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笔记
The Golden Notebook

（典藏本）

［英国］多丽丝·莱辛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笔记：典藏本（英）莱辛（Lessing，D.）著；陈才宇，刘新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

书名原文：The Golden Notebook

ISBN 978-7-5447-0505-9

Ⅰ．金…　Ⅱ．①莱… ②陈… ③刘…　Ⅲ．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0471号

Copyright © 1962 by Doris Lessin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75 号

书　　名　金色笔记（典藏本）

作　　者　［英国］多丽丝·莱辛

译　　者　陈才宇　刘新民

责任编辑　陈静宇　谢山青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22.75

插　　页　4

字　　数　564千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505-9

定　　价　6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这部小说的形态如下：

先有一个轮廓，或者说框架，即《自由女性》，这是一部约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可以独立成篇，但又分成五部分，被黑红黄蓝四本笔记的章节分隔开。四本笔记的作者是《自由女性》的主人公安娜·沃尔夫。她采用四本而不是一本笔记本记事，是因为她意识到有必要将笔记所记的内容逐一分开，以免引起混乱、无序，乃至精神崩溃。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导致四本笔记的记事停止；结束处都划有一条粗粗的黑线。四本笔记的记录结束后，从支离破碎中产生了一部新的笔记，那就是《金色笔记》。

笔记中的人物有时以匿名时代那种千篇一律的口吻探讨问题、演绎理论、阐述教义，或给事物界定、划类，你简直可以像昔日道德剧里那样称呼这些人，管他们叫“教条先生”、“我因找不到归宿而自由先生”、“我必须有爱情和幸福小姐”、“我做任何事都得以善为本夫人”、“质疑真正的女人在哪里先生”、“质疑真正的男人在哪里小姐”、“我疯了是因为他们说我疯了先生”、“生活就是自身的体验小姐”、“我从事革命因此我就是革命先生”、“如果我们能处理好这个小问题也许就能忘记我们不敢正视大问题夫妇”，等等。但他们也互为映照，相仿相成，思想和行为也是互为因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各自的整体。在书中的《金色笔记》部分中，事物由离到合，黑红黄蓝的分界不复存在，破碎的态势终结后是一种无形之形，最后显现第二主题，即整合。安娜和那个美国人索尔·格林的人格发生“崩溃”。他们疯了，癲了，狂了——你说什么都行。他们“崩溃”后变成了对方，变成了他人，他们突破了为自己的过去而设计的虚假的模式，突破了他们用来自我支撑或相互支撑的模式和规章，从而发生交融。他们能从自己身上听见对方的心声，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原先对安娜怀有忌妒，危害极大的索尔·格林转而支持她、忠告她，向她提供写作另一部小说，即《自由女性》的主题。小说开卷句是：“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自由女性”这个标题其实是反讽。安娜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待人苛求，她对索尔忌妒得差点发狂，后来却把那本漂亮的新笔记本，即金色笔记，送给他。这本笔记本她原先不想送人，后来却为他的另一作品提供主题，并在笔记上写下第一句：“在阿尔及利亚一处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在由两人合作写出的《金色笔记》中，你已分不清谁是索尔，谁是安娜，分不清他们与书中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精神“崩溃”导致内在的自我未能拒斥人格的双重或多重的分裂。当一个人出现人格分裂时，描述这种“崩溃”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当然，这一主题除了我，别人也写过。此前我写过一个有限的短篇，作为长篇的主题，这是第一部。这里的内容更粗糙，更接近于经验，它尚未定型为思想和模式——由于材料更原始，也许更有价值。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本主题，这部书很快被低估了，无论友好的评论家还是不怀好意的人士，都说它描写的是性战争，女人们还宣称这部书是性战争的一件有用的武器。

从此以后，我便处在一个虚幻的位置上，到了后来，我能做的只能拒绝支持女人。

当然，就妇女解放而言，我是支持的：在许多国家，都有人口口声声说妇女是二等公民。人们很认真地倾听着这样的论调，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说这话的人成功了。原先对妇女解放运动怀有敌意或冷漠的各方人士说：“我支持她们的目标，但我不喜欢她们的尖声怪叫和令人作呕的作风。”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得经历一个显而易见的阶段：改革者的权威必然被那些因胜利冲昏头脑，进而不知道如何享受胜利果实的人所否定。我以为，妇女解放运动不可能带来多大变化，这并非因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有什么差错，而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整个世界因这动荡而改变了模样。这一点一目了然。如果这场动荡能有个了结，到了那一天，也许妇女解放的目标已显得渺小而怪异了。

这部小说不是为妇女解放吹响的号角。它描述了女性的诸多情感，包括专横、敌意、怨恨，等等。我将这些情感印成了文字。显然，许多女人所思考、感受、经历的都令人惊愕。一大堆古老的武器会即刻搬出来，与往常一样，最主要的那几件不外乎“她不像个女人”，“她厌恶男性”。这种特殊的反应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男人们（也有许多女人）说，选举权是去女性化的，属于男性的，与残暴联系在一起的。当女人要求得到比造化所赋予的更多时，总是由男人或少数女人来记录这种欲求，我所读过的各种社会的文献无不如此。许多女人痛恨这部《金色笔记》。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所说的那些话，她们在厨房里所谈的家长里短，闲言碎语，还有她们在性受虐时想要表明的一切，通常是她们留到最后才说的，因为男人有可能在偷听。女人从来都是胆怯的，因为长期以来，她们都处在半奴隶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女人随时准备站出来向自己心爱的男人申诉她心里真正所思考、所感受的、所体验的一切。一听到男人说：“你不像个女人，你太专横，你让我失去男子气概了”，绝大多数女人会像被人丢了石块的小狗那样躲到男人身边。我的信念是：任何一个女人，如果她嫁的是一个喜欢威胁女人的男人，或者她还十分认真地将他当一回事，那她是活该受罪。这样的男人是个恐吓者，他并不了解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及其历史。在过去任何一个社会中，男人和女人都发挥着无可限量的作用，如今亦然。他太无知了，要么就是他害怕越出常轨，他是一个懦夫……我写下这些话，感觉上就好像在给遥远的过去写信：我相信，今天我们想当然的一切，到了下一个十年，都会被扫荡一空了。

（那么，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是啊，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还得生存……）

有的书由于跳过了某个观念的阶段，想当然地将尚未出现的某个社会的信息具象化，很容易被人误读。我是以妇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种种观念似乎已经存在为前提写出这部小说的。一九六二年出了第一版，至今已有十年。如果它是今天出版的，有可能写得更好读，而不仅仅是旁敲侧击。时局的变化太快了！某些矫揉造作就不会见诸于文字。就说十年，甚至五年以前吧，那是一个性叛逆的时代，由男性作家写出的不计其数的小说和剧本都在激烈地抨击妇女——尤其在美国，还有我们英国——妇女被描写成悍妇和淫妇，特别是婚姻的破坏者和插足者。男性作家的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向来作为无瑕可击的哲学基础、极其正常的思想观念被世人接受，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是对妇女的仇视、专横或神经过敏。这种状况仍在继续，但现在的情况已有所改观，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当时只是埋头写作，根本没有想过这部作品是否会被读者接受。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难写——我脑子里有个计划，我按这个计划连贯地写下去，这本身就有难度——而且因为我需要一边写一边学。预先给自己勾勒出一个严谨的结构，并设置出诸多限制，这种做法也许能挤压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开始写作时，突然冒出的许多观念和经验，我都认不得是否属于自己了。先不说用于写作的人生经历，光写作的过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难忘。它简直改变了我这个人。写作的全过程令我百感交集，当我将手稿交给出版商和朋友时，自己也觉得我写的是一本关于性战争的宣传册，我还发现，不管当时怎样辩解，这份诊断结论是改变不了的。

然而，这部书的内质，它的结构，里面所描写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们不应该将事物分离，不应该让人格分裂。

“束缚。自由。善。恶。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爱……”《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在阐述小说的主旨：这个主旨她是大声喊出来的，是用锣鼓喇叭宣布的……至少我是这样想像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在一本称为“金色笔记”的书里，其中称为“金色笔记”的章节可以视为核心，承受全书的重量，表明作者的立场。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别的主旨也进入了这部作品的构造之中，这对我来说是严峻的：多年以来，那些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观念和志趣都聚集到一块了。

我的一个想法是：在不列颠，要想找到像一百年前，即上个世纪中期的托尔斯泰描写俄国，司汤达描写法国那样一部反映知识与道德风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只有弃权的权利。）阅读《红与黑》和《红与白》，你能了解法国，似乎你自己就生活在那里。阅读《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了解俄国。但维多利亚时期没有一部小说具有如此的功用。哈代告诉我们贫穷是怎么回事，人的想像力一旦超越一个狭隘的时代，又会发生什么事，做一个殉道者又将是怎样的情景。乔治·艾略特就其能力而言，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以为，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她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即使在她不屑于与时代的虚伪为伍时，也不得不扮演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她太讲道德，因此不能理解很多东西。梅瑞狄斯是一位被人严重低估的作家，他也许最接近司汤达他们。特罗洛普也尝试过这样的主题，但缺乏广度。没有一部小说能像威廉·莫里斯所写的传记那样生动精彩地表现观念的冲突。

当然，就我而论，我相信女性用来观察生活的滤色镜与男性的那面是一样有效的……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吧，或者干脆不去考虑它，我觉得：要想“触摸”本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脉膊，你就得置身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论争都是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中展开的。在各种运动、战争或革命的参与者眼里，这些运动无论前进，或停止不前，或倒退，都属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我们至少得承认，将来人们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也许跟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俄国革命时，我们的看法跟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它的各种支派已将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播布到世界各地，即便到了“过时”的一天，也已经被吸收，成了日常思维的一部分。三十或四十年前，某些观念还只是固封在极左分子内部，但二十年前，这些思想已在左派内部普遍蔓延，而到了十年前，已经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叨念的社会观的老生常谈。如此被深度吸收过的某些东西到后来就成了一种能量——它成了主导的力量，在我着手撰写的这部小说中，还得作为中心而存在。

长时间挥之不去的另一个想法是：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患“障碍症”的艺术家。这是因为有关艺术家的主题有一阵子一直主导着艺术界：左右着画家、作家和音乐家。所有的大作家都用这个主题，大多数二流作家也用。他们的原型是艺术家，其镜影则是商人，从这一面看是创造者，从另一面看则是麻木不仁的粗野之徒。我们的文化就寄生在他们的胯下。这两种意象都超越了敏感性、苦难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艺术品，这种利己主义才被宽容——同理，商人也有他应被宽容的理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现状，从而忘记了艺术家作为范例这个新主题。一百年前的英雄不是艺术家。那时的英雄是战士、帝国的创建者、探险家、神职人员、政治家，等等。女人的情况十分糟糕，她们中难得出现一个南丁格尔。只有怪人和行为反常者才想做艺术家，但也不得不为之奋斗。当我决定描写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或“作家”时，我觉得有必要给这个人物设置一个障碍，并通过探讨这个障碍的成因来阐述这个主题。这就意味着我得将战争、饥饿、贫穷这些压倒一切的大问题与那个企图反映这些问题的渺小个体联系在一起。但令人无法容忍的，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正是这个极其孤立、极其自恋、自视过高的人物。年轻人对艺术家有年轻人自己的认识，他们改变着这个形象，在创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成千上万的人在拍摄电影，协助电影制作，发行各种各样的报纸，创作音乐，从事绘画、写作、摄影，等等。通过不计其数的拷贝，他们已经排斥了那个孤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性敏感的人物。这一倾向已趋向极端，到头来必然出现某种反拨，这是很正常的。

“艺术家”这个主题还不得与另一个主题“主观性”联系在一起。当我着手写作时，作家们还得刻意不表现“主观”。这种压力源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它是社会学文艺批评的一个艺术主张，这套理论体系由一班才俊首创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别林斯基，他们利用艺术，尤其是文学，跟沙皇专制与压迫作斗争。这套理论很快广为传播，五十年代末，我们英国就以“责任说”与之遥相呼应。在社会主义国家，它至今仍有市场。所谓“责任”，用句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罗马都着火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考虑愚蠢的个人私事啊”。如果这一说法来自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来自于做什么事都被你由衷敬佩的那些人，比如努力与南非的种族歧视作斗争的人，那你就很难置若罔闻了。然而，长期以来，形形式式的艺术，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在《蓝色笔记》中，安娜谈到她的讲座时是这样说的：“‘中世纪的艺术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在一边。西方文学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呻吟。痛苦已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现实……’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但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难以为继了”。

安娜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她想回避什么。一旦出现某种压力或潮流，你是很难避开它的：你无法避开你的强烈的主观性。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把这主观性称作作家为时代所承担的责任。你无法置之不理：你写一部关于建造大桥或大坝的书，就不能不涉及建造者的思想与感情。（你觉得我是在鹦鹉学舌吗？根本不是。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正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的核心。）我终于懂得：要想摆脱或克服因描写“个人的小事”而引起的困惑和不安，不妨承认非个人的现象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描写你自己，实际上就是描写他人，因为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喜怒哀乐，你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所谓“主观性”，就是先入为主地将实际上存在无限可能性的个体渺小化，处置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个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以此来冲破个性化，即主观性的局限，从而使个体性具有普遍性，并使私人的经验转化为大于私人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就会想到：“我在爱”，“我在感受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我在思考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个人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思议的经历其实是众人所共有的，这道理只有当你成长了才能懂得。

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这部作品构思得当，还可以就传统小说发表作者的意见。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关于小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点你只要阅读一下当前的学术研究，就想像得到。我将《自由女性》这部中篇小说作为那一大堆材料的归纳与缩写，本意就是想谈谈传统小说，这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写的表示不满的一种方法：“我刻意想表现的真实太微不足道了，我从杂乱中梳理出的东西太有限了！经验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么的粗粝，那么的无序无形，这篇短短的文字又如何能反映真实呢？”

我的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我要让这部作品作出无声的声明：谈论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的构成。

前面已经说过，恰恰这一点被人们忽视了。

原因之一是这部作品继承更多的是欧洲的小说传统，而不是英国的传统。或者说，我所继承的英国传统迟至今天才被认识。英国小说毕竟还有《克拉丽莎》和《特里斯丹·香代》，《悲剧的喜剧人物》以及《约瑟夫·康拉德》。

毫无疑问，尝试用小说表达某些观念，即意味着跟作者自己过不去：我们文化中的狭隘主义太严重了。例如，一代代走出大学校园的聪明的男女青年就敢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我对德国文学一无所知。”这已是一种风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德国文学了解得很全面，如果对法国文学了解得不够，他们便会觉得内心有愧。

还有，我从马克思主义者或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取批评的理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看到了我努力想看到的东西。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将事物作为整体并从相互间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它至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至于它的局限性，这里暂且不谈。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发生在西伯利亚的某个事件会影响到生活在博茨瓦纳的某个人。我以为，除了有效的宗教，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时代对世界性思维，世界性伦理的首次尝试。

我将自己当时想做的一切公之于众，这样做会招惹批评家，有可能让他们感到不快。对于作家与批评家，剧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不幸的纷争，就像孩子间的争吵，公众早已见怪不怪：“哎呀，我的好家伙，他们又干起来了。”或者：“你们作家得到的都是赞美，如果不是，至少也能招摇过市——你们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呢？”公众的意见是对的。我可不想卷入其中，早期宝贵的写作经历使我对批评家和评论家有了自己清醒的认识。然而，论及《金色笔记》这部小说时，我又失去耐心了：我总觉得他们的评论大多太愚蠢，根本就不真实。心平气和地想想，我理解了问题所在。原因就在于作家将批评家当作另一个自我，那个自我比作家自己聪明许多，他早已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他要判断的是你是否与那个目标保持一致。我所见过的作家，当他们面对真正的批评家这个稀有生物时，无不显现偏执狂的迹象，摆出毕恭毕敬、感激涕零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他所想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但作家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他何必期待那个非同凡响的生物——十全十美的批评家呢？十全十美的批评家确实偶尔存在着，但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有这个对作家想要做的一目了然的人呢？编织那个特殊的茧状物的人毕竟只有一位，这唯一的一位所做的就是编织那个茧。

评论家和批评家都不能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提供任何东西，为此神魂颠倒、孜孜以求的是作家。

这是因为批评家没有这方面的修养；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与作家相背的。

作家的训练从孩子五六岁上学读书时就已开始。它始于符号、奖赏、名次、分组、星星——有不少地方采用杠杠。这种竞争性的心智，非胜即败的思维方式，将导致“作家X领先作家Y一两步，作家Y掉队了，作家Z写出的最后一部作品证明他比作家A更优秀”。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学会这样的思考：凡事都有个比较，一切取决于成败。这是一种淘汰制：弱者因失势而出局。这种制度旨在筛选少数优胜者，再由他们进行相互间不断竞争。尽管这里不便展开这个话题，但我相信，每个孩子所具有的才能（不是指官方公布的“智商”）都是伴随终身的，只要这才能不被估价为功勋柱上的商品，将使他自己和他人受用终身。

一开始就得学会的另一点是质疑自己的判断。孩子们得学会服从权威，学会查找他人的观点和论断，学会引用和遵循。

就像置身于政治圈的人那样，孩子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可以有意志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可以自己作出决定。同时，他们又是这个时代的假设和臆断的奴隶，他们不能为此提出质疑，因为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存在的。当年轻人达到有必要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之间作出选择的年纪时（我们都想当然地以为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通常选择文学艺术，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人道、自由和选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种体系模式化了：他们不知道选择本身就是扎根在我们文化中的虚幻的二分法的产物。那些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愿让自己进一步被模式化的人于是准备离开，在半自觉、半本能的冲动中谋求不至于导致人格分裂的职业。在现有的制度下，从警察局到学术界，从医学界到政界，我们都很少去注意那些离去的人。这种淘汰现象一直在发生，如果发生在早期，很有可能将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改革精神的人排斥出去，留下那些墨守陈规，与原有的职业形象更相符的人。年轻的警察离开警察局，他说他不喜欢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年轻教师离开教学岗位，因为她的理想破灭了。社会机器悄悄运转着，不被人注意，但它依然那么强大，总能确保我们的制度的严厉性和压迫性。

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旦成了批评家和评论家，就不可能为那些痴心追求创新的作家和艺术家作出富有想像力与创造精神的判断。他们能够做的，他们能够做得好的，只是告诉作家：他的小说或剧本如何写才能与当前的情感与思维模式，即观念的风尚保持一致。他们就像石蕊试纸。他们是毫无价值的风速测定仪。他们是最敏感的公众舆论气压计。你能从这里见到情绪与观念的变化比任何地方都快，能超过他们的只有政治风云了。这是因为这些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如此：他们留意身边的人，关注他人的观点，随时准备修正自己去迎合权威者，迎合“现成的思想观念”——对了，这“现成的”就是他们的启示！

也许我们的教育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有可能，但我不相信。准确地描述事物，叫出事物的适当名称，这至少也是有用的。但从观念而论，在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全程中，有必要反复向他们强调的是：

“你们正处在一个被灌输的阶段。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完善，除了灌输式，我们还没有别的好办法。很抱歉，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一切了。你们在这里学到的只是现行的偏见与我们这特殊文化所推崇的价值取向的混合体。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能知道，这些东西肯定不能持久。你们所受的教育由那些墨守陈规的人所施行，他们只懂得如何去适应前辈留下的那套思想体系。这是一种为自身的不灭而设计的体系。应该鼓励你们当中头脑更健全、更具个性的人离开学校，找到自学的办法，学会自己作出评判。那些留下来的一定要记住，每时每刻都记住：他们正在被模式化，规范化，以适应我们这个特殊社会既狭隘又特殊的需要。”

与其他作家一样，我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的信件，他们打算写论文，评论我的作品。他们总是说：“请为我提供一份有关您的著作的论文清单，告诉我那些报道过您的批评家和权威的名字。”他们还要求我提供无数相关的细节，数量之多就像移民局的案卷，他们通过学习得知，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会回答：“亲爱的学生：你疯了。值得你阅读的书不计其数，你何必整年整月地去写一本书，甚至一个作家呢？你没有发觉自己成了某个有害的体制的牺牲品吗？如果你是自己决定把我的书作为选题，如果你一定得写一篇论文——请相信我，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对你有用，这我很感激——那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凭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加以验证，并从自己的思考中作出判断呢？别去理会什么白教授黑教授吧。”

“亲爱的作家，”他们会这样回答，“我必须知道权威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不引用他们的观点，我的导师不会给我打分的。”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体制，从乌拉尔到南斯拉夫，从明尼苏达到曼彻斯特，都一模一样。

问题是，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我们再也看不出它的坏处。

我并不习惯它，因为我十四岁时就退学了。有一阵子，我曾为此而难过，以为自己错过了某些宝贵的东西。如今我庆幸这次逃避。《金色笔记》出版以后，我有意对文学这台机器作了研究，调查了批评家或评论家的制作过程，我还阅读了不计其数的考试卷，结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教室里讲授文学课，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也许会说：你的话言过其实了，你说你没有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那你就没有权利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言过其实，一个局外人的反应往往颇有价值，因为它是新颖的，不会因效忠于某种特殊的教育而怀有偏见。

这次调查以后，我不难回答心中的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目光短浅，如此个性化，如此心胸狭隘？为什么总是计较鸡毛蒜皮，总是钻牛角尖，总是着迷于细节，对整体不感兴趣？他们为什么把“批评家”这个词总是理解为“吹毛求疵”？他们为什么觉得作家总是相互勾心斗角的，而不是互助互惠的？……事情很简单，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就是如此思考问题。能真正理解你在做什么，朝着什么目标努力，并能给你以忠告，作出真正的评判的那个有价值的人，几乎总是在文学这台机器之外，甚至不在大学这个圈子里。可能他就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生，一个文学爱好者，也许是一个凭天性行事，阅读广泛，善于思考的人。

我总是对那些花一两年时间写关于某一本书的论文的学生说：“阅读的有效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浏览，选择你喜欢的书，只读你喜欢的书，厌倦时就丢开，拖宕的章节就跳过去。千万千万别因你觉得必要才去读，或者将阅读当作一种时尚或潮流。记住：你二十岁或三十岁时感到厌倦的某本书，到了四十岁或五十岁时，会向你敞开知识的大门，反之亦然。不合适你阅读的时候就别读。记住：即便在这个人人尊重文字的年代，已经出版的书籍固然很多，但还有同样多的书没有印出来，甚至没有写下来，因此，历史，甚至包括社会伦理，都是凭口述的故事传承的。那些只凭写下来的文字进行思考的人（不幸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只能在培养这种人时有所作为），其实已经丢失了他们眼睛所见的一切。例如，非洲的真实历史依然掌握在黑人说唱艺人和黑人史学家、医生等智士贤达手中，这是一部口传的历史，白人无法掠夺它。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你留意，就能发现：真理以口相传，不是以笔承载。因此，千万别让书本成了你的主人。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懂得，你在一本书或一个作家身上花了一两年时间，这只能说明你所接受的教育很糟糕。他们本来应该教你按自己所好广泛阅读，你本来应该凭自己的感性选择你需要的书。这也正是你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不是仅仅学会如何引用他人的观点。

但不幸的是，人们总是很迟才会这样做。

最近出现了学生闹事，有一阵子，好像事情似乎会有所改观了：他们对自己所受的僵死的教育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人们以为一种新颖的、更有用的教育将取而代之。然而，这场动荡似乎已经结束。悲哀啊！在美国学生闹事的那段日子里，我收到他们的来信，说有些班级的学生拒绝使用教学大纲，他们将自己选择的书带进教室，那都是一些他们觉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书。学生们情绪高涨，时而言词激烈，愤怒、激动，吵吵嚷嚷的弄得不可开交。当然，这场风波的出现是有教师参与的，他们同情学生，站在学生一边与校方对抗，并随时准备承担后果。这些教师知道，他们所教的那一套是糟糕的，乏味的。这一点值得庆幸：即便学生自己失去了热情，还会有人出来否定错误的东西。

还有一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三四十年前，有位批评家将他认为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和诗人列出了一份名单，并将其他人一概删除。他还写了一篇长文来为自己的名单辩护，这份名单很快成了争论的焦点。不计其数的文章纷纷出笼，这样那样的学派闻风而动，有的表示支持，有的表示反对。许多年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没有人知道这场闹剧是悲哀还是荒谬……

怪不得总有那么些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批评著作，立论几经转手，讨论着小说、戏剧的创作。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写这类书的人已形成一个阶层：这是国际化的一个现象，文学批评占据着学术之巅。这些人的生命就在批评或批评的批评中度过。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比创作更重要。一个学文学的学生，花在阅读此种批评和批评的批评上的时间，很可能比花在阅读诗歌、小说、传记、故事上的时间还多。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并不悲哀，并不荒谬……　

怪不得我能在什么地方读到这样一篇评论《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文章，那是一个希望得到优秀等级的男生写的：文章充满新意、激情和真情，那是真正的外国文学教学所期盼的。这篇文章却被老师退了回去，评语是：我无法给这篇文章打分，你没有引用权威的观点。很少有教师认为这个评语很悲哀，很荒谬……

怪不得那些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自己比没有读过书的人更高贵、更优雅的人，准会来到某位作家面前，祝贺他或她在什么地方获得了好评。但他不会考虑是否有必要读一读那本书，或者想一想他们感兴趣的是否只是成功……

怪不得描写某个主题的书（比方说白日做梦吧）一旦出版，即刻就有许多大学、协会、电视节目写信给作者，邀请他去谈谈白日做梦。至于这本书的阅读，那是他们最后才想到的。这种现象被认为很正常，一点也不荒谬……

怪不得有这么一位男子或女子，批评家或评论家，他所学本来有限，对某位作家的作品更是知之甚少，但他就敢以屈尊俯就的姿态去评论那位已经写出十五部书，具有二十或三十年写作经验的作家。他还摆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或者说他所考虑的只是他的学术业绩。他还指导那位作家，告诉他接下去写什么，怎么写。没有人觉得这很荒唐，那位年轻的批评家或评论家，当然更不会觉得荒唐，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当作家的恩人，如何将历史上受过庇护的作家一一记录在案，从莎士比亚开始，一直到今天。

怪不得一位考古学教授写到北美某个部落如何掌握植物学、医学、心理学知识时会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没有人觉得他的话很荒谬。

怪不得在雪莱诞辰一百周年时，三位具有相同教育背景、来自相同类型大学的年轻人，会在同一周时间里分别在三种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异口同声地为雪莱说了几句苍白无力的好话，然后便大事谴责，好像他们提到他的名字，已经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似乎没有人想过，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学系统出了严重的问题。

最后……回头再说这部小说，对于作者来说，真是受益匪浅。举一个例子吧：这部书写出后过了十年，我还能一周内收到三封来信，分别来自三位有知识、有教养、有热情的人。真难为他们费心劳神给我写信。一位好像来自约翰内斯堡，一位来自旧金山，还有一位来自布达佩斯。这边我坐在伦敦，一封封地看。与平常那些来信一样，少不了一些感激作者的话，说我写出的东西给了他们激励、启迪，甚至义愤，云云。但其中一封信全谈性战争，说男人对女人如何无情，女人对男人如何无情。一封长长的来信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因为她（并非永远是“她”）在书中所看到的除了性战争没有其他内容。

第二封来信谈的是政治，作者也许是一位像我一样的前“赤色分子”，他或她写了好几页，除了政治别的什么也没提。

第三封信的作者不知是男是女，他在书中所看到的是精神病的主题。他的观点在过去还算新鲜，但现在则是拾人牙慧了。

但这都是在说同一本书啊。

这种现象很自然使人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读者究竟在书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只看到这一面，而另一面却视而不见？作为作家，他已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读者的理解却那么千差万别，这事你说怪不怪？

从这里想出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作为作家，如果他认为读者能像他自己那样认识他的作品，能按他所理解的那样理解小说的构思与旨趣，那他的错觉就不仅仅属于天真，还意味着他不懂得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只有当一本书的构思、形态和意图不被人所理解时，它才显得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再生效应，从而引发思考与探索。构思、形态和意图一旦被认清，其中的奥秘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本书内在的生命就是它的形式和形态，当读者能像作家自己那样一目了然地认识它的形式和形态时，也许这时就该丢开它，因为这本书的生命已经结束，读者应该看看别的书了。

多丽丝·莱辛

一九七一年六月

再版译序

多丽丝·莱辛获二〇〇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作品，从它的问世到它最终获得诺奖评委的认可，时间差不多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把这个奖颁发给了一个受之无愧的人，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女作家。

一九九七年六月，译林出版社约我翻译《金色笔记》。说实在的，当时我对莱辛和她的作品也是知之甚微。我后来才发现，自己所翻译的是一部旷世名著！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受国家教委选派赴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这时我已译出全文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没译。出国前约了朋友刘新民教授，请他帮忙译出余下的部分。

到了剑桥后，我一边旁听古英语的课，一边撰写《金色笔记》的译序。我当时就想拜访作者本人，尤其想问问她一些有关作品的问题。古英语系的教学秘书给我提供了莱辛的地址。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把译序写成英文，寄给莱辛，信中还表达了希望她为我们的译文写序的意思。七月九日，莱辛给我回信，不仅欣然邀请我去她家喝茶，还主动提及《金色笔记》的创作动机、主题思想、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与金色笔记的关系。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想问的问题。这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披露在《外国文学评论》的动态栏目上，就是那篇《一封信：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

我是按约定于九月底的一个阴雨天拜访她的。下午三时许，我在一幢联排式的房子前按响了门铃。穿红裙蓝衣的莱辛下楼开门，把我领上楼上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视机上是一套音响，搁电视机的架子上塞满了书。与电视机平行的墙壁上有两个高一米左右的书架，靠里的一个比另一个高了几公分，也宽了几公分。书架肚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书，书架顶上又摞着四大叠书，每一叠差不多都有半米高。女主人示意我在电视机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热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吃糕点。她自己落座在电视机旁的一张椅子上。

这个客厅给人总的印象不是那么整洁：沙发坐垫上就散落着报纸一类的杂物，女主人坐的椅子背后还有书刊一类的东西不整齐地堆放着。但在这不整洁中透露出一种随和，当我自己动手挪开一张报纸在沙发上落座时，同时也挪去了按门铃前一直挥之不去的紧张与忐忑。这种随和、适意的氛围的营造者此刻就与我面对面坐着，说话时目光紧紧盯着我，但那里面所透露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轻慢，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威严，而是朋友间促膝交谈时的专注，邻里间闲聊时的亲近与熟稔。多丽丝·莱辛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她面前，你用不着因自己写不出她那样的小说而自卑，完全可以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你早就熟悉的邻里乡亲来看待。

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展开。我首先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介绍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当我说到自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时，她马上接口说：“我也是个农民的女儿啊。”那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在异乡遇见走失的同道，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间碰到了语言相通的人！

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情况，说到了古英语与《贝奥武甫》，她马上向我推荐了爱尔兰诗人希尼翻译的《贝奥武甫》，并说希尼和休斯是现当代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希尼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引向了这个标志性的文学桂冠的未来归属。我真诚地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文学大家早就应该拥有这个荣耀了。她对我说：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已有十二年了。说这话时，她并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个奖项的渴望与屡屡落选的无奈之情。

这以后我们还谈了《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的政治信仰。莱辛告诉我，五十年代的英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信仰过马克思主义。

当然，作为《金色笔记》的中文译者之一，我没有忘记此次拜访的目的，于是再次提出请她为中文版的《金色笔记》写序的事。她明确地答复我，这个序她不便写：一个原因是她不懂中文，无法对译文下这样那样的断语；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色笔记》在中国已经有一个译本。她说一九九三年去过北京，当时陪同的翻译告诉她：《金色笔记》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印了八万册。

说来惭愧，我一个中国人，自认为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居然完全不知这个中译本的存在！我还向她一再申辩，这不可能是事实：译林出版社交给我翻译时，也以为是首译。她坚持说自己不会记错。为了说服我，她起身回书房找当年所记的日记；但日记没找着。她回忆说，当时陪同的翻译说过：书名译成了A Woman's Troubles，or The Life of a Woman什么的⁽¹⁾。她希望我回国后帮她查一查这个elusive edition（令人困惑的版本）。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在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前，翻译都很随便。一九九三年后我们走上正规了。我还说，那个版本能扩大你在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好事啊。她笑笑说：她并不计较这种事，只是不满意随便改动书名：因为The Golden Notebook是小说整体的组成部分（原话是integral to the novel）。

时间不知不觉间已溜走一个半小时左右。虽然没有规定过谈话的时限，我觉得也该起身告辞了。为使这次拜访留下珍贵的纪念，我问她是否可以合个影。“Why not？”她爽快地说。我于是掏出背包里的傻瓜相机，先给她拍了两张单人照。要拍合影时，我显得有点为难。她马上向内室叫了一声，随即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屋子里没有别人）。我估计这男子是她的儿子。合影拍完后，莱辛回书房拿来五本她写的小说，一本本签上名，送给我。得到她亲笔签名的书，我真的很激动。随后她还递过两张价值三十英镑左右的购书券，嘱咐我自己去书店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后来我用这两张购书券在剑桥书店买了一套Bevington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本关于希尼的评论）。

回国后，我一直与莱辛保持通信联系。每年的圣诞节，我们总要互寄贺卡。一九九九年底，当她得知我并没有买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时，还给我寄了一本过来。我与刘新民合作翻译的《金色笔记》于二〇〇〇年八月出版，我寄了一本给她。二〇〇五年，她又寄给我五本书，其中一本是她的自传《在我的皮肤下》。

二〇〇五年是鸡年，我在给她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十二生肖。她说她似乎听见了母鸡的咯咯叫声了。在那封信中，她还谈了她的身体状况。她给我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好像至今仍不会用电子邮件。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多丽丝·莱辛的名字从此将为中国读者所仰视，她写的书从此将拥有一个更大的接受群体。趁《金色笔记》再版之机，我对我们的译文作了认真的校订，纠正了其中一些错误，包括理解的，表达的，遗漏的，印刷的诸方面。这是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作者莱辛负责。

有必要说明一点：刘新民教授最近眼染小恙，他委托我校订他所译的部分。

许多读者都对我抱怨《金色笔记》不好懂。这种抱怨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都是作者拷问或审察的对象；它的布局又像一个迷宫：“自由女性”为经，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为纬，编织成一张扑朔迷离的网，传统小说的叙述秩序与连贯性在这里已荡然无存；书中的人物一会儿是安娜，一会儿是爱拉，还有第三者的影子，你得理清“她们”之间的关系，判断“她们”是女主人公外在的自我呢，还是内在的自我，抑或只是分裂的人格的某一部分。《金色笔记》的语言，总体而论，是浅显易懂的日常口语，但在描写主人公分裂的人格时，又时不时地穿插着一些很艰涩难懂的文字。虽然平实的叙事是基调，但为了表明自己的文学立场，作者会讽刺性地模仿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夹杂一些极其抒情、诗化的语言（如“香蕉林的血迹”一节）。这是一部结构繁复、内容庞杂、语言多样化的作品。

我与莱辛的合影摄于她在伦敦贡特花园的寓所。手迹是她写的一封信中的附言，那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中有几个字打错了，她便自嘲说她仍生活在电气化以前的时代（原文：Forgive my bad typing，yes，I still am in the pre-electrized age）。

陈才宇

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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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性的危机》。

译　序

形式与内容，是文学的两大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载体和被载物之间的关系。自从文学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被人混淆过，这是因为两者的功能及其界定是十分明确而清晰的。然而，当文学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却有人尝试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让形式突破既定的范畴，发挥出更大的功能。这位极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那部给文学带来新的气象的艺术品就是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金色笔记》。

光从语言上看，《金色笔记》似乎显得很平淡，你几乎读不到词藻华美、文学味十足的描述。莱辛所用的语言是日常口语，浅显而明快，不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读上几行就有些沉重感，字字句句拨动你紧张的神经，挖掘你理性思维的潜能。

那些嗜好阅读离奇的爱情故事或冒险故事的读者对《金色笔记》的情节也一定会很失望：这里支离破碎，没有连贯的、完整的故事，激不起你一口气读完它的欲望。有人也许还会觉得它不堪卒读，因为它像一个大拼盘，各种风味的菜肴胡乱混合在一起，使你很难在日常菜谱中找到它的位置。

然而，《金色笔记》却以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它的成功的艺术实验确立了自己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即使某一天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差不多全被人们忘怀，我相信，《金色笔记》一定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情的历史只会淘汰那些缺乏创造力和智慧的东西，而对于那些具有革新意义的劳动，后人是不会轻易抛弃的。

下面就介绍这部作品：

《金色笔记》不分章节，由一个故事、五本笔记构成。该故事题为《自由女性》，主人翁是安娜·沃尔夫。故事似乎是连贯的，但作者把它分割成五部分，每部分之间依次插入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最后两部分之间出现构成书名的金色笔记。它的位置在四本笔记之后，最后一部分《自由女性》之前。如果我们把《自由女性》作为经，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作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张网，罩在内容上。由于结构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直接承担了揭示主题的角色，小说的内容已退居第二位，成了形式的注解和佐证。形式服务于内容，文学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已被颠倒了！

设想一下《金色笔记》的原始面貌吧：一部六万字左右的《自由女性》手稿被分割成五部分，中间插入内容庞杂的五个笔记本：黑色笔记写的是安娜作为作家在非洲的一些经历，其中许多描写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写安娜的政治生活，记录她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从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黄色笔记是安娜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所创作的一个爱情故事，题为《第三者的影子》；蓝色笔记是安娜的日记，记录着女主人公精神危机的轨迹，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一些直接从《政治家》、《快讯》等报纸上剪下来的时事新闻报道。最后的金色笔记是安娜对人生的一个总结。五本笔记都以第一人称写成，名义上的捉笔者是安娜·沃尔夫。除了金色笔记所描写的事件仅限于一九五七年外，其他四本笔记的时间跨度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第三者的影子》的主人公是爱拉，她是第三者的影子，更是安娜的影子。《自由女性》用第三人称。根据金色笔记中提供的线索，它是安娜与外部世界达成妥协的产物。

这样一个结构，这样一种布局，哪里还有传统小说的规范呢？乍看之下，简直就是一堆零乱的、未经艺术加工的文学资料。然而，这种古怪的布局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这种混乱不堪的印象也是作者用心制造的。

莱辛自己对《金色笔记》的形式颇感自豪。在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她曾声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某些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越的尝试。”⁽¹⁾小说面世后，各种各样的批评纷至沓来。有人说它宣传女权主义，有人说作者在演绎个人的生活体验。针对这些不得要领的评论，莱辛在于一九六四年发表的一次记者采访中说：“我对有关《金色笔记》的评论很恼火。他们都把它当做一部描写个人生活的小说——但这仅仅是小说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结构高度严谨、布局非常认真的小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他们偏要把它说成是‘多丽丝·莱辛的忏悔录’。”⁽²⁾

作家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她知道自己在做点什么。貌似混乱无序的结构其实是她精心设计的一份小说主旨示意图：读懂了这份示意图，你就明白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显然相信，小说的形式也可以作为传达意识的空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关键”，据我揣测，就是小说的宏旨。莱辛在这里并没有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意思。她的艺术尝试是讲究分寸的，有理有据的，在实践中也是可以操作的。

一部《自由女性》，加上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和一本金色笔记，这样一个布局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乱”（chaos）。这是一个关键词。莱辛是想用艺术的“乱”来象征外部世界的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的精神的乱。

五十年代的世界是一个很不安宁、很不和谐的世界：广岛原子弹的蘑菇云刚刚散去，朝鲜战场又冒起了熊熊战火。美国、英国、苏联都忙于扩军备战；人们似乎嫌原子弹杀人还不够多、不够狠，威力比之更大的氢弹正在加紧试验。而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搞得人心惶惶。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召开了苏共二十大，通过了秘密报告。英国共产党开始分化，解体……

以上是《金色笔记》提到过的一些历史事件（大多以剪报形式粘贴在蓝色笔记中）。小说中的黑红黄蓝，象征着多人种、多主义的整个世界。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说黑色对应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红色对应共产主义，黄色对应资本主义等等，但作者显然模模糊糊暗示了这个意思。

在一九七二年版的《前言》中，作者曾坦诚地交待过自己的创作动机：在英国，人们很难找到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的作品，鉴于此，她有意要向这些艺术大师学习，为英国文学弥补这一缺憾。《金色笔记》就是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写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还比她的榜样走得更远：托尔斯泰的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司汤达所关注的也只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法国的社会风俗和思想意识。多丽丝·莱辛却试图描写二十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风貌！

《黑色笔记》的场景就在非洲；虽然其他几种笔记的主舞台在英国，但通过粘贴剪报的形式，作者早已将视野扩大到美国、法国、俄国、中国、朝鲜、日本、古巴等许多国家。这些剪报，实际上在这里巧妙地铺垫了小说的场景。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任何一个读者对于《金色笔记》所表现的思想观念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企图图解整个世界，编撰“跨国度的百科全书”的勇气和胆识是值得钦佩和赞赏的。至少在她以前没有一位艺术大师曾经拥有过那么广阔的视野，那么超凡的抱负。可以说，《金色笔记》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如果《金色笔记》的描写仅仅停留在客观的外部世界上，那么，它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应该归类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档案里了。但是，黑红黄蓝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指向外部世界，它的另一端同时又瞄准人的主观世界。它的多彩反映主人公安娜思想的多形、多态——一个迷乱的、失重的灵魂。

安娜是个艺术家，写过一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她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五十年代初期在非洲参加过共产党组织。但这个组织不去接近非洲的黑人群众，却抱着种族偏见空谈民族的解放。回到欧洲后，她又在英国共产党的某个外围组织里参加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时候的她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精神上已极度空虚。她不满现存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同时又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主义。尤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她对自己先前所信仰的一切彻底绝望了。她不能再做什么事，作为作家，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作为一个女人，她找不到能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男人。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发疯，不至于自杀，她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收效甚微。倒是这四本笔记成了灵丹妙药，通过它们，她可以把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解成四部分，从而消弱死亡的意志，瓦解其强大的破坏力。黑红黄蓝四种颜色于是成了一个不安宁的灵魂的四道反光：黑色代表她的作家生活，红色代表政治生活，黄色代表爱情生活，蓝色代表精神生活。至此，四种笔记的外部的客观象征完成了它向内部的主观的象征的转移。

至于金色笔记，它与其他四种笔记不同，它的意义不在于折射外部的或内部的世界，而在于一种哲理的表述，一个生活的总结。

金色笔记篇幅不长，写的是女主人公邂逅美国作家索尔·格林后发生的一些事。他们两人意气相投，都是那种对人生有着深层思考的知识者。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他们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各种混乱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人类历史的进程就像一大群人向山上推一块巨大的圆石，尽管他们使尽了全部气力，用尽了全部才智，也只能往上推动那么一小寸。在很多时候，战争或错误的革命运动还会使这个进程倒退下来。好在这种倒退并非一退到底，而是倒退到略高于起点的地方就止住了。推圆石的人于是继续努力，虽然要把圆石推上山顶简直遥遥无期（作者没有说哪一天人们可以期望在山顶上见到这块圆石），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恐怕就在于这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虽然成功甚微，但努力本身就是价值——这话莱辛没有明说，但我们显然可以这样去理解。假如大家都放弃这种努力，这块圆石会滚下山来，把所有的人都碾碎、压扁。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推圆石的人，尽管他们无法把圆石推上山顶，尽管他们所推的圆石甚至倒退了，但他们仍不是失败者。他们用不着气馁，用不着自暴自弃，因为世界就是这么个模样，你不应该苛求它来适应你，而应该你调整好自己去适应它。你应该与这不完美的、混乱的世界达成妥协，与之和平共处。千万不要与之怄气，更不要像《自由女性》中那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汤姆（主人公女友摩莉之子）那样因容忍不了这种混乱就开枪自杀！

可以说，金色笔记的“金色”，其象征意义就是“真理”。

主人公安娜终于明白了这个真理。她的写作障碍症也就不治而愈。最后她答应索尔重新开始写作。索尔为她未来的小说写了开篇的第一句。她也为索尔的小说写了第一句。索尔的小说后来发表了，反响很好。

安娜给索尔的小说写的第一句是：“在阿尔及利亚一处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

索尔的故事就写在安娜的金色笔记里，是一个短篇。但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只留下了一个故事梗概：一位阿尔及利亚士兵在战场上被俘，受到法国人的严刑拷打。后来他从监狱逃出，重新进入军队，并负责看管法国的俘虏。受他看管的一位法国俘虏是位学哲学的学生，他跟他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并抱怨自己一生中只知道盲从祖师爷们的说教，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两人越谈越投机，不幸被指挥官撞见。指挥官认定那位阿尔及利亚士兵是间谍，下令把两人都枪决。

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人生的荒谬：犯人与看守的角色是可以随时转换的，生与死也不是人们自己可以预见的。这层意思作者在前面蓝色笔记中已有过更形象的描述：安娜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军官被蒙上眼睛背靠着墙站着，他的对面是六个持枪的士兵，正等待他们的指挥官下达枪决的命令。那第七位（即行刑的军官）只要把举起的手放下，那六位士兵就会马上开枪射击。然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阵呐喊声：“我们胜利了！”行刑的军官听见这声音，便走过去给犯人松绑，自己站到刚才犯人站过的地方。犯人和行刑者亲兄弟般对视一笑。指挥官的手终于放下，枪响了，犯人倒毙在墙脚下。⁽³⁾

安娜本来无法容忍这种毫无是非标准的现实，但在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后，她就能坦然地面对这种残酷的、血淋淋的人生游戏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索尔给安娜的小说写的第一句：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

略微留点神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第一句也正是《自由女性》的第一句！这也就是说，《自由女性》这篇文章是安娜在与现实达成妥协以后写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理清《自由女性》与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以及金色笔记之间关系的钥匙。

《自由女性》中的两个女人（即主人公安娜和摩莉）都是离异后的独身女子。两人身边都有一个孩子：安娜的女儿叫简纳特；摩莉的儿子叫汤姆。两个女人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标榜女性的自由。她们自觉地站在男人的对立面，总以为自己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光从表面现象去判断，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自由女性》当做全书的总纲，从而将女权主义放到很不恰当的位置。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安妮塔·布鲁克纳⁽⁴⁾在《伦敦书评》上撰文就称莱辛是“原始形态中的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由于她是与莱辛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她的话似乎很有些分量。其实，她并没有说到点子上。通过上述对四种笔记和金色笔记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作者的视野远比人们所能想像的要广阔得多。她的雄心壮志是想描述五十年代整个世界的道德气候和政治风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都是她笔下的基本命题。不能说《自由女性》不谈女权主义，但不是整部小说的主流。那导致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患上写作障碍症的一切才是小说的核心。说《金色笔记》是女权主义的作品，那就像瞎子摸象，只说出了其中的一点，而没有把话说全。

在我们仅限于《自由女性》（且不管那五本笔记）讨论问题时，说莱辛是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也是不合适的。莱辛不是什么先驱，更不是极力主张女权主义的斗士，而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悲观论者。“自由女性”在她笔下只是一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乃至荒谬，只不过她的行文不像塞万提斯那样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温和，更含蓄罢了。

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她想寻找完美的男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以后，两个女人都与现实妥协了：摩莉重新嫁了人；安娜虽然没有再婚，但也已从封闭的自我走出。作者的描述显然想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女权主义并不能帮助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离开了男人奢谈女权，这种思潮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也更重要，女权主义还远远排不上议事日程。

五种笔记与《自由女性》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主题和小主题之间的关系。世界那么混乱，你的力量又那么渺小，你根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无法把那块大圆石推上山顶。你又不是站在山顶上向下观望下面的人如何推动圆石的那种人（这种人为数很少），而是在下面卖力气的芸芸丛生，那么，你就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只要你尽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你应该做的事，这也就够了。作为一个作家，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去，既然你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团乱麻，就不要去理它。世界那么混乱，你就应该在混乱中求生存，而决不应该因混乱而放弃自我生存的权利。

这恐怕就是莱辛在让女主人公解除写作障碍症时想说而没有明说的话，也是索尔在给安娜写下“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这句话时所期待的。

还有，在写作风格上，《自由女性》采用的完全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文学的写作方法；而四种笔记则有多种手法的混合：如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新闻报道的方法就常常与纪实的方法并驾齐驱。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这样做使四种笔记增加了层次感、混乱感（当然，作家自己是一点也不乱的），从而使《自由女性》的传统回归显得更惹眼。作者在这里再次给无言的形式赋予某种意义：主人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惘以后，又回到了常规，回到了无奈的，表面上平平淡淡、骨子里混乱无序的现实。

《金色笔记》的翻译是我和刘新民兄共同完成的。我译至黄色笔记第三部分，余下的是刘兄的译笔。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承担到底的，只因受国家教委委派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不想在那块文学和科学的风水宝地里做在国内贫寒的书斋里也可以做的工作，于是请了刘兄帮忙，完成余下的那一部分。好在刘兄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曾十分愉快地在一起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全集》。

译完这部书，对莱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以后，我们更感到《金色笔记》确实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学的重头戏。说它划时代恐怕言之过重，但至少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流之久远的书。

陈才宇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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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ris Lessing—Critical Studies, p. 20，ed. Anni Pratt and L. S. Dembo: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2) Counterpoint, p. 418，ed. Roy Newquist: Rand Mcnally, Chicago，1964.

(3) 见《金色笔记》357—358页。

(4) 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生于1928年，做过剑桥大学教授。小说创作有《生活之始》、《看着我》、《湖边旅馆》等。

自由女性Ⅰ

一九五七年夏天，安娜和她的朋友摩莉别后重逢……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

“问题的关键是，”当她的朋友从楼梯口的电话机旁回来时，安娜说，“问题的关键是我能看出来，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摩莉是个经常打电话的女人。刚才电话铃响时，她仅仅问了句：“嗯，有什么闲话？”现在她说：“是理查打来的，他马上要过来。下个月他没有空，今天好像是他惟一有空的日子。也许这是他故意说说的。”

“那我就不走开了。”安娜说。

“不用走开，你只管待在这里就是。”

摩莉在考虑自己的打扮——她穿着长裤和一件毛衣，这都是最难看的服饰。“既然我回来了，他就不得不找我。”她断言，一边在窗口边坐了下来，“他不会说出为什么来的原因的——我猜想，他与马莉恩的关系又出现危机了。”

“他给你写过信吗？”安娜谨慎地问。

“他和马莉恩都写过——都是些很亲热的信，这不奇怪吗？”

说“这不奇怪吗”时，摩莉的语气显得很独特，那是她们亲密地聊天时所惯用的。但这一次刚一开口，摩莉就改变了口气：“现在谈它也没有用了，因为他马上就要过来，他是这样说的。”

“当他看见我在这里时，也许会走开的。”安娜兴致很高，但显得有点儿放肆。摩莉锐利地看了她一眼，说：“哦，这是为什么？”

在常人眼里，安娜和理查谁都不喜欢谁。过去，只要理查一出现，安娜就会主动走开。现在摩莉说：“我知道，他内心其实很喜欢你。问题的关键是，他原则上只能喜欢我——他真是个大傻瓜，始终得喜欢某个人或不喜欢某个人，因此，他把自己不愿承认而实际上存在的对我的厌恶感全都转嫁到你的身上了。”

“这真让人开心。”安娜说，“但你知道吗？当你不在时，我发现，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们俩实际上可以交换各自的角色。”

“你刚明白这一点吗？”摩莉以她惯有的洋洋得意的口吻说。在她看来，安娜所提出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两人的关系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均衡的态势：摩莉比安娜更老于世故，而安娜则占有才智方面的优势。

安娜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现在她笑了，承认自己反应很迟钝。

“我们各方面都有差距，”摩莉说，“这真怪。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过着同一种生活——不结婚什么的。别人只看到这一点。”

“自由女性。”安娜嘲笑说。她随后又以令摩莉感到陌生的愤怒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使得她的朋友又用审视的目光朝她看了一下，“他们仍然把我们看做与男人有什么关系的女人。甚至包括他们中最好的那些人也这么看。”

“我们是有那种关系，不是吗？”摩莉尖刻地说，“要做到和男人毫无关系是极其困难的。”她随即作了更正，因为安娜这时正惊讶地看着她。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期间两个女人谁也不看谁，只是在沉思：一年的分离真太长了，即使对最要好的朋友。

摩莉终于叹了口气，说道：“自由。你知道吗，当我独自在外时，我一直想着我们俩。我始终认为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新女性。我们难道还不是新女性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女性。”安娜极力想模仿德国人说话的口气。摩莉很恼火，干脆用纯正的德语——她能说六七种语言——模仿一位德国老泼妇的腔调把安娜的话重复了一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女性。”

安娜扮了个鬼脸，自叹不如。她学不好语言，她太怕难为情，永远模仿不了别人。这会儿摩莉看上去真像苏格大娘，即马克斯太太，那是她俩都曾求诊过的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疗法的女人。她俩从那一套庄严而令人不快的仪式中所感受到的种种隐讳都体现在“苏格大娘”⁽¹⁾这个亲切的称呼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称呼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尽管它令人厌恶地联想到一切不道德的东西，但却实实在在地表示了某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保守的生活方式。当初她俩谈起这一仪式时就已感觉到了其中不道德的一面，而最近，安娜则更多地思考引起这种不道德的原因。她期待与她的朋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但摩莉作出的反应还是先前那种样子：她一感到安娜对苏格大娘有一丁半点指责的意思，就即刻回答：“反正都一样，她是个很好的人，可我却坏透了，没有权利批评她。”

“苏格大娘过去常说，‘你这是恋父情结。’她还说，‘你是安提戈涅⁽²⁾。’在她看来，这就是你的结局。”

“还谈不上结局。”摩莉说，一边怪模怪样地摆出一副以往她们争论某个问题时所惯有的架势。

“谈得上的。”想不到安娜偏偏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使摩莉第三次好奇地看了看她，“谈得上的。哦，我并没有说她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相信，如果没有她，我就不会那样去处理我必须处理的一切了。但是，反正都一样……我记得很清楚，有天下午，我们坐在那里——是个大房间，墙上的灯忽明忽暗，里面还有佛像、画像和雕像。”

“是吗？”摩莉这时已变得严肃起来。

安娜不顾对方显而易见不愿跟她讨论的决心，接着说：“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我很想跟你谈谈。我们两人毕竟都去求过诊，而且又是同一个人……”

“是吗？”

安娜坚持说下去：“我记得那天下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那里尽是些该死的艺术。”

摩莉轻轻地吸了口气。她急切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由于安娜没有回答，她便开始责备她，“自从我离开以后，你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没有。”

“我一直对你说，”摩莉说，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如果你白白浪费自己的才能，我将永远不会宽恕你。我说的是真话。我已经虚度了光阴，但我不能眼巴巴看着你也……我过得乱七八糟，画画呀，跳舞呀，演出呀，涂涂写写呀，但现在……你是那么有才华，安娜。这是为什么呢？我真无法理解。”

“你总是那么严厉，那么爱谴责人，让我怎么同你说好呢？”

摩莉痛心疾首地紧盯住她的朋友，眼里甚至涌出了泪水。她喃喃地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总是想：我会结婚的，因此，我并不在乎浪费自己的天赋才能。最近，我甚至梦想多养几个孩子——是的，我知道这想法很愚蠢，但这是真的。我如今已四十岁了，汤姆已经长大成人。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仅仅因为你想结婚才不去写作……”

“但是，我们两人都想结婚。”安娜装出幽默的样子说。她的语气已不再像先前那样亲密无间；她痛苦地懂得：她无论如何不会再跟摩莉讨论某些问题了。

摩莉冷漠地笑了起来，向她的朋友投过锐利而辛酸的目光：“那好，但你以后会后悔的。”

“后悔？”安娜惊奇得哈哈大笑起来，“摩莉，你为什么从不相信别人和你一样也有弱点呢？”

“你很幸运，天生具有一种才能，而不是四种。”

“我的一种才能所承受的压力想必与你四种才能的一样大吧？”

“就我现在的心境，我不能跟你再谈下去了。趁我们还在等理查，要不要我给你弄杯茶来？”

“我宁可要杯啤酒什么的。”安娜补充说，很有点挑衅的意味，“我一直在想，今后我很可能会喝酒上瘾的。”

摩莉用老大姐的口气回答她，那是安娜自己招惹来的，“你不应该开我的玩笑，安娜。当你知道酒给人带来的害处时，你就不该这样说了——看看马莉恩吧。告诉我，我不在时她是否经常喝酒？”

“我可以告诉你。她是经常喝的——对了，她来看过我好几次。”

“她来看过你？”

“我刚才说你和我似乎可以交换角色，我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摩莉的占有欲开始冒头了——她显得有些怨恨，这一点安娜早就料到了：“我想，你是说理查也来看你？”安娜点点头。摩莉的语气变得尖刻起来：“我去拿啤酒来。”她手上端着两大杯冒着泡的冰啤酒从厨房回来了，接着说，“在理查到来以前，你最好把一切都告诉我，行吗？”

理查是摩莉的丈夫；或者应该说，是她的前夫。用摩莉自己的话来说，她是“那些二十年代的婚姻的产物”。她的母亲和父亲都曾在以赫胥黎、劳伦斯、乔伊斯⁽³⁾等人为中心的文学和艺术的圈子里闪烁过一阵子，但为时很短。由于她父母的婚姻只维持了几个月，她的童年是灾难性的。当她十八岁那年，她嫁给了她父亲朋友的一个儿子。她现在知道了，那次婚姻只是出于维持生计甚至家族体面的考虑。男孩汤姆就是这次婚姻的产物。理查二十岁就开始朝着一个具有稳定经济收入的商人的方向谋求发展，而且真的取得了成功。摩莉和他磕磕碰碰地共同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然后便娶了马莉恩，还生了三个孩子。汤姆则留在了摩莉身边。离婚的事一办妥，理查和她又成了朋友。后来，马莉恩也成了她的朋友。摩莉常说，“这一切不是很奇怪吗？”这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理查是为了汤姆的事来见我的。”安娜说。

“什么？为什么？”

“哦——他太蠢了！他问我，让汤姆长期受人庇护地生活下去是不是件好事。我对他说，假如他指的是多动脑筋⁽⁴⁾，我觉得这对任何人都有好处。我还说，汤姆已经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人，我们用不着再去干涉他。”

“是的，这对他没有好处。”摩莉说。

“他问我，让汤姆跟他一起去一趟德国是不是有好处——作一次商业性旅行。我告诉他去问汤姆，不要问我。当然，汤姆没有答应他。”

“当然。但汤姆没有去，我倒觉得很遗憾。”

“但我想，他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马莉恩。但马莉恩已经来找过我，可以说，她还有言在先。因此，我不想谈马莉恩的事。我想，他很可能是来跟你商量有关马莉恩的事的。”

摩莉紧紧地盯着安娜：“理查来过多少次？”

“大约五六次。”

沉默了一会以后，摩莉让自己的怒火爆发了出来：“他看样子很想让我管住马莉恩，这真太奇怪了。为什么要我管呢？或者要你管？好了，也许你最好走开。我人一不在就发生了这么多的纠葛，事情真难办了。”

安娜口气坚定地说：“不，摩莉。我并没有邀请过理查来看我。我也没有邀请过马莉恩来看我。我们似乎在为别人扮演着同一个角色，但这毕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说过的那些话也是你会说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番话中有一种幽默的、甚至天真的辩解的意思。但这是有意的。老大姐摩莉笑着说：“好了，好了。”她继续认真地观察安娜；安娜则有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她现在还不想把她与理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摩莉。她要等她先把自己过去一年痛苦的经历都告诉她以后再说。

“马莉恩酗酒吗？”

“我想是的。”

“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是的。很详细。奇怪的是，她跟我交谈时好像把我当成了你——她甚至说漏了嘴，把我叫做摩莉。”

“我真不明白，”摩莉说，“有谁会这样去想呢？你和我其实像粉笔和奶酪一样差异分明。”

“也许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安娜冷冷地说。但摩莉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

她是个个子高挑的女人，骨骼大，但仍显得苗条，甚至有点男子气。这是因为她的发型就像个男孩，头上的金发松松散散，斑斑驳驳的。还有她的服饰，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什么装束都爱试试：一会儿穿上紧身裤和背心，打扮成一个顽皮、粗野的女孩子，一会儿又在那双绿色的大眼睛上涂涂抹抹，让颧骨显得突出，再穿一套尽量凸现乳房的衣服，打扮成神话中的女妖。

这是她在生活中所玩的一个独特的花招，安娜为此很妒忌她。然而，在谴责自己时，她会对安娜说，她感到很惭愧，她非常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好像我真的很特别——你不就这样看吗？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事情真有点可恨——那个男人，你知道，上周我同你说起过他——他第一次看见我时我穿着那件旧宽松裤和一件肥大的旧套头衫，然后我便一溜烟进了旅馆，不折不扣像个荡妇。但他不知道如何占有我，整个晚上他什么话也不会说，我对此真开心。怎么样，安娜？”

“这种事你是觉得开心的。”安娜想这样说，一边笑了起来。

安娜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脾气易怒，老是警觉地睁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头发理得蓬松松的。总的来说，她对自己还是满意的，但总是一成不变。她妒忌摩莉那种情绪说变就变的能力。安娜穿着整洁得体，这就使她显得既端庄又有点儿古怪。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双白净的纤手，那张小巧玲珑、下巴尖尖的白脸。她胆子很小，不敢公开表现自己，她相信自己很容易被人忽视。

当这两个女人一道外出时，安娜总是有意退缩自己，而让摩莉大出风头。但当她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又是她唱主角。然而，在她们友谊的初期，情况并非如此。生性唐突、直率、不讲策略的摩莉总是直截了当地对安娜指手画脚，随着苏格大娘那一套东西对她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安娜才慢慢地学会如何为自己抗争。即使现在，有时候明知应该向摩莉挑战，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她承认自己的懦弱，她总是让步，而不愿争来吵去。一场争吵足以使安娜情绪低落许多日子，而摩莉则越吵越显得有活力。她会泪流满面，说出一些令人不可原谅的话，但过了半天就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而安娜则得躲进自己的住所慢慢地恢复元气。

她们两人都生活得“不安定”，都在“东漂西荡”——这是苏格大娘曾经用来说她们的话，也是她俩乐意承认的。但近来安娜已学会从另一种意义上来使用这几个词——它们不再仅仅用来自我解嘲，而是作为反映不同哲学观的人生态度的旗帜。在跟摩莉说这样的话时，她喜欢自个儿陷入某种遐想：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都抱有错误的态度，这都是苏格大娘的过错——这被人看得那么美好的安全感和心理平衡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一个飞速变化着的世界上，凭感情活一天过一天又有什么错呢？

此刻在跟摩莉交谈时——这种交谈先前已经有过上百次——安娜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老是有这样的怪念头，想要别人和自己一样看待事物呢？这太天真了，他们为什么应该跟我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将自己的情感的独立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她们所坐的房间在二楼，面对一条狭窄的小巷，窗台上摆着几盆花，窗板刚上过漆；人行道上躺着三只取暖的猫，一只哈巴狗，还有一辆送牛奶的车子；因为是星期天，送货车到得比平时迟了。送牛奶的人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起。他的十六岁的儿子十分利索地从一只铁丝筐里拿出一只只白晃晃的瓶子放到每户人家的门口。当他来到她们的窗口底下时，他抬起头，向她们点了点头。摩莉说：“昨天他进来喝过咖啡。他总是那么喜气洋洋的。他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盖茨先生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我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插话说：‘我的儿子具有那么多的优越条件，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但看看他吧，简直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才好。你的儿子一分钱也不用花，他却得了奖学金。’‘不错，’他说，‘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我决不应该听之任之，接受这个事实，因此，我就说：‘盖茨先生，你的儿子如今已进入中产阶级了，我们是一个道上的人了，你用不着再说这样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说：‘世界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只有这个阶级分明的国家才是这个样子。’盖茨先生是该死的工人阶级中的保守分子，他说：‘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雅各布小姐。您说您的儿子不求上进？这真太糟了。’说完，他继续送他的牛奶去了，我则上了楼，而汤姆就坐在床上，就那样枯坐着。如果他现在在房间里，也许还那样坐着呢。而盖茨的儿子，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正在外面做他应该做的事。但汤姆——自从我三天前回来以后，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在床上，胡思乱想。”

“哦，摩莉，用不着太担心。他会好起来的。”她俩就斜靠在门框上，观看着盖茨先生和他的儿子。盖茨先生个儿虽矮小，但动作敏捷。他的儿子身材高大，体格强壮，长得也英俊。两个女人看着那孩子拎着空筐回来，从送货车后部提出另一个装满牛奶的筐子，微笑着聆听他父亲的吩咐，一边还点着头。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理解。这两个女人都离开了男人，独自抚养孩子；她俩怀着妒忌的心情相互扮了个鬼脸，各自笑了起来。

“问题的关键是，”安娜说，“我们两人都不准备仅仅为了让孩子有父亲而结婚。因此，只要我们有了孩子，就只好自食其果了。为什么应该有孩子呢？”

“你倒好，”摩莉心情不快地说，“你从来用不着担心什么，你尽可以听其自然。”

安娜鼓足勇气——差点没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费劲地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一直拒绝按书本上的教条生活，为什么还要担忧世人不按常规对待我们呢？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又来了。”摩莉反驳说，“但我不是个理论家。你总是来这一套——遇到什么事时，你总要先编出一套理论。我可只担心汤姆。”

安娜这时不说话了：她朋友的语气显得很生硬。她于是回头重新观察那条街。盖茨先生和他的儿子已拉着那辆红色的送货车转过街角看不见了。她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大街的另一端，那里有一位男子正推着一辆手推车。“新鲜的乡下草莓！”他叫卖着，“今天早上现摘的鲜草莓，早上刚摘的乡下草莓哟……”

摩莉看了看安娜；安娜像小女孩似的咧嘴笑了起来。（她很不愉快地意识到：小女孩般的微笑是专门用来缓解摩莉对她的批评的。）“我去给理查买几个草莓来。”摩莉说，随手从椅子上拿过她的手提包，跑了出去。

在温和的阳光照耀下，安娜又把身子斜靠在窗台上，一边看着摩莉。摩莉已经跟草莓贩子热烈地交谈上了。摩莉哈哈大笑着，打着手势，草莓贩子摇摇头，不同意她的说法，一边将红彤彤的果子倒在天平上。

“你用不着交管理费，”安娜听见摩莉在说，“我们为什么得按商店出售的价格付钱给你呢？”

“商店里没有早上现摘的草莓，小姐，没有这样好的草莓。”

“哦，得了，”摩莉端起她那口盛着红彤彤的果实的白碗走了，“骗子，你们这种人就是！”

草莓贩子是个年轻的男子，一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样子。他抬起头，怒气冲冲地看着摩莉进入那个窗口。他看见了她们两人，便一边摆弄着白晃晃的天平，一边说：“管理费，你知道什么呢？”

“那你就上来喝杯咖啡，跟我们说说吧。”摩莉说，脸上充满挑衅的意味。

听了这话，那人低下了头，对着路面说：“你闲着无事，人家还有事情要做呢。”

“得了，”摩莉说，“别这样牢骚满腹了。上来吃几颗你自己的草莓吧。开销算在我身上。”

他不知如何回答她好了。他站着，皱着眉头，他那张年轻人的脸因油光光的头发披得过长而显得有些模糊。“只有你是那种人，我可不是。”他喃喃地说，那声音好像来自舞台背后。

“那你一定更坏。”摩莉离开窗户，朝安娜哈哈大笑，一点也没有愧疚的意思。

安娜从窗口探出头去，看见草莓贩子耸着肩膀，一副怨恨的样子，明白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于是轻声对摩莉说：“你伤害他的感情了。”

“哟，真见鬼！”摩莉耸耸肩膀说，“又回到英格兰来了——这里人人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动不动就生气，一踏上这片僵化的土地，我就想发脾气，大喊大叫。一呼吸到这神圣的空气，我就觉得自己进了牢房了。”

“不管怎么说，”安娜说，“他觉得你在嘲弄他。”

对面大楼里走出另一个顾客。那是一个穿着周末休闲服的女子，裤子和衬衣都是宽宽松松的，头上还扎了一块黄色的头巾。草莓贩子称果子给她，双方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在他握住车把将手推车向前推动之前，又抬头看了看窗口，发现只有安娜在那儿：她把自己尖尖的小下巴埋进臂膀里，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看着他。他于是笑了起来，勉强装出高兴的样子说：“管理费，她是说……”然后便厌恶地轻声哼了一下。他已经原谅了她们。

他推着一车子红彤彤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果子沿街过去了，口中一边吆喝：“早上摘的鲜草莓！今天早上现摘的草莓哟！”前方一百码远的地方就是大街，他的叫卖声不久便融入交通的喧嚣中了。

安娜转过身来，发现摩莉正在往盛有奶油的碗里放水果。“我不打算在理查身上太破费，”摩莉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特别喜欢的。要不要再来点啤酒？”

“有了草莓，当然得来点葡萄酒。”安娜早已垂涎欲滴。她用调羹搅动草莓，体味搅拌中所产生的轻微的阻力和奶油在糖块下流动的顺畅。摩莉动作利索地把葡萄酒倒进杯子，把它们放到白色窗台上的。落在白色窗台上的每个杯子旁边的阳光在猩红色和黄色相间的光辉中一闪一闪地晃动，变成一粒粒光的晶体。两个女人坐在阳光下愉快地舒了口气，在温煦中舒展她们的腿，一边观察着白瓷碗中果子的颜色和红红的葡萄酒。

这时，门铃响了，两人本能地振作起精神，挺直身子。摩莉把头探出去，叫道，“留心你的头！”说完，便把用旧头巾裹着的房门钥匙丢了下去。

她们看见理查俯身拾起钥匙，尽管他一定知道至少摩莉在楼上，但他连头也没抬一下。“他恨我这样做，”她说，“这不很古怪吗？过了这么多年，他怎么还是那样子呢？他这样做无非想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理查进入房间。作为一个中年人，他看上去显得很年轻。初夏在意大利度过假期之后，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他穿一件黄色的紧身运动衫，一条薄薄的裤子：一年到头每逢星期天，不管夏季还是冬季，理查·波特曼总把自己打扮成在野外旅游的样子。他是许多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的会员，但除了生意上的应酬，从来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许多年以前，他就拥有一幢乡下小别墅，但他只让家人去住，除非偶尔觉得有必要才在周末时在那里招待一下生意场上的朋友。他压根儿是个城市居民。他的周末总是在夜总会、酒馆、酒吧里轮番度过。他是个身材偏矮、皮肤黝黑、体格强壮的男子，差不多称得上胖子。他的那张圆脸笑起来很有魅力，但不笑时便阴沉沉的显得很呆板。他的整个形象——头向前倾，眼睛一眨也不眨——显得很坚强果断。他不耐烦地把胡乱包进那块红头巾里的钥匙交还给摩莉。她收下钥匙，并用雪白的手指慢慢地抚摸那块柔软的头巾，问道：“刚去乡下过了一天好日子，是不是，理查？”

仅这么一句略带嘲弄的话便使理查精神为之一振，他不自然地笑了起来，眼睛偷偷地朝白色的窗台附近那片强烈的阳光看去。当他看见安娜时，不经意地皱了皱眉头，十分尴尬地朝她点点头，赶紧在房间另一端离她们较远的地方落了座，口中一边说，“我不知道你有个客人，摩莉。”

“安娜不是客人。”摩莉说。

她故意等到理查看清了她以后才懒洋洋地在阳光下挪了挪身子，把头转过来朝向他，口气和蔼地问：“来点葡萄酒吗，理查？还是来点啤酒？咖啡？或者来一杯茶？”

“如果你们有威士忌，就来点吧。”

“就在你那边。”摩莉说。

显耀过他那自以为是的男子气以后，他便坐下一动不动了。“我这次来是为商量汤姆的事。”他看了一眼安娜，她这时正用舌头舐她的最后一颗草莓。

“我听说你已跟安娜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现在可以三个人一起谈谈了。”

“这么说安娜已经告诉你……”

“没有。”摩莉说，“我们还是第一次有机会见面。”

“这么说我把你们第一次促膝交谈给打断了。”理查说，并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忍住自己的性子。但他的口气是傲慢的，两个女人听了后觉得既开心又不安。

理查突然站了起来。

“这就走？”摩莉问。

“我去把汤姆叫来。”当他憋住气，正要盛气凌人地大声嚷嚷时，摩莉阻止了他：“理查，别对他大吼大叫了。他已不再是个孩子。再说，我想他不会在屋里。”

“他肯定在屋里。”

“你怎么知道？”

“他一直在楼上窗口边往外张望。我真奇怪你竟然会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不在家。”

“这又怎么啦？我总不能监视他吧。”

“那太好了，但你把他管教成什么样子了呢？”

两人面面相觑，显然充满了敌意。把他管教成了什么样子？对于这个问题摩莉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想跟你争论他受到什么样的管教，在我们决出胜负以前，还是让我们看看你的三个孩子是如何长大成人吧。”

“我不是来跟你讨论我的三个孩子的。”

“为什么不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上百次了。我想你跟安娜也讨论过了。”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两人都在克制自己的怒火，谁也没有想到他们间的敌意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这两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他们于一九三五年相遇。当时摩莉正热衷于西班牙共和党人的事业。理查也是。（每当理查愧疚地谈起自己关心异国政治纯属误入歧途时，摩莉总是说：那时候谁不是这样子呢？）波特曼家是个富户，他的父母把这事当做他具有永久性的共产主义倾向的证据，于是就停止寄钱供养他。（正如摩莉所说：我的天哪，他们一分钱都不寄给他了！理查自然很高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凭此他很快申请到了一张党员证。）理查此人一无所长，只会挣钱，但这方面的才能当时也还没有被发现，因此，摩莉供养了他整整两年。在此期间，他一心想做一名作家。（摩莉发话了——当然那是数年以后的事：你能不能想点更平凡的工作做做呢？理查显然只能做点平凡的工作。每个人都想做大作家，那能行吗？你知不知道共产主义又有些怎样不可告人的丑事——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呢？事实上你能想像这些人——多年以来，每一匹为这垂暮的党服役的战马都是除了那个党别的什么也不考虑。每个人都大吃大嚼那些旧文稿和诗篇。每个人都想成为当代的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不令人可怕吗？这不让人觉得可悲吗？人人都成了失败的艺术家。我确信，任何事只要有人知其所以然，便有它自身的意义。）出于善意的蔑视，摩莉在离开理查以后仍供养了他好几个月。他对左派政治的厌恶来得很突然，也就在那个时候，他认定摩莉是个不道德的、水性杨花的放荡女人。然而，使摩莉感到幸运的是，他自己也在与一个女子私通，虽然为期短暂，但事情败露后，他就不能通过离婚获得对汤姆的监护权了。在这以前，他一直威胁摩莉想得到这个权利。这以后，他便回到了波特曼家族的怀抱，接受了一份工作，用摩莉那既亲切又蔑视的语言来说，即“城里人的工作”。她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理查一旦决定继承家业，就会成为一个极其能干的人。理查后来娶了马莉恩，一个年轻、热情、可爱、文静的女孩，生于一户略有名望的人家。他们生了三个儿子。

而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摩莉那时候跳过舞——但她的体型并不真正适合做一名芭蕾舞演员。她在一个滑稽剧中扮演过既歌又舞的角色——但又觉得太没意思。后来她学起了绘画，战争开始时将它放弃，当了一名新闻记者。随后又放弃新闻业，从事一项共产党的户外文化工作。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像她这样的人都无法忍受这项工作的枯燥乏味——她又弃之而去，成了一个二流演员。经过无数不快的经历以后，她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她充其量不过是个艺术爱好者。她那么自尊自爱，其根源在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一直不愿屈服，不愿钻进某个安全的地方去。不愿钻进婚姻这个安全的避风港里去。

她内心得不到安宁的内在根源在于汤姆，为了他，她与理查争斗了许多年。他尤其不能赞同她的做法：把孩子留在家里，自个儿一出去就是一年。

他现在就愤愤不平地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把汤姆撇下不管，我因此能经常见到他……”

她打断他的话头：“我一直在解释，或者说一直想解释——此事我认真考虑过，觉得留下他也有好处。你为什么老是把他当做一个孩子看呢？他已经过了十九岁了，我把他留在舒适的家里，钱和其他的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

“你为什么不说，只要没有汤姆的连累，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周游欧洲呢？”

“当然我会有很多时间，我为什么不应该有呢？”

理查哈哈大笑起来，那声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摩莉不耐烦地说，“哦，我的天，自从生了孩子以后，我才第一次有了自由，这我当然很高兴。为什么不呢？你又怎么样？你把马莉恩这个小女人的手脚拴在孩子身上，自己却为所欲为——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直想向你解释，但你从来不听。我不想让他成长为一个受母亲控制的该死的英国人。我想让他摆脱我的束缚，得到自由。是的，先别笑，我们两人一起待在这幢楼里，始终那么接近，始终那么了解对方所做的一切，这并没有什么好处。”

理查恼怒地扭曲着脸，说：“是的，你那一点理论我知道。”

安娜这时插嘴说：“不仅仅是摩莉——我知道所有的妇女都如此——我是说真正的女人都担心她们的儿子会不会长成那种样子……她们有理由这样担心。”

听到这话，理查将敌意的目光转向安娜；摩莉紧紧注视着他们俩。

“什么样子，安娜？”

“我想说，”安娜有意以甜美的口吻说，“他们的性生活不就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吗？你是不是想说这事很严重，嗯？”

理查脸红了，红得很难看，他转过身去，对摩莉说：“行了，我并没有说你故意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

“谢谢你。”

“但孩子到底有什么错呢？他从来不能像样地通过一次考试，他进不了牛津，如今他就那样闲坐着，整天胡思乱想……”

安娜和摩莉都哈哈大笑起来，她们笑的是“胡思乱想”这句话⁽⁵⁾。

“这孩子使我很担心，”理查说，“他真让人放心不下。”

“我也很担心他，”摩莉诚恳地说，“这也就是我们正打算商量的事，不是吗？”

“我一直向他提供帮助。我请他参加各种活动，好让他在那些地方接触到对他有好处的人。”

摩莉又笑了起来。

“好吧，你笑吧，你嘲笑吧。但事情已经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好笑的呢？”

“当你说到‘对他有好处’时，我心里就真的往‘好处’想了。我总是忘了你是那么个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

“你的话伤害不了什么人，”理查以出乎意外的威严的姿态说，“你想骂就骂吧。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一直在向孩子提供某些帮助——几乎是他需要的一切。但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如果他跟你们那班人在一起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那就不一样了。”

“你说起话来好像我竭力想让汤姆跟你作对似的。”

“你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指的是我经常说到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价值观，你生意上的成功等等这一切，当然，那样的话我是说过的。我为什么应该对自己所相信的那些事闭嘴呢？我是经常说，那就是你的父亲，你必须学会理解这个世界，它毕竟是存在着的。”

“你真能吹！”

“摩莉经常督促他多去看看你。”安娜说，“我知道她是这样做的。我也督促过他。”

理查不耐烦地点点头，那意思是说，她们所说的一切都无关紧要。

“在孩子问题上你太傻了，理查。他们并不愿意看到家庭的解体。”摩莉说，“看看他跟我一起所认识的那些人吧——艺术家，作家，演员，等等。”

“还有政治家。别忘了那些同志们。”

“为什么要忘掉呢？他长大以后会理解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那比你常挂在嘴边的几个场所——伊顿⁽⁶⁾啦，牛津啦什么的重要多了，对于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如此。汤姆什么都懂。他不会把世界只当成个上流社会的小鱼塘。”

安娜说：“你俩这样吵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她显得有些恼火；她想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惟一能得出的结果是，你们两人本来不该结婚，但你们结婚了；或者至少不应该有一个孩子，但你们有了——”她的声音再次显得有些恼火，然后又再次缓和下来，“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些事你俩已反反复复说了许多年吗？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你们再也无法取得一致，还不如干脆撇开算了呢？”

“汤姆的事明摆着，我们怎么能撇开算了呢？”理查生气地说，声音很响。

“你只会大喊大叫吗？”安娜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听见你们所说的话呢？也许他是有问题。他肯定能感觉到你们争吵的原因。”

摩莉赶紧走到门口，打开门倾听着。“没有的事，我听见他正在楼上打字。”她回转身来说，“安娜，你如果缄默不语，那真要把我给烦死了。”

“我讨厌大喊大叫。”

“我是个犹太人，我喜欢大喊大叫。”

听了这话，理查显然觉得很不自在。“是的——你称自己为雅各布小姐。小姐，想想你的自由权和自己的身份吧——先别管这是一种什么‘身份’。但汤姆的母亲就是‘雅各布小姐’。”

“你反对的不是其中的‘小姐’，”摩莉开心地说，“你反对的是‘雅各布’⁽⁷⁾。是的，就这么回事。你始终反对犹太人。”

“哦，见鬼！”理查不耐烦地说。

“告诉我，你的私交中有多少人是犹太人？”

“我没有你所谓的私交，我只有商务上的朋友。”

“当然不包括你的女朋友。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在我以后你有过三个犹太女人。”

“我的天，”安娜说，“我要回家了。”她真的从窗台边站了起来。摩莉笑了，站起来按下她的身子。“你必须留下来。做我们的会议主席吧，我们显然需要一个主席。”

“好吧，”安娜定下心来说，“我来做主席。那就不要再争吵下去了。但到底要商量什么呢？事实是，我们已达成一致，我们所能提的也只是原先的建议，不是吗？”

“是这样吗？”理查问。

“是的，摩莉觉得你应该在你所谓的那些‘帮助’中给汤姆提供一份工作。”与摩莉一样，安娜说话时对理查那个圈子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蔑视的意味。理查恼恨地咧了咧嘴。

“我的那些‘帮助’？你们同意了，摩莉？”

“如果你让我也有机会说话的话，我会说‘是的’。”

“这就对了，”安娜说，“根本就没有争吵的必要了。”

理查这时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显得既幽默又有耐心；摩莉等待着，也显得很幽默，很有耐心。

“这么说事情就都解决了？”理查说。

“显然还没有，”安娜说，“因为还得汤姆自己同意才行。”

“这么说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了。摩莉，我可不可以知道为什么你要反对你的宝贝儿子跟那么多财神爷打交道呢？”

“因为我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把他带大的——他是个好人。他一切正常。”

“他不可能被我带坏吧？”理查抑制住自己的怒火，笑着说，“我可不可以问问：你为什么那么肯定自己的价值观呢？——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已经蒙受了很大的打击，不是吗？”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是说：他一定要提起这件事，那就让他说去吧。

“你没有想到过，汤姆真正的不幸在于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生活在共产主义者或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中间——他所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跟共产主义有牵连。但如今他们都打算退党，或者已经退党——你不以为这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这是显而易见的。”摩莉说。

“显而易见，”理查愤怒地咧咧嘴，“就这么回事——但你的宝贵的价值观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汤姆不就是在光荣的、美好的、自由的苏维埃祖国长大的吗？”

“我不想跟你讨论政治，理查。”

“当然，”安娜说，“你不应该讨论政治。”

“当政治脱不了干系的时候，为什么不讨论呢？”

“因为你不会讨论政治。”摩莉说，“你只会照搬从报纸上得来的口号。”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两年前还看得见你和安娜忙进忙出，参加这个会，组织那个会……”

“我根本不是那样。”安娜说。

“别回避事实了。摩莉确实就是那个样。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俄国已经失势，那些同志们如今又有什么用处呢？据我所知，他们中大多数的人已精神崩溃，或者正在大把大把地捞钱。”

“问题的关键是，”安娜说，“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还不成气候。”

“其他地方也是。”

“好了。如果你是说汤姆的一大不幸是他被培养成了社会主义者，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当然，我们都同意这一点。”

“你这‘我们’指的是保皇派还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仅仅指安娜和摩莉？”

“就这次争论的立场而言，是社会主义者。”安娜说。

“两年前你们不是改变立场了吗？”

“还没有。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生活的问题。”

“你们要我相信，你们对待生活的方式就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我所知，那是无政府主义。”

安娜看了看摩莉；摩莉一直在微微地摇头，但被理查看见了，他说：“在孩子面前别讨论这种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你的傲慢自大。这种态度你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呢，摩莉？你是个什么人呢？最近你在《丘比特的翅膀》这部名剧中扮演过一个角色吧。”

“我们二流演员无法选择剧本。再说，我已经到处漂泊了一年，没有赚到钱，我落魄了。”

“那么，你那种自信是从到处漂泊中获得的吧？它肯定不是从你做的工作中得来的。”

“别再说了，”安娜说，“我是主席——此番讨论到此结束。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汤姆。”

摩莉不理睬安娜，回击理查说：“你说的话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但你的傲慢自大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不想让汤姆成为一个商人。你就别宣扬你的那套人生观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商人，不是吗？这还是你自己说过的呢。别装蒜了，理查，你过去不是经常上我这儿来，坐在那里说你的生活多么空虚而愚昧吗？”

安娜即刻作出警告，摩莉却耸耸肩膀继续说下去：“不错，我这人说话不圆滑。我为什么要圆滑呢？理查说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很同意他的说法，但他自己的生活如何呢？你的可怜的马莉恩活得像个家庭主妇，或者说像个女主人，但从来不像一个人。你的孩子一个个被你送进了贵族学校，仅仅因为你想这样做，他们自己并无任何选择。你做的事那么愚昧，无聊，为什么我非得受你的影响呢？”

“我看得出，你们两人事先都商量好了。”理查说，一边怀着敌意朝安娜看了一眼。

“不，我们没有商量过，”安娜说，“但这许多年以来我们也确实无话不谈。最近我们就一直在讨论汤姆的事。他来看望过我，我告诉他应该去看看你，试试他是否能承担某些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但不是经商，光经商是愚蠢的，而应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如联合国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什么工作。通过你的关系他进得去，是不是？”

“是的，他进得去。”

“他自己怎么说，安娜？”

“他说他想一个人考虑考虑。为什么不可以由他自己考虑考虑呢？他已经二十岁了。如果他自己想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应该让他思考思考人生并亲身去体验体验呢？我们为什么要强制他呢？”

“麻烦的是，汤姆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强制。”理查说。

“谢谢你。”摩莉说。

“他没有任何目标。摩莉只是放任自由，好像他一直就是个大人。什么自由啦，自己拿主意啦，我不打算给你施加任何压力啦，等等。你觉得这一切对一个孩子有什么好处吗？与此同时，还有那些同志啦，纪律啦，自我牺牲啦，向权威磕头啦……”

“你必须做的就是，”摩莉说，“在你那里找一份差事，只要不是股票推销、商品促销或赚钱什么的就行。看看你能不能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然后说给汤姆听，让他自己去决定。”

理查扭动着裹在过黄过紧的衬衫里的身子，脸已气得发红，双手捧住盛有威士忌的杯子，一边不停地转动它，眼睛朝杯子里看。“谢谢，”他终于说，“我会这样去做的。”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固执而自信，表明他早已打定主意给他的儿子提供什么样的工作。安娜和摩莉抬起眼睛相互看了看，知道这次谈话又像往常一样白费口舌了。理查直视着她俩说：“你们两人实在太天真了。”

“是指生意上吗？”摩莉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

“是指大生意上。”安娜轻声说。她觉得很有趣，在跟理查的交谈中，她惊奇地发现他具有某种权威，但这在她看来并没有使他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相反的，他反而似乎在万能的金钱的映衬下变得渺小了。而她之所以更喜欢摩莉，也正因为她一点也不尊重这个曾经做过她的丈夫，如今实际上已是这个国家的金融寡头之一的男人。

“哦哦。”摩莉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非常大的生意上。”安娜笑着说，极力想让摩莉接口这个话题。但这位女演员不予理睬，而是以她特有的姿态十分夸张地耸了耸肩膀，一双白嫩的手大大咧咧地摊开，手掌朝上，直到搁上她的膝盖。

“过一会儿我再跟她说说。”安娜对理查说，“至少想办法说服她。”

“你们在说什么？”摩莉问。

“这没有用的，”理查以讥嘲的口吻满怀怨恨地说，“这些年来她甚至连过问一下的兴趣都没有，这你知道吗？”

“你付了汤姆的学费，我所要求你做到的也仅此而已。”

“这些年你总是在公众面前宣扬理查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小商人，就像一个出身低微的杂货商。”安娜说，“结果呢，他一直就是个商界大亨。这是真的。一个大人物。一个我们不得不憎恨的人——原则上。”安娜笑着补充说。

“真的吗？”摩莉兴致勃勃地说，装出甚感意外的样子看着她的前夫，好像这个普普通通的——就她所了解的——并不那么聪明的男人居然会有什么出息简直是匪夷所思。

安娜看出了她的意思——那也是她的想法——于是笑了起来。

“我的天！”理查说，“跟你们两人说话就像跟两个野蛮人说话一样。”

“是吗？”摩莉说，“我们也应该出出风头吧？你甚至还不是靠自己发家的呢。你只是继承家业而已。”

“这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财富。我们的制度也许并不好，但我不想对它说三道四——至少无法跟你们两人谈论它。你们俩对于经济问题像猴子一样无知，但正是它控制着这个国家。”

“那当然。”摩莉说。她的手一直手掌朝上放在膝盖上。不过这会儿她把手缩回到大腿上，无意间模仿了小学生等待听课的姿势。

“那你为什么要藐视它呢？”理查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由于看见了那两只看上去规规矩矩，实际上满含讥刺意味的手而停了下来。“我的天！”他说，随后便不出声了。

“我们并没有藐视它。它太——太抽象了——使人无从藐视。我们藐视的是……”摩莉没有说出“你”这个词，她似乎对自己刚才的举止感到有点内疚，于是收起了那个以默默的模仿表示蔑视的手势。她很快把手移到背后，让人看不见。安娜看着她，乐滋滋地想，如果我对摩莉说，理查不说话完全是因为你摊开双手取笑了他，她一定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能这样做真太有趣了，她真够幸运的……

“是的，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但这是为什么呢？你不就是个二流演员吗？安娜倒还写过一本书。”

站在一旁的安娜本能地举起双手，手指头无意间碰到了摩莉的膝盖，说道：“你这人真令人讨厌，理查。”理查看了看她俩，皱起了眉头。

“这与我们对你的态度没有关系。”摩莉说。

“一定有关系。”

“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屈服。”摩莉严肃地说。

“向什么屈服？”

“既然你不知道，我们就不告诉你了。”

理查正打算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安娜看见他腿部的肌肉在收缩，痉挛。为了避免一场争吵，她赶紧插话，把他的怒火引开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你们谈来谈去，总谈不到正事上来，你们根本就不理解对方。”

她成功了。理查朝她转过身来，并向前倾了倾身子，把他那双温暖而光滑、稀疏地长着金色汗毛的古铜色手臂，那个裸露着的古铜色脖颈，那张古铜色中泛着红光，冒着热气的脸凑到她面前。她微微向后退缩了一下，脸上显出不易觉察的厌恶的表情。他说：“安娜，我有幸比以前更了解你了，只是还不敢说对你印象很深，知道你需要什么，想什么或如何忙自己那摊子事。”

安娜意识到自己的脸红了，鼓起勇气看了看他的眼睛，拉长语调审慎地说：“说句也许你不爱听的话，我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随时准备换换别的花样，我从来不自欺欺人以二流的角色为满足，我还知道什么时候拒绝别人。对吧？”

摩莉迅速看了看这个，又看了看那个，嘘了口气，双手分开，重重地拍在膝盖上叫了起来，同时还有意无意地点了点头——部分因为她证实了自己的一个疑虑，部分因为她赞赏安娜的粗鲁。她说：“嗨，你说什么呀？”并且蛮横地把语调拉得很长，使得理查从安娜这边转过身来对着她。“如果你指责我们又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倒要奉劝你少说为妙，就像对待你自己的私生活那样。”

“我遵命。”理查说，摆出一副很愿意听从吩咐的样子，使得她俩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起来。

“是的，亲爱的，我们知道你会这样做的，”摩莉说，“好了，马莉恩怎么样？我很想知道她的情况。”

理查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了第三次：“我知道你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安娜说：“我告诉摩莉，说你来看过我。我还告诉她，马莉恩也来看过我——只是这一点我还没有告诉你。”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此事吧。”摩莉说。

“嗳，”安娜说，好像理查并不在场，“理查很担心，因为马莉恩成了他的一大难题。”

“这已不是新闻。”摩莉说，她说话的口气跟安娜一样。

理查一声不响坐在那里，轮番看着这两个女人。她俩等待着，既准备结束这次谈话，准备他起身离去，又准备他为自己辩护。但他一言不发。他似乎被这两个眼里闪烁着敌意，嘻嘻哈哈笑个没完的该死女人弄糊涂了。他甚至点了点头，那意思好像是说：“好吧，继续嘲笑下去吧。”

摩莉说：“我们都知道，理查娶了个配不上他的女人——当然不是社会地位不配，他在这方面是很讲究的。但是，尽管她的旁系亲属中有不少绅士淑女——而且我相信，这些人的头衔一个个都足以印在公司的专用信笺上——但是，用理查自己的话说‘她是个可爱的普通妇女’。”

听到这话，安娜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绅士淑女与理查所掌握的钱财有什么相干呢！但摩莉不理睬安娜的笑声，继续说下去：“当然，谁都知道，所有的男人实际上娶的都是可爱而乏味的普通女人。他们真太不幸了。现在的事情是：马莉恩是个好人，一点也不傻，但她跟一个男人结了婚，生活了十五年，那男人使她觉得自己傻了……”

“这些男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傻妻子，能做点什么事呢？”安娜叹息着说。

“哦，那真难以想像。当我真想让自己不开心时，我便想想那些我所认识并娶了傻妻子的杰出男人。经这一想，你就足够伤透心了，真的。这会又来了个愚蠢而平庸的马莉恩。当然，理查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对她是很忠诚的，直到她进产科医院生第一个孩子为止。”

“你为什么要把话扯得这么远？”理查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好像这是一次严肃的谈话。两个女人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摩莉止住了笑，严肃而不耐烦地说：“真见鬼，理查，你为什么说起话来总像个白痴呢？你总是一个劲地觉得自己很不幸，因为马莉恩成了你的阿喀琉斯之踵⁽⁸⁾，现在你还要说什么扯得太远！”她严词斥责他，显得异常严肃，“马莉恩是什么时候进产科医院的？”

“十三年以前。”理查懊丧地说。

“你马上就来找我。你好像以为我会跟你上床，当我不肯时，你那男人的自尊心甚至还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你还记得吗？如今我们这些自由女性都懂得：一旦我们男性朋友的妻子进了产科医院，那个亲爱的汤姆、迪克或哈利⁽⁹⁾便会马上来找你，他们这些人老是想跟他们妻子的某个朋友睡觉。天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反映在许多人身上。但这是一个事实。我没有这样的心理倾向，因此也就不知道你后来又找了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了什么人？”

“马莉恩知道的。这种事如果张扬出去，那真够遗憾的了。从那以后你身边就有了一大班女孩子，马莉恩全都知道，你自己也向她承认过你的罪孽。如果你不这样做，事情就不那么有趣，是不是？”

理查动了动身子，好像要起身离去——安娜看见他大腿的肌肉收缩了起来，随即又松弛下去。他改变了主意，仍然坐着不动。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奇怪的笑意，看上去像个决心面对鞭子微笑的人。

“那会儿马莉恩要抚养三个孩子。她太不幸了。你一次次伤她的心，如果她真的有个情夫，事情也不至于这么糟——情况一定会好一些。你甚至还暗示说：她是个中产阶级的女人，太让人讨厌，过于守旧……”说到这里，摩莉停了下来，朝理查露齿笑了笑，“你真是个自命不凡的小小伪君子，”她以一种差不多充满友好的口吻说。友好中混杂着蔑视。理查再次很不自在地动了动四肢，好像进入了催眠状态，他说：“继续说下去吧。”但话一出口，随即醒悟到他这是自招其辱，于是赶紧改口，“我有兴趣听听你的看法。”

“你肯定不会感到奇怪吧？”摩莉说，“你那样对待马莉恩，我是决不会隐瞒自己的看法的。除了结婚头一年，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她这个人。孩子还没长大成人，她就见不到你了。她只有在招待你商务上的朋友、为你操办豪华的聚宴这一类乌七八糟的事时才能见到你。你为她什么事也没有做。后来终于有一位男子对她产生了兴趣，她天真地以为你不会介意，因为当她向你抱怨你有那么多女孩子时，毕竟还是你自己多次亲口对她说过，你自己为什么不找个情人呢？她于是有了那么一回事，事情可就不得了了。你无法忍受这件事，开始威胁她。后来那男人要娶她，愿意收下你的三个孩子。不错，他是那样地关心她。但你说不。你突然间变得道貌岸然，暴跳如雷得像个《旧约》中的先知。

“对她来说，他太年轻了，他们的关系不可能持久的。”

“你的意思是说，她与他在一起不可能幸福？你担心她会不幸福？”摩莉轻蔑地哈哈大笑说，“不是的，是你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你费尽心机想让她重新爱上你，在她跟他断绝关系以前，那爱啊吻啊让你妒忌得不得了。你一旦将她稳稳地据为己有，你又会失去对她的兴趣，到你那漂亮而宽敞的办公室里的豪华长沙发上找你的女秘书了。你觉得马莉恩不应该那么不快活，不应该到处露脸，不应该多喝酒损害自己的健康。哦，我也许得说，她不应该多喝酒损害作为一个像你这样有地位的男人的妻子的形象。好了，安娜，自从一年前我离开以后，还发生了什么新鲜事？”

理查生气了：“没有必要尽说这些怪话了。”如果把安娜拉扯进来，这就不仅仅是一场与前妻之间的争吵，他因此显得很恼火。

“理查来问过我：是否觉得有必要把马莉恩送到疗养院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因为她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太坏了。”

摩莉倒吸了口气：“你没有这样做吧，理查？”

“没有。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过分。她那段时间酒喝得太多，这对孩子的影响很不好。保罗——他今年十三岁了，有天晚上他起来喝水，发现她昏昏沉沉地倒在地板上，人已烂醉如泥。”

“你真的打算把她送走？”摩莉的谴责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没错，摩莉，没错。但你觉得怎么办好呢？你用不着担心——你这位助手当时和你一样感到非常震惊，安娜觉得我简直罪恶滔天。”他苦笑了起来，“实际上，当我跟你分手时，我就问过自己，我是否真的那么一无是处？你太夸大了，摩莉。你说起话来好像我就是个蓝胡子⁽¹⁰⁾。我是有过几桩鸡毛蒜皮的风流韵事；我所认识的那些结过婚的男子到了一定时候大多也是这样子。但他们的妻子并不酗酒。”

“如果你事实上找了个愚昧的、感觉迟钝的女人，事情不就更好吗？”摩莉提议说，“否则你就不该老是让她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你太蠢了，她实际上比你聪明一千倍。”

“那还用说，”理查说，“你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女人比男人强。聪明不聪明反正帮不了我什么忙。摩莉，请你听我说，马莉恩信任你。请你尽快去看看她，同她谈谈。”

“谈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并不在乎。谈什么都行。如果你愿意，就说我的坏话好了，但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别再喝酒了。”

摩莉夸张地叹了口气，坐下来看着他，嘴角上流露出半是同情半是蔑视的神态。

“我真弄不懂；”她最后说，“这真太不可思议了。理查，你自己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让她感到你毕竟喜欢她呢？比如带她出去度度假什么的？”

“我已经带她去过意大利。”他的声音充满着怨恨，显而易见，那是他很不愿意做的。

“理查！”两个女人同时叫了起来。

“她不喜欢我陪她，”理查说，“她老是拿眼睛瞧着我——我看得出，她那样盯着我是留意我是不是在看别的女人，是在等着我自投罗网。这真让人无法忍受。”

“度假期间她也喝酒吗？”

“不喝，但是……”

“这就好了，”摩莉说，一边将她那双雪白鲜亮的手摊开，那意思是说，别的还有什么好说呢？

“听我说，摩莉，她不喝酒是因为斗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简直是一种交易——只要你不看女孩子，我就不喝酒。简直把我气疯了。我们男人毕竟有一些实际的难处——我相信你们两位解放了的女性对此事能泰然处之，但我受不了一个女人像狱卒一样管住我。愉快地度过一个下午以后跟马莉恩上床睡觉就像一次‘我要试试你的忠诚’的挑战。总之，我一点也得罪不得马莉恩。我的话你们听得够明白了吧？我们回来已有一个星期了，至今为止她还是好好的。每天晚上我都像个尽心尽职的丈夫那样回家，我们坐在家里，相敬如宾。她小心翼翼地避免问我当天做了什么事或看见了什么人。我则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目光接触到威士忌瓶子。当她不在房间里时，我就看酒瓶子，还能听见她的脑神经在噗噗地跳动：今天他没要我，一定又跟某个女人有来往了。这简直是地狱，真的。好了，”他叫了起来，身子往前倾着，摆出极其诚恳的样子，“好啊，摩莉。但你无法做到两全其美。你们两人对婚姻我行我素，你们可能是对的。你们很可能是对的。我从来没见过某桩婚姻真正达到了预期的美满程度。好了。你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它。婚姻真是一座该死的地狱，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我已深陷其中。你们俩作为安全的局外人为我指点指点迷津吧。”

安娜毫无表情地看了看摩莉。摩莉扬了扬眉毛，叹了口气。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好呢？”理查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我们考虑的是局外人的安全感。”安娜也显出高兴的样子说。

“别胡扯了，”摩莉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妇女是怎样惩罚男人的？”

“哦，”理查说，“这我可不知道，确实不知道，那是你们所举行的丧礼，我何必关心呢？但我知道有个问题是你们碰不到的——这纯粹是一个生理方面的问题。跟一个已经结婚十五年的女人在一起，怎样才能让它勃起呢？”

他以一种亲密无间的口吻说出这话，好像在紧要关头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

沉默了一会后，安娜说：“如果你养成了习惯，事情也许就容易了。”

摩莉插嘴说：“你说这是生理问题？真是生理问题吗？这是感情问题！新婚时你很早就上床睡觉，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感情问题，它与生理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吗？对你们女人来说是容易的。”

“不，女人也不容易。我们至少比你们敏感，我们不会说生理啦感情啦什么的，好像它们之间没有联系似的。”

理查将身子往椅背上一仰，哈哈大笑起来。“很好，”他终于说，“我又弄错了。当然当然。太好了。我好像弄明白了。但我还要问问你们两位：你们真的觉得这全是我的过错吗？在你们看来，我简直是个恶棍。但为什么呢？”

“你应该爱她。”安娜直截了当地说。

“是的。”摩莉说。

“我的天，”理查茫然不知所措地说，“我的天！好了，我说够了。我反正已经说过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请你们注意……”他几乎以威胁的口吻说出这句话。两个女人前俯后仰地格格笑个不停，弄得他满脸通红，“难，跟女人坦诚地谈性真难。”

“我想不出有什么难，你刚才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摩莉说。

“你真是一头……一头傲慢自大的蠢驴。”安娜说，“你搬弄这些劳什子，好像这就是最后的神谕。我相信你跟小情人单独在一起时一定谈论性。这会儿有我们两人在，你为什么也要表演棒球手这一幕呢？”

摩莉赶紧接口说：“我们还没有商量汤姆的事呢！”

这时门外传来响声，安娜和摩莉都听见了，但理查没有听见。他说：“好了，安娜，我佩服你的练达。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好了好了。现在我想要两位女贵人为我想想办法。我想让汤姆来跟我和马莉恩住在一起。只要他肯去就行。他不会不喜欢马莉恩吧？”

摩莉压低嗓门，眼睛看了看门，说：“你用不着担心。马莉恩来找我时，汤姆和她交谈过好几个小时。”

门外又传来一个响声，好像是人的咳嗽，又好像什么东西被撞了一下。他们三人静静地坐着，这时门开了，汤姆走了进来。

很难说他是否听见了什么。他先十分谨慎地跟他的父亲打招呼：“您好，父亲。”然后便朝安娜点点头。他的眼睛低垂着，好像在有意回避什么：他们上次见面时，他曾坦诚地表白过自己，他的话听得安娜既感好奇又陡生怜悯。对他自己的母亲，他只善意而嘲讽地笑了笑。这以后，他便一直背对着其他人，自个儿从那只白瓷碗里弄剩下的草莓吃。他的背仍朝着他们，口中问道：“马莉恩怎么啦？”

显然，刚才的话他听见了。安娜心里想，刚才他完全有可能站在门外偷听。是的，她还可以想像他偷听时脸上带着讥嘲的冷笑，那是刚才他招呼母亲时流露过的。

理查没有回答，有点不知所措。汤姆坚持他的问题：“马莉恩怎么啦？”

“很好。”理查和蔼地说，“确实很好。”

“那就好。昨天我还碰见过她，并请她喝了杯咖啡，她当时看上去很糟。”

摩莉朝理查迅速扬了扬眉毛，安娜微微扮了个鬼脸，理查目不转睛地盯住她俩，那意思是说，事情全被你们弄糟了。

汤姆依然不看他们的眼睛，但以身体的每根线条表示他们低估了他对目前这个态势的理解力和他对他们毫不含糊的判断力。他坐了下来，慢慢地吃着草莓。他很像他的父亲。那是说，他长得很结实，匀称，皮肤黑黑的，那都像他的父亲，丝毫没有摩莉那种冲动而充满活力的痕迹。但他与理查不一样，不是将潜伏在乌黑的眼睛里、表现在每个直截了当显示不耐烦的动作里的执拗脾性赫然外露，而是禁锢自己的天性，看上去总是一副固步自封的样子。这天上午，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汗衫，一条宽松的蓝色牛仔裤；如果他穿一套朴素而普通的服饰，一定会更好看些。他每做一个动作，每说一句话，似乎都处在一种慢节奏中。摩莉过去一直饶有风趣地抱怨说，他说起话来好像预先发过誓要等数完十才开口。她还风趣地抱怨过这么件事：有年夏天他开始长胡子，但那漂亮的胡子长在他一本正经的脸上好像是用糨糊粘上去似的。那时她总爱乐滋滋地说着这样一些牢骚怪话，直到汤姆有一次顶撞她：“是的，我知道您很希望我长得像您——我是说长得像您那样漂亮。但不幸的是，我只继承了您的性格。本来应该是另外一种情形才是——确实，如果我具有您的外表，父亲的性格——不管怎么说，他拥有权势——那岂不更好吗？”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还竭力设法让她明白这一点：她始终就是个脾气固执、反应迟钝的人。摩莉为此担忧了好几天，甚至给安娜打了个电话：“安娜，你说这不可怕吗？谁会相信这一点呢？多年以来你一直在考虑某件事，并与之达成了妥协，然后突然间有人把它提了出来，使你看到他们一直就那样想的。”

“你当然不希望他像理查吧？”

“不希望，但说理查拥有权势，这话是对的。看看汤姆说这句话时的神态吧——‘不幸的是我继承了您的性格，’他是这样说的。”

