说：国家是朕的。朕就是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这就不但武则天不能容忍，其他人也无法接受。哪怕说的是气话，也不能容忍。因此，这家伙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武则天和裴炎从宝座上拖了下来。

事实上李显也确实不堪为人君。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后，他又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非命。因为韦皇后想学婆婆武则天当女皇，女儿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她们合谋在馅饼里放毒药，把这个糊涂皇帝送上了西天。中宗李显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了他最亲密的三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不难想象，武则天就算不废他，他也当不好皇帝的。

接替李显当皇帝的睿宗李旦是个聪明人。他干脆连朝都不上，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母后去处理，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时年二十二岁），无德无才，不堪执掌国政。两年后，武则天提出要还政于他，他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则天取代李家的人当皇帝，已是迟早的事。

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匆匆忙忙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

武则天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深知，她要做的，是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中国不要说从来没有过女皇帝，便是女人执政掌权，也很不“合法”。这就要有铺垫、准备，要让人们在思想上转弯子，也要耐住性子等一等，看一看。武则天能做到这一点。她有耐心，沉得住气，但不能等太久，因为她已经六十一岁了。

事实上当时的形势也容不得她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权力斗争从来就你死我活，改朝换代更不是绘画绣花。高宗去世以后，实际上空缺的帝位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武则天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还政于子，让李治的儿子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武家店的招牌，公开卖狗肉。武则天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在等着她摊牌，何况还有那么多人在磨刀霍霍虎视眈眈。

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和武则天叫板的是徐敬业。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显被废七个多月、章怀太子李贤自杀六个多月后，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宣布要用武力推翻武则天的“伪政权”。徐敬业是李世勣的孙子。李世勣既然被太宗皇帝赐姓了李，则徐敬业当时也就叫李敬业。不过，李敬业现在已经同武则天翻了脸，武则天便愤怒地宣布他不再有资格姓李。徐敬业也不客气，宣布不肯和自己一起举兵讨伐武氏的叔叔李思文（已被徐敬业羁押）姓武。看来，徐敬业和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李”乃皇家之姓，尊贵莫名，岂能让“贼人”得而姓之？李敬业既然背叛朝廷，当然仍应去姓他的“徐”；李思文既然追随武氏，那就让他去姓那卑贱、恶劣的“武”好了。

这场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姓氏之争，当时可是进行得非常认真。双方都把这一决定昭示全国，以示自己的立场堂堂正正。其实，徐敬业姓什么倒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这次行动几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事先并无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准备，只是几个失意官僚落魄文人，凑在一起发了一通牢骚，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匆忙起兵，扬言要把天下翻个个儿，岂有不败之理？

但徐敬业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一开始还是十分牛气的。他请骆宾王专门为他起草了一份檄文，对武则天进行口诛笔伐，对天下人进行宣传鼓动。骆宾王到底不愧“初唐四杰”之一，文笔好得出奇。加上自己长期郁郁不得其志，公愤加私仇，一股怨气喷薄而出，便把这篇檄文写得惊天地泣鬼神。在骆宾王的笔下，武则天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本性不良（性非和顺），出身卑贱（地实寒微），靠着隐瞒历史（潜隐先帝之私），混入高宗后宫（阴图后房之嬖）。一进宫，就露出狐狸尾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有权，就露出豺狼本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简直就十恶不赦，早应该天诛地灭（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更何况，她现在居然还妄图颠覆大唐，窃取帝位，以至于先帝的灵魂不得安息，先帝的爱子不得安宁（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既“奉先君之成业”，又“荷本朝之厚恩”，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这才“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高举起正义的旗帜，集结起除妖的武装。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这又是何等威武的军队啊！“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这样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岂止是胜利在望，简直就已然胜利。不信，“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确实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出色最精彩的一篇檄文，端的写得义薄云天，气壮山河，据说连武则天读了也拍案叫好，认为这样的人才居然没被发现，实在是“宰相之过”。徐敬业的叛军自然也沾光成了仁者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可惜，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徐敬业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王朝天兵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其实，徐敬业的败迹早在骆宾王的檄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徐敬业在檄文的结尾处许愿说：“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意思是说：我徐某向大家保证，只要诸位参加我的行动，那么，事成之后，所有的爵位封赏，现在就可以指着山河为信。如此口气，似乎这大好河山，此刻就已经是他徐敬业的了，岂非狂妄之极，骄兵必败？别说此刻胜败还尚不可知，即便将来胜利了，那官爵也不该他徐敬业来封，那恩荣也不该他徐敬业来赏。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皇上的事。徐敬业以皇上的口气说话，岂非正好暴露了自己想称王称帝的狼子野心？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如果说还多少有点胜利之可能的话，那就是占了一个“义”字。现在既然以利代义，丢了政治资本，就只有自取灭亡。

事实上徐敬业败就败在这里。军师魏思温曾对他说，他们既然是以匡复唐室、勤劳王事为号召，就该直取洛阳，争取天下人的群起响应。然而徐敬业却抵挡不了所谓“金陵王气”和据地称王的诱惑，不肯北伐而要东征，结果一败涂地，在逃往高丽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他只闹腾了四五十天便身败名裂，只能说是活该。

就在武则天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的前一天，即光宅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斩杀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谋反罪被杀的。证据是他曾与叛乱分子骆宾王私下接触，并与徐敬业有书信来往。据说，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裴炎的谋反，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该杀。

其实，裴炎与徐敬业并不是一路人。他对徐敬业这个人和徐敬业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并不想掺和进去。徐敬业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称王；裴炎的目的则是逼退太后，还政睿宗。他们在倒武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分歧则更大。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没搞成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们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因此，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时，裴炎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终于有人向武则天的权威公开挑战，她大约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惧的是战端一开，时局将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现在对付足智多谋的皇太后，还是将来对付重兵在握的徐敬业，都是难题。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可以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于是便决定豪赌一把。他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这才给叛匪以口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臣以为叛军不讨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讨伐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边鼓也好，做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于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左右开弓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做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做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做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

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那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使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弄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那个临朝称制、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圣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当务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调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安宁。黑暗、恐怖的岁月只能属于那个该死的李唐，不能属于光辉灿烂的武周。武周的皇帝是武曌，曌也就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因此，告密这种卑劣的行径应该根除，而告密者则应该受到鄙视。杜肃这个蠢货在这个时候还想用这种卑鄙下流的办法来讨好卖乖，简直就是自讨没趣，愚蠢透顶。

于是，武则天决定用他那不开窍的笨驴脑袋给大家开开窍：第一，现在是新朝，需要的不是恐怖，而是祥和，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第二，告密或者不告密，说别人的好话或者坏话，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看老娘的眼色，懂得按老娘的旨意去办事。老娘需要有人告密时你不告，是没眼色；不需要有人告密时你来告，也是没眼色。没眼色，挨一耳光也是活该。还有一层意思也很明显：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朕其实是很宽容的，张德违禁而未受处分便是证明。朕其实也是厌恶告密的，杜肃告密而当众出丑也是证明。至于先前的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大家有怨气，那就应该把仇恨集中在那些“反贼”身上。如果他们不谋反，朕又何苦要劳神费力，盖那么多监狱，养那么多鹰犬呢！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她不过只是拿杜肃这个小人物开了个小玩笑，就出台了一个大政策，搞掂了一件大事情：清算了过去，交代了历史，改变了方针，也撇清了自己。过去的黑暗、恐怖、肮脏、丑恶，都是别人的责任：裴炎之流要谋反，杜肃之流没眼色，而周兴之流又做得太过分（周兴已于此事发生前一年被杀），则天太后或则天皇帝是没有过错的，也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慈眉善目，宽宏大量，和蔼可亲，俨然一副菩萨模样菩萨心肠。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笑逐颜开地舒展着她那张青春永驻灿若桃花的老太婆脸，全然不知道那上面沾满了血迹。

刚刚从恐怖高压之下透过气来的臣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扑翻在地，山呼礼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看来武则天真应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她的演技十分精湛，她的表演也天衣无缝。然而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当她签发一张张逮捕令，批准一次次死刑时，难道从来不曾想到其中会有冤情吗？当她看到一个又一个“阴谋集团”被揭发出来，被剿灭被粉碎时，难道真相信有这么多人谋反吗？

武则天明白，受害人明白，告密者明白，历史也明白。

悄然的反抗在暗中进行，办法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早在武则天刚刚开始鼓励告密的时候，一个名叫鱼家保的小人便用自己的血祭奠了这该死的制度。鱼家保特地为武则天设计了一种专门用于告密的铜匦。这种铜制的信箱中间分为四隔，各开一个小洞，信件可入不可出。铜匦很快就造出来了，也很快就收到了告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家保的。这封密信举报鱼家保曾为徐敬业打造兵器。而且，他向太后呈献铜匦的设计，正是为了掩盖反迹，逃脱追究，十分的居心不良。武则天对“反贼”从不宽容，哪怕设计了告密箱也不例外。于是，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第一个走上断头台的正是无痛断头机的发明人约瑟夫·乔丹一样，鱼家保也成了自己发明创造的牺牲品，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一些正直的法官则公开进行抵制。他们无法阻拦告密，但坚持在办案时不逼供，不用刑，不违背审讯程序，不制造冤假错案。杜景俭“用法宽平”，徐有功“为政宽仁”，连他们的下属都受到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这些法官为了维护国法尊严，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但有疑处，便据理力争。有一次，法官李日知因一死囚案与另一法官胡元礼发生争执。胡元礼蛮横地说：只要胡某不下台，这人就断无生还之理！李日知也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李某不离职，此人就绝无处死之法！最后官司打到武则天那里，李日知胜诉，那个死囚保住了性命。

武则天在重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一类酷吏的同时，也任用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正直、正派法官，用心是很深的。她心里很清楚：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只是非常之法，断然不能持久的。即便不得已而用之，也要有所节制，有所缓冲，有所平衡。她也深知，来俊臣之流不过鹰犬走卒，虽不可不用，其用也有限。徐有功等人才是国家栋梁之才，必须加以保护。所以，徐有功两次被贬，三次起复。武则天问他：你通常断案，错放之人不少，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徐有功说：法网疏漏错放罪人，不过人臣的小过；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才是圣人的大德！武则天虽不能马上接受他的说法，却也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地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之流，都未能猖狂太久，其中又以周兴的下场最具戏剧性。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二月，酷吏丘神因罪被杀，有人告发周兴是同谋，而被派去审理此案的则正是来俊臣。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酒过三巡，来俊臣很诚恳地问周兴：人犯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瓮里，还有什么不招的。来俊臣如法炮制，当真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老兄。既然如此，那就请君入瓮吧！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除了按照审讯者的意图一一招供外再无办法。他被判处流放岭南，并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死。这个心狠手辣害人无数的奸贼实在应该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一份专利的。他一生暗算他人，怎么就想不到自己也会遭人暗算呢？

索元礼的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告密专业户也被别人告了密，派去审理此案的也是他的老朋友。索元礼审案的办法，是给人犯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一根根打进去，直至犯人脑浆流出。于是老朋友问他：要不要把那顶铁帽子给你戴上？索元礼当然赶忙说不用不用，结果也在同一年死于狱中。

最狠毒的一个酷吏来俊臣死于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六月三日。这一回是公开处决的。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狂妄之极，以为想害谁就可以害谁，竟然打起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的主意，结果当然轮到他自己下地狱。他被绑在囚车上，嘴里塞着木球，押往刑场。之所以嘴里要塞木球，是因为先前处决被诬告的郝象贤时，郝象贤曾破口大骂，并在刑场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历数武则天的罪恶，连她与和尚通奸的事都讲出来了。来俊臣知道的秘密更多，当然更不能让他开口说话。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争看这个万恶的刽子手最后的下场。来俊臣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在一阵欢呼雷动之后，便蜂拥向前，争相抢夺他的尸体，势如疯狂，不可遏止。顷刻之间，来俊臣变作一摊烂泥。武则天也再一次表现出她政治家的“不徇私情”。她宣布自己这个最得力的走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但应该粉身碎骨，而且应该诛灭全族。

来俊臣的死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昧着良心充当鹰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但被武则天毒化的社会风气，却不是诛杀几个酷吏就可以改变的。也许有人会说，与武则天作对的都是些“恶势力”。他们死抱着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放，不肯让这个最有能力的女子抖一回精神。但武则天在对抗“恶”的时候，却把自己变成了更大的恶。当她动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把告密和出卖这两种最丑陋卑劣的行径一变而为值得赞扬和应予褒奖的事情时，她自己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祸首。因为她启动了人性中最黑暗最肮脏的东西。现在，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漫天飞扬的是瘟疫和病毒。

不过武则天可顾不上这些，因为新的难题正等着她去解决。

进退两难

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登基，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四日退位，武则天差不多当了十五年皇帝。这十五年，她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治理好她的大周，二是为她的王朝选定一个接班人。

第一件事她干得很成功。武周王朝十五年，大体上做到了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如贞观（太宗之治），社会繁荣程度不如开元（玄宗之治），但至少做到了仓廪充实，人丁兴旺。帝国的版图，也超过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女皇陛下本人，更是重新焕发了青春。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九月，她长出了新的牙齿（时年六十九岁）；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又生出了新的眉毛（时年七十六岁）。人们通常都说，爱情使女人年轻。武则天这个女人，却居然因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而年轻，这真是个奇迹。

另一个奇迹是：中国历史上不少帝王，中青年时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到了晚年却不是犯糊涂，就是犯错误。武则天却是个例外。她当皇帝时已经六十七岁，但直到八十二岁退位时，头脑之清醒，思维之敏捷，精力之充沛，判断之准确，都丝毫不减当年，全无衰老迹象，也全无倦政情绪。只是在被夺去权力的同时又被夺取男宠后，政治和男人都玩不成了，这才迅速地老下来。

也许，这都因为她是个女人。女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其实比男人好，至少比男人更持久。“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刚性的男人容易夭折，柔性的女人则更坚韧。所以女人往往比男人更长寿，糊涂老爷子似乎也比糊涂老太太要多。只要想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有名的太后，杨府和贾府里挂帅的也是精明强干的老太君，便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武则天当然比杨家将中的佘太君和《红楼梦》里的史太君（贾母）更厉害，因为她是皇帝。皇帝历来被称作“君父”，而父亲和儿子之间总是难免有些别扭的。现在皇帝换成了武则天，武周王朝的朝廷，便有了些老太太领着一群儿孙的味道。所以，则天一朝的君臣关系，还当真比较和谐。

这当然主要因为武则天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女君男臣的“阴阳互补”倒在其次。在顺利地夺取了政权，登上了帝位以后，武则天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她深知，保住一个政权并不比夺取一个政权更容易，保住政权还要创造太平盛世，就更是困难。要做到这一点，靠她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广纳人才。人才不是摆设。要使用人才，首先就要尊重人才，而对人才的最大尊重，又莫过于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显然，治国必须招贤，招贤又必须纳谏。

有人认为，武则天的虚心纳谏，有“古贤王之风”，其实不然。秦皇汉武唐太宗，都是早年纳谏，晚年拒谏。武则天正好相反，是早年拒谏，晚年纳谏。因为早年之谏，是反对她当皇帝，她为什么要听？晚年之谏，则是帮助她当皇帝，她为什么不听？可见，武则天并不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前一段之所以要钳制言论杜绝批评，实在因为“牝鸡司晨”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只好先把大家的嘴封起来，免得麻烦。

难怪此刻的武则天，会对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了。她这个人，是很喜欢所谓“祥瑞”的。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九月，有梨树开花。武则天问群臣：这是什么祥瑞啊？诸臣都说：是陛下德被草木。唯独凤阁侍郎杜景俭说：这不是祥瑞，而是臣的罪过。因为宰相之责，在辅佐陛下，协调阴阳。现在居然出了秋天里开梨花这种阴阳颠倒物理不平的怪事，当然是臣的罪过。说完，跪倒在地，请武则天处分。女皇大为感动，说：“卿真宰相也！”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三月，天降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祥瑞，率百官庆贺，唯独侍御史王求礼不拜，他反问：如果三月里下的是瑞雪，那腊月里下的是什么雪？仲春之际，万物正在复苏，突降大雪，只能是灾害，哪里是什么祥瑞！武则天虽然很扫兴，却当即表示接受意见，并下令停止朝会三天，以表示对天有不测的惊恐。

看来，这位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她完全知道什么意见正确，什么意见不对；也知道什么人才易得，什么人才难得。王及善原本已退休在家，因契丹侵扰而被起用为滑州刺史。上任之前照例陛辞，武则天便向他询问朝廷得失。王及善娓娓道来，提出十几条改善意见。武则天马上改变任命，留王及善在京中任内史，因为她发现让这个全局之才去当地方官是大材小用了。蜀中官吏多暴贪，姚璹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后，短时间内就肃清了吏治。武则天立即下诏表扬说：“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疾风之前，知劲草之为贵。”她还对人说：一个做长官的，洁身自好也许不算太难，能让僚属也都清廉，就很不容易。只有姚璹可谓兼之，真是人才难得了。

只要是难得的人才，武则天都一一予以重任，而不拘他是什么出身、什么门第、什么学历。薛季昶原本是个布衣，因上了一道很好的奏章，受到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薛季昶也不负圣恩，颇有作为。将军侯味虚畏敌不战，反而谎报军情，说敌军有老虎毒蛇打头阵。薛季昶一到军中，立即砍下侯味虚的脑袋，军威为之一振。县尉吴泽贪污残暴，横行不法，州中长官毫无办法。薛季昶一到河北，立即将吴泽擒获，乱棍打死，民众拍手称快。以后，哪里难治理，武则天就派薛季昶到哪里去。平民出身的薛季昶，遂成为则天一朝有名的能员。

甚至连仇人或罪人的子孙，只要有才，也能得到则天皇帝的重用，如上官婉儿、广武公。广武公的伯父曾因罪被杀，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则更是当年密谋废掉武则天的“首恶”，但女皇陛下对他们的子孙却并无歧视。有容人之度量，又有识人之慧眼，武则天很快就网罗了一大批文能治国、武可安邦的杰出人材，而其中最优秀者，又当属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与并州文水人武则天是老乡。他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就连不少外国人都知道他。因为不但中国有《狄公案》，而且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也写了不少狄仁杰的侦探小说，使他有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其实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侦探、正直的法官，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仪表堂堂，一身正气。为官，则爱民如子，不惧权要；为臣，则忠贞不贰，老成谋国；为人，则诚实友善，刚正不阿；处事，则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很少有哪个政治家像他这样集中了这么多优点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1]

然而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君臣关系，却又真是好极了，尤其是他担任宰相的最后几年。狄仁杰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二十六日担任宰相的。到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正好整整九年。这九年期间，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不到四年。天授三年（公元692年）一月，他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大难不死，被贬为彭泽县令，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闰十月恢复相位。历此磨难后，在他担任宰相的最后三年中，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敬重有加，爱护有加，信任有加。狄仁杰提出的批评、建议、意见，武则天多半都能接受，比如久视元年就接受狄仁杰的意见，取消集资建造大佛的决定，还说：“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狄仁杰推荐的官吏人选，武则天也多半都予以重任，以致狄仁杰所荐公卿竟达数十人之多。武则天还亲手做了一件袍子赐给狄仁杰，上面绣了十二个大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平日相见，则以“国老”相称，为唐廷之中绝无仅有。狄仁杰上朝，武则天不让他下拜，说每见国老下拜，于心不忍。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失声，说国老一去，殿堂就像空了一样。以后，每遇大事难决，武则天总是喟然长叹：天夺我国老！天夺我国老啊！

武则天与狄仁杰能建立起这样一种鱼水关系，完全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和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尤其是神功元年以后，两人都年事已高，自知不久于人世，很希望同心协力办好几件事情。武则天深知，要重振朝纲，治理天下，则非有忠心耿耿又刚正贤良的栋梁之材不可。狄仁杰便正是这样的人。狄仁杰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武则天。即便在武则天大施淫威，滥杀无辜的年代，他也没有反过，只不过坚守岗位，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尽可能地减少酷吏们造成的损失。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以当时自己之位卑德薄，人微言轻，反之无益，不如保存力量，以待将来。武则天代唐称帝，他也不持反对态度，而是积极合作，主动参与，且多有贡献和建树。在狄仁杰看来，武则天当皇帝这件事，挡是挡不住的。只要她能把国家治理好（武则天确有这个才能），也未必不是天下苍生之福，何必一定要李姓男人来当皇帝呢？因此，与其阻拦武则天，不如帮她当好皇帝，这才真正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何况，武则天总是要死的。只要能让她在去世后还政于李唐，自己也仍不失为忠臣。为此，就更应该和武则天合作，以便在立嗣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也能为将来政权的交替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组织上的准备。狄仁杰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正体现了他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英明睿智和远见卓识。

狄仁杰的这些想法，武则天是否知道，我们无从得知。但狄仁杰的人品和才智，则是武则天早已注意到的。狄仁杰生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比武则天大十七岁，在武则天即位之前，曾担任过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和豫州刺史等职。据说，他在做大理丞时，到任一年即处理了一万七千个遗案，无一人讼冤，以办案公正、处断明达而闻名。当宁州刺史时，深得百姓拥护，民众自发地为他刻石立碑。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越王李贞谋反被平，武则天派狄仁杰到豫州当刺史，去追查李贞余党。狄仁杰到任后发现，领兵平叛的宰相张光辅已拘捕了五千余人，牵涉到六七百个家庭，只待他来行刑。狄仁杰立即解除了这些人的枷锁，并飞奏太后说：如此之多的人被牵连到谋反案中，错捕的一定不少。臣不愿意违背陛下体恤生民的圣意，甘愿冒着替反贼说话的风险，请陛下网开一面。武则天批准了他的奏章，改判这些人远戍边疆。这些死里逃生的囚犯路过宁州时，在宁州人民为狄仁杰建立的功德碑下焚香礼拜，放声大哭，说：是狄公给了我们一条生命啊！但狄仁杰本人，却因得罪张光辅而被贬为洛州司马。

这事一定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她登基一年后，就把狄仁杰从洛州司马任上调回京都，当了宰相。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的善政朝中大臣都很欣赏，但也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狄仁杰说：臣不想知道。不知道还好些，这样可以和那人正常相处。武则天一听，大为赞赏。也许，正因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素有好感，所以，来俊臣他们对狄仁杰的诬陷就没有达到目的。来俊臣被杀四个月后，狄仁杰便又回到了他宰相的位子上。

重新入相的狄仁杰，已经是几十年风风雨雨炼就的“金刚不坏身”了。在过去那些岁月里，很少有人逃脱过来俊臣的魔掌，只有狄仁杰安然脱险，还附带拯救了魏元忠、崔宣礼、卢献、任知古、裴行本、李嗣真六位同案大臣。他们都被控谋反，原本是灭族和杀头的罪，但最后只是贬官或流放。这也是专制政治最通用的逻辑：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所以处分一下也是应该的。但大难不死，也就该知足了。

狄仁杰死里逃生，全靠他的智慧和计谋。他刚一被捕，就立即招供说：大周革命，我乃唐臣，谋反属实，甘愿受死。其他人除魏元忠外，也都跟着狄仁杰这么说。来俊臣见不费吹灰之力，就办下这么大个案子，心情十分愉快，也就不再把狄仁杰一案当回事，只是把他们收监而已，看管也比较松弛。于是狄仁杰便悄悄给武则天写了一封信，设法托人带给女皇陛下。武则天看了信，心中一动，便把来俊臣叫来说：狄仁杰他们都是忠良之臣。再审一次，不准动刑，要秉公处理。来俊臣觉得事情出了毛病，又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便伪造了狄仁杰等人的谢罪表呈给武则天。武则天越发起疑，立即召见这些犯官和死囚。狄仁杰等人跪在武则天面前，矢口否认有谋反之事。武则天问，既然不曾谋反，为什么要承认呢？狄仁杰苦笑道：如果不承认，只怕早就死于非命了，哪里还能见到陛下！武则天又问：那为什么要写谢罪表呢？狄仁杰说：臣等并没有写。武则天令人将谢罪表和几位大臣的笔迹一对，真相立即大白。到了这个份上，来俊臣所有的招数全都不管用了。

然而武承嗣却坚持要杀掉狄仁杰，理由是这伙人虽不曾谋反，却是危险分子，不能留在朝中。武则天心里有数，知道狄仁杰对自己并无危险，而对武承嗣就很难讲。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他认为“大周革命”时，自己功劳最大，在武氏宗室中年龄也最大，又曾袭封周国公，应该当武氏皇帝的皇太子。可惜他几乎一无所长，完全提不起来：无德、无才、无头脑、无尊严、无人缘，望之不似人君，近之徒生厌恶，简直有些人见人嫌的味道。武则天的另两个侄子武三思和武懿宗也都是些着三不着四、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的货色。女皇陛下很为自己娘家人的不争气而恼火，却也徒唤奈何。

武承嗣想当太子，当然几乎遭到举朝反对。最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宰相李昭德。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有个洛阳人名叫王庆之的，在武承嗣的授意下，纠集了一伙市井无赖来宫中上书，坚持要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开始对他们还算客气。但这伙人既没有眼色，又不识好歹，隔三岔五就来纠缠，一来就赖着不走，武则天终于烦起来，命令李昭德赏他们几棍子。李昭德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喝令手下人往死里打，当场就把王庆之击毙于棍下。接着，李昭德又对武则天说：天皇（指李治），陛下之夫；皇嗣（指李旦），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之业，哪有让侄子接班的道理！武则天想想也不错，就把立储问题搁置了起来。

武承嗣这边可就耐不住了。他意识到，不把这班忠贞刚直的大臣整下去，自己是当不上皇太子的。于是就有了与来俊臣联手诬陷狄仁杰的事，李昭德后来也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被贬并流放，又与来俊臣同日被杀。但他没想到，整不死的狄仁杰又回来当宰相了。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也就是狄仁杰重归相位的第二年八月十一日，武承嗣在绝望中死去，没有人为他感到惋惜。

狄仁杰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片夕阳红。他这时虽已是九旬老人，精力却还十分充沛，头脑也还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有两件事必须抓紧。一件是赶紧立李家的人为太子，另一件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可以托付后事的人进入政府，掌握要职。第一件事在他和朝中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办成了。这些人除前面说到过的李昭德外，还有王方庆、王及善、吉顼（音“序”），甚至包括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武则天以治病为名，将庐陵王李显（即被废的中宗）从外地接回神都洛阳，藏在宫中，然后召见狄仁杰。狄仁杰再次慷慨陈词，武则天却打断了他的话，把李显从幕帐后唤出，很亲切地对狄仁杰说：朕现在就把储君交给你了！又对李显说：快拜谢国老吧，是国老让你复位的。

第二件事狄仁杰做得也很漂亮。武则天要他推荐奇才，他立即就举荐了张柬之。他说：如果陛下要求文章写得好，现在当宰相的李峤、苏味道就可以了。如果要求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只有张柬之。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要狄仁杰荐贤。狄仁杰说，臣已荐过张柬之。武则天说，朕已让他当洛州司马（京都卫戍司令）了。狄仁杰说，当司马无以尽其才。武则天点了点头，任命张柬之当了宰相。此外，姚崇、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也都在他的举荐下担任了要职。

狄仁杰这两着棋对后来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现在已经安排妥当，可以含笑瞑目了。他知道只要时机一到，张柬之等人就会发动宫廷政变，复辟大唐王朝。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狄仁杰这个大侦探已经理清了破案的线索，安排了故事的结局，至于逮捕人犯之类的事，就不劳他老人家亲自动手了。

武则天现在已经钻进了狄仁杰的圈套，但她没有办法。

事实上武则天最头痛的就是立储问题。她有两个儿子，三个侄子，儿子姓李，侄子姓武，按说选择余地很大，其实立谁都不合适。立儿子为嗣吧，等于把江山还给丈夫李治；立侄子吧，又等于把江山送给哥哥武元爽或武元庆，而这两个人又是她最讨厌的。不但被她判了罪，而且还被她改了姓，不姓武，姓蝮。江山岂能送他们！但，如果不还给丈夫，又不送给哥哥，还能给谁？

当武则天勇往直前夺取帝位时，她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她那时只想当皇帝，没想当了皇帝以后怎么办。她当然也没想过，一个女人要开朝立代究竟难在哪里。现在她明白了。事情并不难在这个女人能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而难在如何把这个女性王朝延续下去。现在她也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她必须把这个王朝交还给男人。显然，无论这个男人是她的娘家人还是婆家人，都是对她“革命”的背叛。于是，她就像一个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挣下一大笔产业的大老板，不知死后将遗产留给何人才好。她的确很苦恼。

狄仁杰很理解女皇的苦恼。他委婉地暗示这位千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女皇帝：你那个“革命”成果能不能巩固，现在是顾不上的了。要考虑的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您老人家百年之后有没有人供饭，有没有人烧香。他说：请陛下想一想，姑侄和母子，哪一个更亲？陛下如果立儿子为嗣，那么千秋万岁之后，还可以配享太庙，作为帝王之母祭祀无穷。如果立侄子为嗣，臣等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皇帝会给他姑妈立庙的。这话李昭德以前也说过，但狄仁杰说得似乎更亲切更实在。武则天不能不暂时抛弃她的“革命理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究竟应该做下一任皇帝的妈妈还是做下一任皇帝的姑妈？

答案似乎很明确：当然是做妈妈更好。不管是武承嗣还是武三思，如果当了皇帝，都只会给武元爽或武元庆立庙，不会给她武则天立庙。这样一来，自己岂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武则天不愿意一无所有，也不愿意身后变成饥饿之鬼，没人祭祀，没人关怀。

但把皇位传给儿子，她也于心不甘。因为她的王朝姓武，而她的儿子姓李。当然儿子现在都改姓武了。但他们能改过来，也能改回去。总不能要求他们把老武家的祖宗当祖宗，不把李渊、李世民他们当祖宗吧？这样一来，自己这个“命”，就算是白“革”了。

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改变只有男人才能当皇帝的传统，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传位给女儿。但这就更不行了。传给儿子，江山好歹姓了丈夫的“李”；传给侄子，江山好歹姓了娘家的“武”。传给女儿，江山只怕就得去姓女婿的姓，那才更是见鬼。依照父系来确认血统，继承财产，祭祀祖先，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传统，武则天拗它不过。

武则天这才发现自己真正遇到了劲敌。这个劲敌就是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武则天毅然以女儿之身行男儿之事，这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事。任何反传统的人都要被传统所反。武则天充当了传统的反叛者，现在她不得不向传统投降，成为它的手下败将。

事实上，武则天一开始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因为她要做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强大的力量可供支援。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只能借助传统的力量来反传统，包括任用狄仁杰这样的官吏，以及利用帝王权威和国家机器等等。然而她越是利用传统，就越是远离目标，而不利用传统，又将一事无成。她很想继续前进，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又发现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也进不了一步。

我们无法得知，武则天是否最终想通了这个问题，只知道她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四日正式交出了权力，把自己打理了几十年的江山交给了一个窝囊废。当然，这次交班是有些勉强的。两天以前，一班既已掌握了政权又已掌握了军权的朝臣趁她病重卧床之际，借口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谋反，率羽林军包围武则天所居之迎仙宫，不由分说地砍下那两个男宠美如莲花的脑袋，[2]提着人头逼她交出大权。领兵的人，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大臣崔玄暐；杀二张者，则为李义府的儿子李湛。此外，还有平时最为亲近的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他们的领头人，就是被狄仁杰称为“文可领袖群臣，武可统帅三军”的宰相张柬之。张柬之的身后，则哆哆嗦嗦地站着武则天那宝贝儿子李显。

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个凄冷的冬日，武则天在豪华而寂寞的软禁中孤独地死去。临终前她留下遗言，赦免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柳奭及其家族（长孙无忌的官爵已于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诏复，并听陪昭陵）。这样，她的心里可能好过一点。到了九泉之下，也许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武则天还留下遗言：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的身边。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她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以后那半个多世纪，不知有多少人拜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直到她脱下这石榴裙，换上帝王的衮冕，也仍然魅力无穷，让人敬畏，让人臣服，让人痴迷。

现在，她又要换上这石榴裙了。她无法对抗那强大的文化。这个一生要强的女人，不得不脱下男装，换上女装，离开男人的世界，回到女人的天地。

武则天未能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武则天，生于公元624年，卒于705年，享年八十二岁，是一位长寿的人。

据林语堂先生《武则天正传》，武则天一生共谋杀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其中她自己的亲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这里面有多少是该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确为武则天所害，有多少是别人对武则天的诬陷，这笔账，只好留给历史学家慢慢去算了。

武则天的陵前立的是一块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总重98.8吨。碑上刻着螭（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武则天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信然。

[1]林语堂：《武则天正传》，第12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马屁精杨再思（他的外号是“两脚狐”）吹捧张氏兄弟说：人们都说六郎（张昌宗）面似莲花，依我看是莲花似六郎，不是六郎似莲花。鲁迅先生诗“难得莲花似六郎”即典出于此。

海瑞

屡被罢官的官

海瑞是一个清官。不过他这个清官，却是以“罢官”而闻名的。

现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大约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罢官”的。1966年，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然，不管历史上有没有海瑞这个人，以及他是否被罢过官，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进行。只不过，这样一来，便弄得海瑞这个名字家喻户晓，而且一提起海瑞，便想起罢官。

海瑞这个人，的确与罢官有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二月十日在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一种低级学官），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十四日病死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与官场差不多算是打了半辈子交道，其间罢官和请求辞职就有好几回。仅在南京任上的两年之中，请求告老还乡就达七次之多；而赋闲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十六年之久。这样折扣下来，则海瑞踏入仕途三十三年，就有一半的光阴属于罢官。如果按照严格的计算方式，以他被提升为地方行政长官，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在嘉靖三十七年即公元1558年）作为正式从政的起点，则当官的时间还要更短，半数以上处于罢官状态。

不过海瑞罢官也升官，而且罢一次升一次，官也越做越大。他第一次罢官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被免去淳安知县（正七品）职务，但很快就平调江西赣州府兴国县，一年半以后调升户部云南司主事，由地方官变成了京官，官阶也由正七品升到了正六品。第二次罢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这次长达数月之久，还坐了牢。出狱后先是官复原职，后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又调尚宝司司丞（均正六品）、大理寺寺丞（正五品）、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最后升调右佥都御史（正三品）、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已是封疆大吏，方面之员。第三次罢官是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这一回直到十六年后才重新出山，先是恢复了他的南京右佥都御史职务，赴任途中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次年（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二品，成为大明王朝的高级干部。这时，海瑞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而他的学历或功名又只是一个举人。

这就使海瑞的仕宦生涯带有了传奇色彩。于是我们有点弄不清他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如果是好官，为什么屡屡被罢？如果是坏官，为什么又一升再升？皇帝也好，官场也好，究竟是喜欢他呢，还是不喜欢他？

如果按照中国普通老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最通用的标准来评估海瑞，他当然是一个好官。这个标准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举世闻名的，也是绝对真实的。他晚年职任右都御史（监察部长）[1]，官居二品，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还得靠同僚们来捐助费用。一个人，做官做到连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见底”了。

关于海瑞死后所遗资产的数目，有三种说法。最多的一种说是一共有一百五十一两银子，绫、绸、葛各一匹。最少的一种则谓“检点行囊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居中的一种，则说有白银二十两。即便按一百五十一两计算，数目也十分可怜。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知府不过正四品。一百多两银子，对于任何一位二品大员的家产而言，都够不到一个零头，更不要说和严嵩那样的奸相相比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严嵩倒台，抄家时单单白银一项就抄出两百万两之多。由此可见，海瑞的清廉，不但名副其实，而且难能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海瑞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清廉。他当知县的时候，饭桌上的蔬菜都是他亲自带人在衙后种的。酒肉之类，大约也很少食用。据说他唯一的一次“奢侈”，是为了给母亲做寿（海瑞是孝子），买了两斤肉。这事当时就作为新闻在官场上广为传播，就连总督胡宗宪都忍不住用大惊小怪的口吻对别人说：你知道不知道，海瑞买肉了，买了两斤肉，两斤哪！

海瑞担任了应天巡抚后，其地位与知县已不可同日而语，辖区包括应天、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天平、宁国、安庆、池州十府及广德州，多为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但他仍节俭清廉如常。他下车伊始，就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至于叫“小姐”来席间作陪，或酒足饭饱后的各项余兴节目，当然不言而喻地均在严禁之列。

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或匪夷所思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不过意思意思，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一点意思也没有。他公开贴出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彼酬此答，殊是虚繁，却之不为已甚。”然后当真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七钱银子实在不算什么，他海瑞却决不肯为这蝇头小利，毁了自己一世清白。

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却反感异常。他们虽然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头皮发麻。可资证明的一个事实是：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应天十府官员便几乎快要哭出来。不少人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这固然说明海瑞的清廉和声威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但也说明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其实已很孤立。

海瑞确实是不讲什么官场规矩的。他并不是一个胡来的人。相反，他的原则性很强。他的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四书五经”阐述的道德准则，一条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这两个东西里面，可都没说过一个官员应该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也都没说过要当官就得学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迎来送往、请客吃饭。圣人和明太祖没说过可以做的，就不能做。圣人和明太祖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至于时下的风气，决非海瑞之可效法，也决非海瑞之应趋附。有人曾劝他不要太死心眼儿，该走动的还要走动，该打点的还要打点。海瑞却瞪着眼睛反问：假设所有的地方官都不打点走动，是不是就没人升官呢？假设所有的地方官都打点走动，是不是就没人降职呢？那人见海瑞榆木脑袋死不开窍，所言“假设”云云又根本不能成立，完全是书生气十足，也就只好悻悻而去。

海瑞不但谨遵圣贤教诲且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和不良风气作斗争，而无论对方职位有多高，来头有多大。哪怕是公认的老虎，海瑞也敢摸他的屁股。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出任总督的是胡宗宪。总督与知县，官阶之别，如同天壤。胡宗宪这个人，又是当朝权相严嵩的党羽，权倾天下，炙手可热，加上他官风凌厉，气势逼人，境内官民无不凛然畏惧。然而海瑞却如初生牛犊。胡宗宪的儿子到淳安，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还把驿丞倒吊起来。海瑞毫不客气，立即下令将其拘捕，押往总督衙门，其随身所携一千两银子也没收充公。海瑞还给胡宗宪呈上一份公文，声称久闻总督大人节望清高，爱民如子而教子甚严。此人既然品行恶劣胡作非为，其所称胡公子云云必系假冒，其随身所携也必系赃银。胡宗宪心知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却也不敢声张，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自认倒霉。

严嵩的另一党羽鄢懋卿也在海瑞这里碰了一个软钉子。鄢懋卿奉命钦差巡视浙江盐务，事先曾明发通令，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因此“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这种官样文章，原本是此类人物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把戏，十足地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员都不当真，接待也极尽奢靡，所费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却一本正经地上了一个禀帖，规规矩矩写上“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接待逢迎与通令所言完全两样。不但要摆酒席，还要供应女人，每席耗银三四百两，连小便器都要用银子打造。因此下官糊涂起来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还是照前面的样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生怕简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样子来做吧，又怕违背了大人体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恳请大人明示，到底怎样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禀帖，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只好不过严州，绕道而去。

海瑞这一手不但吓退了鄢懋卿，也吓坏了严州知府。他对海瑞大发雷霆，问他为什么这样惹是生非。海瑞既不顶撞，也不辩白，等知府把脾气发够了，才作揖告退。后来，知府大人见海瑞此举并没有惹来什么祸事，又感激地对海瑞说：淳安百姓逃此一难，真难为你了！真难为你了！

不过这回知府大人又搞错了。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顶撞上峰，连钦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台，岂有不遭报复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兴通判调令，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时，袁淳在京弹劾了他。袁淳也是严嵩一党，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为巡盐御史出巡浙江时，在海瑞那里亲身领教了简慢的招待，还和海瑞大吵了一架，于是便弹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尽管海瑞并无过错，也尽管严嵩已被免职，鄢懋卿也被充了军，但朝中大臣们此刻热衷的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没有人关心这个举人出身、既无后台而脾气又有些古怪的七品芝麻官。只是由于曾当过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海瑞才在免职后又被调任兴国知县。

按说，像海瑞这样不会巴结上司，还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县令的职位，已经是万幸了。他原本只能在几个边远贫穷的小县调来调去，最多升个六品闲差然后退休。然而海瑞的运气出奇的好。严嵩的倒台终于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人们开始对严嵩当权时的人和事一一进行清理和甄别。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海瑞以卑微之职公然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这样的英雄如果不能加以表彰，委以重任，那就不但是帝国的奇耻大辱，而且是吏部的严重失职。于是，在担任兴国知县一年半后，海瑞被调往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正六品。

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2]

然而海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对君主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只知进不知退的人。即便居于一个闲散的职位，他也不想在无所事事中打发时光。既然没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虑大事。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了。何况他的工作任务又不繁重，不像在做县令时那样，每天要处理许多烦琐而具体的事务。这就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去胡思乱想。而且，与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一样，海瑞认为他应该对时局和朝政发表自己高屋建瓴的见解，而国家的现状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满意。不但离孔夫子他们设计的唐尧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远，而且简直就是危机四伏。海瑞觉得自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历史对国家对君王对祖宗犯罪。一股正义感和使命感从他心中升起。他决定发起进攻。

这一回，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皇上。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也就是海瑞进京一年半以后，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六品司员，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深知当朝的这位皇帝是只听得进好话听不进批评的，因此开宗明义就说一个皇帝是否够格，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让臣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下来，他便对嘉靖本人进行诛心剖骨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拿汉文帝刘恒和当今圣上相比，则圣上的“天资英断”，要远远超过汉文帝。然而当今圣上的仁德政绩，比起汉文帝来，却差得很远。汉文帝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当今皇帝创造的，却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局面。究其所以，就因为他这个皇帝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既是昏君，又是暴君。他还指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男人。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难怪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认为他不对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难怪老百姓要以他的年号来表示对他的不满，说什么“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一无所有）了！其实，臣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无非希望官府的盘剥轻一点，当局的关怀多一点，冤假错案少一点，社会风气正一点。这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而陛下何不为之”？既然做起来并不困难，那就应该“幡然悔悟，洗数十年之积误”。事实上，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那就请陛下振作起来吧！

这样的奏疏真是史无前例。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指出，往常谏臣的批评都是对事，只有海瑞的批评是对人，更不要说还有那咄咄逼人的口气了！因此此疏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海瑞的刚直也名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

嘉靖皇帝倒是看完了奏疏的全文。这样的奏疏他从未见过（也不会有人见过），便是出于好奇也会把它看完。但看完之后的震怒也可想而知。据说他当场把奏折摔在地下，气急败坏地狂喊：马上把这家伙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然而海瑞这一回做的事，实在太了不起了，连太监宫女都被他感动，心中很是有些敬佩。于是宦官黄锦跪下来不慌不忙地奏道：万岁爷不必动怒。听说此人向来就有痴名，上疏前就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家人，安排了后事。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罢，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据说嘉靖私心也认为海瑞所说是实。他曾多次向首辅[3]徐阶透露过这个意思。他把海瑞比作殷末的忠臣比干，却又不肯承认自己是纣王。他承认海瑞说的也有道理，却又认为自己年老病重，不可能再改了。因此他只有责打宫女来出气。这样拖了一段时间后，嘉靖还是下令逮捕了海瑞，交锦衣卫审讯，问成死罪。然而嘉靖又一直不批准海瑞的死刑，只是将他交东厂监禁。十个月后，嘉靖终于死去，成为一个已经知道自己过错却又“死不改悔”的皇帝。[4]消息传来，狱中以酒肴招待海瑞，祝贺他出狱有望，海瑞却放声号哭，继以呕吐，最后晕倒在地。

新君隆庆皇帝登极以后，海瑞被释出狱。现在他已成了更大的英雄，其声望之高，整个帝国无人不晓。他很快就官复原职，又一升再升，其职衔已于前述。事实上不升也是不行的。没有哪个吏部的官员胆敢反对这位举国瞩目的英雄人物步步高升，也没有谁会对他的品行道德提出质疑。这样，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海瑞一步步地升了上去，直至升到应天巡抚，然后因遭弹劾而被迫辞职。

海瑞的第三次罢官完全是他自找的。

依照内阁和吏部的想法，对海瑞的最好的安排，是让他担任一种品级较高而实权较小的职务，把他当作一个活化石供在庙堂之上。这样对大家和他自己都比较合适。[5]因为他那种精神固然可嘉，做法却不可效法，也不宜提倡。如果大家都像他那样，动不动就直言犯上，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尖锐批评，则朝廷体统何在，官府体面何存？一个开明的君主和时代应该允许人们说话，但这种开明只能是一种装饰，一种点缀，不能太动真格，而海瑞上书这种事也只可一二，不可再三。再说，像海瑞这样连皇帝都敢骂的人，放到哪个要害部门都是麻烦。万一闹出什么乱子来，不但大家脸上不好看，对海瑞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内阁和吏部的安排，亦无妨看作是对海瑞的保护。

然而海瑞却不领情，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都不允许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他不理解朝廷为什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尊敬却又不给予信任，也不能满意于在一个又一个体面而又无聊的闲职上耗费光阴。于是，他决定表示抗议。或者说，将内阁一军。他的机会很好，这一年（公元1569年）正好是所谓“京察之年”。京察是一种对京官的考绩制度，这种考绩每六年举行一次，届时四品以上官员都要做出自我鉴定。海瑞便趁机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宣称像他这样不能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官员，其实应予革退，颇有些“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味道。

内阁和吏部拿这个咬不动、煮不烂、杀不死、吓不怕又死不开窍的怪人毫无办法。他们甚至弄不清这个边远外省来的书呆子是真天真呢，还是假天真。说他不天真吧，他居然以为只要对他委以重任，凭着他那一身正气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就能肃清天下流弊，整顿官场颓风。说他天真吧，他似乎又知道以退为进、讨价还价的办法。但不管怎么说，海瑞这时声望正隆，没有人当真胆敢罢黜。既然不能罢黜，那就只能给他一个实缺，任命他为应天巡抚，驻地苏州。何况，外放也有外放的好处：不在皇上和内阁的眼皮底下，眼不见心不烦，耳朵也要清净一些。

海瑞决心大干一场。他要扬善惩恶，移风易俗，做出一个榜样来。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让许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以示素朴，弄得苏州城里好像家家都在操办丧事。气焰嚣张的江南织造太监也夹起了尾巴，把自己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但海瑞仍觉得很不过瘾，他下令：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的纸张。公文后面不许留有空白，以免浪费。他甚至干预官民的私生活，就连佩戴奢华的首饰和嗜吃甜美的零食，也在禁止之列，被禁的项目从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一直到斗糖斗缠和大定胜饼桌席。这些规定显然未免失之琐碎苛细，但海瑞不这么看。他坚持认为，根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原理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准则，在道德风尚方面，所有行为都并无大小之别。再小的善也应褒奖，再小的恶也应遏制。定大局须从做小事入手，因此这些小事也是大事。道德的重建如不能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那就将是空洞的口号。

事实上，海瑞整顿吏治的计划正是通过一个个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来实施的。比方说，为了整肃江南士大夫出入官府互通关节的风气，他规定：凡乡绅、举人、监生等到衙门拜见官员，或投递书信，必须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谈话的要点和书信的节录，官员出行则要记载行踪和言论。凡不让登记、所记不实或事后篡改者，官员和登记者都要受到处罚。对于过往的官员，海瑞也不客气，规定他们均应自雇人夫和船只，地方上只负责补贴费用。而且，如果二等的官坐了一等的船，只给他二等船钱；可坐一条船却坐了两条船的，也只给他一条船钱。海瑞认为，这样既可以使那些逢迎拍马的人无从下手，也可使那些借出巡之际搜刮民脂民膏的人一无所获，还可以一正官场的风气，因此应予坚决地执行。

海瑞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廉政措施，义无反顾，斗志昂扬，全中国的官场却是一片哗然。人们因海瑞的举措大惊失色，义愤填膺。几乎所有官员都一致公认从来未见过如此怪僻、乖张、不近情理的封疆大吏，居然视自己的僚属和过往的官员为寇仇。京师和外地的官员到了海瑞的辖区，如同进入敌国；下属的官员一举一动都要登记在册，简直形同囚犯。这样古怪的巡抚，当然无法见容于官场，弹劾的奏章也就不断地送达御前。给事中舒化的奏章还算客气，说海瑞早年以风节称著，不失鲠直之臣，但政令乖谬，“恐非人情”。戴凤翔的攻击就要猛烈得多，甚至指控他犯有谋杀罪，因为他的一妻一妾曾在一个晚上同时神秘地死去。尽管海瑞答辩说其妾是八月十四日自缢，其妻则是八月二十五日病亡，并非死于同一天。但日期如此之近，已足以让人疑窦顿生。何况大家都相信，海瑞的家庭出现悲剧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如此地乖谬怪僻和不近人情。甚至对于海瑞会有这样的性格大家也不奇怪，因为他原本就是帝国最南端化外之地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而且还可能是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外国人。

内阁和吏部的处置办法，仍是将海瑞调任闲曹，然而海瑞脾气之大似乎超过了官场的公愤。他给隆庆皇帝写了一封信，告诫皇上说：“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之可也。”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屑与这些不像男人的家伙为伍。一气之下，他跑回海南老家，一去就是十五六年。

[1]明制，中央监察机关为都察院。都察院官员共四级：都御史、都副御史、佥都御史、监察御史。左、右都御史为其最高长官。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8页。

[3]明代开国不久，朱元璋就取消了宰相职位和宰相制度，首辅则相当于宰相。

[4]嘉靖在其《世宗遗诏》中对自己的过错几乎都认了账。

[5]后来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时也是这么说的。他也主张给海瑞安排一个闲曹，“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既保全地方，也保全海瑞）。

不合时宜的人

与前两次罢官不同，海瑞这一回似乎很少得到同情。

道理很简单：上两次海瑞反对的是个人（胡宗宪、鄢懋卿或者嘉靖皇帝），这一回他反对的是整个官场。这个强劲的对手不论由谁出面来和海瑞对抗，都有两个坚强的后盾：一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场传统，二是盘根错节、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海瑞却只有一个人。他的武器，只不过是些空洞的道德信条，早就被人束之高阁，或视为粉饰。他的资本，也只是靠不怕死挣来的名声，一旦得罪了全体官僚，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海瑞向整个官场发起的进攻，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是怪事！

显然，海瑞同整个官场是格格不入的。这使得他在第三次斗争中极为孤立，就连过去大力支持他的人和享有声誉清名的人都站到了他的敌对方面。那么，海瑞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又为什么要同整个官场过不去呢？

看来，我们还必须从头说起。

海瑞，字汝贤，一字国开，自号刚峰，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十二月生于海南，祖籍却是福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洪武年间从广州从军到海南，就在琼山县左所落了籍。有学者认为海答儿可能是少数民族，甚至可能是外国人。因为元代好几个海答儿，都是回族，而波斯十四世纪的一个地方长官，也叫海答儿。不管怎么说，海这个姓和答儿这个名，都有些怪异。海瑞身上这有些怪异的脾气，不知和他特殊的遗传因素有没有关系。

海瑞的童年贫穷而不幸。父亲海翰在他四岁时即已去世，留下母亲谢氏（时年二十八岁）和他孤儿寡母两人相依为命，靠着几亩薄田和谢氏做些针线女红维持生计。他的生存环境很差，海南历来就是我们帝国天荒地远的边鄙，琼山也是一个穷困的县份。文人墨客望而生畏谈虎色变，历代皇帝则把它看作流放犯人以示惩罚的好地方。唐代宰相李德裕和宋代的四位宰相或副宰相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就曾被流放到这里，此外还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尽管这个流放地和他们的流放生活被某散文作家写得诗情画意，但我想没有哪个昏君和奸臣会有如此好心，竟给他们的政敌安排一个养老的好去处。海瑞童年的生存环境一定是荒凉、贫穷而乏味，同时也很闭塞的。没有京都的恢宏气势，市井的繁华景象，古城的人文荟萃，水乡的悠长韵味。因此海瑞身上，也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比方说，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应有的雍容华贵，似乎也没有什么灵秀之气和人情味儿，反倒显得有些吝啬、琐屑和小气。他的政敌攻击他“不识大体”，倒并非诬蔑不实之词。因为他曾规定下属只有先交上一张誊正的公文，才能在他那里再领一张空白的公文纸。

海瑞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中国人心目中最不幸的三件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都有份。他曾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前两位夫人都因与婆母不和而被休去，其中第二位夫人过门才刚刚一个月。第三位夫人则在他五十五岁时可疑地死去。第三位夫人和一位小妾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何况海瑞还是独子，就更是不幸之至了。

如此算下来，同海瑞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人，大约就是他的母亲谢老夫人。谢氏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海瑞抚养成人，可谓呕心沥血，甘苦备尝。她既是慈母，又是严父，曾向海瑞口授经书，后来为他择师也谨慎而严格。海瑞对母亲，既感谢又孝顺，在南平、淳安、兴国和苏州时，都把母亲接到任上一起生活。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极深。史家多以为海瑞的善良、忠诚、刚毅和正直，就有他母亲的影子。

不过年轻时守寡带大儿子的老太太，心理上多少会有些问题，与儿媳的关系也不容易搞好；而一个家庭生活不幸的人，人际关系也往往紧张。史料证明，海瑞的家庭纠纷，不仅已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也为时论所不满，谓其“笃于行谊，薄于闺阁”。其实这八字评语是海瑞祭文中的话，已经很客气了，政敌们嘴里说的肯定要难听得多。中国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伦理也就是国伦理。人们相信，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于国君（所以海瑞的忠诚无人怀疑），而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难与同僚和睦相处（这是海瑞遭受攻击最多之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正如一个不会品尝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没有艺术鉴赏力，一个没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因此海瑞的政敌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他家庭关系的紧张，并以此作为他不好合作的一个证据。

海瑞的童年生活既如此单调，家庭生活又那样不幸，则他唯一的乐趣就只有工作。只有疯狂的工作才能填补他心灵的缺憾。海瑞确实是个工作狂。只要是他任内的事，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而不惮其细碎烦琐。他任应天巡抚时，依例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达三四千之多，还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强盗和贪污案。其他职分事无巨细，也往往躬亲，几无休息之日。这种作风，与当时文恬武嬉的官场风气自然格格不入。谁也不愿意和这样一个古板、认真、不讲情面，只知疯狂工作而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共事，更不愿意让他真的被树为官僚的楷模，因为谁也做不到他那样。

但是海瑞却能做到。

海瑞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他看来，人生的追求无非义与利。如果追求利，可以为农，为工，为商。农工商原本是兴利之事，求利无可厚非。唯独为士做官不可求利，只能是为国尽忠，为民办事。因为士的追求是义。世界上之所以有士农工商的区分，就因为有义利之别。义高于利，所以士高于农工商。一个士人如果也去追名逐利，那就不够资格当一个士，也不够资格当君子了。因此，一个做了官的君子，只能利国、利民、利公，决不能利私。这当然很崇高，很伟大，很值得敬佩和敬仰。但如果以此作为对所有官员之普遍和基本的要求，则既不现实，也未必正确。

首先我们得承认，士也好，官也好，都是人，都要生存，也都想过好日子。这就是利，也是私，而这种私利无可指责。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固然是君子，是高尚的人。甚至只要能做到公私兼顾，人己两利，或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就不能算是坏人。我们无妨将人分为五个品类：一、大公无私，专门利人；二、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三、公私兼顾，人己两利；四、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五、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其中第一类是圣人，第二类是君子，第三类是好人，第四类是不坏的人，只有第五类是坏人。圣人极少，君子和坏人也不多，最多的是中间层次大体还好和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无妨说是常人。

常人之情也就是人之常情，其中就包括改变处境、提高地位、增加财富等等。因此即使一般的好人，也难免弄些小权术，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打些小算盘。当然，依照道德上所谓量变质变原理，小权术也可能变成大诡计，小心眼也可能变成大阴谋，小动作也可能变成大罪恶，小算盘也可能变成大野心，尤其当这个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时，就更是如此。这是不能不防范的，但只能靠体制和法度来防范和制约，包括限制权力、惩治腐败、高薪养廉等等。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舍生忘死、克己奉公、舍己利人，只能因势利导，从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出发，晓之以利害，绳之以刑法，让他觉得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是一种会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可怕行为，至少是不合算的买卖；还要让他即便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或对营私舞弊心存侥幸，也无从下手。这就只能靠制度，不能靠道德。

道德永远都是必需的。人之为人，就在于有道德。没有道德，人就会变成兽；只有道德，人就会变成神。人不能变成兽，也变不成神。所以人不能没有道德，也不能只讲道德。真正高尚的道德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很值得追求，也应该追求，但总有求之不得和追之不及的时候，也总有达不到这个境界的人，而且人数还不少。因此所谓道德高尚，必须提倡也只能提倡，不能苛求也无法苛求。既然无法苛求每个人都道德高尚，那么，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不能指望依靠道德风尚的提倡来消除，只能靠制度和法律来防范。我们通常说“反腐倡廉”，就是充分意识到廉洁要靠道德来提倡，腐败却只能靠法制来铲除。

法制和道德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制是防范性的，道德是倡导性的。法制规定不准做什么，或不准怎么做；道德则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怎么做。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因为它们的分工不同。比如出现了火灾，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去救火，法制却只规定不准纵火。不救火的人并不犯法，也未必不道德，因为他不救火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并无此种能力等等。只有那些有此能力却见死不救的才不道德，只有那些见死不救还要幸灾乐祸的才缺德，也只有那些趁火打劫的才犯罪。可见，道德与法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随意滥用。只有道德没有法，则故意纵火和趁火打劫就无法受到惩罚；只有法律没有道德，则幸灾乐祸就无由受到谴责，见义勇为也不能得到提倡。

然而儒家的学说却只看到道德的作用，完全忽视了法律的意义。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意思是说，以法治国，顶多只能保证人们不敢犯罪（民免），却不能保证人们不想犯罪（无耻）。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才能保证人们不想犯罪（有耻），而且想做好人（格）。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却过于理想化了。道德教育确实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会去犯罪），但无法保证这种教育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即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有道德。因此德治也好，礼治也好，都无法防范罪恶的发生。

历代帝王中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对策，是既用儒家道德来提倡，也用法家制度来防范。所以历朝历代，也都有刑律和法典，而且实行起来都很恐怖，比如凌迟、腰斩等等。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他也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令和举措。但这些法令和举措，乃是建立在空洞的道德理念和社会理想基础之上的。既不尽合情理，也难予以实行。比如官吏的薪俸都很低，吏的薪给更是微薄，甚至不足供家大口阔者维持生计。这就不但谈不上“高薪养廉”，简直就是“逼良为娼”了。因为要求所有官员都像海瑞那样自己种菜，母亲生日才买两斤肉，显然极不现实。其结果必然是官吏勾结，上下其手，或损公肥私，或鱼肉百姓。又比如规定一应官员非经批准不准出城，就很可笑。这固然防止了扰民，却也割断了官民之间的联系，使官僚主义更为严重，实在是得不偿失。再比如规定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剥下人皮，肚子里塞草）的极刑，也很荒唐。八十贯钱何其少也，剥皮实草又何其之重，二者放在一起，根本不成比例，只能让人徒生荒诞之感。如果当真实行起来，则全国的官员，恐怕杀得就会只剩下一个海瑞。一项法令如果一开始就并不具备实施的可能，那就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洪武朝的这些法令，在海瑞时代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早就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而海瑞却很认真。

海瑞认为，既然太祖洪武皇帝是本朝的开国君王，既然君无戏言而太祖又制定了这些法令，既然这些法令又是完全符合圣人理想的，那么，就应该坚决执行，不打折扣，而不能考虑执行起来有无困难。因此，他不但身体力行，对微薄的薪金毫无怨言，而且决心像一个勇敢的斗士，向一切腐败的行为开火。

海瑞实在太天真了。他不知道孔子的主张原本只是一种理想，也不知道本朝开国已经两百年。洪武皇帝一些心血来潮的政令，即便是在当时，有的也只是一纸具文。他当然更不知道，官场的弊病并非只有贪墨，还有危险更大的一件事情——派系斗争。

海瑞其实一开始就卷入了派系斗争，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他既是派系斗争的受害者，也是派系斗争的受益者。他的升官和罢官，除一次是因为得罪皇帝外，其他几次都与派系斗争有关。第一次升官，由兴国知县调升户部主事，是因为严嵩倒台而他反对过严嵩的党羽；第二次升官，是因为徐阶的引荐而徐阶反严，罢官则因张居正主政而他又非张居正一党；第三次复出，则是因为张居正已死并被问罪。但海瑞并不把自己的升迁和朝局的变化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这是道德上善与恶斗争的结果：自己被重用，是正气得到伸张；自己遭贬黜，则是邪恶占了上风。因此他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去判断是非决定行止：是善的就支持，是恶的就反对，而无论对方属何派系，也无论他们与自己是有恩还是有仇。

因此，海瑞一到应天巡抚任上，就拿徐阶开刀。

徐阶一向是支持海瑞的，他甚至是海瑞的救命恩人。海瑞因痛骂皇帝而被捕下狱，刑部参照儿子诅骂父亲的条例，主张处以绞刑，被徐阶压了下来。嘉靖皇帝自己对于杀不杀海瑞也一直都很犹豫。他一会儿承认海瑞说得也有道理，一会儿又觉得不杀了这个目无君父的畜生简直忍无可忍。徐阶便找了个机会悄悄对嘉靖说：像海瑞这样的草野狂夫，根本就不值得为他动怒。他无非明知皇上圣明，故意来找些岔子，以便沽名钓誉。皇上杀了他，反倒成全了他。不如干脆不加罪，他也捞不着虚名，大家也更会颂扬皇上德被四海。这话虽然不中听，但对海瑞却是小骂大帮忙，非如此不能将其从那暴君的虎口中救出。当时徐阶如果在嘉靖的耳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十个海瑞也得粉身碎骨。

海瑞出狱后，徐阶对他信任提拔有加。海瑞这一阶段的青云直上，与徐阶有很大关系。海瑞虽然迂阔，还不至于不识好歹。对于这位于己有救命之恩又有提携之恩的首辅，内心十分地感激。徐阶主政以后，也确实做了不少好事，比如清除了严嵩的党羽，法办坑害人的巫师，减免了四十万两盐税，人民拥护，海瑞也拥护。于是，徐阶在海瑞心中，就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当徐阶受到高拱、李芳等人攻击时，海瑞是坚决站在徐阶一边的。徐阶因为四面受敌，年事又高，打算知难而退，告老还乡，海瑞专门去信劝阻，说徐阶受到攻击，无非因为“小人欲行己私，变乱是非”，徐阶的政策并无错误，政绩也不可抹杀。此时海瑞对徐阶，可以说是感激、敬重，还有些崇拜。

然而海瑞到应天巡抚任上后，对徐阶的态度就大为改变。因为海瑞一到任，就发现此地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乡绅豪强大量地占有土地，使耕者无其田，而税收无由出。这些土地，都是土豪劣绅们从农民手里侵夺的，农民当然很想收回。听说连皇帝都不怕的青天大老爷海瑞来了，穷苦无告的农民们便纷纷向海瑞提出控诉，据说仅松江府华亭县（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提出控诉的农民就达万人之多。松江府华亭县正是徐阶的故乡，而徐阶也正是侵占民田最多、最为小户农民痛恨的一个大地主。徐阶一家，是个大家族，几代没有分家，因此成员多达数千。他们一家占有的土地，数字也很吓人，有说二十四万亩的，有说四十万亩的。[1]这么多的土地，当然不可能是他的家人诚实劳动所得，只能来自巧取豪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兼并土地以后，还仗势拒交赋税。地方官畏于徐阶的官威，不敢认真催收，只好在其他自耕农身上加重盘剥，以完成征收赋税的任务。无法忍受的农民走投无路，又只好把土地抵押甚至奉献给徐家，以换取保护。如此恶性循环，结果也很简单，那就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徐阶一家这种损公（国家）又损人（农民）的利己行为，使清廉、正直的海瑞十分震惊，而徐阶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也一落千丈。他觉得徐阶不但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而且简直就是伪君子。他无法理解，在朝中为官尚属清正的徐阶，在家乡怎么会有这样的恶行？人，可真是难以看透。当然，上述不法行为，主要是徐阶的弟弟和子侄们干的，徐阶也曾有所劝阻，但劝阻并不得力，实际上睁眼闭眼，默许放纵，姑息养奸。海瑞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何况此事与他的原则抵触太大：既不符合他均贫富、一天下的社会理想，又不符合他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政治标准，当然不能容忍和姑息。

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徐阶的长子、次子和十多个豪奴被判充军，三子被革去官职，数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夺的民田至少退还了一半。

对徐家的这一处分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史家尚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主要是高拱和蔡国熙所为，也有人认为应该归功于海瑞。高拱是徐阶的政敌，曾被徐阶赶下了台。徐阶退休，高拱复出，便派了自己的门生蔡国熙来苏州做知府，以后又调任松江，专一对付徐阶。现在有如此把柄抓在手里，他们没有不狠狠报复的道理。至于海瑞，内心可能是比较矛盾的。他很不愿意看到这民愤极大的事竟会是他恩人所为，又不能不正视事实，坚守原则。但他也还有另一条原则：对事不对人。他要做的，是整肃风纪，而不是整人。因此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退田一事上，而且希望徐阶能主动退田。海瑞知道，民田一退，民愤便可平息。那时要帮徐阶一把，也就比较容易说话。可惜徐阶很不自觉，又十分吝啬，居然仅仅象征性地退了些许，便想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海瑞是个认真的人，也不会那一套，便去催。徐阶却推诿说这些田地都是儿子的，不好做主。这就做得太差劲了，半点宰相风度都没有。海瑞只好再次去信催促，说：最近查阅退田名册，得知阁下的盛德出人意表，可惜退数不多，希望再加清理。过去一些做儿子的，连父亲的错误都可以改正，现在阁老以父亲的身份，来改正儿子的过错，应该无所不可。同时，海瑞又给首辅李春芳写信，说徐阶为小人所蒙蔽，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如今“民风刁险”，徐阶退田如不过半，只怕对他自己不利。可见海瑞还是想维护徐阶的，只是不肯牺牲原则而已。看来，退田一事，主要功在海瑞；而充军罢官的处分，则多半出自高、蔡二人之手，并且是在海瑞罢官之后。海瑞的想法，很可能是只想纠正徐阶的错误，并不想置徐阶个人于死地。

不管海瑞如何用心良苦，力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保全徐阶，他都等于同徐阶翻了脸。在他自己，当然问心无愧：上无愧于国家君父，下无愧于黎民百姓，居中呢，也无愧于救命恩人。但他不知道，官场是没有是非只有亲疏的。官场中人依照他们以人划线的逻辑，都已派定海瑞是背叛了徐阶，变成了高拱同伙。因此这一回，海瑞已把徐阶集团的人得罪了个干净。

然而高拱集团也不领情。因为海瑞早就得罪了高拱。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时，徐、高二人勾心斗角。高拱的党羽齐康弹劾徐阶，说他的儿子和家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这是事实，因此徐阶也就只好请求退休。这时，朝中负责监察的官员都是徐阶的亲信，便群起反攻。欧阳一敬首先发难，一口咬定高拱、齐康是奸党。齐康也提出反诉，说欧阳一敬是奸党。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海瑞说话了。他上了奏疏，武断地指责齐康，说齐康之所以弹劾徐阶，目的是让高拱掌权，因此齐康是受高拱指使，是“顾一己爵禄，不顾天下安危”的“鹰犬”，因此高拱应该罢官，齐康应该判刑。[2]海瑞当时声望正隆，如日中天。他的奏疏，当时是对高拱的沉重打击。结果高拱辞职，齐康罢官。高拱东山再起后，当然要报复海瑞。他可不会因海瑞要徐阶退田就放过海瑞的。

海瑞这一回还把张居正也得罪了。张居正原本是徐阶一党。他能够成为阁臣，全因徐阶的引荐。入阁以后，也一直与徐阶站在一边。徐阶退休后，害怕高拱报复，也一直与张居正保持联系，这回当然也要拜托张居正从中斡旋。张居正认为这件事很简单：苏州知府虽然是蔡国熙，可应天巡抚是海瑞呀！徐阶于海瑞有恩，哪有不关照之理？顶多也就再打个招呼就行了。于是张居正给海瑞去了一封信，很滑头地要他兼顾一下“存老之体面，玄翁之美意”。存老就是徐阶。徐阶字存斋，所以称他存老。玄翁就是高拱。高拱字中玄，所以称他玄翁。当时高拱是首辅，张居正是次辅。张居正要帮徐阶，又不想得罪高拱，所以这么说。他没有想到海瑞原则性极强而高拱报复心极重，结果不但徐阶的体面未能保存，自己的面子也扫了地，因此对海瑞极为不满。海瑞罢官后，历次有人保荐海瑞，均因张居正从中作梗，一直没能起复。

张居正不肯让海瑞复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觉得像海瑞这样什么事情都不肯通融的人，留在官场是个祸害。反正，海瑞现在算是把徐阶、高拱、张居正都得罪了。这三个人，在当时官场中势力极大。得罪了他们三个，也就差不多得罪了整个官场。

但海瑞好像还不过瘾。在受到舒化、戴凤翔的弹劾以后，他给高拱去信说：“人情世态，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他还气愤之极地说：想我海瑞，放弃了母子天伦之乐，山林自然之美，整天价和一群小人较量是非，出一万分力量才能做成一件事情，有什么用处！看来天下大事，只能指望阁下了！这就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高拱。骂了高拱还不算，还两次写信给皇帝骂朝廷，一次说“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一次说“举朝柔懦，皆为妇人”。这种骂倒一切的做法，等于自绝于文官集团。据说就连最有名的好好先生李春芳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李春芳曾对人说：海瑞的说法要是成立，我岂不就是一个老太婆了么？

现在海瑞大体上已把朝廷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即便那些并未与他正面发生冲突的人，也不会以他的思想和做派为然。海瑞无疑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官。他善良、正直、刚毅、果敢，勇于负责，不怕困难，宁折不弯，决不妥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但正是这些优秀的品格使他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他就像一只天真无邪的小鹿，不经意撞入了豺狼和狐狸群中，却还以为自己是一头雄狮。

真心拥护海瑞的，大约只有贫苦的农民和百姓吧！但，在海瑞的时代，他们的拥护又顶什么用！

[1]据说最后被落实为六万亩，并被没收。此事在海瑞罢官之后。

[2]其实高拱并不很坏。他才智魄力都超过徐阶，生活也很清苦简朴。他的门生蔡国熙任苏州知府时也很称职，与海瑞合作也很好。所以后来海瑞编文集时，对自己这篇奏疏有所反省。

无法医治之国

其实，对于海瑞的政绩，许多人都不否认。

海瑞被免去应天巡抚之后，继任人是朱大器。高拱和张居正都给朱大器写了信，也都谈到如何看待海瑞政策的问题。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政敌，也都主张罢免海瑞，但对海瑞的评价都很高，也相当一致。第一，他们都认为对海瑞不可全盘否定，高拱甚至开宗明义就说：“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谓其尽不善，亦非也。”第二，他们都认为海瑞的目的是“除弊”而动机是“为民”，只不过做法不妥。张居正甚至用替海瑞辩解的口气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总之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第三，他们都认为海瑞的政策只需调整不可推翻。张居正说得比较客气，说：“霜雪之后，稍加和煦，人即怀春，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高拱则说得斩钉截铁：“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做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这“尤不可”的一个“尤”字，说明高拱对海瑞的肯定要超过否定，甚至宁肯不否定海瑞的不足之处，也不能否定海瑞扫除积弊、为民做主的大方向。

看来，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还不能算是什么坏人，更不是庸才。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度量也不算小。他们并不因为讨厌海瑞这个人，就否定他的人品人格和他的正确方向，也不因海瑞已经罢官，就落井下石，穷追不放，非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不可。两位阁老，真有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味道。相比之下，海瑞的骂倒一切，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高拱、张居正他们与海瑞的分歧，主要在方式方法上。高拱认为他“过激”，张居正认为他“过当”，海瑞自己则觉得还不够。他曾对人既忧虑又愤懑地说：现在医国的，只有一味药：甘草。现在处世的，也只有两个字：乡愿！乡愿也叫乡原，孟子下的定义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可见乡愿就是虚伪、敷衍，四处讨好，八面玲珑，不讲原则，表面上廉洁自律，实际上同流合污。这样的人，开出的医国药方，当然只是甜津津的甘草，治不了病，也治不死人。海瑞却认为应该下猛药。他给嘉靖皇帝上的奏折，就是他下的猛药，药引子则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这味药能使皇上猛醒，能使帝国振作。可惜，那位皇帝从身体到思想都已病入膏肓，终于一命呜呼。难怪海瑞听到消息要号啕大哭了。他既是哭这位死去的皇帝，也是哭自己失效的药方。

现在，海瑞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医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因此他一到应天巡抚任上，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甚至不怕矫枉过正。本来，徐阶的田一退，他便应该见好就收。因为此事已经产生了影响，大地主沈恺等人见海瑞对徐阶都毫不通融，也只好主动地把侵夺的民田退了出去。这时，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如果海瑞“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借富欺贫者知所戒惧”，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1]。然而海瑞似乎并不懂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道理，他的工作热情不但没有稍减，反因初战告捷而倍增。他不满足于坐在巡抚衙门接受投诉（前面提到，这种投诉已达每月七八千件之多），还要亲临府县听取诉讼，一一过问，一一审理，一发而不可收，斗争的弦也就越绷越紧。

这样一种工作热情也是海瑞所独有的。他本来就是工作狂，下车伊始，又发现要做的事千头万绪，真可谓百废待兴。海瑞深知，像他这样既非进士出身又没有后台老板的人，能官任封疆，是特例中的特例，唯有拼命工作，才能报答国家，不负皇恩。何况，这时他已经五十好几，能做事的时间已不太多，亦所谓“时乎不待”。因此他有一种紧迫感，很有些韩愈当年“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味道。另外，他心里也有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下台的官，他海瑞就更是如此，只能在任一天就猛干一天，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为了加快吴淞江治水工程的进度，他把行署设在工地，并斩杀了三个监工不力的吏员，把他们的尸体用席子卷起埋在行署厅前。结果，工程进展迅速异常。一个本想阻拦、陷害海瑞的巡按御史还没来得及下手，工程便已完成，那个巡按也只好徒唤奈何，叹息说“万世功被他成了”。当然海瑞也让人挖出了厅前的尸体，却是三只肥猪，而那三个吏员则被海瑞转移藏匿在别处。

一项水利工程或许可以这样加紧进行，政治工程可就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海瑞当时的处置可能是简单了点。他受理的案件如此之多，事实上也不可能不简单。可是他涉及到的问题，却又十分复杂：丈量土地，清退农田，平反冤狱，整顿治安，兴修水利，遣散募兵，刷新吏治，考核官员，以及推行“一条鞭法”（一种新的赋税制度）等，哪一件不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海瑞的力量却很单薄，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又没有得力的专门机构，仅凭一股政治热情，外加对善与恶的道德直觉，就希望快刀斩乱麻，在一个早上把百年积弊清除殆尽，其不能成功也自不待言。

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海瑞在应天的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攻势凌厉。给事中戴凤翔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缴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如果不是因为海瑞自己清廉到无可挑剔，他一定会被描述成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内阁也深为海瑞的做法忧虑。他们想起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曾给病人猛吃巴豆，还振振有辞地讲什么医书上说“巴豆不可轻用”，当然要重用了。内阁觉得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医生，应该迅速地将其从巡抚的任上召回，以免我们这个原本就病病殃殃的帝国被他过度的热情医得人仰马翻。

海瑞决定向张居正求援。

海瑞在京时，大约与张居正有过接触。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还是有头脑的，不至于和那些尸位素餐的大员一样都是妇人。这时张居正已入阁三年，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此海瑞希望张居正能出来主持公道。张居正和海瑞一样，也主张革新政治，加强法纪，而且也讨厌苏（苏州）松（松江）地主，然而对海瑞的求援却表示无能为力。他给海瑞回信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2]他还说，现在朝廷对海瑞的议论，是“讹言沸腾，听者惶惑”。所以他虽然忝列庙堂之末，也惭愧不能为奉法之臣说几句话。

张居正这封信历来颇受谴责，认为他阳为同情，阴为谴责，虚伪得很。我却认为张居正所言句句是实。当时朝廷上下确实已视海瑞为眼中之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张居正帮他说上几句也无济于事，何况还不以海瑞的做法为然？当然不能怪他不援手。

那么，张居正自己做得又如何呢？好像也不怎么样。

张居正应该算是明代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公元1572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倒首辅高拱，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去世，担任元辅兼帝师十年之久。去世前九天，被加封太师衔，成为有明一朝生前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人。这十年间，万历皇帝其实不过只是他的学生（万历登基时九岁），慈圣皇太后对他又恩宠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这十年间的皇帝圣旨和太后懿旨，不过是他张居正的旨意。满朝文武，也大多是他提拔、栽培的私人。这样的权势，海瑞当然不敢望其项背。

不过张居正和海瑞的地位权威虽然悬殊，两人的作风却颇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勇于任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雷厉风行等等，只是张居正比海瑞少了廉洁，多了权谋。张居正的政治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个人魅力也很让人倾倒。他聪明绝顶，机敏过人，博闻强记，明察秋毫，而且重礼仪，修边幅，里里外外都表现出一个贤相应有的风度。隆庆去世时，他与高拱同在内阁。高拱是首辅，他是次辅。因为明代没有宰相制度，只有阁臣制度，因此次辅也略为有些“第一副总理”的意思。但当时的廷臣们，都很厌恶高拱这个一号阁臣，而对二号阁臣张居正有好感。张居正为了排挤高拱，由宦官冯保穿针引线，与万历的生母李贵妃达成政治上的秘密协定，条件是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与万历的嫡母“仁圣皇太后”两宫并尊。这种向为正派臣僚不齿的行径，居然也得到了谅解。张居正当时人缘之好，威望之高，可见一斑。

小皇帝万历对张居正也是既敬且畏。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万历是他的年号，死后的庙号是神宗。明以前，一个皇帝的年号有许多，其中尤以武则天的年号为最多，有时一年之中要改好几次，因此历史上习惯用他们的谥号或庙号来称呼，比如汉武帝、唐太宗。明清两代的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唯明英宗朱祁镇因两次登基而例外），人们也就习惯于用年号来称呼，如明的万历，清的雍正。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着特殊的尊重，称他为“元辅张先生”。因为张居正帮他们孤儿寡母除掉了骄横跋扈、有不臣之心的首揆（即首辅、元辅）高拱。其实这事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冯保把高拱哭灵时说过“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稍加改动，变成“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传到后宫，使两宫太后大为震惊，万历皇帝也陡然变色。于是，在张居正的精心安排下，高拱在一个早晨突然被褫夺全部官衔职位，驱逐出京，遣返原籍，交地方严加管束。据说当时跪在百官最前列的高拱如遭雷击，瘫倒在地，不能动弹，最后还是在张居正的搀扶下，才得以蹒跚出宫。

张居正有勤王保驾之功，加上他是那样的仪态庄重，道貌岸然，聪明睿智，博学多才，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在理，每一件事都办得那么得当，每一项举措也那么合理和得体，让十岁的小皇帝和那两个妇道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政的总设计师和皇帝的总教育长。

然而张居正的下场，却比海瑞惨得多。他去世半年后，就遭到了全方位的揭发和批判，罪名有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以及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测，甚至还有人告他妄图篡位谋反。两年后，即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他的家财被抄了个一干二净，长子也在所谓“追赃”的过程中自杀。四个月后，又正式宣布了他的罪行，一共五项：诬蔑亲藩，侵夺王府，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治。有如此罪行，本当剖棺戮尸，姑且加恩宽免，但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张居正是否果真犯有上述罪行，是一个既说不清又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一个头面人物身败名裂的真实原因，总是会被一系列似是而非而又冠冕堂皇的说法所遮蔽。张居正由“万人称颂”一变而为“万人唾骂”，真正的原因其实同海瑞罢官一样，是得罪了官场全体。不过海瑞只是坏了官场的规矩，张居正却几乎是要砸官们的饭碗。同海瑞一样，张居正也认为帝国积弊甚多，非予以刷新不可。所不同者，在于海瑞的念头，是要为民做主，因此更注意廉政；张居正的目的，却是要富国强兵，因此更注意效率。反腐倡廉，只要弘扬道德精神和恢复洪武成宪就行了；而要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则非得变法不可。变法，就一定会触及整个官场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使许多人升官发财的计划泡汤。所以，张居正的“官愤”更大。

至少有两件事使张居正遭到文官们的痛恨。

第一件事，是他曾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地方将所欠的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道命令表面上看并无不妥之处：种田纳税缴皇粮，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缴足，当然要补缴，除非遇到天灾，朝廷特令减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全国各地，无论穷县富县、灾年丰收，税收都一律拖欠。其原因大体上是这样的：本朝一千一百个县，自然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各县的税额乃至税率，都不相同。据说一个富裕县份的税粮总数，竟可以是一个穷僻贫困县份的三百到五百倍。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贫困县，人们的纳税意识往往都很低。在他们看来，既然享受低税优惠是天经地义的，拖欠一些税粮也不算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穷，缴不起。即便什么税都不缴，与富裕地区相比，生活水准的高低优劣也不可同日而语，真要缴足了，还过什么日子？再说，税率和税额本来就很低，即便都缴齐了，也没多少，何必斤斤计较呢？我们帝国地大物博，财大气粗，还在乎咱这两个小钱？富裕地区从牙缝里省一点就有了。贫困地区的地主和农民既然都作如是观，自然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富裕地区的农民和地主则是另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该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凭什么他们就该多缴税粮，别人就可以少缴？穷县地少人稀，税粮总额少一些不足为奇，但税率不该两样。事实上却相差很大。比如苏州府的田赋，大约占农村收入的20%，而山东曹县只占9%，溧阳更少，约在1%到5%之间。溧阳与苏州相去不远，税率之悬殊却有天壤之别，难怪苏州人心里要不平衡。况且，富裕地区哪怕只缴60%的税粮，数目也已远远超过贫困地区的总和，贡献已经很不少了。余下的数额，自然也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结果，无论穷县富县，都只能收到六成的税粮，剩下四成的收缴，也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这个数目也是有讲究的。谁都知道，抗缴税粮是犯王法的事。田主既不能一点都不缴，地方官也不能一点都收不上来，否则便乌纱难保。但如果收缴了六成，已在半数以上，就不好说民抗税而官无能了。因为有这个数目垫底，大家都有恃无恐，则拖欠剩下的四成，也就成了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百姓缴纳税粮，在法定的数字以外还有约定的附加。比如粮米在转运储存的过程中难免有所损耗，碎银重铸为元宝也难免有损耗。为了弥补这些亏损，收缴税粮时就要有所附加，称为“米耗”和“火耗”。这些附加的“常例”，其实是各级官吏的额外收入，连海瑞也有一份，只不过海瑞宣布自己不收而已。但其他地方官则没有不收的。事实上一个地方官只要不在“常例”之外再巧立名目，就会被公认为清官。因为如前述，本朝官吏的薪俸极低，正二品大员的年俸竟然只有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根本就入不敷出。他们要想维持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都不能不有些额外的“灰色收入”。在京官，主要靠地方官的“孝敬”；在地方官，则少不了这一份“常例”。所以，这份收入，虽然认真说来要算贪墨，却又公认合理合法，至少正常，故曰“常例”。一种制度居然会导致“合法的贪污”，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就大成问题了，但没有人敢对制度表示怀疑。

税民们虽然拖欠国家的税粮，却并不拖欠常例。地方官虽不能将税粮如数上缴国库，每年的常例却是一文不少。这样，拖欠剩下的四成税粮，就于民有利而于官无损，吃亏的只是国家。而国家吃点亏，是没有多少人心疼的。第一，国家庞大、富有，这点亏它吃得起。第二，国家崇高、遥远，吃不吃亏也不关小民的痛痒。再说，国家征收了这么多的税粮，却并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用于供养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供少数人挥霍。用于保卫边疆和兴修水利的并不太多，更从未想过将其用于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给广大纳税人带来好处。既然如此，我们缴那么足干什么？

当然，职责所在，地方官也要催粮催款。但是，当成百上千的户主一起用拖拖拉拉的方式来拒不纳粮时，没有哪一个地方官可以与之长期抗衡。大户人家因为有较硬的后台，一个七品县令也未必当真惹得起。至于穷苦无告的小民，也有他们的办法，那就是“要粮没有，要命有一条”。县官们固然可以将抗缴税粮者绳之以法，但法不治众，只能惩一警百。不过拖欠税粮既然是全体农户的共识，则这种惩治往往也收效甚微。然而旧税不清，就会成为新税之累。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将未收的部分予以减免，而能够为减免提出一个说法的地方官则被公认为“为民做主”的清官好官，“仁民爱物”的一方父母。这其实就等于鼓励拖欠了。最后，拖欠税粮就和照缴附加一样，成了“常例”。

张居正要富国强兵，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陋习。然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成了“人民的公敌”。地方府县固然压力不小，黎民百姓也怨声载道。就连朝中一些了解下情的正派大臣，也不能赞同。他们深知，让府县从私囊中掏出钱来完粮纳税，等于与虎谋皮。这些拖欠的税款，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由绵羊般被盘剥和宰割的乡民负担。他们也深知，帝国的每一道政令都要通过官吏们去实施，实施的过程又往往是对下层层加码，对上层层折扣，底层的负担骤然加重，国库的收入未必增多。因此他们问：京都和地方的库银堆积如山，为什么还要与民争利、刻意敛财？岂非存心逼迫地方官吏敲扑小民，甚至鞭笞致死？于是，要不要严肃法纪、执行国家税收政策这样一个法制问题，就照例转化为要不要体恤百姓、让利于民，乃至要不要创建尧舜之世的道德问题。这个立论一旦成立，则“是非”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赖着不缴税款的地方官是君子，维护法纪政策严肃性的张居正反倒成了小人。因为前者重义而后者趋利，前者体恤民情而后者盘剥百姓。然而问题在于：反对派所说的“下情”又完全是事实，并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是。爱民与为国如此相悖，帝国的不可救药也就一目了然。

张居正第二件“不得人心”的事情是制定了新的“考成法”。官员的考试、录用、提拔和考核，历来是帝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两件事要容易些，因为有科举制度和推荐制度。考绩却是一件既重要又令人头痛的事。它关系到官员的升迁和罢免，对于所有的官员都利害攸关，既不能不认真，又不能太认真。不认真，则考绩形同虚设；太认真，就不免要得罪人，甚至激化官场的派系斗争，弄得朝局动荡，国本动摇。

何况这件事具体做起来，又有两大问题。一是由谁考核，二是如何考核。从理论上讲，最有资格考核官员的当然是皇帝。但这事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且不说像万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皇帝做不了，便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精明皇帝，也不可能对全国上下所有官员的表现和政绩了如指掌。张居正当国时，大明王朝共有一千一百多个县，各级文官两万多人。这么多的官员，谁能认得全？就连在京的两千官员，皇帝也不可能都认识的。

所以文官的考核，只有假手于他人。京官的考核靠他们的上司，地方官的考核就要靠京官了。但京官之于地方官，并不像理论上讲得那么超然。因为薪水既低又无常例可收的京官，全靠地方官“孝敬”。各省督抚一次送给六部尚书的礼品礼金，便可能相当于其年薪的十倍。被考核者既然成了考核者的“衣食父母”，则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可靠性，自然要大大地打折扣。

金钱之外，还有人情。同省同县的有“乡谊”，同年考中的有“年谊”，如果是儿女亲家，则还有“姻谊”。事实上没有哪个地方官和京官没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或为门生，或为故吏，或为旧雨，或为新知，每个人都有派系，每个人都有后台。对于自己派系或有关系的人如不关照，今后就别想在官场里混。于是考核的结果，又要再打一次折扣。

如何考核，问题也很大。明代的考绩，分上中下三等，曰称职、平常、不称职。具体的科目，则有贪、酷、浮躁、不及（才力不及）、老、病、罢（即疲，软弱无能）、不谨。属于老病的要退休，属于浮躁和不及的降职调离，属于罢（疲）和不谨的改任闲职，属于贪和酷的削职为民。这一制度，看起来缜密细致，实际上含糊空疏。比如某官一任三年毫无建树，但也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便既可能被考评为平庸不及，也可能被考评为稳重不浮躁。至于他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就全看他人际关系如何，以及巴结上司讨好京官的功夫如何了。

这样的考绩，其实是很难做到公平公允的。但大局的稳定，显然比少数人的前程更为重要。为了保持朝局的稳定，让个别优秀者受点委屈，总是必要的牺牲。何况考绩的宽严，也要视政治的需要而时时加以调整。比如朝廷感到空气沉闷，办事拖沓，效率低下，需要振作精神，吐故纳新时，标准就会严一些。反之，当朝廷觉得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危机四伏，需要稳定军心，安抚官员时，标准就会松一些。因此，考核指标的空洞抽象、含糊其辞，完全是为了政治上有一个进退裕如的余地。

然而张居正却认为不能含糊。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又善于理财，经常亲自核对各类统计数字，甚至设计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期限，许多细节都过目不忘。考核官员是何等大事？当然不能打马虎眼，也不能支吾搪塞。因此他规定，各地方官员都要建立政绩档案，由中央各部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并且规定了具体项目，如欠税能否追缴，盗匪能否擒获等。这些具体项目，又都要有具体的数字和日期，以便秋后算账。比如甲县令将欠税全部缴回，为期不过半年；乙县令只缴回一半，且为期一年；而丙县令一点都未追缴，则自然甲为上等，乙为中等，丙为下等。因为有档案记载，又有数字比较，所以丙即便不服，也无话可说。

这就简直和海瑞的想法、做法如出一辙。海瑞任应天巡抚后，痛感官员的考核“往往习为两可活套之辞，事鲜指实（很少落实到具体问题），语无分明”，因而专门制定了《考语册式》，内分才识、治民、治兵、教化、狱讼、均田、水利、开垦、积谷等项目，其下又有种种细目，让负责考绩的官员逐项一一填报，不得含糊。事实上也含糊不得。因为除“才识”一项外，其他项目都很具体，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做得好坏，也都有事实和数字为证。如果诸项政绩平平，那么，才识一项也不好评为上上的。

海瑞和张居正的这种考评考成法，充分体现了他们这一类务实派官员的作风，较之从前的考绩方法，显然要科学得多，很有些“现代意识”了。但这种作风和做法，却既与帝国的根本国策相悖，又为官场的传统习气所不容。大明王朝从洪武皇帝开国之日起，就没想过怎样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所有政治经济制度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都是王朝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尤其是要保证皇帝的地位不被动摇，大权不致旁落。为此，就必须维持小农经济的低水平。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管理也应该简单、粗放、迟钝而低能，行政效率太高反倒是不对的，因为那会使基层惊惶失措而被指责为“民不聊生”，让皇帝感到威胁而被指责为“图谋不轨”。海瑞惹下的，正是前一类麻烦；张居正所犯的，则正是后一类忌讳。

显然，海瑞和张居正的失败，都在于他们试图让整个帝国纳入自己设计的政治规范之中。这就像强制或劝说一个以胖为美的人减肥一样，势必自讨没趣。于是他们一个生前被罢免，一个死后被清算。由是之故，张居正的旧属申时行当了首辅后，便极力纠正他们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然而，有趣的是，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申时行也没能讨什么好。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他终因实在无法在皇帝和朝臣之间搞平衡而被迫辞职，辞职前还背了一个“两面派”的名声。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很值得玩味了。

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僚，在张居正去世后当了九年首辅。海瑞的第三次起复，可能出自他的安排。为此他曾给海瑞写过信。他是苏州吴县人，与海南琼山人海瑞、湖北江陵人张居正、河南新郑人高拱相比，要乖巧圆滑一些，也要温文尔雅一些，与他的老乡、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徐阶的性格做派差不多。因此舆论一致公认高拱、张居正和他这三位首辅，高拱跋扈，张居正霸道，而他申时行谦和。加上他对待万历皇帝，严守君臣之分，不以帝师自居，而以辅臣自任，所以在担任首辅期间，一直受到万历的尊重和信任，也被称为“先生”而不是“卿”。他离职养老以后，万历也一直关心眷恋着他，常派人到他家慰问，赠送礼品。他在家乡平静、安详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离休生涯，活到八十岁才去世，不折不扣的“寿终正寝”，比海瑞、张居正、高拱的结局都好。

申时行聪明会做人，心眼也不坏。他只是自私一点，胆小一点，门槛精一点，舍己为人的事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不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也能说些公道话，或暗中给人帮忙，表现出正义感。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培养成接班人，原本是想在自己死后有个关照的。这一点他并没能做到，也做不到。张居正被抄家后，万历的怒气不但没有稍减，反倒日甚一日。这时帮张居正说话，等于把自己的脖子往刀下送，申时行当然不干。但当有人疏请将张居正以大逆论处，应该开棺戮尸时，他对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也极为不满。于是他对万历说，这个疏奏以暧昧之辞，诬陷别人谋反，只怕谗言会接踵而至，这可不是清明之朝该有的气象。这话正中万历下怀：他最怕别人说他是昏君，也就心甘情愿不再追究。申时行四两拨千斤，救了张居正，刹住了诬告之风，正是他聪明之处。

还有一点也值得称道。张居正死后遭到举朝抨击，申时行作为其故吏和继任，既不否认其错误以为自己开脱，也不夸大其错误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他只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张居正的功过，然后予以纠正和调整。在他看来，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严峻细刻、得理不让人、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等问题外，其最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是没有弄清我们这个帝国的性质，不知道帝国的生命恰恰是靠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来维系的。表面上看，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好像是两回事。但你想，那时并没有电报、电话、伊妹儿，一封文件从地方送达中央，往往要一个月的时间。皇帝足不出宫，对地方上的情况原本就很隔膜；京官不在现场，也未必能有准确判断。加上这些奏折往往又用华丽的文辞写成，让人看来不着边际，不得要领，甚至摸不着头脑，由此便作出决策和判断，还有不犯官僚主义错误的？然而如不事事请示，又无法体现权在中央。所以，反官僚主义，就是反中央集权；而这个由中央集权派生出来的官僚主义，又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行政手段去反对，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有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显然，要维系中央集权，就要维护官僚主义；而要维护官僚主义，就要维持现状，保护文官集团。帝国的政治目标既然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饥不寒，官员不吵不闹，就是天下太平、国运昌隆，还要那么强的能力、那么高的效率干什么？相反，既然政令的雷厉风行，考绩的公平认真，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那么，做宰相的反倒应该极力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在这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文官集团出现分裂。即便不能和衷共济，至少也得相安无事。所以，尽管徐阶被骂作“调停国手”，申时行被斥为“四面逢迎”，但这两个江南来的聪明人，都认为这正是自己应尽的职分。首辅虽然不是宰相，但又相当于宰相。宰相的职分是什么呢？不是征收税赋管好财政（这是户部的事），不是操练军队保卫边疆（这是兵部的事），不是审理案件惩治罪犯（这是刑部的事），甚至也不是任命官吏处分僚属（这是吏部的事）。这些事宰相都该管，但更重要的还是“协调阴阳”，搞好君与臣、臣与臣、臣与民之间的关系，维护政治领域的“生态平衡”。说白了，宰相就该当“和事佬”，就该八面讨好、八面玲珑。能讨好就好了，怕的是讨不了好！申时行的悲剧，就在于他殚精竭虑地想各方讨好，却又费力不讨好，这才让他感到委屈和伤心。

应该说，申时行是尽了努力的。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他呈请皇帝陛下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因为这个方法并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允。税收能否如额征收，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盗匪能否按时捕获，也有许多客观原因。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不是导致基层官员弄虚作假，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这都不是圣朝气象，所以仍以原先那样含糊暧昧地进行考核为好。在两年以后的“京察”中，他更是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罢免或降职的官员只有三十三个，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于是，申时行受到众口交誉，皇帝陛下也龙颜大悦，深表满意。

然而四年以后，申时行的威望却降到了最低点。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只看到文官集团有要求稳定的一面，没看到还有要求动荡的一面。这就好比打牌。如果总不洗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而游戏也就玩不下去。因此所谓永久的安定团结根本就不可能。总会有人出来惹是生非，兴风作浪，以便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而且最好能把庄家干掉。宰相或首辅便是庄家（皇帝则无妨看作赌场的老板，无论谁输谁赢，他都有“抽头”可得，所以有的皇帝会鼓励游戏的进行），自然首当其冲。何况这时，闹事分子又有了极好的口实。[3]申时行只好申请退休。只是幸亏有万历的呵护，他的下台，才不至于太不体面。

海瑞、张居正、申时行，这三个性格、观点、作风不同的人，全都败给了同一个对象——文官集团或官场，而他们又都是想改善或维护官场的。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页。

[2]古代将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称“三尺法”，也称“三尺”。

[3]这个题目就是立储问题，本书不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温功义《三案始末》两书。

难以成功的事

我们无妨再来比较一下海瑞和张居正。

张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本来是极尊重且畏惧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张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国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为帝王之师，就更要将德育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我们帝国是靠道德与礼仪来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礼，则奈天下苍生百姓何？所以张先生对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极紧，反复告诉他一个为人君者，必须仁爱、宽和、节俭、勤勉，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玩物丧志。在张先生的监督下，小皇帝每天要完成很重的功课，不能偷懒，也不能玩耍，甚至不能爱好艺术，因为张先生告诉他：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比如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是喜爱艺术和精通艺术的。这些教导，都有圣贤的训示或历史的教训为依据，当然绝对正确。小皇帝如有违背，太后就要罚他跪在祖宗灵前，直到叩头痛哭保证下次不犯为止，或者要抄写张先生代拟的“罪己诏”（其实就是公开发表的检讨书），直抄到小皇帝自己也脸红。因此，小皇帝的童年，过得十分乏味，甚至有些清苦。

然而张居正自己又怎样呢？揭发者报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场，生活也极为奢靡。几年以前，小皇帝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考虑到老师的官俸不高，曾给了一千两银子做资助，没想到，这次装修实际耗银一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这豪华的住宅里还堆满了珠宝和字画，蓄养了许多绝色的美女，这些东西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小皇帝还被告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内分卧室和餐厅，还有小童两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费惊人。每餐饭要上一百道菜，张居正居然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至于平时其他种种声色犬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么了。

这一状告得极准。万历的愤怒立即被激发起来。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有一次他不过只是和几个小太监做了游戏，让两个宫女唱了小曲（实际没唱），就差一点被废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敬，他想装修一下太后的宫室，也被张居正阻止，还讲了一大套爱民惜物的道理。他的外祖父李伟更惨：因为官俸太低，不得不承揽公物的采购，以便吃些回扣，也被公开申饬，当众出丑。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张居正，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万历皇帝在愤怒之余倍感伤心，在伤心之余又极其灰心。他不知道，如果连张先生这样的人，其道德品质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天下还有没有可靠之人？如果天下人的道德品质都不可靠，那么，以礼仪道德为立国之本，还能不能成立？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桓那样，说些“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这封奏折里，他还提出廉政要从皇帝做起，比如宫内该不该有那么多怨女（指宫女）和旷夫（指太监）。当然，他也没有放过那些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开国年间之所以比较清廉，就因为用了重刑，贪赃枉法受贿八十贯，就要剥皮实草。如今要想真的肃清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由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孔孟之道和文官集团。小农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孔孟之道是其意识形态，文官集团则是其上层建筑的核心构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孟之道，因为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儒者治国，都包含在孔孟之道当中。孔孟之道的核心，是礼仪道德。因此，道德就成了帝国最重要的事情。它是立国之本，也是治国之道，不但可以指导行政，还可以代替行政。

有明一代的许多制度和政策，就是依照道德原则制定的。依照这个原则，文官对于民众，有两个作用或者说有两项任务，一是治理他们，二是教化他们。也就是说，文官不但是管理者，也是教育者，不但要执行国家的法令，还要宣传国家的精神。这就要求所有的文官，在理论上应该是道德的楷模，足以垂范小民、感化小民。如此，文官们当然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过简朴的生活了。

然而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即便官员们都很廉洁，起码的生活水准和必要的官场体面也总得维持。何况低薪制度和官治体制（即“官本位”）也不相容。很难设想，在一个以“官”为“本位”的国度里，官员们竟然会是一副捉襟见肘的寒酸相。本来，正确的做法是“高薪养廉”，即一方面大量裁减冗员，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官员的俸禄，同时禁绝一切“小费”，也不准公车私用、公费吃喝等。但这是做不到的。[1]第一没人敢提，因为“高薪”的方案，与前述道德原则不符，谁也不愿去背道德的罪名。第二，许多官员也不愿改变制度。因为薪水提得再高，也不会超过灰色收入。于是便只好对前面所说的“常例”睁眼闭眼，同时允许地方官的生活费、招待费、馈送上司的礼品费等等，均可以用公事的名义向地方摊派，或用公款报销。

这种变通办法的依据，也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的学说中原本就有“经”和“权”的说法。经就是经常，权就是权变，也就是允许在不改变政策的前提下通融，因此总算是有了“理论根据”。然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官员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要说为民表率，能保住自身的节操也已经很不容易。

结果，文官们便大体上分成了三类人。一种是像海瑞这样极廉，这类人很少；一类是像严嵩那样极贪，这类人也不多。更多的人则徘徊在两者之间。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明德知礼，知道一个正派君子在做了官以后，应该廉洁奉公、自我牺牲，却又无法抵御那些“挡不住的诱惑”。于是，他们多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随波逐流地接受一些数额不大的“好处”，但也不做太出格的事情。这在当时，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不过，高尚的道德总是要受到表彰和鼓励的。在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就尤应受到赞扬。这种赞扬不但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出自不少人的内心。于是一些人又发现了一种沽名钓誉、投机倒把的好办法：贩卖道德。

人臣的道德，除了忠以外，无非两种，一是廉，二是直。无论何种，都能赢得声誉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但靠廉洁来获取“清名”，远不如制造“直声”来得便当快捷。具体的做法，是找一个题目去批评皇帝，犯下大不敬的罪，受到廷杖、降职、罢官、流放等惩罚，却可以赢得“直臣”的名声，为今后东山再起、名垂史册打下基础。这样一种“苦肉计”，就叫作“讪君卖直”，也就是讪议人君、贩卖正直。臣僚靠诽谤君父来博取声名，当然决非帝国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却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如前所述，帝国的制度已经默认了官员可以过双重生活，同时又坚持以道德治国，并不肯承认那道德不过只是门面。

海瑞政敌的做法，便正是诬蔑海瑞“讪君卖直”。这一手是很毒的。第一，海瑞之所以打不倒，就因为道德高尚。但如果被指控并确认为“讪君卖直”，那就不但毫无高尚可言，而且是最阴险最卑劣的小人，要遗臭万年的。第二，万历最痛恨“讪君卖直”，有一个名叫邹元标的监察官便曾受到这一指控。这一回如果能把这顶帽子扣在海瑞头上，他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此，他们在海瑞头上扣了一大堆帽子，有“贬夺主威”“损辱国体”“诋毁孔孟”和“崇诡饰虚”等，总之是要把海瑞说成既骄且伪、卖主求荣的坏人。显然，政敌们的预谋，是不但要把海瑞斗倒，还要把他搞臭。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当然，这话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既道德高尚又长于任事的人才是国家栋梁。但，比较有操守的人已属凤毛麟角，又上哪儿找德才兼备者去？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临终前一定死不瞑目。

海瑞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空洞。往大里说，是如杜甫所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往小里说，也不过就是消除腐败而已。腐败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好处，政府为什么要放任，皇帝为什么要纵容？他想不通。

当然想不通的。海瑞不可能知道，腐败是权力造成的。权力，尤其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地具有导致腐败的潜在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换取种种个人利益（金钱、美女），又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和惩处时，有多少人能抵御诱惑、洁身自好呢？这简直就像给了一个人大把的钞票，却又不准他购买任何东西一样困难。

权钱交易在海瑞出山前多年便已普遍存在。当时甚至有这样的生意：一些放债人故意把钱借给穷困的京官。因为该官一旦外放为地方官，收回的利息往往极为可观。还有人借钱给人去买官，收效也一样。显然，这种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归根结蒂就在于权力是可以换钱的。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是诉诸道德，寄希望于各级官员的道德修养。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帝国规定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担任官吏，则官吏必不腐败，因为腐败是不道德的。这种想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天真烂漫。用道德来制御权力，根本就靠不住。首先，道德是一种软控制，它只能诉诸良心，而一个人如果良心已丧，道德也就无可奈何。其次，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可以伪装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人我们并不少见。最后，个人的道德品质还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人身边全是贪官污吏，便很难保证这个人出污泥而不染。那么，帝国有什么办法识别真伪呢？没有。有什么办法防微杜渐呢？也没有。

根除腐败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权力。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如不加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一旦权力膨胀到无所不能的地步，腐败就会不期而至。但为了治理国家，又不能没有权力。消灭权力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所以权力不能消灭，只能限制。如能有效地限制权力，就能较好地防止腐败。

海瑞极力想维护的那个制度却不可能做到限制权力。权力是它的命根子，是它必须竭尽全力不惜代价予以保护的东西，怎么会去限制？当然，它也会部分地限制权力，比如限制相权。但这种限制的目的，却是要保证君权不致旁落。也就是说，它对权力的限制，是为了保证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样一种完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君权，正是导致一切腐败的总根源。因为这种最高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只有通过一个层层递减的权力系统，才能行之有效地加以使用。我们帝国的幅员是那样辽阔，人民是那样众多，君王的指令不可能直接下达于草民，草民也无法直接效忠于君王，各级官吏总是不可或缺的中间层。因此，任何一个独裁的君王都不能不赋予下级官吏以一定的权力，至少必须保证他们对子民们拥有这项权力。这种权力同样是不受限制的，至少在对人民使用时是不受限制的。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监察弹劾制度，但它往往会演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官员们互相攻击互相指责，目的却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帝王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君临一切，则又往往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结果权力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导致了新的腐败。同时，为了让官员们尽力效忠，也得让他们有些好处，因此对一般性质的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也只能睁眼闭眼，听之任之，只有“太不像话”时，才出来收拾。显然，没有人民的监督，权力是不会受到限制的。唯其如此，尽管历史上有不少帝王试图根除或遏制腐败，但最终总是不能完全彻底，因为根子就在他那里。

甚至专制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最大的罪恶。因为它公然把私人侵犯公众利益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及强奸民意、践踏人权、任意杀戮等等都视为合法。君王一不高兴，动辄便可谋人性命，抄人家财，比任何一个谋财害命的江洋大盗都有过之无不及。相比之下，贪官污吏们那点小打小闹，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依靠所谓“道德振兴运动”来铲除腐败，不但根本不可能奏效，而且很可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因为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是道德行为的保证和前提。我们知道，善，只有当它发自内心时，才是真实的善，否则就是伪善。但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发自内心的善也就无从说起。道理也很简单：他既然必须依附于他人、听命于他人，自己完全不能做主，又哪来的“发自内心”？

正是在这最根本之处，专制制度与道德原则背道而驰。道德原则要求独立思考，专制制度要求绝对服从；道德原则要求自由选择，专制制度要求依附他人。一个只知依附与服从的人是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良心和责任的。当所有的人都被要求服从和依附于他人时，所谓是非善恶的判断最终只不过是上级和君王一己的好恶。更何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他人的人格践踏于脚下，这本身就不道德。

最不道德的社会制度却以道德相标榜，并把道德视为或说成是这种制度的存在依据，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荒唐悖谬的事情了。显然，只要这种荒谬一天不被消除，道德的堕落和腐败的滋生也就永远无法避免。这种荒谬当然不是依靠海瑞个人的力量所能消除的。因为它是这种制度的“胎毒”，与生俱来，终其一生，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也不能不被其毒害并陷入荒谬：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他一直都在试图坚持独立的立场，不偏私，不阿党，不拉帮结派，不同流合污，不依附权贵，不出卖良心，甚至不惜和皇帝作对。但他的独立立场，却又只能以忠诚于帝国的专制政权为前提。于是，他也只能落得如此下场：身上所有的道德含量都被抽干，然后作为一个空洞的商标贴在这个政权的屁股上，以为粉饰。

海瑞是不幸的，因为他的努力都是白费。海瑞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努力又并没有白费。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

海瑞，公元1514年生，1587年卒，按照当时的计算方法，享年七十四岁。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人们为这位善良、刚毅、正直、清廉的官员，献上最诚挚的感激和哀思。

海瑞的各种故事和传说也迅速在民间传颂，而且照例被神化。最有趣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万历年间，京城里抓住了一个作祟的妖怪。皇帝审问他时，还十分嚣张，朝中的大臣他一个也不怕。最后万历皇帝急了，说：你再敢胡闹，就把你送到南京海瑞那里去！这个妖怪当时就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说一个字。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的。何况，在这种制度下，也出不了一万个海瑞。

[1]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也做不到，但雍正皇帝却做到了。详下章。

雍正

如此父子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清世宗宪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神秘地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雍正的死，十分蹊跷，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征兆。据《世宗实录》和近臣张廷玉自撰的年谱，雍正只是二十日“偶尔违和”，但“听政如常”。十八日、二十日处理了重要军机大事，二十一日也照常办公。然而二十二日深夜，却突然召见皇子弘历（即乾隆）、弘昼，皇弟允禄、允礼，近臣鄂尔泰、张廷玉等，其时已口不能言。接着便在一两个时辰内骤然去世，连传位密旨放在哪里都来不及交代，[1]难怪张廷玉要表示“惊骇欲绝”了。

中国古代的宫廷总是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烛影斧声，[2]扑朔迷离。目击者们早已作古，有关证据也早已销毁，可供考证的蛛丝马迹确乎不多，能够肯定的只有三点：一、雍正以前并无重病；二、雍正死得十分突然；三、雍正死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如果是因患急病而死，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急病？为什么所有的史书，对其病因、病情、病状和病名都一字不提？张廷玉的“惊骇欲绝”，除了惊其突然以外，会不会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看来，雍正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雍正暴卒，官书又不载原因，似乎有意在隐瞒什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历史学家的猜测不带感情，比较可靠公允，如郑天挺认为死于中风，冯尔康认为死于中毒（服丹药所致）。小说家和民间的说法就难免想当然甚至瞎编造。最离谱的是河南作家二月河，在其所著《雍正皇帝》一书中说是半因殉情半因乱伦而自杀，简直就是胡编乱造信口开河。[3]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则含糊其辞，暗示其系劳累而死，虽有一定道理，但劳累不可能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民间似乎对这位皇帝没有好感，总要把他说成“不得好死”，便一口咬定他系为仇家所刺杀。这种说法最有市场，历久不衰，而且越传越神，说是1981年发掘雍正地宫时，已发现棺材里躺的那个人，居然没有脑袋。杀死仇人，取走首级，这事古已有之。比如唐代黔州都督谢祐逢迎武则天的意志，逼死零陵王李明。后来，谢祐被复仇者暗杀，他的脑袋便被取走，做了李明之子李俊的尿壶。但雍正的尸身上有没有首级，却没人知道。因为这次考古发掘，并没有进行下去，更没有打开雍正的棺材，哪来的“有身无首”？可见也是无稽之谈。

然而刺客却是有名有姓的。传说中的刺客叫吕四娘。据说这个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孙女儿的。吕家遇害时，她幸免于难，被一位武林高手收留。这位大侠是个和尚，原先当过雍正的剑客，了解雍正又对他不满，于是便教给吕四娘极神秘的剑术，让她潜入宫中，报了家仇。

这当然又是无稽之谈。但那个吕留良，倒是确有其人，是雍正年间一桩重要案件的主要人物。这个案子，也是说来话长。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九月，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大衙里，走进一个湖南来的下书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张熙，是湖南秀才曾静的学生，信则是曾静写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要岳钟琪谋反。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4]清人则是金人的后代，哪有岳飞的后代不抗金，反倒帮金人带兵打仗的道理？当然应该利用手中的兵权，反清复明，替汉人报仇，为祖宗雪恨。

岳钟琪接信不敢隐瞒，立即飞奏雍正。策反总督，颠覆大清，是何等严重的事情！此案的审理自然很快就有了结果：张熙系受曾静指派，而曾静则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在当时名气很大，被人尊称为“东海夫子”。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也就是民族立场高于阶级立场。依照阶级立场，或者说，依照纲常伦理，臣民应该忠君，士人应该站在现政权一边。但吕留良认为，如果这个君是个“异类”，这个政权是“夷狄”建立的，那就不但不能忠，还要反。吕留良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算是一大发明，也在道德上解决了“反清”与“忠君”之间的矛盾，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一种“蛊惑”，对大清政权也确实是一种威胁。所以，雍正对吕留良一案的处分相当之重：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门生严鸿逵（均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次子吕毅中、门生沈在宽立即斩首，抄没家财；吕氏家人后代，发配宁古塔，永世为奴；吕留良的著作，由大学士撰写文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

曾静和张熙却受到大大的优待。他们不但没有被杀头，反而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官袍顶戴，在全国巡回演讲。因为他们都已“幡然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曾静先前写过《知新录》，攻击雍正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大罪状。现在，他又写了《归仁说》，讲述了自己思想改造的过程，进行自我批判，歌颂圣朝恩德。雍正把曾静的《归仁说》连同本案的案情、口供和自己的上谕等材料编在一起，集成四卷十二万字的《大义觉迷录》，刊布全国，组织学习讨论。曾静和张熙，自然成了最好的讲解员。

雍正对自己的这一番处置颇为得意。他早就对宠臣鄂尔泰、田文镜说过：“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当然雍正的“料理”，也实在太“出奇”！一个在位的皇帝，居然要借“改造”好了的“反贼”之口，来为自己和自己的政权辩解，真是天下奇闻！

看来，雍正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雍正确实有心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帝位多少有些来历不明。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代雄主康熙大帝病逝于畅春园。他留下了一片大好河山，也留下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来继承？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生前没有明说，只是对大臣们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对此，朝臣们多有猜测，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坚固可托”的人，竟会是四阿哥雍亲王胤禛。[5]

可以继承皇位的人原本很多。

按照多子多福的观念，康熙福气不小。他前前后后一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除掉早夭不叙齿（排行）的十一个，中途夭折的四个，也还有二十个。其中，最年长的允禔（音“支”，意思是安、福、喜），[6]康熙十一年生，五十一岁；最小的允祕（即秘，意思是神秘、深奥），康熙五十五年生，七岁。到康熙晚年，除二阿哥允礽（音“仍”，意思是福）是太子外，还有亲王三人：诚亲王三阿哥允祉（音“止”，意思是福、喜、赐福）、雍亲王四阿哥胤禛（音“真”，意思是以至真至诚感神而获福佑）、恒亲王五阿哥允祺（音“其”，意思是吉祥、安详）。郡王三人：直郡王大阿哥允禔、淳郡王七阿哥允祐（音“佑”，意思是神灵保佑）、敦郡王十阿哥允䄉（音“俄”，意思是祭祀）。另外，八阿哥允禩（同“祀”）虽然是贝勒，但能力强，威望高，朝廷中拥护他的人多；十四阿哥允禵（音“题”，意思是福）虽然是贝子，但在外带兵打仗，有“大将军王”的头衔，威风也不小。这些人，都有资格承继大统，胤禛并不当然地就是下任皇帝。

当然的下任皇帝原本是允礽。允礽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儿子，也是康熙皇帝唯一的嫡子。皇后生下允礽就命丧黄泉，允礽则在出生的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就按照汉族王朝的传统礼法被立为太子，到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第一次被废，整整当了三十三年太子。时间这么长，当然要出问题。一是他的性格变得乖张、残忍、贪婪、刚愎、骄奢淫逸，暴戾不仁；二是他对没完没了地当太子，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而且对康熙形成了威胁。康熙说：“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四十七年[7]（公元1708年）夏，康熙出巡塞外，发现允礽竟每晚都在自己的帐篷外转悠，窥视父皇的动静。康熙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其锁拿，并宣布废掉了这个太子。

太子被废，储位空缺，多少有点资格的皇子都红了眼睛。其中，最迫不及待也跳得最高的是大阿哥允禔。他认为，既然嫡子被废，当然该立长子。所以，他恨不能置废太子于死地。允礽被废，康熙派他看守，他便把允礽看得死死的。允礽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是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允禔却断然拒绝，说：父皇有旨，你的话都不必上奏啦！这样完全不顾兄弟情分，就连一贯反对太子的九阿哥允禟（音“唐”，意思是福佑）都看不下去，胤禛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奏，我奏！事关重大，不能见死不救！允禔这才只好代奏。但他在弟兄们的眼里，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

小人总是弄不清自己的斤两。康熙根本看不上他，[8]他却误以为康熙不杀允礽是下不了手，竟然跑到康熙那里去请命，说：父皇如果有所不便，儿臣愿意代劳。这样露骨的表演，让康熙既愤怒又鄙夷。既恨他骨肉相残，全无仁爱之心；又笑他自作聪明，居然以小人之心度君王之腹。正好，这时又一件阴谋被揭发：允禔为了搞垮太子，竟然买通一个名叫巴汉格隆的蒙古喇嘛施行巫术，妄图咒死太子，难怪太子行为乖张了。于是，康熙下令将允禔革爵，严行圈禁，并称他为“乱臣贼子”，说他为“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因为诅咒兄弟，是不悌；妄图让父皇背上杀子罪名，是不孝；祸乱国法，是不忠；残及骨肉，是不仁。允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太子没当上，反倒成了囚徒。

康熙迫不及待地废黜太子，除势在必行外，多少也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在内。没想到鸡杀了，猴子却跳得更高。允礽自己固然贼心不死，其他皇子的野心更是大大地膨胀。这就让康熙大伤脑筋。康熙原本是很为自己的儿子们骄傲的。他看不起明朝的皇子，认为他们只会养尊处优，什么本事也没有，简直蠢得像猪，难怪明朝覆灭。因此，他一反明朝不准皇子预政的规定，放手让成年皇子参预朝政，处理政务，甚至带兵打仗。结果康熙的儿子，一个个都出落得精明能干，一表人才，即便不能统率全局，至少也能独当一面。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康熙只想到皇子们有才干有历练，可保大清王朝江山永固，却没想到，有能力的人也多半有野心，大家都有能力也就都不相让。看来，儿子太少、太蠢固然不行，如果又多又能干也是麻烦。真如先贤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坏事能变成好事，好事也能变成坏事。

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的断然措施。先是发出警告：“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而且，很可能还短期囚禁了几个有谋储嫌疑或有继统资格的年长皇子：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则早被圈禁。后来，又将废太子复立，以为平息诸子争位的手段。然而这些全都不管用。废太子一点也没接受教训，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倒变本加厉，更加暴戾无道，穷奢极欲，终于在复立三年后再次被废。诸皇子也毫无收敛，反倒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来，如允禟、允䄉、允禵等人，都一个个浮出水面。他们或单枪匹马，或结为团伙，或制造舆论，或刺探机密，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总之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其中，最为众所瞩目的，便是八阿哥允禩。

允禩的斗争策略是收买人心。

允禩在皇子中排行第八，爵位却不算高，是个贝勒。清制，皇子、皇孙的封爵凡四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贝勒只算三等。排行在允禩前面的，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都封了亲王。六阿哥允祚在康熙二十四年即已去世，七阿哥允祐封了郡王。就连排在后面的十阿哥允䄉也封了郡王，因为允䄉的生母是贵妃。清代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答应、常在七个等级。允䄉生母级别很高，仅次于允礽生母（皇后）和允祥生母（皇贵妃），因此得以封王。允禩的生母，却是辛者库贱人。“辛者库”是满语，翻译过来就是“洗衣房”，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家属，从事各种贱役。贵长贱幼，这是礼法；子以母贵，也是规矩。允禩没什么话好说。但叙齿封爵刚好在他这里划线，他比允祐又只小一岁，心里便难免不平衡。

允禩因“出身不好”而受压抑，反倒激发了他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人品出众，识量不凡，仪表端庄，风度儒雅，丝毫没有《红楼梦》中贾环那种猥琐卑劣，因此曾博得康熙的好感，十八岁即被封为贝勒，在被封的弟兄中是最小的一个。他又以仁爱自励，为人谦和有礼，倾心结交士人。于是，朝中大臣交口赞誉，说他“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连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都在康熙面前说他“有才有德”“心性好”，这在允禩，可能是半主动半被动的事。说主动，是因为他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要争夺储位，就得争取人心。说被动，则是因为他和其他皇子相争，本钱并不太多，唯一的本钱也就是人缘。

然而这个好人缘却害苦了他。

康熙在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废黜太子后，忽然又在十一月下令朝廷满汉大臣各自举荐太子，明令除大阿哥允禔外，诸皇子均可入选。康熙还表示，大家看中谁，就立谁。结果不出所料，“得票”最多的是允禩。谁知康熙皇帝翻脸不认人，不但没有立允禩为太子，反而下令彻查是谁带头拥立允禩的。群臣开始还互相包庇，但哪里顶得住康熙的凌厉攻势？最后都查出来了：为首的是议政大臣、大学士马齐，次为康熙的舅舅兼岳丈佟国维，此外还有王鸿绪等人。康熙毫不客气，将马齐夺职拘禁，其弟革退，责令王鸿绪退休。保举允禩的人，全都讨了个没趣。

康熙此举简直蛮不讲理，他不立允禩的理由也很牵强。一是说他没有行政经验，二是说他曾经犯过错误，三是说他生母出身卑贱。没有经验可以积累，犯过错误可以改正，生母出身不好也可以改变，只要宣布除其贱籍就行，何况她已封了良妃！看来，不愿意立允禩才是真实的原因。但不立允禩也罢，为什么要加害于拥立者？拥立者提名允禩，乃是奉旨举荐。旨意只说不得推荐允禔，没说不得推荐允禩。所以举荐允禩，并非违旨。臣子并未违旨，皇上却已食言。明明说“众意谁属，朕即从之”，现在众意均属允禩，为何不从？岂非出尔反尔，全然不顾君无戏言的原则？

现在看来，康熙此举，是有预谋的，目的则是引蛇出洞。看看允禩到底有多大势力多大能耐。康熙原本是喜欢允禩的，后来逐渐对允禩不满，尤其不满其收买人心。康熙说：“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这就使得一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康熙极为恼怒，甚至扬言谁再敢说允禩一个好字，“朕即斩之”，因为“此权岂肯假诸人乎”！为了将允禩的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也为了对允禩的势力进行一次火力侦察，康熙亲自策划导演了“推荐太子”这场戏，而且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一、祭告天地祖宗时，说“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康熙对天地祖宗自称臣）”，实际暗示允禩也不合格；二、明令禁止诸皇子“邀结人心，树党相倾”，矛头所向十分明显；三、借一个名叫张明德的算命先生说允禩“后必大贵”一事，指斥允禩妄蓄大志，阴谋夺嫡，令将其锁拿，交部议处，实际上警示允禩，也警告“八爷党”。即便在举荐太子的前几天，康熙也一直在打招呼，在吹风。十月初一，他宣布：储君人选“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诉大家，也不让任何人知道。十一月八日，他又说立谁为太子，“在朕裁夺”，全由他自己一人决定。有如此之多的铺垫，这才于十四日宣布举荐太子，而且同时下令马齐不得参预，意思实在再明白不过。可惜马齐等人利令智昏，硬是要把允禩送到火上去烤。康熙已经宣布他不准介入，他却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特地跑到内阁去制造舆论，说什么听说大家都举荐允禩呀！很显然是要利用自己的职权地位施加影响。鄂伦岱、阿灵阿、揆叙等人闹得更不像话。他们在自己手心写一个“八”字，见了朝臣就亮出来，等于是秘密串联了。这当然不能为康熙所容忍。其实，马齐等人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不难明白康熙的用心。又是“已有成算”，又是“在朕裁夺”，明摆着根本无须朝臣举荐，还瞎起什么劲？何况，康熙同时还说了“八阿哥允禩向来奸诈”这句话，应该说是打足了招呼。

不过最后的结果仍使康熙大为震惊。他没想到允禩只是一个贝勒，势力就这么大。如果当了太子，那还得了！而马齐等人不顾自己一再暗示，顶风而上强行举荐允禩，简直无异于逼宫的军事演习。因此他说：“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他表示：“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康熙对允禩的猜忌防范到这个地步，根本就不可能传位给他。

允禩的“八爷党”显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却不知道这天下如果是皇帝的，而且牢牢被皇帝掌握在手心里，那么，“得人心”就不如“得君心”。甚至，越是得人心，就越是不得君心。因为任何独裁的君王都绝不会允许别人的威望和受到拥护的程度超过自己。马齐他们拉选票的那套做法，如果是民主政治时代或许有效，可那时是君主时代，真不知有没有搞错！

不过，允禩这一闹，却帮了胤禛的忙。

胤禛在这次举荐太子的活动中得了多少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肯定很少，也许没有。因为“选票”大多被允禩拉走了，拉不走的则多半会保举废太子允礽，包括胤禛自己就是这样。他明白自己现在还排不上号，也不愿意去当出头鸟，而其他野心勃勃的弟兄们又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与其让这些咄咄逼人的家伙上台，还不如把废太子扶起来，今后的日子恐怕要好过一点。

胤禛也没什么人缘。与允禩这位人见人爱的“八贤王”相反，他是有名的人见人畏的“冷面王”。他和谁都不特别亲近（唯一亲密的兄弟是允祥），和谁也不特别疏远，见了谁都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如果康熙有什么事情交办，他就更是只讲王法，不讲情面。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顺治皇帝的淑惠妃去世，丧事办得十分潦草，康熙下令胤禛查办。胤禛立即查出应由满笃、马进泰、马良、赫奕、马齐等人负责，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们处分。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康熙责备鄂伦岱等人结党。鄂伦岱以国戚自居，不知畏惧。胤禛便对康熙说：“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心，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胤禛这样铁面无私，严刑峻法，当然便很难有什么人缘。

所以，到诸王谋储时，胤禛便采取了低调的态度，不但不热衷，甚至不掺和。他很明白，自己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论嫡庶，他不如允礽；论长幼，他不如乃禔；论学识，他不如允祉；论人望，他不如允禩。甚至论才干，他也未必比得上亲弟弟允禵。既然如此，争他作甚，不如坐山观虎斗，说不定可以坐收渔利。即便无利可图，也不会失去什么。因此，当允禩他们为夺嫡而忙得不可开交时，胤禛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参禅礼佛，吟诗作赋：“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金尊潦倒春将暮，蕙径葳蕤日又斜。闻道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俨然一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

胤禛的这种姿态很得康熙的欣赏。他表扬胤禛说，先前拘禁允礽时，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屡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听了，却表示诚惶诚恐“不敢仰承”。他心里很明白，太子是保不住的。只不过除太子外，也无人可保，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但这事又不能张扬，以免攻击太子的人反感。因此在康熙面前，极力否认自己保过太子。这样一来，他又得了个谦虚的美名。

这种谦虚和仁爱也是有事实做证明的。胤禛在康熙面前不但替太子说话，也替别的兄弟说话，因而“为诸阿哥陈奏之处甚多”。他甚至提出，都是一般兄弟，允禟等人爵位太低（贝子），愿意降低自己的世爵，分封于弟弟，大家地位相当。这很可能是做秀，透着一股子假惺惺，然而却为康熙看重。康熙曾对群臣说：“朕览史册，古来太子既废，无得生存者，过后人君莫不追悔。”他很不愿意自己百年之后允礽被兄弟们欺辱残害，不得善终。大阿哥对允礽恨之入骨，八阿哥允禩和允礽势不两立。这两个人当了皇帝，允礽都没有好日子过。四阿哥胤禛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能帮允礽说话，允礽在他手下当不会太难过（事实上雍正后来对允礽和允礽家人都不错）。就像当年李世民立李治不立李泰一样，康熙很有可能因此而选中胤禛。

因此五十一年（1712年）以后，康熙对胤禛越来越信任，差使也越派越多，甚至在登极六十年大庆时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三大陵祭祀。盛京三陵，即爱新觉罗家族远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真正的祖坟。胤禛能代父祭祖，可见其在乃父心目中的地位已很不轻。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于冬至日到南郊祭天。这是国家大典。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被暗示为储君了。

由于器重喜爱胤禛，康熙在晚年经常幸临胤禛的花园，与胤禛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诸皇子中，得此殊荣的，只有胤禛和允祉。这大约因为他们两人在夺嫡斗争中表现得比较超脱、淡泊之故吧！史料证明，这一阶段，关心康熙身体，劝请皇上就医，并推荐医生，检视用药和药方的，也只有他俩。所以，康熙只有在他俩那里，还能体验到一点骨肉亲情。

康熙赐给胤禛的园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圆明园，只是当时规模不大。八国联军焚烧的那个圆明园，是雍正和乾隆在此园基础上扩建的。圆明园的园名，则是康熙所赐。它的意思，据雍正后来解释，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总之是有深意存焉。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春，康熙到圆明园牡丹台赏花，见到胤禛第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十分喜爱，便带回宫中亲自教养。这事也常被人看作是康熙传位于胤禛的原因之一：为了让弘历当皇帝，就先让他爹当皇帝。[9]

其实，康熙对胤禛一直颇有好感。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曾于十一月十六日对群臣有过一次训话。他比较了几位皇子，对大阿哥允禔和三阿哥允祉未作评价。对五阿哥允祺，康熙说他“心性甚善，为人淳厚”。对七阿哥允祐，康熙说他“心好，举止蔼然可亲”。对八阿哥允禩，康熙则说“诸臣奏称其贤”。允祺、允祐是康熙自己觉得好，允禩是臣子们说他好，亲疏之别已很显然。对于胤禛，康熙说得很多。他说：“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康熙对胤禛的喜爱，已明显在其他皇子之上。

康熙这段话，应该说基本可靠。胤禛既然是康熙躬亲抚育的，自然比其他皇子要亲一些。太子失爱以后，他便成为“第二梯队”。“第二梯队”其实是很危险的，允禔和允礽的下场就是证明。胤禛的聪明之处，就是不以“第二梯队”自居。别人争先恐后，他反倒躲得远远的，只在“诚孝”二字上下工夫，自然大得君心。他甚至连“喜怒不定”的毛病也改了（其实没改，是装的），又大得康熙赞赏。正是这种克制功夫，使他能在皇子们的纷争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态度。

胤禛对谋储表现得不热衷，无疑引起了康熙的好感。康熙当然不会不知道他这不热衷是装出来的。但康熙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要让那些有才干有实力的皇子完全不作“非分之想”，根本就不可能。既然真超脱并不可能，那么，能装就好。因为能装，说明心里还有君父，终不至于谋反逼宫，而康熙要的也只有这一点。他亲眼看到，为了争夺储位，皇子们一个个赤膊上阵，杀红了眼睛，撕破了脸皮，兄弟情分父子天伦都荡然无存。这时，有那么一两个人装一装，好歹还能保住那一层脉脉温情的薄纱。有这么个还愿意装装样子的人来接班，也能保证自己寿终正寝。当然，他更不会在自己去世后停尸不葬，先去和弟兄们打架。所以，即便康熙看出胤禛是装的，也不会戳穿，而只会和他一起把戏唱下去。康熙知道自己离下台已不太久，能把戏唱到底，就算功德圆满。

此外，能装，说明心中有城府，而为人君者是不可能没有城府的。做皇帝的，哪能一辈子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袒露真情，不弄虚作假？做皇帝的秘诀，就在于真真假假，这才显得“天威莫测”，也才能驭人。所以，康熙即便看出胤禛是假超脱、装潇洒，也不会反感，只会欣赏。

然而在一般人看来，康熙所选中的是十四阿哥允禵。[10]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三月，允禵被任命为“大将军王”，十二月率师出发，驻兵西宁，与西北诸敌周旋。允禩集团对这一任命看得很重。在他们看来，任命皇子为大将军，是进行考验，也是给予机会。如果经受了考验，立下了战功，就有了政治资本，继承皇位理所当然。允禟甚至当面对允禵说：“早成大功，得立为太子。”当时一般人，也把这大将军王视为向皇太子的过渡。因为允禵挂帅出征的仪式极为隆重：康熙亲行祭礼，亲授敕印，诸王及二品以上官员齐集德胜门军营送行，帅旗用正黄旗旗纛，俨然代皇帝出征的架式。所以，在允礽被废，允禔被囚，允禩被斥之后，允禵成为夺嫡之呼声最高者。

其实这是康熙有意制造的烟幕，目的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使胤禛不致四面受敌，自己也不致难得安宁。因此，康熙故意给了允禵一个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头衔：大将军王。这头衔听起来神乎其神，实际上不三不四：将军不是将军王不是王。说是将军吧又是王爷，说是王爷吧又没有封号。说到底，是个“假王”，大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这种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手法，实在最得中国传统权术之精髓。

康熙的这一用心极深。康熙喜爱允禵不假，不放心他也是真。因为允禵已经上了允禩的“贼船”。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九月二十九日，康熙痛斥允禩妄博虚名，邀买人心，“柔奸性成，妄蓄大志”，下令将其锁拿，允禵便挺身而出为允禩辩护，言语举止极为冲动，结果遭康熙痛打。康熙甚至气得拔出刀子，差一点斩了允禵那愣头青。这在允禵，也许是哥们义气（康熙说是梁山泊义气），但在康熙眼里，却是个危险的信号：允禵如此维护他那个“八哥”，允禩如果要搞政变，带兵前来逼宫的一定是允禵。因此康熙一直想把允禵和允禩拆散。现在有这样一个好机会，当然不会放过。西北军事紧要重大，确实需要年轻有为的皇子坐镇指挥，允禵也确实有此能力资格。派允禵出征，说得过去。允禵由贝子一跃而为大将军王，挣足了面子，又有战功可得，自然乐意前往。群臣以为康熙已心中暗许允禵，派他出征是积累军事经验和政治资本，也就不再为立储一事来吵闹，朝廷落得清静。至于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要党附允禵，则不足为虑。允禵远在天边，他们就是想拍马屁也够不着。康熙这一安排，无疑是一着妙棋。

这一手对诸皇子也是制约。允禵有了追求，就不会生事端；胤禛有了对手，就不会翘尾巴；允禩一伙有了盼头，也不会铤而走险。如此，则康熙的晚年，便可以安度了。当然，康熙也留了余地：如果发现胤禛并不理想，只要召回允禵即可。他是“大将军王”，担任储君并不唐突。如果胤禛可以继位，允禵那边也好交代，因为他原本只是个“假王”，没什么可抱怨的。况且，老谋深算的康熙早就做好了人事上的安排：掌握了大军粮草，控制着允禵退路的，是胤禛的奴才年羹尧。有年羹尧在那里看着，允禵他逼不了宫，也谋不了反。

康熙到底是康熙，谁也别想玩过他，包括他的儿子。

[1]雍正去世时，弘历以孝子身份，唯事哀号。张廷玉、鄂尔泰表示应立即请出密旨，以正大统。但总管太监却不知道密旨藏在何处。张廷玉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这才找到密旨，传位弘历。

[2]“烛影斧声”指宋太祖赵匡胤去世的疑案。据说赵匡胤死时，身边只有其弟赵光义（后来的太宗），而且烛光之下，人影摇动，又听见了斧头落地的声音。

[3]平心而论，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写得相当精彩，对雍正性格的把握也大致准确，但乔引娣这个人物的设计和对雍正死因的解释，则是最让人恶心的败笔，故评论家们称之为“信口开河二月河”。

[4]据岳钟琪后代岳炯在《岳襄勤公行略》中称：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但岳钟琪始终忠于大清王朝，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寿终正寝，享年六十九岁。

[5]甚至有历史学家怀疑康熙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此处不讨论。

[6]康熙的儿子，其名第一字均为胤，第二字均从示，且多用冷僻之字，以免重名。雍正即位后，为避御讳，诸兄弟改胤为允。为了不给读者添麻烦，本书无论先后，一律从允。至于雍正本人，则即位前称胤禛，即位后称雍正。

[7]即康熙四十七年。以下提及康熙某某年，雍正某某年，均省去年号。

[8]康熙事后对允禔的评价十分恶劣，有凶顽愚昧、气质暴戾，甚至“下贱无耻”等，还说自己早就厌恶他了。其实允禔也未必就是小人。诸皇子中，他为康熙出力最多，只因争夺储位，竟遭此唾弃。

[9]这是有先例的。明成祖立储时，在后来的仁宗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之间犹豫不决，朝臣解缙说：“好圣孙”，于是成祖意决。

[10]康熙晚年比较喜欢的皇子还有允祉。允祉也是有才的人，而且深得康熙信任。许多重要的任务，康熙都是同时指派允祉和胤禛一起操办。他在允礽、允禔出事后，是年龄和爵位最高者，自然也想当太子。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允祉出事，被削爵圈禁，雍正便和他秋后算账，说他在太子被废后“以储君自命”。允祉也确实有所活动，曾派亲信孟光祖到各地联络督抚。然而康熙只将孟光祖处斩，却不追问允祉这个主谋，还私下要允祉的下属帮他赖账。不过康熙之于允祉，更多的是爱他的文才。康熙让他在畅春园主持蒙养斋，研究律吕、算学、历法、天文，相当于皇家科学院的院长。这样学者型的人物，当皇帝就未必合适。

如此兄弟

胤禛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䄉、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允祉他们谁也不出来做旁证。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禩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禵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禛。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在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他既不能说遗诏是假的，又无法证明它是真的。所以隆科多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他知道自己很麻烦。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禵。

允禵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禩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禩，现在是允禩支持他。允禩集团的干将允禟公开制造舆论，说允禵“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禵，贬低胤禛。允禵也和允禟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因此当时社会上盛传“十四爷虚贤下士”，还有相面人叫张恺的，说他“元武当权，贵不可言”。总之，十四爷入嗣大统的说法，在当时可能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民间的说法后来就越传越离谱了。一种说法是：康熙病中，“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雍正）”。这话只能去哄小市民。隆科多是什么人？又不是曹操，一手遮天，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康熙要召谁，他哪里挡得住？康熙要传位给谁，他又哪里改得了？帝位的交接又不是做游戏，哪有预定的人不在场，就临时随便换一个“替补队员”的道理？这种说法，不但贬低了雍正，也小看了康熙。

另一种说法也只能去哄小市民。这种传言说，遗诏上原本是“传位十四子胤祯”（胤祯是允禵的另一个名字），但被雍正和隆科多篡改，改成“传位于四子胤禛”。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个是“十四子”，一个是“四子”；一个是“胤祯”，一个是“胤禛”。祯改禛，十改于，确实便当。可惜造谣者不懂大清王朝的规矩。依制度，皇子排行前，一定要加“皇”字。胤禛不能写作“四子”，而应写作“皇四子”。允祯也不能写作“十四子”，而应写作“皇十四子”。如果改“十”为“于”，则诏书就变成“传位皇于四子”了，根本不通。何况在清代正式文件中，“于”和“於”并不通用。传统诏书中只能用“於”，不能用“于”。更何况清代不是明代。传位诏书，除汉文文本外，还有满文文本。雍正也好，隆科多也好，即便改得了汉文文本，也改不了满文文本。

可见，雍正篡允禵之位而立，是无稽之谈。但皇位应传给允禵，却是不少人的看法。这样一来，允禵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禵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禩，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禵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禵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禵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禵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禵，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从西周到大清，传统中国是个礼治的国家，什么也大不过“礼”去。即便贵为天子，位居九重，也不能违礼。失礼就是失德。失德，则君失其国，臣失其爵。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禵的王爵。允禵这个王，原本是“假王”，要取消也很便当。但允禵封王以前只是贝子。王爵既除，他就只剩下贝子这个四等爵位。[1]就连这个爵位，雍正也在四年（公元1726年）予以革去。直到乾隆即位以后，允禵才从软禁地被放出。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被封为辅国公；十二年（公元1747年），晋封贝勒；十三年（公元1748年），封恂郡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将军王，其显赫威风也不过昙花一现。

允禵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禵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禵被打发到遵化，允禟则被打发到西北。雍正一向看不起允禟，说他“文才武略，一无可取”。康熙似乎也不很喜欢他，让他一直熬到二十六周岁才封了个贝子，而他的同母哥哥允祺十七岁就封了贝勒。允禟封贝子时，允祺又封了亲王，比允禟高两级。允祺、允禟虽一母所生，性格做派却不一样。允祺淳厚善良，深得康熙喜爱；允禟却很不安分，是允禩集团的一员干将，一贯上蹿下跳，惹是生非，雍正当然容不得他。他的生母是宜妃郭络罗氏（即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邓婕扮演的那个角色），也是恃宠骄横。康熙去世时，宜妃坐在软榻上直奔灵堂，竟跑在德妃（雍正生母）的前面，雍正当时就不高兴。后来她见了雍正，还不识时务，竟在嗣皇帝面前摆母妃架子，雍正更不高兴。由此想到，宜妃地位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如果母子联手，造起乱来，也是不好收拾的。

于是雍正便双管齐下，左右开弓，将这母子二人一起打击。十二月初三（康熙去世二十二天后），雍正随便找了几个岔子，将宜妃的三个贴身太监重重治罪：张起用发往土儿鲁耕种，李尽忠发往云南当苦差，何玉柱发配给边地穷当兵的为奴。这当然是打狗给主人脸色看。同月，又命令允禟到西北大营，军前效力。允禟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禟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禟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䄉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现蒙古国）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与其他三大活佛分掌一区教务。达赖掌前藏，班禅掌后藏，哲布尊丹巴掌漠北（现蒙古国），章嘉掌漠南（内蒙古），均直辖于清廷。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䄉。允䄉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禩，命其议处。允禩建议勒令允䄉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䄉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禩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䄉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䄉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共得金银六十多万两，金银器皿和土地房屋还不在此数之内。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所以他一直活到雍正去世，又被乾隆放出，封为辅国公，直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去世。

现在，允禵软禁在遵化，允禟发配在西北，允䄉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禩下手了。

雍正对允禩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禩为总理王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禩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禩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禩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禵、允禟、允䄉遭受打击的时候，允禩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对此，雍正曾对人解释说：“廉亲王（允禩）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什么“委曲”呢？说穿了，就因为允禩是“反对党”的领袖，又确有才能。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打，或者是拉。但要打，就得打在七寸上，不但要打得他满地找牙，还要打得他永世不得翻身。即位之初的雍正，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既然打不得，那就只有拉。拉也有拉的好处。真要能拉过来，自己的力量就会大增。即便拉不过来，先稳住他几天，也是好的。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禩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禩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禩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禩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禩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禩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要叫他丢脸。更让允禩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禩，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禩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禩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禩、允禟他们“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

实际上，允禩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禩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禩为屈抑者”。这么多人为允禩抱不平，对雍正的打击不以为然，就不好说全是允禩的错了。

显然，在雍正与允禩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禩，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禩，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禩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禩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禩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2]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禩、允禟、允䄉、允禵的罪状。允禟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禟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禟常常在酷暑中晕倒。八月二十四日，允禟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禩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禩和允禟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禟，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禟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何况雍正也有雍正的解释，即他们都是服了“冥诛”（鬼来要命）。至于有没有什么冥诛，那就真的只有鬼知道了。

对于雍正和允禩的这场斗争，我们很难说谁是谁非。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禩都够格当皇帝。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禩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禩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禩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不管谁当了皇帝，都不会信任对方，对方也都不会服气。所以，如果当皇帝的是允禩，他对雍正也不会客气手软。在权力斗争中，尤其是最高权力——君权的争夺中，是从来没有什么仁慈、客气可讲的。当年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不也是手足相残吗？怎么没人说闲话？显然，仅因为“屠弟”就指责雍正，这不公平。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禩，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禩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被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禩的罪，无妨叫作“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是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禩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比方说，一个案子，雍正交给允禩办，他是严一点好呢，还是宽一点好呢，就很为难。宽一点，是出卖原则，收买人心；严一点，则是居心不良，妄图让人主背上苛察、忌刻的恶名，总之都是别有用心。在康熙手下也是一样。工作卖力一点，是好胜逞能、沽名钓誉；消极一点，则又是心怀不满、懒惰怠工。也许，他应该一开始就表现得傻乎乎的。但这也未必能让康熙满意。康熙会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蠢儿子！

实际上，雍正对允禩的猜忌防范，是和康熙一脉相承的。康熙曾对人说，允禩“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而允禩一党之所以不顾自己的一再警告，偏要硬着头皮保荐他，则是为了给允禩捞取政治资本，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政变或与康熙指定的继承人争夺皇位。因此康熙说，允礽“屡失人心”而允禩“屡结人心”，因此“此人（允禩）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允礽）也”。

人一旦被猜忌，日子就不会好过。怎么也想不通的允禩，有一次忍不住对康熙说：儿臣实在不知该如何做人，情愿卧病不起。谁知康熙更加愤怒，并认定这就是允禩的“大奸大邪”。理由是：一个小小的贝勒，需要装什么病！当然是因为有非分之想。否则，怎么会奏此“越分之言”？后来，允禩得了伤寒，命几不保，康熙的态度却相当冷漠。[3]允禩病好后，大约康熙也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太不像个慈父，于是传谕允禩，问他想吃点什么；朕这里什么都有，但不知对你合适不合适，“故不敢送去”。皇父自称“不敢”，皇儿哪敢承当。因此允禩到宫门外跪求免用“不敢”二字。康熙又不高兴了，怪允禩小心眼儿，没事找事。他对诸皇子说：“允禩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这一回又“于无事中故生事端。众人观之，成何体统”！其实允禩并不多疑，亦非无事生非。做臣子的，谁听了皇上说“不敢”都要吓一跳，何况允禩又是备受猜忌动辄得咎之人？当然，康熙说“不敢”二字，也未必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而允禩如果不辞，岂非又是失礼？辞与不辞都不是，芥蒂既深，怎么说，都话不投机。

看来雍正在这一点上，倒真是像极了康熙，只是猜忌更深，下手更重。这也难怪，兄弟毕竟不同于父子。胤禛曾说，以父皇之“神圣”，尚且还要“防允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自己能不处处设防么？不过雍正并无康熙的权威。加上自己即位未几，屁股还没坐稳，只好对允禩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一再曲加优容。但忍耐总有极限，而一旦爆发，便不可收拾。这就像借高利贷一样，借的钱越多，拖的时间越长，利息也就越吓人。雍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整治允禩，心中当然充满了怨毒。不难想象，当他下令将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时，一定是面目狰狞，咬牙切齿，一脸的杀气。

雍正和允禩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禩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禩”。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禩当然也不例外。

兄弟如此，君臣亦然。事实上，在雍正翦灭允禩之前，就有一个宠臣先做了他的刀下之鬼。这个宠臣，就是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

[1]仁寿皇太后去世后，雍正为告慰皇妣在天之灵，曾封允禵为郡王，但后来又降为贝子。

[2]也有人认为含有别的意思。请参看冯尔康：《雍正传》第133—14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其时，康熙正从热河出发，准备回北京西郊的畅春园。允禩的园子，正在必经之路上。为了保证自己不会碰上什么不祥之物，康熙竟让病得奄奄一息的允禩立即搬出园子，回城里去。重病之人哪经得起这般折腾？因此允禟愤怒地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康熙听说，立即指示胤禛他们：“八阿哥病极其沉重，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其意仍是要撵走允禩，唯不肯承担责任而已。

如此君臣

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又是指天发誓，又是告诫子孙，又是训示臣民，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同样让人感到惊诧莫名的，是对钱名世的处治。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和年羹尧同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中举，算是“同年”。这一回，又成了年羹尧的“同案”。钱名世的获罪，是因为曾写诗吹捧过年羹尧。年羹尧功高盖世，权倾朝野，吹捧过他的人很是不少，其中就包括雍正皇帝。但雍正可以翻脸不认人，钱名世却翻不得脸，只能任由雍正处置，而雍正的处置，则又是一番“出奇料理”。他认为，惩罚要有针对性。怕疼的人，打他的屁股；怕死的人，砍他的脑袋；爱财的人，抄他的家产；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就罢他的官职。这些惩罚，对文人都不合适。文人最重的是清名。罢他的官，他会说我正想归隐山林；杀他的头，他会说我正想名垂千古；把他流放到宁古塔、海南岛，他说不定又多了些写诗的材料。如此，岂非反倒成全了他？

雍正的办法是要让他臭名远扬，背着千古罪名永世不得翻身。在下令将钱名世革职、发回原籍的同时，雍正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赐”了一幅字给他，二是命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写诗给他送行。皇帝给臣僚赐字，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得到“御笔墨宝”的官僚，都把这引为莫大的恩宠和荣幸，要制成匾额，悬挂在门口或堂上，以为光宗耀祖。官员被贬，同僚送行，也是沿袭已久的惯例，无非表示“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也在”，不至于“人一走，茶就凉”。那些感情比较好、思想观点比较接近的，还会写诗相送，也无非发些小牢骚，或说些劝慰开导的话，诸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或“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类。然而这一回却很“出奇”。雍正手书的四个字，是“名教罪人”。儒生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为生命，雍正称他为“名教罪人”，就等于从精神上心理上要了他的命，同指控清官为污吏、节妇为婊子差不多。问题在于，别人被指控，还可以申辩，钱名世却申辩不得。不但不能申辩，还得把这四个字挂在门口，让众人前来参观，指指点点，议论嘲笑。至于京官们所写的送行诗，当然都只能批判和讽刺。其中最为雍正所欣赏的，是詹事陈万策所写“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意思是说钱名世和戴名世（此人因一篇序文而获罪）是同样的罪，钱亮工和周亮工（一说年羹尧字亮工）也一样的奸。这四百多首批判讽刺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由钱名世自己刊刻进呈，再发到各省学样，以为“无耻文人”之戒。这就等于要钱名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指着鼻子骂自己，而且还要自己掏钱请人来看。据说，钱名世出京时，上千官员抬匾送行，四百八十人写诗羞辱，上万百姓上街围观，文人的面子丢了个干净，真正的“斯文扫地”。

雍正这件事，确实做得过分。钱名世这个人，或许确实是“无耻文人”。据说他平时品行不端，曾在修纂明史时剽窃了自己老师万斯同的手稿。万斯同去世时，他又借操办丧事之际，将万斯同数十万卷藏书窃为己有。但这一次的行为，却未必更可耻。何况钱家名门望族，五世七进士，江南武进有名的书香门第。钱名世自己也是两榜出身的“探花郎”，却要在祖宅门前，高悬“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不但祖宗被辱，自己丢人，而且连子孙都会抬不起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钱名世受此奇耻大辱，真正生不如死。

钱名世当然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谁让他去捧年羹尧的臭脚呢？他也应该吸取教训。一个文人，如果掺和到官场是非当中去，清名节操什么的，就不大容易保得住了。所以，文人最好离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远一点，方可保住一生的清白和宁静。不过，这不该他雍正来教训，也不是这种教训法。俗话说，打人不打脸，伤人莫伤心。雍正对钱名世的惩治，又打脸，又伤心，并不能让人心服，只能让人觉得他尖酸刻薄。

雍正为人，确实相当刻薄。他喜欢给人扣帽子，喜欢用扣帽子伤面子的办法来整治人。比如他就曾亲笔为允禩党羽阿灵阿和揆叙题写墓碑。阿灵阿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碑文则是“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雍正连死人都不放过，哪里会饶得了钱名世？因此他不但题了匾，还命令常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宅查看匾额的悬挂情况。也就是说，不但要把钱名世钉在耻辱柱上，还要钉得死死的。

其实，不要说是钱名世这样的“罪人”和阿灵阿那样的“奸臣”，便是那些错误犯得不大的官员，雍正也不放过。提督（省军区司令）张耀祖被革职后，罚往军前效力。张耀祖上折谢恩，并表示“不敢有负领兵之责”。雍正批示说：你已经辜负了领兵之责，还有什么脸说这句话？再有差错，还有脸活在世上吗？朕写这几个字时，都羞愧得朱笔滞涩不畅，“未知汝为何存心也”！犯官承蒙宽大处理，上折子谢恩也是惯例。只因一言不合，就挨了脆生生一记耳光，只好自认倒霉。还有一个名叫毛克明的官员也很倒霉。雍正任命他做海关监督，他上折谢恩，又兴致勃勃地请雍正“俯垂明训”。没想到雍正一盆凉水浇下来，说：朕已经把你提拔到都统一级了，还要什么指示？“但取出良心来办事，银钱不如性命颜面要紧”，就这两句“粗俗之语”，你能做到便什么都行了。做不到，“便批你千百言锦绣文章”，又有什么用！毛克明自讨没趣，也只好感叹雍正这主子真不好伺候。

甚至就连雍正信赖重用的人，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手里的那支朱笔刺得心里流血。四年（公元1726年）十二月，詹事陈万策（也就是写诗讽刺钱名世写得最好，被雍正赏了二十两黄金的那个人）回到家乡。为了摆谱，就向福建陆路提督（陆军司令）丁士杰借轿子和仪仗用。雍正听说以后，认为丁士杰拍马屁，勃然大怒，将丁交部议处。丁士杰是从一品的高级干部，陈万策则是正四品的中层官员，丁士杰怎么会去拍他的马屁？借给他轿子和仪仗，只不过碍于情面，抹不开脸罢了。因此丁士杰上折子为自己辩解，却挨了雍正劈头盖脸的一顿，又是“无耻之极”，又是“天良丧尽”，骂得狗血喷头。丁士杰说自己一贯洁身自好，从来不敢欺隐，从来不敢逢迎，雍正朱批说好一个无欺隐，好一个不逢迎。丁士杰说自己从来不知如何巴结上司，雍正朱批说：你是不知道巴结上司，你只会巴结钦差、巴结京官么！最后雍正批道：“愚贱小人之态露矣，‘卑贱无耻’四字当深以为戒，莫令人指唾。”丁士杰不就是借了轿子给陈万策吗？怎么就至于“无耻之极”“天良丧尽”呢？不就是为自己申辩了几句吗？又怎么就至于“卑贱无耻”“令人指唾”呢？雍正的纲，也上得太高了一点。

然而，十几天以后，雍正又在丁士杰奏报福建仓储情况的折子上批示说：“尔奏甚属可嘉！一切皆似此据实无隐，乃报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尔之存心立志。”后来，在丁士杰的谢恩折子上，雍正又批示说：“朕因尔向不欺隐，所以训尔始终如一。”这时，丁士杰又变成“向不欺隐”“立志可嘉”了，真是前后判若两人，简直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的是对杨名时的“出奇料理”。杨名时原本是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五年（公元1727年）闰三月被免职，暂时代理云南巡抚。这时，杨名时上书奏请用盐务上的节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没什么错，雍正却冷笑一声下令说：杨大人既然如此关心国计民生，决心造福地方，那就由你自己掏钱修好了。你这辈子修不好，儿子孙子接着修，反正你们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后来，继任的云南巡抚朱纲奏报藩库银两亏空。雍正说钱粮亏空那是常德寿（云南藩司）的事。不过杨名时身为巡抚却不举报，看来是乐意替他负责了。那好，这笔钱，就要杨名时赔，不与常德寿相干。责任人无责任，不举报就是罪魁，天下哪有这种道理？雍正的这一番“料理”，真是出奇到了刁钻古怪的程度。

雍正的这些“出奇料理”，不免让人觉得他刻薄。他治下之严，更让人心寒。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名声不佳，不堪为此重任。但因所办事务尚未结项，雍正让他留任一年。郑禅宝上折谢恩，被雍正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雍正朱批说：“你下作贱态毕露，小心可也！身家性命在里许（里面）。你见朕将空言恐吓谁来？教而改者处分谁来？教而不改者宽恕谁来？可有一人漏网？可曾冤抑一人？不要到自己身上就糊涂了。当睁开眼，净洗心而为之，不可将朕雨露之恩施于粪土，则实可惜也！”真是声色俱厉，令郑某人魂飞魄散。

因此不少人认为雍正刻薄寡恩，喜怒无常，更有人认为他暴烈戾深、心胸褊狭。其实不然。雍正并非动辄生怒，也并不逢人就骂。后面我们还要讲到，他骂人、训人、整治人，也疼人、爱人、宽容人。他刻薄而不寡恩，喜怒其实有常。被他痛骂的人，有骂错了的（如丁士杰），有不少也是“该骂”的。只不过换了别的皇帝，则不一定会骂就是。

雍正最痛恨的是心术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巡抚金世扬刚刚调离贵州，布政使刘师恕的恶状便告了上来。这种上司在任时吹吹捧捧，离任后又说坏话的行径，最为雍正所不齿，便给了他当头一棒，说“此奏甚属巧诈”。然后问他：你说金世扬种种不是，当时如何不从实奏来？现在，人家把一切事务都料理停当，你又来说三道四，分明是“贪他人之功以为己利，无耻之甚”！因此警告他：为国家臣子的，难道可以用这种心眼对待君父？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四川夔关监督隆生奏报地方事务，还说自己已派人密访侦缉，也挨了雍正的当头棒喝：“此等事与你何干？不过奏闻而已。”“如此托人访察，甚属多事。”“如此多事，可谓无知之极。”因为隆生的职司是税务，不是政务。听到什么报告一下，也不为错。但居然当起秘密侦探来，就是居心不良了。不是想找别人的岔子，便是想在雍正这里讨什么好。没想到这点小心眼也被雍正看穿。因此，雍正警告他：“你若再一犯法负恩，莫想保全首领（脑袋）也，小心！”

其实，雍正早就打过招呼：“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他自诩最不好糊弄，也最痛恨别人糊弄他。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舆论二字不但不足凭，竟全然听不得。”因为撕破脸皮秉公办事者，自然舆论不佳，而好好先生们的口碑却好得出奇。另外，新官到任，一定会把当地的问题说得非常严重。过一段时候，又会报告风清民安，吏治井然。这些伎俩把戏，早被雍正看穿，因此明确表示“只可信一半”。同时，他也告诫臣僚，以后少来这一套。你们这些花招，“不但朕必闻知，何能掩天下之耳目也”？最好是老老实实的“少（稍稍）为声誉小利存私，恐难逃朕之鉴察也”！

然而居心不良的人总是层出不穷。李绂在天津卫办理粮运时，因卖粮库中的变色米而有五千两银子的盈余。一些人想把这笔钱作本部门的小金库，遭李绂反对。这些人便趁李绂调广西巡抚时，把这笔钱送到李绂家中，让李绂家人带到广西，想给李绂栽赃，却被雍正看破。于是雍正对李绂说：“此等事朕皆不究计么，意思真小哉！他既然送到，朕已彻底晓得了，你留粤西以充公用就是了。这也算得他们失计。大笑话。”一次差点酿成冤案和悲剧的事件，就这样被雍正变成了喜剧。

所以雍正再三强调：“朕之前惟以真实二字方可保长久。”欺上瞒下不行，诬陷他人不行，投机取巧、讨好卖乖也不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朱藻喜欢搞浮夸风，经常向雍正报告“形势一片大好”，雍正批评他说：“观汝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边作活计”，正告他以后多做些实事，少搞些花架子。署理江南总督范时绎奏报江南喜降瑞雪，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却被雍正认为是不知体谅君父。雍正说：朕日理万机，年底事情又多，“哪里有工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在雍正六年升任广东巡抚。为了表忠心，他上折子说，广东巡抚衙门的惯例，是每年要收受下属大约五万两银子的“节礼”。“奴才钦遵圣训，概行拒绝。”雍正批示说：“此等碎小之事，朕亦不问不管。”雍正说，做督抚的，都喜欢搞这沽名钓誉的一套。表面上一文不捞，其实却转弯抹角大捞特捞，所得更甚。所以，“此等私套，皆不中用”。你们也“不必这些面前打哄”，只要“取出良心来将利害二字排在眼前，长长远远地想去，设法做好官就是了”。总之，漂亮话少说些，假门面也不必装，“好歹朕自有真知灼闻的道理”。换句话说，谁要想在雍正面前耍点花枪，谁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何况，雍正向来不怕得罪人。他对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说：“因公获罪于人何妨乎？”他自己是皇帝，当然更没什么可怕。他曾毫不客气地警告群臣，别指望他像康熙皇帝那样好说话（恐朕未必能如先帝之宽仁容恕也）。因此，谁要是敢欺骗他，糊弄他，辜负他，他雍正皇帝就一定会让这个人死了都不得安宁。谓予不信，年羹尧就是“榜样”，就是前车之鉴。

雍正对年羹尧，可以说是恨到骨头里，也整到底了。他给年羹尧的最后上谕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专制君主残害他人，真比强盗还要厉害。强盗不过要人钱财，最多谋人性命，专制君主则不但要别人的性命，还要别人的灵魂，而且还要说这是为你好，是慈悲为怀菩萨心肠，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在报告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火药味，又不隐瞒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说“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显然，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

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黾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为了表示他们君臣之间的亲密无间，雍正甚至秘密写信给年羹尧，托他买酒。信中说：“宁夏出一种羊羔酒，当年有人进过，今有二十年停其不进了。朕甚爱饮它，寻些进来，不必多进。”这种口气，已完全是朋友间的以私事相托。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怎么感激都不过分。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肉麻，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地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的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的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把自己的贴身侍卫派到他军中，他却拿来当仪仗队，吆喝来吆喝去就像使唤奴才。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洞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他曾气愤地对诸王大臣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听年羹尧的？这就有些赌气了。声高震主者危，本是专制时代铁的规律；而年羹尧的恃宠妄为，横行不法，更让苛刻挑剔的雍正觉得大失所望。雍正是个要强的人，他决不能容忍有人让他失望，更不能容忍他曾寄予极大希望的人让他失望。谁要胆敢如此，则他所施加的打击，必将十倍于所施加的恩宠。

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所以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样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因此雍正的心情，就像一个被玩弄了感情又很厉害的女人对待她的负心汉，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同时他也决定，既然年羹尧不识好歹，自己放着君臣际遇的楷模不当，偏要去当辜恩背主的角色，那就让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好了。让所有的人都看看，辜负了雍正，背叛了皇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1]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雍正一贯自诩“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谁要是背叛他，休怪他心狠手辣；谁要是欺骗他，糊弄他，或被认为是在耍心眼，也休怪他尖酸刻薄。用雍正的话说，叫作“就是佛爷也救不下你来”。相反，谁要是忠心耿耿，没有半点巧诈欺瞒，那么，雍正就是他的菩萨。这个臣子不但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雍正还会和他交朋友。

[1]隆科多的情况约略似之而稍有不同，本书从略。

如此朋友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是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禛的“禛”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珣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赧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嘛，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不但弟兄，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这些话，说得都很诚恳。因此，他的宽待孔毓珣、刘世明，即便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作秀”，也是“诚恳的作秀”。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一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一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诚则灵，灵则通。如果君臣都以至诚相待，也就上下无阻，彼此相通。君臣之间心灵相通，自然一通百通。所以，在雍正手下当差，说易不易，说难不难。一句话，只要“实心实力”就行了，“一切观望揣摩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因为皇上看人并无成见，只看你的心诚不诚。如果忠诚老实，犯了大错误也没关系；如果投机取巧，即便小毛病也难逃谴责（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这就实际上是告诫臣僚：在雍正面前，最好老实一点，本分一点，实在一点，一是一，二是二，不要观望揣摩，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文过饰非，不要自命清高。只要不耍滑头不玩花招，雍正这个主子并不难伺候。

鄂尔泰这一套说法，很为雍正所赞赏。他在鄂尔泰的折子上批道：“朕实含泪观之。”这不是假话。因为鄂尔泰的这番议论，确实说到了雍正的心坎上。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比如前面提到的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比如他和鄂尔泰。

显然，雍正对臣下的要求不低。不但要求他们献身，而且要求他们交心；不但要求他们听话，而且要求他们尽心。一句话，谁心里都不存一点别的念头，“只是一个至诚”。

雍正想得倒好，可惜办不到。君臣分际，隔如天壤。一个高高在上，雷霆雨露都是恩；一个匍匐在下，稍不留神就是错。天差地别如此，哪里还能“贴心”？又哪里贴得拢来？还说交心什么的，拉倒吧！臣下的心思，瞒都瞒不过来，还敢交出去？即便是有所求，也不敢明目张胆。为什么呢？怕越分。比如田文镜想“抬籍”，就不敢对雍正说，只好请杨文乾代言。[1]事后，雍正责问田文境“为何不以实告”，还说“朕甚嗔汝”。但嗔归嗔，田文镜下次还是不敢的。田文镜再糊涂，也不会不知道君臣之际不是什么“恩义兼崇”，而是“天上人间”，哪能不拘形迹，无话不谈呢？

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很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比如雍正嘴巴上说“朕素不言祥瑞”，其实最喜欢搞祥瑞，这就不能戳穿。不但不能戳穿，还要起劲搞。所以鄂尔泰居然是地方官员报祥瑞的第一名。以鄂尔泰之精明，怎么会不知道“一禾九穗，牛生麒麟”等等其实是胡说八道？但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有助于增强雍正的自信心。这就像说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一样，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不必较真，也不能较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姓刘的大理令因此而奚落他时，他不但不记恨，反而向雍正保荐了这个官员。他心里有数嘛！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实际上，雍正并不完全反对揣摩和逢迎。鄂尔泰报祥瑞，就是吹牛拍马，怎么就没有罪反倒有功？可见，雍正也喜欢有人来拍马屁，和别的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他讨厌的，是瞎揣摩和乱逢迎，比如前面那位写《河清颂》的老兄就是。雍正推行新政不假，希望有人来唱颂歌也是真。可是雍正要作秀，要按照中国文化的老传统，把黄河变清归功于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的赐福，邹汝鲁偏说是什么推行新政的结果，这不是唱反调吗？再说，雍正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他和康熙不一样，说他不敬天，不法祖，不到三年就更改为父之道，既是康熙皇帝的“不肖（不像）之子”，又是康熙皇帝的“不孝之子”。邹汝鲁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当然会挨上一脚。

那么，要怎样做才对？雍正认为，关键是要诚。也就是说，即便是拍马屁，也要拍得诚恳。如果不是诚心诚意来拍马屁，那就不如不拍，老老实实做你自己的事去。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公，就是忠。即便不说什么奉承话，雍正也不会恼怒只会嘉奖。从这一点讲，雍正倒是比许多离开奉承话就活不下去的皇帝高明得多，他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拍马屁。

马屁要拍得诚心诚意，这似乎很可笑，但在雍正那里完全合乎逻辑。雍正的逻辑是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君臣俱为一体心心相印，则臣下对皇上的肯定，就是由衷的赞美，不会是什么奉承逢迎了。这样一种赞美，由于是发自内心的，便可以叫作“诚恳的马屁”。比如鄂尔泰对雍正“出奇料理”的赞美就是。鄂尔泰认为，雍正处理曾静一案，考虑的不是曾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千百亿万人”，因此，才敢于将曾静一案的案情、口供、上谕“遍示臣民，布告中外”。这就非有“大光明、大智慧”，能“无我无人，惟中惟正”不可。古往今来，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鄂尔泰这些话，别人听着可能肉麻，雍正却不认为是拍马。因为讲出了道理，而且讲到了点子上——雍正处理此案，确实并非就事论事，确实体现着他的政治远见。这些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不能为一般目光短浅、见识庸常的臣子们所理解，却可能为鄂尔泰心领神会，由衷赞赏，因此是诚。

事实上，政治也是艺术。政治家匠心独运的举措和处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艺术品，也是要有人欣赏的。问题在于，这种欣赏必须发自内心，否则就是逢迎，就是谄媚，就是伪善，就是矫情，也就是奸。雍正自己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各类政治技巧的运用相当娴熟，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而且常有创新。再加上他心细如发，目光如炬，洞察幽微，谁要是言不由衷地乱拍马屁，一眼就会被他看穿。不过，别的皇帝对这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许只会一笑了之，雍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为人刻薄，又特别痛恨“不诚”。一旦发现对方所拍乃“虚伪的马屁”，就会认为对方在欺骗他，耍弄他，看不起他。结果可想而知，那个马屁客一定会碰一鼻子灰，弄不好还会被雍正撇着嘴巴冷笑着奚落一通。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又比如李元直，刚刚当上监察御史没两天，就一连上了几十道奏折，攻击朝中大臣，说现在的朝廷，是只有尧舜，没有皋夔。皋就是皋陶，尧的大臣。夔则是舜时的乐正。李元直的意思是说有圣君，无贤臣。雍正看了奏折，把他叫来质问：没有皋夔，哪有尧舜？李元直无言以对。结果，雍正对他的“处分”，是把广东刚进贡来的荔枝赏给他。

然而雍正对某些批评者的处分却很重。比如直隶总督李绂原本也是雍正的宠臣，为允禟的事还帮雍正背过黑锅。但李绂弹劾田文镜，却为雍正所不容，被贬为工部侍郎。监察御史谢济世“路见不平一声吼”，也上奏弹劾田文镜（并未替李绂鸣冤），结果被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李绂、谢济世只不过攻击了雍正的宠臣，就要受此严惩，陆生楠全面攻击康熙、雍正两朝政治，当然更不能为雍正所容。陆生楠是个小官，却喜欢议论大事。他著有《通鉴论》十七篇，对包括国家政体在内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见解。比方说，他认为目前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害深祸烈”，应该恢复到西周封建制。又讥讽康熙，说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以致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君，以致有骨肉之争。还说当皇帝的，抓抓大政方针就好，不要尽管些鸡毛蒜皮。在言论并不自由的时代，这些议论当然都是大罪。于是，雍正下令，将其正法。

和陆生楠一起被参的还有谢济世，罪名是借批注《大学》而讥讽时政。雍正下令，将谢济世和陆生楠一起处斩。等到陆生楠人头落地，行刑官却宣布雍正旨意：“谢济世从宽免死。”原来雍正也明白谢济世的“言罪”是冤案，却仍不肯放过这个爱提意见的家伙，非让他尝尝“陪斩”的滋味不可。雍正的刻薄，由此又可见一斑。

雍正的这些处置，让人甚觉乖张。同样是提意见，有的赏吃鲜荔枝，有的赏吃“刀削面”（杀头），到底是鼓励批评还是不准批评？

其实，雍正有雍正的标准和原则。正如他把马屁分成诚恳的和虚伪的两种，批评也有“诚恳的批评”和“虚伪的批评”。属于前者的。批评错了也不治罪；属于后者的，说得再对也要倒霉。批评者的待遇之所以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什么是“诚恳的批评”，什么是“虚伪的批评”？标准也只有一个：诚。具体地说，凡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就是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诚恳的批评”。相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夹杂着私心杂念，就是不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虚伪的批评”。而且，只要属于心不诚者，不管是提出批评，还是提出建议，也不管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统统都是小人的行为，小人的伎俩，因此不但不能鼓励，反而要受重罚。杨名时的挨整，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杨名时也好，李绂、谢济世也好，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君子。他们为人正派、清高，不贪污，不受贿，不投机，不钻营，敢于犯上抗颜，据理力争，很有些为真理而献身，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怎么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

雍正自有说法。他认为，小人有好几种。一种是钱名世式的，特点是投机钻营；一种是年羹尧式的，特点是忘恩负义。这两种小人，容易被人识破，所以无足为虑。还有一种小人最可怕，也最危险。他们的特点，是沽名钓誉。正因为是沽名钓誉，因此他们往往做正人君子状，甚至不惜作出牺牲，最能迷惑群众，混淆视听。由是之故，他们的危害性也最大。在雍正看来，李绂、谢济世、杨名时就是这样的小人。所以，朝野上下越是同情他们，雍正就越是要狠狠地整治他们。雍正这个独裁者，是从不顾忌什么舆论的。

在雍正看来，杨名时这一类人，向来就“喜沽名邀誉，置国家之事于度外”。这些人表面上看并不贪财，好像没有什么功利之心，其实，他们的利欲比谁都大。这个利，就是名，就是他们自以为得计，可以用来到处招摇撞骗的所谓“清名”。他们不贪污、不受贿，为的是这个“清名”；敢抗言、敢犯上，为的也是这个“清名”。为了这个“清名”，他们置国家、君父于不顾，放肆地宣扬自己的观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全然不把安定团结之类的大局和君尊臣卑之类的礼法放在眼里，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众人喝彩，青史留名。雍正认为：这就是私，就是欲，就是不诚，就是无君！那好，既然尔等心中并无君父，朕的眼里也就容不得你们。你们不是要青史留名吗？朕成全你们，把你们都斩尽杀绝，看看还有没有人敢于效法？

雍正的上述心理，不难从他的许多朱批、上谕中看出，而他与杨名时等人的分歧，正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所在。依照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宝贵的是道德。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们有道德。因此，有没有道德，就成了区别君子和小人、好人与坏人，甚至人与非人的唯一标准。杨名时他们这样认为，雍正也这样认为。而且，雍正理解的道德和杨名时他们理解的道德，都符合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却又各不相同。这就不能不发生悲剧性的冲突。

杨名时、李绂、谢济世，还有陆生楠，他们都是饱读诗书、学问很好、满腹经纶的人。一个人，书读多了，便不免会思想，也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独立见解，却超不出儒家学说的范围，尤其在道德问题上，更是恪守儒家观念。只不过，他们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儒家学说，并身体力行。因此，他们深信，道德修养是个人的事情，即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既然“为仁由己”，则“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处以公心，问心无愧，就是“仁”。至于是否获得功名利禄，以及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萦怀。这个“别人”，就包括皇帝在内。这正是他们敢于和皇帝唱对台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即“当仁不让”。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既然可“不让于师”，当然也可“不让于君”。即便被君王罢斥或杀头，也无所畏惧。因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且，既然“仁”在自己心中，那么，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观点、学说而死，也是“杀身成仁”。显然，谢济世们要求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与他们理解的儒家道德并不矛盾。

雍正的理解也没有问题。儒家道德观念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体的道德。这些具体的道德都存在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为人君者，尚且不能“不仁”，为人臣者，以“忠”为德，却居然闹起独立来，那还有何德可言？所以，雍正特别痛恨那些特立独行，以道德自律、以道义自负的文人士大夫。如果他们自许清廉，则更加痛恨。因为清廉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而这些好名声又会增加他们对君主保持独立的资本。结果，在雍正眼里，这些“清官”就比“贪官”还可恨。贪官只不过偷钱，清官却要窃名，而窃名就是窃国。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所以，雍正特别喜欢“孤臣”。这倒不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也和他的经历、处境、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从来就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他多次告诫臣僚：“人是最难信的。只可以自己勤慎服劳，公正清廉做去。”“他人是依仗不得的，惟求诸己好。”“只要不走声气，不迎合权要，一己之费能几何，自然就容易了。”他还说：“一切总仗不得，大丈夫汉自己挣出来的方是真体面。”因此，“当取出大丈夫硬心肠，发狠做去”。他甚至要求臣下连家人后代都不要管：“儿孙自有儿孙福，且照顾自己为要。”“要看得透，万不可被亲友子孙为己累。”雍正的性格和为人如此，则他对于所谓“朋党”，就不但有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对，也有因于心理原因的忌恨。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被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于是雍正便只能去体验孤独了。四年（公元1726年）端午，雍正作诗云：“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这可真有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味道了。

但他并不后悔。雍正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从不后悔，而且充满骄傲。正如他向世人之所宣布：“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1]田文镜原属汉军正蓝旗。正蓝旗是下五旗。田文镜不安于此地位，却不敢对雍正说，只好向下属河南布政使、汉军正白旗人杨文乾吐露心思。后来杨文乾当了广东巡抚，陛见时给雍正讲了，雍正便让田文镜入了正黄旗。

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

密折政治也比特务政治高明。特务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帝王为了强化皇权，做了两件事。一是取消宰相，代之以阁臣，也就是不要国务总理，只要秘书和秘书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皇帝一人兼任。这个制度，清代继承了下来。二是建立特务机关。具体地说，就是让明代臣民谈虎色变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锦衣卫在明代建国之初就有了，是由皇帝幸臣管理的专事侦缉的特务机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设立东厂，职司与锦衣卫相同，但由太监管理，与皇帝关系更近。到了明宪宗的成化年间，因两个太监争夺东厂，又设立了西厂。此外，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因宠信太监刘瑾，还专为他设立了内行厂（刘瑾被诛后撤销）。特务机关如此之多，明代政治也就堪称特务政治了。

明代的特务政治极为恐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一天，甲乙两人在酒店吃酒。谈及时事，甲称厂卫明察秋毫，乙则大骂厂卫横行霸道。甲劝乙少说这些话，乙说：怕什么，他们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第二天，甲又上街，却被一个陌生男子拦住，说有要事相告，要请他吃酒。甲被带往昨天和乙吃酒的酒店。一进门，就见一张人皮钉在墙上，正是某乙。陌生人冷笑着说：看见了么？谁说不能把他的皮剥了！某甲吓得魂飞魄散，暗自庆幸自己昨天没说厂卫的坏话，说的是好话。

明代的特务政治如此恐怖，自然极其不得人心，事实上也很不高明。朱元璋、朱棣他们的本意，大约是信不过手下的官员。这种担心当然有他的道理。天子高踞九重之上，深居宫阙之中，与外界十分隔膜。政令的发布，民情的上达，国家的管理，政权的维护，都靠官僚。这是任何帝王都不能不借助又不能不防范的力量。所以，除公开的监察机关（如御史台、都察院）外，还要有秘密的特务机关。但特务也要有人来做。官员信不过，特务就都可靠么？结果，官员因失去信任而心怀怨恨，特务则因权势过重而胡作非为。一个不尽心，一个干坏事，明王朝也就被折腾得垮了台。

密折政治就高明得多了。它虽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员的意思在内，却表现为对官员的高度信任。这就是：只有皇上信得过的人，才给予密奏权。雍正一朝，有密奏权的人尽管大大超过康熙一朝（大约十倍），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可专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种特权。封疆大吏一旦失宠，便会失去这特权；底层小官如蒙圣眷，也可以得到这特权。特权总是令人羡慕的，直接和皇上对话更是实惠甚多。尤其是那些品级较低又远在外地的官员，一辈子也难得和皇帝说上几句话。现在有了“直通热线”，有什么说什么，想告谁就告谁，顶头上司也管不了，还不怕泄密，其欢欣雀跃为何如？自然积极踊跃奏写密折，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耳目。

皇帝的实惠也不小。废除了人人憎恶的特务政治，既省下一笔开支，又大得人心，还能防止特权的滥用。因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并无其他权力，也无特定组织，不会像明代的厂卫那样，变成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但是，皇帝的耳目，却又不因特务机关的撤销而减少，反倒变得更多、更广。因为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耳目撒遍全国，无处不在，构成了一张无所不包又极其灵通的情报网络。这些耳目互相监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不出户而天下事尽知。于是皇帝便成了帝国的神经中枢，成了全国唯一的全知全能者。遍布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有密折权的官员，是他的神经末梢，也是他手中的牌。皇帝可以用这些牌来运筹帷幄，也可以用这些牌让官员们竞争恩宠，自己坐收渔利。总之，正因为建立了密折制度这样一个“经络系统”，帝国的心脏和手足才真正联通了，皇帝也才真正成了国家的“元首”——帝国的意志所在。

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何况，即便大家都是海瑞，也并非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海瑞，还要皇帝干什么？难道真的“虚君共和”不成？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成为“虚君”。封建王朝早期那些有为之君，更不愿意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真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国家由权臣管理，皇帝只从事礼仪活动）。这种心态不能完全说是自私。因为大家都是海瑞，皇帝自然省心。但如果大家都是严嵩，还能省心吗？那时候，皇帝就得考虑脑袋还长不长在自己身上的问题了。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含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作“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所以，密折制度并不仅仅是用来搜集情报和监控官员的，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协商和秘密决策的手段。雍正朝许多重要的改革举措和重大决策，比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疏浚运河等，都是先通过密折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商酌再作决定，然后再由朝廷正式下达指令，向全国推行的。这种政治协商和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能采取御前会议等形式公开进行，而要诉诸密折呢？这里面有雍正皇帝很深很细的考虑。召开御前会议，公开进行讨论，有诸多不利。第一，到会的都是中央部门的官员，地方上的意见听不到。第二，发言人不是揣摩皇上旨意，便是唯首辅、宰臣的马首是瞻，不能畅所欲言。第三，如引起争论，有伤和气，也容易导致门户朋党之争，不利于安定团结。第四，等于将尚不成熟的考虑公之于众，必然引起各方猜测，甚至引起骚乱和动乱，不利于朝局的稳定。

用密折来咨询，效果就好得多。中央的意见听得到，地方上的意见也听得到，此其一。因为是密折，没有旁人知道，发表意见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种种不便公开表露的顾虑、苦衷、难言之隐，都能详尽地予以叙述，使人主对问题看得更透。而且，正因为敢说真话，不必做官样文章，反倒可能触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其二。因为密折内容严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泄漏，因此不怕官员们私下里串联，形成左右人主思考的舆论力量，此其三。密折讨论具有非正式性，一旦发现有所不妥，立即就可收回，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此其四。雍正这一手，应该说很有道理，也相当高明。

雍正利用密折制度，不但避免了许多决策错误，少搞了许多“拍脑袋工程”，而且掌握了大量情况。密折不是正式的文书，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也就可以无话不谈。事实上雍正也是这样要求的。他曾告谕有权密奏的官员，要他们多多汇报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利弊，地方官员的勤懒，顶头上司谁公谁私，下属官员谁优谁劣，军营是否纪律严明，气候是否风调雨顺，老百姓的生计如何，风俗是否淳朴，甚至米价、菜价，冤案、奇案，“悉可以风闻入告”，而“不必待真知灼见”，只要有可以调查的线索就行。因为密折只是反映情况，并不作为立案的依据，是非最终仍由雍正判断，所以讲错了也没关系。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因为某官被上司弹劾，雍正却能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实情，正所谓“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独能烛其微”。难怪章学诚要认为那些“清节孤直之臣”能生逢雍正之世实在是万幸，是“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了。

的确，对于不少人来说，遇到了雍正，真是摊上了一个好皇帝。

雍正十分重视用人问题。他多次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这个道理，不少人都懂得，“尊重人才”的口号也喊了多年。问题并不难在知道用人的重要，而难在下面两个问题：怎么用？该用谁？这又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又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即道德原则和能力原则。前者认为，德比才更重要。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就宁可不用。这种观点导致的后果，往往是“宁要听话的饭桶，不要不听话的人才”，或“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后者则主张“唯才是举”。只要有能力，有才干，不仁不孝、盗嫂受金也不要紧。这种主张的后果，便难免文人无行，小人当道。当然，大家公认，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问题在于，不能兼备怎么办？你是要德呢？还是要才？

雍正主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很赞赏鄂尔泰的一段话。鄂尔泰说：“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一个人，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么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没有效益，即便是有道德的人也可能耽误国事。相反，如果用得是地方，那么，即便是常人也能有所作为，即便是小人也能做好事情。总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来使用人才，那就一定能做到“官无弃人，政无废事”（安排职务没有不可用之人，施行政治没有办不成的事）。道理很简单：人和事都各得其所么！

这实在是太高明了。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么？何况，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做事。所以，不能脱离事来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远都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显然，问题不在于谁行谁不行，而在于会用不会用。比如朱轼，学问好，为人正派，贤良清正，但有些书生气，雍正便让他去教弘历读书。李卫，文化水平低，为人粗鲁，有江湖习气，但人很精明，胆子又大，办事利索，雍正便让他去抓强盗。结果两人都干得很好，德与才也不发生矛盾。如果反过来，让朱轼去抓强盗，李卫去教书，肯定都是一塌糊涂。可见，抽象地讨论德才问题毫无意义，而鄂尔泰在德才之外提出一个“事”来作为用人的原则，应该说是相当高明，也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

当然，德才二字也不可不讲，但雍正认为应该重新解释。在他之前，包括康熙皇帝在内，历代帝王都奉司马昭的“三字经”为圭臬。这三个字，就是清、慎、勤，也就是清廉、谨慎、勤勉。但雍正不以为然。他在藩邸多年，深知官场习气，早就把这三个字变了味道：清变成了装穷，实则沽名钓誉；慎变成了怕事，实则推诿扯皮；勤变成了琐碎，实则因小失大。结果，有着“清慎廉”美名的一些所谓“清官”，其实是“巧宦”和“循吏”。他们或者只知洁己，不知奉公，或者大错误不犯，小毛病不断，总之都不做事。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但是，因为他们或自命清高，或胆小怕事，因此不会被考评为贪墨或浮躁，符合清与慎的标准。如果再能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能得到勤的考语。于是，朝廷即便发现某官并不称职，甚至是饭桶草包，也奈何不得。

雍正要做事，要搞改革，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陋习。因此，他提出新的标准，即公、忠、廉、能。这四个标准，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忠君报国者必公，公而忘私者必廉，而有此公忠之心，则必勤劳王事，而至于能。实在秉赋能力太差，也可以培养学习或调作他用。总之，一个好的官员，应该同时是忠臣、清官、干吏、能员，并不光是只要清廉不犯错误，就能保住禄位，做太平官。比如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而“懦弱不振”，就应该撤销知县职务，改任不理民事的学官。

雍正这个皇帝，确实有点不一般。他恨贪官，也恨庸官，而且特别讨厌那些因循守旧、明哲保身、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木偶官员”。他认为，国家设官任职，不是用来养饭桶的。凡是不称职守、办事不力、推诿扯皮、瞻前顾后的官员，统统应该罢免，腾出位子来任命能干的人。雍正说：“朕从来用人，只论人材。”一个人，只要忠诚，又有才能，就是德才兼备。至于他的出身、资历，是满人还是汉人，统统不予考虑。哪怕什么学历都没有，或者生活作风上有些小毛病，都没关系。比方说李卫，根本就没有什么学历。他那个户部员外郎，是花钱买来的。可就是这个小小的郎官，却敢顶撞亲王。他当郎中时，主管户部的某亲王特别贪婪，每过手一千两银子，他就要吃十两回扣。李卫也不含糊，就把这些钱装在一个大柜子里，外写“某王赢余”四个字，放在户部廊下，来来往往的官员人皆见之。某王被搞得十分难堪，再也不敢“抽成”。李卫之勇，也就名噪京师。雍正得知，心中暗许。即位之后，立即提拔重用李卫。元年任盐道，二年升藩司，三年擢为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太傅衔，最后当到刑部尚书和直隶总督，真是步步高升。

李卫这人，毛病不少，尤其是使气任性，粗鲁无礼。见上司不称官职，叫“老高”“老杨”；对下属动辄就骂，满口粗话。所以告他的人不少。雍正说：“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着意予以袒护。另一个宠臣田文镜，也是没有学历的，也是毛病多多，也是屡遭攻击和议论。但田文镜不但对雍正忠心耿耿，而且真是豁出命来干工作。他是推行雍正新政最卖力也最得力的一个人。雍正说他“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因此也一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最坚决的支持。而且，不顾田文镜在朝野上下声名狼藉，将他提拔为豫鲁总督。

据说，尹继善曾评论过当朝的三个“模范总督”。他对雍正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的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雍正用人，取其长而不嫌其短，使之各尽其才，各逞其能，各得其所，这就决非庸主所能做到的了。

四年（公元17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在直隶总督李绂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和朕相比，确实差得很远。为什么呢？你只是书读得多一点，而朕不但读了书，还“经历世故多年”，所以，不管是动心，还是忍性，都有不寻常之处。朕不是大言不惭的人，也不是专恃帝王权威压服臣下的庸主。如果以为能“记颂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就可以轻视小看朕躬，恐怕将来就会后悔莫及。

雍正说这话，也有他的苦衷。康熙也好，雍正也好，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们心里很明白，在汉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他们这些大清帝国的皇帝，都是没文化的“野蛮人”。他们的帝国，是靠武力征服的野蛮手段建立起来的。而且，建国以后，还不得不掉过头来学习被征服者的文化。因此，大清皇帝和汉族文人就处于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中：前者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后者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文化可不是靠武力和强权就可以征服的。而且，文化的传播有一条规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优势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同化劣势文化。因此，康熙和雍正都很清楚，要让人服，得心服，而要汉族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就必须和他们谈文化。

实际上，两位满族皇帝的汉文化水平，早就已非一般汉族士人可比。何况他们还懂满文、蒙古文，熟悉满文化和蒙古文化（康熙则还有西学学养，真正学贯东西），更非一般汉族知识分子可比。只要不带民族偏见，都应该承认他们够资格当中国的皇帝，至少比明代的皇帝强。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就数明代的最差。不是昏，就是暴，要不就是懒，好一点的又平庸。好容易出了个想做事的，又气数已尽。然而，尽管康熙皇帝已表示了他对汉文化由衷的钦慕，也表现了他一流的汉文化水平，一些人的思想还是转不过弯来。因此雍正认为，如果不把对他们的统治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那么，这种统治就仍然并不牢靠。

于是，雍正做了两件事。一是尊孔，二是谈佛。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而得天下读书人之心，也就占有了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

然而雍正还认为不够。他深知，读书人的心，并不那么好征服。上述举措，也许能让他们感动，却未必能让他们佩服。要让他们佩服，还得拿点“干货”出来。于是雍正便和他们谈儒学。雍正曾对前来参加考试的举子们说：你们平时总说礼义廉耻，但你们真的懂得什么是礼义廉耻吗？懂得仪文礼节，学会进退揖让，那只是“小礼”。知道重义守信，能够谨言慎行，那也只是“小义”。施教育民，敦风化俗，使天下人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才是“大礼”。开诚布公，坦平正直，使天下人无党无私，和衷共济，才是“大义”。这话确实站得高，看得远，讲得深。那些士子在惊讶之余，也只能表示心悦诚服。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即：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多罗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天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四亲王一郡王两学士一御史），和尚五人，道士一人。雍正自号破尘居士，又号圆明居士。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其实，早在藩邸时，雍正便已礼佛。当了皇帝以后，日理万机，又要照顾那些儒学大臣的情绪，谈佛谈得少些了，但一谈就不得了。有个故事是雍正自己说的。雍正对年羹尧说：京城里有个姓刘的道士，久负盛名，自称有好几百岁，会看人的前世，说怡亲王前世也是个道士。朕听了好笑，对怡王说，他是个道士，你也是个道士，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只有朕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你这个道士要来给我这个和尚出力？怡王不能答。朕就告诉他，什么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我们大家来为众生栽种福田。那些无此力量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户，方使得”。也就是说，他雍正皇帝虽然没有出家，却比出了家的和尚道士还厉害，还要功德圆满。他哪里只是什么“和尚”“野僧”，简直就是“活佛”“教主”！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

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

如此帝国

雍正的帝国情况不妙。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个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的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脚，国库还有不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奉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1]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

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三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

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绔阿哥。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官员有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心。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之的。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户部知道海瑞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

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唯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银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百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三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三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本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来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是怎样好不容易才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两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

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人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音“胡”）。

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我们真的要向这位满族皇帝致敬了！一件向来都虎头蛇尾的事，竟被他做得大获全胜，干净彻底。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又取消不得，连康熙皇帝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随他去。但雍正不肯含糊，决心改革。他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表面上看，耗羡并没有免收，州县也照样拿钱，只不过多了一道手续。这种改革，有什么意义？

雍正认为意义很大。第一，耗羡归公，就像今天的“费改税”一样，是为耗羡正了名，也为耗羡做了规范。过去，耗羡名不正言不顺，又不能不收，结果是乱收乱摊派。国家得不到一分钱的好处，老百姓却加重了负担，于国于民都不利。现在，耗羡归公了，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主要是规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官县官因为多收无益（反正只能从省里领到规定的数额），就不会再乱摊派。这样，老百姓并没有加重负担，国家却得到了好处，于国于民都有利。

第二，端正了上下级的关系。过去，征收耗羡的，是州官县官。支配这些附加税的，也是州官县官。他们的上司，既无从征收，更无权支配。当然，州官县官收了耗羡，也要分送上司，结果上司反倒成了靠州县养活的人。这样一来，就势必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即“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也就是说，州县的贪墨会越来越猖獗，而上级的监察反倒越来越疲软。为什么呢？拿了人家的手软嘛！

耗羡归公以后就不一样了。州县征求耗羡，不过是完成任务；上司发还耗羡，也不过是发放津贴。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红包”。既然不是红包，也就没有人情，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州县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盘剥，上司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管理下级。所以，耗羡归公虽然麻烦一点，却不是多此一举。这就是雍正所说的：“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拔火耗以养州县乎！”颠倒一下，大不一样。

因此雍正相当看重这一道手续。耗羡归公初行之时，一些州县认为其中一部分反正要返还，干脆先扣下来算了，免得麻烦。然而雍正不准。他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如果允许州县自行留成，那比例一定没有谱，“势必额外加增，私行巧取，浮于应得之数，累及小民”。上司因为应取之数已足，也就不再过问，结果难保不产生新的腐败。因此，耗羡必须全部如数缴公，再由督抚按数发还。宁肯麻烦一点，也要堵住漏洞，防患于未然。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一百八十两，而福建总督（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一万八千两，一百倍。县官的年薪是四十五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四百两，多的可达两千两，倍数也很不小。雍正的意思很明确：你们的合法收入已经够用了，再贪污就是存心找死。

养廉银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官员收入的公开化。以前，官员们收耗羡，收礼金，收常例，全都是“黑箱操作”。谁贪谁廉，弄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以后谁的收入和养廉银差距太大，就可以查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雍正在推行养廉银制度的同时，还做了三件事情，或者说三个配套措施。

一是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正副部长）和管部务的大学士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交易。其他京官，也有所津贴。二是规定办公费用。这些办公费也发给各地方官，任其使用，不再实报实销。这样一来，官员们办公，用的就是自己的钱，当然要学会节约。结果，借口办公要用钱而损公肥私的漏洞堵住了，奢靡之风也刹住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取缔陋规。具体地说，就是严禁馈送礼金和索取规礼。所谓“规礼”，就是约定俗成的礼金。比如山东的州官县官拜见巡抚一次，衙门里就要收门包（也就是开门费和通报费）十六两。缴纳一千两税银，则要另缴三十两手续费。下级拜见上级，本来是谈公务，却要先用银子做敲门砖；纳税人缴税是尽义务，却要另外拿钱答谢收税人。这是什么规矩？混账规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缔。他很赞成田文镜的观点：“欲禁州县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陋规。”因此雍正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现在，雍正几乎是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

可惜没有。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子、历来被吹捧得无比之高的高宗纯皇帝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十四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十六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一百倍。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雍正的改革不及二世而斩，流产也未免太快了一点。

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雍正以前，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虎头蛇尾、不得善终的改革。究其所以，无非决心不大，力度不强，准备不足，思路不对，配套措施跟不上等等原因。这些问题，雍正都没有。第一，雍正是皇帝，而且乾纲独断，大权独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这是历代改革名臣所无法比拟的。第二，雍正久在藩邸，辅政日多，做皇子时，就已经洞悉帝国弊端，对将来的改革早有成熟的思考，可谓预谋已久。第三，雍正的改革，思路完全对头，措施也很得当，可谓紧锣密鼓，丝丝入扣，步步为营，切中肯綮。许多做法，直到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雍正完全具备一个改革家的条件和素质。他自信十足又洞悉下情，勤政不息又讲究效率，刚毅果断又处处小心，广开言路又从善如流。他不是自不量力又好大喜功的皇帝，也不是好胜心切又文过饰非的庸主。他的强力意志和铁的手腕，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基础之上的：关外旗人的剽悍英武，预政皇子的丰富阅历，满汉文化的精神熏陶。这就使他的改革，既能有大动作，大手笔，又防微杜渐，严丝合缝，总之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那他为什么终于还会失败？

我们不妨反过来看看，他当时为什么能够成功。

雍正的改革，在他执政期间能够卓见成效，除前述原因外，还因为他依靠了手中唯独帝王才有的绝对权威。也就是说，他能够推行改革，靠的是强权和特权。所谓“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离不开这个最重要的条件。比如耗羡归公，最早是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岷和河南巡抚石文焯提出来的。雍正将这一议案交九卿会议讨论，结果是多数不能赞成。其他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如果这样争执下去，这项改革的实施，就会成为永无期日的事情。雍正的办法，是发出上谕，斩断争论，并将碍事的官员调离，强制推行。他甚至连在山西搞试点的建议都不采纳。他说：“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显然，如果不是他独断专行，由着官员们去争论，这项改革当时就泡了汤。

这就是所谓“唯以一人治天下”了。或者说，就是人治和独裁。从耗羡归公这件事看，独裁和人治也没什么不好。如果雍正不独裁，事情就做不成。但这种制度是极其靠不住的。试想，如果有此独裁之权的是个混蛋、草包或者暴徒，会怎么样呢？他强制推行的，恐怕就不是耗羡归公或摊丁入亩等利国利民的改革，而不知道是什么祸国殃民的名堂了。

也许，正是预见了这一危险性，中国文化才设计了德治和礼治的方案，作为对皇帝“一人政治”的制约。也就是说，皇帝也不能胡来。所作所为，必须有德、遵礼。但这也是想得倒好而已。因为德与礼又同时规定了，皇帝的绝对权威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如果你反对皇帝的独裁，那么，悖德和违礼的反倒首先是你自己。因此，尽管有德与礼的制约和规范，历史上失德无礼的皇帝仍并不少见。德与礼拿他们毫无办法，只有等着改朝换代的时机到来。

当然，德与礼也规定了，君无道，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不过，这种“无道”，一般公认应该达到桀、纣的程度。如果只是像明代的万历皇帝那样消极怠工，德与礼也同样无可奈何。

其实，即便是勤政睿智如雍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雍正为了保证自己大权独揽，又不出任何差错，只好亲自听取各方意见，亲自过问大小政务。于是，他每天除完成各种礼仪，接见众多官僚外，还要亲自阅读大批奏章，并一一作出批复，平均每天撰写朱批七八千字。任何从事写作的人都知道，每天七八千字是什么概念。有几个皇帝能有雍正这样勤奋的精神、敏捷的头脑和旺盛的精力？就是有，迟早也得累垮。他的后任，或者没有他的头脑，或者没有他的精力，或者没有他的工作热情，或者不想把自己累垮。雍正的这一套做法，只可能后继无人。

更重要的是，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还有一点，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非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情，讲面子，讲世故吗？不能。那他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请客送礼、拍马逢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争风吃醋、损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情大于王法等等。这些东西不铲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洁最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被整治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反对人治，反对传统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赢家。

[1]关于这一点，本书在《海瑞》一章中已有阐述，请参看。

谁是赢家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雍正总是那么稳操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他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满自信问心无愧的吗？是这样。在所有的斗争中，这个满族汉子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这种劝告看作无识之见。他说：“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他认为自己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不是大言不惭，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它首先奇在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告官的事都极为罕见（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记录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做得出这样的奇事，也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会制造这样的奇案。

记录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收入卷一的雍正特谕两道。两道特谕，都是针对曾静的指控而来。第一道主要讲清朝顺天得民，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满洲不过是清人的籍贯，清人从李自成手上夺取政权是为大明报仇等。这是为大清政权做辩护。第二道主要逐条驳斥曾静对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项指控，是为雍正自己作辩护。这两道特谕，无妨看作是雍正作为“被告”的辩护词。不过，第一道是作为帝国法人代表的陈述，第二道才是他自己的答辩。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和收入卷二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前十三条，批驳曾静写给岳钟琪信中的主要观点；后二十四条，批驳曾静《知新录》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这些批判，由内阁九卿大臣与刑部组成特别法庭，通过法官询问口供的方式进行。法官问的问题，都是雍正亲自拟定的，并以圣旨下达，故称“旨意问你”。不过这些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提问。有的长篇大论，实际上是阐述雍正的观点。雍正阐述完毕，再问曾静有何话说，因此无妨看作雍正与曾静的法庭辩论。不过，这种法庭辩论，世界上独一无二。被告并不出场，由法官代表被告发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问，原告回答，实则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辩，只能赞同被告观点，并批判自己，或为自己辩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辩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律师出场。中国古代没有律师制度。即便有，也不会请。雍正没有必要请律师，曾静则没有资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禄询问曾静的供词，内阁九卿对此案的审理意见，雍正对此的批复决定。在这一部分，曾静是被告，雍正又变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阁的奏本，则无妨看作合议庭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量刑判决问题的讨论。

四、曾静、张熙等人思想改造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包括他们的一些供词和曾静新著《归仁说》。这时，曾静和张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处分并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个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辩论。比如“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的第一条就很有趣。针对曾静对大清政权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别法庭的审判官们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国）提问说，奉旨问你：你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有谁该得政权、谁该当皇帝之类的话。我朝（指清朝）积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世祖章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这正是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法万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为天命民心所归，却说什么“道义所在，天未尝有违”。这是什么意思？原告曾静答辩说：“弥天重犯（曾静自称）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得，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下面曾静接着说：自从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来京，见闻渐广，才知道真龙天子兴于东海之滨，列祖列宗承承继继，不但非汉唐宋明可比，简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之昌盛。但在西周，说起来也只有文王、武王两位圣君，称得上是“极至”，哪里比得上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强！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最后曾静辩解说：“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至此，这一问题辩完，并无下文。

其他辩论记录，风格大体如此。

这样的法庭辩论，中国史上独此一份，世界史上想来也不会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气势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诺诺，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诉认罪转弯之快和转弯之大——本来指控清王朝不该得天下、雍正不该当皇帝的，此刻却说清王朝超过了周秦汉唐宋明，雍正帝是最伟大的皇帝，还在于双方使用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这是双方都承认的逻辑前提。据此，则只有证明清王朝顺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证明其政权和帝位的合理合法。但要这样讲，官司就打不赢了。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因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来确定，顺不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这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顺天命得民心”了。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诞的逻辑，《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比比皆是。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专制帝王的权力向来就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却嫌不够。他还要做到“君要臣说，臣不得不说”。岂止不得不说，还要说出“理”来。换言之，明明是专制，还要做开明状。

于是雍正也好，曾静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实费了老大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从接到岳钟琪密奏的那一天起，他的态度就出奇的冷静。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草率从事，而是精心策划了一种“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国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优待曾静——当然是在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吃尽苦头又吓得半死以后。比方说，审讯时要和颜悦色，耐心开导；押解来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国的太平景象，体验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泽；到京后住幽馆别墅，过舒适生活，让他知道悔改的好处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机密文件都赐给曾静阅读，让他看看他被辱骂的这个皇帝，究竟是昏君、暴君，还是仁德之君、有为之君、开明之君。

曾静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原本是穷乡僻壤的一个穷酸秀才，哪经过这种场面，见过这种世面？很快就被雍正连哄带吓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盘推翻了自己过去对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决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说自己从前是畜生，现在才转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说自己真是鬼迷心窍，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错把恩人当仇人，真是应该千刀万剐。但就是千刀万剐，也要尽人子的孝心，尽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宽宥，他曾静愿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户去批判吕留良的歪理邪说，宣传当今皇上的仁政和圣德。

不能说曾静说的都是假话。他这些话，毕竟不是逼供逼出来的。但这些话究竟有多大价值，却值得怀疑。因为曾静原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没多少思想和学问，充其量不过一个狂悖小人和跳梁小丑而已。他说要一举推翻大清王朝，让吕留良或者他自己来当皇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既然这家伙原本就没有什么分量，即便幡然悔悟，也没多少价值。而且，因为他让家乡父老大丢脸面（用雍正的话说就是“贻羞桑梓”），因此他回到湖南做报告时，长沙城里还贴出了匿名的传单，扬言要把他从官府中抢出，沉到深潭里处死。

然而雍正却把他当作宝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就这么一个宝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隆科多他们倒有价值，但他们肯悔改吗？再说，他们也没有公开攻击过雍正，更不会否定大清政权。他们只想夺权或揽权，不会说这政权不合法。没法子，只好把曾静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苍蝇也是肉，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问题在于，雍正为什么非得要有这么个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这同样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关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仍不能完全认同。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满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兽。“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即为当时之民谣，并为曾静的控词所引用。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很是麻烦。雍正自己的麻烦也不少。康熙末年，储位斗争隐蔽曲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和不可解之谜。雍正依靠自己的冷静、沉稳、权谋干练、胜人一筹并脱颖而出，但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却难免篡位之嫌。此外，打击允禩兄弟，惩治年、隆诸人，迭兴大狱，株连甚多，难免给人以“残暴”“灭亲”“诛忠”“屠臣”的口实；锐意改革，铲除积弊，清查钱财，整饬吏治，摊丁入亩，打击朋党，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是追赃，又是抄家，又是罢官，又是杀人，也难免蒙受“操切”之讥。

由于当时能够左右舆论的，多为“持不同政见者”，因此舆论对雍正颇为不利。他被描绘成篡夺皇位的伪君、没有人伦的畜类、残忍戾虐的暴君。曾静的指控，不过是社会舆论的集中反映。这些舆论，雍正以前也有风闻，但只能把无名之火憋在心里，发作不得，因为找不到对手。现在，曾静自己跳了出来，这就给了雍正一个机会，一个洗刷自己冤屈和为自己辩白的机会，岂能放过？何况，这一洗刷和辩白，如果由诽谤者自己来进行，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够扳本，而且还有红利。

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静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确不同凡响。没有几个专制帝王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此类案件。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谁要胆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就把谁抓起来砍脑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脑袋之前，还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么尴尬事体，则三缄其口，把盖子捂得严严的，一点风都不让透出去。将知情人和目击者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也是常规的配套措施。实在掩盖不住的，则歪曲真相，篡改事实，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寄希望于民众的健忘和弱智。像雍正这样，以九五之尊与案犯对簿公堂（虽然本人未出场），摆出（当然也只是摆出）一副对等讲理的架式，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来降服对方，确实绝无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现。精通儒学和佛学的雍正，坚信大义可以觉迷，而匪类亦可归仁。因为儒学讲“人皆可以为舜尧”，佛学讲“众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缘。堕落为小人、为匪类、为畜生，是因为被各种魔障谬见所迷，不能觉悟。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实也就是佛）来启迪，来开导。雍正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活佛，可以让哑巴开口，顽石点头，畜生变人。这就是觉迷（觉悟迷者），就是归仁（归于仁义）。所以，曾静写的检讨，就叫《归仁说》；而雍正编的这本书，就叫《大义觉迷录》。雍正这一回，似乎又赢了。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话语权，却露了自己的馅。至少是，让人看出了他的心虚。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何必去管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反倒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猫腻。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厚着脸皮咬紧牙关，对所有的非议和闲话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就谁也奈何不得。历史上有那么多霸道皇帝，恬不知耻，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讲，其他那些从不和别人辩论的专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专制就是专制，就是爱你、恨你、保你、杀你、提拔你、罢免你，都没商量。既然没商量，还讲什么理？朕即真理。

实际上，雍正打的是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战争。曾静当然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静，雍正就赢了么？未必。只要看看他儿子乾隆的反应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个多月（也是尸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将曾静、张熙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严禁流传。道理很简单：皇帝和反贼辩论，掉价嘛！何况，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几乎把家底都翻出来了，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密可保，实在得不偿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偿失的事情还很多。甚至从根本上讲，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的。比方说，他背着聚敛、操切、忌刻的骂名，清查亏空，追回赃银，填充国库，却并不知道这些银子该派什么正经用场。国家收入最正经的用场，原本应该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国力增强，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可惜，这个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儿子、孙子也不懂。结果，雍正费尽心力聚敛来的财富，只不过为他子孙的挥霍和新贪官的贪墨奠定了基础，岂不悲哉？

这当然无关乎他个人的品质。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攻击。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要知道，我们这个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的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人们热情赞美他们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他们的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雍正显然并不符合这样一个标准。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愤怒。他们无法理解：圣祖爷好端端地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腾什么呢？还能折腾出多大个气候？甚至对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真正的圣君、明君，应该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这样事必躬亲、累死累活的皇帝，他们可没见过，也不以为然。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国的臣民却不领情，还要在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甚至诬赖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么多事情，仅朱批就要写七八千字，有时间酗酒，淫色吗？[1]因此，雍正很想有机会向天下臣民诉说诉说。他刊行《大义觉迷录》，便有这种考虑在内。

可惜这并没有什么用。雍正，他是注定不会被人理解的。这不但因为他的性格和做派与传统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且是强化皇帝一人的集权。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时，他与其他人产生距离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权力越是集中，他与别人就越是疏远。或者说，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独。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

甚至就连他的死，也要被人说成“不得善终”。就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又有了关于他死因的新版本——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是“服用壮阳的兴奋剂，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以中风暴崩”。此说如能成立，则那春药也不是什么伟哥之类，而是权力——封建专制帝王的最高绝对权力。

雍正，或者说，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迫进入了近现代。看来，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努力，他的帝国也会风雨飘摇，他的王朝都时日不多。

这，当然是雍正在世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那么，他的灵魂会得到安息吗？

[1]关于这一点，本书在《海瑞》一章中已有阐述，请参看。

文化与人

历史的书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岁月带不走的熟悉的姓名：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他们无疑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们的业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形象光彩照人，他们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魅力至今犹存。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善恶得失，人们尽可评头论足、争论不休，但这种聚讼纷纭，岂非恰好证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

然而，他们又无一例外的是悲剧性人物。

是啊，这五个人，究竟哪一个有好运气或者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就连与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韩信、允禩，也都没有好下场。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造成，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不无关系。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曹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的吗？恐怕难讲。比如允禩的性格有什么缺陷？没有。但照样身败。申时行的为人又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但照样名裂。可见一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臧否，并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甚至完全由不得自己。当然，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个人前途却很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会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那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则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

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在劫难逃。

这就让我想起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黄先生把这部书中所述，称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涉及的人物，从皇帝朱翊钧、权臣张居正、阁老申时行、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到太监冯保、贵妃郑氏、首辅高拱、皇子朱常洵、将领俞大猷等等，统统都没有好结果。黄先生认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1]正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偷安耽乐，辅臣是独裁揽权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2]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和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纷纷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着：由乱而治，由治而乱；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直到有一天，这戏再也唱不下去。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明万历十五年，这戏就没法再唱了。因为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唱得有趣还是唱得乏味，结局统统一样——没有好下场，甚至下不了台。也许，要把这戏再唱下去，只有换戏班子，连行头都换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功做功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德治”和“礼治”，不是我们现在主张的“法治”，也不是通常以为的“人治”。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赞成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3]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化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赞成人治。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赞成人治的。所谓“人治”，说到底，就是“个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魅力和权威、威望来实现治理。这种方式，历史上也有，但却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已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即便贵为天子，也如此。他们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说是“赖祖宗神灵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业”云云。如果他不这样说，这样做，当真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贼”，就是“独夫”，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么会赞成迷信和依靠个人的“人治”？

其实，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个悲剧的结局，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治主义者”。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威望高，本领大，就能包打天下。项羽迷信自己的个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质，曹操、武则天、雍正则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铁腕，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他们既然如此地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相悖，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和认同。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初。这时，礼已坏而乐已崩，德治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于股掌之中。然而，正如可于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后，必须迅速将国家的运作转移到“德治”和“礼治”的轨道上来。所以，刘邦虽然是开国领袖，但也不能违礼。尽管他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最终却只能立嫡长子刘盈为储，和一千七百多年后万历皇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4]难怪隋文帝要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德治和礼治高于人治嘛！

至于所谓“承平时代”，则更无人治可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如果是官（当然最好是皇帝），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举与息，唯与官之存亡相联系。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皇上圣明。”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三明主义”。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因为德治是一种“软控制”，如无礼法和礼仪使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因为，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以道德代法制”。

抽象地讲，“以道德代法制”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确能代替的话。原始氏族社会就没有法或法制，靠什么来管理，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靠道德，靠礼仪。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治，其实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它既然在原始社会行之有效，就不能说在古代社会一定不可实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说“以道德代法制”的是非对错，而要问：第一，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要“以道德代法制”？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第三，这样一种制度究竟可行不可行？

这就要说到文化了。

的确，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因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萨圣贤，这样的社会，还需要法制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还需要法制来防范或者保护某个人吗？

显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一个不道德的，就可能会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最后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谁能保证一个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没有。至少目前没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够产生法。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认所有人都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正因为这些人都是单个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谁也管不了谁，谁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无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约，势必天下大乱，谁也无法生存。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每个人都管用的东西。显然，对于这些人格既独立、意志也自由的单个人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共同约定，才可能对每个人都管用。这就是法。换言之，法，就是某一社会中全体个人的共同约法。[5]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约定的，当然每个人都得遵守，同时当然也会无所偏私地保护每个人，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见，法制文化的前提，是个体意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和平等。独立，才会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确实无需乎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此，还要法干什么？有律就行。比方说，谋逆，凌迟；大不敬，斩立决；不孝，绞；以及“十恶不赦”（即谋反等十种最严重的罪行不得赦免）等等。显然，律的作用，不过是为了统治者在实施惩罚时操作方便，同时也显得“公平”而已。因此它又叫“刑律”“律条”。即便被称作“法律”，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相去甚远，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产生不了法。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服从，无法约定。皇帝口衔天宪，乾纲独断，令行禁止，说一不二，约什么法？所以，中国古代只有“王法”，没有“约法”。虽然也有“约法三章”的说法，但那“约法”从来就是单方面的。比如刘邦入咸阳，与秦中父老的“约法”（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便不过是刘邦单方面宣布的新王法。新王法比旧王法好，秦中百姓无不拥护。即便不拥护，也无可奈何，因为根本就没有商量。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岂能置喙？

同样，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是骗人的鬼话。王子能犯什么法？除非是谋反。其他的，便只能叫“过失”。即便有了过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为受过。比如皇太子读书不用功，受罚的便只能是陪读者。春秋时，晋悼公的弟弟公子扬干犯军规，执法官魏绛也不过只是将其车夫斩首。魏绛的“执法如山”是有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礼，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没什么平等可言。况且，如果王子犯法，便要与庶民同罪，那么皇帝犯法又与谁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无由产生，则只能诉诸道德。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伦理”。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6]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公德”。

实际上，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同等约束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社会无从设想的。平等？则置君父于何地？平等，岂非让奴才们上脸上头？这当然断乎不可。于是便有一系列的所谓道德律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则为纲，一则为目，岂能平等？

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虽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理由是：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道德，即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因此平等。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欺人之谈。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哪有起点的平等可言？君臣、父子、官民、主仆，各有各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要求。君应仁，臣应忠，父要慈，子要孝。义务不同，权利也不同。君可以杀臣，臣不能弑君；父可以训子，子不能责父；官可以罚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结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说得好听：“人皆可以为尧舜。”可是君臣主仆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气，臣仆修“奴性”，越修越窝囊，怎么会一样的都是“尧舜”？

然而道德却要求平等。原始社会之所以有一种恩格斯说的“纯朴的道德”，就因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这种平等，就不会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义礼智信来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助人，礼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于人。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就都无从谈起。不平等的人怎么相爱呢？又怎么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道德，这种制度？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体意识也未必就不好。人，毕竟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或人较其他动物的高明之处，确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并不如动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马，高飞不如鹰隼，深藏不如鱼龙，唯有结成群体，才能克服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承受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从而存活下来发展下去。当然，动物也有群。但动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鸟兽散”的说法。可见，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群，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否认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数年前，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锅里没有，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如果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与人之间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其中的每个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因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于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为了保证他人心悦诚服和心甘情愿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迁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迁就一下他们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愿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无法反对的“道德的象征”，宽和仁爱，通情达理，没有个性，还能行礼如仪。这正是刘邦能当皇帝而雍正难免挨骂的原因：刘邦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雍正却个性太强。

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也一样。

事实上，本书品评的这几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就因为他们有个性，而且个性很强。比方说，项羽就比刘邦有个性，曹操就比刘备有个性。所以，尽管项羽打了败仗，曹操背了骂名，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项羽而不是刘邦，更喜欢曹操而不是刘备。不过实在地讲，刘邦毕竟还有些个性，也还不乏可爱之处，刘备就一点也不可爱了。老刘家祖孙相去如此之远，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岂止只是老刘家，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缺乏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一个成年人固然不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却应该使他感到愉快，他也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使自己的“固有的性格”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7]这并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说，又似乎更难一点。因为我们至今还未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科学、客观、冷静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乐观，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但过多地掺入感情，却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危害甚多。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时。其最令人扼腕之处，就是对罪恶的粉饰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并非迟至鲁迅的时代才发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非弄到山穷水尽而不肯觉悟。由是之故，悲剧才会一演再演，连雍正这样的“至尊天子”都难逃厄运。

的确，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变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8]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便正是我们一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页。

[2]同上，第238页。

[3]《礼记·中庸》。

[4]同刘邦不喜欢嫡长子刘盈而欲立赵王如意一样，万历也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欲立皇三子朱常洵。但在与朝中那些守礼大臣僵持了十多年后，万历终于屈服于礼制和礼法，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此为礼治战胜人治之证。直到康熙、雍正秘密立储，人治的愿望才算部分地得到实现。

[5]这种约法并不容易。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参加立法，也无法保证所有人意见都统一。这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原则，比如人民代表制度和少数服从多数等。所以民主总是和法制联系在一起。

[6]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第六章。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初版，第2卷第11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初版，第1卷第273页。

关于“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的正解

我在本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祢衡的狂悖可想而知。

相同的意思，《品三国》也有。依据，则在《后汉书》。该书《祢衡传》云：

（祢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此即前文所本，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如何解释“大儿”“小儿”。

有读者认为，此处之“儿”，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英雄的意思，即“堂堂正正好男儿”。例证，有邹容的“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柳亚子的“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那么请问，邹容和柳亚子，会把这几个人，说成“大儿子”“小儿子”吗？当然不会。由此推论，祢衡也不会。所以，易中天的解释，是硬伤。

这当然有道理，但同时也有问题。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邹容的《革命军》，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鲁索（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嗟呼！嗟乎！革命！革命！

通读全文，其实不难体会到邹容的语感，那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啊！事实上，正如网友“因为我在”所说，邹容是站在人类历史和文明古国的角度说话的。有此口吻，并不奇怪。呼华盛顿和拿破仑为“大儿”“小儿”，也不奇怪。只不过，这两个“儿子”，是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的。这就正如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难道也有问题？当然，邹容是这个意思，不等于祢衡、柳亚子也是。但一口咬定“大儿”“小儿”不可能是“大儿子”“小儿子”，则未免武断。

更何况，就算邹容和柳亚子的“大儿”“小儿”，是“大英雄”（华盛顿）、“小英雄”（拿破仑），或“第一英雄”（斯大林）、“第二英雄”（毛泽东），那也是他俩的意思，不等于就是祢衡的。虽然邹容和柳亚子，很明显是在用祢衡之典，但典故也有各种用法。比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比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人的用法，就与诗人的原意刚好相反。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邹容、柳亚子之用典，反推祢衡之原意。这就正如不能因为下游有羊在喝水，就说上游的水是它弄脏的。那可是狼的逻辑。

当然，按照柳亚子的说法，他的意思，就是祢衡的。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先生请曹立庵先生为他治印一方，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同时，又请曹先生另刻边款，加以说明：

