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美）阿班著；杨植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46-1026-0

Ⅰ．①一…　Ⅱ．①阿…②杨…　Ⅲ．①中国历史-史料-民国　Ⅳ．①K26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168号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出　版　人：田　辉

著　　　者：（美）哈雷特·阿班

译　　　者：杨植峰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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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焦　洋

开　　　本：16开（700×1000）

印　　　张：22.5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1026-0

定　　　价：32.00元

译者序

关于本书作者哈雷特·阿班，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最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道发稿而疲于奔命。他只需拣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传送即可。所以说他是处在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上。我虽然身在上海，始终关心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对华动态，所以常与阿班交换意见与情报。

他是独身，在外白渡桥附近新建的布罗托多威公寓[1]包下了最高一层，找了几个年轻助手，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工作着。有时，我约他一起去江湾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对我说：“真对不住，我忘了还有约会，今天就失敬了。”我半开玩笑似的问他：“还能有什么事比打球更重要？”“实际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龄要请我喝茶。请务必多多包涵。”他连打招呼。听他如此说，我想可不能影响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让他这么离去了。这儿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极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

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外国传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报纸在西方舆论界本就一言九鼎，记者的人品操守又让人起敬。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洋幕僚端纳赶赴西安调停，向新闻界发出的电报，头一个对象便是阿班。这在泽勒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中便有记载。

阿班1884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无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1905年，在斯坦福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到社会混，谋了一份实习记者职位。来华前，他在美国报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职位做到总编。这期间，阿班不曾考虑娶妻生子，只管频频跳槽，还曾隐入山林写作，总之，任何一成不变的日子，都让他深恶痛绝。这么折腾到四十岁出头，竟又突发奇想，要到远东一闯天下，就这么来了中国。

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四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他从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驻中国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诸多记者站。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并统一全国；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粗略数来，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20世纪20年代起，涌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如过江之鲫，但就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无人可望阿班项背。阿班生性争强好胜，在第一线拼抢突发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优势，还在于广泛的上层关系。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里，尽是他的私交。国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后来，四大家族竟都奉他为上宾。日本方面更重视，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头目，恨不得把他门槛踏破。苏联也有趣，一边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边派大使与他密谈，托付他转达高层意思。至于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区区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其余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至于各国的内斗，也要向他暗泄天机，好登上《纽约时报》，搞乱对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轴心国前，即因最高层两派对峙，有人将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个全球超级独家新闻。这一切当然有赖《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尽的资源。

驻上海的外国记者中，以阿班的阵仗最大，居则百老汇大厦顶层，行则车夫驾新款轿车伺候，玩则江湾高尔夫球场，饮则英国总会、花旗总会。手下记者、助理众多，仆役成群，保镖随行。豪宴酒会里，他时而主人，时而座上宾。亚洲各地，只要认为必要，便可随时豪华出行。《纽约时报》的金库为他安了龙头，需要时，只管拧开便是。看他在北京、上海的日子，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是王公，寒酸的同行们，谁能与他争锋。

《纽约时报》驻中国各地（含香港）的记者站，无论财政、人事及报道业务，均归上海分社的驻华首席记者统管。阿班自1929年起便任驻华首席记者一职，前后凡十二年。《纽约时报》总编及发行人的职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却稳如泰山，皆因业务精湛全面，难以随意取代。1940年，阿班终于离华，却不是总部将他调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屡下毒手，企图对他实行肉体消灭，以至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看不过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闻报道外，著述也丰。第一本书为1930年出版的《苦难中国》，最后一本为1950年出版的《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凡十一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947年出版的《华尔传》，该书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译，收入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因流传不广，可能知者寥寥，否则的话，近年写到洋枪队及华尔的作品，应不会如此信口雌黄，令人诧愕。阿班半途辍学，以后也不见受过史学训练，平日里忙于采访，不想治起史来，其谨严深厚，已远远超出一般史学票友水平。华尔死于宁波后，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数，出自国人之手的，一本没有。好在有阿班的《华尔传》在，这段历史，才有血有肉。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也历经坎坷。全书杀青后，唯一的手稿还未及送交纽约的出版社，便于1940年被日本宪兵入室抢走，十个月的努力毁于一旦。日人的恶行，使该书的出版推迟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写作之苦。这段经过，于本书中有详细描写，这里略费笔墨，交代背景。

本书原名为《我的中国岁月》（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国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书出版于1944年，即他去华后四年。全书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后记一篇，译成中文约二十万字。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此段历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讲历史，白修德讲政治外交，斯诺、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讲见闻，都与阿班的书不同。阿班此书采回忆录的形式，有见闻，却不是见闻录；有大量历史片段，却非历史著作；有切身经历，却不是自传；有逸事珍闻，却不是掌故集。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式的采访操作，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他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采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笔者见识有限，涉猎的书中，如阿班此书的还有待发现。

这十五年里，阿班直接接触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过交道的著名中国人，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唐腴胪、梅兰芳、孔祥熙、陈友仁、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王正廷、吴铁城、胡适、顾维钧、伍朝枢、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鲍罗廷、端纳、司徒雷登、林白（首次环球飞行家）、马慕瑞（美国公使）、雅内尔（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美国亚洲舰队继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驻华的美英军旅高层、外交官、新闻从业者、租界官员、间谍等，也在阿班笔下一一上场。他们虽不为国人熟悉，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班与日方各种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纷呈。他笔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驻华公使重光葵、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驻华舰队总司令盐泽，日本的无任所公使加藤、南遣舰队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桥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对南京大屠杀首要责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许多细节国内出版物中罕见。一般认为，松井及手下八十军官被日本召回，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后对日负面报道过盛，而读了本书后即知道，其主要原因，还是与美舰“帕奈号”在长江被日机击沉有关。而拖松井石根下马的报道，正是出于阿班之手，发表于《纽约时报》并造成轰动。对于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绘，其中有狡诈，有忠厚，有愚钝，有精明，有凶悍，有温良……不再千人一面、夸张失真。

阿班加盟《纽约时报》前，曾短暂主持北京的《英文导报》。该报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总编是美国人克拉克。《英文导报》是20年代北京仅有的两份英文报之一，阵地虽小，却各方争夺。明里由教会资助，暗中又收受顾维钧、冯玉祥和苏联人的津贴。该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地位虽有限，却为在华的国际媒体输送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一为风头极健的路透社驻华记者赵敏恒。本书未提及的是，阿班离开该报后，克拉克又去纽约寻来赵敏恒接任。由于报纸规模局促，兼之克拉克人品有缺，阿班及赵敏恒均未久留。本书对《英文导报》之运作及克拉克的为人皆有生动描写，可资研究北京早期英文报业者参考。

阿班一边讲述新闻的采写，一边带出历史细节。许多资料是罕见的，因而珍贵。关于孙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采得了第一手资料，是全球报道此事的第一人；济南惨案发生时，阿班是置身现场的唯一非日籍记者，对事件的陈述，具极高史料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东北，最早作了预报。

关于中美两国关税条约的签署，阿班也为读者补充了细节，正是由于国民政府行政无序，美国政府虽主动提议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却被有关部门误置十八个月，不为高层所知。直至宋子文与美国公使马慕瑞碰头时，才知此事存在，于是加紧签署。故而《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是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签署的。而与其余列强间的新关税条约，均由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

对于鲍罗庭的外表，阿班作了极生动的描述。在中国革命史中，这位苏俄顾问的作用举足轻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击者的描写。他还写了顾维钧的暴跳和无奈，张宗昌的奢靡与残暴，宋子文的坚韧与精干，张学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国官员中，他对宋子文着墨最多，评价最高，认为他无论政见人品，都可跻身世界伟人之列。

他动员《纽约时报》援救胡适出狱一事，国内历史著作中，也罕有提及。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因在《新月》连发三篇重要文章，触怒国民政府，终于被逮捕。因有消息传出他将遭枪决，阿班气急攻心，动员时报总部发表长篇社论，谴责国民政府暴行。他将社论迅速翻译成中、日文，耗费大量金钱，将社论以电报发送到远东所有中、日、英报刊转载，形成铺天盖地的谴责之势，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收回屠刀，将胡适释放。

西安事变的报道，是阿班打的又一个漂亮仗。事变发生当日，阿班便凭他与蒋、宋、孔、陈的交情，为《纽约时报》抢到了全球的独家新闻。新闻史常说，最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是靠嗅觉推断，最多是猜测，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铁证如山。此事的发现，极具戏剧性，也得益于他在人脉上的无敌。那晚，他因缺新闻而苦恼，便随意打电话给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用人说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给蒋介石顾问端纳去电话，没想到端纳也不在酒店，秘书同样说是在孔祥熙家。他马上赶往宋美龄公馆拜访，用人说，蒋夫人刚离开，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发生，马上一遍又一遍拨打孔祥熙家电话。拨了无数次后，终于有用人接听电话，让他找到了端纳和宋子文。宋子文亲口将蒋介石被扣的事告诉他。一个惊天大新闻，一个无与伦比的独家消息，就这么迅速诞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有专门一节“协助《纽约时报》”描述此事，他写道：“这是第一个外国新闻社上海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关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我们从书中得知，手稿的写作始于1937年初。宋氏着手写作此文时，便有意售予出价最高者，将所得设一基金，用于西安事变被害卫队成员遗孤的教育。而出价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报业联盟，以一万两千美元从宋美龄手中购得此书的版权，在北美发表。宋美龄的原稿为英文，我们今日读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购英文版的译文。

西安事变后，阿班在杭州拜访了蒋氏夫妇，并以带引号的直接引语形式，录得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经过所作的亲口回忆，而现场翻译为宋美龄。此段回忆，与实际经过，应是最为贴近的。

有些历史事件，在中国长期受忽略，阿班的书便起到钩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环球飞行之父林白到访中国一事，历史性有之，戏剧性有之，我们却大多不甚了了，本书里便有详细记载。

阿班是为新闻而活的，他不找新闻，新闻也会找他。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误炸南京路时，阿班正带着他的助手比林汉在永安公司采购。他坐在车里，被爆炸震昏，受了轻伤，比林汉在永安公司大楼里，则身受重伤，几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当时情形，从市民仰头看飞机，一直到爆炸后的抢救与善后，如电影镜头，细致真切，其第一手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加盟《纽约时报》之初，他还因无情报道，严重得罪过上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致国民政府宣传部和外交部竭一国之力，花一年时间，不惜与《纽约时报》及美国为敌，欲将他驱逐出境，却终因国弱而难逞。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大事。他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因此案而结怨，又因案结而怨解，终于成了好友。

南京沦陷前几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在长江炸沉美国军舰“帕奈号”。此事曾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举国激愤。由于“帕奈号”上载有一批摄影、摄像记者，事件经过被全程以影像记录，后经米高梅公司制作成记录片，在全美放映。为避免全美反日情绪失控，迫使美政府过早介入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下令剪去影片关键部分，使日军蓄意攻击之事实，不至彰显。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国民众之对日观感彻底扭转；全美支持中国抗日之民意基础遂告初成。日美开战，始于珍珠港袭击。至于序幕，不乏史家认为“帕奈号”被炸沉时，即已拉开。日本对此事，一向坚称为误炸。而阿班进身幕内，贴近日军高层每一人，以亲历的第一手资料，揭穿日方谎言。“帕奈号”事件发生于中国长江，沉没于南京大屠杀前几日，对中、日、美三角关系之演变，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国有关此事的著述，岁有新献。而中国史学研究，对此竟然全体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对南京大屠杀草草带过，对此事干脆避过不谈，或许因事件涉及日军最阴暗疮疤，实难处理妥帖。而阿班的书，为中国读者展现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为新鲜，一则为深入全面，读来收获岂止泛泛。当然，关于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并不在此书范围内。

这一类的故事和细节，在本书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也不为我等常见，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无论视野还是史料，都应放在世界大范围中。仅举松井石根与八十部下被召回国一例，若只从中日关系看，而略去美日关系的角度，便不会顾及“帕奈号”事件，亦不会考虑《纽约时报》报道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实质错误。笔者翻译此书，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历史视野，兼而惠及同好。

对于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阿班的书更有意义。它像采访学里的《孙子兵法》，教我们于复杂万变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烟幕，去准确挖掘新闻，抢先发表新闻。它还教我们如何在职业操守上严于律己。阿班的个人情感观点固然爱憎分明，新闻报道本身却力求超然于党派政争及国家、民族爱恨之上，一贯死保新闻来源的身份秘密，不管其为何党何派、何国何种；社交方面，则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与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独家新闻。即使被日本宪兵压跪在地，双臂强扭至背后，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杀了他的数千同胞，他的笔端触及日本人时，却能避免作情绪性宣泄，该褒处褒，该贬处贬，均秉公直论，就事论事，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在新闻业者里，这种大家风范，让人油然起敬。

原书的各章标题，有部分语焉不详，故加以重拟，以图一目了然。译者于史学是外行，个别次要人物名字，一时竟无从考证，只好暂以译音标注，希望专家不吝指教。至于译笔的粗陋，也是难以掩饰的。

杨植峰

[1]百老汇公寓之日语音译，今上海大厦。（部分注释在正文括号中以楷体标注。）

卷一
中国苏醒了

1．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照理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新闻从业人员，到了新环境里，应该不管周遭如何混浊难行，便一头扎将进去，还能轻松自如地攫取到真相的明珠。如果这是常规情形，那我便是一个硬生生的例外。那时是在1926年年初，我头一次前往远东。从一开始，我便连连犯错，而且，我对事态的评估一直有误，直到我在中国待满了两个月，才稍有改观。

我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来回船票，前往远东，有效期是六个月。我的初衷只是作一次短期出游，然而，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估计错了。我不仅没有在半年后回美国，反倒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

回首往事，我发现，我遇到的一系列事情，总与初看时的印象有别，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轮船靠近日本海岸时就开始了，可以说极具象征性。在船上吃晚餐时，听到通知说，午夜一过，船就要在横滨港外下锚停靠，等凌晨时领航船来领航。没想到晚上9点时，我突然看到了日本海岸的灯光，不禁大为振奋。只见一个庞大的、熠熠闪光的半圆形物体逐渐显现，在船的前面划出道弧线来——我想，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弧形的港湾。我们离开檀香山后，行驶了九天九夜，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正想着，我们突然就闯入了这些灯光中间，然后又劈波驶过。原来，那道光芒四射的弧形物体只是一支巨大的日本渔船队。横滨还远在西边，隔着无数英里呢。

我对案头工作一向厌恶。这次的远东之行，是过去二十一年里的第二次叛逆之举。1905年，我三年级未念完，便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发言人报》谋了一份实习记者的职位，周薪只有十美元。那个时候，在美国西北地区，日报社的文字记者薪水很低，而编辑或管理人员收入却高，生活无忧。所以，到1912年时，我已经在斯波坎的另一份报纸《记事报》做过好几份编辑方面或“坐办公室”的工作。但是，远离报道业务及写作让我极度不爽，因此，1912年，我辞了工作，前往英属哥伦比亚，那里有我买下的一大块荒地。不过，我没有当牧马人谋生，而是乐不可支地住在一栋巨大的木屋里，期望通过写小说和剧本糊口。

可惜，对案头工作的第一次背叛一败涂地，我只得重新干起了报纸的老行当。1915年年初，我收到檀香山《星报》的电报，愿意给我一个职位，遂前往。令人沮丧的是，甫一上任，便是担任城市版编辑，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年。我一边干本职工作，一边不停地给美东的各大报及各通讯社投稿，试图谋一份派驻远东的差事，却徒劳无功。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日本已经从德国手里接收了青岛，从新闻角度考虑，远东是一潭死水。全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

在檀香山那五十一个星期里，我日思夜想着要登上那些轮船，从檀香山往西，驶入日落的远方。但结果却相反，我又掉头向东，驶回了红日高升的美国大陆。另一份案头工作在等我——《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地址在博伊西。在那里，案头工作一干又是四年，职务是总编辑。接着，我移师洛杉矶，在《洛杉矶时报》工作五年，还是案头工作。

紧接下来的一年是在好莱坞度过的，为塔尔梅奇（Talmadge）姐妹中的诺尔玛（Norma）及康斯坦丝（Constance）写故事及字幕。这是灾难性的一年，令我极其不快。这段时间我收入极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时的好莱坞一片混乱，波兰出生的高德温（Sam Goldwyn）在电影里糟蹋英语，闹出许多笑话。但是，把坏事都算到他一个人头上并不公平。百分之八十的错误，其实是电影行业里其他头头们犯下的。

其时，好莱坞正处于有声电影到来的前夜。但对那个时代，我已烦透了。于是我再次对案头工作反叛，动身去中国。我的经济来源很不可靠。我和北美报业联盟签了一份协议，通过邮寄方式，向联盟下面的许多报社供稿。若获采用，稿酬是每一栏五至二十美元。记者朋友们管我这种收入叫“奴隶稿费”。

1926年年初，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公众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事情，一概兴趣寥寥。东京和北京的美国记者很少。在上海，全职的美国记者只有一人——合众社记者。其他美英报纸的记者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主业是为当地的英文报纸工作，偶尔才寄几篇稿子给纽约或伦敦的报纸，只能算是副业。他们或拿可怜的低稿酬，或领极少的津贴，但平时不必写稿，偶尔才根据来电要求写点东西。

后来，一直被西方忽视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方日益蓬勃，我开始摸索着了解这场运动重要的世界意义。让我震惊的是，即便在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对这场运动的报道也极不充分。当时，我发掘了一件真正的世界性新闻，由于我的协议对象都不接受新闻电报，我决定把这个消息转投给合众社。这家重要的新闻采写机构在一栋楼房的四楼，大楼很脏，没有电梯。门楣悬一块律师招牌，律师有一个葡萄牙名字。进得房间，见里头只有一个中葡混血的青年，约莫十六岁。我问这是不是合众社的办公室，他回答是，又补充道，他父亲是合众社的记者。

“你父亲呢？”

“噢，他病了，在家里。”

“他什么时候回办公室？”

“不知道。”

“他病了多久了？”

“差不多六个星期了。”

“那谁在替他采写新闻呢？”

“没人。”

律师抱病在家，儿子又懵懵懂懂。那年轻人倒是允许我查看合众社的文件。我发现，最近的一宗开支记录，离现在已经快七个星期了。

我前来远东时，对这种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时，我主要关心能挣点稿酬的专题报道，对突发新闻想得少，对于抵埠后目击的各种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也不足。

再说进入日本的那晚，我的船穿过了灯光熠熠、排成半圆形的日本渔船队，次日凌晨便首次抵达日本。日本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横滨几年前刚被地震摧毁，正在缓慢重建，处处是令人沮丧的废墟。东京总算活了过来，看上去虽然丑陋，却隐藏着许多魅力无限的美丽景点。德梅瑞·佩斯（Demaree Bess）领着我在东京到处参观。几年前，我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时，他是我的同事。他带我看寺庙、酒吧、风景如画的公园，还有他自己的家。他的家有玲珑精巧的花园、拱桥和石头灯柱。时节尚早，樱花未开，无缘欣赏。整个旅程中，我没有同日本人打交道。

镰仓地区的美丽是名副其实的，山峦起伏，林木森森，处处有佛寺，更兼清溪纵横，湖泊密布，有着传说已久的内陆海。不过，作为新闻从业者，倒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能勾起我的兴趣。初次造访后，留下的印象，与一般的观光客无异，无非觉得神户北部Tor酒店高尔夫球场的风景几至完美，神户东方饭店大堂的苏格兰威士忌妙不可言，某家小旅馆评价过高、房间污秽，等等。

日本的传统房屋往往精心维护，整洁程度堪称典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学不会维护西式楼房的窍门。不久之后，我在满洲及中国内地见过许多日本人建造的高级酒店、办公楼和领事馆，都因管理欠善，变得肮脏破败。这些建筑一旦启用，不出一年，就弥漫着令人欲呕的尿臊味——不是一般人的尿臊味，而是每日吃两三次腌萝卜的人特有的尿臊味。在这方面，腌萝卜的后果远比一大盘的芦笋严重。

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也颇具欺骗性，好比日本渔船队给我造成的错觉。离开神户后的第二天，夜幕刚降临，船已经到了混浊的水域。黎明时，引擎的震动突然停了，我顿时醒来，从铺位跳了起来，急不可待地想看一眼新大陆。从圆窗里望出去，是泥浆般的浑水，令人难以置信；再一眼，看到平坦的泥岸，还有一个高耸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某个闻名遐迩的美国口香糖。视线里没有亭台楼阁，耳朵听不到寺庙的钟声，鼻子也嗅不到微风送来的香辣美味。我恹恹地重新爬回铺位，蒙头再睡，直到船在上海码头系缆。

◆上海的街道

我的目的地是南方，在上海只勾留了一日。这天适逢春雨来顾，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闷热也过早地来了。我觉得，在我到过的城市里，上海是最脏的。我在街头巷尾目睹的贫穷，真可谓触目惊心。即便在上流场所如理查饭店及汇中饭店里泡酒吧，气氛也阴郁不堪。要是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要连续十一年以此地为家，我非厥倒不可。

原本是想在中国撰写一些背景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却渐渐觉得渺茫起来。好在这时去拜访了索克思（George Sokolsky）[1]，捎去了一封介绍信。信是日本的一位记者朋友写的。

索克思建议说：“还是别待在这儿，现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也别去北京，那儿简直是个停尸房。最好是去广东。我在那儿待了六个星期，刚回来。我先不告诉你那里的情况，免得你产生偏见。但你一定得去，先去找李才（Li Choy译音），他是《广州英文日报》主编。我会写信告诉他，说你要去。”

上海天色晦暗，更兼阴雨连绵，彻底勾销了我游玩度假的兴致。好在我先前订的船票还要一路前往香港、马尼拉，再返回香港，于是我便按原计划行事。

没想到香港比上海还要糟。雨更多，雾更浓，闷热也更甚。至于首度马尼拉之行，则觉得这地方不秀美，也无趣，倒是让我见识了连续两天不休不止的热带豪雨。

于是原路驶回了香港。上午抵达时，大雨如注，使我对东方的幻灭感达到顶点。我把箱子存放在香港饭店，搭上一艘旧式的平底船“佛山号”，逆流前往广州。珠江被蒙蒙细雾锁困着，船便一路鸣着笛，突突往前开。夜幕垂落后，我们在沙面岛外不远处停船下锚。沙面是广州的外国租界，整个岛几乎漆黑一片，但它背后的广州西关城区，则映出一片红光，照亮了夜空。近处江面上，停着两艘小型军舰，亮着清冷的泛光灯。据说那是英国和美国的军舰。

晚上禁止上岸，必须等到次日天亮。我正想着怎么挨过这无聊透顶的夜晚，一个乐呵呵的苏格兰人撞了上来，邀我到餐厅共饮几杯，不禁一喜。

我们拣张桌子坐了，斟满杯子，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河面响起一阵枪声。随即，身后传来玻璃窗的碎裂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加苏打炸了开来。我们两个都愣愣地盯着他的右手，只见鲜血正从他手里涌出来，滴在雪白的桌布上。

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我抓起块餐巾，刚想替他包扎止血，“佛山号”却陷入漆黑之中。不远处，那艘英国军舰甲板上的机枪开始喷射，一串串的曳光弹钻进雾霭沉沉的夜空。

我在中国的十五年正式启幕了。这十五年里，我再也没尝过无聊和沉闷的滋味。

[1]根据后文，此君为《字林西报》编辑。

2．帝国主义的前哨

夜间，江面上发生的射击事件，似乎把空气也洗涤了一遍。次日上午，空气变清澄了，风也止住不动。那天适逢星期日，船上的一小群旅客，包括那位少了一截食指的苏格兰人，都登上一艘小艇，被送到沙面岛。两艘军舰各派出一艘汽艇护送我们，故意耀武扬威。我倒觉得这么做似乎大可不必。当然，据我所知，广州正被强烈的仇外情绪笼罩，白种人危险重重，英国人尤甚。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小艇靠上沙面岛一个带篷的码头，大家一拥而上，然后步行前往饭店。苦力是不可能找到的，人力车和汽车也被禁止上岛。

去饭店途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拦住了我。他的形象，是那几天里在华白人的缩影。看上去，他在头一晚玩得太疯了，外套不见了，一脸的茫然，手里举着一个三文鱼罐头，对我说：“劳驾了，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什么劳什子可以打开这鬼东西？我饿死了，又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当早饭吃。”

我后来才知道，沙面这时候已经被紧紧包围了。在苏俄的组织者和顾问的领导下，广大中国人已经宣布抵制英国和所有与英国有关的东西。由于沙面岛是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地盘，绝大多数的仆人、职员以及办公室文员都撤离了。外界的食品无法进入沙面岛，只有用轮船从香港运来。若非有外国军舰压阵，救援的轮船就会被大炮击沉。

沙面与广州市及珠江北岸隔着一条狭窄的水道，靠两座桥连接。桥下的水是从珠江倒灌进来的。桥这一边的岛上，矗立着一座座混凝土大厦，竖着铁丝网，堆着沙包，上面架着机关枪，英国和法国哨兵荷枪实弹站岗。自上一年的6月以来，沙面日夜担惊受怕，唯恐发生新的突袭。

桥的另一头是大陆，沙包堆得更多，武装卫兵也多，当然都是中国人。岛上的人过桥出去，都要搜身。任何人进沙面岛都必须空手，不许带东西——报纸也好，橙子也好，香烟也好，信也好，一概被禁，甚至一张白纸也不许带。有时，中国哨兵还搜走外国人口袋里的钱，好在这不经常发生。

令我惊奇的是，沙面岛上的沙包、铁丝网并非一处两处，朝向广州市的整条岸线都围上了铁丝，堆满了沙包。隔开一段，便有钢筋水泥的碉堡，里头架着机关枪，封住通往小桥的所有方向。面向珠江的岸线也架上了铁丝网，卫兵绕着岛日夜巡逻。常有冷枪从市区那边的屋顶上射过来。混浊的江面上，在远处游弋的中国小船，也时不时朝岛上放枪。我的鼻子一下嗅到了新闻的气息。

情形着实令人震颤。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部分上溯到1925年5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当时，中国示威者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人士，一个英国捕头下令朝示威者开枪，造成惨重伤亡。东部沿海各省旋即宣布抵制英国，并迅速演化成普遍的仇洋排外情绪。

◆省港大罢工

1925年初夏，广东先已存在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形。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博士过世前，已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莫斯科也向他派出许多苏联顾问。那时期，苏联还在尝试孕育全球范围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因此，在广东的苏联人聪明地抓住机会，趁着中国人对五卅惨案的仇恨，将它扇成熊熊烈焰。香港也受到抵制，来自各阶层的数十万中国人弃香港岛而去，贸易和航运一下子瘫痪了。货轮抵港后，无人卸货，无人装货，也无人给船加油。所有的中国人，从银行职员到家中的仆役，几乎无一例外地离弃了他们的英国雇主。香港遭受了重创，皇家殖民地政府只好从英国财政部借来数百万英镑，聊渡难关。

广州的激昂情绪达至高点。城里先是挤满了三十多万没有工作、一文不名的罢工者。他们都是从香港逆流而上的。到了6月，一场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开始了。示威路线要经过珠江边，与沙面岛仅隔一条狭窄的水道。岛上的英法人士惊恐万状，枕戈待旦，准备抵挡任何来犯。这时，有人开了第一枪。中国人说，是英国人先向手无寸铁的示威人士开枪。英国人开头指称，是中国人先射击的，后又改口宣布，是苏联阴谋家开的火，意在挑起新的屠杀。

不管怎么说，屠杀终于发生了。沙面岛上的英军和法军一起，用机关枪和步枪，朝密集的游行人士扫射。被杀的中国人超过两百。这就是沙基惨案。沙面里的外国人死伤相加，不及十分之一。事实上，由于位置关系，中国人主要死在法军的机关枪下，但苏联宣传部门负责人有意忽略事实。于是，反英运动的仇焰及暴力百倍增长。

这便可以解释，当我在沙面岛登陆后，尽管沙基惨案已发生了八个月，那个年轻的英国人还要在星期天一早，亲自到处找开罐刀，想开一罐沙丁鱼吃吃，权充早饭。沙面岛上只有极少数死心塌地的老员工不愿辞职，再加零星几个帮工坐夜船从香港偷渡进来。除此之外，岛上再找不到华籍仆人。留下的华人，白天绝不敢露面。狙击手要找的就是他们。大部分外籍妇女已被送走。留下的外籍男人都是些领事馆官员、银行雇员、石油公司头目等，他们只得自己做饭，自己洗衣。食品和肥皂都变得稀缺。

沙面，这个被团团围困的帝国主义前哨，是个弹丸之地，只有六个街区长，三个街区宽。它原来只是一片滩涂，七十多年前，中国人把它划了出来，让外国人定居。整个岛平展展的，像一张乒乓球台。街道和人行道都宽阔，沿街种着参天的孟加拉菩提、胡椒树和棕榈树，树冠遮天蔽日，投下森绿的树荫。由于车辆被禁绝，路面更显得浓情蜜意。街道两旁是一栋挨一栋的大厦，全是大理石和清水砖砌起来的，九重葛藤爬了满墙，点缀着樱桃红的繁花，煞是好看。英租界占据了靠上游的五分之四土地，法租界占着靠下游的五分之一地盘。

除了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外，驻广州的所有外国领事馆，都挤在这个小小的岛上。苏、德、奥三国由于在一次大战中败北，失去了治外法权和所有特殊条约权，便高调避开了沙面，到广州城里开领事馆去了。英法等获胜的大国从技术角度说，仍在中国拥有条约特权，却再也不能或不敢行使它们了。于是，苏、德、奥三国的领事对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便常常要取笑一番了。

沙面只有一家饭店——维多利亚饭店（今日的胜利宾馆）。后来的几年里，我在中国沿海地区频繁旅行，忽南忽北。在我的心目中，中国有两个饭店是全亚洲最差的：一个就是这家位于最南端的维多利亚饭店，另一个是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最西北端满洲里市的尼古丁饭店。时光流逝，两家饭店却都没有些许的进步。

那时的维多利亚饭店，餐厅的石膏天花板上破洞累累，墙上则血迹斑斑，今天多半还会是老样子吧。我到中国的前一年，有个华籍的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从窗外扔进了一颗炸弹，炸死了好几个正在用餐的敌人。据我所知，饭店事后从来没修过。客房长出霉菌，潮湿不堪；水管老坏；蚊帐是破的，也没好好补；地毯潮滋滋的，散发着霉味。至于伙食，即使在供应充足的和平年代，也是中国最差的。堪与匹敌的，大概也只有尼古丁饭店了。

沙面的情形唯有一个“糟”字可以形容，但我决意留下。托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的福，也托弗雷德里克·泰森（Frederic Tyson）夫妇的福，我得以过上舒服干净的日子。泰森那时是标准石油公司驻广东的代表。碰到这样的情况，业务是彻底停顿了，绝大多数外籍员工也被调往他处。该公司在沙面的Bomanjee大厦租了好几套公寓，装修得很是考究。泰森将其中一套转租给我，租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精琦士领事则给了我许多忠告，根据他的建议，我去了趟香港，总算找到一个称职的年轻厨子，名字叫阿超，让我听了一乐。随后，我乘夜班轮船，与阿超将许多箱的食品运到沙面。经安排，我开始替香港的一家英资日报采写每日新闻。

我在报界浸淫多年，就数这一次的工作环境最不寻常，但我已经准备停当。沙基惨案是场出其不意的危机，让人震惊不已，以至于我对所见所闻，总是半信半疑。离开美国前，我花了六星期时间，兢兢业业地读遍了关于中国的材料。横渡太平洋时，又花了大半时间，埋头书本。即便如此，沙面的情况，仍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问精琦士：“这里的形势这么动荡，美国报纸怎么就只字不提？”

他道：“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你应该向国务院汇报过这里的情况吧？”

“那当然，全面汇报，每天汇报。”

“国务院也会把这些情况向华盛顿的记者们通报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会通报大部分的内容。”

精琦士又告诫道，千万别跨过小河，进入广州。我说，我觉得应该进入市区，与中国及俄国的领导人交谈。他立时变得苦口婆心起来，认为这种举动太危险，完全是在逞一时之勇，不管我是否听得进，他也要尽力劝阻。

然而，我却难以舍弃。我的兜里一直装着给李才的介绍信。我也风闻鲍罗廷正在广州。终于，我还是未能被劝阻。在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将手表和其他贵重物品留在公寓里，然后头戴遮阳帽，穿着短裤，兜里只带那封给李才的介绍信，没有封口，还有一把两毛钱的角子，穿过小桥两端的铁丝网和岗哨，走到了广州那头的珠江江畔。想想看，不到一年前，这里曾遍地湿滑，淌满了两百多被屠杀的中国人的鲜血。

3．孙中山晚年的秘密

《广州英文日报》的报馆离珠江畔约两英里。美国领事馆一名职员替我用中文写下了报纸的名称和地址，我便上路了。我登上一辆蹒跚而行的巴士，穿行于广州的大街。速度之慢，估计连巴黎的出租车司机也会感到丧气。

所谓的巴士，其实只是一辆普通的福特轿车。中国的木匠将一个头重脚轻的木结构装在轿车上，两旁各放一排长条凳，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巴士。行程刚及半英里，车里已经挤到透不过气来。乘客是清一色的男人，用唱歌般的粤语高谈阔论，一刻不停地咳嗽、吐痰。我在座位上被紧紧挤着，邻座是个大块头中国人，胖到足够充当一尊弥勒佛塑像。他只穿条旧的阔腿裤，脚蹬一双布鞋，手里却摇着一把风情万种的小纸扇，拼命扇着风。他的短裤滑到了肚脐下，上身则一丝不挂，满是油汗。

让我意外的是，他好像对我兴趣盎然起来。他把手里的纸扇“啪”一声合拢，敲敲我的膝头，又“唰”一下打开，然后把扇面送到我的鼻子下，让我看一幅令人心怡的水墨风景画。看了正面，又让我看反面，那是一群中国人物，用黑色和金色的墨彩勾画，模模糊糊的。我一边微笑，一边打手势，表示欣赏。谁知好戏还在后头，他又把扇子一合，再打开时，变成了另一幅画——我所见过的最最色情的春宫画。

最后终于找到了《广州英文日报》报馆，是在一幢狭窄的砖混楼房的二楼。底楼是家杂货店，卖食品水果。这份报纸当时每周出两期，是中国在上海以南唯一的一份英文报。当然，香港不算在内。

不想，久闻大名的李才与刚刚在巴士上遇到的弥勒佛倒有几分像，只是小了一号，而且衣冠齐整。他长一张圆脸，留着稀疏的唇髭，两端耷拉下来。他秉性温和，彬彬有礼。在随后的日子里，主要靠他联系到了广州政府里的要人们。事后证明，他对我的帮助，价值难以估量。李才说一口柔和的英语，无懈可击，带强烈的牛津口音。从一个身着灰色绸子长衫、身材敦实的人口里听到如此高雅的英语，让我震惊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李才饱受英伦教育，观点已大半西化了。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家庭生活，仍旧保持彻头彻尾的中国传统格局。我跟他先在广东认识，继而又在上海相处有年，可算是知根知底了。即便如此，我却从无机会踏足他的家里，也无缘见他太太一面。我跟他碰头，常常是在英国人或美国人家里的晚餐聚会里，那些主人们也没一个见过李太太。

李才对我的友情和善意是绵绵不绝的。头一次见我，就真心给我一个忠告：“我要向你提个私人建议，你可别介意啊。如果你离开沙面到广州来的话，最好别穿短裤。你要知道，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只有英国人才穿短裤，而眼下，英国人在这里是最不受欢迎的。请千万穿条长裤出来，免得人家冒犯你，甚至对你动粗。”

在1926年上半年里，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都已达至暴力的程度，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至暴力的程度。广东本身的暗中权力斗争，更达到了暴力的极致。

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都聚集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地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为了唤起全国大众，赢得对自己的支持，他们也进行暴力斗争，以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中国的控制。

那年春末夏初，我在广州见到了宋子文。那时他还鲜为人知，不仅在国外如此，在中国也一样。他时任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正千方百计为北伐筹款。陈友仁是外交部长，他是英文檄文的大师，创造了无数战斗口号。吴铁城那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他后来历任上海市长、广东省长，本书完成时（1943年）当了将军，是重庆政府的支柱之一。苏联特使鲍罗廷时任政治顾问，加仑（Galen）将军任军事顾问。加仑后来曾两次挫败日军的进攻，先是在朝鲜前线，后来在外蒙古边界。

根据鲍罗廷及加仑的建议，苏联开始从海参崴向国民党输送军援。每周总有三到八艘破旧不堪的苏联货轮开入珠江，卸下步枪、大炮和弹药，供应国民党。双方大概有某种协议在先，但具体条款，却从未泄露过。

宋子文在1926年时的外表与今天几乎无异，只是略为清减。时隔十七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他对待访客，和今日的他已没有分别，总是圆睁双目，紧盯着来人，眼神绝无丝毫的闪烁。尽管他待人客气，却总让人觉得有些心不在焉，好像思绪邈远。遇到有人直截了当提出问题，他总要沉默片刻，先在大脑里作急速运转，然后才道出自己的看法或决定。他说话时惜语如金，字斟句酌。他的外貌，怎么看都不像他盛名远播的三个姐姐——蒋介石夫人、孙逸仙夫人和孔祥熙夫人。当然，他的长相也相当帅气，显得卓尔不凡。

陈友仁已同当今重庆的所有当权人物决裂了。据说，他是特立尼达华侨。他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则风闻有部分非洲血统。我初识他的时候，他既不会广东话，也不会普通话，只听说他正在学写文言文，而且学得颇为艰难。他个头很矮，身材瘦削，脑袋大得不成比例，一双黑眼睛极其锐利。但他说起英语来，却带有极端的英国腔。不管是寻常的交谈，还是写政治文章，他都是抨击和怒骂的高物。据悉，他之所以同国民党的当前领导人决裂，是因为他同情左派。

鲍罗廷是莫斯科派往中国和国民党的联络官。在1926年，他的外表与中年时的美国参议员博拉几无二致。鲍罗廷跟博拉一样，也有个粗重的身坯，肥厚的肩膀，脑袋也跟博拉一样硕大，侧面轮廓犹如博拉再版，令人惊奇。更令人叫绝的是，他的发型也同那位爱达荷州参议员一样，既长且密，乱蓬蓬的，永远欠缺梳理。

其时，鲍罗廷正负责训练和指导宣传工作人员，成就非凡。国民党军队的北伐能在1926年夏末顺利启动，这种莫斯科式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中国中部省份的农民、工人以各种方式帮助北伐，希望这场运动能打碎绵延千年的土地租赁关系，把他们解救出来；能带来盼望已久的工资收入，聊以为生。针对此种民情，鲍罗廷及手下人工作起来面面俱到，在中国鼓起了狂热，进而激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抵抗，直到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才与南京停火。

从广州顺流而下七英里，即到达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相当于南中国的西点军校。校长瘦长结实，目光炯炯有神。他负责训练青年军官，精力极度旺盛。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名字成了日本人的诅咒，也成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团结抵抗的象征，并最终成为美国在“二战”中的主要盟友。他就是蒋介石。

十七年前的蒋介石将军跟今天一样，瘦削结实，动作敏捷，决策果断。不过，那时的他还没有今天的威严。他现在已是功成名就，更兼重任在肩，自有一种气势与自信。而1926年头半年在广州的那些日子里，他还不具备这些特质。

事实上，刚认识他那阵儿，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固然雄心盖世，但身边却对手如林，危机四伏，因而，吃不准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在1926年，按照传闻，他是发自内心地讨厌外国人的，对记者和采访活动也充满敌意。不过，他对陌生人缺乏信任，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与俄国人及中共的关系正日趋紧张。两边阵营里各有小团体，冲突几乎公开化。尽管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中已产生分裂，他却敢照样发动北伐。这也充分体现了这位年轻总司令的性格。他的思路可能是，先获胜，再解决内讧。

◆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姻法定照片（合影于1926年黄埔军校）

蒋介石将中国所有传统做派弃之如敝屣，也不顾及什么“温良恭俭让”或“照顾脸面”，从而早早地就大权在握，声望日隆。他不动则已，一动起来，总是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让他的政敌也好，战争对手也好，都措手不及。蒋的对手一概都是拖拉的，又都迟疑得要命；而蒋则头脑活络，心思敏捷，而且时刻防范着别人。

一直到1936年年底，蒋介石在中国都不受欢迎。在外国军事专家眼里，他也从来算不上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只是个见风使舵的政客，却天生慧眼，会挑选能干的政坛左右手和军事将领为他效劳。而且他直觉强，大多数情况下，允许手下的专门人才见机行事。在日本大举进犯的压力下，他总算在国际事务方面学到了东西，以令人炫目的速度，从一个只关注一省一地的带兵人物，成长为一名“领袖”。其对国际事务的见解，堪称达到伟大政治家的水平。

我在广州的那些日子里，有种古怪的印象，觉得一切法理都荡然无存，全凭手中的武力说话。政变一场接一场，快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显赫的人物接踵逃往香港避难，经过密谈与妥协，又怡然归来，而一切忙乱尽是徒劳。从一开始，连我这种对中国事务一无所知的外国人，都能看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酝酿中。而在上海，情况却截然相反，除了索克思外，凡与我交谈的人，都把广州的情况看成是一场玩笑。

“广东总是在搞叛乱。他们总在那儿瞎折腾，多少年了，老是那样。不过说实在的，成不了什么事。”

这是1926年春上海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估计。到了同年9月，被人嗤之以鼻的国民党人攻下了长沙、岳州、武昌和汉口。1927年春，他们拿下了南京和上海。到1928年6月，北京和整个中国北方都归他们统治了。

三年后，南京政府连续两年作出努力，要将我驱逐出境。那帮狂热的国民党人居然指责我“从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便造谣中伤国民革命运动”。

为此，我一张张翻阅了日久发黄的成堆采访笔记，翻阅了《广东英文日报》和香港报纸上我的文章剪报，翻阅了我寄往香港、美国的新闻故事的复写纸，想知道自己究竟错了多少。

每个外国人，无论用心多么良好，总会犯下错误。但是，尽管我不会说本地话，看不懂本地文字，因而在采访时困难重重，尽管敌对的集团及其领袖人物观点迥异，尽管领袖人物个个都对事实讳莫如深，以致真伪难辨，我都坚信，广州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巨变的开端，必将成为我一生中采写的最大新闻故事之一。

抵达广州后不久，我就前往香港，把跨太平洋的回程船票打八折退了，那时离六个月的作废日期还很远。从那时起，我便认定“中国故事”是我产下的一只蛋。我已铁了心，要安坐在这只鸡蛋上，直到小鸡破壳而出。

若没有英俄帮助，国民党军队1926年从广东开始发动的北伐能否成功，令人怀疑。但中国最终却付出高昂代价，包括无数国人的生命、巨量的财产损失、连年的武装冲突，以及对各个外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帮助却是中国急需的。

英俄人的卷入跟蒋介石无关。那是中国革命领导人孙逸仙医生留下的遗产。孙逸仙1925年在北京过世。他在世时，由于美国及自由欧洲各国拒绝向他施以援手，他只得转向莫斯科求助。有一阵子，他以为日本或许能成为中国的挚友，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不得已之下，他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秘密建议，若真被接受，世界历史必将被改写。

这条消息，是我在广东那几个月里挖到的最大独家新闻。它先在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及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发表，却未在美国引起丝毫兴趣。消息传回广州后，随即引来充满敌意的否认，不久却又沉默了。原来，指责报道为“捏造”的官员们发现，孙中山的提议早已进了官方档案，分别存放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

头一次接触这些秘密的国际动向，是从一个被排挤的广州官员那里听来的。此人待在香港，正牢骚满腹。他骂国民党的现任领导是“一群该死的中国赤党”，说到火冒三丈时，一时口快，提到孙中山已经对“跟俄国人的交易”感到后悔。根据这项交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他说，孙中山已经请求美国出面挑头，组织武装干涉，从俄国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国。

他警告：“不能引述我的话。不过，这都是事实，全在你们领事馆的档案里。问问精琦士就知道了。”此人今天（1943年）还健在，我从未透露他的名字。

我找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提出我的问题。他一听，惊呆了，绝口不提此事。于是，我把如何获得消息的过程详细告诉他，只是没提消息来源的名字。

最后他说：“我不能给你看文件，不过，如果你把听到的内容复述一遍，我可以告诉你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并纠正错误部分。”以下是经过确证的故事：

一开始，孙中山便希望美国及英国承认他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援以资金及武备，助他以武力统一中国。但每次与两国打交道，都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转向俄国求助，马上得到响应。

到1923年年底，孙医生开始警觉了。经国民党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推动，国民党被全力推向极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数百名中国籍毕业生，试图将中国的这场革命融入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计划中。孙中山由此感到，中国的未来地位和福祉，可能要服从莫斯科的反帝总体构想了。

适逢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博士于1923年年末访问广州。孙中山绝望之下，要求与他会面，并举行了秘密晤谈。孙中山要求舒尔曼博士请华盛顿出面，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其他较小的条约国沟通，看各国是否愿对中国作联合干预，为期五年。

孙中山提出，他可以发表正式倡议，邀请此项干预，并愿意尽余生之力，投身宣传工作，劝导中国人民与这场干预合作。

他预先对计划作了详尽设计，考虑了所有细节。他要求被请的国家联合出兵占据各省首府，并对铁路、河流、港口、电报实施军管。他要求美欧各国派出大量军事专家、铁路专家、金融专家、水利工程师、公共健康行政人员、教育专家及其他培训顾问，来华工作五年。他要求行政专家们不仅要帮助组建一个可运作的中央政府，还要在中国的十八个省组建高效的地方政府。

他的想法是，在这五年里，外国军事力量可帮助镇压军阀及土匪，中国便可在和平与秩序中真正获得生命。他提议，至保护期的第五年初，中国必须举行全国及各省的选举，然后各国将权利逐步移交给中国人民自己选出的领导人。

对这项提议，华盛顿并不热情，不过确实与欧洲的几个大国作了沟通。同样的，欧洲各国无一对此做过严肃考虑。一次大战结束时，各国曾在西伯利亚地区作过联合干预，遇到过极大的艰难险阻。显然，这使各国一听到类似的计划便胆寒。而且，即使政府有兴趣，当时的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看到任务如此庞大，也绝不可能批准。

在1923年，面对各国如此扶持中国的举动，日本最多只会发出无力的口头抗议。假如这一保护计划成功，“九·一八事变”肯定不会发生。远东的历史，甚或世界的历史，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925年1月，在死前两个月，孙中山再次作出同样的恳求，还是徒劳。

在1926年的时候，国际事务报道很难遇到此种级别的事件，而广东一地的情形，却随时随地都能制造出世界性的头条新闻来。外国人盘踞的沙面时刻受到威胁，美、英、法领事馆发出的警告通知直如家常便饭。每当收到警告，岛上的每个外国人都要收拾好一个小包，装着盥洗用品和换洗衣服，随时准备登上泊在沙面码头外的外国军舰逃生。

如果中国人在那个夏天攻入沙面，岛上驻军只会作有限抵抗，以争取时间，让非军事人员集体撤往军舰，然后驶往香港。必要时，要一边沿江而下，一边抵抗。至于美、英、法、意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会不会逆水开上来，将攻入沙面的中国人轰出去，则是政治与海军事务上的一个机密，至今秘不示人。

回顾这段历史，很清楚，广州的领袖人物们那时都在忙于抓权，确实想避免与任何外国势力发生冲突。但他们背后有两股力量，则努力把他们推向这种冲突。一股力量是苏联策划者，他们想在整个远东地区燃起熊熊烈焰，毁灭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股力量是香港的罢工工人，他们强大得危险，又无知得可怕，至今仍然激烈反英。

这些香港罢工工人身无分文，嗷嗷待哺。直到1926年6月，每天仍有四万罢工工人靠粥厂养活。粥厂由广州市政府和国民党联合主持，一天开饭两顿。每天的开销是七千到一万美元，总共已花去了近四百万美元。

罢工者势力开始惊人膨胀，竟然有了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不论案情缘由，广州的一般法庭不得审判任何罢工人士。罢工者还私设法庭，审判所有从香港走私物品的中国人。处罚可以是小额罚款，也可以是巨额罚款，甚至长期监禁。被判者则无处上诉。

因此，广州警方与罢工纠察队屡屡火拼。闹事的罢工者曾多次将市监狱团团围困，迫使当局交出人犯，由自己审判。他们次次得逞，无他，全仗着人多势众。他们的人数最少时不低于四万人，最多时则超过三十万。与之对照，广州警察局的警员总额，只有区区四千六百人。

随着时光推移，罢工者的威势开始衰竭。他们中有数千人加入了国民党军，另有数千人被雇为民夫，预备随部队北征汉口。两股力量合并前，国民党向罢工领袖保证，抵制英国的运动将跟随国民革命的旗帜，推进到长江流域。这时，伦敦警觉了。

其实，不祥之兆早已出现。如果美国和欧洲洞察在先，可能会提前防范。比如，5月下旬，据广州和香港的中文报纸报道，蒋介石在东操场检阅部队时，发表鼓动演说，宣称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全都应该归罪于三大恶魔，分别是鸦片、基督教及外国人。对此，蒋介石并未否认。不过，数年后，蒋将军与信基督教的宋家联姻，他自己也信了基督，成为教徒。

陈友仁的言行也是个信号。他一被任命为广东的代理外交部长，便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会上提到了某外国石油公司的一名中国雇员在南宁附近被杀一事。有记者问，如果被杀的雇员是美国人，他的政府会采取何种态度。他脸露微笑，耸耸肩道：“如果美国人跑到中国来丢了性命，不该由我们承担责任。总之，如果他们待在自己的国家，想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没请他们来这里。再说，美国是禁止中国人入境的。”

◆孙中山于1923年2月3日任命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

有记者提醒陈友仁说，在广州控制的所有市镇里，墙上都贴满了暴力排外的标语。如果外国人受暴力袭击，政府难道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吗？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没错，是有责任。但是，中国的民族意识必须觉醒，必须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冲动。为此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1926年的春夏之际，蒋介石将军在广东的崛起快得令人目眩。他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员，接着获任总司令。在此之前，只有孙逸仙有过这个头衔。随后，他逆江而上七英里，将总部从黄埔搬到广州，就设在珠江对过的水泥厂，即原先孙逸仙的总部，壁垒森严。

移师水泥厂后，中央执委会即产生决议说，“由于北伐造成情况危急”，必须实施戒严。各部委长官的命令，必须先交由总司令批准，方可生效。

然而，即便实施了戒严，也不足以完全维持法律与秩序。俄国人及俄方训练出来的中国人正忙于扩大工会和农会的势力，香港罢工联合会则对其他工会发起的所有罢工及抵制活动一概支持。若想用戒严法来对付这些工会组织，即便有刺刀和机枪的帮助，也只会造成一场革命的大爆发。

而北伐运动却是刻不容缓的。广州及周边地区已囤积雄师，准备杀入北方。若原地驻扎不动，当地决无负担大军之力，必须尽快攻城略地。再者，如果蒋氏按兵不动，苏联极可能中断援助。苏联是想让中国全境陷入混乱，并使沿海及内河各港口城市的美欧条约国势力岌岌可危，陷入守势。

由于各方力量都高度集中在训练与装备国民革命军上，广州以外各地的治安便难有顾及。那些地方在为北伐革命目标出人出钱，却难以受惠。

广州市是一块冲积平原。朝内陆退回五英里，便耸起一座秀丽的白云山，该地一直是市民野餐和远足的首选。但在1926年春，那里却因土匪成灾，再无人敢涉足了。沙面和广州的江边也曾画舫如云，富贵人家爱在周末时畅游江中，而在1926年，舟船都在泊位里腐烂，因为江上土匪和海盗出没，再没人敢斗胆出游了。往来于广州江岸与广州基督教学院（即后来的岭南大学）之间的定期渡轮曾被江匪劫掠过两次，而校园与隔岸的广州闹市只相距一英里半而已。

对外国观察家来说，初夏广州的一幕幕剧情，完全令人不明所以。但我们这些沙面岛的居民，却能随时感知广州市里的亢奋。有时，广州那一端桥头的卫兵，会连续数日禁止行人通行。广州街头，还常会在大白天里突然空无一人，接着便听到机关枪响成一团，过不久，街上又变得人头涌动了。市里头间或也会举行规模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每当有游行发生，我都听从新认识的中国友人的建议，龟缩在沙面不出。

5月14日的情形尤其紧张——好像要出大事，却没人道得出子丑寅卯，只知道共产党正在策划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起事。第二天早晨，广州街头便被四万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控制。他们在街道上来回巡逻，每个街区都布防一连士兵。大部分十字路口都架起了机关枪。政府建筑的每个窗口都密密麻麻地伸着步枪和刺刀。夜晚，城里开始了大搜捕。此举惊动了那些较为激进的“赤色分子”。他们潜藏了起来，并在随后的几天里成批地暗中撤离广州。[1]

对外国人而言，局势甚为不祥，某些方面既令人警惕，亦使人不快。当局的某些做法好像借用了美国黑帮的手段，并放大了无数倍——比如将鸦片专卖和赌博专营发挥到了极致。当局还进行了公开的反外国和反基督教宣传，使前景显得不妙。梧州和广州的极左派罢工者已获当局批准，开始关闭教会医院。他们在医院外设立纠察线，断水、断电、断粮，重症和垂危的病人只好被送回家。罢工人士还强行将广州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清空，三百多名男女精神病患者被随便赶到街上了事。最令人震惊的是，市政府及国民党当局对所有过火举动和严重错误一概坐视不管。

由于我是外国人，所以虽然置身于繁复的现象中，最初却无从洞悉蒋介石的真意。其实，蒋介石和他的小圈子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始时，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其目标是争取统治全中国，将中国从外国的绳索下解放出来。他们要冒尽风险，加紧行事，尽可能将苏联援助为自己所用。

早在1926年春，他们已预见要和苏联人及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而实际的决裂是在一年之后了。事发前，蒋介石要维持一支大军，用以征服北方，一统中国，所以还需要苏联的帮助。他必须赶在共产党人夺权之前拿下长江流域。最后他只是险胜，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造成连绵内战，直到1936年12月底才告停止。

在广州，尽管形势造成无数惨象，却看得出是在孕育至关重要的大事。大众对“领袖”都发自内心地狂热崇拜，连部队里的底层士兵也如此。

我上一次看到这种十字军东征式的献身精神，还是在1917和1918两年美国士兵出发参加欧战时。而这年初夏的广东，一切又重现了。我的新闻敏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因为，这群投身讨伐的将士不仅要将英国的影响，还要将美国的影响从他们的祖国驱除干净。中国南方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发展如此迅速，而美国新闻界却完全无动于衷，实在令人痛心。

回首我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由于语言不通，不时置身险境，再加上日复一日的极端恶劣条件，一切都显得眼花缭乱，常令人有身处梦境之感。

白人一到广州，先要受到气候的考验。春夏两季，这里湿热如蒸。上午通常阳光灿烂，湿度浓重，空气像条湿毯子，而且纹丝不动。午后，西南天际常乌云翻卷，随后，便电闪雷鸣，狂风肆虐，暴雨倾盆而下，持续一两个小时。奇怪的是，雨越大，反倒越热。

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得透的。即使在开放式的游廊上，垫子也很快发霉。壁橱和衣柜里即便昼夜开着电灯，衣服照样返潮变蔫，皮鞋只要二十四小时不动，就长出一层白毛。

夜里总还算凉快，可床单老是湿答答的。痱子、脚癣、金钱癣等皮肤病在白人中遍地开花。

每当黄昏降临，蚊群就开始猖獗。一般是没法在床上挑灯夜读的，因为帐子外的蚊群掀起的嗡嗡声浪，会把你搅得心烦意乱。我们傍晚在泰森斯医院打桥牌时，每人脚上都要套个大枕套，把大腿也装进去，桌子的四角都点上蚊香，才不至于被蚊子活活吸干。

每天冲两三次凉，也难保衣服的干净。汗不停地出，下雨时尤甚，拿书看着，封皮上的颜色就染到了手上。打牌时，每个人都得备条小毛巾，不停擦手。

这样的日子，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聊作补偿，除了偶尔去趟香港，吹一下新鲜海风，在浅水湾游游泳。当然，还可以趁机采购必不可少的罐头食品和新鲜蔬果。

广州城里是丑陋的。诱人的白云山就在数英里外，却不敢涉足。旧城墙已给拆光了，只留下几个城门兀然立着，当作古迹保存。许多街道新近被拓宽，坑洼不平。路两边的新建筑和店面都因陋就简，不中不洋，只得一个“丑”字。旧城区里，街道污秽不堪，泥泞湿滑，臭得如同一条敞开的阴沟。又逼仄狭窄，两抬轿子相遇，都难以交错而过。街面高低不平，没法行车。乞丐、残废人、象皮病患者、麻风病人、梅毒患者成群结队追随着外国人，展示身上的脓毒和溃烂，嘴里都念念有词，巴望捞到点施舍。这一幅幅景象令人作呕，我永远都习惯不了。

但是，透过这一切，是活生生的生活，是激动人心的意图，是生命力，是进取心。一个人口众多而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满是怨愤与狂热。不管是好是坏，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正在成形，它是压制不了的。我固然时不时会思念家乡清洁的城市、干净的人民，思念加州海岸的金色沙滩和爱达荷山峦的松林，它们都遥远得令人难以承受。但是，我已经找到我生命中最大的新闻故事，不论给我多大的代价，我都不会回家。

6月中旬起，军队开始开出广州。北伐启动了。我申请随国民革命军一起北征，却被断然拒绝了。日复一日，我看着他们登上火车。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棉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有一次，我随列车朝北去到铁路的尽头，那里离广州市大约只有八英里。我目送部队零乱地开进群山，所经之处，最多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北伐看来是毫无希望的愚蠢之举。刹那间，我不禁想，我是不是在自欺，或受人蒙骗，以致滋生出盲目的热情。

◆广州群众欢送北伐军出师大会

到了6月底，广州仿佛一只被榨干的柠檬。汁水没了，滋味消尽。它成了一座淡然无味的城市。

我收拾起发霉的衣服，向沙面道了再见，去了香港。两天后，我登上一艘北去的轮船，于7月4日再次来到上海。我听到的所有问候，大致都是这样的：

“怎么，我以为你回美国了呢，原来是去了广州。这段时间全在那儿？老天，到那种地方干吗？——噢，他们总是自作自受。这件事跟其他的一样，折腾不了多久。”

但不到一年后，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将匆忙派遣三万人的部队到上海，防止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外国租界。

[1]蒋介石于5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闿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巅峰。会前，外间广泛传说共产党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作者观察到的，即是会前会后的紧张情形。

4．从上海至北京

在上海，接下来的十周，可谓苦不堪言。上海在广州以北八百英里，却比广州更形酷热，而且同样的潮湿。抵达的翌日，我受了一生中最大一次惊吓。

我下榻在花旗总会，卧室带一个浴室，又小又热，令人窒息。由于后面发生的事，让我对这间浴室终身难忘，至今，我即使蒙上眼，也可以画出镜子、壁灯的形状。

我醒来时已经晚了，便进浴室刷牙，然后含一大口漱口水在嘴里，想漱走隔夜留下的苦涩烟味。我仰起头，却惊奇地发现，我含不住嘴里的液体——它们自行顺着我的下巴淌了下来，把我的睡衣前襟弄湿了一片。

我凑近镜子，见左眼无缘无故往下淌泪，连忙去擦。没想到手指一下碰到眼球上——原来，眼皮根本合不上。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用食指和拇指把眼皮拉下来，它却又张不开了，只能再用手推上去。惊慌之下，我反复试验，又发现左边嘴角的肌肉也不受控制了。

到了10点，我才找到一个美国医生的诊所。医生是美国俱乐部书记介绍的。对他将要作出的诊断，我自认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不知道会听到什么。

“你得了小中风，导致轻度偏瘫。”他严肃地说。

“原来这样。那接下来会怎样，能不能治？”

“你要知道，”他在透露坏消息时尽量斟词酌句，“再度中风并非不可能，它只会比第一次中风更严重。第三次中风往往是致命的。我提不出什么治疗方法，除了大量休息，不可忧虑，不可抽烟，不可喝酒，避免兴奋和发怒。”

我回花旗总会那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脱光衣服，躺在硬床上，汗水从脖子、肋骨滚滚而下。当我左眼发痛，或充满泪水时，我就把眼皮扯下，让它休息。阅读是不可能了，而思绪却如脱缰的野马，令我愤恨。

休息……不可忧虑……避免兴奋。而我是一个新闻记者，积蓄微薄，还有一个寡母在美国，完全靠我供养。我四十二岁还不到，却得了偏瘫，又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我点上一支香烟，扯下左眼皮，免得受烟熏，又打电话让楼层侍应生送来一杯加倍的兑水威士忌。

午餐是在房间里用的。我发现，喝汤时，得把左边的两片嘴唇捏住，汤才不会漏下来。固体食物要用右边的牙齿嚼，否则就会掉出来。我实在受够了，干脆不吃了，一仰身倒回床上，心头充满了怨愤，对自己的肉身，更是痛恨不已。我的胸口和腋下本已布满了痱子，通红一片，脚趾缝里长着脚癣，下巴和额头生着金钱癣——现在又雪上加霜，来了这一下。

我忍不住，又跑到浴室去照镜子。这回，我注意到，右边一半的脸，由于肌肉工作正常，反倒在嘴角附近拧了起来，还好程度有限，虽然看得出，还不至于让我毁容。左眼看上去毫无表情，跟死了似的。我试着大声地自言自语，发现吐字还清晰，总算略略松了口气。

随后，我冲了凉，穿好衣服，去到电报局，给美国一个有求必应的朋友发了一份求救电报，让他速速电汇数百美元过来，同时关照不可走漏风声给我母亲。随后，我去了《上海泰晤士报》报馆，接下一份记者兼编辑的活，月薪是四百块本地货币，相当于两百美元。在洛杉矶时，我每星期挣的钱，都比这高一倍还多。

接下来，我去看了另一个内科大夫。我没透露上午听来的判决，只让他替我诊断。

“你耳朵痛不痛？”他问。

“对了，耳朵是挺痛的。不过，这事情一发生，我一吓，给忘了。”

“你有没有对着电风扇睡觉，而且，电风扇又不摇头的？”

“有，从香港乘船上来时，一路都是这么睡的。”

“啊，那就没事了，只是面瘫，最多两个月就会让你好起来。不过，你每天要治疗两次，睡觉时，耳朵后面要放一块电热板，虽然这天气热得要命。”

我脱口而出问：“那么说，我没瘫痪？”

“你是说中风吧？你没中风。来，看看这儿就明白了。”

医生的大名叫比尔·加德纳（Bill Gardiner），愿上帝保佑他。只见他取出一只人头骨来，向我娓娓道出了病情的来龙去脉，我的噩梦才得以烟消云散。他指着人头骨耳后位置让我看。我仔细一瞧，见有一个细小的洞眼在。他解释道，控制脸部肌肉的神经，都要经这个小洞出来。这个地方如果遇冷，比如在冷风下睡觉或对着电扇不停直吹，这些神经便要“受寒”肿胀。由于通道窄小，神经一肿大就会相互挤迫，无法工作。

加德纳医生每日替我治疗两次，每次半小时。整个疗程持续了两个多月，星期日也不中断。他用电击疗法来刺激肌肉，让其收缩活动，避免肌肉逐步萎缩。他还用电热板和轻度按摩，让我耳后的肿胀逐渐消退，使耳朵终于不痛了。他医术高超，又充满耐心，使我几乎彻底康复。当然，直到今天，仍能看到那场病灾的蛛丝马迹，拍照的话，有时还能看到我左边嘴角有些松弛，左眼皮略显耷拉。但是，假如我接受了第一次诊断的结果，不再找加德纳医生的话，等到耳后小洞的神经肿胀自然消退后，我的左半边脸多半已经废掉了，我会永久性的毁容，而且这些年来，还会一直生活在惊恐中，等着所谓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中风出其不意地袭来。

面瘫的恢复尽管缓慢，却不断有起色，让我精神大振。然而，《上海泰晤士报》的工作却不遂我意。再说，报酬也低得离谱，让我几欲破产。为上海本地报纸工作的话，薪水是不可能再高了，而找一份美国报纸的驻外记者工作，似乎又无望。

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推进，已到了长江流域的中段，但美国和欧洲认定这“只是又一场中国的内战”，毫无兴趣。连上海也只顾着自我陶醉，对这场运动继续漠然视之。我预测蒋介石会节节胜利，却遭到斥责，只好沉默。这时，国民党人离上海还有约六百英里。

我似乎在虚度时光，同时还耗费钱财，却决无折返美国的念头。回去的话，倒是有好多理想职务任我选择。而我却乐得在上海体验生活，广交朋友。这段经历，当时看似浪费时间，在后来几年，却对我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当时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艾德温·S.克宁翰（Edwin S. Cunningham）成了我的密友，对我帮助甚巨。从他那里，我详细了解了会审公廨的运作情况、治外法权的优势及滥用，及美国的中国地区法院的功能。

我在《上海泰晤士报》上班一个月后，才听说，大家都公认报纸是领日本人补贴的，不禁大吃一惊。报纸对新闻处理的一些规定，甚至压下新闻的做法，则证实了所言非虚。（多年后，我从日本大使馆得知，他们确实买下了报纸的控股权，但名义上的老板，仍是一个英国人。1941年12月8日后，日本向西方各民主国家宣战，《上海泰晤士报》得以继续发行，不受骚扰。而上海的其他报刊不是被迫停刊，就是被日本人强制接管。）

8月底，我终于迎来了转机。我收到北京《英文导报》东主格罗弗·克拉克（Grover Clark）的信，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北京，替他担任报纸的总编。他提出的薪水是每月六百块中国货币。

我到处打听北京《英文导报》的情况，大家却避而不谈，甚为奇怪。有人说，报纸“还可以”——但又说，克拉克曾经是个教授，不是个专业的新闻人。他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东应该都是传教组织，有些是中国人。克拉克本人常被称为“空头激进派”。

我们之间有了书信往返后，克拉克先生写道，他要找的人，要在北京《英文导报》“至少待到1927年年中”。我最后谨慎回信说，我会在九月中旬自费北上，先开始工作。六周之内，给他个明确说法，看能不能待到1927年年中。我指出，这么做的话，即使我决定不在北京待那么久，他也有足够时间在年底前另觅人选。

大家白纸黑字同意这些条件后，我终于在四十二岁生日那天，乘船从上海赴天津。几个月后，我离开的地方成了全球的新闻中心，也成了紧张态势的发源地。但是，我跑到北京来，看似避重就轻，却在后来几年，多方证明有无上价值。

我乘坐的沿海小型蒸汽轮缓慢行驶，一路停靠了青岛、威海卫和芝罘（烟台）。这些城市确实都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的前哨”。

青岛的海湾群山环绕，秀丽异常。这里先由德国人开发，1914年日本人从德国人手里将其接管。根据华盛顿大会的协议与妥协，日本交出了其中一部分。夏天时，美国亚洲舰队有一部分在这里避暑，以逃避菲律宾的闷热。不过，日本仍保留了诸多“特权”，包括对胶济铁路的控制权。此项特权原先是属于德国人的。