汤姆一颗接一颗吃着草莓，直到吃光为止。他没有说话，他们也没有说。他们坐着看他吃，好像他有意要他们这样做。他吃得很仔细。他吃东西时嘴巴一张一合与说话时的样子一样：每个词都咬得有板有眼，每颗草莓都整个儿单独咀嚼。他的额头始终皱着，乌黑的眉毛打着结，就像小学生在听课。每次张嘴以前，他的嘴唇都像老人那样预先微微地颤动。安娜观察着这个动作，觉得它很像一个瞎子所为。有一次她乘火车，对面就坐着一个瞎子。那人也是这样紧绷着嘴巴，腮帮鼓鼓的，嘴唇微微翘起。他的眼睛即使朝人看时也跟汤姆的眼睛相似：好像老是在内省什么。当然他什么也看不见。当她坐在盲者对面，看着那双似乎由于内省而变得暗淡无光的眼睛时，安娜能感觉到对方的情绪在不断地波动起伏。她知道理查和摩莉也有同感。他俩皱起眉头，神情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安娜懊恼地想：他这是在恐吓我们大家呢。他是在恶狠狠地恐吓人。她再次想像起他刚才如何站在门外偷听，很可能已经听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现在凭猜测已坚信这一点，并开始讨厌这个男孩，因为他存心让他们那样坐着，得看他的脸色行事。

安娜为了打破沉默，顾不上汤姆给他们设下的这个奇怪的雷池，准备强制自己出来说几句。这时，汤姆已放下盘子，把调羹平稳地搁在上面，平静地说：“你们三人又在讨论我的事了。”

“绝对没有，”理查亲热地说，那口气似乎在说服他。

“绝对，”摩莉说。

汤姆朝他俩宽容地笑了笑，说：“您这次来为的是您某个公司里的一份工作。我其实早就按您的建议考虑过了，如果您不介意，我想我会拒绝的。”

“噢，汤姆！”摩莉说，显得很失望。

“您总是前后矛盾，母亲。”汤姆说，眼睛朝向她的方向，但没有看她。他向来就用这种方式看人，让自己保持类似沉思的姿势。他的脸阴沉沉的，几乎显得有些蠢，他得特别用心才能对人表示出应有的礼貌，“您知道，这不仅仅是接受一份工作的问题，不是吗？这意味着我必须像他们那样过日子。”理查移动了一下他的腿，强压住怒火叹了口气。汤姆继续说下去：“我并没有批评的意思，父亲。”

“如果不是批评，那又是什么呢？”理查笑着说，口气中满含愤懑。

“不是批评，仅仅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摩莉得意洋洋地说。

“咳，真见鬼！”理查说。

汤姆不理睬他们，继续朝他母亲所坐的方向发表他的演说。

“先不管是好还是坏，问题的关键是：你们已经把我养大成人，使我能够信仰点什么了，而现在却又说，我最好在波特曼公司找份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摩莉以自责的口吻痛心地说，“为什么我没有给你提供一份更好的工作？”

“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更好的工作。这不是您的过错——我不是那个意思。”这话他说得很轻，但极其果断。摩莉坦率地长叹了一声，耸了耸肩膀，并把双手摊开。

“我并不在乎自己的命运跟您相似，原因不在这里。许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听您的朋友们说，你们，你们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了困境。既便那不是困境，你们也是那样想的。”他说，一边皱着眉头，每说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我并不在乎这些，但你们一定会感到意外，因为你们自己并没有认真谈过：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有那么一次，您和安娜曾经说起过我，并感到十分诧异。哦，我真的就是那样一种人，是不是？”

安娜和摩莉相互笑笑，又朝他笑笑，承认是这么回事。

“那好，”理查高兴地说，“事情解决了。如果你不喜欢成为安娜和摩莉这样的人，那还有别的选择。”

“不，”汤姆说，“我还没有把话说清楚，否则您就不会这样说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你总得做点什么事吧。”摩莉叫了起来，那声音毫无幽默可言，只是听起来很刺耳，吓人。

“您还没理解我的意思。”汤姆说，好像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你刚才说你并不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摩莉说。

“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随后他转身面对他的父亲，耐心地向他解释，“母亲和安娜的问题是：人们不会称她们为作家安娜·沃尔夫和演员摩莉·雅各布——除非你不了解她们。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我要说的是——她们并不是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代表的那类人；但如果我跟您在一起工作，我就只能成为我的职业所代表的人了。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坦率地说，不明白。”

“我要说的是，我倒宁可……”他说得很吃力，于是停顿了一会，咬了咬嘴唇，皱起眉头，“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向你作出解释。”他耐心地说下去，随时准备接受父亲无理的质问，“像安娜或摩莉这样的人并不属于某一类，而是许多类。我知道，她们可以变来变去。我并不是说她们的性格会变来变去，而是说她们没有限制在一个模式里。我知道，如果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发生了什么变化，如革命什么的……”他停了下来，耐心地等待理查怒气冲冲地对“革命”一词发出一声尖刻的嘘声，然后再接着说下去，“只要形势所迫，她们可以成为别的什么人。但你就永远无法改变了，父亲。你始终得按现在的方式生活。而我却不愿自己成为那种样子。”他把话说完了，然后咬起嘴唇，撅起嘴巴。

“那你会很不幸福的。”摩莉说，几乎在呻吟。

“是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汤姆说，“上次我们什么都讨论过了，最后你说，噢，你会不幸福的。好像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但是，如果说到不幸福，我倒不打算把您或安娜称为幸福的人，但你们至少比我父亲要幸福得多。至于马莉恩就不谈了。”他轻声补上了最后这一句，直接谴责了他的父亲。

理查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只听马莉恩的一面之词，而不听听我的话呢？”

汤姆没有理睬他父亲，继续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甚至在开口说话之前我就知道我会显得很天真。”

“你当然很天真。”理查说。

“你不是天真。”安娜说。

“上次跟你谈过话以后，安娜，我回到了家里，当时心里就在想‘安娜一定觉得我非常天真。’”

“不，我不这样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似乎没有理解的是：我们都希望你比我们更有出息。”

“为什么我应该那样呢？”

“我们也许会有变化，也许会变得比现在好。”安娜怀着对青年一代的敬意说。她从自己的声音中听出了这种意思，于是笑了起来，说道：“我的天，汤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已使我们感到受过一次审判了吗？”

汤姆第一次显示出了他的幽默感。他正眼看着她俩，先是安娜，然后是他母亲，并笑了起来。”你忘了我曾经听你们两人谈论我的全部生活。我了解你们，不是吗？有时候我的确觉得你俩非常天真，但我宁可……”他没有看他的父亲，话说到这里就停下了。

“真遗憾，你们始终不给我一点说话的机会。”理查自怜地说。汤姆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执拗地从他身边退开，然后对安娜和摩莉说，“我宁可像你那样经历一次失败，而不要成功什么的玩艺儿。但我并不是说我有意选择失败。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选择失败，是不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不想要的，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

“请允许我提一两个实际问题。”理查说。安娜和摩莉都在苦涩地思考“失败”这个词，这个孩子所使用的那层词义与她们所使用的完全一样。她们已很长时间没有用它来说对方了——这个词至少不是太合适，也不是决定性的。

“你打算以什么为生呢？”理查问。

摩莉生气了。她为汤姆提供了一个可供他思考人生的安全的环境，她不想让汤姆因理查的挖苦而放弃这种思考。

但汤姆却说：“如果母亲不介意，我倒不在乎离开她生活一段时间。我毕竟什么事都没有经历过。但如果我不得不去挣钱，我完全可以去做一名教师。”

“你将发现，那份谋生的职业要比我提供给你的艰难多了。”

汤姆显得局促不安。“我想你没有真正理解我要说的话。也许是我没有把话说准确。”

“你这样还是上咖啡馆做乞丐好了。”理查说。

“我不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样说无非是因为你喜欢的只是那些有钱人。”

这时，三个大人都不出声了。摩莉和安娜不出声是因为她们相信孩子有能力为自己抗争，理查是因为担心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过了一会，汤姆说：“也许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理查发出一声呻吟。摩莉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只有安娜叫了起来：“哦，汤姆，这个好主意还是我给你出的呢。”

他友好地看着她，但说话的口气却很固执：“你忘了，安娜，关于写作我并没有你那么多复杂的观念。”

“什么复杂的观念？”摩莉严肃地问。

汤姆对安娜说：“你说过的那些话我一直在思考。”

“什么话？”摩莉问。

安娜说：“汤姆，你这人真让人吃惊。人家说了几句，你就把它那么当真。”

“你说的时候当真吗？”

安娜很想开一个玩笑避开这个问题，但她还是说：“是的，我是当真的。”

“不错，我知道你当真。因此我就思考了你所说的那些话。你说话时很有点自负。”

“自负？”

“是的，我想是自负。我两次来看你，都跟你谈了话。我把你说过的话全部联系起来，觉得你的话听起来很有点自负，或者说蔑视也可以。”

另外两位，摩莉和理查，就坐在他们背后，一边笑着，一边抽着烟。他们成了局外人，相互交换着眼色。

安娜这时只想着这位男孩对她的一片诚意，于是下决心将她的老朋友摩莉撇在一边，至少暂时如此。

“如果我的话听起来带有蔑视的意味，那么，我想我当时一定没有把话解释清楚。”

“是的。这表明你不那么信任人。我想你是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安娜问。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太外露了，尤其当着理查的面。她的喉咙变得又干又痛。

“孤独。不错，我知道这话在你听起来有点滑稽：与其为了摆脱孤独去结婚，你宁可选择孤独。但我指的是另外一层含义。你害怕写你所感受到的生活，因为那时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暴露的地位。你得暴露你自己，你会感到孤独。”

“哦，”安娜有气无力地说，“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如果你不是害怕，那就一定是蔑视。当我们谈到政治问题时，你说过，在你还是一个共产党人时你就懂得了一个道理：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政治领导人不讲真话。你说，任何一个小小的谎言都能扩大为谎言的泥沼，从而毒化一切——你不记得了吗？你当时对此谈了很长时间……你是在说到政治问题时说这个话的。你为自己写了书，但没有人能读到它。你说世界上许多书都锁在抽屉里，那些书都是为作者自己写的——甚至在说真话很危险的国家里也不例外。你还记得吗，安娜？好了，这就是一种蔑视。”他没有正视她，只是向她所坐的方向投去认真的、阴郁的、自我探索的一瞥。他看见她脸红了，感情也被刺痛了。但他的心情已平静下来，并急切地问：“安娜，你当时所说的正是你所想的吗？”

“是的。”

“但是，安娜，你确实没有想过我对你所说的一切会有所思考吗？”

安娜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苦涩地笑了起来。“我想我低估了——你是怎样认真地看待我的话的呢？”

“那是同一回事。与对待你的写作一样。我为什么不应该认真地看待你的话呢？”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你一直在写作。”摩莉硬是插上一句。

“我没有写。”安娜赶紧说。

“你又来了，”汤姆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

“我记得曾经对你说过，我有一种可怕的厌恶感，无用感，内心一直为此而苦恼。也许我并不喜欢把这些情绪散布开去。”

“如果安娜使你对文学事业充满了厌恶，”理查笑着说，“那我从此就再也不必跟她争论了。”

理查说话的口气显得那么虚伪，汤姆干脆不去理睬他，他只是极有礼貌地克制住自己的窘迫，径自说下去：“如果你说感到厌恶，那你一定真的感到厌恶。你为什么不假装一下呢？但关键在这里，你讲究的是责任。这也是我所感到的——如今人们相互间并不讲责任。你说过，社会主义者不再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至少暂时如此，因为他们不讲道德的责任。只有一部分人例外。你当时是这样说的，不是吗？你在自己的笔记里不断地写啊写，把你对生活的感受说出来，但你同时又把它们锁在抽屉里，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很多人会说传播厌恶感，或者无政府主义，或者某种迷惘的思想是不负责任的。”安娜微笑着说，装出一副哀愁的样子，竭力想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

汤姆即刻作出反应：闭上嘴坐了下来，表示安娜辜负了他。她跟大家一样，显然使他失望了——这从他耐心而固执的神态中看得出。他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说道：“不管怎么样，这就是我下楼来要说的话。我准备继续无所事事地过上一两个月。这开销比起按你们的意思去上大学毕竟省得多。”

“钱不是问题的关键。”摩莉说。

“你会明白钱正是关键，”理查说，“等你改变了主意，打电话给我。”

“不管怎样我都会打电话给您。”汤姆以他应有的礼貌对他父亲说。

“谢谢。”理查简单地说，很有点不高兴。他站了一会儿，恼怒地朝两个女人笑笑说，“过几天我再来，摩莉。”

“什么时候都行。”摩莉亲切地说。

他冷冷地朝安娜点了点头，用手拍了拍他儿子的肩膀。后者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理查走了，汤姆也突然站了起来，说：“我要回到楼上房里去了。”他走了出去，脑袋向前伸着，一只手伸向门把手。那门只开了一半，仅容得下他的身躯：他似乎是从门缝里钻出去的。她们又听见楼上传来了颇有规则的脚步声。

“好了。”摩莉说。

“好了。”安娜说，准备接受盘问。

“看起来我不在时发生了许多事。”

“我对汤姆显然说了一些本不该说的话。”

“也许说得还不够。”

安娜强打起精神说：“我知道你希望我跟他谈谈艺术一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事情并非……”摩莉只是在等待，神情显得有点疑惑，甚至尖刻。“如果当它是一个艺术方面的问题来谈，那倒容易多了，是不是？那时我们完全可以就当代小说问题进行充满智慧的交谈。”安娜的声音充满了苦恼，但还是尽量装出笑容。

“你那些日记里写了什么？”

“那不是日记。”

“不管它是什么吧。”

“乱糟糟的东西，就这个。”

安娜坐在那里，看着摩莉扭动着她那双白嫩的手，然后绞在一起。那双手似乎在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的感情呢？——但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只好忍着。

“既然你写了一本小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应该再写一本。”摩莉说。安娜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而她的朋友的眼里早已噙满泪水。

“我并没有嘲笑你。”

“你一点也不理解我，”摩莉强抑住泪水说，“虽然我自己不行，但你应该写点什么，这是我非常关心的。”

安娜差一点执拗地脱口而出：“我又不是你的附属物。”但她知道，这样的话只能对自己的母亲说，于是，到了嘴边的话就被她忍住了。安娜已经不怎么记得起她的母亲；她很早就去世了。但每逢这样的场合，她心目中总会出现某个强大的、支配他人的、她不得不与之抗争的人物形象。

“你那么恼恨某些人，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同你说话好了。”安娜说。

“是的，我很恼恨。我很恼恨。我所认识的那些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的人，我全都恼恨。不仅仅是你。是很多很多的人。”

“当你不在时，这里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你认识巴塞尔·雷恩吗？——我指的是那位画家。”

“当然。我过去就认识他。”

“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从此再也不画画了。他说，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乱太糟了，艺术成了与世无关的东西。”安娜沉默了好一会，然后问摩莉：“这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没有。当然，即使有也不会是从你这儿得来的。你毕竟不是光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家，你写的是生活的现实。”

安娜差点又要笑起来，但随即严肃地说：“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讲的许多话都只是他人的回音？你刚才所说的话就是共产党的文学批评的回音——而且还是在该党最糟糕的时候提出的主张。只有上帝知道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不知道。我从来就理解不了它。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有什么价值，那就应该说，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应该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情感是社会的一种功能和产物……”她停了下来，发现摩莉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别那副样子，摩莉。你说你要我谈谈艺术，我就这样做了。我还有别的话呢。如果不那么令人沮丧，那也够吸引人的。现在是一九五七年，我们都是桥下的流水。突然间我们英国的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我做梦也预见不到的现象——一大批从来与那个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突然间站了出来，好像都是他们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似的，公然宣称描写人类情感的小说或戏剧并不反映现实。现实是什么？你听了会大感吃惊的，现实就是经济，或者就是把反对新秩序的人一排排扫倒的机关枪。”

“我表达不好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摩莉说。

“我毕竟只写过一部小说。”

“是啊，如果那本书给你带来的财源断了，你打算做点什么呢？你的幸运全靠它，总有一天那钱会断源的。”

安娜竭力保持沉默。摩莉的话中显然含有恶意：她的意思是说，我很高兴你也不得不屈服在我们其他的人所面临的压力面前。安娜心里想，我真希望自己对什么事都不那么敏感，任何小小的情感波动都没有。如果能做到对什么事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每一次跟人谈话，每一回与人交往就会像穿越一座废矿那样轻松自在了。我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一个人最亲密的朋友有时也会在你的肋部深深地扎上一刀呢？

她几乎想冷冷地说：“我的钱来得很慢，我不得不尽快找一份工作，你听见这话一定很高兴。”但临时又改了口，装出高兴的样子，就摩莉那番话的表面含义回答她：“是的，我想我不久就会缺钱花了，我必须尽快找一份工作。”

“我不在时你没有做过什么事？”

“为了谋生我当然做过许多这样那样的事。”摩莉看上去仍有些怀疑，安娜只好随她的便。她以轻松幽默的口吻略带伤感地说：“这是很糟糕的一年。首先，还差点跟理查发生暧昧关系。”

“这倒有可能。只要一想到理查，这一年的日子就过不好了。”

“你知道，有趣的是，他那边的情况乱七八糟的，你一定会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从不跟理查谈谈他的工作呢？这真有点怪。”

“你的意思是说，你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有钱？”

“哦，摩莉！当然不是。根本不是。我已经对你说过，一切都乱套了。那边的人什么也不相信。他们使我回想起中非的白人——他们以前总是说：好了，再过五十年黑人就要把我们赶下大海去了。他们说这话时显得很开心。那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但结果呢，根本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

“还是说说理查吧。”

“他带我去赴一次盛大的晚宴。那是一次重要的聚会。全欧洲的铝锅铝罐、茶壶清洁剂或飞机的螺旋桨什么的——反正是这一类东西的控股权被他刚刚买了下来。在场共有四个商界巨头和四个漂亮小妞。我也算小妞中的一个。我坐在那里，看着围住桌子的那一张张脸。天哪，那场面可真叫触目惊心。我似乎回到了最原始的共产主义的阶段——你知道，那时候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养出私生子——我的话是说，即在人类开化以前，那些配对的男女也都是这样不负责任的。我看着那些脸；我只是坐着，看着那些脸。”

“你这话我们以前也经常说。”摩莉说，“还是说点新鲜的吧。”

“一切都那么明目张胆。还有他们对待女人的手段呢——当然都是无意的。我的上帝，我们也许会时时觉得生活糟透了，但至少我们那些伙伴还有一半是开化的，对此我们真是倍感幸运。”

“还是说说理查吧。”

“好吧。这已经不重要了。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他驾驶他那辆新美洲豹把我送回家。我请他喝咖啡。他早有思想准备。我坐在那里思考着。他并没有比那些曾经跟我睡过觉的笨蛋更坏。”

“安娜，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你说这话好像你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种极不道德的情况。真见鬼，我的想法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你说话的方式。我觉得很新鲜。”

“我相信。但我想——如果我们过的是一种所谓的自由生活，那就是说，像男人一样的自由生活，我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像他们那样说话呢？”

“正因为我们并不一样。这是问题的关键。”

安娜笑了起来：“男人和女人，束缚和自由，善和恶，是和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和爱情……”

“安娜，理查后来又怎么样？”

“没什么。你问得也太多了。我坐着喝咖啡，看着他那张愚蠢的脸，心里一边在想：假如我是个男人，我就会上床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我觉得他很愚蠢——我是说如果他是个女人。后来我便感到很厌倦。很厌倦很厌倦。他看出我的厌倦感，于是想开导我。他站起身，对我说：哦，我想我无论如何得回到普兰大街十六号自己家里去了。他期待我说，哦，不，我舍不得你走。你知道，这位可怜的已婚男子受妻子儿女的连累。男人们都如此。请可怜可怜我吧，我不得不回到普兰街十六号自己的家里去，回到市郊那所凄凉的、设备齐全的房子里去。他这么说。这话他说了三遍——就好像他并不住在那里，而且并没有结过婚，好像那房子与他毫无关系。普兰大街十六号那幢房子和那位太太全与他无关。”

“准确地说，那是里士满城里的一幢大房子，有两个女佣，三辆车。”

“你必须承认，他身上具有一种乡巴佬的气息。这真是件怪事。他们全都如此——我是说那几个商界巨头，他们全都具有这种气息。你一定想像得到那些帮你节省体力的设备和穿睡衣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过来亲吻他们的父亲，向他问安。他们全是洋洋得意的猪猡。”

“你说起话来像个娼妇。”摩莉说。随即觉得失言，笑了起来，她自己也为用了“娼妇”这个词而感到惊奇。

“不可思议的是，费了那么大的心思而我仍没有那个兴致。他们千方百计——哦，当然都是无意的，那也是他们每每得手的关键——想让人领悟到他们的意思。而我却依然不为所动。我向他道晚安，我说：理查，我困了，谢谢你带我去享受那么高档的生活。他站在那里，思忖着他是否应该第四次说‘我的天，我又得回家见我那讨厌的老婆了。’他一定在诧异为什么这个缺乏想像力的女人安娜会不同情他。我看得出他当时心里在想：她无非是个知识分子，我没能带另一个女孩子去真是太遗憾了。我等着他如何向我报复。他开口了：安娜，你应该多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你看上去比你实际的年龄苍老了十岁，你显然一天天变得憔悴了。我于是说：理查，如果我对你说，好吧，来上床吧，那时你一定会说我多么漂亮了。真理显然就是这样位于两极之间的……”

摩莉把一个坐垫举到胸口，抱住它，哈哈大笑起来。

“他接着说，安娜，当你邀请我上楼喝咖啡时，你一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又说，我可以跟女人搞关系，也可以不搞。我这时已经开始厌恶他。我说，哦，你走开吧，理查，你这人太讨厌了……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今天我和理查之间的关系显得那么紧张了吗？——不错，是紧张，这正是我要用的最适当的一个词。”

摩莉停住笑，说道：“反正都一样，你和理查，你们肯定都疯了。”

“是的，”安娜十分严肃地说，“是的，摩莉，我觉得我离疯并不远了。”

这时摩莉站了起来，急巴巴地说，“我得去做午饭了。”她向安娜投去歉疚而悔恨的目光。安娜也站起来说：“那我也上厨房待一会吧。”

“你可以把我称做长舌妇了。”

“哦哦，”安娜很不经意地打了个哈欠说，“我是准备这样想，你还要我告诉你什么新鲜事呢？一切都是老样子。的确如此。”

“你说这一整年？联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人心正自然而然地从这一边倾向那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怎么可以说老样子呢？”

小小的厨房四壁雪白，紧凑而有序，排列整齐的各色杯儿盘儿连同挂在墙上、天花板上的水珠子都在闪闪发光。玻璃窗上蒙着雾气。烤箱因内部蓄满了热能似乎要蹦起来，鼓起来。摩莉迅速打开窗户，一股热烘烘的烧肉的气味从潮湿的屋顶冒出，飘向后院，与此同时，一团等待已久的阳光敏捷地跃过窗台，盘旋在地板上。

“英格兰，”摩莉说，“英格兰，这个时候回来比平时更糟。在船上时我就觉得没劲。昨天我走进商店，看着那一张张漂亮的、体面的脸，每个人都那么友好，那么体面，那么呆板。”她迅速朝窗外看了一眼，然后便毅然背过身去。

“我们最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和我们所认识的人们似乎都在抱怨英格兰，我们就生活在这片抱怨声中。”

“我打算尽快再次离开。要不是为了汤姆，我明天就走。昨天我到剧院去排练，所有的男人的表情都很古怪，只有一个人例外，但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我在这里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在外面的时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男人们把你当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来看待。我的感觉非常好，从来用不着记住自己的年龄，从来不必去考虑性。我负责一两件愉快的工作，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很顺利。但一踩上这片土地，你就得系紧你的裤带，千万别忘了。你留心着吧，这些人就是英国人。只有极少数的人例外。你会变得很怕难为情，为性而害羞。充斥着这么乱糟糟的一班人的国家怎么好得起来呢？”

“你打算安心住上一两个星期吧？”

“我不打算安心。我只是觉得某种逆来顺受的思想在抬头。这所房子，本来应该再粉刷一下了。我只是不想动手干——什么粉刷啦，挂帘子啦。这里的一切为什么这样艰难呢？欧洲⁽¹¹⁾就不一样。你晚上睡上几个小时，心情总是很愉快。这里呢，连睡觉时也得动着脑筋……”

“是的，是的，”安娜笑着说，“我相信，许多年以来，每当我们从什么地方回来，我们便有许多共同语言。”

当地铁火车开过时，房子颤动起来。“你得把天花板修一修了。”安娜抬头看着天花板补充说。这幢房子二战快结束时挨过炸弹，曾经空了两年，所有的房间都经过风雨的洗礼。后来房子经过修缮。但当火车开过时，还是能听得见墙壁内的泥沙发出的沙沙声。天花板上还有一条裂缝横贯而过。

“哦，见鬼，”摩莉说，“简直没法住了。但我想我还是会忍受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那么听天由命，能那么勇敢地承受压力。”眼泪已夺眶而出，她眨眨眼睛把泪水挤了去，转过身去对着烤箱。

“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了解的。其他国家我们就不了解了。”

“这话不完全对，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好了，你最好马上再谈点什么新闻吧，我很快就要把午饭端上来了。”这是摩莉表示她的孤独与不满的一种方式：她摊开双手，显得那么悲哀而坚忍，分明在谴责安娜。安娜心里想：如果我现在继续跟她谈论男人如何如何，那我就只好不回家了，我得留下来吃午饭，然后再度过整个下午，摩莉和我会相处得更亲热，更友好，我们间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但当我们分手时，又会一下子生出怨恨——因为我们女人最终总是忠于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性……安娜真想坐下来不再说话，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她想：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事，那些恩恩怨怨啊，相互责备啊，背信弃义啊，都一笔勾销吧。这一切其实是自欺欺人。我们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吃到了苦头。过去我们也许不懂这道理，现在懂了，因此，何必再那么怨天尤人呢？……再说，如果我不小心，摩莉和我说不定会堕落成整天坐着说人坏话的老女人：你还记得那个说傻话的男人吗？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但事情肯定发生在一九四七年……

“好了，说给我听听吧。”摩莉装出快活的样子对安娜说，后者已沉默了好一阵子。

“好吧，我想你不打算听听有关同志们的情况吧？”

“在法国和意大利，知识分子天天在谈论联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谈论匈牙利的前途、教训和值得反思的错误。”

“这里也是这样，谢天谢地，人们好像对它已感厌倦了，我还是不去谈它吧。”

“那也好。”

“我想我可以提一提三位同志——哦，只是随便说说，”安娜赶紧补上一句，因为摩莉做了个鬼脸，“是工人阶级的三个儿子，工会的官员。”

“谁？”

“汤姆·温特斯、莱恩·科豪和勃伯·福勒。”

“我认识他们，当然，”摩莉即刻说。什么人她都认识，或者早就认识。“他们怎么啦？”

“就在二十大召开以前，正当我们这个圈子显得动荡不安、阴谋四起，连南斯拉夫也出现危机时，我偶然间结识了他们，用他们通常的话来说是文化上的交往。简单地说吧，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党们都在花大量的时间从事党内的论争——我们这班人真太天真了——竭力想说服人们承认发生在俄国的怪事，而不仅仅是否定它。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他们三人的来信——当然是分别写来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一样给我写了信。他们的话显得很严肃，大意是说，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关于莫斯科有什么肮脏的勾当或革命之父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的传闻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散布的。”

摩莉笑了起来，但显得很文雅。她的神经早已久经磨练。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这三封信写的是同一个内容。当然，笔迹稍有差别。”

“应大有差别吧。”

“为了自我消遣，我把三封信都打了出来——都按原文打，然后放在一起。发现其中的措词、风格、语气都是相同的。简直无法区别这一封是汤姆写的，另一封是莱恩写的。”

摩莉抱怨说：“在你那本笔记什么的玩艺里，没有你和汤姆的秘密吧？”

“没有。得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我还没有把它写完呢。”

“好了，我不想再追问你了。”

“这以后就是二十大了，我随后又马上收到了另外三封信。都是一些歇斯底里的话：自责、自贬、内疚什么的。”

“你把它们也打出来了吧？”

“是的。仍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些信可能全都是一个人写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没有。你想证明什么呢？”

“当然，问题也就随之而起——我是一个成见很深的人吗？这些来历不明的信为什么都要写给我呢？”

“是吗？还好不是写给我。”摩莉的意思是：如果你存心要无中生有为自己编造什么，那就编吧，但千万别把我也扯进去。

安娜深感失望，因为她的这一发现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想法正是她一直想跟摩莉认真谈谈的话题，她于是马上说：“哦，这事确实使我感到很有趣。信的内容很广泛——谈到了那个人们通常所说的混乱时期，一些人脱了党，或者说所有的人都脱了党——这里是指那些关键时刻挺不住的人。然后突然间，就在同一个星期——这真有点不可思议，摩莉……”安娜不顾一切再次想吸引摩莉的注意力——“就在同一个星期，我又收到了三封信。写信人这次已摆脱困惑，显得很严肃、果断。写信的时间正好是匈牙利事件以后一星期。换句话是说，那根鞭子已经断了，那几位摇摆不定的人认准了方向开始急起直追。那三封信也是相同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信的具体内容。”安娜说得不耐烦起来，因为摩莉看上去并不相信她，“我指的是风格、措辞，构词造句的习惯。中间那三封歇斯底里自责自贬的信本来可以不写。实际上，我相信汤姆、莱恩和勃伯已经不把写信的事放在心上。”

“但你一直保留着？”

“是的，但我不会拿它们作为法庭上的证据，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的话。”

摩莉站起来，用一块有条纹的紫红色的手帕慢慢地擦拭眼镜片，并把每块镜片拿到电灯前一一照过，然后放下，“你的故事已让我厌烦了，我想我不会再麻烦你谈它。”

“摩莉，我们真的不能再谈谈此事吗？我们做了多年的共产党员，或至少接近过共产党，反正怎么说都行。我们总不能突然就说‘哦，我讨厌了’吧。”

“有趣的是，我是讨厌了。是的，我知道这很不正常。两三年以前，只要在空余时间里不去组织点什么事，我便感到很内疚。如今即使我什么事也不做，整天懒洋洋的，也一点不觉内疚了。安娜，我再也不关心那些事了。完全不关心。”

“这不是一个感不感到内疚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其中的道理的问题。”

摩莉没有回答，安娜于是紧接着说：“你想听听有关殖民地那帮人的情况吗？”

“殖民地那帮人”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群美国人，他们都因政治的原因住在伦敦。

“哦，老天，别说了。我对他们也感厌烦。我倒想知道纳尔逊怎么样了，我很喜欢他。”

“他正在写他的美国名著。他离开了妻子，因为她神经过敏。后来找了个女孩，非常可爱，却发现她也神经过敏，于是又回到妻子那里。结果发现这妻子还是神经过敏，只好又离开了她。如今重新找了个女孩，至今为止她还没有神经过敏。”

“其他人怎么样？”

“某种程度上，都差不多，差不多。”

“好了，我们不谈他们了。我在罗马也碰到了一帮美国人。他们过得很悲惨。”

“是的。还有谁？”

“你的朋友玛斯朗——那个非洲人，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他最近待在监狱里，因此，我猜想明年这个时候他便可以做首相了。”

摩莉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你的朋友德·席尔瓦。”

“他曾经是我的朋友。”摩莉又笑了起来，但因见安娜板着面孔便又止住了笑。

“他的事是这样的：他跟他妻子回到了锡兰——你还记得吗，她是不想回去的。由于他写了信给你而得不到回答，他于是写信给我。他来信说，锡兰是个美妙的地方，到处都有诗。他妻子马上又要生孩子了。”

“但她不想再要孩子。”

安娜和摩莉突然同时笑了起来。她们一下子又变得步调一致了。

“后来他又来信说，他很想念伦敦和它的文化自由。”

“我想我们随时都可以请他回来。”

“他回来了。两个月以前。他显然已抛弃了他的妻子。她待他太好了，他说，流了很多泪，但只是不够多，因为她毕竟离不开在锡兰的两个孩子，而且又没有钱。他如今生活安定了。”

“你见过他？”

“是的。”但安娜觉得自己不能把他们间发生的事全都告诉摩莉。说出来有什么好处呢？自从那天下午他们间轻易发生了一场激烈而乏味的争吵以后，她就发誓从此再不跟他来往，他们的关系将就此了结。

“你自己怎么样，安娜？”

这是摩莉第一次以安娜能够回答的口吻提问，于是她马上回答：“迈克尔来看过我。大约一个月以前。”安娜跟迈克尔一起生活了五年。三年前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但并非出于她的意愿。

“事情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那当然，你们相互太了解了。”

“他很有礼貌——我怎么说好呢？你知道，我是个可爱的老朋友。他开车把我带到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他一路上跟我谈他的一个同事。他说，你认识迪克吗？真是怪事，你想想看，如果他记得迪克，我还能把他忘了吗？当时我们就经常与他见面。迪克在加纳找了份工作，迈克尔说，他带上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想去那里。她们这班夫人太太都很难对付，迈克尔这么说，然后便笑了起来。他很诚恳，你知道，我们过得很愉快。但痛苦也就在这里。他然后显得很不安，因为他记起我曾经做过他的情人。他的脸红了起来，显得很内疚。”

摩莉什么也没有说，她仔细地观察着安娜。

“就这些了，我想。”

“他们全都是一帮猪猡。”摩莉开心地说，有意加强语气想引安娜发笑。

“摩莉！”安娜痛苦地恳求她别说了。

“什么事？再谈下去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是的，但我正在想，你知道，我们有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只有一个吗？”

但安娜没有笑，“别这样，我在说正经的。我们两人总让人觉得太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在说正经的。我的意思是说，当婚姻破裂时，我们就说，我们的婚姻是一次失败，太糟了。男人抛弃我们时，我们又说太糟了，但这无关紧要，我们没有男人照样抚养孩子——没什么，我们能对付。我们在共产党的圈子里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又说，好了好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太糟了。”

“你这是想说明什么呢？”摩莉十分警觉地说，站得离安娜远远的。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变得那么糟，我想，至少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事情弄好。当问题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觉得自己就没有真正理解过迈克尔。我只是想，我的事就此了结了。哦，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好了好了，他把我抛弃了——在开始另一种生活以前，我们毕竟一起生活了整整五年啊。”

“在另一种生活开始以前，那也是不得已啊。”

“我们这一类人为什么从来不承认失败呢？从来不承认。如果我们敢那样去做，事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不仅仅是爱情和男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人，我们在历史上的定位纯属偶然，以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想像。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伟大的梦想已经逐渐消亡，而真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将永远起不了任何作用。摩莉，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因为那些曾经说过自己怀有那种梦想的人，那一部分特殊的人，如今都已销声匿迹。为什么不承认失败呢？不承认失败差不多就是一种傲慢自大的行为。”

“哦，安娜！你说这话完全是因为迈克尔。也许过几天他还要来找你，那时你就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爬起来好了。如果他不愿意，那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你还有你的写作。”

“我的天！”安娜轻声叫了起来，“我的天！”过了一会，她又强制自己冷静了下来，“是的，事情全都怪极了……好了，我必须赶紧回家去了。”

“你刚才不是说简纳特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吗？”

“是的，但我还有事要做。”

两人热烈地相互亲吻。她们还装出十分滑稽的样子轻轻地捏了一把对方的手，以示她们前段时间未能见面的遗憾。安娜来到街上，朝自己的家走去。她就住在一个叫伯爵府的地方，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在她拐入她所住的那条街以前，她有意不去看眼前的景色。她不是沿街而住，甚至可以说不是住在大楼里，她住的是公寓的套房。在她关上房门以前，她不想正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

她的房间在那幢公寓楼顶部的两个楼层里，共五个大房间，两个在下一层，三个在上一层。四年以前，迈克尔就劝说她搬进这套公寓来住。他说，她住着摩莉的房子，老是处在这位大姐的羽翼庇护之下，这对她来说是不好的。当她抱怨自己会付不起房租时，他建议她把其中一间转租出去。她于是搬了进来，并想像他会与她在一起生活；但他不久便离开了她。好一阵子，她继续生活在他为自己所设计的模式之中。两位学生住了一间大房间，她的女儿住了另一间，她自己的卧室和客厅都是为两人生活而布置的——即她自己和迈克尔。其中一位学生走了，但她没有想办法找人替代他。她厌恶那间本来为了与迈克尔同住而设计的卧室，于是便搬进客厅，就在那里就寝，写她的笔记。楼上住着的那位学生是个来自威尔士的青年。有时安娜会觉得她是在跟一位青年男子同住一套房间；但那人是个同性恋，这种安排不会导致关系紧张。他们几乎难得见面。当简纳特到距家两个街区之遥的学校去上学时，安娜就一个人在家。简纳特一回来，她就忙于照顾她。一位老年妇人每周一次过来为她打扫房间。为数有限的钱不定期来自她的惟一一本小说《战争边缘》，它曾经是一本畅销书，如今仍为她赢得钱财，刚好够她维持生计。这是一套雅致的房子，墙壁白白的，地板亮亮的。楼梯的护栏是红色的，与白色的墙壁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安娜生活的基本情况。这种生活是寂寞的，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就她一个人。房间呈长方形，壁凹处摆了一张小床。床的周围都是成堆的书和纸，还有一部电话机。朝外的那堵墙上有三扇窗。房间的一角，即壁炉附近，有一张桌子，上面摆了台打字机。来往信件就凭这台打字机处理，偶尔还用它来写写书评和文章。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漆成黑色的台子。其中一个抽屉里存放着四本笔记。这张桌子的台面一直保持清洁。墙壁和天花板刷得很白，但伦敦阴暗的天气使它们变得寒碜了。地板被漆成黑色。床罩也是黑的。长长的窗帘红不棱登的，显得很难看。

安娜慢慢地从这扇窗移步至另一扇窗，观看着褪了色的稀薄的阳光照在维多利亚时期建造的高大的楼房上，而楼群缝隙间的人行道却无法得到阳光的沐浴。她拉起窗帘，愉快地谛听滑轮在深深的凹槽里发出熟悉的滑动声和厚重的丝绸在收拢、折叠过程中发出的柔和的声。她打亮桌子上的灯，灯光照亮了油亮的桌面，在一旁的帘子上折射出一道红光。她把四本笔记本一一摊开，并排放在一起。

伏案写作时她通常坐一张旧式琴凳。这一次她把凳调高了，几乎与桌子取齐。她然后便坐了下来，低头看着那四本笔记，就像一位将军站在山顶上检阅他的部队在下面山谷中操练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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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Sugar，意思是“糖”；俚语中可指“毒品”。

(2) 据希腊神话，安提戈涅为俄狄浦斯之女，后因违抗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波吕尼刻斯，被拘禁在墓穴里。后来她的情人前来营救，发现她已死去。

(3) 赫胥黎（1894—1963），劳伦斯（1885—1930），乔伊斯（1882—1941），均为英国著名作家。

(4) 原文brood一词为双关语：庇护；思考。

(5) 这儿理查用的又是“brood”这个词。参见第8页注(4)

(6) 即伊顿公学，英国著名的贵族中学。

(7) “雅各布”这个姓氏来自“雅各”，是《圣经》人物，犹太人的祖先。

(8) 据希腊神话，阿喀琉斯为海中神女忒提斯的儿子。为使阿喀琉斯长生不死，忒提斯把他浸到冥河水里，从此阿喀琉斯便变得刀箭不入。但他的脚跟没有沾到冥河之水，成了他致命的弱点。

(9) 英语中三个最常见的男子名，泛指某某人，类似汉语中“张三李四”。

(10) 蓝胡子，民间传说中恶丈夫的典型，曾先后杀害六个妻子。

(11) 此处指欧洲大陆。

笔　记

［四本笔记完全相同，都是十八英寸见方，封面像廉价的波纹绸织物那样鲜艳亮丽。但颜色迥异——黑、红、黄、蓝各不相同。翻开封面，露出每本笔记的首页，但仍令人摸不着头绪。在每本笔记的第一页或第二页，只有一些草率写就的断章残句。然后出现一个标题，安娜似乎机械地将自己一分为四，并根据所写的内容的性质冠以名称以资区别。反正就这么回事。第一本笔记，即黑色笔记，一开始便乱涂乱画，稀稀拉拉点缀着一些音乐符号，一些高音谱号和￡形的标记，重重叠叠地变来换去。接着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图案，再后面是文字：］

黑色

　　黑，它太黑了

　　　　它是黑的

　　　　　　这里存在着一种黑

［然后以反常而惊恐的笔触写下：］

每次我坐下来写作，让大脑处于松弛的状态，这些文字，它太黑了，或者说它们是与黑暗有关的。恐惧。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害怕孤独。真想跳起来，尖叫一声，或跑到电话机旁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能阻止自己这么做的惟一办法是有意去想像自己正陷在一片热光之中……白光，光，闭上眼睛，眼珠上盘旋着炽热的红光。那是坚硬的鹅卵石散发出的高温。我的手掌放在那上面，移动在苔藓之上。那是苔藓的颖果。小小的，就像那些小动物的耳朵；手掌上一块温暖的、粗糙的丝绸，不断地拉曳着我皮肤上的毛孔。热。太阳照在岩石上的气味。干燥而炽烈，脸颊上由尘土织成的丝绸，散发出太阳的气息。太阳。代理人关于小说的来信。每次信来，我就想哈哈大笑——讨厌的哈哈大笑。苦笑，绝望的笑，自我惩罚。虚幻的信，当我想起一片毛孔发热的花岗岩山坡时，我的脸颊贴在火烫的岩石上，眼睑上的红光。与代理人共进午餐。虚幻——这部小说越来越像一头有生命的野兽。《战争边缘》如今与我已毫不相干，它成了别人的财产。代理人说它应该拍成电影。我说不行。她很有耐心——她的工作使然。

［此处所标日期为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跟一位拍电影的人共进午餐。讨论如何为《战争边缘》配备演员。真不可思议，想笑。我说不行。发现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迅速起床，把小说缩短，居然发现《战争边缘》这几个字已经高高挂在电影院的门口。当然，他想把它叫做《被禁止的爱》。

（一九五三年）整个上午都竭力想回忆起坐在马雪比附近那个小湖的树底下的情景。徒劳耳。

［此处出现笔记的标题：］

黑　色

［书页正中划有一条醒目的黑线，左右两侧各有小标题：］

来源　　　钱

［左侧：小标题下写着一些残缺的句子，记录了值得回忆的一些场景，并贴有中非朋友写来的书信原件。右侧：记载着与小说《战争边缘》有关的一些事宜，包括从它的翻译所得的收入，商业性商谈的记录等等。

几页以后，左侧的记载结束了。三年中，黑色笔记在这里只记载了一些就事论事谈论商务的文字，以及由此引发对非洲自然风光的一些回忆。左侧文字以一份类似宣言的打印文稿继续开始，此打印稿实乃《战争边缘》的故事梗概。《战争边缘》如今被改成《被禁止的爱》。安娜写下这个梗概并非出于诚意，其协议也是在代理商的办公桌上签署的：］

彼得·卡莱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在牛津大学辉煌的学业因二战爆发而中止。他跟一班穿皇家空军天蓝色制服的青年一道被空运到了中部非洲，接受飞行员的训练。年轻的彼得是个理想主义者，容易冲动，他了解了这座混居着有色人种的小镇的生活状况，惊讶之余便跟那班过着豪华生活的左派分子过从甚密。后者正好趁机利用他的天真和激进。平时，他们为黑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大声疾呼；周末，便上郊外一家装饰俗丽的餐馆寻欢作乐。这家餐馆由典型的英国地主布斯比和他标致的妻子开办，他们年轻漂亮的女儿爱上了彼得。他则以年轻人的轻率鲁莽千方百计挑逗她。而遭到酗酒成性、爱钱如命的丈夫冷落的布斯比太太也热烈地暗恋这位英俊的青年。彼得自己则厌倦了左派分子的周末狂欢，偷偷地与非洲当地的激进分子接触，这班人的首领正好就是这家餐馆的厨师。彼得爱上了这位厨师的年轻妻子，而她又恰好遭她那位对政治十分狂热的丈夫的冷落。然而，这种爱情与白人居住区的戒律与习俗是不相容的。他们一次浪漫的幽会被布斯比太太意外撞上，她妒火中烧，向皇家空军驻军的指挥官告发了此事，后者答应她把彼得调离殖民地。布斯比太太不了解女儿的心思，又把此事说给女儿听。这位情窦初开的女孩因彼得爱上了别人而不是自己而深感羞辱，她作为白人少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心情于是变得很恶劣，在一场争吵中扬言要离家出走。在场的母亲发疯似的冲她叫嚷：“可你甚至都迷不住他！他宁可爱那个肮脏的黑人女孩，也不肯爱你！”那位厨师从布斯比太太口中得知他的年轻的妻子的不贞行为以后，即刻休了她，打发她回娘家去。但是，这位黑人女孩大胆地奋起反抗，她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进了城，流落街头做了妓女。悲痛欲绝的彼得什么希望都破灭了，在殖民地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一家卖私酒的酒吧里重逢他的黑人情人。他们两人就在开设在穿城而过的臭水河边的一家妓院里拥抱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最后的夜晚。这妓院是白人和黑人可以相聚的惟一场所。他们纯洁的爱情被这个国家粗暴的、非人道的法律和腐朽者的妒忌摧残了，他们的前途异常渺茫。他们悲悲切切地商定：等战争一结束，就到英格兰团聚，但谁都知道这只是好听的空话。第二天早上，彼得向当地那班“进步人士”告别，眼里分明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与此同时，他的情人则掩藏在火车站月台另一端她的黑人同胞中间。当火车鸣笛时，她向他挥手；但他没有看见她。他那呆滞的目光表示他正沉浸在对未来的死亡的思索中——因为他是个王牌飞行员！而她则回到那座黑暗的城市的妓院里，倒在另一个男子的怀里放荡地哈哈大笑，以此掩饰内心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屈辱。

［右侧所记如下：］

前来跟我商谈的人看了这个故事梗概后很高兴，随后便开始跟我商讨如何将故事编得更符合有钱人的口味，使他们掏钱时“更少一点懊丧”——比如说，女主角不应该是一位不贞的妻子，因为这会使她失去观众的同情，如果换成厨师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我即刻说，我这样写是为了获得讽刺的艺术效果。他恼恨了一会儿，笑了起来。我看着他那张装成一副坦率、善良、富有耐心的模样的脸，觉得它就是当今这个特定的时代的一个丑恶的假面具，（举个例子，某某同志在准备屠杀关押在斯大林监狱里的三个英国共产党人时，肯定就是这副模样：“好了，但我们对人性向来都考虑得很不周全。”）他说：“好了，沃尔夫小姐，您慢慢就会明白：与魔鬼共餐时，您的调羹不仅得做得很长，而且得用石棉作材料才行——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故事，梗概写得十分得体。”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耐住性子，始终扮着笑脸，以极其宽容的态度问我是否反对这样的观点：尽管电影业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好的电影仍能拍摄出来。“甚至包括具有进步意义的电影，沃尔夫小姐，您看呢？”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能保证使我就范的措辞而欣喜不已，并把这种喜悦表露了出来。他的表情显得既洋洋自得，又充满嘲讽和残忍。我回到家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我于是坐下，自出版以来第一次重读这部小说。它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了。如果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之初就有人要我对它加以评论，我一定会这样回答他：

“这是一本一流的小说，显示了二流的创作才能。背景的创新在于：罗德西亚大平原上的一个火车站，没有根基、受金钱驱使的白人居民和忧郁寡欢、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鲜明对照，烘托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故事的创新在于：一个因战争而被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国青年与一个半开化的黑人女子之间的爱情。隐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主题并没有多大新意，阐述也不够充分。简洁是安娜·沃尔夫创作风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评判这种简洁的风格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把握，还是通常所见的一种通过让小说的形态受强烈的情感支配而刻意获得某种效果的形式主义的花招，则为时尚早。

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是这样写的：

“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继续大量涌现。《战争边缘》以其对乱哄哄的两性关系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这类小说中写得较成功的一部。但关于白人与黑人间的冲突，显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小说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它描写了种族隔离所引发的仇恨和残暴。这份来自种族边界线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陆上所出现的这种压抑与紧张状况早已存在了许多年，为什么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间被文学艺术所曝光呢？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社会与它所创造的能力之间、以及艺术与促其发展的张力之间的关系了。安娜·沃尔夫的小说创作是由一种对非正义的温和的义愤所激发的：这样做是好的，但仅此还不够……”

在我撰写评论文章的那三个月中，我每周阅读十多本书，结果发现：我对这些书所怀有的兴趣与我在阅读时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干——比如说⁽¹⁾吧，他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就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的社团，等等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那种特质——即哲学性。我怀着同样的好奇心阅读了大多数小说，发现它们都只是报道性的读本。称得上成功的大多数小说都只是在报道社会某个区域的存在时显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写的某种类型的人尚未被纳入文学的一般意识之中。小说成了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意识的一项机能。人类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无从谈起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介。就拿我们英国来说吧，中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有关各个行业的报道、文章和小说随处有售，人们可以阅读这些书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样。苏格兰的渔民是跟我在约克郡时认识的那些矿工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来自一个比伦敦市郊的居民区更新奇的世界。

然而，我却没有能力写出惟一使我感兴趣的那种小说：即那种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因为我感到十分迷惘。一直定不下心来再写一部小说。可供我写的“题材”不下五十种，但它们都不能让我得心应手。只要有一个题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优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出版社印出来。作为写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我只有一点，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好奇心。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养、性别、政治观念、社会地位等等都阻碍着我进入生活的某些领域，为此我深感失望和遗憾。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优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压力，有的则被它压垮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是有意无意间对一种新颖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尝试。但它对于艺术却是毁灭性的。我只是对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感兴趣。我把这话说给苏格大娘听，她满意地点点头，以人们通常用来赞许伟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说：艺术家是在无力生存时才写作的。我记得，在她说这话时，我曾感到过一阵恶心。今天，当我正着手写作时，仍隐隐感到有些厌恶：这是因为这门属于艺术或艺术家的行业如今已大大贬值，成了头脑空空的业余爱好者的私有财产，弄得那些与艺术真正有联系的人一看见他们摇头晃脑神气活现的样子便恨不得逃得远远的。再说，当一个真理被穷究时——这一直是本世纪文学艺术的一个主题，简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谈——人们便开始怀疑：这真的是终极的真理吗？人们会像那天我坐在苏格大娘面前那样想到“艺术家无力生存”这些话来，并让它们回响在脑子里，逐渐淡忘，最后克服了厌恶和迂腐。这些老生常谈竟然那么专断地出自一个心理分析者之口，这是有点非同寻常的。苏格大娘绝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一个受过艺术熏陶的欧洲人。她是以一个女巫师的身份说出这些陈词滥调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对诊所里的病人说这番话，她会感到惭愧。针对生活是一个尺度，而对着诊察台又是一个尺度。我无法忍受这种状况。我最终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生活具有一个道德标准，病人又有着另一个道德标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战争边缘》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当我着手写它时，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当时就讨厌它，至今仍讨厌它，因为它在我身上变得那么专横霸道，已经威胁着吞噬我的一切。我于是手拎着自己的灵魂去见那位女巫师。然而，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听见“艺术”这个词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来。艺术家这头神圣的动物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正当的，认为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微笑、宽容的赞许，并非为有文化的巫师或教授之流所独具。靠兑换货币为生的人，出版社的小丑，以及你的敌人都具有这一德性。当一位电影巨子想购买一位艺术家时，他搜寻创造力或创造的火花的真实企图只是为了将它摧毁，通过捣毁有价值的东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他不知不觉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牺牲品称为艺术家。你是一个艺术家，当然……而那位受害者则总是傻笑，并把他的厌恶吞下肚子。

如今有那么多艺术家热衷于政治、甘愿“献身于”什么事业，其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急巴巴想让自己置身于某种规章之中。不管那是什么规章，只要能将他们从曾被他们的敌人所利用过的“艺术家”这个名称的毒害中解救出来就行。

我记得十分清楚：在那部小说处于酝酿阶段的那段时间，我的心脏就怦怦跳个不停。后来，当我知道我会去写它时，便详尽地策划了想写的一切。“主题”几乎是抽象的。然而，如今我所感兴趣的却是：当初我为什么不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予以报道，而偏要编造一个与原始材料毫不相干的“故事”来呢？当然，直截了当、朴实无华、无形无式的报道不可能成为一部“小说”，因此也就无法出版，但我对“成为一名作家”或赚钱什么的玩意并不感兴趣。我这话并不是说游戏人生的作家写作时在拿自己开玩笑，开心理的玩笑——所写的事件得来自真实的事件，所写的人物得脱胎于生活中的真人。我只是在问自己：为什么偏得写成一个故事呢？这当然并非因为故事不好，不真实，或者它使什么东西贬值了，我只是在问：为什么不能用简洁的报道来揭示真理呢？

只要看一眼那个拙劣的提要，看一眼电影公司的来信，我便感到恶心。然而，我知道，使电影公司那么急切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原因也正是使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小说写的是种族问题。我说过：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所流露出的情绪却有点可怕，有点不健康，有点狂热。那是战争年代的一种盲目的骚动，一种虚伪的怀旧情结，一种对放肆、自由、混乱、无序的渴望。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让我再读一遍，我一定会感到羞愧，好像自己就赤裸着身子站在大街上。然而，别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一个评论家看到这一点。我那些有文化、懂文学的朋友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为它字字句句闪烁着可怕而虚伪的怀旧情结。我知道，为了写出另一部小说，写出那五十篇题材已备的社会报告，我必须十分审慎地去激发这种情感。正是这种情感将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为小说，而不是通讯报道。

当我回想起与那班人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东西从自己身上抹去。现在开始写作时，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让“故事”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事实真相出现。这就像回忆一次炽烈的爱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寻常的是：随着怀旧情结加剧，随着故事开始成形，内心的激动就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繁殖起来。这种怀旧情结太强烈了，我每次都只能写上几行字就停下来。没有任何情感能比这种虚无主义更刻骨铭心了，总是那么怒气冲冲，随时准备把一切抛入水中，心甘情愿地、急切地想让自己化为乌有。这种情绪也正是战争为什么会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读过《战争边缘》的人即使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也会无意中饱餐这种情绪。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始终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罪的原因。

那一班人是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他们心里明白，只要这场特殊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不会再聚集在一起。他们谁都知道，并且极其坦诚地承认：他们间没有共同语言。

不管战争在世界别的地方激起什么样的热情和信仰，导致极其的贫困，它在我们这个国家却从一开始就是以双重的感情为其特征的。显而易见，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这一点说起来并不复杂，用不着专家来解释。中非和南非的物质繁荣是可感知的，每个人都会一下子变得更有钱。尽管中非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只为确保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但这对非洲人来说同样也是个事实。用钱买不到商品这种严重的状况将不复存在。至少不至于严重到使人活不下去。当地的厂商开始生产原先得靠进口的商品，这样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战争的两面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后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的非洲经济原先是那么迟滞、萧条，它因而需要某种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战争正是这样一种冲击。

还有一个理由是针对犬儒主义的——首先，一旦人们开始对自己所蒙受的耻辱感到不耐烦，他们就会开始怀疑一切。这场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场讨伐希特勒的邪恶主张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陆上，在大约半个非洲的领土上，希特勒关于某些人因种族的原因比别人优越的主张却大有市场。非洲大陆到处有不少人怀着嘲讽的态度欣赏着他们的白人主子加入军队去跟法西斯恶魔交战——那大都还是一些受过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们爱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个战场投入反对某种主义的战斗。而这种主义如果产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是一定会誓死捍卫的。整个战争期间，各种报纸的通讯栏目都充斥了这样的争论：任何一个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枪口对准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时候运用他所掌握的有关兵器的知识，那么，把一只哪怕很蹩脚的枪支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结论是——当然是正确的——这并不安全。

这儿有两条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但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某种可笑的讽刺意义。

（我再次不知不觉地以一种错误的口气来说话——我讨厌这种口气。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感情的封锁，一种对无法将相互冲突的事物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无奈和逃避。这样，不管战争多么可怕，人们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这种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变什么，也不去破坏什么。这种逃避最终意味着个体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简单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场战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情况很糟，败局随时可能出现。这个阶段结束于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阶段一直往下延续，直至战争胜利。

对我们来说——我是指我们这些左派以及与左派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这场战争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不参与这场战争。这妨碍了我们对它的忠诚——我们当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说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着苏联的。这个阶段因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告终。紧接着便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局面。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或者不如说对他们的共产党组织，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对一个有朝一日将为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缺乏考虑。那就是社会活动问题，它是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的存在引发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觉中已受到共产党的鼓舞和激励，或被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情形即使在一个只有共产党的小组织存在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小镇上，自俄国介入战争，左派因此而活跃起来以后，一个小管弦乐队、一些读者团体、两个剧团、一个电影协会相继宣告成立（共产党本身的活动在此暂不去说它），此外还有一个业余组织对非洲农村孩子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调查报告发表时，曾经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触动，使他们很长时间怀有一种负罪感，并促使六七个社团就非洲问题举行了研讨会。在这个镇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类似文化生活的东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欢迎，尽管这些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只限于他们是一班怀有仇恨的人。当然，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当时正处在生机勃勃并且教条主义泛滥时期的共产党人赞许的，但共产党还是鼓励他们，因为坚定不移地信任别人这在当时已形成一种小小的风尚。

对我们来说（我们那一带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后便是一个频繁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一个充满喜悦而自信的阶段——大约结束于一九四四年，即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的事件，如苏联“路线”的变化什么的，而在于内部的因素，在于共产党自身发展的结果。回顾过去，我看得出，从这个共产主义团体成立的第一天起，这种变化就已呈端倪。当然，冷战一开始，所有的讨论会、社团组织都相继消亡了，任何对中国和苏联的兴趣都由热衷转向怀疑（但那些单纯的文化组织，如管弦乐队，剧团等等，仍继续存在下去）。在我们镇上，就在“左派的”、“进步的”，或者说“共产党人的”热情——这些用词哪个更确切，现在很难说得清——正处在最高涨的时候，党组织内部那些发起者就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或迷惘失措、或彻底丧失责任心。当然，有一阵子，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谁都清楚了，在共产党或其集团内部，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自我分裂的规律。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或兴盛都是通过不断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来实现的。这种排斥并非由于某一部分人有什么优缺点，而是以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是否与党内的方针保持一致而决定的。在我们这个规模不大、实际上十分可笑的业余组织里，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即共产党开创时期伦敦那个称为伊斯拉克的组织身上的一切无不一一重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运动的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们就能从犬儒主义以及挫折与迷惑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现在我不想多说。从我们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我们当时跟非洲大陆上出现的运动并无任何联系——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会诞生以前，犬儒主义就存在了。当时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会，但他们并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白人。其中有一两个人来请教我们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形势是：一班极其好战的政客满脑子想着如何组织革命运动，他们不顾实际情况频繁活动，想促使黑人骚乱起来，但实际上就是再过若干年黑人群众也不会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产党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我们这个组织内部的斗争、冲突和辩论可能有助于它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毁灭。一年之内，我们的组织就分裂了、形成了帮派，出现了背叛者，而那忠诚可靠的坚强核心，除了个别成员外，一直在不断地变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动，我们的热情一天天在枯竭。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已开始，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味。我们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种强烈的犬儒主义思想已日渐冒头。一走出严肃的会议室，我们所开的玩笑便与我们所说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从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们的玩笑。一句略带恶意的言辞，一个稍嫌愤激的声音，十年以后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致命的毒瘤。这样的情况我经常看到，除了政治团体或共产党组织，其他许多地方也不例外。

我要描述的这个组织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党内”斗争（我不得不在“党内”这个词上用上引号，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党”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成立过，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感情化的实体），它分裂成两派，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这些事那么微不足道，我现在甚至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只是感到十分震惊和迷惑：那么大的仇恨和对立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问题而引起。两派组织同意继续合作——我们总算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但我们有各自的方针政策。出于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声来——一切都那么无关紧要，但事实是，这个组织就像一个由流放者组成的团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怀着流放者所怀有的深仇大恨。我们大约有二十来人，个个都是流放者。我们的观点远远赶在这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前头。噢，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发生争吵，是因为我们中有一半人抱怨说某些成员“没在这个国家扎根”。我们就因这样一些话而闹分裂。

下面就谈谈我们这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吧。其中三人来自空军兵营，他们最初都是在牛津认识的——分别名叫保罗、杰米和泰德。然后是乔治·豪斯娄，一个养路工。维利·罗德是一个来自德国的难民。接下去是我自己。还有玛丽罗斯，她就出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圈子里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自由的。这“自由”的含义是指我当初是自己选择到这个殖民地来的，只要我乐意，随时可以离开。但我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我恨这个地方，自从一九三九年初次来到这里结婚并成为一个种植烟草的农场主的妻子以后，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伦敦认识史蒂文的，他当时在那里度假。到农场后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欢史蒂文，但绝对无法容忍他那儿的生活。但我终于没有回到伦敦，而是进了城，做了一名秘书。多年以来，我的生活似乎显得很充实，开始三心两意地做一些暂时性的工作，并一直保持这种状况。比如说，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做洪水猛兽。然而，在我身上始终存在着双重人格：共产党员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评判共产党员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种懒散症。我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回家的路将变得艰难，但我还是继续留了下来。我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我并不快活，但我还是去参加日暮后的聚会，跳舞、打网球，看日落。时间似乎显得那么遥远，我简直感觉不到自己曾经做过这一切。我“记不起”作为坎贝尔先生的秘书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样去跳舞的。好像这些事都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过，我好像认清过我自己，但这样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张旧照片才产生的。那张照片上的人是个又瘦又小、脾气暴躁的小女孩，简直就是一个洋娃娃。比起当地的女孩子来，我自然显得老于世故；但经验却比她们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更多的事。女孩子们在那里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国就非得去争去抢不可。我的老于世故只是在文学和社交方面。玛丽罗斯显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伤害，但即便跟这样的女孩子相比较，我仍像婴孩一样缺乏经验。那张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乐部的门口台阶上，手里握着个球拍。我看上去很开心，很刻薄。那是一张又小又尖的脸。我身上从来没有过殖民地人那种令人羡慕的品质——即好脾气。（为什么说它令人羡慕呢？反正我很喜欢那样的脾气）。我已记不起自己有过什么想法，只记得每天都对自己说：我现在必须订好机票回家。即使战争开始以后也一直这样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维利·罗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并非第一次。我当时年纪太轻，当然不可能参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们参加了。因此，共产主义和左派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不喜欢维利，他也不喜欢我。然而，我们却开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去做。在一个小镇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一起用餐。我们在一起差不多过了三年。然而，我们相互间既不喜欢，也不理解。我们甚至在一起睡觉时也不怎么开心。当然，那时候我没有经验，在那以前我只跟史蒂文睡过觉，但为期不长。我知道我们并不投合，这一点维利也知道。自从对性有所了解以后，我懂得了“不投合”这个词的某些真实的含义。它并非指没有爱情，没有同情心，不耐烦，不懂事理。两人在性关系上不投合，好像他们身上的化学结构就是对立的，但在跟别人上床时又会变得非常幸福。对了，维利和我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种无益的欢娱。我们的感情仅此而已。我们都同情对方，两人都怀着一种悲怆的失望，并为之苦恼着，因为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无法使对方获得幸福。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的伴侣，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你说怪不怪，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具有被我称之为懒散或好奇心的品质，即使我觉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实际上它总是逗留在我身上挥之不去。这是不是由于脆弱？在我写下这个词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个词可以运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测它确实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维利决不是个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无情的人。

一写下这句话，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蔼。我现在记起来了：许多年以前我就发现，不管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维利，总能同时用上它的反义词。是的。我翻阅了以前写的笔记，发现在维利的标题下曾列过一张表：

无情的　　　　仁慈的

冷淡的　　　　热情的

感情用事的　　讲究实际的

如此这般一直往下写。底下还有几行字：“当我写下关于维利的这些印象时，我发现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个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实际上所发现的是：用这些话来描述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一点。要描述一个人，你可以这样说：“维利僵着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让脸上那一对一闪一闪的眼镜片对准正在朝他看的听众，开始以严肃的口吻说话，语气中略现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问题的关键是——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于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在我列出这些意思相反的词语时，我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种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说“好与坏”、“强与弱”这样一些意义大相径庭的词语时，我的态度是超越道德的。当我开始编写“故事”或“小说”时，我便打算奉行这样的准则，别的一切我都顾不上了。我所关心的只是：我应该把维利和玛丽罗斯写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真实性。在左派的周围生活了二十年以后（这意味着有关文学艺术的道德标准的说教曾先入为主地影响过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张的却只有这一点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在我看来，人的个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圣的，与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吗？如果是，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回头再说维利。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织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个较大组织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个组织的核心——另外一个跟维利一样强有力的人如今正领导着分裂后的另一个组织。维利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核心，是因为他坚信他是正确的。他是个辩论大师，能十分精辟、十分理智地剖析社会问题，换句话也就是说，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条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鲁钝。然而，奇怪的是，人们继续围着他转，连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尽管有时他们明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我们已经变得十分放肆，甚至敢当他的面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类古怪的差事，我们仍得以他为中心，并依赖他。事实就是如此，这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比如说，当初他来推销自己，并促使我们接受他时，他说自己是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他还编了个十分荒唐的谎言，说自己杀死了三个党卫队员，把他们偷偷埋了，然后逃出国界线，去了英国。我们对此当然坚信不疑。为什么要怀疑呢？后来，早年就认识他的山姆·克特纳从约翰内斯堡来到这里，他告诉我们，维利在德国除了是个自由主义者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希特勒的组织，他离开德国也只是因为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对他的身世将信将疑。我们心里在想，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确信他会的。总之，他就是那么一个凭想像力虚构自己的大好人。

在此我并不想描写维利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当时也太司空见惯了。他是一个为逃避战争而来此留居的欧洲难民。如果我能够，我想描述一下他的性格。有关他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他总爱坐下来盘计十年内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然后预先制订出计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上的事没有比预见五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更困难了。这种做法叫做机会主义。但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可说是寥寥无几。机会主义者不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这种人很多），而且需要有固执的脾气和旺盛的精力（这种人就很少了）。比如说，维利自己并不爱喝啤酒，但战争期间整整五年时间内，他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跟一位来自英国警察厅刑事调查部的人一起喝啤酒，而那人又正是他所蔑视的，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预计到这个特殊人物在他需要帮忙时有可能成为一位高级官员。他是对的，战争结束时，正是这个人帮维利大大早于其他难民取得了英国国籍。因此，维利比他们早一两年获得离开定居地的自由。后来是他自己不打算居住在英国，而是回到了柏林。但如果他选择英国，那时他就用得上这英国国籍了——反正就这么回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的性质。然而，我们显然都不相信他会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都以为他确实喜欢那个来自刑事调查部的人，只不过他偏偏耻于承认自己喜欢一个“阶级敌人”。因此，当维利每每说起“他对我将来会有用处”时，我们便会友好地嘲笑他的弱点，并觉得他因此而具有人情味了。

是的，我们本来觉得他是没有人情味的。他担任的是政委的职务，那是共产党内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人。然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分子。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他骨子里是赞成现成的秩序、规范和传统的。我记得杰米就曾嘲笑过他，说他如果星期三成功地领导了一场革命，到了星期四就会成立一个传统道德部了。对此维利的解释是，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对那些感情脆弱、命运不济、或者未能适应环境的人毫无同情心。他蔑视那些生活中受个人情感困扰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不会花上一整个晚上好言相劝某个陷入困境的人，而是说他的劝告往往会使对方觉得自己不合时宜或无足轻重。

维利受过最传统、最中产阶级化的教育。他是在二十年代的后期和三十年代的柏林长大的，他把当时的社会称为颓废的社会，而他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十三岁时，他迎合时代的风尚沾染上同性恋的恶习；十四岁时，受过女仆的诱惑。然后便出入各种聚会，开快车，与餐厅的助兴歌手为伍。他还曾经心血来潮想感化一名妓女，为此事至今感情上仍是个犬儒主义者。他对希特勒怀有贵族式的蔑视态度，身上的钱包总是鼓鼓的。

他总是衣冠楚楚——即使在这定居地，一星期只挣几英镑时也是如此。身上穿的那一套西装显得很雅致，是花十先令由一位印度裁缝做的。他的身材适中，体型瘦削，背有点驼。戴一顶鲜亮无比的帽子，陡然掠向脑后的乌黑头发在帽子的映衬下闪闪发光。高高的前额显得苍白，一对极其冷峻的蓝眼睛经常隐现在专注地直视前方的镜片底下。鼻子高高隆起，一副权倾天下的样子。当别人说话时，他会眨巴着眼睛耐心地听下去，然后摘下眼镜，起初会露出那双一眨一眨显得缺乏生气的眼睛，接着突然间眯起来，显出十分严厉的样子，并以一种足以使人大吃一惊的傲慢口吻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维利·罗德，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后来去了东德（那是在他期望在伦敦谋取一个高薪的工作失败以后的事。请注意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极其坦率的话：“我听说那边的人日子过得很舒服，有车子又有司机。”），成了一位很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我相信他是个极其能干的官员。我相信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很讲人道的。但我忘不了在马雪比时的他，忘不了在马雪比时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在我看来，我们作为政治活动分子所度过的日日夜夜，马雪比那段经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尽管我们当时政治上只是向壁虚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切实的责任。

来自兵营的那三个人尽管在牛津时是朋友，但到了这里除了穿一式的制服外，其他一概不相协调。他们自己也承认，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友谊也就结束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以一种轻浮、生硬、自我解嘲的口吻承认他们相互间缺乏真诚的好感。那种说话的口吻也是我们大家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常采用的。但这个“大家”并不包括维利，他对这种作风的迁就可算是他对自由的默认。这也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牛津时，这三个人就是同性恋者。当我写下这个词并看着它时，我能意识到它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威力。但当我回想起他们三人，想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性格时，这种震惊或不安也就不复存在了。不错，对于“同性恋”这个词，我不得不克服对它的厌恶和不安。这真太奇怪了。我把这个词的含义限制在已经说过的那一层意思上。仅仅过了十八个月，他们就拿“我们同性恋那阵子”来寻开心，并为自己做了所谓的时髦事而自嘲。他们曾经是一个二十来人的松散的团体的成员，或多或少有点左倾，有点爱好文学，相互间都有这样那样的风流事。这就使这班人显得很惹眼。那都是战争初期的事了，当时他们正等待应召入伍。回顾这段历史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有意摆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样子作为对社会的反抗，而性就是这种反抗的一部分。

三人中就其个人的魅力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保罗·布莱肯赫斯特。他是个年轻人，我以他为原型在《战争边缘》里创造了那个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勇敢的年轻飞行员。其实，他一点热情也没有，只是给人造成那样一种印象而已，因为他对于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反常现象都表示由衷的欣赏。他的冷淡隐藏在他的魅力之中，隐藏在他为人处事的优雅的仪态之下。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长得魁梧结实，但行为举止既谨慎又轻浮。他的脸圆圆的，眼睛则既圆又蓝，皮肤白皙得出奇，但可爱的鼻梁上已布满了浅浅的雀斑。他柔软的头发乱蓬蓬的，总是披散在前额上，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浅黄色，而在阴暗处则呈现一片暖和的黄褐色。线条分明的眉毛也一样既柔和又富有光泽。在任何人面前他都显得那么一本正经，那么彬彬有礼，眼里谦恭地闪烁着一片明净的蓝光。为了表示他的诚恳和赞许，他的身子甚至总有点前倾。与人初次见面时，他总是那样柔声细语的，既亲切又恭顺。很少有人会跟这位满口婉辞（当然是违心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过不去。大多数人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他其实在嘲弄他们。我曾经看见：许多女子（甚至还有男子）一旦领悟到他那残忍的柔声细语的真实含义时，无不因震惊而脸色发白。她们会惊奇地看着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如此坦诚的一个人竟然会与蓄意的粗野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傲慢自大这一品质上，他极像维利。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傲慢。他是个英国人，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极其聪慧，他的父母都很有教养，他父亲还是个爵士什么的。他绝对具有那种因循守旧、不愁吃穿的大户人家所培养出来的精神和体格。这种家庭——他总是以嘲讽的口吻提起它——遍布整个英国的上层社会。他会慢吞吞地说：“十年以前，我就曾经声称过英格兰属于我，我知道这一点！当然，战争会一笔勾销这一切，不是吗？”他的微笑转达出的意思是，他对什么事都不相信，并希望我们能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这一层。他原先打算战争一结束就回到伦敦城里去。他还以嘲讽的口吻谈过这件事。“如果我讨了个好老婆，”他说这话时只在嘴角上流露出一丝笑意，“我就要做个管工业的头头，我有智慧、教养和背景——我所缺的只是金钱。如果讨不到好老婆，我就做一名中尉——当然，听别人发号施令，自己用不着承担多少责任，那也会很有趣的。”但我们全都知道，他至少可以做一名上校。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他对这个“共产党小组”满怀信心的日子里，这一类谈话也一直在继续。他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是一套，而后在咖啡馆里又是另外一套。但他并没有轻浮到如嘴上所说的那样子，如果他正好赶上了某次政治运动，又恰好用得上自己的才能，那他倒是一定会在这个政治组织里干下去的。跟维利一样，保罗也正是因为不能如愿以偿做他的商务顾问，才做了共产党的行政官。噢，不，回顾过去，我看清楚了，当时那种反常的现象和犬儒主义都只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同时，他还嘲笑共产党的制度。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制度一点也不相信，他的嘲讽是真诚的。他会摆出一个未来的空军中尉的架势，用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凝视着维利，然后慢吞吞地说：“我正在有效地浪费我的时间，你会这样说我吧？你会说我在观察我们的同志吧？我会让那些跟我作对的中尉们大吃一惊的，是不是？不错，我应该去了解我的敌人。亲爱的维利，也许你就是我的一个敌人。是的。”维利听了这样的话总是微微耸耸肩膀，表示赞许地笑笑。有一次他甚至说：“你太幸运了，你已为自己留下了退路，而我却是个难民。”

他俩喜欢在一起。尽管保罗宁死也不肯承认自己对什么东西（如未来的工业官员什么的）真正感兴趣，但他对历史确实很着迷，因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欣赏似是而非的事物——在他看来，历史就意味着悖谬。维利和他一样热衷于历史，但并不喜欢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我记得他曾这样对保罗说过：“只有一个真正外行的人才会以为历史是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事件组成的。”保罗则这样回答他：“我亲爱的维利，我是没落阶级的一员，我不可能有另外的认识，这一点你难道不能首先理解吗？”保罗说到这里便不说了，又摆出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把大多数人看做低能儿。尽管嘴上没有说出来，实际上他的态度已经变得很轻浮。我敢说，他之所以接近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主动邀请他加入，其次是因为他爱上了我。当时，在各种场合下，可以说我们都相互爱慕。用保罗的话来说是：“人们应该尽可能相亲相爱，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他没有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可能阵亡。但他又从来不相信自己真的会阵亡。他精确地计算过自己的生存机会。现在这机会比早些时候，即不列颠之战不列颠之战，指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1940年秋季的英德空军大战。当时英国伦敦等城市曾遭到德国人的猛烈轰炸。期间大多了。他驾驶的是轰炸机，那比战斗机的危险性小得多。再说，他有个叔叔在空军中担任高级职务，他曾过问过，并决定（也许是预先安排的）把保罗调到印度去，而不是英国。那儿出事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我觉得保罗是个真正“没有神经”的人。换句话是说，他与生俱来便觉得自己具有一种安全感，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与他一起飞行的人——告诉过我：他向来很冷静，很自信，而且处事精细，天生是个飞行员。

在这方面，杰米·麦格莱斯与他就大不一样。尽管他也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但他却整天恐惧得要命。一天的飞行结束以后，杰米常常一走进旅馆就说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他承认由于焦虑过度连续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曾沮丧地跟我说过心里话：他预感明天就有可能阵亡。飞行结束后第二天他从军营打电话给我，说他的预感已经得到验证，因为他的飞机差点坠毁，他能活下来纯属幸运。训练对他来说是一种无休止的痛苦。

然而，在战争的后期，我们开始有计划地轰炸德国城市，杰米也一直驾驶他的轰炸机穿过德国领空，而且飞得很出色。他不间断地飞行了一年多，并且活了下来。

但保罗却在离开殖民地前一天死了。他已经被调到印度，看来他的叔叔是对的。最后那个晚上他跟我们一起聚会。通常他很能控制自己的酒量，即便装出跟大家豪饮时也不例外。但那天晚上他却喝得酩酊大醉，杰米和维利不得不把他扶进旅馆的浴室里去醒酒。他回到军营向那里的朋友告别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据杰米后来告诉我，当时他站在飞机的跑道上，仍然处在酒后的半知半觉状态，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进他的眼睛——当然，凭保罗的为人，他不愿让别人看出他喝醉过酒。一架飞机着陆了，就停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保罗转过身去，阳光照得他两眼昏花，他于是径自撞进螺旋桨里去，当时他一定把螺旋桨当做了一束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两条腿整个儿给切断了，他当场死于非命。

杰米也是个中产阶级，但他是苏格兰人，不是英格兰人。但他身上没有一点苏格兰人的痕迹，除非他喝醉了酒，像格伦科那样一提起古代英格兰人的暴行就情绪激奋。他说话的声音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牛津拖腔，口音很重，在英格兰几乎没有什么人听得懂他；而在殖民地，这种腔调也显得很滑稽可笑。杰米自己知道这一点，经常有意加强这种腔调以便惹他所不喜欢的人生气。对于我们这些他所喜欢的人，他会表示他的歉意。“我完全知道我的口音很可笑，”他会这样说，“但等战争一结束，它就能为我换取面包和黄油了。”杰米和保罗一样并不相信他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至少骨子里存在着这种思想意识。他的家总的来说没有保罗的家那样显赫，好像是属于某个家族的行将没落的一支。他的父亲现已退休，是个很不称职的驻印英军上校——说他不称职，那是因为他如杰米再三所说的那样，“他一点也不像个军人。他喜欢印度人，主张人道，信奉佛教——我告诉你！”杰米说他是喝酒过量而死的。我想他说这话只是为了抬高他的父亲。他还出示给我们看那位老人写的诗，他内心也许暗暗为他而自豪。他是个独子，他爱自己的母亲，她生他时已年过四十。乍一看，杰米跟保罗的体型很相像。他们两家相距只有一百码远，人们都当他们来自同一个宗族，相互间很难加以区别。但是，可以说，他们体质上的相像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其性情上的差异。杰米浑身的肌肉沉甸甸的，差不多称得上又矮又胖；他的举止也显得沉甸甸的。他的手很大，而且胖墩墩的，很像一双孩子的手。他的五官跟保罗一样也是白白净净的，眼睛蓝蓝的，但缺乏魅力，目光总是那么凄楚，充满孩子般的哀求与期待。他的头发暗淡无光，油乎乎地披散开来，他的脸即使在乐意让人注视时也显得那么死气沉沉。它太饱满，太成熟，肌肉差不多有点松弛了。他没有什么野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某所大学里做一名历史教授，这愿望后来倒真的实现了。与别人不一样，他是个真正的同性恋，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如此。他爱保罗，但又看不起他，而保罗则又厌烦他。后来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为妻。去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这桩婚姻——这信显然是他在喝醉酒以后写的。他的全部心思，可以说，只留在过去。他们同床而眠，对她说不上有多大乐趣，对他则一点乐趣也没有——“尽管我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我向你保证！”——他们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她怀孕了，他们间的性生活也就随之结束。总之，这是一桩很平常的英国式的婚姻。他的妻子显然一点也不怀疑他是个不正常的男人。他十分依赖她，如果她死了，我相信，他会自杀或酗酒的。

泰德·布朗是个最富创见的人。他出身于一户人口众多的工人家庭，一直来总是得奖学金，最后进了牛津大学。他是三人中惟一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者——我指的是天生的或本质上的社会主义者。维利经常抱怨说：“泰德的行为举止就像生活在一个全盛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者从小就在某个该死的农场长大。”泰德两眼盯着他，由衷地感到迷惑，他无法理解这有什么可指责的。然后他会耸耸肩，不再去计较维利的话，以新的热情投入到其他的事情中去。他是个活泼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身材修长，头发又黑又乱，长着一双浅褐色的眼睛。身上经常没有钱——他的钱都被他捐助掉了。身上穿的衣服总是邋邋遢遢的——他没有时间打扮，或者就是把衣服送了人。他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因为他的时间全都奉献给了他人。他爱好音乐，这方面的知识主要靠自学获得；他还爱好文学，热爱他的同胞。在他看来，他的同胞被人扼杀了天性，和他一样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阴谋集团的牺牲品。当然，他们原先的天性是美的，高尚的，善的。他曾经说过，他宁可做一个同性恋者。这话的意思是，许多人需要他去保护。他不忍心看见他那个阶级的其他年轻男子过不上像他那样的优裕的生活。有的年轻人似乎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其原因并非是他们那里没有更合适的事可做。他会在兵营里找到这样一个机械师，或者在城里的某次聚会上发现这样一个小伙子，然后就抓住他不放，要他读书，教他音乐，向他解释生活如何充满着辉煌的冒险。他跟我们解释说，“当你在石块底下发现一只蝴蝶⁽²⁾时，你就得把它救出来。”他经常带着某个粗野的、呆滞的青年闯进我们所住的旅馆，要求我们“共同照顾他”。他自己就经常这样做。在殖民地两年时间里，他一共救助过十来个游手好闲者。这些人都高兴与他在一起，由衷地尊敬他，而他则一视同仁爱着他们。他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战争结束以后回到英国，他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让他们学习，引荐他们参加工党——那时他已不再是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确保他们不再冬眠。他结了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极其浪漫地娶了个德国姑娘，生了三个孩子，在一所为穷人孩子开办的学校里教英语。他是一名称职的飞行员，但他故意在最后一次考核中不及格，因为当时他正忙于救助一位来自曼彻斯特健壮如牛的小伙子。那人拒绝学习音乐，坚持认为足球比文学重要。泰德向我们解释说，挽救一位陷入黑暗之中的青年远比为战争增添一名飞行员重要，不管这战争是不是反对法西斯。这样，他就继续留在了地面，后来又被派遣回国，在某个煤矿里工作。但那段经历给他的肺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他为之付出那么多的青年却是他惟一的一次失败。

因不适应煤矿上的工作而被辞退以后，他辗转到了德国，做了名教师。他的德国妻子是个讲究实际、十分称职的护士，这对他的健康大有好处。这时候的泰德需要别人照顾。他伤心地抱怨说，他的肺病迫使他不得不进入“冬眠”了。

即使泰德也对党内这种普遍的气氛反感了。他看不惯党组织内部的明争暗斗，那次分裂出现时，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显然不配做一名共产党。”他十分伤心而刻薄地对维利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吹毛求疵的事都很荒唐无聊。”“是的，你显然不配做共产党员，”维利回答他，“我只是在一再考虑你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明白这一点。”泰德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是在上次论争以后才审时度势进入维利所领导的这个小派系的。他觉得另一派系的领导人，即那位来自兵营的老马克思主义者下士，是位“干巴巴的官僚”，但作为一个人，他仍更喜欢他，而不是维利。然而，他还是站到了维利这一边……提起这一点使我想起以往没有想到过的一些事。我一直坚持使用“组织”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班人，与某个集体联系在一起——不错，那几个月我们每天都见面，每天都在一起谈上几个小时。但回想起来，回想起实际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并非如此了。比如说，我觉得泰德和维利就从来没有真正交谈过——他们总是相互嘲笑。噢，不，有一回他们碰在了一起，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事情发生在马雪比旅馆的阳台上。虽然我已记不清他们当时为了什么而争吵，但我仍记得泰德冲着维利大声嚷嚷：“你就是那种早饭前用枪打死五十个人，过后还能吃下六道菜的人！噢，不，你会下命令让别人去执行，你就是那种人。”维利这样回答他：“是的，只要有必要，我会这样去做的……”他们如此这般争吵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牛车隆隆地驶过尘土飞扬的大沙漠，火车在印度洋和首都之间的铁路上蹒跚而行，身着卡其布的农民在酒吧里喝酒，一群群找工作做的非洲人徘徊在蓝花楹树下，一小时一小时耐心地等待着大老板布斯比先生腾出时间过来与他们面谈。

其他人这时在干什么呢？保罗和维利在没完没了地谈论历史。杰米在跟保罗争辩——通常也是关于历史。实际上，杰米一遍又一遍重申着同一个意思：保罗是个轻浮、冷淡而又无情无义的人。但保罗和泰德相互间并无交往，他们甚至从不争论。而我所起的作用是“领袖的女友”——调和各方面的矛盾，那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作用。当然，如果我跟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关系特别好，那我所起的作用就只会导致分裂，而不是团结了。还有玛丽罗斯，她是个无与伦比的大美人。这个组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集体呢？是什么将它凑合起来呢？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罗和维利相互间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和魅力。他们两人太相像了，因此也就必然会有如此不同的结局。

是的，维利那口粗哑而标准的英语和保罗那个美妙而冷静的腔调——就是这两个声音每天晚上一刻不停地响在庚斯博罗旅馆里。在我们移住马雪比以前，在一切都发生变化以前，这就是我所清清楚楚记得的有关这个组织的一些事了。

庚斯博罗旅馆实际上是一所寄宿舍，可供房客长期居住。城里的寄宿舍大多由民房改造而成，当然更舒适，但也过于追求高雅，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在这种寄宿舍里住过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城里那种粗暴的殖民主义作风和住满先前从未离开过英国的中产阶级的寄宿舍那种一本正经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对此实在无法容忍。庚斯博罗旅馆则不同，它是一座新盖的大楼，地板咯吱作响，外观十分丑陋，里面住的全是些难民、职员、书记员和一时找不到住房的新婚夫妇。由于战争，这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房租一天天上涨。

维利是在取得他的特权以后一星期才住进这家旅馆的。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从国别上说的外国敌人，像他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其他的德国难民都谎称自己是奥地利人，或者尽量不去抛头露面。但维利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却明确写下“维廉·卡尔·高特勒·罗德博士，柏林人，一九三九年到达”等字样。开办这家旅馆的詹姆斯太太很有点敬畏他；他特意让她知道他的母亲是个女伯爵。他母亲的确是个女伯爵。詹姆斯太太相信他是个医生，而他也不去费心让她明白在欧洲“Doctor”一词还有别的意思⁽³⁾。“她是个蠢人，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当我们为此谴责维利时，他这样回答。他免费做詹姆斯太太的法律顾问，出钱资助她，当他得不到他所要的东西时又对她很粗暴。总之，他让她围着自己团团转，用他的话来说，“就像一只吓得胆战心惊的小狗”。她是某个矿工的遗孀，她丈夫死于一次发生在边界地区的塌方事故。她已年过半百，长得很胖，常受人欺侮，总是忙进忙出，工作效率很低。她让我们老是吃炖菜、南瓜和土豆。她的非洲用人常常欺骗她。在维利告诉她如何管理旅馆以前，她老是丢钱。维利住进那里以后一星期就自告奋勇为她出谋划策。在他的指导下，她赚了很多钱——当维利离开这家旅馆时，她已成了一个富婆，由他帮忙选定的财产投资遍布全城。

我就住在维利的隔壁，我们同桌用餐。我们每天都有朋友来访。那间巨大而简陋的餐厅最迟八点关门（七点至八点是晚餐时间），但对我们却一直开放到午夜。我们甚至可以在厨房里自己弄茶点，詹姆斯太太最多穿着睡衣下楼来，一边客客气气地微笑着，一边要求我们把声音放低点。按照规定，晚上九点钟以后房间里不可以留客人；但我们可以一星期几个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开会学习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一切，詹姆斯太太则一天天富起来，而维利仍说她是只笨鹅，没有一点生意头脑。

她总是说“是的，罗德先生”，一边傻笑着，胆怯地在他的床沿坐下，点着烟抽起来。那模样简直就像个女学生！我记得保罗曾经这样对维利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便把一个老妇人改造成傻瓜，这样做正当吗？”“我帮她赚了很多钱。”“我是说性。”保罗说。维利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他确实不懂。用这样的方式谈论性，男子远没有女子敏感；但他们的诚实度也远比不上女子。

这样，庚斯博罗旅馆就成了我们左派俱乐部和党小组的活动场所。对我们来说，它是跟我们勤勉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第一次住进马雪比旅馆完全凭一时的冲动。事情是保罗一人促成的。他驾驶的飞机在那一带飞行，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得不迫降。他跟他的教官一起乘车返回驻地，中途在马雪比旅馆用中餐。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庚斯博罗，喜气洋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你们绝对不会相信——就在那片灌木丛中，那四周小山环绕、到处长满野花野草和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的地方有一个马雪比旅馆。那里的酒吧店有现成的飞镖靶和打硬币游戏⁽⁴⁾用的台板，热气腾腾的牛排和腰子馅饼保持在九十度。除了这一切，还有布斯比夫妇——他们跟盖茨比夫妇一模一样——还记得吧，我是说在埃尔兹伯里⁽⁵⁾开酒吧的两口子？布斯比夫妇过去也许从来没有离开过英格兰一步。我敢担保他以前当过准尉副官。这一点不会有错。”

“那她以前一定是个酒吧女招待，”杰米说，“他们有一个待嫁的漂亮女儿。还记得吗，保罗，在埃尔兹伯里时那个可怜巴巴的女孩子老是拿眼睛盯住你？”

“你们这些殖民地居民自然无法理解这种极端不协调的现象。”泰德说。这样的玩笑实际上暗示我和维利是殖民地居民。

“这个国家里有一半旅馆和酒吧都是那些先前从未离开过英格兰的退役准尉副官开办的。”我说，“只要你们舍得离开庚斯博罗一步，就能发现这一事实。”

我的玩笑是说泰德·杰米和保罗太不把这个殖民地放在眼里，以致对它一无所知。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它了如指掌。

时间大约晚上七点，庚斯博罗旅馆马上要开饭。又是煎南瓜、炖牛肉、炖水果。

“让我们过去看看这个地方吧。”泰德说，“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喝上一杯。然后乘公共汽车返回营地。”他以他惯常的热情建议，似乎马雪比旅馆毫无疑问是生活中最美好的地方。

我们都朝维利看。那天晚上本来有个会，由正走下坡路的左派俱乐部召集。我们本打算都去参加。我们先前还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的责任。但维利同意了，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事情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完全可以照办。今天晚上詹姆斯太太的南瓜就让别人去吃吧。”

维利有一辆转了五次手的廉价车。我们五人都坐上了这辆车，朝大约六十英里远的马雪比旅馆进发。我记得这是一个晴朗而又令人烦闷的夜晚——密密麻麻的星星挂在低空，不断逼近的雷声伴随着阴沉沉的闪电。我们的车子穿行在山丘之间，道路两旁是成堆的花岗岩石子，这也是这一带的一大特色。花岗岩里积蓄着热量和电能，因此，当我们的车子经过那一座座小山时，那一阵阵热风就像人的拳头轻轻地击打着我们的脸颊。

八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达了马雪比旅馆，发现酒吧店里灯火辉煌，挤满了当地的农民。那地方不大，但亮堂堂的，木板墙擦得很光洁，黑色的水泥地板也熠熠生辉。正如保罗所说，酒吧里确实有用旧了的镖靶和打硬币游戏用的台板。布斯比先生就站在柜台后面，六英尺高，胖乎乎的，肚子向外凸出，背部厚厚的像一堵墙，沉甸甸的脸庞上布满因喝酒过度而暴出的青筋，一双冷静、敏锐、鼓鼓囊囊的眼珠子主宰着脸部的一切。他仍记得保罗，并问他飞机修理得怎么样。飞机并没有损坏，但保罗却开始大谈特谈机翼如何被雷电击中，他如何跳伞挂在树梢上，他的教官又如何过来把他抱住——显然全都是假话，但布斯比先生却始终显得很焦虑。保罗把事情说得那么煞有介事，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临末了还抹一把英雄泪补充说：“我的职责不是问为什么，而只是去飞，去死。”说得布斯比先生终于勉强地发出一声低沉的讪笑，并问他要不要喝一杯。保罗想进店里喝——可以说，那是对一个英雄的礼遇。但布斯比伸出手要他先付钱，一双眼睛紧紧眯起，长时间地盯住他，那意思好像是说，“是的，我知道这不是个玩笑。如果我会上你的当，那你真该把我当傻瓜了。”保罗付了钱，摆出十分潇洒的样子继续跟他交谈。一会儿以后，他嬉笑着过来对我们说：布斯比先生曾经在伯明翰轻武器公司担任过中士警官，在英格兰休假时娶了妻子，她现在就在柜台后面的店堂里做事。他们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他们开办这家旅馆已整整十一年。“这真太让人羡慕了，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听见保罗口中这样说，“今天中午这顿饭吃得真让人开心。”

“但这会儿已九点钟了，”保罗说，“餐厅马上要关门，店主不肯接待我们。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们得挨饿了。请原谅我没把事情办好。”

“我去看看是不是还能想点办法。”维利说。他走过去见布斯比先生，要了杯威士忌，过了五分钟，他已设法让店主专门为我们开放餐厅。我至今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开始，在这个挤满穿褪色卡其布的农民和他们邋遢的妻子的酒吧里，他显得特别古怪，自他进来以后，所有的人的眼睛都频频朝他看。他身上穿一套别致的山东绸米色西装，头发在眩目的灯光下更显得乌黑油亮，脸色有些苍白，但神态温文尔雅。他说的一口英语过于正确，使人一听便知是个德国人。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专程从城里来到马雪比，为的是品尝这里颇有口碑的饭菜，想必布斯比先生不会使他失望。他说话的口气与刚才保罗吹嘘自己如何跳伞的口气一模一样，也是那样简慢而隐含残忍。布斯比先生一声不响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一双大手撑在柜台上一动不动。维利然后沉着地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一英镑的票子。我揣摩这许多年以来没有人敢如此堂而皇之地塞小费给布斯比先生。布斯比先生没有即刻回答。他故意把头扭过一边，把目光落在站在一旁、手中一律捧着一个大酒杯的保罗、泰德和杰米身上，并盘算起他可能获得的收益。这时，他那双眼睛凸得更厉害了。他说：“我得看看我的妻子能做点什么。”然后便走开了；维利的那张票子依然放在柜台上。维利本打算把它收回，但最后还是让它在原处放着，走到我们跟前。“不会有问题了。”他宣布。

保罗已在忙着留意一位农家姑娘。她大约十六岁，长得很漂亮，矮矮胖胖的，穿一件镶荷叶边的花布衣服。保罗站在她面前，一只手高高地举着酒杯，以一种轻浮而愉快的口吻说着话：“我一走进这个酒吧就想告诉你，你这套装束三年前我在阿斯科特⁽⁶⁾时见过一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那女孩被他说得有点不知所措，她的脸红了起来。但我想，过一会儿她就会知道他是何等的轻慢无礼。维利这时用手拉住保罗的手臂，说：“嘿，伙计，这一套还是过一会儿再说吧。”

我们走到外面，来到一条长廊上。马路对面有几棵花紫树，树叶子在月光下闪闪烁烁。一列火车停在一旁，嘶嘶地冒着蒸气，向铁轨上滴水珠。

泰德以充满热情的口吻悄悄对保罗说：“保罗，我懂了，为了摆脱你的命运，你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向整个上层阶级开火。”我马上表示赞同。这种情况已决非首次出现。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保罗的傲慢无礼使泰德大为光火，他虎着苍白的脸走开去，说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保罗说话了。“维利和你是一丘之貉。”当时我和玛丽罗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好言相劝才使泰德回心转意。然而，这时候保罗却轻慢地说：“她从来没听说过阿斯科特，当她弄懂了我的意思，她会感到受宠若惊的。”泰德愣了好一会才说：“不，她不会的，不会的。”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们都在看微微晃动着的银白色的树叶子，他补充了一句：“真见鬼！我的话你这一辈子也理解不了，你们两人都理解不了。我不在乎了。”他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简直有点轻浮。他笑了起来。那种笑也是我从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我感到很难过，很困惑——因为在这场争论中泰德和我一直是盟友，但他现在把我抛弃了。

旅馆的主楼就坐落在马路边，它包括一间酒吧，一间餐厅和楼背后的厨房。临马路有一条由木头柱子搭建而成的走廊，上面攀附着一些植物。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打着哈欠，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和饥饿。不一会，布斯比太太在她丈夫的召唤下走出了她的房间，招呼我们进餐厅，并关上了大门，以便再不让别的旅行者进来吃饭。这条马路是这个殖民地的交通要道之一，常常挤满了车辆。布斯比太太是个身材魁梧的胖女人，显得很朴素，长着一张黑黑的脸，花白的头发紧紧卷着。她穿一件紧身胸衣，臀部向外凸出，胸部高高的就像搭着一个架子。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但又显得庄重沉稳。她向我们道歉说，由于我们来得太迟，她无法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但她会尽力而为。然后她便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再见，把我们留给侍者照管。那侍者因规定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还得接着留下来给我们服务而显得郁郁不乐。我们吃着一盘盘可口的烧牛肉、烤土豆和胡萝卜。随后上来的是苹果馅饼、奶油和当地的干酪。都是些英式酒吧的传统食品，烹调得很出色。整个餐厅静悄悄的，所有的桌子都擦得很干净，为第二天早餐做好准备。门窗上挂着厚厚的印花亚麻布帘子。马路上驶过的汽车的前灯照亮了帘子，使上面的印花图案隐去，沿着马路朝城市方向扫射而过的车灯那么刺眼，使帘子上那有红有绿的花卉图案闪耀出一团红通通的光芒。我们大家都有些困，谁也不想多说话。但过了一会，我的感觉好多了。与往常一样，保罗和维利把侍者当自己的仆役，把他支使来支使去，向他发号施令；而泰德则很快恢复了自制力，开始以平等的口吻跟他交谈——甚至显得比往常更热情。我看得出，他对自己刚才在走廊上的态度很感惭愧。当泰德询问侍者有关他的家庭、工作和生活，并主动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情况时，保罗和维利和往常一样只顾吃。他们早就认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你有没有想过，泰德，你对用人如此亲切，你是不是存心要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呢？”“是的。”泰德回答。“那我就帮不上你的忙了，”维利说，一边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是说泰德已无可救药。杰米要求再上饮料。他已经喝醉了；据我所知，他比任何人都容易喝醉酒。布斯比先生很快走了过来，说我们作为旅行者可以喝酒——一开始允许我们这么迟进来用餐时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但他要求我们别喝烈酒。我们于是要了葡萄酒；他便给我们上了经过冷藏、出产于好望角的白兰地。这是一种名酒。我们并不想喝布斯比先生同时拿过来的纯正的好望角白兰地，但还是品尝了一点，然后便更多地喝白葡萄酒。维利这时宣布我们大家下周周末再到这里来，并问布斯比先生能否接待我们。布斯比先生说这绝对没有问题——一边递过一份账单，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钱凑齐结清这份账。

维利并没有问大家是否有空来马雪比度下周的周末，但这显然是个好主意。我们驱车行驶在阴冷的月光下，弥漫在山谷中的雾凉飕飕的，白茫茫的一片。夜已很深，我们都有些醉了。杰米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当我们回到城里时，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三位飞行员已无法返回营地。他们因此就在庚斯博罗旅馆我的那间房子里住下，而我则到维利的房里去睡。那些日子里，他们通常很早就得起床。四点左右，他们就步行到城外等待搭车返回营地；他们三人都得在六点钟左右驾机起飞，那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第二周周末，我们全都去了马雪比：维利和我，玛丽罗斯，泰德，保罗和杰米。那是星期五的晚上，天色已晚，因为我们党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线”问题的讨论。与往常一样，问题围绕着如何促使非洲劳动大众进行武装斗争。由于意见分歧，讨论进行得很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这次特殊的晚宴。全部有二十来个人，讨论的结果是：尽管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也同时觉得我们自己已无所适从。

当我们提着箱子或旅行包坐进车子时，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在车子开出市郊以前，我们一路上一直不说话。然后，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又在保罗和维利之间展开。他们所说的话在会上都已详尽地陈述过，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希望他们能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以便使我们摆脱迷津。“路线”问题既简单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黑人作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显然是反对种族主义。因此，它的“行动方针”必然需要通过白人中的先进分子和黑人的先锋的联合来实现。谁是命中注定的白人先锋呢？显然是工会。谁是黑人的先锋呢？显然是黑人的工会。但当时还没有黑人工会，因为工会组织还没有合法化，黑人劳动大众还没有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而白人工会则心怀妒忌，不愿意让他们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对待非洲黑人的态度反而比其他白人更具敌意。就这样，本来应该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是必须发生的一切（因为无产阶级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而鸣锣开道），在现实中却并没有发生。然而，这条基本原则也实在太神圣了，使人无从质疑。黑人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视为一种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南非共产党的现状），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斗争。但这条发轫于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基本原则毕竟在道德上、情感上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莫大的满足。

我看我的腔调不知不觉地又带有一种自我惩罚、怀疑人生的意味了。然而，这腔调就像敷于伤口的药膏，多么令人快慰啊！那的确是一个伤口——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回忆起自己“在党组织内”或“靠近党组织”时的经历时，不能不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像那种危险的怀乡病，就像死了最亲近的一些亲人一般。现在我尚能坦诚地写出这一切，就让我再继续写下去吧，但那样的腔调是要不得了。

我记得，当时是玛丽罗斯开了口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你们这会儿所说的全都是刚才说过的。”就这一句话就阻止了这场争论。她经常这样做，她有能力使我们大家都安静下来。尽管男人们觉得她毫无政治头脑，但他们都得照顾她的面子。她不会，或者说不愿意，使用政治术语，但她能很快抓住事情的要害，用简单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跟维利一样，这种人只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时才能真正接受各种观点。

此时她说：“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要不然，我们也就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讨论它。”她说得很自信。但男人们没有回答她，她感到了他们对她的容忍，于是显得很不安，恳求说：“我并没有说我说得对，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由于她的恳求，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维利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当然，你说得很对。像你这样漂亮的人是不会说错话的。”

她就坐在我身边。黑暗中她转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我们经常交换那样的微笑。“我想睡觉了。”她说，随即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只小猫似的睡了过去。

我们都感到疲劳了。我想，那些没有参加过左派运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没日没夜、没年没月地工作的。我们毕竟都得为生计而奔波，那几位来自兵营的人至少还得从事训练，没一个不是处在连续不断的紧张状态。我们每天晚上都开会、讨论、辩论。我们阅读大量的书籍。我们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此外，我们还都是灵魂的医生。只要什么人有困难，我们便为他排忧解难，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泰德做得比谁都认真。我们的责任之一是向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的生命价值的人解释：人生是一次充满荣耀的历险。回顾过去，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艰苦工作中，我们惟一取得成功的地方也就是某个人的思想改造。我怀疑，那些曾经被我们做过思想工作的人是否会把我们关于人生充满荣耀这一套忠言诤语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那一套观点如果不是凭天性感悟所得，也是根据原则掌握的。各种各样的往事历历在目——比如有一回，有位妇女因丈夫对她不忠诚而感悲伤，维利一直想帮助她，反复思考了几天以后，他决定送给她一本《金枝》⁽⁷⁾，因为“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正确的办法是让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她把书还了回来，抱歉说这书她看不懂，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要与她的丈夫分手，因为她觉得他的行为太不应该，早已让她厌烦透了。在她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她还经常给维利写信，话说得彬彬有礼，很动情，很感激维利。我至今仍记得其中有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那么好，那么感兴趣。”（不过，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多——我想，由于极度的疲惫，我们有可能有点神志失常了。

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泰德开始唱歌。保罗则以一种与平常跟维利进行讨论时所采用的口吻完全不同的腔调说话，他胡思乱想着将来非洲人发动暴乱，想像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将发生何种何样的事。（仅仅过了十年左右，肯尼亚就发生了茅茅运动⁽⁸⁾。）保罗绘声绘色地描述“两个半政治家”（维利反对他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⁹⁾；在他看来，此人为反动作家）如何辛勤工作了二十年，终于使当地的野人认识到自己的先锋地位。但一个在伦敦经济学院混过半年的半文盲民众领袖突然一夜之间发动了一个群众运动，提出“赶走白人”的口号。那“两个半”担负要职的政治家为此大感震惊，但为时已晚——那位民众领袖宣布他们已被白人收买。惊恐不安的白人于是逮捕了那位民众领袖，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个半政治家也关进了监狱。黑人民众于是变得群龙无首，被迫进入丛林，成了游击战士。“随着黑人军队逐渐被白人军队打败，几十个像我们这样头脑清醒，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终于打老远从英格兰来到这里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逐渐取缔了妖术和巫师。巫术是一种龌龊的异教邪说，它使头脑正常的人忘记了黑人自己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们出于义愤，狠狠地痛打了这些巫师，让他们受苦刑，把他们送上绞刑架。法律和秩序胜利了。白人们把那‘两个半’放出监狱，并绞死了那位民众领袖。黑人平民百姓得到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而那‘两个半’则……如此等等等等。”

我们谁也没有对他的这种胡思乱想发表意见。我们决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而且，我们还对他说话的语气大为震惊。（当然，我现在懂得了，那是一种失意的理想主义——当我这会儿写下这个词，并把它跟保罗联系在一起时，我甚至感到惊讶。这是我第一次相信他也会怀有那样的理想。）他继续说下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黑人的军队打胜了，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对于一位有头脑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来说，他惟一所能做的事是加强民族主义感情，并发展工业。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作为进步人士，我们有责任支持民族主义国家，但这样的国家所谋求发展的还不就是我们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那套所谓人人平等的理论？大家想过没有？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是的，我用我的水晶球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去支持这一切。哦，是的，是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你需要喝点什么了。”维利这时插话说。

路边的酒吧这时都打烊了。保罗于是去睡了。玛丽罗斯也睡着了。杰米也睡着了。泰德继续坐在前排维利身边的一个座位上，用口哨吹起一首抒情曲。我知道，他并没有把保罗的话听进去——每当他吹起口哨或唱起歌，那通常是一个不赞成的信号。

很久以后，我仍记得在我们没完没了地从事对时局的分析及研究的岁月里，只有一次接近了真理（真理本来就离我们十分遥远），那就是保罗愤愤地嘲讽那一套言论的那一次。

当我们到达旅馆时，天已经很黑了。一位睡眼惺忪的侍者等在走廊上，把我们领进我们所住的房间。住客楼建在后面离餐厅和酒吧楼一二百码远的一座小山坡上。那里共有二十间平房，背靠背分成两边，每边都有一条长廊，一列排下十个房间。尽管房与房之间没有通风设备，但每个房间仍显得凉爽宜人。房间里有电扇和宽敞的窗户。指定给我们住的共有四个房间。杰米和泰德合住一间，我跟维利住一间，玛丽罗斯和保罗各住一间。这种安排后来被认可了，或者说，既然布斯比夫妇对此没有异议，维利和我在马雪比旅馆就可以经常同住一个房间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睡懒觉。酒吧开张营业，我们喝了点酒，常常一言不发。中饭到了，也几乎无人开口，要说的也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个话题：我们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如此疲惫呢？旅馆里供应的午餐总是很丰盛：冷肉、色拉和水果，应有尽有。用过午餐，大家都回去睡觉。当维利和我醒过来并把其他人叫醒时，太阳已经下山。晚饭后过了半小时，我们又躺回床上去。第二天是星期天，过得与前几天一样糟糕。实际上，第一个周末已是我们曾经度过的最愉快的日子了。我们全都处在极度疲惫的那种宁静中。我们很少喝酒，布斯比先生对此很失望。维利尤其沉默。我想，正是从那个周末开始，他决定退出政治，或者至少尽可能这样去做。他打算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至于保罗，他表现得很率真，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尤其讨布斯比太太的欢心。