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意。斯语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勒此，溯其源，并缀跋如左。

恕我直言，柳亚子先生对祢衡的判断，恐怕是“想当然耳”！祢衡当真会认为孔融之齿德，远在自己之上吗？未必。他恐怕只会承认孔融“齿长”（年龄比自己大），很难承认孔融比自己“德高”。这就正如柳先生自己，可以承认毛泽东是英雄，却不肯承认毛泽东比自己高明。1947年，柳亚子发表长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话说得十分明白：

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

此文中之“毛先生”，就是毛泽东。显然，在柳亚子看来，自己之“齿德”，其实都在毛泽东之上。齿长而德未必如的，则是斯大林。事实上，柳亚子请曹立庵刻的印章，共有两枚。除前述这一枚外，还有“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这意思也很清楚，即认为自己和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列宁的“嫡传弟子”。斯大林年长，算是师兄，故“兄事之”，享受孔融的待遇；毛泽东年少，算是师弟，故“弟畜之”，享受杨修的待遇。这就是“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来历。

毫无疑问，此处之“儿”，确实只能解释为“好儿郎”。但“兄事”云云，却也只有“序齿”（排年龄），没有“论德”（比高下）。实际上，柳先生对斯大林那位“师兄”，也是很想教训一番，或者开导一番的，可惜是在梦中（柳亚子《八年回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那么，他会认为“斯之齿德，远在柳上”吗？

因此，我真不知道柳先生凭什么说，祢衡会认为孔融之齿德，远在自己之上。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祢衡远不如自己“狂”吧！1945年治印之后，柳亚子写的《短歌行，为曹立厂（曹立厂即曹立庵）赋，十一月廿六日》中，不就有“我狂胜祢生”的说法吗？既然如此，自然不妨假定，祢衡是承认自己不如孔融的。可惜，这只是假定。

或许，有人会说，“我狂胜祢生”的后面，不是还有“斯毛真英雄”吗？没错，柳亚子确实真心认为斯大林、毛泽东是英雄。但我们不要忘记，他还认为自己是更大的英雄。这就正如祢衡，确实真心认为孔融、杨修是人物。但同时也认为，自己是更大的人物。这样的心态，夸起人来，就不可能是粉丝的口气。称其为“大儿”“小儿”，反倒靠谱。

其实，同样一句话，敬与不敬，要看什么人说。对于祢衡来讲，这话已经算是“很尊敬”了。其他人想被称为“儿”，对不起，还没资格。这就正如未庄的赵太爷，叫你一声“姓赵的”，是看得起。换了阿Q，他还不配！这跟“北海齿德”，是否“远在祢上”，其实一点关系没有。跟是否“生死肝胆交”，就更没关系。反倒是柳亚子，如此絮絮叨叨、逻辑不通地做解释，却实在难免“欲盖弥彰”之嫌。掩盖什么？“大儿”“小儿”，原本就不是什么“客气话”，只不过被狂人祢衡视为“抬举”而已。

更何况，如果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的“儿”，理解为“好男儿”“男子汉”“大丈夫”“真英雄”，则“余子碌碌，莫足数也”的“子”，岂非也得解释为“先生”？结果，祢衡的话，便只好这样翻译：大丈夫孔文举，小英雄杨德祖。其他先生，就一般了。这或许也通。但，那还是祢衡的口气，还能叫“狂语”吗？

因此，用不着强词夺理，硬要说“大儿”“小儿”是什么“敬语”，没听说过这么“敬”的。查《汉语大字典》，“儿”字之义项，共九条：①小孩；②儿子；③对幼辈的称呼；④男青年；⑤雄性的（多用于牲畜，如“儿马”）；⑥子女自称；⑦妇人自称；⑧助词；⑨姓。请问，其中哪一条有崇敬之意；又有哪一条，是“好男儿”等意思？

查其他权威工具书，如《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和《古代汉语词典》（商务版），也都没有将“儿”释为“敬语”的。解为“轻蔑之词”的，倒有。

那么，以上九项，哪一种最可能接近祢衡的原意？

可选的只有二、三、四。第三项是“尊长对幼辈的称呼，也用作轻蔑之称”，比如吕布之称刘备为“大耳儿”（《后汉书·吕布传》）。祢衡的说法，会不会是这个意思？难讲。毕竟，祢衡与吕布为同时代人。“儿”字的这种用法，应该是流行的。何况骂人的话，也可以用来夸人。比如“不是人”，就可以解释为“是神仙”；骂曰“小畜牲”，反倒疼爱之极。以祢衡之狂悖，完全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标榜自己的“别出心裁”或“反潮流”。

第二项（儿子），用来解释邹容的话，是合适的。用来解释祢衡的话，则或许较难让人接受。在一般人看来，祢衡能把孔融和杨修，看作谁的儿子呢？自己的？这太过分。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不大可能。其实，正如网友“苕溪渔人”所说，祢衡称孔融、杨修为“大儿”“小儿”，是“有几分肖我”的意思。这个解释，窃以为相当合理。因此，完全可以直译为“大儿子”“小儿子”，只不过要打引号、加说明。

更合适的选择，可能是第四项，即“男青年”，或“青年男子”。此种用法，汉代就有（见《史记·高祖本纪》）。美中不足的，是孔融年已四十。因此，一位学问极好的朋友私下建议，不妨依照台湾地区的流行说法，译为“大男生”“小男生”。

此解极妙。只不过，台湾同胞倒是容易接受，大陆读者却难免别扭。因此，我主张翻译为“小子”。此词古已有之，用于指称幼儿、子弟、晚辈、学生，如《诗经》中之“小子有造”，《庄子》中之“小子少进”；也用作轻蔑之称，如《三国志》中之“孟达小子”。实际上，《汉语大词典》对“儿”字就有此解，谓之“犹言小子”。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之“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翻译过来就是“我跟你哥是哥们，你小子却在朝廷上诋毁我”。又如《后汉书·袁绍传》之“不知此儿终欲何作”，也可以翻译为“不知这小子究竟想干什么”。就连“大耳儿”，也可以翻译为“大耳朵小子”。儿与小子，岂非语意相通？

更重要的是，“小子”一词，语感很丰富。如果关系好，是可以用作“昵称”的，比如“你小子”；也不受年龄限制，比如“老小子”；还可以用来夸人，比如“好小子”。用来翻译祢衡那句话，岂非既能体现其狂傲，又透着几分亲切？

这就比翻译为“儿子”好。与之相应，“余子”也可以翻译为“其余那些人”（“子”字取“泛指人”的义项）。如此，则祢衡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大的孔文举（孔融），小的杨德祖（杨修），也就这俩小子还对付。其余那些人，提都提不起来。

不知诸位方家以为然否？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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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城市与人

中国的城市

城市的魅力

男性的和女性的

我们到底要读什么

北京城

北京的门

城与市

有容乃大

霸气与和气

平民与市民

两种世故

北京人与上海人

官气与痞气

我爱北京

上海滩

外地人与上海人

上海人与上海滩

上海滩与北京城

“城市部落人”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上海的男人和女人

新上海人

广州市

怪异的城市

天高皇帝远

广州是个大市场

“市态”种种

多说几句

厦门岛

解读厦门

最温馨的城市

岛与人

走出厦门看厦门

成都府

成都的茶馆

龙门阵

小吃与花会

朴野与儒雅

成都，雄起

武汉三镇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人的性格

生命的劲歌

可爱的武汉人

优势与难题

Landmarks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页

Title Page

读城记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读城记 / 易中天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

ISBN 978-7-5321-6501-8

Ⅰ. ①读… Ⅱ. ①易… Ⅲ. ①城市－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 Ⅳ.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009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赵南荣 陈蕾

特约编辑：张晨

封面设计：朱镜霖

书名：读城记

作者：易中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5

字数：252千字

印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978-7-5321-6501-8 / G·0191

定价：45.00元

城市与人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

我喜欢读城。

由于种种原因，我多少到过国内的一些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打探一下它的历史沿革、建筑文物、风土人情，品尝一下那里的吃食，在街面上逛逛，学几句方言民谚歇后语之类，然后回来向别人学舌。每到这时，便总是不乏热心的听众。而且，他们也往往都不满足于只当听众，也要参与讨论，发表他们对那些城市的看法，并同自己居住的城市做比较。于是我就发现，读城，其实对许多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的确，说起城市，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讲。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城市的各种民谣，比如“生在杭州，死在柳州”就是。与之配套的则还有“穿在苏州，吃在广州”两句。后来，这个段子又被改成了“吃在广州，穿在上海，说在北京”。这是因为上海的服装早已超过了苏州，而北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诸方面都乏善可陈，可以夸耀的只有一张嘴，正所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也是关于城市的老段子，只不过已经由城说到人了。其实读城也就是读人。所以关于城市人性格的说法也很不少，比如武汉人是“九头鸟”，而南京人是“大萝卜”等。这些民谣和说法，都无妨看作是民间版本的《读城记》。它们实际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城市，实在是极其可读的。

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光是我们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有不少。比如伟大首都北京，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古都西安，旧邑洛阳，特区深圳，圣地延安；石城南京，泉城济南，花城广州，春城昆明；“白云黄鹤”的武汉，“龙兴之地”的太原，“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成都，“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长沙，“天下三分明月夜”占了两分的扬州，“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州等等。这些城市，都风姿各异，个性鲜明，极具可读性。就连一些小城，如城池完好古色古香的兴城、平遥，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丽江、凤凰，徽商的根据地黟县、歙县，晋商的大本营祁县、太谷，还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赣州，“万川毕汇，万商毕集”的万县，也都是可读的。如果你有条件，不妨通读天下城市：春天到洛阳看牡丹，秋天到北京看红叶，冬季到哈尔滨晒太阳，而“夏季到台北来看雨”。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并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你还可以读书。比方说，读我这本《读城记》。

中国的城市

城市为什么可读呢？当然是因为它有个性，有魅力。

城市的个性和魅力是我们读城的向导。

的确，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因此，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城市。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城市民谣了。但是，也正如有的人个性鲜明，有的人不太出众，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受到关注。中国的城市毕竟太多，其中大同小异的不在少数。显然，只有那些个性特别鲜明的才会受到关注，因为个性鲜明才会有魅力。

中国有个性有魅力的城市很多。

1998年，广州的《新周刊》出版了一期专辑，叫《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列举了他们认为最具魅力的十七个城市：北京、上海、大连、杭州、南京、苏州、武汉、成都、重庆、拉萨、广州、深圳、珠海、西安、厦门、香港、台北。另外，还列举了八座“前途远大”的城市和十座“最值得去”的小城。它们分别是绵阳、张家港、北海、三亚、九江、万县、惠州、绥芬河和丽江、平遥、延安、凤凰、西昌、吐鲁番、凭祥、泽当、玛多、兴城。我们知道，到1997年5月，我国共有城市六百六十六座。《新周刊》从六百六十六座城市中拈出三十五座来评说，挂一漏万是在所难免的了。比方说，一些风情万种独具魅力的城市，如昆明、哈尔滨、乌鲁木齐等等，就没能列入；而同为边疆小城，喀什和伊宁也许比吐鲁番更值得去。吐鲁番当然也是很值得一去的。不过，吐鲁番最值得一看的却不在城内，而在城外，比如葡萄沟、千佛洞、高昌和交河古城等，而喀什和伊宁却有着作为城市的自身魅力。这其实不能怪《新周刊》。中国有魅力可阅读的城市实在是太多了。无论谁来做这个课题，都不可能说全。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它们是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延安。1986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名单，即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南昌、保定、平遥、呼和浩特、镇江、常熟、徐州、淮安、宁波、歙县、寿县、亳州、福州、漳州、济南、安阳、南阳、商丘、襄樊、潮州、阆中、宜宾、自贡、镇远、丽江、日喀则、韩城、榆林、武威、张掖、敦煌、银川、喀什，共三十八个。第三批公布的名单则是正定、邯郸、新绛、代县、祁县、哈尔滨、吉林、集安、衢州、临海、长汀、赣州、青岛、聊城、邹城、临淄、郑州、浚县、随州、钟祥、岳阳、肇庆、佛山、梅州、雷州、柳州、琼山、乐山、都江堰、泸州、建水、巍山、江孜、咸阳、汉中、天水、同仁，共三十七座。这样一来，我国六百六十六座城市中，就有九十九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六六大顺”又加“九九重阳”了。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城市无疑都是极具魅力的。它们的历史是那样的悠久，它们的文化是那样的古老，该有多少故事可以向我们诉说啊！即便“年轻”一点的，如上海，又是那样的内容丰富不同凡响。然而有魅力的城市却远远不止这些。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太原，就不在名单之中。太原的前身晋阳，建于三千年前，曾经做过赵国的国都，也是唐高祖李渊和五代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起兵发家的龙兴之地，后来被宋太宗赵光义火烧水淹，毁得一干二净片瓦无存。现在的太原城，是在晋阳废墟北面重建的，也有一千年的历史，而且有晋祠等名胜古迹，应该说也还是古韵犹存的。另一些新兴的城市，如香港、台北、深圳、珠海，如兰州、长春、大庆、石河子，则又有着另一种气质和风采。何况还有美丽的滨城大连、厦门，神秘的边城和田、景洪，幽静的山城吉首、都匀，崛起的新城张家港、惠州，等等，等等。有谁能读遍天下城市，阅尽人间春色呢？中国的城市，是读不完的。

那么，先匆匆忙忙地说个大概，如何？

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可以粗略地分为八种类型，即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重镇、商埠、特区。当然，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比如大同，就既是雄踞雁门关外的塞北重镇，又是著名的煤都，还是名胜荟萃古迹繁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汉两个兄弟民族和平共处的北部边关，中原与草原的交通孔道。这样身兼数任的城市实在很多。我们的分类，也只是为了解读的方便，钻不得牛角尖的。

这些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

古都的魅力当然毋庸置疑。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们往往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尽管这些精华的聚集是皇家特权所致，但聚集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精华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因岁月的磨洗而愈见辉光。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流落于街头，蒙尘于市井，也不会沉沦了它们的价值。因此，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寻觅，有太多的故事可供传说，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也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名邑同样有着这样的文化内涵。所谓“名邑”，无妨看作是资格稍差一点的古都。比如江陵，原本就是楚的郢都；大同，曾经是北魏的京城；成都，其实也是当过帝都的。只不过这些政权或非“正统”（如公孙述的“大成”），或非“一统”（如刘备的“蜀汉”），又没成什么大气候，就挤不进“古都”系列，只好屈尊为“名邑”。从字面上讲，所谓“名邑”，就是“有名的城市”。一个城市，只要出了一点名扬四海的事情、人物或东西，就有了名气，却不一定是名邑。比方说，“苏三离了洪洞县”，上饶出了集中营，都挺有名的，却不大好算是名邑。这里说的“名邑”，主要是指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六大古都在内）。它们都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和极其悠久的历史，比如扬州三千年，江陵两千六百年，苏州两千五百年，景德镇一千七百年。其中最绝的是绍兴。从公元前490年在今绍兴城内龙山南麓建城起，两千五百年间就没挪过一次窝，实在算得上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了。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名邑，显然不仅因为它资格老、历史长，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风采，有着一些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东西，比如长沙的水，昆明的湖，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园林，扬州的炒饭，绍兴的花雕，泉州的洛阳桥，大理的蝴蝶泉，大同的云冈石窟，承德的避暑山庄，当然还有桂林那“甲天下”的山水。这些东西也许并不一定就能代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也并不只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它们最为脍炙人口罢了。事实上，这些城市的名声和风采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有谁不知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呢？只要吟诵着“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杭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扬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长沙）等等名句，这些名城的风采，就浮现在眼前了。

圣地其实也是名邑。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称得上是“圣地”的有四个，即遵义、延安、曲阜和拉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遵义和孕育了新中国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曲阜是影响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发祥地，而拉萨则是藏民族“圣者的乐园”。在藏语里，“拉”是神，“萨”是地，所以“拉萨”就是神地或圣地。这些圣地当然也是风采各异的。遵义的雄奇，延安的质朴，曲阜的古雅，拉萨的神秘，构成了它们独特的魅力。有趣的是，除曲阜外，它们也都是边关和重镇。比方说，“北依娄山，南近乌江，近控五城，远瞰巴巫”的遵义，就历来是黔北重镇。一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仅唱出了遵义的豪情，也唱出了中国人的豪情。

的确，边关有着独特的风情。

所谓“边关”，并不一定就是像山海关、嘉峪关、娄山关那样的“关”。这里指的，其实是那些远离中央政权和正统中心的边地城市，即边城。这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再强有力的政权和文化，往往也鞭长莫及。由于它们在地缘上的遥远，主流文化的影响便总是要打折扣的。中原地区的城市季风，不管是什么风向，刮到这里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何况这里的自然地理山水风光也不一样。雪山、莽原、瀚海、冰川、峻岭、雄关、丛林、险滩，无不与中原大相异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筑一方城。边地城市风貌的千姿百态，原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它们又往往是少数民族的聚落，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明共建的地方。这就为原本异彩纷呈的边地城市，平添了万种风情。

甚至就连它们的名称，也有着明显的异族情调。想想这些地名吧！乌鲁木齐、呼和浩特、额尔古纳、齐齐哈尔、霍林郭勒、察布查尔、阿尔泰、阿克苏、阿图什、库尔勒、牙克石、海拉尔、佳木斯、扎兰屯、日喀则、德令哈、格尔木，你难道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不过，虽然异样，却也亲切，而且会产生很想去看看的冲动。事实上，许多边地城市我们虽然没有去过，但它们的大名却早已如雷贯耳，至少也有所风闻。请问，谁不知道“万方乐奏有于阗”（和田）呢？谁不知道“瑞丽三月好风光”（瑞丽）呢？谁又不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英吉沙的小刀和田的玉呢？即便我们方位感不强，地理学得也不好，但好歹总归听说过漠河、伊春、图们、丹东、凭祥、阿坝、景洪，喝过通化葡萄酒或普洱茶，唱过《康定情歌》吧！至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或“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就更是人人皆知了。

边关往往也是重镇，比如昆明、兰州、银川、西宁、南宁，比如张家口、锦州、武威、张掖、酒泉。当然，重镇不一定都是边关。重镇有三类。第一种是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这主要指那些省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太原、福州、南昌等。它们独当一面，举足轻重，当然是重镇了。至于拱卫京畿的天津和雄踞天险的重庆，自然更不在话下。

政治重镇中的某些城市，还兼另一类或另两类重镇的功能而有之，比如武汉就是。这另两类重镇，一类是军事要塞，比方说大同、遵义、襄樊、徐州，当然还有武汉。由于那里地势险要，地形独特，或依天堑，或踞雄关，或扼咽喉，或处要冲，或“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南京），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淮南），历来就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不知有多少血性男儿在那里横刀立马，挥戈上阵，与守城之军或来犯之敌一决雌雄。所以这类城市往往有一种豪雄之气或强悍之风，甚至可能会像徐州那样，背上“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黑锅。其实徐州人是很热情豪爽的。《太康地记》说他们“其气宽舒，秉性安徐”，并不刁蛮。只不过这地方仗打多了，便难免多了点粗犷，少了些文雅。战争，毕竟是一件“玩命”的事情，无论如何也雅致不起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读到这样的诗章，我们就不免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甚至“恨不遗封向酒泉”了。

另一类重镇是工业基地，如煤都抚顺，锡都个旧，钢铁城鞍山、包头，汽车城长春、十堰，石油城大庆、玉门、克拉玛依，当然也还有武汉。这里又是另一番风貌，是另一些男子汉的“用武之地”。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个让全世界另眼相看、中国人吐气扬眉的英雄业绩。林立的钻井，齐整的厂房，喧闹的工地，繁忙的运输，构成了一道迥异于巍峨城阙、灯火楼台、百年老店、十里洋场的风景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工业文明。尽管由于国企改革步履维艰，这些城市的日子都有些困难，但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的。所以它们也必将重整旗鼓，再造辉煌。

所谓“滨城”，顾名思义，也就是“水边的城市”。滨城又有两种。一种是滨江之城，如万县、宜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南通，当然也包括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另一种是滨海之城，如大连、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温州、厦门、汕头、湛江、北海、三亚。这些城市，不是港湾、口岸，就是门户、要塞，或二者都是。这就使得这些城市差不多都有吞吐攻守之功能。战时是前线，平时是前沿，总是“得风气之先”。所以，一旦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首先活跃起来的，也往往是它们。它们是中国城市中得天独厚的宠儿。

水边的城市也多半美丽。俗云：“娇不娇，看吊桥；美不美，看秀水。”近水之人，往往更有爱美之心；滨水之城，也往往更加风姿绰约。“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一种气象；“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是另一种风韵。美丽总是令人向往的，这些城市也就因此而名扬天下。尤其是那几座最为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烟台、青岛、厦门、三亚，从来就是中国城市选美竞赛中难决高低的最佳选手。事实上它们也都是旅游胜地，是度假和休闲的好去处。在这里，我们能得到最开阔的视野，呼吸最洁净的空气，享受最美好的时刻，体验最放松的心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遮拦，也没有什么污染，而只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只有永远蔚蓝的大海和永远蔚蓝的天空。

这当然要感谢江海。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所以滨城往往也是商埠。商埠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牌的，如广州、宁波、扬州，早在唐代就是对外开埠的三大口岸；泉州则是曾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贸易大港。此外，如“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的苏州，曾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的佛山，也都是。这些城市，往往是南北枢纽所在，水陆辐辏之地，自然车马纷至，舟楫络绎，贩夫奔走，商贾云集。另一种则是近代以来开埠的都市，如上海、香港。它们纯粹是出于一种商业的需要而建设发展起来的。所以刚一“上市”，就迅速地压倒和盖过了那些“老字号”（也许只有广州还勉强可以与之抗衡），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古都更是“城”，那么，商埠就更是“市”。没有哪个城市比广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个大市场了。这些城市，差不多都主要是由金融机构、商务中心、星级饭店、摩天大楼，由写字楼、事务所、交易厅、拍卖行，由时装店、精品屋、咖啡馆、海鲜城，由霓虹灯、立交桥、名品街、连锁店，由一家家银行、公司、商场、超市，由数不清的契约、合同、债务、谈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讲不完的价钱来构成的。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突然没有了夜市、股票、广告、招牌，没有了开张关门和讨价还价，这些城市还会剩下什么？

因此，走进这些城市，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商业气息。事实上，人们走进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来旅游，而是来购物。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却有着永远逛不完的街和买不完的东西。只要你有钱，在这里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务。如果钱不多，也不要紧。因为它们也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标准的商埠，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从来就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后满载而归。

这差不多也是特区的特点。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相当自觉地把市场经济当作了自己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们把特区和商埠看作两类城市的原因：传统的商埠是历史的遗产，而新兴的特区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尤其是，当上海一度变成计划经济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后又“慢了半拍”时，这种分野就更为明显。总之，特区（我这里主要是指深圳）是一种迥异于古都名邑，也不同于重镇商埠的全新的城市。这些全新的城市还包括某些无特区之名而有特区之实的“明星城市”，如顺德、中山、江门、东莞、惠州，以及同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公共设施好，展示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看来，人文荟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机勃勃的商埠特区，可能是中国城市中风格迥异但又同时最具魅力的一族。在这两极之间，其他类型的城市都表现出不同的风姿而异彩纷呈。

城市的魅力

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走马观花的匆匆掠影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魅力其实无关乎它们的大小和行政级别。九十九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大连较之沈阳，青岛较之济南，厦门较之福州，开封、洛阳较之郑州，喀什、伊宁较之乌鲁木齐，就更具魅力。显然，这样一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但，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却并不容易。

在《新周刊》编辑《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本书的初版已经面世，我也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赞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苏州是“最精致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厦门是“最温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闲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则可以商榷。比如，说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准确。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缘“跨过海峡去看一看”的大多数“大陆同胞”来讲，台北无疑是“陌生的”。但，一旦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海峡变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样便当时，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么，到时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会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时失去其魅力呢？

事实上，陌生并不是台北的特征，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台北也并不曾着意营造陌生的氛围，或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里陌生的城市。我们对台北的陌生感，其实是两岸的隔阂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过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台北。其实，用于广州的那个头衔——“最说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没准更合适。可不是吗？“这个城市，充满了混杂的风景”，“走在街上，你不仅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台北是温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们是贫是富”，“也说不清楚是科学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卫”。这是一个“处处有活力，处处有怪招，处处有机会与失足，有发财梦与邪恶”的陷阱。“什么都绕着你转，却什么都抓不住”（徐学《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点“说不清”呢？

其实，即便把台北称之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说不清，实际上还是说得清，只不过很难用一个两个词来概括罢了。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许只能用多样两个字，称之为“最多样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先前叫做艋舺的小镇，成为名叫台北的大都会，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这个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移民创造的。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却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20世纪40年代东渡的政治移民，他们来自山东、湖南、四川、东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进城的乡下移民，他们来自台南、花莲、宜兰、屏东；有70年代的国际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还有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移民，还有从日本和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带回的海外配偶。说得早一点，则还有明清时代的闽粤移民，也许还有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国部队”。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他们身上的文化无意识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又都要在台北讨生活谋生存，他们也要通婚并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便只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对立又交融，既冲突又整合，结果便呈现出新老并存、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的局面。比方说评剧、舞台剧、现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戏、脱口秀、摇滚乐同台献艺，或者“早上坐飞机，中午冷气机，下午电算机，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么的。这种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多样或驳杂。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光怪陆离或面目模糊。

如果说，把台北称之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处，那么，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许是一种魅力，辛苦怎么也是魅力呢？谁又会把辛苦看作魅力呢？的确，香港是忙碌的。“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后，我们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其实，与其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不如称作“最有活力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香港政府曾开展过“活力运动”，而“活力”，则恰恰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谁都知道，香港最让世界瞩目的，就是创造了长期繁荣的经济奇迹。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过两万美元的全球富裕线，而香港不过是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万的“弹丸之地”。如果没有自身的活力，怎么创造得出这样的奇迹？

香港的活力也确实是相当惊人。香港现在当然是财大气粗，然而它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先前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再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波所及，其他时候麻烦也不少。1973年，香港股市大泻，金融业房地产一片淡风，有人便预言香港将面临沉船之虞灭顶之灾。但是香港全都顶过来了。除因为有祖国大陆作坚强后盾外，也因为香港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显然，正因为有了这活力，东方之珠的风采，才会“浪漫依然”。

事实上香港也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城市。每天都有几十万人走进香港，也有几十万人走出香港。香港把来自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黄白黑棕肤色不同，贵贱贤愚身份不等的人吞进又吐出，留下成功的，送走失败的。但无论成功与否，他们都给香港注入了活力。于是小龙腾飞明珠璀璨，于是百业兴旺万象更新。

香港如此地充满活力，如此地吸引着四海移民八方来客，当然因为这里有太多的诱惑。这不仅是指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的设施，无微不至的服务，以及那些吃不完的美食和穿不尽的时装，更指那时时在你面前闪现、看起来人人均等的机会。这里每天都在制造着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而且，从身无长物一文不名到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时也许竟只要一夜工夫。比方说，每次赛马，便至少都要产生一名百万富翁。这种机会，从理论上讲，是人人有份的。于是香港便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好运气，或者你很卖力，当然最好是兼而有之，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港口跳了龙门。这可真是挡不住的诱惑。

正是因了这诱惑，也为了应付那没完没了的账单、信用卡、透支户口、供楼贷款，为了不至于在激烈的竞争中沦为“箩底橙”（垫脚石），一句话，为了生存也为了成功，香港人从小到大都在拼搏。总是在努力争取“搏出位”，而且不惜“搏到残”。在香港，一个人兼两份差是家常便饭，有的还会同时注册一家公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累，却感到充实。相反，一旦哪天不忙了，反倒心里发虚，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道是自己在老板眼里已无油水，要收到“大信封”（辞退信）了，还是自己服务的公司快垮台了。的确，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必然是快节奏的。它容不得拖泥带水，更容不得无所事事。一旦出现空闲，就意味着出局。忙，才有安全感，才证明你还活蹦乱跳。

所以，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香港人，为了不至于累得吐血或搏得无神而学会了“猫睡”（随时随地都能打盹）的香港人，就既活得辛苦，也活得充实。正是这成千上万努力拼搏的香港人，构成了生机勃勃而且能起死回生的活力香港。无疑，香港的活力是被逼出来的，就像被狼追赶的鹿不能不拼命飞跑一样。但，如果没了狼，鹿岂不也要退化？与其退化，不如奔跑。

因此，“如果在香港成功了，在世界各地都能成功”（程乃珊《最辛苦的城市：香港》）。但不是因为太辛苦，而是因为有活力。

我也不能同意把上海说成是“最奢华的城市”。上海，怎么是“最奢华的城市”呢？或者说，上海的城市魅力，怎么能说就是“奢华”呢？不要说旧上海在纸醉金迷之外尚有着“流浪的三毛”，便是现如今，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等城市奢华起来，只怕也不让上海。只不过，上海的奢华，与北京、广州、香港等等不那么一样罢了。北京的奢华更多的是摆谱，派头十足，牛气十足。这也不奇怪。北京，毕竟是“最大气的城市”嘛！一旦奢华，也一定是“大手笔”。广州和香港的奢华，则总让人觉得有点暴发户的味道，文化底蕴不足，怎么看怎么像“大金牙”。当然，这么说，也许多少带点偏见。不如说，北京的奢华是居高临下的，广州的奢华是生猛鲜活的，而上海的奢华则是不动声色的。因为上海是“最具绅士风度的城市”，而所谓绅士风度，讲究的就是不动声色。如果张牙舞爪，就不是绅士，也不是上海了。事实上，在上海，越是高层次的人（他们往往也最有条件奢华），就越是绅士风度，也越是不动声色。只有小市民才咋咋呼呼。即便他们，在上海也是不敢咋呼的。他们只有到了外地，在不明底细的外地人面前，才咋呼个没完。

其实，即便“很久以来上海人一直在一些顶尖的享受上花费着他们的开销”，他们追求的也并不就是奢华。在上海，并非“贵的就是好的”。不要说节衣缩食讲实惠的上海小市民不这么看，一掷千金“掼派头”的“大市民”也不这么看。正如《最奢华的城市：上海》一文的作者所说，一件东西或一种享受要让上海人满意，并不是只要价钱昂贵、能显示身份炫耀财富就行的。它们还“必须好看、精美，有象征的价值，而且是在最小的日常生活细节上”。下面这句话也是对的：“这需要修养与品位，而这正是上海让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之处。”

显然，这样一种追求，与其说是奢华，不如说是雅致，而上海，实在应该称为“最雅致的城市”。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雅致，写得最淋漓尽致的，大约是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翻开第一页，读一读《时代咖啡馆》，就立即能感受到上海人那经过长期熏陶和修养形成的极有品位的“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柔柔的外国轻音乐，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先锋；暖暖的进口咖啡香，也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刺激。领台小姐谦恭而不媚俗，男女客人体面而不骄人。点菜的时候，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配合得恰到好处，也都不过分。“这就是上海的气息”，而这个气息就叫做雅致。

不要以为这份雅致只属于资产阶级。它也是那些住在弄堂里、睡在亭子间干干净净小木床上的女孩子们的做派。有着“女性养成”传统的上海母亲，总是能把她们的女儿调教得那么可人心意，既不乡气，又不张扬，穿着打扮举止言谈都那么得体。这就是雅致。实际上，雅致是上海的情调。它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大上海的上空，无孔不入。而这种雅致，尤其是上海小市民的雅致，则又是上海人的精明造就的。正是这种精明，使他们能够亦步亦趋地跟上上流社会的雅致，而不会或至少不会在外地人面前露出破绽。可以说，上海，是一个雅致的城市；上海人，则是精明的一族。

当然，上海人的生活是两面的。有雅致的一面，也有不那么雅致甚至俗气的一面。就像他们弄堂里的生活，既有邻里间互相关照守望相助的温馨和睦，也不乏“七十二家房客”寸土必争的“两伊战争”。但是，尽管前几年大多数上海人住得还很拥挤，日子过得也还很紧巴，然而一走到淮海路上，便一个个都很体面。精明的上海人，是能够把他们的俗气和窘迫深藏在雅致背后的。而且，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们也仍然能保持和营造整个城市的雅致氛围；即便是走遍海角天涯，他们也能把那份雅致带到那些边远地方，不动声色地体现在自己每一个生活细节中。比方说，在那个流行黄军装和工作服的年代，上海姑娘在领头、袖口和裤脚上做的那些小手脚就是。

上海的雅致其实是很明显的。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然而，上海虽然大，却不粗。在上海，无论你是站在摩天大楼下，还是走在逼仄里弄中，都不会有“粗”的感觉。因为上海是按照工业文明最雅致时代的理想模式打造出来的。如果你能比较细心地在外滩走一走，就一定能感受到上海那种雅致风格的气派。那些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无论古典式的（如上海总会）也好，哥特式的（如通商银行）也好，巴洛克式的（如东方汇理银行）也好，文艺复兴式的（如字林西报馆）也好，都气派而雅致。尤其是如果你能到当年的汇丰银行、现在的浦东开发银行的大堂里去体会一下，则对于所谓上海风格，对于上海式的雅致的气派，便会有一个鲜明而深刻的感受。

这种风格是不同于北京的。北京也是最有气派的城市。但北京的风格不是雅致，而是庄严、雄浑、雍容、华贵、典雅、厚实。这些风格在经历了时光的磨洗和历史的积淀后，就变成了醇和。北京最让人心仪的就是它那醇和的气派。这种醇和气派里有王者风范，也有平民风情，而且是中国风格，因此让人感到亲切。而上海那种雅致的气派，却让人觉得你是在面对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国绅士，必须彬彬有礼地和他保持距离。

上海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的雅致，那就是市民生活的雅致。一般地说，上海市民的生活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较雅致的。他们并不富有，但也不显得寒酸。当然，也只是不显得而已。比方说，居家，总有一两件像样的家具；出门，总有一两套像样的衣服；吃饭，总有一两道像样的小菜。数量不多，但很精到。这就是雅致了。或者说，是对雅致的追求了。北京没有这份雅致，因此北京的风格是大雅大俗的，北京的市场也是两极分化的。在北京，除非你很有钱，能够穷奢极欲，否则便多半只能享用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大体上说，北京只有排场和马虎，没有雅致。好在北京有一种醇和的气派，所以北京人也不在乎。

上海却有一个广大丰厚的中间消费层，这就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他们无缘奢华，也不愿马虎。即便是家常小菜，也要精致一点；即便是路边小店，也得干净一点；即便是吃一碗阳春面，也要吃得文雅一点；即便是穿一件两用衫，也要穿得体面一点。这就是雅致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海人要面子，宁愿吃泡饭也要穿西装。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何况上海人并不只吃泡饭，他们也吃生煎包子。更何况上海人的泡饭也不马虎。不是极好的朋友，他们还不会请你吃。

最能体现所谓“雅致风格”的也许还是上海人的服饰。这也往往是最能提供“奢华”证据的一个领域。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在穿着方面是舍得下本钱的。他们的全部体面，往往就在那一身衣着上，因此有“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的说法。但，所谓“穿在上海”，却并不在奢华，而在雅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奢华，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奢华。20世纪50年代后，奢华因为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直接联系而几乎在上海销声匿迹，雅致却因为事关大众而薪尽火传。虽然孙夫人也不得不脱下旗袍换上列宁装，一些穿惯了西装的人也不得不换上中山装，但一些北方南下而又比较敏感的人都发现，即便是列宁装和中山装，上海生产制作的也有一种“上海味”。结果，同样的面料同样的式样，在上海人身上穿出了体面，在自己身上却显出了寒酸。秘密就在于上海的服装总是比北方的多了一份雅致，一种体现在裁剪、做工等方面不经意流露出的，其实是十分考究的雅致。

其实，从“三反五反”到“十年动乱”，一直在接受着“改造”的上海和上海人，小心翼翼而又坚忍顽强地守护着的，正是这一份雅致。它默默地雌伏在弄堂里，悄悄地弥漫在街道上，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却又无可指责地体现在领头、袖口、裤脚、纽扣等细微末节上，或者体现在用小碟子盛菜、买两根针也要用纸包一下之类的鸡毛蒜皮上，不动声色却又坚韧不拔地维系着这个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脉。

上海的另一种风格是开阔，正如北京的风格是大气。北京大气，上海开阔，这正是两地各有所长之处。北京的大气无疑来自它那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雄视天下、包容四海的气度。上海的开阔则因于它是一个建在长江入海口滩涂地带的不设防城市。上海这个城市似乎是没有什么边界的。它好像一直对五湖四海敞开着门户，也一直在壮大着自己。欧风美雨吹拂着它，华夏文化也滋润着它。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也是通俗文化的渊薮。事实上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一样，也是兼容并包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北京兼容并包是因为它大气：堂堂京都，什么包不下？上海兼容并包则是因为它开阔：坦坦滩涂，什么进不来？同样，上海和北京都是最能吸纳精英人才的城市。但人们向往北京，是因为欣赏它的大气；看好上海，则是因为喜欢它的开阔。尽管上海有许多眼界和心胸都很狭窄的小市民，但这些人的小市民气并不能遮盖上海的开阔。上海的开阔是毋庸置疑的。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唯有上海，能慷慨地接受无法统计其数量之多的移民，能随和地包容无法形容其内容之杂的文化，甚至不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恰恰因于其开阔的品格。而且，正是因为上海在本质上有着开阔的品格，它才会在短短一百年间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城市。

开阔是上海的品质，雅致是上海的情调，精明则是上海人的特征。上海人的精明可以说是全国公认的，上海人自己也不讳言。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使上海这个无比开阔的城市有了雅致的情调。开阔、雅致、精明，这大约就是上海和上海人了。北京的品质则是大气，而它的情调则是醇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风格是开阔雅致，北京风格是大气醇和。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雅致的城市”。

广州的风格则是生猛鲜活，而广州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则又因为广州这个城市整个的就是一个大市场。因此广州可以说是“最市场化的城市”。同时它也是“最忙碌的城市”（虽然可能还忙不过香港）。这个城市是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既忙于“揾食”和“炒更”，也忙于吃饭和饮茶。所以广州的街上总是被大大小小的车辆塞得满满的，广州的酒楼也总是被熙熙攘攘的食客挤得满满的。不过，广州人忙则忙矣，却仍能忙里偷闲，饮茶茶肆，赏花花城。然而广州人再悠闲，也比不过成都人。成都才是“最悠闲的城市”。成都悠闲，不仅因为它是物产极为丰富、用不着太忙碌就能吃穿不愁的“天府”，还因为成都人有一种洒脱的性格。一个成都人，如果身上的一千块钱花了九百，也不会着急，而会高兴地告诉你他还有一百。这就是洒脱了。因为洒脱，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这才有了那份闲心。有闲，有趣，又有几个小钱，成都的茶馆里才会坐满了人。

比较一下成都、苏州和扬州，也许是十分有趣的。《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唐振常先生则谓苏州和成都，都是“中国地主文化的极致”（李天纲《上海和苏州》）。但在我看来，说苏州是“地主文化”，大致不差，成都却只好算作“富裕中农”。苏州文化主要是地主士大夫和退隐的官僚们营造的，成都文化的营造者却主要是介于小土地出租者和小生意人之间的小市民，再加文人才子。因此苏州文化除儒雅外还有些富贵气，成都文化则除儒雅外还有些村野气。苏州多的是园林，成都多的是茶馆。苏州园林的风格是精致雅丽，成都茶馆的风格则是悠闲洒脱。这也是这两个城市的风格。只要分别听听苏州姑娘和成都妹子说话，就不难看出两地文化的“文野之分”（苏州文，成都野）和“小大之别”（苏州小，成都大）。

扬州文化则主要是盐商们营造的。盐商垄断行业，富甲一方，不必劳力如农工，也不必劳心如仕宦，其生活方式，自然有一种世俗的精细。扬州的烹饪、剪纸、装裱、雕刻、绘画、琴曲、盆景、园林、评话，无不工巧而精细，浅近而世俗。不过，扬州文化细则细矣，却细而不弱；浅则浅矣，却浅而不薄。比如扬州学派，便素以笃实宏通著称。因为扬州毕竟在江北。北方的雄风总是会吹进扬州。因此扬州文化除精细之外，还有厚重朴实的特点。厚实，就不会像苏州那样雅丽；精细，就不会像成都那样洒脱。此为扬州与苏州、成都之别，也是扬州文化的魅力所在。可以说，扬州的风格，就是精细厚实。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其他城市一一进行这样的定位和描述。城市的魅力总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还是别一口气都说完了吧！

男性的和女性的

不过，这“茶”喝到这会儿，只怕也该喝出点味儿来了。

这个“味儿”，就是城市性格。

事实上，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人格或性格甚至性别的。有的人类学家还极为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不少城市的人格形象和性别特征。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严而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不是“汉子”，便是“大哥”。的确，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可能在华北、西北和东北，而且只会在那里的平原、高原、草原和林海雪原。那是大蒜生紫皮，辣椒挂灯笼，高粱红了一地，苞谷黄了满山的地方；是朔风劲吹，红日高悬，城头旌旗猎猎，大道尘土飞扬的地方；是慷慨悲歌，壮士远行，哥哥走西口，好汉上梁山的地方；是强人落草，响马劫镖，枭雄逐鹿问鼎，豪侠比武论剑的地方；也是架起烧锅大块吃肉，粗瓷海碗大碗喝酒，不以成败论英雄，却以酒量论英雄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当然是男性的；这些地方的城市，当然也多半是男性的。

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有人还言之凿凿，说得活灵活现，说什么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上海是洋场少妇（当然是旧上海）；或成都是宝钗初嫁，重庆是徐娘半老，广州是文君卖酒，武汉是木兰从军，而厦门则是纯情少女，并且似乎还情窦未开等等。总之，南北之分决定了男女之别，北方的粗犷和南方的灵秀，造就了两地城市不同的风貌。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贵阳虽然也在南方，却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女性的。显然，这里还有另一条原则：水边的城市多少会有些女人味，而山里或平原上的则多半是汉子。其实这与前一条原则并不矛盾：北方原本多山多平原，而南方则多半是水乡。当你骑着骏马或开着快车在豫西冀中鲁南苏北大平原上驰骋，或站在八达岭上雄视天下时，你的感受与驾着小船在江南小镇里穿行绝对两样。“古道西风瘦马”，山野和平原总是有着阳刚之气；“小桥流水人家”，河流和湖泊则总是有着阴柔之美。所以，夹在成都和昆明之间的贵阳，就只能是“男性的”。“贵州的老子云南的妈，四川的耗子驮盐巴”，多山的贵州，总是不乏男儿的豪雄。想想也是，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怎么会有女儿的妩媚？有的，也只能是“贵州小老虎”的彪彪虎气，或者既有几分虎气又有几分猴气吧！

照这样说来，某些北方的水边城市，就似乎应该被看作“北地胭脂”了。比如，有着举世闻名的服装节，而且又干净洋派、美丽可人的大连，便不妨看作是一位豪爽而不失妩媚的北国姑娘。然而不少人说“不”。他们坚持认为，大连是具有阳刚之气和男性魅力的。只要比较一下大连和厦门的海岸线，就不难看出冷峻与温馨之别。北方大海毕竟不同于江南水乡，赫赫有名的大连海员俱乐部更让人联想到击风搏浪的男儿豪情，何况大连人又是那么酷爱足球。大连的英雄气质，使这座城市更被看作英俊帅气的北方小伙。

大连、青岛和烟台的魅力也许正在于这种“刚柔相济”。正如“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被看作是“贵相”（成功之相）一样，这些北方的水边城市总是那么令人神往。老实说，连那里的人都很漂亮。北方人本来就比较高大，常常下海游泳，又使他们的身材匀称，结果自然是姑娘健美小伙帅气。青岛的年轻人，甚至是可以坦然地穿着泳衣穿过街市走向海滩的。那是一种美的展示，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他们的城市，也像他们一样，健康美丽，落落大方。

相比较而言，贵阳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不管怎么努力，贵阳似乎都很难进入中国城市魅力的排行榜，尽管它也应该说是“南人北相”的。然而贵阳似乎运气不佳。这个建在大西南高山坝子上的城市，好像哪一头都沾不上：作为高原，它没有拉萨神秘；作为盆地，它没有成都富庶；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昆明那么多的风情。这使它很委屈地成为西南甚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灰姑娘”。但，作为一座典型的高原山城，贵阳其实有着它自己的风采和特色。耸立的山峦，不大的规模，使它颇有些南方精壮汉子的味道；灵秀的黔灵山，绮丽的花溪，又使它很有些山地俊俏姑娘的风情。

贵阳还是值得一去的，虽然它并不是最男性化的城市。

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能在北方。

北方是男子汉们建功立业逐鹿问鼎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建立城市的地方。伏羲的事情不好说，说涿鹿是黄帝建立的都邑，则多半有些可能。至少，夏商周三代的京都和主要都邑是建在北方的。这无疑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了。事实上，北方的城市，大多有着悠久得令人咋舌的历史，而且不是帝王之都，就是圣人之乡。就连一些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县城和县级市，当年也是诸侯国，是威风八面的地方。如果不是“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咱们现在要到那些地方去，没准还得签证呢！

这些城市中，“男爷儿们”想必不少，而西安似乎算得上一个。

有句话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西安，是“米脂的婆姨”还是“绥德的汉”呢？恐怕还是汉子吧？的确，西安这座城市，是很难被看作婆姨的。秦俑、碑林、大雁塔，钟楼、鼓楼、大差市，都和女人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它记录了一个女人最风流浪漫的故事，可惜这些故事又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辉煌历史快要谢幕的时候，所以她的名声也就远不如杭州的白娘子那么好。当然，西安还有那位让日月都为之一空的则天皇帝。但她统治的，却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她自己也因此有些男人做派。而且，到最后，她还不得不把政权向男人拱手相让。何况她并不喜欢西安，她喜欢的是洛阳。看来，西安只能是男性的。

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经是男权政治的象征外，在民间这边，也还可以有三条理由：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这是贾平凹总结出的“关中人的形象”，当然也是西安的风尚和习俗。西凤性烈，泡馍味重，最能表现男子汉的“吃风”。别的不说，光是盛泡馍的那只粗瓷大海碗，就能让南方人看得目瞪口呆，惊叹如果没有一只足够强大健壮的胃，怎么能容纳和消化那么多又那么硬朗的东西。

如果说，能吃能喝，乃是北方人的共性，那么，吼唱秦腔，便是西安人和关中人的特征了。很少有什么地方，会对自己的地方戏像关中人对秦腔那样痴迷，也许只有河南人对豫剧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想想看吧！“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弘的气势和场面，一点也不比世界杯足球赛逊色的。秦腔，就是关中人和西安人的足球。

事实上，秦腔和足球一样，是很雄性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阳刚之气。它实在是中国最男性化的剧种，就像越剧是最女性化的剧种一样。豫剧虽然也很硬朗（听听常香玉唱的“刘大哥说话理太偏”就知道），但好歹是“唱”出来的。秦腔却是“吼”出来的。民谚有云：面条像腰带，泡馍大碗卖，辣子也是一道菜，唱戏打鼓吼起来。这最后一句，说的便是秦腔。作家高亚平说得好：“秦腔的境界在于吼。”无论是谁唱秦腔，也无论是唱什么段子，以及在什么地方唱，“都要用生命的底音”。这声音经过阳光打磨、冷风揉搓，发自肺腑，磨烂喉咙，便有了一种“悲壮的肃杀的气势”（《秦腔》）。

这种肃杀之气也是属于西安的。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本多肃杀之气，何况又是一座有着青砖高墙的“废都”！的确，提起西安，我们已不大会想到新蒲细柳，曲江丽人，而多半会想到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往日的繁华早已了无陈迹，在我们这些外地人心目中，似乎只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才是西安的正宗形象。西安和北京一样，都是属于秋天的。但，眼望香山红叶，我们想到的是秋阳；抚摸古城青砖，我们想到的是秋风。历史上的西安，当然有过嘹亮的号角，有过慷慨激越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也有过轻歌曼舞、霓裳羽衣，如今，听着那喇叭声咽，我们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然而，站在西安保存完好的城墙下，看着那洞开的城门、巍峨的角楼、齐整的垛口，你仍会感到一股豪雄之气从岁月的谷底升起，霎时间便沸腾了你的热血。是啊，面对西安，你会觉得是在和一位老英雄对话，并深深感到那是我们民族的魂魄所系。

西安是很男性的，只是老了点。

中国北方的城市都有点老，很需要冒出个棒小伙子来，才能重振雄风。

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当然是在江南水乡。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

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西施啦，白娘子啦，苏小小啦，冯小青啦。即便想到男人，这男人也是女人气的小男人，比如许仙。“湖山此地曾埋玉”，杭州这“天堂”似乎是由女人，而且是由“名女人”和“好女人”构筑的。

同样，提起杭州的景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人：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情脉脉，苏堤春晓是女人的妩媚动人，曲院风荷是女人的风姿绰约，柳浪闻莺是女人的娇声嗲气。“云山已作歌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这难道不是女人的形象？的确，杭州的花情柳意、山容水貌，无不透出女人味儿。难怪晚明才子袁中郎要说见到西湖，就像曹植在梦中见到洛神了。此外还有越剧，那个曾经只由女人来演的剧种，也不折不扣是女性化的。杭州，从风景到风俗，从风物到人物，都呈现出一种东方女性美。

于是我们明白了，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为什么只会发生在杭州，而那个会让别的地方的男人觉得丢脸的“小男人”，为什么不会让杭州人反感，反倒津津乐道。的确，杭州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世界。女人在这里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原本就天经地义，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谁要是出来挡横，或者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他就会像法海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仇恨和诅咒。当然，男人相对窝囊一点，也就可以理解而无需同情。谁让他生在杭州城里呢？再说，有这样好的女人爱着护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所以，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在杭州，在那西施般美丽的西湖上演。不要说把它搬到燕赵平原、秦晋高原、哈萨克草原或闽粤码头根本就不可能，便是放在与杭州齐名的苏州，也不合适。苏州当然也有水，也有桥，然而却没有西湖，也没有那“断桥”。苏州是水墨画，杭州才是仕女图。苏州那地方，不大可能有敢爱能爱为了爱不惜牺牲生命的白素贞，也不大可能有爱憎分明侠气冲天的小青蛇，顶多只会有“私订终身后花园”或“唐伯虎点秋香”。这大概因为虽然同为女性，也有大小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苏州山塘。杭州西湖虽然没有武昌东湖那么大，好歹也要比苏州山塘和园林大气。所以苏州的女人有好心肠，杭州的女人却有好身手。一出“水漫金山”，让多少女性扬眉吐气！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度里，有这样一座尊崇女人的杭州城，是应该拍案叫绝的。难怪鲁迅先生要对雷峰塔的倒掉大喊“活该”了。

杭州让女人大出风头，南京却让女人背上恶名。这当然多半因为那条秦淮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下子，南京和南京的女人，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事实上，由于南方的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女性的”，所以，六大古都中，南京和杭州的命运和名声，都远远不如在北方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北方的四大古也都有亡国的记录，然而却不会被看作是城市本身的罪孽，或被看作是女人带来的“晦气”所致。南京和杭州就不行了。它们必须承担王朝覆灭和政权短命的责任，至少在民间是有这种说法的。就像我们惯常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一样，这些偏安王朝和短命政权的背时倒霉不走运，也被说成是不该在这两个女人气的城市建都。

只要比较一下南京、杭州和开封，就知道舆论有时是何等的不公。南京固然有“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杭州也固然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开封难道就没有“靖康之难”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可惜，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杭州头上去了，没开封什么事。好像徽钦二宗的被虏，不是在开封倒是在杭州；也好像问题的严重不是那两个昏君丢失了江山，而是他们的胆小鬼子弟躲在杭州不思进取不想报仇雪恨。杭州无端地替开封承担着罪责，而提起开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有这两位黑脸汉子在那里坐镇，开封是掉不了价的。只要凛然一声“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开封便豪气冲天了，谁还敢说三道四？

南京和杭州可就得由着人数落，就像长得漂亮的女人总会有人来品头论足一样。其实，南京不是女人气太重，而是文人气太重。与杭州不同，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脂粉气的城市。我们只能说“六朝金粉，秦淮风月”，而不能说“六朝脂粉，秦淮风月”。说“六朝脂粉”，不但南京人无法接受，我们自己说着听着也别扭。金粉其实也就是脂粉。但用一个“金”字，便多了些阳刚气，少了点女人味。这就像“巾帼”，原指女人的头巾和发饰，与“粉黛”一样，也是用服饰指代女人，但“巾帼”就比“粉黛”要硬朗一些。

南京并无多少女人气，却多文人气。自古江南出才子，而才子又多半喜欢南京，即便这些才子不是南京人。这大约与所谓“六朝人物”和“魏晋风度”有关。对于文人来说，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不愁吃喝也不必负责，又能讲些高深玄远的道理，发些愤世嫉俗的牢骚，比什么都过瘾。南京便最能满足他们这种心理需求，所以文人都喜欢南京。南京，其实是最有希望成为一座儒雅的城市的。

文气一重，就没多少王气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是逐鹿中原，便是守住那半壁江山，也不容易。中国的事情很有趣。同样是战争，往哪个方向打，说法便不一样：南下、北伐、东进、西征。南方攻打北方总那么艰难，北方拿下南方，却像喝小米稀饭似的，呼呼啦啦就下去了。于是南京和杭州，便总是处在一种挨打的地位。实际上，南京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东吴，就差点在它的创始人手上丢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不玄乎？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孙皓最后还是自个儿在石头城上摇起了小白旗。“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一部原本可以让南方人问鼎中原的《三国演义》，便这样灰溜溜地收场，只留下一段“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佳话。可惜，在南京建立政权的，似乎没有几个像孙权。于是以后的南京，便是接二连三地为中国史贡献亡国之君，而且其中不少是才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不是才子，哪里写得出如此绝唱？

事实上南京也是一个屡遭刀兵的城市，而且南京保卫战也似乎从来就不曾成为军事史上的成功范例，倒是那些断壁残垣新亭旧地，一再成为文人墨客凭吊的对象。在南京怀古是最合适的，而最值得去的地方恰恰是那些陵园：南唐二陵、明孝陵、中山陵、盘谷寺、雨花台。有时你会觉得中国最好的陵园都集中在南京了。这使得我们走进南京会有一种肃穆之感，也会有一种悲壮之感。南京当然也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但人们却往往记不住。“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留下的只是歌舞弦管，文章辞赋，是乌衣巷的传说和桃花扇的故事，以及“为爱文章又恋花”的风流儒雅。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掩盖了英雄气，使得南京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有时还有点伤感。

重庆的性格同样复杂。作为南方城市又在水边，重庆似乎应该是“女性的”。何况，还有重庆是“徐娘半老”的说法。但是，作为西南山城，它又和贵阳一样，有着男性的特征。尤其是和成都相比，这个特征就更为明显。“重庆崽儿坨子（拳头）硬，成都妹娃嘴巴狡。”代表着成都的是伶牙俐齿的妹娃，代表着重庆的则是尚武好斗的崽儿，男女之别已很分明。事实上两地人的性格也不相同。成都民性柔顺而重庆民风爽直。成都人觉得重庆人太粗野，重庆人则看不惯成都人的节奏缓慢和讲究虚礼。

把重庆看作“辣妹子”，也许是合适的。事实上，重庆这个城市的特点是“火辣”或“火热”而非“火爆”。有名的“麻辣火锅”就是重庆人的发明，后来才风行四川风靡全国的。在国内任何城市，只要一看到“山城火锅”的招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重庆。重庆也正像这火锅：刚一接触，火辣辣的叫人受不了。然而，慢慢地，就会觉得“味道好极了”，而且会感到一种柔情。这样的城市，你说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呢？

我们到底要读什么

其实，把城市区分成“男性的”和“女性的”，只不过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说法罢了，甚至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结论。比方说，杭州就不但有小青墓，也有岳王坟；不但出过美艳绝伦的苏小小，也出过一身正气、宁愿粉身碎骨，也“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杭州人素有“杭铁头”之称，则其硬朗也就可想而知。何况还有钱塘潮。“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岂非男儿气概？同样，人们耳熟能详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不也是西安女性的柔情么？

显然，“男性的城市”或“女性的城市”云云，不过姑妄言之又姑妄听之的事情，当不得真，而且很容易被证伪。所以，这些说法准确与否，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也不妨各执己见。但城市像人，则应该不成问题。我甚至还认为，城市就像人一样，也是有“体味”的。这个体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儿。敏感的人，只要走进某座城市，一下子就闻到了。

所以，读城，也就是读人。城市并不仅仅是房屋和街道、店铺和城墙。如果没有人，再好的城市，也不过一座死城，又有什么好读的。

那么，城市里的人又有什么可读的呢？

可读的是他们的“活法”。

城市是人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是由每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街道建筑、历史传统和人文氛围构成的。因此，不同城市中的人，就有不同的活法，即生活方式；也有不同的个性，即文化性格。比如北京人大气，上海人精明，杭州人闲适，成都人洒脱，武汉人直爽，厦门人温情等等。这，便正是我们这些读城者特别关注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是互为因果的两个东西。比方说，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活得潇洒而又马虎。在先前，臭豆腐就贴饼子，再加一锅虾米皮熬白菜，就是好饭。如果那臭豆腐是王致和的，上面又滴了香油，就简直能招待姑奶奶。现在，则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便可打发一餐。如果一时半会找不着开水来泡面，干啃方便面就凉水，也能对付。但，即便是这种简单的生活，也不乏乐趣。北京人是很会找乐子的。“坛墙根儿”和“槐树小院”都是“乐土”，“喊一嗓子”和“听一嗓子”都是“乐子”，而且越是众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不是装的）。即便不过是小酱萝卜就窝窝头，或者素炸酱面拌黄瓜丝儿，也能吃得有滋有味。没有水果么？“心里美”萝卜就很好。寒冬腊月里，在大白萝卜根儿上挖个小眼儿，塞一粒菜籽儿进去，再浇上点儿水，等那嫩芽发出来，绿盈盈地挂在家里，粗糙简陋的日子便情趣盎然了。

上海人的活法又不一样。上海人精明，所以上海人活得精致而小巧。他们的住房多半面积不大，功能却很齐全。不少家具都是多功能的，而且摆放得恰到好处，既不占地方，又错落有致，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衣服也是不多不少的。既不会多得穿不了，压箱底，或开春时没法晾晒，也不会捉襟见肘，弄得没有出门的行头。反正一年四季，都能有体面的一身。这些衣服也不一定要买。不少家庭主妇或“主男”，都是能工巧匠。别人做两条裤子的面料，他能裁出三条来，那款式和做工，也都是专业水平。吃饭当然也不会马虎。即便寻常人家过小日子，每顿饭也得烧几个小菜吃吃，而且有荤有素，营养齐全。隔三岔五的，还会上街去，找一家偏僻（因此价格也较便宜）的冷热饮店喝一小杯咖啡或吃一客刨冰；或是在一家干净而又实惠的小店里点几样小菜，喝一杯啤酒；或是在逛街的时候，买一小块奶油蛋糕或一个苹果边走边吃。花钱不多，却照样享受了都市生活，既快乐又实惠，谓之小乐惠。

显然，上海人的这种活法，北京人是看不上的。什么小乐惠？简直就是过家家。同样，北京人的活法，上海人也不以为然。找乐子？穷开心吧！

这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异了。这种差异，说到底，也就是文化的差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构成了文化。读城，也就是读人，读文化。

就拿“小乐惠”来说，原本是江浙一带的地方方言，本义系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饮食之乐。日常饮食嘛，何况又是平民百姓的，当然不会是大吃大喝，无非虾油卤鸡、葱烤鲫鱼、蒿菜豆腐干、毛豆雪菜煸笋之类，甚或只不过茴香豆、花生米，再加一杯老酒，而且绝不会是茅台或XO，故谓之曰“小”。然而小则小矣，其乐也无穷，其趣也盎然。更何况惠而不费，所以叫“小乐惠”。老作家汪曾祺写作“小乐胃”。江浙一带地方人说话，惠胃不分，而写作“小乐胃”，大约是因其主要表现于饮食方面吧？即便如此，我以为也不能叫“小乐胃”，而应该叫“小乐味”。因为它追求的，不是腹之饱，而是口之乐，快活的是嘴巴而不是肚子，是一小口一小口品茶品菜品酒时的那种自得其乐和有滋有味，怎么好叫做“小乐胃”呢？

江浙一带早已有之的小乐胃或小乐味，到了上海人那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乐惠”。江浙人的小乐味，多半还是农业社会的田园之乐；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当然，并不是所有对都市生活的享受都好叫做小乐惠。比方说，到百乐门去挥金如土，就不是；在小摊点上将就着吃一碗阳春面打发一餐，当然也不算。不算的道理也很简单，前者太“大”，而后者又并无多少“乐”可言。显然，所谓小乐惠，必须是“小”而“乐”者。一般地说，它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是“小弄弄”“小来来”；二是精致，喝大碗茶就不算；三是必须属于物质享受，“喊一嗓子”也不算；四则必须是精心计算安排策划的结果，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或尽可能好的享受，比方说，质量既高样式又多价钱还便宜等等。所以，不假思索地买一只烧鸡大嚼一顿不算小乐惠，用同样多（甚至更少）的钱，不但吃了一小碟白斩鸡，还吃了有荤有素好几盘菜外加一小杯可乐或啤酒，便是地道的小乐惠。在这里，第四条原则最重要。如果吃得（或玩得、穿得）虽然好，钱却花了许多，被“斩了一记”，当了冤大头，心里气煞，哪里乐得起来？

第四条原则最重要，还因为它是上海人的“小乐惠”不同于杭州人或其他江浙人“小乐惠”的紧要之处。杭州有民谚云：“工人叔叔，螺蛳吮吮（音‘suo’）；农民伯伯，鸡脚掰掰。”正是典型的杭州小乐惠。吮螺蛳，掰鸡脚，是很费时间的，然而乐趣也就正在这里了。就那么一点东西，只要你慢慢地啜，细细地品，品到精细处，就不难咂出鲜味来。这滋味既是小菜老酒的，更是人生的。人生在世，有如匆匆过客，难得的是那份自在和悠闲。螺蛳吮吮，鸡脚掰掰，便正是对悠然人生的自我陶醉。也就在这悠然自得中，什么尘世的喧嚣，世道的沧桑，便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正所谓“老酒天天醉，毛主席万万岁”，杭州人也天天都活得有滋味，所以还是叫“小乐味”好。杭州“小乐味”既然以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为旨归，就显然与上海小乐惠的精心策划算计安排大相异趣。

这就颇有些类似于北京人的找乐子了。北京人的找乐子，也是对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会鸟、票戏、下棋、摆弄花草，不在乎东西好坏，也不在乎胜败输赢，图的是那份随意、自在、可心、舒坦，看重的是做这些事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雅致，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在北京人看来，“乐子”到处都是，就看你会不会“找”。显然，这和杭州人那种“一饮一酌，一醉一醒，一丘一壑也风流”的人生态度是正相一致的。这也不奇怪。北京和杭州，毕竟都是乡土中国的田园都市，而且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样的城市，总是会有些散淡和儒雅的。这里的人们，也总是容易把历史和人生看穿看淡，从而变得心气平和、满不在乎和随遇而安。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气派和燕赵侠骨，而杭州平民则不免多少会有点吴越余韵和魏晋风度罢了。

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不是“田园都市”，因此没有那份“散淡”；上海也不是“文化古城”，因此又难得那份“儒雅”。上海是一个拥挤的、嘈杂的、五光十色而又贫富悬殊的现代化商业性城市，上海人大多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为奢华享乐所诱惑而又为贫穷窘迫所困惑的小市民。他们的生存环境比北京人差得多，他们的生活要求又比北京人高得多，因为他们受到的物质诱惑也比北京人大得多。这就使他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也会逼得他们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变得“门槛精来兮”。可以说，占上海人口半数以上的小市民，差不多都是这种活法，而上海的市政管理和商业服务也乐意为这种活法提供方便，比如印发半两一张的粮票，小吃可以搭配着买，雪花膏可以“零拷”等等。这些做法就保证了收入低微的小市民们也能过上方便、实惠、舒适而又不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和他们的城市一样雅致。

当然，要过上这样的生活，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精明”。事实上，每个上海人都明白，只有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求得尽可能好的生活，也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活得如鱼得水。所谓小乐惠，就是对这种如鱼得水状态的自我欣赏。顺便说一句，这种活法在上海，甚至还能受到别人的尊敬。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馆“红房子”里有一位常客，每次点的菜点花钱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乐惠。然而那里的侍应生对他却极为敬重，服务也极为周到。上海人不是很势利吗？怎么会尊重一个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的人？不错，上海人也许很在乎你有没有钱，但他们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事实上，一个大手大脚胡乱花钱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只会被看作是“戆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里嘲笑。

显然，北京人的“找乐子”也好，上海人的“小乐惠”也好，或者杭州人的“小乐味”也好，都是那些收入不多、家境不宽、手头不富裕而又想活得好一点的普通人的活法，是对单调贫困生活的一种补充和调剂。要之，它们都是享受人生，也都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所不同者，在于北京人欣赏的是自己的大气，上海人欣赏的是自己的精明，而杭州人欣赏的是自己的闲适。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儿，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什么世面没见过？哪在乎生活的粗细，又哪儿不能找到乐子？上海人是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日子很无奈，不算计也得算计，不精明也得精明。何况机会又比较均等，竞争又相对公平，再蠢的人，久而久之，也就磨炼出来了。至于杭州人嘛，没得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谁能比他们更贴近自然，更会享受人生？又还有谁能比他们更慵散，更悠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噢！

甚至就连这三种活法背后透出的无奈，也不一样。说白了，北京的平民是皇宫王府见多了，又进不去，只好到坛墙根下去找乐子；上海的市民则是灯红酒绿看多了，又得不到，只好给自己来点小乐惠。至于杭州老百姓，生活在“人间天堂”，日子却未必真那么好过，便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小酒杯中当神仙”。无妨说，北京人的找乐子是苦中取乐，杭州人的小乐味是忙里偷闲，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实实在在地调剂和充实自己的生活。相比较而言，上海人更务实，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审美；上海人更现代，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传统。

这是人与人的差异，也是城市与城市的差异。

因此，读城，就像读人一样。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就得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将心比心地和他交朋友。认识一个城市也如此。我写《读城记》这本书，目的也在这里：我想通过这本书，像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来认识我所到过的这些城市。当然，也想和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成为朋友。

那么，让我们走进城市。

北京城

北京是城。

北京城很大很大。

北京城大得你不知从何读起。

不必一一列举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比如辖地面积多少啦，市区已建成面积多少啦，常住和流动人口又有多少啦，等等。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数字年年都在变，未必比我们的感觉更可靠；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所有人对北京的共同感觉都是“大”。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外省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肚子发胀眼发直，能办成一两件事，就算效率不错了。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你打的的士肯定跳表，不折不扣的“看山跑死马”。北京人自己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其实，北京的大，还不仅仅大在地盘。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更何况，北京不仅是新中国的首都，它也是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都。不难想见，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演的是什么样的活剧，集聚的是什么样的人物，积淀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啊！这里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胡同、每一座旧宅，甚至每一棵古树，差不多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值得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故事。那些毫不起眼的破旧平房，可能是当年的名流住宅；那些杂乱不堪的荒园大院，也可能是昔日的王府侯门。更遑论闻名遐迩的故宫、景山、天坛、雍和宫、颐和园、圆明园了。即便是那些民间的东西，比如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时令习俗、工艺制作、风味小吃、儿歌童谣，也都是一本本读不完的书。

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无论久远深厚的历史也好，生机勃发的现实也好，豪雄浩荡的王气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风也好，当你一进北京，它们都会向你扑面而来，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从何读起。你可能会惊异于现代都会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三个月不到北京，就会不认得它了），也可能会留连于千年古城的雄厚深沉（有人说，即便在北京住上一辈子，也读不完它的历史遗迹），可能会沉醉于文化名邑的清雅萧远（有人说，只要在北京的高等学府各住上一个月，就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也可能会迷恋于民俗舞台的色彩斑斓（有人说，北京整个的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所有这些，都会对每一个初进北京的人产生神奇的魅力，使之心旌摇荡，神志痴迷，不知所以。可以这么说，任何试图读懂北京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种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

我们必须找到进入北京的门。

也许，北京的那些气势非凡的门，就是我们应该翻开的第一页。

北京的门

北京有很多的门。

打开北京地图，你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北京的门多。尽管这些门大多“徒有虚名”（门被拆掉了），然而那虚名却也永垂不朽。有几个老北京人不记得这些门呢？即便是外地人，从未见过它们的，也会知道它们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觉。因为北京中心区域的主干道，几乎大多都是以这些门（加上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命名的。比方说，前门大街、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阳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东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此外，还有崇文门东大街、宣武门西大街、广安门内外大街、广渠门内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说，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门。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门周围，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门附近，那么，你就怎么也不会迷路。而且，你在北京问路，北京人也常常会说在某某门附近或奔某某门去。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看不见多少门，却对北京的门并不陌生，反倒有几分亲切。

事实上，不少的中国人，都首先是通过北京的门，尤其是通过两座特别有名的门认识北京的。这两座门，就是天安门和大前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几乎每个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歌曲；而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烟盒上见识过大前门。记得小时候，大前门还是一种名贵的香烟。能抽大前门香烟的，大都有钱，或很有些身份。能够收集到大前门香烟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当然，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看看天安门和大前门，在它们前面照一张相，那就更是梦寐以求了。

如果说，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那么，大前门便是老北京的门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为一本重要的瑞典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还这样激动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他第一次见到大前门（正阳门）时的心情：“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这是极为真实而又极为深刻的感受。只有那些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特别敏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才会深刻地意识到，北京的城门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难怪侯仁之教授为之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作者、瑞典学者喜仁龙，要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北京的城门了。在喜仁龙看来，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门还有城墙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这些城门和城墙“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随时都会向我们讲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龙是一个外国人。然而他的感受，却和我们如此相通。我确信，尽管喜仁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尽管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工作，但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他的书就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也不可能写得那么深刻。

我们必须有这种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你才能进入北京，也才能读懂北京。

因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北京作为城的历史，说起来是很久远的了。

北京城起先叫做“蓟”或“蓟城”。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它曾是燕国的国都，其址位于现在北京的西北一隅，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军队所毁。公元70年左右，东汉王朝在今北京西南角，又建了一座新城，叫“燕”，三国时又改名“幽州”。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升格为“南京”，又叫“燕京”，作为他的四大陪都之一。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击败了辽国的金人，将燕京定为他们占领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是为金中都。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公元1272年，统一了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将此地作为他庞大帝国的中枢所在，这就是元大都。至此，中国的首都终于由“面东背西”一变而为“坐北朝南”。在此后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除短暂的变动外，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被打破。

蓟城、幽州、辽燕京、金中都和元大都，这些辉煌一时的巍峨城阙，早就已经“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了。现在人们能够记起说起的，实际上是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而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则是由里外三层的“城”构成的“城之城”。这个城之城的里圈，是通常称为“紫禁城”的宫城，城墙周长六里，开有四门，即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中间一圈是皇城，城墙周长十八里，也开有四门，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它的外围是京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城墙周长四十六里，开有九门。正中即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在过去的年代，它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的东西两面，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又叫“哈达门”和“顺治门”，也叫“景门”（光明昌盛之门）和“死门”（枯竭不祥之门）。景门人人可过，死门则多半走送葬的队伍。北面两门是德胜门和安定门，又叫“修门”（高尚之门）和“生门”（丰裕之门）。皇帝每年一次从生门出城，到地坛祈祷丰年，也祈祷王朝政权稳定、国泰民安，所以叫“安定门”。而凯旋的军队则要从修门班师回城，以宣示皇帝的圣德终于战胜了敌人，所以叫“德胜门”。东边两门是东直门和朝阳门（齐化门），又叫“商门”（交易之门）和“杜门”（休憩之门）。那里曾经河水涟漪，岸柳成行，无疑是运输和休闲的好去处。西边两门是西直门和阜成门（平则门），又叫“开门”和“惊门”，前者意味着“晓谕之门”，后者的得名据说是因为附近居民常被皇帝诏令惊扰之故。总之，这些城门，多少都有些特殊的含义和象征。所以，老北京人说起它们来，总还是津津乐道。

正阳、崇文、宣武、德胜、安定、东直、西直、朝阳、阜成这九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师之门。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而九门当中最南端的正阳门，便是京城内城的正门、前门。它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门。它的北面，是壁垒森严的皇城和宫城，是金碧辉煌的王府和皇宫，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它的南面，是北京城的门户地带，拥有最大的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那里的婆娑杨柳、绚丽牌楼、繁忙店铺、喧闹街市，曾是“北京最美妙、最诱人的街景之一”。那里也是帝王禁苑与平民市井之间巨大的中间环节，因此老百姓把正阳门叫做“大前门”。

其实，真正的前门，说起来应该是永定门。它是京城外城的正门。1553年修建的外城，原来是要环绕内城的，后因经费不足，只修了南城一方，结果整个京城就变成了一个“凸”字形。京城外城周长二十八里，开有七门。南端正中为永定门，左右两边为左安门、右安门，东西两边则是广渠门、广安门，东北和西北角与内城相接处，又开有两门，即东便门和西便门。“外七内九皇城四”，如果再加上围绕外城的护城河和城外岭上的长城，北京城真可谓“门开八面，固若金汤”。除此以外，在天安门外长安街上原有左右长安门（又称青龙门、白虎门）。民国时期，又新辟了和平门（始称兴华门）、建国门（始称启明门）、复兴门（始称长安门）。这些都是大门。至于那些不大上得了台盘的中门、小门，就数不胜数。

这就是北京，这也就是北京城。要言之，所谓北京城，实际上就是由这些一重一重的墙和一道一道的门构成的。其中，门显然又比墙更重要。没有墙，固然城而不城，但如果没有门，则城也就是死城。门之于城，不但是出入之口，而且是方位所在，功能所在，意义所在。可以说，把握了北京的门，也就差不多把握了北京。

北京诸门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

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每个初到北京的人，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门。的确，在中国，又有哪座门，能像天安门那样和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中国人民的历史画卷和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呢？举世瞩目、揭开了中国新文化第一页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20世纪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演出的。天安门在每一个热爱祖国、尊重历史的中国人心目中，不可能不地位尊崇。

天安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明清时代，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营造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一条十八里长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它的南端起点，是永定门；北边终点，则是地安门外的钟鼓楼。从南到北，依次有永定门、正阳门（前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等，天安门恰恰正在这条中轴线的正中。它是京、皇、宫三城中间那个城即皇城的正门。门外，南北大道是御道，东西大街是天街，其地位之重要、特别，已毋庸置疑。如果说，北京的门是我们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那么，天安门便是门中之门。

其实，即便在封建时代，天安门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清人入关后改为天安门。但不论“奉天承运”也好，“敬天安民”也好，作为皇城的正门，它都是国脉所系、国威所在、国家权力的象征。事实上，天安门历来就是封建王朝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那时，皇帝如果要颁布诏书，就在太和殿登极用宝。用宝后的诏书，要置于“云盘”中，用彩亭奉送天安门城楼，交宣诏官宣读，文武百官则在金水桥南排班聆听。宣诏完毕，诏书用木雕的金凤衔着由城楼上放下，交礼部誊写，诏告天下，谓之“金凤颁诏”。可以说，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以其不同寻常的特殊地位而为众望所归。

不过那时的广场，可比现在小得多，只有十一公顷，比作为现在天安门广场配套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占地十五公顷）还小。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时国家并不属于人民，有资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够到天安门城楼下跪班听诏的，人数极其有限。有十一公顷的地方，已经完全够用，而且也足以让地方衙署和小国边邑相形见绌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共和国的主人，如此“弹丸之地”，显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为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曾对广场进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三面红墙全部予以拆除，东西两翼拓为通衢大道，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分立广场东西两侧（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中央，并向人民群众开放。过去专属帝王使用、严禁庶民涉足的皇家禁区，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

于是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它占地面积五十四公顷，可供五十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天安门的南北，分别是正阳门、中华门和午门。

午门是宫城的正门，正阳门是京城的前门，中华门却不是城门。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与明十三陵和清东西陵的大红门相同，虽然看起来不如内城九门那些城门楼子壮观，却最能体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味。因为中华门是真正的国门。咱们的国名叫什么，它就叫什么。明朝的时候，它叫大明门；清朝的时候，它叫大清门；到了民国时期，就叫中华门。换名的办法也很简单：把刻有门名的石匾翻个个儿，重新刻上字，“大明门”就变成了“大清门”。可惜，当民国的人也想用这种省工省料的好办法来更换门匾时，却发现努尔哈赤的子孙早就用过了这个高招，便只好放弃了颠倒历史的念头，重新刻了一块木匾，挂在了檐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感激和崇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就建在中华门内天安门前。正如姜舜源在《沧桑天安门》一文中所说，这可正好应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诗“此头应向国门悬”了。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在中华门旧址上，又兴建了“毛主席纪念堂”。至此，整个天安门广场，已是“旧貌换新颜”。国门拆除了，午门退隐了，前门告老了，人民的广场取代皇家的宫城成了北京的中心，而由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构成的新的中轴线横贯东西，则似乎象征着北京的开放与腾飞。

中华门（或大明门、大清门）的故事，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门对于一座城尤其是一座京城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不仅是出入的孔道和防卫的关口，也是一种象征——国家的和政权的象征。所以，在清代，除正阳门外，其余八门便由八旗分掌：德胜门正黄旗，安定门镶黄旗，东直门正白旗，朝阳门镶白旗，西直门正红旗，阜成门镶红旗，崇文门正蓝旗，宣武门镶蓝旗。八旗分掌八门，既有共享天下之意，也未尝没有相互牵制的用心在内。

的确，“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没有城墙和城门，是不好叫做京城的。唐代长安和北京一样，也有京、皇、宫三城，不同者在于宫城不在皇城里面，而在皇城北面。这三座城，京城十二门，东西南北各三门；皇城七门，南三东二西二，北面无门；宫城南面五门，正中为承天门（明代北京宫城正门也叫承天门，想必即承唐制），北面两门，正门为玄武门，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地方。汉代洛阳京城内，有南北两座差不多一样的宫城，都开有四门，而且门的名字也都一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京城则开有十二门。宋都开封也有城三重，外京城叫罗城，也叫国城，因其土筑又叫土城，开有十三座城门，七个水门，共二十座门；内京城又叫旧城或阙城，四周共开十门，正南门是朱雀门；宫城亦即大内，又叫皇城，开有六门，正中为乾元门。开封城一共三十六座门，差不多是门最多的一座古都。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只有内外两城，内城又叫子城，开有四门，乃大内所在；外城又叫罗城，开有十三座城门，并不呈对称状。杭州城门的特点，是它们的名字，多不似北方古都的典雅庄重，而更多山川灵秀。“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这两句诗中，就包括了杭州五座城门的名称。明初首都南京，规模极为宏大，里里外外共有四城。外郭城周长一百八十里，开有十六座城门；应天府城周长六十七里，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城（次为北京），也是世界第一大城（次为巴黎），共有十三座城门；此外皇城六门，宫城十二门，加起来比开封还多。

显然，这些城市，也都是由墙和门构成的。

这是中国极具典型意义的一类城市。

它们的秘密，是中国文化的秘密。

当然，也是中国城市的秘密。

城与市

城墙和城门把我们带进中国的城市。

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墙和一道道的门来构成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就像无法设想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房子一样。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须有城墙和城门，而且这些城墙和城门越是高大越是多，则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高，人们也就越承认它是“城”。因此，像上海这样没有什么像样城墙城门的城市，就不能叫做城，而也许只能叫做市。

在中国，城和市不但意义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什么是城或城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城或城市，无非是人类社会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之一。这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是国家、城市和乡村。这三种社区，都可以叫做邑。上古所谓“国”，范围不大，数量很多。在诸侯林立的时代，不少的所谓“国”，也就一“邑”而已。“邑”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口”，下面是变体的“人”字。有人有口，当然是社区。也有人说上面那个“口”是围墙、圈子、范围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管怎么说，这个既有一定范围，又有一定人口的邑，就是社区。

中国古代的社区（邑）有许多种，也有许多名称，比如邦、都、乡，以及郊、鄙等。其中“邦”相当于国家（故又称邦国），“都”相当于城市（故又称都市），“乡”当然就是村落（故又称乡村）。此外，“郊”就是附庸于城市的社区（郊区），“鄙”就是远离于中心的社区（边鄙），而社区与社区之间就叫“邻”（邻里）。所有这些字，都从“邑”（乡字繁体从邑，写作“鄉”；村字异体也从邑，写作“邨”），可见“邑”就是社区。不过，一般地说，“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词，就是大小城市的总称（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见，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区。

然而城市却不是最古老的社区。最古老的社区是乡村。乡村是从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转化而来的。“鄉”这个字，无论金文甲骨文，都是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说，“鄉”的字形，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当中放一个饭桶。所以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说，“乡”这个字，“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

后来，阶级分化了，氏族变成了国家，尊贵的老爷天子、诸侯、大夫们也不再和自己的子民们共一个饭桶吃饭。他们（当然要带上自己的奴仆）另择风水宝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划出一个圈子，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并用高高大大的墙把这个新的社区和旧社区乡村隔离开来。这个用墙划出的社区，就叫做“城”，也叫“都”或“邑”，而那墙就叫城墙。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谓“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它们的中心区域。城墙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远的地方则叫“鄙”，是乡村社区的所在地。一墙之隔，尊卑判然；大门内外，贵贱不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它一开始就是和门和墙共生的。没有城墙和城门，也就没有所谓“城”。恰如喜仁龙所说：“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因此，当我们突然发现一座圮败的废城时，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有城墙，比如吐鲁番郊外的高昌和交河古城就是。

当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高高的墙和大大的门圈围起来时，城与乡，就成了中国古代两种最主要的社区。介乎其中的则是“市”。所谓“市”，就是集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因为老爷大人们虽然高贵，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新鲜的，光靠进贡，似乎不够；乡民小人们虽然卑贱，也要零花钱，也想买点城里的好东西。城里的精品要出去，乡里的时鲜要进来，这就要“城乡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这个专门用来做交易买卖的地方，就叫“市”。

毫无疑问，这种交易买卖，是必须一方迁就于另一方的。老爷大人们当然不会屈尊下乡去采购，他们的仆人也沾光不会屈尊，自然只能由乡里人进城来交易。乡里人原本卑贱，摆不起谱；乡里人又很好奇，愿意进城。何况，乡村广阔分散，也不便于集中贸易。所以，“市”便主要设在城的周边，成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沟通城乡的中介。它的地位，当然十分卑微。可见，城与市的高低贵贱之别，几乎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开始的时候，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并不是什么社区，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性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交易。交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交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叫做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性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性的“集”就变成了常规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样，有了自己的土围子。于是，市便成了社区。

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高曰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进入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匐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进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体，变成了“城市”。

然而进城之市却仍然保留着它的个性。这使我们一眼就能把城与市区分开来：城区的建筑是封闭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墙，要不然就是一张张紧闭的门。在这些院落、高墙和大门之间，留出的是仅供通行的道路。这些道路除了行走别无用处，因此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区中的街道却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浏览。街道两旁的店铺，也都一律开放着自己的门户，敞开着自己的门面，以确保里面陈列的商品一览无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后，才会关上活动的门板，有的（如药铺）还随时可以叫开。当然，这些店铺也绝无封闭的围墙。相反，有的店铺门口还会搭起遮阳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苇席的凉棚，更加具有开放性。这就是“城”与“市”的区别，也是“街”与“路”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赶街（赶集）或街市，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路市”。上路、赶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事实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们和院墙一起，把一个一个的圈子划分隔离开来。可以说，城区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墙构成的，市区则是由街和街边的铺面构成的。因为市乃因商业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称总是表现出商业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鸟市、骡马市等。它们也能用来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灯市口、东西花市大街和花市东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却多半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所以我们说起城来，便总是说京城、省城、县城，或冠之以地理、历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龙城等等。城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噢！

其实，不但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春秋左传注疏》称：“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说，尽管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称为“都邑”，但一般地说，只有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国都），大夫的封地则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称为“京”。所谓“京”，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说文解字》：“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无非取其“绝高”之意，当然其地基和城墙也会特别地高。这样的大城，普天之下当然只能有一个。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须独一无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了。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唯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了。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九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了。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却是拆不掉的。

有容乃大

北京的气派，一言以蔽之曰“大”。

北京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天津、成都、武汉、沈阳等。但这些大城市，不管是论人口，还是论地盘，都比不上北京。唯一可以和北京较劲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随着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它是（或至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金融中心、工业基地、商贸市场、利税大户，甚至全国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库。建国前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国后上海向外地输送技术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国第一。正因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称为大上海。在中国，有几个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大”字呢？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难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装大”。一般地说，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却唯独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忆就说得更绝。她说就连北京、上海两地的风，都有大小之别。“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两个大都市》）

的确，北京不管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几乎无不惊异于它的容量。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宽的街道，那么多的空地方，该可以装多少人哪！上海虽然也大，但却太挤。不要说拥挤狭窄的街道里弄，便是人民广场，也显得挤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来了，哪里还能装下什么东西？所以有人说，到了上海，除了看见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北京虽大却不挤。北京的交通虽然也堵得厉害，但最拥挤的地方也仍能给你开阔之感，因为那地方本来就很大。其实，这也正是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宽松、疏阔、大处着墨、纵横挥洒，充分表现出帝都京师独有的那种大气。不要说九平方公里偌大一个宫城才住了皇帝“一家人”（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那个妓院长大的韦小宝一进皇宫便惊叹：“这么大的院子，能装多少姑娘。”），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当然不是现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这是说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虑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地皮节约成本，而满不在乎的北京，则“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哪个城市能有这么多公园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么公园。过去自家的小院，现在小区的街心，就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了。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的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绝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对”。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入。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了。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实，这也是“城文化”的特点。《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征。作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环境，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兼容性。乡村虽然地域辽阔、没有城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其实，乡村的开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异质文化很难在这里得到传播，外来人口也很难在这里落脚谋生。乡村几乎只相信土生土长和本乡本土的东西，对于外来户和外乡人总是持怀疑态度。顽固地保留乡音土话，便是证明。

城市就不一样了。城市是这样的一种社区，它的职能和功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且，城市的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就因为它的职能没有北京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同理，城市的职能越多样，功能就必须越齐全；功能越齐全，城市就必须越能兼容。其结果，正如天津人所说，“嘛大的林子，嘛鸟都有”，连“市”也最终搬进“城”里，并与“城”合二而一，成为“城市”。

所以，城市从来就是开放和兼容的，尽管城市与城市之间，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并不一样。但再封闭的城市，也比乡村开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乡村兼容。中国古代的城，虽然无一例外都有城墙，但是这些城墙却并不妨碍城市的开放，而且似乎更有利于它的兼容。这就好比盘子装不了什么东西，而碗却更能容纳一样。一个完全没有空间间隔的地方是无所谓容不容的。城墙的建立，恰恰正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容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城以盛民也”，便说得十分到位，尽管它仅仅只说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创造的。城市既然能够容纳人民，当然也就能够容纳人民创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须开放和兼容，还因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的确，没有哪个社区能像城市这样充分地满足人们交往的需求了。因为城乡这两个社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其居民的异质性程度。乡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质的，端的称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种同文（方言）”。而且，乡村居民还特别看重这种同质性，看重乡里乡亲、土生土长，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长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则大多没有这种心态。他们既不可能只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只买同一家店的布，当然也不会干同一样的活。他们籍贯不同，出身不同，来历不同，职业不同，活法也不同，却共生共存于城市。于是，城市便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交往的机会。

也许，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诱使一批又一批的人离乡背井，来到城市；也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远远优于乡村。

有机会，还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作为交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语言，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才有可能成为人际交往的硬通货。“城里话”比“乡里话”好懂，原因就在这里。除北京外，我国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省会的方言总是相对地、县的方言好懂，而地、县的方言又总是相对乡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连社区的语言也相对开放和兼容，这才让外地人觉得相对比较好懂。

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入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才半个多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的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至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北京的大气，就大在这里。

霸气与和气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这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吗？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侠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的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作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不啫”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啫”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爽”。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具有表演性，变成一种做派。

这种做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淡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唯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像模像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绝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士司机、店员、鞋匠或卖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啊！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吗？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了。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囊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间”，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了。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马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子的人，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那爱理不理或颐指气使的态度。“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你向他问价，他让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还要损你：“长俩眼睛干吗的，出气呀！”请他快一点，就更不得了：“嚷嚷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啦！”难怪龙应台一进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吗？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么人没有？那个卖针头线脑、咸菜酱瓜的女售货员，说不定是个“格格”呢（其实当然多半不是）！即便她不是什么格格吧，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其实当然未必见过）？老舍先生来买酱瓜，还客客气气呢（其实当然未必买过）！那么，请问你算老几？老话说：“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对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儿！不满意？别来呀！爱来不来的，谁请你啦？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了。这绝不是北京应该有的气象，这也绝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有一技之长，无憎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

上海就不会这样。上海的服务行业，即便在“文革”时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规矩。那时，哪怕只是拿三分钱买两根针，店员也会用一小张纸包好了递给你。在餐馆里点菜吃饭，也不会被服务员吆喝着自己去端盘子。当然，上海的店员也常常被批评为“歧视外地人”，但他们至少不歧视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货员，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国人、外国人，哪怕皇亲国戚、天王老子，一律采取“本大爷”或“老姑奶奶”恕不伺候的态度。

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即便两地最好的店员，也“好”得颇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员好在“和气”，上海店员则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员或小贩，在找零钱时，如果又是钞票又是铜板（或“钢镚儿”），便会脸上堆满了笑，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熨帖。至于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上海店员的周到却是真能给你提供方便甚至实惠。比方说，告诉你这条裤料其实可以省下一寸，或者买另一种牌子的其实更合算。必须提供的一应商业服务，比如包装、熨烫等，当然都会达标到位，不会缺斤短两。但他们绝不会为找头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为这属于买卖中的正常现象，而且与是否实惠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体上似乎可以这么说：北京的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或缺的“礼数”和“人情”；上海的态度则是“务实”的，它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纯粹“上海式”的思维方式：顾客来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当钱使的“客气”和“礼貌”。

两地风格的孰优孰劣，在这里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气”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实惠”也好，其实都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上海的“周到服务”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是需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上海的店员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时，他们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对方是一个有资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这里说的“资格”，主要就是精明与否，包括对精明是否敏锐和能否欣赏。在他们看来，顾客的计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过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员一旦碰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不懂经、拎不清、反应慢的外地人，便会一肚子的不屑，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书卷气。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唯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份儿”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了。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务行业打交道，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这种感觉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却时有体会。北京人其实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大”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帽”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绝非那些在拥挤狭窄的水泥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平民与市民

的确，北京城在本质上是属于“乡土中国”的。

和中国其他古都一样，北京城也十分乐意地保持着它与广大农村的密切联系，而不是像上海滩那样，把自己和农村对立起来。尽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门和城墙，但它们与其说是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如说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在北京城城墙大体完好、城楼巍然高耸的年代，古朴的城门把庄严的首都和恬静的乡村浑然一体地联系起来。巍峨的城墙下，是“我们的田野”，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鸭群们的天地。那里浓荫密布，岸柳低垂，芦苇丛生，荷花盛开，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北京各城门附近是屡见不鲜的”。登上箭楼远眺田畴，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尽收眼底，古老帝国的悠长韵味便在你胸中回肠荡气了。难怪喜仁龙要感慨万千。是啊，“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呢？

这种田园风光我们现在是不大容易看到了。尽管我们在北京的某些街区还能看到进城的农民，看到他们拉来的新鲜蔬菜和瓜果，看到拉这些蔬菜瓜果的木头车子和拉车的骡马（不知还能不能看到骆驼），但总的来说，我们已只能从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称那里寻觅当年田园都市的蛛丝马迹。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风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钓鱼台、樱桃斜街、烟袋斜街、香饵胡同、石雀胡同。不管这些地名是怎么起的，都有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儿。事实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儿胡同，连起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比方说，拐弯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湾九道湾，或者骆驼脖儿胡同、辘轳把儿胡同；圆圈形的，叫罗圈胡同、磨盘院胡同；口小肚儿大的，叫闷葫芦罐儿、驴蹄胡同、茄子胡同；扁长条的，叫扁担胡同；细长条的，叫笔管胡同、箭杆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巴胡同；弯曲状的，叫月牙儿胡同、藕芽儿胡同；一头细长一头宽的，叫耳挖勺胡同、小喇叭胡同；如果胡同较短，就干脆叫一溜儿胡同或一尺大街。

读着这些地名，我们不难体验到一种亲切感。《北京的胡同》一书作者翁立认为，胡同名儿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为“北京人直爽实在”，所以起名也实实在在，直截了当；二是因为一个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记，让人一听就明白，才叫得响、传得开。这当然并不错。但我同时也认为，它们恰好证明了北京是一个田园都市。否则，就不会有扁担胡同、椿树胡同、辘轳把儿胡同、磨盘院胡同了。这些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的胡同名，被认为是上口好记叫得响的，岂非恰好说明北京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乡土情结？

北京人的这种心理和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两个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则是“田园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农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当农民化的。他们爱吃的是硬面饽饽荞麦饼，是冰糖葫芦豌豆黄，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爱喝的是二锅头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爱过的是清明端午重阳节，正月十五挂红灯，而不是圣诞节和情人节；爱玩的是养鱼养鸟养蛐蛐儿，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风筝，是那些让人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的娱乐活动。甚至他们爱听的也是那些带有泥土味的吆喝声：“栗子味儿的白薯”，“萝卜——赛梨”。

北京人生活中的这些平民味儿现在是日渐稀薄了。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这种平民味儿，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儿。它也是北京最让人怀念和难以忘怀的东西。没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学者（个别特别有名的例外），也没有多少人记得满汉全席（也许根本就没吃过），但记得天桥的把式、厂甸的庙会、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东西，记得八月十五的兔儿爷，记得豆汁儿、灌肠、艾窝窝和炒肝儿。北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属于平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风味醇厚让人怀念，不仅因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里人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调，而且因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贵族气派和贵族精神。

平民，是王朝时代的概念，系相对“贵族”而言者。北京是贵族集中的地方，当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贵族派头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为明清两代的京都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给这两大阶级都设计和安排了足够的空间。贵族们固然能在这里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平民们在这里也如鱼得水活得滋润。现在，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作为历史虽因革命而消失，但贵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为一种文化，却并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革命以后，大批的贵族带着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间，大大拉近了这两个阶层的距离，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时，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贵族气和书卷气。

其实，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辇之下，皇都之中，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哼哼。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就会有几分华贵，几分儒雅。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这些古都的共同特点。不过西安因历史故，较之北京更为古朴厚重；南京则因地理故，较之北京便多了几分隽秀水灵。北京的民风是大气：粗犷、豪爽、质朴、落落大方、小处见大而又礼数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们的生活大多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粗陋，但却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失了身份，丢了体面。即便不过一碗老豆腐，二两烧刀子，也会慢慢地喝，细细地品，一点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气度，那派头，有如面对一桌满汉全席。就是这样简陋的酒菜，如果来了朋友、熟人，也要礼让，然后坐下，慢慢品尝，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们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饮酒喝茶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

无疑，这是一种文人情趣和贵族派头。事实上，中国的“贵族精神”中从来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无疑是贵族（尽管也许是破落的），但孔子激赏的审美境界，却是暮春三月，与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于沂水，在舞雩台上吹干了头发，唱着歌儿回来。贾府无疑也是贵族（而且是皇亲国戚），但为迎接贵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观园”里，也不忘设一“稻香村”（倘无此村，则枉曰“大观”）。尽管贾府的做法未免矫情，但即便这矫情，却也是文化所使然。因为传统的中国是乡土的中国，而中国文化的美学原则是白贲无咎、返璞归真。所以，北京城里最可人之处，不是巍峨富丽的城阙宫殿（尽管它们关乎朝廷体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经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刹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废宇颓基、荒园古庙、老树小桥。同样，钟鸣鼎食、海味山珍、轻车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场，“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辈承当”，才是最大的排场。

这样一来，最寻常处往往也就是最不寻常处，而要在最寻常处看出不寻常来，是要有文化教养的。这种文化教养当然并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当然是老北京人），才会表现得那么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会找乐子的。对于北京人来说，“坛墙根儿”和“槐树小院”都是乐土，“喊一嗓子”和“听一嗓子”都是乐子，而且越是众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谁能像老北京人这样深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之神韵呢？我们实在很难说这种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毋宁说是一种“贵族气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贵族精神”吧！

于是，在老北京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平静安详、宽和礼让、恬淡闲散、诙谐幽默。他们在茶馆里听戏，在园子里会鸟，在皇城根儿遛弯，在大槐树下纳凉，全都有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比方说，纳凉，讲究的就是“沏一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些子无拘无束的话”。再比方说，遛弯儿，讲究的也是从容不迫。北京人的溜达溜达，与上海人的逛街、轧马路是大相异趣的。逛街和轧马路不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没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遛弯儿却是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纯粹是散步和散心。

这显然是一种讲究，而且是一种穷讲究。大城市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也就和乡下人差不多了。事实上，农民进城，最不习惯的也正是这些讲究，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吃饭要用公筷，睡觉前要洗脚，不可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讲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穷归穷，讲究归讲究，所以叫“穷讲究”。但，各地的讲究，也不大一样。比方说，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北京更讲究“礼”，上海则更讲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讲究则是“倒驴不倒架”，最怕因“丢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来岁的下岗女工去菜市场买菜，跟相熟的摊主还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计较。不过，主张和气生财的摊主也会给一点小小的优惠。这些北京近郊的农民很快就知道了应当怎么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静言《最大气的城市：北京》）。

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礼。或者说，礼数。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情及其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往来，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比如你送我酱黄瓜我还你腌萝卜之类胡同四合院里常有的人情礼数，更是精神上的，即对对方人格的尊重。这就是礼。如果“失礼”，不但别人不“待见”，自己也“跌份儿”。可见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而要尊重别人，又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丢了“份儿”，也就没有资格敬重别人了。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贵族精神，包括不自轻自贱，不妄自菲薄，不见风使舵，不见钱眼开等等。生活在一个饭要钱买的社会里，尽管谁都知道“一文钱难死好汉”，但既然要坚持贵族精神，就得坚持人穷志不短，不能因那么一点蝇头小利而让人小瞧了去。这正是前述下岗女工尽管生活窘迫，却仍不肯显得太抠门的心理原因所在。这里面固然有“贫贱不能移”的品格，也未尝没有一点“打肿脸充胖子”的矫饰，当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气和大度。不过，直接的原因，还是磨不开脸。脸面，对于北京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什么叫“磨不开脸”？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么身份架子呢？也就是那么一点精神吧！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人高贵，并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说实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过于看重身份面子和过分强调精神作用，因而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一样，都无关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他们城市的性质所使然。的确，过分地强调精神难免变成空谈，过分地讲究礼数也可能变成繁文缛节，变成臭规矩和矫情。但，大气的北京毕竟不是夜郎。它能赋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颗平常心，也能教给他们以种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这些教导往往都是实实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和教养就会变成趣味。我们通常说的北京味儿，便多半是指这种趣味。

能有这样的“趣味”固然需要培养，能有这样的“活法”则更要有条件。这条件有二，一是环境，二是氛围。就环境而言，必须是“田园都市”；就氛围而言，必须是“文化古城”。上海没有这些条件，上海人也就不是这种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点：作为市民，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高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姐们，却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而少有暴发户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在内心深处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滑舌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认为上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可就大错特错了。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却并非如此。上海人不耻言利，也不唯利是图。作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风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宁说是精明。这也正是一个真正市民社会的特征。在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里，财大气粗和一夜暴富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被我们称作“小市民”的人。他们“小”，所以他们“牛”不起来；他们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么是都市生活。总之，他们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的唯一本钱，就是精明。因为，在这个市民社会和商品社会里，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随行就市，而且能讨价还价，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或同样少）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相差不远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绝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因此，与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骛远和夸夸其谈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实惠和稳扎稳打的。他们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也不会轻易地被某种政治激情所煽动，或盲从某种政治观点，而宁肯对政治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要参加政治运动，也会同时考虑经济利益，或把政治要求变成经济要求。比如“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实为奖金的发放问题。那时，北京人关心的是“谁上谁下”，上海人关心的则是“给多给少”。谁能给上海人带来实惠，上海人就会从内心里拥护谁。

实惠，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物美，总之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子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高的质量。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物美；而所谓物美，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种多、服务好。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十元一份的盖浇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三元一客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皮。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精致了。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价也不廉。

就拿小吃来说。上海的小吃和点心少说恐怕也有上百个品种，小吃店和点心店也遍地开花到处都有，而且没有只卖早点一说。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间，是既卖炒菜米饭，又卖小吃点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经营也很灵活。比如面上的浇头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笋丝，不像别的许多城市，吃牛肉面就只能吃到牛肉，吃鸡丝面就只能吃到鸡丝，而且那牛肉和鸡丝还未必可口。这些都是实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没有这么方便。这些年，北京“吃饭难”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缓解，花几块钱填饱肚子也不太困难，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却多半是外地民工的“杰作”，自产的点心也不敢恭维。北京最经典的段子是一块月饼掉在马路上，被汽车碾进路面拿不出来。围观者七嘴八舌献计献策，说只好再买一根麻花把它撬出来了。

这当然是笑话，也是小事，不过小中可以见大。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体现了北京人的活法：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马大哈。上海却没有“马大哈”，只有“马大嫂”。“马大嫂”是上海话买（采购）、汏（洗涤）和烧（烹调）的谐音。在上海人看来，居家过日子是很实在的事，也离不开买、汏、烧。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没有什么做不得。相反，一个男人家，在外面也许要摆摆架子，在家里摆谱当爷们，就没有意义，还不如买买菜、洗洗衣、烧烧饭来得实惠。因此有人说，北京是爷们（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们（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实际。

两种世故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两种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儿。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炼出来。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了。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了。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官场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么？是人缘。只有上司赏识、同僚捧场，才混得下去，并获得升迁和提拔。其实，不但官场，其他地方也一样。所以，学会世故，首先要学会“处人”，而处人之道，又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比方说，遛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唆。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里道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

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您来点什么？”“您猜怎么着？”“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槌了不是？”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的。只有对怀里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这么问。即便问这样的小娃娃，语气也不会是直统统的，而多半会笑眯眯地问：“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如果是问上中学的孩子，就得问“十几啦”；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老年人，得问“高寿”。这里面讲究大了。这讲究，也是世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尊老的社会，最怕的，是把人家说“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说老了正好相反。“几岁”，是“十岁以下”的意思。这么问，岂非把人家当成了“毛头小囡”？长辈对晚辈尚且不可有此一问，如果晚辈这样问长辈，那就真是没大没小了。

没大没小，也就是不懂礼数，而不懂礼数，也就是不会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包括说话，也包括别的什么。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或者说：“不会骑车就别骑！”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

的确，礼数这玩意，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比方说，懂礼数的人，都有“眼色”。所谓“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讲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北京话的特点，就是分寸感特强。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比方说，“三十来岁”和“三十几岁”就不是一码事，和“三十好几”就更不一样。它们分别是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样，劳驾、费心、借光、破费，虽然都是“文明用语”，都用于向人道谢或道乏，用处和用法也都不一样。这种细微的区别，就是分寸感。

实际上，人情世故，都要适度，才合于礼。过度的客气显得生分，过度的关切则难免谄媚，而恰如其分则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这就要费心思、勤琢磨，还要有教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然后可着尺寸做人过日子。

显然，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心里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儿，透亮就不缺心眼儿。当然，也不认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也没有过不去的桥。无论好事坏事，还能一个人包了圆啦？所以，露了脸，用不着扬铃打鼓；背了时，也不必蔫里巴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黄河还兴改道儿呢，人世间的事，哪有个准数？风水轮流转，没准明儿个转到哪，瞎折腾什么呢？消停些吧！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也别较真。较真，就是死心眼儿。天底下，哪有“真事儿”？不过“汤儿事”罢了。所以，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对付劲儿”。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事儿、混口饭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一个人混”还是“哥几个一起混”，混得好还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点，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赖。难怪北京人吃喝不讲究，活得那么马虎了，对付嘛！

显然，这种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农业生产周期长，要能等；京城官场变故多，要能忍；而面对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要能对付。京都之中，帝辇之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明儿个，菜市口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世故起来。北京人的世故是他们久历沧桑的结果。这种久历沧桑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使他们在静观中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世故和通达，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专制体制毕竟太强大，这种体制下的小民也毕竟太微不足道。强大的皇权要消灭他们，比碾死只蚂蚁还便当。他们不能不学会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这份世故和耐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老北京人的信条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别攀着一丈。人，还能大过天去吗？”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那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了。要知道，“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而“和年头儿叫劲，简直是和自己找别扭”。再说，就算怎么怎么了，又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当老板，来钱多，事儿还多哪！还是混吧。显然，正如赵园所说，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于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反倒变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谁都知道，北京人说话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到了他们嘴里，就可笑、可乐。比如脸上有雀斑叫“洒了把茶叶末”，就又形象又生动，怎么想怎么可乐。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了。要论说话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没得比的。

北京人为什么特别会说话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除了北京是个古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农村语言、民间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比官方语言和文人语言更生动鲜活，而这也正是北京话的特点。比如，说“窝心”就比说“难受”好；说“蒙席盖井”就比说“隐瞒”生动得多；说一个人不爱回家是“没脚后跟”，就不但生动，而且俏皮了。事实上，北京话当中那些最形象生动、鲜活来劲的词汇和说法，比如擦黑（黄昏）、撺掇（怂恿）、保不齐（无法预料）、牌儿亮（脸蛋漂亮）等等，便不是来自农村，就是来自少数民族。比方说，打发、巴不得、悄没声儿，就是满语；而找茬儿（挑毛病、找麻烦）、护犊子（袒护自家孩子）、车轱辘话（来回诉说），则无疑来自农村。萧乾先生曾激赏“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这句话，认为“出落”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水灵”则除了静态的美外，还有雅、娇、甜、嫩等素质。但，不难看出，出落也好，水灵也好，都是农民的语言。尤其是“水灵”，马上让人联想到带着露珠的鲜嫩瓜菜。也许正是因为善于向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学习，所以，尽管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官场，可北京人说起话来，却并没有官气。

如果说生动鲜活是向农民和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那么，诙谐幽默则源自北京人的世故与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来。因为幽默是不紧不慢的。它需要铺垫、打底子，“包袱”才抖得开。会说笑话的人都知道，说笑话时，不能紧张，必须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别人还没笑，你自己先笑起来，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机关枪似的把话一口气说出来，别人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又怎么会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说到底，幽默也是一种大气。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恼和不幸。同样，也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过去告别。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实，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甚至没大没小。比方说，称邓小平为老邓，称戈尔巴乔夫为老戈，就像称呼自己单位上同级平辈的同事；称倒腾商品的小贩为“倒爷”，称骑平板车拉客者为“板儿爷”（其车则被称为“板的”），就像称呼“王爷”“万岁爷”。这可真是“掉了个儿”。如果说，前者和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一样，多少表现出一种“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那么，后者就多半是一种调侃了。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合礼数的“倒错”，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现的正是北京人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敢说的“气度”，而所谓“什么话都敢说”，则是不但包括“说什么”，也包括“怎么说”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调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圣。礼数不是最神圣的吗？如果礼数可以消解，那还有什么该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还有苦涩、无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或三种手法，即调侃挖苦、装傻充愣、玩世不恭。前面说过，北京人是很会“损人”“挤对人”的，比如“别以为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事”等等。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但损别人、挤对别人，也糟践自己。比如葛优就曾说自己“脱了衣服跟一条反动标语似的”。最典型的还是杨东平讲过的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因为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风》）。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一个平时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顶了起来。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该人马上赔不是：“哪敢呀！这两天，也就是有了两个臭钱，就像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显然，在这里，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装傻充愣自我作践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王朔的话说，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

这就是世故了。事实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装傻充愣。因为装傻充愣的背后，实际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回事。谁也别太当回事，谁也别较真。所以，谁也别太把自己当人。何况，我不是人，你也不会是人。我不把自己当人时，我其实也没把别的什么人当人。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还会把别人当人看吗？就拿前面那个笑话来说，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个小青年是在作践自己，仔细一琢磨，却又不知道是在作践谁。因为“我”固然是个“屁”，然而这个“屁”却是警察“放”的。说了归齐，还是“警察放屁”。结果，谁都挨了骂，也就谁都不吃亏。因此，当一个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装孙子”时，你可千万别上当，以为你真是“大爷”。

当然，那个小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话，不过脱口而出。但，他的脱口而出，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而且，这种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没权没势的，谁也糟践不了，那么，自个儿作践自个儿，还不行吗？

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了。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涩的。就拿把雀斑说成是“茶叶末”来说，便透着苦涩。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才喝这种末等茶叶。其实，就连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恼人的笑”。平民嘛，一无所有，要啥没啥，既没什么可乐呵的，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张嘴，再不让它快活快活，那日子还能过吗？再说，耍贫嘴又不要钱，也就不说白不说。即便不能损别人，拿自己开涮总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闲不下，就不赖。

显然，正如“长歌当哭，要在痛定之后”，苦涩也只有经过平和的过滤才能变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后则是世故。也就是说，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会满不在乎。于是，无奈到了极点，反倒心气平和。因为一切都无所谓了。比方说，不就是找不到单位找不到工作吗？那就练摊呗！顺便说一句：“练摊”这两字，也表现出一种世故和人生哲学：哥们不过是操练操练，玩一把罢了，较什么真呀！

正因为不必较真，所以，在北京式（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里，越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当回事，则越要一本正经。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名叫马青的人就这样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哥儿们说：“你就别一个人混了，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蚱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呢？”（王朔《一点正经没有》）这种把豪言壮语和俚词俗语糅在一起混说，而且说得不动声色的说法，最得调侃之神韵。而且，这段话，还非得葛优来说，才能说得风味纯正，说出王朔式的“语重心长”来。

总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风趣，内里是世故，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劲儿。

这种幽默上海是没有的，也是不会有的。

如果说，北京人的世故表现为稳健平和、苦乐随缘、安贫乐道，外加一点幽默诙谐作调剂，那么，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现为精打细算、讨巧卖乖、明哲保身，外加一点可能范围内的积极进取。上海人的确“门槛精来兮”。他们深知“老虎胡须摸不得，刺毛毛虫惹不得，没干的生漆碰不得，过时的皇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并牢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因此绝不乱吃，也绝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没事找事，当然也就既不会油嘴滑舌挖苦别人，也不会装傻充愣调侃自己。挖苦别人会得罪人，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好处；而装傻充愣则无异于丑化自己给别人当笑料，那才叫“戆”呐！精明的上海人，哪有当“戆大”的道理？于人不利，于己无补，这种“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会去做。

的确，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决定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他们的世故也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们也不干；凡是没有用的东西，即便好看，他们也不买。当然，他们买东西，并不只考虑有用，也要好看。因为一件东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只买了有用的部分，同样是不合算的。那么，装饰品之类“没用”的东西，就不买么？买的。因为它们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说，可以提高档次、表现品位、附庸风雅、显示气派等等。总之，上海人的思维方式是数学的，行为准则是实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都不做“非分之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分之想”是“命里没有”，上海人理解的“非分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实惠，他们就会去做。做的时候，也有个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现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坏就不破坏，现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提高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处。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闹”。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于这种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也能忍（这同样是中国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说北京人的人生哲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么，上海人的态度则是“穷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发财”，发不了财就到乡下人那里找平衡。这话也许说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在忍耐中，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以便在绝境中找出路，在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开不了源，就节流；小脚裤和喇叭裤都不准穿，就发明直筒裤。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显然，同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懒（甚至“懒得离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积极。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为它为人的欲望开了个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得到适当的满足。有此满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了。北京人没有这个口子，就只能强忍；而一旦忍不住，礼数什么的，就不再谈得上。结果，不爱钱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厉害。所以，小贪官全国都有，大贪官却只会出在北京，不会出在上海。上海人没有那么大的“胆”，也没有那么“坏”。上海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利己不损人”；即便坏，也“小奸无大恶”。他们是在上海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给他们的，则是这样一条原则：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应以尽可能不犯规、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前提，因为那只会最终导致自己利益的丧失殆尽。这当然并不合算。

其实，上海的这种世故不能叫世故，只能叫精明。同样，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境界，它需要“玩深沉”；滑稽则是一种肤浅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费太多的事（成本较低），就能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还能反衬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对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让北京人看不起。

北京人与上海人

不可否认，这里确有境界之别。

如果说，前述上海人感觉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上海人的典型说法是“拆了棉花当大褂穿”），那么，前述北京人体验到的，便多少可以说是人生的苦涩（北京人的典型说法是“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没了牙”）。感觉和体验，是层次不同的两种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两个课题。感觉总归是暂时的，可以改变的，何况我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变得好起来。随着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务实的上海人，自我感觉也会一天比一天好。总之，他们的问题，似乎相对比较好解决。北京人的问题就麻烦多了。对人生苦涩的体验及其超越，似乎是属于所谓“终极关怀”一类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学家，但北京作为世纪老人，却似乎总是和哲学脱不了干系。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变幻感，总是无法躲避地会伴随着北京人；而关怀文化的演进和国家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会是北京这类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作诗。或者说，总在做梦。作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窜来窜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一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呢？能怀的又是什么旧呢？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唯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搭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旦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了。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劭。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

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刿，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唯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傻B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1]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了。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了。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处处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了。

[1]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续谈“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

官气与痞气

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读读龙应台的《吵架》一文。这篇文章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转载，现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竟是《吵架》。

龙应台的确没法不吵架。

按照龙应台自己的说法，她这个因“生气”而出名的中国人，动身之前就一再告诫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气”，因为至少有三条理由告诉她不能生气不该生气而且不必生气。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应战。“你！”一个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这时人潮正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手指穿过人群直指龙应台：“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牵着孩子的手，龙应台乖乖地挤过去，只觉得那个女人说话的声调、气势，就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龙应台想。“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字。龙应台递上证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了下来。可是，龙应台的孩子，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这一架好歹没吵起来，但后来，龙应台终于忍无可忍。

问题是，检疫口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偏偏要和龙应台过不去？也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机。于是，那女人便轻而易举地把她从一群白人中挑出来了。

是中国人就可以凶，这就是那个女人的逻辑。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像泄了气的球呢？因为龙应台虽然是中国人，却又是“台湾同胞”。要对“台湾同胞”也颐指气使凶神恶煞，得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现在，谅她还不敢！

不难设想，如果龙应台“有幸”是一位“大陆同胞”，后面还将受到什么样的“礼遇”。这种礼遇我们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于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晚报》说，龙应台这“气”生得实在不值当。因为这些事情咱们早就司空见惯，想气都气不起来。这位读者还说，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了。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吗？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呵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或许还会有人问：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权吧，也用不着那么凶呀？这你就不懂了。像她那样的“弼马温”，不凶，怎么显出是个人物来？要不，怎么叫“拿着鸡毛当令箭”呢？

那么，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呢？也是官么？当然不是。可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还是“京官”。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都是小地方人。”这就叫“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

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什么是官气？说到底，官气就是骄虚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呢？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们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气亦然，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

事实上，正如座山雕的时代“兵匪一家”，王朝时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韦小宝”，市井中也不乏“高衙内”。高衙内仗势欺人，靠的是官威，摆的是官谱；韦小宝官运亨通，则无非因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赖脸。封建社会的官场作为最肮脏龌龊的地方，从来就不乏痞气，只不过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沦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气便暴露无遗了。

所以，北京“官商”中态度恶劣者“霸”，“私商”中态度恶劣者“痞”。比如龙应台在“官商”地盘里（首都机场）体验到的便是霸气，在“私商”地面上（日坛市场）体验到的则是痞气。不过表现虽不同，性质却一样，即都是蛮横无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的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这其实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病毒。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从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赖”的。表面上的认输服软，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恨。而长期的“奴化教育”，则养成了不以作践自己（比如自称奴才自打耳光）为耻的变态心理。因此，北京城内不但有着精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慷慨赴难的燕赵侠骨、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平和恬淡的贵族气度、温柔敦厚的京都民风，也有骄虚的官气和鄙俗的痞气。事实上，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方才会有纯朴的道德，但却又不会有雍容气度和开阔眼界。

当然，痞气更多的是一种市井气。因为市井小民无权无势，没什么本钱与人抗争，也没有多少能力保护自己。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为了找个心理平衡，他们不能不学会世故和圆滑，甚至学会损人和耍赖。北京的平民比谁都清楚“硬抗不如软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脸有时比义正词严更管用。久而久之，无奈就变成了无赖，圆滑就变成了油滑。同时，粗犷和粗糙也变成了粗鲁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说会道，就构成了痞气。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脾之积名曰痞气。”但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气甚至能“上升”为艺术，比如红极一时的“痞子文学”就是。这种文学的产生，除这里不能细说的时代原因外，与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无关系。即：一、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东西，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气和厚重，使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升华；三、北京人本来就多少有点欣赏痞气，如果痞得有味道还有内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杨宪益先生诗云：“痞儿走运称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不管我们对这两个人作何评价（本书无意褒贬），都可以肯定他们只会出在北京。

如果说，官气在朝痞气在野，那么，又有官气又有痞气的，就在朝野之间。

这个介乎朝野之间的所在，就是学术界。

北京的学术界无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北京有国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有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那里精英辈出，泰斗云集；有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那里馆藏丰富，积累深厚；有国家出版社、国家电视台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能为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最好的园地；何况北京位居中央，居高临下，四通八达，消息灵通，发言权威，总能得风气之先，居全国之首。北京的学术界，不能不优秀。事实上，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成果出在北京，中国最杰出的学术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来一直被全国视为楷模的学术传统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学术界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气和痞气。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京派”和“海派”》）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如果说，过去北京学术界尚有“高士”，那时下则颇多“官迷”。表现之一，便是特别热衷于操作各类学会协会。为学术交流故，成立学会，展开讨论，从来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做法，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学会协会中会长理事之类“一官半职”是也。先师吴林伯教授曾总结概括各类学术讨论会的四项任务，曰“封官、办刊、会餐、爬山”，于是它便往往变成一种为少数人蟾宫折桂提供舞台，为多数人公费旅游提供机会的活动。所以，每到学会换届之时，你便总能听到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看见一些上蹿下跳的影子，而这些声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当然，说有此念头的只是北京学人，是冤枉的；说北京学人只有这种念头，也是冤枉的。他们的标的，可能并非区区理事，而是“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

我十分赞成学者科学家参政议政，甚至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官总要有人做。做官并不丢人，就像做工、种田、教书、做买卖并不丢人一样。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然而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我就曾亲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也许，会议组织者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表示讨论会的郑重其事和对那几位头面人物的尊重，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吓！他们竟然下作到跑到民营书店过官瘾来了，这同在街头捡烟屁股过烟瘾有什么两样？

当然还有更下作的。比如卖论求官、落井下石、拉帮结派、自吹自擂等等。总之是登龙有术，治学无心，因此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东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数日尚在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数日后即摇身一变，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或者东拼西凑抄抄剪剪炮制“巨著”，被人发现硬伤又厚着脸皮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不是官气，而是痞气了。这些毛病，自然并非北京学术界的“专利”，但，似以北京为尤甚。

北京学术界的这种毛病，说到底，就是浮躁之气。

许多人都发现，现在的北京人，已经少了许多儒雅，多了几分粗俗；少了许多平和，多了几分浮躁。就拿和龙应台“吵架”的那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来说，人家不过是用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叫了一声“同志”，就大为光火，挑衅地问：“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犯得着吗？

如果说粗俗多见于市井，那么，浮躁便多见于学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说，表面化、轻浮、躁动，是20世纪80、90年代京师文化的特征。浮躁之风改变了北京学术界风气。一些人急于成名，大部头的“专著”频频问世，但只要轻轻一拧，那水分就会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哗往外流。一些人热衷于当“主编”，实际上不过是邀集些枪手，或召集些学生，“编辑”（实为拼凑）有“卖点”的丛书。另一些人则被各种飞扬浮躁的东西冲昏了头脑，“项目、资金、论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标满天飞，取代了对真正学术目标的追求，真正关心人类命运、宇宙本质和学术真理的头脑为浮躁的学风压倒”（郑刚《岭南文化的风格》）。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准则，只知道北京的学术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闹剧开场，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被频繁地制造出来，然后迅速推向全国，而外省那些做梦也想“跑步进京”的风派学人们，则趋之唯恐不及。但如果我们对这些年北京学术界张扬的种种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难发现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同时也不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其实不提也罢，并不妨碍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甚至可以说，某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根本就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把赵丽蓉变成了“麻辣鸡丝”，或者像北京某学人那样把孟子（Mencius）译成了“门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词、老概念、老口号、老主张、老提法，很需要有人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因为它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弄清过。但没有人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做这种工作出不了风头出不了名，与“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也没什么关系。

看来，北京学术界由平和而浮躁，并非完全因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气和痞气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一变而为“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来说，就绝非胆小怕事或见风使舵，而是认准了一条道儿：“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新京派”为什么有点像“老海派”了。“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确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顾晓鸣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便是以此为题的。所谓“反置”，表现在学界，大约也就是北京学人变得浮躁，有些哗众取宠；上海学人则相对沉稳，显得治学严谨。不过，在我看来，那其实不过是一块硬币换了个面而已。骨子里透出的，还是这两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杨东平所说，上海学人在研讨会上发言讲话极有分寸，就“不仅是为了政治保险，有时也是怕自己的观点被别人剽窃”（《城市季风》）。这显然是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谨慎，即商业社会中人不想在政治上惹是生非和不愿泄露商业机密的习惯所致。北京的学人则相反。他们当惯了中心当惯了老大，习惯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号令一出，天下披靡”，因此一旦“群雄割据，诸侯林立”，风光不再，众望不归，便不免失落。而一些新进人物又功利心切，急于崭露头角，巴不得立竿见影。失落感加功利心，就使得他们不甘寂寞，急于重建中心地位和正统地位。这就要制造热点，制造话题，制造明星人物，制造轰动效应，甚至不惜为此动用当年的“海派手法”。所谓“新京派像老海派”，原因便在于此。但，在京者近官意在名，没海者近商意在利，“新京派”并变不成“老海派”。更何况，老海派除“商业竞卖”之外，毕竟还有“名士才情”，是“名士才情”再加“商业竞卖”，新京派却是“商业竞卖”再加“政治投机”，一点才情和趣味都没有的。

我爱北京

说了不少北京人的“坏话”，好像挺不喜欢北京。其实，我爱北京。

我爱北京，这是许多中国人都会说的话。中国人对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态度也是微妙的。我们会说“我爱北京”，却不大会说“我爱上海”，只会说“我喜欢上海”。说“我爱上海”，说的人别扭，听的人也别扭。说“我爱北京”，说的人顺口，听的人也顺耳。

这当然首先因为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同时也因为北京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爱北京，也就是爱中国，爱中国文化。

北京也许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城市了。西安太老，洛阳、开封、曲阜、江陵太小，南京和杭州总让人联想到偏安江左、纸醉金迷，况且屡遭兵火，也元气大伤。只有北京，曾经是元明清时代帝国京都和民国时期文化首府的北京，才集中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最能代表中国。

因此，任何中国人，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到了北京，都会有回家的感觉，不像在上海那样感到陌生，在广州那样感到怪异，在深圳那样感到不属于自己。这种感觉会使你忍受甚至宽容北京各窗口行业明显劣于上海、广州、深圳的服务态度（也许这也是这些行业屡教不改的原因之一）。同样，那些在北京学习工作过的人，尽管总在抱怨北京风沙大，气候干燥，空气污染严重，服务态度恶劣，街上找不着电话，不管上哪儿都远，出门只敢打一“小面”还老打不着（以后就更打不着了，因为据说北京的“面的”都要换成“中华子弹头”）；或者总在抱怨北京变得越来越不像北京，茶馆、胡同、四合院以及院里的金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一个个都不见了，CHINA变成了“拆哪”，而门脸儿都“恢复”了旧时模样的前门大栅栏又怎么逛怎么觉着别扭，名满天下的“京味小吃”也都是“民工味儿”；但他们一旦离开北京，就会想念北京，有时那思念竟会超过乡愁。

说来也是，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北京呢？西安是历史悠久的，却少了点儿生气；深圳是生机勃勃的，又少了点儿积淀；成都是积累丰富的，却少了点儿气度；武汉是气吞云梦的，又少了点儿风味；广州是风味独异的，却少了点儿情调；苏州什么的倒有情调，可又不成气候。何况它们都没有北京“大”。上海倒是国际化大都市，却又没多少历史，很难代表中国文化。只有在北京，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不同凡响和气势磅礴，悠远凝重和博大宽宏，并找到一种既在世界又在中国、既能与先贤交往又能与未来对话的感觉。如果说，在20世纪前半叶，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北平“更能慰藉处在社会和文化剧变中的知识分子那种迷惘失落的情怀”（杨东平《城市季风》），那么，在今天，也没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能让人感受到新中国跳动的脉搏和前进的步伐。难怪有那么多文化人都希望到北京去发展自己了。只有在北京，他们才能确保自己根深叶茂。

的确，北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正如在所有的城市中，北京最像首都，北京的大学也最像大学。以清华、北大为代表，这些建在王府旧址或废园的京师“大学堂”（如中国大学郑王府，民国大学醇王府，华北大学礼王府，协和医大豫王府，燕京大学睿王园，清华园则是惇王的“小五爷园”），有着最纯正的学风、最高雅的品位和最自由的空气。左边红帽子（陈独秀），右边黄马褂（辜鸿铭），国子监、翰林院的传统和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式的教育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北京的大学一度成为精英文化的大本营、思想学术的制高点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库，也使北京成为最有学术氛围和人文精神的地方。尽管北京的大学已几经变迁，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众多大师、名士的风采我们已无由瞻仰，但蔡（元培）校长时代的北大却仍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偶像，发轫倡导于北京的、以科学和民主为号召的新思想和新风气也仍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同样，尽管近些年来，由于个别人（即所谓“新京派”）的原因，北京学术界已显得有些浮躁，但北京仍有许多真正的读书人。他们靠微薄的薪资维持贫寒的生活，居陋室，着布衣，粗茶淡饭，家徒四壁，却将学术研究作为生命之寄托，坚持着极为罕见、难得和可贵的书生意气，守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显然，有北京在，中国数千年的学术传统就会薪尽火传。

我不知道这种书卷气是否也像胡同四合院里的大爷气一样在北京的空气中日见稀薄，也不知道席珍流布的木铎之声是否也会像“小小子儿，坐门墩儿”的歌谣一样随风飘逝。古老的文化如今秋阳般暖暖也懒懒地洒落在京城不起眼的各个角落里，任凭有心人去捡拾这些碎宝流金。新生活和新文化正雨后春笋般带着湿漉漉的春意拔地而起，早已不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但我却更迷恋北京的秋天。我总以为，北京是属于秋天的。北京是秋天的诗，是秋天绵长、醇厚、博大、雄浑的诗。郁达夫先生曾用他美妙的文笔描绘过北京的四季：冬季有户外呼啸的北风和室内堪恋的温软，春天有城厢内外“洪水似的新绿”，夏日有葡萄架下藤花阴处的冰茶雪藕、盲人鼓词和柳上蝉鸣，而秋天则更是一部“百读不厌的奇书”。尤其是京郊那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真能让人感动至极而涕零。（《北平的四季》）的确，北京最壮观的是门，最耐看的是秋。只有在秋天，你才能真正体味华北平原的遒劲雄风，燕山脚下的浩荡王气，文化古城的萧散悠远，田园都市的恬淡平和。同样，也只有在北京，你才能真正体味到秋天的成熟与丰满、爽朗与澄明、静谧与深沉、悠长与隽永、色彩斑斓与硕果累累，体验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意境。

“庾信文章老更成。”换了人间的北京，当会更加诗意盎然吧！

上海滩

上海是滩。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匮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啊！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总之，上海实在是太重要了。它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是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大龙头”和“排头兵”，是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类新型城市的典型。

上海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种秘密。

为了弄清这些秘密，我们还是从外地人对上海的看法说起。

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但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了。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做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锺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谥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20世纪20、30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做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做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㵲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交代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交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沓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沓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了。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唯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的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唯独上海人就说不得？难道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引起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呢？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毛？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上海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绝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呢？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吗？不是很秀气吗？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吗？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呢？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根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呢？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廿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人”，也就相当于“他妈的”了。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的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入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高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了。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呢？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啊！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了。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猡”（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了。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交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满，而这些反感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了。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清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了。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呢？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呢？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弄清的问题。

上海人与上海滩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早先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尴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什么人是上海人？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谁也说不清。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了。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另一个异质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广州）。唯其如此，上海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处招人物议。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上海人的种种批评。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比方说，看不惯上海人的衣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欢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确有毛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上海与全国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内其他城市人）。这也是上海与北京、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它甚至和它的邻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上海”。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绝非上海的赝品。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绝不会追随他人。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上海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欢议论上海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上海文化特别，二是上海文化优越。北京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只有上海，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上海人的议论也就最多。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性和独异性，使上海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性。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性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上海文化的优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认的。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忾地声讨、讥讽和笑话上海人，但绝没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没有人会鄙夷上海，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上海。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欢）上海，否定上海人。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上海人，哪来的上海文化？所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根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阿拉上海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性。没有优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的摆显来给自己打气。再说，这种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足？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对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们平常在上海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上海表示不满。上海曾经深入持久地展开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在上海的报刊上让上海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上海人可爱者）。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为然），然而在上海，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这本书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上海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看来，除自称“大上海”这一点较北京为“掉价”外，上海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确，上海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性，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显底气不足外，上海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性，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满自信地把上海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来到北大荒、云贵川、新疆、内蒙古，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裤脚、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人还是上海人，而一个个边陲小镇、内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上海”。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上海人特别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质所致。

上海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上海人的身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足够多的上海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身边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上海人。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上海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似乎可以这么说，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国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同化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则是能把上海文化辐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上海人。

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上海社区的。

上海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于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了。他们几乎都一样的皮肤白皙、衣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上海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上海人”。

可见，“上海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压倒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上海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了。结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上海人。

当然，上海人并不这么看。在上海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况且，上海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上海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在国内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报纸，有着明显的上海风格。但对上海人，它却是真正的“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总之，它对于上海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个性，只是上海文化的个性。或者说，只是上海的社区性。

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17日的正式开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十条巷子的小县城。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六十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沪游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曰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轫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二十二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二十九种）。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了。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

上海滩与北京城

这个秘密，也许就在于上海是“滩”。

北京是城，上海是滩，这几乎是并不需要费多少口舌就能让人人都同意的结论。北京的城市象征是城墙和城门，是天安门和大前门，上海的城市象征则是外滩。正如不到天安门就不算到过北京，不到外滩也不算到过上海。那里有一个英国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的“远东第一楼”（和平饭店），有最早的水泥钢筋结构建筑上海总会（东风饭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筑颠地洋行（市总工会），有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华胜大楼），有外商银行的巨擘汇丰银行（原外滩市府大楼），有上海最豪华的旅馆之一上海大厦，当然还有江海关、领事馆、招商局。这些高低不齐风格各异的建筑，默默无言地讲述着近一百年来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当你转过身来，又能看见蔚为奇观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浦东拔地而起巍峨壮观的新大楼。外滩，既代表着上海的昨天，也代表着上海的今天。

一个知识女性这样描述她对外滩的感受：“一面是中国流淌千年的浑浊的母亲河，一面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洋行大厦群，外滩浓缩着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东西交汇、华洋共处的上海历史，记载着这个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城市的血腥与耻辱、自由与新生。夜雾微浮的时候，看够了江上明灭的灯火和远处城镇的轮廓，我常转过身，伴着黄浦江上无止无息的涛声和略带苦涩的河风，观望匆匆或悠闲的行人，猜度新月形的大厦群里哪幢是上海总会，哪幢是日清轮船公司、大英银行、意大利邮船公司……外滩，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丽的风景、最精致的象征。”（黄中俊《寻访城市象征》）

其实，外滩不但是上海的象征，也是上海人的骄傲。正如陈丹燕所说：“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上海的风花雪月》）而那些介绍上海的小册子，也总是拿外滩的风景照作封面。的确，对于上海这样一个没有多少风景可看的城市来说，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疑是最好看的了。上海现在当然有了许多更好看的建筑，但它们都太新了，很难让人产生联想。外滩就不。走在外滩，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说起来不算太老却也沉睡了多年的历史，看到一些《字林西报》时代的东西，就像走在北京的胡同和废园里，一不小心就会碰见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个满怀一样。

外滩确实是“石头写成的历史”。那高低错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栋西洋建筑，那两座大楼间没有一棵树的窄街，那一盏盏老式的铸铁路灯，那有着铜门和英国钟的海关，还有那被陈丹燕称之为“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的灯塔，都让你浮想联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点历史，又有足够的想象力，你就不难想到，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这些路灯下站着的是些什么人，那些铜门里出进的又是些什么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样的。那时，北京城里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监，北洋时代的军阀、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隐的官员，做过京官的士大夫，圣人一样的教授学者，雍和宫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游方道士，算命先生，变戏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头的，唱莲花落要饭的，以及无所事事的胡同串子等等。当然还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的，“头顶马聚源，脚踏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出进茶馆、戏园子和爆肚儿满，喝茶、票戏、不着边际地海聊。而在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的滩上，活跃的则是商业巨头、大亨、大班，洋行里的买办和大小职员，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报馆里的编辑记者，靠稿费谋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账房、伙计、学徒、侍应生，无处不在的掮客、包打听和私人侦探，掼浪头的阿飞、白相人和洋场恶少等等。当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和装作体面的人，便会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走进外滩那些代表着工业文明雅致时代的建筑，在生着火的壁炉前，品尝风味纯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过海而来的雅致的生活。

于是你一下子就感到：上海，确实是和北京、和中国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简单地说：北京是城，上海是滩。

把上海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入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上海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当然是滩。

事实上，上海从来没有被当作“城”来建设。在古代中国，“城”的建立和建设，往往因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它们的命运，也总是和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王朝兴盛，则其城也立焉；王朝衰败，则其城也毁焉。因为它们作为王朝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总是会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财政支持，也总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重点打击对象。结果，中国的“城”，不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幸运儿（如开封），就是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太原）。

上海的出现，却与此无关。它的命运一开始就和中国的那些古城不一样。因为水运和通商的缘故，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设华亭县，揭开了上海政区形成的帷幕；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入海口沪渎的上海浦设立镇治，上海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之上海市区和上海、青浦、川沙、南汇四县，隶属松江府。此后二百六十余年间，上海县一直有县无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上海才建筑了城墙，但却是圆的，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异。上海，似乎从根子上就和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这个怪模怪样、不伦不类的城墙，也没能存在多久。上海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为几乎全体上海人的共识。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城墙被拆除。上海，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建城最晚而拆墙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并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因为没有墙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墙而成者也。没有了那个“土围子”，还能算是城吗？事实上，上海从其历史真正开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没有打算成为什么“城”，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像建设其他城市那样按照“城”的模式来对上海进行规划，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让。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驱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而且处处与北京作对。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鹤便指出：“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上海闲话》）事实上也是如此。20世纪初，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20世纪中，它又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至于文化上的南北之争、京海之辩，自然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上海虽然抢了滩头，却也并非没有后援。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桴鼓相应。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汉口深入腹地，意义尤其不同凡响。总之，山下之城，已难抵挡水边之滩的挑战。

当然，上海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摆摊”。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摊子”啊！——江海关、跑马场、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礼拜堂、西菜馆、拍卖行，全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又是些什么样的“摊主”啊！——冒险家、投机商、殖民者、青红帮、皮条客、拆白党、交际花、维新党，全都踌躇满志，胆大妄为。城墙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观念也产生了。甚至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也出现了：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黄牛”“包打听”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但无论何等人物，其谋生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大不同于传统社会。上海，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立即就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上海就变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邻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涌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奥、印度、丹麦、波兰、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洋人也纷至沓来，正所谓“人物之至止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其中自然不乏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前卫战士、革命先驱。他们走进这并无城墙阻隔，一马平川极为开阔的上海滩，各行其道，各显神通，把上海的摊子越铺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这些移民们创造的。它当然只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话，也是一种新方言，它不再是苏州话，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话（浦东话或崇明话）。上海话不但语音已和周边地区不尽相同，而且拥有大量仅仅属于上海市区的词汇（有的则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后才传播全国，如“沙发”）。总之，它已不再属于某个省份或州县，而只属于上海这个新的社区。

在这里，比较一下上海与北京，将是十分有趣的。

北京也是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极高，包容量和吞吐量也极大。所以，北京和上海都能吸引外地人才，吸收外来文化，终因兼收并容、吞吐自如、无所不包而蔚为大观。但是，北京的吸收和包容却不同于上海。北京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装得下；上海则是摊子很开，什么都能来。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上海的吸收则是自由化的。简单点说，即北京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上海实行的是“淘汰制”，想来就来，悉听尊便，至于来了以后能不能成气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着了。

于是，北京与上海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上海的移民在半个世纪前则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有来谋生的，有来投机的，有来避难的，有来享福的，有来求学的，有来创业的，也有胡里胡涂跟着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上海滩毕竟很开阔，谁都可以来的。

移民的结果似乎也不同。北京的移民只是壮大了北京，丰富了北京，却不能创造一个一体化的北京文化。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上海的移民虽然来路不同动机各异，却共同创造了一体化的上海文化，并因为这种文化而统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

北京与上海的这种区别，其实也正是“城”与“滩”的区别。

什么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类的。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前已说过，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上海则不一样。因为上海是滩。什么是滩？滩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根本没有什么边际，也没有什么界限。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因为“圈子”与“滩”是格格不入的。你什么时候看见海滩上有圈子呢？没有。即便有，也很松散。滩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滩的开阔和自由，是个体与滩涂的直接认同和对话，而不是什么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这样。他们的“圈子意识”远远弱于北京人。尽管他们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松散。更多的时候，还是自管自和各顾各。上海人的口头禅“关侬啥事体”，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这种“滩涂意识”。

北京上海两地的民居，也很能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谓“四合院”，就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缩微品。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里面的人是一种群体的存在，却未必能与外面的人认同。我常常怀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识，是不是多少与这种居住环境有关。何况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则是所谓“石库门”（尤其是“新式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上海市民约有半数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则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说与它无关。

事实上，上海虽然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有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等级不同的民居，但这些民居的建设，大体上是“摆摊式”的，没有北京那种从中央向外围层层扩散、层层降格的布局。甚至杂居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所谓“石库门”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上海滩，而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贵贱如何。也许，作为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它要问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够的精明？如果有“精明”这张门票，你就可以在这个滩上一显身手了。

因此，我们无妨说，北京人的“文化无意识”是“圈子意识”（城意识），上海人的“文化无意识”则是“滩涂意识”（滩意识）。

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无意识”的体现，是随处可见的。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冬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问：“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义，这个小伙子也多少有点特别。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绝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没事找事到处“找”忙帮的。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都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但，对不起，那多半是一种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你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侬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了。

这种比较对上海人颇为不利。因为它会给人以一种北京人热情上海人自私的感觉，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许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上海人并不像许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自私，他们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上海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为你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者的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地人看来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却往往只会对自己的哥们两肋插刀，对陌生人可就没有那么周到，弄不好还会来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水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

相反，“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私人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上海当然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后再说）。但即便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种窥私癖极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个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会遭人物议，他自己也得进行辩解，比如“这样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辩护词则是“别人也这样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关侬啥事体”，便可斩断一切争论，让人无话可说。

很难简单地评说北京、上海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你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过北京人现在也开始变得滑头，真要这么着，还得上山东）。与上海人交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你一记的小贩就是。

不过，就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喜欢上海人的处世哲学。不错，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个逢人就问“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的小伙子便是。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您有事吗？”这么活，太累了。何况，当你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呢？为了未雨绸缪，你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同感：你也许很难和上海人交朋友（但并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上海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上海人是比较计较，账算得很清。但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保证了你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独立的同时，也尊重了你的独立人格。至少，和他们交往时，你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上海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哥们总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交。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其实，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评价两地文化或如何与两地人相处（最好的是，你在上海有合作伙伴，在北京又有铁哥们），而在于如何解释：恰恰是没有多少圈子意识的上海人，却比圈子意识特强的北京人，有着更明显的城市社区文化特征，这又是为什么呢？

道理仍在于“城滩之别”。前已说过，所谓“城”，本身就是一个圈子，是一个把无数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内的小圈子就越多，人们的“圈子意识”也就越强。因为在这样一种空间状态下，任何人都只有进入一定的圈子，才会有安全感，也才会觉得与城协调。北京的圈子特别多，北京人特别爱抱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城”这个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强。而小圈子的“圈子性”越强，则大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弱。这样一来，当然也就只有城内各圈子的社区性（甚至没有社区性只有圈子性），而没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区性或一体化文化了。

更何况，任何城都是要有墙的，而墙的文化功能，正在于分割空间。这种分割，可以从大到小、由外至内而层层推进。结果，如果城很大，城内圈子很多，那么，生活在最内圈、最里层的人，就不大能够感觉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觉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滩就不一样。滩没有空间阻隔，滩上的人也是个体的，只有松散联系的。用上海话说，就叫“不搭界”。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不搭界的，则他们便只好和“滩”搭界。因此，个体的、单独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与“滩”认同，并通过与“滩”的认同，而与滩上其他人认同。所以上海人平时在上海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却很容易“扎堆儿”“成气候”。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区特征更明显，到了外地也比北京人更扎眼，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

所以，北京城与上海滩，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气”：大雅、大俗、大派头。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臭皮”“驴肉”或“小脚”“裤子”之类的词儿来作地名吗？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而且还有“母猪胡同”和“屎壳螂胡同”；不但有“小脚胡同”“裤子胡同”，而且还有“裤裆胡同”“裤脚胡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儿。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说，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支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总而言之，大气的北京城城内有城，官、学、民三种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体化前提下的多层次；开阔的上海滩滩外有滩，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天南地北交互消长，形成多样性前提下的一体化。北京与上海，是两类不同的大城市，有着两种不同的大手笔。北京“一体多层”，上海“多样统一”。北京大气，上海开阔。

同样，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人是身份感比社区性更明显（所谓“丢份儿”“拔份儿”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内）。一个北京人，首先是官员、学者、平民，然后才是北京人。当然，所谓“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职业、阶级，也可能是指品类，即君子与小人、高士与败类。不管什么时候，北京人都不能丢了身份，这就叫“倒驴不倒架”。因为倘若丢了“份儿”，就没人承认你是北京人了。岂止不是北京人，就连是不是人，只怕也还麻烦。

上海人则是社区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们首先是上海人，然后才是商人、职员、自由职业者。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的确，在上海人看来，是不是上海人，比什么都重要；而会不会讲上海话，则往往决定着你在上海和上海人那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话，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惊喜：“侬上海人呀？”接着就是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至于对方是什么职业身份，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我自己就曾用这种办法“哄骗”过不少上海人。尽管最后不得不承认我的上海话是“洋泾浜”的，还是能赢得不少的赞许：“‘洋泾浜’侬也晓得呀！”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形成这样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却几乎从来没有“小北京”。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阶层的圈子里，官员归官员，学者归学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样，首先是上海人归上海人，并一起传播上海文化，把当地改造为“小上海”了。结果是，爱“抱团儿”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并无社区特性的散兵游勇，而平时“各顾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却大成气候，当然，不是某个上海人的气候，而是上海文化的气候。

也许，这就是上海滩，这就是上海滩的秉性和秘密。

弄清了这些秘密以后，我们似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社区文化特征是什么？他们究竟有什么资格和本钱看不起外地人？

“城市部落人”

人的秘密，从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最高秘密。

许多学者都指出，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在中国，就像犹太人、吉普赛人在西方世界一样扎眼醒目。无论走到哪里，上海人往往都会一眼就被认出。他们身上那种“上海味”，几乎是洗也洗不掉的。而且，正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尽管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却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一样，上海人在离开了上海以后，也仍是上海人。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哪一天，大上海真的“沉没”了，上海人也不会因此而消失。

因为上海人是“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一个“族群”。在古代中国，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原先属于各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原始族民逐渐一体化，成为至尊天子属下的王朝臣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虽然有城乡两大社区，但在本质上，它们却并没有多大区别。城市和乡村基本上是同质的，市民和农民也基本上是同格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则城市乡村皆为“天子治下”，市民农民都是“王朝草民”。乡下的秀才可以进城做京官，城里的老爷也乐意回乡当乡绅。中国古代的城市，似乎从来也不曾成为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而且，除皇族外，从官宦、文人到小贩，几乎谁也不曾把城市当成自己的永久居留地。他们只要有几个钱，就会想方设法在乡下买几亩地，随时随地准备回到乡下去。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资金，他们也会在城里购置些房产，以供享乐和避难。但仍要在城里修园林建别墅，让自己觉得好像还生活在乡下一样。总之，他们总是游离于城乡之间，把城市当作寄居之地，而在内心深处倾向于和眷恋着乡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城市，往往不过只是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显然，这样的城市，并非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市民，也非真正的市民。所以，我宁肯称之为“城”和“城里人”。

上海和上海人却完全两样。

上海从来就不像中国那些古城一样，是什么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而是它的对立面（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就是上海这种城市性质的心理体现）。作为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城”只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广大农村的中心区域和派出单位。北京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内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西安、杭州、成都、武汉、郑州，都或者曾经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或者现在仍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中心”。在20世纪初，中国三千以上人口的一千四百个城市中，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而万人以上的城市，则半数是府治和省治。在那里，巍峨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象征着帝国的权威与尊严，也象征着古老中国的封闭与保守。

上海却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治中心”。它也没有什么巍峨的城墙，而只有平坦开阔的滩涂。当然，它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也迥异于北京等城市。它的经济生活靠市场规律来运作，它的社会生活靠法制原则来治理，政治权威在这里远非是最重要的，而个人的聪明才智（或曰精明）反倒可能更有用武之地。上海人迥异于国内其他城市人的种种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比如余秋雨、杨东平等学者都曾指出的不关心政治、缺乏政治热情、不大看得起领导、没有集体观念、自由散漫、精明、会盘算、讲实惠、守规矩、重理性、世俗、西化、商业气息重、好诉讼而恶打斗，以及“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等等，无不根源于此。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其与传统中国格格不入，则毋庸置疑。一句话，上海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上海人也是颇异于传统中国人的“都市新人类”。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部落，一个不属于森林、山野、乡土、畜群，而只属于城市的部落——城市部落。

于是，我就只好把他们称之为“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这个提法，可能会帮助我们揭开上海人文化特征的秘密。

余秋雨曾谈到上海人的尴尬：他们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却又个个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其实，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征。所谓“城市部落人”，就是只属于城市这个部落，而不必讲究其他的什么来历（比如祖籍）。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属于”，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比方说，有的人，尽管在上海住了很久，却仍与上海文化格格不入，就不算上海人。相反，一个人，哪怕只是刚刚迁入上海，只要他与上海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上海人。这就好比一个本族人，如果没有履行过“成年礼”的手续，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员；而一个外族人，只要经过了部落的“成年礼”，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论祖籍哪里，来自何方，只要进入上海，接受了上海文化的“洗礼”，在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诸方面都与上海文化相认同，那么，他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这个“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上海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比如广州）人的紧要之处。广州也是中国异质程度很高的一个城市，广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广州与北京等地的差异，只有部分是城市性质不同所决定（北京是“城”，广州是“市”，详后），还有相当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广州人与内地人虽然区别很大，和其他广东人却差别不多。内地人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广东人”，并不分门别类地叫做广州人、汕头人、湛江人。尽管他们之间确有差异，但广东人与内地人的差异也确实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广州，广东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没有上海，也就不会有上海文化和上海人。上海人完全是上海这个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当然与传统中国人颇多抵忤。

道理也很简单：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农业生产是乡土中国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中华文明主要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在传统中国人心中，早已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了。而“城市部落人”却有着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种种“看不惯”，便多半因于此。

然而，城市文明毕竟要优于农业文明。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上海人足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明显地优越于外地人那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在上海人那里，“外地人”往往即等于“乡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区性强于身份感，原因也在这里。他们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说到底，其实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为只有这，才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

显然，所谓“上海文化的社区性”，或“上海社区的文化特征”，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征。它既是现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性。比方说，部落族民特别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认同，有相当统一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方式，并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图腾族徽、服饰文身、语言手势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上海人也一样。精明就是他们的图腾，上海话则是他们的身份标志，而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也划得很清。当然，上海人不是原始人。他们这个“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进多了。比方说，原始族民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上海人与“上海城市部落”之间的关系则是文化认同关系。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强制性。同时，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相对独立、松散的自由人。因此，上海是一个“现代部落”，上海人则是“城市部落人”。

上海这个“城市部落”的形成，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原因。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的定型，大约是在20世纪前半叶。那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颇有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城市，是现代化程度最高或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它们都由大量的移民构成，都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最密切，最能自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它们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为世界和国人所瞩目等等。有资料证明，从1930年到1936年（这也是旧上海的“黄金时代”），上海华界人口中比例最高的一直是二十一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壮年，其比例高达38％左右；次为四十一岁到六十岁、十三岁到二十岁两个年龄段，分别为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壮年人口比例还要更高。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年轻人总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险，最少牵挂而最敢离乡背井，最少成见而敢离经叛道，对本乡本土的索然无味和外部世界的精彩新鲜最为敏感，最急于到具有诱惑力和刺激性的地方去释放能量和一显身手。当然，他们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因此，正如今天闯深圳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当年闯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极富创造性。当他们来到一个迥异于家乡的地方，又接受了异质文化的熏陶时，就理所当然地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

但是，当年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却有着根本的、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自己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种自觉选择。所以，深圳的每一进步，都易为国人所赞赏；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为国人所承认；深圳的每一变化，也都易为国人所认同甚至仿效。这样，深圳虽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却不会变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

上海诞生为一个新兴城市却完全是被动的。它的开放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被强加的。而且，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越快，现代化程度越高，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强迫和强加的程度越高。尽管上海人从这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中得到了好处和实惠，但也因此招来了鄙视和骂名，被看作“洋奴”“西崽”“假洋鬼子”，为较少被强迫现代化的内地人看不惯、看不起。因为所谓“上海文明”，所谓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强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辱，并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当上海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点“趾高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上海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的门口竖着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城市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目，另方面满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大”，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子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中国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的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傲得大气、含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上海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吗？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作为身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强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上海人的这种尴尬，几乎随处可见。

比方说，当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统看作乡下人时，他们是不敢把北京人也归进去的。北京怎么好算“乡下”呢？当然是城市。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差异，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自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起，讨论北京、上海城市文化差异的文章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即便不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积案盈尺。我们无妨随便从中拈出几种说法，便不难看出“京海之别”究竟有多大。比如，北京是城，上海是滩；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场，上海是商场；北京是传统，上海是现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聪明；北京是唯美，上海是管用；北京是文学，上海是数学；北京是哲学，上海是科学；北京是神圣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感性的，上海是理性的；北京是大气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摩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马场；北京是田园诗，上海是广告牌；北京是超凡脱俗深奥难懂的，上海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北京是深秋的太阳，美丽而迟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闷热恼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北京迥异于上海，已是不争的事实。

相异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正如上海人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和乡下人，北京人也不怎么把上海人放在眼里。不论是文坛上的京海之争，还是生活中的私下议论，北京人声讨起上海人来，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北京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那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男主角被起名“沪生”，显然并非无意和碰巧，多少是有点暗示意味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甚至满足了其他外地人的集体认同。外地人“幸灾乐祸”地看着北京人奚落上海人，北京人则“义无反顾”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泄着对上海人的不满。尽管上海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时，是小心翼翼地将北京人“计划单列”的，然而北京人却不领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出气不可。

事实上，北京是中国几乎所有古老城市的总代表。这些城市当然并非北京的翻版或缩影，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和北京一样，都和农业文明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没有或少有上海那一套可以称之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东西。所以，如果北京是城市，那么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乡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乡下，那么北京最多也只能算是“乡长”。“乡长”当然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乡民”受欺负。至于北京人把外地人称为“地方上”的，则是“乡长”们正常的态度。

于是上海人就有点尴尬了。把北京看作“乡下”吧，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认同那些“土得掉渣”的外地人吧，他们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生活秩序和“上海文明”（在上海人看来亦即“城市文明”）又相去甚远；把北京和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对待吧，可偏偏北京又认这些小兄弟。当然要认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类城市。

显然，在半个世纪以前，北京代表着众多的城市，也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也曾经是上海人还没有成为上海人时的传统，是上海人不敢也不可以公开叫板公然冒犯的，同时也是上海人迟早要背离的。于是，变成了“城市部落人”的上海人便用他们对北京的特殊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尊重，同时又用对其他外地人的歧视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背叛。上海人对同是外地人的北京人和其他人竟会有不同的态度，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北京人一般并不怎么歧视外地人，唯独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原因也大概就在这里。

更何况，上海这个“城市部落”还有点“来历不明”。所以，上海人最怕的，还是问他的“祖籍”，因为没有多少人经得起这一问。说祖籍上海吧，等于承认自己是“乡下人”；说出真正的籍贯吧，同样可能也是“乡下人”，而且一不小心弄不好还是“江北人”。这大概是上海人特别爱讲上海话的又一深层心理原因：只有讲上海话，才能抹去或掩盖“祖籍乡下”造成的阴影，在外地人和其他上海人面前不至于尴尬。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部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性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管在谁眼里，上海人都很“坏”。

上海人坏吗？不坏。即便某些人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解读。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了。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吗？有的。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精。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儿童花一分钱买了一根针，而针的价格是二分钱三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真实性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然而，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这样。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还挺爱打抱不平。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又招谁惹谁啦？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爽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可气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公开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了。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一般地说，除借高利贷外，可以开口言借的，不是亲戚、朋友，便是熟人、邻居。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要认他那个商业社会的“死理儿”：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根本“还”不了，就干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道理上讲，上海人并没有什么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收不了。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做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吗？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呢？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卖呆无异。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高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乎乎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闷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并讨人喜欢，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并引起厌恶，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精在明处又有什么不对呢？精在明处，就等于公开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能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作假，他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呢？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自私。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也就无“私”可“自”。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呢？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自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一分钱买一根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样？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掼浪头、开大兴、捣糨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利己不损人”，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样？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了？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受。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门，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呢？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粹，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

上海的男人和女人

1997年1月7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一文。文中写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这篇龙女士自认为、我也认为是赞美上海男人的文章一发表，在上海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云：“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的“大丈夫”云云。一些上海男人（也包括女人）也纷纷撰稿作文，起而应战，历数龙文的种种不是，力陈上海男人的种种委屈。还有上海男人远隔重洋寄来信件，对龙应台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株连到《文汇报》，扬言要在海外发起抵制《文汇报》的运动云云。委屈的龙应台惊诧莫名：“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其实，龙女士在上海遭到“群起而攻之”，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因为她在赞美上海男人时，实在不该用了一种调侃的语调，诸如什么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啦，什么上海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啦，什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啦等等，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比如上海男人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坐马桶，只能蹲在马桶上办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强迫做爱等等。这话搁到谁头上，谁都会恼火。

还应该承认，与龙应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过是发发议论）的文章，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有些话说得十分在理，比如说男人下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普遍就业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还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冯世则《说“横扫”》）有些话说得颇为俏皮，比如说古人是“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则是“男为悦己者厨”（M.P.《瑞典来信》）。有些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俏皮：“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张亚哲《乱谈“上海男人”》）有些话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比如“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也说“上海男人”》）。或者“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觉察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沈善增《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还有的则已不仅仅是替上海男人说话了，比如说大陆女人之难：“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大陆男人也难：“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啊！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账东西王八蛋。”“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霉。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吗？”“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因此“心太软”的上海男人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累死累活而袖手旁观（唐英《上海男人，累啊》）。

这样实在的话，谁读了不会为之动容？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龙应台有多少失误而其他人有多少道理，而在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在上海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要知道，上海人可是被“骂惯了”的，比如说“上海人自私”“上海人小气”等等。这些飞短流长闲言碎语全国各地满世界都是，上海人早已充耳不闻满不在乎。正如一位身居上海的北方女人所言：“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义的居多；但上海人一般不大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杨长荣《为上海男人说句话》）比如电视连续剧《渴望》有影射上海男人自私猥琐之嫌，《孽债》则被误认为是说上海男人乱撒风流种子，“敢生不敢养”，不负责任。两剧虽在上海引起不满，却也未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一回却是破了一个例。那么，为什么上海人在蒙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时都无动于衷，唯独这一回龙女士只不过用调侃的语言赞美了上海男人，就让上海人大为光火、恼羞成怒呢？莫非这次触及到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而上海人又特别忌讳别人说他们怕老婆？

的确，男女关系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怕老婆也不怎么体面。不过，怕老婆虽不体面，却也不算太丢人。中国自古就有怕老婆的事，就连皇帝和宰相也有怕老婆的（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没听说有多丢人。至少，怕老婆总不比自私、小气丢人。何况上海人也并不讳言自己怕老婆。1991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名为《海派丈夫变奏曲》的系列小品，列举围裙型、夹板型、麻烦型、保驾型、私房钱型等十种类型，并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其调侃性实不让龙女士，上海人看了听了却哈哈大笑，也没听说有人要向电视台“讨个说法”。

也许，问题就出在：怕老婆这事（也包括相关的其他事），上海人自己说得，别人就说不得，尤其龙应台说不得。因为上海男人“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胡妍《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哪个男人愿意被说成是“不像男人”呢？没有。如果被女人这样说了，就更不行。何况龙应台又是个嫁了老外的台湾女人，同时又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名女人，养尊处优，风花雪月，要啥有啥的，自然“站着说话腰不疼”，有什么资格对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上海男人说三道四？结果，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而那位乱刮旋风的龙女士，却“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想想谁不生气？

但，即便如此吧，似乎也犯不着那么光火。要知道，龙应台毕竟没有恶意呀！她也没有挖苦或者嘲讽上海男人，只不过有点“困惑”又有点“调侃”罢了。

其实，事情坏就坏在那“调侃”二字。你想吧，如果真心认为“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而上海男人恰恰就是，那么，你调侃什么呢？还不是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就让人恼怒，而恼怒的深层原因则是被戳到了痛处。事实上，上海男人的形象问题一直是上海人的一块心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国各地都有了一种共识，即：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上海男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深感苦恼。上海男人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也有人留发蓄须，作“硬派小生”或“西部牛仔”状，但给人的感觉却“不像”。因为“你无法设想一个浓须长发的壮汉操一口绵软的吴语与小贩讨价还价”（杨东平《城市季风》）。正因为上海男人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此特别怕别人说。现在龙女士却把一般人认为“不像男人”的种种表现添油加醋地统统端了出来，还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这不是存心和上海人过不去吗？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对这种事情的不能容忍，可是全世界都“人同此心”，不独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到底是上海人。对龙女士的“回敬”中，尽管有些话也许没说到点子上，但那态度，仍不失优雅体面，费厄泼赖。

于是我也想替上海男人说几句话。

要说上海男人，还得先说上海女人。

说起来，上海的事情就是有点怪。比方说，大家都公认上海这个城市好，对上海人评价却不高。上海人当中，上海男人历来形象不佳，上海女人却颇受好评（除特别反感她们的爱窥人隐私和爱说人闲话外）。平心而论，全国各地都有漂亮女人和优秀女人，上海女人并不是其中最漂亮和最优秀的。但，一个女人到了三四十、五六十岁，或者在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仍能有“女人味”的，则似乎非上海女人莫属。可以说，上海女人是中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上海女人之所以特别有女人味，除南方女性原本比较娇美，城市生活远较农村优越外，更重要的，还是她们特别看重自己的性别特征，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女性养成教育”的传统。她们从小就懂得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做女人。结果，即便她们本来不是最漂亮最出色的，也变成最漂亮最出色的了。这也正是上海这个城市特有的魔力。陈丹燕说：“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上海的风花雪月》）我们也可以说：上海女人是这样一种人，要是有一点点漂亮一点点娇嗲的话，她可以做出很漂亮很娇嗲的样子来，她们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有女人味。

上海女人的女人味，一言以蔽之曰：嗲。

“嗲”这个词，是完全属于南方的。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不知“嗲”为何物。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对“嗲”有一个界说，认为它就是某些女孩子身上特有的、能够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味道”。一个女孩子之所以能有这种味道，则多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举止得体、衣着入时，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从而让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大起呵护之心。其中，除先天气质外，后天修养也很重要，而以此征服男性之功夫，则是上海人之所谓“嗲功”。

但，如果你以为上海女性都是弱不禁风娇生惯养的“娇小姐”，那就大错特错了。上海女人不但娇美，而且能干——中国女人都能干，但在能干的同时还能保有女人味，却很难。在我的印象里，城市女性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当首推上海和成都的女人。不过成都女人嘴巴太厉害，得理不让人，也不够嗲，故其女人味较上海女人又略逊一筹。

上海女人都是“专家”——专门顾家。除女高知、女高干和其他个别人外，属于市民阶层的上海女人，一般知识面都不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只要涉及家庭建设和家庭生活，则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在这方面，她们的学问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超过外地男人），她们的精明也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比外地男人精明）。因此，她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家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而她们的丈夫则同样理所当然地应该去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当然，丈夫比妻子更精明能干的也有。不过，在这样的家庭中，做丈夫的往往不会反过来让妻子当小工，而是“从奴隶到将军”一人承担。于是他们的妻子便可以继续去当“嗲妹妹”，而那些能力明显强于丈夫的则可能会由“嗲妹妹”变成“母老虎”。但一般地说，即便是“母老虎”，也是上海式的。她们能够牢牢地掌握家政大权并使丈夫俯首帖耳，靠的不是河东狮吼，而是怀柔政策，即不是高压，而是嗲功。因此，当男人发现“妻管严”原来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这种“病”继续得下去。

更何况，在男人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时，女人也并没有闲着。上海女人是闲不下来的。事实上，让男人累死累活女人却袖手旁观的，在上海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夫妻双双把家建，你挑水来我浇园”（唯一弄不清的是上海人哪来那么多家务要做）。上海女人在家里差不多都是“身先士卒”的将军。不管上海的男人如何被说成是“马大嫂”，真正家务做得多的，多半还是女人。她们在控制了“治权”的同时也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让丈夫穿得体体面面，把孩子养得白白嫩嫩。难怪有人笑言：要知道什么叫“领导就是服务”，最好到上海人家里去看。

看来，我们还应该说，上海女人是最好的女人，至少在她们家里是这样。

很难想象，与这些最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厮守相伴的，竟是“最不像男人的男人”。

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理由似乎很多。首先，外形就不像。北方人一提起上海男人，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小白脸”和“娘娘腔”，即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并不完全如此）。较之北方大汉或西部牛仔，上海人确乎比较白嫩，上海话也确乎比较绵软，给人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感觉。但如果以此便断言“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便未免肤浅可笑。难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样浑身肌肉、像土匪一样满脸胡子才像男人？不至于吧！

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太像女人。在这方面，他们的趣味和品位甚至都和女人一样。他们的做家务，已不仅仅是分担劳苦或共建家庭，而是以此为“事业”，沉湎痴迷，乐此不疲。不少上海男人不但精于烹调料理，能烧一手漂亮的小菜（这在外地男人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对服装裁剪也十分在行（这就不可理解和接受了）。他们像女人一样爱逛商店（男人不爱逛商店是世界性的），熟悉商品的行情，精通讲价的技巧，善于识别面料的真伪，说起各种服装的流行款式来如数家珍，有的还会织毛衣。这就实在太像女人了。哪有一个“大男人家”整天惦记着针头线脑，念念不忘毛衣的针法和纽扣的搭配呢？上海男人就会。

上海男人还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热衷于生活中上不了台面的鸡毛蒜皮，邻里间说不清是非的磕磕碰碰。当然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这样，正如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会打毛衣。而且，外地同样也有这样的男人。但在人们心目中，这样的男人似乎以上海为最多、为最典型，甚至会认为上海男人“就是这样的”。于是，在外地如果碰到这样的男人，人们就会说：“他怎么像个上海人？”

上海男人有这么多“不像男人”之处，怕老婆早已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了。

我曾多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怕老婆”其实是封建残余。只有在传统社会才有“怕老婆”，也只有在传统社会“怕老婆”才可笑。因为传统社会的规矩是男尊女卑。本该威风八面的大老爷们居然怕起老婆来了，当然可笑。现代社会崇尚的却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和男女平等，女人不该怕男人，男人也不该怕女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恐怕是谁也不怕谁。上海人也一样。上海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数恐怕还是谁也不怕谁的。女人也许会偏向娘家一些，但至少不会亏待丈夫；男人可能会孝敬丈母娘多一点，却无妨看作是对妻子持家辛苦的一种变相酬劳，不好都算作是“怕老婆”的。至于分担家务，则早已不限于上海。只不过北方男人的做家务，多限于换煤气之类的力气活或装电器之类的技术活，不至于给老婆洗内裤。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男人。做家务嘛，还有什么活干不得不成？再说，人家愿意，你管得着吗？

更何况，上海女人是应该为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负责的。一方面，上海男人那种温柔光洁、香喷喷甜腻腻的形象，是上海女人设计和塑造的。正如杨东平所说，她们总是喜欢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仿照裁剪书上提供的模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城市季风》）。另方面，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过分看重，不断与同事、女友攀比，务必事事不落后于人，也无形中给男人造成了负担和压力。前面说过，雅致是上海的空气，上海人在家庭生活中也会追求雅致，这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薪资不高住得又挤的工薪族来说，要过雅致的生活，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夫妻双方都必须把时间精力聪明才智投入到家庭建设中去，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精打细算以求节省，想方设法以求精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心思，就难免变得小气琐碎起来。女人小气琐碎一点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尽管并非所有女人都小气琐碎），男人小气琐碎就会被人看不起。这时，连同他的外形和语调，便都会被看作是“女人气”的表现。

有着上述特征的当然只是上海男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上海男人中占多大比例，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而且，“女里女气”的男人外地也有，就连北方也不例外。所以，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比方说，把所谓“怕老婆”以及主动承担家务，买菜、做饭、帮老婆洗内裤等也算在“不像男人”的证据，就是传统观念所使然。其他如“像个弯豆芽”或“喝醪糟都上脸”等等，也不足凭。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说过，并非只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力大无穷才像男人。“男人的力量首先在于人格，人格的力量又在于一团正气。”这样的男人上海有没有呢？我想是有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上海男人像不像男人，有多少人像多少不像，不像的又不像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为什么一说“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会有那么多人认同，上海人自己则会特别敏感特别恼火？这个事实可是绕不过去的。比方说，龙应台那篇文章如果改名为《啊，北京男人》在北京的报上发表，会怎么样呢？肯定只会引起哄堂大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其实，上海人也不该恼怒的。外地人是有些喜欢嘲笑上海男人，但他们却并不嘲笑上海女人。不但不嘲笑，反倒还会在心里给上海女人打高分。至少，绝不会有人说“上海女人最不像女人”。既然上海女人是最有女人味的，那么，根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原理，她们的男人也不该不像男人。

事实上，上海女人的“军功章”里，确实既有“她的一半”，又有“他的一半”。正是由于上海男人的疼爱呵护，使她们有着远比北方女人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她们才能够在为人妻为人母后仍旧保持着让人啧啧称赞羡慕不已的“女人味”。上海男人是为他们的女人做出了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到底吧！不要再为自己“像不像男人”而烦恼。更何况，某些被认为是“不像男人”之处，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正如吴正所说，北荒南乡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理解上海男人》）进步是不需要辩解的。“大言不辩”。上海男人如果坚信自己是现代新男性，就用不着那么迫不及待地出来为自己辩白。

也许，从总体上讲，上海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底气不足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上海人自己检点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爽、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性的人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上海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上海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乏悖论。比方说，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上海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上海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

新上海人

然而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一代的上海人将如之何？“城市部落人”处于两难之中。

也许，事情难就难在上海人是一个“现代部落”。“部落”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也是和“现代”相冲突的。但上海人如果不再是一个“部落”，那么，上海人还会是上海人吗？

其实，上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部落”，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过上海这样一种城市类型。这就使上海一开始便处于农业文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而上海人则不过是在这大海的滩涂地段一求生存。面对传统力量的敌意和怀疑，上海人不能不通过强化自己的社区性，来保卫自己的新文明。这就使上海人成了一个极其看重自己文化特征的“部落”，一个自恋而脆弱的“部落”。

现在的历史条件显然已大不同于前。上海不但不再孤立，而且反倒有些落伍（这也是近年来上海大刮怀旧风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新型城市相继崛起，而老城也在走向新型，从而形成一个“一元多样”的新局面。所谓“一元”，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多样”，就是除上海模式外，还有深圳模式、厦门模式、海口模式，以及“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等等。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上海不再孤独。

上海不再成为一个“部落”，并不等于上海人将不再成其为上海人。因为上海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比如被称之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的“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就和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新中国人目标一致；而上海人百年来养成的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合理主义等，也与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相合拍。至于上海人的种种丑陋，则原本应该涤荡一净。实际上，上海人早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了。在某些城市尚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时，上海却高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旗帜，真诚地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在这方面，向被视为“小气”的上海人，却比许多自以为豪爽大方的人要大度得多。

这就大有希望。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知彼固然不易，知己则更难，故曰“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上海却有条件。因为上海一直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是众望所归就能知彼，是众矢之的就能知己；是众望所归就能增强信心，是众矢之的就能反思自省。所以，上海人大可不必为外地人的几句闲话而不自在。如果说，上海人过去曾经一度是“最招人物议的一族”，那么现在便不妨因势利导，干脆把自己变成“最敢于接受批评的一族”。苟如此，则上海人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和极高的素质让世人瞩目。

上海和上海人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上海文化中一直有一种顺应形势自我更新的机制。当历史需要上海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它成功了；当历史需要上海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它又成功了。现在，上海已经积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无疑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而一种新城市文化和新城市人格的塑造，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它最终将造就既能继承传统美德又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道德、新行为和新生活方式的一代新人。在这方面，上海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得天独厚。上海观念比北京新，历史比深圳久，比广州大气，比重庆雅致。更为可贵的是，上海还是一个有主见的城市。它知道它在世界上和历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所以，即便在极左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一贯“胆小怕事”的上海人也仍在“四人帮”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同时也顽固地坚持着他们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比如学文化、读外语、不为进部队文工团只为艺术修养学琴练琴等，而不像其他地方果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宝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的确，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的、不设防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的，但不等于没有选择、不识好歹。作为“城市部落”，它总是会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社区性，而这种社区性又恰恰是指向现代指向未来的。于是上海人的性格（包括他们种种遭人非议的“毛病”）后面，便蕴含着尚未开发或不为人知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具有优越性的东西便会破土而出，上海人就会让人刮目相看。

实际上，上海人的许多毛病（比方说“小气”“自私”）是被逼出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毛病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评就特别恼火），只不过要改也难。比如现在上海一些孩子，花起钱来倒是不小气了（尤其是花父母或别人的钱时不小气），却比他们的父母更自私，在事涉多人时往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来好的东西会变成传统，坏的东西也会变成传统，而一个东西一旦变成了传统，就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要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因此，上海人似应对“上海文化”进行一番梳理，扬其长而避其短，去其劣而存其优。上海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上海人一直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省，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更何况，时代总在进步，社会总在发展，上海人的生活前景越来越好，他们实在不必再坚持那些毛病，而他们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性和优越性的东西，则无疑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大成气候。

何况上海滩又是何等地开阔啊！开阔是上海滩的品格。更为难得的是，上海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是不容易的。小城因其小巧而容易雅致（如苏州），大城因其开阔则难免粗疏（如北京）。唯独大上海，不但大，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说明上海的城市性格中有一种极为优秀的品质，这才能把开阔和雅致统一起来，就像北京能把大气与醇和统一起来一样。只是由于上海一度关上了大门，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或只出不进），雅致的味道才变酸了。因为开阔既丧，则市民社会的雅致必然变成小市民的酸腐，正如醇和既丧，则大气也就变成了霸气和痞气。但一个真正优秀的城市，它自身性格中的固有品质是不会轻易丧失殆尽的。可以肯定，这样的一个城市，一旦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它的气派，它的前景，它所能释放出的能量，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我们似乎不必为新上海人和新上海文化作杞人之忧。

上海人仍将会是上海人，但却会变得更可爱、更美好。他们从“最招人物议的一族”一变而为“最优秀的一族”，应该说指日可待。

广州市

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些个性和风格虽然不能测定和量化，但却可以体会和玩味，也大体上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和传达，尽管不一定准确。广州的个性和风格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厦门的风格是“美丽温馨”，成都的风格是“洒脱闲适”，那么，广州的风格就是“生猛鲜活”。

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立即能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这种“生猛鲜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乱跳地投入到广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广州的人常常会睡不着，尤其是逛过夜市之后。广州的夜生活是那样地丰富，能睡得着吗？

广州确实是一个“不夜城”。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别人需要睡眠时（比方说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鲜活”。因此，当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时，它多少有点显得默默无闻。但，如果历史想要抽空打个盹，广州便会活跃起来。由是之故，“生猛鲜活”的广州似乎只属于中国的近现代。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是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一度“退隐”了，只留下“广交会”这个小小的“南风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则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上海成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陈旧落伍时，广州却重新显示出它的“生猛鲜活”，而且势头正猛方兴未艾。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以广州为中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顺德、江门、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这块原先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成为“淘金者”趋之若鹜的“金山”或“宝地”。尽管这些新兴城市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毕竟还是它们的“老大”，是它们的历史带头人和文化代言人。显然，要了解这个地区活力的秘密，还得从广州读起。

更何况，广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说啊！

那么，让我们走进广州。

怪异的城市

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感到怪异了。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多半不会使你感到奇异陌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同小异。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饮食略有差异外，街道、建筑、绿化、店面、商品、服务设施和新闻传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坚持自己狭隘的地方文化习惯，那么，你其实是很容易和这些城市认同的。

然而广州却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进广州，感觉往往都很强烈。第一是眼花缭乱，第二是晕头转向，第三是不得要领，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何况广州人的容貌是那样地独特，衣着是那样地怪异，行色又是那样匆匆，上前问路，会不会碰钉子呢？你心里发怵。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广州话虽然被称作“白话”，然而一点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更难懂的是闽南话）。内地人称之为“鸟语”，并说广州的特点就是“鸟语花香”。语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广州最感隔膜之处。因为语言不但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个人获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如果被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所包围，他心里是不会自在的。幸亏只是“鸟语”啊！如果是“狼嚎”，那还得了？

广州话听不懂，广州字也看不懂（尽管据说那也是汉字）。你能认出诸如“呒”“咁”“嘅”，见过“啫”“叻”“啱”之类的字吗？就算你认识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词。比方说，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么意思吗？你当然也许会懂得什么是“巴士”，什么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却不一定懂得“的士够格”（绝非出租车很够规格的意思）。至于其他那些“士”，比如什么“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贴士”“晒士”[1]之类，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钑骨”。前些年，广州满街都是“钑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现在不大能看见了），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广州满街都是骨科大夫，却又不明白疗伤正骨为什么会“立等可取”，而广州的骨伤又为什么那么多？其实所谓“钑骨”，不过就是给裁好的衣料锁边，当然“立等可取”；而所谓“又靓又平”，则是价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广州人偏偏不按国内通行的方式来说、来写，结果弄得外地人在广州便变成了“识字的文盲”，听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涂）啦”。

结果，一个外地人到了广州，往往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们的菜谱：猪手煲、牛腩粉、云吞面、鱼生粥，这算是最大众化的了，而外地人很可能不得要领。至于“蚝油”“焗”“煀”之类，外地人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因而常常会面对菜谱目瞪口呆，半天点不出一道菜来。有人曾在服务员的诱导下点了“牛奶”，结果端上来的却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里还再敢问津“濑尿虾”。

更为狼狈的是，外地人到了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还是“禁止男人进入的界限”呢？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不敢擅入。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我还在中国吗？

当然是在中国，只不过有些特别罢了。

的确，包括广州在内，远离中央政权的岭南，历来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有句话说：“千里同风不同俗。”广东却是连“风”也不同的。大庾、骑田、萌诸、都庞、越城这“五岭”把北方吹来的风挡得严严实实，而南海的风又吹不过五岭。于是岭南岭北，便既不同风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种”。岭南人颧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肤色较深，与北方人在体质上确有较明显的区别。再加上语言不通，衣食甚异，这就难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粤土，便会有身在异域的怪异之感了。

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毛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蚱（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广东人视为怪异而与之划清界限。据说，当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时，弘忍便曾因他是岭南人而不肯收留，说：“汝是岭南人，怎生作佛？”谁知慧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一句话，说得湖北人（一说江西人）弘忍暗自心惊，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也传给了他。

慧能无疑是使北方人对岭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禅宗衣钵后，连夜逃出湖北，回到岭南，隐居十几年，后来才在广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脱颖而出，正式剃度受戒为僧，以后又到广东曹溪开山传教。不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虽然远播中土，风靡华夏，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岭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但他传播的，却并不是“岭南文化”。佛教和禅宗的主张，是“众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么会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们到中原去传教时，说的一定不是岭南话。

岭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潮商品，但让文化人最感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潮”“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州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楼”里，不管饭桌上摆的是不是正宗粤菜，人们都会生硬地扣指为谢，或大叫“买单”。“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射”“菲林”“派对”“拍拖”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流行。一些内地传媒也开始频繁使用“爆棚”“抢眼”之类的字眼，并以不使用为落伍、为土气。至于“芝士圈”“曲奇饼”之类大人们不知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为“中国小皇帝”们的爱物。

一句话，过去的怪异，已变成今日之时髦。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如今，广州人或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仿效广州人大兴土木地装修自己的住房，用电瓦罉煲汤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胆和蛇血泡进酒里生吞，大大地抬起了当地的蛇价。这些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都是从广州人那里学来的，但广州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它们的“正宗”。总之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和“炒更”，自然也学会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或把当国家公务员称为“给政府打工”（广州人自己则称之为“打阿爷工”）。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

似乎谁也无法否认，广州和广东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生猛鲜活”也最强势的地域文化。

但显然，它又远非是“地域”的。

以“挡不住的诱惑”风靡全国的广州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首富之区”，这才使它们那怪异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只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顶多和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沈阳平起平坐罢了，尽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粤菜和好听的广东音乐。但在几十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们当回事呢？

现在可就不一样了。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潮流。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于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开放在广东首先获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曾感慨系之地说，当年没有选择在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其实，这不但是时势所使然，也是地势所使然，甚至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广东，才担当得起这一伟大实验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使这一实验大告成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全面启动改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铺开的只有农村的改革，而可以并应该对外开放的也只有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这两个位于东南沿海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败也不会影响大局，继续闭关自守却既不现实，也甚为可惜：港澳台的经济繁荣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弃与之合作的机会，放弃对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利用，也等于坐失良机。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广东闯出了发达和繁荣，福建则要相对滞后一点。比如同期成为特区的厦门，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厦门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湾对厦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香港之于深圳外，广东有广州而福州远不能和广州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州，仅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会如此成功。因为特区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广东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广州来创造和代表的。这是广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并不代表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它们有许多并不属于这些文化的个性的东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于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的，甚至还有某些抵触之处（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欢上海人）。广州却是深深植根于广东文化的。广东人现在可以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太脏太挤太嘈杂），却不会不喜欢广州文化。事实上，广州代表的，是广东文化中现在看来比较优秀和先进的东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却有不少要靠厦门而不是福州来代表。可以说，正是广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为整个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读。

广州，是连接过去（化外之地）和现在（经济特区）的中介点。

因此，尽管它的“生猛鲜活”是属于现在时的，它的故事却必须从古代说起。

[1]士多，卖香烟、水果、罐头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的士够格，唱片夜总会或有小型乐队伴奏的夜总会。多士，烤面包片。卡士，演员表。菲士，面子。波士，老板。甫士，明信片。贴士，小费。晒士，尺寸。

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了。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五十六天（加急为二十七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是，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蕃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蕃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20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是；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降，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而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透视等方法，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等。相反，穿得过于一本正经，在广州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了？”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反正，在广州，衣食住行均不妨个性化。不过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总和内地不一样。内地人穿中山装军便服时，他们穿港式衬衫花衣服；内地人西装领带衣冠楚楚时，他们把西装当茄克穿。内地人早上吃稀饭馒头时，他们早上喝茶；内地人以“正宗粤菜生猛海鲜”为时尚时，他们却对川菜湘菜东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外地人一进广州，就觉得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对20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曰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天高皇帝远”！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城”或“镇”那样看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九十年间，外轮抵港多达五千一百三十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二十八万吨（同期上海只有九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品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广州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广州的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这些攻击，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要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的立场来攻击“市”。“市”确乎是不同于“城”和“镇”的。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七十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二十八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逍遥之道”了。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什么叫“市”？“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要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也就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广州人为什么不喜欢争论，为什么自主意识特别强，以及广州为什么会有生猛鲜活的风格，而且总是和内地不一样了。就因为广州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上海也有“市”的性质。但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当小老板。所以，当中国讳言“市场经济”时，以职员为主体的上海人很快就适应了计划经济，广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经济因子却依然存在。结果，广州和广东人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上海人却费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广州，毕竟是“老牌的市”啊！

广州是个大市场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是个大市场。

与上海一样，广州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头，甚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即便手上有一两个小钱，也是买不到什么东西的。那时，谁要想买点好东西，就得想办法到上海或者广州去。上海的好处是能买到国产的精品，广州的好处则是能买到不多的一点新潮的进口货，或者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不过要用侨汇券或外汇券。外汇券是从1980年4月1日开始发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现在已成了一种收藏品。那时，外汇券可是宝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谊商店去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不过，外地虽然也有友谊商店，东西却没有广州的多；而在广州，使用外汇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谊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厦也可以用。所以，外汇券真正的用武之地还是在广州。1982年，广州的亲戚给了我们一点外汇券，我们捏在手里半天不敢用，在广州转了好几家商店，才给女儿买了一条裙子。总之，尽管上海和广州都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购物天堂，但性质却是不一样的。上海更像一家自产自销的工厂，南京路、淮海路什么的不过是它的门市部；广州则更像一个讨价还价的市场，街面后的城市只不过是它的大库房。

最能体现出这一微妙差异的是两条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广州的高第街。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广州购物的人，尤其是打算买点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货的人，几乎都要到这两条街上去逛一逛。但细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国营的，高第街上的摊档则基本是个体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国营工厂的产品，高第街上卖的却不知是摊主们从哪里倒来的“进口货”。高第街是广州一条商业街，早在清代就颇有名气，当时主要经营日用品和工艺品，广州的女人有事没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顾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改革开放之初，它便更是领导着时尚领导着潮流，服务对象也不止于女人，还包括所有爱漂亮讲时髦的小伙子。80年代中期，高第街共有六百四十多个个体摊档，出售各种新潮服装和化妆品、小商品，甚至还有从海外带来或走私进来的旧时装。满载着鼓鼓囊囊蛇皮袋的“雅马哈”出出进进，而喇叭裤、牛仔裤、T恤衫、幸子衫等当时的时髦服装，也就从这里走向全国。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人，是从高第街开始羞羞答答地改变着服饰，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生活观念和人生态度的。

时过境迁，现在的高第街已不像当年那样风光了。因为在广州，这样的街已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化，比如上下九的扣子一条街，大新路的鞋子一条街，康泰路的建材一条街，大南路的鲜花一条街，以及天河电脑城和海印电器城等。和几十年前相比，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也大不同于前。人们不再会去讨论诸如“喇叭裤能否吹响‘四化’的号角”之类的问题，牛仔裤和T恤衫也不再是“时髦女郎”或“问题青年”的专利。全国各地都有紧跟潮流的服装市场，犯不着再到高第街来凑热闹。现在，来广州的外地人多半要去的地方，是大沙头海印桥下的电器城。这里云集了一千多家商铺，是国内最大的家用电器集散地。其特点是价格便宜，品种齐全，但凡你听说过或想得到的家电，这里都应有尽有，而且保证是最新潮的。国外最新的家电产品刚一推出，这里就会立即上市。这也正是广州作为一个大市场的特征所在：反应敏捷，确保满足消费的需求。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广州不但有“新”，也有“旧”。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里荟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众多的名牌时装专卖店，其布局和气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广场或置地广场。怀旧的人则不妨去上下九。那里不但有永安百货、广州酒家、清平饭店和莲香楼等老字号，也有众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两旁的老骑楼下走过，老广州那亲切质朴的平民气息就会扑面而来。难怪这里会辟为广州第一条步行街了。的确，走在这条街上，你能找回许多关于老广州的记忆和感觉。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吃一次下午茶。

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说“食在广州”呢？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全国各地都有好吃的东西，并非只有广州才是“食的天堂”。事实上，除“食在广州”外，也还有“吃在成都”“吃在扬州”等说法。但在我看来，成都、扬州等和广州相比，还要略逊一筹。这不仅因为广州的菜肴和点心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做工精美、品位极高；也不仅因为广州人什么都吃——“草原吃羊，海滨吃蟹，广州人吃崩了自然界”；还因为只有广州，才二十四小时都在吃。

吃的节目是从早上六点来钟的“饮早茶”开始的。别看这时天还没有大亮，开设早茶的酒楼却已人声鼎沸。经过多年粤文化的普及，内地人都已知晓，所谓“饮早茶”并不是喝茶，或并不只是喝茶，而是吃点心，如虾饺、凤爪、肠粉、春卷、牛肉丸、马蹄糕，还有猪肝粥、鱼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各种粥类和青菜。老广州人是很看重早茶的，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早茶一般十点左右收档。稍事整理后，午饭便开始了。广州人中午在外吃饭的不多，一般在单位吃食堂或在公司吃便当。因为下午还有事，所以中午饭吃得都比较快，也相对比较简单。两点一过，午饭结束，下午茶又开始了。午茶的内容形式与早茶没有什么两样，热衷者也多为老广州人。不过据我观察（不一定对），饮早茶的似以老先生居多，饮午茶的则以老太太居多。大约因为老先生早上比较有闲（中午要午睡）而老太太下午比较有空（早上要买菜）吧！忙完了一天家务的老太太，正可以在这时邀几位老姐妹，一起来“倾偈”（聊天）了。

午茶到五点便收档，接着便是一天中食肆最旺的晚餐。晚餐是广州人吃得最讲究最排场的一餐。因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唯有此时才可能相聚，而且时间有保证，能够尽兴，不至于被公务打扰。即便是应酬，也显得有诚意。因此一到华灯初上，广州的酒楼便人满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则可能还要去饮晚茶。饮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这时都已吃完晚饭冲过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搓麻将了。他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来应付晚茶，而对于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这时才开始。酒足饭饱之后，可以饮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松和休闲。朋友们正好促膝谈心，亦不妨找一两位小姐来随便坐坐，便会觉得一天的劳累有了补偿。

如此一日三餐三茶之后，广州人“食”够了吗？没有。深夜，可以说才是“食在广州”的高潮，广州人称之为“去消夜”。广州人原本就有过夜生活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消夜的人越来越多，经营消夜的食肆也越来越火爆。毗邻海珠广场的胜记大排档、沙面的新荔枝湾、珠江北岸海印桥脚下的西贡渔港，都是消夜的好去处。每到深夜时分，这里便灯火辉煌，食客如云，热气沸腾，构成独特的广州风景。消夜一直要开到凌晨六点，接下来便是新一天的早茶。这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餐饮接力赛，在内地尤其是在北方城市，不但罕见，而且不可思议。但这又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广州特色”。尤其是早茶、午茶、晚茶和遍布广州大街小巷的大排档，最能代表广州的城市风情。因此有人说，只有终日流连于这些地方的主儿，才能真正体会“食在广州”的含义。（《新周刊》1998年第5期安宁文）

还有一点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广州”并不等于“食广州”，而毋宁说是“食全国”甚至“食世界”。在广州，只要有钱，没有吃不到的东西。海南文昌鸡、东北炖粉条、西安羊肉泡、成都酸菜鱼之类自不必说，法国鹅肝、德国红肠、韩国烧烤、日本刺身，也都绝对地道绝对正宗。广州，就像是一座应有尽有的大酒楼。

其实，这正是市场的特点。

市场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市场就是花钱和赚钱的地方。这话并不全对。应该说，市场就是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一部分人心甘情愿花钱，另一部分人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因此，越是成熟的市场，就一定越能多层次全方位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广州的好处也正在这里。广州允许“摆款”（铺张），也宽容“孤寒”（吝啬），而且摆能让你摆个够，省也能真让你省下来。广州有豪华气派得让一般人不敢擅入的大酒楼、时装店、精品屋，也有遍地开花的摊点和大排档。在广州，花一万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不算什么，只花十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也很平常。那个在大排档吃牛腩粉的可能刚做完一笔大生意，那个在街头买削价商品的也可能刚花四十万买了一套房子。广州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允许同一个人有不同的活法。

但有一点则大体上是共同的，即广州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怎样“食”，归根结蒂都是“食自己”。因此，倘若自己并无可“食”之处，那就谁也帮不了你啦！所以，比别的地方人爱吃会吃的广州人，往往也比别的地方人肯做会做。的确，“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更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广州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揾食”，也就是“谋生”的意思。“揾”即“找”，“食”要自己去“找”，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必须付出劳动、智慧和时间的事情。如果你不能为此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那么，对不起，你就只好饿肚子、喝西北风，或者用广州话说，只好“吊砂煲”了。

所以，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怕忙得“满天神佛”。“满天神佛”是广州人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不可开交、难以应付。但广州人再忙，也不会说“忙死”。因为“忙”，原本为了揾食，为了活得更好，怎么能说“死”？没法子，只好拿神佛来开开心，放松放松，调剂调剂。不过，神佛也帮不了太多的忙。揾食，还得靠自己。

同样，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惜把自己的时间也放进“锅”里去“炒”，叫做“炒更”（也就是业余兼职）。落班放工以后，再打一份工，挣一份钱，辛苦是辛苦，可日子也就要好过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炒更的过程，也就是品味时间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品味自身价值的过程。所以不少广州人都乐此不疲。这实际上也是只有“市”上才有的文化奇观，“城”里的人往往想也不敢想（现在自然都已“见贤思齐”了）。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出“城”与“市”的区别：“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思想更活胆子更大。你想想看，广州人连时间都能“炒”，还有什么不能“炒”？广州人连“更”都能“吃”，还有什么不能“吃”？但“炒更”也好，“炒”别的什么也好，总归是“食自己”。单凭这一点，“吃别人”的人，尤其是吃着公款还要学着广州人在饭桌上扣指为谢以为摆谱的人，就没有多少资格来教训他们。

一个辛辛苦苦在广州揾食的人，当然也有资格“食在广州”。其实，广州有那么多“食府”“食客”，归根结蒂，就因为广州是“市”，广州人的生活已经市场化商业化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把时间都花费在做饭洗碗之类的事情上。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它们应该用于两件事情，一是“搏”（拼搏），二是“叹”（享受）。实际上，广州人走进酒楼，并不完全是为了享受，不少人也是为了生存。因为，“在广州，茶楼酒肆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进茶楼酒肆，是无法融入广州的商业社会的。许多信息是从饭桌上听来的，而要做成生意，喝茶吃饭更是少不了的节目”（《新周刊》1998年第5期周善文）。看来，吃饭有时也是找饭吃（揾食）。有多少人能够“食谷种”（吃老本）呢？

这就是广州，这也就是“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自然会有些他人以为怪异的地方。

“市态”种种

“市态”？有没有搞错？

没错。广州是“市”，广州的“世态”，当然也就是“市态”。

“市态”的特点是商业性。

广州话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冷（耐寒）、抵力（费劲）、抵肚饿（挨饿）等，但更多的还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表示“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抵锡”。锡，也就是吻。都说爱情无价，广州人偏偏说有。价值几何？也就“一锡（吻）”而已。深深爱着你的人为你奉献一切，尽心尽力，总该有所回报吧？拿什么回报？黄金有价情无价，还是道一声“抵锡”吧！轻轻的一个吻，比什么东西和多少钱，都“抵”。正如饶原生所说：“爱的奉献最需要爱的回报。”（《粤港口头禅趣解》）

广州人还有一个用得很多的词，叫“睇数”。它的本义，是结账、算账，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后服务员来结算账目。比方说，一个人小赚了一笔，高兴了，要请朋友吃饭，便会说，呢餐我“睇数”！但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与恋人暗结珠胎，那么，她的家人便会找到那男孩，说：你应该“睇数”的！这就看不懂了。难道这种事情也要结账？原来，这里的“睇数”，是“负责”（当然也包括“认账”）的意思。所以，广州人如果要表示对某件事负责，便会说：“我睇数！”“负责”要用“埋单”来表示，可见广州之“世态”确实是“市态”。

当然，广州人也不会什么事情都“睇数”的。睇，也就是看。一餐饭吃完了，服务员把单拿来请你付账，你当然要看看上面的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埋单”才叫“睇数”。显然，“睇数”不“睇数”，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睇数”；“唔抵”，当然也就不“睇数”。此外，也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睇数”。没有能力，却随随便便表态“我睇数”，不是“戆居”（傻瓜、笨蛋），便是“大只讲”（空口说白话、说话不算数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还是自己设法去“埋单”为好。

总之，睇数，是做人的准则，尤其是在一个讲究信誉、看重合同、尊重契约的商业社会做人的准则。诸如此类表现商业社会性质的广州方言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老姑娘，拖到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嫁人，便会被左邻右舍三姑六婆说成是“卖剩蔗”。甘蔗被人挑来拣去，挑剩下了，当然不大容易再卖。其实老姑娘的不嫁，原因很多，并非一定是嫁不出去。倘若她根本就不想嫁人，则这些左邻右舍三姑六婆，便多少未免有些“八卦婆”（多管闲事的女人，又叫“八婆”“八妹”）的味道了。再说，把嫁人说成是“卖甘蔗”，也甚为不妥。不过，这句话，倒是十足的广州话。广州四乡盛产甘蔗，而广州人又爱把什么都说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也许还是广州人的道谢。广州人道谢，叫“唔该”。如果要加重语气，则再加一个“晒”字，叫“唔该晒”。它不但有谢谢、多谢的意思，还表示请、劳驾、借光、对不起等等。比如“唔该借歪啲”（劳驾请让让），或“还番支笔畀你，唔该晒”（这支笔还给你，多谢）。既然要劳驾别人帮忙，或谢谢别人的帮助，为什么还要说别人“唔该”（不应该）呢？原来，“唔该”（不应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实在是“唔该”劳您老人家大驾，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唔该”，劳驾还得照旧劳驾。只不过自己得了实惠以后，道一声“唔该晒”就好了。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了。

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的人既然自己认为“唔该”（不该）或“唔抵”（不值），被感谢的人当然也不能表示受之无愧，而必须说“湿碎”或“湿湿碎”。湿，也就是“湿柴”；碎，当然是“零碎”。湿柴烧不着，零碎不足道，一声“湿湿碎”，也就抵消了对方的歉意。这意思无非是说：我这一点点小帮小忙、小恩小惠，实在“唔该”（不该）受此重谢。那意思，就好像只卖了一碗白粥却收了十块钱小费似的。这样一来，双方当然都很体面，也都很高兴。所以，广州人在要请别人帮忙或受惠于人时，总要说一声“唔该晒”，而对方也多半会说“湿湿碎啦”！

这就颇有些像咱们“国语”中的“对不起”和“没关系”。所谓“对”，就是“面对”。既然是面对，那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就不能面对，也就会错过或耽误，这就是错误。所以，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误伤了别人的面子，就要说“对不起”。这意思是说，我原本也想“对”的，只是因为自己面子太小，想“对”而“对不起”。接受道歉的人当然不能公然承认对方的面子“对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说“没关系”。也就是说，咱们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存在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情？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对话”了，自然还是“对得起”。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贬低自己抬高对方。这也是咱们的“国风”，礼仪之邦，抑己扬人。不过，“对不起”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唔该晒”和“湿湿碎”则是贬低自己的“价格”。因为所谓“湿柴”，原本是指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发行的那种不值钱的“金圆券”，而“碎”则有“碎银子”之意。广州是“市”，当然说来说去，一不小心，就总会说到钱上去了。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面子”，有一个洋名儿，叫“菲士”，亦即“face”（脸）。一个广州人，是不可以没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没有脸一样。穿名牌衬衣着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镜，是为了菲士；把家里装修得像星级宾馆，年节时婚礼上散发馈赠的“利市”（红包）胀鼓鼓的，自然也是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睇”（相亲），或带“小蜜”到咖啡厅“蜜斟”（密谈），当然更要讲究菲士：地点须是五星，出入自然打的（有私家车则更好）。至于家底如何，则又当别论。不管怎么说，唔可以没晒“菲士”的。

什么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领导者、负责人、老板、头儿、上司。这些人，颐指气使，说一不二，自然是派头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况，广州人的头脑里，既有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又有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意识，对于既有权又有钱的波士（老板），当然至少是会客气得很。

说起来，“波士”这个词，倒也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波”这个词，在广州话中多半指“球”，比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网球、羽毛球、康乐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睇波”，而球艺特佳者便叫“波霸”。如此，则“波士”岂非就是“球人”？饶原生《粤港口头禅趣解》一书说，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说，可能是因为老板的大腹便便而对“波”（球）产生了联想。这当然只不过是有意的“趣解”。因为“波士”是“boss”的音译，意谓总经理、大老板、资本家，“波”则是“ball”的音译，不搭界的。

不过，把老板（波士）看作“球场上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商场如战场，战场亦如球场，都是群雄逐鹿心竞力争必须一搏的地方。同时，也正如饶原生所说，是“观众们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无妨视彼“波”为此“波”。况且，视商场或官场如球场，比起视之如战场来，总多少要让人觉得轻松一点。

也许，这又体现了广州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意念作用，讲究心理调节。它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意头”。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在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固然要择吉，便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也要讲意头。广州菜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数不胜数，意头也就讲究得无奇不有。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赊”，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当然叫不得，于是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进口新品种。及至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吗？”广州人一听这话，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啊！”

这就未免让人有动辄得咎之虞。事实上，外地人到广州，常常被告诫说话做事要注意“意头”。比方说，朋友结婚，断然不可送钟（终）、梨（离）之类，否则你花了钱还不落好。于是外地人只好苦笑：这算什么事吧！也有人说：投机心理嘛！还有人解嘲似的说：广州人反正“投资”“投机”分不清。他们既然要投资，就免不了会要投机啦！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好歹这种讲究并没有什么恶意。关键在于讲究者们自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执迷不悟的程度，当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愿望，说说而已，就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了。当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这无非是一种巫术遗风。都什么年头了，还信巫术啊？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唔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那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迷信的广州人，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嘲讽算命先生的歇后语，想想真是好笑，却也并非没有道理。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而广州的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夸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了。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啊？”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拼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擒青”“搞掂”，甚至“搏晒老命”。“搏晒老命”当然是“拼了老命”，而“照杀”则是“下定决心”。比方说“呢件事几大都照杀”，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决心”要用“照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词来表达，无非表示了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有此决心，当然也就能把事情样样“搞掂”。为了搞掂，哪怕鲁莽（擒青）一点，或被人视为“擒青”，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广州和整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箸”的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州人和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了。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这，便正是“市”优于“城”和“镇”的地方。因为“市”是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的，而任何一个所谓“经济人”都明白，商战有如艺术，最忌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胜利的桂冠永远只属于敢于“食头箸”的人。

广州人敢于“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炒鱿鱼，是粤港两地的流行语，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丢饭碗”。因为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我们说广州人敢于“炒鱿鱼”，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正如个体户最早出现在广州，“炒鱿鱼”也最早是在广州成为风气。当许多内地人还恋恋不舍于大锅饭、铁饭碗，不愿告别“单位”，担心可能下岗时，广州人早就在“跳来跳去”了。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也许，除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外，广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间也是最大的。在广州，换了职业换了单位，比换了老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在乎你跳来跳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你心无定性。对于生活在一个最大市场中的人来说，这和货物的出出进进、商品的花样翻新没什么两样，也和公司商店的关门开张一样正常。

于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呢？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革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了。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而生猛鲜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运动员并不适合跑马拉松一样。那么，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国革命前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了个体户、乡镇企业、“三来一补”和“先富起来”经验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还能保持“生猛鲜活”的势头吗？我们不免有杞人之忧。

有人认为，在经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和广东作为“探险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作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将结束。广东将归于平静和平常，广州也将重新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并不错。自古以来，就有“风水轮流转”的说法，何况是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没有哪个城市应该总是成为瞩目的中心，广州也一样。但每次都冲锋陷阵在前的广州，敢于“食头箸”、敢为天下先的广州，以自己上千年商业传统为其他兄弟姐妹们“摸了石头”的广州，难道就该这样悄然退场？她难道不该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辉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多说几句

广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气磅礴、灿烂辉煌，并不容易。

广州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改革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不能不承认，广州文化也好，广东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褊狭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响太大（有所谓“香港打个喷嚏，广州就会感冒”的说法）。香港虽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学术文化之微弱，也是不争之事实。同样，广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气，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随便举个例，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衣尚且如此，更遑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了。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鲜活”地一蹴而就。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作后盾，则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也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看来，广州是必须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设问题了。

城市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态。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未能很好解决。但它又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海的经验就值得借鉴。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的历史虽然很短，却能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可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不矛盾，而唯其两者并行，上海才成了众所公认的“大上海”。

在某种意义上讲，上海和广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说，都是靠经济建设“起家”的。而且，老实说，广州的文化条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毕竟是新兴城市。偌大一个上海，什么都不缺，却难得找到历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观。在这方面，广州比上海可就强多了。七星岗、五仙观、越王墓、石门泉、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先贤墓、海神庙、镇海楼，广州人说起来如数家珍。比起它们来，上海的城隍庙就太可怜了。但是没什么“家底”的上海人却比广州人干得出色，而广州人的得意之笔则是把文化也变成了商业。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早茶。赏花和饮茶原本是广东人的一种文化生活，但一进广州，也就“入乡随俗”，变成了商业行为。这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它们还可以看作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问题在于既然有本事把文化变成商业，那么，也就应该有能力把商业也变成文化。苟如此，则广州的文化岂非也就不让于上海了？可惜并非如此。

也许秘密就在于上海是“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它就没有广州那种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也就能够不但以政治上的宽松氛围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宽松氛围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从而创造出独具一格又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人没有什么乡土观念，而只有社区观念。乡土观念是对封闭保守的土著文化的认同，社区观念却是对开放兼容的城市文化的认同，这便正是上海人比广州人棋高一着的地方。

确实，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州人那种过分地以“纯种广东土著”为自豪的呆气。我们不否认广东人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毕竟在历代王朝不那么关心过问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确实在经济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如果竟把这些成功归功于自己乡土的风水或方言，并自我陶醉到执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气呆气了。可惜广东人似乎确有些这种呆气。据说他们当中某些老派的人物，在美国居留三代，还只会说一种被美国人讥为“破碎英语”的蹩脚英语，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国语，更不足为奇。这就与同为古代“百越文化区域”的福建厦门一带以说普通话为有文化、有教养的标志，实大相径庭；也与广州广东地区将要争取的历史地位大相矛盾。因为如前所述，一个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与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开放兼容程度。广州要成为“大广州”，就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一历史地位和光荣称号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这是广州走向全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州容纳全国尤其是容纳全国精英人才的前提条件。更何况，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又怎么谈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因此我以为，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点睇”（你以为如何）？

厦门岛

厦门是岛。

厦门岛很美很美。

厦门岛的美丽举世闻名。

中国以岛为市的城市并不太多，最有名的也就是香港和厦门。香港的有名是因为它的繁华，厦门的有名则是因为它的美丽。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如大连、青岛、烟台、珠海，厦门则似乎可以看作它们的一个代表。凡是初到厦门的人，几乎无不惊叹她的美丽。这里阳光灿烂，海浪迷人，好花常开，好景常在。一百二十八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到处飞红流翠、燕舞莺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门人整个的就是生活在一个大花园和大公园里，至少鼓浪屿必须整岛地看作一个花园或一个公园，而厦门的那些学校，从厦门大学到双十中学，也都是大小不等的公园和花园。即便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里，全身披挂的厦门也仍不失其少女的妩媚。诗人郭小川就曾这样描述他对厦门的感受：“真像海底一般的奥妙啊，真像龙宫一般的晶莹”，“真像山林一般的幽美啊，真像仙境一般的明静”；“凤凰木开花红了一城，木棉树开花红了半空”，“榕树好似长寿的老翁，木瓜有如多子的门庭”；“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五老峰有大海的回响，日光岩有如鼓的浪声”。诗人甚至称颂厦门是“满树繁花、一街灯火、四海长风”，有着“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厦门风姿》）。可以说，从那时起，厦门岛的美丽，便闻名遐迩。

郭小川说这些话，是在几十年前。他赞美的厦门，是作为海防前线的厦门，而不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数十年过去了，厦门的变化，已非诗人当年所能想象。但不管怎么变，厦门岛美丽如故，温馨如故，妩媚如故，灵秀如故。岂止是“如故”，而且“更上一层楼”。今日之厦门，不仅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经济特区，是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是“国家级卫生城市”“国家级园林城市”和“国家级环保城市”。走在厦门岛上，你会惊异其洁净；深入厦门生活，你又会惊异其文明。的确，厦门不但美丽而且洁净，不但洁净而且文明。它的街道是洁净的，看不到果皮纸屑；它的空气是洁净的，闻不到废气粉尘；它的声音是洁净的，听不到噪音喧嚣，也少有污言秽语。一个北京的朋友在秋冬之际来到厦门，几天住下来，竟发现衬衫领子依然干干净净，觉得不可思议。更让许多外地人高兴的是，厦门的窗口行业大多有着温和的态度和良好的服务。你不会像在北京那样弄不好就被损挨训，不必像在上海和广州那样担心自己是外地人，也不用像在武汉那样随时准备吵架，因为根本就无架可吵。

所有这些，无疑都源自厦门人民的爱美之心。厦门人民是爱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海上花园”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心灵自然会变得美丽起来。因此，当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厦门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风景港口城市”的奋斗目标时，得到市民们的一致赞同。可以说，“厦门必须建设得更美丽”，已成为全体厦门人民的共识。

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岛城市去走走，当然会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但，要说清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就不那么容易了。

解读厦门

解读厦门，的确比较困难。

厦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最深的印象，是它的美丽。但美丽似乎不好算作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前已说过，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美丽是这些城市的共性，而不是其中某一座城市的个性。况且，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也并不同于大连、青岛、烟台、珠海这些。看来，美丽并非解读厦门之门。

厦门也没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它远不如它的两个近邻泉州和漳州。泉州和漳州都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厦门却不是。在历史上，厦门原本是下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的。只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厦门才异军突起，后来居上。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厦门和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一起，成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949年后，打开了一百年的大门重新关闭。通商口岸变成了海防前线，连天炮火取代了过往帆樯。又过了三十年，干戈化玉帛，刀剑铸犁锄，海防前线又变成了经济特区。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使厦门声誉鹊起，也给厦门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解读厦门不易，解读厦门人也难。同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相比，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可以说是很不明显。一个上海人到了外地，往往会显得十分“扎眼”；而一个北京人或广州人到了外地，也比较容易被辨认出来。同样，一个外地人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也会有一种异样感。如果到了上海，还会被上海人一眼就认出是外地人。然而，一个外地人进了厦门，除标志鲜明的观光客外，大都很难被厦门人认出。我自己多次遇到厦门人试图用闽南话与我交谈的事，就是证明。同样，一个厦门人到了外地，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醒目，甚至还可能会根据他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而视之为广东人。当然，厦门人没有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或广东人那么多，那么有名，那么被人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不那么明显，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

一个似乎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事实：中国历来就有不少描述各个地方人文化性格和特征的顺口溜，比如“京（北京）油子，卫（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无绍（绍兴）不成衙，无宁（宁波）不成市，无徽（徽州）不成镇”；“山东出响马，江南出才子，四川出神仙，绍兴出师爷”，等等，描述厦门人的却似乎没有。也许，我们能从下面这句顺口溜里品出一点点滋味：“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不过，这里说的是福建人，而不是厦门人。尽管厦门是福建的一部分，但此说至多说出了福建人的共性，却未能说出厦门人的个性。事实上，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只怕连厦门人自己也说不大清。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厦门人，保证连他自己也张口结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周吴郑王来。

其实，就连“厦门人”这个说法都成问题。人们一般并不使用这个概念，而称之为“闽南人”。外地人这么说，厦门人自己也这么说。这固然是习惯所使然（厦门人原本是闽南人之一分子），但同时也说明厦门的城市人格和文化性格还不那么鲜明，厦门人还不像上海人那样明显地不同于江浙人，当然也就不大说得清了。

说不清当然并不等于没有，只是有些含糊而已。何况厦门的历史再短，也短不过深圳；而厦门人与泉州人、漳州人的区别，也还是看得出的。事实上，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已使厦门明显地不同于闽南的其他城市，也使厦门人与其他闽南人多有不同之处，只是少有人认真进行一番剖析研究罢了。

总之，解读厦门是多少有些麻烦的。所以，为了说清厦门的城市人格和厦门人的文化特征，我们就只好拿北京、上海和广州来做一个比较。

厦门多少有点像上海。

厦门与上海相似的地方很多。比方说，它们都不是什么古都、古城、古郡、古邑，而是近现代以来才兴起的新型城市；它们都远离中央政权，偏于东南一隅；它们都面对大海，被海风吹拂，海浪冲击；它们也都在国内较早地接受西方文化，较早地成为洋行职员和海外华侨的培养基地等等。上海和厦门，都是没有多少传统文化而更多现代文化，没有多少本土文化而更多外来文化，没有多少政治文化而更多经济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地方。

因此，厦门人和上海人，至少有一点是相近的，即他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心理比较平衡，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比较正常。比如说，在上海和厦门，就很少发生围观、尾随外国人的现象。他们不会对外国人点头哈腰，也不会吐唾沫扔石头，既不称他们为“蕃鬼”，也不称他们为“老外”。又比如说，在上海音乐厅或鼓浪屿音乐厅演奏西洋音乐，观众一般都会遵守演出时不出入、演奏中不鼓掌之类的规矩，很少会发生让音乐家们感到听众“太没教养”的事。再比如说，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西装穿在身上，一般都会感到得体、自然，“像那么回事”，不像某些地方人，西装穿在身上，别人看着“不对头”，自己也觉得“挺别扭”。当然，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穿西装的次数也会比内地人多得多，而他们吃西餐也像广东人吃早茶一样自然。他们好像生来就适应西餐的口味，从小就懂得西餐的礼仪，一般不会出洋相。所以这两市的西餐店，总是生意兴隆，而不会像成都那样门可罗雀（成都人对川菜和火锅的酷爱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近年来成都的儿童已开始对麦当劳和肯德基发生兴趣）。甚至在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重视英语教育和钢琴、小提琴的教育方面，厦门人与上海人也不乏共同之处。这恰恰都是两地较多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现。

厦门和上海的关系也很密切。厦门人喜欢到上海购物（如果他们要到外地购物的话），上海人也喜欢到厦门旅游（厦门的外地游客以上海人居多）。厦门的孩子如果一定要到外地上学（多半不会），那么，上海往往是他们首选的城市。凡此种种，除厦门、上海两地交通较为便利外，文化上的接近，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公然提出“厦门人像上海人”的看法，一定会遭到厦门人的断然否定：“绝不相同”，“根本两码事”，厦门人会如是说。随便举个例：你到厦门人家去做客，主人会热情接待你，泡茶、递烟、留饭，把自己的床让给你睡，自己去睡地板。到上海人家里做客，情况恐怕就会两样了。主人的态度多半会是“客气而不热情”，而客人的感觉则多半会是“拘谨而又别扭”。余秋雨在讲到“上海朋友交不得”时，便特别指出这一点：“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上海人》）杨东平则讲了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实惠的饭馆。”（《城市季风》）仅此一条，你还敢说厦门人像上海人么？

对于上海人的这种种说法无疑带有外地人的文化偏见。不错，上海人待人的确不像外地人要求的那样“热情”。因为上海人讲究“绅士风度”，彬彬有礼的同时，便难免让人觉得格格不入。此外，上海人的不轻易留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小气”，多半还有怕传染疾病（上海人特别讲究卫生）的原因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上海人就不会款待朋友（我以为上海人的态度更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更不等于上海人待人不热情。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总之，厦门人和上海人，并不一样，不好相提并论的。

厦门也有点像广州。

厦门像广州的地方不少。比方说，两地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又更早），都与海外尤其是南洋关系密切，都有许多华侨在海外大展宏图并回国回乡捐资投资等等。甚至两地的建筑也不乏相同之处，比如厦门中山路、思明路一带就和广州一样，也是“骑楼”式的建筑。

在生活习惯方面，两地相似之处也不少（比如两地菜肴在口味上相对比较接近而大不同于内地，唯广州菜更为精致讲究），至少是都爱泡茶。所不同的，大约仅在于广州人更爱出去喝茶（吃早茶或吃晚茶），而厦门人更爱在家里泡茶（厦门街面上似少见茶馆，近两年才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兴起了茶艺馆、红茶坊）。茶是中国人的爱物，中国人少有不爱喝茶的，但把喝茶当作一件事来做的，大约只有广州（或广东）、厦门、成都几个地方。广州人虽非每天，但至少隔三差五就要去喝早茶的，成都则满街都是茶馆（与之相配套的则是公共厕所也比厦门多得多）。成都人爱泡茶馆，原因之一，诚如余秋雨所言，是成都文化积累丰富，话题甚多，无妨将历史与种种小吃一并咀嚼，细细品尝，然后用一杯又一杯的花茶冲下肚去。厦门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的话题，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茶馆。真不知厦门人在泡茶时，都说些什么。喝茶的方式，成都、厦门两地当然也迥异。成都人用带盖的碗，谓之“盖碗茶”。茶博士手提长嘴大铜壶，穿梭于茶客之间，不断地添加滚水。茶客们则把这些滚烫的茶水连同各种街谈巷议一齐吞下去，时光也就这样流水般地打发。厦门人则和广州人一样，茶杯比酒杯还小，倒茶的时间比喝茶的时间还多。他们实际上是把茶当作酒来品味，或者说，是把茶当作生活来品味的。厦门人和广州人一样，似乎更看重人情味极浓的世俗生活。所以他们宁愿用小小的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而不愿端起茶缸“牛饮”。

的确，厦门和广州，这两个远离京都的南国花城，其花香与茶香要远比政治空气来得浓烈。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很难听到北京街头处处可闻的那么多的小道消息、政治笑话和政治民谣。甚至哪怕军事演习就发生在家门口，厦门人也很少会去议论它。日子照过，茶照泡，依然一派鸟语花香。不过，广州人不谈政治，是因为他们喜欢谈钱；厦门人不谈政治，却似乎也并不谈钱。他们喜欢谈什么呢？这一点我还没搞清楚。厦门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喜欢谈的事情。

更何况，广州人虽然似乎不那么关心政治，但广州毕竟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风云关系密切瓜葛甚多。从戊戌变法到北伐战争，广州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厦门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甚至即便是花与茶，厦门与广州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广州年年都有规模盛大的花市，厦门有么？广州处处都有人满为患的茶楼，厦门有么？一个花市，一座茶楼，就把同样爱花爱茶的广州人和厦门人区别开了。再说，厦门也没有广州那么多的让外地人读不出音也不解其意的古怪汉字，没有那么多一半英语一半粤语的“中外合资”的名词。在这方面，与广州相比，厦门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内地城市。一个外地人来到厦门，不大会有到了广州的那种怪异感。

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厦门没有广州的那种活力。如果说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那么，厦门的风格便是“不紧不慢”。不要说带动全省、影响全国，便是在闽南三角洲当“老大”，前些年泉州、漳州还不怎么服气。厦门的商场、市场更不能和广州相比：品种少，规模小，缺少名牌。厦门叫得响的名牌产品据说只有一个“鼎炉牌六味地黄丸”，可以拿出去送人的则只有一个“鱼皮花生豆”，再加“鼓浪屿馅饼”，真是说来让人惭愧。比起广州市场的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质量优良、服务周到，厦门市场确实相形见绌，比如买菜就远不如广州方便。厦门的菜市场，无论净菜、半成品，还是代客加工，都不如广州。广州毕竟是一个最市场化的城市。在这方面，不是特区的广州，反倒比厦门更像特区。

厦门和北京的差异，也许更大。

厦门和北京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京是元明清的帝都和新中国的首都，厦门则不过是远在东南一隅的一个小小岛城。无论地盘、人口，抑或历史、地位，厦门都无法望北京之项背。两地的文化性格、风土民情，当然也相去甚远。北京大气磅礴，威武雄壮；厦门小巧玲珑，温馨文雅。厦门的街道、建筑、城市风貌，总体上说是幽雅秀丽，温馨可人，没有北京的惊人气派，也没有北京的逼人气势。如果说，走进北京会有“朝圣”的感觉，那么，来到厦门就会像是“回家”。至少，在厦门购物，要比在北京愉快得多。即便买了东西要退货，也能受到和气礼貌的接待，并欢迎你下次再来。即便到小餐馆就餐，服务也很不错。一口气把你要的几瓶啤酒啪啪啪统统打开一走了之的事情，是不会有的（这在北京、上海至今仍很正常）。同样，走半天找不到一只电话，等半天等不来一辆公交的事，也是不会有的。可以说，北京是“气象非凡，诸多不便”，厦门则是“平易近人，诸多方便”。

厦门不同于北京，厦门人也不同于北京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广州人一样，也是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极其鲜明的一群。你在北京人身上，或者可以嗅到老舍、邓友梅、汪曾祺笔下的京味，或者不难体味到王朔式的痞劲。北京人，是雅也雅得出品位，痞也痞得出名堂，这可是厦门人望尘莫及的。

两地人的性格也颇不相同。比方说，厦门人就不像北京人那么爱说话，爱高谈阔论，也没有北京人那么“贫”。厦门人总体上说不善言辞。与厦门人聚餐聚会，常会有“席间无话”之感，和在北京有听不完的“段子”迥异。当某些人（一般是外地人）口若悬河时，他们多半会友善温和、面带微笑地予以倾听（认不认同则是另一回事），但主动“发表演说”的不多。也许，这与语言习惯有关。和广州是“白话世界”相反，厦门基本上是“国语天下”。除个别从闽南乡下迁入厦门的老年妇女外，厦门市民大多会说普通话，但也多半说不标准（某作家讥为“地瓜普通话”）。这对于他们的表达无疑会造成一定困难。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厦门人不喜欢夸夸其谈。他们更喜欢实实在在做些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反正没必要费那么多口舌说那么多话就是。