威海卫是个港口，背靠高山，外面有诸多怪石嶙峋的小岛把持。它原先是英国租界，英国人曾计划将它发展成一个一流的海军基地。英国的亚洲舰队至今还在这里过夏。

芝罘归中国控制，但也是美国亚洲舰队的度夏基地之一。数百个传教士家庭都在这里消暑，以逃避内陆传教点令人窒息的湿热。

最后，我们沿着黄褐色的海河上行。海河的两边是泥岸，有些像流经上海的黄浦江，只是水量小得多，水面也狭窄，而且很是曲折。海河边的天津已经现代化了，是个平坦的城市，总体而言颇为丑陋。它可说是一个缩小版的上海。令我担心的是，相对于长江下游一带来说，中国的北方并不见得更让我喜欢。来到中国后，我头一次认真考虑要不要回家。我开始担心，在中国，我是永远不会真正称心的。

第二天，我乘下午的火车进京，全程近九十英里。已是初秋时节，天气阴郁，云层低低地压在头上，风一阵，雨一阵，时有时歇。秋收已过，平原一片光秃，毫不养眼。唯一特别的景观，是大大小小的坟群，每个坟墓都堆成圆锥的形状，还有就是一个个泥墙围起的小村子。大地上树很少，隔得又稀落。我打一会儿盹，看几页书，思绪变得散漫，不经意地在想，要是回国的话，是住在加州好呢，还是西北地区好。

再次放眼窗外时，我突然发现了奇迹。西北的方向出现了一片崎岖的山脉。虽然山上的植被稀落，却勾勒出壮观的天际线。路轨与山脚间的平原，风味顿时为之一变。即使秋雨正肆虐，这片乡村景象，立时就变得美丽了。农田之间，村落的外围，树木也多了起来，尽管读到的书里，在讲到中国的北方时，总是使用“北京周边不见树木的平原”这样的陈词滥调。

那些土墙围起的小村落，都有冷杉和松树环绕。大部分的坟场则用灰砖墙围着，围墙上开一个雕饰精美的大门，大都因岁久失修而残破，却平添出一种沧桑美。曲折的黄土小道上印着深深的车辙，时不时有男人低头推着小车，或赶着小型蒙古马拉的双轮车在上面走。我们就近经过一个村子时，见到许多大型的戈壁骆驼，背负着重载，步态极具尊严，几乎带着对世俗的蔑视。

“怎么回事，”我问自己，没有丝毫的疑虑，“好像终于有到家的感觉了。”

接着，我们在一个小的道口停了下来，离北京只有几英里了。站台上，有个卖花人在兜售粉色和白色的荷花，还有茎干长达四英尺的晚香玉。我花了两毛钱，各买了一打。在中国，晚香玉在白天几乎是无臭的，傍晚来临，便开始释放奇异的暖香，味道极浓烈。这时正是它将要吐露芬芳的时刻。回到车厢，我把花放在膝上，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超级幸运的凡人，终于抵达了想象中的仙境。

火车绕了一个漫长的弧形驶入北京。在我的左边，北京巍峨的城墙、角楼和城门上的高塔徐徐展开。火车停在前门站，我穿过水门进城，一直进到了围墙围起的使馆区。那是9月一个阴湿的傍晚，阵阵寒风和蒙蒙细雨，带来一阵阵的寒意。

我那不称心的夏天绝对到了尽头。直觉告诉我，我将在中国作长久的盘桓。我周边的一切，全都是不熟悉、陌生和怪异的，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让我有如此强烈的归家之感。初抵这里，就有故地重游的感觉，觉得一颗心终于找到了安宁。

后来几年，这种奇幻的感觉一再出现，每次都发生在从外地返京的时候，不管离开的日子是长是短。此时此刻，我已决定，我的余生要在北京度过。这个愿望从未动摇过，直到日本人开进了北京城。

5．《英文导报》的丑闻

我与北京《英文导报》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27年6月。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段工作是最不寻常的。这期间，我对远东政治生活的认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我至今仍在庆幸，与该报分手，居然没闹到严重损害我的职业声誉和人品，实在难得。

该报的主持人格罗弗·克拉克是个友善的人。他体格肥壮，一只眼略有斜视，态度有时客气得过了头。但不知怎的，他总让人觉得不自在，好像欠了他什么。

我抵达那天，他请我去他家共进晚餐，我也有幸认识了克拉克太太和两个孩子。席间，克拉克侃侃而谈，讲到外国人在北京要找到理想住所殊属不易，接着，便提出要把他的房子分出一部分租给我。给我的部分包括客厅、餐厅、浴室、储藏室和一间大卧室，自带一进院子，从他的那部分过不来。他还提议，可以让他的几个仆人专门过来替我做饭和料理其他家务。他要求的租金相当便宜，我就当场答应了下来。我说，我现在只答应先住六个星期，然后才决定是否替报社干下去。因此，至少在我作出决定前，这种安排很理想。

克拉克的寓所在城墙内，位于京城的最东北部分，胡同的名字大概是翰林的意思。《英文导报》的报馆则靠近市中心，在煤渣胡同的一个小小四合院里，房间和院子都用青石板铺地。排版是靠中国排字工手工完成的，而除了工头外，工人们对英文都是一字不识，令我称奇。

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一千两百份。印厂的工资开销可以靠接外边的活来负担。报纸的内页主要是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而这些美国报纸运到中国时，已经晚了一个月了。头版一般是美联社的电讯，要不就是其他带有半宣传性质的通讯社的免费电讯。这些通讯社往往是由中国、日本或苏联的各种组织资助的。我查看了档案，发现除了从美国出版物上剪来的内容，几乎没有社论。本地新闻也极少，因为报纸没有记者。

见到这种经营方式实在有违常规，我便萌生了退意，决定六个星期一到，就知会克拉克，不准备住满半年，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直到他找到我的继任人。后来，我又发现，克拉克的薪水是每月一千块中国货币，但欠薪已有半年了。这一发现，更坚定了我离去的决心。

我履新三个星期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英文导报》的广告经理斯坦利·弗赖尔（Stanley Fryer）一头冲进我的办公室，样子极度的惊惶。弗赖尔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克拉克下星期三要回美国了，你知道吗？”

我愣住了。

“那谁来坐我的位置？”我问。

“你不知道这事？”

“一点儿风声都没听到。你是怎么知道的？”

“出去拉广告时发现的。”弗赖尔道，“我在美国运通公司发现他给自己、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买了去芝加哥的船票。在一家裁缝店，我又发现他下了紧急订单，要做五套西装和一件大衣。在我们报纸登广告的鞋匠也说，克拉克在他那儿定做了六双新鞋，最晚必须在星期二交货。从公司账簿上可以查到，克拉克已经把欠他的薪水全领了。”

报社大概突然发了笔什么横财，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我思忖，克拉克既然对我封锁消息，显然是瞒着我另请了高明，趁自己不在北京期间，来接替我的位置。

由于星期一不出报，谈话后的翌日，即星期天，我便在客厅里与人打桥牌作乐。打到一半时，突见克拉克随随便便地走了进来，大声对我说，有要事与我商讨，让我请客人离开。我的朋友们听了，都很识相，各自告辞走了。我则做好了准备，等着平生第一次被人炒鱿鱼，只是在好奇，不知克拉克会找个什么借口。

他开门见山道：“告诉你件意外的事，星期三我要回美国去了。”

我顶了回去：“一点都不意外，早就听说了，知道你买了船票、西装，还做了新鞋。”

“怎么会……”他刚要接口，我举手阻止了他。

“我哪里听来的还有什么相干？我想知道，你打算让谁来替你经营报纸？”

“怎么啦，当然是你了。”

“不是我，”我强调，“你全都搞错了。”

接下来那半小时，我回想起来便打寒战，因为我被他弄得极不舒服，心里满是厌恶。克拉克先是说，他对我们白纸黑字写下的协议“没有搞懂”，继而又大声抽泣开了，说他太太病得很严重，必须即刻就启程。见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才说，他太太快要瞎了，得立即开刀，才能保住她的视力。而唯一能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在芝加哥。

最后，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我只得违背自己的心愿，同意待到1927年春。作为交换，克拉克同意付我每月一千元，但如果需要另外雇人协助我采访的话，工资必须从这一千元里出。他自己房子的租金还由他负责，我则支付他的所有仆人的开销，伙食也自理。

出乎意料的是，他轻易就同意以北京英文导报公司总裁的名义给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他缺席期间，全权制定报纸的新闻及社论方针。由于我跟报社的诸多董事都碰过面，知道无法与他们在公司方针上达成共识，便坚持克拉克在信中另加一段说，在他缺席期间，若有任何董事干涉我的管理，我便不必等到他归来，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就可辞职。

星期一，正式协议便送达我的手里，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后面发生的事，给了我一个教训，知道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都要一再推敲，大意不得。

克拉克一家定于星期三下午乘1点半的火车前往天津。12点半时，克拉克急急跑进我的办公室道别，祝我一切好运，又为自己匆忙离去道歉，说太太和孩子们已经等在外面的出租车上了。

五分钟后，一个中国职员送来一封克拉克的信，上面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与我的书面协议授予我的权利“只包含新闻部分”，并通知我说，所有社论一概须由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Dwight Edwards）撰写。爱德华兹的正职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

阅毕，我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冲出门去，跑过院子，闯进了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他正费力地往身上套那件新大衣。我对他说，我一收拾完东西，马上就走。他一听，再次向我求开了情，而且哭开了。于是我一错再错，又傻乎乎地作了让步，同意留下。但是，我在让步前，与他重签了份协议，双方在证人面前签了字。协议说，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与内容有绝对控制权，我不得受到干涉；并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必须与我就社论的方针及措辞取得一致，否则任何社论不得见报。

由于采取了这种联合检查制度，在克拉克缺席的近八个月里，报纸只发表了三篇社论。这段时间里，中国要事频仍，件件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重大意义。但爱德华兹禁绝了我的声音，我也如法炮制，禁止他在报上出声，因为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

1926年秋的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各国的公使馆和大使馆运行如旧，而北京的政权，却已实在谈不上是整个中国的政府了。各国外交官上任时，备案的地方虽然都是在所谓的外交部里，却都坦承，“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出不了古都城墙外三十英里。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只是例行的法律及外交公文而已。

1926年年初，北京周边战事连连，最终导致所谓“基督将军”冯玉祥败走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冯玉祥是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打败的。吴佩孚原先的地盘在汉口，我9月抵京时，吴正好惨败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汉口也被北伐军攻克。张作霖则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张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在汉口一带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而遭到败绩的吴佩孚则向西退入了四川省。

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则继续在北京饭店的屋顶宴饮作乐，歌舞升平。年初，这些身份显赫的外国狂欢者刚在此听过鏖战时的隆隆炮声。对于中国的内斗，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漠不关心。

顾维钧博士是那时的外交部长，也是徒具虚名的执政内阁中的一员。克拉克离去后一个月，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外交部。那是幢美轮美奂的大楼，有围墙环绕，广场敞阔。我到时，见怒气冲冲的外交部长已经在等我。

“你发表这么篇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尖声问道，把早晨出版的《英文导报》塞到我鼻子下，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一边用力抖动着报纸。那是一篇关于中国拖欠一笔外国贷款的报道。

“你是什么意思，竟想对我怎么处理新闻指手画脚？”我反问，怒火绝不稍逊于他的。

顾博士继续尖声道：“克拉克答应过我不报道这件事的。我花了一万五千美元，从他那儿买了一堆一钱不值的股票，他拿这钱给自己发了拖欠的薪水，还回美国去了，现在却又出了这种事。”

我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那笔意外横财是怎么来的。

于是，我告诉顾，我的合同授予我处理《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绝对权力，而且有权否决我不喜欢的社论。他听了，才稍微平静，随即又将怒气转向了不在场的克拉克。但我们交谈良久后，反而变得友好了。部长也和蔼可亲起来。他在当时及以后，向我透露了中国内政外交的诸多宝贵情况。我在《英文导报》任职的余下时间里，顾博士再未请求我对某件新闻作特殊处理，或命令我将某件新闻压下不发，不管所涉事件对那摇摇欲坠的政权有多大损害。要知道，他可是那个政权的顶梁柱之一。

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由于那时的国民党人强烈亲共，鼓动排外，对外国人，尤其是教会及传教士屡施暴行，终于刺痛了美国、英国和其他缔约国。各国开始仓促部署保护行动。开进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军队已超过了两万人，路上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涌来。

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部分排外派在城里大肆劫掠，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掠和焚毁。最后，一群美国和欧洲难民逃到美孚石油公司的驻地美孚山。在此，他们又遭到攻击，长江上的美英两国军舰于是赶来救援，舰炮齐射，形成一个半圆的火力保护圈，难民趁机从高大的城墙上顺绳而下，逃往江边，由登陆部队接应，用小汽艇送到军舰上。

那时，上游五十英里左右泊有两艘日本军舰，听到交火的声音后，火速赶来，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对中方的战斗，但抵达现场时，炮击已告结束。两名日本舰长因为来迟而懊悔不迭，居然为此哭开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因此，我自然要浓墨重彩处理这个故事，遂在《英文导报》头版使用了八栏的大标题，导语则用了双栏粗体字。

第二天，好戏上场了。我被召到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见里面赫然坐着《英文导报》的三个董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爱德华兹及半教会性质的华北语文学校校长裴德士（W. B. Pettus）博士。

三个人由司徒雷登博士为发言人，所以他先开腔道：“我们来的目的，是抗议你把《英文导报》搞成一份不可饶恕的耸人听闻的报纸。你把南京事件的新闻放在了头版，还用了危言耸听的大标题，你难辞其咎。如果这件事非报道不可，那也应该把它放在内页里，只用单栏的标题就够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他们又把抗议内容重复一遍后，我才耐心同三人理论，就好比试着与童子说理。我告诉他们，这条新闻是头等重要的。自二十六年前义和团叛乱以来，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向中国人开火，对此事的报道，当然要占据头版位置。我指出，美国及欧洲的所有报纸，肯定会把轰炸南京的新闻置于当天最显著的位置。

他们的依据则是，本次事件必将损害中国人对美欧人士的亲善之情，从而损害他们各自的事业，因为他们都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医院。所以这类新闻必须封杀，或小而化之。

最后，双方搞得剑拔弩张，于是我拿出与克拉克的书面协议，上面言之凿凿，授权我全面掌控办报方针及新闻版面。我对访客们直言，如果不收回抗议，二十四小时一过，我就拂袖而去。而如果他们再敢以董事身份正式抗议，那我就当场辞职。

事后，我与这三位先生便再未谋面。直到来年开春，我才因为一件急事，又找了他们三人一次。由于此事可能危及报纸的生存及克拉克的清白，所以必须找他们面谈。

这场危机与北京《英文导报》（及该报代理总编）是息息相关的。事情的缘起，是1927年春对苏联大使馆的一次突袭。那时，张作霖大帅已从满洲移往北京，京津一带尽归他掌控。他的盟友是臭名昭著、苦力出身的张宗昌，占据了人口三千万的山东省。

而蒋介石则控制了上海和南京，坐拥长江下游的人力与财源，正在同汉口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闹分裂。这种背景下，北京使馆区内的苏联使馆开始招来列强及中国当局的怀疑，被认为窝藏着大量中共党员，并到处策划阴谋，不仅反对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反对各缔约国。

按当时的规定，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人，乃至各类中国军警人员，一概不得进入使馆区的大门。中方政要来访时，保镖可以随行，但必须临时解除武装。因此，各缔约国的大使及公使们自然无法自己组织武装力量，对受到怀疑的苏联使馆实行突袭。于是，他们便默许张作霖手下的军人进入使馆区，突袭了苏联使馆。而照理，该使馆是享有不可侵犯的外交豁免权的。

突袭让苏联使馆人员及藏匿其中的中共党人措手不及。尽管苏联人试图销毁卷宗，当局依然查获了大量文件。苏联人在一幢使馆房屋外设置了障碍，将文件堆进壁炉里，浇上煤油点燃。但中方军警急中生智，用水桶接水后，从烟囱浇下，挫败了苏联人的企图。

大量中共党人被捕，在叫骂声中被拖过使馆区的街道，进入中国辖区。其中有两名被捕者是模样标致的年轻女子。所有人都被长期监禁，受尽酷刑的折磨，想迫使他们招出同伙。最后，他们全被绞死。

此事当然成了全球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但对于北京《英文导报》来说，却造成了特殊难题。因为在当局查获的文件中，赫然发现了克拉克给冯玉祥的多封信件。那时冯玉祥仍驻扎在张家口，以亲苏著称。其中的一封信是克拉克催促冯氏支付“协议规定的一万五千美元预付款”。此外，当局还查获了克拉克签署的许多收据，显示苏联人代表冯玉祥每月向克拉克支付补贴。

要知道，北京《英文导报》是美国公司的资产，部分股东还是中国人。它的出版虽受治外法权保护，报社地址却在北京城里，受张作霖管辖。过去一年里，张作霖的部队一直与冯部断断续续交战，而这份报纸居然每月在接受冯玉祥的补贴。另外，此事一出，那些攻击克拉克是“粉色”，甚至说他是货真价实的“赤色分子”的人，不免又要得到新的口实。

于是，我立即电话约见司徒雷登、德怀特·爱德华兹及裴德士博士。中午刚过，他们便率其他董事一起跟我碰头。我告诉他们，查获这些文件的新闻，次日将出现在《英文导报》的头版。他们听了，震惊不已，咸表反对。但我指出，同样的新闻，必将出现在天津、上海、香港和马尼拉的所有英文报的头版。如果《英文导报》不依据新闻本身的价值，重点报道此事的话，便等于是默认有罪。

当时，克拉克正在从芝加哥去温哥华的路上，准备在那里坐船回中国。我要求董事会立即电告他详情，巨细不遗。更重要者，让他回电，就被查获的文件一事，作出解释或辩解。

董事们都犹豫不决。他们不想浪费钱，也不想给克拉克造成“不必要的担忧”。他们以为，克拉克返京后，应可以对情况作出更有力的应对。

我再一次指出，对如此严重事态，等四个星期后再发表辩解，决计抵不过原来的新闻造成的影响。我希望董事们能明白，如果克拉克对那些看似可疑的交易自有其说法，则他的说法必须在消息出现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表，最多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但他们置之不理。

此事发生后，《英文导报》的生意即刻一落千丈。广告预约被收回，订户都赌气取消订阅，外接的印刷业务则跑到了别人家。对于北京另一家英文晨报《华北正报》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华北正报》公开承认为日本人拥有，资金来自庚子赔款中的对日赔款部分，并说办报是为“促进中日文化关系”。其实，《华北正报》是名副其实的日本宣传喉舌，对加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至关重要。

克拉克于初夏回到北京。他抵京八天后，我们双方商定，同意我脱离北京《英文导报》。他的秘密交易因苏联使馆事件而泄露后，惹了众怒，许多美英人士在街上遇到他，都拒绝搭理。我对克拉克一家被社会隔绝，深表同情，便在他们抵达后的数日，邀请他们参加了在Wagons-Lits旅馆举行的一个小型晚餐会。但在餐厅里，所有旧友都对他们一家不理不睬，让我也为之蒙羞。

初夏，我搬出了克拉克家的大四合院，住进了北方旅馆的一个套间，开始重新寻找工作。九个月的北京生活，使我愈发坚定了决心，要留守中国，有始有终地看完整出戏。

6．投入《纽约时报》怀抱

我初抵中国时，美国驻华公使是马慕瑞（J. V. A. MacMurray）。1929年秋，他辞去外交职务回家，使我黯然神伤。于公，我对他心怀崇敬；于私，我视他如亲密朋友。我感到他的离去，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异常杰出的外交代表。

◆马慕瑞，1925年5月任美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1929年11月离任。

后来，马慕瑞终于重返外交舞台，先在几个波罗的海国家任公使，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成绩彪炳。

我到北京加入《英文导报》时，头一回去使馆区拜访他。他见又有美国报人来华工作，极感欣慰，并认为确实需要采取措施，让美国国内的公众对远东事务产生出兴趣来。

他说：“我担心的是，还没等我国人民对世界这个角落的重要性有任何认识，这里的局势就已经失控了。那时，就怕我们的见解还不够内行，没法制定合理的政策。”

说着，他突然转了话题。

“顺便问问，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噢，”我说，完全是出于无知，“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十八个月，也许是两年。不管怎么说，我会待到局势平静下来，有始有终吧。”

马慕瑞一听，尽情大笑起来，完了向我道歉。他说：

“你一说起有始有终，让我想起一个住在北京附近的老德国人的故事。大家管他叫‘马家堡公爵’，因为他在马家堡村开了家烧砖厂。老公爵在义和团闹事前就来中国，有三十多年了。他曾经在朝廷里呼风唤雨，外国人要是没有他出面疏通，别想拿到政府的合同。他最风光的时候，日子过得跟清朝的王公似的，出门驷马大车代步，穿号衣的仆人前呼后拥。义和团闹事后，他也说要‘有始有终’。

“年复一年，公爵一直准备着要彻底回到德国去。然后，大约十五年前，他突然开始种起了柳树，一圈套一圈地种，在最中心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坟墓。所以，要是你也想在这儿有始有终，我倒建议你也去搞一块地来，好开始栽柳树苗了。”

而有始有终毕竟很难。1927年夏天，有段时间，我觉得恐怕连冬天都撑不到，更不用说坚持到远东的局势恢复平静，等它由大乱复归大治了。我找不到一份有薪的工作。费城的《公共记录报》报业集团突告清盘，他们曾付我每月七十五美元的薪水。而我卖稿的对象，北美报业联盟属下的各家报纸，则对远东的新闻兴趣日减。

为糊口，我曾当了六个星期的京戏公关人员，将梅兰芳即将访美的消息发给美国各报。梅兰芳是中国的京剧名旦，后来他去成了美国，在那儿作巡回演出，场场爆满。但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梅兰芳觉得美式宣传实在太贵，难以为继，我也就手停口停了。

接下来，老帅张作霖想请我当公关经理兼外事顾问，这听上去倒是浪漫而有趣的。

说起这位东北军阀，个子虽小，却权倾一时，他无疑想在故宫里自立为皇帝，建立一个千秋不倒的王朝。他成立了一个典礼处，负责拟定朝廷礼仪，又聘请工匠设计皇家专用瓷器，还恢复了前朝祭拜北京孔庙的故态。他一旦出行，士兵便要沿途戒严，喝令商店打烊，还在一路上撒满“金沙”。

他想当皇帝的消息一传开，中国北方的反动分子和极端保守派顿时蠢蠢欲动了。三百名没死的太监，原来住在城外的一个旧庙里，日子困顿不堪，闻讯之后，也开始盼着时光倒流，想象着重返内宫，再过一把敲诈勒索、玩弄权术和施展阴谋的好日子。

我找到马慕瑞，和他商量张大帅的邀请。

“我不会表示反对，”他说，“既然这个外国政府与我国和平相处，既然该政府提供的这份工作是公开的和公认有效的，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反对任何美国人接受这份工作。不过，假使你真的接受了这份工作，一定要作好自我保护。你要坚持，让他们将至少半年的薪水预先存入一家美国银行，万一他们的政权垮台，或万一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另一个中国政权，这笔钱便得归你。”

说到这儿，公使顿了顿，手里把玩着一只用作镇纸的白玉猫，若有所思道：

“你在作出决定前，要多看多想。眼前是场东方式的斗争。而有些外国记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收了其中一方的钱，为其张目。你可以去看看这些人的地位怎样。”

我看了，也想了。然后去函张作霖，对无法接受他的邀请，表示至为遗憾。

到是年8月时，我不得不承认，要在中国找到一份既让我喜欢又来钱的工作，是肯定无望了。我给美国的许多报纸和通讯社去电去函，想谋一份驻远东的工作，都劳而无功。于是，我决定先回国，直接去说服某家报纸或新闻机构派我回来。但一想起不得不离开这里，便极不情愿。再说，对回国的前景，我是悲观的，总觉得一去就会陷在国内的某家报纸里，脱身不得。

没想到，8月13日下午，有人叫我去听电话。记得那是酷热难当的一天。

“我是弗雷德里克·摩尔（Frederick Moore），从北京饭店打来的。你忙吗？”

“忙？当然不啦，难道收拾行李也算忙吗。”

“我的意思是，你眼下有工作吗？有没有就业？”

“我？天啊，当然没工作。我是彻底没辙了。所以我要回国了，至少得先回一段时间。”

“你愿不愿意留在这儿，给《纽约时报》干？”

“摩尔！什么叫我愿不愿意？别拿严肃的事情开玩笑好不好。”

摩尔大笑起来：“那么，能过来一趟，跟我谈谈这事吗？”

“当然了。十分钟到。”

我准时到了摩尔处。

我一出现，摩尔就解释说，他能提供的，“只是一份兼职工作”。这却丝毫无损我的兴奋之情。

他说：“我只能付你每周五十美元，而且，也没法保证这份工作能持续多久。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也取决于本地事件的走势和重要性。”

弗雷德里克·摩尔于1927年年初受《纽约时报》派遣，来到上海。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大军压境，而上海租界兵力薄弱，缔约列强忙着大量增兵助防。这种背景下，时报是希望他永久留驻中国的。但是，据他解释，虽然他对中国的事态也兴趣强烈，但孩子们都已届学龄，需要上美国学校，而他与太太又不愿一家人天各一方，只有选择回去。

由于他一再坚持回美，时报便来电报指示，让他先替报纸遴选两名驻华记者，其中一人驻上海，负责采访华南及华中事务，另一名驻北京，负责采访华北及东北事务。他已先期请好了驻上海记者亨利·F.米塞尔维茨（Henry F. Misselwitz），然后才专程赴京寻找驻京记者。

摩尔与我谈了约一个小时。当晚，他给纽约去了电报，汇报此事。15日上午，他和我分别收到了纽约来的电报，准我为《纽约时报》的华北及满洲事务记者。成为《纽约时报》的驻外记者，实为我最向往的工作之一，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与时报的愉快合作就此启动了，并一直延续到1941年8月。对于双方来说，这都算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因为对《纽约时报》而言，除了摩尔的电文外，他们对我应该是一无所知的，除非他们专门去《洛杉矶时报》或北美报业联盟核查我的背景。对我而言，我一生中从未踏足纽约半步，在时报中也没有一个熟人，自离开美国后，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

时任《纽约时报》代理总编的，是能力非凡的弗雷德里克·伯查尔（Frederick Birchall）。他给我的指示简明扼要：尽一切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即使是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避免对事实作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若认为故事内容美联社可能已发过通稿，就不必再花钱去复述；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还有，“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错误消息后，再去更正”。

时报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少，真是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报纸了。在为时报工作的这些年里，总部从未否决过我发出的新闻。当我受到持续的个人攻击或正式攻击时，报纸总是会给我有力支持。每当我看出某件事的端倪，认为需要出差采访时，我总有权自行决断。只有一次是例外，而那次惨痛的例外，将在下文详述。

摩尔是中国事务的老手，自一次大战起，就担任了合众社驻北京记者。1915年，他独家报道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合众社却将消息扔进了废纸篓，并对他作出训诫，因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出面否认有此事。不过，这段故事出自摩尔之口，我并未求证。总之，他给了我许多谆谆教诲，然后就登船回家了，留下我一人自生自灭。

确立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开头几个月，纽约方面对我既无批评，又无褒扬，让我忧心忡忡。每过十天，我会收到一个美国来的邮包，里头是一沓《纽约时报》，都是三到五周前的。我差不多一字不漏地看完了每份报纸，就差没看招聘广告了。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时，真是兴奋莫名。

那只是一篇简短的逸事，内容是北京的秋季赛马会，只能算是一篇花絮。因为并不重要，所以没用电报发，而是邮寄回去的。北京的赛马场在西山脚下，介乎城墙外与颐和园之间。赛马会举行时，中国的军阀们正在十五英里外开战，远处传来隆隆炮声，空气在颤动。而中国官员、外国的外交官、军官及中国的富人却都镇定自如地在看赛马，吃户外午餐，喝鸡尾酒。我受到极大触动，便写了一篇。

随后，我去了一趟满洲的大连、牡丹江、日控南满铁路，又经苏控中东铁路到达松花江南岸的哈尔滨。

从满洲一归来，便接到纽约来的电报，让我调查山东省的大饥荒。据报，那里有五百万中国人正濒临饿死的边缘。时报被要求出面资助一项运动，在美国募集巨额赈灾款。

按说，京浦铁路线应该一路通行至长江北岸的浦口，那里正好与南京隔江相望。但事发时，京浦铁路线的南段大部分已为国民党人控制。张作霖控制的是京津段，大约八十八英里；而天津至山东南界这一段，则由张宗昌的部队控制。他是山东的军阀，手里捏着三千万人的生死。

从北京至山东省会济南的铁路行程约三百英里出头。有人警告，必须自备大量食品，我倒是照办了，却未能听进另一警告——自备毯子和睡袍，因为自忖买了豪华卧铺车厢，应该是样样齐备的。

我下午2点离京。上车后，才发现我包间的窗户是破裂的，通往走廊的移门也卡住了，关不紧。靠我这头的车厢门铰链被拧坏了，门就半开着。正是隆冬季节，大地积雪覆盖，中亚的凌厉寒风就这么不停地往里钻。

根据时间表，我们应该晚上11时抵达济南。实际上，列车停靠站台时，已是次日凌晨5点20分了。狂风如鞭，吹搅着大雪，横扫过站台。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天亮。

那时候，济南市还没有出租车，车站里只有一辆人力车在候客。我将行李堆放到车上，选择随车步行，想借机暖暖身子。我已事先学会了旅馆的中文发音，便告诉了拉车的苦力。那是济南唯一的西式旅馆，若将名字翻成英文的话，意思是“生牛肉旅馆”，因为旅馆的中国业主还在同一幢楼的拐角开了一家肉铺。

我随着人力车夫，在济南的狭窄街巷里穿行。黎明未至，四周一片沉沉黑暗，心里的恐惧不禁一阵阵袭来。越走下去，这种恐惧便越深，总觉得马上会遭到伏击或抢劫，甚至被人乱刀捅死。

最后，总算来到一扇大门前。那苦力扯开嗓子，一阵大喊大叫，又举拳在大门上乱捶一气，门才开了。进了大门，是条青石走廊，走几步便是个院子，覆盖着皑皑白雪。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饭店，想起行前还专门发电报预定一个带浴室的房间，心里不禁苦笑。酒店的仆役带我上了几级台阶，到了院外，旋又进了一扇大敞的门，点上了灯。

这就是我的房间了。房门看来整晚都是敞开着的，风吹进的雪，盖满了三分之一的地面。墙角有个铁炉子，却不见取暖的燃料。房间自然是不带浴室的。我用英语吩咐仆役送杯热咖啡或热茶来，他没反应，又改用中文说了，他听了，仍然只是摇头耸肩。我是彻底没辙了，只好踢掉鞋子，一头扎到冰冷的床上，身上的衣服一件未脱，连大衣都穿着。

山东的饥荒是实实在在的。数万身无分文的饥民涌进了济南，希望能找到一口吃的。外国教会、中国红十字会、救世军及好几个中方的机构已出面赈灾，给灾民每人每天一碗小米粥喝，好让他们活过这个冬天。

灾民的苦难是震撼人心的。难民营里的人普遍染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比比皆是。许多人横死街头巷尾，尸体曝陈多日，也得不到掩埋。大部分灾民住在麦秸搭起的棚子里，两端透风。极少人有床睡，成千上万的难民都是直接睡在冻土上。而他们的住处，是没有任何排水设施的。

抵达济南的当天，我就想下乡察看附近农村的情况。对我的想法，饭店的德国老板连连摇头，因为济南既无出租车，又没有其他车辆可供租用。后来，他突然依稀记起某个美国传教会有辆汽车，或许可以带我出游。于是，我让仆役传了张条子过去，没想到真的有了回音，说是可以。

中午时分，那位乐于助人的传教士果然来了。他开的是一辆福特旅行车，两边垂着软篷。风势仍强劲，气温在零上十度。除了传教士本人，车的前排坐着他的太太，后排坐着三个孩子。我只能跟三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挤在一起。我点了支烟，那位传教士太太马上仰起鼻子，对着风说：“我相信，一位绅士是不会当着女士吸烟的。”

◆1927年冬季，山东济南的难民的窝棚

我跟着他们，在济南周边到处看，但所到之处，都不值得调查。我们先造访了两个村子，每到一处，传教士便把我留在车上，自己去拜访同伴。他们相互提醒要当心，然后享受热腾腾的茶或咖啡，我则孤单单地在寒风里独坐，抖个不停。完事后，我们又去访问了五个信教的中国家庭。回到生牛肉饭店时，天色已经黑了。

这时，传教士向我开口要钱了。“一共是二十块美金，”他说，“一小时才四美金，多合理啊。”

这么白跑一圈，就算他倒贴我四十美金，我都要喊上当受骗的。

根据我的调查，《纽约时报》最终没有出面组织向美国公众募捐，为山东的饥荒赈灾。山东的灾难，并非水灾、旱灾或蝗灾。山东的问题是人祸，是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巧取豪夺直接导致的。

这位军阀是个笑面强盗。他年轻时是个混迹码头的苦力，长得伟岸如山，个头几乎有两米一，肌肉发达。他在他的“衙门”宴请我，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定造的西餐餐具，可供四十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五万五千美金。

我在《纽约时报》报道了他的盛宴、玻璃餐具和香槟，还报道了他在后宫藏娇四十人，其中既有中国姑娘，又有韩国、日本女人，还有两个法国少女。其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说，她是美国人。每当他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他就把这群后宫女人赶进两节火车厢随行。在最近的一次出征前，他对三千万子民信誓旦旦道，若不能克敌制胜，便要躺在棺材里回来。

他果然惨遭败绩，但逃回来时，并没“躺”在那具金碧辉煌的楠木棺材里。棺材躺在一节平板车上，他则坐在棺材里，喝得微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拥有白俄雇佣军的军阀张宗昌

我在发往时报的报道中指出，用美国的钱来赈济山东的饥荒，无异于资助这个恶棍，为他的恐怖统治张目。我写道，若灾难不能获救，山东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将他赶走。至少，他们会欢迎国民革命军的到来，前提是后者能一路打到这里。

完成采访后，我返回北京，圣诞接踵而至。这次，我终于得到了纽约总部的肯定。他们给我来了一份电报，祝我节日快乐，并通知我，每周加薪十美元。

我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已经站稳了脚跟。我将在远东一直待下去，有始有终。

7．京津备战插曲

从新闻视角看，北京在1927年冬末至1928年初春这段时间里，还算无事。即便如此，外国侨民仍常常接获警报，间或会造成骚动不安。坊间谣言纷纷扬扬，预测夏天将要发生的种种灾祸。

国民党人正在成功向北推进。1927年5月24日发生于南京的暴行，倒是没有重演，但时不时仍有谋杀、抢劫和暴力的个案发生。受节节胜利的鼓励，北伐大军气焰如虹，态度上依旧极端排外。

1927年时，列强大多在北京持警戒态度，与对待上海的态度如出一辙。到1928年年初，布防于北京、天津、秦皇岛的外国军队人数已达一万二千人，其中包括美、英、法、意的陆军及海军陆战队。日军也向驻天津部队增派了近一千人。

美国在天津派驻了一整个海军陆战旅，逾四千官兵，由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准将统领。巴特勒那时声名正隆，因为他的部队装备精良，配备坦克和野战炮。更有甚者，他居然拥有自己的空军力量，飞机数量达二十架。这在驻华北的所有外国军队司令官中，是绝无仅有的。除了海军陆战队外，美国在天津还常年驻扎着第十五步兵团。在北京则有一支六百人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专职守卫美国使馆。

这么多外国军队驻扎在中国的土地上，却都是合法的。《庚子条约》规定，各缔约列强为保护北京与秦皇岛之间的铁路畅通，可自行酌情派兵把守。秦皇岛是华北唯一的深水港。而天津则坐落在海河旁，那条河狭窄淤塞，潮汐涨落太大，三千吨以上的船只便无法从大沽口驶进内河。所以，秦皇岛的地位至关重要。

1900年义和团叛乱时，北京及驻京外交使团的海路被截断。他们被多国救援惩罚部队（即八国联军）救出时，已被困了两个月。列强为此付出了生命与财产的代价。有鉴于此，他们决计采取断然措施，防止这种坐陷愁城的事件重演。

整个冬天及早春，每隔十天，我就要往返京津一次，以随时掌握美军防卫计划及紧急情况下从华北疏散美侨的安排。

由于形势严峻，巴特勒将军日夜升火，以防飞机、卡车及坦克的燃油冻结。部队几乎每日举行演习和调动，准备随时扑向北京作救援。将军对我说，接到使馆警报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起一支一千六百人的救援部队上路，开往古老的首都。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在陆战队工兵监督下，早已修整妥帖。简陋的桥梁经加固后，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

北京的所有美侨都接获通知，要求到使馆登记。使馆命令他们一旦得到预设的信号，就必须躲往有高墙保护的使馆区。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四十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

天津与北京的局势在冬季尤显危险，因为海河总是封冻，冰面会一直延伸到大沽口外七八英里的烟台湾。因此，一旦外国人遭遇险情，轻型炮艇便无法逆流而上施救。救援部队只能北上秦皇岛登陆，然后通过铁路或步行将难民带到海边。

有些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报道，可能是北洋系统散布的，用意自然是赢得条约列强的帮助，以抵挡国民党人。即便如此，考虑到南京、汉口和九江的前车之鉴，危险仍是活生生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人早已派出千百个政工人员、间谍和宣传分子潜入了华北。整个京津地区对北洋系统怨声载道，对国民党人充满同情。这里遍布着极左政治及劳工的同情者，以及狂热排外的鼓动家。北京的外国人面对着实实在在的危险。要不是大众的仇恨压倒一切地指向日本人的话，美欧人士估计就要在劫难逃，巴特勒将军的海军陆战旅也难逃一场恶战。

这年冬天及早春，我和斯梅德利·巴特勒常常见面。他和太太住在游客旅馆，我则频频拜访。后来，双方混得烂熟，我常一连数晚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又随他们回饭店的单间，坐在床上，听巴特勒将军连珠炮一般讲述他的经历，包括驻扎外国发生的故事、华盛顿的政坛秘闻以及费城的政治腐败。他当过费城的警察总监，曾试图铲除市政当局的贪污及黑白两道的勾结，却劳而无功。

真到不得已时，巴特勒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便尽其全力，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作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得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

遵循这一策略，他全面配合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的所有活动及立场。在最紧张动荡的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在北京使馆碰头。他们一致认为，京津两地美国社区集中出现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散布在华北各地的零散传教士的问题，则会相当棘手。

南京暴行发生后，已有数百个传教士将家人送回了美国，另有数百个传教士举家撤往天津或北京，但仍有许多传教士拒绝离开传教点。他们已有许多同行被前进中的国民党人杀害，照理应该明白，留在孤立而危险的地方，很容易将美国政府拖进与中国人的敌对状态，却依然固执己见。

想当烈士是种极不寻常的渴求，且各有各的原因。许多传教士拒绝避往安全地点，并公开声明不需本国政府保护，却不知，政府则无法报以同样的态度声明说：“某某人自寻死路，我们只好由他去了。”

巴特勒将军的亲善活动收效颇丰，却带来一些尴尬。天津及其他地方的官府大张旗鼓授予他万民伞、勋章和锦旗，很是荣耀。但问题是，这些官府都属于北洋政府，将来国民党人一到，恐怕因此而对巴特勒产生敌视与不信任。

尽管狂热爱国的中国人对华北的外国驻军恨之入骨，但京津一带的中国商人对此却颇感高兴，对军饷丰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尤其欢迎。

商业因驻军而繁荣起来。该美军旅的大部分食品都在华北就地采购，军营和仓库都向中国的房东租用，每个美军都尽情花钱。全新的戏院、卡巴乐（可唱歌跳舞的餐厅或酒吧）、饭店、舞厅、保龄球馆、酒吧、台球房及地下赌场遍地盛开，家家都生意兴隆。海军陆战队的华丽军服成了天津街头的主要风景，处处都是他们的深蓝上装、浅蓝裤子、白军帽和白色的阔武装带。

数百名靓丽的白俄姑娘从北满洲的哈尔滨南下，投身于舞女、餐厅女侍、情妇和妓女等行当，却远远供不应求。天津当时人口约为一百万，它见证了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驻以来最热闹和兴奋的一年。

当然，海军陆战队员也不只是疯玩。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辛苦干活。天津的夏天是酷热的，令人窒息，冬天则风大而奇寒，平均每年有三个月可以滑冰。美军军纪是极其严明的，警戒与备战从不弛懈。此外，美军还沿着美租界精心修建了复杂的壕沟及工事群，在租界外围形成保护。而这些工事，是中国的苦力无法胜任的。

巴特勒对自己的要求比对手下更严，因此受到全旅官兵的极大爱戴。他不信神，思维敏捷，言语粗暴，滴酒不沾。他手下官兵都认为，此人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1927年圣诞时，有个仓库着了大火，巴特勒亲自与轮班上阵的陆战队员一起灭火，在街头苦战二十四小时。尽管天气奇寒，他却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当他们经过离烈焰不远的弹药库时，尽管极度危险，他却走在最前面，而且和大家一起赞美上帝，诅咒自然。

这年冬天，我头一次有机会同时以个别和整体的方式去认识美国大兵。自那时起，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决不在感恩节、圣诞节或新年受人邀请。在中国期间，我的这一习惯是从未打破的。我总是请来满满一桌的海军陆战队员，和他们一起吃过节饭。我立下的规矩是，只请陌生人吃饭，并通过美军情报部找人。我对负责军官提出的要求是，来的人必须是没有其他人请的，不可过于客套，不在意陪我喝鸡尾酒或海波酒（掺苏打的威士忌或白兰地），又不会兴奋过头，砸坏家具。

这些派对给我带来的友谊，许多持续至今日。还有许多段友谊，则因日本人在巴丹（菲律宾的一个省，位于吕宋岛）的枪炮而不幸终止。著名的美军第四团原本常驻上海，后撤往马尼拉。至菲律宾的巴丹时，陷入日军圈套，一直奋战到最后一刻。

天津危机一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及其他部队便告撤离。天津顿时泄了气，一片愁云惨雾。我特地从北京赶去与部队告别。该旅走后第二天，天津的中华商会来了五个代表要见我，让我颇感意外。他们带来两只沉甸甸的大箱子，原来是想请我帮他们收账。据他们说，好些陆战队员人走了，欠下的卡巴乐账和酒账却没结清。

他们把箱子一开，里头全是欠条，加在一起，超过一万一千元美金，但都是按中国货币算的。

我随手拿起一沓，见上面写着：“十张舞票，一元。”“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六角。”“四杯啤酒，四角。”

我快快翻阅着欠条，看下面的签字——有一大批人用不同笔迹写着“赫伯特·胡佛”（时任美国商业部长，后任总统）、“柯立芝”（时任美国总统）、“斯梅德利·巴特勒”（旅长），另有一些写“乔治·华盛顿”、“卡丽·纳辛”（美国反对酗酒的极端宗教人士），甚至还有“众议员沃尔斯特德”（美国主张禁酒的众议员）。

8．济南惨案独家报道

时间已经到了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统率下，正沿着津浦铁路稳步北进。津浦铁路南面的终点为浦口，位于长江北岸，与南京隔江相望。北洋军的战地指挥官分别是孙传芳大帅、山东督军军阀张宗昌及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北洋军在战场上则是步步败退。

未几，双方的争斗突然超出了内战的范畴，直欲发展成一场实在的国际冲突。这一新动向，乃是由日本引发的。4月20日，中国外交部突然接获日本官方通知，说日军三个步兵连已受命从天津日本租界的军营出发，乘火车前往南面的济南。通知还说，另有五千名日军已从日本出发，走海路前往青岛，目的是占领两百八十英里长的胶济铁路。胶济铁路连接青岛与山东省首府济南。中方立刻对此次部队调动提出抗议，指出此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日本向山东派遣武装部队的“法律根据”，要上溯到1898年。当时，数名德国传教士在该省的纵深地区被杀。德国其时正同俄、英、法作丑恶的争斗，美其名曰是为获取“势力范围”，实则想要肢解中国，因此正需要在远东找寻陆海军要塞。一见此事发生，当即用强，向中国提出割让胶州湾和青岛港，并要求获得特许权，建造胶济铁路。

到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对德开战，摧毁了德国海军的一部分，并攻占了壁垒森严的青岛，随即直接开进了山东。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日本可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所有权益，数千日本平民便迁往山东居住与经商。已对轴心国宣战的中国自然觉得受背叛，因而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后来，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放弃了绝大部分的德国特权，并将胶济铁路以四千万元售予中国。中国政府以特别债券形式付款，年息为百分之六。至1928年，债券的全部利息均拖欠未付。

基于上述事实，日本对中国向国联的上书提出驳斥，重申向山东派兵有理。它指出国民革命军北进时，一路对外国人采取过激行动，特别是1927年3月在南京的行为，导致美英两国随后对南京进行轰炸。此外，国民革命军还以暴力收回了汉口及九江的英租界。

排外的国民革命军与北洋联军正在山东酣战，日军此时涌入该省，势必引发灾难性的并发症。有鉴于此，4月29日，我买了至济南的火车票，离开了北京。抵天津后，才发现最远只能到黄河北岸的德州。我横竖还是去了，希望能雇到一条渡轮或舢板等船只，好歹渡过河去。无奈国家正在戒严状态，我待了几日，一筹莫展，只好返回天津。

在天津又滞留了两天，希望设法走海路过去。另有一种走法，是绕道走陆路到沈阳，再从沈阳到大连，然后从大连向南，走四百英里海路到青岛港。

最后，终于可以上路了。走的是海路，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一艘客货两用船。这是艘微型的日籍轮船，名字叫“天鸟丸”（Tenchow Maru）。它另有个绰号叫“臭鸟丸”（Stenchow Maru），意思不言自明。我在这条臭烘烘的“小浴盆”里颠簸了二十四小时，从天津下面的海河口出发，穿过烟台湾，到达大连。在大连等了一天，改搭另一艘日本客轮前往青岛，航程又用去了二十四小时。

人在大连时，对山东的局势是完全无从判断的。当地的日军及邻近的旅顺口陆军总部都对我说，他们全无消息可提供。这估计是一派谎言。

抵青岛是在5月9日星期三。当地的局势极险恶。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已控制了海湾，并在市区的街道上巡逻。当时的市区人口约为十五万。山峦环绕的海湾中，数十名日军在海边布防，海上有八艘运兵船，全都挤满了士兵，另有十一艘货轮停泊，装满了弹药和军用物资。

在报社记者看来，青岛着实令人困惑。所有正式的新闻来源一概失声，只有流言在传播。自5月2日起，美国驻青岛领事馆便与驻济南领事馆失去联系，英国领事馆的处境也一样。青岛是有不少北洋系的中国官员，他们要么是对情形一无所知，要么就是一反常态，有意守口如瓶。

日本总领事馆、陆军总部、海军总部一律保持沉默。这些新闻发言人做得太过分了，可见都在扯谎。发言人都声称，自5月3日起，一直没有济南日军总司令福田中将的直接消息。他们说，5月3日曾发生过战斗，自那时起，电报线便中断了，济南至青岛的火车也停驶了。

他们承认，确实从难民那里收集到了一些“不可信的报告”。而难民大都是以牛车或小马代步，从内地走陆路逃来的。由于报告不是直接来自济南，相互又严重矛盾，故不值得向国际媒体发布。

最后，日本领事馆、陆军和海军的发言人一起接见了我。三个人一味坚持说，过去六天完全没消息。我耐不住了，直陈他们在扯谎。我还故意说，看来我猜对了，济南的两千三百名日军和一千八百名平民已被制服，遭到了全歼。听我这么一说，三人便着急起来，问我为何对他们的保证不予采信。我告诉他们，福田将军的部队必然配备了战地无线电通讯设备，可以和最近的大本营保持联络，以便必要时增援，怎会消息不通！

陆军发言人紧张地争辩道：“可是，我们的战地电台好像没用了，可能不工作或坏了。连信鸽也没带来什么消息。”

“先生们，多谢了。”我边说边朝门口走去，“我得马上去拍电报，发这条有趣的新闻：日本皇军的战地电台一打起仗来就没用了。这消息太重要了。”

回到酒店房间里，我马上打新闻稿。十分钟不到，外面就有人敲门了。“进来。”我说，对受到打扰有些不耐烦。外面的人却不进来，再敲了一下门。我过去用力把门一拉，见日方三位发言人都在门外，齐齐朝我躬下身去。

那位领事馆发言人开口道：“劳驾了。我们是来送你去济南的，不过，那可是很危险的。”

“什么？”我觉得难以置信。

“是这样，今晚6点，有一列很长的运兵火车要出发。也许一路过去都会有战斗，因为电报线坏了，铁轨常常被挖掉，许多桥梁也被炸了。跟着去是个非常危险的举动，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尽管去吧，让你亲眼看看我们没说谎。”

陆军发言人插话道：“你要服从命令，跟士兵一样，让你卧倒的话，你就得卧倒，在火车上平趴着。”

我满口答应说，绝对会趴得平平的。而在随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果然一再这么做了。

这是我头一次置身实战。随身带些什么，让我费了一番思量。我的行装很轻：一台手提打字机、一百张薄纸、六张复写纸、一个备用色带、几件换洗内衣和袜子、一件深蓝衬衣、两把牙刷、一管牙膏、四方手帕和六盒香烟。所有不穿的“衣物”和写作用品可以轻松装进一个小提箱。

因为没听说有其他报社的记者要随军用列车去济南，我便对此事秘而不宣，只告诉了美国领事。为避免电报局里有人事先泄露我的行踪，我就把拍给时报的行程报告留在领事那里，让他在火车出发后两小时才去电报局拍发。

5点时，一位表情严肃的日军少佐乘军用小车来接我。他的全部英语词库，只有“晚安”和“请”两个词。好在他手势丰富，表现力强。

他没去青岛火车站，却把车开到了青岛城外。后来我才明白，日军怕招来大批充满敌意的中国人，故意将部队的登车出发地点从市中心移开。但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中国人出现在上车地点。他们围成圆圈，一声不吭，怒目而视。凶相毕露的日军哨兵把他们挡住了，与火车隔开了四分之一英里。

列车停在侧线轨道上，共有三十二节，其中十一节是客车车厢，五节是平板车，满载着麦秸秆，另有四节平板车装着战马，此外是十节货车厢。客车车厢外的站台上，麦秸堆的顶上，都架着机关枪。列车前有两个火车头牵引，后有一个车头推。其实并不欠动力，只是以防有一个或两个车头在半路损坏或出轨。在领头两个火车头的前方，是一辆装甲平板车，装着探照灯，配一门三英寸野战炮和四把机关枪。列车后面，也跟一辆相同的装甲平板车。

我和陪伴的日军少佐到时，士兵们全上车了。他把我领到前面第四节车厢，里头站着一位模样年轻、个头异常高的日本人，显然是在等我们。他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自我介绍叫罗伯特·堀口，是一个日本报社记者。见此行只有我和他两个记者，我心里颇是满意。

自1928年5月的那一天起，罗伯特·堀口便与我成了长年的朋友。1937年日本对华战争开始后，他在上海的日方记者会上任翻译。最后一次见他，是1941年在华盛顿，当时他刚任官方同盟通讯社驻欧洲首席记者，正准备前往维希（法国城市）。他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妻子是美国姑娘。日本进攻珍珠港时，他的妻子及初生的儿子都在美国，并一直待到今天。这场冲突将世界推向毁灭，而他们则成了无辜及无助的牺牲者，具有悲剧性。

若非罗伯特在场，此次漫长的济南之行，充其量就是一场莫名所以和收获有限的冒险而已，因为官兵中几乎无人懂英语。罗伯特对样样事情都有兴趣，十足一个活跃的新闻记者，并一直替我翻译，盛情感人。

那一晚自然是无人敢睡觉。其间，火车一次次遭受袭击，只好反复停车，朝精心伏击的中国人开炮。每当我们停车修理轨道、桥梁，便会有乱枪射来，于是日本兵就冲出车厢，借着探照灯搜索周边的沟壑山坡。火车沿途经过了五座有城墙的城镇，都在爆炸燃烧，不是毁于败退的北洋兵，便是遭受了国民革命军炮火的攻击。

一整夜，外加次日上午，火车都在蜗行。所经之处，都蕴蓄着对入侵者的深仇大恨，更遭受了内战双方火与剑的洗礼。放眼望去，城镇和村庄都被摧毁了，农田里空无一人。时不时会见到成堆的尸殍，有些着军服，有些着便衣。路基两旁不时可见零落的死尸。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讲述着残杀的惨剧。

早上11点时，车到了济南郊外的山地，漫山遍野全是人。人海中倒是不见军人，都是老百姓，一行行一列列，大包小包，气喘吁吁地逃离济南。后来才知道，这成千上万的逃亡者，以大兵居多。他们为逃避日军的炮火，便换上偷抢来的便衣，背负掠来之物，逃出城墙。没多久，济南城映入了视线。火车小心翼翼，沿城墙爬行，时刻防备着来犯，终于还是平安无事。最后，列车停在了火车站的停车场。天气闷热异常，看来连节气都乱了。

日本人起先不明白何以会有我这样的人出现，便把我扣留起来再说。扣留的地方是火车站饭店，在车站办公室的楼上。关押了几个小时后，经堀口交涉，我拿到了一张军人通行证，总算可以自由活动了。

济南城平时有人口四十万，这时却空空荡荡。除了尸体外，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只有日军的巡逻队来来去去。一条条的街道上满是尘土，在热气炙烤下，静静伸往远处。人行道上，建筑物门口，甚至大路中间，到处横陈着中国人的尸体，大多已肿胀失色了。有些穿军服，有些着便衣，男女老少都有。除了死人多，死马也不少，都把四腿僵直地支棱在空中，样子显得怪诞，又充满哀凄。房屋大多被毁坏了，只剩闩着的门，破碎的窗。房屋的余烬还在冒烟，里头难有生命的痕迹。商店几乎尽皆被毁，劫掠一空。

我到原先外国人聚居的闹市略略察看了一番，便顶着热浪，冒着尘土，长途步行到美国领事馆。从开战前两天到现在，我是头一个到达领事馆的外人，因此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留下来吃了晚饭，又匆匆上路了，要赶在天黑前回到火车站饭店，因为这是军人通行证规定的条件。饭店里没有水，没有电灯，连蜡烛也没有。我只有上床，却无法入睡。

过去，我从未亲眼目睹过人类成批死于暴力的景象。在原先的城市当报社记者时，常有机会随警察去死亡现场，进出停尸房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但一般所见，都是些谋杀、意外身亡事故或火灾。而那个酷热的5月下午，济南让我见识了集体大屠杀，那些画面是全新和震撼人心的：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更有成群的老鼠趁夜出没，把儿童的尸体咬得血肉模糊。

整个下午，目睹这一幕幕令人作呕的画面，我倒没觉得反胃，连自己也感到意外，不禁颇为自豪。但是，一放松下来，那四十个小时的亢奋和不眠不休，立时化为极度的困倦袭来，让我一下子虚弱不堪。夜，湿热而多汗，我突然觉得胃里一阵剧烈翻腾，忙摸到黑乎乎的窗口，探出身去，对着黑夜一阵呕吐。吐完了，我爬回床上，沉沉睡去。第二天，直到炙人的阳光照到我脸上，再加上成群吃腐肉的苍蝇爬满一脸，我才醒来。

5月11日，我有生以来，从没像那天那么忙过。通往沿海的电报线仍旧坏着，无法向纽约发报文，因此，我一整天忙于寻找事件的真相。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济南事件”（即“济南惨案”）。我与一系列人物作了访谈，包括福田将军及其助手们、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英国及德国驻济南领事、美国及英国的传教士。我还拜访了美国资助的山东基督教学院，又重访了美国领事馆。整个济南找不到中方的消息来源。除了领事馆里的仆人外，济南已经见不到中国人了。

调查的过程令我憎恶，唯一出现的一抹滑稽色彩，是德国人谢德。他是生牛肉旅馆的老板（其实正式名称是斯泰因旅馆），那家旅馆上一年冬天我刚住过，差点冻死。谢德看上去气炸了肺，把我带进他的卧室。日耳曼人重细节，他于是不厌其烦地诉说他受的苦。

他扯高嗓门道：“日本兵冲了进来，上帝作证，他们居然冲进了我的卧室。”

福田将军率两千三百名日军到达济南，以保护一千八百名日本平民，其中有男子、妇女和儿童。这时，北洋联军与北伐军交战失利，部分朝北溃退，渡过距济南市区约五英里远的黄河，并炸毁了黄河上的一座铁路桥。

随后，国民革命军便大军杀到了，但并没有任何排外举动。除日本人外，也没有外国人在混乱中被杀或遭受骚扰。蒋介石将军携部于5月1日抵达济南。日本人则用路障和铁丝网将济南外国人居住区的两个部分围起。5月2日，蒋将军对日军的这一行为提出抗议，当晚，福田将军下令将障碍物清除。

◆驻青岛的日军乘胶济路火车开赴济南

5月3日晨，济南城一片宁静，国民革命军的行为也极为得当。商店都开门了，家家生意红火。济南城里城外，共驻扎了蒋将军的十万国民革命军。上午10点，日本总领事西田来到旧城，与国民党当局开会。这期间，冲突爆发了。

济南是座古城，其主要部分，亦即最原始的部分，大约有一英里见方，被高耸的旧城墙环绕，城墙是砖土质的。其后，城市朝南扩张，至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逼近时，又沿着扩张部分的外围造了一道形状不规则的石头城墙。再后来，市区面积继续朝南扩张，这部分没有城墙环绕，是现代化的外国人聚居区。绝大部分日本平民住在该区，福田将军的部队也在此驻扎。

5月3日上午10点半左右，中方称，中国军队的一个巡逻队在街上和平行走时，无端遭到日军机关枪的扫射。

总之，枪战由此开始，并断断续续进行到5月10日中午前。我乘坐的火车抵达时，刚停火不久。这期间，济南与外界的联系被割断，外界对局势发展一无所知，只知道发生了严重冲突。冲突造成七千多中国人被杀。日方称，日军共有四十人阵亡，一百四十二人受伤，其中六十七人伤重不治。但据驻中国的所有中立国军事人员估计，日方的损失应该大大高于透露的数字。

冲突既起，为免此事造成国际对抗，从而影响胜利进军北京，蒋介石将军下令部队全数撤出济南。但许多部下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抗命留下，继续战斗。

5月8日晚，福田将军下了最后通牒，称十二个小时内必须得到满意答复。他的通牒要求中国部队撤出济南城七英里以外，并从胶济铁路两面退后七英里，惩罚对战端负责的中国高级军官，在日军面前将参与对日战斗的中国部队缴械，禁止任何形式的反日宣传，等等。

由于这些要求未获满足，他便使用三英寸野炮、斯托克斯迫击炮、机关枪及轰炸机，对济南城墙内的部分展开轰击。轰炸机是10日上午从青岛飞来的。

在济南的最后一晚，我借着烛光，着手写我的报道。新上任的美国驻济南领事艾德温·F.斯坦顿（Edwin F. Stanton）特地来我的旅馆，帮我把关。我每打好一页，他便读一页。起先，他对我的求助不予接受，认为以他中立国领事官员之身，参与撰写有关中日之间的冲突报道，极为不妥。最后，他总算同意我的建议，只帮我指出陈述中他认为不确之处，不管其出处为何。经他协助，一些出自其他官员之口、有意误导中立看法的错误陈述，得以被删除。

稿件杀青时，午夜已过。全文六千多字，却嫌结构零散，平铺直叙。艾德温跟我道了晚安，我整理了行装，也上床了。明天一早6点，会有一班开往沿海的特别列车。我希望起个大早，去占个座位。那是一列难民列车，一定挤得爆棚。

北洋军与国民革命军仍在铁路两侧交战。为免受两军及各种抗日队伍的攻击，出发前一晚，列车的车头、车厢都插满了各缔约国的国旗，日本旗则不挂。

火车准时出发，共载有一百二十五名美国和欧洲的妇孺，还有少数白种男人，其余的难民都是中国人。除了开火车的日本军人及堀口外，车上没有日本人，也没有护卫。

整整一天，我的打字机都不离膝头，反复修改新闻通稿，将其删成简洁的电报体，希望能对这八天战斗的源起与过程，作一个绝对中立的叙述。

离开青岛前，我已了解到，华盛顿、伦敦、日内瓦及各国首都对于雾霭笼罩的济南局势，均感焦虑紧张，因为济南事件有可能导致国际干涉，甚至另一场世界大战。我的报道，将是有关此事的第一篇中立报道。堀口与我并排而坐，也在写他的稿子。可想而知，他的报道只向日本报纸供稿，采用的是他本国领事西田和福田将军提供的版本。

那天又是奇热奇闷，黄尘蔽日。火车走得慢，停得久，走走停停。火车上全是吵闹不休的孩子，外国、中国的都有。偶尔也有一些成年的中国难民，由于长久处于炮火之下的紧张，突然歇斯底里发作。到了日落时分，我的稿子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字推敲完，我便合上了打字机的盖子。

9点过后，火车才抵达青岛。我直奔旅馆，查看是否有来自纽约的电报指示，发现没有。我又转奔电报局去发稿。电报局的所有职员全是中国人。

我付了钱，得到保证说，电报会照发，一字不改，便回了酒店，享受了一再推迟的淋浴、冰冻啤酒和食物。上了床，才开始担心电报局的那位职员，干脆把我的稿子一毁了事。不过我已经累过了头，不及多虑，就进了梦乡。事后知道，此人倒是言而有信，把电报一字不改就急急发走了。

星期天一早，服务生给我端来一杯茶，一只橙子，盘子里还放着一封电报。电报是伯查尔发的，祝贺我的独家新闻，并通知我每周加薪十五美元，立即生效。这样一来，我的薪水已经涨到每周七十五美元了。我抽了支烟，把茶一饮而尽，又奢侈地睡了一小时回笼觉。

9．混乱的国民政府

青岛和济南之行，让我真正尝到了战争的滋味。再说此行之前的几周，我在北京住腻了旅馆，便向中国人租了一栋普通的房子，租金也便宜。房子有一百多间，听起来穷奢极欲，其实不至于此。中国人所谓的“一间”房，是指房梁构成的一个个格子。每个格子通常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架在一根根柱子上，柱与柱之间砌隔墙。若是外墙的话，就用砖砌；内墙则用木板隔，甚至只糊一层纸。

我的房子是平房，有“房间”逾百，合抱着五个院子。[1]院子敞阔秀美。最南的院子中间有条砖砌的小径，樱树和李树夹道。朝北数去，第二个院子中间，有个六角亭，夏天时，我便在里头写稿。我的卧室和浴室都在这个院子。再穿过一道半月型的拱门，便到了第三个院子，起居室和餐厅都在这一进的院子里。再后面的院子是个菜园子，它的西边连着另一个院子，两旁的房间都是下人住的，洗衣房也在这儿。房子的北门开向一条窄巷，中文名字的意思却是“大新街”。南门外则是块空地，人称“象鼻泉”，因为有一口旧石井在。清王朝全盛的时候，宫里的大象一早一晚都来这里饮水。

中国人的房屋里既无卫生设备、玻璃窗，也没有壁炉。房间的地面一般铺石板，要不就铺松软、易渗透的砖。我把一堵堵的隔墙都砸去，做成五大间“外国式”的房间，铺上了木地板，把纸窗换成了玻璃窗，接上了水管、电线。另外，我还铺张了一下，造了两个壁炉和三个火炉。如此华居，算租金的话，每月只需三十五元中国货币，相当于十二美元。当时的兑换率是一美元兑两块九角中国货币。

这栋中式房屋因这些院子而生辉，更显得美轮美奂。我来时，其中的两个院子已经覆盖了绿茵，用的草种是英伦进口的。一些院墙涂了象牙色，显得奢华。犄角旮旯的所在，遍种着一丛丛的青竹。夏日来临时，除了连片的果树外，更有柏树成荫、洋槐开花，美不胜收。

入夜时，但见每条走道旁都垂挂着一盏盏大红灯笼。那些没装修的一间间空房里，烛光在珠白色的纸窗后摇曳。我的家，真像是中国式的仙境。

那些日子里，一个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如果挣的是美元或英镑，即便入息微薄，照样可过钟鸣鼎食的生活，算下来居然还无甚开销。我那手艺高超的厨子每月薪水不到五美元，头号仆人比他少一美元，还要既当管家，又当贴身侍从。另一个仆人老王替我洗衣、熨衣、擦鞋，外加照料菜园子，每月才挣十四块中国货币。而且，他还让我签了一纸合同，规定由他提供肥皂、浆水和上蓝剂（防止白衣服变黄的药水），我则负责提供鞋油，另外提供烧开水和热熨斗的煤炭。我的人力包车，连同车夫一起，每月是十八块三角中国货币，那多出的三毛钱，是为了加装两盏电石灯，招摇一下。

我就此安顿了下来。中国革命这时已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对这幕次第展开的宏伟剧作，我一边观察，一边报道。

那段日子里，历史的脚步迈动急骤。中日济南冲突发生后，北洋联盟败象已现。不仅蒋介石及盟友的部队正迅猛北推，而且，阻挡国民党人的行为，就被视为亲日。

山东的巨人军阀张宗昌先是逃到了日本，继而转往大连。他蛰伏在一座旧庙里，靠着日本人保护，徒劳地策划着卷土重来。吴佩孚也一败涂地，手下大军分崩离析，只得在四川省的三峡归隐林泉。孙传芳则实力无存了。唯一羽翼完整的，只有满洲王张作霖。他的大军全在，这时都归儿子“少帅”张学良执掌。

张作霖一声令下，部众悉数退入满洲。日本随即发出严厉警告，要国民革命军不得追击。日方无异是发布最后通牒，不许满洲的平静被内战打破。1928年6月4日，老帅的专列在沈阳外围穿过一座日军守护的铁路旱桥时被炸。过了几个时辰，他便溘然归西，位子由少帅继承。自6月到12月底，沈阳与北京之间频频谈判，最后，12月29日，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在沈阳高高升起。乐观者宣称，中国的统一大业已告完成。

而在5月的最后一周和6月开头那几天，北京的局势却显得异样。有两件事情让人担心，怕再次酿成大错。头一种担心，是怕北洋军撤离人口百万人的北京时，会大肆劫掠；第二种担心，是怕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乘胜抵达时，会萌生1927年3月在南京的故态，对欧美人士实施屠杀。

经各国使馆与交战双方多次交涉，参与讨论的将领们终于同意：张作霖撤离北京后，需在北京城内留下五千军纪最严整的兵士，以维持秩序，直至胜利的一方前来接管。各方妥协的条件包括，蒋介石的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京城改由山西来的阎锡山部队控制。山西位于北京以西。进京的晋军都是挑选出来的，一部分是最年轻的新兵，另一部分却是最老资格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未见过白人，并接受了专门训练，特别要求不得骚扰外国人。

根据协议，晋军将于指定时间从南门进入北京。北洋军则于同一时间从北门撤出。他们将获得礼遇，允许保留武器，并登上专列，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离京前往满洲。