星期天，我们很迟才开车回城，因为我们舍不得离开马雪比旅馆。离开以前，我们坐在走廊上喝啤酒，身后的旅馆已隐入夜色之中。月光很明亮，将由牛车的轮子抛洒在沥青马路上的白色沙砾照得一闪一闪的，颗颗清晰可辨。那沉甸甸下垂的、尖尖的橡胶树叶像长矛那样闪闪发光。我记得泰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我们大家全坐在这里，一句话也不说。马雪比真是个危险的地方。我们每逢周末都上这里来，冬眠在啤酒、月光和美食之中。这一切何时才能有个了结呢，我问你们？”

我们有一个月没有再去那里。我们都知道自己已何等的疲惫。我想，如果我们让这种令人疲惫的紧张感突然消失，会为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恐不安的。这是一个工作极其繁忙的月份。保罗、杰米和泰德的训练行将结束，天天得驾机上天。天气一直很好。外围的政治活动很频繁，如讲座，学习班、调查组什么的；但“党内”只碰头过一次。另外那个党小组已少了五个成员。有趣的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有一次，我们全体聚集在一起，激烈争论到凌晨，但其余时间我们又经常相互见面，双方很友好，并一起讨论我们所负责的一些外围活动的细节。我们这小组依然在庚斯博罗聚首。我们拿马雪比旅馆开玩笑，谈论它那危险的，消磨人的斗志的影响力。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奢侈的、堕落的、意志薄弱的象征。曾经去过那里，认为它不过是个普通的路边旅馆的朋友们说我们简直疯了。过了一个月，我们有了一个更长的周末，从星期四开始一直休息到下星期三——在这殖民地，人们对节假日是很认真的。我们又凑合到一块上那里去。这次除了原先的六人外，还有泰德的受助对象，即来自曼彻斯特的斯丹雷·莱特，泰德后来就是为了他的缘故才在飞行员考核中败下阵来的。此外还有斯丹雷的朋友约翰，一个爵士乐钢琴师。我们还预先约好让豪斯娄在那里与我们会合。星期四晚上，我们分别乘汽车、火车到达那里，当时酒吧已经关门。这次周末显然与上次大不一样。

这一次，旅馆里挤满了度长周末的人。布斯比先生特意增开了十多间房子。旅馆里还举办了两个舞会，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其气氛喜气洋洋，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当我们这一班人坐下来用餐时，时间已很晚，一个侍者正在给餐厅四周装饰彩纸和成串的电灯泡。我们享受特殊的待遇，预先品尝为第二天晚上准备的冰布丁。布斯比太太派人来问：几位“空军小伙子”明天是否愿意帮她布置大厅。问询者即朱恩·布斯比，显然，她是受好奇心驱使过来看看这几位小伙子的，也许是她母亲曾经在她面前提到过他们。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感。许多本地女孩子只要对来自英格兰的男孩看上一眼，便从此将他们当做胆小鬼、笨蛋或软弱无能者而抛在一边。朱恩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那天晚上，她只待了很短一会儿，仅仅来得及传达她的口信，在保罗“代表空军”以过分礼貌的口吻愉快地接受她母亲的邀请后就随即走开了。保罗和维利就这位已到婚配年龄的女孩子说了几句玩笑话，但他们戏谑的主要对象还是“那位酒吧老板和他的妻子”。在整个休假期间，包括以后的几个周末，他们再没有提到她。他们显然觉得她太平凡，只是出于怜悯，或者说出于骑士精神——尽管他们两人基本上并不存在这种精神——才忍着不去说她。她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女孩，双手双腿红彤彤的显得很笨拙。她的脸很黑，像她的母亲。她的头发暗淡无趣，披散在神态呆滞的脸蛋两侧。她身上没有任何富有魅力的特征。但她具有一种虽然呆板但极其旺盛的精力，因为她正处在许多女孩势必经历的一个阶段——即对性的困惑，那是一种类似神志恍惚的心理状态。当我十五岁那年，我跟父亲一起住在贝克街，有几个月我也是在那种状态下度过的，因此，如今将心比心，不能不怀着半是开心半是困惑的心情回忆起这种情感状态，它是那么刻骨铭心，足以使随之泛起的一切，如人行道、房子、商店的橱窗等等，全都带着有关它的记忆。关于朱恩有趣的一点是，老天爷本来应该事先把一切安排妥当，使得她所遇见的男人一见便知她在为何事苦恼；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第一个晚上，玛丽罗斯和我就无意间交换了一下眼色，差点因看出朱恩的心思和由此引发的有趣的同情心而笑出声来。我们终于忍住了笑，那是因为我们同时懂得：如此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对男人却并非显而易见，因此，我们有意要保护她，免得她遭男人们的嘲笑。这里的女人全都认识朱恩。我记得有天上午，我跟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头发的莱蒂莫尔太太坐在走廊上，她正忙于跟年轻的斯丹雷·莱特调情，这时，我们看见朱恩在铁轨边上的一棵花紫树下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那情景就像见到了一个梦游者。只见她朝前走了几步，凝视着山谷对面重重叠叠的青山，把双手举到头顶，使那紧裹在鲜红的外衣里的身躯显得轮廓分明，每一根紧绷着的曲线和腋窝下那两片可爱的黑色区域都暴露无遗——然后她放下手臂，把紧握成拳头的手搁在腰间。她时而呆呆地站着，时而向前走几步，停一停，好像正做着什么梦，有时还抬起穿着雪白的便鞋的脚，用脚尖踢一踢路面上的矿渣，动作始终慢慢悠悠的，直到她走到被阳光照得闪闪烁烁的花紫树的那一头，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莱蒂莫尔太太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善解人意地轻轻一笑，说：“我的天，即使给我一百万英镑，我也不愿重温做小姑娘时的一切了。不，一千万英镑也不。”玛丽罗斯和我也有同感。然而，即使这个女孩的一举一动显得如此烦躁不安，男人们仍觉察不出。我们也特别留意不去说穿她。这是一种女性的骑士精神，女人对女人负责的精神，它与其他人所表示的忠诚一样坚定不渝。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并不想澄清男人们缺乏想像力这一事实。

朱恩大部分时间都在布斯比旅馆那条离大楼一侧约一两百码的长廊上度过。长廊的地面离壁角柱足有十英尺，那里显得既幽深又凉爽，廊柱粉刷得白白的，到处长着葡萄植物和各种花草。阳光明媚宜人，朱恩就在那里的一张罩有印花布套的旧沙发上躺下，一边没完没了地听她的手提式留声机，一边在内心虚构着一位能被她接受、并愿意将她从梦游中解救出来的男子。几星期以后，这个人物形象已趋明朗，呼之欲出。玛丽罗斯和我当时就坐在旅馆的长廊上，这时，一辆向东方向行驶的货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虎背熊腰的乡下小伙子，一双大腿黑里透红，古铜色的手臂足有牛腱子粗细。朱恩从她父亲的酒吧里走出，悄悄地来到石子路上，一边用尖尖的鞋尖踢着砾石。当他朝酒吧走来时，一颗圆石子正好落在他的脚边。他停了下来，朝她看着。随后他又一次次扭过头去，进店时双眼分明流露出茫然而近乎痴迷的神情。朱恩跟了进去。布斯比先生正在给杰米和保罗拿兑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并跟他们谈论着英格兰，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女儿；她坐在酒吧的一角陷入沉思，目光梦幻般地越过玛丽罗斯和我，落在冒着热气的远景和早晨的阳光中。那小伙子要了杯啤酒，在离她一码远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半个小时以后，当他回到车上时，朱恩又跟了出去。玛丽罗斯和我突然间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直到保罗和杰米从酒吧里探出头来探询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才把这笑声收住。一个月以后，朱恩和那位小伙子正式订了婚，直到这时所有的人才意识到她是个沉默、可爱、敏感的女孩子。那种近乎呆滞的神态完全从她身上消失了。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布斯比太太原先对她的女儿何等恼火，如今却让女儿在店里帮她干活，言词间总流露出喜不自胜、无比欣慰的感情。母女俩又重归于好，并商量起婚礼的安排。她简直为自己曾经恼恨过她而深感内疚。也许这一长期的恼恨也是导致她后来忍不住性子，做事不那么讲理的原因之一。

那一天晚上，朱恩离开我们不久，布斯比太太就进来了。维利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坐一会儿。保罗赶紧过来凑热闹。他们两人说的话在我们看来显得有点夸夸其谈，礼貌中隐含着某种冒犯。但到了这次周末的最后一天，我们都感到有些累了，布斯比太太又来到保罗身边。这一次他显得很单纯，没有丝毫傲慢的表示，还跟她谈起了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祖国”。当然，他的祖国英格兰和她的祖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布斯比太太喜欢上了保罗。但这一点没有人信以为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它，我们就不会开那样的玩笑了——或者说我非常希望我们不会开那样的玩笑。因为在最初那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喜欢她。然而，布斯比太太真的迷上了保罗；而且，她还迷上了维利。我们之所以不相信，严格地说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具有我们所厌恶的品质——即隐含在他们那冷漠的好脾气后面的那种粗鲁和傲慢。

维利对我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许多女人都喜欢男人强暴她。说来真让人丢脸，我过去曾跟他争论过，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样的例子也确实司空见惯。碰到某个大家一致认为很难相处的女人，我们总是设法迁就她，体谅她，而维利却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她只是需要狠狠地挨一顿棍子。”（“挨一顿棍子”是殖民地里的白人常说的一句话：“那个卡菲尔女人所需的是挨一顿棍子”——但维利在此采用的是它的一般的含义⁽¹⁰⁾。）我记得，玛丽罗斯的母亲是个专爱扼杀她女儿的青春活力的专横而神经过敏的女人，四十来岁上下，疯疯癫癫的活像只老母鸡。看在玛丽罗斯的面上，每当她风风火火地追赶她的女儿来到庚斯博罗时，我们总彬彬有礼地对待她。她一来，玛丽罗斯便显得没精打采，心怀恼恨，精神上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跟母亲争一争，但道义上又缺乏勇气。我们对这个女人早已有心理准备，存心挨她的骚扰，迁就她的蛮横。然而，维利却用不了几句话就把她给镇住了。一天晚上，她来到庚斯博罗旅馆，发现我们全都坐在业已收拾干净的餐厅里谈话。她大声说：“你们又在搞这一套了。你们应该上床睡觉才对。”她正打算坐下来参加我们，维利这时开口了。他并没有抬高嗓音，只是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片盯住她：“福勒太太？”“嗯，维利吗？又是你在这里吗？”“福勒太太，您为什么要追着玛丽罗斯，让自己变得那么令人讨厌呢？”她喘着气，脸红了起来，但依然站在她打算坐下去的那张椅子边，凝视着他。“是的，”维利平静地说，“您是令人讨厌的人。如果愿意，您可以坐下，但必须保持安静，不要胡言乱语。”玛丽罗斯惊恐万状，很替自己的母亲难过，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但福勒太太愣了一会儿以后，发出一声短促而慌乱的笑，然后便坐了下来，再没有出声。从那以后，每当她再次来到庚斯博罗，一见到维利便变得规规矩矩，简直像个站在严厉的父亲面前颇有教养的小女孩。这种情况其实并不仅仅出现在福勒太太和庚斯博罗旅馆的老板娘身上。

现在再来说布斯比太太，她并不是甘愿受制于一个比自己更霸道的霸道者。对于他人的冒犯，她也并非麻木不仁。一旦凭直觉（如果不是凭理智——她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恐吓，她会反复地回击。她不会像福勒太太那样“挨了一顿棍子”以后便俯首帖耳，心满意足；也不会像庚斯博罗旅馆的詹姆斯太太那样变得羞羞答答，充满女孩子气。她会耐心地听下去，然后予以反驳，就言语中的表面意义进行争辩，而忽视字里行间所隐含的侮慢与无礼。她这样做有时反而使维利和保罗深感惭愧，从而回到礼貌待人的态度上来。但我相信，在背后她偶尔也会因受屈辱而脸红，会紧握起她的拳头嘟哝着说：“是的，我真想揍他们一顿。是的，当他说这话时我应该揍他。”

那天晚上，保罗几乎一开始就玩起他所热衷的鬼把戏——有意模仿殖民地人的陈词滥调，让人一听就知道自己已受奚落和嘲弄。维利也凑了上来。

“你那位厨师一定跟你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你来支烟吗？”

“谢谢你，亲爱的，我不吸烟。是的，他是个好用人，我必须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对我们一直很忠诚。”

“我想，他简直就像你们家庭中的一员吧？”

“是的，我是这样看待他的。他很喜欢我们，这我可以肯定。我们待他一直很好。”

“也许不像对待朋友或孩子那样吧？”（这是维利的插话。）“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大孩子了。⁽¹¹⁾

“是的，说得不错。当你真正了解他们时，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孩子。他们喜欢人们把他们当做孩子来对待——既信任又公正。布斯比先生和我都觉得应该公正地对待黑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你一定不可以让他们利用你。”保罗说，“如果你被利用了，那他们就不尊重你了。”

“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很高兴，保罗，绝大多数像你这样的英国人都对卡菲尔人怀有这样那样的奇怪想法。但这是对的。他们必须懂得，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那是他们绝对不可以跨过去的。”诸如此类的话她还说了许多。

保罗终于打断她——他一直以他习惯的姿势坐在那里，手中稳稳地拿着个大酒杯，一双可爱的蓝眼睛紧紧地盯住她的眼睛：“当然，我们和他们都经历了无数个世纪的进化。不过，他们确实都是些狒狒。”这话说得她脸红了，扭过头去看别处。在殖民地，“狒狒”一词显得很粗鲁，尽管五年前这样说人们还能接受，甚至报纸上也这样用。（就像“卡菲尔”⁽¹²⁾一词一样，再过十年时间，它就显得太粗鲁了。）布斯比太太不敢相信一个来自英国名牌大学很有教养的青年竟然会说出这个话。但当她再次看保罗时，她那张诚实的脸便因受了委屈而变红了。他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那惹人喜爱的神态与一个月前她初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当时的他简直就像个思念家乡、渴望得到母亲关怀的小男孩。她急促地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得去给老头子弄晚饭了。布斯比先生喜欢很迟才吃饭——他从来都不会按时吃饭，整个晚上都在酒吧里忙。”她祝他们晚安，并以诚挚而委屈的目光轮番长时间地看了看保罗和维利，然后才离开我们。

保罗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着说：“他们这些人真不可思议，他们是些怪人，都是不诚实的。”

“土著居民。”维利笑着说。“土著居民”这个词是他用来指殖民地的白人的。

玛丽罗斯低声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保罗。你们简直是在愚弄人。”

“亲爱的玛丽罗斯。亲爱的、漂亮的玛丽罗斯！”保罗喝了口啤酒，才使自己止住笑。

玛丽罗斯确实长得漂亮。她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孩，金色的头发呈波浪状，一双褐色的眼睛大大的。她的肖像曾经多次出现在好望角的杂志封面上，有一阵子还做过时装模特。她没有半点儿虚荣心。她宽容地笑着，继续用她慢条斯理的好性子说话：“是的，保罗。我毕竟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了解布斯比太太。在像你这样的人向我指出我的错误以前，我也是那样子。你取笑她，但并不能改变她。你只会伤了她的感情。”

保罗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并坚持说：“玛丽罗斯，玛丽罗斯，你太善良了，因此也是不诚实的。”

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她成功地使他出了一次洋相。

乔治·豪斯娄是个养路工，与妻子、三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岳父母住在沿这条公路大约一百英里远的一个小镇上。他正乘坐他的货车半夜时到这家旅馆来。还说要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度周末的夜晚，白天则照常从事他的修路工作。我们走出餐厅，来到铁路边上一排排花紫树旁坐下等待乔治。花紫树下有一张粗陋的桌子和几张凳子。布斯比派人送来十来瓶好望角出产的白酒。我们当时友好地挤在一起。旅馆已湮没在夜色之中。不一会儿，布斯比旅馆的灯熄灭了。车站里还有一处亮着微弱的灯光，几百码以外那山坡上的一排宿舍也还亮着灯。我们就坐在花紫树下，清冷的月光从树枝的缝隙里筛下，落在我们身上。夜晚的风把我们脚边的尘土扬起，同时又把别处的尘土带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好像处在非洲大草原的中心。马雪比旅馆早已融入一幅由花岗岩小山丘、树木和月光编织而成的风景画当中。远处，公路跨过一座山坡，在黑的树枝之间划出一条白茫茫的细带子。花紫树散发出一阵阵生油味，泥土的气息令人不快，再加上冷冷的酒味，这一切无不增添了我们的麻木感。

杰米靠在保罗身上睡着了，保罗则用手把他揽住。我也有点困了，于是把头靠在维利肩膀上。斯丹雷·莱特和钢琴师约翰并肩坐在一起，以充满善意和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大家。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现在或任何时候，我们（而不是他们自己）都是一些可以被容忍的人。这话说白了就是，他们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是讲容忍的；而且由于战争正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着，他们不妨首先观察观察这一群知识分子的表现。“工人阶级”这个词是斯丹雷说的，并一直拒绝放弃使用它。钢琴师约翰从来不说话。他从来不开口，却总是坐在斯丹雷身边，默默地跟他结成联盟。

泰德已经开始因斯丹雷这只“石块下压着的蝴蝶”而深感不安，而斯丹雷自己则不认为自己需要别人来挽救他。为了安慰自己，泰德坐到玛丽罗斯身边，用手搂住她的腰。玛丽罗斯善意地笑着，听便他继续搂着，但那神态又似乎对任何人都无动于衷。古往今来就有这么一些漂亮动人的女孩子，她们慷慨地允许别人碰她们，吻她们，抱她们，好像这样做只是为天生丽质而不得不向上帝偿还一笔债。在允许男人的手搂住她们时，她们总会宽容地笑起来，那微笑充其量与打哈欠或耐心的叹息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玛丽罗斯身上，其中的含义并不仅限于此。

“玛丽罗斯，”泰德低头看着依偎在他的肩膀上的那颗迷人的小脑袋，故意虎着脸问，“你为什么不愿意爱我们呢？为什么不让我们当中某个人爱上你呢？”

玛丽罗斯只是笑，即使在这被树叶子分隔得支离破碎的月光下，她那双褐色的眼睛仍显得大大的，闪射出柔和的光。

“玛丽罗斯曾经伤透过心。”维利在我们头顶发表他的意见。

“所谓伤透了心云云，都是过时的小说所描写的，”保罗说，“它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

“事情正好相反，”泰德说，“现在伤透了心的人比过去多，其原因正在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人的心都有可能受过伤害，受过刺激，受过分裂，早已变得像一个烂疮疤一样。”

玛丽罗斯抬头朝泰德羞怯地笑了笑，但显得很感激，十分严肃地说了句：“是的，这话确实不错。”

玛丽罗斯有一个她深爱的兄弟。他们的性情很相似，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反对他们那位令人无法忍受，专横霸道，让人难堪的母亲，他们极其亲密地结成同盟。但这位兄弟前年在北非阵亡了。事故发生时玛丽罗斯正好在好望角从事模特的工作。当然，一看她当时的气色，你就知道她很需要得到安慰。这时出现了一位长得很像她兄弟的年轻人。我们曾经见过她兄弟的照片——一个身材瘦长、蓄着一部小胡子、神态咄咄逼人的小伙子。她于是即刻爱上了他。她对我们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对她这种超乎寻常的坦诚和随便很有点惊讶，而她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也决非首次了：“是的，我知道我爱上了他，因为他长得像我的兄弟，但这有什么错呢？”她经常提这样的问题，或公开宣称：“这有什么错呢？”我们无法对此作出回答。但那位很像她兄弟的年轻人只是外表相似，在他跟玛丽罗斯开心地相处的日子里，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娶她。

“你的想法也许是对的，”维利说，“但太愚蠢。如果你不留意，玛丽罗斯，你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你对你的男友形成了一种崇拜，你对他崇拜得越久，你自己就越倒霉。你将所有本来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孩都拒之门外，最后只好为了结婚而结婚，那时，你将成为一个整日郁郁不乐的家庭主妇，这种人我们见得多了。”

这里我要插上一句：玛丽罗斯后来的景况确实就是这样子。在而后短短几年中，她的容貌依然那样楚楚动人，依然允许自己被人追求，而她却保持着那种打哈欠般的微笑，宽容地在这个男子的身边坐坐，在那个男子的身边坐坐，最后突然嫁给了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中年人。她并不爱他。当她的兄弟被一辆坦克碾成肉酱时，她的心已经死了。

“那你觉得我得怎么办呢？”她以她那可怕的温柔的口吻问维利，眼睛穿过一片月光张望着。

“你应该跟我们当中某一位上床去。越早越好。治疗你的迷惘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灵丹妙药了。”维利说，那口气显得蛮不讲理、又和蔼可亲。平时他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柏林市民说起自己的作用时就用这种腔调。泰德扮了个鬼脸，移开了他的手臂，显然他对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大不以为然，如果让他跟玛丽罗斯上床，那完全应该是一种纯浪漫主义的行为。是的，在他看来应该如此。

“不管怎么说，”玛丽罗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道理。我还是想念我的兄弟。”

“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你这样对乱伦行为如此坦率。”保罗说。他只是开开玩笑，但玛丽罗斯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是的，我知道这是一种乱伦行为。但有趣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你们看，我的兄弟和我是那样相爱。”

我们再次感到震惊。我感到维利的肩膀有点僵硬，我记得当时心里这样想过：几分钟以前他还是个堕落的欧洲人，但一想到玛丽罗斯曾经跟她的兄弟睡过觉，便觉得他本质上与清教徒无异。

接着是一阵沉默，玛丽罗斯然后说：“是的，我理解你们为什么会感到震惊。但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造成任何危害，是不是？因此，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过错。”

又是一阵沉默。保罗兴致勃勃地开口说：“如果你觉得这事没有什么了不得，玛丽罗斯，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床呢？你知道吗，跟我上床也许能治疗你心灵的创伤呢。”

保罗挺直身子坐着，支撑住杰米那孩子般懒洋洋倒在他身上的沉重的身躯。他宽容地支撑住杰米，就像玛丽罗斯允许泰德用手搂住她的腰一样。保罗和玛丽罗斯扮演的是同样的角色，只是性别正好相反。

玛丽罗斯平静地说：“既然我那位在好望角的男友都不能使我忘记我的兄弟，你们又怎么可能呢？”

保罗说：“阻碍你嫁给你情人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玛丽罗斯说：“他出身于好望角一户贤良的家庭，他的父母不让我嫁给他，因为我不够贤良。”

保罗让自己发出一阵颇具魅力的笑声。我并没有说这种笑是他刻意装出来的，但他显然知道这是一种颇具魅力的表示，“一户贤良的家庭。”他讥诮说，“一户来自好望角的贤良家庭。是富户，一定是富户。”

他的话听起来并不怎么势利。保罗的势利眼总是表达得很隐晦，总是体现在玩笑和语言游戏之中。实际上，他热衷于享乐，并自相矛盾地纵容这种欲望。我说这话并不是有意要批评他，其实我得说：我自己在早已失却必要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殖民地，其真正原因也在于这种地方给我提供了耽于享乐的机会。自从他亲自发现马雪比旅馆及其经营者布斯比夫妇、约翰和玛丽布尔以来，他就一如既往诱导我们寻欢作乐。

但玛丽罗斯轻声说：“我想，英格兰的贤良家庭你见得多了，我的话也就必然会使你感到很有趣。当然，我自己知道，好望角的贤良家庭与英格兰的贤良家庭是有区别的。不过，对我来说，两者仍然是一回事，不是吗？”

保罗的脸上出现一种怪模怪样的表情，看样子是因为坐得有点不舒服。好像是为了证明玛丽罗斯对他的指责有失公允，他本能地晃动了一下身子，使得杰米的头在他的肩膀上搁得更舒坦些，并以此努力表示他具有温和的品性。

“如果我跟你睡觉，保罗，”玛丽罗斯说，“我肯定会喜欢上你的。但你却会跟他一样——我指的是我那位好望角男友，你决不会娶我，因为我不是个好女人。而你也不是个有心肝的人。”

维利放肆地笑了起来。泰德说：“这下看你的了，保罗。”保罗没有开口。刚才杰米的身子往下滑了滑，保罗只好坐正姿势，移动这位年轻人的身躯，让他的头和肩膀搁在自己的膝盖上。保罗像对待婴儿那样照顾着杰米。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带着沉静而哀伤的微笑看着玛丽罗斯。后来他还经常跟她悄悄说话，竭力想博取她的好感，但没有成功。

半夜时分，一辆大卡车前灯的强光吞噬着月光，沿着公路跌跌撞撞地开来，停靠在铁路线旁的一片空旷的沙地上。这是一辆装载着齿轮的大卡车，车后还拖着一辆小篷车。乔治·豪斯娄沿着公路检修道路时，这篷车就成了他的家。乔治从驾驶室跳下，来到我们身边。泰德迎上前去，递给他一杯葡萄酒。他一饮而尽，站在那里差不多是喘着气说：“醉鬼醉汉，头脑发涨，坐在这里，大灌黄汤。”当泰德提起瓶子倒出另一杯酒时，那酒溅了出来，洒在地上，我闻到了一股清凉而浓烈的酒味。地上的泥土像淋过了一阵雨，散发出醇厚的幽香。

乔治过来吻了我。“美丽的安娜，漂亮的安娜——因为有这个该死的维利，我就得不到你了。”他然后推开泰德，在玛丽罗斯侧向一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说：“世上的美女千千万，而我们却只有这一双。我真想为此大哭一场。”男人们都笑了。玛丽罗斯朝我笑了笑，我也回她一笑。她的笑突然间充满着一种痛苦，我随即意识到我的笑声也是如此。她因自己不知不觉地流露了这种情绪而显得很不自在，我们赶紧收回各自的目光，避开这点破玄机的一刻。我想，我们两人谁也不想去剖析刚才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这时，乔治握着满满一杯酒，走上一步说：“小子们，同志们，别没精打采了，该对我说说有什么新闻了。”

我们都振作了起来，变得生气勃勃，忘却了睡意。我们听维利给乔治介绍城里的政治形势。乔治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十分尊敬维利——很钦佩他的才智。他总是觉得自己很笨。他相信自己——也许他会一辈子这样相信下去——不仅十分无能，而且非常丑陋。

实际上，他长得相当好看，至少女人们大都会对他有好感，即使她们并不特别在意他。就拿那位长着一头红发的莱蒂莫尔太太来说吧，她经常说她觉得他很讨厌，但她那双眼睛总要在他身上转。他身材高大，但看上去显得矮，这是因为他的肩膀很宽，并且有些前倾。从他宽阔的肩膀到腰部之间，体形很快变窄。他的体格健壮如牛，一举一动都显得执拗无比，就像动物因为猛地受到皮绳的羁绊才无可奈何地使自己旺盛的精力被约束住。这与他困窘的家境有关。在家中，许多年以来，他都耐着性子，作出自我牺牲，循规蹈矩地过日子。他这样做完全出于不得已。我敢说，他本质上决不是那种人。也许，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要贬低自己的原因：因为他对自己缺乏信心。如果生活给他提供机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其出色的人。我想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困顿的家境使他锋芒受挫，因而心里暗暗地有些发虚，自轻自贱抑或就是他的一种自我惩罚吧？我不得而知……也许他采取这种方法惩罚自己是因为他长期不忠于自己的妻子。只有那些年纪比我大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乔治和他的妻子的关系。他非常同情他的妻子，那是一种一个受害者施予另一个受害者的同情。

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人之一。无疑也是最有趣的人。他的情趣是自发的，不可抗拒的。我曾经见过他使一屋子的人不由自主地捧腹大笑，从酒吧关门开始一直笑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我们躺在床上，地板上，笑得身子无法动弹。然而，第二天回忆起那些笑料时，又觉得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我们仍忍不住笑——部分原因在于他那张脸，那张虽然漂亮但显得呆板的脸，在他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势时，它几乎是迟钝的，因此，大家都期望他拿腔拿势地说话。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有一片又长又窄的上嘴唇，这使他的脸显得缺乏生气，执拗到了近乎愚蠢的地步。他那充满哀伤、自我惩罚的话语便从他那张嘴里滔滔而出。他看着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但他自己却从来不笑，而是以某种惊讶的表情观察着，好像心里在想：好了，既然我能让这么多聪明人笑成这样子，那我一定还没有绝望到我自己所想像的那地步。

他四十岁光景。那就是说，他比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维利还大十二岁。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但他却不能忘怀。他属于总是密切地注视着岁月的流逝的那种人，在他看来，每过去一年就好像一颗珠宝经过他的手掉进了海里。他的这种感慨是因女人而引发的。他的其他热情在于政治。他从来没有说起过抚养他长大的父母曾经是英国老式的社会主义传统——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信徒。那种社会主义是惟理性的，讲究实际的，更重要的是，它狂热地反对宗教。这样的一种出身使他与殖民地人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人，生活在一个落后的、闭塞的小镇上。我们这班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是他这些年碰到的惟一的朋友。我们都喜欢他。但我相信，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自卑感太强了。跟维利在一起时尤其显得自卑。我记得有一次，维利在为什么事制订规章制度，他坐在一旁，摆出一副必恭必敬的样子使我看了很难受，我就说：“我的天哪，乔治，你是个大好人，我真不忍心看见你去拍维利这样的人的马屁。”

“但如果我有维利的头脑的话，”他回答说，他向来不问我为什么对一个我毕竟与之一起生活的男人会有这样的言论，“如果我有维利的头脑，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然后他便拉长上嘴唇，嘲讽起他自己，“你说我是大好人，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个下贱坯，你知道，我真的是个下贱坯。让我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你吧，那时你再说我是个大好人也不迟。”他所指的是他曾跟女人发生的一些纠葛，这事除了告诉过维利和我，他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

从那以后，我经常在想——我的意思是说，经常在想“大好人”这个词。也许，我的意思是指“善良”。当然，当你认真地想想那些“好人”时，他们其实都不配。人们会说：这个人是好男人，那个人是好女人；这是个善良的男人，那是个善良的女人。这都是嘴上说说而已，这样的话不应该写在小说里。我应该小心谨慎，避免使用这样的词语。

然而，对我们这班人来说，我已无需再多加分析，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一句：乔治是个大好人，维利可不是。玛丽罗斯、杰米、泰德和钢琴师约翰是好人，保罗和斯丹雷·莱特却不是。此外我还敢打赌：随便从大街上拉十个人过来，邀请他们在花紫树下坐下，加入那天晚上我们这个团体，他们也会即刻同意这样的分类——如果我用上了“好人”这个词，他们听了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关于这一点我已说得够多了，我发现不知不觉中我已拉扯到另外一个令我烦恼的问题上来。我当然是指“个性”问题。天知道，我们本来是不可以忘记“个性”早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的，但前人所写的小说有一半将它作为主题，那些社会学家和其他所有的什么什么家都将个性作为研究的课题。而我们却经常被告知：在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一套言论的压力下，人的个性已经化为乌有。然而，当我回首往事，想起花紫树下那一班子人并让他们重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我突然恍然大悟：那一套东西全都是无稽之谈。假如我此时重逢玛丽罗斯，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岁月，我相信她仍会向我招手，或以她特有的方式向我转动她的眼珠子。这就是她，这就是玛丽罗斯，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假如她精神崩溃了，或者变疯了，到那时，即使某种内在的联系消失了，但她的崩溃仍然是她特有的。她的手势，眼珠的转动，将依然保持着。因此，当我心血来潮，让记忆重塑我曾经结识过的人物形象时，这一切关于个性毁灭的言论，这种违反人性的强词夺理，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我坐在这里，回想起那泥土的气息和月光，仿佛又看见泰德递过一杯酒给乔治，而乔治则感激得不知所措。也许我还看见玛丽罗斯转过头去，脸上挂着她那令人可怕的宽容的微笑，就像电影中出现的慢镜头……我写下“电影”这个词。是的。我记得那些时光，那一切都像在一幅画或一部电影中的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那样确凿无疑。那么，我是不是说我所确信的这一切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而根本就不是小说呢？是不是说小说早已被那种关于个性的瓦解和崩溃的说法定好了调子呢？既然小说家那么清楚地了解事情的复杂性，他何必执着地去回忆那一个个微笑或眼神呢？不错，如果我心中无数，那我就永远不能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就像我过去在寒冷的北部城市经常所做的那样：为了使自己不发疯，我得有意去回忆炎热的阳光照在我的皮肤上的那种感觉。

因此，我仍要在此声言乔治是个好人。我不忍心看着他在谛听维利的说话时变得像个局促不安的小学生……那天晚上，他从维利口中得知，城里的左派组织陷入了困境。他谦恭地点点头，表示他对这些事私下里一定要仔细地琢磨琢磨。当然，这是因为他太愚蠢，即便那些对我们大家来说显而易见、根本用不着考虑的事，他也得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否则就拿不定主意。

我们都觉得维利在分析形势时显得有些傲慢；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就是委员会的成员，他闭口不谈我们的忧虑与不安，言辞间充满对别人的不信任和冷嘲热讽。

保罗听不下去了，打算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乔治事情的真相。他开始跟泰德商量。我记得他当时看着泰德，思忖是否对那种轻狂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泰德犹豫了一会，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但最后还是开口了。这样做其实有违他的性格，与他所坚定信奉的主张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言辞显得有些过激，这使我们听他说话时比听保罗还留神。

保罗开始谈起一次有“两个半”参加的委员会会议，它讨论的是非洲大陆的前途，却根本没有提及非洲人自己。（当着斯丹雷·莱特和钢琴师约翰这样的党外人士的面公开承认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所怀疑，这无疑是一种背叛行为。乔治满腹狐疑地看着这两人，以为他们肯定已加入了我们的组织，否则我们就不会如此不负责任。他还愉快地笑了笑，为我们又有了两个新成员而高兴。）保罗然后谈到这“两个半”来过马雪比，他们打算着手“引导马雪比朝着正确的路线行动”。

“我得说这家旅馆倒也真是个开展工作的好地方，你说呢，泰德？”

“它就在酒吧附近，保罗，各种设施都很齐全。”（泰德不怎么爱喝酒，当他说这几句话时，乔治朝他迷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问题在于：这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心。当然，人们可能会说，实际上我们也应该说，连这整个国家也不是，对不对？”

“很对，保罗。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个地区却有许许多多落后和半饥饿的农民。”

“只要他们存在一天，他们就需要有个来自刚才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领路人。”

“哦，我想起来了。在这条铁路线上就有五个穷得丁当响、衣着破破烂烂、过着悲惨生活的黑人工人。他们一定称得上无产阶级了吧？”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他们真正懂得自己的阶级地位，我们要让整个地区处在高涨的革命洪流之中，使人们来不及说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幼稚而无序的暴乱。”

乔治看着维利，等待他提出相反的意见。但第二天上午维利对我说，他打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他再没有时间“为这些嘻嘻哈哈的男女孩子寻找妻子或丈夫了”。他就这样轻易地把那些他曾那么认真共事过多年的人给抛弃在一边。

乔治深感不安。他已经感觉到：我们的信仰已经一落千丈，这意味着他又得回到孤寂的生活中去。他的目光越过保罗和泰德，对钢琴师约翰说：

“他们说了一大堆废话，是不是，伙计？”

约翰点头表示同意——但并不针对大家所说的那些话。我想，他根本就没有把他们的话听进去，他只在乎这些人是否对他友好。

“你叫什么名字？我以前没有碰见过你吧？”

“约翰。”

“你是从米德兰⁽¹³⁾来的吧？”

“曼彻斯特。”

“你俩是组织成员吧？”

约翰摇了摇头。乔治慢慢地张大了嘴巴，然后很快用手擦了擦眼睛，将身子往坐位上一仰，沉默了下来。约翰和斯丹雷依然肩并肩坐着看着大家。他们一直在喝啤酒。乔治这时突然想到对他俩不应该见外，于是手提葡萄酒瓶站了起来，说，“剩下不多了，来两口吧。”他这话是对斯丹雷说的。

“不必担心，”斯丹雷说，“我们有啤酒。”他拍了拍他的口袋和衣服的前襟，那下面凹凸分明，显然藏着啤酒瓶。斯丹雷的一大本事是为约翰和他自己万无一失地预备啤酒。即使在殖民地河水干涸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斯丹雷也能弄来整箱整箱的啤酒，这都是他储藏在城内各个地窖里的，当干旱长期持续下去时，他就拿出来卖，并从中牟利。

“你们是对的，”乔治说，“但我们这些穷得丁当响的殖民地人自断奶后就适应了好望角的粗劣食物。”乔治喜欢喝葡萄酒。但即使这份亲热劲儿也未能触动这两个年轻人。“你们不觉得这两位应该打屁股吗？”乔治问，一边指了指泰德和保罗。（保罗笑了笑；泰德则显得有点难为情。）

“我可不把那些东西放在心上。”斯丹雷说。一开始乔治还以为他在说葡萄酒，但当他意识到他指的是政治时，便迅速朝维利看了一眼，希望得到他的指示。但维利此时把头缩进肩膀，轻轻地哼起一支曲子。我知道他在思念家乡。维利不会欣赏音乐，也不会唱，但当他思念起柏林时，也会无腔无调地反复哼一两句。他爱哼的一个曲子是布莱希特⁽¹⁴⁾创作的《三个便士之歌》：

哦，那条大鲨

长着凶恶的钢牙，

它张开大嘴，

白森森闪出光辉……

许多年以后，这曲子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但我最初是在马雪比从维利那里听来的。我记得，自维利以悲伤的怀旧之情哼过它以后，每当我再次听到它作为流行歌曲吟唱在伦敦城里时，心里便徒然升起一阵失落感。维利曾经这样说过：“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们就经常唱这首歌——它是一个叫布莱希特的人写的，我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他曾经是个很不错的人。”

“伙计们，到底怎么回事了？”乔治很不自在地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问。

“我得说，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地走向堕落了。”保罗认真地说。

“噢，不。”泰德说，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坐在那里皱起眉头，然后又猛地站起，说：“我要去睡觉了。”

“我们都要去睡觉了，”保罗说，“等一等。”

“我也得睡了，我非常困，”约翰说，我们发现他不再像刚才那样寡言少语。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用一只手搭在斯丹雷的肩膀上以保持平衡。看样子他已经认真思考过很多问题，这回觉得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事情是这样的，”他对乔治说，“我来这家旅馆是因为我是斯丹雷的朋友。他说他们有架钢琴，星期六晚上还要跳点舞。但我不介入政治。你是乔治·豪斯娄吧，我听他们提起过你。见到你很高兴。”他伸出手去，乔治热情地握住它。

斯丹雷和约翰漫步踏入月光，朝宿舍楼走去。泰德站起身，说：“我也得走了；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

“哦，用不着那么激动，”保罗冷冷地说。那突如其来的冷漠使泰德大感震惊，他茫然地看了看大家，显得又伤心又尴尬。但他还是坐了下来。

“那两个小伙子到我们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呢？”乔治粗声粗气地问。这是一种表示不快的粗鲁。“我相信他们是好人，但我们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谈论我们的问题呢？”

维利仍然不作答。那充满哀伤的歌曲仍在我头上一两英寸远的地方轻轻地哼着，“哦，那条大鲨，长着凶恶的钢牙……”

保罗审慎而冷漠地对泰德说：“我觉得我们一直错误地估计了马雪比的形势。我们把显而易见的关键人物给疏忽了。他一直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我是说布斯比太太的厨师。”

“那位厨师？你这话什么意思？”乔治更其粗暴地问。他站在那里，显出一副咄咄逼人而又伤心的样子，一边不停地大口大口喝酒，以致都将酒溅了出来。我们都知道，他变得如此好斗只是因为他对我们情绪的变化大为惊讶。我们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看见他显得这么激动了。我想，当时我们都在揣摩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这是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的精神面貌。我们对乔治很不满，并由此而感到内疚——我们对他的不满足以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站在那里，看着乔治那张诚实而怒气冲冲的脸，心里一边对自己说：我的天哪！我觉得他十分丑陋——我觉得他很荒谬，我记得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然后我领悟到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真正懂得是什么原因促使乔治一听保罗提到那位厨师就大为光火，那已是后来的事了。

“显然就是那位厨师，”保罗有意想激怒乔治，伤害他的感情。“他能读。也能写。他有思想——布斯比太太曾为此抱怨过。可以说，他是个知识分子。当然，将来当他的思想成了障碍，他就得吃枪子了，但那时他也尽了自己的责任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有朝一日也都得吃枪子的。”

我记得乔治长时间困惑地看着维利，然后又看看泰德。泰德仰着头，朝着头顶的树枝翘起下巴，正在观察透过树叶子闪闪烁烁的星星。乔治那焦虑不安的眼神接着又落在杰米身上，杰米仍像一具失去知觉的尸体那样瘫倒在保罗怀里。

泰德装出轻松的样子说：“我听够了。乔治，让我们陪你回到篷车上去，大家就此分手吧。”这是一个表示调解和友好的表示，但乔治厉声说：“不！”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保罗即刻站了起来，把杰米撂在凳子上，以十分冷漠的口吻说：“不错，我们是该带你去睡觉了。”

“不。”乔治重复了一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恐慌。他自己也听见了，于是换了一种口气，“你们这班蠢货。你们这班醉鬼，你们会一个个摔倒在铁轨上的。”

“我早说了，”保罗漫不经心地说，“我们会过来把你塞进车里去的。”他站在那里，身子摇摇晃晃的，但还是站稳了。保罗和维利一样有很大的酒量，但难得露一手。但这一回他真的喝醉了。

“不，”乔治说，“我说不。你没有听见吗？”

杰米这时已清醒过来，只见他晃晃悠悠地从凳子上爬起，用手拉住保罗以免摔倒。两个年轻人摇晃了一会身子，然后朝铁轨和乔治的篷车的方向跑去。

“回来，”乔治呼叫着，“蠢货，醉鬼，呆鹅！”他们这时已跑出好几码远，拖着笨重的脚步勉强站住。他们那瘦长的大腿在白茫茫的沙地上留下一片黑的影子，一直延伸到乔治所在的地方。他俩看上去就像一对刚从又长又黑的梯子上滑下来的小木偶。乔治瞪着眼睛，皱着眉头，然后便粗鲁地咒骂着追过去。我们其他的人在一旁宽容地扮着鬼脸——乔治中了什么邪了？乔治来到两人身边，抓住他们的肩膀，把他们的身子转过来朝向他。杰米摔倒了。铁轨边有一堆砾石，他踩在松动的石子上滑了一跤。保罗仍然直挺挺地站着，硬撑着身子保持住平衡。乔治弯下腰去，用尽气力想扶起杰米，想拉起他那套在油毛毡般厚实的军装里的笨重身躯。“你这蠢货，”他冲着醉酒者叫着，粗鲁中带着温和，“我叫过你们回来，对不对？我叫过你们吧？”尽管他极力克制自己，十分关切和同情地把他扶起，但他仍因愤怒而哆嗦着身子。这时我们大家都跑了过去，站在他们身边。杰米仰天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他的前额撞在石子上，鲜血从他那张苍白的脸上流出。他看上去还没有睡醒。他那平直的头发显得很优雅，形成一个起伏的波浪状披散在额头上。那散乱开的发束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嗐，真见鬼，”乔治非常失望地说。

“你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泰德说，“我们只是想陪你回到你的车子上去啊。”

维利清了清嗓子，那声音既嘶哑又沉闷。他经常弄出这种响声。这决非出于紧张，而是表现为一个巧妙的警告，或是为了表达下面的意思：我知道的事你们还蒙在鼓里呢。我听出这一次指的是后者，那意思是说：乔治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篷车，是因为车子里有个女人。维利在他头脑清醒时从来不把别人跟他说的心里话随便说出去，即便暗示也不屑为之。这么看来，他也喝醉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对玛丽罗斯低语说：“我们总是忘记乔治的年纪比我们大，在他眼里，我们显然就像一群小孩子。”我的声音不低，别的人也能听到。乔治听了后扭过头来向我报以感激的微笑。但我们仍扶不起杰米。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时间早已过半夜，地上的热气已经消散，月亮低低地挂在身后的山峦上。我记得当时曾这样想过：杰米在神态正常时看上去总是那样粗俗无礼，忧郁不乐，但这会儿喝醉了酒，额头上带着黑色的伤疤躺在龌龊的砾石上，却显得格外高贵而动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同时还在想：那个女人该是谁呢？——那天晚上在酒吧里跟我们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到底是哪位粗俗的农妇，或是妙龄的女孩，或是旅馆的顾客爬进了乔治的篷车，企图在明净如水的月光下把自己藏起来呢？我记得当时曾妒忌过她。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痛切地爱上了他，同时又一个劲地骂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因为我曾多次拒他于千里之外。当时，由于某些我后来才逐渐领悟的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让真正想娶我的男人选择我。

我们终于设法把杰米扶起。我们大家又拖又拉，费了很大的劲。在花紫树下，在花坛和旅馆之间那条长长的道路上，我们扶他推他。到了旅馆，他立刻滚到床上睡着了；当我们用药棉给他擦洗伤口时，他也没有醒。伤口很深，周围粘了很多沙砾，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血止住。保罗说他准备熬夜守护在杰米身边，“尽管我很讨厌承担这份属于该死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¹⁵⁾的工作。”然而，他刚一坐下就呼呼入睡了，最后只好由玛丽罗斯坐在他们两人身边守候到天明。泰德没好声气地道了一声晚安，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里。（但第二天一早，他又会改变态度，摆出一副自嘲自讽、犬儒主义者的样子。他打算花几个月时间彻底克服这种严重的负罪感和越来越令人难堪的犬儒主义思想——后来他又说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感惭愧的日子。）维利、乔治和我这时就站在台阶上，沐浴在朦胧的月色中。“谢谢。”乔治说，他凑到我跟前，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接着又看了看维利的脸，犹豫了一会儿，并没有说他刚才去做了什么事。他只是出于不得已才以粗哑的口吻开了个玩笑：“将来我会报答你们的。”说完，他便大踏步朝停在铁轨边那辆大卡车走去。维利低声说了一句：“他看上去真像个有什么约会的人。”他又摆出他那老于世故的架势，拖长声音，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但我当时太妒忌那位陌生女子了，所以没有回答他。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就睡觉去了。如果三位飞行员不端上我们的早餐过来唤醒我们，我们很可能会一直睡到正午。杰米头上扎着绷带，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泰德快活得有点莫名其妙。保罗则显得十分可爱，他开口就说：“我们已经开始暗算那位厨师了，亲爱的安娜，他允许我们自己来为你做早餐，顺便把维利的早餐也弄好，”他洋洋自得地把盘子推到我的跟前，“那厨师正忙着准备今晚的一切美食。你喜欢我们给你端来的这些食物吗？”

他们给我们弄来许多食品，我们品尝着木瓜、鳄梨、咸肉、鸡蛋、热气腾腾的新鲜面包和咖啡。窗子打开着，室外的阳光已经变热，吹进室内的风暖烘烘的，充斥着花香。保罗和泰德坐在我的床上，大家一起说着笑话。杰米坐在维利的床上，仍因昨晚喝醉了酒而垂头丧气。时间不早了，酒吧已开门，我们很快穿上衣服，一起走下山坡，穿过沐浴着阳光，弥漫着由瘦损的花瓣散发出的阵阵残香的花坛进入酒吧。旅馆的走廊上到处都是饮酒的人，酒吧里也已坐满宾客。保罗扬了扬手中的大酒杯，告诉大家聚会已经开始。

但维利却步了。他不赞成这种波希米亚式的集体调情联欢。“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他抱怨说，“那倒还可以。”我朝他笑了起来。他说：“是的。你尽管笑好了，但旧规矩也有其道理。旧规矩能使人免遭许多麻烦。”他因我的笑而恼火，说像我这样有身份的女子尤其需要举止端庄。“什么身份？”我突然变得很生气，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即刻听出他话中有话。“是的，安娜，男女是有区别的。历来就是如此，有可能将来也是如此。”“历来如此？”我提醒他想想自己的历史。“只要事情关系到男人和女人——”“关系到你——不是我。”我们以前就有过类似的争吵。争来争去不外乎这样一些话——女人的弱点啦，男人的财产观念啦，古时候的女人啦，等等，等等，简直讨厌透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深刻的性格冲突，凭几句话是无法解决的。事实是：我们一直在惊诧于各自最隐秘的情感和天性。这位未来的革命家向我僵硬地点点头，然后便拿了他的俄文文法读本坐到旅馆的长廊上去了。但他并不能单独在那里多学一会儿，因为乔治这时穿过花紫树大踏步朝这边走来，脸上显得十分严肃。

保罗跟我打招呼：“安娜，过来看看厨房里那些有趣的东西吧。”他用胳膊勾住我的腰；我知道维利看见了我们，我本来就想让他看见的。我们穿过石子铺就的道路来到厨房，那是一间低矮的大房子，坐落在旅馆背后。桌子上摆满了食品，为了防止苍蝇飞入，上面盖有纱罩。布斯比太太和那位厨师就在厨房里，那厨师显然很有些诧异：不知道布斯比太太为什么那么偏爱我们，竟任凭大家随便进出厨房。保罗马上过去与厨师打招呼，并问候起他的家庭情况。布斯比太太当然不喜欢这一套，而保罗却偏偏要跟她唱反调。厨师和他的白人雇主对保罗的反应如出一辙：戒备，迷惑，有点儿不信任。因为厨师显得有些不安，这种不安绝非因为成千上万的空军士兵在殖民地驻扎了整整五年，其实，每一个非洲人都知道此事用不着大惊小怪——是的，他的不安自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白人竟然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个黑人。布斯比太太的厨师不仅了解宗亲至上的封建关系，而且了解不讲人情世故的新型人际关系的野蛮与残忍。他现在正以平等的姿态与保罗商谈他的孩子，说话前每每要犹豫一下，本想收住自己的话头，但他天生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但它常常被人们忽视），使他很快能不卑不亢地与人从容周旋。布斯比太太听了一会，然后插嘴说：“如果你真想帮点忙，保罗，你和安娜可以到那边去布置布置大厅。”听她说话的口气显然是要暗示保罗，她知道昨天晚上他曾嘲笑过她。“当然，”保罗说，“乐意从命。”但他仍坚持跟厨师交谈了好一会。厨师长得非常英俊——一个体格强壮、身材匀称的中年人，脸部表情和一双眼睛显得很生动。在殖民地这一带地区，大多数非洲人都因缺吃多病而显得体格孱弱，可怜巴巴。但这个非洲人却跟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布斯比旅馆后面一间小屋里。这是违反法律的，按规定，黑人不可以在白人的居住区安家落户。那间小屋很简陋，但与一般非洲人所居住的茅舍比起来要好上几十倍了。小屋周围有鲜花和蔬菜，还有成群的鸡。我能想像得到，他对自己在马雪比旅馆的这份工作一定非常满足了。

当保罗和我离开厨房时，他很有礼貌地对我们说：“早上，尼克斯。”这是“早上，尼克塞卡斯”的略语，那意思是“早上好，酋长大人和夫人”。

“天哪！”当我们走出厨房时，保罗又气又恼地叫了起来。然后，他又以一种奇怪的，自我解嘲的口吻冷冷地说：“真奇怪，我竟然会关心起这些事。如果我量力而行，让志趣和能力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准则，那上帝也会高兴的。我为什么要过问这一切呢？但是，一直以来……”

我们穿过炎热的阳光，朝大厅走去，脚下的泥土暖烘烘的，散发出清香。他的手再次勾住了我的腰，这一次我很乐意他这样做，其原因已不仅仅为了让维利看见。我记得，当他的手搁在我的腰背部时，我曾产生过一阵亲密感，心里还想过：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集体里，这种突如其来的吸引力会像火光一样一闪而起，一闪而灭，最后留下一份温馨和劳而无益的好奇，一种略嫌古怪却又不乏甜美的失落的痛苦。我觉得这种痛苦更甚于其他那些劳而无功的可能性给我们带来的隐痛。我们来到大厅旁那株巨大的蓝花楹树下，维利已看不见我们，这时，保罗把我的身子扭转过去对着他，朝我看着，一阵阵甜美的痛苦啮咬我的心。“安娜，”他说，那声音好像在唱歌，“安娜，漂亮的安娜，荒唐的安娜，疯狂的安娜，我们在这片荒野中的安慰，长着一双宽容而快活的黑眼睛的安娜。”我们相视而笑，阳光透过树叶织成的绿帘像一枚枚金针刺在我们身上。他当时所说的是他真情的流露。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个组织的人，并常常为此而困惑、不满、失意和苦恼，对未来缺乏信心，那种“宽容而快活的微笑”所表现的心态多年以前就离我而去了。虽然我知道那时候的人与我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我才恍然大悟；但当我生存在那一片光辉灿烂的阴霾之中时，我就只能按自己不断变换着的欲求而左右摇摆、闪烁不定了。当然，这也正是年轻人才有的一种品格。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保罗却真的有那么一双“快活的眼睛”，当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大厅时，我一直看着他，一边心里在想：这个神情如此镇定的年轻人是否也跟我一样失意而苦恼呢？如果当时我跟他一样具有一双“快活的眼睛”——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突然显得极度的恼恨与沮丧——这也是我那些日子经常发的脾气，我二话不说，便撇下保罗，径自朝窗口走去。

我觉得这是一间我平生见过的最舒适的厅堂。布斯比夫妇当初搭建它是因为这一带没有公共场所，一旦有什么舞会或政治集会，他们就只好把餐厅腾出来使用。他们搭建这间大厅完全出于善意，是献给这个地区的一份厚礼，并没有从中牟利的意思。

这是一间极其宽敞的大房子，但看上去像个起居室，墙壁用磨光的红砖砌成，水泥地板呈深红色。柱子——共有八根大柱子支撑着茅草覆盖的屋顶——砌的是未经磨光的橘红色的砖块。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壁炉，大得足以烤下一头牛。椽木用的是带荆棘的木条，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这气味随天气或干燥或潮湿而有所变化。大厅的一端有个小小的平台，上面摆着一架巨大的钢琴，另一端摆着一台电唱收音机和一大堆唱片。左右两侧各开十几个大窗口，一边朝着旅馆背后那满是鹅卵形花岗石的小山丘，另一边是数英里开阔的乡野，它的尽头便是郁郁葱葱的群山了。

约翰正在大厅的一端弹钢琴，斯丹雷·莱特和泰德就站在他的身边。他没有理睬他们俩。他的肩膀和双脚随着爵士乐的节奏扭动着，踢打着，他那张浮肿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地凝视着远处的群山。斯丹雷对约翰的冷漠并不在意，因为约翰是他的饭票，凡是有约翰弹奏钢琴的聚会他都能借光获得邀请，约翰简直就是他行欢作乐的通行证。他并不隐瞒自己为什么要跟约翰在一起——他是狡诈的骗子中最坦率的一位。作为回报，他要无条件为约翰“弄到”许多烟、啤酒和女人。我说他是个骗子，当然，这话是我胡说八道。他是个从一开始就知道世上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两种法则的人。在我真的生活在伦敦工人区以前，这对我来说纯粹属于理论性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斯丹雷·莱特。他对法律有着一种本能的极端蔑视。总之，他极端蔑视我们经常谈论的国家。我想，这也就是泰德对他那么感兴趣的原因吧。他经常这样说：“你看他多么聪明啊！”其中的潜台词是，如果他的才智得到利用，他就能效力于我们的事业了。我想泰德的话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工会里就有像斯丹雷这样一个粗鄙的官员：一旦收敛了自己的本性，他便变得十分能干，胆大妄为。我发现斯丹雷始终对自己保持着一种别有用心的克制，并把它作为一件武器，以便尽量向这个在他看来显然只为别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世界攫取一切。他总是让人担惊受怕；不用说，他那结实魁梧的身躯，粗犷有致的五官，一双冷峻的、咄咄逼人的灰色眼睛也使我感到害怕。那他又如何能跟热情而耽于理想的泰德相处呢？他们并不投契，我知道，他只是想从他身上捞好处。泰德这个“读书人”居然依旧关心着自己的阶级，他对此的确感动过。同时，他又觉得泰德简直疯了。他总是对他说：“嘿，伙计，你交上了好运，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学问。你应该利用你的机遇，别只知道混日子了。那些工人是连一块粪便也舍不得送人的。你知道这是个事实。我知道这是个事实。”“但是，斯坦⁽¹⁶⁾，”泰德这时会瞪起眼睛，晃动着一头黑发怒气冲冲地大声训斥他，“斯坦，我们当中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关心一下别人，我们就能改变一切了——这道理你不明白吗？”斯丹雷甚至还阅读泰德借给他的书，归还时他说：“我对此没有反对的意见。祝你好运，我能说的就是这一点。”

这天上午，斯丹雷把许多啤酒杯摞到钢琴架上。角落里放着一只包装箱，里面都是酒瓶子。钢琴的周围烟雾弥漫，被反射进来的稀落的阳光照耀着。这三人在夹杂着阳光的烟雾中与大厅内其他的人隔开。约翰不停地弹奏、弹奏、弹奏，简直忘了一切。斯丹雷喝酒、抽烟，两眼老是盯住进来为他或约翰服务的女孩子。泰德则一会儿看看政治家斯丹雷，一会儿看看音乐家约翰，陷入了沉思。我前面已经说过，泰德自学过音乐，但不会演奏。他哼了几段由普罗科菲耶夫、莫扎特、巴赫⁽¹⁷⁾创作的歌曲片断，一边坚持要约翰为他弹奏，脸上显出恼恨自己不成器的样子。约翰不用乐谱就能随手弹奏任何曲子，只要泰德一哼出歌词，他就能配上乐曲；他边弹边在键盘上不耐烦地挥舞左手。泰德那催眠曲般的歌声一旦停止，那只左手便打起拍子，然后双手同时使劲，弹奏出爵士乐那暴风骤雨般的旋律。泰德点着头，微笑着，叹息着，一边不时瞅瞅闷闷不乐的斯丹雷。但斯丹雷只报以善意的微笑，他其实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这三个人一整天就围在钢琴边。

大厅里共有几十个人，但由于厅堂太大，看上去仍显得空荡荡的。玛丽罗斯和杰米站在椅子上，在十来个空军士兵的协助下正从黑色的椽木上往下挂彩纸。那几位空军士兵听说斯丹雷和约翰在这里，便特意乘火车赶了来。朱恩·布斯比站在窗台边，看她的眼神好像自个儿在做梦。当有人请她帮忙做点什么事时，她却慢悠悠地摇摇头，转身去凝视窗外的群山了。保罗在布置大厅的一群人中站了一会，然后便强行从斯丹雷那里弄了一些啤酒过来，来到我所在的窗口边。

“那不是很可怜的景象吗，安娜？”保罗说，他指的是那一班跟玛丽罗斯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都在那边，一个个对性那么厚颜无耻，但都未能如愿。玛丽罗斯在那边，她漂亮得像一轮红日，但除了她那位已故的兄弟，什么也不想。还有杰米，他跟她肩并肩站在一起，除了我，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我曾一次次对自己说：我应该跟他上床。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会使他感到幸福的。但事实是，我很不情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不仅不是个同性恋者，而且从来就不是。当我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时，我在思念什么人呢？我在思念泰德吗？或者是杰米？或者某个唾手可得的年轻而潇洒的英雄？全都不是。我思念的是玛丽罗斯。我思念的是你。当然，最好是你们中的一个，而不是同时两个。”

乔治·豪斯娄走进了大厅，并径自朝玛丽罗斯走去。她仍站在椅子上，身边簇拥着许多年轻人。当豪斯娄走近时，大家纷纷向后退，给他让道。突然，眼前的景象变得有些令人诧异。乔治一来到女人跟前便显得有些笨拙，过于谦恭，甚至说话也口吃起来（但他的口吃听起来往往有故作姿态的味道），与此同时，他那双深陷的褐色眼睛会以某种近乎恐吓的神情盯视对方。但他的一举一动仍保持谦恭有礼，就像他很抱歉似的。女人们都会对此深感迷惑或恼火，或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当然，他是个好色之徒。我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好色之徒，并非那种人们司空见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扮演这种角色的人。他是一个确实非常需要女人的男人。我说这话是因为真正需要女人的男人已为数不多。这儿我指的是那些文明人，我们文明世界中那些温情而缺乏性别特征的男人。乔治需要有女人听他摆布，需要有女人的肉体处在他个人魅力的控制之下。要是一个男人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控制女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内疚。或者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感内疚的男人只在极少数。当乔治的眼睛盯住一个女人时，他心里想的是她在被他折腾得昏昏沉沉时会是什么模样。他害怕这种景象在自己眼前出现。当时我没有领悟到这一点，我不明白在他眼睛盯着我时，为什么我会感到迷惑。但从那以后我又遇见过几个男人，他们跟他一样具有那种既笨拙又不耐烦的谦恭的表情，而实际上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傲慢之心。

乔治站在双手高高举起的玛丽罗斯的下方。她那鲜亮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身上穿的是一件无袖的黄裙子，手臂和大腿呈金棕色，显得很光滑。那几个空军士兵围在她的身边，一个个都几乎神魂颠倒。乔治也目瞪口呆地注视了好一会，身子一动也不动。他跟她说了什么。她把举着的手臂放下，慢慢地从椅子上下来，站在他的身边，抬头看着他。他又跟她说了句什么话。我仍记得当时他脸上的表情——下巴咄咄逼人地向外鼓，眼神显得很专注，一副愚笨而低三下四的样子。玛丽罗斯举起她的拳头，在他脸上猛击了一下。她使尽了自己的气力——他的脸迅速向后一歪，他的身体甚至还摇晃了一下。然后她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便重新爬回到椅子上，继续挂她的彩纸。杰米十分尴尬地朝乔治笑了笑，好像那一拳应由他负责似的。乔治来到我们身边，他又自愿扮演起小丑的角色；玛丽罗斯的追求者于是也回复到对她那种无助的敬慕中。

“嘿，”保罗说，“我都看见了。如果玛丽罗斯也那样打我一下，我相信我就有戏了。”

但乔治的眼里这时已挂满了泪水。“我是个白痴，”他说，“我是个笨蛋。像玛丽罗斯这样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看上我呢？”

“是啊，怎么会呢？”保罗说。

“我想我的鼻子在流血了，”乔治说，为的是为擤鼻涕找一个借口。然后他笑了起来，“我到处碰壁，”他说，“维利这家伙忙于学他那该死的俄文，一点也不关心这里的事。”

“我们大家也到处碰壁，”保罗说。其实他看上去气色很好，因此乔治抢白他：“我讨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的人会碰什么壁呢？”

“我的情况很糟，”保罗说，“首先，我已二十岁了，那就是说，碰到女人我会变得非常紧张，很不自在了。其次，我今年二十岁，以后的日子还很长，说句坦率的话，一想到未来就令我毛骨悚然。再次，我这个二十岁的人偏偏爱上了安娜，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乔治迅速朝我看了一眼，想证实这是否是真的。我耸了耸肩膀。乔治一口气灌下一大杯啤酒，说道：“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必要去过问谁跟谁相爱。我是个下贱坯，一个恶棍。好了，这还能容忍，但我偏偏又是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我是只猪猡。猪猡怎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这是我想知道的。”他在开玩笑，但他的眼里又噙满了泪水。他的身体因痛苦而抽搐着。

保罗以他特有的懒洋洋的姿态转过头来，让他那双蓝盈盈的大眼睛对着乔治。我敢断定他在这样想：哦，天哪，这才是真正碰壁了呢。但这话我已懒得听了……他从椅子上下来，站在地板上，脉脉含情地向我投来笑容，说道：“亲爱的安娜，我爱你胜过自己的生命，但我这会儿得过去帮帮玛丽罗斯。”可他的眼神分明地说：我得躲开那个丧气的白痴，但过一会我会回来的。乔治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离去。

“安娜，”乔治说，“安娜，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的想法与保罗的一样：我不想谈论真正令人困惑的事。我打算离开这班人加入到挂彩纸圈的行列中去，因为保罗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那里即刻变得欢腾起来。他们开始跳舞了。保罗跟玛丽罗斯结成舞伴，因为女伴不够，连朱恩·布斯比也在跳。在舞乐的吸引下，人们一个个走出了旅馆。

“我们出去吧，”乔治说，“这班子年轻人就知道寻欢作乐，我简直讨厌透了。再说，如果你也参加，你那位会说什么的。我正有话想跟他说说。”

“谢谢。”我说，口气中并无多大感激之意，但我还是跟他来到旅馆的走廊上。那里的人正纷纷朝舞厅走去。维利耐心地放下语法书，说：“我想，要安安静静地做点什么事简直太难了。”

我们三人坐了下来，腿伸进阳光中，身体的其他部位则留在阴影里。玻璃杯里的啤酒黄灿灿的晃动着，仿佛溶入了日光的金箔。乔治开始跟维利说话。他的话题很严肃，但他以一种自嘲的诙谐口吻来说，因此，整个谈话就显得很别扭，很不协调。与此同时，舞厅里传出音乐的阵阵旋律，我很想回到那里去。

实际的情况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乔治一家的生活过得很艰难，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得赡养他妻子的父母和他自己的父母。我去过他那个狭小的住所，那地方甚至偶尔去一趟也让人受不了。这一对支撑起这个家庭的年轻夫妇，或者毋宁说中年夫妇，被四个老人和三个孩子挤得过不了真正的生活。他的妻子拼命干活，他也是。四位老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需要特殊照顾或特殊的饮食什么的。晚上，四位老人在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打牌，经常发生争吵和一些老年人的过激举动。他们占有了房间的正中位置，连续打好几个小时的牌，孩子们只好到处找地方做他们的家庭作业。乔治和他的妻子常常拖着疲惫的身子早早上床睡觉，那间卧室是他们惟一可以说说悄悄话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家。平时乔治一周内有一半时间忙在铁路线上，有时还得到数百英里以外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去干活。他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爱他，但他总是感到内疚，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妇女来说，光操持这样一户人家的家务已经够辛苦了，更何况她还得干一份秘书的工作。许多年以来，他们没度过一次假，手头老是缺钱，为了几个先令或便士常常争吵不休。

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乔治仍有自己的风流事。他尤其喜欢非洲女人。大约五年前，他曾在马雪比旅馆住过宿，神魂颠倒地迷上了布斯比的厨师的老婆。那个女人成了他的情妇。“你对他好像用得上mistress⁽¹⁸⁾这个称呼了。”维利说。乔治没有领会其中的幽默意味，坚持说：“是啊，为什么不呢？只要你不主张种族歧视，她就绝对有权利得到这样的称呼，这是对她的一种尊敬，可以这么说。”

乔治经常路过马雪比。去年，他看见一班孩子，其中一个的肤色比其他的肤色要浅许多，模样也很像乔治。他问了那个女人，她说是的，她相信那孩子是他的。她不否定这个事实。

“是吗？”维利说，“那该怎么办呢？”

我记得乔治脸上显出一副极其伤感而又不信任的表情。“但是维利——你这蠢货，那里有我的孩子呀，我得为那个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孩子负责。”

“是吗？”维利还是那句话。

“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乔治说，“我要尽一切可能在这个鬼地方尽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与种族歧视做斗争。这不对吗？我要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当然，说话要有策略，我要说种族歧视并不符合任何人种的最大利益。仁慈、温和的基督也不赞成这样做。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我完全有理由说种族歧视是不人道的，极不道德的。那些赞成它永远存在下去的白人全都该受诅咒。我倒主张大家都学学另一类丑陋的白人的样，让他们去跟黑人女子睡觉去，从而给殖民地增加一个半白半黑的人种。”

“她没有要你做点什么吧？”维利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乔治用他那双大手捂住脸，我看见他的手指缝里已流出泪水。“我已经穷得一无所有，”他说，“这事我是去年才知道的。我简直快要愁得发疯了。”

“光发愁不是个办法。”维利说。乔治猛地放下他的手，露出泪痕斑斑的脸看着他。

“安娜？”乔治以哀求的口吻说，一边看着我。我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起来，因为我曾妒忌过那个女人，昨天晚上还希望过自己就是她。不过，当时这种想法是没有针对性的。如今我已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我惊奇地发现我开始痛恨乔治，并谴责他——正像昨天晚上当他使我感到内疚时我曾怨恨过他那样。而且，更糟的是，我还惊奇地发现我厌恶这个事实：那个女人是个黑人。我原以为自己决不会有这种情感，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我因此感到羞愧，感到愤怒——对自己，也对乔治。其中的原因甚至还不仅限于此。我年纪轻轻，才二十三四岁，却像许多所谓的“解放了的”女孩一样犯了一个错误，即陷入家庭生活的陷阱中并受其驯化。乔治和他的妻子所深陷其中的那个“家”除非那四位老人归天，就毫无获得解放的可能。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我甚至害怕得做起了噩梦。然而——我知道，这个男人，这个身陷囹圄的乔治，这个把那位不幸的女子——即他的妻子关进笼子的男子，在我看来还是强大的生殖力的代表。我从内心上是躲避这种力量的，但当时却显然在向它靠近。凭本能我知道，如果我跟乔治上床，就会领略到那种我以前从未领略过的性能力。尽管有这样一些想法和情绪在我身上激烈地冲突着，但我仍喜欢他，实际上是爱他，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人。我坐在走廊上好一会说不了话，知道我的脸已经变红，双手正在颤抖。我倾听着从山坡那边的大厅里传来的音乐和歌声，总觉得乔治在厄运的重压下似乎在拒绝我享受某种极其甜美、幸福的生活的权利。当时，我好像觉得自己活到今天有一半时间被剥夺了享受这美好的人生的权利。凭理智我还知道我的所谓幸福全都是无稽之谈——比如说，玛丽罗斯就很妒忌我，因为她相信维利和我具有她所希望的一切——她相信我们两人相亲相爱。

维利一直在看着我，这时他说：“由于那女人是个黑人，安娜受惊了。”

“这只是部分原因，”我说，“我惊奇的原因还在于我向往那样的生活。”

“我惊奇你居然会承认这一点。”维利冷冷地说，他的眼镜片在闪闪发光。

“我惊奇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乔治对维利说，“够了，你简直是个该死的伪君子。”维利拿起他的语法书，把它摊开在膝盖上。

“事情如何了结呢？你自己有什么聪明的解决办法呢？”维利说，“用不着告诉我。我知道你的为人，你觉得把那个孩子领进家门是你的责任。那将意味着四位老人惊恐得灵魂出窍，先不说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理睬他们。你那三个孩子将被赶出校门。你的妻子将失业。你将丢掉自己的饭碗。你们一家九口人将全给毁了。这对你的儿子又有什么好处呢，乔治？我可以问问吗？”

“难道这就是事情的结局？”我问。

“是的，事情就是如此。”维利说。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表情与平时一样总是那么固执，那么富有耐心。他的嘴唇紧紧地咬着。

“我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先例。”乔治说。

“什么样的先例？”

“冲破虚伪的先例。”

“为什么要在我面前用上虚伪这个词呢？——你刚才就已经称呼我为伪君子了。”乔治显得卑贱起来，维利则继续说，“你的崇高行为将由谁来偿付代价呢？你已经有八个人需要养活。”

“我的妻子用不着我养活。我其实还得依赖她。至少在精神上如此。你以为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要不要我把事实再重复一遍？”维利说，他显得超乎寻常得耐心，眼睛一边注视着他的语法书。乔治和我都知道，因为刚才说了他是伪君子，这口气他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乔治接着说：“维利，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总不能听之任之，就这样甩手不管吧？”

“你是不是要我说这样做不公平，不道德呢？”

“是的。”乔治说，他停顿了一会，把头低了下去，“是的，我想这正是我要说的。更糟糕的是：你别以为我已经不再跟她睡觉了，其实这事还没有完呢。有可能某一天在布斯比的厨房里又会冒出个小豪斯娄来。当然，我现在比以前谨慎多了。”

“那是你的事。”维利说。

“你真是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乔治停顿了一会，说道。

“谢谢。”维利说，“这件事已经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是不是？你自己也这样看，对不对？”

“那个孩子得在南瓜田里成长，与鸡群为伍，将来做一个庄稼汉或蹩脚的职员，而我的其他三个孩子却可以读完中学上大学。如果我一定得结束在这里的苦难，他们还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

“你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呢？”维利说，“是因为你的血脉吗？还是因为你的神圣的精液什么的？”

乔治和我都大吃一惊。维利看出了这一点，把他的脸拉长了。乔治生气地说：“不，这是责任。我不能嘴上说的是一套，行动上做的又是一套。”

维利耸耸肩，我们沉默了下来。约翰有节奏的弹奏声从大厅那边传过来，打破了正午的宁静。

乔治再次看着我，我振奋起精神，决心与维利斗一斗。回想起来真令人发笑——因为我情不自禁地用了文学上的术语来进行争论，就像他不自觉地使用政治术语一样。但在当时，这一点也不显得有什么不妥。在乔治眼里看来也不足为奇，在我说话时，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停地点头。

“听我说，”我说，“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它简直就是道德的试金石。打个比方，它就像基督的复活。而你这会儿却耸耸肩膀，全不把它当一回事。”

“我好像并没有耸过肩膀，”维利说，“但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自从有了私生子以后就很难具体化了，这也许是个事实。”

“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乔治问，声音很刺耳。

“好了，你们是不是要说非洲的问题在这个国家全集中在布斯比的厨师家里那位白皮肤的小傻瓜身上了呢？”

“你把话说得太好了！”乔治怒气冲冲地说。（然而，在他离开殖民地以后许多年，他仍然低三下四地向维利讨教，恭敬他，写出一封封自贬自贱的信给他。）他抬头看着外面的阳光，挤掉了眼泪，然后说：“我得去倒杯酒来。”他迈步朝酒吧走去了。

维利拿起他的教科书，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说：“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但我不会把你的责备放在心上的。你也会给他提出同样的忠告，是不是？无非多说几声‘唉呀唉呀’罢了，但你的忠告会跟我的一样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切实在太糟糕了，我们因此变得冷酷无情，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

“但我要建议你坚持某些基本原则——如废除不合理的现象，纠正社会的错误什么的，而不是光坐在一旁为它哭哭啼啼。”

“现在我们得做点什么呢？”

“现在我要读点书，你可以出去安慰安慰乔治，对他表示点同情，不过，这样做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我离开他，慢慢地走回大厅。乔治身子斜靠在墙上，手上拿着一个杯子，眼睛闭着。我知道我应该走到他的跟前去，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进入大厅。玛丽罗斯独自坐在窗口边，我来到她面前。她正在哭。

我说：“好像今天是个大家哭鼻子的日子。”

“不包括你。”玛丽罗斯说。她的话是说我跟维利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根本用不着哭鼻子。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说道：“怎么啦？”

“我坐在这里看他们跳舞，脑子里一边开始思考起一些问题。几个月以前我们还相信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一切都将变得很美好，但如今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是吗？”我说，语气中显然流露出一种恐惧。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驳她。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乔治找你干什么？我想他一定因为我打了他在骂娘吧？”

“乔治什么时候会因有人打了他就骂娘呢？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这也是我痛哭的另一个原因。当然，我知道，我打他的真正原因是，像乔治这样的人有可能使我忘记我的兄弟。”

“那不好吗，你也许确实应该让某个像乔治这样的人试一试。”

“也许我应该那样做。”她说。像往常一样，她的脸上露出一种勉强的微笑，那意思显然是说：你真是个可爱的宝贝！——我于是生气地说：“既然你懂得其中的道理，又为什么不照着做点什么呢？”

她再次露出勉强的微笑：“再不会有人像我的兄弟那样爱我了。他真的很爱我。乔治会跟我做爱，但那不是同一回事，是不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已拥有过最美好的一切，而如今除了性关系，已别无所有。这话有什么错呢？你说这话有什么错呢？”

“你用那样的口气跟我说‘这有什么错呢’，我就不知道如何回答好了，尽管我仍觉得你的话总有不对头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对头？”她的声音变得很怪异，这使我更加生气起来：“你根本就没有试一试，没有试一试。你只是放弃这种努力。”

“你的一切太美满了。”她说，再一次暗示维利，这一下我无言以对了。这回轮到我想哭了，她看了出来，便以一个比别人经受过更多磨难的人的口吻说：“别哭，安娜，你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好了，我得去洗洗脸准备吃午饭了。”她走了出去。所有的年轻人都围着钢琴在唱歌，我于是离开大厅，朝刚才乔治待过的地方走去。我拾级登上两旁长有荨麻与花紫树的小山坡，发现他已移步到旅馆背后，正站在那里，目光穿过一排木瓜树凝视着那间住着厨师和他的妻儿的小屋子。一群黑皮肤的孩子正蹲在地上，在鸡群中玩耍。

我注意到，乔治打算点上一支烟，但他那只光滑的手臂在颤抖。他没能点上那支烟，于是不耐烦地把它丢开了。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我的私生子不在那里。”

下面旅馆里响起了开午饭的铜锣声。

“我们还是进去吧。”我说。

“跟我在这里待一会吧，”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手上的热气透过我的衣服烫及我的肌肤。铜锣那悠长而清脆的声浪过去了，钢琴声也已停止。蓝花楹树上有只鸽子在咕咕地啼鸣。乔治把他的手放到我的胸口，说：“安娜，我现在可以带你到床上去——然后再跟我的黑人情妇玛丽睡，再以后还可以今晚就回家，跟我的妻子睡一觉，从而使你们三人都快活。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安娜？”

“不理解。”我怒气冲冲地说。然而，他搁在我胸口上的那只手已经使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你不理解？”他以讥诮的口吻说，“真的吗？”

“是的。”我坚持说。我是在代表所有的女人撒了谎，我想到了他的妻子，我觉得她好像就关在笼子里。

他闭上了眼睛。他那棕色的脸颊在颤抖，一双乌黑的眼睫毛看上去就像雨天挂出的两道小小的虹。他没有把眼睛睁开，接着说：“有时候我会以局外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乔治·豪斯娄，一个受人尊敬的市民，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对它的热情已被他对年迈的父母和岳父母、可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忠诚所抵销。我能看见一只张牙舞爪的大猩猩就在身边。我能十分清楚地看见那只大猩猩，我奇怪别人怎么不能够。”他把手从我的胸口放下，从而使我能够再次均匀地呼吸。我说：“维利是对的。你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办法，因此你应该停止折磨自己。”他依然闭着眼睛。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下面的一句话，但他已睁开眼睛，并向后退了几步。这也许是某种心灵感应吧。我说：“你不应该去自杀。”

“为什么不呢？”他怪异地问。

“就为那个与你不能把那孩子领回家一事相同的理由。你已经有九个人需要操心。”

“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只有两个人需要操心，那时我会不会把这个孩子领回家呢？”

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过了一会，他用手挽住我的腰，陪我穿过黑皮橡树和荨麻丛，说道：“和我一起到旅馆去吧，但千万要离我这只大猩猩远点。”我为自己拒绝了这只大猩猩、扮演着一个超越性关系的姐妹的角色而苦恼。吃午饭时我坐在保罗身边，而不是乔治身边。午饭以后我们大家都睡了很长时间，并很早就开始饮酒。尽管对于马雪比这一带的村民来说，这次舞会并不公开，但当村民们乘车赶来时，舞厅里还是挤满了跳舞的人。除了我们这一班子人，从城里还来了许多空军官兵。约翰一直在弹钢琴，原先聘请的那位钢琴师远远比不上约翰，于是心甘情愿地退到酒吧里去了。晚会的主持人匆匆说了几句半心半意的话欢迎空军官兵的到来，全部仪式也就结束了。我们都跳起了舞，直到约翰弹累了为止，那时已是凌晨五点钟。然后我们三五成群站在布满寒星的夜空下，月光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脚下布满了黑森森的影子。我们全都手挽着手唱起了歌。在逐渐苏醒的夜色中，鲜花的芬芳沁人心脾。它们长得既繁茂又鲜艳。保罗和我在一起，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跳舞。维利跟玛丽罗斯在一起——他也一直跟她跳。杰米喝得酩酊大醉，独自在一旁晃动着身子。不知怎么回事，他又受伤了，眼皮上有个小伤口在流血。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其他几天也是如此。第二天晚上的“全体舞会”还是那些人参加，布斯比酒吧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布斯比的厨师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妻子也许跟乔治又幽会了几次。乔治留意着玛丽罗斯，显得既痛苦又无奈。

第二天晚上，斯丹雷·莱特开始注意起长着一头红发的莱蒂莫尔太太，但我得说其结果是很灾难性的。用上“灾难性”这个词似乎有点荒唐，因为那时候人们所经受的痛苦其实没有半点“灾难”可言。一切都出了差错，显得既丑陋又不幸，充满着犬儒主义的色彩，但决不是灾难性的，任何事物和人物都得不到改变自身的机会。感情的闪电时不时地闪现，照见一片充满隐秘的痛苦的地带，然后——然后我们继续跳舞。我猜想，斯丹雷和莱蒂莫尔太太之间的事只是她婚姻生活中发生过的无数次的插曲之一。

她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妇女，性格很直爽，双手极其灵巧，双腿又细又长。她的皮肤白白嫩嫩的，长着一对长春花般又大又蓝的眼睛，目光混浊，温柔，视力很差。那对蓝得发紫的眼睛简直就是透过朦胧的泪眼观察人生的。就她而言，这种朦胧也是被酒精害的。她的丈夫是个身材高大、脾气乖戾的商人，酗酒成癖，为人残忍。酒吧一开门他就开始喝酒，喝了一整天，脸始终是阴沉沉的。而喝酒则使她变得更温柔，更爱眼泪汪汪地唉声叹气。我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见过她丈夫跟她说话不是恶狠狠的。看样子她已经不在意了，或者说已经无所谓。他们没有孩子，但她有一只跟她形影不离的狗，那是一只跟她的头发的颜色相同的漂亮的红毛狗，一双眼睛也跟她一样泪汪汪的充满着某种渴望。红发女子和红毛狗一起坐在走廊上，接受其他顾客向他们表示的敬意和饮食。这三个每逢周末都要到这家旅馆来。斯丹雷·莱特被她迷住了。她没有腰身，他说。她是个真正的好女人，他又说。第二天晚上的舞会中，她由斯丹雷殷勤地陪伴着，她的丈夫则在酒吧里喝酒直到关门。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钢琴边，斯丹雷跟他干完最后一杯酒，他便跌跌撞撞地上床去了，留下妻子继续在那里跳舞。他似乎对她的所作所为并不在意。她时而跟我们在一起，时而跟斯丹雷在一起。斯丹雷已经设法为约翰“弄到”一个住在离此两英里的一个农场里的女人，她的丈夫去了军队。正如他们反复所说，他们四人在一起过得很快活。我们在大厅里跳舞，约翰弹着钢琴，那位农场主的妻子——一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留着一头鲜亮的金发的大个子女人——就在他的身边。泰德已暂时放弃拯救斯丹雷的灵魂的努力，正如他自己所说，性对他太有吸引力了。整个大周末——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喝酒、跳舞，耳畔始终响着约翰弹奏的钢琴声。

当我们回到城里时，保罗评论说，这样的度假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只有一个人一直坚持他的自我修养，那就是维利，他每天都坚持花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学习文法，尽管也多少受过一点玛丽罗斯的诱惑。但我们大家仍觉得应该回到马雪比去。我记得，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去了那里。这一次与上次度假的情况已大不相同——除了我们几个人和莱蒂莫尔夫妇和他们的狗，再加上布斯比一家，整个旅馆空空如也。我们受到布斯比夫妇殷勤的接待。但我们仍感受到，我们在旅馆里已不再享有那么多的特权，只是花了那么多的钱，主人不至于让我们扫兴罢了。那个周末的情况我已记不得太多，随后的四五个周末也是如此——中间还隔了几周。我们已不再每周都上那里去。

从我们第一次去那里算起过了大约六个月或八个月时间，一场危机——如果可以称做危机——终于发生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去马雪比。人还是先前那几个人：乔治、维利、玛丽罗斯和我，泰德、保罗和杰米。斯丹雷·莱特和约翰已经加入到莱蒂莫尔太太和她的狗以及那位农场主的妻子的圈子里去，有时泰德也跟他们在一起，但总是默默地坐着，很有点不自在。不一会他又回到我们这里来，照例默默地坐着，朝自己笑笑。那是一种新奇的微笑，含有讥诮、苦涩和自责的意味。坐在花紫树下，我们经常能听见走廊那边传来莱蒂莫尔太太那懒散而悦耳的声音：“斯丹孩儿，给我弄杯酒过来好吗？为什么不给我一支烟呢，斯丹孩儿？孩儿，过来，跟我说说话。”他把她叫做莱蒂莫尔太太，但有时忘了，冲口叫出玛丽，这时她便会朝他眨巴起那两道爱尔兰式的黑色眼睫毛。他当时才二十二三岁。他们间的关系后来维持了二十年。在大庭广众下他们喜欢扮演母子的角色，但私下里却保持着频繁的性关系，这一点只要莱蒂莫尔太太一走近我们身边，我们就能领悟到。

回顾我们度过的那些周末，它们就像一串穿在一根线上的珠子，开始是两颗晶莹闪亮的大珠子，随后是一排无足轻重的小珠子，最后又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珠子。但那也只是模糊的记忆，因为，一旦回想起那最后一个周末，我便意识到这当中的那些周末一定还发生过什么事才导致最后的事故发生。我已记不得那么多，因为这一切都已成过去。如今回想起来，也只能徒增烦恼了——就像在跟另一个坚持维护隐私的自我格斗一样。不过，事情全都装在我的脑子里，就看我能否把它们一一折腾出来。我诧异自己生活在主观色彩浓厚的烟霾中，那么多事物都被我忽视了。你怎么知道我所“记得的”一切就是最重要的呢？我所记得的只是经过二十年前那个安娜所挑选的东西。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安娜是否还会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跟苏格大娘相处的那段经历以及对笔记的实验已大大增强了我的客观意识——不过，这一类的观察记载在那本蓝色笔记里，不在这本笔记里。不管怎么说，尽管最后一个周末所爆发的戏剧性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并无先期的迹象，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比如保罗和杰克逊的友谊在惹怒布斯比太太以前肯定已发展到了很深的程度。我仍记得她是怎样责令保罗离开厨房的——时间肯定是最后那个周末前的一个周末。当时保罗和我正在厨房里跟杰克逊说话，布斯比太太走了进来说：“你们知道，按规矩旅馆的顾客是不允许进入厨房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所感受到的震惊，就像大人变得专横武断时孩子感到受委屈那样。这也就是说，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可以在厨房里进进出出，可她从来没有抗议过。保罗当时做出的反应是即刻按她的话去做。他有意等在厨房的后门，直到杰克逊吃完中饭出来，然后便招摇过市般陪他穿过围住杰克逊所住的那间小茅舍的铁丝网，一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交谈着。保罗有意要当着黑人与白人的面摆出如此亲密的举动，目的是想气一气那些对此看不顺眼的白人。我们从此再也不走近厨房。我们真是十足的孩子气，从此便像小学生议论女校长那样嘲讽起布斯比太太，对她说三道四。事情在我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我们竟会一下子变得那么天真，竟会毫无顾忌地去伤害她的感情。由于她怨恨保罗和杰克逊之间的友谊，她在我们眼里成了一个“不开化的土著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殖民地里每一个白人都厌恶这样的土著人，只是从政治的利益出发，我们才在向别的白人解释为什么土著人的种族态度有违人道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理解。

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泰德是怎样解释斯丹雷和莱蒂莫尔太太的关系的。泰德说莱蒂莫尔先生变得吃醋了，当然他有自己的正当理由。斯丹雷天生爱客客气气地嘲弄人，他说过，莱蒂莫尔将他的妻子看得一钱不值，他活该受到报应。其实，真正可笑的还是泰德，因为他妒忌斯丹雷。斯丹雷才不关心泰德是否受了伤害。他为什么要关心呢？一个人一旦对另一个人爱到了一定程度，怨恨往往会随即产生。事情历来如此。当然，泰德最初看上斯丹雷是因为他是一只“压在石块底下的蝴蝶”，他的浪漫情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他们的关系还是好的。泰德也真是自作自受，斯丹雷曾不止一次对他狡黠地微笑过，并眯起眼睛冷冷地对他说：“你离远点吧，伙计，你知道这会儿不是请你喝茶的时候。”然而，泰德继续向他提供一本书或一张音乐会的票子什么的。斯丹雷已经公开蔑视泰德。而泰德则连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就容忍他了。泰德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小心谨慎的人，但他也会跟斯丹雷一起出去“历险”，捣腾一些啤酒或偷窃点食品什么的。事后他会对我们说，他跟斯丹雷出去只是为了寻找机会向他说明这样做不是正当的谋生手段，他相信斯丹雷有一天自己会认识到这一点。说完这话他便满含羞愧地朝我们瞟上一眼，随即转过头去，脸上露出一丝歉疚的苦笑。

回头再说乔治的儿子。后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乔治本质上是个稳重的人，我相信，一年来他一直让自己受心灵的折磨，而不把事情张扬出去。维利和我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然而，后来大家还是知道了。我猜想，就在我们大家都喝得有点醉醺醺的某个晚上，是他自己把事情捅了出去，虽然过后他觉得这样做很不明智。我们大家即刻开始嘲笑他，就像我们在绝望中要对这个国家当时的政治形势要做一番嘲讽一样。我记得有天晚上乔治使我们大笑不止，大家最后便凭想像胡诌起来，说将来有一天乔治的儿子会到他家要求做一个仆人，乔治开始不认识他，但某种神秘的联系使他喜欢上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被允许在厨房里干活，他的敏感的本性和天生的才智——“这一切当然是从我这里继承去的，”乔治也许会这么说——很快使他亲近了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成员。不久他便开始在牌桌上为四个老人洗牌，而且还跟乔治的其他三个孩子——即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比如说，当他们打网球时，他就为他们捡球，从而证明他的存在并非无足轻重。他那富有耐心的服务终于得到了回报。乔治突然间醒悟过来，有一天，当这个孩子给他递过他的皮鞋时，他说：“擦得很亮，真的。”“老爷，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我的儿子啊！”“父亲，你终于认我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大家说了一大堆。

那天晚上，我们看见乔治独自坐在树底下，双手捧着头，身子一动不动，沮丧而沉重的身影融合在长矛状的树叶子所投射的婆娑的影子里。我们过去坐在他的身边，但大家都没有什么话可说。

最后那个周末将举行另外一个大型舞会，星期五那天，我们各自乘坐汽车或火车陆陆续续赶到了马雪比，并在大厅里会合。维利和我到达时，约翰已经坐在钢琴边，那位金发红脸的女子就相伴在他的身边。斯丹雷在跟莱蒂莫尔太太跳舞；乔治在跟玛丽罗斯说话；维利直接走过来强制乔治离开那里；保罗过来要我跟他跳舞。我们间的关系跟以前一样既亲切又具有讽刺性，嘴上说的尽是些好听的话。旁观者总以为我们间的关系是：维利和玛丽罗斯，保罗和我。不过，有时候他们还会以为乔治和我，保罗和玛丽罗斯。当然，由于我跟维利的关系几乎并不存在多少性的因素，这种浪漫而多变的关系其实也是可能的。在一群人当中如果有两个核心人物保持着真正的性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会像催化剂一样影响到其他的人，最终常常毁了整个组织。我已见过许多这样的团体，包括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实际上，只要你观察一下某个组织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你就能判断出该组织核心的一对（这样的一对普遍存在）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了。

星期五那天，我们到达以后才一个小时，事情就有点不对劲。朱恩·布斯比来到大厅，要求保罗和我去厨房帮她准备当天晚上的食物，因为杰克逊得忙于准备明天的宴会。朱恩当时已跟那位小伙子订婚，从此不再恍恍惚惚的老是走神。保罗和我跟着她走了进去，杰克逊当时正在搅拌做冰布丁用的水果和乳酪，保罗马上跟他交谈了起来。他们谈论的是英格兰，对于杰克逊来说，英格兰是那么遥远而神奇，有关它的一些简单的细节——比如地铁、公共汽车、议会，等等，他也能耐心地听上几个小时。朱恩和我站在一起，为旅馆当天的晚餐准备色拉。她急切想腾出时间接待她的年轻的未婚夫，因为他随时有可能到达。布斯比太太这时走了进来，她看了看保罗和杰克逊，说：“我想我已经同你说过，我不想在厨房见到你，是不是？”

“哦，妈妈，”朱恩赶紧说，“是我把他们请来的。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厨师呢？让杰克逊一个人干实在太忙了。”

“杰克逊做这个工作已经十五年了，至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困难。”

“哦，妈妈，事情是没有困难的，但自从战争爆发，那么多空军官兵经常上这儿来，工作就忙多了。我愿意过来帮点忙，保罗和安娜也是。”

“你应该听我的，朱恩。”她的母亲说。

“哦，妈妈，”朱恩显得有些恼火，但仍保持着温和的口气。她朝我扮了个鬼脸，那意思是让我不要介意。布斯比太太看见了她扮的鬼脸，于是说：“你太多管闲事了，我的孩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厨房里发号施令的？”

朱恩终于忍不住使起了她的性子，径自离开了厨房。

布斯比太太懊丧地看着保罗，嘴里喘着粗气，她那张并不怎么漂亮、老是泛着红晕的脸变得更红了。如果此时保罗能说句好话，做点什么事以缓和她的情绪，她肯定会即刻做出让步，变得温和起来。但他作出的反应仍与先前一样，朝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然后便从容不迫地朝边门走去，一边对杰克逊说：“等你忙完活以后我再来看你。不管你忙到什么时候都行。”我对布斯比太太说：“如果朱恩不邀请我们，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的。”她对我的申诉并不感兴趣，没有做任何回答。我于是回到大厅，跟保罗做伴跳舞去了。

那一阵子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布斯比太太爱上了保罗。她也许真有那么点意思。但她是个朴实而勤劳的女人。自从战争开始，她一直就这么操劳。他们的旅馆原先是个只供旅行者过夜的处所，如今成了度假胜地。开办这家旅馆实在够她忙的了。几周以前，朱恩又从一个整天绷着脸的少女变成一个即将出嫁的年轻女子。回想起来，我觉得朱恩的婚姻是导致她母亲郁郁不乐的根本原因；朱恩显然是她感情的依托。布斯比先生总是在柜台上忙，他是一个最难相处的酗酒者。那些在宴会中畅怀豪饮的人与“携酒瓶者”——即长年累月每天都得喝上几杯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些天天得喝酒的人对待自己的妻子都很坏。布斯比太太已经失去了女儿，她不久就要住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了，在这个殖民地里，这点距离算不了什么，但对母亲来说却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也许她还深受战争年代的动荡的时局的影响。许多年以前，她就听天由命，虽然是个女人，却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生活。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在观察莱蒂莫尔太太，她与自己年纪相仿，如今正被斯丹雷·莱特追求着。也许，她对保罗暗暗地抱有幻想，这我不得而知。如今回想起来，我明白布斯比太太是个孤独而可怜的女人，但当时我却并没有这样看。当时我只是把她看做一个愚蠢的“土著人”。哦，天哪，一想到那些曾经被我们亏待过的人，我的心就要发痛。让她变得快活仅仅是举手之劳——只要我们偶尔请她过来一起喝点什么，或跟她说说话就行。但我们却止步在自己的圈子里，对她一味地开着愚蠢的玩笑和嘲讽。当保罗和我离开厨房时，她脸上那副尴尬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凝视着保罗的后背，显得既伤心又失望。她的眼睛因困惑而显得有些迷狂。只听她尖着嗓门对杰克逊大声嚷嚷：“你变得厚颜无耻了，杰克逊。你为什么会这样厚颜无耻呢？”

按规定，每天下午杰克逊都可以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但他却像个封建时代的忠实奴仆那样，只要事情忙不过来，他便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天下午，我们看见他直到五点左右才离开厨房，慢慢地走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保罗对我说：“亲爱的安娜，如果我不加倍地去爱杰克逊，那我就不配如此爱你了。现在这件事已成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他离开我，走过去迎接杰克逊。两人站在篱笆旁交谈着，布斯比太太从厨房的窗口上看着他们。当保罗离去时，乔治来到了我们身边。乔治看着杰克逊，说：“那人就是我的孩子的父亲。”

“哦，别说了，”我说，“再说它没有好处的。”

“安娜，你不觉得事情很滑稽吗？我难道连钱都不能给我自己的孩子吗？杰克逊每个月才得五英镑，你不觉得这太不可思议吗？当然，我得养活那么多孩子，自己又年老体弱，五英镑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如果我每月给玛丽五英镑，让那个可怜的孩子穿得体面些，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作用是很大的……她曾对我说过，杰克逊一家一星期的伙食费才十先令。他们就靠南瓜、玉米粥和厨房剩下的残羹剩饭过日子。”

“杰克逊没有怀疑你们吗？”

“玛丽说没有。我问过她。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她说：‘他是我的好丈夫，他对我和所有的孩子都很温和……’安娜，你知道吗，当她说出这话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混账东西。”

“你还跟她睡觉吗？”

“是的。安娜，你不知道，我爱那个女人，我爱她爱到了……”

过了一会，我们看见布斯比太太从厨房走了出来，并朝保罗和杰克逊走过去。杰克逊进了自己的小木屋，布斯比太太虎着脸，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里。保罗来到我们身边，把布斯比太太跟杰克逊所说的话转告我们：“我没有放你的假，让你厚颜无耻地跟那些脑子有毛病的白人交谈。”保罗气愤得连尖酸刻薄的话也顾不上说了。他只是说：“我的天哪，安娜，我的天哪，我的天！”然后他慢慢地恢复了常态，硬要拉我再去跳舞。他说：“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如说你，真正相信这世道有一天会变的。”

那天晚上，我们又跳舞又喝酒。我们很迟才上床睡觉。维利和我上床时情绪都很坏。他很恼火乔治把自己的事和盘托出，他对他已感厌烦。他对我说：“你和保罗好像相处得很不错。”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这句话就一直在他的嗓子眼里。我回答：“不错，你和玛丽罗斯也一样。”我们已经坐到各占房间一方的两张单人床上。他手上拿着本有关德国早期社会主义发展的书。他坐在那里，所有的智慧却集中闪耀在那两片闪闪发光的眼镜片下面。他在思索：是否有必要跟我吵一架。我想他当时心里在想：我们一吵起来，一定又会回到乔治的老话题上去……感情脆弱啦，官僚政治啦，等等等等。不可思议的是，他是个做事不知自己的动机的人，也许他相信自己痛恨我与保罗的关系。也许他的感情是真切的。由于受到了挑衅，我才拿玛丽罗斯回敬他。如果今天我受到同样的挑衅，那我就会说：“每个女人都由衷地相信，只要她的男人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就有权利再找一个。”这是她的第一感觉，也是最强烈的愿望，尽管后来出于怜悯或利害关系的考虑，这种愿望可能淡漠下去。但维利和我凑合在一起并非出于性的要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在此写下这一切，并明白我们间的矛盾已那么深，今天回想起来我仍能凭本能或纯粹的习惯作用来判断它的是与非。愚蠢啊愚蠢，我总是做那样的蠢事。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争吵。过了一会儿他独自哼起了那首歌：哦，那条大鲨，长着凶恶的钢牙……他随后拿起他的书读了起来，我也就睡下了。

第二天，旅馆的气氛全变坏了。朱恩·布斯比跟她的未婚夫跳舞去了，直到凌晨才回家。当她回来时，布斯比先生破口大骂他的女儿，布斯比太太则在流眼泪。因杰克逊而起的乱子在旅馆的服务人员中蔓延开去。吃午饭时，服务员对我们板起了脸孔。杰克逊按聘用合约办事，一到三点钟就甩手不干了，留下布斯比太太一人操办舞会的食物。朱恩因记恨前一天受到的责备，也不愿帮她母亲的忙。我们更是袖手旁观。我们听见朱恩大声嚷嚷着：“如果你不那么吝啬，你就该再雇用一个厨师，用不着为了每月节省五英镑而拿自己作牺牲。”布斯比太太哭红了眼睛，脸上显出狂乱的表情，她跟在朱恩背后为自己争辩着。当然，她并不是一个生性吝啬的人。五英镑对布斯比一家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想，她不多雇用一个厨师的原因是她不在乎自己多干活，她原以为杰克逊也不在乎。

她回到自己房里躺下了。斯丹雷·莱特与莱蒂莫尔太太一起待在阳台上。下午四时，旅馆的一位服务员为旅客端上茶点，但莱蒂莫尔太太患头痛，想喝清咖啡。我猜想，一定是她丈夫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们已习惯于把她丈夫当做一个非常顺从妻子的人来看待，因此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一想法太自以为是了。斯丹雷来到厨房向服务员要咖啡，但咖啡被锁起来了，食品柜的钥匙则由忠实可靠的仆人杰克逊保管着。斯丹雷于是去杰克逊的小屋向他借钥匙。我想，他根本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他只是“组织”货源，这也是他的天性。杰克逊本来就喜欢斯丹雷，因为他把皇家空军进驻殖民地与人道主义相联系，他于是出了小木屋，下来打开食品柜，准备给莱蒂莫尔太太做清咖啡。布斯比太太一定是从她卧室的窗口看见了这一切，她于是走了过来，对杰克逊说：如果你再敢这样做，你就要被解雇了。斯丹雷想安慰她，但无济于事。她简直就像中了什么邪似的，她丈夫不得不过来把她拉走，让她再躺到床上去。

乔治来到维利和我身边，说：“你们是否意识到，杰克逊如果被解雇，那会意味着什么呢？那时这一家子全完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打算……”维利说。

“不，你这大笨蛋，我只是偶尔要想起他们。这是他们的家。杰克逊不可能再找一个工作能让他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只得到什么地方找份工作，而他的家人则不得不回到尼亚萨兰⁽¹⁹⁾去。”

“很有可能。”维利说，“他们那时将跟其他非洲人一样过日子，而不是成为百分之零点五的少数派——他们在这里的比例好像只有这么点。”

酒吧很久以后才开门，乔治前去喝酒。杰米陪着他。我似乎还将最重要的一点给忘了——杰米还惹恼过布斯比太太。事情发生在上周末。杰米当着布斯比太太的面用手搂住保罗，并吻了他。当时他喝醉了。思想单纯的布斯比太太当时惊呆了。我竭力向她解释：殖民地男人的传统习惯或生活作风与英格兰男人是不一样的，但从那以后，她一见到杰米就徒生厌恶。他经常喝醉酒，不刮胡子，焦黄的短须中露出两道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使他看上去显得很丑陋。他走起路来总是跌跌撞撞的，身上穿的衣服经常不扣纽扣，不翻衣领。但这一切布斯比太太并不介意，她觉得这都很正常，真正的男人完全有权利喝酒，不刮胡子，不注重自己的仪表。她过去甚至像慈母般关怀过他，但“同性恋”这个词使她再也无法容忍。“我猜到了，他就是人们所说的同性恋。”她说这句话时好像这个词就是一剂毒药。

杰米和乔治在酒吧里喝醉了，当舞会开始时，他俩已变得很伤感，很感情用事。当他们进来时，大厅里已挤满了人。杰米和乔治一起跳舞，乔治拙劣地迈着舞步，杰米则装出一副天真而快活的样子。他们在大厅里只兜了一圈——但这已足够了。布斯比太太已经来到舞厅，看上去就像只穿着黑色缎子衣服的海豹，一张脸因悲伤而泛出红光。她朝他们两人走过去，要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出丑卖乖。没有人注意到所发生的一切，乔治告诉她别做一只愚蠢的母狗，并开始与朱恩·布斯比跳舞。杰米张大嘴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那样子活像一个小男孩被人掴了一巴掌而不知如何才好。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便一个人走到室外去了。

保罗跟我跳舞。维利跟玛丽罗斯跳。斯丹雷跟莱蒂莫尔太太跳。莱蒂莫尔先生待在酒吧里，乔治数次离开我们，回到他的篷车里去。

我们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喧哗，不管什么事都要嘲笑几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后一个周末了。当然，我们并没有作过任何决定不再到这里来，就像当初来这里时并没有作出过任何决定一样。我们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其中一个原因是保罗和杰米不久就要调防了。

临近半夜时，保罗提醒说杰米出去很久了。我们在大厅的人群中寻找他，但见不到他的人影。保罗和我到外面去找他，在门口碰到了乔治。室外的空气很潮湿，天空阴云密布。在这个国家的这一带地区，在晴朗的天气里会突然发生一两天的突变，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就像在爱尔兰常见的细雨微风一样，这时往往会有一场细雨或缓缓降落的大雾。那天晚上的天气也是这样子。人们三五成群站在阴冷的微风中，但夜色实在太深，相互间看不见对方的脸。我们在他们中间来回寻找，希望能凭人影子认出杰米。酒吧这时已关门，旅馆的阳台上没有他，餐厅里也不见他的人影。我们开始焦急起来，因为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将喝得烂醉如泥的他从花圃里或花紫树下救出来。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卧室。然后我们慢慢地搜索各个花园，跌跌撞撞地穿过一丛丛灌木和植物，但仍没有发现他。我们坐在旅馆主楼的背后，不知道下一步得上哪儿找才好。正在这时，前方离我们仅五六步之遥的厨房亮灯了。杰克逊独自慢慢地走进厨房。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直受人监视着。我记得他向来待人彬彬有礼，小心谨慎。但这一次他却显得既恼恨又困惑——我记得我当时看着他的脸，觉得自己先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种表情。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的眼睛注视着地板上的某个物体。我们凑上前去观看，只见杰米醉醺醺地昏睡在厨房的地板上。杰克逊弯下腰去扶他，这时，布斯比太太紧跟着走进了厨房。杰米醒了过来，看见杰克逊，像一个刚被唤醒的小孩那样举起双臂，抱住杰克逊的脖子。那黑人说：“杰米老爷，杰米老爷，你得去睡觉了。你不可以睡在这里。”杰米说：“你爱我，杰克逊，是不是？你爱我，别的人谁也不爱我。”

布斯比太太惊愕得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墙上，脸上一片土灰色。这时，我们三人走进厨房，扶起杰米，把他紧抱住杰克逊的手分开。

布斯比太太说：“杰克逊，你明天离开这里。”

杰克逊说：“夫人，我犯了什么错？”

布斯比太太说：“出去，滚开。你这龌龊的一家子和你自己都给我从这里滚开。明天就走，否则我就要叫警察了。”