然而，厦门人与北京人，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厦门人是比较豪爽、大度的。他们对于钱财不很在意，并无通常认为南方人都有的那种“小气”。在厦门，出门“打的”是很平常的事。到菜市场买菜，小贩也不会为几个小钱和你过不去。如果缺个一毛两毛，或钱找不开，他们多半会说：“庆蔡（随便）啦！”不会一定要你掏出那一两毛钱来，或者把买好的菜减去一点。年轻人结伴出去玩，总会有人主动买单（但一般不会让女孩子买）。节假日，厦门的青年学生会成群结队到海边烧烤，每个人都会从家里带来好吃的东西，举行杨东平所说的那种北京人最喜欢的“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式的野餐”。

又比方说，他们对待新鲜事物，也有北京人那样一种见惯不怪、满不在乎的派头。老外来了不围观，歌星来了不追逐，随便什么事在厦门都形成不了热潮，球迷们包一架飞机跟着球队到处看球赛的事在厦门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北京人的这种派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活剧都要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北京人可真是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什么样的场面没上过？但即便是北京，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热”，厦门却没有。尽管厦门并没有多大的天地，厦门人也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自以为是的信念。当一个外地人向厦门人讲述“外面的世界”时，厦门人会宽容而耐心地予以倾听，然后再总结性地说这不过是什么什么罢了。当老师在课堂上讲雪花的六角形美丽形状时，厦门的孩子们会大度地付之一笑，以为那不过是在讲童话故事。这样一种心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它常常会使我们这些外地人觉得厦门人简直就是一个谜。奇怪，他们的这种心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来看看厦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最温馨的城市

在我看来，厦门，也许是中国最温馨的城市。

1998年，广州的《新周刊》策划编辑出版了“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其中厦门一篇就是我写的，而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最温馨的城市：厦门》。此说一出，便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厦门有线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告诉我，说许多人都在传阅这篇文章，或在传讲这个说法。后来我也发现不少人在这么说，可见这或许是多数人的共识。

的确，凡是到过厦门的人，差不多都会认同这个城市是一座“海上花园”的说法；而来到厦门的外地人，差不多都能体验到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感。事实上，所谓“海上花园”或“风景港口”，其涵义并不仅仅只限于自然风光。厦门的自然风光无疑是美丽的。但厦门之所以美丽可人，恐怕还在于她很小、很安静、很清洁、很温馨。旧城小巧，新区精致，有着南方沿海城市特色的街道和建筑，都收拾得非常干净漂亮。地方就那么大，上哪儿都不远，商店什么的安排得都很紧凑，没有北方某些大城市难免的大而无当，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城里人就那么多，看上去彼此就像街坊邻居似的，打起交道来也就随和。况且，厦门人的性格，总体上说是比较温和；厦门人的作风，总体上说也比较文明。到厦门的商店购物，基本上不必考虑“照顾”营业员的情绪或者顾忌要看他们的脸色，哪怕你是去退货。我们在厦门一百家电退过两次货，因此与营业员相识。以后再去她们柜台，还会过来打打招呼。在内地一些城市时有所见的那些现象，比如两军对峙破口大骂，或者成群结伙地在街头打群架、发酒疯等等，在厦门街上也不易看到。倒是常常可见少男少女们声音低低地在街头没完没了地打磁卡电话，女的娇声嗲气，男的黏黏糊糊。公共汽车来了，大家平静而有秩序地前后门上中门下，上了车也不抢座位。既不会像前些年在武汉那样，小伙子吊在车门上随车走，门一开就把老人小孩挤下去；也不用像在上海那样，必须分门别类地排好“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来当纠察队员。

说起来，闽南人的性格原本是比较豪爽的。难得的是，厦门人在豪爽的同时还有温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厦门市民开始觉得大声吆喝不太文明，也觉得不该给这个城市制造噪音。因此他们学会了小声说话，也较早地在岛内禁止鸣笛。所以厦门岛内总体上是比较安静的，尤其是在鼓浪屿。白天，走在鼓浪屿那些曲曲弯弯、高低起伏的小路上时，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有时则能听到如鼓的涛声。入夜，更是阒然无声万籁俱静，唯有优美的钢琴声，从一些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的小楼里流溢而出，在小岛的上空飘荡，使你宛若置身于海上仙山。

有此温馨美丽的并非只有鼓浪一屿，而是厦门全岛。如果说，鼓浪屿是厦门岛外的一座海上花园，那么，这样的花园就散落在厦门岛内各处。漫步厦门街头（新开发尚未建成的街区除外），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某些类似于公园的景观：茂密的林木，裸露的山石，可以拾级而上的台阶。住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鸟儿的歌唱，闻到窗外清风送来的植物的味道。而那些住在海边的人家则有另一种享受：随便什么时候推开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湛蓝的大海。

当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如此福分。但，即便在自己家里看不到大海、听不到鸟鸣，也没什么要紧，因为你还可以出去走走。厦门可以休闲的地方之多，是国内许多城市都望尘莫及的。尤其是秋冬之际，黄河南北冰雪覆盖，长江两岸寒风瑟瑟时，厦门市民却可以穿着薄薄两件休闲服，从厦门大学凌云楼出发，翻过一座小山，不几步便进入万石山植物园，然后便可在浓荫之下绿茵之上，尽情地享受暖风和阳。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沿环岛路直奔黄厝、曾厝垵海滩，看潮涨云飞，帆逝船来，在金色的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脚印。玩累了，带去的食品也吃完了，那么，花上十来块钱，便可以很方便地“打的”回家。我相信，每到这时，无论你是从什么地方迁入厦门的，你都会由衷地发出一声感叹：

啊！厦门，我温馨美丽的家园！

的确，厦门最温馨之处，就在于她像一个家。

一般地说，厦门的人际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和睦的。学校里，单位上，师生、同学、同事之间，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窝里斗”是咱们中国的“特产”，矛盾哪儿都有，但在通常情况下，厦门人大体上还能相安无事，而且也多少有些家庭般的温馨感。比方说相互之间的称呼，除必须加以头衔的外，一般都称名而不称姓，比如“丽华”“勇军”什么的，宛如家人。无论老头子，抑或小伙子，都可以这样亲切而自然地呼叫自己的女同事，而毋庸考虑对方是一位小姐，还是一位夫人。反过来也一样。女士小姐们也可以这样呼叫自己的男同事男同学。这在外地人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在外地，尤其是在北方，即便夫妻之间，也不能这样称呼，而要叫“屋里头的”或“孩子他爹”。同学之间，即便是同性，也要连名带姓一起来，否则自己叫不出口，别人听着也会吓一跳。同事之间，当然更不能只叫名不叫姓，至少要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比如“丽华同志”“勇军同志”。除此之外，则不是“老张”“小李”，便是“刘处长”“王会计”了。所以外地人到了厦门，便会对这种“家庭感”印象深刻，并欣然予以认同。我自己便已习惯了厦门人的这种称谓方式，因此如果听到有人连名带姓叫我，弄不好就会吓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种家庭式的人际关系无疑是能给人以温馨感的，而只有热爱自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城市。事实上，厦门人也确实比较看重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句话说：“北京人的面子在位子，广州人的面子在票子，上海人的面子在裤子，厦门人的面子在房子。”一个厦门人，哪怕只是在单位上分得一间临时过渡的陋室，也一定要大兴土木，把它装修得温馨可人。所以又有一句话：“广州人把票子吃进肚子里，上海人把票子黏在屁股上，厦门人把票子花在墙壁间。”我虽然没有深入过，但猜想厦门人的家庭生活，一定大多比较温馨，人情味很浓。否则，厦门人为什么那么不愿离家，即便离开了也要千方百计再回来？

恋家并非厦门人的专利，而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情感，更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情感。难得的是厦门人不但自己恋家，而且还能设身处地地设想别人也是会眷恋家园向往天伦的。于是，逢年过节，家在厦门的学生，便会把自己班上的外地同学请到家里来围炉。如果来的人太多，做父母的还会让出自己的房间。厦门大学的许多老师也会这样做，如果他当之无愧的是一个厦门人的话。一个真正的厦门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同学、同事、学生到了“年关”还“无家可归”的。这几乎已成为厦门岛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不信大年三十下午你到厦大门前一条街去走走看，保证你只能看到几个僧袍飘逸的“出家人”（南普陀寺在厦大校门旁）。

同样，装修自己的住房，厦门人也并非全国之最。但同样难得的是，厦门人甚至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时，也像在建设自己的家。厦门市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求得经济的发展。因为厦门是厦门人民共同的家园，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毁了自己的家。在厦门人大会堂周围，原本打算要建的大楼取消了，留出了大片的绿地让市民休闲。在美丽的环岛路上，笔直的大道常常会拐一个小弯，因为那里有一棵榕树需要保留。大道两旁沿着海岸线，是草坪、花坛和建筑小品，还精心设计了停车的泊位。于是一条原本用于改善交通的道路，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园。

厦门的生活环境也像家庭。在厦门，出门、乘车、购物、打电话，都极其方便，而且车费和电话费也不很高。厦门的公交车数量多、车况好，多数情况下都不挤。如果想“打的”，也花不了很多钱。即便是外地人到了厦门，也不必有“行路难”之虞。因为各个路口，都竖有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路牌，告诉你到某某地方去应该如何行走，而这某某地方也许不过近在咫尺。这说明厦门市的管理者们，其实是很能为自己的市民着想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出门上路，就像在自己家里走动。

厦门的温馨，还得益于她精神文明的建设。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而精神文明，则是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厦门的做法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实话，办实事，让市民们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是很实在的。当他们在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比如整治交通、整治环境、整治市场）中，切切实实地体会到好处时，不用动员，不用号召，他们自己就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和主力军。事实上，厦门市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成就，不在市容，而在民心。这就是把精神文明的种种要求变成了人们自身的内在素质，变成了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在厦门，讲文明，守公德，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在公共汽车上让座，在一米线后排队，几乎不用提醒，不用疏导。一个合格的厦门市民，甚至到了外地，也能自觉做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如果找不到垃圾箱，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捏在手上，直到找到垃圾箱为止。

正是由于厦门市上上下下的同心同德和齐心协力，厦门变得更美丽、更温馨、更可爱了。这又反过来使得厦门人更爱厦门。于是，厦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有一种自运行功能，而无待于外力的作用。所以，厦门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虽然成就斐然，但厦门人却并不累。厦门人在奋斗的同时，活得悠哉乐哉。

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更关心的并不是厦门人民和厦门市委市政府做了些什么和怎样做，而在于他们这样做时的那种心态。许多作家（比如福建作家孙绍振）都注意到，厦门人无论是在建设自己的城市，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城市时，态度都十分自在、自如、自然，就像是在装修和打扫自己的小家和住房。这种从容乃至安详无疑来自只有厦门人才有的对自己城市的“家园之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得他们不必依赖于纠察队或罚款员的监督而能自觉保持街道的洁净如洗和车站的秩序井然。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他们像德国人服从内心道德律令一样，不做有损自己城市形象的事情。于是，“厦门是我家，环保靠大家”，在厦门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的确，这种把自己城市当作自己小家来看待的“家园情愫”，也许就是厦门人有别于其他城市（比如福州）人的紧要之处，是厦门最突出的城市社区特征。我们知道，对自己家乡的尊崇和偏爱，大约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感。许多地方都有“唯我家乡独好”的说法。但似乎只有厦门人，才把“唯我厦门独美”的情绪表现得那么随便、那么自然、那么漫不经心、那么理所当然。因为厦门的美丽是真实的，厦门人的“家园之感”也是真实的。真实，就不必刻意；真实，就没有做作。因此，尽管中国人常常会有谁的家乡更好一类的争论，但面对厦门人，人们往往会打消争论的念头。

更何况，厦门岛在事实上又是多么温馨可人舒适方便啊！于是，外地人来到厦门，便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久而久之，便会爱上厦门。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的外来人口逐年增加，其中既有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引进的人才，也有邻近省份其他地市的外来妹、打工仔。总体上说，厦门的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尽管难免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也有极个别鸡肠小肚的人会利用职权有意无意地刁难一下，但并不能形成强大的“排外”势力。也许，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包括厦门人在内的闽南人，原本就是“历史移民”。他们是在一千多年前，从中原迁入闽南的。所以，直到现在，闽南话中还保留了不少中原古音（比如把“无”读作“摩”）。显然，如果闽南人也公然排外，便难免“数典忘祖”之嫌。

那么，祖上来自中原大地、有着长途迁徙历史的厦门人，为什么会把城市建成温馨家园，并创造了不同于当今中原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呢？

也许，原因就在于厦门是岛，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小岛。

岛与人

美丽小岛厦门，是祖国母亲的娇女。

厦门位于我国东南海域，是一个三面大陆环抱、一泓碧波荡漾的海湾中的小岛。她很像我们祖国母亲的一个美丽而娇嗲的小女儿，一面偎依在妈妈的怀抱里，一面伸出两只小脚丫去戏水。与西安、太原、南京、武汉这些大哥大姐相比，厦门的地位和命运有些特别。她既不是洛阳、江陵、苏州、曲阜那样的古都名邑，也不同于深圳等新兴的“明星城市”。她在中国古代史上名不见经传，在近现代史上却榜上有名。1842年，她被列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1]新中国成立以来，她既没有像上海那样，充当温顺的“老大”，承担起养家糊口、供养弟妹的责任；也不曾像广州一样，做一个敢于外出冒险、为别的兄弟姐妹一探道路的“老三”。当然，她也绝不会有北京那样父母般的权威。她更多的还是像所有那些小女儿一样，娇嗔而又乖巧，闲不下也累不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厦门都既不那么寂寞冷清，也不那么非凡出众。五口通商有她，五大特区也有她，但她从来也不是当中最冒尖、最突出的一个。甚至正式被称为“厦门市”，也是1933年的事。那时，上海可早就变成“大上海”啦！是啊，厦门太小了。祖国母亲甚至不忍心让她挑起过重的担子，却又从来不曾冷落过她。

难怪有人说，厦门是纯情少女，而且似乎还情窦未开。

的确，与北京的风云变幻、上海的沧海桑田、广州的异军突起相比，厦门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虽然充满戏剧性，却奇怪地缺少大波澜。从海岛渔村到通商口岸，从海防前线到经济特区，如此之大的变化，如此强烈的反差，却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大的震荡。厦门人似乎不需要在思想上转什么大的弯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所有这些突变和沧桑。厦门，就像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漫不经心地就度过了“女大十八变”的青春期。

于是，厦门人的文化性格中，便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比方说，厦门人是保守呢，还是开放呢？便很难说。一方面，厦门人的确很保守，很封闭。他们消息不灵通，而且似乎也并不想灵通起来。尽管厦门有着相当好的通讯系统和网络，但在特区建设中却并未很好地把信息当作资源来开发和利用。厦门过去不是，现在也仍未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厦门街头的早点小吃，几十年一贯制的只是面线糊、花生汤、沙茶面那么几种，远不如上海和广州丰富，更遑论引进新品种。风行全国的川菜只是靠着外来人口的增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进厦门，西安饺子宴则终于落荒而逃。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有了北方饭店湘菜馆之类，而且和广州相比，生意还不怎么样。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口味（怕麻辣）问题，事实上许多吃过川菜的厦门人也完全能够予以接受。问题在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尝试一下。不敢，或不愿，或不屑尝试新口味（包括一切新事物），才真正是厦门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厦门人又是非常开放的。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厦门大约最早拥有了自己全方位开放的国际机场。这一点直至今天仍为许多省会城市所望尘莫及。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一进厦门，就大受欢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看来，在厦门，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比接受中原文化更便当，这可真是怪事！

又比方说，厦门人是胆大呢，还是胆小呢？也很难说。一方面，厦门人常常会给人以“胆小”的印象。“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甚至连那些同在闽南地区的石狮人或晋江人，也还有“什么私都敢走”或“什么假都敢造”，厦门人敢什么？好像什么也不敢。但是，另一方面，厦门人的胆子又并不小。两岸对峙时，炮弹从屋顶飞过，厦门人照样泡茶，你说这是胆小还是胆大？不好说吧？

依我看，厦门人并不缺乏胆量，但缺乏闯劲；并不缺乏定力，但缺乏激情。甚至连厦门人自己也承认，“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不属于厦门，而是闽南其他地区如晋江人、石狮人的精神。厦门人的精神，恐怕只好说是“爱泡精神”。他们实在是太爱泡茶了。“爱泡”远远超过“爱拼”，以至于厦门医院的病房里会贴出“禁止泡茶”的告示，而一位厦门作家也会激愤地说：“别的地方是‘玩物丧志’，我们厦门是‘泡茶丧志’！”小小一杯茶，当然泡不掉闯劲和激情，但如此地钟爱泡茶，岂非证明了他们多少缺乏一点闯劲和激情？

总之，厦门人的“胆小”不是胆小，而毋宁说是慵散；他们的“胆大”也不是胆大，而毋宁说是无所谓。也许，他们看惯了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斗转星移，深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道理，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我不知道厦门人那种见惯不怪、处变不惊、满不在乎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形成的。反正，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鼓浪屿琴声依旧，厦门岛涛声依旧，厦门人也泡茶依旧。“悠悠万世，唯此为大，泡茶。”深圳飞跃就飞跃吧，浦东开发就开发吧，不起眼的温州、张家港要崛起就崛起吧，厦门人不否定别人的成绩，但也不妄自菲薄或自惭形秽，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紧迫感，觉得这些事有多么了不起，而只是平静地看他们一眼，点点头，然后低下头去喝他们的茶。

也许，这都因为岛城厦门实在是太美丽、太温馨了。

美丽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有谁不希望自己美丽一些呢？但是，对自己美丽的欣赏，却很可能由自恋发展为自满，又由自满发展为自足。同样，小巧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如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便当。大与小的优劣，从来就是辩证的。小城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但也容易造就眼界不高视野不阔心胸不开朗。温馨当然也很好。温馨如果不好，难道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或者冷若冰霜、水深火热就好么？但是，生存和发展的辩证法却又告诉我们：“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于温馨，会使人心酥腿软，豁不出去，当然也就难得大有作为。其实，在许多方面，成都与厦门不乏相似之处。成都号称“天府之国”，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上，清泉流翠，黄花灼眼，金橘灿灿，绿竹漪漪。远离战火的地带，四季如春的气候，丰裕繁多的物产，富足安逸的生活，再加上千百年文化的熏陶，使成都出落得风流儒雅。但是，成都人却并不满足于安逸和温馨。在走不出去的情况下，他们就用麻辣来刺激自己，以防在温馨安逸中泯灭了生命活力。所以成都人（广义一点，四川人）一旦走出三峡，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便会像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湖南人、山东人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厦门人，能行么？

厦门人常常会自豪地宣称：厦门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我愿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证明此言不诬。可不是么？北京太大，上海太挤，广州太闹，沈阳太脏，南京太热，天津太冷，成都太阴，三亚太晒，贵阳太闭塞，深圳太紧张，而别的地方又太穷，只有厦门最好。我来厦门后，不少亲朋故旧来看我，都无不感叹地说：你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养老的好地方。

的确，厦门确实是养老的好地方，却很难说是干事业的好地方。不少有志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到厦门后，终于憋不住，又跑到深圳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平心而论，厦门人的事业心的确并不很强。他们眼界小，野心小，胆子小，气魄也小。心灵的半径，超不过厦门六十平方公里的市区范围：考大学，厦大就行；找工作，白领就行；过日子，小康就行；做生意，有赚就行。厦门籍的大中专毕业生，最大的理想也就是回到厦门，找一份安定、体面、收入不太少的工作，很少有到世界或全国各地去独闯天下，成就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雄心壮志。甚至当年在填报志愿时，他们的父母首先考虑的也是能否留在或回到厦门，而不是事业上能否大有作为。总之，他们更多追求的是舒适感而不是成就感，更多眷恋的是小家庭而不是大事业，更为看重的是过日子而不是闯天下。

因此，当厦门人自豪地宣布“厦门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时，他无疑说出了一个事实，同时也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问题和缺点。试想，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最好”了，他还会有发展，还能有进取么？

实际上，厦门不如外地的地方多得很。

比如说，厦门就没有北京大气和帅气。北京雄视天下，纵览古今，融会中外文化，吞吐世界风云，那气魄、那气派、那气度、那气象，不但厦门永远都望尘莫及，而且生活在这美丽温馨小岛上的厦门人，即便到了北京，面对燕山山脉、华北平原，也未必能真正深刻地体验到这些。他们多半只会挑剔些诸如北京的风沙太大、出门太难、火烧（一种饼）太硬、豆汁太难喝、到八达岭玩一回太累之类的“毛病”，然后嘟囔一句“还是厦门好”便回家。认为什么地方都没有厦门好，这正是厦门人的不是。

厦门没有北京大气帅气，也没有广州生猛鲜活。广州好像是一个精力过剩的城市，永远都不在乎喧嚣和热闹，永远都没有睡眠的时候。一进广州，一股热潮就会扑面而来。当然，广州的拥挤和嘈杂也让人受不了。但广州的活力却令人向往。更何况，广州人拿得起放得下。要革命便北伐，北伐失败了便回来赏花饮茶。厦门人放倒是放得下，可惜不大拿得起。要他们北伐一回，准不干。所以广州（也包括广东）可以一次次走在前面，厦门却一回回落在后面。难怪鲁迅先生当年在厦大没待多久，便去广州了，其中不是没有原因和道理的。

厦门不如上海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上海毕竟是“大上海”。尽管上海人被讥为“大城市、小市民”，也尽管厦门人出手比上海人大方，待客比上海人热情，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大市民”。厦门人在上海人面前多少会显得“土气”，露出“小地方人”的马脚（比方说那一口闽南牌的普通话就带有“地瓜味”），就像菲律宾、新加坡见了大英帝国一样。小平同志南巡时曾感叹于当年未把上海选作特区，但不是特区的上海却并不比早是特区的厦门差，而近几年来浦东开发的速度又让厦门望尘莫及。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应从两地的文化和两地人的素质去找原因。总之，不管上海的市民是如何地“小市民”，再大度的厦门人，却也无法使厦门变成“大厦门”。

其实，厦门和厦门人不如外地和外地人的地方还多得很。比方说，厦门不如西安古老，不如深圳新潮，不如武汉通达，不如成都深沉，不如天津开阔，不如杭州精细。又比如，厦门人不如东北人剽悍，不如山东人豪爽，不如河北人开朗，不如湖南人厚重，不如陕西人质朴，不如江浙人精明，不如四川人洒脱，不如贵州人耿直。即便美丽温馨，也不是厦门的专利：珠海、大连、苏州，美丽温馨的小城多着呐！甚至如福建的长汀、湖南的凤凰，虽不过蕞尔小邑，上不了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但其独特的风情和韵味，也不让于厦门。

如此这般说来，厦门人，你还能那么怡然自得、满不在乎、自我感觉良好么？

事实上，有可能会阻碍厦门发展的，便正是厦门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岛意识”。岛原本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二重性。因为岛所面对的大海，既可能是畅通无阻的通道，又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屏障。只要想想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和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的区别，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厦门岛上人当然不是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但也不是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总体上说他们是既开放又封闭。其封闭之表现，就是抱残守缺于一隅，自我陶醉于小岛。厦门人有一种奇怪的观念，就是只承认岛内是厦门，不承认岛外辖地（如集美、杏林）是厦门。最奇怪的，是对岛内的厦门大学，也不承认是厦门。厦大的人进城，要说“到厦门去”，则所谓“厦门”，便只不过岛内西南一小角了。至于鼓浪屿上人，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厦门人”，而坚持说自己是“鼓浪屿人”。看来。越是“岛”，而且越“小”，就越好。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小岛意识”。这样狭窄的眼界，这样狭小的胸襟，是很难能有大气派、大动作、大手笔的。

显然，要想把厦门建设得更好，要想创建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我们就必须走出厦门看厦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4页。

走出厦门看厦门

走出厦门看厦门，就是要跳出小岛，放开眼界，以比较超脱的态度和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厦门的成就、问题和前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促于一角，局限于一地，岂能有高屋建瓴的认识？《厦门日报》曾以“跳出厦门看厦门”为题展开讨论，想来用意也在于此。但我之所以说“走出”而不说“跳出”，则是因为只有“走”，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才能真有感受，真有体验。

然而，厦门人最大的问题，恰恰又在于他们总是走不出去。

在全国各城市的居民中，的确很少见到像厦门市民这样不愿出门的人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好静不好动，终身不离故土的人不在少数。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就当代有文化的青年人而言，他们倒更多的是出不去，而不是不想出去，或者自身的条件限制了他们不敢去想，“想不到”要出去。像厦门这样，公路铁路、海运空运齐全，手头又比较宽裕，却仍然拒绝出门的，倒真是少数。不少厦门人终身不离岛，许多厦门人不知火车为何物。厦门的旅行社都有这样一个体会：组团出厦门要比组团进厦门难得多。不要说自己掏钱去旅游，便是有出差的机会，厦门人也不会多么高兴。如果去的地方差一些，还会视为“苦差”而予以推托。这显然完全是错误观念在作祟。一是认为天下（至少中国）没有比厦门更好的地方，到哪里去都是吃苦；二是认为外地怎么样，与自己没有关系，看不看无所谓，看了也白看。所以，厦门人即便到了外地，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除了“还是厦门好”以外，他们再也得不出别的结论。

到外地出差、旅游尚且如此之难，要他们到外地工作、上学，就更难了。每年高考，厦门成绩好一点的考生，往往会一窝蜂地报考厦门大学，连清华、北大都不愿去，更不用说别的学校了。他们其实也知道，比如西安交大这样的学校是非常好的，但他们就是不想去，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厦门。如果厦门没有好学校倒也罢了。既然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为什么还要到外地去？他们想不通。一位家长曾瞪着眼睛问我：“到外地上学又怎么样？毕业后还不是要回厦门工作！”我不懂她所说的“还不是”有什么根据。谁规定厦门的孩子毕业后就该在或只能在厦门工作，就不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工作呢？“青山处处埋忠骨”“天涯何处无芳草”，谁说只能在厦门工作？看来还是自己“画地为牢”。

其实，世界大得很，世界上的好地方也多得很，并非只有厦门。厦门再好，也不能把世界之好都集中起来吧？不但世界上、全中国还有比厦门更好的地方，即便总体上不如厦门的地方，也会有它独特的好处。我们实在应该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各方面比一比，才会开阔我们的眼界，也才会开阔我们的胸襟。自得其乐地死守一个地方，无异于“安乐死”。安乐则安乐矣，生命的活力却会磨损消沉。更何况，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因此即便是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去，倘若把它看作一种体验，也就不会白去。人生百味，苦也是其中一种。在厦门这个美丽温馨大花园里长大的孩子，更该去吃点苦头，否则他的人生体验就太单调了，他的心灵也就难得丰富起来。

的确，人有时是需要“生活在别处”，过一过“别样的生活”的。见多才能识广，少见必然多怪。厦门人既然那样地热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园，就更应该出去走走看看，就像到别人家去串串门，以便把自己家建设得更好一样。当然，我们无意要求厦门也变成北京、上海，或者变成广州、深圳。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坦率地说，城市太大，其实不好。厦门的城市规模现在正合适。而且，厦门现在也正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其他大城市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紧张、水资源恐慌等等，厦门都没有。但小城也有小城的麻烦和问题。小城之大忌，是小家子气和小心眼。补救的办法，就是经常出去走走看看。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厦门人走出厦门，甚至应该规定厦门的大中专生必须到外地学习或工作若干年后，才准其回厦门工作。我们当然也应该有选择地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改变厦门的市民结构。苟能如此，则厦门这道“门”，就不会变成闭关自守画地为牢的小门，而能够确保成为兼容各种文化、吐纳世界风云的大门。

成都府

成都是府。

成都是天府。

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宝贝。由此可知，一个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称号，当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了。《战国策》云：“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汉书·张良传》也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说法。不过，两书所说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地区。后来，成都平原的优势明显超过关中平原，“天府之国”的头衔，便几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专利。

说起来，成都号称“天府”，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1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约980毫米，气候之好，是没说的了；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也是没说的了。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在咱们中国，更是首屈一指。民谚有云：“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无非说的是广州菜肴好，苏州丝绸好，杭州风景好，而柳州棺木好。但要说都好，还是成都。广州、苏州、杭州、柳州的好处，成都都有，却无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夙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活死”“安乐死”，是“死得其所”吧？

更何况，成都的文化积累又是何等厚实啊！两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不消说了，唐宋的李白、三苏也不消说了，王维、杜甫、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稹、贾岛、李商隐、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哪一个和成都没有瓜葛，哪一个没在成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章？武侯祠、薛涛井、百花潭、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望江楼、王建墓、杜甫草堂，哪一个不是历史的见证，哪一个没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如此之多文化积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几个吧？

这就是成都。诚如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所言：“衣冠文物，侪于邹鲁；鱼盐粳稻，比于江南。”成都，确实是我们祖国积累文化和物产的“天府”。

物产丰富，吃食就多；文化丰盈，话题就多。于是，成都人的一张嘴，就怎么也闲不下。成都人能吃也会吃，能说也会说；吃能吃出花样，说能说出名堂，而最能体现成都和成都人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馆。

成都的茶馆

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雨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吗？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了。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详《武汉三镇》一章），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了。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呢？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沱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沱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呢？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五百十六条，而茶馆即有四百五十四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五百九十九家，每天茶客达十二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六十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

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绝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呵欠出了门，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瘾。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吗？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呢？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支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了。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

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

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门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了。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呢？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瓴、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了。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呢？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呢？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侃”，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呢？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了。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通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呢？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了。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了。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龙门阵

俗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爱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了。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门阵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不消说的，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爱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欢摆龙门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爱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门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人大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满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门阵了。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爱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门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门阵呢？

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脱”；“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呢？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呢？

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蛤蟆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净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了。

又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说话，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绯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过什么瘾？当然是过嘴巴瘾。事实上，成都人说话，除了有事要说外，更多是说着玩，颇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成都人是非常爱玩的。在成都，熟人见面，除问“吃了没有”外，多半也会问“到哪儿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同时伴以“吃”和“说”。不管是郊游远足，还是游园逛街，都必须有好吃的，也必须一路说将过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还要泡泡茶馆。如果走了一路，居然无话，那就只能算是“赶路”，不能叫做“耍”了。如果居然又没吃没喝，那就无异于“苦差”，更不能算是“玩”。所以，无论什么豪华新鲜的场合，如果没有茶喝，没有好东西吃，不能尽兴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顾。反之，只要能大摆其龙门阵，那么，不拘到什么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实上，说起“到哪儿去耍”，在成都人那里，也就多半是到哪儿去喝茶聊天的意思。总之，说话，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内容，甚至直接的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询所说，成都人的说话，“更多的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个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成都人》）。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成都人为什么爱说会说了：好玩嘛！

成都人确实爱说话玩儿。对于成都人来说，最惬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馆摆龙门阵，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在自家当街门口，露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至于谈话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成都菜一样，随便什么都能下锅，随便什么都能下嘴。因为说话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说得开心，说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开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样，玩出水平。成都人说话特别有味道：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状态。比如东西很薄，就说是“薄飞飞”的；很粗，就说是“粗沙沙”的；很脆，就说是“脆生生”的；很嫩，就说是“嫩水水”的。又比如一个人很鬼，就说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说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说是“凶叉叉”的；很软，就说是“软塌塌”的。至于傻，则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宝筛筛”三种说法。总之，文章都会做得很足。

注重状态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于表情的眉眼也就当然是大做文章之处。所以，成都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眉眼上去了。比如：贼眉贼眼（贼头贼脑）、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里呱叽）、假眉假眼（虚情假意）、烂眉烂眼（愁眉苦脸）、懒眉懒眼（懒洋洋地）、诧眉诧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发愣）等等；而吝啬、爱咋呼和没味道，则分别叫做“啬眉啬眼”“颤眉颤眼”和“白眉白眼”。看着这些词，我们不难想见成都人说话时的眉飞色舞。

总之，成都人说话，就像他们喝酒吃菜，讲究劲足味重，凶起来凶过麻辣烫，甜起来甜过三合泥。讲起怪话来，更是天下无敌手，相当多的人，都能达到“国嘴”级水平。比如“文革”中流传甚广，讽刺当时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的段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日本电影，内部卖票。”据说“著作权”便属于成都人。还有那个讽刺公款吃喝的段子：“过去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据说“著作权”也属于成都人。不信你用成都话说一遍，保管别有风味。

的确，成都人是很会损人的。这一点很像北京人。不过，两地风味不同。成都人损起人来，要“麻辣”一些，比如把执勤队叫做“二公安”，把某些喜欢赶时髦的人称作“业余华侨”就是。当华侨没有什么不好，但“业余华侨”则有假冒伪劣之嫌。成都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尽管他们也要面子爱虚荣讲排场），因此特别讨厌装模作样。一个人，如果在成都人面前装模作样，而这个成都人对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哟，鸡脚神戴眼镜，装啥子洋盘嘛！”鸡脚神不知是什么神，但其所司不过鸡脚，想来也级别不高。如果居然也来摆谱，当然也就可笑。所以，跟在后面的往往还有一句：“不晓得红苕屎屙干净了没得。”

成都人当然并非只会损人。他们也会夸人、捧人、鼓励人，会替别人辩护，或者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比如“吃酒不吃菜，各人自己爱”，或“大欺小，来不倒（要不得）”什么的。反正不管说什么，成都人都是一套套的。而且，这些套套还能不断创新，比如“你有‘飞毛腿’，我有‘爱国者’，小心打你个萨达姆钻地洞”之类。

这就是功夫了。功夫是要有人欣赏的，嘴上功夫也不例外。武林中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武功，就摆擂台，开比武大会；成都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嘴功，就摆龙门阵，而茶馆则是他们显示嘴功的最佳场合，所以成都的茶馆便久盛不衰。显然，摆擂台也好，摆龙门阵也好，都是一种展示，一种显摆，也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

那么，成都人又是怎样一种活法呢？

小吃与花会

成都人的活法，一言以蔽之曰：安逸。

和前面说过的厦门一样，成都也是中国少有的几个特别好过日子的城市之一。除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外，成都还有两大优点：服务周到和物价低廉。因为成都东西多，人也多。东西多，物价就低；人多，劳动力就便宜。所以，成都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东西和服务。这些都比厦门强。再说，厦门毕竟还有台风，成都有什么天灾呢？没有。

因此，成都人也和厦门人一样，活得舒适而又悠闲。而且，他们也都嗜茶，都爱把自己的光阴泡在茶里。更有趣的是，他们也都和“虫”有些瓜葛：厦门属闽，是“门中之虫”；成都属蜀，是“腹中之虫”。三国时，蜀臣张奉出使东吴，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这边的薛综便讽刺说：先生知道什么是“蜀”吗？“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当然是笑话，因为“蜀”的本义并非“腹中之虫”，而是“葵中蚕也”。但不管怎么说，厦门人的确比较“恋家”（与门有关），而成都人则比较“好吃”（与腹有关）。

成都人的“好吃”，是连成都人自己也不讳言的。你和成都人聊天，只要说到吃，即便再木讷、再疲惫的人，也会立马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且恨不得立即拉你上街去吃，或者立即做出来给你吃。的确，成都街面上饭馆小吃店之多，简直多如牛毛；成都人烹调手艺之好，也可谓举世无双。如果说同样“好吃”的广州人“人人都是美食家”，那么，“会吃”的成都人便“人人都是烹调家”。成都的家庭主妇，几乎无不人人做得一手好菜，男人们则往往也有一两手绝活。因为在成都，一个人，尤其一个女人，如果居然不会做菜，那是很丢人的；而如果手艺出众，技压群芳，则足可引为自豪。我曾在成都人家做客。女主人每天上班前，都要为我们做好早饭，餐餐四菜一汤一点心，而且一个月下来，居然天天不重样，让我感动之余，也叹为观止。早饭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一家一户如此，其余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成都人的家常饮食是毫不马虎的。他们可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就打发一餐。上班族的早餐午饭可能要将就一点，但晚饭绝不将就。而且，正因为早餐午饭凑合了（也就是成都人自认为凑合而已，其实并不会太差），晚饭就更不能含糊。“堤外损失堤内补”嘛！所以，一到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家家户户就会锅盆齐响菜香四逸。

这还不说。他们隔三岔五还要上街去“打牙祭”。“打牙祭”原本是贫穷困难时期的事。那时，难得有点肉吃。天天萝卜白菜、白菜萝卜，嘴里都要淡出鸟来，无用武之地的牙齿也有意见，因此得弄点鱼肉，祭一祭它。然而现在成都人的爱上餐馆，却纯粹是“好吃”。在他们看来，家里饭菜再好，也比不上餐馆（否则要餐馆干什么）。餐馆里，花样多、品种多、水平专业，价钱又不贵。如果不隔三岔五进去吃吃，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餐馆。

所以，成都人便总能为自己找到进餐馆的理由：下班晚了啦，忘了买菜啦，逛街逛累了啦，甚至懒得做饭啦，都行。如果来了客人，那就更要到餐馆请吃了。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成都一次，不陪人家去吃吃，怎么说得过去？

由是之故，成都的酒楼、饭馆、小吃店、火锅铺，便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对于成都人来说，吃，早已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享受和生活方式。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吃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好。成都人的所谓“吃好”，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丰富，品种繁多，风味独特，花样翻新。只吃一种东西是不能算吃好的，只在一个地方吃也是不能算吃好的。这就非上街满城去吃不可。甚至不少人即便在家吃过了饭（当然一般是指晚饭），也仍要上街去，随便买点零嘴，弄点小吃，或者坐到街边店的摊摊上，烫它几把竹签穿着的“串串香”吃吃。可以说，爱不爱上街吃，是区别成都人和非成都人的紧要之处，而最正宗的成都人，则还会在家吃了也上街。他们上街，也许原本只不过随便逛逛。但只要上了街，就会忍不住吃点什么。这也不奇怪，“吃在成都”么。在成都，不吃，又干什么？

吃在成都，也可以理解为“在成都吃”。

在成都吃，确乎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一是方便。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酒楼、饭馆、小吃店，随便走到哪儿都不愁没有吃的。二是便宜。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吃饱吃好，真真正正的“丰俭由人”。三是精美。成都的菜肴也好，小吃也好，都相当地讲究滋味和做工，并非一味以麻辣刺激舌苔。成都的厨师，心灵手巧，善于思索，勇于借鉴，肯下工夫，做出来的吃食自然精美异常。光是汤菜，就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肚不白，无肘不浓”的讲究。最讲究的餐馆，则不但讲究“美食美器”，而且讲究“美景美名”。坐落在成都西门外三洞桥旁的“带江草堂”，小桥流水，翠竹垂柳，竹篱茅舍，野趣盎然。其名，系取自杜诗“每日江头尽醉归”；其肴，则有浣花鱼、龟凤汤、软烧子鲢等等。坐此堂，临此景，食此肴，真会顿生“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意。

当然，在成都吃，并不一定非上这些名店不可。成都可去的地方是何其之多，好吃的东西又是何其之多啊！光是小吃，就品种繁多，数不胜数：油茶、麻花、馓子，凉粉、肥肠、醪糟，担担面、铜锅面、师友面，蛋烘糕、蒸蒸糕、豌豆糕，三大炮、叶儿粑、鲜花饼，珍珠丸子、小笼包子、糖油果子……你便浑身是嘴，也吃不过来。

更何况，这些吃食的内容又是何等丰富啊！比如蛋烘糕，用糖就有白糖、红糖、蜂糖几种，包馅则有芝麻、核桃、花生、樱桃、肉、菜等多种。所以，光一种蛋烘糕，就够你吃一阵子的了。而且，即便是小吃，制作也十分讲究和精美。比如春熙路龙抄手，就有原汤、炖鸡、海味、清汤、红油多种，而担担面则需用红油、花椒、芽菜、葱花、酱油、味精、醋等做调料，再加“䬰子”，好吃极了。“锦城小吃甲天下”，这话一点也不假。

成都的吃食，除小吃极多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字号和品牌。成都有不少老字号，各有各的拿手好戏，比方说洞子口凉粉、铜井巷素面、矮子街抄手、金玉轩醪糟、三义园牛肉焦饼、长顺街治德号小笼蒸牛肉等。人们要吃这些东西，多半会认准了这些字号。即便不过是小吃，也有品牌，比如龙抄手、韩包子、谭豆花、郭汤圆、二姐兔丁、夫妻肺片等。有的在品牌之前，还要再加上街名地名店名字号，以示正宗和郑重，如总府街赖汤圆、荔枝巷钟水饺、耗子洞张鸭子等。似乎如果不是“张鸭子”而是“李鸭子”，或这“张鸭子”不是“耗子洞”的而是“猫儿洞”的，就吃不得。显然，只有成都人，才会吃得这么仔细、认真。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吃食的品牌，多以创作者、发明者或制作最精美者的姓氏来命名。比如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就是一位脸上微麻的陈姓妇女所发明；而“夫妻肺片”，则是郭朝华、张田正夫妇所创制。此外如邹鲢鱼、赖汤圆，也因邹瑞麟师傅烹制的鲢鱼、赖源鑫师傅制作的汤圆特别精美而得名。当然，别的地方，也讲字号，比如北京有全聚德烤鸭，上海有杜六房酱兔。但以厨师姓氏来做品牌的，似乎只有成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成都人既好吃，又讲义气。因为好吃，所以精于辨味；因为重义，所以不忘人恩。可以这么说，不管是谁，只要他为成都人发明了制作了好吃的东西，好吃而又重义的成都人都不会忘记他的功劳，都要充分肯定他们的“发明权”和“著作权”，而无论其名气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比如“东坡肘子”和“宫保鸡丁”的“始作俑者”一个是大文豪（苏东坡），一个是大官僚（挂“宫保”衔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而“麻婆豆腐”和“夫妻肺片”的创制人却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发明“龙眼包子”的痣胡子廖永通和发明蛋烘糕的师老汉，也是普普通通的平民。这又说明成都人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至少做到了“味道面前人人平等”。

成都人是讲吃的，成都人是懂味的，成都人也是尊重厨师劳动的。

成都人好吃，也爱玩。

成都人的爱玩好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史书上屡有成都人“勤稼穑，尚奢侈，崇文学，好娱乐”，或“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喜虚称”的记载。陆游诗云：“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至浣花溪。”所写即成都人游春之事。可见成都人春来踏青的传统，也是古已有之。成都人喜欢户外活动。他们甚至是会把自家屋里的饭桌都开到露天坝里来的。至于郊游，便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成都人既然一年四季都爱户外活动，风和日丽的春天，自然不可放过。据史载，每年春夏之际，光是游江，就要游两次。第一次是二月二，俗称“踏青节”。届时，由成都最高行政长官领头，率官吏幕僚眷属，分乘彩船数十艘，以乐队船为前导，浩浩荡荡，顺江而下，城中士女云集围观，号称“小游江”。第二次时为四月十九，系“浣花夫人”生日。是日成都官民，倾城而出，自浣花溪乘彩船，顺流而下至望江楼，上下穿梭，往来如织。锦江之上，“架舟如屋，锦似彩绘，连樯街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不绝于耳，号称“大游江”。不难想见，那可真是“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

正因为成都人爱玩好耍，所以他们为自己设计的娱乐游玩的节目也特别多。即以正月为例，就有鸡日（初一）游庙，牛日（初五）送穷，人日（初七）游草堂，十六游城墙等说法。正所谓“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最热闹的则是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举国同庆，成都人自然不会放过，便在青羊宫大办其灯会。成都的灯会，自唐代起便很有名，至清代更是盛况空前。清人李调元诗云：“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成都灯会这样一幅民俗风情画。

有如此之多的节目，于是一个正月，便几乎成了“玩月”。但成都人还嫌不过瘾，又在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十五，以这一天是百花生日（俗称“花朝节”）为由，大办其花会。“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当劳点缀贺花神。”（清人蔡云诗）有此“正当理由”，再加上这一天“碰巧”又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成都人便比自己过生日还要高兴，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直奔那两神并祭的青羊宫而来。

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成都人一样，广州人也讲吃、嗜茶、好玩、爱花，因此广州也有早茶和花市。广州的花市和成都的花会，无疑都体现了两地市民对生活、对春天、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但又多有不同：广州的花市在春节前，成都的花会则在二月份；广州人赴花市的目的主要是看和买，成都人赶花会的目的则主要是吃和玩。所以广州的花市是花儿们唱主角，成都的花会却是“百花搭台，吃玩唱戏”。盆栽根雕、花种草籽、竹编泥塑、糖马面人，纷纷登台献艺；三大炮、拌凉粉、卤肉夹锅盔、芥末凉春卷，样样美味诱人。邻近县份的名小吃，如崇庆黄醪糟、郫县唐场鸭、双流肠肠粉、怀远叶儿粑、新都桂花糕、灌县丁丁糖，也都赶来凑热闹。成都人在这花会上，边逛边看边吃边玩边摆龙门阵。吃够了，玩够了，说够了，再每人买一个风车车带回去，实在是惬意极了。

这可真是所谓“借花献佛”了，只不过这“佛”就是成都人自己而已。事实上，在吃与玩两件事上，成都人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也从来不会落于人后的。许多外地人都发现，成都市内和周边，都有不少好玩可玩值得一玩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成都人开发出来的，而且成都人还在继续开发。这似乎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发展“旅游事业”。但是，别的地方开发旅游景点，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地游客，赚外地人的钱；而成都人开发旅游景点却首先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赚本地人的钱，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成都人自己更爱玩。那么，管他赚钱不赚钱，咱们自己先玩一把再说。

的确，玩，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成都人大多是些顽童和顽主。为了生存，他们当然也要工作。而且，和大多数四川人一样，成都人既聪明能干，又勤劳肯干。干出来的活，就像他们做出来的菜一样，既中看，又好吃。但是，在成都人当中，却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狂。要他们像日本人那样为了工作而放弃娱乐，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宁肯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玩。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工作，则他们便很可能把工作也变成了玩。

事实上，成都人是有本事把几乎一切事情都变成玩的。比如办丧事，在别的地方是很苦的事，在成都人这里却是好玩的事。灵堂，一定要扯到露天坝里；音乐，自然是不可或缺；因为守灵要熬夜，便“只好”多开几桌麻将；因为吊丧太辛苦，“当然”要备酒答谢，而且还要开“流水席”。于是，成都人的丧事，便在鞭炮声中、麻将声中、猜拳劝酒声中和“哥哥妹妹”的情歌声中，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过年还热闹，还好玩。

又比如炒股，也被成都人当作玩：赚了钱趁机摆宴请客大吃一顿，赔了本便把自己的遭遇当作龙门阵拿到茶馆里去摆，反正赔了赚了都好玩，也就不玩白不玩。事实上成都人的热衷于炒股，也因为好玩。据林文询《成都人》一书云，成都的股市，最早设在一条叫“红庙子”的小街，其景观有如集贸市场，闹哄哄的，极不正规。但唯其如此，才格外吸引成都人。更何况街两边都被街坊们改造成了临时茶馆，股民们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观赏股事风云，快活死了。后来，证券交易所正式建成，炒股成了正儿八经的事，不好玩了，股市便冷清了许多。看来，股市，在成都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花会而已。

这就实在颇有些成都特色了。有谁会把炒股当作好玩的事呢？成都人就会。在成都人看来，赚钱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生活的目的。成都人总爱说：“钱是赚得完的么？”当然赚不完。然而日子却是过得完的。谁也不可能真的“万寿无疆”，有限的光阴显然比赚不完的钱更值钱。因此，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抓紧时间赚钱。钱嘛，有一点够用就行了，享受生活则没有够，因为那要到生命结束的一天。

所以，为了玩，成都人舍得搭上时间，也舍得花钱。一个成都人对我讲，有一次他们几个成都人到上海去，看了外滩又想看浦东，便去“打的”。没想到的士司机说，到浦东用不着打什么“的”的，摆渡过去就好，省钱多了。上海的这位的士司机显然是一片好意，可成都人却不领情：“安心要耍，省啥子钱么？”

于是我们一下子就看出了两地文化性格的差异：上海人精明，成都人洒脱。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的差异所致。成都是一个闲适的城市。成都平原很富庶，所以赤贫者不多；四川盆地很闭塞，所以暴富者也不多。成都的消费主体，是一些不太富也不太穷的小市民。他们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赚到几个小钱，过上还算过得去的小日子，当然也就希望不必伤太多的脑筋费太多的事，就能享受生活。这正是那些成都小市民虽然赚钱不多，却仍要光顾茶馆火锅店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赚了钱就要花，花完了再去赚就是。但只要够花了，就行，不能为了赚钱耽误享受，也不能为了享受丢掉洒脱。因为洒脱和闲散，才是真正的享受。

因此，我们在成都，常常不难看见满街都是闲人，至少是让人觉得满街都是闲人。因为走在街上的人都是步履悠闲的。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周看着，不时在衣店鞋摊摸摸翻翻，在杂食店小吃摊买些零嘴吃着。总之，这个城市的节奏是慢悠悠的，和同为川中的重庆正好相反。成都人总是这么嘲笑重庆人：“翘屁股蚂蚁似的，急急忙忙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在成都人看来，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而应该“慢慢走，欣赏啊”！如果说，武汉人是把他们的艰难人生变成了“生命的劲歌”（详下章），那么，成都人则是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

他们当然也会把股市变成花会了。

朴野与儒雅

对于成都的花会，《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有相当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成都之所以有花会，就因为“成都人喜欢都市的热闹，也留恋乡野的清新，花会恰恰将这相悖的两方面融成了一片，自然能恒久地讨人喜欢”。说起来，成都人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正是成都的城市性格。成都是一个“田园都市”和“文化古城”，因此成都的民风，诚如万历九年的《四川总志》所言，是“俗乃朴野，士则倜傥”。也就是说，既朴野，又儒雅，既平民化，又不乏才子气。

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成都与广州。

成都与广州，大概是中国最讲究吃的两个城市，因此有“食在广州”和“吃在成都”两种说法。不过两地的吃法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各有千秋却又都登峰造极。大体上说，广州菜重主料而成都菜重佐料。广州菜对主料的选择是极为讲究的：一是贵，鹧鸪、乳鸽、鹌鹑、豹狸、石斑、鲈鱼、龙虾、对虾，什么稀贵来什么；二是广，禾花雀、果子狸、过树榕、金环蛇，什么古怪来什么；三是鲜，讲究“吃鱼吃跳，吃鸡吃叫”，各大酒楼、宾馆、饭店、摊档，都在铺面当眼处养着各种活物，即点即宰即烹。因此，广州的名菜，不少既名亦贵，如胶笋皇、满坛香、一品天香、鼎湖上素、龙虎凤大烩、菊花三蛇羹，光听菜名就觉好生了得。有的用料也许并不一定很贵，但一定很新鲜。厨师的功夫，也主要体现在保持优质原料本色原味上，要求做到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另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哪怕很普通的菜，菜名也多半很堂皇。比如所谓“大地艳阳春”，就不过是生菜胆烧鹌鹑蛋而已。

成都的名菜就朴实得多，通常不过东坡肉、咸烧白，甚或回锅肉、盐煎肉，普通极了，也好吃极了。贵重一点，亦不过红烧熊掌、干烧鱼翅、虫草鸭子、家常海参之类。可以说，大多数成都菜，主料都不稀贵。然而，配料、做工，却毫不含糊。比如盐要井盐，糖要川糖，豆瓣要郫县的，榨菜要涪陵的。而且，用法也颇为多样，光是辣椒，便有青辣椒、干辣椒、泡辣椒、渣辣椒、辣椒油、辣椒面等多种。因此，成都菜的滋味，极为丰富多彩，据说竟有咸甜、麻辣、椒盐、怪味、酸辣、糖醋、鱼香、家常、姜汁、蒜泥、芥末、红油、香糟、荔枝、豆瓣、麻酱等二十多种，真是极尽调和五味之能事。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你就是给他一块干木头，成都的厨师也能做出一道有滋有味的好菜来。

显然，广州菜多清淡，成都菜多浓郁；广州菜较华贵，成都菜较朴实；广州菜更排场，成都菜更实惠；广州菜主要“为大款服务”，成都菜主要“为大众服务”。在广州，无论你开多大的价，厨师都能给你开出席来；而在成都，则无论你的钱多么少，小吃也能管饱。当然，广州也有面向大众的大排档，但只有成都，才把小吃做成了套餐，当作宴席来摆。也只有在成都，你能大快朵颐却又花费不多。因为成都菜的特色，主要不在选料而在烹调。比如人人爱吃的“夫妻肺片”，主料不过是牛心、牛肺、牛肠、牛肚、牛蹄、牛舌、牛头皮等“下脚料”；而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则用的是最便宜又颇有营养的豆腐，却又是席上珍馐。所以，外地人一般都有一个共识：讲排场请吃粤菜，讲实惠请吃川菜。

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所使然。广州是“市”，是“市场”。广州的吃食菜肴，不可能不商业化，也不可能不奢侈豪华。成都是“府”，是“天府”。成都的市民，大多是没有多少钱也懒得去赚钱却又穷讲究的“天府闲汉”，当然就只好在配料做工上多做文章了。

的确，成都人的生活是相当平民化的。比如他们最爱吃的“回锅肉”，便是典型的平民菜肴。回锅肉味重，好下饭；油腻，易饱肚；煮肉的汤加上萝卜白菜又是一吃，实惠极了。然而平民百姓爱吃，达官贵人也爱吃。当年四川总督岑春暄在接风宴上品尝回锅肉，就曾引出一段故事，成都不少人都会摆这段龙门阵。即便是一些名贵菜肴，成都人也不给它起什么吓死人的菜名。比如成都最有名的餐馆“荣乐园”有一道做工极其讲究的名汤，菜名竟然就叫“开水白菜”。试想，天底下还有比开水白菜更普通的吗？可又偏偏是名肴。

不过，最能体现成都人生活平民性的，还是火锅。

中国人都爱吃火锅，而成都火锅品种之多，实在令人瞠目。什么羊肉火锅、海鲜火锅、鸡肉火锅、药膳火锅、黄辣丁火锅、酸菜鱼火锅、啤酒鸭火锅、花江狗肉火锅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和四川各地火锅一样，也少不了麻辣烫。你不可小看这麻辣烫。有此特别刺激味觉的麻辣烫，便一俊遮百丑，什么死猫烂耗子都可以烫来吃。有钱的，不妨烫山珍海味、黄喉鳝鱼；没钱的，则可以烫萝卜白菜、猪血豆腐，反正都一样麻辣烫，都一样好吃。这样一来，贵贱贤愚、贫富雅俗，在麻辣烫面前，也就“人人平等”；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苦闷烦恼，也就在唇麻舌辣中统统消解了。

认真说来，麻辣烫火锅并非成都特产，它是从重庆传过来的。其实，重庆也未必就是火锅的发源地。据我猜想，它多半是川东一带山民的爱物，只不过当初比较简陋，是重庆人让它登上了大雅之堂。山地寒冷潮湿，须用滚烫来祛湿御寒；山民生活贫困，要靠麻辣来刺激味觉；而麻辣烫又有去除野物腥味的功能；杂七杂八一锅煮，也较为简单易行。事实上，川黔一带的山地边民都吃火锅，只不过四川多麻辣，贵州多酸汤而已。总之，嗜吃火锅，实不妨看作朴野民风的一种体现。李劼人谓吃火锅“须具大勇”，便正是道出了麻辣烫火锅的“野性”。

不过，成都菜虽然朴素、实惠，却并不简陋、粗俗，而颇为讲究甚至还有几分儒雅。成都的菜馆，就更是儒雅得好生了得，比如“小雅”“朵颐”“味之腴”“不醉无归”等。店名不少都有来历。比如“盘飧市”，取自杜诗“盘飧市远无兼味”；“锦江春”取自杜诗“锦江春色来天地”；“寿而康”取自韩愈文“饮其食兮寿而康”。坐在这样的饭店菜馆里，你无疑会有一种“吃文化”的感觉。但如果你认为这都是高档饭店，那就错了。其实，“盘飧市”不过是华兴街上一家卖腌卤熟食的馆子，而“不醉无归”则是“小酒家”。

这其实也是成都店名的特色。成都不少店铺，店名都颇为儒雅。比如有浴室名“沂春”，显然典出《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又有茶馆名“漱泉”，名“枕流”，则典出《世说新语》。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晋代名士孙楚（子荆）年少时想隐居，便对王济（武子）说“当枕石漱流”，结果不小心说成了“漱石枕流”。王济便反问他：“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楚将错就错，借题发挥，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一句错话，竟反倒成了名言。成都人以此作为茶馆之名，自然儒雅得很，也符合成都人闲散洒脱的性格。

成都有的店名，表面上看似颇俗，其实俗极反而大雅，比如“姑姑筵”即是。所谓“姑姑筵”，也就是摆家家。成都俗云：“小孩子请客，办姑姑筵。”然而这“姑姑筵”却是首屈一指的大酒家。后来，“姑姑筵”老板的弟弟得乃兄真传，也开了一间酒店，竟然干脆取名“哥哥传”，同样俗极反雅，颇受好评。更为难得的是，有这样雅号的，不少是小店。比如“稷雪”是做点心的，“麦馨”是卖面点的，“惜时”是一家小钟表修理店，“世味”则是专卖胡椒花椒的调味品店。调味品店可以叫“世味”，则照相馆便真可以叫“世态”了。最绝的是一家专卖牛羊肉泡馍的回民清真馆，竟名“回回来”，既有“回民来吃”之义，又有“每回都来”之意，一语双关，妙不可言。还有一家小吃店，店名竟是三个同音字：“视试嗜”，意谓“看见了，尝一尝，一定喜欢”，亦可谓用心良苦。

更可人的是，这些市招，又多为名家墨宝。比如东大街的“老胡开文笔墨庄”是谭延闿的字，三倒拐的“静安别墅”则为岳宝琪所书。即便普普通通的小店，那市招也多半是一笔好字，甚至帖意盎然。一些并不起眼的夫妻店，也每每弄些字画来挂在店里，虽不多好，也不太俗，多少有些品位，里里外外地透出成都人的儒雅来。

这便是成都：能雅能俗，又都不乏巧智。

如果麻辣烫表现了成都人朴野的一面，那么，“𤆵耳朵”则无妨看作是儒雅的一种变异或延伸。“𤆵”是成都方言，音pā，原本用于烹调，指食物煮至烂熟软和但外形完整之状。比如汤圆煮熟了就叫“煮𤆵了”，红薯烤熟了就叫“𤆵红苕”。引而申之，软和就叫“𤆵和”，软饭就叫“𤆵饭”，柔软就叫“𤆵漉漉”。用到人身上，则有“𤆵子”“𤆵疲”“𤆵蛋”“𤆵𤆵儿”等说法。“𤆵子”系指得了软骨病的人，“𤆵蛋”则指软壳蛋，而以强凌弱，也就叫“半夜吃桃子，按倒𤆵的捏”。

不过，“𤆵耳朵”却是专用名词，特指怕老婆的人。有道是：“成都女人一枝花，成都男人耳朵𤆵”，成都男人的怕老婆，也和成都的茶馆一样有名。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中国大约数一数二，而且是成都人摆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别的地方虽然也爱讲这类故事，但多半是讲别人如何怕老婆，而成都人摆起龙门阵来，则多半讲自己如何怕老婆。不但讲的人争先恐后，而且往往还会为争当“𤆵协主席”而吵得面红耳赤，比西方人竞选议员还来劲。因为在他们看来，“怕老婆”在本质上其实是“爱老婆”“疼老婆”。这是一件光荣的事，当然非炫耀不可。

其实，“𤆵耳朵”这个词，和“气管炎”（妻管严）、“床头柜”（床头跪）之类，意思是不尽相同的。“气管炎”等等重在“怕”，“𤆵耳朵”则重在“𤆵”，即成都男人在老婆面前心酥骨软、稀松𤆵和的那种德性。这种德性，骨子里正是对女人的心疼怜爱，是那种恨不得含在嘴里捧在手心百般呵护的心疼劲儿。这种心疼劲儿，实在只能名之曰“𤆵”。

成都男人的𤆵（或曰爱老婆、疼老婆），并非只是嘴上功夫，其实还有实际行动。其中，最能集中体现成都模范丈夫爱心的，就是满街跑的一种车子。车很简单，不过自行车旁边再加一个车斗罢了，本应该叫“偏斗车”的。但因为这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太太舒服省力，那舒适风光的偏斗，也只归太太享用，于是成都人便一致公认，应美其名曰“𤆵耳朵车”。这种车极为灵巧方便，一马平川的大街可走，曲里拐弯的小巷也能串。所以有人便用它来当出租车用。这样一种平民化的出租车，就理所当然地叫做“𤆵的”。据说，“𤆵的”现在已被取缔了，但专供太太们使用的“𤆵耳朵车”，则仍在通行之列。

看来，成都男人的怕老婆或疼老婆，是颇有些水平的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成都人原本就有几分儒雅，或者说，有些才子气。才子么，多半怜香惜玉，心疼女人。不信你看戏曲舞台上那些才子，哪一个在女人面前不是“𤆵漉漉”的？不过，成都的这些“才子”们是平民，大多不会吟风弄月，却也不乏创造性。“𤆵耳朵车”，便是他们怜香惜玉的智慧体现。

成都男人如此之𤆵，自然因为成都女人在他们的眼里可爱至极。天生丽质的女娇娃，原本就是成都这个城市的“盖面菜”（成都人把席间最端得上桌的菜和家庭群体中最能光耀门庭的人称作“盖面菜”）：白净水灵，婀娜秀丽。做了少妇之后，有男人的爱滋润呵护，便更是出落得风情万种，妩媚百般。不过，成都娇娃是娇而不嗲，反倒有些“麻辣”。尤其一张嘴，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常常是不费吹灰之力，嘻嘻哈哈轻松撇脱地就能把人“涮了火锅”，真是好生了得。这种嘴上功夫，是要有练兵场所和用武之地的。最佳选择，自然是她们的男人。她们的男人也乐意做她们的“枪靶子”。在成都男人看来，自己的女人既然“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就随她们去好了。娇小玲珑柔美秀丽的女人有点“麻辣”，不但无损于她们的可爱，反倒能增添几分妩媚。

成都女人既然已经选择了“麻辣”，成都男人就不好再“麻辣”了。如果老公老婆都“麻辣”，岂不真成了“夫妻肺片”？于是成都男人便只好去做“赖汤圆”：又甜又圆又𤆵。再说，成都妹娃虽然嘴巴厉害，心里面其实是很𤆵和的，怎么舍得对她们大喊大叫？家庭毕竟不是战场，实在也用不着叱咤风云。所以，𤆵耳朵先生们的𤆵，便不是窝囊，而毋宁说是儒雅。

成都这个城市，确实是很儒雅的。成都人呢，尽管开口“龟儿”闭口“狗日”，颇有些不那么文明礼貌，也不乏儒雅的一面。成都人爱玩风雅。琴棋书画，弹唱吹拉，养鸟种花，都是成都人爱做的事情。在成都，凡有人家的地方就有花草，就像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火锅一样。庭院里，阳台上，到处是幽兰芳竹、金桂红梅，使人觉得成都到底不愧为“蓉城”。成都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爱美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把这个城市打扮得花团锦簇。

成都的街道和建筑也洁净可人。漫步成都街头，在绿树婆娑、飞翠流花之中，常常会闪出一间间优美精致的小屋，那就是成都的公共厕所。不少外地人都误以为那是街头的园林建筑小品。我就曾把其中的一个误认作人民公园的侧门。后来，每到一间厕所，我女儿都要笑着说“我爸的人民公园到了”。公共厕所修得这么雅致，真让人对成都人的爱美之心肃然起敬。

厕所尚且如此，则真正的公园便可想而知。成都的公园，不但园林清幽，风景别致，而且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蕴涵，如文殊院、昭觉寺、青羊宫。尤其是武侯祠、草堂寺和薛涛井所在之望江公园，更是里里外外都透着儒雅。杜甫草堂有联云：“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望江公园内虚拟之“薛涛故居”也有联云：“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诗圣与武侯“一样大名垂宇宙”，薛涛与杜甫“平分秋色在成都”。成都人的风流、儒雅，由此也可见一斑。成都，实在也应该叫做“文化之都”的。

成都拥有这样一份儒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巴人尚武，蜀人重文，何况成都历来就是一个出大诗人和小皇帝的地方。诗人大而皇帝小，自然豪雄霸气不足，风流儒雅有余。这也是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性。成都在历史上确实很出过几个自封的皇帝，却几乎从来没有成过气候。他们的后代，包括只会种花的孟昶和什么都不会的刘禅，就更是成不了器。孟昶投降后，赵匡胤问他的爱妃花蕊夫人何以被俘，花蕊夫人当场口占一绝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成都这地方，似乎从来就阴盛阳衰。

的确，成都这个城市，是没有什么帝王气象的。我们总是很难把它和王气霸业之类的东西联系起来。有人说这是因为成都这地方实在太安逸了。不管是谁，只要得到了成都和成都平原，就会安于乐蜀，不思进取。此说似可聊备一格。反正，当我们漫步在成都街头，看着成都人不紧不慢的步履和悠闲安详的神情，就会觉得这里不大可能是什么翻天覆地革命造反的策源地。

成都没有王者气象，却不乏画意诗情和野趣村风。成都这个城市的最可人之处，从来就不是过去的殿堂庙宇，今天的大厦高楼，而是和城外千里沃野纵横田畴相映成趣的小桥流水、市井里巷、寻常人家。成都最诱人的吃食也不是酒楼饭店里的高档宴席，而是民间小吃和家常菜肴，如干煸豆角回锅肉、夫妻肺片叶儿粑，还有那遍布成都大街小巷的火锅和“串串香”。所谓“串串香”，就是用一根根竹签将各类荤素食品串起来，像烫火锅一样放进红红的辣椒锅里烫着吃。一串食物，不论荤素，一律一角，爱吃多少吃多少，爱吃多久吃多久。成都人三五成群坐于街头，七嘴八舌围定火锅，不必正襟危坐，无需相敬如宾，饮者豪饮，吃者猛吃，不知不觉百十串下肚，酒足兴尽快意而归，把这个城市的朴野风格挥洒得淋漓尽致。

成都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如果说，北京是帝王贵胄、文人学者、市井小民共生共处的地面，那么，成都则更多的是平民的乐土。在成都，往往能比在别的地方更接近平民贴近自然。成都人民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和善于生活。他们总是能把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意趣盎然。听听成都的竹枝词吧：“桃符半旧半新鲜，阴历今朝是过年。邻女不知春来到，寒梅来探依窗前。”（贴春联）“把户尊神气象豪，虽然是纸也勤劳。临年东主酬恩德，尽与将军换新袍。”（换门神）“梅花风里来春阴，尽向公园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在，环肥燕瘦总留心。”（游草堂）“青羊宫里似星罗，乘兴家家载酒过。小妹戏呼阿姊语，今年人比去年多。”（逛花会）“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过端午）“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闹寻药市穿芳径，多买茱萸插满头。”（度重阳）无疑，这里面难免有文人的加工和想象，但那浓郁的生活气息仍扑面而来。这些既有几分朴野又有几分儒雅的竹枝词，难道不正是成都和成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成都，雄起

也许，这就是成都了：朴野而又儒雅。这就是成都人了：悠闲而又洒脱。因为成都是“府”，是古老富庶、物产丰盈、积累厚重的“天府”。远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躲避了中原的兵荒马乱，却又享受着华夏的文化福泽。那崇山，那峻岭，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并没有阻隔它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也没有使它变得褊狭怪异，只不过护卫着它，使它少受了许多磨难少吃了许多苦头。那清泉，那沃土，那一年四季温柔滋润的气候，则养育了一群美滋滋乐呵呵的成都人。老天爷之于成都，实在是厚爱有加。

于是，成都便成了一个标本，一个在农业社会中生成的田园都市的标本。北京虽然也有田园都市的性质，但北京并不适合作这个标本。北京的地位太特殊，也太政治化了，而西安又多少有点“垂垂老矣”。西安总让人觉得是“过去时”的（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半坡、秦俑、碑林、城墙、大雁塔、华清池，离现在最近的事情也在唐朝。何况西安的王气太重。浓浓的王气笼罩在西安的上空，挥之不去，很难让人把它看作一个平民的都市（尽管事实上西安其实是不乏平民风情的）。做过古都的都不宜做这样一个标本，包括南京、杭州，而扬州等等虽然在历史上也曾繁华一时，可惜又好景不长。其他城市，或太穷，或太小，或者并非田园都市。只有成都，才既大且新，既繁华富庶又保持着朴野的民风。看看成都妹子吧，不管怎么新潮洋派，也仍不失村姑本色，有着村野的清纯。看来，只有成都，由众多小坝子、小院落、小家庭、小作坊、小摊点、小饭铺、小茶馆和小生产者、小生意人组成的小桥流水的大成都，才能让我们领略到农业社会中的市民生活。

然而成都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尽管成都现在已经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北向南延伸的人民路和一环路两侧建起了许多摩登高楼，老店林立的春熙路也翻修一新，城市规模更是扩大了许多，但文化心理的改变却不是一日之功。毕竟，成都历来就是一个富庶安逸的城市，成都人也历来就是自得其乐过小日子的人。道路的拓宽和高楼的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个城市悠闲安逸的气质，正如新潮的服饰和豪华的装修并不能掩盖其朴野粗爽一样。面对似乎好得无可挑剔的成都，我们总觉得它缺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当然，它没有北京大气，也没有北京醇和；没有上海开阔，也没有上海雅致；没有广州生猛，也没有广州鲜活。不过这些也原本就不是它该有的。除了这三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殊气质外，“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余秋雨《文化苦旅》）。那么，它到底缺少什么呢？

也许，它其实就是少了点苦难缺了点磨洗。磨洗是最好的教育而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受过这种教育和没受过这种教育，拥有这份财富和不拥有这份财富，是完全不一样的。成都缺少的正是这个。它实在是太安逸了。只要拿成都和南京、武汉比较一下，就会觉得它们的分量很不一样。南京、武汉是沉甸甸的，成都就轻了点。其实，论城市大小，论人口多少，论历史长短，论积累深厚，三地都差不太多。成都之所以较南京、武汉为“轻”，就因为成都少了点南京的苦难，缺了点武汉的磨洗。南京是屡遭血洗劫后余生的，武汉是艰难困苦生存不易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南京有一种悲壮情怀，沧桑感特别强，武汉则有一种“不信邪”的精神。因此，走进南京，你会肃然起敬；久居武汉，则会变得硬朗。那么在成都呢？刚开始自然是“乐不思离蜀”（不是“乐不思蜀”），但住久了，就会被弥漫于这座城市的悠闲舒适气氛所陶醉，觉得连骨头都𤆵了。

幸而成都人自己对此也有警觉。他们用麻辣来刺激自己，用足球来激励自己。成都的球迷无疑是中国第一流的。成都人对足球的痴迷，真称得上是“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不管哪里有球赛，成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们甚至还会组织团队包了专机到外地、到外国去为四川队呐喊助威。这实在是一种豪举。成都人呐喊助威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不是喊“加油”，而是喊“雄起”。所谓“雄起”，据流沙河考证，系与“雌伏”相对应者，并非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那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总归是阳刚气十足吧！因此，当球迷们站在看台上大喊“雄起”时，我们依稀感到了成都的雄风。

然而看球毕竟不是踢球。尽管足球是最男性化的运动，但城市并不是足球。何况，如果仅仅只是爱看，也还是爱玩，只不过玩得比较有气势罢了。

成都人，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城市也变成球场，把自己由观众变成球员呢？

换句话说，成都人能不能在活得悠闲自在的同时，有更多的积极进取呢？

因此，我们很想说一句：成都，雄起！

武汉三镇

武汉是镇。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因为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这样一种“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坏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直快则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让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事则是在武汉架起了长江第一桥），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在过去某些时期，武汉一直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既没有领导消费潮流的物质产品，也罕见开拓文化视野的精神产品。除街道脏乱、市民粗俗和服务态度恶劣外，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武汉似乎都难列榜首（不过近几年来武汉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已大为改观，尤其市内交通的改善已今非昔比，市民的文明程度也有所提高）。这就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唯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是理想的帝都。

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于是，迁都的问题，也就开始不断地被人提起。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入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蟠，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吗？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再说，三镇一起来当首都，怎么安排呢？似乎也不好摆平。

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担别的任务，不具备别的功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重叠，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能进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绝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茏，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这样地灵人杰的地方，不正好做首都吗？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从历史和地域两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又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延揽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除不太好听外，并无明显缺陷，定为普通话，也就没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武汉了。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文化上“四海呼应”，军事上“六路齐观”，经济上“八面玲珑”，和全国各地都“十指连心”。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给武汉人一点面子的说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皓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皓拟迁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了。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据方方说，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其现代和美国那“哥们”差不多。可惜“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武汉这个地方》）。方方热爱武汉，很想为武汉人争面子，就说没叫成也不坏，因为叫成了也只是个“二哥”。但她仍坚持说武汉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而且还很为武汉排在第七不平。然而在我看来，只怕连“老七”的排名似乎都乐观了一点。武汉的知名度确实曾经是很高的。只不过那多半是老皇历。比如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便有地主逃难“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可惜现如今“人心不古”了。人们提起武汉，已不再肃然起敬，不怎么把它当了不起的大城市看。当然，知道武汉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的“有关知识”却少得可怜：一是武汉热，是“三大火炉”之一；二是武汉人惹不起，是“九头鸟”——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说起来，武汉是有点委屈有点窝囊。它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做过大贡献有过大功劳的。可现在呢？它似乎不那么风光。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它看到了什么呢？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也许，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汉人就不该抱怨运气，埋怨别人，而该好好想想自己了。长年在外工作、对各大城市市民习气领受颇多的武汉市人大代表王新国就曾很有感慨地说：“武汉人爱到处晃，干事也晃晃，‘荷花’晃掉，‘莺歌’晃哑。我几次看到在街头喝汽水的小青年，喝完了把瓶子砸在马路上。这连小市民都算不上。至于过完早乱扔碗，随便过马路、吵架、抖狠，都不是现代化大都市应有的现象。”（1999年2月2日《新闻信息报》）无疑，武汉没当上首都也好，不那么风光景气也好，都不该由武汉市民来负责——这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多种原因，不是哪个人负得了责的。但武汉人的性格没帮上什么忙，甚至帮了倒忙，却也是事实。比如，在武汉生活，随时都要准备吵架；而在武汉的国营大商场购物，也很少有心情愉快的时候。“售货员们永远恶劣的态度和永远懒散的作风，使你觉得他们站在那些柜台里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让你满心不快地走出他们的店门”（方方《在武汉购物》）。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了这种恶劣，对那些态度好得出奇的商店反倒起疑，怀疑他们要推销假冒伪劣的产品。很多人都说，武汉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人很好。我也认为武汉人很好，甚至很可爱，然而却让外地人受不了。于是，我们就想问一句：武汉人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搞的？

武汉人的性格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武汉人的名声似乎不好。

这有点像上海人。不过，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

说起来，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本书前面引用过的民谣里，就有“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这一句。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次为“个板马”），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婊子养的”？真是怪事！

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甚至多半不是骂人，只不过表示一种语气，甚或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武汉人称赞一本书或一场球赛好看、一场游戏或一件事情好玩，就会兴高采烈地说：“个婊子养的，好过瘾呀！”夸奖别人长得漂亮或事情做得漂亮，也会说：“个婊子养的，好清爽呀！”甚至当妈妈的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婊子养的”；或者说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说“他个婊子养的”。池莉小说《不谈爱情》中，吉玲的姐姐们就是这样相互称呼的。每到这时，吉玲妈就会不紧不慢满不在乎地提醒一句：“你妈我没当过婊子。”想想也是，武汉人这样说话，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

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他们觉得很不过瘾。

的确，武汉人的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文革”中，他们可是连江青的特使都打了。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

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变，读作nia，和nin非常接近（武汉话之属于北方语系，此即证明）。不同的是，武汉话的“您家”还可以用于第三人称，比如“他您家”，相当于“他老人家”。同样，一句话说完，也总要带一个“您家”，作为结尾的语气并表示尊敬，也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哪”。北京人讲究礼数，开口闭口，每句话后面都得跟个“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点衣裳别着了凉您哪！”武汉人也一样：“劳为（有劳、偏劳、多谢）您家！好走您家！明儿再来您家！”你说礼性大不大？

不过，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一用于称呼，一用于后缀，不会混乱。而武汉人则不论是“您”还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结果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一个武汉人问：“您家屋里的猪养得好肥呀，么时候杀您家？”对方答：“明儿杀您家。”两个人都很客气、讲礼，但结果却好像两个人都挨了骂。

只要使用“您家”，不管是用于称呼，还是用于后缀，都是敬语体。这一点和北京话大体上一样。但如果长辈对晚辈说话也用起“您家”来了，则可能会有挖苦讽刺之意。当然，北京人在“损人”时也会使用“您”这个字。比如买东西嫌贵，卖主白眼一翻：“您哪，自个儿留着慢慢花吧！”这种用法武汉也有：“不买就算了呐！您家们味儿几大呐！”但不难听出，北京人的话里透着股子蔑视，武汉人的话里则是气哼哼的了。

所以，武汉人虽然也会损人（准确地说是挖苦），却更喜欢痛痛快快地骂人。骂人多过瘾呀！不用“您家”长“您家”短的，一句“婊子养的”，就什么意思都清楚了。

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zě音）。“啫”这个字，字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之处又大不相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啫”却绝无“好”意，最多只有“娇嗲”的意思。比如一个有资格撒娇的儿童（一般限于女孩）十分娇嗲可爱，武汉人也会赞赏地说：“这伢好啫呀！”而极尽撒娇之能事，则叫“啫得滂醒”。但更多的用法，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尤其是指那些根本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看来，武汉人之所谓“啫”，大概略似于台湾人所谓“作秀”。所以武汉人也把“啫”和很啫的人叫做“庄秀梅”，也是有“作秀”的意思。不过，“作秀”作的都是“秀”，“啫”作的却不一定是“秀”，甚至根本“不是东西”；“作秀”虽然假，却或者有观赏性，或者能糊弄人，“啫”却既无观赏性，也不能糊弄人，只能让人恶心。所以，说一个人“啫里啫气”，绝非好评。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不好说话、爱挑毛病、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也叫“半调子”。在武汉话里，“他个‘板马’蛮夹生”“他个‘板马’蛮差火”，或“莫差火”“你个婊子养的夹生么事”等等，意思都差不多。夹生饭不能吃，半调子不好听。一个人，如果不好说话、不好相处、不够意思，就会被认为是差火、夹生，他在武汉人中间也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呢？

第一要“仗义”，第二要“大方”，第三要“到位”。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梗朋友”，则能得到他们的拼死相助。武汉人所谓“梗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梗”这个字，有人认为应该写作“耿”，即忠心耿耿的意思。我却认为应该写作“梗”。因为武汉话中的“gěng”，首先有“完整”之意。比方说一个东西要保持完整，不能掰开、折断、切碎，武汉人就会说：“莫掰，要gěng的。”查遍同音字，也只有表示植物之根、枝、茎的“梗”字约略近之。植物的根、枝、茎在被折断掰断之前，当然是“梗的”。所以，梗，在武汉话中，又有“地道”之意。比如某个人不折不扣的是个糊涂虫，武汉人就会说：“这个老几‘活梗地’是个‘糊溏’（关于“糊溏”，以后再解释）。”所谓“活梗地”，也就是地地道道地、不折不扣地。铁哥们当然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朋友，也是没有半点含糊、一点也不夹生的朋友，同时还是可以把自己完整地、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的朋友，因此是“梗朋友”。

和武汉人交“梗朋友”，说易不易，说难不难。说不难，是因为武汉人对朋友的要求并不高。他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对脾气、够意思。说不易，则因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梗的”。在武汉人看来，交朋友就得“一根灯草点灯——没（读如“冒”）得二心”，不能“码倒搞”（做假）、“诈倒裹”（吹牛），更不能“抽跳板”。“抽跳板”也叫“抽跳”。它有“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比“过河拆桥”内容更丰富。“抽跳”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为讲义气，让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后却把跳板抽走了，害得朋友上不来；二是你答应给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经搭了，但临到朋友准备上时，你却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补救也来不及。显然，无论哪一种，都是差火、夹生、半调子，简直不是东西。严格说来，“抽跳”已是背叛。如果竟然出卖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齿，连“婊子养的”都不如了。

照理说，武汉人这个要求并不高。

不错，不吹牛、不扯谎、不抽跳、不反水，这些要求是不高，只能算作是交朋友的起码道德要求。而且，不但武汉人会这样要求，其他地方人也会这样要求。所以，能做到这些，还不能算是“梗”。所谓“梗”，就是完整地、全部地、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朋友，包括隐私。这就不容易了。但武汉所谓“梗朋友”是有这个要求的。至少，当你的“梗朋友”有事来找你帮忙时，你必须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连“哽”都不打一个。

打不打哽，是看一个朋友“梗不梗”的试金石。所谓“打哽”，原本指说话卡壳。一个人，如果有所犹豫，说话就不会流畅。所以，打不打哽，也就是犹豫不犹豫。不犹豫就不打哽，也就不啫。反之，则是啫。一个小女孩啫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啫，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是“不够意思”的意思。如果朋友来找你帮忙，你居然还“啫不过”，那就不但是不够意思，而且是差火到了极点，简直就是“婊子养的”。

不打哽，也就是爽朗，武汉话叫“唰喇”。对于一个武汉人来说，“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但意味着一个人够不够意思和有没有意思，而且甚至决定着一个人会不会被人看得起。比如你对一个武汉人介绍另一个人说“那个人一点都不‘唰喇’”，这个武汉人的眼里马上就会露出鄙夷蔑视的目光。

“唰喇”的本义是“快”。比如要求动作快一点，武汉人就会说“搞‘唰喇’点”。要求决定快一点，也会说“搞‘唰喇’点”。如果如此催促还不“唰喇”，那就是“啫”了。显然，这里说的“快”，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快捷”，而是不要拖泥带水、犹犹豫豫，是心理上的快而非物理上的快。所以“唰喇”就是爽朗、爽快。武汉人读作“唰喇”，不知是爽朗、爽快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书翻得很快，唰喇；箭射得很快，唰喇；衣襟带风，出手很快，也唰喇。不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看，我怀疑那是拔刀子的声音。

快则爽，叫“爽快”；爽则朗，叫“爽朗”。爽朗是武汉人性格的核心。也就是说，如果要用一两个字概括武汉人的性格，那就是“爽朗”。爽朗之于武汉人，犹如精明之于上海人。精明是上海人的族徽，爽朗则是武汉人的旗帜。上海人崇拜精明，因此有一系列鄙夷不精明者的词汇，如戆大、洋盘、阿木林、猪头三、脱藤落攀、搞七廿三等。武汉人崇尚爽朗，也有一系列批判不爽朗者的词汇，如夹生、差火、半调子、啫不过等都是。此外还有“扳俏”。所谓“扳俏”，也就是北方人说的“拿把”，亦即没来头和没道理地摆谱拿架子。别人给他四两颜色，他就当真开个染房。朋友有事来找他，也要打官腔，或者扭捏拿把不肯痛痛快快答应。这时，武汉人就会既愤怒又轻蔑地说：“老子把他当个人，他倒跟老子扳起俏来了。”

扳俏不可取，嘀哆也要不得。所谓“嘀哆”，也就是唠叨、啰唆、黏糊、婆婆妈妈、拉拉扯扯，有时也包括瞻前顾后、想法太多等等，总之是不爽快。比如你做一件事情半天拿不定主意，武汉人就会说：“莫‘嘀哆’，搞‘唰喇’点。”又比如到有关部门去办事，办事人员又看材料又看证明还要盘问半天，武汉人也会评论说：“这个人蛮‘嘀哆’。”显然，这里的“嘀哆”，已不是“唠叨”了。不过，就批判谴责的程度而言，“嘀哆”要较“差火”为轻。嘀哆是性格问题，差火是道德问题；嘀哆让人不耐烦，差火则简直不是人。

属于不爽朗的还有尖、怄气、憔气等。怄气和憔气都是生气，但不是一般的生气，而是憋在心里生闷气。因此会怄出病来，使人憔悴；而“憔气古怪”则指心胸狭窄、想不开、小心眼儿、爱耍小脾气等毛病。这也都是不够爽朗的意思。“尖”则是小气。武汉人要嘲笑一个人小气，就会说：“这个人尖死！”外地人往往弄不清武汉话里的这个“尖”字，以为是“奸”，其实不然。武汉人把“奸猾”叫做“拐”，“尖”则是小气、吝啬。因为爽朗者都大方，不爽朗则小气。小而至于“尖”，可见小气到什么程度。

除为人“唰喇”外，做事到位也很重要。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而做事“不到位”，也很容易把事情弄“夹生”。这样一来，弄不好就会把人得罪到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的严重。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位。

于是武汉人做事就会“铆起搞”。比如“铆起写”“铆起讲”“铆起吃”等等。有人把“铆起”写成“卯起”，是不确的。方方说“铆起”的意思是使劲、不停、没完（《有趣的武汉话》），也没说全。“铆起”最重要的意思，是死死咬住、不依不饶，就像被铆钉铆住一样，因此是“铆起”而不是“卯起”。如果仅仅只是“不停”，则叫“紧”。比如，“你紧搞么事唦！”“紧搞”只是不停地搞，“铆起搞”则还有一股韧劲，其程度较“紧搞”为重。

武汉人的“铆起”也不同于成都人的“雄起”。“雄起”即勃起、坚挺，“铆起”则有坚持不懈、坚韧不拔之意。“雄起”乃勃然奋起，“铆起”乃力求到位。这也是两地人性格不同所致：成都人𤆵，故须“雄起”；武汉人燥，故须“铆起”。比方说：“醒倒媒。”

从某种意义上讲，“醒倒媒”也是“铆起搞”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铆起搞”。醒，也许应该写作“擤”。方方说，“醒”有“痞”的意思。其实，“醒”这个字在武汉话中意思非常复杂微妙。比如“滂醒”是“厉害”（如“啫得滂醒”就是“啫得厉害”），“醒黄”则是“扯淡”（如“闹醒黄”就是“胡日鬼”）。“醒里醒气”虽然就是“痞里痞气”，却不是一般的“痞”，而是那种涎着脸、赖着皮、纠缠不休又嬉皮笑脸的“痞”，有点擤鼻涕的味道。

倒，在武汉话中是一个常用的助词。说的时候，要读轻声。它的意思，相当于“什么什么样地”，如“诈倒裹”“码倒搞”等等。码，有做假、装门面等意思。比如一个人其实货色不多，便只好把全部货色都码起来充大。所以，“码倒搞”就是假模假式、虚张声势地搞。“诈倒裹”，则是自吹自擂、狐假虎威地“裹”。裹，在武汉话里有纠缠、理论、撕掳、掺和等多种意思。比如纠缠不清就叫“裹不清白”。诈倒裹，也就是冒充什么什么的来掺和。由此可知，“醒倒媒”就是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来纠缠。媒，应写作“迷”。武汉人读“迷”如“媒”。比如舞迷就叫“舞媒子”，戏迷就叫“戏媒子”。迷，可以是迷恋，也可以是迷惑。“醒倒迷”中的“迷”，当然是迷惑。因其最终是要达到某种目的，也可谐其音写作“媒”。方方写作“醒倒媚”，似可商榷。因为“媚”非目的而是手段，其意已含在“醒”字之中；目的是拉扯纠缠，故应写作“迷”或“媒”。

崇尚“唰喇”的武汉人最受不了“醒倒媒”。不理他吧，纠缠不休；发脾气吧，拳头又不打笑脸。最后只好依了他拉倒。当然也有先打招呼的：“莫在这里‘醒倒媒’，（东西）不得把（给）你的。”但如果坚持“醒倒媒”下去，则仍有可能达到目的。所以方方说“醒倒媒”是武汉人的一种公关方式，这是不错的。武汉人脾气硬，不怕狠，却对牛皮糖似的“醒倒媒”无可奈何。其实，“醒倒媒”恰恰是武汉人性格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武汉人的性格不但包括为人爽朗、仗义、大方，还包括做事到位。要到位，就得“铆起搞”，包括“铆起醒倒媒”。所以，武汉人还不能不吃这一套。

总之，武汉人的性格中有韧性，有蛮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这种精神和爽朗相结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了。

生命的劲歌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除嫌汉剧有点正儿八经（汉剧近于京剧）外，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的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欢说“玩”这个字。比如谈恋爱，北方人叫“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了。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性的。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视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了。

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啫”，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啫”；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啫”？啫、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满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妻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啊！”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了。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坏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因《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啫，到你自己屋里啫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āng”）。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呢？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呢？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交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了。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了。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淡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天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了。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伢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吗？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吗？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了。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思”；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了。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吗？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着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了。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咵天”。咵，音kuǎ，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叽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咵天”。武汉人咵呀咵呀，咵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了。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唦，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奓了起来的好斗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显然，武汉人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醒，有“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欢对方），只不过“醒倒迷”罢了。“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

“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帮、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吗？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了。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所以，武汉人说某人稀里糊涂，就会说“他‘糊’得很”，或“这伢么样是个‘糊’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小乐惠。他们的活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

可爱的武汉人

如此说来，武汉人还真可爱。

其实，武汉人是非常可爱的。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太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啫”，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了。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了。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阴倒搞”（背地里搞小动作）。“阴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后告刁状，也指说坏话、散布闲言碎语等。与之相配套的另一个词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烦、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老子的歪？”这个“戳拐”的人也就只好躲起来。因为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武汉人痛恨“阴倒搞”，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要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款”。这好像有点奇怪。武汉人不是挺讲究“就不就味”的吗？怎么能这样不给人面子呢？也许，武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就味”吧！至少，我在武汉生活多年，还没见过因说“瞎款”而翻脸的。相反，如果一个武汉人会当面说你“瞎款”，则多半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因为这说明他和你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话，包括说你“瞎款”。

同样，说话“带渣滓”，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所谓“带渣滓”，也就是说话时带出骂人的话，又叫“带把子”。把，要读去声。方方说“带把子”就是“话中有话夹枪带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汉话》），其实不然。所谓“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带把子”便有“见谁操谁”的意思。骂人的话，常常与“性”有关，这也是天下之通则。比如“他妈的”，就略去了后面儿童不宜的一个字。“个板马”，后面也省掉了两个字，也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说话“带渣滓”“带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说，和长辈说话，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领导）说话，是不能“带渣滓”的。不但不能“带渣滓”，还得“您家”长“您家”短。吵架时最好也不要“带渣滓”，因为那会扩大事态。如果是平辈朋友熟人间说话，那就满口是“渣滓”了。而且，越是关系亲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婊子养的，这几时跑哪里去了？”另一个就会说：“找你老娘去了。”这实在很不像话，却没有武汉人会计较。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武汉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啫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梗朋友”，那么，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婊子养的”吗？

武汉人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武汉人“玩水”的高潮或者说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亏武汉人只是爱“玩水”，要是爱“玩火”，那还得了？

武汉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现是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的。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嗒吧嗒，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文革”中，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作者也因此而遭通缉和批判。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

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啫，不嘀哆，也不装模作样。的确，正如方方所说：“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尽管他们也想学点狡猾，玩点深沉，无奈多半学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骂作“差火”鄙作“啫”。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这个词，原本是江湖上帮会中用来称呼“老大”的，武汉人却用来称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叶子”，也是江湖上的语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叶子长在树上，关乎形象，也有装饰作用。由是之故，武汉人又把手表叫做“叫叶子”。因为手表也是有装饰作用的，但又有声音，因此是“叫叶子”。对于这些带有江湖气的话，武汉人都很喜欢，流传起来也很快。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了。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比如先前武汉街头常有的打群架就是。至于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样了。店里来了价廉物美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没法来买，他会给你留着，并以恶劣的态度拒不卖给别人。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或者说，“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方方《武汉人的性格是怎么搞的》）。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了。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宏图？

优势与难题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但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帽”，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呈“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1949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衢，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呢？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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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周易的启示

金字塔和昆仑山

《易经》与《易传》

周与易

《周易》的方法

《周易》的系统

《周易》与忧患意识

《周易》与理性态度

《周易》与变革精神

《周易》与中庸原则

中庸的原则

中庸不是什么

什么是“中”

什么是“庸”

关于“中庸”的三个结论

中庸与权宜

权宜之法

中庸与和谐

再说几句

兵家的思考

兵家的时代

两个战例

战争与和平

成本与效益

胜与败

怎样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让敌人犯错误

老子的方法

老子与孙子

兵道与人道

言外之意

人往低处走

唱反调与想问题

境界与追求

真无为，还是假无为

魏晋的风度

怪异的风度

真性情

高智商

美仪容

风采与雅量

真真假假

意义所在

禅宗的境界

禅宗传说

六祖传奇

人间的佛法

简易的佛法

破字当头

自由之路

只许佳人独自知

Landmarks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页

Title Page

中国人的智慧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人的智慧 / 易中天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

ISBN 978-7-5321-6506-3

Ⅰ. ①中… Ⅱ. ①易… Ⅲ. ①中华文化－研究 Ⅳ.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989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赵南荣 陈蕾

特约编辑：周颖

封面设计：朱镜霖

书名：中国人的智慧

作者：易中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61千字

印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978-7-5321-6506-3 / G·0193

定价：42.00元

周易的启示

金字塔和昆仑山

讲中国人的智慧，为什么要从《周易》开始呢？我先讲一个故事。1798年7月，拿破仑率领他所向披靡的远征军来到了埃及。当他们在吉萨高原壮丽的晚霞下，亲眼看见那海一般辽阔、夜一般寂静的土地上，那些默默无言巍然矗立的金字塔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甚至放下了武器。拿破仑，这位被黑格尔称为“骑在白马上的时代精神”的英雄，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庄严地对他的远征军说：士兵们，4000年的历史正从这金字塔上看着你们！

这个时候，谁不会肃然起敬呢？

这个时候，谁又能无动于衷呢？

这，恐怕就是古老文明的魅力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周易》，就是这样一种古老的文明。可以说，它就是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的“金字塔”，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智慧结晶。早到什么程度呢？比古埃及的金字塔大约晚六百年，但比“轴心时代”早。什么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概念，也翻译为“枢纽阶段”。雅斯贝尔斯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世界上几个重要的文明民族，都出现了自己伟大的精神领袖和精神导师，包括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咱们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这些伟大先哲的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显然，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很了不起，所以称为“轴心时代”。

但是，咱们的《周易》，比轴心时代还早。早多少呢？大约还要再过差不多五百年，孔子、毕达哥拉斯和释迦牟尼才会诞生；然后再过差不多一百年，也就是《周易》出现六百年后，墨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会诞生。至于孟子、庄子、亚里士多德，则要比《周易》差不多晚七百年。因此，《周易》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金字塔”。而且，它也跟古埃及那个金字塔一样，充满了神秘，充满了谜团。

怎么个神秘，有什么谜团呢？这可说不完。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数学上的二进制，就是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周易》的启发下发明的。有了二进制，才有后来的电子计算机。这样算下来，我们今天能有电脑用，还得感谢《周易》。这也实在是太神了一点，很能让人觉得我们先前，确实是“阔多了”。可惜这事是真是假，也还说不清。据我所知，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早在17世纪初，英国的代数学家哈里奥特，就在他未发表的手稿中提到了二进制。1670年，卡瓦利埃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一发现。后来，莱布尼兹自己，也独立完成了这一发现，时间大约是在1672年到1676年。但是，莱布尼兹并没有马上把这一发现公之于众。1703年4月1日，莱布尼兹收到了法国传教士白晋的一封回信。白晋在信中告诉他，中国《周易》的八卦图，排列顺序与二进制记数法是相同的。这下子莱布尼兹高兴坏了。他没想到，自己的发现，与几千年前中国圣人的创造，竟然如此一致。他也为自己解开了古老的《周易》之谜而欣喜若狂。

这当然也不错，仍然能证明《周易》很牛。遗憾的是，白晋提供给莱布尼兹的图，是宋代哲学家邵雍改画的，并非《周易》的原图。就算是原图，也只能说《周易》“印证”了莱布尼兹的发明，不能说“启发”。这事韩雪涛先生有一篇题为《莱布尼兹、二进制与〈周易〉》的文章，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查看。

不过，就算是误打误撞，或者如李约瑟所说，是《周易》中的“无意识巧合”，被莱布尼兹“有意识地发现”，也不简单。它至少说明，我们后人对《周易》，是可以做数学解释的。甚至我们也可以相信，《周易》当中确有某种数学的秘密。其实，也不光是数学，《周易》跟天文、历法、音乐、建筑、医学等等，都能扯上关系。古代的中国人，但凡有事，祭祀啦，打仗啦，做生意啦，娶媳妇啦，都要请教《周易》。现代的中国人，买房子，开公司，考大学，找工作，生个孩子起名字，也最好能有懂《周易》的人帮忙。所以，那些所谓“总裁国学班”之类，多半都要开《周易》课程。实话实说，这些拉扯，十有八九，其实不靠谱，是瞎掰，但又多少有些影儿，至少沾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周易》里面，确实有些“道道”；而这些“道道”，又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才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风水的可以用来看风水，讲哲学的可以用来讲哲学。

这就非同小可，甚至堪称伟大了。有几本书会像《周易》这样，能让人们从不同角度做多种解释，还都能讲得通呢？也就是《老子》和《红楼梦》吧！《老子》和《红楼梦》，也是既说不清又说不尽的。陈鼓应先生曾借用尼采的比喻说，老子的思想就像永不枯竭的水井或清泉，只要我们把桶放下去，就一定满载而归。（《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周易》也是这样——要帝王术有帝王术，要房中术有房中术，要生意经有生意经，要辩证法有辩证法，全看你放下去的是哪只桶。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后人附会，不算。好，就算像你说的那样吧！但《周易》能提供这些“题目”，让大家借题发挥，至少也是“酵母”吧？大家对它感兴趣，恐怕也因为它触动了我们某根敏感的神经，搔到了我们的痒处吧？

再说了，后人在“附会”的时候，也不是一点“谱”都没有。至少，得跟《周易》对得上号。这就不可能不受到它的影响。其实，《周易》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说，《周易》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教会我们怎样看问题。于是，我们民族的很多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周易》。比如我们后面要讲的中庸和老子，就直接与《周易》有关。所以，《周易》不但是中国人智慧的“金字塔”，也是中国人智慧的“昆仑山”，即“万水之源”。讲中国人的智慧，不能不从《周易》开始。

可惜，《周易》又是一部非常难讲的书，更何况我也不是研究《周易》的。所以千万不要请我算卦，也不要请我看风水。这个我不会。我只能非常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周易》，然后呢，谈一谈从《周易》当中获得的一些启迪。主要是三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什么是《周易》。第二部分，《周易》的方法。第三部分，《周易》的启示。这三个部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下面，就分为八节来讲。

《易经》与《易传》

先讲什么是《周易》。

什么是《周易》？我们通常所谓《周易》，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叫《易经》，另一部分叫《易传》。请注意，这里的这个“传”字，不念传达的传，要念传记的传。一个《易经》，一个《易传》，合起来，统称《周易》。有人说，《易传》不算，《周易》就是《易经》。这当然也有道理。可惜后世读《周易》，很少有不读《易传》的，还是搁在一起说吧！

那么，《周易》为什么既有“经”又有“传”？这就要搞清楚什么叫“经”，什么叫“传”。经者常也。经，就是“总这样”，叫“经常”；也是“不会变”，叫“恒常”。可见所谓“经”，就是永恒真理，刘勰的《文心雕龙》称之为“恒久之至道”。既然是永恒真理，那就颠扑不破，也就字字珠玑句句有理，刘勰称之为“不刊之鸿教”。这话直译过来，就是“一个字都动不得的伟大教导”，也就是绝对真理。这些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写成书，就叫“经”。或者说，经，就是代表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著作。这是我们古人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经”有哪些？儒家认为有六部，号称“六经”。其中一部已经失传了，剩下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也就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这些经典著作，是不是代表着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怕是不好说，咱们姑且不论。至少，它们都有两个问题，一是年代久远，二是语焉不详。这两条加起来，就给后人的阅读造成了障碍，造成了困难。比如《易经》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乾。元亨利贞。

请问，你读得懂吗？读不懂吧！

再比方说，《春秋经》的头三句是——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咋回事呀？弄得明白吗？不明白吧！

所以，后来大家就都觉得，光有“经”是不行的，还得有“传”。传，就是对“经”的解释、阐释、说明、补充、发挥。比方说《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给它做注解、阐释、补充的，就叫做《春秋传》，一共有三部，号称“春秋三传”。其中最有名的，是左丘明的传，简称《左传》。当然，《左传》是不是左丘明写的，还有争论。但可以肯定，《春秋》是既有经，又有传。

同样，《周易》也是有经有传。不过，《易经》和《易传》，其实相差很大，满不是一回事。怎么不一样？内容不同，成书年代也相差很远。学术界一般认为，《易传》应该是战国末期到秦汉初年的作品。《易经》呢，那就早得很了，大约是在周代的初期，或者是殷周之际。《易传·系辞下》的说法更具体，干脆就说是在周文王的时候。司马迁也说《易经》六十四卦的著作权，应该属于周文王。不过我觉得，《易经》也未必就是周文王一个人的著作。但要说它的完成“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则很有可能。这样一来，《易经》的成书年代，就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与《易传》的成书年代，要相差八百年左右。

不过，两书最大的区别，还在内容。简单地说，《易传》是一本哲学书。《易经》呢，则是占卜的书。占卜这种事，很早就有，世界各民族都有。比如西方人，就有占星术嘛！但是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周人也好，殷人也好，占卜的方法，各不相同。殷人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甲骨。具体地说，就是把乌龟的壳，或者兽类的骨头拿来，先在上面钻眼，然后放到火里面去烧。烧的时候，这个钻了眼的龟甲或者兽骨，会有裂纹，还会“扑扑扑”地响，所以叫“卜”。占呢？就是察看。看什么呢？看裂纹的走向和形状。然后由巫师来说，哎呀，这个是凶，这个是吉；这个事情可以做，这个事情不能做。然后把这个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在这个龟甲或者兽骨的裂纹旁边，这样的文字就叫甲骨文。这是殷人（商人）的方法。

殷人用甲骨，周人用什么？用草，叫做“筮”（读如世）。用来做筮法的草，叫“蓍”（读如诗）。蓍草一共五十根，二十五根长的，二十五根短的。然后呢，随便从当中抽出来一根放在旁边，这叫“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剩下的四十九根，任意分堆。分下来看，最后是几根长的几根短的，然后根据这个做解释。

这样一说，相信大家都清楚了——殷人用龟甲，周人用蓍草；殷人的方法是卜，周人的方法是筮。但是不管卜也好，筮也好，关键在于怎么解释。上古时候，这个解释权，当然是属于巫师的。问题是，巫师也不能乱解释，不能信口雌黄，得有道理，有依据。这个依据，还得有权威性。怎样才有权威性呢？自然是某种解释或解释方法，屡试不爽。因此，这些解释和解释方法，就得记录在案。所以，据说夏商周三代，便都有卜筮之书。其中，夏代的叫《连山》，商代的叫《归藏》，周代的叫《周易》。这在历史上，就叫“三易”。

当然，这种说法，也未必可靠。因为夏代有没有文字，还很可疑，我们且不去管它！总之，《易经》就是用来算卦的，是卜筮书。《易传》则应该说是哲学书，而且很可能与荀子学派有关。郭沫若先生就有这个主张，李泽厚先生也说《易传》是“整个儒家最基本和最高的哲学典籍”（《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算卦和哲学，不是一回事吧？所以我们在引述《周易》的时候，要分清楚是经文还是传文。经是经，传是传，不能混为一谈。你可以说《周易》上怎么讲，但不要轻易说引用了《易经》。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易传》的话。说是《易经》上的，就不太准确，不太严谨。《易经》是占卜之书，怎么会说这个话？

这就有意思了。一本算卦的书怎么就成了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呢？

原来，《周易》是巫术当中有哲学，至少有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在《易经》那里就有了。或者说得严谨一点，《易经》至少是有哲学意味的。这种哲学意味，后来被发扬光大，就变成了《易传》对《易经》的哲学解释。而且，按照后人的解释，这种哲学意味或者哲学精神，还就体现在“周”和“易”这两个字当中。弄明白这两个字的奥秘，我们也许就能走进《周易》这座“金字塔”。

周与易

先说“周”。

周，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周代，或者说周人、周民族。《周易》是周人的作品，这一点没有问题。第二个意思是周遍，或者说周到、周密、周全。它的意思，就是说《周易》讲的事情无所不包，严丝合缝，非常全面，什么都讲到了。第三个意思叫做周转，也就是周而复始。就是《周易》讲世界宇宙的原理，从一个起点出发，讲了一圈后，又回到这个起点，一切从头开始。周人、周遍、周而复始，这就是“周”字的三个意思。

再说“易”。

易，也有三个意思。第一，简易，就是它非常简约，也很平实，还很容易。是不是这样呢？也是也不是。《易经》的内容，只有六十四个符号，再就是这六十四个符号的名称和解释，分别叫卦名、卦辞和爻辞，确实简易。但要说容易，就不好讲了。不过，简约平易，倒真是《周易》主张的风格，提倡的精神。《易传·系辞上》说——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样：乾，是很平易的。因为平易，所以充满智慧。坤，是很简约的。因为简约，所以富有能力。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有亲和力；容易遵从，就有创造力。有亲和力，就能长久，成为永恒真理；有创造力，就能壮大，成为发展动力。天长地久的永恒真理，能够成就贤人的品德；不断壮大的发展动力，能够成就贤人的事业。《易》虽然简约平易，却囊括了全部真理啊！

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但有道理。什么道理？简约平易，确实是真理的特征。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一种观点，一种学说，如果不能用简约平易的方式去表达，不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那它还是不是真理，就值得怀疑。真理一定是简约平易的，《易》就是简约平易的真理。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变易。其实，易，就是变。易这个字，它的起源也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上面是一个日，下面是一个月，日月为易。白天太阳，晚上月亮，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变嘛！第二种，说是蜥蜴，就是变色龙。蜥蜴会变颜色的，易就是蜥蜴，所以也是变。第三种解释，可能更靠得住一些，就是倒水。请看易的字形图——

很清楚，甲骨文的“易”，最早是两只手抓住一个杯子，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倒到另一个杯子里去，也是变。或者说，易位。后来，省掉了手和另一个杯子，只有倒水。再后来，就变得很像现在的字形了。总之，日月、蜥蜴、倒水，意思都是变。易既然是变，那么，《易》就是关于变易的真理。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呢？是不易。不易不是不容易，是不变。也就是说，易是变，同时又是不变。这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特点，往往同一个字，代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意思。比方说“乱”（亂），在上古就同时是“治”。《书经》的《泰誓篇》讲，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发表演说，说“受（纣王）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这个“亂臣”，就是“治臣”，不是“乱臣贼子”。这话的意思，是说殷纣王那边人很多，但不跟他一条心；我虽然只有十个人，却都能治理国家，而且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际上，治理的“治”，本来是“亂”（乱）这个字，这个字（亂）的本义也是“治”。这一点，看看字形就知道——

很清楚吧？亂的字形，是上面一只手（爪），下面又一只手（又），中间是丝。丝容易“乱”，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才有可能“理顺”。理顺就是“治”，不顺就是“乱”。所以，亂，本义首先是“治”，其次才是“乱”。现在我们写的治国的“治”，三点水那个“治”啊，原本是治水的“治”。治丝的治，治国的治，都是“亂”。后来，大家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也太乱了，这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丝之“亂”（治）。

治就是乱，乱就是治。没有乱就没有治，没有治也没有乱，这就是中国文字表现出的辩证法。同样，易，就是变，也是不变。没有变，就没有不变；没有不变，也没有变。不过这样一说，很多人就会犯糊涂，就会问，那你这个“易”，到底是变还是不变呢？这一点，《周易》的思想也非常明确。《周易》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有变有不变，也变也不变。什么变，什么不变呢？事情变，现象变，事物和现象背后的规律不变。也就是说，变化的是现象，不变的是规律。而且，现象不断变化，也是规律。因此，我们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变是不变的。变化的规律（怎样变），也是不变的。

变（易）既然是不变（不易）的，那它就是可以认识，可以掌握的。《周易》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些规律找出来，然后告诉我们。告诉了没有呢？古人认为告诉了。而且他们认为，《周易》告诉我们的这些规律，也是不变的。因此，《易》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这就是所谓“周易”了。它是简约平易的真理，关于变易的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同时还是周遍周全的真理。或者说，所谓“周易”，就是要用最简单的符号和系统（简易），来认识、概括、掌握和阐释不断变化的现象（变易）背后永恒不变的本质规律（不易）。而且，这种把握，还是周遍、周到、周全、周密，可以周而复始（周）的。这就叫“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系辞上》）。当然，是否真“得”，也不敢说。但至少，有这个追求。

这就不是巫术了。或者说，不简单的只是巫术了。因为它已经有了哲学的意味，甚至有了哲学的精神。它成为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并不奇怪。

问题是，《周易》的这个追求，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周易》的方法

说起来，《周易》的方法也就三条：抓住根本，掌握规律，建立系统。

先说抓住根本。

根本是什么？在《周易》看来，就是阴阳。这话听起来玄乎，其实不难理解。《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史湘云和她的丫环，叫翠缕的，讲阴阳。这丫环开始不懂，问史湘云说，这阴阳是个什么东西啊？没影没形的。湘云就告诉她，阴阳就是事物的性质嘛！比方说，天是阳，地是阴；火是阳，水是阴；日是阳，月是阴。翠缕说，今天我可明白了，难怪大家都管那日头叫太阳。又问，难道那些蚊虫跳蚤、花儿草儿、石头瓦片，也有阴阳不成？湘云说，当然有。比如树叶，朝上的就是阳，朝下的就是阴。又比如扇子，正面就是阳，反面就是阴。再比如飞禽走兽，雄的就是阳，雌的就是阴。于是翠缕大受启发，说咱们人，也应该有阴阳。湘云以为这丫头要说到“儿童不宜”的事情去，就沉下脸训她“下流东西”。然而翠缕却认真地说，姑娘和我就有阴阳。史湘云想，这丫头简直是脑袋进水了，我们两个女人哪来的阴阳？我们都是阴啊！谁知翠缕一本正经地说，主子是阳，奴才是阴，你以为我不懂呀！

这下子湘云无话可说，只好不了了之。为什么无话可说？因为《易传》就是这么主张的。《易传》认为，天地人伦，都有阴阳，也都有尊卑。比方说，天是阳，地是阴；君是阳，臣是阴；父是阳，子是阴；男是阳，女是阴。天在哪里呢？高高在上。地在哪里呢？匍匐在下。所以，天是尊贵的，地是谦卑的。由此推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总之，阳为尊，阴为卑。反过来，尊者一定为阳，卑者一定为阴，这才有“主子是阳，奴才是阴”的说法。显然，这是为宗法伦理张目的混账话，我们不要理它！

不过，如果不说尊卑，也不说什么主奴，那么，翠缕倒是个懂《周易》的。因为她已经明白，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阴阳，或者说，都可以分为阴阳。就连同一事物，也如此。比如手心是阴，手背就是阳；闭眼是阴，睁眼就是阳；影是阴，光就是阳；寒是阴，暑就是阳。所以，《易传·系辞上》就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周易》的思想——

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话什么意思呢？它的第一层意思，也是最基本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归根结底，由阴与阳这两个选项构成。比方说，物质，有阳性物质与阴性物质；现象，有阳性现象与阴性现象；规律，有阳性规律与阴性规律。抓住了阴阳，也就抓住了根本。

那么，《周易》为什么会想到用阴阳做根本？说法也很多。但我想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它原本是卜筮之书。这个占卜，说到底只有两个选项：一个凶，一个吉；或者说，一个可，一个否；再或者说，一个Yes，一个No。它就两个选项。现在福建很多寺庙里面，如果要求签，就用两块像鱼一样的竹片或者木片，合在一起往下“啪”一摔，要么两个都朝上，要么两个都朝下，要么一个朝上一个朝下，然后再去看，是不是，对不对，可不可以，同不同意。它就是可与否、凶与吉、是与非，就两个选项嘛！

问题是，占卜当中的是与非、可与否、凶与吉，到了《易经》里面，怎么就变成了阴与阳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这三组选择，都是判断。是与非，是事实判断；可与否，是决策判断；凶与吉，是结果判断。如果只有判断，没有认识，那就仍然是占卜，不是哲学。幸运的是，《周易》没有让自己停留在巫术的水平，它还要通过占卜，来达到认识整个世界的目的。怎么认识？再抽象一下。是与非、可与否、凶与吉，再抽象一下，结果是什么？一正一负嘛！这个“一正一负”，可以是南与北、上与下、左与右、白与黑、明与暗、男与女，等等。但是这些，都太具体。最好的表述，还是阴阳。

这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根本，就可以掌握规律。这也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第二层意思——世界变化的规律，就在阴阳的关系之中。阴阳的关系是什么？相生，相克，共存，转化。说得白一点，就是你也存在，我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变成我，我变成你。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方说自然界，总体上讲，天是阳，地是阴。这两个，都不会哪一天突然没了。而且，没有天也没有地，没有地也没有天。这就叫“你也存在，我也存在”。但是，任何事物当中，都有阴有阳。天，虽然总体上说是阳性的，天体却有阴有阳，天象也有阴有阳。太阳就是阳，月亮就是阴。白天就是阳，黑夜就是阴。地也一样。山就是阳，水就是阴。戈壁就是阳，沼泽就是阴。可见天是“阳中有阴”，地是“阴中有阳”。这就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是阴阳共存，也都有阴阳两面。比方说，同为山，山北是阴，山南就是阳。水边则相反。水北是阳，水南是阴。比如江阴，就在长江之南。山也好，水也好，都不可能只有南，没有北；只有阳面，没有阴面。这就叫“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为什么呢？因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单纯的阴或单纯的阳不可能存在。所以，阴和阳，不但共存，还要转化。比方说，白天变成夜晚，夜晚变成白天。这就叫“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说来说去，还是阴阳二字。

有阴阳，就有刚柔，也有动静。比方说，男人阳刚，女人阴柔；男人动，女人静。阴阳、刚柔、动静，是《易传》提出的三对矛盾。它们相辅相成，构成整个《周易》哲学体系的基础。但最根本的，还是阴阳。这就不简单了。为什么不简单？因为正是这“一阴一阳”，造就了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统一性。比如同为水，则海阳刚，湖阴柔；同为山，则岭阳刚，丘阴柔；同为人，则军人阳刚，文人阴柔；同为诗人，则苏轼阳刚，柳永阴柔。这就是多样性。山是刚性的，却又是静态的；水是柔性的，却又是动态的。秦腔或豫剧的旦角，很可能比越剧小生阳刚；南方的山（比如桂林），也可能比北方的水（比如黄河）阴柔。这些，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苏州人，是比较温柔的。他们操一口吴侬软语，吵架像唱歌，动手之前还要商量商量：拨侬两只耳光吃吃好wa啦？然而温柔的苏州人，在反抗强权的时候，却硬朗得让人肃然起敬。这就是复杂性。但是再多样，再复杂，都无非阴阳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相反的，却又是统一的。这就是统一性。

世界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统一性，说到底，还是阴阳的相生、相克、共存、转化，即“一阴一阳”。所以，一阴一阳就是好的，也是对的。比如前面说过的求签。你从签筒里摇出一根来，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呢？用阴阳二鱼验证一下。两个都朝上，不对。两个都朝下，也不对。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对了。为什么？“一阴一阳”嘛！

这就是“道”。抓住了“道”，抓住了“一阴一阳”，就抓住了根本，掌握了规律，也就可以建立系统了。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单独作为一节来讲。

《周易》的系统

认真说来，《周易》的系统，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易经》的，一个是《易传》的。两个系统，并不完全一样，今天只讲《易经》的。《易经》的系统，也有两个，一个是符号系统，一个是文字系统，文字系统是说明符号系统的。所以，我们重点讲符号系统。

那么，《易经》的符号系统，又是怎样建立的呢？首先是确定“一阴一阳”这两个根本，然后用两个符号来标识——

这两个符号，叫做爻。一个阳爻，一个阴爻，叫做“两仪”。爻，读如摇，变动的意思。也读如效，仿效的意思。仿效什么呢？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就不细讲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仿效世界的变化。《易传·系辞下》说——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这就很清楚了。爻，是一定要变化，要动作的，不能搁在那儿不动。怎么动？爻跟爻发生关系。阳爻和阴爻发生关系，阴爻和阳爻发生关系，阳爻和阳爻、阴爻和阴爻自己，也发生关系。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四个新的符号——

这四个符号，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是一根阳爻上面再加一根阳爻。请注意，《易经》所有的符号，都由爻组成。组成的方式，是从下往上。也就是说，我们数这个数的时候，要从下面往上数。下面一根阳爻，上面再加一根阳爻，两个都是阳，这个就叫“太阳”。然后呢，第二个，阳爻上面加一根阴爻，一阴一阳，阴爻在上，阳爻在下，就叫“少阴”。就是以阳为主，但是有了阴的成分。第三个，阴爻上面加一根阳爻，以阴为主，又有阳的成分，这个叫做“少阳”。最后一个，是阴爻上面也加一根阴爻，就是全阴，叫做“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一共四个，叫做“四象”。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在这四个符号上，各自再加一根爻。我们都学过排列组合，都知道加下来是多少。几个呢？八个。这八个符号，是这样的——

第一个符号，是太阳上面再加阳爻，一共三根阳爻，这是乾卦，代表天。还是太阳，上面加一根阴爻，这个叫做兑卦，代表泽。然后，少阴上面加一根阳爻，这个叫做离卦，代表火。再下来，少阴上面加一个阴爻，是震卦，代表雷。再下来，少阳上面加一根阳爻，这是巽卦，代表风。再下来，少阳上面加一根阴爻，是坎卦，代表水。再下来，太阴上面加一根阳爻，是艮卦，代表山。最后，太阴上面加一根阴爻，就是坤卦，代表地。这就是“八卦”。这八卦呢，也有一个记忆的办法，是朱熹想出来的，编成了一首歌——

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什么意思呀？乾卦，是三根阳爻。三根都是连着的，所以叫“乾三连”。坤卦呢？三根阴爻，都是断开的，所以叫“坤六断”。震卦，上面两阴爻，断开；下面一阳爻，连着。整个卦象，像一个口朝上的盂钵，所以叫“震仰盂”。艮卦则正好相反，像一个倒扣下来的碗，所以叫“艮覆碗”。离卦呢？当中是阴爻，虚的，叫“离中虚”。坎卦相反，上下是缺的，中间是满的，叫“坎中满”。兑卦，上面是一根阴爻，所以说“兑上缺”。巽卦，下面是一根阴爻，所以说“巽下断”。这就是朱熹的《八卦取象歌》。

朱熹的《八卦取象歌》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会发现，这八卦可以分成四组，每组两卦，刚好相反。乾和坤，刚好是相反的（乾三连，坤六断）；震和艮，刚好相反的（震仰盂，艮覆碗）；离和坎，刚好相反的（离中虚，坎中满）；兑和巽，刚好相反的（兑上缺，巽下断）。为什么刚好相反呢？哈！“一阴一阳之谓道”呀！

看来，说到底，还是阴阳。不过，《易传》认为，阴阳二极之前，还有一个起始，叫“太极”。《易传·系辞上》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生两仪，就是生出阴阳来了；两仪生四象，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就有了；四象生八卦，就有了乾、坤、震、艮、离、坎、兑、巽。这八个符号，就叫“经卦”，也叫“小成之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它们是伏羲发明出来的。从“太极”到“八卦”，这个过程，也可以画成一张图——

再下一步呢？

再下一步，是八卦和八卦相重，这个我就不演示了。我们都学过排列组合，都知道八卦和八卦相重，能重出多少个卦来。多少呢？六十四个，八八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就叫“别卦”，也叫“大成之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它们是周文王发明出来的。

文王重卦以后，《周易》的系统就建立起来了。这个系统，今天我们去看，恐怕会一个头有两个大。但是，相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它仍然是非常简约的。其实，我们看不懂，也因为它太简约。用这样简约的一个系统，就要概括整个世界的现象、变化和规律，这无疑是一种野心。当然，这种野心是很可爱的。不过，我对这个“可爱的野心”没有兴趣。我关心的是，《周易》这样一种古老的智慧，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周易》与忧患意识

我认为，《周易》的启示主要有四条：忧患意识、理性态度、变革精神、中庸原则。

先说忧患意识。

《易经》里面，有忧患意识吗？有。《易传·系辞下》说——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就是说，在战国末年、秦汉之初的时候，《易传》的作者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年发明创作《易经》的人，恐怕有忧患吧？我想，这个猜测，应该是有原因的。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他们在《易经》当中，读出了忧患。这个我有同感，我也有这样的体验。我甚至认为，没有忧患，就不会有《易经》。就算有，也会是别的样子。

问题是，《易经》的作者，为什么会忧患呢？

以前的解释，是说当时周文王被殷纣王关起来了，所以他忧患。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易经》充满忧患，就因为它是周人的作品。周人的特点就是忧患。周人为什么就忧患呢？也有两个原因。第一，周是农业民族。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风险大。春耕夏耘，挥汗如雨，辛辛苦苦，就盼着秋收。但是，一场冰雹，或者一次洪水，就可能颗粒无收。这就要未雨绸缪，也就忧患。第二，周是胜利者，而且胜利来得太快。据史书记载，武王伐纣，是子月出兵，丑月就颠覆了殷商政权，满打满算一个来月的时间。那可是冷兵器时代啊！现在这样高科技的时代，美国颠覆萨达姆，还花了五十六天呢！谁都知道，这来得容易的，去得也快。因此，相传为周公所作的《诗·大雅·文王》，就感慨万千地说，这老天爷的事，可真是没个谱啊（天命靡常）！没谱，又怎么办？也只能谦虚谨慎，好自为之。

于是，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表现出异常的清醒和深深的忧虑。体现在《易经》，就在它的最后两卦，也就是第六十三卦和第六十四卦——

这个第六十三卦，叫“既济”。第六十四卦，叫“未济”。这两卦，什么意思呢？济，就是成功。所以，既济，就是已经成功；未济，就是还没成功。为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别卦”，都是由哪两个“经卦”组成的。既济，上面是坎卦，下面是离卦。离中虚，坎中满嘛！那又怎么样呢？坎为水，离为火。上坎下离，这叫“水在火上”（《易传·既济·象辞》）。水在上面，火在下面。水要灭火，能成；火要烧水，也能成。所以说，既济，就是已经成功。未济呢，正好相反，下面是坎卦，上面是离卦。火在上面，水在下面。火往天上飘，水往低处流，根本就不搭界，哪里能成事？所以说，未济，就是还没成功。

前面说过，《易经》六十四卦，是要包罗万象，概括整个世界的现象、变化和规律的。所以，六十四卦中有“既济”（已经成功），有“未济”（尚未成功），并不奇怪。关键在于它们的先后次序。是什么呢？是“既济”在前，“未济”在后，一个是第六十三卦，一个是第六十四卦。这就有意思了！《易经》六十四卦，从天地（乾坤）出发，一路走来，历尽沧桑，转到第六十三卦，哈，成了！但它是六十三卦啊！还有一卦。那六十四卦是什么呢？未济。嘿，还没成！没成怎么办？重新开始，再来一遍。从乾坤两卦，再到既济、未济。这就是《易经》卦序非常高明的地方——最后一卦绝不是成功。成功就完了！到了顶峰，就走下坡路了！必须再给你一个未济，才行。它的意思也很清楚：别以为成功了，胜利了，就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告诉你，天下事，了犹未了。后面的麻烦，多了去。你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旻》），夹起尾巴做人吧！

这可真是“革命尚未成功，诸君尚需努力”。于是，《易经》从最基本、最原始的因素出发，在经历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达到成功，然后走向还没成功，然后重新开始。其实，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更高的起点。

现在看来，周人的这种忧患，《易经》的这个思想，《易传》的作者是读懂了的。所以《系辞下》说——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民族的共识。从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到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体现的都是这一点。大家想啊，新中国都成立了，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为什么还要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居安思危啊！忧患意识啊！

忧患意识是很重要的。学术界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底色，就是忧患意识。比如曹操这个人，是很阳刚的，甚至很霸道的，但他写起诗来，却是“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短歌行》），简直就是愁肠寸断。所以有学者提出来，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体验忧患。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辛弃疾的《丑奴儿》——“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就是说，在我们古代，你要成为一个诗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不能整天乐呵呵的。整天乐呵呵，那不是傻小子吗？你得有忧患啊！可是一个少年，涉世未深，哪来的忧患？为了写诗，也只好装装样子。等到晚年，忧不胜忧，愁不胜愁，反倒“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了。

这就是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的先哲留下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应该继承，也必须继承。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的进步是很快的，成就也是很大的。作为个人，变成所谓成功人士的，大约也有一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意一下，翘一翘尾巴呢？我的看法，是稍微翘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可以“稍微翘一下”呢？因为毕竟憋屈了那么久。为什么只能“稍微翘一下”呢？因为“既济”的后面是“未济”。我们将来的路还长着呢！我们现在的问题，也还多着呢！还是居安思危的好。得意忘形，牛皮哄哄，动不动就说什么“不高兴”，至少也是不成熟的表现吧？

《周易》与理性态度

再说理性态度。

实际上，忧患意识同时也就是理性态度。因为所谓忧患，就是既非盲目乐观，也非一味悲观。可见没有理性，也不会有忧患。没有理性会怎么样呢？要么得意忘形，肆无忌惮，以为天上总会掉馅饼。要么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歇斯底里，神经质。

周人有理性，所以忧患。因为忧患，所以《周易》就从巫术变成了哲学。

哈，我这样说，肯定会挨骂。那些愤青会跳起来说，你怎么能说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经典是巫术呢？你这不是侮辱中国人民吗？还有，你怎么能说巫术变成哲学呢？你这不是要搞伪科学吗？

对不起，我得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第一，《易经》原本就是巫术。第二，巫术不是贬义词，我这里的说法只是一个客观的表述。第三，巫术也不是伪科学。至少，原始时代的巫术不是。那它是什么呢？前科学。或者说，科学前的科学。

这个事，恐怕要稍微说明一下。如果大家有一点文化人类学的知识，那就应该知道，巫术是人类文化最早的模式之一。这么说吧，人类最早的物质文化模式，是工具；最早的精神文化模式，是巫术。然后，才有科学和宗教。科学和宗教都来源于巫术。不过，宗教和巫术，是相反的。科学和巫术，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什么相通的呢？就是科学和巫术都相信两点：第一，世界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因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第二，人类一旦认识了自然，掌握了规律，就能够利用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

请大家想一想，科学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是吧？那我告诉你，巫术也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巫术掌握的规律，是想当然的，是错误的。科学掌握的，才真是规律。比方说，巫术相信一条，叫做“部分等于整体”。因此，小孩子换牙的时候，那个掉了的乳牙，可要好好处理。处理不好，被坏人或仇人拿了去念咒语，就会生病。这当然是错误的认识。那颗牙齿，谁拿了念咒语也没用，不会生病。但是，巫术的这个用心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不对的是路径。问题在于，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走路的，谁也不是一开始就能走对的。你不走，怎么知道对不对呢？你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即便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发明，也要试错嘛！巫术，就是人类认识的“试错阶段”。

这样试着试着，原始时代的人类，就逐渐地总结出一些真正的规律。这些规律，主要是从生产劳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也有一些，来自巫术。因为巫术认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也有一些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科学就产生了。科学诞生于巫术，所以巫术是“前科学”，不是“伪科学”。或者说，原始巫术是“前科学”，不是“伪科学”。科学诞生之后，如果还要搞巫术，还要说他们搞的是科学，那就是伪科学了。总之，掌握了正确方法和路径的，是科学。方法路径不对头，对规律的认识想当然，却当作规律来用，是巫术。鉴定的办法，就是看在相同条件下的相同操作，结果是不是相同。如果一时半会弄不清，就先别下结论。伪科学的帽子，也不宜随便乱扣。

巫术变成科学，是人类认识的进步。可惜科学也不是万能的。何况原始时代的科学，水平还很低，总会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时候，宗教就产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办法都用完了嘛！我用过了巫术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我现在用科学的办法，还是不行。那我就只好相信，自然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量。我只能拜倒在这个力量前面，五体投地，诚惶诚恐。

由此可见，宗教和巫术刚好是相反的。巫术是征服，宗教是臣服。科学和巫术则是相通的，只不过科学走对了路，巫术没走对。但是，没有巫术，就没有科学，也不会有宗教。所以，世界各民族在她的原始时期，都有巫术，都要经过巫术阶段，这是无一例外的。不同的是，在西方人那里，巫术逐渐发展为科学。而在我们这里，在《周易》这里，巫术变成了哲学。《易经》就是巫术中有哲学，《易传》就是哲学中有巫术。

从巫术变成哲学，这是思想的飞跃，也是理性的胜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巫术虽然可以变成科学或者哲学，却并不一定就变成科学或者哲学。它还可以变成艺术或者迷信。变成艺术，是感性的胜利。变成迷信，是愚昧的胜利。周人把它变成了哲学，就说明周人的态度是理性的。

态度理性，又怎么样呢？很简单，“术”就变成了“道”。我们知道，巫术这玩意，原本是一种技术。只不过，是巫师的技术，所以叫“巫术”。但不管怎么说，巫术是很讲究“技术性”的。咒语怎么念，动作怎么做，一点都不能出错。一个字念错，或者一个动作没做对，那事儿可能就黄了。《周易》关心的却不是这些。它关心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为什么会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结论是：因为阴与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世界的本质特征，而且就体现在《易经》的符号系统中，《易传·系辞下》概括为八个字——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理解这句话，要有一点知识。就是八卦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类——阳卦和阴卦。决定它们性质的，是卦画，也就是笔画。卦画为单数的，叫“奇”（读如基）。卦画为双数的，叫“偶”。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比如乾坤两卦之外的六个经卦——

请看，震、坎、艮，都是五画，是阳卦。巽、离、兑，都是四画，是阴卦。但是，震、坎、艮，都是两阴爻，一阳爻，阴爻比阳爻多，这就叫“阳卦多阴”。巽、离、兑呢？却都是两阳爻，一阴爻，阳爻比阴爻多，这就叫“阴卦多阳”。这说明什么？说明阳性物质或阳性现象，往往阴性成分多。阴性物质或阴性现象呢？反倒是阳性成分多。大家可能会问：那又怎么样？告诉你：这就非变不可！为什么非变不可？矛盾嘛！而且，这矛盾还是内在的嘛！何况要变也不难。比如把兑卦最下面那根阳爻提到最上面，就是离；换成阴爻，就是坎。再比方说，震卦掉个个儿，就是艮；巽卦掉个个儿，就是兑。这叫什么？这就叫“变卦”。我们生活中，常常会说“你这个人怎么变卦了”，就从这儿来的。

由此可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果，必然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这就是“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把这个“道”揭示出来了，它也就从巫术变成了哲学。这就是理性的胜利。而且，这种理性的态度，还必然会表现为变革的精神。

《周易》与变革精神

变革，确实是《周易》的精神。《周易》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变是好的，不变是不好的；能够变是好的，不能变是不好的。比如六十四卦当中，有这样两卦，一个叫泰卦，一个叫否卦。泰，我们知道，就是好嘛！比如三阳开泰、国泰民安。否，读如痞，是不好的。这两卦，卦象如图所示，是这样的——

这两卦的卦象，也就是它们的样子，刚好是相反的。怎么个相反呢？一个是坤卦在上，乾卦在下；另一个是乾卦在上，坤卦在下。乾是什么？天。坤是什么？地。那么请问，我们平时看到的现象，天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的？天是在上面的。地呢，本来是在下面的。这样说来，上乾下坤，就应该对了，是不是？

可是我们来看泰卦和否卦，是什么样子呢？泰卦，是地在上，天在下；否卦，是天在上，地在下。按照我们的理解，天在上，地在下，这不就对了吗？可是《易经》说不对啊，不好啊，是“否”啊！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好？《易传》做了一个解释——

《象》曰：天地不交，否。

原来，天在上，地在下，就没有问题，没有矛盾，就不好了。没有问题，没有矛盾，怎么就不好呢？因为就不会发生关系（天地不交），也就不会变啊！那么，怎样才好呢？地在上，天在下，最好！地在上，天在下，怎么会最好呢？因为位置不对啊！位置不对，又有什么好呢？它就要变啊！可见泰卦的好，好就好在它“不对”。对了就不好，就是否卦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有矛盾就有冲突，有冲突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发展，有发展就有前途。如此说来，有矛盾，有冲突，有变化，岂非天大的好事？

哈！这就不是“不怕变”，而是“怕不变”了。我们知道，“不怕变”已经很了不起，“怕不变”就更了不得。为什么呢？不怕变，是被动的。世界要变，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变。怕不变，则是主动的。你不变，我还着急。当然，按照《周易》的观点，我们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因此不必怕它不变。但是，能够“怕不变”，就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应变能力，有了主动权。这是很了不起的。

实际上，不变，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阳性物质或阳性现象，往往阴性成分多。阴性物质或阴性现象，则反倒是阳性成分多。阴性成分多，阳性物质或阳性现象，就迟早会变成阴性物质或阴性现象。反过来也一样。比方说，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变成白天；或者说，夏天变成冬天，冬天变成夏天。

显然，变，是必然的，也是好事。所以，《易经》当中，但凡吉卦，都是暗示着变化的。比如咸，是泽上山下；革，是泽上火下；丰，是雷上火下。这些都吉利。相反，睽，火上泽下；遁，天上山下；噬嗑，火上雷下，就意味着不顺利，不成功。

看来，当周人将多次卜筮的经验，整理为《易经》的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时，他们已经悟出了一个道理——“事物在变化发展时就有前途，是吉的；停滞、不变化，就没有前途，是凶的”（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当然，他们也同时悟出了一个道理——既然世界永远在变，既然变化的规律是有章可循的，那么，与其在世界的变化面前惊慌失措，不如掌握规律，让事情尽量向好的方向发展，甚至主动去变革。

这就是变革精神，也就是理性态度。

问题是，怎么变？

关于这一点，《周易》也提供了三条意见。首先是穷极而变。《易传·系辞下》说——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穷，就是发展到极点，叫“穷尽”。任何事情走到尽头，就要变，即“变革”。变了就通，即“通畅”。通了就久，即“长久”。因此，长久是因为变通，变通是因为穷尽。比方说，一年当中，最冷是什么时候？三九。最热是什么时候？三伏。三伏中的末伏，是从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的。三九，则是冬至后的第十九天到第二十七天。可见到了三伏，其实已经热到头了。到了三九，也冷到顶了。所以，三九，其实是阳气上升之时。三伏，则是阴气上升之日。结果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春暖花开，一个是秋风萧瑟。

这是能够给我们启发的。比方说，某个时候，你觉得倒霉透了，就千万不要沮丧。咬咬牙，挺过去，也就“柳暗花明”。同样，一帆风顺，红红火火，也千万不要“春风得意”，倒霉的事一定在等着你。为什么？穷极而变。所以，逆境中，要有信心。顺境中呢？最好还是居安思危，夹起尾巴做人。

这就是《周易》提供的第一条意见。第二条呢，是与时俱进，即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易传·系辞下》说——

变通者，趣时者也。

趣，就是趋。趣时，就是趋时。《易传》叫“与时偕行”（《乾·文言》），现在叫“与时俱进”。为什么要与时俱进？因为时势的变化，最能反映客观的规律。规律是不能违抗的，只能顺应。比方说，秋凉了，就要加衣服；春暖了，则要减。这个你不能拗着来。当然，也有“春捂秋冻”的说法。但那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与时偕行”，不是要对着干。

可见，时，也就是势。势不可挡，所以只能与时俱进。这里说的“时”或者“势”，包括自然的，也包括社会的，即“时代潮流”。时代潮流，也是“势不可挡”的。因此，你想长久吗？那好，请你变革！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周易》提供的第二条意见。

第三条，就是恰到好处。这一条，牵涉到《周易》的中庸原则，我们单独来讲。

《周易》与中庸原则

《周易》也讲中庸吗？讲。为什么讲？因为按照《周易》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既然是发展，是变化，那就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有三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也就是第一阶段，变化还不显著。事物的特征，也就显现不出来。最后一个阶段呢？按照“穷极而变”的规律，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由阴变成阳，或者由阳变成阴。这样算下来，最好的、最适宜发展的，可不就是中间那个阶段？这就是中庸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六十四卦中的乾卦。对它的解释，关键在于爻辞和《乾·文言》。《乾·文言》，是《易传》中的一篇，据说是孔子的作品。这个当然靠不住，我们不去管它。爻辞，则是《易经》的文字之一。《易经》的文字有三种：卦名、卦辞、爻辞。比如《易经》第一句话，是“乾。元亨利贞”。乾，就是卦名。元亨利贞，就是卦辞。卦辞是说明全卦的。除了卦辞，还有爻辞。爻辞是说明每一爻的。《易经》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它们的位次，是从下往上数，不能从上往下数。最下面一位，叫“初”。最上面一位，叫“上”。其余四位，二、三、四、五。遇到阴爻，就称为“六”。遇到阳爻，就称作“九”。乾卦是六根阳爻。因此，依次是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现在我们来看，乾卦的爻辞怎么说？

乾卦爻辞的第一句，是“初九，潜龙勿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解释？我们知道，乾，是纯阳之卦。所以，我们看初爻的时候，必须“见初阳而不见其余之阳”。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上面五根，都看成性质相反的，看成阴爻，这才符合“阳卦多阴”的原则。这样得出的印象是什么呢？是一条龙在最底下（一阳爻），上面是万丈深渊（五阴爻）。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乱动。不动又怎么样？潜伏。而且，《乾·文言》还可能有一种观点，就是将天时的十二个月，分配于六爻，每爻两个月。龙的活动，从下往上，与时偕行。（请参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那么，初九是什么时候？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此时，阴盛阳衰，“阳气潜藏”（《乾·文言》），龙也只好歇着，睡大觉。这就叫“潜龙勿用”。

接下来，是九二。九二的爻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为什么呢？原来别卦六爻，最下面两个代表地，叫“地道”。最上面两个代表天，叫“天道”。当中两个代表人，叫“人道”。天、地、人，叫“三才之道”。九二处于地道上位，龙就到地面上来了，所以叫“见龙在田”。见，读如现，显现的意思。龙出现在田里，当然“利见大人”。何况这时，是夏历的一月、二月。春光灿烂，大地锦绣，《乾·文言》称作“天下文明”，当然大大地好。

九三，龙到了人道的下位，所以爻辞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就是勤奋而强健。惕，就是警惕。白天勤奋而强健，夕阳下山了，还很警惕，那就没有问题了（无咎）。这个时候，是夏历的三月、四月，也是农作物的发育期，必须小心伺候。所以爻辞说要朝乾夕惕，《乾·文言》说要“与时偕行”。

九四呢？九四的爻辞是“或跃在渊，无咎”。九四在人道上位，象征着龙到了深渊之上，天穹之下，进退自如，也很好。这时，是夏历的五月、六月，是农作物的成长期，也是酷暑之时，《乾·文言》的解释是“乾道乃革”。革，就是变。怎么变？变成最好和最不好。

最好的是九五。此时，是夏历的七月、八月，正是收获季节。爻位九五，也已经进入了天道，就像龙飞到天上去了。龙在天上飞翔，草木在地上丰收，当然非常之好。所以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乾·文言》的解释，则是“乃位乎天德”，也就是阳气的最佳状态，天德的成功之时。

最后是上九。怎么样呢？爻辞说“亢龙有悔”。为什么？过头了。九五的时候，你已经飞到天上去了，还往哪儿飞啊？这就是“亢”。亢，就是极致、极端、顶点、最高处。再飞，可就要后悔了。这个时候，是夏历的九月、十月。所以《乾·文言》的解释，是“与时偕极”，也就是和时节一起，达到阳气的鼎盛时期。盛极必衰。接下来，就要进入寒冷的冬天。或者说，要反身进入坤卦，从头开始。

这就是“龙”从初九到上九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跟前面说的情况完全一样。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这六句爻辞。初九是“潜龙勿用”，上九是“亢龙有悔”，都不怎么好。九二、九五，都是“利见大人”，大大地吉利，大大地好。九三、九四呢？是“无咎”，也没问题。这样看下来，大家发现规律了没有？规律就是两头的不好，当中的好。初九、上九是两头，九二、九三、九四、九五是当中。当中四爻，又数九五、九二最好。为什么？因为它们是当中的当中。别卦是经卦（八卦）相重。九五和九二，刚好在两个经卦当中啊！

在这里，《易经》表达了一种什么思想呢？两个字：执中。前面说过，《周易》认为，世界永远在变化，事物永远在发展。那么，发展变化到什么程度最好？时间、地点、方式，都恰到好处，就是发展变化的最佳状态。这个“恰到好处”，其实就是“中庸”。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嘛！初九不够水平，是“不及”；上九做过头了，是“过”。过犹不及，所以都不好。怎样才好？当中才好。而且，越是当中，越好。

所以，中庸，就是《周易》的原则。也因此，别卦六爻，最重要的就是二和五。用《易传·系辞下》的话说，就是“非其中爻不备”。其实，就连打麻将，二和五也很重要。“二五八将”呀！为什么还有八？麻将条、饼、万，都是九张牌。分成三组，等于三个“经卦”（八卦）。每组当中的，就是二、五、八嘛！由此可见，中庸之道，真是无处不在啊！

事实上，中庸之道，也是中国文化一种独特的智慧。那么，请问什么是中庸呢？中庸之道又是什么道理呢？中庸之道是不是不讲原则呢？如果中庸之道是讲原则的，那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是我将在下一章告诉大家的。

中庸的原则

中庸不是什么

中庸这个思想，以前是受批判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庸的名声很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当时提倡“斗争的哲学”。讲斗争，是谁的哲学？法家。法家是主张矛盾、主张斗争的。矛盾这个词的“著作权”，就属于韩非嘛！而且法家主张的斗争，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话，虽然是《红楼梦》里面的，但这种思想，来源于法家。年纪大点的朋友都知道，“文革”后期有个运动，叫“评法批儒”。所谓“评法”，其实就是赞成法家。不过，法家毕竟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赞”，只能“评”，所以叫“评法”。批儒，就是批判儒家。法家既然讲“斗争的哲学”，则儒家的中庸之道，就被定义为“调和的哲学”。也就是说，为了跟法家树一个对立面，儒家的中庸就背了黑锅。什么骑墙啊，和稀泥啊，好好先生啊，没有原则啊，各打五十大板啊，等等。这就是当时理解的中庸之道，也是很多人理解的中庸之道。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庸，不能一开始就讲它是什么，我们先得讲它不是什么。

中庸不是什么呢？

第一，中庸不是老好人。

老好人在孔子那里叫“乡原”，也写成“乡愿”。即便是“乡原”，这个“原”也要读作愿。什么叫做乡原？在《尽心下》，孟子有个定义——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什么意思呢？第一，挑不出毛病。所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就是你要反对他吧，他没什么可反对的；你要批评他吧，他没什么可批评的。第二呢，看起来很好，又忠诚，又诚信，又廉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所以，第三，大家都喜欢他（众皆悦之）。第四，他自己也很得意（自以为是）。但是，他在本质上，是同流合污（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不合正道（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的。这样的人，就叫做老好人，就叫做乡原。

对于这样的人，孔子怎么说呢？《论语·阳货》说——

乡原，德之贼也。

什么叫贼？现在的理解，是小偷。做贼嘛，偷东西。但古文不是这个意思。贼，在古汉语里面是人身伤害。偷东西叫什么呢？叫盗。盗是财产侵犯，贼是人身伤害，寇是外敌入侵，匪是犯上作乱。比如日本鬼子，就叫日寇；德国鬼子，叫德寇。这些都是外敌入侵。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就不这么叫。双方都管对方叫匪，没有叫寇的，也不叫贼，也不叫盗。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就等于说老好人对道德进行人身伤害，会要了道德的命。

孔子对老好人，为什么如此深恶痛绝呢？孟子说，是因为孔子痛恨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恶似而非者）。在孔子的眼里，老好人就好比稻田里的稗草。它长得和稻子很相似，但它不是稻子。田里面稗子如果多了，稻子就长不好。这就好比癌细胞。癌细胞也是细胞。它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吃饭不干活”。癌细胞跟正常细胞一样，也要吸收我们人体的营养，却又不承担细胞的功能，生长速度还特快。结果它占了一个地儿，正常细胞就不能生长不能工作了。全身都长满不干活的癌细胞呢？人就死了嘛！如果全社会都是老好人呢？这个社会就死了。所以老好人就是“德之贼”，中庸也不可能是老好人。

第二，中庸不是和稀泥。

据《论语·颜渊》的记载，有一次，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向孔子讨教“黑社会问题”，说我们这个地方盗贼猖獗，该怎么办？孔子说什么呢？孔子说——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当权派自己不贪心，就是奖励盗窃，也没人去偷去抢。言下之意，民间盗窃盛行，是因为官方贪得无厌。这个话，就说得很重、很直，而且明摆着会得罪人，哪有一点和稀泥的意思？

实际上，孔子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据《论语·为政》记载，有一次，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说：

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知，有两个读音，既读知识的知，也读智慧的智。孔子说，阿由啊，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智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识。所以，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不会主张和稀泥。

第三，中庸不是没原则。

孔子这个人，其实是很讲原则的。《论语·为政》记载了他这样一句名言——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这里的这个“比”，古时念成避。比和周，是相反的。周是什么呢？周是团结。比是什么呢？比是勾结。比方说，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狐朋狗党，酒肉朋友。周呢？和衷共济，精诚团结。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团结是要有原则的。无原则地在一起，那就是勾结，就是比。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小人勾结在一起是毫无原则的。因此，作为“君子之交”，中庸就不可能是没原则。

实际上，在儒家这里，中庸不但是讲原则，而且中庸本身就是原则，是最高的原则。《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话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难道不是最高的原则吗？可惜已经很久不见了。那又怎么办？当然是应该坚持这种原则，回到这种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来：中庸不是老好人，中庸不是和稀泥，中庸不是无原则。

那么，中庸究竟是什么呢？

什么是“中”

关于中庸的解释，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我们去读《论语》，读《礼记》的《中庸》，都可以读到很多的注解，学术界也把它讲得很复杂。我却觉得，中庸其实很简单，简单得可以总结为这样两句话：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

我们先讲“中”。

还是举一个反面典型。孟子讲，人当中有一种，叫做圣人。他们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也就是道德品质最优秀、最高尚的人，比如伯夷，比如伊尹，比如柳下惠，比如孔夫子。这四个，是圣人的代表，也是四个典型。伯夷叫“圣之清者”，就是圣人当中最清高的。伊尹叫“圣之任者”，就是圣人当中最负责任的。柳下惠叫“圣之和者”，就是圣人当中最随和的。孔子呢？叫“圣之时者”，时间的时，时尚的时，时髦的时。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大概只能翻译为“摩登圣人”。而且鲁迅先生还说，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翻译。我想，搁在今天，大约也可以翻译为“文化超男”。

当然，这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的原意，所谓“圣之时者”，就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这四个圣人的代表呢，孟子认为，有两个是不可以学习的，有两个是应该学习的。哪两个是不可以学习的呢？一个是伯夷，一个是柳下惠。

伯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点。兄弟两个，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两个都是殷商王朝大大的忠臣。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去反对，说殷是君，周是臣，以臣弑君，你这是犯上作乱，不可以的！周武王没听他的，去把殷纣王灭了。于是伯夷、叔齐，就跑到首阳山上住着，说是饿死也不吃你们周朝的米。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跟他俩讨论这个问题。这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宴会厅的小米，固然是周天子的；首阳山上的野菜，难道就不是？这哥儿俩一想，也是，这野菜也吃不得啊！结果就饿死了。

其实，在《公孙丑上》和《万章下》，孟子对伯夷的清高都有描述。大体上说，此人的特点和原则，是不好不道德的东西不看，叫做“目不视恶色”。不好不道德的言论不听，叫做“耳不听恶声”。不是合格的君主他不侍奉，叫做“非其君不事”。不是合格的民众他不领导，叫做“非其民不使”。如果政府里面有坏人，他不去做官，羞与同列，叫做“不立于恶人之朝”。也不跟坏人说话，叫做“不与恶人言”。如果某个人，他认为是个坏人，或者道德品质不好，或者有污点，不干净，哪怕是他的老乡，也躲得远远的，避之唯恐不及，就像躲麻风病人。所以，伯夷是圣人当中最清高的。

柳下惠呢？相反。哪怕那君主是个昏君、暴君，他也去做官，不以被这样的混蛋领导为耻辱，叫做“不羞污君”。给他的官位再小，也去做，叫做“不卑小官”。和乡亲们在一起，哪怕这些人都是道德品质低下的，都是有道德污点的，他也不离开，他跟你笑眯眯的（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在柳下惠看来，他是他，我是我。他有毛病，不等于我也有啊！难道他的恶劣的品质，会像麻风病、梅毒一样传染到我吗？不会的。那我干吗不跟他们在一起？我跟谁都可以在一起，好人坏人我都来往。没关系嘛！

孟子说，这两个，影响大呀！什么影响呢？和伯夷在一起，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变得勇敢，叫做“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为什么呢？因为伯夷实在太高尚，太清高了。他是宁肯饿死，都不吃嗟来之食的。在这样一个人面前，你还会起贪婪之心吗？在这样一个死都不怕的人面前，你还会胆小怕事吗？不会。柳下惠呢，则能使狭隘的人变得宽容，刻薄的人变得敦厚，叫做“鄙夫宽，薄夫敦”。因为他什么人都能包容啊！品位再低下，品质再恶劣，他都跟你笑，都跟你来往。在这样的人面前，你都不好意思狭隘了，你都不好意思刻薄了吧？所以，这两个，都是圣人，都能起道德表率作用。

然而，孟子还是说“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什么意思呢？君子不向他们学习。为什么？走极端。孟子说，伯夷的问题，是太清高了。柳下惠呢？又太随和。他们的清高和随和，都过了头。由此可见，中庸就是不走极端。

那么，怎样才叫不走极端呢？

所谓不走极端，其实包括两个方面：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既不过头，也不掉队。据《论语·先进》，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说“师与商也孰贤”。师，就是孔子的学生颛孙师，字子张；商，就是孔子的学生卜商，字子夏。子贡的意思，是问子张和子夏这两个学生，老师觉得哪个更优秀一点？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意思是子张这个人走过头，子夏这个人跟不上。于是子贡就问孔子，那么是不是阿师（子张）比阿商（子夏）强一点呢？孔子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了非常重要的四个字——

过犹不及。

什么意思呢？走过头等于跟不上。为什么？不“中”。比如我们从广州到武汉，你走到长沙就不走了，这叫做“不及”。一口气跑郑州去了，这叫“过”。结果一样，都没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说“过犹不及”。

显然，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就是恰到好处。《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话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什么叫质，什么叫文？质，本意是原材料，质材嘛！转过来引申为什么呢？质朴、质直，本来面目。文呢？装饰、精加工。转意是什么呢？华丽、文雅、修饰。那么，孔子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又应该有修养。如果过于质朴，一点修养都没有，或者质朴过了头，就会粗鄙、粗俗、粗鲁。这就叫“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样的人就虚伪。因为他永远在说正确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这得用多深的心计啊！这样的人，我是不敢交朋友的，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这就叫“文胜质则史”。

孔子认为，这两种，都不对。正确的，是“文质彬彬”。什么叫“彬彬”呢？根据东汉学者包咸的注释，彬彬就是“相半之貌”。也就是文一半，质一半，既质朴，又有修养和文采。而且，文雅的程度和质朴的程度，是刚好相等的。这样的人，才是君子。

由此可见，一个人，太狭隘了不好，太随便了也不好；做不到不好，做过头也不好；太质朴不好，太修饰也不好。怎样才好？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叫做“中”。

什么是“庸”

下面说“庸”。

什么是“庸”呢？我刚才说是不唱高调。为什么呢？因为庸这个字，有“常”的意思，平常的常。所以，庸就是庸常，也叫平庸。平庸是什么呢？普普通通。另外，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一个庸常，一个使用，这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常用”。也就是说，经常用得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就是中庸之道。

既然是“常用”，那就不能唱高调。孔子不唱高调吗？不唱。《论语·宪问》说，有一次，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就是说，别人对我很坏，我却用好心和恩德去回报，您老人家觉得怎么样？如果是现在，可能很多人会说，好啊！以德报怨，这多高尚啊！孔子却不以为然。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你拿恩德去回报了仇怨，请问又拿什么去回报恩德？你的恩德不是回报仇怨去了吗？或许有人会说，也可以“以德报德”嘛！那好，那我问你，恩德用恩德回报，仇怨也用恩德回报，对于恩德来说，公平吗？

所以，以德报怨，其实是可以讨论的。那应该怎么样呢？孔子说了八个字——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后面四个字好理解，就是用恩德回报恩德。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肯定是对的。问题是什么叫“以直报怨”？这个话的解释，学术界争论得一塌糊涂，各种观点都有。我最赞成康有为的解释。康有为怎么说呢？他的《论语注》说——

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以德报怨”啊，确实是道德高标，确实是很高的道德境界。孔夫子他老人家，难道就不能提出这样一个高标准吗？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孔子意识到，这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就算有人做得到，那也就是三两个人而已。既然如此，就不能作为一个标准提出来。道，或者说，伦理道德，它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实行的。道不远人嘛！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种道德就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要提倡，结果是什么呢？只能造就伪君子。

所以，道德不能唱高调。不唱高调又怎么办？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现在我们看，恩德和仇怨，无非是四种关系，对不对？以德报德，没有问题，所有人都会赞成，不必讨论。以怨报德，肯定不行。这是小人行径，甚至简直就是坏人，也不必讨论。以德报怨呢？刚才讨论过了，大多数人做不到。剩下可以讨论的，就只有“以怨报怨”了。可惜这个，也不能提倡。以怨报怨，今天你给我一耳光，明天我给你一拳头，后天你再给我一脚，大后天我再给你一刀，这怨怨相报何时了？所以学术界有些人说，孔子的以直报怨就是以怨报怨，我就不赞成。我认为孔子不会提倡这个。

以德报德理所应当，以怨报德必须否定，以德报怨要求太高，以怨报怨不宜提倡，这就是我们分析下来的结果。结论是什么呢？报德好说，报怨难办。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两个选项，都不合适。怎么办呢？

这就必须有第三种方案，一个既合乎正道又能为普通人实行的方案。于是孔子提出，既不报之以怨，又不报之以德，而是报之以直。

问题是，什么叫“以直报怨”？

我认为，用最土的话来翻译，就是三个字——看着办。如果再展开来解释，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是参照了孟子对圣人的那个讨论。孟子说，圣人的四个代表，有两个是不可学习的，有两个是应该学习的。不可以学习的，是伯夷和柳下惠，因为他们都走极端。值得学习的是谁呢？一个伊尹，一个孔子。伊尹是怎么样的呢？前面讲过，伯夷是“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伊尹的说法，却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君主不是君主？什么样的人民不是人民？换成现在的话说，什么样的领导不是领导？什么样的下级不是下级？关键不在于人家是什么人，在于你是什么人嘛！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什么样的领导下面都能工作，什么样的下级也都能领导。这是伊尹的观点。孟子认为这是对的，就该这么做。

孔子呢？孟子给出的说法，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什么意思？就是可以马上走就马上走，可以继续干就继续干，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一切都看可不可以。这，不就是“看着办”，不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吗？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以为这个“以直报怨”，难道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没原则啊？当然不是。前面说过，孔子是讲原则的，而且中庸本身，就是最高原则，怎么会没有原则呢？如果没原则，孔子就不会说“以直报怨”了。直，就是原则嘛！

其实，这里的关键，是“可以”二字。所谓“可以”，也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应该，二是能够。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同时也是我能够做的，我就去做。这就叫“直”。具体到本案，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回报，也能够怎么回报，我就这么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以德报怨，也可能是以怨报怨，还可能是不报。不报当然也是报，但不属于“以德报”，也不属于“以怨报”。至于是哪一种，全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这就是“看着办”。显然，它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并非“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叫“以直报怨”。

我觉得，孔子的这个说法，很实在，也很高明，还很正确。为什么实在？因为不唱高调，谁都做得到。为什么高明？因为有多种选择，并不拘泥于德或怨。为什么正确？因为既解决了问题，又坚持了原则。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不是很有道理？

关于“中庸”的三个结论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来。

第一，中庸一定是常人之道。

什么叫“常人之道”？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绝不唱高调，绝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出来。比如《礼记》里面讲，一个孝子，应该做到“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父母亲；回家以后，也一定要跟父母亲见个面。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吧！太容易、太好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比方说，你能够想到，不打招呼就跑掉了，然后半天不回来，父母亲要担心啊！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出门之前一定要打个招呼，回家以后一定打个照面。这就是孝心，也就是孝行啊！这种孝行，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儒家讲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孔子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说他有多了不起的学说？没有。说来说去，也就诸如此类，打个招呼啦，打个照面啦，等等。这也要说？但是真的要说，我看现在很多孩子都做不到呢。

中庸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极端”，一个“不唱高调”，有多难呢？实在不难。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不信你去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又尤其是读书人当中的“愤青”，又尤其是“愤青”当中的“爱国愤青”，有几个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众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庸”。这就要唱高调。是啊！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爱国主义”呢？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理想主义”呢？不唱高调，又怎么表现“道德情操”和“高风亮节”呢？所以，他们是一定要设立道德高标，并且拿这种“高标”去要求别人、批判别人、谴责别人的。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他们可不管。

唱高调的结果必然是走极端。为什么？因为高调就是极端，否则就叫“中调”了。走极端是谁的思想方法？法家的。前面说过，矛盾一词，就是韩非发明的嘛！韩非还有一句话，叫做“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也就是说，冰，和燃烧着的炭，能够在同一个器皿中长期共存吗？不能。不是冰熄灭了炭，就是炭融化了冰，要不然就是冰也化了，炭也熄了，同归于尽。同样，严寒和酷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到来。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但是，法家走极端，却并不唱高调。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前三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唯独法家是现实主义者。法家，怎么会唱高调？其实，就连先秦时期的儒、墨、道三家，也不唱高调。他们主张的那些东西，克己复礼也好，平等互利也好，无为而治也好，也不是多难的事。之所以不能实现，不是调门太高，是不合时宜。

那么，后来的人，怎么就既唱高调，又走极端呢？我认为与汉武帝和董仲舒有关。他俩干了一件什么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独尊，就得拔高。高高在上，才能唯我独尊嘛！这下子，调门可不就高了？但是，汉武帝的子子孙孙，还有后来的那些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其实不能治国，只能用来忽悠，忽悠老百姓不造反。真正管用的，还是法家的“两面三刀”，也就是赏和罚，以及权势、权术、刑法，即“势、术、法”。这一点，我在《先秦诸子》和《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两书中都有细说。总之，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是明儒暗法、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法家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当然能够流行。

更何况，唱高调和走极端，原本就相得益彰。唱高调一定走极端，走极端也一定唱高调。为什么？因为走极端，是需要道义支持的。你得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或者某个崇高的目标。这样，你走起来，才理直气壮，才大义凛然，才所向无敌。

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结果是什么呢？是孔子被神圣化，中庸被妖魔化。也就是说，当孔子被哄抬到“唯一圣人”的吓人高度时，他最钟爱的“中庸之道”却完全变了味儿，变成了和稀泥、没原则、风吹两边倒、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这也不奇怪。既唱高调又走极端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庸”的；而那些被种种高调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也就只好装样子、耍滑头。结果，中庸变成了乡愿。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要恢复中庸的本来意义，就得把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孔子“去神圣化”，中庸才能“去妖魔化”。孔子恢复为“常人”，中庸才能恢复为“常道”，即“常人之道”。常人之道的特点是什么？不唱高调。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庸一定是适中之道。

这一点，似乎不用多讲。因为中庸不仅是“庸”（不唱高调），更是“中”（不走极端）。这就肯定要“适中”。比方说，既不唱高调，也不趋下流，既反对只有追求，又反对没有底线。如果你只有追求，不考虑现实，不断提一些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这就是走极端。如果你放任自流，连底线都没有了，也是走极端，都不是中庸。

不过，中庸讲适中，还因为它是“常人之道”。常人是什么人？是大多数，也是中间派。圣人，像尧舜那样的，或者像基督、像佛祖那样的，是极少数。恶魔、恶棍、十恶不赦的家伙，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常人，是普通人。他们不像圣人那么好，也不像恶棍那么坏，所以是“中间派”。为他们定标准，可不就得“适中”？

由此可见，适中，不但是“中”，而且是“适”。适，可能比“中”还重要。或者说，中，其实是为了“适”。实际上，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比方说找老婆、找老公，你说我要找个世界上最好的，那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最好”只有一个。否则，怎么叫“最”呢？那么好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是最好的，难道大家都去爱她？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男人最好，难道大家都去找他？那哪成啊！实际上，对你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最合适。怎样最合适？不走极端。这是第二点。

第三，中庸一定是可行之道。

这一点，应该也不成问题。你想嘛，孔子，他为什么要主张一种“常人之道”？他为什么不弄点儿“惊世骇俗”的东西来？就是为了“可行”啊！正所谓“非不能为高言也”，只因为“非人能共行”，这才“不言之矣”。反过来，他讲中庸，包括讲“以直报怨”，就因为它既平常，又适中，可操作。实际上，孔子，还有孟子、荀子，都是很注重“可行性”的。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无论怎样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都会有“可操作性”。至少，看起来有。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孔、孟、荀，其实是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这也是中庸。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极端，是中；注重“可行性”，是庸。“庸者用也”嘛！

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切实可行。现在，中庸是怎么回事，大体上就讲清楚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与中庸有关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权宜，一个是和谐。

中庸与权宜

权宜，包括权和宜。我们先说“宜”。

什么是“宜”？宜，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可”。可，是中庸的原则。它是应该，也是能够。伊尹就是“应该”的榜样，孔子就是“能够”的榜样。当然，应该与能够，并不矛盾。而且，“应该”还是前提条件，即首先是“应该”，然后是“能够”。所以，孔子也是讲“应该”的。还是子贡，曾经问孔子，说如果乡亲们都喜欢我，老师你看怎么样？孔子说“未可也”，也就是还不怎么样。子贡又说，那如果大家都不喜欢我，怎么样呢？孔子说，那就更不怎么样了。那么，要怎么样，才算怎么样呢？孔子的说法，是“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好人都喜欢你，坏人都不喜欢你，这才对。

这就是“可”，也就是“适”。可见，合适不但是合人，也不但是合己，更重要的是合道。什么道？正道。这是中庸“原则的原则”。也就是说，中庸的第一原则，是“正”。其实，在儒家这里，中，就是正。为什么是正？因为不正，就偏。偏，就不会在中间。《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说的“极”，就是房屋的正梁，也就是上梁。这根梁，一定得是正的。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房子会塌。同样，这根梁，也一定是在当中的。放在当中，才“正”。上梁正正地放在当中，整栋房子就稳稳当当了。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上梁的“正当”决定了全体的“中庸”。中庸，就稳当。

正是中，也是直。正直嘛！所以，以直报怨，也可以解释为“以正报怨”。正是直，也是义。正义嘛！所以，以直报怨，也可以解释为“以义报怨”。那么，义又是什么呢？是“宜”。义者，宜也。义，就是“应该”，也就是“宜”。所以，以直报怨，又可以理解成“以宜报怨”，也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就是“宜”，也就是合适、应该、适当、对头。中庸讲“适中”，讲“正道”，当然要讲“宜”。问题是，什么宜，什么不宜？怎样宜，怎样不宜？要知道，世界千变万化，事情是纷繁复杂的。今天宜，明天不一定宜；此处宜，彼处不一定宜。这就要看情况。或者说，既要有原则，又要看情况。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概念，这就是“权”。

什么是“权”？权，是儒家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儒家的思想方法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叫做“有经有权”。经是什么呢？经就是织布机上的纵线。古人织布，是先有几根纵线固定在那里，然后用梭子牵着横线来回织。这个纵线就叫做“经”，横线就叫做“纬”。纬是动的，经是不动的。所以，经，又引申为“不变”。永恒不变的就叫做经，比如“经典”。最常规的也叫经，比如“经常”。这些概念，都是从这儿来的。

经是不变。权呢？变。权是什么？是秤砣。一杆秤，仨配件——秤杆、秤盘、秤砣。秤杆叫什么？衡。秤杆永远得是平的，叫“平衡”。秤砣呢？叫权。秤砣有一定重量，叫“权重”。有权有衡，就可以称重量，叫“权衡”。怎样权衡？看秤盘里面的重量。秤盘这边重了，秤砣就要往外挪；秤盘里面轻了，秤砣就要往里挪。所以，秤砣是移来移去的。

这就是经与权。经就是不变的，权就是要变的。有经有权，就是有的变，有的不变。什么不变？原则不变。什么变？方法可变。原则之所以是原则，就因为不能变。一变，就不是原则了。但，原则是抽象的，事情是具体的。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因此，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具体方法，就可以变，也必须变。这就是“权”，也叫“权变”。

权，在孔子那里是很高的境界。孔子有三个最高境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权”。《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话说——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孔子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包括四个关键词，四个层次，四个阶段。

第一层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一些人啊，可以一起学习，这叫“同学”。同学是最容易的。跟着同一个老师，或者上同一所学校，就是同学了嘛！但是，我们这些同学，将来却未必会走同一条道路。毕业以后，很可能就各奔东西，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对不对？毕竟，人生的道路，是要自己去走的。更何况，学习的目的，也未必都相同。有些人是为了追求真理，有些人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些人则不过是为了将来混口饭吃。这样，不但一起学习，而且还一起追求真理的，恐怕就不多了。这就叫“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适，就是去、往、向、追求。道，当然是孔子主张的“道”，也就是“正道”。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走同一条道路，一起追求真理，但未必能够一起走到底，也可能有人中途退出，或者改变主意，或者无法坚持。这就叫“可与适道，未可与立”。立，本义是站立，引申为“站得住”。怎样才“站得住”呢？一是有成就，二是讲原则，三是能坚持。所以，杨伯峻、李泽厚和钱穆先生，就把“未可与立”的“立”，分别翻译为“取得成就”“坚持原则”和“强立不变”。（请分别参看杨伯峻《论语译注》、李泽厚《论语今读》、钱穆《论语新解》）我比较倾向于钱穆先生的说法，因此翻译为“坚持到底”。

第三层意思，就是说，即便能够一起坚持到底，却未必能够一样善于权变。或者说，即便能够一起坚持原则，却未必能够同样灵活运用。这就叫“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一起学习，未必同样追求；可以同样追求，未必共同坚持；可以共同坚持，未必一样权变。这就是孔子这段话的三层意思。

这三层意思，包括了四个关键词——学、适、立、权。它们同时也代表着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我概括为“同学、同道、同立、同权”。李零先生的《丧家狗》一书，则概括为“学道、适道、守道、用道”，也就是学习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运用真理。这就是四个阶段了。我们两个，李零先生和我，角度不同，意思一样。

这四个层次，或者四个阶段，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难。最容易的，是在第一阶段，学道。一起学习真理，同学，并不困难。第二阶段，适道。同样追求真理，同道，就有点困难了。第三阶段，守道。共同坚持真理，同立，这个又要难一些。最难是在第四阶段，用道，也就是运用真理，同权。这就是孔子这段话的四个层次。

这事有点奇怪。我们知道，真理都是要运用的。运用，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原来，难，并不难在运用，而在于灵活运用，也就是“权”。这也还不算最难。最难的，是“同样灵活运用”，即“同权”。如果能够“权”，就达到了做事的最高境界。如果能够“同权”，那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了。

这样一说，就有了问题。权和同权，为什么就最难呢？因为“权”虽然是变，或者说，是随机应变，却又不是没有原则。毕竟，权与宜，是统一的。而且，权变，正是为了“适宜”。适宜什么？正道。或者说，既要适宜于具体情况，比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宜于道”。所以，权，其实是“有经有权”，也就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个话，我们虽然经常说，却其实很难。为什么？因为无原则并不难。我不要原则，还不容易吗？坚持原则，也不很难。咬住牙，也就扛下来了。但是，既坚持原则，又很灵活，就太难了！我啥时候有原则，啥时候灵活嘛！更何况，我们中国人，一讲灵活性，很容易就变成油滑，变成世故，变成没有原则。一讲原则性呢？又很容易变成公事公办，毫不通融。总之，原则性不强就会变成圆滑，灵活性不够就变成刻板。所以儒家认为，有经有权，需要很高的修养。可见，权，并不容易。如果还要“同权”，也就是大家都一样地既坚持原则又灵活运用，那就肯定比“共同坚持原则”更难。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咱不要这个“权”，行不行呢？恐怕不行。为什么？因为有经有权，才是中庸。只有经，或者只有权，就是“走极端”。所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句话，还是要实践的。只不过我们做起来，得要有足够的智慧而已。

权宜之法

说到“权宜之法”，我想起一个故事。大家知道，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我国政府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之间，是不怎么愉快的。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我们的周南大使和彭定康狭路相逢，面对面地碰到一起了。这可真是冤家路窄，而且彭定康还把手伸了过来。这是个麻烦事啊！人家伸了手，你握不握呢？不握是不行的。在这种外交场合，不握就是不礼貌。想当年，周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没有握，就成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事件。握，也是不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不能跟他太友好。这可咋办呢？周南的办法，是双手合十。刚好这次国际会议，也正是佛教大会。周南大使这么做，也很自然。结果，礼貌也有了，态度也有了，很机智。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是纪委工作的。他跟我讲，他们下去查案子的时候，有一个难办的事，就是地方上的宴请参不参加。参加？那好，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你案子甭查了。但是一餐都不吃，也不近人情，而且工作也不好开展。他的办法是什么呢？是事先讲好：到的这一天，接风这餐饭，吃。走的那一天，饯行这餐饭，也吃。其余时候，一日三餐，我们专案组自己吃，全部吃食堂，吃工作餐，绝不接受宴请。临行时，地方上要送礼，可以，两瓶酒，两条烟，决不多收。当然，宴请也好，礼品也好，都决不接受涉案人员的。这样，原则也坚持了，面子也给了。

所以，有经有权，要靠实践。实践当中，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当然，大家要听我讲，也可以提几条原则性意见。

第一，抓大放小，也就是“大事经，小事权”。中国有些成语，针锋相对啦，寸土必争啦，恐怕不一定好。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死我活，是残酷斗争，是成王败寇。这是斗争的哲学，战争的思维，不是和谐的哲学，和平的思维。和平的思维，是主张谈判的，也是主张让步、妥协的。当然，让步、妥协，也要有尺度，有底线，有策略，那就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枝节问题可以商量”。因为谈判的时候，你总有一些是不可以讨论的。比如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谈判，小平同志就说主权问题不能谈。但是，也总该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商量的。什么都不能商量，那还谈什么判啊？所以，原则问题必须针锋相对。非原则问题，“让他三尺又何妨”嘛！中东谈判，不也主张“以土地换和平”吗？怎么能“寸土必争”呢？总之，大问题，骨子里的东西，绝不让步。鸡毛蒜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不哑不聋，不做阿公，搞那么清楚干什么？像海瑞那样，手下的文书领办公纸，也要自己数。发给你十张，交回来也得是十张，不能贪污国家的那张纸，这就清得有点过头了。结果，海瑞派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官员就集体辞职。这活没法干嘛！

或许有人会说，你讲的这个“抓大放小”我不同意。我认为大事小事都重要，甚至小事更重要，“细节决定成败”嘛！所以，我的主张，是“大事不含糊，小事不马虎”，你觉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很好！我还可以愉快地告诉你，我自己就是这种风格。我写稿子，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的。即便如此，我仍然难免出错，笔误、口误不断。如果再大大咧咧、马马虎虎，那还得了？所以，我很赞成你的主张。

不过，我也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乃“文化个体户”。我在工作的时候，一般不需要与别人协调，也就不存在哪些让步、哪些坚持的问题。如果需要协调呢？就得“抓大放小”了。比如《百家讲坛》的节目，根据时长的规定，播出内容只能是三十三分钟。这就总得删掉一些东西。那么，哪些保留，哪些删去？也只能权衡轻重。也就是说，大事经，小事权，是讲需要权宜的时候。不需要权宜，就另当别论。

第二，得意忘形，也就是“方向经，方式权”。这一条，也可以理解为“内容经，形式权”，或者“目标经，路径权”。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你的努力方向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否则，权宜就没有意义，或者就成了见风使舵，也就“不宜”。但是，如何达到目的，是可以商量的。这就好比你到某个地方去，走哪条路，是坐船、坐车，还是坐飞机，是可以选择的。又好比我们写文章，做讲座，实质性的东西得死守不放，表达方式则可以随意一点，可以根据情况来。方向、目标、内容，这是“意”；方式、路径、形式，这是“形”。只要得“意”，就可以忘“形”。当然，无论怎样权宜，你选择的，都只能是“正当手段”。你不能说，既然手段可以权宜，那我就去偷去抢。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第三，各行其是，也就是“下级经，领导权”。此话怎讲？就是同一个单位，企业也好，政府部门也好，在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上，要有分工。原则性是由下级掌握的，灵活性是由领导掌握的，办事员不能有灵活性。办事的人也灵活，那就没谱了。领导为什么就可以灵活呢？因为他掌握全局，知道什么是西瓜什么是芝麻。而且，你不可能每件事都捅到领导那里去。这样，灵活处理的，总是少数，无碍大局，不至于伤及原则。

第四，讨价还价，也就是“不能最好，就退而求其次”。这也是孔子的主张。《论语·子路》记载孔子的话说——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什么意思呢？我们交朋友，最好能交到“中庸之人”，叫做“中行”。万一找不到呢？那就交“狂者”，或“狷者”。狂者，就是积极进取，突飞猛进，勇往直前的。狷者，就是消极抵抗，守住底线，有所不为的。这两种，也对付。

这话看起来，好像不符合中庸之道。因为所谓“狂者”，其实就是“过”。所谓“狷者”，其实就是“不及”。过犹不及，怎么也可以交往？对此，孟子有一个解释。在《尽心下》，孟子说，孔子难道不希望与“中庸之人”交往吗？可是不一定找得到嘛！也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看来，就连中庸，也可以打折扣，可以商量，可以权。在这里，中庸是经，狂狷是权。

但是，请大家注意，孔子的“讨价还价”，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条底线，就表现于所谓“狷者”。狷是什么？有所不为。什么不为？不道德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绝对不做。我是很看重这一条的。因为做一个勇士，做一个烈士，这个标准太高了，大多数人做不到，至少我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的主张，是守住底线。比方说，讲话。你说我这人永远说真话，我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我想什么就说什么，做得到吗？可能有人做得到，但未必所有人、大多数人都做得到。那怎么办呢？守住底线。什么底线？不说假话。如果这也做不到，那就再退一步，守住最后一条底线——不说话。这，总做得到吧？

何况这与说真话也不矛盾。不能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一旦说话就不说假话，那么，你所说的，岂不都是真话了？所以，这也是很多伟大思想家的主张。康德就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我现在奉行的，就是这个道德标准。我说的每句话都必须真实，但是我不承诺说出所有的真实。坦率地告诉各位，我肯定有很多话，这辈子都不会说出来，就烂在肚子里了。但只要开口，就不说假话。实在不行，就沉默。不要小看这个沉默！现在有些人老是喜欢唱高调：某某问题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某某事件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我觉得能够做到沉默就可以了。想想“文革”期间，如果当时六亿人民都能够沉默，都不跟着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会怎么样呢？历史都要改写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守住底线”。守住底线，比追求高尚重要得多。

中庸与和谐

说完权宜，再说和谐。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论语·子路》记载孔子的话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也很重要，因为讲了两个概念——和与同。这两个概念，表面上看一样，其实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打个通俗的比方，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叫“和”。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就叫“同”。和又怎么样？能生孩子。同又怎么样？不能生孩子。所以，西周时期的思想家史伯就说——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这话，记载在《国语·郑语》里。意思也很清楚——和，就能产生新的生命；同，就难以为继，没有前途。其实，和，不仅是异性相交，也包括反对近亲繁殖。近亲繁殖也是同，远亲繁殖才是和。血缘关系越远，生下来的孩子就可能越优秀。

显然，这是我们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与农牧业生产有关，与人类自己的繁衍生息也有关，在《周易》当中也有反映。《易经》六十四卦，基本上都是既有阳爻又有阴爻的，而且“阳卦多阴，阴卦多阳”。这就是和。只有乾坤两卦，纯为阳爻或阴爻。但是，看卦的时候，不能这么看，仍然要看成有阴有阳。比方说，看乾卦，要把初爻上面的五爻，都看成阴爻，叫做“见初阳不见其余之阳”。看坤卦也一样，要“见初阴不见其余之阴”。为什么？有阴有阳，才是“和”。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了，不再重复。

这么一说，我们就看出“中”与“和”的联系与区别了。中，是反对走极端；和，是反对无差异。或者说，不片面就是“中”，不单一就是“和”。再或者说，中，就是不偏不倚；和，就是多样统一。

实际上，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反对单一的。有句老话，叫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那个水，干净得不能再干净，纯净水，能养鱼吗？不能。一个人，太精明，明察秋毫，也不是什么好事。还是像我这样老花眼比较好，经常有些东西看不清楚，但大的方向还是看得清的。还有一句老话，叫做“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峣峣者，就是又薄又尖又脆的东西，啪地一下就折断了。皎皎者，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容易污染。这就叫“白衣难穿，好人难做”。相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总不能纳的都是矿泉水啊！江河奔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嘛！《荀子·法行》说，有人问子贡，你们老师的门下，怎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啊？子贡说，君子正身以待，来者不拒嘛！再说了，你没听说过“良医之门多病人”吗？

所以，清一色，未必是什么好事。相反，越是多样，越有差异，越好。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多样嘛！一花独放，不好。但是，单一固然不是和谐；如果只有多样，也不是。既多样又统一，才是和谐。因为只有这样，才是中庸。怎样是多样统一？刚柔相济，德才兼备，文武双全，都是。还有“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也是。中国的“命相学”认为，南方人像北方人，北方人像南方人，一定大富大贵，最好。为什么？他内部有差异性，有冲突，有矛盾，但又统一。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到呢？也有几条建议。

第一条，做减法。为什么要做减法？因为“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事情做过头了，就得减。比方说，夫妻两个，恋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结婚以后打得死去活来。为什么呢？原因就在四个字——亲密无间。美学上有个原理，叫做“有距离才有美感”。结婚之前，因为有距离，怎么看，怎么好。结婚以后，什么距离也没有了。然后说话又不注意，做事也不讲究，可不一塌糊涂？这就要做减法。所以我的口号是：亲密有间，贪得有厌。你说让人不贪（不是贪污，广义的贪），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人总是有欲望的嘛！但是，你节制一下行不行？同样，再好的夫妻，我个人建议，都应该保留自己的隐私。这不仅是策略，也是尊重。亲密有间，贪得有厌，就不会出事。

第二条，唱反调。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曾经问晏子（就是晏婴），和与同，有什么不同？晏子说，做饭的时候，放点盐，放点梅子，放点酒，五味调和，这就是“和”。烧一锅水，然后煮水吃，这是“同”。然后晏子接着说，君臣关系也一样，不能“以水济水”，只能“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具体做法是：一件事情，国君认为可行，臣下发现还有问题，就提出问题来，作为补充，使这个事情真正能够做成。这叫“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相反，国君认为不行，臣下发现还有可行的部分，就提出这可行的部分来，以便去掉那“不行”。这叫“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叫做唱反调。唱反调，才能“和”。拍马屁，那是“同”，只会坏事。

第三条，开汽车。汽车怎么开？左了就右一右，右了就左一左。方向盘，来回倒，左左右右，右右左左。这其实就是中庸。还是据《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的大臣子产临终时，曾经嘱咐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我执政的特点是宽松，其实宽比严难。为什么呢？他说你去看，水和火，哪个温柔哪个凶？火凶，水温柔。所以你去看老百姓，死于火的多，还是死于水的多？死于水的多。因为火很凶啊，大家都怕。水很温柔，谁怕它啊？结果都跳下去淹死了。所以宽政比猛政难执行。你的水平不如我，你执行不了我的宽政，还是严一点的好。但是，子大叔是一个心肠很软的人，他上台以后不忍心执行严政。结果，下面的治安一塌糊涂。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大批去杀人。

于是，孔子就发表评论了。孔子说，执政的人，如果对下面很宽和，下面的人就怠慢。这叫“政宽则民慢”。这个时候，你就要凶一点，要“纠之以猛”。但是如果你太凶了呢，老百姓、下级，就会受到伤害。这叫“猛则民残”。这个时候，你又要宽一点，要“施之以宽”。孔子说，宽，是调剂猛的（宽以济猛）；猛，是调剂宽的（猛以济宽）。宽了就凶一点，凶了就宽一点，天下也就太平（政是以和）。

这三个例子，实际上是三种对象。做减法是对自己的，唱反调是对领导的，开汽车是对下级的。哪一条最难？第二条。有几个人敢跟领导唱反调啊？所以，中庸也并不容易呢！

再说几句

关于中庸的话题，基本就讲完了。最后再说几句，算是做个总结。

第一，中庸是道德境界。

中庸，为什么是道德境界呢？因为中，首先是正。中则正，正则中，叫“中正”。这个正，包括正直、正派、正义、正当、正道，当然关乎道德。其次，中庸也是一种修养。不卑不亢，不即不离，不偏不倚，不疾不徐，这些都是修养，也都要靠修养。修养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境界，叫“平和”。或者说，中庸，就是“中正平和”。中，就是不偏不倚；正，就是不左不右；平，就是不高不低；和，就是不异不同。中、正、平、和，在儒家那里，被认为只有修养很高的人才能做到。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这样说，当然会有问题。因为中庸如果是最高境界，只有修养很高的人才能做到，孔子又怎么会接着感叹“民鲜久矣”呢？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大多数人做不到，很正常嘛！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句话，其实是反问句。它的后面，应该打问号。这样一来，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中庸作为一种道德，难道是至高无上、高不可攀的吗？当然不是。它是很平常、很普通的嘛！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跟它久违了呢？

如此解释，当然也通。不过我认为，前一种解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在孔子那里，最高境界都是像中庸这样，既普通又很难的。比方说，仁，是不是最高境界？是。那么，它在天上、在山顶吗？不。孔子说，我想要它，它就来了（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可真是“仁远乎哉”（《论语·述而》）。孔子还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就更容易了。但是，要成为一个“仁人”，又很难。他自己不是——孔子的说法，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学生中就更是一个没有。别人问他，子路、冉有、公西华，算不算“仁”。他的回答，是“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仁，是不是又很难，是不是也只有修养很高的人才能做到？

这就是儒家道德标准的特点。一方面，它一定是最普通的，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常人之道”。否则，这个标准提出来，就没有意义，就成了“唱高调”。这个道理，前面讲过了。但是，另方面，它又一定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轻而易举就能做到，道德的修养，人格的塑造，就没有了必要。这就很像后来禅宗讲的“顿悟成佛”，一方面极其容易（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另方面，真正成佛的，又没有几个。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说。

第二，中庸是思想方法。

中庸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认死理，不走极端。不走极端，前面说过了，这里补充讲讲不认死理。《论语·子罕》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段话，提出了孔子反对的四种思想方法：意，必，固，我。意，就是凭空猜测；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冥顽不化；我，就是自以为是。说得再白一点，意，就是想当然；必，就是一根筋；固，就是死心眼；我，就是半吊子。这些都是认死理。认死理也有两种。一种是认自个儿的死理，总认为自己想的、说的、知道的，都是对的。还有一种是认别人的死理。听到一种说法，就一口咬定，逮住不放，然后一条道走到黑，钻牛角尖。

中庸之道相反，主张“认活理”。据《论语·先进》，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父亲和兄长都还在嘛，怎么能闻风而动？冉有也问孔子：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当然！听到了，就去做。这下子公西华不懂了。公西华说，先前阿由（子路）问先生，听到了，就去做吗？先生说，父亲和兄长都还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现在阿求（冉有）也问先生“闻斯行诸”，先生却说，既然听到了，当然就该去做。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答案，还截然相反，阿赤我实在想不通，因此斗胆向先生请教。

孔子怎么说呢？孔子说，阿求这个人，胆小怕事，老往后缩，所以要推他一把（求也退，故进之）。阿由的胆子一个顶俩，爱往前冲，所以要拽他一把（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就是“中庸之道”了。冉有退缩，是“不及”，得推一推。这是“唱反调”。子路兼人，是“过”，得拽一拽。这是“做减法”。这边推一推，那边拽一拽，这是“开汽车”。孔子因材施教，因人制宜，是个优秀的驾驶员。

所以，中庸，一定是认“活理”，不认“死理”。但是，中庸的“活”，绝不是乡愿的“活”。乡愿的“活”，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耍滑头，是不诚实，是见风使舵，吹牛拍马。中庸的“活”相反，是“见鬼说人话，见人说鬼话”，反着来。目的，是要“以他平他”，是要“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终极目的，还是“正道”。

第三，中庸是处世哲学。

前面说过，中庸之道，是要用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大的用处，就是处世。孔子是很会处世的。他所在的那个“世”，是乱世。乱世怎么处？向宁武子学习。宁武子，是卫国的一个大夫。孔子说，宁武子这人，了不得啊！国家政治清明，他就又聪明又能干。这叫“邦有道则智”。国家政治黑暗，他就傻乎乎的。这叫“邦无道则愚”。孔子接着说，他的那个聪明能干，我们是学得到的（其知可及也）。他的傻乎乎，我们就学不来了（其愚不可及也）。为什么？因为宁武子的傻，是装傻，当然“愚不可及”（《论语·公冶长》）。

在这里，孔子表达了他的一种处世态度，同时也是政治态度，那就是：当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我就为这个政府服务。如果这个国家政治黑暗，国君是个暴君，我就不为他服务。但是我也不反抗，反抗是要掉脑袋的。怎么办？宁武子的办法是装糊涂，孔夫子的办法是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待。让我为这个黑暗政府服务，做他们的狗腿子，我不干。和他们针锋相对作斗争，做革命烈士，我也不干。既不做烈士，也不做奸臣，这就是中庸。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这个不好，还是应该作斗争。面对黑暗政治和混蛋政府，你也不反抗，我也不斗争，怎么行？对不起，这个我就不管了。我在这里，只是原封不动地传达古人的原意，并不代表本人立场。赞不赞成，是诸位的事。

第四，中庸是做人艺术。

关于“做人艺术”，不妨举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为例。据《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注，卞夫人升为正室以后，曹操每次外出打仗带回一些战利品，什么首饰之类，总是让她先挑。卞夫人呢，每次都挑中等的。大家知道，女人是最喜欢首饰的。所以，几次以后，曹操就觉得奇怪，就问她为什么。卞夫人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我挑中等的。这就是会做人了。看来，卞夫人也是个懂中庸的。中庸，是不是又不算很难？

现在，《中庸的原则》这一讲，就讲完了。要说的是，中庸是中国人的智慧，但不是唯一的智慧。先秦诸子当中，也有不主张中庸的。法家和道家，就都不主张。法家的智慧是斗争的哲学，老子的智慧是转化的哲学。所以，讲完中庸，还要讲老子。不过，老子之前，要先讲孙子。因为老子哲学和《孙子兵法》，恐怕是有关系的。讲完孙子，就可以讲老子了。

兵家的思考

兵家的时代

兵家就是军事学家。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家，按照时间的顺序，首推孙武，以后有吴起，有孙膑。当然，再往后，还有很多很多。代表作呢？最重要的，就是《孙子兵法》。这本书，以前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比方说，《孙子兵法》是不是孙武的作品？《孙子兵法》是否就是《孙膑兵法》？是只有一本《孙子兵法》，还是既有一本《孙武兵法》，又有一本《孙膑兵法》呢？有争议。但是，1972年得出结论了。因为这一年，在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本兵法，一本《孙子兵法》，一本《孙膑兵法》。从此，这个问题就不再争论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孙武有一本《孙子兵法》，孙膑有一本《孙膑兵法》。另外还有吴起，也有一本《吴子兵法》，只不过失传了。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学的重要成果。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军事学家，会有这么多军事学著作？我认为，这是时代决定的。所以，要弄清楚“兵家的思考”，就得先弄清楚他们的时代。

请大家看看这三大军事学家，都是什么时候的人？孙武，春秋晚期，与孔子同时。吴起，战国初期，与墨子同时。孙膑，战国中期，与孟子同时。也就是说，孙武、吴起、孙膑三个，是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的人物。

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是中国古代战争形态的转折期。我们知道，战争这种事，从来就有。我们的老祖宗炎帝、黄帝那会儿，就打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但是战争的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变化。怎么变呢？简单地说，就是“远古无章法，春秋讲规则，战国无底线”。炎黄时代，还不开化。那时的战争，估计是没什么章法的。很可能就像现在民间的械斗，拎根棍子就上去了。但是到了春秋，却特别讲究战争规则。这些规则，现在看来，也很有意思。

第一是时间。春秋时期的战争，原则上只有一天，最短的只有一个早上。就是太阳出来了以后，集合，打仗，早饭先不吃了，打完了再吃，叫“灭此而朝食”（《左传·成公二年》）。最长的，也就从日出打到日落，就不打了。

第二是地点。春秋时期的战争，在哪里打？一般在国境线上。国境线是有标志的。具体做法，是犁沟，灌水，把挖沟的土堆在两边，再种上树。这个动作，就叫做“封”，也叫“封疆”。封疆的地方，在边境，所以叫“边疆”。如果两国交兵，就要把军队开到这里来打，叫“疆场”。这是春秋时期最常规的做法。

第三是礼仪。春秋时期的战争，我总结了四句话，叫做“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双方的军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也有可能是联军）开过来，开到疆场就停下，宿营。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大家开始布阵。这边摆摆，那边摆摆，就像我们现在踢足球，双方队员上场，先站好了。宿营或者布阵以后，派一位将军，或者使节，先去对话。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比如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军统帅成得臣（字子玉）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敝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的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贵君靠在车里观赏就行，敝帅得臣愿意奉陪。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敝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大帅的命令了。拜托大夫告诉贵部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对完话，有时还要谦让一下，然后开打。决出胜负，就结束战争。所以，最多一天工夫。比如城濮之战，就只有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

第四是讲究游戏规则。这些规则是：一、不斩来使。这个大家都明白。二、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没有摆好，不能击鼓进军。三、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了，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打第二下。四、不擒二毛。就是花白头发的人不能俘虏，只能抓黑头发的。五、不逐北。就是敌人打败了，逃跑了，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跑到第五十一步，就不能抓他。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跑五十步就不会做俘虏，你跑一百步干什么？最不可思议的，是有时胜利的一方还要帮助失败的逃跑。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战于邲（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晋国的军队逃跑时，有一辆战车陷在坑里跑不动。楚国的军队追过来，就教他们怎么办。教了两次，终于让晋军跑掉。更不可思议的是，晋国的逃兵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跑，一边掉过头来讽刺楚军：到底是大国的军队啊，逃跑的事挺内行的嘛！（《左传·宣公十二年》）

现在看来，春秋时期的人，还真是可爱。

春秋的战争，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也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的战争，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要知道，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国”的地方，当时叫“天下”。天下就是全世界。天下有个最高领导人，叫“天子”，也就是“天之元子”。天子就是“世界王”。天子把天下分给诸侯，就是“国”。这些“国”，叫“封国”，也叫“列国”，也就是“许多的国”。国的元首叫“诸侯”，也就是“诸多的侯”。诸侯是“国之君”，叫“国君”。国君把“国”分给大夫，就是“家”。家的元首是大夫，大夫是“家之君”，叫“家君”。从西周到春秋，我们中华大地上，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结构。换句话说，是一个“国际社会”。

那么，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维持国际秩序。这个秩序，原本是应该由天子来维持的，他是“世界王”嘛！这就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表现（《论语·季氏》）。但是到了春秋，周天子实际上管不了啦！这就要由那些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出来管事，当“国际警察”。这就叫“称霸”。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霸主”。春秋时期，有五个霸主，叫“春秋五霸”。不过，霸主再牛，也得尊重天子，天子才是“天下共主”。所以，在春秋的时候，一个诸侯要去进攻另一个诸侯，从理论上讲，必须得到周天子的授权。他也不能说我要称霸，要当超级大国，还得说我是为了维护周天子，是周天子派出来的“维和部队”。所以，他事情不能做得太过分。而且，能够让对方屈服，跟他签条约，就达到了称霸的目的，也就不能再打。再打，说不过去，在国际社会也会孤立。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当时的战士都是贵族，这是春秋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春秋时期，人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这是阶级。贵族又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是等级。前三等贵族，都是有领地的，是“领主”。士呢？没有领地，但有权利。有什么权利？三个。第一是祭祀权，第二是参政权，第三是参战权。平民和奴隶，就没有这些权利。所以，春秋时期跟古希腊一样，当兵是非常光荣的。平民和奴隶，还没有资格。

这样一来，战争，就成了贵族的专利。一旦有战争，原则上是国君当统帅，大夫当将军，士当战士。“战士”这个词，就从这里来——战斗的“士”。由于他们身上穿着盔甲，所以也叫“甲士”。由于他们是从军的，所以也叫“武士”。总之，所有的战士都是贵族。平民和奴隶，也参战，但不打仗。干什么？背东西。因为一个战士出征了，他要带很多东西，粮食啊，行李啊，武器啊！他的车，要由马来拉。马，晚上要吃草。于是，喂马啊，扛武器扛行李啊，这些“下贱”的事情，就由平民和奴隶来承担。贵族要做的事情，是体面地去战斗。

战争既然是体面的事，贵族的事，那就要有贵族气派、君子风度；就必须彬彬有礼，恪守游戏规则，讲究费厄泼赖。这是春秋时期的战争。

战国时期就完全两样了。第一，战争的目的，不再是称霸，而是“兼并”，也就是吞并别人的国家。所以，结果也不是“签约”，而是“灭国”。第二，战争的主力，也不再是贵族，而是平民，所以也没什么“风度”可讲。第三，战争的方式，也不再是“角斗”，而是“杀人”。有些国家，比如秦国，甚至规定以首级论功。就是打完仗以后，战士们拎着一堆脑袋回来，你八个，我五个。然后根据这个给予奖励，甚至可以由平民升为贵族。所以，战国时期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杀人如麻，不择手段，旷日持久。比如秦赵长平之战，就从四月打到九月。最后，秦将白起，一次坑杀降卒四十万人。当然，古人记录的数字，是要打折扣的。可是，四十万打个对折，也有二十万。再打个对折，十万。再打个对折，五万。活埋五万人，也很恐怖啊！但是，这样的记录，在战国时期比比皆是。

这就是《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时代背景。为了让大家了解得更清楚，我们再讲两个战争实例。

两个战例

这两个战例，一个是齐楚召陵之战，一个是秦赵长平之战。前者发生在春秋，后者发生在战国。这两次战争，可谓天差地别，最能看出春秋与战国的区别。

先说齐楚召陵之战。

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56年，记载在《左传·僖公四年》。这一年，齐桓公为了称霸，联合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组成联军，进攻蔡国。打败了蔡国，又要打楚国。楚国当然就得到消息了，就派了一个大使过去，进行交涉。楚国使者的话，很有名。他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这里我稍微交代一下。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特别讲究礼仪的。礼仪之一，就是国君和国君、诸侯和诸侯，不能说话，说话就是失礼。怎么办呢？各派一个代理人去说，但要用国君的口气，因为他是代表国君说话。所以，楚国这个使节，就用楚王的口气说：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呢，住在老南边，“风马牛不相及”啊！什么意思？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到了发情的时候，雌性的就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的闻到就跑过去了。这就是“风”。所以楚国的使节说，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马谈恋爱，也跑不了这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来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齐国这边，桓公是不能说话的，就由国相管仲来回答。管仲就说了一大堆，基本上都是强词夺理。比如管仲说，我们的征讨，是得到了授权的。那么，请问谁的授权？召公。授权给谁？太公。这两个，是什么时候的人？西周初年。大家想想，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至于攻打楚国的理由，也有两条。一条叫做“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还有一条叫做“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什么意思？原来，当时诸侯各国，都对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周天子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这就是“尔贡包茅不入”。至于周昭王，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君主。他南巡来到汉水的时候，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就是“昭王南征而不复”。事情，大约也是有的。于是管仲就用齐桓公的口气说：所以寡人要来打你，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这两个，显然都是借口。发动战争，从来都是要找借口的，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但楚人不能说这是借口。因此楚国的大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君上去问汉水好了。就是说，小的过错他认了，大的他不认。

这就谈不拢。谈不拢怎么办？各自回去，准备打。齐国的军队继续前进，楚国的军队也开了过来，两军对垒在召陵。开战之前，齐桓公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楚国的统帅屈完也同意。于是两个人坐同一辆战车检阅部队。齐桓公说，看到寡人的军队了吧？用这样的军队去作战，谁能挡得住（以此众战，谁能御之）？用这样的军队去进攻，哪座城攻不下来（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楚国的统帅就说，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谁敢不服呢？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告诉君上，我们楚国以汉水为护城河，以方城山为城墙。贵国的军队虽然人多，怕是没有用武之地。齐桓公说，我们起兵，难道是为了寡人？是为了贵我两国永远友好嘛！楚国的统帅就说，这也正是鄙国寡德之君的愿望啊！最后呢？签订盟约，然后双方收兵回国。所以这场战争，其实是“不战之战”。

再说秦赵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0年，《史记》的《赵世家》《白起王翦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及《资治通鉴》都有记载。事情的起因，是争夺上党。上党，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当时属于韩国，是韩国的一个郡。公元前262年，也就是长平之战前两年，秦昭王采用应侯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兵攻下了韩国的野王（在今河南省泌阳县）。野王，是上党通往韩国国都的渡口。渡口一断，上党就成了“孤岛”。守，是守不住的。何去何从呢？最便当的办法，是干脆将上党郡拱手相让，献给秦国，以土地换和平嘛！然而上党的郡守冯亭，却另有主张。他的主张，是献给赵国。因为他很清楚，秦国对于上党，是志在必得的。现在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会跟赵国过不去。这就能把祸水引向赵国。赵国受到秦国的军事威胁和攻击，就会跟韩国亲善。韩赵两国联合起来，也就可以对付秦国了。

问题是赵国干不干。对此，赵国君臣，也有争议。平阳君赵豹就反对。他认为，第一，天上掉馅饼，这叫“无故之利”，不是什么好事。第二，韩国这么做，明摆着别有用心，是“欲嫁其祸于赵也”。第三，秦国攻下野王，断绝上党和韩国的联系，就是想让上党不战而降。人家费了老大的劲，我们来坐享其成，他会干吗？

可是，赵国的国君孝成王，却无法拒绝这“挡不住的诱惑”。他说，平时我们出动百万大军，耗时几年都攻不下一座城池。现在一下子就得到十七座，这样的好事上哪找去？平原君赵胜等人也支持。于是，赵国就把上党“笑纳”了。

这下子秦国当然不干。公元前260年，秦昭王派左庶长王龁（龁读如河）领兵进攻韩国，很快就拿下了上党。上党的人民，纷纷逃往赵国，被安顿在长平。四月，秦将王龁攻赵，赵国则派廉颇御敌。廉颇虽然是名将，赵军却实在不是秦军的对手。六月一次战斗，七月一次战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廉颇很清楚，敌强我弱，敌客我主，最好的策略，是打持久战。所以，廉颇决定凭险固守，死拖硬扛，一直扛到敌人疲惫不堪、给养不足、士气低落，我方有机可乘的时候再说。

遗憾的是，赵孝成王对廉颇的持久战不感兴趣，对敌人的“反间计”他倒信以为真。反间计是秦相范雎使的。他花大价钱派人到赵国散布流言蜚语，说秦国并不害怕廉颇，因为廉颇反正就要投降了。秦国最害怕的，其实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赵孝成王听了这话，还当真就任命赵括取代廉颇，担任长平战场的统帅。

赵孝成王的这个决定，遭到了蔺相如和赵括之母的强烈反对。蔺相如反对，是因为他深知赵括名不副实。赵母反对，则是因为她深知赵括的自以为是。他们也都知道，赵括虽然熟读兵书，却没有作战经验，根本就不会打仗，是个纸上谈兵的角色（纸上谈兵这个成语，就以赵括为典型）。赵奢生前就说，打仗，是要死人的。但是括儿说起来，却那么轻松容易，这还有不坏事的？可惜赵王听不进去，一意孤行。

这就便宜了秦国。秦王立即任命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并下令严格保密。果然，踌躇满志的赵括到了军中，就把廉颇的战略战术、军纪号令，全都改了，还撤换了军官。然后下令出击，准备大干一场。白起呢？假装战败，落荒而逃，其实是诱敌深入。同时又暗中派了两支奇兵，穿插迂回，突然袭击。一支绝断了赵军的后路和粮道，并形成包围态势。一支将赵军拦腰截断，使其首尾难顾。秦王得到消息，亲赴河内郡征调十五岁以上壮丁赶往长平，阻截赵国的援兵和军粮。赵军被围得结结实实，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坐以待毙。

到了九月间，赵军断粮，已经四十六天，军队内部暗中杀人来吃。赵括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五次冲锋，都打不开一条出路。绝望之下，赵括亲自披挂上阵，率领精锐部队强行突围，却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军没了统帅，哪里还有战斗力？也只能束手就擒。

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场战争，赵军“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白起王翦列传》则说，赵军“四十万人降”，白起“挟诈而尽坑杀之”。这样算下来，真正战死的竟只有九分之一，九分之八是战败后被冤杀的俘虏，这可真是惨绝人寰！

战争到了这一步，也确实需要“兵家的思考”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由于《吴子兵法》已经失传，《孙膑兵法》残缺不全，我们今天只讲《孙子兵法》。实际上，《孙子兵法》也是最重要的。它被尊为“武经之首”，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那么，孙子的思想是什么？

战争与和平

有人说，孙子是“反战”的，是“和平主义者”。

有没有道理呢？有。第一，春秋战国，确实有“反战言论”，有“和平主义者”，比如墨子，比如老子。第二，《孙子兵法》的《谋攻篇》，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句话，过去一般都这样翻译：打一仗胜一仗，并不是顶尖高手；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就能让敌人屈服、投降，才是最高境界。不战而胜嘛！

那么，怎样才能不战而胜？孙子也有说法，叫做“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就是谋略；交，就是外交。这些都是非战争手段。比如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就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马良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后来成都武侯祠赵藩的《攻心联》，也说“自古知兵非好战”。孙子的话，如果也这样理解，那他的“和平主义”，就可谓“疑似”。

但是，对于这种解释，我心里一直犯嘀咕。犯嘀咕也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不理解这样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会安排在《谋攻篇》。我们知道，《孙子兵法》的结构，跟《论语》不一样。《论语》二十篇，篇与篇之间是没有逻辑关系的，每篇的内容也并非同一主题，篇名不过取自第一句话。比如《学而》，取自“学而时习之”；《为政》，取自“为政以德”。《孙子兵法》十三篇，却是每篇一个主题。篇与篇之间，也有逻辑关系。比如它的第一篇，叫《计篇》或《始计篇》。这一篇讲什么呢？讲战争的策划。战争之前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怎样计算，我们怎样谋划，这是做战争的准备。第二篇叫《作战》。讲什么呢？野战。就是讲把军队开到疆场以后，怎么打。第三篇叫《谋攻》。讲什么呢？攻城。因为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已经不像春秋早期那样，把人家打败，追五十步就不追了。这个时候是追的，可能一直追到人家国都的城下，再攻下来，把这个国家灭掉。这就是“战”与“攻”的区别，即“合陈（阵）为战，围城曰攻”。唐人李筌在注《孙子兵法》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作战》就是讲野战的，《谋攻》就是讲攻城的。《孙子兵法》前三篇，对应的正是当时战争的三个阶段——庙算、野战、攻城，李零先生称之为“战争三部曲”。（《兵以诈立》）

这就有问题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为什么要放在攻城阶段讲呢？在《始计篇》讲，不行吗？一开始，就策划好，通过政治谋略和外交手段让对方屈服，不是更省事吗？退一步说，在《作战篇》讲，也行。野战的时候，难道就不要“不战而屈人之兵”？难道野战的时候，就该往死里打；攻城的时候，就要往活里做？讲不通啊！

第二，除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还讲过“反战”吗？没有。事实上，《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都在讲战争，讲打仗，没有一篇讲“反战”。它的最后两篇，一篇讲火攻，一篇讲间谍。这两个，一个“残忍”，一个“卑劣”，都没有和平主义所必需的人道精神。实际上，如果孙武当真是赞赏“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就让敌人屈服、投降”的，就应该再写一篇《不战》或《非战》或《免战》，而且应该放在卷首才对呀？为什么不呢？

这些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最近，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读到一篇文章，让我茅塞顿开。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涵义》。作者署名“洛克”，发帖网友为“小园香径长”。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校勘学中的“本校法”，得出一个结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应该理解为“短缺”或“不足”。这是有道理的。第一，屈，确实并不一定就是屈服，也可能是短缺、不足、亏欠，比如“理屈词穷”就是。理亏了（理屈），就没话说（词穷）嘛！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宾语，是兵，不是人，也不是国。也就是说，并非屈人之国、屈人之人、屈人之君，而是“屈人之兵”。兵，当然可以理解为“军队”，但也可以理解为“军事力量”。因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应该这样理解：在攻城之前，先让敌人的军事能力（包括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严重短缺，根本无力抵抗。接下来，就有可能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但要说清楚，这个目标，只是攻城阶段的战术目标。至多，也只是战役目标，绝非战略目标。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战术目标或战役目标，是攻城阶段的？

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攻城的成本太高，代价也太大。在当时的条件下，攻城几乎都是旷日持久、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事。《谋攻篇》说，准备攻城的工具、器械，就得三个月。然后要在敌人的城下堆土，构筑攻城用的土山，又三个月。六个月下来，将领已经非常地焦躁，就驱赶着战士像蚂蚁一样往上涌。可是，对方难道就不反抗吗？这六个月时间，人家就没做准备吗？结果，是我方战士死了三分之一，城还攻不下来。这就是攻城的代价。或者说，是孙子看到的代价。比这更严重的，是唐人李筌注《孙子兵法》时提到的：后魏太武帝攻盱眙城，战士轮番上阵往前冲，掉下来一个，又冲上去一个。最后，弄得“尸与城平”，也没能攻下来。这样的代价，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此攻之灾也）！

事实上，一旦攻城，对方是一定会死守的。为什么一定死守呢？因为对方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从国境线上一路败退回来，退到自己家里，实在退无可退。而且，这个城里面保存着宗庙和社稷，祖宗和家人也都在这里。一旦城破，敌人进来，很可能会把宗庙社稷都毁了，甚至会屠城，后果不堪设想。困兽犹斗，他怎么能不拼一死战呢？显然，硬攻一个城市，只能是迫于无奈。能不攻，就不攻。

这就要谋划，所以叫“谋攻”。怎么谋？孙子的说法，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就是“挫败”。首先挫败敌人的政治谋略，其次挫败敌人的外交手段，再次挫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实在不行，才去攻打敌人的城池，因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伐谋、伐交，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是为“上策”。伐兵和攻城，都是真刀真枪地硬干，成本最高，代价最大，是为“下策”。这是成本的考虑。

除了成本，还有效益。在《谋攻》篇，孙子开宗明义就讲效益——

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这里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全”，“国”又是谁的？有人说，全就是“保全”。国呢？有人说是敌人的。这就奇怪。战争，又不是慈善事业，为什么要保全敌国？有人说是自己的，这也不通。你都打到敌人城下，都进入攻城阶段了，怎么还要考虑保全本国？本国没有危险嘛！再说了，如果“全国”之国是“我国”，那么，“全军”之军岂非也是“我军”？春秋兵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五百人为一旅，一百人为一卒，五个人为一伍。你对自己的保全，都到“伍”了，请问这仗还打不打？也没这么保全实力的吧？

其实，“全国”的解释有问题，“破国”的解释就更麻烦。请问，什么是“破国”之国？有人说是国家。那好，我再问，偌大一个国家，怎么“破”呢？其实，这里的“国”，并非“国家”，而是“国都”，即“都城”。春秋时代，诸侯的封域，叫“邦”。邦，才相对于今天的“国家”。国，则是都城，是邦的中心。国之外，是郊，是野，是鄙，再外面是疆。那是野战的地方，即“疆场”。野战之后，是攻城。因此，“破国”就是“破城”。都城一破，国就没了。谁的都城？当然是敌人的。兵临城下的，是“我军”嘛！

这就清楚了。“破国”之国既然是敌国，“全国”之国当然也只能是敌国。只不过，“全国”之全，并不是“保全”，而是“完整地得到”。因此，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意思就是：攻破这座城市，活捉或杀死其国君，是下策。让他们举城投降，让我军得到一座完好无损的国都，才是上策。这不是“发慈悲”，也不是“维和”，而是真正的“全胜”。

这，就是孙子心目中的“战争与和平”。

成本与效益

其实，孙子根本就不可能是“和平主义者”，因为他是军事学家，也是军事家。他自己，是要指挥战斗的。而且，《孙子兵法》十三篇，也既不是“纸上谈兵”，又不是“自娱自乐”，而是要派用场的。什么用？打仗。给谁用？吴王。他这本书，就给吴王阖闾看过。为什么给他看？知道他有野心，想称霸。你说，孙子怎么会反战呢？

实际上，孙子不但不反战，而且野心还不小。什么野心？全。这个“全”，不仅是“全胜”，也是“全得”。还是在《谋攻篇》，在讲完攻城的成本代价之后，孙子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要理解这段话，还是得讲点历史。前面说过，孙子是春秋晚期的人。春秋的战争，从早期到晚期，目的都是“争霸”，所以说“春秋无义战”。这，就是“必以全争于天下”的“争”。但是，争霸的方式，早晚不同。早期，只要对方服软、认输、装孙子、签条约，一般也就不打了。胜利的一方班师回国，失败的一方国不破，家不亡。晚期，则要“灭国”。那些失败的小国，弄不好就没了。也就是说，在春秋晚期，争霸战争已经开始转化为兼并战争。

兼并就要灭国，灭国就要攻城。只要攻下敌国的都城，灭国就是一句话、几分钟的事情。所以，“拔人之城”与“毁人之国”，是一致的。拔人之城，多半是为了毁人之国。所谓“毁人之国”，也不是要把人家的城池都毁了，房子都烧了，人民都杀了。没那么麻烦。春秋时期的灭国很简单，只要把社稷和宗庙毁了就行。社稷，就是社坛和稷坛。社坛祭祀土神，稷坛祭祀谷神。人民“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白虎通·社稷》），所以，社稷就是产权和主权的象征。宗庙，则是祭祀国君列祖列宗的，是政权和治权的象征。庙没了，就只能去当“亡国之君”。南唐李后主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李煜《破阵子》），就是这个意思。

灭国既然如此简单，那就不用多费手脚。更何况，兼并的目的，原本就是“得到”，不是“毁灭”，当然是得到的越多、越完整，越好。这就是“全”，也就是效益。相反，旷日持久地打攻坚战，自己损失惨重，最后得到一座空城，则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这就是成本，或成本与效益。因此，孙子主张，一定要以“全胜全得”的原则，去争霸于天下（必以全争于天下）。只有这样，才成本最低（兵不顿），效益最高（利可全）。

这就是所谓“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也就是说，挫败敌人的武力，靠的不是硬打硬拼；占领敌人的城池，靠的不是强行攻坚；兼并敌人的国家，靠的不是旷日持久。这才是攻城略地、兼并别国的高超谋略和正确方针（此谋攻之法也）。因为只有这样，才最合算。

显然，这不是发慈悲。作为超一流的军事家和军事学家，孙子绝不会愚蠢到把战争看作慈善事业。所以，一旦不能“全国”，多半还是要“破国”的。为了实现争霸的目的，孙子只会用“霹雳手段”，不会有“菩萨心肠”。只不过在他看来，破国、破军等等，是下策，是不得已。很清楚，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全国为上”，正是这位“精算师”精密计算的结果。他要的，是“产出投入比”和“效益最大化”啊！

由此可见，孙子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而是“战争经济学家”。而且，正是出于对成本和效益的考虑，孙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慎战。

慎战，是孙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就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话意思很清楚：战争，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不可以不认真研究。那么，研究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孙子的结论，是轻易不要发动战争。为什么呢？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打不起。孙子算过一笔账。他说，派十万军队出去打仗，常规的开销要“日费千金”。因此而不能正常从事农业生产的，也多达七十万户（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因为派一个士兵出去打仗，后方就要七个人来供养他。再加上社会不安定（内外骚动），百姓服劳役（怠于道路），实际损失更大。（《孙子兵法·用间》）这个成本太高了！

第二，拖不起。我们知道，当时的战争，首先是疆场作战，然后是兵临城下。野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从国都出发，走到国境线上，再深入敌后。这么长的运输距离，供应和补给都是问题。长途运输吧？疲于奔命。就近购买吧？物价飞涨。结果是什么呢？是军力耗尽，财力枯竭，国库空虚，是“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则“十去其六”。如果一打几个月，这个仗是打不起的。当然，孙子也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食于敌”，也就是吃敌人的，在敌国解决供给问题。但是第一，你要吃得着；第二，能吃也有限。因此，应该做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也就是兵员不一再征集，粮草不多次运输。宁肯笨笨地速战速决（拙速），不可为了取巧而久拖（巧之久）。总之，“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因为对于战争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第三，输不起。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不用多讲。因此，孙子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就是说，作为君主，你不能一恼怒就发动战争；作为将领，你不能一生气就发起进攻。孙子说，你今天恼怒，明天还可以高兴（怒可以复喜）；今天气愤，明天还可以快乐（愠可以复悦）。但是，“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兵法·火攻》）。一旦战败，你后悔都来不及。

所以，孙子提出“十二字方针”，叫做“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就是说，没有十足好处，就不要采取行动；没有必胜把握，就不要随便用兵；不到危急关头，就不要轻易开战。总而言之一句话——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这句话，《九地篇》和《火攻篇》都有，可见孙子之重视。实际上，《孙子兵法》通篇都贯穿着成本意识和效益意识。这句话被反复强调，并不奇怪。

这就要计算。而且，在决策阶段就要算，叫“庙算”。庙，就是庙堂，也就是朝廷。就是说，开战之前，先在家里算好。用什么算呢？用小棍儿，有骨头做的，有竹子做的。它的名字，就叫“算”，也叫“策”，也叫“筹”。这三个字，都是竹字头。可见当时这东西，还是竹子做的多。庙算的时候，谋士、谋臣们，就用它来比划，所以也叫策划、筹划。怎么比划？一件事情，有什么好处，就在好处这边放根小棍儿。有什么坏处，则在坏处这边放一根。或者说，这个好处是我方的，就放在我方这边。这个好处是敌人的，就放在敌人这边。这些放下来的小棍儿，就叫“筹码”。标志着有利条件的，就叫“胜算”。最后，数一数两边都各有多少筹码。这就叫“计算”，也就是统计一下，看看两边各有多少根“算”。然后再算一下百分比，看看我方有“几成胜算”。这样算下来，就知道打这一仗，合算不合算了。合算就打，不合算就不打。这就是《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要讲的事情。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孙子在进行战争策划的时候，考虑的就是一个字——利。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就是“唯利是图”。讲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讲战争，总是说正义啊，道德啊，都是这种讲法。而孙子讲的战争的目的，就是效益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见解！你想嘛，战争的成本那么高，没有效益，何必要打仗呢？就算是正义的战争，反侵略战争，在具体作战的时候，难道不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吗？难道不希望我方将士尽可能少牺牲，敌人那边尽可能快完蛋吗？战争的经济学，岂非所有的参战者和领导人都应该考虑的？

胜与败

从“战争经济学”出发，孙子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善战。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只有“善战”，才可能实现战争中“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问题是，什么叫做“善战”，怎样才算“善战”？

孙子之论“善战”，主要集中在《形篇》（也叫《军形》）。在短短三百七十多个字中，孙子一口气说了五个“善战者”，一个“善用兵者”，两个“非善之善者”。这两个“非善之善者”，一个叫“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一个叫“战胜而天下曰善”。前一条的意思，是说战斗之前就能预见到胜利，但这种预见，并没超出一般人的认识。这样的将领，不算真正的“善战者”，倒也说得过去。不好理解的是后一条——打了胜仗，大家都说好。这就奇怪。难道打了胜仗大家都没表示，都不夸他，才是真正的“善战者”？

哈！孙子的意思，正是如此。他说——

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这就是说，真正的善战者，他取得的胜利，既不会有谋略之名，也不会有英武之功。什么运筹帷幄，智慧过人；什么神机妙算，料事如神；什么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什么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这些美誉，都跟他不搭界。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只不过是在战争中没犯错误（战胜不忒）。第二，他只是战胜了容易战胜的人（胜于易胜者也）。第三，他甚至只是战胜了已经失败的人（胜已败者也）。如此而已。

这可真是“说得轻巧，卖根灯草”。难道善战者的胜利，只不过是捡了便宜？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就不是《孙子兵法》了。实际上，孙子的意思是说，真正善战者的胜利，是建立在必胜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是“必胜”，所以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同样，正因为是“必胜”，所以还没开始，敌人就已经失败了。

那么，怎样才能“必胜”？

这就要分析：哪些人会胜，哪些人会败。孙子的回答是——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这话意思很清楚：但凡胜利者，都是先有必胜的把握，然后再去打。但凡失败者，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再说。先打了再说，就没有胜利的？当然有，还不少。战场上，瞬息万变，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敌人决策错误，自己上门送死的都有。但在孙子看来，这只能叫“侥幸”，并非“必胜”。必胜，就只能胜券在握，然后再打。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所谓“先胜而后求战”，讲的是“主动进攻”（求战）。敌人兵临城下，强行破营攻城之类，就不在此例。那是想战也得战，不想战也得战的。事实上，孙子这本书，原为争霸战争而写。他讲的，都是争霸。这种战争，主动权掌握在那些大国和强国手里，当然可以“吃柿子拣软的捏”，专挑弱的小的下手。何况古代的正规战争（游击战、遭遇战不算），从策划、准备、动身，到开战，往往有很长的时间。双方的军队，开到战场以后，要先扎营、布阵，有时还要择日、宣战。这样，即便两军对垒，也不一定就非打不可。自知不利的一方，也可以选择不战。因此，就算是两强争霸，也可以反复掂量、盘算、拿捏，可以先谋而后动，算好了再打。比方说，没有胜算，就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时机成熟，再发起进攻。公元221年的夷陵之战，东吴统帅陆逊，就是这么对付刘备的。当时，刘备率军顺江东下，与吴军对峙在夷陵。吴军将领纷纷要求出击，陆逊却另有主张。他不但不出击，反倒下令大踏步后退，把数百里的崇山峻岭都让给刘备，自己坚守在猇亭前线，拒不应战。这样一拖七八个月，等到蜀军运输困难，给养不足，斗志越来越涣散，士气越来越低落时，陆逊才出手。结果，一仗打得刘备满地找牙，最后病死在白帝城。