这一安排的获益者，其实只有各国使团和阎锡山。阎氏一把将这座伟大的城池纳入囊中，自然喜不自胜。他没有食言，部队的军纪极度严明。但冯玉祥大帅的国民革命军却将撤退的北洋军围困缴械，并在北京城以南囤积重兵。

接着，白崇禧和李宗仁也来了。两人来自大西南的广西省，十分骁勇，竟然真的开进了京城内的东北角。蒋介石来时，只带了大批卫兵。随后，胜利各方便在孙逸仙临时墓地集会，向已故革命领袖的亡灵报喜。那是在西山的一座石砌古寺内，离城九英里。自两年前在广州见他以来，那位瘦削的黄埔军校校长，已经跨越了漫长的旅程。

以我的管见，中国的整体局势，预示着将有连绵不断的内战。1926年6月从广东开始北伐的国民党集团，现已不再是一群团结一致的狂热爱国者。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与党内、军内的共产党人，均已发生了严重分裂及武装冲突。他的南京政权，对于那些支持孙逸仙政治理论中极端部分的人，态度已转为冷淡。国民党已不再承诺土地改革，也不再承诺劳工可自由组织工会。

国民党在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胜利，引来了千奇百怪的追随者。将军们和地方军阀们突然都信奉起了国民党的原则，其实都是装的，内心里并非爱国者，全都是些守旧派，只求南京放过他们，好继续控制自家的军队和地盘，征饷抽税如旧。有些军阀拥有的雇佣军多达二十五万以上。毫无疑问，这些花钱请来的大兵，对国民党的原则，自然是闻所未闻的，之所以高举南京的旗帜，只是听命而已。显然，对于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军阀们来说，效忠南京的前提，是让自以为拥有中央集权的新政府对他们听之任之。他们倒是乐意提供口头服务和口头忠诚，却也仅此而已。至少我坚信这点。

中国的国内局势如此不稳，外交关系自然成了国内政治的足球。南京必将挑战列强，寻求废止所谓“不平等条约”。这一来，若有地方军阀企图单独叛乱，或结帮举行广泛的革命，南京便可赐以反叛者媚外的标签。由于列强那时都极不情愿放弃治外法权、租界及其他特权，南京便有了最佳的法宝，坚持要他们放弃，以获得国内的广泛支持。

列强并不认为内战及混乱行将终结，却相信较之其他派别，国民党人较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稳定的中央政府。因此，尽管不情愿全面让出特权，却也被迫作出必要退让，给南京足够的威信，以制止叛乱之发端。

朝着这一方向，美国领头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国民党人拿下北京后不到七周，美国公使马慕瑞便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签订了新的关税协议，承认中国完全关税自治。其他国家也迅速效仿。

当时，南京政府各部门混乱至极，最典型的，莫过于关税自治协议签署时发生的情况，个中详情，本书实为首次透露。该项协议于7月25日签署，地点是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花园，中方代表是财政部长宋子文。而照理说，协议应该是在南京签署的，中方的代表，也应该是外交部长王正廷。

当时的情况是，宋先生7月23日正与马慕瑞午餐，席间，他谈及希望美国能在不久之将来准予中国关税自治。马麦氏以为听错了。

他说：“宋，这是怎么回事，十八个月前，我就向贵政府提出，我国随时准备谈判准予中国关税自治的。”

宋子文道：“不可能，我们从来没听过有这等事。”

马慕瑞坚持道：“绝对没错，我们是在1927年1月27日提出的。使馆和华盛顿一直都在奇怪，为什么没收到答复。”

次日，即7月24日，美国公使给南京外交部的王正廷部长发电报，再次申明美国政府愿意批准中国关税自治。当晚，南京回电，正式授权财政部长宋子文为全权代表，商谈新协议。次日下午，双方在马慕瑞的花园里拟定了简短的协议，并立即签署生效。

那年夏天，这一类的混乱及失当可谓举不胜举。这使我愈发相信，尽管南京享有外国的承认及有限支持，军阀们仍会伺机作乱。

根据国际法，外国政府只能向南京出售武器弹药。若直接向地方上的将军售武，必须先有南京的批准。各协议国对此均严守不怠，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日本。至1928年秋，日本一直半公开地向阎锡山等北方军阀售武。大部分的武器都不直接来自日本，而是取道朝鲜，经由南满铁路，从满洲运入。或经由大连，走海路至天津运入。日本的意图，是防止南京或任何派别在中国坐大。

在京期间，我的生活及工作两方面都几近完美，直至1929年8月移居上海后，才告中断。我的报道内容如此重要兼有趣，这是前所未有的。阴谋、野心、剧情、悬念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美国、英国、日本、苏联不仅以忐忑之心旁观，更常常暗中介入各方的明争暗斗。欧洲其他列强也有介入，只是程度稍有不及。而外部世界总以为，中国的这场斗争，只是各派争权夺利的自私争斗而已。

我开始每天上汉语口语课，持续了将近一年。至1928年仲夏，我的中国话已相当流利。我的中国朋友成倍增长，对老北平之美的热爱，也逐日加深。我从未提出加薪要求，薪水却频频上涨。我对中国画、青铜器、牙雕、玉器产生了厚爱，收藏日益增多。因工作需要，我还常常前往华北、满洲地区以及朝鲜、日本旅行。美国人对远东的兴趣也随之迅猛增长。《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常刊登五至七篇我邮寄的专栏文章，有时更达八篇之多。仗着时报的大名，兼之管理层授予我任意活动及调查的自由，我得以获得许多非比寻常的新闻来源及背景资料。对一个新闻记者而言，如此生活，夫复何求。回想起我在北京的岁月，至今仍有怀旧的痛楚袭来。

那时的北京社交生活，大约从未有复制，也是万难再复原的。除公使馆卫队外，偌大的北京，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外币在这里值大钱，因此娱乐活动都是极尽奢华的。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以及八宝山的高尔夫俱乐部，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所在。京城城墙外数英里处，便是赛马会，更是个快乐无比的地方。西方人几乎人人有能力在西山租个废弃的小寺院，作为避暑的别墅。秋日来临时，打野鸭、野鹅也是件乐事。野鸡和鹌鹑都极尽肥美，往往损坏庄稼。冬天时，总有三个月可以滑冰。

北京的外国人很少参与商业活动，因此，这里的外国人的生活，与天津、上海的同类相比，自有极大的不同。北京的外籍社区里，大部分是外交人员、军人及家属，亦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他们比较自我隔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还住着一大群退休的西方人，靠微薄的收入就能过活。他们选择在故都居住，实在是因为爱上了这里的生活魅力。这里时不时还住有一些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的西方学生，或一些探险家，比如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和赫定（Sven Hedin）。

10月底，寒潮初临，我的中式房子变得阴冷潮湿，很不舒服，于是我搬入了东交民巷的邮政公馆（Postal House）。东交民巷是使馆区的主干道。我的住所包括一个L形的门厅，一个大客厅，一个大餐厅，一间用作办公室的小书房，两间卧室，两个浴室，一个厨房，一个食品储藏室，好几间用人房。房子还带一个小院子。

是年冬天，有种种迹象显示，方方面面的势力正试图撼动我在时报的地位，并企图使报纸的高层相信，我的报道，并非都是正确和不偏不倚的。

国民党的胜利，使在华外国人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总体而言，传教士及教育工作者，尤以其中的美英人士为最，大多是满眼玫瑰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内战将息，南京政权里全是志向高远、尽忠尽善的完人，心无杂念，只想着中国之福祉。至于外国商人及大部分外交人员，则相信和平难以持久。他们都以冷静现实的心态，旁观乘着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攀至高位的许多中国人，怀疑他们的能力与操守。

在1928到1929年之际，已有一个针对我的阴谋小集团存在，当时我并未察觉。直到1930年我前往纽约时，才看到一堆来自传教士们的信件，请求将我裁撤，并指责我对中国事务严重无知。其中一封信足足有六十七个签名，个中不乏平时声称是我的朋友的男男女女。那封信称我是一个“死硬分子”，一个“无可救药的保守派和反动分子”，并公然暗示说，我极有可能因收取利益集团的金钱，而“对有关中国的辉煌进步的新闻，肆意实施篡改”。

谁知，到1929年年初，其中的一位蛊惑者，不仅未能让我被炒掉，反而丢了自己那份教会的闲差，失去了每年五千元美金的收入，以及丰厚的差旅补贴。

事情是这样的，远离北京的大西北发生了严重旱灾。为了解水利工程及赈灾情况，我采访了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贝内特（Charles R. Bennett），因他是赈灾组织的信托人之一。我要的资料，他无不提供。据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计一千五百字，邮寄给《时报》。约四周后，文章刊于报纸的星期日版。

该期时报运抵北京不久，一天早晨，贝内特突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商议，让我立即赶往银行。我被带入他的私人办公室时，他正来回踱步，显得怒气冲冲。

“两个多月前给你的那些资料，你怎么可以任意歪曲乱写，把我们搞得与中国当局为敌，叫我们以后怎么同他们打交道？”他劈头就问。

我也火了，回敬道：“我什么都没歪曲。你告诉我什么，我就写什么，所有的引文都来自你给我的报告，全都是正确无误的。”

贝内特猛地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份《星期日时报》朝我扬了几下。我那篇文章上，许多段落被蓝笔标上了括弧。

他指责道：“标出来的段落都有问题，要么是严重错误，要么是蓄意编造。”

“这是谁说的，是你说的吗？”

“不是我，是约翰·厄尔俄欧·贝克（John Earl Baker）说的，他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书记。他刚来这里作了正式投诉。我已经召集了信托人会议，会后肯定是要致电时报作正式抗议的。”

“那些标出来的段落你都读了吗？”

“没有，可贝克说——”

“行了，那就请你现在读一遍吧。”说着，我坐了下来，作出准备奉陪到底的样子。

贝内特看看我，坐到桌前读了起来。俄顷，他抬头望住我，一脸的困惑：

“怎么回事，这小子大概疯了。我看到现在，没发现一个错误嘛。”

他继续读下去。最后，把报纸一折，起身伸出手来。

“给你添麻烦了，太抱歉了。整篇文章没说错一句话。说实在的，它是对整个局势的绝佳概括。我会给主教和其他信托人打电话，取消紧急会议。我要调查贝克，看他作这种攻击到底用意何在。”

次日早晨，贝内特又来了电话，听上去比上次更焦躁。他问我能否马上赶到银行，越快越好。

我到时，见他又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满脸怒容，涨得通红。

他说：“我最讨厌要被迫向人道歉了。”

“我又做错什么了？”

“你？你可没做错什么。我是要向你道歉。我还要致电《纽约时报》，向他们道歉。”

原来，前一天我离开后，贝内特召贝克来问话。贝克先是指责贝内特徇私偏袒我，继而一声不吭地生闷气，拒绝解释为何要对我作攻击。

接下来，贝克作了件不可思议的事。他那晚搭夜班火车去张家口，离开前，给《纽约时报》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发了电报，重复了他对我的口头指责，并建议将我开除，因为我不适合作为一份伟大的美国报纸在中国的代表。他有意通过行文方式，让人以为指责出自他所属的组织，而非他的个人意见，并在电文下署名“约翰·厄尔·贝克，书记。”

贝内特次日早晨看信时，才发现了这份电报的副本。

于是，他召集全体信托人在上午开会，并致电欧奇士奥克斯先生，全盘否定贝克的指责。电文解释说，贝克的行动未获任何授权，并宣布，我的那篇文章不含任何伪诈陈述、错误或偏见。

三天后，贝克从张家口归来，在桌上发现了一份全体信托人给《纽约时报》电报的副本，及一份措辞尖锐的信件，认为他的行为无先例可循，要求解释。贝克旋即递上一份辞呈，作为答复。令他吃惊的是，他的请辞即刻照准。一周后，他又写信给全体信托人，宽容地表示愿意要回那份年薪五千美金的工作，前提是必须保证他有“良心的自由”。他的表示遭到了回绝。

我本人及我写的新闻报道，居然引发如此强烈的争议及恨意，始终令我不得其解。马慕瑞公使就从未批评过我的作品。而指责我的报道不公平、不准确或充斥偏见的人，从来都不是向我提供新闻的人。

同样令我不解者，是时报代理总编伯查尔及发行人奥克斯对我的持续信任。对此，时至今日，我都无法解释。时报不仅对我完全支持，而且不屑将那些背后攻击之词转给我看。如果我曾在时报的纽约总部长期工作过，如果我与报纸的高层有私交，这种支持，或许可以理解。而事实上，直至事发时，我从未踏足过纽约市，也无缘认识时报的任何人士，除了给我工作的摩尔。

[1]从描写看，是个四进的大四合院，绝不普通。

10．遭国民政府驱逐

事情来得全无先兆。那是在1929年7月17日，我正在北京家里举行午餐会，招待再度来华的弗雷德里克·摩尔。他此行的身份，已不再是《纽约时报》的代表了。这次活动只限男士参加，我请来的作陪者中，有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和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少校。马格鲁德现在已升至将军了，目前在重庆任职。

鱼刚刚上桌，我的头号男仆就跑到桌边对我说，有电话找我，很急。我有些恼火，接起电话一听，原来是英国的路透通讯社打来的。

对方劈头就问：“对于南京政府要求将你驱逐出境一事，你有什么评论？”

对我来说，此事可谓闻所未闻，便如实告诉了对方。路透社的人于是向我宣读了南京发来的新闻稿，其中提到，外交部长王正廷已给美国公使去函，要求将我驱逐，罪名是我的新闻稿一贯充满偏见、不公、恶意及不真实，目的乃是阻碍中美政府之友好关系与互信。

我回到餐厅，把适才听到的消息一说，举座皆惊，只有马慕瑞公使除外。公使对中国政府当天提出的要求固然不知，但他和我都知道，时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伍朝枢曾秘密要求《纽约时报》出版人欧奇士，将我从中国调往它国。

中国政府此番正式行动前两个月，伍朝枢就已有动作了。他在纽约约见了奥克斯，对我大肆鞭笞了一番。欧奇士对他谦恭有加，耐心十足，回答说，这些指责中，若有任何一项证明为确实，《纽约时报》不仅会将我调离中国，而且会将我除名。他请伍博士随时带证据回来见他，伍博士亦作出了应承。

一星期不到，伍博士再赴纽约，并再次提请奥克斯另派记者驻北平。奥克斯请他出示原先应承的证据，谁知伍博士一下暴跳如雷，擂着奥克斯的桌子道，用不着出示任何证据，作为中国的外交官，凭他一句话足矣。

奥克斯维持着耐心指出，时报若要以极严重的罪名将某人开除，并毁掉此人的职业生涯，必须先有证据在手，并让受指控者有自我辩护的机会。伍博士一听，更加怒不可遏，言语不免带上了谩骂。这下，奥克斯也光火了，下令将中国公使逐出办公室，并在十四楼当着中国公使的面对管电梯者说，从此以后，不许伍博士在大楼的十四层走出电梯一步。

这种火爆场面，自然使南京政府部分领导人对我更加恼怒。其结果便是，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政府要求将我驱逐。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是不能自行将我踢出中国的。只有美国的“中国地区法院”或可下令将我驱逐，但必须先举行听证，认为我的存在是“不受欢迎的”。

南京政府确实有诸多手段可以和我为难。所有中国人控制的电报局都收到命令，不许处理我发出的电报，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私人电报。这一来，我便无法从北平或其他内陆城市发新闻。但我可以前往各港口城市，在租界里的外资电报局发稿。南京还下令，中央政府及所有省政府的官员均不得接见我，并禁止政府雇员向我提供新闻。我在社交生活上也遭到放逐，任何与政府有关之人士，不得进入我的房子或办公室，亦不得邀我参加公开或私人的集会活动。

次日，一个美国新闻记者代表团抵京。代表团正在对远东作半官方的访问，人数约二十人。我原先受邀参加中国官方举行的欢迎会，这时却收到通知说，先前的邀请取消。我自己为该团举办的大型鸡尾酒会，一周前已经发出邀请。此事一出，受邀的所有北平中方官员都纷纷回信，对不能赴约表示遗憾，信箱一时为之堵塞。

这件事迅速蜕变成一场低俗的喜剧。由于我被禁参加，一些来访的美国人便拒绝参加中国的官方晚宴和招待会。另一些人迫于礼貌，就去短暂地露露面，随后便赶到我家。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这些来访者轮流到我家来，我只得日夜招待。苏格兰威士忌和啤酒的开销便不断蹿升。

这群人中有一个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他与我素未谋面。可怜他本该在北京享福，却被迫乘火车在北京和沈阳之间跑了三个来回，每次都带着我的新闻电讯及解释此次驱逐活动的电文，前往沈阳拍发。我受中方限制，无法在中国辖地发出这些电报，日本人却因此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替我效劳。电报走的是他们自己的线路，从沈阳沿南满铁路到大连，从大连到东京，再越过太平洋到美国。

那时正值天气酷热难当。由于上一年的内战，中国的火车依旧污秽破旧。从北京到沈阳，单程就要走上十五小时左右。马修斯的东方假期是彻底毁了，但他给予我的协助，令我至今铭感不忘。一年后我才知道，他还在私下里就我的困境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完全为我说话。

美国政府拒绝将我逐出中国。《纽约时报》则不仅重申拒绝将我调任它国，还以其行动之迅捷，态度之坚定，告诉我并告诉南京，我已获得报社的无条件支持及信任。

而过去的一年多，我从华北发出的新闻，与时报驻上海记者发出的新闻，在基调及观点上，存有显著的差异。我们两人对于中国局势及前途的看法，必有一个是错的，这一点已是彰显无疑了。时报刊登从同一个国家发来的两组报道，却如此相左，不免显得有些荒谬。

南京提出驱逐要求后不到十天，我通过马修斯获悉，时报准备调回驻上海记者，并将我调到上海，以便我使用外资控制的电报局发稿。我还得知，我将被升职，负责掌管中国所有新闻。不久后，我果然得到一条指令，让我招聘驻各地记者，统归上海记者站指挥。

南京已向一家伟大的美国报纸宣战了，时报也当即应战。

正在我整装离京时，北满地区突然爆发了中苏冲突。事情的源起是满洲当局收回了沿苏控中东铁路架设的苏控电报线，并扣押了松花江上的苏资蒸汽轮。时报于是电示我赴上海前，先前往北满采访。我照办如仪，对这场滑稽戏似的“战事”做了报道。这场战争中，苏联人将满洲军队置于海拉尔的平原上，用飞机作超低空飞行轰炸。为此，中国人向全世界控告苏联人使用了高爆炸弹和毒气弹。而事实上，苏联飞行员用来“轰炸”中国人的只不过是厚纸袋，有些装着煤灰和沙子，有些装着烂卷心菜。

这场战役还掺杂着其他的滑稽元素。由于南京下令对我实施孤立，我从哈尔滨乘火车西行时，北满的中国人便不许我与其余的西方记者一起坐头等车厢。到边境的满洲里后，又不许我与他们下榻同一家酒店。他们甚至下令，其他记者不得与我在餐车里同席或交谈。但他们自己倒频频光顾我的包厢，向我讨要啤酒、香烟，并对那些无端发怒的中国人冷嘲热讽。[1]

从满洲里远足归来，外国记者们全体回到哈尔滨，齐聚在古老的莫德妮酒店。二十五年前俄日战争结束时，这里大概曾经辉煌。时至今日，这里仍以美食著称，但除了餐厅外，酒店处处显得破旧肮脏。走廊的地毯多处磨破了，房间和浴室都显得污秽，随处看得见积垢。床垫的弹簧也都塌陷了。

从日到夜，这里成了街头女郎和卡巴乐女郎的天下。酒店员工无疑都与她们串谋。每次进房间，不消五分钟，电话就会连串响起。

“我是维拉”，要不就是纳塔莎，要不就是舒拉，不一而足。“你是美国人吗？你喜欢漂亮的俄国姑娘吧？”

她们确实漂亮，有些美得炫目。但她们都脱不了愚钝，大部分疏于用肥皂洗澡，而靠香水掩盖。整体而言，她们对世事漠不关心，对卖淫这行也不专业。但若作为情妇，她们倒是充满了激情（如果动了真情的话），而且以不忠居多。

哈尔滨聚居了数千个困顿不堪的白俄家庭，长年来，一直向东亚各地的卡巴乐餐厅和高级淫窝源源不断输送新血。姑娘们大多向往上海，若上海不成，次选便是天津。过上几年灯红酒绿的日子后，她们由于畅饮畅食，往往花容不再，便沦落到港口码头，去追逐美英的船队。冬天时，她们涌往香港，若能力可及，便南下马尼拉。夏日里，她们又随船北上青岛、烟台等地。总之，白种男人的避暑之处，就是她们的目的地。她们中的一些，最后成了中国富人的小妾。

◆极度繁华的哈尔滨，欧风沐浴，华洋杂处

20年代的哈尔滨是个好玩的地方。它极度繁忙，而且很奇怪，外观及生活方式，纯然是东欧的。除了数千个白俄家庭外，苏控中东铁路也将总部设在哈尔滨，于是又多了大量的苏联公民和官员。此外，还有许多首鼠两端的俄国人在混日子，人称“萝卜”，表皮是红的，因为要谋个职业，内里是白的，因为政治信念不同。

哈尔滨有各色俱乐部存在。到了冬季，还有自己的歌剧演出。白俄难民中多的是歌唱家和音乐家，许多是“一战”前圣彼得堡的名人。哈尔滨的交响乐演出，水平是极高的。

1929年8月发生在哈尔滨的种种，充分说明中方如何与我为敌，而日方却如何拉拢我。哈尔滨的中国电检人员不许我从哈尔滨发新闻。消息传到日本人处，日本总领事马上主动提出，要用他的官方邮包，每晚将我的电文送到长春，然后利用日控南满铁路附设的电报系统将新闻发出。对此种安排，我当然接受了，因为非如此，便无以将我的新闻从亚洲发往纽约。

中国官员拒绝见我，也不提供任何新闻。而日本官员一见有新闻，便设法让我知道。由于那时日本的间谍及特工已遍布中国，常能收集到南京试图压制的消息，我得以到手许多重大的独家新闻。当然，对于源自日方的消息，我总要仔细核实。对于那时在华的日本官员，出自公道，必须说明，1937年前，试图以假新闻蒙骗我，从而损中国以利日本的事，只发生过两起。

回想起来，那几年里，南京想尽办法要将我驱逐，并处处与我为难，我却没有因此而狂热反华并狂热亲日，实在是值得惊叹的。

哈尔滨之旅前后持续了好几周。在此，我经历了一个美国官员的背信弃义。在我多年的驻外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肇事者是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中尉，专事情报工作。他被派往哈尔滨美国领事馆，归美国总领事乔治·汉森（George Hanson）领导。

我事先听到传闻说，哈尔滨以西的海拉尔将发生头等重要的军事行动，于是订了一张火车票，准备两小时内离开。如果我离城的事能瞒过其他记者，就意味着一条独家新闻到手了，因为西去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我觉得此事应该知会汉森总领事，因此便将情况告诉了那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中尉，并特别叮嘱说，事属机密，只有在我的火车出发后，方可悄悄告诉总领事。

一小时后，我下到酒店大堂，准备去赶火车，却赫然见到汉森先生、那位年轻中尉以及九个美国记者都行装齐备地等在那儿，也要去赶同一班火车。原来，年轻中尉一出我的房间，就把消息转告给了其他所有记者。

意外之下，我怒不可遏，当场把他臭骂一顿，从此再不理此人。他的唯一辩解是，他觉得我的独家新闻过于重要，“所有美国报纸都应该登出来”。

在华期间，每有独家消息，我的惯常做法，总是就近通知最高美国官员，除非提供消息者要求不得外传。我敢说，发生了珍珠港袭击事件后，要是我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凭此一项，日本人就会将我列为政府特工或间谍，尽管我从未受雇于美国政府，也没有因情报工作获薪。1942年，日本人就曾在东京、上海和马尼拉对好几个美国记者施刑，强迫他们招供是政府的情报特工。当然了，他们无人签字承认这些指控。

照我看来，我获得的重要新闻，政府都有权知道。但我把新闻呈交官方代表，并不存有交换好处之心。许多时候，我上交的新闻具有无上的重要性。其中有些过于重要，以至于接受者起初难以置信。若情报提供者要求不披露身份，我从不违背，即使饱受当局重压，逼我说出他们的姓名。我认为，既然《纽约时报》对我有充分信心，能做到无须核实便接受我的新闻，政府代表也应照办。再说，我在时报上以真名发表报道，承担了职业声誉风险，已足证我的可信。

那些年里，政府欠我，远远超过我欠他们。我给美国官员的情报，数量远胜他们给我的情报。后来在华盛顿时，我发现有些情报官员上交了许多加密报告，里头含有“内部猛料”，颇具轰动效应，却刻意不提我是情报来源，而有意让人觉得，这些情报之得来，全靠他们自身的努力。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战祸说停就停。之后，我便奔赴上海，忙于建新家和新的记者站。开始时，我只在北平、南京和香港设了支站。上海的气氛有些奇怪，难以一言蔽之。英国人和日本人对我友好到了极点。中国人中，除胡适和林语堂等少数超然政治者之外，总体而言难以接近。美国人中，有些对我采敌视态度，有些试着与我友好。

很快我便了解，对我敌视的起因，是同情被我取而代之的时报驻上海前任记者。许多人，尤其是其他美国记者，都认为他受到不公对待，怪我让他丢了工作。另一些人则与南京为伍，真心认为中国的内战时代已达尽头，光彩夺目的和平进步时代开始降临。见我此时此刻还在大书特书无处不在的反中央行为、地方军阀动乱，还在断言内乱将长期存在，便不由得要怀疑我动机邪恶，企图散布不良影响。

而死硬分子及怀着帝国主义思想的组织，则热情欢迎我的到来。他们见南京要驱逐我，便认定我会极端反华。一个有趣的证据是，历史悠久、向以严格著称的上海总会在我当满六个月的临时会员后，不等我面见过所有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便举行投票，准我成为会员，这是破天荒的。头两次投票因我出差在外而推迟。到第三次投票时，全场一片欢呼，欢呼的理由让我震惊不已：“此人太棒了，搞到南京想把他踢出国门，自然够格成为上海总会的一员。”

申请加入花旗总会时，情况恰好颠倒过来，我的入会申请差点被否决。一半是因为大家同情我那被开除的前任，一半是因为反感我报道新闻的调子。

1929年和1930年，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情报处来说，我的名字成了诅咒。该处的负责长官是埃文斯·F.卡森（Evans F. Carlson）中尉，后升至中校。美军进攻梅金岛和瓜达康纳尔岛时，他有杰出表现。当时，卡森命令手下说，对待我的方法，便是彻底置之不理，不许向我收取情报，也不许把他的新闻稿给我。他甚至公然对他的手下说，我极可能领了日本人的津贴。

这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却未动声色。我在想，要是我当面揭穿他，并以诽谤罪相威胁，不知他该如何的张皇失措。

但比起前海军上将马克·L.布里斯托尔（Mark L. Bristol）对我的敌意来，卡森的态度要算小巫见大巫了。布里斯托尔时任美国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我对他从未有过好感，他也心知肚明。他对中国局势的预测乐观得有些荒谬，认为国内和平昌明的时代即将到来。而我对中国局势的分析文章，总是与他大唱反调。

布里斯托尔抵中国时声誉正隆。他作为美国驻土耳其高级公署专员，于任内取得彪炳业绩。来中国时，他先入为主地认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必将如土耳其人民一样，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摒除异见，崛起为一个有序与强大的国家，却没考虑两国人口如此悬殊。但在海军上将看来，与他意见相左者，不是恶棍，就是蠢货。

他甫抵中国（1927年），我便觉得他行为冲撞无礼，因而给予强烈批评。他访问北平时，美国公使马慕瑞为他举行了下午的欢迎会和鸡尾酒会，并与外国记者见面。在大家行将离去的当口，他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故作亲热地揽着公使的肩，对我们说：“今天和大家都见了面，很是高兴。希望以后多碰头。现在有了马慕瑞先生做帮手，兴许我可以制定出一个理智和成功的美国对华政策来。”

马慕瑞在一旁尴尬万状，整个脸涨得血红，让人不忍心看。布里斯托尔仅凭这短短几句话，便让公使因同情而多了不少新朋友，也为布里斯托尔本人制造了诸多虎视眈眈的批评者。

春天，我尚未调任上海，布里斯托尔作为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就对一个美国报纸记者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过分举动，而这个记者便是我。早在那时，上将就已经是时报驻上海记者的同党，而此人的新闻报道，与我的报道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其时，我正按纽约总部的指示，从北平赶赴汉口，采访一起初发端的反南京叛乱。到达后我发现，所有电报线都不通了。按规定，碰到这类紧急情况，美国海军舰艇可以用舰上的无线电报处理我们的新闻稿。若还有其他民用设施能正常运作，他们是绝不会提供这种帮助的。

停泊汉口的炮艇艇长很客气，对我及其他美国记者一视同仁，将我们的新闻稿一律拍发给停泊在上海的美国海军旗舰。我知道，旗舰收到这些新闻稿后，自会将其转发给陆地上的商业电报公司“太平洋电报公司”，再由他们将稿件发往纽约。汉口的英国炮艇对当地的英国记者亦提供了同样的方便。

谁知，当我顺流而下到达上海时却发现，我的所有新闻稿，到了旗舰后，全部遭到了截留，不禁又惊又怒。我花了十天时间，浪费了时报的数百元美金，却未能发成一篇报道。

布里斯托尔上将的幕僚中有我的朋友。据他透露，上将亲自扣下了我的所有新闻稿，而其他记者的稿件，全都一字不改地通过了。

我当即写信责问上将说，你何来权力这么做，又为何偏偏歧视《纽约时报》？再者，美国正处于和平时期，你凭什么对新闻实施扼杀性的海军审查制度？

他的答复来得简明扼要，只在我的信底用红笔批道：“你是自作自受。布里斯托尔。”

很显然，对这种侮辱，我是不会默默忍受的。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艾德温·S.克宁翰写了正式投诉信，又将信稿带回北平呈示马慕瑞公使。同时，我将事件经过电告纽约总部，并将抗议信副本寄去。时报马上向海军部长陈述了此事，布里斯托尔为此受到了华盛顿的严厉训斥。

他的报复也毫不含糊，不仅在上海各种俱乐部活动及晚餐会上大张旗鼓宣称，阿班是个确凿无疑的流氓，时报雇用这等人，早晚是要后悔的，而且他还宣称，美国政府当然应该顺应南京政府的要求，将我驱逐出境。倘若他在中国的权力与他在土耳其的权力相当，我早就被踢出中国了。

布里斯托尔离开中国驻地时，正值我从满洲来到上海。他的最后姿态，是邀请我的前任随他假道西伯利亚往欧洲，以此激怒我。我的前任当然欣然受邀。

时隔多年，每当想起外国人对中国事务居然如此投入，为此不惜去折腾一个报社记者的命运时，我仍感大惑不解。然而，对待“阿班事件”的态度，决定因素还是相关人士的私利。

大部分守旧的死硬派和商人，见再生后的中国将废止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便觉得自己的安全和垄断地位受到威胁。他们由此而谴责南京，并大叫大嚷地站在我一边。对他们而言，任何事情，只要是南京想做的，都是粗暴无理的。他们是冥顽不化的一群。

而那些所谓目光远大的团体，则谴责我而支持中国政府。这些团体也包含部分的生意圈人士。他们认为旧条约已时日无多，因而支持南京政府的所有行动。绝大多数的新教传教士也都谴责我而支持南京。他们觉得，对南京政府应该处处表支持，否则难免又被逐出内地。因为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和1927年推进途中，曾将他们赶走。

1930年春，我到纽约后，才知道这场斗争居然还滋养出了种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在时报办公室，我看到一百三十多封在华美国人的来信，要求将我要么解职，要么驱逐。在信末落款者中，许多人平素都装成我的支持者及好友，总数约有三百人。他们中若有人读了这本书，将头一次发现，其实我十三年前就洞察了他们的口是心非。只是，平日里，我对他们的两面三刀，言行里绝不表现出有丝毫觉察。

南京政府见驱逐我的正式行动无效，便假手非正式机构再试。在我的卷宗里，有一封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的来信。苏兹贝格时任时报发行人奥克斯的助手，现在已升任发行人。他的信是1929年11月11日写的，其中可以看出时报予我的支持有多大：

阿班先生台鉴：

前一阵，“国民新闻社”的美国社长欧内斯特·K.莫伊（Ernest K. Moy）先生专程拜访了我。他是专为投诉你而来的。会面时，我有些滔滔不绝，恐怕比他说得还多，以至他未能尽言，事后又来了封连篇累牍的长信跟进。他的信我已附在后面。

长话短说吧。我告诉莫伊先生，如果你的新闻稿中存有错误，应该责怪的是国民政府，因为他们对你的工作设置了诸多限制。你的职责，是尽你的所能提供新闻，若他们对你的能力横加制约，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了。我还说，对一个发泄私怨的记者，我们是绝不会容忍的。但绝不能因为记者的报道中出现过一个错误，或两个错误，甚或一连串的错误，就证明他是在发泄私怨。这只能从他的观点来取证。再者，至今为止，你的所作所为，从没有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发生动摇。

这场会谈之后，我便收到了附在后面的那封信。信里，莫伊先生着重表达了他要投诉的内容。

这么不厌其烦地谈论这种棘手的事，确实令我为难。容我说一句实话，把这些信转寄给你，绝不是要求你出来证明自己无错，而是要你知道背后的人言。若你希望回信给我，并由我转交莫伊先生，但说无妨。另外，若能将附信寄还我，将感激不尽。

顺祝安好。

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莫伊一直以为我还蒙在鼓里。过了两年，他回到中国，多次邀我出席晚宴，极之恳挚。我也投桃报李，终于对他们夫妇两人，渐生出由衷的好感来。

如果南京成功将我逐出中国，将有助于迫使所有外国记者缄口。记者们将时时处于惊恐中，怕遭受类似的迫害，许多人便不敢道出真相。

南京下定了决心，不仅要堵住所有拒收其钱财、不采纳其观点的外国记者之口，而且要消灭所有在华外语报纸的批评之声。政府作出了鬼鬼祟祟的动作，企图将《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已故记者·戴莱（Charles Dailey）及上海的英资《字林西报》社论编辑索克思驱逐出境。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及法资的《北京报》都曾一次次受到制裁，常连续几天不得使用邮政系统作投递。报纸一出租界地盘，便悉数被没收焚毁。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中国人对我采同情态度。其中有政府工作人员，也有中文报的记者。但他们只敢偷偷与我碰头。

到上海的最初几周，我才得知，南京反对我，主要是基于两件事。其一是一篇1928年11月发自北平的邮寄稿。该稿于当年12月9日在时报刊出，其中援引了北平一份报纸的社论，内容以激烈攻击蒋介石夫人为主，兼顾抨击一下总司令本人。现将惹出祸端的一段话照录如下：

……在北平，即便是在集市里，大家在抱怨一通之后，总是说：“美玲沉长江，中国少遭殃。”这几乎成了格言了。

这篇稿子来自美国公使馆，过程很简单。公使馆每周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其间的一件例行公事，是给美国记者们发放华北各中文报的翻译稿。那篇攻击蒋夫人的稿件，便是其中之一。

我的辩解是，北平那时名义上已归属南京，既然该篇文章已在北京的某份中文报纸发表过，既然政府对该报及其总编并未采取行动，也未作出投诉，则该篇文章便可视为享有新闻特权，可资引用。由于文章尽显当时蔓延于全华北地区的反南京情绪，自有其重要意义。

过了约十六个月，华北地区对总司令及南京政府的仇恨达致顶点，终于发生了冯阎叛乱。从其成功执政至1937年7月中日开战为止，南京政府在平叛中耗去的鲜血与财力，以这次为最。

冯阎叛乱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是因为济南惨案（见前面章节）后，日军滞留山东一年多，导致民众的不满。冯玉祥大帅支持国民党人，原是期望以统治山东为回报。见日兵滞留不去，便指责他们是承蒙蒋介石的邀请，目的是将他冯氏的部队阻在山东境外。但此说从未有过确证。方振武将军原先是支持蒋介石的，这时开始与冯玉祥有了联络。而被谋杀的满洲王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也开始与冯玉祥往来了。

1929年4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我名字的长篇电讯稿。以下援引的一段，尤其使南京怒不可遏，是为促使他们反对我的第二件事：

方振武将军给冯大帅的提议，正与张学良少帅的宣言吻合。张少帅宣称，国民党人的原则固然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但国民却遭到现今南京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已经“烂到了芯子”。因而，“只有将他们扫除干净，方能改变此种万难容忍的局面”。

虽然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再次反蒋，并发动了西安事变，使总司令沦为囚徒，但在当时，他却承受了巨大压力，被迫否认给冯大帅发过此函。我的电讯稿发表后六周，即6月15日，张学良给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去如下电报：

我与外国记者哈雷特·阿班浑不相识。显然，他是故意散布谣言，欲以乱沙迷住公众的眼睛，以便浑水摸鱼。

而事实上，自1926年9月起，少帅就与我稔熟。我是他的晚宴常客，他也多次与我畅谈中国政局。我要再次强调，他确实去函冯大帅，抨击南京。我将此事发表时，事先亦已征得了他的同意。时至今日，他若还健在，应将仍是蒋介石的阶下囚，且已被禁锢六年之久了。但在1929年，南京却以他为可信，以我为不可信。

到上海不久，我才清楚，其实南京完全明白张学良确实对中央政府作出过攻击，也知道我的稿件真实无误。

一天，南京政府驻上海的新闻联络官杨广松（译音）对我发出邀请。到他办公室后，他提出一个建议，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只要我说出是谁将张学良给冯玉祥的信透露给我，政府就可终止驱逐我的所有程序，恢复我使用电报的特权，并欢迎我造访首都（指南京）。

这种提议，自然遭到我的拒绝。杨广松试图利用政府的驱逐行动，迫使外国记者透露机密信息的来源，借以消灭暗中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军阀。他这么做，被我强烈谴责了一通。

多年后，我与杨广松成了好友。其中情形，与我同欧内斯特·K.莫伊的关系发展如出一辙。最后见到杨广松，是1941年10月在马尼拉。他当时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我们共进了午餐，并探讨了日本带来的灾难。

日本攻陷菲律宾时，杨广松未及撤出。自侵略者进入马尼拉后，我再未听到他的消息。想来他要么已死，要么正被关在某个日本集中营里，受尽折磨，奄奄一息。

[1]作者并不把奉系控制的东北看成国民政府的辖区。

11．宋子文出面和解

为敌的各方继续为敌，阴谋诡计盛行不衰，而时光也匆匆来到了1930年3月下旬。就在这时，时报给我来了电报，准我放假回家。我离国离家，至今已有四个年头了，早已按捺不住回去探视的念头。尤为紧要的是，我这一生，还从未到过纽约，也从未拜会过《纽约时报》的管理层或员工。再说，我也早已精疲力竭了。

大家或许以为，在异国担任驻外记者，无非就是连串的鸡尾酒会，一场接一场的官方晚宴和外交盛会，间或才写一两篇独家新闻。这种想法，真是错莫大焉。

在中国做事，讲究的是处处勤力，时时警觉。我必须一周七天不离岗，一年到头全都如此，即使圣诞节和其他节假日也不例外。《纽约时报》是七天都出报的，我的竞争对手和各大新闻社全在流水般地持续供稿。独家新闻当然妙不可言，但若被人抢了独家，那就备感羞辱了。

在中国还面临着语言隔阂的困难。我曾连续三年，每天上一堂汉语课，以图说一口过得去的口语。此外，我必须关注各种外语报纸，了解各种动向和观点，所以每天要看一大堆的中文报和日文报的翻译。与美国各官方机构保持逐日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局势的演变，日本外交官和陆海军武官也日渐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其他国家的领事馆也不可忽略，因为他们常有内地来的消息。这方面，新教教会及中国天主教会上海总部也同样重要。

早期，除了日控的南满铁路外，旅行工具都很原始，出门劳顿不堪。一旦出门，人人都要带一罐杀虫剂。旅行劳累不说，更兼危险，火车要么被土匪弄出轨，要么在夜里遭到射击。在内地停站时，偶尔会有仇外的暴徒扔石头砸破车窗玻璃。轮船则常被海盗洗劫，他们事先会派内应，装成三等舱旅客，内外呼应。

除了这些，我还要持续承受政府及某些个人对我的敌意，又被南京政府勒令不得获取官方新闻。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份工作确如我所说的，令人精疲力竭。想来读者也应该认同。

4月初，我搭乘旧的“林肯总统号”班轮回美。抵洛杉矶后，滞留了一周，陪伴母亲，然后前往纽约及华盛顿。从华盛顿回纽约后，时报问我是否愿意绕道印度回中国，这样可以在印度作些停留，顺便采访是年春天在那里爆发的危机。原本说好我的假期有六个月，这一来便要截短了，但我却迫不及待地应承了下来。我订了去伦敦的轮船，并让伦敦记者站预订了飞往卡拉奇的飞机票（当时印巴仍未分裂）。

就在此时，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冯阎叛乱。时报于是另派记者前往印度，我则匆匆横跨美洲大陆到温哥华，赶上“亚洲皇帝号”回上海。踏上上海土地时，距我上次登船离去，只有六十天。

我离开上海后，我在沪上的夙敌们便忙得不可开交起来。及至见我这么快又现身了，大家都大大吃了一惊，连友人们也感到意外。据坊间的流传，时报已决定不让我代表报社回中国了。我终因“恶毒歪曲”南京政权治下中国之状况，获罪免职。这些谣言不仅口头传播，甚至上了报章。

我一回沪，便招聘了多名支站记者，统归我负责的上海记者站指挥，并由我支薪。他们的电讯稿和邮寄稿全需先经我审编，方能转发纽约。凡此种种，使谣言迅速不攻自破。不到两个月，连中国政府也首度作出试探，提议讲和。

中国财政部上海办公室的三位年轻人唐腴胪、罗伊·张（Loy Chang译音）和T.W.郭（T. W. Kwok译音）受命前来破冰。三人都风度翩翩，应对裕如。我们在花旗总会里共进午餐。他们问，我是否愿意拜访一下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聊聊我的“个案”及中国的总体情况，也探讨一下，看循何种途径，能让我获取官方的中国新闻来源。

我自然极感欣慰。自1926年见过宋子文后，这是我头一次与他重逢。自那天起，我们之间便友好互信，一直保持至今日。在中国，宋氏的头脑是最敏锐的，让我尊崇。而他的爱国心，也是至高无上的。作为财政部长，他以超群的能力，迅速令国际瞩目。而他在外交方面的才干，亦绝不稍逊于他的财政能力。

◆财政部长宋子文（左）和胞弟宋子安在一起，宋子安曾是宋子文事业的重要帮手，这一点不为人知

首次会面时，双方都没有相互指责。宋先生与我均同意，缓解南京对我的偏见的最佳途径，是他与我之间先达成私下谅解，让我得以获取可靠的中国新闻和观点，为期一年。我们都相信，到期后，凭我电讯稿的内容，便足以驳斥对我的成见及诬陷。

会面邻近结束，宋子文指示唐、张、郭三位说，从今往后，我有权每天到他们办公室登门拜访，也可以随时致电索要信息。若他们手头没有我要的内容，必须替我设法从南京获得。另外，我还享有特权，可以频繁拜访宋先生本人，就各种背景情况作探讨。他还同意，万一他手下的三位干才得不到我要的信息，他可以亲自出马尝试。

表面上，我的正式地位维持不变，仍不得使用政府电报局，不许踏足南京。除宋先生及其三位助手外，所有政府官员不得向我提供新闻，亦不许与我有任何关联。我与财政部长之间的私下安排，只准知会美国驻沪总领事、美国驻华公使及《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

这一安排可说是天衣无缝。另外，我的处女作《苦难中国》即将在纽约出版，我也就此事与宋子文先通了气，并再次指出，南京若认为此书立场偏颇，就只能怪自己了。因为在替此书收集材料及写作阶段，我是被禁止接触任何南京官员的。是年夏末，书运到了中国，外语报刊一片好评之声。中文报刊及政府发言人则只字不提。若不是事先与宋氏达成了协议，定会遭到排山倒海般的口诛笔伐。

冯阎叛乱一路血淋淋地延宕至1930年夏末，双方都死伤无数。蒋介石的军队及南京政权一度岌岌可危。现任南京日本傀儡政府头目的汪精卫，当时是叛军联盟的文官头目，他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影子政府，把名字重新改回北京。满洲的张学良少帅先是骑墙，与双方都维系关系，最后重兵开进关内，进入平津地区。冯阎就此被解决。

冯玉祥逃往北平西北的张家口，阎锡山则退回老家山西，继而从山西飞往大连。大连是日本在南满的港口，而阎锡山又是坐日本飞机过去的。汪精卫则逃亡巴黎。中国再次宣告统一和平，南京也再次派出大批官员进驻华北。

对这场叛乱的报道，若事先未与宋先生达成谅解，必然又是单向的。我到北平采访时，叛军仍强盛，汪精卫更通电全国，讨伐南京和蒋介石。重要的是，回沪后，我得到了南京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得以让时报读者了解双方的说法。

我与唐腴胪、罗伊·张及T.W.郭朝夕接触，凝结出我在中国最深厚的一段友情。张和郭目前在重庆工作，唐腴胪于1931年春遇刺。当时，他与宋子文一起在上海北站下车，遇到一群刺客伏击，意欲将财政部长击毙，他便英勇挺身阻挡，终于献出生命。子弹原是为宋先生准备的，射中的却是腴胪。数小时后，他在一家医院里死去。

冯阎叛乱既已失败，与财政部长保持联系的主要价值，便体现在随时了解国民政府在“剿共”方面的进展，以利我报道“突发新闻”。中共部队那时被围困在江西省。这场内战可谓旷日持久，中间未有稍停，一直延续至1936年12月。它再次证明，那些1928年便预言中国必将团结、和平与进步的人士，实在是谬以千里了。

多年后，我回美定居，并到处讲演。这时发现，在远东的所有问题中，中共问题，是误解最多最深的。

多年来，中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一场劳工运动。该党所要反对的，是中国的佃农-地主制度，以及这场内战之前，中国初兴的工业化及资本化对劳工的盘剥。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既未从苏俄那里获取现金，也未获取军备。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进攻苏俄前，苏俄虽通过新疆的漫漫沙漠定期将军备物资输入中国，但其输送对象却是中国政府，而非中国共产党。

我与南京政府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31年4月初。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纳尔逊·T·詹森（Nelson T. Johnson）突然收到一份文书说，若我能签署一封表示道歉或遗憾的信件，并由他亲手交给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我的案件便可撤销，电报使用权也可恢复。詹森表示可以效劳，但不得将他的中间人作用外泄。我自然是一概拒绝道歉，并坚持认为，引发争议的电讯稿是真实的、公正的，全无邪恶动机。这一立场，获《纽约时报》的完全支持。时报随后又来一电，建议采折衷做法，由我写信，对发生争议一事，及中国政府反对我的新闻处理方式，表达遗憾之意。电文强调，在表达遗憾的同时，必须重申受争议的文章及报道内容均是正确无误的。

南京对这些建议咸表同意，也同意詹森公使的规定，即若由他出面，将我的信件转交给王正廷，则他在此事中起到的作用，不得公布给传媒。

我写了信，由詹森带至南京，并通过预先的安排，与王博士会面，将信交到他的手里。王博士接受了我的信件，作了相应发言，措辞得体。随后我便接获通知说，案件已经结束。

当晚，双方举行简单晚会，庆祝这场纠缠不休的争端终于了结。席间，我收到了一份纽约来的“特急”电报，内容如下：

获合众社来电称路透发稿言你向南京道歉承认报道虚假不实。若行动与我方初衷相背请急电解释盖我方坚不道歉唯对得罪南京表遗憾耳

我手头正有一封未启的路透社上海站电讯函。撕开一看，果然发现该条消息。王正廷博士背弃了美国公使的信任，公开宣布了我的信件是由詹森送达的，更有甚者，他的办公室还宣称，我已作了道歉，并已代表我本人及《纽约时报》，对“虚假不公的报道表示了遗憾”。

这就非要他们付出高昂代价不可了。首先，我迫使路透社在全球范围作了更正。为使他们就范，我只有以起诉诽谤相威胁，索赔一万美金。三天后，我给中国外交部长寄去以下的函件：

中国上海，1931年5月1日

至中国南京外交部王正廷博士阁下

阁下：

1931年4月28日，外交部驻本地机构向媒体发布了一份文告，内容如下：

“南京，4月28日，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昨日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予王正廷部长。信中，阿班代表他本人及《纽约时报》，就其对中国的不公及不实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1929年夏国民政府要求驱逐他一事，表示诚挚的遗憾。其所表达的遗憾已被接受，此事现已正式了结。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的新闻设施使用权。”

此份新闻稿，对本人信件的内容，作了纯属虚妄不实的报道。贵部档案应可查明，本人在信中坚持说，所有引发争议的新闻稿，皆不存在不真实或不公正。此信由美国公使面交阁下，信中一再坚称本人对北方局势的报道是“符合实际及忠实的”。

本人遵循《纽约时报》的电报指示，在此要求南京外交部对以上致新闻界文告中受歪曲的事实，立时作出正式更正。

《纽约时报》指示我转告阁下，若要求不获切实执行，报社为自我保护计，更为使真相大白，将不得不把本人的信件与外交部4月28日的新闻稿并列刊登于本报，以供对照。

顺致敬意

哈雷特·阿班

我将此信的副本分发给了上海的所有报纸、外国记者、美欧各新闻社。对我的信，南京外交部未作直接答复，但发表了一份声明说：

阿班先生忘记了，国民政府自可定夺他所犯下的罪行是否已经赎清……外交部若将阿班先生表达遗憾之行为理解为针对上述之不公及恶意报道，是全然在其权限之内的。至于阿班先生及其支持者如何解释，则是无关紧要的……据此，当阿班先生向外交部表达遗憾，国民政府便可认为，而且至今依然认为，他乃是为过去发表的不公及虚假报道表示遗憾。

对于这种荒谬行为，《纽约时报》决定反击。他们耗费巨资，将反驳文章以电报形式发给我，要求我想方设法，将其刊登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菲律宾及日本的所有报刊上，不计语种，多多益善。于是，我在上海通过邮局、有线电报及无线电报，将材料散发到远东所有报刊。除了南京资助的机构外，所有出版物对此都欣然接受。

1931年5月19日，《纽约时报》在其社论版，对此次争论使用了双栏标题予以报道，文字如下：

关于《纽约时报》驻华机构的一些事项
为澄清与过往新闻稿相关问题，特发表如下声明

今年4月，《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通知本报，中国政府向他传话说，愿对围绕他的争议调整态度。阿班先生报告说，中国政府为此要求他提交信件，就此项争议表示遗憾，供存档用。此项争议起源于1929年夏，并导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同意将他驱逐出中国，理由是他的新闻稿有意歪曲中国局势。对（中国政府的）要求，本届（美国）政府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纽约时报》以电报指示阿班先生说，可去信对发生误解表示遗憾，但必须重申，正如众所周知，时报及其记者的愿望是，从中国发出的所有报道，不管是关于何种情况，不管是已发生的还是将要发生的，都必须是非真实不写，非充分核实不写。阿班先生告诉时报，他的信件，完全按这一原则写成。

4月28日，阿班先生通过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将信件交给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信件全文如下：

上海，1931年4月16日

致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中国南京

阁下：我从中国政府其他官员处欣闻，你已同意接受我的信件，就1929年夏发生的事情，听取我的说法。而此事曾导致贵国政府要求将我从中国驱逐。其实，很久前，我便有意去函解释此事，只是贵部门的前官员杨广松博士曾对我断言，我的信将不被接受，亦不会获考虑。

贵国之所以要求将我驱逐，并取消我使用中国电报系统的权利，笼统的罪名是我在报道中国政治及军事情况时，充满不公正与偏见。具体而言，贵国列出了几篇文章，认为它们不真实或不合理。

我立即向美国驻华公使及《纽约时报》提交报告，针对受质疑的稿件，罗列出获取材料的时间、地点，以及材料的提供者及证人。我国政府及我的雇主接获报告后均认为，我在工作中已认真尽职，信息感觉可靠，消息来源也可认定为忠实。

容我指出，贵国政府认为值得驳斥的那些稿件，都是我在北平时或在华北旅行时采写的。当时，那里的正式中方消息来源，与贵国政府并非一致。总体而言，官方消息来源都与去年夏天再度挑起内战的领导人站在一边，或暗中同情他们。我既然在这个地区居住工作，并在这种情形下采写稿件，自然反映出当地的情绪。1930年的惨斗，充分证明了我对局势的报道既真实，又忠实。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政府反对这些稿件，常感遗憾。现在，我更获《纽约时报》授权，代表报社对此事引起的误解表示遗憾。但必须重申，这些稿件之写作动机，绝不存偏见或不公。《纽约时报》总部对我的指示一向是“lean over backward in being fair”，要求遇有时事问题及争议内容，尽可能获得官方看法。

至1930年9月为止，我一直被禁止获得官方消息来源。但从那以后，我与政府某部门每天保持接触。今年年初，我将1930年9月1日至1931年1月发表的报道编成剪报册，呈交南京政府某部查阅，结论认为，我对这段时间内各种事件的报道公平且真实。

正如我一向所为，我已准备好与中国政府的任何部门保持密切的新闻业务联系，唯愿这些部门在面对反对派提出的问题时，或遭遇批评时，愿意向我打开大门，准我将政府方面的看法包含在我的新闻稿中。

此前所发的新闻固然对贵国政府深有得罪，但我报道的范围，并非整个中国。《纽约时报》当时在上海另派有记者，负责采写发生于南京或有关南京的新闻。我负责的范围是北平、华北及满洲。

今时今日，我的职权，是报道全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的总部设在上海，并已招聘了多名支站记者，听命于我。贵国政府若能调整对我的严厉态度，自将感激不尽。我相信，一旦对我开放官方消息渠道，则中国政府及《纽约时报》将共同获益。

顺表敬意

哈雷特·阿班

阿班先生原以为，中国政府不愿将双方和解一事弄到尽人皆知。谁知，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了一份《告新闻界书》，并将其中主要意思，发送给国内及海外的各通讯社：

南京，4月28日，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昨日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予王正廷部长。信中，阿班代表他本人及《纽约时报》，就其对中国的不公及不实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1929年夏国民政府要求驱逐他一事，表示诚挚的遗憾。其所表达的遗憾已被接受，此事现已正式了结。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的新闻设施使用权。

《纽约时报》接获各通讯社电讯稿后，立即询问阿班先生，他是否如报道中所称，已承认从中国发表了“不公及不实报道”。阿班先生答称，此事不确。由此，报社指示他，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官方声明中有关此事的说法作出更正，并立即汇报。他在致中国政府信中说：

此份新闻稿，对本人信件的内容，作了纯属虚妄不实的报道。贵部档案应可查明，本人在信中坚持说，所有引发争议的新闻稿，皆不存在不真实或不公正。

中方并未作出更正。据阿班先生汇报，中国外交部答复说，“此事有两种解释，我们仍保留原先的看法。不过，外交部认为你的案子已经了结，请前来登记为盼。”

为澄清事实，《纽约时报》特此刊出此函。

时报在同日同版的社论栏里，另发表社论如下：

关于形形色色的新闻检查制度

发表于本版的信件，无需我们过多置评，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出其深意。但对于这种虚伪无耻的新闻检查制度，实有记录在案的必要。概而言之，中国的国民政府觉察出，要求驱逐《纽约时报》记者乃是错误之举，于是便寻找台阶，以恢复其地位，并准其使用正常的设施。但是，当他去信对过往误解表达遗憾时，中国外交部便发表公报，宣称他承认了“从中国发出不公及不实报道”。显然，声明与本报记者所写内容是全然不符的，他于是立即要求外交部关注此事，并强烈表示，外交部对他信中的内容，发表了不公与不实的报道。对此，外交部干脆利落答复道：“此事有两种不同解释。”原来如此。一种解释，就是简单的事实；另一种，便是显而易见的错误了。只需一读此处发表的信件，人人都能看出，谁站在了事实的一边，谁又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驱逐一案，算是正式了结了。但是，各种暗中针对我的斗争，却又延续了八年之久。

1932年春，有人向我传话说，若我愿致信蒋介石夫人，要求到南京对她作非正式拜访，她将乐意接见。我立即照办，旋即收到复函。复函出自蒋夫人的秘书之手，她是个英国女人，定下了请我前去喝茶的日期和时间。

原以为会面不会超过二十分钟，实际上却拖过了一小时，因为谈至一半，蒋介石将军不期而至。他走进屋里，彬彬有礼地与我握手，然后坐下来喝了杯茶，吃了一个三明治。蒋夫人一如既往地充当了翻译。双方都未对以往的事情大惊小怪。自1926年初夏在广东见过他之后，我再未与他谋面。与过去比，他是大大地自信与稳健了。这一小时的会面，使双方的互信逐日增加。在后来几年，终于发展为珍贵的友谊，双方也常有亲密接触。

尽管我与蒋氏夫妇建立了这段新关系，而且也尽人皆知了，但我的敌人并未全部罢休。1934年，当我暂离中国作环球旅行时，外交部的某些人再次对我下手了，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我于当年9月抵达伦敦，顺便去中国使馆拜访多年好友郭太极（Quo-Tai-chi译音）。可惜他正好去瑞士出席国联的某个听证会，不在伦敦。我只好留下名片和便条，告诉他，我将于一周内前往巴黎。

走出使馆时，见中国总领事馆就在楼房的地下室，于是就顺着外面的阶梯下去，申请了去中国的回程签证。签证适用于中国的所有入境口岸。

约十天后，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信步走进《纽约时报》的巴黎记者站。不想，一份来自纽约的急电正等着我。电报说，南京的中国外交部已向全球各中国领事馆发出指令，不得向我颁发赴中国的回程签证。事后我得知，对我的敌视之所以死灰复燃，起因很是牵强。此事涉及驻汉口记者发出的一篇报道。稿件发给我后，已标明汉口电头，并转发给纽约。稿件已获汉口及上海的新闻检察官通过。

我将此事置之脑后，继续享受我的欧洲假期，最后从热那亚出发，经埃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新加坡、爪哇、菲律宾、香港地区，回到上海。船抵上海码头时，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亲自到码头接我。一起接船的还有道格拉斯·罗伯逊（Douglas Robertson）。我不在中国时，由他代理我的职务。

中国海关人员看看我在伦敦得来的签证，又犹豫不决地看一眼克宁翰先生，最后一声未吭，在我的护照上盖章放行了。

1939年，我短暂返美探亲时，一份华人拥有的英语报纸旧事重提，要求将我驱逐出境，好在无疾而终。倒是孔祥熙博士给我来了一封亲笔信表示道歉。他现任重庆政府的财政部长。大家都相信，挑起事端的报纸虽然名义上由一家注册于美东的美国公司出版，其真正的东主，应该是孔博士和国民党。

对我的各种敌意虽说强烈，背景也神秘，兼之由来已久，但冲我而来的肉体攻击，却只发生过两回。

头一回发生在北平，估计只是个普通的拦路劫匪，并无政治目的。事发时已是夜里9点，天色漆黑，我坐在一辆人力车里，正在北京联合医学院附近。刚要拐过一个街角时，有人朝我连开了两枪，子弹擦着我的头皮啾啾而过。所幸我的人力车夫忠心耿耿，并没有丢下车子弃我而去，让我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徒步面对袭击者。相反，他原先是慢慢溜达着，枪响后，顿时跳了起来，直如一列特快列车般飞奔而去，遇见一个急弯，单轮着地，一甩而过。好在身后无人追赶。

第二次袭击，发生在1934年我从欧洲归来后，地点是上海的北站。我接获友人R.S.帕克（R. S. Parker）夫妇的电报，说他们将从北京乘火车来沪，当天一早到。我回电报说，我会去接火车，并盼能一尽地主之宜。估计刺客是从电报内容里获知了我的动向，因为我并未对任何人提起早上7点要去北站，连车夫都未告诉。

我进了候车大厅，经过问讯处时，留意到左边有一群中国人，身形极高大。时值严冬，早晨寒冷，我穿着驼毛长大衣，双手深深插在口袋里。

这群人衣着都挺寒酸，蓝布上衣褪得发白，打扮似苦力。我一经过，他们立刻散了开来，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位朝我猛扑过来，右手持一把八英寸的匕首。我不及多想，从大衣口袋抽出手来一挡，顺势抓住他的右手腕上一截，用力下拽，同时背过身去，使出全身之力压向他，把他压倒了。

事后有搏击专家说，紧攥着匕首倒下，没有刺到肾脏和后背，实属万幸。我们一起跌倒时，还好那中国人的匕首脱手了。我们在马赛克地面上扭打成一团，四周聚集了大群看客。我的帽子、眼镜全都不知去向。满地银币乱滚，有些来自我的口袋，有些来自他的口袋。

俄顷，三批不同的警察接踵而至。先到的是着制服的铁路巡警，随后是中方的上海市警察（火车站的位置刚出公共租界），最后到场的是蓝衣社人员。后者是效仿法西斯的宪兵组织，总部在南京。

警察作了详细笔录，不断道歉，折腾许久，终于将刺客上手铐带走了。我给每个警察都留了名片，上面用中英文印着我的名字和地址。

火车到站时，我总算稍稍平静下来。接了帕克和洛德后，并没有马上将刚才的事情相告。但此事给我的震撼太大，以致共进早餐时，几乎无法进食。直到午餐前一起喝鸡尾酒时，我才把事情说了。两人听后，大大松了口气。他们说，我在火车站时，行为就显得“古怪、紧张”，他们不禁想，会不会自己成了不受欢迎之客。

当天下午，我向总领事克宁翰先生汇报了事件经过，他当即给华界的大上海市长吴铁城打电话，要求次日一早会面。我与总领事同行，两人都打扮得郑重其事，穿燕尾服、条纹西裤，戴礼帽，还堆出了最严峻的神态。

吴市长很是友好。克宁翰先生向他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调查，让他极度难堪。他保证会彻查，不放过一个可疑之处。但两天后，他前来美国领事馆，煞有介事地宣布：“此事从未发生过，因为所有的警方记录里都遍查不着。”

这次会面我也在场。克宁翰先生的暴怒和滔滔不绝，让我惊奇。他告诉吴市长，毋庸置疑，美国政府对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绝不会放过。他当场提出强烈警告（事后以书面形式递交给了南京政府），大致内容是，中国政府从今以后最好对我实施认真保护。他强调，如果我“碰巧成了某个偶然事故的受害人”，美国政府将绝难信服，会提出强烈质疑。他特别举出一些偶然事故的例子，包括开汽车出事、在路上被撞倒、被建筑物飞檐掉落的砖头击倒，等等。

吴市长是个和善可亲的正人君子，与克宁翰先生和我都私交甚笃。面对此事，他也是左右为难。他深知自己的解释站不住脚，又不能道出真相，只有装作此事从未发生。

见抗议完了，他便改变话题，请求勿将袭击事件及美方的抗议用电报知会《纽约时报》，或透露给国内的传媒。我一口答应了，但指出必须告知詹森公使和美国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布蒙上校，同时，我还将以邮件形式，向时报递交一份秘密报告。

可见，一个驻外记者采集到的最佳新闻，倒常常是见不得报的。

到后来，连外交部长王正廷都成了我的好友。他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时，一个双方都熟悉的朋友向我建议说，他从上海登船离国前，若由我出面设宴饯行，岂不美哉。我自然照办。那天真是冠盖云集，来宾包括美国海军准将、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美国驻沪总领事，还有中国的许多显赫人物。席间山珍海味上了一道又一道，包括去骨填馅的鹌鹑。酒也是千杯嫌少，从鸡尾酒、雪莉酒、红酒、香槟，一路喝到陈年白兰地。

王博士后来辞了官职，在马尼拉当上了银行家。1941年10月，我在那里最后一次见他。自打日军胜利开进菲律宾首都后，我便再无他的音讯。与杨广松一样，估计他也不在人世了。（由于战时消息阻隔，作者故有此感叹。事实上王正廷一直活到1961年，才在香港去世。）

12．营救胡适

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去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便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泰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作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渡过一场灾难。那是1932年1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

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尔斯（Hugh Byas），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多年来，上海的电检人员行事无一定之规。美国记者发往纽约的无线电讯可以过关，英国记者发往伦敦的相同稿件却遭枪毙。电检人员也不想想，这条电讯只需从纽约再发一次，跨越大西洋，伦敦的报纸照样收到。更恼人的蠢行是，一些电讯稿明明已获军方电检人员通过，可以从北平或天津直发纽约，但若将其先发上海记者站，譬如我这种情况，则有可能遭上海电检人员截留。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轮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免得每天离开外国控制的地盘，在中方地盘长途行驶，冒着被南京当局手下逮捕的危险。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厕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中国公学校门，1928年4月—1930年5月胡适曾任该学校长

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

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1927年回国后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英文版还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1．九·一八事变前的徒劳警示

驱逐事件的风暴一过，1931年之夏便陷入一片单调。新闻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酷暑逼人，每日的例行公事也沉闷不堪。好在我对上海的生活倒是相当适应了，当然，比起在老北平的生活，总嫌不够亲切。住处已安顿好了，是在英国领事馆后面一幢公寓楼的六楼，景观壮阔，把外滩和黄浦江尽收眼底。办公室也够方便的，就在邻楼的二楼。于私，我请的厨子技艺高超，其他仆人也都能干；于公，分布各地的记者都尽心尽职，上海记者站的新任助理道格拉斯·罗伯逊更是灵活干练。此外，为增进社交接触、大量参与户外运动，我还加入了上海总会、花旗总会、皇家空军联会和江湾及石井桥高尔夫俱乐部。

感觉上，近期似乎难有惊天动地的大新闻。我已作了一系列长途旅行，北边一线经山东去了天津和北平，南边一线到过了香港、广东，内陆一线则沿长江上溯，最远去到四川的重庆。许多地方仍为军阀控制，江西的“剿共”活动伤亡惨重，却久拖不决。这时，我决定在8月初，初秋的丰收季节，到满洲走一趟。

恰在此时，具体的日子是8月3日，我接到一个看似平常的电话留言，请我去一趟日本总领事馆。若我天生有预测未来的禀赋，那时我就应知道，珍珠港事件的序幕已经拉开了。那天距珍珠港被炸还有十年四个月零四天。

到了日本总领馆后，一个模样稳健的日本高级外交官与我闲聊了一会儿，便起身把我往门外引。我不禁糊涂起来，猜不出他让我来的意思。他陪我一路走过长而破旧的走廊，到了门外的街道，又走过一个拐角，才突然站定了。他四周观望一阵，显得不自在，然后朝我倾过身子耳语道：

“你想要好新闻的话，就到北边去吧。马上去满洲，到处看看。”

“为什么？”