杰克逊看了看我们，眉头锁起又打开，脸上的皱纹使皮肤一缩一张的，分明表示出他的不理解和痛苦，整张脸好像一会儿变凝固了，一会儿又松动开。他显然一点也不知道布斯比太太为什么这样大为光火。

他慢吞吞地说：“夫人，我已经为你工作十五年了。”

乔治说：“我要跟她说说，杰克逊。”乔治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跟杰克逊说过话。在他面前他感到内疚。

杰克逊慢慢地把脸转过来对着乔治，然后又慢慢地眨巴起眼睛，那神态好像被什么人打了一下似的。乔治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杰克逊开口了：“你不愿我们离开，是不是，老爷？”

我不知道这话应作如何解释。也许杰克逊一直知道他妻子的事。当时他的话听起来有那个味道。乔治闭了一会眼睛，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十分可笑，简直就像一个白痴在说话。而后他便趔趄着走出了厨房。

我们半推半拉把杰米弄出厨房，我们说：“晚安，杰克逊，谢谢你好心帮了杰米。”但他没有回答。

保罗和我把杰米弄上床。当我们从房间下来穿过黑暗的雨夜时，我们听见不远处传来乔治和维利的说话声。维利在说：“肯定是这样了。”“显而易见。”“很有可能。”乔治则显得异常激动，语无伦次。

保罗压低声音对我说：“哦，我的上帝，安娜，跟我一道走吧。”

“不行。”我说。

“我随时有可能离开这个国家。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做。”

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话便走进夜色中。维利回去了，我就跟在他背后。我们走近卧室，一道走了进去。维利说：“这倒是最好的结局，杰克逊和他的一家就要走了，乔治也就会恢复他的理智了。”

“这也就是说，几乎可以肯定，这户人家只好分开了。杰克逊再也不能跟他的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了。”

维利说：“就像你一样。杰克逊有个家已够幸运了，他们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个家呢。现在他跟其他人一样了。就是如此。那么多人没有自己的家，你是不是一直在为他们伤心流泪呢？”

“没有，我向来主张这样的事应一古脑儿全结束。”

“很对。这就对了。”

“但我碰巧认识了杰克逊和他的一家。有时我会不相信你说这话是当真的。”

“当然你不会。多愁善感的人除了自己的感情，从来就不相信任何东西。”

“这对乔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乔治的悲剧不在玛丽身上，而在他自己。她一走，他又会有别的什么女人。”

“这也许对他是一个教训。”当维利说这句话时，他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我离开已经上了床的维利，站在走廊上。雾变得稀薄了，昏暗的夜空中扩散开一团微弱而阴冷的光辉。保罗就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看着我。突然间，兴奋、愤怒和悲伤等诸多感情都一齐涌上我的心头，就像一枚爆炸开来的炸弹。此刻除了保罗，别的一切我都顾不上了。我朝他跑过去，他握住我的手。我们两人都跑了起来，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究竟跑到哪里去，为什么要这样跑。我们沿着公路主干线朝东跑，在满是污泥的潮湿的沥青地面上跌来撞去，随后便折入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我们不知道它通向何处。我们沿着这小径继续跑，穿过从未见过的小沙坑，穿过再次降落的薄雾。黑的树木湿漉漉的，在小径两侧兀然挺立。我们把它们抛在身后，继续跑下去。我们跌跌撞撞离开小径，来到一片草地上，这里四周密密麻麻地长着低矮的多叶灌木。我们又跑了几步，然后便拥抱着倒在湿漉漉的草丛中。这时，雨潇潇地下着，乌云压得很低，在我们头顶的夜空中疾速飘浮。月亮跟黑暗抗争着，刚露了露脸，又被乌云遮住了，我们于是又淹没在黑暗中。我们浑身颤抖得厉害，两人禁不住都笑了。我们的牙齿一道发出格格的响声。我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绉纱舞装。保罗脱下他的军装，把我裹住。我们又躺了下来。我们相拥在一起的肌肤是滚烫的，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又冷又湿。保罗此时仍不失他的沉稳，他说：“亲爱的安娜，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我选择了你这个早有这方面的体验的女子是否明智呢？”这话使我再次笑了起来。我们两人都无明智可言。我们太幸福了。很久以后，头上的月光逐渐变得明亮起来，远处，旅馆里约翰的钢琴声早已停止。抬头仰望，我们看见乌云已经散开，星星也出来了。我们从地上爬起，心里记着刚才的钢琴声，认准方向朝旅馆走去。我们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和草地。我们相握在一起的手是热的，泪水掺和着从草地上带来的水珠从脸上往下流淌。我们没能找到旅馆：肯定是风把舞会的音乐声吹散了，使它偏离了方向。我们在黑暗中又攀又爬，终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小山顶上。在闪烁着暗淡的光辉的星空底下，周围数英里以内黑的异常寂静。我们用手挽住对方，坐在湿漉漉的花岗石上，等待着晨光的降临。我们又湿又冷又累，谁也没有说话，就坐在那里，两片冷冰冰的脸颊贴在一起，等待着。

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强烈、疯狂而略带苦涩的幸福。它太强烈了，我甚至不敢相信它的存在。我记得当时曾这样想过：我太幸福了，但与此同时，我又为此而感诧异，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丑恶和不幸中蔓生出来的。在余下所有的时间里，我们紧挨在一起，脸埋得低低的，滚烫的泪水刷刷地往下流。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前面的黑暗中终于出现一片红光，沉默、灰暗而优雅的景致随之消退。半英里以外出现了我们所住的旅馆，但从高处眺望显得很陌生，而且并不坐落在我们所期待的方位。四周仍一片阴暗，见不到一盏灯。现在我们已能看清我们所坐的岩石就在一个小山洞的出口处，它背后那片平坦的石壁上刻满了布须曼人⁽²⁰⁾的绘画。这些绘画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中也显得光彩熠熠，但已被严重毁坏。这个国家的这一带地区，到处都有这样的绘画。由于不懂这些绘画的价值的白人顽童经常朝它们丢石块，大多已损坏。保罗看了看那些伤痕累累的彩色人物或动物画，说道：“这对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适当的注解，亲爱的安娜，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解释其中的原因。”他最后一次吻了我。我们随后便穿过挂满水珠的杂草和灌木丛爬下山去。我的绉纱舞装已被雨水淋得皱巴巴的，紧紧贴住了我的大腿，这就使我只能迈着小步子走路，为此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我们十分缓慢地沿着一条小路朝旅馆走去，然后登上旅馆客房楼。走廊上，莱蒂莫尔太太坐在那里哭泣。莱蒂莫尔先生则坐在房门口，他依然醉醺醺的，正一字一顿以醉酒者特有的口吻说：“你这娼妓，你这丑陋的娼妓！你这生不出孩子的母狗！”这样的争吵显然以前就已发生过。她朝我们抬起泪痕斑驳的脸，一边用双手扯住美丽的红头发，泪珠从下巴上簌簌地往下掉。她的狗蹲在她的身边，在她的两腿之间仰着头低声地哀叫着，红毛尾巴在地上来回摆动，好像在向主人表示它的歉意。莱蒂莫尔先生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的妻子：“你这生不出孩子的懒娼妓！你这婊子！你这肮脏的母狗！”

保罗离开了我，我回到房里。房里又黑又闷。

维利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你知道的。”

“过来。”

我走到他身边，他抱住我的腰，把我按倒在他身边。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躺在那里，心里一边在怨恨他，一边在想，他明明知道我刚跟另外一个男人做过爱，为什么还偏偏这时候才犯什么罪似的跟我做起爱来呢？

这事毁了我们的关系。我们从此再也不能原谅对方。我们从此再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但一直搁在心里。就这样，我们间无性的关系终于以性的交往而告终了。

第二天星期天，吃午饭前我们在铁路线旁的树底下集合。乔治独自坐在一边，他看上去显得苍老、悲伤而憔悴。杰克逊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晚就走了，他们前往北部的尼亚萨兰。那间曾住过那么多人的小木屋转眼间变得空荡荡的，好不凄凉。它看上去就像一间破败的小屋子，孤独地兀立在木瓜树的背后。杰克逊逮他养的鸡时显得过于匆忙，结果留下几只几内亚珠鸡和正在下蛋的红毛母鸡没带走。来不及抓走的还有几只叫做卡菲尔鸡的雏鸡，和一只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羽毛的漂亮的小公鸡。它的尾巴在阳光下发出彩虹般的光彩，一双扒土的爪子又白又健壮，啼鸣的声音十分洪亮。“它就是我。”乔治看着那只小公鸡，自我解嘲地对我说。

当我们回到旅馆吃午饭时，布斯比太太过来向杰米道歉。她显得很匆忙，很不安，一双眼睛红红的，尽管她一看见杰米就不免有些厌恶，但态度还是诚恳的。杰米十分感激地接受了她的道歉。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他已记不得了，我们谁也没有告诉过他，他以为她是为舞会上他与乔治的事来向他道歉的。

保罗说：“杰克逊怎么啦？”

她说：“走了，走了也好。”她以沉重而急促的口吻说，那语气分明表现出一种迷惑。显然，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轻易就把为她工作了十五年的仆人给打发了。“乐意干这个工作的人反正很多。”她说。

我们决定那天下午离开这家旅馆，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几天以后，保罗就在事故中丧生了。杰米则开始驾驶他的轰炸机在德国的领空飞行。泰德不久就在飞行员的考核中落败，斯丹雷·莱特称他是个傻瓜。钢琴家约翰继续在宴会中弹奏钢琴，仍然是我们感兴趣的、沉默而超然的朋友。

乔治通过当地官员打听到了杰克逊的下落。他把他的家人带到了尼亚萨兰，并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他自己则成了城里一户人家的厨师。乔治有时寄钱给这一家子，并设法让他们相信这钱是从布斯比夫妇那里寄来的。他宣称：布斯比夫妇会后悔的。他们为什么要后悔呢？就他们而言，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可后悔的样子。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这就是《战争边缘》的创作素材。当然，这两个“故事”已大不相同。我清楚地记得我决意把它写出来时的情景：当时我就站在马雪比旅馆客房楼的台阶上，我的周围是一片阴冷的、白晃晃的月光。穿过下面的树丛，远处就是铁路线，一列货车开了进来，停在站上，哐啷哐啷地颤动着，咝咝地冒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汽。火车旁边停着乔治那辆运货车，车后挂着的篷车漆成茶褐色，看上去就像一只摇摇晃晃的包装箱。乔治当时正好跟玛丽一起在篷车里——我亲眼看见她偷偷地从家里溜出，爬了进去。湿漉漉的花坛散发出浓重的花香。从跳舞的厅堂传来约翰弹奏的钢琴声。背后，我还能听见保罗和杰米在跟维利谈话，以及保罗突然爆发的爽朗的笑声。我心里充满了一种危险而甜美的幻念，总觉得自己能直接走出这些台阶，升入空中，借助醉迷之力攀登到星星中去。我知道，这种幻念即使在当时也是对一切可能性和危险性的一种漠视，是诡秘、丑恶、可怕的战争脉博本身，是我们相互掘墓、自寻毁灭的死亡意志。

［几个月以后某日］

今天我把这篇东西通读了一遍，自写成后还是第一次读它。里面的内容充满了怀旧情结，每个字都含有那种意味，尽管当初我写下它时以为自己很“客观”。怀什么旧呢？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宁可死也不愿那样的生活再重复一次。那时候的“安娜”似乎就是现在的我的一个敌人，或者说是一个我太熟悉而又不想再见到的老友。

［第二本是红色笔记，里面的内容是我不假思索就记下的。首页上写着“英国共产党”几个字，下面划了两条横线，日期是一九五年一月三日。笔记是这样开始的：］

上星期，摩莉深更半夜来找我，说每个党员都得到了一份表格，要他们填写作为党员的经历，其中还有一个栏目要求详细地写出他们的“怀疑与困惑”。摩莉说她已经开始写，原来打算三言两语写几句完事，结果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足足有十多页”。她似乎显得很苦恼。“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是忏悔吗？不管怎么说，既然写出来了，我就要把它交上去。”我说她简直疯了。我说：“如果有朝一日英国共产党真的掌握了政权，你那份文件又存入了档案，如果他们正好需要证据把你千刀万剐，那他们倒有现成的了。”她朝我苦涩地笑了笑——每当我说出这一类话时，她都会这样笑起来。摩莉并不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共产党员。她说：“你太多疑了。”我说：“你知道这是实话，或者说很有可能。”她说：“既然你那样看，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人谈话要求加入共产党呢？”我说：“既然你也那样看，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组织里呢？”她又笑了起来，并点了点头，这回的笑已不见了那种苦涩味，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嘲讽。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思索着，抽着烟。“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安娜，你说呢？”第二天上午她说：“我接受你的建议，我把它撕了。”

同一天，我接到约翰同志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听说我打算加入共产党，比尔同志（此人负责党内的文化工作）想要见见我。“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思，当然用不着去见他。”约翰赶紧补充说，“但他说了，他很有兴趣见见冷战开始后第一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这话具有讽刺的意味，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我说我愿意见见比尔同志。不过，实际上我并没有最后决定加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讨厌加入那些被我瞧不起的组织。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就是那个样子，我无法把自己的真心话说给任何一个我所认识的同志听。这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决定我的态度的关键了吧？然而，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尽管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告诫自己别去参加那些在我看来不那么诚实的组织，但在临近决定的关口我还是一再欺骗了自己。这里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平时我为了什么事去找作家或出版商——即所谓文学圈子中的人，那完全是一个小心慎微，充满娘娘腔，等级分明的团体。如果碰上商务上的事，他们又是那么吵吵嚷嚷的俗不可耐。只要跟这班人一接触，我便不由得要想加入共产党。第二个因素是：我每次去找摩莉，总见她忙进忙出在组织点什么，她是那么富有生气和热情！当我登上楼梯时，厨房里便传来他们的声音——我会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那是一种十分友好的气氛，大伙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当然，光这一些还是不够的。我明天就要去见比尔同志，告诉他我天生是个“同路人”，我要站在一旁看看再说。

第二天。

面谈在国王大街举行，那地方拥塞着无数间小小的办公室，临街的玻璃窗安装了防护铁栅。尽管我以前曾多次从这里经过，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加固的玻璃窗给我两点印象：一是恐怖与暴力；二是防卫——有必要保护一个动辄就被人丢石块的组织。我登上狭窄的楼梯，一边思考着第一个印象：在英国，权力和暴力还没有成为现实，共产党让人联想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仍处在隐蔽状态。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呢？比尔同志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犹太人，戴一副眼镜，聪明伶俐，出身于工人阶级。他对我的态度殷勤而警觉，他的声音冷漠而轻飘，蕴含着某种藐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已觉得他有必要向我表示歉意，我想说的话还差点嘟哝着说了出来。会见很有成效。他说他已听说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尽管我想对他说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但我还是默认了这个事实。我心里想（这也许是他那轻蔑的态度使然），好吧，就算他没有说错吧，他们的工作又有进展了。但我坐在那里，良心上却很不安。（当然，我知道他弄错了。）在我离开以前，想不到他竟说：“五年以后，我估计你就会像所有其他的人那样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写文章把我们当怪物来描写了。”他所说的“其他的人”当然是指知识分子。因为在共产党内有这么种奇谈怪论，说知识分子总是摇摆不定，无论在什么组织或集团里，他们的信仰总是变化无常。我很生气。我的心受到了伤害，我终于明白他蔑视我的原因。我对他说：“亏得我还是个老党员了。如果我是个新加入的，你的这种态度有可能已使我迷途知返了。”他机警而冷漠地看了我好一会，那意思分明是说，如果你不是早就参加过共产党，我当然也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了。我觉得很滑稽——我又回老家了，也就是说，我又有权利去领略那绝妙的讽刺和成员间的勾心斗角了。我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我显然忘了自己早已脱离党内各派系间那种各保自家山头，充满讽刺意味的紧张气氛。但在我有意加入英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又完全理解了党内派别之争的本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即那些稍有头脑的人，对“党中央”都有同样的看法：党内充斥着一批僵死的官僚，他们管理着这个组织，而实际的工作却是“中央”以外的人干的。当我第一次告诉约翰同志我想加入时，他就这样对我说过：“你疯了吗？他们仇恨并歧视参加党组织的作家，他们只尊敬那些不加入组织的作家。”“他们”指的就是党中央。这只是一句笑话，但很有代表性。他们把自己隐蔽起来，看看晚报，辱骂辱骂苏维埃联盟。他们对苏联的看法在我看来倒也没有错，但他们说话的口气——那种充满恶意、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的口气，很让我讨厌。我高兴自己参加了共产党。回家找摩莉。她不在，我失望地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心里一边想着为什么我会去加入。她回来了，我把事情告诉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滑稽的事：我本不想参加党组织，但我却参加了。”她苦涩地微微一笑（她这种微笑只是为政治而发，与其他的事无关。她性格中并没有那种苦涩味）：“我也是不由自主就加入的。”这事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起过，她是个忠诚分子，我当时肯定流露了惊讶的表情。她于是说：“好了，你现在加入了，我可以告诉你了。”那意思是说，如果我是个局外人，她就不会跟我说真话。“我在党内各派系间混得久了……”即使现在她说话仍不能直截了当，“我知道的情况太多，因此就不想加入了。”她笑了起来，好像还扮了个鬼脸。“我一开始是为和平而工作的，因为我相信和平。我身边的人全是党员。有一天，爱伦那母狗问我为什么不是个党员。我很不客气地说了她一句——那是一个错误，她显得很生气。两天以后她对我说：由于我不是个党员，有谣言说我是个密探。我估计那谣言就是她散布的。事情真够滑稽，如果我真的是个密探，那我早就应该加入了。我感到非常恼火，于是就出去，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坐在那里抽烟，看上去很沮丧。接着她又说：“这一切很奇怪，是不是？”随后便上床睡了。

一九五年二月五日

不出我所料，入党后从来没有什么人跟我讨论政治，惟一几次谈话还是跟那些已经退党的人进行的。我跟他们谈了我的看法。他们对我的态度既坦诚又宽容——他们认为我这是一时糊涂。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九日

入党以后第一次跟约翰共进午餐。与那些脱党的朋友所谈的一样，一开始便坦诚地讨论起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约翰情不自禁地维护起苏维埃，神情非常激动。但晚餐是跟新政治家派系的乔伊斯一起吃的。她开始攻击苏联。尽管我不能忍受别人这样做，自己却即刻站在苏联这一边。她继续攻击苏联，我继续维护苏联。她知道自己在跟一个共产党人说话，因此满口都是陈词滥调。我也用陈词滥调回敬她。好几次我都想打破僵局，换一换说话的方式，但没有成功——谈话的气氛充满敌意。晚上，迈克尔来访，我把跟乔伊斯争吵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尽管她是个老朋友，我们也许不应该再见面。事实上我的思想观点一点也没有变，但我已经是一名党员，对她来说这个事实足以使我成为某种事物的化身，而这种事物她是不得不以适当的态度来对待的。我以同样的口气跟迈克尔说话。迈克尔听了我的话后说：“那你又想怎么样呢？”他以一个东欧流放者、一个饱经政治风浪的前革命家的口吻跟我说话，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政治上很无知的人”。我所扮演的确实是那样一个角色，我的回答简直毫无意义。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扮演这种角色的方式都太滑稽了。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杰克·布里格斯是《泰晤士报》的新闻记者。战争爆发时离开了报社。当时，他并不关心政治。战争期间，他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在这期间受了他所遇到的共产党人的影响，逐渐向左倾。战争结束后拒绝保守党报纸的高薪聘请，甘愿拿低薪为左翼报纸工作——说左倾的报纸也行。由于他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左翼的台柱子莱克斯就把他逼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境地上去。他没有钱了。如今又被报界当做共产党人，于是失了业；他的名字还上了匈牙利法庭受审罪犯的名单，说他是个英国间谍，图谋推翻共产党。我意外碰到他，他当时十分沮丧——无论党内党外都窃窃议论他曾经是个“资产阶级的间谍”，他因此受到朋友们的怀疑。作家团体开了个会。我们讨论了他的问题，决定去见比尔，以结束这种令人讨厌的私下议论。约翰和我去见比尔，对他说杰克·布里格斯显然不可能是个间谍，要求他过问一下。比尔很和蔼，很讨人喜欢。他说他会“调查”一下，并让我们知道调查的结果。我们于是随他调查去，知道这意味着党内高层领导要碰个头。比尔没有回话。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也是党内官员一贯的作风——碰到棘手的事就把它搁起来——我们于是再去见比尔。他极其和蔼可亲，说他无能为力。至于为什么，他说：“在这一类问题上，疑问还是存在的……”约翰和我生气了，责问比尔：他个人是否相信杰克有可能做过间谍？比尔犹豫了一下，然后便发表长篇大论，毫无诚意地推论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间谍，“包括我自己”。他的微笑既愉快又友好。约翰和我起身告辞，既伤心又愤慨——生我们自己的气。我们觉得有必要去看看杰克·布里格斯，跟他说说其他同志对他的看法。但谣言和恶意的中伤没有停止。杰克·布里格斯极其悲伤，他被完全孤立了，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不愿接近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跟莱克斯为那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莱克斯认为它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发生争执以后过了三个月，几家有声望的大报开始刊登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时，勇敢的莱克斯觉得也应该发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了。他请杰克·布里格斯来写。杰克很反感，情绪很坏，他拒绝了。

这段故事多少有点像荒唐的闹剧，说法也很不统一，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它是一个共产党或接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我在这本笔记里写得很少。为什么呢？我知道，我在此所写的一切都是批评我们党的。但我仍在党内。摩莉也是。

迈克尔的三个朋友昨天在布拉格被绞死了。晚上他跟我——毋宁说跟他自己谈起这件事。他先解释为什么这三个人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然后又以极度的政治敏感解释说：共产党不可能陷害并绞死无辜的人。这三个人也许是心不由衷地卷入了“客观上”属于反革命的活动。他的话没完没了，直到最后我说我们应该睡觉了。他哭了一通宵。我多次被他惊醒，发现他在哭泣，泪水沾湿了他的枕头。第二天，我对他说他昨晚一直在哭，他说他在生自己的气。他出去上班，布满皱纹的脸显得苍白，看上去活像个老头子。他心不在焉地跟我点了点头——他的心思早已游离于千里之外，陷入痛苦的自省之中。那一阵子，我还为卢森堡夫妇⁽²¹⁾请愿。要想让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很困难，只有党内和一些倾向党的知识分子例外。（这里与法国不一样，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这个国家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全国上下到处笼罩着一种紧张、多疑而惊惶不安的气氛，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它失去平衡，从而使麦卡锡主义在这里流行起来。）先不说那些“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就是党内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为卢森堡夫妇请愿，而不为在布拉格受陷害的人请愿。我除了说卢森堡的事总得有人出来说说话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回答。我感到很厌恶——既厌恶自己，又厌恶那些不愿为卢森堡签名的人。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多疑而令人讨厌的世界里。今天晚上，摩莉突然哭了起来——她当时就坐在我的床上，跟我闲谈白天的事，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点忙也帮不上。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记不起来了，但那人肯定是玛丽罗斯，她坐在马雪比旅馆的大厅里，眼泪突然间从她脸上滚滚而下，并说：“我们原以为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摩莉也是那样痛哭的。地板上全都是报纸，报道有关卢森堡夫妇和东欧的事。

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晚上很觉恶心。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问了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关心卢森堡夫妇，却对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受害者则仅仅表示无奈和沮丧呢？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我觉得发生在西欧的事我有责任过问，而对发生在那边的事就根本没有这个责任了。我仍在党内。这样的话我对摩莉说了，她轻描淡写地回答（她当时正忙于组织一次很困难的活动）：“行了，我知道了，但我现在很忙。”

科斯特勒。他说过的某句话仍印在我的脑子里——在西欧，任何一个经过某个时期仍待在党内的共产党人都是凭个人的神话才坚持下来的。大约就这个意思。我问自己：我的个人的神话是什么呢？尽管对苏联的批评绝大多数都是对的，但肯定还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拿时间做交易，等待着匡正现状，等待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天的到来。我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这个意思。当然，我也不能和这里的任何一个党员说这样的话，尽管这个问题我跟以前那些党员是经常讨论的。如果我所认识的所有党员私下里都向往着这么个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神话，情况是不是就会大不一样呢？我问摩莉。她厉声回答：“你为什么要去读科斯特勒这个猪猡写的东西呢？”无论政治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事，她平时说话的态度都不是这个样子。我大感惊讶，想跟她认真讨论讨论。但她太忙了，正在组织一次活动（布置一次东欧艺术的展览）。她太投入了，没有兴趣跟我讨论。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跟摩莉谈政治，简直就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约是个干巴巴的、聪明的、爱讽刺人的政治女性吧，要么就是个说话很有点疯劲的盲目的党徒。我自己也有这双重的人格。举个例子，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了主编莱克斯。就在上星期。寒暄以后，我发现他的脸上显出一种厌恶而刻薄的表情，我知道他打算说共产党的坏话了。我知道，如果他真的那样做，我会为之辩护的。我不能容忍他说出那些充满恶意的话，或者说不能容忍自己变得那么愚蠢。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令人不安的是——这一点在你参加党以前是认识不到的——你很快发现自己所见到的共产党人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人一谈起来无不流露出一种对共产党一知半解却又充满了可怕的恶意的态度。你成了一个孤独者。当然，这正是我打算退党的原因。

昨天写了要求退党的报告，但不知什么时候交上去合适，会有什么结果。

跟约翰共进晚餐。我们很少碰头——我们的政治观点经常出现分歧。晚餐结束时，他说：“我们之所以不愿意退党是因为我们无法向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一理想告别。”陈词滥调。有趣的是，这意味着他相信——显然包括我自己——只有共产党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其实，我们谁也不信这一套。关键的是，这话使我大感惊讶，因为他以前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话。（我认为布拉格事件显然是一次刻意的陷害，他却说：尽管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但它不可能那么乖戾得离谱。）我回到家里，心里想，在我参加共产党的当初，我的灵魂深处追求的是一种完美，希望能由此结束我们所过的那种破裂的、分离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加入共产党反而加剧了这种分裂——这不仅仅由于我加入了某个其纸上的教义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实观念相矛盾的组织，而且还由于某种更深层的原因。不管怎么说，那是某种更难理解的东西。我竭力思索着，我的头脑昏昏沉沉的一片空白。我感到既迷惘又疲惫。夜已深，迈克尔进来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毕竟还是个巫医，能治疗人的灵魂。他看着我，目光既呆滞又隐含讥刺，他说：“亲爱的安娜，一个人的灵魂不论在厨房里还是在双人床上干那事儿，都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无法理解它的本质。而你却偏偏要坐在那里苦苦思索，实际上，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你根本就无法把人的灵魂弄清楚。”我于是随它去了，我很高兴自己不再去想它，然而，我也为这份高兴劲儿感到有些内疚。

与迈克尔一起去了柏林。他去找战争时分散而不知去向的老朋友。“我想，他们一定都死了。”他说话的语气很新奇，平淡中透露出某种不易觉察的果断。自布拉格审判以来，他就有了这种说话的腔调。东柏林是个可怕的地方：凄凉，灰暗，破败；更糟的是，那里的气氛缺乏自由，就像一座看不见的监狱，无边无际地向四处延伸。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迈克尔遇到了几个战前就认识的人，可他们对他怀有敌意——迈克尔已跑上前去，想引起他们的注意，但看见的是他们那怀有敌意的脸，于是只好退缩了。原来，他们知道他曾经跟那三个在布拉格被绞死的人相处得很友好。那三个是叛徒，这就意味着迈克尔也是叛徒。他竭力保持镇静，彬彬有礼，想跟他们说说话。他们向外探着脑袋，害怕得相互挤在一起，那样子就像一群狗，或者说一群野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其中一位女子两眼冒着火说：“同志，你穿着那么昂贵的一套衣服，如今在干什么呀？”迈克尔穿的衣服大都上不了档次，他根本就没有在服饰上破费过什么钱财。他说：“伊琳娜，这是我能在伦敦买到的最便宜的衣服。”她扭曲了一下脸上的肌肉，摆出一副怀疑的神态；然后又看了看她的伙伴，显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呢？是为了散布资本主义的毒素吧？我们知道你穷得丁当响，没有任何生活资料。”迈克尔先是吃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便反唇相讥：“就是列宁也懂得一个新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可能缺乏生活资料。而英格兰则是个非常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你是知道的，伊琳娜，那里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她又气又恨，脸庞抽搐了两下，然后便转身走开了。她的伙伴也跟着她一起走了。迈克尔最后只说了一句：“她以前是个很理智的女子。”后来他拿这件事开玩笑，说话的声音显得既疲惫又懊丧。有一次他说：“安娜，想像一下吧，那么多勇敢的共产党人流血牺牲，为的就是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伊琳娜同志就因我穿了一件比她丈夫所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就朝我吐口水。”

今天，斯大林死了。摩莉和我坐在厨房里，情绪很坏。我一再说：“我们一直那样喜怒无常，我们应该高兴起来才是。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说，他应该死了。”她说：“哦，安娜，我也说不好了，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然后她笑了起来，又说：“我们苦恼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担惊受怕得麻木了。让我们所知道的错误都得到纠正吧。”“是呀，事情不可能更糟了。”“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大家似乎都相信事情会一天天好起来，是不是？为什么会好起来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正一天天走进一个充满暴政和恐怖的新冰河时期，不是吗？谁来阻止它？——我们自己吗？”这时迈克尔进来了，我把摩莉所说的话——关于斯大林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那番话——告诉了他。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对于一个伟人，我们其实都有这种愿望，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塑造他的形象。迈克尔显得既疲惫又严肃。出乎我的意料，他竟说：“是呀，这很有可能，不是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任何事物都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要想了解某一事物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着——既然一切都那么荒谬，那么，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出现。”

当他说这话时，他的脸越变越红，好像正在融化。可这些天，他的声音一直是干巴巴的。后来他又说：“好了，我很高兴他终于死了。但我年轻时曾热衷过政治，他在我眼里是个伟人。我们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伟人。”他竭力想笑起来，接着又说，“不过，在我们这个缺少伟人的世界上，我们这样想本身并没有错。”他用手蒙住眼睛，这是一个他并不习惯的手势，好像灯光把他的眼睛刺痛了。他说：“我头痛，我们上床睡吧。”在床上，我们没有做爱，只是肩并肩静静地躺着。谁也没有说话。睡梦中他又哭了起来，我不得不推醒他以打断他的噩梦。

补缺选举。伦敦北区。候选人：保守党，工党，共产党。关于工党的一个席位，其选民虽占多数，但与去年选举相比已有所下降。与往常一样，共产党各派系间一直为是否应该削弱工党的选票而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这样的会议我已参加过多次。讨论的结果还是老样子：不，我们不想削弱工党的选票。与其让托利党⁽²²⁾上台，不如让工党出来组阁，这是基本的方针。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我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就必须有自己的候选人。然而，我们又知道，共产党的候选人是没有任何希望当选的。会议陷入僵局，直到来自中央的代表进来说：不应该把共产党仅仅当做某个活跃的小团体来看待，那简直就是失败主义。我们必须为选举而斗争，就当我们确信自己能赢得选举那样去开展工作。（但我们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来自中央的代表那番充满火药味的演说虽然能激励大家努力奋斗，但不能解决眼前的基本难题。这样的局面我已见过三次：最后是一句笑话把大家的困惑一笔勾销了。是的，笑话，这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东西。这笑话当时还是来自中央的那位代表自己亲口说的：同志们，这话没有错，我们将输掉自己的老本。我们不可能赢得足够的选票打败工党。大家宽慰地哄笑起来，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笑话虽然与官样文章完全相抵牾，但实际上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连续三个下午出去拉选票。竞选总部就设在居住于伦敦北区的一位同志的家里。竞选活动由无所不在的比尔组织。他也住在这个选区。十来个家庭妇女每天下午一有空就参加拉票活动——男人们则在晚上出去。大家相互认识，我发现气氛非常融洽——大家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比尔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一切都被他安排得很周到。在我们出去拉票前，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要做的事。这里是个工人居住区。“坚决支持我们这里的共产党。”有位妇女自傲地说。我拿到二十来张标有“未确定”字样的卡片，上面写着已经被我们游说过的选民的名字。我的工作是再找他们谈一次，说服他们投共产党的票。当我打算离开总部时，大家正讨论到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拉选票更合适——因为我们这些妇女大多穿得比当地的妇女更漂亮。“我以为穿得与平时不同是不对的，”一位妇女说，“这是一种欺骗。”“不错，但如果我们花枝招展地出现在人家面前，那他们会产生戒备心理的。”脾气温和的比尔哈哈大笑起来——他跟摩莉一样，一旦投入具体的工作，便显得精力充沛、和蔼可亲——他说：“重要的是事情的结果。”有两位妇女责备他不诚实。“做任何事都必须保持诚实，否则人家就不相信我们了。”我拿到的这个名单都是散住在偌大一个工人区的人。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区域，房舍千篇一律，都那么矮小而破旧。半英里以外就是一个大火车站，滚滚的浓烟从那里向四周扩散。当时，黑沉沉的乌云压低了天空，正好与浓烟连成一体。我敲开了第一户人家的破房门。那位太太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羊毛衫，系着围裙，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有两个小男孩，他们倒穿得像模像样。我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她点了点头。我说：“我想你还没有决定是否投我们的票吧？”她说：“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她并无恶意，倒是很有礼貌。她说：“上周来过的那位小姐留下了一本书。”（即小册子。）最后她说：“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投工党的票，亲爱的。”我在卡片上记下“工党”的字样，划去“未确定”，然后便告辞了。下一个是塞浦路斯人。这户人家更穷，一位年轻的男子，显得很不耐烦，一个漂亮的黑人女孩，一个新生的婴儿。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刚移居英格兰。原来，他们之所以归在“未确定”的名单中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有选举权。我向他们解释，他们是有选举权的。两人脾气都很好，但希望我早点离开：婴儿在啼哭，气氛既压抑又烦人。男主人说他并不在乎共产党，但他不喜欢俄国人。我的印象是他们有可能投我们的票，但我还是把“未确定”三字留下了。然后再去见下一个。那是一户布置很整洁的人家，门外围着一群淘气的少年。我一走近，他们便吹起口哨，嘻皮笑脸地叫起来。我惊扰了那位家庭主妇，她挺着个大肚子，当时已经在床上躺下了。在让我进门以前，她数落她的儿子：他说过要到商店给她买东西的。他说他过一会儿再去。这男孩长得很好看，健壮，穿得很体面，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一带所有的孩子都穿得很体面，有时候只有他们的父母例外。“你有什么事？”她对我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解释说。她说：“哦，你们的人已经来过了。”很有礼貌，但也很冷淡。我们谈了很久，但始终难以使她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她说她的丈夫总是投工党的票，她只能按丈夫所说的去做。当我告辞时，她大声呼叫她的儿子，但他咧嘴笑了笑，跟一群朋友跑开了。她于是喝斥这个孩子。但这场景让人觉得很温馨，她并非真的要他出去买东西，只是要他放规矩点；而他也希望母亲对他吆三喝四，他对此并不介意。再下一户，女主人即刻急巴巴地端上一杯茶，说她喜欢选举：“人家经常过来与我说说话。”总之，她很孤独。她拖长音调，以一种没精打采、疲惫不堪的口吻没完没了地谈论她的私事（在我走访过的所有人家中，这一户在我看来似乎确实有某些不如意的地方，真的很不幸）。她说她有三个小孩，她在家里已待厌烦了，很想回去上班，但她的丈夫不让。她着了魔似的不停地谈啊谈的，我差不多在那里待了三个小时还脱不了身。当我终于有机会问她是否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时，她说：“愿意，就听你的吧，亲爱的——”我相信，她对所有前去拉票的人都说这句话。她补充说，她的丈夫经常投工党的票。我于是将“未确定”改成了“工党”，然后便告辞出来。当晚十时左右，我回到总部，除了已经改成工党的三张，我把所有的卡片都交还给比尔同志。我说：“我们的某些拉票员还是很乐观的。”他飞快地翻了翻那沓卡片，没有任何评论，就把它们放回到盒子里，随后冲着刚进来的拉票员大声说：“我们的政策还是有人诚心支持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去。”我拉了三天的票。后两天不再跟“未确定”的选民打交道，而是首次走访一些住户。找到了两个肯选共产党的选民，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他的都投工党的票。碰上五位过着独身生活，疯疯癫癫的女人，她们遗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或者毋宁说被丈夫和孩子所遗弃。她们都有共同的怪癖：怀疑自己。她们还为自己的不幸而感内疚。她们都爱说这样一句话：“我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回到竞选总部，我跟那位负责当天下午的工作的女子提到了这些女人。她说：“是呀，不管我上什么地方拉选票，神经总是很紧张。这个国家到处是疯疯癫癫的孤身妇女。”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以有点咄咄逼人的口吻补充说那些怀疑自己的女人的另一面，即我刚才所说的她们的内疚心理：“是呀，在我参加共产党，使自己有了生活的目标以前，我也常常那样想。”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实际上，这些女人比选举运动更让我感兴趣。选举日到了：工党以微弱的多数当选。共产党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又是一个笑话（下面的话是竞选总部的比尔同志说的）：“如果我们能再争取到两千张选票，那工党那微弱的多数就岌岌可危了。黑暗中总还是有一线光明的。”

吉恩·贝克。党内一位下级官员的妻子，三十四岁，小个子，黑皮肤，性格直率，或者毋宁说诚实。她丈夫很疼她，而她的神态总是那么和蔼而不自然，一副好刨根究底的样子。她前来收党费。一个天生的健谈者，从来不知道沉默，但这位健谈者最为有趣的一点是：她在把话说出来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此经常弄得面红耳赤，只得打断话头，向人解释她要说的意思，或紧张不安地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她才说了一半就中途停下来，迷惑地皱起眉头，那神态好像是说：“我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吧？”因此，在她谈话时，常常有一种自说自听的表情。她在写一部小说，但又说没有时间完成它。我所碰到的共产党员个个都说自己在写作，已写到了一半，或者正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些短篇小说，或编写一个剧本什么的。尽管我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这却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她说话不连贯，常常语出惊人，令人发笑，她逐渐具备了做一个小丑或一位天生的幽默大师的资格。当然，就她本人而言，她根本没有幽默感。当她听着从自己嘴里说出某些令人吃惊的话语时，她凭经验知道别人会笑起来，或感到恼火，于是就自己先发笑，并摆出一副困惑而不安的样子，然后再匆匆地继续说下去。她有三个孩子。她和丈夫对他们期望很高，逼着他们去上学，去争取奖学金。几个孩子认真地学习党的“路线”，俄国的形势，等等等等。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少数派，因此在陌生人面前总是摆出一种自卫自守的架势。但跟共产党员在一起时，他们又总是要卖弄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党的知识，这时，他们的父母便站在一旁，自豪得不得了。

吉恩是一家餐馆的经理。工作时间很长。她把自己的住房、孩子和她自己都料理得很好。她是地方党支部的秘书。对自己并不满意。“我做得还不够，我指的是为党做得还不够。我已厌倦了文书的工作，就像机器似的，太没意思了。”她紧张不安地笑了起来，“乔治（她的丈夫）说我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但我弄不懂自己为什么总是得点头哈腰。我是说他们也常常犯错误，不是吗？”她笑了起来，“我想做点别的更有价值的事换换花样。”又笑了。“我是说别的什么工作。不管怎么说，就连那些领导同志也在议论派系之争，不是吗？……当然，领导同志应该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笑了。“然而，这样的事好像并没有出现……不管怎么说，我已决定做点有用的事换换花样。”又笑。“我指的是别的什么工作。因此，星期天我在教一班成绩差的学生。你们知道，我以前做过教师。我指导他们。不，他们不是党员的孩子，只是普通人家的小孩。”笑。“总共十五个。工作很辛苦。乔治说我最好忙点发展党员的工作，但我想做点真正有用的事……”等等，等等。我们的党基本上由一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组成，但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为人服务的思想。还有那些感到孤独的人，党就是他们的家。诗人保罗上星期喝醉了酒，说他已厌倦了共产党，但他一九三五年就入了党，对他来说，一旦退党，就意味着退出了“他的整个生活”。

［黄色笔记像一部长篇小说稿，它的名称就叫《第三者的影子》。它的开头就像一部长篇小说：］

朱丽娅响亮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爱拉，你去不去参加聚会？你要不要使用浴室？如果不用，那我就要用了。”爱拉没有回答。她此刻正坐在儿子的床上，等待他睡着；再说，她已决定不去参加聚会，并且不想跟朱丽娅发生争论。不一会，她小心翼翼地挪出床外，但迈克尔即刻睁开眼睛，说道：“什么聚会？你要去参加吗？”“不去，”她说，“睡吧。”他合上眼睛，眼睫毛眨了眨，然后就不动了。即使在睡眠中，他也显得结实而健壮，尽管只有四岁。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那茶褐色的头发，眼睫毛，甚至还包括光滑的前臂上的细毛，都闪耀着金光。他的皮肤是褐色的，一到夏天就会微微发亮。爱拉悄悄地关上灯——等了一会儿；来到门口——又等了一会儿；溜出房门——再等一会儿。没有发出任何响声。朱丽娅轻快地登上楼梯，以快活而随便的口吻问：“你去吗？”“嘘——迈克尔刚刚睡着。”朱丽娅压低声音说，“你先去洗个澡吧。你走后，我想安安静静待一会儿。”“我说过我不想去。”爱拉说，显得有点生气。

“为什么不去？”朱丽娅说，一边走进较大的那个房间。这套住宅位于顶楼，共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面积都很小，天花板也很低。这是朱丽娅的房子，爱拉和她的儿子迈克尔就住在顶楼这三个房间里，那大一点的一间有一张空床，一些书籍和刊物。这里很明亮，光线很好，但看上去平平常常，或者说没有任何特色。爱拉不想按自己的情趣布置它。她有自己的顾忌：这是朱丽娅的房子，家具也是她的。她的情趣只能留待将来。这就是她脑子里所想的一些东西。但她又喜欢住在这里，无意搬到外面去。爱拉走在朱丽娅后面，说：“我不想去。”“你总是不想去。”朱丽娅说，她曲身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一边抽着烟。那椅子摆在这个房间里显得有点大而无当。朱丽娅是个犹太人，为人直率，身材矮壮，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她是个演员。作为演员，她并没有取得过多大成就。她只扮演一些小角色，这倒还胜任。正如她所抱怨的那样，她俩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平庸的工人阶级喜剧家和平庸的工人阶级悲剧家”。她刚开始为电视台工作，对自己深感不满。

当她说“你总是不想去”时，言辞间就包含着对爱拉和她自己的不满。她老是想往外面跑，任何邀请一概不拒，即使在讨厌自己所扮演的某个角色或某个剧本、巴不得与之毫不相干时，也喜欢做她称之为“抛头露面”的事。她喜欢排练节目，也喜逛剧院里的商店，跟人拉拉家常，说说牢骚怪话。

爱拉为一家妇女杂志工作。三年以来，她一直在撰写有关妇女服饰、化妆品，如何选择男人或守住男人这一类文章，这项工作使她感到很厌倦。她并不适合做这项工作。如果她不是那位女编辑的朋友，人家早就把她解雇了。最近她所做的工作让她感觉好多了。这份杂志有一个介绍医学知识的专栏，由一位医生撰写。每星期都有几百封信寄到编辑部，其中有一半与医学无关，但又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个人问题，不得不一一予以答复。爱拉就负责处理这些信件。她还写过五六篇短篇小说，她自己把它们戏称为“伤感的和女性化的作品”。她和朱丽娅都说，这是她们最不喜欢看的东西。她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总之，就表面上看，朱丽娅没有理由妒忌爱拉。但实际上她却妒忌她。

今晚的聚会就在爱拉作为助手为之工作的那位医生的家里。那里地处伦敦北区，离这里很有些距离。爱拉很懒惰，让她挪动一下总得费很大的劲。如果朱丽娅不上楼来，她一定会上床看书了。

“你说过，”朱丽娅说，“你想再结一次婚，但如果你什么人也不见，又怎么能结婚呢？”

“那正是我不能忍受的。”爱拉突然鼓起劲来说，“我如今变成待售的商品了，因此只得出去参加种种聚会。”

“采取这种态度没有任何好处——任何事都得人去做，是不是？”

“我想是吧。”

爱拉坐在床沿上（这床当时作沙发用，上面盖了块柔软的绿色织物），跟朱丽娅一道抽着烟。她巴不得她早点走开。她知道朱丽娅心里搁着什么没有说，但见她皱起眉头，显得很有点局促不安。“除了你办公室里的那些装腔作势的人，你什么人也不见。”朱丽娅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上周你自己还明确答应过我呢。”

爱拉突然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朱丽娅也跟着笑了。她俩即刻又变得亲热无间。

朱丽娅最后的一句话触动了爱拉。她们两人都觉得自己虽然称不上传统的女子，但也算得上循规蹈矩。也就是说，她们是具有传统的情感反应的女人。但事实上，她们的生活始终难以纳入正常的轨道，那是因为她们觉得，或者说她们有理由这样说，她们至今也没有能遇见真正像个男人的异性。结果，她们受到了自己的同类的妒忌和仇视，而男人们在她们身上所用的感情——正如她们自己所抱怨的那样——又是那样的平庸而令人失望。她们的朋友把她们看做藐视传统道德观的女性。如果爱拉说她在等待离婚的那段日子里一直保持谨慎，不向任何一个对她有兴趣的男子作出反应，这话也只有朱丽娅才会相信。如今爱拉自由了。她的丈夫一等离婚手续办妥，第二天就结了婚。爱拉对此漠然以待。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当然，它与大多数婚姻也没有多大差别。如果仍然凑合着过下去，爱拉会觉得背叛了自己。从外界看来，情况好像是爱拉的丈夫乔治由于爱上了别人才抛弃了她。她讨厌人们由此对她表示的同情，但出于复杂的自尊心，她又不作任何努力去纠正人们的偏见。再说，别人怎么看待这件事，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有一个孩子，那是她的心肝，她的未来。她不敢想像没有一个男人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因此，她觉得朱丽娅那么讲究实际无疑也是对的，她应该去参加各种聚会，接受人们的邀请。然而，她却经常睡大觉，显得没精打采。

“再说，如果我去了，就得跟韦斯特医生争论起来，这没有什么好处的。”爱拉是说她相信韦斯特医生一直在限制自己的作用，并非因为他缺乏良心，而是因为他缺乏想像力。碰到他无法答复的读者来信，比如询问住什么医院好啦，吃什么药啦，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啦，等等，他都一古脑儿推给爱拉去处理。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糟透了。”朱丽娅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政府官员，官僚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行政人员。在朱丽娅看来，“他们”的定义就是中产阶级——尽管她没有正式加入过共产党，但朱丽娅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再说，她的父母也都是工人阶级。

“你看看这个。”爱拉激动地说，一边从手提包里抽出一张折叠而成的蓝纸。这是一封写在廉价信笺上的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奥索伯医生，我觉得绝望中一定得给你写封信。我的颈椎和头部患了风湿病。你在你的专栏中给别的患者以善意的忠告，请你也忠告我一次吧。我的丈夫于一九五年三月九日下午三时在医院里去世，我的风湿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现在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如果风湿病发作起来，而我又无法挪动身子向人求救，那时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盼望得到你善意的关注。忠诚于你的，多萝西·布朗（太太）。

“他怎么说？”

“他说他的任务是写医学专栏，不是为院外的神经病人东奔西走。”

“这话我也听他说过。”朱丽娅说。其实她已见过韦斯特医生一次，只见过一次，她就把他当敌人看了。

“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痛苦中呻吟，但谁也不关心他们。”

“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朱丽娅说。她掐掉香烟，显然已放弃劝说爱拉参加聚会的努力。“我去洗澡了。”她踏着轻快的脚步下楼去了，一边还哼起了歌曲。

爱拉仍坐着不动。她在想：如果我去的话，我所穿的衣服一定得熨一熨。她差不多就要下床整理衣服了，但随即又皱起眉头，心里想：如果我考虑起自己的穿着打扮，岂不意味着我真的想出去？真太奇怪了。也许我真的想出去。我总是做这样的事。嘴上说不想做，过一会儿就改变了主意。关键是，我脑子里也许早就拿定了主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能再改变主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做那些我曾说过不愿去做的事。是的。此刻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决定了什么。

几分钟以后，她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那本已经写了一半的小说上。小说的主题是自杀。它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死，这个年轻人一直不知道自己要自杀，直到临死前才意识到自己几个月以来实际上一直在周密、细致地准备着这次死亡。小说的关键在于表面的生活与潜伏着的主旨之间的对照：前者显得井井有条，但缺乏长期的目标；后者始终指向自杀，并且最终真的导致了自杀。与现实生活中显明的实际性相比较，他所谋划的未来是非常模糊的，不可能实现的。那股失望的，或者说疯狂的、缺乏逻辑的暗流直接指向——或者毋宁说发源于那未来的虚幻缥缈。因此，小说的真正线索埋伏在一开始那很难被人觉察的失望的基调中，在不知不觉间所滋长的自杀的欲念中。自杀前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生活的真正轨迹——即混乱的、无序的、实际的、平庸而又现实的轨迹公然揭示的一刻。读者不难理解：在主人公自杀时，那根维系着黑色的死亡欲望和死亡本身的锁链一直就是美好人生的虚幻与荒谬。（与故事开头表面上所揭示的相反，）平庸和秩序始终是心智正常者的表征，而非遐想与狂念。

在对自己说过不想出去以后，爱拉发现自己已经在穿衣服，准备出去参加聚会，这时，她脑子里想的就是那本小说的主题。她自言自语，并对自己的想法大感惊奇：这也正是她想要自杀的原因。我真想即刻从某个打开的窗口跳出去，或者在某间门窗紧闭的小房间里打开煤气，然后十分平静、大彻大悟地对自己说：“我的天哪！”这种大彻大悟我本来早就应该有了。看来，自杀是我一直所追求的一件事。事情始终就是如此！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通常人们都把它当做某种绝望的情绪，或危机的时刻。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他们把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写下绝命书，甚至以某种愉快而友好的方式，或差不多怀着某种好奇心给他们的朋友挂电话……他们一定会蹲在门边，背靠着窗口，十分镇静而利索地捆扎好报纸，一边以超然的口吻对自己说：“好了，好了！这多么有趣啊。我先前一直蒙在鼓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爱拉觉得这本小说使她很难堪。这并不由于写作技巧上的原因。相反的，她能够十分清楚地想像出那位年轻人的一切。她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知道他有哪些嗜好。这个故事似乎早已由内在的那个自我写成，如今她只是把它誊写出来。所谓难堪，是说她为此而感到羞愧。她没有跟朱丽娅说起过这部小说。如果跟她谈了，爱拉知道她的朋友会这样说：“这是一部很消极的作品，不是吗？”或者会说：“它没有指出前进的方向……”或者是来自当前共产党武库中其他的一些评语。听到这样一些话，爱拉总要嘲笑朱丽娅，然而，在她内心深处，她似乎也同意她的看法，因为她实在看不出读这样的小说对任何一个人有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要写它。有时候，除了为这样一个主题而感惊奇和羞愧外，她还感到有些恐惧。她甚至这样想过：也许我内心早已作出自杀的决定，只是现在尚未意识到罢了。（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继续撰写这部小说，并这样为自己辩解：“没有必要把它发表出来，我只是为自己而写的。”跟朋友们谈起这部小说时，她总是开玩笑说：“我认识的人个个都在写小说。”这话或多或少还是对的。实际上，她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与某个陷于孤独的人热衷于吃甜食没有什么两样，或者就像某种隐密的消遣，如跟第二个自我到野外观光，或对着镜子跟自己的影子交谈。

爱拉从衣柜里取出一套衣服，摆开熨衣板，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不是要去参加聚会吗？我到底凭什么要这样做呢？她一边熨衣服，一边继续考虑她的小说，或者毋宁说把尚未熨妥的部分慢慢地移到灯光底下。她穿上了那套衣服，离开她的孩子以前又在那面长镜子前照了照自己，让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做的事上去。她对自己的打扮很不满意。她向来不太喜欢那套衣服。衣柜里有很多衣服，但她特别喜欢的一件也没有。而且她不满意自己的相貌和发型。她的发型不好看，从来如此。不过，她完全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迷人。她长得小巧玲珑，瓜子脸，五官端正。朱丽娅经常说：“如果你好好打扮一下，肯定像个讨人喜欢的法国女郎，特别性感。你就是那种类型的人。”但爱拉从来不打扮自己。今晚她穿的那套衣服是黑色的毛织物，穿上它本来应该让人觉得很“性感”，但实际上没有。至少穿在爱拉身上没有。她把头发掠到脑后扎起。脸色看上去很苍白，差不多有些严肃。

但我并不在乎过一会儿将遇见什么人，她心里想，一边转身离开镜子。因此，这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一个我真正想去参加的聚会，我会认真地打扮一番的。

她的儿子睡着了。她对着浴室的门朝朱丽娅大声说：“我还是去吧。”朱丽娅对此报以一阵格格的笑声，显得很得意：“我知道你会去的。”爱拉对她那副得意劲很有点恼火，但还是说：“我会早点回来的。”对此朱丽娅并不作直接的回答。她说：“我今晚会让卧室的门开着，以防迈克尔有什么事。晚安。”

到韦斯特医生的家需要乘半个小时的地铁，中间还得换一次车，然后再坐一小段路程的公共汽车。爱拉老是不愿意离开朱丽娅家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座城市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伦敦的一大特色是它的四郊到处堆满废物，要一英里一英里穿过那些污秽不堪的场所使她感到很恼火。不久，恼火消退了，留下的是恐惧。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她改变了主意，决定步行过去，以此来惩罚自己的怯懦。她决定徒步穿过那一英里的路程，勇敢地面对她所厌恶的一切。在她眼前，那条两旁尽是灰暗简陋的小房子的街道一个劲地朝前延伸。黄昏时分光线暗淡，潮湿的天空显得更低了。四周数英里以内，全都是这般的污秽和简陋。这就是伦敦——走不到尽头的街道两旁全都是这样的房子。这种纯物质的感受简直让人难以容忍——能够改变这种丑陋现象的力量又在哪里？她觉得，在每条街上，人们都喜欢那些手提包里装着信函的女子。恐怖和无知充斥着这些街道，无知和卑劣建造了这些街道。这就是她所生活的城市，她是其中的一员，她对它负有责任……爱拉独自在街上匆匆行走，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一边观看着街道两旁挂着的窗帘。这一带居住着工人，这一点看一下窗帘上的饰边和花卉图案就可得知。这里所居住的正是写了信不被人理睬，只好由她来处理的那些人。不过，这边的情况却突然改观了，窗帘的式样不同了——蓝孔雀的图案光彩夺目。这是一位画家的家。他搬进这套简陋的房子，并且把它装修得十分漂亮。其他一些有职业的人也步他后尘搬到这里来住，于是在这里构成了一小部分与众不同的人。他们不大跟沿街居住的其他人来往，那些人也许也从不走进他们的屋子。韦斯特医生的房子就在这一带——他认识那位最初来此居住的画家，于是就在街对面买下了房子。他说过：“买得正是时候，当时房价已经开始上涨。”他的院子乱糟糟的。他是个大忙人，三个孩子和妻子都帮他做事，没有时间料理院子。（这段路上其他的院子大都整治得很好。）爱拉心里想，这地方不会有人给妇女杂志这样的神示所写信的。门立刻就开了，门口出现韦斯特太太那张慈祥的脸。她说：“你终于来了。”随即帮爱拉脱下外衣。客厅干净实用——这里是韦斯特太太的世界。她说：“我丈夫告诉我，你又为他的那些精神病人跟他争执了一回。你真是个大好人，那么关心那种人。”“这是我的工作，”爱拉说，“我凭此获得我的薪水。”韦斯特太太和蔼而宽容地笑了起来。她忌恨爱拉，并非因为她跟她丈夫在一起工作——不是的，这样说她未免太武断。直到有一天韦斯特太太说出“你们这班职业妇女”这句话，爱拉才理解她忌恨她的原因。这话很刺耳，就像说“精神病人”或“这种人”一样，令她无言以对。如今她又特意让她知道她丈夫还跟她商量工作，以此显示她作为妻子的地位。要是在过去，爱拉会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个好女人。但这一次她恼火了，心里说：她不是个好女人。“精神病人”，“这种人”——听那口气这些人简直都该死，该受诅咒。我不喜欢她，我不想装出喜欢她的样子……她跟着韦斯特太太走进客厅，那里有她所认识的人。比如，她为之工作的那份杂志的女编辑就在。她已经是个中年人，但仍显得很机敏，衣着得体，灰白色的鬈发油光发亮。她是个职业妇女，她的外表与她的工作密不可分，这一点与只中看但并不机敏的韦斯特太太不一样。她名叫帕特里西娅·勃伦特，这也是她职业上的称呼：女编辑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夫人。爱拉走过去坐在帕特里西娅身边，她说：“韦斯特医生刚才告诉我们，你跟他为了那些信件发生了争吵。”爱拉迅速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随即都笑了起来。这件事成了这次聚会的谈资，爱拉还得与他们配合，然后再抛开这个话题。而且，她还不能把事情太当真，或者稍有抵触。爱拉笑笑说：“谈不上争吵。”然后又以谨慎而幽默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这也是大家所期望的）：“但事情毕竟很令人懊丧，对于这种人你反正没有什么办法。”她发现自己竟也用了“这种人”这一说法，心里不由得很恼火，很丧气。她心里想，我本来就不该到这里来。要让“这种人”（这一次是指韦斯特夫妇和他们的同类）容忍你，你只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哈，这就对了。”韦斯特医生说。他说话的口吻很轻松，他是一个很活跃，很能干的人。他随后取笑起爱拉：“除非社会制度整个儿变了样。我们的爱拉是个革命者，却不知道这一点。”“我好像记得，”爱拉说，“我们大家都向往过制度的改变。”她的口气已很有些不对头。韦斯特医生本能地皱起眉头，然后笑笑说：“那当然，我们都向往过，不过，这种念头出现得越早越好。”韦斯特夫妇投工党的票，因为韦斯特医生是个工党党员。但作为保守党党员的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对此很轻慢，她的宽容大度由此可见一斑。爱拉不会耍什么政治手腕，但帕特里西娅对她仍很器重，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原因就在于她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份杂志的蔑视。她跟帕特里西娅共用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气氛与跟这份杂志有关的其他办公室的气氛是一样的，整个杂志社都笼罩在一种卖弄风情、谄上欺下、小女人气十足的氛围之中。尽管她们自己，包括帕特里西娅自己，全然不是这一类人，但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女子仍沾染上了这种习气。帕特里西娅是个和蔼、热情、直率的人，极其自珍自爱。然而，在办公室里，她说起话来却完全背离自己的性格。爱拉担心自己也沾染上了这种习气，因此常常为此批评她。她甚至对帕特里西娅说过：尽管她们俩都处在不得不为谋求生计而奔波的境地，但她们大不必相互说谎，隐瞒自己所不得不做的事。她原以为，甚至略为期待过，帕特里西娅会因此把她辞退。相反，她却被邀外出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用餐时帕特里西娅为自己作了辩护。原来，对她来说，这个工作是她失意的标志。她原先是某家大型妇女杂志的时装专栏的编辑，但人家显然认为她不胜任这一工作。那份杂志讲究的是文化时尚，作为编辑有必要具备艺术嗅觉。帕特里西娅对于文化这部大彩车简直一无所知。这方面倒是爱拉情有独钟。掌管那几份妇女杂志的老板于是把帕特里西娅调到这份主要面向女工，压根儿没有文化趣味的《家庭妇女》杂志社来。如今帕特里西娅虽胜任自己的工作，但内心却一直很苦恼。她十分钦慕别的杂志有机会与一班名作家或艺术家打交道。她出身于一户富有而缺乏文化素养的农家，童年时代就一直受到女佣们的精心照顾，正是这早期与“下层阶级”的接触——在办公室里一提起那些人，她总是忸怩作态，但一到外面，就显得很自然——使她对现在为之服务的读者有了直接而敏锐的理解。

她没有辞退爱拉，反而对她逐渐产生了一种敬意，就像她对待那份自己无法立足其间的色彩鲜丽的杂志一样。平时她还经常说，她有一个“很有品位的人”为她工作——此人已经在“高品位的报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

她远比韦斯特医生更热情，更人道，更能理解文学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价值。

她此刻就站到了爱拉一边，说：“我同意爱拉的看法。我每星期都看见她在为此愁眉苦脸，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过来的。我不能为她分忧，这让我难过得吃不下饭。相信我吧，如果我有一天能不再担忧了，那事情就严重了。”

听见这话，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爱拉也感激地朝帕特里西娅笑了笑。帕特里西娅点了点头，好像在说：“不错，我们并没有说你的坏话。”

交谈继续下去，爱拉趁机看了看四周。这间房子很大，原先的一堵墙被拆除了。这条街上其他那些千篇一律的小房子底层一般都有两小间，其中一间用做厨房——里面挤满了人，而且还当起居室用；另一间为客厅，用来接待客人。而这间房子占了整个底楼，一条楼梯通向卧室。室内光线明亮，对比强烈的各种色彩——有深绿、有粉红、有黄色——东一块西一块把房间装饰得花花绿绿。韦斯特太太没有任何艺术情趣，整个房间被她布置得俗不可耐。爱拉心里想，再过五年，这一带的房子就会有耐久而明净的墙壁和色彩协调的窗帘和地毯了。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妇女》杂志就一直在向人们宣传这方面的知识。那时，这间房子将会装饰成什么样子呢？不管怎么样，我想……但我现在得跟大家多说话，这里毕竟是一次聚会……

再次环顾四周时，她发现这里并不像聚会，倒是像什么团体的会议，人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韦斯特夫妇曾经说过：“我们得安排一个时间打听一下某些人的情况。”他们于是来了，因为他们亲口应允过：“我想我们一定得到韦斯特夫妇家里走一趟。”

爱拉心里想：我本来不应该到这里来，更何况往回走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正这样想着，一位男子离开坐位，从房间的另一端走过来坐到了她的身边。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位年轻人长着一张清瘦的脸。当他介绍自己时（他名叫保罗·唐纳，是个医生），脸上勉强地，或者说不知不觉地露出一种充满睿智，略现局促不安而又不乏甜美的微笑。她意识到对方的热情，于是回笑了一下，并更仔细地打量起他来。当然，她弄错了，他并不像刚才所想像的那样年轻，他头顶那凌乱的头发已有些稀疏，白净的皮肤微呈雀斑，把眼眶勾勒得历历分明。那双蓝眼睛深深凹进，倒也非常漂亮动人。这是一双既好斗又严肃的眼睛，闪烁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辉。她觉得他脸上的神态有些紧张，说话时紧缩起身子，这种姿势倒也无可指责，反而给人以为人谨慎之感。尽管刚才她还对他的羞怯的热情报以微笑，但此刻他的羞怯却使她不知所措了。

这就是她对一位后来深深爱慕的男子作出的最初的反应。后来他总要半带刻薄，半带幽默地抱怨说：“一开始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应该对我一见钟情才是。我多么希望一生中会有某个女子对我一见钟情，哪怕仅仅一次也行，但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碰见过。”再以后，他便有意以幽默的口吻进一步拓展这个话题，所用的语言已有些感情用事：“表情就是心灵。对于一个等到做过爱才爱上人家的女子，做男人的怎么放心得下呢？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爱拉大声申辩：“你怎么能将做爱与一切截然分开呢？真是没有道理。”这时他会哈哈大笑起来，依然是那么既刻薄又幽默。

她将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她知道自己已开始坐立不安，知道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不过，他也注意到，他对她是有吸引力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感到这种专注中隐含着几分傲慢，这种傲慢与性有关，只要你对他的表示置之不理，他就会老羞成怒。这使她突然想躲开他。这种复杂的感情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令人不快，竟使爱拉想起了她的丈夫乔治。她是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才答应嫁给乔治的，婚前他对她已苦苦追求了整整一年。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跟他结婚，然而，她却跟他结婚了。她下不了跟他一刀两断的决心。婚后不久她便厌恶跟他发生性关系，这种感情而且变得无法抑制和隐瞒。但她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他加倍纠缠她，从而使她更讨厌他——他似乎能从她的拒绝中得到激动与满足。他们间显然存在着某种无可救药的精神隔阂。于是，到了后来，为了激怒她，他跟另一个女人睡觉，并把他们的事告诉了她。虽然为时已晚，但她毕竟找回了先前所缺乏的勇气，准备跟他一刀两断。但她仍心不由衷地极力强调他背叛了她这一事实。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道德标准。她求助于传统的道德观，由于胆小怕事，还一再声称他从来就不忠于她。一想到这一点她就看不起自己。与乔治共同生活的最后几个星期可算是一场噩梦，她自贬自贱，情绪反常，直到终于离开乔治的家，结束了一切，在自己与那个窒息她，囚禁她，显然剥夺了她意志的男人之间拉开了距离。他随后马上娶了那个本想加以利用来让她回心转意的女人。爱拉也为之大感欣慰。

每逢心情不快，她就常常为离婚前自己的行为而苦苦反思。她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心理剖析，既贬损他也贬损自己，惟恐有失检点，鬼使神差般落入另一个男子的手中，重新经历一次不幸的婚姻的痛苦。

但跟保罗·唐纳接触了短短一段时间以后，她便明确地对自己说：“不错，我从来没有爱过乔治。”似乎别的话已用不着说，至少就她自己而言，别的话已用不着说。而且，她也用不着担心那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有可能处在同样的水平上。“不错，我从来没有爱过乔治。”言下之意是：“我爱保罗。”

但与此同时，她仍惶惶不安，有意躲避保罗，总觉得自己有可能上当受骗——倒不是害怕他，而是害怕她的过去有可能通过他而复活。

他说：“到底是什么病例引起你跟韦斯特的争论的？”他竭力想留住她。她说：“哦，你也是个医生，在你们看来，他们全都是病人。”她的话听起来很刺耳，带有挑衅性，这使她自己也笑了，“对不起。我想这事本来用不着我那么担心。”“我理解，”他说。韦斯特医生从来不说“我理解”这样的话。爱拉即刻心头一热。她的冷漠——这冷漠她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而且还难以克服，除非跟十分熟悉的人在一起——顷刻间消融了。她伸手到手提包里取那封信，看见他以好奇的目光笑眯眯地注视着被她弄乱的一堆东西。他拿过信，依然微笑着。他手握着信坐着，没有马上打开它，而是感激地看着她，似乎在欢迎她终于向他敞开了心扉。然后他才开始看那封信，依然坐着，握着信，终于把它打开。“可怜的韦斯特能做点什么呢？你是不是要他开一些药膏？”“不，不，当然不是。”他看了看信上的日期，说：“一九五〇年三月九日，她恐怕从那以后早就每周三次找过她自己的医生了。可怜的韦斯特已经将他能想到的药膏全写出来了。”“是的，这我知道，”她说，“明天上午我得给她回个信。另外还有上百封信也得处理处理。”她伸手想去拿回那封信。“你打算对她说点什么呢？”“我还能说点什么？关键是，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也许有百万千万。”“百万千万”这话听起来很幼稚，她特意看了他一眼，竭力想借此传达一种沉重而痛苦的心情。他把信交还给她，说：“是呀，你又能说点什么呢？”“对于她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我是说不出来。因为她需要的是奥瑟帕医生本人自天而降去拯救她，就像一位白马骑士一样。”“那倒是。”“困难就在这里。我不能说：亲爱的布朗太太，你并没有得风湿病，你只是太孤独，没有人理睬你，才虚构自己的病症，向人们大声疾呼，为的是引起人们对你的注意。我不能这样说，是不是？”“只要说得巧妙，你还是可以说的。也许她也知道自己的病。你可以告诉她尽量设法会会别人，参加参加某个组织什么的。”“让我对她发号施令，未免太自高自大了吧。”“她是来信求助的，谈不上自高自大。”“某个组织，这是你说的？但她并不需要这个。她不需要任何缺乏个性的东西。她已有过多年的婚姻生活，如今只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一半已不属于她自己。”

这时，保罗神情严肃地注视了她一会儿，她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最后他说：“好了，我想你是对的。但你还可以建议她写信给婚姻介绍所。”她的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态；他笑了起来，继续说：“不错，你一定会感到很奇怪，我本人就通过婚姻介绍所帮助别人撮合过多次婚姻。”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是个精神病学家。”她说，但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对方会怎样回答她。韦斯特这位医术高明的全科医生没有耐心做“花边”文章，每当他将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交给同事处置时，他总要开玩笑称他的同事为“巫医”。所谓“巫医”，当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保罗·唐纳很不情愿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那种医生。”她知道，他之所以不情愿是因为他不想马上看到她对他的回答作出反应。她知道这反应意味着什么，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一阵宽慰和兴趣从内心陡然升起。这种兴趣来自她的焦虑：她相信，既然他是个巫医，就一定能回答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于是马上说：“哦，你放心，我不会马上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你的。”他愣了一会儿，她知道，他在考虑他的措辞，以便阻止她即刻向他提问。他说：“在聚会上我从来不给人出主意。”

“寡妇布朗例外。”她说。

他笑了，问：“你是个中产阶级吧？”这话显然出于他的判断。爱拉的心被刺痛了。“凭出身是中产阶级，”她说，“我是个工人阶级，因此，对于寡妇布朗这种人我也许比你更了解。”

这时，帕特里西娅·勃伦特走了过来，想带他过去跟那边的某个人说话。爱拉意识到他们两人已单独谈了很久，而此次聚会并不是为两人世界而举办的。帕特里西娅的态度表明：他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爱拉感到很恼火。保罗也不想走开。他急切地看了她一眼，那目光既含有恳求之意又略带严厉。是的，爱拉心里想，那目光的确有些严厉，就好像在命令她，要她继续在那里等着，直到他有了脱身的机会再回到她的身边。但她没有照办，反而跟着站起身子走开了。

她得回家了。她在韦斯特夫妇家仅仅待了一个小时，但她已经想回去。保罗·唐纳此刻正坐在帕特里西娅和一位年轻女子之间。爱拉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两个女人的表情显得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神秘，这意味着她们正直接或间接谈论着唐纳医生的职业。她们显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而他则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但又略嫌呆板的微笑。爱拉想，再过几个小时他也脱不了身。她于是站起身，借故向韦斯特太太告辞。韦斯特太太对她那么早就离去很不高兴。她朝韦斯特医生点了点头：为了处置那一堆信件，明天她还要跟他见面。她随后又朝保罗笑了笑。保罗则睁大了他那双蓝眼睛，十分吃惊她马上要离开。她走向门廊穿衣服，他赶紧跟了出来，提议送她回家。这时他的态度已变得很随便，差不多有点粗鲁，看来他并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中受人摆布。爱拉说：“你也许不顺路吧？”他说：“你住在哪里？”她把地址告诉了他，他一口咬定说他用不着走弯路。他有一辆小型国产车，他开得很快，很稳。伦敦在轿车拥有者和出租车乘客眼里跟地铁和公共汽车乘客所见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爱拉此时所想的是，她来时所穿过的那一大片灰暗、污秽的景象如今已被雾茫茫、亮闪闪的景象所代替。街灯绽放出朵朵光芒，她已不再感到害怕。一路上，保罗以探询的目光紧紧盯着她，简单扼要地问了她一些有关生活的问题。她告诉他（意在试探他是否想把她像鸽子一样关在笼子里），战争时期她一直在某个女工食堂工作，晚上就住在那里。战争结束后患了萎缩性肺结核，但不是太严重，只在某家疗养院躺了六个月。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它对她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跟女工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她母亲在她年幼时就去世了，她是由父亲——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去过印度的退伍军人抚养成人的。“你可以把这叫做‘抚养’，但其实没有人管我。我对此很感激。”她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她结过婚，但很短暂，很不幸福。保罗·唐纳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爱拉觉得他坐在办公室里倾听病人的陈述时也是这样点头的。“他们说你在写小说。”他说，这时他已将车子在朱丽娅的房子外面停了下来。“我不写小说。”她说，显出生气的样子，好像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并同时很快下了车。他赶紧从车子的另一侧下来，与她同时走到门口。他们犹豫了一会。她打算走进屋，避开他对她的追求。他冒冒失失地说：“明天下午跟我一起驾车出去一趟好吗？”为了弥补自己的冒失，他迅速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说，“看样子天会好的。”她听了后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倒使她有了好情绪，说她会去的。他脸上掠过一阵宽慰——更确切地说，是一阵得意。他取胜了，她心里想，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然后又犹豫了一会儿，他跟她握了握手，点了点头，然后便朝他的车子走过去，一边说他将在两点钟开车来接她。她走进屋内，穿过黑暗的大厅，登上黑暗的楼梯，穿过寂静的房子。朱丽娅卧室里亮着灯，时间毕竟还早。她叫了声：“我回来了，朱丽娅。”朱丽娅以十分清脆的声音说：“进来说说话吧。”朱丽娅的卧室很宽敞，她躺在一张大床上，靠着枕头，正在看书。她穿着睡衣睡裤，袖子卷到胳膊肘上，显得温和、机敏而好奇。“怎么样？”“讨厌。”爱拉说，听那口气显然有意要指责朱丽娅硬逼她出去，“我是搭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车子回来的。”她补充了一句，特意用上“精神病学家”这个词，想看看朱丽娅脸上的表情是否也像她和帕特里西娅以及那位年轻女子一样。可当她看见朱丽娅的表情时，她即刻为自己所说的感到羞愧和遗憾了，就好像自己故意冲撞了朱丽娅。她心里想，我自己也是那样的表情。“我想我并不喜欢他。”她又说，显得很有些孩子气，一边还摆弄起朱丽娅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她把香水抹到手腕上，通过镜子观察朱丽娅的脸。那张脸像往常那样显得疑惑、忍耐而机敏。她心里想：不错，朱丽娅天生是个做母亲的，但我是不是一直像对母亲那样顺从她呢？再说，多数情况下我其实觉得自己更像母亲，有必要保护朱丽娅，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事情得从什么地方做起。“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朱丽娅问。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爱拉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一番。但她嘴里却说：“谢谢你照顾迈克尔。”然后便上楼进了卧室，临走时朝朱丽娅微微一笑，算是表示了她的歉意。

第二天，阳光照见了伦敦城，街道两旁的树木似乎没有跟建筑物和马路合为一体，而只是田野、草地和乡村的一种延伸。爱拉本来对下午乘车出游的事有些举棋不定，但一想到草地上的阳光，便不由得高兴起来。从兴致的突然高涨中她懂得了：最近以来她的情绪显然比她所预料的还要低落。在给孩子做午餐时，她发现自己竟然哼起了歌。因为她这时想起了保罗的声音——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保罗的声音，但现在她听见了那是一种温和的声音，但带点儿由缺乏教育而残留的粗鲁味。（当她想起他时，与其说在回忆他的形象，不如说在倾听他的声音。）她确实在听，但不是听他所用的词语，而是听那种音调，那种她能从中分辨出温柔、嘲讽和同情等诸多旋律的音调。

下午，朱丽娅带迈克尔去看望朋友。一吃过午饭她就早早出了门，这样，小男孩就不会知道他母亲不打算带他去郊游了。“你显得很开心。”朱丽娅说。爱拉说：“是呀，我已好几个月没有到伦敦郊外走走了。再说，身边没个男人对我来说也不合适。”“对谁又合适呢？”朱丽娅反驳她，“但我知道，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说完这句带刺的话以后，她便带着孩子兴致勃勃地出门了。

保罗迟到了，他借口说路不好，简直像在敷衍她。她懂得了，他是一个经常迟到的男人，是天性使然，而不是因为他是个责任很重的大忙人。总的来说，她很高兴他迟到。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紧张不安中隐含暴躁的神情，这提醒她昨天晚上她还讨厌过他。再说，迟到意味着他没有把她真正放在心上，这使她心中的恐慌（这与乔治有关，和保罗无关）得到了缓和。（她自己知道这一点。）然而，一旦他们坐上车，朝伦敦城外驶去，她便意识到他那略嫌紧张的目光不时地朝她瞟来。她能感受到他的决心。他一个劲地谈着，她始终听着，那声音如她所记得的那些点点滴滴都显得十分悦耳。她倾听着，看着窗外，哈哈大笑起来。他在谈他为什么迟到；他与那班一起工作的医生发生了点误会：“没有一个人肯把心里话说出来，那班上层和中产阶级相互间就像蝙蝠一样吱吱叫着进行交流，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谈些什么。这种局面使我这样出身的人陷入极其不利的地位。”“你是那里惟一一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医生吧？”“不是，在医院里不是，只在科里是。他们从来不会让你忘记这一点。他们这样做自己甚至意识不到。”他的话听起来很温和，很幽默，而且很尖刻。这种尖刻已是他的老习惯，并非有意要伤害别人。

这天下午，他们谈得很融洽，晚上时他们间的隔阂似乎已悄悄地化解。他们将污秽不堪的伦敦郊野抛在身后。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爱拉的兴致急剧上升，似乎已陶醉了。而且，她知道这个男人将成为她的情人，她能从他的声音给她带来的快乐中领悟到这一点，心里于是暗暗地充满了喜悦。他注视她的目光含着笑意，简直称得上有些放肆，他像朱丽娅那样评论说：“你看上去很开心。”“是的，我们已离开伦敦了。”“你那么讨厌伦敦？”“哦，不，我喜欢它，我是说我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但我厌恶——这一切。”她指了指窗外。树篱和行道树不断地被小屋小舍吞没。古老的英格兰在这里已所剩无几，一切都是那么的新潮和丑陋。他们驱车穿过主要的购物街，自开出伦敦城以后，他们一路上见到的店名都千篇一律。

“为什么？”

“这很清楚，它太丑陋了。”他迷惑地注视着她的脸。过了一会儿，他说：“大家都住在这里。”她耸了耸肩膀。“你连他们也厌恶吗？”爱拉颇为生气，她心里想，许多年以来，不管她遇见谁，对方都能理解她为什么会憎恨“这一切”，根本用不着解释。问她是不是恨他们（这里当然是指普通百姓），也实在太离谱了。她认真地思考了一会，然后以挑衅的口吻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子。我憎恨他们所容忍的一切。那本来应该一概清除掉的——一点也不剩。”她用手做了个扫除的姿势，好像要把那黑沉沉的伦敦，那千百个污秽的城镇，英格兰境内那不计其数渺小的生灵，全都扫荡到一边去。

“但你也拿它没办法，这你是知道的。”他微笑着坚持说，“事情还是老样子——连锁店，电视天线，正人君子，这一切只会越来越多。你所指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

“不错。但你却全盘接受它。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看做理所当然呢？”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现在的情况比起以前毕竟好多了。”

“好多了！”她情不自禁地呼叫起来，但随即克制住自己。她心里清楚，这话是冲着自己心中的幻想而说的，这幻想是她住医院时产生的，它具有某种邪恶的、非人格的破坏力，对生活的根基产生影响，并以战争、残忍和暴力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它与他们所争论的毫无干系。“你说‘好多了’，”她说，“是不是指没有人失业，没有人挨饿？”

“你问得真怪。不错，那正是我的意思。”他说话的口气足以使他们拉开距离——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她却不是。而且，他则连祖先也是工人。她于是沉默了下来，直到他坚持说：“情况好多了，好得多得多了。你怎么视而不见呢？我记得……”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并非因为觉得自己比她更了解情况而“吓唬”她，而是因为他回想起了什么痛苦的往事。

她于是把自己的话继续说下去：“我简直无法理解一个人目睹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后仍然会不厌恶它。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很宁静，很安全，很温良，但骨子里却男盗女娼，充满着仇恨和妒忌，到处是孤独寂寞的人。”

“确实是这样子，到处都是。任何地方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准，就都会变成这样子。”

“生活水准的提高并不能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但总比某种恐慌好一些。”

“你是说真正的贫困吧。当然，你也知道，我并没有从那方面思考问题。”

这时，他迅速瞟了她一眼，对她的固执颇感惊奇——爱拉觉得，这是出于敬意。在那一瞟中，并不存在某个男人以潜在的性关系的标准来估量一个女子的意思。她于是感到更轻松自在了。

“这么说，你是想让一台大型推土机从地上碾过，碾过整个英国吧？”

“是的。”

“就留下几座教堂，古建筑和一两个小村庄？”“是的。”“然后你再让大家住进那一座座无不体现建筑师的梦想的新建城市里去，让人人都喜欢它，为它添砖加瓦？”“是的。”“也许你还想让英国成为一片乐土，人人喝啤酒，做游戏，女孩子们一个个穿长长的土布裙子吧？”

她生气地回答：“当然不是！我讨厌威廉·莫里斯⁽²³⁾那一套东西。你这会儿变得不诚实了。看看你自己吧——我相信，你一生最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为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作的努力上。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你父母的生活方式已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对他们来说，你已成了陌生人。你无疑已一分为二。这也正是这个国家的现状。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所憎恨的就在这里，我厌恶这一切。我憎恨一个国家如此被分裂——战争以前，当我还跟那些女人在一起生活时，这道理我还不懂呢。”

“哦，”他终于说，“昨天晚上他们说对了——你毕竟是个革命者。”

“不，我不是。这种说法根本不适合我。我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以令她感动的深情的口吻说：“如果照你的办法去重建一个耶路撒冷，那就像突然移植一棵树，会使它水土不服而死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连续性，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人的精神都将被你一概扼杀了。”

“连续性并不一定因其存在就是合理的。”

“不对，爱拉，它是合理的。合理的。相信我吧，是合理的。”

口气是那么富有个人色彩，这回轮到她惊奇地望着他，并决定不再开口了。她心里想，他这是在说他身上被分裂的自我令他那么痛苦，有时竟让他怀疑起它自身的价值……她转过身去继续看窗外的景色。他们这时正穿过另一个村庄。这里的情况比刚才驶过的那个村庄要好一些：古色古香的屋宇整洁有序，连成一片，被阳光照得暖洋洋的。在这片房子周围是一些新建的房子，造型很难看。中心广场上甚至还有家卖小商品的连锁店，它与别的连锁店一模一样。此外还有一个仿都铎时代建筑风格的酒吧。像这样的村落在这一带比比皆是。爱拉说：“让我们避开这些村庄吧，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她注意到，这一回他的眼神分明显得很吃惊，但其中的缘由却是后来才领悟。他好久没有说话，当眼前出现一条小道时，他便绕过一片沐浴着阳光的树林，把车子开了过去。他问：“你父亲住在哪里？”

“哦，”她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一点也不像那种样子。”

“什么样子？我什么也没有说啊。”

“不，你一直在暗示我。他以前是个军人，去过印度。但他并不像漫画中的那种军人。他不适宜在军队服役，有一阵子进了政府部门，但他也不像个政府中的人。”

“那么，他到底像个什么人呢？”

她笑了。那笑声不仅充满自然而真切的情感，而且带有一种她当时并没有意味到的苦涩味。“他离开印度以后就买了幢旧房子，地处康沃尔郡⁽²⁴⁾。房子不大，很偏僻，但很漂亮。那种旧房子——你会知道的，他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一直就是。他读过很多书。他知道很多有关哲学和宗教的知识——比如佛教。”

“他喜欢你吗？”

“喜欢我？”这问题使爱拉大吃一惊。她自己从来就没有问过她父亲是否喜欢她。她向保罗转过身，红着脸哈哈大笑着说：“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啊！但你知道，这个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然后她又小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估计他不喜欢我，不真正喜欢。”

“他肯定喜欢。”保罗仓促地说，显然对自己所提的问题颇感后悔。

“这事没有肯定可言。”爱拉默默地坐着，心里在嘀咕。她知道保罗的目光充满歉意和深情，她因他的关心而非常喜欢他了。

她想作个解释：“每次周末回家，他都很高兴见到我——这一点我看得出。但我不经常回去时，他也从来不见怪。我在不在家对他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他有自己的生活规律。一位老妇人帮他料理家务。一日三餐一如既往。他吃的始终是那几样东西：红烧牛肉，炸牛排，鸡蛋。吃午饭前要喝一杯杜松子酒，晚饭后再来两三杯威士忌。每天上午吃过早饭，他都要散很长时间的步。下午从事园艺。每天晚上他都看书到深夜。当我在家时，一切都照常。他甚至不同我说话。”她又笑了起来，“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不是他的谈话对象。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一位上校，两人长得很像，都很瘦，皮肤粗糙，眉毛吓人。他们经常在一起窃窃低语。有时候，他们会长时间相对而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喝威士忌，或者偶尔三言两语提一提印度。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时，我想，他一定在跟上帝或佛什么的交谈，但不会跟我交谈。通常我一开口，他的声音便显得很不自在，或者干脆岔开话题。”爱拉住了口，心里想，她已经跟他说得太多了。她本来很少谈论她的父亲，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他。这回却一下子谈了那么多，这使她感到诧异。保罗没有把这个话头接下去，而是急切地问：“这里怎么样？”那条高低不平的小道已到尽头，眼前是一小片被灌木所包围的草地。“哦，”爱拉说，“太好了，今天上午我一直希望你能把我带到一个小小的天地中来，就像这里。”她随即下了车子，只觉得他在吃惊地看着她。这一点也还是后来追忆他那天的感觉时才记起来。

她在草地上来回走了走，用手触摸那些草，并嗅了嗅，让阳光照在自己的脸上。当她转悠着回到他的身边时，他已在草地上摊开了一块毯子，正坐在那里等她。照见阳光的草地散发出一股小小的自由的气息，这使她感到一阵轻松，但它很快被他期待的目光所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阵紧张感。当她一屁股坐下去时，心里想：他连毯子都铺上了，我的天，他会不会这么快就跟我做爱呢？哦，不，他不会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她一直躺在他的身边，感到既幸福又满足，什么也不去管它，一切任其自然。

后来——时间并没有过了很久，他便嘲笑她说：她把他引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他跟她做爱，是她有意安排了这一切。她听了后很生气；由于他坚持这样说，她便对他冷淡起来。过后她就把这件事忘了，但他仍要老话重提。她知道，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这场反复过多次的小小口角给他们的关系留下了一片不断蔓延的阴影。他的话并不是事实。在车上时，她就知道他将成为她的情人，因为他说话的腔调使她产生了某种信任感。她曾想过，她并不在乎他选择什么时候向她求爱。她觉得他知道什么时候合适。如果合适的时间就在那天下午，那他这样做无疑也是对的。“如果你不跟我做爱，你觉得我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后来她曾这样问过他，语气中充满好奇和敌意。“那你会生气的。”他回答，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言辞间隐约流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歉意。这歉意是真挚的，使她更喜欢上他，似乎他俩都是那谁都无可奈何的严酷的生活的牺牲品。

“你全都安排妥当了，”她说，“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连毯子也带上了。我想你每次下午出游，车子里一定都备着一条毯子。”

“当然，再没有比草地上铺一块暖烘烘的毯子更妙不可言的了。”

她听后笑了起来。后来，她还胆战心惊地想过：我估计他还带别的女人去过那片草地，他也许早就玩上这一套了。

然而，当时她却感到异常的幸福。城市的喧嚣已远在背后，草地和阳光散发出宜人的气息。她这时注意到他脸上露出半含讥刺的微笑，于是摆出自卫的架势坐了起来。他特意以嘲讽的口吻问起她的丈夫。昨天晚上她已把有关的事实告诉过他，这时也就不妨把他想知道的事简略地说了出来。然后她又简单地对他谈了自己的孩子。但她把话说得很匆促，因为她对自己一个人来这里感到内疚。迈克尔本来应该和她一起来这里享受郊游的乐趣和温暖的阳光的。

她记得保罗也谈了他的妻子的情况。他说了好一会儿才使她弄清楚其中的瓜葛。他还说他有两个孩子。她感到很吃惊，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信心。他谈论他的妻子时所用的口吻是急促的，简直称得上恼恨，这说明他并不爱她。她在这里用上了“爱”这个字眼，但用得幼稚可笑，与她平时对人际关系的分析不相协调。既然他能那么漫不经心地谈论他的妻子，她甚至以为他一定已经跟她离了婚。

他跟她做了爱。爱拉心里想，他是对的，时机正合适，这里太美了。她满脑子想着自己的丈夫，因此也就不觉得紧张，而且还很快放开了自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他俩的肉体相互理解。（其实，“我们的肉体相互理解”这样的话是她后来才说的，当时她脑子里想的是：“我们相互理解。”）她曾睁开眼睛看过他的脸，那表情很难看，简直有点丑陋。她闭上眼睛不去看它，让自己陶醉在做爱的快乐之中。后来，她看见他的脸歪向一边，那表情依然很难看。她本能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但他的手压住她的腹部，使她无法动弹。他半开玩笑说：“你太瘦了。”她笑了起来，并没有为此而难过，因为他的手抚摸她的肉体的方式告诉她：他喜欢她现在这样子。她也喜欢赤身裸体的自己。她的躯体是纤弱的，肩膀和膝盖的线条历历分明，但她的胸部和腹部白白净净，一双小巧的脚则又白又嫩。她曾多次希望过自己能换个模样，希望自己能长得更高大，更丰满，更圆润，更“像个女人”，但他触摸她的躯体的方式使她完全打消了这念头。她感到很快活。他的手在她柔软的腹部轻轻地触摸了许多时候，然后突然松开，并开始穿衣服。她感到自己已被抛弃，也开始穿衣服。她突然莫名其妙地几乎哭出来，她的躯体似乎又显得太瘦太小了。他问：“你已多久没有跟男人睡觉了？”

她感到困惑，心里想：他指的是乔治吧？但乔治不能算数，她并不爱他，她也讨厌乔治碰她。“我不知道。”她回答，一边说着话，一边领悟到他的意思是说她跟他睡觉是出于性饥渴。她的脸涨红了，很快站了起来，走出毯子，把脸扭过一边，然后以连她自己也觉得十分难听的口吻说：“从上周开始。当时我在聚会中看中了一个男人，便带他一起回了家。”她回忆起战争年代那些在军用流动餐馆里服务的女孩子，想用她们的语言来回答他。她找到了合适的用语，说：“他是一片好肉。”说完，她便钻进车子，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把毯子往后座一丢，赶紧上了车，发动车子，一会儿往前开，一会儿往后开，以便把它倒转身，面对草地的出口。

“这么说你经常这样干？”他问。他的声音显得很冷静，很超然。她心里想，刚才他还从一个男人自身的角度提出问题，这会说话的口气却完全像个“公事公办的人”了。她这时真想赶快结束这次出游到家里大哭一场。此番做爱已跟记忆中与她丈夫的做爱联系在一起。在乔治跟前，她总是畏缩自己的身子，现在她已在精神上朝着这个新的男人畏缩自己了。

“这么说你经常这样干？”他又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她哈哈大笑起来，“哦，我懂了。”她惊讶地看着他，好像他就是个疯子。当时，她觉得他确实有点儿疯样，他的脸已因怀疑而紧紧绷起。他此刻已完全不是个“公事公办的人”，而是一个仇恨她的人。现在她已非常反感他，恼怒地笑着说：“你简直愚蠢透顶了。”

他们一路上没有再说话，直到进入大街，加入缓缓回城的车流中。这时，他的声音已变得很友好，主动想跟她和解：“我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自己的爱情生活也根本谈不上很检点。”

“我希望你已从我身上得到了一次满意的消遣。”

他一脸的迷惑。她觉得他很愚蠢，竟然不理解她的意思。她看出他想说什么，但又没有开口。她于是不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人蓄意打了一顿，那棍棒一记记都落在她的心口上。她似乎因痛苦而喘息起来。她的嘴唇在颤抖，但她宁死也不愿当着他的面痛哭流涕。她朝他转过身去，眼望着正逐渐变得阴暗而寒冷的乡野，开始自顾自说话。她这时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心里充满恶意，摆出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她一边跟他大谈杂志社和帕特里西娅·勃伦特的事，一边因他把她编造的话信以为真而藐视他。她一个劲地说着，他则一言不发，当他们来到朱丽娅的房子外面时，她迅速下了车，还没等他跟过来，她已走到门口的台阶上。她摸索着钥匙想把门锁打开，这时他来到了她的身后，说：“你的朋友朱丽娅今晚会照顾好你的儿子上床睡觉吧？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看看戏。哦，是看电影，今天是星期天了。”她喘着气，装出吃惊的样子断然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想必你也不想再见到我吧？”

他从背后把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为什么不想呢？你喜欢我，装做不喜欢是没有必要的。”爱拉对此无言以对，她一时语塞了。此刻，她无意于回忆刚才在草地上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幸福的时光。她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为什么？”

她愤怒地扭了扭肩膀，甩掉他的手，把钥匙插入门锁转了转，说：“我已好久没有跟任何男人睡觉了。两年前有过一次交往，那一次过得很开心……”她见他往后退了一步，心里便觉喜滋滋的，因为她在伤害他，因为她在说谎。其实，那一次过得并不开心。随后她又如实相告，以最严厉的口吻谴责他。她说：“他是个美国人，他从来没让我感到不愉快过，一次也没有。但他根本就不善于做床上的事。我相信，这也正是你常挂在嘴上的说法，是不是？但他并不轻视我。”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呢？”

“因为你太愚蠢了。”她说，显得既开心又尖刻。她感到一阵酸辛的痛快感，存心伤害他也伤害她自己，“你谈起我的丈夫，但他与这事又有什么干系呢？就我而言，可以说从来就没有跟他睡过觉……”他笑了起来，显然不相信她的话，但她继续说下去，“我讨厌跟他睡觉。那简直不能算一回事。你问我已有多久没有跟男人睡觉了，这问题显然十分简单。你是个精神病学家，你说自己是个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你竟然连这最简单的问题都不懂。”

说完这话她便进入朱丽娅的住宅，关上门，扑在墙上哭了起来。看屋内的动静她知道里面没有人。门铃响了，几乎就在她的耳边，保罗想要她把门打开。她不去理睬门铃，径自穿过黑暗的井孔，一边哭一边慢慢地登上顶楼的小套房。这时，电话又响了。她知道又是保罗从街对面的电话亭打来的。她不去接，因为她还在哭。铃声停止了，但接着又响了起来。她看了看小粉盒，那千篇一律的黑线条图案让她见了就讨厌。她咽下眼泪，清了清嗓子，接了那个电话。是朱丽娅打来的。朱丽娅说她想跟她的朋友在外面吃晚饭，到时候她会把孩子带回家照料他上床睡觉的。如果爱拉想出去，尽可以听便。“你怎么啦？”两英里以外的朱丽娅说话的声音依然像平时那样清晰而镇定。“我在哭。”“我听出来了。为什么事？”“哦，这些该死的男人，我全恨！”“噢，好了，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你最好出去看看电影，那会使你高兴起来的。”爱拉随即觉得好了许多，刚才发生的事已不那么重要。她笑了起来。

半小时以后电话铃又响了，她去接，没有再去想保罗。但这一次是保罗打来的。他说他一直等在车子里以便给她再打电话。他想跟她谈谈。“我看我们谈不出什么来的。”爱拉说，声音既冷漠又幽默。他的声音则既幽默又滑稽，他说：“下来看电影吧，我们什么都不谈好了。”她于是去了。她心情轻松地跟他见了面。这是因为她已拿定主意不再跟他做爱。一切都已结束了。她之所以跟他出去是因为不出去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他电话里的声音跟草地上压住她身体的那张脸没有任何联系。现在，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开车从伦敦出来时的状态之中。是他把她带到那片草地上才破坏了这种关系的。如果他一开始就那样想，那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他总是说：“你怒气冲冲进了屋，但当我打电话给你时，你还是出来了，你显然需要我的规劝。”他哈哈大笑起来。她厌恶那样的笑声。这时候，他脸上总不自然地流露出悔恨的微笑，像个回头的浪子。他有意扮演浪子的角色，是为了给自己解嘲。爱拉觉得，他的微笑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他的抱怨是真诚的。这时候她总是跟他一道先嘲笑一番他的拙劣的模仿，随后即刻改变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具有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她确信它真的不属于他自己。这种人格不仅表现为单纯与宁静的品质的截然分离，而且还昭然于众，使她除了不予理睬外再无别的选择。否则，她就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了。

他们并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去了咖啡馆。他继续谈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情况。他在两家不同的医院里供职。在一家医院里，他是个精神病咨询医生。在另一家医院里，从事分编病人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心要把疯人院改造得更文明一点。我得跟谁斗呢？公众吗？绝对不是。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医生……”他的故事不外乎两个主题：其一是说医学界的中产阶级如何如何妄自尊大、不学无术。爱拉发现：他对他们的批评完全出于他自己的阶级观念，虽然没有明言，但言下之意是说愚昧无知和缺乏想像力是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之所以有这种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倾向，是因为他自己是工人阶级。当然，那些话也是朱丽娅常说的，爱拉自己也这样批评过韦斯特医生。然而，有好几次她曾深感内疚，似乎是她自己受到了批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便会回忆起早年在流动餐馆时的情景，觉得自己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如今就不可能从下层阶级的角度，通过女工的眼光来认识上层阶级，就像从玻璃瓶的底部观看水族馆里那些奇形怪状的鱼一样。保罗的第二个主题正好与第一个主题相反，一旦涉及它，他的整个人格都变得焕然一新。说起那些受到他指责的人，他总是那般幸灾乐祸，言辞间充满恶意和嘲讽；但一谈到他的病人，他便变得很认真。他对待病人的态度与她对待布朗太太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一谈起那些求援者就情投意合。他说起他们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和蔼，心里充满愤怒和同情。这愤怒是因同情他们绝望的处境而发的。

她这时已非常喜欢他，好像在草地上那段插曲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她把他带回家里，他跟在她身后进入房间，嘴里仍一个劲地谈着。他们上了楼，爱拉心里想：这会儿上去喝点咖啡，然后他就会走了。她当时这样想也是真诚的。但当他再次跟她做爱时，她又想：是呀，他并没有错；因为整个晚上我们都那么亲热。后来他这样说过她：“你当然知道我会再次跟你做爱。”她回答：“我当然不知道。不过，即便你不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听了这话他总是说：“哦，你真是个伪君子！”要么就说，“你不应该那么不懂得自己的动机。”

对爱拉来说，那天晚上跟保罗·唐纳在一起的经历是印象最深刻的，它与她过去的经历大相径庭，似乎过去的一切全不算一回事。这种感觉刻骨铭心，当天快破晓时保罗问：“朱丽娅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爱拉竟懵懵懂懂地回答：“什么事？”

“比如说上周的事。你说聚会后你带了一个男人回家。”

“你疯了。”她心情愉快地笑着说。他们躺在黑暗中。她转过头去看他的脸，在窗口射来的微光中，他的脸颊呈现出一条黑线；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那么寂寞。她心里想，他又回到先前的心境中了。但这一次没有使她感到不安，因为他的大腿紧贴着她的大腿，那温馨的感觉使她觉得这份遥远已不复存在。

“朱丽娅会怎么说？”

“说什么？”

“今天上午朱丽娅会说点什么呢？”

“她为什么一定得说点什么？”

“我懂了。”他简略地说。他随后起了床，补充说：“我得回家刮刮胡子，换一件干净的衬衣。”

那一周他每天晚上都要来找她，时间都很晚，总趁迈克尔睡着的时候。然后第二天一早离开，“回去换一件干净的衬衣”。

爱拉感到幸福极了。她听其自然，什么也不去想。当保罗凭消极的人格说话时，她仍对自己的情感非常自信，总是这样回答他：“哦，你太愚蠢了，我曾经对你说过，你什么也不懂”（“消极”一语出自朱丽娅之口，她在楼梯口见过保罗以后曾经说过：“这人看上去好像有些刻薄和消极。”）她现在所想的是：他不久就要跟她结婚了。或者说过不了太久就要跟她结婚。结婚应该有个良辰佳期，他知道什么时候是良辰佳期。即使他每天晚上都跟她在一起，凌晨回家“换干净的衬衣”，那毕竟还不是真正的结合。

第二个星期天，即他们首次郊游后过了一周，朱丽娅又带了小男孩去了朋友家。这一次保罗带爱拉去了基尤⁽²⁵⁾。他们躺在草地上，身边是绿叶成荫的石楠树，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筛下来。他们握着手。“你看，”保罗扮着鬼脸，以略带流气的口吻说，“我们已像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妻——我们知道今晚就要上床做爱，因此现在先握握手再说。”

“事情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爱拉开玩笑问。

他把身子靠过来，紧盯住她的脸，她朝他笑了起来。她知道他爱她。她感到一种信任感。“事情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他以既愁苦又幽默的口吻说，“你问得太糟糕了。你和我在这里……”从他脸部表情以及那充满热情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想告诉她那些已婚者是“如何”生活的——“如果我们结了婚，那会像个什么样子呢？”爱拉感到自己的热情消退了下去。她想：他说这话不会是作为一个男人在警告一个女人吧？他会不会真的那么卑鄙无耻？她从他脸上又看到了往常那种愁苦味，心里想，哦，不，他不是那样的，谢天谢地，那话他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她心头又闪过一道亮光。她说：“你根本就没有结婚。你不能把那样的关系叫做结婚。你从来不去看她。”

“当我们两人都二十岁时，我们结了婚。这种事总得有法律的依据。”他补充说，依然是那种既愁苦又幽默的语气，并吻了她。接着他又以吞吞吐吐的口吻说：“爱拉，你不结婚很明智。做个聪明人，就那样生活下去吧。”

爱拉笑了。她心里在想：其实我还是弄错了。这才是他的心里话，那意思是说：你不能对我抱太大的希望。她感到自己已完全被抛弃。但他的手仍搭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觉到一股热流通过她的身体，他那热情而充满爱怜的眼睛离她只有几英寸远。他在微笑。

那天晚上在床上跟他做爱已变得很机械，她只是被动地应付着。这与其他晚上的经历已不可同日而语，可他似乎还没感觉到这一点。与往常一样，他们完事后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但她已心灰意冷，情绪非常低落。

第二天，她跟朱丽娅谈了一次话。朱丽娅前段时间一直保持沉默，对保罗留宿一事不发表意见。“他是个有妇之夫，”爱拉说，“结婚已有十三年了。那桩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即使晚上不回家也无所谓。他有两个孩子。”朱丽娅扮了个鬼脸，没有插话，等她把话继续说下去。“问题是我丝毫也不敢肯定……还有迈克尔。”

“他对迈克尔的态度如何？”

“他只见过他一次，而且时间很短，他每次来都很迟——这你是知道的。迈克尔醒过来时他已经走了。他得回家换一件干净的衬衣。”听到这里朱丽娅哈哈大笑起来，爱拉也跟着笑。

“她肯定是个很不一般的女人。”朱丽娅说，“他谈起过她吗？”

“他说他们很年轻时就结了婚。后来他参加了战争，当他回来时，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陌生人。据我猜想，从那以后，他就有不少风流韵事。”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朱丽娅说，“你对他感觉如何？”爱拉此时只觉得一阵冷冰冰的伤感和失望。因为生活中她无法使他们的幸福与他的玩世不恭达成一致。她感到有点儿恐慌。朱丽娅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她。“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他愁眉苦脸的。”“他一点也不愁眉苦脸，”爱拉即刻说。随后发现自己凭本能无端地为他辩护，她对自己笑了起来，说：“我是说，他就是那个样子。不错，他是有点愁眉苦脸，但那是为了他的工作，他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从一家医院赶到另一家医院，到处说医院的牢骚怪话，但他对病人又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确实关心病人。然后晚上还要跟我在一起，他似乎用不着睡觉。”爱拉脸红了，意识到自己有点言过其实，“是的，是这样的，”她看着朱丽娅的笑脸，说道，“然后他一早赶回家换衬衣，晚上实际上没有睡什么觉，回去后也许还要跟他的妻子东拉西扯地说上几句好话。这叫精力。这不能叫愁苦。说到刻薄，那也谈不上。两者没有任何联系。”

“那好，”朱丽娅说，“既然那样，你就好好等着事态的发展吧。”

那天晚上，保罗很幽默也很温柔。爱拉心里想，他好像在向她表示歉意。她的痛苦消融了。天亮时，她已重新高兴起来。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今晚我不能来看你了，爱拉。”她一点也不担心：“哦，没事。”但他接着又笑笑说：“有时候我毕竟还得见见我的孩子。”听口气好像在指责她故意不让他见他的孩子。“我并没有阻止你，”爱拉说。“噢，不，你阻止了，阻止了。”他说，微微叹了口气。他笑着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她想：当他要永远离开某个女人时，他就是这样吻她的。是的，他并不关心她们，他总是一边笑一边吻她们的额头。突然，她眼前出现了一个景象，她为之惊呆了。她看见他把钱放在壁炉架上！他不会的——她知道——他不是那种向女人付钱的男人。然而，她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把钱放在壁炉架上。是的，这正是他所表示的态度。是针对她的，针对爱拉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个夜晚，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分明告诉我他爱我，这钱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一再说他爱她，这一事实竟然毫无意义了，或者应该说，如果他的爱没有被他触摸她的方式以及他那柔和的声音所证实，那他嘴上的话确实毫无意义。）现在，他要走了，他扮了个鬼脸，刻薄地说：“今晚你有空了，爱拉。”“有空，你这是什么意思？”“哦……我是说你有空接待其他男友了，你最近一直没顾得上他们，是不是？”

她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以后去了杂志社，觉得一股寒流侵入她的骨髓，侵入她的脊梁。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然而，天气却很暖和。由于陶醉在幸福中，她已有好几天没有跟帕特里西娅联系。如今她觉得这个比她年长的女人更亲近了。帕特里西娅十一年前结了婚，后来丈夫离开了她，娶了个更年轻的女人。她对待男人的态度既大度又和善，常常妙语连珠，一副玩世不恭的派头。这与爱拉大不一样，爱拉不善于那一套。帕特里西娅五十多岁，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爱拉知道，她是个很勇敢的女人，但她不想跟她来往得过于亲密。跟她打成一片即使只限于同情，也意味着她得舍弃许多潜在的东西。至少她有这个感觉。今天，帕特里西娅对一个正准备跟自己的妻子离婚的男同事说了些风凉话，爱拉对她大喊大叫。后来，当她回到室内时，她向帕特里西娅道了歉，因为后者受了她的伤害。跟年长的女人在一起，爱拉总觉得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她关心帕特里西娅远不如对方对她的关怀。她知道，对于帕特里西娅来说，她是某种象征，也许是她自己的青春的象征。（但爱拉并不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但这会儿她却特意留下来跟帕特里西娅交谈，说笑。令人沮丧的是，她发现她的雇主眼里噙着泪水。她清楚地看见了一个性情直率、和蔼、机智的中年女性，身上穿着时装杂志上登过广告的衣服，可看上去就像穿着一套制服。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已有些灰白。她的眼睛——工作时是严肃的，对爱拉是温和的。当她跟帕特里西娅在一起时，一位发表过她的一篇短篇小说的某杂志编辑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她是否有空出去吃顿饭。她说她有空，边说边在脑子里琢磨“有空”这个词。在过去的十天中，她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空；如今也没有空，只是孑然一身，已摆脱了某个人对她的控制——保罗的。这位编辑曾经想跟她睡觉，但她拒绝了他。现在她想，她很可能会答应跟他睡。为什么不呢？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位编辑很聪明，很有魅力，但一想到他要碰她的身子便使她感到厌恶。他对女人没有一丁点儿天生的温情和爱怜，而这却是她能从保罗身上感受到的。如今这恰好成了她愿意与这个人睡的理由：她再也不能让一个讨她喜欢的男人碰她。但保罗似乎并不在乎别人如何如何：他拿“她从聚会中带回家的男人”开玩笑，似乎他还有点喜欢她那样做。哦，太好了，太妙了——如果那正是他所希望的话，她也用不着太在意了。她于是着意打扮了一番，怀着蔑视整个世界的心情出去吃午饭了。