第二，所谓“先胜而后求战”，只是孙子的主张，你也可以不同意。想想也是，世界上，哪能每件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呢？一定要稳操胜券才动手，有些事情恐怕就别做了。其实，在我看来，打仗就像做生意，有时是要凭直觉的。可惜，凭直觉就能胜利和成功的，是天才，而天才总是少数。所以，听孙子的话，也没错。至少，在求战之前，你要有足够的把握和准备。有备则无患，盲动就只能靠侥幸了；而侥幸，是靠不住的。

那么，已有胜算，就一定胜利吗？未必。孙子说——

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

这就是说，最会打仗的，也只能保证自己不会失败，却未必一定战胜敌人。为什么？因为最后的胜败，取决于敌人。比如陆逊能够打败刘备，就因为刘备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放弃了可以水陆并进的有利条件，让水军上岸，在山林之中安营扎寨，还连成一片。这就等于把自己置于败军之地。结果，陆逊只搞了一次火力侦察，就有了办法。他命令士兵每个人带一把茅草，到了刘营就放火，在放火的同时进行攻击。这就是有名的“火烧连营”。可见，陆逊的胜利，要感谢刘备。刘备不犯错误，结果就难讲。所以孙子说——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这意思也很清楚：败不败，在自己。胜不胜，在敌人。败不败，为什么在自己？因为自己不犯错误，就不会失败。胜不胜，为什么在敌人？因为敌人不犯错误，自己就不会胜利。相反，如果自己犯错误，自己就失败。敌人犯错误，敌人就失败。总之，谁犯错误，谁失败。错误，都是自己犯的。因此，所有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可以看出孙子的思路。是什么呢？胜与败，失败比胜利重要。敌与我，敌人比自己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你刚才不是说，错误都是自己犯的，失败也都是自己败的，那就应该自己重要啊，为什么敌人更重要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失败比胜利重要。战争的结果，无非三种：胜、败、平。其中，自己胜利，最好；自己失败，最坏；不胜不败，中等。那么，我们自己，能够争取到哪一种呢？中等。因为最会打仗的人，也只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嘛！所以，争取“最好”，得让敌人失败。避免“最坏”，则要避免自己失败。自己不败，就能“保本”。进一步，还能争取“红利”。了不起，不赔不赚，打个平手。失败，是不是比胜利重要？

这就要分析、研究、琢磨，找到失败的原因。原因也无非两种，一是自己犯混，二是敌人使坏。秦赵长平之战，就二者兼而有之。不过自己犯混，是没救的。读再多的兵书，也没用。敌人使坏，却可以对付。怎么对付？一是不被敌人忽悠，这就能“保本”。二是反过来忽悠敌人，这就有“红利”。敌人，可不比自己重要？

问题是怎么做。《军形篇》也有两句话——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孙子这两句话前面，都有“善战者”三个字，可见是“善战之道”。意思也很明白，就是首先要站稳脚跟，然后再等待敌人的错误。一旦敌人出现失误，马上抓住不放。当然，积极主动一点，还可以引诱敌人失误。说白了，就是“为自己做准备，让敌人犯错误”。这样，就既能“立于不败之地”，又能让敌人成为“已败者”。

不过，这就又有了两个问题：第一，怎样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如何让敌人犯错误？

怎样立于不败之地

怎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讨论这个问题，最便当的办法，是先看看，哪些将领容易犯错误，容易被打败。有哪些呢？五种：拼命的、怕死的、暴躁的、自尊的、心软的，《孙子兵法·九变》分别称之为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实际上是五种致命弱点。孙子认为，有这五种致命弱点的人，都不适合带兵打仗，至少不能成为优秀的将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性格特征，都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敌人发现了这些弱点，就会想办法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采取错误的行动、错误的方针。

是这样吗？是。比如第一危，叫什么呢？必死。什么是“必死”？就是还没上战场，就不打算回来了。有人会说，这不是勇敢，不是视死如归吗？怎么不对呢？因为这种想法，勇敢倒是勇敢，但勇敢得没有道理。要知道，战争追求的不是“必死”，而是“必胜”。打仗也不是去“送死”，是去“杀敌”。你自己先死了，杀什么敌？这就不叫“打仗”，只能叫“拼命”了。拼命的结果，是被敌人利用。你不是想死吗？我也正好想让你死。那我就成全你，你死去吧！更何况，不怕牺牲，就难免鲁莽。不懂得保护自己，就不可能消灭敌人，反倒可能被敌人消灭。因此，一个将领，如果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打仗，这样的人，是可以让他死在战场上的，也是可以战胜的。这就叫“必死可杀”。

第二危，叫“必生”。什么是“必生”？就是还没上战场，先想着要活着回来。这就与前一种刚好相反，却同样要不得。战争，是一定会死人的。能活，是“幸存”。怕死，就别当兵。所以孙子说，贪生怕死，就可以俘虏他。因为你一打过去，把他打疼了，打怕了，打败了，他肯定投降。这就叫“必生可虏”。

不过，求生，是人的本能。只要有一线希望，大多数人也都是想生还的，哪怕是“侥幸”。只有被逼入绝境，置于死地，才会拼死一搏。那时，你就算不想拼命，也得拼了。所以，有时候，高明的将领也会故意这样做。比如公元前204年韩信攻赵，就曾“背水为阵”，也就是背靠河水布阵。这样一来，前面是劲敌，后面是急流。后退必死无疑，奋战还有生机。因此，汉军将士，无不以一当十，最终大获全胜，还杀了赵军统帅陈余。

韩信这一招，其实来自《孙子兵法》，这就是《九地篇》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韩信在事后，也是这么对手下解释的。但这一招，只有高手才能用。因为他把“必死”和“必生”统一起来了，还“反其道而用之”。你不是怕死吗？那我就让你先“死”，把你放在“死亡线”上。这个时候，怕也没用了，只能战斗，还得拼命战斗。这样一来，“必生”就变成了“必死”。而且，这个“必死”，还不再是弱点，而是优势。它的结果，也不再是“可杀”，而是“不可杀”。所以，我们看问题，得讲辩证法，不能认死理。

第三危，叫“忿速”。什么是“忿速”？就是急躁、暴躁、易怒。你一刺激他，他就跳起来，像只好斗的公鸡。孙子说，这样的人，可以戏弄他，叫“忿速可侮”。怎么戏弄？设计。什么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打草惊蛇、欲擒故纵，都用得上。因为忿速之人，特点是做事不过脑子，哪能看出是计？也只有上当受骗中圈套的份。这就好对付了。

第四危，叫“廉洁”。这一条奇怪！廉洁奉公，怎么会是弱点？克敌制胜，难道要靠贪污腐败不成？原来，这里说的“廉洁”，是“好名”。廉洁之人，多半爱惜羽毛、看重名誉。对于他们来说，名誉往往比生命还重要。孙子说，这样的人，就可以羞辱他，叫做“廉洁可辱”。羞辱他，又怎么样呢？很可能会像忿速之人一样，跳起来。跳起来就中计了。

显然，第三危和第四危，结果是一样的。忿速之人也好，廉洁之人也好，都可能由于对方的刺激，而沉不住气，甚至失去理智。失去理智，就会冲动，所以必须克制。只不过，对付羞辱，恐怕更难。因为忿速之人多半是大老粗，廉洁之人则多半是士大夫。士大夫，可是最要脸面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嘛！是的，我可以不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也可以不怕刀山火海、九死一生，但我不能不要名誉，不能忍受羞辱。因此，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大约是做得到的。要说“羞辱不能动”，就难。为什么？心理障碍太大。

于是，羞辱士大夫，就成了战争中难以抵御的“心理武器”之一。比如公元234年，司马懿迎战诸葛亮，两军对峙一百多天。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不理不睬，诸葛亮就把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送去了。结果司马懿勃然大怒，上表魏明帝，请求皇帝批准他出战。魏明帝当然不会批准。不但不批准，还派了卫尉辛毗手持杖节，守在军营门口，这才算是止住。（《晋书·宣帝纪》）所以，唐人杜牧注《孙子兵法》时就说，以司马懿的聪明、睿智、沉稳，尚且“不胜其忿”，何况一般人呢？

不过这事也有两说。仍据《晋书·宣帝纪》，诸葛亮就认为司马懿的“请战”，不过是做秀。诸葛亮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要真想打，还用得着“千里而请战”？此说如果成立，那就是诸葛亮按照“廉洁可辱”的规律，刺激了司马懿一下。司马懿呢？则假装受到刺激，趁机做了一把秀。这样理解，也很好玩。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优秀的将领，确实应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篇》）。过于看重名声，也是会被人钻空子的。

第五危，叫“爱民”。爱民为什么不好？因为爱民，就有顾忌。敌人也就可以利用这个心理，不断骚扰，甚至以民众为“人质”，进行要挟。这就叫“爱民可烦”。

这一条，也麻烦。爱民不好，难道置人民群众的生死安危于不顾，就好？所以，现在翻译《孙子兵法》的人，就只好想方设法打圆场。比方说，翻译为“过于爱民”“溺爱民众”“只知爱民”“所谓爱民”等等。哈，这就是“你不懂他的心”了。依我看，孙子的意思，其实是“不能心软”。战争，毕竟是一件残酷的事。战争的胜败，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来不得半点心慈手软。如果你这也疼，那也爱，这仗恐怕就甭打了。

或许有人会问，你说的，就能代表孙子的心思吗？我想能，因为有《孙子兵法》的其他说法为据。在《九地篇》，孙子讲了“将军之事”（将读去声），也就是统帅军队的原则。这些原则，可是一点都不心软的。比方说，要蒙蔽士兵的耳目，让他们对军事行动一无所知（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率领他们奔赴战场，要像登上高楼却撤去梯子一样，让他们没有退路（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率领他们深入敌后，要像射箭一样，让他们一直往前冲（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还要像赶羊一样，把他们赶过来，赶过去，不知到底要去哪儿（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请问，这里面可有些许爱心？

或许有人会说，此处没有别处有。在哪？在《地形篇》。没错，在这一篇，孙子确实说了“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话。但他同时也说，如果过分厚养却不能使用（厚而不能使），一味溺爱却不能指挥（爱而不能令），违反纪律也不能整治（乱而不能治），那就等于娇惯出一个骄横的儿子（譬若骄子），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不可用也”。

由此可见，如果说孙子“有爱”，那也是为了“有用”。实际上，孙子讲得很直白——把士兵看作赤子，是为了让他们赴汤蹈火（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把士兵看作爱子，是为了让他们视死如归（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只不过手段。因此，可以有“赤子”，有“爱子”，不能有“骄子”。

这并不奇怪。再说一遍，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事情，也是极其严重的事情。作为三军统帅，高级将领，军事长官，只能铁石心肠，不能婆婆妈妈、黏黏乎乎、拉拉扯扯、磨磨唧唧。同样，作为军事学家，孙子的态度，也只能是理性，理性，第三个还是理性。

理性，是《孙子兵法》的灵魂。孙子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言，比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比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始计篇》）等等，也都贯穿着理性精神。不过我更看重的，还是他这“将有五危”。因为正如《作战篇》所言，真正懂得用兵的将领，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国家安危的主宰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统帅和将领的心理素质不好，军队和国家的灭顶之灾，没准就在他的一念之差，正所谓“覆军杀将，必以五危”。所以，这是根本。抓住这个根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其他的，都是技术问题。那些技术问题，诸位有兴趣，可以慢慢琢磨，我就不多讲了。

如何让敌人犯错误

立于不败之地，只能“保本”。要想获取“红利”，还得让敌人犯错误。如何让敌人犯错误呢？说白了也只有两个字——利害。前面说过，战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动。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就更是如此。因此，在战争中，就不能不考虑成本和效益。或者说，考虑获取和损失。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固然不对。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也不合算。因此，孙子告诫后人，战争的经济学原则，就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这条原则，可以用于自己，也可以用于敌人。怎么用？帮敌人打算盘。或者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或者让他们觉得危在旦夕，他们就一定会跟着我们的指挥棒走。当然，帮敌人打算盘，所有的数据，都得是假的，或者真真假假、半真半假。

所以，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就是利和害；三刀，就是威胁、利诱、忽悠。威胁，就是让他们“因危而战”；利诱，就是让他们“因利而动”；忽悠，就是让他们“以为有得”。这三刀，都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原则的反用。

有战例吗？有。这里可以讲两个，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为什么讲这两个？因为都是孙膑指挥的。对手，也都是魏国将领庞涓。这两次战争，《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孙膑兵法》都有记载，但某些地方有出入。咱们也就别太较真，权当故事听吧！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与庞涓原本是同学。后来，庞涓到了魏国，当了魏惠王的将军。魏惠王，就是《孟子》一再提到的梁惠王。他是魏国的国君，因为把国都迁到了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又叫梁惠王。魏惠王的祖父是魏文侯，父亲是魏武侯。他自己继位以后，二十多年间做到最强，是战国群雄中第一个称王的（楚人称王是在春秋）。

庞涓到了魏惠王那里，很受重用。但他有一块心病，就是知道自己的能力，比不上孙膑。于是，庞涓就做了一件缺德事。他把孙膑同学悄悄叫到魏国，然后栽赃，害他受了膑刑和黥刑。膑，就是剔掉膝盖骨；黥，就是在脸上刺字。孙膑受了膑刑，所以叫“膑”。庞涓认为，一个脸上有字、站不起来的刑徒，是不可能当什么三军统帅的。天底下最牛的军事家，那就只可能是自己了。至于孙膑，庞涓为他设计的前途，是藏起来，没脸见人。

孙膑呢？倒是藏起来了。他先是藏在了齐国使者的车子里，后来又藏进了齐将田忌的府邸中。而且，由于田忌的推荐，孙膑还成为齐威王的座上宾。这就注定了孙膑与庞涓，迟早会有一战。设计陷害孙膑的庞涓，也注定要受惩罚。

机会说来就来。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甲士八万人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情急之下，赵国向齐国求援。于是，齐威王就任命田忌做统帅，孙膑做军师，发兵救赵。孙膑因为是腿断了的，就坐在车子里面，外面蒙上帷帐，跟着田忌出去打仗，给田忌出主意。田忌就问孙膑，我们怎样救赵国呢？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既然赵国的国都邯郸被围了，那就应该直奔邯郸。然而孙膑的主意却是奔大梁，进攻魏国的国都。因为庞涓作为魏国的将领，当他自己的国都被人家攻击的时候，是不能不回来救的。要救，就得撤兵。庞涓撤兵，邯郸也就解围。反倒是他自己，匆匆忙忙往回赶，功亏一篑不说，还劳民伤财。这就既解救了赵国，又让魏国损失惨重，确实一箭双雕。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后来还成为“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可惜，这只是一个故事。史实可能是，齐军并没有直奔大梁，而是在半路攻打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县）。魏军也没有回师，而是全力攻城，并拿下邯郸。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拿它来说事，因为“围魏救赵”的主意，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孙子兵法·虚实》说——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这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总是能够调动敌人，却不被敌人调动。能让敌人自己来，靠的是利诱；能让敌人不敢来，靠的是威胁。其实，能让敌人不得不来，也靠威胁。庞涓攻克邯郸以后，人困马乏，齐军趁机向大梁发起进攻，庞涓也不得不回师救国。孙膑算定魏军必经桂陵（在今河南省长垣或长葛），就在桂陵设下埋伏，狠狠地教训了庞涓一顿。这就是桂陵之战。孙膑这一招，当然不是“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但如果“活学活用”，大约也可以杜撰一句话，算作“能使敌人不得不至者，害之也”。至于“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马上就会讲到，因为它就体现在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起因，仍然是魏国攻打别人，齐国去救。打谁呢？说不清。光是司马迁，就提供了好几种说法。《魏世家》说，魏国攻打的是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田敬仲完世家》也说，魏国攻打的是赵国，但向齐国求援的是韩国，因为韩国跟赵国是哥们。《孙子吴起列传》则说，魏国攻打的是韩国，而且是联合赵国一起去打，赵国又变成了魏国的同伙。反正这回，齐国又出来插一杠子，又坏了魏国的好事。于是魏惠王大怒，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领，率领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杀向齐国。

齐国这边，派出的将领仍然是田忌，军师也仍然是孙膑。他们率领的“维和部队”，当时已经到了外黄（今河南省民权县）。这时，孙膑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孙膑说，魏国的军队，一贯瞧不起我们齐国，认为我们齐国人都是胆小怕事的。我们这次，也一定要给他这样一个印象。怎么做？第一，撤退，从外黄往马陵撤。马陵在哪里？说法不一。较多的学者，主张就是原来属于山东、现在属于河南的范县。第二，减灶。具体地说，就是埋灶做饭的时候，第一天挖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挖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挖三万人吃饭的灶。这样一来，给庞涓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齐国的军队不到三天，就跑一半了。这就是《孙子兵法·始计》所谓“能而示之不能”（明明能，但告诉敌人不能），也就是忽悠。

庞涓果然上当受骗。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国人是胆小鬼！于是，庞涓舍弃了他的步兵，带着精锐部队，日夜兼程，一路狂追。孙膑呢，也算准了庞涓赶到马陵，必定是晚上。马陵道路狭窄，地势险要，正是打埋伏的好地方。孙膑就如此这般地做了一系列安排，然后稳操胜券地以逸待劳，单等庞涓来送死。

当晚，庞涓的部队如期追了过来。这个时候，他一门心思只想生吞活剥了孙膑，心切呀！赶过来以后，天已经黑了。但见黑黝黝一片树林，只有一棵树上有一片白。庞涓就下令钻木取火，点起火把来，看看咋回事。结果，魏军举着火把来到树前，发现这棵树被削了皮，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明白，自己中计了，但也来不及了。魏军一行字没读完，齐军已是万箭齐发。原来，孙膑早将一万弓箭手埋伏在周围，而且下达了“看见火光就射箭”的命令。魏军的火把，等于是发信号。自知大势已去的庞涓只好自杀，魏国的那位太子也做了俘虏。这就是马陵之战。

现在看来，庞涓这个人，兵法真是没学好。《孙子兵法·兵势》说得很清楚——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也就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让他往哪他往哪，给他什么他拿什么。用小便宜引诱他，用大部队等待他。这几条，孙膑都做到了，庞涓也都照办了。孙膑要他去马陵，他就“从之”；要他占便宜，他就“取之”。要他中埋伏，他就钻进去。很“配合”嘛！

这就是“让敌人犯错误”的三招：威胁、利诱、忽悠。说到底，就是“兵以诈立”（《军争篇》）。孙子为什么要说这话？因为在他的时代，春秋早期、中期那种温文尔雅、行礼如仪、费厄泼赖的战争，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尔虞我诈、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不能再“温良恭俭让”，不能再把战争当“奥运会”开了。实际上，《孙子兵法》一开始，也就是在《始计篇》，就说得非常明确——

兵者，诡道也。

这是对的。战争，不是慈善事业，也不是“学雷锋”，没那么多道德诚信可言。要讲道德诚信，只有不要战争。或者说，只有在和平环境中和法治前提下的公平竞争，才能讲道德和诚信，也应该讲道德和诚信。战场上，就讲不得这个。相反，还要把威胁、利诱、忽悠那一套，玩得不动声色、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怎么玩？我想起了一个人。谁？老子。此公，恐怕也是精于此道的。是不是呢？看完下一章，诸位自有判断。

老子的方法

老子与孙子

有三个问题，得先声明一下。第一，我讲老子，不讲人，只讲书。第二，书也不全讲。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过的，就不讲，或者少讲。那些内容，请大家看我的两本书。一本叫《先秦诸子》，另一本叫《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第三，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没有谁能够在一次讲座里都讲完。我们今天，主要讲他怎么看问题。所以，本章的题目，就叫《老子的方法》。

讲老子，为什么不讲人呢？因为老子是个什么人，讲不清楚。先秦诸子当中，最说不清的，就是老子。要知道，所谓“老子”，其实就是“老先生”。老先生，可多了去。我个人认为，写《老子》这本书的，跟司马迁《史记》里面有传的，不是同一个人。理由和证据，我在《先秦诸子》一书中已经说清楚了，这里不重复。

其实，讲书，也不容易。首先，版本就有很多。粗分，有两种传本，一种叫《道德经》，还有一种叫《德道经》。《道德经》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第一章的开头，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德道经》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第一章就是《道德经》的第三十八章，开头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就是《德道经》。为什么会有两个传本呢？李零先生的说法，是老子的学说，有两个学派在传承。其中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还有一个，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道家系统传下来的，是《道德经》；法家系统传下来的，是《德道经》（请参看李零《人往低处走》）。这是粗分。如果细分，那版本就更多了。所以，下面我讲到《老子》某句原文的时候，可能会跟大家听到、看到的，不太一样。请别奇怪，也别以为又出了“硬伤”。当然，我会尽量使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即通常所谓“今本”。但是，如果“今本”明显有问题，我也会根据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改过来。这一点，要请大家谅解！

难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子》究竟是一本什么书，说法也很多。比如历史上一直有人说，《老子》是兵书。谁说的？唐代的王真，宋代的苏辙，现代的章太炎、毛泽东。这几位，不会“满嘴跑火车”。他们这样说，肯定有道理。《老子》这本书，直接或间接地谈兵论战，大约有八九处。从这些论述看，老子应该懂军事。比如《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以奇用兵”，就跟孙子说的“兵者诡道”（《始计篇》）和“兵以诈立”（《军争篇》），很是一致。所以我在上一讲的最后，就说老子恐怕也是精于“诡道”的。历史上那些会用兵的人，也大多喜欢老子。实际上，老子虽未必懂“兵法”，却懂“兵道”。对于真正的军事家来说，老子兵道的意义，也不亚于孙子的兵法呢！

那就来比较一下老子和孙子。

老子和孙子，许多地方还真像。比如《老子》第六十八章说，会当兵的不英武（善为士者不武）；会打仗的不愤怒（善战者不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与敌人交锋（善胜敌者不与）。为什么不要英武？因为英武就好斗。这就类似于孙子的“必死可杀”。为什么不要愤怒？因为愤怒就失控。这又类似于孙子的“忿速可侮”。至于为什么不与敌人交锋，则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境界嘛！（均请参看前一章）《老子》第七十三章甚至还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敢冲上去的就死，敢不冲上去的就活。为什么？因为“必死可杀”嘛！不过，老子在讲这道理时，把“勇”与“敢”区别开来了。在他看来，冲上去只能叫“敢”，不冲上去才叫“勇”。也就是说，不做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还更需要勇气。因为这不是“不敢”，而是“敢不”。敢不，才是最大的勇敢。这个道理，我在《先秦诸子》一书讲过（请参看该书第六章第三节），这里不重复。

把“敢不”看作最大的勇敢，这就是“兵道”了。当然，孙子也讲“兵道”，比如“兵形象水”（《孙子兵法·虚实》）。什么叫“兵形象水”？就是说，用兵之道，形兵之法，就像水一样。水，都是“就低不就高的”；兵，也应该“吃软不吃硬”（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都是“地势如何就如何流”；兵，也应该“敌人咋样就咋样打”（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并不一定非得怎么流；仗，也不一定非得怎么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用兵打仗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像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又变幻莫测。就算别人能看出一点名堂，那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总之，只要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那就是用兵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叫“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孙子兵法·虚实》）。

这又很像老子。因为老子也有一句名言，叫“上善若水”（《老子》第八章）。两个人都用水打比方，也都说像水最好。老子和孙子，是不是挺像？

不过依我看，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因为老子的“水”跟孙子的“水”，并不在一条“河”里流。老子的“上善若水”，跟孙子的“兵形象水”，也满不是一回事。老子的意思是说，水，它对万事万物都有好处，却跟谁都不争，总是让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且让到了谁都看不起、瞧不上的最低级、最卑贱的地方（处众人之所恶）。它就安安静静、与世无争地待在那里，流向那里。结果呢？反倒最接近于“道”（故几于道）。

很显然，老是老，孙是孙。孙子讲的是用兵，老子讲的是做人。孙子讲“水往低处流”，意思是“吃柿子拣软的捏”，专挑敌人虚弱的地方下手。就像水，哪儿低，哪儿有空隙，就往哪儿去。老子的意思，却是做人要低调。就像水，怎么低姿态，就怎么来。老子跟孙子，一样吗？不一样吧！

实际上，老子这个人，或许懂军事，却是个不喜欢战争的。比如《老子》第三十章就讲，以正道辅佐君主的，不穷兵黩武，不争强好胜，不以武力争霸于天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因为战争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军队走到哪里，哪里就遭殃（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在第三十一章，老子说得更明白。他说，兵（武器、暴力、军事力量），不是“君子之器”，而是“不祥之器”。只有万不得已，才能用（不得已而用之）。就算被迫使用，也应该淡然处之，不能张牙舞爪，叫“恬淡为上”。打了胜仗，也不能得意洋洋，不能讴歌赞美，叫“胜而不美”。因为讴歌赞美胜利，等于是喜欢杀人（是乐杀人）。喜欢杀人的，不可能得天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所以，打了胜仗，不能开庆功会。那应该开什么？追悼会。这就叫“战胜以丧礼处之”。为什么？因为死的人太多，只能哭，不能笑。这就叫“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

看来，老子反对战争，很可能是因为他反对杀人，尤其是反对乱杀人。在第七十四章，老子警告当权者，千万不要代替刑法部门去杀人。代替刑法部门杀人，就像代替木匠砍木头一样（是谓代大匠斫），没有不砍到自己手指头的（希有不伤其手矣）。

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就更是“代大匠斫”了。因此，战争，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在第四十六章，老子说，天下有道，战马都用来耕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怀孕的母马都被征用，小马驹都生在疆场了（戎马生于郊）。那么，为什么战争还是没完没了？老子认为，是由于贪婪。接下来，老子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这就清楚了。老与孙，大不同。孙子只是主张“慎战”，并不“反战”，反倒津津乐道于“善战”。老子，才真是“反战”的。

问题是，既然反战，为什么又要讲“兵道”呢？

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论兵是为了反战。但这种解释有问题。因为老子的论兵，是真讲军事。否则，他的书，就不会被看作兵书。第二种，兵道里面或者后面，还有别的“道道”。老子论兵，不过借壳上市、借题发挥，比如讲做人要“知足”等等。这倒很有可能。

那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兵道与人道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老子》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这段话，是《老子》这本书当中，最“地道”的“军事学论述”。它就是讲战争的，没有反战的意思。只不过，它有不同版本。版本不同，意思也不同。现在诸位看到的，是流行的版本。通常的翻译，则是这样的：用兵的人都说，我不敢主动进攻，只敢被动防守；不敢前进一寸，只敢后退一尺。这就叫“摆开阵势，却没有阵势；举起胳膊，却没有胳膊；面对敌人，却没有敌人；紧握武器，却没有武器”。在战争中，最大的祸患就是轻敌。轻敌，就几乎丧失了自己的珍宝。所以，两军相遇而势均力敌，充满悲情的一方必定胜利。

按照这个版本和这种解释，老子的意思，就该是“哀兵必胜”和“后发制人”了。实际上，“哀兵必胜”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哀兵为什么就必胜呢？因为他是挨打的，是被侵略、被伤害、被欺辱的。敌人打进我们的领土，掠我财物，杀我人民，辱我妻女，毁我家园。是可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必定同仇敌忾，奋起抗争，拼死一搏。于是，满腔悲愤就会变成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哀兵必胜；也所以，老子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你一定不能主动进攻，你只能后发制人。

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解释，讲得通吗？讲得通，但有问题。什么问题？接不上茬。哀兵必胜，跟“祸莫大于轻敌”有什么关系？跟“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等等，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主动进攻的，就一定轻敌？难道保家卫国的人，都不需要有阵势（行无行），不需要有胳膊（攘无臂），不需要有武器（执无兵），甚至不需要有敌人（扔无敌），只需要有悲情就行了？当然，所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来翻译：摆开阵势，就像没有阵势；举起胳膊，就像没有胳膊；面对敌人，就像没有敌人；紧握武器，就像没有武器。这也是讲得通的，因为老子喜欢说“就像”，比如“上善若水”。但是，这跟哀兵必胜、后发制人，又有什么关系？

看来还得另做解释。比如李零先生，就把“哀兵”解释为“以哀礼看待用兵”（《人往低处走》）。这也是有道理的。前面说过，老子的主张，就是要像开追悼会一样对待战争，要“以丧礼处之”嘛！所以，部队的礼仪，是“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因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老子》第三十一章）。如果这样做，就是“哀兵”。

可惜，这还是回答不了前面提出的问题。以哀礼看待用兵，固然不会主动进攻，却也未必轻敌呀！老子为什么要发出警告，要说“祸莫大于轻敌”呢？他这警告，是对谁的呢？

显然，悲情也好，丧礼也好，都不能解释“哀兵”。靠谱的解释，应该是“慈爱”。劳健的《老子古本考》，就是这样解释的。有道理吗？有。因为“祸莫大于轻敌”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叫“轻敌几丧吾宝”。老子的“宝”，有几个？三个。是什么？一个叫“慈”，即“慈爱”；一个叫“俭”，即“节制”；一个叫“不敢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所谓“几丧吾宝”，指的就是这三个。原文，则在第六十九章的前面，在第六十七章。

或许有人会问，是这样吗？是。因为第六十七章，也是论兵的。而且老子说得很清楚：慈爱，就勇敢（慈故能勇）；节制，就广大（俭故能广）；不打第一枪，就能成为领袖和首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可是现在有些人，却放弃慈爱，去追求勇敢（舍慈且勇）；放弃节制，去追求广大（舍俭且广）；不知道谦和退让，却一门心思只想争当老大（舍后且先）。老子说，这是找死，死定了（死矣）！相反，如果以慈爱之心去战斗，就战无不胜；以慈爱之心去防守，就坚不可摧。这就叫“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为什么呢？因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天爷想救助谁，就会用慈爱之心去呵护谁。

很清楚，“几丧吾宝”的“宝”，就是慈爱、节制、不打第一枪，而且首先是慈爱。于是，就在“几丧吾宝”的后面，老子紧接着说了“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句话。故，是“所以”的意思。因此，“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段话，应该这样翻译：在战争中，最大的祸患就是轻敌。轻敌，就几乎丧失了“慈爱、节制、不打第一枪”这三件珍宝。所以，两军相遇而势均力敌，充满慈爱之心的一方必定胜利。

然而我们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轻敌，怎么就不慈爱呢？对此，陈鼓应先生有一个解释。陈先生说，轻敌是好战的表现。轻敌必多杀，多杀必伤慈（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所以，轻敌与不慈，是有关系的。这当然也通，但逻辑上还是有漏洞。因为轻敌的，未必都多杀。就算死人多，那也多半是自己人。打了败仗么！弄不好自己都死了。这就实在只能算是“轻敌”，不能算是“不慈”。同样，不慈的人，也未必都轻敌。历史上那么多屠城的，难道都轻敌？显然，轻敌与不慈，没有必然联系。老子这个“故”字，用得蹊跷。

其实，说蹊跷，也不蹊跷。为什么？因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段话，恐怕原本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呢？是——

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宝矣。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这段文字，是从哪里来的？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来。马王堆《帛书老子》有两种，一种叫甲本，一种叫乙本。上面这段话，是综合甲乙两种版本的结果。

那么，这个版本，跟前面那个版本，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轻敌”与“无敌”。也就是说，“祸莫大于××，××几丧吾宝”这句话中的××，今本都写作“轻敌”，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两种都写作“无敌”，原文则是“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宝矣”。无敌也不是“无视敌人”，不是“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如果这样理解，就跟“轻敌”没有区别了。应该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即“无敌于天下”的“无敌”。

这就对了！为什么对了？因为一支军队或者一个人，如果当真天下无敌，或自以为天下无敌，他还会心慈手软，克制自己，不打第一枪吗？不会。可见，不是“轻敌则不慈”，而是“无敌则不慈”。因此，老子的这段话，应该这样翻译：在战争中，最大的祸患就是没有对手，或者自以为天下无敌。无敌，就会丧失“慈爱、节制、不打第一枪”这三件珍宝。所以，两军相遇而势均力敌，充满慈爱之心的一方必定胜利。

现在我们知道老子“兵道”的后面，是什么“道道”了。什么“道”呢？人道。

的确，老子很可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或者有“人道精神”。他的反战，就是证明。不过，老子大约也清楚，完全消灭战争，多半并不可能。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手握兵权的人，不要逞勇，不要嗜杀，不要穷兵黩武、争强好胜。实在要打，也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不为已甚。这就是第三十章所谓“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引文据《帛书老子》，下同）。老子还说，战争，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了。成功了不骄傲（果而勿骄），成功了不得意（果而勿矜），成功了不炫耀（果而勿伐），知道成功是不得已（果而毋得已居），这就叫“只求达到目的，无意耀武扬威”（是谓果而不强）。因此，他强调慈爱，强调节制，强调不打第一枪，并把“无敌于天下”看作最大的危险（祸莫大于无敌）。

不过，这样讲，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前面那句“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云云，不好解释。原来，这句话，也是被后人改过的。原文，应该是“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所谓“乃无敌”，按照楼宇烈先生《王弼集校释》的解释，即“无人与之为敌”。所以，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摆开阵势，却没有阵势（行无行）；举起胳膊，却没有胳膊（攘无臂）；紧握武器，却没有武器（执无兵）；这就是“无人为敌”了。

可惜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大了。无人与之为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说“祸莫大于无敌”，而且还要紧接着就说呢？难道在“人道”的后面，老子还藏着别的“道道”？

言外之意

还是让我们重看第六十九章。当然，这回不能再用“今本”了，得用根据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校正过的版本。它应该是这样的——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宝矣。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这段话，按照前面的理解，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用兵的人都说，我不敢主动进攻，只敢被动防守；不敢前进一寸，只敢后退一尺。所以说，摆开阵势，却没有阵势；举起胳膊，却没有胳膊；紧握武器，却没有武器。这就是“无敌”了。无敌，是最可怕的。没有什么比“无敌”更害人。因为一旦“无敌”，就会丧失“慈爱、节制、不打第一枪”三件珍宝。所以，两军相遇而势均力敌，充满慈爱之心的一方必定胜利。

现在，请大家从头到尾读一遍，顺畅吗？

哈！更不顺畅了，是不是？一方面说，慈爱就天下无敌，就战无不胜；另方面，又说无敌是最大的祸患，最要不得。那么，无敌，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是要，还是不要？

也只有一种解释，即“乃无敌矣”的“无敌”，跟“祸莫大于无敌”的“无敌”，不是同一个意思，也不是同一个主体。前面那个“无敌”，是“找不到攻击对象”。楼宇烈先生的《王弼集校释》，就是这样解释的，谓之“欲就敌相争而无敌可就”。后面这个“无敌”，则是“没人打得过他”。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就是这样解释的，谓之“无有敌过他的对手”。这两种情况，显然不可能是同一个主体。说白了，前一个讲敌人，后一个讲自己。

这下子，老子的话就好理解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说“人要有慈爱之心”。有慈爱之心，就不敢主动进攻，只敢被动防守；不敢前进一寸，只敢后退一尺。结果呢？敌人打过来，想摆开阵势，却没有阵势可摆（行无行）；想举起胳膊，却没有胳膊可举（攘无臂）；想紧握武器，却没有武器可握（执无兵）。或者说，敌人摆开阵势，却等于没有阵势；举起胳膊，却等于没有胳膊；紧握武器，却等于没有武器。为什么？找不到攻击对象么！这就是所谓“无敌”了（乃无敌矣）。但，这是敌人“无敌”，不是我们“无敌”。敌人无敌，也不是因为他们战无不胜，而是我们不跟他打。对手都找不到，可不就“无人与之为敌”？所以，敌人并不“牛”。同样，如果因此认为我们“牛”，也大错特错！正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所说，所谓“无敌”，并非因为我们多么厉害，多么强大，多么不可战胜。相反，是因为我们无意以武力争霸天下（非欲以取强无敌于天下也），也根本就不想打仗，这才弄得敌人无战可胜，也才显得我们“天下无敌”。而且，这种状态，是在仓促之间因为不得已，才实现的（不得已而卒至于无敌），没什么了不起！可惜，人，都是容易犯糊涂、翘尾巴的。他很可能会把“敌人找不到对手”，看作“没有人是自己的对手”，错解了“无人与之为敌”。那样一来，可不就会把“慈爱、节制、不打第一枪”这三件珍宝，都给丢了？因此必须高度警惕，把“无敌”视为最大的祸患（斯乃吾之所以为大祸也）。

显然，所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讲的是敌人。所谓“祸莫大于无敌”，警告的是自己。那么，所谓“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说的又是谁呢？

是敌人，也是自己。为什么？因为一旦我们自己丧失了“三件珍宝”，变得杀气腾腾（失慈）、自高自大（失俭）、不可一世（敢为天下先），矛盾对立的双方就会转化，事情的结果也会变化。怎么变？敌我双方，各自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由挨打的变成打人的；敌人，则由打人的变成挨打的。结果，按照“谁打人谁倒霉”的逻辑，自然是变得对敌人有利。原因，则因为我们自以为天下无敌。所以，老子才会谆谆告诫大家“祸莫大于无敌”。

不过，这样讲，还是有问题：难道敌人一挨打，就变成“充满慈爱之心的一方”了？如果变不成，怎么能说“抗兵相若，则哀者胜”呢？

看来，哀兵之哀，也得重新解释。怎么解释？不是“慈爱”，是“被慈爱”。被谁慈爱？天。《老子》第六十七章讲得很清楚，老天爷想救助谁，就会用慈爱之心去呵护谁（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嘛！可见，慈爱的主体，是天。所以，“哀者胜矣”这句话，不能翻译为“充满慈爱之心的一方必定胜利”，应该翻译为“被老天爷慈爱的一方必定胜利”。

那么，老天爷慈爱呵护谁？

弱者。他的“天平”，是向弱者“政策倾斜”的。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慈，是一种指向性很明确的爱，而且就是长者对幼者，强者对弱者，大的对小的。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就叫“慈”（慈爱）。子女爱父母，则叫“敬”（敬爱）。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位老人很“慈祥”，不能说孩子“慈祥”；可以说父母是“慈父慈母”，不能说子女是“慈子慈女”。

作为“自上而下”的爱，慈又分两种。一种是心疼，即“疼爱”；一种是怜惜，即“怜爱”。疼爱，是长对幼，比如老奶奶对小孙子。怜爱，是强对弱，比如大男人对小女人。得不到疼爱或怜爱，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恶、讨嫌，那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还有一种则是强势、强大，也就用不着心疼或怜惜。

哈，清楚了。你想得到老天爷的慈爱呵护吗？那你就得是个弱者。而且，最好是被动挨打、可怜兮兮，心中充满忧伤和悲情，也就是“哀”。哀则怜，怜则爱，爱则慈。老子说“哀者胜矣”，道理其实就在这里。他不说“慈兵”，而说“哀兵”，道理也在这里。

这就又回到了“哀兵”一词的原来解释——“充满悲情的一方”。不过在老子这里，哀兵必胜，并非因为他们同仇敌忾，奋起抗争，拼死一搏，而是因为能够得到天的呵护。相反，如果无敌于天下，或者自以为天下无敌，那老天爷就不管你、不帮你了，因为你不招人怜爱么！老天爷的呵护帮助可是至关重要，所以说“祸莫大于无敌”。

现在，我们可以把《老子》第六十九章重新翻译一遍。先再看原文——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宝矣。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这段话，加上解释和串联，翻译过来就是：用兵的人都说，我不敢主动进攻，只敢被动防守；不敢前进一寸，只敢后退一尺。因为真正懂得用兵的人，是以“慈爱、节制、不打第一枪”，为生死存亡之道、克敌制胜之宝的。于是，敌人打进来，想摆开阵势，却没有阵势可摆；想举起胳膊，却没有胳膊可举；想紧握武器，却没有武器可握。或者说，摆开阵势，却等于没有阵势；举起胳膊，却等于没有胳膊；紧握武器，却等于没有武器。这就是“无人与之为敌”了。但，这是敌人“找不到攻击对象”，不是我们“不可战胜”。如果误以为我们自己“天下无敌”，那就大错特错。战争中，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因为这会使我们丧失或者丢掉那三件珍宝，也会反过来使敌人变主为客、变进为退、变攻为守，从不利变成有利。所以，两军相遇而势均力敌，总是被动挨打，充满悲情，或者说，能够使自己成为“哀者”，因此被老天爷慈爱呵护的一方胜利。

这，恐怕就是老子的“兵道”了。它的核心，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也就是“慈爱、节制、不打第一枪”这三件珍宝。它的背后，则是慈爱为本的悲悯情怀。所以，《老子》第六十九章字面上讲的是“兵道”，骨子里表达的却是“人道”。这正是他的“言外之意”。也所以，老子跟孙子虽然挺像，却其实大不相同。比方说，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让对方的军事力量挫败或者短缺；老子的“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却是对方军事力量再强，也让他打不成。事实上，孙子的“不战而胜”，是出于成本核算；老子的“哀兵必胜”，却是出于人道主义。老与孙，岂能同日而语？

但是问题又来了。慈爱的、和平的、反战的《老子》，怎么成了兵家必读之书呢？

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老子在思考和阐述这些观点的时候，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可以被兵家借鉴，甚至也可以被所有人借鉴的。这便正是他的又一层言外之意。

那我们就来看“老子的方法”。

人往低处走

先看老子的立场。

这个不说也清楚，当然是站在弱者一边。因为老天爷的天平，都是向弱者倾斜的嘛！实际上，老子喜欢的，肯定的，推崇的，不是小的就是柔的，不是柔的就是弱的，不是弱的就是虚的，要不就是卑下的，或者是原生态的。最好，是兼这些性质、特点而有之。比如水，就是柔的。女人，就是弱的。毂（读如谷，车轮中插轴的圆孔），就是虚的。谷（山谷、溪谷、峡谷），就是卑下的。朴（未经加工的木材），就是原生态的。婴儿，则又小，又柔，又弱，又原生态。所有这些，老子都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主张学习。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一项一项来看。

先看婴儿。婴儿，是老子喜欢的。《老子》全书，提到婴儿有三处，还有一处说的是“赤子”，也是婴儿。说法是什么呢？第十章说“能如婴儿乎”，第二十章说“如婴儿之未孩”，第二十八章说“复归于婴儿”，第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婴儿最好，应该向婴儿学习，最好能回到婴儿的状态。

婴儿为什么就最好呢？因为在人当中，婴儿最小，最柔，最弱啊！你看那婴儿，刚刚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时候，柔软得好多人都不敢抱。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敢抱。后来我女儿又生了个女儿，还是不敢抱。那么软，怎么敢抱？但是老子说，你把他遗弃在山林里面，老虎也不吃，豺狼也不吃，老鹰也不来叼，毒蛇也不来咬（第五十五章）。因为他太柔弱了，柔弱得你心疼，要去保护他。所以，最柔弱的，就是最安全的。

老子还说，婴儿虽然柔弱，力量却很大。婴儿的小手，总是捏得紧紧的，从来就不放开。这就叫“骨弱筋柔而握固”。虽然他最柔弱，但是他捏得最紧。如果是男孩，那小鸡鸡还能挺得直直的，翘得高高的，虽然他根本不懂做爱是怎么回事。老子说，这就叫“精之至也”，也就是精气充沛到了极致。还有，婴儿哭个不停，嗓子却从来不哑，总是歌声嘹亮。老子说，这就叫“和之至也”，也就是身心和谐到了极致。（第五十五章）可见，最柔弱的，就是最坚强的，也是最和谐的。所以，婴儿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应该回到婴儿状态去。而且，最好还是“如婴儿之未孩”（第二十章）。孩，就是笑。准确地说，是“笑出声音来”，咯咯咯地笑。老子说，会这样笑之前，是人生的最好阶段。

再说水。水，也是老子最喜欢的，“上善若水”（《老子》第八章）嘛！水的特点，也是最柔弱，同时又最坚强。《老子》第七十八章就说，天底下最柔弱的就是水，最能攻坚的也是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你石头够硬吧？我水滴石穿啊！更不要说洪水了，什么都能摧毁。所以“天下之至柔”，便可以“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也就是说，最柔弱的，就是最厉害、最所向无敌的。

再说女人。女人像水，贾宝玉就说女人是水做的嘛！女人怎么像水？柔弱。还有一条也像，卑下。水卑下，没问题，水往低处流嘛！女人怎么就卑下了？男尊女卑？对不起，不是这个意思。老子是不主张“男尊女卑”的。他的主张，是“女尊男卑”。他崇拜女人，尤其崇拜母亲。那他说的“卑下”，是什么意思？在下面。什么时候在下面？做爱的时候。这就一不小心说到房中术了。按照中国古代房中术的说法，性交的体位主要是三种：男上位、女上位和后入位。这三种，还都有说法，一个叫顺水推舟，一个叫倒浇蜡烛，一个叫隔山取火。但最常规的，是女下位。而且，中国古代的房中术认为，这种事情是女人占便宜的。因为她不用费什么劲儿，就很舒服。男人吭哧吭哧的，其实便宜了女人。何况男人再有劲儿，总有不行的时候，女人她就总行。所以，女人比男人厉害，女人比男人持久。

这就可以得出三个结论来：女人比男人好，下面比上面好，不动比乱动好。老子认为，这是普遍真理，可以用到各个方面。比方说，安邦治国和军事外交。在第六十一章，老子开口就说——

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

需要说明一下。这句话，以及后面的引文，都是根据《帛书老子》校正过的，跟大家看到的流行版本（今本）不同。这不是修改，是正本清源，回到《老子》的本来面目。理由，请参看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这里不啰嗦。有两个概念，也要解释一下。第一个，下流，不是卑鄙下流，不是耍流氓，是指“江河的下游”。第二，牝，读如聘，是雌性动物的总称。在老子这里，也可以指女人。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国应该像江河的下游，这样就能成为全天下的“女人”或“雌性”。

由此可见，老子是主张当女性、在下面的。接下来，他就讲到了房中术。老子说，普天之下的性交，都是男的在上面，女的在下面。因为女人是不动的，或者说，是被动的。她就躺在那里，等着男人上。这就叫“为其静也，故宜为下”。结果，却是女人把男人给“吞了”，弄得男人筋疲力尽，一泻千里。这就叫“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牡，就是雄性或男人。也就是说，以静制动，以下制上，赢在女人。哈，还是姑奶奶厉害！

老子说，国与国，也如此，以“谦恭自下”为好。大国谦恭自下，就能得到小国的拥戴和归附（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谦恭自下，则能得到大国的庇护和包容（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大国原本就想要有附庸国（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原本就想要有保护伞（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双方都低姿态，就能各得其所，你好我好大家好，实现“双赢”（各得其所欲）。不过，小国谦恭自下易，大国谦恭自下难。所以，老子又特别补充一句：越是强，越是大，就越要谦恭，低调，待在下面（大者宜为下）。

外交如此，军事亦然。会打仗的，也应该学女人。怎么学？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敌进我退，以柔克刚。其实，打仗跟做爱，还挺像。都是“相交”，都要发生关系。只不过，一个是“交锋”，一个是“交配”；一个是敌我关系，一个是男女关系。但，道理是一样的，规律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谁先动作谁倒霉”。比如做爱，一般地说，总是男人先进入，也总是男人先退出。来时气壮如牛，去时瘫软如泥；来时迫不及待，去时一蹶不振。所以，老子一再讲，千万别打第一枪。相反，“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真正会打仗的，总是后来居上，后发制人。

有趣的是，就在这句话后面，老子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善用人者为之下”。意思也很清楚，就是善于当领导的，一定要谦恭自下。这就又从军事说到政治了。第六十六章则说得更明白：统治者如果能够谦卑，能够克制，能够先人后己，那么，即便他尊崇在上，号令在前，老百姓也不觉得是负担，是祸害（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结果，老百姓就不会厌恶他，颠覆他，反倒乐意于推崇他的功德（天下乐推而不厌）。

很清楚，低姿态，在下面，学女人，对内就能长治久安，对外就能游刃有余，在世界上就能真当老大。看来，从房中术到帝王术，从“阴道”到“霸道”，也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在第六十六章，老子提出的学习榜样不是女人，是大江大海。老子说，江啊，湖啊，海啊，为什么能够聚集那么多水，成为“溪谷之王”呢？就因为它那个地方最低啊！高处的水，都流到它这儿来了。所以，江河湖海要成为江河湖海，就一定要比一般的溪流山谷更低。这就叫“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同样，你想成为“天下之王”吗？那你就得“为天下溪”“为天下谷”（第二十八章），或者成为“天下之牝”（第六十一章）。总之，你的姿态越低，得到的就越多。

除了卑下，还要虚空。江河湖海，还有山谷，便原本都是虚空的。虚空，才进得了水，也才盛得住水。还有第十一章讲的毂（车轮中插轴的圆孔），门窗、杯子、瓶子、饭碗当中的部分，都是空的。空，才有用，也才能用。总之，最卑下的就是最崇高的，最空虚的就是最实在的。我们甚至还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最原生态的，就是最现代化的。老子喜欢未经加工的木材（朴），就因为它是原生态的。

这就是典型的“人往低处走”了。所以，李零先生就用这句话，来做他讲《老子》一书的书名。问题是，老子为什么会这样主张？这跟他的方法又有什么关系？

唱反调与想问题

不妨再来看看，老子最推崇的，都是什么呢？婴儿、女人、水、毂、谷、朴。特点呢？幼小，柔弱，阴性，虚空，原始。可见老子的价值取向，就是求下，贵柔，崇阴，尚无，喜欢原生态。

这就跟传统的、主流的，或者说儒家的、公众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比如，中国人大多是尊老的，认为老人有经验、多智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子却说婴儿最好。又比如，传统社会讲“男尊女卑”，认为男人比女人聪明、能干、有力量，老子却说女人最好，最后的胜利都是属于女人的。再比如，通常的说法，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子却认为水往低处流，人也应该往低处走。请大家想想，这不是“唱反调”吗？

实际上，老子就是个唱反调的。在第二十章，他公开宣布了自己的种种“与众不同”。第一个，叫做“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太牢，是一种祭祀的规格。古人祭祀祖宗，祭祀神明，要有牺牲品。牺牲主要有六种，马、牛、羊、猪、狗、鸡，叫“六牲”。只用牛、羊、猪，叫“三牲”。三牲齐全，或者只要有牛，就叫“太牢”。牢，就是宝盖头下面一个牛嘛！没有牛，或者只有羊，则叫“少牢”。这里说的“太牢”，意思是盛宴。泊，就是淡泊宁静；未兆，就是没有迹象。这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普通人啊，熙熙攘攘，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就像吃大餐，搞旅游（如春登台），高兴得不得了。只有我，无动于衷，浑浑噩噩，就像婴儿还不会笑出声音来。

接下来，老子一口气说了好几个“与众不同”。他说，大家都绰绰有余，唯独我一无所有（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大家都清清楚楚，唯独我稀里糊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大家都聪明伶俐，唯独我死不开窍（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大家都想大有作为，唯独我愚昧无知，冥顽不化（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总之，大家都特把这世界当回事，只有我嬉皮笑脸，傻里呱唧，像个吃妈妈奶的顽童（而贵食母）。

老子为什么要唱反调呢？因为在他看来，好与坏，原本没有区别，没有界限。就是在这个公开唱反调的第二十章，老子开宗明义就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唯，就是唯唯诺诺。阿，通呵，就是呵斥训斥。老子说，是是是，滚滚滚，有区别吗？没区别啊！说“是是是”，说不定就是“滚滚滚”的意思。说“滚滚滚”呢，没准反倒是“是是是”。同样，那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又差多少？也没多少嘛！

这就有问题了。既然没有多少区别，为什么要反着来呢？就因为一般俗众都认死理。他们认为，好的就一定好，坏的就一定坏；最好就是最好，最坏就是最坏。实际上，哪有那么简单？比如在一般俗众看来，当皇帝是最好的。当皇帝多好呀，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其实未必。比方说，时令菜，他就吃不到。也不光是吃不到，是根本就不能让他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温室，没有大棚，也没什么反季节蔬菜。如果让他知道了什么好吃，开口就要，你上哪弄去？弄不来要杀头的，也只好瞒着他。这就还不如农民，自家园子里摘点，炒着就吃了。皇帝号称“食前方丈”，其实每天吃的就那么几种，其他菜都是装样子摆排场的。实在吃烦了，说加个菜吧，马上送来一盘炒鸡蛋。再加，也还是这个。因为鸡蛋一年四季都有，厨房里老备着。性生活也一样。说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那么多女人，爱谁跟谁。其实晚上到了某个宫里，外面就站着太监，看着沙漏，拿笔在那儿记，皇上今晚跟谁了，几点钟进去的，等等。一到点，小太监就在外面喊：万岁爷，时辰已到，保重龙体！你想多亲热一会儿都不行。这还是日常生活，更不要说还有繁忙政务和宫廷斗争，还要提防这个算计那个。那些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真是“悔不该生在帝王家”。可见，当皇帝，确实是最尊贵的，最有权力的，但同时，也最不自由，最可怜。

由此可见，我们得多一个心眼，学会反过来想问题。比如大家都说好的，可能其实未必好；都说不好，则可能其实并不坏。因此，在第二章，老子就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这段话，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天下都知道了美是美，也就同时都知道了丑是丑；知道了善是善，也就同时都知道了恶是恶。也就是说，美的概念产生之后，丑的概念也产生了；善的概念产生之后，恶的概念也同时产生。另一种解释说，所有人都认为是美，那他就是丑；都认为是善，那他就是恶。前一种解释是认识论，讲“相反相成”；后一种解释是价值论，讲“物极必反”。两种解释，都对都通。

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是有关联的。第一种解释告诉我们，美与丑，善与恶，还有后面紧接着谈到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低，前与后，等等，这些矛盾对立的双方，都是相反相成的。所谓“相反相成”，说得白一点，可以这样表述：你是你，我是我。我不是你，你不是我。这叫“相反”。但，有你是因为有我，有我是因为有你。你是我的原因，我是你的根据。因此，有你就有我，没你就没我。这叫“相成”，也就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其次，我会变成你，你会变成我；最后，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这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正面是你，反面是我。可是，只要翻个个儿，那就我变成你，你变成我。什么时候翻个儿？走到极致的时候。比方说，天下人都说是美，都说是善。这个时候，就“物极必反”了。这就是第二种解释的来由。

所以，我们不能认死理，以为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你和我，是会变的。怎么变？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比方说，正变成邪，善变成恶。这就叫“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句话，是老子在第五十八章说的。也就在这一章，老子还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就说得更透彻了：坏事，是好事的靠山；好事，是坏事的窝点。好事就萌芽在坏事当中，坏事就潜伏在好事里面。所以，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而且，坏到头，就会变好。好到头，就会变坏。如果认为是非成败都一成不变，那就大错特错。

可惜，俗人和庸人，都是喜欢“报喜不报忧”，而且“记吃不记打”的。他们总认为大家都说好的，那就一定好，一定值得追求。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他们还是“如享太牢，如春登台”。这就要唱反调，甚至给他们当头一棒。于是，在第十二章，老子告诫世人：别以为五颜六色是好东西，看多了，你眼睛会瞎（五色令人目盲）；别以为歌声乐曲是好东西，听多了，你耳朵会聋（五音令人耳聋）；别以为美味佳肴是好东西，吃多了，你舌头会麻（五味令人口爽）。还有骑马打猎和奇珍异宝，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好玩意。这两个，一个会让你心灵不安，一个会让你行为不轨（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怎么能要？总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大家都朝思暮想、趋之若鹜、垂涎三尺、梦寐以求的，那就一定是坏东西，一定要不得。

大家都想要的不能要，那应该要什么？都不想要的呗！有人这样做吗？有。谁？江河湖海。你看那江河湖海，处在海拔最低的地方。大家都不想要的，什么泥沙呀，污水呀，它们都来者不拒，承受着天下之不堪。结果呢？反倒成了“百谷王”（第六十六章）。事实上，江河湖海成为“百谷之王”，就因为它们不但卑下、空虚，而且还能藏污纳垢嘛！

江河湖海如此，人也一样。因此，在第七十八章，老子说，谁能承受一个国家所有的耻辱，那他就是一国之主（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谁能承受一个国家所有的祸殃，那他就是世界之王（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哈！原来所谓“一国之主”和“世界之王”，是个“背黑锅”的，是垃圾箱、回收站、污水厂呀！

这就太有意思了，我们不妨继续往下看。

境界与追求

实际上，就在第七十八章，在说完天子、诸侯必须“受国之垢”“受国不祥”之后，老子做了一个说明。他紧接着说，这就叫“正言若反”。什么叫“正言若反”？也就是“正话反说”。有人正话反说吗？有。谁？天子、诸侯。天子、诸侯怎么称呼自己？孤、寡、不穀。诸侯称孤道寡，天子自称不穀。什么意思？孤，就是“孤独之人”；寡，就是“寡德之人”；不穀，则是“不善之人”。呵呵，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老子在第四十二章就说，天底下最不好的称呼（人之所恶），莫过于此了。可是，我们知道的情况，却是这些“恶名”，为天子和诸侯独享，是一种最高的“待遇”。别人想用，还没资格。

那么，天子、诸侯，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呢？

也有四种解释，或者四个原因。

第一，以贱为本。这是老子在第三十九章讲的。老子说，尊贵，是以卑贱为根本（贵以贱为本）；崇高，是以卑下为基础的（高以下为基）。所以，天子、诸侯，才用恶名来称呼自己（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这倒是很符合老子的思想方法：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相反相成，则尊贵从卑贱中产生。物极必反，则卑贱到极点，就是尊贵到极点；卑下到极点，就是崇高到极点。所以，天子、诸侯，得把“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

第二，至誉无誉。这也是老子在第三十九章讲的，不过只有一种版本这么说，据说还是根据《庄子·至乐》改的。其他版本，文字不同。一种叫“致数与无与”，一种叫“至誉无誉”。致，就是招致；与，就是给予。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给个不停，等于没给；要个没完，等于没要；反复赞美，等于没赞美。因此，最好的赞美，就是不赞美。就像武则天，干脆给自己立一块“无字碑”。这，大约可以算是“至誉无誉”。

庄子说的“至誉无誉”则不同。它的意思，不是“不赞美”，而是“无需赞美”。因为根本就用不着，也赞美不了。比如天地日月，你怎么赞美？也只能说好大呀！好美呀！好辉煌呀！好明亮呀！等于没说。再说了，天地日月，需要我们赞美吗？不需要。不需要，才是最高的赞美。所以，“至誉无誉”虽未必是《老子》原文，却符合老子的思想。

其实，不但至誉无誉，至毁也无毁。记得鲁迅先生就说过，要诋毁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躲在人群里，指指点点，欲言又止，然后大摇其头。这样，大家就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坏。实际上，这个人可能一点都不坏。但“无毁”的杀伤力，却很大。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人的“罪状”都一条一条数出来，可能就会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呀”，或者说“这也没什么呀”，甚至说“我看很好呀”，等等。如果你只是摇着脑袋说“他呀，他呀”，就至少让人起疑。疑心生暗鬼。这个本来真没什么的人，没准从此就“有什么”了。这就是“无”的力量。

第三，损之而益。这是老子在第四十二章所讲，全文是“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也是解释“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的。意思也很清楚：减损就会增加，增加就会减损。减损得多，增加也多；增加得少，减损也少。减损和增加，是成正比的。因此，为了增加，就得减损。为了“加到最多”，就得“减到最少”。是啊，既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那么，天下皆知其“丑”呢？岂不就是“美”？

这三种解释，原理不同，意思一样。就是说，天子、诸侯为了得到最高的荣誉、最高的尊荣，故意“称孤道寡”，把自己说成是“不善之人”。其实，他是要当“圣上”，而且还要“独享”。否则，怎么不准别人这样自称？难怪赵朴初先生说，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这是谦虚还是自夸？这是反面的解释。

正面的解释是第四种，上德若谷。这是老子在第四十一章讲的。谷，就是山谷、峡谷、溪谷。前面说过，这是老子最喜欢、最推崇的。它的特点，一是卑下，二是虚空，三是包容。因此，所谓“上德若谷”，就是说，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人，一定谦恭卑下，兼收并蓄，虚怀若谷。实际上，“虚怀若谷”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这样看，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其本意就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应该像山谷一样放低身段、敞开胸怀”了。因为按照老子的说法，做诸侯，当天子，是要“受国之垢”“受国不祥”的。不能“受国之垢”，就不能做诸侯；不能“受国不祥”，就不能当天子。谁能“受国之垢”？孤家寡人。谁能“受国不祥”？不善之人。天子、诸侯自称孤、寡、不榖，不是名正言顺吗？

看来，这“黑锅”，天子、诸侯是非背不可的。不背，就不能“若谷”。这“垃圾箱、回收站、污水厂”，他们也非做不可。不做，也不能“若谷”。实际上，江河湖海了不起的地方，还不仅仅在卑下和虚空，更在于包容，尤其是能够包容污泥浊水、枯枝败叶，可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样，最伟大、最崇高的人，也一定能够包容一切，尤其是能够包容“最不能容于天下之人”。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只能包容谦谦君子，不能包容卑鄙小人，那就不叫“包容”了。再说了，君子，还需要包容吗？

我想，这应该是《老子》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但我不主张把这个观点，表述为“包容一切”。如果“包容一切”，那么请问，包不包容“不包容”？我是做不到的，江河也做不到。不信你把江河堵起来，看看会怎么样？对不起，发洪水了。

看来，老子这个“正言若反”，背后可能有大文章。有没有呢？有。在哪里？在第四十章，是这样说的——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反，有两个意思，一是“相反”，二是“返回”。相反，则相成；相成，则转化；转化，则返回。比方说，“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这就要“唱反调而居弱势”。唱反调，就是道的运动（反者道之动）；居弱势，就是道的运用（弱者道之用）。所以，人，就应该往低处走，往坏处想。往低处走，结果是最高；往坏处想，结果是最好。如果还能“受国不祥”，那你就是“天下之王”。这就是老子的基本观点：最柔弱的最坚强，最卑下的最崇高，最虚空的最实在，最原始的最先进。这也就是老子的思想方法：反过来想，反过来说，反过来做，反过来看问题。总之，反着来，就对；反着来，就行；反着来，就能无往而不胜。

当然，也只有反着来，才能“大”。因为“道”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反”。《老子》第二十五章就说，如果一定给“道”命名，也只能勉勉强强叫它“道”（强字之曰道），或者叫它“大”（强为之名曰大）。因为“道”太伟大了。它是最伟大的婴儿（先天地生），也是最伟大的妈妈（可以为天下母）。所以，它又是最柔弱的。也就是说，唱反调，就是道的运动；居弱势，就是道的运用；最柔弱，就伟大；反着来，就成功。

实际上我们去看《老子》一书，其中但凡被称之为“大”的，没有一个不是反着的。比如第四十一章的“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以及同一章的“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有第四十五章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都是，也都好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大器免成”。这句话，一般的版本都写作“大器晚成”（现在已经变为成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却是“大器免成”（甲本残缺）。楼宇烈、高明两位先生，认为应该是“免成”，我也这样认为。因为老子这段话，从头到尾都是在唱反调。比方说，方的特点，是“有隅”，但“大方无隅”。音的特点，是“有声”，但“大音希声”。象的特点，是“有形”，但“大象无形”。器的特点，是“要成”。照理说，则“大器”就应该“免成”；晚成，就不对了。晚成，也是“成”么！实际上，按照老子的逻辑和观点，最高级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做出来的。你做不出，他也不需要做。黄山是做出来的吗？泰山是做出来的吗？黄河是做出来的吗？长江是做出来的吗？不是。这就是“大器免成”了。所以，在第六十三章，老子就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也就是说，你反过来，不做，就能大。这在老子那里，就叫“无为”。而“无为”，大约是可以“无不为”的。

这就是老子的境界，也就是老子的追求。

真无为，还是假无为

现在，老子的方法，就讲得差不多了。诸位大约已经看出，老子的思想，是很独特的。跟其他思想、其他智慧，区别也很大。如果比较一下，应该挺有意思。

先说《老子》与《周易》。

先秦书，《老子》和《周易》是哲学意味最浓的。共同点，是都讲阴阳变化。但，《周易》喜欢变，《老子》不喜欢。《周易》认为，世界永远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有变是不变的。既然如此，就应该主动适应世界的变化，走在世界变化的前列，至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老子》呢，也认为世界总在变。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美会变成丑，丑会变成美。不过在他看来，既然反正要变，我又何必变呢？要知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第二十三章），瞎折腾什么呀！更何况，“反者道之动”。现在变过去，下次还得变回来。总之，《周易》的主张，是“唯变不变，那就去变”；《老子》的想法，则是“既然会变，何必去变”。这是《老子》与《周易》的不同。

再说老子与孔子。

老与孔，也不同。孔子讲中庸，老子唱反调。孔子的名言，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修养与质朴，应该旗鼓相当，一家一半，恰如其分。老子的名言，则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祸会变成福，福会变成祸。祸一来，福就来了；福一来，祸就来了。因此，祸不是祸，福不是福。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可见，孔子讲的中庸，是“你不吃我，我不吃你”，甚至“你让着我，我让着你”；老子唱的反调，是“你不是你，我不是我”，甚至“你才是我，我才是你”。

所以，《周易》是变革的哲学，《老子》是不变的哲学。孔子是中庸的哲学，老子是否定的哲学。这两个，都好讲。

难讲的是庄子与韩非。

表面上看，老子与韩非的区别很明显。韩非讲矛盾，老子无差别。韩非的名言，是“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一块冰和一块烧红的炭，能够长期放在一起吗？寒冷的冬天和酷热的夏天，能在同一时刻到来吗？不能。韩非还讲，一个人，不能同时卖矛又卖盾。因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总有一个要倒霉。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它的发明人就是韩非。

老子就不这么讲。老子的说法，前面也讲过，是“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是是是，滚滚滚，有区别吗？没区别。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有区别吗？也没有。为什么？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它们都是会变的嘛！这就要讲转化，不能讲斗争。可见，韩非的矛盾论，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而且“你压倒我，我压倒你”。老子的辩证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你变成我，我变成你”。所以，韩非是斗争的哲学，老子是转化的哲学。这是老与韩的区别。

不过这里有问题。什么问题？第一，《周易》在《老子》之前，有区别，不奇怪。孔子是老子的批判对象，不相同，也不奇怪。韩非却是推崇老子的。他甚至可以说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人之一，怎么差别也这么大？第二，老子思想的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庄子，一个是韩非。然而韩非与庄子，却天差地别。我在《先秦诸子》一书中讲过，庄子与韩非，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庄子认为人性本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庄子追求绝对的自由，韩非主张绝对的专制。庄子希望的，是社会的宽容；韩非强调的，则是国家的管制。如此南辕北辙，怎么都是老子的“学生”呢？

奥秘之一，恐怕就在“无为”。也就是说，老、庄、韩，都讲“无为”。但庄子是“真无为”，韩非是“假无为”。庄子这一生，宁愿住在穷街陋巷，缺衣少食，不知“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也不肯出来做官。别人请他，他还要讽刺别人。他理想的生活，是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睡懒觉，或者在江河湖海自由自在地漂。别人是管他叫牛还是叫马，也不在乎。韩非则不同。他要做谋士，为君主谋，还要设计国家制度。谋不成，就写书，告诉君主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以说是“既出谋画策，又保驾护航”。韩非，岂能“无为”？

当然，韩非也讲“无为”。但他讲的“无为”，是“君无为，臣有为；人无为，法有为”。君为什么要“无为”？因为“明君无为于上”，则“群臣竦惧乎下”（《韩非子·主道》）。君主无为，是为了让臣子害怕。何况，君主不做事，不等于别人不做。谁做？天下臣工。这叫“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臣工做事，也不是乱做，得依照制度。这就叫“以法治国，举措而已”（《韩非子·有度》）。君主自己，则阴一手，阳一手。法制写在脸上，权术藏在心里。一只袖子里藏大棒，另一只袖子里藏胡萝卜。这，就是“帝王术”了，跟庄子的“逍遥游”完全两码事。

问题是，这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于，老子的无为，也可能是假无为。

有这个问题吗？有。因为有一句话，我们弄不清老子是怎么说的。什么话？无为而无×为。这句话，有两个版本，一个叫“无为而无不为”，一个叫“无为而无以为”。无为而无不为，意思很清楚：啥都不做，啥都做了。这是“假无为”。无为而无以为，意思也清楚：啥都不做，也不想做。这是“真无为”。老子说的，究竟是哪个？不知道。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是“无为而无不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无为而无以为”。这就有点麻烦了。更麻烦的是，老子这话，两个地方都有，一个在第三十八章，一个在第四十八章。可是，《简本》有第四十八章，没有第三十八章。《帛书》刚好相反，有第三十八章，没有第四十八章。这可就怎么都说不清了。

说不清，就只有猜。我的看法，是两句都有，只不过“无为而无不为”在第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以为”在第三十八章。也就是说，真无为，假无为，都是老子的思想。因为这两句话，也可以统一。啥都不做，也不想做，却啥都做了。不通吗？也通。

实际上，按照老子的思想方法，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老子的思想，也应该如此。或者说，老子的思想，就是一枚硬币。真无为和假无为，是它的两面。庄子看见了真无为的一面，韩非看到了假无为的一面。更何况，《老子》书中，原本就有“帝王南面之术”，还有兵法或兵道。这些内容被韩非接过来，一点都不奇怪。

可惜，韩非的立场，跟老子却是相反的。老子站在弱者一边。他的主张，可以说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韩非则站在强者一边。他的主张，可以说是“天择物竞，强者生存”。弱者才喜欢讲转化。因为他受压迫，被挤对，老在下面，总想咸鱼翻身呀！至少，也得寻找心理安慰。这就得说，小的好，弱的好，卑下的好。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都不能长久，迟早会倒霉的。强者则喜欢讲斗争。反正，他有的是力量。你循循善诱也好，拐弯抹角也好，据理力争也好，他只用拳头说话。韩非的方法跟老子不同，也不奇怪。

至于老子与庄子的区别，就不讲了。要讲，也只能说庄子是“真无为”，老子是“假无为”，或者既有“真无为”，又有“假无为”。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真无为也好，假无为也罢，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老子的本意，就不重要了。陆游诗云：“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思想家的“死后是非”，就更没法管。你想嘛，《周易》和《孙子兵法》都跟企业管理挂钩了，我们又何必那么学究气呢？

不过，有为与无为的关系，倒是很有意思。排列组合一下，可以得出四个选项：以有为求有为，以无为求有为，以无为求无为，以有为求无为。以有为求有为，是墨子；以无为求有为，是韩非；以无为求无为，是庄子。那么，以有为求无为，又是谁呢？

禅宗。

禅宗，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要讲的，只不过是最后一讲。之前，要讲一下魏晋风度。为什么要讲魏晋风度呢？因为魏晋风度与《周易》、老子、庄子，都有关系。而且，从庄子的“以无为求无为”，到禅宗的“以有为求无为”，魏晋风度是一个中间环节。弄清楚了魏晋风度，就更能够理解禅宗了。

魏晋的风度

怪异的风度

讲魏晋风度，最深刻、最精彩的，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先生1927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演讲。有了这篇演讲，我们再来讲同一话题，是注定吃力不讨好的。所以今天呢，我得讨点巧，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便不讲或者少讲。没说过的呢，可以发挥一下。这一点，请大家多多原谅！

那么，所谓“魏晋风度”，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呢？

怪异的风度。怎样怪异？不妨举例说明。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在东汉末年，建安时期，曹操掌权那会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号称“建安七子”。其中一位，叫王粲。另外，则有孔融、陈琳、徐幹、阮瑀、应玚、刘祯。建安二十二年的春天，王粲去世了。按照习惯，一个人去世了以后，总要有一个悼念的仪式，要有一个葬礼。王粲的葬礼，曹丕参加了。当然，这个时候的曹丕，还不是太子。曹丕是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才成为魏太子的。但在建安二十二年的春天，他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官居“五官中郎将”，而且“为丞相副”。何况，他还是曹操的儿子。这样一位大人物，来到葬礼的现场，按照我们的想象，总该有一个什么悼词啊，讲话啊，等等。但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家都知道王粲生前，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驴叫。现在他走了，我们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给他送行吧！于是，追悼会上就是一片驴叫。这个事，现在看来真是匪夷所思。哪有一个相当于副总理的官员，去参加一个作家的追悼会，会学驴叫呢？

而且这个学驴叫的事，后来还又发生了一次。当然，这时已经不是东汉末年，是晋了。去世的名人，则叫王济。王济，字武子，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最后官至太仆（部长级，九卿之一）。王济去世以后，几乎所有的名人都来悼念他。最后来的一个朋友，叫孙楚，也是名士。孙楚来了以后，先是大哭了一场，大家也都跟着哭。哭完以后，孙楚就跟逝者说：老兄啊，你生前最喜欢听我学驴叫。今天，我就再学一回吧！于是，他又学了一次驴叫。因为他学得非常像，那些来参加追悼会的朋友，便都笑了起来。孙楚说什么呢？孙楚说：唉！武子啊武子，老天爷是怎么回事啊？居然让这帮人活着，让你死了！

大家或许会说：真有这事吗？瞎编的吧？是不是真有，我不知道。要说瞎编，那也是刘义庆。刘义庆是南朝刘宋的临川王，《世说新语》的作者。上面讲的两个故事，就记录在《世说新语》的《伤逝》篇。这本书，记载了东汉末年到刘宋之初近三百年间的人物故事。魏晋风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今天讲的，就大多来自这本书，还有刘孝标做的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同为“四大名注”，不可不注意的。

再说一个人，刘伶。刘伶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之一。前面说了，王粲是属于“建安七子”的。这时，还要算是汉。刘伶呢，则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七个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时，是魏。刘伶这个人，长得不咋的。《晋书·刘伶传》的描述，是“身长六尺，容貌甚陋”。跟诸葛亮的“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三国志·诸葛亮传》），刚好相反。所以，诸葛亮是标准的帅哥，刘伶则是典型的丑男。丑男而为名士，在“以貌取人”的汉末魏晋，并不太多。

刘伶这个人，喜欢喝酒。他的代表作，就叫做《酒德颂》。《晋书·刘伶传》说，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坐一辆鹿车，车上装着酒，到处乱走，走到哪儿喝到哪儿。这还不算离谱。更离谱的，是他让一个工人，扛把铁锨，跟在后面，道是“死便埋我”。有一次，这位老兄喝醉了酒，跟人家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就要动手。等到对方卷起袖子来的时候，刘伶却说，您那尊贵的拳头，放我这鸡肋骨上，委屈了吧（鸡肋不足以安尊拳）！人家一笑，就不打了。看来，刘伶长得虽然难看，性格倒是可爱。搁在今天，没准有美眉喜欢。

可是他太太受不了。他太太说，你这样喝下去，是不行的，你把酒戒了吧！刘伶说，我这个人，意志比较薄弱。依靠我个人的力量，这个酒可戒不了。要不这样吧，你准备一些酒肉，我来拜神，请神帮我戒了。他老婆说行，就备了些酒肉，供在神龛下面。刘伶就跪下来说：老天爷生了刘伶，酒就是他的性命（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次喝一大杯，只有酒能解醉（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女人的话，怎么能听（妇人之言，慎莫可听）！又把敬神的酒给喝了。这事《晋书·刘伶传》和《世说新语·任诞》，都有记载。

最离谱的一件事，是他喝醉了酒，会一丝不挂坐在家里。他的朋友责备他，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要走进我裤子里来？（《世说新语·任诞》）这也是非常典型的魏晋风度。

第三个例子，讲东晋有一位大将军，叫桓温。桓温很能打仗，也是一个野心家。公元347年，他带领东晋的军队，把盘踞在蜀地的一个小政权叫成汉国的，给灭了。成汉国的皇帝叫李势。桓温灭了成汉以后，就把李势的妹妹纳为小妾。李势的妹妹非常漂亮，桓温也非常宠爱她，把她藏在自己的书房里。这事在当时，也算稀松平常。可惜，桓温的太太却非同一般，是东晋明帝的女儿，叫南康长公主。公主，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的老公包二奶呢？知道以后，勃然大怒，带着自己的婢女，拿着刀就冲进去了，要杀了这小妖精。公主冲进去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据《世说新语·贤媛》和刘孝标的注，李势妹妹的头发非常长，一直拖到地上。皮肤呢，像玉一样。看见公主冲进来，还是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头发梳好，盘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道了一个万福。然后，“神色闲正”地说了一段“辞甚凄惋”的话。她说，我的国家被你老公灭了，我的家庭也被你们毁了。我根本就没有心思要什么荣华富贵，当什么大将军的二奶！如果公主今天肯开杀戒，那就是成全我了（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这下子公主感动了。她把刀往地下一扔，冲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了，你实在是太可爱了，连我看见你都心疼，何况我们家那个老色鬼呢？他哪儿扛得住啊（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从此，公主对李势的妹妹非常之好。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

还有两件事情，也很搞笑。第一件，是王浑的故事。当时叫王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名士王济的父亲，一个是大名士王戎的父亲。这里讲的，是王济的父亲。王济，前面刚刚讲过，就是晋武帝那个喜欢听朋友学驴叫的女婿，《世说新语》里面有很多他的故事。他爸这故事，在《排调》。说是有一天，王济的父亲王浑，跟他老婆两个坐着，看见他们的儿子王济从院子里走过。王浑就对他老婆说，能生这样一个儿子，这辈子够本了！他老婆说，哼，这也就是嫁给了你。要是嫁给你弟弟王沦，我生个儿子比这还棒！

另一件事，也是生儿子。记载这事的，也是《世说新语·排调》。生儿子的，则是晋元帝司马睿。皇帝生儿子是大事啊！皇家后继有人了嘛！于是晋元帝就大宴群臣，庆祝。朝廷的官员，也都给封赏。这时，有个官员叫殷羡的，就站起来说，陛下诞育皇子，普天同庆，臣等深感喜悦。只不过陛下赏赐这么多，臣等无功受禄，很惭愧啊！晋元帝说，你惭愧什么！朕生儿子的事情，还能有你的功劳？

这就是所谓“魏晋风度”了。挺好玩的，是吧？不过，如果只是好玩，就用不着放在“中国人的智慧”这个系列里面讲了。实际上，刚才讲的这些故事，这些人，也并不都怪异。真正怪异的，只有一个刘伶。学驴叫的两个故事，其实可以叫做“洒脱”。生儿子的，可以叫“风趣”。南康长公主，则可以叫“豁达”。当然，怪异的也还有。鲁迅先生讲过一些，后面我也会再讲一些。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看似荒诞或者匪夷所思的故事，其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一种崇尚和追求，那就是：真性情，高智商，美仪容。

下面就逐一说来。

真性情

先讲“真性情”，也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王珣哭谢安。王珣，是王导的孙子。王导，是东晋王朝实际上的创立者。东晋第一个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就是靠着王导，才登上帝位，坐稳江山的。所以，王导是东晋第一个执政者。王导之后，是前面说过的桓温。桓温之后，就是谢安。谢安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有句成语，叫“东山再起”，讲的就是他。因为他曾经辞官隐居在会稽东山，公元373年才又应召出山，后来担任宰相。谢安东山再起之后，名垂史册的一件事，就是打赢了“淝水之战”。因此，王导的王家，谢安的谢家，要算东晋士族中，最有权势的两个。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说的就是他们。

这样两个东晋最牛的家族，关系当然也非同一般。比如王导的孙子王珣兄弟，便都是谢家的女婿。可是后来，两家因为婚姻问题，闹得不和，翻脸了。但是，谢安去世以后，王珣还是去哭丧。走到谢家门口，看门的就把他挡住了，说我家老爷生前在世的时候，没见过你这客人。王珣把他手一拨，直接走进去，痛哭一场，然后走了。按照当时丧礼的规则，你去哭丧以后，应该还要慰问一下家属。就像我们现在开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也是先三鞠躬。鞠躬完了，还要跟站在旁边的家属握个手。但是，王珣却不跟谢安的儿子谢琰握手。这叫什么？这叫“该哭就哭”。（事见《世说新语·伤逝》）

第二个，何充顶王敦。王敦，是王导的叔伯哥哥。这也是个大将军，也是个野心家。王敦的哥哥王含在庐江做郡守，贪污腐败，声名狼藉。王敦要替他哥说话，就故意在一次集会上说，家兄在庐江，老百姓都说很好啊！这时，王敦手下有个叫何充的人却说，我就是庐江人，我听到的情况刚好相反。王敦是什么人？皇帝都要让三分的人。何充是什么人？王敦亲手提拔的人。但是，尽管明明知道会得罪人，何充还是直言不讳。这叫什么？这叫“该顶就顶”。（事见《世说新语·方正》）

第三个，罗友吃桓温。罗友是个诗人。有一天他去找桓温，说有些问题想请教。桓温就请他进来，坐下，谈话，吃饭。吃完饭，罗友就起身告辞。桓温说，你不是有问题吗？怎么不问就走了呢？罗友说，不好意思！是这样，我这辈子没有吃过白羊肉，这才冒昧登门造访。现在我已经吃了，其实没问题问，再见！然后就十分坦然地走了。这叫什么？这叫“该吃就吃”。（事见《世说新语·任诞》）

还有一件事情，挺有名的，牵涉到魏时的两位名士，一个叫嵇康，一个叫钟会。这两个，在当时的名士圈里面，也都是“大哥大”级的人物。

嵇康，前面说过了，是“竹林七贤”之一。而且在我看来，还可以算是“竹林七贤”的老大。当然，所谓“竹林七贤”，只是一个松散的朋友圈子，不是什么组织。但嵇康，可以说是他们的灵魂。据《晋书·嵇康传》，此公“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穿着虽然简朴随意（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但看见他的人，都说他“龙章凤姿”，是个极有风度、风采的人物。钟会呢，则是魏朝开国元勋钟繇的小儿子，从小就聪慧过人，饱读诗书。他先后辅佐过司马师、司马昭，是司马家族的心腹。后来司马昭灭蜀汉，他是统兵将领之一。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会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不愉快，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了。

钟会和嵇康，怎么会不愉快呢？大约钟会对嵇康，起初是很仰慕的。不但仰慕，还有些畏惧。《世说新语·文学》说，钟会曾经撰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叫《四本论》，很想让嵇康看看。但是，他又怕嵇康看过以后，提出问题，自己答不上来。所以，他到了嵇康家门口，始终不敢把书从怀里掏出来。犹豫再三，最后咬咬牙，隔着墙，扔了进去，然后掉头就跑（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这个记载如果可靠，那么，钟会对嵇康，是又敬又畏的。

当然，钟会后来还是去见嵇康了。见嵇康的时候，钟会的地位应该已经非常地高了。据《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简傲》以及刘孝标的注，当时钟会带了一大帮朋友，前呼后拥，冠盖如云，浩浩荡荡地，就开到了嵇康的家里面。嵇康在干什么？在打铁。嵇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铁。嵇康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柳树。一旦有了兴致，他就在这树下“锻铁”。不过，嵇康的打铁，恐怕不是为了谋生，因为并不收费。亲朋好友拎只鸡、拎壶酒来，则欣然接受，边吃边聊，坐而论道。所以，嵇康的打铁，在我看来是“玩酷”。

这其实也是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的一种时尚。当时的社会风尚，是上层社会的人，喜欢穿平民的衣服，做些体力劳动。比如周瑜的“羽扇纶巾”就是。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贵族，有身份的人，应该穿丝绸、戴帽子。平民，则穿布衣、戴头巾。以周瑜的身份而羽扇纶巾，那就像美国总统穿牛仔裤，是玩酷了。同样，刘备的编草鞋，也是。在早年，还可能是因为生活困难。成为豫州牧以后还编草鞋，就是雅事。其实雅与俗，也是可以转化的。有些很俗的事，很可能变得很雅。事实上，按照前面说过的老子的思想方法，大俗即大雅。附庸风雅，反倒俗不可耐。总之，周瑜的戴头巾，刘备的编草鞋，嵇康的打铁，都是雅。

嵇康在那儿打铁，帮他拉风箱的是向秀。向秀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同时又是大学问家，大哲学家，给《庄子》做过注的。钟会来了以后，嵇康“扬槌不辍，傍（旁）若无人”，向秀也不理他。钟会就在旁边看着，看了一阵子也没人搭理他，只好走了。这时，嵇康才开口说话。嵇康说，听到什么你来了，看见什么你走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听到了听到的我来了，看见了看见的我走了（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当然很不愉快。那么，嵇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钟会呢？人家毕竟是慕名而来，岂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礼貌吧！

也有三种可能。第一，钟会是司马昭的红人和心腹，嵇康却是向着曹氏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嵇康也知。他当然不愿意与司马昭的走狗来往。第二，嵇康是瞧不起权贵的，也不喜欢摆谱。然而钟会来看他的时候，却“乘肥衣轻，宾从如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着靓车，穿着名牌，带了一大群马仔。这在钟会，或许是以示隆重；在嵇康，却认为是故意炫耀。第三，嵇康怀疑钟会是探子，是来替司马昭搜集情报的，所以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倒也像小人得志的克格勃。

总之，嵇康不待见钟会的真正原因，只有嵇康自己知道，我们是不能确定的了。反正，钟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回去以后，就向司马昭打小报告，说嵇康这人是“卧龙”，不可久留。司马昭呢，原本也有些讨厌嵇康。因为嵇康一直拒绝到朝中做官，也就是对司马集团持“不合作态度”。不合作也罢了，他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于是，通过钟会的努力，嵇康被杀了。

嵇康的死，在当时极为轰动。据《晋书·嵇康传》，嵇康判处死刑以后，有三千太学生提出要拜他为师，不被当局批准。临刑时，嵇康“顾视日影”，看看时辰将到，就让人把琴拿来，在刑场演奏了一曲《广陵散》。演奏完毕，嵇康说，《广陵散》成为绝响了！然后从容就刑，时年四十岁。海内士人，无不痛心。

嵇康的这个结局，他自己想到过吗？恐怕是想到过的。因为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一个社会和政治非常黑暗的时代，经常就会有人非正常死亡。当时的很多名人、名士，从孔融开始，祢衡啊，何晏啊，等等，都是被当权者胡乱找个理由，甚至不要理由，就杀掉的。孔融是曹操杀的，祢衡是黄祖杀的，何晏是司马懿杀的。顺便说一句，何晏也是个人物。他是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兼女婿，也是哲学家，精通老庄哲学，写过《论语集解》。这三个人被杀，主要是政治原因。但他们个性张扬，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反正，在那个时代，当权者如果看你不顺眼，你就得死。

这样看来，嵇康就多少是因为自己的任性，或者说，为了自己的真性情而死了。为了真性情，不惜牺牲生命，这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闪光点。

高智商

再说“高智商”。

魏晋，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智商低的人，是吃不开的。相反，如果智商特高，能言善辩，反应敏捷，就会受到追捧，成为人物，比如殷浩就是。殷浩是东晋的大名士，当过中军将军和扬州刺史，所以又称“殷中军”或者“殷扬州”。此人精通哲学，喜欢《周易》和《老子》，善于玄谈。就连政界老大丞相王导，都很佩服他。《世说新语·文学》说，殷浩还在地方上做小官的时候，有一次从荆州到了京城。王导便为他举行集会，还亲自解下挂在帐带上的麈尾，要跟他讨论玄学问题。麈，读如主，是一种野兽，长得像鹿，但个头比鹿大。它的尾巴，可以用来做拂尘。这种拂尘，就叫“麈尾”。魏晋时期名士玄谈，喜欢拿着这麈尾指点比划。说到激动精彩处，挥洒不停。这种谈话，就叫“麈谈”。

王导解下麈尾，跟殷浩玄谈，自然是“棋逢对手”。旁听的，也都是当时的人物。比如前面说过的“泡小妞”的桓温，还有谢尚、王濛、王述。谢尚，字仁祖，是谢鲲的儿子。谢鲲，也是喜欢《周易》和《老子》的，还精通音乐。谢尚，则从小是个神童。《世说新语·言语》说，谢尚八岁时，就参加大人们的讨论会。大人夸他是“一坐之颜回”，他却说，这里又没有孔子，哪来的颜回？所以，谢尚也是个高智商的。

这一次，王导跟殷浩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桓温的评价，却很有意思。王导跟殷浩，是一直谈到半夜的。桓温他们，也一直听到半夜。第二天早晨，桓温对人说：昨天晚上，听殷、王二位玄谈，真是妙不可言！仁祖（谢尚）听得津津有味，我也时有领悟。回头再看那两个姓王的小官（王濛、王述），光知道眨眼睛，就像两只活母狗。

其实王濛和王述，也不是很差的人。很差，王导就不会喊他俩来了。王述，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先说王濛。说王濛，又不能不说刘惔（读如谈）。他们两个，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也是当时的大名士。《世说新语》里面，有许多他们的故事。评价，也不低。比如大名士孙绰，就对简文帝说，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世说新语·品藻》）。难怪王导会把桓温、谢尚、王濛，都喊来旁听了。

可惜，王濛和刘惔，水平、修养、人品，大约都还算不上第一流。所以，如果碰到一流高手、高人，又要去挑战，就会自讨没趣。比如《世说新语·文学》说，当时有一位大佛学家，法号支道林。支道林住在东安寺的时候，王濛曾经去跟他玄谈，总是不得要领。后来有一天，王濛精心准备了几百字，自以为逻辑严密，文采斐然，堪称“名理奇藻”。谁知道支道林却不紧不慢地说，贫僧与先生阔别多年，先生的义理和言辞，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结果王濛“大惭而退”。

这是王濛自己碰钉子。跟刘惔一起碰钉子，则有两次。一次是在何充那里。何充，前面说过，就是敢于顶撞王敦的那个小官。不过，何充的官，后来越做越大，一直做到宰相。何充做骠骑将军的时候，王濛和刘惔曾经拉了支道林一起去见他。何充却不予理睬，只顾低头看公文。王濛就急了，说我们今天特地约了林公，一起来看将军。将军应该放下俗务，跟我等高谈阔论啊！何充说，我不看公文，诸位岂能存活？（《世说新语·政事》）

另一次碰钉子，是在蔡谟那里。蔡谟，也是个博学之人，后来官也做得很大。可是王濛和刘惔瞧不起他。有一次，他俩跑到蔡谟家去做客。谈着谈着，就开始挑衅。王濛和刘惔问蔡谟：你自己觉得，跟王夷甫比，怎么样？王夷甫就是王衍，“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堂弟。王戎和王衍，都是大名士，官也做得很大。王戎做到司徒，王衍做到太尉。王濛和刘惔要蔡谟拿自己跟王衍比，明摆着就是挑衅。于是蔡谟说，我不如他。王濛和刘惔就得意了，交换一下眼色，又问：什么地方不如他呢？蔡谟不慌不忙地说，他那儿就没有你们这样的客人呀！（《世说新语·排调》）

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当然，王濛和刘惔挑衅蔡谟，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王导讨厌蔡谟。王导又为什么讨厌蔡谟呢？因为蔡谟老挖苦他。王导这个人，最怕老婆，又最爱泡妞。结果自然很糟糕。有一次，王导的老婆曹夫人带着随从，拎着刀子，到王导藏娇的金屋来算账。王导左手抓车栏，右手抓麈尾，驾着牛车狼狈逃窜。事后，蔡谟跑去跟王导说，朝廷要嘉奖王公了，王公您知道不？王导信以为真，赶忙谦虚了一番。蔡谟又说，奖品不多，也就是短辕的牛车，长柄的麈尾。王导这才知道蔡谟是讽刺他。（《世说新语·轻诋》）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王导不高兴。王导有个宠妾，姓雷，常常干预政事，收受贿赂，蔡谟就管她叫“雷尚书”（《世说新语·惑溺》）。蔡谟这样挖苦王导，王导当然讨厌他。王濛和刘惔，或者为了讨好王导，或者为了替他出气，就去挑衅蔡谟，也有可能。但这纯粹属于瞎猜。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清楚这几件事情，谁先谁后。再说这也并不重要。在魏晋时期，名士之间的挑战，是常有的事。所以，谁挑战谁，为了什么，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提问和回答，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水平，有没有技术含量。像王濛和刘惔这样，就只会落下笑柄。

相反，如果回答巧妙，有智慧，则会传为美谈。比如有人问殷浩：为什么一个人升官之前总会梦见棺材，发财之前总会梦见大便？殷浩说，因为“官本是臭腐”，“财本是粪土”嘛！这就大受称赞。（《世说新语·文学》）

又比如，东晋庾亮的伯父写了一篇《意赋》，庾亮就去问他：伯父您自己，究竟是有意呢，还是无意？有意，恐赋不能尽；无意，则何必有赋？他伯父的回答也很妙，是“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世说新语·文学》）

再比如，有个叫阮脩的人，是不信鬼神的。那些信鬼的就跟他说，我们都见过鬼，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等等。阮脩说，那就不对了。就算人死了会变鬼，难道他那衣服也跟着死了，也变鬼？（《世说新语·方正》）这都是很机智的一些回答。

所以，听魏晋名士谈话，是既有趣，又紧张。《世说新语·文学》说，有一次，谢尚去听殷浩玄谈。听到最后怎么样呢？汗流满面。这时，殷浩就淡然地说，来啊，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擦脸吧！前面说过，谢尚其实是个高智商的，而且只比殷浩小三岁，尚且如此，那些低智商的，就恐怕连听的资格都没有。玄谈，已成为魏晋名士的“智力大比拼”。

在这样的一种风气下，就涌现出许多早慧的儿童，比如孔融。孔融十岁的时候，曾不请自到地跑到大名士李膺家去赴宴，自称是世交。李膺就问，你我素不相识，怎么是世交呢？孔融说，怎么不是呢？我家祖先是孔子，你家祖先是老子嘛！于是大家都说，这小孩真是太聪明了！但也有个叫陈韪的人泼冷水，说小时候聪明伶俐，大了倒未必就好（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马上说，您老人家小时候一定优秀。（《世说新语·言语》）

还有一个小孩，姓杨，九岁。有一天，他们家来了一位姓孔的客人，家里人用水果招待他。姓孔的客人拿起杨梅，跟小孩开玩笑说，这是你们杨家的果子啊！这个九岁的小孩马上说，没听说过孔雀是你们孔家的鸡。（《世说新语·言语》）

皇帝当中，也有早慧的。《世说新语·夙慧》说，东晋元帝时，有一天，有人从长安来。晋元帝向来人询问洛阳的情况。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当时，晋明帝司马绍还只有几岁大，正好坐晋元帝的腿上，便问父亲为什么要哭。元帝就把西晋灭亡、王室东渡的事，都跟他说了。然后问他，儿啊，你说是长安远，还是太阳远？明帝说，太阳远。因为有人从长安来，没听说有人从太阳那里来。元帝大为诧异。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当着群臣的面，把这故事讲了一遍。然后又问明帝：儿啊，长安远还是太阳远？明帝说，长安远。晋元帝的脸色就变了，说你这孩子怎么一天一变？晋明帝说，因为太阳我看得见，长安我看不见。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很怀疑。因为所谓“举头见日，不见长安”，其实是有政治含义的。在朝廷上说，就更是意味深长。不过，魏晋崇尚智慧，却是事实。事实上，魏晋，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智力大开发、智慧大闪光的时代。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我认为是仅次于春秋战国的。

美仪容

再说“美仪容”。

喜欢漂亮，跟崇尚智慧一样，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从汉末到魏晋，都如此。我在中央台讲《品三国》，说诸葛亮是帅哥，周瑜、孙策是帅哥，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为什么批评？他认为这是“以貌取人”。讲这些英雄人物，你应该讲他的内心世界啊，英雄业绩啊，民族大义啊，等等。怎么能讲他长得漂亮呢？你这是什么导向？

这些批评我的人，不懂历史。他们不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我讲历史，首先要尊重史实。你同不同意这种价值观，是另外一回事。但倘若风气如此，你不能避讳。比如西晋有位诗人作家，叫潘岳，可能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还有一位诗人作家，叫左思，则奇丑无比。他们两个的“待遇”，就天差地别。《世说新语·容止》说，潘岳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喜欢拿着弹弓出去玩。他一出门，城里的女人，老老少少，全都出来了，手牵着手围着他看。左思见了很羡慕，也拿一个弹弓出来玩，结果所有的女人都冲他吐口水。这事《晋书·潘岳传》有另一个版本，主人公则是潘岳和张载。张载，也是长相“甚丑”。因此，潘岳坐车出去玩，女人们都来送水果；张载坐车出去玩，男孩子都向他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

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风尚，就是“以貌取人”。这种风气，曾经弄得曹操很尴尬。我一直认为，曹操不肯称皇帝，形象不好是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全部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根本原因，但多少起了点作用。因为在那个时代，形象很重要。一个人的长相，甚至可以决定他的成败荣辱。比方说，立储。按照礼法，应该立嫡长子。但袁绍的选择，却是小儿子袁尚。原因就是，袁尚“貌美”（《三国志·袁绍传》）。再比如孙策，帅哥一个。后来受了伤，脸被划破。孙策就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于是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三国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吴历》）。所以，形象太差的人，要想夺了人家的位子自己当皇帝，是不太容易服众的。

曹操长得不好吗？恐怕是。陈寿的《三国志》，对那些主要人物，不少都有外貌的描述。比如袁绍，是“有姿貌威容”；刘备，是“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刘表，是“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孙权，是“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周瑜，是“长壮有姿貌”等等。唯独对于曹操这个一号传主，相貌如何，一个字都没有。要知道，曹操是魏武帝啊！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如果也像袁绍、刘表、诸葛亮、周瑜一样，高大魁梧，一表人才，肯定要大书特书，对不对？为什么不写呢？实在说不出口。可见，曹操的个子一定不高，长得也不咋的。但他是开国皇帝呀！总不能像写刘伶一样，说什么“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吧？不能这样写，又不能编谎，只好不写。

何况还有旁证材料。《世说新语·容止》第一条，记录了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什么事？就是曹操当了魏王之后，有一次匈奴派了一个使节来。曹操觉得自己个子太矮，又不好看（自以形陋），恐怕镇不住那匈奴人（不足雄远国），就让崔琰做替身。崔琰也是当时的名士，人很漂亮，个子也高，说话中气十足，声如洪钟。刘孝标注引《魏志》的说法，是“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气质棒极了。于是曹操就把崔琰请出来，穿上魏王的衣服，坐在榻上假扮魏王。榻，当时叫“床”。他自己，则扮成一个卫士，拿了把刀，站在“床头”。接见完毕，曹操就派特工去问匈奴的代表，说今天感觉如何啊？匈奴代表说，魏王（他指的是崔琰）“雅望非常”啊！但是呢，他旁边站的那个“捉刀人”，才是真英雄。曹操听说以后，马上派人把匈奴的使节杀了。

这就可以说明两点。第一点，曹操确实形象不佳，连他自己都自惭形秽。第二，长相外貌固然重要，精神气质就更重要。所以匈奴的使节说，床头捉刀人，才是真英雄。

实际上，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就说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这是完全可能的。像曹操这样的人，不管长什么样，都一定是霸气十足，不怒而威，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强大的气场，让你不知不觉地被他所控制。这，其实也是一种风度。

当然，曹操的风度，严格地说，是“帝王气象”。所谓“魏晋风度”，则主要是“名士派头”。作为魏晋名士，第一还是要漂亮。怎样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当时有许多比喻。用得最多的，是“玉”。比如西晋名士卫玠，就被称为“璧人”。据《世说新语·容止》以及刘孝标的注，当时卫玠只要一出门，则“观者如堵墙”。其风头之健，绝不亚于今天的影视明星。看见他的人，都说谁家会有这么漂亮，像璧玉一样的人儿啊！甚至就连他的舅舅，也就是前面说过，被其父亲引以为豪的那个王济，见了卫玠，也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可惜，这位“璧人”身体太差，不经看。没看多久，就生病死了。当时的人，便又都说他是被看死的（时人谓看杀卫玠）。魏晋风尚，由此又可见一斑。

被称为或看作“玉人”的，还有好几个。一个是与“竹林七贤”同时的裴楷。此人“有俊容仪”，哪怕衣冠不整，布衣草鞋，蓬头垢面，也好看，大家都管他叫“玉人”。人们甚至说，看见裴楷，就像“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还有一个，就是王夷甫，也就是王戎的堂弟王衍。此人的特点，是“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手上时常拿一只白玉柄的麈尾，那玉柄跟他的手简直没有区别。大将军王敦甚至说，王衍如果跟众人在一起，那就像“珠玉在瓦石间”。所以，王濛和刘惔要蔡谟拿自己跟王衍比，确实是不怀好意。另外，魏的夏侯玄，也一个漂亮人物。魏明帝曹叡曾经把他跟毛皇后的弟弟毛曾，都任命为黄门侍郎，坐在一起，结果被称为“蒹葭倚玉树”。蒹葭，就是芦苇。没长穗的叫蒹，刚长出的叫葭。可见，一个人，如果不漂亮，没有风度风采，哪怕是皇亲国戚，也吃不开。

的确，魏晋是一个极其爱美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不仅爱美，而且“爱憎分明”。对那些不怎么样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他们毫不客气地讽刺挖苦。对所谓“漂亮人物”，则不吝溢美之词。比如简文帝司马昱，就被誉为“轩轩如朝霞举”；王濛的孙子王恭，则被誉为“濯濯如春月柳”。轩轩，高扬飞举的意思；濯濯，明亮清朗的意思。一个气宇轩昂，有如日边朝霞；一个风姿绰约，有如月下春柳。这可真是漂亮极了。

其实王恭的爷爷王濛，也是个漂亮人物。漂亮得连他自己，也忍不住要自我表扬。他常常拿着一面镜子看自己，怎么都看不够，还叫着父亲的字说，王文开呀王文开，你咋生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儿子呢（王文开那生如馨儿）？这倒不是王濛自作多情，当时的人也夸他，说是此人简直就是神仙（此不复似世中人）。

不过，王濛再漂亮，也比不上杜乂（杜弘治）。蔡谟就讲，你们都说王濛漂亮，那是因为没见过杜弘治。当然，前面说过，蔡谟跟王濛是“冤家”，可能会贬低王濛。但杜乂漂亮，则恐怕是事实。因为王羲之就说杜乂“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王羲之是艺术家，眼力应该不错。何况他自己，也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风采极佳的。

应该说，到了王羲之这个份上，所谓“美”，就不仅是外形的漂亮，更是气质的高贵了。实际上，所谓“美仪容”，原本就包括了内在修养和人格魅力。比如嵇康，就是这样的人物。有人曾经对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说，嵇康的儿子嵇绍真是“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鹤立鸡群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王戎立马便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爸！

那么，嵇康又是什么样子？他的朋友、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曾经有一个描述，叫“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岩岩，就是高大的样子。傀俄，就是倾颓的样子。这就是说，嵇康呀，他平时站在那里，就像一棵孤独的松树；喝醉了酒，则像碧玉堆成的一座山，马上就要“哗”地塌下来。孤松独立，玉山将崩，请大家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形象？（以上均见《世说新语·容止》及注）

这样的人物品评，在中国历史上也算空前绝后了。事实上，美仪容的魏晋风度，是中国人智慧艺术化和人间化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意义，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风采与雅量

以上，就是魏晋时期的三大崇尚。

那么，真性情、高智商、美仪容，这三个，哪个最重要？真性情。其次，是高智商。再次，是美仪容。也就是说，你没有美仪容，也得有高智商；两个都没有，至少也得有真性情。比如刘伶，就是虽无美仪容，却有真性情。王述，则是虽无高智商，却有真性情。只要有真性情，就能得到好评，得到肯定，受到尊重。

就说王述。

王述，前面提到过，就是参加王导跟殷浩的玄谈，被桓温说成“光知道眨眼睛，就像活母狗”的两人之一。另一个，则是刚刚还讲到的王濛。其实王濛和王述，是两种人。王濛的特点是“美仪容”，王述的特点是“真性情”。丞相王导看他是东海太守王承的儿子，就让他做了一个属官，叫“掾”（读如院）。可是，他却不拍王导的马屁。当时，王导是政界老大。开会的时候，王导一发言，大家都点头称是，一片叫好。王述官小，坐在最后面，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丞相又不是尧、舜，哪能句句都对，事事都好？（《世说新语·赏誉》）

后来，王述被任命为尚书令，这是大官。王述接到任命，马上就职。这时有人劝他，说应该让给谁谁谁。王述问，你看我合格吗？那人说，怎么不合格？当然合格了。但是，谦让是美德呀，总要走个过场的。王述就说，既然合格，为什么要让？（《世说新语·方正》）

王述这种直肠子性格，使他在当时就享有“痴名”，连他女婿都这么说。王述的女婿叫谢万，是谢安的弟弟。此人说得好听，也是性情中人；说得难听，则是个没脑子的。他带兵打仗，从来不知道抚慰将士。他哥哥谢安就劝他说，你是元帅，应该经常请将领们吃饭，联络感情。谢万就摆了宴席，然后大大咧咧地用如意指着将领们说，诸位都是精壮的好兵。结果将领们恨死了他。如果不是看在谢安的面子上，战败之后，诸将原本是要杀了他的。

谢万这样一个愣头青，做了王述这个直肠子的女婿，就好玩了。王述当扬州刺史的时候，谢万曾冲到刺史的堂上，直截了当对王述说，大家都说您老人家傻，我看您老人家是自己傻，真傻。王述说，是有这种议论，可惜这好名声来得太晚了。（以上《世说新语·简傲》）

这就太可爱了。所以简文帝说，王述这人，虽然才华不多，也不要求进步，但就凭他那一点真诚直率，便超过别人许多。（《世说新语·赏誉》）

然而，王述还是很难成为一流人物。为什么呢？缺少风采。他这个人，性急。只要一着急，就顾不上风度了。有一次，他吃煮鸡蛋。先用筷子戳，没戳到，就气得把鸡蛋扔在地上。鸡蛋掉下去，团团转，他又气得用脚踩，又没踩到。最后，他愤怒至极，把鸡蛋捡起来，塞进嘴里，咬碎了再吐出来。这就太没风度了，所以王羲之也笑他，说这就实在没法表扬。

不过，王述虽然性急，却有雅量。有一个人，比他性子还急的，为了一点事情，跑到他那里破口大骂。王述神情端庄地面对墙壁，一动不动，随他骂。过了老半天，没声音了，这才回过头来问手下人，那人走了没有。手下人说走了，这才坐下。所以，当时的人，又都称赞王述虽然性急，却能包容。（《世说新语·忿狷》）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魏晋风度，其实还要包括风采和雅量。风采与仪容有关，雅量与性情有关。真性情而有雅量，美仪容而有风采，则是因为智慧。因为有风采，仪容才真美；有雅量，性情才可贵。但是，长得漂亮，可能徒有其表；性情耿直，又可能难以包容。这就要有智慧。大智若愚，表现出来就是雅量。智者乐水，表现出来就是风采。

先说风采。

前面说过，所谓“美仪容”，原本就包括了内在修养和人格魅力。只不过，这种修养和魅力，还必须表现为外在风采和风度。或者风流倜傥，或者超凡脱俗，或者飘逸不群，或者玩世不恭。总之，要潇洒，要“酷”。

比如大书法家王羲之，就很酷。《晋书·王羲之传》和《世说新语·雅量》都说，太尉郗鉴想在王导的子侄中挑女婿，王导就让郗鉴的信使到东厢房随便挑。信使看了一圈，回去报告说，王家的小伙子个个出色。听说太尉挑女婿，也都很端庄严肃。只有一位，在东边的坐榻（东床）上袒胸露腹地躺着，满不在乎。郗鉴说，那就选他！此人，便是王导的堂侄王羲之。从此，人们又把女婿称之为“东床”。

又比如王徽之与桓伊的交往，也很酷。王徽之，字子猷，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桓伊，字子野，是王濛和刘惔欣赏的人，跟谢尚的关系也很好。王徽之和桓伊，两个人都互相知道，但不认识。有一天，王徽之出门，已经上船了，正好桓伊坐着车子在岸上走过。有人就告诉王徽之，说车上那人就是桓子野。王徽之就派手下人过去，跟桓伊商量，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这时，桓伊的地位已经很高（已显贵）。但对王徽之，却也闻名已久。于是，桓伊回身下车，坐在胡床（即交椅）上，吹了三曲，然后上车走了。宾主二人，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世说新语·任诞》）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不俗”呀！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酷，不一定就张扬。不张扬，更酷。《晋书·谢安传》和《世说新语·雅量》都说，谢安隐居东山的时候，跟孙绰、王羲之等一帮朋友出海去玩。船行海上，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等人当时脸色就变了，大叫着要回去。谢安却神情坦然，若无其事。一直等到风浪更大，所有人都坐不住的时候，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回去呢？众人这才安静下来，跟着谢安回去。于是当时的舆论，便认为谢安这个人，真是“足以镇安朝野”。为什么？因为他有气度，有雅量呀！

那就再说雅量。

比如东晋有位叫陆玩的，大约是个资质平平的官员。但后来朝廷的几位栋梁，王导啊，郗鉴啊，庾亮啊，都去世了。选来选去选不出宰相，只好让他当了三公之一的司空。结果大家都议论纷纷，他自己也觉得不是这块料。这时，就有一个人跑到他家里去拜见他，向他要酒喝。酒要到以后，又端起酒杯走到柱子跟前，说柱子啊柱子，我给你敬杯酒吧！咱们现在，可真是国中无人啊！只好让你来当柱石，你可千万别把人家房子给弄塌了呀！这就等于是当面羞辱陆玩了。但是你猜陆玩怎么样？陆玩呵呵一笑，说“戢卿良箴”。戢，读如集，收藏的意思。箴，读如针，规劝的意思。这就是说，你的金玉良言，我牢记心中了。（《世说新语·规箴》）如此雅量，也真可以算作“宰相肚里能撑船”。

陆玩尚且如此，谢安就更是雅量非凡。《晋书·谢安传》和《世说新语·雅量》说，淝水之战时，他的侄子谢玄等人在前方打仗，他自己在后方坐镇指挥。捷报传来的时候，谢安正在下棋。看完捷报，谢安一句话都不说，又把目光慢慢地转向棋局。反倒是那位客人沉不住气，问他前方战况如何。谢安这才淡淡地说，小孩子们大获全胜了（小儿辈大破贼）。

这事也一直是谢安雅量的证据，但这雅量是可疑的。因为这个故事，《世说新语》只说到这儿为止，《晋书》却多了个尾巴。这尾巴说，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立即欣喜若狂地冲回内室。木屐的齿被门槛碰断了，都不知道。所以，《晋书》说“其矫情镇物如此”。看来，记录历史，多一句，少一句，可能就大不一样啊！

其实，就连谢安的清高，也有人怀疑。谢安先前不是一直隐居东山，不肯出来做官的吗？但到后来，还是做了桓温的司马。有一次聚会，说起一味草药，叫“远志”，也叫“小草”。桓温就问谢安，同一种东西，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谢安还没回话，旁边一个人却应声答道：隐居深山就叫“远志”，出来做官就叫“小草”呗！（《世说新语·排调》）

当然，就算淝水之战那会儿，谢安的“从容淡定”是装的，也无可厚非。因为有这个政治需要。政治家，有时是需要表演的。比如，鼓舞士气，安定人心，等等。他出来做官，对东晋王朝也有好处。这些都不去说他。但魏晋名士的所谓“风度”，倒确实有真有假。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假得很。他天天跟太太两个在灯下算账，看赚了多少。卖李子的时候，还要在核上钻眼，怕别人得了良种。（《世说新语·俭啬》）这又算什么清高？

那么，魏晋名士的风采也好，雅量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也好，究竟是真是假呢？

真真假假

还是再来看嵇康。

前面说过，嵇康是被司马昭杀掉的。他的被杀，直接原因是得罪了钟会。但是，如果司马昭不讨厌他，钟会也不可能得逞。司马昭为什么讨厌嵇康呢？又与嵇康的朋友山涛有关。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嘛！但是后来，山涛出去做官了。这倒也没什么，因为竹林七贤，个个都做过官，或有官衔。比如嵇康，中散大夫；阮籍，步兵校尉；向秀，黄门侍郎；刘伶，建威参军；阮咸，散骑侍郎。王戎的官就更大，一直做到司徒、尚书令。山涛呢？开始做小官，后来做到尚书吏部郎。问题是，嵇康做官，是为曹魏服务；山涛做官，是为司马效劳。这倒也罢了。可是山涛因为“另有任用”，便推荐嵇康接任自己的职务。嵇康就生气了，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与山巨源绝交书》，要跟山涛断交。绝交就绝交吧，他还要讲道理，讲自己为什么不能出来做官的理由，一共九条。就是这九条理由，把司马昭得罪了。

嵇康的九条理由，是什么呢？七条叫做“必不堪”，就是“我受不了”；两条叫做“甚不可”，就是“你们受不了”。哪七件事情呢？嵇康说，第一件，我喜欢睡懒觉。做官以后要按时起床，我受不了。第二，我喜欢抱着琴散步吟诗，或者出去钓鱼打猎。做官以后，旁边跟着秘书、警卫，我受不了。第三，我这个人不喜欢洗澡，衣服里面有很多小动物，经常要抓挠。上班开会，必须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累了不能躺，痒了不能抓，我受不了。第四，我是不喜欢写信的。让我每天写很多的公文，我受不了。第五，我不喜欢吊丧。做了官就不能不去，我受不了。第六，我不喜欢俗人。做了官，就得天天跟他们打交道，我受不了。第七，我很不耐烦，每天给我那么多工作做，我受不了。

谁都看得出，嵇康这“七条受不了”，一句正经没有。这就等于公开宣布，老子没把你们那破官放在眼里。请大家想想，这岂非故意让当局难堪？不过，更严重的，还是所谓“甚不可”，也就是“你们也受不了我”。哪两条呢？第一，叫做“非汤、武而薄周、孔”。汤就是商汤王，武就是周武王，周就是周公，孔就是孔子。这就是说，我，是反对商汤、周武，看不起周公、孔子的。你们，则是要以商汤、周武为先王，周公、孔子为圣人的。我们理念冲突，你们受不了我。第二，叫做“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很耿直的，疾恶如仇的，说话很随便的，遇到什么事情就发飙的。我的政治理念跟你们不一样，还喜欢发飙。你把我弄到你的政府里去，我天天发飙，你们受得了？

当然受不了。还不是以后受不了，现在就受不了。所以，司马昭就把他杀了。

这是嵇康的公开声明。但是我们去看他给儿子写的信，可就完全两样。他写《家诫》的时候，儿子还不到十岁。他怎么教育儿子呢？他说儿啊，以后长大了，做人要小心。如果做一个小公务员，对你的领导，恭恭敬敬就可以了。不要黏黏乎乎（不当极亲密），不要老去见他（不宜数往）。实在要去看领导，也要掌握时间，去得是时候（往当有时）。如果还有别的同事也去，就不能一个人走在最后面（不当独在后），更不能单独留下来（又不当宿）。因为万一第二天，你的同事挨批评了，他就会怀疑是你告的密。喝酒的时候，如果有人讨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好马上走掉。因为在场就要表态，表态就得罪人。你站在张三一边，李四要恨你；站在李四一边，张三要恨你。装聋作哑，两边都恨你。还有，吃饭的时候，人家跟你敬酒，你不能直统统地说我不喝，应该端起杯子笑，等等。

哈，写《家诫》的嵇康，很世故啊！跟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判若两人嘛！所以鲁迅先生说，嵇康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包括他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恐怕是假的。实际上，嵇康也好，阮籍也好，比那些卫道士们更要看重礼教，看重孔孟之道。只不过，汤武周孔、礼教纲常等等，已经被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变成了谋私的工具。阮籍、嵇康这些“真君子”，就只好宣布自己不要礼教，免得被那些家伙“道德绑架”。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魏晋时期的“孝治天下”，确实虚伪。比如曹操，一面宣布“唯才是举”，不忠不孝也没关系；另一面，又以“不孝”的罪名去杀人。这样一来，孝不孝，岂不就成了他们手里的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是嵇康他们受不了的。

其实，礼教的虚伪，至少从东汉就开始了。当时有个“段子”，也就是民谚，叫“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这话什么意思？得先讲东汉的干部制度。秦汉以后，民国以前，历代王朝的干部选拔制度，前后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两汉是察举，魏晋是荐举，隋唐以后是科举。举，就是选拔。怎么选拔？隋唐以后靠考试，所以叫“科举”。魏晋靠推荐，所以叫“荐举”。两汉靠考察，所以叫“察举”。考察什么？一个品行，一个才艺。才艺好，就叫“秀才”。品行好，就叫“孝廉”。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就是选拔了一个官员，说他才艺好，是秀才，却不识字不读书；选拔了一个官员，说他品行好，是孝廉，却其实不赡养父亲。这，可不就是虚伪？

统治者虚伪，知识界也虚伪。虚伪的表现，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所以，伪君子是一定要讲礼教的，也一定是一本正经的。这就弄得真君子毫无办法。真正经是不行的了，它对付不了假正经。真正经，假正经，表面上看都正经，咋知道谁真谁假呢？不正经，也不行。所谓“假正经”，实质上就是“不正经”嘛！跟着他们“假正经”，当然更不行。怎么办呢？嵇康、阮籍、刘伶他们的办法，是“假不正经”。这是对付“假正经”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因为“假不正经”的背后，是真性情。假正经一旦遇到真性情，所有的脂粉、面具、铠甲，就统统地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了。

何况还有高智商和美仪容。这两个，也是消解和清算汉末魏晋之“假正经”的。因为假正经的特点，是装模作样。装什么呢？一装有道德，二装有学问，三装很正派，其实是做正人君子状。怎样做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规行矩步，固守雷池。这就毫无风采可言。有学问怎么装？掉书袋，打官腔，拽，卖弄，钻牛角尖。比方说，一句“学而时习之”，能写二三万字的注释。这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肯花工夫就行。所谓“皓首穷经”，说的就是这些人。最后，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也毫无魅力可言。

读死书和假正经，怎么会成为东汉的风尚呢？两个原因。一个，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一个，是汉王朝的“察举制度”。这两个，又有关联。秦汉以前，读书人的出路，是比较多的。因为读书人虽然是“毛”，只能依附在一张“皮”上，但那时“皮”多呀！秦、齐、楚、赵、魏、韩，都是“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士人们朝秦暮楚，见异思迁，正常得很。这才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秦汉以后不行了。“毛”还是那些“毛”，“皮”却只有一张，就是皇上。你想依附到这张“皮”上，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察举”。结果，要被举为孝廉，就得假正经；想被举为秀才，就得死读书。而且，还得读儒家的书，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去伪装。这就是国家垄断出路、垄断思想的结果。

可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思想文化的事，没人管了。曹操又搞“唯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察举也没了。这个时候，死读书，没用。假正经，也没用。可不就闲下来了？统治者管不着，读书人闲下来，所谓“异端邪说”，也就乘虚而入。一个，“在野党”道家学说大行其道；一个，“洋鬼子”佛教思想风靡一时。儒家的经典，最吃得开的则是《周易》。《周易》、《老子》、佛学，这三个，共同特点是都讲智慧，充满哲理。这就产生了一种比较纯粹的思辨哲学——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哲学精神是很强的，哲学意味也是很浓的，所以我在前面说，魏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仅次于春秋战国的。可惜，魏晋玄学的题目，离我们的生活太远，诸位未必有兴趣，只好不讲。

总之，易、老、庄、玄、佛，是当时的显学，知识界趋之若鹜。于是，崇尚学问就变成了崇尚智慧。智慧本身是有魅力的，它会变成风采和风度。因此，时代的偶像，也就从“正人君子”变成了“风流才子”。在真性情面前，假正经已经原形毕露。现在又有了高智商和美仪容，它还能再有藏身之处吗？

当然没有。要玩，也得改头换面了。

意义所在

东汉有伪君子，魏晋有假风度。

假风度例子不少，潘岳要算一个。潘岳，字安仁。前面说过，是“美仪容”的代表，女人见了要送水果的。这位老兄，不但人长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代表作之一，叫《闲居赋》。内容，无非是厌倦官场、向往隐逸。但其实，他是个官迷。为了巴结权贵，他曾经跟石崇等人一起，天天守在街头。远远看见官车扬起的尘土，马上磕头，叫“望尘而拜”。这就连他母亲都看不惯，要讽刺他。可惜潘岳听不进去，照样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结果呢？官没当多大，脑袋掉了，这才后悔当初没跟妈回家吃饭。（《晋书·潘岳传》）所以，后来金代元好问的《论诗诗》，就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怎）信安仁拜路尘”，也就是口头的宣言并不怎么靠得住。

这也不奇怪。因为虚伪一旦成为习惯，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假，总是会有人做的。假正经没用了，假风度就出来了。因为风采也好，风度也好，都要有外在的表现形式，何况那形式还是风尚？内涵学不了，样子却可以模仿。比如吃药，比如喝酒，比如说胡话，比如装疯卖傻，比如自命清高。魏晋风度有真有假，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但这不等于魏晋风度就没有价值。没价值，秀什么？实际上，即便是作秀，背后也有价值观，有价值取向。是什么呢？也可以说几条。

第一，向往自由。比如前面说过的佛学家支道林，养了两只鹤。因为怕鹤飞走，就把它们的羽毛剪了。鹤非常郁闷，非常沮丧，老低下头来看自己的翅膀。支道林也很难过，就叹了一口气说，鹤啊鹤啊，你既然是有远大理想的，怎么能做我们的玩具宠物呢（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就让鹤的羽毛长成，飞走。（《世说新语·言语》）

第二，渴望真情。比如桓温攻打成汉国，坐船过三峡的时候，部队里有人在岸上抓了只小猿猴，想养在自己的船上。小猿猴的妈妈，就沿着江岸追赶桓温的部队，一路追一路哭，一路叫自己的孩子。追了一百多里，这只母猿终于跳上了船。跳上船以后，看到自己的孩子，当场就死了。解剖发现，这只母猿的肠子，一寸一寸地断裂。桓温大怒，严厉地处分了抓猿的人。（《世说新语·黜免》）我们知道，桓温是一个野心家。打仗的时候，也很凶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有这份柔情和爱心。

第三，蔑视世俗。《世说新语·任诞》说，阮氏家族住在同一条街上，但是街北边的富有，街南边的贫穷。当时有个风俗，每年七月七日，要把衣服拿出来晒。北边的富人家，晒出来的都是绫罗绸缎。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竹林七贤”之一，跟阮籍一样，也住在街南边，是贫困户。那他晒什么呢？晒一条犊鼻裤。犊鼻裤是什么东西？是干粗活的时候穿的短裤，也可能是短裙，也可能是短的裙裤。说得再通俗一点，相当于日本人的兜裆布。有人就说了，你怎么晒这个东西呢？阮咸说，那没有办法啊！按照风俗，是要晒衣服的。我又不能免俗，只好晒晒这个了。这其实是蔑视世俗。

第四，服从内心。前面我们不是说过王徽之与桓伊的故事吗？还有一个故事，也是王徽之的。王徽之住在山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下大雪。王徽之一觉睡醒，发现雪下得已经很多。环顾四周，白雪映照，天地间一片晶莹剔透。忽然想起一个朋友，叫戴逵，字安道，住在剡溪。马上就让家人备船，去看戴逵。船走了一夜，才到了戴逵住的地方。王徽之在门口看了看，就又回去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不一定见戴逵呀！（《世说新语·任诞》）可见，他们追求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自由和舒适。

第五，热爱自然。魏晋，是中国人发现自然美的时代。因为发现了自然美，所以，他们在品评人物的时候，往往用自然物来做比喻，来形容。比如前面说过的“轩轩如朝霞举”（简文帝），“濯濯如春月柳”（王恭），“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嵇康），还有“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夏侯玄）等（《世说新语·容止》），都是。实际上，魏晋名士品评人物，也品评自然。比如画家顾恺之就说，会稽山川之美，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书法家王献之也说，走在山阴道上，只觉得“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而且“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那么，魏晋时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呢？原因之一，就因为政治黑暗，礼教虚伪，前途无望，人生无常。大量的文人墨客、风流名士非正常死亡，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将来在哪里，包括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也包括那些最高级的士族。因为西晋政权建立以后，没过多久就是八王之乱。晋王室的兄弟们自相残杀，确实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谁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活着。

政治黑暗，美就只在自然。礼教虚伪，美就只在天际。前途无望，美就只在当下。人生无常，美就只在今世。《世说新语·任诞》说，有一个叫张瀚的，也就是那个秋风中想起鲈鱼好吃，就弃官不做的张季鹰，酒喝得很厉害，号称“阮籍第二”。有朋友就劝他，说你这样醉生梦死，就不考虑留下什么名声吗？张瀚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也就是说，你还是拿杯酒给我，喝死算了，管他身后，哪有身后？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是逼出来的。但这“逼出来的风度”，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它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里程碑。

我们不妨去看看魏晋风度之前的中国人的智慧，共同特点是什么呢？有用。法家和兵家不用说，一个政治学，一个军事学，当然要有用。儒家和墨家，都要救世，也得有用。就连哲学意味最浓的《周易》和《老子》，也有用，或被视为有用。只有庄子是个例外。所以，现在那些所谓“总裁国学班”，最喜欢讲的，就是《周易》《老子》《孙子兵法》，认为学了就能赚钱。讲庄子的，不多。讲魏晋风度的，基本上没有。因为魏晋风度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这就是第一个转折：从有用到没用。

第二个，从人格到人情。中国人的智慧，有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生哲学。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是治国，二是做人”嘛！不过，法家只讲治国，不讲做人。墨家，也不怎么讲。讲人生的，是儒道两家，但讲法不同，观念也不同。道家当中，老子讲人生智慧，庄子讲人生态度。儒家孔与孟，都讲人格塑造。孔子要做“君子人”，孟子要做“大丈夫”。独尊儒术以后，这就成了主流。结果，是弄出了一堆伪君子和假正经。到了魏晋，儒家思想边缘化，孔孟之道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老庄《周易》、佛教玄学。表现为魏晋风度，就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李泽厚《美的历程》）。这就不能再讲人格，得讲人情，也就是内心感受、心灵慰藉、情感交流。所谓向往自由、渴望真情、蔑视世俗、服从内心，就是“讲人情”的表现。从此，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都越来越走向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比如，从“修齐治平”转向“正心诚意”，从“诗言志”转向“诗言情”。所以说，这是一个转折。

第三个，从社会到自然。先秦诸子，儒道两家，也都讲自然。但他们讲自然，是为了讲道理。比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意思是说，在客观规律面前，人不要自作多情。这是说真。又比如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意思是做人要有气节，要有坚持。这是说善。这两种，都是“以天道说人道”，其实是讲社会。魏晋名士讲的自然，却是真自然，纯自然。而且，他们热爱自然，是因为自然美。比如有一位僧侣，叫道壹道人，也称壹公。他从京城回东山，经过吴中，正好下雪。其他人问他路上的感觉。他的回答，是“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世说新语·言语》）。这实在是很美的意境。可以这么说，道家求真，儒家求善，魏晋求美。

这就非常接近禅宗了，因为禅宗也是热爱自然的。而且，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有三大特点：天国人间化，佛法内心化，智慧艺术化。这里面，不是有着魏晋风度的影子吗？实际上，所谓“禅宗”，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吸纳了儒道两家的思想，经过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的洗礼，产生出来的又一种智慧。它标志着中国人的智慧已经从早熟走向了成熟，从思想变成了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风度岂非里程碑？

那就让我们再看看禅宗吧！

禅宗的境界

禅宗传说

讲禅宗，照例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禅宗，什么是禅。

禅，是梵文的音译，全称“禅那”，意思是“静虑”。它原本是一种修持的方法，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所以也叫禅定、坐禅。张中行先生有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叫做“用深入思索的办法改造思想”（《禅外说禅》）。这就是禅。

禅宗，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佛教下面有很多派别，禅宗是其中的一种。不过，这个派别的产生，严格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说，甚至是神话。不过，宗教原本“有神”。讲神话，不稀奇。只要不看成信史，姑妄听之，也没关系。

禅宗的诞生，据《五灯会元》卷一说，缘于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次灵山法会。《五灯会元》是禅宗的著作，宋代普济和尚编的。灵山，就是灵鹫山，是佛祖生前说法的地方。因为佛祖传法的方式之一，就是开法会，类似于我们今天这种讲坛吧！他的说法，他的演讲，也是极其精彩的。精彩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应该有十二个字：金莲涌地、顽石点头、天花乱坠。当然，这三个典故，都不是说灵山法会的。金莲涌地，是讲释迦牟尼佛出生那一天，一朵一朵金色的莲花从地上冒了出来，捧着他的双脚。（《景德传灯录》卷一引《普曜经》）顽石点头，是讲东晋一位高僧叫道生法师的，入虎丘山讲《涅槃经》。讲到最精彩的时候，山上的石头都点头（释慧皎《高僧传》）。天花乱坠呢，相传梁武帝的时候，有一高僧叫云光法师。他说法的时候，感天动地，天上的花都噼里啪啦往下掉。（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都很神啊！

因此我想，当年释迦牟尼佛祖在灵山法会上说法，也一定是金莲涌地、顽石点头、天花乱坠。这时，佛祖就拿起了一朵花，给大家看。这个动作，就叫“拈花示众”。可是，所有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有一个弟子笑了。这个弟子，就叫摩诃迦叶（叶读如社）。摩诃，是大的意思，所以也翻译成大迦叶。大迦叶笑了，于是佛祖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什么意思呢？佛祖传法的常规途径，是召开大法会说法。弟子们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就是佛经。所以佛经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思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但是此刻佛祖说，我开辟另一条传法的途径，不说话，也不做记录。怎么传呢？心心相印，叫做“道体心传”。我拈花示众，你会心一笑，就传了过去，比Email快多了。用这种途径来传法，就叫“教外别传”。这个法统，佛祖传给摩诃迦叶了。同时，还指定阿难陀为副。

佛祖把心法传给了摩诃迦叶，这就创立了禅宗这个系统。于是，摩诃迦叶就是西土禅宗的第一祖。第二祖，是阿难陀。这两个人，其实大家都听说过。《西游记》里面有一段，说唐僧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西天，想取得真经。佛祖就让摩诃迦叶和阿难陀，带他们去取。到了经房，摩诃迦叶和阿难陀就索要“好处费”，要到了紫金钵盂，还使坏，给唐僧他们的，全是白纸，一个字没有。这话我们得讲清楚。《西游记》是小说，不是历史。再说了，摩诃迦叶和阿难陀是禅宗的祖师爷。禅宗是“不立文字”的，怎么会给你“有字真经”？佛祖让他俩去发放经书，那才真是“别有用心”。

从摩诃迦叶到阿难陀，再到其他人，这样一路传下来，就传到第二十八代，是菩提达摩。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这二十八代怎么传啊？你凭什么说他就是二祖、三祖、四祖？难道你看着我笑了，这就算数了？那我以后见了和尚就笑，行吗？

当然不行。传法，得有凭证，这个佛祖也知道。因此，当年佛祖创立禅宗的时候，也不光是拿了一朵花。事后，还给了摩诃迦叶一件木绵袈裟。请注意，是“木绵”，不是“木棉”。为什么叫“木绵”呢？因为先前中国人的服装，主要是两种面料，麻和丝。麻织品叫布，丝织品叫帛。棉制品，没有。中国那时没有棉花，棉花是后来从印度引进的。此前要做棉衣，就用丝绵。丝绵的“绵”，要写绞丝旁，不能写成木字旁。木字旁的“棉”，是棉花。棉花是草木，所以叫“木绵”。这里的“绵”，也不能写成木字旁。木字旁的“木棉”叫英雄树，是另外一种植物。木绵袈裟的“木绵”，其实就是棉花。

佛祖给了摩诃迦叶一件袈裟，要他以此为凭，代代相传，一直传到慈氏佛出世为止。这是《景德传灯录》卷一的说法。《旧唐书·神秀传》则说，还有一个化缘用的钵盂。有了这一衣一钵两件东西，就是正宗。“衣钵传人”的典故，就从这儿来。

西土禅宗二十八代衣钵相传，传到菩提达摩，就到了中国。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据说也是个王子，南朝梁武帝的时候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上岸以后一路北行，来到现在的南京，当时叫金陵，去见梁武帝，跟他说禅。我们知道，梁武帝是个很信佛的皇帝，生前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也就是四次表示皇帝不要当，要去当和尚，然后就到寺庙去了。国一日不得无君啊！大臣们只好花一大笔钱，去把他赎回来。这梁武帝，其实就是帮佛门集资了。

但是，梁武帝这个信佛的皇帝，是不开窍的，其实没有慧根。他见了菩提达摩，开口就问：朕到处造寺庙，布施，自己舍身同泰寺，请大和尚看看，朕的功德有多少啊？菩提达摩说：你没有功德。（《景德传灯录》卷三，亦见《六祖坛经·决疑品》）这就怪了。梁武帝这么保护佛教，这么赞助佛教，是当时佛教最大的赞助商，为什么没有功德呢？因为在菩提达摩看来，梁武帝这不叫信佛，只能叫求福。他跟佛的关系，就像做买卖。我给你多少钱，你赐我多少福。这种“世间的福报”，跟“出世的解脱”，岂可同日而语？

这就谈不拢。谈不拢，菩提达摩就走了。走到长江边，摘了一根芦苇，往江上一扔，自己跳上去，过江了。这叫“一苇渡江”。过了长江，到了嵩山，找一个山洞，一动不动，坐了九年。这叫“面壁九年”。据说，小鸟在他的肩膀上，都筑了窝。他自己也双眉落尽，掉下来的眉毛变成了茶树。这样，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因为此前没有这样的人。于是菩提达摩就在中土开创了禅宗，成为中土禅宗的初祖，鼻祖。

中土禅宗的二祖是谁呢？慧可。慧可这人是个知识分子，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对哲学很有研究。据说，他去拜菩提达摩为师，为了表示决心，把一只手臂砍断了（也有人说是强盗砍断的）。菩提达摩不肯收他，他就站在门外面等。当时下着大雪，慧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以至于大雪过了膝盖。菩提达摩看他确实是诚心诚意，就收了他。慧可就对师父说，我的心没法安顿（我心未安），请和尚慈悲，帮我安心。菩提达摩说，那好，把心给我，我帮你安。慧可说，我这个心怎么拿得出来呢？菩提达摩说，好，我已经安好了。于是慧可豁然开朗。临终之前，菩提达摩又把衣钵传给了慧可，还说了十六个字，叫做“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景德传灯录》卷三）。

中土禅宗的第三祖，叫僧璨。僧璨的事迹不太多。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圆寂方式。我们知道，和尚圆寂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叫卧化，就是躺在床上圆寂；一种叫坐化，就是坐着圆寂。僧璨则都不是。《楞伽师资记》说，有一天，僧璨要圆寂了，就把学生们都召来，说你们都认为坐化了不起，见过立化的没有？大家说，没见过。僧璨说，我立化。于是伸出手来扶着树，眼睛一闭，就圆寂了。

僧璨的法嗣（传人），也就是中土禅宗的第四祖，是道信。道信是十四岁的时候去学佛的。当时僧璨就问他，你来学佛想要怎么样呢？道信说，求解脱。僧璨说，谁捆住你了啊？道信说，没有人捆住我。僧璨说，没人捆你，要什么解脱？道信恍然大悟，就得道了。（《景德传灯录》卷三）这是道信。道信的一个贡献，是在蕲州黄梅的双峰山（在今湖北），建立了禅宗的道场，为五祖传法、六祖立宗创造了条件。

到七十多岁，道信圆寂了。衣钵传给谁？弘忍。弘忍也是个神童。他七岁的时候，在外面玩，遇到了道信。道信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小孩有慧根，就走过去问他：小孩，你贵姓啊？弘忍说，姓倒是有，但不一般。道信说，那是什么？弘忍说，佛性。佛性的性，当然不是姓氏的姓。弘忍这是利用谐音玩文字游戏，但禅宗就喜欢这一套。于是道信也换一个同音字，性，然后问他：难道你自己没有性吗？弘忍说，性空。道信一听，这个不得了！这是肉身菩萨！就跟弘忍的父母亲商量，把弘忍收作了自己的徒弟。（《景德传灯录》卷三）这就是中土禅宗的第五祖，弘忍。

六祖传奇

现在，我们说六祖。

六祖是谁呢？惠能，也有书上写成慧能。两种写法，都对。正如“菩提达摩”，也可以写成“菩提达磨”。惠能原是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俗姓卢。他的父亲因为做官出了问题，被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三岁的时候，惠能丧父，母亲又带着他从新州迁到了南海（今广东南海），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每天惠能上山砍一些柴，背到山下街上卖，换一点钱赡养他的母亲。有一天，他在街上卖柴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念书，一下子就入迷了，就问是什么书。那人告诉他，是《金刚经》。又问，谁能讲《金刚经》呢？那人就告诉他，湖北蕲州黄梅双峰山的弘忍大法师，讲得最好。惠能就决定要向弘忍学《金刚经》。正好，有一位居士，心地善良，看他学佛心切，赞助他十两银子。惠能用这十两银子把母亲安顿好，然后自己就北上，走了一个月，到蕲州黄梅双峰山去见弘忍。

到了双峰山，弘忍照例问他，你是哪里人，想干什么？惠能回答，弟子是岭南人，只求作佛。弘忍说，岭南人是野蛮人，怎么能学佛？惠能说，人分南北，佛性无南北，岭南人怎么不能做佛？弘忍听了，估计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这人慧根极好，闹不好又是一个肉身菩萨。就说：你这野蛮人，简直是根性太劣！到厨房，舂米去！惠能就在厨房劈柴踏碓，舂了八个月米。头发也没剃，只能算是行者。

八个月以后，有一天，弘忍忽然把弟子们都喊来，要他们每个人都写一则偈。谁写得最对路，就把衣钵传给谁。偈，读如记，原本是佛经中的颂诗、唱词。后来，僧人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也用偈的形式。弘忍要弟子们写作的，叫“示法偈”。示法偈有两种，一种是禅师为学人指点迷津，另一种是学人向禅师汇报心得。这次是后一种，有点像现在的博士、硕士、学士毕业，要写学位论文。只不过，弘忍他那里，“博士学位”只有一个。

听了弘忍的宣布，学生们就议论纷纷，都说衣钵传人就一个，我们写它干什么？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就是大师兄神秀嘛！神秀都已经当上教授师了。我们地位低得多，学问差得远，哪里写得过他？我们别写，让神秀写。神秀就想，我写不写呢？写吧，不对路怎么办？不写吧，可就没机会了啊！思虑再三，半夜三更，悄悄地在墙上写了一则偈，是这样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这个偈写出来以后，弘忍大法师一看，就知道还是不靠谱。佛家讲“无”，讲“四大皆空”，你还是菩提树，还是明镜台，还要经常打扫卫生，这不还是“有”吗？但是他没有声张，反倒对众人说，神秀写得不错，大家都来读一读。然后悄悄地把神秀叫到方丈，对他说：你这个偈，还没有真正开悟。你重新写一个，对路了，我就传你衣钵。

神秀回到禅房，苦思冥想，不得要领。但是其他学生们，都已经在唱诵他的偈。惠能在厨房里面舂米，也听到了。正好，寺里来了一位官员，江州别驾张日用。惠能就对他说，张大人，我也有一则偈。但我不认识字，你帮我写在墙上吧！这位张别驾就说，你也写偈？这倒稀奇！惠能就说，张大人啊，话不能这么讲。学佛的人，怎么能瞧不起人呢？接着，惠能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张日用没话说，只好拿起笔跟惠能说，好好好，我帮你写！不过，你要是得了道，得先度我。惠能就诵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惠能这个偈一出来，弘忍心里一惊：这才是悟到了无上正等正觉啊！但是，一个厨房里面舂米，头发都没有剃过的人，一下子从最底层冒上来当接班人，这个怎么弄？就用鞋把惠能的偈擦掉，说“亦未见性”，要大家再去想。

第二天，弘忍法师悄悄来到厨房，看到惠能腰里绑一块石头在舂米。就问他，你这个米舂好了没有？惠能说，米是早就舂好了，还没有筛。这是双关语。筛字的下面，是老师的师嘛！意思是说，我是行了，但老师那关还没过。弘忍也懂了，就拿起禅杖在他舂米的石碓上，敲了三下，走了。惠能也明白，便在当晚三更，走后门进入方丈。

哈，大家笑了。这不是《西游记》吗？告诉大家，恐怕《西游记》是抄它的，因为这个在前嘛！去了之后，弘忍就跟惠能讲《金刚经》，讲到一半的时候，惠能大悟。弘忍也知道他全明白了，就传给他钵盂和袈裟，指定他为禅宗第六祖，还给他说了“传法偈”，也就是禅师指定法嗣时要说的话。然后对惠能说，此处不可久留，我连夜送你过江。

于是师徒二人连夜来到长江边。上船以后，惠能说，和尚请坐，弟子摇橹。弘忍说，应该我度你（合是吾度汝）。度，佛教名词，脱俗、出离生死的意思。比如削发出家，就叫“剃度”。按缘分，弘忍是师父，惠能是徒弟，应该是弘忍来度惠能。当然，这个“度”，是没有三点水的，但是跟有三点水的“渡”谐音。弘忍的意思，是佛家讲度人。师父度徒弟，天经地义，因此应该我来摇橹。渡你过江，也就是度你到彼岸了。

惠能怎么说呢？惠能的回答是，“迷时师度，悟了自度”。意思就是，我不明白的时候，老师度我。我现在已经开悟了，我自己度自己。弘忍想，这真是活菩萨！就叹息着说，是这样，是这样啊（如是，如是）！今后，佛法就靠你弘扬了！

辞别恩师，惠能连夜过江，一路南行。然后按照弘忍的吩咐，隐姓埋名，潜伏下来，直到十几年以后才现身。因为这时，受到武则天等人追捧的神秀，地位已经很高，在北方影响也很大。惠能觉得，自己再出来传法，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于是，惠能就到了广州的法性寺。法性寺的主持，叫印宗法师。有一天，他讲《涅槃经》。正好，寺庙里面的幡，就是那个旗子，动起来了。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幡是无情物，没有意识的，怎么会动呢？僧人们就争论起来。有人说，风吹幡动。但，风也是无情物，也没有意识，怎么会动呢？有人说，因缘合和。也有人说，风不动，幡自己动。总之，七嘴八舌，吵成一锅粥。这时，惠能就站起来大声说：什么风动，什么幡动，都是你们心动！

印宗法师听了，大吃一惊。就把惠能请进方丈，说我们早就风闻，五祖的法嗣，到我们岭南来了，恐怕就是你吧？惠能这才说，不敢。印宗就说，请出示衣钵吧！惠能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衣钵拿出来。印宗一看，果然是六祖到了，就跪了下来。惠能说，不好意思，头发还没剃呢！印宗法师就给惠能剃度，然后再拜惠能为师。

于是惠能就在岭南升坛、说法、收徒，创立了禅宗的南宗。从此，禅宗分为南北宗。北宗以神秀为代表，主张渐悟，就是一点一点地修，慢慢修成正果。南宗以惠能为代表，主张顿悟，说白了就是“立地成佛”，没有那么麻烦。

那么，最后在中华大地风行的，是哪一宗派呢？惠能的南宗。以至于后来说到禅宗，基本上就是指南宗。我们后面讲的，也都是禅宗南宗。从这个意义上讲，惠能其实是中土禅宗的初祖。因此，中国所有僧人的著作，只有惠能说法的记录，才叫做经，也就是《六祖坛经》。前面讲的这些故事和传奇，就来自《六祖坛经》。这是佛祖才能享受的待遇。

惠能创立南宗以后，经过诸多弟子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禅宗终于风行中华大地。唐宋两代的文人士大夫，包括那些反对佛教的人，都喜欢参禅。比如韩愈，是反佛的。因为反对皇帝迎佛骨，被贬到潮州。但是韩愈到了潮州，却跟禅师来往。也就是说，他反佛不反禅。其实，知识界不但不反禅，还以参禅为时尚。禅宗在知识界，有如当年的魏晋玄学。这就有了一个问题：禅宗为什么能成功呢？换句话说，禅宗南宗的精髓所在，究竟有哪些呢？

人间的佛法

首先，禅宗是人间的佛法。

我们知道，佛教是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到了魏晋南北朝，就在中华大地上盛行起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可见当年的盛况。佛教兴盛以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构成了一个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过西方文化的两次大冲击。第一次就是佛教传入中国，第二次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所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的思想文化状态，跟今天是非常相似的。当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以及在新形势和新格局下，传统文化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

最有危机感的是儒家，因为儒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自从汉武帝定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儒家学说就被钦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儒学的这个地位，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摇摇欲坠。我在上一讲说过，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魏晋玄学。在知识界吃得开的，是老庄哲学。儒家的经典，只剩下一部《周易》，还被玄学化。实际上，是“在野党”道家思想，替代了儒家在当“执政党”。“洋鬼子”佛家思想，也在一旁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到了南北朝，佛家思想更是风靡一时，大有取得“执政地位”之趋势。这样内外夹攻，儒学哪里扛得住？就只能拼命抵抗。抵抗的结果，是当时的某些政权，不得不利用手上的公权力，甚至动用暴力来灭佛，就像阿富汗塔利班做的那样。

于是，佛教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确保“原汁原味”。其结果，恐怕就只能是退出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佛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冲突太大了。比方说，儒家讲君臣父子，佛教讲众生平等。出家人见了皇帝，头都不磕一个，只是双手合十，道声“阿弥陀佛”。出家以后，父亲的姓都不要了，都姓释。这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无君无父”，不成体统！何况出家人还不结婚，当然也不生子。不孝有三，断后为大。儿子都不生了，这还了得？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两条最受不了，一个是不准他生儿子，一个是见了皇帝不磕头。仅凭这两条，佛就抗不过儒。

这就只剩下第二种选择，即妥协让步，讨价还价，实现佛教的中国化。这其实也没有价钱可讲。因为任何外来文化、外来理念，如果不考虑中国国情，不和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就不能在中国立足。请大家想想，传入中国的，有多少宗教？伊朗的摩尼教传入过，现在还有吗？犹太教，也传入过，还有多少呢？基督教、伊斯兰教，部分地成功，但都没有佛教的影响大。为什么？佛教中国化了。

佛教要中国化，就得先弄清楚冲突在哪里。在哪里呢？佛教是天国的哲学，儒学是人间的哲学。儒家是不讲什么灵魂归宿、彼岸世界那一套的。同样，大多数的中国人，从士大夫到老百姓，真正喜欢的，还是世俗的生活，比如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四世同堂、含饴弄孙，谓之“天伦之乐”。他们追求的，也大多是世俗的价值，比如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清高一点，也不过功成身退或独善其身，价值仍然在人世。

所以，佛教要中国化，第一步就要人间化。

问题是怎么做。禅宗的做法，是“破字当头”，先把一些糊涂观念给“拆迁”了。具体地说，就是向信众讲清楚四点：净土无理，佛也是人，读经无用，坐禅无功。

先说净土无理。

佛教有一个教义，就是我们这个人世间，是很苦的。这是佛教的根本。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原本是净饭国的王太子，照理应该做国王的，为什么要出家呢？据说，就因为有一天他出王城，从王城的四个门出去，在每个门都看到苦。在第一个门，看见产妇，生苦；在第二个门，看见老人，老苦；在第三个门，看见病人，病苦；在第四个门，看见死人，死苦。生老病死，都苦。所以，佛教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第一条就是苦。

想想也是。人生，可不就是苦？小孩子，生下来就哭，有谁落地笑呵呵？苦嘛！然后，中考啊，高考啊，毕业啊，求职啊，当“蚁族”、做“房奴”啊！好不容易结了婚，生个孩子，奶粉都买不起，要去挣钱。苦极了！

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修行。修出什么结果呢？往生西方净土。为什么？因为东土太苦了！西方世界好，那地方干净。由此，又产生出一个宗派，叫净土宗。净土宗的修行方式，就是不停地念佛，念“阿弥陀佛”。这样，死了以后，就能到西方去。

但是惠能反对。在《六祖坛经·决疑品》，惠能讽刺说——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惠能这一声断喝，当时就把人镇住了。是啊，我们东方人每天念“阿弥陀佛”，祈祷自己下辈子投生在西方。那么，西方人遭罪，受苦，他上哪儿去啊？逻辑不通嘛！

其实，不通的是惠能。因为佛教说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边，或者印度。地球西边也是人世，也是“秽土”“秽国”。佛教所谓“净土”，是佛住的地方，又叫“佛国”，其实就是“天国”。那儿的人，怎么会遭罪、受苦？但不通归不通，却有用。什么用？否定“天国”。天国被否定，人世就被肯定，这是第一点。

再说佛也是人。

佛也是人，这原本是常识。中国人的宗教世界，有四个角色：鬼、神、仙、佛。前两个不是人，后两个都是人。什么是鬼？人死了以后就是鬼。鬼，并不是贬义词。在春秋，祖宗也叫鬼，所以会有“大鬼”“小鬼”“新鬼”“旧鬼”之争。但是，有个别人，死了以后不是鬼，是神。哪些人呢？尧、舜、禹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们民族有大功德。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为我们造福，死了以后就是神。像我这样没有贡献的，死了以后就是鬼。自然界，也有神。比如山神、河神、海神，这是造福人类的。不听话、搞破坏，或者添乱、惹麻烦的，则是妖、魔、精、怪。这些，都不是人。

仙和佛则不一样。仙是肉体飞升，佛是思想觉悟。就是说，你修道，修着修着，突然身体没有了重量，升上天了，就成了仙。不但你升上去了，你家的阿猫阿狗也升上去了，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什么吕洞宾啊，铁拐李啊，玉皇大帝啊，都是这样成仙的。成佛，则是因为觉悟。比如释迦牟尼，从他在菩提树下悟得无上正等正觉那一刻起，就成佛了。当然，严格地说，光是觉悟，还不是佛。成佛，要满足三个条件：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总是在生前，不是在死后。成仙，也一样。成仙成佛，都不必先死。所以，仙字也好，佛字也罢，都是人字旁。佛和仙，都是人。

这其实原本是常识。只不过，求神拜佛的时候，许多人就忘记了。一些没有文化的信众，则根本不知道，以为佛也是神。这就要告诉大家，佛祖活到一定年纪也会死，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禅宗做的工作。问题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打破神秘感，回到人世间。因为既然“天国不存在，佛祖也是人”，那么，你要成佛，就只能在人间。

所以，六祖惠能说——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这话记载在《六祖坛经·般若品》。意思也很清楚：佛法就在人世当中。你要学得佛法，就得到社会生活中去。离开现实寻找佛法，就像在兔子头上找角，那是找不到的。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世俗生活中成佛？惠能说，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总之，只要你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团结同事，凡事忍着让着，则“西方只在目前”（《六祖坛经·决疑品》）。

呵呵，说了半天，还是儒家那一套啊！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禅宗的中国化，其实就是儒学化。或者说，第一步，玄学化；第二步，儒学化。有了这“两化”，佛教可不就中国化了？中国化以后，岂不就可以跟儒道两家“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了？

行倒是行。只不过，如果按照儒家的忠孝仁义去修行，那么，佛教自己的那一套，读经呀，坐禅呀，修持呀，戒律呀，还有用吗？

简易的佛法

禅宗的回答很明确：没用。前面引用的《六祖坛经·决疑品》那则偈，开篇第一句，就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嘛！这就说到了“读经无用”和“坐禅无功”。这两条，跟“净土无理”和“佛也是人”，顺理成章，一脉相承。

先说读经无用。

讲读经无用，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德山宣鉴的。德山宣鉴，是惠能的六世法孙，唐代晚期人。德山是他的寺名（德山精舍，又叫古德禅院）。宣鉴是他的法号。在法号前面加山名、地名、寺名，是当时的风尚。德山宣鉴原本是反对禅宗的。他说，我们出家人，千辛万苦，皓首穷经，尚且不能成佛。禅宗那些家伙，却说什么不读经也能成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就挑了一担经书，准备去找禅师辩论。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在一个卖烧饼点心的婆子那里，挨了当头一棒。当时，德山宣鉴向那婆子买点心。婆子问他，你挑的是什么书？德山宣鉴说，是《金刚经》。婆子说，那好，我有一问。答得上来，点心白送；答不上来，找别人买。于是婆子问，《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法师要点哪个心？德山宣鉴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我猜测，这事对德山宣鉴一定有所触动，否则就不会记录下来。你想嘛，一个婆子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读那么多经书又有什么用？后来，他到了惠能的五世法孙龙潭崇信那里，一经点拨，便豁然开朗，立马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经书，再不读经，也不谈经了。（《五灯会元》卷七）

第二个故事，是古灵神赞的。古灵神赞是福州人，唐代高僧。他原本在福州大中寺出家受业。后来，外出游学，在惠能四世法孙百丈怀海那里得到启发，开悟得道。得道以后，古灵神赞就回到大中寺，去看他的启蒙老师，发现老师还在窗下读佛经。古灵神赞就想，老师怎么不开窍呢？就想启发他。但是，跟他讲道理，也讲不清。刚好，有一只蜜蜂正在窗户上，想飞出去。窗户上糊着窗纸，蜜蜂就在那里不停地撞。古灵神赞就说，外面就是广阔的世界。放着敞开的门你不会出去，撞那窗户纸干什么？你这样“钻故纸堆”，要钻到驴年马月啊？接着，古灵神赞诵偈一则云——

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结果，他师傅也悟了。（《五灯会元》卷四）

再说坐禅无功。

禅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师，叫马祖道一。因为俗姓马，所以被称为“马祖”。至于“道一”，当然就是法号了。马祖道一是南岳怀让的弟子，南岳怀让是六祖惠能的弟子。六祖惠能传法给南岳怀让，南岳怀让传法给马祖道一。所以，南岳怀让是二世，马祖道一是三世。马祖道一又传法给前面说过的百丈怀海，因此百丈怀海就是四世。当然，六祖惠能之后，传法就已经不传袈裟了。法嗣，也不止一个人。六祖圆寂的时候，就说衣钵是祸端，不再传承，你们都是我的传人。这是非常高明的。大家都是传人，禅宗就弘扬开来，兴盛起来。

但是，马祖道一学佛的时候，开始也是坐禅的。有一天，南岳怀让到禅房，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那儿打坐。南岳怀让一看，就知道这人是法器，有慧根，只是还没开窍。他就说，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个什么？马祖道一说，图成佛。南岳怀让就找了一块砖头，在墙上磨。马祖道一说，和尚磨砖干什么？南岳怀让说，我打算把它做成一面镜子。马祖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南岳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接着，南岳怀让又说了些道理，马祖道一就顿悟了。（《五灯会元》卷三）

读经无用，坐禅无功，其他那些清规戒律、晨钟晚课，当然也都没有意义。这对于传统佛教，无疑是一个革命。革命的成果之一，则是创立了简易的佛法。

简易，也是革命？是的。因为正宗的佛教，很繁琐。印度人，大概是世界上最不怕麻烦的。他们讲任何一个问题，都喜欢掰开了揉碎了，反反复复地证明，分得非常的细。比如“世界”，是什么意思？世是时间，界是空间。时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叫“世”。许多寺庙的大殿里，供着三尊佛像，就象征着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佛”。空间，则分为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界”。世界怎样构成？当中是须弥山，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的外面，有铁围山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有四大部洲。这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就构成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构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构成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大千世界”包括了一千个“小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所以又叫“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讲的“大千世界”这个词，就从这里来。但恐怕没几个中国人，能够搞这么清楚。也不是搞不清楚，而是根本就懒得搞清楚。有这份耐心，喜欢掰开了揉碎了，反反复复说事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墨子。不过，墨子可是被怀疑为印度人的。就算不是印度人，他那种方法，也不对中国人的胃口。所以，他的学说，虽然也兴盛一时，却终于销声匿迹。同样，玄奘到西天取来真经，也没能传下去。为什么？太繁琐。

另外，按照正宗的佛教，修行也是很难的。佛教的戒律，比丘（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男性僧人）二十五戒，分为八种，一共是二百五十条。比丘尼（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女性僧人），七种，三百四十八条，号称五百戒。这话说白了，就是你要当个合格的尼姑，得记住三百四十八条不能做。我的妈呀，谁记得住啊！

总之，印度人是最耐烦的，中国人是不耐烦的。中国人从来就认为，一件事情，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佛教要中国化，就必须简易化。于是，就产生了两个最简易化的宗派，一个是禅宗，还有一个是净土宗。

净土宗简易吗？简易。简易到什么程度呢？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因为净土宗跟禅宗不一样，是相信西方净土的。按照佛教的观点，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无量寿经》讲的“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也叫“极乐世界”。净土宗说，这个最靠谱。为什么最靠谱呢？因为阿弥陀佛是接引佛，他是专门接引善男信女上西天的。而且，阿弥陀佛从天国到人间，是不需要签证，还可以往返N次的。这就是说，你想幸福吗？你想求来生，想生到西方净土去吗？那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见以后，就把你接走了。但是你要注意，死了以后才能去。为了保证你临终之前，不会忘了念阿弥陀佛，平时就要多练习，拿念珠在那儿念。这个中国人喜欢，因为不麻烦。

其实，中国人最喜欢的，除了阿弥陀佛，还有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好啊！第一，观音菩萨的特点，是大慈大悲；任务，是救苦救难。任何人有苦难，她都救助。任何人有问题，她都帮忙。第二，观音菩萨不但跟阿弥陀佛一样，从天国到人间不需要签证，还有千手千眼，万千化身。这就是说，不管你在哪里，只要喊一声，她都听得见，看得见。而且，不管这时有多少苦难，她都忙得过来，因为她有万千化身嘛！所以，中国人最喜欢观音菩萨。生不出孩子，考不上大学，看不好病，甚至升不了官，发不了财，都求观音。

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这就是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要求，是一要简单二要管用。中国人喜欢《周易》，就因为《周易》既简单又管用。现在，净土宗比《周易》还简单还管用，所以净土宗吃得开。

但是，禅宗比净土宗更简单。净土宗还要念阿弥陀佛，禅宗连佛都不用念。六祖惠能的说法，叫“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六祖坛经·般若品》）。这就是说，只要你觉悟，你就是佛。觉悟，需要多少时间？一刹那。一刹那是多长？七十五分之一秒。只要七十五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成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

这就是禅宗的革命。宣布净土无理，佛也是人，创立“人间佛法”。主张读经无用，坐禅无功，创立“简易佛法”。前者去神秘化，后者去繁琐化。人间佛法解决了理论问题，简易佛法解决了操作问题。从此，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冲突，因为它已经中国化了。

问题是，这样的佛教，它还是佛教吗？

破字当头

的确，禅宗的“身份”是个问题。因为他们不但主张读经无用，坐禅无功，还“呵佛骂祖”，甚至“杀佛杀祖”。呵佛骂祖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烧经书的德山宣鉴。他怎么骂？道是“这里无祖无佛，达磨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五灯会元》卷七）。这就从佛祖，到菩萨，再到禅宗的祖师爷，全骂完了。

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临济录》）的，叫临济义玄。临济是寺名，义玄是法号。他是临济宗的创始人。跟德山宣鉴一样，也是惠能的六世法孙，但不同系统。前面说过，六祖圆寂的时候，不再传衣钵。嗣法弟子，也不再只有一个人。其中，有家有业的，有五位；兴旺发达的，是两个，一个青原行思，一个南岳怀让。青原和南岳，是山名；行思和怀让，是法号。这两个，都是二世。南岳怀让，前面说过。他的弟子，是马祖道一。这是三世。马祖道一传法给百丈怀海，这是四世。百丈怀海传法给黄檗希运，这是五世。临济义玄，是黄檗希运的法嗣，所以是六世。德山宣鉴，则是青原行思这个系统的。青原行思传法给石头希迁，这是三世。石头希迁传法给天皇道悟，这是四世。天皇道悟传法给龙潭崇信，这是五世。德山宣鉴是龙潭崇信的弟子，所以也是六世。惠能这两个不同派系的六世法孙，一个“呵佛骂祖”，一个“杀佛杀祖”，可真够意思的了。

够意思的，还有丹霞天然。丹霞天然是惠能的四世法孙，丹霞是山名，天然是法号。这位老兄，原本是儒生。饱读诗书之后，就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路上，遇到一位禅者（学佛的人）。禅者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去考公务员（选官去）。禅者说，当公务员，哪里比得上当活菩萨（选官何如选佛）？于是，丹霞天然就跑到江西去找马祖道一。一见面，就用手托着额头，意思是要剃度。马祖道一看了又看，知道是个不好惹的，就一球踢到石头希迁那里，说石头希迁才是你的老师。丹霞天然又跑到湖南，跑到石头希迁那里，又用手托着额头。石头希迁不吃他那一套，让他进了炊事班。三年后，有一天，石头希迁让学生们到佛殿前铲除杂草。丹霞天然却打了一盆水，洗了头，在石头希迁面前跪下。石头希迁明白，他是要“铲除”自己头上的“杂草”，就为他剃度。剃完，刚要开口说法，丹霞天然捂住耳朵，掉头就跑，又跑回马祖道一那里。回去以后，不拜老师，直接进入僧房，骑在僧人的脖子上。马祖道一没有办法，只好来看他。看了以后，就说了声“我子天然”。这话说起来，大约原本不过马祖道一的感叹，意思是“你倒天真可爱”。谁知丹霞天然马上翻身下地，跪下来说，谢恩师赐法号。从此，他的法号，就叫“天然”。

前面说过，石头希迁，是青原行思这个系统的，三世。马祖道一，则是南岳怀让这个系统的，也是三世。丹霞天然由石头希迁剃度，马祖道一赐号，等于在两个派系，两个最牛的禅师那里得到了承认，立即就名满天下。青云直上的速度，确实比当公务员快多了。

丹霞天然有了法号以后，又云游四方。有一年，他在洛阳慧林寺。因为天冷，就把木头佛像烧了取暖。院主责问他，他说是要取舍利子。院主说，木头佛像，哪来的舍利子？丹霞天然说，既然没有舍利子，又有什么烧不得？再烧。（以上《五灯会元》卷五）

好嘛，四世法孙“烧佛”，六世法孙或者“呵佛”，或者“杀佛”。这就是六祖惠能徒子徒孙们干的“好事”！请大家想想，这还是佛教吗？

对不起，还是。而且依我看，还“更是”。

为什么呢？因为禅宗抓住了佛教的根本。佛教的根本是什么？两个字：觉悟。请大家想想，什么叫佛？佛是什么？佛，就是佛陀，也翻译为“浮屠”“浮图”，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觉悟者”“觉悟的人”。觉悟这个词，就是从佛教来的。当然，前面说过，成佛，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自觉，自己觉悟。第二是觉他，让别人觉悟。第三是觉行圆满。符合这三个条件，就是佛。三个条件都不符合，是凡夫俗子。菩萨，有前两个，缺第三个。可见，人与佛、菩萨的区别，就在人不觉悟，佛和菩萨觉悟。这样看，佛，就是觉悟者。佛教，就是“觉悟的宗教”。觉悟，是成佛的关键。这是第一点。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什么是“佛性”。佛性，原本是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成佛的可能性。按照前面对佛的理解，也可以解释为觉悟的可能性。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成佛或者觉悟的可能性（佛性），是个别人才有的呢，还是所有人都有的？

这个问题，佛教界自己有争议。小乘佛教认为，个别人才有；大乘佛教认为，所有人都有。比如《大涅槃经》的说法，就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我们知道，佛教所谓“众生”，不光是指人，阿猫阿狗都是，鬼也是，范围很广。这就是说，不但所有人，就连阿猫阿狗、妖魔鬼怪，都有可能成佛。杀人犯、饿死鬼，也有可能。

这话听起来吓人，但有道理。因为释迦牟尼成佛以后，曾经立下一个宏愿，要“普度众生”。也就是说，他以自己博大的胸怀、伟大的胸襟，要让我们所有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也包括所有受苦受难的生命体，都脱离苦海。这个愿望，就叫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度。这是佛教所有宗派都承认的。

不过这样一来，佛教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普度众生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佛祖的宏愿就没有意义。如果可能，那就必须讲清楚为什么。大乘佛教和禅宗的回答，是可能。为什么可能呢？因为众生皆有佛性。既然原本就有佛性，当然可以度。既然都有佛性，当然可以普度。既然可以普度，当然都能成佛。可见，承认“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为了肯定佛祖的宏愿。不肯定佛祖的宏愿，是不行的。因此，不承认众生皆有佛性，也是不行的。

这就又有了第三个问题：既然众生原本就有佛性，那么，为什么没有成佛呢？禅宗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迷。迷，就是众生；悟，就是佛。因此，只要觉悟，众生也是佛。相反，如果迷糊，佛也是众生。这就叫“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敦煌本《六祖坛经·见真佛解脱颂》）。佛与众生，只有“一念之差”——迷，还是悟。

于是又有了第四个问题：佛，为什么就智慧；我们为什么就愚痴？或者说，佛，为什么就觉悟；我们，为什么就迷糊？禅宗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执。什么叫执？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认死理。比如我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每次讲完，都会有人问，请问你今天讲的，哪一家最好呢？这就是典型的执。为什么一定要有最好呢？为什么就不能诸家都有道理，又都有问题呢？他们说，真理只有一个，怎么可能都对？我又只好告诉他，不是都对，是都有道理。因为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你说是岭对还是峰对？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们还是眨着眼睛，摇着脑袋，觉得不可思议。

可见，一般人，多数人，都是很容易执的。执则迷，迷则不悟，叫“执迷不悟”。这就要“破执”。怎么破？办法之一是讲道理。比如大乘佛教，就讲三个道理。第一，不要执著于“我”。我，本来是没有的。因为因缘合和，时空点凑一块了，才出来一个“我”。我，是法造就的，叫“我因法生，我无法有”。这是“破我执”。这时，大家就会说，啊，原来如此！那就说“法”吧！这就又执著了，又得告诉大家，法也是空的，万法皆空，死咬住“法”干什么？这叫“破法执”。可惜，破了法执以后，人们又会执著于“空”，开口闭口都是空啊无啊，又不开窍了！只好又告诉大家，空也是空的，不要死咬着“空”。这就叫“破空执”。

到了这一步，就很难了。空也是空，什么意思啊？空也不能说，那我说啥呀？其实答案很简单，只要不执著，什么都可说。比如，禅宗的主张，是“不立文字”。但，又是《六祖坛经》，又是《五灯会元》，还有“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之类的偈，所有这些，难道都不是文字？事实上，单单“不立文字”这四个字，就是文字。所以，要紧的不是“不立文字”，而是不执著于文字。我在武汉大学作家班上课，讲禅宗。讲完以后，有位作家说，我明白了，这门功课考试的时候，我就交一张白卷，不立文字嘛，对不对？我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只不过，等你要成绩的时候，我就笑一下。他听了也笑，算是明白了。

看来，讲道理，未必管用。你跟他讲不立文字，讲读经无用，坐禅无功，他又会执著于不读经，不坐禅，不立文字。这同样是执。破字当头，真是谈何容易！

那么，又该如之何呢？

自由之路

也只有一个办法：动用非常手段。

禅宗的非常手段，有很多，比如“棒喝”。棒，就是打；喝，就是吼。代表人物，则是前面说过的临济义玄和德山宣鉴，号称“临济喝，德山棒”。其实，这两种手段，他们两个都用。其他人，也用，或者用类似的方法。比如水潦和尚，是马祖道一（三世）的弟子。第一次见面，就问了一个重要问题：菩提达摩祖师爷从西边来，是什么用意？马祖道一说，你先礼拜！水潦和尚刚刚躬身，马祖就飞起一脚，当胸把他踢倒。于是水潦大悟，一骨碌爬起来，呵呵大笑而去。事隔多年，水潦和尚提起这事，还乐不可支，道是“自从一吃马师踏，直至如今笑不休”（《五灯会元》卷三）。看来，这是个喜欢挨打的。

当然，禅宗的手段，也并非只有“棒喝”。文不对题，答非所问，也是方式之一。只不过，这种方式，要叫“机锋”。比较突出的，赵州从谂（读如审）要算一个。赵州，是地名；从谂，是法号。他是南泉普愿的法嗣。南泉普愿，则是马祖道一的法嗣。马祖道一的接班人，有前面说过的百丈怀海，也有现在说的南泉普愿。他们两个，都是四世。百丈怀海的法嗣，有临济义玄的老师黄檗希运（檗读如波，去声）。南泉普愿的法嗣，则有赵州从谂等人。所以，赵州从谂和黄檗希运，都是五世，还打过交道。据说，赵州从谂曾经去见黄檗希运。黄檗希运见他来了，就紧闭方丈门。赵州见他关门，就在法堂内高举火把，大叫救火。黄檗只好开门，一把抓住他，大叫了两声“道”。于是，赵州说了句“贼过后张弓”，就走了。

不过，黄檗希运和赵州从谂，风格不同。黄檗喜欢打人，赵州喜欢胡说。比如有人问前面那个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黄檗的回答是谁问打谁，赵州却回答说“庭前柏树子”。所以，黄檗和赵州，是一武一文，但同样都莫名其妙，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因为赵州从谂喜欢讲“柏树子”，便有人问他，柏树子也有佛性吗？赵州说有。那人又问，什么时候成佛？赵州说，等到虚空落地时。那人再问，虚空什么时候落地？赵州说，等到柏树子成佛时。（以上《五灯会元》卷四）这种回答，其实等于不回答。

这就奇怪。禅宗，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棒与喝，还有胡说八道，跟呵佛骂祖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直截了当地破执。请大家想想，众生为什么执？无非认死理。为什么认死理呢？又因为一般人心目中，总会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或者不能没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种神圣的东西，一定代表着永恒而普遍的真理。这样的“理”，岂能不认，又岂能不“死认”？不能没有的东西，比如“我自己”，就更得“死认”。死认，就执著了。为了破执，就只能把这些东西也都予以破除。

那么，对于佛教徒来说，最神圣的是什么？一是佛，二是祖，三是经书。所以，要先拿这三个开刀。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最神圣的三个，都可以不当回事，还有什么可执著的呢？什么都没有了。包括不能没有的“我自己”，也没有了。

否定自己，也有故事。故事，是兴善惟宽的。兴善惟宽，跟前面说过的百丈怀海、南泉普愿一样，也是马祖道一的法嗣。兴善，是寺名；惟宽，是法号。《五灯会元》卷三说，有人问兴善惟宽，狗也有佛性吗？惟宽说，有。那人又问，和尚你有吗？惟宽说，我没有。那人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你就偏偏没有？惟宽说，我不是一切众生。那人便问，既然不是众生，莫非是佛？惟宽说，我不是佛。那人又问，既不是佛，也不是众生，那你是什么东西？惟宽说，也不是东西。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把什么都否定了。那又怎么样呢？什么都否定了，就什么都不必否定了。吃饭睡觉可以有，娶妻生子可以有，建功立业可以有，升官发财可以有。甚至就连偷鸡摸狗、杀人放火，也可以有。为什么这个也可以有？因为禅宗的主张，是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那么，坏人有没有佛性？坏人能不能成佛？这个问题，原先是有争议的。后来，大家的意见趋向于统一，认为必须承认坏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否则，普度众生，仍然会有问题。有问题，也不是说不能兑现。事实上，众生得到普度，至今仍未实现。那又有什么问题？理论上有问题。既然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坏人怎么就没有，就不能？讲不通嘛！当然，禅宗决不主张和鼓励做坏事。他只是说，做了坏事也不要紧，能够觉悟就好。觉悟了，佛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你受苦受难，没关系。罪孽深重，也没关系。只要觉悟，就能解脱。这就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怎么好办？该干吗，还干吗呗！而且，按照禅宗的观念，佛法就在人间，悟道当然也就在世俗之中。所以，禅师绝不会传授什么“独门绝技”，也不会给你什么“灵丹妙药”，他只会让你到生活中去。《五灯会元》卷四说，有一个僧人到赵州从谂那里求学，说弟子初入禅林，请大和尚慈悲，指点迷津。赵州说，喝粥了吗？这个和尚说，喝了。赵州说，洗碗去。这个人忽然就觉悟了。

还有一次，寺院里面新来了一些学生。赵州和尚去看他们，问当中一个说，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这个学生说，弟子来过。赵州和尚说，好，吃茶去。又问另一个，这个学生说，弟子没有来过。赵州和尚说，好，吃茶去。这下子，寺院的院主就看不懂了，就问赵州：大和尚，这一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那一个是没来过的，怎么也让他吃茶去？赵州和尚大声说，院主！院主说，在！赵州说，吃茶去！

哈！原来学佛参禅、修行悟道，就是吃饭睡觉、洗碗吃茶。难怪禅宗是人间的佛法，简易的佛法，是“以有为求无为”。问题是，一样吃饭睡觉，佛与众生，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有人问过。问谁？大珠慧海。大珠慧海，跟前面说过的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兴善惟宽一样，也是马祖道一的法嗣。《五灯会元》卷三说，有一天，大珠慧海那里，来了个“律师”。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今天帮人打官司的那个。佛家所谓“律师”，是指善于背诵讲解经书戒律的僧人。讲律的，是“律师”；参禅的，是“禅师”。道不同，原本不相为谋。但那个律师，要来刁难大珠慧海这个禅师，就问：你们禅师，也用功吗？大珠慧海说，用功呀！那律师又问，怎样用功？大珠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律师就说，但凡是人，无不如此。他们跟和尚的用功，又有什么不同？大珠慧海说，那些人呀，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一句话，他们想不开！想不开，则吃饭不是吃饭，睡觉不是睡觉；想得开，则吃饭是吃饭，睡觉是睡觉。这就是佛与众生的区别。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什么是“迷”？迷就是想不开。什么是“悟”？悟就是想得开。佛与众生，可不就只有“一念之差”？既然只有“一念之差”，那么，甭管什么人，甭管他干什么，也甭管什么时候，岂非都可以成佛？

当然可以。禅宗的公案中，处处有这样的故事。什么叫“公案”？公案和机锋，是有关系的。前面说过，禅师为了让学人开悟，往往要使用非常的手段。这些非常手段，就叫“机锋”，意思是抓住某个机缘，利用某种机会，在适当的时机，给学人锋利的一刺。手段，主要是语言。广义地说，棒喝、不说话、打哑谜，也算。因为用语言，目的也是破执，跟“当头棒喝”没有区别。这样的案例，就叫“公案”。前面说的许多故事，就是公案。

公案，是前辈禅师创造出来，可以给后辈禅师做参考的。所以，禅师不读经书，却读公案。比如龙门清远，就是读公案开悟的。龙门清远，是北宋禅师，龙门是寺名，清远是法号。《五灯会元》卷十九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清远独自一人坐在炉前。他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木棍拨弄着炉灰，忽然看见炉灰深处，有一火如豆，便觉得若有所悟。于是急忙翻阅《传灯录》。读到其中的一个公案，恍然大悟，从此成为“得道高僧”。

其实，就在拨灰见火那一刻，清远便已经悟了。因为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深深拨，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

是啊，参禅、悟道、成佛，乃至整个人生，也都不过如此。只要你“深深拨”（破执），就总会“有些子”（觉悟）。所以，处处可以悟道，事事可以修行，时时可以成佛。哪怕当时，你只是在拨弄炉灰。

这，就是禅宗为众生开辟的成佛之路。无疑，这是一条自由之路。

只许佳人独自知

的确，觉悟是成佛的关键，也是禅宗的底线。

禅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叫“野狐禅”。这故事说，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讲课的时候，总有一位老人随堂来听。有一天下课，学生们都走了，他不走。百丈怀海就问，你到底是什么人？老人说，我不是人。五百年前，我也是和尚。只因为一句话没答对，结果投胎变成了野狐狸。因此，恳请大和尚慈悲，告诉我应该怎样回答，以便我重新做人。

这个麻烦大了。一句话不对，和尚就会变成狐狸，到底是什么话呀？原来，这个人五百年前做和尚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有大修行的人，还会落入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吗？这人想，我们佛家修行，不就是要脱离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吗？有大修行的人，当然不会再落入。于是就老老实实回答，说“不落因果”。好嘛，他自己变成野狐狸了。

听完老人的陈述，百丈怀海就说，那你再问我一次。老人就问，有大修行的人，还会落入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吗？话音刚落，百丈怀海就应声答道：“不昧因果。”老人恍然大悟，然后躬身答谢说，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五灯会元》卷三）

这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表面上看，“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只有一字之差。结果呢，却有天壤之别。因为“不落因果”还是“执”，执著于因果嘛！只有不被因果蒙蔽、束缚（不昧因果），才真正是悟。所以，后人便把并未开悟却妄称开悟的，称为“野狐禅”。

觉悟，岂非很重要？

可惜，觉悟这件事，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需要悟性，需要慧根。否则，就是鸡同鸭讲。《五灯会元》卷三说，有一个人，曾经向前面说过的兴善惟宽请教。他说，请问大和尚，道在哪里？惟宽说，就在眼前。那人说，既然就在眼前，我怎么看不见？惟宽说，因为你有“我”，所以看不见。那人说，我有“我”，所以看不见。那大和尚你，看得见吗？惟宽说，又有你，又有我，更看不见。这个人就觉得自己明白了，便又问，那么，没有我也没有你，就看得见了吧？惟宽法师说，没有你也没有我，谁看啊？

这话意味深长。是啊，“无汝无我，阿谁求见”？我也没了，你也没了，还需要成佛吗？谁成佛啊？事实上，在禅宗看来，成佛，正是为了每个人自己。所谓“普度众生”，无非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脱离苦海嘛！但，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只属于他自己。因此，成佛，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你不开窍，佛也没有办法。

由此可见，禅宗所谓“开悟”，其实是“找回自己”。这样的公案，也有很多，比如寿州良遂开悟的故事就是。寿州良遂，是麻谷宝彻的弟子。麻谷宝彻，跟前面说过的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兴善惟宽、大珠慧海一样，也是马祖道一的法嗣。《五灯会元》卷四说，寿州良遂求学时，麻谷宝彻不见他，自己扛了把锄头去锄草。良遂跟到地里，麻谷看都不看他一眼，又掉头回方丈，还把门关起来。第二天，良遂又去见麻谷，麻谷又关门。良遂就敲，麻谷就问：是谁？良遂应声答道：良遂！也就在这一刻，良遂突然觉悟了。麻谷也知道他悟了，便对众人说：你们知道的，良遂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良遂也知道。

这事玄妙。良遂知道什么呀？知道良遂是良遂。知道良遂是良遂，怎么就什么都知道了呢？因为他发现了自我，找回了自我。那又怎么样？就可以成佛了。为什么？因为在禅宗看来，佛就是自我。在《六祖坛经·付嘱品》，惠能说——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这就是麻谷不见良遂的原因。我又不是佛，你找我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你自己怎么不去找？相反，当良遂知道良遂是良遂时，他就找到了真佛，获得了最高智慧。所谓“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无非是说，良遂知道的，是最该知道的。那些可知道可不知道的，无所谓。

显然，成佛的关键在觉悟，觉悟的关键在自我。问题是，既然如此，兴善惟宽为什么又要说“汝有我故，所以不见”呢？因为禅宗的主张，是“找回自我”，不是“执著于我”。只要能“找回自我”，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都无不可。

比如北宋禅师昭觉克勤，就是因为一首艳诗开悟的。昭觉克勤，是前面说过的龙门清远的师兄弟，五祖法演的弟子。五祖，是山名，也就是五祖弘忍住过的双峰山；法演，是法号。《五灯会元》卷十九说，有一天，一位官员前来请教，法演便对他说了两句艳诗，叫“频呼小玉元（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小玉，是丫环的代称；檀郎，是情郎的代称。我在《魏晋的风度》中讲过，西晋有个美男子潘岳。他的小名，就叫“檀奴”。所以，后世的女子，便把自己钟情的男子，叫做“檀郎”，意思是“帅哥”。这诗的意思也很清楚：小姐频繁地呼叫丫环，其实啥事都没有。只不过是想让情郎帅哥哥，听见自己的声音罢了。

法演念完艳诗，结果如何呢？那官员唯唯诺诺，其实一头雾水，昭觉克勤却悟了。为什么悟了？因为他突然明白，佛家的坐禅、修行也好，禅宗的机锋、棒喝也好，其实都不过“频呼小玉元无事”。目的，是通过觉悟而成佛。因此，要紧的，是“只要檀郎认得声”（开悟）。于是，昭觉克勤便写了一则“开悟偈”，最后两句居然是——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也就是说，正如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只有我和她知道，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悟与不悟，成不成佛，同样只有我和佛知道，也只需要我和佛知道。禅宗，岂非自我的佛法？

但是，要“找回自我”，又必须“破除自我”。因为一个人最容易执著、最难破除的，就是“我”。因此，破我执，才能知真佛。这其实很难。比如，有一位法号叫玄机的尼姑，就自以为做到了，却其实没做到。玄机，有人说是六祖惠能的女弟子，也有人说是惠能法嗣永嘉玄觉的女弟子。所以，这个公案，就记载在《五灯会元》卷二。这公案说，有一次，尼姑玄机去见和尚雪峰。雪峰，有人说是雪峰义存。但雪峰义存是德山宣鉴的弟子，要算七世。玄机呢？少说也得算三世，辈分差得太远。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故事当中的雪峰，不是义存，是另一个雪峰。这个我们也不去管他。总之，玄机见到雪峰以后，雪峰就问她从哪里来。玄机说，大日山。雪峰说，大日山出太阳了吗？玄机说，要是出太阳，那就融化雪峰了。雪峰一听来者不善，就问她的法号。玄机回答说：玄机。雪峰就问，你这个“玄机”，一天织多少布？玄机的回答很雷人，说是“寸丝不挂”。显然，这是双关语。意思是说，我这个“织布机”，一根丝都没有。我这个人，也一丝不挂。因为我已经彻底“忘我”。“我”都没有了，挂什么？玄机说完这话，行了个礼就往外走，雪峰就送她出门。玄机在前面走，雪峰在后面送。走了几步以后，雪峰突然说，玄机师太，你的袈裟拖在地上了。玄机马上回头看，因为袈裟拖到地上是不好的。于是雪峰说，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

看来，禅宗不仅是人间的佛法，简易的佛法，自我的佛法，也是智慧的佛法。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唯其如此，禅宗才会有那么多层出不穷又千奇百怪的机锋与公案。因为学佛的人固然要有慧根，开悟的人也必须有机智。显然，禅宗的否定，不是否定，是肯定。或者说，是否定之否定。事实上，他们否定的是执著，肯定的是自由；否定的是教条，肯定的是自我。因此，只要不执著，什么都可说，什么都可做，什么都能有。但智慧的获得，却只能靠每个人自己。

于是，禅宗就从佛法变成了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可以用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一位不知法号的尼姑所作“开悟偈”来象征——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那么朋友，你看见春光了吗？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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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第一章 男人

奶油小生

江湖好汉

忠臣孝子

大老粗与小白脸

寻找男子汉

第二章 女人

贤妻良母

弱女子与女强人

淫毒妇与贞烈女

嗲妹妹与假小子

二十世纪新女性

第三章 性

神圣祭坛

从禁忌到贞节

从图腾到祖宗

等级与配额

设男女之大防

第四章 夫妻

形式与内容

所谓“明媒正娶”

无爱之婚

无性之恋

恋丈夫与怕老婆

第五章 姬妾

妻与妾

妾之地位

妻不如妾

妒妇与宠姬

妾不如婢

第六章 娼妓

起源与类别

青楼的功能

婢不如妓

风雅与才情

铜臭与血腥

第七章 情人

妓不如窃

怀春与钟情

私奔与私通

偷情种种

捉奸心理

第八章 闲话

荤话与风话

微妙关系两种

孤男寡女

离婚与再婚

窃不如说

Landmarks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页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 易中天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

ISBN 978-7-5321-6503-2

Ⅰ. ①中… Ⅱ. ①易… Ⅲ. ①中华文化－研究 Ⅳ.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988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赵南荣 陈蕾

特约编辑：王维剑

封面设计：朱镜霖

书名：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

字数：216千字

印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978-7-5321-6503-2 / G·0192

定价：42.00元

第一章　男人

奶油小生

中国有男人，也有女人。

中国的男人怎么样？好像曾经有点问题。

就说戏曲和小说中的那些“正面形象”吧，大体上无非三类。第一类是无用的男人。这类宝贝，是所谓“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如《白蛇传》中的许仙，《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厢记》中的张生，《梁祝》中的梁山伯等。其共同特点，是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多愁善感，弱不禁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主见，极易哄骗，可以说是相当的女性化。在戏曲舞台上，扮演这类角色的演员，都必须尖着嗓子细声细气地用假声说唱，听起来与旦角没有什么两样，可见连语音也女性化了。他们的扮相，更是女性化，一律地唇红齿白，眼如秋水，眉似青黛，与旦角的妆扮也没有太多的区别。甚至如传统的越剧，台湾的《新白娘子传奇》，就干脆用女演员来演，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或不对头。究其所以，恐怕就在于那角色，原本就是女性化的男人。

这就煞是“好看”。

事实上，在中国，确有不少观众喜欢这类角色，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女人，也包括部分南方的男人。《白蛇传》之类的戏久演不衰，便是证明。这类戏曲节目，曾被某些理论家好心地界定为“爱情的颂歌”，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的男主角有什么可爱之处。他们之所以能“颠倒众生”者，无非姣好的面庞和柔弱的性格。不是齿如白玉，面若桃花，便是腰似杨柳，声如雏凤，地地道道的女里女气。这类形象，在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中，只怕就没有什么市场，然而中国人却爱看。不但女的看了芳心暗许，便是男的看了，也我见犹怜，或恨不如他。

认真说来，这种爱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女人喜欢，证明她们已多少有点不像女人。男人喜欢，同样只能证明他们也多少有点不像男人，甚至还有同性恋嫌疑。因为这类身材纤小、皮白肉嫩、没有胡子的男性形象，是多多少少有些像娈童的。而自古有“龙阳之好”的男人，其性爱对象便多半是这类小白脸。不过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无妨先分析一下这类男人或这类角色，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不像男人。

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胆小怕事”。《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他在去财主家打工的路上，碰见了七仙女，首先想到的是“老父亲生前在世曾对我说，男女交谈是非多”。为了避免“是非”，他采取了绕道走的办法：“大路不走我走小路。”实在绕不过去，才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交涉：“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工夫？”谁知七仙女一句话，便把他顶得哑口无言：“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么？”上帝保佑！幸亏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倘若拦路的是强盗，他又该若之何呢？

这样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主动追求爱情和幸福。事实上，他与七仙女的结合，完全是对方的一厢情愿，甚至带有强迫性质。他自己则一推再推，一躲再躲，直到最后“神迹”出现，老槐树开口说话，作媒作证，才接受了这桩“做梦都想不到”的婚姻。这说明他只相信天意，对于自己的能力，则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当后来七仙女为了少受一些奴役（将长工期限由三年缩短到百日）而与财主打赌织锦时，他不但一点忙都帮不上，反倒还在磨坊里一个劲地埋怨“娘子多事”。埋怨娘子多事，正好证明他自己胆小怕事。

胆小怕事，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通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我们实在不少见这样的场面：一事当前，女方要挺身而出去作斗争，那丈夫却躲在她身后，或拦在她面前，浑身乱颤，双手直摇，连连叫道：“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使不得的呀！”要不然就是双眼圆睁，牙关紧咬，脸色惨白，大叫一声，昏死过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下。《白蛇传》中的许仙，就这样吓死过一回，害得白娘子只好带着身孕，去盗仙草。

《盗仙草》是《白蛇传》中很好看的一折戏，常可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但可惜人们往往忘了，这台“好戏”却是以一个男人的胆小和无能为背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胆小怕事的，也不只是这几位，差不多也是咱们的通病。因为咱们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吃饭防噎，走路防跌”，不要多管闲事、招惹是非。连吃饭走路这样的小事，尚且不敢放手去做，更遑论其他？

这类人物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少有见识”。中国有句老话，叫“头发长，见识短”。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在历史上、现实中，或者在文艺作品里，我们常不难看到这样的“大老爷儿们”：他们平日里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副安邦治国、出将入相的样子，一旦真格的有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不是要老婆拿主意，便是向丫环讨办法，一点见识也没有了。甚至如唐高宗（李治）这样的皇帝，干脆把朝政也交给老婆（武则天）去处理。“万岁爷”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好去苛求小民？

至于现在要说的这类角色，当然也都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在这类人物中，《西厢记》中的张生张君瑞，要算是最有胆识的一个了。他有胆，敢于追求自己的意中人，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更敢于为此追求，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解普救寺之围，退孙飞虎之兵。他也有谋，能够想出种种办法，来接近莺莺；而解救崔家厄难，也全靠他的缓兵之计。这就颇有些侠肝义胆，又能运筹帷幄，比起董永、许仙辈来，是能干多了。

然而，即便这位风流才子，救难英雄，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角。他在普救寺，不过无意中见了莺莺一面，便“魂灵儿飞在半天”，只听见崔莺莺娇语一声，便大叫“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及至第二次见了红娘，便忙不迭地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云云，简直是傻得可以，当然也就被红娘抢白了一通，弄得灰头灰脸，好没有意思。事后，红娘向小姐学说此事时，也还要评论说：“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

如果说张生这时的傻，尚且傻得可爱，那么，当老夫人悔婚之后，他的一筹莫展，便只能让人着急。他没有半点办法来对付老夫人，只好跪在红娘面前，一面承认自己“智竭思穷”，一面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这就颇没有见识了。难怪红娘要教训他：“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

事实上，使崔张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红娘。如果不是红娘一再设计，促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婚姻，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又用一套表面上为老夫人面子着想，实际上为崔张爱情抗争的说辞说服了老夫人（这番说辞的水平堪与苏秦、张仪之流媲美，所以《拷红》一折，也是《西厢记》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则崔张二人的爱情，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而只能是呜呼哀哉，难怪张生对红娘要一跪再跪，一拜再拜，一谢再谢，并声称“当筑坛拜将”了。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软弱无力”。前已说过，他们都是些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细皮嫩肉，奶声奶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起架来绝不会是任何人的对手。所以一遇到麻烦，他们的本事，无非一是跪，二是哭，三是一病不起，最后只能靠动了恻隐之心的女人或侠客前来搭救。即便最有胆识的张君瑞，倘若不是有一个“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的铁哥们杜确一再保驾，那前程也实在是岌岌可危。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软弱无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董永要靠七仙女呵护，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张生要靠红娘帮忙，梁山伯运气不好，没有女人来救他（祝英台自己也无此能力），结果便送了性命。然而女人的能力又何其有限，女人的地位又何等卑下，没法子，只好先把她们设定为“九天玄女”或“千年大仙”，才好让她们来救苦救难。我曾常常奇怪，又美丽又贤淑又法力无边的七仙女和白娘子，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永和许仙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计，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体力，也指智力，而且主要是指意志力。但那些动不动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无此力量。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甚至以为自己“多愁多病身”，恰是可以匹配崔莺莺“倾国倾城貌”的资本，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依照这个逻辑，则咱们中国人的爱情，就不是“美女爱英雄”，反倒是“美女爱病人”了，岂非病态？这里面自然有它文化上的深刻原因，我们姑且按下，留待以后再说。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这就比胆小怕事还要糟糕。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既然胆小怕事，当然也怕负责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正因为怕负责任，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

所以，董永对七仙女与财主的赌不负责任，也还情有可原，因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不过，严格说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应该连娘子多事的责任也承担起来的。因为夫妻俱为一体，祸福荣辱，原本休戚相关，应该同仇敌忾，共赴家难。何况一个男人之于家庭，又原该多负一点责任！所以，看在董永原本胆小怕事的份上，我们可以不谴责他，但他的不像男人，却也是事实。

然而另一些人的不负责任，就完全理无可恕。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已不是“像不像男人”，而是“还是不是人”了。比如元稹《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的张生即是。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坏水。因为表面上道貌岸然，所以熬到二十二岁，还“未尝近女色”。从这一点上讲，他的忍性、定力，倒还算可以。然而，一见崔莺莺，却神魂颠倒，不能自持（可见“不好色”云云全是假话），终于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把莺莺弄到手。不过张生的可恶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他对于崔莺莺的以身相许，采取了一种“始乱之，终弃之”的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更可恶的是，他对自己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行为，还颇为得意，称之为“忍情”，并头头是道地说什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把一应罪责，都推到受害者身上，这就不但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简直是没有一点人味了。也许实在因其太不像话，所以这个形象，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里，便已判若两人，成了一个虽不免有些脂粉气、但好歹在人格上还算男人的情种。

应该说，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是最能看出一个男人像不像男人的。它不仅表现于性能力（太监无此能力，便不算男人），更表现于责任感。性关系是两个人的事，应该由两个人共同负责。但由于女人原本力量较弱，而男人在性行为中又往往是主动进攻求爱者，所以男人还应多负一点责任。如果男的竟将责任都推到女方头上，或在出事之后要受惩处时，拿女的去做替罪羊、牺牲品，那么，哪怕他别的什么功夫再好，也应说他不算男人。

江湖好汉

第二类形象，是“无性”的男人。

这些与前类形象处于另一极端的人物，是所谓“红脸汉子”或“江湖豪杰”。他们大多高大魁伟，身强力壮，浓眉大眼，美髯长须，在体格上充分显示出男性的性特征。他们虎胆雄姿，远见卓识，力大无穷，敢负责任，在人格上也不愧为七尺男儿。总之，他们脸是黑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意志是刚强的；敢冲，敢打，敢做，敢为；能建功，能立业；能驰骋沙场，能闯荡江湖；端的称得上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豪杰、真英雄，在世界任何民族中，都属于女性渴望崇拜、芳心暗许的对象。

然而，中国的这些英雄，却似乎不喜欢女人。

不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好像有严格的分工和界限：说爱情的专说爱情，说英雄的专说英雄。爱情传奇中少有英雄行为，英雄传奇中又难觅爱情色彩。在爱情传奇中，要么是死去活来地爱，要么是始乱终弃地赖，要么是生离死别地哭，要么是棒打鸳鸯地坏，都与英雄无关。在英雄传奇中，有的只是刀光剑影，血迹人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全无半点浪漫温馨。所以，《红楼梦》通篇说爱情，却一个英雄也不见；《水浒传》遍地是英雄，又半点爱情也难寻。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与西方传奇的有英雄必有美人，有美人必有英雄，英雄救美人，美人爱英雄的套路也大相径庭。当然，我们无意混淆两种传奇，爱情传奇中无英雄也没什么不妥。但是，英雄传奇中没有爱情，却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因为“自古美女爱英雄”，咱们中国的英雄，总不成没人爱吧？事实上，李师师就对燕青有意，潘金莲也倾心于武松，可惜都只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这不能归结为这类男女关系的“不正当”，因为即便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英雄传奇中也是不见描写的。比如周瑜与小乔，一个是青年统帅，一个是江东名媛，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令人羡慕的事。仅仅只是苏东坡一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就不知可以激发后人多少联想和神往，然而却并无故事流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的风流只在战场，却不在情场。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起，中国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应该而且必须“不好色”。

这条规矩，在江湖上似乎特别严。

宋江就曾说过：“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所谓“溜骨髓”，也就是好色。在江湖中人看来，一个英雄好汉，可以不守王法，杀人越货，占山为王；也可以转变立场，招安投降，另攀高枝；但有两条规矩却不可逾越，一是不可出卖朋友，二是不能贪好女色。

不能出卖朋友好理解，不能贪好女色却有些令人费解。因为在这里，所谓“贪”“好”“近”“女色”等等，全是模糊概念。它们既包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通奸、强奸），也包括正当的男女关系（婚姻、爱情）。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奸人妻女，固然不是英雄（而且是混蛋）；即便只是与情人幽会，和老婆亲热，也算不得好汉。可见江湖上禁止的，并不只是通奸和强奸，而是一切男女关系。既然一切男女关系都在禁止（或不提倡）之列，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爱情，而那些心中暗暗爱着英雄们的美女，也就只好被晾在一边，没有她们的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不近女色的英雄好汉们，也就成了“无性的男人”。他们或者终身不娶，也似乎不曾有过婚外的性行为；或者娶了妻室也不当回事，好像根本没有性要求。比如宋江，初娶阎婆惜时，倒也曾“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这后来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但后来便“渐渐来得慢了”。其原因，就在于“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结果让张文远钻了空子，与阎婆惜勾搭成奸。卢俊义也一样，虽有妻室，但平日里也“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结果也让李固钻了空子，和他老婆“做了一路”。看来，梁山这两个首领，在这一点上都还不算太“过硬”。比较“过硬”的是晁盖等人，根本就“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多半是这一类。

真正好色的只有一个，即矮脚虎王英。不过这个人一点也不英雄。个子既矮小粗短，武艺也稀松平常，一点魅力也没有，绝不会像武松那样让女人爱慕倾心，所以他只好下山去抢女人。宋江对他的“惩处”，则是把既比他漂亮又比他英雄的扈三娘嫁给他。这就颇有些像一个笑话：一个将军不吃鸡，部下犯错误，便罚他们吃鸡。结果，最好色也最不好汉的王矮虎，便成了梁山上最占便宜的一个。王矮虎是《水浒》男人中的一个特例，扈三娘则是《水浒》女人中的一个特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倒正好是一对。

在梁山上，贯彻“不好色”原则最为坚决彻底的，是李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李逵对宋江的态度看出。

就私人关系而言，李逵和宋江的感情最好。宋江说李逵，道是“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李逵说宋江，道是“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这种关系，梁山上人人皆知。所以，时迁和李逵一起去曾头市讲和时，便对曾长官说：“李逵虽然粗卤，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休得疑惑。”而曾长官也因此果然不疑。也所以，宋江虽因李逵一再捣乱，三番五次要杀他，却终于未杀；李逵虽然对于宋江的投降路线一百个不满，一千个不情愿，却仍跟着宋江去投了降。甚至到最后，宋江为了自己“一世清名”，要毒死李逵时，李逵也只是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两人关系之密切，情义之深，可见一斑。

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甘愿由宋江剐杀的李逵，却有一次当真要杀宋江。其原因，则是听信了谣言，以为宋江抢了山下刘太公的女儿。这在李逵看来，是比写反诗或者投降朝廷都要严重得多的问题。写了反诗，无非是去做匪；受了招安，无非是去做官。官也好，匪也好，都还是人。倘若抢了民女，那就是畜生。所以李逵见了宋江，先是“气做一团”，说不出话来。等燕青说完备细，便开口大骂：“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以李逵之敬重宋江，爱戴宋江，如果不是气愤到了极点，是骂不出这话的。

不能把李逵的这一气愤，简单地理解为同情弱者或打抱不平。实在地讲，李逵不同于鲁智深，其实并不同情弱者，闲常也不爱打抱不平。你看他在江州劫法场时，滥杀了多少无辜？应该说个把两个弱女子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眼里、挂在心上的。

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他敬重、爱戴、值得为之一死的宋公明哥哥，到底是否果真不好色？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他有怀疑，有担忧，曾经在心里打过折扣，这才一触即发：“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可以说正是这失望，或者说，正是这怀疑之被验证，才使李逵有上当受骗之感，而愤怒也才达于极点。于是，悲愤至极之时，长期埋在心底的、对宋江在女色问题上的不满也随之脱口而出：“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表面上是以此证明谣言可信，实际上则不过是在发泄自己早已有之的看不惯。

显然，这场纠纷，对于宋江和李逵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最后事实证明了宋江并未抢掠刘太公的女儿，也就证明了宋江并不好色。而且李逵对宋江的私下怀疑，对于他娶阎婆惜、养李师师等有好色嫌疑的种种不满，作为一种被压抑到心理深层的东西，也因终于说出而得到了宣泄。从此，李逵便将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跟着宋江走到底，为宋江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乃至跟着宋江去投降。

然而，也许任何人（包括李逵自己）都不会想到，李逵的内心深处，并未果真因此而变得轻松起来。相反，“替人夺回女儿”一事并未了结，反倒成了李逵心理深层的一个情结。

这个情结终于在第九十三回变成了李逵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李逵梦见的都确实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受天子嘉奖，杀四大奸臣，见到自己死去的老娘等等，而这一连串的梦又是由这样一个梦开头——李逵闯进一家庄院，正碰见十几个强人要抢别人的女儿，于是李逵便把这十几个强人一连七八斧砍翻在地，救了那一家三口。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因为这种好事，李逵先前也曾做过，比如帮刘太公夺回女儿等等。如果其梦到此为止，也不过只是一种“英雄回忆往事”罢了。蹊跷的是，在这场梦中，却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的结局——那被救女子的母亲，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亦即那个被救者嫁给李逵。这可真是闻所未闻，想也不敢想的事，所以连梦中的李逵，也被吓了一大跳，触了电似的跳起来叫道：“这样腌臜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说完，便逃出门去。

这个梦实在是《水浒传》中难得的真实的一笔，因为它真实地告诉我们，在以李逵为代表的“无性英雄”心中，其实还是有性的。只要是生理正常的人都有性的要求和冲动，没有才不正常，才是变态。所以，不论是现实生活中被救之女出于感恩或出于仰慕，要嫁给李逵，或者是李逵梦见了这种事，都很正常。李逵梦见这事，说明他自己内心深处，多少有点希望能有这样的事出现。而且，按照常规、常理、常情，这种事也应该出现，或者说不该不出现。然而，生活中又不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所以李逵就会做这样的梦。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不贪女色，不图报答”的好汉，他又绝不能接受这种把被救女子纳为妻室的安排，哪怕他们两人果真一见钟情也不行。这两方面的要求或冲动是那样地强烈，连李逵自己也吓了一跳，只好夺路而逃，并在梦中继续去杀人。看来，像李逵这样压抑了性需求的所谓英雄好汉，最终都将只能变成一架机器：或者是杀人放火的机器，或者是喝酒吃肉的机器，至多也不过是做好事的机器。

也许，像李逵这样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的人只是少数，但江湖好汉大多不看重女色，却也是事实。他们或者根本不去想它，或者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总之是看得很淡。他们也许会说笑调情（如武松），也许很风流倜傥（如燕青），但都不会动真格的。武松在十字坡说“风话”，那是为了骗孙二娘下手；燕青在东京城弄“风情”，也只是为了引李师师上钩。燕青曾对戴宗说：“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所以他虽搬到李师师家去住，李师师也有意于他，却也终于井水不犯河水，让李师师白盼了一场。

英雄好汉们的“拒色”，其原因也许是相当复杂的。比方说，认为“色欲伤身”，近女色会妨碍练武，或者因为江湖上风险太大，而女人只会添乱、坏事等。但有两种观念，无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种观念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可以做三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英雄气总是很短的，儿女情才能长久；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不要紧，反正还有儿女情长；还有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者，多因儿女情长。江湖上的好汉们，显然取最后一种理解。

这大概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因为历史上那些儿女情长的英雄们，差不多也都是英雄气短的。他们或者是失败的英雄（如项羽），或者是短命的英雄（如周瑜），或者是成问题的英雄（如吕布）。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有女人疼，有女人爱，甚至有女人为之献身。而且，这些女人还都是大美人，如项羽的虞姬，周瑜的小乔，吕布的貂蝉。然而，这些美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气，反倒给他们惹来大麻烦。小乔给周瑜也给整个江东引来了刀兵之祸，因为据说曹操引兵南下攻打东吴的动机，是要掳去江东二乔，藏娇于铜雀台上，而周瑜也就在这场战争中短命身亡；貂蝉害得吕布身败名裂，作为专杀义父的不义小人，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后又因此而被杀身亡；虞姬则在项羽兵败垓下时成为累赘和负担：“虞兮虞兮奈若何”，多少影响了项王的斗志和谋略吧？最后只好自刎于乌江。这几位，都儿女情长，结果也都英雄气短。那么，中国的好汉们，要想保证自己“英雄气长”，便只好反其道而行之，做到“儿女情短”。

可惜，儿女情这玩艺，寻常是短不了的。一旦粘上，便难免缠绵。于是，中国的英雄们，又只好矫枉过正，干脆割断儿女情，不去沾女人的边儿。

第二种观念是“好汉不好色，好色非好汉”。这是前一种观念顺理成章的结论。因为中国的英雄好汉们既然已下决心割断和告别儿女之情，那么，不割舍此情的，便不再是英雄，而只是狗熊和孬种。甚至，再进一步，还多半可能是流氓和歹徒。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英雄和别的什么事物一样，也要有自己的对立面，并因这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世上之所以有英雄好汉，是因为世上有坏蛋孬种。英雄好汉身上有的，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没有的；英雄好汉身上没有的，则又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有的。英雄好汉们既然“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则坏蛋孬种们必十分好色；英雄好汉们既然“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则坏蛋孬种们必精于此道。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些心中想着女人，能在女人面前充分展示男性的性特征和性魅力的人；那些有性欲，有性感，有性能力和性技巧的人；那些精于女色手段、房中技巧、性爱艺术的人，不是败类便是匪类，不是奸人便是小人，不是讼棍便是恶棍，不是文痞便是地痞，比如张文远、西门庆、裴如海之流。西门庆之流是流氓恶棍，这没有问题。西门庆之流死有余辜，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偏是西门庆这样死有余辜的流氓恶棍，才具有性魅力而让女人烘动春心，才具有性能力而让女人大得快感呢？

这无疑牵涉到中国文化对性、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只能在以后慢慢细说。要说的只是，把性作为一种专利让给坏蛋孬种、流氓恶棍，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对于那些坏家伙来说，实在让他们太占便宜；对于好汉们而言，又未免得不偿失。因为依照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只有当对方存在时，自身才存在。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也就没有男人了。所以，心中没有男人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心中没有女人的男人也不是好男人。好汉们为了当英雄，结果却丢掉了（或部分地丢掉了）男人的身份，是合算呢，还是不合算呢？甚至连带中国的女人，也只好自认倒霉，死了那份爱慕英雄之心。中国的女人既然无英雄可爱，那么没奈何，便只好去爱“病人”“蠢人”或所谓“老实人”，比如呆头呆脑的董永、傻里傻气的许仙和多愁多病的张生——如果她们不想委身于西门庆之流的话。

这可真是悲莫大焉！

忠臣孝子

除了李逵一类的江湖好汉几乎无一例外地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外，忠臣孝子一类的“正派人物”，也差不多一样的不好色或无性欲，甚至无爱情。比如诸葛亮就没有什么爱情故事（他的太太则叫“阿丑”），关羽、张飞也没有，甚至连潇洒英俊的赵云也没有。赵云和周瑜一样，都是少年英俊将军。但赵云既然是真英雄，身边就不能有一个小乔。结果周瑜短命，赵云善终。至于刘备，虽然讨过好几回老婆，但那是为了“汉祚延绵”，是政治任务，何况刘备本人也并不把老婆当回事，还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混账话，所以仍然可以算作是英雄。

这类“忠臣孝子”或“乱世英雄”，便是本书要说的第三类角色。他们当中相当多一部分，无妨称之为“无骨的男人”。

如果说第一类形象多半是“奶油小生”，第二类多半是“花脸净角”，那么，这第三类形象在舞台上便多半是“须生老生”。这类人脸不白，皮不嫩，说话没有奶味，有的声如洪钟，底气颇足，有的还会弄几下枪棒（比如刘备就曾在战场上和关羽、张飞一起战过吕布，宋江也在孔太公庄上教过徒弟），照理说应该像个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事的，也都是“男人的事业”：或出将入相、安邦治国；或为官为宦，立政安民；或日耕夜读，修身齐家；或驰骋天下，逐鹿中原。即便玩弄权术，觊觎国宝者，要干的，也是爷们的勾当。

说起来，这一类男性形象，原本应该是颇有希望，可以看好的。因为他们既不像小白脸们那样地无用，又不至于像黑旋风们那样地无情，照理说应该成为英雄气不短，儿女情也颇长的理想人物。然而遗憾得很，这类人物的麻烦更大。因为既相当无性化，又相当女性化。不同之处仅在于：第一类男人的女性化，是彻里彻外的，外貌、言行、性格、心理，都像女人；这一类男人，则只是内心世界女性化，不认真分析，还看不出来。

证据之一，便是他们大多好哭。

在这方面，刘备算是最典型的一个。他文韬不如孔明，武艺不如关张，唯一的本事就是会哭。“潸然泪下”“涕泪横流”是他的拿手好戏；“放声大哭”“泣不成声”是他的惯用伎俩。他借了东吴的荆州不还，鲁肃一来讨，他就哭，哭得鲁肃心里酸酸的，再也开不得口。这虽然是诸葛亮的“阴谋诡计”，但此计能够奏效，也是看准了两点：一是刘备会哭，二是鲁肃怕哭。一个有女人本事，一个是妇人心肠，都够女人气的。

历史上会哭的男人，当然绝不止于刘备一个。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忠臣孝子，都会哭，而且都必须会哭。他们写给皇帝的奏折、表章中，常有“临表涕泣”或“感恩涕零”之类的话，而在朝堂之上当众哭将出来的事，也不少见。这些人，在自己家里，或自己的衙门、营帐里，也许十分威严，相当地男性化，但一到皇上面前，便立马变成了女人。尤其是，如果受到了皇上的嘉奖或恩典，更是非哭不可，否则便是奸臣。

事实上，这些人往往从小就被施以哭的教育，并被告知：哭，乃是一种非常正当的手段。司马光的《家范》中就有这样的话：“父母有过，谏而不逆”，“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有了过失，或者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就要劝谏。劝一遍不听，劝第二遍；还不听，就劝第三回。连劝三遍都不听，怎么办呢？那就哭！这岂不是公开教唆以哭为手段么？

所以，中国的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几乎没有不会哭、不爱哭的。因为非哭不足以证明其忠，非哭不足以证明其正。尤其是当父亲过世，皇上驾崩之时不但要哭，而且要哭得昏天黑地爬不起来，叫做“苫次昏”。结果，慢慢地，哭，就成了他们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与之相对应，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痛哭流涕史。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始，到曾经风靡一时的台湾言情小说，眼泪都是其中常见之物。什么“泪眼问花花不语”啦，什么“泪珠不用罗巾挹”啦，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啦，什么“初闻涕泪满衣裳”啦，不一而足。痛哭流涕者，有女人也不乏男人。

最有豪气的说法，也不过只是“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直到建国以后，由于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总算不大哭了。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某邻国，其电影中的民众，仍以热泪盈眶为家常便饭。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哭，也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哭不得。但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人，如果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便不免有些女人气了。

证据之二，便是他们大多“善跪”。

与“哭功”一样，“跪功”也是这类人物的基本功，从小就训练惯了的。不但见了父母、长官、皇帝要下跪，便是见了朋友、敌人，甚至俘虏，有时也下跪。宋江就曾多次跪拜自己的俘虏，从清风山跪拜秦明始，到后来活捉了高太尉，都一律是“扑翻身子，纳头便拜”。但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本是天罡星之数，自然凑合”。宋江的跪拜，只显得“义气深重”，大家没有话说。但一百零八人聚齐以后，宋江抓住了官军将领，也如法炮制，就说不过去。因此梁山好汉，也有私下里杀俘的事。可见到后来，好汉们也觉得宋江动不动就“躬身下拜”，未免窝囊。

当然，跪拜原本是中国人的礼节，和当今的鞠躬握手一样，所以不能一律看作没出息的表现。比如武松等人见了宋江“纳头便拜”，就只是仰慕敬重恭敬谦虚，并不失英雄身份。没出息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跪在女人面前，大叫“娘子恕小生则个”，或“娘子可怜见小生”。比方说《西厢记》中的张生，便是又跪小姐又跪红娘，前前后后跪了好几回。不过前已说过，这类人物，原本是女性化的，他们的膝盖发软，也就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即便是西门庆这样的恶棍，多少会几下拳脚的，也跪女人。当潘金莲问他“你真个要勾搭我”时，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结果，“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可见女人还真吃这一套。所以，中国那些怕老婆的男人，就有一个雅号，叫“床头柜（跪）”。另一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跪倒在男人的面前，并扬言对方如不答应，就绝不起身。这实在本应只是女人才使用的要挟手段，可惜往往成了中国男人的专利，不但忠臣孝子一类的人物频频使用，个别情况下，江湖好汉也要用一用的，比如宋江就是。这种又哭，又跪，又趴在地上不起来的做法，与张生一类人物其实并无两样。不同之处仅在于：张生、许仙等人是跪在女人面前，向着女人哭诉；刘备、宋江等人则是跪在男人面前，向着男人哀求。跪在女人面前，固然掉价，显得不像男人，但跪在男人面前，岂不更像女人？可惜大家好像又不觉得。

事实上，中国男人的软骨病，便多半是这种哭功和跪功培养出来的。试想，一个从小就会哭会跪，动不动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人，怎么能挺起胸膛去做人？又怎么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志，不屈节，顶天立地，敢做敢为？不要说当什么英雄好汉，便是要被称为“成年男子”，只怕都成问题。因为这种用跪倒尘埃、泪流满面、赖在地上不起来的方式，来感动或要挟对方的做法，如果要给一个最高的评价，大约也只好叫做“撒娇”。那么，谁最有资格撒娇呢？大概只有女人和孩子吧！

中国的男人既然都多少有点像女人，或者多少有点像孩子，那么，他们当然也就可以让自己不必有太多的责任心或责任感。认真说来，责任心和责任感，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西方的男人，一般说是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他们也向女人下跪，但那和武松们向宋江下跪一样，只是为了表示敬重和崇拜，而且只在求爱时。一旦获取了芳心，便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女人的责任，不惜为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谓之“骑士风度”。

一般地说，传统社会中的中国的男人可没有这种风度。他们往往只有“大老爷们作风”或“奶油小生德行”，甚至“流氓无赖行径”。就拿男女二人私通这件事来说，一开始时，往往是男的主动。或吟风诵月，或挤眉弄眼，或说风话挑逗，或用重金收买，或者“跪倒尘埃”，哀求“娘子救小人一命”，总之是大献殷勤，极尽媚态，十分下作。可是，一旦东窗事发，要出事了，却又吓得龟孙子似的，一点主张也没有，半分责任都不敢负，不是躲在床下，便是跳窗而逃，任由那女的去承受一切。

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很。比如《红楼梦》里迎春的丫环司棋，与表弟潘又安只不过是青梅竹马，旧情难忘，在园子里私下约会了一次，说了些海誓山盟的话，留了些传情表意的信物，其实并未“私通”，也未“事发”，仅仅是被鸳鸯撞见了，而鸳鸯又既不曾也不会告诉别人，便把潘又安吓了个魂飞魄散，连招呼也不和司棋打一个，就先一个人逃得无影无踪，害得司棋“又急又气又伤心”。最后事发，也仍是司棋一人顶罪，一人受罚。按说这种事，正如司棋所说“纵然闹出来，也该死在一处”的，然而那男的竟一个人先逃之夭夭了。我们固然可以体谅他的难处：一个小厮，抗不住贾府家法，不可能不害怕。但，司棋也不过是一个丫环，就抗得住贾府家法么？潘又安倘不逃走，虽然于事无补，但至少司棋心里要好过些。然而终于是逃走了，难怪司棋要怨道：“真真男人没情意，先就走了。”

其实，不要说是潘又安这个小厮，便是西门庆那个恶棍，在武大郎来捉奸时，第一个反应也只是“钻入床底下躲去”，却让潘金莲去顶门。生活中甚至有这样的事：来捉奸的不是女人的亲夫，而是别的什么流氓或闲汉，起了歹心，要和奸夫做一笔“交易”，那奸夫多半也会同意，或默许，或自顾自逃走，任由自己的情妇被强奸或轮奸。这就不但没骨气，不像男人，简直连畜生也不如了。

所谓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一流的人物，当然不会有这等下贱行为，因为他们多半不通奸，也就无奸可捉。但在危难之时，他们同样是既不承担保护女人的责任，也完全没有保护女人的能力。当国难或家难临头时，比方说，府邸、城池、国都被匪人或敌兵包围，眼看抵挡不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先逼自己的妻妾和女儿自尽，甚或亲手杀了她们，然后再自尽，或逃亡，或投降做俘虏。可见，中国的男人，实在是靠不住。比较靠得住的，只是侠客和江湖好汉。但可惜，侠客和好汉们往往又不爱女人。

没法子，中国的女人，便只好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搭救自己。不过她们的办法，亦不过“拚命”而已。或者以自尽相威胁，或者果真一死了之，总之是只有死路一条。难怪中国古代的“烈女”，会如此之多。仔细想来，除了那时没有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又没有《妇女权益保护法》外，还因为她们的男人，往往都不是“烈士”，指望不上。

中国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国的男人却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殷是妲己弄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安史之乱是杨贵妃引起的，八国联军则是慈禧太后惹来的。总之都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一点过错也没有。

这就不仅是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不负责任，而且是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历史不负责任了。这种不负责任，比始乱终弃或逃之夭夭的流氓行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更加没有道理。因为一男一女偷情做爱，毕竟还是两个人都该负责的事，而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女人即便要破坏，要捣乱，又有多大能力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被剥夺了参政议政权力的女人，如何能对天下兴亡、国家成败负责？即便清末的事，也不该慈禧一个人负责，因为当时腐败无能的，是整个清政府，并不只是哪一个人。然而整个清政府，除慈禧外，又都是男人。

甚至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即便责任是慈禧一个人的，那么，满朝文武，凤子龙孙，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拗不过一个女人，不也挺窝囊的么？

更窝囊的是，中国的男人，不但往往难以负起保护女人的责任，而且有时还要把保家卫国的责任，也都一股脑儿地推给女人。什么“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全是打男人耳光的好戏。

不可将“杨门女将”与“木兰从军”相提并论，以为那都是“歌颂了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木兰从军是女扮男装。一同上阵厮杀的，仍都是男人。杨门女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男人都死光了，非寡妇出征不可。

事实上，在国难当头、兵临城下之际，男人不如女人的事，也不止一件两件。比如《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讲到的林四娘一事便是。林四娘是恒王身边的一个美女，恒王战死后，“城内，文武官员，各各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反倒是“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的林四娘，率女兵出城，与敌决一死战。所以宝玉的词便愤而叹曰：“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是问得极好、极沉痛，也极有深意的一句，可惜贾政之流并未听懂。