“我没法说，不过你只管去就是了！”他那样子，好像给自己的大胆吓得不轻。最后，他终于鼓足了勇气。

“雪季前，我们就会拿下满洲的。”他哑声道，话一出口，就急急转身，头也不回地朝他那幢楼赶去。

我目瞪口呆，望着他的背影，也不知站了多久。震惊出神了许久，才发现十几个洋车夫正围着我，吵闹不休，都想抢到生意。看来我已经呆站了好一阵了。谁的车我都不坐，决定步行。我先是大步疾行，然后渐渐放慢脚步，越走越慢。行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中央，我停住了脚步，倚身栏杆上，视而不见地盯着泥黄的黄浦江。

怎么办？兹事体大，听上去又极不可能，若不先行调查就告诉美国总领事，好像不甚妥当。我的报讯人固然是有相当职位的官员，过去也从未误导过我，但“拿下”满洲？似乎太离谱了。日本是国联成员，中国也是。对这种大规模的盗取领土行为，美、英难道会坐视不管？苏联难道会安安静静？

我继续步行。到办公室后，便与罗伯逊探讨了此事。日本若采取行动，借口是什么？固然，它对中国的抱怨一次怒过一次，说中国对各项条约不断破坏，说中国正在建造一条铁路，竟与南满铁路平行；中国人与属于日本臣民的朝鲜农民，也曾因水渠和稻田发生流血骚乱；一个在沈阳西北纵深地带作非法勘测的日本大佐，先是失踪，继而发现被残害。但借此便要“拿下”满洲？要知道，这块土地，面积约等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口更达三千万。实在是匪夷所思。

两小时后，罗伯逊便买来了两张明日上午去大连的船票，坐的是一艘日本籍内海轮船。我拟好一份给时报的电报，把日本官员透露的内容，字斟句酌地作了隐蔽的转述，要求前往满洲、朝鲜、华北作广泛旅行，以探明真相，并要求时报以隐蔽的语言回复，回电务必于四十八小时后发到我手里，住址是大连的大和旅馆。电报写好后，我又另拟一函给驻香港记者，要求他将电报在香港发出，以免在上海泄密。随后，我雇了一条小船，将信件送往浦江下游的一艘英国轮船。船上的一名高级船员是我的朋友。当天下午，这艘船就将起锚南行了。

8月6日中午，我抵达大连，纽约的回电已在等我。电文是：“调查之行照准，然不得作任何个人预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正在进攻北大营

事实上，个人预言是毫无必要的。日本文武官员人人都在断言将要发生之事，而且都直言不讳，这便已足够了。他们的话足以让人警觉到，日本的“耐心已经到头”；日皇“绝不会再忍受公开侮辱”，早已准备停当，要“断然行事”，制止所谓的“中国的两面三刀”。

这一类的公开言论可谓无处不在。旅顺关东军总部的头目们已在公然备战了，而且直言不讳。南满铁路沿线一派忙乱景象，大批物资源源不断涌入路区。按照日俄战争的战后协议，日本可在铁路区最多驻兵一万五千人。但照我个人估计，从大连到长春，从沈阳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今丹东），各处散布的日军总数，已有四万人左右。

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长春、哈尔滨、大连、安东，日本军官个个激动不已，坦言要施以重击，将张学良的军队一举赶出满洲。张学良悬挂国民党党旗，宣誓效忠南京之举，在日人看来是公然侮辱，不可原谅。据日人指控，张的做法，使日本所受之不公正对待难获纠正。他们说，每当他们向张学良沈阳总部作投诉，总被转到南京去，而向南京作投诉时，又总被转往沈阳。日本人是既惑且怒，觉得别无他法，唯有诉诸武力。

朝鲜的行政首都汉城也不安静。当时的朝鲜总督宇垣将军与满洲一侧的普通校佐们并无两样，也是个公然大谈武力的人。

至于中国人对紧张局势如何反应，则难以弄清。整个满洲找不到一个敢对此置评的中国官员。满洲军阀张学良此时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里。他包下了住院大楼的一翼，其中有多间游戏室。据说他是感染了伤寒，正在康复中，但离痊愈似乎遥遥无期。其实，他是毒瘾缠身，每天要不停吸鸦片，打吗啡和海洛因，人已经瘦脱了形，状似骷髅了。他趁着住院治病，将各种灵丹妙药一一试来，希望能戒毒。他的班子也全在北京，而留在满洲的地方官吏，只能在万籁齐喑之中，等待着大难临头。

满洲的一干美国官员，诸如总领事和领事之类，对局势是欠缺洞悉的。他们认为，日本人是在虚张声势，而中国人自会被日人的声势吓倒而退让，冲突自然就不会发生。对此我实难苟同。从汉城归来途中，放眼望去，朝鲜境内的铁路两侧，停靠的军用列车连绵不断。但见平板车上野炮齐列，蒙着帆布炮衣；其他车厢则满装军粮，弹药和供军马食用的麦秸。连红十字列车也已准备停当了，只等着去救治伤员。

日复一日，我不停向《纽约时报》发出一篇篇电讯稿，长篇大论，分量凝重，但南满铁路电报局的日方电检人员却一字未删。我的稿件大量引用日本军官的谈话，表露日方意图，自以为每天都要占据报纸的头版了。

但8月份的报纸一到，却发现我的稿子一篇未上头版头条。最重要的稿子中，一些不见采用，另一些则塞到后面的第十五或十六页，譬如，被放在财经新闻和招聘广告之间。据我猜测，纽约总部也许向国务院咨询过，也认为日本是在虚张声势，怕用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把我的独家新闻登出来，会助纣为虐。

这让我深受打击，失望尤甚。

罗伯逊与我在满洲地区和朝鲜的调查持续了近一个月，极尽其详。之后便进入华北，于9月3日晚抵达北平。

次日，即9月4日，我拜访了纳尔逊·詹森。他那时仍是公使，后来才升格为大使。我带上了在满洲地区和朝鲜所发电讯的副本，塞满了一个文件夹，并把其中内容择要向他作了汇报。另有一些内容，我的报料人不许我公开报道，我也向詹森作了汇报。他貌似客气，却明显能看出心存疑惑，兴趣也不大。我推测，国务院对我在时报上的报道丝毫未留意，因此，并没有要求驻北平公使对华北紧张局势作核实或否认。这一推测，事后证明无误。

我于数月后重晤詹森，他才态度优雅地向我致歉。

他说：“实在是抱歉，那时我还以为你不动脑子就瞎说。后来，9月17日那天，福开森（J. C. Ferguson）博士也从满洲来了北平。他说的内容，许多跟你9月4日说的一样，我这才警觉起来，开始关注这件事。所以，直到9月17日福开森离开我办公室后，我才向华盛顿作了汇报。”

9月18日晚上，“满洲事件”（即九·一八事变）终于发生了。

我碰了美国公使的软钉子后，心灰意懒到了极点。后来，我又与平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及军方官员数度交谈，更加坚信，远东地区已濒临大灾难的爆发。

最后，我只好向张学良的澳洲籍顾问端纳（W. H. Donald）求助。端纳1931年侍奉张学良，后来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幕僚，地位显赫。看得出，端纳被我打动了，但却说，少帅仍在警备森严的医院里，要见他恐怕不易。

最后总算安排了会面。张少帅病魔缠身，一脸烟容，让我大吃一惊。1926年秋，我初识他时，他强健、脸色红润，是个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时至1931年，他却已身心俱损了。

我将满洲所见，简要告诉了他，并问他，会有何种作为，来拯救满洲，为他自己，也为中国。依我看，他对我的话，听懂者不及半数。临走时，我将所写电讯稿的副本留了一套给端纳。他保证，张少帅一定会给我一份可资引用的声明。

声明倒是来了，却根本不值得为它浪费电报钱。里头陈词滥调连篇，说是期待与日本睦邻友好相处，一切还按中日双方视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办。即便如此，我还是为它发了一条电讯，毕竟它是中方的唯一反应。

我打算回满洲，待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好作现场目击。不料时报来了指令，让我先赶回上海，然后赴南京，去报道驾飞机抵达当地的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上校夫妇（首次驾飞机作环球飞行的冒险家，当时引起全球轰动。）。

林白夫妇那时刚开始其驾机环球飞行之旅。他们自阿拉斯加出发，经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the kuriles）和日本，进入亚洲。在华首站，是新首都南京。

日本对满洲的进攻迫在眉睫，此事居然不能打动美国驻华公使。倒是宋子文对局势的凶险看得一清二楚，并全盘呈报给了总司令。

将我在满洲的所见所闻向南京汇报一事，充分体现了驻外记者的职业道德困境。我的满洲及朝鲜之行是因为得了日本人的提示；日本官员与我交谈时，又都坦率无忌。若将由此所得的情况报告南京的中国当局，多少则为妥当？假若我听任感情左右自己，是极愿意将所知一切悉数告诉宋先生的。而实际上，限于职业道德，一些日本高官向我私下透露的信息，我实在无法相告。

我的最终决定，是将满洲全部电讯的副本，亲手送交宋先生。这一做法，与我一贯遵循的原则是不构成冲突的。因为这些电讯不含保密内容，也应该全在纽约发表过了。若中国政府愿意花钱的话，完全可以再将它们从美国发回中国。

对我的所有报道，宋先生是认真对待的，故而当日本人于九·一八发动进攻时，他并非全无准备，也不觉意外。但由于张学良的状况，事先是难有作为的。此外，蒋介石的精力都在“剿共”上，政府工作则完全被长江洪水压垮了。那次洪水共造成了三千多万人无家可归。

林白夫妇的抵达日期一拖再拖，让我在南京等得焦急冒烟。后来，他们总算来了，故事的精华也报道完了，我却依旧回不得满洲。9月18日晚日本动手后，我每天给纽约去电，要求靠合众社去采写林白的新闻，我本人则北上满洲。我的电报全都发给弗雷德里克·伯查尔。自我加入时报起，他便是代理总编了。但回电的落款总是“詹姆士”，内容也是一成不变的：“跟紧林白。”原来，伯查尔此时已调任时报欧洲总管。而原任伦敦分社主任的艾德温·L.詹姆士（Edwin L. James）则已被任命为《纽约时报》的总编辑。而这些变动，并未通知到我。

林白是个极难伺候的主顾。他不喜宣传，也讨厌报社记者，生性粗鲁无礼，傲慢自大。南京的外国记者个个不喜欢他，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但对他的太太，我们全都喜爱及敬仰，也替她可惜不已。林白夫妇向中国政府主动请缨说，愿意帮助政府从空中勘察长江流域的洪涝区域，甚至愿帮助将食物及医药空投到被困的城镇。这种工作是极危险的，但也不可或缺。

9月里那些日子，使我在南京饱受煎熬，这是过去从未体验过的。南京城大半浸泡在洪水里，连续数月，都不见水退去。死水黏稠发臭，浮尸累累。我住的桥屋饭店底层全部泡在水里，进出饭店时，人力车夫必须涉过齐腰深的积水。蚊子密如乌云，吃腐肉的苍蝇无处不在，酷热无一日稍退，食物则难以入口。我陷在这种环境里，眼睁睁看着日军在满洲攻城略地，却脱身不得。

终于，林白夫妇飞往长江上游，以汉口为勘察基地。媒体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也兴趣渐失。我总算能脱身返沪，打算即刻便动身往大连，而这时已是10月上旬了。没想到，我再一次被林白夫妇拖住了后腿。原来，两人出了事故，飞机栽落到长江里，受损严重。飞赴欧洲的计划，只好放弃。

林白在汉口时，其所驾驶的水上飞机找不到可用的停靠设施。美国那时在远东又未部署航空母舰可供停靠。倒是英国人盛情，让林白夫妇使用停泊在汉口的英国运输舰“赫耳墨斯号”（Hermes）。这位名声赫赫的访客不飞时，便在船上食宿，还可将飞机停在甲板上，让英国水兵作维护保养。

一天早晨，夫妇驾机起飞，机翼不慎触到江水，整个飞机一下便底朝天了。上校和夫人双双落入湍急混浊的江水中，飞机也撞损严重。好在船员用救生圈和船钩将两人救了上来。

此事的发生让时报兴奋不已，当下来电指示：“速寄林白事故照片。”

此事说易行难。出事时，“赫耳墨斯号”在长江上游，距上海六百多英里，停泊处又近江中心。因洪水泛滥，江面此时宽达六英里左右。显而易见，若真有事故照片存在，照片只能从军舰的甲板上拍。去汉口也非易事，因沪汉两地间那时还没有民用航线，两地也从来不通火车，只有搭乘慢吞吞的江轮前往。

不想事情又见转机，有消息说，“赫耳墨斯号”将来下江，把林白夫妇和受损飞机送到上海。在他们预期抵达的前一晚，我收到来自美国的电报说，林白夫人的父亲、参议员莫罗逝世了。

天微亮，我已登上一艘舢板，在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口，等着“赫耳墨斯号”的到来，心绪亢奋难宁。我知道军舰要进黄浦江的话，先得在吴淞口下锚停泊，等待涨潮，便事先去那里等候。虽然还有其他记者动了同样的脑筋，但军舰到时，我抢先登上甲板，头一个找到了舰长。他是个乐呵呵的苏格兰人，也深谙金钱的分量。

他知道我的要求后，拖着苏格兰腔调道：“没错，是有些照片。”看他那样子，像在为自己那些秘密得意不已。“我把所有的胶卷全没收了，放在我的私人保险箱里。海军条例规定，飞机起飞时，不许拍照。所以，从法律角度讲，这些胶卷是不存在的。我原打算把所有的胶卷卖个五百块中国货币，把钱放进本舰的娱乐基金里，但林白上校对我说了，在贵国，这套胶卷能值个五千美元，够厉害的。现在就是这个价，换成英镑的话得超过一千镑了。我准备用这钱在英国哪家医院里捐助一个赫耳墨斯-林白纪念床位，让英国海军官兵的妻儿能受惠。”

他说的高价把我惊得呆了。跟着我陆续爬上船来的美国记者们，均感不可思议，那些人代表了合众社、美联社、《纽约先锋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我们全在想，林白和“赫耳墨斯号”的舰长或许有些疯了。

我的电报一过去，时报的回电马上就来，二话不说，接受报价。我不禁想，看来时报也有些疯了。时报只提了下列要求：报纸有权在六个星期内独家向全球出售这些照片；报社须获得三组冲洗出来的照片；为宣传计，报社有权透露照片的价钱，有权公布卖照片的收入用于何处。时报条件获得同意，双方画押签约。结果证明，时报并不傻，这笔交易，他们挣了一倍。

轮到要付钱，却出了丑。中国分社有一个信用额度，供我每月提取一定数量的款项，用于开薪水和应付日常开销。那天，信用额度只剩五百美元了。我立即去电时报，要求速速电汇五千美元。那天是星期六，回电说，钱星期一就到。我将电报送往“赫耳墨斯号”，对方看了，马上交付了三套照片，每套三十二张，记录了飞机出事及救援的全过程，宛如从电影胶片剪下的一个个片段。

我当即将一套照片寄往《纽约时报》总部，一套寄往旧金山时报分部，另一套则走泛西伯利亚铁路，寄往时报的柏林分社。

纽约汇款总是进中国银行。星期一我去时，却被告知，只收到五百美元。我认为是发报时或译报文时出了错。他们与纽约方面核对后，确认汇款只有五百美元。我致电时报查问，才知道是财务部疏忽。

我带着解释电文去见“赫耳墨斯号”舰长。他以香槟鸡尾酒招待我，并对汇款迟到表示遗憾，因他原打算次日一早要开赴香港。现在只能先推迟二十四小时了。

次日，钱仍未到。一查，才发现当天是纽约的哥伦布日假期，银行休息，诸如此类。我只得再往“赫耳墨斯号”道歉解释，又得到了香槟鸡尾酒的招待。军舰的起航也再次推迟。

接下来的一天是中国的双十国庆，所有银行关门。我再次登舰道歉和解释时，舰长的客气已稍逊，但仍以鸡尾酒招待，却将香槟换成了杜松子酒。

下一日，中国银行没钱，其他银行也都没钱。这时我突然想起，时报及我个人在花旗银行的上海分行都有账户。情急之下，我带着一捆这几日的电报，去拜见分行经理。他就是查尔斯·R.贝内特，从北京时代起，我们就是朋友了。

“贝内特先生，”我没头没脑就说，“我要借四千美元。”

贝内特一脸揶揄，却也有点震惊。

“哪条船要开了？”他微笑问。

“‘赫耳墨斯号’要开了，不过得等到我先付他五千美元，可我手头只有一千元。”

贝内特当场同意借钱给我，吩咐手下给我开支票。拿到支票后，再由我转付给英国舰长。我们吸烟，谈政治，直到职员将开好的支票送进来。

“拿着，”他说，把支票从办公桌上推到我面前，“那些照片可是够贵的。”

我拿起支票，道了谢，将支票塞进钱包里。

“再见，祝你好运。”贝内特说着，拿起面前的一堆纸，等不及要办他的公事。我忍着笑，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问：“不必签什么字了吧？”

我说着，装出要夺门而出，他大叫：“老天，当然要签字，回来回来。”

我终于一文不少，把五千美元交给了舰长，于是重获香槟鸡尾酒的款待。第二天，“赫耳墨斯号”也起锚南行了。不过，所谓的“赫耳墨斯-林白病床”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那些照片遭充公的水兵终于愤然而起，向伦敦海军法庭状告舰长，质疑他没收他们财产的权力。两年后，我收到海军法庭正式来信，知会我说，已将该笔款子平分给那些拍照的水兵。对于那几个屈指可数的英国水兵来说，五千美元是笔大数目。

付清“赫耳墨斯号”的欠款后，我终于可以登船奔赴满洲，也终于成行了。直到圣诞前两天，我才返回上海。

直到10月中旬，时报对满洲的事情仍然兴趣寥寥。美国政府抗议过了，英国抗议过了，中国也向国联作了申诉。东京的日本外交部及华盛顿和伦敦的日本大使馆均一再保证，一旦局势恢复平静，日军会马上撤回南满铁路区内。

私下里，美国国务院及伦敦的唐宁街都获得保证说，“自由派人士、知识分子及金融家”会极快掌控日本国事，届时，“凶暴的军国主义分子”将会名誉扫地，遭到控制。美英两国都收到请求说，“不可采取任何步骤，以免刺激军国主义分子展开排外行动”。

对这些保证与请求，华盛顿及伦敦显然深信不疑。国联也无所作为，只派了一个委员会赴满洲调查。

危机一再出现，每出现一次，都有人保证“自由派人士、知识分子及金融家”会控制军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些无稽之谈，华盛顿及伦敦一而再地相信。他们对满洲已经幻灭。

1932年上海之战（即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搬出这套陈腐谎言搪塞，被接受了；数年后，日军横扫天津附近，又将谎言重复，再获接受；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谎言再次重复，再次被接受，而中国却从此走上漫长无尽的痛苦抗战之路；同年12月，日本人兴高采烈地放手屠戮，在长江击沉美国炮艇“帕奈号”及两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又炮击英国炮艇“瓢虫号”（Ladybird）和“蜜蜂号”（Bee）。到了这地步，它的谎言照样被接受。

自1931年9月18日起，我们便满耳都是日本人的空洞借口，一直听到1941年12月7日，整整当了十年又三个月的轻信白痴。轻信的结果是，1941年12月8日，我们终要替三千多年轻的美国水兵、飞行员、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掘坟。在前一日对珍珠港的卑鄙偷袭中，他们统统死于日军的炸弹和机枪。

2．征服满洲只是第一步

我回到满洲时，日本已经大举进犯了。随着日本陆军长驱直入，蓄谋已久的大会战正在进行，目的是将整个东亚纳入囊中。

自那时起，直至1942年4月，共计十年半，日本一直无往而不利。其间仅有的挫折，是台儿庄的大败，及随后于长沙附近的一些失利。1942年4月，巴丹放弃抵抗，[1]缅甸被征服，日军的南向扩张推进至帝汶岛及邻近的新几内亚，离澳大利亚仅数百英里之遥。

“沈阳事变”时，日本帝国的总人口为一亿，其中含日本本土、朝鲜、中国台湾及数百个太平洋岛屿。至1942年4月，日本统治的人口，竟达四亿五百万，占全球总人口之五分之一。除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外，印度以东的整个亚洲，白人被悉数清逐。

就军事而言，这确实是“光荣的征服”。自成吉思汗以降，从未有过。后世的日本人，都将以此为荣。若以为日本人会因战败而得教训，不再崇尚军国主义，实乃大错。即便面对败绩，日人仍会以此种非凡成就为傲。要他们放弃这种想法，至少须对整整一代日本人强制实行新教育。

即使等到今日的日本青年一代步入老境时，绝大多数日本人，仍不会视这十年为耻，不会认为它记录了日本人的贪婪进犯和野蛮屠杀。他们必将坚信，1931至1942年，他们是行进于光荣的坦途。他们还将死抱一个信念：既然已经得手过一次，必将再次得手。

日本人全都否认著名的《田中备忘录》之真实性，但无论如何，此文件的内容是极其准确的。至今为止，日本人可说是在逐段逐句地照着这一宏图大计扩张。若要全世界相信，他们所遵循的文件是外国假冒田中之名伪造的，恐怕极难，连东京的首领们对此也不抱希望。

我一向难以明白，日本人到底是全无幽默感兼愚蠢，还是全都是超级的戏子。要不然，便是他们认为，世上的其余民族，全是傻子。

比如，1931年10月中旬，我到满洲后，那位曾于8月份公开透露日本将进攻中国且吞并满洲的日本人，将我带至沈阳及长春的新建军人墓地，将日本兵的坟墓一一指给我看，然后便满脸严肃，详细罗列“奸诈的中国人”如何“肆无忌惮”地对日本人不宣而战。

那年的秋天至初冬，沈阳的大和饭店是外国记者的总部。最多时，住店的记者总数达八十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国记者，其次依次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及法国记者，还有个把瑞士记者。当然，沈阳的日本记者超过了白人记者的总和，但除极少数住西式的大和饭店外，大多寄宿于价廉的日式小旅馆。

除报社记者外，稍具实力的国家，都向满洲派出了陆军及海军武官。大和饭店于是成了世上最大的谣言工厂。大家拼命抢夺新闻，要想得到独家消息，可谓难上加难。有些报纸只求耸人听闻，旗下的记者便依此炮制，搞得其他记者要忙于替他们辟谣。一些贩卖轰动传闻者，平时只游走于大和饭店的酒吧与沈阳总会间，却在报道中捏造随日本人奔赴前线，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置身战壕里，同士兵一起挨饿。

◆成为外国记者总部的沈阳大和旅馆

沈阳也有个讨厌记者的美国官员，与林白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他屡次对我撒谎，每当有美国人遭日本人虐待，或美国教会组织遭日本人侵犯，总是矢口否认知道任何详情。而我早就确悉，相关的文件，就在他的桌上。

他这一类的官员其实不乏其人，总是从美国记者处榨取消息，然后当作自己的情报，上报华盛顿邀功。有一回，他的谎言实在过分可恶，惹得我当场发作。

我脱口指责道：“你老是从我这里挖秘密消息，却一直对我封锁新闻，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你骗了我多少回，我受够了。总有一天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咱们走着瞧，不管是等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我总会抓到一条你漏过的独家新闻。到时就让国务院来敲敲你的榆木脑瓜吧。不这样的话，你是不会好好对待美国记者的。”

没想到我真是运气奇佳，不出三日，便遇到一次机会，可以教训一下那个冥顽不化的家伙。我自然充分利用了。

美国耶稣教的玛利诺兄弟会有个传教士，不幸遭中国的土匪绑架了。土匪威胁撕票，除非日本人赎票，代价是十万两银元、十万发步枪子弹，外加其他物品，如相机、胶卷、无线电等。传教士身处险境，生命堪忧。此事广受关注，纽约对此事的关注度尤高。日本人也忧心忡忡，因为发生绑架之地，属于他们所说的“安靖”区域，而且华盛顿也施加了压力，要求日方解决此案。

与那位美国官员争吵后的第三晚，我的电话响了，时间已是11点多了。对方是日本陆军新闻官渡少佐（译音）。他说，传教士已经被赎回，付给土匪的赎金是一万四千银元。被救人质将于明日上午10时抵沈阳。

我问渡是否已知会美国当局，他说没有。我又问，其余记者是否知道这条消息。他说，他正准备逐个通知，我是第一个，因为他的名单是以字母顺序排列的，我排在第一个。[2]

我以请求的口气道：“渡，先听我说，这件事很重要。请你先别通知任何人，我们到酒吧碰个头喝一盅吧。我要跟你谈谈我的想法，而且我保证，决不要求你对其他记者保密。在跟你喝酒前，我决不写一个字。”

十分钟后，渡与我在大和饭店的酒吧碰了头。我向他解释，关于这条消息，我必须写一篇不容置疑的独家新闻，因为要给那个美国官员一个教训。少佐也不喜欢此人，因此便一口答应将新闻的发布推迟，直到第二日教士抵达沈阳时再公开。

我满怀恶毒的喜悦，打完了报道，有意拉长篇幅，绘声绘色，刻画细节。《纽约时报》终于抢到了独家报道，而美国政府对救人一事却一无所知，直至时报送到了华盛顿国务院的办公桌上。

次日中午，我的电话又响了，这回是那位美国官员。他显然受了惊吓，说他已在楼下，能否登门拜访。

我说：“我忙死了，再过二十分钟打来吧。”

我倒了一杯威士忌加水，靠在椅子上享受。二十分钟不到，电话又响了。

“我还忙着。不，别上来，我有个秘密访客在。这样吧，半小时后，我跟你在酒吧碰头。”

我在房间里等了四十分钟才下楼，优哉游哉地进了酒吧。

他像饱受了折磨，一副可怜相，真是罕见。他问了许多问题：哪里得来的新闻？什么时候得到的？能肯定消息的权威性吗？

他最后惨兮兮道：“国务院认为，我应该在消息没发表前，先向他们报告。”

对他的问题，我一概拒绝回答，只顾自己侃侃而谈。我一项一项，历数他对我等美国记者犯下的斑斑劣迹，最后厉声责问：“为什么你老不给自己的同胞提供新闻，做得还不如这儿的英国人？”

说完，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掏出四页电报副本。

我说：“拿着，这是我上午11点15分发出电报的复写纸。那位教士10点到了这儿，我采访了他。整个故事已经到了纽约了。而且，根据我的要求，纽约已通过电话，将全文传给了华盛顿分社，再由华盛顿分社将稿子送到了国务院。这里的内容你可以随便用在你的报告里了，用多用少随你。我也不在乎你是不是注明我是你的消息来源。”

我把副本拍到他面前的桌上，起身离去。从此之后，他便成了我的绝佳消息来源。

征服一个国家，是无法做到干净利落的。但日本人征服满洲时，比之于1937年后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征服，要顺当许多。当然，在满洲也有屠杀，有对平民的威胁，有对财产的粗暴没收，有经济上的不公平现象。在军事进攻阶段，这类情况看来是难免的。但在1931及1932年的满洲，日军的行为，比之他们1937年后在长江流域一带的行为，相对要规矩些。就征服行动而言，这样的行为，已经算是不能再好了。

我一直将此归因为两点。其一，征服满洲时，日本尚心存疑虑，不知美欧会有何种反应。事情刚刚开头，还在尝试阶段。其二，最主要的因素是，征服满洲的部队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而到了1937年时，长江流域的日军大多是仓促征召的退伍老兵。他们曾按日本的兵役法在军中服过役，后来又重回平民生活多年。其中的大多数极不情愿离开自己的农田、商店或工作。同时，长江流域各场战役的指挥官，大多为脱去制服已久的预备役，要不就是暴力的“少壮派”成员，曾因参与各种政治暗杀，或因参与1936年东京兵变一类活动，而遭受惩处，被剥夺军职。这些人一旦权力重新在握，自然会滥用。

出于同样原因，1937年，驻华北日军（比如驻平津地区日军）的总体行为，也是远胜于长江流域日军的行为。华北的日军是老练的正规军，而成千上万运往华中地区的日军，大多是新招的流氓无赖。

1931与1932年之交，日本的军事及政治动作，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的抵抗零星而无力，也不见总体的战役计划。有些将领卖身投靠日本人，另一些即使军需断绝，饷银无着，仍顽强抵抗。张学良则继续滞留于北平，死气沉沉，对南京的建议及施援表示，一概无动于衷。他部下的将领们便只有跟侵略者交易，尽量多捞些好处，以便自保和保住部队。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一周周过去了，日本人一直坚持老调，说出兵满洲，只是为恢复和平与秩序。散落各处的中国军队一有集结，日本便指控中国人“无信”，不愿与日方共同维持秩序，然后便展开严厉打击。日人的每次进攻，不是借口必要的“自卫”，便是借口保护铁路或战略通讯线路。

九·一八事变一过，中国的富人政要便大批逃亡。大家全都涌往北平，只想着要进入关内，进入中国腹地。出逃时，多数人只来得及带上家里放着的现钱、零星玉器、几卷字画和女眷的珠宝皮草。

一些“世家”尚算幸运，因为他们的祖上在江河日下的前朝与清廷关系密切，都在北平、天津置有房产、田地，所以日子尚能凑合。而那些在关内无产无业的“满洲中国人”，日子便极度窘迫了。

南逃的难民，财产立即被日本军方没收。然后他们便广为宣传说，只要业主返回满洲，协助重整“秩序”，便可退回财产。而他们所谓的“秩序”，指的是日本人控制的政权。一些深宅大院原封不动两年多，期望业主终会回归。若主人公开谴责日本人，他们的财产一般都被变卖，所得全进了日本军官们的私人腰包，日本帝国的国库是分文无着的。

许多中国要人因未能脱身，家里被日本人派兵包围，一家老少，不得离家一步，成了实际的囚犯。日本人随后便开始对其施加压力，逼其宣布支持“维持会”、“共进会”，或答应充当这些组织的头目。中文报纸自然立即遭接管，由汉奸编辑，归日本人监控。这些报纸连篇累牍罗列中国要人的名单，称他们已全心支持日本人的行动及各种日本组织，以愚弄大众。

不出一月，日本人就变得强大无比，因为他们已控制了铁路、电报、沈阳兵工厂、制币厂、中资银行及中文报纸。接下来，他们便对已经贬值的满洲货币实施了刻不容缓的改革，其结果，是使抗日将领们手中的纸币，迅速变得一钱不值。

政权更替，乱象丛生，学校一律关门，唯有一些外国教会属下的学校，还在上课。但这些学校的教学随后便逐渐受限，直至完全停顿。所有的中文院校则立刻被接管，从此再也未能重开。日本人将实施于朝鲜的制度移植到了满洲，其关键是，本地人一般不得接受相当于美国六年级以上的教育。仅有的几个可供本地人升学的学校，都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教职员工清一色是日本人。此外，每年会有极少数百里挑一的叛国苗子被送往日本大学就读。这两者相加，每年还不到六百人。

在军事扩张方面，日本人手段高明，也小心谨慎。一旦看清美英两国只会抗议，不会行动，便把注意力转向苏联。这时，苏联人的底牌，便成了一个大问号。苏联在华拥有一千英里长的中东铁路，由西至东横贯满洲北部。它西接泛西伯利亚铁路系统，东连海参崴各临海省份。它采用了苏制的宽轨，是莫斯科通往太平洋的捷径。它的干线长近一千英里，沿阿穆儿河（即黑龙江）北岸而行，正对着满洲的北部大脊突。

战事初起，马占山将军便成了中国的英雄。他对岛国侵略者的抵抗，态度最为坚定。他在嫩江北岸顽强抵挡日军，声名远扬。但防线被攻破后，马将军无意间中了日本人的圈套，沿着一条中方控制的铁路北撤，跨过了苏控铁路，最后撤入了齐齐哈尔的城墙内。

日本人以追赶马将军所部为借口，跨过了苏控的中东铁路。在拿下齐齐哈尔后，他们又占据哈尔滨西北的战略要津，从侧翼将哈尔滨包围。随着春季来临，他们将铁路线向北延伸，一直通到阿穆儿河南岸，终于占据了有利位置，可以随时切断泛西伯利亚铁路。

苏联人对诡计多端的日本人无计可施，只好将一千多英里的中东铁路整体卖给他们。日本人将铁路更名为北满铁路，并将苏联式的宽轨改为标准轨道，即与美国采用的轨道宽度及日控南满铁路的轨道宽度一致。这样，他们运送货物、兵员及军需时，便无须中途改换车皮了。

1932年年初，他们又在天津挑起事端，造成严重冲突。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其末代“小儿皇帝”退位后，一直居于天津的日租界，人称他亨利·溥仪先生。

天津局势严重动荡后，日本人趁机将溥仪从他们的租界带走，可说与劫持无异。他们将溥仪匆忙带至旅顺，然后乘南满铁路列车至一处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未几，溥仪便重新露面了，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支持的“首席行政长官”，不久又宣布“登基”，成了“满洲国皇帝”，称“康德皇帝”。

但征服满洲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演出过许多悲喜剧，让日本人大大丢了面子。

让日本人上当最甚的，仍数以嫩江一役出名的马占山将军。马将军奋力抵抗后，终于难逃一败，于是表面上叛国投敌，抛弃部队，表示要与日人同心同德。日本人也投桃报李，给了他“满洲国”国防部长一职。

当他备受信任大权在握后，马将军便策划反叛。他先将大量步枪、野炮及弹药运往西北，交给他的秘密追随者，然后携带一百五十万银元，从长春（已被改名为新京）出逃。他终于全身而退，东西也一样不少，然后且战且退，花招百出，最后消失于外蒙古。外蒙古理论上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属于苏联的保护国，日本人不敢贸然越境追赶。后来，马将军及一帮彪悍部属又在中国最西北处的绥远现身，多次抗击日军。

马占山鏖战满洲时，成了日本的头号公敌。一次，他已战至无路可退，却灵机一动，将自己的制服穿到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上，又将佩剑和一些不重要的私人文件留在尸体旁，然后金蝉脱壳。日本人如获至宝，将他的制服、佩剑和文件郑重其事送到东京，甚至呈裕仁天皇钦鉴，以证明“狡诈的马将军”终于战死。

◆马占山率部开赴抗日前线

没想到，这场表演后的次日，马将军便胜利宣布了他的确切所在，并对日本人极尽羞辱，让日本人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好几人因为蒙蔽了天皇，并让他难堪，只好剖腹自杀谢罪。

但此后，中国人的抵抗活动终于渐趋式微，退化成一些散布各地的小部队，以游击战为主。随着时光推移，游击队的估计人数，也从十五万减至十万，又减至六万。这些小部队大多藏身于无路可达的崇山峻岭，弹药、金钱及军需品均难以送达，情况日趋严峻。但直至今日，游击队仍然活跃于满洲，其总人数一直不少于三万。他们偷袭城镇，炸断路轨，引爆桥梁，偶尔还炸毁日军的运兵车皮。他们时不时对小股的日军搜索队发动袭击，将其歼灭，甚至攻击机场，焚毁飞机及机库。

日本对满洲完成军事与经济征服后，远东的诸多乐观人士相信，此后至少可保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他们认为，日本要“消化并开发”吞下的广褒疆域，至少需耗时五十年。因为日本新到手的土地面积达五十万平方英里，可以支撑七千万人口，而当时的总人口只有三千两百万。于是这些乐观者便对自己说，这一来，日本人进攻与扩张的贪欲，便可大大消停了。

照我看，这只是一厢情愿，要不便是受了日本人的宣传蛊惑。日本人正巴望全世界都相信，他们得了满洲就万事足矣，别无他想了。它心急火燎，等着国际社会正式立法，确认它在满洲的地位。即使退出了国联，它仍锲而不舍，对此目的孜孜以求。东京的企望，是列强能正式承认新的傀儡国家“满洲国”，能在“新京”设公使馆或大使馆，并与“康德”领头的傀儡政府缔结贸易条约。

即便日本能如愿以偿，它的扩张政策亦不会就此束之高阁。从一开始，满洲便只是跳板而已，以便由此先征服整个华北，进而黄河，进而山东省，进而长江流域。后因一些意外事件发生，这一计划的实施反而加速了。

扩张及进攻的贪欲，并非秘密。早在1931年12月，亚洲大陆日军总司令本庄繁将军便对我坦言，若不控制平津地区，若不控制北平至绥远铁路，日本将永无宁日。平绥铁路长四百余英里，从故都北京向西北进入察哈尔及绥远，所经处铁矿丰富。本庄繁进而说，除非日本控制黄河以北的华北全部，平津地区亦难获“安全”。

本庄繁将军发表此番谈话，是有的放矢的。他在沈阳的办公室里接受我采访，墙上悬着巨幅地图。为解释局势，他在地图上不断画圈。采访结束后，他同意我将采访内容向纽约发报，并在电文发出前，亲自签发。

此前，我采写过日军将进攻满洲的报道，却不获纽约或华盛顿相信。这次也一样，明明日军将再度出击，却无人相信警讯。我的稿子又被塞到报纸的后页，国务院也视若无睹。

[1]指那里的美军。

[2]阿班的名字原文是Hallett Abend。

3．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新闻行当中，有个词叫“预感”。这感觉颇为奇妙，难以言表。有些人从未体验过，有些人倒是有体验，却总是不对。上海就有这么个记者，永远猜错。一旦他决定去南方，其他人便在总会里或酒吧里聚会，纷纷说大概应该往北走，而且并不全是在打趣。总体而言，报社记者是迷信的一群。我虽不迷信，但对“预感”，却是例外。

1932年1月，满洲及华北的政治军事活动频密。沈阳、齐齐哈尔周边及往西的一片地区战事持续。退位的“小儿皇帝”溥仪经日方梳妆打扮，以傀儡身份粉墨登场。天津局势动荡，周边陆续有战斗。满洲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华北抗日运动发展壮大，整个华北危机重重。显然，对外国记者而言，待在北方，才有新闻。

然而，我的预感却是往南方去。一股难以抗拒的强力，将我拉向上海。最后，我终于不顾自己的理性判断，跟着预感走，于1月20日预订了从大连南行的船票。轮船是艘日资的沿海客轮。我们23日中午出发，到晚餐时，我已对自己的决定窃喜不已，因为其他记者无一随我南行。

之所以窃喜，是因为下午收听到大量无线电新闻，证明我的预感正确。上海的紧张正与时俱增。报道说，中国的流氓阿飞向街上的日本学童及僧人掷石头；抵制日货的群众将销售日货的华人商店抢夺一空，将日货当街烧毁；南京政府因蒋介石及亲信已辞职，虽欲确立权威，实则一筹莫展；东京已经暗示，将对华提出苛刻要求。

我们的小客轮从长江转进黄浦江时，已是25日下午。天色阴晦低沉，风急如割。危机已有黑云压城之势。江面上泊满了军舰，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多数是敦实庞大的日本驱逐舰，清一色漆成铁灰。日舰有的靠岸，有的在江中央下锚，沿着黄浦江摆开，每隔约四分之一英里停一艘。甲板上炮衣已卸去，炮口对准岸上。沿江的日本建筑都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守。船逆流缓缓而上时，朝岸上望去，可以看到江边布满了铁丝网，到处是机枪林立，随时准备战斗。

第二天在忙乱中一晃而过。局势的紧张则在加剧。我可以轻易找到中日双方的军政长官，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是前所未有的。显然，双方都预见到冲突将起，都想在事发前，通过报纸向世人阐明己方的立场及原因。

1月27日上午，即我从满洲归来的第三日，我跟道格拉斯·罗伯逊一起前往日本武官办公室拜访，受到热情接待。此行的目的，是弄清日本对中国提出的最新要求。接待我们的是武官的助手高桥少佐，他咧嘴一笑，露出上面一整排大金牙，光彩夺目。少佐外表整洁，脸刮得精光，罗圈腿，在日本人中算是高个子，说一口破绽百出的英语。他端来一堆东西招待我们，有热茶、廉价白兰地、生鱼片、咸米饼、橙子、香蕉，还有温室葡萄。品种的搭配有些不伦不类，而且也不适合上午10点用。没想到，他提供的“信息”，与他的点心和饮料一样古怪无用。

看来此行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只有一笑置之，便起身回到《纽约时报》办公室。刚脱了帽子、大衣，电话就响了。

“我是高桥少佐。我想今天傍晚见你一面，不知道5点半合不合适？事情很重要。”

“5点半可以。你是来这儿，还是去我的公寓？公寓里的话可以来一杯海波酒，说话也舒服。”

高桥说，那他去公寓。

我对罗伯逊说，但愿少佐比一小时前健谈点。我们约定，万一高桥言之无物，到了6点，他便提醒我还有个饭局，好结束会谈。

高桥果然按时抵达，见罗伯逊在场，似乎有些尴尬。我们如约招待了他海波酒，但他并无新闻可提供。谈论的内容，无非是过去四个月满洲的战事。5点40分时，我给他续杯，他却百般推却。突然，他跳了起来，右臂直伸着，朝我逼进。我想，闷局总算到头了，便也兴致勃勃站起身，伸出右手，言不由衷地说，这么快就急着走，实在遗憾。没想，少佐一开口，便扔出了一颗炸弹。

“拿着，”他说，“这是给你的，希望你友好对待我国所做的事情。”

这才发现，他伸出的手里握着厚厚一叠钱，像是日元。那时，一日元值将近五角美元。

我连忙把手插进裤兜里闪避。直到今天，我还想不出当时为何努力控制自己，不马上发作。也许是因为行贿发生在我家里，总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在。

“嘿，少佐，别来这一套。”我半是玩笑道。

“没事的，请你收下。”他坚持道。

“对我来这套是种错误，”我说，希望他没注意我已经气得声音发抖了。“你我都知道哪些记者是收过贿赂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知道谁是受贿的，他们写的东西，就再也没人看，没人信了。这种人，对他们雇主也好，对自己也好，马上就一钱不值了。”

“没事的，请收下吧，这是礼物。”他还在逼我。

我终于不管不顾地发作了。

“你最好快给我滚出去！”我对少佐说。又对罗伯逊道：“请打电话叫服务生来，把这蠢货的帽子和大衣拿出去。”

双方就此停止交谈。少佐顾不上穿大衣，便鞠躬退出。我根本没有欠身回礼，记得在他朝电梯走去的当口，还用力把门碰上。

因过于激愤，我晚饭也忘了吃，在屋里来回踱步，罗伯逊也陪我一起生气。我突然想起，金纳（W. Henry Kinney）也在上海，便一个电话打到两条街外的华懋饭店，要他马上赶来我的公寓。他说恐怕不行，因为还有一个重要饭局要参加，我粗暴地命令他必须过来。

“这事比饭局更重要，”我说，“你的老板捅下大娄子了。”

他一听忙说，马上就到。

金纳的处境颇为特殊，常感到很难熬。他是美国人，曾当过报社记者和夏威夷公立学校的督导，也写过小说和其他书。多年来，他一直任南满铁路的公关主任和对外联络人。这工作虽然与日方有关系，却也光明磊落，做起来不致丢失自尊。

就我所知，日本人倒是未曾要求金纳于行为上、语言上或著述上违反职业操守或对美国不利。远东记者中，也无人指责金纳提供虚假信息。但是，鉴于南满铁路归日本政府及皇室所有，我们都认为他的工作具半官方色彩。他已于数年前退休，携日本妻子及美日混血的儿子住在塔希提岛。

当时，金纳听我把高桥的所作所为一说，现出了由衷的震惊。他坦承此人极蠢笨，答应愿就此事尽力调查。但他也明说了，日本军方是不会乐意受一介平民的探查的，更何况他还是个外国人。临走时，他求我不可将此事向任何人透露，我却拒绝作承诺。他还保证说，除这起事件外，并未发生过日本人贿赂美欧记者的其他案例。

罗伯逊与我一直写信至深夜。最长一封信是给《纽约时报》新任总编艾德温·L.詹姆士的。信中，我们汇报了高桥事件的详细过程，并说明，次日将把信件副本分送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美国总领事艾德温·S克宁翰。此外，我本人还将亲自把一份副本送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要求调查并道歉。

重光葵那时还四肢健全，但几星期后却被炸掉了一条腿。事情经过为，高桥欲向我行贿后的第二晚，上海战事（指一·二八淞沪抗战）便爆发了。战事结束后，日本在虹口公园举行胜利阅兵，重光葵站在观礼台上，正遇朝鲜革命者安置的炸弹爆炸，被炸去一条腿。同在台上的野村吉三郎中将（即珍珠港事变时的日本驻美大使）也在爆炸中失去一只眼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重光葵任日本驻英国大使。1943年夏，又升任日本的外交部长。这已是后话了。

次日上午，罗伯逊和我先给詹姆士寄了挂号信，然后亲自将副本送交詹森和克宁翰。随后，我便致电约见重光葵。重光葵原先一直为我所钦佩，当时，他对日本的满洲政策极不以为然，上海战事爆发后，他更是惊惶不已。但数年后，他显然深陷对武力致胜的迷恋，成了侵略扩张的狂热拥护者，并获得赏识，担任了驻英伦大使一职。

刚接电话时，重光表示当天的约会已排满。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上海正陷于危机中。及至我告诉他，要商谈的事情很严重，已报告给美国当局及《纽约时报》，他立即重视起来，约我11点见面。

我要求罗伯逊随行，以便有目击证人。我们获得了主人的热情接待。落座后，我把致纽约信件的副本给了重光，请他一阅。

他读至一半不到，脸已涨得通红发黑，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吼了一通日语。我虽然一句不懂，但猜出是在召唤少佐，因为他说了三次“高桥” （英文读音为Takahashi）。

重光显然窘到了极点。他读完信，默不作声，把信纸折起又展开，来来回回了数遍。最后，他清下嗓子道：“阿班，我向你保证，发生这种事，我真是一无所知。想不到我们的陆军竟干得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还不清楚这钱是哪来的，不过我会去了解的。我只能向你保证，公使馆的资金，是绝不会用在这上面的。现在，我以日本公使的身份，代表我国政府，向你表示道歉。稍后我会将道歉以书面形式交给你。此外，我向你承诺，高桥本人也将代表陆军向你道歉。”

我起身向他郑重鞠躬道，等高桥向我道歉后，我就满意了。这时，重光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以朋友的身份要求你，请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詹森先生和克宁翰先生，也请你不要将这封信寄给时报。”

我说：“对不起，你说得太晚了。詹森和克宁翰已经收到副本了，给时报的信也已经挂号寄出了。我预见到你会提这个要求，就故意在寄出其他副本后，才来见你，让自己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罗伯逊和我在办公室赶活，想尽快结束工作，好去参加海军上将盐泽在日本海军旗舰上举行的鸡尾酒会。这时，中国厨子林宝冲了进来，兴奋得口齿都不清了，一见面就嚷嚷：

“来了个日本人，去了公寓那边。”

“让他到这儿来吧。”

“我已经把他领来了。”

林宝往旁边一让，后面果然站着高桥少佐。他僵硬地鞠躬，进了屋子。厨子退了出去，把门拉上了。

我迅速朝少佐瞟一眼，示意罗伯逊不要起身。我自己也端坐不动，也不披上外套，就这么穿着衬衣，袖管卷到肘上，领带松松垮垮的。罗伯逊也是一副衣冠不整的样子。

看得出，高桥是专程为道歉而来的，却没有穿制服。我认为这是有意冒犯，因为我是要求他代表帝国陆军来道歉的。他看上去不伦不类，穿一件极不合身的华丽燕尾服，系宽领带，缀着珍珠，下着条纹黑西裤，脚蹬漆皮鞋和灰色鞋罩，右臂抬平，搁一顶丝礼帽。

“怎么样？”我问，烟斗不离嘴。

高桥深深躬下身去，背、颈、头一条线，与僵直的双腿形成直角。这姿势，他保持了好几秒，然后慢慢直起身来，开始发言，显然是事先背好的。

“我是来说对不起的，”他拖慢了声音，唱歌般道，“我以为是在为国家和天皇做好事。我错了，请原谅我。”

少佐故意大张旗鼓着便服来见我，始终不能让我释怀。我把双脚甩到办公桌上，深吸一口烟斗，朝天花板喷云吐雾，漫不经心道：

“说对不起，没问题。但你得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什么。要知道，我拿的是《纽约时报》的钱，我得对他们诚实，向他们效忠，尽我所能，准确报道事实。你拿的是日本政府的钱，必须对日本诚实和效忠，必须将影响帝国安全或政策的事情，如实向上禀报。现在我问你，要是我给你一把钱，让你向帝国陆军总部送假情报，换句话，让你背叛自己的国家，你会怎么想？”

高桥确实蠢笨，根本未想到这层。听了我的话，顿时面无血色，只剩一层泛黄的苍白。

他眼睛合了几秒，身体有些晃，仿佛喝醉了酒。猛然间，双眼圆睁，又一鞠到底。

“对不起，当时我没明白。”他低声嘟哝着，一边鞠躬，一边倒退出去。

在华日军的这类举动不胜枚举，以上说的只是其中一例。1937年大举入侵中国后，日军更是变本加厉以钱开道。他们有时得逞，有时则被严拒。

他们试图以金钱影响外国记者的行为，虽然拙劣，却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整体而言，日本新闻界是全世界最为腐败的，唯一可比高下的，或许是法国新闻界。日本陆军或许想，既然日本新闻记者乐于收些赃钱作外快，以弥补微薄薪金之不足，那美欧的记者，也不至会过于拘泥操守吧。

高桥事件的奇怪处在于，虽然他对我行贿失利，惹得我提笔向重光葵投诉，向美国在华最高当局投诉，却全然不影响他在日军内的飞速升迁。更有甚者，发生此事后，他照样在上海大肆行贿。高桥找到一位欧洲记者，公然打听他的平均收入，然后表示，若此公愿意立下字据，承诺再当三年记者，并只发表于日本有利的稿子，便可资助他一笔款子，数额若以他当时的薪金计，等于他一辈子的收入。此事发生后，重光葵也收到了该记者的强烈抗议。

上海战事既已结束，高桥旋即荣升中佐，继而又升大佐。约一年后，他被派往日本驻柏林使馆任武官，随即升任少将。我正拭目以待，等着他的名字出现于报纸标题。那时，他必将率领日军大军，在某个重要战场与美国人开战。要知道，在日本，一个无耻之徒总是能脱颖而出的。

日本在远东及美国靡费巨资，专门用于行贿。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一年里，翻查联邦法庭的检控记录便可发现，大量美国人因收受日本政府巨款，替日本政府宣传而遭检控。在英国遭起诉者的人数，也与美国不相上下。

回想高桥事件，至今仍心有不甘。当初我应该从他手里抢过那沓钱，一张张点清楚了，然后扔到他脸上。现在，我再也无从知道他塞给我的数目，也无法了解我在他们心目中到底值几个钱了。

多年后，日本政府再度向我招手。这回，出面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与我是多年好友。一日，他从南京来沪，请我只身前往一见。这一要求，引发了我的好奇。多年来，我所到之处，总有罗伯逊相随左右，以便万一有人指责我的报道引述不确时，可以有个旁证。

见面后，须磨开门见山告诉我，金纳将从南满铁路的职务退休。

他说：“我们希望由美国人来担任这个职位，最好是一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报社记者。这个职位归南满铁路和外交部双重领导。工作要求经常到美国和欧洲主要都市出差。这个职位没有任何秘密，受聘者的职称是外交部顾问。我们负责在大连附近海湾提供一所别墅作住房，旅行开支和文秘人员的开支上不封顶。要是你能推荐合适人选，我将不胜感激。”

我沉默良久，心想，看来要求颇高，必须是能力超群、人品不容置疑者，方能胜任。最后我终于有了选择。

“阿奇·斯蒂尔（Arch Steele）最合适不过了，要是他愿意干的话。”我说。

斯蒂尔来远东，原只打算短期逗留，然后继续他的环球旅行。他加入时报为我工作后，先是驻满洲，后驻南京，最后驻北平。他最终离开了时报，转为《芝加哥每日新闻》工作。对他的能力及与生俱来的正直，我是极其欣赏的。[1]

我推荐了斯蒂尔后，须磨用他那厚重眼皮下的斜眼打量我，半是好奇、半是好笑的样子。

“我们是希望，”他慢声道，“你会推荐阿班坐这个位子。”

我大吃一惊，张口结舌望着须磨，足有一分钟。接着我问，他们打算付多少薪水。他开出的数目，让我再次目瞪口呆了。最后，我要求他给我时间，作一番通盘考虑再说。

当晚，我写信直至夜深。我先给洛杉矶的母亲写信，从个人角度，谈了对日方提议的看法。我谈了对日本亚洲大陆政策的疑惧，担心美国终将对日本宣战。但我指出，若接受这份工作，或许有助于维护和平。同时，我也在信中坦白相告，接受这份工作与否，对我们的经济状况及未来保障，影响巨大。

随后，我给《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H.苏兹贝格写信。信中指出，若接受日本人给出的高薪，则我在对方提出的五年任期届满时，可轻易省下十五万美元。因此我希望了解，根据时报的退休金安排，我将来会有何种保障。我强调，我有一个年迈的寡母，靠我单独供养，而且极有可能在我过世时，仍然健在。

但最后，对日本人的盛情，我终究还是拒绝了。我常说，我所错过者，乃是我“平生唯一的快速致富机会”。一年后，日本入侵华北，从天津以北的沿海大量走私进口货物，开始着手其长期的努力，以图征服全中国。日人的所作所为，终于不可避免地使其卷入与美国的战争。至那时，我才由衷庆幸，还好当初头脑足够清醒，拒绝了须磨的诱惑。

[1]关于斯蒂尔的事迹，请参看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对斯蒂尔的职业轨迹，松本的记载似乎略有错误。）

4．现场采访一·二八事变

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晤面后，不过几小时的光景，引我南行的预感便零落了。听得出，由于日本正深陷满洲及华北，一时并不想在上海挑起新冲突，以防抗日运动扩散至整个长江流域，影响到对华贸易，因为日华贸易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

上一章提到，1月27日上午，为了解日方的要求，我曾访问高桥少佐无果。没想到1月28日下午，对日方措辞粗暴的最后通牒，中国政府已无条件接受并由大上海市长签字生效。看来，日方稳住上海局势的算盘，是要得逞了。

1月28日晚，我应邀赴日本海军旗舰，参加日本舰队司令盐泽的鸡尾酒会。出门前，我一边剃须更衣，一边后悔不该离开满洲。原先还一直期望能从司令那里捞到上海危机的猛料，现在已觉得无望了。他能说的，无非是为日本辩护，解释为何强迫中国接受那些要求。

约会已提前一天定好，时间是下午5时，地点在上将的舱房里。出席者只有罗伯逊、上将本人及我自己。我们共饮鸡尾酒，同吃鱼子酱。

上将对中国当局的卑躬屈膝，言表中并无一丝兴奋。最后总算说，其实，中方是否接受日方的要求，是“无关宏旨”的。说完这些，他便扔出了一颗信息重磅炸弹。

“我对闸北的情况很不满。”他说。他的英语精确，说起来字斟句酌，语速缓慢。“上海的闸北地区有六十万情绪激昂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强烈反日的。而在闸北开店的日本平民及家人只有区区六千人，孤立无援。有传言说，中国警察都纷纷离弃职守，看来发生暴乱和抢劫的危险很大。所以，今晚11点，我会派海军陆战队进入闸北，以保护我们的同胞，维持秩序。”

我抢过话头道：“但中国人会抵抗的，这样就免不了要发生战斗了。”

他说：“这么说吧，你也知道，陆军要保护我们在满洲的利益，上海是没有日本陆军的。所以，这里的任务，就要由海军来承担了。”说着，他朝我眨眨眼。我当然知道，陆海军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只美国有，日本也有。

我们急不可待地登上了舰队司令的小艇，直奔岸上而去，觉得一路漫长得难忍。在等船上岸时，盐泽硬是多敬了两杯鸡尾酒。一生里，这两杯酒恐怕是喝得最无滋无味的。要知道，这是条头等重要的消息，而且极可能是独家的。我实在无心于杯盏，急着要去发电报，以便赶上最近一期的《纽约时报》。

上岸后，为赶上截稿时间，我每写五行就发一次报。全文发完共三百字。完成后，立即致电美国总领事克宁翰。克宁翰大惊，却并非担心上海将难逃大规模冲突，而是害怕我的新闻会失实，让美国公众平白担惊受怕。

克宁翰在电话里说：“你肯定错了。日本总领事半小时前亲自来访，向我保证说，中国接受了日本书面要求后，整个危机就结束了。闸北没有陷入混乱，既没有暴动，也没有抢劫。我强烈要求你，千万别把这篇毫无必要的添乱消息发到美国去。”

我对克宁翰表示遗憾，告诉他稿件已经发报，而且决不去取消它。我认为，既然盐泽司令允许我采用他的亲口表述，就说明此事无比重要，不能压下不报。我另行补充说，我知道日本海军正焦躁不安，不想眼睁睁看着陆军在满洲抢尽风头，自己却无所作为。

最后我说：“11点15分时，我们再交换意见吧。”

随后几个小时，我开始自行备战。我包了一辆出租车，租期无限长。然后打电话给宋子文，向他转告了采访盐泽的内容，这些内容已先期发往纽约。匆匆用完晚餐后，罗伯逊与我预先准备了厚厚一沓空白电报纸，又备齐了复写纸，以确保每份新闻可有三个副本。

我的公寓在圆明园路，位于六楼，能看到黄浦江及外滩一角、外白渡桥和日本总领事馆。日领事馆就坐落于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左近。夜10点，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10点50分，罗伯逊与我都已穿戴整齐。两人戴着帽子，裹着大衣，探身窗外，一边竖耳倾听，一边紧盯住虹口方向。那里是公共租界的一部分，一直划归日军保护。窗下的街边，停着我请的出租车。

海关大钟连敲了十一下。城市复又陷入一片死寂。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

11点5分正，远处连响了两枪。罗伯逊与我屏住了呼吸。

不出数秒，机关枪开始突突作响了。我们一刻不停冲出门去，因为嫌电梯太慢，三步并两步地冲下了汉白玉楼梯，扑进出租车，吩咐司机过苏州河，经邮电局大楼，顺着四川北路进发。

日本人派了几个连的海军陆战队跨过公共租界边界，进入闸北。每队士兵中有两人举火把引路。中国的神枪手便挨个射击，百步穿杨。不消多久，通往上海铁路北站的街道上，便躺满了或死或伤的日兵。1932年1月28日以来，日本在战术上已获长足进步。那晚犯下的错误，今日是不可能重复了。

当晚驻守闸北的是十九路军。该军具有高度革命精神，抗日情绪高昂。冲突一起，十分钟不到，闸北已陷入一片漆黑，单把日本人暴露在自己的火光下。即便日本人回过神，淋熄了荒唐不堪的火把，仍被邻近公共租界的灯火勾勒得清清楚楚。若盐泽司令以为中国人会像去年9月那样，不等日本陆军推进至沈阳附近，便惊慌奔逃，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11点15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员骑着摩托车，在四川北路大部分路段及邻近街道奔突。他们将机枪架在摩托车上，射灭了所有路灯，并朝街道两旁楼房扫射，连二、三楼上的窗户都不能幸免。不知为何，对四川北路邮电局以南的四个街区，他们倒是放过不管。从邮电局至河南路一段，路灯煌煌，交通依旧通畅。

至11点半，整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听到了战斗的喧嚣。这场战斗实在是不可思议，它居然发生于一个大城市的市中心。也正因如此，一些更为古怪的事，也就随之出现了。

四川北路仍通交通的那一截，不断有汽车成群而来，一直开到不许通行处才停下。只见一群群美欧男女从各色汽车里鱼贯而出，个个身着晚装，欢声笑语一片。这些人刚离开戏院、酒店和私家晚宴，受了这场“小争执”的吸引，便赶来看热闹。他们站在泥泞的街道上，抽着烟，不时打开酒瓶喝上几口，要不就在附近未打烊的咖啡馆买来三明治和热咖啡，慢慢享受，边吃边聊。

“出什么事了？”

“怎么会这样？”

“谁先挑起的？”

“但愿小日本教训教训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人。”

“没错，由日本出面让中国人学会讲理，白人就省事了。”

这边厢是一群满脑子帝国主义思想的上海外国人在胡扯乱猜，那边厢的河南路上，日本海军陆战队正忙着用铁丝网封路，用沙袋垒起掩体。

罗伯逊和我一度让出租车沿一条小街开往北站，车灯打得通亮。拐过一个弯时，车灯照到一群日本兵正在匍匐前进，拖着一挺机枪。

一名军官站起来怒喝：“蠢货，把灯关了！”话音未落，附近屋顶、窗户早就弹如雨下，射向被车灯暴露了形迹的日兵。那军官双手在空中乱舞一气，怪叫了几声，便无声无息倒成一团。另一个日本兵挥起左轮枪射灭了一盏车灯。车夫马上熄了灯，把车子倒了回去，一路被垃圾和泥泞弄得左右乱滑，然后掉头狂驶，回到仍亮着路灯的四川北路。一看，那群衣冠楚楚的看客仍在自娱自乐。尽管枪声零落，偶有子弹呼啸，打到附近建筑上，大家只当它无事。这一幕宛如噩梦，整个事件显得完全不可理喻。

接着，罗伯逊与我交替工作，一个人在“前线”瞭望，另一个便坐出租车赶回办公室写稿发报，然后回到“前线”，换下另一个回去写。我们半小时轮一班，持续了整晚。复写纸在书桌上堆成了厚厚一沓。厨子也整晚加班，不停端来热咖啡、冰啤酒和三明治。

从那晚开始，我们俩整整四天未沾过床。只有去冲个淋浴时，才脱下衣服。从第二天起，我们两小时轮一班，休班的那一个就在沙发上打个盹。过了四十八小时后，咖啡和啤酒已经全然失效了。我们只靠三明治和炒蛋果腹，偶尔来杯碎冰苦艾酒犒劳一下自己。

事发后的头一个早晨，7点不到，我乘车去四川北路替罗伯逊，好让他回办公室继续写快讯。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简短交换情况。1月份阴霾重重的天空，夜色正渐渐退成脏灰色。突然，头上传来了嗡嗡声。

“飞机！”我不禁喊。

“狗杂种要轰炸闸北了！”罗伯逊急着说。

我抢着说：“没可能！轰炸六十万不设防的平民？就算是小日本，也做不出这种事吧。”

“等着瞧好了，跟你赌一顿大餐。”罗伯逊道。他是个机灵的苏格兰小伙子。

“赌就赌。你输定了。”

于是便开始等待。肉眼仍看不见飞机，只听见机声隆隆，显然在绕大圈盘旋。随着天色渐亮，终于看见了。

罗伯逊道：“注意了，随时要投弹了。”

我坚持道：“你还是会输的，这些只是观察机。”

但难以置信的事终究发生了。每架飞机都扔下了两个小小圆锥形物体，斜斜地一头扎了下来。降落的过程显得很漫长。等落到城市屋檐线后，只一秒，大地便颤动了，随后便有冲击波扑面而来，爆炸声也一起传到。

在1943年的今日回想1932年的那场轰炸，仍感心惊与哀痛。对日本轰炸闸北一事，整个文明世界都无比震撼。各报发表社论，严厉抨击此事；美、英及其他国家议会也都发声明谴责。其内容摘要，纷纷以电报传来上海。日人从空中轰炸手无寸铁之平民，乃是最残忍的屠杀行为，激怒了整个人类。

仅仅相隔十二年，我们对这块土地上的种种野蛮行径竟已如此习惯，以至连美国都急不可耐地一次次轰炸东京，最终使所有日本城市化成片片焦土。仅此一例，即已说明轴心各国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树立了残暴的榜样，而我们为赢得最终胜利，亦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们使我们变得野蛮，并使文明人的良心后退了整整五百年。

◆闸北被日军轰炸后的惨状

因轰炸闸北而引来全球谴责后，矮小的盐泽司令反应颇为奇妙。从外表看，他本是最亲切和温和不过的。冲突爆发后的第四天，我再次与他在旗舰上碰头，地点还在他的舱房，还与他对饮鸡尾酒。他既表歉意，又要辩护，态度混杂。

他强笑道：“阿班，我看到你们美国报纸叫我‘屠婴凶手’了，是不是？”说完顿了顿，显得很窘。但又申辩道：“可是，他们也该给我评点功吧，我毕竟只用了三十磅的炸弹。要是我真那么残忍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五百磅的炸弹嘛。”

再次采访盐泽的那个傍晚，发生了一件事，算是整场冲突中唯一的搞笑片段，让我略为松弛一下。采访从5点持续到近6点，然后开始进餐。快8点时，我才将盐泽的谈话写成电讯稿。正写着，纽约来了封急电，打断了我的工作，电文是：“某对手报纸大肆报道独家消息称盐泽因攻沪受挫心生绝望于上海时间5点在他旗舰甲板剖腹自杀速确认或否认。”

看来5点时盐泽司令已在旗舰甲板上戏剧性死亡了。可半小时后，他正在为我们斟上第二轮酒，肚皮上并无匕首。

1932年的“上海事件”于1月份爆发，至3月初结束。日本最后不得不出动陆军为海军救驾。在增兵七万后，中国人的防线才告击破。死于战斗的中日军人及中国平民共计三万五千人。日本只获得了非决定性的胜利，休战协议亦不能令其满意。

而这一仗，只是餐前小菜而已。真正的上海之战再起时，距首次战事结束只有五年零五个月。那一仗持续了近三个月，造成了十五万人死亡。

5．日本蚕食华北

从1932年3月上海之战结束，至1936年12月，其间发生的事情，于重要性而言，并无一件比得上国民党人获胜、满洲事变或上海的流血冲突等事件。但随着岁月流逝，日本人为征服中国而设计的花样，却是日益凸显。而中国人的漫长悲剧，也日渐深重。

不知何故，这近五年里急转直下的连串事态，总让我想起舒伯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那杰出的结尾。在它展开时，既释放异响、碰撞、愤怒，又有悲剧和貌似杂音的巨大脉动。两组高音交相崛起，相互搏击——正如中国在聚集力量，努力求生，而日本则冷酷无情，持续增压。

日本从上海休战协议中获益有限，亦不具实质性：中国只同意在该市的有限区域实际执行非军事化，双方均不赔偿对方损失。但日本总算开了个先例，可以破坏公共租界的中立性而不受处罚。冲突发生时，日军的部分陆军曾从公共租界的码头登陆，并在租界设立过军事行动大本营。

1932年的上海敌对行动发生时，许多冥顽不化的外国人居然表示欢迎，认为日本人帮了白人大忙，给了中国人必要的教训。现在回想，实在不明所以。现在，这帮死脑筋的人有许多正被日本人关押在上海的集中营里。他们现在或许会痛定思痛，质问自己及自己的政府，为何当时没有吸取教训，从而避免1942年头三个月的悲剧。

当然，此事又让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精神一振，看到了中国统一的新希望。盖因在上海出色抵抗日军的，是直至1931年底还被南京视为眼中钉的十九路军。乐观者相信，共同抵御外敌，必将消除所有内部分歧。

但他们又错了。南京对十九路军的将领们疑虑仍存，将他们运往福建省的福州。由于当地收成匮乏，而南京的援助又微薄，军队几难果腹，终导致1933年12月发生新叛乱。叛军在福州成立新政府后，恶斗再起。南京政府的飞机效法日本人轰炸闸北，对福州狂轰滥炸，至生命财产遭惨重损失。叛乱虽于一个月内平定，却留下深仇大恨的新伤疤。