午饭价格不菲——反正都这么回事。她喜欢美食。他谈笑风生，她喜欢他的谈吐。一谈起文化上的事，她便像往常一样显得轻松自在。她边谈边观察他，心里想，要让她跟他做爱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呢？她喜欢他，是不是？喜欢他又怎么样？这算得上爱情吗？爱情只是一种妄想，是妇女杂志上编造的神话。对于一个连你是否还跟别的男人睡觉都不在乎的人，你根本就不能对他用“爱情”一词。“如果我想跟这个男人睡觉，我最好对此有所表示。”但她不知道如何表示才好。她已多次拒绝过他，他也就见怪不怪了。吃完中饭，他们来到人行道上，爱拉突然感到一阵轻松：真是胡思乱想，她当然不会跟他睡觉，现在她想回到杂志社去，事情也就结束了。但这时她看见前面台阶上有两个妓女，这使她想起早上跟保罗在一起的情景。那位编辑说：“爱拉，我真希望……”她笑着打断他的话头，说道：“那就把我带回家吧。到你那里去，别去我那儿。”除了保罗，她不能再容忍别的男人上她睡的床。这个男子已结过婚，他把她带到他的单人宿舍。他的家在乡下，他特意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那边，这单人宿舍正好供他从事这方面的历险。她赤身裸体躺在这个男人身边，心里一直在想保罗。“他肯定疯了。我为什么要跟一个疯子打交道呢？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怎么会想到我会跟另一个男人睡觉呢？他不可能把那话当真的。”心里一边这样想，一边尽可能让这位知识界的同道感到快活。他遇到了障碍，爱拉知道，这是因为她的确不喜欢他。尽管他一再责备自己，但过错在她身上。她觉得没有必要让他感到难堪，跟一个自己根本不放在心上的人睡觉是一种罪过。心里这么一想，她也就安下心来，准备取悦于他了……完事以后，她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什么感觉也没有。她只觉得自己很软弱，一点也不快活，浑身颤抖着真想大哭一场。实际上，她依然思念着保罗。第二天，他打来了电话，说他当晚仍不能来。此时爱拉又是那么迫切需要他，因此对这些也就一点都不计较了。当然，他还得上班，还得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

第三天晚上，他们见面时都心存戒备。但几分钟后这道防线就彻底崩溃了，他们又挨到了一起。记得那天晚上他还说了一句：“事情真够怪的，但又千真万确：当你爱上一个女人时，那跟另一个女人睡觉就毫无意义了。”当时她没有留心听——她担心他会说出令她不愉快的话，于是，身上某种机械性的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使她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但第二天她又听见了这句话，这时她便很快回想起来，并认真地听下去。这么说来，那两个晚上他搭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有过与她相同的经历。她对他重新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信任。他开始询问她这两个晚上做了些什么。她说她跟一位曾经发表过她的一篇小说的编辑吃了一顿饭。“我读过你的一篇小说。写得确实很好。”他说这话显得有点痛苦，好像他宁可那篇小说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应该写得好呢？”她问。“我想那位叫乔治的是你的丈夫吧？”“部分是，不全是。”“这位编辑呢？”她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有过和你相同的经历。”然后她心里想，假如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都能使他感到恼火，那我如今真的跟那个男人睡过觉了，他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尽管我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尽管事情本来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另外一回事。

爱拉觉得，他们的“相处”（她从来不用“相好”这样的说法）那时才真正开始——他们都尝试了别的异性，发现他们各自从对方身上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情感体验。尽管她没有把这样的事看得太认真，但这也是她惟一一次对他的不忠。但她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因为这事后来成了他指责她的把柄。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过来，当他不能来时，她知道那也并非因为他不想要她。由于工作或孩子的关系，他可能来得晚些。他帮她处理那些来自“布朗太太”的信，只要能和他一道为这些人做点事，她便感到一种莫大的快乐。

她一点也没有想过他的妻子，至少一开始没有。

最初她惟一担心的是迈克尔。小男孩曾经爱过他自己的父亲；但他如今已再婚，生活在美国。对于孩子来说，把感情从一个成年男子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当迈克尔用胳膊去搂他，或者迎着他跑过去时，保罗总显得很不自在。爱拉注意到，他的这种不自在出于本能，笑得也不自然，他的脑子同时还在转悠（那是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大脑在转悠，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处理好这种局面。）他总是把迈克尔的手轻轻放下来，温和地跟他交谈，好像他是个大人。迈克尔作出了反应。看见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得不到成年男子的爱，一举一动像个大人那样一本正经，回答着种种严肃的问题，爱拉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在孩子身上，那种自发的情感被割裂了。在行动和言语中，他对她仍保持着温馨而敏感的天性，对保罗，他却变得很有责任心，很冷静，很善于思考。有时，爱拉会感到些许的恐慌：我害了迈克尔，他正受到我的伤害。他从此再也不会对一个成年男子作出自然而温馨的反应了。但过后她又会想：我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变成这样子。我感到幸福对他肯定有益；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肯定对他有益。爱拉于是不再老是为此而发愁；她的天性不让她老是发愁。她让自己进入保罗对她的爱中去，别的什么也不去想。每当她从局外人的角度，以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来看待这种关系时，她总感到心惊胆战，满腹狐疑。她于是干脆不去想。她活一天算一天，并不去考虑将来的事。

五年。

如果我有心要写出这部小说，它的主题一开始还是先不作交待，等以后再慢慢揭示吧。那就是第三者——保罗的妻子的主题。一开始她并没有想到她；后来则刻意不去想她。那一阵子，她对待这个陌生女子的态度是颇为鄙夷的：她从她那里夺走了保罗，感到既得意又快活。当爱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情感时，她感到很震惊，很惭愧，不得不马上把它掩饰起来。然而，这第三者的影子在逐渐扩大，使爱拉不能不去想。对于这位未曾谋面、而保罗又得回去相见（他经常回去）的女人，她开始想得很多了，如今不再是得意，而是妒忌。是的，她妒忌她。在她心目中，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沉着冷静、无妒无忌、无欲无求、自得其乐、内心充满幸福的女性形象，这个人只要有人向她索取，便随时准备把幸福赐与他人。爱拉忽然想到（晚些时候，大约三年以后），这样一个形象是很不平常的，它与保罗所言及的那位妻子没有任何的联系。那么，这个形象到底从哪里来的呢？爱拉后来慢慢地弄明白了：这是她自己所向往的形象，这个虚构人物是她自身的影子，它离她十分遥远。这会儿她懂得了，并且为之大感惶恐：她在完全依赖着保罗。她的每根神经都跟他连接在一起，而且无法想像没有他，自己如何生活。一想到失去保罗，她便感到不寒而栗，因此，她只好不去想这件事。她开始意识到，她之所以紧紧抓住这另一个女人——即第三者的形象，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保护。

第二个主题是第一个主题的一部分，尽管这一主题直到故事结束才见分晓——那就是保罗的妒忌。这妒忌在不断升级，跟他逐步的退却联系在一起。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指责她跟别的男人睡觉。在一家咖啡馆，他还指责她跟一个男子眉目传情，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注意过那个人。一开始，他嘲笑她；后来，她开始感到怨恨，但总是克制住，因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随着她逐渐加深了对那位她所创造的沉着冷静的女子的理解，她开始对保罗的妒忌感到不解，并慢慢地思索起其中的含义——并非由于内心的痛苦，而是为了理解它。她感到，保罗的影子，即他想象中的第三者，是一个怨恨自我、放荡不羁、无情无义的浪荡公子。但在她面前，他常常以自嘲自讽的姿态表现这一角色，因此，当他们在一起时，即当这影子般的人格处在严肃的关系中时，它所体现的浪荡公子的形象便不见了，被排挤到一边了，它躲到了人性舞台的背后，暂时闲置起来，等待重返舞台的时机。爱拉如今跟她的影子——即那位聪慧的、沉着而冷静的女子在一起，终于看清了这位强行怨恨自我的女性玩弄者的另一面。这两个不和谐的影子与爱拉和保罗并肩而行，保持一致的步调。有一阵子（即这部小说达到高潮，行将结束时），爱拉心里想：“保罗的影子差不多就是音乐喜剧中的浪荡公子，这种人到处都有，只是我不一定注意到罢了。如此看来，跟我在一起时，保罗表现的是他的‘积极的’自我（按朱丽娅的说法），在我面前，他于是成了个好人。但我也有一个好女人作为我的影子，它是成熟的、坚强的、无欲无求的。那也就是说，与他在一起时，我表现的是我的‘消极的’自我。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忍受他，我的这种感觉是对现实的一大嘲讽。实际上，在我们的交往中，他显得比我好，那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不可见的影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是次要的情节。她写的小说。他问她在写什么，她告诉了他。她本不愿意说，因为一提及她的写作，他的声音便充满了不信任。她说：“这是一本描写自杀的小说。”

“你对自杀懂得什么呢？”

“什么也不懂，我只是想写。”（她曾在朱丽娅面前拿简·奥斯丁开过玩笑，据说这位作家一见有人走进她的房间，就把自己的小说藏进肮脏的纸堆里。她还引用过司汤达的名言：一个女人不到五十岁就想从事写作，便必须为自己取个假名。）

而在此后的几天里，他跟她谈起了他的父母，他们就是自杀而死的。她过了很久才领悟到：他之所以要把这些话告诉她，是因为他觉得她太幼稚无知，不可能写好自杀者。（她甚至还赞同他的说法。）他在指导她。她于是开始向他隐瞒自己的工作。她说她并不关心“是否成为一名作家，只是想写出这部小说，看看以后会发生点什么事”。这话似乎无法使他信服，不久他便开始埋怨她为了给小说搜集题材在利用他的专业知识。

还有有关朱丽娅的情节。保罗不喜欢爱拉与朱丽娅的关系，他把这一关系看做是反对他的一种联盟，并利用他的医学知识取笑这一关系具有同性恋的倾向。爱拉听后反驳他：照他的说法，他跟别的男子的友谊岂不都属于同性恋了？但他还是说她没有幽默感。一开始，爱拉为了保罗本能地牺牲了朱丽娅，但后来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对保罗感到不满。这两个女人间的谈话显得很世故，富有远见卓识，言辞间确实含有批评男人的意思。然而，爱拉并不觉得这样做是对保罗的不忠，因为这种谈话有着不同的背景。那种世故的远见与她对保罗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

有关爱拉对迈克尔的母爱。她一直想方设法想让保罗在孩子面前显得像个父亲，但始终没有成功。保罗说：“你慢慢会高兴起来的，你会明白我是对的。”言下之意是，当我离开你时，你就会因我没有与孩子形成更亲密的关系而庆幸了。因此，爱拉从此不再跟他谈自己的儿子。

有关保罗对待职业的态度。在这方面，他是个人格分裂的人。他对待自己的病人很认真，但又经常拿他的行话开玩笑。他会用文学或情感的语言细致而深刻地分析某个病人的情况，然后又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同一件事作出评判，阐述它的另一层意义。再以后，仅仅过了几分钟，他又会以极其机智的语言拿刚才用做判断文学的标准和情感的真实性的尺码来取笑。在任何时候，不管处在哪种人格下——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心理分析的，他对那些被当做终结性的思想原则一概持怀疑态度——他都显得十分认真，希望爱拉全盘接受他的观点。然而，当她企图将他身上这种被分裂的人格联系起来看时，他又会怨恨她。

他们在一起时总爱咬文嚼字，说些富有象征意义的暗语。“布朗太太”对他意谓着病人，对爱拉则是向人求助的女人。

“你的文学午餐”是他用来指她不贞的说法，有时以风趣的口吻说出，有时则一本正经。

“你的探讨自杀的论文”指的是她的小说，反映了他对它的态度。

另外还有一个词语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他最初使用它时，她没有能理解它的含义，不知道它多么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两人都是推大圆石的。”这话用来指他的失败。他努力奋斗，竭力想摆脱贫困，争取奖学金，获得最高的医学学位，这一切都出于他想成为一名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野心。但他现在知道，他永远成不了一名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他的这一缺陷部分地由他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即他对穷人、无知者和病人持久而不知疲倦的同情所引起。当他应该选择看书、做实验时，他总是选择照顾弱者。他永远成不了一个发明者或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于是成了一个专跟那些出身于中产阶级、为人保守的医学监督作对的人。那些人总想把病房的门锁起来，让他的病人全都穿上约束衣。“你和我，爱拉，我们都是失败者。我们徒费精力，想让那些比我们稍笨的人接受那些大人物们早已知道的真理。他们几千年前就懂得：把病人隔离起来只会使他们的情况恶化。他们几千年前就知道，那些害怕地主和警察的穷人，其实就是奴隶。他们早就懂得这一点。我们也懂得这一点。但不列颠那一大班明达之士是否懂得这一点呢？不懂得。爱拉，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真理告诉他们，这是你和我的任务。因为大人物们太伟大了，你不便麻烦他们。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向金星移民，如何灌溉月球，这对我们这时代是很重要的。而你和我都是推大圆石的。你和我，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耗尽了全部精力，全部才能，想把一块巨大的圆石推上山顶。那块大圆石就是大人物们凭天性就认识的真理。那座山就是人类的愚昧。我们在推那块大圆石。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在还没干上这个活以前就已经死了，尽管我十分想干——我原以为这是一件富有创造意义的工作。如今我是怎样过日子的呢？我见过一位惊慌失措的医生，夏克利医生，是个小个子，伯明翰人，他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女人，就只有去恐吓自己的妻子。我告诉他：他必须把医院的门打开，决不可把贫苦的病人关在挂有白色皮革的黑咕隆咚的地窖里，那些约束衣都是愚蠢的。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还得治疗那些由愚蠢的社会造成的种种疾病……爱拉，你呢？你劝说那些跟雇主一样优秀的工人的妻子，要她们选用那些被商人们设计得十分时髦的服装和装饰品，而那班商人正是凭谄上欺下来挣钱的。你要那些成了人类愚昧的奴隶的穷苦女人们走出家门，参加某个社交团体，或从事某项有益健康的兴趣活动，并把她们不讨人喜欢这一事实抛在脑后。一旦那有益健康的兴趣活动收不到成效，那他们到头来就成了我的门诊病人了……我希望我已经死了，爱拉。我希望我已经死了。噢，你当然不理解我的意思，从你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你并不理解……”

又是死亡。死亡起始于她的小说，并进入了她的生活。然而，死亡却以旺盛的生命形式显现，因为这个男人工作起来就像个狂人。由于对贫苦无助的人充满了悲愤与同情，这个希望自己已经死去的男人一直不知疲倦地为他们工作着。

这部小说似乎已经写成，我这会儿正在读它。如今从整体审视过一遍以后，我又发现了当初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主题：即天真。从爱拉遇见保罗并爱上他的那一刻起，从她用了“爱”这个字眼以来，天真就随之产生了。

如今回想起我跟迈克尔的关系（这“迈克尔”是我的情人的真名，我用它来称呼小说中爱拉那位总是笑眯眯的儿子。这种微笑常常可以从一个等待医生看病但又确信自己没有任何疾病的精神病人脸上见到），我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天真。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能一开始就预见到我们这一关系的结局，但安娜我，却与那个跟保罗在一起的爱拉一样，对它熟视无睹。有保罗才有爱拉，才有天真的爱拉。他把那个聪慧的、多疑的、世故的爱拉给毁了，一次次麻木了她的才智，使她自觉自愿地受他摆布。就这样，她盲目地在爱情中沉浮，在天真中沉浮。这天真是自然而然不断滋长的忠诚的同义词。当他的猜忌彻底摧毁了这个恋爱中的女人并使她开始反思时，她才痛苦地发现了自己的天真。

现在，如果我再被一个男人所吸引，我就能从再现在安娜身上的天真去揣测我跟那个男人的关系了。

有时候，当我——安娜回首往事，我真想放声大笑起来。这是领悟了天真的含义后发自惊异和妒忌的大笑。我现在再不会那么轻信了。我，安娜，决不会再跟保罗或迈克尔发生那种关系了。或者不如说，如果那时再发生这种关系，我就能明确地知道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时我会故意去实践一种无意义而有限度的关系。

爱拉在这五年中失去的是由天真所激发的创造力。

风流韵事的结束。虽然这不是爱拉当时想用的一个词语，但她后来还是用上了，但心里很痛苦。

爱拉第一次领悟到保罗将抛弃她是在意识到他打算不再帮她处理那些信件的时候。他说：“这有什么用处呢？在医院里我整天都在跟寡妇布朗打交道。我做不了什么好事，真的做不了。我到处帮助人，但我们这些推大圆石的人最终是帮不了人家什么忙的。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精神病学和救济工作都不能治病救人，都把膏药贴错了地方。”

“但保罗，你知道，你是帮了他们的忙的。”

“一直来我都在想：我们都是背时鬼。把病人看做是某种社会疾病的象征，这又是哪门子的医生呢？”

“如果你真的那样想，你就不会那么努力工作了。”

他犹豫了一会，然后向她打出一记闷棍：“爱拉，你是我的情妇，不是我的妻子。你为什么要我跟你一道去相信生活中那些一本正经的东西呢？”

爱拉生气了。“你每天晚上都躺在我的床上，跟我无话不谈，始终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当她说出这话时，她知道自己已经在最后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她先前没能把这话说出来，那简直太怯懦了！他作出的反应是略显恼恨地笑了笑，并作了个准备离开的手势。

爱拉的小说写成了，并获得了出版。她知道，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没有猎奇的描写。如果让她自己再读一遍，她会说这是一本篇幅不大但叙述可靠的小说。但保罗看了后却对它大加嘲讽。

他说：“好了，我们这些男人还是退出生活算了。”

她吃了一惊，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她随即又笑了起来，因为他说话的口气显得有点夸张，好像在演戏。

但过了一会儿，他便收起他那滑稽的架势，十分严肃地说：“我亲爱的爱拉，你知道我们这时代的伟大革命是什么吗？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那都算不了什么。真正的革命是：女人反抗男人。”

“但保罗，我可不管它革命不革命的。”

“上周我去看了一部电影，我一个人去，没带上你，那是一部专门拍给男人看的电影。”

“什么电影？”

“你知道吗，如今女人用不着男人就能怀孩子了？”

“到底是什么电影？”

“比如说，你可以在女人的子宫里放上一块冰，她就会有孩子了。对人类来说，男人已不再需要了。”

爱拉即刻放肆地大笑起来：“但哪一个神志正常的女人宁愿将冰块放进子宫，而不要男人呢？”

保罗也笑了起来：“尽管这仅仅是个笑话，爱拉，但这也是时代的一种迹象。”

爱拉听后大叫起来：“我的天哪，保罗，在过去的五年中，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要我怀孩子，我都会感到高兴的。”

保罗显得很诧异，本能地朝她后退了一步，然后有意摆出严肃的样子笑着说：“但是，爱拉，这可是个原则问题。男人不再是必要的了。”

“哦，那么多的原则，”爱拉笑着说，“你疯了。我过去就经常说：你疯了。”

他十分镇定地回答：“也许你是对的。你头脑很清醒，爱拉。你始终很清醒。你说我疯了。我自己也知道的。我疯得越来越厉害了。有时候我竟诧异：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而偏要关我的病人呢？你则越来越清醒。这是你的优势。你毕竟乐意把冰块放进子宫里去。”

她大声嚷嚷起来，感到受了伤害，再也顾不上自己的声音在他听起来是否顺耳：“你真的疯了。让我告诉你吧，我宁愿死也不想那样去怀孩子。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我一直就想怀上你的孩子，这你难道不知道吗？自从我认识你以后，一切都变得那么快活，因而……”她看了看他的脸，注意到它本能地排斥她所说的一切。“好了，我不想多说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最后变得不需要了——那也是因为你自己信不过自己……”他的脸此时显得既惊讶又悲伤，但她正在气头上，没有顾得上他。“你从来就理解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它是那么简单，那么普通，我真弄不懂你为什么会不理解。你身边的一切都那么幸福、轻松和愉快，而你却偏要谈什么女人在子宫里放冰块。冰块。子宫。这都是什么意思？好了，如果你真的想让自己从地球上退出，那你就退出好了，我并不在意。”他听到这里伸开了双臂，说，“爱拉，爱拉！过来。”她朝他走了过去，他抱住她，但过了一会，他又揶揄她：“但你看，我还是对的——一说到关键的问题，你就公开承认了，只有把我们男人都从地球上推出去，你才会感到高兴。”

性。写性很难。对于女人来说，对性不作思考、不作分析时，性是美妙的。因此，女人们都有意不去机械地思考性。每当男人们机械地谈起性，她们便会生气，这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她们想维护的是那种自发的情感，因为这对她们的幸福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女人来说，性本质上属于情感的问题。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作家描写过它，然而，当一个女子隔着一条鸿沟看着男子时，即便他是最具洞察力、最聪明的人，也会让这女子觉得他并不能理解她；她会突然间感到孤独，于是赶紧想忘了那一刻。如果不这样做，她就会想得很多。朱丽娅，我自己，还有勃伯有一次坐在厨房里闲聊。勃伯给我们谈起某某人婚姻破裂的事。他说：“问题就出在性上。可怜的家伙，他那玩艺只有针那么大。”朱丽娅说：“我总以为她不爱他。”勃伯以为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不，她只怕他硬起来。他那玩艺很小。”朱丽娅说：“她从来就没爱过他，看看他们在一起的样子，谁都能看出这一点。”勃伯这时已显得有些不耐烦：“这不是他们的错，老天爷从一开始就跟他们作对了。”朱丽娅说：“当然是她的过错。既然她不爱他，她就根本不应该嫁给他。”勃伯因她的愚钝而大感恼火，于是滔滔不绝地解释起生理方面的原因。朱丽娅在一旁看着我，叹息着，微笑着，耸了耸肩膀。几分钟以后，他仍说个没完没了，她只得气势汹汹地开了个玩笑把他的话头打断，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对于我自己——安娜来说，在我坐下来描写这件事以前，我从来就没有分析过我跟迈克尔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性关系，这真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在那五年中，情况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它显示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示意图表上的那条曲线。

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只要爱拉一开始跟保罗做爱，便即刻体验到性欲的高潮，正是这一点使她坚信自己爱他，使她敢正视“爱”这个字眼。那是发自阴道的性兴奋。如果她不爱他，她不会有这种体验。这种性兴奋产生于男人对女人的需要，表示了男人对这种需要的确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使用性技巧。（我在这里用了“技巧”一词，但男人们不会这样看。）保罗想给她以外部的刺激，让爱拉的阴蒂产生性兴奋。这确实让人激动。然而，她心里总有那么点厌恶感。她感觉到，他这样做实际上表示的是他本能的需要，并非委身于她。她感到，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了），他只是在回避这种情绪。阴道的快感是一种情绪反应，在感知上与一般的情绪没有任何区别；它是一种模糊的、隐秘的、全身性的知觉扩散过程，人就像躺在温暖的旋涡浴池里被不断地旋转着一样。而阴蒂快感则有多种不同的体验，它比阴道快感更强烈（这是男人的说法）。尽管性兴奋与性体验会有千差万别，但对女人来说真正的快感只有一种：那就是当男人以他全部的需要和渴望要一个女人并想得到她全身心的反应的时候。其他一切都是暂时的，虚假的，就连最没有经验的女人也能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爱拉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阴蒂的快感，她把这话对保罗说了，他显得很开心。“哦，爱拉，从某种程度上说，你简直是个处女。”当她坚持把她的体验称为“真正的性高潮”，并告诉他这种感受她过去从来没有过时，他便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说：“你知道吗，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都说过，女人自身并不存在阴道快感的物理基础？”“这么说他们也知之不多，是不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做爱逐渐从真正的性快感转变为追求阴蒂的快感，终于有一天爱拉开始意识到（但她即刻否定自己的想法），她从此再也得不到真正的性快感了。这也正是事情的结束，保罗即将离开她的时候了。总之，她内心已知道结局将是如何，只是思想上不愿意承认罢了。

就在他们即将分手那段时间里（那时在床上做爱，他已只顾为她激发阴蒂快感），他跟她说了一件事，她听后只当它是这位男子被分裂的人格的又一表征——因为他当时说话的腔调实际上与平时大不一样，但她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今天我们医院里发生了一件事，你听了一定会感到很有趣。”他说。他们当时就坐在停在朱丽娅家门外的那辆黑色的车子里。她挪动身子靠近他；他用手把她搂在怀里。她能感觉到他的全身因发笑而颤抖着。“你知道，我们这家令人敬畏的医院每隔半个月就要举行一次讲座，为的是提高全体医疗人员的素质。昨天就发出通知：布拉德罗特教授要来给我们作一次有关雌性天鹅的性兴奋的讲座。”爱拉本能地退缩了一下身子，但他把她拉了回来，说：“我知道你会躲开。安静地坐着听吧。大厅里挤满了人——这用不着我说。那教授站了起来，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像一根弯弯的尺子，白色的胡须飘拂着。他说，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雌性天鹅不存在性兴奋。他要用这一富有意义的科学发现作为探讨一般雌性动物的性兴奋的基础。”爱拉笑了起来。“好哇，我就知道你听到这里会笑起来。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正在这个时候，大厅里出现了骚动：有人起身走开了。那位可敬的教授显得很恼火，说他相信这个论题并没有冒犯什么人的意思。性问题不同于性迷信，世界各地像这样的大医院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还是有人走开。那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女人。我们医院里有五十个男人，十五个女人。所有的女医生都站了起来，离开了大厅，好像一起接到了什么命令。我们的教授很伤心。他翘起他的小胡子，说他很尊敬自己的女性同事，但很惊讶她们竟然如此假正经。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女人已走光了。教授这时清了清嗓子，宣布他将继续他的讲座，不去理会女医生们令人可悲的态度。他说，根据他对雌性天鹅的本性所作的研究，他相信，在女人身上并不存在阴道性兴奋的心理基础……别动，爱拉，女人真的是最有预见性的。我当时坐在彭华塞医生身边，他已有五个孩子，他悄悄地对我说：事情真有点奇怪——那位教授的夫人通常是个最爱抛头露面的人，她丈夫随便说点什么她一般都会到场，但那天她却没有来。这以后，我也做了件不忠于自己的性别的事：我跟在女医生后面走出了大厅。她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真够奇怪的，一个女人也见不到。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老朋友斯蒂芬妮，她正在食堂里喝咖啡。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显然想躲开我。我说：‘斯蒂芬妮，你们为什么要全体退出大教授所作的有关性的权威讲座呢？’她怀着敌意向我笑了笑，以非常甜美的口吻说：‘我亲爱的保罗，当男人们谈起女人对性的感觉时，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稍有头脑，都比他们懂得更多，根本用不着跟他们斗嘴。’我整整说了半个小时的好话，还陪了三杯咖啡才使我的朋友斯蒂芬妮再次喜欢上我。”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紧紧地把她搂住。他然后转过头来看着她的脸，说，“好了。你也用不着再生我的气了，因为我的性别跟那位教授是一样的——这也是我跟斯蒂芬妮说过的话。”爱拉的怒气消了，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她心里在想：今晚他会来找我了。前一阵子，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跟她在一起，可最近则每周要回家两三个晚上。他随口说了一句：“爱拉，你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没有妒忌心的一个。”爱拉突然感到一阵寒战，然后是一阵恐慌，紧接着警觉起来：她装做没有听见他说的话，问：“你打算来陪我吗？”他说：“我本打算不来了。但如果我真的拿定了主意，那我也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是不是？”他们握着手上了楼。他又说：“我不知道你跟斯蒂芬妮是否会相处得好。”她觉得他盯住她看的眼神有点怪，好像在试探她什么。她心里想：他最近几天经常谈起斯蒂芬妮，我怀疑他是否……心里不由得一阵惶恐。她的脑子有点昏昏然了，她说：“我已经准备好晚饭，不知你想不想吃。”

他们吃了晚饭，他打量着她说：“你还是个非常出色的厨师。我得怎样报答你好呢，爱拉？”

“就像现在这样对待我就行了。”她说。

他看着她，显得既失望又滑稽，这种表情最近她经常能看到。“我一点也没有使你有所变化，甚至连你的服饰和发型也影响不了。”

这是他们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他经常把她的头发掠过来掠过去，或者把她的衣服折出不同的线条，说：“爱拉，你为什么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一本正经的女校长的模样呢？上帝知道，你根本就不像那种人。”他还经常把低胸衣拿到她面前，或者指给她看商店橱窗里的某套衣服，说：“你为什么不买一套那样的衣服呢？”

爱拉依旧把黑色的头发掠到脑后扎起，拒绝穿他所喜欢的奇装异服。她内心深处则在思忖：他这是借题发挥，抱怨我不满意他，想找另外的男人。如果我真的穿上很性感的衣服，他又会怎么想呢？我真把自己打扮得十分妖艳时，他又会忍受不了的。这事反正里外都不是。

有一次她揶揄他：“保罗，你买那么红的上衣给我，连乳房都露出来了。我如果穿上它，你来我这里时就得马上跑过来给我扣上纽扣了——你会本能地这样做的。”

今晚他来到了她那里，松开她的头发，让它披散开来。他凝视着她的脸，皱起眉头，拿她前额上的头发取笑，并把她脖子周围的头发梳理了一遍。她让他随意处置，在他温暖的双手的抚摸下始终保持沉默，一边朝他微笑着。她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这不是在拿我跟什么人比较吗？他根本就不在看我。她赶紧从他身边脱出身来。保罗说：“爱拉，如果你乐意，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她说：“这么说，你觉得我现在不漂亮？”

他半是叹息半是微笑，把她推倒在床上。“当然不是，”他说。“那就好。”她充满自信地笑了起来。

正是在这天晚上他以近乎漫不经心的口吻说起他在尼日利亚得到了一份工作，正考虑到那里去。爱拉听着他，很有点心不在焉，好像在认同他所制造的那种随便的气氛。随后她便意识到内心涌起一阵忧伤，感到某件重大的事终于发生了。然而，她一再安慰自己：“哦，一切都能解决好的。我可以跟他一起去。这里并没有什么可牵累的。迈克尔可以到那边去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障碍呢？”

不错，黑暗中躺在保罗的怀里，她心里这样想过：这些年来，他那双臂膀已逐渐拒绝了别的女人。她很少外出，因为她不喜欢一个人到外面去；她早就认为外出结识什么人只会增添烦恼，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保罗还会妒忌她；他曾说过：与她文学界的朋友在一起，他感到自己很不自在。爱拉听后会说：“他们不是朋友，只是熟人。”除了她的儿子、保罗和朱丽娅，她跟任何人没有特殊的联系。朱丽娅会反对她去尼日利亚，那是为了毕生的友谊。她于是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他犹豫了一会，笑着说：“你难道想放弃你在伦敦那激动人心的文学活动？”她说他简直太傻了，于是便开始为旅行作准备。

有一天，她跟他一起去了他的家。他的妻子和孩子度假去了。那是在他们一道看了一部电影以后，他说他想回去换一件干净的衬衣。他在雪帕勃谢北部郊区一幢小房子外面停下车子。那里一长排都是这样的小房子。院子里一块小小的平地上丢弃着孩子的玩具。

“我再三告诉过穆莱尔，要她把孩子看管好，”他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东西乱丢成这个样子。”

这时她才知道，这里就是他的家了。

“进来待一会吧。”他说。她并不想进去，但还是在他后面跟着。门厅墙上贴有老式的印花墙纸，一旁放着一个黑色的餐具柜，地上铺了一块漂亮的地毯。爱拉觉得它多少还有点舒适感。起居室里的情趣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纪：墙上贴有三种不同颜色的墙纸，窗帘和垫子的色彩很不协调。房间显然刚布置过：处处留有惹眼的痕迹。里面的空气很沉闷，爱拉跟着保罗走进厨房寻找他的干净的衬衣。这一次他还需要找一本医学杂志。厨房是原先的旧房，显得很简陋，但其中一堵墙上已贴有红墙纸，看样子这个房间也正处在装潢之中。厨房的桌子上堆着十来本《家庭妇女》杂志。爱拉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但她随即对自己说，她毕竟在为这份庸俗不堪的势利杂志工作，她有什么权利嘲笑它的读者呢？她知道，杂志社里没有一个人真的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去，大家似乎都干得不那么情愿，有的只是闹着玩，心思不在工作上。因此，她并不比别人坏多少。再说，这项工作是徒劳无益的。厨房的一角有一台电视机；她想像起他的妻子每天晚上都坐在这里阅读《家庭妇女》或看电视，一边留神听着楼上孩子的声音的情景。保罗看见她站在那里，用手指碰了碰那些杂志，审视着整个房间，他于是以他惯有的那种既尖刻又幽默的口吻说：“这是她的房间，爱拉。她爱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我显然无能为力。”

“是的，你无能为力。”“是的。那份杂志肯定在楼上。”保罗离开厨房上了楼，一边回过头来问她：“你上来吗？”她思忖着，他这样让我看他的家，是不是要让我看点什么东西？会不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不会不知道我不喜欢到这里来吧？

但她还是跟他上了楼，进了卧室。这里又是另外一种景象，显然已经维持原貌很长一段时间了。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床边各放了一张干净的小桌子，上面摆着镜框，里面装着保罗的大幅照片。家具的颜色有绿的，桔黄的，黑的，并且还绘有许多波浪状的斑马纹——二十五年前的“爵士”时代所流行的装饰风格。保罗终于在床边的桌子上找到了那本杂志，并打算离开这里。爱拉说：“过几天我一定能收到由韦斯特医生转交的一封信。‘亲爱的奥瑟帕医生：请告诉我该怎么办吧。最近我晚上总是无法入睡。上床前我一直坚持喝热牛奶，想让自己的脑子放松下来，以便睡好觉，但无济于事。请给我忠告吧。穆莱尔·唐纳。又及：我忘了提及一件事：我丈夫一大早就把我弄醒，他大约六点左右就起床，从医院下班回来又总是很晚。有时他整个星期都不回家。我情绪很低落。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五年了。’”

保罗倾听着，脸上的表情既冷静又悲伤。“这对你来说已不是秘密，”他终于说，“作为一个做丈夫的，我确实没有什么可值得自豪的地方。”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为什么不结束这一切呢？”

“什么？”他叫了起来，一脸似笑非笑的样子，浪荡公子的形象又暴露无遗，“要我抛弃那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可怜女人吗？”

“她也许能找到一个关心她的男人。如果她真的这样做，请你千万别介意。你一定不打算让她就这样生活下去吧？”

他严肃地回答：“我告诉过你：她是个十分单纯的女人。你总以为别人一个个都像你，其实不然。她喜欢看电影，看《家庭妇女》，在墙上贴贴墙纸什么的。她是个好母亲。”

“难道她不在乎失去自己的男人？”

“就我所知，她在乎的。但我从来不问她。”他又笑了起来。

“哦，我真弄不懂！”爱拉说，心情非常沮丧，一边跟着他下了楼。她庆幸自己终于离开了这座很不协调的小房子，好像刚从某个陷阱里逃了出来。她朝大街望去，心里想，也许街上那些人一个个都是这样子，人人生活在断壁残垣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完整的，没有一个人体现了完整的人生，完整的人格。正由于这个原因，世上并不存在一户完整的家庭。“你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当他们驱车出来时，保罗说，“但穆莱尔却乐意这样过下去。”

“这怎么可能呢？”

“不久以前我曾问过她想不想离开我。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回到她的父母那里去。她说不。而且，离开我她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了。”

“天哪！”爱拉既感厌恶，又感害怕。

“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个做父亲的，她什么事都得依赖我。”

“但她从来见不到你。”

“如果我不尽职，那我就太不像话了。”他简慢地说，“我一回家，就承担起家里的一切。煤气灶，电费账单，上什么地方买便宜的毛毯，孩子的教育，等等，什么事都得我过问。”她没有回答，他接着说，“我以前就对你说过，爱拉，你是个自视很高的人。她也许就喜欢这样的生活，但这是你无法容忍的。”

“是的，我无法容忍。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上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没有爱情地生活下去。”

“你是个至善论者。你是个绝对论者。你以某种理想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那理想就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事情一旦不符合你那美妙的理想，你即刻就谴责它，或者自欺欺人，把并不美好的东西当做美好的。”

爱拉心里想，他这是在指我们的关系。保罗继续说下去：“比如说吧——穆莱尔就有可能用这样的话来说你：她怎么能容忍做我丈夫的情人呢？那有什么安全可言？而且，这也不体面呀！”

“噢，安全！”

“噢，正是这样。你说话的口气很轻蔑：噢，安全！噢，体面！但穆莱尔不这样看。这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爱拉觉得他说话的声音中隐含着怒火，好像受了伤害。她思忖，他会不会跟他的妻子一模一样（当他跟爱拉在一起时，他的情趣显然不是这样），也把安全和体面看得很重呢？

她沉默着，心里一边在想：如果他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或者至少需要这样的生活，那倒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总是那么不满意我的原因了。他需要那位冷静的、体面的妻子，同时也需要机敏的、快活的、性感的情妇。也许他真的愿意我不忠诚于他，穿花里胡哨的衣服。我决不做那样的人。我就是我，如果他不喜欢，那他也只好忍着。

那天晚上夜深时他笑着对她说，但口气有点咄咄逼人：“做一个跟大家一样的女人吧，爱拉，这对你有好处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做个妻子，待在家里，尽可能别让你的男人搭上别的女人。别去找什么情人供你驱使。”

“哦，你自己不正是这种人吗？”她以嘲讽的口吻说，“你为什么要把婚姻当做战场来看待呢？我并不把它当做战场！”

“你并不！”这回轮到他反唇相讥了。停顿了一会，他说：“你还刚刚写了一部描写自杀的小说呢。”

“那又怎么样？”

“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他克制住自己，坐在那里看着她，显得既悲伤又刻薄——爱拉心里想：他这是在谴责她。他们当时就在她那间小房间里，头上就是屋顶，隔壁睡着孩子，与往常千百次的情景一样，她亲自做的晚饭没有吃完，剩下的部分就放在他俩之间的一张低矮的小桌子上。他手里转动着一只酒杯，沉痛地说：“我不知道上几个月没有你时是怎么过来的。”“上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就那么回事。一切都一如既往。好了，到了尼日利亚，我就用不着再给一头癞皮狮子治伤了。给一头已经失去生命力，不能让自身的创伤愈合的老狮子抹药膏，这就是我的工作。至少在非洲我可以干点新鲜事，干点有发展前景的事。”

他突然间去了尼日利亚。很突然，至少对爱拉来说如此。他们不久前还把这事当做一件发生在将来的事来讨论，他却突然过来对她说他明天就要走。她想跟他一块去那里的计划显然还行不通，除非等到他熟悉了那里的情况。她到飞机场给他送行，总以为过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能再见面。然而，当他吻别她以后，他向她凄楚地点了点头，歪着脸笑了笑，并扭动全身扮了个痛苦的鬼脸，这时，爱拉突然感到自己已泪流满面，每一根神经都因失望而打起了寒战。而后数天，爱拉仍动辄就想哭，无法使自己不打寒战。她给他写了信，作好了出发的准备，但内心深处却有个阴影在不断地扩大。他只回过一封信，说他无法明确地告诉她和迈克尔如何出来与他会合。这以后便音信全无。

有天下午，她和韦斯特医生像往常一样忙于处理一大堆来信，韦斯特医生说：“昨天我收到了保罗·唐纳写来的一封信。”

“是吗？”就她所知，韦斯特医生至今仍不知道她和保罗的关系。

“看样子他好像很喜欢那里的生活，因此，我估计他会把家人也带出去。”他小心翼翼地把几封信与他的文件夹在一起，接着说，“我猜想，他自己也觉得出去好。就在他出去以前，他曾对我说过，他被一个十分轻浮的婆娘缠上了。听他的口气，事情还真有点纠缠不清。看样子那婆娘也真不是个好东西。”

爱拉竭力让自己保持正常的呼吸，一边观察韦斯特医生的脸色，知道他只是跟她闲聊一个共同的朋友，并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她顺手拿起他递过来的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奥瑟帕医生，我写信给你是想跟你谈谈我那位梦游的儿子……”她说：“韦斯特医生，这是你的职权范围吗？”在他们共事的这些年中，像这样友善的争论始终在继续，没有任何变化。“不，爱拉，这不是我管得了的。如果一个孩子发生梦游，让我给他开药方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我真的开了药，那你会第一个站出来谴责我。告诉那位女子，让她上医院去，并婉转地暗示她：这是她的过错，不是孩子的过错。好了，我用不着再告诉你该说些什么了。”他拿起另外一封信，又说，“我告诉了唐纳，他最好尽可能在国外多待一些时候。这种事通常是不容易解决的。那位年轻的女人缠着他，一定要他娶她，其实她已经不年轻。这正是她的要害问题。我猜想她已厌倦了放荡的生活，打算收收心了。”

在跟韦斯特医生一道把信件分完以前，爱拉尽可能不让自己去想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的，我一直很天真。她终于承认了这一点。我估计他跟医院里的斯蒂芬妮一直有暧昧的关系。至少除了斯蒂芬妮，他没有跟她谈论过别的女人。他总是谈论她。但他从来不说“轻浮的婆娘”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这只是韦斯特的语言，只有他们才说“轻浮的婆娘”，“厌倦了放荡的生活”这样愚不可及的话。这些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说起话来是多么与众不同啊！

与此同时，她感到极度的悲伤了。自从保罗离开以后，她极力想摆脱他的阴影，但它还是把她给彻底吞噬了。她想起了保罗的妻子，当保罗对她失去兴趣时，她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也经历过被完全抛弃的痛苦。不过，至少爱拉还有她可以安慰的一面：她太愚蠢，始终没能意识到保罗跟斯蒂芬妮有来往。但穆莱尔会不会也是有意装糊涂，有意欺骗自己，只当保罗是在医院里度过那么多个夜晚呢？

爱拉做了个令她心烦意乱的噩梦。她梦见自己在那套丑陋的住宅里，每个小房间都颜色各异。她是保罗的妻子。由于内部的不协调，她费了很大的劲才使这幢房子没有分崩离析，四散开去。她决定按照自己的风格把房子重新装饰一遍。然而，她刚刚把新的窗帘挂上，把某个房间粉刷一新，穆莱尔的房间又呈现在她面前。在这幢房子里，她好像变成了一个鬼魂。她意识到，只要有穆莱尔的幽灵在，这房子就不会解体，尽管每个房间都属于不同的时代，体现不同的精神，但它们仍紧紧地抱成一团。爱拉发现自己正站在厨房里，她的手就搁在那堆《家庭妇女》杂志上。她成了一个“性感的婆娘”（她能听见韦斯特医生在这样说她），身上穿一条花里胡哨的紧身裙，一件紧身内衣，头发烫得十分时髦。爱拉感觉到穆莱尔确实不在那里，她已经去了尼日利亚与保罗会合，而自己却还在房间里等待保罗的归来。

当爱拉从梦中醒过来时，她哭了起来。她第一次明白了：保罗千方百计与之分开，为之不顾一切去了尼日利亚的那个女人正是她自己。她是个轻浮的婆娘。

而且，她还领悟到，韦斯特医生是有意说出那番话的、保罗在给他的信中也许就已暗示了他们的关系。韦斯特为了保护他那个可敬的圈子里的同人，对爱拉发出了警告。

令人奇怪的是，这次精神打击至少有一阵子使她从苦苦折磨了她好几个月的悲痛中解脱了出来。伤心愤怒之余，她开始蔑视他。她告诉朱丽娅，保罗“抛弃”了她，她真是个大傻瓜，事先竟然一点也看不出（朱丽娅的沉默说明她十分赞成她的说法）。她说她并不打算坐下来为此大哭一场。

她不知道自己有意想谋划点什么，但已经出去为自己买新衣服了。这些衣服虽然不像保罗一再催促她买的那种衣服那样“性感”，但与她过去所穿的已大不一样，很适合她的新生的性格——她相信她的新性格是坚强的，随便的，冷漠的。她还剪了头发，这发型配上她那张小巧玲珑的瓜子脸显得很有点挑逗人的意味。她决定离开朱丽娅的家。这是一幢她跟保罗一起住过的房子，她不能让自己在这里继续住下去。

她变得很冷静，很清醒，很精干，很快为自己找了一套新房子，并住了进去。这是一套大房子，对于孩子和她来说，显得大了些。直到住进去以后她才意识到多余的空间是为某个男人留着的。事实上，是为保罗留着的。她仍然过着那样的生活，好像他不久就会回到她的身边。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说保罗已经回到英格兰度假，而且已有两个星期。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她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认真地梳理过头发，站在窗口前朝街上张望，等待他的到来。她一直等到半夜以后，心里想：他在医院里的工作很容易把他耽误得很晚，我不应该早早上床睡觉：如果他看见灯光熄灭了，他会因担心吵醒我而不上来了。

她夜复一夜站在那里。她仿佛看得见自己站在那里，心里在说：我这是疯了。我确实疯了。疯子的标志就是明明知道事情不合情理，仍未能阻止自己去做。你明明知道保罗不会再来了，但你依然每天晚上把自己打扮起来，连续几个小时站在窗口边等待着。站在那里审视自己，她弄懂了这份疯劲是如何与那份曾阻碍她认清事情的必然结果的疯劲以及那份使她变得那么幸福的天真联系在一起的。是的，正是这份愚昧的忠诚，天真和轻信顺理成章地导致了她站在窗口，等待一个她清楚地知道再不会回到她的身边的男人。

过了几个星期，她又听到韦斯特医生随便说起（他的声音中隐含着幸灾乐祸的意味）保罗又回到尼日利亚去了。“他的妻子没有跟他一起去，”韦斯特医生说，“她不想离开自己的家。显然，她在家里过得非常快活。”

这篇故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是以分析保罗和爱拉之间的关系如何解体而写出的。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写它。一个人一旦经历了某件事，这事就定了型。某件定了型的事件，即使它持续了五年时间，当事人差不多快要结婚，处理时总还是以最后的结局为准绳。这样，所有的描写其实就不真实了，因为当初经历这件事时，当事人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极其详尽地描写其中的两天：一天写事件的开端，另一天写事件的结尾，那又怎么样呢？那也不行。因为我仍会凭本能把那些导致事件走向毁灭的因素分离出来，并加以强调。这样做仍然会给整个事件定下框框。要么就把故事写得头绪纷繁，因为这两天一旦与那漫长的年年月月分开，就会成为无形之影，成为纯粹的、不可理喻的幸福的记录，只是间或有几个已被幸福吞噬的音符——实际上，正是这几个音符预示着不断临近的结局，而这在当时是体察不到的。

文学描写是事后的分析。

上一篇，即有关马雪比的描写的基调是怀旧。但在这一篇里，在关于保罗和爱拉的描写中，并不存在怀旧之情，这里的基调是某种痛苦。

为了表现一个女人爱着一个男人，人们通常让她在家里一边做饭一边等他的电话，或打开一个酒瓶，或者一大早让她先醒过来，眼睛注视着他的脸如何由睡眠中的安详转化为一个灿烂的笑容。是的，这样的描写已重复了千百次。但这不是文学。也许称之为电影更合适。不错，生活的标志是它的物理质量，而不是事后的分析，更不是那不和谐或预示噩运的瞬间。爱拉慢慢地剥着一个桔子，把黄澄澄的桔瓣递给保罗；保罗一瓣瓣接过去，若有所思，皱着眉头：他在想别的什么事——这是电影中出现的镜头。

［蓝色笔记卷首有一语：］

“汤姆似乎怨恨他的母亲。”

［安娜接着往下写：］

我离开汤姆和摩莉上了楼，即刻着手把他们的事写成一部小说。我觉得这样做——把一切都写成小说——显然是一种借口。为什么不可以把摩莉和她的儿子今天所做的事写下来呢？为什么不可以把平时所发生的一切写下来呢？为什么不可以记一记日记呢？事情很清楚：我把一切写成小说，只是为了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今天的事就明摆着：坐在那里听摩莉和汤姆吵架，我心里就很烦，于是上了楼，开始写我的小说，至于小说的构思与策划，一概顾不上了。我一定要把这本日记记下去。

一九五年一月七日

到本周汤姆已满十七岁了。摩莉从来没有对他施加过压力，硬要他考虑自己的前程。实际上，最近她倒是要他别担心自己的前程，不妨去法国旅游几周“扩大扩大眼界”。（这话他一听就很不高兴。）今天，他一迈进厨房就打算吵架——他一走进来，摩莉和我就心中有数了。他早就对摩莉怀有敌意。自从他第一次拜访了他父亲的家以后，这种敌意就开始萌发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次拜访对他的影响会那么大。）正是从那以后，他开始指责他母亲信仰共产主义，活得像个“波希米亚人”。⁽²⁶⁾摩莉对此一笑了之，并说那些住着拥有土地的乡绅并贮满钱财的乡间别墅倒是参观游览的好去处，但他用不着生活在那里，这是非常幸运的。几个星期以后，他又第二次造访，回来后便对他母亲非常礼貌，时时怀有敌意。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便出面调停，我告诉他（摩莉自己太高傲，不愿对他说）有关摩莉和他父亲过去的一些事——为了让她回到他身边，他如何在经济上恐吓她，并威胁说要把她是个共产党员的事告诉她的雇主，促使她失业——总之，我把这丑陋的往事一古脑儿全给他说了。一开始汤姆不相信我。大周末时的理查比谁都有魅力，这我能够想像得到。后来他相信了我，但仍无济于事。摩莉建议他到他父亲那里住上一个夏天，为的是（据她自己对我说）让理查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他去了，并且住了两个星期。还是那个乡间别墅，跟他父亲那位富有魅力而又规矩的妻子住在一起，还有那三个欢快的小男孩。理查每逢周末回家，就把生意上的客人带到家里，还有些当地的乡绅。摩莉开出的药方就像咒语一样灵验，汤姆开始说：“周末的日子太长了。”她感到很高兴。但显然又高兴得太早了。今天的争吵很像戏剧中的一幕。他走了进来，从表面上看，争吵的起因是他不得不决定是否服兵役。他本以为摩莉会说他应该做一个自觉的兵役抵制者，但她却愿意他去服兵役，只是说这事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他一开始就争辩说他应该服兵役。他的话是冲着她的生活方式、政治主张和她的朋友说的——总之，他指责她的一切。他们俩面对面坐在餐桌边，汤姆紧绷着他那张黑黝黝的脸对着她，她则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一半的注意力集中在正在烹饪的午饭上，一边还时不时地跑过去接电话，商谈党内的工作。——只要有电话打来，他便强忍着怒火，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她折身返回。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以后，他终于说服自己，决定做一个自觉的兵役抵制者。这时，他对她的指责已跟这样的话题——如苏联的穷兵黩武政策联系在一起。他上楼时，他声称自己要尽早结婚，生一大群孩子——这话他好像早就想说了。摩莉的身子瘫软了下来，并开始啼哭。我上楼给简纳特弄午饭。心里很乱，因为摩莉和理查使我想起简纳特的父亲。我觉得自己太神经质，太愚蠢，根本不应该陷入这种毫无意义的思念中去。尽管我一再对自己说：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但仍不能使自己不去那样想。有一天简纳特会说：“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只过了一年就离婚了。”当她长大了，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她可能又会说：“我母亲跟我父亲同居了三年，然后才决定生孩子，正式办理结婚手续。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我成为私生子。这以后他们就离婚了。”但这样的话与我内心的感受并没有任何联系。我一想起麦克斯，失望之情便油然而生。我记得，那种失望之情曾促使我在前面描写过他。（那就是黑色笔记里的维利。）孩子一出生，那场有名无实的愚蠢的婚姻似乎也就不复存在了。我记得，当我第一眼看见降临人世的简纳特时，我就这样想过：爱情、婚姻、幸福……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呢？这婴儿才是一个奇迹。但简纳特不会理解这一点的。汤姆也不会。如果汤姆能理解，他就不会埋怨摩莉离开他的父亲了。我似乎记得，在简纳特出世以前，我记过一篇日记。我要把它找出来。哦，对了，这就是我至今依稀记得的那篇日记的开头。

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

昨天晚上下班后，我回到那间可怕的旅舍里。麦克斯默默地躺在床上。我坐在长沙发上。他走了过来，把头搁在我的大腿上，双臂抱住我的腰。我能感受到他的失望。他说：“安娜，我们间总是无话可说，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种人。”“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同一种人？”他问，口气中自动流露出讥诮的意味——拖着长音，听起来既克制自尊，又略带嘲讽。我感到一阵寒战，心里想，也许这话并没有什么深意，但一想到未来便使我不寒而栗。我说：“同一种人，这话肯定有意思。”他于是说：“上床吧。”在床上，他把手搁在我的乳房上，我对性感到一阵厌恶，说：“我们相互不合适，从来就不合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于是就睡下了。凌晨时，隔壁房间里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妇在做爱。那家旅馆的墙壁很薄，我们听得一清二楚。这样的声音使我听了很不愉快；我从来没有如此不愉快过。这时，麦克斯醒了过来，说：“怎么啦？”我说：“你看，幸福是可能的，我们本应该把它把握住。”当时天很热。太阳升起来了，隔壁房里的两口子正在高声大笑。一抹粉红色的温暖的阳光落在墙壁上。麦克斯躺在我的身边，他的身体热烘烘的，显得很不高兴。鸟在啼叫，声音很响，但不一会太阳变得太热了，鸟声随即停了下来。突然停了下来。它们刚才还叽叽喳喳地叫得很欢，转眼间便一声不响了。那两口子又说又笑，然后，他们的孩子醒了过来，开始啼哭。麦克斯说：“也许我们应该有个孩子。”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有了一个孩子就能把我们凑合到一起了？”我气呼呼地说，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但他的伤感传染了我。他看上去显得很固执，重复地说：“我们应该有个孩子。”然后我突然想，为什么不要一个呢？再过几个月我们仍不会离开这殖民地。我们没有钱。那就让我们要个孩子吧——我一天天活下去，总觉得将来某一天会出现什么奇迹。让我们现在就使事情有所变化吧……我于是朝他转过身去，我们做了爱。正是那天上午怀上了简纳特。一周以后，我们在登记处办了结婚手续。一年以后，我们分了手。这个男人从此再也没有碰过我，再没有接近过我。但简纳特还是降生了……我觉得我应该咨询一下心理医生。

一九五年一月十日

今天去见了马克斯太太。寒暄过后，她说：“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某件事应该触动我的，但到头来我却无动于衷。”她等待着我的下文，我于是接着说：“比如说，我朋友摩莉的儿子——上星期曾决定自觉地抵制服兵役，现在却又觉得不抵制也一样。我也属于这种情况。”“怎么会呢？”“我观察过别人——他们决定做这个做那个，但事情就像跳什么舞——他们同样可以充满信心地去做完全相反的某件事。”她犹豫了一会，然后问：“你写过一本小说？”“是的。”“你打算再写一本吗？”“不，我再也不写了。”她点了点头。我懂得她点头的含义，我说：“我到这里来并非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才智枯竭了。”她又点了点头，我说：“只要我们的情况好起来……”我犹豫了一会，表情显得既尴尬又富有挑衅。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挑衅性时，不由得笑了起来，“……你就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了。”她干巴巴地笑了一声，问：“那你为什么不再写一本小说呢？”“因为我已不再相信文学这种东西了。”“如此说来你真的不相信文学了？”这次谈话有两个词特别引起我的深思：“不是”和“是”。

一九五年一月十四日

我做了许多梦。有一回梦见自己在音乐会的大厅里。听众穿着晚礼服，一个个像玩偶。一架很大的钢琴。我自己荒唐地穿着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绸衣，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像玛丽皇后那样坐在钢琴边。我什么曲子也不会弹奏。观众等待着。这梦栩栩如生，就像戏剧中的一个场景或一幅古画。我把这个梦告诉马克斯太太，她问：“你梦见了什么？”我回答：“梦见缺乏感情。”她机警地笑了笑，那微笑对我来说就像乐队指挥手中的金属棒。我又进入梦境：战争年代的中部非洲。一个价格便宜的舞厅。人人都喝醉了，舞跳到后来便发生了性关系。我等在舞厅的一角。一个性情温和、玩偶般的男子靠近我。我认出他就是麦克斯，（他文质彬彬很像黑色笔记中的维利。）我像一个玩偶倒在他的怀里，浑身发冷，动弹不得。梦中再次出现稀奇古怪的场面，就像一幅漫画。马克斯太太问：“这回又梦见了什么？”“一样，还是缺乏感情。跟麦克斯在一起我没有性欲。”“这么说你是因没有性欲才感惶恐的？”“不是，他是惟一使我感到没有性欲的男人。”她点了点头。我突然开始担忧：“以后会不会再次出现缺乏性欲的情况呢？”

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

今天上午，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透过墙壁，传来一婴儿的啼哭声，这使我回想起在非洲住店时的情景：那天上午一大早婴儿的啼哭声就把我们吵醒了，然后好像给那婴儿喂了奶，当他的父母做爱时，他开始咯咯地笑，快活地欢闹着。简纳特在地板上玩她的积木。昨天晚上，迈克尔要我跟他一起驱车外出，我说不行，因为摩莉打算外出，我不能丢下简纳特不管。他讽刺说：“噢，不错，母亲对孩子的关怀从来都是优先于情人的。”由于他的冷嘲热讽，我便对他很反感。今天上午，我的心情又是那样的懊丧——隔壁婴儿在哭，我对迈克尔充满敌意。（记得我对麦克斯也是这种态度。）然后突然产生一个幻觉——记不得自己身在何处——好像在伦敦，又好像在非洲，在那幢有婴儿的啼哭声从隔壁传来的大楼里。简纳特从地板上抬起头来，说：“来玩吧，妈咪。”我的身子动不了。过了一会儿，我强迫自己离开椅子，在小女孩身边的地板上坐下。我看着她，心里想：这是我的孩子，我的骨肉。但我感觉不到这一点。她又说：“玩吧，妈咪。”我拿积木搭了一间房子，动作像个机器人。每个动作都像在表演。我能看见自己坐在地板上，一个年轻的母亲正跟自己的小女儿玩积木的情景。就像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或者是一幅照片。我把这一切告诉马克斯太太，她说：“是吗？”我说：“就像做梦一样，只是突然间又回到了现实。”她等待着，我又说：“这是因为我对迈克尔怀着敌意——这使一切都变麻木了。”“你跟他睡觉吗？”“是的。”她等待着，我笑了：“性欲倒不是没有。”她点了点头。这点头是等待的表示。我不知道她想要我说什么。她提示说：“你的小女儿要你过去跟她玩？”我不理解她的意思。她又说：“去玩吧，过去玩吧。但你却不会玩。”我懂她的意思了，变得很生气。最近几天，我一次次被她十分巧妙地引到同一个话题上来，每次我都很生气。我发火时总好像有意要隐瞒什么事实。我说：“不，那个梦与文学无关。不是那么回事。”我有意开了个玩笑，“谁会做那样的梦呢？你还是我？”我的玩笑没有引她发笑：“亲爱的，你写了那本书，你是文学家。”她说“文学家”时脸上露出和蔼、通达而崇敬的微笑。“马克斯太太，请你相信我，我一点也不在乎从此以后再不写一个字。”“你不在乎，”她说，听口气好像已从“不在乎”一语中听到了我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缺乏感情”。“是的，”我坚持说，“我不在乎。”“亲爱的，我如今成了心理医生，就因为我曾经相信自己是个艺术家。我给许多文学艺术家治过病。不知有多少人在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坐过，就因为他们把自己紧紧封闭起来，再不能创造什么东西。”“但我不是那种人。”“描述一下你自己吧。”“怎样描述？”“就当你描述别人那样描述你自己。”“安娜·沃尔夫是个身材瘦小，皮肤稍黑，下巴尖尖的女人，对什么事都很挑剔，处处心存戒备。今年三十三岁。她曾经嫁过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为时一年，生了个女儿。她是个共产党员。”她笑了。我说：“说得不好吗？”“再来一遍：首先，安娜·沃尔夫写过一本深得批评家好评的小说，正因为写得好，如今她实际上仍能靠它挣来的钱生活。”我心里充满了敌意：“很好。安娜·沃尔夫正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一个心理医生。她到这里来是因为她不能深切地感觉任何东西。她已经僵住了。她有许多朋友和熟人。人们都喜欢见到她。但她在这世上只关心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女儿简纳特。”“她为什么会僵住呢？”“她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死亡。”马克斯太太点点头，我然后打乱了她的程序说：“不，不是我自己的死亡。在我能记事起，我总觉得世上所发生的最关键的事件就是死亡与毁灭。在我看来，它比生存强大得多。”“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共产党人？”“他们至少相信点什么。”“你自己是共产党的一员，为什么要说‘他们’？”“如果我能说‘我们’，而且真的有那个意思，那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是不是？”“这么说你并不真正关心你的同志们？”“我跟每个人都很容易相处，不知你是不是指这个意思？”“不，我不是说每个人。”“我已经告诉你，我真正关心的、惟一关心的是我的女儿。这是自私的行为。”“你不关心你的朋友摩莉吗？”“我很喜欢她。”“你不关心你的男人迈克尔？”“如果他明天抛弃了我，我又得过多久才能回忆起他——觉得自己喜欢跟他睡觉呢？”“你认识他多久了？——三个星期？他为什么会抛弃你？”我无法回答。事实上，我很诧异自己所说的一切。我们的时间到了，我向她告别。我出门时她说：“亲爱的，你必须记住，文学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禁不住笑了起来。“你为什么发笑？”“文学是神圣的，是C大调中宏亮的和音——你不觉得很滑稽吗？”“亲爱的，与往常一样，后天我们再见面。”

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今天我跟马克斯太太说了十来个梦——梦都是过去三天做的。都具有伪艺术、讽刺画、说明图和模仿作品的性质。所有的梦都栩栩如生，形象鲜明，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她说：“你做了许多梦。”我说：“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她说：“你都梦见了些什么呢？”她还没来得及再问，我先笑了起来。她严厉地看着我，打算采取强硬的态度。但我说：“我想问问你一些事。那些梦有一半是噩梦，我感到十分恐怖，醒来时已大汗淋漓。但我又喜欢噩梦中的一切。我喜欢做梦。我巴不得早点睡觉，就为过一会儿可以做梦。深夜里我一次次惊醒过来，回味梦中的情景。第二天早上我感到很快活，就好像睡眠中建造了什么城堡。真的。但昨天我碰见了一个曾经接受过十年精神分析治疗的女子——当然是个美国人。”听到这里马克斯太太笑了起来。“这个女子笑容满面地告诉我，她的梦对她来说比生活还重要，比白天跟孩子和丈夫在一起时所发生的一切还真实。”马克斯太太又笑了。“是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这是个事实——她告诉我她曾经相信自己是个作家。不管我到什么地方，碰见什么阶级、肤色或信仰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不说自己曾经是个作家、画家、舞蹈家什么的。这也许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事实，比在这间屋子里我们所探讨过的一切还有趣——一百年以前，那时就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做文学艺术家。他们安居乐业，满足于上帝为自己安排的一切。但是——如今我的梦比白天发生的一切更令人满意，令人激动，令人快活，这样的一个事实难道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我并不想成为那个美国女人。”我沉默了一会，她以微笑启发我继续说下去，“是的，我知道你想让我说：我的创造力都进入梦境中去了。”“是呀，这不对吗？”“马克斯太太，我想问问你，我们是否可以暂时不去理会这些梦。”她冷冷地说：“你来找我这个精神分析医生，同时又要我不去理会你的梦？”“我做的梦那么令人愉快，至少不可能是一种感情的逃避吧？”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着。哦，她是一个有见识，聪明绝顶的老太太。她做了个小小的手势，要我别出声，好让她仔细想想我的话是否有道理。我趁机看了看我们所住的这间屋子。房子很高，很宽敞，光线有点暗，但非常安静。里面到处都是鲜花。墙上贴满了名画的复制品，屋内还有塑像。几乎就像一个艺术馆。这是一间专用的房子，它像艺术馆那样给我带来愉快。关键的问题是：我生活中的一切跟这间房子没有任何联系——我的生活始终是那样粗陋而生硬，充满不确定的因素。我所认识的那些人过的也是那样的生活。看着这个房间，我突然想到，我生活中那粗陋而生硬的一面正是生活的价值所在，我应该把它紧紧地把握住才是。这时她已从短暂的沉思中回过神来，说：“很好，我亲爱的。我们暂时不管你的那些梦好了，请你把你白天的一些胡思乱想告诉我吧。”

那天，我最后一个进去，我的梦停止了，就好像有根魔棒在挥舞。“还有梦吗？”她随便问了一句，意在弄清我是否已准备好不再荒谬地闪避她。我们讨论了我对迈克尔的感情的微妙之处。我们在一起时，大部分时间都还快活，但随后我会突然对他产生某种仇恨或怨恨。原因不外乎这么些：他挖苦我写了一本书——他心怀怨恨，总要取笑我成了一个“女作家”。他还拿简纳特说风凉话，指责我爱他不如爱孩子。他还警告我，他不打算娶我。他说他爱我，我在他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但这话一说完，他便会这样警告我一下。我受了伤害，很有点恼火。我怒气冲冲地对他说：“这样的警告有一次就足够了。”这时，他便揶揄我，说我脾气不好。那天晚上跟他上床，我第一次丧失了性欲。当我把这事告诉马克斯太太时，她说：“我曾经治疗过一位连续三年缺乏性欲的女子。她一直跟她所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但在那三年中，她始终没有过性高潮。但到了他们结婚这一天，她才第一次有了性高潮。”说完这话她特意点了点头，好像是说：你看，你也是这样。我笑了起来，说：“马克斯太太，你不觉得自己的反应太过敏感了吗？”她笑着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亲爱的？”“我这话有很多意思，”我说，“在你的男人说他不想娶你的那天晚上，你依然会不乏性欲。”然而，我还是意识到自己在说谎，于是承认道：“不错，我在床上的反应是跟他如何接受我联系在一起的。”“你显然是个真正的女人。”在她说“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话时，那口气与她说“艺术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时完全一样。一个绝对的女人。她一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我便开始笑得前仰后合。过了一会儿，她也跟着笑了起来。然后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笑？”我于是把原因告诉了她。她正打算趁机跟我继续谈谈文学——自从我停止做梦以来，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它。但最后她却改口说：“你怎么从不跟我提起你的政治观点呢？”

我认真思索了一会，说：“对于共产党——我的态度一直在怕它恨它和拼命地依赖它之间徘徊。我的愿望是想捍卫它，维护它——你懂我的意思了吧？”她点了点头，我于是继续说下去，“对于简纳特——我极其痛恨她的存在，因为她使我不能去做许多我想做的事，但同时又爱她。对于摩莉，我恨她盛气凌人，总爱以保护人自居，但过了一个小时，我又会爱上她。至于迈克尔——也是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只要集中讨论其中一种关系，就足以体现我的整个人格了。”她随即干巴巴地笑了起来。“很好，”她说，“那就让我们集中讨论迈克尔吧。”

一九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去见马克斯太太，对她说我近来跟迈克尔在一起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幸福，但同时又发生了一些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我全身瘫软地倒在他的怀里，感到十分的幸福，但第二天醒来时又会恨他怨他。她听了后说：“好了，亲爱的，看样子你又开始做梦了吧？”我哈哈大笑起来。她便一直等着，直到我止住了笑。我说：“你总是猜得很正确。昨天晚上我又开始做梦，好像接受了什么人的命令似的。”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我在睡梦中哭了起来。醒来时我所能记得的只是我刚才哭过了。当我把这事告诉马克斯太太时，她说：“睡梦中流的眼泪是我们生命中所流的最真的泪，而醒着时流的眼泪只是自怜的表示。”我说：“这话很富有诗意，但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不相信？”“因为当我上床睡觉，并知道自己会哭时，我心里充满了快乐。”她笑了，我等待着——但这一回她并不打算帮我的忙。“你不打算暗示我是个受虐狂吗？”我揶揄说。她点点头，是的，你是。“痛苦中有快乐。”我说，好像在向她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她又点点头。我说：“马克斯太太，使我睡眠中失声痛哭的是那份痛苦的怀旧情感，使我写出那本该死的书的也是那份情感。”她挺直身子，显得很吃惊。她想不到我居然会把“书”——文学这高尚的玩意说成是“该死的”。我说：“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向我慢慢地揭示我过去主观上早已认识的东西：那本书的基调就是不健康的。”她说：“自我觉悟就是从更深层去认识一个人过去已认识的东西。”我说：“但这还不够。”她点点头，坐在那儿思索。我知道她有话要问，但不知她将问什么。她接着说：“你记日记吗？”“偶尔。”“你把这里的事也写进日记吗？”“有时写。”她点点头。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她显然把这事——记日记当做了融化那块阻碍我继续写作的坚冰的开始了。我感到很生气，很恼恨，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似乎觉得，她提及记日记——或者说把它当做她的心理疗法的一部分，简直是对我最大的冒犯。

［作为个人资料的日记至此结束。接下去是一些以剪报形式出现的文字资料，剪贴得很仔细，并标有日期：］

一九五年三月

发型师称之为“氢弹型”，那“氢”即过氧化氢，可用于漂白头发。这种发型使脑后的头发像氢弹爆炸那样呈波浪状隆起。《每日电讯报》

一九五年七月十三日

今天，民主党党员劳德·本森先生在国会强烈要求杜鲁门总统⁽²⁷⁾敦促北朝鲜于一周内撤军，否则，他们的城镇将遭受原子弹的轰炸。人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快报》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艾德礼⁽²⁸⁾已明确表示，英国决定在国防上增加一亿英镑的开支，这意味着人们盼望已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只得延期实现了。《新政治家》

一九五年八月三日

美国打算马上着手氢弹试验，据说这种炸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数百倍。《快报》

一九五年八月五日

有关原子弹的冲击波、高热和辐射情况，广岛和长崎的教训已有案可查。可以相信：一枚原子弹如果掉在英国某居民区，它将使五万人丧生。氢弹的威力先不去管它，光原子弹就足以让人无安全可言……《新政治家》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麦克阿瑟⁽²⁹⁾调集十万大军，以图结束朝鲜战争。《快报》

一九五年十二月九日

朝鲜和谈开议，同盟国不会妥协。《快报》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美国“万分危急”。今日急电。杜鲁门总统今晚告诫美国公民，由于苏联统治者制造事端，美国已“万分危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

杜鲁门昨日严词指责美国国防部给全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快报》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

艾森豪威尔⁽³⁰⁾的原子弹：只要原子弹能给敌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我将即刻使用它。《快报》

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

女间谍因窃取原子弹技术被处死。其丈夫也上了电椅。法官说：是你导致了朝鲜战争。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

朝鲜半岛：三百七十一人伤亡或失踪。

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

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共产党十一位领导人犯有阴谋武力推翻政府罪。五年监禁和每人一万美元罚款的惩罚措施将强制执行。《新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六日

先生：据六月二日《洛杉矶时报》称：“在朝鲜，自战争爆发以来，估计已有二百万平民丧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另外还有一千多万人无家可归，缺衣少食。”六月一日，大韩民国特使金东升在此通报说：“一夜之间就有一百五十六个村庄被烧毁。这些村庄都在敌军推进的道路两侧。当然，联合国军的飞机只好把它们夷为平地。所有留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因未能听从撤离的命令而丧生。”《新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三日

停战谈判受阻——因为赤色分子拒绝让来自盟国的二十个记者和摄影师进入开城⁽³¹⁾。《快报》

七月十六日

万名油田工人暴乱。军队使用催泪弹。《快报》

七月二十八日

扩充军备至今尚未给美国人造成恶果，但生活消费却一直居高不下。《新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

生殖细胞速冻及无限期保存的技术可能意味着时间意义的彻底更新。当前，这项技术只用于男子精液，但它也有可能用于女子卵细胞。这样，一个生活在一九五一年的男子和一个生活在二五一年的女子就有可能在二二五一年“联姻”，并通过某一托胎母亲生下一个孩子。《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穆斯林世界火光冲天。又有大批军队增援苏伊士。《快报》

十月二十日

军队封锁埃及。《快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朝鲜，一万两千七百九十名联合国军战俘和二十五万名南朝鲜平民被赤色分子处死。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到了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世界人口可望达到四十亿。我们得如何创造奇迹来解决四十亿人的吃饭问题呢？《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今天的俄国，谁也不知道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的苏维埃大肃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死、被囚禁、被关入劳动集中营或死于非命，谁也不知道被强制劳动改造的人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二千万。《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俄国制造了轰炸机。飞行速度为世界之最。《快报》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美国正经历有史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但它的军备开支和海外援助的支出已经比战前联邦总预算还高。《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今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年，但它仍有十一个师的军队驻扎在国外，每年军备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十。《政治家》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迹象表明，麦卡锡⁽³²⁾和他的朋友们的做法在美国有些过火了。《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

当杜鲁门总统于一九五年初告诫全世界美国将集中精力试制氢弹时——科学家认为这种氢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一千倍，相当于二千万吨TN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曾冷静地指出过：“一个大毁灭的幽灵越来越清楚地出现了。”《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

就像中世纪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指控为巫婆那样，不计其数的共产党人和俄国爱国人士因莫须有的反革命活动罪而遭清洗。实际上，正因为没有任何罪行值得揭露，才会有那么多人遭逮捕（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办法，韦斯伯格先生曾经说过：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大约有八百万无辜者蹲过监狱。）《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关于联合国军正在朝鲜开展细菌战的指控是抹杀不掉的，因为这种抹杀极不正常。《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命令把大批“无益人员”遣送出布加勒斯特。其人数达二十万，为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快报》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很难确切地统计出在美国究竟有多少人的护照被限制或遭拒绝承认，但已知的情况表明，一大批不同背景、不同信仰和政见的人受到了影响。这些人包括……《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清查运动旨在倡导一种大一统的观念，一种新的正统思想。但一个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是顾不上这些的。《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

内政部长说，尽管原子弹一旦准确击中目标，它所造成的破坏便极其严重，但其威力有时也未免太夸大了。《快报》

我很清楚，你不能用玫瑰香水进行一场革命。我的疑问是：为了消除由台湾问题所引发的战争的危险，是否有必要处决一百五十万人，或者说仅仅解除他们的武装也许是不够的。《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日本要求扩军。《快报》

十二月十三日

《麦卡伦法案》第二款对创办所谓的感化中心作了特别的规定。这项法律实际上根本没有说明如何建立这种机构，只是授予美国首席检查官某种特权，使他“可以按他所开列的名单在这种场所逮捕或拘留那些在他看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正从事或正与他人合伙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的人士”。

一九五二年十月三日

我们的原子弹上了天。英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快报》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

茅茅党人殴打上校军官。《快报》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揍他们。首席法官高德勋爵说。《快报》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美国驻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³³⁾空军基地的罗伯特·司各特上校说：“美德间的初步协议已经签署。我衷心希望你的国家很快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员……我迫切地等待着我们像朋友和兄弟那样并肩作战，共同抵抗有一天共产主义威胁的到来。我希望并为之祈祷：由我或另外某个美国指挥官将这个空军基地移交某个德国飞行联队指挥官并开创德国空军新纪元的时刻就在眼前。”《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美国试爆氢弹。《快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

朝鲜：自从停战以来，伤亡人员总数（包括平民）将很快接近战俘的人数。而战俘的处置已成为停战的主要障碍。《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肯尼亚政府今晚宣布：因杰克·梅考尔约翰司令官上周六被谋杀，作为集体的惩罚手段，已有七百五十名男子和两千两百名妇女儿童搬离自己的家园。《快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

最近几年，指责批评麦卡锡主义的人为悲观的“反美分子”已成为一种时髦。《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自杜鲁门总统下令“着手”氢弹研究以来已有两年时间。为了生产氚（即超重氢），一个投资十亿美元的工厂正在南卡罗莱纳的萨瓦纳河畔筹建。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氢弹工业已迅速发展为足以与美国钢铁业或汽车制造业相提并论的工业企业。《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此次战役的第一枪已经打响——正好配合了如火如荼的共和党竞选运动。共和党参议员，来自威斯康星的亚历山大·维利借此机会正好拿国务院埃尔加·希恩的“腐败”事件大做文章。维利揭露，他曾要求就美国共产党对联合国秘书处的“广泛渗透”一事作调查……于是，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传讯了最初被驱逐的十二个受害者，他们全都是高级官员……尽管这十二个证人一口否定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但这仍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恕……相反的，那班好事的参议员显然想借这十二个人钓出更大的鱼。日前，议员们就他们从事颠覆和间谍活动的指控所能提出的证据只是他们的沉默。《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捷克审讯破坏分子。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民民主国家政治司法体制的标准模式的热切关注。首先，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集团中惟一享有过根深蒂固的民主生活方式的国家，包括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和独立的司法体制。《政治家》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

达特穆尔⁽³⁴⁾一男子受鞭刑。恶徒与恶妇一道被鞭笞二十。《快报》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十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在布拉格被处以绞刑。资本主义间谍向捷克政府告发。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座耗资巨大的原子能工厂正在筹建，英国原子武器的生产有望成倍增长。《快报》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苏联发生大谋杀，举世震惊。莫斯科电台今天早上指控一班犹太恐怖主义医生企图暗杀苏联领导人——其中包括几位苏联高级军官和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快报》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斯大林去世。《快报》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两千五百名茅茅党人被逮捕。《快报》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俄国囚犯获大赦。《快报》

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

朝鲜和平对你意味着什么？《快报》

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

朝鲜和平的希望正在增长。《快报》

一九五三年五月八日

美国正在讨论是否有可能促使联合国采取行动以“制止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扩张”。目前美国正将大批飞机、坦克和武器弹药运往印度支那。《快报》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

埃及发生暴乱。《快报》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柏林夜战。今天凌晨，一千五百名东柏林民众在黑暗的街道上与苏联坦克步兵师发生冲突。《快报》

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

罗马尼亚发生叛乱。《快报》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

贝利亚⁽³⁵⁾受审，并被处决。《快报》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日

朝鲜停火。《快报》

一九五三年八月七日

战俘大骚乱。北朝鲜一万两千名战俘集体大骚乱，联合国卫队动用催泪弹和小型火器予以平定。《快报》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

波斯。三百人在政变中丧生。《快报》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

英国如今已有原子武器储备。《快报》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二枚氢弹延期发射——英伦三岛受一号风暴影响，气温仍然太热。《快报》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

第二枚氢弹爆炸。《快报》

［至此，个人记事恢复。］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

我今天意识到，由于马克斯太太说了某些话，我正打算从此中断与她的“交往”（这“交往”一语也是出于她之口）。她自己肯定早就知道这一点。她说：“你肯定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分析治疗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种交往的结束。”“你的意思是说，这酵母将继续发挥作用？”她笑着点了点头。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

我又做了一个噩梦——我受到了无政府思想原则的惊吓，但这一回它是以一个残酷无情的丑矮人的形象出现的。梦中见到了马克斯太太，她显得很魁伟，很强大，就像一个善女巫。她听我说完梦，然后说：“你单枪匹马，而且还受了惊吓，看来你得找个好女巫帮帮你了。”“那就找你吧。”我说。“不行，你根据我而创造的那个形象其实是你自己的化身。”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她好像是说，你还是靠你自己去吧。因为她说话时显得很随便，很冷淡，好像在拒绝我。我佩服她的本事，快要分手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件东西——一支鲜花，也许就算是一个禳灾辟邪的护身符。

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

她问我是否还在坚持记录这段“交往”的历史。但在最近三年中，她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提起过我的日记。看来她凭直觉知道我并没有记日记。我说：“没有。”“你什么都没有记下来？”“没有，但我的记忆力很好。”她沉默了一会儿。“这么说你的日记现在变空白了？”“没有，我贴上了一些剪报。”“什么剪报？”“都是些使我感到震惊的事——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她迷惑不解地看着我，那眼神是说：“我在等你把具体的内容说出来。”我说：“前几天我浏览了一遍这些剪报：我剪下来的都是些有关战争、凶杀、暴乱和苦难的记录。”“在你看来，这就是过去几年的历史的真实吗？”“难道你不觉得那是历史的真实吗？”她看着我——带着讥诮的意味。她的意思显然是说我们的“交往”一直富有成效和创造性，我过去所说的话是不诚实的。我说：“好吧，就当这些剪报能起某种均衡的作用吧。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跟自己那颗宝贵的灵魂过不去，同时又……”“同时又怎么样？”“我没有受折磨、被屠杀，被饿死，或死于监狱，这只是我的幸运而已。”她看着我，既富有耐心又充满讥诮。我说：“你肯定看得出，在这间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不仅仅只与你所谓的创造性有联系。它还跟其他有联系……只是我一时不知如何称呼它才好。”“我很高兴你打算用上‘毁灭’这个词。”“不错，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然而，尽管我明明知道这一点，但只要某个地方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我就会梦见它，就好像我亲临其境。”“你把报纸上的坏消息全都剪下来，粘贴到你的日记本上，你这样做是为了引导自己如何做梦吧？”“但马克斯太太，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们经常陷入这种特殊的僵局中，谁也不想打破它。她坐在那里，朝我笑了笑，神态既冷漠又有耐心。我面对着她，目光中充满挑衅。

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

今天，当我正要动身离去时，她对我说：“我亲爱的，你打算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写作呢？”当然，我本来可以对她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就在笔记本上断断续续地涂写着点什么，但这不是她的意思。我说：“很可能永远不写了。”她做了个很不耐烦，几乎有些愤怒的手势。她看上去很恼火，就像恼恨自己的计划出了差错的家庭妇女——那手势是真诚的，与她平时给人作分析治疗时的微笑、点头、摇头或不耐烦的咂嘴声大不一样。“你为什么不能理解这一点呢？”我说，真心希望她能理解我，“只要我随手拿起一份什么报纸，那上面无不充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能写出点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来呢？”“那你根本就不应该看报纸。”我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也对着我笑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

我又做了好几个梦，都与迈克尔的分离有关。我是通过梦才得知他不久就要跟我分手的。我在自己的梦中看见了分手的场景。什么情感也没有。我的生活过得糟透了，很不幸福，但一旦入睡，我便变得麻木不仁。马克斯太太今天问我：“如果我要你用一句话说出你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你会怎样回答呢？”“我会回答说你教会了我如何痛哭。”我态度生硬地说。她笑了起来，对我的态度并没有特别反感。“是吗？”“我比以前脆弱一百倍了。”“是吗？就这一点吗？”“你的意思是说，我同时也比以前坚强一百倍了，是不是？这我说不准，我根本就不知道。但愿如此。”“我懂了，”她说，并加强了语气，“你比以前坚强多了。你会把这段‘交往’写下来的。”她随即坚决地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你会明白这一点的。几个月以后，也许几年以后，你会明白的。”我耸了耸肩膀。我们约好下周见面的时间，那将是最后一次约会。

四月二十三日

最后一次约会前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把梦告诉了马克斯太太。我梦见自己手上捧着一个盒子，里面盛着宝物。我朝一个长长的房间走去，那房间就像一个画廊，或者说一个演讲厅，里面到处是死气沉沉的绘画和塑像。（当我说出“死气沉沉”这个词时，马克斯太太轻蔑地笑了起来。）有一群人等在大厅一端一个类似讲台的地方。他们在等我把盒子交给他们。我为自己终于能把这件宝物交给他们而欣喜若狂。当我把它交出去时，我突然发现他们全都是些商人或经纪人什么的。他们没有把盒子打开，却马上交给我一大笔钱。我开始痛哭。我高叫起来：“把盒子打开，把盒子打开！”但他们听不见我的话，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听。突然，我发现他们全都变成了某部电影或剧本中的人物，那电影或剧本还是我写的，我为此大感惭愧。所有的一切很快变成了一出闹剧，令人眼花缭乱，古怪得出奇，连我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我打开盒子，硬要他们过来看。与我的愿望相反，盒子里装的不是一件漂亮的东西，而是一些鸡零狗碎，没有一样是完整的，全都残缺不全，全都是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破烂——我认得其中一块红土是从非洲来的，一块金属碎片是从印度支那的枪械上卸下来的，更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我认得那是朝鲜战争中被杀害的人的残肢和某个死于苏联监狱的人所佩带过的一枚共产党的徽章。看着这些丑陋的残留物，我心里极其痛苦，不敢再看下去，于是把盒子合上了。但那班商人和有钱人没有注意到我的脸色，他们把盒子从我手上拿了过去，并把它打开。我转过身去不看它，但他们却显得很开心。我最后还是朝盒子看了看，发现里面有条眨着眼睛，张着讥诮的大嘴的绿色的小鳄鱼。我原以为它只是用玉石或翡翠制作而成的假鳄鱼，但不一会它却活了起来，大颗大颗冷冰冰的泪珠从它的颊部往下淌，随即变成了宝石。我发现自己愚弄了那班商人，禁不住开怀大笑，随后，我也就醒了过来。马克斯太太听着我的梦，没有作任何评论，她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我们友善地告别，但跟我一样，她内心早已与我分道扬镳。她说，如果我需要她，千万别忘了去拜访她。我心里想，既然你已经把自己的形象附会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可能还需要你呢？我清楚地知道，每当我陷入困境时，我一定还会梦见那个身材高大的慈母般的女巫。（马克斯太太其实是个身材瘦小、精力旺盛的女人，但我梦见她时总觉得她很魁伟，很强大。）我走出这间我曾经度过了那么多半是梦幻半是虚幻的时光的黑暗而庄严的屋子，这间类似艺术神龛的屋子，终于来到阴冷而污秽的人行道上。一家商店的橱窗照出了我的身影，我发现自己身材那么瘦小，脸色那么苍白，表情那么呆滞，下巴那么突出。我的脸扭曲着，那模样我记得正是梦中所见到的那个水晶般盒子里的那条可恶的绿色小鳄鱼龇牙咧嘴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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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马斯·曼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亨利希·曼之弟。《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作者。

(2) 原文butterfly为双关语：1）蝴蝶；2）游手好闲者。

(3) 英语中Doctor可指“博士”，也可指“医生”。

(4) 这两种游戏是英国人传统的游戏。

(5) 英格兰中南部一城市。

(6) 指英国一年一度的阿斯科特赛马会。也是时髦人物聚集之地。

(7) 《金枝》（The Golden Bough），英国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所著，为西方巫术与宗教研究的经典著作。

(8) 茅茅，肯尼亚古库尤人的一个秘密组织，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主张以暴力驱逐白人。

(9)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曾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刑流放。

(10) 卡菲尔人，南非班图人的一支。“挨一顿棍子”，此语含有性虐待之意。

(11) 英语中“boy”一词既可指“男孩”也可指“仆人”。此处为一语双关。”

(12) 卡菲尔（kaffir），意为“非洲黑人”，含贬意。

(13) 米德兰，英格兰中部地区。

(14)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和诗人。

(15)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欧美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的创始人。

(16) “斯坦”是“斯丹雷”的略称。

(17) 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苏联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巴赫的几个儿子都是作曲家，此处所指不甚明确。

(18) mistress一词既可以用来指女主人，夫人，也可以指情妇，妾。

(19) 尼亚萨兰，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维的旧称。

(20) 布须曼人，非洲黑人民族之一。

(21) 指朱利叶斯与埃塞尔·卢森堡夫妇。他们于1951年3月6日在纽约被判处死刑，朱利叶斯·卢森堡是因间谍罪最早被处死的美国文职官员。其案当年轰动一时。

(22) 即保守党。

(23)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社会主义者。

(24) 康沃尔郡，位于英国西南部。

(25) 基尤，伦敦西郊之一村镇，为著名的植物园所在地。

(26) 即吉卜赛人。

(27) 杜鲁门（1884—1972），美国总统（1945—1952）。

(28) 艾德礼（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

(29) 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五星上将。1950年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朝鲜战争。

(30)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总统（1953—1960）。

(31) 开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城市，旧称松都，在板门店西北。

(32) 麦卡锡（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五十年代初曾发动全国性的反共运动，称麦卡锡主义。

(33) 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西德一城市名。

(34) 英格兰西南部高原地区。

(35) 贝利亚，苏联党政领导人，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等职，后以反党和叛国罪被处决。

自由女性Ⅱ

两次拜访，几次电话和一场悲剧

当安娜踮着脚尖从孩子的卧室悄悄地走出时，电话铃响了起来。简纳特又坐了起来，以欣喜的口吻抱怨说：“我猜是摩莉打来的，你又要跟她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谈话了。”“嘘……”安娜说，一边朝电话机走过去，一边在想：对于像简纳特这样的孩子来说，其安全网不是由祖父母、堂表兄弟姐妹、固定的家庭等一类东西组成，而是由朋友每天打来的电话和由此而进行的谈话组成。

“简纳特正准备睡觉，她向你表示问候。”她对着话筒大声说。摩莉很配合，回答说：“代我向简纳特问候，告诉她，她应该马上睡觉了。”

“摩莉说你应该睡觉了，她祝你晚安。”安娜对着黑暗的卧室大声说。简纳特说：“你们两人又在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谈话，叫我怎么睡得着呢？”然而，简纳特房里那种安静的气氛告诉安娜，孩子正准备心满意足地入睡。她于是压低声音说：“没事了。你好吗？”

摩莉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安娜，汤姆这会儿在你那里吗？”

“没有啊，他怎么会在这里呢？”

“哦，我在想……当然，如果他知道我在为他担心，他会大发雷霆的。”

自从上个月以来，摩莉从离这儿半英里之外打来的电话总离不开汤姆这个话题。汤姆最近总是一个人长时间地坐在房间里，什么事也不做，甚至什么事也不想。

摩莉不再谈她的儿子，她随后以幽默而略带抱怨的口吻大谈了一通昨天晚上如何与一个来自美国的旧情人共进晚餐。安娜倾听着，她朋友的口气中潜伏着一种歇斯底里。她等她把话说完：“嘿，不知怎么搞的，我眼睛盯着那个自命不凡的中年傻瓜坐在那里时，脑子里便会想起他过去的那副模样——不错，我猜想他当时也在想：摩莉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该多么不幸啊——但我为什么总要指责每一个人呢？难道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吗？看样子我不应该拿今天的事与某些往事相比较，因为我根本回忆不起自己曾真正感到满意过。我从来不说‘好了，这就对了’这样的话。但许多年以来，我却一直怀念着山姆，把他当做男人中最好的一个来看待，甚至想过我为什么会这么傻，竟然会把他拒绝了。可今天，我又一直在回忆他当时是多么使我感到厌烦——简纳特睡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你准备出来吗？”

“不，我就待在家里。”

“我马上得赶到剧院去。现在时间已经迟了。安娜，大约过一个小时以后，你能到这里来给汤姆打个电话——帮我找个借口什么的吗？”

“什么事使你那么不放心？”

“汤姆今天下午去了理查的事务处。是的，我知道，你现在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把我打倒。理查打电话给我说：我一定要汤姆马上来见我。我于是把这话对汤姆说了：你父亲坚持要你马上去见他。汤姆说：好吧，母亲，然后就从床上下来走了。反正就那么回事。他什么都迁就我。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假如我说：你从窗口跳出去吧，他也真的会从窗口跳出去。”

“理查说了些什么？”

“三个小时以前他打电话给我，依然是那样好挖苦人，那样自命不凡，并说我不理解汤姆。我说，既然他能理解汤姆，我至少也会感到高兴的。但他说汤姆刚刚离开。可到现在他还没有到家。我上楼进入汤姆的卧室，只见他的床头上放着五六本有关心理学的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看样子这几本书他同时都在读……我得赶紧了，安娜，为了这部该死的愚蠢的戏，我得花上半个小时时间去化妆。我为什么竟然会答应插上一手呢？好了，晚安！”

十分钟以后，安娜站在她的搁板桌前，正准备写她的蓝色笔记，这时，摩莉又打电话过来。“我刚刚接到马莉恩打来的一个电话——你想得到吗？汤姆去看她了。离开理查的事务所以后，他肯定乘了第一班火车。他在那里待了二十分钟，然后就走了。马莉恩说他很沉静。他很长时间没有去那里了。安娜，你说这事怪不怪？”

“他很沉静？”

“是的，马莉恩又喝醉了。当然，理查没有回家。他这几天总是半夜以后才回家——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女孩。马莉恩对这事谈了一遍又一遍。她也许对汤姆也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说的。她还谈到了你——她对你好像有什么成见。我猜想，一定是理查对她说过，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

“没有那回事。”

“你没有再见过他吗？”

“没有。连马莉恩也没有。”

两个女人站在各自的电话机旁，沉默着。如果两人就在同一个房间里，她们会皱起眉头交换一下眼色或者笑起来的。突然，安娜听见对方说：“我很担心，安娜。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哦，我的天，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得赶紧——我得马上叫一辆出租车。再见。”

通常，只要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安娜便会走出那间大房间，强制自己跟那位来自威尔士的年轻人打招呼。但这一次，当她迅速转过身来时，差点因宽慰而惊叫了起来。原来，来人正是汤姆！他微笑着看了看她，她的房间，她手上的铅笔，以及摊开的笔记本——这场面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但笑过以后，他那双黑色的眼睛又开始变得深沉起来，摆出一脸严肃的样子。安娜不自觉地朝电话机走过去，一边思索着，想找个借口上楼，以便从那里打电话出去。但汤姆说：“我想你正在考虑给我母亲打电话吧？”“是的，她刚才打来过。”“好吧，你想上楼打就上楼打吧，我不介意。”他的口气很友好，这使她松了一口气。“不，我就在这里打。”“我知道最近她一直在留意我的房间。她对那些疯疯癫癫的书很感不安。”

听他说到“疯疯癫癫”一语，安娜的脸因震惊而绷紧了，她看见汤姆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于是提高嗓门说：“汤姆，坐下！我有话对你说。但我得先给摩莉打个电话。”汤姆对她突然变得那么果断并不感意外。

他坐了下来，整了整衣襟，跷起二郎腿，把双臂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一边看着安娜打电话。但摩莉已经离开。安娜坐在床头，恼怒地皱起眉头；她确信汤姆在存心吓唬她们，并以此为乐。汤姆开口说：“安娜，你的床就像一口棺材。”安娜于是看了看自己：那么瘦弱，那么苍白，那么整洁，身上穿着黑裤子和黑衬衣，盘腿坐在悬垂着黑色床罩的床上。“是像一口棺材。”她说。但她还是下了床，坐到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他的眼珠子开始慢悠悠地转动起来，仔细地观察着房内每一件物器，安娜顺着他的目光也审视了一遍椅子、书、壁炉和一幅画。

“听说你去见了你父亲？”

“是的。”

“他想要你干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我的提问，你是想对我说……”他说，随即傻笑了起来。这笑声她很陌生——既粗鲁又放肆，而且含有恶意。一听见这声音，安娜心里便不由自主地恐慌起来。她甚至觉得自己也想发出一阵傻笑。她静下心来，想：他进来还不到五分钟，但他的歇斯底里已经感染了我。千万小心！

她笑着说：“我是想说那样的话，但我忍住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知道你和我母亲一直在讨论我的事。你们都在为我操心。”他再次冷静了下来，但恶意中又有些洋洋自得。安娜过去从来没有将恶意或怨恨这样的字眼跟汤姆联系在一起，她觉得房间里好像坐着个陌生人。他看上去也确实显得有些陌生，因为他那张表情呆滞，显得有些固执的黑脸蛋已扭曲得像一个恶意微笑着的面具。他眯起充满恶意的眼睛，抬头望着她，一边笑着。

“你父亲要你干什么？”

“他说他的公司所管辖的一家公司准备在加纳⁽¹⁾建造一座大坝。他问我想不想出去弄个帮助非洲人的工作——福利方面的工作。”

“你没有答应？”

“我说我看不出有那个必要——我的意思是说，他看上那些非洲人关键在于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即使我能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使他们吃得更好一点，甚至能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但这仍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于是又介绍了他的公司下面的另一家公司，说那公司正打算去加拿大北部承包一项工程，他让我到那里去做点与福利有关的工作。”

他看着安娜，等待着。那充满恶意的陌生人的形象从房间里消失了。汤姆还是先前的汤姆，皱着眉头，若有所思，不知自己该怎么办才好。他突然说了句：“你知道，他一点也不蠢。”

“我想我们也并没有说他蠢。”

汤姆宽容地笑了起来，那意思是说，你说谎了。他放大声音说：“当我告诉他我不喜欢那种工作时，他就问我为什么。我于是把原因告诉他，他便说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受了共产党的影响。”

安娜大笑了起来，心里想，那都是我告诉你的。她说：“他指的是你母亲和我。”

汤姆想让她把他所期望的话说完：“你又来了，但他并不是那个意思。难怪你们总是认为对方很蠢。你们都希望对方是个蠢货。当我看见我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时，我简直都不认识他们了。他们实在太愚蠢了。当你和理查在一起时，你也是这样子。”

“好了，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我对他所作的回答集中反映了共产党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他说任何一个过去曾经是，或者现在仍然是共产党的人，任何一个与共产党有过什么联系的人，无一不是夸大狂者。他说，假如他是个有心要根除某个地方的共产党的警察局长，他会向他们提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去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为五十个人开办一家乡间诊所吗？所有的赤色分子都会回答说：‘不去。既然社会的基本形态没有什么变化，仅仅改善五十个人的身体状况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向前倾了倾身子，正视着她，问道，“是这样吗，安娜？”她笑了起来，点点头。不错。但这话还不够全面。她说道：“不错，这话一点也不蠢。”

“一点也不。”他如释重负地缩回身子。从摩莉和安娜的蔑视中挽救了他的父亲以后，他这时又公正地评判起她们：“但我对他说，那样的试探对你和我母亲还是不灵的，因为你们两人都会到那家诊所去，是不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安娜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形象，还是坚持说真话：“是的，我会去的，但他也是对的。那也正是我所想的。”

“你要去？”

“是的。”

“你真的要去？我很怀疑。我想我不会去。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会去接受这样一项被事实证明行之无效的工作。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是看见你和我母亲以及你们的朋友在里面，但这已经影响了我。我现在正患意志麻痹症。”

“意志麻痹症，这是理查的话吧？”安娜满怀狐疑地问。

“不是。他有这个意思，但这话是我从这些疯疯癫癫的书里读到的。他实际所说的是，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事使欧洲人懂得了一个道理：老百姓是不可以惹恼的。如今每个人都懂得了这样的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只要有三四年就能发生彻底的变化——比如中国、俄国就是这样。如果他们不想看见不久的将来发生彻底的变化，那就不能去惹恼老百姓……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只对了一半。这对那些已经置身于共产主义神话中的人来说，也是这个道理。”

“你不久前还是个共产党员，现在却说起‘共产主义的神话’这样的话来了。”

“有时我总觉得，因为我们脱离了共产党，你在谴责我和你母亲以及其他的人。”

汤姆低下了头，坐在那里皱眉头。“是的，我记得你以前非常积极，跑来跑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你现在不做了。”

“有事做总比什么事也不做强吧？”

他抬起头，以责备的口吻厉声说：“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当然懂。”

“你知道我是怎么对我父亲说的吗？我说，如果让我出去从事那虚伪的福利工作，我会到工人中去组织革命团体的。他一点也不生气。他说革命是当今大生意人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为了防备由我所掀起的一场革命，他会谨慎行事，预先投好保的。”安娜没有说话，汤姆问：“这是一个玩笑，你懂了吗？”

“是的，我懂。”

“但我告诉他，用不着为我而睡不着觉，因为我不会去组织革命。二十年以前我会的，但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革命组织里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过不了五年就会相互屠杀起来。”

“那倒不一定。”

汤姆看着她，那神态是说：你说谎了。他说：“我记得大约两年前你和我母亲的一次谈话。你对我母亲说，如果我们两人不幸在俄国或匈牙利或别的什么地方做共产党人，我们当中一个很可能把另一个当做叛徒开枪打死。那也是个玩笑。”

安娜说：“汤姆，你母亲和我某种程度上说都已经饱经风霜，都经历了许多事。你不能期望我们充满年轻人的自信，满嘴呼喊口号或冲呀杀呀地乱叫一气。我们已人到中年，开始衰老了。”安娜听着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心里陡然升起一阵惊异，甚至可以说是厌恶。她心里对自己说，我说起话来就像个疲惫的老自由主义者。然而，她仍决定站在他们一边，当她眼睛看着汤姆时，她发现他的目光很严厉。他说：“你意思是说，我这样年纪的人没有权利说中年人该说的话，是不是？好了，安娜，我觉得自己已经像个中年人了。你对此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位恶意的陌生人又回来了，他就坐在她的面前，眼里充满着怨恨。

她赶紧说：“汤姆，把实话告诉我：你跟你父亲到底说了些什么？”

汤姆叹了口气，又恢复了常态：“每次去他的办公室，我都有些惊讶。我仍记得第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我总觉得他好像就在我们家里，有一两次好像就在马莉恩那里。好了，我总觉得他非常普通，你懂吗？非常平庸，非常迟钝，就像你和我母亲认为的那样。第一次在他的事务处见到他，我简直有些困惑——我知道，你打算说这都是因为他拥有权力，拥有那么多的钱。但事情不仅仅因为这个。他好像突然间变得不平庸了，不是那种二流的角色了。”

安娜坐在那里，心里想：他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我到底疏忽了什么呢？

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正在想，汤姆他自己就是个普通而平庸的人。”

安娜脸红了，她以前曾那样看待过汤姆。他看见了她的红脸，并恶意地笑了起来。他说：“普通人并不必然就是蠢人，安娜。我非常清楚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也正是我在父亲的办公室发现他是那么个大企业家而感到困惑的原因。因为我也会成为那种人。我之所以未能成为那种人，那是因为我的心智是分裂的——这都是你和我母亲的影响造成的。我和我父亲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知道我的平庸，而他却不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和我母亲要比他优越一百倍——然而，你们却到处失败，到处碰壁。对不起，我真不该知道这一切。你千万别对我母亲说这些话，但我真的为自己未能由父亲抚养成人而感遗憾——如果是他抚养了我，我一定会很乐意继承他的事业的。”

安娜不由自主地朝他投去一线严厉的目光——她怀疑他说这些话存心是想让她转告摩莉，以便伤她的心。但他脸上的神态是宽容的，诚挚的，充满着反省的意味。安娜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正涌起一股歇斯底里的狂潮，并知道它正是他的歇斯底里的一种折射。她于是急切想找什么话来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她看见他扭动粗短的脖子把沉甸甸的脑袋转过去，开始打量摊开在搁板桌上的笔记本。她心里想：我的天，我希望他千万不要在这里跟我谈论起这些笔记来，千万不要谈到我自己。她于是赶紧说：“我觉得，你把你父亲看得太简单了，我看他的心智也是分裂的：他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大生意人无异于做一个高等的勤杂工。你忘了，三十年代时他有一阵子也是个共产党员，有段时间他甚至有些狂热。”

“他如今怀念那段时光的办法是跟他的秘书保持暧昧的关系——这也是他用来证明自己仅仅是中产阶级这台机器里一个普通而可敬的齿轮的一种伎俩。”这话说得很尖刻，充满着复仇的意味。安娜心里想，这才是他到这里来要跟我说的话。她感到一阵欣慰。

汤姆说：“今天下午，我去了父亲的办公室以后，又去见了马莉恩。我只是想看看她。我以前只在家里见过她。她喝醉了，而她的几个孩子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她跟我谈我的父亲和他的秘书，他们装做不知道她在谈什么。”说到这里，他向前倾了倾身子，眯起眼睛，摆出一副谴责的姿态等待安娜说话。但她没有开口，他于是说：“你为什么不说说你的看法呢？我知道你是蔑视我父亲的，因为他确实不是个好人。”

听到“好人”一语，安娜不由得笑了起来，但她看见他皱起了眉头。她说：“对不起，这样的话我是不说的。”

“为什么不？这不也是你的意思吗？我父亲毁了马莉恩，现在又在毁那几个孩子。他不就是那种人吗？你总不至于说这是马莉恩的过错吧？”

“汤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到这里来，我知道你想要我说一些有道理的话。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汤姆那张苍白而汗津津的脸显得极其严肃，他的眼睛闪烁着诚挚的光辉。但还有其他的意思——那上面还闪烁着一种恶意的满足感。他觉得她辜负了他，他为她的辜负而欣喜。他又把头转了过去，眼望着那些笔记本。这会儿他要发表什么意见了，安娜心里想。这会儿我得说几句他想听的话了。她还来不及再想下去，他已站起身，朝笔记本走了过去。安娜变得紧张起来，但仍静静地坐着。她不能容忍任何人看这几本笔记，但又觉得汤姆有权利看。她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他背朝着她站着，低头看那几本笔记。他然后转过身来，说：“你为什么有四本笔记本？”

“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我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要用四本笔记本，反正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不是一本笔记本？”

她思索了一会，说：“也许因为——因为头绪太纷繁了。太混乱了。”

“怎么会太混乱呢？”

安娜正打算跟他说几句实话，这时，简纳特的声音从楼上传过来：“妈咪！”

“嗳？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我是睡着了。我现在口渴。你在跟谁说话？”

“汤姆。你要不要他上来跟你道晚安？”

“要的。我还要喝水。”

汤姆悄悄地转过身，走了出去；安娜听见他在厨房里打开水龙头灌水，然后慢腾腾地登上楼梯。安娜此时正处在极度的心烦意乱之中，就好像躯体的每一部分、每一个细胞都受到了某种外力的刺激。汤姆就在她的屋子里，她必须考虑如何面对他，这一切使她或多或少觉得找回了安娜，找回了她自己。但此刻她差不多仍不认识自己。她想笑，想哭，甚至想呼叫起来。她真想抓住某个人，拼命地摇晃他，摇晃他，直到达到伤害的目的。这个人当然就是汤姆。她知道，他的那种精神状态已经感染了她，她正受到他的情绪的侵犯；她惊奇地发现那显示在他脸上的恶意和仇恨之火也同样明白无误地隐含在他那尖刻和粗鲁的声音中——那是他内心的暴风雨的外部表征。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掌和腋窝变得又冷又湿。她感到了害怕。她那纷繁而矛盾的知觉归结到了一点：她感到了恐惧。当然，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她用不着对汤姆那么害怕。既然那么害怕，那她为什么还要让他上楼跟她的孩子说话呢？不，她一点也用不着为简纳特担忧。她听见楼上两个声音在愉快地交谈，然后便是一阵笑声——是简纳特在笑。随后楼梯上响起缓慢而结实的脚步声，汤姆回来了。他一进房门就说：“你觉得简纳特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的脸既苍白又固执，仅此而已。安娜松了口气。他站在搁板桌旁，一只手撑住它。安娜说：“我也不知道。她才十一岁。”