当然，“穆桂英挂帅”也好，“林四娘杀敌”也好，都只是个别的特例，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却值得深思。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曾像宝玉那样做过反省，问过“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的问题呢？几乎没有。多数的男人，不是像贾政那样，把这些故事当作风流韵事来品评和赏玩，便是愣往上面乱贴“爱国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掩盖文化的悲剧，这才真是令人为之扼腕的事。

事实上，从原始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对于自己家族、氏族和民族的存亡继绝，就有不同的分工和责任。女人的任务，主要是生儿育女，保证族类生命的延续；男人的任务，则主要是猎取食物和保卫部落，保证族类的现实存活。可见，保家卫国，从来就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女人至多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绝没有挑大梁的道理。如果战端一开，竟是女人主战，男人主和；或者女人上阵，男人投降，那么最终的结果，大约也就只能是女人被辱，男人哭脸而已。“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个男人，是连哭，也只能对着女人哭了。

这样的男人，哪里还像男人？

这就难怪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那些男人都一个个那么窝囊，那些女人都一个个那么贤能，而这些颠倒阴阳的戏又居然能颠倒众生。道理很简单：那些平时充当男人保护者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平时受尽欺凌的女子，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则看到了自己角色错位的合理性，当然大家一起来叫好。但，这果真很好么？

大老粗与小白脸

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幸而事实并非如此。比方说，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就代表不了。另外，生活中的文人、好汉、臣子，大约也未必就是书本中和舞台上那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说成”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也许恰恰正在这里：明明其实很男人的男人，为什么一到了书本中和舞台上，便要被说成“不像男人”呢？为什么读者和观众看了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颇为欣赏呢？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这么说，这么演，这么看，却并无一人提出异议呢？这就只有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倾向于赞同和欣赏，至少也是不反对男人的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要弄清这里面的奥秘和缘由，无疑是一件太费商量的事情。但可以肯定，它与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的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其他人则必须阴柔，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将自己“臣妾化”。然而，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大清王朝最后三位皇帝连儿子都生不出一个，便是证明。

与上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是无性化和女性化的。道家和佛家的阴柔特征，已有不少学者说过。儒家虽然标榜“刚柔相济”，其实相当无性化。所以，讲忠义的江湖好汉无性化，爱逍遥的白面书生女性化，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忠臣孝子们，则介乎无性与女性之间。

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版，就是所谓“大老粗”和“小白脸”。

似乎很难给“大老粗”和“小白脸”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实际上，它们的文化内涵要远远超过其字面意义。“大老粗”其实并非又老又粗，“小白脸”也不仅仅只是皮肤白嫩、面目姣好。准确地说，这两个词代表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倾向，其中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征；既有地域色彩，又有政治缘由，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一番。

一般说来，“大老粗”的本意，是指“粗俗而不文雅”的意思。所以它原本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有时也被用来作谦词。但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们的自称“大老粗”，早已从谦虚变成了炫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大老粗”。有资格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革命队伍中的男性成员。他们或者有根红苗正的出身，或者有久经考验的履历，或者有当家做主的豪气，因此有资格把一个原本带有贬义的词改造为褒义，而一个不具备上述资格的人，比方说，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从未参加过革命斗争，如果也来自称“大老粗”，则显然是自不量力，只会引起人们的哄笑。

革命队伍中为什么有人要自称“大老粗”呢？从最表层的原因看，显然因为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工农兵在旧社会，是曾经被所谓“上流社会”视为“大老粗”的。在旧社会，工农兵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并因为受剥削受压迫而失去获得文化知识的机会。在这时，“上流社会”称他们为“大老粗”，无疑带有一种鄙视的意味。但是，现在社会天翻地覆了，被剥削被压迫被鄙视的当家做了主人，而原先高高在上的则被打翻在地，这就很自然地会使“大老粗”一词也同时翻身由贬义而一变为褒义。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靠书本知识和文化修养来实现的。相反，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旧营垒旧政权的文化程度也许较高，却都不堪一击。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印象：过去那种评价体系看来并不正确，而当一个“大老粗”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反倒更加光荣。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大老粗”这个词的盛行一时，表现出的乃是一种新的文化取向。

这种新文化取向无疑是针对旧文化的，而旧制度在革命前夕，表现出来的文化情调则正是一种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萎靡之风。这种风气在中唐以后便已开始形成气候，以后甚至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文化氛围。其间虽然有蒙满两个民族两次铁马金戈的南下冲击，却仍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倒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差不多一个个都由骁勇剽悍的骑兵猎手，变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喝茶遛鸟的八旗子弟。最后，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不得不交到一个女人手上；而向以英勇善战著称的绿营兵勇，则成了不堪一击的银样镴枪头。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可见，即便从拯救民族危亡、保卫革命成果的角度讲，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们也必须致力于开创一种富于阳刚之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者们原本就是一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人。没有这种气质，根本就不可能参加革命，即便参加了也会叛变，更何况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又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与之相对应，革命文化的气质也是阳刚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哪里能够文质彬彬、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所以，当革命者们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时，阳刚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流文化。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港台文化，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情调上的明显差异：前者是阳刚的，后者是阴柔的。就拿新闻传媒的情况来说：大陆报刊社论总是写得大气磅礴，义正词严，刚劲十足，而港台报刊的政论则往往小里小气甚至女里女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一个个嗓音醇厚洪亮，语气庄严肃穆，中气十足，先声夺人，而港台广播则给人一种娇声嗲气的感觉。在80年代以前，后者曾经是大陆人民嘲笑的对象。当然，“阳刚气”并不等于“大老粗”，但“大老粗”比“小白脸”阳刚，则也是一个事实。这样，当一种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新形象尚未建立，只有“大老粗”和“小白脸”两种模式可供选择时，人们倾心于“大老粗”，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实，当人们以“大老粗”相标榜时，他们实际上已赋予这一名词以新的内涵。

汉语言文字的一个特点，就是多义。“粗”这个字也不例外。它既有粗俗、粗鄙、粗野、粗鲁、粗糙、粗暴、粗劣等义，也有粗犷、粗豪、粗壮、粗中有细等义。当人们视“大老粗”为贬义时，是取前义；而视“大老粗”为褒义时，则是取后义。

因此，当人们以“大老粗”相标榜时，其涵义便意味着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这里面无疑既有革命文化和军旅文化的特征，又有北方文化和农村文化的色彩，是一种在北方农村文化土壤上生成的革命军事文化形象。这也是很自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系由武装斗争夺取胜利。其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其根据地则主要在北方农村。中国北方原本有任侠尚武的传统，农村文化原本就比较厚重朴实。这两种文化传统与革命战争的需求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也就必然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种新的文化类型确实给走向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其文化魅力。但是，北方文化的传统中，毕竟历来就有一种无性化倾向；而革命军事生涯，也确实顾不上侈谈爱情，更容不得卿卿我我。战争，甚至是必须让女人走开的事情，哪里还能讲什么花前月下，钟情怀春？所以，这种新文化类型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无性化特征。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文艺作品中的正面形象和英雄形象，差不多都是不谈爱情、没有恋人，甚至没有配偶的，更遑论以其爱情故事为主线了。也许，只有《柳堡的故事》和《冰山上的来客》是例外，但这两部电影后来都受到激烈的批判，被禁止上映。而《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恋爱，则在改编为《智取威虎山》时删去。《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吴琼花）原来据说与党代表有过那么一点意思，后来也被修改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到了70年代，大陆文艺舞台上已不知爱情为何物，男女主角（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等）一律无性化，人与人之间好像只是“同志关系”（或“敌我关系”），而不存在男女关系。

与之相对应，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一律无性化，不是“同志”，便是“师傅”。夫妻叫“爱人”，恋人叫“朋友”，全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从动机上讲，这大约是要提倡新社会男女之间的平等，但平等倒是平等，却也无性。

当“大老粗”以其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而一新中国的文化氛围时，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男性形象——“小白脸”，显然是吃不开了。他们往往只能被当作嘲笑或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革命文艺作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白脸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已经销声匿迹。事实上，小白脸的形成，也有历史与现实、地域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

“小白脸”好像是一句上海话，或者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词语，主要指那些皮肤白皙、面目姣好、温柔多情、小巧细腻，类似于越剧小生的男性青年，北方人则鄙夷地称之为“奶油小生”。不难看出，与“大老粗”代表着一种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不同，“小白脸”则似乎代表着一种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审美观，那就是爱清洁、讲卫生、尚修饰、重衣冠，注意文明礼貌和文化修养。所以，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男子，大都皮肉细嫩，眉目清秀，头发整齐，下巴光洁，全身上下香喷喷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温柔文雅，甚至娇声嗲气。所有这些，在北方的汉子们看来，就是“小白脸”“娘娘腔”，甚至是“不像男人”。

这当然未免有些冤枉，但也不无道理。前些时，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像男人，并摹仿北方汉子留起头发和胡子。但结果，正如杨东平的《城市季风》所说，却往往给人“不像”之感。这就未免尴尬。事实上，北方的汉子或“大老粗”们视江南的小生为不像男人，还不完全因为他们的相貌（小白脸）和语音（娘娘腔），更在于他们的不问政治和擅长家务。由于江南一带长期偏离政治中心，较少受到政治风浪的波及和革命战争的洗礼，加上现代化都市生活更加注重经济实惠，这个地区也确有远离政治过小日子的文化传统。我们并不认为只有从事政治军事斗争才是男人，也不认为家务只能女人做。但毕竟，政治总是“大事”，家务总是“小事”，而且是一种琐碎、平庸、不大摆得上桌面的事。一个男人，如果太会做家务，或迷恋做家务，把它当作一天当中甚至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来对待，便不免会变得婆婆妈妈起来。我们实在很难设想，一个一面摇着摇篮，一面打着毛衣，一面琐琐碎碎地唠叨着市场的菜价，或絮絮叨叨地翻弄着张家长李家短之类闲话的，竟会是一个男人。

于是，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较之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就未免有阴柔和小气之嫌。事实上，从“大老粗”和“小白脸”这两个称呼上，也不难看出它们的小大之别，而流行于上海等城市的“小来来”“小弄弄”“小乐惠”等词汇，似乎也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不过只是会过小日子、耍小心眼、占小便宜和做小动作的小市民、小职员、小丈夫、小男人。这当然既不准确，也不正常。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历史上，也同样出过大人物；说它不正常，则是因为现代化大都市，原本应该比小农经济的农村更有大手笔，岂有农村文化比都市文化更大气之理？

事实上，正如大老粗代表不了全体北方人或革命者，小白脸也代表不了全体南方人或市民们。这两个词，不过只是对两种文化类型的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而且多少也掺杂了一些文化偏见。由于人只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所以，文化偏见也往往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时很难说谁是谁非。比方说，北方人的“大方”，在南方人眼里也许只能叫做“粗放”；而上海人的“精细”，在北京人看来没准就是“小气”。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大老粗和小白脸，确乎曾经一度是中国男性的两种典型形象。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性化和女性化，是中国男性形象塑造中的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相比较而言，女性化的问题似乎又更严重一点。因为它会更容易使男人不像男人，或者只能造就贾宝玉那样长相和人品都像女孩儿似的男孩。这样的男孩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所知，对开拓进取和建功立业也毫无兴趣，但对讨好女孩子却相当在行。宝玉曾这样教平儿化妆：“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这难道还不够女人气么？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身边、周围，难道就没有贾宝玉式的“男小囡”和各式各样柔嫩甜嗲的“化妆品先生”“菜篮子丈夫”吗？

于是，一个口号近几年来便在神州大地悄然响起，这就是：“寻找男子汉。”

寻找男子汉

也许不能不承认，那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奈何，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的《海派丈夫变奏曲》，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绝不仅仅只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的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概括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此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作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作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有它的文化背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便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厮”“撮鸟”“打甚么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这种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便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也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

多半不会。

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侠客并不等于骑士，武术也不等于体育，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与旧江湖武侠或旧才子佳人全然不同。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差不多都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人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重塑男子汉”的时代需求。

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

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渐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总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下愈况，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结果，他们并未因此而更像男人，反倒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只好以后再说。更何况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

第二章　女人

贤妻良母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其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的传统相当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对女人最基本也最受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

表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只要求女人是“贤妻良母”，从来也不曾对男人有过类似要求，比如要求男人是“贤夫良父”。“良父”的要求或许有，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但下面紧接着又有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顶多要求他在道德方面以身作则，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作用。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绝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绝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女子的天性。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实际内容却其实是“好媳妇”。其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这只是指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这些人虽非最高裁判官，但多半也有评委的资格，而且目光的挑剔，也未必亚于婆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要做“好媳妇”的，便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压抑自己的天性，扼杀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灵，努力去讨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阂的，甚至可能会是敌意的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干，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

除了孝敬公婆外，一个贤妻还必须“顺从丈夫”，也就是以丈夫的好恶为好恶，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换言之，无论在公婆面前，还是在丈夫面前，她都必须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这不但无理，而且在事实上做起来也很难。比方说，顺从丈夫，当然包括满足丈夫的性欲在内。但是，一个贤妻，又必须“不淫”。“不淫”不但包括不与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也包括不与丈夫过多地发生性关系。因为过多的性生活，被认为是有亏男人身体的事情。那么，当丈夫提出性要求时，一个贤妻是应该答应呢，还是应该拒绝呢？拒绝，是“不听话”；答应，则是“不要脸”。总归是女人不好。于是，那些贤妻只好这样处理：对丈夫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以免背上“顶撞”的罪名；自己则尽量不在丈夫面前展示女性的魅力，以免背上“淫荡”的罪名。中国历史上的贤妻，多由缺少女性魅力的人来担纲，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甚至，当丈夫的要求明显地损害了自己时，贤妻们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表示坚决拥护，并助纣为虐。比方说，丈夫要纳妾，真正的贤妻便不但必须拥护赞成，而且必须亲自去办。最贤的贤妻，还应该是丈夫尚未开口，就把人给他弄来了，让他喜出望外，大叫“夫人贤德”。比如《红楼梦》中的贾赦（一个老色鬼）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环鸳鸯，他的妻子邢夫人便忙不迭地亲自出马张罗：又是找鸳鸯谈话，又是找鸳鸯的哥嫂递话，又是到贾母那里去打探信息，结果碰了老大一个钉子，连贾母也不以为然：“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最后倒霉的，仍是这个女人：既没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又没能当上“贤妻”，还丢了脸。

我们知道，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人的嫉妒还是女人的嫉妒，都是人的天性。贤妻的标准既然要求女人不得嫉妒，也就无异于要求女人不像女人。事实上，邢夫人也是贾府中没有女人味的又一典型。不过王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假正经”，邢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没名堂”。她们虽然让人厌恶，却也着实让人可怜。

贤妻不好做，良母呢？也未必好当。有人说，母爱是女人的天性，当个良母总归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不然。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良母。因为贤妻良母是一个整体，良母必由贤妻升格而来。一个女人如果并未取得贤妻资格，那么，她要想当一个良母，便往往很成问题。

但，即便是一个贤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良母。首先她必须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往往连贤妻的身份也保不住，除非用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办法来弥补。其次她必须生男孩（至少一个）。只生女孩，也很麻烦。第三，她生育的儿子还必须成材。倘若儿子不成器，她就不但当不上良母，恐怕还要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

于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生儿子，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运气好的女人，可能婚后不久即“早生贵子”。这种好运气甚至可能使她不必经历过多的考验便立刻被视为贤妻，因为对于一个几世单传的家庭或盼孙心切的公婆而言，这本身就是贤德。但这绝不意味着她就此便可轻松卸任，因为还有“养”和“教”的任务在等着她。而且，一直要到她的儿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时，她企盼已久的“良母”的桂冠才算落到她的头上。这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那些运气不好，不会生育或尽生女孩的女人，则很可能一辈子都是受气包。

一个女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男人难以想象的。过多的生育使她们过早地衰老，所以古有“女子三十而色衰”的说法。其实三十岁的少妇，更具有性成熟感，未必就没有魅力。其所以“色衰”者，恐怕主要因过早生育又过多生育之故。即便是那些生育不多又养尊处优的贵妇人，也会相当早地失去女性的魅力，因为她们必须去做“良母”。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仪则、风范、榜样、楷模。于是，她们便必须变得“端庄”起来，以免在儿女面前“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比方说，一个二三十岁的少妇，原本满可以在丈夫面前撒撒娇的，而且这也是增加女性魅力的手段之一，但却显然与良母形象相悖。世上只有撒娇的孩子，哪有撒娇的妈妈呢？没法子，为了当个“好妈妈”，只好放弃自己的儿女情、儿女态。

所以，那些英雄的母亲们，便往往是皱纹满面、白发飘零。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是损失惨重。

事实上，中国的良母虽然按规矩必须由贤妻升格而来，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是良母的成分要大大地超过贤妻。甚至，一个女人，只要被公认是良母，则一般都不会有人对她的贤妻身份表示怀疑。

的确，中国的女性大都更乐意也更善于做母亲，而不是做妻子。这种心理大概一半来自女人的天性，一半是她们自己母亲的言传身教所使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孩子少有机会外出上学，有的连外出玩耍的机会也不多，她们的天地就是她们的家庭，而中国传统的家庭又实际上是由一位或几位母亲来主持的。所以，她们的母亲就是她们人生课堂的启蒙教师和权威指导者，她们在母亲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未来的影子。无疑，她们很少能够看到母亲如何做妻子，更多的是看到母亲如何做妈妈。这就使她们对于做母亲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乐趣，至少会认为理当如此。

因此，中国的传统女性往往在做姑娘时就表现出母性来，比如对幼小的弟妹，或者对鳏居的父亲，都会充当起母亲的角色，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样的女孩，结婚以后，往往都会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甚至对于自己的丈夫，也往往给予母亲般的关怀和保护，让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安享其福。如果所嫁的丈夫比自己小，这种溺爱程度还要加码，因此又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抱不抱得到金砖很难讲，但她把丈夫一半当弟弟一半当儿子来疼爱，倒完全有可能。

与此相对应，在这种婚姻模式中，丈夫也很难会是什么“贤夫良父”，而多半是“浪子顽童”。在他们看来，婚姻不过是从一个女人的怀抱转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那么，在前一个女人的怀里干什么（比方说吃奶），在后一个女人的怀里也干什么（变相吃奶）；对前一种女人是什么态度（比方说又爱又怕），对后一个女人也无妨采取这种态度（所以怕老婆的故事多有流传），而后一个女人也往往吃这一套。正如张铭远在《中国人的人生曲线》一书中所说，中国的不少夫妻关系，“恰如一个骄横的儿子和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关系一样”。

所以，中国的小姐们，一见到落难的公子，便会顿起搭救之心。这时，她们往往身份也不顾了，脸面也不要了，门风也不管了，家规也不怕了，一心要承担起保护的义务，把那可怜的男人（在她们眼里只不过是可爱的大男孩）揽进怀里，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就像老母鸡呵护小鸡娃子，不让它们被老鹰叼走一样。难怪落难公子被多情小姐搭救的故事，层出不穷，广泛流传，久演不衰，大受欢迎。这些落难公子当然无一例外都是多愁多病的文弱小生，是奶声奶气的漂亮男孩，而这些多情小姐则无一例外地是未来的贤妻良母。一个男人如果能娶上这样的妻子，当然是三生有幸；而一个女人如果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也自觉十分满足。因此这种戏男男女女都爱看。男人盼望自己有这样的艳遇和福气，女人们则希望自己也能如此这般地一显身手。

事实上，中国的男人往往是要靠女人来保护的。因为他们从小就靠女人保护，也靠女人管束。在家里，孩子靠母亲管教；在外面，孩子也靠母亲维护。学校开家长会，出席的多半是妈妈；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出面交涉的也多半是母亲。甚至找对象、娶媳妇的事，也多半由做母亲的通过媒婆（又是一个女人）或自己的姐妹、干姐妹们来张罗。做母亲的总是比做父亲的更关心自己儿子的对象。这不完全是因为母亲更疼爱儿子，也不完全是因为女人对此类事情更感兴趣，还因为这件事意味着母亲要把母爱的接力棒交出去，当然要考察接棒人的可靠程度和人品如何。

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似乎互不相容的现象：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另方面则是“母爱泛化”“阴盛阳衰”，男人要由女人来保护和娇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

结果呢？结果自然是一部分男人越来越柔弱化，甚至女性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女人则用母性代替了妻性，甚至只有母性，没有妻性。

母性当然也是女人性。但如果单只有母性，就不能算是完全的女性。

弱女子与女强人

应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当上贤妻良母，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便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运气和福气。那么，无此幸运的女人又该若之何呢？也许，她们的出路就只有三条，去当“奴仆”，或者去当“强人”，甚或去当“淫妇”。

当然一般地说，还是去当奴仆的多。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第二种类型。这里所说的奴仆，不是阶级分析意义上的，而主要是指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言。比如说《红楼梦》中的贾迎春，虽然是名门闺秀，嫁出去当的是官太太，但既然“误嫁中山狼”，也就与奴仆无异，甚至比某些奴仆还不如。所以，这一类女性便无妨称之为“弱女子”。

中国的弱女子不少。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女人属于这一类呢？这可统计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载入史册，只能默默无闻地被奴役、被欺压、被凌辱、被宰割、被屠杀。

有幸载入史册或被写进文艺作品的女性无非这样几类：良母（如孟子、岳飞之母）、佳丽（如赵飞燕、杨玉环）、才女（如蔡文姬、李清照）、烈妇（如杨贞妇、陈节妇）。这几类女性，人数屈指可数，当然很难说是否有代表性。但即便是这几类有幸露脸的女性，其中也不乏弱女子。比如明代弘治皇帝的生母，是给成化皇帝生了唯一一个儿子的。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就是“圣母”（诞育圣躬之母）。但这位圣母，不但生前十分凄苦，而且最后连命都保不住。又比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竟常遭殴打，因而积郁而死。圣母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圣母命苦，贵妃命薄。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在刘邦死后便被吕后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求死不得，求生也难。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杨贵妃，竟在宠爱她的唐明皇面前被活活绞死，而那位万岁爷唯有背过脸去掉眼泪。“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同多情小姐搭救落难公子，或与西方骑士拔剑保护美人，形成的是何等鲜明的对比！一个大男人，还是什么“至尊天子”，却保护不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弱女子，真不知中国的男子，还有什么脸面来说话？

然而女人并非天生是弱者。

诚然，一般地说，女人的体格较男人娇小，女人的性格较男人温柔，女人的心理较男人内向，女人的情感较男人脆弱，女人的体验较男人细腻，但这绝不意味着女人就胆小怕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无所作为，只能由着男人来摆布和宰割。

女人的不幸是社会的不幸。

告别原始时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是一个男性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中国的男人编造了一整套哲学伦理学原理，来维护他们压迫统治女人的合法性。

这套理论大致是这样：首先，从男女关系中抽象出两个哲学范畴——阴与阳；并根据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派定阳的性质是刚，阴的性质是柔；阳的特征是动，阴的特征是静。这当然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比方说，男性暴烈，是为刚；女性温和，是为柔；男性好斗，是为动；女性内向，是为静。所以阳刚而动，阴柔为静，这就叫“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第二步，把阴阳范畴泛化，推广到一切领域中去。比方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因为天降阳光雨露有如男授精，地生动植万物有如女分娩；日光强烈故属阳，月光柔和故属阴。于是这一比附，也能为人们所接受。

第三步，便是把哲学范畴转化为伦理学范畴。天不是在上吗？地不是在下吗？所以“天尊地卑”。天地关系尚且如此，况乎人类？因此，和天一样属阳、刚、动的男人就尊贵，和地一样属阴、柔、静的女人就卑贱，这就叫“男尊女卑”。刚而动者，可以在广阔世界纵横驰骋，柔而静者只能在自己家里洗衣做饭，这就叫“男主外，女主内”。当然，卑贱者只能受高贵者统治，柔顺者理应受刚健者摆布，也就不在话下。

无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归根结蒂并不是这种理论造成的，但这种理论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却也不可低估。至少，它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女人天生柔弱，女人就该逆来顺受。

不同的弱女子当然各有其不同的不幸遭遇，但也不乏其共同之处。

首先她们的出生，就被认为是不幸、不祥，甚至有罪。这个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据专家们考证，殷商卜辞中即有“贞，有子”和“不嘉，有女”的内容。商人重鬼神，事事都要占卜，妻子怀孕当然也不例外。结果，占卜到“有子”，便是“贞”（吉利），占卜到“有女”，便是“不嘉”。可见，重男轻女的观念，大约自商代起便已经有了。

到了周代，便有了“弄璋”“弄瓦”之别。《诗·小雅·斯干》说：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睡在床上，给他一块玉璋；如果生了女儿，就让她睡在地下，给她一只纺锤。所以，后人又把生儿生女，分别称为“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虽说同是“喜”，但分量大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就做母亲的而言，生儿子可以提高或加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生女儿却可能会坏事；就做父亲的来说，生儿子可以做自己的接班人，可以增强家族的实力，至少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或战斗力，生女儿则只是多添了一个“赔钱货”。结果是，无论父亲抑或母亲，都不希望生女儿。

甚至在我国某些地区，还有这样的奇怪风俗：如果头胎生的是女儿，那么，便不准她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除非后来有了弟弟，才可以解禁。当然，这还是客气的。一些时代和地区，甚至还有杀婴和弃婴的事发生。“男曰儿，女曰婴”，杀婴和弃婴当然是杀死或遗弃初生的女孩。这种恶俗，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的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但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不时仍有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这些女孩的出世既然如此地不受欢迎，那么，她们即便活下来，日子也不会有多好过。对于被视为“赔钱货”的她，家庭和家族将尽量减少在她身上的投入，比方说不让上学，吃较差的饭菜，穿较差的衣服等；同时又尽量利用她的价值，以期捞回一点成本，补回一点亏损；比方说很小时就让她带弟妹，做家务，甚至下地干活。最后，她将在适当的时候被打发出去，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去当别人家的媳妇。

别人家的媳妇并不好当。

首先，她将在新婚之夜被一个陌生的男人以丈夫的名义实施强奸。这不但意味着她已失去童贞，同时也意味着人权、人格、自尊和羞耻感的被剥夺。从此，她将成为丈夫的附庸和奴仆，白天干牛马活，晚上当泄欲器。受苦受累是她的责任，挨打挨骂是她的义务，权利则是没有的。能不挨打骂便是她的福气，能不被休弃便是她的造化。

其次，她不但要充当丈夫的奴仆，而且要充当夫家所有人的奴仆；她不但要看丈夫的脸色，而且要看其他人尤其是婆婆的脸色。这不但使她战战兢兢，而且会使她无所适从，因为丈夫和婆婆的要求、愿望、意志并不完全相同，结果很可能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试想，身处如此逆境之中，哪里还能产生和展示女性的魅力？不过行尸走肉罢了。也许，只有当她升格为婆婆以后，情况才会有所改观，但那时她早已变成更无魅力的老太婆了。

所以，在娘家是赔钱货，在婆家是受气包的弱女子，往往是相当无性化的。又岂止是无性，简直就非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无性又非人的弱女子，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还应该包括那些真正的奴仆——被卖到地主、豪门、官宦人家当丫环的女孩，以及选进宫里当宫女的女孩，都如此。她们往往是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东晋石崇家就有不少这样任人宰割的弱女子。石崇每次请客吃饭，便要这些女子去劝酒。如果客人不喝，就把劝酒的女子杀掉。丞相王导于心不忍，每每只好喝得大醉。大将军王敦却满不在乎，结果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不喝。王导看不下去，劝王敦多少喝一点。王敦说，他杀他家里的人，关你什么事？于是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便只好莫名其妙地去做刀下之鬼。

总之，这类弱女子，往往是连基本人权也没有的。因此，我们很难说她们究竟像不像女人。即便像，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们根本就不被当人看，毋宁说也是无性。这类无性化的女人和前述无性化的男人正好一弱一强，倒是对立统一。所以，在描写江湖行为的故事中，她们不是被侠客们无意中搭救，恨不能变牛变马来谢恩的“羔羊”，便是被坏人或好汉们无端杀害，死得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草木”，比如在鸳鸯楼被武松胡乱砍杀的丫环使女便是。

与弱女子正好相反的是所谓女强人。

严格意义上的女强人，大概应该是《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人。因为所谓“强人”者，出没绿林、闯荡江湖，专一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者也。既如此，则“正宗”的女强人，自然也就非顾、孙二位莫属。

顾大嫂绰号“母大虫”，生得“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是个“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当女工”的角色。打起架来，“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发起怒来，“提井栏便打老公头”。打祝家庄时，正是她“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不消说，被她杀的，大约都是前述弱女子。孙二娘绰号“母夜叉”，剪径世家出身，又学得乃父全套本事，便招赘了父亲的徒弟张青为婿，在十字坡大树底下，开一间黑店，专一将那过往客商，麻倒放翻，大卸八块，“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这个黑店老板娘，端的心狠手辣：伙计扛不动的行货，她自去扛来；丈夫不忍宰杀的路人，她任由开剥。至于长相，和顾大嫂差不太多，是“辘轴般蠢笨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可怕得很。

总之，这类“正宗”女强人，大体上都是五大三粗，体胖腰圆，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毫无女性魅力可言。

这样的黑道人物，也许不会太多，更多的是家里的“母老虎”。她们当然不会这样面目可憎，但也相当男性化。一声“河东狮吼”，便可叫老公魂飞魄散，跪倒尘埃。宋代的陈慥，号龙丘居士，好宾客，爱美女，又喜欢谈佛。但他的太太柳氏，却似乎没有什么菩萨心肠，常常会让这位陈先生胆颤心惊。所以苏东坡作诗讽刺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姓的郡望，狮子吼原本指佛祖法音之威严。佛家将释迦牟尼喻为无畏的狮子，故佛陀宝座称作“狮子座”，佛祖法音称作“狮子吼”。所以“河东狮吼”的意思，便是说柳夫人的一声“娇叱”，在陈先生的耳中便有如“佛祖法音”，威严无比。这可真是“老婆吼一吼，丈夫抖三抖”。

“河东狮吼”的说法，多少还有点讽刺意味，《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便比孙二娘等人还要可怕。孙二娘只是开剥别人的人皮，对丈夫仍十分恩爱，对丈夫的朋友也颇为义气。这个薛素姐，却专一虐待丈夫。她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薛的丈夫）脸上，外边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个霹雳，都仰着脸看天”。这样的“女强人”哪个受得了。

除了山寨里的“母夜叉”和家里的“母老虎”外，还有一种街面上的“泼妇”，也十分了得。我曾亲见一位泼妇的“骂街”，是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砧板，一边骂，一边砍，一边跺脚，有时还要跳起来。尽管围观男女甚多，但并无一人敢近。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女性魅力的。

母夜叉、母老虎、骂街泼妇，大约就是所谓“女强人”的几种类型。因此我认为，当代舆论界把那些有能力、有气魄、有主见、有作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实在是甚为不妥的。

首先，它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女性的色彩，否则就该有与之相对应的“男强人”的说法。然而，尽管男人中不乏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但能干、勇敢、刚强的男人绝不会被称为“男强人”。这无非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男人原本是该强，而女人原本是该弱的。所以，男人强是正常现象，不必特别说明他是“男强人”，只要说他是男人即可；而女人强则不正常，必须特别地加以强调。这显然是男性中心论的观念在作怪。只因为这种观念太根深蒂固，人们便不以为怪了。

其次，它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妇女的解放，男女的平等，就是要把女人也变成男人（或曰“强人”），不该再具有女性的魅力，只能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或者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似乎非如此不足以逞其强。结果，“女强人”便变成了“女怪物”的同义语。这其实同样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不应该成为现代人的观念。

第三，它还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力量的增强，乃是一件既不现实，又很可怕的事。因为它只能造就一批“母老虎”“母夜叉”，不是杀人如麻，便是蛮横霸道。这样的女人，试问有几个男人敢爱，又有几个女人学得来？男人不喜欢，女人学不来，当然最多也就只能是一种传奇，绝对成不了气候。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妇女的解放。

因此，许多被舆论界封为“女强人”的新女性，都并不喜欢甚至拒绝接受这顶“桂冠”。事实上，所谓女强人，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决不应该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讲到。

淫毒妇与贞烈女

以上三类女人，一类是只有母性的，一类是近乎无性的，一类又是相当男性的。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真正具有女性特征，在男人面前实实在在像个女人的人呢？

有。但可惜，她们往往被说成是“淫妇”。

《水浒传》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淫妇”，比如大名鼎鼎的潘金莲就是。顺便说一句，在《水浒传》中，除扈三娘既艺高貌美又忠义双全，是个特例外，其余多少能展现一些女性风韵的，差不多都是“淫妇”。比如宋江的外室阎婆惜，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卢俊义的妻子贾氏等。

这些女人大约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美”。这些女人，大都年轻貌美，风姿绰约。比如潘金莲，便是“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其他几位，也大体如此，不但美丽可人，而且风骚诱人。所以西门庆一见潘金莲，便“先自酥了半边”；来杨雄家做法事的那些和尚，一见到潘巧云，“都七颠八倒起来”；道君皇帝甚至不顾至尊体面，钻地道来会李师师；就连那“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见了李师师，也写出了“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之类的风话，可见其魅力之大。

二是“淫”。潘金莲是“为头的爱偷汉子”，后来果然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开始的时候，西门庆还只是探头探脑，怕碰钉子。谁知潘金莲比他还要积极主动，竟笑将起来说：“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要勾搭我？”当然立马变成干柴烈火。此外，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贾氏与李固通奸，差不多也都是“被摄了魂魄的一般”毫无节制。至于白秀英、李师师等，原本是粉头妓女，自然“人尽可夫”。

三是“毒”。潘金莲亲手毒死了武大郎，潘巧云诬陷石秀，阎婆惜恨不能置宋江于死地，白秀英戏弄雷横，又当众凌辱、谩骂、殴打雷母，贾氏到官府出首、作证，诬告卢俊义，害得卢俊义差一点屈死刑场，这些都是她们“歹毒”的证明。还有那清风寨刘知寨的浑家，原本被王矮虎掳掠上山，差一点失身，亏得宋江出面说情，这才虎口脱险，然而下山之后，却恩将仇报，迫害宋江，也足证其毒。

因此民间便有个说法：最毒妇人心。

“淫妇”们似乎被用来证明此言不诬。

潘金莲毒。武大郎来捉奸时，西门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真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郎。

王婆毒。当西门庆因被捉奸而一筹莫展时，王婆冷笑道：“你是个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于是亲自定下毒计：“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又手把手教潘金莲如何下毒，如何灭迹，害死了武大郎。如此之毒，连西门庆也自愧不如，说“我枉自做了男子汉”。

贾氏毒。她与李固在公堂上诬告卢俊义时，竟说“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这种身份，这种语气，不由官府不信。明里是为卢俊义着想，暗里却是把他往死里送，比那个李固阴毒多了。

不但潘金莲之类的小女子被说成是“淫毒妇”，便是女人中的那些头面人物，也有人说她们“毒”。比如吕后。比如慈禧。比如武则天。常言说，虎毒不食子，武则天却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章怀太子李贤是她杀的，长子李弘据说也是她杀的。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也都是既美且淫的。其中又以武则天为最。“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是美；“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是淫。按武氏原本是太宗的女人，后来又嫁给高宗，一女而事二夫，岂不是淫？更何况，七老八十的时候，又养了两个面首——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还不是淫吗？还有吕后，据说也和别人私通过的。慈禧好像没有和谁私通过，但又有人编出了安德海或李莲英是假太监的说法。

于是，从宫廷到民间，从史实到小说，种种事实和流言，似乎都在证明着“淫毒皆从一套来”的说法。当一个社会都在反复念诵着某一些话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一看到“眉似初春柳叶”，便坚信她“常含着雨恨云愁”；一看到“脸如三月桃花”，便断定她“暗藏着风情月意”。接下来，便是或者去挑逗、勾引、调戏，或者断言其心肠最毒，是惹不得的祸水。

不可否认，女人中确有坏人，这和男人中也有坏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稀奇。问题在于，男人中出了那么多坏人，也没有人大惊小怪，为什么女人中出了三五个坏人，就要大做文章呢？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一说到女人的坏或毒，就一定要扯到男女关系上去，而且一定要归结于她们长得漂亮又有女人味呢？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另案分析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漂亮的、有女人味的女人都是“淫毒妇”，那么，谁还敢漂亮一些、有女人味一些呢？

当然，有一种漂亮女人是不怕受到指责的，那就是“贞烈女”。

正如前述“弱女子”与“女强人”是相对的两极，“贞烈女”与“淫毒妇”也恰好是相反的一对。中国古代有多少贞烈女呢？似乎不少。仅《明史》中留名的，便达一万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有三百多人，而《古今图书集成》收入的明代烈女节妇，就多达三万六千人。

这么多的烈女节妇，总不会都是丑八怪吧？事实上，其中美人还不少。比如明代的烈女单三姐、节妇孙柴氏，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人。正因为年轻貌美，这才会有盗匪、恶少来企图强奸她们，她们也才会抗暴而死，成为烈女节妇。所以她们虽漂亮，却不会遭到指责。但同时也证明，女人太漂亮了总归不是好事。比方说，这二位如果丑得令人生厌，岂不是就没人来打主意了？

显然，长得太漂亮、太性感、太有魅力，或者太有女人味，对于那些“贞烈女”，或预备做“贞烈女”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麻烦。所以，那些立志守节的寡妇，便只有两条路：要么及早自杀，一了百了；要么尽量把自己弄得平庸丑陋一些，最好忘掉自己是女人。因为对于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最难抵御的诱惑就是性的诱惑，最为严峻的考验也是性的考验，而性爱又总是与姿色、容貌、体态、仪表等相关联。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很少有不动心的。如果得知对方是寡妇，便更会想入非非，甚至惹是生非。寡妇没有男人保护，好欺负；寡妇有过性的经验，好勾引。所以，“寡妇门前是非多”，年轻漂亮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寡妇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不是寡妇，唯一的对策当然也就只有让自己显得既不年轻，也不漂亮。

当然，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对那些守寡不久的年轻漂亮女人才有必要。对于那些守寡已久、年龄较大，早已心如死灰的“资深寡妇”而言，其实已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生活的重负，心情的郁闷，天性的压抑，情感的孤独，都会提前并加速她们的衰老，也许三四十岁时，便已皱纹满面、白发斑斑，甚至目光呆滞、言语木讷，毫无魅力可言了。

寡妇是“贞烈女”中的大多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所谓“贞烈女”，也基本上是无性化的，与前述“弱女子”相类。不过，弱女子们的无性，主要是别人不把她们当人；贞烈女们的无性，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更何况，贞烈女们虽然有“烈”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也仍然不过只是弱女子。

漂亮性感有魅力的女人是“淫毒妇”，刚烈正派守身如玉的“贞烈妇”又没有或不敢有女人味，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既年轻又漂亮、充满魅力，又刚烈勇敢、聪明能干、心地善良的女人吗？有，但为数很少。

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个。赵盼儿是一个妓女，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她曾经盼望过能与一个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因此，她对“从良嫁人”一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另一个妓女）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极力劝阻。果然，宋引章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以后又受尽种种虐待。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假意答应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休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拜拜”。当周舍责问她“曾说过誓”要嫁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些妓女，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门户。”终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骗，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

关汉卿另一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一个。谭记儿是一个寡妇，后来改嫁青年官员白士中，过上了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然而权贵杨衙内为了霸占她，竟向皇帝诬告白士中，骗得势剑金牌，要来行凶作恶。谭记儿为了保卫自己的丈夫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便挺身而出，于中秋之夜，乔装成渔妇，来到望江亭，利用杨衙内贪杯好色的特点，以切脍献新为名，巧语周旋，煮鱼劝酒，赚取了势剑金牌，挫败了杨的阴谋诡计，让那奸贼“满船空载月明归”。

赵盼儿和谭记儿，是这类女子中的佼佼者。她们一个是风尘女子，一个是再嫁寡妇，社会地位都不高，但她们的人格却并不因此而卑下，她们的识见也并不因此而短浅。她们的胆量、智慧、镇静自如和处变不惊，甚至让男人也自愧不如。在得知了杨衙内的阴谋后，白士中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而谭记儿却一改往日的娇羞温柔，果敢地说：“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者，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这真是何等气魄，何等胆略！

在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我最欣赏的便是这一类既有英雄气又有儿女情、既有男儿胆又有女人味的人物，尽管她们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也往往很卑贱。她们多半是妓女，或婢女，或再嫁寡妇，或被掳良人，有的失身，有的失节，有的失去自由，但我以为，只有她们，才是真正的“贞烈女”。

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恰恰是这类女子的可贵品德。

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能守住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当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色相时，力求“卖艺不卖身”（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求之不得，则求“卖身不卖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一片真情只付于真情人。所以当杜十娘得知李甲变心时，便痛彻心扉地感到了被欺骗和被玷污。作为妓女，她无法保住自己的身子；作为贞女，她却必须保卫自己的心灵。所以，她不惜一死，怒而沉江。因为在她们看来，心灵的自由是比身体的自由更宝贵，心灵的纯洁是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心既已死，则此身何惜？

显然，这就不仅是“贞”而且是“烈”了。烈也者，为义而死之谓也。杜十娘为之献身的义，不是统治阶级宣扬的“贞女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伪善的礼义，而是她自己心中至真至诚的情义，因此才感天动地。杜十娘投江后，围观群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李甲后来也郁成狂疾，终身不痊，遭到老天报应，真可谓天怒人怨了。

此外，如赵盼儿的“拔刀相助”，谭记儿的“挺身抗敌”，罗梅英的“振我妻纲”，均可谓之“烈”。罗梅英的故事始见于刘向的《列女传》，后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又被石君宝改编为杂剧《秋胡戏妻》。罗梅英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为了婚后夫妻恩爱，她不愿拣取个财主，却宁可嫁给贫穷的秋胡。婚后三天，秋胡便被抓了壮丁。罗梅英拒绝了自己父母和婆婆要她改嫁的要求，坚贞自守，甘苦备尝。十年后，秋胡得官回家，夫妻相见于桑园，竟不相识，而秋胡亦竟把她当作他人之妻调戏。当罗梅英得知这个流氓就是自己盼望多年的丈夫时，愤怒至极，坚决要求离异。显然，罗梅英要捍卫的，并不是封建礼仪，而是她自己极为看重的夫妻情义和人格尊严。

应该说，这类形象，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中国古代女性。

嗲妹妹与假小子

历史转眼就到了现当代。

当代中国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谓“贤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数外，还有两种类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

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汉字当中音“diǎ”的只有“嗲”这一个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不知“嗲”为何物。《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把它解释为“撒娇的声音和姿态”，例如“嗲声嗲气”等。这很能代表北方人对“嗲”的一种看法，但显然有失准确。比如南方有一种味道叫“沙嗲味”，难道是“撒娇的味道”？上海有句话叫“牢嗲格”（“蛮好的”“挺好的”之意），难道能译为“挺撒娇的”？即便“发嗲”这个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撒娇”。实际上，“嗲”这个词，不仅有娇羞、娇嗔、娇小、娇弱、娇贵、娇痴、娇嫩、娇柔、娇滴滴等义，还有比这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

我们不妨来考查一下。

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

“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暴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

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的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绝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ě”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

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

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

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

显然，这是一种女人味。

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

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裆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

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的，“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

当然，她们也从小就知道发嗲，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如何发嗲。

总之，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及如何做女人。

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

但是，“嗲妹妹”决不等于“弱女子”。

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

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

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

谁说嗲妹妹们弱来着？

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

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

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手去“轧马路”（实在地讲，上海除了马路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则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类地到城外去郊游，去远足，去举行“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野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苹果。酒足饭饱以后，便呼啸山林，或感叹活得“真没劲”。

显然，北方姑娘绝无南方的嗲气，有的只是豪气。她们大多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里去，而且深信别人也是这样。她们跑到别人家里去，可以和别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全不管对方的妻子是否会吃醋。当然，对于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满不在乎的。她们当然也有高档的、名牌的服装，但购买这些服装，多半是凭一时的兴致，很少经过精细的盘算。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竟会买回同一种面料款式的衣服，因为这样才显得够“姐们”，而这在上海姑娘看来显然是不合算的——有这份钱，还不如各买一种面料款式的换着穿。

然而，穿着马虎吃得也马虎的北京姑娘，在选择对象时却又是审美型的。她们坚持“男子汉”标准，对于诸如有无住房、是否会做家务之类的实际问题较少考虑，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吗？哪儿不能凑合？”至于做家务，更不要紧。大家都不会做饭更好，干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馆子：“不就是涮羊肉吗？撑死了也就半月工资嘛！”

与这种豪气相对应，北方姑娘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当然不会是“嗲妹妹”，反倒有不少是“假小子”。

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前两句当然是说她们的性格：风风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没有章法，不讲规矩；所谓“交友不三不四”，当然不是指她们结交坏人，而是说她们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忌讳和戒备，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只要脾气对路，性格结缘，都与之往来，这也正是她们豪爽的一面。豪爽的“假小子”们，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抠门”和“犯酸”。不抠门当然“大度”，但往往连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等传统美德也予以抛弃；不犯酸当然“帅气”，但往往连优雅、温柔、含蓄、细腻等女性特征也丢个精光。此外，她们也都相当一致地厌恶家政，不屑于学习烹饪料理、针线女红。她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东西乱扔，被子不叠，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不用的东西到处都是。她们甚至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衣着也满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断，吃得胖乎乎傻呵呵的，然后吊儿郎当地穿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别理我，烦着哪！”或者：“从来就没想嫁人！”

这就难免让人说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赵浩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惊呼“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了”。我想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们的粗暴生硬、咋呼泼辣、蛮横无礼、说话挺冲，一开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类的德行而言。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假小子”，中国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诸如“女的比男的坏”或“姑娘比小子坏”之类的民谣。这里说的“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指道德的堕落，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的“坏”；另一种就是指性格、脾气甚至气质、禀赋的“坏”。而后一种“坏”的结论，又往往是比照传统妇女形象得出的。这说明中国妇女的情况，在本世纪确实比男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坏”或者“好”来形容的，尽管它往往被这样简单地归结着。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20世纪女性的变化，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

二十世纪新女性

的确，20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天翻地覆的时代，而其中变化最大且感受最深者，又莫过于女性。

20世纪前的六七百年间，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妇女生活最黑暗的几个世纪，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妇女受压迫最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经“登峰造极”，“蔑已加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换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

革命是在中国妇女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到19世纪中叶以前，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限制、歧视、压迫、禁锢，早已从一般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授受不亲”的要求，发展到“守贞守节”“无才是德”“足不出户”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妇女的身体早已丧失自由。然而，历史上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个半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又太具有突变性和戏剧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井冈烽火、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活剧纷纷上演，其内容、形式、情节、主题、宗旨、导向又不尽相同甚至相悖，让人目不暇接，就连反应稍慢的男人都难免落伍掉队，更遑论久受禁锢的女性了。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那些千百年来强加于妇女之身、想挣又挣不脱的铁锁链，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给粉碎了。中国妇女不能不感谢革命、拥护革命、热爱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也同时是中国革命最热忱的拥护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

这样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几乎是每个新中国女性都耳熟能详的：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刘和珍、杨开慧、赵一曼、江姐、刘胡兰、向秀丽……她们不仅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榜样的带动和鼓舞下，新中国女性表现和建立了与传统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们包括：

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在传统社会，女性似乎又没有多少资格爱国。除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女英雄能够以身报国外，其他女子大多报国无门。只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爱国热情才有机会得到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不再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便变得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天下兴亡已不再只是“匹夫有责”，而是“男女都有责”了。当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主要还体现在城市妇女（尤其是北京）、职业妇女（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妇女）和学生身上，但毕竟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

二、英雄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男性职业的挑战和对女性生理极限的超越。因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照样能干才行。于是，女拖拉机手、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等英雄形象便层出不穷。这实际上是女性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甚至超过了“男女都一样”的要求，而向“女子胜过男子”的目标进军，并战果辉煌。比如在体育方面，继中国女排的崛起之后，女子足球、女子摔跤、女子举重、女子柔道、女子竞走、女子中长跑等项目都令她们的男性同行汗颜。女子在体格体力上原本不如男子，那么，体育界的“阴盛阳衰”，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精神吗？

三、积极向上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学习上。有资料证明，新中国女性的学习热情要普遍高于男性。其原因有三：一是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而倍感珍惜；二是意识到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与不识字有关；三是前述女革命家多为知识妇女。这种精神从建国初期一直贯穿到现在。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女生高考平均分数高于男生，或“女状元”多于“男状元”的现象，便是证明。看来，女性不但在体力方面大出风头，而且在智力方面也要压倒须眉了。

这些现象确实很能令人鼓舞。因为它们证明中国妇女确实成了国家的主人，证明中国女性的内在潜力确实得到了开发，优良品质确实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也证明“妇女的解放”确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然而忧虑也不是没有的。

最令人忧虑的，就是与此而同时产生的女性的“无性化”和“男性化”倾向。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条件下迎来自己的解放的。她们并不知道解放以后的自己，该是个什么模样（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她们就只能为自己的形象塑造设定两个榜样和一个标准。这两个榜样分别是女英雄和男同志，而这一个标准则是革命化。

新中国女性以革命化为标准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的解放。然而革命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和男女各自性别角色之类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革命对男人和女人都一视同仁。它要讲的，只是社会性、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也就是说，它只区分阶级、敌我、党派等等，不区分男女。所以，在革命斗争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往往会被抹平而变得无性化起来。

其次，革命毕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它更多地需要男性的阳刚之气，而不是女性的阴柔之美。事实上，在革命队伍中，也总是男同志的人数大幅度地多于女同志。而且为了革命的胜利，又总是要求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齐，而女同志也乐意这样，因为这才能体现“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精神。如前所说，这确能给女性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增强自信心，提高战斗力，变得有进取精神和会做社会工作等，但女性的某些性别特征的无意流失甚至男性化，也是一个事实。

因此，当一场被标榜为“革命”的动乱席卷全国时，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女性形象也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文革”中的女红卫兵。

女红卫兵是以这样一种形象登台亮相的：剪短发，着军装，两眼圆瞪，双脚叉开，一手卡腰，一手挥舞着武装带，一开口就是“他妈的”。这副模样很能代表她们的性格特征：尚武、好斗、粗野、蛮横，没有一条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

这类形象以北京的女红卫兵最为典型和标准，而其始作俑者则是所谓“联动”。“联动”的女红卫兵们原本是生活在大院里的“假小子”和“疯丫头”。她们的童年不乏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斗争精神和造反精神的熏陶，却少有所谓“女性养成”的教育。因此，一旦尚武成为当时社会所要提倡的精神，便不难得风气之先，在当时那种普遍的男性倾向中脱颖而出，以一种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姿态，作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而领袖群伦。在60年代末，这种形象一时间风靡全国，在各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造老师和老子的反、自以为是“小姑奶奶”的“英雄”。其风头之健，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就连南方的嗲妹妹们，也一个个自惭形秽，争相摹仿，尽管学得不像。

从历史的角度看，女红卫兵形象不过昙花一现。其所领风骚，大约也就两三年光景，正所谓“弹指一挥间”，但其意义却不因时间的短暂而微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女红卫兵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里里外外都掉了一个个儿，确实能让人痛快一阵子的。可惜，这种痛快的背景，却是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时代悲剧，其形象本身也明显地带有做戏和表演的性质（而且是中国式的程式化的表演），以至于让后人看来未免滑稽。当然，公平地说，这些表演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真心热爱革命向往革命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表演。不少女红卫兵在武斗中“壮烈牺牲”或“从容就义”，就是证明。这是一种真实的悲剧、严肃的荒谬和疯狂的理性。它留下的课题，至今还值得深思。

但不管怎么说，女红卫兵的形象实在并不可爱。起先是冷静下来的男同学们不觉得有什么可爱，后来是她们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最后是全国人民宣布与之告别。其过程大体如此：开始是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这种表演性极强的形象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广大贫下中农不需要也不欣赏这种形象）。后来，则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小资产阶级情调”开始抬头，“奇装异服”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悄然走俏（这曾使“四人帮”大为恼怒，并莫名其妙地把它算作是邓小平的一条“罪状”）。最后，随着“四人帮”的一朝覆灭，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女红卫兵形象便永久地销声匿迹了。

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年代。

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开放和活跃的时期。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类女性形象的纷纷粉墨登场，可以说是不足为奇。

最先让人耳目一新并引起愉悦的，是那些全无红卫兵尚武好斗色彩的女性形象，比如《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小街》《大桥下面》等影片中由潘虹、李秀明、张瑜、龚雪、殷亭如等人扮演的那些角色。这些正面人物因其已开始展示女性独有的美而大受观众的欢迎，其中又尤以龚雪、殷亭如等人的楚楚动人而招人疼爱，而这几位恰好正是正宗的上海姑娘。刘晓庆虽然“辣”了一点，却也还有川妹子的可人之处。她和陈冲联合主演的《小花》，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当然也风行一时。

后来则是“北地胭脂”巩俐等的走红，而银幕上的形象也越来越“不像话”：不是歌女、舞女、吧女，便是女匪、女谍、女贼，连妓女也不甘寂寞，卷土重来，频频亮相。甚至连“性感明星”这样的头衔，也居然被启用，而且颇为看好。与之相对应，90年代女孩子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也越来越“胆大妄为”。出入舞场已不足为奇，衣着入时更不在话下；笑不露齿固然早成历史，口出狂言差不多也是家常便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90年代的女孩子们，对于性、爱情、婚姻等问题似乎都不大当回事。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们羞于启齿的那些词，比如“恋爱”“结婚”等，她们都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而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像说吃饭喝水洗衣服一样说到诸如“做爱”这样的词，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大摇其头。问题并不在于她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她们在说这些时的那种无所谓和不动声色，那种坦然、淡然、超然和随意。看来，新一代的女性真是大不同于前，而近一二十年的变化也绝不小于世纪之初。随便举个例，据说，有一种观点在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之间颇为流行：最好找两个男人，一个当丈夫，给自己做饭；一个当情人，和自己做爱。这可真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只不过其内容与形式都和女红卫兵大相径庭罢了。

然而传统的力量依然存在。在一个人们似乎不大有思想准备的夜晚，凯丽扮演的刘慧芳忽然大爆冷门，又几乎在一夜之间占领了全国的电视频道。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弄了半天，似乎还是咱们中国那些贤惠、温柔、善良、忍让的传统女性好。

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一股“女红热”也在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并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热点。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这才真让人哭笑不得呐！

看来，要对这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作结论，显然还为时太早。

的确，要描述和评说这将近一百年间中国妇女的变化，无疑是太复杂的事情；而前面的述说，当然也难免粗疏和偏漏，甚或有荒谬错误之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毕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世纪，也毕竟是一个充满着艰难困苦、反复曲折，因而风波迭起、险象环生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探索前行，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一切现象都属正常，一切变化都有道理，既毋庸大惊小怪，也不必“觉今是而昨非”。重要的是对此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智、科学的态度，则对于我们今后的事业，必有所裨益。

更何况，我们还应该看到，较之旧中国，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应该说是更像男人和女人了。他们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心理上，较之“东亚病夫”和“王朝顺民”，都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尤其是有了对自身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能力，这才提出了“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或“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的问题。要言之，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只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人格塑造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无疑，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同样的，要展望中国女性的未来，也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将留到本书的最后再去讲它。这里要说的是，“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绝不单方面的只是女人的事，正如“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不是男人单方面的事一样。作为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男人和女人形象的重塑都既有赖于自己，也有赖于对方。没有健全的男性，就没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没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会有健全的男性。当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而没有健全的人性，就不会有健全的社会。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这无疑又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问题看来已经比较明朗了：既然男性和女性都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展现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的生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考查一下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考查一下它的历史及其得失。

显然，这就必须谈到中国社会中曾经有过的种种男女关系。

当然，也就不能不谈到性。

第三章　性

神圣祭坛

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所谓“最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最天然、最当然、最不勉强、最合乎天性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一种关系。然而，这个最自然的关系，又曾经被弄得很不自然。它不但登不得大雅之堂，即便在大雅之堂外面，在穷街陋巷、田边陇上，也未必就那么冠冕堂皇，多半仍要通过俚词、俗话、民谣、小曲、暗号、谜语、歇后语等形式曲折地表现。正规的教育，更是没有性这一课。似乎性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事情。结果，关于性的知识，只能靠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子女婚前语焉不详地私相授受，而长期讳言性，则造成了心理的反常。只要一提到，或与性有关联者，立即就会变得神秘兮兮，或紧张兮兮，原本自然的表情也会变得不自然起来。

其实，在远古时代，性既不神秘，也不忌讳；既不可怕，也不下流。它和吃饭、睡眠、排泄等等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理行为。

后来，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但也不是变得神秘，而是变得神圣。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性被当作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而予以注意，性、性器官、性行为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性崇拜”。不过，这种崇拜的目的并不是性，而是生育。因此，它准确的名称，不是“性崇拜”，而应该是“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原始时代，是一件庄严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事。它的终极目的，是种族的延续；而它的直接起因，则是死亡的威胁。原始人的寿命很短而死亡率极高。据研究，尼安得特人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的成年人没有超过三十岁的，而死亡率则可能高达50%。自然的灾害，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而医药又尚未发明，一场瘟疫和一次战争，便可能给整个族群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高达50%的死亡率，便等于告诉我们：传种的可能仅仅只有一半；而灭族的可能，也差不多同样有一半。这可真是生死攸关，危乎险哉！

幸好，在不可抗拒的死亡和50%的灭族威胁面前，我们的祖先表现了一种十分冷静和现实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与其抗拒死亡，不如创造生命；与其乞求不死，不如设法多生。

于是，生殖就被看作了关乎族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是，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原理又还不甚了然。他们还没有建立关于生殖的科学，因此难免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以为生殖乃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力量。只要获得了这种神秘的力量，新的生命体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族类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得到保全和延续。

这样一来，生殖崇拜就产生了。

生殖崇拜最早是对女性的崇拜，而且首先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女人生的。这样，女人和女性生殖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源泉，或神秘生殖力的寓所。于是，女性生殖器（后来也扩展到男性生殖器）便被制作成各种图像和模型，而加以崇拜。而且，女性生殖器偶像都是按照张弛状态塑造的，男性生殖器偶像则是照勃起状态塑造的，因为这正是它们发挥魔力时的状态，因此有脱离人体而特别加以崇拜的意义。

不过，崇拜女性生殖器，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有效性，显然要打折扣。神秘的生殖力，应该是来自大自然，表现于大自然的。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些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自然物，比方说，鱼。

鱼是女阴的象征。

鱼为什么是女阴的象征呢？说穿了，也很简单。从外表看鱼形，尤其是两鱼相叠之形，与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从内涵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颇有生生不已之势，足使人相信它们身上一定寄寓着神秘的生殖力量。于是，多子多孙的鱼便成了先民们羡慕、敬仰乃至崇拜的对象。原始先民渴望通过这种崇拜，将鱼旺盛的生殖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或者能增强自己的这种功能。

仰韶文化中的“鱼祭”和“鱼纹”，就是这种崇拜的形式。印度河文明彩陶上的比目鱼，印度史诗中的天女变鱼，以及欧洲妇孺皆知的美人鱼神话，也许都是这种崇拜或明或暗的表现和遗存。由于崇拜鱼，鱼就被看作是氏族的祖先。夏民族的始祖颛顼是一条半人半鱼的鱼妇，也就是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鱼的美人鱼。禹的父亲（其实是母亲）鲧，则是一条“白面长人鱼”。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鱼的崇拜仍被保留了下来。古代贵妇人乘坐的车舆叫“鱼轩”，传达爱情的书信叫“鱼书”，送子观音手上提的是“鱼篮”，正月十五悬挂的彩灯中有“鱼灯”，陕西农村婚宴上要陈设木制双鱼，“年年有鱼”的年画则几乎贴遍了全中国。此外，鱼还被看作是女性或爱情的象征，如唐代女诗人李冶诗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又如元稹诗“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迹，知著脸边来”，都是。

鱼象征着外阴，蛙则象征着子宫。

蛙也是中国原始时代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之一。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与孕妇的肚腹一样浑圆膨大；从内涵上说，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所以，蛙也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象征，而受到敬仰和崇拜。

于是，在神话中，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蛙女，这就是女娲。娲（读如“蛙”），其实就是蛙。因为不是一般的蛙，而是神圣的、作为我们民族始祖的蛙，所以不写作“蛙”，而写作“娲”。娲这个字，除用于女娲外，再无别的意义，可见是特创出来用于圣蛙或母亲神的。《说文》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王逸的《楚辞注》也说娲“一日七十化”。这里说“化”，都是孕育、生育的意思。

其实，女娲造人和补天的故事，便正是从蛙的形象延伸演变出来的。在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蛙形图案，蛙身浑圆，上面布满了斑点。这些斑点，原本是代表蛙腹多子的意思。后来，在神话中，就成了补天的五色石子。我们的先民坐地观天，想象浑圆之天穹有如蛙腹，那满天繁星即是腹中之子，而四条蛙腿也就成了支撑天穹的四根支柱。

先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他们不但把天穹想象成蛙腹，而且把月亮也想象成青蛙。月有盈亏，恰似蛙腹和孕妇之腹有规律的膨胀和缩小；而成年女子的信水，又恰好一月一次，与月的盈亏相同步，所以叫“月经”。月即每月一次，经即经常、常规。信水每月常规性地来一次，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认为，月亮与女性的生殖特征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于是，人们又想象，月亮是一只肚腹有规律膨胀缩小的神蛙，或者月亮中有一只这样的神蛙。这只神蛙名叫“蟾蜍”，“蟾蜍”转音为“嫦娥”，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因为月中有这位主司生育的女神，所以主管婚育之神，便在神话传说中，被想象成一个月下的老人，叫“月老”。媒人之所以叫月老，不仅因为在传说中他是一位对着月亮翻检婚牍的老人，也不仅因为花前月下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还因为月亮原本就是生殖崇拜的对象。

嫦娥也好，女娲也好，究其原型，都是青蛙。正因为母亲是“蛙”，子女才被称为“娃”。娃也者，女娲所生之小蛙也，故曰“娇娃”，而娇娃有时也特指娇美的小女孩。娃娃落地，呱呱而鸣，恰似蛙声。因此，荷塘之中，月色之下，那一片呱呱蛙鸣，便成了生命的交响。

作为神蛙和母亲神的女娲，在漫长的神话衍变过程中，又有了一位配偶——伏羲。伏羲是蛇。汉代石刻画像和石画中，女娲和伏羲被画成两条尾巴缠在一起的蛇。交尾的形式暗示着性和生育，但把女娲画成蛇却不够准确。事实上，只有伏羲才是蛇，女娲应是蛙。因为蛇是男根的象征。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便立即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它躲在草丛里，“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用之比喻男根，再合适不过。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欧洲的阿波罗，也是蛇。同理，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犯下“原罪”的是蛇，被上帝规定了要和女人终身作对的也是蛇。在这些神话中，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除蛇以外，鸟也被看成男根的象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出，婴儿从胞衣中出，便联想到人类的新生命，大约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又以生卵极多的鸟为崇拜对象。所以后来，俗话中便把男根称为“鸟”“鸡鸡”，正如英人俚语把它称为“cock”一样。

蛙后来到了月亮里，鸟则飞进了太阳中，成为一种神鸟——金乌。金乌是日中之三足神鸟。为什么是三足呢？就因为两腿夹一男根之故。月有蟾蜍，日有金乌，它们又恰恰是女娲和伏羲手捧之物。

鸟与蛇这两类象征形象的出现，标志着男性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开始被认识；而女娲由蛙变蛇，则是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结果。许多学者都指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在历史上可能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蛇所象征的男子性器，有可能被当作了斗争的武器。男子用它，征服和占有了女性，从而揭开了男女不平等历史的帷幕。

更何况，现实中的蛇，原本就是恐怖的东西。男性用它来做性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阴谋与暴力。原始先民十分怕蛇，平时在森林里走路，见面时都要相互询问：“有它无？”不敢称“蛇”而称“它”，可见恐惧之至。后来不太怕了，才在“它”旁加一个“虫”字，称为“蛇”。但男根仍被称为“它”，或“那玩意”“那话儿”。另外，现实生活中，蛙也常被蛇吞食。所以，当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后，神圣的“蛙女”便被迫失身，变成了人面蛇身的“女娲”，弄得有点不男不女了。可以说，当“蛙女”变成“蛇人”后，中国妇女的受难，也就慢慢开始了。

当然，这个过程一开始是非常缓慢的，其年代也一定十分久远。如果不是对原始神话进行上述人类学的破译，我们就会上当受骗，以为女娲真是伏羲的“蛇妹妹”，并以为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是男尊女卑的。

从禁忌到贞节

就在“性崇拜”的同时，“性禁忌”也开始了。

从生理的角度看，男子是没有性的禁忌的。女子则不然。月经期、妊娠期和分娩期，是她们的禁忌时期。因此，出于生理保护的需要，女性一般都会在上述时期对性生活采取回避态度，拒绝男性的性挑逗和性骚扰，并对一切性行为和与性有关的事情，近乎本能地产生反感和厌恶的情绪，至少也会表现出冷淡的态度。

然而，男人却很难理解和接受。

原始时代的男子，大约都是精力充沛和性欲旺盛的。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告别动物状态还不太久，身上还保留着不少野性和蛮劲，不像后来文明时代的男人那样文雅、缠绵、从容不迫和“温良恭俭让”。他们平均寿命很短，人生转瞬即逝，很需要“及时行乐”；他们长年茹毛饮血，跳跃奔走，端的一副好体格，一身好力气，也很少有人会阳痿不举。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生理卫生的科学知识，并不懂得他们的女同胞们有什么特殊的生理特征。因此，这些不懂事的野男孩，就完全有可能不顾姐妹们是否愿意，由着性子胡来，甚至仗着自己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强行与女子发生性关系。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原始时代是否有强奸案发生（因为动物是不强奸的）。但即便那些男子不来强奸，只是一味地来挑逗和纠缠，也够让人讨厌的了。

女人当然要设法对付。对付的办法，当然也不能靠体力，只能靠智慧。性禁忌即是一种聪明的办法。禁忌在文化人类学中称为“taboo”，音译为“塔布”，往往用于那些被认为既神圣又危险、既纯洁又肮脏的事情和事物。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人类恐惧的心理上，是人类畏惧与欲求、恐怖与被诱的矛盾混合物。也就是说，为了防范那些不该有的诱惑与欲求，便只有施以恐吓和欺骗。比方说，在原始时代，经期中的妇女要被隔离起来，因为她们在流血。流血在原始时代是恐怖的事情，因为那往往意味着死亡。这样，流血的妇女不但自己是危险的（所以要隔离开来加以保护）；而且对别人也是有威胁的（所以要隔离起来加以防范）。这时，一个男子如果见到了经血，就会“倒血霉”；如果与之性交，更会触犯神明。凡此种种，就是禁忌。

这一类禁忌，我们无妨称为“生理性禁忌”。

另一类禁忌是心理性的。

这类禁忌来自女性的性选择。

在原始时代，人类没有家庭而只有群团，没有夫妻而只有性伙伴。在这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相当随意，女子既“人尽可夫”，男子也“人尽可妻”。一个男子可以只选择一个性伙伴，也可以同好几个女子都发生关系。同样，一个女子可以只选择一个性伙伴，也可以同好几个男子都发生关系。只要双方乐意，社会对此并无限制，其他人也不会在意，因为反正大家都一样。

但是，随意并不等于任意，更不等于淫乱。这个时候的两性关系，应该说是“无限制，有选择”。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性的选择，尤其是女性对男性伙伴的选择。

从遗传学的角度讲，性选择来自人的动物祖先。达尔文在其名著《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动物的性关系中，性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多数是雌性选择雄性。在交配季节，雄性动物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孔雀的开屏和雄性动物之间常有的搏斗，来展示自己的魅力，获取雌性的芳心。那些在选美比赛或拳击比赛中获胜的雄性动物，便可得到一位自己的配偶，甚至可能妻妾成群，而那些败北的便只好去打光棍，或者失去配偶成为鳏夫。

在原始时代，人类的情况也差不多。

在那时，性伙伴基本上是由各人自己选择的，而且也多半是女性选择男性。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在原始民族间，和在高等动物间一样，是没有老处女的。”女人无论如何，总会找到一个性伙伴，只要她不忌讳和其他姐妹共有一个，而男人却弄不好会一次次轮空。所以，原始时代的男子，就和雄性动物一样，特别注意梳妆打扮，当然也更注意自己的表现。布雷多克在《婚床》一书中说，原始民族的男子可以有两种手段获得姑娘的好感：“一是他所具有的超凡出众的跳舞技艺，一是他所拥有的英勇善战的敌人的头颅。”这两手显然都是动物界的“正宗嫡传”：前者来自孔雀的开屏，后者来自公鸡的好斗；一展示美丽，一展示英武；而最具权威的裁判，则是稳坐钓台的女人。

这确实很能让女人得意一阵子的。

得意之余，女人起了一种自律性的冲动。她要节制自己的性欲，由人尽可夫一变而为情有独钟。这往往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在与多个男子有过交往之后，她会特别钟意某一个人，而只愿意与他一个人做爱。从此，她的心灵和身体的门户都将只向自己爱慕的那一个人洞开，而不会随便向什么人张开双臂。相反，还会对其他人的胡搅蛮缠产生厌恶反感，表现出性的冷淡。这时，她会觉得自己的性器官是极为圣洁和宝贵的东西。它必须被加以保护和遮蔽，不但不允许随便进入，也不能随便被人看到，总之，它成了一种禁忌，一种女性对自己性器官和性特征的禁忌。这是一种心理性的禁忌，我们无妨称为“原始贞节”。

原始贞节是女性的自觉行为，是通过自我制裁而实现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与此同时，人类很可能已经发现了群婚杂交对族类和社会的危害，有必要进行节制和规范了。在这个时候，处于主动地位的女性率先以身立法，“从我做起”，应该说相当伟大。

对于女性的这种“门户关闭政策”，男子显然是不欢迎甚至是相当恼火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强奸开始发生了。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强奸都是对女子贞节的一种破坏和摧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强奸案必然首次发生于女性贞节观建立之后，而女子决心守贞以后，也一定有一个强奸案的频发时期。而且我猜测，这个时期也许在男根登上生殖崇拜祭坛之后，而与“蛇吞食蛙”正相同时。

这种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前面讲得很清楚，原始贞节虽然在心理上起源于女性的情有独钟，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女性对自己性器官的珍爱和保护。这种珍爱和保护要成为可能，必须有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和背景，而女性生殖崇拜恰好提供了这种文化氛围。当女性的性器官被当作神圣之物格外加以崇拜时，它当然也就不容侵犯。所以，女性生殖崇拜，就不但是女性尊严的保护伞，也是女性贞节的总后台。同理，要破坏和摧毁这一贞节，就只有把男性生殖器也推上祭坛，使之成为与女阴平起平坐的东西。

于是，原始神圣祭坛上，就演出了新的节目。

男根一登台，就充满了暴力与邪恶。

如前所述，蛇在原始时代，无论如何也是让人反感、厌恶和恐惧的东西。所以，男根崇拜的最早象征，不是蛇，而是比较可爱的鸟，而后来又有蜥蜴、龟、鹿等。但终于，蛇被起用了。蛇一登台，就翻脸不认人，不但吞食了蛙，而且连女娲也被迫失身，变成了蛇。

事实上，所谓“蛇吞食蛙”这个意象，有两重文化内涵。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讲，它意味着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讲，则意味着性欲取代了生殖。前已说过，女阴崇拜实质上是生殖崇拜。它的目的，是要多生孩子，以抗拒死亡，保存族类。男根崇拜则不同。它表面上也是生殖崇拜，其实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由生殖崇拜过渡到了性崇拜。它崇拜的不是生殖力，而是性快感；不是多子之腹，而是伟岸阳具。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根的登场，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圣经》讲人类的堕落系由蛇的诱惑所使然，说不定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这一台好戏当然是以女性的性快感为开场锣鼓的。性快感使女性认为男人的那玩意还真是个好东西，因此宽容地让它也登上祭坛来享用牺牲烟火。大受鼓舞的男性自然也用自己的良好表现作了回报。但是，当女性决心要守贞时，已取得并尊地位的男人便不答应，而且认为自己有资格不答应了。于是，一场火并便不可避免，而强奸则无疑成了其中最惨不忍睹的一幕。现在很难讲清楚，当时的男子是否果真有意识地以性器为武器。但可以肯定，男子一旦决定进攻，女子是打不赢的。除了体力方面的原因外，经济基础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生产力较前已大有发展，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往往被归功于男子。也就是说，男子的地位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了，因此才那样猖狂、放肆和明火执仗。

总之，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男子十分高兴地承认了女子守贞的必要，而女子则无可奈何地交出了贞节权。也就是说，在后来的社会里，守贞不再是女子的权力，而是她的义务。她不但可以守贞，而且必须守贞，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男人。

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男人不是不赞成女人守贞，不是有一种天然的群婚倾向吗？是这样。所以男人一开始是反对女人守贞的。

但是男人很快就想通了。

原因就在于男人不但有群婚倾向，也有嫉妒心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多次提到“雄性的嫉妒”。这种嫉妒使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的关系，而女性的守贞，恰好能够满足这一心理。

剩下的事情便只是夺权。

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男人的性心理也仍然是很矛盾的：他希望自己的女人严守贞操，而其他的女子最好都是娼妇。《战国策》里有个故事讲，有个楚国人，有两个老婆。有人去挑逗她们，结果年纪大的那个严词拒绝，年纪小的那个欣然答应。没多久，那个楚国人死了。于是便有人问那个挑逗者：你喜欢的那两个女人现在可以嫁人了，你是娶那个年纪大的呢，还是娶那个年纪小的呢？这人回答：当然是娶那个年纪大的。别人又问：那个年纪大的拒绝你，年纪小的答应你，为什么要娶那个年纪大的？这人笑着说，当初她们是别人的老婆，当然巴不得她们都答应我；现在要做我的老婆，当然希望她们也能为我而拒绝别人啦！

这种心理实在很自私，可惜这种自私的心理却与私有制相合拍。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女人和土地、牲畜一样，都是男人的私有财产。私有制再加嫉妒心，还有什么人间悲剧不能被创造出来？所以到了后来，原本为女性所发明，用于保护自己纯洁爱情不受侵犯的贞节，反倒成了套在女性脖子上的一条枷锁，而男人却可以通过纳妾和嫖妓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群婚欲，这真是何其不公乃尔！

但是，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成年雄性的相互宽容，嫉妒的消除”，乃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所以，除了向女性夺取守贞权外，还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有效制度，来防止男性之间的性争夺，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群体的团结。

于是，“宗法”就产生了。

从图腾到祖宗

宗法制度是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的。但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制，却又与两性关系有关，而且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的又一种性的禁忌——乱伦的禁忌。

与前两种禁忌——生理性的禁忌和心理性的禁忌不同，乱伦的禁忌是一种社会性的禁忌。其最初的起源，大约出自避免近亲繁殖的优生学考虑。《左传》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大体上都是这个意思。总之，我们的先民大约很早就意识到，近亲繁殖，会造成种族的退化。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竟生下一个肉团，大约便是对这种可怕后果的远古回忆。因此，避免近亲交配，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但是，这事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首先，原始人活动范围很小，又没有什么先进的交通工具，要他们远距离通婚，事实上很困难。其次，兄弟姐妹，同族男女，从小嬉笑玩耍，耳鬓厮磨，两小无猜，及至一个个出落成俊男靓女，又成天在一起劳动生活，且常裸体，岂有不互相吸引，产生性冲动之理？看来，对付这种“哥哥爱妹妹”的事，光讲道理怕是不大灵光的。

没法子，只好请神来帮忙。

这个神，就是“图腾”（totem）。

“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谓“他的亲族”。图腾制的要义，是坚信氏族和部落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这个共同的祖先，又是一个神圣的事物，叫“图腾”。图腾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族的祖先，当然是因其神圣之故。所以，图腾表面上是物，实际上是神。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乱伦的禁忌和图腾制并不相干。按照恩格斯的研究，它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而且大约有三个阶段：首先是禁止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第二是禁止同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恩格斯说这一步要“困难得多”），最后是连她们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之间的性爱也在禁止之列。但无论是子女、孙子女，还是曾孙子女，都只认母系，不认父系。也就是说，表兄妹之间不能通婚，堂兄妹之间则无所谓，就连同父异母的兄妹之间也没有性的禁忌。因为那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便是想禁，也禁不来。

显然，在这里，没有男人什么事，也用不着请神帮忙。因为母亲的权威不容置疑。但如果当爸爸的也要出来管事，可就困难得多，因为父亲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还只习惯于禁止母系子女之间的乱伦。对于禁止父系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他们不但不习惯，没准还会有抵触情绪。

于是，图腾便登场了。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所谓图腾，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的。比如《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约就是说商族以玄鸟（有人说就是燕子）为图腾。以玄鸟为图腾的商族，资格最老的一位恰是女性，据说名叫简狄，是商族之祖契的母亲，而那位玄鸟先生则身份不清来历不明。据说，契乃“无父而生”，是他的母亲简狄在玄丘河之滨拾到一只玄鸟蛋，吞了下去，就生下了契，故《淮南子》云：“契生于卵。”

这个神话大体上告诉我们以下事实：一、以契为祖的商族，是一个由母系氏族过渡而来的父系氏族，那个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位女首领就是简狄。当然，简狄也可能是这个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二、从契开始，商族进入父系制，契可能是这个父系氏族的第一位大酋长，也可能是这个氏族社会第一个历史阶段。三、从母系制到父系制，中间经历了一个图腾制阶段，玄鸟则是其图腾。四、图腾制是从男性生殖崇拜转化而来的。因为鸟和卵都是男根崇拜之象征，而所谓“玄鸟生商”或“契生于卵”，无非是说男根崇拜导致了崇拜图腾的父系氏族社会的诞生。

事实上，所有图腾传说的模式都差不多：族的某一老祖母因某种神奇的遭遇而怀孕，生下了以后的族人。比如禹的母亲吞食了薏苡生下了夏族，弃的母亲脚踏了巨人的足迹生下了周族等。这类事情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它们都不过是父系制向母系制夺权时，故意对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加以神化而已。

神化的目的是为了抬价，而抬价的目的是为了夺权。夏禹、商契、周弃一类人物既然是“神之子”，则他们至少也是半个神，比他们那些不是神的母亲和姐妹，也就更有资格去当领袖。

但是，禹也好，契也好，弃也好，只当一任领袖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像武则天那样，当了一任领袖以后，又把政权交还给男人，则革命也就等于失败。契们的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把母系制改为父系制。也就是说，血缘统绪的承继，必须由母系改为父系。因此，乱伦的禁忌，也必须由禁止母系兄妹通婚改为禁止父系兄妹通婚。为了实现这一点，又只好借助图腾制的神圣感和权威性，从禁止同一图腾族民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这样做，比较冠冕堂皇，也容易行得通。事实上，由于图腾本身是男性的，则无论如何抬举图腾，都只会对男子有利。

这样一来，族外婚制就从性的禁忌变成了社会制度。它的目的，是要通过确立父系血统来确立男性统治。这个过程，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不过，在世界各民族那里，一旦完成了这一历史转变，图腾制度便悄然退场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男性为家长的“一夫一妻制”。在这种父权制家庭中，丈夫掌握着主宰家庭的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所以，恩格斯又称它为“男子独裁制”。

中国的情况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但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当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之后，氏族没有解体，只不过由氏族转化为家族；图腾也没有退场，只不过改头换面，换了服装和脸谱，继续表演。也就是说，中国人继续通过神圣的祭坛来维护父系的权威，只不过把图腾崇拜改成了祖宗崇拜。

祖宗崇拜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鬼魂有男有女，按说被崇拜的祖先，也应该既有男鬼，又有女鬼。然而，在中国历代祖庙里，坦然地享受牺牲玉帛的，却差不多都是男鬼，女鬼们至多只能列席作陪。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女鬼们很少能够成为祭祀和崇拜的对象。她们多半只能在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或为冤鬼，或为厉鬼，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现身显灵，来偿还情债，或讨还血债。例外的也许只有一个妈祖，但她已不是鬼，而是神。

理所当然地受到祭祀崇拜的只有男鬼。他们生前为人，死后为鬼，却要享受后代子孙的香火牺牲，顶礼膜拜，仅仅因为他们是祖宗。在中国，祖宗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们简直就是后代子孙生死荣辱的依据和目的。比方说中国人生孩子，决不会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父爱或母爱的需要，更不会说那不过是自己性爱的一种副产品，而要说是为了列祖列宗香火旺盛，祭祀不断，血统延绵不绝。又比如一个中国人要干一番事业，也不会说那是因为个人兴趣或野心，而要说那是为了“光宗耀祖”。当然，有了成绩，也得说那是“祖上积德”；有了错误，则是“辱没先人”。这时，就要举行仪式，向祖宗汇报或请罪，并请求帮助。

中国人如此敬祖，是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就在于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祖”这个字，郭沫若先生以为就是男根的符号。这个说法当时颇受讥讽，现在却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定论。近年来，在我国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广西、新疆等地，都出土了“且”——男根模型。这些模型有大有小，有石有陶，大多十分形似，有的还有龟头、尿道和睾丸。这些模型，就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可见祖即男根，只不过平时叫“且”，登上了祭坛才叫“祖”。

祖既为且，为男根，则祖宗崇拜也就无疑来源于男根崇拜。按照现在的解释，“祖”主要有两种原始意义：一是祭祀祖先的宗庙，二是宗庙里祖先的神主（牌位）。不过依我看来，神主的意义当更原始。大约那祭祖的宗庙，原本是一般的祭坛，祭祀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且”，即象征着生殖力量的男根。后来，它有了特定的意义，特指某位具体的、对氏族有开创之功的男性祖先，于是便把他的名字或符号刻在那“且”上。再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文字也发明了，性器也不那么堂皇了，石祖和陶祖换成了石牌和木牌，但仍叫“祖”，而供奉祖（神主）的地方也跟着叫祖（宗庙）。现在你如果去考查宗庙里的神主，仔细地琢磨一下，仍不难发现其男根的意味。

祖的建立，标志着父系氏族社会的成立。所以，祖，也就成了每一个父系氏族的象征和图腾。作为神主的祖，就像图腾柱一样重要；作为宗庙的祖，就像祭坛一样崇高。当一个新的氏族建立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祖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籍”。后来，氏族变成了国家，祖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做“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国”。

等级与配额

祖既然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祖又是男性的，那么，祖庙一立，则天下定矣。男尊女卑，大体上已成定局。

剩下的，便是解决男人们之间的分配问题。

事实上，在任何自然形成的群体中，雄性的嫉妒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埃斯潘纳斯的《论动物的社会》一书“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怎样削弱或者瓦解任何共同生活的群”。但是，动物的事情要相对好办一些。因为动物的性关系要受季节的限制。除长臂猿外，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只有在雌性发情时才交配，因此它们雄性之间虽然也会嫉妒，但交尾期一过，又会握手言欢，和好如初，以待来年。再说，雄性动物在争夺异性时，虽然也免不了大打出手，但也相当“绅士风度”。只要把对方打败赶走，也就不再追究。所以，对于动物的群体来说，雄性的嫉妒虽然也会产生破坏力，但力量也有限。

人类的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人类的性生活不受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日日月月，男人都有性的要求，女人也随时都能接受性。如果不合理解决每个男性的性欲问题，任其争夺，则无异于将整个群体每天都置于内部瓦解的危险之中。

其次，人类的占有欲特别强。有些动物，比方说长臂猿，并没有那么好色。只要有一位“太太”，便已使它心满意足了。有些动物，虽然“妻妾成群”，但它们的王位，却必须轮流坐庄。一旦下台，也只好自认倒霉。人却不一样。一方面，男人总是希望占有的女人越多越好；另方面，又希望一旦占有，就霸住不放。中国古代的那些帝王，便是典型。

再者，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比动物严重得多。人斗人，往往不止于赶走对方，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争端一开，往小里说，可能会导致谋杀（奸夫谋杀亲夫之事层出不穷）；往大里说，弄不好就会爆发战争（如争夺海伦之特洛伊战争）。一旦如此，则后果堪虞。

因此，对异性的争夺，是一个健全社会必须合理解决的问题。更何况，爷儿们要争夺的，远远不止于女人，还有食物、财富、荣誉和权力。

应该承认，争夺是男人的天性，而且未必就是坏事，比方说，球场上的争夺就很好。只不过，我们一般不把它叫“争夺”，而叫“竞争”罢了。甚至战争，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坏事，如果没有过去的战争，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许就会缓慢得多。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所有的男人都不去争，不去夺，都不争强好胜、雄心勃勃，而是疲疲沓沓、懒懒散散，那又成何体统。

然而，人类的群体又经不起折腾。

人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群体性的动物。一方面，人的自然能力较许多动物为弱。他力大不如牛，速快不如马，望远不如鹰，潜深不如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不要说在进攻方面远不是大型猫科动物的对手，甚至在防御方面也未必比某些食草动物灵光。另一方面，人类要实现的，又是“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这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群体绝不能瓦解，而一切瓦解群体的力量也都必须予以消除。

办法也有两个。

一种办法是“堵”，即干脆禁止性生活，把男人和女人隔离开来，一视同仁地禁绝性关系。这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或某些特殊群体中是行得通的。比如，不少古代部落在作战前都禁止性行为，斯巴达城邦和太平天国也实行过男女分隔制。但这种办法，行得了一时，行不了永久。因为如果男女永远隔离，则孩子也无由出生，岂不要灭种亡国。

另一种办法是“疏”。既让所有的水都有地方流，又不让它们乱流，或挤在一起，变成洪水。最好是让所有的人都各有所得，各有所归，按照不同的层次，得到不同的满足，就像今天按照职位的高低领取工资津贴一样。中国古代社会采取的是后一种办法。在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庸和占有对象后，中国古代社会决定把她们也像食品、财富和权力一样，进行有计划地分配。分配的依据就是“名”，分配的规则就是“礼”。最早规范着名和礼的，就是“宗法”。

宗法首先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继承制。它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父系血统。这一血统就像是一根接力棒，必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是，这根接力棒，又不能大家一拥而上哄抢，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所以，非事先法定一个“正宗”接棒人不可。

这个法，就是宗法。

宗法要解决的，就是血统的正宗继承亦即“正统”的问题。正统只能独一无二，其余都是旁门、别支、分流。那么，正宗接棒人从哪里产生呢？当然是从交棒人的儿子当中产生。交棒人如果只有一个儿子，则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大家也不希望“一脉单传”（风险太大）。因此，在交棒人的儿子很多的情况下，就只能由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去接棒。这些候选人既然都是交棒人的儿子，则他们的地位当然也就不能由父亲的地位来定，而只能由他们母亲的地位来定。

所以，尽管宗法制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为男人的利益服务的制度，但是它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要先确定女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必须在父系家长所占有的众多女性中，规定其中一个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性。这个地位最高者，必须是父系家长的正宗配偶，叫原配、正室、正房、正宫，也叫嫡配，或简称“嫡”。通常的称呼，则是“妻”。

妻的儿子叫“嫡子”，妾的儿子叫“庶子”。嫡子和庶子，地位相差得远。嫡子当中，地位最高的又是嫡长子，因为只有他，才是最正宗的接棒人。这样推算下来，则地位最高的，就是“祖”的嫡长子。一般地说，他也就是“宗”。以他为首，由他的嫡长子、嫡长孙、嫡长曾孙、嫡长玄孙一直延续下去的这一系统，就叫“大宗”。他弟弟们创立的系统，则叫“小宗”。大宗小宗，地位也不一样。大宗的嫡长子叫“宗子”。对大宗，他是家长；对小宗，他是族长。只有他，才能继承始祖的爵位，并主持祖庙的祭祀。小宗既不能袭爵，也不能祭祖，因为他不是“嫡传”，也不是“正宗”。

看来，即便是一祖之孙、一父之子，其地位也有高低贵贱之别。反倒是女孩子，因为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嫡庶长幼之别就没有那么重要。对于她们来说，要紧的是自己娘家的门第和地位。娘家地位高，即便自己是庶出，嫁出去后也不怕当不上正妻。如果娘家地位低，即便自己是嫡长女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只好去给别人当小老婆。

显然，宗法制是一种等级制度。它首先把人分成两等：男人和女人。然后，又把男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一等的地位和待遇都不同。等级确定以后，就要按此来进行分配了。

这种分配是家国一体的。因为依照宗法制，天下一家，天子（周王）是最高级的家长和族长。既是最大的一支大宗的宗主，也是所有大宗小宗的共同宗主，谓之“天下共主”。诸侯对于天子而言，是小宗；对于大夫而言，则是大宗。同理，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对于士而言，又是大宗。士是最小的宗主，以下便是庶人。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天子是民族之宗，诸侯是氏族之宗，大夫是家族之宗，士是大家庭之宗，庶人只有自己一夫一妻的小家，无所谓宗不宗了。于是，士率领庶人尊大夫为宗主，称为“家”（家族）；大夫率士、庶尊诸侯为宗主，称为“国”（氏族）；诸侯率大夫、士、庶共尊天子为宗主，这就是“天下”。天下既然是一个大宗族，当然贵族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就和他在宗族中的地位一致了。

十分有趣的是，用来标志这一地位的礼器之一，就是一种阳具的模型——圭。圭，玉制，状如男根，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曰“镇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这种制度，说得粗俗一些，就是凭借“那话儿”来确定或象征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谁的阳器粗壮伟岸，谁的地位就高，权力就大。反过来说也一样，谁的地位低、权力小，似乎谁的阳器就不怎么样，当然就不能占有太多的女人。

这听起来十分滑稽，但又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祖也好，宗也好，图腾也好，原本就与“那话儿”颇有瓜葛。连宫门前的华表、庙里面的神主，都由“那话儿”演变而来。那么，把它拿在手上，以表示自己的身份，也并无不可。依周礼，天子登基时，要举行仪式，接受上天和先王赐予的圭；册封诸侯时，也要为他颁发相应等级的圭，叫“命圭”。这个仪式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天子通过列祖列宗从上天那里接受了伟大神圣的生殖力，又把它分给诸侯。因此，天子有资格当天下人的父亲和宗主，诸侯和大夫则有资格当他们各自国和家的父亲和宗主。当然，也就有资格占有更多的食品、财富、土地和女人。

于是，周礼便规定，天子可以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就差多了，只有一夫人九嫔。大夫又少，只有一妻二妾，士则一妻一妾。至于庶人，能讨一个老婆，就很不错了。这似乎很“合理”：天子从上天那里接受的生殖力，经过层层分配，分到士、庶的头上，已少得可怜，当然不宜多吃多占。至于天子本人，直接受命于天，当然要美女如云了。

设男女之大防

不过，对于封建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来说，问题倒不在于逻辑的混账（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混账），而在于执行的困难。

我们知道，宗法制虽然繁琐复杂，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宗”；关键也只有一个，即“嫡”。确立了嫡（嫡子），就承继了统（血统），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对于宗法制社会而言，“立嫡”从来就是头等大事。

一般说来，“嫡”应该是父与其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即嫡长子。然而，嫡之贵，不但在“嫡配”，更在“嫡传”。如果这位嫡妻所生的儿子，竟没有其合法丈夫的血统，而是她在婚前与别人私通而生下的“野种”，那就不但不能立为“嫡”，还要逐出家门甚或杀掉才行。

这种事并非没有可能。在上古，性关系比较随意，野合之事时有发生，不少新娘在出嫁之前便已怀孕，而且很可能曾与多个男人交往。腹中之子究竟是谁的，根本就弄不清楚。比如史书记载，禹娶涂山氏为妻，是在辛壬日。可是就在两天之后（癸甲日），涂山氏便生下了儿子，即启。所以，禹便不承认启是自己的儿子（禹曰：“予不子。”），甚至不愿传位给启。过去史学界总说，禹不传位于启，是因为要坚持尧舜的“禅让制”。其实远古时代是否真有“禅让制”，原本就值得怀疑。即便有，到了禹的时代，也已无再坚持之必要和可能。依我看，禹之不愿传位于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从心底不喜欢启这个“野种”，而被他指定为接班人的益，倒没准是他的私生子。

其实，禹是用不着那样讨厌和嫉恨启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野种，是他母亲有莘氏在砥山上玩耍时，与某个男人在长着薏苡的地方野合的结果。事实上，禹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说都是野种。因为那是一个从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可以和许多男人做性伙伴，即所谓人尽可夫，生下的孩子五花八门，谁的种都有，根本弄不清，也无所谓。

不过，图腾制的建立，毕竟标志着男性地位的提高，标志着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化。过去，孩子反正是女人的，男人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现在不一样了。孩子变成了父亲的，则父亲们便不能不来认真考察一下，那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如不是，感情上就受不了。其次，财产的继承也是一个问题。儿子是要继承老子的财产的。如这儿子竟是野种，岂非将自己的血汗钱拱手相送？这当然也断乎不可！

然而，在这时，新娘大多并非处女，而亲子鉴定的科学方法又尚未发明。所以，唯一的办法，便只有拒不承认那些来历不明的儿子，甚至将其遗弃。这个办法，就叫“弃子”。更严重一点的，则可能还要将第一个孩子杀掉或吃掉。这种野蛮的习俗，就叫“杀首子”。

显然，弃子也好，杀首子也好，都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粗暴和大伤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更何况，宗法制重视的，恰恰正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该杀，则嫡长子何由产生？如果所杀之子又是自己的，岂非自己给自己断后，活生生断送了血统的正宗传人？显然，弃首子或杀首子的政策，实不宜推广发扬。

但是，另一方面，嫡长子血统的纯正，又无论如何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不弃子不杀子还要重要。因为弃子杀子固然可能错杀，不弃不杀则可能错认。错杀了不要紧，还可以再生；错认了就很糟糕，可能永远也改不过来。

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只有绝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的好办法。如果能够保证新婚之时，夫是童男，妻是处女，则他们婚后生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便难免有妻子从外面带进的野种来“夺嫡”，也难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种来“争长”。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对男女双方都很重要。

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嫡传是否会“误传”，也仍是一个疑问。

于是，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们，便只好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男人和女人严格地区分和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交往，不能接触，甚至不能见面。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淫乱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设男女之大防”。

关于这一点，《礼记·曲礼》有详尽的规定。按照《曲礼》说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杂坐），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个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条毛巾洗脸，用同一把梳子梳头（不同巾栉），不能手递手地直接传递某一件东西（不亲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间不能说话（叔嫂不通问），不能让父亲的妾为自己洗衣服（诸母不漱裳）；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来说，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许嫁以后，出嫁以前，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嫁出去的姑表姊妹和自己的女儿回娘家来，即便是亲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们坐在一张席子上，吃一口锅里的饭（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亲。”

由此可见，古人的“设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目光和言语不能接触，就连碰过的东西也不能接触。似乎用了同一条毛巾，就会产生性冲动；衣服挂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于有了性关系。这可真是神经过敏，莫名其妙。具体地实行起来，不但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烦甚或危险。所以便有人去问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说，当然是礼。又问，那么嫂子掉进水里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吗？孟子说，嫂子快淹死了还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生，但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幸亏还有孟子这句话，否则不知多少人会要死于不救。

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男女之大防”。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乳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节妇”，被树碑立传，流“芳”千古。

真不知制礼者闻之，又有何感想！

应该承认，“设男女之大防”，至少对于那些“意志薄弱者”，还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淫”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对于“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闲话。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是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一并消失；再就是产生反弹，比如嫖妓和同性恋。所以，同性恋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病”。

总之，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我们民族曾经下大力气对两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规范，以至于使性变成了一种谈虎色变的东西。但性本身并未因此而消亡，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而只不过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罢了。

这个为社会公认许可的范围，就是夫妻。

第四章　夫妻

形式与内容

夫妻，是所有男女关系中最正当的一种。

人类的两性关系，除夫妻外，还有纳妾、宿妓、通奸、苟合、强暴等。但这些形式都不正当。法律不允许，道德也不支持。因此有的要受限制（如纳妾），有的要受鄙视（如苟合），有的要受批判（如私通），有的要受制裁（如强奸）。其中，除纳妾因其是一种“准夫妻关系”而曾被容许，宿妓因其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曾被默许外，其他方式，都只能是地下活动，或半公开半地下，不大见得了人。

那么，为什么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最正当的呢？说来也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正式履行了结婚的手续，为礼教或法律所认可。可见婚内婚外，就是正当不正当的分水岭，而要讨论夫妻，就不能不研究婚姻。

婚姻是中国人的大事。

正因为是大事，所以不敢马虎。在中国传统社会，其具体操作，大体上要经过和履行下列法定或约定的程序：

第一步叫“纳采”，近代俗称“说媒”，即先由媒人往女方家中陈述男家求婚之意，询问待字之女的年岁与生肖，然后由男家请术士“合婚”，卜算生肖是否相合，婚姻是否吉利，双方同意了，男方就送一只雁给女方，作为“献纳采择”之礼，所以又叫“委禽”。宋代以后用羊、酒、彩缎为礼，叫“敲门”。

第二步叫“问名”，近代俗称“定婚”，即双方正式交换庚帖，甚至详至两造三代及主婚人的姓名、荣衔、里居等。

第三步叫“纳吉”，近代俗称“小聘”，即男家向宗庙问卜于祖先，如得吉卜就往告女家，并致送定婚礼品（一般为女子衣饰），女家也致答礼（一般为冠履及文房四宝），婚约即告成立。

第四步叫“纳征”，近代俗称“聘礼”，即于迎娶前几日，男方将议定之聘金，并布帛、衣服、首饰、礼饼等物，如数以盛大仪仗送之女家。女家收受后，分赠亲友邻里，以示女儿出嫁有期。

第五步叫“请期”，近代俗称“择吉”，即由男家择定迎娶之吉日，并通知女方。

第六步叫“亲迎”，即在喜结良缘之日，新郎躬率鼓乐、仪仗、彩舆（俗称花轿），到女家以礼迎娶新娘，并一同归家。此节为以上六项程序中最隆重最重要者，通常所谓婚礼即从此开始。远自先秦，近至当代，上至品官，下至庶民，新婚之日，无不亲迎，唯皇帝因至尊而例外。同时，它也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一生中所能享受的最高荣宠，因此也历来为女性所看重，倘无花轿，决不嫁人。

以上六大程序，合起来就叫“六礼”。依六礼而婚娶者，就叫“明媒正娶”，有着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然而，正是在这庄重、认真、严谨到近乎繁琐的仪节中，我们看不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主观能动性。而且，除新娘有权要求新郎亲迎（这往往也是女方家族的要求），新郎有义务亲率鼓乐仪仗彩舆迎娶外，我们也看不到他们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反倒好像是别人的事情。选择、决定和操作，都由别人代劳并承包，男女双方当事人则有如提线木偶，任人摆布，这真是咄咄怪事！更奇怪的是，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其程序都大体如此，居然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人的结婚，其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换言之，结婚，究竟是谁的大事？

其实，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个目的，用《礼记·昏（婚）义》上的话来说，便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也就是说，婚姻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其中男方家族继承血统。要言之，也就是“继统”与“结缘”。

先说“继统”。

继统包括两个内容，即“上以事宗庙”和“下以继后世”。依照这个说法，男女两人结为夫妻，首先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也首先不是为了他们的父母，而是为了那些早已死去的列祖列宗，而且还只是男方的祖宗。或者说，是为了让男方的家族，在祖宗面前有个交代。因为祖宗开创了这个宗族，是很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延绵不绝的。至少，也希望子孙后代，不至于太不成器。现在，宗族中的一员娶媳妇了，这就说明他很“成器”，已经是一个长大了的、有能力的、负责任并能把宗族血脉延续下去的人。这就足以告慰祖宗，否则就会丢祖宗的脸，让祖宗在地下也“没脸见人”（其实是“没脸见鬼”）。所以，一个青年男子如不肯结婚或无力结婚，是辱没先人，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也所以，为了不负祖望，即便自己不愿意，也得结婚。

当然，祖宗的愿望，也是父母的愿望。所以，新妇入门以后，要举行“成妇之礼”和“庙见之礼”。“成妇之礼”即“拜舅姑（公婆）”，于迎亲之次日清晨举行。届时，新妇要沐浴盛装，拜见公婆，并献上枣、栗、腶脩（即肉脯，读如“断修”），表示“早自谨敬，断断自修”，然后再献盛馔。饭毕，舅姑从客位下堂，新妇从主位下堂，表示这个家，从此就交给儿媳妇了。

所谓“庙见之礼”，即新妇要和丈夫一起到夫家的家庙或祖宗的牌位前举行拜祭仪式。如果结婚时舅姑已死，则要在三个月后到家庙或牌位前祭拜舅姑，并祭告说：“我来你们家做媳妇了。”如此这般以后，新媳妇的身份才正式得以确认，否则就叫“妾身未分明”。杜甫《新婚别》云：“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这位新妇尚未行上述二礼，丈夫就被抓了壮丁，弄得她姑娘不是姑娘，媳妇不是媳妇，实在很惨。

更惨的是，如果等不到三个月行庙见之礼新妇就死了，便不能葬在夫家坟地，得将尸体运回娘家去。因为她还没有得到夫家祖宗父母的承认，也就算不得夫家的人。既然生非夫家人，当然死非夫家鬼。她这个婚，也就算是白结了。

不过，“上以事宗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帮助宗庙香火不绝。依礼，祭祀宗庙的只能是男子，女子没有祭祀权，也没有接继血统之权。因此，结婚又有一个再明确不过的目的——生儿子。

这个任务，当然又“历史地”落在媳妇身上。

结婚之后必须生儿子，这几乎是每个旧式媳妇都知道的。早在出嫁时，她的母亲便已把自己的酸甜苦辣都告诉她，希望她嫁出去以后“肚子争气”。进夫家门时，夫家要以口袋铺地，让新娘从上面走过去。走过的袋子，又迅速地传到前面铺在地上。如此一袋一袋传过去，袋袋相传（意谓“代代相传”）。这就等于明确宣布了新人入门之后的首要任务——传宗接代。

这个任务真是艰难得很。

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一男一女结婚后，生男生女，甚至生不生孩子，都不是由这两个人主观愿望来决定的事，更不是妻子单方面的事。说得白一点，这多半要靠运气。从理论上讲，一对夫妻结婚后的生育，可能有四种情况：男孩女孩都生，只生男孩，只生女孩，男孩女孩都不生。只生男孩当然没有问题：生一个是“喜得贵子”，生两个是“龙腾虎跃”，生三个是“三虎为彪”，生四个是“四大金刚”，生五个是“五虎上将”。“家有五虎将，半个土皇上”，父老乡亲，都要另眼相看，不敢欺侮怠慢。男孩女孩都生也行，叫“儿女双全”，同样被视为有福气的事情。有些地方的风俗，要在婚床上放红枣和栗子，取“早早立子”之意；放莲子，取“连连得子”之意；还要放花生，意思是说“花着生”，男孩女孩都有，花色品种齐全，更能尽享天伦之乐。这两种情况，都算好运气。

最倒霉的是一个也不生，这会被认为是夫家的“家门不幸”。老百姓们会说：“母鸡还下蛋呢，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于是，这个女人就可能被休弃，因为她“无出”，够了被休的资格。只生女孩也很糟糕，因为她尽生“赔钱货”，等于是一个弄得企业年年亏损的厂长，董事会当然要撤他的职。所以只生女孩的媳妇便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被休弃，因为她同样是“无出”；或者继续不停顿地一口气生下去，直至生出男孩为止。无论何种前途，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很惨。

当然，不被休弃也是可能的，但必须同意丈夫纳妾。你自己既然没本事生男孩，就允许别人来代替，也得容忍丈夫宠爱那能生男孩的妾。这种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但婚姻的目的既然是继统，女人们即便一肚子怨气，又能怎么样呢？

再说“结缘”。

“缘”是相对“统”而言的。统即血统，是一个垂直方向的血亲关系体系。它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构成一个由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组合而成的父系血亲集团，叫“九族”，又叫“父族”。这个集团的统绪，就叫“血统”，也叫“父系”。

缘即血缘，是一个横向扩散的亲属关系体系。它以非血亲的夫妻关系为核心，凭借夫妻双方的亲属关系向周边扩散，形成“亲戚”。其中有血亲（如表兄弟姐妹），也有非血亲（如岳婿、连襟）。但无论血亲非血亲，都是“亲”，却又不那么亲。可见，“缘”低于“统”。统是天生的，缘则是人为的；统是固有的，缘则是结来的，所以叫“结缘”。

其实，“婚姻”这两个字，本义就是“结缘”。婚是男子娶妻，姻是女子嫁夫。所以妻之父（岳父）叫“婚”，夫之父（公爹）叫“姻”，相互之间就叫“婚姻”，也叫“亲家”“姻亲”。姻亲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按说不该亲的，然而却也成了“亲”，所以结婚也叫“成亲”——不但夫妻两个成为亲人，而且夫妻两族也成为亲戚。

成为“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啦！“是亲三分向。”中国人待人接物，说话办事，从来就不问是非，只问亲疏。亲戚遇了难，固然要救助，即便犯了法，也要包庇。总之，有了亲戚，好人有帮衬，坏人有帮凶，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很看重结缘。

更何况，结缘这事，是没完没了的。张家和李家结缘，李家又和王家结缘，张家也和赵家结缘，结果，张王李赵，都成了“亲戚”。如此攀援下去，瓜藤扯柳叶，自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于是，“俺媳妇她娘家侄的小姨子的婆家兄弟媳妇她哥”，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也是亲戚。有这种亲戚关系，到衙门机关里去办事，至少能换来一张笑脸，不至于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谁说没好处？

可见，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只是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才是内容。显然，它只是旧家族的延续，而不是新家庭的开始；是男方家族多了个成员，女方家族多了门亲戚，而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得了个伴侣。既然并非个人的事，则当事人也就当然不必操心，不必过问，不必参与，只须完全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坐享其成好了。

所谓“明媒正娶”

当事人不必费心，父母亲却不能不操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父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既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男女双方必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才是合法夫妻，叫“明媒正娶”。否则，便是违法，至少也不算数，或者要降格处理。比方说男女二人私定了终身，那么，不管他们同居了多久，哪怕生了孩子，也不算夫妻。即便承认他们的同居关系，那妻子也不能算“妻”，只能算“妾”，这就叫“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这种规矩和礼法，在某些人看来，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不但合理，而且合情。孟子就说，男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他娶一房妻室；女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她寻一个婆家。做父母的这一片良苦用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如果少男少女们公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个儿钻窗户扒门缝地互相偷看，爬过墙去私下相会，那就会弄得父母伤心，别人也看不起。（《孟子·滕文公》）

孟子这话，颇有些逻辑不通。依此类推，我们也可以说：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他能吃饱饭。如果他不等父母来喂，自己就张口去吃，岂不是让父母太伤心了吗？可惜，好像并没有谁认为饭不该自己吃的。既然饭可以自己吃，那么，为什么丈夫或妻子就不该自己去找，非得要父母去“喂”呢？

原因就在于吃饭是自己的事，婚姻却是双方家族的事。所以，娶妻叫“娶媳妇”，嫁夫叫“寻婆家”。男子要娶的既然不是妻子，而是父母的儿媳，当然由父母去挑选；女子要嫁的既然不是丈夫，而是婆家，自然也用不着自己来操心。不操心也不负责，吃现成饭，不也挺好吗？正因也“挺好”，所以直到今天，也仍有让父母去操劳者。

可惜，媳妇和婆家虽说可以让父母去选择和决定，婚后的日子却只能由自己来过。这就好比点菜的是别人，吃饭的却是自己，其滋味如何，可就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尽管孟子断言“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似乎父母之包办子女的婚姻，全是一片爱心，是为了子女好。但其实，父母的心思并不都一样。

确有真心为子女好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在为子女选择配偶时，往往会费尽心机，左挑右拣，惟恐不如意。但即便这样的选择，其后果如何，也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爱毕竟是主观的。父母看中的，子女不一定喜欢；父母讨厌的，子女也未必就不爱。以父母之好恶代替子女之好恶，至少也无法避免好心办错事，如贾迎春之“误嫁中山狼”，薛文起之“悔娶河东吼”，都如此。

更何况，婚姻的目的，原来就不是男女当事人的幸福，而是“合二姓之好”。所以，父母在为子女选妻择婿时，往往会更多地从家族的利益出发，而难以顾及子女们的意愿和情感。甚至当婴儿还孕育在母腹中时，其父母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婚姻命运，这就是在旧中国曾风行一时的“指腹为亲”。

历史上的指腹为婚始见于《后汉书·贾复传》。据记载，在一次战争中，汉将贾复受了重伤，汉光武帝闻讯大惊，认为这都是自己轻敌所致，于是便与贾复指腹为婚（这时贾复之妻正好有孕）：如果生女孩，“我子娶之”；如果生男孩，“我女嫁之”。这大约是史书所载之首例指腹婚。皇上既然带了头，臣民们自然乐于效法。魏晋六朝时，指腹婚颇为盛行。比如《魏书·王慧龙传》载：王慧龙妻与卢遐妻同时怀孕，崔浩便在中间为两家撮合，谓“可指腹为婚”。又《南史》载：“（韦）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

指腹婚之无视于当事人的人格、意志、情感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其所以流行，就在于婚姻关系中，家族的利益远远高于当事人的利益。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联姻，是可以给双方带来好处的，而指腹婚则可以把本来要到十几年以后才可能兑现的好处，提前支付给双方家族。这就好比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住房或汽车，可以提前享受一样。但可惜，在这里，享受好处的是双方家族，偿还债务的却是腹中胎儿。事实上，这种危险的交易，是用两个男女青年的幸福甚至生命来做抵押的。

其实，只要稍微理智一点，就不难看出这种婚约有多么冒险。因为谁也不知道那腹中婴儿长大了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十几年后两个家族的兴衰如何。结果，双双出落成俊男靓女的有，变成了恶少丑女的也有；两家依然富贵荣华世交如故的有，一家家道中落或两家翻脸交恶的也有。如果事情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美满如意，则结缘就会变成官司，亲家就会变成冤家，那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呐！

如果说，“父母之命”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媒妁之言”就简直莫名其妙。娶媳妇又不是买房子，干吗非得经过中介才能成交呢？

然而，媒妁在中国传统婚姻中，就是不可缺少。哪怕双方父母赞成，当事人自己也乐意，仍得请媒人来撮合一下。如果请不到媒人，那就只好不结婚。“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媒妁，似乎比父母还要重要。

婚姻须经媒妁，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姻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缔结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必须经过社会的公证和承认。代表社会加以承认之公证人和公证机构，在西方是教堂和神父，在现代是婚姻登记处及其工作人员，在中国古代则是媒妁，包括“官媒”（媒官）和“私媒”（媒婆）。

不过，媒妁可是比神父或政府公务员忙碌得多，因为他们不但要证明婚姻，还要撮合婚姻。

在中国古代，是连两个家族缔结婚姻的可能性，都是要取决于媒妁的。不但男女青年不能私定终身，就连双方家族也不能私结良缘。双方家族的意向，一开始就得由媒人去传达。这种安排，自然有它的好处。第一，媒妁因为专司此职，当然消息灵通，知道谁家有男欲娶新妇，谁家有女待字闺中，好比一个“婚姻信息中心”，而媒人便可从中进行优选，使门当户对者喜结良缘，让怨单求偶者各得其所。第二，缔结婚约，事关荣辱，若遭拒绝，就很没有面子；而媒妁既非当事人，又非当事人家族，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职业媒人多半皮厚嘴巧，也就不会有绕不过去的弯。第三，缔结婚姻，牵涉到双方许多实际利益，讨价还价说不出口，不讲价钱又怕吃亏，由媒人从中斡旋，两个家族的互惠交易也就比较容易谈拢；而且，不管谈不谈得拢，将来双方见了面，都不怕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第四，由于婚姻必经媒妁，而媒人们又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当事人，就既有一种威慑作用，又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也能让“防儿如防贼，防女如防妓”的父母放心。也许，正因为媒妁有这些好处，所以不但政府规定婚姻必经媒妁，当事人及其家族往往也依赖于媒人，甚至相当信任媒人。

然而，媒妁也是会坏事的。

中国古代的媒人有点像当今西方的律师，都是只要自己的案子能办成，不大管别的什么。不同的是，西方的坏律师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顾社会正义和法律尊严，但背叛当事人的却不多；中国的坏媒人却是只要能撮合成一桩婚姻，当事人的利益是可以不考虑的。似乎撮成婚姻便是唯一目的，婚姻的质量则不在考虑之列。正如畲族《骂媒歌》所唱的：“媒人是个油嘴猫，东家舔油西家叨。甜言蜜语两头骗，沟里放牛两头捞。管你牡丹配青树，管你蜂蜜配花椒。管你婚姻好与歹，管你牙齿咬舌条。只要钱财捞到手，三寸舌头任鼓摇。”

这就未免也太“妈妈的”了。

任何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媒人的职业道德，应该是促成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中国古代的媒人却似乎鲜有这样的考虑。于是，不负责任，乱点鸳鸯谱者有之；不怀好意，甘当马泊六者有之；巧舌如簧，把麻子说成酒窝者有之；瞒天过海，让瞎子嫁给聋子者有之。反正媒人“口才”都好，中国词汇又丰富，近义词足够使用。比如懦弱可以说成厚道，狡猾可以说成聪明，矮胖可以说成敦实，削瘦可以说成苗条。双方当事人及其家长既然不便实地考查，就只好对媒人的介绍胡乱琢磨，甚至上当受骗。正如宋人袁采在其《世苑》一书中所指出：“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

不过，最让少男少女们痛恨的，还不是媒人的“乱点鸳鸯”，而是他们的“棒打鸳鸯”。尽管礼法规定“男女之大防”，但在乡间市井、平民百姓人家，因为女孩子要参加劳动来养家糊口，因此无法养在深闺，当然也就“防不甚严”。所以，悄悄恋爱的事也是有的。可是，正当他们海誓山盟，私定终身时，媒人却一脚插进来了，说什么他俩八字不合，生肖相克，应该另嫁某男或另娶某女云云，便有可能活活拆散一对有情人。这个孽造得就大了，有时竟会闹出人命案来，不但当事人会仇恨媒人，其他少男少女也会因“物伤其类”而对媒人没有好感。

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离不开媒人，另一方面又讨厌甚至痛恨媒人。有些地区和民族，在婚礼上还有“骂媒”“打媒”甚至“审媒”的节目。在文艺作品中，职业媒人尤其是女媒人（媒婆）的形象都不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丑角。大约人们无力推翻媒妁制度，在生活中又得依靠媒人，便只好在戏曲舞台上戏弄他们一番，在其鼻子上贴一块白色，小小地出他一口恶气。

其实，认真想来，媒人也是冤枉的。因为不要说媒人，即便当事人父母，在为其择偶时，也是不谈爱情的。

父母们考虑的，主要是“门第”（结缘）和“生育”（继统）。如果稍做分析，则女方家长更多地是考虑门第：男方门第太低，会委屈了女儿，自己也没有面子；男方门第太高，又怕高攀不起，或者尽管攀上了，但因自己门第太低，女儿嫁过去要受欺负。事实上媳妇在男家的地位，也往往取决于娘家的门第。比如《红楼梦》中王夫人、王熙凤二位，虽然都不是长媳，但出身于“四大家族”中的“金陵王”，地位就非同一般，而身为长媳的邢夫人、李纨、尤氏，反倒没有多大的面子（其中李纨因为守节又面子略大）。至于官宦人家，则于门第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两家的结缘，要有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培植。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血缘裙带关系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连皇帝有时也要动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致仕宰相李善长的长子李琪为妻；又如汉、唐各代都曾使用过的“和亲”策略都是。就连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选择新科状元为婿的故事，便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如果说女方家长更多地考虑门第，那么男方家长则更多地考虑生育。因为儿媳妇进门来，最重要的事是要传宗接代。其他问题（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继统的任务却非妻子不能承担。在正妻无出的情况下，固然可以纳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统上已低了一等，在继承权上也会产生麻烦。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头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尽早确立嫡子地位。这一点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祖宗、鬼神和媒人，职业媒人（俗称“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类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买地要买三合土，娶媳妇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宽大利于生育之意；而现代性美学中推崇的那种臀部较紧的性感女郎，则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虑的则是该女是否贤淑。因为她除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义务。倘若娶来悍妇，岂非家门不幸？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情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情，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情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情”，甚至连“性”也不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性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结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态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情，又无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这样的婚姻，当然只能叫做“无爱之婚”。

无爱之婚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无爱之婚，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所谓“最常规”，并不表现在统计数字，比如百分之多少的婚姻无爱等等。事实上，谁也提不出这个数字，因为既没有人想到要去统计，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统计。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结婚离婚，均与爱情无关。因此一旦有人私定终身，便立马成为传奇。恋爱是传奇，岂非只有无爱才是“常规”？

在中国古代，私定终身的传奇也很不少。王实甫的《西厢记》算一个，白朴的《墙头马上》算一个，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一个。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离奇：少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于牡丹亭畔，醒后感梦伤情，愁病而死。死后，杜丽娘的游魂找到了柳梦梅其人，两人相见如故，便令梦梅掘坟而再生。复生后，几经周折，才终于成就了婚姻。这个传奇，寓意其实是很深的：梦中相爱，即等于说现实中不可能相爱；死后成婚，即等于说活着时不可能成婚。有人说这个传奇证明了中国古代有着美丽的爱情，我倒以为它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实在少有爱情。即便有，也只能是一个梦，很难变成现实。

因此，对这类传奇故事，中国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大多数人当然是津津乐道。因为一方面这种事情实在罕见少闻，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新鲜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自由恋爱，毕竟是最合乎人性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又曾有过自由恋爱的时代（详后），所以人们对于这种浪漫行为，在内心深处也未尝不是心仪已久，颇向往之。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宣泄压抑的情感，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这类传奇在民间，是大受欢迎的。正因为大受欢迎，才会屡禁不止，久演不衰。

少数封建卫道者的态度则是歇斯底里。历朝历代，都有人把它们视为淫秽，列为禁书，大张挞伐，极力诋毁。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传奇，确实以其自身的魅力，冲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法，当然要引起这些人极大的仇恨和恐慌。

最“高明”的是《红楼梦》里的贾老太太——“不以为然”，根本就不相信。依贾老太太的说法，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平日里端庄贤淑，知书达礼，养在深闺，什么事也没有的，“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世上哪有这样的人？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自然是门风严谨，奴仆成群，怎么一到这时，就只一个紧跟着的丫头知道？世上哪有这样的事？

可见，这都是说书人瞎编出来的，而且编得还不那么“圆”。总之，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没有必要去当真。于是轻飘飘三个字，便把这些传奇故事的意义和影响都打发了，可不是高明？

事实上，这类传奇，即便到处流传，也至多只能给人们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很少起到“启蒙”的作用。即便有人动心，也多半不敢试法。所以，尽管《西厢》《红楼》之类多次被目为淫书，却并未真正遭到严禁，就因为它们其实无伤大雅，无碍大局。

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爱情实在是一种太空洞太渺茫的东西。婚姻有没有爱情做基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的找不找得到老婆，女的嫁不嫁得出去。如果满世界都是怨女旷夫，连“男有室，女有家”都办不到，却来侈谈什么爱情，那就只能惹人发笑，嗤之以鼻。

那么，如果“男皆有室，女皆有家”，是不是就可以来谈爱情了呢？对不起，那就更不必了。男的都有了老婆，女的都有了老公，那还谈爱情干什么？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呗！爱情并不能当饭吃，结婚是为了过日子，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要操心，件件要落实，哪里浪漫得起来？

的确，婚姻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除家族有结缘和继统两大功利目的外，当事人则多半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一种义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似乎是一件不需要讲道理的事。反正到了年龄，就该婚嫁。既然婚姻只是社会义务，而非个人需求，则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就当然会采取一种“听天由命”或“服从分配”的态度，不会要求非有爱情这种纯属个人的东西不可了。

至于个人方面的要求，也不是没有，但也无关乎爱情。对于女方来说，嫁人的目的主要是有口饭吃，即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以女方在择偶时，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实力，其次才是社会地位如学历、职称、官衔，以及身材相貌等关乎面子的问题。至于男方，讨老婆的目的在古代主要是生儿子，在现代则主要是性满足，所以对女方的身材相貌往往十分挑剔，至少也得“不影响市容”或“对得起观众”。

再就是“过日子”了。传统观念认为，孤男寡女，日子是不好过的。“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一个男人，如果是“光棍”，就没有温暖和体贴，没有热饭热菜，没有干净衣裳。一个女人，如果是“寡女”，就没有靠山，没有顶梁柱，没有主心骨，就会受人欺负。只有男女结合，阴阳互补，才能过上“好日子”。因此，不少孤男寡女，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胡乱找个人结了婚凑合着过。配偶再不如意，好歹也比打单身强。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和父母、社会一样，几乎不约而同地共同排除了爱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无论古代或现代，也无论是包办婚姻或自找对象（其实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而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铸就的大多是无爱的婚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不过古代的包办婚姻，是“隔着布袋买猫”；当代的自找对象，是“看过样品订货”而已。

结婚既然是为了“过日子”，那么，只要日子过得好，甚或只要日子过得下去，这个婚姻就可以成立和维持下去，爱不爱没什么关系。有没有共同兴趣，共同语言，也没什么关系。礼法甚至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就是门限。男人的事业在门外，女人的事业在门内，男人的事不能告诉妻子，女人的事不能告诉丈夫，则夫妻之间能够说的话，大概只有“吃了没”和“睡觉不”这几句了。

语言是情感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夫妻之间，如果连话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还有什么感情可言？所以，不少中国的旧式夫妻，其关系是连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如的。然而在传统礼教看来，却理所当然，而且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因为他们能做到“谨夫妇，正人伦”，“止乎礼义”，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礼教从来没有规定过婚姻中要有爱情，也没有创造过这方面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岂但“来路不明”，而且“出格越轨”。因为他们之间居然有了“私情”。私情既然沾了一个“私”字，那就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不正当”了。所以，便应受到批判，斥为“淫邪”；或应受到嘲笑，视为“丑事”；甚至应该告到皇帝那里去，让皇上给个不大不小的处分。

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张敞就被人告过。张敞的妻子很漂亮，张敞也很爱她，常在家里为她画眉毛。这件事被当作花边新闻传出去后，便有人上奏宣帝。宣帝听了，便把张敞叫来责问。张敞的回答也很巧妙，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宣帝自己是结过婚的人，自然知道夫妻之间比画眉“过分”得多的事还多得很，也就一笑了之。张敞给老婆画眉毛算什么事呢？也要闹到皇帝那里去，还差点掉了乌纱帽，可见传统礼教对夫妻之间的情爱，忌讳到了什么地步。

当然，即便在古代，也有不信邪的人。比如晋人王戎（安丰）之妻就是。王戎夫妻感情很好，妻子便常用“卿”来称呼王戎。“卿”是一种爱称，但只用于君对臣，后来也用于夫对妻。臣对君、妻对夫就不能这样称呼。王戎妻称王戎为“卿”，既违背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又违背了“夫妇有别”的原则，是双重的“不礼”。所以王戎便对他妻子说，你这样叫，“于礼为不敬”，再别这样了。谁知他妻子回答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没有话说，只好随她去。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张敞夫妇和王戎夫妇的故事，从来就是被当作笑话讲的。他们绝不是传统婚姻中的典型，更不是“模范夫妻”。

无性之恋

被视为“模范”的是东汉的梁鸿和孟光。

认真说来，这两个原本也不能算是很“模范”的，因为他们的婚配，多少带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意味。据说孟光身材长相都不怎么样，“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没有什么女性魅力，但眼界却很高，而且沉得住气，一直拖到三十岁还不肯嫁人。父母问她为什么，她说，只希望能嫁一个像梁伯鸾（梁鸿）那样好的。梁鸿听说，便请媒人下聘礼，明媒正娶了孟光。

不过梁鸿孟光婚后，倒是十分地“守礼”。据说，孟光每次给梁鸿送饭，都要“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便正是其之所以为“模范”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社会设计的夫妻关系模式，恰恰正是要“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如此“合模入范”，自然是“模范”。然而，恰恰是在这十六个字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婚姻模式的实质：只有敬，没有爱；只有礼，没有情。夫妻之间如果像兄弟，夫妻生活如果像做客，那还叫夫妻吗？如果连吃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都要礼教化、程式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手一投足，都有如做戏，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我很怀疑，孟光与梁鸿做爱时，是不是也要行礼如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说一声“夫君，请了”？

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有事实根据。据说，宋代有某教官，五十而续弦（妻死再娶）。举行婚礼那天晚上，学生们去偷看，都以为这种事情，大约用不着课堂上讲的那些什么礼仪吧？谁知道，入洞房时，只见那位教官先生像上朝办公一样，顶带袍褂，冠冕堂皇地走进洞房，将双烛放在床前，扶新娘坐在床上，脱去她的衣裳，点头赞叹一番，然后后退三步，恭恭敬敬地对着新娘长揖三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鄙人老了，没法子，只好唐突夫人，对不起了。

如此“止乎礼义”的夫妻生活，真不知好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生活，不但没有爱，甚至也是没有性的。

所谓“无性”，不是说这些夫妻之间没有性关系或性行为，而是说它们不被重视，不被看作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只被看作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继统，为了生育。既然只不过是手段，也就不必太讲究。大概在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看来，性作为生育的手段，乃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可以无师自通，亦不必挑肥拣瘦，只要两个当事人“例行公事”即可。这样的性关系，与其说是有性，毋宁说是无性。

事实上，不少包办婚姻，都相当地类似于圈养牲口。男女当事人，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回，稀里糊涂地被拉扯到一起，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然后就被推进“洞房”。“洞房”这个词，从字面看，也是四周封闭，黑咕隆咚有如洞穴。直到这时，才可能掀开盖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睹“庐山真面目”。接下来，便是吹灭灯火去上床。这样的一面之交，如说有性吸引，除非真是郎才女貌，可以一见钟情。就多数情况而言，则恐怕与强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生活中也有新娘见新郎过于丑陋而拒不从命，最后被男方家人捆起来由新郎实施强奸的。这样的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是禽兽不如。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奸行为。算下来，大约只有家禽和家畜，才会这样听话，这样乖，这样不把性当回事。

既然连最起码的性吸引都不必考虑，当然也毋庸讨论性快感和性满足。在不少婚床上，新郎在强行施暴、一泄其欲后，便往往倒头大睡，一任新娘在旁吞声饮泣。总之，在传统婚姻中，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合法权益——既没有拒绝性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要求性满足的权利。倘有要求，则不是遭人耻笑（要求性满足），便是招来毒打（拒绝性生活）。

这就有可能造成相当普遍的女性无性化，即对性生活完全抱以一种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态度。当女性持这样一种态度时，男性是否真能获得快感和满足，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夫妻的性生活是真正和谐美满的，恐怕谁也说不清。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既不会有人想到要去统计，也无法进行问卷调查。当事人既不敢说出去“丢人现眼”，打听者也难免会有“流氓嫌疑”。当然，中国也有“房中术”，但这种性技巧有多少人用，其中又有多少用于婚内，多少用于婚外，同样无法查证。于是这个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谜。

其实，即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然只关乎生存而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夫妻之间有无感情”和“性生活是否和谐”这些问题，就与婚姻是否成立以及能否维持无关，当然也不能成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既然如此，打听它作甚？

更何况，性冷淡和性无能，不但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的赞扬。女的性冷淡是“不淫荡”，男的性无能是“不好色”；前者是“淑女”的标志，后者则是“好汉”的本色。可见，社会道德在总体上是压抑、限制甚至敌视性的。而且，这种压抑、限制和敌视于女性尤甚。礼法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必须检点自己，不能“淫佚”。所谓淫佚，包括两方面。一是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性关系，这是“不贞”，当然罪莫大焉。但是，即便与丈夫过性生活，次数太多，或主动提出性要求，或希望得到性快感，或因无此快感而抱怨，或在性高潮中感到高兴，也都是淫佚。但凡有此几种情况中之一种，夫家就能以此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打发她回娘家去。

女性不但被规定为不得有性要求，而且还规定为不得有性魅力，长得太性感或打扮得太漂亮，都是不守妇道和不遵妇德。所谓妇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是东汉一位叫班昭的“女圣人”制定的。班昭是史学家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才学是很好的。然而她的才学，却用来压迫自己的姐妹。按照班昭的规定，一个妇人不必才华出众（才明绝异），只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就是“有德”；不必能说会道（辩口利辞），只要小心措辞，看人说话，不出秽语，不伤他人，就是“有言”；不必脸蛋漂亮（颜色美丽），只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按时洗澡，勤换衣服，就是“有容”；不必心灵手巧（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把饭菜弄整齐，把厨房弄干净，就是“有功”。我们现在称赞一个女子，总是说她“才貌双全”。但按照班昭的“四德”，则要求“才貌双不全”。

最好是呆头呆脑（可以理解为“守妇道”）、笨嘴笨舌（可以理解为“谨言词”）、没神没采（可以理解为“不淫邪”）、慢手慢脚（可以理解为“勤劳作”），又丑又蠢，毫无魅力，便有希望成为“模范妇女”“优秀妻子”。

不难想象，这样的愚妇，再和那些方正古板、木讷呆滞的迂夫配为一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夫妻生活。

可以肯定，那一定充满了木乃伊的尸臭。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夫妇，也一样能制造人口，而且造出来的也不一定很差。比如，贾政、王夫人便是这样的夫妇，但他们的孩子宝玉却是才貌双全、资质卓异之人。这可真是个奇迹。

由此我常怀疑，中国人的忠厚、老实、本分和无魅力，只怕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正因为是装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不肯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又聪明又漂亮、充满青春气息和女性魅力的女孩子，几乎会近乎本能地充满着嫉恨。

王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夫人并不丑。如果王夫人很丑，就不会一连生了两个漂亮儿子（贾珠和宝玉）。王夫人也不笨。她的才具虽然平平，心计却很深。其心计深就深在懂得利用自己的平庸，不显山不露水地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可见，王夫人的平庸没本事，有一半是天生的，还有一半是伪装的；而她的平板无魅力，则有一半是装出来的，还有一半是逼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端起一副“正派”架子，她才能在那个封建大家族中站住阵脚，并整垮敌人。

凑巧得很，与王夫人相匹配的，恰恰是贾政这样一个方正古板、迂腐衰朽的伪道学先生（如果王夫人的丈夫是贾赦那个色鬼，事情可能又不一样），结果就弄得王夫人更加平庸无色。尽管对于这对夫妻的性生活，书中并未有正面描写，但不难想见一定是相当乏味。好像自从有了宝玉以后，他们就少有这方面的交往。所以王夫人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强行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并借此打发时光。

因此，王夫人对那些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漂亮、比自己伶俐、比自己有魅力的女孩子，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她恨晴雯，只因为晴雯长得漂亮：“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便被她没来头地断定是“妖精”，在病中被撵出门去，含冤而死。她恨芳官，只因为芳官会唱戏，而“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也撵了出去。甚至连一个没多少地位的小丫头四儿，她也恨，因为四儿“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因此断定“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也撵了出去。留下的只有袭人、麝月等，因为“这两个，笨笨的倒好”。逻辑也很简单：“好”女孩应该又丑又笨。如果不丑，笨一点也行。如果又聪明又漂亮，肯定会把宝玉“勾引坏了”。其实，在大观园里，宝玉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只要有了爱情，在王夫人看来，那就是“坏”。换言之，只有像王夫人这样冷酷无情，才算是“好”。

王夫人的逻辑，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正统派”的逻辑：漂亮、有吸引力（甚至还谈不上“性感”）的女孩子一定不贤淑，一定是“妖精”。于是，反过来，一个女孩或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是“正经女人”和“良家妇女”，那就只有尽量把自己弄得不漂亮、不性感，没有吸引力。“文革”中，中国的女孩子们都一律剪去了自己美丽的长发，穿上了无法显示自己身材和魅力的肥大衣裤，还要打上补丁，弄得灰头灰脸的。这里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以打扮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爱美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但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原因，即灵秀必是妖孽，蠢笨才是贤淑。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淫乱”并未因此稍减，而中国的人口反倒猛增，而且有不少是私生子。

由此可见，淫乱并不因为性感，美丽更非淫乱之源。把女孩子们都弄得笨笨的、丑丑的，让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女人味，也保证不了两性关系的“纯正”，只能给婚后生活带来不幸。婚姻虽不等于性，但又离不开性。美满的婚姻应该包括性生活和谐这一内容，而性生活和谐，一是双方有性吸引力，二是要双方有性快感。在这里，女方的态度相当重要。然而传统礼教却又恰恰规定了女方既不准有性魅力，又不能有性冲动，那么可选择的就只有性冷淡了。以女方性冷淡为前提的性生活大抵可能有以下三种结果：一、男方单纯泄欲，女方勉强应付，双方例行公事；二、造成男方阳痿，失去性能力；三、造成男方心理变态，对女方进行性虐待。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婚姻的不幸。

然而，奇怪得很，这种既无爱又无性的夫妻关系，却同样能产生感情。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并不高。不离婚当然不等于有感情，但没爱情也不等于没感情。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丰富的、多样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产生感情，感到留恋；和一个朋友相处久了，也会产生感情，感到依恋。这些感情都不能叫做爱情，也许只好叫做“恋情”。恋情也是感情，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和常见的感情。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感情便主要是恋情。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最模范的夫妻也不过只是“如兄如弟”“相敬如宾”，最幸福的家庭也不过只是“互助组”“合作社”式的。夫妻关系既然有如兄弟、朋友、同事，则他们之间的感情，当然也就只能叫做“恋情”。这种恋情既然并非建立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当然也就只能叫“无性之恋”。

恋丈夫与怕老婆

应该承认，爱与恋是不同的。

比如一条狗，或一只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走。别人要，也会恋恋不舍。这就不好说是爱情，只能叫“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猫狗“恋人”，不能说它们“爱人”。说句不恭的话，旧式夫妻之情，实有类于此。

当然，恋也可以转化为爱，不过这多半要靠运气，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对，碰巧刚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于是一边做夫妻一边谈恋爱。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开始大家都不过是“例行公事”，后来忽然发现了对方的可爱之处，于是公务变成了私情，依恋变成了爱慕。这时，这对夫妻往往会感叹着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夫妻生活才真正开始。这种情况，便是在现代所谓“自由结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见。

不过，大多数情况还是恋多于爱。因为他们结合的基础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爱慕，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则恋，叫做“依恋”。只要对方靠得住，就会恋恋不舍。相反，如果靠不住，则倘有机缘，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恋与不恋主要看有无依靠基础，与双方的个人魅力无关。所谓“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无非如此。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旧式婚姻中，女方的恋情成分要大大超过男方。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或到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却少有要求离异或公然私通者。除社会礼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丈夫对妻子的恋情，则多因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她的怀抱中能体验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因此，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丈夫依恋妻子有如恋母，妻子依恋丈夫则一半有如恋父，一半有如恋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异。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

那么，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爱情吗？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

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

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怀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即便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作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夫妻之间既无情爱，则男女之爱便只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别恋”。比如李商隐，写了不少情诗，很真挚，很感人，很美丽，也很隐晦，谁也猜不出那是写给谁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则怎么会说“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或者“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云云？看来是写给情妇的（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另有寄托，不是情诗）。至少，题中点明是赠给妓女者，便有《赠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这又是一大怪事！细究起来，大约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妻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这正如诗为“正”，故多言政事，而词为“诗余”，不妨聊叙闲情一样。

疼老婆的诗没有，怕老婆的事倒挺多。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老公怕老婆呢？这可统计不出来，但相信一定很多。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历来就有这一类的笑话。古代有，现代也有；平民百姓讲，达官贵人也讲。比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府夜宴，击鼓传花，轮到贾政讲笑话，一开口便是：“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结果，“只说了这一句，大家都笑了。”及至笑话说完，更是笑成一片。以贾政之方正古板，半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人，居然也会讲怕老婆的笑话，而且据他自己说也只会讲这个，这就说明这类笑话是何其之多。而以贾政之“非礼勿言”，半句出格的话都不敢说的人，居然当着母亲、夫人、子女、媳妇、亲戚的面，大讲怕老婆，也可见这类话题是百无禁忌，而这类事情更是遍地开花了。

历史上最有名的“怕公”，当数唐初御史大夫裴谈。此公之所以有名，不仅在于他有“怕绩”，还在于他有“怕论”。唐代的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和执法，相当于今之监察部长兼司法部长，想来口才和辩才都是很好的。所以，当别人嘲笑裴谈的惧内时，裴部长便发表了一通辩词。他说，“妻有可畏者三”：年轻漂亮时，看上去就像活菩萨，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萨的？等到她儿女满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岁时，薄施脂粉，满面黑色，看上去就像鸠盘荼，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鸠盘荼的？

裴谈的惧内既然如此典型，已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则大家自然拿他来做一个标杆。有一次，伶人为唐中宗和韦皇后表演节目，就居然唱道：“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这里说的李老，就是中宗。中宗是“女强人”武则天的窝囊儿子，和他老子高宗一样，也是个怕老婆的货。所以，一个戏子，也敢当面说皇皇大唐，最怕老婆的，宫外是裴大人，宫里是万岁爷。此外，后来的唐肃宗，也极怕老婆张皇后，以至当时的诗人还有“张后不乐上为忙”的讥讽。

既然皇上带头怕老婆，则臣下效法，也就不足为奇。所以有唐一代，丈夫畏妻，竟成为一代风气，怕老婆的事，层出不穷。到了宋，皇帝受制于皇后的事，倒是不大有了，但士大夫阶层之畏妻，还依然如故。比如“河东吼”和“胭脂虎”的典故，便均出于宋。“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于前述，“胭脂虎”则是宋代尉氏县令陆慎言妻朱氏的绰号。朱氏凶悍无比，陆某畏妻如虎，居然连一县之政令，也要请示夫人，这就真是阴阳倒错，不成体统了。

所以，怕老婆虽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但有的时候，政府也不能不出面干涉，甚至禁止。

比方说，唐代的阮嵩和宋代的吕正己，便都因为惧内而被罢官。阮嵩是唐初贞观年间人，官居桂阳县令。有一次，他在客厅里请客吃饭，一时性起，招来女奴唱歌。老婆阎氏知道后，竟披头散发，光脚赤臂，持刀冲进席间，吓得阮嵩躲入床下，客人一哄而散。这事闹得太不像话，结果考评时，上司便评曰：“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便把他评为下等，罢了官。

吕正己是宋代人。有一次，他到一个有姬妾的朋友家喝酒。他的老婆听说了，居然爬上墙头大骂。这件事当然也闹得太不像话，结果皇上得知，也罢了吕某的官。

照理说，丈夫惧内，就像前面说过的张敞画眉一样，原不过是人家两公婆的事，哪里用得着政府干预，皇上过问呢？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国古代政治，是以礼治国，而所谓“礼治”，又是要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这些原则，必须从上到下，全国执行。各级官吏，更应该身体力行，以为表率。如果一个官吏，竟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又何以治国？而一个朝廷命官，竟被当众辱于妇人而不能整肃，则国家体面何存？所以阮、吕两位，便只好丢了乌纱。

至于民间，对于这类事情，就不会那么认真了。在一般民众看来，老公怕老婆，不过是一件可笑甚至有趣的事情罢了。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夫为妻纲”，乃天下之通则，而这一家人居然倒了过来。这就像一个人把衣服穿反了一样，岂不惹人发笑？

当然，衣服穿反了可笑，不仅因为那是一种倒错，还因为这种倒错是无伤大雅的。民间就更是如此。认真说来，“夫为妻纲”是那些礼法森严的大户人家的事，小民们并不那么认真。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多的还是男耕女织的互助组模式。互助互补，互帮互让，无所谓纲不纲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实无伤大雅。

不过即便在小户人家，男尊女卑的样子，总归是要摆一摆的。如果有谁连样子都不摆一下，大家就会觉得有趣，也就无妨说他一说，给枯燥平板的生活添点乐趣，加点佐料。在这时，说的人笑，听的人笑，甚至被说的自己也笑。笑完以后，也不当回事，各人回去照旧过日子。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关系，除恋丈夫和怕老婆外，还有一种情况数量也许并不太多，那就是夫妻相互仇视和敌视。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证据是：在中国的离婚案中，好说好散的不多，而大吵大闹的不少。其程序大体都差不多：先是相互不满，再是彼此指责，继而寻衅闹事，最后大打出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离婚。甚至直到对簿公堂时，还要互相辱骂。反正夫妻俩闹离婚者，多半已恩断情绝，反目为仇。对于这种情况，古代有个说法，叫“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夫妻两个，虽说并不一定要有爱，但再不济，也得能凑合着过。倘若两人关系，竟如猫和鼠、狼和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当然无法再过，只有离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彼此姻缘不合，必是前世冤家。”

其实，即便不离婚，夫妻两个吵架、对骂、互打的情况也不少。俗云：“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看来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也不影响感情。这种现象，国外也有，并非咱们的国粹。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的配偶，称为“冤家”。冤家路窄，躲也躲不掉，只好在一起过日子。如果这“冤家”碰巧又是个美丽可人，或帅呆酷毙的主，那就是“俏冤家”了。所以冤家一词，反倒多半是一种昵称。这种心理其实很复杂，姑且存而不论。但可以肯定，不少夫妻的心理深层，都确实潜意识地存在着一种敌意，一点点鸡毛蒜皮，都会引发“两伊战争”，弄得“海湾地区”不得安宁。

至于相互之间不满，看不顺眼，挑毛病，找岔子，男的指责，女的唠叨，两公婆不停地拌嘴，这类事情，就更是多得难以尽数。不过，这类事情，在一般人看来，不过小菜一碟，早已不足为奇，不值得大惊小怪，拿出来说了。

总之，在传统婚姻中，总体上说，夫妻之间是礼多于情，义多于爱，生育重于性。夫妻之间，处于一种既不平等也不正常的关系之中。丈夫可以怕老婆，却不可以疼老婆；妻子只能恋丈夫，却不能爱丈夫。夫妻双方，都只能例行公事，不能产生私情。结果当然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既然少有情爱，甚至少有性爱，则婚后的男子（女子无此权利），便只好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寻找爱情或满足。

第五章　姬妾

妻与妾

妻之外的性爱对象，首先是妾。

妾是相对妻而言的。所谓妻，就是男子的正式配偶。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正式的婚姻关系。结成这种关系，要经过一系列的正式手续，即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举行从纳采到亲迎等一系列仪式，还要拜舅姑、祭家庙。这样明媒正娶来的妻，当然在名分和待遇上都受到礼与法的保护，有着妾不可企及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妾则是男子的非正式配偶。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所谓非正式，就是没有或不必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明媒正娶的意思。妾的来路不一，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是偷的、抢的、骗的、买的、讨的、借的，样样都有。当然，也有父母“赏”的，但这与父母为之择妻仍不相同。择妻，不仅是择妻本人，也是择妻族，是“合二姓之好”；而“赐妾”则全无这些内容，夫家与妾家也没有婚姻关系，不算亲家。这样，按照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夫与妾之间在名分上，就不能算夫妻。

但是，夫与妾之间，又在实质上具有夫妻的性质，包括：妾只能有夫一个性对象，妾之所出被承认为夫之子，妾与夫一般都共同生活，对于夫之财产有部分继承权等等。这是妾与妓不同的地方。要言之，夫与妾，乃是一种有夫妻之实而无夫妻之名的两性关系，我们无妨称之为“准夫妻关系”或“非正式夫妻关系”。正因为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所以男子之获得妾，便不能叫娶，而只能叫“纳”（纳妾），甚至干脆就叫“买”（买妾）。之所以叫“买妾”，不仅因为不少妾确实是买来的，还因为依礼法，“妾通买卖”，不是买的也是买的。叫做“纳”，就算是相当客气了。

什么叫“纳”？纳也者，收容之意也。男子将女子非正式地占为己有，还要说是“收容”，这当然混账得很。但名之曰“纳”，也还有“容纳”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对妻而言的。也就是说，妻容忍夫把妾纳入家中、收在房内，以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和“候补队员”，成为自己的“副职”和“帮手”，故曰“纳妾”。

可见，没有妻，也就没有妾。妻和妾，都是夫的性对象。但是，妻与夫有正式婚姻关系，妾与夫只有非正式的婚姻关系。妻为嫡，妾为庶。“嫡”也就是“敌”，即“匹敌”，有“对等”的意思。因此夫妻关系又叫匹耦、伉俪、配偶。“庶”即“众多”，当然无法与妻匹敌。所以，妻有正室、正房、嫡配、原配、夫人等称呼，妾则只能称之为小妻、旁妻、下妻、次妻、庶妻、小妇、侧室、偏房、副室、姨太太、小老婆等。反正“夫为日，妻为月”，妾们至多是“小星”。客气一点，也可以叫“如夫人”，也就是“相当于夫人”的意思。但实际上，许多“如夫人”的日子，是很不如夫人的。

总之，妻为正，妾为副；妻为主，妾为仆。明媒正娶的妻，与“来路不明”的妾，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妻与夫，是配偶、伴侣关系；而夫与妾，则是主仆、主奴关系。这样，妻与妾，在理论上也是主仆关系。至少妻对于妾，是半个主子，与夫一样，对妾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依礼，夫纳妾，应经妻的批准；夫与妾同房，也应经妻同意。因为“纳妾”之义，原本就有须经妻“容纳”的意思。尽管在事实上，不少男子纳妾，未必要妻批准；与妾同房，也完全由自己兴之所至。但至少在理论上，妻是拥有这一权限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确有因妻坚决反对而丈夫终于未能纳妾者，比如东晋的当朝显贵谢安即是。

妻与妾既然有主仆的名分，则妾对于妻，也应谦卑自抑，恭敬有加。她应称妻为“夫人”“太太”，晨起晚睡时，要向妻请安。妻吃饭时，妾应站在旁边伺候。如妻赐座，也只能坐半边屁股，而且时时站起来添饭、布菜。总之，妾绝不可与妻平起平坐。因为依礼，“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妾既与夫“不得伉俪”（不匹配、不对等），当然也不能与妻对等。

妾不但不能与妻平起平坐，而且还要受妻管辖。因为妻作为“主妇”“主母”，享有法定的“治内权”，即管理家内事物的一切权力。这个权力是礼法授予的，连夫也不得僭越和干预。夫如干预妻治内，一旦妻搬出“礼”来，则连夫也只能自讨没趣。这个治内权，当然也包括管理妾在内。比方说，未经妻批准，妾不得出门；妻训斥妾时，妾不得还口；他人赠物与妾，未经妻允许，妾不得接受等等。甚至，在法定由妻陪侍夫的日子，即便妻不在，妾也不得代行其事。

妻妾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终身的。许多朝代，都有不得以妾为妻的规定。唐代的杜佑，就因为晚年以妾为妻，颇受士林的指责。甚至直到死后，妾与妻也仍不能平等：妻死可以与夫同椁，而妾则无此殊荣。

其次，不但妾的地位低于妻，而且妾之家族的地位也与妻之家族不可并论。

前已说过，妻族与夫族是“合二姓之好”的婚姻关系，妾族则不然。郑玄对《礼记·坊记》的笺注说：“妾言买者，以其贱同之于众物也。”也就是说，妾就像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一样，是一种如同娼妓人皆可夫的“众物”。所不同者，娼妓是零售商品，妾则被一次性“买断”。既然是“众物”，当然也是没有家族的。即便有，也不把妾的家族视为家族，因此，一般地说，夫家与妾家不相往来，也不认这门亲戚。即便打交道，也只不过视为奴仆，只能享受奴才的待遇。

比如贾政之妾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就是。赵国基死后，代理王熙凤主持家政的贾探春虽然是赵姨娘的亲生女儿，也仍然只公事公办地照着对待奴才的规矩，打发了二十两银子。赵姨娘闻讯赶来，找探春闹事，说是“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结果，探春还没听完，就“气得脸白气噎”痛叱赵姨娘说：“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这里所说“升了九省的检点”的，就是王夫人的兄弟王子腾。因为王夫人是贾政的正妻，所以探春虽是赵姨娘的女儿，却只认王夫人的兄弟为舅舅，不认赵姨娘的兄弟为舅舅。

探春不认赵国基为舅舅，赵国基自己也不这么认为。他见了赵姨娘的儿子贾环，也是一副奴才相。所以探春才说：“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在这里，探春不但不认这个舅舅，而且还直呼其名，完全是主子对奴才的谱了。

夫家不认妾家这门亲戚，这就在礼法上断绝了妾的后援，使妾在夫家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其实，即便夫家承认这门亲戚，也不顶用的。因为让女儿给人家做妾的，其家族的社会地位都不会有多高，而小户人家的女儿嫁给大户人家，即便做妻，也没多少地位。不信请看贾赦的正妻邢夫人，又有多少地位来着？

第三，不但妾不如妻，妾族不如妻族，便是妾之子，也不如妻之子。

对于这一点，礼法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依法，妻之子曰“嫡子”，又叫“嫡出”；妾之子曰“庶子”，又叫“庶出”。嫡子是宗族血统的当然继承者，庶子决不能僭越嫡子承继宗祧。也就是说，嫡子与庶子，一生下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母为妻，则贵；为妾，则贱。这就叫“子以母贵”。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正妻“无出”。这对于庶子及其生母而言，就算是走了狗屎运，捡了金元宝。因为这时，庶子便可以承继宗祧，升为嫡子，成为新一代的族长或家长。这时，他生母的地位，当然也会相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很可能有做“老太太”的福分。这就叫“母以子贵”。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依礼，家庭的主母仍然是妻，妾的儿子即便承继了宗祧，他的生母也仍不能超越嫡母（父之妻）的地位。比方说，妃的儿子当了皇帝，她自己固然也可以弄个太后当当，但仍然不如由皇后直接升格而成的太后。比如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为生母争了老半天，也才得了个光秃秃的太后，比不得皇后，在太后之上还另有徽号。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只是靠着张居正的帮助，才弄来了一个徽号，尊为慈圣皇太后。再后来，清的同治皇帝，也是“两宫并尊”：嫡母为慈安皇太后，生母为慈禧皇太后。但是，饶这么着，底下的人还是敬慈安而畏慈禧，背地里叫慈禧为“西边的”，“并尊”的后面仍有歧视。

道理也很简单：妾虽然生了儿子，但这儿子却是替妻生的。从名分上讲，妻才是这些儿子的母亲。换言之，生儿子的是妾，做母亲的是妻。所有的子女，无论嫡出庶出，都要认父之妻为母。对于自己的生母，则可认可不认。比如探春就和宝玉（嫡子）一样，管王夫人叫“太太”，管赵姨娘叫“姨娘”。在公认妻为母的前提下，妾之子当然也可以承认自己的生母，并在嫡母的允许下孝敬生母。但是，嫡子对于庶母（父之妾）则无承认和孝敬的义务。不但无此义务，而且最好不要往来，不要见面。不要说话，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嫡子幼时，母即去世，嫡子由庶母抚育成人。这时，庶母之于嫡子，就有了母子情分。依照“生身不如养身”的原则，嫡子应视庶母为养母，但在名分上，嫡母还是嫡母，庶母还是庶母。

嫡子交由庶母抚育，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权益之计；而庶子交由嫡母抚育，则是堂堂正正的常规之举。尤其是，当正妻无出或庶子居长时，更是理应交嫡母抚育。因为，第一，从名分上讲，妻是夫的唯一合法配偶，嫡母是诸子唯一法定母亲，其余诸母并无此抚育权；第二，妻的出身较妾为好，本人修养照理说也较妾为好，由嫡母抚育庶子，有利于庶子的教育；第三，“子以母贵”，如庶子由嫡母抚育，可以抬高庶子的地位，所以不少妾也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交妻抚育。如果这庶子有可能承继宗祧，成为嫡子，则一定要由嫡母抚育。比如同治皇帝，就是由咸丰帝的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抚育长大的。所以他与慈安的感情，还要超过慈禧。

这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不少庶子，甚至在襁褓之中，就被夺走，以至长大之后，与生母毫无感情。妾在家中，原本一无所有，唯一可指望的，也就只有儿子。现在，连儿子也被夺走了，那么她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指望？

更残酷的是，妾与其子，不但有母子之实而无母子之名，而且，在名分上，还应视为主仆。子因有父的血统，所以是主子；妾尽管生了儿子，也还是奴婢。所以，妾不但对夫的嫡子必须谨守礼法，便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随便教训和呵斥。有一次，赵姨娘在屋里训斥贾环，被王熙凤在窗外听见了，就教训她说：“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有资格教导庶子的，只是父亲与嫡母。作为生母的妾，不但没资格教训他（他现是主子），而且根本就与他没有母子关系（与你什么相干）。论辈分，王熙凤是赵姨娘的“侄媳”。但凤姐儿是妻，赵姨娘是妾，这就有主仆的名分。再加上凤姐儿说的在“礼”（即所谓“王熙凤正言弹妒意”），赵姨娘听了，也就一声儿不敢吭了。

由此可见，妾之与妻，其地位真不可同日而语。妻为正、为嫡；妾为副、为庶。正副嫡庶，不容混淆，不可颠倒，不许僭越。这是封建宗法制度再三强调、视为国脉家本的基本原则。《左传》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就是妻妾不分，并后，王后与嫔妃相提并论；匹嫡，就是嫡庶不分，嫡子与庶子等量齐观；两政，就是君臣不分，国君与臣僚权力相等；耦国，就是朝野不分，京城与都邑彼此抗衡。古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祸之源乱之本，因为它们破坏了封建等级秩序，只能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关系上的紊乱。

正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宗法制度在首先确立了男尊女卑的夫妇之别后，又确立了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这就在等级之中又设等级，从而把“身为下贱”的妾，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妾之地位

妾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低呢？

最根本的原因，如前所述，就在于她来路不明，不是明媒正娶。妾之来路，有从嫁、私奔、购买、收房、赠送、转让、赏赐、抢夺、变卖、官配等好多种，而根据这些来路，妾与妾之间的地位便也不相同。

地位最高的妾是“媵”。“媵”是赠送的意思。先秦时，诸侯娶他国女子（当然多半是公主）时，女方国君都要赠送几个女子做陪嫁，与女方国君同姓的其他国家也要有所赠送，颇有些像现在许多商号的“买一赠二”，买一套高档西服，赠送一条领带或一件衬衫一样。衬衫领带和西服当然不等价，所以媵的地位也比妻低，只能算是妾。据说有一次，秦伯嫁女于晋侯，因为从嫁之媵衣着华丽，结果“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这件事，曾被韩非子当作笑话讲，可见妻与媵地位并不相等。

不过，先秦时陪嫁的媵，往往也不是一般女子。她们或者是主嫁者的妹妹，或者是主嫁者的侄女，说起来也是贵族。依礼，媵者必须与主嫁者同姓，否则就是非礼。很显然，这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恩格斯所说的，“与长姊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妹妹也娶为妻”。大约也就是民歌中所唱“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吧！

媵既为妻之妹、夫之小姨，地位当然并不很低。《尸子》推测尧嫁娥皇、女英二女于舜，乃是媵制，谓“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说应大体可信，而娥皇、女英，地位也大体相当。至少，媵之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妾。依唐律，“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可见媵是地位比较尊贵的妾。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媵与妻出于同宗，甚至同父同母，也是“合二姓之好”的桥梁。但是，媵又毕竟是“陪嫁”而非“主嫁”，是“副”而非“正”，所以，说到底，也仍是妾。

媵既为妾中地位之最高者，则后世的妾，便都努力想把自己说成是媵，或者希望别人视己为媵。“姨娘”“姨太太”这类称呼，大约便由此而来。因为上古的媵，确实多半是夫的小姨，当然也就该称之为“姨太太”了。此外，妻如对妾宽容，也可以称妾为“妹妹”，这也有抬妾为媵的味道，不完全是“哥们”“姐们”的意思。

秦以后，天下一统，没有诸侯国了，主要用于诸侯国之间通婚的媵制，也就逐渐消亡。不过消亡归消亡，遗风总还是有的。比如，妻死以后，与妻妹续弦的风俗就是。不过续弦者是妻，而不是妾。另外，陪嫁的风俗也有，但陪嫁的女子，多半是奴婢丫环，是婢，而不是媵。总之，媵这种制度，主要实现于先秦，且主要见于周制。

先秦以后，地位最高的妾，是所谓“二房”。

严格说来，所谓“二房”，即是在已有正妻之后，又正式娶来的妾。这里说的“正式”，也就是要符合纳妾的规定和手续。

历代封建王朝，对于纳妾者的资格和妾的数目，都有一定之规，比方说“士一妻一妾”。当然，后世多有不执行者，变相纳妾，不计其数。但认真说来，士人之妾，也只能有一个，就叫二房。当然，即便只纳一妾，也要有正当理由，比方说“正妻无出”，夫家有断子绝孙之虞等。此外，也要经过父母批准（甚或指定）、正妻同意等程序，并举行相应的仪式。这样娶来的妾，已多少有正式婚姻的意味，因此其地位在妻之下，而在诸妾之上，故称之为“二房”，意谓在妻妾中排名第二，是“第二把手”的意思。

不过，有的二房，则又系由夫的情人转化而来，即夫于父指定的妻以外，又私娶女人，甚至在正式娶妻以前，已私娶女人。依礼，“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该女既属私奔，当然也就只能做妾。比如《红楼梦》中贾琏之妾尤二姐即是。贾链先是娶尤二姐为“外室”，即在外面找间宅子养着。虽然也坐了轿子（但却是“素轿”，不是花轿）拜了天地，但毕竟父母不知，媒妁不证，也未经正妻批准，所以并不合法，只能叫“私娶”，实则是偷情。结果尤二姐这个妾，连二房的身份都有了疑问，在荣国府中，一点地位都没有，连丫头仆妇们，都看她不起，甚至当面对她说：“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看来，尤二姐的失足，全在于“先奸后娶”四个字。所以即便后来死了，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待遇。贾母吩咐：“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埂上埋了完事。”

二房一场，亦不过如此，妾的地位，可想而知。

正式的妾（二房）只能有一个，非正式的就难讲了。

最常见的非正式妾，就是“由婢而妾”者。婢是一种女性家奴，地位极为卑下，所以做妾，也只能做次等的。前已说过，正式的纳妾，是要经过一点手续的。而且，其所娶，也多为良家妇女，只不过一般家境较为贫寒罢了。比如尤二姐，就是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的妹妹。尤家是贾家的亲家，当然也是良善人家。只不过，一则尤父已死，家道中落，尤母又是继母，没有多少说话的资格；二则尤二姐是尤母改嫁时带过来的“拖油瓶”，并非尤家血脉，当然地位也更低，这才甘愿去做妾。但好歹，总是亲家府上的人。如果不是背了个“先奸后娶”的名声，又有凤姐使坏，则她在贾府的日子，倒也坏不到哪里去。

婢就不一样了。婢有两种，一种是“家生”的，一种是“外来”的。所谓“家生”的，就是奴才的女儿，自然仍做奴才；所谓“外来”的，也就是买来的，其中有终身买断的，也有短期服役的，也有随女陪嫁的。但无论哪种，地位都低。所以，纳婢为妾，竟不要什么手续，有时不过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即便这样的妾，地位也有高低。较高的一种是父母赏赐的。其所以地位较高，乃因为多少有父母之命的意味在内。所以，贾赦要向贾母讨她身边的贴身丫头鸳鸯做妾，那邢夫人便劝鸳鸯说：“你比不得外头新买了来的，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就封你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过一年半载，生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从这些话看，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也算较高的。她可以得一个“姨娘”的封号，算是半个主子。如果“生个一男半女”，还有可能与妻“并肩”。当然，这里很明显的有邢夫人的诱惑。因为赵姨娘（也是由婢而妾者）也当真生了“一男半女”（一个贾环，一个探春），又何曾与王夫人“并肩”过，谁又真把她当“主子奶奶”？

不过，由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不算很低，倒也是实情。比如贾琏的妾秋桐，原是贾琏之父房中的丫环。论地位，不但在凤姐之下，也在尤二姐之下。然而那秋桐，“自以为系贾赦所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更是容不得“那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尤二姐。而且，她向邢夫人告了刁状后，邢夫人还为她说话，骂贾琏说：“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样，是老爷给的！为个外来的（指尤二姐）撵他，连老子都没了！”可见，这一类妾，因其颇有来头，也就有些威风。

由婢而妾者中地位较低的，叫“通房丫头”，又叫“屋里人”。既名“丫头”，可见尚未脱离奴婢地位而升格为主子奶奶；而所谓“通房”，实则就是同居。因为依礼，主子爷的房，原不该与丫头之房相通的。如今既然连房都通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因此所谓“通房”，无非就是同房甚或通奸罢了。从本质上讲，乃是主子对奴婢的一种强行霸占。

不过，即便这种霸占或通奸，也有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比如贾琏的“屋里人”平儿，薛蟠的“屋里人”香菱，便都是正式的通房丫头，都是“开过脸”，多少办了点手续的。这个手续，就叫“收房”，即“收在房中”的意思。婢女一经主子收房，就成了主子的专利品，其他人不得染指，也不再许配人家。如果这屋里人运气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可以升格为姨娘，分一间房单住。

可见，要当“通房丫头”，也要有一定的手续，例如“开脸”什么的。如果无此手续，就不算。比方说袭人，虽然与宝玉有过性关系，按薛姨妈的说法，也应该“算个屋里人”，但可惜，“到底他和宝哥儿并没有过明路儿的”。换言之，毕竟“妾身未分明”。因此，到宝玉出家时，袭人的去向归宿，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很不喜欢袭人这个人，但她落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下场，却还是令人同情。

有可能变成“通房丫头”的婢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夫主原来使唤的丫环，另一种是随正妻陪嫁来的丫环。她们因为和主子关系特别密切，主子的饮食起居，一应生活琐事，都由她们料理，往往也就不太拘于形迹，也容易引起男主人的邪念甚或“爱情”。往往是还没有办什么手续，稀里糊涂、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性关系（如宝玉与袭人）。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来“开脸”，而女主人往往也比较能容忍。容忍的原因，一则因为毕竟多少有些主仆情分，二则也知道她们“翻不起大浪”，三则毕竟是自己的奴才，知根知底，怎么也比外面买来的“婊子”或“骚货”好。所以，不少主母，也鼓励夫君收自己房里的丫头。

丫头即便收了房，也是丫头，断然摆不起谱的。不过，在丫头当中，也算是最有脸面的了。何况，她们毕竟是男女主人身边的人，要递个小话，或使个绊子，都很容易。某些小事，甚至还能做主。所以，其他仆人，往往还会来讨好她们。比如贾琏的通房丫头平儿的面子就够大的。她在“议事厅”外等着给薛宝钗传饭，那些仆妇便又是递坐垫，又是端茶，极尽巴结之能事。之所以如此，除平儿人缘好外，手上多少有些权力和方便，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通房丫头”的身份是界乎妾与婢之间，那么，“姬”则界乎婢与妓之间。“姬”的本意是美女，而与妾合称“姬妾”的姬，则主要是指姬侍、家妓、家养的戏子等。她们多半是买来的，也有赠送的和抢来的，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也极低，这一点与婢相类。但婢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伺候主人的衣食住行；而姬的任务则主要是娱乐耳目，歌舞升平，满足主子的精神需要，这是她们与婢的不同之处。所以，她们的生活往往比婢要优裕，既不必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又有好茶饭吃、好衣服穿。除学习技艺外，闲着没事的时候，也可以东游游，西逛逛。个别“高级”的宠姬，还可能配上一些丫头以供驱使。

但是，不论姬们的衣着如何华丽，日子如何悠闲，她们终归是主人的玩物。主人宠她，正是为了让她好玩；主人培养她，也只是为了让她更好玩。所以，说到底，她们仍然是很卑贱的。比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赵姨娘和戏子芳官等人怄气，探春便教训她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这席话，很能代表“主子们”对姬的看法。

姬们既然不过只是“玩意儿”，那么，男主人要带她们到床上去玩，大约也只有从命的。但姬与妾的不同之处，在于妾只能有男主人一个性对象，而姬却可以陪侍客人。比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里夜宴，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的诗句。这就大不同于妾而近于妓了。妾无论是纳还是买，都是男主人的专有物。比如，唐人柳公绰纳妾，同僚想见见这个女子，柳就说：“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姬则不然，不但可以出面待客，侍酒陪宿，还可以被主人拿来送人，甚至可以用来换马或做赌注，所谓“一掷赌却如花妾”，这里说的妾便是姬。

总之，无论是身份高于婢的妾，还是性质近于妓的姬，被统称为“姬妾”的这些女子，在总体上说，都是被污辱的和被玩弄的。她们在身份上低人一等，人格上没有尊严，有的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如前所述石崇令姬侑酒，客不饮酒便杀姬一例即是）。应该说，姬妾是封建宗法制度和阶级压迫剥削的牺牲品。

然而，恰恰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姬妾，在许多时候，却又会比地位较高的妻，更有可能获得夫的疼爱。在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中，情爱往往表现于夫与妾之间，而不是表现于夫与妻之间，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妻不如妾”。在中国历史上，风流皇帝与宠爱妃子的爱情故事，可谓层出不穷（如唐明皇与杨贵妃），而夫妻之间的爱情反倒罕见。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妻与妾的不同家庭角色说起了。

妻不如妾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妻扮演的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多重角色。她的任务，至少有四种，即：辅佐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与此相对应，她的角色要求也有四种，即：贤妻、良母、佳媳、严妇。

这四个角色都不好扮演。

所谓“贤妻”，也就是“贤内助”。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做好一切后勤工作，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辅佐丈夫事业有成。从表面上看，这并无不妥。在女性不能外出工作，无法成就自己事业的历史条件下，这似乎还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角色，是在“男尊女卑”和“夫主外、妻主内”的前提下设计的。也就是说，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丈夫既然是妻子角色设计的中心，则一个妻的“贤”与“不贤”，便只有一个标准，即丈夫是否满意。显然，这是一个主观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人心不同，其异如面”，每个男子，都有不同的性格，而这些性格的形成，又有气质、禀赋、教养、阅历等多方面的原因，谁能保证每个丈夫都有一个好性格？谁又能保证每个妻子都与丈夫性格相投？所以，一个妻子能否让丈夫满意，单从性格方面讲，就是一个未知数。

更何况，在包办婚姻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婚前，不少是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的，哪里还会相互了解？在并不了解对方性格的前提下，却又要求妻子让丈夫满意，岂不是神话？现代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妻，尚且有不少在婚后发现性格不和而吵将起来的，况乎父母包办者？然而，丈夫不满意，尚可尽情发泄；妻子不满意，却只能委曲求全。这就在一开始，便把做妻子的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和为难的境地，在她年轻的心灵上，投下终身难忘的阴影。

于是，为了做一个贤妻，妻子们便只好去揣摩丈夫的心理，适应丈夫的性格。说得白一点，就是去看丈夫的脸色。然而这并不容易。且不说压抑自己去适应别人有多痛苦，也不说这种适应是一个何等漫长的过程，即便这些难关都渡过了，也不能保证丈夫认定她是贤妻，因为丈夫的性格、兴趣和要求还会改变。丈夫变了，妻子反应不过来，还用老一套去奉承他，岂不又要自讨没趣？

再说了，丈夫的要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有办得到的，也有办不到的。正如贾母训斥邢夫人时所说的：“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遇到这种情况，做妻子的，又该怎么办呢？可见，看着丈夫的脸色做妻子，是很难的。

更何况，一个标准的“贤妻”，不但应该让丈夫满意，而且还要能让丈夫成为一个“好男人”。比方说，让丈夫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有功名等等。也就是说，妻子不但有关心丈夫、照顾丈夫的义务，还有辅佐丈夫甚至教育丈夫的责任。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母亲只担任成人前的教育。男子一成人，就要娶妻，于是这个人就交给那做妻子的了。如果那男人居然竟“没有出息”，那么，做母亲的是绝不会认账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都不会承认自己儿子不好和自己教育不成功。宽容一点的，可以承认那是自己儿子“运气不好”；不宽容的，则会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坏了儿子的事”。“坏事”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儿媳妇“命相不好”，命里克夫；二是儿媳妇“辅佐不力”，没有尽责；三是儿媳妇“过于风骚”，害得她儿子玩物丧志。这三条，都可以构成休妻的条件，引起做公婆的来向那做媳妇的大兴问罪之师。

在传统社会，当然没有多少妻子是愿意被休的，也没多少人愿意被责。更何况，丈夫事业有成，对妻子来说，也有不少实际上的好处。丈夫发了财，妻子可以穿金戴银；丈夫升了官，妻子可以“诰封命妇”。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倒还算“公平”：丈夫犯了罪，妻子要连坐；丈夫有了功，妻子也沾光。所以，一般地说，即便是为了自己的荣辱，做妻子的，也愿意丈夫能出人头地。

要做人上人，就先得去吃苦中苦。这里说的“吃苦”，也包括少享受一点性快乐在内。在传统观念看来，性是生育的手段。如果继统的问题已经解决，再过多地过性生活，那就是“淫”，至少也是“玩物”，而“玩物”是会“丧志”的。为了让丈夫不至于“丧志”，妻子便只有使自己变得“不好玩”。也就是说，变得不性感、没魅力，甚至无性欲。当然爱情云云，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非但如此，妻子对于丈夫过多的性爱要求，还有规劝的责任和婉拒的义务。这就等于自己断了自己争取爱情的后路。更何况，规劝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丈夫的一切“不良”习气或行为。女人原本爱唠叨，现在既然又有此权利与义务，更难免变本加厉。如果妻子说的在理，又有公婆撑腰，丈夫当然也无可奈何。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在心里讨厌妻子，甚或干脆不理她。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还有爱情吗？

“好妻子”不容易做，“好媳妇”更难当。

从古到今，中国的婆媳关系，历来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是，在传统社会，做一个好媳妇却又比做一个好妻子更为重要。因为礼已经规定了：“妇顺者，顺于舅姑（公婆），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孝顺公婆，和睦家人，比夫妻相爱重要得多。而且，在事实上，公婆对媳妇的处置权力也要大于丈夫。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不讨丈夫喜欢，或与丈夫没有感情，但只要婆婆不发话，丈夫就休不了她，如蒋介石、鲁迅的原配都是。反之，如果婆婆不喜欢这个媳妇，要将她扫地出门，那么，夫妻感情再好，也无济于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妻刘兰芝、陆游之妻唐婉都是。所以，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些聪明的女人，都会把做好媳妇看得比做好妻子为重。比如，王夫人就整天在贾母身边转，讨贾母的喜欢，却很少看到她与贾政有什么感情交流。

那么，什么样的媳妇才是“好”媳妇呢？

按照传统观念，一个标准的“好媳妇”除了孝敬公婆外，还应该品行端正、作风正派、仪态端庄、不苟言笑，总之是知书达礼、循规蹈矩，切忌轻狂、轻佻、轻浮、轻慢。这些看起来似乎冠冕堂皇、无可挑剔的要求背后，实际上是“不准乱说乱动”和“不得浪漫活泼”的意思。对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礼教有相当详尽的规定，有的还规定得非常具体而细致，比如，不可在婆婆面前喧哗、吵闹、打嗝、打喷嚏、打哈欠、伸懒腰，不能踮脚走路（但也不能走得很重），不能斜眼相视（当然更不能怒目相视，而应低眉做恭顺状），更不能吐痰、抹鼻涕。一个人，小心谨慎、恭敬拘束如是，还要能保持什么个性和魅力，那可真是天方夜谭了。

一个好媳妇，除了要“顺于舅姑”外，还要“和于室人”，这又是一个难题。中国传统大家庭、大家族中，不但婆媳关系难处，妯娌关系、姑嫂关系往往也很紧张。但是，一个“门风谨严”的家族，是决不允许有“内乱”发生的。这就只有对媳妇们进行规范和弹压。长嫂要克己，弟妇要谦让，每个人都要克制和压抑自己，又都要到婆婆那里去争取好评。自己的丈夫，也就不大顾得了啦！再说，白天在婆婆面前装模作样，做了一天的戏，晚上回到房里，筋疲力尽身心交瘁，实在也很难有什么兴致再和丈夫做爱。有这份精力，还不如琢磨一下明天怎么去对待婆婆、算计妯娌呢！

管好家政，当一个“好管家”，同样很难。

依礼，新媳妇过门以后，婆婆就要交出治家权，把这个家交由媳妇去治理。其象征仪式，就是在拜舅姑礼毕后，公婆从客位下堂，媳妇从主位下堂。婆媳之间，从此便有主客关系的意味。但是，话虽这么说，痛快交权的，并不很多。有的会“垂帘听政”，有的竟直接插手。即便真正放权的婆婆，对家政大事，仍有最高裁决权，而媳妇则不过是办事员罢了。要言之，媳妇顶多只有“治权”，没有“主权”。主权仍在婆婆手里，这是“家难管”的原因之一。

更何况，旧式大家庭那个家，本来就难管。所谓管家，无非是“治内”和“理财”。治内即管人，理财即管钱。这两件事，都不好做。前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眼中钉，后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肉中刺。懦弱一点的，对付不下来，只好躲在屋里以泪洗面，让丈夫看了讨厌；厉害一点的，又难免被人忌恨，弄得自己形象不佳，让丈夫看了心烦。比如王熙凤无疑是好管家，然而贾琏却说她是“阎王老婆”“夜叉星”。这些话虽是贾琏偷情时说的，并不完全作数，但王熙凤的治家已影响到他们夫妻感情，倒也是实。

剩下比较好扮演的角色，大约就是“良母”了。因为这无须做戏，全凭天性即可。事实上，在包办婚姻的家庭中，由于夫妻感情淡漠，婆媳关系紧张，妯娌之间不和，唯一可以倾注感情的也就是孩子。但是，过分地疼爱孩子，便难免会冷落丈夫。一个女人的母性越强，她的妻性也就越少。至少是，当着孩子的面，夫妻俩总不好过于亲昵，以免孩子看了，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毋庸置疑，当夫妻间的亲昵在日常生活中都被剔除出去后，他们之间就很难设想还会有深深的相爱。

确实，在中国传统婚姻中，一对夫妻只要一生下孩子，他们的角色便会迅速地由夫妻转换为父母，“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娘”便成了他们相互之间最常规的称呼。作为已为人父和已为人母者，如果还在床上颠鸾倒凤，或还在灯下骂俏打情，似乎是一种很丢人和很不自然的事情。孩子长大以后，便更是如此。中国的孩子似乎都很难想象和理解他们平时一本正经的严父慈母，竟会去干“那种事”，所以一旦偶然发现，心灵上竟会受到极大的创伤。久而久之，自然是做妻子的越来越表现冷淡，而做丈夫的则越来越感到索然无味。

所以，“良母”尽管也许并不难当（其实也未必），但对于增进夫妻感情，却未必有多少好处。

妻子的角色很难扮演，而且即便当好了，也不怎么样。

道理也很简单：夫唱妇随，会把她变成跟屁虫；规劝进言，会把她变成唠叨鬼；恭谨守礼，会把她变成呆木头；善于理财，会把她变成铁算盘；严于治家，会把她变成母夜叉。又有谁，会喜欢跟屁虫、唠叨鬼、呆木头、铁算盘和母夜叉呢？更何况，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学习扮演这些角色啊！年龄幼小，环境陌生，孤立无援，众目睽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好要求她的这一切，已属不易，哪里还谈得上与丈夫产生爱情？又更何况，在所有的这些角色设计中，根本就没有情爱的内容。既没有，她又该如何去做呢？

显然，明媒正娶的妻，尽管地位最高，但同时负担也最重，获得爱情的希望也最小。毋宁说，妻的尊贵地位，乃是以牺牲爱情为代价换取的。“夫妇别则父子亲”，中国家庭家族的巩固和维系，乃是以疏远夫妻关系来实现的。

相比较而言，妾的负担要小得多。

妾不必规劝丈夫，她没有这个资格；妾不必侍奉翁姑，她没有这个地位；妾不必当家理财，她自己只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妾甚至不必抚育子女，因为教子乃是妻的职责。妾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丈夫的要求，让丈夫开心。任务不但单一，而且相对较好完成。因为所谓“姬妾”，多半都有几分姿色。再说了，能让丈夫开心，自然也能让丈夫更爱自己。这种又讨好又卖乖的事，何乐而不为？而且，一个妾，如果能讨得丈夫的欢心，除了会引起妻和其他妾的嫉妒外，别人是不会来说三道四的，因为那原本是她的任务。妾让丈夫高兴疼爱，只能说明她“尽责”。

那么夫与妾打得火热，就不怕被说成是“玩物丧志”吗？不要紧的。因为一般地说，有资格纳妾者，大多功成名就，有资格“欢愉余生”了。过去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做了朝廷命官，往往要干四件事，叫做：“备他一顶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娶他一个小。”这都是摆谱的事，而纳妾即在其中。如果功不成，名不就，也和妾颠三倒四，那就是妻治家不严，倒霉的还是妻。

说起来，这似乎倒也公平：封建礼教既然没有给妾那么多礼遇，妾也就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至少是，在丈夫面前，用不着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做淑女状。白天在老爷、太太面前，自然要低眉垂目，屏声静气，然而晚上在丈夫面前，却无妨一“浪”。同样的，丈夫在妾面前，也不用拘礼（妾无资格“受礼”），同样可以放浪形骸。这样一来，夫与妾的性关系，反倒更加轻松如意，可以尽兴。所以，尽管妾大多不被当作人看，但有些妾，却可以得到真正的爱情。她们往往是先被丈夫看中，动了情，才被收为妾的。所以丈夫如果真爱她们，就会甚于由父母挑选的妻。比如贾琏把尤二姐弄到手后，便“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要怎么奉承这二姐儿才过得去”。贾琏甚至对尤二姐说：“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所谓“妻不如妾”，此即证明。

当然贾琏是个喜新厌旧的混账东西。后来他得了秋桐之后，又把二姐冷落在一边。所以贾琏的话，并不完全靠得住。但历史上倒确有男子与其姬妾产生爱情的事例。比如唐代诗人韩翃的爱妾柳氏，原本是好友李生的爱姬，才艳俱绝，而极慕韩翃之才。李生知道了柳氏的心意后，便在宴请韩翃的席间，把柳氏赠给韩翃为妾。韩柳二人，情爱甚笃。安史之乱中，柳氏恐为蕃将所夺，乃剪发毁形，寄居尼庵，后来韩翃托人寻访柳氏，并带去一首《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见词，不胜呜咽，复词《杨柳枝》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两首诗，凄婉美丽，格调高雅，没有奇才断然写不出，没有真情也断然写不出。

无疑，韩柳之爱，在中国古代，也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情况，夫之于妾，都只是玩弄，甚或只是泄欲（如贾政之于赵姨娘）。但即便是玩弄，较与妻那种例行公事、行礼如仪，也总要多点私情，多点趣味吧？所以，夫更喜欢妾，是完全可能的事。何况妾一般都比妻年轻，比妻漂亮，在争宠方面，就更占优势。古人云：“娶妻娶德，纳妾纳色。”以色事人易，以德服人难。就连孔夫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当然“妻不如妾”啦！

要言之，妾无地位，却有优势；妻居要津，却少真情。对于这种情况，被客客气气地冷落在一边的妻绝不会满意，而一场妻妾之战也就在所难免。

妒妇与宠姬

首先发难的多半是妻。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丈夫纳妾，受到损害和伤害的，首先是妻；而妻妾之中，最有地位和权力的，也是妻。依礼，丈夫纳妾，须经妻的批准，然而只要有可能，妻们的态度也都很一致，就是“不批准”。

所谓有可能，也就是三条件：一、丈夫是个守礼的人，能坚持“纳妾须经妻批准”这条原则；二、妻家来头大，丈夫和夫家不敢得罪；三、妻为人较厉害，丈夫怕老婆。

如果妻生有儿子，则反对丈夫纳妾就更有力量。因为丈夫纳妾，无论其动机如何，打的旗号，往往“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如果妻已生有嫡子，夫再想纳妾，就少了一个正当理由。所以，怀头胎时，妻们无不盼望能生个儿子，以便确立自己在家庭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夫们则心思不一，有的还会巴望生女儿，以便自己能以“正妻无出”为由，弄他几房姨太太享用。

当然，如果夫很强霸，那么，不管妻同意不同意，也不管妻有否子嗣，他都可以照样纳妾；同样，如果妻很强硬，那么，夫想纳妾，也就永远只是梦想而已。

抗拒丈夫纳妾而最为有力者，大约在汉魏六朝。比如东晋的谢安，喜欢歌舞音乐，每以妓女相随，后来竟动念要纳妾，无奈其妻刘夫人立场十分坚定，坚决不予同意。岂但不同意，实际上谢安连口都不敢开。谢安的侄子外甥们知道了，便到刘夫人那里去做工作。做工作的办法，是谈诗，说《诗经》写得真是好呀，关雎、螽斯，都有“不嫉之德”。刘夫人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便问：这诗是谁写的？众人答，是周公写的。刘夫人便点头说，这就是了！周公是男人，当然这样写。如果是周婆作诗，你看她怎么说！

智哉刘夫人也！真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什么“不嫉之德”，全是为男人着想的，何曾想到过女人的权益和情感？诸侄碰了这个钉子，再也无可奈何。而谢安虽然位高权重，居太保职，赠太傅衔，但也同样无可奈何。

由于汉魏六朝时，妻们的妒性都很强烈，夫们不少都无可奈何，刘宋的明帝没有办法，只好叫虞通之撰写了一本《妒妇记》，希望能做点教育工作。

虞通之所撰《妒妇记》一书，记载了不少类似刘夫人拒绝同意谢安纳妾的故事。不过，最出名的妒妇，还是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刘伯玉妻。

刘伯玉妻姓段，字明光，是西晋太始年间人。刘伯玉这人，看来有点莫名其妙，很喜欢在妻子面前朗诵曹植的《洛神赋》，朗诵完了，还要大发感慨，说是“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终于有一天，段明光女士忍不住了，说夫君为什么要如此抬举水神而轻视我呢？我要是死了，还怕不会变成水神？当天晚上，段女士便投河自尽。死后七天，托梦于刘伯玉，说夫君不是爱水神吗？我现在就是水神了。梦醒后，刘伯玉幡然觉悟，从此终身不敢过河，而段女士自沉之水，也就被当地人称为“妒妇津”。据说，年轻漂亮的女子一过妒妇津，河上便会骤起风波，而衣陋貌丑者过河，河上便风平浪静。所以，当地有一句民谚，说：“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

段女士是妒及死人，荀太太则是妒及男人。据南朝沈约《俗说》云，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而荀太太为了监视丈夫，竟整天待在丈夫书房里。有一次，一位年轻貌美的桓参军来访，公事说完了，又多说了几句闲话，不料荀太太竟在屏风后面叫起来：桓参军呀，你会做人不？公事都谈完了，怎么还不走？弄得桓参军好生狼狈，只好拔腿就走。

有时，老婆醋性太大，还会惊动皇上。比如刘宋明帝朝尚书右丞荣彦远的妻因为吃醋，大打出手，伤了尚书大人的脸。明帝问：“我为卿治之，如何？”荣彦远随口答道：“听圣旨。”结果，皇帝当晚就赐药，把他妻子杀了。另外一位大臣刘休的妻子也是醋性颇大的人，明帝便亲自赐妾与刘休，并打了刘休正妻王氏二十板子，又命令刘休在宅子后面开一间小店，让王氏到店里去扫地。明帝如此处置，不但因为他本人极其憎恶嫉妒，也因为妻们的嫉妒，已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伦常造成了冲击，所以非治理整顿不可。

其实，嫉妒在两性关系中，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然而，中国人却把嫉妒全归于女性（这两个字皆从“女”，就是证明），甚至认为是女性不应有的心理，便不能不说是男性的霸道了。

纳妾一事，既然为封建礼教所容许，则妻之妒夫纳妾，成功率也就不会很高。于是，妻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妾进门后，极力进行排挤、压迫、摧残甚至谋杀。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汉武帝之后陈阿娇无子，便千方百计诅咒、残害那些生子的嫔妃。晋惠帝之后贾南风更为残忍，她一旦得知某位嫔妃怀胎，就用刀剖开孕妇肚子，把孕妇和胎儿一并处死，这就简直是骇人听闻。

当然，明火执仗杀人者毕竟不多，更多的还是搞阴谋。比如，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见怀王宠幸魏国送来的美女，便对该女说，大王不喜欢你的鼻子。于是，该女每次见到怀王，便以袖掩鼻，希图得到怀王宠爱。谁知郑袖早向怀王进谗，说魏女嫌恶您身上的气味。结果怀王大怒，下令割去魏女之鼻，而魏女也就从此失宠。

如此看来，妻妾之间的矛盾，真可谓你死我活。惹是生非、挑拨离间、装神弄鬼、以假乱真、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但凡政客间用得着、朝廷里用得上的手段，在这里也都有用武之地。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和家庭斗争，原本就有极为相似之处，即都是争夺一个男人的斗争，只不过将相们争的是国君，妻妾们争的是夫君罢了。但是，目的却都一样，即排挤他人，独享其宠。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而又劳神费力的斗争。不过，有条件纳妾者，大多家底殷实，妻也好，妾也好，都用不着下地干活、纺织谋生。她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原本发愁日子没法打发，便正好用来倒闲话、惹是非、捅娄子、搞阴谋。弄好了，可以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弄不好，也可以出出气、泄泄恨，至少也能开开心、解解闷。在那些人丁兴旺、妻妾成群的大家族里，除地位太低不敢参与、性格懦弱不愿参与者外，其他人对这种内部斗争，大都十分地热衷。

不过，在这场斗争中，妻与妾的态度和手法又往往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妻的态度和手法是以攻为守，即通过打击、排挤妾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妾的态度和手法则是以守为攻，即通过不断巩固自己的荣宠来实现打击妻的目的。因此，如果说泼醋是妻的常规武器的话，那么，争宠便几乎是妾的基本方略。

宠，也叫恩宠，是尊者对卑者的一种恩爱和恩惠。卑者受此恩惠，就叫“受宠”。比如，君爱臣，则臣为“宠臣”；夫爱妾，则妾为“宠妾”。臣妾受宠，虽然难免引起嫉妒，却又非争不可。

嫉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人得宠，就意味着别人的卑辱和怨恨。同是女人，甚至同是姬妾，却有的尊荣有的卑辱，有的得宠有的失宠，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还了得？那失宠的三千佳丽，哪一个在心里不恨得咬牙切齿。

然而，无论臣，还是妾，争宠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臣之于君、妾之于夫，都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能解除，又不能颠倒，而臣与妾的生死荣辱，又全系于君与夫一身，不争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更何况，妾与妻不同。妻的地位，受礼的保护。妻失宠，一般至多只是受到冷落而已，一个虚架子和假体面，大致上还保得住。丈夫升了官，封诰命的还是她；儿子结了婚，受跪拜的也还是她。妾却是没有一点身份地位的人，一旦失宠，就一无所有，甚至有可能被妻扫地出门，岂能不争？

所以，尽管明知会招人嫉妒，那宠还是要争。争得了宠，尚有一日之尊荣；争不到，就什么也没有。所以，争得一天是一天。而聪明的姬妾，也都会在最得宠的时候，趁机向丈夫捞些好处，比如要一幢房子啦，多攒些私房钱啦，或者为自己的儿子讨个封号，要块地盘，谋个职事，留点遗产什么的，以为自己的退路。没有儿子和退路的，便在得宠时大肆挥霍，尽情享受，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固宠”。除了揣摩丈夫心理，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容颜风姿、巧言令色，投其所好地去讨好丈夫外，严防丈夫再纳新妾，也极为重要。因为纳妾者多喜新厌旧，而新纳之妾又肯定会后来居上。所以，一到这时，往往所有的妻妾都会捐弃前嫌，握手言欢，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共同来对付那一时半会还摸不着头脑的“小娼妇”，而一场新的斗争便又会揭开帷幕。

由此可见，姬妾制度是一种非常残酷、腐败、肮脏和不人道的制度。说到底，它只有两个内容，即男性对女性的欺侮玩弄和女性对女性的残杀迫害。甚至对于封建统治秩序，也不是完全有利的。妻妾相妒、嫡庶相争，不但会破坏宗法礼教所崇尚的和睦安宁的生活秩序，弄得家无宁日，而且弄不好还会动摇国本。历史上因皇帝闹家务而弄得国无宁日的，其实很是不少。

既然如此，姬妾制度又何以能维持数千年之久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点，却是论者向所忽略的，就是中国传统婚姻之无爱。中国传统婚姻无爱，夫妻感情淡漠，而男子欲寻真爱，便只有依靠姬妾。因此，古代男子之纳妾，除了摆谱（表示自己有地位）、夸富（有钱可以买妾）、娱情（以妾之美色技艺娱乐耳目）和泄欲外，还有少数人，则是为了爱。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他们在妾的身上也体验不到爱情时，便会把目光转向婢女，于是也就有了“妾不如婢”的说法。

妾不如婢

婢的地位比妾更低。

“婢”这个字，一看就明白它的意思：卑贱的女子。《说文》曰：“婢，女之卑者也。”《广韵》曰：“婢，女之下也。”在上古，她们原本是没入官府的罪人眷属，显然带有奴隶的性质，所以又称奴婢，或者男曰奴女曰婢，合称奴婢。

如果说妾在封建家族中的地位是“人下人”，那么，婢的地位就可以说“不是人”。探春就说过芳官之类的戏子，不过是“玩意儿”，阿猫阿狗一样的东西，就因为她们名为戏子，实则奴婢，是只唱戏不干活的奴婢。但无论何种奴婢，地位都十分卑下，主人们想拿她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辱骂、毒打，是家常便饭；赐死、杖毙，也不怎么犯法。比如读《红楼梦》，便常可见到诸如“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或者“仔细明儿个揭你们的皮”之类的话，便都是主子们对奴婢们说的。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是威胁，真“打烂了”或“揭了皮”的事也不是没有。因为依法，杀婢不过“杖一百”或“徙一年”，并不需要抵命，而一些权贵豪门，只怕连这点处分也不会受。例如唐代骁卫将军张直方生性暴戾，杀婢不计其数；房孺复妻崔氏一夕就杖杀侍女二人，埋于雪中；韦皋做了高官后，出于报复，竟将当年在岳丈家对自己无礼的婢仆全部杖杀，投入蜀江。

婢女们既然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便更谈不上守住贞操了。男主人猥亵、玩弄、奸污婢女的事，简直就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如果说纳妾还多少要办点手续，占有婢女则是什么手续也不用的。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生了儿子，或主人特别宠爱，可能会补办手续，给她“开脸”，封为“姨娘”。一般情况，都是“妾身未分明”，稀里糊涂没个名分。比如平儿、袭人，算是有头脸的婢女了，但她们也说：“你听见哪位太太、太爷们封了我们做小老婆？”可见并无名分。因为没有正式名分，所以即便为主人生了子女，也常常得不到承认。比如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母是霍王宠婢，与霍王生了小玉。霍王死后，兄弟们根本不承认她们母女，把她们赶出府去，而这位说起来也是“王爷骨血”的霍小玉，便不但当不成公主，而且只好去当妓女。婢女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然而，恰恰是这个地位比妾还低的婢，却又有可能比妾更让男人疼爱，即所谓“妾不如婢”。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奥秘就在于婢完全没有身份地位。

封建伦常制度中的名分这个东西，是一种用心十分险恶的设计。从表面上看，它不过只是要维护一种男女有别、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但在骨子里，却是要取消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使人不成其为人。因为任何名分，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只有在一定的团体和一定的关系中，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这种团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家族、家庭；这种关系，可以是君臣，也可以是父子、夫妇。一旦失去这些团体和关系，名分就没有用。比如贾府集团一朝倾覆，土崩瓦解，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的名分就立马失效，奴才们便立马犯上作乱，巧姐儿也差一点被卖掉。

所以，要获得名分，就必须寄身于某一团体。而且，一个人在团体中的名分越高，他对团体的依赖也就越大。最害怕国破的是国君，最害怕家亡的是家长。国破家亡，国君和家长便什么都不是。可见，一个人要想获得和保住自己的名分，就必须与某一团体认同，而团体的意识越强，属于个人独特的东西就越少。我们只要看看历史就知道，那些青史留名的忠臣孝子、烈女贤妻，差不多都是严以律己，一再克制自己的人。而那些身败名裂的乱臣贼子、娼女淫妇，则多半放浪任性、胡作非为。中国戏剧舞台上，坏人的戏总是比好人的戏好看，原因也在这里：好人必须守规矩，而坏人可以任性。

但是，名分又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所谓名分，无非尊卑贵贱之别。这“尊卑贵贱”四个字，既是诱惑，又是威胁。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尊贵的地位，那就有资格被尊重、被敬畏，别人就不敢小看他和欺侮他，他反倒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趾高气扬，这无疑是有诱惑力的。相反，一个人如果处于卑贱的地位，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践踏、污辱，别人就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自己也只有“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这无疑又是很可怕的。所以，只要有可能，人们便都会争取一个好的名分，也就是所谓“攀高枝儿”。

于是，封建伦常制度的险恶用心在这里便很顺当地得到了实现：既然大家都想争取和保住自己的名分，那好，就请交出你心灵的自由来！

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也就这样地被消解了。

名分的设计对于卑贱者，又尤其用心险恶。

封建伦常秩序首先确定了“男尊女卑”的原则，这就等于把一半左右的人打入了卑贱者的行列；又确定了“主贵仆贱”的原则，则又等于把大多数人划归卑贱。因为即便出将入相，也不过是皇上的奴才；即便明媒正娶，也不过是公婆的奴仆。

这显然是既不妥当又有风险的。但是，设计者在这里又玩了一个花招，即实行多重取向的立体等级制度。“男尊女卑”是一个标准，“主贵仆贱”又是一个标准，这叫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标准。对于女性而言，则还要多一个标准，即“妻贵妾贱”，而妾又分好几个等级。这样一来，一个人的贵贱，就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了。比如，妻对夫而言是卑贱的，但对妾而言又是高贵的；而妾虽较妻为卑贱，但对仆（包括男仆）而言又较为高贵。如果这妾的丈夫竟是至尊天子，则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也得对她俯首称臣。既然一个人的贵贱是相对的，那么，他的心理就比较容易平衡。因为他固然在某些人面前很卑贱，但在另一些人（人数还可能更多）面前却又很高贵；他固然必须对某些人低眉垂首，但却可以对另一些人趾高气扬，可不就平衡了。

贵贱不但是相对的，而且还是可以浮动的。妾有可能扶正为妻，婢有可能升格为姨娘，豪门权贵的家奴放出去，没准就是县太爷，而穷酸饿醋的布衣书生，也可能一跃而为卿相。“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贵贱的相对让人心理平衡，贵贱的浮动又让人蠢蠢欲动。这种既安于本分又要争取名分的心理，便正是设计和建立这种制度的预期目的。因为正是在这种既安分又不怎么安分的心态中，人们就将既心甘情愿又不知不觉地交出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和内心世界的自由。

女性就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她们首先被整体上规定为男性的附属品；另一方面，她们自身等级的相对性和浮动性又特别大。一个女人，如果攀上了“高枝”，为位高权重者所宠爱，其所产生的连锁效应，真可谓鸡犬升天，父母家人，一并受益。正所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当然也就“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在这种名分的剧变中，受益方所付出的，只不过一个小女子的身体罢了。投入不多，红利却极为可观，简直就是一本万利。那么又有几个女人，不做这种一夜暴富的美梦；有几个家庭，不想有朝一日，也能“可怜光彩生门户”呢？你看那金鸳鸯的嫂子，一听说贾赦要纳鸳鸯为妾，不是高兴得狗颠屁股似的跑来游说，一个劲大叫“天大的喜事”吗？

可惜，正如鸳鸯所说，“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么遂心如意的”。现实生活中，真正一下子就变了名分，可以由卑贱者升为高贵者的有几个人呢？没有几个。然而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也就足以让不少人白日做梦了。这也正是封建伦常制度设计者的用心险恶之处：扔出一根骨头来，让饿狗们去疯抢，他的日子可不就太平了？

有可能看透这一点的，大约也就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婢。无论从“男尊女卑”看，还是从“主贵仆贱”看，婢都处于最底层，离“高贵”二字，真是十万八千里。不要说弄得“姊妹弟兄皆列土”是断无可能，便是爬上一个姨娘的位子，也好生不易。鸳鸯便曾警告平儿和袭人:“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你们且收着些儿罢，别忒乐过了头儿！”

应该说，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认识。

更何况，即便做了姨娘，又怎么样呢？赵姨娘刚想摆点儿谱，就被戏子芳官一顿抢白:“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至于给家族带来好处一节，鸳鸯看得更透:“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爷；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也就是说，作为最卑贱者，婢在这样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下，根本就没有什么盼头和想头。也许，像鸳鸯这样明明白白讲出来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婢女，可能根本就不去想。

没有盼头，就不必去讨好；没有想头，就不必去逢迎。也就是说，作为卑贱者，婢女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主动适应等级制度，更没有必要去为了维护这个制度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从人身关系讲，婢女们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婢女亦然。她的心，无论如何还是属于她自己的。封建统治者可以残害或占有她们的身，但只要她们不为名分所诱惑，便任谁也无法占有她们的心。因为大不了，还有死路一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反正婢女活着，也未必比死好多少。倘若拿定主意“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谁又能夺走她的心？

像鸳鸯这样看透人生的，在众多的婢女中，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很值得深思。试想，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不为名利所诱，而坚持心灵的自由？能看透这一切的，也就是那些不再有想头和盼头的。而一个人如果能不把那些世俗的“功名”放在眼里，他也就能不为其所束缚，并因此而自由起来。所谓“卑贱者最聪明”，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位贱一身轻”。

于是，地位最为卑贱的婢女，便有可能心灵最为自由。请注意，这里说的只是“有可能”，而事实上人很少。就大多数婢女而言，自由无疑是一个太陌生又太遥远的东西。她们要考虑的，只不过是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不挨打不挨骂就很好了。也就是说，她们都很“单纯”。然而，恰恰正是这个单纯，才有可能引起男主人的真爱。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爱情，是必须单纯的，它容不得半点功利的考虑。但是，无论是妻还是妾，她们对夫君的感情，都不可能不掺杂功利的内容，因为她们都有名分。因此，至少是，她们对丈夫的爱，便多少带有“以固宠而保名分”的目的，从而带有讨好卖乖的味道。这时，婢的相对单纯（也只是相对而已），便至少会引起男人的一种新奇感，甚至有可能（尽管非常少）会发展成一种罕见的爱情。

不能说这种爱情全无可能。大观园里一个地位极低的丫环四儿就曾对宝玉说过同月同日生就要做夫妻的“玩话”（实为情话），而宝玉对晴雯也确有刻骨铭心的爱，这就从男女主仆两个方面证明了这种爱情的可能性。诚然，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公子与婢女，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与公子哥儿产生爱情的，只应该是千金小姐，卑贱的婢女岂能与高贵的公子比翼齐飞？然而，人毕竟是人。少男少女的一见钟情和真心倾慕，是并不按老朽们设计的等级制度来操作的；而强加在婢女们身上的卑贱，也未必能扼杀其女性的情愫，更不用说遮掩其少女的清新了。少年公子的翩翩风度难免会让这些情窦初开的少女悄然心动，而清纯少女的天真烂漫也足以使多情少年为之倾心。一种“不般配”的爱情便有可能这样产生，尽管其结局有不少是悲剧。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男性主人对婢女之爱的两种情况:“闲取乐”和“不了情”。就总数而言，当然是前者多，后者少。但是，即便不过“闲取乐”，在玩弄之中也未必没有真情。爱情的游戏毕竟是关乎爱情的，逢场作戏也可能弄假成真。“始乱之，终弃之”，固然不少；“始戏之，终爱之”，也未尝没有可能。至少，当他们与婢女做爱时，因为较之与妻妾的关系更少功利性，则得到真正性爱快乐的可能性也更大。“妾不如婢”，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第六章　娼妓

起源与类别

妻之外，可能与男子发生性爱关系，甚至有可能产生爱情的，首先是姬妾，其次是娼妓。当然，如同纳妾一样，嫖妓也是旧社会的事。

什么是娼妓？娼这个字，本写作“倡”，原本是古代的歌舞乐人。《说文》曰:“倡，乐也。”《广韵》曰:“倡，优也。”这个“优”，不是“优秀”，而是“俳优”“优伶”，也就是戏子、艺人。同样，妓也是这类人物。《广韵》曰:“妓，女乐。”要言之，娼（倡）与妓，原本是上古时代的艺术工作者。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音乐、舞蹈和杂技，也可能还表演歌舞剧和滑稽戏，从事绘画、雕塑等艺术工作的则不能叫倡妓。倡通唱，凡能唱者皆曰倡。唱戏的有男有女，无论男女，是戏子都叫倡。后来有了“娼”字，则男戏子们便改称俳优、优伶、伶人，不叫“倡”了。妓则通技，包括舞技和杂技，也写作“伎”。伎也有技巧、技艺之意，如“伎俩”“伎痒”。据此，我们可以大体上推定：在上古时代，倡主要是声乐和器乐演员，妓主要是舞蹈和杂技演员。此外，倡有发歌、领唱之意，伎有随同、伴侣之意，则大约领唱者为倡，伴唱、伴奏、伴舞者为伎。只不过倡有男有女，伎则似乎只指歌女和舞女。倡男女不分故从“人”，妓以女性为主故从“女”。总之，他们是从事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的艺术工作者，而非操皮肉生意的卖淫者。为区分起见，我们就把前者称为“倡伎”，而把后者称为“娼妓”。

那么，歌星和舞女们，怎么又会变成了男人们的婚外性对象呢？换言之，“倡伎”怎么会变成“娼妓”呢？这就必须略微说一说上古歌舞杂技的性质。

在中国的远古和上古时代，包括音乐、舞蹈乃至杂技和歌舞剧在内而统称之为“乐”的东西，原本是用来敬神和媚神的，带有巫术和宗教的性质。因此有人便根据西方妓女起源于宗教仪式的说法，推论在中国上古时代，也曾有过“巫娼”。所谓“巫娼”，就是女巫充当娼妓，与并非丈夫的男人行淫。这种说法，因为在史书典籍和出土文物中找不到一点证据，所以目前还难以成立。不过，在远古生殖崇拜活动中，倒是确有性行为的。这些婚外性行为，当然也有可能以女巫为对象。但这种性关系，主要是为了娱神，而非为了泄欲，当然也不收费，所以很难说就是后世娼妓之起源。

进入奴隶社会后，娱神的歌舞变成了娱人的玩意，而作为歌舞演员的倡伎，也成了贵族们的奴隶。贵族奴隶主们在观赏音乐歌舞之后，要求她们再进行性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一则远古原本有与巫女（同时也是舞女）性交的传统；二则舞女们现在也成了奴隶，成了玩物，于是，当然无权拒绝。倡伎的任务和性质便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是献艺，现在则增加了献身；以前只需要掌握台上的技艺，现在则也许还需要床上的技艺。包括男性的倡，也要为有同性恋嗜好者提供服务。直到民国期间，达官贵人们的玩相公、狎娈童，也仍以男戏子为对象，即其遗风。

倡伎向娼妓的转变，大约发生得很早，至少在夏桀时代就开始了。后来，就发展为“宫妓”和“家妓”。

宫妓就是皇宫里的倡伎，系由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歌舞团”直接演变而来，主要从事音乐舞蹈的表演，以供祭祀、宴会等礼仪活动之需。其中极个别的，大约也要提供性服务，不过多半是“业余”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她们也常常被当作礼品和奖品，赠送给诸侯或赏赐给大夫。这种赠送和赏赐，大多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色情间谍和“糖衣炮弹”。比如，秦穆公向西戎国赠送“女乐二列”，结果戎王耽于声色，不理政事，致使一个名叫由余的圣人愤而离去。秦国立马将由余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派公子郊迎，拜为上卿，于是秦国国力大增，“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女乐之功，真不可磨灭。

家妓是畜养在家中的倡伎，又称侍姬、歌姬、声妓、美人之类。也从上古的女乐演变而来。周制，王称“天下”，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周王和诸侯的倡伎后来演化为宫妓，大夫的倡伎便演变成家妓。汉代即有畜养家妓之风，至南北朝发展为极盛。因为汉代地主是贵族地主，六朝地主为士族地主，他们的家，规模决非今之家庭可比，当然也就有财力可以供养一个小型的歌舞班子。

家妓的主要任务，仍是以乐曲歌舞提供艺术和娱乐服务。比如晋之宋武因“不解声”（不懂音乐），便不畜家妓；而石崇的家妓，从十来岁起，就在他的亲自督导下学习歌舞，接受基本功训练，在身材、舞姿和发音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其水平堪与“国家歌舞团”比美。曹操的一名家妓，因为歌喉最好，所以尽管曹操十分讨厌她，也一直等到找着可替换者，才把她杀掉。

在历史上，家妓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妓。其实，严格说来，家妓既非妓，也非妾，而是介乎妓与妾之间的一种被奴役者。妾有夫，而家妓没有，家妓只有主。主虽有可能与家妓发生性关系，但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主人高兴，也可以指令家妓陪侍客人，而妾则决无此事。家妓要成为妾，也要办一定的手续，比如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便曾把他的十多个家妓统统注册为妾。另一方面，家妓不一定都得和主人睡觉，也有“献艺不献身”的。即便献身，也非人尽可夫，而且也不收费，并非卖淫。所以，家妓也不是妓，而是伎。

严格意义上的娼妓，即以出卖肉体和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而向不同的人提供性服务者，最早可能出现在春秋初期。

在这个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批准开设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国家妓院”，当时称作“女闾”。“闾”是门的意思。这家妓院就设立在桓公的宫门口，配备了妓女七百人，由桓公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就是大政治家齐相管仲。

管仲开设妓院，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二是缓解社会供需矛盾（让宫内怨女宫外旷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国外人才；四是充当色情间谍。当时，各国争雄，谋士与使节，常常奔走于道路，游说于诸侯。齐国的国宾馆有“三陪小姐”，自然较之他国，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极力称赞管仲的“仁”，说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肉弹代炮弹的伎俩在内。

管仲设女闾，一箭而四雕，其他各国，自然“见贤思齐”，争相仿效。比如越王勾践伐吴，将士思家，军心不稳，勾践便组织了妓女慰问团送往前线，谓之“游军士”，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军妓。

军妓到了汉武帝时，就成了一种制度，叫“营妓”。起先，军妓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难免有些不够稳定。后来，采取了“抑配”制度，将罪人之妻女强制性地许配给军士。但这种“随军家属”，人多了会导致军队臃肿，人少了又难免苦乐不均，徒起矛盾。所以，干脆实行营妓制度，三军将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营妓的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不衰。不过其性质，已不止于“劳军”。因为唐、宋两朝，毕竟是承平时期多，但为居安思危见，军营并不可少，而营妓自然也是常规配制。于是一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官吏，便纷纷进入军营，大嫖特嫖，而营妓的作用也就从鼓舞士气，一变而为孝敬官僚。这就难免弄出许多不像话的事情来。比如地方官离任办交接时，不但交割文书档案、公物钱粮、风土人情、下属情况、遗留问题等等，还交割妓女，真正荒谬之极。唐代有个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与一位名叫韶光的营妓感情甚好。但因营妓是“公物”，不好随身带走，只好在离任时交割，并作诗云:“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谁知继任吴圆并不领情，答诗云:“曳屐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宾珠掌内看。”（看字应读作平声）意思是还想要更好的。还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话，临行时竟与营妓朱娘抱头大哭，结果郡守李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贱人，想要就直说，哭什么嘛！便让杜晦把朱娘带离了常州。

封疆大吏、方面之员，如此地嫖娼恋妓，实在是不成体统。更不成体统的是，不少官员将佐，还会因某位名妓而争风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诉之长官，有的还闹出人命案来。这种种劣迹弊端，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到了宋，就开始进行限制，规定地方军政长官，只许以官妓“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这样一来，官妓就成了纯粹的“陪酒女郎”，最关键的一陪被定为非法。由此，还闹出许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无择与官妓薛希涛私通，朱熹诬陷天台郡守唐仲友与营妓严蕊有染，一时闹得沸反盈天。这两个案子，终因妓女们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予处分，但事态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然而，“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妓营妓既可陪酒，后面的事就不大说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曾开设官办妓院于乾道桥和武定桥两处，但不久，便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据说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重了。

朱元璋此举，一则是为了总结前朝教训，励新图治；二则也是为了维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为妓女等同贱民，官吏岂可与之“通同”？国家鼎鼐，子民父母，如果也与“下三滥”苟且奸宿，则尊严何在，体统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妓馆是不行的，却无妨把妓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妓女幽会；再比方说，借口调查案情，要保密，把妓女叫到后堂，苟且一番。这些事情，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狎妓侑酒的故事（见下节），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的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的妓院，为维持生计、保证收入起见，从此便不再仅仅服务于官僚阶层，也向商贾市民们开放了。这样一来，再设官妓，既无必要，也多风险。何况官民同嫖，极其不成体统。所以，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办国营妓院。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妓便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

于是，娼妓便只剩下了一种——私妓。

私妓是个体民营的妓业，其存在不靠“政府计划”，而靠“市场需求”，所以又叫“市妓”。当然，严格说来，只有向政府正式登记注册有照营”者，才叫市妓；未向政府注册登记的无照营业者，则叫私妓，其实是暗娼。但不论有照无照，都是私营，也都要按市场规律来运作。所以，我们把凡是私营和上市的娼妓，都称之为“私妓”和“市妓”。

私妓在先秦时期便已有存在，但那时是真正的“个体户”，往往是妓女们单干独来，并不形成规模。真正形成规模，是在唐代。唐代的娼妓事业，颇为发达。在宫中，有规模盛大的国家歌舞团，有的还由皇上（如唐玄宗李隆基、前蜀王衍、南唐李煜等）亲任艺术总监；在都市，则有难以尽数的行院、章台、青楼。唐代还有一个规矩：进士及第，必从中挑选两个英俊少年，使之游遍全城，采摘“名花”，号称“两街探花使”，又叫“探花郎”。探花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妓女们纷纷依在青楼窗前，秋波频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何等潇洒乃尔！

宋代的民营妓业也十分发达，而且开始有了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评花榜，就是品评妓女的等次。主持人和评委，都由经常出入妓院的名士才子担任。这些名士才子，不是落第举子，就是失意文人，再不然就是鄙视功名、号称“千首诗傲万户侯”的“隐于市者”。他们游戏人生，笑傲江湖，寄情于红粉知己，嘲弄着富贵功名，所以封赠妓女的头衔，居然是状元榜眼之类。这就几乎是把妓院等同于朝廷，甚至把妓女选美，等同于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了。

明代除照旧选美外，还有了专门研究妓女问题的学术专著——《嫖经》。“经”本是极神圣的字眼。儒学中，唯诗、书、礼、乐、易、春秋可以称为“经”，其余只能叫“传”；佛学中，也只有佛祖所言可以称“经”，唯一的例外是《六祖坛经》。现在，嫖妓居然有《经》，岂非斯文扫地？

清初和明初一样，也曾禁娼。但乾隆以后，又死灰复燃，更加不可收拾。这时，官妓已废，市妓渐无，而私妓则遍于天下。等到太平天国出来禁娼时，妓女们便都跑到上海，在十里洋场开始了她们现代化的历程。1864年前后，上海租界人口五十万，妓院就有六百六十八家，端的生意兴隆，十分红火。

从管仲设女闾收费卖淫，到新中国成立取缔妓院，中国娼妓有着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的问题是难以尽说的，而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首先是：男人为什么要逛妓院？

青楼的功能

恩格斯说:“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娼妓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

不过，中国古代的娼妓问题，并不都是性工作者。不少人逛妓院，目的不一定是要和妓女睡觉。有的人不过只是在那里坐一坐，喝一杯清茶，吃两块点心就走；也有的经常来和妓女聊天，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却并不发生性的关系，好像两个知己的异性朋友。此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又却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在性以外，又有什么吸引着男人们呢？这就必须略说一下中国古代妓女和妓院的情况了。

中国古代的妓女，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艺妓”和“色妓”。“艺妓”系由“艺伎”演化而来，主要提供艺术娱乐服务；“色妓”则是比较纯粹的卖淫者，靠出卖色相和肉体过日子。从娼妓的发展史看，先秦至六朝，大约以艺妓为主；唐宋两代，大约是两妓并存；到了明清，艺妓已属凤毛麟角，基本上是色妓的一统天下。总之，艺妓和色妓，是两类不同的妓女。

艺妓和色妓，不但服务内容不同，而且她们本身也有雅俗之别。一般地说，有资格当艺妓的，不但要貌美，还要有才华；不但要有天赋，还要受训练，有的简直就堪称艺术家。比如北魏妓女徐月华，是一个箜篌演奏艺术家。有一次，她“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街上的行人听了，都停下脚步来欣赏，一会儿工夫，门前就挤满了人。又如南齐钱塘名妓苏小小，是个诗人，曾写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出自妓女的诗——《西陵歌》。《西陵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妓女和她心中“白马王子”的恋情，含蓄隽永，朴直优美。正因为苏小小有此诗才，所以后世不断有人写诗怀念她。直到清朝，苏小小墓也还是有名的古迹，有些文人还对她低徊不尽、凭吊不已，可见其影响与魅力之大。

色妓当然没有这样的档次和魅力。好一点的，凭着年轻貌美，或许还能坐门宰客。差一点的，便只好鹄立街头，翘首拉客。这些妓女，一到傍晚，就徘徊在茶馆酒楼门前，勾引嫖客，兜售自己，谓之“站关”。拉到了客人，讲好价钱，就回去上床。来无情，去无意，纯粹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明清以后，所谓“娼妓满步天下”，便主要是这一类的色妓。

妓女有色艺之别，妓院也有高下之分。

最高级的妓院叫“青楼”。“青楼”这个词，原本指豪华精致的楼房，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比如“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即是。朱门是红漆大门，青楼是青漆高楼，朱门外把守着家丁，青楼内大约就蓄养着倡妓吧？所以到了南梁时，就有了“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刘邈）的诗句。不过这里说的“倡妾”，估计也还只是家妓而已。

到了唐代，“青楼”就渐渐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所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李白），所谓“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李商隐），以及“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指的都是妓院。当然，也只有达到“星级”标准的妓院，才好叫做青楼。不过中国人的本事，是从来不怕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比如在宋代，不管是官不是官，都敢称“官人”，故有“客官”“看官”等称呼。所以，到后来，即便一般妓院，也慢慢地妄称“青楼”了。

青楼上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也是青楼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没有艺术兴趣和艺术修养的客人，一般是不会光顾这里的，因为那会使他们白花许多“冤枉钱”。

中档的妓院叫“酒楼”。这里提供的服务，主要不是声色之美，而是口腹之乐。酒楼的烹调和器皿都极其讲究，而且有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姑娘陪酒。美酒佳肴，鲜汤甜点，弦管笙歌，莺声燕语，彻夜不息。当然，楼上也另有密室以供他用。一到晚上，这些酒楼便会“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一看便知那是灯红酒绿的“红灯区”。

低档的妓院叫“瓦舍”，是政府经营的廉价娼馆。至于民营的下等妓院，恐怕连瓦舍都不是，而只是一间破板壁房，叫“寮”；甚或只有一条破船，好听一点叫“舫”（高级的“花舫”则例外）。明代还有一种叫做“窑子”的地方，是连妓院都不够资格叫的，也许只能叫“娼窝”。一般是贫困小民，找一间破窑，弄几个丐女，裸卧其中，让过路人观看。看好了，挑一个，投钱七文，便可一泄其欲。所以，后来人们也将妓院蔑称为“窑子”，将妓女蔑称为“窑姐”，将匆匆行淫称为“打钉”，起源就在这里。

窑子和瓦舍事，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因为那比较简单。青楼和酒楼就不一样了。人们到那里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性的需求。

青楼的主要客户，是比较阔绰的文人、士大夫，也有比较儒雅的商人和武夫。他们到那里去，主要是为了获得松弛和宁静，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享受美酒佳肴和音乐歌舞，或者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即便在那里过夜，也是为了在温香软玉中得到一种休息，以便把烦人的政务、扰人的功名和诱人的利禄暂时忘却，体验一种宠辱皆忘的境界。

事实上，青楼就是为此而设计的。

首先，青楼的选址就十分讲究，既要在市区，方便客人往来，又要不喧闹，以免影响情绪。一般选在可以闹中取静之处。最好是通衢大道之旁一小巷，曲曲弯弯给人“小径通幽”之感。门前最好有杨柳，取“依人”之义；窗外最好有流水，含“不尽”之情。宅内的建筑，也十分考究。厅堂要宽，庭院要美，前后植花卉，左右立怪石，池中泛游鱼，轩内垂帘幕。室内的陈设，更是精致，须有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望之有如艺术沙龙，绝非“肉铺”。进入这样的所在，首先便让人心旷神怡，病气、晦气、疲劳之气，都会被扫得干干净净。

其次，菜肴、点心、瓜果、餐具、酒盅、茶杯，都要十分精致而洁净。高档的青楼，都有特级名厨主理，服务也极其周到。菜是清淡的，酒是清醇的，茶是清香的，器皿是干净的，再由一双双纤纤玉手捧了过来，莺声燕语，款款待客，全无俗人酒席上的吆三喝六，狂呼乱叫，能不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吗？

第三，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色艺双绝的姑娘。这些姑娘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一个个楚楚动人，仪态万方。尽管作为妓，她们终归是要卖身的，但高级的青楼妓女，也并不轻易献身；而不少客人到此，也相当地客客气气。因为和这些青楼女子见面、交谈，听她们宛转的歌曲，看她们清新的字画，性紧张便能得到极大的缓解。况且，修养极高的妓女，其自身的气质，也常会使人有不敢亵慢之感。比如宋代的徽宗皇帝赵佶第一次去东京名妓李师师家，就是又喝茶，又吃水果，又看风景，又吃夜宵，又香汤沐浴，折腾了老半天，才见到李师师一面。听了一支曲子后，连手指头都没碰一下，就回宫去了，而万岁爷还感到“意趣闲适”，十分满意。

青楼不但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而且也是欣赏艺术的好地方。事实上，在没有剧院、影院、歌厅、舞厅的时代，青楼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场所。尽管中国历来就有国家歌舞团，但那是专供皇上享用的，一般民众难得一睹风采。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人士要想欣赏比较高雅的歌舞，便只好到说起来并不高雅的地方去。古代的妓院，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都能提供音乐舞蹈服务。不同之处，也许仅在于中低档的只有淫词艳曲，高档的则有清音雅声罢了。当然，客人如果高兴，也可以“卡拉”一番，有人伴奏，有人伴唱，有人伴舞，有人喝彩，这可是家里面享受不到的乐趣。