那些年，“剿共”的战斗也一直未有停歇。共产党人被逐出江西后，开始了向西转移的著名“长征”。他们沿途遭围追堵截，行程几近七千英里，直至抵达西北的陕西省，并设立新总部。这场追逐穿越多个省份，一路死亡，一路破坏。但南京的官员紧随着南京的部队而至，使中央政府的权限获极大扩张。

福建叛乱固然平定，中共的部队也遭驱赶至赤贫的西北，但国家远未统一。两广地区虽然高悬南京的旗帜，对中央政府表面依从，实际上则继续对抗，与独立无异。

广东则出了个实力雄厚的小军阀陈济棠。此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诡计多端，而且善于伪装。他的两个盟友则与他判然有别，他们一个是李宗仁将军，一个是白崇禧将军。李、白两人长期占踞内部省份广西，一直被我视为真正的爱国者和兵家，也是富于爱心和悟性的文官。他们曾在蒋介石将军北伐时奋勇协助，助他1928年胜利拿下北京。后却转而对他心怀仇恨，1929年在武汉附近策动叛变，失败后南下原省，深感遭受不公，遂开始强兵。

这一两广联盟逐年强势，不断以公开叛乱作威胁。由于蒋将军总以安内为先，一直告诫其心腹，四分五裂的中国难抵外敌，故一旦蒋将军屈服于日本压力，他们便出面谴责他背叛祖国。同时，他们对“以空间换时间”的观点，也绝难认同。而当蒋氏间或冒险对日本某些要求拒不相从时，两广领导人照样高唱反调，指责他未能“务实”，不惜冒险让国家毁灭。这一时期可谓充满了不快与危险。

至1936年春，陈济棠所拥雄兵，已四倍于维持省内治安所需，并开始蚕食江西和湖南。西南联盟共有兵力三十万，外加训练有素的民团，另有强大宪兵组织“维和团”。联盟还建成一支大规模的空军，在广州附近设厂造飞机，每年可生产一百五十架。

此外，两广方面更坐拥三家现代化兵工厂。其步兵配备有坦克营、高射炮营，甚至探照灯营。广州还有几艘小型巡洋舰和大型驱逐舰，及几批鱼雷快艇。

◆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空军

至1936年夏，内战似已迫在眉睫。但蒋介石总司令悄然间已集结六十万大军，并发动了一场“银弹”攻势，使陈济棠的空军一下化为乌有。大部分飞机北飞，加入了南京政府空军；多数飞行员则逃往香港。陈济棠的左右手余汉谋也反正，归顺了蒋介石。这块战略要地，终于落入南京之手。

叛乱的扑灭几乎一枪未发。只有一小支部队因离南京出走，开往南方，而遭到全歼。蒋介石先以空袭将该部击溃，再出动地面部队将其歼灭。

事件的结局，是李宗仁与白崇禧率部退入山高林深的广西。1939年，他们在此与入侵的日本人展开殊死战斗。陈济棠则宣布“下野”，其“南天王”地位，由首鼠两端的余汉谋接替。

陈济棠将军在香港的外国银行中私存了五千万元中国货币。事后，他获准以非官方代表身份赴欧洲，名义上是考察“海外各国之防卫体系”。1939年，他与中国政府和解，向国库捐出一千二百万元，遂以总司令支持者的身份回到重庆，受到正式欢迎。

这一切其实都有日本插手。陈济棠与广西领导人都聘有大量日本军事顾问，人员均由东京一手挑选。此外，日本还向两广方面大量售武。李宗仁不止一次对我说，日本特务曾向两广方面提出，若再次起兵反南京，日本可提供大量财政援助。

1936年的两广事变前几年，南京对自身实力信心不足，并不禁止广州方面自行从日本及其他国家进口飞机。对外国向谋反的南方领导人售武，亦不加抗议。即便叛乱被扑灭于端倪，南京亦不敢对叛乱领袖治以叛乱罪或叛国罪，只是顺水推舟，对他们的爱国与效忠的表示，装作深信不疑。

在南京以北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是个心存叛逆的军阀，而且正日益坐大。他拥有部众二十五万人，对南京的命令，若不遂其意，便置之不理。

韩的个性可谓多彩多姿，颇得该省三千五百万民众好感。作为行政长官，他也算留下了良好政绩，他改善学校、减低税赋、扩展公路、建立长途电话系统及省立公共汽车公司。他在防治水灾方面亦有贡献。

◆1936年，韩复榘、冯玉祥在泰山纪念栾州起义殉难烈士

韩复榘觉得不平之处是，芝罘港位于山东东北，本应归他所有，却为南京的支持者刘珍年控制。山东另一重要港口青岛，则由少帅张学良的手下盘踞，在日本侵占满洲前，一直由东北军的海军负责防守。

由于韩复榘无自己的港口可供进口枪支弹药，再加刘军虎视眈眈于东北方向，即使他想杀向南京，也是有心无力。1933年年初，宁鲁之间关系高度紧张，韩复榘甚至不许南京的部队乘火车过境，前往北平。结果南京的部队只得逆长江而上，先到汉口，再由京汉铁路入北平。

韩复榘见南京正面对他省的叛乱威胁，无暇相顾，便趁机行事，派“讨伐军”进攻刘珍年。对此，南京给予严厉警告，并威胁要“罢免”其山东省主席职位。但韩一意孤行，不到一个月便大获全胜。这一仗共损失两万生命。事后，南京从上海派遣船队至芝罘，将刘军的三万残部运回。韩复榘终于有了出海口，而且未受惩罚。但他逃过一时，逃不过一世，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他终因叛国罪被枪决。

这就是1932年年初至1936年年初的中国国情。该国曾希望将我驱逐，只因我不愿加入大合唱——一起向全球宣告中国的永久和平进步已开始。

那几年的采访报道工作，乃是连串的冒险、广泛的旅行及与创造亚洲历史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从正式反应看，南京对我的广泛报道内容，态度很是明智。在两广时，我会报道南方领袖对南京的指责；而到了山东，我又报道韩复榘对政府及其领袖的谴责。但是，为平衡计，我总在文中适当兼纳南京方面的回应，并另发电讯，解释中央政府的信念，及由此而来的方针。

那几年，我还能继续享受特权，从日本的消息来源获取独家新闻。我将自己的惊讶，告诉了松冈。松冈时任南满铁路总裁，后任日本外务大臣，策划了将日本纳入轴心国。他解释道：

“是这样的，多年来，《纽约时报》的社论对日本一直很公平，常常为日本的政策说话，但从1932年年初开始，时报社论就开始严厉批评日本了。也许，要是你告诉纽约我们对你这么不错，社论的立场还会改回来。”

坦率说，时报的远东问题社论确实一贯公正，也依法论事，即使在日本侵略满洲的那几个月亦如此。但由于日本于1932年年初的上海冲突中轰炸了不设防的闸北，时报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再也忍无可忍了。1月29日早晨的轰炸既无必要，又很野蛮，终于使奥克斯变得强烈反日。以社论立场而言，他的报纸对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开始采取尖锐批评立场。敌视日本的态度，自此一以贯之。

日本不断干涉中国内政，频频引发事端；而真正造出重要新闻的，是它对中国的蚕食鲸吞。那几年，我访问两广的次数不可谓不多，但访问华北及满洲的次数，却数倍于此。因为日本在那里最为活跃，引发国际介入的可能性最高。

翻查我的文档和电讯稿副本，即可发现，我曾一再发出具体警告，指出日本正步步迈向其所谓的“定数”（即侵吞整个亚洲）。

我还一再警告，所谓日本的扩张主义必将以破产告终；所谓侵略政策只是一小撮人在搞，所谓日本会有革命发生，所谓帝国里还存有“自由主义分子”，终将遏制住军国主义……这一切，全是在自欺欺人。

我一再警告，亚洲的事态发展至今日的地步，并不仅仅是一小群与外务省对抗的将领在作祟。我一再强调，所谓军方的鲁莽，所谓对疆土与经济的贪欲，所谓机会主义心态，均非日本人的根本动机。

我坚信，日本的行为，乃是全体人民及整个国家的行为。他们在极短时间进化为世界一流强国，自豪之余，更有清醒认识，深知若不侵略扩张，就会退化为二流甚或三流国家。它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若不以他国为代价谋发展，必将为他国所超越而落后。

苏联的壮大与发展已不容置疑，中国的统一富强之路虽缓慢，却终究不可避免。两者相加，使日本更觉刻不容缓，欲趁两者发展未竟之机，先成东亚的主人。

我于1935年时便坚信，若想对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势头加以遏制，唯一途径，便是于陆上、海上大败之。盖因日本的扩张不仅威胁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更威胁到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全，威胁到英国在新加坡的地位。

而中国那时已因二十载的连年内战自毁，致使实力荡然无存。显然，除非有外援，中国欲凭一己之力战胜日本，是断然无望的。

对日本的野心，各国政府与人民应早已洞察先机，何需几群远东记者在那里提醒。东京的官员们自己已经一而再地告诫过了，而华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足以说明日本人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荣二曾警告，要各国“不许插手中国”。对他的话，各国只当作笑谈。但天羽绝非轻率失言，而是宣读政策。未出几个星期，早有将领们出来挺他，宣称因“性质相近”，将不复应允美欧出资在华修建铁路。这些行伍人士称，除日资外，任何方面再出资在华扩建铁路，即被视为“对日本及新兴的满洲帝国”采取敌意行动。这些言论，并未受到非难。

在那关键的几年，日方蚕食华北时，总是同一种借口。先是在某地发现中国民众有“不满迹象”，继而就会出现“自发的变革需求”。戴着日本人的眼镜看去，“满洲国”的边境安全，或日本大型商业利益便因此而危机重重。于是，施加压力，或增派军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一旦美国或欧洲提出抗议，日本通常就显出一副窘状。但东京会立即援引早被遗忘的先例——巴拿马、尼加拉瓜、印度、伊拉克、埃及、印度支那、摩洛哥或埃塞俄比亚。于是各国无话可说。再说，列强也无一准备停当，可以断然行动。

有人以为，自1932年中日上海休战，至1937年7月卢沟桥冲突，中日一直和平相处。但看看这期间的报纸，便可见他们早已忘了这几年的史实。

1933年年初，满洲以西的富饶省份热河，及平津以北地区，名义上均属于“满洲国”。热河省的面积为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省政府主席为汤玉麟将军。汤将军宣布归顺“满洲国”，签署了“满洲国”独立宣言，甚至被任命为“满洲国”枢密院副总裁。他拥有十四万军队，盘踞于多山之省，看上去稳如泰山。

但2月初已有传闻说，他暗中效忠南京，又与退守平津的满洲军阀张学良少帅秘密往来。于是，日本人于2月23日发动攻击，汤则可耻地不战而逃。至3月4日，战争闹剧收场，中国又一个富藏煤矿、其他矿藏及森林的省份，落入日本人之手。

热河得手后，日本在热河与北平的边界只作了短暂停留。他们抱怨热河残部及东北军在平津以北及西北驻扎，对“满洲国”边界构成威胁，于是挥师出击。至5月31日，日军已打过山峡，进入华北平原，逼进到距北平只有十二英里，距天津只有二十八英里。两大城市都能听到日军的炮声了。

在污秽不堪的小港塘沽，我目睹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塘沽位于天津下方的海河入海口，1933年5月31日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却不见车头。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为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铁甲车的炮口从海河的方向避开。

日本领事馆坐落于海河边，紧靠车站，外有围墙环绕，堆满了沙袋，又加上了一道铁丝网。海河里停泊着两艘日本驱逐舰，一艘在领事馆上游，另一艘在下游。舰上炮衣尽去，水兵各就各位，所有炮口，一律近距离瞄准了火车，做好了开战准备。

不久，窗帘紧闭的车厢里，鱼贯走出一群中国高官。由于日方不提供任何车辆，他们只得在塘沽的窄街上步行。塘沽的街道没有人行道，一路尘土飞扬。到了日本领事馆大门，他们被日本哨兵粗暴地挡住去路，在炙人的阳光下等了近十分钟。最后，他们总算被放入门内。迎接他们的日本官员个个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

双方在此签署了一份文件，即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这大概让中国人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出让给了日本人。完事后，中国人又冒着尘土，一路蹒跚走回专列。

日方一直未公开《塘沽协定》的全文，说是要照顾中国人的“面子”。中方也是一语不发。但双方共同宣布说，根据协定，平津地区与“满洲国”边境间的河北省地区将成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协定规定由维和团维持治安，但日方可定期检查，确保其武器只限步枪与左轮手枪。

随后的十八个月，一切风平浪静。未几，日本人再度抱怨开了，指责中国破坏了《塘沽协定》。据日本人说，国民党在平津一带的活动，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北平附近的中国政府军是“极端反日”的；而南京政府驻华北各省代表的“品性”，则使中日合作和友谊面临危险。日本人于抱怨的同时，就开始将部队以火车运往“满洲国”南部边界。小股日兵开始穿越非军事区，表面上是为追击“土匪”。

平津两地开始陷入慌乱。南行的火车、轮船人满为患，国民党官员纷纷逃离，蒋介石委任的大员人间蒸发。南京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军带着四万军队，仓促退往黄河以南。国民党从天津党部撤离后，天津日租界的日军前往搜查，缴获遗弃的文件书信无数。

这时，华北的日文报纸及日本宣传人员开始杜撰“人民意愿”运动，称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民众呼吁成立自治政府。除了日本人自己及其帮凶外，对这个所谓的运动，大家都是闻所未闻的。

这段紧张局势，终因神秘的《何梅协定》而告终。与上次一样，该协定的内容或概要从未公之于众。日本人说，之所以保持沉默，还是为了顾及中国人的“脸面”。

日方坚称，天津日租界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已与南京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签署了一份有关华北问题的协定。何应钦前往北平之目的，即在解决危机。南京方面则称，梅津将军确曾来过一函，提出了其所谓的“日本最低限度要求”。何将军只回过一函，确认已收到梅津将军的信件，并未签署任何文件。

不管谁是谁非，双方函件往返的结果是，平津地区有五个月成了政治与军事真空。南京固然任命了商震将军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但他并未前往北平，而是率四万亲兵驻扎在保定。那里位于北平西南，距离遥远，离黄河大桥却近在咫尺。

1935年11月刚至，日本又开始叫嚣华北五省自治要求，日军再次穿越热河的山峡，进入华北平原。运兵列车也从沈阳开出，向南进发。

等喧嚣归于平静后，却发现后果甚微。真正自治的只有河北东部约二十县，并非华北五省。但自治的区域却甚为关键，从长城起，至天津下方海河口一箭之遥处。离北平的距离，亦不过区区十二英里。

北平地区的通州扼守着平津公路，日本傀儡殷汝耕将此地定为他的“都城”。殷在日本长期滞留过，说得一口流利日语，并娶有日本老婆。他甫一就任，南京就悬赏要他的脑袋，他却不屑一顾，夜夜进入北平，光顾咖啡馆和戏院。而那时的北平，名义上仍在南京的管辖之下。

殷汝耕的“自治”区面积约两万九千平方英里，约占河北省的四分之一左右，人口六百余万。未几，日元及“满洲国”货币便可在殷的辖区自由流通。殷可自行抽税，因而迅速发达。

从外表看，山东、山西和绥远似乎一切依旧。事实上，南京已被迫从黄河以北抽回了十四万政府军。随后，宋哲元将军出其不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河北及察哈尔两省的政务合并，由他主持。该影子委员会所辖面积约二十一万四千平方英里，人口约四千万。日本人开始得手了。

殷汝耕“冀东自治区”的妙用，到了1936年年初便看得清楚了。一直以来，日本不断逼中国与“满洲国”订立经济协议，却劳而无功。南京拒不承认新的傀儡帝国，也拒不参加“日本-满洲国经济共同体”。但北平与沈阳间的电报线，却随着两地间的火车往来而恢复，通邮亦已实现。此外，中国还在“满洲国”边境设立了海关。但这些进展，却不能让东京满意。于是，日本便不择手段地施加起了经济压力。

在此背景下，殷汝耕宣布，“冀东自治区”将采用新的进口税率。新税率只及中国政府辖下口岸所征税率的四分之一。新税率实行后，后果迅速显现。日本的手段，也成了国际丑闻。

日本人和韩国人中，有不少是胆大妄为的走私犯。见新税制一出，顿觉转危为安了。殷汝耕控制了南至海河口、北至山海关一线，那里的港口先是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小型船只，其中大多来自日控的南满洲大连港。不久后，小船变成了大船，且船只越来越大。这回，它们不再来自大连，而是直接来自日本。

中国对此则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日本工厂的产品潮水般涌来，顿时将中国的工业冲垮。合法经营的美英进口行和其他进口行，亦发现生意难以为继。中国商家成百上千地倒闭，然后被日本人和韩国人三钱不值两钱买去。天津地区的大型华资丝织厂和棉织厂无法与日货竞争，因后者只付了平常关税的四分之一。于是只有破产关门，被日本人收购。

南京政府设于天津与山海关的海关，以往的年度税收为四千万元。自日货假道殷汝耕港口涌入后，头一年的税入便暴跌，仅剩八百万元。

进口货并未停留于“冀东自治区”，而是涌入了全中国。它们取道北平进山东，然后入河南。不久，汉口的店家就满是日货了，甚至南京的商店也被日货占满。

中国提出了抗议，美国、英国、法国也都齐声抗议。中国关警在火车上一旦查获夹带逃税货物的日本人，即予逮捕。但由于治外法权，被捕的日本人只能交由日本领事法庭审判。而日方一律当场开释。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狡辩道，虽然日本有严苛法律，禁止将违禁品带入日本帝国，对抓获的走私犯一律严惩不贷，但日本并无法律禁止将日货走私进中国。

由此，殷汝耕辖区的海滩曾一度被走私货堆满。一箱箱、一包包的货物垒成无数金字塔，上面以帆布覆盖。

不久，日本人开始对拒绝装运货物的中国铁路员工施暴。混战常有发生，先是挥舞短棍、扔石头，最后动用了火器，双方均有伤亡。日本便以报复相威胁。此后，经“自治区”南下的所有列车，都挂上了十节货车厢，供走私者专用。

这种大手笔的不义之举，若只归为中国傀儡在日本卵翼下的杰作，恐怕抬举了他。在这下流勾当中，真正挑大梁的是日本海军。他们先命令中国的缉私舰拆去甲板上的所有机关枪，继而命令他们不得进入冀东沿海三英里范围。最后，日本通知中国，中国的缉私舰不得进入冀东海岸十二英里范围，违者即以海盗论处，一旦被日本海军舰艇发现，便可当场开火。

在华北尝到甜头后，日本开始从台湾大举向上海以南的福建省主要港口厦门和福州走私。走私行动开始后，厦门港头一年的煤油合法进口量便从一百八十五万两千箱跌到三十一万箱。同期的合法进口糖也从一千八百万四千磅跌到二百五十三万三千磅。价钱从每担（合一百三十三磅）二十二元跌到每担十五元。当时，中国的糖进口税为每担十四元五角。

这一走私劣行闹到最猖獗时，日本终于决定采取一项国策，以毒品荼毒中国人民，使其堕落。日本强使热河成“满洲国”附庸后，便在该省大部分可耕地种植鸦片。“满洲国”的鸦片专卖局，亦大批种植。

华北和福建的走私犯运入了鸦片、吗啡和海洛因，日本海军则恬不知耻地将它们转运往上海、天津和汉口。全中国的日本租界均成了毒品交易中心。由于供应充裕，连苦力也买得起毒品。花上一毛中国钱，只相当于三分钱美金，就够吸一天了。

南京的中央政府别无他法，只有号召“曲线救国”，却难以激发国民激情。南京急需时间——以时间取得真实可靠的团结，以时间取得有效武装，以时间发展空军，以时间积累足够的弹药储存，积累足够的铁路用煤。

南京总是心存期冀，盼望日本终将与某个强国为敌，逼其成为中国的盟友，在不可避免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共同对日。中国的希望无一日停止，终于盼到了那一天。自此之后，万事的发展，均呈目不暇接之势了。

6．被公开叫卖的秘密协议

日本公然侵犯中国，始于1937年7月。但此前很久，即已通过种种阴谋手段，欲获取对中国的支配权。早在1935年，日本就企图将中国一分为三，并使之相互为敌：华北直接由日本傀儡统治；华南由两广军阀统治，日本则提供顾问及飞机；留给国民党的只有华中，但必须以国民党中的小撮腐败官僚集团取代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其亲信。

3月初，即有消息传来说，日本与南京政府行政院的少数人签下了秘密协议。未几，国民党要人胡汉民便辞去所有公职，赴欧旅行。于是坊间谣言四起，说汪精卫正与日本谈判，而胡汉民的离去，正是为了洁身自好，不愿与此种卖国行为有丝毫关联。现在看来，传言非虚，汪精卫不已成了南京日本傀儡政权的头目了吗？

5月初，一位居于公共租界的法国人开始到处兜售一份文件，并吹嘘文件具有一等一的全球重要性，说协议为南京政府里的汉奸与日本代表、“满洲国”日本傀儡政府共同签订，时间是当年的2月。

该法国人称，文件是行政院秘书处某人偷偷复制的，因为该人士强烈反对媚日或与日本合作。

当时，该法国人只称自己为“阿尔方希”（Alfonsi）。其实他的底细大家都清楚。他曾是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总监，与多数法租界官员一样，也发了大财，后因被怀疑贪污巨款而辞职，回了法国。他回法国不久即倾家荡产，于是折返上海。尽管身无一官半职，也不见有任何投资收入，却依旧钟鸣鼎食。此人可谓声名狼藉到了极点。

他向当时的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高价兜售该文件。而克氏却说自己从不购买情报，一口回绝了。于是阿尔方希又向博蒙特（Beaumont）上校招标。博蒙特当时为驻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指挥官，后升为准将。他也拒不购买。阿尔方希见屡试不果，终于找上了我。我见他漫天要价，连纽约都没有知会。他见我拒买，干脆将文件拿来让我过目，包括中文原件及英、法两种语言的译文。

该份文件据说是在东京签订的，共含以下九点建议：

一、日本答应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并助中国铲除共产主义及一切反动运动。

二、维护中日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

三、日方认为，该国有责任在中国实施各种政治项目、军事项目、经济项目及其他项目。

四、日方极度渴望与中方互换大使及顾问人员，中国与“满洲国”之关系必须基于平等的基础。同时，中方对日本保护大东亚安全之行为的严肃性，必须予以承认。中国不得依赖于欧洲、美国及国联。

五、日本渴望与中国就东亚的政治问题直接谈判，不希望受《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的限制。

六、关于大东亚的军事问题，日本亦不希望中国依赖于国联、欧洲、美国及其他可能干涉日本或向中国进言之国家。

七、为求达成“中、日、满三国”经济协同，“三国”必须形成经济共存共荣。

八、中国若真心接受日本以上请求，须立刻将华北划为中国与“满洲国”间的永久防区。

九、以上协议，需于3月X日前答复，并于签署之后两个月生效。

文件所含观点，日本文武高官在过去数月已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频繁提及。该份所谓协议的要旨，正好概括了日本在东亚的主要目标。

我将文件送宋子文过目，以征求他的意见。他饶有兴致读完我的摘要，却认为文件有假。他承认，毋庸置疑，文件反映了日本企图离间中国与美、英及日内瓦的关系，野心勃勃。但却断言，行政院里无论是谁，纵使盼着有朝一日能仗着日本人的武力取得高位，也不敢胆大包天，签下此种秘密协议。

但以后的种种事端，及刻下汪精卫在南京稳坐中国首席卖国贼位置之事实，均证明宋氏在此事上的判断，难免有错。

在谈及华北局势时，鉴于日本在河北省已根基牢固，宋子文激烈表示：“已经到了该打的时候了。要是现在还不抵抗，一旦错失良机，就难挽回了。就算战败，也算是作为了。宁可打输，总比不打就拱手相让强吧。”

他又说，几小时前刚听说，因日本不断威胁，兼之在热河及河北施加军事压力，南京又作了屈服，已命令宋哲元将军辞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位，并将部队向南撤出该省。

“看来，下一步就该轮到绥远了。”他沮丧地说。

接着，宋子文与我讨论了中日关系局势，对东亚问题的顽疾，见解极深。可叹的是，直至1941年春夏之交，当我在华盛顿工作居住时，仍无人具备他这种洞察力。

他说：“要知道，有些人总认为对日本人了如指掌，能和他们和谐相处，其实是犯了大错。事实上，日本人只崇尚一样东西——武力。我两年前在国外时，给政府发了许多电报，呼吁不可在平津地区或华北步步退让，必须抵抗。我还打电报说，即使让日本人拿下天津和北平，也必须让他们靠武力打下来，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抗，不能让他们靠签下字就拿到这两个城市。这么做，定然牺牲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但即便只是巷战，也好过不战而降。和日本人谈判，无论谈什么，都是错误的。”

时至今日的1943年夏，宋氏已不仅是中国的外交部长，还是太平洋战争委员会成员，居于华盛顿。1937年以来，世事万变，而他的态度不变，他对太平洋地区我们共同敌人的了解，仍一如既往的敏锐。

在1935年那次会谈时，宋氏还说：“在我们奋起抵抗之前，日本人是不会停止侵犯的。我们必须牺牲许许多多人。你等着瞧吧。”

远东各国里，宋先生是仅有的几个政治伟人之一。他从未被日本人的阴险借口愚弄，故而不会相信所谓日本外交部或文官群体与日本军方之间存有鸿沟之说。那天我问他，有报道称，东京的外务省与军部之间存有公开分歧，对此他是否相信。

他说：“根本不是什么分歧。控制权一直都在军队手里，只是有那么一阵子，好像是外交部在管事，但军队一旦采取行动，真相就一清二楚了，外交官们只能照着军队的意思办。”

这确实是一针见血之语。待到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而我们需起草和平条款前，一定要铭记他所说的一切。

7．1936年夏天的中国时局

进入1936年夏后，就实质而言，中国已是分崩离析了。若不利用仇日心理，将国民拧成一股绳，中国势必逐步被日本人蹂躏。唯一的指望，是美国或西方列强联手干预。对他们而言，此举既是自保，又可防止日本变得过于强大，并非是在做国际善事。

我向时报汇报说，鉴于事态日趋严峻，上海分社所辖记者队伍看来急需扩充。我提前警告说，未来一年里，采写东亚新闻所需经费极可能增加一倍，甚至两倍。

那时，每年仅拍发中国消息的电报费，已耗资逾十万美元。其余用项也日渐增多，用以支付员工薪水，其中含我本人，我在上海的助理，派驻南京、北平和满洲的全职记者及派驻汉口、广州、香港、大连的兼职记者。此外，每年上海分社与各支社记者间的无线及有线电报费也数额庞大，更不用说上海分社及下属各支站的租金、翻译费用、通讯社订户费及我本人的旅行费用。

时报总编詹姆士得悉远东时局日见危重，采访费用将居高不下，遂于1936年6月22日给我来信，要我给时报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去一封密函，详述对中国时局之看法及对未来之预测，并将信抄送他。

我遵嘱于22日写成一份报告寄去，并建议苏兹贝格先生在阅读时，最好有一张中国地图在手。报告阐明了中日局势的严重性，勾画出世界上几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并说明这些地区的人口总计达五亿两千万人，占全球二十亿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以下是报告的摘录：

先从满洲及热河说起。这一地区的四个省份已从中国永久性划走了。除非日本人遭强力清除，他们是决不会自行离开的。而目前看来，连俄国人都无意出手驱赶日本人，这里定然是收复无望了。这块土地的丢失，使中国损失了三千两百万人口。至于被占土地面积，根据日本的最新测量，达五十四万平方英里之多。

河北及察哈尔两省正在被日本人割去。两省的面积分别为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及九万九千平方英里，人口分别为三千五百万及五百万。目前的处境是，中国不动用武力即无以保住两省，若动用武力，又绝无胜算。

去年6月，蒋介石屈服于日本人的威胁，从河北、察哈尔两省撤走了十四万中央军。去年12月，又撤走了四万。两省面积辽阔，今日却只驻扎五万中国军队，而且是装备简陋的劣等队伍。而日本在河北已驻有八千正规军，其军官队伍人数，足以应付五倍于此的部队。

根据《何梅协定》，中国政府未获日军批准，不得派兵进入河北及察哈尔。冀察两省原就蕴藏丰富煤矿及铁矿石，日本更开始在此推广种植棉花。其中，河北省拥有平津两市（各有百万以上居民），省内港湾众多，铁路密集，是通往华北及内蒙的天然门户。

日本在冀察两省取得实际控制后，便对其进行分割。其中，“冀东自治政府”控制了河北的东北部，占全省四分之一面积，上自山海关，下至天津边的海河入海口，均属其辖区范围。该政权税政独立，正组建“中央银行”，计划自行发钞，并自拥军队，人数为一万五千，武器大多来自日本，大部分军官为日本人。

“冀东自治政府”的首府在通州，距北京仅十二英里，距天津二十八英里。这里已成了日本走私犯的热土。

察哈尔的东北五县也被日本割走。管辖此地的是个蒙古人，汉姓李，自封为“将军”。他的“首府”在张家口以北，距该市仅三十英里。他的军队以日本武器装备，有众多日本文武官员做他的“顾问”。他为了截断与南方的贸易通道，对输往南方的货物一律征收百分之百的“出口税”，而对于输往东边热河及“满洲国”的货物，则分文不取。

“内蒙古”一词现在已毫无意义。南京政府征服北方后，将内蒙古分为热河、察哈尔及绥远三省，并将部分土地分别划归山西及新设的宁夏。此举使他们失去了蒙古族的人心。蒙古族人仇视各省的汉人省政府主席，痛恨土地被割裂为不同行政区域，而最为他们所痛恨的，莫过于汉人的省政府主席将蒙古的草原售予汉族农民。

日本与蒙古族人打交道时，尽显其毒蛇般的险诈。它将满洲地区的黑龙江省西部及热河的蒙族各地区交由蒙族旗人自治。这一来，察哈尔、绥远及邻近各省的蒙古族人便觉得，满洲及热河的蒙古族人不仅比汉人治下的同族优越，也比苏联治下的外蒙古优越。

对日本而言，蒙族的同情态度，实在是极其珍贵的。因为日军对绥远全境及绥远以西直至新疆的疆域，早已作了“构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肯定，年底之前，日本将获北京至包头的平绥铁路全线之绝对控制权。日本西进的目的，在于将一个楔子打入中苏领土之间，而这完全是战略性的考量。

接下来讲讲北方。外蒙古领土为六十二万二千平方英里，为苏联控制已有十年了。通常情形下，它是一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获莫斯科正式承认，近期与苏俄组成了军事联盟，规定任何一方若获“第三方”侵略，即有义务相互支援。苏联在致南京的公文中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中蒙边界已关闭多年，外蒙的对外贸易，已被转往西伯利亚。

新疆土地面积六十三万平方英里，但人口稀少，只有四百万居民。新疆与内地的贸易亦已停顿，其商业往来对象是西伯利亚，走的是新疆－西伯利亚铁路。苏联军事顾问在该省首府里占主导地位，卢布在全省通行。苏联人在此开矿，并修建公路，穿越边疆群山，进入苏联领土。该省的省政府主席一般仍由汉人担任，名义上由南京委任，但此人（应指盛世才）却不准南京的邮政飞机飞越其边界，并独自与莫斯科签订了多项商贸条约。

日本的担心是，苏联有意从新疆沿老丝绸之路，穿越酒泉及甘肃省的狭长地带，推进至中国腹地。

为抵消苏联势力范围的扩散，日本先已炮制了极端守旧的“满洲国”帝国，并存心将华北引往同样的极端守旧状态。华北之掌权者，无论是谁，只要是日本扶持上台的，日本都将与之签订与《日满协议》相类似的条约。依此，日本将视其维持治安及“防范外部侵犯”所需，驻扎任意数量的军队。

绥远和山西终归要纳入日本设计的华北范围，因为该两省若想走铁路或公路进入中国其余地方，非经过河北或察哈尔不可。山西土地面积为八万一千平方英里，人口为一千三百万。

山东则另有人口三千五百万，土地只有五万五千平方英里，密度极高。该省现在已居住了两万日本平民。日本对连接青岛与首府济南的胶济铁路拥有抵押债权，债务明年到期，中方欠债总额为四千万日元，利息还款已经过期。

中方所借日债，大部分投资于山东的煤矿。此外，中国政府另欠日本政府一千五百万日元，原是用以赎回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放弃的财产。日方的这些财产则是从德国手里获得的，是对世界大战（指一战）所受损失的赔偿。中方的这笔欠款，至今尚未偿还利息。

山东说一不二的太上皇，是韩复榘将军。他拥兵自重，从不许中央政府的运兵列车过境。去年，当中央政府从河北撤军时，部队被迫向西绕道河南省，走的是平汉铁路。韩复榘是极端仇日的，但对蒋介石同样仇恨。目前来看，他是站在西南派一边的。

中国的心脏部分情势复杂，不如稍后再谈，先将大西部的局势理清。其中，西藏的土地面积为四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居民却不到三千万。自达赖喇嘛数年前过世后，接手的是一个亲英国的政权，中央在该处是无法行使权力的。十年来，南京一直支持班禅喇嘛，每年向他拨款四十至六十万元。但班禅却被达赖驱逐，在青海过着流亡生涯，流连于西藏边境，却心存忌惮，不敢跨入一步。

拉萨的现政权不久将找到达赖的转世灵童，然后便是长久的摄政统治。多年来，西藏与汉族政权的军队在西藏、西康边境战战停停，藏人的控制区域在逐步增大。

至于南京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盘，只含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及贵州等省的全境、福建与江西靠北部的五分之四，湖南除南部边缘之外的全部，正常情况下云南全部，甘肃的五分之四，陕西的三分之二。至于甘肃的五分之一及陕西靠北的三分之一地盘，则掌握在共产党军队手里。

流亡的满洲少帅张学良仍有十二万部众，陕西南面的三分之二地盘便划归他管。他固然支持南京，但手下人已难以管束。他们只想着参加抗日，至于是何党何派，则一概不论。他们的出身绝大多数是满洲农民，背井离乡已近五年了。

福建南部已有多处被所谓“自治”部队占据。他们以日本步枪装备，听从日本和（中国）台湾顾问指导。江西最南端为全球最大钨矿产地，被粤军占据。目前，两广部队已在湖南南部边界扎根，内战随时会从这里发端。

现在来谈谈当前南京与西南方面爆发内战的威胁。挑战者为广东、广西两省，合共土地面积为十七万七千平方英里，人口近四千万。

多年来，两广一直独立于南京，对中央政府意志，屡屡违抗。中央为和平所付出的代价，是每年对两省进行补助，数额相当于两省征收的各种税捐总和。时至今日，两省的独立状态似已再难维持。南京对广西更有许多旧仇要清算。更有甚者，双方无论在内政外交各方面，意见都全然相左，难以调和。

鉴于蒋介石长期钳制新闻业，扼杀言论与集会自由，所有不满政客现已全都菌集西南一角，以便能自由发表反政府观点。于是，他们便轻而易举成了南方军人集团的幌子。

这群心怀怨恨的人，以白崇禧及李宗仁两位将军为首。国民党人1928年攻克华北时，他们曾功不可没。至1929年，他们已掌控汉口一带，却因与蒋介石闹翻，进而引发内战，被蒋介石赶回广西。两人一直认为，蒋将军背弃了革命原则，违反了总理孙逸仙对农民及广大民众的承诺，将国民党当作了一己之私器，服务于个人野心。

来年11月，南京将召开由指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蒋将军野心勃勃，希望在会上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对此，广西领导人及广东独裁者陈济棠都极力反对。

南京方面绞尽脑汁，想把西南方面刻画成已被日本人买通，并希望国民相信，其之所以要在此时此刻发动内战，无疑是施日本以援手，助其吞并中国。广西固然聘用了许多日籍顾问，并从日本购买了军火、飞机，有些还获得了日方的优惠信贷，然而，两广人民及领导人的抗日精神，却是毋庸置疑的。

南方人的抗日主义是发自真心的，因而他们相信，若蒋介石继续在位，不断为维持其国内地位而囤积军力及现金，对付异己，则中国终将被日本“蚕食”。

事实却是，蒋介石将军已连续几月在黄河南岸匆忙准备，看来与日本免不了一战。东西向的陇海铁路、南北向的津浦铁路及平汉铁路的黄河至长江段，均已加强防卫。这片区域内，各战略要津都构筑了大型的钢筋水泥工事，有些准备用来供平民隐蔽，有些用来储存粮食、弹药、燃油和汽油。蒋氏还一直从海外购买鱼雷，并秘密将大量军舰改装成布雷舰。

有件事或可向你透露，但必须作最严格的保密。两个月前，蒋夫人对我说：“我们当然要和日本对抗，但我们不会轻易出手，而一旦出手，就一定要重创对手。”蒋夫人的身份，并不仅仅是总司令的夫人。她在内政方面极其活跃，并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她对总司令遇到的所有问题，都献计献策。她现在又身兼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所有飞机采购事宜，全都由她拍板。

但蒋介石本人是不得民心的。即便是他在军界、政界里的拥趸，对他个人也谈不上热衷。他还算能干，却惯使手腕，致使他容易树敌而难获忠臣。一个月前，他离巅峰只有一步之遥，今天却又前功尽弃。现在到处在谈袁世凯的前车之鉴，说他如何在皇位到手后，又顷刻间土崩瓦解。

蒋介石一度曾是日本在中国寻找代理的不二人选，现在则已时过境迁了。这当中可能有相互失信的情况发生。对中国当前面临西南叛乱的局势，日本人已公开表示欣慰，说这正验证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国将来若出现动乱并波及全国，日本是决不会错过时机的。它已铁了心，要成为中国的主宰力量，因而万万容不得有人集大权于一身，除非此人是“它的人”。所谓当前的日本政府正受到“自由派人士”影响的说法，都是一派胡言。广田根本就是陆军的人，而重光则是被陆军逼迫退位的。同样，正是根据陆军意旨，川越才能从一个小小的驻天津总领事，迅速蹿升至日本驻华大使的高位。

因此，若蒋介石与西南开战并胜出，日本必将图谋将其毁灭，以免其过于坐大，难受日本左右。若蒋氏败绩，则中国必倒退十年。中国目前还无人能取代他，因而将再次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使排外主义卷土重来。纵观目前的各党各派，不管由谁出面组建政府，都无望超过三个月。正如胡适所说的，国民党“虽死而未掩埋，而任何未掩埋的死物，都将对活人造成危害”。

因此，1936年6月中旬时，历史舞台已布置完毕，漫长的中日战争即将启幕。时至今日，这场战争已绵延到了第七个年头。

当时，所有的邪恶势力已经汇集一处，终于驱使日本发动了对华战争，并驱使它南进，期冀最终控制整个亚洲。

从1936年夏开始，日本的意图逐月明显，而美国却对种种预兆视而不见，对终将来临的进犯毫无准备。正因如此，“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头四个月，美国几乎濒临失败边缘。直到这时，美国公众才终于明白过来。

8．独家新闻：西安事变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到无聊。约十个月前，东京中心区曾发生兵变，多名内阁成员被杀，引起一片惊恐。随后的仲夏时节，中国也曾一度濒临内战，却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台而幸免，事件带上了半喜剧色彩。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见日本一以贯之，在华北从事种种穷凶极恶的活动，而蒋介石将军则多次巡游中国各地，以便加深中国的统一。

目前，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市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沓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8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他说，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全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但运气却与我无缘，此时已是上海时间晚上9点，正好是纽约的上午9点。《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可惜，可惜。但是，时报还有一招，可通过霓虹灯字幕，发布这则轰动性的快报。那时离灯火管制尚远，时代广场的旧建筑外日以继夜地亮着灯牌，不断跳动着各种文字。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向纽约发了总共五百多字的一则则快讯后，我终于稍作停歇，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才想起，驻上海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闻。若还是浑然不知的话，我倒是有责任将蒋介石的危险处境通知总领事、海军及陆军情报部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指挥官。于是，我整理了电报稿的复写纸，开始挨个去电话。

我感到，这是则头等重要的新闻。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首脑居然遭到了劫持，且危在旦夕。而这次的起事，又是于中共极其有利的。不知苏联是否会出台强硬的相关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又会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若蒋介石因此殒命，中国必将大乱，日本则可趁乱进犯，借此意想不到的机会，获取最大利益。

能将消息抢先告诉美国政府五个不同部门的代表，也算是我的荣幸了。各部门在获得我的消息后，既有怀疑，也有惊慌，更有感谢，对我通报头等要闻的合作举措，咸表赞赏。

但其中的一个电话，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国政府常将一些不称职的情报官员派驻海外，这段经历便是明证。

我是个报社记者，于我而言，那晚的时间是极度宝贵的，但给那位情报官员打电话，却浪费甚巨。我将复写纸上的内容念给他听后，他却让我稍停，去找来纸笔后，又让我再念一遍。原来，他大脑反应太慢，所有东西必须落到纸上，才能理解。于是我放慢速度，重念了一遍，他则边听边记。然后，他把记下的内容向我复述了一遍，以确定记录无误。

“记得对不对？”他问。

“都对了。”我答道，有些不耐，因为急着要写新的电讯稿。他停了许久，又问道：“你觉得这重要吗？”

所幸，美国驻远东的各情报机构中，愚笨如斯者，毕竟不算多。美国政府负责收集情报的官员或军官分别来自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及商务部等，他们大多聪颖、警觉、善辨析。然而，我驻远东前后十五年，遇见的笨伯，也不乏其人。干才们辛勤工作的成果，常被笨伯们的蠢行抵消。

试想，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的首脑被人以暴力和屠杀手段劫持，随时可能被弑，却有人发问，此事是否重要！可以想象，发问者经年历月所写的各种报告，势必是一文不值的废料。

让这种人任职美国情报部门，是谁的手笔？他们的报告必然对各种事件的重要性百无一见，又是谁容其恋栈不去？

接下来的两周好戏连连，结果则皆大欢喜，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宋子文与端纳冒着极大生命危险，飞抵西安。蒋夫人也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飞往西安，参加一场场谈判。最终，不仅总司令获无条件释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谋张学良亲自陪同，凯旋般飞回南京。

中国立时陷入一片狂喜。自“一战”停战以来，未尝见过这种大众欢庆的场面。这场折磨，使总司令的个人声望大增，并巩固了中国的统一。至少，在日本大兵压境的局势下，统一的局面有望持续下去。

在西安达成的协议，究其本质，是在日本进犯中国期间，达成休战，而非从根本上解决南京与中共的所有歧见。协议共有四大要点，第一，共产党同意停止在其根据地之外进行宣传组织活动；第二，他们承认总司令为中国武装部队元首，并听从其命令；第三，南京同意每月向共产党拨款，以银元计；第四，作为陆军元首，蒋介石同意每月向共军运送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及食物。

由于双方均未能全面遵守停战协议各条款，中国政府与中共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共产党人并未停止宣传工作，红军也多次抗命，并不止一次发生事实上的兵变，导致严重的武装冲突及流血。共产党人指控说，自政府从南京迁往汉口，继而又迁往重庆后，其承诺的每月拨款总是数量不足，他们还指控从未如数收到弹药。

将来，待日本侵略者被最终打败并赶出中国后，无需太久，执政的国民党与中共总要解决双方在实践与思想方面的分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亟须调动各种政治才干，并投入无私的爱国精神。这方面，中国领袖人物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自然是极度沮丧的。它起先还试图抬出旧日用过的妖魔，说东亚正面临赤化威胁。东京声称，它相信中国的共产党不日即可支配南京政府，因而，只能由日本来扮演英雄角色，采取适当行动，以化解这一可怕威胁。

其实，日本深知这一威胁并不存在。相反，中国历尽艰辛，刚赢得难能可贵的统一及国内和平，却因日本在亚洲大陆推行其帝国主义计划，而陷入千真万确的危险。

早在1937年2月，日本便已源源不断向满洲增兵。满洲的所有民用、军用库房都囤积了大量军需物资，以便用于对华战争。蒋总司令从西安胜利返回首都南京后，过了不到七个月，这场战争便爆发了。

1937年年初，蒋夫人对我说，她正根据其自身经历，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其中涉及她如何参与谈判，争取丈夫获释。该文的手稿将以招标方式出售，由出价最高者得，收入则拨入一项信托基金，其收益专用于总司令卫队被害成员遗孤之教育。西安事变爆发的清晨，总司令住在近西安的一座寺庙里，他的许多卫队成员在此惨遭杀戮。

于是，我电告《纽约时报》，说该手稿正在寻找买家。回电指示我代表北美报业联盟竞买。最后，我以一万两千美元的价格购得此稿，当时，这笔钱约合四万中国货币。

夫人所写的非凡手稿，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被囚期间，认真阅读《圣经》，并在那段艰险的时期，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信心。读到这些，我不禁想知道，对蒋介石这种人，基督教到底意义何在。

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点缀着古老寺庙，蒋家在西湖边有栋度假别墅。一次，我去做客，趁机绕着圈子探听西安事变的情形。蒋介石在我的引导下，终于滔滔不绝讲述起一段极不寻常的故事。他的话，由蒋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语：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凌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墙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八九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厉害，布拖鞋也不见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出来，痛得钻心。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棵藏身的树都没有。华清池里还在战斗，我的卫兵人数不敌叛军，边打边逃，叛军一路追赶，枪声渐渐朝山坡方向移了过来。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国民党宣传人员第一时间拍摄了事变发生现场的环境，蒋介石华清池行馆的墙壁上，留下了枪战的血迹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他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

在西安，总司令被关押在张学良的总部。他不吃饭，不喝水，尽管伤得不轻，饱受折磨，却将医生拒之门外。对劫持者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绝，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送来了一本《圣经》。他汤也不喝，被套床单不许人来换，澡也不洗。被抓的头几天，他不与劫持者说话，不进行任何谈判。醒来的时候，只一门心思阅读《圣经》。直到几天后蒋夫人乘飞机抵达，这一切才告改变。

9．与莫斯科的双重关系

我一直陷于荒谬与矛盾里。一方面，我与日本的许多外交官、内阁成员、陆海军将军关系良好；另一方面，日军内却有一伙人，对我屡屡施加迫害。一方面，我与蒋夫人的弟弟宋子文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私交甚笃；另一方面，我仍是南京政府必欲先除之而后快的人。而最大的荒谬与矛盾，莫过于多年来我与苏联及其驻华外交代表的关系。

苏联长期拒发签证予我，不许我前往西伯利亚。阿穆儿河以北的广袤大地从不容我涉足半步，连海参崴都不得进入。但那些年里，我与该国历任驻华大使及驻北平、上海总领事却又相处甚欢，不断得到极重要的秘密情报。

对于中苏是否最终走向亲善，日本一直是疑惧不安的。1936年12月，当蒋介石将军被劫持，并与中共达成和解后，日本人的疑惧，几达癫狂错乱的地步。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总司令即告获释。而在日本看来，此事无疑是噩梦成真。日本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中国，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相信必须抢先动手，不能拖到中苏签署协定，联手对华北和满洲的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

迄今为止，所有未透露的事实均表明，中苏双方当时已倾向于签订这一条约。至1937年4月，双方还在为此谈判，前景颇为乐观。而此时距日本开始进犯只有三个月不到。

那时，苏联驻华大使波格莫洛夫（Bogomoloff）在长久返回莫斯科后，刚回上海。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是斯皮尔万尼克（Spilwanek）先生。

日本先得到大致消息，知道南京与莫斯科的会谈进展顺利。因此，我是最先从日本人处得到提示的，对事件有了部分了解。

我找到斯皮尔万尼克，要求他证实或否认此事，但未向他透露消息来源。一开始，他矢口否认。我对他说，他是一言九鼎的人，只需亲口承认此事，便已足矣，无须给出具体证据。他听了，显得极不自在，说，必须先征询大使意见，才能就此事发表个人看法。几小时后，他向我发出邀请，定于次日与他本人及波格莫洛夫大使共进午餐。

午餐时，大使倒是欣然承认两国正在谈判的事实，让我颇为错愕。他说，莫斯科希望，其与南京间正在商谈中的新条约，能包含以下条款：

1．苏联可向中国提供长期信用，并据此向中国供应汽油及重工业机器。

2．苏联将把幅员辽阔的新疆省之主权，归还中国。

3．双方联合共建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至甘肃首府兰州的新铁路。中国政府则独自负责将通往西安的铁路扩展至兰州。

4．双方联合成立一家航空公司，在外蒙古、宁夏、甘肃及陕西的首府间建立空中通道。

5．苏联在汉口及广州重新设立领事馆。

6．双方签署新的商务条约，以便使中国－西伯利亚－蒙古边境的贸易更为自由。（苏联已于十几年前关闭了上述边境地区，所有贸易只能单向进入苏联区域）

7．从今往后，莫斯科不再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任何形式之帮助，中国则同意不与任何列强签订协议，助其剿灭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此举之用意，在于挫败日本的计划，使其不能强迫中国接受日本军事援助，来镇压中共军队）

8．苏联将重申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由于日本占领了满洲及热河，中国必须同意维持现状（即苏联统治的事实）。

9．若国际环境允许，中苏将联合提议，由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大国，共同签订全方位的互不侵犯条约。

这一谈判消息，具有最高重要性。即便波格莫洛夫大使要求此事不得见诸文字，我也必须知会《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杜兰德（Walter Duranty）。因此，我便将以上内容加急送往纽约，并叮嘱尽快转交杜伦提先生，而且不得让苏联或欧洲的检查员查获。

在我送往纽约的报告中，除了以上九点内容外，还有对波格莫洛夫先生所说内容的直接引述。那天的午餐一结束，我便立即记下他的谈话：

确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努力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协定，并大致围绕以上所说的内容展开。但鉴于中国局势已发生变化，我们已决定，有必要开展新的谈判。

我在莫斯科时，一直与各位领袖开会。去年西安事变前，我们刚采用了对华新政策的纲要。所以，我们马上就使南京相信，苏联并非劫持总司令的同谋。

我们的新政策很容易解释。中国是个和平国家，至少没有对任何国家有战争企图。中国人只求别国不来干涉它。现在，中国的民族精神正在逐步加强，国家也在慢慢统一。我们认为，目前只剩下广西是个最危险、最强有力的地方势力。

我们相信，通过支持、帮助中央政府，便可以助中国强大。通过帮助它发展交通事业，就能使国家经济逐步一体化，并导致政治一体化。这样，中国就不再会有内战。而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减少爆发亚洲战争的可能性。

这项协定目前还没有完成，还在谈判阶段。了解中国的人，都明白此中含义。中国人做事情很奇怪，有时，他们会连着几个月唱反调，然后突然就签字了。你都没法相信。

波格莫洛夫在谈到远东局势时，大胆发表看法道，日军最终要么“倾其所有，冒险一搏”，要么在领导层放弃其企图。他说，日本陆军至今“没冒过一点风险，因为夺取满洲和侵入华北只是儿戏”。

有趣的是，这边厢，莫斯科的驻华最高外交代表向我和盘托出该国的国际政策及最重要的谈判内容；那一头，莫斯科的各种报刊则战鼓齐鸣，连篇累牍谴责我的远东报道，称我为“捏造者”、“日本帝国主义的雇佣”及“共产国际的盲目的、肆无忌惮的敌人”。

其后，特别是1940年年初，苏联在西伯利亚最北部地区加紧准备，又让我得到了真实可信的细节。我在报道时，还辅以暗中获得的苏联正式地图，作为此事的佐证。消息发表后，苏联报章立刻狂潮再起，对我愤怒鞭笞。

随后，苏联便针对我，连续发表恶毒的漫画。一家报纸刊登的图画让人发噱，画中，我躺在沙发上，叼一支黑色大雪茄，手边放着电话，头上悬一盏中国纸灯笼。我的左脚光着，脚趾间夹着支铅笔，在墙上的一幅地图上乱画，捏造苏联在作军事准备，以对付日本。

另一家期刊也发表了整版漫画攻击我。该刊物是斯大林官方的共产主义讽刺文学期刊，有个绰号叫“鳄鱼”。画中，我脱去外套，抱着双臂，一脚浸在一只粪桶里。旁边站着“约翰牛”，戴着高礼帽，上面沾着大粪，满脸赞赏地看着。我前面站着一名秘密特工，在审读一幅挂在墙上的巨大地图。而一名日本人，正在我的指导下，重新画亚洲内部的边界线。该刊物过去只针对张伯伦和希特勒登过这类整版漫画。对此，我自然愤慨多过好玩。

无论是苏联的攻击也好，巴黎红色出版物对我的攻击也好，一经出版，不出两三个星期，便会寄到我手里。它们都经秘密渠道而来，在华的苏联特工从来无法查获。说句公道话，在那些纷乱岁月里，杜兰德和我相互间从不通信，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沟通。

除此之外，纽约和华盛顿的苏联特工亦加入对我的围剿，而美国许多赤色分子和客厅粉色人士，则吵吵嚷嚷，予以支持。《纽约时报》再次被大量信件和冗长提议所困，来信均指责我以文字造谣生事，要求将我解职。此事与1928年至1932年中国反对我的运动，可谓如出一辙。幸而时报对这些意见，仍旧采置之不理的态度，只是将它们转寄我参考。

连法国的官方新闻社哈瓦斯也加入了对我的攻击。它将苏联、法国及美国针对我的真实报道所作的攻击编成综述，发给在上海及远东各地的报纸。考虑到法国与日本新闻界乃是全球最腐败的，我对这些攻击是不屑一顾的。

10．蒋介石听从意见了

1937年春，远东地区突显风平浪静，让人觉得既奇怪，又不自然。日本不断增兵满洲的报道屡屡可见，但除此之外，月复一月，并无令人警觉的事情发生。被问及增兵一事时，日本当局总是殷勤解答，但给出的全是陈词滥调，说由于苏联在沿“满洲国”边境全线屯兵，部队才有调动的必要。而此说却是全然不确的。

6月一到，便感觉要出大事了。日本内阁突然于此时被整体推翻，由近卫文麿亲王任首相组阁。

近卫掌权后，海外的误读误解极严重，令人惊奇。各国对近卫的到来咸表欢迎，均错误认为，此事代表所谓的自由派在日本重新登上了权力舞台。这种看法，尤以美英两国为最。事实上，多年来，近卫一直是军国主义分子及扩张主义分子的储备人物。我认为，他升任首相一职，已清楚表明，日本将迅速发动对华全面侵略。

对这一判断，我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内阁被推翻几天后，我便再次出发考察。此行的行程安排，与1931年8月日本侵入满洲前的那次考察，几乎一致。

与上次一样，我还是乘船前往大连，先纵贯朝鲜，然后详细侦察了日控满洲铁路的所有线路，最北去到了哈尔滨。从哈尔滨，我又南下沈阳，继而沿沈阳至北平的铁路进入华北。

这次巡访，所遇的日本人大多缄口不言。但显而易见，陆军已整装待发，而且方向不是向北。因为即便在直接面对苏联人的阿穆儿河前线，也见不到多少部队。部队之调动，直指南方，直指长城。山海关市位于“满洲国”与中国腹地的边界。在该市以北不远，军用列车大量聚集。而1931年日军吞并满洲前，曾在鸭绿江以南的朝鲜境内大量聚集军用列车，此情此景，真是如出一辙。

我一到北平，便匆匆拜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T.詹森，将一路的见闻、忧惧及事实如实禀报。记得1931年我向大使提出警告时，他虽然不信，倒还客气倾听。而这一次，他干脆直指我是“一派胡言”。

詹森说：“1931年那次是你对了，我错了，我也真心实意道歉了。但这次，错的绝对是你，而且错得非常离谱。日本要华北有什么用？开发和殖民满洲就够他们忙半个世纪了。华北人口过多，贫穷不堪，再说，日本人早就扼制了这里的贸易和政治。再进来的话，就蠢过头了。”

这让我惊异不已，亦难以置信。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在远东浸淫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却还在自欺，认为日本会满足于既得利益，会暂停进攻五十年，容中国自由发展其巨量的潜能而不作武装干涉。这种认识，实在是匪夷所思。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近十年，美国驻日本大使是约瑟夫·C·戈卢格鲁（Joseph C. Grew）。他曾向国务院提交过多份机密报告，许多目前已在国务院白皮书中公开。报告显示，格鲁对日本的企图是不存任何幻觉的。而白皮书中却从未公开过我国驻华大使的报告，此事非常关键。詹森先生在调任驻澳大利亚公使前的数年间，必然接到过格鲁先生的报告概要。即便日本人在华的种种活动未能给詹森充分警告，单凭格鲁的报告，便足以引起他的警觉。

我期冀引起美国官方的注意未果，深感挫败，便折返上海，希望可以面见蒋介石总司令和夫人。两人此时正在牯岭度假，为期两周。牯岭为深山度假村，位于长江南岸，距小城九江不远。此前南京政府已正式宣布，总司令在牯岭期间，将谢绝一切访客，因为他正在准备讲义，从7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整个夏天都要为军官培训班分批讲课。

于是，我先给他的澳籍顾问端纳打电话，说我刚在朝鲜和满洲巡游了一圈，收集了重要情报，希望与蒋介石面谈。我请求说，希望谢绝访客的规定，能为我破例。

回话来得很快，同意我的请求。于是，6月28日上午，我从上海直飞九江，接着乘车来到山脚，再换乘轿子上山。下午5时，我已到达总司令夫妇的小屋，向他们汇报我的见闻。

这次，我未作任何提问，亦未索取材料供发表用。蒋介石也没有向我透露他的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对于中日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他所说的大意是，他需要争取时间，作更充分的准备，尤其要扩大中国的空军。他表示，他认识到，若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亦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

我们的一致看法是，1937年夏，日本人的计划，只是占领北方五省，计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及河南北部。一旦达到目的，日本人将用一两年时间消化新征服的地盘，在北方设立傀儡政府，然后进行准备，以便攻占长江流域。这些预计，稍后果然都一一证实。

为此，蒋介石放弃了原定的讲课计划，转而紧张准备应付日渐迫近的中日冲突。见日本人计划将对抗行动局限于华北一地，他便暗中制定了妙计，准备将其挫败。

上海战事爆发时，一般的报道口径，均宣称日本人进攻了上海。这种说法，与日人的意图及事实，均可谓相去不能再远了。当时，日本人绝不希望于长江流域动干戈，亦未能预见事件之发生。事发后，他们将平民人口从虹口撤出，放弃了该处宝贵的租借地。因为他们对在上海开战几乎一无准备。直至8月13日，即“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零六天，他们在上海只驻扎小股部队。开战后，至18日和19日，他们已差点被赶入黄浦江。而20日以前，除部分海军单位外，日本人并无像样的增援部队。

蒋介石的妙计，便是将战事引至长江流域，从而唤起全国性的抵抗活动，不让日本人按其构想，将战役只局限在华北各省。上海这场战事，并非偶发事件，而是经过了六个星期的精心准备。8月13日战事刚起时，中方在该区域已有充分准备，以至于日本人用了近三个月时间，方才打破该临港大都市的重重防线。

7月7日，日本人在北京外围的卢沟桥蓄意挑起了战争。这时，距我对詹森大使提出警告，只过了两个星期；距我与蒋介石的会面，更是只过了短短九天。

事发时，日本人的计划已近完美。冲突一起，不出六小时，他们已夺取了满洲至天津铁路的控制权，此后平均每二十四小时，便有四十多趟重型军车行经该条铁路。高效与长期准备的军事进攻，终于再次上演了。

我于7月10日赶至天津。这时，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尚未开始。华北的中国当局，还准备以谈判解决“卢沟桥事变”，日本人亦表示完全同意。会谈自然一无所获，而日军及军需物资则趁机源源不断涌入平津地区。既通过铁路从满洲运入，也通过海路从日本本土运入。

天津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火车站本是位于海河北岸的华控区，但日本军用列车一到，中国人并不干涉。有些列车就地卸货，有些则继续前行，朝北平靠近。日本人称，他们向中国派兵，是依照庚子协议的规定行事的。

◆日本骑兵队在天津的大街上横行

两国军队只在乡间发生小股侦察部队间的小摩擦，而平津间的公路照旧可以通行。抵津后的一周，我曾两次乘汽车行经该条公路。公路全长八十英里，当中要穿过中、日两军的防线。由于双方的壕沟都经过公路，所以要频频绕道行驶。尽管我的车上插着一面大大的美国旗，但两次出行，都不止一次遭到双方军队的射击。

第二次出行时，车到通州城外，行至一处高地，见到城内许多地方一片烈焰，不禁一惊。距车子不到一百码外，是一个大型的美国传教机构建筑，只见门楼正在熊熊燃烧。原来，不到一小时前，一架日本飞机刚扔下了一颗小型炸弹。

以通州为“首府”的日本傀儡殷汝耕，手下的维和团里发生了叛乱，杀掉了殷汝耕的几个日籍保镖和顾问。日本人则迅速反击，将通州大部炸成废墟，并杀死了六百多军人及不计其数的平民。几天后，中日间的谈判终于破裂，天津的华界各处均爆发激烈战斗。从地形上看，天津的英租界、法租界、意租界及日租界是被华界团团围住的。

天津开战首日，我登上理查饭店屋顶，花了一个多小时，观看日本飞机蓄意轮番轰炸南开大学，将其炸成一堆黑烟弥漫的废墟。这是日本人轰炸中国各大学的开端。日本人的借口是，中国士兵躲进了大学建筑，所以有必要轰炸之。而据美英军事观察人员验证，这全然是蓄意制造的谎言。为弄清究竟，我在轰炸停止后一小时不到，便亲身前往校园废墟搜索，却未能在校园内找到一具穿制服的尸体。

天津之战，将战火扩大至整个华北。所幸的是，由于北平是古都，遍布着众多宫殿、庙宇及各色古迹，终于不战而陷，得以逃避被毁的命运。

大规模的战事，使北方的局势一片混乱。7月底，我准备将冲突区的报道工作转交手下的驻北平记者接手，动身南下。却发现，所有交通工具已全部瘫痪，要不便是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从天津到上海，我居然走了整整十八天。而和平时期，这段行程只需五小时飞机，或三十小时火车，或四十八小时轮船即可完成。十八天的时间，已足够让我从上海前往芝加哥了。

当时，除日军运输工具外，其他轮船均远远避开天津。我决定绕一个八百英里的大圈回上海，于是便先行北上，登上了头一列开往沈阳的难民列车，备受拥挤。我的计划，是在沈阳搭火车去大连，然后乘船回上海。

北行一路拖沓，令人无法忍受，也让我们头一次尝到了“东亚新秩序”滋味。我买的是头等舱票，应该是包厢，却被硬生生塞进了有宪兵作后台的日本单帮客。餐车只为日本人和中国傀儡服务，拒绝卖食物给我，连茶水也不供应。火车上的白人别说买不到啤酒、苏打水，连什么样的水都找不到。

这么开了五十个小时后，火车在南满铁路的一条侧线停了下来。这一停，便是三十个小时。这期间大雨如注，连绵不停。随后，未经任何解释，我们又被拉回华北方向。这时才得知，是台风引发了大水，冲毁了前方一座桥梁和六公里的轨道，我们将被带回天津。

反行了三十小时后，火车停在了肮脏的小镇塘沽。这里位于海河入海口，在天津以南。凌晨一点，火车被日军征用了。

当夜，我只好入住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里面一股恶臭，到处是蚊子和臭虫。最后，我搭上了一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汽艇，逆流开往天津。尽管船上高悬美国国旗，一路行来，还是连番遭到两岸枪击。

也只有中国的沿海地区才这样，已是8月了，天气却依旧炙热。缓慢的河流上，漂着数以千计中国兵的尸体，全都一丝不挂，肿胀不堪。原来，获胜的日本人为免去掩埋的麻烦，干脆将中国军人的死尸全部剥个精光，扔进河里了事。

到天津后，又拖了一天半，才订到去大连的船票。这次搭乘的是一艘日本轮船。

轮船是沿海小轮，直如一个浴盆，其拥挤程度，与那趟火车无异。航程横跨直隶湾（即渤海湾），历时二十四小时。好在我与船长相识有年，受到的对待，异乎寻常的好。我的轮船开进大连港时，却见那艘南下上海的日籍轮船已启航离开码头了。两艘轮船相错时，双方狂打旗语沟通。一番忙乱后，两艘船终于都停了下来。我顺着绳梯下到一艘码头汽艇上，然后转换到南下的轮船上。

次日上午船抵青岛。那里正一片喧嚣，几近惊恐失措。原来，有几个怒火万丈的爱国人士刚刚在大街上击毙了两名日本水兵。此事造成局势高度紧张，大量中外人士正蜂拥出城。

我们的船停泊于青岛湾，至次日中午才起航南行，向上海进发。午餐后，我回到炙热难耐的船舱里，开了电扇，脱光衣服，四仰八叉地躺下午休。两小时后醒来时，却发现太阳出现在船的另一边。找到事务长一问，才得知刚接到无线电报命令，要求返航青岛，因为前面有超强台风，正沿着海岸向北袭来。

船回青岛，一停便是四十八小时，等着台风减弱。其间，战争冲突造成的混乱一波波扩大。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流逝，我也愈发焦躁不耐。要知道，上海及周边的局势正急剧化，这种时候，只有那里才是最值得驻外记者前往之处。

待到第二天中午，船再度启航。午餐后，我又上床午休。而醒来时，再次发现太阳到了船的另一边。

但这次掉头回青岛，已不是因为海上风暴。船长向我坦承，他接到命令，要求将船开回青岛，撵走所有乘客，必要时动用武力，然后装上住在青岛的日籍妇孺，将他们运回日本的安全地带。由于上海局势极度紧张，日本人担心，中国的所有港口均可能随时爆发冲突。

回青岛后，发现所有旅馆、客栈已全部客满。整个城市挤满了惊恐万状的美欧难民。他们从内地各处涌来沿海，希望趁着战端未起，先逃往安全地带。

那天傍晚及次日整天，我被迫滞留青岛。作为报社记者，我此次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挫败和绝望。那天正是8月13日，上海之战爆发了。午夜时，所有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局都被大量报道堵塞了，无不在详细描绘战况之惨烈。而我却被困在四百英里以外。

次日，传来了更为恶劣的消息，公共租界有史以来首次遭到轰炸。一架中国飞机本想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却被高射炮击中，将一颗炸弹掉落在汇中饭店，另两颗掉落在跑马厅附近。那里是交通最拥挤的十字路口，造成近六千人伤亡。

我赴上海的行程，至今已超过十三天了。举世最大的新闻正在上海上演，而我却被放逐在四百英里之外。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日本人批准我当晚在船上过夜。次日，美国领事馆的一名低级官员做了好事，让我住到他家。

接下来，我便拼命搜寻回上海的交通工具。最后还是一名日本海军上将帮了忙。此人负责掌管岸上兵站。他对我说，如果我能于次日搭上一艘开往大连的英国货轮，他就可以安排我从大连飞往日本长崎。三天后，有一艘挪威船将从那里驶往上海，可供我搭乘。

我带上行李，登上了那艘英国货轮。起航前不久，船长却告诉我，他必须带上一千两百名买了三等舱船票的中国难民，住统舱同行。而且，目的地也由大连改为香港。这使我的境况更为不堪。要知道，香港在青岛以南一千两百英里，距上海也有八百英里之遥。我只好放弃。