“你不为此操心？”

“是的。孩子总是变化很快的。我怎么知道她将来想干什么呢？”

他撅起嘴巴，刻薄地笑了笑。她说：“怎么，我又说了什么蠢话了吗？”

“这是你说话的方式。你的态度。”

“我很抱歉。”但她的声音无意中流露出一种委屈和恼怒。汤姆心满意足地微微一笑：“你想过简纳特的父亲吗？”

安娜不由得大吃一惊。她能感觉到自己的不安，但还是说：“不，从来不想。”他凝视着她，她继续说下去，“你要我说出我的真实感受，是不是？你刚才说起话来就像苏格大娘。她会跟我说这样的话：他是你孩子的父亲。或者就说他是你的丈夫。但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你母亲并不把理查放在心上——这你有什么好烦恼呢？不过，她跟理查的交往毕竟比我跟麦克斯·沃尔夫的交往频繁得多。”汤姆挺直身子站在那里，脸色十分苍白。他的凝视是内向的，安娜怀疑他是否看见了她。但看样子他似乎在听，她于是又说下去：“我理解你的意思：孩子应该和你所爱的男人来生。但这道理在我真正爱上一个男人以前我并不理解。我想怀上迈克尔的孩子，但事实是，我怀上了一个我并不爱的男人的孩子……”她拖长音调，想知道他是否在听。他的目光落在几码远的墙壁上。他将呆滞的目光转向她，以某种她从未听见过的软弱而讥嘲的口吻说：“接着说吧，安娜。听一个过来人谈感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他的眼神显得极其严肃，因此，她只好强忍住他的嘲讽带给她的恼恨接着说：“我觉得事情是这样：这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不由衷地去做某件事可能是可怕的，但不是毁灭性的，不至于毒害人命。我的工作不是我真正想做的，我能够做更重要的事，或者说，我是个需要爱情的人，但我如今没有爱情地生活着。其实，说这种话不能说很糟糕。真正可怕的是把次品当真品，在你需要爱情的时候撒谎说自己不需要爱情，或者当你知道自己更胜任别的事时说自己喜欢目前的工作。如果我出于某种罪恶的动机说我爱简纳特的父亲，而实际上却明明知道我并不爱他，或者让你母亲说，我爱理查，或者让我说我正在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工作……那就实在太糟糕了。”安娜停了下来。汤姆点了点头。她无法弄清他是否满意她所说的一切，或者他压根儿就不想听她说出这一切。他转过身去看笔记，打开蓝色的本子。安娜看见他的肩膀因嘲笑而耸起，好像有意要激怒她。

“怎么啦？”

他念了出来：“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简纳特突然变得很好斗，很难相处。完全处在一个很难相处的阶段。”

“怎么啦？”

“我记得你曾经问过我母亲：汤姆怎么样？我母亲说话时显然失去了自信，她大声地嘀咕说：噢，他现在正处在很难相处的阶段。”

“也许你确实如此。”

“一个阶段——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你和我母亲正在厨房里吃晚饭。我躺在床上听你们又说又笑，后来下楼来倒了一杯水。当时我很不高兴，对什么事都感到焦虑。到了晚上，我不能做学校布置的作业，心里总感到害怕。当然，倒水只是一个借口，我想到厨房里去——因为你们的笑声。我希望自己离这笑声近一些。我并不想让你们当中任何一个知道我心里害怕。走到厨房的门口时，我听见你问：汤姆怎么样？我母亲说：他现在正处在一个很难相处的阶段。”

“是吗？”安娜有气无力地说，她在想简纳特。简纳特刚才还醒来要过一杯水。汤姆的意思是不是说简纳特现在很不高兴？

“我连自己也不认识了，”汤姆忧郁地说，“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不断悟出一些新的重要的道理。我一直就是个胜利者。那天晚上，我又成了胜利者——我能够走下黑暗的楼梯，装做什么事也没有。但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在这时，我母亲说了‘阶段’这个话，换句话说，我当时心里怎样想并不重要，它只是汗腺一类的分泌物，到时候会自行消失的。”

安娜没有说话；她在担心简纳特。然而，这孩子似乎很友好，很快活，她在学校里的功课也很好。她很少半夜三更惊醒过来，并且从来不说害怕黑暗一类的话。

汤姆说：“我猜想，你和我母亲一直在说我正处在一个难相处的阶段吧？”

“我想我们并没有这样说过。但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安娜皱着眉头说。

“这么说我现在怎么想无关紧要了，是不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权利对自己说，此刻我所思考的真正有价值了呢？安娜——”汤姆转身对着她，“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按阶段度过一生。到了一定时候总得有个目标。”他的眼睛闪烁着仇恨之火。安娜十分困难地回答说：“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我此刻正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评判你，那你就想错了。”

“阶段，”他坚持说，“历程。不断增长的痛苦。”

“我想，这是女人对别人的看法。当然，我指的是对她们自己的孩子。首先，在最初的九个月里，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婴儿是男还是女。我有时就迷惑过，如果简纳特一生下来就是个男孩，那‘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婴儿一天天跨越人生的历程，慢慢地变成儿童。当一个女人看着一个孩子时，她同时看见了他所经历过的一切。有时候，当我看着简纳特时，我觉得她仍是个小小的婴儿，总觉得她仍在我的肚子里。我同时又看见她作为孩子的各个阶段。”汤姆凝视的目光带有谴责和讽刺的意味，但她还是坚持说下去，“那就是我们女人对事物的看法。一切都处在某种不断创造的洪流之中——好了，你说我们女人这样看待问题不是很自然吗？”

“但我们在你们眼中根本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们只是某一事物暂时的形态而已。只是阶段。”他愤恨地大笑起来。安娜想，他第一次真诚地笑了，第一次受到了鼓舞。他俩沉默了一会，他用手指轻轻地弹着那些笔记本，朝她侧着身子；她看着他，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并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使自己保持冷静和沉着。但她的手掌仍在冒汗；她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好像正在跟什么东西搏斗，好像正在跟某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她差不多能看见这个敌人——她敢肯定，那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代表罪恶和毁灭的形体，它就站在她跟汤姆之间，想把他们两人都毁灭掉。

安娜终于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你来我这里是想让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但你预先就知道我可能会怎么回答你，因为你太了解我了。你在预先知道我会怎样回答的情况下仍来找我——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想法。”她然后又心不由衷地轻声补充了一句：“那正是我感到害怕的原因。”她是在恳求他。汤姆迅速地看了安娜一眼，显然承认她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他固执地说：“你是想对我说，再过一个月时间，我又会有不同的想法了。假如我不这样想呢？告诉我吧，安娜——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活着？”此刻他的身子正因得意忘形的暗笑而颤抖着，他把脸转了过来。

“我们是当今的斯多噶派，”安娜说，“我们这一类人都是。”

“你把我也算在你们这一类人当中吗？谢谢你，安娜。”

“也许你的问题在于：你有太多的选择余地。”看他肩膀的姿势她知道他在听，她于是继续往下说。“通过你父亲，你可以游历许多不同的国家，差不多能得到任何工作。你母亲和我也能帮你在剧院或出版社找到十来个不同的工作。你甚至还可以愉快地再过上五六年时间，什么事情也不做——你母亲或者我会养活你，即便你父亲不愿意也不要紧。”

“一百个工作可做，但最终只能从事一个工作。”他固执地说，“我好像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这么多的机会。我也许不是个斯多噶派，安娜——你见过莱奇·盖茨吗？”

“你是说那位牛奶工的儿子？没有，但你母亲跟我说起过。”

“她肯定跟你说起过。我好像还亲耳听见她对你说过。问题的关键是，我相信她当时是有意说给我听的。他根本没有任何选择。他获得了奖学金，如果他考试考糟了，他就得跟他父亲一起送一辈子牛奶。如果他考好了，他就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我们一样成为中产阶级。他没有一百个机会，他只有一个机会。但他确实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不患意志麻痹症。”

“你妒忌莱奇·盖茨的不利条件，是不是？”

“是的。你知道吗，他是个保守党。他觉得那些对制度不满的人都是轻狂分子。上周我跟他一起去看足球比赛。我希望我就是他。”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但这一次安娜被他的笑声惊得打了个寒战。他继续说下去：“你记得托尼吗？”

“记得。”安娜说，她记得那是他的一个校友，他决定抵制服兵役，这事当时还真让大家吃了一惊。由于他不肯去参军，他只得下煤矿干了两年，这事使他那体面的家庭大为光火。

“三年前他就成了个社会主义者。”

安娜笑了起来，但汤姆接着说：“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记得他抵制服兵役那会儿的情景吗？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气气他的父母。你知道这件事，安娜。”

“是的，是他坚持要这样做，是不是？”

“我非常了解托尼。我知道这差不多——是个玩笑。有一次，他甚至告诉我，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样做是对的。但他不愿让他的父母笑话他——这是他亲口说的。”

“反正都一样，”安娜坚持说：“那倒真不容易——两年时间，做那样的活。但他都挺过来了。”

“事情确实不是太妙，安娜，但那正是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你认识那班新社会主义者——他们大多是牛津人吧？他们打算办一份杂志，叫《左翼评论》什么的。我碰到过他们。他们呼喊口号，一举一动就像一群……”

“汤姆，那都是蠢事。”

“不，不是蠢事。他们这样做惟一的原因就是现在没有人敢参加共产党，他们这是借题发挥。他们用一些可怕的行话交谈——我曾经听你和母亲嘲笑过那些行话。为什么他们会心安理得地说出这样一些话呢？因为他们都很年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再过五年，我相信托尼就会进国家煤炭部一类的部门任职。他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工党的议员。那时，他一定会发表演说，说左派如何如何，社会主义如何如何——”汤姆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他已经说得喘不过气来了。

“那时他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很有益。”安娜说。

“但他现在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他现在采取的态度反正就是如此。他有个女友——他打算娶她。她是一个社会学家。她也是他们那一班子中的一员。他们到处跑来跑去，贴标语、呼口号。”

“你好像很羡慕他。”

“别那样护着我，安娜。你总是在保护我。”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想我真的没有。”

“是的，你有那个意思。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你跟我母亲说起托尼，你就会说出一些不同的话。如果你见了那个女孩——我几乎能听见你会说什么了。她是个贤妻良母型的人。你对我为什么又不诚实了呢，安娜？”这最后一句他是以一种坚决的口吻冲着她说出的；他的脸随之扭曲了起来，他瞪着安娜，然后迅速背过身去，他似乎需要这种愤怒的注视来给自己增添勇气。他接着又开始审视她的笔记本，他的背脊固执地朝着她，好像存心不让她有机会阻止他看她的笔记。

安娜绝望地坐在那里，强制自己一动也不动；一想起笔记本里记下的那些隐私，她心里就在暗暗叫苦。汤姆则怀着固执的热情一个劲地往下看，她则只能那样枯坐着。她很快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恍惚而疲惫的状态，心里模模糊糊地在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这是他所需要的，又何必计较我自己的感受呢？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过了足足一个小时，他问：“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字体来记事呢？你为什么要把某些话用括弧括起来呢？你这是要强调某种感情比另一种感情更重要吗？你是如何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呢？”

“我不知道。”

“这不是太妙。你心里有数的。这里有一段文字，是你仍住在我们家里时记下的。‘我站在那里从窗口往下看。下面的街道似乎离我有几英里远。突然，我觉得自己已经从窗口跳下。我看见自己就躺在人行道上。随后我好像就站在人行道上那具尸体旁。我成了两个人。鲜血和脑浆喷溅在地上。我蹲下身子，开始舐那些血和脑浆。’”

他咄咄逼人地看着她。她沉默着。“当你写到这里，便用括弧把这段文字重重地括起来，然后你又写：‘我去了商店，买了一磅半西红柿，半磅奶酪，一罐樱桃酱，一夸脱茶叶。然后做了一个西红柿色拉，带简纳特去公园散步。’”

“是吗？”

“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天。你为什么要把第一段，即关于舐鲜血和脑浆的一段用括弧括起来呢？”

“人行道上一旦死了人，自相残杀也罢，自杀也罢，我们都会大惊小怪的。”

“这种事不重要吗？”

“不重要。”

“西红柿和一夸脱茶叶才是重要的东西？”

“正是。”

“疯狂和残忍的意志强不过生存的意志，这结论你是如何得出来的？”

“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把疯狂和残忍用括弧括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他坚持要她回答，安娜只得搜肠刮肚地为他找一个答案。

“那是一种不同的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某一天，我买菜做饭，照料简纳特，上班工作，突然间会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当我把它写下来时，它显得既夸张又可怕。原因就在于我记录了下来。但那天真正发生的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一些事。”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呢？这一整本蓝色笔记有的只是一些剪报和关于鲜血和脑浆什么的记录，这后一部分又被你用括弧括了起来，或者说删掉了。除此之外就是关于买西红柿或茶叶什么的记录了。这你自己意识到了吗？”

“我想我是知道的。这是因为我很想记录事实真相，但又觉得自己所记的并非事实。”

“也许这正是事实，”他突然说，“也许正是。但你不能容忍它，你因此就把它删掉了。”

“也许是吧。”

“为什么要用四本笔记本？如果你只有一本笔记本，而且没有这么多小标题，括弧和特殊的文字材料，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已告诉过你：混乱。”

他转身对着她，忧郁地说：“你看上去那么瘦小，看你都写了些什么呀？”

安娜说：“你说起话来跟你母亲很相似：她也是这样批评我的——也是这种口气。”

“别打岔，安娜。你害怕混乱吗？”

安娜感到自己的腹部因恐惧而收缩了一下，停顿了一会，她说：“我想，我应该害怕。”

“那你就不诚实了。不过，你毕竟有所寄托，是不是？不错，你有寄托——你瞧不起像我父亲那样把自己限制起来的人。但你自己也限制了自己。原因是一样的。你感到害怕了。你正变得有些不负责任了。”他作出了最后的评判，他那张撅起的嘴巴因满足而笑了起来。安娜意识到这正是他到这里来想说的话。这正是他整个晚上想达到的目标。他打算继续说下去；但她忽然有所感悟，于是问：“我经常把门打开——你进来看过这些笔记吗？”

“是的，我看过。昨天我就来过这里。我看见你从街上走了过来，我便赶紧走开，以便不让你看见。好了，我已经得出了我的结论：你是个不诚实的人，安娜。你是幸福的，但是……”

“我，幸福？”安娜嘲笑说。

“那就当它是满足吧。是的，你是这样的。你比我母亲——或者说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幸福或满足。但是，只要你仔细想想，就知道这里充满了谎言。你坐在这里写啊写啊，但没有人能读到它——你太高傲了，这话我以前就对你说过。你甚至不诚实到了不让自己顺其自然——你身上的一切都是分裂的。为了保护我，你就说：‘你正处在一个糟糕的阶段’，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你不处在一个糟糕的阶段，那是因为你不可能处在某个阶段，因为你已特意把自己四分五裂了。如果说一切都是一个大混乱，那倒是个事实。我并不觉得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模式——你只是出于怯懦才去虚构什么模式。我总觉得好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嗜食同类的野兽。只要你仔细想想，就知道没有人会去关心别人。人们最多对一个他人或自己的家人是友好的，但这属于自私。自私可不是个好东西。我们并没有比动物好多少，我们只是假装比它们好。我们其实一点也不关心别人。”他这时过来在她对面坐下了，俨然还是她所认识的那个固执而动作迟缓的男孩。然后他突然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格格的笑声，她又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

她说：“对你的这番话我提不出反对的意见，真的。”

汤姆把身子向前探了探，说：“我打算再给你一次机会，安娜。”

“你说什么？”她惊愕地说，差一点笑了起来。但他的脸色十分可怕。她停顿了一会，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很认真。请告诉我，你以前是凭一种哲学活着的——是不是？”

“我想是吧。”

“那哲学就是你现在所说的共产主义神话。你现在凭什么活着呢？千万别说斯多噶什么的来搪塞我，那样的话毫无意义。”

“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的——每隔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世纪一次，总会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出现。信仰之井满溢开来，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就会出现一次巨大的革新运动。这运动对全世界是一个推进，因为它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想像全世界都有可能照章办理。在我们这个世纪，这一现象就出现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然后是中国。再以后，那口井干涸了，因为——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残忍和丑恶太强大了。那口井以后还会慢慢地满起来。再以后又会出现一次痛苦的蹒跚。

“蹒跚？”他说。

“是的。”

“一切都不顾，跌跌撞撞地向前推进？”

“是的——因为每一次梦想都会变得更强大。只要人们想像着什么，总有一天他们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想像什么？”

“即你所说的——美好啦、友善啦等等，也就是动物状态的结束。”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保留这个梦想。因为一定还会有一代新人——一代不患意志麻痹症的人。”安娜以坚定的口吻下了断语，而且还有力地点了点头。在她说这个话时，心里想，自己说话的口气多像心理咨询结束时的苏格大娘：人总得有个信仰！胜利的号角。尽管她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但她脸上仍出现了一丝自责的微笑——她自己甚至能感觉到这一点。汤姆洋洋自得地点点头，那神态充满了恶意。电话铃这时响了起来，他说：“那是我母亲打来的，她想知道我的‘阶段’是否已自行结束。”

安娜接了电话，只嗯嗯唔唔地应了几声便放下电话机回转身来。

“不是你母亲打来的。一个客人马上要来见我。”

“那我得走了。”他慢慢地站起身，又是平时那副笨拙而懒散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又像刚才进来时那样茫然而充满内省。他说：“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他的意思是说：“谢谢你让我证实了我希望从你身上发现的一切。”

他一走开，安娜就给摩莉打了个电话。摩莉刚从剧院回来。她说：“汤姆到这里来过。他刚走。他让我感到担心。事情一定出了什么大差错，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我想我也说不清楚。”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一切都腐朽了。”

“说得好。”摩莉说，声音显得既响亮又快活。在她上一次谈论她的儿子以后的两个小时内，她扮演了一个快活的女房东的角色——这是出现在一部被她蔑视的剧本中的一个被她蔑视的角色——她此刻仍陶醉在角色中。演出结束后她跟她那班演艺界的朋友去了酒吧，玩得很开心。她还根本没有从这种心境中回过神来。

“马莉恩从楼下的电话亭打电话给我，她刚刚乘坐了最后一班火车，特意来看我。”

“她到底要干什么？”摩莉气恼地问。

“我也不知道。她喝醉了。明天上午我会把情况告诉你的。摩莉……”安娜想起汤姆刚才出去的情景，心里即刻充满了恐惧。“摩莉，我们得马上为汤姆想点办法。我相信我们一定得这样做。”

“我会跟他谈一谈的。”摩莉爽快地说。

“马莉恩就在门口了，我得开门让她进来。晚安！”

“晚安！明天上午我会把汤姆那种意志消沉的情况告诉你的。我希望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想想看吧，我们在他那个年纪时不也是糟糕得很吗。”安娜听见她的朋友挂断电话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安娜按了按电铃，打开前门的门锁，听见马莉恩笨拙的脚步声登上了楼梯。她没有过去帮她，她知道马莉恩不愿意她这样做。

马莉恩一进门，就像汤姆那样笑了起来：这是一个进门前就已咧好嘴、针对整个房间的微笑。她来到汤姆曾经坐过的椅子跟前，重重地跌坐下去。她是一个身材有些笨重的女子——身材高大，有的是多余的肥肉。她的脸是温和的，或者毋宁说是迟钝的，她那双褐色的眼睛则既迟钝又多疑。在她还是少女时，她曾经很苗条、很活泼、很具有幽默感，用理查的话说，“一个胡桃色的姑娘”——很富有感情，但如今只是富有仇恨。

马莉恩上下打量着她，眼珠子不断地转动着，并慢慢地睁大了。她的微笑消失了。显然，她已酩酊大醉；安娜打算把她弄到床上去。她这时就坐在马莉恩的对面，很容易落入对方的视野中——那张椅子也是刚才面对汤姆时她坐过的。

马莉恩晃动了一下脑袋和眼睛，以便能看清安娜。她随后吃力地说：“你——安娜——多么幸运！我确实觉得——觉得你——像你这样的活法——很幸运。多么漂亮的一个房间。你——你——你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

“马莉恩，让我扶你上床吧，我们有话留到明天上午再说。”

“你以为我醉了。”马莉恩说话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口气中隐含着怨恨。

“是的，你确实醉了。但这没有关系。你应该去睡觉。”

安娜此时感到很疲惫，转瞬间那疲惫就像一双沉重的手在拖她的腿和手臂。她瘫坐在椅子里，极力抗拒着这疲惫的浪涛的袭击。

“我喜欢喝醉，”马莉恩忧郁地说，“我喜欢喝醉。我喜欢喝醉。”

安娜提起精神，走进隔壁的厨房，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淡茶，对进一大调羹威士忌，端到马莉恩面前。

马莉恩说了声“谢谢”，随即喝了一大口，并点了点头。她小心翼翼地握住杯子，手指将杯子紧紧攥住，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

“理查怎么样？”马莉恩随后认真地问，脸上的肌肉因说话而绷紧了。在她进来以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听着马莉恩这么说，安娜心里想，我的天，马莉恩在妒忌我呢，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事啊。

她冷冷地回答：“马莉恩，理查的事你肯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吧。”

她看见那冷漠的语气消失在她和马莉恩之间那片醉眼迷离的空间里，她看见马莉恩在满腹狐疑地思索着她的话的含义。她慢慢地，大声地说：“马莉恩，你没有必要妒忌我。如果理查说了什么话，那都不是真的。”

“我不妒忌你。”马莉恩嘀嘀咕咕地说，“妒忌”一词唤起了她的妒忌心，她很快变成了一个好妒忌的女人，她的脸扭曲着，目光在室内那些在妒忌的胡思乱想中起过某种作用的家具上横来扫去——她的目光不断地朝床上看。

“这不是真的。”安娜说。

“不是真的——就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关系，”马莉恩装出和气的样子笑着说，“那种人反正很多，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你呢？至少你并不存心伤害别人。”

“但我真的没有那回事。”

马莉恩仰起下巴，连续喝了三大口，把茶和威士忌混合而成的饮料全都灌下喉咙。“我需要再喝点。”她厉声说，一边把杯子递过来让安娜再斟。安娜没有接那个杯子。她说：“马莉恩，我很高兴你来看我，但我所说的是真的，你把事情弄错了。”

马莉恩眨了眨眼睛，显得很有点可怕。她有点撒酒疯地说：“哦，但我知道我是因妒忌才来这里的。你是我很钦慕的那种人——你自由自在，有许多情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并不自由。”安娜说。她发觉自己的话中含有冷漠的意味，觉得有必要把它消除掉。她于是说：“马莉恩，我也想结婚。我并不想这样生活下去。”

“说说倒容易。但你想结婚的话，你完全可以做到。好了，你只得让我在这里过夜了。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出，理查对我很小气，不会雇车来接我的。理查小气极了。是的，他小气极了。（安娜注意到，马莉恩一指责起她的丈夫，脑子就清醒多了。）他居然会这么小气，这你相信吗？他富得流油。你知道，他是百分之一富得流油的英国人当中的一个——他却每个月都要查看我的账目。他吹嘘说，我们是这百分之一当中的一位，可我买一件时装他都要抱怨。当然，当他检查我的账目时，他会发现我花了多少钱买酒喝。不过，这也是钱。”

“你为什么还不去睡？”

“睡哪里？谁在楼上？”

“简纳特和我的房客。那里还有一张床。”

马莉恩既惊愕又欣喜地张大了眼睛。她说：“你真是个怪人，竟然还有房客，而且还是个男人。你真怪。”

安娜听出了言下之意，她曾经听马莉恩在她脑子清醒时和理查一起开过她的玩笑。他们就拿那位男房客开玩笑。安娜突然感到一阵未曾有过的厌恶；对马莉恩和理查这种人的厌恶。她心里想：像我这样的生活也许压力很大，但我绝对不愿像马莉恩和理查那样活着，我绝不愿跟那些一见到某个女子有个男性房客就少不了要恶意中伤几句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跟一个男人住在同一套房间里，简纳特会怎么想呢？”

“马莉恩，我没有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我有一套大房子，我于是就出租了一间。他是第一位来看房子并确定需要房子的人。楼上还有一个小间没有人住。让我扶你上床吧。”

“但我讨厌上床。在我们刚结婚时，那曾经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妒忌你的原因。如今没有一个男人需要我了。一切全完了。理查偶尔也跟我睡觉，但他不得不勉强他自己。男人都是愚蠢的，不是吗，他们还当我们不知道呢。安娜，你有没有跟一个你明明知道他不得不勉强自己的男人睡过觉？”

“我刚结婚时就是那样。”

“不错，但你跟他离了。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知道吗，有个男子爱上过我——他还想娶我，他还说他愿意收下我的孩子。理查后来装出重新爱我的样子，他无非是想让我成为孩子的保姆。就这么回事。当我知道这就是他的真实意图时，我真后悔当初没有跟他分开。你知道吗，理查今年夏天带我去度了一次假。整个假期我们就是那样过来的。我们上了床，然后他勉强自己跟我做那个事。我知道他一直在想他办公室里的那位小娼妓。”她把杯子推到安娜跟前，以命令的口吻说：“斟上！”安娜走进隔壁房间，又用茶和威士忌对出那种混合饮料，并把它端过来。马莉恩喝着酒，她那顾影自怜的声音在悲痛中不断升高：“安娜，当你知道再没有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们刚外出度假时，我以为事情会有所改观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头一天晚上，我们进入一家餐馆，隔壁一张桌子坐着个意大利女孩。理查的眼睛老是盯着她，我知道他以为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随后说我应该早点上床睡觉了；他想得到那个意大利女孩。但我不愿早早上床睡觉。”她开始抽泣，并发出一声得意的尖叫，“哦，不，我说，你是来跟我度假的，不是来嫖娼的。”此时，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已充满了泪水，她那丰满的脸颊上已泛起两块红晕，“他对我说：‘你得照顾孩子呀，是不是’？‘如果你不关心我，我凭什么应该去照顾孩子呢？’——这就是我对他所说的话。但他根本就不理解我的意思。如果某个男人不爱你了，你为什么应该去照顾好他的孩子呢？这话不对吗，安娜？你说说，这话不对吗？说点什么吧，安娜，这话没有错，是不是？当他说他要娶我时，他说他爱我，他并没有说我打算交给你三个孩子，然后就出去找他的娼妓，把孩子留给我看管。好了，说说吧，安娜。你一切都很好，你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你来说要想引起理查的注意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总是闯来闯去，就喜欢拈花惹草。”

电话铃这时响了起来，不一会儿又停了。

“我想一定是你的一个男人打来的，”马莉恩说，“也许就是理查。如果是他的话，告诉他我在这里，告诉他我知道他的心思。就这样对他说。”

电话铃又响了，而且响个不停。

安娜去接电话，心里想，马莉恩说话的声音差不多又变得很清醒了。她说：“喂。”她听见摩莉的尖叫声：“安娜，汤姆自杀了，他开枪打了自己。”

“什么？”

“是的。你电话打来后不久他就回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就上了楼。我听见‘砰’的一声，我以为那是他关门的声音。过了很久，我听见了呻吟声。我于是叫他，但没有回答。我以为是自己胡思乱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还是感到害怕，我于是走出房门，发现楼梯上在滴血。我不知道他有一支左轮手枪。他现在还没死，但马上就要死了。从警察的口气中我也能听出，他不久就要死了。”她又惊叫了起来。

“我马上赶到医院来。什么医院？”

这时旁边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小姐，让我来对她说吧。”然后这个男子在对着话筒说，“我们打算把你的朋友和她的儿子送到圣·玛丽医院。我想，你的朋友希望你能跟她在一起。”

“我马上过来。”

安娜转过身来。马莉恩的脑袋已耷拉下来，下巴正贴住她自己的胸口。安娜费力把她弄出椅子，扶她摇摇晃晃来到床边，然后把她推上床去。马莉恩软绵绵地瘫倒在床上，嘴巴张开着，脸上流着口水和泪水。因为喝了酒，她的脸颊正在发烫。安娜把毯子盖到她身上，关掉电灯，赶紧跑到街上。时间早已过了半夜。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出租车。她半抽泣着沿街跑，看见一个警察，便向他跑过去。“我必须赶到医院去。”她一把抓住他说。另一个警察从拐弯处走了出来。一个扶住她，另一个去招呼出租车，他们带她到了那家医院。汤姆还没有死，但已活不到天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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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纳，非洲西部一国家，英属殖民地，1957年宣布独立。

笔　记

［黑色笔记左边“来源”一栏下继续空着。然而，右边“钱”的标题下却记满了文字。］

五色镜电视台的里杰纳德·塔勃洛克先生致安娜·沃尔夫的信：上周，我阅读了你的大作《战争边缘》——当时只是偶尔翻翻，这我必须承认！但我即刻被它的新颖而诚挚的笔触吸引住了。当然，我们一直很关注电视剧的合适主题。我很想为此事跟你谈谈。不知你是否愿意于下周五下午一时跟我一起喝点什么——你认得大波特伦街的黑牛餐馆吗？请务必打个电话给我。

安娜致里杰纳德·塔勃洛克的信：非常感激你的来信。但我有必要马上对你说，我所看过的电视剧几乎没有一部能激励我为此种宣传媒体枉费笔墨。非常抱歉！

里杰纳德·塔勃洛克致安娜的信：非常感谢你如此坦诚。很赞同你的看法，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写信的原因（我刚看完你的美妙的《战争边缘》）。我们迫切需要真正完美的、富有新意的好剧本。请于下周五跟我在红男爵酒家共进午餐。那是一家不显眼的小餐馆，但他们的牛排很不错。

安娜复里杰纳德·塔勃洛克：非常感谢，但我确实不是说着玩的。如果我相信《战争边缘》能够改编成电视剧，并多少让自己感到满意的话，那我的态度早就不一样了。但事情就这样明摆着——你的诚挚的安娜·沃尔夫。

里杰纳德·塔勃洛克致沃尔夫小姐：多遗憾啊，因为像你这样富有令人愉快的正义感的作家没能够多几个。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不是如饥似渴地寻找真正的创造天才，那我也不会写信给你了。电视需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请于下周一在白塔楼餐馆跟我共进午餐。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长谈一次。你的极其诚挚的里杰纳德·塔勃洛克。

在白塔楼跟五色镜的里杰纳德·塔勃洛克共进午餐。

账单：六英镑十五先令七便士。

准备换装赴约时，我心里想：摩莉一定很喜欢这种事——扮演某个角色什么的。觉得自己真像个“女作家”了。我有一条裙子，就是太长了些，上衣也极不合身。穿上裙子和上衣，戴上一些附庸风雅的珠子。是几颗长长的珊瑚耳环。看上去很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总觉得一点也不舒服——好像里面裹着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很气恼。一个劲地想摩莉也无济于事。最后一分钟总又换回原装。真折腾人。塔勃洛克先生（“叫我里奇吧”）很感吃惊，他早就在那里等待女作家了。一个中年英国男子，很和气，很英俊。沃尔夫小姐——我可以叫您安娜吗——您最近在写点什么？“我靠《战争边缘》的版税过日子。”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那口气好像我只对钱感兴趣。

“那它一定很成功吧？”“译成了十五种语言。”我抛下这么一句。他滑稽地做了个鬼脸——妒忌的表示。我摆出一个有献身精神的艺术家的姿态说：“当然，我不想匆匆赶写第二部。第二部小说太重要了，你说是吗？”他显得高兴起来，并松了口气：“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写出一流的作品。”他叹息道。“你一定也在写吧？”“你真聪明，一猜就猜对了！”再次不由自主地扮了个滑稽可笑的鬼脸，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我抽屉里藏着一部刚写了一半的小说——这份工作让人腾不出多少时间来写东西。”这个话题占用了我们吃蒜味明虾和主菜的全部时间。我等着他开口。“当然，一个人总得不停地去奋斗，才能钻出蜘蛛网，不致使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当然，他们什么也不懂，我是说上面那些混饭吃的人。”（他自己就处在那条通向“上面”的阶梯上。）“一点也不懂。他们一个个愚蠢透了。有时候你会想，这都是何苦呢？”然后点了份哈尔瓦⁽¹⁾并要了土耳其咖啡。他点了支雪茄，给我买了香烟。至此为止，我们还没谈及那本美好的小说。“告诉我，里奇，为了拍摄《战争边缘》，你打算把摄影组带到中非去吗？”他脸上的表情凝滞了一会儿，但随即又松弛开，依然神采奕奕：“哦，我很高兴你问起这个。当然，这确实是个问题。”“你不觉得场景在那部小说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吗？”“哦，很重要，我同意。写得妙极了。你对场景的感觉真敏锐！真的，我几乎能闻到那里的气息，写得太妙了。”“你是不是就在制片场里拍？”“是呀，这是个关键的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找你谈的原因。告诉我，安娜，如果有人问你：您的那部大作主题是什么，你将怎样回答呢？说得简单点，当然，电视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具。”“简单地说，它的主题是种族隔离。”“哦，我很赞同你的意见，那是很可怕的事。当然，我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但当我读了你的小说——太可怕了！但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我希望你能理解。光凭魔术箱……（扮了个鬼脸）……是不可能把《战争边缘》按原作的样子拍出来的。有必要进行简化，将最美妙的核心内容留着不动：如果把场景放在英国，不知你会怎么看——你先听我说，如果我把我的道理说清楚了，相信你一定不会反对我——电视的关键在于视觉效果，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始终是问题的关键，但我总觉得我们的作家往往把它给忘了。现在就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吧。这是一个战时的空军训练基地。地点在英国。我自己就在空军服过役——哦，不是穿蓝衣服的军人，只是办事人员——也许这也正是你的书为什么使我印象那么深刻的原因：你把气氛渲染得太妙了……”“什么气氛？”“哦，我亲爱的，你真了不起，真正的艺术家都那么了不起，有时候你们连自己写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实在忍不住插了一句：“也许我们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不想说出来。”他皱起眉头，决计不答我这茬，并继续说下去：“正义是它美妙的主题——但一切都那么令人失望——太激动人心了——我还从来没有那样激动过……好了，我想要建议的就这一些：我们要把小说的核心保留下来，因为它太重要了，我是这样想的。空军基地。一个年轻的飞行员。他爱上了一个当地的女孩。他的父母反对——阶级的偏见。唉，在我国，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两个情人不得不分手。最后是发生在火车站那扣人心弦的一幕——他要走了，我们知道他不久将阵亡。你觉得这不好吗，请你仔细想想——依你看该怎么处理好呢？”

“你是想让我重写一个本子吧？”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你的故事基本上是一个爱情故事。不错，它是写爱情的。种族问题是非常……哦，我知道，种族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种事实在太可恶了，但你的故事实质上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那都明摆着，相信我吧，是那么回事——就像那部《派系之争》一样，我真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你必须记住：电视的关键在于视觉。”“看清楚了，你当然可以把小说《战争边缘》弃之一边，另起炉灶。”“不完全抛开，因为小说已有很好的口碑，而且也确实写得精彩。我想把书名留下。‘边缘’一词显然不是地理学上的含义，是不是？实质上不是，对吧？我就不那么看。这是一种经验的边缘。”“好了，也许你最好写封信给我，把你们重新创作电视剧的条件一一列出来。”“不完全是重新创作。”（古怪地眨了眨眼睛。）“把《战争边缘》改编成《派系之争》那种样子，你不觉得那些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会感到很吃惊吗？”（又古怪地扮了个鬼脸。）“亲爱的安娜，不会的，他们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惊奇，面对魔术箱，他们怎么可能惊奇呢？”“好了，这顿午餐吃得很满意。”“哦，亲爱的安娜，你是对的，你当然是对的。但凭你的聪明，你肯定知道我们不可能到中非去拍摄，上面那些混饭吃的人是不会让我们得到那样一笔款子的。”“当然不会——这一点我本来应该在信中提醒你。”“它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视。告诉我，你想不想让我跟我在电影界的一个朋友提一提这件事？”“早就有人为我提过了。”“哦，亲爱的，我懂了，我完全懂了。我想，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继续去努力。每当我晚上回到家里，看了看案上——那里少不了总有十来本书，上百部稿子有待我去审阅，而抽屉里还有我自己那部写了一半，已好几个月没有时间看上一眼的小说——我总安慰自己：在这个蜘蛛网里，我毕竟在做一点富有新意、靠得住的事——请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吧，我完全相信这是可行的。”我们动身离开餐馆。两个侍者向我们鞠躬。里杰纳德拿了他的外衣，向侍者手里塞了一枚硬币，脸上露出歉意的笑容。我们来到人行道上。我很不满意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呢？从五色镜电视台的第一封来信中，我就知道事情会有什么结果。惟一意料不到的是：他们比原先预料的还要糟。既然我明明知道，为什么又要上这里来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吗？我的厌恶感逐渐变成了另外一种我很熟悉的情感——即某种轻微的歇斯底里。我清楚地知道，再过一会儿，我就会说出一些恶言粗语，诅咒起别人或谴责起我自己。那时候，我要么克制住自己一言不发，要么就大发宏论，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走在人行道上，他想着如何跟我分手。我们朝托特纳姆大街的地铁站走去。我说：“里奇，你知道我到底想怎样来处理《战争边缘》吗？”“我亲爱的，告诉我吧。”（他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我想把它改编成一部喜剧。”他吃惊地站住了，随即又继续往前走：“喜剧？”他迅速瞟了我一眼，目光中分明流露出对我的不满。他说：“亲爱的，这部小说气势磅礴，完全是一个悲剧，我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任何喜剧的场面。”“你还记得自己曾谈到过的那种大骚动，即战争的脉搏吗？”“我亲爱的，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本书写的也正是这个。”停顿了一会儿。那张英俊而富有魅力的脸绷紧了：他看上去显得既警觉又谨慎。我的声音硬邦邦的，充满怒气和厌恶。自我厌恶。“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们已经来到地铁的入口处。那里挤满了人。卖报人的脸长得很丑陋，简直就没有鼻子，只有一张长着一口兔牙的嘴巴，眼睛则深深陷进长满疮疤的眼眶里。“好了，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你的故事吧。”我说，“年轻的飞行员，勇敢而英俊，但有些鲁莽。当地的少女，某个当地商人漂亮的女儿。战时的英国。培训飞行员的基地。就这些。请你记住，这种场景我们在电影里已司空见惯——飞机飞过德国上空。反映飞行员乱糟糟的生活的镜头——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与其说漂亮不如说性感，但她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飞行员天性粗野。一位英俊的军人在读母亲的来信。壁炉架上放着运动奖品。”停顿了一会。“我亲爱的，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样的电影我们确实拍得太多了。”“飞机着陆了。少了其中两位。一大班人站在那里等待着，注视着天空。喉头的肌肉僵住了。有关飞行员宿舍的镜头。空空的床位。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他一言不发。他坐在那里看着那张空床。喉头的肌肉僵住了。他向那张空床走过去。床上放着一只玩具熊，他拿起玩具熊。喉头的肌肉僵住了。再来点飞机着火的镜头。镜头换成抱玩具熊的年轻人，双眼紧盯着一个姑娘的照片——不，不是姑娘，最好是一只牛头犬。镜头再切回到燃烧的飞机上去，还有国旗。”沉默了一会儿。长着一张兔子脸、没有鼻子的报童在呼叫：“金门开战了！金门开战了！”里奇觉得自己确实弄错了，他于是笑笑说：“我亲爱的安娜，你刚才用了喜剧一词。”“你很敏感，不会看不出这本书真正谈的是什么——对死亡的沉思。”他皱起眉头，那皱起的眉头这一回没有马上松弛开。“，我很惭愧，我得修正一下自己的意见了——让我们拍一部表现无益的英雄主义的喜剧片吧。让我们改编成这样一个不幸的故事吧：二十五个年轻人正值风华正茂时丢了性命，留下一大堆玩具熊和足球赛的奖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超然地望着天空，那里，又有一队飞机穿过蓝天飞往德国。她喉头的肌肉僵住了。这怎么样？”卖报人还在叫：“金门开战了。”突然，我觉得自己好像就站在一部经过改编的剧本的某个场景里。我开始笑了起来。这笑声有点歇斯底里。里奇看着我，皱起眉头，表示他很反感。他的嘴巴原先还特意微微张开着，表示他渴望摆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此刻却显得有点儿恶意和刻毒。我停止了笑，我那突发的恶劣的心情一下子消逝了，我又变得清醒起来。他说：“好了，安娜，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必须保住自己的饭碗。那里确实存在着一个喜剧性的主题——但那是电影表现的东西，不是电视。是的，我能够看出这一点。”（由于我恢复了常态，他说话时也恢复了原有的姿态，）“当然，这种喜剧很残忍。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接受它。”（他歪了歪嘴巴，又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看了我一眼——他不相信我们间多出了一份恨意，我自己也不相信。）“它会成功吗？那场战争毕竟已结束了整整十年——那显然不是电视应反映的东西。电视只是一种简单的媒体。它的观众——我其实用不着对你说，那是一些最不聪明的观众。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买了一份报纸，报上有这样一个标题：“金门开战了”。我以闲谈的口吻说：“只是因为那里在打仗，我们才多认识了一个地方。”“我亲爱的，你说得对，事情简直太糟了，不是吗？我是说我们大家都太消息不灵了。”“我一直让你站在这里，你一定得回你的办公室了。”“时间确实不早了，再见，安娜，见到你真是件开心的事。”“再见，里奇，谢谢你的款待。”回到家里，我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然后又怒气冲冲地厌恶起自己来。这次会面惟一使我不感惭愧的是我有一阵子曾表现出歇斯底里和愚昧。我再也不会去理睬那些来自电视台或电影公司的邀请了。何苦呢！我一个劲地对自己说：你不再写作是对的。写作实在太丢人，太丑恶，你应该远远避开它才对。你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什么偏要继续往自己的胸口扎刀子呢？

美国电视系列剧剧组“蓝鸟”的代理人爱德文娜·莱特夫人来信：亲爱的沃尔夫小姐，我们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那些能搬上屏幕并具有永久性意义的电视剧。当你的小说《战争边缘》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真是太激动了。我现在写信给你，希望我们能在许多对于你我都有利的方面携手合作。在我去罗马和巴黎的途中，我将在伦敦停留三天，希望你能打电话到布莱克旅馆找我，以便我们能够见个面并喝点什么。随信附上我们所编写的一份小册子，仅供参考。你的诚挚的爱德文娜·莱娜。

小册子铅印而成，共有九页半的篇幅。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工作室每年都收到上百部剧本。其中许多剧本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但由于对我们的基本要求缺乏了解，大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每周推出一部为时一小时的电视剧……”如此等等。要求第一款：蓝鸟系列剧的宗旨是多样性！对题材不作任何限制！我们征稿的范围包括冒险故事、传奇、游记、海外经历、国内生活、家庭生活、父子关系、幻想剧、喜剧、悲剧等等。蓝鸟对于富有真情实感、表现真实的情感历程的任何电视剧一概不予拒绝。第二十五款：在美国，蓝鸟电视剧每周拥有九百万各种年龄的观众。蓝鸟给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献上生动而真实的电视剧。蓝鸟讲究信誉和责任。鉴于此，蓝鸟作家必须记住自己与蓝鸟共同承担的这种责任：蓝鸟将不考虑涉及宗教、种族、政治或婚外恋题材的电视剧脚本。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读到您的电视剧脚本。

安娜·沃尔夫小姐致爱德文娜·莱特夫人：亲爱的莱特夫人，谢谢您的来信，真令我受宠若惊。从你们发给作者的那本指导性的小册子中我注意到：你们并不欢迎涉及种族和婚外恋的电视剧。而《战争边缘》恰好两者都具备。因此，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把小说改编进蓝鸟系列剧的可能性了。您诚挚的安娜·沃尔夫。

爱德文娜·莱特夫人给沃尔夫小姐发来了电报：非常感谢您那么迅速而负责地回信给我／请于明晚八时在布莱克旅馆与我共进晚餐／复电费已付。

布莱克旅馆，与莱特夫人共进晚餐。账单十一英镑四先令六便士。

爱德文娜·莱特夫人，四十五或五十岁左右，是一位体态丰腴、皮肤白中泛红的女子，长着一头亮亮的铁灰色鬈发，眼睑涂成灰色，嘴唇红扑扑的，浅粉色的指甲亮闪闪的。她身穿一套价格不菲的宝蓝色套装。真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我们一边喝马丁尼⁽²⁾，一边亲切而随和地交谈着。她喝了三杯，我喝了两杯。她大口大口地喝，显然离不开酒。她引我谈论英国文学界的人士，想知道我跟他们有什么私人交往。可那些人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她在设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总算把我定了位——她笑笑说：“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她指的是一个美国作家）“……他总对我说他讨厌……别的作家。但我知道他的未来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我们进入餐厅。那里温暖，舒适，安静。坐下后她环顾四周，愣了一会儿神——她那化过妆的脸睑皱了起来，淡红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她在寻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她流露出一种遗憾的、悲伤的神情，她的情感是真挚的，因为她言语中就含有那样的意思：“我喜欢英国。我喜欢到英国来。我总要找机会到这里来出差。”我不知道这家旅馆是否就是她心目中的“英国”，但她看上去似乎很精明，很睿智，你无法知道她心里到底怎么想。她问我是否还想来一杯马丁尼，我正打算拒绝，但看见她自己又要了一杯，于是就也要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紧张，我知道是她的情绪感染了我。我看了看她那张克制的、戒备的、漂亮的脸，心里为她而难过。我完全能理解她的生活。她点了菜——她显得既热情又乖巧。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某个男人带到这里来的。但她并不是个男人。她只是习惯了如何在这种场合把握自己。我能感觉到她在扮演这种角色时是多么的不自然，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当我们等水果上来时，她点燃了一支烟。她坐在那里，垂着眼，弹着手中的烟，一边再次审视起这家餐馆。她的脸突然露出宽慰之色，但她很快把它掩饰了。她朝一个刚刚进来的美国人微笑着点了点头。只见那人独自在旅馆的一角坐下，并向她招了招手。她微笑着，口中吐出的烟圈在她眼睛的上方盘旋。她转身对着我，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她转眼间好像苍老了许多。我越发喜欢她了。我能清楚地想见：当天晚上她将穿上最能反映女性特征的服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是的，我还看见了那女装上的花边……

是的，她把自己打扮成那样子，是对白天不得不扮演的角色的一种补偿。她甚至还一边看花边上的褶子，一边跟自己说几句俏皮话。她在等人。然后，房门轻轻地敲响了。她打开门，跟来人开了个玩笑。他们亲热地喝酒，最后都有点昏昏沉沉了。又喝了一杯。接着便干巴巴地，有节有度地做爱。如果在纽约，他们会相约在舞会，相互说说风凉话。她现在正挑挑剔剔地吃着水果。最后她评论说：英国的食物更具风味。她谈起自己如何渴望丢下工作，到新英格兰的乡村去生活，写写小说。（她从来不提她的丈夫。）我发现，我们谁都无意提起《战争边缘》。她已掂量过我。她对我说不上赞成也说不上反对。她总是见机行事。吃这顿饭纯粹是为了花点钱——这也是她的工作。再过一会儿，她会跟我既亲密又敷衍地谈论起我的小说的。我们开始喝一瓶醇和的勃艮第葡萄酒，一边品尝牛排、蘑菇和荞菜。她再次说英国的食物味道比美国的好，并补充说，我们应该学会烹调。由于喝多了酒，我这时的心情跟她一样愉快。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在蔓延——是她的紧张不安感染了我。她不时地看看坐在角落里那个美国人。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稍不留神，我会脱口说出几星期以前跟里杰纳德·塔勃洛克说过的那番滑稽可笑的话。我决心保持冷静。我太喜欢她了。她让我受惊了一下：“安娜，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很高兴，谢谢。”“我回家想了想，你的小说使我对非洲、包括非洲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露齿一笑，说道：“但书里涉及了种族问题。”她也笑了，表示她感激我的坦诚。她说：“这通常是个身份的问题。在你那部精彩的小说中，你让年轻的飞行员跟黑人姑娘睡觉。你觉得这事很严重吗？你是否认为他们的性关系是故事最关键的情节？”“不，我不这样看。”她犹豫了一会儿。她显得有些疲惫，她那极其敏锐的目光流露出失望。她本来希望我不作妥协，尽管她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我作出妥协。我现在看清了，在她看来，性实际上是小说的关键。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觉得自己正在跟一个为了使小说能搬上电视屏幕而宁可牺牲自己的正义感的作家打交道。我说：“显而易见，即使他们以最纯洁的方式相爱，也冒犯了你们的道德法则，是不是？”“这是一个看你如何认识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是我的态度不好吗？不是。是因为她一直焦虑不安地惦记着坐在角落里那位孤独的美国人。我看见他看了她两次；我觉得她的焦虑是情有可原的。他在犹豫是否走过来，或者独自先去什么地方。他看上去似乎非常喜欢她。侍者过来清理盘子。当我说我只要咖啡，不要甜食时，她显得很高兴：此次旅行她每天都有两顿饭的应酬，当我们省去一道菜时，她感到如释重负。她又瞟了一眼那位孤独的美国同胞，那人似乎并没有要走的意思，她于是继续谈她的工作：“我一直在考虑如何采用你那美妙的题材，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把它改编成一部精彩的音乐片——音乐片中你可以把某一严肃的思想回避掉，这在一部直截了当的小说中是做不到的。”“以中非为背景的音乐片？”“首先，作为音乐片，背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的故事背景写得很出色，但不适宜上电视。”“你是说把非洲的风景作为一种摆设？”“是的，正是这个意思。简单的故事情节。年轻的英国飞行员在中非训练。在一次聚会中碰到了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他很孤独，她对他很友好。他碰见了她的父母。”“但在那种地方，他根本不可能在聚会中碰见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除非具有某种政治的背景——比如说有一小部分人想要破除种族隔离现象。你不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政治性的音乐片吧？”“哦，这我倒没有想过……那就设想他在街上出了车祸吧，她过来帮助他，把他扶到她家里。”“她如果把他扶回家，那就非得违背许多清规戒律不可。如果她把他偷偷地带到家里，那事情会变得很严重，也很危险，这与音乐片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音乐片能够表现非常非常严肃的东西。”她反驳我，但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可以采用当地的歌曲和舞蹈。中非的音乐对我们的观众来说一定很新鲜。”“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那些非洲人都听从美国引进的爵士乐曲。他们还没有开始发展自己的音乐形式。”她这时朝我看了看，那眼神是说，你这人显然在有意找碴。她放弃了拍音乐片的打算，接着说：“好了，如果我们买下版权，打算马上拍摄你的故事，那场景看来只好变一变了。我建议把它改成英国的某个空军基地。美国的某个空军基地也行。某个美国兵爱上了一个英国姑娘。”“一个黑人美国兵怎么样？”她犹豫了一会儿。“那就难办了。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毕竟是一个非常明了的爱情故事。我非常非常钦佩英国的战争片。你们的战争片拍得太好了——情感那么节制。你们有那么一套办法。那种情感，我们也应该去追求。战争的气氛——首先是具有英国气氛的战争，然后才是爱情故事。我们的某个士兵爱上了你们的某个姑娘。”“但如果你们把他当成一个美国黑人士兵，那你们就用得上来自最西部的土著人的音乐了。”“是的是的。但你知道，那对我们的观众来说并不新鲜。”“我现在懂了，”我说，“你是说在战时的某个英国乡村，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合唱队跟另一个英国少女合唱队在一起跳英国的乡村舞蹈。”我向她咧嘴笑了笑。她皱起了眉头。然后她也笑了起来。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她又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完后又笑了一次。然后她克制住自己，坐在那里皱眉头，好像刚才那歇斯底里的笑根本没有发生过。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当然，你是个艺术家——一个很出色的艺术家，能见到你并跟你交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你有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思想倾向，那就是不愿让人家改动你已经写出的东西。但你必须允许我对你说一句：对电视过于不耐烦是一种错误。电视是一种属于未来的艺术——我自己就是这样看的。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乐意为之工作的原因。”她停了下来：那位孤独的美国人环顾四周在找侍者——还好，他又要了一份咖啡。她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继续说：“艺术，正如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所说，是一个耐心的问题。不知你是否愿意认真考虑考虑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并给我写封信——也许你愿意就别的主题给我们写一个电视剧本？当然，我们本来是不敢对那些没有电视剧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委以重任的，但我们乐意尽可能给你提供指导和帮助。”“谢谢。”“你想去看看美国吗？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我们会考虑你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正打算回绝她，但又觉得不应一口回绝，我于是说：“能有机会访问你们的国家，那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但很可惜，我不会得到你们的允许的，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她惊愕地睁大了那双蓝莹莹的眼睛。她同时还下意识地做了个动作——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准备起身离去。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看见的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人。我感到既抱歉又惭愧。我说这话出于多种原因，首先是因为我天真：我想吓她一跳。其次同样出于某种天真：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说出来——如果事后有人对她说，这人显然是个共产党，那这位女士就会觉得我一直在瞒着她。再次，我想看看事情的结果。她坐在我的对面，呼吸急促，目光游离不定，早已弄污的红唇微微张开。她心里在想，下面我说话得小心一点了。她还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那天上午，我读过一批来自美国的剪报，说有好几个美国人受了反美调查委员会的严刑拷打，最后还丢了工作。她喘着气说：“你们英国的情况与我们那里大不一样，我意识到……”她那善于社交的假面再也见不到了，她脱口说了一句：“亲爱的，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的意思是说：我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能是个共产党呢？我突然感到很生气。那是一种偏狭的思想观念，每当我听见人家说出这样的话，心里总是想：做一个共产党又怎么样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总比与现实隔绝，只能说说那样的蠢话强得多。突然间，我们都变得生气起来。她避开我的目光，企图使自己镇静下来。我忽然想起两年前跟那位俄国作家谈话的那个晚上。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语言——共产党的语言。但我们的经历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我感到一切都是假的。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其实已是次日凌晨），我最后用实际上已发生过的事实阐释了我们所说的某句冠冕堂皇的假话——我告诉他，杰恩正在莫斯科某所监狱里遭受酷刑。当时，他的目光也是那样惊慌失措地凝聚在我的脸上，然后又不由自主地移开，好像要躲避什么——我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出自他的口，那他也会进监狱的。事实是，我们那些源于同一哲学的语言都只是用来掩饰事实真相。事实明摆着，除了共产主义这块招牌，我们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今跟这个美国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整个晚上大谈民主，但各自的感受并不相同。我们坐在那里，心里一边在想：作为女人我们相互间是有好感的。但嘴里已无话可说，就像那天晚上与那位俄国作家在一起时一时间再也找不到话说那样。最后，她说：“好了，我亲爱的，我实在太感震惊了。我简直无法理解。”口气中含有责备的意思，我再次变得很生气。她却继续往下说：“当然，我很钦佩你的诚实。”我心里这时在想：如果我现在人在美国，正受到反美调查委员会的监视，那我就不能坐在某家旅馆里随便说自己是个共产党了。因此可以说，当时我不仅仅是生气——我始终是满怀愤恨的心情说出这句硬邦邦的话的：“在你邀请我国的作家共进午餐前，你最好先调查一下，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有可能使你陷入尴尬。”从她脸部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跟我的距离越发远了。她怀疑，我是否是个行动受到限制的共产党人，我是否在说谎。我仍记得跟那位俄国人交谈时的情景：他当时进退两难，不知是继续探讨我所提出的问题好呢，还是干脆回避它。他脸上显出一种讥诮的神情说：“我们的朋友后来变成了敌人，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换句话说，你已屈从于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压力。所幸的是，就在这时候，那位美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桌子跟前。我猜想，由于她这时已完全忘了他（并非出于故意），他已经再也沉不住气了。我为此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这是事实。“嗨，杰瑞，”她说，“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碰面。我听说你在伦敦。”“你好，”他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此人衣冠楚楚，仪态沉稳，脾气温和。“这是沃尔夫小姐。”她有些为难地说，因为她感觉到那话的意思是：我在向一个敌人介绍自己的朋友。我应该以某种方式警示他一下。“沃尔夫小姐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家。”她说。我看得出，当她说出“著名作家”这个话时，心中的紧张感已消除了许多。我说：“也许你们会原谅我就此告辞吧？我得回家看看我的女儿了。”她显然感到如释重负。我们一起离开餐厅。当我说了声再见转身离去时，我看见她用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我听见她说：“杰瑞，你能上这里来我太高兴了。我原以为我得独自一人度过一个寂寞的夜晚了。”他说：“我亲爱的爱蒂，除非你自己执意要一个人待着，你何曾有过寂寞的夜晚呢？”我看见她笑了起来——对他既冷漠又感激。至于我，回家途中心里一直在想：尽管我们谈了那么多，但那天晚上惟一显得真诚的时刻就在我打破那令人愉快的表面关系的那一刻。然而，我仍感到羞愧、不满和懊丧，就像我跟那位俄国作家交谈后所感受到的那样。

［以下是红色笔记。］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昨天晚上，费尽心机想查找有关金门的资料。在我和摩莉的书架上几乎一无所获。我们两人都吓坏了，以为一场新的战争又将开始。摩莉然后说：“我们经常坐在这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结果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看得出，她担心的是别的什么事。最后她告诉我：在丛林派的同志中，她有几位亲密的朋友。当他们销声匿迹——据说去了捷克斯拉伐克时，她去总部打听过消息。他们向她暗示：她用不着为他们担心，他们正在为党做重要的工作。直到昨天，事情才真相大白：他们已经蹲了三年监狱，最近才释放！昨天她再次去了总部，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些同志蹲了监狱。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一直知道这件事。她对我说：“我想退党了。”我说：“为什么不等些时候，看看情况是否会有所改观呢？他们搞大清洗，毕竟是学斯大林的样的。”她说：“上星期你还说过你要退党。反正这话我已对海尔说了——是的，我见到了那个大头头本人。我说：‘所有的恶棍都死了，是不是？斯大林，贝利亚，等等等等。你们为什么还要照样那样做呢？’他说这是一个是否支持困境中的苏联的问题。你知道，还是老生常谈。我说：‘苏联的犹太人又怎么样呢？’他说那是资产阶级散布的谣言。我说：‘哦，上帝，不可能又是谣言吧！’他还是长篇大论说了一大通，要我不要制造恐慌，那口气依然很友好，很镇静。我突然觉得，我们中似乎有人精神不正常了，要么是我，要么是他们。我对他说：‘你们这班人有必要学乖点，否则，你们党内将一个人也留不下来了——你们得学会讲真话，停止这一切偷偷摸摸的密谋活动和造谣生非。’他说我那么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朋友进了监狱。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找借口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明明知道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这不很奇怪吗，安娜？再过一会儿我说不定还会向他表示歉意呢！我得制止自己，于是我马上离开了。我回到家里躺了下来，心里感到很恼火。”迈克尔很迟才回来，我把摩莉所说的一切告诉了他。他对我说：“这么说你打算退党了？”听那口气好像如果我真的退了党，他还是会感到很遗憾的。他十分冷漠地说：“你和摩莉谈到了退党，安娜，你想过吗，你们那样做很大程度上将导致自身道德的沉沦。不过，确实已有成千上万极其正直的人（如果还没有被屠杀的话）退出了共产党，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他们退党是为了躲避自相残杀、悲观愤世、恐怖主义和背信弃义。”我说：“也许这还不是事情的关键吧？”“那么，这关键是什么呢？”我对他说：“刚才我有这么个感觉：如果我说我要退党的话，你会为此感到遗憾的。”他笑着承认了这一点，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笑了起来，说道：“我乐意跟你在一起，安娜，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我觉得跟某个富有信仰的人在一起是件好事，即使我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也无妨。”“信仰！”我说。“就是你诚挚的热情。”我说：“可我从来不用这样的话向党表白我的态度。”“反正就这么回事，尽管你难用语言说清楚，但你是那样的——”他露齿笑了笑。我说：“是你自己说不清楚吧？”他似乎显得很不高兴，默默地坐着，一边在思考。最后他说：“好了，我们都尝试过了。我们都认真地尝试过了。事情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让我们上床睡吧，安娜。”

我做了个希奇古怪的梦。我梦见一张由漂亮的织物组成的大网。它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其周边缀满了刺绣图案。这些图案阐释了人类的神话——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图画，而是人类神话本身，因此，整张柔软而闪着金光的大网充满了活力。那上面五颜六色，绚丽多彩，但这个巨大的织物给人总体印象是它的红色，一种色彩斑驳、金光闪耀的红色。我在梦中触摸着这种织物，高兴得哭了起来。我再看了一眼它，发现已经变成一张苏联地图。它开始扩大：像银光闪闪的大海逐渐向外渗透，侵蚀了苏联周围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等。但它的边缘部分颜色又浅又淡。我依然高兴得泪流满面，但同时又心怀忧虑。那色彩柔和、金光闪耀的红色开始向中国延伸，并在中国上空凝聚成一团深红。这时，我就独自站在空中的某个地方，偶尔向下踩动双脚。地球在旋转，我的双脚踏在蓝色的雾霭中，而身上穿的却是代表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并缀以代表世界其他国家的杂色。非洲是黑的，但那是一种光泽四溢、令人激动的深黑色，就像月亮靠近了地平线，即将升起时的夜空一样。我这时感到非常恐惧，心情很坏，好像正受到某种我不愿承认的情感的侵扰。我感到一阵恶心，昏昏沉沉的，不敢再朝下张望那正在转动的地球。后来我还是看了，地球这时好像变成了一个幻影——时间的概念不复存在了，我所看到的似乎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人类那冗长的故事。它好像就是一曲表达胜利和喜悦之情的欢乐颂，痛苦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对位音。我发现那一片红色的区域正受到世界其他地区更其亮丽的色彩的侵蚀。各种颜色正在融合，相互渗透。它变得实在太美了，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整个世界已经连成一片，统一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金光闪耀的色彩中。这一刻我感到幸福极了。这幸福似乎还在膨胀，直到一切突然间崩裂，爆炸开来——我站在那里，一下子沉寂了，说不出一句话。我的脚下也是一片沉寂。那缓缓转动着的地球开始慢慢地解体，分裂，变成碎片飘浮在空中。我的周围到处是这些失重的碎片，它们相互碰撞着飘远了。世界不存在了，一切只有混乱。我就孑然一身立在这混乱之中。我的耳边清晰地传来一个轻微的声音：有人拉了拉这织物上的一根线，它于是全瓦解了。我醒了过来，既高兴又得意。我想叫醒迈克尔，把这梦告诉他，但我心里又十分清楚，我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梦中的感觉。刹那间，梦的含义开始淡化。我对自己说：梦的含义就要消失了，快抓住它！然后我又想：我并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含义没有了，我感到不可言状的懊丧。黑暗中我独自坐了起来，迈克尔就躺在我身边。再次躺下时我用胳膊搂住了他，他转过身来迷迷糊糊地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然后我心里想：我其实一点也不关心政治、哲学这一套东西，我惟一关心的是迈克尔会不会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胸口上。接着我便悠悠地睡着了。今天早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梦，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我尤其忘不了那句话：有人拉了拉这织物上的一根线，它于是全瓦解了。一整天，这梦一直在萎缩，消损，而现在，它已经只是个记忆中小小的亮点，完全失却了意义。但今天早上，当迈克尔在我怀里醒过来时，他睁开眼睛，朝我笑了笑。当他对着我微笑时，他那双蓝莹莹的眼睛洋溢着热情。我心里想，我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和痛苦，而此时，当幸福像一股温暖的、蔚蓝的潮水向我袭来时，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安娜·沃尔夫；我就是我，安娜，我很幸福。

［下面粘贴着几页写得十分潦草的文字，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昨晚上作家团体的会议。我们五个人讨论斯大林有关语言学的理论。文艺批评家莱克斯建议逐句讨论这本小册子。三十年代过来的“无产阶级作家”乔治抽着烟斗，摆出莫测高深的样子说：“我的天，有这个必要吗？就是全谈理论的章节也用不着这样做。”专写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的记者克拉夫说：“是的，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家狄克说：“我们至少应吃透主要的精神。”莱克斯于是带头发了言。他用那种多年来大家所熟悉的恭敬的口吻谈及斯大林。我心里在想：我们这几个人如果在酒吧相聚，或者在街上碰面，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口吻来说话，变得既冷漠又痛苦。当莱克斯说他简短的开场白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然后，刚刚去过俄国的迪克（他经常到某个共产党国家去旅行）提起他在莫斯科跟一位苏联作家谈及斯大林对某位哲学家异常严厉的批判：“我们必须记住：他们辩论的传统比我们的传统粗俗随便得多了。”他用的是咄咄逼人、完全以好人自居的口吻，我自己有时也这样做，“好了，你当然还得记住，他们的法律传统与我们的也是大不一样的。”我一听见这种口吻，心里就很不自在。几天以前，我听见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于是嘀咕起来。我平时并不犯嘀咕。我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本那样的小册子。我心里很沮丧，因为在我看来，它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我理论上的修养不够（莱克斯在这方面很内行），总担心自己会说出什么蠢话来。我当时的心情还不止这些。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冒失：别人所谈的话一下子全听不进去了。我发现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段话，好像都成了一种外语——他们本应表达的意思与他们实际上所表达的意思之间存在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那些像《芬尼根守灵》那样破坏了语言规范的小说。满脑子都是语义学。斯大林费心劳神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意见，这正是语言不得安宁的一个信号。但是，连那些最著名的小说都在采用这些胡言乱语，我还有什么权利再批评它呢？不过，我依然觉得这本小册子很拙劣。我说：“也许译得很糟糕。”我为自己的声音中含有为作者辩护的意思而感到惊讶。（我知道，如果我跟莱克斯单独在一起，我就不会为作者辩护了。）我即刻明白：我已表达了大家的看法：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写得很拙劣。许多年以来，我们总是说来自俄国的小册子、文章、小说、公告等等都有可能“译得很糟糕”，但现在我却存心想说：“这本小册子写得很拙劣。”让我大为惊讶的是，这话我并不情愿说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参加这样的会议前本打算说一说自己的不安与厌恶，但一旦会议开始，又由于此种顾虑而一言不发了。）最后——我说话的口气可爱得有些像个“小女孩”——我说：“你们看，我并不具备对它进行评判的理论修养，但这句话显然很重要：‘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基础’——这话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要么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要么就是一种遁词。要么就是狂言。”（我如释重负，一边说一边抛开了那种存心让人失去警觉的女孩子样，变得严肃起来，不过，情绪依然很激动。）莱克斯脸红了，他不断地翻动着小册子，说：“是的，我必须承认，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是……”沉默了一会儿，乔治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说：“这种理论性的问题是我最头痛的。”我们大家都变得很不自在起来——只有乔治例外。目前，有许多同志持这种粗暴的态度，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做缺乏文化修养的人。乔治就是这种人，他而且还以此为乐。我心里想：他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如果他就以这样的态度留在党内，那么，他应该……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我们就打算放弃讨论了。我们不再去理会那本小册子，而开始谈论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包括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政治主张等等。我们谈到了俄国、中国、法国和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期间，我一直在想，尽管我们谁都没有说事情从根本上出了差错，但我们所说的话中显然隐含着那个意思。我禁不住总要去思忖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只有两人在一起时，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往往跟三人在场时大相径庭。两人在一起就跟非党人士没有两样，总以批评的姿态探讨政治问题。（所谓非党人士，我是指那些不会说行话、在一个旁观者看来不像个共产党员的人。）一旦超过两个人，气氛便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点在谈论斯大林时尤为明显。尽管我打心底里觉得他是个狂人和刽子手（当然，我始终忘不了迈克尔说过的那句话：在我们这时代，任何事物要想弄清其真相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愿意人们谈到他时表现出纯朴而友好的敬意。这是因为那种敬意一旦被人弃之一边，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而去了。可笑的是，我总相信民主和正义的一天一定会实现。一个梦想就要破灭了——至少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如此。

我们的谈话变得漫无边际起来，我主动起身弄茶，大家都为会议即将结束而高兴。我一边弄茶，一边记起上周收到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一位住在利兹⁽³⁾附近的同志寄来的。我读了开头几行，便觉得它是一个讽喻性的习作。我发现它在有意模仿某一类作品，其技巧倒也十分娴熟。然后我意识到它是严肃的——当时我还搜索起自己的记忆，意欲从根本上消除自身的幻想。我觉得重要的是，它诙谐中不失严肃，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讽刺性作品来谈。在我看来，它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事物的支离破碎，痛苦的分裂感与我此刻对语言的感受相关，这是语言的贫困与经验的厚重之间的矛盾。我终于把茶弄好了，我说我要给他们读一篇故事。

（此处有几页粘在一起的普通的书写纸，它们是从蓝色的便笺簿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十分工整。）

当泰德同志得知自己已被选入教师代表团即将出访苏联时，感到十分自豪。一开始，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如此的荣誉。但他决不会错过这个造访第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的机会！伟大的一天终于到了，他和其他同志在飞机场集合。代表团里有三位教师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也都是好样的。泰德觉得这次飞越欧洲大陆的旅行很愉快——他的激动每时每刻都在上升。当他终于在莫斯科某家旅馆的一间价格昂贵的客房里安顿下来时，他简直激动得有些忘乎所以了。代表团到达时已近半夜，这样，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国家的兴奋之情只有等到天明再表达了！泰德同志在客房里一张供他使用的桌子边坐了下来——那桌子大得至少坐得下十个人——并开始写他的日记。因为他下决心要把旅途中珍贵的分分秒秒全记录下来。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他说：“请进！”原以为进来的是代表团中的某个同志，结果却是两个戴布帽子，穿矿工靴的小伙子。其中一个说：“同志，跟我们出来一下。”他俩都有一张单纯的脸。我并没有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必须满怀羞愧地承认，我当时因想起从资本主义报刊上读到的那些故事而有点心情紧张——我们谁都不能幸免，都中了它的毒害！）我跟随两位友好的向导乘电梯下了楼。服务台后的女子朝我笑了笑，并跟我的两个朋友打了招呼。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正在等我们。我们坐了进去，肩并着肩，但没有说话。转眼间已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前。路程显然很短。我们穿过大门，车子在一扇边门前停了下来。我的两个朋友下了车，为我打开车门。他们笑着说：“跟我们走吧，同志。”我们登上大理石铺就的宽敞的楼梯，它的两侧琳琅满目挂满了艺术品。我们然后进入一条简朴的小走廊。我们在一扇普通的房门前停了下来，那门跟别的门没有什么两样。其中一位向导敲了门。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进来。”两位年轻人又朝我笑了笑，还点了点头。他们挽着手臂下楼去了。我壮着胆子走进房间，心里多少有一点预感，知道自己将见到什么人。斯大林同志就坐在一张普普通通，因使用过久而显得有些陈旧的书桌后，身上穿着衬衣，嘴里叼着烟斗！“进来，同志，坐下吧。”他慈祥地说。我看着那张慈祥的脸和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心里不再紧张了，于是坐了下来。“谢谢您，同志。”我坐在他的对面说。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他微笑着审视着我。然后他说：“同志，请原谅我半夜三更打扰您……”“哦，”我赶紧打断他，“全世界都知道您是个工作到深夜的人。”他用他那只工人的大手掠了掠额头。我从那上面看见了疲劳过度的痕迹——他是在为我们操劳啊！他是在为全世界操劳啊！我感到自己既自豪又渺小。“我这么迟打扰您，同志，是因为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听说你们国家派来了一个教师代表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我所知道的，什么都行，斯大林同志……”“我老是在想，有关我们的欧洲政策我是否有了正确的了解，尤其是我们对不列颠的政策。”我静静地听着，但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他随时准备听取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党的干部的意见。“同志，如果你能大致说说我们对大不列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将非常感激。我知道，你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我意识到，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没有把这些传统考虑进去。”我这时的心情开始平静了下来。我告诉他：我常常觉得苏联共产党在处置大不列颠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我觉得这都是由资本主义势力出于对这个蒸蒸日上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的仇恨而强行采取孤立的政策造成的。斯大林同志倾听着，抽着烟斗，一边还点着头。当我变得有些犹豫不决时，他便再三说：“请继续说下去，同志，别害怕，把心里所想的全说出来吧。”我这样做了。我从分析英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开始，说了将近三个小时。他按了一次铃，另外一位年轻的同志用托盘端上两杯俄国茶，其中一杯就放在我的面前。斯大林啜了一小口，一边听一边点头。我把我认为正确的对英政策扼要地说了一篇。当我说完时，他爽快地说：“谢谢您，同志，我现在才知道我太不了解情况了。”他然后看了看表说：“同志，很抱歉，太阳升起以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我站起身。他伸出手。我握了握它。“再见，斯大林同志。”“再见，来自英国的好同志。再次感谢您。”我们交换了一个无言的微笑。我知道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将为这些眼泪自豪一辈子！当我离开时，斯大林又装上烟斗，他的目光已经落在那一大堆等他审阅的公文上。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过去了，我走向门口。那两位年轻的同志正在等我。我们相互心领神会，交换了微笑。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们驱车悄悄地回到旅馆。一路上我只说了一句话：“那是一位伟人。”他们点了点头。回到旅馆后，他们陪我回到我的房间，默默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继续记我的笔记。此刻确实值得记一记了！我伏案写作一直到太阳升起，心里一边想着半英里以外那位和我一样没有睡觉，为了我们大家的命运而工作着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

［下面又是安娜自己的笔迹。］

当我把这篇文字念完时，谁也没有说话，最后乔治打破了沉默：“写得不错。很真诚，有基础。”这话的含义很笼统。我随后说：“我记得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幻想。对于他们的欧洲政策，我自己也是那样看的。”大家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难堪的哈哈大笑。乔治接着说：“一开始我就知道它是一个讽刺作品——很发人深思，是不是？”

克拉夫说：“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某部作品，译自俄国三十年代初期——我想是这样。那故事说的是两个年轻人来到红场，他们的拖拉机出了故障。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突然，他们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了过来。他抽着一个烟斗。“怎么啦？”他问。“机器坏了，同志，我们不知道毛病到底出在哪里。”“你们不知道吗？嗯，这可太糟了！”身材魁梧的人用烟斗指了指机器的某个部件：“你们检查过那个地方吗？”两个年轻人试了试——拖拉机又隆隆地响了起来。他们转过身来感谢那位陌生人，他这时正眨巴着眼睛慈父般地看着他们。他们恍然大悟：他就是斯大林！但他已经转过身去，朝他们挥了挥手，踏着坚定的步伐穿过红场走回克里姆林宫了。”

我们大家又都哈哈大笑起来。乔治说：“那时候就是这么回事，信不信由你。噢，我得回家了。”

当我们分手时，房间里充满了敌意：我们谁都不喜欢谁，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

［黄色笔记继续。］

第三者的影子

女编辑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建议爱拉去巴黎待上一星期。正因为说话的是帕特里西娅，爱拉的第一反应是即刻予以拒绝。“决不可让他们击垮我们。”她早就说过这话，这里的“他们”指的是男人。总之，帕特里西娅巴不得爱拉加入到被遗弃的女子的行列中来。她这样做自有她的好意，但也有幸灾乐祸的意思。爱拉说，她觉得去巴黎简直是浪费时间。去法国的原因是她得见一见法国某家类似的杂志的一位编辑，以便为英国的读者买下某个连载故事的版权。可爱拉说，这个故事对沃日拉尔⁽⁴⁾的妇女来说可能很不错，但对不列颠的女子来说就未必了。“现在正好是假期。”帕特里西娅说，她的话带刺儿，因为她明明知道爱拉拒绝去巴黎另有原因。但几天以后，爱拉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她提醒自己：自保罗离开她以后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她所做的，所说的，所感觉的始终摆脱不了他的影子。她的生活笼罩在一个不可能再回到她的身边的男人的阴影中。她必须解脱自己。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不存在道德上的制约。她已万念俱灰。保罗带走的不仅仅是她的幸福，而且是她的意志。她说她准备去巴黎，就像一个心情恶劣的病人终于同意服药，但同时又坚持对医生说：“当然，这对我已没有任何用处。”

时值四月，巴黎总是那么风光迷人。爱拉在左岸一家普通的旅舍开了一个房间。那旅舍她以前就住过，还是两年前和保罗一起去的。她进入客房，为他留下位置。直到她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才猛然醒悟，她根本就不该上这家旅舍来。但如果离开这里另找一家，似乎也太麻烦了。天色还没有黑下来，高高的窗户底下，巴黎城显得生机勃勃，到处是葱绿的树木和漫步的行人。爱拉磨磨蹭蹭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走出房间，进入一家餐馆吃饭。她吃得很仓促，总觉得有些不安全。回旅舍时一路上小心翼翼，目不斜视。然而，还是有两个好脾性的男子跟她打招呼，但她每次都感到既紧张又恼火，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回到房里，锁上门，好像真的有什么危险似的。她然后在窗边坐了下来，心里一边在想，要是在五年前，她会非常乐意一个人进餐，为的就是那一份清静和与人邂逅的可能性。一个人从餐馆回来会使她感到愉快，她肯定会跟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喝上一杯咖啡或别的什么饮料。那以后会发生点什么事呢？自从认识了保罗，由于顾忌他的妒忌心，她已学会从此再不正眼看别的男人，即使随便看看也避免。跟他在一起，她好像成了来自某个拉丁国家的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她自以为这样做是对保罗的顺从，能消除他内心的痛苦；可现在她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爱拉在窗口边没精打采地坐了一会儿，观看着这座渐渐被夜幕所笼罩的繁华城市。她知道本该让自己到街上走走，强制自己跟别人说说话。她应该允许自己去交友，去卖弄点风情。但她知道，自己已不可能走下旅舍的楼梯，把钥匙留在服务台上，然后溜到街上去；她好像刚刚在凄凉的监狱里坐过四年的牢，如今刚被告知恢复行动的自由。爱拉上了床，但睡不着觉，与往常一样，她只能在思念保罗中进入梦乡。自从他离开以后，爱拉就再也没有体验过一次阴道高潮。她可以让自己得到外部的快感，用自己的手代替保罗的。但当她作出这样的举动时，内心却在哀悼一个真正的自我的沦丧。她躺在床上，精神刺激过度，心情紧张不安，身体疲惫不堪，总觉得自己被人骗了。如此思想着，她进一步认清了保罗那个“消极”的自我，那个阳奉阴违的男人。那个真实的男人离她越来越远。她差不多已记不起他那双充满温情的眼睛，那个幽默而风趣的声音。她觉得自己就躺在一个象征失败的鬼魂身边，那鬼魂脸上挂着苦涩而自嘲的微笑，即使当她偶尔苏醒过来，出于习惯伸开双臂让他把头搁到自己的胸口上，或者让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时，那鬼魂也是那样微笑着。然而，当她在梦中见到他时，不管他伪装成什么样子，她总能把他认出来，因为他的形象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具有男子的气概。在睡眠中，她始终与自己所爱的保罗在一起，但一觉醒来时，一切又化为乌有，剩下只有痛苦的记忆了。

第二天上午，爱拉睡过了头；自从儿子不在身边，她经常睡得这么迟。她醒来时心里想，迈克尔一定早几个小时就已跟朱丽娅一起起了床，穿好衣服，吃过早饭了。此刻他正在学校里，中饭的时间就要到了。然后她告诫自己，她这次来巴黎不是按儿子的生活节奏行事。她提醒自己，巴黎城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在门外等待着她，她得起身赴约，去见那位编辑了。

《妇女与家庭》杂志社的办公室在河的对岸，设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上那里去你必须先穿过一座曾经拥塞过马车、在那以前还驻扎过私人卫队的高大的浮雕拱门。《妇女与家庭》杂志社拥有十多间非常现代化的豪华房舍，四周尽是一堆堆散发着教堂和封建庄院气息的破败的砖瓦房子。爱拉准时到达，被引进布伦先生的办公室，并见到了布伦先生本人。布伦先生是位身材魁梧、衣冠楚楚、像公牛一样健壮的男子。他以一种过于殷勤友好的姿态接见了她，但殷勤中掩饰不住对爱拉和她所提的建议的冷漠。他们当时正打算出去喝饭前的开胃酒。罗伯特·布伦对在场的五六个漂亮的女秘书说，由于他将跟未婚妻共进午餐，下午三点钟以前他回不了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都对他报以道贺和理解的微笑。爱拉和罗伯特·布伦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钻出一座古老的大门，朝一家咖啡店走去。爱拉趁机礼貌地询问他的婚姻计划。他以一口流利而准确的英语告诉爱拉，他的未婚妻极其漂亮，聪明，能干。他打算下个月跟她结婚，现在他们正忙于布置新房。爱丽丝（他用早已习惯的庄重的语气提到这个名字）正跟他合计是否买下一块他俩都非常喜欢的地毯。她——爱拉还可以有幸见见她。爱拉赶紧说她很荣幸，并再次向他表示祝贺。这时，他们已来到一条晒不着阳光、摆满桌子的人行道上。那就是他们准备光顾的咖啡店。两人坐了下来，要了两杯佩诺茴香酒。当时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爱拉陷入了困境。她知道，如果自己带着这篇题为“真正的爱情为何逃避”⁽⁵⁾的故事回去见帕特里西娅·勃伦特，那位俗不可耐的女管家一定会高兴的。对她来说，“法国”这个名词本身就是美妙的代名词，意味着谨慎而可靠的爱情，高雅的格调和教养。在她看来，光《妇女与家庭》这个刊名，一旦与巴黎联系在一起，便散发出一种类似法国香水那样无与伦比的芳香。然而，爱拉知道，一旦帕特里西娅自己真的读了这个作品（她不懂法文，只能读译文），那她尽管很不情愿，也会觉得这个故事确实不行。如果爱拉愿意，她可以为帕特里西娅的弱点打一打掩护。但事实是，爱拉自己就不想买下这个故事，根本没有这个愿望。她其实是在浪费这个保养得好好的、仪表堂堂的青年男子的时间。她应该为此感到内疚，但她没有。如果她喜欢他，她早就忏悔自己了。但事实是，她把他看做一只训练有素的中产阶级的动物，存心想利用利用他。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她是那么弱小，没有一个男子的保护，她不能在公共场所坐着尽情享受美食佳肴。这个男人所起的作用和别的男人没有两样。为了装装样子，她开始向布伦先生解释，为了适应英国的读者，这个故事必须改编一下。这故事讲的是一个穷苦的小孤女悲叹自己漂亮的母亲如何被铁石心肠的父亲早早折磨致死。这孤女由一家修道院几位善良的修女抚养成人。在她十五岁那年，尽管她心地纯洁，但还是被一个无情无义的园丁诱奸。她没有脸面再见那些纯洁的修女，于是逃到了巴黎，并在那里心不由衷地做出许多受人谴责的事。她勾搭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他们最终又都抛弃了她。当她二十岁时，她把私生子丢给另一些修女照管，自己则投奔了一个面包师的助手。但她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对方的爱，于是又逃离这次真正的爱情，投入一个个没有同情心的男人的怀抱，几乎终日以泪洗面。但最后，面包师的助手找到了她（这前面有一段冗长的描述），原谅了她，并保证给予她至死不渝的爱情、热情和保护。“我的宝贝，”史诗以此结束，“我的宝贝，当初我从你身边逃走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逃离了真正的爱情。”

“你看，”爱拉说，“这故事完全是法国的情调，我们必须改写它。”

“是吗？怎么改呢？”他那双又圆又大的深褐色的眼睛分明流露出恼恨。爱拉克制自己，没有说出已到了嗓子眼上的粗率的言辞——她本想抱怨那种将情欲与宗教感情糅合在一起的叙述基调——不过她心里又想，如果有人（比如这位罗伯特·布伦先生）对帕特里西娅说：“这完全是英国的情调。”那她也会像他那样大为光火的。

罗伯特·布伦说：“我觉得这故事很悲伤；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样写也是对的。”

爱拉说：“那些为妇女杂志而写的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都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究竟对到了什么程度？”

刹那间，他的脸和眼睛却仿佛因恼怒和不解而凝固了。爱拉看见他转动眼珠子，瞟了一眼人行道。原先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但他的未婚妻仍没有出现。他说：“我从勃伦特小姐的来信中得知，她已经决定买下这个故事。”爱拉说：“如果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那就得改写一下，删去有关修道院、修女和宗教方面的内容。”“但故事的基本情节——想必你也会同意——说的是一个贫苦的女孩的仁慈心。她本质上是个好姑娘。”他已经感觉到这个故事卖不出去了，但却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眼睛此时眯了起来，因为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身材苗条的漂亮女孩，体型很像爱拉，长着一张白白净净的瓜子脸，乌黑的头发蓬蓬松松的。爱拉心里想：他倒中意我这样体型的人，但他决不是我所中意的。当那个女孩快要走近时，她等待布伦先生站起身过去迎接他的未婚妻。但到了最后关头，他却把凝视的目光移开了，那女孩也走了过去。然后，他又注视起人行道的另一端。哦，哦，爱拉心里想着——她坐着观察这一切，注意到他那双细细端详着、色迷迷的眼睛从这个女人转移到另一个女人，除非受注视者或恼怒或好奇地注意起他，他才把目光移开，看到别处去。

最后，人行道上终于出现一位长相丑陋，但颇引人注目的女子：面色腊黄，身材矮胖，但经过刻意打扮，穿戴得十分艳丽。原来这才是他的未婚妻！他们快活地相互打招呼，那毫无顾忌的样子好像存心炫耀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的做法达到了目的，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看他们，大家都笑了起来。布伦先生介绍了爱拉，然后又继续用法语交谈。话题围绕着地毯，说那价格出乎意料的贵，但他们还是把它买下了。罗伯特·布伦骂骂咧咧地抱怨着，未来的布伦夫人则叹了口气，动了动眼眶上的睫毛，脉脉含情地低语说，只要他喜欢，什么都无所谓。他们握着手笑了起来。布伦显得很得意，她也很开心，但有点儿忧虑。他们的手还没有分开，他的眼睛已出于习惯迅速瞟了瞟大街的一端：那里有个漂亮的女孩。他皱了皱眉头，回过神来。他未来的妻子注意到了这一点，脸上的笑容刹那间收敛了，但随即又爽朗地笑了起来，并在椅子上坐下，兴致勃勃地跟爱拉谈起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布置好房间。她注视着她的未婚夫，那眼神使爱拉想起有天深夜在伦敦地铁见到的一个妓女。眼前这位女子也是那样在男人面前谨慎地卖弄她的风情。

爱拉跟她谈起英国人如何布置新房，心里一边在想：在一对已经订婚的男女面前，我显得多余了。我感到孤独而不合时宜。我又失去了安全感。过一会儿他们就要起身离我而去了。那时我会感到更加孤独的。我到底怎么啦？我宁愿去死，也不想步这个女人的后尘，这倒也是事实。

三个人又坐了二十分钟时间。那未婚妻在她的俘虏面前一直显得既活泼又温柔，既淘气又亲切。那未婚夫则举止得体，彬彬有礼。只有他的眼睛背叛他。她——他的俘虏始终在留意他：当他用饥渴的眼神审视从他身边走过的女子时（当然，他有必要尽量缩短每次审视的时间），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

眼前这局面爱拉已看得很清楚：当然，她知道，任何人只要对这一对儿观察上五分钟，就会有她那样的印象。他们看来已是多年的情侣。她有钱，而这对他来说又是必要的。她心怀惊悸，不顾一切地爱他。他渴望得到她，但又对这种结合感到恼恨。在脖子上的枷锁加固以前，喂养得好好的牛就已经感到烦躁不安了。再过两年或三年时间，他们就将是布伦夫妇，住在一套陈设豪华的公寓里（钱是由她供给的），有了一个孩子，也许还有一个保姆。她依然是那样温顺，开朗而带点儿忧虑。他则彬彬有礼，脾气温和，但当家庭的责任妨碍他跟情人欢娱时，他有时也会发发脾气。

尽管这桩婚姻的每一个阶段对爱拉来说都是那么一目了然，好像过去就已经出现过，好像一直有人在提醒她，好像由于厌恶这样的结局心里总是有些愤愤然，然而，她依然很担心这一对儿会站起身离开她。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但法国人那令人钦佩的礼节倒也被他们表现得很周全：他显得非常冷淡，但又不失礼貌；她则礼貌中隐含着忧虑。她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那意思是说，你看，我对你的商业上的朋友应酬得多么得体！就这样，正当需要有人陪伴她用餐时，爱拉已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桌子边，觉得自己身上的皮好像被人剥去了一层。突然间，为了保护自己，她竟然想像起保罗会过来坐在她身边刚才布伦先生坐过的那个坐位上。由于她孑然一身，她还想起了刚才那两个男人，也许他们都在惦量她，都在揣摸自己的机会；再过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就会走过来，那时，她就可以像一个文明人那样跟他们打交道，喝上一两杯饮料，享受这意外的邂逅的欢乐，然后再信心百倍地回到旅馆而无须受保罗的阴魂的骚扰。她所坐的地方背靠一块绿地，头顶上的遮篷挡住了烈日，使她身子沐浴在一片温暖的、黄灿灿的光辉中。她闭上眼睛，心里想：当我睁开眼睛时，我也许就能看见保罗了（她突然觉得，如果他不在附近，不打算过来看她，那倒反而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了）。她心里想：当他离我而去，就像对待一只壳被鸟啄开的蜗牛那样抛下我不管时，我仍要说我爱保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本来应该说，我与保罗在一起，从根本上说，依然意味着保持自我，意味着独立与自由。我没有向他提出过什么要求，根本没有要他娶我。然而，此刻我的人格却依然处在分裂的状态。这么说，这都是弗洛伊德那一套在作怪了。实际上，我一直处在他的庇护之下。我比他那位担惊受怕的妻子好不了多少。我也没有比罗伯特的未婚妻爱丽丝好多少。穆莱尔·唐纳守住保罗的办法是从来不去过问他，尽量抹杀她自己；爱丽丝用钱买下了罗伯特；而我却要用“爱”这个字眼，并且在事实明摆着时，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正这样想着，她的耳边这时传来一个声音，问她这里的坐位是否空着。爱拉睁开眼，看见一个身材矮小、动作利索的法国人正在找坐位。她觉得他看上去讨人喜欢，因此打算继续坐下去。可随即又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说她感到不舒服，有点头痛，于是起身离座。爱拉心里很清楚：此时她的举动很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中学生。

她拿定了主意，于是穿过巴黎城返回旅馆。她整理好行装，给朱丽娅和帕特里西娅各拍了一个电报，然后就乘车赶往飞机场。飞机上还有个空位，起飞时间是晚上九点，离现在还有三个小时。她在机场旅馆自由自在地吃了一顿饭——又找回了自己。独身的旅行者在这里有权利得到安静。接着她以职业的目光阅读了十来本法国妇女杂志，一边留意可能对帕特里西娅·勃伦特有用的电影脚本和故事。她做这项工作只用了一半的心思；她心里一直在想：要治好这种精神创伤惟一的办法是工作。我要再写一部小说。麻烦的是，写上一部小说时，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再写一部小说。我只是发现自己在写。不错，我必须让自己处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中——即某种诚心诚意，消极等待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一概不去管它。也许保罗会说：“如果你答应从此不再写一个字，我就一定娶你。”我的天，我还是要写！我要存心买下保罗，就像爱丽丝用钱买下罗伯特·布伦那样。但那将是一个双重的欺骗，因为写作这工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样做不是创造，而仅仅是一种记录。我的故事已经用无形的墨水写出……当然，我的内心深处也许还隐藏着另一个用无形的墨水写成的故事……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为自己失去了某部分独立和自由而难过；我的这种“自由”与写小说无关。它表示的是我对一个男子的态度，这态度同时又证明是不可靠的，因为我的人格已被分裂。事实是，与保罗在一起使我感到幸福，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重要。但它最后让我得到了什么呢？孤独，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恐慌。无奈之下我只好从一个令人激动的城市逃出，因为我再没有勇气给别的男人打电话。我如果乐意那样做，起码有一打男人会感到高兴——至少存在这种可能。

令人可怕的是，我的生活的每个阶段一旦结束，我便又回到世人皆知的陈规旧矩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情感依然只适合一个已不复存在的社会。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我的真正的情感，仍与某个男人联系在一起。不错，是有个男人。但我并没有过着那样的生活，我知道，很少有女人过着那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我的内心情感是反常的，愚蠢的……一直以来，我总觉得自己的真实情感是愚蠢的……正如过去所做的那样，我始终只能否定我自己。我应该像一个男人那样去生活，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别人。我应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对男人则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或者干脆为了面包和黄油找一个平庸而合意的男人——但我又不愿这样做，总觉得自己不能那样过日子……。

扩音器正在通报准备起飞的航班。爱拉跟大家一道穿过停机坪，进入飞机。她坐了下来，注意到邻座是位女子，并为此感到欣慰。可要是在五年前，她会感到遗憾的。飞机向前滑行，转过机头，准备冲出跑道飞上天去。机身颤抖着，开始加快速度，然而，就在它准备腾空而起时，速度却突然慢了下来。飞机隆隆地吼叫着，一会儿停下不动了。一定是出了什么故障。顾客们紧紧地挤在这个摇摇晃晃的金属容器里，偷偷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脸上那副冷静的表情是装出来的，内心实际上已陷入恐惧之中。他们的眼睛注视着空中小姐，她们那种镇定的表情也显得非常做作。飞机试飞了三次，开足了马力，企图升入空中，但最终都慢了下来，隆隆吼叫着停在跑道上。然后，它滑行着回到候机厅，听说是“发动机里有一个小毛病需要修理”。乘客被请下了飞机，他们鱼贯回到旅馆。机场的职员则表面上彬彬有礼，窝着一肚子火宣布免费供应午餐。爱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感到既厌倦又恼火。乘客们此时都成了哑巴，一个个巴望发动机里的毛病能尽快查出来。为了消磨时间，他们都吃了东西，还要了饮料，一边坐着朝窗外看：机场那边，明晃晃的阳光下，机械师们正围着飞机团团转。

爱拉发现自己已深陷在某种情感之中。她认出这种情感就是孤独。在她和那一群群人之间，好像冷冷地隔着一层，隔着一个情感的真空。她感到了确确实实的寒冷和孤独。她又思念起保罗，这种思念那么强烈，似乎他肯定会从某扇门里走出，来到她的身边。她坚信保罗很快就会跟她在一起，她能感觉到周身的那股寒流正在消融。她竭力截断自己紊乱的思绪，突然感到了恐惧：“如果我再不停止这种狂乱的思念，就将再也找不回自己了。我将从此不可救药。”爱拉终于摆脱了保罗的阴影，觉得那冷冷的气息又弥漫在自己周围，使她顿感冷寂与孤独。她用手翻动着那堆杂志，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的身边坐着一名男子，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医学杂志。爱拉一看就知道这是位美国人：身材不高但很壮实，气色很好，头发剪得极短，像褐色的皮毛那样闪闪发光。他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果汁，似乎并不在乎时间被耽误。外面，一大班机械师仍聚集在飞机周围；他和爱拉一道看向窗外，目光偶尔碰在一起。他哈哈大笑着说：“我们整个晚上都得待在这里了。”他又回头看他的医学杂志了。时间已过了十一点，等待在大楼里的人都走开了，只剩下他们这班人。突然，下面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吵闹声，人们用法语又喊又叫。原来，那班机械师意见不统一，正吵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位显然是个负责人，正在劝说或埋怨其他人，一边还不断地挥舞手臂，耸起肩膀。其他的人一开始都大声反驳，然后则一个个阴沉着脸。那一班人不久便散开，进入了大楼，丢下那个负责人独自站在飞机底下。那人先是起劲地赌咒发誓，然后便高耸起肩膀，也跟其他人一道回到大楼里去了。美国人和爱拉又交换了一下眼色。他显得很开心，说：“我可顾不了那么多。”这时，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要他们登机。爱拉和他走在一起。她说：“我们也许有必要拒绝登机吧？”他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孩子般的蓝眼睛里漾溢着热情的光辉，说：“我明天上午还有个约会。”显然，这约会很重要，使得他甘愿一冒飞机失事的风险。大多数乘客肯定从楼上看见了机械师修理飞机的那一幕，他们顺从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竭力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故作镇静的空中小姐也流露出某种不安。在亮堂堂的机舱里，四十来个乘客心存恐惧，但又尽量不把它流露出来。爱拉知道，这里面只有那个美国人例外。此时他正坐在她身边，已开始继续阅读他的医学杂志。对于爱拉来说，当她登上这架飞机时，就觉得自己好像钻进了死牢。但她一直在想那个耸了耸肩膀、显得满不在乎的机械师，她也是那样一种态度。当飞机开始晃动时，她想：我这回很可能活不成了，但我感到高兴。

这一发现一开始并不令她诧异。她心里早就清楚：我实在太疲惫，太疲惫，连骨子里都已疲惫透顶，每一根神经都疲惫之至。如果知道自己从此再不必活着受罪，那简直是一种解脱！这真是不可思议！这里的每个人（可能只有那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例外）都担心这架飞机会坠毁，然而，我们全都顺从地走进机舱。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呢？爱拉好奇地看了看坐在机舱另一端的三个乘客：他们恐慌得脸都发白了，亮晶晶的汗珠子正从他们的额头一颗颗冒出。飞机加大马力腾空而起。它轰鸣着离开跑道，然后激烈地晃动着，像一个疲惫的老人费劲地升入空中。它飞得很低，缓缓越过屋顶的高度，艰难地往上升。那美国人露齿一笑，说道：“好了，我们成功了。”说完便继续看他的杂志。那个一直僵着身子站着的空姐这时也露出了笑脸，恢复了生机，转身准备更多的食物去了。美国人说：“那个该死的家伙现在要大吃一顿了。”爱拉闭上眼睛。她心里想，我相信我们的飞机会坠毁，或者说，至少有这个可能性。迈克尔怎么办好呢？我一直没有想到他——不错，朱丽娅会照顾好他的。想起迈克尔，她的精神便为之一振，但随即她又想：做母亲的死于空难——这是很不幸的，但不是毁灭性的。这与自杀不一样。这想法多么奇怪啊！——我是说父母给了孩子生命，但有时如果做父母的因为担心自杀会伤害孩子而决定继续活下去，这孩子其实也给了父亲或母亲生命。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就因为不想伤害自己的孩子才决定继续活下去，尽管活不活着对他们已无所谓。（她此时已有点昏昏欲睡。）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卸下自己的责任了。当然，我本来可以拒绝登上这架飞机的——迈克尔永远不会知道机械师修理飞机的那个场面。一切都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生下来就肩负着一个令人疲惫的重负，我一直在承担着它。惟一用不着推大石块上山的时刻是跟保罗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噢，够了，对保罗、对爱情、对我自己想得够多了——我们陷入这种情感而不能自拔，不管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这该多么令人厌倦啊……我能感觉到飞机在不停地震颤。她想，过一会儿它就会在飞行中自行粉碎，我将像一片叶子在黑暗中盘旋着坠入大海，我将飘飘扬扬地盘旋着跌入那黑暗的、寒冷的、毁灭一切的大海里去。她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飞机已停下不动，那美国人在推醒她。他们已经着陆了。时间是凌晨一点钟。当一大帮人在终点站下车时，时间已近三点。爱拉感到浑身发麻，又冷又累。那个美国人仍在她的身边，依然那样乐观而生气勃勃，他那张宽大的、红通通的脸健康得泛着红光。他邀请她坐他的出租车：出租车太少，不够大家坐。

“我想我们得救了。”爱拉说，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和他的一样既乐观又满不在乎。

“是的。看样子确实如此。”他笑了起来，牙齿全露了出来，“当我看见那个家伙耸了耸肩膀回去时，我就想，好家伙，事情错不了了。你住什么地方？”爱拉告诉了他，并补上一句：“你有住的地方了吗？”“我要去找个旅馆。”“晚上这个时候旅馆不好找。我邀请你跟我一起走吧。我家里有两个房间，我儿子住其中一间。”“你真是个好人，但不必了，我并不担心没地方住。”他确实毫不在乎。天很快就要亮了，他没有地方睡觉，但他仍像昨晚早些时候那样生气勃勃。他与她分手了，临走时说如果她愿意跟他一起去吃饭，他会感到高兴的。爱拉犹豫了一会，然后同意了。他们约好第二天——不如说当天晚上——碰头。爱拉上了楼，心里想，她和这个美国人不会有什么话好谈。而且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晚餐，她就感到厌烦。她发现自己的儿子睡在一间与幼兽的巢穴差不多的房间里，那里散发着健康的睡眠的气息。她帮他整了整被子，坐着观察了一会儿他那张红扑扑的脸蛋，灰蒙蒙的阳光这时已从窗口爬了进来，照上了他的脸，她已能看见他那一簇簇鬈鬈的金发上映出柔和的光辉。她心里想，他的体型很像那个美国人——两人都体格健壮，浑身长满红扑扑的肌肉。然而，从肉体上说，那个美国人是我所排斥的；但我并不讨厌他，就像我不讨厌那头健壮的公牛罗伯特·布伦一样。为什么要讨厌他呢？爱拉上了床，许多个夜晚以来第一次不再想念保罗。她这时在想那四十个视死如归，如今正好好地躺在床上，散布在这座城市里的乘客。

两个小时以后，她的儿子唤醒了她，对她的归来既惊讶又欢喜。规定的假期还未结束，因此，她没有去上班，只打了个电话给帕特里西娅，告诉她那个系列故事没有买下来，而且她也没有因去了一趟巴黎而恢复元气。朱丽娅正在排演一个新剧。她孤身一人度过了这一天，打扫房间，做饭，整理东西。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她就跟他一起玩。很晚以后，那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西·梅特兰）才打电话来，说他已做好准备，正恭候她的吩咐。他问她喜欢点什么？上戏院还是看歌剧或芭蕾舞？爱拉说这些都太迟了，不如就去吃晚饭。他很快松了口气：“实话对你说吧，任何演出都不那么合我的心意，我从来就很少到那种地方去。请告诉我，你喜欢到哪里去吃饭？”“你想不想去某个有特色的地方，或者某个能吃到牛排的餐馆？”他又松了口气：“那太合我的意了——在饮食方面，我向来不挑剔。”爱拉报出一个很实惠的餐馆的名字，然后便把准备晚上穿的衣服理出来：跟保罗在一起时，她一直克制着不去穿这套衣服；在那以前虽然穿过，但也是有意向世俗挑衅的。现在她穿上了裙子和衬衣，把自己打扮得富有健康气息而不是娇媚动人。迈克尔坐在床上，身边摆满了小人书：“你刚回家，为什么又要出去呢？”他有意流露出愤愤不平的样子。“因为我喜欢。”她冲着他的不满笑着说。他会意地笑了笑，随后又皱起眉头，以委屈的口吻说：“这不公平。”“再过一个小时，你就得睡觉了——我希望。”“朱丽娅会给我读故事吗？”“我已经给你读了好几个小时了，而且，明天你还得去上学。你必须上床睡觉去。”“等你走了以后，我想我能说服她给我读故事。”“那你最好别把这事告诉我，因为我会生气的。”迈克尔眨了眨眼睛，以缓和这严肃的气氛。他坐在床上，脸颊红通通的，显得既结实又健壮。在这间屋子里，他对自己和自己的世界充满了自信。“你说过要穿那套衣服，为什么又不穿了呢？”“我已决定穿这一套。”“女人。”这位九岁的男孩以不可一世的口吻说，“女人和女人的衣服。”“好了，晚安。”安娜说，一边吻了吻他那光滑而暖烘烘的脸颊，欢喜地闻了闻他的头发散发出的肥皂的芳香。她下了楼，发现朱丽娅正在洗澡。她高声说：“我出去了！”朱丽娅高声回答她：“你最好早点回来，你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

在餐馆，西·梅特兰已在等她。他看上去既年轻又富有朝气。他那双蓝莹莹的眼睛并没有因睡眠不足而显得目光暗淡。爱拉在他身边一个坐位上坐下，突然间感到一阵疲惫。她说：“你不觉得没睡足吗？”他即刻洋洋得意起来：“我晚上从来只要睡上三四个小时就足够。”“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如果我把时间都浪费在睡眠上，那我就做不了自己想要做的事了。”“你先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爱拉说，“然后我也把我的情况告诉你。”“好吧，”他说，“好吧。说句老实话，你对我来说是个谜，你得说的东西一定很多。”侍者这时就在他们身边，随时听候他们的吩咐。西·梅特兰要了“这里所烹调的最大的牛排”以及可口可乐和番茄酱，但没有要土豆，因为他需要减肥。“你不想喝点酒吗？”“从来不喝，来点果汁就行。”“恐怕你得给我要点葡萄酒。”“太好了。”他说，随即让管酒的侍者拿上一瓶“他们这里最好的葡萄酒”。侍者走开了，西·梅特兰快活地说：“在巴黎，侍者总想方设法让你知道你是个土包子，但在这里，我看得出，他们只是让你知道你是那种人，连‘想方设法’都用不着。”“那你是个土包子了？”“正是正是。”他说，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好了，现在该你说说自己的故事了。”他们一直谈到晚餐结束——就西而言，这顿饭只花了他十分钟时间，但他却一直愉快地等着她，一边回答她的问题。他小时候很穷，但他一生下来就很聪明，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份聪明。奖学金和经济资助使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了一名脑外科医生，事业蒸蒸日上，娶了妻子，生了五个孩子，有了地位和远大的前程。他甚至用这样的话来说自己：“在美国，一个穷孩子意味着什么呢？我的老爸一辈子都卖长统丝袜，他现在还在干这个买卖。我并不是说有谁在挨饿，但在我们家里，并不是随处都见得到脑外科医生的——这一点你用性命打赌好了。”他非常率直、非常自然地吹嘘起自己，使你感觉不到那是一种吹嘘。他的朝气感染了爱拉。她忘记了自己的疲惫。轮到她谈谈自己的经历时，她没有马上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因为她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痛苦。首先，她觉得，她的生活很难用连贯的叙述交待清楚：我的父母如何如何，我在什么地方生活过，从事过什么工作等等。其次，她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一发现令她很不安。当西把他白净的大手搁上她的臂膀时，她感到心头一紧，好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她的大腿冒出了汗。但她与他没有共同之处。她记得自己从没对一个不能让自己感到亲密的男人有过肉体上的反应。一直以来，她对别人的目光、微笑和语调反应都很敏感。在她看来，这个男人是个强壮的野蛮人，发现自己竟然想跟他上床，简直把她的人格都分裂了。她感到又恼又恨。她记得，当她的前夫晚上不顾她的意愿想要唤起她的欲望时，她的感觉也正是这样。其结果只有性冷淡。她想，我很容易成为一个性冷淡的女人。随后她又觉得有些可笑：她坐在这里，一边暗暗地想得到他，一边又为想像中的性冷淡而忧虑。她笑了起来，西随即问：“有什么好笑的？”她随便搪塞他，他乐哈哈地说：“太好了，你也觉得我是个土包子。不错，我正是那种人。我有个建议：我有二十来个电话要打，我想从旅馆里往外打。跟我一起回去吧，我给你弄一杯饮料，然后等我把电话打完，你再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爱拉同意了；随即又担心他会不会把这解释为她愿意跟他上床？他并没有流露出这种意思。她感到在与男人的交往中，她能凭他们的一个眼色，一个手势或某种气氛揣测他们的内心思想和心理活动。因此，只要一听他们说话，她就能把他们了解个透彻。但对于这个男人，她却一筹莫展。他已经结过婚，但她不能像了解罗伯特·布伦那样了解他是否忠于自己的爱情。她不了解他，同样，他对她也不了解，比如说，他此刻就不知道她的乳房正在发热。她最终还是答应了，装出很随便的样子跟他一起去旅馆。