有一个故事是广为人知的，尽管它并非发生在青楼，但却与妓女有关。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行，在天寒微雪中来到旗亭。正巧，有十几个梨园伶官和四个艺妓也在这里会饮。三诗人便相约说，我们悄悄地等着，看她们唱谁的诗多，谁就是大诗人。一会儿，一个艺妓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大喜，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又一个艺妓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日前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大喜，也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第三个艺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更喜，又引手画壁说:“二绝句！”王之涣却指着其中色艺最佳的一个说，一会儿她要不唱我的诗，我这一辈子都不同你们争了。过了一会儿，最漂亮的那个艺妓果然开口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听罢大笑，对高适、王昌龄说，哥们，怎么样？我说得不假吧！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在没有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的时代，妓女就是新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文人的诗作一经名妓首唱，诸妓传唱，便立即家喻户晓，名满天下。前面说过的“评花榜”，是文人给妓女打分；而这里说的“旗亭画壁”一事，岂非妓女给诗人评职称？

诗词歌赋靠妓女传播，音乐舞蹈靠妓女表演，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妓女的贡献，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有着青楼的功劳。精湛的艺术和精致的建筑、精美的食品一样，也是吸引人们来到青楼的原因之一。

青楼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

中国人的社交叫“应酬”。应酬这个词是由“酬酢”演变而来。“酬”是主人敬酒，“酢”是客人回敬，总之社交离不开酒。但是，单单有酒，是不够的，还要有陪酒女郎。醇酒美人，缺一不可，而青楼则恰好兼而有之。青楼女子，训练有素，既温柔多情，又口齿伶俐，弹得琴，唱得曲，说得笑话，还能打情骂俏。雅俗共赏，荤素杂糅，效果极佳。所以，古人的社交活动，不少都安排在青楼，而对青楼女子口才的要求，有时还超过姿色。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妓女的口才。

大约是明宣德年间，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同任内阁大臣，人称“三阁老”。有一次，三阁老有应酬，由一位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陪酒。齐雅秀为了惹人发笑，故意迟到。三阁老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在家里看书；又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是看《烈女传》。妓女看《烈女传》，自然荒唐之极，于是三阁老大笑说:“母狗无礼。”谁知齐雅秀答道:“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此言一出，闻者无不拍手叫好，拍案称绝。原来，“公猴”谐音“公侯”。三阁老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当然是“公侯”。但“公侯”与“母狗”相对应，又怎么听怎么是“公猴”。齐雅秀既戏弄了宰相，又不怕追究，当然极富巧智。如果往深里一想，满朝“公侯”，不过只是“公猴”；“冠冕堂皇”，不过只是“沐猴而冠”，那就真是鞭辟入里，妙不可言了。

如果说齐雅秀是巧智中略带粗俗，那么，郭时秀便巧智中略带权谋。郭时秀是唐代名妓，与文士王元鼎感情极好。中书省参政阿鲁温也有意于郭时秀，有一次便半开玩笑地问郭：你看我和王元鼎比怎么样？郭时秀答：“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这个回答实在太妙了。它既解释了自己的感情（王元鼎是多情文人，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婉拒了阿鲁温（您老人家是国家栋梁，自然不屑于儿女情长），又不得罪阿鲁温（国家栋梁自然比多情文人身份高，面子大）。

这样的外交辞令，便是苏秦、张仪之辈，只怕也要自愧不如。

有这样才思敏捷、口齿伶俐的妓女作陪，社交活动能不生动活泼、大见成效吗？所以，自唐代始，许多礼仪活动都少不了妓女到场，而许多重大决策竟会在青楼酒店拍板。以上种种，便是青楼的功能所在。

婢不如妓

青楼的种种功能，不少是家庭所不具备的；妓女的种种才能，也往往是妻、妾、婢们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妓女与妻、妾、婢的身份完全不同，所以能为后者所不能。比方说，你总不能让妻妾出来陪酒，或让姬婢在陪酒时说什么“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吧？

但上面说的这些，还不是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而且“婢不如妓”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妻、妾、婢都不如妓的原因，主要在于只有与妓女，才有可能（当然并不一定）建立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的异性朋友关系。

传统社会中的男人，难以与其妻、其妾、其婢建立这样一种朋友关系，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说过，夫妻关系首先是一种礼仪关系。夫妻之间，相敬如宾，行礼如仪。客气倒是客气，但也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们更多地只是合作，共同完成结缘继统或成家立业的任务，而不是交换思想，交流感情。总之，夫妻之间，公务多于私情，礼仪多于性爱，自然难以成为好朋友。

男人与妾的关系，首先是主仆关系。一个要端架子，一个要陪小心。妾在夫的面前，唯唯诺诺，恭恭敬敬，有话不敢说，出了差错自己先跪下来请罪，哪里又有平等对话可言？既不能平等对话，又怎能成为知心朋友。

男人与婢的关系，首先是主奴关系。既是奴才，自然更没有资格与主子平起平坐了。即便某些“开明”的主子，可以不把婢当奴才看，但另一方，却无法在心底抹去奴婢身份的阴影。更何况，婢女多半没有文化，很难与爱她的主人有共同语言。她们更多地只能从生活上去照顾男人，给他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却很难在思想上与他分忧，感情上与他同乐，更遑言诗词唱和、弦管应答了。婢，当然不如妓。

总之，夫与妻、与妾、与婢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使男人感到“一览众山小”的优越，却也能使他体验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当然，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使他们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

因为爱情是以平等为前提的。

那么，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是平等的么？话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但应该承认，有这种可能。

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又不是主客关系、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而是一种买卖关系。在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的条件下，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最平等的关系，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谁付的钱多，谁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金钱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魅力，如年龄、相貌、风度、谈吐、才情等，也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所以，宋徽宗与其臣周邦彦同嫖名妓李师师，师师更倾心钟情于周邦彦，徽宗皇帝也无可奈何。虽因吃醋而罢了周邦彦的官，后来又只好把周召回，任命为大晟正。这正是青楼不同于社会之处。在青楼之外，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一进妓院，管你诸侯将相、公子王孙，抑或落第文人、发迹商贾，大家都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论尊卑，不守礼仪，不拘行迹，纷纷解囊共买一笑，岂不是“大家一样，人人平等”？

实际上，妓院对于它的“客户”，从来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样“来的都是客”，一样“全凭钱一囊”，一样“相逢开口笑”，一样“过后不思量”，当然也一样软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后一样“人一走，茶就凉”。一样并不等于平等，但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样总比不一样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青楼便成了封建等级社会的“心理制衡器”。至于嫖客和妓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淫，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作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妓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却也不可以道里计。

“肮脏”的金钱与性，就这样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如果要讲什么平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种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发生在妓女身上。

这样的爱情故事是讲不完的。

最早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约是南朝刘宋时的“燕女坟”。这个故事讲，当时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给了襄州小吏卫敬瑜，没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为之守节。卫家梁上，有一对燕子，也被鸷鸟抓走了一只。从此，玉京与孤燕，便同病相怜。秋天到了，燕欲南飞，临行前，飞到玉京手臂上来告别。玉京在燕子的脚上系了一根红绳，说:“新春复来，为吾侣也。”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回来了。姚玉京大为感动，便赋诗一首赠燕云:“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从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独自回来与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后，当又一年燕子归来时，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见故人，便绕梁哀鸣。卫家人告诉燕子，“玉京死矣，坟在南郭”。那燕子听了，竟然飞到南郭，找到姚玉京墓，并死在坟上。据说，从此之后，每到风清月明之夜，人们便可看见玉京与燕，同游于汉水之滨。

这个故事虽然近乎神话，但所说的却是人情。你想，燕子尚且向往于爱情的忠贞和永久，而况人乎？所以，历史上妓女殉情之事，也并不少见。比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府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又比如宋代颖妓刘苏哥爱上一个男子，因鸨母束缚，不能结合，便双双联骑出城，登上山顶，面对大好春光，抱头痛哭，活活哭死在郊外。此外，如角妓陶师儿与王生相爱，散乐妓与傅九情洽，均碍于鸨母作梗，不能永结良缘，便一对相抱投身于西湖，另一对相约共缢于密室，双双殉情而死。

这绝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因此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闽川名士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代贞元年间进士欧阳詹游太原时，结识了一位妓女，两人情投意合，相爱甚深。后来欧阳詹进京任职，相约到京后即派人来接。妓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一刀剪下发髻，置于匣中，并附诗一首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等到欧阳詹派人来接时，捧回的便是这只匣子。欧阳詹开匣见发，又见其诗，悲痛不能自已，也“一恸而卒”。以欧阳詹进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妓？然竟为一妓伤情而死，可见其情之切，其爱之真。

这可真是婢不如妓了。

事实上，岂止婢不如妓，便是妻妾，能获此情者，也实属罕见。其中缘由，颇为值得深究。

显然，这里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无论狎客，还是妓女，他们都不缺少性。青楼女子，卖笑为生，自不待言；而有资格享用营妓或有条件走进青楼者，也大多有妻有妾（当然不一定在身边）。那么，他们到底缺少什么呢？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说过，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没有恋爱过程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无趣的。那么，又有谁愿意天天老喝白开水呢？于是，档次高一点的，就企盼着浪漫，档次低一点的，便渴望着刺激，他们便都寄希望于妓女。妓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却可以与之“做爱”，这难道还不够浪漫，还不够刺激吗？更何况，妓女不但可以成为性伴侣，也可能成为好朋友，从而有可能在她那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这对于某些渴望真爱者而言，不是极为可贵吗？

妓女对于爱，就更为渴望。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妓女是被当作性工具来使用的。倚门卖笑，送往迎来，逢场作戏，骂俏打情，是她们的职业和工作。这种罪恶生涯和虚情假意无疑会使她们心灵枯竭、感情麻痹，极大地丧失爱的能力。但是，妓女也是人，她们也有爱的权利和愿望。而且，作为风月场中人，她们比名门闺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更懂得友谊的分量、爱情的价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练的妓女，便不肯将芳心轻许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首敦煌曲子，其实道出了不少妓女的心声:她们不是不需要爱，而是深深懂得，像她们这样以色事人、出卖肉体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恩爱一时间”。这就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她们渴望的，恰恰是爱的永恒。只不过，她们深知，这种真挚的、忠贞的、永恒的爱，实实在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她们一旦动了真情，就会格外地炽热和执著，也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生死恋。

不过，这种爱，是不大见容于社会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温情脉脉，父子爱、兄弟情、朋友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甚至就连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公事公办，而是强调要有情义存乎其间。但是，另一方面，它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又相当地嫉恨和仇视。它可以容许男人纳妾，甚至可以容许男人嫖妓，却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不容许这种爱情取得合法地位，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

既然如此，则妓女之爱，便难免不少是悲剧。

有两个例证是经常被引用的，这就是霍小玉的故事和杜十娘的故事。它们分别见于唐人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和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的故事，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经讲过，这里只讲霍小玉。霍小玉的母亲本是霍王宠婢，与霍王生下小玉。但因婢无名分，所以，霍王一死，她们母女便被扫地出门，小玉也沦为歌妓。这种生活遭遇，使小玉对那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当书生李益向她热烈求爱时，她的期望也不过只是李益在三十岁前，能爱她几年，以后自己便永遁佛门。谁知，李益一获官职，便立即遗弃小玉，另娶“甲族”卢氏。小玉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四处寻访，并不见李益踪影。后来，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来看小玉。这时，小玉缠绵的爱已转化为强烈的恨。她对李益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完，左手抓住李益手臂，右手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李益和李甲（杜十娘恋人）的负心，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读者的义愤。其实，真正有罪的，应该说是他们当时的那个社会。依当时婚律，“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所谓“本色媲偶”，也就是只有本阶级、本阶层的人才可以通婚。不要说官僚阶层难以与妓女通婚，便是封建阶级内部，也要讲究门第的高下。唐代以崔、卢、李、郑、王“五大姓”为海内第一高门，时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荣耀。要李益放弃卢氏这一“高门甲族”而与卑贱的歌妓白头偕老，事实上并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为孙富的游说所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那一千两银子，而是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交代。他们既然无法背叛自己的阶级，当然也就只好背叛真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了。

风雅与才情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妓女的爱，便不难发现，这种爱情多半发生在所谓“才子”的身上。

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英雄们，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标榜的。妓女们如果想爱英雄，便难免会“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像潘金莲挑逗武松那样自讨没趣。才子们便不同了。他们向来就以“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为本色，这就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就像前面说的郭时秀爱王元鼎那样，因怜而生爱。

更何况，中国的青楼女子，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极有才情的。随便举个例，宋代名臣赵抃，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加龙图阁学士衔而知成都时，有一次偶然看见一位头戴杏花的妓女，颇有好感，便随口赞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这实在对得太妙了！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且杏与幸谐音，梅与媒同韵，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妓女尚且有如此才情，其他名妓的水平如何，更可想而知。比如唐代长安名妓刘国容，与进士郭昭述相爱。后来，郭昭述官授天长簿，必须走马上任，两人只好分手。谁知，郭昭述刚走到咸阳，刘国容的情书就追了上来。这封情书只有短短几行，却有如一首小诗。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如此精美的文字，当今的教授者流，怕也多半做不出来，而在当时的长安，也一时广为传诵。

曾被朱熹诬陷的南宋名妓严蕊，也是一个琴棋书画、丝竹歌舞无所不精的才女。朱熹指控她与天台郡守唐仲友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是唐仲友赏识她的诗才，两个人成了文友。酸腐干巴的朱熹诬陷他们，是不是有妒才成分在内，不得而知。总之，严蕊被捕后，抗刑不招，不能结案。等到朱熹离任，新官便把严蕊无罪开释。严蕊当场便口占《卜算子》一首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样的才思，这样的诗情，只怕是要让当今诗人都自愧不如的。

事实上，中国的妓女诗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除了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妓女诗人苏小小外，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唐代的薛涛。薛涛字洪度，长安人，本是良家女子。后来随父宦游，流落蜀中，便入了乐籍，成为注册登记的妓女。她的口才和文才都极好，十五岁时便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差一点当上校书郎。暮年，薛涛退居成都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就是有名的“薛涛笺”。薛涛的诗，还曾结集出版，叫《洪度集》。

薛涛的诗，虽然多以情爱为主题，但格调和吐属都相当高雅。比如《柳絮》诗云:“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又如《谒巫山庙》诗云:“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也许正因为薛涛才高和寡，所以终生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因此她的诗作，也尤为失意文人所欣赏。

另一位才高八斗的唐代妓女诗人是鱼玄机。鱼玄机也是长安人，字幼微，一字蕙兰，读书万卷，才思敏捷。有一次，她在长安城内看见新公布的及第进士名单，便大生感慨，赋诗一首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就简直是公开表示对男人一统天下的不服，而且要出来叫阵了。于是，鱼玄机把自己变成了高级妓女，并以诗才招揽文人士大夫，一时名声鹊起。其所居之咸宜观，便成了当时有名的一个文化沙龙；她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一联，也成了千古名句。

妓女的诗才，有时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了一位官员李之问。李之问回家后，聂胜琼便寄给他一首情诗《鹧鸪天》。词云:“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真是文情并茂，感人至深，连李之问的妻子读后，都“喜其语句清健”，居然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李之问把聂胜琼娶回家来。

诗才战胜了嫉妒，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以后只怕是不会再出现了。

真正能够欣赏妓女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

文人是妓女的知音。

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大概是因为有才。有才的人，都有两个毛病：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同病相怜。有才的人虽然瞧不起无才的人，但对有才的人，却又相当敬重，所谓“惺惺惜惺惺”即是。所以，一个人如果才华横溢，那就一定会结交到许多有才华的人。如果这位有才华的人竟是一位妙龄女郎、多情女子，那么天下才子，便一定会趋之若鹜。

前面说过的薛涛便是。所以，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孺、严绶等，都乐于与她唱和往来。据说元稹素闻薛涛芳名，好不容易才一睹风采，立即为之倾倒，并赋诗说:“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这首诗写得并不怎样，但意思很清楚：元稹欣赏的是才，而非色。

事实上，从一开始，文人们对妓女的欣赏，就是才高于色，或艺重于色。从最早关于妓女的文学作品，如刘邵的《赵都赋》、王粲的《七释》、傅玄的《朝会赋》开始，艺与才就一直是文士诗人描写的重点。至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把艺妓们的技艺描写得出神入化:“㸌如弈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何其动人乃尔！

如果说琴剑乐舞，还是艺妓们的当行本色，那么，诗词曲赋方面的才能和修养，便真是难能可贵。

有一次，有人演唱秦观的《满庭芳》，不慎将头一句中的“画角声断谯门”误唱为“画角声断斜阳”，被一个名叫琴操的妓女听出，在旁纠正。那人反将琴操一军，问她能否将全首词改成“阳”字韵，琴操当场吟道（括号内是原词部分）：“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谯门）。暂停征辔（棹），聊共引离觞（樽）。多少蓬莱旧侣（事），频（空）回首，烟霭茫茫（纷纷）。孤村里（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孤村）。魂伤（销魂）。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惹）余香（啼痕）。伤心（情）处，长（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黄昏）。”只要细细品味一下，便不难发现，这里改动的，已不止于词韵，便连意境，也有微妙的变化。

这样才思敏捷的妓女，哪个才子不疼爱？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的这首《鹧鸪天》，写尽了才子对艺妓的喜爱。

才子与妓女相爱，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里面无疑有着性爱的内容，但这种性爱，却又带着审美的意味。“无色不成妓”，妓女总是要有几分姿色的。但在才子们眼里，真正能为她们增色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是她们的才华和情趣。这就显然是一种审美的眼光，可以将性升华为爱了。另一方面，才子们自身，由于文化修养方面的原因，一般也比较风流倜傥。少年才子不必说，便是老诗人们，因其气质风度故，也会有一种审美的魅力，赢得妓女真心的倾慕。两情相悦，爱便生乎其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才子进青楼，首先欣赏的是妓女的才情和技艺，较之纨绔商贾泡娼妇、贩夫走卒逛窑子的单纯“买肉”，先不先就高了好几个档次。由于才子们更看重的是才情和技艺，这就意味着把妓女当作和自己一样有才华的人来看待，双方处于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的平等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一旦相互平等，便有可能从知音而知心，再由知心而贴心，最后心心相印。

第三，才子与妓女，也互相依赖。才子和名妓，都是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才子是文化名人、社会精英。妓女傍上才子，可以使自己身价倍增。如果竟被才子赏识，便更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利于克服自卑感，增强自信心。妓女是文化传媒、社会热点。才子傍上妓女，则能使自己的作品四处传唱，自然名声大振，也能使自己的形象，增加风流倜傥的色彩。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有位妓女应聘时，便曾以“诵得白学士《长恨歌》”为本钱，要求加价而居然获准。又比如，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属下有个叫毛泽民的，也是一个诗人，但苏东坡却不知道。后来，毛泽民期满离任，临行前写了一首《惜分飞》，赠给妓女琼芳。有一天，苏东坡请客吃饭，在席间听了琼芳演唱的这首词，问起来，才知道是毛泽民所作，便感叹说：“郡僚有词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第二天，便特函请回毛泽民，两人成了朋友。试想，毛泽民若无妓女琼芳帮他“发表”作品，在苏老先生的眼里，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罢了。所以妓女之于才子，其实是很重要的。

才子与妓女之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不少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有不同寻常的卓异之处。名妓要“色艺双绝”，才子要“文情并茂”，这都非庸常之人所能然者。这就足以使他们彼此惊异于对方的卓越了。自身素质好的人，往往鉴赏力也高；鉴赏力高的人，当然也就更能沙里淘金。一旦有缘，自然一拍即合。

其次，不同寻常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不忍埋没自己的才情。才子曲高和寡，妓女身居下流，表面上看地位天差地别，实际上孤独感是相同的。陆游《卜算子》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的虽然是梅花，说的何尝不是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如此，妓女又何尝不是这样？平时里“黄昏独自愁”，“寂寞开无主”，一旦有人慧眼相识，岂能不以身相许，以情相酬？

第三，才子和妓女都是沧桑感特别强的人。妓女因为看尽世态炎凉，才子因为熟知历史兴衰，对于人生、命运、归宿等终极关怀问题，都多少有些思考，至少有一种敏锐而又朦胧的感觉。表面上看，他们锦衣玉食，丝竹弦管，青春尽享，风头尽出，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好景不长。“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人生何处是归程？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妓女以青楼为家，才子以四海为家，说起来挺潇洒，其实心底很酸苦。所以，有些阅历的妓女和有些磨难的才子一旦相遇，便会“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而爱情，也就有可能从共鸣中产生。

无疑，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妓女与才子之间，更多的还是逢场作戏。这其实也正是前述沧桑感所使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何不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青楼薄幸，诗酒年华，趁着春光大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也是一种活法吗？更何况，烟花巷陌之中，又“幸有意中人，堪寻访”呢？

于是，寻花问柳，偎红依翠，对于文人才子，便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蹇、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所以，“妓酒为欢”，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诗》五万，观妓、携妓、出妓、听妓、看妓、咏妓、赠妓、别妓、怀妓等竟多达两千首，也就绝非偶然。

铜臭与血腥

名士与名妓，构成了青楼的一道风景。

风景总是美丽的，由才子词人构筑描绘的风景便更是如此。然而，在这道美丽浪漫的风景线背后，不堪入目的却是令人发指的罪恶，是无论如何也遮不住抹不去的铜臭与血腥。

在中国历史上，除部分由国家统一组织、政府计划供应、专为满足文武官员和三军将士需要的官妓和营妓外，无论国营妓院，还是民营妓院，都是要赚钱的。提供娱乐服务只是幌子，获取高额利润才是目的。妓院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长久地存在，就因为它能给开办营业者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好处。“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在金钱与才情之间，妓院的天平从来就是倾斜的。

明代的《嫖经》就曾告诫各位嫖兄嫖弟，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金钱买卖关系。所以，嫖客们首先必须牢记：“须是片时称子建，不可一日无邓通。”子建指才，邓通指财，“才”与“财”虽然同音，功能效用却天差地别。只要你有钱，别说是自称曹子建，便是自称比曹子建更有才华，更有成就，妓女也会连连点头称是，秋波暗送，媚眼横飞。如果一文不名，对不起，便是曹植本人到场，也只能吃闭门羹，坐冷板凳，看死鬼脸，听风凉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只见鬼打墙。”鬼尚且如此，况娼妓乎！

为了赚取金钱，妓院往往是不择手段的。通常的做法，是妓女与鸨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妓女向嫖客频频示爱，引得嫖客心猿意马，不能自已，急欲成事时，又一再声明“妈妈那里不好交待”，示意嫖客再加钱“买通”。其实，此“通”哪里用得着买？无非是“一个做歹，一个做好，才赚得银子，大是买卖方法”。故《嫖经》云：“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当然，如果是名妓，也可能相反：鸨母笑脸相迎，盛情款待，一再表示愿意“玉成好事”，一切一切，都“包在老娘身上”，但那位“小姐”，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架子端得比公主还大。这其实也无非是抬身价，吊胃口，为索要高价做铺垫。老到的鸨母和妓女都知道，男人最贱。你要是屈意相从，他就不把你当回事；而你越是摆谱，他便越是猴急。等你把他胃口吊足了，银子骗够了，再给他点甜头，保证他眉开眼笑，下回还来。

当妓女与鸨母狼狈为奸、通同合伙、装神弄鬼，拼命从嫖客身上榨取钱财时，她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

第一种是“幸灾乐祸”。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那种憎恶卖笑生涯而又无力自拔者，或是受过嫖客欺骗、污辱、迫害者。她们把对于这一行业的仇恨倾泄在嫖客身上，把诈取嫖客钱财作为报复手段。所以，她们越是仇恨嫖娼宿妓，就越会“努力工作”，越会拼命诈钱。最后，到自己临终前，很可能把这些血泪钱付之一炬，或投入大海。

第二种是“得意洋洋”。持这种态度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爱财”，一种是“逞才”，即把诈取钱财看作自己有本事、有能力、身手不凡的一种表现，因此她们也会相当地积极主动，而且花样窍门，也会不断翻新。有的妓女之间，还会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当然与鸨母之间，也会配合默契，彼此心领神会，共同对付那些有钱的傻冒。

第三种是“听其自然”。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既不热爱又不憎恨妓业者。她们认为，鸨母爱财，是没有办法的事；嫖客好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就随他们去好了。反正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无非做一天娼妓卖一天笑，做一回婊子献一回身。因此，她们对于鸨母的指使，便既不反抗，也不热心。一般地说，只要能挣到钱，鸨母对她们也还能容忍。但为了防止她们“消极怠工”，时不时地敲打敲打、教训教训，自然也是免不了的。

第四种是“矛盾痛苦”。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有良心的妓女。作为妓女，她们深知如不能获得巨额利润，自己便连生存都成问题。但是，当她们遇到一位真心体贴自己的“恩客”时，又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有的甚至还会拿出私房钱来倒贴。比如唐人传奇《李娃传》中的李娃便是。一开始，李娃不但把荥阳公子的钱财诈了个精光，而且和鸨母通同作案，在荥阳公子一文不名时将其遗弃。但是，当后来看到这位情郎被害得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挣扎在死亡线上时，李娃又搭救了他，还帮助他一举登第，取得了功名富贵。这篇小说大团圆的结局，虽未免庸俗，但写李娃心态，应该说还算准确。

其实，无论妓女持何种态度，她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诈取嫖客钱财的主谋者，更不可能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主谋者和受益者，主要是妓院的女老板——鸨母。

鸨母本指老妓，即“妓女之老者曰鸨”。妓女这行当，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事业”。任你当年如何风光，一旦人老珠黄，便一文不值。因此，妓女退役的年龄，也相当早。退役之后，有些没什么出路的，或者迷恋青楼、贪恋钱财的，便用自己走红时攒下的私房，租几间铺面，雇几个小妞，自己升格当老板，这就是鸨母。鸨母大约是少数几种最令人憎恶的行当之一。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连太监，也出了郑和这样值得歌颂的人物。但是，古往今来，有过值得歌颂的鸨母吗？没有。中国历来只有“名妓”，没有“名鸨”。鸨母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来就是丑恶形象：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教唆卖淫，勾引嫖客，诈骗钱财，拆散鸳鸯，认钱不认人，狗眼看人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等，等等，都是鸨母的“德行”。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鸨母能混个中间人物当当，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鸨母遭人憎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鸨母是妓女卖淫的直接教唆者、指使者、操纵者和受益者。因此，如果要追究罪责，一腔义愤，便首先会倾泄在鸨母的身上。其实，鸨母也是受害者，因为鸨母十有八九出身于妓女。但是，鸨母的这一出身，不但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反倒只能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因为你明明知道当妓女不是人过的日子，还要把好端端的女孩子往火坑里推，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鸨母之遭人憎恶，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卖笑卖色卖身的是妓女，收钱的却是鸨母，这就叫人愤愤不平。你有什么资格收钱呢？所以，不少“恩客”，在照付了鸨母索取的“茶钱”“酒钱”“过夜钱”以后，还要对妓女另付小费（其实有时数量并不“小”），便带有这种心理的成分。在他们看来，付钱给妓女是应该的，付钱给鸨母却很冤。这种被冤枉的感觉，就使他们痛恨鸨母。

第三，在整个嫖宿过程中，鸨母担任的是十分不光彩的角色。所谓“不光彩”，就是只知道要钱。妓女不管怎么说，还有艺、有色、有性、有情，鸨母却只有虚情假意、装模作样、弄巧卖乖、投机行骗，这当然就极其让人恶心。

鸨母遭人憎恶，也有自身的原因。

一般地说，鸨母的心理都比较狠毒。鸨母原是妓女，心理本不健康；现在又人老珠黄，心理更易变态。第一，正如升任婆婆的女人难免虐待媳妇一样，升任鸨母的妓女也往往会把从前受过的一肚子气都出在年轻一代身上，有可能对她手下的妓女格外刻薄和狠毒。第二，鸨母当妓女时，是不缺少性生活的；而一旦当了鸨母，则可能再无性快乐。这种由热而冷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性苦闷、性压抑，也容易使她们心理变态。第三，自古有“名妓”无“名鸨”，鸨母总是“无名英雄”。尽管为了钱财，鸨母极望妓女受人宠爱，但这种宠爱又无不时时刺激着她们的神经，使她们对妓女产生一种同性之间的嫉恨，并导致对妓女的迫害。

当然，导致鸨母狠毒的最主要原因，还是钱。如果不是为了钱，是不会有任何女人要去当鸨母的。为了钱，鸨母就必须对妓女加紧进行训练，甚至不惜在训练中动用私刑；为了钱，鸨母就必须强迫妓女接客，而不论那嫖客是老是少、是黑是白、是胖是瘦、是俊是丑、是温柔多情还是粗俗可鄙。这就对妓女身心两方面都造成了伤害，因此无论妓女，还是同情妓女的人，都会对鸨母恨之入骨。

其实，妓院中还有比鸨母更可恨的人，那就是所谓“龟奴”，即俗称“王八”的那些男性职员。龟奴最早可能是卖淫女子的丈夫，也可能是人贩子。正因为他们是妓女的丈夫，或鸨母的丈夫，或有丈夫名义者，所以叫“忘八”。所谓“忘八”，就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或忘了第八个字——耻，也就是“无耻”的意思。“忘八”谐音“王八”，而“王八”就是“乌龟”，所以这些家伙便叫做“龟奴”。

龟奴的无耻，一方面在于他们寄生于妓女，靠妓女的卖身钱来供自己享乐挥霍；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时常欺负妓女，骚扰妓女。在嫖客面前，他们低三下四，比狗还不如；在妓女面前，他们又摆出一副老爷派头，还时不时趁机占妓女的便宜。自己不劳动，靠妓女卖身为生活，已是人格低下；趁嫖客不在时去满足性欲，更是人格卑劣。如果说，鸨母九分可恶之外尚有一分可怜，那么，龟奴便是十恶不赦、十分可恶的王八蛋！

一部娼妓史，不但充满铜臭，而且充满血腥。

综观历史，妓女的来源，无非四种：一是罪人家属，二是战俘，三是为生活被迫走投无路者，四是被人诱骗拐卖者。无论何种，都是被迫走进娼门。换言之，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对人权的践踏、人格的侮辱和人性的蹂躏。因此，一部娼妓史，也就是妓女的血泪史。

妓女最悲惨的遭遇，是不被当作人看。的确，历史上是有一些名妓，风头出尽，青史留名；但这样的名妓，在妓女的总人数中，又占得了几分之几？更何况，人们在骨子里，也未必把她们当人看。王安石和朱熹要找同僚的茬子，不是就随随便便地把两位名妓抓起来严刑拷打吗？不少一代名妓，到了晚年，不也穷愁潦倒，流落街头吗？至于一般的妓女，其生活更不堪回首。鸨母的虐待，狎客的戏弄，路人的白眼，都是家常便饭。妓女，可以说是最没有人格尊严，最被人看不起的。直到现在，中国不是还有一句极为刻毒的骂人的话，叫“婊子养的”吗？

事实上，无论诗人们如何诗化青楼，把青楼风光描写得宛如天堂，把妓女的风姿描写得宛如天仙，妓女的生涯都绝不会像她们上演的节目那么美妙。私妓要为金钱所左右，官妓要为权势所压迫，她们不是商品，便是玩物，哪有人格可言？唐代金陵有一群花花公子将一名营妓狎弄致死，居然又一把火把她烧了。岭南乐营妓女在席上得罪了宾客，就被长官处以棒刑，打完了，还要赋诗嘲笑，说什么“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简直是恶霸土匪又加文痞流氓。写得出这样诗句的人，想必挺有“文化”，但其心肠，却真是阴如蛇蝎，毒如豺狼。政府管辖的妓女命运尚且如此，黑帮“保护”的妓女，其命运便可想而知。

妓女所受的摧残，不仅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由于长期不被当作人看，不少妓女内心世界都相当苦楚和压抑。屈辱感、自卑感、孤独感、空虚感，以及对此身无靠、前途渺茫的恐惧感，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折磨着她们。即使锦衣玉食、华灯艳彩，或者名登花榜、技压群芳，所有这些“享受”和“成功”，都无法弥补其痛苦于万一。为了谋生，也为了排遣这苦楚和压抑，她们不得不强装笑脸，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久而久之，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真情了。因此，一到人老珠黄，无笑可卖时，她们便会变得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在孤独寂寞中，背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凄凉地死去，连灵魂也得不到安宁。这是极不人道的事情。

第七章　情人

妓不如窃

娼妓制度是社会的一个怪胎。

但凡考察和研究过中国娼妓史的人，都多少会产生一些怪异感，觉得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事情，实在不可思议。比方说，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讲究“设男女之大防”，已嫁女子回到娘家，和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同桌吃饭，然而却又允许素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在妓院里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打情骂俏、随便上床；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讲究女人的贞操，强调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妻妾必须要从一而终，寡妇再嫁都要视为失节，然而却又允许甚至要求一部分女子不守贞节，去充当人尽可夫的妓女，而且越淫荡、越放浪越好；中国古代社会也极其讲究男人的“守志”，强调一个有志气、有作为、有理想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不好色、不淫乱，不能玩物丧志，然而男子狎妓，却又被视为风流韵事，不俗而雅，可以写进诗词广为传唱，载入史册千古留名，连至尊天子有时也要去凑凑热闹，体验一下生活。这就实在让人弄不清楚，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禁止什么。

其实，反过来想想，又会觉得这很好理解，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世界从来就充满着矛盾。任何事物，都是与它的矛盾对立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隔离，就有开放；有贞节，就有淫乱；有性禁忌，就有性自由。与其禁而不止，不如略有松动，亦即在严格实行“设男女之大防”的前提下，开一个小口子，保留一个男女自由交往的小天地，以免因过分的禁忌，而引起心理的失调和社会的失衡。

于是，在男女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社会便采取了牺牲部分女性贞节和尊严的方式，来满足男人与异性自由交往的欲求，以保证社会的均衡和稳定。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公平的做法，也许是同时开设可供女性自由出入、随意嫖宿男妓的妓院。可惜这并不可能。中国古代也有男妓，不过并非为女性服务，而是为有同性恋需求的男人服务的。为“富婆”们服务的性工作者，差不多要到20世纪后期才出现。

尽管如此，妓院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却也确实起到了均衡器的作用。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古代的娼妓，从未形成对家庭的破坏和冲击。相反，娼妓制度与家庭制度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共存共荣。其中的奥秘，颇值得玩味。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看妻子们的态度。

前已说过，中国古代的妻子们，有不少是“妒妇”。她们对于丈夫的纳妾，几乎根本不能容忍。然而，有趣的是，她们对于丈夫的狎妓，却又相当地宽容。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位东晋谢安先生的夫人即是。谢安要纳妾，被她严辞拒绝，但谢安身边歌妓如云，出游宴饮时必有艺妓相随，她却不闻不问。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妾会造成对妻之地位的威胁，引起家庭纠纷，而妓则不会。妓女再漂亮、再风流，也在家庭之外，而且还是“公物”；姬妾再丑陋、再木讷，也在家庭之内，而且为丈夫所“私有”。公私内外，这个界限，不可不分。家是妻的领地，自然不容他人染指。外面的世界妻们就管不着了，也不想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妻们都相信，无论丈夫们如何在外面看花了眼，却总有一天会浪子回头，回到自己身边，回到家里来。

当然，面对寻花问柳而归的丈夫，妻们不能说一点醋意没有，不过大多也都不怎么当回事。因为在她们看来，妓女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阿猫阿狗之类的“玩意儿”。比如丈夫跑了一圈马，遛了一回狗，你也和他生气？何况，前已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妻，都多少有些母性，因此，对待狎妓的丈夫，也就有如对待淘气的儿子，顶多唠叨几句不要上坏女人的当，不要搞坏了身子之类的话，仍是一片慈爱之心。那么，丈夫们呢？原本也有些不好意思的。一见妻子竟如此宽容，歉意和谢意更是由衷而生，对于妻子，也就至少在短时间内，会格外体贴温存，把从青楼中学得的功夫和手段，拿来报效老婆。结果是，妻子们竟会觉得，有控制地让男人到那地方去转一转，没准还是一件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于是妓院就这样奇妙地成为了家庭的补充。男人们在妓院里尽情地享受着性爱的自由，回到家里又问心无愧地继续扮演贤夫、孝子、严父的角色，完成结缘和继统的任务；妻子们对丈夫的狎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丈夫不把那“骚货”带到家里来，只要能保住自己在家庭中的正统地位，也就无妨听之任之。妓院与家庭，就这样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做妻子的醋性大发，居然跑到妓院里去大吵大闹，那就不但捞不到任何好处，反倒会惹人笑话。

可见，妓院存在的前提之一，是婚姻的无爱。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妓院就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然而问题在于：夫妻间固然是难得有爱的，但妓院里难道就十分多情么？

显然并非如此。

表面上看，在男女之间处处设防，夫妻之间冷冷淡淡的时代，妓院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鸨母笑脸相迎，比见了女婿还亲；妓女以身相许，比见了情人还嗲。莺声燕语，不绝于耳；软玉温香，常盈于怀。二十四小时的全方位服务，三百六十日的全天候效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受道德束缚，不负法律责任；不必行礼如仪，无须相敬如宾；不折不扣的自由化，地地道道的活神仙。

可惜，这位神仙，得有点石成金的法术。

妓院里的一切，从美酒佳肴到音乐歌舞，从微笑服务到恣意纵情，所有这些，都是要用钱去买的。包括神魂颠倒的情，死去活来的爱，都不过是精心包装的商品，必须随行就市，照价付款。于是，当你为了这一切慷慨解囊时，你还能相信那“爱情”是真实忠贞不带掺假的吗？当你回过味来的时候，能没有一种上当受骗之感吗？

诚然，妓女和狎客之间，是有可能产生真实爱情的。但这种情况实属凤毛麟角，而且多半要碰运气。一个良心未泯，一个感情投入；一个怜香惜玉，一个重义爱才；再加上鸨母比较“开明”，妻子比较“贤惠”，或许能结成一对美好姻缘，否则都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男女双方，也都不过认认真真地做一场爱情游戏。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有戒心。

首先是狎客这边有戒心。只要不是真正的冤大头，谁都知道“黄金有价，婊子无情”。做妓女的人，一年不知要接待多少男人。迎来送往，生张熟魏，招天下客，接四方人，如果对每个人都有情，岂不成了“爱情女神”？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因此，当妓女表示“爱你没商量”时，狎客如果头脑清楚，就不能不自己和自己商量一下，她爱的究竟是自己，还是自己的钱包？可惜，这是商量不出来的。妓女们表演的爱情节目，往往和她们表演的歌舞节目一样精彩，你实在无法鉴定哪是做戏，哪是当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没法子，为了防止当傻冒，只好先一律以假视之。

其次，妓女的戒心也许更重。有权有势有钱有才的男人，何愁娶不到名门闺秀、高族佳人？怎么肯要自己这种贱货？仅此一条，就足以打消一切“非分之想”，还不如安守本分、趁热打铁，在他再三示爱时捞他一把，才是正经。如果明知身为下流，也想另攀高枝，那才是大白天做梦，尽想好事、自作多情哪！

有此双重的戒备，则青楼之中，即便有相爱的可能，也难免会失之交臂。难怪历史上有那么多妓女殉情，或妓女与狎客双双殉情之事，实在就因为这样的爱情太珍稀、太宝贵，值得以身相殉之故。

珍稀的东西虽然弥足珍贵，但毕竟不能满足需求，何况其中又难免伪劣产品？更何况，有条件狎妓的，非官即商，非富即贵，不是王孙公子，就是才士文人，与一般小民无缘，而有可能在青楼中真得情爱者，更是屈指可数。又更何况，狎妓毕竟只是男人的事，与女人也无缘，而女人较之男人，其实更需要爱情。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既然是无爱之婚，而妓院又只能提供片面和虚假的爱情，那么，爱的冲动便只有另寻出路。

这就是所谓“妓不如窃”。

“妓不如窃”，又叫“妓不如偷”，也就是狎妓不如偷情的意思。偷情为什么最令人向往呢？就因为“偷”来的往往是真东西。在中国传统社会，娶妻光明正大，纳妾合理合法，狎妓也被容忍，甚或视为雅事，传为佳话，惟独偷情要担风险。如果冒了天大的风险，偷来的竟是假货，岂不失算？实际上，欲偷情者，大多是真心喜欢对方，而对方如无真意，也大多不会冒着风险去答应。偷情绝不像狎妓那样不负责任，而是双方都要共同承担风险。要言之，狎妓要花钱，偷情要冒险，两相比较，当然是冒险所得，要比花钱所买来的放心可靠，何况这险，又是双方共同去冒的？

偷情让人向往，还因为它是唯一真正的自由恋爱，唯一真正的自主选择。妻子是父母和媒人选的，所以最难产生爱情。妾就要好一点，多少有了点主动权，不再是“娶媳妇”，而有可能是“找爱人”了，所以“妻不如妾”。但是纳妾仍然要报批，远不如将婢女收房来得自由，所以“妾不如婢”。然而纳妾和收房，又都只是单方面的主动，当然比不上双方的主动，所以“婢不如妓”。不过狎妓虽是双方主动的行为，无奈这种主动的背后有金钱驱使，就不大说得清是主动还是被动，还难免带有做戏成分，哪里比得上双方冒着风险的偷情？所以这才有了最后一句话：“妓不如窃。”

从“妻不如妾”，到“妓不如窃”，其中有性也有爱。但即便只是性，也总是主动比被动有趣。对于女性，就尤其如此。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是最无恋爱自由的。丈夫是父母和媒人指定的，又无权纳男妾、收男婢、狎男妓。这样，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要想体验一下恋爱的自由，性爱的自主，自己给自己当一回家，做一回主，唯一的途径，就是偷情。所以，在偷情的案例中，女性主动的事例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其原因，多半就在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偷情，乃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叛逆，而叛逆，也正是偷情令人向往的原因之一。

的确，叛逆本身就是有魅力的。什么是叛逆？叛逆其实就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需要勇气，也要担风险，但克服胆怯、战胜风险，却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越是需要冒险才能获得的，其价值就越高，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也。所以，爬山的人，只怕山不险，冲浪的人，只恨浪不高。偷情既然要冒险，当然也就必然有趣，何况所“偷”的，还是爱情！

其实，青楼的魅力，也多少有这样的成分。因为狎妓虽不犯法，但人们又公认那毕竟不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这就多少带有了一点冒险（比方说被人视为“不正经”）的意味，这才大大地吊人胃口。不难想象，如果嫖妓竟像结婚一样光明正大，恐怕就真的只有色中饿鬼才会像上饭馆一样去逛妓院了。

不过，逛妓院毕竟最终并无风险，这就远远不如偷情来得刺激。事实上，不少人的偷情，也既非为了爱，亦非为了性，而只是为了体验偷尝禁果的滋味。准确地说，不是为了禁果，而是为了“偷尝”。其实，禁果如非被禁，原本是一点味道也没有的。仅仅因为它被“禁”，而且尝的方式又是“偷”，这才滋味无穷。鲁迅先生讲他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罗汉豆，是小时候在看社戏回来的路上偷的，道理就在于此。罗汉豆尚且要偷着才好吃，何况是“情”？所以，偷情偷情，有因情而偷者，也有为偷而情者，但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叛逆，都要冒险，当然也都会有难以忘怀的体验。

怀春与钟情

从婚姻的角度看，偷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婚前的，叫“私奔”；一种是婚外的，叫“私通”。“私”这个字，很能说明其偷情性质。因为在这里，私有两重含义，一是私下里，即不公开；二是私自地，即不合法。既不公开，又不合法，当然是偷偷摸摸，就像“走私”、“营私”或者“谋私”一样。要言之，但凡是不公开、不合法的男女关系（包括纯精神性的恋爱），都叫偷情。

未婚男女的偷情，有一个十分雅致的说法，叫“偷香”。偷香的故事发生在晋代。晋代贾充的女儿贾午，与韩寿相恋而私通，竟偷了其父收藏的晋武帝所赐之奇香送给韩寿。贾充发现后，便干脆把贾午嫁给了韩寿。所以，后来人们便把男女（主要是未婚男女）的偷情，叫做“偷香”，也叫“偷香窃玉”。窃玉和偷香一样，也有故事，大约是一位姓郑的男子所为，可惜其事已不可考了。只知道后人常把未婚青年男女的私相恋爱，叫做“郑生窃玉，韩寿偷香”，把恋爱的心愿，称为“偷香性，窃玉心”。不过，“偷香窃玉”的说法，虽然都有史实以为典故，并非虚指形容，但用于男女之间的私相恋爱，倒也别有情趣，而且十分准确。因为在这里，双方当事人要“偷窃”的，恰恰是和香、玉一样美好宝贵的东西——爱情。如果联想到中国古代常把女人的身体，称为“温香软玉”，则“偷香窃玉”的说法，就更多了一层双关意义。

显然，偷香窃玉的事情，是防不胜防的。

我们知道，男子钟情，少女怀春，乃是人之常情，并非什么礼法之类的东西所能控制和压抑。有一个故事是大家熟知的。这故事讲一个孤儿从小被一位老和尚收养，住在深山老林的古庙里，什么人也没见过，自然也没见过女人。后来小和尚长大了，老和尚带他下山去买东西。这下子见到女人了。小和尚便问：这是什么？老和尚答：吃人的老虎。回去以后，小和尚神情恍惚，若有所思，老和尚知道他在想山下的事，便问他：山下面，什么东西最好、最可爱？小和尚毫不犹豫地回答：吃人的老虎。

这个故事没有下文，不知那小和尚最后是不是甘冒被“吃”的危险，仍然下山去找“老虎”。但不怕死的人肯定有。一首西北民歌唱道：“板子打了九十九，出来还要手拉手；大老爷堂上定了罪，回来还要同床睡。”可见男女之间的相爱，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寡妇再嫁尚在无可如何之列，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要恋爱，又怎么管得了？

其实，在中国上古时代，恋爱还是挺自由的。

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周礼》上的一条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仲春即阴历二月，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植物发芽、动物交配的季节，也是男男女女们最易萌动春心的季节。于是，便特许男男女女在这个月份里，自由恋爱，自由结合，无论幽会偷情、做爱私奔，一律不予禁止。岂止不禁，从“令会男女”看，好像还要由政府出面，来组织春游联欢会。

这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在这个开心的日子里，大自然春天的躁动和男男女女春心的躁动融为一体，形成热情洋溢的生命交响。请看《诗·郑风·溱洧》的描写：“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讦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翻译过来就是：溱水与洧水，正好一处处春汛弥漫；少男和少女，正好一个个手持泽兰。女孩子说：“我们去看看吧！”男孩子说：“已经看过了呀！”女孩子说：“再看看嘛！洧水那边，场面又大又好玩。”少男和少女，说说笑笑，相互赠送了芍药花。

实在应该感谢这首诗的作者，他给我们留下了如此美丽的民俗风景画。虽然时隔三千年，但读其诗如见其状。那少年的纯真、少女的娇美，仍跃然纸上；那春天的气息、青春的活力，仍扑面而来。这实在是我们民族两性关系十分健康美丽时代的一个真实写照。

另一首诗也十分美丽动人，这就是《诗·召南·野有死麇》：“野有死麇（读如“君”），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读如“速”）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读如“税”）兮，无使尨（读如“忙”）也吠！”翻译过来就是：獐子打到了，就该用白茅草去包捆；少女怀春了，就该由美男子去勾引。美男子说：“林子里有小树，野地里有死鹿，白茅草的绳子捆得住，姑娘呀你真是美如玉。”女孩子说：“慢一点，轻一点，不要掀起我的佩巾，别让那长毛狗乱叫呀！”看样子，这是一位青年猎人和一位怀春村姑的恋爱故事。青年猎人在山野里打死了一只獐子，当他用白茅将猎物包好时，却一眼看见了天真美丽的姑娘，于是立即向她求爱。姑娘也许在一旁已看了许久，早为猎人的英武所吸引，所以立即欣然允许，只是希望他动作温柔一点，也不要惹得黄狗乱叫，惊动他人。说完这些话以后，这对一见钟情的恋人大约就走进密林深处，去共享男欢女爱的快乐了。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每当早春二月，或阳春三月，少男少女们便可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的好事，很快便成了历史。以后，男女青年们便只能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提线木偶一样去完成双方家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而且，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言，男女青年还必须被严格地隔离开来，不得随便交往。尤其是女孩子，那种与世隔绝和不见天日，就像被隔离看护的麻风病人。

这种被标榜为“门风谨严”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其实是十分不人道和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它甚至只能造成一种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那就是贾府那位老祖宗说的：“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前已说过，这种事情，在贾老太太看来，是既不像话，又不可能的。像不像话我们姑且不论，可不可能却值得商榷。事实上，只要是正常发育的少女，一到青春期，便会春情萌动，很自然地产生与异性交往的愿望。这时，情窦初开的少女，极易为“吉士”所“诱之”。中国封建礼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要“设男女之大防”，尤其是要把少女们深藏于闺中，以为只要这样一来，她们便“眼不见，心不烦”了。

其实，礼教的设计者恰恰忘了一条祖训，即“湮不如导”。春情的萌动就像洪水一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进行科学的疏导。把少男少女们像隔离犯人一样硬隔开来，其结果，恐怕不是“眼不见，心不烦”，而是“眼不见，心更烦”。中国古代许多爱情传奇，都描写了少女们的“伤春之病”，而且都写得相当准确和生动。从这些描写看，“伤春病”的症状主要有：厌食、失眠、慵懒、伤感、喜怒无常、神情恍惚、坐卧不安、对景生情，看见花开花落便莫名其妙掉眼泪等。这可能是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心理变态现象，否则作家们不可能描写得那么生动准确，而诸如“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之类的诗句，也不会引起那样普遍而强烈的共鸣。比如，与汤显祖同时代的一位娄江女子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之后，竟“断肠而死”；另一位杭州女伶商小伶，也在演出《牡丹亭》时“伤心而死”。如果不是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何至于此？这就正如汤显祖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了。

于是，中国古代便有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恋爱方式——一见钟情。

所谓“一见钟情”，就是只见了一面，还没有弄清对方姓甚名谁、是亲是友，就猛然一下子爱上了，而且“一口咬住”，始终不放。甚至极端一点，像杜丽娘那样，只不过是在梦中与柳梦梅相遇，并未真正见面，也一往而情深，而且不达目的，便是死了也不罢休。这虽然是剧作家的艺术想象，却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韦庄《思帝乡》云：“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所谓“谁家少年”，就是根本不认识。既不知道他是谁，当然也不知道他是否已有婚约，以及是否也爱自己。但仅仅只是无意中看了一眼，便拿定了主意，要“将身嫁与，一生休”，而且“纵被无情弃”，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便会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甚或是诗人、艺术家在胡说八道。

然而，这种爱，既可能，又可贵。

首先，男女之间的情爱，原本就包括性吸引的成分，而性吸引又主要表现在一个人的年龄、相貌、身材、风度等方面，与他的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等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一见钟情的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那些养在深闺的少女，平时根本无缘与其他同龄异性接触，少见便难免多怪，也就难免一见而钟情。沈仕《锁南枝》曲云：“雕栏畔，曲径边，相逢他猛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腿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腊梅枝，把他来抓个转。”明眸一送，若痴若呆，正是这样一种怀春少女猛然间见到英俊男子的心理反应。

这种心理其实是男女都一样的。《西厢记》中的张生见了崔小姐，不也是“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吗？其次，这种爱慕和眷恋无疑是超功利的。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和因素呢？没有。既不图他功名富贵、万贯家财，也不图他高门豪族、耀眼头衔，爱的只是他这个人，只是他本身，而不是社会给予他的附加值，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爱情来得太突然，便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相反，在婚姻被看作交易，爱情被当作筹码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承认，这种“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情，不但难能，而且可贵。

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与人的生命本能相联系的，因而是最内在、最深层、最真实、最个性化也最不可替代的一种情感。所以，爱情有时会重于生命。

于是，便有了殉情。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有一天，一个少男在华山畿与一位少女相见，一见钟情。但是，因碍于“男女之大防”，无法表达爱慕之情。回来后，少男朝思暮想，相思成疾。后来，少男的母亲在华山畿找到了那位少女，相告情由。少女听后，深为感动，便将自己的“蔽膝”交给少男之母，嘱她暗藏在少男的寝席之下。这位男子发现后，欣喜若狂，将蔽膝紧抱怀中，吞食而死。少男的家人只好把他送往华山畿安葬。当送葬的车子经过少女家门时，驾车的牛便停下了脚步，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这时，少女已在家中梳妆完毕，走出门来，悲声唱道：“华山畿！君既为侬（我）死，独活为谁施？欢（古代女子对所恋男子的爱称）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结果，棺盖应声而开，少女纵身跳入，殉情而死。这个故事，几乎和《梁祝》一样悲壮。所不同者，在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尚有同学之谊，而这一对恋人只不过见了一面，是一见钟情。

从怀春、伤春，到钟情、殉情，中国传统社会中少男少女的恋爱真可谓多灾多难。首先是不被理解，其次是不得批准，最后则可能还要遭到批判。私定终身的事，虽然在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但诗歌里唱唱可以，小说里写写可以，舞台上演演可以，生活中以身试法则断乎不可。因为“戏者戏也”，戏剧不过只是游戏，是艺人们弄出来给大伙儿解闷的，哪里当得了真？“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谁要是假戏真做，那才真是犯傻。犯傻的结果，轻一点的，是遭人耻笑：“哪有大姑娘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婆家的？”重一点的，弄不好还会有杀身之祸；男的打死，女的沉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一对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下场；存妮投水自尽，小豹子则被当作强奸犯判刑，而这件事居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可见传统力量之大。

总之，自从告别了《诗经》时代后，传统社会和社会传统已不允许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唯唐代略为宽松）。因此，一对青年男女如果不幸相恋，那么，他们要想真能结合在一起，便差不多只有一个办法——私奔。

私奔与私通

历史上私奔的事情也不少见，最有名的当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一代风流才子。他好读书，会击剑，善作文，名重一时，曾为汉景帝之弟梁孝王的座上客。卓文君则是蜀郡富豪卓王孙的女儿，才艳双绝，也名重一时。如此才子佳人，自是前世姻缘。所以，当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去赴宴，并得知卓文君新寡居家时，便在席间应邀奏琴，以琴声寄托心意去挑动卓文君。其时卓文君正在窗外偷看，早为司马相如的神采风度所倾倒，一听琴声，更不能自已。于是，当天晚上，卓文君便跑到司马相如的住处，私相结合，然后又双双一起返回司马相如的故里成都，既无媒，又无保，更无父母之命，便自说自话地成了夫妻。

这就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私奔了。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听说后，便要和卓文君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嫁妆也不给她。谁知断绝经济往来，并不能使文君回心转意，反倒和司马相如一起又跑回临邛，在街上开一间酒店。文君亲自坐柜台，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一条小短裤，和伙计们一起刷杯洗碗。这实在太丢卓王孙的面子了。老头子一气之下，只好杜门谢客，从此不敢见人。

当然，这场闹剧，最后还是以喜剧收场的。卓王孙终于还是分给卓文君僮仆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回成都过日子，免得在自己跟前丢人现眼，眼见心烦。不过，此事实在不可作常例看。因为，第一，私奔的主角是女方，处理此案的也是女方家长。无论他如何处理，丢人总是免不掉的了，所以还不如大度一点，多少还能捞回点面子。第二，司马相如毕竟是名人，名人总有名人的效应。亲友们规劝卓王孙时的说辞也是“虽贫，其人材足依也”。后来，司马相如果然成了汉武帝的宠臣，卓王孙也沾光和司马相如一起被载入史册。由此之故，这段私奔故事，也就有幸被传为佳话。

但是，司马相如毕竟是司马相如，卓文君也毕竟是卓文君。如果当事人的情况与他们不同，那么，私奔就成不了佳话，没准还会变成悲剧或丑闻。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一诗，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悲剧。这首诗讲，一位妙龄女子在自家短墙边玩弄青梅，一个白马少年从墙边路过，两人一见钟情，秋波相送。少年信誓旦旦，愿结百年；少女一往情深，与之私奔：“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停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不难想见，他们这时心中，一定充满了真诚的爱情，一定是但愿天长地久，永结同心的。因此，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代，我们似不必再为他们的命运担心。

然而，封建礼教并容不得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私奔。当这对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回家来时，所遭之境遇为他们始料所不及：“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也就是说，公婆根本不承认她是儿子的正妻，不允许她参加祭祖的活动，这就等于宣布她是这个家庭内不受欢迎和不被尊重的人。这样一来，这个女子便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地位：“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丈夫家里住不得，自己娘家回不得，这可真是“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了。因此，她只好总结教训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由此可见，私奔，大多是没有好下场的。《井底引银瓶》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白居易们似乎就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放弃个人的自由意志，任由父母媒人指配，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难道就是“好下场”么？

如果说，私奔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那么，私通便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破坏。因此，私通的风险更大，处分也更重。

所谓私通，就是男女双方并非夫妻而发生性关系。这种非婚姻的性关系，有婚前的，也有婚外的。不过，一般地说，私通多半特指婚外性关系，也就是与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苟且。这种事，即便在今天，大约也至少不宜提倡。然而可惜得很，从古到今，它又屡见不鲜。

比如《诗·郑风·女曰鸡鸣》，尽管历来被学者们“好心”地解释为“夫妻生活”，但我怀疑那写的只怕不是夫妻，而是情人。诗的原文是：“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哎呀鸡叫了。男的说，天还没亮哪！女的说，你起来看看嘛，启明星好亮好亮啊！男的说，好嘛好嘛，我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打只鸭子或大雁。女的说，你要是打了野物回来，我就给你做一盘好菜，再弄点酒喝喝，祝咱们能白头偕老，就像那和谐的琴瑟，又宁静又美好。男的说，知道你会常来看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首饰；知道你会体贴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佩物；知道你会真心爱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礼品。请看，这两个人，是更像夫妻呢，还是更像情人呢？只怕是更像情人吧！

不过，他们不大像婚外恋，倒更像是热恋中私定了终身，已“非法同居”的青年男女。龚橙《诗本谊》说：“《女曰鸡鸣》，淫女思有家也。”此说除不该称此女曰淫外，应是准确的理解，当然，这个经常来看情郎，与情郎深夜幽会，并接受情郎所赠佩物的女子，也可能是有夫之妇。她不甘心只与情郎做露水夫妻，而希望和情郎像真夫妻那样过日子，像真夫妻一样“琴瑟和谐，白头偕老”。所以，她才会特别说出“弋言加之，与子宜之”的话，这其实是她向往真夫妻生活愿望的一种流露。如果他俩本是夫妻，则丈夫外出打猎，妻子在家做饭，原是各人本分，也用不着那么多废话了。即便有，也犯不着写进诗里，更不会有“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样的情话。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的夫妻，早上起床之后，会有这样一段情话呢？

事实上，如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的，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无爱之婚，夫妻之间公事公办，感情相当淡漠。即便有爱情，但为了守礼，讲规矩，像样子，也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情，而更多地是用行动表示体贴。爱情的表达，往往只用于情人之间，或是未婚男女之间的求爱，或是已婚男女之间的私通。所以，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写给情人的，就是写情人之间私相幽会的。

正因为是私相幽会，怕人发现，也就必须鸡鸣即起。然而，男欢女爱，两情正浓，自然只恨春宵苦短。所以，幽会的情人，最难过的一刻，便是必须分手的黎明。《诗·齐风·鸡鸣》很形象地描绘了情人们的这一心理。诗的原文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之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读如“轰”）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公鸡叫了，天亮一阵子了。男的说，那不是鸡鸣，是苍蝇在闹。女的又说，东方白了，天已经大亮了。男的说，那不是东方发白，是月亮的光辉。女的说，如果真是虫子在闹，我甘愿陪你再睡一觉。可惜时间到了，我该回家去了，你可不要恨我呀！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对此有极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六朝乐府民歌中《乌夜啼》和《读曲歌》“莫非《三百篇》中此二诗（即《女曰鸡鸣》和《鸡鸣》）之遗意。”《读曲歌》是这样唱的：“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这首民歌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还都不够明朗，而《乌夜啼》则明明白白是在写偷情。《乌夜啼》是这样唱的：“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欢子”即情郎。只因报晓的乌臼鸟“无故三更啼”，害得情郎半夜趁黑逃窜，这不是偷情是什么？更有趣的是，钱锺书先生还指出：“莎士比亚剧中写情人欢会，女曰：‘天尚未明，此夜莺啼，非云雀鸣也。’男曰：‘云雀报曙，东方云开透日矣。’女曰：‘此非曙光，乃流星耳。’可以比勘。”所谓“可以比勘”，就是说可以与《女曰鸡鸣》和《鸡鸣》两诗对照阅读，而一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中西幽会的情人，原来心理都一样。所不同者，大约也仅仅在于中国是女的更怕被发现，西方则是男的更怕被曝光。

这种害怕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中国，对男女偷情的处分，从来就是女重于男。

就拿私奔来说，男方除了会被痛骂一顿外，几乎不受处分，而女方却要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聘则为妻奔是妾”，这个处分，不是过来人，无法理解其分量。它其实比受刑、判刑还重。因为受刑止于皮肉，监禁总有刑期，而这种“打入另册”的处分，却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精神折磨。结果，同是私奔当事人，男的不过被“罚”再娶一妻，女的却被罚永做贱民，这真是何其不公乃尔！

同样的，有妇之夫与有夫之妇私通，处分起来也是女重男轻。比如贾琏与仆妇鲍二家的私通，事情闹到贾母那里，贾母不过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呢？”结果，贾琏并无处分，反倒是受害者凤姐，还挨了贾母几句话：“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了！”话说得虽然不重，但男尊女卑之意却也十分明显。至于另一位当事人鲍二家的，连处分也不敢等，先上吊自杀了，可见等待着她的处罚，一定比死还可怕。

当然，贾琏通奸之所以太平无事，还在于他之所淫者，不过是奴仆的老婆。这种行为，在贾府的老爷太太们看来，并不犯法，也不犯规，只不过比较下作而已：什么人不好偷呢？竟去偷那种东西。正因为公认比较“下作”，大约连贾琏自己也觉得比较下作，所以一旦被凤姐发现，也便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恼羞成怒，借酒发疯，居然提了剑要杀凤姐。这与其说是贾琏自觉有理，不如说是自觉理亏。正因为自觉理亏，这才要反戈一击，先发制人，以便“扳本”；而他的理亏，又不是因为不该偷情，而是不该那么“掉价”。

可见，在私通案中，“本夫”（通奸女方的合法丈夫）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本夫如果地位太低，则情夫掉价；本夫如果地位太高，则情夫危险。比如隋朝有个名叫李百药的，色胆包天，居然半夜三更潜入当朝权势最重的杨素家，与杨素的宠妾私通。这就等于在老虎嘴巴上拔毛了。所以，东窗事发后，杨素便喝令双双拿下，一并斩首。这时，杨素发现李百药是一个“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的英俊少年，忽然动了恻隐之心，便对李百药说，听说你这小子挺会写文章的，那就写首诗来说说自己吧！写得好，饶你不死。说完就叫松绑授笔。李百药也不含糊，一气呵成。杨素读了，大为欣赏，便信守诺言，放了李百药，还把自己的那个宠妾，也赏给李百药，另有“资从数十万”。结果，李百药有惊无险。岂但没有险，而且“赚了老婆又赚钱”，占够了便宜。

其实，这个事例也是不作数的。因为这个李百药，也不是等闲人物，而是与杨素同朝为官的李德林之子。杨素倘若果真杀了李百药，李德林那里不好交代，不如“大度”一点，做个顺水人情，等于是在李德林那里，做了一笔政治投资。不难想象，这个李百药如果不过一介草民，那么，这一对情人，只怕早就人头落地了。

由此可见，通奸，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然而，尽管通奸有如此之大的风险，以身试法者仍不计其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正是冒死偷情者的口号。甚至，有时皇帝的老婆也会加入偷情者的队伍。比如南朝梁元帝之妃徐昭佩即是。这个徐昭佩，仗着自己出身名门（前朝太尉之孙、当朝将军之女），资格较老（萧绎还是湘东王时便已入宫），便不怎么把自己的丈夫放在眼里，公然私通情夫。先是结识了荆州瑶光寺的一个风流道士智远，后来又结识了朝中美男子暨季江，再后来又邀请当时一个名叫贺徽的诗人，到一个尼姑庵里去幽会，在“白角枕”上一唱一和。这位徐妃勾搭情人时，已是中年，依然十分风流。所以她的情夫暨季江便说，柏直狗虽然老，却仍能狩猎；溧阳马虽然老，却仍能骏驰；徐娘娘虽然老，却依然多情。这就是后世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出典。

徐娘娘的偷情弄得如此出名，当然不能为当皇帝的老公所容忍。至尊天子的老婆居然偷了汉子，则体统何在，体面何存？

于是梁元帝萧绎便借口另一宠妃的死是徐妃因妒而下毒手，逼她自杀。徐昭佩没有办法，只好投井。萧绎余恨未消，又把她的尸体捞上来送回她娘家，表示与她断绝夫妻关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出死妻”。徐娘一人而生二典，也算是够“风光”的了。

徐娘的风流韵事，终以悲惨的结局而收场。不过她的下场，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教训。到了唐代，婚外偷情，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不但世人乐此不疲，就连天神人鬼，也纷纷下凡转世，来寻情人。有个故事讲，天上的织女星也撇下牛郎，夜夜到人间与情人幽会。情人问她如何向牛郎交代？织女却说，关他什么事？况且河汉隔绝，他也不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足见时人的无所谓态度。宋以后，理学勃兴，贞节问题越来越被看重，但明清的偷情，并不见得比唐宋少，只不过不那么张扬罢了。

事实上，直到现代，婚外恋也仍是一个让社会感到头疼和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一现象，义愤填膺，力陈其不可者有之；离经叛道，力辩其合理者有之；无视舆论，公然实践者有之；乱凑热闹，忙于捉奸者亦有之。这就说明，所谓“偷情”，乃是一种情况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中有难恕之恶，也有难言之隐，实不可一概而论之。

偷情种种

应该说，“偷情”这个词，实在蛮准确的。

一般地说，偷情的人，双方多少都有些情意。这情意有多有少，有长有短，有许以终身，也有逢场作戏。但即便是逢场作戏，那戏也是认真去做的。完全没有情意的是强奸，强奸却不能叫偷情。

至于“偷”字，就更准确了。“偷”字有两义，一指“暗地”，如偷看、偷渡；二指“苟且”，如偷生、偷安。偷情之偷，恰恰兼“暗地”和“苟且”二义而有之。因为所谓偷情，通指并非夫妇而产生爱情或发生两性关系。这种男女关系，当然见不得人，只能暗地而不能公然；当然也难以为继，只能苟且而无法持久。

事实上，不少偷情者，也只是想“苟且”一下。比如唐代维扬某巨商之妻孟氏就是。有一天，孟氏在家吟诗，一位少年忽然走了进来，说：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便与他私合了一回。又比如长山赵玉之女，有一天独游林间，看见一位锦衣军官，十分地潇洒英武，便感叹地说，我要是能得到这样一个丈夫，便是死也无憾了。那军官听了便说，我暂时做你一回丈夫行么？赵玉之女说，即便只做我一回丈夫，也会感怀君恩。于是两个人便在林子里做爱一次，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苟且了。在上述两例中，男女双方当事人连姓名也互不知晓，当然也不会有天长地久的考虑。他们或出于性饥渴，或出于性吸引，两相苟合，一而足矣，何用多余？这种并不打算长久的偷情方式，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露水夫妻”。露水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不过只是天亮前一小会儿。太阳一出，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苟合，一般地说，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除非女方不慎怀孕，或被人看见。

露水夫妻对于已婚者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偷情方式。它既能满足偷情者的某种需要（如性的需要，因配偶不在身边或受到冷落而产生的感情需要等等），又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因此，它便为那些既不愿意破坏婚姻、毁灭家庭，又确有偷情需要者所乐于使用，并把这种一次性苟合的对象称为“易拉罐式的情人”。

相对而言，“橡皮糖式”的情人就麻烦得多。

所谓“橡皮糖式”的，也就是“一粘上，就甩不开”的意思。

甩不开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真产生了爱恋之情，难舍难分，一心希望“转正”；有的则是另有图谋，要把对方的偷情，当作狠敲一笔的把柄。无论何种原因，都会一口咬住不放，从而给当事的另一方，造成精神压力和实际困难。

橡皮糖式情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不想做露水夫妻。其最高纲领，是要对方离婚，与自己正式结合；其最低纲领，则是起码也要长期维持情人关系。但即便是这“起码”的要求，风险也很大。因为“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一男一女两个人，要想长期姘居又不被人发现，几乎是天方夜谭，除非他们都有间谍特务的素质和能力，又有本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更换幽会地点。事实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极少。而且，即便能做到，麻烦且不说，久而久之，也会造成心理上的许多问题。因为每变换一次幽会地点，便等于重申一次这种行为的非法性，也会增加一分不道德感。这就会给他们的偷情蒙上一层阴影。偷情本应该是两相愉悦的事，如果不愉悦，偷情干什么呢？于是，总有一天，会有一方提出：“我们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算什么事呢？”这就必须提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而可选择的办法也无非三种：分手、离婚，还有一种是一了百了的——殉情或杀死对方。但是，如果能痛痛快快分手，那就不是“橡皮糖”了；而后两种选择的后果之严重，自不言而喻。事实上，许多罪案，均因此而起，而偷情之遭人谴责，原因也多半在于此。

由此可见，橡皮糖式的情人关系，是最麻烦、最危险，也最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一种。因此，较之“易拉罐式”，它更引起人们的警觉。但是，易拉罐式的情人，毕竟可遇而不可求。它毕竟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成为常规方式，也难以满足某些人的需求。因此，有人设想一种最佳情人方式——“的士式”，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两相情愿，互不欠账”。不过，这种“理想”的情人，却总让人觉得有点像应召女郎。

看来，十全十美的办法，大概是没有的。

可惜，偷情这件事，却又从来就是屡禁不止的。

事实上，不但偷情的方式形形色色，而且偷情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值得同情，有的应该谴责，有的则一下子难以说清是非。

比较值得同情的一种是婚姻的不幸。其中最值得同情的又是当事人在家庭中受到歧视和虐待，而在情人那里得到体贴和关怀。这种情况，一般以女性为多。因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受配偶欺辱的现象相对较多，而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则是连情人也不敢找的。

不过，更多的情况，还是娶不如意，或嫁非其人。这种情况，在包办婚姻的时代，可谓屡见不鲜，即便在今天，也未必没有。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半老之后还要偷情的徐娘，便是一个不满意自己婚姻的人。她嫁给了皇帝，表面上看风光得很，其实内心十分苦闷。她甚至公然用嘲弄皇帝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苦闷。萧绎瞎了一只眼睛，是个“独眼龙”，徐妃在化妆时便常常只打扮一半，名曰“半面妆”，其理由则居然是“反正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一半”。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徐妃的“半面妆”，显然就意味着在她看来，那个萧绎既不爱她，也不值得她爱。这自然大伤皇上的面子。元帝后来要她自杀，这也是原因之一。

婚姻不幸的具体情况也很多，有性格不合，有志趣不同，也有性生活不和谐等。比如明代福建莆田有一位徐姑娘，是一个有名的才女，聪颖好学，才华横溢，然而其所嫁者，却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富家子弟俞公子。洞房花烛夜，徐姑娘请俞公子对诗，公子嗫嚅说：我不会作诗。姑娘又说，对句也罢。公子只好勉强说，请小姐出题。徐姑娘随手一指桌上两方石砚，脱口吟道：“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公子呆了半天，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小姐含嗔一笑说，公子何不云“双双燕子飞帘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俞公子还是反应不过来。这自然令人十分扫兴。但身不由己的徐小姐，此时也无可如何，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俞公子的妻子。这样的夫妻，其婚后的生活不难想象，一定是了无趣味。所以，婚后没有几年，徐姑娘便抑郁而死。

徐姑娘的不幸，在于嫁非其人又生不逢时。如果她生在唐代，也许能偷情；如果生在当代，当然能离婚。但无论生在何时，如果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闯入她的生活，她多半抵御不了私奔的诱惑。

偷情中最应该谴责的是玩弄异性。

这是一些情不专一、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忠贞的爱情，而只有寻欢作乐、苟且行淫。因此，这一类人的私通，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固定对象。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家中拥有妻妾六人，日夜纵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私通情人，正如潘金莲所说，是“属皮匠的，缝（谐音“逢”）着的就上”。贾琏也是这样，丫头仆妇、清俊小厮，他都无不想勾搭上手。比如一个仆妇绰号叫“多姑娘儿”的，是一个“极不成材破烂酒头厨子”的老婆，妖冶异常，轻狂无比，和荣宁二府几乎所有仆人，都有一手，而贾琏居然也垂涎于她。终于，趁着自己女儿出痘疹，讲究忌讳，必须夫妻隔房，竟与多姑娘儿通奸。而且，一见面，“也不及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那多姑娘儿还要故作浪语：“你们姐儿出花儿，供着娘娘（指“痘疹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倒为我腌臜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罢。”谁知贾琏竟说：“你就是‘娘娘’，哪里还管什么‘娘娘’呢！”这就简直是只要能够通奸行淫，什么都不顾忌了。

认真说来，贾琏与多姑娘儿，倒也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则他们的通奸，除了让人鄙视，也算不上什么罪恶。真正“罪不容赦”的，是那些骗取他人爱情，尤其是骗取未婚少女爱情者。之所以说罪不容赦，就因为情义无价。杀人可以偿命，借债可以还钱，而骗取爱情却无可补偿。它所造成的是心灵的创伤，而且会留下终身难愈的伤口。尽管在法律上，我们无法像设立诈骗钱财罪那样设定骗取爱情罪，但在道德上，实应视骗取爱情为更恶劣和严重的罪行。

事实上，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往往是十分严重的。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可能会造成她婚姻破裂、有家难回；对于未婚少女而言，则可能造成她无法再嫁，抱恨终身。更严重一点的，还可能导致轻生。这就简直和谋杀没有什么两样了。尽管我们决不赞成一个人被骗取了爱情后就要轻生，但也决不能放过那些口是心非、玩弄异性的衣冠禽兽。

介乎婚姻不幸和玩弄异性之间的，还有许许多多难以尽说的复杂情况。比方说，少男少女和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已婚男女偷情，情况就十分复杂。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常常会产生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白的性爱冲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少女们往往会偷偷爱上“成熟的男性”，而少男们则往往会依恋于介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女人。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这种情感应该说也是很纯洁的。正因为这种情感其实很纯洁，因此被爱的那些已婚男女，便会觉得拒不忍心，结果越是当断不断，便越是不能自拔，终于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又比如，初恋的情人，由于家庭、社会等原因不能结合，天各一方，若干年以后，过去的障碍已不存在，然而其中的一方可能已组成家庭。这时，当旧情人轻声叩门，询问“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时，又该如之何呢？

再比如，家庭生活并非不幸，双方感情并未破裂，却也比较淡漠，只不过了无情趣地过日子。这时，一个更有魅力的、懂得爱情的、能给其中一方带来真正幸福的第三者出现了，又该不该接受这种婚外之爱呢？

当然，如果当事人一方拥有一个充满了爱的幸福家庭，则上述问题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幸福从来就是相对的，更何况幸福的家庭又实在是凤毛麟角。中国有句老话，叫“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中就包括夫妻之间的不和谐在内。事实上，夫妻关系从来就比不上情人。因为情人之间，除了爱，没有别的。他们原本就是为了爱，才走到一起来的，自然越爱越深。夫妻则不同，他们之间的内容要多得多。除了性与爱以外，还有家庭建设、家庭责任、家庭义务，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如婆媳、妯娌、翁婿等关系）的处理。不要说事务如此繁多，仅是家务劳动一项，便足以冲淡爱情的浪漫。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理想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恩爱夫妻、和谐家庭都只是相对的。然而人们却又总是要追求理想的爱情，要求夫妻关系像情人一样浪漫多姿。这就使得不少人婚前两情相悦，婚后大打出手，看配偶样样不顺眼，看情人处处都可爱。所谓“婚外恋”，可不就应运而生？

看来，对于包括“婚外恋”在内的偷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同情的同情，该谴责的谴责，该帮助的帮助，尽可能地找到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当事人的合理解决办法。可惜，中国传统社会对此却似乎缺少这样一种科学态度，而往往会采取一种粗暴的做法——捉奸。

捉奸心理

中国人爱“捉奸”，也爱看“捉奸”。

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呢？从明面上看，当然是出于“正义感”。不管怎么说，通奸总是“不正当”的。不正则不义，不义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这就首先从前提上确定了捉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合法的事，总会有人去做。因此，只要有人通奸，就会有人捉奸，而且也不会只限于被捉者的丈夫或妻子。似乎不能怀疑这种“正义感”的真实性。事实上，不少捉奸者在行动时，心中确实是“正气一团”的。尤其是对地方风化负有责任的人，一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往往是勃然变色：“这还了得！”即便一般的匹夫匹妇，也不会认为出了这种事情，是地方之幸，因此也会正义感油然而生，义愤填膺地前去举报，或亲去捉拿。

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礼教风化确实是深入人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妻妾妇人应“恪守妇道”，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只要一听说男女两人私相幽会，也不问是张三是李四，是恋爱是通奸，都会立即闪出“捉奸”念头，弦绷得可真够紧的。

然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捉奸者那一团“正气”的背后，似乎多少总会有一点正义之外的东西。

首先我们总得承认，世界上合理合法、正义正当的事，大概并不止于捉奸一件，而通奸是否犯法、是否一定不正当，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我们认定通奸是违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认，其较之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贪赃枉法、杀人放火等等而言，总归对社会危害要小一点。然而我们中国许多人，对于抓贼、反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并未表现出捉奸时的那种热情，有的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还会持一种不合作态度。这样算下来，则我们的正义感，似乎就要打一个折扣。

其次，捉奸之后的处置，也很奇怪。按说，抓到了“罪犯”，理应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么的，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抓到小偷后猛揍一顿的，这也好理解。然而捉到“奸夫淫妇”之后，最通常的做法，是要“游街”；即便不游街，也要“示众”；即便不示众，也要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而踊跃前来观看者，也大有人在。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

的确，捉奸确实好看。

第一，捉奸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凡一部戏剧作品应该具有的，如环境、人物、情节，动作、悬念、高潮，捉奸一事之中，无不齐备。况且，这又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啊！环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实的，情节是紧张的，动作是惊险的，悬念是强烈的，高潮则是令人兴奋的。既是真人上场，又不用花钱买票，正可谓“不看白不看”，岂有不看之理？

第二，在捉奸这场戏中，可以看到许多平时想看、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赤身裸体的男女。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他俩的某些动作。这可是极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场面，是平时花钱也看不到的，现在却可以不花钱白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错过？

第三，捉奸比一般的看戏还要过瘾。一般的看戏，是演员演，观众看。演员演得再好，也难免有虚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捉奸却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货真价实，不带掺假，有足够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且自己也亲自上场，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岂不过足了瘾？

第四，捉奸不仅仅是当观众，当演员，而且是当英雄，当大爷。你想想吧，那些“奸夫淫妇”，在捉奸者面前，哪一个不是惊慌失措、丢魂落魄、胆战心惊、磕头求饶？单是在那贼男女兴头正浓时冲将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干的好事”，就十分过瘾。看着他们从热被窝里滚落到冰冷地上，脸吓得发黄，浑身哆嗦，告饶不止，就够乐一阵子的。哪能不趁这机会幸灾乐祸一回，好好体验一下优越感？

第五，捉奸不但能当英雄，当大爷，而且当得十分便当。因为你打也好，骂也好，教训也好，对方可决不敢还嘴还手。平时不敢说话的，这时不妨多说几句；平时不敢动手的，这时不妨大打出手；平时受过那“奸夫淫妇”气的，这时不妨趁机出气，平时对人低三下四的，这时大可趾高气扬。

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

所以，一有捉奸任务，男人们几乎不用动员，便会自觉上阵，踊跃前往，女人们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当然，即便错过了机会，也不太要紧，因为还有后面的游街和示众可看。看游街示众当然不及看捉奸过瘾，但有机会看总比没得看好。因此，当那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挂着破鞋游街时，看客也会十分踊跃。

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

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茎，叫“腐刑”；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驴”，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说，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淫心刚才说过，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这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里快活”了？

其次，过激才有效。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辱致死。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

如果说在“文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鸡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奸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一件是在那“淫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一件是在议论那“淫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淫”证己之“贞”。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不过，义愤再强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如果口水吐到“奸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反被其“污”么？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

第八章　闲话

荤话与风话

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奸夫淫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辱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再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奸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

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如此积极主动地去捉奸，趋之若鹜地去看奸，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颇感兴趣。没有兴趣，是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没有艺术兴趣的人不会去看画展，没有科学兴趣的人不会去看实验，对于性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也不会去看捉奸。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捉奸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的兴趣。

性兴趣的产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其实也包括性与性爱在内。古人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食（饮食）与色（性爱）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人们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尝百味，吃遍天下，却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面，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做爱毕竟不能像吃饭那样大张旗鼓，大摆宴席。

然而问题在于，可以公开谈论的“吃”，其实主要是一个“做”的问题（做饭和吃饭），而不能公开讨论的“性”，却又恰恰是一个“让人来说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书中所指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成言语，被说出来。事实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压抑的时代，说也是一种宣泄，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轻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用说来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忏悔，而在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田间地头、茶楼巷口的“闲话”。

中国人爱说闲话，尤其爱说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

什么是“闲话”呢？就是人们在闲谈时说的话。所以，但凡一切与正事或公事无关的闲事，一切个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为闲话的话题，而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看作闲话。男女关系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对于议论者而言又是与己无关的闲事，又不能公然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官话”来讲，当然多半也就只能变成闲话。闲话虽然无关宏旨，但又必须饶有趣味，大家才乐意去讲。男女关系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当然也就会成为闲话的热门话题。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无非两大类：一类是涉及自己身边人身边事的，往往带有非正式议论批评的意思；另一类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只是谈今说古，泛议男女，是闲了没事说说好玩，供听者一乐的。前一类现实性强，是热点，但要有机会（身边发生了“搞男女关系”的事）。所以，平时说得多的，还是后一类闲话。

后一类闲话，又分有情节的和无情节的两种。有情节的通常叫“荤故事”，没情节的则叫“荤话”。荤话包括各种与性有关的俚语、俗话、民谣、小曲、典故、暗号、谜语、歇后语，也广义地包括“荤故事”。中国历来就有这类荤话，有的文化水平还很高。比如，有一个谜语，谜面是“昭君出塞”，打一成语，谜底是“因地制宜”（阴蒂治夷）。如果你不知道古代称少数民族为“夷”，就猜不出。即便说出来，也听不懂。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荤话”的特征：含糊其词，一语双关，多用隐喻、象征、借代等修辞手法，让听者在似与不似之间自由想象。清人李渔在《答同席诸子》中云：“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中国的民众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美学著作，在这方面倒是无师自通。他们深知，将性赤裸裸地说出，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也未必真有“剧场效果”，还不如指桑说槐，借题发挥，让别人去心领神会。反正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只要稍有点拨，便会恍然大悟。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究其所以，只怕十有八九是这类闲话培养出来的。

讲荤话无疑是一种性宣泄。一般地说，它总是能引起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先是紧张的期待（不知那家伙会说出什么鬼话来），然后是放声的大笑（心领神会，原来是那么回事）。于是，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意识阈下积淀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释放，被压抑的性骚动也得到了宣泄和缓解。应该说，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它至少能减少一些因性压抑而导致性错乱和性犯罪的可能性，多少给性饥渴者一点替代性的满足。所以，中国历来就有荤话，而历朝历代的当局，对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荤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载于文字，印成书本，造成诲淫后果，也就一任民众即兴创作，口口相传。

事实上，禁止民间的荤话，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方面，“礼不下庶人”，真正要紧的，是统治者家族血统的纯正、嫡庶的分明，庶人们并无多少权力和财产可继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另方面，“天高皇帝远”，社会底层的事，老实说，当局想管也管不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小事。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礼教历来强调“别夫妇”“正人伦”“设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间，其实并不怎么太把男女关系当回事。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既非严格的“授受不亲”，打情骂俏、调戏说笑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就连武松这样的英雄都会随便调笑妇人，和酒店的老板娘说风话，吃豆腐，则其余可想而知。

“风话”不是“疯话”，而是调情的话。“风”本有雌雄男女相诱之义，所谓“争风吃醋”的“风”即是。“吃豆腐”的说法更妙。豆腐白嫩，可以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暗指并无实际上的性关系，只是“嘴巴上快活”。要之，说风话，吃豆腐，都是“言行不一”，“动口不动手”的。既然只动口，不动手，当然仍是“君子”，既无伤大雅，也无碍大局。说的人既不怕被视为流氓，被说的人也不会觉得是受了欺侮，听的人当然也乐得在旁哄堂大笑，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因此，男女之间，如果关系很好，很随意，也很“干净”，说话就不会有什么忌讳，也就会由说荤话而至说风话。其实，这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说给大家听的叫“荤话”，说给特定对象（主要指女性）叫“风话”罢了。

说风话的对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绝不可以对未婚少女说。对未婚少女说风话，是极大的忌讳和罪孽。谁要是这样做了，不但少女本人会勃然变色，怒斥流氓，少女的父兄以及路见不平者，也会来兴师问罪，痛打色鬼。严重一点的，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案来。

对下列三种人说风话则是百无禁忌的：一是新娘子，二是老板娘，三是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这里说的老板娘，主要指那些开茶馆、酒楼、饭铺、旅店，自己又抛头露面，出来接待客人的那种。她们做的，原本是迎来送往的生意，信奉的生意经，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门笑，过后不思量”。既然“全凭嘴一张”，自然少不了要由着客人们说几句风话，反正“过后不思量”，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反倒能和气生财，逗得客人高兴，多开销几两银子。如果这老板娘原本兼做皮肉生意，当然更不忌讳风话，反倒要借此多做一笔买卖。所以，不少的小老板，即便是做规矩生意的，也乐意让自己年轻貌美的老婆，当垆卖酒，以便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兜售买卖，或趁客人与老板娘挤眉弄眼时，往酒里兑水。

另两种情况，就要复杂一点了。

先说新娘子。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闹洞房”的风俗。在这时，和新郎新娘大开荤玩笑，不但绝无禁忌，而且还是婚礼上重要的节目之一。没有这个节目，婚礼便显得“没意思”，至少是“不热闹”。婚礼中被礼教维护者极力推崇的那些节目，如拜天地、拜父母等，都不过行礼如仪，一般老百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最想看的，一是掀盖头，二是闹洞房。节目进行到这一程序时，所有的宾客精神都会为之一振，连平时最老实、最本分的妇女，也会站在人群的外围，静静地笑着欣赏。那些未婚的男青年，更视此时为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这是他们积郁已久的性苦闷，可以尽情一泄的合法时机，岂能错过？于是，平时偷学的那些荤话，便会竹筒倒豆子似的向新娘倾泄。反正那新娘子，无论平时如何高傲骄贵，这时都还不得口。同样，那新郎无论平时如何蛮横跋扈，这时也只好哑巴吃黄连。那么，不趁这时去占占便宜，吃吃豆腐，岂不真是“亏”了自己，“便宜”了那本来就“得了便宜”的一对新人？

闹洞房的风俗起于何时，现在大概已无从稽考了。只知道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西汉仲长统所撰之《昌言》。据说当时闹洞房的情况，是“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大约是借酒发疯，趁机起哄，大讲荤话、风话，把平时不可公之于众的东西都抖露出来。不难想象，这种闹法，是围绕着“性”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所以仲长统认为这是一种“污风诡俗”，应该严加禁止。

其实，自汉代始，中国婚俗中“不像话”的事，除闹洞房外，还有“听房”。所谓听房，就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作，以为笑乐”。听房这件事，也是载入史册的。比如东汉望族袁隗娶名儒马融之女为妻，就有人听房。这事后来记载在《后汉书》中。以马融之德高，袁隗之望重，豪族府邸之中，尚有此事，则民间可想而知。

因此我怀疑，闹房与听房之俗，大约古已有之。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原始习俗，其本来目的，是对部落的青年进行性启蒙教育。不过天长日久，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性教育的方式，便变成了性宣泄的手段。而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方，还闹得极不像话。有的把新娘引至庭前，翻衣服，脱鞋子，品头论足，任意戏弄，以至“庙见之妇，同于倚门之娼”；有的大动干戈，舞弄棍棒，吊打新郎，甚至弄出人命案来，使“红事”变成了“白事”。显然，这就不是性的宣泄，而是心理变态了。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玩笑，都应该以不伤害对方为度。这就像挠痒痒，轻轻抓挠几下，挺舒服；下手重了，抓破皮肤，性质就变了。荤玩笑就更应适度，因为它极易造成对对方人格的侮辱，尊严的侵犯，也极易造成伤风败俗的不良社会效果。但是，这个度并不好把握。而且老实说，再适度的荤玩笑，也毕竟不雅；在婚礼上对新郎新娘大起其哄，强人所难，也极不文明。无论怎样，要求新人当众出丑，总是对他人不尊重的做法。因此，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相信这种陈规陋习，也终会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老板娘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人，新娘子更是十年九不遇，平时可以与之随便说说风话，开开荤玩笑的，大约便只有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一种。为什么必须是已婚妇女，又必须关系不亲不疏呢？这就涉及中国传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微妙问题了。

微妙关系两种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子娶妻的先后，是以年龄为序的。当哥哥的还没有娶亲，做弟弟的只好等着。这样一来，已婚妇女和其他未婚男子之间，便有了“叔嫂之谊”。因为那些未婚男子，不是丈夫的兄弟，便是丈夫的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或者可以视为兄弟的哥们，则已婚妇女，自然也就是嫂子了。

叔嫂关系是一种最微妙的关系。

在我们先人所设的“男女之大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叫“叔嫂不通问”，即嫂子与小叔之间，是连话也不能说的。为什么要做如此严格的规定呢？就因为叔嫂之间，极容易发生奸情。叔嫂年龄相近，又天天生活在一起，倘若两情相悦，简直防不胜防。更何况，弟弟看见哥哥与嫂嫂亲热，总难免见景生情；嫂嫂看见小叔比丈夫年轻，也难免见异思迁。要想他们两人真的“井水不犯河水”，哪里保得住呢？弄不好，便会做了一锅“杂烩汤”。

这可是最严重的乱伦和最大的丑闻之一。因为依礼，“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叔嫂通奸，简直无异于弑父娶母，岂不是形同禽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隔离起来，连话也不许说，这才能防患于未然，至少也能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

不过，这一规定虽说有理，实际上却很少具有可操作性。不要说必须共同劳作生活的小家小户做不到，便是大户人家，其实也很难做到。贾宝玉和王熙凤就是叔嫂，通问不通问呢？并不少通。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家族中，嫂子和未婚小叔之间，不但常常通问，而且关系和感情往往也比较好。前已说过，中国已婚的女性，往往都天然地有一种母性。如果说她们对丈夫的疼爱，已有几分母亲对儿子的意思，那么，她们对于未婚的小叔子，便更有母亲对待小儿子的味道。在不少已婚女性看来，小叔子是最需要由自己来疼爱的：他们年纪小，又没有媳妇心疼，那么，嫂子不疼谁来疼？所以，照料兄弟饮食起居的固然是嫂子，热心为他张罗娶媳妇的，也往往是嫂子而不是哥哥。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比如王熙凤和贾宝玉的感情，就远远超过贾琏。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凤姐对宝玉的真心呵护和疼爱。这里面除了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赞赏，以及多少有讨好贾母（贾母疼宝玉）的功利成分外，叔嫂之情，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凤姐对那“不成器”“没人疼”的贾环，也同样挺爱护的，至少不那么欺负他。

已婚妇女不但往往比较疼爱自己的小叔子，而且，对于自己丈夫的那些未婚男朋友、男同事，亦即一切可以广义地看作小叔子者，差不多也都有这样一种呵护疼爱之心。因为由此及彼和推己及人，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倾向。既然“老吾老”，可以“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可以“以及人之幼”；那么，“弟吾弟”，怎么就不可以“以及人之弟”呢？当然可以。更何况，母爱又是一种多么博大的爱啊！当一个女人以母爱之心来看待世界时，她的爱心是可能会超出家庭范围的。而在她们看来，最值得怜爱和疼爱的，又是那些未婚男子，即那些没有女人心疼的“大男孩”。

这里面的心理原因是很深层的。

一个比较现实的深层心理原因，我们无妨称之为“恋子情结”。恋子情结产生的原因，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生理的原因是“异性相恋”，社会的原因则是母以子贵。父亲较疼女儿，母亲较疼儿子，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这种共性加上母以子贵，就使得中国女性的恋子情结格外严重。这种情结是有遗传性和感染力的。因此一个已婚的女子，不管她是否已有生育，都会以一种母亲疼爱儿子的心理，去对待她的丈夫，她的小叔子，以及一切可以视为小叔子的青年男子。

另一个比较古老的深层心理原因，则似乎可以称之为“群婚情结”。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的某一时期，一个女子如果成了一个男子的妻子，往往也就意味着她同时也是这个男子兄弟的共同妻子，正如一个男子如果成了一个女子的丈夫，往往也就意味着他同时也是这个女子姐妹的共同丈夫一样。更何况，中国原本就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即丈夫去世后，兄弟可以娶嫂为妻。从这个意义上讲，哥哥的妻子，就是弟弟的半个未婚妻。这其实才是叔嫂关系微妙中之最微妙者，也是规定“叔嫂不通问”之最深刻的用心。因为这种“准未婚妻”关系，极易导致弟弟的非分之想。它不但会导致乱伦，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弑兄，而弑兄对于做兄弟的来说，又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能夺妻，又能夺嫡（夺取长兄的嫡子地位），连老婆带财产和权力一并继承，那可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呢！

然而，做小叔子的，如果并非亲兄弟，就没有这种“犯罪动机”。因为“兄终弟及”，仅限于亲兄弟。于是，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把兄弟，与嫂嫂之间，反倒比真叔嫂关系更可随便。因为一方面，在礼法和习俗上，他们并非“准未婚夫妻”；另方面，在心理和情感上，又毕竟有“叔嫂之谊”。所以，未婚男子与已婚妇女之间，如果处于一种不亲不疏的关系（太疏不成叔嫂，太亲又有嫌疑），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准情人”。所谓“准情人”，就是既不像真情人那样，真有恋爱关系和性关系，但相互之间的交往中，又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性爱的意味。其具体表现，就是“说风话”和“吃豆腐”。

在民间，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未婚青年与已婚妇女之间的打情骂俏、说说笑笑，从来就是颇为“好看”的一种民俗风景。多少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大多会见过这种场面。这种场面在人民公社的时期，尤为壮观。那时，男女社员都要一起到地里干活，或者修水利，或者学大寨。一到工间休息的时候，这种节目也就上演了，而在这时，真是什么荤话和风话都讲得出。因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决无偷情通奸嫌疑的，因此大可放肆一下。所以，闹到兴头之上，有的还不止于动口，也要小动一下手，比如把某位妇女放翻在地，往她身子里面塞土等等。

每到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来围观喝彩，当领导的也不会来阻止。不阻止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类事古已有之，向来如此，犯不着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二是农村一向少有戏剧、电影、歌舞，这种打闹也算是一种“娱乐活动”；三是如此谑笑嬉闹一番后，大家的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回头干活时没准工效还会更高。所以，高明的农村基层领导，都不会那么“不得人心”地去制止这种节目，反倒有时还掺和几句，以示与众同乐，干群关系融洽。

这简直就是现代的上巳节，简直就是《诗经》时代“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现代版。所不同者，在于现代版要粗俗得多（没有芍药花可赠了），但也正派得多。因为古代的上巳节是真要私奔的，其现代版则仅止于玩笑而已。但性宣泄和性启蒙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当年上山下乡的城市读书娃（知识青年），便有不少人，是在这种场合受到的性启蒙。

在这种场合中，有两类人的态度颇为有趣。

一类是未婚少女。她们是不能参加这种调笑的，男人们也不得和她们开这种玩笑，否则便是流氓行为。可见，即便在不怎么把性当回事的民间，少女的贞操仍是极为看重的事情。男孩们不妨受些“污染”，少女们则必须保持“清白”。甚至，在上述场合，如果有一位少女板起脸来起身走掉，则闹剧也会立即自动终止，众人脸上也会觉得讪讪的，很不好意思。看来，守贞的少女确有一种圣洁感，其影响虽无形，却又相当有力。

另一类是当事人的丈夫。当人们对一位已婚妇女大说风话，嬉闹调笑时，她的丈夫只能袖手旁观，绝不能出面制止。出面制止，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只会把事情闹大，连自己也赔进去。轻一点的，人们会嘲笑说：“怎么，疼媳妇啦？”在中国，疼媳妇比怕老婆还丢人，这个脸可丢不起。重一点的，或许会把那做丈夫的也推上第一线，让他和自己的老婆站在一起“挨批斗”，这个脸同样也丢不起。高明的办法，当然只能是不闻不问，装糊涂。

实际上，这种事情，往往也用不着老公们来“帮倒忙”，女人们自己就能对付。说白了，做人之难，无非就是一张脸皮。“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已婚妇女不是处女，脸皮早就不那么要紧了。因此说起风话来，只怕比男人还厉害。其结果，往往是挑起事端的小青年们由色胆包天到招架不住，最后在一片哄笑中落荒而逃。

丈夫们的袖手旁观，原因还在于他们深知，对于未婚男青年和自己老婆打情骂俏这种事，是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不得真的。首先，这种事本来就不是真的，不过玩笑而已，你要是认起真来，先不先就让人觉得可笑。其次，大家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弟兄”。弟兄们倘若实在忍不住性饥渴，那是当真要把老婆让出去的，现在不过只是开开玩笑，过过嘴巴瘾，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所以，谁要是连这种事也较起真来，便会遭人蔑视，认为这小子实在太小气，太不像男人，也太不够哥们。你小子热茶热饭热炕头，享尽了人间清福，弟兄们却在“打饥荒”，还不许大伙儿嘴头上快活快活么？可以肯定，谁要是在这种场合认了真，谁就会在村子里弄得极没有人缘。当然对于那女人而言，也如此。

做丈夫的必须积极支持和肯定妻子疼爱小叔子，做妻子的却断然不会容忍丈夫疼爱小姨子。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不平等，而且总是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唯独这是一个例外。

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也是最微妙的。

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是微妙到连称谓都没有的。中国人极重亲属关系，而且极重亲属关系的种类和层次。不同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说法，比如夫妻、婆媳、岳婿、叔嫂、姑嫂、妯娌、连襟、亲家等。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却似乎无此专业术语，不知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所致，还是古人有意要淡化这种关系。

的确，较之叔嫂，姐夫与小姨子之间更容易发生奸情。小姨子似妻，很容易让做丈夫的由此及彼；姐夫如兄，也很容易让当妹妹的顿生羡慕；而男人喜欢年轻女子，女子倾慕成熟男性，又本是人之常情。所以，一旦妻子人老珠黄，成为“明日黄花”，丈夫便很可能会垂青于“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小姨子，而情窦初开的小姨子，也可能为姐夫“成熟的魅力”所倾倒。更何况，依“媵制”，男子原本是有权将自己妻子已经成人的妹妹娶进家门，以为“娥皇女英之事”的，因此也不算非分之想。事实上，姐夫偷小姨子之事，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有名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据说他在正妻大周后抱病时，便与小姨（即后来的小周后）私通，还留下了据说是描写小周后“手提金缕鞋”，蹑手蹑脚来画堂南畔偷情的《菩萨蛮》。这可真是铁证如山了。

因此，当妻子的，对于丈夫与妹妹的关系，便不能不倍加警惕。不但必须防着妹妹，便是与妹妹相仿的女性，也必须严加防范。自己的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朋友、女同事，最好不要带到家里来，以免引狼入室；丈夫的女同学、女同事，也最好看紧一点，以免变生不测。这实在很辛苦，但也没有法子，而且总比当真闹出什么丑闻或者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家庭破裂好。

这种高度警惕和小心防范，当然会弄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闹出不愉快的结局。比如，丈夫和小姨（或别的女孩）原本没什么事的，妻子一闹，反倒提醒了他们，或者让他们产生了逆反心理，偏要弄假成真，岂非没事找事，自作自受？可惜，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而且发生的概率，也未必就比姐夫偷小姨子低多少，这可真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然而，妻子们却不能不保持她们的警惕性。

事实上，公众舆论对于这种事，其敏感程度，也不低于妻子们。在任何社区和单位，一个已婚男子如果和一个未婚少女关系比较密切，就难保没有人来说闲话。

这种敏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男女关系本来就是敏感的事。现代社会虽然不再讲“设男女之大防”，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系如果太密切，也总得有个说法才好，否则便会让人生疑。其他关系大致都是有“说法”的。比如，未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恋爱”；已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友谊”。因为已婚男女各自有家有室，双方都有人盯着管着，越轨的可能性总是相对比较少，无妨以善意视之。已婚女子与未婚男子关系好，则可能是“关怀”。因为已婚女子之于单身男子，一半像母亲，一半像姐姐，偷情的可能性也相对比较少。如果两人年龄悬殊较大，则更可放心。最不能让人放心的，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关系好。他们有什么理由关系好呢？没有，既然没有，那就“不正当”。

所以，中国的男女关系中，最必须注意“瓜田李下”嫌疑的，就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而且，一旦闹出事来，受损失最重的，往往是男方。因为女孩子可以解释为“不懂事”（但也难免被斥为“不自重”），男方则无任何理由可以自圆其说。老婆会闹离婚自不必说，单位上风言风语，甚至领导来找谈话也不必说，女孩子的家长也有可能找上门来讨个说法。这样一来，还不闹个沸反盈天，名誉扫地？

当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男女双方都身受其害。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鬼混，当然不是好货；一个已有妻室的男子，居然去勾引涉世未深的少女，自然是流氓。那么，这一男一女是否真有“奸情”呢？这就没人深究了，无非捕风捉影，想当然耳！但是，“想当然”是不犯法的，“说闲话”也是不犯法的。要想让别人不说闲话，就只有自己检点行为，认清界限，不要没来头地去惹是非。至于妻子们，即便仅仅只是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丈夫的闲话，弄得门前不得清净，也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孤男寡女

另一类极易招来闲话的是“孤男寡女”。

所谓“孤男寡女”，就是指那些大大超过了婚龄的单身男女，以及丧偶或离异后没有再嫁或续弦的已婚失偶男女。他们在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即独身男女、寡妇和鳏夫。对待这三类人，中国人通常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鳏夫，人们普遍持一种同情态度。所谓“鳏”（读如“关”），原指老而无妻的人，特指丧偶的老年男子，泛指一切失偶的男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四种人之一。这四种人是：鳏、寡、孤、独。鳏是丧妻之人，寡是丧夫之人，孤是丧父之人，独是丧子之人，即鳏夫、寡妇、孤儿、独老。孟子说：“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就是说，这四种人，是最需要帮助的。所以周文王施仁政、搞救济时，总是先从他们开始。中国人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或丧夫），晚年丧子，那就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也是最最值得同情的人。

这种同情是很自然的，也是很人道的。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家庭成员的丧失，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孩子失去了父亲，就无人抚养；老人失去了儿子，就无人赡养；妻子失去了丈夫，就无人供养；丈夫失去了妻子，就无人调养。家庭是残缺的，心灵是受损的，生活是困难的，当然让人同情。

然而，这种同情却并不均等。就拿对待同是丧偶的鳏和寡来说，态度就大不一样。对待鳏夫，人们是既同情又谅解。鳏夫续弦，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男人死了妻子，当然要再娶继室，以免“中馈空缺”；鳏夫不续弦，人们也认为无可厚非，因为这可以解释为对亡妻恩爱不忘，是“重情之人”，或者解释为怕后娘亏待子女，是“慈爱之父”。

对待寡妇，态度就不同了。新寡之时，人们是深表同情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的眼光，便开始变得冷酷而挑剔，要看这个寡妇再嫁不再嫁，守节不守节。如果再嫁，人们便会大摇其头：“一女不事二夫。”寡妇岂可再嫁？若告以生存困难，也难得到谅解：不就是怕没饭吃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嘛！只要意志坚定，有什么守不住的？如果守节，也不一定能换来满堂喝彩，因为人们还要观察，还要考验，要看她到底“守不守得住”。这种怀疑的目光，总要等到这寡妇已成老妇，断然没有再嫁的可能，才会变为敬重，但此时的寡妇，只怕早已心如死灰了。

这种怀疑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守节极难。

第一难是“生存难”。首先经济上就很困难：既不能坐吃山空，又不能抛头露面，外出谋职，则生活何以为继？其次是人身权、财产权没有保障。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私有财产是属于男人的，女人没有产权。丈夫一死，如果又没有儿子，则家产就有可能被视为“无主公产”而遭劫掠，甚至连自己也会身不由己。比如祥林嫂丧夫后，便被婆婆卖掉，想守寡也守不成。明末名士钱谦益死后，族人便要瓜分其财产，幸得柳如是拼死一搏，才得保全，而柳如是这样有胆有识的女人，又能有几个？

第二难是“精神苦”。有一首民谣唱道：“小寡妇，十七八，掀开珠帘没有他。靴帽襕衫床边挂，烟袋荷包没人拿。关上门，黑古洞；开了门，满天星。擦着火，点上灯。灯看我，我看灯，看来看去冷清清。”明代冯梦龙《情史类略》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说是有一位被表旌的寡妇，寿高八十，临终时招其子媳到床前嘱咐说，以后我们家，倘若不幸有人年轻守寡，一定要迅速把她嫁出去，不要守，因为“节妇非容易事也”。说完，伸出左手给大家看，掌心有一块大疤。老太太告诉家人，这是她年轻守寡时，“中夜心动”，只好以手拍案自忍，不慎误触烛台所伤。可见青年寡妇，内心何等压抑，寂寞又何等难耐。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无疑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清人沈起凤《谐铎》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寡妇的精神苦闷与性压抑，已一再被引起注意了。

第三难是“性骚扰”。正因为人们深知寡妇几乎无不处于性压抑和性苦闷中，因此不少好色之徒，便不免起了趁火打劫、趁虚而入之心。在他们看来，寡妇都是叫春的猫，只要一勾引就会上手的。所以寡妇的门前，总是少不了色狼的骚扰和纠缠，而她们又往往缺少自卫的能力，别的男人也不敢前来保护（怕有奸夫嫌疑），岂不是只好任人欺辱，或者每天晚上都吓得半死？

第四难是“是非多”。在许多人看来，寡妇八成是要“偷汉”的，尤其是年轻的寡妇。“年纪轻轻的，哪里就守得住呢？当然是……”所以，寡妇的闲话往往特别多。只要言行稍有不慎，便会立即招来物议，浑身是嘴都说不清，而且根本就没有申诉的余地。因此不少的寡妇，都会选择殉夫，以免后来被人闲话，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表彰是表彰了，但这种“慷慨”，又是何等地自私！

寡妇门前是非多，单身男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

首先，在中国人看来，一个男子或女子，大大超过了婚龄，居然不结婚，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道理，他们难道不懂？一定有什么蹊跷，没准还会有什么“猫腻”。至少，也是有问题。不是生理上有问题，便是道德上有问题。

伴随而来的是各种“事实”和谣言的广泛传播。比方说，某男和某女经常去医院，或某男某女住处经常有陌生女子或男子出入。话说到这里，听的人都会心领神会，接下去便是鬼笑鬼笑。他们的意思，其实也很明显：某男常去医院，一定是去治疗阳痿；某女偶尔去了医院，则多半是去堕胎；家中常有陌生男女出入，自然是通奸了，当然也可能是嫖妓。否则，他们为什么不肯结婚？如果不是生理上有毛病，那就一定是为了“乱搞男女关系”的方便。

这种议论不但对于当事人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便是他们的亲属，也会觉得吃不消。因为闲话总会传到他们的耳中，保不住还会有人“好心地”来提醒他们：“你们家闺女老不嫁人，可不是个事呀！”留下“问题”让你自己去想。其实不用想也知道。按照中国人的逻辑，一个男子不肯或未能婚娶，无非是三个原因，一是阳痿不举，二是作风不正，三是欠缺能力，比方说事业无成，相貌不好，人缘太坏，地位太低等。老姑娘的长期不嫁，问题就更严重了。她往往会被视为“没人要的货”：或是贱货，或是丑货，或是骚货，或是烂货。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让其父母亲人大丢面子。（关于本节，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

于是，父母家人便只好也向独身男女施加压力，逼他们早日完婚，以绝后患，以杜闲言。其实，一个人的独身，原因是很复杂的；而结不结婚，也是他们的自由，社会对此，应一视同仁地不予干预。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只讲社会义务，不讲个人权利。因此，一个男子或女子如果决计独身，便不能不另外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理由”，比如为了“练童子功”，甚至干脆剃了头发，去当和尚尼姑。

其实，即便当了和尚尼姑，也不顶用的。

道理很简单：和尚尼姑也是闲话的对象，因为他们也是“孤男寡女”。

中国的“荤故事”中，有两类题材是久演不衰的，这就是“寡妇偷汉”和“僧尼通奸”。因为在中国的俗人们看来，这两类人，性要求最强烈。阿Q就曾提出这样的“学说”：“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水浒传》也有这样的“理论”：“惟有和尚色情最紧。”其理由是：“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所以，中国的闲人们，便特别关心寡妇和僧尼的私生活，也特别爱看关于他们的戏，比如《小孤孀上坟》或《火烧红莲寺》。

当然，僧尼们因为长期过着禁欲的生活，心理上存在着性压抑和性苦闷，也是事实。过去有一首僧人所作之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此诚为其心理之写照。僧尼与俗家私通或僧尼互通之事，当然也有发生。唐人刘言史有诗云：“旧时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料得襄王惆怅极，更无云雨到阳台。”这样调情的诗，竟是送给尼姑的。女道士王灵妃赠给男道士李荣的诗中，竟有“此时空床难独守，此日别离那可久”的句子。诗虽为骆宾王代作，但情却无疑是王、李二人的。

闲人们之闲话僧尼，其实倒并不在于他们确知僧尼有多少私通偷情之事（应该说多数僧尼还是守戒的），而仅仅在于他们是“孤男寡女”。中国文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成双成对的，各个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比如天地、日月、昼夜、阴阳。人也一样，也必须成双成对，比如君臣、父子、夫妻。成双成对才靠得住，独往独来便让人不放心。因为独立便难免失衡。大家心里不平衡，相信他们自己心里也不平衡。何况，僧与尼虽然都是独身，放在一起却也成对，则世俗之人，便难免要将他们配对，而且认为十分“相配”。同样的，鳏夫和寡妇，也是“缺配”之人，倘若将他们配对，便能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因此，如果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说了话，或一个鳏夫和一个寡妇说了话，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之间一定有了“好事”，而种种闲话，便会应运而生，到处飞短流长。

离婚与再婚

离婚与再婚，也是闲话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人对于离婚一类的话题，从来就是兴趣盎然的。“某某人离婚了！”这样的消息，在任何单位和社区，往往都能引起热烈的讨论。打探真情者有之，寻根究底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大发感慨者亦有之，其热闹与兴奋，往往能持续好些日子。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议论别人的离婚呢？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结婚也好，离婚也好，都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社会的要求；“夫妻恩爱，白首偕老”，是社会的理想。既然是社会问题，当然也就“人人有责”，大家都要关心过问。所以，单身男女如果老不婚嫁，便会有人一再来介绍对象。同理，已婚男女如果居然要各奔东西，自然也会有人一再来调解劝和，至少父老乡亲、同事邻居们要议论议论。

那么，为什么结婚和离婚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呢？

因为婚姻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

首先，它意味着“成人”。我们知道，结婚，就是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夫妻”是什么意思呢？说得白一点，就是成年人。高鸿缙《中国字例》说：“夫，成人也。”他的理由是：“童子披发，成人束发，故成人戴簪。”的确，夫这个字的字形，正是一个正面而立的人头上插了一根簪子的形状。因为是成年人，因此不能写作“亻”，而应写作“大”，意谓“大人”。依照周代的尺寸，童子身高五尺，所以叫“五尺之童”；成人身高一丈，所以叫“丈夫”。原来夫也好，丈夫也好，本义是指“成年男子”。

我们再看什么是“妻”。甲骨文没有妻这个字，只有“妇”（也有“夫”）。一般地说，妻就是妇，故夫妻也称夫妇。但准确地说，妻只是妇中之一种，即正妻、嫡配。妇则既包括妻，也包括妾。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说：“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其实就是做妾。妾为什么只能称为妇呢？因为妻贵妇贱。从字形上看，妇是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妻”则是一个女人头上戴了簪子（或其他装饰品）。这个头戴“凤冠”的妻，当然比手持扫帚的妇要高贵。《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也就是说，妻，乃是诸妇中唯一可以与夫平起平坐的一个。因此，许慎又认为，妻字是从“贵女”两个字演变而来的。不过，妻的头上既能戴簪，则说明她已成年。

所以，妻，也可以解释为“成年女子”。准确地说，则是举行过成年礼的女子。在上古时期，男子的定婚和女子的许嫁，都在成年仪式上进行。在这个仪式上，男子要束发加冠（头上戴帽子），女子要束发加笄（头上戴簪子），还要取一个字。束发加冠成为夫，束发加笄成为妻。这样的夫妻，就叫“结发夫妻”，而尚未许嫁则叫“待字闺中”。（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第二章）

这可是与妾无缘的。妾的本义是女奴，事实上开始时也多由奴隶之女充任。女奴和奴女是没有资格参加什么成年礼的，也没人为她们举行这种仪式。有资格的只能是贵族的女儿（贵女）。她们才能在头上戴簪子，也才能为人妻。女奴和奴女则只能为人妇，天天拎把扫帚去扫地。

婚姻不但意味着成人，还意味着“成家”。这可不是小事。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中国传统社会有两大特点，即“民以食为天”和“国以家为本”。因此，社会必须关心两件大事：一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有口饭吃”；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个配偶，“有个家室”。有饭吃，就不会“闹事”；有家室，就不会“出事”。一个人，如果按时成家，则本人安心，大家放心。

如果所有人都按时成家，则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更何况婚姻不但是成家，而且是“成亲”，即所谓“合二姓之好”。“合二姓之好”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国是由家构成的，所以才叫“国家”。国家既然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那么，如果一个个家庭都成了“亲”，岂非“四海之内皆兄弟”，“普天之下一家人”？

成人、成家、成亲，婚姻的意义不小！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传统社会对独身和离婚的反对。因为独身即“拒绝成人”，离婚即“破坏成亲”，两者都会造成对家庭这个国本的动摇和颠覆。严重一点的，还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因为结婚既然是“合二姓之好”，则离婚当然也就是“结二姓之怨”，至少也是“绝二姓之好”了。这样，两个人的离异，便很可能导致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和敌对，甚至徒起祸端，引发纠纷，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这种严重后果的产生是很自然的。西方社会因为以个人为本位，无论“成家”“出家”，都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损失。中国人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责任、荣誉、利益，都和他的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取决于他的家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离婚，尤其是女方被“休”，对于女方家族而言，是极没有面子的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好”：或是不贤惠（如不事舅姑、嫉妒），或是有过失（如口舌、盗窃），或是没福气（如无子），或是无妇德（如淫佚），总之是“有问题”，这才成了“没人要的货”。这当然是极丢面子的事。更何况，这些问题，深究起来，又多半要归咎于“没家教”。这就等于直接往女方家族脸上抹黑了，岂能容忍？当然非得一报还一报，大打出手不可。

即便没那么严重，该成人的不成人，已成家的要分家，至少也是“不像话”。

如此一来，离婚当然不会被看作是好事。既然不是好事，则人们当然不但要表示反对，而且要表示惊诧：“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中国人是很主张凑合的。“好死不如赖活”，是主张凑合着活； “好散不如好合”是主张凑合着过。那么，如果有两个人居然不肯凑合了，则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而这，正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一对夫妻要离婚，当然是“出事”了。但这个事，却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性格问题、经济问题、与男方或女方家族成员关系问题等等，都可能导致一对夫妻的要求离婚。

但是人们却多半不会这样理解。

在一般的闲人们看来，一对夫妻要闹离婚，只可能是在一个问题上出了事，这就是性。具体说来，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一方出现性功能障碍，二是某一方（或双方）有了外遇。第一类问题有神秘感，第二类问题有戏剧性。但无论何种情况，都足以让人大讲其闲话。

如果说闲人们的闲话近乎无聊，那么，礼教制定者和维护者的说法就绝对无耻。因为一旦发生离婚案，他们就会把全部责任都算在女人身上。

事实上，中国古代没有“离婚”，只有“休妻”。“休妻”又叫“出妻”，礼法上历来有“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做妻子的只要犯了“七出”中任何一条，做丈夫的都有权将其赶出家门，予以休弃，这就叫“出妻”或“休妻”。

“七出”之条大约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依据《大戴礼记·本命》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不事舅姑就是不孝敬公婆。其实，事实上未必是不孝敬，只要公婆不喜欢，也要休妻的。因为“不事舅姑”即为不孝，而不孝乃罪莫大焉。同样，无子也是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淫有两种，一种是“淫乱”，即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包括家族成员）发生性关系，当然是“失德”；另一种是“淫佚”，即性欲旺盛，无休止地与丈夫做爱，结果弄得丈夫元气大亏，肾虚体弱，当然也是“失德”。这两种情况，也都无耻，理应休去。妒忌是不容丈夫与别的女子交往，或在自己“无出”的情况下不容丈夫纳妾，也算“不守妇德”。口舌（又叫“多言”）有三种：一是在公婆面前多嘴，是“不恭”；二是在丈夫面前唠叨，是“不顺”；三是在姑嫂妯娌之间倒闲话，是“不和”。三种情况都会影响家庭的安定团结，因此也必须休去。盗窃一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夫妻俱为一体，哪有自家偷自家的？大约是指偷了婆家的东西送到娘家。恶疾一说更无道理。做妻子的生了病，理应由丈夫出资治疗，岂有反被赶出家门之理？

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对女性极不公平。不但不公平，也很苛刻。做妻子的稍有不慎，便会有被休的可能。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顿夹生饭，便把她休了，简直岂有此理。事实上，许多男人的出妻、休妻、弃妻，根本就不是做妻子的有什么错误，而是他们自己嫌贫爱富、厌旧喜新。比如魏的平虏将军刘勋，娶妻宋氏，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女，就以“无子”为理由，把宋氏休了。结婚二十多年不提无子的事，一见山阳司马女就想起“继统大事”了，其真实原因可想而知。汉代王肃的休妻，更是连理由也没有，只因皇帝要把公主嫁给他，王肃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休妻。

大约礼教的制定者也料定了会有这种事情，因此又做出了“三不出”的规定，以为休妻的限制。

所谓“三不出”，依《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即是：“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一个女子，如果出嫁时娘家有人，现在娘家无人（一般指父母双亡，则“娘家”已不复存在），就不能休弃，因为这会使她无家可归。在旧时，女子是不能独立成家的。儿时以父母为家，婚后以丈夫为家，所以出嫁叫“归”，离异后回娘家也叫“归”，又叫“离异归宗”。娘家不存，自然无家可归，这是极不人道的，因此社会不予允许。另外，归通馈，娶通取，有取无馈，也是不道德的，因此“有所娶无所归不去”。“尝更三年丧”是指做儿媳妇的已为公婆守“三年之丧”，义同“未嫁女”，与丈夫有了兄妹情分，如若休去，便是忘恩负义。“贱娶贵不出”，则是指丈夫娶妻时，夫家尚贫贱，现在富贵了，倘若休妻，便是势利、背德、没良心。

“三不出”中，最深入人心的是“贱娶贵不出”。一个男人，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便不但会有人说闲话，甚至还会受到公开的舆论谴责。中国人历来崇尚的，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喜新厌旧、另攀高枝。如果有人胆敢如此，舆论一般都不会轻饶；如果这时女方起来反戈一击，大家则多半会拍手称快。

这样的事，历史上也曾有过。比如后汉有个叫黄允的，当时曾“以隽才知名”，但看来德却不怎么样。司徒（一种地位极高的官）袁隗想为自己的侄女求偶，看到黄允英俊潇洒，便赞叹说：“得婿如是，足矣！”黄允一听，立马回家闹离婚。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并没有如常见的那样，哭天抢地，寻死觅活，痛不欲生，而是平静地对婆婆说，如今我被休弃了，即将与黄家长辞，希望能一会亲属，略叙离别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夏侯氏稳坐正中，举起手来，历数黄允不可告人的隐私丑闻，共十五件。说完，便登上车子，扬长而去。

这下子可就轮到黄允被别人大讲闲话了，而且被讲的内容，显然还远不止于离婚一件。

离婚者的闲话多，再婚者的闲话也不少。

一般地说，中国社会并不反对再婚。鳏夫的续弦一直受到鼓励，寡妇的再醮也并非都被视为失节，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但这并不意味着再婚是多么光荣和体面的事。事实上，不少的再婚仍是难免要招来物议的。比如说，童男娶寡妇，处女嫁鳏夫，就很没有面子。因为前者是“捡别人剩下的货”，“吃别人啃过的馍”，如果不是神经病，那么便多半是没本事；后者则是嫁了个“二婚头”，是去做“填房”，那便多半是“嫁不出去”，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所以，这一类的婚姻，当事人的心理障碍往往都很大，要有很大的决心才行。

另一类极易招惹闲话的再婚，是当事人双方都有子女者。有子女的再婚，原本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其中牵涉到如何与对方前夫或前妻子女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国传统的观念，是把生儿育女看作为婚姻的目的的。既然结婚的目的，本在生儿育女，那么，现在你们已有子女了，还再结什么婚？好好领着你们的子女过日子，把他们抚养成人，不就行了？

显然，已经完成了生育任务却还要婚嫁，只能有一个解释，而这个可能有的解释在许多人看来，又是很可耻的事。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合法，才道德，非生育的性事则应视为淫欲，这就难免让人说闲话。如果双方当事人年龄较大，便闲话很多：“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还不安分！”如果是老夫娶了少妻，则闲话也不少：老的固然是老不正经（否则娶那么年轻的女人干什么），女的自然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因为“自古嫦娥爱少年”，哪有年轻貌美的女子甘愿嫁给老头子的？如果不是“早已失身”，无法嫁给童男，便是“另有图谋”，八成是在打那老家伙遗产的主意。而且，说不定还早已暗中养了个“小白脸”，让那老头傻呵呵地戴绿帽子。显然，这样的闲话，不但当事人受不了，便是他们的子女，也会感到压力，并因此而极力反对他们父母的再婚。中国老年人再婚的困难，一多半原因往往在此。

窃不如说

看来，中国人不但爱说荤话和风话，也爱说一切性的闲话。在中国人平时爱说的种种闲话中，实际上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闲话，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

这并不奇怪。

如前所述，性，不仅是一种“让人去做的事情”，也是一种“让人来说的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人也说；做的人说，不做的人也说；做过的人说，没做过的人也说；做不成的人说，做得成的人也说；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也说，而且说得还多，还厉害。这就不能把“说”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而只能归结为“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

事实上，性一直就是一个“做”与“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做），也有性艺术、性文学、性科学和性教育（说）。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做”，那么，性文学和性艺术，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说”。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说”。

然而，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又恰恰是不可说的。“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更何况，“万恶淫为首”，又岂容大说特说？当然谁说谁是流氓。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是有的：既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说，那就偷偷摸摸地说，拐弯抹角地说，指桑骂槐地说，含沙射影地说。于是就变成了闲话。

事实上，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即？

说闲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系，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闲话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因此不怕没人响应，达不到预期效果。再说，偷情是要担风险的：社会不容，家庭不许，舆论要谴责，有关部门要追究。一旦事不缜密，被人捉奸，光是那份丢人现眼，便足可毁掉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太不值了。

说闲话却没有风险。首先，闲话是人人爱说，个个爱讲的，这就“合理合法”。其次，闲话说得再过分，也只得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做，因此仍是“君子”。第三，闲话原本不过是闲话。说的人不当回事，听的人也不当回事。谁把闲话当回事，不是“神经病”，就是“假正经”。道理很简单：我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你偏偏当回事呢？我们都没听出什么来，为什么偏偏你听出来了呢？“言者无心，闻者有意”，看来还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有鬼才会见鬼。那么，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鬼呢？没有。

何况，不说闲话，风险更大。谁都知道，“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说，那就肯定会做。你既然不“叫”，那就肯定会“咬人”了。谁会承认自己“咬人”呢？也没有。

于是，只好大家都说。

闲谈不仅比偷情更少风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闲话却并无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妇，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当作准情人，或爱慕，或意淫，岂不开心？

其次，偷情诉诸行为，闲话却诉诸想象。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

第三，偷情总有顾忌，往往很难尽兴；闲话则百无忌讳，自然不妨放肆。性，无论是做，还是说，总以放肆为乐。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进行，就因为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可以不顾廉耻而为所欲为。偷情既然是“偷”，便总难免在心理上有阴影、有障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窃不如说。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只有闲话，才使性变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两个人私下里快活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它是隐私，也因为它是禁忌。我们知道，“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如果被特地锁进了保险柜里，说不定就会有窃贼来探个究竟；而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果随随便便地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木盒中，说不定便反倒无人问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从它变成禁忌以后，便无端地产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性禁忌的设计者，实在是大大地失算。

更何况，性不仅是禁忌，而且是隐私。隐私这个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必须是被遮蔽的东西，另方面又必须是被公开、被暴露的东西。不遮蔽固然不成其为隐私。不公开、不暴露同样也不成其为隐私，因为如不公开暴露，人们就根本不知其存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它是被遮蔽者。但是，一个东西，一旦成了“被遮蔽者”，差不多也就同时成了“必须公开和暴露者”。这和禁忌同时成为诱惑，是一个道理。

闲话，便正是性的“解禁”和“解蔽”。

闲话使性成为可以公开谈论的东西，这就是“解禁”；闲话使性成为人人得以知晓的东西，这就是“解蔽”。但是，这种禁忌的解除和隐私的暴露又并不犯规，因为它不过只是闲话，是当不得真的东西。这可真是妙不可言！犯禁而不犯规，被惑而不被责，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可以得到释放，社会秩序却不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岂非大家方便？可以说，闲话，正是社会为被禁忌和被遮蔽的性所开的一个小口子。正是通过这个小口子的调解作用，保证了被规范了的性行为不至于因过分的压抑而失衡和出轨。

难怪中国传统社会对民间四处流传的荤话、荤故事睁只眼闭只眼了。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其实还大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是轻度宣泄；对于社会而言，它是总体平衡。

我们知道，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性就基本上成了一种在保守秘密的原则下由个人独享的权利。这种独享制度固然为文明所必须，但也并非就没有弊端。无由独享者固然心理不平衡，即便是独享者，也未尝没有把它说出来让人分享的念头，就像一个历险者总是希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非凡经历一样。性既然被规定为保守秘密原则下的个人独享，那么，如果不说出来，又何以从他人那里证实自己独享的光荣呢？因此，性又必须分享，但只能是虚拟的分享。闲话正好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在不违背社会对性行为的管理原则的前提下，使个人隐私变成了“公开秘密”，使独享权利变成了“公众权利”，也就使失衡变成了“平衡”。

如此看来，闲话对于社会的性管理，无妨说是“小捣乱大帮忙”。因为它不但是性的宣泄，同时也是性的淡化。试想，当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可以谁也不当一回事地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随随便便地拿来说笑时，它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吗？还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吗？显然不能。因为它的重要性，早已在亵玩嬉笑中消解了，已不足以造成危害了。至少可以这么说：性既然是要宣泄的，犯规和乱来的事总是难免要发生的；那么，与其让少数人去“偷”，不如让多数人去“说”。所谓“窃不如说”，也可作如是解。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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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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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引言

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

二 生命与血缘

三 请客吃饭之谜

四 烟、酒、茶

第二章 服饰

一 文明与野蛮

二 道德与礼仪

三 非凡意义

四 时尚问题

第三章 面子

一 命之所系

二 面子丢失之后

三 吃得开与玩得转

四 面具、角色、戏剧性

第四章 人情

一 面子与人情

二 人情法则

三 做人问题

四 良心、义气、人情味

第五章 单位

一 单位之谜

二 公与平

三 窝里斗揭秘

四 告别单位

第六章 家庭

一 家为国之本

二 差异与等级

三 泛伦理

四 官本位

第七章 婚恋

一 无爱的婚姻

二 子女问题

三 大男大女

四 当代婚恋

第八章 友谊

一 真情所系

二 交友三昧

三 任侠与清高

四 圈子

第九章 闲话

一 所谓闲话

二 闲话不闲

三 男人女人

四 闲话心理

Landmarks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Title Page

闲话中国人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闲话中国人 / 易中天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

ISBN 978-7-5321-6508-7

Ⅰ. ①闲… Ⅱ. ①易… Ⅲ.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Ⅳ.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520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赵南荣 陈蕾

特约编辑：陆如丰

封面设计：朱镜霖

书名：闲话中国人

作者：易中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70千字

印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978-7-5321-6508-7/G·0194

定价：48.00元

引言

看不懂的中国人

这本书是讲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事最不好讲。

比如腐败。中国人喜欢腐败吗？当然不喜欢。提起腐败，中国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的。就连那些行贿受贿者，也未必当真喜欢腐败。如果不受贿即可财源滚滚，他为什么要冒丢官下狱的风险？如果不行贿就能通行无阻，他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钱送人？渴望腐败的大约只有一种人—— 在种种权钱交易或权色交易中拉皮条的。但那是极少数。

多数人是不喜欢腐败的。但他们又离不开腐败。事实上许多中国人一旦自己有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当真既不吃请也不收礼，恐怕不少人就会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所以，不反腐败是不行的，反得太厉害怕也不行。最好是留一条尾巴，限制在吃一两顿饭和收一两条烟的范围内，则皆大欢喜。

你说这是逼出来的？也未必。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反对，都憎恶的。但如果你请那从未参加过的人一起来吃，则他多半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别人有份自己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份，便只好连公款吃喝一齐加以反对。

那么，中国人两面派吗？不对！他是始终如一的，也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以后要讲到的人情、面子等等。你请他吃饭，是你的人情，也是给他面子，岂能不领情，给脸不兜着？换句话说，他吃的只是你的人情你的面子。至于用的是公款还是私款，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妨碍他在理论上反对公款吃喝。结果，大家都反对公款吃喝，而公款吃喝却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因为没有人会把抽象的原则和具体的事物混为一谈，也没有人会为了某个大道理牺牲面子人情。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比方说，你那个老朋友是一贯反对公款吃喝的，但如果他到了你的辖区，你不拿公款招待他，他还不高兴！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他上不了台面，或没有资格享受公款吃喝，是很没有面子的。

显然，不是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中国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太多，又往往互相矛盾。老祖宗留下了不少的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哈！这你就不懂了。管不管，要看那事是不是闲事。如果是闲事，就不该管；不是闲事，就应该管。所以，见义勇为是对的，袖手旁观也是对的。中国有句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说，有理没理，不光看讲不讲得出道理来，还要看你是“公”还是“婆”。

这样一来，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人就麻烦了。他实在想不出该用哪一两个词或哪一两句话来概括中国人，概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比方说，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结果，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先富起来，却又最终弄得一穷二白，因为落后而挨打。总之，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看懂的。岂但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其实，就连“说不清”也是不对的。如果你用“说不清”三个字来概括中国人，保准有人立马表示反对：说不清？怎么说不清？我就说得清。然后，他就会一五一十地说将起来，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说得旁边的人直点头。可是，点头又怎么样呢？他听张三讲的时候会点头，听李四讲的时候也会点头，因为张三、李四讲得都对。但你要以为张三、李四观点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说法很可能正好相反—— 张三讲的是“公理”，而李四讲的是“婆理”。何况在中国，点头并不一定表示赞同（当然也不一定表示不赞同）。它可能是表示在倾听，或者表示礼貌，甚至只不过习惯动作而已。

中国人的事，实在是麻烦得很。

就说吃饭。中国人是最爱请客吃饭的。南方北方，都一样。但如何吃，吃什么，却不大相同。北方人请客吃饭，总是整一桌子菜，盘子叠盘子碗摞碗。那些菜，往往也都很实在，整只的鸡整只的鸭，整只的猪腿或羊腿，总之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南方的盘子就要小得多，菜的分量也少得多，几乎一筷子就可以夹完，但花色品种则比较丰富，一只鸡可以做好几种菜，一条鱼也可以两吃或三吃。于是北方人就瞧不起南方人了，认为他们小气。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人，认为他们傻气。最好玩的是，他们都认为对方虚伪。北方人说，弄那么一点点菜，让人不敢下筷子，这是请的哪门子客？虚情假意吧！南方人则说，明明吃不完，还要不停地上菜，这是让人吃还是让人看？虚张声势么！那么到底谁虚伪？其实谁也不虚伪。北方人认为，既然诚心诚意请人家吃饭，就得让人能够放开肚皮吃，这样才实在。南方人则认为，实实在在地待人，就用不着铺张浪费。菜嘛，够吃就行，弄那么多干什么？如果是自己家里人吃饭，有这么摆谱的吗？没有吧？再说，弄那么多菜，岂不把人家当成了饭桶？还是能吃多少弄多少的好。这可真是南辕北辙，猴吃麻花—— 满拧。结果，他们虽然都很实在，却又都被认为是虚伪。

你看，同样是中国人，南方北方就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不是很难说得清？

文化与人

中国人和中国人不一样，西方人和西方人也不一样。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两男一女编成一组，送到一个孤岛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三天以后，他来到英国人的岛上，只见那三个人各自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谁也不理睬谁。问其故，英国人抱怨说：你忘了给我们互相介绍。他又来到西班牙人的岛上，发现那两个男人不见踪影，那个女人则在跳舞。女人满不在乎地告诉实验者：他们为我而决斗，都死掉了。实验者又来到法国人岛上，发现一男一女不见了，剩下一个男人吹着口哨在修剪树枝。男人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他们一上岛，就约定两个男人轮流做那女人的情人，现在那一对男女正在树林子里面快活。最后，他来到俄国人的岛上，只见两个男人喝着伏特加在打牌。问那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俄国男人醉醺醺地回答说：你问女同志？哦，劳动妇女正在集体农庄建设社会主义。又问他们在干什么，这回俄国男人不再醉眼蒙眬了。他俩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奇怪！难道你没有看见领导们在开会吗？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这样的笑话还可以再讲一个。

几个人，到咖啡馆喝咖啡，发现咖啡里有苍蝇。第一个发现的是英国人。这个英国人一声不响站起身来，掏出钱放在咖啡杯下，扬长而去。第二个是日本人。日本人拍案而起，把领班臭骂了一通，并扬言要教会他们如何管理企业。第三个是美国人。美国人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手指一勾叫来女招待，笑眯眯地对她说：小姐，在我们美国，苍蝇是单独放在碟子里，和咖啡、伴侣、奶、糖一起送上来的，顾客自己放，想要多少就放多少。

那么，如果发现咖啡里有苍蝇的是中国人，会怎么样呢？多半会大吼一声：搞什么名堂！去，叫你们领导来！

你看，不同的人，对待同一件事情，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不同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民族性，或曰民族的文化性格。英国人讲究所谓“绅士风度”，不会当场翻脸，未经介绍，陌生人之间也不会说话。此外，法国人浪漫，美国人幽默，日本人严厉，西班牙人强悍，他们也都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中国人，向来就是听领导话的。出了事，首先想到的当然也是找领导。而且，为了表示自己有资格教训对方，“叫你们领导来”这句话还必须说得气壮山河。美国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解决。所以他们不会去找领导，要找也是找律师。何况，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漂亮妞，那又何必大喊大叫？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了。

文化的差异随处可见。一个中国人到一个外国人那里去做客，人家或许也会问一句“喝点什么”，而中国人往往会回答说“不客气”。结果这个中国人就只好去忍受口干舌燥，因为你已经说过了“NO”，人家是不会去强人所难，硬要让你喝点什么的。

当然，这个中国人也可能会回答说“随便”，其结果则很可能同样糟糕。咱们国门刚刚打开那会儿就闹过这种笑话。一个大清帝国的官员去拜访一位洋人。洋人问他“喝点什么”，他说“随便”。于是洋人便请他喝咖啡。该官员从未喝过咖啡，第一口差点吐了出来。他放低了声音问翻译：“这是什么东西？”答曰：“咖啡。”官员说：“我没有说要喝咖啡呀！”翻译说：“你刚才说随便。”官员愤怒地说：“啊，我说随便，他就让我喝苦水呀？那好，下回他要是也说随便，我就让他喝马尿！”

其实，这位官员的脾气是发得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用的。第一，人家并没有一定要你喝咖啡，是你自己说随便。第二，人家也没有随便到请你喝马尿的程度，你当然也不应该用马尿来报复人家。第三，当真你问人家“喝点什么”，人家也不会说“随便”。反倒是，由于这位官员不知道文化的差异，也不懂得吸取教训，下次去洋人那里又说“随便”，便当真喝了味道和马尿差不多的东西—— 洋人管那玩意叫啤酒。

可见，不懂得文化的差异，就会惹麻烦，闹笑话，无所措手足。比方说，看见一位老太太在上楼梯，你是应该去扶她一把呢，还是不扶呢？如果是中国人，就应该去扶一把，不扶，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对方是老外，是美国人，则不但不会领情，没准还会生气，因为她会认为你小看了她，把她看作了“老不中用的东西”。

这也不奇怪。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任何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甭管是中国人西方人，直头发鬈头发，蓝眼睛黑眼睛，黄皮肤白皮肤，全都一样。比如我们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的。没有筷子，就用别的东西代替。我在农场劳动时，中饭常常要送到地里来吃。那些没带碗筷的，就用农作物的叶子做碗，用树枝做筷子，没人用手抓饭抓菜吃。但有些民族却是用手抓的（当然饭前要洗手）。手抓羊肉手抓饭，便因此而得名。西方人在学会用刀叉之前，也是用手抓的。这不是生理的差别，是文化的差异。

文化的作用比遗传的作用还大。美国的黑人和非洲的黑人在体质上并无多少差异，但美国的黑人穿西装，打领带，说英语，信上帝，有事找律师，和他们穿长袍，打赤脚，信鬼神，说班图语，有事找巫师的非洲兄弟完全两码事。何况，班图尼格罗人也不全信万物有灵，也有信伊斯兰教的。信伊斯兰教的，和信基督教、信万物有灵的，做起事来，常常就会两样，哪怕他们都是黑人。

显然，人之谜，就是文化之谜。

中国人之谜，当然也就是中国文化之谜。

所以，要看懂中国人，就得先弄清中国文化。

文化之谜

然而文化却不好把握。

文化是什么？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回答。文化没有形状，无法描述；没有范围，难以界定。文化就像是空气，我们天天都生活在它当中，一刻也离不开它，但当我们试图伸出手去把握它时，却又会发现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唯独不在我们手里。

实际上，一旦我们发现文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事情也就变得比较好办了。因为我们正可以从自己身边最普通、最常见、最熟悉的种种文化现象入手，去探寻文化的秘密。

就说方便（文雅的说法又叫“如厕”），原本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和阿猫阿狗无异。但如何方便，在哪里方便，却有文化。中世纪法国宫廷是用一根粗麻绳来充当手纸的。这根粗麻绳从屋顶吊将下来，随手便可取用。皇帝用完了皇后用，皇后用完了宠臣用，常年不换，一贯到底。这就连中国的农民都不如。中国的农民先前也不用手纸，用土疙瘩，或苞米叶，但用完即扔，并不重复使用。所以，虽然土了一点，却也不至于传染疾病。

不过，知道用粗麻绳，就算是有了文化。动物是不会用粗麻绳的，它们也不会给自己盖厕所，或在方便的时候避开他人。可见，文化是人类独有的东西。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人类生活在文化中。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人的活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就有不同的文化。比方说，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夹，西方人吃饭用叉子戳，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国人见面鞠躬作揖，西方人见面握手拥抱，这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见面的礼节，也不光是鞠躬作揖和握手拥抱，没准还有吐唾沫的。东非尼格罗人中的一支，就视吐唾沫为紧要关头的一种祝福。一个人生了病，或者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都要请法师来吐唾沫。他们相互之间见了面是不是也吐，就不知道了，但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以后相互打一拳的人肯定有。

文化，就是这样五花八门。

这同样并不奇怪。任何民族，都要生存，要发展，所以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的方式，所以又有不同的文化。比方说，中国重农，西方重商，这是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讲礼，西方讲法，这是社会组织方式的不同；中国人用方块文字，西方人用拼音文字，这是思维认知方式的不同，等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活法，就构成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比如东方人、西方人，或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

由此可见，文化与人，难解难分。不同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造就不同的人。这里面好像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也没有太多的价钱可讲。比如美国人，其实是不怎么喜欢律师的。美国有个笑话讲，两个年轻人，在天堂里一见钟情。他们对上帝说要结婚。上帝说，好吧，我给你们找个牧师。一个月以后，这两个年轻人又要离婚。上帝说，这就难办了，天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律师上天堂！

可惜，不管美国人多么不喜欢律师，他们有了事，还是要去找律师，而不是找领导。讨厌律师，又离不开律师，这就是美国人的活法。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文化的社会里，而这种文化又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就叫“自己挖坑自己埋”。

文化，作为人的活法，岂能没有道理？

其实，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任意的、偶然的、毫无道理的。文化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并说清这些道理。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或规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方式或生活方式，总是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比方说，中国人见面鞠躬作揖，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内向”；西方人见面握手拥抱，则是因为西方人的性格“外向”。外向，所以伸出手去握别人的手；内向，所以伸出手握自己的手。这就正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夹，是向内用力；西方人吃饭用叉子戳，是向外用力。一向外，一向内，故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一个从一点出发向四面扩展，一个由两极构成在圈内互动。

这就十分有趣了。一个进餐方式（筷子叉子），一个交际方式（握手作揖），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却居然有着内在的心理联系。这就说明，在种种文化现象，或者说，在种种具体的文化方式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方式，一个统率一切的总方式。如果说文化是人的一种活法，是人类生存的发展的方式，那么，这个总方式就是“活法的活法”，“方式的方式”。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内核”，或“文化的思想内核”。

文化内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思想核心，是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总纲。纲举才能目张。只有把握了文化的思想内核，我们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特征、文化个性、文化机制、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才可能有一个较为深刻和透彻的了解。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我们才有可能看懂、看透、看清中国人。

中国文化之谜

然而，要把握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真是谈何容易！

如果说，中国人是一个谜，中国文化也是一个谜，那么，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就是谜中之谜。文化本身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文化内核作为方式的方式，却只能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概括，而且这种抽象概括又必须为生动具体鲜活的文化现象所证实。从具体中得到抽象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更难。解谜难，解谜中之谜就更是难乎其难。

于是，我们想到了文化现象。

文化，无疑是由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来构成的。这些现象，有如细胞，构成了文化鲜活的生命。正如一切细胞所含的生命秘密都是“全息”的，文化现象也隐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信息和遗传密码。因此，对它们进行“立体的扫描”和“深层的透视”，就有可能揭示和掌握它所代表的那个文化的核心机密。

就说请客吃饭。世界各民族都要吃饭，也都要请客，但请法和吃法却不大一样。有人就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他和几个中国人请两个美国人吃饭。按照程序，也出于礼貌，他请大家每个人都点一道菜。客人中之一位，在美国大概上过中国餐馆，多少有点经验，便很老到地率先点了“芙蓉鸡片”。另一位美国人对中国菜则一无所知，大家都点过之后，他仍很茫然。于是主人便诱导他点了一道汤，反正是要等菜齐了大家一起吃。开席了，头一道菜便是芙蓉鸡片。那个自以为内行的美国人问道：这是我点的菜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高兴地说：Sorry！我先吃了。接着，便移过盘子，刀叉并进，大快朵颐。在哭笑不得的尴尬中，几个中国人只好“主随客便”，也按美国规矩各人吃各人点的菜。这下另一个美国人可就倒霉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最后上来的一大碗榨菜肉丝汤。

认真说来，这当然只是小事一件。然而，正是在这件小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精神，即：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

所谓个体意识，简单一点说，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因为具有自由意志，所以，每个人的幸福要靠每个人自己去争取，每个人的行为也要由每个人自己来负责。哪怕只是一盘菜的享用，也得自己点了自己吃；即便是在他人的误导下点了榨菜肉丝汤，也得由自己硬着头皮喝下去。因为具有独立人格，所以，每个人的选择和行为，他人都不能强加干涉，除非是危害了公众利益。大至总统的选举，小至职业的选择，都如此。至于吃饭穿衣之类，就更是纯属个人行为，与他人毫不相干。别人爱吃什么，想吃什么，我管不着；我自己爱吃想吃的，也用不着请别人吃或让别人吃，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了别人的意志自由，侵犯了别人的人格独立。既然如此，自然是各点各的菜，各人点了各人吃，甚至各付各的账。

所谓群体意识，也简单一点说，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人的人格，只能依附于群体的共同人格。即便吃饭穿衣，也不完全是个人的事。如果是众人聚餐，就更要“顾全大局”。比方说，在点菜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家都爱吃的菜，不能只顾自己的口味。因为“一人向隅”，尚且“举座不欢”，倘若只有你一个人吃得开心，又成何体统？至于各自为政，就更没名堂。如果各点各的，各吃各的，那又何必坐到一起来？干脆各自回家或者吃份饭好了。聚餐，不就图的是大家在一起，体验群体性吗？

不同的思想内核，就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性格。

一般地说，以个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民族多半性格外向，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民族多半性格内向。因为个体已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实在已无“内”可“向”。只有向外发展，才能求得生存空间。群体却有着自己的内部空间。以群体为单位，生存空间界定以后，要解决的就是内部问题，眼睛非向内看不可。所以，中国人性格内向而西方人性格外向，当然也就有着不同的交际方式。西方人见面，是两个单独个体的事情。个体的独立人格不可入，自由意志不可犯。因此必须敞开怀抱，伸出双手，表示愿意建立关系；还必须握手拥抱，相互接触，关系的建立才能得到确证。中国人见面鞠躬作揖，则另有一番意义。双手抱拳，表示关系早已确定，大家都是自己人，就像左手和右手，早就抱成了团儿，不必再分彼此，如果把手伸了出去，岂非见外？至于点头弯腰，则无非表示敬意。因为即便是“哥们”，也有大有小有兄有弟。自己的头低一点，腰弯一点，也就抬高了对方。大家都礼貌，都谦让，也就能“群”。

可见，文化现象是体现着文化内核的。为此，本书特别拈出九种文化现象来进行讨论。这九种文化现象，有的是中国独有的，如人情、面子；有的虽非中国独有，却颇具中国特色，如饮食、家庭。现象虽有九种，但“九九归一”，目的却只有一个，即要揭示出中国文化最核心最深层的秘密。

所以，这些现象，便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我们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是每个中国人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因为最“寻常”的，也就必然是最“正常”的。文化内核既然是最具纲领性的东西，就一定能见之于最具普遍性的现象。不过，太寻常也就难免看不见。这就需要分析，需要解剖，需要追根寻源，或者说，需要“破译”，才能“解密”。

这，便正是本书要做的事情。

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

吃出来的和做出来的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

这当然不像话，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却也不是全没影儿。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要生存，要发展，这“饮食男女”四个字是不能不讲的。就连动物，都知道不能不觅食，不能不求偶。这是本能。用句文雅的话说，就叫“食、色，性也”，管你张三李四天王老子，都一样。反正不吃饭，就会一命呜呼（个体无法存活）；不做爱，就会断子绝孙（种族不能繁衍）。不能生存，何谈发展，又哪有什么文化？

这可是天大的事，搁到谁头上也含糊不得。

所以中国便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就是说，吃饭这事，有天那么大，或者直接的就是天。可惜“天”只有一个，给了“食”，就不好再给“色”了。因此不曾听说过“民以色为天”的。民以色为天，举国上下都是“淫夫荡妇”，那还了得？再说，“饱暖思淫欲”，填饱了肚子才谈得上其他。如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哪里还动得了别的心思？

因此重视归重视，偏心眼儿却也难免。大体上说，“饮食男女”这四个字，中国人似乎更看重“饮食”，西方人则似乎更在乎“男女”。西方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打仗，中国人就不会。像古希腊人那样，为一个什么名叫海伦的女人而发动一场特洛伊战争的事，中国人是不会干的。中国人只会在打败了仗以后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让女人当替罪羊，比如妲己或杨贵妃。中国人打仗也有抢女人的。比如曹操攻破邺城，曹丕便趁机把袁熙的老婆甄氏“笑纳”了。但那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的事。主要任务还是抢饭碗，打人家锅碗瓢盆的主意，文雅的说法叫“问鼎”。鼎是什么玩意？烧饭锅么！

当然，“问鼎中原”的那个“鼎”，已不简单的只是一口烧饭锅了。作为政权和权力的象征，它也是一种神器。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但用烧饭锅来做神器和权柄，这就很有些意思，至少说明管饭比管别的什么更重要一些。男女之事当然也很重要，因此也有用性器来做神器和权柄的，比如“圭”就是。圭，玉制，状如男根，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曰“镇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反正谁的阳器粗壮伟岸，谁的权力就大，地位就高。看来，上古时期人们要解决的，主要就是“饮食”和“男女”这两件大事。一个“鼎”，一个“圭”，便都好生了得。鼎供在庙堂之上，圭拿在诸侯手中。拿在手中的没怎么听人说要夺，供在堂上的却老是有人来问，“鼎”的分量显然要重于“圭”，“饮食”还是比“男女”重要。

其实不要说神器，就连神，也中西有异，职司有别。西方人的神是上帝。上帝是创世神。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而且一造就是男女两个。这就麻烦。你想，孤男寡女弄到一起，岂有不出事的？果然弄出了些尴尬事体，以至于上帝一怒之下，把他们逐出天堂，罚往人间生儿育女，这才有了人类社会。吃饭的问题，也由人自己想办法，上帝是不管的。

中国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娲娘娘，而且并不单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来以后，老太太就乐呵呵地看着他们生育繁衍，自己躺在云里雾里安享那天伦之乐。至于吃饭的问题，则留给另一位“准神”去解决。这位准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还是神，不大说得清楚，大约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厨子，或者曾经当过厨子，要不就是“司务长”。伏羲又叫庖牺。庖就是庖厨，牺就是牺牲。主管庖厨和牺牲的，不是红案就是白案。史书上说他“教民渔猎畜牧”，说了归齐也就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功莫大焉。于是这个“伙头军”和“大师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后，就连造人的女娲，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还有说伏羲和女娲由兄妹而夫妻者。这就不能不说是把“饮食”看得比“男女”还重要了。

我们知道，神的职能无非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神。古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也就是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捎带着争风吃醋罢了。中国的神、神王或先圣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发明捕鸟兽的网和捕鱼的罟，神农则要发明种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办法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老百姓才会尊你为神为圣。这就叫“民以食为天”。

世界上还有比天大的吗？没有。中国人既然以食为天，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看成吃，说成吃了。

泛食主义

的确，中国文化有一种“泛食主义”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时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谋生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也就是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谋生，靠积蓄过日子，就叫吃老本，粤语叫食谷种。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并无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风，粤语则叫吊砂煲。砂煲是用来煲饭吃的，居然吊了起来，显然是无米可炊，文雅的说法叫“悬磬”。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吃皇粮。吃皇粮的人，捧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铁饭碗打不破，大锅饭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汤圆”。最让人看不起的则是“食拖鞋饭”。所谓“食拖鞋饭”，就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男子汉大丈夫，原本应该养家糊口的，居然堕落到食拖鞋饭，岂不可耻？

和“食拖鞋饭”相关的是“卖生藕”和“吃豆腐”。“卖生藕”是广州话，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吃豆腐”是上海话，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前者指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指男人心怀不轨，但语气比调戏妇女略轻，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谋生有多难啊！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说古猿）真是有些走投无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没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开刀。一是改革饮食结构，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也就是逮住什么吃什么，不挑嘴。二是改革饮食习惯，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饮食方式，由茹毛饮血改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类是用来获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块茎的木棒、采集果实的藤篮、追击野兽的石球、捕捉鱼鸟的绳网。一类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包括用于初加工的石刀和用于深加工的炊具。还有一类则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包括篮筐、陶罐和简易粮仓。不要小看这些棍棍棒棒、坛坛罐罐，它们可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是文化呢！

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

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游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饿的。因为好歹有奶可吃。实在饿急了，拖一头羊出来宰了就是。所以游牧民族都比较乐观和潇洒。反正牧草不用种，牛羊也自己会吃，用不着操什么心，满可以悠然地骑在马背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咱们农业民族就麻烦多了，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从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长。这当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饿肚子。何况还有灾年，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洪灾、旱灾、风灾，防不胜防。眼看麦子熟了就要开镰，一场冰雹砸下来，就会功亏一篑颗粒无收。所以农业民族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

这就不能不把吃饭看得很重了。

事实上吃饭在中国，从来就是头等大事。既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年节时期的食物供应，更从来就是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其实，在中国，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县太爷也可以随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无思想权言论权，也无隐私权知情权，但都有“吃饭权”。就算是死刑犯，临刑前也会有一顿饱饭可吃，甚至允许亲属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场，叫作“不杀饿死之人”（许多英雄好汉便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劫法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饿鬼”是最悲惨的一种。不让临死之人吃一顿饱饭，简直比杀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民间风俗：每年的鬼节，即阎王爷放那些无主孤魂出来觅食时，家家户户都要大摆宴席，并在门口摆放食品，供“野鬼”们享用，就因为在中国人眼里，“饿鬼”是很可怜的。

这也不奇怪，民以食为天嘛！没有饭吃，不要说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这可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处理得不好，就会出乱子，出问题。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谓“大治之年”是什么状况？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呢？肯定是天灾人祸，连年饥荒，饿殍遍地，易子而食。这时，如果有谁能开仓分粮，那么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所以，李自成揭竿而起，号召天下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广积粮”。孟子甚至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准。反正，在中国，谁要是能让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饭吃，谁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顺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问题，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任何一个政权，都只有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问题，倒在其次。

于是，吃饭，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政治与吃饭

政治即吃饭，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看来，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饭是一个道理。老子就说过，“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所谓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煎小鱼小虾，当然不能拿一把锅铲，上上下下搅个不停，翻乱一气。治理大国，也应该举重若轻，以静制动，切忌有事没事不停地搞运动，瞎折腾，弄得人心离散，民不聊生，一塌糊涂。

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实上在中国，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饭，或请客吃饭。至少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历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礼”中的“乡饮酒礼”，就是一种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说“元老会议”。依此礼，国君、卿大夫、地方官等，应定期（据说三年一届）邀请所谓“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并在觥筹交错中，就一些大事进行咨询。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且确有效果。但这种会议非行之于酒会之中不可，并名之曰“乡饮酒礼”，却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饭，则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这也是有例的。比如赵国的老将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便曾经在赵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气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因此辛弃疾才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可惜赵王的使者受了廉颇政敌的贿赂，回去后汇报说：廉老将军的饭量蛮好的，只是消化系统不太灵光。一顿饭的工夫，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一听，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结果，则是廉颇白吃了那么多米饭和酒肉。

樊哙的运气就好多了。因为樊哙是当着项羽的面吃喝的。鸿门宴上，项羽原本要杀刘邦，结果被樊哙搅黄了。樊哙冲进宴会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且吃的是生猪腿，简直就是帅呆酷毙，弄得项羽全然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刘邦也就趁机溜之大吉。刘邦开溜前，问樊哙要不要去告辞。樊哙说：“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壮哉樊哙，不愧是能吃善饮的汉子，这见地是何等了得！

如果说名将（廉颇、樊哙）都是自己特别能吃的人，那么名相则多半特别会处理别人的吃饭问题。比如陈平就是。陈平少年时代在家乡是当过“宰”的。所谓“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庆典中主持分配“胙肉”的人。所谓“胙肉”，就是祭祀用的牲肉。这些肉当然不会被神们吃掉，所以典礼结束后，要再分给大家吃，以便分享神的赐福。这项工作不好做。倘若分配不均，便会引起纠纷，把好事办成坏事。然而陈平虽然年少，却干得十分出色，“分肉食甚均”。于是父老乡亲们便一齐赞道：陈平这小伙子可真会当咱们社祭的“宰”啊！陈平也大言不惭，说：啊呀！要是让我当天下之“宰”，那么咱们国家也就和这块肉一样啦！后来，陈平果然“得宰天下”，成为西汉的开国元勋和一代贤相。连司马迁也认为，这不能不追溯到他少年时，在砧板上切肉时所立下的志向和所表现的才干。

社祭的“宰”虽然操刀割肉，毕竟还算是“神职人员”（尽管是业余的）。商王朝的开国贤相伊尹，甚至很可能就是厨子，墨子就说伊尹曾“亲为庖人”。墨子是宋人，宋乃商之后。墨子的话，大概比较靠得住。伊尹这个人身世来历，史书上说得不太清楚，但肯定出身比较卑微，也许是一介平民，甚或是一个奴隶。《墨子》《吕览》和《史记》都说他是陪嫁的“媵臣”。大概伊尹成为陪嫁，主要因为他的烹调手艺。所以陪嫁过来后，就当上了王宫的厨师长，而且很可能不但负责日常的伙食，还要负责祭祀和牺牲。总之，成汤觉得他做的菜的确味道好极了，伊尹也就趁机“说汤以至味”。大概是说天下还有比鱼肉更美的滋味，那就是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同时又说了些诸如“治大国曰烹小鲜”之类由此及彼的道理。于是成汤大为赏识，提拔他当了右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伊尹以割烹要汤”，“负鼎俎以滋味说汤”。

关于这段史实，从春秋战国时起，便诸家说法不一。孟子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伊尹本人是不是厨子，这已经搞不清楚了。但在上古，宰相出身于厨师，或厨师当了宰相，则完全可能。什么是宰相？宰，就是宰杀牺牲，分割胙肉；相，就是赞礼司仪，陪伺招待。一个“红案师傅”，一个“陪酒先生”，合起来便是宰相。当然，他们宰的是祭祀牺牲，相的是王公大臣，所以非由高级知识分子担任不可。其实，宰牲相君是大学问，连孔子都说行军打仗的事他一点也不懂，厨房里的学问倒多少通晓一点，可见宰和相都是“高级职称”，同时也是厨子。由这样的人领导的政府，能不是“厨房内阁”吗？他们开起御前会议来，能不满嘴都是“滋味如何”吗？[1]

厨房内阁

内阁设在厨房里，派个厨师当宰相，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

这也不奇怪。因为君以国为家，则家务即是国务；民以食为天，则治民即是治肴。更何况，政治生活中的宴会又是何其多啊！祭祀天神地祇祖宗人鬼要吃，接待外宾签订盟约要吃，酬劳臣下讨论国是要吃，召集元老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要吃。身为“国务总理”的宰相，怎么能对厨房里的事一无所知呢？

其实，既然是民以食为天，那么，治理国家，也就无妨广义地看作是分配食物。所以陈平分割肉食“甚均”，便证明了他确有能力成为“天下之宰”。所谓分配食物，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量的多寡，二是品质的优劣，三是饮食的先后。总的原则，是地位越高，就吃得越多、越好、越早；地位越低，就吃得越少、越差、越晚。比如菜盘子（上古时叫“豆”），就不能一样多。天子二十六豆，公十六，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这就叫“均”。如果你认为均是大家都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来，分配食物，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防止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就必须在酒会开始以前，事先安排好席位。席位，就是每个人在餐厅里坐的位子。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叫席位。席位其实也就是地位—— 席地而坐之位。所以席位要根据地位来安排。首脑人物、中心人物、显赫人物的席位设在正中，叫主席（主人或主宾之席）；其余参加者的席位，又依照一定的等级秩序，分列于两边，叫列席。什么人主席，什么人只能列席，都有一定之规。这些规矩，就叫“礼”。孔子是礼学家，自然懂得这一套，所以自称通晓“俎豆之事”，因为这套规矩原本就是吃饭吃出来的。

除席位外，酒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谓酒具，主要是尊与爵。尊是酒罐，爵是酒杯。酒会上，尊放在地位最高者面前，于是由“尊”（酒罐）而“尊”（尊贵）。至于爵，当然是人手一只。但爵有质地好坏之分，便用以区分贵贱。比如卿用玉爵，大夫用瑶爵，士和其他低级官吏用散爵。这样，爵与位就一致了，合称“爵位”，用以区分贵族的等级。一只酒杯就有这么多的名堂，这么多讲究，那“俎豆之事”岂是小看得的？

一个盛大的宴会，当然不会只有酒而没有肉。酒盛在尊里，肉煮在鼎中。鼎是一种青铜炊具，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体积大的，或者竟可烹煮整头的牛羊；体积小的，也可煨鸡炖鱼。目前出土的最大的鼎，是殷墟武官村后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千克。鼎越大，当然排场也越大。但是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周制诸侯之食五鼎，分别烹煮着牛、羊、猪、鱼、野味（獐子等），谓之“列鼎而食”。在一片钟鼓齐鸣声中，宴会的主持人（宰相之类）依照“礼”，或遵君主之命，用“匕”把不同肢体部位的肉从鼎中取出，再按爵位的高低分配到每个人席前的“俎”上，由各人用刀切着吃，这就叫“钟鸣鼎食”。

显然，谁掌握了鼎，谁就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如果掌握了国家的“鼎”，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因此，当禹担任了中国各部落联盟的领袖时，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铸九鼎”。铸九鼎所用之青铜，据说来自“九州之牧”。这样，“九鼎”便象征着“九州”，亦即象征着普天之下食品的分配权了。

这当然是宝贝。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商革夏命，成汤迁鼎于商邑；周革殷命，武王又迁鼎于洛邑。鼎之所在，即王者之所在，亦即政权之所在。公元前606年，楚军伐陆浑之戎而至于雒水，趁机在周王室的地盘上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周王室自然知道楚人不怀好意，无奈其时早已不大摆得起天子的架子，只好派了王孙满去劳军。于是楚庄王便故意问王孙满说：不知道那九鼎究竟有多大多重？这就叫“问鼎”，很明显的是要抢饭碗了。

觊觎政权叫问鼎，建立政权则叫定鼎。反正那口烧饭锅搁在哪儿，权力中心就在哪儿，朝廷大臣们也都得围着它团团转。于是宰相之位便叫鼎鼐，国家重臣便叫鼎臣，首辅三公便叫鼎辅，而国运国祚便叫鼎祚。如果国运兴隆国祚昌泰，就叫鼎盛；如果三方并峙势均力敌，就叫鼎立。倘若不懂中国文化中政治与饮食的关系，就无论如何不会明白，一口卤牛肉的铜锅竟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

[1]事实上，上古三代相当于后世宰相职务的所谓“天官冢宰”，往往就是“主治庖膳”的“总务长”。他的下属官员职员，有60%以上在编制上应归属“膳食科”，其中包括：主管王宫饮食的“膳夫”152人；主管王、后、世子家宴的“内饔”128人；主管祭祀、国宴、招待外宾的“外饔”128人；主管厨房事务的“庖人”70人；主管烹煮肉类的“亨人”62人；主管供应野味的“甸师”335人；主管供应野兽的“兽人”62人；主管供应鱼类的“渔人”342人；主管供应鳖类的“鳖人”24人；主管供应腊味的“腊人”28人；主管制定酒会的“酒正”110人；主管酿酒的“酒人”340人；主管饮料的“浆人”170人；主管冷藏和供冰的“凌人”94人；主管果脯之类笾中食品的“笾人”31人；主管腌菜肉酱等豆中食品的“醢（读如海）人”61人；管醋的“醯（读如溪）人”62人；管盐的“盐人”62人；管餐巾的“幂人”31人。冢宰既然领导了这样一大群“膳食科干部”，那么，把他称为“总务长”甚至“厨师长”，也就并无不妥。

二　生命与血缘

祭坛上的羊

大禹铸的那九只鼎，当然不会是什么烧饭锅，而是权柄和神器，兼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意义，而且多半是祭祀时用的。祭祀的时候为什么要有鼎呢？因为所谓“祭祀”，说白了也就是请客吃饭，只不过那些请来吃饭的“客”，是天神、地祇和人鬼（去世的祖先）。祭这个字，下面是一个“示”，上面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所以，祭，就是用手拿着肉给神看—— 我们请您老人家吃肉了，您老人家也得表示表示吧？

祭祀既然是请客吃饭，那么，有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这两样东西，一是酒，二是肉。请神喝酒，倒不因为“男人不醉，不给小费；女人不醉，不给机会”，或者是希望神们喝醉了以后，便会稀里糊涂地给咱们批一大堆幸福，主要是因为酒有香味。神是虚无缥缈没有踪影的，大约也是一种“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同样是“气”的酒来敬神，就显得礼貌客气，也比较好通声气。

酒客气，肉实在。只有酒，没有肉，就不好意思。所以肉也是少不得的。祭祀的动物叫牺牲。牺就是“色纯”，牲就是“体全”。牺牲主要有马、牛、羊、豕、犬、鸡，一共六种，叫六牲。

去掉马，叫五牲。再去掉犬和鸡，就叫三牲，也叫太牢。不过，不必牛、羊、豕齐全，只用一牛，也可以叫太牢，也叫特牛。太牢去掉牛，叫少牢。同样地，不必豕、羊齐全，只用一羊，也可以叫少牢，也叫特羊。可见六牲之中，最重要的是牛与羊。因为牛重要，所以牺、牲、牢、特这几个字，皆从牛。不过牛毕竟是庞大少见之物，所以又规定非天子、诸侯或隆重祭奠而不可擅用。最常见的，也就还是羊。

羊是一种重要的祭品。依照周礼，每月初一，诸侯们都必须杀一只活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了。诸侯们在朔日既不祭庙，又不临朝，只不过照例杀一只活羊来“虚应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认为内容既失，形式也不必徒有，主张不如干脆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然而孔子却不能同意。在孔子看来，有那么一只半只羊在那里支撑门面，也就还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礼”在。要是连这只羊也公然取消，可就一点儿“礼”也没有了。

事实上，不但中国的鬼神爱吃羊肉，外国的上帝也爱吃羊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替罪羔羊”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天，上帝耶和华（或真主安拉）昭示其忠实信徒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要他将幼子以撒（或易司马仪）宰杀献祭。当那愚忠的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真的将亲子带上神山并举起屠刀时，上帝（或真主）却用一只同样无辜的羔羊代替了那无辜的孩子。可怜羊又何罪之有，而当受此一刀？难道不正因为那肥美鲜嫩的小羊羔太好吃了吗？

神的爱好其实不过是人的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羊肉确实好吃。如果把羊和鱼放在一起烹煮，就更好了，因为那就是“鲜”。没有鱼也不要紧，单单羊肉也是美味，这美味就叫作羞。羞是一个“羊”字加一个“丑”字。丑，按许慎的说法，是“象手之形”；按郭沫若的说法，则是“象爪之形”。所以羞的本义是进献。但解释为进献“手抓羊肉”，大概也不会错。手抓羊肉也是一道名菜，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以此肴款待贵宾，可以推想当年也是我们祖先喜爱的美食。

烹制羊肉最便当也最原始的办法，大约是把羊架在大火上烧烤。直到现在，它也是一道名菜——“烤全羊”。写成汉字，就是“羙”。这个字，有两义，其一为“美”，其二为“羔”。当年徐灏注《说文解字》，就曾怀疑羔的本义是“羊炙”。炙这个字，是火上一块肉，也就是烧烤。徐灏说：“小羊味美，为炙尤宜，因之羊子谓之羔。”这是有道理的。

羊羔除架在火上烧烤外，还可以切碎了放进“鬲”中文火慢熬。这样做成的美味佳肴就叫羹。如果不放盐梅，原汁原汤，就叫太羹。羹字的又一写法，是一个“羔”字加一个“鬲”字，即把羊羔放进鬲中去煮。鬲（读如立）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有陶制和金属制两种，圆口，三足，足中空而曲且肥大。这种足叫袋形足，里面能盛食物，受热面积大，受热均匀，所以能做味道很鲜美的羹。不但羊肉，其他肉类（包括鸟、鱼）也能做羹。甚至水果、蔬菜、豆类所做，只要汤浓，也叫羹，如曹植《七步诗》所云“豆在釜中泣”，做的就是豆羹。不过究本清源，大约还应以羊羔所制而最为正宗。

羊肉如此可吃、好吃，当然也就有资格有理由成为奉献给上帝、神祇和祖宗们的祭品，成为请神吃饭宴席上的一道主菜。

神圣的背后

羊的功德还不止于此。

羊肉可食，羊皮则可衣。衣着、穿着、着装之“着”，就是一“羊”一“目”，即可供观看之羊，大约就是羊皮大衣。羊皮做大衣是很合适的。不但穿在身上暖和，而且往地下一铺，就成了毯子，因此无论贵贱贤愚都不妨一穿，只不过贫贱者穿老羊皮，富贵者穿名贵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其价值甚至高于貂皮）。也可以把羊毛剪下来织毛衣，没毛的羊皮则可以用来做船。民谣有云：“甘肃省，武威县，羊皮筏子当军舰。”当然这是特例，更多的情况还是羊皮做衣羊肉做菜。这真是妙不可言。一道手抓羊肉（羞），一件羊皮大衣（着），便概括了饮食服饰两件大事。善哉羊也，真乃我之衣食父母！

不过，我们的先民对这位衣食父母，似乎并不礼貌有加，反倒时时打它的主意，要把它捉来杀掉。这也怪不得咱们。那时肚子实在太饿，吃口肉又实在太难。你想那个年代是谁的天下？满世界的凶禽猛兽，猛犸象呀，剑齿虎呀，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不被它们吃了就是好事，还敢打它们的主意？其他体大肉多的动物也不是没有，野牛啦，野猪啦，大狗熊啦，梅花鹿啦，可就凭咱们那两下子，你逮得住？顶多也就是逮个兔子，抓个老鼠，捕只鸟，钓条鱼，再弄点贝类螃蟹什么的。可那么一丁点肉，解馋都不够，更不用说让一大家子人维持温饱奔小康了。

幸亏有羊。羊这东西，跑又跑不快，打又打不赢，体又大，肉又多，捕杀起来非常方便，还成群结队的，简直天生就是上帝赐给的美味佳肴。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 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義，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干脆说，羊，就是祥。

羊之所以为“祥”，其功德恐怕首先在于可吃和好吃。因为有了羊就有饭吃，当然“吉祥”；没有羊就要饿肚子，当然“不祥”。反正吉祥不吉祥，就看抓不抓得住羊。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抓不住就骗。羊的智商大约是比较低的，又喜欢随大流，盲从。只要你装成它的样子，它也不辨个真假，就傻乎乎地跟着你走。于是先民们便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将其一举捕获或诱入某地。这就是最早的“着羊之装”。所以，至今我们还把伪装称之为佯装，把假装攻击称之为佯攻。佯装就是装羊，现代汉语演化为装洋、装样、装洋蒜；而那些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的猎人，也就是最早的“羊人”。

由此可见，“羊人”本是佯装，是一种狩猎技术。当这种技术获得成功并屡试不爽时，原始先民们便连自己也迷惑起来，以为羊皮羊角与真羊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而我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義”，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

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经纪人”。他的任务之一，便是代神立言。神祇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或被希望为吉祥的。吉言也就是羊言，即“善”（善言）。善的字形，原本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两个“言”字。许慎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義、美同意。”当然和義、美同义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羊人”所说之“吉言”啊！

于是，羊，不起眼的羊，默默奉献的羊，被捕捉宰割的羊，被“食其肉，寝其皮”的羊，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又被人推上了神坛。

有奶便是娘

这一点都不神圣，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伟大的神圣的，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因为被吃，所以理应受到回报（祭祀）。同理，但凡被请来吃的，神也好，人也好，也往往同时要“被吃”—— 或者曾经吃过，或者预备要吃。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

比如韩信。

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吃。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在床上就吃光了。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乡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得崇敬和感激。实际上，娘亲娘亲，不亲在生，而亲在养。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哪里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也不会有什么“血缘”之类的观念。那他怎么认识妈妈的呢？还不是吃奶时认下的。如果他的生母并不喂奶，就很可能和奶妈更亲。甚至贵为天子（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也如此。中国民间许多地方都把母亲的乳房叫作妈妈，把吃奶叫作吃妈妈。这就等于说，母亲就是乳汁，就是哺育者。所以，但凡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如乳母、养母。再广义一点，如母校、母亲河。总之，有奶便是娘。

有奶便是娘，这话似乎不中听，却很实在。因为给我们吃的，就是给我们生命。这又显然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所以母亲就是天，就是神。事实上世界各民族最早创造出来的神，差不多都是母亲神。欧洲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些母亲神的偶像都有着隆起的肚皮（意谓生育）和硕大的乳房（意谓哺育）。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出土了一大批乳房泥塑。这么多这么大的乳房，当然不是为了表示性感，而是为了吃。或者说，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这是不能不感恩戴德的。谁要是不感激，那就是没良心。不但要受谴责，而且要遭报应，也许再也没有吃的。

于是，乳房们和有着硕大的乳房的女人们，就这样走上了神坛。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可吃的。国家是伟大神圣的（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是可“吃”（吃皇粮）的，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不好意思。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所以也是可“吃”的。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或者说，谁给我们吃的，我们就把谁看作天，看作神，看作上帝。

但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文化意义。

吃出来的血缘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血缘关系中，最亲的是母子。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爱的却是母亲。从“慈母手中线”，到“妈妈的吻”，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从“孟母择邻”到“岳母刺字”，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就连认干亲，中国人也习惯于认干妈，而不是认教父。反正“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呢？没有。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比如自己的家叫娘家，丈夫的家叫婆家。娘家不能叫作爹家，婆家也不能叫作公家，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虽然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也只会被骂作没娘养的。事实上，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还管救命。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惹了事，闯了祸，小命难保了，要讨饶，便会搬出老娘救驾，道是“家中还有七旬老母”，往往也能奏效，如《水浒传》中李逵之放过李鬼。因为爱母之心，人皆有之，不看爹面看娘面，只好放他一马，以免让那老娘伤心。

比母亲次一点的，则是兄弟。兄弟也很亲。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手足）。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间之最亲密者（女性则为姐妹）。所以，一个人要想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最便当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中国社会各阶层，称谓各不相同，如官场称大人，商界称老板，儒林称先生，江湖称大侠，唯独“兄弟”，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人都可以用来称呼自己的朋友，或称呼自己，甚至用来称呼各自所属的群体，比如兄弟单位。就连初通汉语的老外都知道一见面就叫一声：嗨，哥们！

再次就是乡亲了。乡亲乡亲，老乡也是很亲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个中国人，如果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所能依靠的，往往是老乡；伸出救援之手的，也往往是老乡。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同乡会”一类的民间组织。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还有专门的“会馆”，专一为老乡们提供保护和支援。中国大陆一些单位甚至还有这样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是因为要帮老乡的忙，而且错误又不太大（比如开后门），便多半能得到谅解。因为人人都有老乡，都要给老乡开点方便之门，否则便没法做人。老乡，可以说是非血缘关系中最亲的一种。

那么，母子、兄弟、乡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说得白了，就是“吃”的关系。母子关系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母这个字，《说文解字》谓“像乳子也”，也就是“有奶的人”；《仓颉》篇云，“其中有两点者，像人乳形”，也就是“喂奶的人”。无论甲骨文、金文，都无不是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女人形象。这可真是“有奶便是娘”了。

其实喂奶一事看似寻常，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婴儿无奶便不能存活，也不能成长，可以说是“命之所系”；而母亲哺育儿女，则是直接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下一代，可以说是“命之所付”。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理应得到回报；而赡养老母，也就天经地义，否则便禽兽不如。所以，当一个人提出“家中尚有七旬老母”时，也就只好饶他一条狗命。不放了他，连自己都不是人了，行吗？

甚至第二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兄弟姐妹，也是靠母亲的哺乳建立起来的。什么是兄弟？说穿了，就是同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两个人，无论是否一娘所生，只要同吃一母之乳，便是兄弟（如奶兄弟）。再广义一点，只要有着同一物质食粮或精神食粮之来源者，比如同一老师或师父教出来的学生或徒弟，也是兄弟（如师兄弟）。显然，这里便隐含着一个文化学的原理：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可以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食物是生命之源，而最早的食物是乳汁。乳汁既然是生命之所系，其他食物当然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的人是兄弟，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当然也是。

食与共食

乡亲便正是因为吃同一种食物而亲的。所谓乡亲，就是“喝同一条河水”的人，或“吃同一口井水”的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为什么亲呢？秘密就在于那家乡水。那河，是母亲河；那水，是母亲的乳汁。我们赞美长江、黄河，不就是说“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吗？

事实上，水也是生命之源。科学研究证明，水较之食物，更为生命所需；考古学也证明，原始人类几乎大都伴水而居。“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既然共饮一水，则生命之源相同，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感情。所以，同乡之间，即便并无血缘，也有亲缘，故谓之乡亲；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则叫作离乡背井。井，是被看作生命源头的；乡，则是生命源头之所在。

其实，“乡”这个字，本义就是共餐、共食。乡字繁体写作“鄉”，与“飨”是同一个字。它的甲骨文字形，是当中一个盛放食物的簋（饭桶，读如轨），一边一个跪坐的人，共同面对当中那只饭桶。整个字形，便表示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况。在远古，能如此共食者，八成是亲人。不同家庭，也同家族；不同家族，也同氏族。后来，范围扩大了。凡共食一簋者，即为乡。当然，在古代，能共食者，一般也都相距不远，来往很方便的，故能相邻、相亲、相友相助、相保相宾。所以杨宽先生说：“乡邑的称‘乡’，不仅由于‘相亲’，实是取义于‘共食’。”因此“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古史新探》）。

这下子我们清楚了：母子是“吃与被吃”（食）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或者说，兄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乡亲则是吃同一口井的水长大的人。所以，只要是同吃一锅饭的人，比如部队里的战友，单位上的同事，就多多少少有些兄弟情分。道理也很简单：食物是生命之源。吃了同一种食物，也就有了同一种生命之源，能不是兄弟不是哥们吗？

显然，兄弟也好，乡亲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人神关系也好，都是“食与共食”的关系。同理，真血缘关系也好，假血缘关系也好，准血缘关系也好，类血缘关系也好，也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吃同一食物”。也就是说，任何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相识，或真有血缘，一旦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就会被视为有着同一生命来源，因而有可能成为自己人，被看作兄弟。直到现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仍有这样的习俗：无论是谁，只要与贝都因人一起进餐，哪怕只吃一口食物或喝一口牛奶，就不必害怕被视为敌人了。

可以作为反证的一个事实，是在许多民族中都有这样的习俗：复仇者绝不和自己的仇敌共食。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因为一旦共食，便成了“哥们”，则下一步的复仇，岂非“手足相残”，又如何下得了手？当然，一对敌人或两个敌对集团如果要讲和，则最好的办法亦莫过于在一起大吃一顿。只要对方端起了你的酒杯，八成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酒杯一端，即成“兄弟”。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还有什么仇怨不可消除的呢？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心理：如果你能大吃他们的手抓羊肉，痛饮他们的杂粮米酒，则几乎立即就会视你为知心朋友，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招待。相反，如果文质彬彬，浅尝辄止，甚或自带干粮，便会被视为极不友好的表示，也就必定会受到冷遇，甚至敌视。可以说，亲与疏，敌与友，竟全在于共食与否。

甚至真正的兄弟，如果长期不共食，关系也可能疏远。所以，在中国，分出去的儿子，嫁出去的女儿，总会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共食。这个家之所以称为“娘家”而非“爹家”，就因为它是以食物的主要提供者—— 母亲为中心的。这时，母亲便会为子女们准备和制作他们爱吃的饭菜，并笑眯眯乐呵呵地看着他们吃下去。这实际上是在重申母亲的角色—— 食物或曰生命之源的提供者。同样地，兄弟姐妹们也在重申自己的角色—— 吃同一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总是亲自下厨，至少也要亲自安排、主持、指挥。在这种家宴上，如果邀请某一外人共食，则是很高的待遇，也是很不见外的表示。这个外人，便被视为“家里人”，视为“兄弟”，成为这家人的“铁哥儿们”。

所以，家宴，便历来是中国诸多宴会中最重要也最具真情的一种。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的那一次家宴，几乎无论在哪一个家庭，都是一件大事。这时，分散在各地的家人，都要千方百计赶回去吃团圆饭，弄得我国的交通每到春节前后便格外繁忙。政府必须全力以赴，来安排处理春运事宜，以保证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

说起来，所谓“年夜”，也不过就是一个夜晚罢了；而只要能团圆，又何必拘泥于哪一天？但这一回的家宴就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对前一年已然存在的血缘关系，是肯定和确认；对后一年将要延续的血缘关系，则是预约和重申。不难想象，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一家人团团围定一张圆桌，举筷共食，举杯共饮，亲亲热热地吃上一顿好饭，那真是其情也切切，其乐也融融！

三　请客吃饭之谜

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既然血缘关系就是“食与共食”的关系，既然兄弟就是吃同一食物的人，那么，要想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和别人变成“哥们”，最便当的办法就是和别人同吃一锅饭。如果上帝给了你这种机会，比如在一起工作、开会等等，固然是你的福分；如果无此机会，也不用着急，因为你还可以请客吃饭。

中国人最爱请客吃饭。

中国人请客吃饭的理由、借口、题目和机会很多。公司开张啦，会议闭幕啦，外宾参观啦，记者采访啦，诸如此类的事情，固然都少不了要请吃一顿；即便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人做寿诞，小孩过生日，谁家不请，哪个不吃？如果升了职位，涨了工资，搬进新居，走出国门，三朋四友七姑八姨也都会堂而皇之地要求你请吃。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有事要嘬一嘬，没事也要聚一聚。赵家请了王家请，吃了张家吃李家。咱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爱请客吃饭的民族。

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有什么文化上的原因。

照一般人想，请客吃饭，当然是有好处或有求于人。没有好处，有事没事的，天天请客吃饭，那不叫犯病，也叫犯傻。中国的事是有些怪。一些事，在办公室、会议厅、谈判桌上讲不成谈不通的，餐桌上却一谈就通。再难办的事，只要到了酒桌上，就好说好商量。正所谓“筷儿尖尖，碟儿圆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所以，好些个事情，就非得靠请客吃饭去解决不可。

这办法不但小民们要用，有时候皇帝也要用。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就用过。赵匡胤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来路不明，是他手下的将领，趁着七岁的娃娃皇帝周恭帝孤儿寡母地坐不稳江山，一夜工夫拥立起来的。具体做法，则是在他驻兵陈桥时，突然闯进驿馆，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他身上，然后倒身在地，山呼万岁。赵匡胤的皇位既然是这样来的，当然很怕别人故伎重演，便请手下握有兵权的几位大将来吃饭。酒过三巡，赵匡胤端起酒杯，趁着酒色盖脸，对几员大将说：哥几个都是朕信得过的人，就怕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这几员大将一听，连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纷纷请求交出兵权。这在历史上，就叫“杯酒释兵权”。一顿饭一杯酒，就解除了权臣的兵权，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这可真是太值了。

其实请客吃饭这事，原本就是极其重要的交际手段和外交手段。中国有个成语，叫“折冲樽俎”。“折冲”是折退对方的战车，“樽”是酒杯，“俎”是砧板。折冲樽俎，就是在酒宴上克敌制胜，当然高明得很。公元前279年，赵国和秦国的国君相会于渑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十三里）。喝到半醉时，秦王借酒发疯，要赵王弹小曲儿。赵王在宴会上拉不下脸，只好勉为其难，结果被秦国的史官记录在案，很没有面子。作为报复，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则强迫秦王“演奏打击乐”，并大声招呼赵国的史官：记下来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咱们大王敲瓦罐儿啦！这一回，秦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赵国则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回国以后，蔺相如的官位，就排到了武将廉颇的前面。

打仗在餐桌上，政变也在餐桌上。比如春秋时，晋国的骊姬要谋害太子申生，搞掂权臣里克的办法便是“特羊之飨”（杀一头羊请里克吃饭）。吴国的公子光要刺杀王僚，办法则是请他来吃太湖叉烧鱼。叉烧鱼是当时的一道名菜，有一整套专门的烹调技术，光的厨师（实则杀手）专诸学了三个月才学会。僚听说有叉烧鱼吃，欣然前往，却没想到专诸一把短剑就藏在鱼的肚子里。结果自然是叉烧鱼没有吃到，自己反倒成了“叉烧鱼”。

请客吃饭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好处，既能拉关系，又能搞阴谋，还能公然杀人或预谋杀人，当然也就成了中国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时时可以祭起的法宝。甚至在与洋人办交涉时，往往也都照此办理。可惜洋人未必都“吃”咱们这一套，每每心中抱怨耽误时间。正式谈判时，也不因为吃了咱们的便稍有让步。“鬼子”的确不懂中国国情。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甚至在与上帝和神灵们打交道时，也是要请客吃饭的。从这个角度讲，它确实是一种工作需要。事实上不少人的工作也是如此—— 不是请人吃饭，就是被人请吃；不是陪人吃饭，就是被人陪吃。所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后来就变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民谣说：“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是啊，不先在酒桌上“勾兑”一番，怎么协调关系呢？

人人有份，大家同吃

不过，如果以为请客吃饭就只不过吃吃喝喝，一饱口福，或拉拉扯扯，行贿受贿，则大谬不然。一般地说，在中国，求人办事，红包要送，饭也要吃。如果所托之事不大，那么，不送红包只请吃饭也行。只送红包不请吃饭则不合适。如果只送红包不请吃饭，那就多半是一锤子买卖，只有交易没有交情了。可见，请客吃饭这事，并不就是吃吃饭，送送礼，套套近乎，而是“别有用心”。

前面说过，在中国人看来，食物是生命之源。因此给人食物，请人吃饭，是一种很重的情谊；而接受他人的食品，则是受了很大的恩惠，必须加以回报。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回报并不困难。你请了我一顿，我还你一席就是。一来一往，两下里也就扯平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被请的人，很少有不回请的。而且往往是被回请了以后，对方又要以“回请”的名义再请一次。或者隔一段时间，倒过来，上次回请的，这次主动先请；上次先请的，这次回请。总之是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欠谁的，或弄不清谁欠谁。如果其目的仅仅在于回报，岂非南辕北辙，不但还不清旧账，反倒白白便宜了商家？然而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原因就在于不管谁请谁，都好歹在一起吃了饭。

一起吃了饭又怎么样呢？就有关系了。我们知道，中国人吃饭，无论家人团聚还是宴请客人，都必定是全体共食：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盘菜；所有的勺子，都伸向同一碗汤。不管上什么菜，至少在理论上人人有份，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吃上一口的。像西方人那样，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甚至各付各的账，在中国人看来就简直是莫名其妙。

显然，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有份，大家一起吃”。也就是说，中国人真正看重的不是吃，或不仅是吃，而是“一起吃”。或者说，共食。请神吃饭是人神共食，请人吃饭是主客共食。因为是人神共食，所以胙肉只能吃掉不能倒掉；因为是主客共食，所以主人和客人必须吃同一种东西，甚至用同一菜盘、汤盆、饭桶。可以说，共食，才是中国人酷爱请客吃饭的秘密所在。

事实上，请客吃饭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所谓兄弟，不就是在一起吃、吃同一种东西吗？那么，如果我们也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岂非也是兄弟？所以，无论你我是否同宗，也不论你我是否相识，只要在一起吃了饭，就有了同一生命来源，也就是“哥们”了。即便不是哥们吧，至少也是熟人。所谓“熟人”，也就是经过了烹煮和料理，从而具有“可食性”的人，当然可以“吃”。如果是“生人”，就“开不得口”。相反，如果关系很“熟”（已经过反复多次烹煮），又在饭桌上（正在再次烹煮中），便可以请他帮忙，对方也多半不好意思拒绝。如果拒绝，等于把已然煮熟的东西再回生，岂不夹生？在中国，做人切不可“夹生”。因为生并不要紧。火到猪头烂，生的总可以慢慢变成熟的。夹生就不好办了。再煮吧，煮不熟；不煮吧，又吃不得。算什么东西呢？

同样，餐桌上答应的事，就得努力去办。餐桌上的许诺是开不得玩笑的，否则就叫食言。言出于口，食言便意味着把吐出去的东西再吞进来，别人鄙夷不说，自己想想也恶心。何况你应承下的，又是哥们的事。说话不算话，弟兄们怎么看呢？弄不好可就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啦！

所以，中国人一旦要求人帮忙，便多半要请客吃饭。当然，请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有求于人，更多地还在于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因为请客吃饭的意义，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给人吃”，更在于“一起吃”，即不完全在于“吃了人家的嘴软”，而在于“同吃一碗饭”的情谊。这种情谊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什么政策、规章、天理、王法，都有可能被它消解。

当然也不一定要请客吃饭，只要能聚在一起吃就行。聚在一起吃，就多少有些“共食”的意思。所以，即便是吃份饭，吃自助餐，也要聚在一起。关系好一些的，还要把自己的菜拨给对方，或从别人碗里夹菜吃。

餐桌上的学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不太喜欢分餐制。

尽管许多人都承认，分餐制科学、卫生、不浪费，但同时也认为，那种进餐方式太冷漠，太没有人情味。岂止是没有人情味，简直就是怠慢客人，好像怀疑人家有传染病。所以，越是大家都懂科学卫生，反倒越不好意思分餐。相反，为了表示大家都是兄弟，是自己人，是铁哥儿们，就必须将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菜盘，这样才不分彼此，才真正是“同吃一碗饭”，也才能真正获得意味着同一血缘的生命因素。

甚至就连别人的病也无妨一并传染过来，至少要表示不怕传染。什么是兄弟？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得“同年同月同日病”吧？要知道，“食人之食”是要“死人之事”的，那么，不妨先“病人之病”。作为主人，无妨看作酒菜之外的又一“投资”；作为客人，则无妨看作接受情谊的一种“表态”。总之，共餐的目的，是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沟通、血缘的认同，因此不能考虑卫生，也不用顾及身体，而简直要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餐桌上的流行歌曲便是“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一个讲义气的人，应该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献出生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如果连喝醉酒或吃出病来的风险都不敢承担，谁还会相信你敢为友谊而万死不辞呢？

同理，吃的方式，吃的礼仪，也大有讲究：浅尝辄止表示礼貌，同时也表示生分（生就是“不熟”，分就是“不共”）；开怀痛饮表示不客气，同时也表示很亲热（亲就是“有血缘”，热就是“刚煮熟”）。又如，吃得很响表示没教养，但为了表示主人的饭菜好，或表示自己是回家而非做客，又必须吃得香。吃得香才吃得开，吃得开才好开口。当然，为了营造气氛，主人也要懂得待客之道并有所动作，比如敬菜、敬酒。敬酒的学问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注意先后次序，即尊者先，卑者次；二是在碰杯时，自己的杯子要低一点，以示谦虚；三是自己要先喝完，叫作先干为敬。这无非是表示：兄弟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不怕胃出血的了，您老人家则可随意。这种敬酒如发生在同辈之间，则被敬者也往往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另外，还有一种更亲密的方式，就是喝交杯酒，或用同一酒杯喝酒，或把双方的酒相互混入，则更加是不分彼此，“吃一个娘的奶”了。饭桌上不分彼此，生活中就会同甘共苦。它也意味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同心同德。总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人际之间。

餐具也有讲究，而餐具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则是筷子。两根筷子夹住一块食物，正像两人面对一只饭桶的那个“乡”字，本身就有共食之意义。所以用筷子给客人夹菜，几乎是宴会上不可或缺的礼仪。它表示客气，也表示和气，同时也未尝没有把对方紧紧夹住，以防脱落的意思在内。其实，中国人最早也是用刀叉的，正如中国人最早也是实行分餐制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骨质餐叉，和现在西餐所用之叉在外形上就几无差别。但，筷子终于取代了刀叉，共食也终于取代了分餐。有人说，这是因为发明了桌子。有了桌子，就可以围在一起吃饭，不用像先前那样，每人面前放一张几，各吃各的了。既然大家都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用筷子当然要比用刀叉便当得多。

问题是，发明了桌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围在一起吃饭呢？即便围在一起，也可以像西方人那样各吃各的呀！说白了，还是中国人爱共食。那张便于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说不定原本就是为了共食而发明的。中国人喜欢过群体生活，喜欢扎堆儿抱团儿，喜欢和亲人朋友团聚，当然也喜欢围在一起吃饭。围在一起，又是共食，当然要用筷子。用筷子，无论自己进食，还是给客人夹菜，都很方便，而且既稳重，又文雅，还极富人情味。不像西方人进餐，用刀切像屠宰，用叉戳像攻击，还冷冰冰的，也不能给别人夹菜，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人情味的饭食是绝不会好吃的，而没有人情味的进餐方式则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

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饮食的味道，绝不仅仅只是食物的味道，还必须包括餐桌上特有的那种人情味。中国的菜肴，便体现了这种团结、和合、交融的群体意识和文化精神。中国菜，无论煎、炒、蒸、煮、烧、烤、炸、拌，几乎都无不是将主料和佐料混在一起下锅上桌，绝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肉是肉、鱼是鱼、盐是盐、胡椒是胡椒地各自独立，分得一清二楚。一些大菜名菜，如“全家福”“佛跳墙”“霸王别姬”之类，更是多种主料的和合，味道早已不分彼此。而且，按照中国的烹调学、营养学和食疗学的说法，这种“和合”，有利于阴阳协调，是一种极科学的做法。

当然，最好是，食物本身既味道好极了，人情味又很浓，而最能体现这双重目的的，大概就是火锅了。

火锅的文化意义

火锅简直浑身上下都是中国文化。

火锅热，表示“亲热”；火锅圆，表示“团圆”；火锅用汤水处理原料，表示“以柔克刚”；火锅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调味不拒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菜、豆腐、粉条，来者不拒，一律均可入锅，表示“兼济天下”；火锅荤素杂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相渗透，又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更重要的是，火锅能最为形象直观地体现“在同一口锅里吃饭”这样一层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共食”。更何况，这种“共食”又绝不带任何强制性，每个人都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爱的主料烫而食之，正可谓“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所以，北至东北，南到广州，西入川滇，东达江浙，几乎无不爱吃火锅。

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火锅要用火。

用火，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民族用火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就已开始（云南元谋人），吃火锅则至少有八千年的历史（大约在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把会不会用火、熟食还是生食，看作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分野。《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南方的野蛮人叫蛮，都“不火食”。《礼运》篇也说，我们的先民，起先也是不会用火的，只能生吞野果，茹毛饮血。后来，“圣王”出现了，“修火之利”，这才有了烹调、酿酒、服饰与建筑，也才有了礼仪，有了文化。这就正对应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那个著名公式：生／熟＝自然／文化。直到现在，以用火为界限，生与熟也仍有褒贬之别，如生吞活剥与烂熟于心，生拉硬拽与熟门熟路等。此外，如生涩、生疏、生硬、生造、生僻等词，亦有明显贬义。至于“生番”，则直接指“不火食”的野蛮人；“夹生”，则往往是骂人的话；而“人生地不熟”，则是很不幸的事。

这就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在上古，就要有人专门来管理“火食”。这个人的任务是：一、看管火堆；二、烹煮食物；三、分配食品。可见其权力和责任都很重大，工作性质也很神圣。因为神圣，所以也是“善”，而“火食”也就称为“膳食”。这人既然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当然也就掌握了群体的领导权。可见最早的“政府”，一开始就是“厨房内阁”。只是到了社会分工更为精细、政府职能更为多样以后，“膳食科长”才不再由“内阁总理”兼任，而另派他人专司。但在远古，这人的地位仍一直很高。传说中担任过高辛氏或颛顼氏“火正”一职的“黎”，大约就是这种专司管火和“火食”的人。

当时的族群肯定很小，族人中年轻力壮者外出采集和狩猎，年长体弱又富于经验者留家看火，并烹烤食物。外出劳动者日暮归家，寒风暗夜中大家围定火堆，享用熟食，真是何其乐也！因此，“火食”并不单单只是“熟食”，更重要的还是“共食”。所以，它也是“伙食”，即“共火而食”，故“伙”字从人从火。

共火而食的人就是伙伴。伙伴原写作“火伴”，据云起源于古代兵制。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一火炊煮，即为“火伴”。《木兰诗》云：“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这里的“火伴”便泛指同一军营的人，相当于今之战友。其实共火而食，古来如此。不过一般共火而食者多为家人，不足为奇。只有军营里，才是非亲非故而成“伙”。所以后来，便把不同的人因同一目的而结合成群体，称为“结伙”，并由此产生出合伙、入伙、打伙、搭伙、散伙、团伙、平伙等概念，而“火食”也就变成了“伙食”。

火锅，大概就是对原始时代和古代战争中共火而食的远古回忆吧！中国菜肴，无论煎炸蒸炒，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加工完成后才端上桌来，只有火锅把烹调过程和食用过程融为一体，不但把锅端上桌来，而且让火贯穿始终。这不正是一种最古老也最亲切的方式吗？围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不是家人，便是伙伴，不是兄弟，便是朋友，不是极富人情味吗？尤其是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数九寒冬，三五友人，围炉共酌，传杯换盏，浅吟低唱，真是何其乐也！白居易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怀疑那就是请朋友来吃火锅的邀请函。

由此可见，火锅不仅是一种烹饪方式，也是一种用餐方式；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作为饮食方式，火锅可以多人合吃，也可以一人独食，然而独食者又何其寥寥。在火锅店里，我们实难见到一人独食者。这不是为了省钱，只因独食无趣。一般地说，中国人是不喜欢独食的。独食难肥，共食才能吸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如果不得已而自斟自酌，就要在想象中与人共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否则就叫作喝闷酒。喝闷酒不但了无趣味，而且还会伤身。如果与友人共饮，则“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得过量也无妨。

这就是请客吃饭的意义了。它不仅是吃喝，而且是共食；共食也不仅是聚餐，而且是同吃；同吃也不仅是同在一起吃或吃同样的食物，更是吃人情，吃血缘。有了人情和血缘，一个又一个群体才得以建立和巩固，个体也才得以生存。显然，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并不是中国人好吃，而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 群体意识所使然。

四　烟、酒、茶

说烟

说起来，中国居然有那么多人吸烟，似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烟，即烟草，西文tobacco，译名“淡巴菰”。这玩意不是咱们的土特产，据说是葡萄牙水手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带到中国来的。不过这个来历，现在已很少有人记得。因为从十六世纪到现如今，好歹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就不好再算是番邦贡品，得算是国货了。这在文化史上也是常见的事。比如辣椒，据说原产南美洲热带地区，十七世纪时才传入中国。但你去问湖南人、四川人、陕西人，有几个承认吃辣椒是吃外国佐料的？

中国烟民的人数也很多，早已超过始作俑之国。而且，虽有科学家警告于前，政府限制于后，却并未发现有人数锐减之势，反倒又有不少人加入这一行列，终于在烟草的世界里，也形成了一个泱泱大国。

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中国人按说是不该也不会吸烟的。吸烟并非祖传，而国人重传统；吸烟并无好处，而国人讲实惠；吸烟有害健康，而国人善养身；吸烟形象不佳（国产影片中流氓特务无不吸烟），而国人尚道德。这样一种既非国粹，又无实利，既碍长寿，又欠正派的嗜好，竟然能为国人欣然接受，且屡禁不止，便一定有文化上的原因。

原因仍在于群体意识。

烟和群体意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香烟和酒饭，甚至和音乐一样，能够使人“群”，也就是能协调人际关系。两个人见了面，递根烟过去，拍拍肩膀，说起话来就比较融洽。哪怕刚刚发生过一点小冲突的，只要递了烟，气氛也就会缓和许多。而吸烟者在受到家人（父母、妻子等）指责时，辩护的理由也有一多半是要应酬。这虽然会被视为托词或狡辩，但也有相当成分是实情。不信你去问烟民们，他们什么时候吸得多？一是需要提神的时候，比如写作时；二是需要解闷的时候，比如旅途中；三是需要应酬的时候，比如酒桌上。另外，据我观察，北方的烟民似较南方为多，也因为北方人比较豪爽，讲义气，重感情，爱交朋友。当然，他们喝起酒来也比南方人凶。

事实上，烟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就是交际。中国传统的交际之物，有酒与茶。“茶交隐士，酒结豪侠”，但都不如烟。因为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拎着一瓶酒或一壶茶，逢人就倒吧？然而怀揣一包烟，却可走遍天下。“相逢开口笑，递上一支烟”，实在是自然得很，也便当得很。求人办事时，递上一支烟，只要对方也是烟民，往往都会接过去。因为人家请你抽烟，至少也是友好的表示。况且一支烟实在微不足道，收下不算受贿，拒绝则又未免小题大做。但是，东西再小，也是人情。只要对方接了烟，也就算是领了情，开了口子，搭了桥梁，下面的文章也就比较好做，至少不会碰得灰头灰脸。俗话说：拳头不打笑脸。面对人家递过来的烟，一般人也很难拉下脸来。

烟能帮我们交人，也能帮我们识人。比方说，吸烟者多半大度、豪爽，但也可能马虎、放荡；不吸烟者往往严谨、沉稳，但也可能拘谨、小器。搞公关的人都知道，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好打交道。这不仅因为烟能起到敲门砖的作用，还因为吸烟者往往性格外向，不吸烟（不含戒烟）者则多内向。外向者多爱交际，爱交际者多爱聊天。聊天时，如果大家都吞云吐雾，又相互递烟，便气氛融洽，谈兴更浓。相反，如果大家都不抽烟，则久谈必有枯坐之感，难得尽兴，实际上往往也未必有神侃海聊之兴致。除女人在一起总有话说外，不抽烟的男人在一起，便多半只能谈正事（除非有酒）。他们内心有了郁闷，也往往无法找朋友排遣，或只能去喝闷酒。

通过烟，还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浅。客客气气递烟，说明关系尚浅，还很生分，尚处于建立友好关系的探索阶段，或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鸿沟（如属上下级关系）；相互抢着递烟，说明双方地位相等，或视为相等，但关系半生不熟，又都愿发展友好关系；随随便便递烟，不计较是否礼尚往来，说明关系较深，已达到无论怎样也没关系的程度；伸手到对方口袋里掏烟，掏出来还要散给别人，那就简直是亲密无间、不分彼此的铁哥们了。当然，一般地说，相互递烟，总以次数大致相等为宜。抽别人的多，或只抽别人的，便多少有些不尊重对方，也显得自己小器。至于请客吃饭时，只要被请者中有烟民，香烟实乃必备之物。如果让客人自己掏烟，是很丢面子的事。酒菜总比香烟贵，岂能因小失大？所以，在请客吃饭的宴席上，烟也往往是不可或缺之物。它的重要性，一般说要超过点心糖果之类，有时还略胜于茶。

说酒

如果说烟能打开局面，那么酒则能打破界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讲究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如若逾越，便是“失礼”。现代社会虽然平等多了，但年龄、资历、地位之类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界限、有隔阂的。能最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也就是酒。真正的酒席上是没大没小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尽兴。一杯下肚，全身放松；两盏入怀，宠辱皆忘。等到善于公关者以“花言巧语”强行劝酒，稍会饮酒者以“豪言壮语”自作多情时，酒会便空前热闹起来。有的高声叫添酒，有的低声唱小曲，有的换酒杯，有的换座位，总之是一派“胡言乱语”。这时，所有的人，都既无分宾主，亦无分贵贱，人人都是酒神，个个都是醉鬼，真真正正是人人平等，大家一样。亲疏贵贱，男女老少，种种差别都被酒精消解。什么规矩、防范、禁忌、礼仪，也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不分彼此的和睦融洽。中国人之爱喝酒，爱劝酒，爱在喝酒时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吵吵闹闹，要的就是这种平等和融洽，亲密和热闹。

中国人喝酒的资格很老。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中国的谷物酿酒，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唯在是源于仰韶文化时期抑或龙山文化时期的问题上尚有争议，总之是十分久远。酒的种类，三代时就有很多，有澄酒，又称清酒，是久酿后又滤去酒糟的米酒；醴酒，又称醪，即老糟、捞糟，是短期内酿成的连糟糯米酒；香酒，又称鬯，是用郁金香草或香茅草加在米酒里浸泡的酒。这些酒，主要是用于以下方面：一是敬神，因为神只闻香味不吃食物，酒香扑鼻，自然敬神最宜；二是做菜，如“周代八珍”之一的“渍”，就是香酒牛肉；三是治病，即用酒浸泡药材，以便药性发散；四是公关，谓之“酬酢”。“酬”是主人敬酒，是客人回敬，“酢”今人谓之“应酬”（应即酢）。总之，酒原来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并非简单的只是饮料。

然而，正如请神吃饭终于变成请人吃饭，实用的酒也终于变成了人的一种享受。据说当年有个叫仪狄的，发明了一种“旨酒”，进奉给大禹。禹喝了以后，觉得味道好极了，于是便断言“后世必有人以酒亡其国者”，结果不幸而言中。他的孙子太康，便因酒而“亡其国”。末代子孙夏桀甚至因“酒浊”而“杀庖人”，结果也亡国。殷的纣王，也是以肉为林，以糟为山，以酒为池，划船在酒池里豪饮，饮到烂醉时，便举行男女三千人的裸体舞会，终于弄得家破人亡。所以，“周革殷命”以后，周公便发布禁酒命令，如有群饮，于法当斩。后来，《汉律》也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以后禁酒的事还很多。比如曹操，就曾下令禁酒，还因此而杀了反对禁酒的孔融。这事我在《品人录》一书中有交待，请读者参看。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否则怎么会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事实上，官方要禁的，并不是酒，而是酗酒和群饮。只因酗酒和群饮屡禁不止，有时便只好连酒一并禁了。禁酗酒好理解，因为酒喝多了，便神志不清。为君者神志不清必乱政，为民者神志不清必乱礼，两者都会导致亡国，非禁不可。禁群饮也有道理。因为大家在一起共食，谦恭礼让，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便会感念君父，更加效忠朝廷。聚在一起群饮，酒壮了胆，难免说些不忠不孝发牢骚的话，弄不好便会起心谋反，至少也会弄得秩序大乱。所以，尽管共食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群饮是大家聚在一起喝，都是“群”，但共食就该提倡，而群饮便要禁止。

不过，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这事，当真要禁，那是禁不了的。比如国宴、家宴，给上司接风，为朋友饯行，还能不聚在一起喝点儿？于是便只好规定不得“无故群饮酒”，也就是群饮要有“正当理由”。这倒是难不住中国人。有个相声讲，某单位领导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加深对“条件反射”原理的理解，全体到烤鸭店吃烤鸭一次。结果，“学习效果”很好，同志们在酒席上都“感动地流下了哈拉子（口水）”。

于是又只好规定，即便是在一起喝酒，也要讲究礼仪。这就不怎么行得通了。因为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当年，齐威王问淳于髡：“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不懂。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于殿堂，监视酒政的执法官站在臣的旁边，纠察失仪的御史官站在臣的背后，臣诚惶诚恐，伏地叩首而饮，不到一斗便简直醉了。如果是乡下人在一起喝酒，坐无分贵贱，席无分男女，敬酒没有时间限制，搏戏完全自由组合，抓住了异性的手也不受罚，瞪着眼睛看人也不受禁，女人的首饰乱七八糟地落了一地，鞋子袜子也乱成一团，在这种气氛下，臣便是饮八斗，也只有两三分醉。可见饮酒之乐，全在身心的放松，哪里能“行礼如仪”？

需要放松身心的人很多，帝王将相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需要靠酒来结交朋友协调关系的人也很多，商界官场如此，市井村闾也如此。何况还有文人。文人没有酒，就没有灵感了。所以，历史上的禁酒令，常常不过一纸空文。但一来二去，弄得酒的名声不太好，却也是事实。比如说，“酒肉朋友”啦，“酒色之徒”啦，“酒囊饭袋”啦，“酒色财气”啦，都不是什么好词。

当然，名声最坏的还是“酒色”二字。酒是色媒人，三杯落肚，便色胆包天。当年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便正是在她“三杯酒落肚，哄动春心”之时。更有一个名叫苏五奴的，公然让自己的老婆张四娘当“陪酒女郎”。请张四娘陪酒的人，当然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门心思只想早点把苏五奴灌醉，好和四娘干那事。苏五奴便说，只要多给我钱，便是吃“䊚子”（蒸饼）也醉了，用不着喝那么多酒啦！这就叫“饮䊚亦醉”。酒既为淫乱的祸首，正统的道学先生，自然主张禁酒，或主张酒只能用于祭祀和官方的酬酢。

于是酒的地位，便逐渐地让位于茶。

说茶

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显然晚于饮酒。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民族的饮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此说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比较靠得住的文字记录，始见于西汉末年，当时称作“槚”，《尔雅》说是“苦荼”。但荼是菊科草本植物，茶是山茶科木本植物，风马牛不相及。大约是茶味之苦近于荼，才把“茶”也称作“荼”吧！郭璞注云：“（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又说槚叶早采的叫荼，晚采的叫茗，也叫荈，也就是老叶粗茶。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时，才把荼字减去一横，写成了茶，荼字反倒很少有人认识，害得一些念白字的，老是把“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

茶之正式得名如此之晚，可见饮茶也不会太早。商周青铜器中没有茶具，汉墓出土食品中也不见茶叶，至少说明当时饮茶尚未形成一种风气，或非生活之必须。过去曾有一种说法，认为茶原产印度，是从印度进口的。佛门多饮茶，可为明证。有人还言之凿凿，说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带来的。达摩从天竺西来，跑到梁武帝那里谈佛论禅，结果话不投机，只好折了一根芦苇做船，渡过长江，北入嵩山，躲进少林寺的一个山洞里，“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一坐就是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察觉，终于双眉尽落，落地而生为茶叶，所以上品的茶叶又叫珍眉。湖北鄂西山区有“五峰珍眉”，品质甚佳，不知是否系达摩双眉一脉相传？其实《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中都有饮茶的记录。《三国志》上讲，韦曜参加孙皓的宴会，因不善饮酒，便代之以“荼荈”。《世说新语》云，任育长到王导家做客，因不识好歹，便问喝的是“荼”还是“茗”，被传为笑柄。可见三国两晋时，饮茶已是上流社会的高雅习俗，那时节，达摩祖师还没出世呢！

实际上，茶树原产何方，是土生土长还是印度进口，抑或“中外合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饮茶这件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爱喝茶，和西方人爱喝酒完全是两回事。西人饮酒乃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西方的人体科学，注意的是体液。他们曾根据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在人体中的比例，把人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称之为temperament。这个词，究其本源，实应译为液质，中国人却译为气质，就因为中国人是以“气”为“质”的。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质，取决于他胸中之气：充盈着正气的是君子，充盈着邪气的是小人，充盈着清气的是雅士，充盈着浊气的是俗物。所以我们常说某人气宇轩昂，某人气度不凡，某人盛气凌人，某人一团和气，某人帅气，某人俗气，某人大气，某人小气，某人妖里妖气，某人怪里怪气，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气充盈天地，有清有浊，有雅有俗。就拿香气来说，香而妖，香而艳，香而浓，香而媚者，都是俗气。暴发户的如夫人，浓妆艳抹，珠光宝气，香水洒得越多，越是俗不可耐；农夫新割的稻草麦秸，被秋阳暖暖地晒过以后，则最是清香可人。因此甚至有人认为花香不如药香，酒香不如茶香，药与茶，才是至清至雅之物。

何况饮茶也是好处多多。茶能防癌，不像烟有害于健康；茶能醒脑，不像酒多喝乱志。所以历来有禁酒的，有禁烟的，却断乎不会有禁茶的。事实上，茶也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爱物。中国人在家里要喝茶，出门也要喝茶，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泡茶，开会时更是人手一杯。到中国人家做客，虽有女宾来访摆糖，男宾来访敬烟之别，但泡茶都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来访主人捧上一杯清茶，既礼貌周全，又全无媚态，则彼此的交往，便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竟无茶水招待，那么，不是主人不通人情，便是客人不受欢迎。连茶都不泡一杯，简直等于下逐客令。

可见，茶也有交际的功能。所以，中国人不但喜欢请客吃饭，有时也要请客吃茶，比如“吃讲茶”和“吃早茶”就是。吃讲茶是旧社会江湖上用于摆平纠纷的一种手段，吃早茶则是如今商场上用来谈生意的办法之一。吃早茶不像摆酒宴那样排场，又不像只有清茶一杯那样寒酸。过于排场，谈不成事情；过于寒酸，又不好意思，只有吃早茶最为适宜。它既能让人静下心来认真谈判，又比坐在公司里唇枪舌剑讨价还价更有人情味，更便于套交情拉关系走后门，还能顺便解决一下早餐问题，岂非妙不可言？当然，无论搞阴谋，抑或谈生意，也确乎可以借此冲淡一点血腥或铜臭。

至于清朝官场，则又是一番风味。待客之茶，只作摆设，并不真喝。如果长官谈得不耐烦，要下逐客令，便会端起碗来，说声“请喝茶”。这时，你最好自己知趣，起身告辞。即便不告辞，长官身边的听差也会拉长声调大呼“送客”。这一绝招，不知是谁的发明，也真亏他想得出。可见，喝茶也好，饮酒也好，吸烟也好，吃饭也好，在中国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过本章已说得不少，读者诸君恐怕也要不耐烦了。那就还是“端茶送客”吧！

第二章　服饰

一　文明与野蛮

人命关天

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这事也不小。

有句老话，叫“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老话也不一定就对。人生在世，岂能就是吃穿二字？但人活在世上，不能不吃，不能不穿，倒也是事实。所以，饮食和服饰，就不但都很重要，而且还有瓜葛。

奇怪，穿衣戴帽和吃饭能有什么关系呢？偏偏就有。比如服，就有吞食的意思，如服药、服毒。只不过只有吃药（包括吃毒药）才是“服”，吃别的就不算，但好歹是“吃”。还有修饰，也并不简单地只是穿着打扮或体面好看，也和吃饭有关的。上古没有“修”字，只有“脩”，两字相通，脩也就是修，而脩的本义则是干肉，或加香料制造而成的干肉。它的字形，是一个人拿着一把锤子面对一大块肉，表示“捶而施姜桂”的意思。不管什么肉，总要先洗干净以后才好晾晒，所以脩这个字又有洗涤的意思。如果把十条干肉捆在一起，就叫束脩或束修，是古代诸侯大夫相互馈赠的礼物，也是学生向老师致送的酬金。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修（脩）是制造干肉，饰则是擦拭饭碗。饰这个字，本义是“拭”，也就是拂拭、清洁。从字形看，是一只手拿着一条餐巾，在拂拭食品或食器上的灰尘和污垢。《周礼·地官司徒·封人》说，“凡祭祀，饰其牛牲”，这里的“饰”便是使其清洁之意，不是装饰打扮。所以修（洗涤）和饰（擦拭）也可以连起来，叫“修饰”。

修饰不是可有可无的，也马虎不得。古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名声，就叫修名不立；而一个大臣如果搞腐败，犯了贪污罪，也不叫不廉，而叫簠簋不饰。簠（读如抚），长方形，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制，有盖有耳，用以盛黍稷稻粱。簋也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或陶制，圆口圆足，也用以盛黍稷稻粱。也就是说，簠是方饭碗，簋是圆饭碗。不饰则是“不常擦拭，没弄干净”。饭碗既然弄不干净，当然要丢饭碗啦！

又岂止是会丢饭碗，弄得不好，还会掉脑袋。春秋时，一个名叫褚师声子的人就差点因此而脑袋搬家。因为他在参加国君的宴会时，穿着袜子就登上了酒席，于是他的国君卫出公便勃然大怒，喝令“推出午门斩首”。尽管褚师声子再三解释，说自己不脱袜子，是因为脚上生疮，恐怕君王见了会呕吐，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落荒而逃，才幸免一死。

这也奇怪。不就是没脱袜子吗？也值得说翻脸就翻脸，甚至要问以死罪？原来，古人席地而坐，因此进门必须脱鞋。脱鞋之后，脱不脱袜，则要看身份。如果身份相当，可以不脱；如果是卑者见尊者，如臣下见君主，儿媳侍翁姑，就一定要光着脚，叫作跣足。跣足是表示敬意的方式。当年晋悼公盟会诸侯于鸡丘时，为了向执法如山的中军司马魏绛表示敬意，就曾“跣而出”。君对臣示敬尚且要跣足，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当然要被视为大不敬。能死里逃生，实属万幸。

袜子不脱不行，帽子乱戴也不行。另一个名叫子臧的人就当真为此掉了脑袋。这位子臧，大概也确实是个花花公子，竟喜欢一种名叫“聚鹬冠”的装饰。所谓“聚鹬冠”，大约就是用鹬羽做成的帽子。鹬羽色黄、褐、沙灰，密缀细碎斑纹。聚鹬而冠，可能比较好看，却是“非礼之服”，或者说是奇装异服。他老爸郑文公听说后，十分厌恶反感，居然买通强盗，把自己这个亲生儿子，诱拐谋杀在陈宋之间的某地。

这又奇怪。不就是一顶帽子吗？何至于谋杀亲生儿子呢？但在中国古代，帽子却是不好随便乱戴的。比如春秋时陈灵公戴着楚国的便帽（南冠）去会情妇，东周王朝的使臣单襄公便断定他要倒大霉，也该亡国。后来，陈灵公果然被情妇的儿子射死在马厩里，楚军也打进了陈国。所以我们现在还说：“不要乱扣帽子。”帽子戴错了，那是要出人命案的。

人命关天，当然不能含糊。穿衣戴帽，又岂能说是小事？

其实，中国人并没有厚此薄彼，只重饮食不重服饰。我们常说的“衣食住行”“衣食父母”等等，“衣”不是就排在“食”的前面吗？衣不蔽体，不是和食不果腹同样悲惨吗？所以，就像吃饭是政治问题一样，穿衣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为“内阁总理”的“天官冢宰”来说，他就不但领导着一大帮厨子，也领导着一大帮裁缝。在他的下属官员和职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编制上，是归属于“服饰部”的[1]。人数虽然没有“膳食科”多，却也相当可观。

文明与野蛮

事实上，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调术，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纺织业。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实，所谓“治理”，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治理的“治”，本来是“乱”（亂），而“亂”这个字，本义又是“治”。它的字形，上面有“爪”，下面有“又”，中间是丝。丝容易乱，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才有可能理顺。理顺就是“治”，不理顺或理不顺就是“乱”。天下大乱以后便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以后又天下大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要有经天纬地的大人物来收拾局面。后来，大家也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难免混淆不清，于是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丝之“亂”（乱）。