到了那种时候，船也好，售票处也好，已经是百无一用了。不是一问三不知，便是胡言乱语。我用了无数小时，在码头上来回穿梭，一艘艘轮船问将过去，想找到一条去上海的。我甚至雇了一条汽艇，遍访系靠在浮筒上的所有船只，结果却是劳而无获。至第二天中午，总算找到一艘英国沿海轮船要去上海，并已定于下午两点起航。待我上船时，船上早已接收了一千八百名惊恐不安的中国难民。他们顶着如火的骄阳，拥挤在露天甲板上。其挤迫之甚，已到了无法动弹的地步，连厕所也去不成了。而该艘小轮船上的厕所，是完全不敷使用的。船上的酷热和恶臭已难以隐忍，染上霍乱或其他恶疾的可能则更大。但我还是从日渐缩水的荷包里掏出钱来，买了去上海的船票。

买完船票，我再次登上汽艇，回码头取行李。上岸后，最先碰到的，是四名年轻的美国人，一律身穿我国海军雪白笔挺的制服。

其中一人问：“贵姓是阿班吗？你是不是想回上海？如果是的话，请赶快，‘伊莎贝尔号’快起航了，我们一带你上船就开船。”

不知何故，我国的海军当局获知了我的困境，便下令找到我，将我带上“伊莎贝尔号”。该轮是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哈里·E·雅内尔（Harry E. Yarnell）的个人游艇，船上还有空间，可以带五名美国公民去上海。我是五名幸运者之一，被认定在上海有紧要的事务，需赶去处理。

“伊莎贝尔”原是一艘私家游艇，后来被政府收购。它排水量只有八百吨，设计时只求高速，因此船体造得狭窄，犹如一把利刃。

通常，“伊莎贝尔”只需二十四小时不到即可行抵上海，但此行却远远不止。因为浪涌巨大，又逢几天前那场台风的尾巴正扫过，使风速达到了每小时五十英里。尽管浪高风急，天空却万里无云。8月的骄阳直射下来，热气让人窒息。而为防海浪涌入，船上所有舱门又一概紧闭，至使甲板下的热度之高，已到了再难忍受的地步。

“伊莎贝尔”以娇小的身躯搏击风浪，一开始以十六节的速度行驶，不久只好减为十二节，继而又递减为八节、六节。我在太平洋和中国海行走也有十一个年头了，什么风浪都见过，从未晕过船。而这次的颠簸和炙烤却非同一般，不到一小时，便将我整得趴下了。

船至长江口时，时光已过去四十八个小时了。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难受至极，已顾不上关心上海的事态。我在露天的甲板上铺了条毯子躺着，双手紧抓烟囱旁的一根细栏杆，免得颠进海里。第二天发现，有半数的官兵也被风浪击倒，和我一样严重晕船，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安慰。我们这些人都一动不动躺着，一会儿被水珠和浪打个湿透，一会儿又被炙热阳光煎烤。不幸的是，我只穿了白色短裤和运动衫，终于被严重晒伤，膝盖、双腿、双臂、脖颈及面部全部起泡蜕皮。

到了长江口后，又有了新的阻滞。我们错过了晚潮，只好在一个小岛的背风处下锚过夜。朝西北方向望去，可以看到停泊着一大群日本军舰，形状大小各异，整夜拿探照灯扫来扫去。

东方一露白，娇小的“伊莎贝尔”便起航了。它沿长江而上，终于回复了四平八稳的状态。驶经日本驱逐舰时，船与船隔得很近，能清楚看到他们正开动吊车，笨手笨脚地将水上飞机吊进波浪起伏的水里。从长江转入黄浦江后，耳中已能听到上海传来的炮声。这时，又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延宕。“伊莎贝尔”并不准备直接逆流开往市区，而是停泊到标准石油公司的码头加油。那里位于黄浦江南岸，距上海有不少距离。

此行可谓极其不顺。中午过后，我才踏上了最后一程。我乘坐的是一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汽艇，上面满载了五加仑装的油桶，桶内灌满了汽油。我坐在顶上，初时并不觉得特别危险，但行驶几英里后却发现，日本各驱逐舰正不断朝北面开炮，那里在上海附近，属于中国军队阵线。而我们行经的路线，有时正位于炮弹的抛物线之下，有时又要行经日舰和黄浦江南岸之间。南岸的中国人正用步枪和机枪朝着停泊着的敌军开火，扫射起来一刻不停，不断倾泻子弹。

怕就怕飞来一颗滚烫的机枪子弹，碰巧穿透油桶。好在担心之事并未发生。下午1点，船终于在上海外滩靠岸。二十分钟后，我已在古老的上海总会享受抵沪后的首次淋浴和剃须，把穿了四天的衣服，里里外外全部换掉。

那天是8月18日的下午。四天前那场误炸惨剧造成的震荡，依旧挥之不去。汇中饭店与华懋饭店间的整段南京路，路面尽毁，已经关闭。数百死伤者已被抬离，人行道上留下凝结的残血，一片黏滑。虽然铺了沙子，又大量喷洒消毒剂，街上仍弥漫藏尸间的恶臭。而废墟则仍待清理。

跑马厅周边的情形尤为糟糕。无数的尸体和断肢残骸，只以草席一裹，便到处堆放。墙上、广告牌上和栅栏上沾挂的人肉碎块，依旧未获清理。在8月的酷热下，未掩埋的腐尸散发出恶臭，令人欲呕。夜幕降临后，总算有微弱的北风拂来，才稍见凉快。但日本人正在大型焚尸场里火化战死的军人和平民，北风将焚尸的烟尘及臭气吹到了公共租界。

陆上，中日双方用大炮对轰，隆隆声不绝于耳。黄浦江上，日本军舰也间或朝岸上的中国人目标轰击。各种炮声交织，一刻不停，几乎盖过了持续不断的机枪和步枪声。空中，日本飞机在北站一带狂轰滥炸，空投炸弹的刺耳爆裂声，不时打断地狱般的持续喧闹。

薄暮降临后，曾出现过短暂的平静。但随着中国轰炸机群的飞抵，平静时刻又被毁了。它们飞得很高，试图轰炸黄浦江中的日舰，可惜连试了三个月，居然无一命中。中国飞机一到，岸上、舰上的日本高射炮顿时齐鸣。炮弹爆炸后，滚烫的弹片满街横飞，致使险象环生。有一晚，短短一小时里，市中心街头就有四十八个市民被形状参差的弹片击毙或击伤。

◆日军日复一日轰炸闸北，闸北区一带火光冲天

上海总会已被挤得水泄不通了。我先发了一则长篇电讯，讲述从天津到上海十八天之遭遇。随后的头等要务，便是找到新的安身及工作之处。不出二十四小时，我已安顿了下来，新居就在美国总领馆办公室斜对面的一家酒店。我原先的居所及时报办公室都在百老汇大厦十六楼，位于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部分，目前为日本人控制，绝对不可靠近。我租下了那家酒店十一楼整层，包括卧室、客厅、办公室、两个浴室和两个大阳台。坐在其中一个阳台上，可以远眺浦江下游，也可观看日本飞机日复一日地轰炸北站和闸北。从另一个阳台上，后来又让我目睹了他们如何轰炸浦江上游的南市。

北站距我所在大楼的直线距离只隔八条街。每有巨型炸弹爆炸，便有滚烫的金属弹片落到我的椅旁，或弹到阳台的墙上。

有一天，我请来一位年轻的土木工程师，趁轰炸时，在阳台上架起他的仪器。经他测算，炸弹在北站爆炸后十五秒内，激起的烟尘碎片至少高达六百英尺。爆炸处距此仅八条街，每有炸弹爆炸，便见烟尘冲天，在顶部爆出一朵蘑菇云，然后，巨响和冲击波便涌到了我的观察点。

11．南京路的死亡与恐怖

8月23日是个晴热通透的日子。那时，我的上海分社助理是安东尼·比林汉（Anthony Billingham）。快中午时，我们相伴出门，准备去添置些衣服。过去两周里，两人都丢失了衣箱，里头的换洗夏装，也一起不见了。由于日本人封锁了公共租界北部，其余的衣物也无法拿到。两人的衣柜都已空空如也了。

那日，我的司机李师傅并未与我们同行，原因已无从记起。开车的是比林汉。车是我临时租借的，准备一直用到冲突结束。我自己刚买的新车，则被我存放在法租界，以免遭流弹和弹片损坏。

我们挨家在商店里逡巡，不仅购置了大量衣物，还比较了野外双筒望远镜的价钱，最后得出结论，还是永安公司光学部的货物，价钱最为适宜。当时，永安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光学部就在二楼。

快1点时，我们结束了购物之行，驾车沿南京路回去。我的助理建议说，应该再去一趟永安公司，把野外望远镜的订单下了，让他们送货到酒店，货到付款。我表示同意，他立刻向右急拐，将车停在与南京路垂直的一条窄街，正好在高耸的百货大楼的西墙下。

停好车，比林汉即入店去订购望远镜，我则待在车里等。我点上支烟，舒服地靠着，突然发现，密密麻麻的中国行人都在抬头望天。我也把头探出车窗，向上一看，见楼间的天缝，正飞过一架银色飞机，估计高度为一万两千英尺。看完了，我把脑袋缩回车里，继续享受我的香烟。

没想到，不一会儿的工夫，便有炸弹击中了地面。先是地下剧烈震动，撕心裂肺。伴随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引爆点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感觉耳膜及血管都被摧毁了。我瘫坐在车里，晕眩过去，足有近两分钟动弹不得，只知道大楼的碎片如雨而下，击打着车顶。

遭遇轰炸时，最可怖的经历，莫过于震荡过后彻底瘫痪的那一段。那种巨型炸弹炸开后，有四分钟时间，会觉得万物皆静，只有茫茫浓烟在盘旋；万籁无声，只有玻璃和砖石在哐啷坠落。约四分钟后，伤者才开始呻吟，尖叫，挣扎着爬开。救护车、灭火车的警报才开始呼啸。饱受惊吓的生命，才以可怖的速度，恢复了节拍。

电影的爆炸场景看过无数了，却无一部抓住巨弹爆炸后，那种近乎死寂又彻底凝固的恐怖瞬间。后来，1942年秋，我在好莱坞与导演西塞尔·B.德米勒（Cecil B. De Mille）共进午餐。当时他正要执导一部战争片，参照的是日本人进攻爪哇并轰炸巴达维亚的史实。他对我讲述的爆炸后瞬间情景，显得兴趣盎然，连忙叫来一个秘书，将我所说的一切，巨细不遗，全部记录下来，期望能在他的战争片里再现那种生命停滞、万物凝固的感觉。

回头再说当时的情景。当我总算透过气来，觉得双腿可以动弹后，就试着下车。这时才发现，除了前挡风玻璃外，所有的车窗已全部碎裂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在那条侧街里，我是头一个恢复行动能力的。我走上人行道，见碎玻璃溅得到处都是，而所有被击倒在地的人，无一起身活动。我朝百货公司的侧门走去，时不时的，仍有檐口窗花的碎砖石掉落下来。我的腿脚变得很不灵便，不时要绊到横陈街上的中国人身体。有些人发出有气无力的呻吟，大部分则已经魂归西天了。

我刚走到门口，适逢人潮狂涌而出，其中有店员，也有顾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一路跑，一路尖声号叫，身上大多挂了彩，有些人的伤势触目惊心。被这群疯狂的人潮一冲，我一时无法入门。

最后我总算进到店里。底楼几乎是漆黑的，因为震荡造成了光源断电，但橱窗的背景灯光好歹还亮着。店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尘，石膏的尘雾腾起如云，令人窒息。玻璃橱柜全碎裂了，通道上遍布碎玻璃，很是滑脚。我一走动，脚就不时被人体绊到，这时我就伸手去摸。若摸到那人穿着西式男装，我就划亮一根火柴，察看是不是我那失踪的助理。

大楼中央有四排电梯，两旁是宽阔的楼梯。待我来到楼梯时，生还者的汹涌人潮已疏落了。想起比林汉去的是光学部，我连忙顺楼梯跑上二楼。一看，通道上横七竖八躺了许多尸体，却无一活人。

我担心他已从前门出了大楼，忙跑到正面的窗口，顺南京路上下眺望，见从东首第一条横街至西首第一条横街的范围内，南京路上已是尸横遍地了。一些身受重伤的男人，正漫无目的地踉跄着，宛如醉汉。尽管爆炸已过去了好一会儿，那逐渐逼近的救护车与消防车的警报声，听在耳里时，仍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

我确信助理已经罹难了，便从电梯另一旁的楼梯冲了下去。到了楼下，我逐条通道检查满地的死者，希望找到他。许多无助的伤者向我求救，我却冷酷自私地置之不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最后一无所获，我只好回到街上，朝车子走去，心中充满了极端的无助和挫败。突然，我听到车子的后排传出呛咳的声音，再一看，居然是比林汉。他一动不动地蜷曲在里头，身子一半趴在座位，一半落在地上，浑身血肉模糊，泛着红光。

事后我才得知，炸弹爆炸时，比林汉正乘电梯下楼，一下被卡在底楼与二楼之间。电梯里共有十一人，九人死亡，只有比林汉和十二岁的开电梯男童生还。比林汉的伤势全在身体的左侧，他便以右肩为槌，撞开了电梯的铁栅门，又用右手吊住身子，坠落到地面。那男孩则像猴子那样，顺着电梯的铁杆攀援而下。随后，比林汉便手脚并用，爬到了车旁，又攀进车里，接着便因失血过多，昏厥过去。

我赶紧查看他的伤势，看下来后，只觉得束手无策。他左腕与左肘间的筋肉，大多被炸掉了。另有一块弹片击中了腋下，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因伤口范围过大，已无法用简易绷带包扎了。我唯一可做的，是将他的衬衣撕掉一部分，塞进腋下，再将手臂在身侧绑紧。

出乎意料的是，我一踩汽车的启动器，引擎居然点着了。我挂上低挡，顺着街道小心慢行，以避开无助的伤者，却免不得偶尔要从死者身上嘎嘎碾过。我的医生威廉·欧哈纳（William O’ hara）的诊所就在三条街外的中国联合大厦，我便朝那里开去。离目标半个街区时，正有辆军用救护车呼啸着冲往爆炸现场，我忙把车子横侧过来，挡住其去路。那辆车的司机和助手是英国人，见此情景只有紧急刹车，汽车发出刺耳的轮胎摩擦声，两人冲我大声咒骂起来。我将比林汉的情形如实相告，求他们鼎力相助，并告诉他们，我会立即将欧哈纳医生带到现场。说完，我拔腿便跑，听那两人在身后大叫大嚷，大意是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车子里只有担架，连绷带和麻药都付阙如。

到中联大厦时，才发现爆炸的威力惊人，到了距隔如此之远的地方，照明及供电也照样受损，电梯告停，电话也全部中断。无奈之下，我只得气喘吁吁爬了五层楼梯，来到欧哈纳的诊所，却发现他早已赶赴灾难现场了。这时记起，楼上似乎还有另一个医生的诊所。此人我不认识，只记得他胖得过了头，说话带德国口音。我找到他，不顾他的抗议，拎起他的医疗箱，逼他立即下楼，甚至不容他有时间披上外套。

回到街上原处一看，救护车早开走了，哪里还有什么伤者。我的车，连同车里的比林汉，也告消失无踪。那矮胖的医生，一定以为我丧失了心智。唯一能证明我并非疯子的，是街上的一大摊鲜血。那里正是我刚才的停车处。

至此才发现，上海的所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似乎全都汇聚到了爆炸现场。稍后得知，爆炸使六百一十二人死亡，四百八十二人重伤住院。

我跑到了路中央，挥手拦下一辆小型双门车。开车的是个苏格兰人，已喝得微醺了。我将自己的困境相告，他主动表示，愿开车带我挨家搜索各家医院，直到找到比林汉。我们一路找来，在二度查访乡村医院时，正好撞见比林汉被抬下一辆救护车，送进医院里。那时已近下午3点了。

原来，事有凑巧，我刚离开现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一位下士正好路过。他带了该团上校给我的一封信，准备送往我住的酒店，却在半路认出了我那辆破损不堪的车。他见车子正在滴血，马上停车查看。一见车里的比林汉，他当即弃下自己那辆摩托车，爬进车里，开车把伤者送到两条街外的一个英军急救站。无疑，正是那里的急救措施，救了比林汉一命。

更为幸运的是，比林汉送抵医院时，适逢欧哈纳医生在。他当即接手负责起救治工作。下午4点后，比林汉才被推出手术室。

到了这时，我大概已成了全上海最“惨不忍睹”的活人。一早出门时，我还上穿一件无袖的白色运动衫，下着一条上过浆的白短裤，脚蹬白皮鞋，配一对及膝的白色羊毛袜。可到下午4点，已无人看得出我一身打扮的原来颜色。我从上到下沾满黏稠结块的鲜血，早已结壳发硬，色泽红褐。

欧哈纳医生提议送我回酒店。我上车前，先将报纸盖满了座椅，免得弄脏。我们开车在南京路上，快到英国乡村俱乐部时，欧哈纳道：

“瞧你那副样子，看上去受惊不小，脸色跟蜡烛没什么两样。你需要来杯双份的白兰地，我也是。”

他将车拐入乡村俱乐部的入口。我下车时，突听他厉声问：“你的右脚怎么一瘸一瘸的？”我自己也未注意，便回答不知。

他命令道：“坐下。”待我坐定，他便动手剪开了我的鞋袜，赫然见一块小指大小的玻璃，正插在我右脚踝下。

我坐在乡村俱乐部门前台阶上。欧哈拉医生去酒吧买来白兰地，我大口灌下。然后，他以加倍的速度，开车带我回医院，给我注射了破伤风针。进手术室后，一个护士又在我颈后的右下方发现一个伤口，可能是弹片所伤，也可能是车窗玻璃破裂时所伤。由于我一直高度焦虑和紧张，竟然对伤势毫无觉察。

回到酒店，刚来得及将衣服扒光，吩咐送去焚毁，电话铃便开始响个不停。来电者，先是城里各家外国报社的记者，继而轮到本地报社记者。友人们也都纷纷来电询问我的伤势。这时才知道，我受伤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市，都传说我伤势危殆。此事提醒了我，应该马上给远在美国的母亲及亲朋好友去电，报个平安。

说做就做。但我的电报尚未来得及发，来自《纽约时报》的询问电报已先期到达了。而远在日本、菲律宾及华北的众多好友也都纷纷拍来急电探问。

一个月后，报道此事的美国报纸方始陆续抵沪。其中一些报道之耸人听闻，读来着实令我心惊。合众社的报道最为过分，其中一篇报道出自该社驻上海某记者之手，而此人与我是极为稔熟的。他谎称自己到过爆炸现场，亲眼目睹我尽管伤势严重，却仍然背负伤势更为严重的比林汉，在南京路上踉踉跄跄地前行。对此，或许我应该引为自豪，不该愤怒。但报道实在太离谱，要知道，比林汉体重高达一百九十磅，整整比我重了四十磅。

多数的新闻报道都将轰炸归罪于日本人，但投弹的其实是中国飞机，为一架由民用改为军用的道格拉斯飞机，漆成了银色。该架飞机由上海南部飞临上海，高度约一万两千英尺。它一露脸，即处于美军不间断的监视之下。负责监视的不仅有雅内尔海军上将旗舰上的美国海军观察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位于岸上的两个观察站。

南京方面对此事坚决不承担责任。因此，飞行员之意图，或他接到的命令，或将永远成谜了。实情是，该架飞机迫近黄浦江南岸，并直接飞越美军旗舰时，三架高度为七千英尺的日机便迅速从北面钻出云层，追击来袭者。据估计，中国机长可能于慌乱中下令抛弃炸弹，以减轻飞机负重，然后在两万英尺高空逃去无踪。

事故的神奇之处，在于掉落的炸弹其实不止一颗。而不幸中之万幸者，是另一颗炸弹居然未能爆炸。由此也得以查出它们的来龙去脉。两颗炸弹都是意大利产的七百五十磅开花弹。它们都从上海海关进口，连日期也被追查到了。那颗未引爆的炸弹，居然击中了位于酒店及银行集中区域的美国海军仓库，穿透了屋顶，又穿透了两层楼板，最后嵌进了钢筋水泥地面。

这颗炸弹若也爆炸，则美国海军存放在该建筑里的炸弹、地雷及各种轻重型炮弹，极可能被随之引爆。若果真发生，上海市中心必将夷为平地，其效果，与1943年巨型炸弹投落于德国各大城市所造成的惊人结果，将相去不远。

经查明，比林汉伤势的严重程度非比一般。他的左臂肘关节以下均告僵直，上海的医生无法恢复其血管功能。由于小臂及手上均无脉象，恐有坏死可能。经与上海五位外科医生商讨，我将情况电告《纽约时报》。他们遂将比林汉先运至香港，再以高速运输机运回纽约。他经受了三次近乎奇迹的手术，将后颈的神经移植到手臂，取代原先被切断的神经，终使左臂和左手恢复了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那时，世界的其余列强，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日本人全都不善飞行，驾驶轰炸机时，既无准头，也无效率。至于为何会有此种错觉，至今仍是个谜。他们还认为，日本人在操作陆炮时亦不善瞄准，而这也是毫无根据的。1937年上海外围之战事，已充分证明了这点。

1943年，我国开始出版菲律宾受袭时被击落之飞行员的亲身回忆。据其中一些人称，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们仍被告知，日本人没有精良的战斗机。他们正式指出，对于目前名满天下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他们当时几乎一无所闻。

1941年，我从远东返美小憩，曾抽空写了一篇关于日本陆军及海军航空兵的文章，发表于当年4月19日的《时报周六晚报》，标题是《没错，日本人知道怎么飞行》。

在文章原稿里，我讲述了日本加入轴心国后，有数百名德国飞机制造专家涌到日本。我指出，柏林的技师到来前，日本飞机的已知最高时速是三百二十英里。经德国人指点，日本开始造出一款神秘新飞机，名为“零式”，至写作时，只在中国上空作过极有限出动。我对该款飞机的机动性作了褒扬，并写道，其已知时速，为四百二十到四百三十英里。

鄙文关于零式飞机的部分，引起了华盛顿国防部及海军部的正式关注。但直到次年12月，我国驻马尼拉的飞行员对这些日本战机仍是闻所未闻，着实令人费解。华盛顿有关部门一定读过我发表于晚报的文章，因为该文发表前，曾提交他们审查，而有关零式战机的部分，则遭到当局删除。或许，他们是不能置信于我笔下的内容。

为表示公正对待日本人，必须说明，三个月里，日本人只在上海租界里掉落过一枚小型燃烧弹。一架飞越公共租界的日机原欲将炸弹投向苏州河北岸一座中国仓库（即四行仓库），却未能命中。就此事而言，飞行员确实准头很差，致使一颗炸弹落在苏州河中间，另一颗落在沿苏州河南岸的马路上，正掉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区内。炸弹击中一辆汽车，汽车当即着火，造成十三名中国乘客死亡。附近的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哨兵眼部也受了轻伤。

就避免击中租界而言，日军的炮火也同样精确。他们攻占公共租界以北的闸北后，从那里日复一日向租界以南的华界南市区开炮。炮弹越过四英里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落在南市。听到炮弹尖声呼啸，在上海密集的房屋和公寓上空划过巨大的弧形，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他们的瞄准精确无误，所有炮弹都落在法租界边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外。既然日本人已证明能长时间地精准投弹与开炮，则当日本人进攻菲律宾及马来西亚时，我们及英国人还在认为日本人是群笨手笨脚的蠢货，就无法宽恕了。

12．日本恶魔第一人

南京是在1937年12月陷于日人之手的。侵略者征服中国首都之举未竟，美国官方却在背后担起心来。其所忧者，是军舰“帕奈号”的命运。“帕奈号”是艘小型的平底内河炮艇，排水约八百吨。果然，12日晚，它被击沉了。

据我了解，“帕奈号”是于12月12日离开南京的。出发时，艇上运载了美国及其他国籍的难民。炮艇于午后行抵和县附近，此处位于被围困首都上游约二十五英里。自那时起，无论是美国总领馆，还是雅内尔海军上将的旗舰“奥古丝塔号”，都与它失去了联系。我获知此事时，被要求保密，因此不能拍发电讯，报道官方的忧虑。

12月13日，南京终告沦陷。上午10时左右，日本驻华使馆海军武官、海军少将本田气极败坏地跑来见我。他请求说，能否随他同往日军旗舰“出云号”？他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长谷川有要事相见，事关重大。

我们乘本田的车，走外滩，过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在戒备森严的日本总领馆外停下。“出云号”就泊于此。上了旗舰，我们一刻不停，被带往长谷川中将的私人客厅。与他一起的，是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航空兵司令，海军少将三并定藏（译音）。

长谷川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恐怕把“帕奈号”给击沉了！”

但日本人的坦诚，仅限于此。随后的二十分钟里，尽管我频频发问，日本海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却再无任何正面说明可资提供，只说日本将为此道歉，并愿作出任何合理的赔偿。

我不断追问细节，以便确定责任所在。长谷川一开头说，尽管三并将军个人于此事无涉，但作为日方表示遗憾的象征，他将辞职。

我追问道：“问题是，到底是谁下令轰炸“帕奈号”的？”

三并将军无意中露出了实情，说：“这是陆军那个坏男孩干的，不是海军的错。”当时，我以为他是为了推卸海军的责任，故意推出个莫须有的陆军指挥官作挡箭牌，因此，未就此穷追猛打。

“帕奈号”被炸的实情，直至两周后才泄露。我获悉此事的经过颇不寻常。事情虽已过去六年了，透露此事者的身份，却仍不能公开。此人地位极高，他于星期天上午找到我，问：

“能不能帮你的朋友松井将军一个忙？”

“什么样的忙？”我谨慎地问。

“帮他保住在中国的指挥官位子。现在情形高度紧张，他和另一个军官中，有一个必须被解职召回。将军在想，要是《纽约时报》能发表全部实情，然后由日方将报道从纽约发回东京，他或许能重振权威。”

让《纽约时报》无意中参与日军内部倾轧，实非我所愿，因而我拒作任何承诺。但我同意即刻动身前往松井的总部，洗耳恭听他的解释。

松井石根将军确系我的友人。1935年夏，因机缘凑巧，我采访了他，并博得他的好感及信任。事情的起因，是上海某日语新闻社一条日常通稿的英译稿，只有短短五行，文中简单提及退休的松井将军为推动“泛亚运动”，已先期访问了印度支那、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并将于返日途中，在上海作短暂停留。

这条新闻的分量，虽够不上发电讯，但或许值得发一篇邮寄稿，供时报发表于周日版的某个角落。于是，我前往日本总领馆，要求约见松井将军。接待我的领馆小官员说，我恐怕是在浪费时间。松井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过是个颤巍巍的退休老头，拿政治当业余爱好，消磨时间”。

但我对松井还是颇有好感的。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谈话内容有趣，过程也很长。事毕，我携他同往上海总会共进午餐。他瘦小蜷缩，体重不足一百磅，右臂和右脸似乎有偏瘫，且时有抽搐，令人同情。照我看，那位领馆官员，对这样一位令人愉快的好好先生，实在有些过分轻慢。

之后便爆发了1937年的中日战争，上海周边苦战了三个月。当日本宣布，任命松井石根为长江流域日军最高指挥官时，我不禁疑窦顿生，怕只是某个重名者。后来，头一回去了日军总部，才发现那位权势滔天的总司令，不是别人，正是1935年认识的朋友，那个偏瘫的小老头。因两年前他落难时，我曾遇之以情，待之以礼，他便于1937年间慷慨回报，向我提供了大量的重大独家新闻。

此次重逢于松井的总部，正值1937年圣诞那个星期。至于这回能在哪方面向他施以援手，还有待了解。落座后，松井以热茶和优质白兰地相招待。正如我头一回获悉“帕奈号”沉没时长谷川将军的反应那样，松井起初还是开诚布公的。他大声道：

“现在，情况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不是把桥本大佐调回去，就是我辞职回家。”

“你是指芜湖的桥本欣五郎吗？”我问。

“就是那个家伙。此人傲慢自大，违抗命令，甚至有叛乱的倾向。而且，他既无知，又危险，恨不得日本立时立刻就同整个世界开战！”

然后，松井将军花了半个多小时，告诉了我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次日，我便轻易核实了此事。我依据获得的材料，连发四篇电讯稿，最终厘清了击沉“帕奈号”的责任所在，也还原了12月12日发生于长江上的暴行。

据了解，桥本欣五郎大佐是个胆大妄为的军官，而且他极爱出风头，按我国的惯常说法，便是个“自我炒作狂”。他屡建奇功，极大满足了日本的大众想象力，已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似的人物。1936年2月，他参与了军方内部的权斗阴谋，在东京中心发动兵变，妄图刺杀首相冈田启介及三名内阁成员。叛乱者中，许多人遭审判及惩罚，但桥本以区区一个大佐之微，却逃过了审判，全因他在上层有人照拂，势力强大。对他卷入暴力及谋杀的唯一惩处，只是退伍。

1937年夏中国战争爆发后，桥本再次应征入现役，指挥一支部队，成功推进至南京周围，并攻克上游的港口城市芜湖。

松井将军解释说，芜湖攻克时，海军尚未来得及开赴南京。鉴于陆军轰炸机不足，海军便派遣多个轰炸机中队先入内地，暂归各地区的陆军指挥官调遣。其中一个海军轰炸机中队12月11日晚在太湖过夜，并于12日上午飞抵芜湖，降落在长江上，听候桥本大佐的指挥。

此时的桥本显然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下令飞机对长江南京以上流域的“所有活动目标格杀不论”。该海军中队的队长对桥本大佐的命令提出异议，指出江面有多艘美、英、法、意等国的炮艇，还有这些中立国的客轮、货轮，许多还搭载了难民，正逃离末日来临的中国首都。桥本一听，勃然大怒，威胁海军的航空兵指挥官，若不遵命，就以战场抗命罪就地枪决。

于是，“帕奈号”终于被炸沉，美国及其他中立国人士亦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同一日，江面上还有多艘标准石油公司的轮船被炸焚毁。

12月12日，桥本还直接参与了屠戮。他特意下令岸炮近距离轰击英国内河炮艇“瓢虫号”及“蜜蜂号”，造成了英国人的死亡。

长谷川将军对事件经过，自然了然于胸。但桥本实在是势力惊人，以至长谷川以海军中将之尊，竟然不敢揭露这个区区陆军大佐的所作所为，只好任由海军出面承担轰炸的责任，宁可牺牲三并将军，迫使他引咎退休，也不愿将事实公之于世。

松井将军说，桥本自勇胜芜湖后，更是不可一世，觉得无人敢碰他一根毫毛。拿下首都后，松井前往南京举行入城仪式，桥本大佐则从芜湖不邀自至，自鸣得意地骑马紧随松井之后，穿过已成废墟的城门，进入南京。更有甚者，桥本的坐骑是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把总司令彻底比了下去。

见面那天，松井对我说，桥本已下定了决心，非要采取行动，将日本立即拖进与美英的对抗中。

“要么他卷铺盖回家，要么我回家。这种寻衅闹事的家伙，我可再也没法替他的行为担当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外交政策一贯不知羞耻，谎话连篇。12月24日，即松井将军透露“帕奈号”被炸事件真相几日后，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此事的反应便是明证。他给美国大使格鲁正式去函，就美舰遭击沉作了如下说明：

事发后，已穷原竟委，作出彻查，终于确定了事件真实起因。现已完全确认，此次攻击，并非蓄意为之。相信鄙国海军当局于23日致阁下的详细解释，已阐明此点。

我连续发出四篇长篇电讯，从桥本―“帕奈号”―松井三角关系的角度揭露真相，引起巨大轰动，亦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松井将军随即被召回日本，并告退役。桥本大佐与另外八十名顽固派同僚于同日另船返日，也告退役。

但此事的后果远较此为深远。在两人退役的同时，同时遭遣退的还有：因战役指挥出色而攻下杭州的柳川平佐中将、松井手下带队攻入南京的战地指挥官朝香宫鸠彦王中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其实是朝香宫鸠彦王批准的，只因他是皇亲，所以一直以来，未把他的名字同那兽性笼罩、惨绝人寰的三天联系起来。

桥本二次退役后，立即担任了大日本青年党的主席兼总裁。该政党与德国的希特勒青年运动相似。后来，他又组织了日本男青年联合会，这是个狂热排外分子的组织。作为“帕奈号”事件的责任人，他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不仅丝毫未损，在大众心目中反而更为崇高。东条任总理后，举他入非正式的机要处为参议，助其制定帝国政策。

松井向我透露“帕奈号”事件真相前几天，日本陆军已着手嫁祸于海军。这一无耻的动作，体现在12月20日傍晚举行的特别新闻发布会。会上，日本驻华使馆陆军武官原田熊吉少将公布了事件调查报告。

原田将军说，他已去过南京，对整个“帕奈号”事件作了调查。我投身报业三十多年，听过的谎言，无一及得上他。他满嘴胡言，其中包括，是“帕奈号”用甲板炮向岸上的日本陆军开火在先。与会的新闻记者近六十人，其中美英记者占绝大多数。原田为此被无情拷问了一个多小时。

原田宣称：“我不相信陆军各部队有任何不当。根据对陆军的调查报告，陆军部队是没有错的。”

这个原田将军，乃是桥本的朋友兼同伙。日本驻华使馆所有武官中，以此人的可信度为最低。他曾多次于酩酊大醉的状态下拜访当时的美国驻沪总领事（后升任驻华大使）克莱伦斯·E.高斯（Clarence E. Guss），说话时含混难辨，站立时脚跟不稳。日军一向从贩毒活动中获取巨利，而他与贩毒集团的关系可谓人所共知。那些臭名昭著的团伙全都仰仗日本人扶持，集中于公共租界以西的所谓“沪西歹土”一带。

12月17日傍晚，暮色冥冥中，“帕奈号”的死伤人员抵达上海。此情此景，构成我多年远东生涯中，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幕。当时，我站在雅内尔海军上将的旗舰“奥古斯塔号”舰桥，与将军本人及高斯总领事相隔不远。上海的繁忙水面，突然呈现一派奇异的死寂，大江上频繁往来的巨轮和汽艇，都悬凝不动了，所有目光，全集中于黄浦江上，一种静止的等待，一时将繁忙的河道以及饱受战争创伤的大都市凝固了。

阳光渐渐淡去无辉，天色暗了下来。电影摄影师、摄影记者纷纷低声诅咒，透着紧张。就在这时，一艘微型炮艇顶着潮水，慢慢转过弯道出现了。这是英国海军的“瓢虫号”，它于“帕奈号”被日机炸沉同日，在芜湖遭日本岸炮的轰击。“瓢虫号”甲板上摆放着棺材，装着英国死者。

“瓢虫号”后面，是美国海军长江舰队的“瓦胡号”。该舰甲板上摆放着棺材，上面覆盖着星条旗，里头是死于“帕奈号”被炸的美国人。当“瓦胡号”与“奥古斯塔号”平靠时，我注意观察了雅内尔将军的神色。“瓦胡号”快速靠到“奥古斯塔号”边上，这时，暮色更深，气氛更为紧张。军人们喊出的口令声，一律低沉而压抑。两舰之间快速架起了跳板，重伤者先被抬上旗舰，随后，轻伤人员及炸弹休克人员也陆续上来。

透过一扇开启的门，我看到将军坐在一间亮灯的军官室里。那些行动尚自如的伤兵鱼贯而入，向他秘密汇报情况。天花板上的一盏灯，照着他的脸，使他显得既哀伤，又严厉和坚决。除此之外，他的神情里还透出一股强烈的火焰，交织着怜悯、耻辱和狂怒。不久，那扇门便给关上了。

我们共有十人乘“奥古斯塔号”的汽艇上岸，途中无人吭声。十几盏日本人的探照灯在云层搜索中国人的轰炸机，但那晚他们并未出现。

“瓦胡号”同时带来了一组胶片，使《纽约时报》获得了独家图片新闻。这些图片的重要性与创收能力，均可与1931年的林白照片匹敌。这些底片都装在宋诺曼（Norman Soong）的口袋里。诺曼是时报的华裔新闻摄影记者，身材瘦小，但勇气可嘉。

诺曼是檀香山土生的华裔美国公民。他一直待在南京。该市沦陷前，他先藏身于美国大使馆，直到失守前一刻，才登上“帕奈号”，以便前往上游安全地带。他的处境甚为危殆，因为日本人极可能无视他的美国护照，照样拷打或杀害他。

发生轰炸的那个下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暖和天气。午餐后，诺曼在甲板找了个庇荫处，伸展四肢，躺下午休。他的相机里装满了胶片，以一根皮背带挂在胸前。他脱下皮夹克，折起来做成个枕头。幸运的是，皮夹克的口袋里，还有他塞进去的另外三卷未曝过光的胶卷。

最先告诉他轮船挨炸的，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爆炸掀起的江水和碎木屑洒了他一身。那颗炸弹失之毫厘，落进江水里。因为离得近，仍把“帕奈号”的一艘救生艇炸成碎片。

从那一刻起，宋便成了那天全球最忙的摄影记者，记录了轮船挨炸的每一刻。幸存者逃上岸后，无论受伤与否，都躲进茂密的草丛，日机则来回搜寻，企图用机枪将他们一一歼灭。这时，宋又拍下了许多照片。他通过无线电话告诉我，他有满满一口袋胶片等待冲洗。“瓦胡号”抵达后，我当即将上海一家最专业的外资冲洗店包下四十八小时，专门冲洗这批照片。

炮艇抵沪前的下午，我找到雅内尔海军上将，请教如何尽量减少耽搁，将“帕奈号”被炸照片送往美国。将军说，次日上午7时，他舰队最快速的驱逐舰里，有两艘将从上海启程开赴马尼拉，可让其中一艘携带这批照片。随后，我通过电报与《纽约时报》驻马尼拉记者联系，得悉若两艘驱逐舰不受风暴阻滞，它们抵达马尼拉后三小时，即有一班运输机飞往旧金山。

我们俩通宵工作，一一辨析每张照片，撰写图片说明。驱逐舰起航时，随舰带走了三套照片，每套都含照片六十几张，有些照片有极强的戏剧效果和历史价值。三套照片一套给纽约总部，一套给时报旧金山分社，一套给西雅图分社。结果，驱逐舰抵马尼拉迟了，离飞机起飞只剩二十分钟。我们终于抢到了干净利落的独家报道。其他记者虽也获得了照片，看来却无一知道驱逐舰起航一事，要不，便是不清楚可在菲律宾转搭运输机。

宋诺曼的妻子也是檀香山的土生华人，年轻貌美。而她在“帕奈号”被炸后所表现的坚韧与耐心，是我一生仅见的。我原本就知道诺曼登上了“帕奈号”，所以，那天上午，听了长谷川将军介绍的情况，我一俟发出炮艇遭击沉的电讯稿，即驱车前往宋太太的宿舍，因为不想通过电话来传递这个消息。

我向宋太保证，一旦得悉诺曼是否生还的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她。而她的回答令人震撼。

她说：“我知道你这几天实在太忙了，我保证一次也不给你打电话问我丈夫的消息。我知道，你一有消息，会马上通知我的。”

生还者的名字陆续传来，我每天给她去几次电话，通报情况。直到第三天傍晚，诺曼安然无恙的消息才传到上海。其间，她一直遵守诺言，未给我家里或办公室来过一次电话。后来才得知，三天里，她一直坐在宿舍客厅的一张折叠椅里，电话就放在手边。她在电话旁吃，在电话旁睡，却一直克制自己，一次都没有给我打电话问丈夫的消息。

1941年前，日本政府一再坚称并未从事扩张侵略战争，而1937年夏以来发生的种种，却是反证。

为此，有必要回顾1935年初识松井将军时，他对“泛亚运动”所作的解读。

那天，松井在上海总会与我共进午餐时坚称，亚洲各民族与国家，尤其是印度以东地区的民族与国家，亟需出现一个亚洲的领导人。他强调，白人文化乃是异端，无法适应东方，因此，日本强烈反对欧美在远东区的影响有任何增加。根据我那本黄色笔记本上的记录，他告诉我说，重建亚洲，恢复亚洲业已丢失的“自由、光荣和强大”，正是日本的“神圣使命”。

松井宣称，东亚必须组成一个大邦联，由日本领路。日本必须挫败白人对亚洲人分而治之的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

松井于1935年乘船离去后，我写成邮寄稿一篇，详述以他为首的“泛亚运动”。在将稿件以运输机寄往纽约前，我拜访了当时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询问他对松井将军的状况有何了解，兼问此人会有何种影响。孔博士一听，脸色顿时涨得深红发紫，捶着桃花芯木大书桌，怒气冲冲道：

“那个浑球，我得警告你当心那个小子，还有他的运动。他和他那帮同伙就想迫使中国和日本结成不平等的同盟。他们的算盘，就是用我们的人力，我们的资源，助日本把美国和欧洲扔出亚洲，然后统治全球。如果我们对这个疯狂的计划坚决不从，日本就会侵略我们，尝试征服我们，然后使用武力，强迫我们在他们的破乐团里当个第二提琴手。日本就想挑起一场黄种人对抗白人的种族战争，趁机支配为数十亿的全体亚洲人民。”

那时，绝大多数美国报纸视此类想法和计划为天方夜谭，甚至不屑费一栏版面去报道。《纽约时报》好歹发表了我的文章，却放在周日版的内页。华盛顿的态度是大度的，最多耸耸肩，笑一笑。

“嗳，那些只求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记者[1]，什么都可以写，只求能出大标题。”

中日大战的头半年，即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雅内尔海军上将经历了多重危机，“帕奈号”沉没只是其中之一。为此，他成了远东美国人的英雄。1939年夏，他终于将亚洲舰队司令一职让予托马斯·C.哈特（Thomas C. Hart）海军上将继承。自杜威海军上将于1898年驶入马尼拉湾并击沉西班牙舰队，至雅内尔离职止这段时间，驻远东的历任美国海军军官中，以他任内的成就最为杰出，危险亦最为深重。

雅内尔上将于1936年10月30日任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因过往表现非凡，经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的任期得以延展至退休年龄之后。至雅内尔退休时，他已成远东所有中立国陆海军将官中，最受美国人、欧洲人及中国人尊敬爱戴的人，亦是最为日本人畏惧的人。

对于在华美国人来说，他不仅是舰队司令，同时也是实际上的美国大使。这是因为，自日本人不宣而战后，正式大使詹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内地，跟随不断迁都的中国政府。开战以来，他在上海及其他沿海城市的时间，累计不超过两周。

美国对中日冲突所采对策，是由雅内尔将军决定及宣布的。虽然他不事声张，却也绝不通融。他宣布美国方面的对策时，上海之战刚起不足一月。那时，白宫只是每天宣布：“我们的政策将每二十四小时调整一次。”

政府每日宣布的内容，使驻华的所有美国人既惊慌，又丧气。在他们看来，此举显示美国政府束手无策，只是逐日摇摆不定，怯于作出重要决策。而雅内尔却出来作了决定。美国政府对他宣布的政策，也只有默许一途。

与他的一贯风格相符，雅内尔将军行事从不声张，事先亦不公开张扬，无任何戏剧性举措。他宣布美方政策后，我是从《纽约时报》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中得悉的。电报说：“雅内尔说了什么？速发其内容。”

是晚，海军上将宿于旗舰“奥古斯塔号”。该舰泊在外滩黄浦江。电报是于凌晨3点抵达的。阅毕，我立即闹醒了多名美国使领馆官员，却无人知道将军作过什么宣布。最后，我只得致电旗舰的秘密号码，接听的是雅内尔的一位低级参谋。

当时，中国飞机正在浦江南岸的浦东上空投弹，日军旗舰“出云”上的高射炮则连续喷射还击，声音震耳欲聋。双方都难以听清对方。

我终于还是明白，应该是有要事发生。因为那位低级参谋说话有些不情不愿，推说不能讨论纽约来电中所提之事，随后便叫来一位上校参谋。上校也吞吞吐吐，但主动表示愿叫醒雅内尔上将。对此我并无异议，因为此时空中在狂轰滥炸，高射炮在喷吐烈焰，实难想象“奥古斯塔号”上可以安寝。

未几，电话里便传来上将低沉坚定的声音。他说，他确实“采取了一些步骤”。他并未发布什么声明，只是采用日常英语，向美国亚洲舰队各舰的全体指挥官广播了几则命令，且有意不加密。在电话里，他对所采步骤之重要性小而化之，但说十五分钟内会派一艘海军汽艇来海关码头接我。若我亲登旗舰，可了解这些命令的概要。

几则命令都简单扼要。命令要求，遇日本飞机或中国飞机飞越美国军舰，或遇这些飞机所投炸弹距美舰过近而形成危险，则美国远东舰队所有舰只的指挥官，可无须事先警告，立即开火。命令还要求，遇日军岸炮或华军岸炮鲁莽发射，或发射技术低劣，威胁到美国人的生命安全、美国船只的安全，则美海军指挥官可下令炮轰之。

命令一出，上海的恐怖统治时期即告结束。此前几天，日舰的炮弹常常从美舰甲板上空呼啸而过，其高射排炮的弹片多次溅落到“奥古斯塔号”、“萨克拉门托号”及其他美国驱逐舰的甲板。

几天后，我又亲眼目睹雅内尔上将在外白渡桥遭日军哨兵有意轻慢，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天，我在“奥古斯塔号”与上将及数名参谋人员共进午餐。下游处，日本多艘驱逐舰正猛烈炮轰闸北目标，日机也以二十分钟的间隔，对北站轮番轰炸。苏州河北岸一片火海。过去多年，我一直以百老汇大厦第十六层的公寓为家，而大厦就矗立在外白渡桥的北首。战事爆发后，日本人便将大厦住户全部疏散。直至上海及其附近停火后，才重新开放。

上将说：“可惜你住的那幢楼关闭了，不然的话，从你的北阳台能看到整个战场的壮丽景观。”

我主动告诉他，我有大桥的通行证。至于大厦里头，虽然除了技师外不许住人，但电梯都照样运行。

于是决定登楼观战。午餐一结束，大家便一起上岸。我们共有五人，全部坐进上将的大轿车。雅内尔全副戎装，穿上下全白的夏季制服。他的司机是海军陆战队军士，也是制服齐整。出发前，上将命令将舰队军旗插在车前。

外白渡桥横跨苏州河，连接公共租界的南北两部分。车上桥时，在南头执勤的警察及英国哨兵都潇洒敬礼。至桥中央，见堆着日军的沙包，竖着哨亭。一群日军哨兵对汽车仔细一打量，不仅不敬礼，还背转身去，一半人望着河的下游，另一半假装全神贯注于上游某个地方。

我气极而斥道：“不像话！”

雅内尔上将咧嘴一笑道：“好像不太热忱，是不是？”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虽然集海军上将与实际代理大使于一身，却极少拘泥于外交俗礼。对上海滩奉行的礼服高帽那一套，亦不止一次表示反感。记得有一次庆祝美国某公众节日，雅内尔正在旗舰上设招待会暨茶会，招待本地名流贵胄，白色甲板上，客人济济一堂。这时，日本海军上将的专用汽艇平靠到“奥古斯塔号”旁。于是，舰上口令迭起，迎接日本皇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登船。

美舰对来客及随行参谋人员的接待称得上客气，却谈不上热忱。不仅如此，雅内尔上将还当场指出日本海军某些行为已引起美国政府反感，并为此提出强烈口头抗议。雅内尔并不在乎场合，兼之事务繁忙，认为犯不着专为提抗议而拜访日军旗舰。

1939年春，日本人重申，长江禁止“所有外轮航行”，原因是“危险”。此时正值雅内尔将军准备逆江上行六百英里。他计划乘坐的是排水量为八百吨的游艇“伊莎贝尔号”，正是我在1937年8月搭乘过的，当时差点被折腾得没命。日人的警告一出，雅内尔将军置若罔闻，只在启航前给日军总司令发去正式通知，知会将于某日前往汉口，并不请求批准。由于此行正当，日人不敢拦截，任由他来去。回沪时，他随船搭载了数十名美国及其他国籍的平民。这些人过去数月一直向日本人申请乘船往下江，却屡屡遭拒。

此类事件的存在，并不说明雅内尔将军一贯对日本人采取傲慢挑衅态度。而是说明，他对何为合法，何为正当，拿捏得极为精到，更知道退缩乃是致命的策略。因此，他采取一种自尊的方针，伸张美国人的权利，保护美国人的权利。

譬如，1939年6月，日本人占领南方港口城市汕头后，负责该地卫戍的日本将军发布一则最后通牒，大意是所有第三国船只，包括中立国的军舰，必须于6月22日下午1点前撤离汕头港。雅内尔将军当即回复道，只要汕头还有美国公民在，只要他们有受保护与受援助的需求，美舰便必须在汕头停留。当天，美国军舰“皮尔斯伯里号”在汕头下锚停留，第二天，更有美国驱逐舰“教皇号”前来会合。

日本人别无选择，只好退让。根据美华条约，除非两国宣战，美国公民、美国商船及美国军舰完全有权进出汕头，东京无权要求其离去。为保住面子，日本人又发布一则通告，大意为日本舰队司令并未授权下达最后通牒，汕头卫戍司令对命令理解失误。

雅内尔将军为彰明自身立场，遂补发新的通告称，此前日本当局警告，若美国舰只不撤出，日本当局对可能由此引发之财产或生命损失不负任何责任。他对此警告是“无法接受”的。

日本一些圈子里私下认为，雅内尔颇具“挑衅性”，此说其实既不确切，亦不公正。要知道，日本当局自认有权力对中国水域里的美国亚洲舰队吆三喝四，这才是挑衅。

囿于美国海军条例所限，雅内尔海军上将终于被迫退休，在华的美国人都啧有怨言。大家均认为，他正处于事业巅峰，将其从人尽其才的职位调离，实在是莫大的浪费。

[1]西方新闻学名词，与色情无关，指专事夸大其实、只求轰动的新闻方式。

13．日本在上海的暴行

从1938年起，伟大的上海市便进入了一个沉闷阶段，必须靠自我调整，才能适应“新主人”军事管制的严苛要求。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四年，至日军进攻珍珠港才告结束，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

上海总人口为四百万，由各不相关的三方分治。最主要的区域为公共租界，居民一百万，由民选的工部局管辖。其权力的由来，乃是基于此地的原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其次的区域为法租界，人口也几近一百万，直接听命于巴黎的法国政府。从三面环绕这两个外国控制区的，是中国政府控制的上海市。日本入侵前，它由南京指派的市长负责管理。

日本人将中国军队一赶出上海，便立时在华控区建立了中国傀儡政权，并沿外国控制区的三面边界设置了半圆形障碍及碉堡带。剩下的一面边界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黄浦江沿岸地带。

但日本人随即便陷入尴尬境地。由于美、英、法三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但凡中国人在租界内之活动，无论其为官方或非官方性质，租界当局均不准日本征服者干涉。

日本人尽管愤怒，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外轮在外滩停泊，卸下丰饶物资，并向海关大厦内的中国官员交纳关税，而海关大厦正是设于公共租界以内。中国邮政局、中国无线电台、中国有线电报局及所有主要中国银行，均在租界内继续经营，并听命于蒋介石政府。蒋氏政府先是迁都至汉口，继而又移至重庆。日本人自然狂怒不已，因为他们既不能对这些机构发号施令，又无法染指丰厚的税收。

日本人的另一处大痛，是效忠蒋介石政府的中文报纸及中国宣传机构，均得以藏身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安全地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而完全不受惩罚。日本人于是千方百计，希望在租界内各无线及有线电报局里，安插己方的军政审查人员。

日本人从1938年起便施加压力，提出了种种要求。由于事事均以武力为后盾，他们的愿望终于一一得逞。

从一开始，抵抗便是无望的。日本人不仅在黄浦江北岸从三个方面将租界团团包围，在黄浦江以南的浦东地区，他们也获得了绝对的军事控制。

美、英、法三国在黄浦江都停泊有主要海军舰只，数量各异，以保护租界安全。但从上海至东海的河道，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中国沿线海域，毋庸置疑，亦已归日本海军统辖。就陆上形势而言，日本在长江流域已驻扎大军，人数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波动。这支军队令人生畏，不仅有海军支持，更配备大量航空分遣队，空中力量占压倒性优势。

至于公共租界的陆上防御力量，美军方面，只驻有海军陆战队第四团。该团以勇猛无畏著称，但兵员从未超过一千八百人，配备的最重型武器，亦不过是三英寸火炮和十六辆装甲卡车。英军方面，驻上海的部队为名闻遐迩的苏格兰高地团，兵员总数最多为两千五百人。法租界则有两千名法军，另有两千名来自印度支那的安南兵，但其战斗力颇值得怀疑。1940年初夏，法国沦陷，上海的法军自然也就彻底报废了。至于四百名驻沪意大利兵，自然与日本人沅瀣一气，因为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本来就是一路的。

日本本应在上海循规蹈矩，本应将这座伟大的都会城市打造成展示日本美德的橱窗。不仅因为这里居住着四百万中国国民，他们正锐眼审视占领者的其政其人；还因为这里驻有六万欧美侨民，他们希望生意与事业如常，也时时刻刻在观察与汇报占领者的行径。但日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通往租界以外的条条马路，都有日本哨兵把守；每座桥梁上的交通，都为日兵控制。上海的外国人刚见到日兵的劣迹时，以为他们是迫不得已，才展示出最差的一面，但尔后的种种，却充分显示，他们是本质如此，并不存有更好的一面。

日兵蛮不讲理，残暴对待中外人士的行为，早已广为流传。但令人不解的是，还有那么一小撮美国人，对日人暴行的真实性，常不免要起疑。我国某些群体往往认为，有关日本暴行的报告，完全是杜撰出来的战争宣传。这种看法，在珍珠港事件前主张绥靖与置身事外的圈子中，尤为盛行。这种软弱心态，完全是无视事实的。珍珠港事变前的四年里，日本人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施加的暴行是千真万确有目共睹的。

1938年春，见战事已推进至内地纵深处，远离了上海，我便进行一次实验，将老母从加利福尼亚接至上海与我同住。初夏时，我带她乘船北上青岛，继而前往大连，又进入满洲内陆，最远去到沈阳。从沈阳，我们搭火车南下北平，最后又取道海路回上海。

此行发现，日本人正在满洲大兴军事工业，其规模之巨，明显超出中国战事的需要，无论中国战事会拖延多久。日本若非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十年里占据了满洲，并盘剥那里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是绝无能力在南太平洋成功打击美国、英国与荷兰的。

在华北，日本人的控制区固然超不出铁路与公路两侧炮火所能达至的范围，但类似于满洲的那种开发也已初具燎原之势。这种迹象，在北平西北方向的大型铁矿储藏区，及旧都以西各藏煤区尤为突出。

上海的生活，不仅每日要被街头爆炸惊吓，更要在行经日军路障时，遭受非人凌辱。以家母那样的年纪与健康状况，实在不克适应。因此，6月底，我便带她前往日本长崎，在山中的清凉度假胜地云山消夏。

那一年，日本国内的平民，比之于在华的军人同胞来，行为有天壤之别，排外情绪亦不那么浓厚。云山与上海相距极近，二十四小时内能到。我便常常于周末来回。

至9月1日，欧洲局势恶化，看上去已难逃一战。为安全计，我再次匆忙赶到日本，陪母亲往神户登上一艘美国船，前往檀香山过冬。

我们约定，若我在她生日以外的日子拍电报祝她生日快乐，她就必须立刻启程回加州。有可能的话，尽量搭乘快速运输机。若空中交通无着，就乘船离开。

我之所以采取以上预防措施，乃是深信，若英德之间开战，日本一定会攻击我国。而在我看来，若日本攻击我国，其首轮重击所针对者，按最符合逻辑的推断，自然会是我国的战略要津，而非太平洋遥远处无关紧要的一些前哨阵地。依次推断，珍珠港及巴拿马运河便要首当其冲。而早在1938年我已断定，日本人的当头一棒，必然对准珍珠港，因为它与日本的距离，比巴拿马近了数千英里。

由于张伯伦在慕尼黑意想不到地作了妥协，我的推算自然被彻底打乱了。连日本人也对张伯伦臭名昭著的绥靖举动深感意外。据我所知，《慕尼黑协议》还在商谈时，日本舰队已有大批舰只开赴远南，护送陆军运兵船。其输送的兵员总数，达到六万以上。这些部队被送往大洋的目的，是为了发起总攻。此次未竟的行动，后延至1941年12月实施。《慕尼黑协议》达成后，欧洲的不稳定和平局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续。而日本既然已出兵海上了，干脆便登陆南中国，并拿下了广州。

汉口与广东沦陷后，日本对华的实质包围便宣告开始了。中国政府及军队的出海口被彻底截断，通往沿海的铁路或现代化公路已一条不剩。中国再也无法从自家的东海岸输入关键战争物资了。

及至法国沦陷后，日本继承了它对印度支那北部的控制，并将印支地区海防港到云南昆明的窄轨铁路截断，终止了通往中国领土的所有交通。

但关心远东事务的美欧民众，对这条铁路的重要性是大大高估了。不仅如此，缅甸公路的重要性，以及西伯利亚至重庆公路的重要性，过去也是被高估了。现在，日本人已被彻底逐出了缅甸，俄国也有了余力，可以让各种军需品供输往中国，这两条线路的重要性，又再次遭到高估。

事实上，以往从那条微型印支铁路输往中国的货物量，从未超过每月一万八千吨，而其中三分之一的必要货物，是供维护铁路本身所用。中国通过该条铁路收到的货物量，每月从不超过一万两千吨。

缅甸公路的军事重要性也被大大高估了。通过该条公路输往中国的货物，也是从未超过每月一万八千吨，通常倒是大大低于此数。事实上，作为军需供应线路，缅甸公路与印支铁路比，重要性还大大不如。因为中国不产汽油，故每辆卡车所运油料的整整一半，必须用于卡车自身所耗，包括其用去的汽油、油脂、润滑油等，使其得以开回缅甸，再运回一车货物。这便意味着，中国从缅甸公路获取的实际军需供应，每月并不超过九千吨。对于驻扎在中国以便轰炸日本的巨量美国飞机而言，这一数量是微不足道的。这也说明，即使日本人被赶出缅甸，绝大部分的输华军用物资仍需依赖空中运输，除非美国海军能打开通往某个中国港口之路。

新疆至西伯利亚铁路为苏联所拥有，位于西伯利亚地区。它通过漫长的沙漠公路与重庆相连。公路穿越中国广袤的西北地区，全长近六千英里。通过这条沙漠公路输入中国的苏联援华战争物资，每月最多不超过三千五百吨。但苏联援华的卡车并不驶回西伯利亚，而是留在中国，供中国军队使用。

多年来，总有一些人认为，日本人思维迟钝，想象力弱，根本无法威胁到中国。时至今日，他们终于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扩张及侵略计划之制定，无论从军事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极尽完美与狡诈。君不见，中国与外界的联系被一一斩断，欧美的前哨阵地也被日本一一夺取。以此为基地，日本可对我国、英国及对荷兰发起疾如闪电的重击。

1938年，日本占领了华南沿海的海南岛，逼近香港，形势险恶。1939年，日本夺取了南沙群岛。1940年，它获得了印度支那北部的实际控制权，最后又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其所占据的港口及机场，与马尼拉、新加坡、仰光及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近在咫尺，可轻易实施打击。

这些动作，均完成得极为成功。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伦敦，从未认真想过出面阻止。等到罗斯福总统想要有所行动时，已经是珍珠港遭袭的前一天了。他给日本天皇发了一封电报，却永远送不到了。

直到1941年8月，我们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一直在滋养一种愚蠢信念，那便是：日本扩张愈甚，则它愈易被击垮。而事实则是，日本陆海空军的占领区愈大，则其潜在的打击能力愈强。纵使各国反对它的征服与支配计划，自己的前哨阵地只会愈发不堪一击。

当时的盟国（即今日的联合国）稳操胜券的最后时机，是在日本还处在印支北部尚未进入海防以南的时候。一旦它控制了西贡和金兰湾，并将战机部署到了泰缅边界的阵地时，它已是稳操胜券了。

14．引狼入室

到了1938至1939年之际的冬天，日本人的态度迅速强硬起来，变得坚决与傲慢了。日方外交部门、海军部门及陆军部门的发言人，在谈及恢复外国人的旅行权与经商权的许诺时，遣词造句总是狂放不羁，显示出并无信守诺言的诚意。这种现象，已是见怪不怪了。

在租界地区，针对中外人士的人身及财产所犯下的暴行，正逐月倍增。面对美欧各国不断提出的正式抗议，日方口头上漫应着，却从未在行动上改正严重的施虐现象。日人的各种非法行为，乃至公然的抢劫行为，确实极少得到纠正。

华北和长江流域更是公然启用了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律例，还煞有介事地得到了北平与南京汉奸政府的同意。在华盛顿与欧洲各国的抗议下，日本表示对此概不负责，除非外国列强不再承认重庆政府，改而承认日本人扶持的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1939年，由于自身不慎，我竟遭到了两位日本高官的愚弄。过去，我一直将那两人当作可靠的私人朋友。其中一个是日本总领事三浦，另一个是日资“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总裁金井。该公司资产达一亿日元，而金井更是黑龙会的成员，臭名昭著，势力庞大。

一天下午，这两位“人杰”来我的公寓喝海波酒作乐。我告诉他们，一次去石井桥高尔夫俱乐部时，路上跟一个日本哨兵因沟通不畅，闹出笑话。并进而表示，有意物色一个口语老师，以改善自己贫乏的日语知识。

三浦和金井一听，立刻以日语急促交谈起来，我是一句也未听懂。末了，三浦对我说：“我们会给你派两名非常出色的老师过来。”

我提出异议，认为一个老师已经足矣。我并不想达到读写日语的水平，不过是希望能进行较为流利的日常会话。两人却断定说，两个老师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一个负责教语法，另一个则负责增加我的词汇量。最后终于说定，我就请两个老师，每天学一个小时，时间是上午11点，地点在我的办公室。其中一位老师一、三、五来，另一位二、四、六来。

头一天，那两人一同前来。见两人的英语都极为流利，我感到颇不寻常。他们都个头矮小，身躯肥壮，都是乐天派，而且同样都是罗圈腿。事实证明，他们不仅人有趣，教学能力也一流。

大多数日本人对受贿并无心理障碍，但在接受薪水、工资或小费这类钱财时，却有种奇怪心态，仿佛以此为耻。若付钱的是外国人，这种心态便更为彰显。与日本人打交道时，给钱要装进信封，这才有礼貌。他们是从不当面数钱的。

见面头一天，我问两位老师，他们给我授课，每月怎么收费。两人胡乱应道，4月已过了大半，不如月底再算吧。5月1日，我又提出同样问题，两人还是躲躲闪闪，说上课未满一个月，以后再算不迟。

1934年以来，我一直未回美国。假期也早已过期，却一再推迟。那是因为身逢远东地区这幕大戏渐次展开，让我变得过于投入。5月20日，我接获时报来电，说鉴于远东地区近期不像会有大事发生，不如趁机休假六个月。我立刻预订了上海至温哥华的“皇后号”班轮船票。该轮将于半途停靠檀香山，正好可以让我母亲在那里上船，随我一同回家。

然后，我派人将两位日语老师请来，告诉他们说，一个多星期后，我将乘船离开，因此不再有时间上课了。我掏出支票簿和钢笔，再次问他们该付多少学费。没想两人却齐声大笑起来。

其中最胖的那位说：“我们是不会收钱的。要知道，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日语教师，我们是陆军情报处的。”

我一下便明白了，自己当然成了别人的笑柄。回想起来，与他们相处时，每当谈及日本的在华政策，我当然都是小心慎言的。但两位情报人员常提前到我的办公室，偶尔我又会因其他约会而迟到。我不在时，他们总是在我的个人办公室等候，毫无疑问，早就趁机将我的文件翻了个底朝天了。

不过，我还是不想欠下两位冒名老师的人情。他们来时，我总是以某个牌子的苏格兰威士忌招待，两人对此的喜爱，已到了沉溺的程度。于是，我便买来两箱，出发后，让人给每个“老师”各送去一箱，并附上我的名片。

抵纽约时，已是6月底了。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盘桓了好几个星期，发现此地对远东事态的发展，大多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禁又沮丧起来。大多数人都坦率表示，对那里的事兴趣寥寥。而在有兴趣者中，不是所知有限，便是极度的自以为是，要不就是两者兼而有之。

美国人当时的普遍态度是，日本侵略中国固然是令人怨憎的暴行，但那毕竟是发生于东方的冲突，实在是不关我们的事。这一类的空谈，我不得不一再地领教。说教者一般总以这种严肃训导收尾：

“毕竟，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不过是每年一亿美元出头而已，日本可是个大豪客。”

或云：“小日本没多久就会自己玩完的。他们不是以破产结束，就是厌弃那无法完成的任务。历史最后总会重演，中国人终将把征服者同化，就像他们同化了满洲人、蒙古人和其他入侵者那样。”

大约7月中旬时，我对欧洲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势头深感不妙，并就此与《纽约时报》发行人苏兹贝格作了一次长谈。我提议说，欧洲战争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既然如此，我还是应该尽早赶回远东为好。我指出，若英德之间开战，日本肯定会利用有利的世界局势，扩大在远东的侵略规模。我告诉他，几乎可以肯定，日本会进攻香港、菲律宾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而且我确信，日本人会以武力拿下上海的租界。

苏兹贝格先生认为，我有点过虑了。他提醒说，每次我回家度假，总是大大地提前结束假期的。

他说：“听你说过想去爱达荷抓鲑鱼。那些鱼等你等了五年，已经长得又大又壮了。我的忠告是，你最好进到深山老林里，让电话也好，电报也好，都找你不到，然后安心地抓那些鲑鱼。试着暂时忘记一下远东和欧洲吧。眼下这种时候，要是我们的日子就是一场危机接着一场危机地赶，那实在是等于白活了。”

我本打算从善如流，奈何欧洲局势急遽恶化，将我的忧惧成倍放大了。7月下旬，时报给欧洲的十八名记者发出急电，要求即刻作紧急答复。每份电报的内容都完全相同，询问每个记者对前景的看法，是战争还是和平。五小时内，回电全部到达，每个被问者都坚信，希特勒将于9月的第一个星期发动战争。

我不再有丝毫犹豫，立时订下8月17日从温哥华出发的“皇后号”班轮的船票。9月3日，我们抵达长崎，当天，欧洲宣战。9月4日，我们到达上海。时至今日，爱达荷的那些鲑鱼该长成庞然大物了吧，因为我至今未得机缘去抓它们。

1939年那次横跨太平洋的航程，在我的经历中，可算是最奇怪的航程之一。轮船飘的是英国旗，乘客有英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行程头几天，随着欧战将要爆发的事实逐刻迫近，船上的日本人和德国人也越走越近。当时，日本尚未与欧洲的轴心国集团正式结成军事联盟，此事至一年后才发生。但两国惺惺相惜，与民主国家共同为敌的分界线，早已清楚画下了。然而随后，船上的电台却突然宣布了一则惊人消息，说德苏两国签署了中立条约。此事使船上的日本乘客莫名震惊，颇具滑稽色彩。他们与东京的日本政府一样，均感觉希特勒背叛了日本。从德苏签约的消息抵达的那一刻起，日本人立即中断与德国乘客的往来，即使在甲板上面对面碰上，也是一语不发。