在一家价格昂贵的旅馆里他订有一间带浴室的卧室起居室两用的客房。客房都在大楼中心部，有空调设备而没有窗户，令人徒生幽禁感，里面的陈设虽整洁但缺乏特色。爱拉觉得自己似乎钻进了一个笼子，但他却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给她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便挪过电话机按刚才所说的一连打了二十来个电话，足足化了他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爱拉倾听着，注意到他明天至少有十个约会，其中包括走访四家著名医院。打完电话，他开始兴奋地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好家伙！”他高叫起来，“好家伙！真是太好了！”“如果我不在这里，这会儿你将干什么呢？”“我会忙我的工作。”在他的床头柜上有一大堆医学杂志。她说：“看书吗？”“是的。如果你不想让自己落伍，要读的东西真很多。”“除了你自己的专业，你还看点什么？”“不看。”他哈哈大笑起来，“我妻子喜欢文学艺术。但我没有时间。”“跟我说说她的情况。”他即刻给她看一张照片。她是个十分漂亮的金发女郎，长着一张娃娃脸，身边围着五个孩子。“好家伙，她不是很漂亮吗？她无疑是我们那里最大的美人。”“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娶她的原因吧？”“那当然……”他模仿她的语气，与她一起嘲笑起自己，一边还摇了摇头，似乎有点诧异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那当然！我对自己说过，我要娶一个全镇最漂亮、最高贵的女人，我真的这样做了。那正是我的实际情况。”“你幸福吗？”“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孩，”他即刻兴冲冲地说，“她很好，我有五个好男孩。我希望有个女孩，但我的男孩都很好。我只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只要与他们在一起，我便感到快活。”

爱拉心里想，如果我此刻站起身，说我得走了，他会无怨无恨、客客气气地同意的。也许我会再见到他，也许从此再不见面。我们谁都不会在乎。但我此刻必须引导引导他，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对待我好了。我应该走——但为什么呢？昨天我还觉得像我这样的女人怀有不适合自己的感情是荒唐的。作为一个男人，在这样的场合，会毫不犹豫地跟我上床。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就会这样去做。他却说：“爱拉，我一直在跟你谈我自己，你听得非常认真，这我必须承认。但你知道，关于你的事我仍一无所知，一无所知。”

得了！爱拉心里想，得了！

但她仍耐住性子：“你不知道时间已过了十二点了吗？”

“不知道？是吗？太糟了。三四点钟以前我从来不上床，早上七点就起床，我的生活天天如此。”

够了！爱拉心里想。她觉得把事情弄得如此复杂实在太荒谬了。她不愿违背自己的天性说出下面的话，但奇怪的是，这话却轻易就被她说了出来，只是说时有点气喘：“你不想跟我上床吗？”

他看着她笑了；他并不感到吃惊。他有这兴趣，是的，爱拉心里想，他感兴趣的，这正中他的下怀。爱拉喜欢他这种反应。他把他那散发着健康气息的大脑袋向后一仰欢呼起来：“我的天，我怎么不想呢？是的，爱拉，我太想了，但如果你不说，我倒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我知道。”她说，一边严肃地笑了笑（她能感觉到这种严肃，并为此大感惊讶）。她接着说：“好了，来吧，先生，我想你应该让我感到放松点。”说话的口气依然那么严肃。

他又笑了笑。他站在她的面前，她觉得他浑身都是肉，一个长着温暖的、丰满的、富有活力的肌肉的身躯。太好了，男人就应该这样子。（这时，爱拉的人格已一分为二，另一个站在一边，正吃惊地观看着眼前的一切。）

她站了起来，微笑着，小心地脱下衣服；他也微笑着脱下他的外衣，衬衣。

在床上，温暖而紧张的肉体愉快地相撞。（另一个爱拉站在一边，以嘲讽的口吻说，太好了，太好了！）他几乎是立刻就插了进去，他的性兴奋随即到来。她正打算抚摸抚摸他的身子，使点技巧，他已翻身躺在床上，挥舞起手臂欢呼起来：“我的天，噢，我的天！”

（这时，爱拉又找回了自我，又变成了一个人。两个自我都按同一种方式思考着。）

她躺在他的身边，克制住肉体的失望，一边微笑着。

“噢，我的天！”他心满意足地说，“我就喜欢这样子。跟你在一起没有任何问题。”

她搂住他，仔细地思索着这句话的含义。他然后开始漫不经心地谈起他的妻子。“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我们每周都要花上两三个晚上到夜总会去跳舞。你知道，那是镇上最好的夜总会。所有的男人都看着我，心里想，走运的家伙！即使生过五个孩子，她仍然是我们那里最漂亮的女子。人们一定以为我们的日子过得美满极了。我的天，我有时候想过，如果我告诉他们——我们已有五个孩子，可自从结婚以后，我们一共就来过五次……不错，我说得有点夸张了，但事情就那么回事。她不感兴趣，尽管她看上去好像感兴趣。”

“这是什么缘故呢？”爱拉安静地问。

“你听下去。在我们结婚以前，当我们约会时，她一直很热烈。哦，我的天，一想到那时候！”

“你们约会的时间有多久？”

“三年。然后我们订了婚。共四年。”

“你们从来不做爱？”

“做爱——哦，我懂了。不做，她不让我做，我也就不想它了。但原先完全不是那样子。她原先很热烈，我的天，我想到哪里去了！但一到蜜月，她就冷淡下来了。我现在从来不碰她。嗨，如果参加聚会回来，我们偶尔能亲热一两回，那该多好！”他发出一阵充满青春气息的哈哈大笑，一边把两条棕色的大腿跷起，随即又让它们垂下去。“我们去跳舞时，她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所有的男人都看着她妒忌我。但我心里明白：那都是因为他们不知内情！”

“你不介意？”

“见鬼，我当然介意。但我并不强迫自己去找别的女人。这正是我为什么喜欢你的原因——让我们上床吧，你是这样说的，这就使事情容易多了。我喜欢你。”

爱拉笑着躺在他的身边。他那强壮的躯体健康地搏动着。他说：“等等，我还要再来一次。我想我已有些生疏了。”

“你还有别的女人吗？”

“有时有，但要看机会。我这人并不去追什么人。没有时间。”

“忙于自己的事业？”

“正是。”

他把手垂下来抚摸着自己。

“你不想让我来做这个吗？”

“什么？你不介意？”

“介意？”她笑着，侧过身挨着他躺着。

“见鬼，我的妻子不愿碰我。女人不喜欢这个。”他发出又一阵大笑，“这么说你不介意了？”

过了一会，他的脸又变得充满欲望。“哦，”他叫了起来，“哦！我的天！”

她让他勃起，耐心地等待着，然后说：“来吧，但不要太着急了。”

他皱起眉头思索着。爱拉知道他心里在一个劲琢磨，当然，他又不是傻瓜。但爱拉自己在考虑他的妻子以及曾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他插了进去；爱拉在想：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在奉献快乐。非同寻常的快乐。我从来没有用过“非同寻常”这个词，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跟保罗上床时，我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不去想。我凭经验和审慎意识到，这一回的本质是——我在奉献快乐。与保罗在一起时的感觉与这大不一样。我跟这个男子躺在床上，这是一种亲切感。他的肉体在她的肉体里运动，太快了，太不灵活了。她还是没有达到性高潮；而他已兴奋得叫了起来，一边吻她一边呼喊：“哦，我的天，哦，我的天，哦，我的天！”

爱拉心里在想：要是跟保罗在一起，她现在该达到高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爱这个男人，光这话还不够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本不该跟这个男人到这里来。她想，对于像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完美并不在于贞操，并不在于忠诚，并不是那一套老生常谈。完美就是性兴奋。这是我自己无法随便支配的东西。跟这个男人上床，我根本无法获得性兴奋；我能奉献快乐，就这么回事。但为什么我会得不到性兴奋呢？是不是说我永远不能获得性兴奋，除非跟自己相爱的人做爱？如果真的是那样，我这回对自己实施的又是什么样的惩罚呢？

他对爱拉感到十分满意，感激得不得了，心情舒畅而又容光焕发。爱拉因自己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幸福也感到很快活。

当她穿上衣服，打电话叫来出租车准备回家时，他说：“我真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结婚生活该有多美好——真该死！”

“你喜欢吗？”爱拉认真地问。

“太喜欢了！——能有你这样一个有话可谈的女人，在床上又有那么多的乐趣，真是太妙了！——太妙了！我简直连想都没有想过。”

“你不跟你的妻子谈话吗？”

“她是个好女人，”他严肃地说，“我经常要想到她和我们的孩子。”

“她幸福吗？”

这问题使他大吃一惊，只见他随即用胳膊肘支撑着身子思考起来——他严肃地皱着眉头。爱拉发现自己已非常喜欢他。她穿好衣服站在床边，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他想了一会儿后说：“她拥有全镇最好的房子。她想得到的全都得到了。她有五个男孩——我知道她想要个女孩，但也许下一次……她跟我生活得很愉快——我们每周出去跳一两次舞，不管到哪里，她都是最时髦的女人。她得到了我——爱拉，我告诉你，我并没有吹牛，我说时你在笑，你以为我在吹牛——但她确实得到了一个成功的男人。”

他把那张搁在床上的照片取了过来，说：“她看上去像个不幸福的女人吗？”爱拉看了看那张漂亮的小脸蛋说：“不，不像。”她又补充了一句，“对你妻子这样的女人，我实在无法理解。”

“是的，我知道你无法理解。”

出租车已在等她。他说：“明天我会打电话给你。我的天，反正我想跟你再见见面。”她吻了他，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爱拉又跟他在一起。她这样做并非贪图快乐而践约，而是因为喜欢他。再说，她感觉到，如果她拒绝去见他，他会感到伤心的。

他们又一次共进晚餐，还是那家餐馆。（“这是我们的餐馆了，爱拉。”他深情地说。这话听上去好像是说，“我们情趣相投，爱拉。”）

他谈起了他的事业。

“当你通过所有的考试，参加完各种会议，然后又打算干点什么呢？”

“我准备去竞选议员。”

“为什么不竞选总统？”

他跟她一起笑了起来，脾气依然那样随和，“不，不去竞选总统。议员就够了。我告诉你，爱拉，你可以留意一下我的名字。再过十五年时间，你就能发现我是我们这行业的头儿了。至今为止，我已做了我曾经说过要做的一切，是不是？因此，我知道我的将来是什么样子。怀俄明州议员西·梅特兰。想打赌吗？”

“明知打不赢的赌我从来不打。”

第二天他就要回美国。他已经会见过医学界十多位一流的医生，参观过十几家医院，参加了四个会议。他在英国的使命已完成了。

“我想去一趟俄国，”他说，“但又去不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不能去。”

“你是说麦卡锡主义吧？”

“这么说你听说过麦卡锡？”

“是的！我们都听说过他。”

“在我的专业领域，那些俄国人都很出色。我研读过他们的文章，很想上那里去一趟，只是就目前的局势而言，我还去不了。”

“当你成了议员，你对麦卡锡的态度会怎么样呢？”

“我的态度？你又在拿我开玩笑吧？”

“没有，根本没有。”

“我的态度嘛——不错，他是对的！我们不能让赤色分子接管这个世界。”

爱拉犹豫了一会，然后认真地说：“那位跟我同住一幢房子的女子就是个共产党人。”

她觉得他怔了一怔，然后在思考，再以后又松弛下来。他说：“我只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不一样，但我不太了解内情，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

“没关系。”

“那好。你愿意跟我一起回旅馆吗？”

“听便。”

“我喜欢！”

她再次奉献快乐。她喜欢他，就这么回事。

他们谈起他的工作。他专长脑白质切除术：“我的天，我已经打开过上百人的脑壳了！”

“当你从事这项工作时，你心里不觉得有点不安吗？”

“为什么要不安呢？”

“当你做完一个手术，那结果都是终结性的，难道你不知道，病人从此再也不是原先那个人吗？”

“是那么回事，但大多数病人并不想回到自己原先的状态。”然后，他又以他特有的公正的态度补充说，“但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想过，我给上百人做了手术，那都是终结性的。”

“俄国人也许根本就不赞成你的做法。”爱拉说。

“不会。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上那里去一趟的原因，目的是想看看他们如何治疗这种疾病。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脑白质切除手术的？”

“我曾经与一个精神病医生发生过关系。他同时还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不是脑外科医生——他告诉我，他从来不赞成脑白质切除术——除非情况很特殊。”

他突然说：“在我告诉你我是这类手术的专家之后，你就不再那么喜欢我了。”

她愣了一会儿，说：“是的。但我有点身不由己。”

他随即笑了起来，说：“我也是身不由己。”接着他又说：“你说你曾发生过关系，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当爱拉用上“关系”一词时，她就一直在想保罗。我曾经发生过关系，这话具有与“轻佻的女人”同样的含义——不管他用的是什么词语，那意思都是一样的。她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想，天哪，他把我看成是那样的人了！好吧，就算我是那种人吧，我很高兴自己成了那种人。

西·梅特兰说：“你爱他吗？”

“爱”这一字眼在这以前他们一直没有采用；他没有拿它与自己的妻子联系在一起。

她说：“非常。”

“你不想结婚？”

她严肃地说：“每个女人都想结婚。”

他笑了笑，转过身来看着她，目光锐利：“我还不了解你，爱拉，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一点也不了解你。但我知道，你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性。”

“不错，我想我是那种人。”

他用手搂住她，说：“爱拉，你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我很高兴。但愿这些道理是令人愉快的。”

“是的，是令人愉快的。”

“那就好。”

“你在嘲笑我？”

“有一点点。”

“那好，我并不介意。爱拉，今天我跟别人提起你的名字，他们说你写过一本书，是吗？”

“每个人都写过一本书。”

“如果我告诉我的妻子，我碰见过一位真正的作家，这会使她永记在心的。她对文学艺术这类东西狂热得不得了。”

“也许你最好别告诉她。”

“我可以读一读你的书吗？”

“你并不读书。”

“我能读，”他温和地说，“那书写了些什么？”

“哦……让我想想。写的是人的内心反省和人性的正直和诚实什么的。”

“你不会写得很认真吧？”

“我当然认真。”

“那就好。你想走吗？”

“我得走了——再过四五个钟头，我儿子就要醒过来了。我跟你不一样，我需要睡眠。”

“好吧。我不会忘了你的，爱拉。真不知道娶了你会怎么样。”

“我有个预感：你不会太喜欢这样做的。”

她开始穿衣服；他躺在床上悠闲地看着她，目光锐利，并若有所思。

“那么就当我不喜欢你吧。”他伸开手臂笑着说，“我也许是不喜欢的。”

“是的。”

他们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她乘出租车回到家里，悄悄地登上楼梯，以便不惊动朱丽娅。但朱丽娅门里有灯光，她在里面喊了一声：“爱拉？”

“是我。迈克尔好吗？”

“他睡得很香，一点动静都没有。事情怎么样？”

“很有趣。”爱拉审慎地说。

“很有趣？”

爱拉进入她的房间。朱丽娅背垫着枕头坐着，一边抽烟，一边看书。她仔细地打量着爱拉。

爱拉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子。”

“那就好。”

“明天一早我就会感到非常懊丧了。实际上，我现在就已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要回美国吗？”

“不是。”

“你脸色很不好。这是怎么回事？他床上的功夫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哦……”朱丽娅欲言又止，“要不要来支烟？”

“不要。我想去睡了，免得心里难受。”

“你心里已经很难受了。你为什么要跟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男人睡觉呢？”

“我并没有说他没有吸引力。问题是，除了保罗，我跟别的男人睡觉都无济于事。”

“你会恢复过来的。”

“那当然。但要花很长时间。”

“你必须有耐心。”朱丽娅说。

“我会这样做的。”爱拉说。她向朱丽娅道了晚安，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

［蓝色笔记继续。］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昨天晚上，迈克尔说（我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安娜，这么说我们这伟大的爱情就要终结了？”他习惯用问句提出自己的意见。本来是他导致了爱情的结束，可他说起话来好像都是我的不是。我笑了笑，以讽刺的口吻说：“但至少我们还总算有过一次伟大的爱情吧？”他然后说：“安娜，你虚构生活中的各种故事，并把它们说给自己听，因此，你弄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这么说我们间并不存在伟大的爱情，是不是？”我的口气很有点咄咄逼人、充满怨诉的意味，但我并非有意要这样做。从他的言语中，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慌与冷漠，好像对我的存在熟视无睹。他然后阴阳怪气地说：“你如果说有，那就有；你如果说没有，那就没有吧。”“这么说你心里怎么想无关紧要了？”“我吗？安娜呀，我有什么要紧呢？”（这话显得既尖刻又挖苦人，但同时又充满伤感。）过了一会儿，我突然产生一种感觉：一切都是虚伪的。每次争吵过后，我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的躯体正在消融。然后我想：为了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我还不得不求助于迈克尔最不喜欢的那个安娜：即那个好挑剔的，善于思考的安娜。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好了，真太好了，既然他说我善于虚构生活中的故事，那就让我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把自己每天的生活记录下来吧。明天。等明天一过去，再坐下来写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七日

昨天晚上，我不能动笔，因为我心里太难受。当然，此刻我一直在想：这一天之所以过得那么糟，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拿定了主意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写下来呢？是不是因为我已意识到自己把这一天特殊化了呢？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醒得很早，时间大致只有五点；我的心情很紧张，因为我觉得刚才好像听见隔壁传来简纳特在房里走动的声音。她肯定起来走动过，现在又睡下了。窗玻璃上挂着一片白茫茫的水珠子。天色一片灰暗。在朦胧的夜色中可见家具巨大的轮廓。迈克尔和我躺在床上，面朝着窗口，我的双手抱住他穿睡衣的身子，我的大腿弯曲着夹在他的两膝之间。一阵弥补心灵创伤的暖流从他身上传到我的身上。我想，不久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我的身边了，也许我不久就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相聚了。会不会真的是最后一次相聚呢？两种感觉似乎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迈克尔睡在我的怀里，身体暖烘烘的；我知道他不久将离开这里。我的手往上移动，手掌心能感觉到他胸口的毛发既柔软又粗糙。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欣喜。他被惊醒了，发现我没睡着，便粗声粗气地问：“安娜，怎么啦？”他的声音好像从梦中发出，显得既惊慌又恼恨。他随后背转身子，又睡了过去。我观察他的脸，想看看梦在那上面留下了什么痕迹。他的脸紧紧地绷着。记得有一次他突然从梦中惊醒，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亲爱的安娜，如果你坚持跟一个代表过去二十年欧洲历史的男人睡觉，你一定不应该抱怨他做噩梦。”这是一句气话：他之所以心怀怨恨，是因为我不是这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我知道他乐意跟我在一起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我不是这历史的一部分，在我身上没有那种被摧毁过的东西。今天早上，当我观察着这张绷得紧紧的熟睡着的脸，很想再次去想像他的历史时，它却仿佛成了我的历史的一部分。这历史是这样的：“我家里有七个人，包括我的父母，都被处死在毒气室里。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死了：他们都是死于共产党人之手的共产党人。幸存者大都成了异国他乡的难民。我的余生只有在一个永远不能成为我真正的家的国度里度过了。”但与往常一样，这一次我未能想像他的这段历史。外面下着雨，室内黑沉沉的一片。他的脸松弛下来了。此刻这张宽大的脸已显得既镇静又自信。镇静封住了他的眼睑，那上面便是淡淡的，富有光泽的眉毛。我看得出，他曾经是一个无所畏惧、趾高气扬、脸上总带着坦诚而警觉的微笑的小男孩。我还看得出，将来他将成为一个容易发怒、富有智慧、精力充沛的老人，永远封闭在某种痛苦而富有理性的孤寂之中。我心里充满一个女人对孩子所具有的那种感情，一种强烈的喜悦：这个人经历了无数磨难和死亡的威胁，居然好好地活了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我把这种感情紧紧抓住，并予以加强，以便抗拒另一个即将离我而去的迈克尔。在他的睡眠中，他肯定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翻身时就曾说过：“睡吧，安娜。”他闭着眼睛笑了起来。这微笑是热情而温馨的，它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不是他现在所指的这个：安娜呀，我有什么要紧呢？我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他根本不会离开我。如果他想离开我，就不可能对我有这样的微笑。我仰天躺在他的身边。我提着神不让自己再睡过去，因为过一会儿简纳特就要醒过来了。由于窗玻璃上流着雨水，房里的阳光灰蒙蒙的就像一片浅浅的流水。窗玻璃在微微颤动。在起风的夜晚，它们即便剧烈地震颤起来，我也不会醒过来。然而，只要简纳特在床上一翻身，我就再也睡不着觉。

时间一定将近六点了。我腿上的神经绷紧了。我意识到，这是我以前对苏格大娘说过的“家庭主妇病”在作怪了。这种紧张感一出现，就意味着安宁已离我而去，身上的电源已经打开：我必须给简纳特穿衣服，让她吃早饭送她上学，给迈克尔弄早饭，不忘记自己也吃些早点，等等。随着这一毫无意义但又显然不可避免的紧张感的出现，怨恨的闸门也随之打开。怨恨什么呢？不公平！我不应该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琐碎的小事上。怨恨逐渐集中到迈克尔身上，尽管凭理智我知道这与迈克尔并无任何干系。然而，我还是要怨恨他，因为他们这班男人就是整天这样过日子的：身边有秘书、保姆和为之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女人，这些人替他们承担了生活的重荷。我竭力想放松自己，关掉这股电流，但我的四肢已开始疼痛，我必须翻一翻身。隔墙又传来一阵响动——简纳特醒来了。几乎同时，迈克尔也翻了个身，我感到他顶住了我的臀部，正在勃起。怨恨之心终于有了着落：当我强打起精神，正留意起简纳特的动静时，他却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刻。这时我的怨恨已不仅仅针对他。很久以前，当我拜访苏格大娘时，我就有了这种怨恨，这种愤怒，但它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这是我们这时代妇女的通病。我每天都能从她们的脸上，声音中，或者从她们寄给杂志社的信件中发现这一点。不公平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毒素，做女人的都怨恨它。那些不知道它的非人格化性质的不幸妇女总是把气出在她们的男人身上，而像我这样的幸运者则与之作斗争。这是一场十分累人的斗争。迈克尔半睡半醒，从背后占有了我，动作很粗野，让人喘不过气。他的占有是非人格的，因此我也就没有像他真正爱上安娜时那样作出响应。再说，我的心思有一半花在另一件事上：如果我听见简纳特轻轻的脚步声从门外传进来，我必须起床走出去阻止她进来。七点钟以前她从来不进我们的房间，这已成了规矩。我估计她不会进来，但又不得不提防着。当迈克尔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整个儿占有时，隔壁的响声在继续。我知道他也听到了这声音，对他来说，这种使我担惊受怕的占有构成了他的乐趣的一部分。那个简纳特，那个年仅八岁的小女孩，一半代表了女人——即那些他为了跟我上床而不得不抛开的女人——另一半代表了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确信自己有权利我行我素，用不着顾忌一个孩子的存在。提到他自己所生的孩子时，他总要爆发出一阵既爱怜又放肆的哈哈大笑；而对于我那位近在咫尺的孩子，他不会让她骗走他的自由。当我们的事干完以后，他说：“安娜，我想你这下该打算丢下我去照顾简纳特了吧？”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个因母亲要照顾小弟弟小妹妹而受到冷落的大孩子。我笑着吻了吻他。尽管突然间我已变得怨气冲天，但我仍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把话说出来。像往常所做的那样，我克制住自己，心里一边在想：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也会变得像他那样的。作为一个母亲，我需要克制与约束，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不能自以为是，相信自己真成了一个男人并不愿自我约束时，我会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然而，当时我却很不情愿地披上披肩去看简纳特，心中的怨恨就像一股毒水在喷涌。尽管她尚不晓事，但我在去看她以前还是赶紧洗了洗自己的大腿，以免性的气味使她感到困惑。我喜欢这气味，很不情愿把它即刻洗了去。但我又不得不洗了它，这使我的心情变得更恶劣了。（我记得当时曾这样想过：我一直得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这使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而平时我不会那样子。）然而，当我随手带上简纳特的房门，看见她披散着鬈曲的黑发，脸色苍白地微笑着坐在床上时，我的怨恨即刻在责任心的感召下化解了，并很快转化成一种爱怜之情。时间已是六点半，小房间里很冷。简纳特的窗口仍然挂着湿漉漉的水珠子。我打开取暖器；她坐在床上，身边堆着五颜六色的连环画，一边看着我是否会像往常那样为她料理好一切，同时又念书给她听。我的形象在爱怜中缩小了，变成了又一个简纳特。取暖器金灿灿的火光像一只巨大的眼睛。窗户大开着，什么东西都能从那里钻进来。一股灰白的、不祥的光辉在等待着太阳：不管它是魔鬼还是天使，都将把这场大雨驱逐。我又回到了安娜的本相：我看见了简纳特，一个坐在大床上的小女孩。一列火车开过，墙壁在微微颤抖。我过去吻了她，并闻了闻她那暖烘烘的小身体，头发，以及被被窝捂热的睡衣所散发的宜人的气息。她的房间开始暖和起来了，我于是进入厨房给她弄早饭——麦片、煎蛋和蔬菜，并把它们盛在一个托盘上。我把托盘端进房间，她坐在床上吃早饭，我则在一旁喝茶、抽烟。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摩莉还要再睡上两三个小时才醒来。汤姆昨晚带了个女友很迟才回家。他们一定还在睡觉。听得见墙那边有婴儿在啼哭。我觉得这是一种延续，我从此可以退下休息了。简纳特以前也是那样哭叫的。这是一个吃饱了奶、正准备入睡的婴儿所发出的心满意足的哭叫。简纳特说：“为什么我们不再生个孩子呢？”她经常提这样的问题。我说：“因为我没有丈夫，要想生孩子你必须有个丈夫。”她问这个问题一半出于她希望我再生个孩子，另一半则想证实一下迈克尔的身份。她接着问：“迈克尔在这里吗？”“是的，他在，还在睡觉。”我以肯定的口吻说。我的话使她放宽了心，继续吃她的早饭。房间这时已变得很暖和，她穿着白色的睡衣下了床，显得很脆弱。她搂住我的脖子，来回摇动着唱了起来：乖乖，睡吧，乖乖。我也摇动起她的身子，跟着唱了起来——我把她当做婴儿来看待，好像她就是墙那边那个我并不想再生的婴儿。她随后突然放开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棵被重力压弯的树反弹了起来。她一边穿衣一边唱，依然睡眼惺忪，依然安静懒散。我在想：这种懒散她还可以保持若干年，然后就会有压力，必须对自己说：再过半小时左右，我就得去煮土豆，然后列出购物单，再记住换一换衣领……我很想保护她，不让她有这种压力，至少延缓这种压力的到来。接着我又对自己说：我什么也保护不了她，实际上是安娜需要保护安娜自己。简纳特慢慢地穿上衣服，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她很像一只在阳光下轻歌曼舞的懒蜜蜂。她穿一条红色的短裙，一件深蓝色的紧身衣和一双深蓝色长袜子。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简纳特。安娜。隔壁的婴儿睡着了；这婴儿给这里带来了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寂静感。除了我和简纳特，所有的人都还在睡。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感——这种情感始于她诞生的那一天，产生于这座城市进入梦乡而她和我独醒之时。这是一种充满温情、慵懒和亲善的快乐。在我眼中，她是那么脆弱，我真想伸出手去扶她，以免她迈错了步子，或做出某个粗心的举动。但同时她又是那么强大，我觉得她简直就是神圣的。因为有这个奇迹般的、不确定的、超越死亡的不朽人物的存在，我脑子里又有了跟迈克尔睡觉时的那种感觉：我真想洋洋得意地大笑一场。

时间已将近八点，另一种压力随之而来。迈克尔这一天得到伦敦南部那家医院去上班，因此，他必须八点钟起床。他宁可简纳特在他醒来以前就已去上学。我也宁可如此，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把自己一分为二了。两种人格——简纳特的母亲和迈克尔的情人——被分开是一件大好事。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太累人。雨不再下了。我擦去窗玻璃上的雾气和水珠，只见外面的天虽然凉飕飕的十分潮湿，但已经放晴。简纳特的学校离家很近，只有一小段路程。我说：“你得把雨衣带上。”她即刻提高嗓门抗议：“不，妈咪，我不喜欢雨衣，我要穿风衣。”我冷静而坚决地说：“不行，要带雨衣。昨天晚上一整晚都在下雨。”“你睡着了，怎么知道天下雨呢？”她因自己作出了有力的反驳而感到很高兴，但最终还是拿了雨衣，穿上雨鞋，不再跟我找碴。“今天下午你打算来接我吗？”“我想会的，但如果我不来接，你就自个儿回来好了，摩莉一定在家里。”“要么就是汤姆，他总在。”“汤姆不一定在。”“为什么？”“汤姆已经长大了，有了女朋友。”我特意说了这一句，因为有迹象表明，她对汤姆的女友很妒忌。她沉着地说：“汤姆一直最喜欢我。”接着又补充说，“如果你不来接，那我就到芭芭拉家里玩。”“好吧，那我就在六点钟去接你吧。”她于是蹦蹦跳跳下了楼梯，声音弄得很响。那声音就像屋子里发生了一场雪崩。我担心摩莉会被吵醒。我站在楼梯口倾听着，十来秒钟以后，前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把简纳特置之一边，回到卧室。迈克尔躺在床上，被窝隆起像一个暗色的小土包。我把窗帘拉起，坐在床沿，把迈克尔吻醒了。他一把抓住我，说：“回到床上来吧。”我说：“已经过八点了。”他把手放在我的乳房上。我的乳头开始发烫，但我克制住自己，说：“已经八点了。”“哦，安娜，你早上的工作效率真高，真讲实效。”“平常都是这样做的。”我轻描淡写地说，但我听得出自己的声音中隐含着恼恨。“简纳特哪里去了？”“上学去了。”他把搁在我的胸口上的手放了下来，我感到一阵失望——荒谬的是，我竟然因没有做爱而失望。同时又感到欣慰，如果我们做了爱，那他就要迟到了，从而可能生我的气。当然，还有我的怨恨，怨恨我的苦难，我的负担，我的十字架。我之所以怨恨，是因为他说了“你工作效率真高，真讲实效”这句话，他得以在床上多躺两个小时，完全是靠这效率，是这实效为他赢得的。

他起了床，洗了脸，刮了胡子，我一边给他弄早饭。平时我们都在床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吃早饭；床罩已被他匆匆拉起。我们开始喝咖啡，吃水果和烤面包片。他如今已有了自己的职业，整天穿戴得干干净净的，目光炯炯有神，神情镇定自若。他在看着我。我知道他打算告诉我什么事。是不是今天他就要与我分手？我记得这还是一星期以来我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我不愿去想这一点。他一直以来都觉得在自己家里犹如关禁闭，日子过得很不舒畅，因此，这一星期内的其余六天他不可能跟他的妻子在一起。那他在哪里呢？我的感情与其说是妒忌，不如说痛苦，一个怅然若失的痛苦。但我还是微笑着，递烤面包给他，主动给他拿报纸。他接过报纸，看了几眼，说：“不知你是否能容忍我在外面连续过上几个晚上——今晚我得到马路边那家医院去作一次演讲。”我笑了起来，我们交换了一个讥诮的眼神，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晚上都是在一起度过的。他慢慢地变得伤感起来，但显然有些做作：“安娜，你瘦多了！”我依然只是微笑，因为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然后他有意模仿花花公子的口吻说：“每天天一亮，你就变得越来越讲究实效。每个有头脑的男人都懂得，一旦女人在他面前表现得太能干，他们分手的时候也就到了。”这游戏实在太令人痛苦，我不愿继续演下去。我说：“好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你今晚能来。你想在这里吃晚饭吗？”他说：“你饭菜做得那么好，简直让人无法拒绝跟你一块吃饭，你说是不是？”“那我等你。”我说。

他说：“如果你能快点穿好衣服，我可以开车捎你去办公室。”我犹豫了一会儿，因为我在想，如果今晚得做饭，那我就得在上班之前买好吃的东西。由于我犹豫不决，他马上说：“如果你不想搭我的车，那我就先走了。”他吻了我，这吻是我们多年来相亲相爱的延续。然而，他随后说出的话就不再有那种亲切感，那口吻完全变了样：“如果说我们已没有其他的共同点，至少还有性。”这话他最近一段时间老挂在嘴边，只要他一说起这话，我心头便掠过一阵凉意。这是对我的彻底拒绝，至少我是这样看的。我们间已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我以嘲讽的口吻漠然地问：“这就是我们一起生活的归结吗？”他说：“归结？我亲爱的安娜，我亲爱的安娜——但我必须走了，否则，我会迟到了。”他走了，脸上挂着苦涩的笑容。

我得抓紧时间了。我又洗了洗脸，并穿好衣服。我穿了件黑白相间的白领毛衣，因为迈克尔喜欢它，而晚饭以前我已不可能有时间再换衣服了。我匆匆赶往食品店和肉店。购买食品为迈克尔做饭是一大乐趣，感官上的乐趣，就像烹饪本身一样。我想像着面包层里夹着肉和蛋，用文火炖就的酸乳酪洋葱蘑菇，色味俱佳的琥珀高汤。一边想一边设计这顿饭，包括烹调中的各道程序，以及配量、火候和咸淡等等。我还想像自己把菜肴端出摆上了桌子，然后又记起小牛肉必须经过敲打，这事现在就得做，因为时间拖迟了会吵醒简纳特。我于是把小牛肉敲扁，用纸包好放过一边。这时时间已九点。我身上带的钱不够了，只得乘公共汽车，而不是出租车。剩下还有十五分钟时间。我赶紧打扫好房间，整理好床，换下昨晚弄脏了的床单。当我拉下床单并把它扔进洗衣篮时，我注意到上面有一点血迹。该不是又来月经了吧？我赶紧检查日子，意识到今天正是来例假的日子。我突然感到一阵疲惫和恼怒。每当来例假，我都会徒生这种感情。（我想，如果我不选择今天把自己的感觉写下来，情况也许会好些，但我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我没有预先计划过；我把经期给忘了。我觉得天生的羞耻心与谦逊都是不诚实的表示，作为一个作家不应有这种感情。）我往阴道里塞了卫生棉条，然后便下了楼；这时我又突然想起应另外带上一些卫生棉条在身边。我要迟到了。我把卫生棉条塞进手提包，并把它们压在一块手帕底下；我心里越发恼火了。但在出发以前，我必须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否则我会在办公室里使性子的。我最好直接搭出租车过去——这样就仍有十分钟时间可供自己支配。我在一张大椅子里坐了下来，企图放松一下神经，思索着放松自己的方法。我太紧张了。窗台上有五盆卷须植物和一盆我叫不出名字的浅绿色蔓生植物。我把这六盆花搬进厨房，一一浸入盛有水的脸盆中，一边观察脸盆里的水逐渐变浅，空气从水中排出，水泡儿一圈圈往上冒。植物的叶子因淋了水而闪闪发光。黑色的泥土散发出湿润的植物的清香。我心情好了一些。我把花盆搬回窗台，把它们放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这时我才一把抓过外衣跑下楼去。从摩莉的门前经过时，发现她仍穿着睡衣好像还没有睡够。“干嘛这样风风火火的？”她问。我大声回话：“我要迟到了！”她那懒懒散散、从容不迫的声音与我的紧张急促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赶到公共汽车站时，却并没有见到出租车。雨开始下了，一辆公共汽车正好开过，我于是就上去了。我的长统袜上溅了点泥水；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换下来——迈克尔很注意这类细节。坐在公共汽车上，我感到肚子有点胀。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最初的疼痛很轻微，那过一两天就没事了；跟其他女子相比，我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大，又何必那么怨气冲天呢？比方说摩莉，这五六年来，她一直嘀嘀咕咕在抱怨自己的痛苦，但又总是乐呵呵的。我发现我脑中又在牵挂这令人厌倦的种种事务了——即当天不得不做的工作，眼下也就是办公室里的那些事。与此同时，我脑子里萦绕着刚才的许多念头，尤其是那些与月经有关的种种思想，并决心把它们一一写下来。对我来说，月经仅仅意味着一种定期出现的情绪状态，没有别的特殊意义。但我知道，一旦写下“血”这个字眼，它就能给人带来某种错觉，连我自己读着这个刚刚写出的字时，心情也是如此。在我动笔以前，我就开始怀疑这一天的写作会有什么价值。我意识到，此时我正在考虑文学的风格或技巧的问题。比如说，詹姆斯·乔伊斯⁽⁶⁾写他的人物在排便，这就让人大为震惊。不过，他的原意是想让词语失去震憾力。最近我读到过一篇文章，那作者说他一读到某个女子在排便就感到恶心。这我不爱听，当然，他的意思是他不愿意见到一个具有浪漫意味的女性形象被写得毫无浪漫可言。他的话毕竟还是对的。我意识到，从本质上说，这并不属于文学的问题。比如说，当摩莉乐呵呵地对我大声说“我来了月经”时，我就马上得克制住自己的厌恶感，尽管我们都是女人。我开始想到的是那种可能出现的难闻的气味。一想到自己对摩莉所作的反应，我便忘了写作应讲究真实这一原则（即真实地表现某个人），并开始担忧我身上是不是有难闻的气味。这是我惟一讨厌的气味。我喜欢性交、汗水、皮肤或头发的气味，但惟有这令人难以捉摸的、实质上具有陈腐气息的经血的气味，是我所憎恨并厌恶的。这是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气息，它好像来自外界，而不是我自己。但我却得连续花上两天时间来承受这来自外界的东西——一种从我自己身上流出的气味。我认识到，如果我的意识不那么敏感，我脑子里也就不会出现所有这些想法。我对月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认识，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女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对待它就像日常的洗濯一样。但是，一想到我得把它写下来，就不免打破了这种平衡，扼杀了事情的本质。我于是不再去想有关月经的事，并拿定主意，等我一赶到办公室，就先去盥洗室洗一洗，以确保身上不留下那种气味。我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即将跟布特同志发生的争论；我讥诮地称他为布特同志，正如他讥诮地称我为安娜同志一样。上周因某件事我对他大为光火，我说：“布特同志，假如你我碰巧都是俄国共产党人，你有可能早几年就把我给枪决了，这你想过吗？”“不错，安娜同志，我看绝对有这个可能。”（在这一时期，这个特殊的笑话在党内一直十分流行。）杰克那时就戴着眼镜坐在那儿，朝我们笑。他很喜欢看我跟布特争吵。约翰·布特走开以后，杰克说：“还有一件事你没有考虑过：你同样也有可能成为下令处决约翰·布特的那个人。”他这话好像来自我的某次噩梦。为了驱除它的阴影，我揶揄说：“亲爱的杰克，我本质上只能成为被人枪决的那种人——按传统，我只能充当那种角色。”“别把话说绝对化了，如果你了解三十年代的约翰·布特，你就不会轻易把他当做官僚主义的刽子手来看待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那关键在哪里呢？”“斯大林死了已将近一年，但一切都没有变化。”“已经变化了很多。”“他们是在打开监狱放人，但对于他们的那种做法，却一点也没有加以改变。”“他们正考虑修改法律。”“法律制度可以变来变去，但改变不了它的基本精神。我所指的正是这种精神。”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很有可能，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了。”他温和地审视着我。我经常诧异，这种温和，这种有可能使我们如此交谈的公正态度，是不是他分裂人格的表征呢？大多数人都会偶尔背叛一下他们自己，也许这正是某种超越自我的力量。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杰克是党内惟一一个我可以与之作这种交谈的人。几星期以前，我告诉他我正打算退党，他用滑稽的口吻回答我：“我入党已有三十年了，有时我想，如果说在我们认识的数以千计的人当中还有人愿意留在党内的话，这人就是我和约翰·布特了。”“你这是批评党呢，还是批评那退党的数以千计的人？”“自然是那退党的数以千计的人。”他哈哈大笑着说。昨天他说：“这样吧，安娜，如果你打算退党，请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因为你很有用处，我需要时间找人代替你。”

今天，我得就我读过的两部书稿向约翰·布特汇报。这将是一场争论。杰克把我当枪使，用来维护党的精神——他自己实际上早就把这种精神看做是垂死的、乏味的东西。杰克将负责这家出版社，但实际上，他只是个管理人员。通过党凌驾于他之上的是约翰·布特；最后拍板什么书可以出，什么书不可以出，取决于党的总部。杰克是个“好党员”，那是说，他一直在真心诚意地克服自己的虚荣心，不让自己对缺乏自主权一事流露出任何不满。出版社是总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归约翰·布特领导，总部作出的决定必须执行。杰克对此不仅毫无怨言，相反的还十分赞成这种集权主义。他觉得总部的政策是错的，但这不是某个他所反对的个人或集团的问题，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本世纪”的党只是知识界的一潭死水，不会有什么前途，一切只有等待将来发生变化。但同时他又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名字与他所蔑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他与我的区别在于：他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那想像中的现实来看待这个党（我曾开玩笑说，就像天主教会那样），而我呢，我觉得这种知识分子的幻想的破灭很可能是终结性的。我们利用吃饭的时间和工作的间隙，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有时约翰·布特也在场，他在一旁倾听，偶尔也插上几句。这种交谈既令我着迷，又让我生气：因为在这种争论中，我们所说的话与党的公开的“方针政策”相距十万八千里。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这种谈话简直是一种背叛。然而，当我后来退党时，这也正是我将永远怀念的——大家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氛围中，自然而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与某一核心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想退党、或觉得自己应该退党的人最终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我所遇见的那些党外人士或非党知识分子，与党内的知识分子相比较，无不显得孤陋寡闻，见识浅薄，目光短浅。悲剧的意义就在于：知识界的这种责任心，这种高度的严肃性其实都是虚幻的：它与英国没有任何干系，与现在的共产党国家也没有任何干系。它属于许多年以前曾经存在过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只是后来被那种绝望的、疯狂的、为生存而斗争的精神——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所扼杀了。

当我下了公共汽车时，已经为即将来临的争论而激动不已。一个人要想在与布特同志的争论中获胜，关键要保持冷静。但我不是个冷静的人。再说，我的下腹还在隐隐作痛。我迟到了半小时。平时我一直注意按时到达办公室，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不领薪水，所以不想因此而得到某种特殊照顾。（迈克尔曾开玩笑说：亲爱的安娜，你在发扬英国上层阶级为公众服务的伟大传统呢。你无偿为共产党工作，就像你的祖母为受饥挨饿的穷人工作一样。这是我用来自我解嘲的一个玩笑，但当它从迈克尔口中说出时，我心里就很不好受。）我马上去了盥洗室；由于已经迟到，我的动作很利索。我查看了自己的身子，换了止血棉球，将一壶又一壶冷水往大腿上泼，以便把酸腐的气息冲洗掉。然后我往大腿上、手臂上喷了香水，提醒自己一两个小时后必须下楼。我上楼走过自己的办公室，进入杰克的办公室。杰克和约翰·布特在里面。杰克说：“你身上很香，安娜。”我即刻松了口气，镇定了下来。我看着那位说话慢声慢气、头发灰白、精力已消耗殆尽的垂暮老人约翰·布特，记起杰克跟我说过，在他的青年时代，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曾经是个活跃而机智的非凡人物。他是个很出色的演说家，曾经反对过当时党内的官僚作风；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顶撞党内的权威人士。杰克跟我说了这一切，扮着怪相欣赏起我一脸的疑惑，然后便递给我一本书。这是约翰·布特二十年前写的一本小说，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此书才情洋溢，文笔生动而大胆。此刻我看着他，心里不由得在想：英国共产党最大的罪行是：要么摧残了一大批杰出人物，要么将他们改造成枯燥乏味、吹毛求疵的文牍，使他们与其他的共产党员一起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内，而与发生在自己国家里的一切隔离。我为自己所用的词语大感惊讶和不快：“罪行”一语是从共产党的词库中搬来的，它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时候会使“罪行”一类的用语显得愚昧可笑。我一边这样想，脑子里一边冒出一个新的念头。我笨拙地思忖着：像其他组织一样，共产党是凭不断吸收理论家进入自己的队伍而继续生存下去的。它要么吸收他们，要么葬送他们。我曾以为一个社会、一个团体都是以这样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即有统治的一方或一个政府，再加上若干反对派。那较强大的一方最终将被反对的一方所改造或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突然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每个组织团体内总是有一班僵化的、顽固的人，他们遭到像过去的约翰·布特那样朝气蓬勃的年轻的革命者的反对。这两种人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平衡。而后又出现一班像现在的约翰·布特那样的顽固不化的人，他们再次遭到一班思想活跃、富有朝气和批判精神的人们的反对。但是，那垂死的、枯萎的躯干如果不冒出富有生机的新芽，就不能继续生存，到头来会很快变成腐烂的木头。换句话说，是我，安娜同志——一想起布特同志那满含讥刺的口吻我便不寒而栗——维护了布特同志的存在，为他提供了养料。但到一定时候，我也将变成他。人间万事，本来无所谓对与错，一切都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循环。一想到这一点，我便不由得大惊失色，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奋然而起，反对起这种人生观；只要稍不留神，我便会重新回到那困扰了我多年的噩梦之中。这噩梦具有多种形态，有时出现在睡眠中，有时出现在大白天，它大致可以描述成这般光景：一个男子被蒙住眼睛背靠着一堵墙站着。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对面站着六个男子，正举着步枪准备射击。他们受第七个男子的指挥，那人已将手高高举起。只要他的手一放下，枪声就会响起，那囚徒也就一命呜呼了。然而，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其实也不完全出乎意外，因为那第七个男子一直在留神倾听，担心会出现这种局面。在外面的大街上，响起了一阵呼喊声和斗殴声。那六个士兵用质询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指挥官——即第七个人。指挥官站在那里，等待外面那场斗殴的结果。这时，传来一阵欢呼声：“我们胜利了！”那军官听见后随即走到砖墙前，给那位男子松了绑，并站到他站过的位置上。被人捆绑过的男子这时把指挥官捆了起来。这是噩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时刻：他俩相对而视，笑了起来：这是一种短暂的、苦涩的、会意的微笑。在这微笑中，他们就像一对亲兄弟。这微笑隐含着一个真理，一个我很想避开的真理，因为它已使一切创造性的东西化为乌有。那位指挥官，即那第七个男子，这时被蒙上了眼睛，背靠着墙站着等待。先前那位囚犯则走到行刑队跟前；那班人仍举着枪站着。他举起手，然后放了下来。枪声响了，那个人抽搐着倒在墙脚根。那六个士兵身子在颤抖，脸色苍白。他们此刻正打算开怀痛饮，以便忘却这场屠杀。当他们跌跌撞撞走开时，那个曾经被捆绑，而今已获自由的人微笑着。他们诅咒他，仇恨他，就像当初诅咒、仇恨另一位——即那个死者那样。在这位男子对六位无辜的士兵的微笑中，隐含着一个可怕的、不言而喻的讽刺。这就是那场噩梦。布特同志一直坐在那里等着我，与往常一样，他的微笑总是显得那么刻薄，矜持，简直就像在狞笑。“安娜同志，我们得让那两部名著发表了吧？”杰克不由自主地扮了个鬼脸。我意识到，他和我一样知道这两部书稿一定会出版：决定早已作出。杰克把两部书稿都读了，并以他特有的温和的口气评论说：“这两部书稿很不怎么样，我猜想，它们原先还要糟。”我说：“如果你对我的想法真的感兴趣，那你应该只发表其中一部。但请注意，我认为两部都不好。”“当然，我并不期望它们在批评界受到如你的大著所受到的那种赞誉。”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喜欢《战争边缘》。他对杰克说过他喜欢它，只是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他的言下之意是说我的小说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功，靠的是“资产阶级的出版界”。我当然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这“资产阶级”一词在这里还可以用其他的词来代替，如“共产主义”、“妇女杂志”等等。他说话的口气已经完全戏剧化，即出自我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我是“一个成功的资产阶级作家”，而他则是“工人阶级美好理想的卫士”。（布特同志出身于英国中上层阶级，当然，这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立场。）我提议：“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开来讨论吧？”我把两大捆稿子放到桌子上，并把其中的一捆推到他面前。他点了点头。这部书稿题为《为了和平与幸福》，作者是个年轻工人——至少布特同志是这样称呼他的。实际上，他已将近四十，二十年来一直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以前曾经做过泥瓦匠。这部书稿文笔拙劣，故事乏味，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写的完全是一个当代的神话。如果那个虚构的火星人（实际上可称为俄国人）读到这本书，他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a）不列颠的城镇无处不笼罩在极度的贫困、失业、残忍和狄更斯笔下那种破败荒凉的阴影中；b）不列颠的工人全都是共产党人，或者至少承认共产党是自己的先锋。这部小说根本没有触及现实。（杰克说它是“来自共产党仙境的呓语”。不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倒也准确地揭示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神话。）去年我就读过它，每次都不免忍俊不禁。我说：“你很清楚，这是一部很糟糕的书。”布特同志那张瘦骨嶙峋的长脸显得既无生气又极其固执。我记起他自己二十年前写的那部小说，它是那么生动美妙，想不到这作者就是同一人。他这回说：“这不是一部名著，我没有说它是一部名著，但它还是一部好书。”这话可以说是一个开场白，下面的意思已不言而喻。如果我仍要提出质疑，他会跟我争执起来的。但结果都将一样，因为决定早已作出。这书一定要出。党内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如果继续贬低党的作用，那就只有自取其辱。《工人日报》会为之美言，说它“虽有不足，但不失为一部反映党员生活的写实小说”。那些“资产阶级批评家”看了这样的评论会嗤之以鼻，但一切都将按部就班，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我突然感到兴味索然。我说：“好吧，你就出版它吧。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们大吃一惊，沉默了下来；杰克同志和布特同志甚至还交换了一下眼色。布特同志低下了头。他很恼火。我知道我的作用（或者说功能）就是提意见，充当批评家的角色，这样，布特同志就可以自鸣得意，觉得他是力排众议才使决议通过的。坐在他的对面的我，实际上是年轻时代的他自己，他必须把这个“他”打败才行。我很惭愧先前一直没能理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还想过——如果我拒绝扮演一个受制于人的批评家的角色，也许这一类书就不会出版了。过了一会儿，杰克温和地说：“安娜，这不行，我们期望你能提出批评意见，供布特同志参考。”我说：“你知道这书写得不好，布特同志知道这书写得不好……”布特同志抬起他那双暗淡的、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睛紧紧地看着我，“……我也知道它写得不好。但我们同时又知道，这书会出版。”约翰·布特说：“安娜同志，如果你肯节省你那宝贵的时间，你是否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为什么这书写得不好呢？”“依我看，作者没有把三十年代的历史写出来，倒是写了一九五四年的英国。惟一与这一时代不符的是，他似乎觉得伟大的英国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好像还怀有某种忠诚。”他愤怒地睁大了眼睛。他突然挥动拳头，砸在杰克的桌子上。“该死的，我们出！”他吼叫着，“该死的，我们出！就这样定了。”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得那么古怪，我不禁笑了起来。我知道我的笑又惹恼了他。我的哈哈大笑和杰克的微笑似乎已激怒约翰·布特，使他身上的肌肉萎缩了起来。他好像躲进了一个又一个屏障背后，最后进入堡垒内部，并怒气冲冲地向外窥视。“你好像在嘲笑我，安娜。能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吗？”我笑着朝杰克看。他向我点了点头：好吧，你就解释一下吧。我回头再看约翰·布特，想了一会儿，说道：“你刚才所说的正好概括地说明了共产党的全部错误。十九世纪的共产党高喊过人本主义，曾与不平等现象作过英勇的斗争，并主张坚持真理而反对说谎。但是，到了今天，这一套却被那些明哲保身，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共产党的出版机构用来作为谎言的保护伞，以便出版那些华而不实的作品。这正是党内知识界腐朽没落的具体体现。”我正在气头上，心里在想，我为这样的一个机构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批评的权利。这机构由杰克负责，他实际上也不得不把这样的书稿付梓。我担心我已伤害了杰克，于是朝他看了看；他平静地回看了我一眼，然后点点头，笑了起来。约翰看见了这一切。杰克转过身去等待他发火，可布特恼怒得不知所措。但那是一种表示正义的愤怒，他自以为自己在维护公道、正义和真理。我想，这两个人过一会儿还要讨论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杰克会站在我一边，但书还是要出版。“另一本怎么样？”布特问。但我已感厌倦，变得很不耐烦。我心里正在想：这是应该由党决定的事，实际上也是党决定一切，执行一切的。它不是杰克和我所能谈论的话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能影响党。突然间，我决计退出这个党。就在今天，而不是别的时候。“这么说，”我和颜悦色地说，“这两本书都要出版了，这场讨论真有趣。”“是的，谢谢你，安娜同志，这场讨论确实很有趣。”约翰·布特说。杰克看着我，我想，他知道我已下定决心。这两个人此刻还有其他的事要商量，但却与我无关，于是，我向约翰·布特告辞，走进隔壁我自己的那间办公室。我与杰克的秘书罗丝共用这间办公室。我们彼此不投缘，只是冷冷地打了个招呼，我便埋头整理起案头上堆着的报纸与文件来。

我开始阅读来自共产党国家（如俄国、中国、东德等等）的英文版报纸和杂志。如果其中有什么故事或文章“适合英国的读者”，我会提醒杰克并通过他引起约翰·布特的注意。但“适合英国读者”的东西寥寥无几，只是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或小说值得一读。然而，我还是热切地阅读这一切，就像杰克为了同样的目的所做的那样：我们尽量去领会原作的意思，以便了解他们那里文学发展的趋向和倾向。

但是——我最近意识到——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之所以那么热心去阅读，还有其他的原因。他们的文学大多平淡无味，充满乐观主义，叙述的调子总是出奇的欢快，甚至在处理战争和苦难的题材时也是如此。这种风格来自那个神话。但是，这种拙劣的、僵化的、陈腐的写作方法也正是我自己的创作的一面镜子，我为自己在《战争边缘》中流露出的思想倾向而深感惭愧。如果这种情感将一直影响我的写作，我决定从此永远搁笔。

去年，在我阅读那些偶尔有某个段落、句子、或某个短语闪烁着真理的光辉的文学作品时，我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一概出之于深沉的、赤裸的、毫不掩饰的内心情感。即使通过翻译，这种犹如闪电的个人的真情实感依然存在。我翻阅着这些乏味的作品，希望偶尔能从中读到一部真正出之于真情的小说，哪怕一个短篇，一篇文章也行。

我，安娜，就是这么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既唾弃我自己所创作的“不健康的”艺术，又唾弃我所见到的那些所谓“健康的”艺术。

这一类作品最要命的问题是非个性化。它的弊端就在于这非个性化。它的作者似乎就是二十世纪一个新的无名氏。

加入共产党以来，我在党内的工作主要是给某些小团体作有关的文学讲座。我说过这样的话：“中世纪的文学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的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之一边。而西方文学——”我用了一句时下流行的话来去加以说明，“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的呻吟。痛苦已经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现实……”我一直以来都说这一类话。大约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未能把这种话继续说下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开讲座。我知道那次的结结巴巴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又回去为杰克工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我的内心仍惦念着文学艺术（从而也就是生活本身），思考着我拒绝写作的原因。这一切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使我不得不日复一日观察它、探究它。

我跟杰克谈起了这件事。他倾听着，并表示理解。（他总是那么能理解人。）他说：“安娜，共产主义诞生还不到四十年，至今为止它所生产的文学艺术都是拙劣的。但你为什么不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刚刚迈出的第一步呢？再过一个世纪……”“还是说再过五百年吧，”我揶揄他。“一个世纪以后完全有可能诞生出新的艺术。为什么不可能呢？”他反问。我说：“我心里很乱。但我在担心自己是否一直在说胡话。我们以往的争论始终围绕着同样一个问题——即个人的良知，个人的情感，这你意识到了没有？”他取笑我说：“个人的良知是否就能使你创作出令人愉快的、无私的、集体性的艺术呢？”“为什么不能？难道个人的良知不也是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吗？”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是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我们还是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吧。

阅读这一大堆毫无生趣的文学作品只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也没有人期待过什么，我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一项“福利工作”——杰克曾这样开过玩笑，我自己也这样说过；而且，迈克尔也这样看：“安娜，你的福利工作进展如何？最近又拯救了多少人的灵魂？”

这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福利工作”，而是先去了盥洗室，化过妆，擦洗了大腿，心里一边沉思，我作出退党的决定是不是因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决定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事情正是如此，那将读到我写的一切的那个安娜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个令我害怕其判决的另一个自我又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当我不思索、不写作、不感悟时，她的目光与我现在的目光至少是不一样的。也许到了明天，当另外一个安娜的目光注视着我时，我又会决定不退党了吧？首先，我会非常想念杰克——除了他，我还能跟谁毫无保留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呢？当然只有跟迈克尔——可他就要离开我了。其次，那痛苦将永远伴随着我。有趣的是，迈克尔以前是个共产党，现在是个叛徒，一个失落的灵魂。而杰克却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杰克杀害了迈克尔的同伴们（当然我也有份，因为我也在这个党内。）正是杰克判定迈克尔为叛徒的。同样，也正是迈克尔把杰克当做凶手。然而，这两个人（由于相互不信任，他们碰面时不会打招呼）恰好就是我能够与之交谈的人，最能理解我的内心世界的人。他们是同一个经验的正反两面。我站在盥洗室里，往手臂上抹香水，以便掩盖身上流出的污血所散发的气息。我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所想到的有关迈克尔和杰克的一切，正好应验了那个有关行刑队和互换位置的囚犯的噩梦。我感到一阵昏晕和慌乱，于是上了楼，把那一大堆杂志，什么《苏联文化》啦，《苏联文学》啦，《起来，争取自由的人们》啦，《再生的中国》啦，等等等等，统统推到一边。（一年多来，它们一直充当了我的一面镜子。）我想，我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我无论如何看不下去了，在它们面前，我已经是个死人，或者说在我面前，它们已经死去。我要看看今天又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工作”。正当我想到这里，杰克走了进来。约翰·布特这一天回总部去了。杰克说：“安娜，你能跟我一起喝杯茶，吃点三明治吗？”杰克靠发给党内官员的薪金生活，每周八英镑。他的妻子是位教师，薪水与他差不多，因此，他必须很节俭。他的节俭手段之一是不外出吃中饭。我谢过他，然后便一边交谈，一边走进他的办公室。我们谈的不是那两本小说，因为此事已经用不着再谈。它们一定会出版，我们俩都不同程度地感到羞愧。杰克有个朋友刚从俄国回来，他带来秘密的消息，说那里存在着反犹太人的活动，传言犹太人遭到了屠杀、折磨和各种各样的威胁。杰克和我坐在那里，对这些消息逐条进行分析。这都是真的吗？听起来像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就意味着……不知有多少次，我曾这样想过，这个人已是共产党官僚阶层的一分子，但他所知道的东西并不比我或其他的平民百姓多到哪里去，这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最后得出结论（并非第一次）：斯大林肯定是个临床的精神病人。我们坐着喝茶，吃三明治，一边沉思，如果在他的晚年我们也一样生活在俄罗斯，那我们会不会下定决心，责无旁贷地去行刺他呢？杰克说他不会。斯大林已经构成了他的经验，他的最深层的经验的一部分，他即使明明知道他是个有罪的疯子，但要他扣动扳机时，他还是做不到的。他宁可掉转枪口对准自己。我说我也做不到，因为“政治屠杀有违我的生活准则”。如此这般谈了许多。我突然感到，这种谈话实在太荒唐，太不着边际，因为我们这时就坐在安全、舒适而繁华的伦敦，我们的性命和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令我越来越害怕的事终于出现了——我们的谈话已失去了意义。我能听见杰克和我在交谈，我的声音好像来自我的体内，来自某个不可知的地方，但它们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们所谈的那些画面——死亡的场景，苦难的场景，严刑逼供的场景，等等等等。我们用来交谈的语言与我所见到的一切没有任何联系，它们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就像狂人的胡言乱语。杰克突然问了一句：“安娜，你真的打算退党吗？”我说：“是的。”杰克点了点头。这是友好的、会意的点头，但很凄凉。我们之间突然出现了一道鸿沟——不是因为猜疑（我们相互还是信任的），而是因为对未来的忧虑。他将继续留下来，因为他在党内已经待久了，党已成了他的生活，因为他有许多朋友都在党内，他们都准备留下来。不久以后，当我们再碰面时，我们就成陌生人了。我觉得他是个大好人，人们都喜欢他。他们已经被历史抛弃了——当我用上这种夸张的说法时，我的话不仅并不夸张，反而可谓是恰如其分。如果我现在就对他说这些，他肯定会友好地点点头的。那时我们还会以一种含有讽刺意味的理解的姿态相对而视（就像那两个在行刑队前互换角色的囚犯那样）——亏得上帝仁慈，我没有把那话说出来。

我看着他——他坐在桌子旁，手上拿着一块已吃了一半、干巴而无味的三明治，活生生像个教书先生——也许他本来就应该选择这个职业。一脸的孩子气，文绉绉的，戴着一副眼镜，脸色苍白，一本正经。对了，说他“一本正经”再合适不过了。然而，在他的身后，和我一样，隐隐笼罩着一个由鲜血、凶杀、苦难、背叛构成的历史的阴影。他说：“安娜，你近来想哭吗？”“很容易哭。”我说。他点了点头，说：“凡是你觉得必须做的事，那就一定得做。”我听了后大笑起来，他说的话体现了某种教养，即那种一本正经的新教徒的意识。他知道我为什么发笑，于是又点了点头说：“我们都是经验的产物。不幸的是，我竟然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成了一个有革命觉悟的人。”突然间，我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不快，我说：“杰克，我要回去工作了。”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用手捂住头，谢天谢地，那位愚昧的秘书吃中饭去了。我想，迈克尔就要跟我分手了，我们的关系就此终止了。尽管他许多年以前就已脱党，但他仍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我不久就要退党了。我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此终止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得到外面去，找点新的事情做做。我不得不如此。我身上的皮正在脱换，或者说再生。秘书罗丝走了进来，正好看见我用手捂住头，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我睡眠不足，刚才打了个盹。我开始做我的“福利工作”。当我离开这里时，我会怀念这项工作的。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想，到时候我会惦念这错觉，以为自己正在做什么有益的工作，我还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觉得那是一种错觉。

大约八个月以前，在一份党报上刊登了一篇短讯，大意是说勃尔斯和哈特莱公司，即我们这家公司，除了出版社会学、历史方面的著作外（这是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打算出版小说。办公室于是一下子堆满了手稿。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肯定每个党员都是业余小说家。但这一次这话不仅仅是一句笑话了。因为寄来的手稿都附有一封信，有些手稿显然已在抽屉里放了许多年。这些信件由我来处理。大多数小说写得十分拙劣，要么像民间无名氏作者那样说些陈词滥调，要么文字本身就不行。但这些信件汇总在一起，倒也别有一种趣味。我一直对杰克说，我们没把这五六十封信印成一部书该多么遗憾。他对此回答说：“但我亲爱的安娜，那将是一个反党的行为，看你出的是什么馊主意！”

一封很有代表性的来信：“亲爱的帕莱斯顿同志，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看待我寄给你的书稿，这是我大约四年前所写的。我曾经将它寄给许多“声名卓著”的出版商看过——真不愿再提起他们！当我看见勃尔斯和哈特莱出版公司除了按常规出版哲学著作外，还鼓励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作品时，我便斗胆试试自己的运气。这一决定也许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它反映了党对真正的艺术创造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吧？不管怎么样，我热切地期待着你们的决定——这话其实用不着说！致以同志的问候。又及：对我来说挤时间写作是很不容易的，我是当地党支部的秘书（在过去十年中，党员人数已从五十六名锐减到十五名——就这十五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瞌睡派），还积极参与工会的工作。我同时还是当地某个音乐协会的秘书——很抱歉，尽管总部会不以为然，但我仍觉得那些反映当地文化的东西是不应该被冷落的。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因此，为了写这部小说（但愿它配得上这个称号），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在孩子和我的爱妻醒来以前写上三个小时，然后匆匆去上班，嗨哟嗨哟地为老板干上一天的苦活。我目前受雇于贝克莱水泥公司——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公司吧？请相信我，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反映这些人及其活动的小说，我宁可为此而进班房。够了，不想再说了！”

另一封：“亲爱的同志，我诚惶诚恐地把自己所写的短篇小说寄给你。我期望你能作出公正而合理的判决——这些故事已被我们所谓的文化杂志退稿过不知多少次。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党终于感到有必要鼓励自己组织内部具有创造才能的人，而不是在会议室里空谈什么文化，一点实事也不做。这几卷宣扬辩证唯物主义、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写得都很好，但现在这封信的命运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已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战争期间（即二战期间）我就开始写作，当时是为我们营办的报纸撰稿。从那以来，只要有时间，我就一直写下去。但是，其间也有过摩擦。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妻子完全认同国王大街⁽⁷⁾上那班权威人士的意见，认为一个普通党员最好去发发传单，而不要在舞文弄墨上浪费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不仅得与妻子争长论短，还得与当地党的官员辩是论非。当我说我得告假写作时，那班党的官员总是采取怀疑的态度。致以同志的问候。”

再如：“亲爱的同志：如何动笔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难题，不过，我知道，如果我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我将永远无法知道你们是否愿意真诚地帮助我，或者干脆把我的信丢进废纸篓。我最初开始写作时已为人母，跟成千上万其他妇女的命运一样，在战争的后期我的家庭遭解体，两个孩子就全靠我抚养了。那时我正好写完了我的童年记事（不是小说），这篇文字曾受到过某家最著名的出版公司的审稿人的高度赞许（我担心这是家资产阶级的出版机构，当然，在他们面前，你少不了会流露出你的先入之见——我并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由于身边有两个孩子，我只得放弃通过文字来表现我的一切希望。幸好我后来找到了一份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鳏夫充当女管家的工作，就这样，我快快活活地度过了五年时光。后来他重新结了婚（这事他处理得很不明智，但那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不再需要我帮助料理家务，于是，我只得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他那里。后来我在牙医的门诊接待室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周挣十英镑，以此供养我和孩子，并支付装扮体面的外表所需的开销。如今我的两个男孩都有了工作，突然间，我觉得时间属于我自己了。我今年已四十五岁，但并不觉得生活已经过去。朋友和同志们都对我说，我只要在党内把剩余的时间混混光就够了——对于这个党，我思想上一直保持忠诚，只是因时间所限，未能在党内发挥具体的作用——但是，这样做我能心甘吗？对于这个党，我的思想很混乱，经常产生怀疑，我无法让自己早年对人类灿烂的前途所怀有的信念与今天所谈到的一切达成妥协。（当然，那都是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不过，话说回来，没有火哪来的烟呢？）我相信，我最好通过写作来实现真正的自我。在繁重的家务和为生计而奔波的苦役中我已消磨了许多时光，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都没有我的份了。请告诉我应该读点什么书，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弥补已经失去的时间吧。致以兄弟般的敬意。又及：我的两个孩子都读过中学，我恐怕他们的知识都远远超过了我。这使我产生一种难以克服的自卑感。对于你们的忠告和帮助，我将感激不尽。”

整整一年时间，我一直从事回信的工作，会见这些作者，并向他们提出切实可行的忠告。比如说，对于那几位为了争取时间从事创作不得不与当地党的官员争吵的作者，我们还特意把他们请到伦敦来。然后，杰克和我带他们出去吃中饭或喝茶，鼓励他们（这事主要由杰克来做，因为他在党内位居高职）跟当地党的官员作斗争，坚持自己的权利并争取时间从事创作。上星期我还帮助一位妇女就她与丈夫离婚的事咨询了法律后援会。

在我处理这些信件或者跟它们的作者打交道时，面无表情的罗丝·莱蒂默就在我的对面工作着，对我充满了敌意。她是这一时代共产党人的典型：出身于中下阶层，一听见“工人”一词便即刻热泪盈眶。当她发表演讲，或提及“英国工人”、“工人阶级”这些字眼时，她的声音便柔声细语的充满了敬意。她有时要到外地组织会议或发表演说，回来后总要喜气洋洋地叫嚷一通：“了不起的人，非凡而卓越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人！”一星期以前，我收到过一封一位工会干部的妻子写来的信。罗丝一年前曾见过这位工会干部，回来后重弹她的老调，夸奖他为“卓越的、真正的人”。但他的妻子却来信抱怨，说她对自己的丈夫已束手无策，他整天要么跟他的工会同行在一起，要么就进酒吧，家中四个孩子他一点也不管。来信在附言中还发人深思地补充说，他们已有八年时间没有过“爱情生活”。我把这封信交给罗丝，没有作任何评论。她很快看了一遍，以戒备而恼怒的口吻说：“当时我根本看不出会有这种事。他是最优秀的人。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是。”然后就把信还给了我，咧着嘴露出虚伪的笑容，“你是不是还要鼓励她再往坏处想呢？”

我知道，一旦离开罗丝，我会感到由衷的欣慰。我并不那么老爱讨厌别人（真的讨厌别人时，也只是转瞬即逝），但我讨厌她却是强烈的，永久性的。我讨厌她的外表：她的脖子瘦瘦长长的，上面长满了黑头粉刺，看上去就好像蒙着一层污垢，而在这令人不快的脖子上面，是她那颗瘦小而光滑、酷似鸟头的脑袋。她的丈夫也是个党的官员，性情虽然随和但不太聪明，被她管制得服服帖帖的。她有两个孩子，她以最传统的中产阶级的教育方式教育他们，整天为他们的行为和前途焦虑。她曾经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有人告诉我，三十年代时，她是党内“最有魅力的女孩之一”。当然，现在的她使我吓坏了，我受惊于她正像受惊于约翰·布特——有什么办法能阻止我自己将来也变得她那副模样呢？

看着眼前的罗丝，满脑子想着她那污秽不堪的脖子，忽然觉得今天有特殊的理由关心一下自己身上的清洁，我于是又去了一趟盥洗室。当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时，下午的邮件到了，又寄来了两部手稿和两封信。其中一封信是一位长期靠养老金生活的七十五岁的老人写来的，他孤身一人过日子，一心指望这本书的出版（显然写得很拙劣）能“改善我的晚年生活”。我决定去见见这个人，这时才忽然想起自己就要辞去这个工作。如果我不干了，谁会来干这项工作呢？也许没有人。，我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整整一年的“福利工作”中，我写过许多信，走访过许多人，提过许多建议，甚至还作过实际的帮助，但我很难想像这一切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也许能使人少一点挫折感，能减轻一点痛苦——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我实在是太想当然了，这一点我很担心。

我走进杰克的办公室，他正一个人坐在那里，身上穿了件衬衣，双脚搁在桌子上，嘴里叼着烟斗。他那张富有智慧的脸显得苍白，眉头紧锁，神态凝重，看上去更像一个正在休息的大学教师。我知道，他正在想自己的心思。他在大学学的是苏共党史，关于这个论题他还写了五十来万字的稿子，但没有出版的可能，因为他如实地描述了像托洛斯基这一类人物的历史作用。他搜集了许多手稿，笔记和谈话记录。我曾经取笑过杰克：“再过两个世纪，历史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他平静地笑了笑，说道：“大约再过二十多年就够了。”他那部资料翔实的著作长期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也许在他有生之年都无出版的希望，但他一点也不感到苦恼。他曾经说过：“如果有幸运的党外人士抢在我的前面把这些东西发表了出来，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但从另一方面说，党外人士不可能有我这样的机会接触某些人和文献，因此，这两条路都被堵死了。”

我说：“杰克，当我离开时，还有没有别的人来为这些陷入困境的人做点什么事呢？”他说：“我没有钱请人做这件事。像你这样能靠版税生活的同志是不多的。”他放低了声音接着说：“我会尽量想办法为那些困难最大的人做点什么。”“这里有一位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我说，一边坐了下来，打算和他一起商量看能做点什么事。他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打算提早一个月通知我。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做——一旦决定离开，你就会马上拔腿走人。”“是的，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也许会永远走不了。”他点了点头。“你打算再找一份工作吧？”“我不知道，我得考虑考虑。”“是不是想暂时隐退一段时间？”“问题的关键是，我的脑子好像乱成了一团麻，对任何事都矛盾得很。”“每个人心里都有矛盾。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我们来说，肯定大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大有关系的。）“但是，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在历史上……”“噢，杰克，让我们别谈历史了，别谈五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这只是一种遁词。”“这不是遁词，因为在历史上，总有那么三五个人，或者三五十个人的思想觉悟是与他们的时代合拍的。如果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不合时宜，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的孩子……”“还是说我们的孙子的孙子吧。”我说，声音显得有些恼火。“不错——我们的孙子的孙子会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他们将清楚地发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现在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的观点属于他们那个时代，与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杰克，你这是一派胡言……”我听见我的声音很尖锐，于是停了下来。我意识到自己仍处在行经期；这经血每月发生一次，我于是变得很懊恼，因为它使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我恼恨还因为这个男子曾经在大学里读过哲学，我不能简单地对他说：我知道你错了，因为我有这个感觉。（再说，他的话具有某种令人可怕的感召力，我知道，我的懊恼还部分地来自于自己与这种感召力所作的抗争。）杰克没理会我的声音发生了变化，他温和地说：“反正就这么回事，我希望你好好想想，安娜——一个人要是固执己见，就不免显得傲慢无礼了。”（这“傲慢”一语触动了我，因为我经常觉得自己犯有这个毛病。）我的口气变弱了：“我是再好好想，好好想想。”“让我再劝你几句，在过去一二十年中，科学事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领域都不例外。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科学家能理解所有这一切科学成就的意义，哪怕其中的一部分也不能够。马萨诸塞的某位科学家也许理解某一事物，剑桥的另一位科学家也许能理解另一事物，苏联的科学家则理解第三种事物——如此等等。但我连这一点也持怀疑的态度。比如说，在世的科学家中是否有人真正理解原子能对于工业发展的作用，我就持怀疑的态度……”我感到他把话扯得太远了，于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你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必须屈服于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分裂，”他说。“不错，是分裂。”“我敢肯定地说，你不是个科学家，你没有科学家的想像力。”我说：“你是个人本主义者，那就是你所受的教育。你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学过物理和数学，就举起双手说自己不能判断任何事物呢？”他显得很不自在。他很少出现这种样子，我于是也不自在起来。然而，我仍继续把自己的话说下去：“异化，分裂，可以说，这都是共产党的道德观。而你却突然耸起肩膀，说什么我们生命的机械性基础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因此，我们只能心安理得地不去把握事物的整体，你是这个意思吧？”我发现他脸上显出一种固执而僵硬的表情，这使我想起了生气时的约翰·布特。他说：“不是分裂，这不是什么凭想像来理解事物的发展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想不想理解的问题。我只是说一个人应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做个好人。”我觉得他出尔反尔，背叛了自己的信念。我说：“这是一种背弃。”“背弃什么？”“人本主义。”他想了想，说道：“人本主义这观念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会发生变化的。”我说：“这么说它会变成其他的东西了？但人本主义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人格，一个完整的个性，它总是尽可能清楚地去理解、负责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你却镇定自若地坐在这里，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偏说什么由于科学知识的博大深奥，人类将永远不能拥有完整的人格，他必然永远处在被分裂的状态。”他坐在那里思索着。突然间，我觉得他好像显得有些狐疑不决，我不知道这种反应是否因为我已决定退党，我的情绪正开始影响他，或者说我现在所见到的他本来就不是他的真面目。但我又不能不提醒自己，他那张脸是一个老男孩的脸，我还记起他娶了一个容颜苍老、足以做他母亲的女人为妻——显而易见，他们的婚姻完全是从情感出发的。

我坚持说：“别管它什么分裂不分裂，一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这话你可以说给隔壁的罗丝听。”“是的，我刚才是这个意思。现在也是。”我不敢相信他真的会这么去想，我甚至还观察了他的脸，看看那上面是否必然伴随着出现某种幽默的神情。但我发现他真的是那个意思。我再次陷入困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即我说了我要退党以后，我们间会出现那么多不和谐的音符。

他突然从嘴上拿下烟斗，说道：“安娜，我觉得你的思想很危险。”

“很有可能。但事情真的那么严重吗？”

“你的思想很危险。你靠了我们的出版机构所颁布的武断专横的奖励获得足够的金钱，从而用不着再去工作。”

“我从来不敢自以为是，觉得自己真的做出了什么成绩值得别人的嘉奖。”（我注意到我的声音又尖锐了起来，同时还笑了笑。）“是的，这你倒没有。但你那本美妙的小说很有可能将会继续为你生钱，使你以后还有一段时间用不着工作。你的女儿在学校读书，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因此，你有的是时间坐在房间里胡思乱想，别的什么事也不做。”我哈哈大笑起来。（声音中隐含着怒火。）“你为什么要发笑？”“我以前有过一位小学教师，当时我还是个很不安分的少女，她总是对我说：‘别胡思乱想了，安娜，别胡思乱想了，出去做点什么事吧。’”“也许她是对的。”“问题是，我并不认为她是对的。因此，我也一样不认为你是对的。”“好了，安娜，我们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一点也不觉得你会认为自己是对的。”他随即微微涨红了脸，迅速向我投过充满敌意的一瞥。我能感到自己脸上也流露了敌意。我们两人这么快就对立起来，这使我大为震惊。尤其在分手的时候，正因为处在敌对的状态，分手时就不再有原先所想像的那种痛苦。但我们的眼睛还是湿了，我们吻了吻对方的脸颊，紧紧地抱了抱。毫无疑问，最后这次争论改变了我们的情感。我很快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拿了衣服和手提包下了楼。谢天谢地，罗丝并不在那里，这样，我就用不着向她解释了。

天又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令人很烦恼。高大的建筑物在水的反光中显得又阴暗又潮湿。红彤彤的公共汽车坐满了乘客。我即使乘坐出租车，也还是来不及准时赶到学校接简纳特了，因此，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一群衣服湿漉漉的，身上散发着令人不快的气息的乘客中间坐了下来。我很想马上洗个澡。我的两条大腿黏糊糊的贴在一起，腋窝也湿透了。在公共汽车上，我心里空落落的，但我决定不去想它：我必须精神饱满地去接简纳特。就在这样的心境中，我把那个整天上班，经常与杰克争论，阅读失意者的来信和讨厌罗丝的安娜抛到了脑后。当我回到家里时，房间里空荡荡的，我于是给简纳特的朋友的母亲打了个电话。简纳特要到七点钟才回家，她要把游戏做完。我于是打开浴室，使里面充满热气，然后便慢吞吞、美滋滋地洗起澡来。我随后看了看那套黑白相间的衣服，发现上面的领子有点脏了，显然已不能再穿。我很恼火自己在办公室时把衣服给弄脏了。我换了一套衣服。这一次穿的是一条有条纹，色彩明快的裤子和那件黑色天鹅绒外套。但我仿佛听见迈克尔在说：安娜，今天晚上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男人呢？于是，我认真地梳了梳头发，直到打扮得不像个男人为止。我把所有的炉火都打开。我开始烹饪两份食品：一份给简纳特，另一份给迈克尔和我自己。简纳特这一阵子最爱吃放奶油的菠菜和鸡蛋。我忘了买用来烤苹果的红糖。我赶紧跑下楼到杂货店去，赶到那里时店门就要关了。但他们和蔼地让我进了店，而且我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笑打趣的对象。三个穿白外套的店员拿我开玩笑，称我为“心上人”，“宝贝儿”。我成了“可爱的小安娜”，“可爱的小女孩”。我向楼上跑去，这时，摩莉已经回来了，正跟汤姆在一起。他们在大声地争吵，我装做没听见，赶紧上了楼。简纳特也在。她兴致很高，但见到我便收敛了些。她一整天在学校里，泡在孩子的世界中，然后又跟她的朋友在一起，身处另一个孩子的世界，她很不情愿从中走出来。她说：“我可以在床上吃饭吗？”我装做不满的样子说：“噢，你太懒了！”她说：“是的，但我不在乎。”她用不着我吩咐便去了浴室，打开了水龙头。隔着三段楼梯，我听见她在跟摩莉又说又笑。摩莉一旦与孩子在一起，便很快变得像个孩子。她正在讲述一个十分荒唐的故事，说是一班动物接管了一家戏院，主持内务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们不是人。这个故事很吸引人，我于是来到楼梯平台上倾听起来。在下面的楼梯平台上站着汤姆，他也在听，但他脸上的表情很严峻，分明在赌气——他母亲不让他跟简纳特或别的孩子在一起，这使他非常恼火。简纳特哈哈大笑着，把水溅得满地都是。我能听见水被她泼到地板上的声音。这一回轮到我恼火了，因为我必须把这些水弄干。简纳特披着白色的晨衣和一条白色的宽松裤上来了，人已有些昏昏欲睡的样子。我下了楼，把浴室里一大洼水擦干。当我回来时，简纳特已经爬上床，身边堆满了小人书。我用托盘端进一盘菠菜鸡蛋，一碟烤苹果和松脆的干乳酪。简纳特要我讲故事给她听。“从前，有个小女孩叫简纳特……”我开始说，她高兴地笑着。我告诉她这个小女孩雨天去上学，做功课，后来又跟其他的孩子玩，跟她的朋友吵架……“不，妈咪，我没有吵，那是昨天的事了，我永远永远爱玛丽。”我于是把故事改成简纳特如何永远永远爱玛丽。简纳特睡眼地吃着东西，手中的调羹一来一去地往嘴里送，一边听着我有板有眼地虚构她一天的生活。我看着她，一边想像另一个安娜正看着她。隔壁的婴儿在啼哭，我想到生命的延续，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于是结束了这个故事：“后来简纳特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有菠菜，有鸡蛋，还有苹果和乳酪。隔壁的婴儿啼哭了一会儿，然后止住了哭声睡着了。简纳特也刷了牙，睡觉去了。”我拿走托盘，简纳特说：“我一定得刷牙吗？”“当然，这都在故事里了。”她轻轻地溜下床，套上拖鞋，像梦游者那样走向脸盆，刷了牙然后返回。我关掉取暖器，拉上窗帘。简纳特入睡前躺在床上的姿势像个大人：仰天而卧，双手垫在脖子底下，眼睛紧盯着微微晃动的窗帘。天又下起雨来，而且下得很大。我听见底楼的门关上了，摩莉去了她的戏院。简纳特听见了关门声，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个演员。”昨天她说过要做教师。她昏昏欲睡地说：“给我唱支歌吧。”她闭上眼睛，嘴里叽咕着，“今天晚上，我是个小儿郎。我是个小儿郎。”我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唱了起来，简纳特则仔细听着，看看我采用的是她所熟悉的哪些歌词，因为我的歌词有多种版本。“乖乖，睡吧，小乖乖，你躺在温暖的床上，甜甜美美进入梦乡，小脑袋儿昏昏沉沉，这梦那梦做个没完。你的梦穿过漫漫长夜，安安稳稳一觉醒来，暖暖洋洋天已放亮。”如果简纳特发现我所选的歌词不适合她的口味，她便会打断我，并要求我换一换花样。但今天晚上我猜对了，我把这歌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睡着为止。睡眠中的她看上去很弱，很小，我心里不由得陡然升起一种保护她，使她不受可能出现的伤害的冲动。今天晚上，这种冲动比平时更其强烈；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来了月经，我自己需要依附于人的缘故。我走了出去，轻轻地把身后的门拉上了。

我现在开始为迈克尔做饭。我把今天早上敲好的小牛肉摊开，将拌进了鸡蛋的肉末卷入面包里。那面包是昨天就烘好的，尽管室内空气很潮湿，但面包仍很新鲜，很干燥。我把蘑菇切成片放进奶酪里。冰箱里有一盘骨头冻，我把它炖热了，并加入调料。给简纳特做晚餐用的苹果还有多余，我用调羹从仍然冒着热气的松脆的果皮里刮出果肉，拌入香喷喷的乳酪，然后便不停搅拌，直到这混合物变得又粘又稠。我把它重新塞进苹果皮里，然后放进烤箱，把食物烤成黄灿灿的。整个厨房都弥漫着美食的香味。突然间，我感到很幸福，我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通过全身。然后，我的肚子里又出现了一股寒流，我心里想：幸福感是假的，在过去的四年中，每逢这样的时刻，总会出现这样一种虚幻的幸福感。它很快就消失了，我又感到极度的疲惫。随这疲惫而至的是一种负罪感。我对这种负罪感的种种表现了如指掌，好像就置身在它们之上。我不得不与之抗争。也许我不能花足够的时间与简纳特在一起——哦，看我胡思乱想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不把一切安排妥当，她就不可能过得这么幸福，这么舒坦！我太自私自利了！杰克的话是对的，我应该把心思放在某项工作上，而不该考虑良心什么的——真是一派胡言！我不相信这一套。我不应该那么讨厌罗丝——可是，哦，天哪，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她实在是个糟糕透顶的女人。我靠不劳而获的钱过日子，因为我的书幸运地成了一本畅销书，其他人比我更有才能，却得出大力流大汗——又是胡说八道！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这也不满，那也不满，但又讨厌与之抗争。我知道，这不是个人的抗争。当我跟别的女人谈到这一点时，她们告诉我：她们也得与自己心中那些有违常理的罪过作斗争，通常的方法是给自己找事情做，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负罪感是一种来自过去的精神体验，就像刚才的幸福来自一种业已结束的状态的精神体验一样。我倒了一瓶酒，准备给它温一温；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欣赏起低矮的白色天花板，映出暗淡的投影的墙壁和来自烤箱的红色光芒。我坐在一张大椅子里，这时候我的心情已那么沮丧，不得不强忍住泪水。我心里想，我给迈克尔做饭等着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打气——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他关心她胜过关心我。我知道这一点。今天晚上他如果来也是出于习惯和仁慈。然后，我又恢复信心和信任（好像走进了自我中的另一个房间），再次想驱逐心中的失望。我对自己说：他马上就会来的，我们将在一起吃饭，喝酒，他将告诉我今天他干了些什么，我们然后将一起抽烟，他还会把我搂进怀里。我要告诉他我来了月经，像往常那样他会嘲笑我说：亲爱的安娜，别把你的内疚感往我身上推了。每当我来了月经，我便会想到迈克尔晚上会爱抚我；他的话消除了我对自己身上那无可奈何的痛苦的怨恨。然后，我们就躺在一起，一觉睡到天亮。

我发现时间已经很晚。摩莉从剧院回来了。她问：“迈克尔要来吗？”我说：“要来。”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并不相信他会来。她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说我已决定退党。她点了点头，说她自己以前就曾在五六个委员会里任职，总是为党的工作而忙碌，但如今她只参加一个委员会，而且还不想再干下去。“干不干反正一样，我觉得。”她说。但今天晚上她的心思在汤姆身上，她并不喜欢他新交结的女朋友（我也不喜欢）。她说：“我刚刚发现他的女朋友都是同一类型的人——那就是，她们一个个都不喜欢我。不管什么时候，她们一来我这里，便始终对我怀有不满。除了碰巧，我们从来不主动见面。汤姆只是把我们硬推到一起。换句话是说，他把他的女友当做知己，跟她们谈起对我的看法，但说话的声音从来都是悄悄的。你觉得他未必如此吗？”我并不那样看，我知道她是对的，但我嘴里还是说不是。我采取圆滑的态度来对待有关汤姆的事，就像她对迈克尔的离去采取圆滑的态度一样——我们都在保护对方。然后她又说她对汤姆有意抵制服兵役很感遗憾，在他下矿井的两年中，他在某个小圈子内成了英雄，“我简直无法忍受他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这让我也很感恼火，但我总是说他尚年轻，随着年岁增长会改掉这种习气的。“今天晚上我很严肃地对他说，成千上万的人一辈子在矿井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过别的什么事。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惹出什么是非来。不过这么说的确有些不公平，因为像他这样出身的男孩下矿井做工，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他总是我行我素……什么也听不进去！”她点燃了一支雪茄，把双手摊开，放在膝盖上，一副有气无力、灰心丧气的样子，然后又说，“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在人们所从事的各种事务中，我似乎从来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即使他们做的是好事，我也总以怀疑的、猜忌的目光来看待——安娜，你说这不可怕吗？”我完全理解她的意思，知道她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我们俩垂头丧气地坐着，默默无语，直到她开口说：“我看汤姆打算跟这一位结婚了，我有这个预感。”“他总要跟她们中的一位结婚的。”“我知道，我这话听起来好像做母亲的在怨恨她的儿子成家立业——嗨，我是有这个意思。但我敢发誓，我的的确确觉得她不行。她属于那该死的中产阶级。她还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知道，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心里就在想，我的天，汤姆强制我接受的这个可怕的小托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原来她是个社会主义者，你知道，即来自牛津的学院派的社会主义者中的一位。学的是社会学。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天天见到鬼魂，那他自己也就有了几分鬼气。天知道他们会孵化出什么样古怪的崽子来。汤姆那个新女友真是个大美人。你知道，尽管他们大谈什么工党应遵守自己的诺言，但你肯定能看到，那些保险制度和储蓄账户全都是空头支票。昨天，她甚至对汤姆说，他应该考虑考虑如何养老！这你能听得下去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但这笑其实很无聊。她向我道过晚安下了楼，她道晚安的声音很轻（就像我说给简纳特听那样），我知道，由于迈克尔没来，她在为我感到难过。时间已十一点了，我知道他不会来了。电话铃响了，是迈克尔打来的。“安娜，很抱歉，今晚我无论如何来不了了。”我说没关系。他说：“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或者再过一两天以后。晚安，安娜！”他斟酌着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专门为我做了晚饭，我很抱歉。”这“如果”两字使我怒气冲天，但随即又觉得自己根本犯不着为这么个小人发火，我甚至笑了起来。他听见了笑声，说：“哦，那好，安娜，那好……”那意思是说我无情无义，一点也不关心他。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说：“晚安，迈克尔。”随即挂断了电话。

我把所有的食物从烤箱里拿出，把自己能吃的部分留下，其余的扔掉——几乎全扔掉了。我坐着思索，好了，如果他明天打电话过来……但我知道他不会打了。我终于意识到，这一次真的完了。我去看看简纳特是否已睡着——我知道她已睡着，但我还是要去看看。我知道，那可怕的、黑暗的、漩涡式的混乱正包围着我，不久将侵入我的肌体。趁自己还没有融入那一片混乱中，我必须马上去睡觉。我因痛苦和疲惫颤抖了起来。我倒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然后便上了床。我的头因喝了酒而有些晃晃悠悠的。明天，我想，明天——我要做个明事理的人，勇敢地面对未来，不再怨天尤人。我于是睡着了，但在真正入睡以前，我听见自己在哭，在梦中哭，这一次哭得很伤心，极其痛苦。

［上述这两篇文字已被全部删除——已被划去，它的下面还潦草地注明：没有成功，依旧是失败。在这洋洋洒洒、潦里潦草的文字后面则是工工整整的另一种笔迹：］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平常的一天。我是在跟约翰·布特和杰克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决定退党的。此刻我必须小心谨慎，别让自己像憎恨我们已经走过的人生的某个阶段那样憎恨共产党。值得注意的迹象早已出现：我经常会无缘无故地讨厌起杰克。简纳特一如既往，没有给我带来麻烦。摩莉很担心汤姆，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她有一个预感，他会娶那个新交结的女友为妻。她的预感通常应验。我意识到迈克尔终于决定与我分手。我必须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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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尔瓦，一种由碎芝麻和蜜糖等混合而成的甜食。

(2) 马丁尼，一种鸡尾酒。

(3) 利兹，英格兰北部一城市。

(4) 沃日拉尔，法国一城市名。

(5) 原文为法语。

(6)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尤利西斯》的作者。

(7) 国王大街，伦敦一街名，自1920年以来为英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

自由女性Ⅲ

汤姆逐渐适应盲人生活

长辈们竭力帮助他

整整一周，汤姆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一周过后，摩莉用这样的话对安娜说，她的声音已完全失去了往昔的自信：“安娜，你说这不奇怪吗？这一星期以来，他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如今却能活下去了。看样子不会再有什么事。但如果他死了，我们不也照样觉得那是不可避免的吗？”一星期以来，这两个女人要么在医院陪伴在汤姆的病床边，当医生们会诊或动手术时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守候，要么就回安娜的住所照顾简纳特，收取表示同情的信件，接待前来慰问的客人。她俩还得提起精神去应付那位公开怪罪她们的理查。在这一星期中，一旦时间略为从容，心情稍显平静时（尽管这种反应乃人之常情，但她们还是要问自己或对方：为什么她们会变得那么茫然，除了麻木和焦虑，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呢？）她们便会谈起摩莉对汤姆的关心，安娜与他的关系等事，以便确定到底因什么或什么时候她们真正伤害了他。当然，所谈的事都是她们所熟悉的，因此，两人只要简单地交换上几句就各自心领神会了。他的自杀是不是因为摩莉整整一年不在家？不，她依然觉得自己这样做并没有错。是不是因为她们的生活毫无目标？但她们还能有别的什么生活方式呢？是不是因为汤姆最后那次拜访安娜时说了什么话或者某些未说出的什么话？有这可能，但她们还是否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上来。她们而且并没有把这次突变归咎于理查，当他谴责她们时，她们只是这样回答他：“理查，相互埋怨是没有用的。现在的问题是：以后能为他做点什么。”

汤姆的视觉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有可能变瞎。但大脑没有损伤，或者说，至少能恢复。

既然他已脱离危险，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只是摩莉动辄就会异常伤心地低声哭泣上好几个小时。安娜忙她自己和简纳特的事；她有必要瞒住简纳特，不让她知道汤姆曾经想自杀。她曾经说过“出了点事”，但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因为从孩子的眼神里她发现她已经觉得日常的事务中随时潜伏着“出事”的可能性，那“事”的严重性还足以让人仰天躺在医院里，永远变成瞎子。因此，安娜修正了那种说法，只说汤姆擦手枪时走了火。简纳特则马上反驳说他们的住宅里并没有手枪；安娜也说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孩子的忧虑终于消除了。

与此同时，汤姆头上裹着纱布，默默地躺在阴暗的病房里，经过许多人的细心照顾，他终于开始挪动身子，活转过来，并开口说话了。围在他身边的一班人，包括摩莉、安娜、理查、马莉恩等，都站着等待，坐着等待，一周内没日没夜地守着他，他们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一直都在放任他，使他朝死亡的深渊越滑越远。当他一开口，那话就让人大为震惊。当他作为一个重伤的病人蒙着白布、绑着绷带躺在那里时，他们心里已不再想他性格中的那份执拗，那份令人诅咒的，导致他向自己的脑袋射出子弹的执拗。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他们都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在这里，是吗？嗨，我看不见你们了。”他说话的神态使他们沉默了。他继续说：“我眼睛瞎了，是不是？”他能活转过来，本来能使他们舒一口气的，但这话一出口，又使他们的心情轻松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摩莉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四个人围着病床站着，看着那颗蒙着白纱布的脑袋，想到他以后的生活将必然是一场寂寞而勇敢的奋斗，每个人心里无不充满着恐惧和怜悯。但汤姆什么话也没有说，他躺着一动不动。那双继承了他的父亲的粗笨的手搁在左右两侧。他把它们抬了起来，摸索着凑到一块，以忍耐的姿态交叠在胸口上。他的这个手势意味深长，使摩莉和安娜交换了一个眼色，那里面的含义已不仅仅是同情了。这是一种恐惧的表示——但表面上两人只是点了点头。理查看见了这两个女人所交换的眼色，恼恨得咬紧牙关。只是在病房里不便发作，但到了外面，他就把话说出来了。他们一起走出医院，马莉恩走在后面一点——这次发生在汤姆身上的可怕事件使她暂时停止了酗酒，但她的行为似乎仍停留在自己那迟钝的世界里。理查声色俱厉地对摩莉说话，同时还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安娜，以便把她也拉扯进去：“这简直太残忍了，是不是？”“你说什么？”摩莉将伏在安娜肩膀上的头抬了起来，问道。他们这时已走出医院，她因哭泣浑身颤抖着。“把那样的话告诉他，说他将永远成为瞎子。看你说了什么！”“他知道的。”安娜说，她发现摩莉已颤抖得说不出话；她还知道，他所怪罪她们的还不在于此。“他知道的，他知道的！”理查以嘘声嘲笑说，“他刚刚恢复知觉，你便告诉他，他将永远变成瞎子。”安娜不去多想他此时的情绪，就事论事地说：“他总得知道的。”摩莉不去理睬理查，顾自与安娜谈起刚才在医院病床旁所交换的沉默而惊恐的一瞥：“安娜，我相信他已苏醒好一会儿了。他只是在等我们大家都到场——好像他很乐意这样做。你说这不可怕吗，安娜？”她说完便嚎啕大哭起来。安娜对理查说：“别再把气出在摩莉身上了。”理查嘴里含含糊糊地抱怨了句什么，便迅速转过身去；马莉恩一直若即若离地跟在他们三人后面，理查不耐烦地拉住她的手，带着她穿过有序地点缀着色彩艳丽的小花圃的绿草坪走开了。他跟马莉恩头也不回就上了车，丢下她们只得自己叫出租车。

汤姆的精神一点也没有崩溃，他毫无陷入不幸或自怜的深渊的迹象。从一开始，即从他开口说话那一刻起，他便显得很富有耐心，很安静，很乐意配合医生和护士，跟安娜和摩莉说话，甚至还愿意跟理查商讨前程。正如护士们反复所说的那样——她们的言语中并非没有丝毫的不安，这是安娜和摩莉能深切感受到的——“一个模范的病人”。她们说——反复说——她们从来没见过有谁在遭受如此不幸后还能如此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何况他还仅仅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为了适应盲人的新生活，人们建议汤姆在医院的训练班里待上一段时间，但他坚持要回家。他已充分利用了住院那几个星期的时间，如今已能自己管理食物，洗手洗脸，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而且还能慢慢地在病房里走动走动。安娜和摩莉坐在一旁看着他。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他显然又跟先前一模一样了，只是失明的眼睛上架起了一副墨镜。他以近乎固执的耐性从床上移步到椅子边，再从椅子边移步到墙脚，专注地咬紧嘴唇，每个微小的动作里都透露出一份坚强的意志。“不，谢谢你，护士，我自己能行。”“不，母亲，请别帮我了。”“不，安娜，我用不着帮忙。”他确实已不需要人家帮助他。

经商定，摩莉把二楼的起居室让给了汤姆——以便他少登几级楼梯。他接受了这一安排，但他又坚持她和他的生活应该一如既往。“没有必要作任何变动，母亲，我不想改变现状。”他的声音是她们早就熟悉的，其中隐含着他拜访安娜那个晚上谈话中所含有的歇斯底里，一种暗暗的嘲讽和尖酸。他的声音与他的动作一样是迟缓的，清楚的，克制的，一字一句都经过思路清晰的大脑的过滤。当他说“没有必要作任何变动”时，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由于他看不见东西，她们这样做似乎很安全；不过，她们依然怀疑他实际上什么都心里有数），内心都茫茫然感到一阵恐慌。因为他说这话就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好像他的失明只是出于偶然，如果他的母亲为之感到不快，那也只是她自己的事，或者说她之所以变得挑剔、唠叨，那也仅仅因为她是个为子女不爱干净或别的什么不良的习惯而动气的妇女。他迁就她们，就像一个男子迁就生性难缠的女人。两人看着他，惊恐不安地相互对视，然后又把目光移开，因为她们能感觉到他已经闻到了那种无言的恐怖。这个男孩不屈不挠，坦然地调整自己，以便适应那个已经属于他的黑暗的世界，在他面前，她们一筹莫展。

他住的那间屋子别的一切都保留原貌：那铺有白色的垫子的窗台是摩莉和安娜过去经常坐着谈话的地方，窗台后面摆着花盆，遇上下雨的日子，那雨（如果是晴天，那苍白的阳光）就落在窗玻璃上。但如今这里摆了一张干净的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靠背笔直的椅子和几个使用方便的书架。汤姆开始学盲文。他拿了本笔记本和小学生用的尺子学写字。他写的字与过去的已大不相同：字体一个个很大，很方正，很清楚，就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当摩莉前来敲门时，他会放下他的盲文课本或练习本，抬起那张戴了墨镜的脸说一声“进来”，那声音虽然显得彬彬有礼，却只是暂时的应酬，就像某个公司的老板坐在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那样。

为了照顾汤姆，摩莉曾谢绝了在某个戏中扮演的角色，如今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重新参加演出了。安娜也停止了在摩莉去剧院的晚上对汤姆的造访，因为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安娜，你能来看我，同情我，真是太好了，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烦闷。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他说这话时俨然像个仅仅爱好孤独的男子。一直想跟他恢复出事前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不可得的安娜（她觉得他好像成了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于是也就顺水推舟了。她实际上也真的想不出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再说，与他单独待在房里时，她时不时地会陷入极大的恐怖中。其中的原因她自己也弄不明白。

摩莉如今不再从家里给安娜打电话，而是到电话亭或剧院里去打，因为她的电话机就在汤姆的房间外面。“汤姆怎么样？”安娜经常问起。摩莉的声音又变得响亮而咄咄逼人，但始终含有一种疑惑而痛苦的意味，她会回答说：“安娜，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了，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好了。他总是待在那个房间里，一个劲地做事，安静得很。当我再也忍不住走进去时，他便抬起头来问：‘母亲，你有什么吩咐吗？’”“这我知道了。”“我于是说一些傻话，比如说——我想你可能想喝杯茶。他总是说‘不’，当然，说话时极有礼貌，我也就只好出去了。他如今正学习自己弄茶和咖啡，甚至还要学做饭呢。”“他要摆弄瓶瓶罐罐什么的吗？”“正是，我真的吓坏了。我不得不走出厨房，因为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说，母亲，没有必要为我担惊受怕，我不会烧着自己的。”“嗐，摩莉，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说到这里，她们沉默了下来，因为她们都有话不敢说。）过了一会儿，摩莉接着说：“人家都来看我，他们原先都那么和蔼可亲，你懂我的意思吗？”“是的，我懂。”“你可怜的儿子呀，你不幸的汤姆呀……我一直只知道一切都乱哄哄的一团糟，但对这句话从没有像现在理解得这样深刻。”安娜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那些朋友和熟人们都把她当做了话柄，他们表面上很和蔼，但骨子里隐藏着恶意。他们常常在背后指着摩莉说：“当然，不幸的是，那一年摩莉离开了家，丢下了她那个男孩。”“我觉得这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何况她事先还经过慎重的考虑。”或者说：“当然，还有那桩破裂的婚姻呢。它肯定给汤姆造成了别人无法估量的影响。”“噢，就让他们说去吧，”安娜笑着说，“我也有过破裂的婚姻，但我确信简纳特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安娜总是处处护着摩莉和她自己，但她们还有别的话不敢说——那也正是她们两人感到恐惧的原因所在。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说明：不足六个月以前，安娜每次给摩莉家里打电话跟她聊天时，总要顺便问候一下汤姆；当她拜访摩莉时，也总是要到汤姆的房里坐一会儿；接受摩莉的邀请参加聚会时，汤姆通常也在来宾当中。可以说，安娜是摩莉生活的见证人，她见证了她跟男人的交往，她的欲求，她的失败的婚姻。——然而，所有这一切，这经过许多年缓慢的发展而形成的亲密友谊如今已受到抑制和破坏。除非有非常实际的理由，她再也不给摩莉打电话，因为，即使电话机不在汤姆房门外面，他也完全能凭他的第六感觉揣测谈话的内容。比如有一次，始终咄咄逼人地谴责别人的理查打电话给摩莉：“你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够了：我想找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照顾盲人的护士照顾他，让他出去度度假。你要不要让他去？”摩莉还来不及答话，汤姆已从屋里提高嗓门说：“告诉爸爸我很好。谢谢他，就说我明天会给他打电话的。”

从此以后，安娜晚上再也不随随便便拜访摩莉了，即使从她家门口路过，也不轻易进去，要去时也是先打电话，然后再去按门铃。只要听一听楼上传来的门铃的震颤声，她就能确信汤姆已经知道她来了。门开了，只见摩莉脸上挂着苦涩而勉强的微笑。她们进了厨房，相互寒暄着，凭意识都知道汤姆就在隔壁。茶或咖啡弄好了，其中有一杯留给汤姆，但他总是拒绝。两个女人上楼进入那个曾经作过摩莉卧室，如今卧居两用的房间。她们坐在那里，不由自主地想起楼下那个残废的男孩，他如今已成了这幢房子的中心，这里发生的一切全在他的知觉之内——他已经成了一个看不见事物但能感知一切的存在。摩莉按习惯闲聊了几句，谈了点有关剧院的琐碎小事，然后她就沉默了，嘴巴因焦虑而扭曲起来，两眼红红的早已噙满了泪水。她此时大有大哭一场的倾向——一个字，一句话，都可能刺激她，使她把强抑住的泪水毫无节制地喷涌出来。她的生活已经完全变了。如今她去剧院演戏，路上购买所需的一切，回家后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或自己的起居室里。

“你不见见什么人吗？”安娜问。

“汤姆也曾这样问过我。上星期他对我说：母亲，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就停止社交活动。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带到家里来呢？也好，我就照他的话办吧。我于是把那位导演带回家，你知道，就那个想跟我结婚的人，名叫迪克——你还记得吗？他对汤姆一直很亲热——我是说真的很亲热，很和气，毫无恶意。当时我和他就坐在这里，一道喝威士忌。我第一次心里这样想，好了，我不会在意的——他是个好人，今晚我就可以把事情定下来，依偎在一个善良的男人的肩膀上了。正当我准备为自己大开绿灯时，我又突然意识到——要我尽女性的一切温柔去吻他而不让汤姆知情是万万做不到的。虽然汤姆绝对不会因此而反对我，但第二天一早他很可能会这样说：昨晚过得很愉快吗，母亲？我真太高兴了。”