治理天下国家，既然有如理乱丝，或如烹小鲜，则“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缝或厨师。比如伏羲（庖牺）是大厨师，黄帝（轩辕）则是大裁缝。据说，黄帝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他的主要发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种军旗，冕是一种礼帽，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看来，黄帝的主要贡献，在于“饰”。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明人和领导人，则分别是他的正妻嫘祖和他的臣属胡曹。当然，他们的功劳也都可以照例归于黄帝。据说，自从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后，紊乱无序的天下便变得井然有序了。以后，尧、舜二位，也照此办理。传位到禹，虽然自己的穿着不讲究，但祭礼之服还是不含糊的。这就叫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伏羲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先，尧和舜都是神话了的部落联盟长，他们几位带了头，以后的圣王，或比圣王低一等的明君，或比明君还低一等的候补明君，以及预备辅佐他们平治天下的儒臣门，便都相当地重视服饰的事情，而且往往能“上纲上线”到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高度。比如衣襟向右开（右衽）还是向左开（左衽），就不是可以马虎的小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原是公子纠的师傅。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另一位师傅召忽因此殉节而死，而管仲非但不自杀，反倒投靠桓公，成了桓公的得力辅佐，这不是叛徒吗？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啊！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已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至少比谁当国君要重要一些，也比什么“从一而终”要重要一些。

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资姓社，分个白猫黑猫的味道了。其实，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也甭管右衽左衽，穿着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哪怕当中开缝也行。然而孔子他们不这么看。在孔子他们看来，衣襟要是开反了，就会从文明变成野蛮。儒家是很看重这个区别的。用他们的话说，就叫夷夏之别。夷就是蛮夷，也就是野蛮人；夏就是华夏，也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吃饭不同—— 野蛮人吃生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鸟羽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这些都是不开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

其实华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饮血光着屁股的。能拿兽皮鸟羽遮遮身子，就很不错。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开化的过程。开化之前，谁不是这样？然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既已得了“先王教化”，衣冠楚楚起来，自然要视披发文身为野蛮，羞与为伍。甚至连衣襟向左边开都要视为奇耻大辱，不能接受。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那当然不得开玩笑。因此，一个中国人，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装，就会为他人所不齿。比如《阿Q正传》中的那位钱太爷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一身的西装革履，手上还拎了根“司的克”，自以为摩登得了不得，可是父老乡亲都不吃那一套，背地里叫他“假洋鬼子”。鬼子已不是人，何况还是假的！自然不但人格卑下，只怕连“鬼格”也没有。连带他的老婆，虽然因此而跳了三回井，也为虽穷且乏又罕有头发却毕竟留着一条小辫子的阿Q所不齿，认定她竟然“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所以，当阿Q躲在土谷祠里大做其“革命梦”兼“女人梦”时，便把假洋鬼子的老婆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坚决地剔除出去。

体与面

衣襟开反了尚且不行，不穿衣服就更不行。禽兽才不穿衣服，野蛮人才不穿衣服么！有谁愿意做禽兽做野蛮人呢？没有。

所以，依照传统礼法，不要说裸体，便是露出腿子也是犯规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裸露上身或胳膊，谓之“肉袒”。比如西汉太尉周勃，为了翦除吕太后的余党，要夺军权，就对将士们说：愿意帮助姓吕的，把右边胳膊露出来（右袒）；愿意帮助姓刘的，把左边胳膊露出来（左袒）。结果“三军皆左”，周勃便顺利地接管了兵权，灭了诸吕。又比如，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为了向蔺相如表示敬意和歉意，就曾“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谢罪”。“荆”是带刺的荆条，可以为鞭；古人受刑，要右袒。所以，你要是有事没事的也光着膀子，大家就以为你要负荆请罪，或者是要找人打架了。

除此以外，肉袒体裸，都是严重的失礼行为。不吃那一套的，只有两类人物。一类是江湖好汉，还有一类是魏晋名士。李逵，大约是经常光着膀子的。嵇康，打铁的时候想来也曾光着膀子。嵇康是名士中的名士，而名士则是魏晋时代的“嬉皮”，很前卫的，也很酷，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不把礼法放在眼里。何况他们还要吃药。吃药以后要发散，吃酒以后要出汗，于是他们便常常帽子也不戴，衣服也不穿。其中有个叫刘伶的，更公然一丝不挂地在家见客。客人一看，脸都白了，他反倒理直气壮地对客人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请问诸君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面来？大家也只好把他当疯子。但说得出这种疯话的，也就是刘伶吧！

自己裸体是“无礼”，观看别人裸体当然更是“失礼”。春秋时的曹共公就干过这种事。他听人说流亡公子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片的，竟然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躲在帘子后面偷看。这种严重的失礼行为，当然要受到严惩。所以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曹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灭了。

大概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原因，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在近代中国便一再受挫，风波迭起。因为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既是自裸，又是观看他人之裸，是双重的“不礼”，岂能容忍？至于日本的“男女同浴”，西方的“天体运动”，当然更加不合中国国情，即便有人倡导，也断然不会有人响应并以身试法的。《诗经》上说：看看那些老鼠吧！老鼠尚且有张皮。人要是没有礼仪，那就连老鼠都不如。可见光有血肉之躯是不行的，还得要有服饰。只有“体”，没有“面”，也不“体面”，甚至“不是人”。

这就难怪中国人要相当重视服饰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嘛！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衣不蔽体和食不果腹是同等的悲惨，而“解衣衣我”也和“推食食我”同样恩重于山。中国的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穷到实在活不下去的程度，也通常会有一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以用于较为重要的场合。不过，所谓“体面”，也并非一定就是富丽华贵或崭新漂亮。孔子就曾赞美他的学生子路（仲由），说穿着旧丝绵袍和穿着狐皮貉裘的人站在一起，却毫无愧色的，大概也就是阿由吧！可见中国人的注重服饰，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礼”。

古人很看重服饰的礼仪，一旦失礼便可能酿成大祸。公元前559年，有一天卫献公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两位吃饭。孙、宁二人依照礼制，准时准点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献公的影子。一问，才知道他老先生还在园子里射鸿。两位大夫没有办法，只好又衣冠楚楚地赶到园子里。献公见了他们，连皮冠也不脱，就和他们说起话来。孙、宁两位当场勃然大怒。因为皮冠是田猎和军事的服饰。皮冠面对的，不是野兽，就是敌人。因此，即便是君见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说话，否则便是侮辱。卫献公请客吃饭，不按时开饭已是失礼，又居然戴着皮冠和被请的人说话，当然要被视为有意侮辱。君视臣为禽兽，则臣视君为寇仇。孙文子便发动政变，把卫献公驱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回国。穿衣戴帽的事，岂是含糊得的？

[1]计有：主管帷幄幕帐之类的“幕人”45人；主管首饰和旗帜的“玉府”78人；主管裘衣的“司裘”52人；主管皮革的“掌皮”50人；主管丝织品的“典丝”22人；主管麻织品的“典枲”26人；主管王后和命妇服装的“内司服”11人；主管缝纫事物的“缝人”120人；主管印染事物的“染人”26人；主管王后、命妇发式和头饰的“追师”11人；主管鞋袜的“屦人”16人。

二　道德与礼仪

金鱼袋，石榴裙

礼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所谓“合场合”，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服饰。比如参加正式会议，穿着太随便就不合适；而闲居在家，西装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礼仪的人，常常就会不停地换衣服。比如，行礼时着礼服，祭祀时着祭服，治丧时着丧服，上朝时着朝服，闲居时着燕服。穿什么衣服，就得配什么鞋。穿祭服着舄（重底鞋），穿朝服着履（一般的鞋），穿燕服着屦（葛麻制单底鞋），出门着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这么多种，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这些规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是“失礼”。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合身份。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制度的。什么人用什么服饰，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纹饰，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周代的时候，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妇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连的“深衣”。汉代的平民百姓则只能穿本色麻布，染个颜色都不行。唐以后，又规定明黄色为皇帝专用，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也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明代则规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案，或一定品级的官员可用蟒，不得用龙。蟒袍和龙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龙袍的是皇上，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龙飞凤舞”。

用了高于自己身份的服饰，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许使用，则是极大的恩典，应予特别的炫耀和声明。比如，宋朝的时候，凡有资格穿紫色、绯色公服的官员，都必须佩挂金、银装饰的“鱼袋”。服紫佩挂金鱼袋，服绯佩挂银鱼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绯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职位品级太低，又有特殊情况（如出使等），需要佩挂鱼袋，必须先借用紫、绯之服，时称“借紫”“借绯”。如果穿紫佩鱼是皇上所赐，则是一种较高的荣誉，在填写自己的职衔时，必须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定服饰制度礼仪的博士聂崇义，就被赐紫服、佩金鱼袋。因此这位老兄的正式职衔的全称就是“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里挂个金鱼袋，也算一种职称，必须添进“干部履历表”里去，或印在“名片”上，还要特别说明是政府颁发的而不是借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来则极为正常。

显然，在中国古代，服饰的等差，首先并不取决于贫富（有没有钱），而是取决于贵贱（有没有衔）。没有地位，钱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谓“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也。汉制更规定，平民凡有一人经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锦、绣、绮等丝织品，也不得服用毛织品、细葛布和白细苎麻布。所以到了可以“卖官鬻爵”的年代，商人们都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银子，去“捐个前程”，买个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帮左宗棠筹饷而赏穿黄马褂即是。总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礼”，衣服穿得不对头同样是“失礼”。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们的身份证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大家熟知的“冠盖”（达官贵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侣）等。

又如“缙绅”，原指“系绅带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们上朝时，随身携带用来写“发言提纲”或做“会议记录”的狭长板子，有点像今天的“商务通”。这板子在不用时，就插在腰间那条绅带上，就像今人把呼机或手机别在皮带上一样。所以，缙绅也就是大臣。后来，凡是有系绅插笏之资格，再后来，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便都称为缙绅，又称绅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皮带族”。不过，今天的“皮带族”可不都是绅士，甚至可能连白领都不是。至于现代绅士们，则八成是不会把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地全都别在皮带上的。

此外如“乌纱帽”“石榴裙”，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乌纱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时装。戴乌纱帽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穿石榴裙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再如“纨绔”，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纨）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绔），类似于今之开裆裤。这种服装，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贵胄子弟穿着这样又轻又薄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自然“轻薄”得可以，所以“纨绔”又用来指古时的“高干子弟”和“轻薄少年”。至于长衫，则为儒生之服饰。孔乙己的一件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绝不肯脱下，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礼仪

一个人的服饰既然由身份来决定，那么，身份的获得也就当然由服饰来表明。比方说，授予学位要戴博士帽，授予军衔要换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显然要屡屡变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后要死。有的人，还要担任和晋升职务，获取功名。这样，服饰的变换便贯穿一个人的终身，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冠礼和笄礼，说白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三个月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这两小撮头发，男孩留在左右两侧，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或抚摩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作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间，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作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这两束头发，男孩的状如兽角，叫作总角；女孩的状如树桠，叫作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命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或相反，或相关。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又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再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凭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故冠礼和笄礼即成年礼。既已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就常常在举行冠礼和笄礼的同时，为子女订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称为婚冠礼。一个女孩子，到了十五岁，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婆家，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绝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的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意思是女儿还小，还没有一个“字”，不是嫁不出去。其实她又哪里是在等待什么“字”，多半是当爹妈的还没有物色到乘龙快婿，或嫁妆还成问题罢了。

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后才能结发加笄，于是，“结发”就几乎成了“结婚”的同义词。当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可以叫作结发夫妻。二婚就不算。原则上讲，只有那些刚刚成年就结婚的，才好这么叫。刚刚成年就结婚，当然不可能结过好几回。所以，但凡第一次结婚的夫妻，也都可以称作结发夫妻，而不拘结婚时芳龄几何。但要说清楚，结发，即行冠礼笄礼，不是把夫妻两人的头发捆在一起。

有句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冠礼和笄礼作为“成丁礼”，当然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不过到了周代，便只有贵族子弟成年以后才能“冠”，庶民子弟则只能“帻”，即只能用头巾把头包起来，而不能戴冠。可见，“高帽子”也不是人人都好随便戴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把恭维他人，称作“戴高帽子”；把喜欢别人吹捧，叫作“爱戴高帽子”。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帽子才落到了“牛鬼蛇神”的头上。这也不奇怪。因为“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要“大革文化命”，服饰的文化意义，自然也就被颠倒了。

其实，这一大“发明”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被戴高帽子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想当然平时都爱戴“高帽子”，或戴过“高帽子”，那就让你们戴个够，看你们以后还想不想戴！

义务与修养

的确，“高帽子”是不好随便乱戴的，因为它意味着特殊的权利和义务。

就说“冠”。依周礼，贵族子弟之加冠，凡三次。首加“缁冠”，这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服饰。次则加“皮弁”，这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往往同时还要带剑。三加“爵弁”，乃“宗庙之冠”，地位仅次于“冕”。有冠有冕，自然“冠冕堂皇”。只有冠没有冕，也是不小的体面，何况还能佩剑？所以贵族子弟都很盼望着能早日加冠。

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贵族们的“冠”，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到死，也不能“免冠”。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战斗中，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做好的肉酱。

三次加冠后，初冠之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倾听他们的教诲。这很有必要。因为服饰不仅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同时还意味着道德修养。就拿成年人的发式来说，无论贵族男子的“冠”，庶民男子的“帻”，还是女子的“笄”，都要束发。束发当然有实用的功能。古人留全发，倘不束在头顶，随风飘散，既不成体统，亦诸多不便。不过，在中国文化这里，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约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成年，就要接受社会道德律令的规范和约束，其标志就是束发，一如犹太人与上帝签约后的割礼。所以，束发的时候，主持仪式的嘉宾就要对束发者发表训词，也就是趁机进行道德教育吧。

显然，“修饰”也就是“修养”。蓬头垢面不但不雅观，而且不道德，因为那意味着不能修饰和约束自己，也就同时意味着不能接受社会道德的规范。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束修”，应理解为“束发修面”，而不是或不仅仅是通常说的“十条干肉”。即使是十条干肉，也不完全是或仅仅是学费，而主要表示自己能够接受老师的“约束”和“修饰”，因而才叫“束修”。同理，孔乙己穿长衫并不可笑，可笑的在于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不洗不补，与理应修饰的读书人身份不符，这才成为笑柄。

读书人为什么就特别要讲究修饰呢？因为他是“文人”，是“君子”，是“士”，因此不能不“文”。有一次，卫国大夫棘子成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一个君子只要有优秀的素质和品质就行了，何必还要修饰呢（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的回答是：如果文就是质，质就是文，虎豹的皮也就是犬羊的皮啦！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就像虎豹与犬羊。虎皮豹皮之所以比狗皮羊皮高贵，就因为虎豹的毛是有花纹（文）的。如果去掉这些有文采的毛，虎豹之皮也就与犬羊无异。同理，君子如果“不文”，又与小人何异？所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文饰首先是道德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漂亮好看。

其实，古代中国人的服饰，几乎无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比如冠就是贯，表示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意思；弁就是辩，表示辩明身份、明辨是非的意思；冕就是免（免是冕的本字），也就是勉（勉本写作免），表示勤勉国事，以德相勉的意思。又比如，衣就是依，表示依附；衽就是任，表示担任；襟就是禁，表示禁止；至于履，则表示履行职责、实践礼法，也表示脚踏实地、行得正站得直，等等。

最有趣的是饰物。比如戴冠冕的人，都要在两耳之处各垂一颗珠玉，叫作充耳。充耳并不真的要塞进耳朵，而是悬挂在耳旁，提醒戴冠者不要轻易听信谗言，叫作充耳不闻。冠冕的前后两方，则要悬挂玉串，提醒戴冠者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叫作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也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意思。可惜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两个词的意思也就全变了，没多少人知道它们和服饰还有什么关系。

看来，服饰这玩意，意思还不小。

因此我们很想知道，它究竟都有些什么意思。

三　非凡意义

共食与共衣

首先，衣服是最贴身的东西。

贴身又怎么样呢？最贴身的，往往也就是最亲密、最可靠、最放心和最有感情的。因为在中国人这里，身和心是一体化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说到），所以“贴身”往往也就“贴心”。比如贴身侍卫，便不但最为亲切可靠，而且简直就是“心腹”。大宅门里的小姐太太，也多半会有一两个这样的“贴身心腹”。她们不但会把小姐太太的日常生活打理得舒舒服服，必要时还要替小姐太太们管闲事，办外交，甚至吵架，比如凤姐身边的平儿、探春身边的侍书，都是。

贴身，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那么，什么是最贴身的呢？人之中，最贴身的是母子，所以“世上只有妈妈好”。其次是夫妻，所以“一日夫妻百日恩”。物之中，最贴身的是衣服；衣之中，最贴身的是内衣。内衣，古人叫“衷”。它不但最为贴身，而且简直就是着衣者本人及其内心世界的代表，因此才有无动于衷、言不由衷、衷心感谢、互诉衷肠、道出衷情等说法，都是以衷衣代中心，以贴身代贴心。

衣既为人之最贴身者，自然也就往往被赋予情感的意义，或用来表现和传达情感，比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比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比如“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比如“想给边防军写封信，不拿纸笔拿起针”。中国古代的游子和战士，都喜欢穿母亲和妻子缝的衣、纳的鞋。只有穿着这样的衣，身上才暖和；只有穿着这样的鞋，脚下才踏实。

这样的衣服和鞋帽，当然不能轻易让给别人，就像老婆不能转让一样。即便那衣服是买来的，只要自己还穿在身上，也不能随便脱下来送人。尤其是内衣，倘若随随便便就脱下来送人，岂非轻率地“以身相许”？所以，尽管中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吃饭（共食），却不喜欢和别人换衣服穿（共衣），除非是战友或情人。

《诗·秦风·无衣》写的是战友之间的共衣。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就是：“谁说我们没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战袍！君王就要出兵了，整理好我们的长矛，我和你同一战壕！谁说我们没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衣裳！君王就要出兵了，整好我们的刀枪，我和你同上战场！”这实在是一种极重的情分。这种同袍共衣的感情，和同火共食是一样深刻的。军营里同火共食，出征时同袍共衣，上了阵就会同生共死，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因此我们不难体会，韩信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的则是情人之间的共衣。这一回写宝玉偷偷去看病危的晴雯，晴雯先是咬下指甲，递到宝玉手心里，然后“又回手挣扎着，连掀带脱，在被窝里，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这两个动作，很明显地有以身相许的意思。“宝玉见她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她身上，却把这件穿了。”这意思自然也很明白。所以晴雯才说：“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所谓“虚名”，即晴雯与宝玉有私情的指控。晴雯和宝玉虽然要好，却不曾像袭人那样，真的“贴身”过，所以是虚名。但如今，已用内衣为代表，相互贴身过了，所以不再“枉担”，也就死可瞑目。

看来，如果说“共食”者义同兄弟，那么“共衣”者则情近夫妻。的确，从身上脱下贴身内衣，带着体温，也带着体味，无论如何也都象征着穿衣人自己，若非极为亲密，岂能亲相授受？以中国人之内向，一般友人见面，不过鞠躬作揖，握手拥抱都不会，哪里还会贴身？能贴身者，无非夫妻、情人而已。即便夫妻，也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又岂能随意互换亵衣？看来，可共衷衣者，也就只有情人了。

其实即便是外衣，有时也能代表那穿衣的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死者的衣物，如不殉葬，就要分给亲友，以为纪念。这正如祭祀的食品最终要被吃掉一样，并非为了节约，而因为这些衣物中，残留着逝者的信息，睹其物如见其人，衣其衣如近其身。元稹悼念亡妻的诗云：“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表达的便正是这种情感。

于是，衣服就不简单地只是衣服了。它不仅具有物质的意义，也具有精神的意义。不仅属于肉体，也属于心灵。

身与心

衣是身的代表，身则是一个人肉体和心灵的总代表。

身的含义很多。首先是指身体。不过这“身体”，有时包括脑袋，有时不包括（比如“身首异处”），甚至只算中间部分，也叫“躯”。但它的本义，却是“身孕”—— 胎。它的字形，无论甲骨文、金文、篆文，都是像一个人怀胎之形。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说一个女人怀了孕是“有了身子”。

怀胎，是生命的孕育，因此，“身”又引申为生命，比如献出生命是献身，放弃生命是舍身，丧失生命是亡身，将生命置之度外是奋不顾身。生命既然就是“身”，则生命的全过程也就是“终身”。不但肉体生命是“身”，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等，也是“身”，如身份、身家、出身、进身（提高社会地位）、翻身（改变社会地位）、身败名裂（丧失社会地位）、身价百倍（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并非殴打身体）。实际上，肉体生命和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有时也难舍难分。比如明哲保身，就很难说要保的是哪个“身”。

生命当然都只能是自己的。因此，“身”又指自己，所谓自身难保、身先士卒等；又引申为亲自，如身临其境、身体力行、亲身经历；又引申为担任、承受，如以身作则、身受其害等。这可真是“怎一个‘身’字了得”。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只有自己才能称“身”，叫“自身”；别人称“人”，叫“他人”。“身无分文”是自己没有钱，“人言可畏”是别人的话很可怕。与自身同义的还有“躬”和“朕”。躬指身体，如鞠躬；也指自身和亲自，如事必躬亲、躬逢盛世等。朕是自身，原是古人自称的谦词。秦始皇以后，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结果谦虚变成了骄傲。“自身”既为皇上所独有，臣下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连衣服也不能随便穿了。

第二，生命既与身体同一，则灵魂也与肉体混同，或以肉体代心灵。比如意志不得自由，本是“心不由己”，却说“身不由己”；体验他人情感，本是“感同心受”，却说“感同身受”。看来，中国人的知觉、感受、体验、领会，都是先“身”而后“心”的，就连体验之“体”，领会之“领”，都与“身”有关。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不能用身体感官确定的东西，而只相信自己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教育上，言教不如身教；在认知上，耳闻不如目见；在学习上，心知不如力行；在事业上，立命必先安身。身不能安，则心不能定。于是就连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不能叫修心，而叫修身。“修身”不是健美，不是体育锻炼，其实与身没多少关系。

当然，要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对。《礼记》就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这就是“修身”了。这门功课，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开始。具体的做法，是垫上尿布以后，用一块布先把婴儿的两条腿包起来，又用布带从上到下捆紧，使婴儿身体笔直，只露出脑袋，俗称打包，有的地方叫蜡烛包。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孩子长大以后腿是直的，也才能保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可见身心一体，心由身定。

一个人的“心”既然是由他的“身”来定的，那么要得到他的心，便必然在这个人身上打主意，甚至要在他的服饰上做文章，比如清人入关后之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即是。这些南下的征服者们坚信，只有当中原汉族在服饰上与自己“俱为一体”时，被征服者才会和自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不会再把满人看作“夷狄”，对于大清帝国的兴衰荣辱，也才会“感同身受”。果然，清王朝覆灭时，许多汉人都如丧考妣，坚决不肯剪掉头上的小辫子。反倒是“皇帝陛下”（溥仪）本人，带头革了那辫子的命，害得宫里宫外遗老遗少们，一个个都跟丢了魂似的。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关心，也往往落实在对方的身上。比方说吃饭的时候给人家夹菜啦，天凉的时候提醒别人“加件衣服”啦。因此，关心又叫关怀、体贴，亦即贴身。身体相贴，体温相存，所以又叫温存。衣服穿在身上，其间当然有“温”存焉。就连小动物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要互相依偎在一起。故而共衣便是体贴，体贴便是委身，委身便是交心。实际上，当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它披到另一个人身上时，他们的心确实是“紧紧贴在一起”了。

与子同袍，能不是一种很重的情分吗？

衣人之衣，能不“怀人之忧”吗？

衣与依

其实，衣服衣服，衣与服，都有文化内涵。

先说“衣”。

衣是最贴身的东西，而贴身也就是“依”。依，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人在胞衣中成形。去掉这个人形，剩下的部分，便是甲骨文的“衣”字。所以，衣，最早是胎儿的胞衣，即“人之衣”。同时，衣也就是依，起先是胎儿之所依托，后来是人之所依。人们裹在衣服里，就像胎儿裹在胞衣中，衣服，岂是小看得的？

这样一来，共衣就是共依（共同依托同一对象，或互为依托），而同袍就是同胞（好像一母所生，有了血缘关系）。两个人，如果既同火共食，又同袍共衣，那就既有同一生命源头，又有同一生命依凭，肯定会亲如兄弟情同手足，成为“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

其实，“衣”这个字，本身就有相依之意。衣字的字形，无论甲骨文、金文，还是篆文，都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甲骨金文“象曲领，两袖中空，左右襟衽掩合之形”，看来真是上衣的形状。篆文却是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也是一个“人”字，许慎说“象覆二人之形”。覆即颠倒、翻动。这两个人在那里颠来倒去地干什么呢？当然是在“体贴”。后来这两个相互体贴着人的中间又多一个较小的人（大约是生了孩子），就成了甲骨金文的“依”；孩子长大了站在两个人的旁边，就成了篆文的“依”。孩子总是要依靠、依赖、依傍大人的。可见，衣也就是依，就是相互依存，甚至相依为命。

这当然很重要。所以“依”这个字的使用频率便很高：依傍、依从、依附、依归、依顺、依随、依托、依循、依仗、依允、依照、依凭、依据、依靠，甚至依赖。这也不奇怪。依，首先是二人关系，或人际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中国文化这里，当然是头等重要的关系。

依则恋。依恋是中国人所谓“人情”的核心。父母在，不远游，承欢膝下、绕行膝下等等，讲的都是依恋之情。恋家、恋国、恋父母、恋故乡，甚至恋古人，也都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就说乡恋。中国古典诗词中描写乡恋之情的，真是何其多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刘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不用凭阑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杜牧）；“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等等，等等，无不脍炙人口。

乡土尚且难离，何况最贴身的夫妻和情人？当然也是依且恋的。事实上，中国的男女关系，更看重的是“依恋”而不是“性爱”。西方人的两性关系，往往带有好奇和探究的内容，因此不惮于婚前性关系，也乐意于与不同的男女成为性伙伴，为的是多一些体验和经验。中国人的婚姻，却主要不是为了一夜之欢，而是要“相依为命”“地久天长”。因此，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便是以身相许，定了终身的。如果被那男人始乱终弃，便会痛不欲生。像西方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另寻新欢的事，她们连想都不会去想。要想，也是寻短见。

其实男人也差不多。一个多情的男子，如果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哪怕这女人是妓女，也会产生依恋之情。“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其所念念不忘依依不舍者，不过只是“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的一位歌女，是否真有性关系都未可知。甚至只有“一面之交”，也能产生依恋之情：“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依恋之情既然如此之重，所以离别就是极其痛苦的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一旦重逢，便喜出望外：“今宵剩（只管）把银釭（灯）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总之，依恋、眷恋之情是人之常情。一个没有依恋、眷恋之情的人，会被看作是无情无义，而一旦无情无义，也就形同禽兽，甚至禽兽不如。因为连阿猫阿狗、小鸡小鸭，也有依恋之情呢！

衣与服

再说服。

衣服又叫衣着。着，就是“附着”，或“加上去”，比如着色、着墨，当然还有着装。所以，衣服也就是“依附”。

依附者是不能脱离被依附者的。没有被依附者，依附者就没有“着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身之不存，衣将焉附？所以依附与被依附者的关系，就是一种从属关系，叫作服从（像衣服从属于身体一样）。服从得好，叫作服帖（像衣服贴在身上一样）。服帖才会受到体贴（贴在身上），才能被关怀（搂在怀里），也才有可能进身（地位上升）。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每个人都依附于另一个人，或依附于群体，就像衣服之依附于身体：子女依附于父母，妻妾依附于丈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似乎没有什么人要依附，因此是“孤家寡人”。其实皇帝也要依附的。他依附于皇权，依附于国家和民族这个群体。一旦失权亡国，那就猪狗不如，甚至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依附者固然不能脱离被依附者，被依附者也不能脱离依附者。于是依附者也好被依附者也好，便都有义务来维系这种关系，只不过其义务各自不同。子女、妻妾、臣民的义务是服从。表现为道德要求，就是子孝、妻顺、臣忠。父母、丈夫、君王的义务则是关怀。表现为道德要求，则是君仁、父慈、夫爱。但服从是首要的。子女、妻妾、臣民如果不服从，那就等于当众剥掉了父母、丈夫、君王的衣服，是一种极让后者丢面子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反过来，如果后者无法使前者服从，则等于连衣服都不会穿，同样是没有面子的事。所以，“怕老婆”是可笑的，而“怕丈夫”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会成为笑柄。在中国的任何笑话集中，都绝找不到一则“怕丈夫”的故事，因为中国人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可笑。

依附的对象并不限于某个人（父母、丈夫、长官、皇帝等），也可以是某个群体（家庭、家族、团体、单位、组织、政府等）。直到现在，中国人如果有了什么问题，也仍然习惯于找单位上去解决；有了什么想法，也仍然习惯于找组织上去谈心。中国人似乎很少想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某一事业，事实上认真做起来也有诸多困难，当然还是依靠上面来得便当。即便失误，也会有人替你担待，至少不必担心被“抓辫子”“扣帽子”和“穿小鞋”。辫子、帽子和小鞋，都是特殊的“服饰”，过来人无不知道它们的分量。当然，有了成绩，也首先归功于领导和群众，自己则不过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结果，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级部门像中国这样责任重大，任务繁多。不但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要责无旁贷地管起来（管得不好群众还要骂娘），而且一旦为了改革而“断奶”，还得教会大家如何去自谋生路。

依附的对象，甚至还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种思想或某一学派。中国人说话写文章，过去是开口闭口子曰诗云，后来是必先引用马恩列斯，时下则言必称弗洛伊德或海德格尔等等，只可惜老外并无“关怀”咱们的义务，所以也不见这样引用有什么好处。好在咱们这么说，这么写，主要还是一种心理需求。不这么说这么写，别人看了不顺眼（好像衣服没穿对），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好像脚下没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组织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总得“靠”着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个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连上级，有时候也得靠下级。在中国，会做领导的，总是要在群众中发现和寻找“可靠分子”，以为“依靠对象”，否则便会变成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一旦依靠对象发生问题，便不知何去何从。何去，是“上哪去”；何从，则是“跟谁走”。跟着谁，就朝谁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决于何从。“从”这个字，简化得实在好：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哪怕只是“跟着感觉走”，好歹也是“跟”。谁要是宣布“走自己的路”，没准就会被视为神经病。

总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烫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

四　时尚问题

东边日出西边雨

看来，服饰这事，还真不能视同儿戏。往大里说，它即便不是“治国之纲”，至少也是“治国之方”。往小里说，它是一个人内心美丑和道德修养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一种礼仪。也就是说，服饰、礼仪、道德是三位一体的。失仪必失礼，失礼必失德，失德必失国。这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修养的人，就不能随随便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因此，中国文化在传统上，是反对和厌恶奇装异服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奇装异服简直就是坏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恶劣者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妇女，只要一见到身着奇装异服者，就像见到了麻风病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厌恶和反感，在历史上甚至曾经导致谋杀案的发生。比如郑文公之杀子臧就是。事后有人评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一件奇装异服，竟招来杀身之祸，而舆论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可见穿衣戴帽，还真不能随人所好。

穿着奇装异服要遭人非议、厌恶，甚至嫉恨，穿着过时的服饰，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则会遭人笑话。白居易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原来，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流行胡服，女装多“襟袖窄小”。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早已流行“大髻宽衣”，袖宽往往超过四尺。至于画眉，也由时兴细而长的“蛾眉”，改为时兴阔而短的“广眉”了。其实，蛾眉原本是极美的。杜甫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就是说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自恃天生丽质光彩夺人，朝见皇上也不施粉黛，却仍要“淡扫蛾眉”，可见蛾眉之美。然而，曾几何时，“青黛点眉眉细长”竟成为“外人不见见应笑”的过时装饰了。可见时髦也是极重要的。朱庆馀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既痛恨奇装异服，又害怕过时落伍，这可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和饮食的表现大相径庭。

说来也是有趣，饮食和服饰虽然都为中国文化所看重，实际情况却似乎不大一样。饮食比较保守，服饰则比较新潮。饮食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饭馒头，今人也吃米饭馒头；五千年前吃火锅，现在依然吃火锅。无论食品原料、烹调方法、进餐方式、习惯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国特色，难得一变。当然，要说一点没变，也不是事实。不过，即便最爱吃麦当劳、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还爱不爱，就很难说；长大了，还爱不爱，也很难说。再说，不吃西餐和洋快餐的，毕竟还是大多数。所以，仍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世界文化趋向认同的未来，饮食，可能是中国特色的最后一块阵地。

服饰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如果说饮食是一位因循守旧的老先生，那么，服饰便像一个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国的服饰，曾屡经变化。说得远一点，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说得近一点，则有辛亥以来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装，不要说与千百年前大相异趣，便是与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样时尚化，总归是和国际接轨而不是和传统接轨。传统的服饰，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城市里已很难见到中山装，农村里小伙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辫子，也不大容易看见了。

事实上，咱们这个最最痛恨奇装异服的国度，恰恰也是最最爱赶“时髦”的地方。许多外国名牌在中国的畅销，就连外商也感到奇怪。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竟会用数月的工资去换一块体面的包装布，“十六岁的花季”们也能潇洒地走进时装专卖店，用父母的血汗钱换取时髦。看来，我们确有必要讨论一下与服饰有关的时尚问题。

时髦之谜

一般地说，所谓“时髦”，总是新奇玩意。赶时髦就不会反对奇装异服，痛恨奇装异服就不会赶时髦。中国人又反对奇装异服，又爱赶时髦，岂非莫名其妙？

说怪也不怪，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以群体的存在为依据，每个人的价值也要以群体的判断为标准。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都归群体和他人说了算。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来给人看的。如果没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没有意思。陆游诗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花儿尚且不能无人观赏，况美貌盛装之人乎？所以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也就无心梳妆。这就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既然穿衣打扮，原为让人观看，则每个人的服饰，便必须依照对象而确定，不能随心所欲，别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饰，固然粗野鄙俗，让人看不起；过于讲究修饰，又未免虚伪做作，让人信不过。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什么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质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朴质，既有修养又不失本色，这样才是真正的君子。

正人君子既然必须文质彬彬，当然也就不能奇装异服。奇就是“不正”，异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经”。不正经，不是“歪”，就是“邪”。奇装异服既然是“邪门歪道”，正人君子当然穿不得。

那么，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为其他人似乎更没有资格搞特殊。什么是奇？什么是异？奇就是“少见”，异就是“不同”。“少见”便难免“多怪”，“不同”则异于“凡响”。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见”；如果是皇上，自然“与众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饰虽然和咱们不一样，却不叫奇装异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没啥的，有什么资格自行其是、与众不同？没有。既然没有，那你就规矩点。

实际上，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礼”，实质上则是因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你却偏要穿那样的衣服，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吗？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不是公然不把大伙放在眼里吗？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无人、太自以为是了吗？难道别人都不爱美就你懂行？厌恶、反对、痛恨奇装异服者，大多是这种心理。

不能说这种心理毫无道理。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服饰是对他人的尊重，那么，穿着奇装异服，当然也就要被视为对他人的蔑视。并且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蔑视，而是对公众、对群体的蔑视，这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公愤。至于穿着过时服装，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情况则又不同。表面上看，这也是不合群。但这种不合群，并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对，更不是看不起群众，反倒会被群众看不起，当然也不会引起反感、憎恨和敌意。

赶时髦的情况又要复杂一点。中国人爱赶时髦吗？爱的。中国人承认自己爱赶时髦吗？不承认。所谓“时髦”，即“流行于时者”。没有一定的人数，就称不上流行。所以，时髦也是一种群体行为，与奇装异服不同。奇装异服是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赶时髦则是随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队。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中国人反对奇装异服，并非反对时髦，而是反对独异。“独异”是一个人和大家伙儿闹别扭，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赶时髦”则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当然不会犯众怒。

其实，赶时髦的人都有一种“合群性”。他们眼见得群体前进了，生怕跟不上，这才去赶。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宁说是合群之心太切，过于猴急而显得可笑，不够稳重而被人鄙夷。可见，赶时髦即便有什么不是，其错误也不在“时髦”，而在于“赶”。因为依照群体意识，要时髦，也得大家一起时髦，你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什么呢？

然而，时髦这玩意，不赶又是不行的。不赶，就会过时。一旦过时，再赶上去，不但讨不到什么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样，太赶，也是不行的。因为是时髦，就不会是老一套，总是新鲜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风险。如果还没弄清它是否会流行于时，就匆匆忙忙赶了上去，结果无人响应，岂非成了奇装异服，或奇装异服的跟屁虫？这就不能不预留后路。办法则是宣布自己不赶时髦，甚或视赶时髦为可鄙。结果，赶时髦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专一用于那些追新逐奇赶潮流跟浪头，手忙脚乱变来变去的人。其实，中国人哪有不赶时髦的。想当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黄军装、红袖章，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时髦。

超前有风险，落伍遭耻笑，因此，中国人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变通以趋时”，一条叫“不为天下先”。

“变通以趋时”与“不为天下先”

先说“变通以趋时”。

中国人喜欢变吗？不好说。一方面，中国人最不喜欢变，最好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大家墨守成规，照葫芦画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变应万变”甚至“万变不离其宗”的说法。另方面，中国人又最善变。而且，有时变化之快，弯子转得之大，连自己都会吓一跳。比如，刚刚还骂过革命党的，一转眼辫子就盘到头顶上去了；前不久还自称大老粗并以“大老粗”为荣的，一转眼，就有了“大专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总之，当真要变，也可以变，而且说变就变，又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

这就叫“变通以趋时”。也就是说，时代变了，服饰及其他方面，也要跟着变，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便会落伍。严重一点的，则会丢了身家性命。因为“时变”常常因于“政变”，“易服”往往意味着“易主”。大家都跟着去朝拜新皇帝、当新国民了，你自家一个人还穿着旧时冠服，便难免被视为“敌对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换件衣服变个发式的事情，为什么不跟着做？即便不是对抗，至少也是心里面闹别扭，背地里犯嘀咕。

这就不讨人喜欢，也“吃不开”。

所以中国又有一句古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说，时势变了，风头变了，大家都跟着变了，你也要尽快变过去，否则就会“背时”。背时就是倒霉，趋时才有甜头。关键要看什么东西“行时”。“行于时”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岂非犯傻？所以不变不行。尤其是服饰，就更得跟着变。你想，行头行头，如果不“行”（行时），还能叫“行头”么？

何况要变也不难。反正首先要变的，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如服饰之类。骨子里的东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改头换面不等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并不妨碍“我心依旧”的。

但是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所以时势变了，人们也会跟着变，至少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头上和表面上变了，就不会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无从下手。因此一到时势大变，想顶也顶不住的时候，中国人也会敷衍敷衍。叫挂龙旗就挂龙旗，叫挂五色旗就挂五色旗，叫挂青天白日旗就挂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挂膏药旗就挂膏药旗。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随机应变，曲线救国，先存活下来再说。

当然也有真变的。近一百年中国的变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为最。显然，中国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更不反对“趋时”，反对的只是某个个人的“超前”和“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历史上那些带头搞改革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了的。王安石虽然没有被车裂，名声却一直不好。再说带头也没什么好处。第一个吃螃蟹的虽然在理论上是英雄，可又有谁记得他是张三李四。

因此又有第二条原则，叫作“不为天下先”。

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也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坏事固然不能带头干，好处也不能得在前面，因为那会遭人嫉妒。一两个人嫉妒问题还不大，如遭众人嫉妒，那就要倒霉了。最好是随大流。既不用担风险，又不用费脑筋。就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首恶必办”，“胁从”则可以“不问”。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

这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强，个人弱；群体力量大，个人能耐小；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难免要犯错误。所以，一个人，只有融入群体才“吃得开”，被称为“分子”的则往往“吃不开”，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又“穷”又“臭”，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既要随机应变，又要随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如果居然敢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烦可就大了。

从上与从众

的确，“合群”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兽为群（如羊群），人为众（如民众），合起来就叫群众，也就是像羊一样跟着牧羊人（君）、跟着大家一起走的“人众”。于是，中国人的变通趋时，又有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 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其实，时髦几乎从来就是“从上”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历来如此。“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审美风尚的形成往往源于上流社会的好恶与倡导。“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宫词》）宫廷、豪门、都市，从来就是形成时尚、领导潮流的“头羊”。

这是有例的。比如“长冠”（又叫斋冠），是一种竹皮冠，相传是刘邦发迹之前发明的，所以又叫刘氏冠。刘邦发迹之前，不过是个混混。虽然谋了个“泗水亭长”的差事，也不过是个试用的吏员。他头顶上的那个竹皮冠，又能怎么样？只因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后来竟被定为官员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还没资格戴。又比如“花钿”（又称额黄），是一种两眉之间的装饰。它的缘起，据说是南北朝时，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仰卧檐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额上眉间，染成颜色，拂之不去。宫女们见之奇异美观，便竞相效仿，蔚为风气。李商隐《蝶》诗云：“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说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点痣”，原本是天子后宫嫔妃，月事来临时，不便奉承龙恩，又不便言说，便以朱砂点面为标记，传到宫外，竟也成为一种装饰了。

显然，“从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个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谁说了算？难道是老百姓不成？当然是“上面”说一不二。何况跟着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愿。下层社会对上流社会总是盲目崇拜的，再说也保险。因为一方面，惩罚总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这样，从上，就可以避免承担始作俑者的风险，即便错了，也不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受到追究。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宫廷较之民间，都市较之乡村，上层较之下层，总是更豪华、更排场、更精美、更先进。跟着上面走，就既保险，又可“得风气之先”，何乐而不为呢？

“从众”的心理也如此。中国人做事，对错先不论，只要是大家都这样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险系数。即便果真错了，也毋庸忧虑会受惩罚。因为法不治众，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要打击和能打击的，只是极少数极个别胆敢出头的“分子”。至于群众，则只是教育问题，顶多问个“盲从”之罪。但盲从其实是无罪的。因为既然是盲，当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何况看不清的，又不止一个两个，可见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们又有点盲目，哪能不犯错误呢？话说到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中国人喜欢从众，还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价值都要由群体来确证。这样一来，群体和他人，便成了鉴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群体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群体和他人都不做的，我们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和尚何曾摸过？又有谁说和尚摸得？没有。可见是胡说。但阿Q却非得假定和尚摸过摸得不可。因为只有如此假设，他的非礼才是“从众”，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既然说话办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按照别人做过的做事情，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诿过或迁怒于别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几年，又没有文化，否则他的“调戏”吴妈，完全可以诿过于读了当代某作家的书。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脸上，不该“有一点滑腻的东西”了。

这当然很便当，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因为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倘若全民族每个人都如阿Q，则其前途也就十分堪忧。

“一窝蜂”与“一刀切”

问题还不止于此。

就说阿Q。阿Q的欺负小尼姑，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预谋已久呢？我们知道，阿Q是个内心没有成算的人。要说他早就在策划这样一个“非礼事件”显然不是事实。但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是事实。阿Q有一个理论：凡寡妇，都想偷汉；凡尼姑，均与和尚“吊膀子”。如此，则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经被和尚摸过。这就使他愤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没有摸，岂不是吃亏？那就一定要摸她一次！

显然，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换一种更带普遍性的说法，则是：“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这种心理，就叫“攀比”。

中国人喜欢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饰，我也要戴首饰；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评职称，我也要评职称。反正得“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似乎也很合理。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我们原本就是从众从上，跟着别人走的。既然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别人没干的我们也不能干，那么，别人干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别人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

于是，就有了“一窝蜂”和“一刀切”。

鲁迅先生早就描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一个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并蹲下来看，立即就会围上一大堆人。这时，如果看客中有一个人发一声喊，拔腿就跑，那么，大家也就会跟着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中国人的这种“一窝蜂”，真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就拿锻炼身体来说，喝红茶菌便都喝红茶菌，打鸡血针便都打鸡血针，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之前听说又有人推出“喝尿疗法”，不知能蔚然成风否？当然，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体去做“一窝蜂”的实验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连国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窝蜂地去大办钢铁，或一窝蜂地去抓走资派，便难免弄得国无宁日。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尽管事后证明并不正确，当时却能毫不困难地发动起来，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归结为这一民族心理。

中国人为什么会“一窝蜂”？非他，群体意识而已。依照群体意识，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正确的，谁愿意犯错误呢？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保险的，谁又愿意担风险呢？就算错了，犯错误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吃亏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么！反倒是，如果大家都进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个人落伍吃亏，那才叫惨哪！更何况，中国人早就把脑袋，把思考选择的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交给了群体交给了他人，只怕是连想都不会想，就跟着跑了。

当然也就会“一窝蜂”。

与“一窝蜂”相配套的操作系统叫“一刀切”。所谓“一刀切”，就是对一应问题，各色人等，均不问高矮胖瘦、青红皂白，一律按同一标准处理。比如，一到六十岁，不论身体好坏，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统统退休。不到年龄而自愿退休者，则一律不准其退。这显然是“一窝蜂”的翻版。但“一窝蜂”是群众的事，“一刀切”则是领导的事。群众沉在基层，难免是非不清；领导高屋建瓴，难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 不“一刀切”，就会摆不平。你让张三退休李四不退，张三不会有意见？你让王五晋升赵六不升，赵六不会闹情绪？没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尽管谁都明白“一刀切”并不合理，但不管谁当了领导，也都只能如此办理。

其实，即便“一刀切”，有时也不灵的。因为攀比攀比，除了“攀”，还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个高低，比个优劣，比个胜负，比个水落石出。于是，你盖三星饭店，我就盖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厅，我就要四房两厅。可见，攀比并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样”，骨子里还是“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这样，从众，也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跟着”别人走，另方面则是一心要“比过”别人。因为跟不上固然没面子，比不过也同样没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

这就牵涉到“面子”了。事实上，服饰礼仪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关乎面子，而面子，则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没有的东西。

那么，面子是什么？

第三章　面子

一　命之所系

面子与中国人

面子是中国人的宝贝。

面子几乎主宰着中国人的一切。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社会生活，也要靠面子来决定和操作。就说请客吃饭。什么人该请，什么人不该请；什么人该“再三敦请”，什么人不过随口说说，都一律取决于面子。请来以后，什么人该先入席，什么人该后入席；什么人该坐在首席，什么人只能“打横作陪”，甚至站在旁边，也一律取决于面子。被有面子的人请去吃饭固然是有面子，能把有面子的人请来吃饭也同样是有面子。请客的人，为了给客人面子，明明是杯盘交错，水陆杂陈，也得说“没什么菜”。被请的人，明明是口味不适，胃口不佳，但为了给主人面子，也得连说好吃，做大快朵颐状。当然，在这里，掌握分寸是极为重要的。吃得太少，似乎怪罪主人招待不周，是不给主人面子；吃得太多，狼吞虎咽，又显得自己没教养，或没见过世面。总之，一应行动，均应以面子的得失为取舍，由面子来操纵和指挥。

甚至有时吃饭直接就是吃面子。比方说，吃公家的东西不掏钱，是有面子；吃别人吃不到的东西，也是有面子。有些地方招待外宾，总是要特地弄些明令禁食的山珍海味（如娃娃鱼）来，还要特别声明这是“国家某级保护动物”，弄得老外们莫名惊诧，不懂主人们为什么要拉了他们一起来“违法乱纪”。但如果招待的是“内宾”，则多半会领情。有的人，还会以此作为回去吹嘘的资本。相反，如果被请之人面子很大，却又未享受到应有的待遇，比方说，没有坐在上席，或没有等他，没有请他吃最好的东西，或没有让他先动筷子，那麻烦就大了。即便不当面翻脸，也会怀恨在心，找机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穿衣也一样。衣服穿在身体的表面，当然是“面子”，也是“体面”。一个人，如果穿着不得体，是很没面子、很不体面的。在中国，只要稍微“体面”一点的场所，都会挂出告示：“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然而，当真不敢公然入内者，却未必都是衣冠不整，而往往是穿着寒酸之故。为此，一个人，只要不是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一般总有一两件所谓“出客”的行头，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体面”的场所，赶饭局，赴酒宴，在旅游景点照相。甚至有的人为“体面”故，还会找阔绰一点的朋友，借一套名牌裹在身上，人模狗样的，大步地在街上走。

所以，中国人的服饰之道，就可以总结为三句话：重人前而轻人后，重外衣而轻内衣，重礼服而轻便服。上海人有句俗话，叫“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因为反正家里什么也没有，一把火烧光，亦无足可惜。全部的家当和体面，却在一条裤子上。倘若一跤摔下去，弄脏弄破，那就面子丢光，没脸见人了。

没脸见人又怎么样呢？轻一点的会“吃不开”，重一点则要“掉脑袋”。比如项羽，历来百战百胜的，但最后一仗惨败，这就面子丢光，连家也回不得了。他自己的说法，是“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所谓“何面目见之”，也就是“拿什么脸面去见人”。古人要面子很实在，不像今人脸皮厚，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不好意思”便罢了，所以项羽终于自杀。这虽然是“死路一条”，但“死路”好歹也是一条“路”。你看，项羽一自杀，就有很多人来说他是英雄，为他唱赞歌，打抱不平；他又留下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成语典故，也算是对历史文化有所贡献，可以名垂千古的。反正，项羽的面子总算是争回来了，虽然是在死后。

相比之下，祥林嫂就惨得多。祥林嫂一女而事二夫，这在鲁四老爷之流看来，是极丢脸面的事。虽然也曾以死相争，但终究没有死成。不但从了，还和第二个男人生了个儿子。这就非但不能挽回面子，反倒有“假正经”嫌疑。由是之故，鲁四老爷便不许她参与祝福的筹备工作。这简直类似于开除她的“人籍”。大约祥林嫂自己也觉得心虚，便用血汗钱去捐了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却仍不能“起死回生”。然而，别人丢了面子，还有“死路一条”，祥林嫂却连这条路也不能走—— 到了阴间，要被阎王爷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活也不能活，死也不能死，那才叫走投无路哪！

可见，丧失面子，有时会比丧失性命还要可怕。失身的少女，落榜的少年，被俘的战士，还有其他那些丢了面子的人，往往会竟至于寻短见，道理也就在这里。

死要面子

所以，中国人会“死要面子”。

所谓“死要面子”，就是说，为了面子而去死，或让别人去死，或死了以后还要争面子。为了面子去死，已有项羽为例；死了以后还要争面子，则可以举楚成王为证。说起来，这位楚成王，其实并不怎么样。正因为不怎么样，所以他不是死在别人手上，而是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上。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他的儿子商臣（即后来的穆王）带了兵来逼宫，而且一点情面也不讲，竟不肯让他老爸吃了熊掌以后再死。成王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去吊死。但是，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那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谥号。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等人死了以后，获得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它是对死者的总体评价，也是死者最后的面子，非争不可。起先议定的谥号是“灵”。这是恶谥：“乱而不损曰灵。”成王一听，便不肯闭眼睛。子孙们见他“死不瞑目”，没法子，只好改谥为“成”。这是美谥：“安民立政曰成。”成王这才满意地把眼睛闭上。

还有为了面子让别人去死的。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楚人献给郑灵公一只特大的鳖（即王八）。灵公用它来宴请群臣，却唯独不让子公吃。原来，上朝的时候，子公的食指忽然自己动了起来。子公便对别的大夫说，我的食指一动，就有好东西吃。这话灵公也听见了。所以他不让子公吃那王八，便显然是故意不给子公面子。子公为了挽回面子，竟然径自走到烹鳖的鼎前，“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子公的“染指”虽然给自己争回了面子，却大大地扫了灵公的面子。君臣双方既然都不给对方面子，那就只有翻脸—— 也就是把面子给“翻转”过来。翻脸的结果，是双方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只不过子公抢先了一步，让灵公再也吃不成王八。而且，这位老兄死了以后，还得了一个“灵”的恶谥，比起那位临死之前求吃熊掌而不得的成王来，可就惨得多了。

中国人为什么死要面子？就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比方说，君臣关系中的君或臣，父子关系中的父或子等等。不是单独的个人，也就没有独立的价值。君只有在臣的面前才是君，父只有在子的面前才是父。一个人，一旦真的成了孤家寡人，那他就什么也不是（正因为此，“孤家寡人”才成了帝王的谦称）。这样，君也好，臣也好，父也好，子也好，甭管什么人，都必须有和自己“相对”的“对象”，也必须能够时时“面对”他人。不能面对，就失去了“关系”，也就“不是人”。

这就要有“面子”。

实际上，要面子，正是为了面对他人。如果自己没面子，或伤了别人的面子，就无法“面对”，只会“错过”。错是“错开”，过是“过去”，都是“不能面对”的意思，简称“不对”。然而，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又是成双成对的（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应该“面对”而居然“不对”，当然不仅是“错过”，而且是“过错”了。所以，中国人便用“过错”来表示过失与错误，用“不对”来表示不正确。过失是“因过而失”，错误则是“因错而误”。误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非他，“面对”而已。

其实，正确不正确，与“对不对”的，原本没什么关系。两个人“对”上了，不一定正确；“不对”，也不一定就不正确。但是，依照群体意识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只能“对”，不能“不对”。结果，“不对”便成了“不正确”的同义语。

于是，当一个中国人同意另一个人的意见和观点时，他就会说：“对！”也就是表示心心相印，可以面对的意思。这自然是大家都有面子的事。如果要表示不同意见，则轻易不能直统统地说“不对”，而要先说“对对对”，然后再在“不过”后面做文章。意见不同，就是“不对”。不是“错”，就是“过”，怎么是“不过”呢？这无非表示，你我是兄弟，是同志，一直就很“对”，没有谁存心和你“过不去”。现在虽然要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但在感情上、心理上、立场上、关系上，还是“对”的。为了不致引起误会，就得先打个招呼，声明自己的本心是“不过”，而非“不对”。如果不打招呼，直统统地就说“不对”，便等于说不想和对方“面对”，或认为对方不够资格“面对”自己，那就无异于翻脸了。因此，尽管那些和对方不同的观点意见终归还是要说出来，但，是先说“不过”，还是先说“不对”，引起的心理反应却大不一样。

对不起与看不起

不过，话是这么说，事情却未必有那么好。群体意识虽然在理论上规定了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对”，不能“不对”，然而在事实上“不对”的事情却时有发生。这时，如果其中一方确有过错，或认为是自己不对，或虽然并无不对却又不敢得罪对方，便应该说“对不起”。所谓“对不起”，就是说，不是我不想“对”，而是因为您老人家面子太大，我自己面子又太小，想“对”也“对不起”。

同样，如果对方接受道歉，便会说“没关系”。这意思是说，你我原本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谈得上“对得起”还是“对不起”，也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这就等于委婉地否定了对方的过错。对方既无过错，双方又已对话，则两个人又重新“面对面”了。两个人只要面对面，就有关系，也就要照顾到对方的面子。因为对方对方，即面对之方，岂能不讲情面？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多半是背后搞鬼；而一到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时，领导者也往往要采取“背靠背”的方式来进行。“背靠背”才真是“没关系”，可以放心地揭发批判他人，而不必顾忌会“对不起”。

显然，“对不起”的前提是“对得起”，至少是很想“对”，只因为不小心伤了对方的面子，弄得“不对”了，便只好赶紧把自己的面子也损伤一点，以便能够重新“面对”。如果两个人面子的大小本来就差得远，那就连说“对不起”的资格也没有，只能低眉垂目，做不敢仰视状，如臣下对皇上、小民对长官、奴才对主子，都如此。如果后者居然胆敢“面对”前者，便是大不敬，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不对。所以臣下称皇上为“陛下”，意思是自己的眼睛只敢看着丹陛之下，不敢“面对”，[1]因为面子尺寸悬殊太大，根本就“对不起”。尽管臣下朝见皇上，也叫面君、面圣、面奏、面谏，但其实是根本不能面对面的。无论君臣谁是谁非，只要皇上不同意臣下的意见，就可以随便治臣下的罪。因为臣下还没有开口，就先已经“对不起”了，哪里还有平等对话、正常讨论可言？

因此有“俯首称臣”的说法。俯首，也就是不敢面对。同样，称王子、公主为殿下，称大臣为阁下，称朋友为足下，也是如此，意即只能遥望对方的宫殿之下或台阁之下，或只能看着对方的脚下，都是低眉垂目，不敢正视的意思。不过，“阁下”“足下”云云，后来已成为谦辞、敬语，并非真的“对不起”。正如自称“鄙人”“犬子”，都当不得真。中国人说话，但凡涉及面子，就讲不得实事求是。比如《儒林外史》里写到张乡绅来拜望新中举的范进，说是世先生这“华居”，“其实住不得”。这就看不懂了：既然是“华居”，为何便住不得？可见“华居”云云，是靠不住的；“其实住不得”，才是真话。同理，当别人称自己的儿子是“犬子”时，也千万别以为真是“狗娃子”。《三国演义》里面讲，孙权向关羽提出两家联姻，没想到姓关的一点面子也不讲，竟断然拒绝说“虎女”岂能嫁给“犬子”。口气倒是大得很，只可惜后来还是败走了麦城。

面子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没有面子，就无法“面对”。你不给别人面子，别人就会“对不起”；自己没有面子，别人就会“看不起”。“看不起”和“对不起”，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对不起”是谦辞，本质上还是“对得起”，至少是希望可以“面对”。“看不起”却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哪里还有什么“对不对”可言？

所以，一个人，尤其是先前曾经被人看不起的，一旦有了脸面，便会迫不及待地想要人“看”。当年，项羽灭了秦王朝时，尽管天下未定，强敌在前，还是心急火燎地要回老家去，道是富贵而不还乡，岂非穿着漂亮衣服在夜里行走（衣锦夜行）？这也是人之常情。就连阿Q，进城做贼小小地“发”了一下，也要在未庄的酒店里摆阔，掏出钱来，“满把都是铜的银的”。难怪曹操要派雍州人张既出任雍州刺史，唐高祖李渊也要拜秦州人姜谟为秦州刺史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衣锦还乡，古人所尚，现在让你回老家当官，算是穿上漂亮衣服在大白天行走了吧？

不过，这种要面子的办法，也未必高明。因为说不定老家的乡亲中会冒出一个愣头青来，当街喝道：这不是俺村上的红头阿三吗？他八岁时还尿炕呢！这就会大煞风景。更何况，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器晚成，真正有面子的人，并用不着摆谱。相反，只有唯恐别人看不起的，才会架子端得十足，到处耀武扬威。所以，项羽军中有人听了楚霸王那番高论以后，便讥笑说他是“沐猴而冠”。是啊，你看现如今那些牛逼哄哄的家伙们，是不是有一种大猕猴戴高帽子的感觉？

然而，“沐猴而冠”也好，“衣锦昼行”也好，都不过是方法问题，水平问题，原则却只有一个：每个人都要有面子。无论你贵为天子，或贱若草民，都一样。

[1]补注：此处有误。

李蓬勃先生指出：“陛下”表示尊称，并不是实指台阶之下那块地方，而是借代的用法，指代台阶之下给皇帝当差的那些臣仆。用这个词是表示不敢直接指称皇帝，而只好跟皇帝手下的人对话。汉代蔡邕的《独断》对陛下这个说法的来源做了解释：“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庶士相与言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事之属，皆此类也。”

也就是说，“陛下”不是“丹陛之下”。殿下、阁下、足下，也不是宫殿之下、台阁之下、脚底下，而是侍从、手下。其实，“手下”这个词，已能说明问题。手下，当然不是“手底下”。因此，陛下，也不是台阶之下那块地方。李先生所说甚是。

当然，只能“跟皇帝手下的人对话”，仍是“不敢面对”之意。

另外，有读者认为，“丹陛”一词也是错的，应为“丹墀”。其实，丹墀就是丹陛，丹陛也就是丹墀。墀，读如迟，台阶的意思，也指阶面。帝王宫殿的台阶，因为“以丹漆涂之”（《昭明文选·张衡〈西京赋〉吕向注》），所以叫“丹墀”。陛，则特指帝王宫殿的台阶。因为有此特指，所以，臣下进见皇帝，就叫“陛见”；临阶申贺，就叫“陛贺”；天子的卫士，就叫“陛兵”；他们持戟立于阶下，就叫“陛戟”。岑参《寄左省杜拾遗》诗云：“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此处之丹陛，就是丹墀。

二　面子丢失之后

赔偿之法

死要面子，并不是说说玩的。

面子少说也比身体重要。事实上中国人为了面子，向来就不在乎“身受其害”。比方说，贸然地到别人家里做客，正巧人家在吃饭，尽管主人再三邀请你“一起随便吃点”，但为面子故，明明自己饥肠辘辘，也得婉辞，并坚持声明自己“刚刚吃过”。此即脸面重于身体之明证。因为身体受点损失，不过皮肉之苦；面子受了损失，那可是“心灵的创伤”。

当然，丧失面子，倒不一定即等于丧失性命，但伤人面子，却至少也不下于折人胳膊断人腿。因此，一旦发生“侵面”事件，其严重性绝不亚于人身伤害。这时，被伤害的一方便一定会要求得到偿还——或是由伤害者自动进行赔偿，或是由被伤害者自己设法得到补偿。反正是，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伤了面子当然也得赔面子。

对方自动进行赔偿，一般是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伤害乃是无意，而伤害的程度又不大。这时，如立即认赔，多半也都能化解矛盾，不致酿成大祸。通常的办法，是用自动降格的办法表示歉意，声称自己面子太小，没有资格和对方“相对”——“对不起”。这样“一损对一损”，也就两下里扯平了。如果对方面子原本就大，双方原本就“对不起”，那就只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不是人”，“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泰山”，等等。总之是以贬损自己，来变相地或直接地抬高对方，以此作为赔偿。这些办法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一个人的面子正如这个人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存在，而只能存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之中。当两个人“面对面”时，一方面子的亏损，即等于另一方面子的增益。此方的亏损越大，则另方的进账也越多。自己亏了自己，也就等于赔了对方。

不过，这种赔偿办法，一般只用于平辈之间，或卑者对尊者。尊者对卑者说话，有时也会故意贬损自己，比如哥哥对弟弟自称愚兄，长官对下属自称学生，国君对大臣自称寡人（意谓寡德之人）等。但这往往是表示谦虚，笼络人心，并非赔礼道歉。

尊者是不能当真贬损自己的。他的赔偿办法，只能是设法给对方一个更大的面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写贾母因贾赦要强娶鸳鸯而“气得浑身打颤”，一肚子火发在正巧在旁的王夫人身上。王夫人与此事并无关联，贾母无端怪她，话说得又重，又是当着众人的面，她在众人之中又是地位最高的，自然很没有面子。及至探春提醒：“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贾母这才发现，错怪了王夫人。不但伤了王夫人的面子，对于“一贯英明”的自己而言，也是没有面子的。于是便先对薛姨妈（王夫人之妹）说，“可是我老糊涂了”，算是认错；又说，“你这个姐姐，他极孝顺”，实则进一步认错；又批评宝玉（王夫人之子）说，“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醒）我，看着你娘受委屈了”，这就已带赔礼性质；最后又要宝玉“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纪了，看着宝玉罢”，这就已是赔罪了。这一下，王夫人自然捞足了面子，忙笑着拉起宝玉来：“断乎使不得，难道替老太太给我赔不是不成？”

显然，这里的症结是：贾母不能向王夫人赔不是（贾母既放不下这个身份，王夫人也消受不起），而王夫人丢失的面子又只能由贾母帮她找回来。于是才有这么多拐弯抹角。薛姨妈在血缘上是王夫人的妹妹，在身份上又是亲戚，所以先拿她做转弯的契机，面子就比较好看；宝玉是王夫人的儿子，贾母的孙子，辈份最低而血缘最亲，拿他做替罪羊，既不伤面子，又不伤感情，赔偿了王夫人，自己却并不亏本。贾母的这个算盘，实在打得很精。但贾母却兴犹未尽，还要扳本，于是又批评凤姐（王夫人之侄女兼儿媳）说：“凤姐儿也不提我！”那凤姐也是面子专家，居然一口咬定：“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理由是：“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其实，贾母的“不是”，是错怪了人；凤姐的“不是”，则是没有提醒。但贾母的“不是”，是不能深究的；凤姐的“不是”，则又是冤枉的。以凤姐的身份地位，怎么能提醒？而贾母的错误，又怎么能揭发？凤姐既不能喊冤（会扫了贾母的面子），又不能认账（原本没有错误），只好胡搅蛮缠。然而效果却极好。不但贾母赚足了面子，连众人也都笑起来了。大家都有不是，大家又都有面子。倘若不是碰上这群面子精，哪有这样的好事？

当然，要玩这种“面子游戏”，也得大家都有眼色，懂得游戏规则才行。比如贾母要宝玉跪下替她赔罪时，王夫人就较不得真。一较真，就麻烦了：你犯的错误，凭什么要我儿子来认账？同样，当一个人对我们说对不起时，我们也不能当真去丈量一下，看看他的面子到底有多大，和我们的面子是“对得起”还是“对不起”。实际上，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对不起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面子当真就比对方小。当真比对方小，说对不起就没意义了。所以，说对不起，并不吃亏，至少也能确证自己的面子其实并不太小。相反，如果说了对不起，对方还不依不饶，则冲突就会升级。因为这意味着对方并不承认大家面子一样大。你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你既然不肯承认我说对不起是谦虚，是客气，是自贬，是给你面子，那就只好去证明你的面子原本就和我不一个量级，我对你的伤害原本就理所当然了。

补偿之法

赔偿是别人的事。别人伤害了咱们，当然归别人来赔。不过这也得对方的伤害乃是无意且伤害程度不大才行。如果对方的伤害是故意的，他就不会赔；如果伤得太重，也赔不起；如果那面子竟然是自己丢的，当然就更没有人来管。所有这些情况，都只能由丢面子者自己去设法寻求补偿。

补偿也包括两种：“自补”与“他补”。

所谓“自补”，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从自己这里把面子捞回来，其原则可以具体表述如下：凡因不慎或失误而因某事丧失面子者，可以通过另一事所获之面子而予以补偿。但一般说来，两事之间应有联系，且后一事之所获，应大于或至少等于前一事之所失。比如一个战士当了俘虏，是丢脸的事。但如果被俘后竟能越狱，且越狱途中又俘虏了敌人一个军官，便仍是英雄。又比如，一个少女被人强暴，也是丢脸的事。但如果竟能手刃强暴者，则也仍不失为烈女。

在这里，有两条原则是必须遵循的。一是相关原则，二是等值原则。比如一个男人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是没有面子的。这时，哪怕他正好得了奖，升了官，或者赚了一大笔钱，也于事无补。他只有再找一个女朋友，才能把面子补回来。而且，这个新找的女朋友，还得比原来那个更漂亮更让人羡慕才行。

不过，并非所有的事都可以自己去想办法。如果这面子是别人给弄掉的，自己就补不了。这就要有“他补”。所谓“他补”，就是从他人那里夺回面子。“他补”原则可以表述如下：凡因他人的伤害而丧失了面子的，可以通过伤害他人使其丧失面子而获得补偿。因为所有人的面子都是“相对”—— 相互面对的。如果我也能让你丢面子，则你让我丢掉的面子，也就算是找了回来。

当然，按照等值原则，加之于后者的伤害一般也应大于或至少等于前者之所受。比如，张三打了李四一耳光，则李四至少也要还张三一耳光，才能挽回面子。最好是，张三打了李四一耳光，李四则还张三两耳光；赵六踩了王五一脚，王五则打断赵六的腿。因为张三、赵六是发难者，占了“先”，因此必须加大还手分量，才有可能打个“平手”。张三挨了两耳光，赵六断了一条腿，当然也会认为是吃了亏，丢了面子，必得砍断李四的手或打断王五的腰，才会甘心。

这就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准则，即无论是恩是仇，都必须回报。而且回报的量级，还要大于给予者。人敬我一尺，则我敬人一丈；你伤了我的脸，则我一定要剥你的皮。当然，回报也不一定非得即时即地，也可以留待将来。报恩，可以是来生做牛变马；报仇，也可以十年不晚。但必须回报，则是一定的。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利息”也越高。比如这一回你只是打歪了我的鼻子，或降了我的官职，那么，十年之后再来报复，便可能会要你的脑袋，甚至将你满门抄斩。无论江湖、官场，都如此。中国历史上和生活中的仇仇相报，往往也就因此而愈演愈烈。

此外，在“面子之争”中，如果对方并未直接或有意损伤自己的面子，只是用较大的面子盖过了自己，从而间接地让自己丢了面子，那么，通常的做法，便是设法弄到更大的面子再盖过去，成为一种“面子竞赛”。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竞技活动”，其惊险和观赏程度并不亚于西人的赛球和赛马，而且还更有“文化味儿”，派头也更足。明朝某年间，有刘、项两家争面子。两家都是大族，夸富摆阔已无济于事，大打出手又有失体面，只好抬出祖宗来帮忙。有一日，刘家贴出一副对联，道是“两朝天子，一代名臣”。“两朝天子”，说的是刘邦创立的汉和刘裕创立的宋（南朝），皇帝都姓刘；“一代名臣”，说的是明朝开国元勋、“诚意伯”刘基（伯温），当然也姓刘。项家既没人当过皇帝，也没有出过名臣，看了这副对联，只有干瞪眼。后来，来了个过路的秀才，替项家撰得一联，道是“烹天子父，为圣人师”。“烹天子父”，说的是楚汉相争时，项羽曾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军前扬言，要把老头子下油锅。没想到刘邦耍赖皮，说你我曾经结为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哥们要是打算拿咱爸做菜吃，别忘了给兄弟我一碗汤喝。项羽无奈，只好不烹，但仍算得上是“烹天子父”。“为圣人师”，说的是春秋时代项橐（读如坨），《史记》上讲他“生七岁为孔子师”。刘伯温虽然是一代名臣，比孔子还差得远，更比不上孔子的老师。这一下，可把刘家给扎扎实实地压下去了。项家挣足了面子，那秀才自然也挣足了银子。

圆场之法

面子比赛，有比不过的时候；棍棒相见，也有打不赢的时候。所以它们都并非获得补偿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更何况，文斗也好，武斗也好，都毕竟是既破财又伤心，还挺费神的事。弄得不好，还会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各社会阶层的势力均衡。均衡一打破，秩序便无法维持，很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没了面子。

所以，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解决面子争端的办法，那就是“讲和”。

讲和又叫圆场，其要义是“圆”。所谓“圆”，也就是让双方都有面子。这也不是完全办不到的事。因为冲突双方原本都是“面对面”的。现在没有面子，无非是“翻了脸”。如能再翻过来，岂非重新“面对”？问题是，他们自己是翻不过来的。即便想翻，也拉不下这个脸。这就要有人出来打圆场。

所以，讲和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和事佬。和事佬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自己必须极有面子；第二，他必须有办法让双方都有面子。不能让双方都有面子是不行的。只能让一方有面子，那就不是打圆场，而是拉偏架了。自己没有面子就更不行。如果连自己的面子都成问题，又如何能保证大家都有面子？这就和体育竞赛中的裁判不大相同。和事佬和裁判一样，都必须“公正”，至少是必须看起来公正，但裁判可以判平局，也可以判输赢，而且裁判自己的竞技水平不一定要高于运动员。和事佬却只能判平局，不能判输赢，而且自己的面子一定要大过冲突的双方。俗话说，纸包不住火。和事佬要把冲突双方的“火”都包起来，他的面子就不能是纸做的。

有时，如果和事佬的面子特大，不用说什么，也能讲和。比如《水浒》中的那些好汉，都是不打不相识的。常常是为了一点小事，伤了面子，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不可开交之时，一位在江湖上极有脸面的人，比如晁盖、宋江，或次一等，吴用、戴宗也行，出面了，说大家都是兄弟，不要伤了和气。于是，双方收兵，握手言欢，尽释前嫌，结为兄弟，一起去吃酒，或去干“替天行道”的勾当。

所以，说到底，和事佬之所以能够和事，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面子。因为一个有脸面的和事佬来讲和，这本身就是赏脸的事，不能“给脸不要脸”。这时，哪怕心中不服，有气，憋屈，但，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只好不再计较。就说孙悟空，取经路上受了多少委屈多少气？可是观音菩萨出面了，打着如来佛祖的旗号说好话，也就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仍忍辱负重地保护那“对敌慈悲对友刁”的蠢和尚去西天。一身是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齐天大圣尚且如此，何况我辈芸芸众生？

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的某一方仍不肯善罢甘休，那就不但是自己“不要脸”，而且是不肯给那位“头面人物”以面子了。这时，他就必须承担和那位极有面子的和事佬“翻脸”的风险，也必须承担敌方由一股力量变成两股力量的风险。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和事佬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其施加给不肯买账者的报复，往往会数倍于原先的敌方，所以一般都不肯冒这种风险。相反，如果和事佬面子极大，则他的出面，本身就是极大的面子。“某某也出面为我主持公道呢！”“连某某也被惊动了呢！”这本身就是引以为荣的事，不但能够扳本，而且可能还有“红利”。

当然，斗也好，比也好，和也好，都是强者的事。倘若是弱者，便只有任人欺凌，如祥林嫂；或者向更弱的弱者去实施“他补”，如阿Q。阿Q是一个很要面子，又没有丝毫条件和能力获得面子的人。但凡这一类人，对于自己和他人面子的比例，从来就是估计错误的。阿Q因为自己没有胡子，便觉得有资格看不起王胡，结果是挨了王胡的打，面子和里子一起丢光；因为自己尚有辫子，又觉得有资格看不起假洋鬼子，结果又挨了假洋鬼子的打，面子和里子同样一起丢光。最后只好去欺负小尼姑。欺负小尼姑，原来是极丢脸的事，而阿Q竟以为大有面子，就因为能够博得酒店里闲人们的喝彩。酒店里的闲人们原本也大都是些没有多少面子可言的人，但能够观赏到一个比自己更没有面子的人欺负他人，便觉得自己也有面子，所以“九分得意地笑”。他们的观赏和喝彩，对于阿Q来说，就是“赏脸”，也就是“给面子”，所以阿Q要“十分得意地笑”。

不过，阿Q虽然一时也争得了面子，却也遭到了报复—— 被小尼姑骂作断子绝孙。这就严重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何况此话从小尼姑的口中骂出，其刻毒和力量更非同一般。你想，出家人“四大皆空，六根清净”，自己都不生育，哪里还管得了别人？所以“断子绝孙”云云，就不但是辱骂，而且是诅咒了。如果那小尼姑多少有点法力，或者佛门弟子都来同仇敌忾，则阿Q的麻烦就会更大。这样算下来，阿Q的欺负小尼姑，实在是一件赔本的买卖。

三　吃得开与玩得转

面子与本钱

显然，争面子就像做生意，也是要有点本钱的。

可以用来做本钱的东西、事情和条件很多。一般说来，但凡别人没有而只有自己才有，或虽然别人也有，却不如自己多、好，或不如自己先有，都可以视为“本钱”。比方说，阿Q看过杀革命党，未庄的其他人没有看过，这就是本钱。阿Q也因此而有面子，可以有资格向他人炫耀，有资格在讲述中将唾沫飞到赵司晨（一个在未庄也多少有点面子的人）脸上，有资格在讲述中扬起右手，照着王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该王胡虽然先前曾轻而易举地痛打过阿Q，这回却不但不敢还手，而且还“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就因为这一回，阿Q的面子实在颇大之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唯我独有的东西，也要别人认为有价值才行。比如孔乙己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别人不懂，照理说也应该算是本钱的，可惜别人不买账，也就不算。又比如，阿Q的头上有癞疤，别人没有，但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连阿Q自己也不觉得是面子，当然也就无足夸耀。

历史上公认可以作为面子之本钱的，主要是爵位、年龄和德行。这三种东西，或曰三种条件，在上古确非一般人所能有，因此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爵位高的，年纪大的，德行好的，这三种人，是天底下面子最大的。不过，这只是上古的事。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年纪大，德行好，也未必有面子。六七十岁的农民，见了二三十岁的县官，也得下跪叫太爷；品德高尚的书生，也远不如贪官污吏吃得开。于是，可以用作“面子本钱”的，就只剩下一种，即社会地位（爵）。

社会地位，一般以富贵与否为标志。“富贵”二字虽常联语，但其实是两件事。富指有钱财，贵指有地位。贵者或许多富（也不尽然），富者却并不都贵。子民之中，富莫若商，但从“士农工商”的次序看，则商之地位还在农工之下。古时候，商人再有钱，也不得穿漂亮衣服，只有花钱捐官以后才能摆谱，即富不如贵之证。

所谓“贵”，又包括两方面。一是官位显赫，或拥有可以折算成官位的各类头衔，如相当于某某级的职称等。其所以是面子，在于它的拥有者是“人上人”。“人上人”既然高人一等，他人便只能低眉而不敢“面对”，自然是极有面子。所以，一家公司哪怕只有三五个人，那负责人也一定要自封为“总经理”；而副职如果享受正职待遇，则名片上一定要注明是“正处级”或“正司级”，以免别人小看了自己。

再就是血统高贵了。或出身名门望族，或世代为官为宦，或皇亲，或国戚，或者姓了某一高贵的姓（如爱新觉罗）也行。上古可以做诸侯、大夫的都是贵族，故官位与血统都统一于“爵”。后代的帝王，在酬劳功臣时，也有既封官又赐姓的。可见姓氏、血统，也是一种面子。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杜甫说自己是大将军杜预之后，一以神为祖，一以王为祖，一以将相为祖，虽然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但以血统为面子的精神，却也一以贯之。反正姓孔的都是孔圣人之后，姓岳的都是岳武穆之孙。只有姓秦的不敢夸口，因为秦始皇并不姓秦，秦桧倒实实在在地姓秦。然而姓郑的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郑和之后。其实郑和是太监，哪来的后代？但既然姓是面子，也就顾不得许多。曹操的“祖父”曹腾不也是太监？曹操不也照样姓曹？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不也照样考证出曹操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

这个道理，连阿Q也懂。比如姓赵，在未庄原本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何况后来又出了一个秀才。于是，阿Q为脸上有光故，在灌了几碗黄汤后，竟然不识好歹地公然宣布自己也姓赵，而且“细细地排起来”，比秀才还要长上三辈。这种僭越的言论，自然不能为赵太爷所容忍。于是阿Q便被叫去训斥了一通：“你怎么会姓赵！—— 你哪里配姓赵！”姓也者，人之所生也。生在某姓，即姓某，不存在“会不会”“配不配”的问题。但赵太爷既然认为阿Q不配，未庄其他人也自然认为不配，最后大概阿Q自己也默认了不配，便从此不敢姓赵。

不过，上述本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家族的面子，也就五代而已。到头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一点面子也没有。同样，原来一点面子都没有的，也可能飞黄腾达，封王封侯，身价百倍，这就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之，面子的大小有无，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很快，甚至是很有戏剧性的。就说阿Q，因为曾经见过革命党一面，成了“准革命党”，便在未庄人还弄不清什么是革命，稀里糊涂既敬且畏时，短时间地由“阿Q”升格为“老Q”，在“天下有达尊三”中占了“齿”这一条。后来，“咸与维新”了，赵家也有了“柿油党”的“银桃子”，阿Q却没有，于是又再次沦为无“齿”之徒，最后还掉了脑袋。

面子与实力

阿Q得了面子又丢个精光，说到底，还是因为实力不够，因此面子的得失，便完全身不由己。体面体面，总得先有“体”，才有“面”。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体之不存，面将焉附？无其体而求其面，势必身受其害，脸也丢光。阿Q既无姓赵的资格，又公然宣布姓赵，结果什么也姓不成，反赔了地保二百文酒钱；在别人面前连孙子都不如，偏偏还要说什么“儿子打老子”，结果是下回打得更凶。

可见面子的背后是实力。赵太爷能不准阿Q姓赵，是因为他地位高；王胡敢打得阿Q满地找牙，是因为他力气大。阿Q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像他这样要啥没啥的，还死要面子，最后必然是里里外外都赔得干干净净。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面子其实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有实力的面子是真面子，没实力的面子是假面子。如果自己的面子都来路不明，又哪里管得了别人？赵太爷说阿Q不配姓赵，阿Q便不敢再姓赵；阿Q说王胡不配抓可以咬得很响的虱子，王胡就不抓了么？

可惜还是有人喜欢做阿Q。公元1873年，年轻的同治皇帝将举行亲政大典。依照国际惯例，西方各国使节届时都要来朝觐皇帝陛下。这下子朝廷头疼了。朝觐的时候，要不要洋人行三跪九叩之礼呢？要，实力雄厚的西方列强早已开罪不起；不要，则大清皇帝和帝国的“脸面”又将置于何地？当然，不要西方各国使节来朝觐，也是不行的。惹又惹不起，赔又赔不起，躲又躲不掉，简直是走投无路。

幸而这时出了个名叫吴可读的宝贝。此人很有些阿Q精神。他上了一份奏折说：洋人无异于禽兽。让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等于是强迫禽兽遵行五伦。能让其行不荣，不能让其行不耻。而且臣认为，如洋人也像国人一样行礼，那才是咱们中国的奇耻大辱哪！也就是说，你洋鬼子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么？你还不配！这样听起来，颇有些像赵太爷训斥阿Q“不配姓赵”。所以吴御史的这份奏折，便博得了满堂喝彩。于是朝贺之时，国人行三跪九叩的“文明”之礼，洋人行免冠鞠躬的“野蛮”之礼。一场差点又要酿成大祸的外交争端，就这样顺利地解决，而泱泱天朝大国，也总算保全了“体面”。

遗憾的是，吴御史和满朝文武都没有想到：第一，列祖列宗可都是让“禽兽”们行过三跪九叩之礼的。据统计，从圣祖康熙到高宗乾隆，一百四十多年间，欧洲各国使节觐见皇帝达十七次，十六次都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岂非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第二，譬如在阿Q，原本是想姓赵的。赵太爷说他不配，自然是赵太爷有面子。然而那些“如同禽兽”的洋人们，又何曾想过要“姓赵”？既然没有，你又哪来的面子？

好在不会有人说穿这些—— 就是有人想到了，也不敢说。当然，吴某人的高论也不宜公开发表，或通报给洋人。洋人智商再低，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禽兽。此论一出，势必战乱重开。何况也没有必要。吴某人之所以要发表这一番高论，无非是要为大清朝廷屈就洋人找到一个说法，自己给自己一个精神安慰，当然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但并非所有的面子都只是一个说法，一种安慰。有些东西，便既“好看”，又“好吃”；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比方说，一个读书人，不论十七八，还是七八十，未有功名之前，都只能叫“童生”，身份待遇与一般小民无异。科举考试及格，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以后，地位便大不同于以前。单是一领“蓝衫”，便可以在乡下人婚丧嫁娶的酒宴上混吃混喝。因为能请到身着蓝衫的秀才到酒席上，在乡下人看来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如果中了举人，立马就是“老爷”。可以做“学官”，或当“候补县”，或在家以“乡绅”身份结交官府，包揽讼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中了进士，便是“天子门生”。皇上传见，礼部赐宴，金榜题名（名单用黄绫榜公布），树碑立传（名单由礼部出资勒石于太学），光宗耀祖（由礼部发银树牌坊于宗祠）。选作京官的在“天子脚下”，分发各省的则尽快候补，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立马就是“县团级”。可见面子有时也是实惠，而且地位越高，面子越大，实惠也越多。小老婆要扶正，临时工要转正，知识分子要升职称，道理都在于此。

当然也不尽然。也有没什么实惠的（比如“顾问”之类的虚名虚衔），还有要往里赔钱的（比如婚礼丧礼的大操大办）。大操大办婚礼丧礼有什么意义呢？莫非不办婚礼就不是合法夫妻，不办丧事阎王爷就会退货？这道理谁都明白，可谁都得大操大办，因为谁不办谁没面子（趁机敛财者除外）。

这就怪了。一点实惠都没有的东西，争它作甚？

原来，面子本身就是实惠。

面子与实惠

面子的最大实惠，是有面子就吃得开。

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的“通行证”。有了它，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化难为易，左右逢源，甚至化敌为友，化险为夷。比如林冲得罪了高太尉，无端地被判发配沧州。初进牢房时，被差拨骂了个狗血喷头。及至亮出柴进的书函，差拨立马变成了“哥们”，说道：“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直（值）一锭金子。”看来，面子也是明码实价的。柴大官人一封书信就值一锭金子，要是亲自出面，那还得了？

其实，不但江湖，便是官场、商界，但凡是人的圈子，面子都是打通关节的法宝。只要面子足够大，那么，别人见不到的，你见得到，别人办不成的，你办得成，甚至刑律王法，也可以通融。往往是，一件天大的案子，有关部门正要雷厉风行彻底查办时，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出面了，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斤化作四两，一阵风吹个干净。实在通融不了，也不会当面硬邦邦地顶回去，或者会多少给点小小的通融，比如打板子时打得轻一点，分配牢房时分得好一点。相反，如果没有面子，那么，你到衙门里去办事，见到的便多半是一张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要办的事也是能拖就拖，先放半个月再说。所以人们常说：“十个公章，不如便条一张。”而中国人一旦要出门办事，谋生啦，求职啦，打官司啦，便总要请有面子的人写几封介绍信（古时叫“八行书”）揣在身上，以免到时候吃瘪。面子如此神通广大，岂能说它不是实惠？

何况面子还能生面子。

面子生面子的事，历史上很多。比如一个人做了大官，那么他的母亲、正妻，便可以讨一个封号，成为“诰命”；他的子弟，则或可以“任子”，或可以“袭爵”。任子，就是可以保举子弟为官；袭爵，自然就是让子侄承袭官位了。即便不能任子袭爵吧，至少也有光可以沾。这就叫封妻荫子。连带已经去世的祖宗，哪怕先前再寒酸的，也大大地体面起来。祭祀的规格，自然跟着升级；家族的祠堂，往往也要重修。这就叫耀祖光宗。甚至只要中了秀才，也能光耀门庭，不但父兄妻子，便是本家、邻居、乡亲，也理所当然地跟着有面子，如未庄的赵姓即是。

这也不奇怪。面子既然是面子，当然就会有“覆盖面”。一个人的面子越大，其覆盖面也就越大。近一点的，七大姑八大姨，姐夫妹夫小舅子，都跟着沾光；远一点的，族人乡党，后代子孙，也受其荫庇。总之，一个人有了面子，则与之有关系的人，也能跟着有面子。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丢了面子，则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也难免要跟着丢脸。所以，一旦发生“侵面事件”，奋起力争的，也就往往不止于丢面者本人。

面子的这一性质或功能，真可谓“造福全人类”。因为自己没有面子的人，只要有关系，或扯得上关系，也可以借面子来打通关节，或用来做吹嘘的资本。你想，谁还没有个三朋四友、乡里乡亲？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还能没有个体面的祖宗？“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有韩愈、韩信这一文一武两个大人物，普天之下姓韩的，岂非都很荣耀？赵高的名声不好，就说赵匡胤；李莲英的名声不好，就说李世民。甚至外国人也可以拉扯进来，比如姓高的便可以说高尔基是“吾家尔基”。实在找不到体面的同宗，还可以拿老师和朋友来说事，比如自称“胡适之的朋友”“齐白石的学生”。没上过他们的课？那总读过他们的书吧？这就可以称为“私淑弟子”。私淑，是只要内心景仰就可以的。比如孟子并不得从学于孔子，仍算是孔子门徒，就因其私淑之故。这就没有谱，人人都可以沾光了。结果弄得那些正儿八经的学生，便只好特别声明自己是“亲炙弟子”。

这很可笑，也靠不住。就说凤阳，那可是出了“万岁爷”的。然而怎么样呢？凤阳花鼓有云：“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也不怎么样么！凤阳真正繁荣昌盛起来，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靠的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和凤阳人民自己的艰苦奋斗，没朱元璋什么事。

但面子是只讲“面”不讲“里”的。只要扯得上关系，就有面子。鲁迅先生举过一个例。一个小人物，忽然有一天很兴奋地对众人讲，某某大人物和我说话了。众人羡慕，问他和你说什么？该小人物答曰：他说“滚”！

这当然也很可笑。但可笑归可笑，揭示的道理却很深刻。那就是：任何面子，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和有面子的人有关系，就有面子；和没面子的人有关系，就没面子。总之，一个人面子的大小有无，要由别人、由他和他人的关系来决定。其中，量级大的一方，总是决定着量级小的一方。所以，一个人，如果面子够大，那么，他就有资格决定别人面子的大小，甚至是否有面子，比如赵太爷之决定阿Q是否姓赵，假洋鬼子之决定阿Q能否革命等等即是。也就是说，面子有时也是一种权力，至少是决定面子，或授予、剥夺面子的权力，当然也是实惠。

面子法则

这就不但是“吃得开”，而且是“玩得转”了。

事实上，面子大的人，最让人羡慕之处就是玩得转。因为他既然能够决定别人是否有面子及面子大小，也就等于掌握了别人社会生命和政治生命的生杀予夺之权，一般人岂敢怠慢，又岂能不买账？自然上下亨通，左右逢源，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这样的好事，哪个不想？

所以，中国人都要有面子。

不过，面子这东西，也不是想要就能要得到的。除要有实力外，还得懂规矩。面子法则条款甚多，头一条就是“人抬人高”。任何人的面子都是相对的，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当两个人真正面对面，或有了一定关系时，面子的大小一般都不会相差太远。就算有差别，面子大的一方也能把另一方带起来。比如皇上驾临某一农舍，则该农舍的面子，便不比县衙小；穷丫头嫁给了阔老爷，也至少是个“如夫人”。如，即相当于。太太如果是“一品诰命”，则“相当于正部级”的姨太太，便好歹也是个“从一品”。这就是面子的增值原则。

因此，获得面子的办法，除攀附有面子者外，抬高对方的面子，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依照相关原则和等值原则，只有面子大小相等的人才能“面对面”，因此抬高对方，也就等于抬高了自己（同理，如果对方贬低了自己，则一定要贬低对方）。比如赠书赠字画时称对方为“方家”“法眼”就是。对方是方家，自己当然也不会是外行；既然能入对方的法眼，则自己的书画也就必是精品无疑。

何况，对方受到你的尊重、抬举、吹捧，一般地说，心里总是高兴的。如果他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就会有所回报。而且，依照“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原则，那回报往往还很丰厚，比如你称我为“方家”“法眼”，则我也称你为“天才”“大师”。这就是面子的回报原则。反正这种“礼尚往来”的勾当，多半会是一个合算的买卖。花花轿子人抬人。如欲取之，必先予之。那些会做人的，都懂这个道理。

即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也要懂得如何照顾对方的面子。要知道，任何人都是要面子的，也都是有面子的，只不过大小有所不同罢了。但面子再小，也不等于没有。如果自恃地位高，来头大，面子无与伦比，颐指气使，趾高气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碰巧对方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也可能不吃那一套，甚或撕破了脸来对着干，这就会把事情弄糟，自己也很可能下不了台。

所以中国人在谈判、发言、讨论问题时，即便自己有理，提出意见前也总要先说“刚才某某的发言很有道理”，或“阁下果然英明之至”云云，然后再在“但是”“不过”后面做文章。外国人初到中国，往往摸不着头脑，甚至以为中国人爱说假话，言不由衷，或故弄玄虚。殊不知，前面那些拐弯抹角的话，既不是假话，也不是废话，而是为了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如果开场便说“我不同意”，则对方必然会觉得扫了面子，脸上挂不住（也就是面子会“掉下来”），心中大起反感，对话也就无法进行。可见这种谈话方式，完全是用心良苦，一片好意，而不是耍花招和耍滑头。

懂得这些原则，大体上就不怕没有面子了。

有了面子，还得会用。有面子不用，固然是傻瓜，乱用也是糊涂。面子有如人情，都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人情用多了要亏损，面子用多了要磨损，何时用，何时不用，用多用少，都要掌握分寸。如果面子原本不多不大，又在不该用的时候胡乱用掉了，那就是浪费资源。如果那面子原本就是借来的，又用在不该用的时候和地方，比方说，随随便便给别人用了，到该派大用场或者自己要用的时候再也借不来，岂不糟糕？总之，面子必须用得其时，用得其事，用得其所，这就是面子的“适时原则”。

可以借用，这也是面子的一大特点。因为面子是有覆盖面的。这就像发光体，光芒总有外延。于是光照之下，资源共享，利益均沾。有关系的人既然可以“沾光”，自然也可以“借光”。

所以，自己面子不够时，可以借面子，比如和领导合影，请名人作序，吹嘘自己曾和某某一起吃饭等等，都是。当然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请有面子的人出面说情，写条子打电话，插手干预。但这样做代价比较大。最好是借用之后而“物主”并不知情，或不怪罪。不过借得多了，也难免露馅，最好是少借为妙，适可而止。这就是面子的“适量原则”。

面子不管是借来的，还是自己的，使用的时候都要掌握好尺寸。用小面子办大事，事情办不成，还会被人看不起，是丢面子的事；用大面子办小事，或者会被人认为是小题大做，或者会被人认为是仗势欺人，同样是丢面子的事。俗话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面子的使用也一样。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能“提着牛刀去杀鸡”。这就是面子的“适度原则”。所以，每个人平时都要有足够的储备，这才能择其适用者而用之。储备不足，也是枉然。

四　面具、角色、戏剧性

面子与面具

看来，面子这东西，既重要又有用。重要，就不可或缺；有用，就多多益善。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宝贝究竟是什么。

这就先要弄清面子都有些什么特征。

头一条就是“可看性”。面子，无论大小，都是要给人看的。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甭管那面子是谁的，哪怕属于如来佛祖，总归是要看。不看，或没人看，则等于没有。实际上“面”这个字，原本就有相见的意思，如一面之交、一面如故、面面相觑。它又常常与“目”联用，如面目如故、面目全非、面目一新。所以面字从目，甲骨文则干脆写成一只眼睛加一个眼眶的形状。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也说：“盖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过于目，故面字从之也。”

不过，面与目虽然都和眼睛有关，意义却不同。目是用来看别人的，面则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看，则有没有面，或面目是可爱还是可憎，都不要紧。如果有人看，那就一点也马虎不得。比如做一件棉衣，里子不妨用旧布，“面子”则必须用新绸。又比如，平时不妨吃咸菜，结婚时则必须大摆宴席。再比如，小学校的危房可以不修，县太爷的进口轿车则不能不买。火车站里，外宾休息室总比一般候车室干净体面，而单位一到有人来参观时，清洁卫生也总比平时做得好，因为要给人看么！

那么什么东西要看？脸。人身上，让人看的，主要是脸。其他部位，或不可看，或无足观，或寻常看不见。唯独脸，不但可看，能看，而且非看不可。俗云：“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如果不善于察言观色，便很可能会无端地碰一鼻子灰，弄得灰头灰脸的好没有意思。脸，岂能不看？

这就和面子很是相同。实际上面子有时候也叫脸，或者叫脸面。其实脸和面原本不是一回事。脸是双颊，不包括眼睛，面才是头的前部。但后来脸面混为一谈，面子也就变成了脸—— 有面子是“有脸”，没面子是“没脸”，给面子是“赏脸”，得面子是“露脸”，失去面子是“丢脸”，毫不顾及面子则是“不要脸”。不要脸是极刻毒的话。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若被骂作不要脸，便非和你拼命不可。

甚至面子和脸还有一种生理上的联系。丢失面子时会脸红（面红耳赤），得到面子，也就是别人赏脸或自己露脸时，则会觉得脸上有光。总之，面子的得失，全写在脸上，一望可知。

不过，面子又不太像是脸，至少不能简单地说就是脸。第一，脸是天生的，基本上不会变化，要变也是变老，面子却可以后天得到，而且会变化，或变大，或变小，甚至“面目全非”；第二，脸有美丑，面子却只有美没有丑，所谓“面子上不好看”不叫“面丑”，只能叫“没面子”或“丢面子”；第三，脸可以修饰，比如揩洗、剃须、抹粉等，面子却不能修饰，只能替换；第四，脸无所谓有用没用，面子却有用，甚至是非常之时用于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第五，脸生而有之，永随各人，面子则不但可以争取，甚至还可以当作礼物或薪水来赠送、发放、赏赐，或者借用；第六，脸只属于每个人自己，面子却不但属于自己，也属于群体，属于每个相关的人。

这样看来，面子又类似于荣誉。但有荣誉者固然有面子，丢面子却不一定是丧失荣誉。比如一位小姐的玉体不慎或不幸被一位男士看见了全体或不可看的部分，便大丢面子，但与荣誉无关。荣誉并非人人都有，且不会丧失；面子却是人人该有的，且稍有不慎，便会丢掉。再说也没有借荣誉的。所以面子也不是荣誉。

面子就是面子。它的特征是：一、人人必备，一旦丧失，便没脸见人；二、可以替换，有时会变大，有时会变小，有时还会丢光；三、专供观赏，有人看时挂在脸上，没人看时束之高阁。那么，这样一种可以随时取下又随时挂上的可看之物，又该是什么呢？

说穿了，它就是“面具”。

面具产生于原始社会，在那个巫术礼仪主宰着部落生活的时代，它是酋长、祭司和萨满们与神灵打交道的工具。戴上它，就可以与神灵对话，甚至请神到场，为部落的重大决策指点迷津。既然连神都可以请到，当然是极有面子了。所以，有面子就是有面具。或者说，正因为有面具，才有面子。有面具既然能“通神”，当然也能“通人”，也就在人群中“吃得开”。直到今天，我们还把那些有面子而吃得开的人，称为“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甚至“呼风唤雨”，就因为面子原本是面具，是通神、通灵的工具。

能戴上面具与神灵对话的神通广大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极有地位的人。所以，面子也就意味着身份、地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面子也就越大。他们往往又叫头面人物，意谓群体的“头脑”和“脸面”。古史上曾说黄帝“四面”，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依我看无非是说他面子又多又大又极广，一人而“面”四方，上上下下左邻右舍都“面面俱到”，所以才做了部落联盟的总酋长。

面具与角色

其实，不但酋长、祭司和萨满们要有面具（面子），其他人也要有的。因为面具不但表明一个人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一个人的归属，即他属于哪个群体、哪个阶层，类似于今之身份证，当然人人不可或缺。在原始时代，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崇拜不同的图腾，也就有不同的面具。只要看他使用什么样的面具，就知道他属于哪个图腾系统，从而判断出是敌、是我、是友。所以，面具（面子）之于人，至少在原始时代，就已是性命攸关的事。如果你没有面具（面子），那就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就叫作“政治面目不清”。不清也就不亲，必须加以防范。甚至，政治面目不清，比公开的敌人还可怕，因为他可能是奸细和间谍。在“宁肯错杀一千”的思想指导下，也可能立马被杀掉。因此，在原始时代，一个人如果不能出示自己的面具，就很难安全地通过一个充满警惕的部落。总之，从原始时代起，人们就是“死要面子”的。因为没有面子，就可能不但生命没有保障，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要知道，就连死者的埋葬和灵魂的安顿，也都是必须按照“图腾系统”来操作的。没有标志身份归属的“面子”，死了以后，便只能去做孤魂野鬼。

由此可见，丢失面子，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事实上，在原始时代，对于那些犯下为本部落众人所不齿罪行（通奸、通敌等）的人，惩处的办法之一，就是剥夺其面具。失去了这一“面子”，也就失去了与自己人交往的工具，当然也就“没脸见人”，只能自个儿跑开，到不见人烟的地方去自生自灭。这种惩罚，有时比判处极刑还可怕。久而久之，这种恐惧感就转化为羞耻感，视丢失面子为可耻，进而又把一切可耻之事视为“丢脸”。

面子既然原本是“面具”，则它也就同时是“角色”，或者说是角色的标志。角色有主有次，面子也就有大有小。但即便跑龙套，也是角色，也要有面子。面子就像京剧中的脸谱，标识着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担任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脸谱面子都来源于面具，只不过用在戏台上的叫脸谱，用在生活中的叫面子，作用却都是一样的，合起来便叫脸面（脸谱和面子）。所以，一个人，如果自认为颇有脸面，觉得自己的面子又大又光鲜，生怕别人“看不见”或“看不起”，多半就会故意“摆谱”。摆谱也就是把脸谱特地摆出来给人看，和京剧中“亮相”的作用差不多。

其实，重要的不是摆谱，而是“识谱”，也就是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面子，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应该如何面对观众和其他人物。如果弄不清，或者演不好，那就会角色错位，当然也就“对不起”了。比如君是一种角色，臣也是一种角色，父是一种角色，子也是一种角色。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依照孔子的说法，是应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按所司之角色行事。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就非丢面子不可。严重一点，如宋灵公、楚成王，还会丢了性命。至少，也要被视为“表现不好”。因此，一个中国人，要想活得滋润、体面，就要“表现好”；而要表现好，就要“守规矩”。中国做人的规矩很多，但原则也很简单：第一要识相，第二要懂事。所谓“识相”，就是要会看脸色，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面子；所谓“懂事”，就是要懂得礼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表演。比方说，开会时，面子比你大的人还没说话，你就抢先发言。人家脸上已经不耐烦了，你还在那里说个没完。这就是“没眼色”，也就是“不识相”。又比方说，一个资格老、辈分高的人来了，打电话说要来拜访你，你就应该立即表示“不敢当，还是我去看您老人家”，否则也是“没规矩”和“不懂事”。

规矩首先是“规格”。规格由角色的大小来决定。角色不一样，面具、脸谱、面子的“格式”（尺寸、颜色、花纹、样式）也不同，这就是规格（规定的格式）。这些格式既然都有一定之规，当然轻易改变不得，也滥用不得。所以，一个人，如果角色小而享用的规格高，就是出格（如特许使用则叫破格）；如果角色大而享用的规格低，就是降格（也叫“掉格”“掉价”“有失身份”）；如果故意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就叫摆格；而如果身份与格式相符，则叫合格。合格不合格是很重要的。不合格，就会有人来问你：“你以为你是谁？”“你他妈的算老几？”

怎样做才合格？首先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斤两，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别人才会“赏脸”。赏脸的结果，是不但自己有面子，连带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和上司也有面子。比如，一个孩子在客人面前彬彬有礼，规规矩矩，或嘴巴甜，样子乖，因而受到客人的夸奖，这在父母，是极有面子的事情。如果他公然在客人面前不听话，则是极丢脸的事，因为他不给父母面子，使父母不能扮演家长和教育者的角色。这时，恼羞成怒的父母可能会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当然是只能连带客人一起都灰头灰脸。所以，那些乖巧的孩子，尽管平日里十分骄横，一旦来了客人，也会做听话懂礼貌状。同样，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也会装出一切大事都是丈夫做主的样子，以便那怕老婆的老公，还勉强能够暂时扮演一下大老爷们男子汉的角色，不至于丢尽脸面。

演戏与让戏

这就很有些戏剧性。

中国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很多。就说送礼。在甲，不送是不行的，不送是不识相；在乙，不收也是不行的，不收是不赏脸。拒收礼物，丢了实惠还得罪人，是很不合算的事。但是贸然或坦然收下，也是不行的。有没有受贿的嫌疑先且不说，至少是一方面显得自己贪财，或没见过世面，会丢自己的“脸”；另方面又似乎认为对方送礼是理该如此，自己受之无愧，这显然是小看对方，会伤对方的“面”。所以，尽管最后还是要收，但收之前必有一段推让辞谢的“戏”要演。其过程无非是送礼者先说“务请赏光”。这是拿面子做武器，意谓不收就是不给我面子。收礼者则云“你太客气”。这是用人情做盾牌，因为真正的兄弟是无须送礼的。送礼者也只好攻之以人情“请别见外”，意谓只有生人的礼才收不得。最后受礼者只好请回面子来帮忙：“那么恭敬不如从命。”意谓先前拒收，不是不给面子，而是出于对你的“恭敬”；现在收下，也不是自己不要脸，而是为了“从命”。恭敬和从命都是面子，但从命的面子更大。为了给你更大的面子，只好不顾自己的脸面，收下你的礼物。这可真是得了人情又卖乖，既给自己找了台阶，又给对方戴了高帽。所以，尽管双方心里都知道这是在演戏，但为面子故，又都非演不可。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甚至根本就是“做戏”。因为在中国人这里，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并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什么是“做”？就是表演，即戏曲剧本上所谓“做某某状”。中国人在做人时，常常要做某某状—— 父母面前做听话状，老师面前做勤勉状，长辈面前做恭敬状，皇帝面前做忠诚状，领导面前做服从状，群众面前做谦虚状，女友面前做潇洒状，男友面前做娇嗲状。总之是只要面对“观众”，就要进入“角色”。担任什么角色，就做什么状。

不过，一个人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儿子面前是老子，到了老子面前便是儿子。此外，年龄的增长，名声的得失，地位的升降，财富的盈亏，都会引起和造成角色的变迁。所谓“一阔脸就变”，就是说地位高了，财富多了，角色大了，面子也大了，对于先前和自己面子相等的人，便会不大看得起。

所以，中国人必须有角色更换以后，面子也随之更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具体来说是：当角色变小时，面子也要相应地立即缩小，免得人们说你不懂规矩；相反，当角色变大时，面子则不一定相应地立即放大，这样可以获得“谦和”“念旧”“不忘本”的好评（也是一种面子），也可以免遭“一阔脸就变”的物议（遭人物议也难免丢脸）。《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了生员，身份和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他的丈人胡屠户便来和他讲“面子经”，说是“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妆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胡屠户这些话中虽不乏混账之处，但抽象地看，也还是符合“面子逻辑”的。及至范进中了举，成了“老爷”，张乡绅亲自来贺时，胡屠户便不但自己也不敢再“妆大”，甚至连“面”也不敢出来了。这正是角色变换之后所必然引起的面子变换。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要想不伤对方的面子，最好先弄清对方此刻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你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或儿时伙伴此刻发达了，当了官，做了教授，出任了董事长或总经理，那么，在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他的同僚或下属或学生或雇员的面，便断然不可呼叫他的小名或绰号，甚至不可直呼其名，免得他当场下不了“台”。比如陈胜当长工时，曾与伙伴们相约云：“苟富贵，勿相忘。”后来陈胜当了王，伙伴们来找他，却不懂规矩，叫他的名字，说他的隐私，大伤了陈胜的面子。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能共富贵，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同理，要想给一个人以面子，最便当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角色，让他由配角升格为主角，或候补主角。这种升格可以有真实和虚拟的两种。真实的如升官、升职称等，虚拟的如赐紫金鱼袋，赏穿黄马褂等。虚拟的升格还可以仅仅只是口头上的，比如称年龄、辈分比自己小的人为兄，或自称“鄙人”“在下”“区区”等。总之，只要对方在心理上感到变换了角色，就同样行之有效。这就好比演戏。配角抢主角的戏，是“犯规”（情节严重者要被开除出戏班）；主角给配角让戏，则是“赏脸”—— 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脸谱赏给对方。既然是赏脸，那么，它也就是殊荣、恩典，至少也是客气、情分，不能“给脸不要脸”，但也不能白要，而必须回报。回报的方式因人而异。如果对方与自己原本平起平坐，那么对方的让戏便是谦让，必须以略高一级的规格把“脸”还回去；如果对方地位高了许多，就是赏赐，自己可能已无“脸”可还，只有报之以身家性命；如果对方地位低得多，则原本无戏可让，但既有孝敬之心，自然也该赏脸。总之，在社会交往中，只要大家都能让着点，那就大家都有面子，都有“戏”。

有意与无意

戏是给人看的，所以面子必须好看。

事实上但凡可以称之为“面子”的，都无不好看。这就像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脸谱，无论忠奸贤愚，都一律画得漂亮，富于装饰美。比如历史上的暴君、昏君，死了以后，也要有一个谥号作为最后的面子。这面子当然不能叫“昏”“暴”“戾”，只能叫“幽”“厉”“灵”。如果你不懂“谥法”，便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贬义。还有一种更妙的，叫“恭”，是“知过能改”的意思。既然知过能改，则先前的错误，也就一笔勾销，仍可坦然地进宗庙去享用牺牲和香烟。又比如，一个同志毛病不少，但做鉴定时，也要给他留点面子，决不可将他的缺点错误直通通地如实写出，而要说“希望今后注意某某方面”云云。似乎这位同志的缺点错误，只不过粗心大意，不太注意罢了，其实无伤大雅，无碍于晋升和调动。否则这位同志丢了面子，闹将起来，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

这就和戏剧一样，有一个“台前”和“幕后”的问题：“言”不过是台前的表演，“言外之意”才是幕后的真实内容。读中国书，看中国报，听中国人说话，欣赏中国艺术，都要学会听弦外之音，悟言外之意，否则就会不得要领，甚或上当受骗。比如“研究研究”，其实并不研究；“以后再说”，其实并无以后，也不会再说。你如果傻乎乎地等下去，肯定等不出什么结果来。总之，一切让人不愉快的事，都一定会有比较委婉动听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死亡叫仙逝，撤退叫转移，连吃败仗叫屡败屡战。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官方的说法却叫“两宫西狩”。狩，是打猎的意思。鬼子进京了，太后和皇上哪里还会有心思去打猎？也就是自己哄自己罢了。

但这是不能说穿的。一说穿，就没戏看了。戏剧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大家都知道那是在作假，大家都不说穿，戏才演得下去。比如一个演员演林黛玉，大家都看得十分有趣，你偏要来拆台，说她原不过某某，既没有病也不曾失恋和葬花云云，便不免大煞风景。

所以，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不宜到幕后去寻根问底，因为那会“拆穿西洋镜”，种种“把戏”也就演不下去。比如某领导为了做谦虚状，跑到基层来征求意见，原本只是走过场，甚或是要听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你却当真一五一十地历数其不是，这就会使该领导难堪，连带在座的基层领导和同事也会尴尬，以后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又比如开学术讨论会，主持人请来领导和名流撑门面。尽管那领导或名流的讲话驴唇不对马嘴，或实在肤浅得可以，你也只能频频点头称是，或做认真记录状。同样，如果哪天我们发现一个公认的坏种或蠢货也忽然“当选”了什么，也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真正的功夫都在幕后，前台的选举不过“行礼如仪”而已。

然而生活不是艺术。艺术原本就有“虚拟性”—— 画的鞋子不能穿，画的苹果不能吃，诗人绘声绘色地描写骑术，自己却不会骑马。所以艺术可以是“有意的自欺”，不妨“明知是假，认真去做”。反正一则是有意识，二来也不过骗自己。由于是有意识，在短时间的艺术想象后，仍能回到严峻的现实；既然是骗自己，便至多不过只是自我陶醉，尚不至于误国误民。遗憾的是，中国的面子主义者，却总是忘记了这两条界限，一方面由“自欺”而“欺人”，另方面又由“有意”而“无意”，其结果，便势必是害人害己。

比如清朝末年，清廷派往欧洲的一位使臣刘锡鸿大人，便是这类因自欺欺人而自我陶醉的角色。当一位波斯藩王对刘大人谈起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并为此深感忧虑时，刘大人却坦然地告诉他毋庸忧虑，并对他大谈其东方哲学：跑得快的，人喜其捷，却不知那是会摔跤的；走得慢的，人苦其迟，却不懂那是最稳当的。太阳到了中午，就要下山了；月亮到了十五，就要亏缺了。西洋发展得这样快，难道不是自速其亡吗？列强贪欲这样多，难道不会触怒天道吗？至于中国没有铁路火车，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大清正要建造一种世界上最优秀最神奇的火车头，那就是遵照先王和圣人的遗教，“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这种“精神火车头”，举世无双。它“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哪里还用得着与西洋争一日之短长呢？

这真是阿Q得可以！你西洋不就是“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吗？那都是因为孔孟之道“声教迄于四海”，使洋人也“得闻圣教”而已。正本清源，当然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欧美不就是富一点、强一点吗？可那种“贪得”之富、“好胜”之强，咱们根本就不屑——“孙子才画得圆呢”！作为出使欧陆的中国使臣，刘大人的“门面”装得算是够可以的了。可惜，“孙子”们并不吃这一套，而历史的辩证法，亦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以贪得为富、好胜好强的“学生”们还是拿着“先生”发明的罗盘和火药来打“先生”了。这可不是一句“儿子打老子”便可以对付的。结果，“门”被打开，“面”也难保。刘大人的如簧巧舌，哪里抵挡得住列强的坚船利炮？

真话与假话

这就是“面子”了。它既然是“面”，那就肯定不是“里”；既然只能“好看”，那就难免成为一种“文饰”，甚至文过饰非。

文饰也未必就不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谁愿意把自己弄得脏脏的丑丑的？谁都要修饰修饰打扮打扮么！尤其是有人看的时候。再说，修饰打扮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一个平时穿着随便的人，如果忽然衣冠楚楚起来，便八成是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比如贵宾、上司或恋人。当然，反其道而行之的也有。比如京城里的那些“腕儿”，就会光头铛亮胡子拉碴，大裤衩子小背心，趿拉着拖鞋出入那些所谓“体面”的场所。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摆谱”“拔份儿”罢了，意思是“老子偏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实际上，在任何民族那里，蓬头垢面、不加修饰地面对他人，都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这似乎隐含着“你也配让我修饰吗”的意思。所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见别人，或让别人来看，就不仅是自己要面子，也是给别人面子。

但再合理的事情，也得有个分寸才行。可惜在中国人看来，让所有的人都有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于是，要面子，甚至为了要面子而不惜文过饰非，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比如出门开会特地穿上平时不穿的新衣，客人光临之前把家里突击打扫一遍，外宾参观时专挑“好看”的部门、单位或地段让他们看，上级来检查时报喜不报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久而久之，有意或无意的“自欺”就会变为有意或无意的“说谎”。至少是，说的是一种情况，实际则是另一种情况。

就说谥号，表面上看来大都是很好听的。比如“灵”，无论怎么看都是好词儿：灵验、灵通、灵巧、灵活、灵敏、灵性、灵气、灵感、灵光、灵丹妙药，都是好得不能再好。即便用于死人，也是尊称，如灵牌、灵位、灵柩、灵堂。然而我们看看谥号叫“灵”的国君，又有几个是好东西，几个有好下场？郑灵公为吃王八，被臣下杀死；陈灵公南冠而会情妇，被情妇之子射死在马厩。晋灵公暴戾不君，站在高墙上用弹弓射人，看人躲避为乐；厨师煮熊掌不烂，他就把厨师杀了，装在畚箕里招摇过市；大臣劝谏他，他反倒派人去暗杀谏臣，最后终于死于非命。这三个，算是最差劲的。此外如楚灵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自缢于臣下之宅；许灵公如楚请兵伐郑，不遂而客死他乡；蔡灵公国破身亡，成为亡国之君，也都很悲惨。看来，越是叫作“灵”的，反倒越是不灵。

谥号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炫耀功德的，如文、武、成、襄；另一种则是掩盖过失和不幸的，如灵、恭、闵、哀。这也不奇怪，因为面子就像服饰，也有两大功能：显示与遮蔽，或者炫耀与文饰。正因为面子兼此两种功能而有之，因此面子表现的内容就可能真真假假。当它用于显示时就可能是真的，当它用于遮蔽，尤其是用于文过饰非时，就难免弄虚作假。比如康熙庙号“圣祖”，乾隆庙号“高宗”，大体上还说得过去，而内战外战都很外行的咸丰，庙号竟曰“文宗”（慈惠爱民曰文，忠信接礼曰文），便让人觉得简直就是讽刺。莫非连吃败仗就是他的“慈惠爱民”，割地赔款就是他的“忠信接礼”么？

皇上和朝廷既然带头说谎，则臣下和小民们也难免口是心非。事实上，由于做人要按“面子格式”去表演，做事要按“面子法则”去操作，也就容易造成一大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口蜜腹剑的阴谋家、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而且，越是心狠手辣，就越是慈眉善眼；越是污秽歹毒，就越是道貌岸然。这就不能不让人处处小心时时提防。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所有人的内心世界都被面子裹着，哪里弄得清真假？所以，中国这方面的古训也特多，什么“听其言，观其行”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啦，都是。

其实，不要说那些大奸似忠的阴谋家野心家，即使一般的良善之民，也难免要多少说点空话、套话或假话，或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谓“一根肠子通到底”，平生半句假话不说的，其实并不太多。因为句句都说真话，事事都讲真实，便难免会有“违碍之处”，或让某些人听了不高兴。这就会得罪人。得罪了人，自己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平心而论，说假话，甚或搞阴谋，确实也有不少是被逼出来的。比如一个人想说真话，但说出来会伤了别人的面子，便只好说假话，或者“打哈哈”。又比如，一个人，能力很强，资历也不浅，明明有资格担任某一职务的，但如果明说，便会视为有野心或厚颜无耻，也就只好做谦让状，或者搞阴谋。例如曹操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也敢讲真话。他曾公开宣称：倘若没有曹某，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是真话，但也不讨人喜欢，因为把别人的假面都揭开了，于是引起公愤。结果呢，别人（如刘备与孙权）都堂而皇之地称了帝，没当皇帝的他反倒成了“奸臣”，你说这算什么事？

所以做人必须“世故”。不世故，便会或因不会做人而伤了别人的面子，或因不会认人而为别人的假面所惑。伤人不落好，被惑要吃亏，因此“人情世故”四个字，实在是一门大学问，也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琢磨，甚至必须耗尽一生精力才能弄懂学会的“必修课”。不过，世故既与人情有关，那么我们就还是先来看看“人情”是什么吧！

第四章　人情

一　面子与人情

情与面

说完“面子”，不能不来说“人情”。

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地说，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比如有个人，先前帮助过你的，你就欠了他的人情。下回他来找你帮忙，你就不好驳他的面子。同样，如果你给了某个人面子，则他也就欠了你的人情。甚至这面子与人情还能转让和借用，比如求情或说情时讲“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请于你有恩有情的人来出面。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由于人情和面子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也常常把它们合起来称作“情面”。

情面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不顾的东西。顾就是回头看。一个人，正往前走，要去办正事的，情面却从“后门”进来了，就不能不回头去看一下。顾字从页，页本是头，也就是长脸的地方。顾又是“雇”。情面来“雇”你，你连头也不回一下，面子上就会过不去，也是“给脸不要脸”。因此至少也得打个“照面”。然而这一“顾”一“照”不要紧，非得“照顾”一下不可。原本要公办的事，也就多半公办不成。除非你有本事一开始就不照面，比如躲起来，装病，甚至不接电话。

但是，情面这东西，是轻易躲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陌生人还好说，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又岂能永远不见？既然终究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结果，天理王法之类这些无须面对的东西，也就只好暂时放在一边。比如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更何况那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魂，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此。

情面不但可以使某些人生，也可以让某些人死，如春秋时的豫让之刺杀赵襄子，战国时的聂政之刺杀侠累即是。豫让是为旧主智伯报仇，犹有可说。聂政与侠累素不相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大老远地从卫国跑到韩国去刺杀他，为的只是侠累之敌严仲子的“情面”。聂政本是个“鼓刀以屠”的“市井小人”，严仲子以“诸侯卿相”之身，屡屡惠顾于他，由是感激，便替他去杀人。豫让也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于是三番两次去杀赵襄子，实在杀不成了，竟请求刺杀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赵襄子也居然“大义之”，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外，如专诸之刺王僚，荆轲之刺秦王，也多因情面故。西方的杀手为金钱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杀人，情面在中国比什么都贵重，因为黄金有价，情义无价。

情面虽然无价，却有用。又岂止是有用，简直就是法力无边。所以，任何中国人都不能不讲情面，也不能不为将来可能的需要，而预先为自己储备情面。

储备和制造情面的办法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则情由何来？同事、同学、邻居等等之所以较有情面，就因为经常要面对之故，因此有“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的说法，夫妻情分最重，也因为天天都要面对，而恋人与候补配偶当然也就称为对象（即面对之象）。“象”如果“对”上了，则为有情人。既然是有情人，则在理论上终成眷属。但是，即便真是眷属，比如亲戚，如果不常见面，或久不见面，感情就会淡漠，甚至会趋向于零。所以有“人在人情在”的说法。人在，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不顾；人不在了，则反正不怕会有见了面不好意思的事，也就可以不讲情面，只计利害。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薄情寡义，“人一走茶就凉”的。比如前面说的豫让，就是在智伯死了以后，仍要不计利害地报恩还情。无疑，历史上和生活中，豫让这样的人并不多，这才特别地被看作是侠义之士，为人们所崇敬、仰慕、赞颂和表彰，但同时也可见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同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肯定和赞扬。相反，如果忘本，翻脸不认人，一阔脸就变，转背就忘情，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可能被骂作人面兽心，不是东西。比如一个人刚死，身边的人就翻脸，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某某尸骨未寒，你们就……”云云。那么，反问一句，如果“尸骨已寒”，是不是就可以如何如何呢？这也就等于承认了，“人在人情在”毕竟是一个规律，至多只能要求“情”延续的时间，比“面”稍长一些，不要一下子就情、面皆失，以免大家兔死狐悲，想起来寒心。

见面问题

看来，维系人情、储备情面之最可靠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多多见面。比如，有事没事的，经常去串串门，走动走动，或者找种种借口，在一起聚一聚。在这方面，中国人是很有办法的，而最好的机会，又莫过于过年。这时，除大年三十夜晚的家庭团聚必不可少外，拜年也是很重要的事。关系的亲疏，人缘的好坏，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在这时都一望可知。一个人，如果过年时谁也不上门，是很没有面子的。相反，如果门前车水马龙，家里常开流水席，则面子十足，风光体面得很。如果来拜年的竟是上司、前辈，那就更加体面，足以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婚事和丧事也如此，所以非大操大办不可。如果并未大操大办，贺客或前来吊唁者仍络绎不绝，那就面子更大，人情更多。这时，来人一定要嗔怪：“怎么也不知会一声？”主人则一定要赔罪：“没敢惊动大家。”不敢惊动，是对别人的体贴，当然是人情；而闻讯以后立即赶来，那就更是人情了。因此，也有办红白喜事故意不声张的。不声张的好处甚多。一是做事低调不张扬，显得谦虚（为官者则还可以避嫌）；二来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人缘的好坏，以及关系的亲疏。由是之故，那些前来贺喜或吊唁的人，一定会连连声明：“刚刚听说，刚刚听说！”但不论是刚刚听说还是早就知道，也不论是立马赶来还是延误多日，主人也都得领情，至少得做领情状。你想，爱国尚且不分先后，这事又怎能计较时间？只要来了，就是人情，就是面子，就有情面。

制造情面的有效办法还有很多，比如成立校友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或学习班等。事实上许多人喜欢开会或培训，就因为可以借此机会见见老朋友和认识新朋友。反正基本原则就是要见面。时谚云：“走动走动，向上浮动；不走不动，向下滑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即便实在无法见面，那么，也要不断表示希望见面的愿望。比如，写信时，要写上“如晤”“见字如面”等字样；分手时，也要互道“再见”。再见就是再次见面，与英文goodbye意为“上帝保佑你一人独行”迥异。此外，重逢或初交时的“久违”“久仰”“好久不见”，也都与“面”有关：久违是久违其面，久仰是久仰其面，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其面。久违其面，难免薄情，必须用极富情感色彩的话把面子补足。

如果不想与某人发生人情关系，或必须马上“绝情”，则必须设法不和他见面。比如路上相遇，眼睛往别的地方看，甚至绕道而行。对方来访时，装作不在家，或者故意乘别人不在家时去拜访。孔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鲁国的阳货（阳虎）想让孔子去见他，孔子不去，于是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收了人家的人情，不好不去拜谢，又不想和他见面，便故意趁阳货外出时去拜访，没想到“冤家路窄”，还是在路上遇到了。圣人既已做出榜样，我辈自然不妨效法，只是事先要探听明白计划周详，不要弄出“遇诸途”的尴尬事体来。

故意不见既然意味着不友好，无意的不见也就可能被视为或误为不讲交情。所以，一个人回到故乡、母校、原单位，就应该尽量设法和所有的亲朋故旧都见上一面。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位，他就会认为你不给面子，甚或怀疑你对他有意见。意见就是“意”见“面”不见，如无“意见”，为何不见？这种漏掉一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别人都已见了，唯独他未见，也就特别地没面子。说不定，本来没意见的，这回可真的有意见了。这当然是很不划算的事。

无意的不见，会引起误会；故意的常见，则让人起疑。“这家伙有事没事地老来找我干什么？”显然是别有用心。这就得防着点。更何况，不断地见面，也有弊端。第一，见得多了，难免厌烦，至少不再有新鲜感；第二，见得多了，就容易看透，知根知底，弄不好连隐私也保不住；第三，关系一近，难免随便，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对方的面子，一旦反目，比仇人还可怕。当然，平时不见面，或见面时招呼都不打一个，有事时才贸然地找上门去，就更不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便是菩萨面前也不灵的。总之，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故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文章这学问可是人人都得要做的，因为人人都得做人。

人情与人缘

做人首先必须通人情。比方说，别人有喜，应该欣然于色；别人有悲，不能无动于衷；别人有难，必须拔刀相助；别人遇险，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是麻木不仁。当然，他也休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就会自绝于社会和群体，真的变得“不是人”。

显然，所谓“通晓人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态度。具体说来，又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讲，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方说，自己肚子饿了要吃饭，应该想到别人肚子饿也要吃饭，从而“推食食人”；自己身上冷要穿衣，应该想到别人身上冷也要穿衣，从而“解衣衣人”。从反面讲，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方说，自己不想死，就不要杀别人；自己怕丢面子，就不要伤别人。说话的时候，要尊重对方，称呼上要掌握分寸，不要直呼其名；对方的请求和给予（如敬酒、让菜），即便不能接受，也要婉言辞谢，不要断然拒绝；对方有了错误，即便是下属，也不要当众指责，而应该在没有旁人时温和地批评；对方向你诉说某一事情或心情时，即便不愿听，也不要粗暴地打断，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岔开话题；对方与你争辩，即便说得不对，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只图一时痛快，把对方逼进“死胡同”，下不了台。否则，不但对方觉得大伤面子，恼羞成怒，在旁观者看来，也会认为你“太不像话”。这些虽然说起来都是小事，但会不会做人，也就往往体现在这些小事上。

总之，会做人的人，总是能够表现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心理倾向。比方说，见了面问人家“吃了没有”“身体好吗”，或问“有朋友没有”“进展如何”，甚至帮他寻找对象或门路。这些被西方人视为打探隐私的问题，却被中国人视为有人情味的表现。又比如，朋友搬家去凑一把手，邻居外出代为看门，同事犯了错误代他向领导说情等等，也都是“通人情”“会做人”的表现。

由此可见，做人做人，必须实实在在去“做”。只说不做，同样“不是人”。但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心，则不能是做出来的。即便是“做”，也要做得不露痕迹。有些人，虽然也热衷于关心帮助他人，但做了好事以后，又生怕别人不知道，到处宣扬，或在被帮助者面前，以施恩者自居，时时提醒对方得了自己什么好处，结果弄得对方反感，他人厌恶。真心地帮助他人，应以不计报酬、不求回报为前提。事实上，由于下面就要讲到的“人情法则”，这种回报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须时时提醒、公之于众的。如果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不但受惠者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会让人觉得你其实不会做人。

于是就有了人缘的好坏。

用“人缘”这个词来表示人际关系，是很精当的。“缘”的本义是衣边，因此有“边缘”的意思。所谓边缘，也就是两物分界之处，同时也是两物相连之处。两物如“相缘”，也就有了“关系”。系也好，缘也好，都从“糸”，意谓细丝。所以，两个人，如果关系极深，便说“千丝万缕”；如果似断非断，便说“藕断丝连”。因为人情如丝，细微而又有弹性和韧性，拉拉扯扯，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用“缘”来表示情感关系，实在再恰当不过。

人际关系既名之曰“缘”，则建立新关系便叫结缘，比如“喜结良缘”“广结善缘”。良缘也好，善缘也好，都是一种人情，即把情感之丝打成“结”，使之更为牢靠。如果两个人以前素不相识，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相遇，或通过他人的介绍相交，却一见钟情，或情投意合，便会觉得彼此十分“投缘”，并把彼此的偶遇和相识，视为一种前生命定的“机缘”，认为彼此之间有“缘分”。所谓缘分，即是人情再加天意。人与人之间，本来在气质、性格、阅历、境遇各方面都有差异，要想真正情投意合，原本就很难；而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又很难有机会在茫茫人海中去寻找知己。这样一来，人情加天意的缘分，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一个人，如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中得一知己，那就不但是“缘分”，而且也是“福分”了。

不过，说一个人“有人缘”或“人缘好”，却并不是说他有此缘分或福分，反倒是说他即便无此缘分或福分，也能结交朋友，受人欢迎。或者说，有“缘人”的能力。有此能力就能处理好自己的周边关系，使自己的“边缘”聚满了人。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是“人缘”，而不是“机缘”。

这就要会做人。而会做人，也就是懂得人情法则。

二　人情法则

基本原则

人情的基本法则是“回报”。

中国人很看重回报。在中国人看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恩不报固然是小人，有仇不报亦非君子。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之重视报恩，又甚于报仇。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便不是东西；如果恩将仇报，更是丧尽天良。但是，如果报恩的程度大大超过施恩，则会受到舆论的一致赞扬。无论怎样加倍地回报，都不会视为过分，甚至干脆就公开宣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报仇就不同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轻度伤害，或是无意得罪，则“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讲和，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要“睚眦必报”，睚眦就是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如果别人只是横了你一眼，也要报复，舆论就会觉得你“过于计较，不好相处”，也就会弄得自己没人缘。二是报的分量。一般地说，以等值为宜。如果人家不过只是踩了你的脚，你却要砍人家的腿，便太过分，也“太不像话”。三是复仇者与结仇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的对比。如果地位力量相当，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舆论界一般只作壁上观；如果是弱者向强者复仇，便会赢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强者向弱者复仇，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双方所结之仇非常之大，且结仇时强弱正好相反，否则便难保不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所以，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对当年有“一饭之恩”的漂母，便报以千金；对当年使自己招致“胯下之辱”的少年，则不予追究，便是深知上述原则之故。

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做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不利于维系群体，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如果睚眦必报，则更会没完没了，天下大乱。总之，鼓励也好，限制也好，都本之于群体意识。

但不管怎么说，回报总是必须的。如果人力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天意；今生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来世。报恩，可以是“变牛变马”“结草衔环”；报仇，亦不妨化作厉鬼前来索命。故民谚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鬼不是别的，便正是受害人之冤魂，以及同情弱者专打抱不平的厉鬼。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总之，肯定性的情感（恩爱）也好，否定性的情感（仇恨）也好，都必须回报。不懂得这一点，便是不通人情。

人情为什么一定要回报呢？就因为情感是要有回应的。比方说你爱一个人，人家却不爱你，就爱不下去；恨一个人，人家却不恨你，就恨不起来。何况人情之于中国人，并不只是一种内心体验，更是一种重要手段，是用来维系群体的，因此非得回报不可。

维系群体的办法、手段、条件很多，但都不如人情可靠。就说法律。法律当然是有权威的。但法律管得了“迹”（行为），管不了“心”（思想）；只能保证大家都循规蹈矩，不能保证大家都同心同德。甚至就连循规蹈矩，也未必能保证。一旦执法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立即是另一番景象。更何况，对于朝廷王法，中国人虽不敢硬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哪里靠得住？

利害就更靠不住。利害只能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时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所以酒肉朋友最不可靠。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目为仇，刀兵相见。

就连面子，也很可疑。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这就难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最为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小，情感也有深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出于面子为人办事，难免敷衍，或尽力不尽心；出于情感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两肋插刀。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而这种群体也就势必是坚不可摧的了。

所以中国人要讲人情，而且要讲回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投之以桃，你报之以李。如此往返相报，则情感更深厚，友谊更绵长，关系更密切，群体也就更巩固。

左右为难

然而，人情的回报这事，认真做起来，又很难。

我们知道，还情的前提是领情。一个人，好心好意把人情送给你，你当然要领受，并表示感谢，这就叫“领情”。这事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第一，人之所送，未必我之所需。如果自己并不需要，那么，是收还是不收呢？不收是不通人情，收下又没有用，还要平白无故地增加一个负担（因为收下的人情终究是要还的）。但人家是一片好心，岂可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只好来者不拒，照单收下，然后再琢磨着如何还回去。想想真是何苦！

第二，送人情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明明白白，有的不清不楚，有的大张旗鼓，有的不动声色。这样，有时别人可能是“暗送秋波”，咱们则可能还“蒙在鼓里”，当然也就无由表示领情，这又会无端地得罪一个人。于是，为了不得罪人，就得时时小心翼翼，不要忽视或漏掉别人的人情。但如果人家原本并无此意，咱们却当作人情来领受回报，岂非自作多情？如果每件事都要这么琢磨一番，麻烦不麻烦，窝囊不窝囊，累不累呢？

领情已属不易，还情就更是困难。因为在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中，施送的并非物质，而是情感。即便施送的是物质（比如在一个人遭受灾难时送衣送饭），也同时还有人情。甚至有时候，真正要送的不是东西，而是人情。物质的东西是容易回报和偿还的。比如你请我一桌，我还你一席，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价钱。还没还，报没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事人心里也明明白白。情感就不同了。它是无形的，无价的，不能测量，无法估算。还没还，报没报，或者还没还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只好完全凭“良心”办事。有些特别讲良心的人，只好以数十倍的代价去偿还，如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即是。

甚至就连“还不还”，也是问题。中国人的所谓“人情”，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它是情感，又不纯粹是情感。这就不好办。因为如果纯是情感，就不必还；如果纯是商品，就容易还。最怕的就是说不清。还吧，像做买卖；不还，又好像占了人家的便宜。这可真是左右为难。

更麻烦的是，中国人之所谓“人情”，其实包含着两个内容。一种是真正的感情，我们无妨称为“衷情”。它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而且，你如果执意回报，反倒会伤了感情。另一种则是表面化、程式化或仪式化的东西，我们无妨称之为“表情”。它带有功利的性质，可以“做”，可以“送”，当然也要“还”。如果你错把“表情”当作“衷情”，人家就会认为你这家伙太不懂规矩，太不会做人，甚至太没有良心，或者太不像话。反之，你如果把“衷情”错当“表情”，用常规方式加以回报，则对方便会感到伤心，甚至会愤怒：“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这当然也同样糟糕透顶。朋友们之间，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尴尬事体——回报吧，显得生分、见外、不贴心；不回报吧，又似乎太夹生、不懂味，是个“半吊子”。于是，就像“活，还是不活”对于哈姆雷特是一个问题一样，“还，还是不还”，对于许多中国人，也都是个问题。

其实“衷情”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其方式与回报“表情”不大相同，然而它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则往往还要更大。

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中国的父母，尤其当代中国的父母，对于其子女，真正称得上做牛做马四个字，完全是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甚至类似于父母的组织，对待自己的“子弟”也是爱护有加—— 免费供他们上学，毕业后为其安排就业，提供公费医疗和低租住房，死了以后还要为其送终。好一点（也就是更像父母一点）的单位领导，在职工犯了错误时，还要代其向上级求情，甚或代为其承担责任，乃至代交罚款（当然是公费）。这样一片爱心，如说不是真心，那简直是没有良心。

但是，严格说来，这种关心爱护，实在很难说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是公私不分的，详见本书第六章）。因为即便是最真诚的关心爱护，也未尝没有希望回报的成分。领导关心群众，是为了让群众拥护，安心工作；父母关心子女，是希望子女成才，耀祖光宗。说到底，还是“施”与“报”的关系。所不同者，仅在于父母（含类父母者）的爱太真太深，情分也太大太重，连说答谢都嫌太轻，简直就应该报之以全部身心才好。

人身依附

报之以全部身心的前提就是“听话”。子女如果不听话，是最让父母痛心疾首的伤心之举。第一，希望子女听话，完全是一片好心好意，因为希望他们能听的那些话，都是出于真诚的爱心，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在单位上不要和领导吵，你交的男朋友靠不住等。所以，一旦子女不听，甚或顶嘴，便既感伤心，又不理解：“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还会害你不成？”第二，“滴水之恩”，原本当“涌泉相报”。现在爸爸妈妈并不要你去涌什么泉，只是要你听一下话，更何况这“听话”还是“为了你好”，都难以实现，还说什么其他？一个连“话”都不肯听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所以痛心疾首之余，那斥责的语言便是：“想想看，是谁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的？你就这样报答父母？”

可见，即便是父母对子女这种最为真诚的爱，也是必须回报的，而听话，也是一种情感的回报方式。父母哺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父母的话；老师教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党培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党的话。如果不听，那就是不思回报，也就是忘恩负义。那么，何以谓之“听话”？所谓“听话”，也就是以对方的意志为意志，以对方的情感为情感，以对方的爱憎好恶为爱憎好恶，这还不是报之以全身心吗？这种回报的代价，还不算大吗？

然而这一代价却不能不付出。因为父母要求子女听的话，都是出于一片好心，本身就是一份“人情”。如若不听，则人情也就无由送达。这样一来，不听话就岂止只是不思回报，简直就是“不领情”！岂止不领情，简直又是“好心当了驴肝肺”！有此三重的背谬—— 不领情，不回报，不承认其价值，怎不让人伤心之至？怎不让人生气、憋气、痛彻心脾？显然，但凡是人情，就要回报，不论是“做”出来的表情，还是发自内心的衷情，都如此。而“听话”，则是其前提。

于是，由人情维系的人际关系，就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人情关系怎么会是依附关系呢？从表面上看，在人情关系中，一方施送，另一方领受并回报，倒像是做买卖。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不乏用人情来包装交易的。但是，用人情来包装交易，恰恰证明人情不是买卖。买卖关系是最平等的。一方愿买，一方愿卖，价钱讲好，即可成交，谁也不欠谁的。人情关系就不同了。上回你帮了我的忙，这回我又帮你的忙，看起来好像已经两清，然而人情却还在（否则就叫“人一走，茶就凉”，是不通人情的）。于是，下回我找你，你还得帮忙。这样送来送去，还来还去，就永远还不清。既然还不清，两个人就只好互相依附了，因为他们永远都欠着对方。

更何况，情本之于爱。爱这个字，繁体作“愛”，一颗心夹在当中，既表示凡爱都要出自内心，也未尝没有把对方纳入内心之意，也叫“关心”。即把对方搂在怀里，关在心中，因此又叫“关怀”。关怀显然不平等。比如，我们只能说父母关怀子女，领导关怀群众，组织关怀个人，不能倒过来说。道理很简单：只有父母把子女搂在怀里，哪有子女把父母搂在怀里的？当然，关心一下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关心国家大事”）。但这种关心，不过是关切、牵挂、惦记、眷恋的意思。为什么要关切、牵挂、惦记、眷恋呢？因为自己的心已经被“关”在对方的“怀”里了。如果不关心一下，心里就会没有着落。

可见，真正的人情关系是必须“交心”的。爱的一方固然要“将心比心”，被爱的一方也要“以心换心”，这样才能“心心相印”，彼此也才“放心”。放心当然不错，问题是放在哪里？当然只能放在关怀者的怀里。既然“心非我有”，自然“身不由己”。于是关怀者的爱护便很可能变成干预。比如高考时为子女代填志愿，婚恋时为子女代找对象等。有时这种“爱护”甚至会演变成父母对子女的人身限制和人身侵犯，比如打骂等。而且，还要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筷子头下出浪子，棍子头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等等。这些话说起来都十分理直气壮。因为“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父母付出的代价更大，更何况原本是为了子女“好”。

既然身与心都交出去被“关怀”了，则听话也就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倘不听话，关怀也就无由实施。再说，心都交了，话又有什么不可听的？自然“不在话下”。当然，什么独立人格，什么自由意志，也就都谈不上了。

看来，人情这玩意，虽然是个好东西，麻烦却也不小。没有固然不行，太多也难对付。就拿听话这事来说吧，不听得不到关怀，太听却又会失去自由。那么，有没有办法既能得到关怀又多少能有点自由，既不缺少人情又不为人情所羁绊呢？办法也许是有的，只不过，你可就得世故点了。

三　做人问题

世故与做人

世故原指“世间一切事故”，所以也可以叫“世面”。但“面”有新有旧，“故”则都是先例和成规，也就是经验和教训。一个人，世面见得多了，肚子里的故事、成规、教训相应地多起来，也就“深于世故”。

世故是用来做人的。

做人是头等大事，没有谁可以不做人。然而做人又是何其难也！比方说，一个人，在单位上，是应该表现好一些呢，还是应该差一些呢？便很难。表现不好要被批评，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坏，甘居中游，则又可能被视为平庸。又比如，你对某人某事某问题有看法，开会或别人来征求意见时，是说还是不说呢？说，是“锋芒太露”；不说，是“城府太深”；私下里说是“两面三刀”；公开地说是“目中无人”。再比如，有人托了人情来求你，要办一件极难的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不答应是“不给面子”，答应了办不成是“骗人”，实情相告是“推托”，含糊其词又会被视为“滑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是之故，中国人常常会感叹：“做人真难！”

做人难，就难在这“人”原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的。

这就很不好办。如果是自己要做人，或者是为自己做人，事情就比较简单。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么做，都由自己决定。做好做坏，也都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为别人做人，就麻烦了。做什么，得看别人的意思；怎么做，得看别人的脸色；做得好不好，也归别人说了算。责任是自己的，批评权却在别人手里。这就很可能花了钱，出了力，还不讨好。一不小心，便“香也烧了，菩萨也得罪了”；或者是“讨好了土地，得罪了灶神”。

比方说，一个做媳妇的，是该早早起床伺候公婆呢？还是该多和丈夫温存一会儿呢？便很难掌握。结果，起早了得罪丈夫，起晚了又得罪公婆。又比如，婆媳关系紧张（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做儿子和做丈夫的，夹在中间就很难做人。弄不好，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或者“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为别人做人已是很难，何况这“人”还要做出来给别人看！在中国，一个人会不会做人，做得好不好，甚至是不是人，都取决于别人的看法。别人看着好，就好；看着不好，就不好。然而，要想所有的人都说好，又是何其难也！“一娘生九子，九子十条心”，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标准都不一样，哪里统一得起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又怎么会人人叫好？更何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便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要说出来，而且大家都认为有资格有义务说出来。更糟糕的是，这些看法我们还不能不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做人，既然是为别人而做，是做给别人看的，当然也就得由着别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就好比演戏，既然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当然也就有资格叫好或者喝倒彩。

但做人又毕竟不是演戏。戏有很多而人只有一个。演戏，可以根据观众的好恶来安排节目。观众爱看什么，就演什么。做人就不行了，必须始终如一。如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两面三刀，那就“不是人”。再说，演戏和看戏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看我的戏，也可以看别人的；我可以演给你看，也可以演给别人看。实在演不下去，还可以不演。做人就没有那么自由。你不能挑选“观众”，也不能选择“剧场”，更不能“罢演”，除非自杀。但即便自杀，也不管用，因为那只会招来更多的猜测和议论，结果便是做鬼也不安宁。

因此做人极难，而且难免“假”。比方说，面对面时“做人”，背靠背时“搞鬼”；有人看时“规矩”，没人看时“胡来”。这也不奇怪。做人不为自己，能不假吗？做人要别人看，能不难吗？又假又难，还做得好吗？

也就只好世故一点。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而已集·小杂感》）道理也很简单：完全不懂，显得自己无知、幼稚，甚至弱智，是丢面子的；句句都懂，则显得对方不过如此，并无高深之处，不像名流学者，便会让对方丢面子。因此，最好是“偶有不懂之处”，这才对方既高深，自己也不弱智，大家都有面子，当然“彼此最为合宜”。同理，与学问不多而职位较高者谈话，也最好让他“偶有不懂之处”。他如果完全都懂了，便显得你自己水平不高，会让他看不起，是丢面子的。甚至，还会让他疑心你来讲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是不是存心要小看他，不把他放在眼里。反之，如果他完全不懂，又会疑心你故意卖弄，要把他比下去，让他丢脸。可见完全不懂和完全都懂是不行的，非半懂不懂不可。又可见中国人之所以要有世故，实在是因为做人太难。

像话不像话

然而，中国人一方面抱怨做人太难，另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给做人增加困难，比如随便说人“太不像话”就是。

说起来，“太不像话”，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从逻辑上讲，“太不像话”这种说法是全然不通的。话，是一种语言，怎么能去“像”？也许，它原本不过只是“像人们话中所说的那样”之省略。但这也是不通的。因为“不像话”者之言行，发生在斥其不像话之前。你事先并未“话”过，让人家怎么去“像”？或云此“话”乃公认之道德标准，这也同样有问题，因为世间并无一成不变的什么“公认道德标准”。比方说，一对小夫妻，恩恩爱爱，卿卿我我，同出同进，体贴温柔，像不像话呢？在观念比较传统的人看来，也许就不像话；而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看来，打老婆，当爷们，视妻子如奴仆的做派，才叫“太不像话”。总之，像话不像话，全看别人如何说话，哪有什么客观标准可言！

正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因此这一谴责便可以广泛地运用于一切领域：武装干涉别国是“太不像话”，在车上抢了别人的座位也是“太不像话”；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是“太不像话”，初中生谈恋爱也是“太不像话”。可见，何谓“像话”，何谓“不像话”，何谓一般的“不像话”，何谓严重的“不像话”（太不像话），既无标准，也难量化。

显然，所谓“太不像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愤怒和鄙视的情感态度，是属于人情范畴的东西。它加之于人，既非法律惩处，亦非道德谴责，在分量上，也远较缺德、卑鄙、下流、无耻、丧尽天良等为轻。但唯其轻，便可滥施于人。反正随便说人“太不像话”，不必负法律责任，也不会对簿公堂，顶多被回赠一句“你才太不像话”。

这下好了！有了这个武器，中国人就可以自由而得心应手地，对一切自己认为“看不惯”“看不顺眼”“看不下去”的人和事，表示愤慨和鄙视。事实上，当人们怒斥某某人“太不像话”时，往往也是他们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比如男欢女爱的事，背着人怎么都行。如果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亲嘴接吻，便会被视为无耻，遭人白眼，甚至干预。其实，他两人自在那里快活，干他人何事？说穿了，不可容忍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背着人就可以放肆），而在于他们的态度——“居然不怕别人议论”，岂非“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才弄得人人愤慨。想想看吧，自己不知羞耻，已是“很不像话”；如果再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岂非“太不像话”？

可见，像话不像话，全在别人顺不顺眼。顺眼就像话，不顺眼就不像话，不太顺眼就不太像话，很不顺眼就很不像话。反正像话不像话，都归别人说了算，自己说了是不算的。

做人为什么要别人看着顺眼呢？因为这“人”原本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这就好比在舞台上，自然应该字正腔圆。如果把台词念得颠三倒四、结结巴巴，当然不像话。显然，像话不像话的“话”，也就是“台词”。台词怎样才念得好？关键是要有“观众意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注意影响”。中国人从小就被施以注意影响的教育，懂得诸如不要授人口实、留为话柄、招来物议等人言可畏的道理，从而夹起尾巴，小心谨慎地做人。否则，自己辛辛苦苦地“做”了出来，别人却看着不顺眼（“影”不好），说着不中听（“响”不好），岂不是亏本生意？于是，便只好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走路看影子，说话听回音，规行矩步，瞻前顾后。至于什么开拓啦、创造啦，对不起，那可“顾”不上了！

然而“注意影响”也不容易，因为中国的“观众”并不好打发。比如中国人是不喜欢张狂的，因此做人就得收敛一点。不过他们也不怎么喜欢窝囊，因此又不能一点“尾巴”都没有。最好是深藏不露，若有若无，“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而且，藏的时候看不出来是在夹着，露的时候又不知是怎么出的手。这是做人的诀窍，也是世故。

其实，就连“世故”这玩意，也是件麻烦事儿。不懂不行，太懂也不行。完全不通世故，就不会做人，让人讨厌；太懂世故，又深于城府，让人害怕。大概也是“偶有不懂之处”为好。难怪鲁迅先生要说：“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这就如同脸皮，没有是无耻，太厚也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中国人做人之难，在这里又可见出。

世故与人情

的确，中国人的世故，正如他们的有时不得不说假话，也至少有一半是逼出来的。

就拿“做人情”来说，便很让人为难。不做固然不行，但好心也未必都有好报。比如做媒。中国人是热衷于做媒的。如果能帮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找到如意郎君，或帮年过三十的老光棍娶上媳妇，当然是天大的人情，人家说不定会感激一辈子。但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其前途完全是未知数。如果婚后女方觉得嫁非其人，男方觉得娶不如意，则感激就会变成悔恨乃至怨恨，甚至连带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也会把婚姻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媒人，抱怨都是媒人“干的好事”。严重一点的，还会找媒人算账，弄得朋友之间反目成仇。媒人辛辛苦苦却落了个浑身不是，岂非太不合算？

同样，没有人情不行，人情太多也麻烦，因为算不清账。比如甲欠乙的情，后来找到一个机会还了。在甲看来已然两清，而乙则很可能认为并不等值，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心理不平衡。甚或会认为甲这样做，是耍滑头。也可能乙认为已然两清，而甲则认为自己欠得少还得多，应视为新的人情，并对乙的不肯认账不满。这样，双方就可能结怨，甚至可能由积怨而致结仇。不但人情白做，弄不好连朋友也丢了。

原因就在于人情不但有情感意义，也有功利性质。这就让人为难。因为如是纯情感的，就不必斤斤计较；如是纯商品的，就不妨明码实价。现在，一方面要讲功利，另方面又要顾面子，结果当然是表面上强颜假笑，心里面没完没了地嘀咕。即便承认人情是商品，其价值也无法估算。既不能公开标价，也不能明确议价，当然也不能签订合同，按质交货，照价付款。人情关系既然被视为非商业行为，则人情的偿还，就必须有机会，否则“交情”变成了“交易”，大家脸上就不好看。但是，等机会即等于无限期。何况，机会有大有小，人情有多有少，是否等值，只有天知道。这样，托了人情是否能打通关节，送了人情是否能得到回报，还了人情对方是否认账，一律心中无数，完全没有底。在甲可能觉得“已尽人事”，在乙则可能认为对方“背信弃义”；在丙可能不过是在“等待机会”，在丁则可能认为对方“不通世故”。大家扯不清，双方都有气，则好事也就变成了坏事。

这就不能不让人变得世故起来。

第一，必须懂得如何让别人欠下人情。比如，关心他人，体贴他人，照顾他人，在他人有困难时伸出救援之手，或利用工作职务之便“与人方便”等。这些一般人也都能做到。深于世故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善于察言观色，又消息灵通，在他人尚未开口或不便开口时主动上门服务，甚至已然把事办好，让他“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二，不动声色，举重若轻，事前不张扬，事后不夸功，甚至不认账，当然也绝口不提回报的事；其三，不计利害，甚至无妨让自己吃一点不大不小的亏（以拟送之人情的大小为比例而以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为限度），担一点有惊无险的“风险”。这三条，都能感动对方的真情，产生一种“怎样也报答不了”的心理。本钱虽未必多，红利却相当可观。

第二，必须懂得如何不欠人情。人情是必须回报的，但何时回报，如何回报，应该回报多少，却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如果欠得小还得大，岂不吃亏？如果欠久难还，成为负担，岂不糟糕？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受惠于人，欠下“情债”，甚至无妨吃一点亏。不过，亏要吃在明处，不能吃暗亏，至少要让对方心中有数。

第三，必须懂得如何“做人情”。这也包括三点：一是“看准对象”。凡对方要求迫切，明确表示将有回报，且有能力回报，或特别“重情义，懂规矩”的，可以一做；如对方人情资源丰富，关系网络庞大，社会背景非同一般，则即便一时没有回报，也可考虑预为感情投资，只当是买股票；如对方虽无回报可能，但来头大，得罪不起，也只好敷衍敷衍。总之，人情不可滥做。二是“做足文章”。做人情不同于商业投资，有几份股就分几份红。如果人情做小了，对方不当回事，则你的人情就白做了。只有把人情做足，让对方一辈子也忘不了，才不是亏本的买卖。即便是顺水人情，也不可做得太顺手，以免对方小看了自己，或来得容易去得快，不当回事。当然，这种技巧只能用于对方不知底细的时候，否则看穿把戏，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人情送出去。三是“轻易不用”。你十分卖力地做了人情，对方举手之劳就还了回来，这就是亏本。而且人情用过一回，下回就不可再用。再用还要再投资。所以，“投资”之后，不要轻用，用一回就要用足。一方面文章做足，另方面人情用足，才是做人情的高手。

这也实在太可怕了。人心险恶如此，算计如此，世间还有真情在么？答曰：真情是有的，世故也是有的。说出这世故，正是要保住那真情。所以说真话者必不世故，而真正深于世故者，也断然不会把这些底细公之于众的。

四　良心、义气、人情味

势利与良心

其实，比世故更可怕的还有势利。

势利与世故是不同的。表面上看，它们都是以一己之私利，为考虑问题、为人处事的出发点。但是，世故者在谋私的同时，尚能顾及他人，或顾全大局，势利者则只有自己没有他人；世故者尊重人情法则，只不过利用人情法则为己牟利，或在不违背人情法则的前提下打小算盘，势利者则从根本上违背人情法则，并对此法则起到一种破坏作用；世故者往往特别顾面子，无论如何谋私，面子上总过得去，势利者则完全不要脸面，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势的巴结和对财利的追逐；世故者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可以牺牲眼前小利，甚至有意吃亏，势利者则鼠目寸光，见利忘义，在人格上也更为卑下。所以，中国人对世故和势利，也就有不同的情感态度。对于世故，是一方面批判，另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加以提倡或暗中学习；对于势利，则只有批判，而且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势利不但可鄙，而且有害。试想，一个人，得势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众人趋之若鹜，一旦失势，便树倒猢狲散，甚至墙倒众人推，岂不可怕？又试想，群体兴旺时，大家都来吃它用它依附它，一旦面临危难，便作鸟兽散，谁也不来保卫和维护，这个群体岂不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显然，一种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绝不会允许这种严重后果产生。

于是就有了“良心”和“义气”。

所谓“良心”，从字面上看，就是良善之心。但在事实上，却并非一切善心都是良心，也并非一切恶行都是没良心。比方说，见他人悲哀而无动于衷，见他人遇难而不思救助，就只能叫作没有同情心；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在公共场所胡作非为，就只能叫作没有公德心；光天化日之下干不要脸的事，或干起坏事来公然置舆论于不顾，就只能叫作没有羞耻心。这些都不能叫作“没良心”。只有那些知恩不报、见利忘义、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行为，才被斥为没良心。比如一个人，先前受过别人的资助，后来别人有了困难，明明自己有能力，却不肯伸以援手，反倒装聋作哑，作壁上观，便是没有良心。又比如，一个男子，在落难时得到一个女子的体贴和关怀，发达后却另攀龙门，甚或停妻再娶，也是没有良心的。可见，良心，是专门用于人情回报的一个道德范畴。

有良心就是有情义，就是美，也是好，合起来叫“美好”。没良心就是无情义，就是丑，也是恶，合起来叫“丑恶”。美好的事物人见人爱，丑恶的东西人见人憎，这就从心理上确立了人情法则。一个人，如果不通人情，不讲良心，那就是内心丑恶，不但他人憎恶（嗤之以鼻），自己也应羞愧（无地自容）。这就会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使那些不讲良心的人无法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显然，良心之于人，是一种“软控制”，靠的是每个人是否安心。因此，一个人，无论多么不讲良心，也无论有多少人认为他“太不像话”，如果他自己并无于心不安之感，别人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宰予和孔子辩论守丧的事。孔子坚持“三年之丧”，宰予则认为只用一年。宰予说，父母死了，要守丧三年，为期也太久了吧？陈米已经吃完，新谷又已登场，打火用的燧木已经改了四次（古人钻木取火，四季不同，一年一个轮回），该可以了吧？孔子反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饭，穿那花绸衣，心里安不安呢？宰予坦然地答道：“安！”孔子便气哼哼地抢白说，你觉得安，你就去干吧！一个君子，在居丧守孝的日子里，吃着美味不觉可口，听着音乐不觉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安逸，所以才不这样做。你既然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干好了！

宰予与孔子的这场辩论，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不就是一个只守一年，一个要守三年吗？也值得争？再说，宰予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然而孔子却不肯讲价。因为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父母既然予我有“三年怀抱之爱”，则我们也应该有“三年守丧之回报”，否则便是没良心。但是，这种回报，父母显然并不能享受到它的真正好处，所以，归根结底，也仍然只是我们自己是否安心的问题。因此孔子听了宰予的大放厥词后，第一个问题便是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安乎”，宰予竟然答曰“安”。孔子即便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也只好发脾气说“女（汝）安则为之”，一点办法也没有。圣人尚且无奈学生何，我们又能拿那些势利小人怎么样？

良心与义气

显然，仅用良心，实不足以对抗势利。更何况，势利的存在，也未尝没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是：趋利避害乃是人的本能。这可不是一句“没有良心”便可以轻易打发的。如果说，利的诱惑尚能抵御，那么，害的威胁便几乎难以抗拒。公元前265年，秦昭王为了替其相范雎报仇，诱拐软禁了赵国孝成王的弟弟平原君，要他交出藏匿在自己家中的魏相魏齐（范雎的仇敌）。赵王闻讯，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发兵包围平原君府，魏齐趁着夜色逃出，求救于赵相虞卿。虞卿又与魏齐一同自小路逃往大梁，希望通过魏国信陵君的关系逃往楚国。信陵君得到通报，因为畏惧秦国，“犹豫未肯见”，故意装糊涂说，虞卿是什么样的人呀？信陵君的“上客”侯嬴在旁边看不过去，便接嘴说，虞卿是什么人？是个趿着草鞋，扛着雨伞，随随便便地前去游说赵王，才见了三次，就拜相封侯，普天之下都争相结识的人。那魏齐穷途末路，求救于虞卿，虞卿不敢看重高官厚禄，解除了相印，辞掉了封爵，连夜抄小路来到大梁，只为急他人之难而求救于公子，公子却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信陵君一听便脸红了，连忙驾车赶到郊外相迎。但魏齐早已听说信陵君的留难，怒而自刭了；而虞卿遭此打击，深感“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从此郁郁寡欢，只好去发愤著书。

平心而论，信陵君绝非小人。八年以后，他为了救赵之危，竟担了天大的干系，窃取兵符，刺杀晋鄙，夺魏王军权以攻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救赵”，曾一再被演绎成小说、戏剧和电影。信陵君这一义举，是否受到“魏齐事件”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信陵君不是小人，则可以肯定。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有名的君子。“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如此德高望重，尚且难免势利，况芸芸众生乎？

因此，要对抗势利，除了要有良心外，还要有义气。魏齐对于信陵君是否有恩？想来没有。事实上侯嬴也并未谴责信陵君不讲良心。其所以打动信陵君者，还是虞卿“急士之穷”的“大义”，一种不愿看到一个国士竟走投无路的“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是一种爱心，一种见人落难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一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义之心”。其实魏齐与范雎的恩怨，与虞卿和侯嬴都没有什么干系，他们纯粹是“多管闲事”。而且，魏齐对于范雎，也确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恶。当初，范雎地位低下的时候，曾随同魏国中大夫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须贾为了推卸自己出使失败的罪责，竟诬陷范雎“里通外国”。作为国相的魏齐，只听了须贾的一面之词，便喝令手下把范雎往死里打。范雎装死，魏齐又令人将其扔进茅厕，让喝醉酒的宾客往他身上撒尿，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范雎得势之后，必欲置魏齐于死地，也是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如果这时范雎还只是一个布衣，则无论他如何复仇，复仇的手段如何无所不用其极，都会被视为义举。但这时范雎已为秦相，恃强秦而凌弱国，便未免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了，因此才引起虞卿、侯嬴等人的义愤，非得要帮那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魏齐不可。

由此可见，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一般回报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 义。义与利是不相兼容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气是势利的克星。一个人做了坏事，如果既未受良心谴责，又不能良心发现，其他人就有理由制裁他，制裁的行为就叫“义举”，而制裁的动机就叫“义气”。这样，一个人如果因势利威胁利诱而不顾交情，那么，他即便不怕良心的谴责，也要忌惮义气的制裁。江湖中人之所以比别人更讲义气，就因为在充满危险的江湖道上，利的诱惑和害的威胁都更大。久而久之，义气便差不多变成了江湖上的专用名词。

义气无疑也本之于人情，所以又叫作情义。然而，无情者固然无义，有情者却未必有义。有的人，平时不乏脉脉温情，紧要关头却畏畏缩缩，便是有情无义。显然，情是“感”而义是“气”。气有血气，有习气。血气刚烈者勇，富于“勇气”；习于仁义者正，富于“正气”。加起来就成为“节操”，叫作“气节”。有此气节，于己，则忠信诚毅智仁刚勇；于人，则坦荡磊落正大光明。既视死如归，又疾恶如仇，当然也就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为维护正义和主持公道不惜大义灭亲、舍生取义了。

这也是义气与良心的不同之处。良心只管自己，义气却可以由己及人。这样，它就能起到一种良心起不到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只是不讲良心，也许不过“心”无所安；如果居然不讲义气，那就可能“身”受其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人情味

良心和义气是人情法则的哼哈二将。一个诛心，一个杀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陶冶于内，一个制约于外。如此，则人情法则的贯彻，也就畅通无阻。

不过这哼哈二将，也只是对付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是用不着开口良心闭口义气的。一个人，有事没事的，又没谁招他惹他亏他欠他，也动不动就良心义气，就没意思了。

有意思的是“人情味”。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极富人情味。“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弥勒笑口迎宾，观音托瓶送子，山川自相映发，禽鱼自来亲人。就连看病，也极富人情味：两指搭脉，望闻问切，文火慢熬，药香四溢。中国人，简直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世界里。事实上，在中国，人情味比许多东西都重要。一个人，可以没有钱，没有权，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不能“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就不是人了。

人情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因为人情是美好的。中国人认为，人的心灵之所以美，全在“有情”。情字从心从青。“青”表声，也表意。“青”的本义，是“春季植物叶子的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热爱生命，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来说，青也就是最美丽的颜色，如天空之美者曰青天，季节之美者曰青阳，年华之美者曰青春，妇人之美者曰青娥，头发之美者曰青丝，合金之美者曰青铜，目光之美者曰青眼，楼宇之美者曰青楼。用之于造字，则心之美者曰“情”，言之美者曰“请”，人之美者曰“倩”，目之美者曰“睛”。情既为“心之美者”，则有情者必心灵美，心灵美者必有情。

美的也就是有味道的。在中国，但凡说有味，便是赞美之词。比如说一盘菜有味道，就是说它好吃；说一本书有味道，就是说它好看；说一个女孩子有味道，就是说她可爱。人情味既然是人情的味道，或因人情而生的味道，当然更是“美”。

所以中国人喜欢人情味。

人情味与人情有关，但不等于人情。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欠了人情，或做了人情，却不能说欠了或做了人情味。因为人情往往有实际的内容，比如帮人调了工作、分了房子、找了对象等，人情味却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情调，并无什么实际内容。这就正如一盘菜很好吃，但那味道却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人情味只是人情的调子和滋味，形式和感觉，或因人情而赋予某人、某事、某物的形式感。形式感虽无实际内容，却也不能没有。没有它，生活就会枯燥平淡，活着就会了无趣味，文章就会味同嚼蜡，人们就会“没有意思”。中国人是很看重“意思”的。比方说，一个人，大老远地来看你，你就是再忙、再累、再不耐烦，也得意思意思。回到原先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比如家乡、旧宅、原单位，见到亲朋故旧、乡里乡亲、街坊邻居，自然也得意思意思。这是人情，也是人情味。不这样做，就是不通人情。

不通人情是不行的，有没有人情味也大不一样。因此，一个人如果有了困难或有了麻烦，要找领导说情或求情，便往往会在下班后找到家里去，就因家里比办公室更有人情味。同理，单位上的同事尽管天天见面，逢年过节仍要组织诸如联欢、郊游、聚餐一类的活动，也并非当真就是要吃、要喝、要玩，而主要是增加单位的人情味。所以这类活动，不论个人愿意与否，一般都应积极参加为宜，否则便会被视为孤僻、孤寒、不合群，或者没有人情味。人情味和人情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人情味，即等于没有人情。

不过，一个群体，却又不能只靠人情来维系。情深藏在心，看不见，摸不着，无从确认，不可测量，或因人异，或因时迁，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容易冲动，难以把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仅仅只靠这“感情”来“用事”，毕竟风险甚多，不大靠得住。

这就要再想办法。就像光有良心还不行，还得讲义气一样，光靠温情脉脉也不够，还得有一个“硬件”，一个更具有现实性、强制性、结合力和制约力的机制，来做进一步的规范和制约，才能保证群体坚如磐石，不至于变成一盘散沙。

这种机制就是“单位”。

第五章　单位

一　单位之谜

所谓“单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至少曾经重要过。改革开放以前，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衙门里去办事，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便几乎一定要问这句话。

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里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则有“金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单位工作，也许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也好歹有口饭吃；如果还在上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许多人的考大学、选专业，也都是考单位、选饭碗。总之，有了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口，毋庸顾虑没有饭吃。

单位又是“面子”。在大单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小单位的人见了他就不敢摆谱。当然，没有单位，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在许多单位的门口，都竖着“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无业游民是严加防范的。所以，当个体户刚刚出现，还没有成为“款爷”的时候，他们是吃不开的。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老想着给自己找个单位，比如挂靠在某个国家或集体的单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称作“公司”，这样才有面子。总之，单位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单位，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单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

单位还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们的单位是“上下级关系”“兄弟单位”“相邻单位”或“客户单位”，则关系又更进一步。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双方单位并无关系，但对方的单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关系，套交情，甚至走后门。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原因，个人与单位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两个单位之间如果想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对方单位中熟人的关系，去托人情、套近乎。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都会有诸如分配工作、安排学习、保证生活、组织娱乐、操办婚丧、照顾子女、保存档案甚至批准生育等功能，而且人无分男女，事无分巨细，都由单位负责。比方说，夫妻吵架，是可以闹到单位上去的；邻里纠纷，也是要由单位来调解的；被派出所扣留的肇事者，只有单位出面才能“领回”；当然，受上级表彰的获奖者，也应由单位派车或出资送他去领奖。总之，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乐，单位都“承包”了，正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你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奢望，比方说，不想有过多的自由和主见，那么，在这样的单位里，应该说会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不用操太多的心，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单位，那就简直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那些做母亲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的单位。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的终身是否确有依托。事实上，单位的关怀，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说，许多单位都规定，本单位人员去世后，单位负责其安葬；如果自己没有单位，则配偶所在单位也会负责其丧葬。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岂非“终身”有靠？

单位与个人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与之融为一体的感觉和情感。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维护本单位的。尤其当他在外面，和外单位的人在一起时，总是会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本单位的立场上，替本单位说话，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面子争实惠。如果外单位的人居然攻击本单位，指责本单位，即便对方说得有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原本也有意见，这时心中也会大起反感，觉得对方是在有意攻击自己，贬低自己，小看自己。这时即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要奋起反抗，据理力争，和对方吵个面红耳赤。因为个人与单位既已融为一体，当然也就共有同一张脸。所以，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说话，要想不伤害对方的面子，最好连对方的单位也不要妄加指责。同样，当着外单位人的面，也不能公开说本单位的不是。这样不但会引起同事的反感或义愤，连外单位的人也会莫名惊诧，除非对方是关系极深的“自己人”，又没有“别人”在场，才可以诉说。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开会时，说自己单位各方面都不如对方单位，甚至“差得远”。因为本单位的同行者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对方面子而说的客套话，当不得真。不过，即便是这种客套话，一般也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而且要说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当然，为了表示虚心学习的诚恳，也不能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所以，这种话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不住分寸，还会有吃里扒外之嫌，而且对方也不会领情。

至于回到本单位，则又是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话可以放肆，行为也可以随便。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本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和种种好处，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工资，要奖金，要级别，要职称，要住房，要……倘若不如意，便要闹情绪、提意见，比如称病不来上班，“磨洋工”，既不辞职也不工作地“占着茅坑不拉屎”，故意在吃饭时找到领导家里去让他不得安宁，给上级写信或在上级检查工作时去告状，让本单位领导难堪等。闹情绪的理由多半是“都是一个单位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比如晋级、升工资、分房）而我就不可以”；提意见的依据则多半是“看看人家单位是怎样做的”，“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们就不可以”。

这时，单位又成了随时可以祭起即用的法宝。遇到这种情况，单位的领导往往自己就首先觉得理亏，于是极尽安抚劝慰之能事，就像父母拿糖去哄不听话、闹别扭、耍孩子脾气的子女。如果领导没有这样做，而是公然搬出规章制度来弹压，单位上其他人就会抱不平，认为该领导没有人情味。当然，如果不多少给一点实惠，只是“拿好话甜和人”，则又可能被视为滑头。高明的办法是设法调剂和弥补。比如张三李四年资能力贡献大体相当，张三升了级，李四没有，便可以安排一次公费出国等等。

上述种种，之所以虽然在逻辑上并无多少道理，却又被人公认为理所当然，就因为无论领导抑或群众，都在潜意识上把单位和个人融为一体。既然融为一体，当然也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事实上，许多单位，如工厂、学校，都会张贴悬挂这样的标语口号：“团结起来，振兴我厂（校）。厂（校）荣我荣，厂（校）耻我耻。”亦在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一体意识”。

同理，既然俱为一体，则单位上有的“好处”，也就应该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才是有福同享。当然，如果单位上有了困难，大家也应有难同当。这时领导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群众暂时放弃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共渡难关。在这个时候，率先主动提出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就叫“识大体”。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体”，集合起来是“集体”，团结起来是“团体”。集体和团体当然是“大体”。因小失大，便叫“不识大体”，何况大小之“体”，早已融为一体？更何况单位上平时关怀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人情又岂可不回报？

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 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

安身立命之所

实际上，单位的产生，正是“群体意识”所使然。

什么是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物”。离开一定的群体，人就不能作为人而生存。因此，每个人，就都必须依附挂靠某一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托。无此依靠依托，便如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身既悬于空中，心里当然也没有着落。要知道，中国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连死后也要有所归宿的。于是，有钱有势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无钱无势如平民，则大造其棺材。在旧中国，稍有积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一副棺材让他们高兴，病人临终前望着棺材而心满意足，似乎一生的劳累就只是为了这一归宿。

怕死、讲吉利的中国人，偏偏对棺材“情有独钟”，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固然怕死，却更怕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里是极其荣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寿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数越多，就越荣耀，越吉利。因为它不但意味着主人的长寿，也意味着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后。相反，如果死后连棺材都没有一口，则多半意味着生前也“身无所凭”。总之，无论生前死后，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托，有所安顿，否则便会导致强烈的失落感，“累累若丧家之狗”。狗尚且不能丧家，而况人乎？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当每个个体都有着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时，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则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民众流离失所。“流”是“流失”，即个体脱离群体；“离”是“离散”，即群体趋于解体；“失所”当然就是人们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数人流落他乡，流浪于道路，成为流民乃至流寇，则天下焉能不乱？天下大乱自然人心浮动，或者说正因为人心浮动才天下大乱。浮则动，动则乱。可见乱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没有着落，也叫“悬”或“悬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于倒悬”，并“厝天下于衽席之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有个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单位”。

所，从户从斤，也就是家。家当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负，多半要回家告状；成年人闯了祸，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爱情和庇护。更何况，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在经济来源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保证了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离家出走而浪迹天涯。这时，他们也往往要寻求一个类似于家的群体以为寄托，如行会、帮会、门派、党派。于是，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必须“离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谋生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单位看作一个家庭，而“出门靠朋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门靠单位”。

事实上，单位也并不否认自己具有家的性质和功能。许多单位都有诸如“以厂为家”或“以校为家”这样的口号。家里是要有饭吃的，因此单位要管饭；家里是要能睡觉的，因此单位要分房；家里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单位要发衣服。这些衣服虽然叫作工作服，其实并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时候穿。当然，家庭也必须温暖温馨，因此单位要组织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团拜或假日旅游，这才能使人产生在单位即是在家里的感觉。

看来，单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职能，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恋母情结

这种心理需要无妨称为恋母情结。

中国人不论男女，都一律“恋母”的。因为母亲的怀抱和胎腹是我们最早的“安身立命之所”。前面说过，“身”这个字，无论甲骨、金文、篆文，都是像一个人怀胎之形。它对于母亲来说是“身孕”，对于胎儿来说是“安身”。胎儿出生后，又要在母亲的怀抱里哺育成长。甚至睡觉，也要在母亲的怀里才能安睡。那可真是“俱为一体”又“血肉相连”。

单位也一样。当然，一个人新到一个单位，还不会一下子就有这种念头，这正如一个婴儿的形成，必得十月怀胎一样。但久而久之，只要这个单位确有家庭般的温暖，这种情感便油然而生，甚至调走之后，还会怀念。哪怕是因待遇不公愤而出走，在愤恨之余，也仍会多少有些怀念。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愤而出走的人自己咒骂原单位即可，如果别人也来参加咒骂，则又可能“翻脸”。在这里，不但有面子方面的原因，也未尝没有情感方面的原因。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依恋母亲，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幼儿的哺育期特别长。现代医学证明，婴儿吸食母乳可获天然的免疫力，但断奶太晚则又会导致缺钙。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恰恰具有这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极其注意“免疫力”的获得，比如不要读“坏”书，不要唱“坏”歌，不要看“坏”电影，不要沾染坏习惯，不要受精神污染；另方面，却又往往忽视“钙”的补充，比如很少教育子女和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等，更遑论鼓励他们接受一点“离经叛道”的观点，或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两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乖”“听话”，或者说，“好”。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到了单位要做“好同志”，其结果是造成一大批精神上心理上永不“断奶”的“好人”。这种人好则好矣，可惜多少都有些“软骨病”，不“靠”上什么，自己就站不起来。我认识一位女研究生，是很典型的乖学生。朋友们热心地帮她介绍了一位很出色的男研究生做对象，得到的回答却是“回去问问导师再说”，弄得大家十分扫兴。

正是这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断奶”，造成了人们严重的依赖感。比如大学里的新生，往往要由父母送进学校，并代为报到。又比如一个人新到某地，便一定要有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去接站，安排食宿，代购回程票。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往往也习惯于这样去做，否则便是不近人情。小事尚且如此，遑论终身大事？于是便有这样的怪事：一个青年在选专业、找单位或搞对象时，竟会把一切事务都交给父母、亲朋或单位上、组织上去操心代劳，自己则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

这样一种总是想“吃奶”又严重“缺钙”的人，当然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可靠”的单位。事实上，单位也往往视事事处处都依靠自己的人为可靠对象。这看起来有些滑稽，却又是事实。一般地说，任何单位对那些“听领导话”的干部职工总是优待有加，而对那些“不太听话”“爱提意见”“爱出头”“闹别扭”的“刺儿头”，则往往要将他们“入另册”。这些人在单位上，也往往占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并不主张大家都应该和领导闹别扭，持不合作态度，更不主张员工应该违纪乱法，胡作非为。但同样地，也不主张以“听话”与否来分别亲疏。遵纪守法和令行禁止是必须的，盲从和依赖则不应提倡。其实，不少人的不太听话，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独立思考；爱提意见则往往因为有着“事事关心”的爱，否则何苦要来管“闲事”？相反，有些人虽然当面从来不提意见，但背地里也未尝不嘀咕，暗地里“吃”起单位来，也毫不嘴软，而一旦有难，却又因平时早有只知听话不会拿主意的印象，正可以躲到一边去“凉快”，或“脚下擦油，溜之乎也”，这种人，才真正是靠不住。

不但个人有依赖感，而且单位也有依赖感。事实上，国内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因有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才“赖”以生存。一旦因改革的需要而宣布“断奶”，便立即失去了生存的能力。甚至各级地方政府，如乡、镇、县、地、市，对上级政府，如省、自治区、中央，也十分依赖，要钱，要物资，要人才，要援助。一到扶贫工作组下来调查，大家便一起争相哭穷，因为大家都深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结果是谁叫得最凶，谁占的便宜就越多。扶贫款一到手，立马花掉，然后下次再要。至于怎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贫困落后局面，则较少考虑。反正“母亲”不能看着自己的儿女没饭吃，何妨“今朝有奶今朝吃，明朝无奶再叫娘”？

二　公与平

所谓“公”

个人向单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穷，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不安之感，就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孩子向妈要奶吃，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钱用向‘妈’要，没有东西到‘家’里拿（国有企业的许多资产就这样流失）”，有什么不对？岂但“并无不对”，而且“合情合理”。这“情”，就是前述“恋母情结”；这“理”，则是所谓“公平合理”。公平合理当然没什么错，问题在于什么是“公”，什么是“平”，要合的又是什么“理”。

先说“公”。

“公”有两义，一是“公有”，二是“公平”。什么是“公有”？在中国人看来，所谓“公有”，也就是大家共有。比如家有，就是家人共有。国有，则是国人共有。如果是几个人合伙、入股、集资、凑份子，则归这几个人共有，也是“公”。反正，只要不是“私”（个人所有），就是“公”，叫“背私为公”。

公有既为“大家共有”，自然“人人有份”。而且，越是“公”（即共有者越多），就越是“人人有份”。所以公路人人可走，公车人人能坐，公园人人该游，公费人人得花，公费吃喝当然人人该来。如果别人有份而自己没有，便要大叫“不公”，可见“公”就是“人人有份”。至于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卫生，保卫公共财产等，则又当别论。因为这不叫“人人有份”，而叫“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是“公”字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启发，人人皆知；“人人有责”则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须诉诸教育，时时提醒。所以街头巷尾的标语，只会写“爱护公物，人人有责”，绝不会写“公费吃喝，人人有份”，然而号召力却正相反。

既然“公”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私？更无妨“化公为私”。比如用公家的车接送自己的亲朋，用公家的电话谈私事，用公家的稿纸写私人信件，用公家的电脑玩电子游戏等等，更遑论以权谋私或多吃多占了。问题不在于这些具体行为，而在于其“理论根据”：“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东西算什么？”也就是说：“我是公家的，公家的当然也就是我的。”这不是“公私不分”的必然逻辑么？我就曾亲见一个逃票的乘客在车上理直气壮地和乘务员大吵：“公共汽车么，要什么票！”很显然，在一些人看来，所谓“公共”的，就是“人人有份”的。人人有份，也就人人都可以去“吃”一口。唯其如此，阿Q才胆敢公然去摸小尼姑，而且摸得理直气壮。因为在阿Q及其同志看来，僧尼既已“出家”，当然“无私”。无私即公，即共有，即人人有份。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甚至就连国家政权也是“人人有份”的。当年，刘邦因蒯通劝说韩信谋反，要把蒯通下油锅，蒯通便同样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既然丢了自己的“鹿儿”（政权），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个子高腿子长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哪！也就是说，帝位这只“鹿儿”，原本人人有份，那么你刘邦“摸”得，难道韩信就“摸”不得？可见“人人有份”的思想，也是由来有自。“天下为公”么！只是到了后来，“天下为家”了，一般人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人人有份”才变成了“人人有责”。

然而所谓“人人有责”其实往往是扯淡。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靠不住。你想，天下兴亡那么大个事，匹夫匹妇们如何负得了责？也不过是为某些人的假公济私、盘剥百姓提供一个借口罢了。比如借口“国难当头”而多征税款，或者借口“建设乡梓”而大刮地皮。事实上，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在中饱私囊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国夺权的时候，都无不打着“为公”“为国”“为天下”“为人民”的旗号。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却也未尝没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心理因素在内。似乎只要这样一来，他们无论如何谋私，便都师出有名了。在这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干得要算最为“出色”。他们干脆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在最大限度地剥夺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思想权、隐私权等一切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比如康生，就曾经趁“文革”中“破四旧”之机，搜刮了一大批国宝级的文物；现如今的那些巨贪国蠹，则不知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这些事情，难道咱老百姓也有责？这些东西，难道咱老百姓也有份？

所以，谁要以为天下为公，他便当真事事都有份，那他就是犯傻。

所谓“平”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样则是平。

什么是“平”？平就是均等、齐一，如“平起平坐”是地位相等，“平分秋色”是各得一半。一个群体，一个单位，怎样才算齐一均等？当然是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样。

正如“人人有份”是“公”字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家一样”也是“平”字的天经地义之理。平，既表示状态，如平静、平安、平坦，也表示动作，如平定、平息、平抑。那么，为什么要用各种动作去“平”？还不是因为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多，有的少——“不平”。这就要“铲平”。一旦铲而平之，张三不多拿，李四不多得，王五赵六也一样，也就大家心理平衡，人人心中平静，从此天下太平。

公则平。公，就是承认人人有份。既然人人有份，何来多少不一？更不用说有的有，有的没有了。观念和道理是要落在实处的。这个“实处”，就是分配，就是种种实惠。如果嘴巴上说人人有份，具体到分配时，又大家不一样，谁相信你那个“公”字？可见，公（人人有份），是“平”的前提；平（大家一样），则是“公”的体现。公不公（有没有份），就看平不平（一样不一样）。

相反，不公则不平。因为“公”既然就是人人都可“吃”，那么，如果别人“吃”了自己没“吃”，也就等于吃亏。所以，一旦待遇不相等，分配不相同，就会“不平”。不但当事人要“鸣不平”，旁观者也要“抱不平”。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是公有，是人人有份的，凭什么你有我没有，或者你有他没有？既然大家都该有，为什么有的少有的多？这就“不公”。可见，公，就是“公有”加“公平”，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而且所有的人都一样多。这就是“理”，就是理所当然，天地良心。

当然，“平”也不仅指待遇和分配，还指贡献和付出，比如“打平伙”，就是大家出钱出力一样多。如果有人出钱出力时“偷奸耍滑”比大家少，分配享用时却又要“平起平坐”和大家一样多，同样也会有人“愤愤不平”。最好是大家贡献一样多，分配也一样多，既无分你我，亦无分公私，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才是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

单位便正是“太平梦”的现实化。

单位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是相对小而言的。什么小？个人小。什么大？集体大。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和不成气候的，群体则是伟大的、举足轻重和战无不胜的。想想看吧！人生，如千古之一瞬，怎么长久得了？个人，如沧海之一粟，又如何大得起来？当然只有集合起来才能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容纳百川；河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不拒细流；国之所以大，则因为它统摄万民。所以只有群体才是大，叫一大群；个体则是小，叫一小撮。当然，群体也有大有小。大可以大到全中国，小可小到本单位，但单位再小，也是“群”，因此“大”。

个人是“小”也是“私”，集体是“大”也是“公”。可见大就是公，公就是大，大公则无私。何况通常所谓“单位”，基本上都是属于国家的（私营企业则往往不好意思叫单位），比如国家政府机关或国家事业单位，那就更是“一大二公”了。

这就非想方设法做到“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不可。比方说，不断扩大单位编制，把本来可以一个人承担的工作分给几个人做，也包括让在岗职工提前退休，由其子女顶替；尽可能地缩小分配之间的差距，在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而不得不定出工资级别的情况下，一方面尽量缩小级差，另方面则规定各类补贴和福利待遇相同或相近；在厘定级差时，尽量主要依据社会上约定俗成、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标准，如年功和资历，即工龄长、资格老的多拿一点，反之则少拿一点，而把能力、才干、贡献等“说不清”的所谓“软指标”放在一边，并尽量做到“公正”而不“偏私”。尤其是那些事关日常生活的福利待遇，不可以给谁不给谁，差别也不可以太大。事实上，即便等级分明的那些单位，也会有搞平均主义的时候，比如舞票、戏票、电影票每人一张，过年过节时每人都分一斤苹果两斤梨等等，和水泊梁山上“一样的出力杀敌，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差不多。

但水泊梁山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以不断地打家劫舍为资源的。咱们既然不能到外国去“打家劫舍”，那么，在机会不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之何呢？

也就只好吃大锅饭了。

大锅饭

平心而论，大锅饭也未必就不好。当真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或者能敞开肚皮吃，不用争不用抢也不怕锅里没有，有什么不好？至少是省去许多纠纷和麻烦。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东西少点不怕，只要能做到“均平”，也就“太平”。

问题是你要做得到！除非把单位都变成水泊梁山。然而，即便水泊梁山，也并非真的都一样。虽云“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但毕竟各人酒量食量并不相同，何况还有座次之别。更何况，“一样”并不见得有多好，“不一样”也不见得就多么不好。因为“一样”，可以是“一样的”出钱出力，也可以是“一样的”不出钱出力；可以是“一样的”少得少拿，也可以是“一样的”多吃多占。如果把是否“一样”当作唯一准则或最高准则，那么，两种不同结果作为可能性，应该说同时并存，完全“一样”。

这就必须引入其他机制来进行引导。在水泊梁山，靠的是哥们义气；在单位，则靠思想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社会风气正，领导干部能够带头的情况下，结果就比较好，反之则可能会不可收拾。但是，思想教育虽然有用，却并不万能，因为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现实的状况只能用现实的力量来改变。所以，还必须有一系列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法和手段来加以调节。这些经实践证明是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平摊”，主要用于需要出钱出力的时候。大至集资建机场、修公路、盖厕所，小至单位上操办婚礼和打扫卫生，都可以照此办理。单位可以向个人摊派，上级也可以向单位摊派，还可以层层摊派。这是吃亏时的“大锅饭”。虽然吃了亏，但因为是平摊，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所以即便心里不高兴，也没有话说。

第二是“平衡”，主要用于可能发生“倾斜”的时候。“倾斜”就是“不平”，好比一架天平，一边盘子里东西多了，就要在另一边加砝码，才能平衡。比如某同志年事已高又不能胜任工作，必须让他退下来，为了怕他心里不平衡，就在退休之前先提一级，一提一退，正好“平衡”。又比如，甲同志晋升了职称职务而乙同志没有，便让乙同志评优，多领些奖金，这样，“堤外损失堤内补”，心里也好过些。每个单位的领导，差不多都会这一手。这种办法也可以用于对待单位。比如，分配各种权益配额时，大单位理应得得多，但是小单位也应适当照顾，多少给一点，否则便会太不平衡。甚至选代表，选理事，选董事，选委员，对于诸如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妇女界、侨胞等等，也要有所照顾，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懂事”“理事”，有参政议政能力，就不一定“顾”得上。总之，每当评奖、评优、评先进、评职称时，就要分配名额，而且最后要由最高仲裁机构来“平衡”。

第三是“平列”，主要用于论功行赏的时候。为了平衡，往往将有关人员统统开列上去，“见面分一半”，利益均沾。实在平列不了，便轮流坐庄，今年我评优，明年轮到你，后年轮到他，最后仍是“平列”。也有获奖者把奖金拿来平分的。如数额不多，请大家一起来“撮一顿”，也是办法之一。因为贡献是大家的，荣誉是集体的，岂能让人“独吞”？独食难肥，还是大家一起“吃”下去为好。谁要不懂这个道理，那他在单位上就休想“做人”。

第四是“平抑”，主要用于有人硬要“出头”的时候。“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一般人是不敢出头的。有了功劳，一定要归功于集体，甚至在客观上造成归功于众的“事实”。比如《水浒》第八十六回写宋江大战贺统军，贺统军明明是被镇三山黄信一刀砍在马头上摔下马来的，但因又有杨雄、石秀、宋万赶到，“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可怜贺统军，只因梁山好汉要平抑功劳，竟不得全尸。这种自我平抑的做法自然是很高明的。如果一个人不会做人，硬要风头出足、好处占全，众人便会来平抑他，比如扣上“骄傲自大”“脱离群众”“有个人野心”之类的“帽子”，或者找个茬子趁机收拾他一下，让他知道利害。谚云：“人怕出名猪怕壮。”道理就在这里。猪太肥了，就会被宰；人太出名，就会挨整。所以越是出名，就越要谦虚谨慎，特别是待人接物时，要多给对方面子。因为你的面子大，人家心里本来就不平衡，但如果你和他“平起平坐”，他等于毫不费力地便得了个同样大小的面子，自然立即平衡起来。

总之，平摊、平衡、平列、平抑，着眼的都是“平”，即大家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要超过谁。”但是，按照辩证法，大家都好，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好”；大家都要吃，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吃”。某大学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某系几个人争一个教授晋升指标，相持不下，最后是大家都不当，指标上交，从此天下太平。

铁饭碗

显然，这样的一种“平”，是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骨子里的极度不公平。它连蒯通所谓“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的境界都达不到，还奢谈什么社会主义？饭是要养人的，大锅饭养什么人呢？恐怕只能造就平庸，培养饭桶。平就是“平凡”即“不优”，庸就是“庸常”即“不异”。不优不异又不少“吃”，非饭桶而何？

大锅饭对国家民族也没什么好处。因为所谓平摊，实际上是不论差异；平衡，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平列，实际上是不识好歹；平抑，实际上是不准竞争。何况还有“平息”，是“不明是非”；还有“平调”，是“不看贡献”。所谓“平调”，就是把贡献大、出力多的地区、单位创造的财富调给贡献小、出力少的地区、单位，让大家在分配上一律“扯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鞭打快牛”“奖懒罚勤”。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上厚此薄彼，而且其所厚者，又是能力较低的弱者。从情理上讲，这好比父母偏爱或更心疼子女中的“弱智儿童”，倒也情有可原，但绝对理无可恕。因为其结果，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弱化，让人人都变成“等、靠、要”的“伸手派”，这是断然不会有前途的。

所以，吃大锅饭的单位，便变成了弱者的天堂，强者的牢笼。这也是弱者往往醉心于找一个“可靠”的单位，而强者每每想要跳槽的原因。不过实施起来，却又每每是喊得多，做得少，其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比如欠了单位的人情或碍于领导的面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往往在于与“大锅饭”息息相关的“铁饭碗”。

所谓“铁饭碗”，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它意味着一种身份，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或“国家干部”。有了这种身份，便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和“闲杂人等”区分开来；有了这种身份，也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可以和“无业游民”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一旦获得，便轻易不会丧失。即便调动工作，换了单位，在这边吃大锅饭，在那边也吃大锅饭。调到民营企业的，仍可保留身份；企业即便破产，国家也有义务为其重新安排工作。总之，有了这种身份，就永远“有饭吃”，所以是“铁饭碗”。

其次，有了这种身份，只要在单位上不犯错误，准确地说是不犯大错误，其职务、职称、级别、待遇，一般都只升不降，临退休还能升一级，退休后还能领退休工资，退休工资有时还能随物价的上涨而上升，直至终身，所以是“铁饭碗”。

最后，有了这种身份，并在一定的单位工作，还意味着有一套住房，以及一系列非工资可以替代和估算的福利和好处。正因为不可估算，所以格外诱人；也正因为无法替代，所以不可轻弃。如果要跳槽，就得对这些附加的“无形收入”进行估算，其结果往往是“铁”了心在原单位待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铁饭碗”。

由于铁饭碗有这么多好处，而这些好处又主要由其所在单位来兑现，而且为此单位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进人指标”“户口指标”“建房指标”等），因此，一个人，一旦端上了一个单位的“铁饭碗”，则他与这个单位之间，就有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是一种“铁”的关系。单位既无权随便开除他，他也不能随便说走就走。除了制度的限定以外，也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即自认为欠了单位的“人情”，应以安心工作来作为回报。他这样认为，领导和群众也会这样认为。比如一个人，原本是没有什么“身份”的，单位上把他调来，落了户，分了房，又公费送出去学习进修，混到了文凭，又凭此而提了级（依“大锅饭”和“铁饭碗”原则，一旦提升，调出去也可保留原级别），本应“报效”的，现在却公然要跳槽，另攀“高枝”，则舆论便会一致指责他“没有良心”。所以许多人的调动，往往趁单位“亏待”了自己（如职称没评上，房子没分到）时提出，这样对舆论可以理直气壮，于自己也心安理得。

显然，这种“铁”的联系，不但造成了“想走的人出不去”，也造成了“想进的人进不来”。因为人才固然是单位的私产，职位同样是人才的饭碗。如果从外单位引进人才，则置本单位的人才于何地？这种对外有“挖墙脚”之嫌，对内又有“抢饭碗”之虞的做法，实在风险太大。所以世故一点的领导，就宁肯抱残守缺，得过且过。反正事业是国家的，成就是集体的，单位办得好不好，关我屁事！人才既然不能“流动”，单位当然也就“死水一潭”。如果再加上“近亲繁殖”（徒弟接师傅的班，学生接老师的位），那就更会“同则不继”，缺乏活力了。

三　窝里斗揭秘

传统节目

然而，真正的“死水”是没有的。

道理很简单，就因为生命在于运动，物质也只存在于运动之中。所以，一潭死水，只不过水面的平静掩盖着水底的波澜。自我封闭的单位，既然不能向外运动，便只好向内运动；既然不能向外用力，便只好向内使劲。

这就形成了“窝里斗”，文雅的说法叫内讧。

窝里斗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节目。从《春秋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开始，就一直上演得轰轰烈烈。郑伯即郑庄公，武公之子；段即共叔段，庄公之弟。段仗着老娘偏心疼爱他，便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反倒闹独立，搞分裂，想取而代之，结果被庄公一鼓荡平。《春秋左传》拿这件事做开场锣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颇有戏剧性。因为一部中国史，除数得清的几次抵御异族外敌入侵外，差不多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部斗争史。东周的“问鼎”，楚汉的“逐鹿”，三国的“征战”，魏晋的“逼宫”，晚唐的“割据”，五代的“易主”，宋太祖的“陈桥兵变”，明成祖的“南下清君”，还有雍正爷的“屠兄残弟”。子篡父，臣弑君，嫡庶夺位，兄弟相残，朋友反目，不亦乐乎。与此相反，从公元前1595年赫梯灭古巴比伦，公元前十二世纪多利安人南下灭迈锡尼始，到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再到后来的殖民战争，一部西方史，则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对外征服史。难怪有人说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四面出击搞扩张；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阴阳两极窝里斗。

自家窝里斗不说，还要把外人、外族扯进来掺和。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因劝阻郑国伐滑一事在郑人那里丢了面子，一怒之下，首先想到的便是借狄族的武装去讨伐郑国。襄王此举，便正是两千多年后清政府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滥觞了。所以鲁国的大夫季孙为了防止鲁国国君“引外援而除内患”，便要先下手为强，胡乱找了个借口要去攻打颛臾（鲁的附庸国）。而孔子听说后则不无讽刺地说，依我看，季孙先生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宫中当门的小墙（萧墙）里面吧？到底是圣人啊！“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国如此，家亦然。一部《红楼梦》，亦无妨看作贾氏家族窝里斗的内部斗争史。又是“毒设相思局”，又是“抄检大观园”，又是“愚妾争闲气”，又是“刁奴蓄险心”。主子和主子斗，奴才和奴才争。装神弄鬼，以假乱真，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兵书上的种种计谋，在这里都有用武之地。无论是伶牙俐齿却工于心计的凤姐，还是同样口角锋芒却性情爽利的晴雯，背后都遭人暗算，而她们自己又何尝不算计别人。就连一个极不起眼的粗使丫头四儿，只因宝玉对她好，众人怕“夺了地位”，竟把一句玩笑话当作大罪名，打了“小报告”到王夫人处，结果被撵了出门。就连一个小小的厨房，也要上演一出“改朝换代”“抢班夺权”的闹剧，结果是“一枕黄粱”，卷包而去。大观园温柔富贵乡里，真是步步风险，实不亚于江湖。主子们固然作威作福，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奴才们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第五十五回平儿对那些仆妇们说：“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略差一点儿的，早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的。”倒也至少有一半是实话。同样地，“主流派”（王夫人、王熙凤等）固然风光占尽、飞扬跋扈，“非主流派”（邢夫人、赵姨娘等）也不甘下风，时时都在窥测风向，制造事端，以求一逞。总之，主仆、嫡庶、父子、兄弟、姑嫂、妯娌之间互相猜忌、欺诈、仇恨、争夺、陷害甚至残害，端的称得上是“窝里斗”之“大观”。可惜这里无暇细审，只好留待将来另书专论。

经典手法

窝里斗作为“传统节目”，不但其历史十分悠久，而且其手法也大多是祖宗嫡传，以后又经发明创造，补充修正，早已五花八门，无从细说。不过，总其大端，最为“经典”的，大约有以下几条：

一曰“拉帮结派”，俗称“抱团儿”。大至国家，有各种政治派别和势力集团，如三国时代曹魏集团、刘汉集团和孙吴集团；小至单位、家族，也会因身份、地位、年龄、资历、出身、籍贯、气质、性格等等各种因素形成各种派系，结成各类团伙，其中最起作用的又主要是利害关系。所以这些派系和团伙又会时时发生变化，既有人加入，又有人叛离，但“抱团儿”则是永远必须的。因为个人很渺小，必须依靠集体力量。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任何孤家寡人在这种斗争中总难免败北。“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连皇帝都要有心腹亲信，何况他人？所以非得抱团儿不可。既然抱了团，就要有团伙意识。所以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不是站在这一边，便是站在那一边，自觉地维护本帮本派的利益。谁不这么做，就是吃里扒外，从此没法做人。

二曰“飞短流长”，俗称“倒闲话”。“抱团儿”是窝里斗的先决条件，“倒闲话”则是窝里斗的主要手段。这种斗争，虽然谈不上是推翻一个阶级、夺取一个政权，但同样也要先造舆论，然后才好实施打击的。然而，它又毕竟是窝里斗，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还得加以维护，因此不能公开“鼓噪”，只能背后“嘀咕”，于是“舆论”便变成了“闲话”。闲话也者，闲言碎语之谓也，无非是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捕风捉影，指桑骂槐，上不得台面，杀伤力却不小。弄大了，能置人于死地；再不济，也能让人心烦意乱，不得安宁。所以窝里斗的老手，鲜有不使用这一招数者。这一点，本书第九章有详尽论述。

三曰“吹毛求疵”，俗称“找茬子”。“瓜无滚圆，人无十全”，谁还没个三差两错？但既然人生即表演，那么，任何人一上“台”，扮演了某种社会角色，便务求完美无缺，一投手，一抬足，吐字行腔，都要字正腔圆，否则“看客”就不满意，就要喝倒彩。站着说话腰不疼，“挑毛病”总要比“做事情”来得容易。大家既有此权利，又不花什么力气，那就不说白不说。“天高皇帝远”，中央的事咱管不着，本单位的事则尽可说长道短，指手画脚。有此心理基础，内讧专家们便可拿着放大镜，到鸡蛋里面去挑骨头。一旦发现“问题”，便大加攻击，小题大做，无限上纲，完全不必担心没人响应。

四曰“无事生非”，俗称“造乱子”。也就是制造事端，乱中夺权。因为窝里斗是自己人斗自己人，如果一个群体，一个单位，大家都相安无事，按部就班，也就想斗也斗不起来。发生争斗之时，往往是群体和单位有“事”之日，比方说领导班子换届，或者评职称升工资提干部，总之，现行秩序和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每到这时，单位上便热闹非凡，像开了锅似的，沸沸扬扬。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便只好制造事端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乱子都是人造的。单位一乱，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一潭死水”变成了“一洼浑水”，心怀鬼胎者便可“浑水摸鱼”。当然，这一手法，只有“高手”可用。如果像邢夫人那样没头没脑，赵姨娘那样颠三倒四，也要来找茬子、造乱子、搞名堂，便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像他们这样“心内没成算”的人，最好不要来凑热闹—— 但偏又这等人最不安分。

窝里斗的方法和程序，大体如此。一个“有志于此”的人，只要勾结些不三不四的朋党，散布些不明不白的闲话，寻找些不疼不痒的茬子，然后不依不饶地闹下去，准能制造些不大不小的乱子来。即便不能置人于死地，也能弄得他不死不活。

几大特点

所以，窝里斗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曰“阴”，即“不公开”。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好同志，好朋友，好兄弟，笑容满面，一团和气，背地里则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甚至使坏弄鬼，放暗箭，打冷枪。总之，“当面说好话，背地使绊子”；“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当面握手，背后踢脚”；“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是“窝里斗”。既然是“一家子”，就该团结、和睦，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公开叫板。谁要是公开翻脸，便等于和大家作对，那可就“对不起”了。这个风险，谁也担不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不会撕破了脸来对着干。何况，依面子原则，原本就面对面时要“做人”，背靠背时不妨“捣鬼”的。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大家也都不好翻脸。至于背后是人是鬼，只有鬼知道，何妨鬼鬼祟祟？再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背地里捣鬼，杀伤力更强，何乐不为？

二曰“软”，即“不硬来”。这和阴是配套的。阴则柔，柔则软。窝里斗既然不能公开，当然也不能硬来。硬来难免有敌对之嫌。何况“当面”和“硬来”都让人警觉—— 既让当事人警觉，又让旁观者警觉，“鬼”就不好搞了。如果用软刀子、软功夫，便不难在不知不觉中杀伤对方，即便发觉了也难以还手。因为如果是棍子打来，你还可以去挡住那根棍子，或把棍子打断；如果是阴风吹来，污水泼来，你用什么去对付这软东西？

三曰“小”，即“不起眼”。比方说，做小动作，打小报告，闹小纠纷，制造小摩擦等等。这就很不好对付。第一，不容易发现；第二，不大好还手。因为那些名堂实在太小。如果去认真对付，既不值得，别人也会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和你关系不好的人会说：“屁大一点小事，闹什么闹？太没涵养！”和你关系好的人则会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不要因小失大。”但是，事有大小，是非却不因事小就不是是非。小麻烦也是麻烦，小纠纷也是纠纷。它们对人心理、情绪上的刺激，也不可小看。更何况，小东西多了，也能闹出大事情。比如蚊子虽小，但如果成群结队，也能把人咬死。所以，小动作，小报告，小纠纷，小摩擦，也能置人于死地。然而毕竟是“小”，至少不好一开始就小题大做的。结果是，你还手也窝囊，不还手也窝囊。

四曰“黏”，即“无休止”。这也是内部斗争的特点。外部斗争，敌我分明，胜负分明，一是一，二是二。一仗打完，要么胜，要么负，要么和，总归有个了结。窝里斗则不然。因为它首先就不承认有什么斗争，自然也就无胜负可言。再说，即便一方胜了，另一方负了，也还得在一起过日子，那负方岂有不设法报复之理？于是便拉拉扯扯，黏黏糊糊，没完没了。

这就实在可怕。因为如果不阴，便可“当面还手”；不软，便可“毅然动手”；不小，便可“大打出手”；不黏，便可“及时住手”。现在可好，还手找不到对象，动手下不了决心，打又打不得，收又收不住，岂非只有受其折磨？

所以，窝里斗的结果也只有两个：一是把人变成“两面派”，二是把人逼成“精神病”。至少，也能让人意志消沉、心胸狭窄。不信我们去看那些窝里斗最严重的单位，多半没有什么业绩和成就；那些热衷于窝里斗的人，也多半没有什么眼界和水平。正因为没有什么眼界和水平，这才不把眼光看着“外面的世界”，只管盯着“家里的是非”。结果自然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单位、家族里争权夺利、争风吃醋很拿手，到了外面，或见了外人，便头也抬不起，话也说不出，屁都放不出一个来。

事实上，热衷于窝里斗的，无非两类角色。一类是野心勃勃，老想着整倒别人，好让自己上台来逞能或者过官瘾。另一类则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巴不得别人出事，以便伺机报复，或发泄怨气、看笑话。这两类人有时又是同一类。他们多半是奴才，或准奴才，或主子身份奴才心理，大多人格卑下，品质粗俗，心理阴暗，男如太监，女似姨娘。如太监，故阴；似姨娘，故小。又小又阴，故遭人鄙薄；遭人鄙薄，故报复心切；报复心切，故不择手段；然而毕竟能力有限，能量甚小，能耐不多，狗肉包子上不了席，叱咤风云是不可能的，故热衷于窝里斗。不信你去看看你的身边人身边事，是不是这样？

“捂盖子”与“和稀泥”

当然，以上所说，是指常规性的窝里斗而言。一旦超出常规，事情闹大了，就成了“风波”。

风波是必须平息的，办法也是“祖宗成法”，叫作“糊涂官打糊涂百姓—— 各打五十大板”。这种做法据说有情理两方面的道理。情感上的理由，叫作“手心手背都是肉”；逻辑上的理由，则叫作“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也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强调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包括错误，也包括对错误的批判或包庇。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则强调一个人不成气候，两个人才有名堂，人多得成堆才会有事，当然闹起纠纷来，也就“人人有责”。

这种说法和做法，虽然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振振有词，看起来不偏不倚，实质上却往往是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然而问题在于：既然是窝里斗，当然双方都是自己人，也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或者说，不可能有大是大非，顶多是些“小恩小惠”。不但无法较真，而且闹大了，也难免家丑外扬，让外人看笑话。

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历来所谓善于持家治国者，无不有两手招数：一曰“捂盖子”，二曰“和稀泥”。

所谓“捂盖子”，就是掩盖矛盾。比方说，明明是钩心斗角，偏说是团结一致；明明是尔虞我诈，偏说是开诚布公；明明是问题成堆，偏说是风平浪静；明明是烽烟四起，偏说是天下太平。在外面，对上级，固然是报喜不报忧；在内部，对下面，也说好不说坏。即便有矛盾，闹纠纷，也千般遮掩，万般粉饰。只要不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能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就行。实在掩盖不住，就尽可能地轻描淡写，或者到问题解决了以后再报告或报道，结果坏事又变成了“好事”。

这也并非就没有道理。窝里斗么，当然只能斗在窝里。不管怎么说，那“窝”还得维着。如果连“窝”都没有了，你还斗个屁！要维住“窝”，就得把盖子捂紧了。这道理，“窝”里的人一般也都懂。不到万不得已，也轻易不会张扬出去。张扬出去，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自家窝里斗，外人也不好插嘴插手），反倒会惹下一身的不是—— 领导既恨你家丑外扬，群众也怪你不顾大局，下次就没人帮你说话了。这当然并不合算。

问题是盖子也要捂得住。就像一锅开水，盖子捂得再紧，里面还是沸沸扬扬，热气也会止不住地往外冒。所以，捂盖子也是对外不对内，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是釜底抽薪，让那锅水开不起来。

于是就有了“和稀泥”。

所谓“和稀泥”，就是把是非界限尽量弄得模糊不清，各打五十大板。比如，对纠纷双方说“他固然不对，你也有不是”云云。这样做似乎是不讲原则，其实是极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群体意识。依此原则，群体的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哪怕这安定团结只是表面的假象，也比个人恩怨重要得多。

这下好了。谁要是闹矛盾，闹纠纷，“告状”，“扯皮”，便先不先有了“不是”—— 不讲团结。有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好讲价。比如适当地给予理解同情，解决一下实际问题等等。因为不管“捂盖子”也好，“和稀泥”也好，目的都是息事宁人，所以光批评不行，还得安抚。比方说，承认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群体的团结。谁要是置群体团结的大局于不顾，那就是给脸不兜着，也就没什么理好讲了。甚至有的时候，也用不着讲什么理。比如奴才和奴才闹，当主子的也只要一声断喝：“都给我滚回去！再闹，仔细扒了你们的皮！”也能了断。

一场风波，往往也就这样被“包了饺子”。

顺便说一句：饺子这东西，最能体现上述“文化精神”：肥肉、瘦肉、韭菜、香菇、葱姜蒜，都混为一体，搅成稀泥，再用“面皮”包起来，岂非正是“和稀泥”又加“捂盖子”？可惜，“捂盖子”只能掩盖矛盾，不能消除矛盾；“和稀泥”只能模糊是非，不能泯灭是非。“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得更隐秘罢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

既然肥的瘦的都同等对待，香的臭的都好歹不分，对的错的都“各打五十板”，勤的懒的都“各分一勺羹”，那么，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正直有才华想干实事的人，便不能不感到苦闷和压抑，而他们想要出头，也就只有到外面去。于是，便有了与“窝里斗”密切相关的另一种现象——“墙外香”。

“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本单位默默无闻的，在外面可能声名显赫；在本单位不得好评的，在外面可能享有盛誉。甚至有的人，还要先在国外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然后“出口转内销”，在国内才红起来。或者只有当他们要求调走，而且来商调的单位还要求颇为迫切时，才被本单位认为人才难得，苦苦挽留，或卡住不放。这时，多半也是最好讲价的时候，往往是要房子有房子，要职称有职称，什么都好商量。不过你最好不要上当。一旦真的留下来，过不了多久，又是“压你没商量”了。

奇怪。一个人，是人才就是人才，不是人才就不是人才，怎么待在家里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一跑到外面就吃香呢？

原因也很多。比方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是。外来的和尚怎么就会念经呢？因为我们不摸底细，有距离感和神秘感，便想来是会念经的。家里的和尚天天见面，知根知底，有几下子谁还不清楚？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也就不必把他当回事。反正当不当回事，都是“家里人”，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还怕他“出家”不成？外来的和尚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客气一点，没准就把经给你念歪了。结果，自然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更重要的是，本单位的人，也就是“家里人”。就得按照“家里”的规矩，“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谁也不能出头。如果不一样对待，让某个人或某些人出了头，冒了尖，其他人就会愤愤不平，闹情绪，搞纠纷，提意见，岂不乱了套？只好大家都念经，或都不念经，或念好念坏一个样。久而久之，自然是念得好的也念不好，或懒得去好好念。

这倒不一定都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多半是形势和氛围所使然。在“人人有份，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观念熏陶下，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是最不能容忍自己身边熟悉的人比自己过得好。比如美国人的收入比自己多几十倍也无不平，本单位某人多发了五块钱奖金便要眼红。又比如深圳的款爷买了别墅他无所谓，邻居家里只不过简单地装修了一下房子，便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因为谁都知道，要想普天下全世界都“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根本就不可能。于是只好来个“内外有别”。外面的事咱看不见，管不着，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乐得“眼不见，心不烦”。身边人身边事，日日知，天天见，躲不了，绕不过，倘若“不平”，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所以非“铲平”不可。反正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最好是“吃苦受穷”人人有份，“一无所有”大家一样，天下从此太平。

这种观念一旦成了“文化无意识”，便谁也奈何不了。因为它已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公众营造的氛围。在此氛围下，人才们的选择也只有三种：一是把自己变成庸才，和其他居多数的平庸之辈去“一样”。这当然会使自己的日子变得好过起来，但内心的痛苦却只有自己知道。二是不吃那一套，我行我素，独往独来，结果不是变得孤立无援，便是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往往也只好“学乖”。第三种选择最高明，就是在本单位藏拙装傻，尽可能不惹人注意，然后在外面悄悄地发展。一旦翅膀硬了，成了气候，就抽身走人，和单位“拜拜”。至少是：当你在外面的名气已大得吓人，足以使本单位的人不敢小看你，你就多少有些自由了。因为你已经有了“外援”，而且有资格炒单位的“鱿鱼”。

这当然是个办法，却也未必总能奏效。走不走得成先不说，即便换了单位，便从此可以太平无事高枕无忧了么？事实上，许多人换了单位，刚去时还好，只要待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里的情况和原单位也差不多，没准还更糟。因为“窝里斗”和“墙外香”，是国内各单位的通病；而当你由“外来和尚”变成“家里和尚”时，也就不再香得起来。结果，在西北窝里斗，出不了头，到了东南依然窝里斗，还是出不了头。这可真是“走投无路”了。再走，就只有跳海。

显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

四　告别单位

挡不住的诱惑

更有效的办法也许有一个，那就是“告别单位”—— 不是调离某一个具体的单位，而是从根本上告别那个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本”的“单位”。换句话说，就是要使“单位”不再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本。

这似乎很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即便在单位制度最健全，单位风光最诱人的时代，也不是人人都有单位，比方说好几亿农民就没有。即便在城市，也不乏游离于单位之外的无业游民和闲散人员。其实，这些人并非无业，也未必闲散，只不过没有单位来收编，来大包大揽地统管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必须自谋生计而已。这些人，人数也不少。这就证明，没有单位，也未必就活不下去。

有的甚至还活得更好。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款爷”的故事，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没有单位的。或者原本就没有单位（比如是农民），或者因种种原因被单位开除或辞退（比如犯了错误），结果他们比任何有单位的人都活得滋润。当那些当年被单位辞退的“可怜虫”与昔日同事“二十年后来相会”时，后者很快发现其实自己才是可怜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一些人便效法前贤，纷纷解甲归田，离岗下海。尽管他们也许还混得不怎么样，还很艰苦和困难，但多数都不后悔。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到，原来离开单位，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而这种活法最诱人之处，便是自由。

自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件奢侈品。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基本生存即温饱问题。然而自由又毕竟是有魅力的。只要有可能，谁不想自由呢？可是，只要你在单位上，就很难谈得上自由。有句话说，中国人的一生都是被管着的：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领导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其中，管的时间最长的，是领导和老婆。但如果你没了单位，就不但领导管不了，老婆也不大管得了啦！因为你无法要求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按时下班回来陪老婆或做家务。他如果要到歌舞厅夜总会去泡妞，也是谋生的需要—— 不这样，拉不到生意做嘛！

这真是何等地令人心仪向往和开心之至啊！有此向往的并不仅仅只是那些被老婆管得不耐烦，也想弄个“小蜜”来调剂调剂的男人，也包括女人。因为谁也不愿意一天到晚被人管着，而女性在单位上被人管着的可能性又总是大于男性，尽管她们下班后还可以管老公。但如果你对一个女人说：“你从此可以不上班，谁也管不了你啦。”她多半也会兴高采烈的。据说，不少女性都表示，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够养家口奔小康，那么，她们宁愿回家当太太，而不是上班当职工。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们没有事业心，而多半是向往那份自由。事实上，如果允许她们在家里上班，她们工作起来绝不会比男性逊色。

总之，当中国人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继而不再为住房交通所困时，多一点自由，便将是他们的向往与追求。人们开始不那么在乎是否有一个固定的单位，甚至开始不那么在乎有一个固定职业。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跳槽的现象。有的人甚至成为“跳来跳去的人”。其中，有越跳越好的，也有越跳越差的，但都在跳。有的甚至只是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凭什么就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必须指出，跳槽和调动是大不相同的。调动是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端的还是铁饭碗，吃的还是大锅饭。所以，在原单位窝里斗，出不了头，到了新单位也可能还是窝里斗，还是出不了头。因为如果只是换单位，则自己与单位之间，也还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还是要被单位管着，也还是要受单位上人的挤兑。跳槽却是自己给自己当家做主，爱上哪就上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当然也不易，因为已没了单位做后台，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优哉游哉是不可能了，更不可能像在机关里那样，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何况，一个人在社会上混，就等于走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不少自由职业者自嘲说是“有职业，没自由”。但他们好像也不后悔，因为他们至少保有一份自由，即选择的自由。也许，就在这寻寻觅觅、跳来跳去的过程中，他们便在人生的道路上潇洒地走了一回。这对于不少不安分的人来说，无疑还是有诱惑力的。因此不妨一试，哪怕“过把瘾就死”呢！

留不住的风光

何况单位也早已风光不再。

单位之所以曾经那样让人向往，首先在于大锅饭和铁饭碗。其中，铁饭碗又更诱人一些。因为那意味着有起码的人生保障。所以，改革之初打破大锅饭时，对人们的触动还不是很大。反正改来改去，无非多得少得，好歹总有口饭吃。人事制度和用工制度的改革就不一样了。干部聘任制，全员合同制，意味着谁也没有铁饭碗；而优化组合，竞争上岗，更意味着谁都有丢了饭碗的可能。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又哪里谈得上子女顶替？当然是连同原本可以为子女预留的饭碗也一并打破。相反，不是本单位职工和职工子女的人，反倒没准端上了你原先的饭碗。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做到这一点，但至少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这一天终将到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招聘和解聘、上岗和下岗的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铁饭碗将越来越不“铁”，单位也将越来越不可靠。

与此同时，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给正在土崩瓦解的单位雪上加霜。过去单位的好处，不仅在于“大锅饭”和“铁饭碗”，还在于许许多多无法估算的福利，比如花起钱来没有谱的公费医疗和干一辈子也挣不来的住房等。现在，公费医疗和福利分房已被取消，单位上的后勤部门和福利部门也与单位脱钩，工资以外的种种好处正在消失或将要消失，单位不再承包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也不再是我们的摇篮和家园。以后的事，得靠我们自己操心了。至少是，年轻的一代已不再指望单位给他分房，同样不再指望靠单位的这点工资买房；不再指望单位给他养老送终，同样也不再指望靠单位的这点工资颐养天年。那么，他还留在单位里干什么？单位对于他们，当然是既“管不了”，又“留不住”。

况且单位自己也自身难保。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不少企业单位将被淘汰出局，一些事业单位也将摘牌断奶。比如那些办得像衙门又比衙门更无用无能的文联作协之类，就早该取消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破产、倒闭、转卖、取消等等成为单位的家常便饭时，还会有人终身指望单位吗？前面说过，过去，我们见到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会问“他靠得住吗”。将来，当我们为自己找到一个单位时，没准也会在心里问一句：“它靠得住吗？”

当然靠不住。事实上，人们已开始不再“靠”着谁。过去，我们把单位的负责人叫作领导，现在则叫作老板。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经济的影响，而且叫的时候，也不乏调侃之意，是一种戏称。但，认真分析起来，背后却表现出社会观念的深刻变化。什么是“领导”？就是带领和导引着人们向前走的人。所以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是“靠”与“被靠”的关系。老板就不同了。老板和打工者之间，是雇佣关系，买卖关系。一方出资本，一方出劳力（或智力），一家愿买，一家愿卖，讲好价钱，就可成交，谁也不欠谁的，谁也管不了谁一辈子。老板和打工的之间，只有一种松散的、不固定的关系。老板可以雇我，也可以雇他；我可以受雇于张老板，也可以受雇于李老板。老板择优录用，谁的活儿干得好，就雇用谁；打工的则待价而沽，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一旦合同到期或被解除，就可以挥手告别，各奔东西，自由自在，洒脱轻松，没有依附，也没有牵扯。所以，叫“领导”还是叫“老板”，骨子里是不一样的。

其实，当我们把单位领导叫作老板，同时自称给单位打工时，我们的观念已悄悄地开始了变化。我们在内心深处，已经开始并越来越认可认同“雇佣关系”和“买卖关系”，而传统的“附庸关系”和“血缘关系”则在悄然解体，变得越来越没有约束力和吸引力。当然人们会说我们不过是开玩笑。但即便是玩笑，也要开得起来，再说玩笑开得多了，没准也会弄假成真。

何况，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单位本身也在变化。作为工作场所的单位当然还会依然存在，但单位与职工的关系却将会重新确立。职工不再是单位的附庸，单位也不再是职工的靠山。职工的义务只是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单位的义务也只是按劳付酬。无论谁，要想活得滋润一点，过得好一些，都不能靠单位，只能靠自个儿。这样一来，原先那个意义上的“单位”，也就将不复存在了。