毋庸置疑，到了1939年8月，日本本已再次作好了打击准备。若不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意外签了和约，整个太平洋早就被拖入战争泥潭了。

假设说，日本若于那一年发动新的战争，其首轮打击目标，无疑会是俄国人，因为著名的松岗—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是在1940年年初方才签订的。事实上，是年夏天的大多时候，俄日两国一直在恶战，只是都未正式宣战而已。战斗在“满洲国”与外蒙古接壤的西部边界展开，主要发生于诺门罕沙漠一带。战斗一直持续至欧战发端。到俄军开入波兰东部时，俄国才终于应日本建议，与其签署了休战协议。这场战事旷日持久，日本人竟一无所得。而战斗的严重程度，国外一直不甚了了。一年后，日本人将一万七千名死于对俄作战的日军士兵姓名，正式通报给东京的靖国神社，这才揭示了战况的惨烈。[1]

欧战的爆发，使上海的紧张局势更趋恶化。所有英国人或法国人主导的俱乐部，立即将德国会员统统开除，或将其会员特权全部暂停，直至战争结束。群体及私人之间的怨恨，以种种形式表露无遗，而人群中的敌我鸿沟，亦清晰可辨。总体而言，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相互抱团；而美国人、英国人、中国领袖人物及大多数中立国的公民，则形成另一个圈子。

商业方面，日本人开始向德国人及意大利人施惠，但轴心国代表之间，间或也会发生狗咬狗的争吵。

欧战一开始，上海的英国人及其属土公民便开始表达这样的意思：“当然了，美国马上就会站到我们一边的。”

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我坦率表露个人观点，以至丢失了一些朋友。1939年秋天时，我是强烈反对美国参与对德战争的，尽管一开始就很明显，美国终将被迫参与又一场世界性大战，并扮演决定性角色。我当时的立场是，只要英国政府仍由一帮超级保守、愚蠢兼无能的绥靖主义者把持，美国人民就决不会热情支持参战，去与这种政府结盟。

我对我的英国友人说，只要英国政府仍由张伯伦、西蒙及霍尔之流把持，则华盛顿的领导人将既无意愿、亦无能力把我国人民成功拖进战争，去帮助英国。大部分英国友人听了我的话，都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我还确信，最终，日本将是我们特有的死敌。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击败日本，解救中国及其余东亚各国，使其免受日本的常年暴虐与掠夺。

[1]根据汪字燕、何明编著《苏联出兵东北始末》，1960年代靖国神社的统计是日军阵亡两万多人。

卷三
世界进入战争

1．日方要员登门警告

欧战爆发后，我从各种渠道搜得许多重大新闻，却因过于重要，无法以电报传送，亦不得于任何条件下在美国发表。此时距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仍有两年，但已可真切感受到，我国正于不知不觉中被推向一场大灾难。

中日对抗期间，苏兹贝格先生多次让我提交机密报告，分析东亚局势的发展与前景。从1939年11月开始，我每次寄信给纽约时，都要附上这类报告，不再如过去一般，隔一阵才寄。

鉴于这类材料的性质与重要性，通过上海邮政局寄出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检查员必须启阅所有邮件。于是我便另行安排，将这些函件带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总部，在信封上贴上美国和中国邮票，然后装入海军陆战队邮包寄往美国。这类邮件都由陆战队卫兵护送至美舰或英舰上，日本人是无从插手的。

既然如此，还要求在信封贴上中美两国的邮票，便显得有些莫明其妙。原来，任何措施，只要可能剥夺中国的应得收益，美国政府各部门都不容许。所以，中国邮政可以不走，但中国邮票却必须照贴。

值得一提的是，我总是尽全力将这些不容发表的材料，抄送一份给驻沪的美国政府代表。通常而言，我会把副本送给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处，也会送一份给美国总领馆的相关官员。至于陆军方面则不一定送，因为他们在上海并不常设情报官。

以下是我定期送交苏兹贝格先生的典型报告之一，供他在制定《纽约时报》的社论及新闻策略时参考。该份报告从上海发出，日期是1939年11月18日：

须磨弥吉郎今晨到我公寓拜访，并留下与我共进午餐，双方的交谈极有意思。须磨最近刚从华盛顿返回。他在那里任日本大使馆的参赞，回东京后，将就任外交部发言人。

来客开头便说，日本非常清楚，其亚洲大陆计划的一贯绊脚石，将会是苏俄。

他说：“与莫斯科达成亲善是没有丝毫可能的。之所以会大肆宣扬商谈俄日协议，是要让华盛顿明白，若美国立场过于僵硬，可能会吓到日本，使其投入俄国熊的怀抱。”说到此，须磨咧嘴笑道：“不过，华盛顿并不把这太当回事，所以，我们的噱头没起作用。”

据须磨说，离开华盛顿前一日，他与国务卿赫尔（Hull）进行了一场会谈，其内容听来颇为震惊。以下是须磨自称他当时说过的话：

“国务卿先生，美国公民遭日兵掴耳光、美国教会及其他财产遭轰炸等等，所有这些个案都是小事，随时可以纠正。贵我两国间真正的基本问题，其实是‘战斗问题’。这个问题非常致命，故而双方都不敢讨论。那么，能否容我在此直言，从根本上来说，我方的唯一要求，是重续《兰辛—石井协议》，并希望美国承认，因地理位置的接近，日本在华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利益。”

须磨说，赫尔的唯一答复，是问以上内容是否是《兰辛—石井协议》里的确切用词，并补充道：“我得去刷新一下我的记忆。”

须磨说，他起身告辞时问：“你有没有什么口头上的告别语，希望我带给东京？”

然后，他转述国务卿赫尔的回答：

“有，我要说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日本真打算主宰中国的话，美国是决不会允许的。请把这话转告日本的内阁成员和其他领导人吧。”

须磨对此极为重视，尤其是，他本人及日本政府都确信，赫尔只是美国总统的传声筒，并非一个能独立行事的国务卿。他说：

“赫尔先生只是个迷人的英俊小生，被罗斯福先生当作公文上的一枚图章。华盛顿的外交圈都知道是这么回事。”

须磨最后说，美国继续加强潜水艇小舰队力量，又将其划归驻扎在马尼拉的亚洲舰队，使日本疑虑重重。而此种疑虑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深知，对于日本的在华行动，英法两国的抗议已经不如以往强烈，因为你们之间有了一个君子协定，由美国充当强硬角色，在那一带担负起白人的重任，而让英法两国去忙于欧洲事务。”

另有一人值得一提，那便是加藤。加藤是个日本绅士，他细语轻言，脾性亦和缓，令人愉快。1939年年末，他任日本驻华无任所公使，住在百老汇大厦十六楼，与我对面而居。偶尔，他会顺便进来一坐，喝杯海波酒，随便聊聊。间或也留下吃饭。有时，碰上他有什么日本好菜，也会来按我的门铃，请我与他共进午餐或晚餐。

1939年11月29日，我与加藤待了两小时。至当天稍晚时，我便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非正式”报告，记录了他的谈话：

目前来说，我们这些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毕竟只是些小喽啰。私下里，陆军对我们这些人，跟对待他们的中国傀儡一样，态度非常粗暴和恶劣。

陆军的特务处堕落得厉害，跟你们芝加哥的强盗一样。头头们靠走私鸦片、海洛因（有些还运到了美国），经营红灯区和中国的赌场，都富得流油了。武士道精神早被忘光了。

如果陆军成功强迫我们与俄国结成虚假的友好关系，那就没希望了。他们怎么做得出那样的事？要知道，就在去年夏天，俄国人刚打死了我们一万七千名士兵，打伤的人有这两倍。

从罗曼诺夫家族控制莫斯科以来，所有历史都显示，中国一弱，俄国就东扩，中国一强，俄国就退回去。当明朝是强大的帝国时，俄国远远退在贝加尔湖以西。明朝一衰弱，俄国马上东扩到松花江和阿穆儿河流域。随后，清朝变得强大，俄国又退了回去。清朝一腐朽，俄国又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并掌控了加拿大沿海各省。它控制了朝鲜，得到了满洲，又造了一条铁路，直接跳到了大连和旅顺。

日本通过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将它赶了回去，但随后发生了中国革命，不久之后，俄国便把外蒙古全拿走了。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年头里，它又不断收紧对新疆的控制。

今天，中国已经砸烂了，噢，我知道这是我国陆军干的。但与此同时，俄国也在扩大对甘肃、宁夏、陕西甚至部分四川的控制。如果中共把蒋介石赶下台，俄国人就会长驱直下，推进到南方的云南省，甚至可以威胁到缅甸的英国人。

我们没东西可以给俄国，所以就无法使它成为真正的朋友。波兰的命运，波罗的海三国的命运，再加上现在芬兰的命运，应该可以让我国陆军睁大眼睛了。但它们被美国的态度激怒得太厉害了，变得非常盲目，以致要去跟集权主义国家搞联合。

那时，苏德两国尚处于和平状态，苏联正向希特勒提供巨量的战争物资及食品。日本也尚未以军事盟国身份，正式加入轴心国集团。

其时，我获得的最不吉警告来自冈崎。冈崎时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与我相识有年。我曾于南下法属印度支那时拜访过他，北上返沪途中，又再次拜见。在我1940年3月29日致纽约的秘密报告中，记录了冈崎观点的概要。以下为报告副本的内容：

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在日本，陆海军和政府圈子对美国的怒火非常深，也非常普遍。我们的正式纲领之一，便是要“大家扯平”。哦，我们知道，现在还没办法，但如果美国介入欧洲战争，或哪天它遇到了麻烦，不管是十五年以后，还是二十年以后，我们就会对你们国家施加同样或更大的压力，以此作报复。我国受过教育的人，个个都心怀仇恨，胸中有一团火在烧着，因为美国正阻挡我们在亚洲的所有行动。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决不会忘却的。

我不禁大受震动，高度警觉起来。从南方返沪后，我又试探了海军岩村将军和陆军藤田将军的口风，两位的看法，果然都与冈崎如出一辙。因此，在致时报的同一份报告中，我继续写道：

当然了，我并未向岩村及藤田提起冈崎，但他们对冈崎的说法居然咸表同情。见此，我又将海军及陆军两方面的反应征询无任所公使加藤的意见，而他对此也确认无疑。

印支之行的目的，是调查法国在该重点殖民地的军力与士气。据此前听到的传闻，法军力量软弱，上下糜烂。而事实也确实印证了传闻。在我致纽约的报告中，有一部分提到了法国人，现摘录如下：

印支的法国人现在是极端反日的。这方面，上海的法国人也一样。法国人指责说，日本一夺走海南岛，便破坏了自己的承诺。此说极为正确。现在，小日本又公开承认要占有海南，将其建为海军基地。此举必将耗资巨大，因为该岛并无优良的天然港。

尽管法国人仇视日本人，但在日本压迫下，印支的法国人却难有作为，因为此时法国已垮台，并遭希特勒入侵。维希政府将印支大门向日本人打开后，当地法国政权不仅乖乖听命，不见任何公开的异议，更有甚者，还摇头摆尾，迫不及待与侵略者合作。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更看重自己的饭碗、自己的资历、自己最终能领取的养老金，而漠视法国的荣誉。他们虽被日本人粗暴使唤，却全不值得同情。相比而言，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尽管情况同样无望，却并未向日本人打开大门和武库。荷兰人是奋起抗争的。

1940年4月8日，日本人正式向我承认，日本已计划最终夺取法属印度支那及英属香港。那时，我刚从南边回到上海，已经巡视了广大的法属殖民地，正满心沮丧。对我透露此事的是鹤见健，时任日本驻华使馆参赞，后任大使馆每日记者会的发言人。他来我的住所拜访，询问我此番南行的观感。我告诉他，法国人对日本夺取海南岛，占领南沙群岛，又将势力伸入广西省，感到怒不可遏。鹤见一听，大笑起来，耸耸肩道：

“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等欧洲战争一结束，要是盟国胜利，法国就准备将我们打出海南，打出华南，打出亚洲南部沿岸的所有岛屿。其实法国人也好，拿法国薪水的安南鼓动分子也好，已经开始在煽动安南人来反对我们。法国人正在教唆印支的本地人，让他们仇恨我们日本人，害怕我们日本人，希望一旦情况到了最坏的关头，可以让这些本地人当兵，和日本战斗。

“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接手法属印度支那的打算。当然了，最后我们是一定要得到它的，就像一定要得到香港一样。但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我们必须确信同盟国不会在欧洲取胜，苏联也不会进攻我们。法国现在是没能力切实加强印度支那的防御力量的。我们认为，欧洲的战争会持续很久，即便英法两国最终能获胜，也已经精疲力竭，无力来保卫在东方的殖民帝国了。”

鹤见说这番话时，苏德两国还在和平相处，法国及荷兰也尚未被希特勒军队横扫。

1940年4月8日午夜前，德国军舰和飞机开始对挪威采取行动。而4月5日，日本领导人已经获悉纳粹进攻挪威和丹麦的计划。4月6日早晨，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将军举行秘密会议，将希特勒的意图告知日本的防卫大臣、海军大臣及外务大臣。早在那时，德国已试图劝说日本正式加入欧洲的轴心国集团。但日本最终等到同年9月才加入。

以上事实，是我在4月11日于上海获悉的。4月12日，我给《纽约时报》发去一份秘密报告，匆忙间，遣词造句便很不正式，其内容如下：

海军少将藤田（与目前指挥本区域日本陆军的藤田将军并不沾亲）前天从日本飞抵上海。昨晚，他邀我共进晚餐。由于我吃日本料理会消化不良，便反请他来我公寓吃饭，他欣然同意。他此行来沪，是被派作海军上将岩村的“外交事务联络人”。藤田曾任日本驻伦敦使馆的海军武官，被视为亲英派。

他说，德国驻日大使奥托曾于4月6日，在高度保密情况下，向日本的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及有田通报，德国有意夺取挪威及丹麦。

德国透露此事，并非纯为表示好意，而是借此传达其愿望，要求结成日德联盟，并要求日本说服意大利，以组成德意日联盟，共同对付英法两国。藤田引述奥托的话说：“等你们看了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快速行动的强大力量，就会明白，成为我们积极的盟友，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朋友，该是多么明智。”

从藤田将军所透露情况看，很明显，日本于1941年12月南伐时，乃是自行其是，甚至与柏林的意愿相悖。东京大约已断定，德国并非必胜无疑。因为早在1940年4月，德国态度便是，远东的荷兰属土，并不属于日本的战利品。我在4月12日的报告里说：

藤田说，奥特允诺，德意两国将专门批准日本“可在远东随意打击中国，以及打击英国与法国的属土，但荷兰属土则不得染指”。

当时我纳闷的是，这帮国际匪盗在作事先策划时，对菲律宾是如何处置的。由于藤田是在对一个美国记者讲话，自然就对菲律宾避而不谈（菲律宾当时为美国控制）。见他明显是有意避开此话题，我觉得还是不提为上。他继续说，他担心，东京政府见德国在挪威及丹麦动武获胜，激起一片怒潮，会趁机通过德国提出的结盟计划。我在4月12日的报告中归结说：

藤田说：“我们的东京政府知道，要实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雄心勃勃的梦想，唯一的障碍便是美国。”

以下是我在1940年年初撰写的另一份非正式报告的内容：

我与本野子爵相识已很久。据信，他将是外务省的“未来人物”。他曾任驻此地大使馆的参赞，后来又任使馆发言人。他出身名门，家境豪富，仅次于皇族。他的祖母在日本被尊为伯爵太夫人，威名远扬，两年前曾向某机构捐赠三百万日元，以“拯救”艺妓。

本野此番前往意大利时，途经此地。他是日本访意友好代表团的二号人物，此行除访问罗马，还将赴柏林、巴黎、伦敦、布鲁塞尔。若有可能，还将顺道访问海牙，然后去巴尔干各国。至9月底，还将前往纽约及华盛顿，最后横跨太平洋回国。本野人还在船上时，就通过无线电话与我取得联系，说此次在沪只滞留二十四小时，切盼长谈。结果，他于12点半赴我的午宴，一直待到最后一刻，才匆匆去赶3点起航的轮船。以下是他说的故事：

“阿班，很有意思，我们驻纽约总领馆的人员近藤报告说，从中国发出的所有报道中，你的电讯和通讯是最公正和客观的。”（当时，我们正在讨论说，日本陆军对我这个记者的仇恨与日俱增。）

然后，他详细查问上海方面的悲惨情景，我也一一回答。他说：“对我而言，你说的情况一半是新闻，另一半我在东京出发前已得知。老实说，政府正准备清除这里可怕的压迫和渎职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先清除那些虾兵蟹将，把他们赶出此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情况归罪于那些罪有应得的大财团，尤其是三井和三菱。它们腐蚀陆军，又与陆军沆瀣一气，从而大发横财。

“东京政府里的文官都很清楚，要想得到中国人的广泛支持，要想从重庆方面争取足够的人过来，我们必须给汪精卫大量的决策自由和行动自由。但令人担心的是，华中的陆军和大财团现在正深陷渎职的泥潭，等到南京新政权真能获得行动自由时，就为时已晚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陆军现在大致分成了两派，却都一样荒唐。其中一派要求我们与德国人结盟，另一派则要求与俄国人亲善，却又继续高喊反对共产国际的口号，而且继续与中国作战。

“我担心的是，我们太稚嫩，太生疏，在与命数抗争时，枪法不够娴熟。中国总是四分五裂，因为它缺乏术数方面的能人，无法妥善管理省级行政单位。同样，我们也可能四分五裂，因为我们也缺乏能人，无法妥善治理攻打下来的地盘。我们有武力，有决心，却缺乏成熟的心智。”

2．和平的一线希望

如前面章节所述，较早时，就日本帝国正式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是否明智，及是否应视该政权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日本各派之间曾起严重而长久的冲突。

这一冲突并非限于陆军对抗海军，或军队群体对抗外交部文官。这一分歧，已蔓延到日本政府各个部门，形成了陆军内部的派别之争、外交部里的争吵、大型金融机构间的意见相左。而牵涉其间的各系各派，全都与驻华日军有千丝万缕的腐败关系，并因此积累起巨额的纸上财富。

常有日本人因思绪纷乱难理，专门找我会商，并征询我的意见。这些人职衔有高低，派系各不同。而我总是无一例外，反对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只因觉得，若正式承认的话，将会是致命的一步，使得日本与美国开战变成不可避免。

我当时确信，只要假以时日，等到日本在中国感到倦怠，或其扩疆掠土的胃口被耗尽（或因领土过多、行政困难致其严重消化不良），则美日间的其余分歧，都有弥合的可能。但是，一旦日本帝国正式承认傀儡政权，日皇正式接待了来自汪精卫的“大使”，则日本为不使自己丢脸，便再难以收回对汪伪的承认，亦无法丢弃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了。

据我所知，美国对于中国土地上有日本傀儡政权长存，是绝难容忍的。要知道，去说服日本最终收回对“满洲国皇帝”的承认，本已困难重重，更何况在满洲这团乱麻里，还要再添上另一个傀儡政府，来统治中国的其余地方。若真到了那种地步，就非战不可了。日本对华的整套计划里，有一点是美国万难同意的，那便是要求分裂中国，或要求由日本支配中国。所以我认为，既然是为日方领导人提供咨询，则自己反汪精卫政权的立场，可谓堂堂正正。如此做法，对于避免我自己的国家与日本开战，或可增多一丝希望。

日本人在亚洲大陆的冒险作为，在我看来是前途暗淡的。日本驻华无任所公使加藤亦有同感。一日，我与他一起驾车前往上海北面江湾的一家日本茶室，沿路见一幢幢造价昂贵的新楼正拔地而起，其所使用的，无疑都是日本的资金。他看了大发感慨，首次道出了自己的感受：

“我看，这些新建项目全是在浪费时间、人力和金钱。就算我们明天就和中国讲和了，把部队抽调回国，没多久肯定又会带着飞机大炮杀回来，把这些再统统炸掉。发生这种事，最迟不会晚于1950年。

“1932年的时候，我们炸过一次，1937年，又炸了一次。但现在刚过了两年不到，重新造好的中国工厂就开始抢走日本工人的饭碗了。中国人在做生意方面比我们精明得多。他们比我们吃苦，比我们工作时间长，而过日子的花销比我们少。除非我们征服他们，统治他们，否则，中国人靠罢工，靠关税，靠强辩，或单单靠财富的力量，就可以在十年内把我们远远甩开。

“说到财富的力量，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幅员无比辽阔，自然资源无比丰富。她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劳动力储藏无比的巨大。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面对的任务都太大了。要是我们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不让我们有绝对统治的话，那我们就逃不过被毁灭的命运。”

1939年11月24日，我向《纽约时报》发去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显示了华中地区日本人的腐败程度，及各派系倾轧之严重。报告亦说明，日本人对于以政治暗杀来达到目的，是从不隐瞒的。以下为报告摘要：

以下事件不得发表，原因不复赘述。事件足以证明，目前，本地的日本当局是何等的贪婪可怕，亦证明陆海两军是如何互不买账。

四天前，日本海军特务处查获了一宗暗杀汪精卫的阴谋。海军特务处控制的区域含南市、虹口大部、闸北及所谓“西区”的大部。他们循一条有效线索，将案子正好追查到南京伪政府高级顾问原田将军办公室。原田除顾问一职，还兼任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来，此事是日本陆军主使的阴谋，原意是要使用中国枪手，将知情过多、又固执己见的政治傀儡干掉。

阴谋败露的次日，我向报社发回了一条电讯，大致是说，汪伪政权之所以成为阴谋计划之目标，乃是因为拒绝预先签署一份垄断协议。该份协议要求成立一批内陆航运、沿海航运、采矿业及发电业的垄断企业，且企业章程一律规定，日方必须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而中方股权只可占百分之四十九。任何第三国公民，则一概不得参股。我的报告继续写道：

日本的三井及三菱两公司，自恃“豢养”了大批陆军大人物，对汪精卫拒不成立垄断公司怒不可遏，终于设计要将其铲除。

海军查明此事后，便上报东京，同时上报了南京的西尾将军[1]总部。西尾狂怒不已，对涉案人等实施了军法制裁，将二十六名日籍主谋枪毙。为示耻辱，特将获刑人犯葬于江湾，而不是将其火化后送骨灰回国。凑巧的是，那块“丢脸公墓”现已是墓碑林立，达到三千两百块之多，上面镌刻的，全是罪名，包括叛乱、偷盗军用物资等等。

原田不日将被取代。但他积敛的财富，已达三百万日元。记得我早前另有报告，写到了寺内伯爵将军离开华北时所携的巨额赃款，亦写到了海军野村将军聚积的巨款（此野村与时任外务大臣、后调任驻华盛顿大使的野村海军大将并非一人，亦不沾亲。他曾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海军武官）。这些丑闻尚未公之于众，但那些本应以“武士道精神”自律的军人，却如此渎职，使知悉内情的正直日本人都深感震撼。

施诡计，行贪污，并非仅限于同中国人有交道的日本人。在日本外贸行业，这一劣迹也早已蔓延。鉴于在美国及英帝国大部分地区内抵制日货的做法已日渐严重，日本人便采取欺诈手段，以逃避抵制。

1939年11月，日本海军雄之助中佐与陆军黑木上尉从日本联袂来到上海。前者原是日本驻巴黎大使馆海军武官随员，后者的父亲是一位已故的著名将军。他们租用了一套两间相连的办公室，开始与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领袖频频密会。当时，单上海一地，即有犹太难民一万九千人左右。

未几，大批犹太贸易商便纷纷从美国、南美洲、印度、埃及和法国乘船来沪。来客们个个畅行于该日本海军参赞及退休陆军上尉的办公室。日本人的计划，是将无所不用其极的犹太商人散布到世界各地，借以倾销日本工厂的产品。

早在那时，日本已经想出办法，绕开了在美国广受拥护的抵制日产丝绸运动。他们用本国船只将日丝运到上海，盖上“中国制造”的印记，再用中立国的轮船运出。日本生产的玩具和其他产品亦如法炮制，盖上“中国制造”的印记，再从上海运往所有抵制日货的国家。

1940年，东亚形势已很严峻，而重庆失败主义情绪也随之出现增长，使严峻局势更趋复杂。部分人深感绝望，认为各民主国家无一会积极出手援救中国。有此想法的人与日俱增。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必须与之作顽强抗争。中国首都不断有人给我送来秘密报告，其中一份的日期是1940年1月7日，它写道：

眼下，实有必要对重庆作严密监视。由于政府里许多脑满肠肥的人渴望对日本帝国屈服，议和局面随时可能出现。目前的实情是，此地的一些有权有势者，已看到南方交通线被逐条切断，致使中国与法、英两国的联系遭割裂，对两国的依靠难以为继，不免脊柱发凉。他们说，就未来而言，抗战若想持续下去，对俄国的依赖必然日见其甚，并导致中共的地位增强。而许多人宁可卖国予日本，也不愿接受这种情况。想来，对于我所暗指的这些人是谁，你应该心知肚明，也知道他们对卖国求荣一事，是绝不会有丝毫犹豫的。因为他们出卖的只是中国的大众，自己则可以继续在沿海城市的天堂里安享富贵奢靡的生活，四周有日兵把守，夜夜由苏州青楼女陪宿，一夜一换。

鉴于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事一月月拖延，不免听到越来越多的臆测，认为日本帝国内总有那么一些群体，值得与之计议长久和平。这些人固然存在，但绝大部分是美国公众闻所未闻的名字。而目前情况下，我又不便透露，免得危及他们的生命。

其中一人，姑且称他为“仁志”吧。此人曾供职于东京外务省的美国处。他在日本人中，品格出类拔萃，虽然爱国，却绝不狂热。对于军国主义分子及文官中的沙文主义者，他一再与之争斗，程度已非常严重。他能逃过暗杀，实在是个奇迹。

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年里，仁志也在那里作广泛的旅行考察。其间他三次找我，最后一次谈了近一个下午。当晚，我便向纽约汇报了此事，报告中有三段引述了仁志的话，现摘录如下：

星期二上午就要飞回东京了，心情真是很沮丧。目前控制军队的，还是那帮口出狂言、行为暴戾的派别。没错，他们是少数，即便在陆军里也是少数，但他们是日本的“直接行动者”，所以权势滔天，与他们的人数极不相称。

日本的温和派既不敢声张，又不敢在政策上与这群暴戾狂言者过于作对，否则，“二·二六兵变”便会轻易在东京重演。这种事要真发生的话，温和主义就会在日本销声匿迹很久，也很可能使日本再也当不成世界大国了。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并不明白，这群人总是把剑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以施暴相威胁。

目前，我国外务省其实是全力推行温和主义的，并真诚希望缓和与各民主国的关系。但外务省软弱得很。唯一令人鼓舞的迹象是，最主要的陆军将领们已经明白，我们在中国已经走到头了，早已超出了界限。问题是，他们又没法叫停。我们不能在陆军里实行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么做只会使困难增大，还会促使军队里的暴力行动派壮大。

薄暮邻近时，我们就日本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组成所谓“中国中央政府”一事展开长谈。我对仁志说，他们操作此事的方式极其笨拙，到头来只会一场空。根据我的笔记，我当时说的内容是：

你们没给那可怜的家伙一点机会，好让他在本国人民面前挣回一点“脸面”来。你瞧，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发生在东京，在东京反复开会讨论，在东京获批准，在东京宣布。这完全是错误的。我想，你们的中国工作组应该知道这边有个“面子”问题吧。这个运动如果要搞，就必须让它看起来是在上海策划和孵化的，要不，在南京或青岛也行。总之不应该先在东京宣布决定，然后再把汪精卫从印度支那接回来。你们那些组织者，本来应该先悄悄活动，让你们的中国爪牙求他出面组织政府。而你们现在的做法，让他又得不到尊严，又失去自尊。为了让一小群自以为是的日本军人脸上有光，你们就不惜把“傀儡”两字深深凿在汪的前额上。

仁志表示同意，然后问，照我看来，如果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各国会有什么反响。我告诉他，我相信各国除了嗤之以鼻之外，不会有其他反应。又补充道：

对日本走出这一步，我是尤其遗憾的。原因在于，一旦日本承认了这个凭空制造出来的傀儡政权，一旦它与该政权交换大使，它便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将来，它做不到为了讨好第三方，自掴耳光，翻脸不认自己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在我看来，整个汪精卫计划牵涉的最重要问题，是它阻碍了恢复日美互信。因为美国也好，《九国公约》集团的其他列强也好，怎么可能去承认这个政权呢？他们绝不可能与这样的政权商谈贸易或其他事项，也不会向日本让步，承认它的建立为合法。

仁志对此思考良久，最后说，他将尽全力在幕后活动，让汪精卫与南京及北平的中方领袖人物之间达不成共识。

他说：“如果此事不成的原因，看上去是因为中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日本就不会在中国、在国外及在本国丢面子了。”

我将他送到门口。半小时后，门铃再次响起，原来是仁志又转了回来。他提出一个要求，令我颇感诧异。次日，我将他的要求通报给《纽约时报》及驻沪的美国文武官员，其内容为：

阿班，我希望你能来趟日本，如果抽不出太多时间，哪怕只待一两天也好。我回东京后，会安排一个秘密会议，让你跟外务大臣近卫亲王、阿部首相、畑俊将军、松冈将军等人碰头。请务必前来，把你对我们在这里整个情况的想法，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说说。他们会非常乐意倾听的。如果你能帮助施加影响，让日本放弃承认汪精卫一事，那么，你对贵我两国，都算是作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已看得很清楚了，从恢复美日友好关系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承认汪精卫，那就等于破釜沉舟，再也没退路了。

我们相对而坐，喝了第二杯威士忌加冰，就他的提议展开商讨。我告诉他，我无法保证此事行得通，相信《纽约时报》会认为，我并无适当身份，可以如此积极地介入外交活动。但我告诉仁志，他可以将我们之间的会谈实质，随意传达给东京值得他信赖的人。仁志听了，还是坚持让我与日本领导人面对面会谈，以便有时间提问与讨论。并认为这么一来，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更具说服力。

我们最后同意，如果他能成功安排会议，就给我来电报。我会要求美国总领事或海军上将格拉斯福特给时报拍发加密电报，询问我作此一行是否合适。

仁志果然安排了会议，但时报不同意我去，所以未成行。至1940年11月30日，根据日本极端分子的计划与进程，日本终于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

日本终于等无可等了。日本对承认汪伪政权一事，曾月复一月地推延，希望蒋介石将军面对此事的不断威胁，或能妥协议和。他们期冀总司令明白，一旦日本承认了南京傀儡政权，那么他们与重庆便只有死战到底一条路了。对此，蒋介石其实是再清楚不过的。但即便将这些考虑在内，他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抵抗。

[1]西尾寿造，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3．日本高官的试探性接触

日本人为避免与美国开战，又作了一次表面努力。1940年3月5日，两位日本高官经预约，前来我的寓所拜访。其中一人是海军的岩村将军，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另一位是鹤见，大使馆参赞。

我起初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两人的开场白听上去无关紧要，谈的是1939年1月发生的一些事件，且冗长不堪。接着，两人又旧调重弹，大谈日本国内派系歧见的种种事实，说争端的焦点，是应否将“反共产国际公约”扩充为正式的日德意军事联盟。岩村与鹤见均宣称，为反对加入联盟，他们已做了斗争，并深信，日本的光明未来，取决于恢复与美英两国的亲善关系。

最后，经长久沉默，两位来访者终于说，他们经“东京方面授权”，请求我代为传递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即：“恳求（美国）采取温和主义立场。”

我告诉他们，所说的内容过于笼统，应该谈得具体些。说这话时，我的态度不免有些严厉。我特别追问所谓“东京方面授权”的具体含义。对此，两人仅含糊回应说，他们代表了“政府的某些部分”。

于是我又问，他们所谓“传递恳求（美国）采取温和主义立场”究竟何指。对此他们回答说，是希望《纽约时报》能连续发表社论，赞成日美谅解。他们又补充道，稍后将向我勾画出日方提出的条件，由我转达美国国务院和海军上将哈特。

在我看来，此种做法极不负责，而且疑点重重，于是直言不讳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问，若日本愿意退让，为何不向我国驻东京大使提出，或通过其驻华盛顿大使，向我国国务院提出？

回答是，日本政府对其最大让步条件会受到何种对待，心中无底。怕万一遭拒后，被正式记录在外交文件里。

当晚，我将此事写成秘密备忘录上报。根据此份报告，鹤见当时说：

“我国政府是真心倾向于同美、英、法三国修好的，但我们不能动作太快，否则会被踢下台。如此一来，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上台，日本就会被毁，对美国的战争就很可能打响，不管美国愿不愿意看到。我们真的不希望关闭‘门户开放’政策，但《九国公约》是没法认真执行的，也不会去认真执行它了。美国有句俗话说，桥下水太大，已收不回去了。同样的，我们在中国大地已洒下太多日本人的鲜血了，让我们放弃得到的一切，已不可能了。”

这时，岩村将军急急插话说：

“海南岛必须归我们。但要是中国能正式承认‘满洲国’，默许我们在华北享有特殊地位，我们就愿意放弃华南，退出长江。这里说的华北，指的是河北、陕西、察哈尔、绥远以及山东全境。我们必须在华北永久驻军，必须享有贸易最惠国待遇和采矿权。只要这些能满足，我们还愿意退出南沙群岛、广东和广西。此外，我们将不提出任何赔偿要求。”

这时，鹤见又插进来说：

“令我们不高兴的是，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远东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选战足球，要不就是被彻底忽略掉。但要是美国人民知道，当今的日本人民有多么敏感、多么冲动，就不会这样了！我们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处可以看到成千上万打仗受伤的跛子和瞎子。我国农民和大众承受的贫困日甚一日。这一切，使公众变得极度的易怒。情况已经非常危险。请相信我们，日本已经在用最大胆的速度让步了。如果他们继续受到冷淡对待，那就很难说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灾难了。”

说完日本方面的看法，他们便询问我的真实见解。我就借机给他们上了一堂课。我与两人都很熟悉，相信意见会被接受。他们确实也听了进去，对我的所言，忧心忡忡地表示同意。我所说的内容大致为：

“别希望相关的列强会作太大让步。你们对军队不加管束，让他们尽情撒野，残害了无数中立国人士的生命，摧毁了他们的财产和利益，让未来十年的贸易毁于一旦。你们一直企图独家垄断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市场，同时却又一直在屠杀他们，剥夺他们，摧毁他们的工业和生存方式，并通过毒品贸易，使千百万人堕落。你们不断把中国的食品和原材料洗劫一空，同时在全国范围倾泻毫无保障、一钱不值的军票。

“至于你们自己的国家，即便你们玩弄预算数字和‘赤字’债券的数字也是无济于事的。你们实质上已经破产了。等待你们的，是通胀和贫困。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也被你们毁掉了，它必然一贬再贬，直到最终消失。你们在这里制造的情形，跟上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情况一模一样。那时，是美国倾其所有，在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波兰和俄国的欧洲部分赈济平民。而现在，由于你们的所作所为，东亚有数千万人要遭受饥荒，除非作出国际努力来援救他们。而这种国际努力，肯定又是以美国人为主的。你们总不能既要把世界其余地方都搞成这样，又要事事都如愿以偿吧。”

岩村将军说，他在东京开会时，也提出过相同的意见，并补充说：

“日本希望迅速得到和平，并愿意为此作大量让步。因为除非我们是绝对的赢家，否则的话，不断去占领土地，一定会葬送我们自己。照我们目前采取的方针走下去，肯定会先招来美英对我们进行贸易制裁，然后便是战争。只是我国的陆军和沙文主义者并不这么看。他们出于尊严受损，外加有切腹自杀的本能，非得自私自利地把我们拖进与美国的战争不可。”

然而，这些哀求之声来自少数人，何况是几乎毫无权力的一群，自然引不起美国的认真关注了。

至1940年春，日本的温和派已所剩无多，想靠他们来对极端分子有所约束，是根本不用指望了。这次会面后四个月，岩村将军和鹤见参赞都转而攀上了主流派的高枝，两人都把战鼓擂得震天动地。

4．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1939年年末，我已看得很清楚，日本陆军有部分人对我的敌意与日俱增。要逃过被暗杀的命运，看来只有匆匆逃离上海了。1940年4月11日，我发出一份秘密备忘录，其中一段说：

此地日本人的反美情绪正以危险速度增长。顺便提及，在上海掌权的日本军事当局有一个公开的反阿班集团。他们的存在，不仅已损及我的工作，使之多少陷于瘫痪，更已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我已开始打点行囊，并尽可能避开耳目，准备将贵重物品立即运往纽约。这批物品含我收藏的大批玉石、牙雕、青铜器、中国画及瓷器。此外，我还准备将所有像样的柚木家具、京织地毯、家用银器及大部分图书运走。将来，我打算干脆“露营”了，只保留一些必不可少且价值无多的家具地毯、粗瓷大碗和旧床旧褥，反正弃之亦不可惜。我生性并非杞人忧天型的，十四年的记录足可证明这点。但基于常识，这些预防措施还是不得不做的。

其实，早在1938年10月，日本人已开始骚扰我，企图使我无法工作。我的档案中存有一份给美国总领事馆正式投诉信的复写本，上面写道：

中国上海，1938年10月27日

高斯先生[1]台鉴：

在此冒昧提交一份正式投诉，欲指控两名日本宪兵今晨对我采取的行动。该两名宪兵先致电我的办公室，确认我本人在场，随后便于10点过后登门。两人都着便衣，其中一人声称没有名片，另一人在我坚持下，拿出了一张名片，上面印有：

K.平野

日本宪兵队上海司令部特高课

四川北路478号大桥大楼

电话46236-6

两人企图强迫我接受交互讯问，逼我回答从上海发出过何种新闻，如何发出这些新闻，以及我获取信息的渠道等等。

我不禁怒火万丈，当着他们的面，给喜田先生拨了电话。见他对两人的身份语焉不详，我干脆把话筒交给了其中的平野。他便以日语同对方讲了长长的一通话。末了，平野说，一切“全是误会”，是出于“误解”。我拉开门，要求两人出去。他们表现出道歉之意，被我拒绝。我说，我必须先将此事报告日高先生，然后再恭候他们回来，就无端侵入我的公私事务作正式道歉。

据悉，宪兵队正在开展一场行动，试图威胁本地所有的报社记者。

　　谨启

哈雷特·阿班

信中所提之喜田先生，与其他章节提及的喜田同为一人。而日高先生乃是日高信六郎，当时的日本驻沪总领事。事后，喜田向我透露，那两个宝贝宪兵出了我的办公室，便直奔总领事馆，门也不敲便闯入他的办公室，把他臭骂一顿，说他居然站到我的一边。二战爆发后，那些将美欧记者关进大桥大楼的宪兵司令部并横加虐待与折磨的，正是平野一类的恶棍。

此事发生后，我坚持要平野及其同伴作正式道歉，终于如愿以偿。无疑，这伙人对我的敌意也因此而火上浇油。

1940年1月，平野再次出现了。当时，日本领事馆一低级官员偷偷向我报信说，平野企图收买我的仆人。这伙人的方案之一，是以五百美元收买我的车夫，在我车里藏进一个包裹，等车子行经外白渡桥时，由日本哨兵将其查获。按计划，包裹里会有几把左轮枪和一些鸦片。一经查获，我就会被押往日本陆军司令部，日方随后便向新闻界宣布，我因偷运武器及毒品进入日本控制区，已被当场抓获。

众仆人出于无奈，才把日本人以现金收买他们的图谋向我一一坦白。据此，我写信给日本陆军的外事及新闻联络官，讨要说法。为自我保护计，我同时将此信的副本送呈美国总领事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上校团长，并通过海军邮包将副本寄给《纽约时报》。信件全文如下：

中国上海，1940年1月27日

宇津宫大佐台鉴：

事属遗憾，却须提请阁下回忆1938年10月一宗旧事，案涉某K.平野君及其帮手。鉴于该宗事件之解决深得阁下相助，值此事端再生之际，直接求助于阁下，自是不二选择。再者，以鄙人之管见，此事全然不宜做正式处置，亦万万不便作任何公开。

近日，鄙人的六名仆人相继遭人诱逼，被委以金钱，欲“换取情报或帮忙捣乱”，出面者自称代表日本宪兵队的K.平野，办公处在大桥大楼。据云，平野对鄙人于1938年要求其道歉并获准一事，至今耿耿于怀。

如蒙就此彻查，岂不快哉。若查实无误，则盼能切实杜绝。万一查无实据，或系有人故布疑阵，恶意挑拨，则此信就算未写，并在此就打扰道歉。然则依鄙人所见，不管事情最终如何，皆起于私人恩怨。负责官员对鄙人所指之事必然一无所知，亦不会刻意纵容。

如鄙人所知，阁下必也清楚，时下，各方对所谓“杨格案件”全都愤愤不平，值此关键时刻，再有“陷害”事件或其他“事件”出现，于各方各面，均大不幸也。

此信之用意，不为打击平野或他人，只为自保兼保我的仆人，使之无论刻下也好，将来也罢，不至遭遇任何之不测。

　　谨启

哈雷特·阿班

宇津宫大佐等果然着手调查，并承认，平野一伙的所作所为，竟然比我所指控的更严重。他向我保证，会把平野逐回日本，还要为其“戴上镣铐”。平野是真被驱逐了，却公然违抗当局意志，几个星期后，又回了上海。

信中所说的“杨格事件”，是指《国际新闻报》驻日本记者詹姆士·杨格（James Young）被捕一事。被捕后，他被长期关押在东京监狱。

后来，吉米（詹姆士昵称）终于获释，并曾来沪一游。我们在花旗总会喝鸡尾酒时，他告诉我，在接受交互讯问时，我的名字曾被频频问及。吉米还警告我留意自身安全，因为陆军中的某些人，以及大部分宪兵都下了决心，非“扳倒”我不可。听了他的警告，我当即给时报的总编去了下面的信：

中国上海，1940年5月4日

詹姆士先生台鉴：

据悉，《国际新闻报》记者詹姆士·杨格在东京受审讯时，被频频问及《纽约时报》相关问题。杨格不久前经沪，将以下情况相告。

检控书中，原来罗列了三十八条罪状。但审判（为秘密举行）开始后，法官驳回了其中的三十二条，仅就余下六条进行审理。其中一条是“无端中伤陆军”，因他曾于今夏发过一条电讯稿，报道日本炸弹炸毁了《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F.T.德丁（F. T. Durdin）的住房。杨格指出，此事有两张照片为证，照片前景即为德丁夫妇住房的废墟。但这两张照片与其余文件一起，已被日本人搜走了。

但法官却照样判决道：“罪名成立，因为日军一向只轰炸军事目标。”

另一项指控，指杨格发表了不实电讯稿，声称曾在重庆与日本士兵及飞行员战俘交谈。对此，杨格提交了多张照片，上面显示，他本人、德丁及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参赞佩克正与那些战俘交谈。

法官又判决说：“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日本人是从不投降的。罪名成立。”

再有一项指控是，杨格藏有危险及颠覆性文字，其内容无端给日本陆军抹黑。作为物证，检方举出一张剪报，是为我写的文章，原发表于去年3月4日的《纽约时报周六晚报》。检方着重指出，该文所援引之松井将军及多田将军的话，皆属谬误。杨格申辩说，此文并非出自他的手笔，他只是认识作者。

东京警事厅兼宪队兵督察高桥这时便插嘴道：“那个阿班是给《纽约时报》干活的。那是所有美国报纸中最反日的报纸。我们早就想搞掉他了。”

东京宪兵队外事课课长宫崎也说：“只不过还没动他。外务省总是逼着我们不许动他。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所谓“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大概是指，除了须磨和仁志外，我在东京外务省的友人，都已各自东西了。重光去了伦敦，本野子爵有一阵去了罗马，川井正出长差，加藤大使在对南美作友好访问，日高在南京，等等。

可以保证，这个夏天，我是再不会去日本玩高尔夫或做其他事了。

　　谨启

哈雷特·阿班

早在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前，军队及宪兵便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敌意。至于敌意具体始于何时则难断定，推测下来，极可能是因我报道了河北东部傀儡政府初创，及当时的大规模走私丑闻，从此种下祸根。

但我却肯定，满洲战役时，日人对我并无敌意。一个重要证据是，1936年，日本驻沪总领事及军方居然出其不意地向我赠送了一尊日本武士铜像，并伴有一纸华丽奖状，表彰我在报道满洲战役时“发扬了不偏不倚精神”。

铜像的基座刻有几个金字。我留意到，凡有日本人来我居所做客，总要认真看看那几个字，然后便嘶嘶有声地吸气，急急鞠上一两个躬。头几个月，我猜想他们之所以鞠躬，大概是要表示对日本陆军的敬意。后来实在不胜其困，便问一个极熟的日本友人，这么鞠躬到底用意何在。他踟蹰半晌才说：

“要一字一句地直译的话，还真挺困难的。基本的含义是，天皇差不多是认你为结拜兄弟了。送你这尊铜像是天皇本人首肯的。”

看来，等下一次地方政府来回收废铜烂铁，我应该把那尊日本武士扔进废铁堆里。愿它熔化后，被制成一枚炸弹，最后落在东京爆炸。

至于断言日军在1937年几宗事变发生前，便已滋生对我的恨意，也是有根有据的。1937年8月，上海之战打响刚两天，便有二十二名穿制服的日军闯进了我在上海的寓所，其中两名是中尉，另二十名为士兵。他们将寓所翻了个底朝天，寻找想要的文件。而事发时，我正乘美国海军上将的游艇“伊莎贝尔号”从北方返沪，尚未下船。

他们自然一无所获。因为多年来，我已养成习惯，从不在公寓或办公室存放重要文件，即便只暂时存放一夜。所有重要文件，全都藏进了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保险柜里。

日本搜查人员见花了五个小时，还觅不到任何东西可加罪于我，不禁暴跳如雷，便顺手牵羊，将小件的牙雕和玉雕塞进兜里带走，价值达两千多美元。还算万幸，因为我投保了火险，所有物件都有详细清单编号罗列。但我却无法向保险公司索赔，因为并未投保入室行窃险和在外行窃险。

就此一恶劣行径，我找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探讨如何解决。根据他的建议，我列出了一张详细索赔清单，总计略超过两千美元。几个月过去后，日本总领事才给我来电，说愿意付两千美元整了结，我也就同意了。我的打算，是收到支票或汇票后，先拍下照片，并将照片与索赔清单一起交美国总领馆存档，免得将来说不清为何收下日本人一笔巨款。

我一表示接受日方赔付提议，不出半小时，日本总领事便亲自前来见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了大把现金。两千美金赔款，全是五元一张的现钞，让我错愕不已。

我请他稍等，忙进到办公室，合上门，打电话找到高斯先生。

我说：“他带来的居然全是现金。就算把两千元现钞拍下来，也起不了什么保护作用。是不是该回绝他，让他带汇票来，这样可以拍照存档？”

“千万别，”高斯先生忙说，“趁现在还拿得到，赶快拿下来。”

我就照着办了。

[1]当时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5．全球率先报道日德谈判

驻华的美国要员们，到了1940年的夏秋之际，对局势的研判竟然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也算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奇观了。至于华盛顿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各方面的重重危象与日俱增，政要们却一笑置之。这种态度，直到一年之后，仍在盛行。

1940年9月23日，我给《纽约时报》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内容涉及两位重要联系人的看法。事缘两天前，即21日，我曾前往理查饭店，与岩村将军、西尾将军及来自南京的板垣将军共进晚餐。板垣将军就餐时说：

“目前局势的危险处在于，陆海两军中的狂热分子，比如桥本之流，可能会给美国来个突然一击，有意挑起战争。

“近来，这些人不停向近卫首相和松冈外务大臣灌输一种理论，认为东京与华盛顿的政策是无法调和的，因此长期而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理论传递给天皇。他们认为，要打击美国人，就得趁你们的防御措施还没准备停当。因为我们这边，不管是哪个派别，对于美国为军事扩张所准备的巨额拨款，都非常的震惊。我们都明白，就算我们竭尽全力，都别想筹到这笔开支的十分之一。而我们发放的债券已经超过两百五十亿日元了。所以，他们认为，既然要打，就要现在打，不能等到你们的装备到齐后，变得无法为敌的时候才打。

“而反对现在就开战的唯一理由是，如果立即开打，美国就会中断对英国的供应，这就很可能会使德国获胜。这又带来一个大问号：对于日本来说，长久而言，面对一个胜利的德意联盟加一个被毁的英帝国，会不会反而不如一个强大的美国加一个获胜的英国？”

次日，我受请去参加一个非正式的午餐，地点在英国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克拉克-科尔（Alexander Clark-Kerr）爵士官邸的花园。科尔本人远在重庆，自然不在场，而午餐会的男女主人，则换成了来自英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罗伯特·克雷吉（Robert Craigie）爵士夫妇，他们此时正在中国访问。根据我的现场笔记，罗伯特爵士说：

“对于姑息日本的政策，我已经极度厌倦了。我在东京的整个任期，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羞辱。等我们把希特勒揍瘪了以后，非把小日本马上赶回原来的地方不可。那帮小贼让我从情感到精神都烦乱不堪，但见了他们，还要客客气气，实在让我想吐。我老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是个挂着金色绶带的将军，指挥部队在东京附近登陆。在梦里，我差点乐翻了，我下了无数命令，全都是狠揍那些肮脏的小杂种，报了大仇。”

克雷吉夫人打岔道：“鲍勃（罗伯特之昵称），你瞧你，说话像个粗人。”

“没错。你不也是嘛，恨不得用卖鱼婆的粗口去骂他们，只是没出口而已。”

克雷吉对美英之间以驱逐舰换海军基地的交易表示欢迎，但认为，长久而言，恐会有损英美友谊。他担心，这类基地因享有治外法权，有可能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痛处。他说：

“慢慢地，英国人是会不断生出恶感来的。比方说，你们的军人可能会喝醉，可能会不付在我们商店里的欠账，可能去强奸一些并非全然不情愿的女孩。而事情发生后，你们的人只受美国法律审判，我们的法庭动不了他们。治外法权总是会带来敌意的。不信，就去看看过去的日本，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和埃及。”

9月下旬，一条全球独家新闻落入我手，让我报道了日本将与德国及意大利正式结成军事同盟的消息。这比其他媒体的报道，早了整整四天。此事的成功，既得益于我与消息来源方的长久友谊，又借助了极大的好运。但远东的美国官员们却错判形势，铸成惊人大错。

消息是通过信件传递的，通篇用打字机打出，并非手写。来信者是一名日本高官，一直激烈反对日本采取此步骤。照理，兹事体大，即便我知道送信的是可靠之人，也熟悉他的毛笔签名，还是不应相信任何打字稿的，因为签名是完全可以仿冒的。但由于我对此人墨迹中的起承转合实在是太烂熟于胸了，故而还是断定文件为真实。

于是，日德谈判情况，遂被我以电报形式如数发到《纽约时报》，其中包括了条约的细节、柏林代表团的人数及成员详情、他们从西伯利亚乘火车进入“满洲国”的日期、抵达东京的日期、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东京下榻之酒店的名称等等，滴水不漏，令人不得不服。电报中，甚至还包括了日本检查员曾于哪一天发布禁令，禁止日本及“满洲国”所有报纸报道德国代表团的抵达及所涉活动一事。

一俟将电报发往纽约，我便动身前往哈特上将的旗舰，将我的报道及原始信件一并交他过目，只是将签名隐去。

哈特上将对此表现出了强烈兴趣，征得我同意后，立刻将报道及信件内容以无线电报发给东京的格鲁大使。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定了为期10年的《三国同盟条约》，『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时报接到电讯后，二话不说，即刻登在报纸头版。报纸一出，华盛顿顿时一片哗然。而在东京，却是另一番景象。该条消息被交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某个随员手中后，不出几个小时，此人即回复道，整件事纯属子虚乌有。

他说：“这一次，阿班确实是在信口雌黄了。”

但四天后，东京、柏林、罗马就同时宣布，三国已正式缔结了军事同盟。

我的东京报信人之本意，是希望以提前泄露谈判情况，来阻止条约的最后缔结。他在信中说，该同盟之缔结，“对日本而言，或将不异于凌迟自戮”。

但既然驻日使馆已汇报说，报道所指之谈判确为子虚乌有，华盛顿自然也就表示，对本报的消息，不予采信。

6．横遭日本便衣毒手

报道日本将加入欧洲轴心国一事，让我抢到了独家新闻。此事固然可喜，但我在沪上的个人生活，却因此陷入危机。7月19日晚，两名持枪的日本兵闯入我的住所，不仅对我横加施暴，还夺走了许多重要文稿。

1940年夏，我一直在加紧完成《华尔传》。根据合同，此书必须在9月完稿并送交纽约的某出版社。

对于我正在写新书一事，日本人非常清楚。此书未满五万字时，我便向日本人申请过通行证，以便派摄影师去上海附近的松江小城拍摄华尔墓。松江原是华尔的指挥部所在地，他的墓便建在该城一座旧庙的后院。他死后，清政府曾妥为殓葬，从优议恤。

日本人的推断显然是，既然我在写书，必然是反日性质的。其实，那本书根本无涉当今事务，其主角是华尔将军，战死已近八十年了。

日本人选择7月19日晚下手，也是费过心思的。因为他们知道，第二天，我就会搬到公共租界的另一部分。从1935年起，我便将办公室和住所设在百老汇大厦的十六楼。该大厦原为英国人拥有，1940年初夏却被日本某公司购得。于是我便打算搬家到苏州河以南，一则是不愿有个日本房东，一则是不愿每日往来于河上的外白渡桥，觉得既不方便，又要受日本哨兵侮辱。

事发次日，我向时任美国驻沪代理总领事R.P.巴特里克（R. P. Butrick）提交了正式报告，对出事当晚的经过作了详尽描述，估计了损失总额，并提出索赔要求。报告内容如下：

中国上海，1940年7月20日

巴特里克先生台鉴：

本人作为美国公民，在此正式提请阁下向日本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就一宗武装抢劫案作出道歉及赔偿。该宗案件发生于今日午夜刚过时分，本人在案发过程中遭武装抢劫，并受暴力的肉体折磨。以下为事件经过概述：

午夜12点刚过，我在百老汇大厦的住所里，正坐在床上看各通讯社通稿。这时，先听到家里的狗在吠，继而有人敲门。我一打开门，赫然面对两个着便装的日本人。两人都以手巾蒙脸，手持左轮枪。其中一人个子相当高，穿灰色粗布西装，另一人为矮个子，罗圈腿，穿深蓝上装，粗布裤子，显得有些污秽。两人都戴着廉价的草帽，脚蹬帆布胶底网球鞋。

他们硬冲进门厅，将门关上。其中一人将电话线从墙上用力扯下，另一人对着我养的一只狗提脚狠踢。两人的英语都差强人意。

他们进门后便要我交出“正在写作的反日书籍”。我告诉他们，我根本没在写这么一本书。其中一人听了，便用枪管戳着我，要我带他去办公室。于是我在前领路，将两人领进了办公室，并扭亮了灯。这时，矮个子负责将我“看住”，另一个则开始在书桌和文件柜里到处翻查。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即将完成的《华尔传》手稿。我解释说，这不过是本历史著作，里面的人，死了快八十年了。

但高个子在翻阅手稿时，在第一页发现一段文字，提及1937年之前，长江流域就成为兵家争夺的对象，其中提到了日本。然后他翻到手稿的最后几页，正巧又看到其中说，华尔在松江的祠堂受日兵毁坏。于是他暴跳如雷，说我是侮辱日本陆军，说着便挥拳猛击我的左脸，打掉我的眼镜。接着，他一把将我的左臂扭到背后，将我用力一摁，按跪到地上。然后便一连串地用日语破口大骂。发泄完了，又要求我交出“攻击三浦将军的所有电报”。我说，从来没有发过这类电报，并愿意提供办公室档案为证。

他们心有不甘，继续搜查，将我的物品丢得四处都是，连卧室的箱子也不放过，直到又发现另一卷手稿，里头有我写的九个短篇小说。最后，他们将短篇小说与《华尔传》的唯一手稿一齐带走。在退出门去时，两人警告说，大门外会有人监视十分钟，要是我胆敢在十分钟内出门报警，就会被射杀。我留意倾听外面动静，并没有听到电梯上来的声音，估计两人是走楼梯下去。后来，我终于到百老汇大厦管理处报警，但是，作案者早已遁去无踪。要知道，大厦里共有六个出口，里头又有许多日本租客。作案人可能从不同出口分头走出，也可能藏匿在大厦的日本租客家里。唯一的物证是在楼梯上发现的，就是那两块被用来权充面罩的手巾。

《华尔传》一书，已与纽约的Doubleday出版社签了合约，并已预收了五百美元稿酬。书稿交付时，将可再领五百美元。出版合约现存放于上海的银行保险箱里。手稿共三百五十四页，计十万六千字，前后花了九个月完成。若不能原物归还，则不仅我的努力会荡然无存，还要退回Doubleday出版社五百美元的预支稿酬。这且不算，为写作此书，我已耗费了八百美元，用于购买珍稀旧籍及照片等。至于短篇小说的损失，则较难作价值上的估算。

除此之外，电影版权收入的损失也必须计算在内。据我的出版经纪人“勃朗特及勃朗特公司”（位于纽约公园大道一百零一号）转告，好莱坞已对《华尔传》的电影改编权表示出巨大的兴趣。

对于攻击者的身份，我是无以确认的。但阁下卷宗里应能找到我的一封旧函，日期为今年1月27日，信中谈及有部分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曾策划对我下手，亦说到宇津宫大佐已承认，我所指控之内容，“不仅全部属实，而且不止于此”。他并承诺说，我将不会受进一步骚扰。但两个恶棍此次来顾，显然不是“自作主张”的。因为众所周知，昨晚将是我在百老汇大厦的最后一夜，我已定于今日迁往苏州河以南了。

唯唯，乞示。

哈雷特·阿班

日本人对我的袭击，可谓残忍到了极点。他们将我压跪在地后，还对着我的腹部及腰部猛踢，留下大片淤青。由于手臂被强行扭至背后，连着数日，我都无法举手梳头。

事件过程中，面对两名暴徒，我不断提醒自己，不可激怒他们。我怕他们将我伤得太重后，为掩盖罪行，干脆将我扔出窗外，丢到十六层以下的人行道，然后伪造假象，使其貌似自杀。而离奇的是，不出一星期，这事果真在东京发生了。东京的日本警察对路透社记者詹姆士·M.考克斯（James M. Cox）施刑后，将他的尸体扔出警察总部大楼，随后指控说，他先承认一直充当英国间谍，接着便跳楼自杀了。

多年后回顾此事，可看出日本官方在应对此事时，显得无能之极，也可笑之极。而在事发当时则是另一种心情。那时，见日方官员于推卸责任之余，还试图在我的人格上抹黑，我已被激怒到难以估量的程度。

事发当晚，我立即下楼到大厦管理处，向值班人员通报此事，要求他在大厦的所有出口布置警员把守，以便逮住出逃的恶徒。可惜此举未能使其落网。据警方推测，大厦低楼层的住户中，可能有作案者的同伙在，容其藏匿过夜，待天亮后，再换了装束，极可能是穿回了军装，然后怡怡然出门而去。

报案后，我下一步便给日本外交官鹤见打电话，让他立即来我公寓查看情况。鹤见的公寓比我低两层，那两个恶徒离去后，他是头一个入我住所的人。随后赶来的是日本领事馆警察，然后是公共租界的英籍与华籍探员。一干人都待到凌晨2点过后才离开。

此事曾造成极大轰动，不仅中国境内各报大肆炒作，全球报纸都纷纷跟进报道。

但在7月24日的一次日方新闻招待会上，当一名美国记者问日本大使馆发言人鹤见，阿班案件是否有进展时，鹤见却以极端无礼的措辞答道：“谈到阿班案件，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

此时，松冈洋右刚被任命为新的日本外务大臣。因我们系多年好友，我立刻差私人信使给他送去一信，祝他荣升，同时请他干预此事，禁止日本驻沪外交发言人继续对我诽谤。曾几何时，松冈还是个坚定的亲美派，但此时早已抛弃原先立场，攀上了军国主义战车，变得激烈反美且拥护轴心国了。随后两个月内，他还亲自与德意两国达成协议，组成军事同盟。但我写信时，对这些情况还一无所知。以下为我致松冈原信的摘录：

中国上海，1940年7月25日

松冈先生台鉴：

值此阁下荣升之际，本人不知该是先向阁下本人祝贺，还是先向贵国祝贺，或是应该先向我国祝贺。最后还是决定，不如一并向三方致以我的诚挚祝贺为好。阁下或许不致忘记，本人曾不止一次表示，希望阁下有朝一日能荣登外务大臣或首相一职。不想，值此时局紧要关口，阁下果然告别退隐，获此重用，不胜欣喜之至。

不幸的是，于庆贺之余，本人亦不得不借此机会，谈及另一个严肃兼痛切的话题。事缘上海的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对本人的品德已极尽诽谤败坏之能事，亟盼阁下能予以制止。此处所指的人，自然是鹤见先生。

本人在此不欲以所谓“阿班案件”之细节来叨烦阁下，只想谨此抗议鹤见先生于公开记者会中所采用的措辞，及处理此案的方式方法。

鹤见先生昨日面对全世界传媒发言时，措辞恶劣，照录为：“谈到阿班案件，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

更有甚者，据此间多家日本报社及通讯社记者相告，鹤见在最近几次对日本传媒的记者会中称，“阿班案件”全然是虚构的。十年后，他将在其回忆录中揭露此事。他并宣称，阿班之所以“捏造”此宗“假案”，可能是为了炒作新书，要不便是眼见新书无法如约按期完稿，只得出此下策，以免退还纽约Doubleday出版社五百美元。

我被这些谰言深深刺痛，便于今晨要求与三浦总领事及鹤见先生紧急碰头。两人遂于11:45接见我。我开宗明义称，此次会谈，乃是本着友好精神，试图通过协商解决双方歧见，并盼能达致互谅。我先问鹤见先生在日本新闻记者中是否曾树敌，以至有人想让他惹上麻烦。他说并无这类敌人存在。

于是，我便将以上所写内容相告，即他在日本记者招待会上对我的指控。他避免正面回答，只说他提供的见解是，此案“非常奇怪，困难重重”。

随后，我向三浦先生指出，抢劫袭击事件发生后，鹤见先生是头一个进入我住所的人，并招来了日本领事馆警察。他从凌晨12:45一直待到2:10，亲自对现场一一勘查，作了详细笔记，还充当了领事馆警察的翻译。

双方激烈讨论良久后，经我一再坚持，鹤见先生终于同意了两点：

首先，在明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将直截了当问他，他所使用的措辞“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到底是意在损害我的人格，还是为了暗示，袭击及抢劫的事有可能并未发生。他将回答说，他并非认为此事可疑，也完全没有冒犯我之意——即，他绝不是在中伤我的诚实。

其次，我将接着问：“据你所知，上海的日本官员中，是否有人曾对日本报社记者说过，‘阿班案件’全然是虚构或捏造的，并将于十年后在回忆录中将此事曝光？”他则将回答说，据他所知，此间的日本官员中无人曾口出此言，或作过此种暗示。

当着三浦先生的面，我对鹤见实言相告说，依我看来，他的目的，是要将我过去三十五年铸就的声誉无情摧毁，对此，我是绝对要奋力反击的。我告诉他，他所使用的句子“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早已是个陈旧过时的伎俩，只有廉价政客和三流外交官才捡来用。其惯技，无非是先拿此话作攻击，然后又说“这并非我的原意”，借此打“掩护”。

我还对三浦先生说，我确信他对此事并不知情。请他到场，乃是着眼于让他对此事有个全面了解。我还知会两人说，两小时内，美国最高当局便会收到这场会谈的详细报告。

对鹤见以外交豁免权为保护伞，做出这等行径，我亦不忘提出公开谴责。我说，设若他是美国人，我明天就会以诽谤罪将他告上美国法庭，要求赔偿十万美元，而且必赢无疑。我告诉他，他身为官员而对我作出此种论断，其危害，远胜于我的手稿被盗所造成的损失。

当着三浦先生的面，我还告诉鹤见，他对“阿班案件”所作的公开应对，连十二岁的小童都会觉得可笑。

昨日，他终于正式声明说，日本当局认为，“此事只是一宗单纯的武装抢劫事件，就好比说，在纽约的日本记者，也有可能被武装的凶徒抢劫那样”。

我对此的反应是，如果日本记者在纽约遭到武装入室抢劫，而劫匪在查看了珠宝和大额现金后，却只取走了以日文书写的手稿，那就绝不可能是宗“简单”案件。在纽约堆积如山的武装抢劫案中，这绝对是最不寻常的。

我已对鹤见及三浦两位先生说过，很明显，那两名凶徒是奉命行事的，因为两人的英文水平有限，并不能读懂偷走的手稿。

我是回想起你我间漫长的私谊，才将这些事实向你一一罗列的。希望你能过问此事，让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停止在正式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攻击我。

曾记否，阁下曾将事涉重大国际关系的建议，托我经苏兹贝格先生转交罗斯福总统。既然两年前的我值得阁下托付重任，现在的我，自然也不应任由贵国政府的地方发言人糟蹋人格，更何况阁下还是贵国政府的外务大臣。

　　谨启

哈雷特·阿班

松冈一收到我的信，便电召鹤见回东京面谈。鹤见在上海的外交价值，因此事而荡然无存，终被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那年12月，我在新加坡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又与他不期而遇。当时，我正与四位友人喝杜松子加汽水，他见到我，居然斗胆走到我桌前，向我伸出手来。我视而不见，甚至懒得起身。他却锲而不舍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还死皮赖脸地邀我吃午餐或晚餐，被我一口回绝。随后，我便转过身去，继续与友人谈事，把他晾在一边。

与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谈判可谓旷日持久，其间又是信函往来，又是口头商讨，而且自始至终都由美国代理驻沪总领事巴特里克先生居中传递。至1940年9月12日，我才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索赔。

巴特里克先生忠告说：“要坚决，要狮子大开口，因为他们肯定会还价，恨不得砍到三钱不值两钱。”

于是我提出了巨额索赔，并将损失项目分门别类罗列出来，其中含被盗书籍的预期版税收入，必须退回给出版社的预支稿酬，设想中的电影版权费，购买旧书旧照片的花销，速记员人工支出，遭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诽谤的补偿，遭恶徒肉体伤害、折磨与侮辱的补偿（因两名恶徒显而易见是日本官方所雇，要不便是便衣的日本军人）。

索赔经有意夸张后，总额达五万两千零七十五美元，蔚为壮观。此后，该案继续拖延，直到1941年夏，才有了进一步的消息。其时，我已回华盛顿工作生活。一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遣使者见我，提出以一千美元了解此案。使者抱歉地解释说，日本正面临外汇短缺，大使本人及全体员工，乃至日本驻全球各地的领事馆员工，全都只领取三分之一薪水。这一提议，自然当场遭我严词拒绝。于是，此事继续悬而未决，直拖到战后为止。

袭击事件既已发生，一俟天亮，我便搬入了四川路的新住所与新办公室。公共租界警方坚持在我新居门口设立武装岗哨，每八小时一班，日夜不断。公共租界当局还坚决要求我雇请贴身保镖，以便所到之处，都有人护卫。此外，他们还要我穿上防弹背心。对这两项要求，我都予以回绝，对防弹背心一项，抗拒尤为激烈。要知道，上海当时通用的防弹背心重达二十二磅，而在7月份的上海，即便在背阴处，平均气温也高达华氏一百度，湿度达百分之九十左右，如何穿得了！

从7月份袭击事件发生起，到9月底报道日本加盟轴心国的独家新闻止，日本人及其爪牙整我的尝试从未停止。9月份的独家新闻发表后，他们更是狂怒已极。我每天都收到威胁电话，逼我说出日本加入轴心国一事的消息来源。而时至今日，我还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至于收到的威胁信，更是达几十封之多。他们还多次试图硬闯入我的办公室或住所，日夜均有发生，其中一次还导致站岗的警察与两名日本凶徒拔枪对射。

至9月份，我终于向官方压力屈服，请了一名武装贴身保镖。此人名叫乔治，是俄国人，来自格鲁吉亚山区，乍一看身躯庞大，肤色黧黑，蓄一把双角上翘的浓密唇髭，煞是凶悍，其实性情倒是和善的。我所到之处，乔治都如影随形，双胯上一边一把左轮枪。无论我是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去戏院，他都紧随左右。乘车时，他则与我并排而坐，双抢在手。这一切都让我颇感尴尬。

最后，因形势实在太过危险，哈特海军上将也忍不住介入此事。一日，他请我赴他旗舰，与他单独午餐。席间，他试图说服我离开中国。一开始，我还激烈抗拒道：

“那帮黄皮小杂种别想把我赶走。我以这里为家已经超过十四年了。这里的国际局势是我最喜欢的主题，这里也是我的谋生之地，我绝不走。”

哈特上将则沉着冷静，继续循循善诱。

他说：“听好了，阿班，只要你继续留在此地，他们总会把你暗杀掉的。你到今天还平安无事地活着，完全是个奇迹。假设你真的被害了，最多也就是引发另一场危机而已，无非是让华盛顿向东京作作无用的抗议，还能怎么样。这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你的任务，是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离开，回国去写作，去讲课，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工作能力。美国公众需要了解这里的情况，而将情况告诉他们，本身就是对国家的重要贡献。”

他的忠告尽管句句在理，我听来还是逆耳。这时，上将满脸堆笑道，当然了，只要他给海军部发封电报，要求知会国务院，认为我在中国之存在，足可引发美日之间新危机，而国务院又将其转达《纽约时报》，则我无疑会收到总部的电报，将我调作他用。

我遂将上述对话电告时报，回电建议说，我应该绕道菲律宾，经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最后走滇缅公路去重庆。

终于要与上海作别了。订票及一切善后安排均在暗中进行，以图尽量保密。10月14日，我搭乘一艘美国班轮“加菲尔德总统号”，从上海出发南行。此时恰逢华盛顿发布新令，要求远东全体海军官兵立即将家属全部疏散，故哈特海军上将的妻女也与我同船离沪，准备取道马尼拉返美。哈特上将则上船与她们作别。

上将见了我说：“能看到你离开这里，比看到谁离开都要高兴啊。”

我说：“那你尽可以开心了，我就是乘这艘船走的。”

“没错，这我知道，”他说，一脸凝重，锐眼打量着一旁几个在甲板上徘徊的日本人，“只是船还没开，后面半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

最后，终于一切无事。而自此之后，我也再未踏足上海半步。

7．日本宪兵队偷袭的内幕

恶徒冲入我的住所时，不仅抢夺书稿，还索取“攻击三浦将军的电报”，因为背后指使此事的正是三浦少将本人。他是因心中有鬼，才出此下策。

此处所说的三浦少将，与同名的三浦总领事并非一人。他不仅贪腐成性，而且胆大包天，暗中制定了计划，企图暗杀同僚、制造骚乱，并以暴力手段一举夺下上海公共租界。谁知7月7日刚要行事时，却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高度警惕而败露流产。因我对个中详情了如指掌，便成了三浦少将的眼中钉，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若1940年7月7日的阴谋在上海得逞，日美间爆发战端的可能，便超过1937年12月“帕奈号”被炸沉以来的任何时候。当时，如果我据实公开报道一切，其后果，必然与掷烟头于火药桶中无异。因此，我的公开报道，其实并未涉及内情。

那年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三周年纪念。从6日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当局便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有抗日活动突发。与此同时，上海的日军实际控制区域也实行戒严，且比往常戒严更为严厉。

上海所有外国部队的军营一律取消了休假。美国海军陆战队、英军的苏格兰高地团与东萨里团及法国部队尽皆出动，巡防各自辖区。市内重要地点都有坦克、防暴车及救护车驻守。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巡警日夜巡逻。上海自卫团人员也被临时召集来执勤。上海街头到处架起了铁丝网，堆起了沙袋，早早实行了宵禁。一切车辆和行人都必须随时接受检查。

这个意味着深仇大恨的纪念日原已万分紧张，日本平民全都接到命令，一律不准上街。但日军的西尾将军有意挑衅，偏偏选这一天从南京抵沪视察。西尾那时的头衔是颇有震慑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照惯例，他必须受到英法租界当局的招待。

按原计划，西尾抵沪后，将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凯自威（W. Keswick）在外滩的华懋饭店设宴招待日军总司令。席间双方将互致贺词，也免不了要互敬香槟。但到了6日，西尾将军突然要求将招待会改在涌泉路（今南京西路）上的国际饭店。之所以有此一举，是因为西尾一向是明确反英的，而华懋饭店不仅是英资的，还位于英国防区内，自然不合他意。至于国际饭店的所在地，则归美国海军陆战队巡防，不致那么难受。

上海约定俗成的做法是，一国军队的指挥官若想派兵进入或途经他国军队的防区，必须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并正式申请批准。国际饭店位于美国防区，四周全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把守。但日本的三浦少将却未经美国当局许可，擅自派出十六名便衣宪兵，暗携武器，偷偷进入了该美军防区。

美国海军陆战队原已得知，当日，为免遭中国爱国者滋扰，日本平民一律不准上街。所以，他们一见那十六个身着便衣的日本人，便看得分外仔细，见他们个个屁股上都鼓出一块，连忙发出约定的信号，出其不意，一起扑了上去，将所有人一起制服。一搜身，发现他们个个都身藏两把日本陆军标准配置的左轮枪。

日本人全都激烈拒捕，又踢又打，一些人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手上狠咬，但最终还是被一一擒获缴械。随后，他们被一起送往海防路上的海军陆战队军营，关在一个室内靶场里。

美军确定这伙人是日本宪兵后，便一个电话打到三浦将军指挥部说，除非三浦派人来认领这些人及所持枪支，否则将继续关押他们，并以平民身份对待，控以无证持枪罪名。

日本人不得已，只好来认领了自己的军人，美军遂将其释放。但日本人却否认那批左轮枪与他们有关，故该批手枪至今还留在海军陆战队的总部。

那伙日本人被释前，还在靶场里闹出了另一场暴力冲突。当时，只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站在门口，看守着十六名被缴械的日本人。他的武器，仅是一把带刺刀的步枪。不想，那群日本人在其中一人带领下，突然朝他走来，领头者操一口极佳的英语。

他说：“我们都是日本天皇的军官，你竟敢拘留我们不放吗？”

亏得那哨兵脑子快。当时的情景下，他对那帮日本军官无论是动刺刀还是动枪，都可能引发战争，至少会导致美日两国在上海开战。好在此人不仅头脑敏捷，勇气亦可嘉，一见情形不妙，忙把步枪往门外的墙上一架，捏起两个拳头，徒手迎战来犯之敌。几个回合下来，他单枪匹马击倒了四人，其中三人的正面牙齿大部分被打飞了。一顿教训后，日本人终于老老实实了。

这些事，除了靶场拳斗一节，都被发往了海外，也被上海各报连篇累牍报道过。但以上所述，只是表象。令三浦担心的，却是当时不能见诸报端的内容。他深知我对情况了然，恐我已作了报道，才派人闯入我的寓所抄查。以下为事件内情：

在上海那幕可耻的大戏中，日本宪兵扮演的是最为可恶的角色。他们控制了所谓的“沪西歹土”，其指挥官三浦少将因盘剥黄赌毒三业而致富。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租界绑架家道殷实的中国人，施以酷刑，迫其交纳巨额赎金，以此敛财。

对于这一可耻局面，7月7日来访的西尾上将是有意整肃的。但三浦和他的后台势力大，并不把西尾放在眼里。西尾曾威胁要把三浦送回日本，三浦则回敬说，陆军高层一直与三菱或三井一类的日本大公司瓜分见不得人的钱，若被逼急了，他就把知道的一切全部抖出来。因为这些钱可不是通过一般的敲诈勒索得来的，在上海，行动全由军人执行，有时还动用了戒严令，手段极为恶劣。

三浦一伙已经贪婪成性了。他们因无法染指这个远东大都会租界地区的财富，早已怒发冲冠。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鼓动要制造一些“事件”，使日本可以名正言顺采取军事行动，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纳入囊中。作为三浦的上司，西尾的头脑要清醒得多，对制造暴力事端持反对态度。他知道与美英为敌的时候还未到，贸然行事的话，一则愚蠢，一则危险。当然，到了1940年夏，就无须顾虑法国了。

出于贪欲，更出于对西尾的妒恨，三浦开始头脑发热，预想到7月7日会是他的天赐良机。他通过手下特工，在上海雇了七名专业枪手。这些人在圈内大名鼎鼎，又都是“法律管不着”的人。他们全都是出生于台湾的中国人，在上海各巡捕房留有累累案底。当日，西尾一行将分乘两辆汽车，于上午10时抵达国际饭店。据三浦的策划，待西尾一行抵达时，三浦雇用的七名凶手便朝两辆汽车扔手榴弹。事毕，十六名便装的宪兵便会朝天放枪，转移美国海军陆战队及保镖们的注意，让投掷手榴弹的凶手趁乱逃逸。

照三浦少将的盘算，最好西尾能在事件中受伤或身亡。即便西尾无损，事件至少造成了流血和混乱，让天皇驻华最高司令官险遭刺杀。以此为借口，早已作了充分准备的宪兵队及陆军里的所谓少壮派，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夺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三浦少将的准备工作分外周到，甚至事先以中、英、日三国文字印好了各种传单和布告，宣布他已接管了外国租界，“以保护并维持法律与秩序，因为公共租界当局已证明其无力执行此项任务”。

若非美国海军陆战队警惕性高，将他的计划挫败，此事难免造成大规模屠杀。国际饭店是上海最高的建筑之一，位于涌泉路，正对着跑马场。那天上午，涌泉路上熙来攘往，全是普通百姓。若枪战发生，不仅百姓遭殃，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注定会有大量伤亡。由此而引发美日之间的战争，也是完全可能的。

那七名雇来的枪手见十六名便装的日本宪兵被美国海军陆战队逮捕，顿时慌了手脚，连忙逃入国际饭店隔壁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海军陆战队员一见，穷追不舍，将其中三人活捉。另有四名枪手从大楼的后面和边门逃去无踪。三名被抓枪手的身上，都搜出了日本陆军标准配置的左轮枪和手榴弹。未待夜幕降临，三人已将阴谋计划巨细不遗，和盘托出。

西尾和手下一干人到达时，现场已恢复了秩序。数小时后，他才得知差点遭人暗算夺命，不禁大惊失色。随行的岩村海军少将也惊骇不已。

那天，假设涌泉路真的爆发战斗，不仅会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军全面开战，亦将导致英军与日军开战，因为苏格兰团的兵营就在国际饭店对面的跑马厅内。毫无疑问，战事一旦爆发，浦江的日本军舰也必定朝泊在外滩江面的美英舰只开火。

正是因为暗悉了这一阴谋，华盛顿才会在事发之后三个月，下令远东所有美军官兵家属撤离。为此，美国特地派出了数艘船只执行这一任务。而表面上，此举只是为了响应美国国务院公开作出的疏散建议。

三浦偷袭失手，便急欲得知我发回美国或向驻华美国官员透露的内容。只可惜，他手下的暴徒袭击我的住所是在7月20日，来晚了八天。7月12日，我就将报告秘密送出了中国。本章内容，便是根据当日报告的副本写成的。副本也被我送出了中国，寄往纽约市一位表兄处。要是落入日本人之手，我大约就会遭到灭口，因为我知道的实在太多了。

8．美国的幻灭与沮丧

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役，路途遥远，打击了白人的远东前哨，引发巨大震动。从我离开上海，至事件发生，其间相隔了十四个月差一周。这一年多时间里，对于熟知远东情况并握有一手资料的美、英、荷兰人士来说，悠悠万事，竟无一可激发人们的乐观情绪。

1940年10月，我从上海出境离华，一路南下，首站是香港。当地的英国人正大力加强其岸炮防御力量，空军队伍亦略有壮大。通往海湾的水域，也已密布水雷。只是守军人数实在少得可怜，当局亦无力增加岛上的供水。这一来，最后的结局不是屈于渴，便是毁于火，因为在海上炮击和空中轰炸之下，岛上储水不足，自然无以扑灭炮火引起的火灾。同时，在英国人的地盘里，日本奸细分外猖獗，日本陆军距此又仅有二十多英里，据守着中国大陆各要津。而离香港最近的英国海军主力，则是远在苏伊士运河附近。

马尼拉的美国陆军只有三千人出头。麦克阿瑟（Douglsa MacArthur）将军那时还是菲律宾联邦政府的雇员。到了这紧要关头，他还在信心爆棚，仅仅凭着手下那些训练不足、装备简陋的菲律宾部队，便声称可以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法属的印度支那此时已被日本人部分占领了。它仿佛一只烂苹果，摇摇欲坠。在泰国，因政府贪腐糜烂、醉心法西斯主义，日本人早已根基牢固了。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情景，似可让人略为宽心。只是，那大型的英国海军基地里空空如也，难觅军舰的踪影。更不幸的是，英军在此地既无力在空中作防御，又无力在空中轰炸敌军。至于新加坡的文官政府则极度荒谬可笑，又一肚子吉卜林[1]式的殖民心态。

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兰人倒是深知危在旦夕，也警觉到军备不足。奈何该国的女王及政府正在伦敦流亡，而英国又深陷困境，自身难保。因此，即便东印度政府竭尽全力，也难在国际公开市场上买到陆海军装备或飞机。他们空有现金在手，却因财政及外交上力不如人而徒劳。

而在这片广袤而富庶的大地上，每一家日本领事馆都在继续运作，它们无一不是谍报中心。每艘船，每列火车，每架商用飞机，每家涉外酒店，都有扮成游客或商人的日本人。面对东亚及南部群岛的无助状况，这些人难以掩饰内心的自得。他们那种未来主子的骄横，已经暴露无遗了。

至1940年年尾，远东形势中，除荷兰人横下了一条心抵抗，中国也继续抵抗之外，唯一令人鼓舞之处，便是我国亚洲舰队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风貌。而这支舰队由哈特海军上将掌控，更让人振奋，因为他是集敏锐政治触觉与高超海军技能于一身的人。

哈特是于1939年从雅内尔海军上将手中接过指挥棒的。因雅内尔声威盖世，哈特在远东的仕途开始得极为艰难。长年来，雅内尔展示的睿智与力量，使中国及菲律宾的美国社区，理所当然地对他滋生出无与伦比的高度信赖，以至普遍的看法都是，再难有人可与雅内尔比肩，因此，哈特定然是令人失望的。当时，远东地区对哈特可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与雅内尔曾是安纳波力斯海军学校的同窗。若有人斗胆问雅内尔上将对继任者的看法，那临退休的上将总是眼神一闪道：“你会发现，托米·哈特是个倔家伙。”而他也果然倔得厉害。

前后两任领导同样的伟大，这种情况可谓百年一遇。幸运的是，对美国的远东殖民地来说，海军最高指挥官于1939年更替时，倒是适逢其幸。

那几个月，当局势不受阻止逐步滑向战争时，哈特承受的重负与煎熬，超出了任何人可承受的界限。他的参谋人员全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年轻人，与他共事后，对他的卓绝才干终于深谙其详，个个五体投地。他的二把手是厉害的威廉·格拉斯福特将军，当时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是美国长江舰队司令。战争为格拉斯福特带来了机遇，后来，正是他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促使非洲的达卡海军基地，由效忠法国维希傀儡政府转为彻底投靠同盟国一方。

大战爆发前，最后一次见到哈特将军是在马尼拉，距珍珠港事件爆发只有两个月。

至1941年10月为止的一年里，哈特因重任在肩，外表老了大约五岁。但他的缜密心思、锐利判断及四射活力，则丝毫不见衰退。当年12月，我在马尼拉的酒店套房正好在他的套房隔壁。与他晤面时，不是在他的房间，便是在几个街区外他的办公室。

来马尼拉前，我刚在华盛顿观看了一场丑陋的闹剧，目睹国会以一票之差，延续了《租界法案》原有草案条款，又再次拒绝拨款增加关岛防务。这时，与智者如哈特将军倾谈，听他预测正扑面而来的可怕灾难，真可谓如沐春风。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日军偷袭后，福特岛附近正在起火燃烧的战列舰编队

远东战事初起的头几个月，美国报刊将麦克阿瑟将军尊为头号英雄，至为不公。不错，守卫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确实战功卓著，但麦克阿瑟对自己力量过度自信，对日军实力及打击能力估计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战斗首日，我军在菲律宾空军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便遭消灭，且大部分飞机被击毁于地面。此外，直到战争爆发一年后，美国公众才得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八个小时，我军在菲律宾的空中堡垒战机，居然仍有四分之三被击毁于地面，而此时麦克阿瑟早就知道珍珠港遭袭了。

麦克阿瑟未下令这些飞机前往轰炸台湾的日军基地，而原因竟然是国会尚未宣战。日机从台湾飞至菲律宾上空时，不仅空中没有美机拦截，更不可思议的是，到了这种时候，一些空中堡垒飞机竟被改装，用于空中摄影。

与之相比，哈特将军则拥有辉煌记录。日军来袭前三天，他就令所有战舰如数驶离马尼拉湾。12月8日，当敌机轰炸马尼拉湾的甲米地海军基地时，那里除空空如也的建筑群及海军医院，已一无所有。医院里的人员除医生及护士外，只有无法转移的重病号。

而事实上，我等引为自豪的所谓“美国亚洲舰队”，实难称为“舰队”。哈特麾下，一万吨的巡洋舰只有一艘，即他的旗舰“奥古斯塔号”。其余的军舰包括两艘七千吨巡洋舰，一艘货轮改装的水上飞机供应船，及三十八艘各式潜艇及驱逐舰，其中半数以上役龄超过了二十年。此外，他还有一整队的供应船、水上医院等，却均非战斗舰只。当然，他尚有不少小型高速的鱼类快艇，这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亚洲舰队的主体后来终于被歼灭了，这也是在劫难逃的，哈特上将亦早有预见。但被歼之前，它重创了强于自己数倍的日本舰队。它在马六甲海峡（美报称马六甲为“狭窄的海峡”，其实，其最狭窄处，亦达一百英里宽）的赫赫战绩，本应向美国公众大肆宣扬的，一如我们对巴丹战斗之宣扬那样。可惜的是，麦克阿瑟的副官中正好有个前合众社驻外记者，而此人又正好对自我宣传热衷到了不正常的程度，而哈特的幕僚中却苦无这等人，害得他的事迹不为大众所知。

1940年12月中旬，我终于从新加坡踏上归程，乘坐的是一艘荷兰船，直驶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整个行程三十七天，足够我每个白天写作，将一本新书赶完。夜里因实施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是无法做事的，只能沉思，因为荷兰此时是轴心国的敌国，而德国在太平洋的袭击屡屡得手，令人心惊，必须极尽防范。

对日中两国及远东其余地方的局势及前景，我是悲观到了极点。我想，到了美国，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对我国面临的危险，应该广为了解才对，大概早已万众一心、忙于备战了。岂知1月底在波特兰一登岸，遇到的种种现象，却让我大失所望。若不是对美国人的秉性还存有天生的信心，我早该绝望了。

在波特兰登陆后，我便经由西雅图、斯波坎、博伊西、圣路易斯、芝加哥，横跨美洲大陆，到达纽约。一路上，各方对国际事务之高度无知，对我国全球地位之漠不关心，几使我心智麻木。而华盛顿之行，终于让我彻底幻灭了。

那时，美国对自身的危险拒绝置信，死抱着可耻的信念，以为靠贷款和物资，就可收买其他国家，在别处替它征战，而我们自己则可安坐于子虚乌有的昌平中，积攒财富，捞取潜在势力——注意，是潜在势力，并非实际势力。美国人向以“现实”著称，寻常见了富人不把证券锁进保险柜都要大惊小怪，此时却变得粗枝大叶起来，对着快速变得穷困和饥饿的世界，大肆炫耀其国家财富，却仍在该用钱的地方缩手缩脚，尤其是吝于国防预算。美国人愚不可及地坚信，花钱或许必不可免，但时间总可不至于被浪费，生命也总可逃过劫难。

在国外待了近十五年，却回到这么一个萎靡不振、自私自利的故土，实在揪心。而仅有的安慰，是发现1941年的美国，与它在1914及1915年时，竟然何其相似。

回想1914年时，我也是在加拿大客居多年后，于圣诞期间回国的。那时，加拿大早已举国一心，投入了一次大战。我目睹专列运来了成百上千的比利时和法国难民，亲耳听到他们的故事。回美后，却发现我的国人对欧洲风云漠不关心。他们在1914年那个节庆日子里的表现，也充分体现了自私与无情。

身处1941年的我亦唯有寄望，美国国民的灵魂终会突然觉醒，一如1917年曾发生的那样。我相信，历史定会重复。

是夏，我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我住得不可谓不舒适，独居于亚历山大区一栋建于独立战争前的小屋，距波拖马可河只隔半个街区。但感觉上，那段日子却宛如一场绵延不绝的噩梦。

众议院正在为《租界法案》吵闹不休。对法案草案是否该延期，国会已争执了一年多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个个喋喋不休，一讲数小时。他们那些言论传到东京、柏林和罗马，让轴心国的领袖们听见，一定乐开了怀。

终于，希特勒进攻苏联了。日本也借法国维希政府之力，插入了印支南部。我们的报复，只是冻结了日本在我国的资产，实际停止了与日本的所有贸易。英国及荷兰殖民地也只是效尤。战争显然已是必不可免，而我们不仅自己无所准备，亦未能襄助远东的英国人或荷兰人备战，以成功抵御必然来犯的强敌。

8月，终于迎来了《大西洋宪章》。此一华章，等于是对日宣战了。它誓言，对进犯我国及英国的所有国家，必将彻底解除其武装。其所针对的，自然是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了，因除此三国外，当时的世界上再无其他积极侵略的国家。

《大西洋宪章》发表当日的下午，我与日本大使野村短暂碰头，征询他的看法。

老迈的野村海军上将说：“宪章的八点精神，规定必须解除所有侵略国的武装。这意味着，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最多也就只有几个月时间了。”

他略忖片刻，然后锐眼望着我道：

“当然，这些话是不能发表的。不过，希望你帮个忙，把我刚才的话告诉赫尔国务卿。请告诉他，我作为大使，跟他说这些话不合适。并告诉他，是我让你转达这些话的。”

我当然照办不误。一小时内，就把野村的信息传达给了国务院。

我并非为日本辩护，但《大西洋宪章》的八点精神宣布要解除所有侵略国的武装，对这些国家而言，无疑是威胁与侮辱，不可能安然受之而不图报复，亦不可能不诉诸武力而等待覆灭。

《大西洋宪章》的八点声明一出，便已注定，日本必将择时择地进攻我国。更可肯定的是，一旦日人来袭，决不会仅限于外围阵地如菲律宾、萨摩亚、中途岛或威克岛。一旦日本发动对我国的袭击，其进攻目标，必定是战略要地，不是珍珠港，便是巴拿马运河。

可是，明明是我们招人来进攻，却还是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在物资上、心理上及精神上全都未准备停当。太平洋舰队本应离港出海，却极无助地聚在窄小的海军基地里头，四面被陆地环绕，只有一个狭小海峡通往大洋。

我们已得悉，日本舰队已经出发，日本大型运输船队正经由南中国海南下，却仍无准备。只是由总统给日本天皇发了私人电报，予以规劝告诫。

8月底，我得着一个机会，可以离开华盛顿，并短暂地重回远东。能逃离这沉闷和骄矜自得的地方，并趁着远东尚未成为战场，再次看看那里的局势，实在是求之不得。此行是乘飞机旅行，我重临了马尼拉、新加坡、东印度群岛、澳洲、新西兰等地。往返均在檀香山停留。离开华盛顿是在9月5日，返回时已是11月7日了，距珍珠港事件发生，还有一个月。

返美那天，日本海军各部队及航空母舰，应该已悄悄出动，开往发动进攻的地点，并将于12月7日凌晨未到时，出动机群进攻。到了这一紧要关头，华盛顿还自信满满，认为可以继续维持其中立。

12月6日星期六晚，我去Chevy Chase参加一个大型鸡尾酒会。现场冠盖云集，全是华盛顿的高官及国会议员。我有好几次被好意的人们团团包围，想知道我是不是还二比一赌美国与日本会在圣诞前开战。见我的赌注不变，当场又多了几个下注的。

他们调侃道：“怎么啦，那帮罗圈腿的小杂种不敢打我们嘛。全是在虚张声势。”

他们不敢？凭什么不敢？

他们对己方的实力一清二楚，我们却浑然不知。他们对我方的弱点判断正确，我们却还在自欺。我们以空话和威胁虚张声势，他们却吃准了我们并不想打。

自12月7日后，我们便唯有倾力出击，无法收手了。但在未来岁月里，历史是不会替我们美言的。我们遇袭后，固然出手反击，却纯是出于报复。而在被打之前，我们却两眼茫然，找不到值得为之奋战的原则。

[1]英国名作家，多写殖民地生活。

9．中国人的中国

过去一个世纪，白人在中国各城市高高在上，不仅享有治外法权保护，更有本国军队在中国土地驻扎，本国军舰在中国江河湖海巡弋。但大战后，美欧人士在中国的这种好日子与地位，将一去不返了。

战争改变了一切。治外法权获弃，使美欧人士再不能逍遥于中国司法之外、只受本国司法管辖了。然而，白人地位最重大的变更，在于他是惨败于亚洲势力，并被亚洲势力逐出亚洲的。这一事实，极具深远意义。由于中国人之抗战持久而壮阔，必将居于胜者之林。当他陶醉于胜利之酒时，对于来自大洋彼岸的红脸洋人所享有之无来由的优越，将忍无可忍。

战后，居于中国的所有洋人群体，将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而所谓“中国通”的适应过程，将尤为艰巨。一些短视者以为，我国已于稍后参战，并帮助击败了日本，所以必受中国人的长期爱戴。这些人恰恰忘却了一次大战及其苦涩后果。我国曾于1917及1918两年施法国以援手，并于战后立即慷慨援助。但1922年，美国人照样在巴黎街头遭人投石，只因美元兑法郎汇率高，让美国游客获益。

若中美两国争执起“是谁打赢此战”，将是大悲剧。因为中国人可以堂皇指出，我们参战前，他们已经苦战经年。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抵抗之久、代价之惨烈，最终要远远超出我们砸到战争天平上的机器、人员、金钱和战舰。1918年“一战”结束后，我们就曾与英国人起过同样争执，带来的除了怨恨与误解，并无任何结果。

一时间，在华的美商或可受惠，因为中国将万物奇缺，而我国工厂正好可以生产。我国政府已在布置予华慷慨的长期信贷，以提升中国购买力。大战结束，我国生产军用品的工厂将纷纷改产民用品，以满足半个美洲大陆嗷嗷待哺的民用品市场。华盛顿的官员开始构想，不如将庞大的运输舰队改成货轮，开过太平洋去，也好把这些产品去堆满中国的码头和货栈。

但中国绝不会满足于永远做进口货的消费者。它最早的订单里，必定有重型机械和其他设备，用于本国的工业化。随着其工业化的成功（其人工水平只及我国人工零头），成品的进口贸易必将渐缩。

在华从事慈善及教育事业的美国人，将受到热烈欢迎。我国的专家顾问人员，初起时也将供不应求。但未来的情形，与过往时日将判然有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不会获准全然主导这类活动。即便我们大撒金钱，帮助中国重建大学及医院，中国人也将坚持由他们主持及监视这些重建项目。

与当下某些人的预测相反，在重获新生的中国，外国传教士的处境，将大大不如外国商人或专业人士。因顽强抵御日本获得成功，中国人将迸发出理所应当的民族主义和种族自豪感，扬眉吐气。他们完全清楚，在我们加入战斗前，他们在自己国土上孤军抵抗四年零七个月，使日本损兵折将、耗去无数金钱与资源。其对联合国最终胜利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曾几何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哀于本民族之软弱，痛于本民族无法适应现代世界，苦苦质疑自身文化宗教之合理性。时至今日，他们终于重获力量与韧劲，也摒除了疑虑。最初萌生的自豪，使其对白人的优越产生了强烈憎恨，因此种优越是白人在令其“皈依”洋教、“拯救其于野蛮之中”时展示出来的。

在未来之中国，除了那些全力从事医学或教育工作的传教士外，一般传教士极可能发现，自己地位会不及外国商人或专业人士。过去数十年来，传教士与商界间往往相互猜疑敌视。这一来，或可缓解这种不幸状况。日本入侵前，这两个团体看待问题，往往视角各异。即便全体外国人面临了同样危险，即便日本侵略者已然到来，双方仍会就新的问题生出分歧来。

传教团体与商人团体的观念与理想相去甚远，以至普通美国传教士都觉得，与本国商人、外交官或金融家相比，反倒是英国或其他英语国家的同行更可亲。各座城市里，传教人士与所谓的外国社交圈几乎全然隔绝，互不往来。前者主要投身于救赎与敬神，对于喝酒、玩牌、赌马或醉心夜总会及其他都市生活方式的男男女女，一概予以抨击。其实，这种生活无论在大都会还是小型通商口岸，都至为普遍，一概地横加指责，未免显得心胸狭隘。

每当外国人生命财产遭威胁，驻华传教圈与商界的观点总是无法调和，让华盛顿的国务院及伦敦的外交部既诧且烦。譬如1926及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驱逐数千传教士，并严重损害外国公司业务时，传教士都呼吁隐忍克制，商人们则鼓噪要武装保护，甚至要求报复。

由于联合国在远东大胜，又放弃了在华的治外法权，两者相加，当使新教在中国及日本的努力大打折扣。

美英两国是在1942年10月宣布放弃治外法权的。在此之前，这一在华行使外国法律的不公平系统，施行了整整一个世纪。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现在已到了要么放弃、要么做根本改变的时候。无疑，一个胜利的中国，将容不得别人继续“将野蛮人基督化”。那种“拯救他人灵魂”的举措，总带着与生俱来的恩赐态度，必将遭到暴力抵制。福音教会的日子，也就随之到头了。

多年来，美国有数十万人慷慨解囊，支持了在华的新教传教事业。他们一想起中国，必然会想起热忱的基督徒蒋介石总司令和蒋夫人。其实何止这两人，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孔祥熙及许多政府高官，也都是基督徒。但即便如此，中国也称不上是个“基督教国家”，中国人民也不见得就比过去更希望皈依一门新的信仰。

事实早已证明，中国的当前领导人掌权后，南京政府照样颁布了大量新法，严厉限制传教活动。

在现政府上台前，教会办的大中小学，总将基督教和《圣经》列为必修课。多数情况下，上教堂乃是强制性的活动。如今，南京政府对此已禁绝，并颁布法律，规定宗教课及《圣经》课只可为中国学生的选修课；学生若不想去教堂，不得强迫之。政府还另行颁布法律，剥夺教会人员在各种组织中的职权，例如规定教会学校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外国人不得担任。可想而知，一旦中国彻底击败日本，则这些举措，必将更形强硬。

这片土地上，民族主义刚刚觉醒，爱国热情也理所当然地抬头。这种时候，传教士的存在本身便可招来抗拒，更何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士一向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驱，即使这看法并不公平。

过去数十年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即便是第二代基督徒，咸视美欧的传教行为与中华实际不合。他们指出，传教运动之动机，除希望拯救灵魂及散布基督教之外，也是为了满足白人自以为是及高人一等的情结。他们称，欲改变一民族或一国家之宗教信仰，必然伴随“汝不及吾”的态度，对此，他们深恶痛绝。

更不幸的是，中国也好，南美洲也罢，总是倾向于认为，列强联手对轴心国开战，其目的，总含有散布新教的成分。

1942年8月30日，安德里亚（Andrea）主教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称，罗斯福总统曾宣布，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制造的苦难，唯有“一个目的”可作补偿，那便是“在全人类快速建立一个基督王国，不仅使其停留在词语上，而且要深入到精神里”。此举对盟国不啻是个重击。

而白宫对所谓罗斯福总统的宣布却保持缄默。英国只由哈利法克斯（Halifax）爵士发表了一项声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则拒绝进一步评论。该项声明说：

“撇开各国参战的具体原因不谈，对我们而言，真正的要旨是，基督教及其包含的实质，能否通过这次战争而幸存。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是说大话。实际上，是我们未能时时顾及基督教的含义，或者说，我们已然忘却，生命中一切珍贵的东西，都是源自基督教的。”

对中国大众而言，此种言论并不动听；而对印度人民来说，因宗教在其生活中的分量大大超过中国，这种言论形同侮辱[1]。若哈利法克斯爵士能将“基督教”改为“道德与宗教”，则他的外交家声誉当可益隆。同样，对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民众，或对于中国的天主教信徒，罗斯福及哈利法克斯的声明是鼓不起任何激情的。

天主教在中国已存在三百年。中国的最近一次人口统计显示，全国约有二百八十一万三千天主教徒。根据该国的一向传统，教会也相当富裕，共有二十三名主教，下辖四百零二家孤儿院、数百家学校、百多家医院、无数免费诊所，至1937年为止，平均每年诊治九百万人。

与之相比，新教至1807年才派遣一位英国人为传教士，首次进入华南。直到1814年，他才吸纳了第一个教徒。此后的进展亦缓慢，至1832年，总共才吸纳了十个中国人入教。1842及1844年，随着各项条约的签订，及治外法权体系的确立，新教才得以大规模传播。

新教的传教活动在1923年达到顶峰，全中国共有八千三百二十五名新教传教士，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共建立了一千一百四十九个传教点。随后，中国便频频内战，其中的国民革命军仇洋排外、反基督教、亲共产党，并主宰了全国。于是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撤离，教会财产横遭破坏。后来传教活动虽然再兴，却因美国国内发生大萧条、传教资金锐减而再受打击。等传教活动欲卷土重来时，却逢日本侵华，把沿海各省正在兴起的传教活动骤然扑灭。据统计，1935年，全中国亲临一线传教的传教士为六千一百五十人，共有传教点一千一百三十个。

美国在华的教会资产粗略估计为一亿美元。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中国人传教的总花销，则从无准确统计。但若说它是个天文数字，当不致大错。单从1930年的详细统计便可见一斑。这一年，美加两国传教组织的工资及日常开销，便达六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美元。

因此，一百年来，新教在华的传教费用，若算上交通运输、房屋、土地、工资及日常花费，或可达十亿美元。而天主教为漫长传教活动所付代价，则从未公开过。但两大教会的教众人数，却相去甚远：天主教会有教徒二百八十一万三千人，新教只有五十万人。而据新教方面自己统计，“约有一百万”中国人已正式受洗入教了，只是其中半数左右平时不去教堂而已。

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所以缓慢，无疑是由于其教派众多，又往往相互敌视，致使中国人深感迷惑，才裹足不前。根本而言，中国大众尽管极端迷信，却并非笃信宗教的一群。然而他们甚有逻辑头脑，面对三教九流的新教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不免对整个新教的传教活动心生疑窦，甚至感到可笑。

新教最鼎盛时期，传教第一线共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团五个、浸信会九个、公理会四个、卫理会八个、路德会七个、长老会十个、维新长老会两个、混派教会五个。另有三十三个传教会被统计材料列为“派别不明”，其中所含传教组织分别来自使徒会、降临会、上帝会、神圣运动、公宜会、门诺派、信念会、五洲联合会、七日复临会、联合兄弟会、拿撒勒联合会、希兹博信仰会、埃比尼泽会、圣地会，不一而足。

难怪中国人要晕头转向了！许多中国人一听“巴比塔”一词，便忍不住发噱（《圣经》里的巴比塔，在英语里又有“混乱”的意思）。

基督教在讨论何为真理时，常以荒谬行径告终，亦使整个传教活动蒙羞。仅举我所知一事为例，山东某小城仅有的两户外国人都是传教士，却分属不同教派。两家常为教条问题、入教方式等问题争论不休，最后竟至道相遇而不识。后来，较年轻的那对生下一个婴儿，需要婴儿车，较老的那对却拒绝出售或借用。而那辆婴儿车，是全山东唯一的一辆。

其他荒谬行径也不胜枚举。某年夏天，北京有两位外国妇女去重庆上游的长江流域一游，回来说起一件事，让北京的外国社区（不含传教士）大笑不已。她们乘坐的是一艘带起居的大舫，由汽轮拖行。有一次，她们上岸借宿于一个传教点，获热情款待。两人享受沐浴后，适逢下午茶时间，便颇为得体地穿上短袖V领的浴袍，款款下楼。不想那传教士女主人一见，居然大为惊恐起来。

“恕我多事，你们恐怕得披上围巾或披肩，把脖子和肩膀遮起来。”她说，“你瞧，我们的仆人全是男的，你们这么袒露着，会勾起他们的色心的。”

新教的许多教派，常将心胸狭窄、教育粗疏的人派作中国传教士。那些在小地方读书长大的人，因缺乏文化背景与经验，不足以担负向海外传播我国宗教及社会习惯的责任。我本人因无教无派，所以可以不偏不倚地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之所以远较新教成功，主要在于天主教会派往外国传教的，全是教育精良、培训充分的英才。

◆传教士和他收养的弃儿在一起

新教的传教活动，正如其他大规模的长期活动一样，既有许多优点值得褒扬，又有大量错误需要针砭，而这些错误原是可以避免的。

纯粹传教活动的回报，与其付出的金钱及生命代价比起来是否值得，或许值得探讨，但是，医学及教育方面传教士的工作成果，确是不容置疑的。在禁毒方面，在学校教育方面，在建立医院及诊所方面，在防治麻风病方面，在专事教育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工作方面，传教士的成就至为惊人。

胜利与和平终将到来。随着治外法权的废止，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及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将不可能再获武装保护。中国的河流上，将再无外国炮艇航行，中国各大型港口城市，将再无外国军人驻扎。上海将不见美国海军陆战队，天津也将不见美英士兵。即使大使馆卫队，也再不会踏足中国土地。

多年来，大部分传教团体其实都是坚拒治外法权保护的。但蓄意培养民族主义情绪及反基督教情绪的中国人，却还是利用这一制度大做文章。

中国各团体及领袖人物对教会的种种指责包括：基督教轻贱中华伦理准则、社会准则及政治准则，因而“剥夺中国之民族性”；教会学校及教会大学更在意宗教宣传，而非单纯的学习；基督教反对祭祖，动摇了中国家庭生活的基础；时有传教士从事商业活动及其他非宗教活动，于中国及中国人有害；教会存在的本身，便是对中国神仙及中华操行之永存的侮辱。凡此种种，无不严厉之极。

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对中国人的了解，外国人中无人能出其右者。很久以前，他在其文章《中国人之问题》中便说：

传教人士对工作的投入、热情及成就，各方有目共睹。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存在，仍使中国人常常有受辱之感。盖因传教士总是告诉中国人，他们行为恶劣，需要改正，他们的祭拜方式不当，必须精进，他们的神仙卑劣，必须丢弃，他们的祖先早已迷失了方向，而他们自身，则必须接受传教士的教育，方有望获救。

中国的许多伟大教育家早就觉察到，各专事教育的传教组织对中国的贡献不可谓不珍贵，却过于侧重宗教教育，过于强调美国历史。这次大战落幕后，中国将不再让它的年轻一代去受这种教育，去崇敬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或去相信美国生活方式为最佳。

相反，中国将对国民强调孙逸仙博士及蒋介石总司令的重要性，并将强调，是中国的生活方式，才使现代历史上最英勇的抗战成为可能。

一俟此战终结，中国将需要境界最高的男女传教士来扶助中国，这些人必须深爱自己的事业，愿为此作巨大牺牲。中国将有无数大中小学需重建，有无数医院需恢复运行。其对医学院校的需求，将至为紧迫。对于这方面的帮助，它一定欣然接受。但是，对于纯粹的传教活动，它能否接受，甚或容忍，已是个巨大问号。而即便是世俗教育，也须遵循中国自订的教育方向，以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而遗憾的是，在华的传教活动与在韩日两国的传教活动是一体的。中国的教会机构因考虑到在日传教士的处境，一直在玩弄一种特别的政治游戏。

1942年8月，难民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Gripsholm）抵纽约后，许多来自远东的传教士都接获命令，对发生于日本、朝鲜及中国被占土地上的各种日军暴行及压迫方式，一概不许声张，亦不得著书立说透露。这种强制性的沉默，或许是出自基督教的原则，但在非基督教的中国人看来，发布这种禁令，完全是出于教派的私利，其亲日色彩甚浓，毫无道理可言，其对中国的抗战事业，亦已造成损害。对此，中国人民是决不会迅速忘却，或轻易饶恕的。

[1]因印度人主要信印度教及伊斯兰教。

10．战后并非太平盛世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过了一年半，美国公众（及大部分国会议员）方才有所觉醒，认识到这场大战之最困难、最漫长、代价最高昂的阶段，将是我国开始全面出击，直至打败日本，促其无条件投降。

大战开始的头十八至二十个月，曾有轻巧的想法认为，只要希特勒一败，联合国盟军齐出，日本自然土崩瓦解。还认为，苏联人会助我击败日本，至少会将西伯利亚机场借给我方使用。

鉴于近来澳大利亚警讯迭起，兼之认识到日本作战时凶暴残忍，公众对我国在远东的困难，终于渐有清醒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途岛、珊瑚海、瓜达卡奈尔岛及新几内亚的胜利，只是防御性的。瓜达卡奈尔岛前后苦战了七个月，代价沉重。美澳两国军队在麦克阿瑟将军统领下，在布拿至高拿一线奋战一百一十七天，才歼灭日军一万五千人。现实残酷，促我们清醒，知道远东还有艰巨任务在前。轻取日本的旧梦，终于渐渐淡去，虽然不无遗憾。

但另一种幻觉，却萦绕不去。那就是，一旦日本失败投降后，在远东维系长治久安，要大大易于欧洲。其实，在亚洲缔造和平，问题并不比欧洲少。若远东的和平未能稳定，必将伴生危险，轻易引发真正的反白人运动，即所谓的“亚洲人的亚洲”运动。这正是日本欲推行而未果的。这一来，便容易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若不作深入分析的话，亚洲的问题似乎容易解决。击败日本后，只需将满洲及台湾归还中国，让菲律宾人独立，将日本人赶出朝鲜，成立国际监管机构，助朝鲜独立。对东亚的其余国家，只需实施《大西洋宪章》的承诺，由“各国人民自行选择国体建国”。看起来何其简单。

其实却不然。首先，这些构想全未考虑苏联在远东的处境和意愿。莫斯科对东欧的未来处置固然要扮演重要角色，但可以肯定，其对远东的未来处置，也要扮演同样重要角色。苏联已与波兰流亡政府撕破了脸皮，因为它坚持在中立时期与希特勒订立的协议仍有效，根据协议获得的波兰领土，必须保留。由此亦可见，苏联在远东的需索，将构成极大难题。

举例说，外蒙古如何处理？它地域辽阔，总面积达六十二万二千平方英里，即超过四个加利福尼亚州。数百年来，它一直属于中国，现今却是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1924年起，外蒙的所有边境都已封闭，不得与外部通商或来往，只有面对苏联西伯利亚的边境才开放。外界现已无法进入外蒙，除非持莫斯科颁发的护照。

中国新疆又如何处置？它面积比外蒙古略大。二十多年来，它在贸易、财政及政治方面，均处于苏联控制之下。

大战结束后，假设是联合国获胜，苏联是将这些广大领土交还中国，还是由居民自决国家之前途？其做法，与它处理波兰东部及波罗的海诸国前途比起来，是否会较为宽松？

另一问题，则牵涉到库页岛南半部的处理。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朴次茅斯条约》将该处划归日本。战后，苏联是收回这块前沙皇的土地，还是任由日本继续占有？

一个多世纪来，俄国一直梦想在远东拥有不冻港，为此才发兵大连和旅顺，引发日俄战争。此次大战结束后，莫斯科在华北与满洲会不会也来一个“波兰走廊”？另外，它会否加入英荷美三国，共同打败日本？

美国普遍认为，希特勒无条件投降后，俄国会立即参与对日作战，最起码也会放弃中立，允许美机使用该国的海参崴空军基地及西伯利亚的其余空军基地，以便我国飞行员在轰炸日本的海、陆军及工业目标后，可轻易返程。这种想法既无由来，又无道理。

要知道，我们只是在自说自话，莫斯科却从未示可或保证过。只有牵涉英国的事是可以断言的。珍珠港事变前一个月，丘吉尔首相说，日本若攻击美国，英国“不出一小时”就对其宣战。事实也果真如此。最近他又两次保证，打败德国后，英国将与美国共同对日，直至其投降。这一保证，也一定是一诺千金的。至于俄国在远东的意图，我们却全然摸不着头脑。

我们心里都有如意算盘，又希望战争尽早结束，于是，便轻信了报纸，以为日苏两国不日就要开战。先是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集结重兵，准备攻打日本。几个月后又换了方式旧调重弹说，日本正在北满集结大军，即将进攻苏联。

说两国会互相进攻，根据何在？日本若非疯癫，是不会突袭苏联的。因两国干戈一起，日本就需开辟新的陆上战线，从朝鲜沿海开始，向北延伸至中国满洲最北端，然后沿满洲西界一路向西南，再沿华北的察哈尔及绥远两省向西，与外蒙古相对。这条战线总长将达三千三百英里。此外，一旦对西伯利亚开战，海参崴一带目前居守中立的空军基地，将即刻翻脸为敌。而海参崴距东京及大阪，仅七百英里之遥。

目前，日本在华战线已长达两千多英里，同时还在南太平洋及缅甸与美、澳、英部队恶战。此时新辟战场，自然是疯狂。同样，苏联若于此时新辟东亚漫长战线，也无异于疯狂。

美国人与其盼苏联助我灭日，不如面对世界政治现实，准备好希特勒败北后，莫斯科会对华盛顿及伦敦放言：

“好了，我们已经做得够多的了，不能再做了。现在轮到你们去干掉日本了。”

若真有其事，则美英与日本之血战，或需拖多两年，而苏联则可趁机休养生息。至日本战败时，俄国将成世界强国翘楚，在东亚可予取予求，而无须一枪一弹。

苏联自然是希望日本战败的，但是，既然我国及英国可以代庖，它又何须自劳自损呢？

更何况，坦率而言，难道我们真希望苏军先美军攻入东京，可以对远东和平问题指手画脚不成？

日本战败后，苏联的态度，并非唯一困难。美国的新定政策，与英荷两盟国对战后之寄望及规划，已露出分歧的端倪。

华盛顿有多名负责官员称，战后的太平洋，必须使之成为“美国内湖”；又称，若不能自由获得遥远岛屿及基地，以便实施对太平洋的海军控制，则“我们就干脆将其拿来”。这些言论，在英国、澳洲及新西兰，明显遭到冷遇。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或重庆政府，亦不见喝彩。

从当今英国政府发言人的反应已可看出，《大西洋宪章》对缅甸或马来亚不适合。伦敦还清楚表明，它不想将香港归还中国。

以上种种态度，使美国处境维艰。假如是美国的海军与伞兵合力将日本人赶出香港，则香港到手后，我们如何处理？是不顾中方抗议，将其交还英国，还是不顾英方强烈抗议，趁英国人未到，先将其交还中国？

照目前势头看，在美国空军强力协助下，英国及印度部队必将夺回缅甸。但随后又将如何？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早已声名狼藉，缅甸人民已公开反对，难道我们可以袖手旁观，默许它卷土重来？但假如华盛顿提出抗议，认为英国在缅甸恢复殖民统治有违《大西洋宪章》，伦敦难道就会从命？

马来亚又如何处理？英国人无能透顶，将一座铜墙铁壁似的王国拱手让与日本人，早已脸面丢尽。难道我们还真要徒劳无功地施以援手，助其恢复在新加坡的白人天堂？

而最为困难的问题，莫过于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未来政经地位。荷兰女王及内阁的表态再清楚不过了：除了恢复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统治，并将该些富庶岛屿永久并入荷兰王国版图，不作它想。

这可不是一群蕞尔小岛。只其中一个，面积即达纽约州的七倍。另一个岛，人口达四千五百万。其水陆面积总和，与不计阿拉斯加的美国大陆面积等同。其人口总数为七千万人，而荷兰人所占比例，截至战前，尚不足百分之一。

在将日本人赶出这些岛屿时，既然主要由美国出钱出人，则我们对这些岛屿的未来，难道就不能有发言权？东印度群岛及马来亚为世界主要锡矿及橡胶产地，也是东亚的主要原油及汽油产地。我们死伤数十万人，把它从日本人手里夺下，难道就拱手交还英国与荷兰，让其继续殖民统治，自己却不能作出永久安排，以便从锡矿、橡胶及原油资源中获取公平的一份？

我国与中国在战争目标及未来安全方面，看来并无矛盾，但暹罗或曰泰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珍珠港事变前，暹罗政府对外已基本可说是卖身投靠日本了，对内则实行绝对独裁统治。这样的政权，难道允许它继续存活？但若赶它下台，又由谁来取代？

法属印度支那两千四百万原住民，对重回贪污腐化、剥削成性的法国殖民统治，必将激烈抗争。难道我们将其交还法国政府不成？更何况最终由谁主政巴黎尚属未知。不将其交还法国，我们必将招来法国人痛恨。将其交还法国，则将招来印支原住民的仇视，并被东亚人民指责为背叛《大西洋宪章》之承诺。

印支地域辽阔，总面积286412平方英里，比法国本土还多76000平方英里。但本地人口对治国并无经验，若不将其交还法国，又如何管理？

此外，我们还将从日本手中接过数百个太平洋岛屿，又如何处置？只是，任何和平条约都不可规定将其归还日本，因为日本是不足信的，将来很可能复作军事用途。这些岛屿中的大多数，原是按照国联规定划归日本的，而国联本身已是史前巨鸟，僵死久矣。

照目前情况看，美国要夺回这些岛屿，必然死伤无算，并损毁大量军舰飞机。但夺到手里后，是继续占有，作为通往东亚的“跳板”，还是交由某个国际组织控制？

待到刀枪入库、日本签了降书，美国及联合国将面对无数难题，以上只是略举一二。

那么，华盛顿是否已有充分准备，可以应对裕如呢？

对和平议席上必将面对的难题，美国公众又所知几何？

再有，美国选民及数百万美军将士的共同意愿，又如何传递到政府呢？

这些问题，必须获睿智与正当的解决，否则，过不了四分之一世纪，班师回国的将士的后人，或许就要被迫再赴异国征战了。

结语　一个驻外记者的感触

初到中国时，对中国画之美，我是不懂欣赏的。我承认它们色彩绝妙，但图象似不够精确，最主要是犯了透视错误。那一幅幅岁月染黄的丝绸上，画满了奇山异石，问题是，那些山石耸峻倾斜的样子，似乎全然是不对的。

但随着时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适应了，或毋宁说，是我的见解适应了。我发现，中国人作画时，并非在几乎垂直的画板上涂抹，而是弯下腰来，在较低矮的水平画桌上挥毫。看中国的山水画，若当成是登峰顶之高，观峡谷之深，则视角就调整过来了，透视法也就不再怪异，整个构图，便流畅秀美了。

现在，居于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环绕，与美丽古老的北京隔开半个世界，我终可以放眼四顾，前后瞻望，好比置身于一幅中国的山水画里，来对我的东亚岁月作一番审度。中国山水画中那些奇山异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忆，也跟它们一样的丰满生动。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里，有个朋友爱追捧“二战”以来所有驻外记者的著作，那些书多到汗牛充栋，他却乐此不疲。他读得兴趣盎然，激起了无穷好奇，而那颗凡心，也受了某种惊骇。所以，当他把一大堆书还我时，不免要大惊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么会去干这行？上帝，这算是什么日子！你们这帮人，到底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价值？你又没挣到什么钱，不是吗？”

我们倒真是没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乡的“富裕”标准看，我们连“有钱”的最低微含义亦够不上。我们这些驻外记者当初为寻求刺激及冒险扬帆远去，在海外历尽艰险多年，回国时的有形财富，大概不会多过离去的时候。

既然如此，我们这些代表美国最伟大报纸、最伟大新闻社的记者群体，又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说，若预先知道这职业的所有艰难困苦，我们中的大多数，是会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动荡，今天还在这里，明天“总部”就可能一纸电文，催你尽快赶往某个闻所未闻的所在。其次是远离家乡、远离家人、远离祖国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学一门古怪外语。而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还要时时警惕染病——伤寒、霍乱、黑死病、疟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经煮沸的水，是绝不可食用的，甚至不可用来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经煮熟，便不能食用。对挑剔者而言，火车及轮船的状况简直不堪忍受——到处是臭虫、虱子、蟑螂。全球半数以上的外国城市都恶臭扑鼻，令人欲呕。

在交战区里，生命则危在旦夕，极可能不死即残。在政治动乱国家，遭狂热分子暗杀，亦是隐忧。而至少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对白人或“帝国主义者”总怀有天生的仇恨。由于美国人一般都被视为有钱，更易遭压榨及索取，也许是些许小数，也许是庞然巨款。

驻外记者去国有年后，因长久分隔，便与故国及朋辈关系疏离，付出极高代价。当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国时，常发现友人已对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尽是那些闻所未闻的异土，他的友人对此是兴趣索然的。他们对他的国际政治或种族问题毫不关心，他则可能记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谈起某位总统，或总理，或大使，他们便认为他在“臭显”。

有次我回国休假时，第二晚便去参加一个晚餐会，发生的事情，让我永难忘怀。我的邻座是个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谈最新上演的戏剧，我是一无所知的。当我提到中国时，她盯着我，一脸茫然道：“中国？哦，对了，就是那个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国家，对不对？”

即便那驻外记者的朋友是较有知识的，能对你提问，并对你的回答觉得来劲，情况亦不见得好到哪里。我反复听人说这样的话：“天啊，既然这么严重，为什么不在稿子里写出来？”

其实，你早就写过，还自以为动人心魄，脉络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复报道过。你知道那些较有知识的友人是认真读报的。他们也说，对你的署名电讯和通讯稿，一直跟踪阅读，已经持续了“许许多多年了”。然而，他们对你最精通的国度到底发生了何事，却依然一无所知。你不禁觉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费了。今日上头版，明日遭忘却。

然而，当一名驻外记者，为毫无私心杂念的报社工作，依然是世上最显要的职业。

苦水归苦水，其实回国休假，是不乏心理补偿的。走进出国前待过的报馆，你看到比尔还在为电讯稿起标题；杰瑞还在写体育，为谁赢了地方冠军激动不已；吉米依旧忙于乡镇政治的肮脏交易，为某人卷入五万元的贪污案激动得口吐白沫；而曾经如此年轻活泼、金发飘飘、无比动人的安妮特，居然芳颜褪色，动辄发怒，仍一成不变地负责社交版。她对生活的兴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对和教堂婚礼了。这时，你对当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庆幸不已了。

你并不想自以为是，但看着这些男男女女，还是由不得要心生怜悯。他们在同样的地方，干着一成不变的差事。除了每年两三星期年假里短期出游，他们可以连续十几年不挪地方。比尔、吉米都自购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几岁了。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当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却是西藏的日出，苏禄海的台风，戈壁沙漠里随你蜿蜒前行的驼队。望着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绝美英国少女，想起如何两相依偎于乡村俱乐部的长廊，迷迷糊糊，呷着苦艾酒。当薄暮冥冥，你们各怀心思，却欲言又止，只望着塘里像鲸鱼般射水的有趣小鱼，懒散地下注，赌哪只掠水低飞的蛾子会被射湿了翅膀，然后被那鱼扑通一声跃起，大口吞下，成为下一个猎物。

未几，你就坐立不安，觉得是不是该回去工作了。走苏伊士运河的话，可以看到红海的满月，但如果从莫斯科飞往卡拉奇，则可以省下时间，绕到克什米尔两个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达芙妮应该还在孟买吧，还是她在你没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没错，该回去干活了。对手报纸昨日登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事，语焉不详，背后是否另有玄机？再有，拜慈昨日的公开讲话，究竟何意？在远隔千山万水的这一头，你实在无从判断。你的手指一离开远东紊乱而有力的脉搏，便觉得无所适从了。

再说，你的家，你的仆从是在上海（或在其他闻所未闻的地方）。你还有文件要处理。若取消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两周逗留，或可赶上秋季赛马会。最好再去一次华盛顿，只要不待超过两天，便可赶上下周四去汉堡的快船。乘飞机的话，超重行李的罚款实在要命！不过，只要吃得消行李费，还是飞越大西洋的好，这样，再下一周，你还可在欧洲逗留，听听莉莉·庞斯的演出。

当然，蓝色多瑙河并不蓝，东亚和南太群岛，也并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笔下的描绘。但你仍渴望回归。此地的美国大都市，大多清洁而平庸，此地匆匆赶路的美国人群，大多干净而衣履光鲜。但一切已开始显得无趣。半个世界以外，各种力量正在较量，他们却懵然不知，而这些力量斗争之结果，终将迫使数百万我国青年奔赴异国，在那里战斗，在那里死去。所以，你还是驾帆离去，或是飞越太平洋，并为回到自己的“片区”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区”，它横亘一块大陆，其长度或宽度，绝不亚于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

现在，惨烈的大战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却滞留祖国。许多人问我：“你怎么现在不去了？难道你就不会手痒，渴望报道这场战争，书写这场战争？”

去报道目前这场大战，最大问题是，前方的记者，无人可逃脱地域限制。置身达尔文的记者，对悉尼或墨尔本的事，恍如隔世。而报道突尼斯战役的人，对同时发生于苏联前线的事，或英国撤出缅甸的原因，或隆美尔部队在波恩角被歼情况，一概无所知晓。此外，前线的记者不仅调查受限，写好的电文也要经军事审查员审查，极其可怖。

多年来，我的片区一直是整个东亚。若单单派驻新几内亚一地，或重庆一隅，势必很快厌倦。战前，我可随心所欲择地出访，从各方广集消息，写作内容自定。让我再回去照着军事当局的油印材料写稿，将是可叹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线，任何战役，都是无法纵观战争全局的。

是的，等到战争结束，我将重返远东。我要亲眼看看和平如何得来，还要看看战争的终结，是带来持久的安宁，还只是权宜之计，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发另一场屠戮。

对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坚持己见说：“我还是认为不值得！”

但我坚信，这很值得。若我有儿子，喜欢写作，喜欢旅行，生性还算谨慎，则我将不仅鼓励他投身新闻业，而且要鼓励他去当驻外记者。

未来的驻外记者应是专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须受专门的职业训练。其所受教育，不仅要包含语言与历史，还需有地理、经济及社会科学。他们需精通国际法律与礼仪，了解全球政治格局。

当下的大部分驻外记者，尽管报道战争有成，却都是在无意中踏入驻外报道领域的。他们从事这一行时，几乎无人受过专门教育或培训。因而，能在观察时全面深入，报道时言之有物，已是难能可贵了。但未来的驻外记者，若受过认真培训，当更有成就。其提供给国内大众的信息，当更具价值。而历经此战后，美国人民也应是更具“世界胸怀”了。轴心国既已无条件投降，美国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将是难以想象的。

新闻检查制度尽可以屡下杀手，官方机构也尽可以不断压制，但报道这场大战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艰难险阻，为我国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使媒体获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势。

战争的胜利，若不能使传媒恢复彻底自由，并在鸣金收兵后即刻生效，则这场战争，便是徒然。只有报道自由及评论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临后的错误。而这种错误若出现，则不等回国将士的下一代成人，势必使战火重燃。

译名对照表

Abe, Premier | 阿部首相
Alfonsi | 阿尔方希
Amau, Eiji | 天羽荣二
Andrea | 安德里亚
Andrews, Roy Chapman | 安得思
Asaka, Prince Yasutiko | 朝香宫鸠彦亲王
Associated Press | 合众社
Atlantic Charter | 大西洋宪章
Baker, John Earl | 约翰·厄尔·贝克
Beaumont, Colonel | 博蒙特上校
Bee, H.M.S. | 蜜蜂号
Bennett, Charles R. | 查尔斯·R.贝内特
Bess, Demaree | 德梅瑞·佩斯
Billingham, Anthony | 安东尼·比林汉
Birchall, Frederick T. | 弗雷德里克·伯查尔
Bogomoloff | 波格莫洛夫
Borah | 博拉
Borodin, Michael | 米哈伊尔·鲍罗廷
Bristol, Mark L. | 马克·L.布里斯托尔
Butler, Smedley | 斯梅德利·巴特勒
Butrick, R. P. R.P. | 巴特里克
Byas, Hugh | 休·拜厄斯
Canton Gazette | 《广州英文日报》
Carlson, Evans F. | 埃文斯·卡森
Chicago Daily News | 《芝加哥每日新闻》
Chicago Tribune | 《芝加哥论坛报》
Chronicle, Spokane | 斯波坎《记事报》
Churchill, Winston | 温斯顿·丘吉尔
Clark, Grover | 格罗弗·克拉克
Clark-Kerr, Alexander | 亚历山大·克拉克-科尔
Cox, James M. | 詹姆士·M.考克斯
Craigie, Robert. | 罗伯特·克雷吉
Cunningham, Edwin S. | 艾德温·S.克宁翰
Dailey, Charles | 戴莱
De Mille, Cecil B. | 西塞尔·德米勒
Donald, W. H. | 端纳
Duranty, Walter | 杜兰德
Durdin, F. T. | 德丁
Edwards, Dwight | 德怀特·爱德华兹
Ferguson, J. C. | 福开森
Fryer, Stanley | 斯坦利·费赖尔
Fujita, General | 藤田将军
Fujita, Rear Admiral | 海军少将藤田
Fukuda, Lieutenant General | 福田中将
Galen, General | 加仑将军
Gardiner. | 加德纳
Gauss, Clarence E. | 高斯
Glassford, William | 威廉·格拉斯福特
Goldwyn, Sam | 高德温
Grew, Joseph C. | 约瑟夫·格鲁
Halifax | 哈利法克斯
Hanson, George | 乔治·汉森
Harada, Kumakichi | 原田熊吉
Hasegawa, Vice-Admiral | 军中将长谷川
Hashimoto, Kingoro | 桥本欣五郎
Hata, General | 羽田将军
Havas | 哈瓦斯通讯社
Hedin, Sven | 斯文·赫定
Hermes, H.M.S. | 赫耳墨斯号
Hidaka, Shinrokuro | 日高信六郎
Hirohito, Emperor | 裕仁天皇
Hirota, Koki | 广田弘毅
Hitler, Adolf | 希特勒
Honjo, General | 本庄繁将军
Honda, Rear Admiral | 海军少将本田
Horiguchi, Robert | 罗伯特·堀口
Hull | 赫尔
Idaho Statesman | 《爱达荷政治家报》
Isabel U.S.S. | 伊莎贝尔号
Itagaki, General | 板垣将军
Iwamura, Admiral | 海军少将岩村
James, Edwin L. | 艾德温·詹姆士
Jenkins, Douglas | 精琦士
Johnson, Nelson T. | 纳尔逊·詹森
Journal de Pekin | 法资《北京报》
Kinney, Henry W. | 金纳
Konoye, Prince Fumimaro | 近卫文麿
Kuroki, Captain | 黑木上尉
Ladybird, H.M.S. | 瓢虫号
Leader, Peking | 北京《英文导报》
Lindbergh, Charles | 查尔斯·林白
Los Angeles Times | 《洛杉矶时报》
MacArthur, Dorglas |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MacMurray, J.V.A. | 马慕瑞
Magruder, John | 约翰·马格鲁德
Matsui, Iwana | 松井石根
Matsuoka, Yosuke | 松冈洋石
Matthews, Herbert L. | 赫伯特·L.马修斯
Manchester Guardian | 《曼彻斯特卫报》
Maryknoll brothers | 玛利诺兄弟会
Misselwitz, Henry F. | 亨利·F.米塞尔维茨
Mitsunami, Teizo | 三并定藏（译音）
Miura, General | 三浦将军
Moore, Frederick | 弗雷德里克·摩尔
Motono, Viscount | 本野子爵
Munich Agreement | 《慕尼黑协议》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 《纽约先锋论坛报》
New York Times | 《纽约时报》
Nine Power Treaty | 《九国公约》
Nishio, General | 西尾将军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字林西报》
Nomura, Admiral | 野村将军
Ochs, Adolph | 阿道夫·奥克斯
O’Hara, William | 威廉·欧哈纳
Okada, Keisuke | 冈田启介
Oregonian, Portland | 波特兰《俄勒冈人报》
Parker, R.S. | 帕克
Peking & Tientsin Times | 《京津泰晤士报》
Pettus, W.B. | 裴德士
Public Ledger, Philadelphia | 费城《公共记录报》
Rerter’s | 路透社
Robert Hart | 赫德
Robertson, Douglas | 道格拉斯·罗伯逊
Roosevelt, Franklin D. | 富兰克林·罗斯福
Schurman, Jacob Gould | 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
Shanghai Times | 《上海泰晤士报》
Shigemitsu, Mamoru | 重光葵
Shiozawa, Admiral | 盐泽将军
Sokolsky, George | 索克思
Soong, Norman | 宋诺曼
Spilwanek | 斯皮尔万尼克
Spokesman-Review, Spokane | 斯波坎《发言人报》
Stalin, Joseph | 约瑟夫·斯大林
Standard, Peking | 《华北正报》
Stanton, Edwin F. | 艾德温·F.斯坦顿
Star-Bulletin, Honolulu | 檀香山《星报》
Steele, Arch | 阿奇·斯蒂尔
Suma, Yackichiro | 须磨弥吉郎
Sulzberger, Arthur Hays | 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Talmadge, Constance | 康斯坦丝·塔尔梅奇
Talmadge, Norma | 诺尔玛·塔尔梅奇
Tanaka Memorial | 《田中备忘录》
Terauchi, General Count | 寺内伯爵将军
Treaty of Portsmouth | 《朴茨茅斯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 《凡尔赛条约》
Tsurumi, Ken | 鹤见健
Tyson, Frederic | 弗雷德里克·泰森
Ugaki, General | 宇垣将军
Umetsu, General | 梅津（美治郎）将军
United Press | 美联社
Utsunomiya, Colonel | 宇津宫大佐
Ward, Frederick Townsend | 华尔
Yanagawa, Heisuke | 柳川平助
Yarnell, Harry E. | 哈里·E.雅内尔
Young, James | 詹姆斯·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