意义非凡

这无疑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

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对于原先那种意义上的“单位”而言，也就是一个逐渐解体的过程。一些单位关门了，一些单位兼并了，一些单位失去了行政级别，大多数单位的社会性职能正在萎缩并走向消亡。改革的阵痛是明显的：一些领导丢掉了乌纱帽，不少职工砸破了铁饭碗，他们都失去了“生有所养，老有所终”的靠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保障。改革的好处则是人们不大容易一下子感受到的，那就是：中国人终于可以换一种活法了。我们不必再把自己和一个什么单位一辈子捆在一起，也不必为“终身有靠”付出一生，至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挑挑拣拣、跳来跳去了。也许，这就是所谓“自由”吧！可以说，单位的职能减去多少，我们的自由就增加多少。当单位仅仅成为一个工作场所时，以择业的自由为先导，一种新的活法就会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不可小看这种新的活法。它的意义现在也许还凸显不出来，但无疑将会是影响深远的。

如果说，当年“大姑娘给自个儿找婆家”（自由恋爱）意味着妇女的解放，那么，这一回，“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活干”（自由择业），就意味着人的解放了。必须指出，“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活干”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单位”是不同的。尽管在许多人那里，“找活干”和“找单位”仍然是一码事，或者“找到单位才有活干”，但在本质上，却仍有区别。“找单位”一如“找婆家”，一旦找到，便难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不过由“包办婚姻”变成“自由恋爱”而已。说到底，还是想“终身有靠”。所以，尽管到某个单位去工作是学非所用或大材小用，但不少人（比如大学毕业生）为了“找个好婆家”，也还是屈就了。坦率地说，这种自主择业并无多大意义。“找活干”就不同了。它在乎的不是单位，而是工作，不是一辈子想靠着谁，而是想自个儿奋斗，活出个人样儿来。

当然，一般地说，人们给自己找份工作，首先是为了谋生。但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在那里琢磨，怎样给自己找到一份既能挣钱又适合自己的工作。所谓“适合自己”，不仅是自己能够干得来，更是感兴趣和有乐趣，有吸引力和有成就感。这实在是比为了安安稳稳地有口饭吃，就委委屈屈地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窝窝囊囊过一辈子进步多了。因为在这里，自我价值的实现，已被看得比安稳、保险、可靠等等更重要，而过去追求的安稳、保险、可靠等等，恰恰又是以交出自己的自由为代价的。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尽管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也尽管这种觉醒多少有些被迫和无奈，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当越来越多的人告别单位时，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就将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要求。事实上，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就说明有了自由意志；不依赖别人和群体而自食其力，就说明有了独立人格。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较之所谓生产力的解放，又无疑重要得多。

于是，在这里，中国人真正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并不就是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或私家车，也并不就是大哥大、因特网或其他与国际接轨的东西。它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民主与法制，是法律和真理的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法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现代化。如果说，西方文明开始于“炸毁氏族血缘组织”，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割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依附关系开始。告别“单位”的意义，也许便正在于此。

第六章　家庭

一　家为国之本

家庭本位

单位是家庭，家庭也是单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倒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不过，中国的家庭还是“本位”。本位原指货币制度的建立基础，或者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外汇本位。借过来用，就指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和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官本位，就是以官衔为价值标准；家本位，则是以家庭为社会基础。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组织结构、国家制度、伦理道德，都是以家庭为根基、模式和本源的。这就叫家本位。或者说，“家为国之本”。

家为国之本，包括“家单位”“家天下”和“家伦理”。

先说“家单位”。

家庭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是最基本和最常规的单位。“最基本”，就是“不可再分割”；“最常规”，就是“普遍性模式”。这就把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比如在西方，家庭就不是最基本的，因为它可以再分割，即分割为“个人”。个体的、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才是社会组织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也就是说，在以“个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西方文化那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只是社会组织的形式之一。既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通用的形式，当然也不是最常规的形式。社区、教会、政党、国家，都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家庭没什么关系。一个人，成家也好，出家也好，也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只要合法，别人就管不着。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组成社会的概念，就叫个体本位；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个人主义。

中国的传统社会则不同。它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家庭不可再分割为个人。这不是说个人不存在，而是说任何个人一旦脱离了他的家庭（也包括一切类似于家庭的单位），其存在便不具有社会性意义。

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和责任，都是和他的家庭、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人，如果家庭的门第高，家族是名门望族，他的地位也就高，价值也就大。反之，如果出身寒门，或“黑五类”家庭，则他在社会上就不大抬得起头来。当然，同样地，他的荣誉和地位，错误和责任也是全家的。一个人，如果富贵了，比如中了举，做了官，那就是“家门有幸”，通体光荣，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反之，如果犯了罪，出了事，惹了麻烦，那就是“家门不幸”，全家都要跟着倒霉。事情出得小，也许只是全家跟着没有面子；事情出得大，则可能全家跟着掉脑袋，叫作“族诛”，也就是“族灭”“族夷”，或简称“族”。民间的说法叫满门抄斩，史书上的说法叫“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按理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株连老爹老妈老婆孩子呢？就因为中国文化视家庭、家族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单位。既然不能再分割，则一人有罪，当然也就全家有过了。“文革”中，不少人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问题”，或“有海外关系”而受“株连”，竟很少有人认为不妥，甚至连被“株连”者本人也认为“活该”，道理就在于此。

个人与家庭既然不可分割，那么家即是人。家给户足就是人人丰足，家喻户晓就是人人皆知。国家和政府一声令下，只要家家动员，户户响应，也就万事大吉。所以中国古代主管全国财政，掌天下土地、人口、钱粮、赋税、救济等事务的部门，就叫“户部”。户部原本叫民部。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要避讳，就不能再叫民部了。但也不叫“人部”，叫“户部”，就因为国家原本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直到现代，中国人也往往更看重家庭的“户口”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证”，更看重家族的“籍贯”而不是个人的“出生地”。看重身份证和出生地，只是近些年引进西方管理制度的事。又比如，农村开社员或村民大会时，许多地方仍是一家派一人参加；某些费用（如公共卫生费）或公务（如楼道、门栋值“安全班”），也是按户摊派。就连《沙家浜》里胡司令结婚时，刘副官也是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成说是“家”了—— 公是公家，国是国家，老板是东家，老婆是浑家，同姓是本家，全体是大家，别人是人家，自己是自家。农家、渔家、船家、店家、商家、厂家，女人家、孩子家、姑娘家、学生家，行家、专家、野心家，没有什么不是“家”。当然是“家”了，“家”是“本位”么！

家国一体

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最常规的单位。

中国传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小农生产和小手工作坊的生产单位，原本就是“夫妻店”“兄弟船”“父子作坊”。江湖、帮会、武林、戏班等组织也一样，师为师父，师之妻为师娘。朋党是门户，宗派是门派，学派是门墙，学生是门生，同学是同门，同门之间是兄弟，而门徒一旦有过错，施以惩罚的依据也往往是“家法”“家规”。这就说明，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普遍性模式，确乎“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实，就连“国”，亦是“家”。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州县是父母官，军队是子弟兵，省市、民族、单位、朋友，则是哥们姐们（兄弟民族或兄弟单位），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整个中国，亦无妨看作一个大家庭。

这就是“家天下”了。

“家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公共财产为家族所私有，二是指国家体制以家庭为模式。国既为家族所有，则国君当然是君父，国民当然是子民；家既为国之模式，则国法当然是家法，国务当然是家务。反过来，也一样。比如皇太子或刚成年皇帝的大婚，就不单纯是皇家的事务，大臣们也要参与其事并发表意见的。同样地，立储本为国家大事，但决心一意孤行的皇帝也可以借口这是皇家家务而拒绝听取批评。

这种“家国一体”的制度，当然会把许多界限都弄得模糊不清，甚至弄出许多尴尬事体来。别的不说，单是诸如“君父”“臣子”之类的称谓，就不伦不类，等于说“皇帝爸爸”“大臣儿子”。但两千多年来，无人觉得可笑，反倒是梁山上的“反贼”，也发明了“头领哥哥”这样一种不三不四的称呼，可见“家天下”的模式何等深入人心。

家国既为一体，公私也就难分。中国古代的所有制，是“公有”还是“私有”？说不清楚。要知道，所谓“私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这个“私人”，严格说来，只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法律上单独存在的个人。正因为他在法律上是单独存在的，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并不天然地就归配偶、子女、亲属继承，而应根据他的遗嘱即他的个人意志来分配。如果他遗愿留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则其配偶、子女和亲属即便义愤填膺，也莫之奈何。

这可是咱们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制，是“家有制”（家庭所有制）。依此制度，包括主要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家庭而不是个人所有。父家长只有“支配权”，并无“所有权”。表面上看，父家长不但可以任意支配家庭财产，而且可以把妻妾和子女也当作私有财产予以转让、出租或变卖，好像财产归他私人所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财产在他去世后，却又理所当然地归家庭其他成员来继承或分配（分家）。子女在外工作所得之劳动报酬（佣金、工资）等固然必须上交父家长，但父家长的遗产却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子女（主要是男性子女）瓜分。所以从本质上讲，家庭财产是归全家庭成员“共有”，而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只有对此并无多少支配权的女性配偶，才被允许拥有为数极少的私房钱，无非用来增置些针头线脑或给娘家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已，完全不好意思叫财产的。而且，既然只有这些小钱才叫“私房”，岂非恰好证明其余都是“公款”？

可见，“家有制”并非真正的私有制，而毋宁说是“公私不分制”。一方面，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是“私有”；另方面，对于全体家庭成员而言，却又是“公有”。更何况，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 土地，也既是家庭“私有”的，又是国家“公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说是你们自己家里的？“王有”也不等于“私有”，因为皇帝既是“私人”，又是“国家”，而“国家”也既是“私”（皇家），又是“公”（公家）。所以，皇帝也不是这些财产的真正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天”，天子不过“替天行道”而已。然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如果“逆天”而行，则为“民贼独夫”，可以“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另由新的“真命天子”来行使这些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管理权，谓之“改朝换代”。总之，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不是家长私人，而是“全家”；国家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皇帝私人，而是“全国”。所以，“家有”并非彻底的私有，“王有”也并非完全的公有，而应说是“公私不分”。

公私不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经济上产权含糊，思想上也就难免公私不分。

公与私，原本就是相对的。什么叫“私”？私，原本是一种禾的名字。公私的私，本字作“厶”。《韩非子·五蠹》云：“自环者谓之厶。”什么叫“公”？韩非子接着又说：“背厶谓之公。”原来，面对面时为“公”，背过脸去就成了“私”。看来，公私原本不分，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公是私，全看你怎么翻。

事实上中国人也不喜欢区分公私。要分，也就是区分内外，区分官民。比方说，在旧中国，就没有“公路”而只有“官道”，也就是只有“官民之别”，而无“公私之分”。直到现在，仍有人主张把私营叫作民营，把私立叫作民办，似乎这样更为堂皇。说到底，还是只分官民，不分公私。

公私不分又怎么样呢？就没有法治可言了。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民众为什么要“约法”，又为什么能“约法”？就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私人各私其私，如无规范限制，势必天下大乱。因此要“约法三章”，以保证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而这些约法之所以能够算数，则又因为它们是这些私人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共同约定的。咱们中国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也就只有“王法”，没有“民法”，更没有什么全体公民的“约法”，没有“宪法”。

其实不要说没有“法治”，就连“德治”，也大成问题。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比如臣对君的德，君就不必守；子对父的德，父就不必行，没有一种德是人人皆必遵循之“公德”。这话恐怕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公与私原本是一对矛盾。不讲公德的人，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私德。梁先生的所谓“私德”，即“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与其说是私德，不如说是“二人之德”，即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德，“一人之德”的“私德”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没有“一人之私德”，所以当“私身一人”时，就不会有什么道德考虑。一些明明有利于公众的事，比如顺手关掉公用水龙头或走廊里的灯，即便不过举手之劳，也不愿意去做，除非这时有领导或同事、同学在场。结果是公共走廊上的电灯变成了长明灯，公共洗手间的水龙头变成长流水，而便池里则无人冲洗；集体宿舍门前垃圾成堆，脏水乱泼；公园里的果皮箱，更可能是形同虚设，痰迹、废纸、烟头、果皮、空瓶则遍地都是。没有“私”的结果是也没有“公”。

再就是“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了，我们在《单位》一章已然讲过。这里要讲的是，“公私不分”的观念还为“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方式，即“本单位主义”，简称“本位主义”。本位主义就是把本单位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事当前，先替本单位着想，先替本单位考虑，甚至不惜损害兄弟单位和全局的利益。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在实际上，所谓个人主义每每被视为万恶之源而痛加批判，本位主义虽然也受批判，却在批判之余颇受同情。一个人，如果为一己之私利大吵大闹，或对自己的个人成就大吹大擂，便会引起公愤，至少要被视为“太不像话”或“恬不知耻”；但如果是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地位争好处，或宣传本单位的成就，则本人不但可以理直气壮，领导和其他人也不好太责难，顶多笑眯眯地劝他说：“不要太本位嘛！”或者说：“考虑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顾全大局。”

显然，在许多人看来，本位较之“全局”虽然是“小局”，但毕竟好歹也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只要不是为个体，就不能说是个人主义。只要是为了群体，不论其大小如何，便都体现了群体意识，也就多少具有一点“合法性”，不能过于责难。事实上，许多人在为本单位争名争利时，也确实不一定直接地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关。比如评职称时为自己单位多争名额而自己并不晋升，评奖时投自己单位候选人的票而自己并不获奖。所以，一旦受到批评，便会理直气壮或满腹委屈地说：“我又不是为自己！”但是，搞本位主义，虽然并非为自己个人，却又毕竟是为自己单位，因此又不能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搞本位主义，虽然不一定直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有关，却不能否认它间接地对自己个人有益，比如在本单位“好做人”，落下“人情”等等。所以，也很难严格地界定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不如说同样也是公私不分。

事实上，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私”公开合法地存在，因此一个人“私心杂念”，也就只好通过这“不公不私”“半公半私”和“亦公亦私”的本位主义，来“曲线救国”了。

内外有别

当一个人站在本位主义立场上时，他就在心理上和逻辑上把“本单位”和“外单位”区分开了。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公私不分，却内外有别。

和“公私不分”一样，“内外有别”也是单位的特征。国内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差不多都会有自己的围墙（特别大的单位，则由下属各单位自修围墙），以防“闲杂人等”混入。一些稍有条件的单位，虽然既非“军事单位”，又非“保密单位”，也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门卫。门卫们对本单位的熟人含笑点头打招呼，对外人则严加盘问、冷若冰霜，本能地表现出一种防范心理。本单位的车辆可以自由地出入（门卫们都记得车号认识司机），外单位的车辆则须停在门外，除非是“有来头”的上级单位，或者“有关系”的兄弟单位，否则就必须“走后门”。当然，单位上的种种好处，比如单位自己盖的住房，自己的澡堂和幼儿园，自己弄来可供分配的物质和额外收入等等，也只有内部职工才能享受，外人是没有份的。

不过，我们有时候又搞不清楚被称为“内部”的东西，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比如“内部通报”的情况，很有一些是并不那么光彩的事，却只有“信得过”的“自己人”，才有资格去听。另外，我们也常常弄不清何谓“内部”何谓“外部”。比如“内部文件”，当然许多人都不能看，然而“内部刊物”却又人人可看。“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水平一般要差一点，而“内部文件”的内容却又往往重要和实在得多。又比如，单位上的“内部招待所”（简称“内招”），外国人（也包括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是不能去住的。他们只能住“外招”。但“外招”的设施、服务，较之“内招”却又好得多（当然价钱也要贵得多）。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客气而不亲热，因为他们是“客”，不是“亲”。

显然，“别内外”是为了“定亲疏”，而“定亲疏”则是为了界定人情的大小和面子的尺寸。一般地说，内则亲，亲则近，叫作亲近；外则疏，疏则远，叫作疏远。疏远者为“客”，必须客气，也必须装门面；亲近者为“家里人”，不必客气，可以不留情面。所以，自己人犯了错误，就可以狠狠地批评；外人犯了错误，则只能委婉地指出。同理，外宾和外单位的人来参观时，便一定要打扫卫生，布置会场，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腾最好的房间给他住，平时有意见、闹别扭的同事，也都要做一团和气状，以免家丑外扬。而本单位的问题和情况，则只能在“内部会议”上通报。可见外人的有面子，完全是假象，是门面，自己人才真有面子，而且还有实惠。比如有事要求情，自己人准比外人有面子；那些被客客气气地打发的，则准是“老外”。反之，一个人如果和你说话随便，不怕揭自己的短，不怕家丑外扬，则多半是已把你当作了自己人。总之，“丑”的（同时往往是真实的和实在的）留给“家里”，“美”的（同时往往是虚假的和空洞的）展示给“外人”。因为“外人”就是“外面”，岂能让他看见了“里面”？

在这些“原则问题”面前，是不允许有什么“个人意见”的。一个人，在外面，如果不为本单位争名誉，争地位，争好处，而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自己怎么认为就怎么讲，怎么做（比如把票投给外单位的人，在会上揭本单位的短等等），那就是吃里扒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你只顾“私意”，不讲“公益”，当然要引起公愤了。

其实，这个“吃里扒外”的人，其所作所为，反倒很可能是出以公心，或者是实事求是。可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他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连家庭、单位、小团体的“小公”都不顾的人，会有什么“大公无私”可言。要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空洞抽象的“公”或者“公家”，只有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家族、单位、团体。一个人的公心，就体现在他对这些群体的态度上。所以，你不为小团体说话吗？那你就一定是“有私心”！

于是，公与私，就首先并直接地体现为内与外。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弄清公私，而是区分内外。然而，“吃里扒外”固然是“私”，“本位主义”又何尝是“公”？结果自然更加分不清公私。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能公开地和明确地区分“公私”，便只好代之以“内外”—— 公为外而内为私。公事公办之所以等于不办，就因为那是“外”；内部之所以可以通融，则多因其“私”，只不过这“私”往往被说成是“公”而已。

其实，家庭的特点，就是“公私不分，内外有别”。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呢？但“我们家”和“别人家”，却又不可不分。因此，当家庭成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模式时，“公私不分”和“内外有别”这两个基本原则，也就确立起来了。

二　差异与等级

内外与亲疏

的确，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原则，差不多都是从家庭这个本位出发的，这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

首先是别内外。比如父亲的父母是爷爷奶奶，母亲的父母则是外公外婆；儿子的子女是孙子孙女，女儿的子女则是外孙外孙女。盖因家庭是以父系为统序。父系为内，母系为外，所以男女双方的亲戚，也就有了“表”“里”之别。姑、舅、姨的子女为表兄弟、表姐妹，叔、伯的子女为堂兄弟、堂姐妹。一般地说，堂亲要亲于表亲。表亲中，姑表要亲于姨表。姑表中，娘舅又要亲于姑爹。不过，舅老爷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姑奶奶。因为舅老爷虽然是男人，却是外姓，哪里比得上姑奶奶是自家人？一个女人，由姑娘而姑妈而姑奶奶，面子便逐步升格。如果是“老姑奶奶”，面子会大得吓人。所以，那些厉害的女人，总是会自称或被称作老姑奶奶。

实际上，家庭和家族的“内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血缘的内外”。在人类开始建立家庭制度时，以母系为“内”，父系为“外”，只有同母兄弟姐妹之间不能通婚。进入父系制以后至今，则以父系为“内”，母系为“外”，堂兄弟姐妹之间不能通婚，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则不但不被禁止，反倒颇受鼓励，叫“亲上加亲”，如贾宝玉与薛宝钗。

另一种则是“家室的内外”。一般地说，男曰“家”，女曰“室”。所以男子有妻叫有室，女子有夫叫有家；男子娶妻叫室，女子嫁夫叫家（后来加一“女”旁就叫“嫁”）。因为“家”是住所的统称，“室”则是家中的房间和内室，故“家”与“室”，也有内外之别—— 夫家主外，妻室主内。妻子叫内人，妻弟叫内弟，妻侄叫内侄，妻眷叫内眷，丈夫则叫外子。这一内外，与前种恰好相反。如果仅按字面理解，以为“内侄”竟比“外甥”亲，那就大错特错了。

家为什么可以“别内外”呢？因为它不但有组织形式，而且有物质形式，也就是有房子，有建筑。任何建筑，都有自己的内部空间。因此，即便只不过一墙之隔，也有内外之别。“家庭”这两个字，一从“宀”，一从“广”。“宀”是“交覆深屋也”，“广”则是“依山崖建造的房屋”，都是建筑。但如果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从“广”字的多不住人，或不住夫妻（如庙），或非家居（如店）。看来从“宀”从“广”，也有内外之别。如“庭”，本来是“厅”，后来又指堂阶前的地坪，所谓“大庭广众”，当然不是内部。所以“家庭”二字，就兼内外而有之—— 家为内，庭为外。故家贼曰“宄”，家奴曰“宰”，家臣曰“宦”，家祸曰“害”，外人入内曰“客”，外贼入侵曰“寇”，依附他人曰“寄”，敬爱家人曰“宠”，都从“宀”而不从“广”。

内外之别，也就是“远近之别”“亲疏之别”。这里的远近，不仅是地缘上的，也是血缘上的；这里的亲疏，也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伦理上的。一般说来，越亲近者，则情感也越深，权利也越大，义务也越重；越疏远者，则情感也越浅，权利也越小，义务也越轻。而集中体现了这一规定性的，便是所谓“五服”[1]。

“五服”有两种。“国”之五服，是秦以前的一种等级制度，这里暂不讨论，“家”之五服则是古代的一种丧服制度。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重丧葬。原因之一，则又恐怕在于中国文化特重人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尚且难免“人一走，茶就凉”，况于“一去不复返”者？所以，丧葬仪式上，就最能考察一个人有没有“情义”，也最能看出生者对死者的感情。但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而血缘的亲疏，无疑应该是诸缘故中之最重要者。如果亲者不太悲痛，疏者反倒痛不欲生，岂不是出了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的礼学家们，干脆定出制度，对生者悲痛的程度和服丧的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以防闹出乱子来，这就是“五服”。

五服之中，“斩衰”最重，关系也最亲；“缌麻”最轻，关系也最疏，已远离高祖（五代）。所以，五服虽原本是一种丧服制度，但传统上也用来做血缘关系远近亲疏的标志。出了五服，便不再认为是亲属。即便同姓，也可以通婚。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五服制度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即“重男轻女”和“尊长抑幼”。比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照理说亲疏是一样的，但子为父、妻为夫，要服“斩衰”，父为子、夫为妻，则只服“齐衰”，只有长子去世是个例外。又比如，媳妇为公婆服“齐衰”，女婿为岳父岳母却只服“缌麻”，岳父岳母的待遇竟与外甥、外孙、女婿同。可见，家之五服和国之五服，意义虽不一样（家之五服是“丧服”，国之五服是“臣服”），本质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等级制度。这样，五服的功能也就不止于“定亲疏”，它还包括“序长幼”和“明贵贱”。

长幼与贵贱

如果说，重男轻女是为了“别内外”，那么，尊长抑幼则为了“序长幼”。

长幼有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所谓“长幼”，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辈分，其中辈分又比年龄重要。两个人，如果是同辈，或者并非本家，算不清辈分，就靠年龄来排序，叫“叙齿”。如果同宗同族，那就要靠辈分来排序了，叫“排辈”。甚至两个人之间，哪怕只不过有一种“类血缘关系”（比如“同门”），也如此。师父的学弟年龄再小，也是师叔；后来的学生年龄再大，也是师弟。所以，阿Q虽然既穷且乏，却也胆敢以赵秀才的长辈自居。只是因为赵太爷不准他姓赵，他这个“太爷爷”才没能当成。

长幼不同，待遇也不同。比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家慈”，称自己的兄姊为“家兄”“家姊”，都是“家”；称自己的弟妹，则是“舍弟”“舍妹”，侄辈是“舍侄”，子女是“犬子”“小女”，均不可替换。较早的时期，弟妹也有称“家”的，但后世通称“舍”。只有长子也可称“家”，叫“家督”。可见“家”与“舍”，也有尊卑之别。上古时，诸侯封地称“国”，大夫封地称“家”，庶民没有封地，大约也就只有“舍”。舍，是临时居住的地方（市居曰舍）。“家”为“自家”，“舍”为“客舍”，“舍”卑于“家”。故谦称自己的家，便叫“寒舍”“舍间”“舍下”“敝舍”，意思是寒酸破敝至极，算不得真正的“家”。但再谦虚，也不能犯上，拿长辈开涮。父母兄姊是要住在“家”里的，便只好委屈弟弟妹妹住在“寒舍”了。

至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即一律用“令”，如“令尊”“令堂”“令嫒”“令郎”。盖“令”有美好义，是一种尊称。既然“尊”，则无分长幼，这又是“内外有别”。但称其父母曰“尊”曰“堂”，称其子侄则曰“郎”曰“侄”，亦仍有“尊长抑幼”的成分在。

其实，“尊长抑幼”的现象，在中国可谓随处可见。比如，称对方为“老张”就比“小张”高一等，“张老”又比“老张”更高一等。在这里，不难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古希腊的神祇，不是“弑父英雄”（如宙斯、雅典娜），便是“青春偶像”（如阿波罗、维纳斯）；而中国文化宣扬的，则不是“郭巨埋儿”的惨剧，便是“老莱娱亲”的闹剧。试看中国古代推崇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从成汤文王到秦皇汉武，从周公孔子到关羽包拯，哪一个不被描绘成老成持重、长须飘然的模样？年轻漂亮点的，不是品性不端（如吕布），就是器量狭小（如周瑜），或者拈花惹草，或者惹是生非。诸葛亮出山时不过二十多岁，舞台上的形象也是一嘴长须，就因为中国人一贯认为嘴上无毛，必定办事不牢。因此即便真是少年英雄，也一定少年老成，全不见青年血气。也许只有属于神界的孙悟空和哪吒，才多少保留了一点“童心”，但也终于被长老们收服，成了“正果”。甚至就连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也主张倘若一时难以明辨是非曲直，便“宁屈其子，不屈其父；宁屈其弟，不屈其兄”，这正是“尊长抑幼”的观念所使然。

因此，“序长幼”也就是“明贵贱”。明贵贱以序长幼为中心，包括贵父贱子、贵兄贱弟，也包括尊年长者，贱年幼者，如《礼记·乡饮酒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就连天子，对于年纪特别大的老臣，也都优宠有加，给予许多特别的待遇，如“赐紫禁城骑马”之类。

但是，“明贵贱”又不止于“序长幼”，还包括“贵男贱女”“贵长贱次”“贵妻贱妾”“贵嫡贱庶”等。具体地说，就是同为子女，男孩较女孩为贵；同为男孩，嫡出较庶出为贵；同为嫡出，哥哥较弟弟为贵；同为哥哥，则长子较次子为贵。比如贾环，虽与宝玉是兄弟，但因为庶出，又是弟弟，便样样不如宝玉，连丫鬟们也看不起他。所以封建社会中又常有“子以母贵”和“母以子贵”的情况。所谓“子以母贵”，即生母是正妻，或非正妻中地位较高者（如皇贵妃、皇妃等），则其子也贵。所谓“母以子贵”，即是庶子如获得了继承权，则其母虽非正妻，地位也因之升格。比如皇贵妃、皇妃之子继承了皇位，则她们也就是太后，可以与先帝之后平起平坐，叫作“两宫并尊”，如清代的慈安太后（同治皇帝嫡母）和慈禧太后（同治皇帝生母）即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正妻不一定生子，长子或独子很可能正是庶出，其母便必因其而贵。

这样算下来，女儿就比较吃亏，而最吃亏的则是庶出之女。不过，女儿虽不“贵”，却“娇”，称作“娇客”。因为女儿迟早要嫁人，或已嫁人，名分上是“客”，便应受到特别尊重、娇贵的待遇。比如《红楼梦》第五十五回写到探春代王熙凤管理家政，平儿教训仆妇们不得怠慢探春，仆妇们便道：“如今主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在贾母面前，迎春、探春、惜春及黛玉、宝钗一干姐妹都可坦然地坐着，身为长嫂的李纨、凤姐却得站着伺候，这就叫“贵女贱媳”。“姑奶奶”的面子之所以特别大，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姑奶奶面子大，只是在娘家。在婆家，也不过“儿媳妇”，除非熬成了“老太太”，变成了“老祖宗”。但即便贾府的老祖宗，见了孙女儿贾元春也得行礼。因为元春已是皇上的人，与老太太有了“君臣之分”。君臣官民，同样有贵贱之别。官贵民贱，君贵臣贱，最尊贵者是皇帝，叫作“至尊”。

夷夏与官民

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就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的全部基础。它们是“家伦理”，也是“国伦理”，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即内外有别，皇室与外戚的关系即亲疏有差，资深与新进的关系即长幼有序，官府与民间的关系即贵贱有等。差别序等，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故谓之“伦”。不过，最重要的，也就是两条原则，即“别内外”与“序等差”。

“别内外”是头等重要的，这一条界限必须先予划清。就整个民族国家而言，“别内外”者为“华夷”，“序等差”者为“官民”。中国文化很早就讲究“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正宗的本民族称华夏。华，就是光、彩、美；夏，就是大、雅、正。总之，华夏就是“光大美好”之意。周边的异族，名称就不那么好听了—— 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夷”谓“平”，也就是必须平定、夷平、夷灭者；“戎”谓“兵”，也就是必须用武力征服者，故又通“寇”；“蛮”谓“蛇种”，故从“虫”；“狄”谓“犬种”，故从“犬”，轻慢侮辱之意自明（也有认为是图腾崇拜遗风的，这里不讨论）。

所以异族之敌，均称作鬼子，本族之敌则叫匪。“匪”即“非”，亦即“非正统”。国共两党谈判时，国民党自称“政府方面”，称对方则曰“中共方面”，其中即已有“官民之别”，也算是一种“春秋笔法”吧！一到谈判破裂，立即撕破了脸皮大骂其“匪”，但仍不称“鬼子”，也就是坚守“华夷之辨”的立场，只辨“官匪”，不分“人鬼”。是人的“匪”，比不是人的“鬼”，还是要亲近一些。

与“匪”相近者为“贼”，但贼与匪又不尽相同。一般地说，匪是公开的官方之敌，贼则往往是暗藏的内部敌人，如家贼、工贼、学贼。匪在野故曰“土匪”，贼在朝故曰“国贼”。匪多有武装故“放抢”，贼多用谋略故“行窃”。所以，匪之于贼，有明暗、朝野、文武之别。此外还有“奸”。奸，有与异方相通之意，故多用于通敌者，如内奸、汉奸、奸细。奸与贼的共同之处，是“阴”。因此，那些阴险狡猾、阴鸷狠毒的人，也叫奸贼。

贼也通寇，叫贼寇。其实，贼与寇也有区别。贼为个体，寇为团伙（而且是武装团伙）；贼是破坏者，寇是侵略者；贼是暗地下手，寇是公然抢劫。从字形上看，则贼是“以戈毁贝”，寇是“入室行凶”。咱们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入境即入室。所以但凡入侵者都叫寇。寇，有“匪寇”，有“敌寇”。无论“匪寇”“敌寇”，都是仇敌，也叫“寇仇”。

敌寇和匪寇也有区别。一般地说，敌对而不认同（比如不同阶级、不同民族）者为敌，敌对而有所认同（比如同是中国人）则为匪，这就叫“异己为敌，同类为匪”。此外还有“伪”。伪有“假”义，多用于奸而得逞者。又有“逆”，逆有“反动”义，多用于“反动派”，如“汪逆”“逆党”。逆反于正，伪反于真，奸反于忠，都有“非正”之意。所以，但凡不合法的政权，无论是匪寇建立或敌寇扶植的，都叫伪政权。但又不是一切敌方的军队都叫伪军。有叫敌军的，有叫匪军的，只有汉奸的军队叫伪军。

汉奸是最为人们所不齿的。叛徒也一样。最可耻，也最无好下场。因为敌我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或化敌为友，或转败为胜。“鬼子”可以变成“友邦”，“匪徒”可以招安为“官兵”，“贼寇”一旦得势便是“王侯”，唯独“叛逆”永无出头之日。其原由，亦多因“内外有别”故。比如外国兵，原本是鬼子，要来打咱们，也还说得过去。你是自己人，却叛变投敌，帮外人打自己人，算什么东西呢？

除过“别内外”，便是“序等差”。比如同是犯上作乱，则官为奸臣，民为刁民，此为“官民之别”；同是行为不轨，则男为奸夫，女为淫妇，此为“男女之别”，一般都不能互换。盖民为“下愚”，应该浑浑噩噩，如不愚，当然是刁民而不是良民；君为“上智”，自然天纵聪明，如不智，则是昏君而不是明君。至于官们，于公应清廉，否则便是贪官；于君应忠诚，否则便是奸臣。所以有清官而无“清臣”，有忠臣而无“忠官”，盖因身份义务不同，要求评价也就各异。故君不仁，则为暴君；官不仁，则为酷吏；而一般平民如果残暴，就只能叫“凶顽”。

总之，中国语言极为丰富，词语的搭配极重“分寸感”。正是在这细微的差异中，最能见到文化精神。比如抗战时期，日军叫敌军，投靠日本人的叫伪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则叫顽军。“顽”原本也叫“匪”（白匪）的。但国共既已合作，就不好这么叫了，改叫“顽”，意谓“顽固派”。如果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而是并肩抗战，就叫友军。但如果是外国军队（如美军），则叫盟军。这既是“内外有别”，又是“等差有序”。因此对外宾的称呼，便有“同志”“战友”“胞波”“兄弟”“朋友”“贵宾”等等多种。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华时，被称作“客人”。可见同为老外，也有亲疏。这固然是“情”之所至，同时也是“礼”所当然。

尺度与统序

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原则既定，剩下的就是掌握尺度了。

这就要排统序。什么是“统”？统就是一脉相承的系统。什么是“序”？序就是亲疏远近的次序。统分正邪（如华夷、官匪），序列大小（如君臣、父子），“统”决定着“序”。中国传统社会既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则最重要的“统”就是“血统”，而且是父系的血统。简单一点说，就是祖宗父子。

中国文化特别重“祖”。比如自己家族、氏族、民族的先人叫祖先，世世代代叫祖祖辈辈。又比如前人的事业叫祖业，前人的遗迹叫祖武，效法前贤叫祖述，而某一事业、学派、宗派、教派、流派的创始人则叫祖师。祖师爷地位极高，而“欺师灭祖”则是滔天大罪，虽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辞其咎。一些行业、派别的祖师，如木工的鲁班，禅宗的达摩，道教的纯阳，都常年接受祭祀，香火不绝。至于天子诸侯之“祖”，祭祀崇拜就更为隆重，而祭祀之处就叫作“庙”。其中，最重要、规格最高的是始祖的庙，叫“祖庙”，又叫“太庙”，又叫“祖”。以祖庙为中心，天子或诸侯率族而居，叫作“国”。祖在，国就在；祖毁，国就灭，叫作“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国家就叫祖国。同理，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作“籍”。祖在，籍就在；祖毁，籍就亡，叫作“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籍贯就叫祖籍。

仅次于“祖”的是“宗”。宗也是庙，叫“宗庙”。祖是始庙，宗是继承者之庙，所以“宗”比“祖”要次一等。如“宗师”就比“祖师”略次。但“宗”的地位仍很高，如宗工、宗匠、宗门、宗藩，又如宗族、宗室、宗派、宗国、宗祠等。祖与宗合起来，就叫祖宗，又叫列祖列宗。

次于“祖宗”的是“父”。父这个字，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是“矩”，意谓“家长率教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则说是“斧”，意谓“男子持石斧以事操作”。不过依我看，“父”既非教育工具，又非劳动工具，而毋宁说是统治的工具，即“权杖”。也就是说，父亲作为“父”一出现，就是家庭的统治者。他挥舞着权杖君临家族，指挥一切，令行禁止。只要看看“父”与“卐”（法西斯）在造型上何其相似，便不难意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父都一直是家庭的统治者，而“类家庭”的群体中，统治者和领导者也都被称作“父”，如君父、国父、师父、神父等。

次于“父”的是“嫡长子”。所谓“嫡”，指“正妻”。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最长者，为嫡长子，也简称嫡子、嫡。在宗法社会中，嫡长子地位最高。嫡长子死亡，连其父也要为之服“斩衰”，也是五服中唯一长幼颠倒的特例。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是家族、宗族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是家族、宗族一脉相承的血统所系，所以非同一般。始祖嫡传长房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宗子。宗子对于本宗是家长，对于旁支小宗是族长，有权继承始祖爵位，主持始祖庙的祭祀。因此嫡长子代表的是血统之“正本”，叫“正宗”“正统”，又叫“嫡传”“嫡系”。在中国的“类家庭”社会组织中，嫡传被看作最正宗的传统，嫡系则被看作最可靠的系统。

祖、宗、父、嫡长子，一脉相承，维系的就是“血统”。血统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是“伦”，而家庭的建立，原本是为了防止“乱伦”。按“家”字从“宀”从“豕”。宀，如前所述，是一种东西南北交覆，有堂有室的“深屋”。豕，当然就是猪。不过，“家”中之“豕”，不是所有的猪，而是公猪，文雅的说法叫“牡豕”，又叫“豭”。“豭”与“家”完全同音。所以，“家”就是“豭”，也就是“公猪”，或“关进深屋的公猪”。这只公猪关进深屋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圈养，而是为了防止乱伦。因为公猪性淫，只有关进深屋才不会“乱来”。所以，“关进深屋的公猪”——“家”，也就成了防止乱伦的符号和象征。

关进深屋的既然是公猪，则所谓“伦”，也就首先是父系的血统。这样，当“伦”变成了伦理、道德，继而变成了齐家治国的方略时，血统，也包括类似于血统的其他什么“统”—— 皇统、学统、道统、传统，也就成了“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准绳。以父系为绪统，是“别内外”；以嫡子为传人，是“定亲疏”；立嫡以长，是“序长幼”；而强调嫡传，则是为了“明贵贱”。统序既定，尺度自明。比如嫡系部队的装备就要比杂牌军的好得多，正统也要比异端吃得开。

难怪无论官匪，都要以“正宗嫡传”相标榜，不肯承认自己是“旁门左道”了。比如宋江打王庆时，王庆便骂宋江是“水洼草寇”，宋江则骂王庆是“谋反狂贼”，双方都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地以“正统”自居，可见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尽管在真正“正宗”的官方看来，他们都是贼，是“贼喊捉贼”。但无论宋江，还是王庆，都不会认这笔账。他们必须把自己说成是“正统嫡传”。因为谁都明白，越是正统就越高贵，越是嫡传就越显赫。家如此，国亦然。

[1]“五服”中最重要的叫“斩衰”。凡丧服，上衣叫“衰”，下衣叫“裳”。斩衰用最粗的生麻布斩布而制，不缝边。亲属中，子为父，父为长子，嗣子为嗣父，未嫁女为父，妻妾为夫，皆服之（另诸侯为天子、臣为君亦服之，此则视君为父之礼），丧期三年（实则二十五个月）。为父服斩衰的，俗称孝子，还要束“苴绖”，表示愁肠若结；持杖（哭丧棒），表示哀毁骨立；依杖扶持，系绞带，表示饿瘦了腰。民间所谓“披麻戴孝”，指的就是斩衰。

“齐衰”次之，用粗熟麻布，缝边整齐。“齐衰”又分四等：父已去世而子为母，母为长子服之，丧期三年；父健在而子为母，夫为妻服之，丧期一年，且持丧杖，叫“齐衰杖期”；孙子孙女为祖父母服之，丧期一年，不持丧杖，叫“齐衰不杖期”；为曾祖父母服之，丧期五月。

“大功”又次之，用中粗熟麻布，丧期九个月，凡为堂兄弟、未嫁堂姐妹、已嫁姊妹和姑母，又已嫁女为伯叔父、兄弟，为丈夫之祖父母，又公婆为嫡子之妻，皆服之。

“小功”再次之，用较细之熟麻布，丧期五个月，凡本宗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叔伯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姐妹，又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皆服之。

“缌麻”最轻，用极细熟麻布，丧期三个月，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叔伯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为外孙、外甥、女婿、岳父母等，皆服之。

三　泛伦理

血统与血缘

的确，明贵贱，要算作是血统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功能。具体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血统高贵的，其人也高贵；血统卑贱的，其人也卑贱。可见，单有血统还不行，还要血统好。一要高贵，否则便是“贱种”；二要优秀，否则便是“孬种”；三要纯正，否则便是“杂种”；四要清白，否则便是“野种”。“野种”和“杂种”，在中国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刻毒，因为被骂的已不限于本人，而是延及祖宗，株连九族，所以非回骂“操你祖宗八代”不可。

于是，一个人要想使自己显得高贵一点，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血统弄得高贵起来。比如曹操，是宦官曹腾养子曹嵩的儿子，在当时实在要算作“出身不好”的，于是自作《家传》，宣称是曹叔振铎之后。其实曹家先前再阔，与干儿子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追溯得越远，自然越不可信。刘备就滑头得多，仅仅自称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年代不远，相对可靠，又与当今皇上沾亲带故，便一下子飞黄腾达了起来。

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攀龙附凤的。比如我们姓易的，祖上就没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述起家史来，实在是乏善可陈。我太太姓李，历史上倒是出过皇帝，但姓李之人何其多也，大家都说是李世民的嫡传，只怕也不好落实政策。

这就要想办法。

办法也是有的，那就是“结缘”。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娶个血统高贵的老婆，或者嫁个血统高贵的丈夫。

这也是顶用的。因为我们通常所谓“血缘关系”，实际上是以经纬两条线索交织而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经”即父系的血统，“纬”即母系的血缘。辞书上往往把血统和血缘混为一谈，其实不然。统，是纵向的；缘，是横向的。统，指一脉相承，所以只有父子、祖孙，才叫血统。缘，有边沿、缠绕、攀援、牵连、顺延、凭借等义，算是“拉扯”来的，所以“缘”低于“统”。比如父子祖孙，是血统关系；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是同一血统的血缘关系；表兄弟姐妹，则是不同血统的血缘关系。至于姑嫂连襟，就连血缘关系都没有了。所以父子亲于兄弟，堂兄弟亲于表兄弟，表兄弟亲于姑嫂连襟。“统缘”之别，也就是“亲疏”之别。

血统与血缘，虽有亲疏、内外、纵横之别，却并不意味着血缘就不重要。相反，因为同一血统的人不能婚配，则家庭要建立，家族要扩展，种族要延续，就非到血统以外的家庭、家族那里去结“缘”不可，这就叫“姻缘”。“姻”即“因”，即“因而成亲”，又叫“婚姻”。细说一点，则男子娶妻曰“婚”，女子嫁夫曰“姻”。故妻之父为“婚”，夫之父为“姻”，相互间的关系就叫“婚姻”。之所以叫“姻亲”“姻缘”，而不叫“婚亲”“婚缘”，是因为只有通过女方才能“结缘”（故婚姻二字皆从女）。这些姻缘显然又要造就许多新的血缘和亲缘。这些新的血缘和亲缘，又要到别的血统那里去结缘。这样一来，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民族，也就终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了。

可见，所谓“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有血缘关系的，叫血亲；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叫姻亲。姻亲虽然不如血亲，但好歹也是“亲”。何况，非血亲之亲，无论人数、种类，都比血亲多。比如同辈血亲，无非兄弟姐妹。就算加上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也还是兄弟姐妹。姻亲的名堂就多了。连襟、妯娌、姑嫂、郎舅，五花八门。称谓也多，嫂子、弟妹、姐夫、妹夫、小叔子、小姑子、小舅子、小姨子，不一而足。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分得那么细。这些都是为了“别内外，定亲疏”。但既然有亲有疏，就说明并不局限于小范围内，可以泛。

亲可以泛，则情也可以泛。什么是亲？亲的本义是“感情深厚关系密切”。所谓亲情亲情，就是说情由亲生，亲由情定，一泛俱泛。这样，一个道德的人，就可以由亲爱亲人而至仁爱民众，又由仁爱民众而至爱惜万物，这就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一个君子所应达到的道德境界。

不过，亲则亲矣，爱则爱矣，还是要有分寸、差等。对于亲人，是“亲爱”；对于人民，是“仁爱”；对于庶众，是“泛爱”；对于万物，是“怜爱”。这里显然有多寡，有浓淡，有厚薄。其标准，则主要取决于血缘。血缘越近，爱也越浓厚，越特别；血缘越远，爱也越淡薄，越一般。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泛。

亲缘可以泛化，则情感也可以泛化。情感可以泛化，则伦理也可以泛化。因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原本就源自家庭。所谓“三纲五常”，便三纲中有两纲是讲家庭关系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中则有三个原属家庭（父子、夫妇、兄弟）。又比如“天地君亲师”，也如此。因为天地君师都视同父母，核心其实是“亲”。这样，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就不仅是“家单位”“家天下”，而且是“家伦理”。

家伦理

所谓“家伦理”，就是把处理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作为个人和国家的“立身之本”和“立国之本”。比如家庭伦理的准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用之于国，即为“君令臣恭”，用之于友，则无妨照搬“兄爱弟敬”。因为民族不过家族的放大，朝廷不过家庭的升格，君臣不过父子的变相，朋友不过兄弟的延伸。因此所谓“家国一体”，也就不但表现为模式上的“同构”，也表现为机制上的“同律”。也就是说，“齐家”也好，“治国”也罢，其机制都是伦理道德，只不过前者叫“纲常”，后者叫“纲纪”。但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它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道理都一样，而“仁义礼智信”，则是家国通用的。这也不奇怪。国既以家为模式，家又不可再分割为个人，当然也就既不可能有“国伦理”，也不可能有“个人伦理”，而只能有“家伦理”。

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便很难设想他会爱国；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家尽义务做奉献，便很难设想他会为国尽义务做奉献；如果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便很难设想他能治国，这就叫“家齐而后国治”。或者说，“国之本在家”。

所谓“国之本在家”，其实也就是“道德之本在家”。

首先，家庭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对于任何民族的个人而言，家庭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所学校，母亲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师。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都从这里启蒙。但是，中国人的所谓“家教”，却几乎约定俗成地专指道德教育。比如，当我们指斥某人“没有家教”或“家教不严”时，一定是这人在做人、在讲礼貌懂规矩方面出了问题，而绝不会是因为他没有知识或不会审美。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也确实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儿童最先学会的词汇是称呼父母，而接受最多的文化指令是“听话”。尊重父母则“孝”，听话则“顺”。孝生敬，顺生服。孝敬顺服，是中国全部传统道德的根基。由“孝于父母”，而“友于兄弟”，而“和于夫妇”，而“忠于君王”，而“尊于师长”，而“信于朋友”，一套伦理道德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

童年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无意识”而积淀到心理深层，成为一个人日常行为的文化指令。比方说，一个从小就“孝悌”的人，在社会上就很可能尊老爱幼；一个从小就“听话”的人，在单位上也很可能遵纪守法。在家为“孝子”，在乡为“顺民”，在国则便必为“忠臣”。道理很简单：如果对事实上的父亲尚且不能尽孝，那又何以让人相信他会对名义和礼仪上的父亲（君王）尽忠呢？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正统的君王和朝臣，对于那些不能尽孝道的官吏，是很难给予真正信任的。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作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国君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作夺情。

家庭不但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也是伦理道德的主要实践场所。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无论外出做官，还是外出做事，机会都不很多。所以他们学习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地还是用于家庭，正所谓“学之于家，习之于家，得之于家，用之于家”，因此是家伦理。更重要的是，家伦理都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大教条，不是空话和套话，而是实实在在可见可闻可模仿可操作的具体规范。比方说，“出必告，返必面”就是。小孩子出去，一定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了，也一定要去打个照面。这很现实，很具体，很好学，也很容易做到，但意义并不因此就很小，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的道德精神。因为苟不如此，便会无端地让父母担忧。这种只顾自己的行为，对父母是不孝，对他人就是不仁，因此必须予以纠正。

相反，一个有家教的人，便不会因为这种小小的疏忽而给他人带来不便。他到外面做事，到朝廷做官，也一定会懂得事先请示，事后汇报，事中通气，从而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嘉许。可见此事虽小，作用却大，意义也很深远，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说它“大”，是因为善之为善，本无大小。聚沙可以成塔，集腋可以成裘，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故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它“小”，是指易行而言，不是“挟泰山而越北海”，力不能及。力所能及又意义重大的事，有什么理由不做呢？

由此可见，家庭，实在是实践伦理道德的极佳场所。一个人，如果在自己家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锻炼，那么，无论他到社会上担任什么“角色”，都不会失德或失礼。因为“礼”的仪文虽家国不一，内在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对父母孝顺的，对君王就忠诚；对兄长敬重的，对长官就恭敬；对子弟慈爱的，对下属、民众就仁和。这就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家之重要，实已毋庸置疑。

泛伦理

泛血缘加上家伦理，其结果必然是“泛伦理”。

所谓“泛伦理”，就是把原本并非伦理的关系（比如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和审美关系），也看作伦理关系，或者把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教育问题、科学问题、宗教问题、艺术问题甚至经济问题，都转化为伦理问题，形成一种“伦理中心论”或“泛伦理主义”。

随便举个例。比如“讲卫生”，原本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不讲卫生有害于健康。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道德问题，叫“不讲卫生可耻”。其实，只有不讲公共卫生才是可耻的，因为那意味着没有公德心。至于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饭前不洗手，睡前不刷牙，虽然不卫生，却不知“耻”从何来？又比如，大粪是臭的还是香的？依照纯科学的观点，当然是臭的。但依照泛伦理的观点，则如果你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便会觉得大粪不臭了。连感觉知觉这种生理心理现象尚且也要伦理化，焉问其他？

伦理如此泛滥，则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总是要把政治斗争说成是道德斗争，把政治问题说成是道德问题。比如，初唐时徐敬业讨伐武则天，明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但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罗列出来的武氏罪状，却几乎全是道德问题。作为政敌的武则天，被描绘成一个“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十恶不赦，里里外外都坏透了的“坏人”。

这种对政敌进行道德谴责和人身攻击的手法，几乎是中国历代政治斗争的通则。这个传统至少在成汤讨伐夏桀、武王讨伐殷纣时就已经形成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仍屡试不爽。同理，如果要在政治上肯定和拔高某人，也一定要先把他描绘成高风亮节的道德楷模，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神圣，而且往往要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家教，如孟母择邻之类。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某个人，政治上得势时，公众一直被告知，他是一个廉洁奉公、忧国爱民、虚怀若谷的道德家；一旦倒台，却又忽然间被揭发出“大量”“骇人听闻”的腐化堕落和残害忠良的事实，并由此证明他原不过是伪君子。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是伪君子，这并不奇怪，但他的道德败坏既然有大量事实为证，却非得在倒台后的一夜之间才被揭露出来，却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因此，我们实应进行三个方面的“正本清源”。第一，应把道德和法区分开来。道德和法有关系，但并不同一。犯法的人，并不一定道德败坏；守法的人，也并不一定道德高尚。以道德代法制，只能弄得道德与法都不健全。第二，应把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政治是一种立场，道德是一种品质。立场表现为态度，品质表现为行为。态度好不等于行为佳，立场对不等于品质优。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并不都品质恶劣；而同一阵营中人，也可能背后开枪。千万不要以为某某人在政治上拥护你，就一定是“有德君子”，可以放心依靠。第三，应把一般共同道德和特殊职业道德区分开来。有些道德品质，是作为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倘无，则“不是人”。有些道德品质，则是一定岗位上的人必须具备的；倘无，则应掉换岗位。比如军人应该勇敢坚毅，懦弱的人就不能当将军；学者应该热爱真理实事求是，见风使舵、卖论求官的人，就应该从学术界开除出去。至于他们生活上是否艰苦朴素，或是否有暧昧的男女关系，其实不应苛求。

对人如此，对政府也如此。一个好的政府，当然应该科学，民主，清廉。但是，三者之间分量却并不应该一样。在我看来，科学应重于民主，而民主又应重于清廉，而且所谓“清廉”，也只能是不贪污，不以权谋私，而不是过苦日子。可惜，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却是更看重清廉。只要“清”，就是好官。至于他的作风是否民主，决策是否科学，则不大注意。其实，“清官”不一定就是“能员”，“有德”不一定就能“治国”。比如南朝梁武帝萧衍，五更即起床办事，手冻得开裂也不停笔，算是“勤劳”；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算是“节俭”；礼贤下士，连对宫内阉宦都礼若贵宾，算是“谦恭”；民众犯了重罪，他涕泣，士族犯了重罪一律赦免，算是“慈爱”。但在他的统治下，国政混乱，民不聊生。他的政治举措，更是荒唐背谬，最后引来“侯景之乱”，自取灭亡。相比较而言，他的吃糙米穿布衣，又算得上什么功德？

伦理道德无疑是重要的，但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泛滥。“泛伦理”的结果是“乱伦”，“唯道德”的结果是“失德”。如果什么都是伦理（泛伦理），就没有伦理了；如果只剩下道德（唯道德），就没有道德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四　官本位

探源

以“家单位”为基础，“家天下”为模式，“家伦理”为机制，这就是“家本位”。不过，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是家庭，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却不是家庭，也不可能是家庭，而是官位、官职和官衔，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是随处可见的。比方说，开会的时候，官大的人坐台上、坐前排、坐中间，官小的人坐后排、坐两边，不够级别或没有官衔的人坐下面。这时，一个人的气质、风度、才华、能力等等是不予考虑的。说话时，官大的叫指示，官小的叫讲话，没有官衔的叫发言。这时，他们讲的内容如何，是否真有学问和见解，或者是否真有意义和价值，也同样是不予考虑的。似乎只要“官”大，就一定本事大，学问多，眼界高，见解独到深刻。甚至一些学术单位，在考核业绩评定职称时，也以论文发表单位的行政级别来衡量其价值。国家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高；地方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低。可见，官，确实是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

官本位的思想，也是老早就有了的。早在西周大封建时，便已确立了以爵位的高低来规定诸侯国大小的原则。比如宋国公爵、晋国侯爵、曹国伯爵、莒国子爵、许国男爵。它们的国君在官方正式的史书（如《春秋》）上，便分别被称为“宋公”“晋侯”“曹伯”“莒子”“许男”，各自的爵位都毫不含糊。这时，他们的国力是否雄厚，他们自己是否有领导能力和领袖风采，也是不予考虑的。至于楚国，因为是“荆蛮”，血统不够高贵，来历也不明白，所以其国君只能称作“子”。其实楚君早已称王，国力也相当雄厚，但按照官本位的逻辑，他也只能是“子”。尽管官比他大的某些公、侯、伯们（如鲁公、宋公、曹伯、滑伯、滕侯、杞侯等）见了他，不要说“子”，只怕连“孙子”都不如，但在官方的史书上，楚王也仍然是“子”。

官为什么会成为本位呢？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等级伦理。内外、亲疏、长幼、贵贱，都是等差，也都是级别，纵横交错，不胜其烦，很需要有一个简单明确一目了然的统一标准。那么，用什么来做标准呢？用“君”是不行的。君又贵又少，再说也没人敢攀比。用“民”也是不行的。民又贱又多，简直不成标准。只有“官”最合适。官，于君是臣子，于民是父母，人数不多不少，地位不高不低，而且序列分明等级森严，承担这一任务，也就责无旁贷，当之无愧。所以，中国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而只会有“官本位”。

官成为本位，还因为“公私不分”。既然无分“公私”，便只好或代之以“内外”，或代之以“官民”。官，不仅意谓着正式，也意谓着高级。比如学名叫官名，普通话叫官话，官道也就是“高等级公路”，而高级舱位就叫官舱。因为“官方”也就是“公家”。依照群体意识，公家总比私人好，当然要用“官”来做“本位”。

官一旦成为本位，成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则无论与官有关无关，也要千方百计地扯上瓜葛，自己给自己“加官晋爵”。比如妻子要讨好丈夫，便称其为官人；店伙要讨好顾客，便称其为客官。同理，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但凡对方有所职司，也一定要把它当作官衔来称呼，以示尊敬。比如“张会计”“李出纳”“王过磅”“刘记账”之类，真是不伦不类。最有意思的是狱中犯人对守卫战士的称呼，唤作班长。盖因班长兵头将尾，介乎官兵之间。将战士唤作班长，就既可尊其为官，又不违背事实，真真妙不可言。

官衔既然如此重要，只要有条件，人们也就都想弄个师长旅长当当。所以，明明是学术职衔，也要换算成行政级别，比如相当于正厅或副处。单位也一样。级别高，单位就“大”；级别低，单位就“小”。不过，这里的“大小”，并无关乎职工人数、占地面积、经费设备和房屋车辆，而主要是指行政级别，所以叫官本位。如科级局、县级市、地师级企业等。甚至连出家人也不能免俗，据说也评定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云。

官与级

显然，所谓“官本位”，其实就是“等级本位”。

不过，官这玩意，原本可不是“级”。它的意义，是职责和功能。实际上，许多官位就正是从职司任务转变过来的。比如尚书是主管文书，巡抚是巡查抚慰等等。于是，便既有“有官无级”者（如钦差大臣），又有“有级无官”者（如袭封诰命），还有看不出级别者（如主任委员）。这就要小心。比如孙悟空就上过一两回当。这位老兄，在花果山上，占山为王，自在逍遥，原本待得好好的，一听说玉皇大帝要给他官做，便立马上天受封，还一本正经去上任，并兴冲冲地问御马监的同僚，这“弼马温”是个几品官儿。听得同僚如实答曰“未入流”，便勃然大怒，反下天庭，并开出价钱，要当“齐天大圣”。大圣且与天齐，面子够大的了，可惜还是不灵。原来虽有头衔，却并未“列级”，王母娘娘蟠桃大会的嘉宾名单里，就没有他的一席地位。于是又闹，直闹得不可开交不可收拾，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到五行山下才算了事。可见“级别”这玩意是何等重要。齐天大圣尚且不能没有级别，我等下界凡人，要为自己和自己单位争级，也就不足为奇。

级别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地位的高低和面子的大小，而且意味着待遇的高低和实惠的多少。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什么级别享受什么待遇，历来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明制规定七品官不能骑马只能骑驴，结果弄得派出去“代天巡狩”的巡按们都十分狼狈。因为巡按向以监察御史充任，品级不过正七品，而被监察的对象，一省的按察使、都指挥使正二品，布政使从二品，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只有县太爷与之平起平坐，也是个“七品芝麻官”。但御史是朝廷所遣，巡按一方，官不大，权不小，与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同城理事。三司骑高头大马，巡按跨矮脚小驴，实在有失观瞻，不成体统，后来只好特旨准骑驿马（仍无“专车”）。由此可见，“级别”实在比“官衔”更重要。

级别不仅意味着“贵贱”，而且意味着“亲疏”。所以西周大封建时，就不但定出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还进一步肯定了商制的甸、侯、绥、要、荒五等“服”。京畿五百里内，是天子近邻，治田以服事天子，所以叫“甸服”。甸外五百里，是天子拱卫，有保卫王室的义务，所以叫“侯服”，又叫“卫服”。侯外五百里，是天子之所安抚者，相当于宾客，所以叫“绥服”，又叫“宾服”。绥外五百里，是与天子有盟约者，实际已非臣属，而是缔约国，所以叫“要服”。要外五百里及其以上，已是天荒地远，天子鞭长莫及，只要名义上象征性地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即可，所以叫“荒服”。甸服者须供应每天的祭品，侯服者供应每月祭品，绥服者供应四季的祭品，要服者每年纳贡一次，荒服者一生朝见一次也就可以了。这就叫“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可见越远也就越疏，义务也就越少，当然人情也就越淡薄。

爵明贵贱，服定亲疏，爵明待遇，服定义务，这就从纵横两个方面，建立起一个立体结构的等级制度，而后代的官僚体制，则不过是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罢了。官越大，地位越高，待遇越优厚，与天子也越亲近。首相元辅，三公九卿，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或官居极品，或近在君侧，自然为世人所仰慕。总督巡抚，位在封疆，在地方上固然威风八面，在圣上面前也极有面子，可以专折言事，甚至弹劾京官。至于知州知县，则不过风尘小吏，在本州本县是“太爷”，进了京便是“孙子”。甚至詹事科道，虽是京官，但官卑职小，人微言轻，也难得一睹天颜。可见官与级，大体一致。级别这玩意，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既是贵贱，又是亲疏，则谁人不想，哪个不争？

告别官本位

那么官本位，或者说等级本位，好不好？不好，很不好。

前面说过，所谓“本位”就是价值标准。以什么为本位，亦即以什么为价值标准。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对象，在一定的范围内，都只能有一个标准。比如在认识领域，这个标准就是科学，或者说真理；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比如，认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罪大还是罪小，该重判还是轻判，也只能有一个标准，即法律。可是，官本位却要来插一脚，结果就变成了双重标准。比如，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时，还要看他是官不是官，或官们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则法庭也就很难公正，法制也就很难健全。更糟糕的是，官本位还可能取代应有的标准。比如一个决策或一种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科学的，但因为是一个大官做出或提出的，就仍要说它正确，还要硬着头皮干下去，则其对于国计民生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实际上，“官”一旦成为本位，则天底下也就只剩下一个标准，即：是官是民和官大官小。比如官与民意见分歧，则必是官对民错。如果一个更大的官出来否决了那个小官的意见，这个小官也只好自认倒霉。从前，许多案子之所以要“告御状”，请皇上老爷子来最后仲裁，道理就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科学、民主、法制，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根本谈不上的。

其实，官本位不但害民，也害官。而且，既害小官，也害大官。因为依照官本位的逻辑，小官总是没有大官英明正确，也就总是难免要犯错误。那么，小官们又有什么积极性和主动性呢？没有。他们只有混，或琢磨着如何往上爬。结果，有能力的也会变得没能力，或正派人也会变得不正派。那么，大官们一贯正确，岂非很好？不好。因为这样一来，便等于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来了。结果，明明是下面的错误，但因为是在你“英明领导”下发生的，当然由你负责。而官们尤其是大官，是不应该犯错误的。于是，一个大官，如果不幸在政治斗争中落了下风，就很可能成为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当然，真正受害的，还是国家和民族。我们知道，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科学的进步，政治的昌明，道德的完善，法制的健全。说到底，取决于全民族的素质。然而，官本位造就什么呢？它造就的是思想的平庸，政治的腐败，道德的堕落，法制的破坏，以及全民族素质的低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价值体系被破坏、被搞乱了。试想，一个人，只要当了官，便当然地拥有真理，就当然地有学问，有水平，还有什么科学可言？又有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地去从事科学研究？反正真理都在官们那里，只要鹦鹉学舌地跟着念文件、喊口号就行了。久而久之，自然是思想平庸，思维迟钝，灵感枯竭。同样，既然什么都是当官的说了算，还要民主干什么？没有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自然是政治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想不黑暗、不腐败也是不行的。因为“本位”与“官位”已成一体，保住和提升官位已成为唯一追求和目的，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为了保住和提升官位，开始可能会言不由衷，慢慢地就会口是心非甚至口蜜腹剑；开始可能只不过文过饰非，慢慢地就会谎报军情甚至制造谣言；开始可能仅仅是争风吃醋，慢慢地就会争权夺利、卖友求荣、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为打击政敌往上爬而无所不用其极，则道德的堕落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至于法制的建设，也是根本谈不上的。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什么法可言？既无法制，又无道德，剩下的也就只有权术和阴谋。一个只有权术和阴谋的社会，是不会有真善美的。没有了真善美，则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一句空话。

无疑，这只是极而言之，并非说现实就是如此，也不等于说以后我们就不要官了。为了管理好国家和社会，官总是必不可少的，只是不要成为本位。一个现代社会的官员，只能是公务员。什么是“公务员”？就是执行公务的人员。这个公务是公众委托他去执行的，因此应以公众的利益和意志为本位，而不是以自己的官衔为本位，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公务员当然也要有权力，但这权力是公众赋予他的，而且是公众赋予他执行公务的。因此，只有当他执行公务，而且是代表着公众利益和意志执行公务时，才有此权力。除此之外，他不应有任何特权。也就是说，官与民，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作为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权力和义务上也是平等的。平等，才有民主和法制；平等，才有科学与道德。显然，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废除官本位。

第七章　婚恋

一　无爱的婚姻

无爱之婚

家庭的基础是婚姻。

婚姻在中国被称为大事。中国人的大事并不多。在国，无非“祀”与“戎”；在家，则无非“婚”与“丧”。相比较而言，“婚”又比“丧”重要一点。因为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建立，血统的延续，血缘的扩展，都自婚姻始；一个人的正式成人，也自婚姻始。所以是大事，而且是“终身大事”。

然而，这个“终身大事”，与那两个定了“终身”的人，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首先，一个人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和什么人结婚，都不归自己决定，也不由自己选择。一般情况是媒人替男女当事人找好“对象”，父母觉得挺合意，也就拍板成交。有的也会象征性地征求一下子女的意见，但得到的回答多半是“全凭爹爹做主”之类，父母也就眉开眼笑，夸他们是“好孩子”。于是终身大事便这样定下来。总之，媒人替父母做选择，父母替子女做决定，没当事人什么事。

接下来便是一系列庄重、认真、严谨、烦琐的仪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既然选择和决定都是别人做的，这些程序自然也无劳当事人自己费心，一切都有别人来操办。自己要做的，只有最后几道程序：上花轿、迎新娘、拜天地、入洞房。这事别人代替不了，只好由当事人自己来做。但即便是自己做，也不过一如提线木偶，规行矩步行礼如仪而已。这就不禁让人怀疑：结婚，到底是谁的事？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结婚从来就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事，而是他们双方家族的事。用《礼记》上的话讲，就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也就是说，结婚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男方家族承继“血统”，即“结缘”与“继统”。结缘也好，继统也好，都是家族的事，而非个人的事。既然并非个人的事，则当事人也就可以不必操心，不必过问，只须完全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例行公事、坐享其成即可。

这样的婚姻，当然是无爱的婚姻。

所谓“无爱的婚姻”，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夫妻都是没有感情的。事实上，一只猫，一条狗，在家里养久了，尚且有感情，况乎“一日夫妻百日恩”？自然多少有些。问题在于，这种感情很难说就是爱情，正如我们很难说猫狗“恋家”就是“爱人”一样。何况即便有，也不是夫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它不是婚姻的目的，自然也不是婚姻成立和维持的原因。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两情相悦，却不能结合；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妻恩爱，却又必须离异。

关于离婚，中国古代有准予离婚的“七出”和不准离婚的“三不出”两种规定。所谓“七出”是：凡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均可休妻。所谓“三不出”是：凡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者，均不得休妻。无论七出三不出，没有一条是关于爱情的。而且在事实上，休妻的理由往往不成其为理由。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次夹生饭，便把她休了。可见婚姻与爱情无关。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一是尽义务，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二是结亲缘，即“合二姓之好”；三是继血统，即“生儿育女”；四是过日子，即“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一男一女两个人，是否有爱情，甚至是否曾相识，都是不要紧的。只要门当户对，有媒有保，便可结合；只要结合以后，能够互帮互靠，团结协助，共建家业，就算是模范家庭了。即便不模范，能凑合着过，不打得头破血流，也行。至于爱情什么的，则闻所未闻。再说，爱情又不能当饭吃，要它作甚？反正无论对于社会也好，还是对于个人也好，头等重要的是女的得嫁得出去，男的不打光棍；其次是结婚以后过不过得下去，而不是爱不爱得起来。

无性之恋

这样的婚姻，不但无爱，也无性。

当然，正如所谓“无爱之婚”并不等于夫妻之间没有感情，“无性之恋”也不等于夫妻之间没有性生活，只不过目的不在性，而在生育，至少要被说成是生育。比如一个当母亲的催儿子早早结婚，其理由往往是想抱孙子；而“宜男之相”，则多半是媒人对其推销对象最好的包装和说词。甚至一些人纳妾的借口也是老婆不生儿子。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性的需要是不能公开的。即便有，也要打着生育的旗号才能合法化。

事实上，许多人的夫妻生活也确实是无性的，既无事前的性吸引，也无事后的性快感，有的只是例行公事或一泄其欲，甚至与强奸或手淫没有多少区别。中国的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对夫妻真正享受到性快感，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的事，因为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况且，即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性生活不和谐”云云，也就当然不能作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相反，男女的性冷淡和性无能，有时还会受到赞扬，叫作“不好色”“不淫荡”。比如江湖上的好汉，便大都“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或“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相反，性欲强烈且精于此道者，不是流氓恶棍如西门庆，便是娼妓荡妇如潘金莲。

总之，在中国传统婚姻中，选择的标准既没有爱，也没有性。就不少“正经人家”而言，男方首先要考虑的，是女方是否贤淑，其次则为是否宜男；女方要考虑的，则是男方是否可靠，其次则为是否富有（至少要有能力养家）。至于男女双方是否产生性的吸引，则不在考虑之列。相反，有此可能，没准还会坏事。在中国，漂亮性感的女人被称作尤物。这多半也就是祸害、妖孽、妖精、狐媚等等的同义语，当然要不得。同样，一个青年男子如果风流倜傥，怜香惜玉，则不是“采花贼”，便是“浪荡鬼”，反正不是好东西，岂能把女儿嫁给他？依此逻辑，则最好是男的方正古板，女的木讷冷淡，或女的不性感，男的无魅力，除了制造人口，再无性的需要，便是模范夫妻了。

这样一来，夫妻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就被排斥了。当然，在事实上，它可能是排斥不了的。而且，情深意笃、美满和谐的夫妻，也不一定没有。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多半要靠运气。就多数夫妻而言，他们对于性的态度，一如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接受常规和承认现实。反正自己别无选择，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对于做丈夫的来说，有老婆总比没老婆好，好歹比打光棍强；对于做妻子的来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自己是他的人，也就随他好了。于是，在既排斥了爱又排斥了性以后，剩下的就只有欲。只不过这欲，被说成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已。

这就等于把人降到动物的水平了。因为只有动物的性关系才是以生育为目的。然而即便是野生动物，交配前也有性吸引和性选择。然而传统婚姻却可以把两个素不相识、连面也没见过的人强行捏在一起，“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岂非“禽兽不如”？

更可恶的是，这种男女关系还要被说成是最“正当”和最“道德”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道德”，究竟是“有德”，还是“缺德”！当然，它也不能不最终引起人们的反抗。于是，当中国人开始有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不少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求婚恋的自由。事实上，中国新时代的到来，不仅是从打倒皇帝开始的，也是从废除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主张男女平等开始的。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婚姻的无爱和无性有充分的理解，对此也就不会有丝毫的奇怪。

婚外之情

婚姻以结缘为目的，就无须爱；以继统为目的，就无须性。于是，要想得到爱，满足性，便只有寄希望于婚外。

当然，一般地说，只有男人才有此权利和可能。

男人的第一个办法是纳妾。纳妾是婚内还是婚外？不好说。妾不同于妓。妓“人尽可夫”，妾“专事一人”；妓之子为“私生”，妾之子为“婚生”。如此，则妾在婚内。但妻家与夫家是亲家，纳妾则并无“合二姓之好”的婚姻关系。如此，妾又在婚外。总之，妻在婚内，妓在婚外，妾介乎二者之间，算是半婚内半婚外吧！

然而妻又不如妾，因为纳妾比娶妻更多主动性和选择自由。何况娶妻与纳妾，标准也不同。“娶妻娶德，纳妾纳色。”德让人敬而远之，色让人亲而近之，这就颇不一样。再说，妻角色繁多（贤妻、良母、佳媳、严妇），任务繁重（辅佐丈夫、教育子女、孝敬公婆、管理家政）。这些事都不好做，都容易得罪人，也不一定讨丈夫喜欢。妾则只要伺候得老公眉开眼笑就行了。于是，那些有妻有妾的人，便多半疼妾甚于爱妻。

岂止是“妻不如妾”，而且是“妾不如婢”。纳妾虽不一定非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一般也要父母批准。与婢私通，或将婢收房，却全凭自己兴之所至。何况婢的社会地位极低，与男主人之间反倒较少纠葛。因此尽管男方的态度，绝大多数是玩弄、占有，甚至霸占，但在“闲取乐”之外，也未尝没有“不了情”。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外界的干预和指挥越少，爱的可能就越大。

爱不但要主动，而且要平等。夫妻好像是平等的，却又是一种礼仪关系，公务多于私情，客气多于性爱。夫与妾是主仆关系，主与婢是主奴关系，亦都不可能平起平坐。因此“婢不如妓”。因为嫖客与妓女，是买卖关系。一家愿买，一家愿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岂不平等？换个角度说，一个是浪子，一个是荡妇，一个嫖娼，一个卖淫，都不是“好东西”。你不用摆架子，我不用装样子，岂不也平等？如果碰巧一个是风流才子，一个是风尘丽人；一个有才情，一个有风情；一个怜香惜玉，一个色艺双绝，弄不好也就真会产生爱情。事实上，中国古代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便正是发生在妓女身上，尤其是发生在才子与艺妓之间。其间的奥妙，是很值得玩味的。

收婢要有权，狎妓要有钱，没权没钱的就只好去“偷”。偷来的总比买来的放心，何况所偷者为情，其所冒之风险，又是两个人共同承担的？当然，偷情让人向往，还因为它是传统社会中唯一的自由恋爱，真正的自由选择。娶妻、纳妾、收婢、狎妓，都比不上偷情真实，也比不上偷情刺激。中国人不大敢冒险，大逆不道的事不敢做，用偷情的办法来小小地叛逆一下，也未尝不是一种诱惑。所以“妓不如窃”。

如果说偷情的诱惑之一在于风险，那么，它的麻烦也在于风险。因此，偷情是要有胆量的，而有此“贼胆”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只是说说而已，嘴巴上快活快活。实际上也是偷情不如闲话，即“窃不如说”。一方面，没有风险。另方面，可以放肆。在中国，关于性的闲话是广为流传并百无禁忌的。因此，那些有贼心无贼胆的男女，便会大讲其闲话，好歹也是一种宣泄。

从“妻不如妾”，到“窃不如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两性关系，真有点每况愈下的味道。这当然是一个必须专门加以讨论的问题，这里不能细说。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要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为纳妾、收婢、狎妓、偷情辩护，更不主张大家都去偷、去嫖。只是想说，如果夫妻间情深意笃，家庭中充满了爱，则即便偶有“打野食”的念头，也不至于“妻不如妾”或“妓不如窃”。这可不是简单一句“喜新厌旧”或“淫佚好色”就可以打发的。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包括按传统观念和传统方式组织的现代家庭，夫妻感情都相当淡漠，既不浪漫，也不甜蜜。于是，除个别人寻花问柳或红杏出墙外，大多数夫妻满腔的爱心，便都只好倾注在子女身上。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子女在中国，才成了一个“问题”。

二　子女问题

子女中心论

子女是中国人家庭生活的中心。

前已说过，中国的不少家庭，旧式的也好，新式的也好，原本就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而建立的。所以，生育在中国人的家庭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至今还保存着这样的风俗：在新人的婚床上，要放枣子、栗子、莲子和花生。枣子和栗子意味着“早立子”，莲子意味谓“连连得子”，花生则意味着“花着生”，既生男孩，又生女孩，儿女双全。儿女双全和子孙满堂，历来被看作是有福气的事情。只是由于计划生育成了咱们的基本国策，莲子和花生才逐渐退出了婚床，但“少生”不等于“不生”，哪怕“只生一个好”，也得生孩子。如果不生孩子，这个家庭就有问题了。即便两口子不打算离婚，别人也要来说三道四，或出谋划策，比如代为介绍专治不孕症的大夫什么的。只有极开放城市中的新潮一族，才会公然表示不要孩子。但他们的婚姻，也往往同样新潮：或者同居而不结婚，或者离婚比结婚快。

为生育而结婚，也可以说成是为子女而结婚。因此，子女成为家庭的中心，也就不足为奇。如果说，中国旧式婚姻的得以维持，还有礼法上的原因，那么，现代通过介绍相识而建立的婚姻关系，便有相当多是靠子女来维系的。中国人大多爱孩子。尽管“老婆是人家的好”，儿子却是自己的好。因此常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夫妻感情并不好，但有了孩子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或者夫妻感情破裂，本应离异，但看在孩子的分上，又勉强凑合着过下去。

原因也有很多。在做母亲的一方，考虑的也许是难舍骨肉，或害怕自己的孩子受后娘虐待；在做父亲的一方，则不能不考虑舆论的压力，当然也未尝没有情感上的原因。中国人一般认为，孩子是要由母亲来抚养的，没娘的孩子最可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这首歌的广泛流传便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一个男人如果公然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了“没娘养的”，则舆论便多半不会同情。如果他这样做是为了另寻新欢，则舆论的谴责便会更甚。当然，有良心的男人，一般也不会这么做。老婆为自己生了孩子，已是“大恩”；如不回报，已是“不对”，岂能再思休妻？当然不能。如果是“三世单传”，做妻子的生下一个男孩，则简直是全家的恩人，连公公婆婆都要礼遇有加，岂容丈夫说三道四？这时如若丈夫胆敢休妻，最后被休的没准是他自己。最后自然是大家凑合着过下去。

子女不但是纽带，也是希望。望子成龙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

中国人的事情很怪：既尊老，又爱幼，就是不大看得起自己。老一辈固然功勋显赫，成就辉煌，下一代也前程远大，希望无限。算来算去，不行的也就是自己。所以，中国人一面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又一面不断寄希望于下一代。做母亲的就更是如此。因为在传统社会，女人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嫁个好丈夫，养个好儿子。因为依照“母以子贵”的原则，儿子的前程，也就是母亲的希望。即便做父亲的，也多半希望儿女成器。至少，儿女不成器，是丢面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则是荣耀。因为“养不教，父之过”，责任重大，岂可掉以轻心？这种观念，古今亦然。

为了下一代，中国人往往不惜代价，很舍得下本钱。买钢琴，请家教，陪太子读书，走后门或出高价送子女上重点中学，只要力所能及，能创造的条件都给他们创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子女，往往成了父母的一切。有的人，甚至会发展到仅仅为子女活着的程度。

爱的错位

这就难免要出问题。问题之一，就是“爱的错位”。

最典型的“错位之爱”就是溺爱。溺爱的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活生生的事例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溺爱的表现，在生活中更是千奇百怪，不胜枚举。但揭其本质，无非“子女至上论”或“子女中心论”。子女被看作父母的“命根子”“心肝宝贝”，“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送出门去怕丢了，放在家里怕偷了”。子女有什么要求，无论合不合理，都唯命是从，生怕子女不高兴，还要说“你要天上的月亮，只要有那么长的梯子，我也帮你摘下来”，事实上也真有为满足子女要求而不惜以身试法者。子女的吃喝拉撒睡，都由父母承包，连某些本应由子女承担的工作，比如完成作业或学校里打扫卫生，竟也要父母家长代劳。至于子女的缺点错误，则不予批评纠正，反以“年龄还小”来搪塞。甚至公然包庇，不让社会来教育和惩处。其结果，是子女成了“小皇帝”，父母甚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反倒成了“臣仆”，这不是错位是什么？

更糟糕的是，父母溺爱非常，子女却不领情，一旦长大成人，反视父母如寇仇，正所谓“小儿任情娇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这不是错位又是什么？其实，子女只是家庭成员之一，应该人人平等，一旦变成中心，当然便是错位。因此，提起溺爱，人们就说“宠得不像样子”或“不成体统”，也就是错位之意。

与“溺爱”处于另一极端的无妨称作“戾爱”。“戾爱”这个词，辞书上没有，是我杜撰的。之所以要杜撰，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可表达；而它之所以称之为“戾爱”，则是因为它虽然也是爱，却表现为“暴戾”和“戾虐”，也是不折不扣的“错爱”。戾与溺发音接近，差不太多，按照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音训原理，没准儿会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戾爱”确与溺爱有关，即人们发现溺爱的结果是“分明养个仇人”时，便干脆提前把子女当成了寇仇。开口便骂，扬手便打，动辄棍棒交加，更辅之以罚站、罚跪、罚饿肚子，还美其名曰“棍子下面出孝子”。甚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也仍发生了儿子学习成绩稍不如意（并非不优秀）而被亲母活活打死的惨案，这不是暴戾、戾虐是什么？然而，这种暴戾和戾虐，却又确是出于爱心，其母随后即自尽便是证明。因此只好称作“戾爱”。当然，这种“爱”，只能埋下仇恨之种，制造敌对情绪，更何况在前提上已将子女视若寇仇，显然也是一种错位的爱。

更可怕的是，这种“防儿如防贼”的观念相当普遍。许多父母虽不一定动手打人，却在思想上无时无刻不对子女处于防范之中，甚至直接出面过问和干预子女的行为，公然调查其隐私，比如查看其日记和信件等。这种行为因为并不诉诸武力，不致造成人身伤害，所以不大为社会所注意，甚至还为社会所容许和鼓励，因此问题也就更为严重。事实上它对子女心灵所造成的伤害，也并不亚于肉体。肉体的伤口只要不致命，终可愈合，心灵的伤口则也许会终身不愈。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父母面前都得不到信任，又怎么能指望他到社会上信任别人？结果，儿时不被父母信任者，做了父母以后，也不信任自己的子女，而一个连自己亲生子女都不信任的人，又真不知道有什么资格做父母！

溺爱也好，戾爱也好，其共同特点，是形式上的错位，内容上的不平等。前者把子女当皇帝，后者把子女当仇人，缺少的，恰恰是一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正是这种不平等观念，造成了第二个问题，即“教的失误”。

教的失误

教育的失误，问题太多，难以尽述，但我以为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不平等”。父母、师长一站在子女、学生面前，还没开口，便预先不容置疑地成了“真理的化身”，无论说什么，子女和学生都得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下来。如有疑义，便是不敬；如有商榷，便是顶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问题就立即发生转移，就由“父母师长的话是否正确”，变成了“子女学生的态度是否端正”，接下来自然是对态度的整肃，而真理的探讨则成了几乎永无期日的事情。这样的教育，倘若能培养出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科学人才，那才是咄咄怪事！

这里显然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那就是在中国，所谓“教育”，是学会“做人”，而不是或不单纯是学习知识、技能、本领等等。也就是说，伦理教育是压倒一切的，而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则又是“序长幼，明贵贱”。依照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这些伦理原则又显然必须由父母和师长来以身作则，叫作“身教重于言教”。于是，作为教育者，也作为榜样，父母和师长就不能不讲“父道尊严”和“师道尊严”。如不讲，则自身行为便与所传授之伦理原则相悖，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

然而，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人的身份地位为转移，因此每个人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中国伦理之“理”既然必须以“不平等”关系来维护，便只能让人怀疑那“理”是不是“真理”。

同样地，我们也很怀疑，那种不平等的爱，究竟是不是“真爱”。真正的爱，不但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必须是无私的。如果说中国父母对子女的爱不是发自内心，当然与事实不符；若说这种爱都是自私的，似乎也有失公允。事实上，许多父母，在抚养子女时，都不但含辛茹苦，而且多有牺牲。比如，在夫妻两人都有事业追求时，做母亲的便往往主动地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在经济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做父母的也往往会牺牲了自己的欲望、需求和享受，把家中可能有的最好的东西给了孩子，甚至包括自己的全部身心。但是，即便这样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如果子女“顶嘴”“不听话”，又几乎一定会当场勃然大怒，事后倍感伤心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唯独不能牺牲自己的面子；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唯独不能交出自己对子女的占有权和控制权。而且，这种控制和占有，又往往被理解和感觉为“爱”。因此，一旦遭到拒绝，便会因一片好心被当作了驴肝肺而伤心，甚至痛悔自己“养了个白眼狼”。那么，在这时，我们还能说这种“爱”是彻底“无私”的吗？显然不能。

其实，中国的父母，很有一些是在无意识中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的。如果说得尖刻一点，可以说有的实际上是把子女当作“宠物”，有的则实际上是把子女当作“赌注”。把子女当“宠物”的，平时宠爱有加，一旦子女顶嘴，便立马翻脸。把子女当“赌注”的，则难免恨铁不成钢。因为那“铁块”倘若成不了“钢材”，岂非血本无归？于是一片爱心，便变成了满腔仇恨；而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则成了子女们无法负荷的心理压力。爱的错位，原因往往在此。

但如果由此便断定中国的父母都很自私，也同样冤枉了他们。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本有公私不分的特点，这里也很难说是自私还是无私，还不如说，这种以干预、管束为爱的想法和做法，是一种爱的错位；更不如说，中国文化的种种特色，如人身依附、面子、良心、人情回报、长幼尊卑有序，都变成了人的文化无意识，哪怕在一个小小的问题（如“顶嘴”）上，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所以，如果说目前出现的儿童与青少年问题，大部分是由于家庭和学校教育失败所致；那么，中国教育的失败，则不能不归结到中国文化的失败。

三　大男大女

所谓“大男大女”

中国父母最关心的，无非是子女的三个问题：教育、工作和婚姻。

第一个问题最基本。因为如果教育问题没解决好，没有学历和文凭，或者专业没选好，就不好找工作和对象。所以一到高考，家长都要围着子女团团转，甚至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忙。因为只有小学上得好，才能上重点中学；上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所以非“从娃娃抓起”不可。

第二个问题最关键。因为如果工作问题没安排好，则前面的努力等于白费，后面的希望也会落空。所以，一些有头脸有门路的家长，往往在子女尚未毕业时，便未雨绸缪，预为铺垫。没有办法的，则多半会帮子女挑一个热门专业，选一个便于分配的行当。节衣缩食以备来年请客送礼之需，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个问题最麻烦。麻烦在于前面两件事是选物（学校或专业），后面这件事却是选人。如果嫁非其人，或者娶不如意，不但子女倒霉，自己也不得安宁。当然，如果找不到对象，也麻烦。麻烦还在于前两个问题自己还可以想办法，后一个问题却往往使不上劲。但不想又不可能。尤其是，当前两个问题解决以后，第三个问题就会突现出来；而子女们一旦成了大男大女，问题也就严重了。

婚嫁之事很麻烦，大男大女则是大麻烦。

所谓“大男大女”，是指较多地超过了婚龄而又尚未婚配，甚至连个婚配对象也还没有的“超龄青年男女”。这里说的“龄”，当然是“婚龄”。具体的数字，则没有法定的明确界限，只有约定的含糊说法。大体上说，在古代社会，男子超过三十岁，女子超过二十岁，如尚未婚配，也没有指婚或定亲，就算是超龄，因此有“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的说法。至于现代，年限又可再放宽一点，大约男子超过三十五岁，女子超过二十八岁，如无对象，便一般公认是大男大女。

这种意义上的“大男大女”，恐怕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难免会有的。因为一个人成为“大男大女”的原因实在太多、太复杂，有一直难以找到称心如意伴侣的，有经济条件家庭条件不允许的，有为事业宁肯牺牲个人生活的，也有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抱定宗旨决意独身的，不一而足，更难说会形成一个共同的问题。甚至在现代西方国家，一般说来，青年男女都可以自由地找到自己的异性朋友、情人或性伙伴，并公开同居，而结婚则只是一种形式和手续。他们并不缺少爱情和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有问题，也纯粹是“个人问题”，而绝不是什么“社会问题”。

然而在中国，所谓“大男大女”，不但是“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由全社会来关心过问的“社会问题”。家长要着急，领导要关心，单位要过问，群众要议论，甚至政府也要设法予以解决，早已超过“个人问题”的范围。这样一来，“大男大女”之成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本书要研究的，也不是大男大女，而是它何以是一个“问题”。

“问题”这个词，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很复杂，也很微妙。它至少包括这样几种意思：一是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二是必须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三是事故、意外、麻烦、障碍、疑难、纠葛，甚至缺点、错误、污言、秽行，也都可以称作问题。不但有上述事实是“有问题”，怀疑其有也可以说是“有问题”，因为“怀疑”本身即是“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历史上有问题”，就既可能是指他历史上有污点（如曾叛国投敌等），也可能只是指他历史上有些事情还不清楚，“政治面貌不清”，有待调查。所以，窝里斗的老手，在整人时，便往往含糊其词地说某某人“有问题”，却并不说出问题的内容，弄得大家疑神疑鬼。可见“问题”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还是一个“问题”。说清了这一点，下面的问题，就比较好讨论了。

诸多麻烦

超过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男女当事人而言，当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比方说，没有自己的家。按照传统观念，一个人到了婚龄，就应该自己成家，不能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继续住在一起，不但会让父母焦虑，弟妹嫌弃，自己也会有种种不便。再说，父母终归要去世，弟妹终归要自立，到头来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那可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岂能不是“问题”？

又比方说，没有爱。既没有贴心人的体贴、关怀、温暖，也没有性爱。在中国，宿妓违法，婚前和婚外的性关系（通奸）也被视为“不正当”。于是，正派的青年男女，如无合法配偶，就只有忍受性饥渴，至多用手淫的方式聊以自慰，这对性欲旺盛精力充沛的青年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

再比方说，没有面子。一个成年男子，如果总也讨不到老婆，就会被人看不起，视为无能。或是事业上没有成就，或是经济上没有担保，或是行动上没有魄力，或是社交上没有本事，或是相貌不好，或是品行不佳，或是人缘太坏，或是地位太低，要不然就是生理上有毛病，心理上有名堂。一个成年女子，如果总也嫁不出去，就更会被人认为有问题。否则一个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多半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这种心理压力，谁也承受不了。所以不少大男大女，到了实在顶不下去时，往往胡乱找个对象，凑合着结婚了事。

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方说，中国传统观念，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己“大”了还未婚嫁，就有点“不当”，也就是“不应该”，这在心理上是会有压力的。另外，孤男寡女的，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多有不便，弄不好就会有人说闲话。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大男大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既有善意的规劝，也有恶意的猜测和敌意的防范（怕他们充当“第三者”）。所以，即便为了避免闲话，为了能和社会正常交往，也不能不考虑婚嫁问题。

自己的子女到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的家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不结婚，孙子从哪儿来？列祖列宗面前如何交代？家庭宗庙的香火由谁来接续？所以一到这时，做父母的往往比当事人还着急：“你还想不想让老娘抱孙子？”“你想让老子断子绝孙么？”如果自家的女儿不能出嫁，则压力更大。“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成冤仇”，这一古训不能不记取。况且，女儿嫁不出去，做父母的脸上是极没有面子的。“某某人家的丫头是个没有人要的货”，听了这话，谁的脸上还挂得住？

况且，父母不着急也不行。因为父母为子女的婚嫁操心，已成了一种习惯或习俗，如果自己的子女成了“大男大女”，做父母的居然还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这就会招来议论，引起闲话。没法子，只好催子女抓紧点。

所以，成年男女超过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当然都是一件麻烦甚至不幸的事情。但这也至多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与他人何干？与社会何干？又与国家何干呢？

他人的态度

他人来关心大男大女们，有正反两方面的原因。

正面的原因，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心和同情。这种同情心是任何一个有人缘会做人的人都不能没有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又无非是无妻、无夫、无父、无子这四种人，即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之所以特别不幸、特别值得同情，不但是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天伦之乐，而且在于他们没有或失去了自己社会角色的对象—— 夫无妻，妻无夫，父无子，子无父，可不是没有“对象”？没有对象，也就没有自我；无法担任角色，也就没有面子，岂不悲哉？大男大女虽然一时半会儿的还称不上“鳏寡”，但至少是候补“鳏寡”，甚至候补“独”，因为年轻时不结婚，老了何来的子？所以要帮他们找“对象”。不但要帮大男大女找对象，也要帮中年丧偶的人找对象。不这样做，就是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情味。大男大女和中年丧偶者们的周围，总是集结着一大群帮他们寻找介绍对象的热心人，道理就在这里。而且，“皇帝不急急太监”，这些热心人往往比“大男大女”们还要积极。

反面的原因，则是对独身的憎恶和歧视。本书第五章已说过，中国人无论什么事，都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连婚姻也不例外。既然我结了婚，那么你也应去找对象；既然我们比你年轻，都找了对象结了婚，你那么大了，还故意拖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孤芳自赏？是不是孤傲自大？是不是孤高自许？是不是孤僻自爱？否则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称孤道寡”，不像我们这样成家立业？是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故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故意不给我们面子？否则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对象，你一个也看不上？如此推理下去，便会产生一种憎恶感，视独身者为怪物。甚至以一种阴暗的心理，对他们进行猜测和怀疑。至少是，大家都结婚生子过小日子了，某某却坚持一个人独往独来，便不能不让人感到别扭，因为他竟如此地“不合群”。你既然“自外于国人”，“自绝于群众”，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所以，坚持独身，拒绝他人介绍对象者，便往往被视为孤僻，在单位上会被孤立，甚至档案里没准也会被“记上一笔”。

更何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本来就该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话说了上千年，想必是真理了。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弄清过，这个“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正当、应当还是当然的“当”。或者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说一个人到了婚龄，就拥有了可以结婚的“个人权利”，还是说被赋予了必须结婚的“社会义务”？恐怕没有人认真想过。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男孩子长大了，当然要结婚；女孩子长大了，当然要嫁人啦！为什么就“当然”呢？没有什么“为什么”，可见是“想当然”。但如果全中国都这么想，那么，不用想，也当然。

于是，婚嫁一事，就由“个人权利”变成了“社会义务”。既然是“社会义务”，也就“人人有责”，每个人便都有资格来关心，来过问，来插上一脚。显然，这正是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内核的群体意识所使然。依照群体意识，人与人之间，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个人的事，也就是公共的事；他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大家都该管，人人都能问。不问不管是不负责任，而不让别人来管则是不通人情。

可见，正是群体意识，使大男大女这个原本纯属个人的问题，成了“他人问题”和“社会问题”。

社会的态度

社会的考虑与他人又不尽相同。

社会考虑的主要是稳定。上一章已说过，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家庭本位”和“伦理本位”的。家齐而后国治。所以，只有当每个人都被“安顿”到一个个小家庭中去，各自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尊卑长幼有序地“安分”下来以后，社会才“安定”，政权才“安稳”，军民人等也才各自“安心”。

因此，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有口饭吃，否则便会成为无业游民；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个配偶，有个对象，否则便会成为无家浪子。无业游民和无家浪子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没有饭吃就会闹事，比如行窃、诈骗、抢劫、杀人等。没有对象就会出事，比如通奸、嫖妓、搞同性恋、看黄色录像，甚至强奸。这些都是社会问题，社会不能不管。如果只是一两个人没有婚嫁，倒也无伤大雅；如果人数众多，那就成了“问题”。因为不但他们本人成为“问题”，连带他们的家族亲人甚至单位，也难保不成为“不安定因素”。社会对此如果竟然无动于衷，那么，这个社会可就真是出“问题”了。

这就要将“大男大女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尽快予以解决。

显然，社会关心的，首先是甚至仅仅是“女有家，男有室”，女的得嫁得出去，男的不打光棍。至于结婚以后过不过得下去，到时候再说。反正有老婆总比没老婆好，嫁得出总比嫁不出好。“光棍苦，光棍苦，衣服破了没人补”；“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因此，应该给他们找个“补衣服的”和“顶房梁的”。至于他们是否相爱或是否将来能够相爱，对不起，就管不了那么多啦！

这就难怪中国有那么多无爱的婚姻，也难怪有那么多家庭干脆不谈爱情了。爱情实在太遥远、太浪漫，也太不着边际，还是找个条件相当、看得过去的人结为夫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安安分分过日子来得实际，才是正经。所以，即便现代社会的所谓“自找对象”，也与传统的“包办”没有太大区别。其方式，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见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反正结婚原本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说，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自然亦不妨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完成指标就是“好同志”。所以，有的人甚至自己不操心，干脆交给父母亲去操劳，组织上去考虑。只要能履行社会义务，了却父母心愿，走完人生旅程，也就自己安心，大家放心。爱不爱的，不打什么紧。

这当然也未必不好。但如果以为只要男男女女一个个都配了对，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则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没有爱情做基础的婚姻，从来就靠不住。可以凑合着过的，也可以随便地离。离不离，只看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条件。传统社会离婚率不高，第一是没有必要（离了也没爱情），第二是没有条件（女方没有权利）。一旦人们发现离婚并不很困难，离婚后或在婚外又能找到爱情，那么，婚姻的破裂，也就只是早晚的事。

这个问题，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而且，好像大家也都不关心。

也许，问题就出在“个人问题”这种说法上。道理很简单：既然是“问题”，那么，只要解决了，就不再是“问题”。至于解决得好不好，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既然是“个人问题”，那么，两口子过得怎么样，当然也只能由“个人”来解决。先结婚后恋爱也好，只结婚不恋爱也好，社会和他人都管不着，也不会管。也就是说，婚姻虽然被称为“个人问题”，但大家看到的，却实际上只有“问题”，没有“个人”。然而，爱情又恰恰是仅仅属于个人的。如果连“个人”都没有，又哪来的“爱情”？

看来，也只好说上这么一句：“少谈些爱情，多解决些问题。”

离婚问题

在中国，独身是一个难题，离婚更是一个难题。独身虽难，但只要自己有房，又拿定主意不去理会别人的说三道四，外面的飞短流长，也并非办不到。即便在古代社会，也有终身不娶或终身不嫁者（当然一般要找一个借口，比如虔诚礼佛，带发修行，或要练“童子功”）。离婚就难多了，因为要别人同意。或要政府批准，或要社会认可，至少也要配偶同意，而由于传统观念的制约，他们的态度，又往往是不同意。

一般说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不赞成更不鼓励离婚的。你想，就连“大男大女”们都要设法帮助和促其结婚，已然婚配者又岂能让他们轻易离异？这是不近人情的。再说，结婚既然是“合二姓之好”，则离婚岂非“结二姓之怨”？这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故“士三出妻，逐于境外”。也就是说，离婚被看作是万不得已的非常之举，故可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另一条规定也很重要：“贱娶贵不去。”或者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因为这关系到人情回报的良心原则，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严格遵循的，否则便会与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相冲突。其所得罪者，也就不止妻子一人。

这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对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应该说也不无小补。它使得那些见异思迁的负心汉，多少会有些顾忌，不敢过于放肆，至少还得表面上维持原配的“正妻”地位。而“原配”们能保住名分，也多半会表示满意。因为她们的目的，原本不在爱情。只要有名分，就有面子，也有实利（比如产权和治权）。至于爱情，本来就没有，争它作甚？

实际上，就连当代许多不肯离婚的妻子，想法也差不太多。反正离不离婚都无爱，只要能凑合着过日子，就得过且过，拖一天算一天。拖到对方精疲力竭心灰意冷，说不定就会回心转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都很现实，虽说难免“这山望着那山高”，但如果“那山”没有了，或被别人“占了山头”，也就不再浪漫下去。所以，拖，或者说，打持久战，也不失为“离婚大战”中之一种战略。只要坚守“不同意”立场，有国家法度，有公众舆论，谅他奈何我不得。拖半年不够，就拖一年；拖十年不够，就拖一辈子。只要临终之前离不了婚，咱们就是“白头到老”，岂不“死也瞑目”？再说，“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我得不到幸福，你也别想得到”。大家都不好，都不幸福，可不仍是“同甘共苦”？

这种心理，在离婚案中，似以女性为多。公道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确实更令人同情。因为一旦离婚，第一，女方比男方更没有面子。所以在某些双方协议离婚的案例中，会让女方担任“主诉”或“原告”。第二，女方的生活会比男方更困难，因此往往要判男方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第三，女方再婚也比男方更麻烦。生理上的原因，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衰老。“女子三十而色衰”，男子即便到了四十，也仍不显老，甚至还有一种成熟男性的魅力，比稚嫩的男孩更吸引人。观念上的原因，则无非“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之类。离婚是“没人要”，已是丢脸。再嫁是“事二夫”，更加丢脸。连同她的再婚丈夫，也一起没有面子，因为他竟“拣”了一个“没人要”的，“吃别人啃过的馍”，“喝别人剩下的汤”。由是之故，一个女人，不到万不得已，便断然不肯离婚。而且，一旦丈夫提出离婚，男方家属亲人中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尤其是女人（如小姑子等），也往往会不顾“血亲之情”，义无反顾地站到女方一边去。

应该承认，我们民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因为我们的同情心总是倾注在弱者一边。只要一边是现在“抖”起来了的、地位显赫荣华富贵的丈夫，一边是人老珠黄身份卑微无依无靠的妻子，舆论便几乎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后者一边，甚至不论他们先前是否真的共过患难。显然，在这里，同情者们也未尝没有这样一种心理：你小子现在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势有地位，难道还容不得一个“糟糠之妻”？同情心与嫉妒心加在一起，便越发“义愤填膺”。义，多因前者“忘恩”；愤，则多因自己“不平”—— 我们大家都没有“以旧换新”，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得手？因此，对于此类“义愤”，最好多做分析，不要一概肯定才好。

更何况，在这里，公众舆论和不愿离异的妻子，也都共同地排除了“感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更深入地想一想，即使那负心丈夫迫于舆论压力而收回成命，维持婚姻，他的心会在妻子身上吗？他们这种感情早已破裂的婚姻，会幸福吗？

四　当代婚恋

当代婚姻

前面说的，都是过去的事。现在的说法，却是“结婚没有离婚快”。

中国的第一次离婚高潮是在建国初期。在那个人民大众开心之日，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其中就包括离婚的权利；第一次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其中就包括恋爱的自由。一个个包办婚姻被解除了。离婚不再是丑事，恋爱也不再是奇闻。一些胆大妄为的农村青年开始自己给自己找媳妇或找婆家，城市青年则身穿列宁装，在苏式集体舞会或篝火晚会上，一面畅谈着革命理想，一面酝酿着甜蜜的爱情，幸福愉快地度过一个又一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然而“阶级斗争”毕竟与花前月下决不相容。爱情二字很快从一切传媒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人与人之间不是“同志”，便是“敌人”。因此，一旦发现自己的爱人原来是“阶级敌人”，则与之“划清界限”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也曾颇多离婚案件的话，那么，这些离婚案件大多与社会进步是毫不相干的。

与此同时，婚姻也不再浪漫，婚恋已成为再现实不过的事情。比如，为了“改变阶级成分”，“黑五类”子女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嫁给“贫下中农”；为了回城，女知识青年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向社队干部“献身”；而男知青们“小芳”式的爱情，则又不知欠下多少“孽债”。择偶的条件大都实惠得不能再实惠，功利得不能再功利（比如有城市户口，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有一房家具和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这“三转一响”等等），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不谈爱情”。

接下来便是“懒得离婚”。尽管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造就了不少“无爱的婚姻”，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只有极少数实在过不下去的人才踏上了艰难的诉讼历程。他们不但要承受来自社会、单位、家庭、邻里的舆论压力，还要忍受漫长的、无止境的调解程序。不少人被磨得锐气全无，被整得心力交瘁，最后只好自动弃权，在索然无味中了此一生。

然而这世界毕竟变化快。离婚很快又成为“时髦”和“新潮”。有一段时间人们见面就问：嗨，哥们，怎么着，还没离哪！当然，为离婚而苦恼的人依然存在。他们也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找人诉说离又离不了、过又过不下去的烦恼。不同的是，过去人们听了这种诉说，会深表同情，会帮他们出谋划策，甚至会帮他们去做调解工作，现在则可能刚听到一半，就极不耐烦地甩上一句：干吗呀！离呗！

离婚的速度快了，结婚的速度却慢了。尽管老人们依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原则不断催促他们的子女早日完婚，也尽管多数人都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完成了这一人生的任务，而“大男大女”也仍然是个问题，但也有不少年轻人宁愿同居而不愿结婚。在他们看来，同居的好处是既能享受性爱，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他们谁也不必依附谁，同时也不必束缚自己或束缚对方。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住到一起。和则同居，不合则散，自由、自在、洒脱、轻松，全无已婚者为家务繁忙，为钱财争吵，为怀疑对方不忠而猜忌的烦恼，又有什么不好？

结婚变得越来越慢，也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说，只要相爱就可以同居的话，那么，一旦要结婚，考虑的因素就不那么简单了。职业、收入、健康、性格等等固然在考虑之列，双方的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等等也不可忽视。因为既然打算结婚，也就打算差不多厮守一辈子。虽说现在离婚挺方便，但老是结了离、离了结也不是个事。所以对方的可靠程度也不能不考虑。所谓“可靠程度”，不仅指忠诚度，还包括建设和维持家庭的能力。在这方面，女性的要求又更难实现一些。她们既不愿意嫁给一个“不挣钱的人”，又不愿意嫁给一个“不回家的人”，而现在挣大钱的男人又多半不能按时回家。

当代家庭

在婚姻发生变化的同时，家庭也在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是随着离婚率的增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只有父亲和母亲的单亲家庭。单亲家庭过去也有，不过多因丧偶而造成，现在则以因离异而造成者居多。单亲家庭的问题不少，其中最成问题的是孩子。许多人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的考虑而反对离婚。不过后来人们也想通了。单亲家庭固然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吵架家庭难道就很好么？与其让孩子在父母的争吵斗殴大打出手中成长，不如让他待在缺乏一方的爱却好歹比较安静的家庭环境中。甚至有些孩子，看到父母亲天天吵嘴月月对骂，还会主动劝他们离婚。何况现在离婚的也不一定吵架，也有和和气气分手的。这样的夫妻，孩子问题往往处理得比较好。比如由一方抚养另一方提供赡养费，并定时来探望，和孩子一起出去玩等等。也有的采取双方轮流抚养的办法。这里的关键是对孩子的爱心。只要双方都有这份爱，则即便离异，也仍有办法让孩子同时得到父爱和母爱。

另一种正变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是只有老两口没有子女在身边的空巢家庭。造成空巢家庭的原因很多。比如子女出国，毕业后到外地工作，因工作需要调离父母所在地等等。即便同在一地，由于两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上的差异，也不一定愿意住在一起。事实上，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大家族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三代同堂”或“四世同堂”的家庭，不但不现实，而且也未必很好。当代社会老人们与子女之间最理想的家庭方式是：同在一地，相距不远，平时单过，节假日相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子女较多的话，也不必都在身边或附近，有一两个就好。

第三种正在出现的，是由自愿不生育的夫妻组成的丁克家庭。正如“四世同堂”不再是理想，“多子多福”也成了过时的观念。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又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来自农村的“超生游击队”还在悄悄地制造人口，另方面却是城市青年为生还是不生而苦恼。当然，毅然选择不生的人还不多，但影响却也不小。因为这直接牵涉到家庭的功能问题。我们知道，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生育。所以有的人类学家干脆就把婚姻制度称为生育制度。现在，既然你们不要孩子，那么，结婚干什么？如果再加上夫妻经济独立，则这种婚姻也就和同居无异，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法律手续罢了。事实上，由于现代家庭已不再是生产单位，夫妻双方各有各的职业，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收入，如果不要孩子，也不在乎那道法律手续，则结不结婚也就无所谓。既然无所谓，那么，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是不是还有保留的必要？这显然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社会学家认真研究的问题。

还有一类“半拉子”家庭也逐渐多了起来。这类家庭的特点，是夫妻并未离异，却又长期分居。比方说丈夫或妻子出国，另一方在国内“留守”；或者一方外出经商打工，另一方留在家里。如果说前者尚属少数，后者则因下岗、民工潮和“一家两制”等原因而变得越来越多。这种家庭，夫妻天各一方，却又保持着书信、电话和经济上的来往，维持着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现象以前也有，却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问题。因为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过去人们只不过要忍受分居的痛苦，今天则要多一份担忧。谁也不敢保证妻子出国不是“肉包子打洋狗”，也不敢保证外出经商打工的丈夫不会寻花问柳，或留守在家的能甘于寂寞。这类家庭多半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随时都有解体和崩溃的可能。

当代爱情

和婚姻、家庭一样，爱情也在经受着考验。

当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爱情最多的时代。各路传媒每天都在上演爱情的故事，流行歌曲更是以或高亢或缠绵或欢快或凄婉的声音，诉说着一片片爱心一段段真情，拨动着人们躁动的心弦。醉人的暖风熏得人们忘乎所以，忙不迭地把自己的纱窗打开，也过早地催熟了青苹果。情窦初开已不只在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少女们高唱着“糊涂的爱”，在校园和公园里，大树下和草坪上，稀里糊涂地爱得死去活来。就连一贯矜持的中年人也蠢蠢欲动，拿着一张张“旧船票”，寻找停泊在枫桥边的情感，琢磨着能否登上旧日的客船。如果说，当今社会是结婚没有离婚快，那么，恋爱却要比离婚更快。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已用不着托人说媒或请过来人指点迷津，只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三下五去二，几个来回就能“搞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爱情的多发年代。

伴随着爱情发生率剧增的，是其保真度的降低和其延续期的缩短。半年之内换几任恋人已不是什么稀奇事，认识三天就上床，一个星期后就分手，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谁也不拥有爱情的“铁饭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爱时就不真诚，就是逢场作戏或玩弄异性。因为所谓“不求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就要走马灯似的换恋人，或一定就只爱上几天，而是说他们既不以永不分手为条件，也不以最终结合为目的，只要遇上自己真心喜欢的，就先爱了再说。换言之，他们更看重的是爱情的质量，而不是相处时间的长短。你能说这就不是爱情吗？

此外，情人现象也多起来了。这些现象，以前是被极为蔑视地称作“轧姘头”或“搞破鞋”的，现在则被笼而统之地代之以极富浪漫色彩的“情人”一词。情人们甚至还从国外引进了自己的节日。每到这一天，花店的生意就格外红火，心形巧克力也颇为畅销。恋人、情人、夫妻都在这一天激情满怀，就像古代的“上巳节”一样。

事实上，情人现象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频繁的人际交往难免使人见异思迁，单调的夫妻生活让人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想法。许多人的找情人，并不一定就是夫妻分居或情感不合，只不过是想换个活法。清人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也不妨改它一下：“夫妻生活许多年，而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情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这正是当代不少人心理的写照。已经有人提出，夫妻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夫妻双方都是人格独立的，谁也不依附谁，谁也不能束缚谁。在履行义务维持家庭的前提下，在婚外和情人做一场“爱情游戏”，也没什么关系。关键在于必须是“游戏”，且夫妻对等地拥有这一权利。这种观念自然可以商榷，但可以肯定，“爱情是否必须专一”终将作为一个问题而被提出来。

不过，对于现在二十上下的那些年轻人来说，这也许已不再是问题。在他们看来，既然爱情不再永恒（天长地久），那么，它当然也不再专一。应该允许不再浪漫也不再有激情的恋人或夫妻分手，也应该允许爱的转移。只不过应该有个“度”，比如不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分手时也最好坦诚和友好一些。一些年轻人已明确表示，不在乎自己的男友或女友有其他的异性朋友，也不在乎自己的恋人和自己是否初恋。相反，有的年轻人甚至觉得只有对方经历得多了，才更会理解自己和更懂得呵护自己。许多女孩子甚至明确地表示，她们更中意的是“红苹果”而不是“青苹果”。换言之，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而是“曾经沧海更会水”。他们甚至不在乎对方是否有过性经验，当然也不会因婚前与他人的性关系而愧对自己的新郎或新娘。

当代年轻人的不在乎，还不止于这些。比方说，他们还不在乎周围的人怎样看待他们的想法和行为。过去，我们这一代人初恋时，差不多都是偷偷摸摸的，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生怕人家知道。当代年轻人却没有这种羞涩。他们不但可以公然在大街上挽手勾肩甚至拥抱接吻，也能轻松地走进演播厅，面对摄像机和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坦然地畅谈自己的初恋甚至初吻。这些节目收视率极高。不但年轻人爱看，中老年人也爱看。一些上了年纪的观众反映，看过这个节目，深切地体验到当代年轻人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连自己也感到变得年轻。的确，爱情似乎首先是年轻人的事。我们确实应该从当代年轻人那里感受到一些生命活力，而对于当代婚恋的种种新鲜事新变化，似乎也应以这种态度去看待。

第八章　友谊

一　真情所系

夫妻

中国人很重友爱和友情。

友爱和友情，大概是在中国最受鼓励和赞美，同时又最真诚最深厚的情谊了。“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这也不奇怪。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追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当然要鼓励大家多交朋友。何况赞美友谊，也是“天下之通则”，世界各民族一样的。林肯就说过“人生最美丽的东西就是友谊”。不过人家歌颂友情，也歌颂爱情。而且，爱情的分量好像还要重一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历来是西方文学的主旋律。中国人就不一样。“生命诚可贵，友谊价更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故事很多，为情人两肋插刀的事情就很少，写诗歌颂老婆的就更是绝无仅有。要写，也是写给“亡妻”，比如元稹的《遣悲怀》和苏轼的《江城子》（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这就奇怪。

照理说，男女之间的“情爱”和家人之间的“亲爱”，才应该是最真诚和最深厚的。可惜得很，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无爱。夫妻结合的依据，不是爱情，而是社会需要和伦理义务。这样，夫妻双方的关系，便难免带有“例行公事”的味道。运气好一点的，也许可能会由“公事”发展为“私情”，运气不好，就不好讲了。多半也就是平平淡淡而已，谈不上爱还是不爱，对付着过罢了。更何况，依礼，夫妻有如君臣，妻子对丈夫，要恭敬顺从，亦步亦趋，唯唯喏喏，唯夫君马首是瞻，谓之“夫唱妇随”。处于这种不平等关系之中，哪有真正的爱情可言，有的只能是猫儿狗儿般的“恋”。

因此，传统的婚姻，从士大夫之家到一般民间，夫妇之间的感情，都相当淡漠。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反对夫妻随意离异，主张“白头偕老”“相伴终身”“地久天长”，但，那更多的是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牢固性，和家庭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而非什么“忠贞的爱情”。他们宣扬的模范夫妻，如梁鸿、孟光等等，强调的也是所谓“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突出的是“敬”而不是“爱”。夫妻之间有如宾客，妻子送上饭来，必须“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难道可以说是爱情？

不但夫妻之间的感情淡漠，而且社会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态度也相当冷漠。在传统礼教看来，夫妻感情淡漠，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能克制自己，做到“止乎礼义”。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不正常。或者应受到批判，斥为淫乱；或者应受到嘲笑，看作丑事。比如，直到现在，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

事实上，传统社会对夫妻间的情爱不仅只是冷漠，有时简直就是嫉恨和破坏，如古诗中焦仲卿、刘兰芝夫妇和宋代陆游、唐琬夫妇，就被活活拆散。我常疑心导致这两对夫妇离异的真实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太爱”之故。这就证明即便凤毛麟角地出现一两例“有爱”的个案，也不能得到礼教和家规的保护，反倒要受摧残。

夫妻之间既然少有情爱，自然也难有诗意。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婚前的，便是婚外的，写夫妻生活或夫妻互赠的极少，写给妓女的或写妓女之爱的倒是连篇累牍。似乎和妓女唱和酬酢是风流韵事，和妻子亲热恩爱反倒是俗不可耐。或者婚前婚外不妨浪漫，婚内就得规规矩矩。这说明婚姻之无爱，几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和常规的模式，即便有那么一点爱，也不好意思说了。

夫妻之间无爱、少爱、难爱，便只有寄希望于朋友。实际上，写给情人和妓女的诗比写给老婆的多，就因为情人和妓女比老婆更像朋友。你想，即便他们不过逢场作戏，如果配合默契，不也有朋友的情分吗？就连夫妻，如果当真情投意合，也像朋友，比如李清照与赵明诚。

父兄

夫妻之间只有“敬”少有“爱”，父子之间也如此。

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亲的社会角色不大一样，分别叫作严父慈母。“慈”自然是爱，叫“慈爱”。“严”虽然或许也出于爱，但不易体验到。更何况，父子和夫妻一样，也有如君臣，所以当父亲的，有时还要故意疏远子女，以便合乎礼仪或礼义。比如孔夫子他老先生，有一天自个儿站在“庭”中，儿子孔鲤恭恭敬敬地小步从他面前走过。孔子便叫住他问，学诗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于是孔鲤便退下去学诗。过了几天，孔子又自个儿站在“庭”中，孔鲤又恭恭敬敬地小步从他面前走过，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于是孔鲤便退回去学礼。两千多年来，孔子对孔鲤的这些教训，一直被视为父子关系的楷模，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就被称为“庭训”。据说除此“庭训”外，在教育方面，孔鲤从未在当先生的爸爸那里吃过“小灶”。难怪一个名叫陈亢的人听孔鲤讲了这些情况后，高兴地说，我一下子知道了三件事：知道了诗，知道了礼，还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

圣人开了头，后学自然要仿效。于是，越是家教严的家庭，父子之间的关系就越冷淡，越隔膜。比如大清皇室的规矩，是“抱孙不抱子”。儿子生下来以后，是连抱都不能抱的，只能训。上朝时，体面一点的大臣可以赐座，皇子们却只能站，甚至只能跪。因为清王朝以“礼教”“孝治”相标榜，非如此不可。当然，为了表示天子无私，也非如此不可。上行下效，那些极其看重“家风”的诗书官宦人家，规矩也不小。比如儿子的朋友来了，父亲要破格接见，则朋友可以坐，儿子却只能站。总之，当爹的要端架子，做儿子的要装样子，父子之间必须“远”，也就难得有真爱。即便有，也要被礼消解了。

母子之间的关系当然要好得多。但母亲对子女的爱，多半是“疼爱”；儿女对母亲的爱，则多半是“回报”。二者并不一样。况且，儿子的事，尤其是事业方面的，做母亲的多半是既管不了，又帮不上。这就要靠朋友。更何况，母子之间，还有媳妇。婆媳关系好一点的，问题还不大；婆媳关系不好，则母子关系也难免要受影响。

至于兄弟之间，也很隔膜，因为兄弟之间也不平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也是一边要摆架子，一边要装样子。何况还有继承权的纠纷，一方心怀不满，一方充满警惕，严重一点的，还会祸起萧墙，手足相争。如再加上父母偏心，情况就更为复杂；如再加上妯娌挑唆，纷争就更加热闹。《春秋左传》一开篇，就是兄弟之间的战争，叫“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原是“窝里斗”最热闹的时代之一，以此开篇，倒也颇具戏剧性。以后的兄弟相残，也接连不断，比较有名的，如东晋，如南梁，如清之雍正，都是。相比较而言，倒是平民百姓，反正没有多少权力财产可继承，反倒好一点。或者读书人，要继承的是学问，没有什么可争的，也要好一点。但由于兄弟终究要分家独立，彼此之间也就难免要淡漠起来。如果妯娌相争，姑嫂不和，事情就会更麻烦。

其实兄弟关系原本应该最好的。辈分同，年龄近，血缘亲，最容易做到心意相通。所以就连江湖上的口号，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江湖好汉最看不起儒生，却对儒家这一信条情有独钟，岂能没有道理？然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结果，却是真正的兄弟反倒不像兄弟。比如向官府举报李逵的，便正是他的亲哥哥。阮氏三雄倒是亲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兄弟”（实则朋友）也没什么两样。看来与其说朋友以兄弟为模式，不如说兄弟以朋友为楷模。事实上，兄弟之间的道德准则也是友爱，叫“友于兄弟”。“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任何关系，只要具有了朋友的性质，那情分就往往会变得重起来。

朋友

夫妻无爱，父子无情，兄弟无义，则一腔真情，便只能诉之于友。

朋友最平等，也最自由。

平等，是朋友关系的第一个特点。什么是朋友？“朋”是两个“贝”，或两系贝（五贝一系），两贝一样大，两系一样多，是平等的；“友”是两只“手”，左手和右手，也是平等的。事实上，可以交朋友的，其身份地位都大致相等，至少也都得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比方说，你就很难设想一个“大官”居然和一个“小民”成了朋友。如果居然是，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或原本就是贫贱之交，或后者其实是隐士，再不然就是交往时并未暴露身份。所以，一个人如果社会地位极高，便慢慢地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甚至深感“高处不胜寒”，而皇帝则几乎无一例外是没有朋友的，因为实在没有人能够和他平等。

朋友关系的第二个特点，则是“相同”。《易·兑》孔颖达疏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间，总有某种共同之处，或同乡，或同学，或同事，或同年，或同道，或同志，或性情相同，或志趣相同，或观点相同，或境遇相同。一旦发现共同点，便很容易成为朋友。这一点，比平等还重要。两个人，如果相同之处极多，情投意合，一见如故，也可能不在意身份地位的差异而成为朋友，比如“忘年之交”即是。

第三是“相合”。一般地说，“朋”是指相同者，如两只贝；“友”是指合作者，如两只手。所以“同心协力”又叫“朋心协力”，有合作关系的人、单位或集团则叫友，如“友军”“友邦”“外国友人”等。在原非友谊的合作关系中，如果合作得好，人们也容易成为朋友。事实上很多人的友谊，便正是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建立的。同事、同行、战友、伙伴有时即等于朋友，道理也正在这里。

第四是“可选择”。朋友不像兄弟，是天意安排；也不像夫妻，由父母选择。朋友就像情人，都是自找的，最有自主权，也最能激起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热情。更何况，有选择，就有自由。既有结交的自由，也有断交的自由。同则交，不合则散，既可相知于患难，又可相忘于江湖，比其他的人际关系，宽松得多啦！

平等，相同，相合，而又自由可选择，关系就亲密，感情就深厚。

因此，中国人对于友情和友谊，相当地看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差不多每位诗人的作品，都有相当数量的篇幅是歌颂友情的。以李商隐为例，他的诗作，只有一首怀念亡妻，情诗也不过十五首左右，而写给朋友或表现友情的，不算唱和应酬之作，至少也是情诗的三倍之数。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夜雨寄北》，曾有人认为是写给妻子的，应题作《夜雨寄内》。其实，“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说是写给妻子或是写给友人，都讲得通。“赠内诗”和“赠友诗”难以区分，岂非恰好证明“爱情”受到限制，而“友情”则无论如何深厚也不会被视为过分？

事实也是如此。“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如不说明是朋友，你看像不像情人？“你耕田来我织布”，又像不像朋友？岂但像朋友，甚至像“互助组”“合作社”。爱情与友情既然如此错位，则一首诗究竟是赠内还是赠友，当然也就难以弄清了。甚至也不必弄清，因为好夫妻原本像朋友，好朋友也原本像夫妻。“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嘉宾”究竟是男是女，是妻是友，也是搞不清的事。因为“鹿”是吉祥意象，“鹿鸣”可视为呼朋引类，也可视为发情求偶；朋友来了固然要“鼓瑟吹笙”，夫妻相爱也同样是“琴瑟相谐”，都可以称为知音。所以我看不必细究。“公私”尚且不分，又何必一定要区分“妻友”呢？

显然，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友情才特别发达，也才特别珍贵。总之，有朋友是幸福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没有朋友则是不幸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与朋友别离是痛苦的，因此应报以豁达的态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则当视为人生之最大幸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友情之珍贵，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二　交友三昧

交友之道

朋友有两种，一种是有益的，另一种则是有害的。

孔子曾经提出过“益友”的三个条件。首先是直。直不但是心里不拐弯（正直），而且是嘴上也不拐弯（直率）。一般人，做到“正派”并不难，做到“正直”就难一些了。而要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错误就说出来，尤其是敢于对自己亲近的人（如朋友）直统统地说出来，做到直率，就非常之难。难之一在于碍于情面，很难说出口；难之二在于顾忌功利，很难下决心。于人有损（伤了对方的面子），于己无利（自己并无好处），便很难会有人去做这种“蠢事”。然而直言虽然难听，却是出于真爱。故如能得一“直友”，实乃人生之大幸。

其次是谅。朋友犯了错误，自己能够谅解；或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自己能够原谅，这并不算很难。但是，要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予以体谅，就不容易了。尤其是他干了公认不仁不义的事，直接损害了自己又没有道歉，还能不顾自己背上黑锅而予以“曲谅”，那就真是其难无比！一个看重名誉的人，为了名声而“直”，还不难；一个追求实利的人，要他不顾名声而“曲”，也不难；而要一个人既不顾名声又不顾实利地去“曲谅”朋友，就几乎难得“不合情理”。但只有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最后就是“多闻”了。博学多闻的人，当然也是益友。相反则是损友。损友也有三个特点。第一，外表堂堂正正，但说的都是官话、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表面上无可挑剔，内心却并不正义，所以是“不直”；第二，只知逢迎讨好对方，甚至不惜附和错误，指鹿为马，表面体贴谅解，内心却并无真诚，所以是“不谅”；第三，夸夸其谈，言不及义，表面上能言善辩，内心却胸无点墨，当然不能算作“多闻”。这三种人，颇具迷惑性，其实最害人，所以是“损友”。

因此，君子的交友之道，就有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是“尚自然”。不强交（不强迫别人交朋友），不苟交（不随便和别人交朋友）。真正的朋友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可以去寻找机遇（寻师访友），但不能制造机遇。轻率就更不好。“生死之交一碗酒”，爽则爽矣，其实靠不住。

第二是“超功利”。因“利”而勾结者，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朋党”（狐朋狗党）。这种人，因为唯利是图，所以利相一致时，便狼狈为奸；无利可图时，便作鸟兽散；一旦利害冲突，便反目为仇，互相厮咬，哪里还有情谊可言？只有因“义”而结交者，才既可为正义而并肩战斗，也才可能在一方有过时，敢于直言而成为“直友”，或因大义而曲谅其小过，成为“谅友”。

第三是“去嫌疑”。朋友之交，贵在忠信，一有狐疑，便生嫌隙。故曰“识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这里最难做到的是“小嫌不可不略”。因为正派人都难免清高甚至孤高，常自诩为“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对自己固然要求严格，对他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有资格”和自己交朋友的人）要求也不会低，而且往往认为那不过是“起码”的要求。于是，小有不满，便课以大罪名，一心只想关系正了又正，友谊纯了又纯。结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最后只能孤立自己。真正的君子之交，诚应“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着眼大处，不拘小节，求同存异，才是长久之计。

第四是“多宽容”。宽容是双向的。既要对朋友宽容，也要对自己宽容。不能因为自己做得到，就指责他人有过失；也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觉得没脸见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有力所能及者，有力所不能及者，总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所以，既不必苛求于人，亦不必苛求于己，以免失去了朋友之间的平等。

第五是“有肝胆”。能不能“去嫌疑”而“多宽容”，全在于有无“肝胆”；而有没有“肝胆”，又全在于是不是“超功利”。实际上，君子因为重义轻利，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得失都无所萦怀，自然胸怀坦荡；小人因为重利轻义，或害怕所求不可得，或害怕所得不能保，或害怕所保不能全，自然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这就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与人交往时，君子襟怀坦白，安详舒泰，从不以强凌弱，仗势欺人；小人则矜己傲物，唯恐失尊，难免盛气凌人，不依不饶。这就叫“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同理，君子求义，只须反躬自省；小人逐利，势必趋炎附势。这就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者，相互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自然淡泊宁静；求诸人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少不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说些甜言蜜语，给些蝇头小利。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益友与损友，岂非正是君子与小人之别？

交友之情

交朋友，要讲“交情”。

交情有深有浅。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浅的却不叫“浅交”，而叫“一面之交”。中国人讲情面。见了面，就有情。但毕竟只见过一面，交情尚浅，虽然也可以托人情，但往往不大好开口，也不能重托，除非是一见如故。“故”就是见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旧、故知，如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邻居。老则深，深则入。即使不能“深入”，“老”本身也是面子，总比“一面之交”来头大。

的确，中国人的交情，一般是与交往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的。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陈越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靠得住”，也难以产生恋恋不舍的“恋情”。故民谚曰：“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新婚情烈，旧友情深”。友情不同于亲情，亲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爱；友情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靠积累。积累则厚，厚则深，叫作“深厚”；不积累则薄，薄则浅，叫作“浅薄”。浅薄的人，胸无城府。表现在交往上，一是“多言”，夸夸其谈，自我炫耀；二是“泛交”，轻诺寡信，不知自重。真正的友谊，应该是“面淡如水，心甘如饴”，就像真正的学问和艺术一样，“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厚积而薄发。

交情虽然以“老”的好，但“故旧”并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可疑，就像时下某些“青年学人”，专好卖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新概念，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不过是以其艰深饰其浅薄而已。交情老，只不过意味着面子大。“老交情”有事来请帮忙，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当然也可能只不过“面”上敷衍，这就全看交情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了。从这个角度讲，“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要结知交，第一要“诚”，即以诚相待，“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第二要“忠”，即忠于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义，“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权”，即通达权变，“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权”最难。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可以和他“同学”，但未必“同道”。因为道路可选择，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样。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因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动机、目的、志向并不一定相同，虽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说不定只是“同路人”，没准什么时候还要分手。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权”。因为志是方向，叫“志向”；权是便宜，叫“权宜”。大彻大悟之人，为了最终地实现道与志，有时不得不略做变通，以为权宜。但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忠诚，或不诚信，一旦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与之同权；而一旦同权，也就真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了。

由此可见，结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难无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种朋友，虽不一定知己、知心，却最可依赖，这就是“患难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或是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时，掩护或救援过自己；或是在危难时，和自己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将是最忠实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翻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颈之交”。

道理也很简单—— 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难，功名利禄，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的赞语中说，有个下邽（读如归）人姓翟的，起先当廷尉（最高司法官）时，宾客来往极盛，把大门都塞住了，罢官以后，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捉鸟雀的网罗（“门可罗雀”一词即出于此）。后来，翟公又当了廷尉，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句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说得真是再透彻也没有了。

交友之态

翟公的话，可以说是关于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仅谈到了“交情”，而且谈到了“交态”。所谓“交态”，就是结交朋友的意向和态度，也指人世间社交的常态，即“世态”。前面讲到的“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说是两种交态，但那只是两个极端。因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都不多。大多数人，处在君子与小人之间，无妨称之为常人。常人的“交态”也就是人世间社交的“常态”。

通常的“交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指导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支持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都属于此类。一类是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和特殊困难（如生病住院，购买车票等）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这些情感都需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需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这些隐秘有时也需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去。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为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不说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第二是“趋利害”。趋利避害本为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有目的地交朋友，当然就不能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也不能一概地斥之为“小人”“不义”。一个人在选择和开始交朋友时，两人之间，尚无情义，如果趋利避害，又怎能说“不义”？历史上如信陵君之结交侯嬴，公子光之结交专诸，严仲子之结交聂政，燕太子丹之结交荆轲，都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视为不义，又怎能要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计利害？严格说来，只有那些共患难而不共富贵，为小利而忘大义，卖友求荣，一阔脸就变的人，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顾身家利害，甚至承担着风险，仍要去结交身处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义凛然的君子。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时趋利避害，是应予理解的；若能在对方失势落难时仍维持友谊，便更是难能可贵，应视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离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为目的，则需要发生变化，朋友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或加深，或疏远，或转移。所以常人的朋友关系，往往会不断地重新组合，老朋友渐次疏远，新朋友纷至沓来。这既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无妨说是一种好事，因为能扩大交往的范围。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视朋友如夫妻，一味强调“从一而终”，既不现实，也不尽合理。因为对人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与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异，亦不妨说声“再见”，从此各奔前程。单方面强调“从一而终”者，往往都有一种“霸气”，以一己是非为是非，以一己善恶为善恶，要求朋友处处与自己相同，事事与自己相合，倘有异议，便视为叛徒，这其实是“同而不和”。其结果，不是变成“小人之交”，便是变成“孤家寡人”。许多人终身无一知己，道理往往在于此。如果还要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来做遁词，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观点独异。但圣贤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却不一定都是圣贤。非圣贤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过于狭隘之故。狭隘并无好处。因此，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到常态为好。

三　任侠与清高

友谊价最高

毫无疑问，真正的友谊，毕竟是超功利的。正因为如此，友谊才会成为体现真爱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重义轻利的人，才会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

首先，友谊重于金钱。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金钱乃身外之物，最不足惜。不但金钱，一切可以用钱买的东西，一切值钱的东西，一切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都可以为友谊而轻易舍去，“万金宠赠不如土”。当年，孔子要他的学生颜回和子路谈自己的志向和愿望，重友情的子路便慨然答道，只愿把我的车马衣服和朋友们一起使用，用坏了也不可惜。这其实也是一般看重友情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态：自己的金钱财物，只要朋友需要，尽管拿去使用；朋友需要什么，只要自己有，也绝无吝啬保留。

这就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把友谊和金钱分得很开，友谊归友谊，金钱归金钱。不要说朋友借贷，便是父子借钱，也要立字据，打收条，认为这才是尊重人格。因为西方的人际关系，是“契约关系”，非立约不足以规范。中国的人际关系，则是“情感关系”，一立约，便见外，会“伤了感情”。所以中国的朋友之间借钱，很少打借条，甚至讳言“借”字，而说“只管拿去用好了”。

朋友之间，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因此在语言表达上，“友邦”“友军”也要比“盟邦”“盟军”更亲切。朋友有难，本当救助，岂有吝惜财物之理？甚至，仅仅只是为了与朋友共度良宵，以图一醉，也不惜典当宝贵的财物：“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这话，是他客居友人元丹丘的颍阳山居时在宴席上对主人说的。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千金裘嘛！拿出去！拿出去！叫你们家小孩子拿出去换酒来喝，咱哥们今儿一定要一醉方休！这种反客为主的慷慨，真非以心换心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如此。梁启超诗云：“沥血一杯酒，与君兄弟交。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连至亲和仇敌都“与朋友共”，况乎钱财？

不但金钱财物，便是功名利禄、官爵职位，也可以为朋友舍去。比如司马迁，便正是因替李陵辩护，不但丢了官职，绝了仕途上的前程，而且被下狱问罪，入“蚕室”，受“腐刑”。其时，李陵已然降敌，司马迁的辩护，并于事无补。战将降敌，不要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便是一般“爱惜名节”的人，也不能容忍。然而司马迁却宁愿冒着天大风险，为并不在面前的“叛徒”辩护，这就非“知心”而不可为。司马迁获罪后，依律可以出钱赎罪，但他家贫不能自赎，而平日交游的朋友竟无一人愿意帮他。结果司马迁在狱吏酷刑的淫威下受尽了折磨，而且所受乃任何男子都会感到屈辱的“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生不生死不死。受此屈辱后，司马迁又忍辱负重地完成了巨著《史记》，这就非“真君子”“大丈夫”而不可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但凡写到为友捐躯或忍辱负重的人物，总是那么动情，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此外，如赵国虞卿为救魏齐而自解相印，中牟县令陈宫为救曹操而自弃官职，都可以说是“重义轻利”的豪举。

不但金钱财物、功名利禄、官爵职位等等“身外之物”，可以为朋友舍去，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为朋友牺牲。在有名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程婴为了报恩，以亲子代替被追杀的赵盾之子，冒充顶死；公孙杵臼为了友情，又代替程婴冒充藏孤之人，和程婴之子一同死于非命；韩厥为了正义，冒险放走真正的赵氏孤儿，然后自杀灭口。这三个人，便正是孟子所谓“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种为恩情、友情、正义或情义而不惜献身的行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春秋时代齐国人北郭子，家贫不足以养母，曾求助并受惠于齐相晏婴。后来晏婴见疑于齐君，只好出奔他国。晏子一走，北郭子便对朋友说，请把我的头放在竹篮子里，交给齐王，就说晏先生是天下之贤者，他一走，齐国必亡。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国破家亡，不如先死！说完自刎而死。北郭子的朋友为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为了与友人“同生死，共患难”，又自刎以托付旁观者，终于惊动齐王，亲自坐上驿车去追回晏婴。

又比如西汉大侠郭解，因犯律被官府通缉，武帝追杀，逃到临晋。临晋人籍少公并不认识郭解，见他来求，便设法帮他脱逃出关。后来官府追查到籍少公这里，少公才知道原来那人竟是郭解。为了掐断线索，竟自杀灭口。少公与郭解素不相识，并无交情，也居然以身相殉，这就不能说是忠于友谊，而只能说是“任侠”了。

任侠

任侠，又叫“尚义任侠”“为气任侠”“使气任侠”，也就是“好带意气，以侠义自任”的意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游侠列传》所云，我们可以总结出侠或任侠的三大特征，即：重然诺，讲义气，轻生死。

重然诺，是侠的第一个特征。所谓“不失信，不背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说的都是这一点。所有的侠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只要答应了别人，便一定坚守“然诺”，不计利害，不避风险，千方百计地去实现这一诺言。至于这一诺言是在什么情况下立的，其内容本身是否合理，有没有能力和可能去实现，在实现诺言的过程中产生什么问题，其结果是否果真正义，都不在考虑之列。“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似乎“重然诺”本身便是最高的合理性。比如《水浒》中的宋江，只因当年在清风寨时曾对矮脚虎王英许下诺言，“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打下祝家庄后，便硬把扈三娘许配给他。那王英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武艺平常，又是个“色鬼”，哪里配得上出身大户、年轻貌美，且武艺高强的“一丈青”？连宋江自己也觉得不甚“般配”，只好对扈三娘实话实说：“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云云，似乎求婚的倒是他宋江本人。扈三娘心里当然不愿意，但迫于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大概连施耐庵自己也觉得尴尬，这才不得不用了“只得”二字。这除了再次说明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无爱之婚”外，也说明“重然诺，讲义气”，在江湖中人看来是何等地高于一切。

讲义气，是侠的第二特征。义气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有时讲的是“正义”，有时讲的又是“情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于厄，振人不赡”，讲的往往是“正义”；“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为朋友两肋插刀”，讲的往往是“情义”。正义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抽象性，并不限于某一特定对象，所以侠们往往会为素不相识的人挺身而出，因“看不惯”而“管闲事”，甚至不惜得罪江湖同道，把自己也变成追杀的对象。情义具有个别性、具体性，是针对具体特殊对象而言的，所以侠们有时又会因“哥们义气”而不顾大义王法。

尽管侠们天真地坚信，他们所守的具体“情义”和社会普遍公认的“正义”，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宋江和官府作对（搭救晁盖或造反上山）时，正义与情义是一致的；后来他一门心思要投降，正义与情义就矛盾冲突了。这时，是“跟着正义走”，还是“跟着情义走”，对于众好汉就成了一个“问题”。其结果，当然是情义压倒了正义，一伙人都跟着宋江投降去了。甚至，最具侠肝义胆，也最不愿意投降的几个弟兄，如李逵、吴用等，还为此断送了性命。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侠的悲剧。

轻生死，是侠的第三个特征。侠们都是不怎么怕死的。他们把“然诺”“义气”看得很重，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轻。一旦生与义发生冲突，便毫不犹豫地舍生取义，不是触槐触阶而死，就是自刎自刭而亡。如前述韩厥，是为正义而死；北郭子，是为恩义而死；公孙杵臼，是为情义而死；而春秋时晋国的力士鉏麑（读如锄泥），则是因两“义”之难而死。鉏麑是晋灵公派去谋杀赵盾的刺客。这个晋灵公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昏君，而赵盾却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国家重臣。这下鉏麑为难了。杀这样的人，是不“忠”；受命而不克，是不“信”。两条罪名有一条，就该死。当然，回去把晋灵公杀了，也是不行的，那是“弑”。于是鉏麑只好一头撞在赵盾家的槐树上，把自己杀了。这件事，《左传》和《国语》都有记载，而“鉏麑触槐”也成为“侠肝义胆”的同义语。

侠们杀起自己来既然毫不犹豫，杀起别人来也往往满不在乎。比如梁山好汉为救宋江而劫法场，便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逵更是“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杀的岂非多是无辜？即便是黄文炳，无论多么该杀可杀，似也不必“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干这活的又是李逵）。这就近乎以杀人为乐，几乎是杀人狂了。侠们往往武艺高强，又不怕死，又爱意气用事，又不把国律王法放在眼里，甚至故意和官府作对，所以韩非子称“侠以武犯禁”，把他们列为祸害国家的五种人物之一，称为“五蠹”。

清高

与“任侠”处于另一极端的是“清高”。

清高者的特点，是轻易不肯与人交往。任侠者因为“专趋人之急”，有如“救火队”和“救世主”，所以往往交游极广，甚至弄得天下之人，“莫不延颈愿交焉”。清高者则不同。在清高者看来，这个世界基本上是肮脏丑恶的。众人皆浊我独清，故曰“清”；众人皆俗我独雅，故曰“高”。他们不愿过问俗事，更不愿结交俗人，甚至听见了俗言，哪怕是至尊至贵至圣至神的“尧舜之言”，也要赶忙去洗耳朵。比如历史上最古老的高士许由便是。当时，帝尧要任命许由当“九州长”，许由一听，便跑到颍水河边去洗耳朵。正好他的朋友巢父牵着头牛犊儿来饮水，一听是这么回事，连忙把牛犊牵开，说这河水已被你洗脏了，连牛也饮不得了。高士们清高如此，哪里还会像侠们那样去管“闲事”？所以与任侠正好相反。前者广交游，好结友；后者避世人，爱独身。侠们可能有一大群朋友，清高者们则可能终身只有一二知己。

然而，任侠与清高却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正因为把友谊看得极为珍贵，所以任侠者会不惜献出生命，而清高者则不愿轻易与人交往，也就是生怕亵渎友谊之故。所以侠中也有清高者，而清高者也大都有侠骨。如魏晋名士嵇康，因被钟会进谗而遭杀害，临刑前，竟然能索琴而弹奏之。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就是一种“侠气”。所以，侠士和高士，往往都脾气大得吓人。侠士是动不动就要和人“过招”，高士则是动不动就要和人“绝交”。比如管宁（东汉末年名士），早年曾和华歆“同席读书”。有一次，读书时，门外有达官贵人的车马仪仗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扔下书跑出去看热闹。回来以后，发现管宁已把席子割开（所以后世称朋友绝交为“割席”）。小小年纪，脾气就这么大，真不知后来会怎么样。

任侠者和清高者脾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他们要做的，实非常人所能做到者，故非以“气”使之不可。其实，华歆也不是什么小人，也是多少有点侠骨的。有一次，华歆与魏国司徒王朗同船避难，有一个陌生人也要上船。华歆开始并不同意。王朗说，地方还很宽嘛，有何不可？后来，贼人追上来了，王朗又想把那人扔下去。华歆说，我当初犹豫，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既然已同意了他的请求，又岂可因情况紧急而相弃？于是照旧携带庇护这个人。这种“重然诺”的精神，不也正是一种“侠肝义胆”么？

管宁之所以要和华歆绝交，是因为他认为华歆太势利。其实，华歆只不过修养略差而已。他俩一起在园子里锄菜时，“见地有片金”，管宁挥锄如故，与见到瓦片石块没有什么两样，华歆则把它拾起来又扔掉。这就有高下之别了，但毕竟也只是“略差”而已。然而，彻底的任侠和清高，是容不得半点功利的。任侠者要“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当然要过问世事，清高者也未必一定不出仕，但有一个共同的严格要求，就是“不计名利，功成身退”，在为国家、为他人做了贡献，做了好事以后，决不索取报酬，甚至羞言感谢，更遑言自吹自擂，叫作“无伐善，无施劳”。这也是当年颜回对孔子“各言尔志”的回答，被看作真友谊、真义气的一个标准，也是真侠与假侠，真清高与假清高的分水岭。

总之，任侠也好，清高也好，共同强调的都是一种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们或蔑视权贵，或蔑视权威，视功利如粪土，置生死于度外。甚至，还能使不具备这种人格精神的人在他们面前自惭形秽。有一次，担任了卫国“相爷”的子贡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开进穷街陋巷，来看老同学原宪。原宪却戴着破冠、穿着破衣来见他。子贡觉得老同学太“掉价”，便问：学兄就这么可怜吗？原宪答道：我听说，没有钱财只叫作贫穷，学了“道”而不能实行，那才叫“可怜”哪！像我原宪这样的，只能算作贫穷，不能算作可怜。子贡一听，羞得满面通红，拂袖而去，并终身以此言为耻，这就是“清高”的胜利。又比如，东汉末年的名士荀巨伯，有一次大老远地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好胡人攻进城来，见荀巨伯居然胆敢一个人留在这里，大为惊诧。巨伯说，朋友生病，不忍心遗弃他，请让我代友人一死。胡兵互相看了看说，“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于是班师而还，一郡因此获救，这就是“侠义”的胜利。人格精神力量之大，一至于此。

四　圈子

圈子种种

中国人友谊的又一个特点，是任何人的结交，都有一定的“圈子”。

君子之交是一种圈子，小人之交也是一种圈子；侠义之交是一种圈子，清高之交也是一种圈子。虽然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没有一定圈子的交往，事实上并不存在。就连水泊梁山之上，虽然都是哥们，也有一定的圈子，比如智取生辰纲的几个就比较亲密，而李逵、花荣、戴宗等人则和宋江比较“贴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圈子，原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只要看看他生活在哪一个圈子里，和什么人来往，跟谁交朋友，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就叫“不知其人而视其友”。

这种“观人之术”，应该说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每个人在结交朋友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和自己在各方面都比较相同，至少在某一方面比较相同的人，或者气质、秉赋、个性、志趣、爱好相同，或者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同，或者是个人道德修养、知识修养、审美修养的档次、层次、境界相同。如果相异，就没有共同语言，甚至“话不投机半句多”，哪里还有友谊可言？“云从龙，风从虎，麋近鹿，凤求凰”；“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的是王八”，圈子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不过，圈子并不一定等于友谊。形成圈子的因素和条件很多，比如“行业”。“行”（háng）的本义是“道路”，其次是“行列”。同行也就是同道、同列。同行之间，只要不存在直接的现实的利害冲突（如同在一个单位争夺同一个职位），一般说来，感情上总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较之非同行要更亲密，也较易交往。所以历史上，不少行业都有自己的圈子、团体和组织，叫作行会、行帮或帮口，就连乞丐也有，叫丐帮。行会、帮口内部，有自己的规矩，叫行规；有自己的语言，叫行话。不懂行规行话，就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甚至很难和他们交往。

又比如“学历”也是。它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学什么，类似于行业。习武的，是“武林中人”；修文的，是“衣冠中人”。这就有圈子了。二是跟谁学，这就有门派、学派、师门之别，圈子更小。同一老师的叫同门，感情关系又更深。三是何时学成，学到何种程度。科举时代，同届考中者为同科，同科考中者为同年。同科、同年之间，无论先前是否相识，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叫年谊。有年谊者，互称年家，称其长辈为年伯，同辈为年兄，后辈为年家子，宛如亲属家人。一旦为官，则在官场上，都有互相照应提携的义务，甚至勾结成党，朋比为奸，成为朋党。

形成圈子的又一种最常见的因素和条件是“籍贯”。中国人历来重籍贯，直至今日，中国人的档案材料中，差不多都有“籍贯”一栏。中国文化认为，不同的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密，或耿直，或油滑。文化气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行业职业，如“江南出才子，山东出响马”，“宁波出裁缝，绍兴出师爷”等。同一籍贯的人，由于文化气质相近，当然也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于是同乡之间，也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叫乡谊。如果都是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者，哪怕先前并不相识，一旦认了“老乡”，也是必须互相照应的。

以上三种最常见的圈子中，又以同乡为最常见，最普遍。一是因为每个人无论有无职业、学历，都有籍贯，都有乡里，因此最具普遍性；二是因为“乡”与“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乡情本身便带有亲情性质或亲情意味，故谓之“乡亲”。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在城镇叫街坊，在农村叫邻里。街坊邻里关系，有时比亲属还要密切，叫作“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门对门、墙隔墙的近邻，关系最亲密，因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见得多，自然有“情面”。亲热的说法，叫“有墙是两家子，拆了墙就是一家子”。街坊邻里是一个圈子，扩大一点，就是乡里，再扩大一些，同一县，甚至同一省，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感情自然非比寻常。

共享原则

圈子既以认同（同乡、同年、同行）为前提，则圈子一旦形成，便难免党同伐异，把圈内人视为自己人，把圈外人视为外人，严格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进行交往。比方说，几个人在一起，如果都是自家人，就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而且可以相互开一点出格又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这时来了一个人，却是圈子以外的，则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说话，弄得那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十分尴尬。至于略带隐秘性的信息、传闻、小道消息，也首先是在圈子内相互传递，而且传递时还往往要加以叮嘱：“不足与外人道。”尤其是关系到某种实际利益的消息，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让圈内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就是说，必须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给予适当的“照顾”，包括送消息和打招呼。

其实，所谓圈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资源共享”的意思。比如同乡，就是共同耕种一块土地，共饮一江一河一井之水者。其余如同学，是共享“知识资源”；同事，是共享“行业资源”。依照中国文化的人情原则，先前既然共享了资源，则现在有了新的资源，也同样必须拿出来共享。这正如先前我在你家里吃了饭，则现在你来我家，我也一定要请你吃饭一样，是一种讲良心有回报的表现。这是中国人必须普遍遵循的一条道德原则。甚至一个盗贼，行窃得手后，如碰上了另一个盗贼，也要见面分一半，以示“利益均沾”，因为大家都是“圈内人”。如果该盗贼竟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则他在江湖上，便会立即声名狼藉，不但从此休想再和大家共享资源，而且很可能连立足都成问题。

然而，均沾者绝不止于利，还有害。正如公与私、你与我难以区分，利与害也不过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所以“共享资源”者也必须“同仇敌忾”，“利益均沾”者必须“祸患均摊”。

比如在旧中国，常有两姓或两村之间的大规模械斗。这械斗的起因，无非或是争面子，或是争资源（如共用一河一渠之水的上下游村落，在大旱之年因争夺水资源而爆发械斗）。械斗一旦发生，则两姓、两村之人，都会全体出动，争相投入，有进无退，奋勇当先。如果是有预谋的械斗，则事先往往还要举行一种极为残忍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要先将生擒的“敌方”人员（最好是青壮年或对方首领）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后架起大锅，将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体成员，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肉，喝一口汤。参加“人肉宴”的，有时只限于成年男子，但至少每家每户必须有一人参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则，只要有一人参加，也就全家有份。这就等于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对方的“死敌”。这种仪式的用心是极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与对方结下了仇怨，终身无法摆脱，世代无法摆脱，只能横下一条心来，和对方决战到底，不会中途出现“变节分子”。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有了罪恶和罪恶感。这种罪恶和罪恶感会使每个人都变得疯狂，从而在战场上成为“死士”。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分担了责任，一旦对方报复或官府追究，便必须施加于全体。对方的报复要施加于本族本村之全体，当然没有那么容易（比较容易的办法，是也从这边抓一个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则因“法不治众”，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见中国人一旦“抱团儿”，就不大好对付。

既共享资源，又同仇敌忾；既利益均沾，又祸患均摊，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中国人交朋友、结圈子、拉帮派的基本原则。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一个人一旦有难，便不怕没有救援。读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谓传“侠义柬”“绿林箭”的规矩，即一方有难，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门师弟不必说，便是不同门的朋友，无论亲疏远近，只要接到了“侠义柬”“绿林箭”，全得立即赶到应援，否则便是不义，无法再自立于江湖。非同门的朋友赶到后，如果发现其事于理不合，或双方都与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劝双方讲和，或袖手旁观，但同门师弟则一般不问是非地“同仇敌忾”。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江湖，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个人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刑律，要受处分了，他那圈子里的人便会络绎不绝地前去说情，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这种事，可谓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狱遍于国中的时代，它确能使部分好人幸免于难；但在建设民主与法制的今天，又可能会使部分坏人漏网。是非功过，实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代价与是非

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上述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之一，就是消解了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人，如各学派的祖师、各门派的宗师、各团体的领袖，可能会因个人的魅力而成为“核心”，并因此而建立“圈子”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要想进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内生存，都必须尽可能地与圈子认同，甚至包括极细小的方面。比如老乡们在一起，就要说家乡话。如果一个人外出多年，依旧乡音未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便会对他格外亲热。如果他居然记得只有本乡本土才有的极“土”的“土话”，就更会受人欢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乡，竟是一口的“官话”“京片子”，大家就会敬而远之，在内心深处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论语》上说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虽谨慎，但也明白流畅，一到自己本乡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对“乡党”的恭谨外，不知有没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里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么，即便你厌食、胃溃疡、酒精过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为“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不能因一人之好恶，扫了大家的兴。这些小事尚且如此讲究，遇到大是大非，当然也就更没有价钱好讲。这样一来，个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说“我”就变成了“我们”。一个人的团体意识越强，自我意识就越弱；越是与圈子认同，就越是消解了个人，最后就变得只会说“我们”，不会说“我”了。中国人写文章，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说“我们认为”，而不会说“我认为”，就是这种观点和习惯所使然。

代价之二，则是消解了国家。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如果把类似于家族、宗族的乡里、帮口、师门、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虑进去，则孙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人只有“圈子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为国捐躯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他们多半是集国难与家难、君仇与父仇于一体的人。前方将士抗敌是因为“守土有则”，边陲士民抗战是为了“保卫桑梓”，岳家军、戚家军作战英勇是因为他们忠于团体。只要“鬼子”不打到自己家门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口头上的。故“前方吃紧”，并不妨碍“后方紧吃”，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旧歌舞升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以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甚至国难当头之日，朝廷里的各个小团体，仍不肯放弃一己之私利，一个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忙于党争，无暇御寇。这可以说是团体（即“小圈子”）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战时是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平时则是人情大于王法。这类实例实在太多太多，我们在报纸上、杂志上时有所闻。可以说每办一案，都难免有人来“说情”，或有人会“徇情”。其实，人情岂止大于王法，而且大于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牵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内人处理起来，便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疏则公事公办，亲则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边。有人说中国人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人情即原则”。也就是说，讲人情，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本身就是原则，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则。为了坚持这一“最高原则”，什么真理，什么公道，什么王法，都可以不顾，都可以不视为原则。

因此，一旦圈子、团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被牺牲掉的往往便是后者。因为国家是“公家”，何妨牺牲一点。反正国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稍稍牺牲一点也无伤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伤害“自家”的利益，伤害了“公家”，谁也不会来管“闲事”。圈子和团体就不同了，这是“自家”。自家门前雪，自家不扫谁来扫？伤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会没脸见人，当然只好为了维护“自家”而对不起“公家”了。

没有“国家观念”，也就没有“公民意识”。所以，中国人一旦有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国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发生困难，不会去领社会救济，而是靠亲戚朋友接济。一旦国家救济了（如扶贫），又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不把扶贫款用来发展生产，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丝毫也不考虑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还有什么“义务”。又比如，做生意，办企业，也不是向国家借贷，而是靠亲戚朋友集资。即便贷款，也要靠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托人情，走后门，才贷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强暴等），也首先不是诉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帮忙，把对方也痛打一顿，或者索赔私了。总之，在中国人心目中，亲戚朋友，圈子团体，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无法直接感知的“国家”更亲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检讨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属于哪个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是公民。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公民”概念而只有“臣民”“子民”的。臣是对君而言，子是对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外，遥远得很。君所代表的国家，便不能不给人以陌生感。各种“父”—— 家父、师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更何况，君王的意旨，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通过各个种类的“父”，接力棒似的传达到每个“臣民”或“子民”。这样层层传递下来，不走样、变味，才是怪事。处于最下层的民众们，不对国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

因此可以这么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有许许多多的“圈子”（比如行帮和乡社，家族和家庭）。天下大治时，这些圈子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耦合成一种同心圆的结构。一旦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控，那么对不起，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便立即自成体系，或群雄割据，或土崩瓦解，一个个乘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等到一个或几个枭雄出来收拾残局时，也不能不借助各个圈子的力量，把大家再笼络到一起，重新结构同心圆。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是“一盘散圈”。大大小小的圈子，星罗棋布地“散”在各处，相互之间靠着血缘和地缘，人情和面子，维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系。只要这种松散的联系尚能维持，政府也能借助这种联系收税完粮，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这就难怪中国人特别看重友谊了。个人太渺小，国家又靠不住，只好广交朋友多结圈子。只不过交异性朋友的时候要注意。红粉知己虽然令人羡慕，却也容易招人物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男女有别。若是孤男寡女地弄在一起，就难免会有人要说“闲话”。

第九章　闲话

一　所谓闲话

闲话与麻将

是人，大约就总要说闲话。

闲话有两个意思，一是闲暇时说的话，二是非正式说的话。人不能老是干活，总有闲下来的时候；也不能老是打官腔，多少得来点儿信口开河，于是就有了闲话。闲话的好处，是轻松、随意，说的人不累，听的人不烦。说闲话又叫“聊天儿”，也叫“闲聊”。聊，有暂时、权且、略微等意思；闲，则有空、白、漫无边际、无关紧要等意思。可见“闲”也好，“聊”也好，都无关大局，无伤大雅。又闲又聊，就更加可有可无，没个正经。反正闲话就是那种“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话。既然“说了也白说”，就不妨“乱说”；既然“不说白不说”，就大家“都说”。再说，闲着也是闲着。说点儿闲话，既打发了时光，也好歹算是做了点事情，没白闲着。所以，闲话也不完全是“白说”。

中国人爱说闲话。全国各地，都有关于闲话的种种说法。比如北京叫侃山，上海叫吹牛，东北叫啦呱，西北叫谝传，新疆叫宣荒，闽南叫化仙，成都叫摆龙门阵。这些说法都很形象，也有意思。就说“宣荒”。宣是宣讲，也是散布、传播。荒则是荒远，也是荒唐、荒谬。宣荒嘛，就是把那些荒诞不经的“荒信儿”（也就是“道听途说”）胡乱“宣”他一气，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一直扯到天荒地远，一点谱都没有了。因此也叫吹牛。

这就开心。因为没有拘束，不必循规蹈矩，很能让人放松。

其实宣荒也不容易，得有点精神，也得要点水平才行。比如北京人“侃”起“山”来，就确乎有股子“愚公移山”的劲头；而成都人“摆龙门阵”的架势和阵势，也绝不亚于当年的薛仁贵薛大将军。北京人和成都人，都是拿闲话当事业的。倒是闽南人潇洒。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飘飘欲仙了。是啊，聊天即等于“化仙”，则其乐也如何？

难怪中国人爱说闲话。

爱说闲话，首先是比较有闲。农业民族的生活节奏是比较慢的。农村里靠天吃饭，白天虽然忙碌，晚上却有的是空闲。何况还有农闲。尤其北方农村，一到冬天，就没什么事做，又哪儿也不能去，只能猫在家里，不说闲话干什么？当然，游牧民族的生活节奏也不快。但他们骑在马上，人与人隔得老远，说闲话就不怎么方便，所以他们唱歌。

唱歌和闲聊，都是宣泄过剩精力、打发多余时间的方式。其实读书也一样。因此“无聊才读书”。不过读书要有文化，得断文识字才行。此外，泡吧要有钱，钓鱼要有闲，健身要有场所，下棋要有智慧，还是说闲话便当。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也无论是在田间垄上、街头巷尾、茶馆饭店、车站码头，都可以说。既无须经费，也不要文化，一张嘴就是本钱，两个人便可开讲，更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因此，在中国，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皆有说闲话之可能、之条件、之兴趣。

再就是打麻将了。麻将是中国的“国玩”。它比桥牌好接受，比扑克花样多，不像围棋那么深奥，不像象棋那么费神，既可深入，也可浅出，少长咸宜，雅俗共赏，所以人见人爱，一玩就上瘾。坐在麻将桌前，就像坐在电脑跟前一样，时间过得飞快。何况麻将还有“群体性”，非四人一桌不可。这下好了，一个人，枯坐家中百无聊赖，正寻思着到哪凑热闹，一个电话来了：“嗨，哥们，咱这儿正三缺一呢！”他还不赶紧去？

这就有用。有什么用？交际。至少是为交际提供了机会，制造了借口。中国人是极其注重人际关系的。有事没事，大家都得聚一聚。但走亲串门，枯坐闲聊，久则乏味；请客吃饭，劳神费力，难以持久。何况请客吃饭，要有借口；走亲串门，要有话题。打麻将就没有这么多啰嗦。打麻将是不要借口的，麻将本身就是借口；打麻将也不用另想话题，麻将本身就是话题。所以打麻将最好。朋友聚会，可以增进友谊；家人围打，可以共享天伦。有些做子女的为讨双亲高兴，特地在节假日陪父母打上几圈，也算是一种孝心。朋友之间打麻将，那些会做人的，八圈下来，赢家请客吃饭，就更是功德圆满，皆大欢喜。

闲话与段子

这就很像说闲话。

说闲话，图的也是融洽关系增进感情。闲话就是闲话，与己无关，无足轻重，既不必劳神费力，又不会因观点不同而陡起纠纷，正是融洽关系的好玩意，自然人人爱讲，个个爱听。所以，说闲话和打麻将一样，也是会上瘾的。“十亿人民九亿搓，还有一亿在琢磨”；“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麻将和闲话，是不是中国人的“最爱”？

中国人爱打麻将，爱说闲话，说到底，还是因为爱扎堆，爱抱团，爱往一块凑。所以中国人也爱聚餐。或者集体会餐，或者凑份子吃饭，或者轮流坐庄，这回你请我吃，下回我请你吃，反正就是凑在一起吃。聚餐既为友情而来，便常常还要辅之以麻将和闲话。或者吃饭之前先来几圈，或者饱餐之后打个通宵。但不管是觥筹交错，还是长城高筑，闲话总是不会缺席的。

闲话是酒席上最重要的一道菜。说是调料也行。没有闲话，大家都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或者温文尔雅，行礼如仪，那餐饭一定吃得寡淡，还剧累。想想也是。凑在一起吃饭，原本就是为了联络感情发展关系。如果一个个都跟闷葫芦泥菩萨似的，屁都不放一个，这饭还吃它作甚？所以，即便是不甚相识的人凑在了一起，哪怕是吃工作餐，也得说上几句。如果是请客吃饭，那就更不能冷场。这时，主人自己如果不善言词，或没有酒量，就非得请善饮健谈者作陪不可。“陪客”不是“说客”。他的摇唇鼓舌，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要活跃气氛，因此不能讲道理，只能说闲话。不说闲话，难道谈哲学不成？

哲学当然也是可以谈的，但只能作闲话讲。政治也一样。事实上政治也是酒桌上的一个主要话题，另一个主要话题则是性。也有把政治和性糅在一起讲的。当政治和性被当作闲话，尤其是被糅在一起当作闲话来讲的时候，它也就成了“段子”。

段子的种类很多。从形式上讲，有小故事，也有顺口溜。从内容上讲，则有荤有素有黑有白。荤段子也不一定就粗俗。抗战时，有人撰得一联戏赠新婚夫妇，道是“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以“时事”影射“性事”，你不能不叹服“真亏他想得出”！时下流行的一个段子则颇有时代感：“二十岁的男人是‘奔腾’，三十岁的男人是‘日立’，四十岁的男人是‘正大’，五十岁的男人是‘微软’，六十岁的男人是‘松下’，七十岁以上就只好靠‘联想’了。”这也得有些小聪明才编得出。

政治话语当然也能入段。比如麻将这玩意，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学问不少。便有人套用林彪的话说：“打麻将，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打麻将，最容易学，真正打好就不容易了。”（林彪的原话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其实说段子也一样。段子不过是闲话，按理人人会说，但真正说好并不容易。首先得交际广。交际广，听得就多，而且“版本”新。但听得多不一定记得住、说得出，所以还得记性好、口才好。会说段子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声演员的口才，会设悬念，会抖包袱，甚至会说方言，总之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嘴皮子特溜，这才能成为“九段高手”。

听段子既然有如听相声，会说段子的人在酒桌上便特受欢迎。现如今，但凡有点规模的公司和有点级别的部门，都会有一个到几个这样的“高手”，以便应付那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并保证每一个被宴请的客人，都眉开眼笑心情舒畅，对本公司或本单位、本地区留下愉快而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段子在酒席上有着不可小看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酒席上只能说闲话是不是？但闲话也不是可以随便说的呢！比如拉家常，就只限于亲朋好友之间。官场上，商界里，双方如果不是关系特“铁”，或知根知底，拉家常弄不好就会有“套取情报”的嫌疑。其他一些闲话没准也会犯了忌讳，只有说段子百无禁忌。段子里面说的事，都属于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的一类，不会招谁惹谁。但又有趣，因此百听不厌。尤其是荤段子，几乎没人不爱听。几个包袱一抖，再矜持的人，也会忍不住笑起来。这时，他就是想端个架子摆个谱，怕也不能。

这就好了。讲段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调节气氛，放松身心，解除戒备，拉近距离。你想，当大家都因为一个荤段子而笑成一团时，彼此之间，还有什么隔阂、防范、陌生感呢？自然是打成一片。即便不是哥们姐们，至少也不会再打官腔了。

闲话与中国人

段子是闲话，闲话却不等于段子。

闲话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事实上，举凡一切与“大事”无关的“小事”，与“公事”无关的“私事”，与“正事”无关的“闲事”，以及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视为闲话。

不过，说得多的，还是他人的私事，和对他人的私下批评。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探索自然兴趣不大，对公益事业也热情不高，唯独对关乎他人私事的闲话，以及各类来路不明的消息传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它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街头巷尾的谈资，饭局上的下酒菜，床头上的兴奋剂。对于“闲话爱好者”来说，评张论李，说三道四，大嚼其舌头，比嚼口香糖有味道得多。倘若一天不说闲话，或无闲话可说，则会像发了鸦片烟瘾一样，浑身不自在。

这样一来，中国的成年人，便差不多都和闲话有了瓜葛。不是自己说闲话，便是听别人说闲话；不是说别人的闲话，便是被别人说闲话。被别人说闲话固然是不好的，因为那多少意味着自己有什么“话柄”捏在了别人手里。尽管这话柄也许根本就不成什么“话”，或根本就不在“话”下，但无端地被别人“话”了一下，总归心里腻歪。然而，不被人说闲话，也是不好的，因为那意味着别人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如果放在眼里，时时盯着，怎么会一点闲话也没有？怪事！

同样，爱说闲话，固然是不好的。因为太爱说闲话的人，总会给人以不那么正派或正经的感觉。他怎么那么爱说闲话呢？八成是有毛病。正经事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么多时间说闲话？自己的事都管不好，怎么那么爱管闲事？然而，完全不说闲话，也是不好的。因为大家都说闲话，你一个人不说，就显得不合群，也给人以有毛病的感觉。所以，除非你自命清高，存心和大家伙儿过不去，便少不得多多少少要说点闲话。

于是，在中国，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闲话。在茶馆、饭店，在车站、码头，在单位的办公室，在各个家庭和宿舍，到处都是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正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

然而却很少有人能想到这“闲话”竟是可以杀人的。

比如《红楼梦》里的尤二姐，其实便为闲话所杀。王熙凤先是“私下里”（而且是“好心好意”地）把闲话倒给尤二姐听，说是：妹妹的名声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来往太密。然后不知使了什么法子，果真传得满世界都知道，“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讽”。“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最后只好走上绝路。像这样被闲话杀死的人（尤其是女人），究竟有多少，我们无法统计。但只要多少读过一点中国文学作品的，便知道那一定不是一个小数。“周公恐惧流言日”，连位高权重的周公，尚且害怕流言蜚语，更何况是孤立无援的弱女子？

闲话可以让人丧命，也能让人丢官。比如西汉文帝时的河东太守季布，大约是个好官。文帝听人称其贤，便把他从河东太守的职位上召回来，打算任命为御史大夫。当时御史大夫的职位很高，位列上卿，相当于副首相，于是便有人说“闲话”了。说是季布这人挺勇敢的，力气又大，就是爱喝酒，一喝酒就发酒性，大家都不敢接近他。文帝一听就犯了嘀咕，把季布冷落在宾馆里，一等就是一个月。季布便跑去对汉文帝说，陛下将臣召回，又无所任命，只怕是听到什么闲话了吧？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生恐天下有识之士听说陛下如此地为他人的议论所左右，就能窥测到陛下的深浅了。文帝被说穿心思，暗自惭愧，一声不响，呆了半天，才支吾其词地说，河东比邻京畿，是朕的手足，所以特地召见爱卿。季布这才重回河东去当郡守。如果季布不向文帝把事情说穿，岂不就会因几句“闲话”而成了“待聘干部”，甚至要“下岗”？

当然，闲话之最常规作用，还是让人“丢脸”。别的不说，光是被人说了闲话，便是丢脸。因为别人都没有被说闲话，唯独你被说了，成了“另眼相看”的人，丢脸不丢脸呢？再说，为什么不议论别人，偏偏议论你呢？可见你“有问题”。至于那“问题”是不是问题，则又当别论。但“有问题”即是问题，而一个本来应该没问题的人居然“有问题”，当然也就丢脸。尽管你被平反了，尽管你被证明无罪，也没有问题，但只要闲话不止，就终究是个“问题”，也就别想过安生日子。阮玲玉的自杀，便是证明。

二　闲话不闲

斗争武器

如此看来，闲话其实“不闲”。唯其“不闲”，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就有人用了它，来做斗争的武器。

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且有道理。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中国历史上的斗争，基本上是窝里斗。既云“窝里斗”，当然也就是朝廷内、家族内、圈子内，自家人斗自家人的内部斗争。这就不能“公开化”。一旦公开化，不但会家丑外扬，让外人看了笑话，钻了空子，而且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再说，自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不能公开翻脸吧？见了面，总得“皮笑肉不笑”吧？有什么看法、意见，总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直说吧？所以，无论心里面如何地咬牙切齿，暗地里如何地弄拳踢脚，表面上的安定团结还得维持，故而不能公开“鼓噪”，只能背后“嘀咕”，则“舆论”也就变成了“闲话”。

其次，这种斗争，不但不能“公开化”，而且也不能“激烈化”。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能大打出手，刀兵相见。闲话这玩意，又闲又不闲，“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用来做武器，最为合适。再说，既然是“内部斗争”，则其胜败的最终裁决者，也在内部。倘若采取其他手段，可能会引起“自家人”的反感，先不先就脱离了群众。闲话却是人人爱说，个个爱听的。运用“闲话”做武器，就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容许，也就能够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即便露了马脚，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不就是说闲话吗？难道你没说过？自然说过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你能说闲话，我不能说？何况，我说了你，你也说了我，两下里也就扯平，你还闹什么闹？

最后，中国历来缺少民主程序和舆论监督，什么事都是“头家”说了算。在国内是皇帝说了算，在家内是父亲说了算，在家族、行帮、门派内部是族长、帮主、师父们说了算。制度既为“一言堂”，则这些“君父”们要体察“下情”，就只好去听闲话。因为暗中的举报有告密的嫌疑，公开的批评又好像是在向“君父”们的权威挑战，只有不动声色地倒些“闲话”，把足以置人于死地的舆论“闲闲”地娓娓道来，才既能“惊动圣听”，又确保自身无虞，真正收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效果。

何况“君父”们也是人，也爱听闲话。对于他们来说，听闲话的好处甚多。“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没准能从闲言碎语中听出点什么名堂来。听出来以后，想当真，可以追究，因为“无风不起浪”。不想当真，也无妨一笑了之，因为原本不过街谈巷议。同样，对那些倒闲话的人，想整治查办，可以说他“别有用心”；想包庇纵容，也可以说他“有口无心”。反正是不是闲话，是故意诽谤还是随便乱说，从来就没有一个客观科学的标准，全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者一句话。

这就灵活、便当。所以，历代王朝，都有指派诗官特为采风（搜集民歌民谣），指派稗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事，或规定言官（监察部门的官吏）可以“闻风奏事”。民歌民谣也好，道听途说也好，都是平民百姓“背着”皇上说的闲话，比如汉时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类。有的还直接骂到皇帝头上。比如明朝嘉靖爱抄家，民谣就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类闲话，历朝历代都有，时下也很不少。除前面提到的“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十亿人民九亿搓，还有一亿在琢磨”外，还有“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些民谣都反映了社情民意，有的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从“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故“王者”认为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当然要派人去收集整理。

不过“闻风奏事”这规矩，就不大好讲。所谓“闻风奏事”，即无论听到什么闲言碎语，哪怕只是捕风捉影，均可直接报告皇帝，而不必核实，也不受“反坐”的处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简直是在公开鼓励“倒闲话”了。

妙处多多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倒闲话”既为至尊天子所认可，并公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则普天之下的“闲话爱好者”，其欣然雀跃为何如？更何况，闲话这种武器，具体地使用起来，又确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好处。

第一是“合理合法”。在说话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西方人主张言论自由，认为说话是一个人的天赋人权，谁也不能限制和干涉。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发表这个意见的权利。所以西方人说话比较随便，国是可以议论，总统可以批评，上帝是否存在也可以怀疑（当然要在中世纪以后）。即便说错了，也只能说你说得不对，不能说你“不该说”。

中国人就没有那么随便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说话，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比如“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就不能允许他们“乱说乱动”。又比如，犯上作乱、造反谋逆的“反话”，不但不能说，连在心里想一想都是杀头的罪，其罪名就叫“腹诽”，也就是在肚子里诽谤“君父”，同属“大不敬”。其实，岂止是诽谤批评不得，就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能说。比如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当官前曾当过先生。有一天教学生读《老子》，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学生为避先生之讳故，不敢说“道”字，只好大声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确，中国人的许多话，确实是“非常不敢说”的。

不但“反话”不能说，“正话”也不能随便说。说的时候，要看场合，要看对象，要看自己的身份（有无资格说这些话），还要注意态度、语气、方式、分寸。倘若犯规，君父、长官、老爷大人们便会一声断喝：“这里岂有你说话的地方？叉出去！”或令“掌嘴”。所以懂规矩的中国人，一般都不会乱讲。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注意态度语气地信口开河，至少也会被目为不懂规矩、没教养。

“正话”不能乱讲，“反话”更说不得，这样算下来，大约只有“闲话”，可以随便说，或说得比较随便。所谓闲话，也就是非正式的话。前面已多次说过，中国人说话办事，极其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格式无非官民之别，朝野之别，内外之别等等，总之是“正式”与“非正式”之别。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是“闲话”。民可以讲“官话”（如宣读官方文件，传达官方意图，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发言等），官也可以讲“闲话”（在非正式场合上的非正式发言都是）。故“闲”与“不闲”，全在于是否“正式”。但凡“非正式”者，都可以谓之曰“闲”，而无论其主体是否当“官”。这就官民皆便。

何况只要是人，就要说话。正话反话都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如果连闲话也禁，岂不把人憋死？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禁闲话的“法”，也没有禁闲话的“理”。茶馆里张贴的告示，也只会说“莫谈国事”，断不会说“禁止闲话”的。其实，“莫谈国事”也就等于多说闲话。因此，在中国，“国事”往往也会变成闲话，比如变成小道消息和政治民谣，也没有听说过会遭禁的。因为所谓闲话，也就是“随便说说”的意思，当然说得再随便，也“合法”。

至于“合理”，则本之于“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的逻辑，每个个人都是群体的。群体的也就是大家的，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每个人的私事、家事、闲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也都有权来关心，来过问，来议论，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中国人历来不承认个人有什么“隐私权”，也不会懂得要去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要求享有和尊重隐私权，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在先前，一个人如果要求隐私权，不但得不到尊重，反倒会被视为咄咄怪事：“怎么，他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不可告人”的，也一定或多半是“不正当”的，否则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这就只能进一步引来闲话。

总之，我是群体之一员，你也是群体之一员。我可以议论你，你也可以议论我，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反正“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就“公平”，也就“合理”。

坏事传千里

用闲话做武器，妙处之二是“传播迅速”。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闲话的传播速度是最快的。快的原因，当然在于闲话所言，多半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历来有以德立国以礼治国的传统，“好人好事”总是会得到官方的正式表彰。“坏人坏事”就难讲了。除非是为了杀一儆百，做“反面教材”，弄不好就会被捂起来，以免家丑外扬，影响太坏。好事既然多由官话来讲，则闲话就难免多讲坏事了。

闲话多讲坏话，还因为好话可以当面讲，坏话则多半只能背后讲。好话是人人爱听的。要说好话，尽管当面。坏话就不同了。当面讲一个人的坏话，不但他未必接受，自己也往往讲不出口。但是，不讲，心里又憋得慌，便只好背后说闲话。正因为此，“闲话”一词，才有了“背后议论批评”的意思，或等于“不满的话”“坏话”。

那么，坏话为什么就传得快呢？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坏话多半是“背地里”说的话。背地里说的话，往往比较有“价值”。一是真实可靠。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面对面时，为面子故，便难免闪烁其词，甚至虚情假意。即便要说对方的坏话，也多半会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不得要领，除非是吵架。背靠背时就不一样了。没有面子障碍，不怕“对不起”，就可以放肆，也就比较真实，或被认为比较真实。

其二则是神秘诱人。背地里说的，也就是不能公开讲的。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这就神秘，也就诱人。所以，越是不能公开讲的事情，就越是有人打听；越是打听不到，就越是神秘；而一旦打听到了，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因为自己居然听到了不能公开讲的、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岂不优越？

如果这背地里讲的，又是别人的坏话，就更有优越感。别人被说了坏话，就证明自己很好；别人被说了闲话，则证明自己没有被说。这就大可得意一把。所以但凡听到他人之闲话者，鲜有不心中窃喜的。不过，光是“没事偷着乐”还不行，还得把这闲话传出去。不传，则喜悦无人分享，得意无由证明。而且，为保证效果，传的时候，还得言之凿凿，神秘兮兮。

真实可靠，就有人信；神秘诱人，就有人传。因为能够听到不能公开讲的话，证明自己面子大，路子广，手眼通天，消息灵通，如不向人展示，则优越感何以显现？再说，把“不足与外人道”的闲话倒给别人听，也是拉交情、套近乎的一种方式，它往往意味着“如果咱俩不是哥们姐们，怎么会告诉你”。这就是面子，也是人情。倒闲话，体验了优越感，又得了面子人情，当然是很合算的买卖。

即便倒给当事人本人听，也不要紧，因为那坏话是别人说的，而自己讲出来，则全因彼此“贴心”之故。否则，又不关我什么事，谁吃饱了饭没事干，管这闲事来？正因为咱俩是哥们，怕你被人暗算了还蒙在鼓里，这才顾不上面子不面子，特地来给你“提个醒”。这份人情，对方当然不能不领。

闲话传播速度快，也还有闲话自身的原因。一是“闲话爱好者”人数众多。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传播起来自然也就快。二是中国人对闲话的兴趣大，热衷此道，积极主动，不愁找不到不要佣金的“义务宣传员”。三是闲话能满足中国人的许多心理需求，如“好奇心”“窥私癖”“平衡感”“嘴巴瘾”等等，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四是闲话走的是民间渠道，不需要审查报批、开会讨论、举手表决，自然比走官方渠道效率更高。所以有时官方的非正式意图或决定，也采取“闲话”的民间渠道下达，谓之“吹风”“通气”“打招呼”等等。

暗箭难防

用闲话做武器，妙处之三是“不负责任”。前面说过，闲话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话，负什么责？何况说闲话时，一不记录，二不备案，三不存档，“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你上哪儿追究责任去？即便找到了责任人，又怎么拿得出证据？即便拿得出证据，又请谁来主持公道？更何况，既然大家都公认其是闲话，自然不会有人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追究。谁要是去认真追究，大家便都会觉得好笑，没准儿追究本身，也会变成新的“话柄”、新的“笑料”，让人说闲话，这是很不合算的。

至于当事人本人，更不便出来辟谣，因为那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越解释，越说不清。闲话嘛，“姑妄言之”又“姑妄听之”的事，认什么真呢？还是“心里有鬼”吧？所以，对于闲话，最好一笑了之。如果硬要去解释，那就不但“吃不到羊肉”，没准还会“惹一身的骚”。况且，传闲话的人那么多，你总不能站在十字街头，见一个人就解释一次吧？又况且你永远无法弄清是哪些人在传闲话，哪些人信了哪些人不信。对那些信了的人解释，人家会认为你故作姿态，越发坚信不疑；向没听过这些话的人解释，则又等于白当了一回“义务宣传员”，反倒扩大了影响，谁会干这蠢事？

主政者既不便追究，当事人又无法解释，大家也就乐得乘兴胡说乱讲一通，过过嘴巴瘾，反正绝不会因此而对簿公堂，正所谓“不说白不说”。即便认真查下来，也不要紧。因为查来查去，最后的结论，往往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既然“事出有因”，说的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而“查无实据”也并不等于没有证据，只不过其据“不实”而已。更何况，说闲话的人那么多，你追究谁的责任去？“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见说闲话是不必担心要负责任的。

第四就是“杀伤力强”了。因为被人说了闲话，是一件丢脸的事，这本身就是伤害。而且，说的人越多，就越没面子。于是还没开战，便先落了下风。况且，被人议论却不能追究，被人笑话却不能解释，被人伤害却不能反击，只能闷在心里生“闲气”，没准就闷出病来，甚至活活气死，你说杀伤力强不强？

其实，闲话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闲话主要不是说给当事人听的，而是说给别的什么人听的。这就难保不会有某个人“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疑心生暗鬼”。如果这疑心之人又非同一般，则很可能对被议论者产生极大的危害。更糟糕的是，这种疑心往往无法证实，而且也不会表露出来，结果很可能一个人中了暗箭自己还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就被“断送”了政治生命。所以，闲话虽小，虽轻，杀伤力却强。

闲话不但杀伤力强，而且难以应付。其所以难以应付，除了前面讲的无法追究，不能解释，以及找不到还手对象外，还因为它实在太小，太轻。闲话也者，无非是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不登大雅之堂，也就无法摆开阵势和它“过招”。它就像毛毛雨，打起伞来很可笑，不打伞又弄得浑身湿漉漉、黏糊糊的怪难受。所以，被闲话包围的人，就像得了艾滋病，自己没法应付，别人还老躲着他。你说可怕不可怕？

那么，闲话果真就无法对付了么？有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用闲话来对付闲话。比如别人说你偷奸，你就说他耍滑；别人说你谋私，你就说他搞鬼。总之，谁说你的闲话，你就说谁的闲话，甚至写匿名信。不过，以闲话对闲话，以匿名信对匿名信，未免以小人对小人，以缺德对缺德。最后的结果，是使自己也会变成恶。

闲话之可恶，亦在于此。

三　男人女人

女人与闲话

男人和女人，谁和闲话更有缘分？女人。

首先是女人比男人更爱说话。“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男人没好话。”男人和男人在一起，要么说正事，要么谈女人和性，要么话不投机，干脆不说。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则总有话说，天气啦，物价啦，孩子啦，衣服啦，单位上的闲言碎语啦，邻里间的鸡毛蒜皮啦，明星们的逸闻趣事啦，街面上的最新产品啦，大多是些闲话。这时，你想要她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比登天还难。所以，如果要刺探情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和女人说闲话。只要她说到兴头上，那么，不等你提问，她就不打自招，主动“坦白交代”了。

其次，女人对于闲事比男人更有兴趣。比如热心于给别人介绍对象的，便多半是女人。女人一般比男人更有“闲”，也比男人更有同情心。有同情心就有“动机”，有闲就有“条件”，一来二去，就形成了对闲事的好奇心。因此，邻里之间，一旦要打探别人家的私事，派出的探子，便十有八九是女人。

最后，女人比男人更有想象力。男人逻辑能力较强，女人则长于直觉与想象。故男人“认死理”，女人“想当然”。说闲话，恰恰是不能推理，只能想象，不能认死理，只能想当然的。如果较起真来，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那闲话还是闲话吗？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大家都想当然，说起闲话来，也就没有障碍。

即便用闲话做斗争武器，也是女人比男人多。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歧视、受欺负，又比男人更细致、更敏感，也就更容易感到不平。男人因为粗放、马虎、大大咧咧，所以往往感觉不到。即便感到不平，也比较容易“想开”；女人则因无法排遣，就往往“想不开”。想不开就要宣泄，就要报复。但男人的报复多诉诸行动，女人的报复则多诉诸语言。故男人动手，女人动口；男人打架，女人骂街；男人搞政变，女人倒闲话。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女人爱说话。爱说的也爱听。所以，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时，“特意寻来”的必是鲁镇上的“老女人”，而“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开去”。由是观之，女人与闲话更有“缘分”。

女人爱说闲话，也更容易被人说闲话。

首先是被女人说闲话。女人比男人更关心自己的同性。不过这里说的“关心”，不是爱，更不是要搞同性恋，而是一种暗地里的“较量”或“提防”。传统社会是一个男人的社会。男人高踞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制裁和道德判断的大权，出尽风头，占尽风流，阅尽人间春色，女人则不过是他们的陪衬与附庸。一个女人要在这样的社会立足，就不能不设法引起男人的注意，也就不能不防备别的女人比自己更年轻、更漂亮、更性感和更具魅力。

所以，女人更关注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在她们看来，男人都一样。只要自己有吸引力，就不怕没有男人来献媚。也所以，在公开的社交场合，男人关心的是自己的预期目的（结交要人、交换信息、洽谈生意等）能否实现，或能否有意外收获（如艳遇），女人关心的则是自己能否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因此，一个单位，或一个圈子里，如果突然来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相当出色，或气质高贵，或谈吐优雅，或年轻漂亮，或风流性感，便立即会引起注意。男人的注意多半带有“邪念”，女人的注意则多半带有“敌意”。虽然都是“不怀好意”，但内容和性质却大相径庭。

女人不但关心和注意女人，而且眼光也格外挑剔。于是任何女人都难保不被挑出“毛病”来。一旦挑出毛病，也就有了话柄，则闲话也就油然而生。如果这个女人是众矢之的，则闲话的流布，也就格外迅速、广泛。可以说，一个女人闲话的多少，往往是与她受到公众注意的程度成正比的。越是引人注目，闲话也就越多。社会上的三流小报之所以特别爱刊登女歌星、女影星的逸闻，尤其是关于她们的“婚变”或“偷情”的逸闻，道理正在于此。某些女歌星、女影星会有意制造一些新闻，道理也在于此。

不过，说起歌星影星们的闲话来，人们的心理更多的是好奇。甚至在好奇、鄙薄和幸灾乐祸之外，也未尝没有几分羡慕。“星”们毕竟离自己太远，简直望尘莫及，因此只能“闲谈”，也无妨“闲谈”。如果是说自己身边的女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不把她们剥得一丝不挂，批得体无完肤，是决不住口的。如果这个女人又出了“事”，丢了“脸”，则那份幸灾乐祸的快感，就会溢于言表。如果说，有些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身边眼前的人比自己过得好，那么，女人之于女人则尤然。

男人与闲话

女人爱说女人的闲话，男人也爱说女人的闲话。

男人只要不带功利目的，不是为了报复谁、搞垮谁，谈起女人来，倒是地地道道的闲谈。其心情是舒畅的，其态度是闲适的，其眼光是欣赏的，话题也比较集中，多半讨论该女是否性感漂亮。这也不奇怪。子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好色也是人之常情。再说，除此以外，又议论什么？莫非议论她学习成绩好，工作干劲大不成？那就不是说闲话了。事实上，一旦男人意识到“这个女人不寻常”，他们也就不再把她当女人看。不是会产生同性间的警惕，就是会产生同性间的敬重，话题也会变得严肃起来。

女人谈论女人，话题则比较分散，但大体不出以下范围：一是穿着打扮，二是举止言谈，三是婚恋情况，四是社会交往。议论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道德的评价。如果该女的行为有不够检点之处，则多半会引起同仇敌忾的批判。的确，女人比男人更看重贞洁问题。男人看待贞洁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多半希望自己的老婆守贞，而别的女人最好都是荡妇。所以即便发现某女有点什么“问题”，也不会愤怒。女人的态度则表里如一。严以律己的，也不会宽以待人；自己如果不贞，也不会骂别人淫荡。

但贞洁的女人毕竟是大多数，而“不寻常”的女人则不太多。所以，总的来说，男人谈女人，意在欣赏；女人谈女人，意在批评。男人较少对女人进行道德评价，女人则很难对女人进行审美欣赏。男人的态度是美学的，女人的态度是伦理学的。男人是欣赏者，女人是批评家。

男人爱说女人的闲话，女人则很少说男人的闲话。即便说，也不能那么放肆，或不能把男人当作男人来议论。再说，在传统社会，一个女人所能接触到的男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兄弟，便是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有什么好议论的？顶多也就是“诉说”而已（比如诉说丈夫的不忠或儿子的不孝）。即便这类话题，说的机会也不会太多。至于家庭以外的男人，则绝对说不得。一说，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总之，男人谈论女人，固然会有“流氓”嫌疑；女人谈论男人，则可能被目为“娼妇”。相比较而言，后者显然更可怕。

如此看来，男人似乎与闲话较少瓜葛，其实不然。在中国，男人往往是和女人一样爱说闲话的（否则中国的闲话爱好者就不会那么多），而且说起来可能比女人还厉害。前面说到在汉文帝面前说季布闲话的，便是男人（这种事女人可插不上嘴）。可见，男人不说则已，一说，就会说出事来。

这就至少证明了三点：第一，男人也倒闲话，而且也不见得少说；第二，男人的倒闲话，多半有目的，甚至是用于搞阴谋；第三，男人的倒闲话，和女人一样，也是着眼于他人的隐私和私生活。这就比女人更可怕，也更下作。因为女人的倒闲话，多半没有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只不过爱说而已，顶多借此表明自己的清白，或泄泄私愤。男人是不爱说闲话的。不爱说而说，就多半“别有用心”。朝廷里，单位上，用闲话来损人、整人、害人，置人于死地的，也多半是男人。何况，女人倒闲话，范围往往不大，所说也不过鸡毛蒜皮，故危害也有限。男人倒起闲话来，那就没谱了，弄不好就整得别人丢官送命，家破人亡，岂不可怕？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不干正事倒闲话，岂不下作？

其实，即便女人用闲话做斗争武器，也比男人值得同情。女人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力气，当然只好背地里嘀咕。男人就不同了。男人完全可以布堂堂之阵，展正正之旗，当面挑战，公开过招，干吗用这下三烂的手段？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给逼出来的。谁逼他们来着？专制主义和专制制度。专制就不民主，不民主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舆论监督。大家有话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私下讲；不能当面讲，就只好背地讲。私下也好，背地也好，都是“阴”。阴也者，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之谓也。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事情做多了，自然心理也会变得阴暗起来。而心理阴暗的人，又怎么可能正大光明？

闲话阴谋家

中国有阴暗心理的“闲话阴谋家”，差不多都会或都爱做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争宠”。这类人物，自己是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的，也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他们总是要依附于某个团体，或某个人，攀龙附凤，以为进身之阶。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得宠”，而且必须“争宠”。因为得宠是相对的。别人得宠，就意味着自己不得宠。即便已然得宠，也还有更多更高级的宠要得，这就非争不可。但是，恩宠这玩意，又不是自己想争就能争来的，得由上面给。这就要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甚至出卖灵魂。所以这类人，大多有“两件珍宝”，曰“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吹牛拍马就说假话，两面三刀就倒闲话。

二是“告密”。告密是争宠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一个人是否得宠，要看他表现好不好，而表现的好坏，又是相对的。别人表现好，就意味着自己表现不好。或者反过来说更确切：只有别人表现不好，才能显得自己表现好。所以，要争宠，就得让上面认为别人不好。这就要告密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指责别人表现不好呢？因为公开指责要有证据，也得大家承认。这并不容易。公认表现不好的，往往不是对手；是对手的，又往往抓不住把柄。于是只好告密了。告密，并不仅仅只是“密告”（偷偷报告），更是“告密”（报告隐秘）。既然是告密，就能引起注意，惊动圣听；既然是密告，就神不知鬼不觉，对方既无还手机会和辩解机会，自己也可以捕风捉影，无事生非，造谣编谎，至少也能添油加醋。当然，同时也还能显得自己忠心耿耿，铁杆保皇，也就能争得更多的恩宠。因此，此类小人，几乎没有不告密的。

三是“找事”。告密是争宠的配套工程，找事则是告密的前期工作。告密虽然可以诬告，但总以有据为宜，哪怕捕风捉影，蛛丝马迹。这就要没事找事。所以此类小人，几乎无一不会鸡蛋里面挑骨头。不过找来找去，也无非两类。一是政治问题，二是生活问题（又叫作风问题）。前者多半着眼于言论，比如犯上、大不敬、诽谤君父，或者反动言论、自由化言论等。哪怕只是发发牢骚，或者对领导不满，有意见，也行（而且更管用）。后者则多半着眼于行为，如乱搞男女关系。用政治问题整人则“狠”，用作风问题整人则“毒”。前者能把人“打倒”，后者能把人“搞臭”。如果得而兼，则最能大快此类小人的私心。

再就是“造谣”了。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毛病抓住把柄。特别廉正和特别世故的人就不好对付。前者一身正气，没有辫子可抓；后者谨言慎行，想抓也抓不住。但不抓，又不甘心，便只好造谣。造谣也容易。因为只要是人，就总会有所动作，有所表现。如果附会演绎，指鹿为马，无限上纲，便不难课以大罪名，制造新新闻。比如某同志外出调研，便可以说成是去会情妇；某先生房间里曾有年轻女子出入，自然是叫了小姐。那么，请问有证据吗？嘻嘻！这你就傻逼了。这种事情，哪有留下证据的？信不信随你好了！

其实，这些家伙又何尝一定要你信？只要有人听就行了。而且，他们越是表示不在乎你信不信，就越是有人信。结果，被诬陷的人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何况也不一定要造谣，还可以对已然存在的事实另做解释。这就更便当。只要存心找茬，随便什么都可以往坏里说，而且种类还挺多。笑，可以解释为“幸灾乐祸”，也可以解释为“笑里藏刀”，还可以解释为“皮笑肉不笑”。哭，可以解释为“兔死狐悲”，也可以解释为“猫哭耗子”，还可以解释为“刘备哭荆州”。不哭不笑也有话说。不是“冷酷无情”，便是“心怀鬼胎”，要不然就是“故作镇静”。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你哭了没有？笑了没有？不是么！

这实在是防不胜防。

在上述魍魉行径中，闲话都充当了重要角色。罪名既多从闲话中收集，告密亦不妨采用闲话方式。用倒闲话的办法来告密，万一查无实据，也不会构成诬告，因为那原本不过是闲话。闲话都是些道听途说，也就是别人说的，自己不必负责。再说，这个人的闲话这么多，至少也能证明他口碑不好。就算这些闲话都是谣言，怎么别人没有？

当然，一旦阴谋得逞，成了气候，那就不再是倒闲话，就要大做文章，甚至大开杀戒了。历史上那些奸臣们是这样做的，“文革”中康生之流是这样做的，现在某些成天拿着放大镜在别人的著作文章里找问题挑毛病，随时准备打棍子扣帽子的人，也想这样做。

这类小人，人数不一定很多，危害却不小。我们还真不可“小看”了他们。

四　闲话心理

好奇心与窥私癖

由是观之，闲话这玩意，似乎不算什么好东西；而热衷于倒闲话，就更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一只“毒瘤”。然则，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喜欢讲闲话、传闲话呢？莫非真的嗜痂如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这就要进行一番心理分析了。

中国人的闲话心理，粗略地说，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曰“好奇心”。中国人也有好奇心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也不大主张有。原因嘛，也有两个。第一，在中国人看来，好奇是丢人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少见多怪”。也就是说，好奇，只因为见识太少。如果见多识广，自然“见怪不怪”。因此，即便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或事情，也要做无所谓状。比如第一次参加祭典，虽然没有见过，也不能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只能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又比如有家教的孩子，到别人家里作客，就断然不许探头探脑。见了主人家的新奇玩意，也不许大惊小怪，以免让人觉得咱们没见过“世面”，“小家子气”，遭人笑话。

第二，在中国人看来，“好奇”也是不正经的。什么是“奇”？“奇”就是怪，叫奇怪；就是异，叫奇异；就是巧，叫奇巧。与“奇”相反的是“正”。“正”就是经，叫正经；就是常，叫正常；就是道，叫正道。所以，正常人、正派人或者正经人，就不能好奇。“子不语怪、力、乱、神”，即此之故。“说奇”尚为君子不屑，何况“好奇”？这样一来，中国人的好奇心受到压抑，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好奇毕竟是人的天性。因此，中国人的好奇心只能受到限制，而不可能被泯灭。事实上，中国人对于自然奥秘、宗教归宿、哲学思辨等问题，确实漠不关心，但对于世道人情、政治斗争、人事纠纷等等，则津津乐道。就连一般小民，爱看的也是这一类的热闹：婚娶、出殡、吵嘴、打架、骂娘，以及县官审案，犯人游街，刽子手杀人。每到这时，不是场外围一大堆，就是后面跟一大群，走一路，看一路，而且正如鲁迅先生所描述，“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还不够起劲的么？

可见中国人并非不好奇，只不过其所“好”者，无关乎物，只关乎人。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岂非都是人事？但当真关心“公事”（国事、天下事）的，其实并不多。一般普通老百姓关心的，还是“私事”（家事），尤其是别人家的事。

这就难免产生“窥私癖”。

中国有多少人有窥私癖，这无从统计。但大体说来，那些聚族而居者，各房媳妇妯娌之间，都难免相互窥测。另外，小市民，尤其是女小市民，亦多半有此嗜好。究其所以，则多因“亲密无间”故。住在一起的人，一般总想知道人家是怎么过的，过得比自己好，还是比自己差。这就非窥视不可。所以，在物质匮乏的那些年代，谁家要是偶然吃一次红烧肉，也得偷偷摸摸，免得别人知道了说闲话。

攀比之外，也不乏好奇。人的心理大约总是这样：离得太远，根本看不见的，他没有兴趣；全无遮掩，一目了然的，他也不会好奇；唯独那些近在眼前又看不清楚、半含半露、半遮半掩、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东西和事情，最能勾起他们看个究竟的欲望。

小市民的生活，就是如此。一条里弄，住上几百户人家。楼上楼下，一墙之隔，什么都听得见，又都听不真切，什么都看得到，又看不清楚，还能不激起“好奇心”，培养“窥私癖”？再说，街坊邻里，三姑六婆，不是在一起洗衣服，就是在一起搓麻将，总得有闲话说吧？这就要有谈资，而他人的私生活，无疑是最好的话题之一。可惜，这类新闻材料，是不能公开采访的，于是便只好窥视。

那么，探头探脑，听壁脚，就不怕被人发现么？不怕。因为即便被人发现，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呀？”于是你就只好“开门揖盗”，恭请诸位“窥私爱好者”登堂入室莅临视察。既然连他们的眼睛都管不住，当然更管不住他们的嘴巴，第二天的闲话场上，便又平添了许多“口香糖”。总之，窥私所得，可为闲话之谈资；闲话所闻，又可为窥私之补充，真是“相得益彰”。

当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先前根本就没有隐私概念。隐私概念是建立在个体意识基础上的。只有承认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才会承认他有不可侵犯的隐私权。然而，按照中国文化的逻辑，公私不分，则无私可隐；内外有别，又界限模糊。如果窥私者自认为他和你是“自家人”，你还能说他是“窥私”吗？再说，乡里乡亲的，平时少不得要来来往往，相互照应，如果连你家里面都不让人家看看，那不是太见外，太不够意思了吗？难道街坊邻里还会偷你东西不成？结果，窥私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捍卫隐私权反倒变得不正当，至少也会弄得没人缘。

问题是，你看了也就看了，为什么还要说，而且还要到处说？因为不说，就没人知道我知道，岂非白知道？何况，不说，不但好奇心和窥私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想象力也不能发挥，创造性也不能表现，而想象力和创造性，也分别是闲话心理之一。

想象力与创造性

闲话是想象力的磨刀石。

想象力和好奇心一样，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证据是中国的神话不多，鲜有好的科幻小说等。但据此便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是冤枉的。鲁迅先生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而已集·小杂感》）这岂非中国人颇有“想象力”之明证？只不过“惟在这一层”而已。

想象力既然不幸被挤兑到如此狭小的领域，便总要让它大显身手才好，而闲话则恰好为它提供了用武之地。闲话闲话，不过“说说而已”，何况“君子动口不动手”，随便说说总没有什么关系。况且，越是不能“动手”，就越是想“动口”。所以，中国人闲话的内容，虽非“唯在这层”，但也“多在这层”。因为性原本就是一件必须“说一说”又不能公开讨论的事情。不能公开说，就只好私下说；官方不能说，就只好民间说。于是关于性的话语，便多半是闲话。（亦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中国的性闲话很多，各类荤话荤故事都是。其共同特点，是内容刺激诱人而形式扑朔迷离。因为性毕竟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不能明目张胆地说。但越是禁忌，就越构成“挡不住的诱惑”。于是说的人欲说还休，听的人欲罢不能；说的人闪烁其词，听的人又不便刨根问底。这就要靠想象力来帮忙了。这种想象力，是连普通农民都有的。比如一个农民问一个农妇，你那块田干了吧？要不要我来浇水？我的管子又长又粗。农妇听懂了，就会骂道：什么东西！农民则会笑嘻嘻地说：什么东西？当然不会是胡萝卜，也不会是紫茄子啦！倘若没有想象力，你就悟不出什么名堂。

如果事关身边人身边事，想象力起到的便又是另一种作用。因为这回可是“来真格的”了，必须有真实性，尤其是细节的真实。但细节的真实，又哪里是能够全都打听得来的？这就要靠想象力来帮忙。所以，一说到此类事情，说者张目，闻者动容，双方都往往十分起劲。说的人为了绘声绘色，少不得要加以“合理的虚构”；听的人为了彼此呼应，也少不得要加以“合情的补充”。双方的想象力都得以充分地施展和发挥，还能不快活吗？只可怜那被说闲话者，从此便不得安宁。行则有人“行注目礼”，坐则有人“戳脊梁骨”，居则有人以种种借口前来打探窥测，去则立即会被认定是已然私奔。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被人说了此种闲话，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用于杀人之闲话，多为此类，而想象力则是其刀刃。

其实，不但男女关系，其他闲话，也多半要靠想象力来补充的。因为闲话不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即便事出有因，也难免语焉不详，没有想象力怎么行？何况，说闲话是不必负责任的，便正好操练操练自己的想象力。即便不过“想当然”，也不要紧。反正是说闲话，又不是做学问，认什么真呢？

这就正好充分表现一下创造性。中国人原本是很有创造才能的，只可惜和好奇心、想象力一样，受到限制。古时候，旧社会，科学研究不受鼓励，著书立说颇多禁忌。既不能离经叛道，亦不敢异想天开，人人循规蹈矩，个个祖述前贤，也就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再说，研究也好，著述也好，都是个别人的事，与平民百姓何干？

只有闲话是“安全地带”，只有闲话是“用武之地”。

闲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人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讲，反正只当放屁。放屁是没有规矩的，这就宽松。但闲话又不是放屁。它没有规矩，却有技巧。因为说闲话的目的是大家开心，好玩，乐。因此要有巧智，要有新鲜感。这就非有创造性不可。否则，讲来讲去就那么些陈词滥调，味道寡淡，谁听？

事实上闲话的创造性也极强。比如酒桌上的段子，就年年都有新版本。手机上也不时可以收到新的短信。这说明有不少人在从事闲话的“业余创作”，而且不在乎“著作权”。同时，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不断有人进行修订和补充，以求完美完善。正因为有这样一支不图名利的创作大军，中国的闲话事业才蒸蒸日上，历久不衰。

平衡感与报复欲

闲话其实有两类。一类是娱人的，一类是害人的。如果说，娱人的闲话表现了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害人的闲话则主要源于“平衡感”和“报复欲”。

这两条，可以算作一对。爱讲他人之闲话者，多因内心不平衡。为了报复，也为了心理平衡，便去讲闲话。试看大观园中，最爱讲闲话的是谁？无非是赵姨娘之流，因为他们内心最不平衡。不平衡则“争闲气”，争闲气则“倒闲话”，闲话讲得越多，闲气也生得越多，如此恶性循环，永无出头之日。然而除此一招，也实别无良策。因为他们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地位，又没有正经事可做，不讲闲话干什么？何况，闲话不闲，说得多了，没准还真能起点作用。因不平衡而讲闲话者，心理大抵如此。

可以这么说，但凡爱讲别人闲话的，都多少有点“姨娘心理”；而所谓“平衡感”，说白了，也就是嫉妒心。正因为嫉妒，所以，自己不走运，便巴不得别人倒霉；自己不成功，便巴不得别人失败；自己站不直，便巴不得别人摔跤；自己没本事，便巴不得别人垮台；自己生了病，便巴不得别人早死；自己不幸福，便巴不得别人闹离婚。总之，是容不得别人，尤其是自己身边眼前天天看得见的人，比自己过得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于是竟会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人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这个人便去将那女孩痛打一顿，或者竟将她毁容，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去找男的决斗。

当然还有更差劲的，那就是大讲这女孩的闲话。这实在是一种“姨娘心理”，也是一种“弱者行为”。因为强者居高临下，有强烈的优越感，自然不会去毁坏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只会去争取更好的。当然，他也绝不屑于去说闲话。弱者既无能力，又无优越感，只好找更弱的对象出气，甚至只能背里去讲闲话，亦即通过用闲话损人的方式来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你不是得势了吗？你不是走运了吗？你不是夺走了我的幸福（并非果真如此）吗？你不是在人前露脸（也并非果真如此）了吗？可是我背后说你闲话了，我和别人一起损你了，我们也就扯平了。这就简直连阿Q都不如。阿Q虽然主张“精神胜利法”，而且也是找比自己更弱的人（如小尼姑）出气，却还没有下作到背后讲闲话损人的。

讲别人闲话者，多半都被讲过闲话；被别人讲过闲话的，也多半要去讲别人。这叫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闲话还闲话”。你说我贪污，我就说你偷钱；你说我暧昧，我就说你养汉；你说我的文章都是别人代笔，我就说你的书都是剽窃。这种“闲话大战”，连学者教授之流也公然加入，真乃噫吁嘻不亦悲乎！

除了这种双方都以闲话为武器而相互报复者外，也有单方面用闲话来进行报复的，即明里吃了人家的亏，又斗不过，只好暗地里弄些鬼鬼祟祟的魍魉手段，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自然也不折不扣的是弱者行为。这种人，往往睁着两只贼亮贼亮的眼睛，千方百计在对手身上找岔子。一旦逮住把柄，或自认为逮住了把柄，便立即兴奋异常，四处奔走相告，唯恐天下不乱。如果这把柄是别人逮住的，闲话是别人制造的，则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并主动承担起传播的义务，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惜添油加醋，增容补缺。所以，通过闲话，也可以考察人际关系。一个人，如果十分起劲地说某个人的闲话，则他们之间便多半是有过节，或是前者吃了后者的“亏”。

其实，即便不是出于报复，人们在传播闲话的过程中，也往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潜在心理。因为好坏优劣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别人倒霉了，就说明自己走运；别人被说闲话，就证明自己没有把柄。因此，为了证明和显示自己清白，也为了体验优越感，便不但暗地里盼望别人出事，也会有意识地去说别人的闲话。别人的闲话越多，自己的闲话就越少。不过，真到少得等于零时，有些人又往往会有一种失落感，心里酸溜溜的，因为这意味着他根本不值得别人注意。

所以，一个人，除非谁也不认识他，或者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就难免会被人说闲话。即便他再会做人，再小心翼翼，也在劫难逃：“这家伙，八面玲珑，从来不得罪人，真是油壶里的鸡蛋，又圆又滑。”这不也是闲话么？

闲话艺术家

除了存心用闲话为武器，报复泄愤，搞窝里斗外，还有一类人的爱说闲话，只不过是为了过嘴巴瘾。这可算作“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们与谁也没仇没怨，既不想打倒谁，也不想报复谁，既没有目的，也没有动机。他们之热衷于讲闲话，完全是“为闲话而闲话”，因此是真正的、纯粹的、不折不扣的“闲话爱好者”甚至“闲话艺术家”。

这种人，人数虽不一定多，但能量大，影响广，是“闲话运动”的中坚分子和骨干力量。中国的“闲话事业”，多半要靠他们来维持和发展。因为他们对闲话最热爱，最痴迷，也最不受其他非闲话因素的影响，因此总能保证闲言碎语的流布和传播。

从性格上讲，“闲话艺术家”多半是些热心快肠又心直口快的人。热心快肠就爱管闲事，爱管闲事就熟人多，人缘好，信息面广，消息灵通；心直口快就口没遮拦，不看对象，逢人就讲，到处传播。总之，什么话他们都能插上一嘴，什么事他们都能插上一脚，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没有他们不敢发表的议论。加上没有私利，没有目的，没有是非，传起闲话来，也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常常站在十字路口，义务充当“新闻发言人”，在众“望”所归和一片喝彩声中大过其瘾。

这当然十分可爱，同时也十分可怕。因为他们的传播闲话，完全没有私心杂念。没有私利，也就没有立场，当然什么闲话也都一律予以传播，伤害了谁他可不管，而且还自认为很公正，因此也最可怕。老谋深算的窝里斗高手，要用闲话来暗箭伤人时，首先想到的“枪手”往往也就是他们。他们稀里糊涂地被别人当了枪使，还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实在堪称“闲话艺术家”。

这类宝贝之所以乐此不疲，细考其心理，又无非三端：其一是“责任心”，以管闲事为己任，甘愿赔上时间，搭上精力，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闲事四方奔走，到处游说，似乎天下之兴亡，社会之治乱，全系在他的一张嘴上。其二是“表现欲”，不甘寂寞，好胜心强，听到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就要表现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的“神通”。所以这类人讲闲话时，听众越多，他的热情就越高；如果没人爱听，便会落落寡欢，索然无味。其三是“快乐感”，即在传播和讲述闲话的过程中，能因这过程本身而体验到一种快感。有无这种快感，是区分“闲话艺术家”与一般“闲话爱好者”的分水岭。只有那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纯为快感而讲闲话者，才真正是“为闲话而闲话”，“为艺术而艺术”。

以闲话为乐事、为第二职业的“闲话艺术家”毕竟是少数，以闲话为武器、为斗争手段的“闲话阴谋家”也毕竟是少数。就多数人而言，他们的讲闲话、听闲话、传闲话，则不过是为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增添一点乐子罢了。“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每个人都要在这社会舞台上“表演人生”，倘无“戏剧性”，便未免乏味。听闲话，即等于看戏；讲闲话，即等于演戏；在传闲话的过程中添油加醋，则无异于编剧之一了。

不过，“编剧”并非人人能当，“好戏”又必须连连出台。尤其在古代，既无广播可听，又无电视可看，说闲话是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单靠自家业余创作，信口胡诌，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何况倘若没有口才，也说不好。

于是，以闲话为职业者，也就应运而生。

宫廷里的“职业闲话家”是“弄臣”，主要的工作是和皇帝开玩笑，说笑话，闲聊天，逗乐解闷。皇帝也是人，不能整天板着脸办公、说正事，也要消遣、娱乐、游戏，包括说闲话，这就非有弄臣不可。“弄”者，戏弄也，故弄臣即“狎近戏弄之臣”。他们的工作，并不止于说闲话，有的其实是“男宠”，搞同性恋的角色，所以不大被人看得起。专一说闲话的则叫“文学弄臣”，又叫“文学侍从之臣”，较之男宠要稍为体面一点，有的还能“入阁拜相”，如清代康熙朝的高士奇即是。此外还有“太监”。太监原本是女性化的男人，自然不乏会说闲话者，给皇太后、皇后、嫔妃们说闲话的任务，就由他们承担。达官贵人家里的“职业闲话家”则是“清客”，即专一在这些人家里帮闲凑趣的门客，比如贾政身边就养了一大批。他们的任务，无非是作点诗，填个词，说说笑话，行个酒令，凑凑趣，捧捧场，拍拍马屁，打打秋风而已。弄臣和清客，因为都是只有等皇上或权贵们“闲”下来时才“上班”的，所以他们的职业，也就可以统称为“帮闲”。

帮闲与帮忙

帮闲的职业，历来不大被人看得起。皇上既把他们“俳优蓄之”，达官们也往往只有表面上的客气，因此有抱负或有骨气的文人便往往不屑一为。比如司马相如，就常常装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一心要做“封禅”的大文章。又比如李白，听说玄宗召他，以为会委以重任，高兴得“仰天大笑出门去”，声称“我辈岂是蓬蒿人”。及至到了长安，才发现不过是做“文学弄臣”，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小曲，便气得在街上喝得烂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后终于挂冠而去。其实依我看，这两位也用不着这么恼火，因为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治才能。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其实不宜持政，因为他们只会“乱政”。试看会作诗的李煜，会画画的赵佶等人，哪一个不是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让他们帮闲，应该说倒真是“知人善任”。

何况帮闲也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过，“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否则便不过是扯淡。所谓“真正的帮闲”，第一要“会说”，也就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够举重若轻，挥洒自如，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相当于“口头文学家”。第二要“能讲”，见多识广，知今鉴古，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上茬，对上口，说出名堂来。这就要肚子里有货，至少是半个“学问家”。第三要“善道”，也就是要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无论讲什么，都只会让人高兴，不会让人反感。这就简直要有点“政治家”的天赋了。

说好闲话已属不易，而要能做到“微言大义”，起到“振危释惫”的作用，就更不容易。不但要为人正直，还要有过人机智。不过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比如战国时的淳于髡和优孟等等就是。其中最优秀的，又当首推秦的优旃。“优”即“倡优”，是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优旃是个侏儒，矮小丑陋，大约是滑稽演员这一类的人物，“善为笑言”，却“合于大道”。秦始皇曾想建一个大猎场，东至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西至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东）。优旃听了后便说，好得很好得很！再多养些野兽在里面，敌寇从东方来，只要命令麋鹿去抵抗他们就行了。秦始皇一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秦二世当了皇帝，又异想天开地要用油漆来涂饰城墙，优旃一听又说，好得很好得很！油漆过的城墙，又漂亮，又阔气，又滑溜溜的，敌人来了爬也爬不上。只是涂漆倒也容易，但要找一间大房，把漆过的城墙放进去阴干，就有点困难了。于是二世也一笑了之。这可真是片言谈笑之间，便否决了一件于国于民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议案，实在应该说绝非“帮闲”，而是“帮忙”。

清客之中，也不乏能帮忙者。汉武帝（一说汉宣帝）时北海太守某公（一说名龚遂）的清客王先生就是。当时，皇上召见太守，王先生便对太守说，如果皇上问明公，“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明公打算怎样回答呢？太守说，我回答：选择贤良的人材，任其尽展所长，赏拔超异寻常的人，处罚不图上进的人。王先生说，这就是自吹自擂，自夸功劳了。请明公这样回答：“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北海太守见了皇上，当真如此对答。皇上一听，果然“龙心大悦”，提拔北海太守为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令王先生做他的副手（水衡丞）。王某的话，算不上正义，但也是“帮忙”，不是“帮闲”。

可见“闲话不闲”。闲话讲得好，便是“帮忙”；讲得不好，便是“扯淡”。帮忙与扯淡之别，全在内容，不在形式。所以，历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虽不是“职业闲话家”，却也大都会讲几句闲话，多少有一点讲闲话所必须的文思、口才和应变能力。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都往往有宴会。宴会是表示友好的形式，不能“打官腔”，只能“说闲话”。即便发生冲突，也只能用闲话来还击和化解。三国时，有一次西蜀的使节张奉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方面十分恼火，又不便发作，于是东吴方面的薛综便走过去向张奉敬酒，并十分随意地问他：先生知道什么是“蜀”吗？“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不高兴地反问：先生难道不能说说什么叫“吴”吗？薛综应声道：“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座皆笑，张奉无言以对，只好认输。可见所谓“折冲樽俎”，其实是离不开闲话的。

闲话与闲书

闲话既然有这么多的用处，自然就会有专门讲闲话的书，叫作“闲书”。闲书又有两种，一种专门记录闲话，另一种则自身便是闲话。前者如魏文帝曹丕的《笑书》、同代人邯郸淳的《笑林》都是。另外如有名的《世说新语》，也记录了不少闲话。后者的范围就更广了。广义地讲，但凡供人闲暇时阅读，并不一定要正式场合才使用，或并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刻苦攻读的书，都可以看作是闲书，尽管它们的内容未必都是“闲事”。这又是只关乎形式而不关乎内容了。这样算下来，则杂文、随笔、散文、小说，总之，文学作品的半数以上，都应视为“闲书”。

这显然要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和忿怒。理论家会认为这是无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作家则会认为这是故意贬低他们的“身价”，视作家为“倡优”。但是，请且慢大动肝火。第一，当今社会，人人平等，所司职业，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当一个“职业闲话家”，至少不比当一个“职业套话家”和“职业空话家”更“下贱”。第二，一本书有无社会价值，主要看内容；有无审美价值，则主要看形式。只要有高尚、健康、充实、于人民有益的内容，就有社会价值，而无论其形式“闲”与“不闲”。当年有人攻击鲁迅先生，说他的作品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先生不以为“掉价”，反将自己的杂文集名之曰《三闲集》，以为略示反击。显然，先生对于所谓“闲书”问题，有着超于常人的深刻见解，与那些表面自命高雅实则俗不可耐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闲书正如闲话，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关键要看你说的是什么。比如前述优旃说的那些闲话，就利国利民，而且效果比正儿八经上“万言书”要好得多。当然，闲话也害人。但，不是闲话，就不害人了么？张春桥、姚文元写的那些文章，还有那个时期“两报一刊”的社论，不是闲话吧？害人不？可见，闲话害人，并不因为它是闲话。这就正如一把斧头不幸被用来杀人，那罪过却不在斧头一样。

更何况，闲书和闲话，还为生活之不可少。我们知道，闲话，原本并不是“背后议论批评”的意思，也不等于“不满的话”“坏话”，而是“闲暇时说的话”。闲书则是“闲暇时看的书”。它们不但是一种休闲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情趣。生活中，完全不说闲话的人有多少呢？读书而完全不读闲书的也不多吧？即便有那么几个，也十有八九刻板迂腐、枯燥无味、了无情趣，而且还活得很累。

因此我们不妨把闲书分为三类，一类是内容充实、意义深刻者，则形为闲书，实则正史。一类是形也“闲”，实也“闲”，虽无重大意义，但能调剂生活，放松身心，消除疲劳，打发时日，也有一定的作用。还有一类是内容空洞、毫无意义者，则只能算是扯淡。闲书容易变成扯淡，这倒是不可不防的。但“扯淡”者却并非只有闲书。比如时下道貌岸然，文字枯燥，一本正经地在那里扯淡的所谓“正书”，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如此说来，则闲书也可以说正事，正事也可以用闲笔来写了。事实上，这类著作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便是。它至今仍是中国美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然而却是“闲书”。这又再次证明闲书并非就一定没有价值。相反，由于闲书态度闲适，文笔流畅，辩解敏捷，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愉快，引人入胜，因此说起“正事”来，效果往往更好。写这样的好闲书，一要见解独到，二要学识渊博，三要灵活机智，四要才气盎然，才能写得生机勃勃，发人深思。这就要有举重若轻的功夫，绝非单凭耍贫嘴就可以奏效的。

本书要做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试验—— 给严肃的学术著作以闲书的形式，或者说，赋予闲书以深刻的思想内容。所以，我将这种形式，名之曰“随笔体学术著作”。这一试验成功不成功呢？作者心中并没有底，就只好一任读者诸君去鉴定，去品玩，去说三道四，去讲“闲话”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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