安娜本想随口说一句：你想得太多了，但这话终于没有说出。因为摩莉并没有想得太多，她在摩莉面前不应该那么不诚实。“你知道吗，安娜，只要我一看见汤姆鼻梁上架着那一对可怕的黑色玩意——你知道，他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他的嘴巴——你知道，他那张嘴巴总是专横地紧闭着……我即刻就会来气……”“是的，这我能理解。”“但这不是太糟糕了点吗？我的恼恨已溢于言表了。你知道，那慢吞吞的，小心谨慎的举动。”“我懂。”“要命的是，他还是以前那种样子，只是更露骨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懂。”“就像一头蛇怪。”“我懂。”“我会恼恨得大声尖叫起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必须离开这里，因为我十分清楚，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以轻蔑的口吻继续说下去，“他喜欢这样做。”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说，“他快活着呢，安娜。”“是的。”她终于把话说出来了，两人都感到一阵轻松。“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快活，事情就可怕在这里……这一点你从他的行动中、言谈中就能看出——他平生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完整的自己。”听到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话，心里又对照着想起儿子自残其身这一事实，摩莉惶恐地喘起了粗气。她用双手捂住脸哭泣起来，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泪水是从全身心流出来的。哭完后，她抬起头，装出笑脸说：“我不该哭。他会听见的。”这时候她的笑容中仍透露出一份勇敢。

安娜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朋友的一头蓬乱的金发中已有几丝银发，那双坦诚而悲伤的眼睛周围各有一个黑圈，周围的骨头十分显著地向外凸。“我想你应该染一染头发了。”安娜说。“有那个必要吗？”摩莉气呼呼地说，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现在就能听见他说的话了。我如果做了高雅的发型上楼，心里沾沾自喜时，汤姆就会凭嗅觉知道我染了发，感觉到我的头发在飘动，他会说：母亲，你染过头发了吧？这时候你如果仍不会动气，那就真让人高兴了。”“我很高兴你不动气，即使他先动了气你也能忍。”“我希望自己一旦习惯了这一切，能变得明智起来……昨天我就在考虑这件事——我是说习惯这一切。这就是生活，你得习惯那些实在难以忍受的东西……”她的眼睛红红的又噙满了泪水，她再次坚决地眨着眼睛把它挤掉了。

几天以后，摩莉从电话亭打电话来说：“安娜，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马莉恩一天到晚老是来看汤姆。”

“她怎么样？”

“自从汤姆出事以后，她几乎从来不喝酒了。”

“谁告诉你的？”

“她告诉了汤姆，汤姆又告诉了我。”

“哦，他怎么说？”

摩莉模仿她儿子那种慢条斯理的腔调说：“总的来说，马莉恩最近确实表现得很好。她已大有好转了。”

“他不会这样说吧？”

“是的，他正是这样说的。”

“那好，至少理查听了一定会高兴的。”

“他大发雷霆。他给我写来长信发泄他的怒火——尽管这个邮班有我十来封信，但我刚打开其中一封，汤姆就问：‘父亲有什么话说？’——马莉恩几乎每天都来，跟他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欢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教授欢迎他的得意门生。”

“哦……”安娜无可奈何地说。“哦。”

“我懂了。”

几天以后，安娜应邀来到理查的办公室。他先给她打了个电话，以充满粗鲁和敌意的口吻说：“我想见见你。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到你那儿去。”“但你显然不愿意。”“明天下午我肯定抽得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噢，不，我相信你一定抽不出时间，还是我过来吧。我们要不要约个时间？”“明天下午三点钟，你方便吗？”“那就三点吧。”安娜说，她很高兴理查不到她的住处来。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她脑子里老想着汤姆站在她的笔记本跟前一页一页地翻动，结果那天晚上他就打算开枪自杀了。最近她又记了几条，都写得很痛苦。她觉得那个男孩好像就站在她的身边，瞪着一双火热的黑眼睛在谴责她。她觉得她的房间已不再是她自己的了。如果让理查进去，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下午三点正，她准时见到了理查的秘书，这秘书告诉她，理查让她先等一下。十分钟过去，她估计这时他的虚荣心应该得到满足了。十五分钟以后，她被告知可以进去。

正如汤姆所说，坐在办公室里的理查神气活现的，那模样是她从来意料不到的。这个帝国的总部在这座城市里占据着一幢古老而丑陋的四层楼建筑。这里当然不是真正交易生意的场所，而只是展示理查和他的助手的人格的窗口。室内的装饰很讲究，很有点儿国际化。如果你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见到类似的办公大楼，也用不着感到奇怪。从你走进巨大的正门那一刻起，那电梯、走廊、候客室无不为你最终见到理查形成一种冗长而周密的铺垫。黑色的地板足足有六英寸厚。墙壁上开有白色的窗口，上面嵌的是深色的玻璃。室内的光线有些幽暗，显然是因那些照管得好好的、沿墙一层层铺展开的绿色的爬藤植物所致。理查那阴郁而固执的神情多少被身上那叫不出名堂的着装所冲淡，他此时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酷似一座被绿色的大理石所包围的坟墓。

在等候接见的这段时间里，安娜观察了那位秘书，注意到她的体型很像马莉恩：又一个长着一身胡桃色皮肤的女孩，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但同时又不那么爱整洁。在被引见的数秒钟时间内，她留心观察了一下理查和这个女孩的举动，拿眼睛瞟了一眼他们两人，意识到他们的关系确实有些暧昧。理查看出安娜已胸有成竹，于是说：“我不想听你发表演说，安娜。我只想跟你认真地谈谈。”

“我不正是为此而来的吗？”

他强压住自己的怒火。安娜拒绝在他所提供的摆在他对面的那张椅子上坐下，而是坐到了离他有些距离的窗台下。他还来不及说话，电话机上的绿灯就亮了，他只好表示歉意先去接电话。“对不起，请等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室内的一道门打开了，一个年轻人抱着一沓文件走了进来，以极其谨慎而富有魅力的姿势把它放在理查前面那块大理石墓碑上，在他踮着脚轻轻地退出以前几乎一直哈着腰。

理查赶紧打开文件，用铅笔在上面涂写了几笔，正准备按另一个按钮时，恰好看见安娜的脸，便说：“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吗？”

“没有。我记得有人说过，一个抛头露面的人的价值是由他周围可爱的年轻人的数目决定的。”

“摩莉说的吧，我想。”

“是的，正是她说的。作为趣谈问一问：你有多少个这样的年轻人？”

“二十来个左右，我想。”

“我们的首相都没有那么多。”

“我敢肯定没有。安娜，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谈这个？”

“我只是随便说说。”

“既然如此，我就帮你省点心吧。让我们谈谈马莉恩。你知不知道她整天跟汤姆在一起？”

“摩莉告诉了我。她还告诉我，她已经不喝酒了。”

“她每天上午都进城，买走所有的报纸，花时间读给汤姆听。她七八点钟才回家，所谈的一切离不开汤姆和政治。”

“她已经不喝酒了。”安娜又重复说了一遍。

“她的孩子怎么办？她只在吃早饭时与他们见见面。如果他们运气好，晚上还有一个小时会面的时间。我想，她差不多快忘了孩子们的存在了。”

“我想你最好临时再雇个人。”

“听着，安娜，我请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认真地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我是认真的。我建议你雇一位可爱的女子跟孩子们在一起，直到——直到事情理顺为止。”

“我的天，那要花多少开销……”但理查忽然住了口，皱起眉头，显得很尴尬。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不愿家里有个陌生女子，连暂时也不行？钱恐怕不能成为理由。马莉恩说你在给雇员发赏钱和津贴以前，每月就有三万英镑的收入。”

“说到钱，马莉恩总是胡说八道。好了，我是不愿意家里有个陌生的女子的。这事完全不可能！马莉恩以前从不考虑政治，但如今却到处剪报纸，一张口就是《新政治家》什么的。”

安娜哈哈大笑起来：“理查，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有什么大不了呢？马莉恩过去总是喝得醉醺醺的，现在她不喝了，这难道不是最好不过的事吗？我想作为一个母亲她比过去称职多了。”

“你显然把事情说得太好了。”

理查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脸又涨得通红。当他看见安娜那分明流露出对他的怜悯的目光时，才恢复了常态，并再次伸手去按电铃。这时，一位小心翼翼的年轻人——已换了一位——走了进来，他把文件递过去，说：“打电话给杰森先生，请他于星期三或星期四在俱乐部与我共进午餐。”

“谁是杰森先生？”

“你明明知道自己对此并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

“他是个很有魅力的男子。”

“太好了。”

“他还是位歌剧迷——对音乐无所不知。”

“太妙了。”

“我们打算买下他的公司的控股权。”

“事情很让人满意，是不是？理查，我希望我们说到正事上来。你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

“如果我花钱雇一个女子进来，代替马莉恩照顾孩子，那我的生活就全乱套了。再说还有那笔开销。”他情不自禁地又补上一句。

“我想，你对钱那么敏感，是不是因三十年代你那段吉卜赛式的生活经历所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天生富有的男人会对钱持那样的态度。我想，当时你家里把你的财源切断了，这对你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吧？从那以后，你就一直像个来自乡下而发了横财的小工厂主。”

“是的，你说对了。那是一次打击。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钱是有用的。这段经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同意——我对金钱确实有那种一个劲去挣钱的人所持有的态度。马莉恩从来不能理解这一点——你和摩莉却一直对我说，她很聪明。”

这最后一句话说得那么伤感而中肯，安娜真诚地笑了起来：“理查，你真是太有趣了。好了，真有你的，我们别再争论了。当家庭把你跟共产主义的卖俏调情太当真时，你精神上确实经受了严重的创伤，结果使你再也不能从金钱上得到乐趣。而且，你跟女人的关系一直来总是那么不幸福。摩莉和马莉恩都很愚蠢，她们的性格都是灾难性的。”

理查以他特有的固执的神态看着安娜：“是的，我正是那样看的。”

“好了，现在怎么办好呢？”

理查让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对着映在深色的玻璃上的一串嫩叶子的影子皱起了眉头。她突然想到：他这次之所以要见她——并非出于一般的原因，并非想通过她来谴责摩莉，而是想宣布一项新的计划。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理查？你是不是想拿一笔养老金打发掉马莉恩？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是不是想让马莉恩和摩莉都去颐养天年，而你却……”安娜发现她的这一胡思乱想实际上正接近了事实，“哦，理查，”她说，“你现在不可以抛弃马莉恩——尤其在她刚刚开始戒酒的时候。”

理查怒气冲冲地说：“她不关心我。她的时间不花在我的身上。我还不如永远不跟她在一起。”他的虚荣心好像受到了伤害。安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确实很伤心。马莉恩不愿像囚犯一样受约束，或者说不愿和他一道关在笼子里，这使他感到孤独和伤心。

“看在上帝的分上，理查！你这些年一直不理睬她。你只把她当做……”

他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已噙满了泪水。

“天哪！”安娜惊呼起来。她心里想：摩莉和我实在太愚钝了，原来这就是他爱人的方式，别的他什么都不能理解。这一点也许马莉恩反而看得更清楚。

她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你跟外面这个女孩有点儿关系，是不是？”

“是的，正是这么回事。她爱我，至少。”

“理查！”安娜绝望地叫了起来。

“就这么回事。就马莉恩而言，我还不如不存在的好呢。”

“但如果你现在跟马莉恩离婚，那会把她全毁了。”

“我怀疑她自己是否担心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不会马上采取行动。这也正是我要见你的原因：我想建议马莉恩和汤姆一起出去度度假，不过是让他们像现在这样继续在一起。我可以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一切听他们的便。当他们不在时，我会慢慢地把琼引见给我的孩子——他们当然都认识她，喜欢她，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心情平静下来，认同我娶她为妻。”

安娜默默地坐着，直到理查发问：“这事你看怎么样？”

“你是问摩莉会怎么看吧？”

“我在问你，安娜。我知道，摩莉对此事会大感震惊的。”

“摩莉一点也不会感到震惊。你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她感到震惊，这你是知道的。说说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吧。”

她拒绝帮助他，因为她不仅厌恶他，而且厌恶她自己——安娜依然弯着腰坐在窗台上抽烟——她在思忖，脸色严峻而冷漠，他则看上去一脸的不高兴。

“哦，安娜？”

“如果你问起摩莉，只要马莉恩和汤姆外出过些日子，我想，她会感到欣慰的。”

“她肯定会这样。她卸下负担了！”

“理查，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辱骂摩莉，但别在我面前骂她。”

“如果摩莉不介意，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显然出在汤姆身上。”

“怎么会呢？马莉恩告诉我，他显然不喜欢摩莉到他房里去——却很高兴与她在一起。我是说跟马莉恩。”

安娜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汤姆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为的是让他的母亲待在家里，不是说待在他身边，而是说待在他附近，作为他的囚犯。他好像不想放弃这样做。如果跟马莉恩外出度假，同时又能控制住摩莉，让她跟着一道上路，他会觉得心满意足的……”

理查勃然大怒：“上帝，我明白了。你们是一对灵魂龌龊、令人讨厌、心肠冷冰冰的——”他气急败坏地说不成连贯的句子，但他仍好奇地看着安娜，想听听她还有什么话说。

“你请我到这里来，为的是让我把刚才的话说出来，这样你就可以骂我了，或者骂摩莉。现在我已经按你的旨意把话说了，我要回家了。”安娜从窗台边溜下来，准备离去。她非常厌恶自己，心里想，理查让我到这里来显然出于简单的理由——让我慢慢地谴责他。这一点我事先不可能不知道。因此可以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谴责他及其所作所为。我参与了这个愚蠢的游戏，应该为此而感到羞愧。虽然她已觉悟到了这一点，但事情却明摆着：理查就站在她的面前，摆出等人鞭笞的样子。她于是继续说下去：“亲爱的理查，有些人需要别人的献祭。你肯定懂得我的意思吧？你的儿子显然就是这种人。”她朝刚才进来的那道门走去。但门没有把手，要打开这个办公室的门只有按门外的按钮或理查桌子上的按钮。

“我得做点什么呢，安娜？”

“我想你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不想上马莉恩的当！”安娜吃惊得再次哈哈大笑起来：“理查，少说几句吧！马莉恩已经够受的了。最薄弱的人也有自己的逃路的。马莉恩转向汤姆，是因为汤姆需要她。就这么回事。我相信她没有任何预谋——说‘上了马莉恩的当’，这话未免太……”

“反正都一样，她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她正沾沾自喜呢。你知道，一个月前她对我说了什么话吗？她说，你可以一个人睡，理查……”他没有把以下的话全说出来。

“但是理查，那是因为你自己一再抱怨不得不跟她合睡一张床。”

“我也许根本就不应该结婚。马莉恩现在有自己的房间。她从来不在家。为什么我得受她的骗，过不上正常的生活呢？”

“但是理查……”安娜知道说也无益，于是住了口。但理查还在等待，想听听她想说什么。她于是接着说：“但你看上了琼，理查。你确实应该到别的地方打主意。你看上的是你的秘书。”

“她不打算永远一个人生活，她想结婚。”

“但是理查，秘书什么人都能做。哦，别装得那么伤心了。你至少已跟五六个秘书有过关系，是不是？”

“我想娶琼。”

“我觉得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即使马莉恩跟你离了婚，汤姆也不会让你遂心的。”

“她说过她不会跟我离婚。”

“那就给她一些时间。”

“时间！我已不年轻了；明年我就五十岁了，我不能再浪费时间。琼也已二十三岁——为什么她得错失一个个良机等下去呢？”

“你应该跟汤姆谈谈。你难道真的看不出他是解开一切的钥匙吗？”

“我从他那里充其量只能得到同情。他始终站在马莉恩一边。”

“也许你应该想办法让他站到你的一边。”

“这不可能。”

“不，我并不这样看。我想你必须按汤姆的节奏跳舞，就像摩莉和马莉恩所做的那样。”

“不出我所料——这孩子已成了残疾人，但听你说起来倒像是个犯人。”

“不错，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简直无法原谅自己竟然会跟你说这样的话。让我回去吧，理查。把门打开。”她站在门边，等待他把它打开。

“事情已糟糕到这等地步，你还在这儿挖苦人。”

“我是在笑话人，这你心里十分清楚，因为我看见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金融巨子像一个三岁的孩子怒气冲冲地在昂贵的地毯上跳舞。请让我出去吧，理查。”

理查很不情愿地走到他的桌子边，按了按电铃，门旋转着开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再等上几个月，在这里为汤姆提供一份工作。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以为他此刻会那么听话接受我的建议吗？你真傻。他和马莉恩正热衷于左翼政治，如今正为那些黑人穷人的不公正待遇而大声疾呼呢。”

“好了好了。这为什么不可以？这是一种时尚。这你不懂吗？你缺乏的是时局观念，理查。你历来如此，知道吗？那不是左翼政治，那只是一种‘时尚’⁽¹⁾。”

“我早该知道，你会为此高兴的。”

“是的，我现在就很高兴。记住我说过的话吧——如果你处理得当，汤姆会乐意接受这里的某项工作的。也许可以接管你的工作。”

“那我巴不得呢。你们一直把我弄错了，安娜。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工作，我想退休，越早越好，带上琼去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也许还想再生许多孩子。这就是我心里想做的。我其实一点也不适宜与金钱打交道。”

“只是自你接管以后，你的帝国的产业和利润扩大了四倍，马莉恩这么说的。再见，理查。”

“安娜。”

“什么事？”

他迅速绕过来，挡在她和那道半开的门之间。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急不可耐地扭了扭臀部。这一动作与这间陈设豪华的办公室（也可以称作陈列室）那机械般缓缓运作的气氛格格不入，使站在那里等待离去的安娜想起她的另一个不相协调的自我。她看见了她自己：那么瘦小，苍白，楚楚动人，脸上始终挂着一丝睿智而刻薄的微笑。在这种氛围中，她能感觉到自己心乱如麻，既难受又不安。衣冠楚楚的理查扭动臀部那一丑陋的动作与她内心所掩藏着的骚乱正好形成对照，因此，此时要说她对理查的这一举动甚感厌恶是虚伪的。她心里这么告诫自己，感到很疲惫，于是便说：“理查，我看这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每次见面，结果都是这样。”

理查已觉察到安娜的情绪瞬息间已发生了变化。他站在她的面前，喘着粗气，一双乌黑的眼睛眯了起来。然后他慢慢地、讽刺地笑了。他想提醒我什么呢？安娜疑惑不解。哦，对了，他是在提醒她：那天晚上她本有可能跟他上床的。她没有因此而生气，或表示出轻蔑的意思，她知道自己已经有点不自在了。她说：“理查，请开门吧。”他站在那里，继续以讥嘲的目光看着她，欣赏着。她绕过他来到门边，想把门推开。她看得见自己在徒劳地推门，神情既尴尬又慌乱。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理查回到他的办公桌旁按了电铃。安娜顾自走了出去，经过那位衣着华丽、有可能成为马莉恩的继任者的秘书身边，踏出铺有地毯、装饰着各种艳丽的花草图案的大厅，终于来到肮脏的大街上，这时，她才舒了口气。

她走向最近的地铁站，脑子里什么也不去想，只知道自己的精神快崩溃了。交通高峰期刚刚开始，她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突然，她感到一阵恐慌，不得不从拥向售票处的人流中退下来——靠住墙壁站在一边，她的手掌和腋窝都湿透了。高峰期出现这种情况最近已有两次。她心里想，我的心情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正在竭力克制它。我好像正在什么东西的表面滑行——但那到底是什么呢？她待在墙脚边，已难以重新挤回到人群里去。在交通高峰期，除了乘地铁，没有别的办法能从这里脱身，回到五六英里以外的她的住所。谁也做不到。人太多了，所有这些人都被可怕的城市交通困住了。只有理查和他的同类例外。如果她此时钻出地铁，请他派车送自己回家，他当然会答应。他而且会感到很高兴。只是安娜肯定自己不会这样做。除了继续往前挤，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安娜向前挤去，随着人流东倒西歪，等待轮到她买票，然后随着缓缓的人流进入扶梯。在月台上，她终于挤进一节车厢，但在此以前已有三辆列车开过。这时，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在明亮的、拥挤的、气味难闻的车厢里，她只要在人们的挤压下挺直身子站住就行了。再过十分钟她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她真担心自己会晕倒。

她在想，如果有谁身心崩溃了，那将意味着什么呢？一个身心即将崩溃的人什么时候可以说“我正在崩溃”呢？如果我崩溃了，那将是什么样子？她闭上眼睛，看见自己的眼睑上有一片闪光，感觉到人群的压力，闻到了汗臭味。她觉得那个安娜已萎缩成一个硬邦邦的球体躲在她的胃囊里。安娜，安娜，我是安娜，她不停地重复着。为了简纳特，我无论如何不能生病，不能后退。我明天就有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的消亡跟谁也不相干，只有简纳特例外。我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安娜？——一个对于简纳特来说少不了的人。这太糟了，她想，她的恐惧变得越发强烈了。这个安娜对简纳特没有好处。因此再试探一次吧：我是谁，安娜？这回她不再想到简纳特，她有意把女儿隔开了。这回她看到的是自己那间白色的、狭长的、光线柔和的房间，台架上放着各种颜色的笔记本。她看见自己——那个安娜——坐在那张琴凳上，不停地写啊写的。她在一本笔记上写了一段文字，然后又用线把它划开，或干脆删掉。她看见每页所写的东西都是乱糟糟的，有的不连贯，有的已用括弧括起，有的时断时续——她感到一阵恶心。这时她又看见了汤姆，他坐在那里，咬着嘴唇，全神贯注地翻阅着她的每一本笔记。

她睁开眼睛，只觉得头晕目眩，心里发慌，她看见白晃晃的天花板和形形色色的广告都在晃动。乘客们一个个都在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他们的脸显得既呆板又专注。她的身边紧挨着一个人，皮肤黄黄的，毛孔大大的，嘴巴歪歪的，还流着口水。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他的脸堆着笑，那神态一半出于惊奇，一半为了讨好。安娜想，刚才我闭着眼睛站着时，他一定在观察我的脸，并凭他的脑子进行揣测。她感到一阵恶心，于是扭过头去，将目光投向别处。他那不均匀的呼吸带着异味一阵阵冲击着她的脸颊。还有两站路程才能到家。安娜侧过身子一点点向一旁挤，在列车的晃动中她感到那人在背后推她，他的脸激动得有些令人作呕。他很丑陋。天哪，他们都很丑陋，我们也一样很丑陋，当安娜的身子被他紧紧贴住，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时，她心里这样想。到站了，她挤出火车，别的人则挤进来。那男人跟在她后面也下了火车，乘自动扶梯时就在背后推她，在检票口也站在她的身后。她递上票，赶紧走开，这时他在背后说：“想散散步吗？想散散步吗？”她对他皱起眉头。他则得意洋洋地怪笑着。当她闭着眼睛在地铁上时，他一直想入非非以为自己羞辱了她，精神上已把她给镇住了。她说：“走开。”然后径自继续往前走，出了地铁来到大街上。他仍跟踪着她。安娜受了惊，随后又感到诧异——受惊是因为害怕。诧异又为什么呢？这种事天天发生，这就是都市的生活，对此我可以无动于衷——但对她却有动于衷了，就像半小时以前理查在办公室咄咄逼人地想羞辱她，使她大感震惊一样。一想到那个男人令人作呕地咧着嘴巴笑着跟踪着她，她便想撒腿慌慌张张地跑开。她心里想，如果我见得到或碰得到的并不丑陋，那又会怎么样呢……她的前面有一辆卖水果的手推车，贩卖色彩鲜艳的上等李子、桃子和杏。安娜买了些水果，鼻子闻到一股清香，手触摸到光滑的或毛茸茸的果皮。她的心情好了起来。恐惧感也随之消失了。一直跟踪着她的那个男人就站在一旁，歪嘴笑着等她。此刻他已影响不了她。她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安然无事。

她到家迟了，但用不着担心——有阿尔佛在。汤姆住院期间，安娜得经常陪伴摩莉，这时，阿尔佛进入了她们的生活。这位住在她们楼上，除了早晚打个招呼外并无其他来往的年轻人进进出出十分谨慎，一开始跟她们几乎完全陌生，如今却成了简纳特的朋友。当安娜去医院时，他便过来照看简纳特阅读那些小人书，帮她做家庭作业。他还再三对安娜说，她用不着担心，他很乐意照管简纳特。他真的这样做了。这种新局面使安娜感到很不安，但其中的原因不在他的身上，也不在简纳特身上；在跟孩子在一起时，他总是显得那么单纯，那么富有魅力。

当她登上通向她住所的简陋的楼梯时，心里在想：简纳特的生活中需要一个男人，她希望有个父亲。阿尔佛对她很友好，但他不是个男人——我说他不是个男人，这话什么意思？理查是个男人，迈克尔是个男人，怎么阿尔佛就不是了？我知道，当你跟一个“真正的男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一种紧张，一种不对劲的感觉，而在阿尔佛这里却不存在这一点。男人的这方面的特性他一点也没有，这就是阿尔佛的情况。然而，简纳特还是很喜欢他。我说的“真正的男人”就是那种意思。简纳特崇拜阿尔佛。她还崇拜——这是她自己说的——他的朋友罗尼。

几个星期以前，阿尔佛问安娜是否可以让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住他那个房间，据说他的朋友手头有些拮据，而且还失了业。安娜考虑了他的建议，答应让他在房间里再搭一个床位。双方都遵守合约的规定，但那个失了业的演员罗尼实际上早就把自己的床搬进了阿尔佛的房间，由于此事对安娜来说并没有关系，她也就默认了。显然，只要安娜肯默认，罗尼很想尽可能长期住下去。安娜知道，这也是她必须为阿尔佛和简纳特的友谊付出的代价。

罗尼是个皮肤黝黑、举止优雅的年轻人，头发总是梳得油光光的，脸上露出灿烂而做作的微笑。安娜不喜欢他，但是，她意识到自己不喜欢的是这种类型的人，而不是他个人，于是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他对简纳特也很友好，但（跟阿尔佛一样）不是出于内心，而是出于礼貌。他跟阿尔佛的关系也许也出于礼貌而已。这一切安娜并不计较，对简纳特也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点她信得过阿尔佛：孩子在他那里并不会受到惊吓。然而，她还是有些不安，假如我是跟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未婚男人”生活在一起，那又怎么样呢？那时，简纳特一定会感到紧张。她会怨恨这个人，但不得不接受他，与他妥协。怨恨的原因主要在于性别，在于他是个男人。即使他是个生活在这里，我并不与之睡觉或者不想与之睡觉的男人，但他是个“真正的男人”这一事实也足以引起紧张，并与之形成对抗了。那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为什么总是觉得即使不为自己，只是为了简纳特，我也应该有个真正的男人呢？当然，这个男人不是那个讨人喜欢、友好而敏感的阿尔佛。我是不是说，或者假定（是不是人人都这样假定？）孩子的成长确实需要这种紧张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我显然是这样感觉的，一旦看见阿尔佛与简纳特在一起，我便会大感不安，因为他像一只友好的大狗，或者说像一个不会伤害人的兄长——我在这里用了“不会伤害人”这一说法。蔑视！我感到了蔑视。我是可鄙的，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一个真正的男人——理查是吗？迈克尔是吗？他们两人在孩子跟前都显得很愚蠢。然而，毫无疑问，我觉得他们这种气质，他们喜欢女人而不喜欢男人这一姿态，比起阿尔佛来显然对简纳特更有好处。

安娜登上黑暗而布满灰尘的楼梯，来到自己那套整洁的住宅，一进门就听见阿尔佛的声音。他在读书给简纳特听。她走过自己住的那个大房间，踏上白色的扶梯，发现简纳特盘腿坐在床上，活生生像个黑头发的女顽童。头发乌黑蓬松，态度温和的阿尔佛则坐在地上，抬着一只手，正有声有色地阅读一个有关女子学校的故事。简纳特向她母亲摇摇头，示意她不要打断他们。阿尔佛把举起的手当做指挥棒，眨巴了一下眼睛，抬高嗓音念道：“就这样，贝蒂把自己的名字加入了曲棍球队员候选名单。她会被选上吗？她有这个运气吗？”他以同样的声调对安娜说，“我们一结束就会叫你的。”接着又念下去，“一切都取决于杰克逊小姐。上星期三比赛结束以后，贝蒂曾表示过自己的愿望，但她不知道自己的表示是否够诚恳。她是不是真的想加入？”安娜停在门外倾听。阿尔佛的声音中多了一层意味：轻蔑。这轻蔑并非针对荒谬的故事本身，而是针对那所女子学校，针对女人的世界。从阿尔佛意识到安娜的存在那一刻起，这种弦外之音就有了。是的，那里面并没有别的什么新鲜东西，安娜早就熟悉。因为那种轻蔑，那种同性恋者的自我保护无非就是一个有意无意地限制自己与女人的交往的“真正的”、“正常的”属于男人的文雅的英勇举措。通常是无意的。进一步说，还有那感情的冷漠与回避，尽管各人的程度有所区别，但实质没有变化。安娜的目光穿过门的边框看了一眼简纳特，只见孩子的脸上露出一种既欣喜又略感不安的微笑，她能感觉到，这种轻蔑是直接针对她——一个女性的。安娜为她的女儿默默地闪过一个怜悯的念头：我可怜的孩子，你最好早一点习惯它，因为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这种感情。安娜从他们那里退下，阿尔佛的声音便不再含有装腔作势的意味而恢复常态了。

阿尔佛与罗尼的那间房子的门敞开着。罗尼在唱歌，也是那种装腔作势的调子。这是一曲家喻户晓的歌，表现一种如饥似渴般的感情：“宝贝，今天晚上，请让我如愿以偿，宝贝，我不想吵吵闹闹，跟你争长论短，吻我吧，把我紧紧地抱住……”罗尼也一样蔑视“正常的”爱情，但带有某种嘲讽、粗俗和下流的情调。安娜想：我为什么不觉得这一切不会影响简纳特呢？我为什么想当然以为孩子不会堕落呢？如果我听之任之，这就意味着我确信自己的影响，即健康的女性的影响，足以抵销他们的影响。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她转身下了楼。罗尼的声音停止了，他的脑袋从门口探了出来。这是一个富有魅力，做过头发的脑袋，就像一个男性化的年轻女子。他恶意地笑了笑。他的意思显然是说，他觉得安娜一直在监视他。罗尼有个令人懊恼的特点：他总是觉得别人所说的或所做的都冲他而来，所有的人都对他怀有戒心。安娜朝他点点头。她心里在想，有了这两个人，我在自己家里都不能自由行动了。我在自己的寓所都得处处小心了。罗尼这时有意想掩饰自己的敌意，于是从房里走了出来，把手支在腰部随随便便地站着，说道：“哦，安娜，我不知道是你，你怎么也有心思分享孩子的乐趣？”“我随便上来看看。”安娜简单地说。这时的他已经有点可爱动人。“你的简纳特真讨人喜欢。”他记起自己能白住这里完全靠的是安娜的好心肠。他现在完全像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女子了，这话简直对极了——安娜心里想。你是个少女⁽²⁾，安娜心里暗暗地对他说，同时朝他笑了笑——她有意想向他传达这样一层意思：别蒙我了，你自己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她下了楼，回头又朝楼上看了一眼，发现他仍站在那里，目光没有注视她，而是注视楼梯一侧的墙壁。他那张漂亮的小脸蛋显得很难看，带着恐惧。哦，我的天，安娜心里想，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他看出了我想让他离开，但我不忍心这样做；如果不留神，我会对不起他的。

她走进厨房，从水龙头上慢慢地灌了一杯水，一边灌一边观看水的流淌和闪光，谛听那清冷的水流声。她灌自来水就像刚才细细咀嚼水果那样——为的是镇静自己，确保自己恢复常态。然而，她脑子里老在转悠：我把事情弄糟了。我觉得这座楼房里的气氛好像已被毒化，好像有一个丑陋的、恶毒的精灵在到处游荡。真是一派胡言，事实是，我此刻所想的一切都是错的。我能感觉到这一点……不过，我这样想是在拯救自己。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呢？她又感到恶心和恐惧，就像在地铁所感受到的那样。她想：我得阻止这一切，我必须——其实她连自己应阻止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得到隔壁房里去——她拿定了主意——在那里坐了下来——她并没有停止思索，眼前闪过一口慢慢向上冒水的枯井的影子。对了，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我是干枯的。我是空洞的。我必须有自己的源泉，否则……她打开她那个大房间的门，从窗户射进来的月光下，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的巨大的女性形体，它周身弥漫着恐怖。安娜厉声问：“你是谁？”随即打开电灯的开关。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那形体变成了人体。“我的天，马莉恩，是你吗？”安娜的声音显得有些恼火。她因自己的错误而困惑，仔细地看着马莉恩，因为在她认识她的所有岁月中，她似乎一直是个令人同情的形象，而不是令人恐怖的形象。与此同时，她可以看见自己的内心正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近她似乎每天都数百次地出现这种心理的变化），她在给自己鼓劲，加强自己，提高警觉。因为她太疲劳了，因为“她的井干枯了”，她得绷紧神经，把那台病危的、缺油的小机器发动起来。她甚至能感觉到那台机器在被动地、有效地运行。她想，这台机械已是阻止我走向“崩溃”的惟一障碍了——这一次她终于把这话全说了出来。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不错，它就挡在我与“崩溃”的我之间。

马莉恩说：“对不起，把你吓着了。其实我早就来到楼上，听见你那位小伙子在给简纳特读书，我不想打扰他们。然后我就想，在黑暗里坐一会儿该多好。”安娜听见她说“你那位小伙子”时，声音显得有些结巴和羞怯，就像一个老于世故的老妇人在奉承一位年轻的女子。我记得，过去每次见到马莉恩，最初几分钟总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的气氛，然后她又想起马莉恩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她说：“很抱歉，刚才我说话有点粗鲁。我累了。刚才又正好赶上交通高峰期。”她把窗帘拉上，房间里又恢复了她所需要的那种宁静和肃穆。“安娜，你真是被宠坏了，这种事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天天都碰到的。”安娜吃惊地看着马莉恩，其实她一生中从来碰不到交通拥挤这类事。她发现马莉恩脸上的表情愚昧无知，富有神采又充满热情。她说：“我想喝一口，你想来一杯吗？”她很高兴马莉恩没有主动提起，但还是漫不经心地给她倒了一杯。马莉恩说：“那好，我就来一小杯吧。汤姆说，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正常喝酒，而不是彻底戒酒，反而显得更有勇气。你觉得他的话对吗？我觉得对。我觉得他既聪明又坚强。”“是的，但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更不容易。”安娜把威士忌倒进杯子里，背朝着马莉恩，心里在想：她到这里来是不是因为知道我刚刚见过理查？如果有别的原因，那又是什么呢？她说：“我刚刚从理查那里回来。”她把酒杯推到她的身边，显然缺乏热情。马莉恩接过杯子说：“是吗？你们一直就是莫逆之交。”安娜没有因“莫逆之交”一语而皱起眉头，但吃惊地注意到自己的怒气在不断地上升，那冷冰冰的脑神经绷得更紧了。她听见楼上阿尔佛正大吼大叫地念得很起劲：“射门！五十名观众急切地齐声高叫，贝蒂拼命往前冲，把球直接打进了球门。她成功了！场内欢声雷动，贝蒂流着幸福的泪水看着同伴们的脸。”

“当我是个孩子时，我也非常喜欢那些精彩的校园故事。”马莉恩用天真的口吻喃喃地说。

“我讨厌它们。”

“你一直是个文质彬彬的小家伙。”

安娜这时手拿酒杯坐了下来，审视着马莉恩。她身穿一套昂贵的棕色套装，显然是新的。稍稍有点发灰的黑发刚刚烫过。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脸颊红扑扑的。她活脱脱是个富足而幸福的家庭主妇。

“我这次来见你是有原因的。”马莉恩说，“这是汤姆出的主意。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安娜。汤姆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好主意，我确实觉得他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我们两人都觉得我们应该来请教请教你。”

马莉恩啜了一口威士忌，表示厌恶地微微皱起眉头，然后放下杯子，继续说下去：“多亏了汤姆，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无知得多么可怕。我开始给他念报纸，可以前我从来不看什么东西。当然，他见多识广，他给我解释各种事物，我真的觉得自己已变了一个人，我以前除了自己什么也不关心，真够丢人的。”

“理查提起过，说你已经对政治感兴趣了。”

“噢，是的，他为此很恼火。当然，我母亲和几个姐妹也大发雷霆。”她坐在那里微笑着，执拗地轻轻咬着嘴唇，看上去活像个固执的小女孩；她的眼睛眨巴着，稍稍显得有点不安。

“这我想像得到。”马莉恩的母亲是一位将军的遗孀，她的姐妹都是贵妇人，一个个都很有地位。安娜看得出，马莉恩为自己惹恼了她们而沾沾自喜。

“当然，她们都是没主意的人，一点主意也拿不出，只有汤姆能为我想想办法。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好像才真正开始生活。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新人。”

“你看上去是像个新人了。”

“这我知道，安娜，你今天见到了理查没有？”

“见到了，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他有没有跟你谈起离婚的事？我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如果他跟你说了什么，那我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他总是装腔作势地恫吓人——他是个可怕的恫吓者，因此我也就不在意了。如果他真的谈起了这件事，那么，汤姆和我就得认真地对待它了。”

“我想他会娶他的秘书。他是这样说过的。”

“你有没有见过她？”马莉恩格格地笑了起来，显得有点儿淘气。

“是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你是不是说她看上去很像你年轻时那个样子？”

“正是。”马莉恩又格格地笑了起来，“这不有趣吗？”

“也许吧。”

“有趣，我觉得有趣。”马莉恩突然叹了口气，变了脸色。安娜看见她又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忧郁的妇人。她坐在那里，凝视的目光严峻中带着讥诮：“你有没有看出来，我说它有趣是言不由衷的？”“是的，我看出来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就在某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理查吃早饭时总是板着脸，他总是怒气冲冲地指责我。真是太有趣了，我为什么得让他指责呢？他没完没了地指责我经常去看望汤姆。我好像突然间茅塞顿开了。事情确实就是这样，安娜。他在用早餐的房间里横冲直撞，脸涨得通红。他的脾气坏极了。我始终听他说话，他的声音很难听，不是吗？那是一种恫吓的声音，不是吗？”

“是的，没错。”

“我想——安娜，我希望我能解释一下。真的是茅塞顿开。我想，我跟他结婚已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都处在他的管束之下。反正女人就是那种人，是不是？我别的什么也没有想过。许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哭着睡过去的。我吵吵闹闹，被人当做傻瓜，没有一点幸福……问题是，这都为了什么呢？我很认真，安娜。”安娜笑了起来，马莉恩继续说下去，“问题是，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他甚至一点也不好看。他甚至很不聪明——他是否是个重要人物，是个工业巨头，这我倒不在乎。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唔，说下去吧。”“我想过，我的天，为了那个畜生，我已毁掉了自己的生活。我记得一清二楚。吃早饭时我坐在饭桌边，身上穿的是那种宽宽松松的晨衣，我买这样的衣服穿，是因为他喜欢我穿这样的东西——你知道，那上面尽是饰边啦，花朵啦，他以前就喜欢我穿这些东西。而我始终讨厌它们。我想，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就穿自己讨厌的衣服，就为了讨好那个畜生。”

安娜大笑起来。马莉恩也笑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满含自责和讥嘲，她的眼睛显得既悲伤又真诚。“这很丢人，是不是，安娜？”

“是的。”

“但我敢打赌，你就从来没有因某个愚蠢的男人而愚弄过自己。你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

“这只是你所想像的。”安娜冷冷地说。但她即刻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她觉得有必要让马莉恩把自己看做一个自足的、坚强的人。

马莉恩好像没有听见安娜的话，继续一个劲往下说：“不，你太有先见之明了，我所佩服你的就是这一点。”马莉恩握酒杯的手在颤抖。她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接着又喝了一口，又一口——安娜强制自己不去看她。她听见马莉恩又开了口：“还有那个女孩子琼。当我看见她时，这又是一大启示。他爱上了她，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但他爱上的是什么人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他爱的只是一种类型的女人，一种能刺激他的屌的女人。”“刺激他的屌”出自马莉恩之口，实在粗鲁之极，使安娜回过头来又看了看她。马莉恩紧张不安地坐着，她那魁梧的身躯僵硬地挺靠在椅背上，嘴唇紧紧咬住，手指像鸟趾那样护住空酒杯，热切地朝里面张望着。

“这叫什么爱情呢？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他喜欢的是大乳房的棕发女郎。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好看的乳房。”

“胡桃色的女郎。”安娜说，一边看着她的手急切地转动空酒杯。

“是的。事情与我已没有关系了。我已经拿定主意。他也许连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一无所知。我们何必谈什么爱情呢？”

马莉恩苦笑起来。她把头往后一仰，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褐色的眼睫毛在憔悴的脸颊上颤抖了起来。随后她的眼睛又睁开了，眨巴着在寻找什么东西。她的目光在搜寻靠墙的搁架上的威士忌瓶。安娜心里想：如果她要我再倒一杯，我将不得不给她。安娜的整个身心似乎都跟马莉恩一起在作默默的挣扎。马莉恩闭上眼睛，喘息着，睁开眼睛，看着酒瓶，手中的空杯子颤动着，又闭上了眼睛。

反正都一样，安娜心里想，让马莉恩喝个酩酊大醉也许更好些。如果清醒的代价是她必须装成一个蹦蹦跳跳的羞怯的小女孩，那就不如让她成为一个醉鬼了。做醉鬼虽令人心酸，但起码保持真实——她的精神太紧张了，甚至脱口说了一句：“汤姆会让我怎么办呢？”马莉恩放下酒杯站起身来，顷刻间又从一个悲伤的、诚实而失意的妇女变成一个小女孩。

“哦，他真了不起，安娜，他做什么事都那么了不起。我对他说了理查想离婚。他真了不起。”

“他怎么说？”

“他说我应该做点正事，我应该做我确信正确的事。我不应该为了表现出高尚或者高贵，就糊里糊涂地迁就理查。我最初的反应是：让他离去吧，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有足够的钱，这没有问题。但汤姆不这样看，他说我应该想想什么事最终对理查是最好的。我应该让他承担起他的责任。”“我懂了。”“是的，他头脑非常清醒。你想想看吧，他才二十一岁呢。那件发生在他身上的可怕的事件就能说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本身很可怕，但是，当你发现他那么勇敢，从不屈服，始终是那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的时候，你甚至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是的，我想也不是。”“汤姆对我说，我用不着多考虑理查，干脆不理睬他就行。我说我要做点大事，我这话是很认真的。汤姆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将为别人而活，不光为自己。”“很好。”“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要来拜访你的原因。你得帮帮我和汤姆。”

“当然。但我能做点什么呢？”

“你还记得那位黑人领袖，你以前所认识的那位非洲人吗？他好像叫麦修斯什么的吧？”

这是安娜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你是指汤姆·麦斯隆吧？”

马莉恩拿出一本笔记本，手握着一支铅笔坐着。“正是他。请告诉我他的地址。”

“但他在监狱里。”安娜说。她的声音显得无奈。听着从自己嘴里发出的表示拒绝的声音，她意识到自己不仅感到无奈，而且还感到恐慌。上次跟汤姆在一起时，她所感到的也是这种恐慌。

“是的，他当然在监狱里。那监狱叫什么？”

“马莉恩，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我不想再为自己而活着，我想给这个不幸的人写写信，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

“但是，马莉恩……”安娜看了看马莉恩，竭力想弄清几分钟以前才开始与之交谈的这个女人的思想。马莉恩那双褐色的眼睛正注视着她，眼神中含有歉疚和狂喜。安娜以坚定的语气继续说：“那里跟布里克斯顿⁽³⁾或别的什么地方不一样，不是一个管理有方的监狱。那里也许是丛林中的一幢简陋的房子，从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进去都有几百英里的路程，里面关押着五十来个政治犯。他们很有可能什么信都收不到。你怎么会觉得他们也一样享受探监日或其他什么权利呢？”

马莉恩撅起嘴巴，说：“我觉得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不幸的人是十分消极的。”

安娜心里想：这“消极”一语是她从汤姆那里学来的——是共产党的传声筒里发出的声音。但“不幸的人”却属于马莉恩自己——也许她的母亲和姐妹们常常给慈善机构捐赠衣服。

“我是说，”马莉恩兴奋地说，“这里是一个上了枷锁的国家，不是吗？”（这是《论坛》的说法，安娜心里想，要么就是《工人日报》的说法。）“如果还来得及，有必要马上采取措施，恢复非洲人对正义的信心。”（这是《新政治家》的说法，安娜心里想。）“至少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这是危机中的《曼彻斯特卫报》的说法。）“但是，安娜，我不明白你的态度。有证据表明，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你一定能承认这一点吧？”（白人政府不经过审判就枪杀了二十来个非洲人，还囚禁了五十多个，事情发生后一星期，《泰晤时报》发表了社论，其中就有这句话。）

“马莉恩，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马莉恩急切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她的舌头抵住笑盈盈的嘴唇，眼睛一个劲地眨巴着。

“听我说，如果你想参与非洲的政治，供你参加的组织有的是，汤姆一定知道的。”

“想想那些不幸的人吧，安娜！”马莉恩说，口气中满含着责备的意思。

安娜心里想，事故发生以前，汤姆的政治主张就已远远超出仅仅同情“不幸的人们”的范围，他的思想要么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要么就……安娜默默地坐着，第一次考虑起汤姆的思想是不是已深受共产党的影响。

“是汤姆让你来问我麦斯隆所关押的监狱的地址吧？你和他然后就可以给不幸的犯人寄食品或安慰信什么的，是不是？他其实知道得很清楚，这些东西是根本到不了监狱的——无论如何到不了。”

马莉恩那双褐色的大眼睛朝安娜凝视着，但并没有看她。她那女孩子般天真的微笑仿佛冲着某位任性而富有魅力的朋友。

“汤姆说了，你的建议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三个人可以为共同的事业而一起工作。”

安娜开始有所领悟，心里很恼火。她以冷淡的口吻大声说：“多年以来，除非为了讽刺，汤姆从来不用‘事业’一语，如果他现在用了这个词，那么……”

“你的话听起来太愤世嫉俗了，安娜，这话好像根本不是你说的。”

“你忘了，我们大家，包括汤姆在内，这些年全都沉浸在对美好的事业的幻想中。我向你担保，如果我们一直像你那样必恭必敬地来对付这个所谓的事业，那我们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马莉恩站了起来。她看上去非常内疚，胆怯而又自我陶醉。安娜现在全明白了，马莉恩和汤姆已经讨论过她，并决定拯救她的灵魂。为什么要拯救她呢？安娜感到非常恼火。她的愤怒已有违常理，她心里知道这一点，于是更加惊恐了。

马莉恩看出她在生气，感到既舒心又迷惑，她说：“对不起，我无端打扰你了。”

“噢，并非无端。尽管给麦斯隆写信就是了，地址就写‘北普罗文斯监狱当局转交’。他当然收不到你的信，但这样做毕竟表明了你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你说是不是？”

“谢谢你，安娜，你真肯帮忙。我们知道你会帮忙的。我得走了。”

马莉恩走了，下了楼梯，那神态活脱脱像个既感歉疚又怀蔑视的小女孩。安娜看着她，发现自己站在楼梯平台上——冷漠，僵硬而又苛刻。马莉恩走远不见了，安娜来到电话机旁，给汤姆打了个电话。

半英里以外传来他那缓慢而又呆板的声音：“零零五六七？”

“我是安娜。马莉恩刚走。告诉我，把非洲的政治犯作为通信的朋友，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你真有点离谱了。”

对方稍微犹豫了一会：“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安娜。我觉得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为了那些可怜的犯人吗？”

“坦率地说吧，我觉得这对马莉恩有好处。你不这样看吗？我觉得她需要关心关心自身以外的事。”

安娜说：“你是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法？”

“正是。你不赞成吗？”

“但是汤姆，问题是，我并不需要治疗——至少不需要这种特殊的治疗。”

汤姆愣了一会儿，认真地说：“安娜，谢谢你打电话给我，并跟我说了你的看法。我很感激。”

安娜气呼呼地笑了起来。她本期望他跟着笑，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她想念着过去那个汤姆，她知道那个汤姆是会跟她一起哈哈大笑的。她放下了话筒，站着发抖——最后只得坐了下来。

她坐着，心里想，这个男孩汤姆——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如此可怕地自残了自己——然而，我现在把他当成一个怪物，一种威胁，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他并没有变疯，他根本不是那种情况，但他确实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新人……我不能再往下想了——以后再说吧，我现在得为简纳特弄晚饭了。

时间已是晚上九点，简纳特的晚饭做得太迟了。安娜把食物放到托盘上端上楼，拿定主意不去想马莉恩和汤姆以及有关他们的那些事。暂时不想。

简纳特把托盘放到膝盖上，说：“妈咪？”

“嗯。”

“你喜欢阿尔佛吗？”

“喜欢。”

“我很喜欢他。他是个好人。”

“是的，他是个好人。”

“你喜欢罗尼吗？”

“是的。”安娜犹豫了一会说。

“但你并不真正喜欢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安娜吃惊地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孩子说，“我只是觉得你不喜欢他。因为他使阿尔佛显得有些呆头呆脑了。”她没有再说下去，若有所思地吃起她的晚餐。她看了她母亲几次，目光锐利。安娜坐着，任凭女儿用锐利的目光审视她，极力保持镇静。

当她入睡时，安娜下到厨房，边喝茶边抽烟。她现在担心起简纳特，简纳特已被这一切搅得不安宁，但她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什么东西。阿尔佛并没有什么过错——关键在于由罗尼惹起的那种气氛。我得告诉阿尔佛，罗尼必须离开这里。他当然会主动给罗尼付房租，但那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此刻我好像又碰上了吉米……

吉米是个来自锡兰的学生，他曾经租过楼上那间空房子住过一两个月。安娜不喜欢他，但又不便打发他，因为他是个黑人。最后他回了国，问题也就解决了。如今她也不便要求这两个骚扰了她的安宁的年轻人离开，就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跟一位黑人学生一样，他们会找不到房子住的。

但安娜为什么得为此负责呢？……难道我跟“正常男人”之间的麻烦还不够多吗，她心里对自己说，想用句幽默的话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但这幽默没能发挥作用。她又尝试了一次：这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呀——这一次竭力想让自己满脑子想着自己的房产所有权，但又失败了。她坐在那里想，我为什么能有一个家呢？还不是因为我写了一本自己也感到难为情的书从而赚了很多钱吗？运气，运气，一切全凭运气。我痛恨这一切——我的家，我的财产，我的权利！然而，一旦遇到令人不愉快的事时，我又跟别人一样求助于这些玩意了。我的东西。财产。占有！我要保护简纳特，因为我有房产权。但保护她又有什么必要呢？她长大后还不是照样生活在英国——一个到处充斥着小心眼的男人、同性恋者和半同性恋者的国度里吗？……但是，这一讨厌的念头还是在一股真挚而强烈的感情的冲击下消失了——我的天，真正的男人还是有那么几个的，我应该确保她将来找到他们中的一个。我应该确保她长大后遇见一个真正的男人时能一眼就认出来。罗尼必须离开这里。

心里这样想着，她去了浴室，准备上床睡觉。浴室里亮着灯。她在门口停下脚步。罗尼站在那里急切地照镜子，那镜子就搁在存放她的化妆品的架子上。他正在用她的棉球往自己的脸上搽面霜，想消除额头上的皱纹。

安娜说：“我的面霜比你自己的更好用，是吧？”

他转过身子，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安娜看得出，他本来就有意想让她撞见的。

“亲爱的，”他以优雅的语气调笑说，“我正在试用你的面霜。这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安娜说。她把身子斜靠在门上观看着，一边等待他的指教。

他身上穿一件饰有绸结的浅紫色丝质睡衣，脚上穿一双带子涂金的红色摩尔皮革拖鞋，价格很昂贵。看打扮他好像藏娇于少女的闺房，而不是居住在伦敦学生区的陋室里。他此刻正歪着脑袋用修剪过指甲的手轻轻拍打那头黑中带灰的头发。“我用过染发水，”他说，“但灰色还是显露出来。”

“看上去气度不凡，的确气度不凡。”安娜说。她现在明白了，由于担心她会赶走他，他此刻正在向她讨好，就像一个女孩讨好另一个女孩那样。她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但事实上她只是感到厌恶，并为此感到羞愧。

“亲爱的安娜，”他口齿不清地讨好说，“看上去气度不凡是件大好事，如果一个人——如果找工作时我能把自己打扮成那个样子就好了。”

“但是罗尼，”尽管很感厌恶，安娜还是让步了，并扮演起他所期望的角色，“你看上去很有魅力，尽管有几根灰发。我相信，许多人会为你神魂颠倒的。”

“已不如从前了。”他说，“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尽管到处漂泊，我的一切都还过得去。只是我必须照顾好自己。”

“也许你应该尽快找一个长期的、有钱的庇护人。”

“哦，我亲爱的，”他叫了起来，无意中轻轻地扭动了一下臀部，“这我都尝试过了，这你不会想像不到吧？”

“我想不到当今的市场会这么萧条。”安娜说，语气中已流露出厌恶，而且在说出口以前就已为此而感到羞愧。我的天哪！她心里想，天啊，这个罗尼！他天生就是这副德性！我还一直在抱怨做我这样一个女人有多难，但我的天！——我如果生下来就是个罗尼又怎么样呢？

他很快瞟了她一眼，目光既坦率又充满仇恨。他犹豫了一会儿，但出于某种强烈的动机，他还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更喜欢你的面霜。”他边说边把手伸向瓶子，一边歪着脸朝她笑了笑，公开向她挑衅，表示他的仇恨。

她笑着伸出手去，把瓶子拿了过来：“你最好自己买一瓶行不行？”

他这一次笑得很粗鲁，承认自己失败了。他为此憎恨她，并暗示他以后还会用她的面霜。他的微笑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早先见过的那种冷漠和恐慌。他在告诫自己，他的怨恨的情绪是危险的，他应该和她和解，不应向她挑衅。

他即刻以友好的喃喃低语道了歉，说了声晚安，便赶紧跑上楼，回到阿尔佛的房间去了。

安娜洗完澡，上楼想看看简纳特是否睡了。两位年轻人所居住的房门敞开着。安娜感到很奇怪，因为她知道他们晓得她每天晚上这个时候要去看简纳特。她意识到这门是特意为她打开的。她听见那里传来声音：“臀部肥肥的母牛……”那是阿尔佛的声音，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流里流气的话。接着是罗尼的声音：“沉甸甸、汗涔涔的乳房……”然后他便有意模仿呕吐的样子。

安娜怒不可遏，真想即刻走上前去与他们吵上一架，但又发现自己浑身在颤抖：她吓坏了。她偷偷地溜下楼梯，希望他们不知道她在那里。但他们这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她听见阿尔佛在高声大笑。随后便是罗尼尖锐而优雅的欢呼声。她惊恐万状地上了床。她惊恐的是她自己，因为她看得出，刚才特意为她准备的那出下流戏如实地反映了女性化的罗尼和大狗般友善的阿尔佛的内心世界。其实，用不着他们的那番表演，她也能推断到这一点。她之所以感到惶恐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它的影响。在漆黑的大房间里，她坐在床上抽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软弱无能，无可奈何。她一再对自己说：如果我的精神崩溃了，那又怎么样呢？……她想起火车上那个推挤过她的男人；楼上这两位年轻人则令她不寒而栗。一星期以前，她晚上很迟从剧院回家，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见到一位赤身裸体的男子。她无法不去想这些，发现自己浑身在起鸡皮疙瘩，就好像自己亲身受到了攻击——她感到她——安娜——受到了对方的恐吓。然而，回顾并不遥远的过去，她发现那时的安娜尽管置身于这座大城市的险恶与丑陋之中，但她从来不感到害怕，一点也不受它的影响。而今这丑恶的现象好像逐渐向她靠近，紧贴在她的身边，她随时有可能尖叫着倒下去。

如今这个担惊受怕、软弱无能的新安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知道，是从迈克尔抛弃她时开始的。

安娜感到惶恐不安而又心力憔悴，她苦笑了起来。接着，她嘲笑起自己的错觉，以为只要有一个男人爱她就可以不依赖别人，就能不受性变态或暴力的影响。她坐在黑暗中苦笑着，或者说强迫自己装出笑容，心里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摩莉，没有人能与自己分享这份“快乐”。只是摩莉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此时也不便跟她谈。是的——明天她一定得给摩莉打个电话，跟她谈谈有关汤姆的事。

阿尔佛和罗尼的阴影尚未消除，安娜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汤姆，思想的负荷实在太重了，她蜷缩起身子，用衣服蒙住头，并紧紧地抓住衣服。

安娜心里想，我应该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已经理不清这一切。我置身在混乱之中，我的脑子已逐渐变得冷酷，好吹毛求疵，形不成决断（安娜看见自己的大脑像一口小钟在头上滴滴答答地运转）。

她惶惶不安地躺下，脑子里不停地响着这样一个声音：泉水干涸了。随着这声音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意象：她看见了一口枯井——龟裂的土地上的一个裂口。

她躺在那里，很想抓住点什么东西，于是想起了苏格大娘。是的，我必须梦见水，她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借此得到帮助，那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跟苏格大娘来往呢？我必须梦见水，我必须做做如何使泉水重新喷涌的梦。

安娜睡了过去，做了个梦。她大白天站在一片广阔而灰黄的沙漠的边缘上。太阳被悬浮在空中的尘土遮暗了。在昏黄的、布满尘土的天空中，太阳变成了一团愁苦的橘黄色。安娜知道自己必须穿过这片沙漠。在沙漠的尽头，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座座大山——有紫色的、橙黄的、灰色的。梦中的色彩美极了，生动极了。她被这一切所包围，她被这些生动而萧条的色彩所包围。任何地方都没有水。安娜出发了，想走出这片沙漠，到达对面的大山。

这就是早上苏醒时她所记得的梦境，她知道这梦的含义。这梦标志着安娜身上发生了一个变化，一个认识上的变化。在沙漠途中，她孑然一身，没有水，她离有泉水的地方很远很远。醒来后她领悟到，如果想穿过那片沙漠，就必须卸下身上的负担。上床睡觉以前她还不知道如何处置阿尔佛和罗尼才好，但醒来后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阿尔佛正打算出去办事，她拦住了他（罗尼还在床上躺着，像个受宠的情妇似的睡得正香）。安娜说：“阿尔佛，我想你得搬个地方了。”今天他的脸色很苍白，神色慌张，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情急中他竟用了这样的话才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我很抱歉，我爱上了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安娜说：“阿尔佛，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说：“我早就想对你说——你对我们一直很友好，罗尼住在这里，我会向你付房租的。”“我不是指这个。”

“你说好了，多少房租都行，”他说。他为昨晚的事深感羞愧，并为自己的浪漫曲有可能遭到破坏而感到惶恐，但语气中仍少不了流露出冷嘲热讽的意味。

“罗尼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星期，我一直没有提起过房租，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钱。”安娜说这句话时显然流露了自己对眼前这个冷漠而刻薄的年轻人的不满。

他犹豫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成了内疚、傲慢和恐惧的混合体。“安娜，你看，我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晚上我会下来，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谈谈。”他已经下了半条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失望地往下跳，恨不得早点离开她，他的内心则怀着嘲弄她，激怒她的冲动。

安娜回到厨房。简纳特正在吃早饭。

她问：“你跟阿尔佛说了什么？”

“我建议他搬走，或者至少罗尼得搬走。”她马上又补充了一句，因为她以为简纳特马上会提出抗议，“那个房间只供一个人住，不能住两个人。他们是朋友，也许很想住在一起。”

使安娜感到惊奇的是，简纳特并不打算抗议。她只是像昨天那样安静地吃着饭，若有所思。最后她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去上学？”“你是在上学呀。”“不，我是指真正的上学。上寄宿学校。”“寄宿学校里的情况并不像昨天晚上阿尔佛读给你听的故事里的那样。”简纳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的企图。她像往常那样去了学校。

过了一会儿，罗尼下了楼，他比往常起得早了许多。他打扮得很整齐，脸颊上搽了点淡淡的胭脂，使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他第一次主动提出帮安娜出去购物。“家庭里的小活计我非常内行。”安娜拒绝了，他便坐在厨房里跟她热情地闲聊，他的眼神始终流露出恳求的意味。

但安娜已拿定了主意，当那天晚上阿尔佛来到她的房间与她面谈时，她依然没有改口。阿尔佛于是只好提议让罗尼离开，他留下来。

“安娜，我毕竟在这里住了不知有多少个月了，在这以前，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同意你的看法，罗尼做得有点过分。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会搬走的。”安娜犹豫了一会，他接着又说，“还有简纳特，我很想念她呢。我想，她也会想念我的，我这话并没有说得太过分吧。你朋友的儿子出了那桩可怕的事，你忙于向她伸出援助之手，那一阵子我经常跟她在一起。”

安娜让了步。罗尼走了。他有意虚张声势。显然他想让安娜明白，只有坏女人才会赶走他。（她也确实觉得自己像个坏女人。）显然，阿尔佛失去了自己的情人，失去了他的心肝宝贝。阿尔佛因此而怨恨安娜，而且还把这种怨恨表露了出来。他在生闷气。

阿尔佛变得闷闷不乐，这意味着一切又回到了汤姆出事前的状态。她们几乎难得看见他。他又成了先前那个在楼梯上碰见时说声“早上好”或“晚上好”的年轻人。大多数晚上他都不在家。后来，安娜听说罗尼又失去了自己的新雇主，住进附近一条街上的一间小屋子里。他的食宿全由阿尔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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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文。

(3) 英国地名。

笔　记

〔黑色笔记开始按原先的计划记事：即左右两边都有了文字。在左侧“来源”的小标题下写着：〕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一只家养的鸽子蹒蹒跚跚走在人行道上，穿越于正在匆忙赶公共汽车的人群之间。一个男子抬起脚踢了它一下，那鸽子腾空而起，撞在一根灯柱子上，它的脖子歪在一边，张着嘴躺在地上。那位男子迷惑地站住了：他以为这只鸽子会飞走的。他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企图逃走，但为时已晚，一个脸孔红红的悍妇已朝他走了过来。“你这畜生！竟然踢起鸽子来了！”那男子的脸此时也变红了。他尴尬地笑了笑，装出一副既滑稽又惊奇的样子：“它们通常都会飞开的。”他给自己找借口说。那妇人叫了起来：“你把它踢死了——你踢死的是一只可怜的小鸽子！”但鸽子并没有死，它歪着脖子躺在灯柱边，竭力想抬起头来，它的翅膀扑打了一会儿又垂了下去。这时，周围聚起了一小群人，其中有两个大约十四五岁的男孩。他们有着街头扒手般机警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观看，口中咀嚼着口香糖。有人说：“给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打个电话。”那妇人则大声嚷嚷：“如果这个坏蛋没有踢这可怜的小东西，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那位男子胆怯地站在那里，被围观的人当成了罪人。惟一没有感情用事的只有那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头朝天发表评论说：“监狱正是他这样的人待的地方。”“是的，是的！”那妇人叫了起来。她只顾了痛恨那个踢鸽子的人，反而没时间看看那只鸽子了。“监狱，”另一个男孩说，“我觉得应该先揍他一顿。”那位妇人这时严厉地注视着那两个孩子，意识到他们都在拿她开玩笑。“是的，你们两个也得先揍一顿。”她朝他们喘着气，声音几乎像从火药筒子里挤出来。“一只可怜的小鸟在受苦，你们还要笑！”两个男孩这时的确在露齿而笑，只是笑得与那位面带愧色的肇事者不一样。“笑吧，”她说，“你们笑去吧。你们该挨揍呢，真的。”这时，一位好事的男子皱起眉头朝鸽子弯下腰去，看了看它。他挺起身子宣布：“它快死了。”他没有说错，鸽子的眼珠子暗淡了下来，鲜血从它张开的嘴里流出。那位妇人这时已顾不得那三个令她痛恨的人，靠上前去看那只鸽子。她的嘴微微张开，神情沮丧而好奇。鸽子在喘气，抽搐，挣扎。

“它死了。”那位好事的男子说。

而那位肇事者这时已经镇静下来，他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但同时又坚信自己没有做错事。“很抱歉，但这只是一个意外。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鸽子，它竟然在大街上不肯飞走。”

我们都看着这个狠心肠的踢鸽人，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

“意外，”那妇人说，“意外！”

围观的人开始散去。那位好事的男子捡起死鸟，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个错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置它才好。踢鸽子的人走开了，但那位妇人追上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要去告发你。”那男子恼恨地说：“别在这儿把鸡毛当令箭。”她说：“我想你是把一只可怜的小鸟当做鸡毛吧？”“嗨，不是令箭，凶杀不是令箭。”那两个少年中的一个双手插在外衣的口袋里，站在那里咧开嘴笑笑说。他的朋友机灵地接口说：“你说得不错，鸡毛是凶杀，但令箭不是凶杀。”“说得好，”第一个少年说，“鸽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令箭呢，只有在它成为鸡毛的时候。”那妇人朝他们转过身来，肇事者赶紧趁机溜走，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浓重的愧色。那妇人竭力想找出适当的话来谴责这两个孩子，但此时那位好事的男人手提着鸽尸站着，显出一脸的无奈，其中一个孩子便挖苦他：“先生，你想做鸽子肉饼吃吗？”“你对我太无礼了，我要叫警察了。”那位好事者即刻说。那位妇人听了高兴了，说：“这话说得好，说得好，早该叫警察把他俩抓起来了。”其中一位男孩吹起了长长的口哨。“传票在此！”他说，“叫警察来吧。他们会因你偷了一只公家养的鸽子而把你的名字记下来的，先生。”两人说完便哈哈大笑着一溜烟跑开了，由于刚才提到了警察，他们转眼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位怒气冲冲的妇人，那位好事者，还有鸽尸和几个行人仍然留在现场。那男子环顾四周，发现灯柱旁有只垃圾箱，于是走上前去，打算把死鸽子丢进去。但那位妇人拉住了他，夺过鸽子。“给我吧，”她说，声音中充满了温柔，“我要把这只可怜的死鸽子埋到窗口花坛上去。”好事者道了谢，匆匆离去。那妇人仍留在原处，低头厌恶地看了看从鸽子嘴里流出的一滴滴黏乎乎的鲜血。

十一月十二日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那只鸽子。它使我想起了什么，但一时又弄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事。我在梦中竭力回忆它，然而，当我醒过来时，我却知道那是什么了——那是我们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我已有许多年没去想它，但此刻它却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次变得很恼火，因为我脑子里深埋着那么多的东西，如果不凑巧出现昨天那样的事，它们本来是无法触及的。时间肯定是在那儿逗留的中期的某个周末，而不是最后那个周末，因为当时我们跟布斯比夫妇的关系依然很友好。我记得布斯比太太吃早饭时拿了一支零点二二口径的来复枪进入餐厅，对大家说：“你们谁会打枪？”保罗拿过来福枪说：“我受过昂贵的教育，知道如何准确地射杀松鸡和雉鸡。”“没有任何事比这更需要熟练的技巧了。”布斯比太太说，“这附近有松鸡和雉鸡，但数量不太多。布斯比先生说他很爱吃鸽子肉饼。他过去经常背了枪出去，但如今身手不行了，因此，我想你们是否能够试试……”

保罗好奇地摆弄着那支枪。他终于说：“我从来没想过用来复枪来打鸟，但既然布斯比先生能做到，那我也能。”

“这并不难。”布斯比太太说，与往常一样，保罗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又把她给骗住了，“那边山谷中间有一片洼地，里面野鸽子很多。你只要等它们停下来，一只只打就行。”

“这不够光明正大。”杰米严肃地说。

“我的天，这哪里谈得上光明正大！”保罗加强语气大声说，他用一只手按住自己的额头，另一只手推开来复枪。

布斯比太太不知道是否该把他的话当真，但她还是解释说：“这是光明正大的。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开枪。这有什么不好呢？”

“她说得对。”杰米对保罗说。

“您说得对，”保罗对布斯比太太说，“对极了。我会这样去做的。为我们的主人布斯比先生做鸽肉馅饼得用多少只鸽子？”

“起码要有六只，但如果你能多打几只，我还可以给你做一份，让你也换换口味。”

“太好了，”保罗说，“换换口味。事情就包在我们身上吧。”

她一本正经地谢过他，并把来复枪留给了我们。

吃过早饭，时间已是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很高兴午饭前可以借此消磨时间。出了旅馆不远就有一条印有车辙的道路，从大道的右侧叉出，沿着早期非洲人走过的路径弯弯曲曲地伸向洼地。这条道路通向七英里以外旷野中罗马天主教传教团的所在地。有时候，传教团的车子就沿着这条道路搬运物资。有时候，农场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借此道来回于两地之间。那传教团办了个大农场，但平时大部分时间这条道路都无人行走。那一带全都是起伏不平的沙土，一座座小山岗兀立其间。天一下雨，那沙泥似乎就增添了某种抗力，使道路变得泥泞难行。急骤的白色雨点劈劈啪啪打在坚硬的地上，好像在跳舞，溅起的水珠子足有二三尺高。然而，暴风雨一过去，地面又一下子变得干燥起来，小沟壑则涨满了水，哗哗地流个不停。昨天夜里雨下得很大，那钢筋水泥的屋顶在夜幕中震颤着在我们的头顶咚咚作响。然而，第二天的太阳却挂得很高，天空万里无云，我们在石子路边上行走，穿过由白晃晃的沙砾构成的地面。我们的脚下，那地皮已干燥得开裂，而表层下的湿土则依稀可见。

那天上午，我们一行共有五人。我记不得其他的人哪里去了。也许那个周末只有我们五人去了那家旅馆。保罗扛着枪，活脱脱像个猎人，并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发笑。笨拙、肥胖的杰米走在他的身边，脸色显得很苍白，他那双机警的眼睛不停地转过来朝保罗看，神态谦恭中带着某种渴望，并对他那副装扮流露出讥诮和痛苦。我、维利和玛丽罗斯一起走在后面。维利带着一本书。玛丽罗斯和我穿着假日的服饰——印花的粗布裤子和衬衣。玛丽罗斯穿蓝色的工装裤和玫瑰色的衬衣。我穿玫瑰色的工装裤和白色的衬衣。

我们一走出大道，进入沙子路，就不得不小心而缓慢地行走，因为早上下过一场大雨，到处都是昆虫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在喧闹和蠕动。在低低的草丛上，几百万只长着玉色翅膀的蝴蝶在盘旋起舞。它们全都是白的，只是大小各有差异。那天上午，有一种蝴蝶刚刚孵化，跳跃着爬行着离开自己的蛹，此刻正在庆祝它们的自由。草丛里，人行道上，则到处是一对对色彩艳丽的蚱蜢。它们的数目足有几百万只。

“一只蚱蜢骑在另一只的背上。”保罗那既轻松又严肃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他停了下来。他身边的杰米也顺从地停下了脚步。我们跟着来到他们背后站住。“奇怪，”保罗说，“我以前根本不理解那首歌的具体含义。”这是一个丑陋的景象，我们所感到的不仅仅是困窘，更多的是恐惧。我们站着发笑，但笑声不大。我们四周到处都是正在交尾的昆虫。一只昆虫将足紧紧地扎入沙土里站着不动，而另一只性别显然完全相同的昆虫则紧紧地夹住它的背，以致下面的一只无法动弹。或者一只昆虫竭力想爬上另一只的背，而下面的一只则一点也不动，显然想帮助它爬上去。攀登者急切地乱举乱拉，差点使双方都向一旁倒过去。或者一对昆虫配合得很不好，眼见就要翻倒了，原先在下面的一只于是纠正自己的姿势，站着等待，而另一只却偏要竭力反抗，以图恢复原先的姿势。这时，另一只性别显然相同的过来将它取而代之了。不过，我们周围更多的还是那些幸福的，或者说配对正常的昆虫，一只骑住一只，瞪着一双双亮晶晶、圆鼓鼓的呆滞的黑眼睛。杰米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但保罗朝他的背脊猛击了一掌。“这些丑陋透顶的小东西不值得我们注意。”保罗说。他说得对，这些光怪陆离、半身掩没在绿油油的矮草丛中的昆虫如果只有一只，或者五六只，或者上百只，那景象是很美的。但一旦成千上万只聚在一起，绿莹莹、红彤彤的连成一片，一只只睁着一双黑乎乎、呆兮兮的眼睛——那景象就变得荒唐可笑，丑陋不堪，简直就是愚蠢的象征了。“看那蝴蝶就比这好得多。”玛丽罗斯一边说一边真的过去看蝴蝶了。那蝴蝶真是美极了。在我们眼前，那蓝色的天空也已因那些白翅膀增添了秀色。朝远处一个湖泊望去，那成群结队的蝴蝶在绿色的草地上闪闪烁烁，形成了一片白色的磷光。

“但我亲爱的玛丽罗斯，”保罗说，“你显然想得太美了，以为这些蝴蝶正在庆祝幸福的生活，或者正在欢娱自己，但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们也只是在追求邪恶的性，就像这些不堪入目的蚱蜢一样。”

“你怎么知道的？”玛丽罗斯问，声音很轻，很认真。保罗张大嘴巴大笑起来，他知道自己的笑声很动人，于是退后几步，来到她的身边，留下笨拙的杰米独自走在前面。一直像卫士般陪伴在玛丽罗斯身边的维利让位给了保罗，过来找我，而我已迈步向前，走到孤零零的杰米身边。

“真是丑陋极了。”保罗说，声音着实有些伤感。我们朝他张望的方向看去，在蚱蜢的大军中有两对配对不好的蚱蜢。有只体型巨大、强壮有力的蚱蜢长着弹簧般灵活的大腿，而它的背上却骑着一只不中用的小蚱蜢，无力跨到足够的高度上去。它们旁边的情况正好相反：一只亮晶晶、小得可怜的蚱蜢偏偏被一只巨大的、强有力的蚱蜢骑在身下，几乎被它压垮了。“我来试一项科学小实验，”保罗说。他小心翼翼地穿过昆虫来到路边的草丛前，放下来复枪，拔了一根草茎。他在沙地上蹲下身子，用敏捷而沉稳的手把昆虫拨开。他利索地把那只体格强壮的蚱蜢从小蚱蜢身上移开，但它即刻以令人诧异的坚决的一跳回到原来的位置。“这项实验需要有两个人。”保罗宣称。杰米赶紧拔了一根草茎，来到他的身边，尽管他厌恶自己不得不蹲得离虫子那么近，以致脸上的肌肉都扭曲了起来。两个年轻人这时就蹲在沙土路面上，用草茎做起实验。我和维利、玛丽罗斯三人就站着观看。维利皱起眉头。“真没意思。”我讥诮地说。那天上午我们的关系与往常一样好不到哪里去，但维利还是朝我笑了笑，兴致勃勃地说：“都一个样，太有意思了。”我们相视而笑，神情既多情又痛苦，因为这样的时刻实在太少了。玛丽罗斯的目光越过蹲在地上的两个青年男子朝我们看，神情既痛苦又妒忌。她看到的是一对幸福的男女，并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我无法忍受，便朝玛丽罗斯走了过去，丢下了维利。玛丽罗斯和我弯腰站在保罗和杰米背后观看着。

“好了。”保罗说。他再次把那只大蚱蜢从小蚱蜢身上移开。但杰米动作很笨拙，没有把他那一对分开来，他还来不及再试一次，保罗的那只大蚱蜢已回到原先的位置。“哦，你这笨蛋！”保罗恼怒地说。这种感情平时他经常得抑制住，因为他知道杰米崇拜他。杰米丢下草茎，痛苦地笑了起来，竭力想掩饰自己的伤感——但这时保罗已手握两根草茎，把骑在上面的那一大一小两只蚱蜢从下面的一小一大两只蚱蜢身上移开。它们现在已门当户对：大的跟大的在一起，小的跟小的在一起。

“成了，”保罗说，“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多么巧妙！多么简便！多么令人满意啊！”

我们五个人全都站着，目睹这常理的胜利。包括维利在内，我们全都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这实验做得实在太荒唐了。与此同时，我们周围那成千成万只五颜六色的蚱蜢在不受我们的任何干扰下继续繁殖它们的种族。我们那小小的喜悦很快消失，因为爬上了另一只大蚱蜢背上的那只大蚱蜢这时翻身倒了下来，那只原先在它下面的蚱蜢即刻爬到了它的身上。

“真令人恶心！”保罗一本正经地说。

“没有证据表明，”杰米想学他的朋友那种既轻松又严肃的腔调，但是失败了，因为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急促，尖锐，甚至过于轻浮，“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那些东西比我们人类更有秩序。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这些——这些小小的穴居者都是按雄在上雌在下的原则有序地组成群体呢？”他以极其古怪的语调又斗胆补充了一句，“还有那一雌一雄的原则又如何呢？我们都看到了：这里只喧嚣着一片混乱与荒唐：雄对雄，雌对雌……”他的笑声在喘息中逐渐变得低微起来。我们看着他那张激昂、尴尬、充满睿智的脸，大家心里明白，他此时正在诧异，为什么自己说出的话，或者说自己能够说出的话，总不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让人听起来有一种轻松感呢？刚才的那番话如果让保罗来说——其实他很可能也会这样说——我们一定会哈哈大笑起来的。但现在我们不仅没有笑，而且感到很不自在，总觉得我们已被这些丑陋的爬虫包围住了。

突然间，保罗跳起身子，特意用脚去踩蚱蜢，先踩由他组合的那对大的，然后是那对小的。

“保罗！”玛丽罗斯惊叫起来，身子颤抖着，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被踩得稀烂的一小堆色彩斑斓的翅膀、眼珠子和白花花的肉浆。

“伤感主义者的典型反应。”保罗有意模仿维利的口气说——后者笑了起来，因为他知道对方在嘲笑自己。随后保罗又一本正经地说：“亲爱的玛丽罗斯，到了今天晚上，或者延长一点，到了明天晚上，这些东西几乎都要死去——就像你那些蝴蝶那样。”

“不可能！”玛丽罗斯看着那一大片翩翩起舞的蝴蝶极度悲伤地说，她此刻已把蚱蜢给忘了，“但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如果它们全都活下来，那还得了吗？那时它们会把一切都侵占了。马雪比旅馆将在蚱蜢的大军的爬行中消失，变成一片废墟，而那不吉祥的蝴蝶则会在布斯比夫妇和他们那些已到婚配年龄的女儿的尸体前跳起胜利的舞蹈。”

玛丽罗斯气呼呼地扭过头去不再理睬保罗，她脸色有点苍白。我们知道，她这时又思念起她那已故的兄弟。每逢这种场合，她脸上便流露出孤苦无依的样子，弄得我们都想搂住她的肩膀安慰她。

保罗继续往下说，他此时模仿起斯大林的口吻：“不言而喻，无庸赘言——实际上根本用不着说，但我为什么偏要费心劳神呢？——不过，某一事物是否有必要说，显然在于该事物本身。众所周知，自然是挥霍无度的。用不了多久，这些昆虫就会相互殴斗撕咬起来，通过残杀或自杀，或笨拙的性交而毁灭自己。它们还会被鸟吃掉，即便此时此刻，那鸟说不定就在一旁等待着，只要我们一离开，它们就可开始自己的盛宴了。当下周我们再回到这片狂欢之地时（下周我们有政治任务，那就算下下周吧），我们会像往常那样沿着这条路散步，我们也许还能看见一两只又红又绿的蚱蜢在草丛中嬉戏，会觉得它们是多么的可爱！但我们很少会注意到自己周围有数以百万具尸体正悄悄地腐烂，进入那最后的长眠之所！在此我还没有提到蝴蝶呢，尽管更美的东西不一定更有用，但这蝴蝶的美确实是蚱蜢不可比拟的。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可供我们消遣，我们一定会非常想念这些蝴蝶，甚至长久地为之牵肠挂肚的。”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意要在玛丽罗斯哀悼亡兄那个疮疤上捅刀子。她此时正痛苦地微笑着。一直受恐惧折磨、担心自己会机毁人亡的杰米也像玛丽罗斯那样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同志们，我要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知道你想得出什么结论。”维利粗暴而恼怒地说。也许只有在这种场合下，他才会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扮演起“家长”这个角色——保罗就是这么说他的。“够了，”维利说，“我们还是打鸽子去吧。”

“不言而喻，无庸赘言，”保罗又模仿起斯大林的口头禅，但这一次是有意冲着维利说的，“如果我们继续持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那我们主人布斯比的鸽子肉饼就永远做不出来了。”

我们沿着遍布蚱蜢的小道继续往前走。大约过了半英里的路程，眼前出现一座由花岗岩鹅卵石堆砌而成的小山。山那边好像划了一条界线，蚱蜢全不见了。那里没有它们的影子，没有它们的存在，它们在那里仿佛灭绝了。然而，蝴蝶却随处可见，像白色的花朵在婆娑起舞。

我想，当时肯定是十月或十一月。我的推算并非根据这些昆虫，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非常浅陋，无法根据它们来推算时间。我所根据的是那天的天气。那天气真可谓炎热异常。在雨季的晚期，空气中总会有些香槟味，警示人们冬天即将来临。但我记得那天的热浪烧灼着我们的脸、手臂和大腿，甚至透过衣服烧灼我们的肌肤。对了，肯定是雨季的初期，草长得短短的，一簇簇清新的绿色呈现在白茫茫的沙地上。如此看来，那周末显然就在最后那个周末（即保罗出事那一周）以前四五个月的那段时间里。那天上午，我们所行走的道路也正是几个月以后的那个夜晚保罗和我手拉手沿着它狂奔，穿过湿气沉沉的大雾，最后一起倒在水淋淋的草地上的那条道路了。那片草地在哪里？也许就在我们坐下准备打鸽子的那个地方附近。

我们爬过那座小山坡，只见前面出现了一座大山坡。两山之间那片开阔地正是布斯比太太所说的常常有野鸽出没的地方。我们默默地穿过一条小径，很快来到大山坡脚下。我记得我们当时很沉默，只有强烈的阳光烧灼着我们的背。我能看见我们五个衣着鲜艳的年轻人头顶蔚蓝的天空，在盘旋起舞的白蝴蝶的簇拥下，走在长满荒草的洼地上。

山坡下有一片高大的树木，我们就在树阴底下坐了下来。二十码远的地方还有一片树木。有只野鸽子在第二片林子里咕咕地叫。那野鸽听见我们弄出的响声后便停止了啼叫，但后来觉得我们不会对它造成伤害，于是又叫了起来。那声音既柔和、又令人昏昏欲睡，就像蝉鸣那样——我们当时就在听蝉的鸣声——我们意识到，那尖锐的声音在我们周围随处可闻。那蝉鸣声就像人患了疟疾，服了大量的奎宁⁽¹⁾后所出现的幻觉，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尖锐的嘈杂声，似乎从耳鼓里发出。只有奎宁在你的血液里的作用停止了，你才会听不到这种声音。

“只有一只鸽子。”保罗说，“布斯比太太让我们找错地方了。”

他把来复枪搁在一块岩石上，瞄准那只野鸽，然后用手托住枪身，然而，正当我们以为他就要扣动扳机时，他已把枪放下了。

我们准备随便休息一会儿。树阴很浓，野草柔软而富有弹性，太阳已快要爬到中天。我们身后的山高耸入云，很巍峨，但并不令人感到压抑。这一带的山峦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那山通常都很高，但一旦你走到跟前，那高度反而不容易觉察了。因为这些山都由一片片或一堆堆圆圆的花岗岩组成，人站在某座山脚下，透过某条石缝构成的小小的沟壑，能清楚地看见对面的洼地上像鹅卵般摞在一起高高耸立、闪闪发光的大圆石。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早先来过这里），这座山到处都是泥土工事和种种堡垒，那都是七八十年以前马绍那人建筑起来用以抵御马塔贝列人⁽²⁾的侵犯的。山上还有许多布须曼人留下的优美的绘画。这些绘画在被住旅馆的客人以投石取乐的方式毁损以前，至少是非常优美的。

“想像一下吧，”保罗说，“假设我们是一群被围困在这里的马绍那人。马塔贝列人一个个穿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奇装异服向我们逼近。我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且，就我所知，我们也不是好勇斗狠的民族，只是一些向往和平的普通百姓，因此，马塔贝列人总是屡战屡胜。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男人过一会儿就要死于非命，而你们这些幸运的女子，安娜和玛丽罗斯，很快就要被更好战、更健壮的马塔贝列人拖走，这个优等部落的男子将成为你们的新主人。”

“她们一定会自杀的，”杰米说，“你说是吗，安娜？你怎么样，玛丽罗斯？”

“当然。”玛丽罗斯高兴地说。

“当然。”我说。

那只野鸽又咕咕地叫了起来。这一回看清楚了：这是一只又小又黑，体态优美的鸽子。保罗举起了来复枪，瞄准射击。那野鸽垂下翅膀从空中翻着个儿栽了下来，扑的一声撞在地上，那声音从我们坐着的地方都能听见。“我们要有只狗就好了。”保罗说。他期望杰米能起身找回猎物。我们看见杰米很有点不情愿，但最后还是站了起来，朝对面那片林子走去，找回了那野鸽污秽的尸体，把它丢在保罗的脚边，重新坐了下来。由于顶着阳光走了这一小段路，他的脸涨红了，衬衣也弄脏了。他干脆把它脱了，他那裸露的躯体显得白净肥胖，简直像个孩子。“还是这样好。”他知道我们都在看他，于是以挑衅的口吻说，口气中也许还有刻薄的意味。

树林子这时安静了下来。“一只鸽子，”保罗说，“够我们的主人美美地咬一口了。”

从远处的树林里又传来野鸽的咕咕声，那是一种柔和的喃喃自语。“耐心点。”保罗说。他又把来复枪搁上岩石，并抽起烟。

维利这一阵子一直在看书。玛丽罗斯仰天躺着，她那飘散着柔软的金发的脑袋枕在一块草地上，眼睛紧闭着。杰米找到了一种新的消遣。在一簇簇绿草之间有一条由昨晚的暴雨冲刷成的小沙沟。这里是小小的河床，大约两英尺宽，经早上的太阳一晒，那河床已经干涸。在白晃晃的沙地上有十来个浅浅的圆形洼穴，相互的间隔没有规则，大小也各不相同。杰米手上握着一根粗壮的草茎，匍匐在地上，正用那根草茎旋转着捣搅其中最大一个洼穴的底部。细细的沙子不停地崩塌下来，那个形状雅致的小沙坑转眼间已捣毁在他的手中。

“你这笨蛋。”保罗说。与往常一样，他这时候斥责杰米的声音显得既痛苦又恼怒。他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闷闷不乐。他从杰米手上夺过那根草茎，灵巧地戳了戳另一个小沙坑的底部，不一会儿便把那只挖坑的小昆虫钓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吃蚂蚁的虫子，这种小虫体型最大的也只有火柴头大小。眼前这只昆虫摇摇晃晃地从保罗那根草茎上溜下来，掉入新挖开的沙子中，并迅速猛一转身，消失在它眼前那堆隆起的、纷纷往下掉的沙堆中。

“给你。”保罗粗暴地对杰米说，一边把草茎递还给他。他因自己的粗暴很不自在。杰米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他接过那根草茎，目光注视着眼前那一小堆隆起的沙子。

在此期间，由于我们过于专注，没有注意到有两只野鸽已飞到对面那片林子里。它们开始咕咕地叫，但显然缺乏相互配合，两个柔和的音符继续着，时而重叠，时而分开。

“它们可爱极了。”玛丽罗斯提出抗议，眼睛依然紧紧闭着。

“然而，像你的蝴蝶一样，它们逃不脱死亡的命运。”保罗举起来复枪射击。其中一只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这一次就像一块石块。另一只鸽子受了惊，朝四周看了看，尖尖的脑袋转来转去，眼睛朝向天空，想看看是否天上有老鹰猛扑而来，叼走了它的伙伴。随后它又朝地上张望，显然已认不出草丛中那具血淋淋的尸体。如此紧张不安地等待了一会以后（在此期间响起了拉枪栓的声音），它又开始咕咕地叫起来。保罗即刻举枪射击，那鸟也噗的一声栽了下来。这时的杰米头也没抬，一直在观察他那只虫子，我们大家于是谁也不去看他。沙堆上已出现一个浅浅的、造型优美的小坑，那只看不见的虫子就在沙堆下忙碌着。杰米显然没有注意到那两声枪声。保罗也不去看他。他只是皱着眉头等待着，口中一边轻轻地吹起口哨。过了一会儿，杰米的脸开始变红了，他不敢看我们或保罗，随即从地上爬起，朝那片林子走过去，回来时手上提着两只死鸽子。

“我们根本用不着带狗。”保罗说。这话是在杰米穿过草地往回走的时候说的，但他还是听见了。我猜得出，保罗并不想让他听见，但如果他听见了也并不特别在意。杰米又坐了下来，我们看见他肩膀上那白净而厚实的肌肉已因这两趟顶着烈日穿过草地的短程旅行而发红了。杰米回去继续观察他的虫子。

又出现一阵子气氛紧张的沉默。再听不见什么地方有鸽子的咕咕叫声。三只流着血的鸽子的尸体歪歪地躺在阳光下一块突露的小岩石旁。那块灰不溜秋、疙疙瘩瘩的花岗岩长满了或红或紫或绿的青苔。草地上则沾满了斑斑血迹。

空气中能闻到血的腥味。

“这几只鸟会晒坏的。”维利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在看书。

“最好把它们放到上面一点。”保罗说。

我能看见保罗的目光又在杰米身上盘旋，杰米懒洋洋地正准备站起来，我赶紧走上前去，把那三只耷拉着翅膀的鸽子的尸体丢进树阴中。

至此，我们之间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保罗说：“我想喝点东西。”

“离酒吧开门还有一个小时呢。”玛丽罗斯说。

“我真希望早点凑足鸽子的数字，一等酒吧开张营业，我就要离开这里。我要把这场屠杀留给别人干。”

“我们谁也没有你射得好。”玛丽罗斯说。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杰米说，口气中突然多了份怨恨之意。

他这时正在观察一条沙沟。他不知道哪个蚁穴是蚂蚁的新居。杰米眼睛瞪着较大的一个蚁穴，在它的出口处有一个小土包——那里掩蔽着食蚁虫的躯体，还有一把黑色的叉子裸露在外面——那是这个小东西的一对钳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几只蚂蚁。”杰米说。“还有几只鸽子，”保罗说。为了回敬杰米的指责，他补充说，“我对自己的天赋能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可以赋予你，也可以不赋予你。就我而论，上帝已经赋予了我。”

“这不公平。”我说。保罗朝我扮了个鬼脸，感激地笑了笑，那神态显得有点可爱。我回笑了笑。维利清了清嗓子，没有从书上抬起头来。他的声音很滑稽，好像在演戏。我和保罗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这种放肆的笑往往能感染别人，让其中的某个人，或几个人，甚至全体都跟着笑起来。我们当时就这样笑着，维利则依然坐着看他的书。但我现在仍记得他当时耐着性子耸起肩膀，痛苦地咬住嘴唇的情景。我则特意不去注意他的表情。

突然，我们的耳边传来一阵尖锐而轻柔的翅膀的拍打声，一只野鸽迅速飞来，差不多就停息在我们头顶的树枝上。当它看见我们时，便拍动双翼跳开几步，然后收住翅膀，在枝头上四下顾盼，脑袋歪向一边朝我们张望着。它那亮晶晶的黑眼珠与路上见到的那些交尾的昆虫的眼珠子颇为相似。我们还看见它那对紧紧抓住树枝的淡红色爪子和太阳照在它的翅膀上的光辉。保罗举起了来复枪——射程几乎形成了一条垂直线——枪响了，那野鸽栽落在我们中间，鲜血溅在杰米的前臂上。他的脸再次变得苍白起来；他把鲜血擦去，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事情变得令人厌恶了。”维利说。

“一开始就是这样。”保罗泰然自若地说。

他侧过身子，把鸽子从地上捡起，仔细查验了一下。它还活着。它垂下了翅膀，但那双黑眼睛仍凝视着我们。它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泪水，然后它执着地颤动了一下身子，把死神推开，在保罗的手中挣扎了起来。“我怎么办好呢？”保罗的声音变得很尖厉，但他随即开了个玩笑，使自己镇静了下来，“你们要不要我狠狠心把它弄死？”

“是的。”杰米面对着保罗，以挑衅的口吻说。热血再次冲上他的面颊，使它变得红一块白一块的，显得有点犯傻，但他的眼睛仍紧紧地盯住保罗。

“太好了。”保罗轻蔑地咬着嘴唇说。他轻轻地拎着那只鸽子，不知道如何弄死它才好。杰米在一旁等待保罗证明自己。与此同时，那耷拉着脑袋的鸽子在保罗手中将鲜亮的羽毛伸展开，又开始颤抖起身子，脑袋歪向一边，一双可爱的眼睛噙着一层泪水，不停地挣扎着，以抗拒死亡的降临。

过了一会儿，它突然死去了，使保罗免遭了一场考验。保罗随手把它丢进那一小堆死鸽子里。

“该死的，你做什么事都那么幸运。”杰米以颤抖的声音怒气冲冲地说。他那泥塑石雕般的嘴巴，以及被他自傲地称为“堕落的”嘴唇，都在微微地颤抖。

“是的，这我知道，”保罗说，“这我知道。天神都喜欢我。亲爱的杰米，我向你承认，我是不会用自己的手去扭断这只鸽子的脖子的。”

杰米哭丧着脸回头去观察他那个潜伏着食蚁虫的小沙坑。就在刚才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保罗身上这段时间里，一只轻如鸿毛的小蚂蚁从一个小沙坑上掉了下来，此时已在食蚁虫的钳子中折成两截。这出表现死亡的主题的戏剧是那么微不足道，一个小小的指甲——比如玛丽罗斯那个粉红色的指甲——就足以作为它的舞台，舒畅地容纳下那个沙坑，那只食蚁虫和那只蚂蚁。

那只小蚂蚁消失在一层白晃晃的沙子底下，过了一会儿，那对钳子又出现了，正准备捕捉新的猎物。

保罗把来复枪里的空弹壳退出，啪哒一声拉动枪栓，又填进一颗子弹。“再打两只就可以满足布斯比太太的最低要求了。”他说。但树林子静悄悄地沐浴在炎热的阳光下，已经再没有鸟的影子，只有长满绿叶的树枝在微微晃动，亮闪闪的显得宁静而优雅。蝴蝶的数量此时已少了许多，只有几十只仍在炙人的阳光下翩翩起舞。热浪像烧烫了的油从草地上，沙地上往上冒，那些露出草丛的岩石更是热得烫人。

“什么也没有了，”保罗说，“一点动静也没有。真闷死人了。”

时间在悄悄地逝去，我们抽着烟，等待着。玛丽罗斯躺在地上，闭着眼睛，神态可爱得像只小蜜蜂。维利在看书，孜孜不倦地攫取他的知识。他读的那本书是《斯大林论殖民地问题》。

“又来了一只蚂蚁。”杰米激动地说。这是一只大蚂蚁，差不多跟食蚁虫一样大小，它此时正在草茎中间这里那里地蛮撞。它的行为很有点疯狂，就像一只猎狗正在嗅猎物的踪迹。它从沙坑的边缘掉了下去，我们亲眼看见那对闪闪发光的褐色钳子伸了出来，将这只蚂蚁拦腰逮住，几乎把它切为两截。一场搏斗。白晃晃的沙子纷纷从沙坑的边缘掉下来。它们在沙子底下厮杀。最后一切复归平静。

“这个国家有一点令我一辈子不能忘怀，”保罗说，“当你一想到像杰米和我这样的好孩子所受到的优等教育——想到我们美好的家园，想到公学和牛津大学什么的时候，面对着这血淋淋的生活法则，我们就更感激这样的教育了。”

“我就不感激，”杰米说，“我恨这个国家。”

“我热爱它。我把一切都归功于它。我从此再也不会自命情操高尚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了。我如今变得更懂事了。”

杰米说：“我好像也更懂事了，但我会继续那情操高尚的夸夸其谈。等我一回英国，我就要这样去做。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为时过早。我们的教育首先让我们懂得人生的渺小，除此之外它还给了我们什么呢？说到我自己，我不能眼巴巴看着这种渺小的人生在我身上逐渐形成。当我回到英国——如果我能回去的话，我就要……”

“嗬，”保罗惊叫起来，“又来了一只野鸽。，它不飞到这里来。”一只野鸽朝我们飞来，看见我们，便掉转头腾入高空，打算停进另一片树林里，但临时又改变主意，朝远方疾飞而去。几百码远的地方，有一群农场工人正行走在那条小道上。我们默默地看着他们。在看见我们以前，他们一直有说有笑，但这会儿却沉默了，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时，他们还扭转了脸，好像这样做就可以避开我们这些白人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保罗低声说：“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然后他的语气突然变了，只见他轻佻地说：“客观地考虑一下吧，尽可能少想想维利同志和他的同类——维利同志，我请你客观地考虑一下。”维利把书放下，打算以讥嘲的姿态应酬他。“这个国家比西班牙还大。它有一百五十万黑人，如果统计总人口，还有十万白人。这事实本身就值得深思。但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见——不管你怎么说，维利，每个人都有理由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在时间的沙滩上——这个比喻很不错，是不是？虽然并不新颖，但用在这里总是恰当的——这一小片毫不起眼的沙子，这一百五十多万民众，它和他们存在于上帝的乐土中，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自身制造痛苦……”维利听到这里便重新拿起书，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上去。“维利同志，你就让自己的眼睛盯在书本上，而让你的灵魂用来谛听吧。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吃！——都有足够的材料盖房子——都有足够的能力（尽管藏而不露，但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我是说有足够的能力为黑暗的区域谛造光明。”

“你是根据什么来推理的？”维利问。

“我什么也不推理。我只是有感而发……那是一片令人目眩的阳光，就像……”

“你所说的反映了整个世界的真实，并非仅限于这个国家。”玛丽罗斯说。

“了不起的玛丽罗斯！不错。我的眼睛如今已睁开了……维利同志，你会不会说这里有某种为你的哲学所不容的法则在起作用呢？有没有毁灭的法则？”

维利以我们早就预料得到的口吻说：“这只要看看阶级斗争的哲学就够了。”他话一出口，杰米、保罗和我便禁不住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但他自己却始终不笑。

“我很高兴地看到，”他沉着脸说，“好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你们两人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也会发觉此事是那么的滑稽。”

“我并不觉得滑稽。”玛丽罗斯说。

“你对任何事物都不会感到滑稽。”保罗说，“你从来不笑，这你自己知道吗，玛丽罗斯？一点也不知道？而我呢，我的人生观可说是病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我却经常发笑。这一点你怎么解释呢？”

“我没有人生观。”玛丽罗斯说。她躺在地上，身上穿着十分漂亮的裤子和衬衫，看上去像个崭新的、柔软的洋娃娃。“不管怎么说，你并没有笑。”她补充说，“我经常听你们说话——（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她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而是个旁观者）——我注意到你常常在说令人可怕的事物时才发笑。我并不把它叫做笑。”

“当你跟你的兄弟在一起时，你笑过吗，玛丽罗斯？当你在好望角跟你那位交好运的情人在一起时，你笑过吗？”

“笑过。”

“为什么笑？”

“因为我们很幸福。”玛丽罗斯冷冷地说。

“我的天！”保罗惶恐地叫了起来，“这话我就不敢说。杰米，你有没有因幸福而发笑过。”

“我从来没有幸福过。”杰米说。

“你呢，安娜？”

“我也没有。”

“维利呢？”

“当然。”维利说，他执意要维护社会主义那套幸福的哲学。

“玛丽罗斯，”保罗说，“你说的是真话。我不相信维利，但我相信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很令人羡慕的，玛丽罗斯。你自己知道这一点吗？”

“是的，”玛丽罗斯说，“是的，我知道我比你们谁都更幸运。我看不出做个幸福的人有什么错。你说这有什么错呢？”

沉默。我们相互看了看。保罗朝玛丽罗斯严肃地点了点头：“跟往常一样，”他谦恭地说，“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玛丽罗斯再次闭上了眼睛。一只野鸽子飞来停息在对面那片林子里。保罗开了枪，打偏了。“没打中，”他叫了起来，装出很悲伤的样子。那鸟儿待在原处，惊惶不安地环顾四周，两眼最后盯视着被保罗的子弹打断的一片叶子飘落到地上。保罗退出弹壳，从容地重新装上子弹，瞄准射击。那野鸽掉了下来。杰米固执地待在原地。他没动。保罗耐心地等待着，最后还是按捺不住站了起来，自我解嘲地说：“我得让自己充当猎犬了。”他走过去找回了那只野鸽。我们大家看见杰米在竭力克制自己，硬是不让自己挺身站起，朝保罗追过去。保罗打着哈欠，提着死鸽子回来了，随手把它丢进死鸽堆里。

“血腥味那么重，我快要吐出来了。”玛丽罗斯说。

“耐心点，”保罗说，“我们的限额很快就要达到了。”

“六只足够了，”杰米说，“我们谁也不会去吃这样的馅饼。布斯比先生可以全部包办。”

“我当然要分享一份，”保罗说，“你也来一份。当那流着肉汁、塞满红艳艳、香喷喷的鸽肉的馅饼摆在你的面前时，你难道真的以为自己还会记得这些野鸽子悠扬的歌声曾被死亡的枪声残酷地打断过吗？”

“是的，会记得的。”玛丽罗斯说。

“是的，会记得的。”我说。

“维利呢？”保罗问，存心要找出不同的意见。

“也许不会。”维利说，继续看他的书。

“女人是温柔的，”保罗说，“她们会看我们吃，自己嘴里则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布斯比太太做的可口的烤牛肉，一边还撅着小嘴巴摆出厌恶的样子，而实际上却因我们男人的残忍而更喜欢我们。”

“就像马绍那人和马塔贝列女人那样。”杰米说。

“我想念那样的日子，”保罗说，一边把上了膛的来复枪放下，眼睛盯住树林子。“那么单纯！那些单纯的人自相残杀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为了土地、女人和食物。这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对我们来说——你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吗？我告诉你吧：由于有维利这样的好同志随时准备为别人而献身，同时也因为有我这样惟利是图的人的存在，我预计，再过五十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到处都是蝴蝶和蚱蜢的空旷的原野将高楼林立，一幢幢半独立的住宅里面住满了衣着整洁的黑人工人。”

“这有什么不好呢？”维利问。

“这是一种进步。”保罗说。

“是的，一种进步。”维利说。

“为什么那房子得造成半独立的样式呢？”杰米十分认真地问。他经常一本正经地担忧社会主义的未来，“在社会主义政府的管辖下，房子都是很漂亮的，都有各自的花园和宽敞的套房。”

“我亲爱的杰米！”保罗说，“真可怜，你对经济学真是一窍不通。无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不管它属于哪种体制，资金如何匮乏，都将以适合自身发展的速度发展着——你在听吗，维利同志？”

“在听。”

“由于政府（不管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面临着尽快解决许多无房居民的住房问题，它会首先考虑建造最廉价的住宅。这时候想追求十全十美是根本不行的。这一带以后肯定会出现一座座冒烟的、直插云天的厂房和一排排千篇一律的廉价住房。我说得对吗，维利同志？”

“你说得对。”

“然后呢？”

“那不是问题的关键。”

“那是我的关键。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马塔贝列人和马绍那人的单纯与野蛮的原因。事情实在太可怕，令人不敢再往下想。但这正是我们这时代——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维利同志，你说呢？”

维利犹豫了一会儿，说道：“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外部的相似性，但是——”他的话很快被保罗和我以及后来的杰米所爆发的笑声所打断。

玛丽罗斯对维利说：“他们不是笑你所说的话，而是笑你说话总是不出他们所料。”

“我知道这一点。”维利说。

“不，”保罗说，“你错了，玛丽罗斯。我同时也笑他所说的话，因为我十分怀疑他这些话的正确性。但愿上帝别让我变得太固执，但我确实担心这一点——将来我要经常坐飞机离开英国出来考察考察我在海外的投资，我也许会飞过这一带地区，朝下看看冒烟的工厂和住宅区，同时回忆起这美好的、和平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一只野鸽飞来停息在对面的树林里。接着又来了一只。又是一只。保罗开了枪，一只掉了下来。他又开了枪，第二只又掉了下来。第三只从树丛中一蹿而起，飞向天空，就好像从弹弓弹出似的。杰米站了起来，走了过去，捡回那两只血淋淋的野鸽，把它们丢进猎物堆里，然后说：“七只。我的天，还不够吗？”

“够了，”保罗把枪搁过一边，说道，“让我们赶快回到酒吧里去吧。在酒吧开门以前，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把血洗干净。”

“看！”杰米说。一只比最大的食蚁虫还大两倍的小甲虫穿过高高的草丛向沙坑靠近。

“不好，”保罗说，“这不是天生的牺牲品。”

“不见得。”杰米说。他用草茎把甲虫拉进那个最大的沙坑。那里出现了一阵骚乱。那亮晶晶的褐色钳子钳住了甲虫，甲虫跳了起来，拖着食蚁虫离开了沙坑。白晃晃的沙子纷纷落下，沙坑塌陷了。在这方圆一两英寸、令人窒息而悄然无声的战场上，那沙子掀起波浪，形成旋涡。

“如果我们的耳朵能听见它们的声音就好了，”保罗说，“那时，空中一定充满着尖叫声、呻吟声、咕噜声和喘息声。但如今这个沐浴着阳光的草原却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阵翅膀的拍打声。一只野鸽停了下来。

“别打了。”玛丽罗斯睁开眼睛，用胳膊肘支撑着挺起身子，以痛苦的口吻说。但为时已晚，保罗已开了枪，那野鸽栽了下来。在它落地以前，另一只野鸽已撞入林子，停在一根树枝的末梢，微微晃动了一下身子。保罗开了枪，那野鸽也掉了下来，这一次还伴随着一声尖叫和翅膀绝望的拍打声。保罗站起身，跑过草丛，捡起那只已死的鸽子和受了重伤的鸽子。我们看见他咬着嘴唇迅速看了一眼那只受了重伤、正在极力挣扎的鸟，随即扭断了它的脖子。

他走了回来，丢下两只死鸽，说：“九只了。够了。”他脸色苍白，一片倦容，但仍然显出很得意的样子朝杰米笑了笑。

“我们走吧。”维利合上书说。

“等一等。”杰米叫了起来。那堆沙子此时没了动静。他用一根粗草茎挖了挖，先挖出那只小甲虫的尸体，然后是食蚁虫的尸体。我们看见食蚁虫的钳子插在甲虫的躯体中。食蚁虫的尸体少了头。

“事情的寓意是，”保罗说，“只要有天敌，就会有厮杀。”

“但谁知道哪个是天敌，哪个不是呢？”杰米说。

“你就不是，”保罗说，“你看看，你把自然的平衡都给破坏了。如今食蚁虫少了一只，也许数以百计本来会葬身于它的腹中的蚂蚁如今能活下去了。只可惜还白白地屠杀了一只甲虫。”

杰米小心翼翼地跨过那条遍布圆形沙坑的小沙沟，以便不去惊动陷阱里潜伏着的别的昆虫。他把衬衣套到自己那汗涔涔、红彤彤的躯体上。玛丽罗斯以她习惯的姿态——顺从、耐心、长期蒙受痛苦的姿态——站了起来，好像她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志。我们都站在树阴底下，不愿投入暴晒和热浪之中。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只蝴蝶在炎炎的赤日下醉汉般蹒跚起舞，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我们站在那里，刚才躺过身子的那片树林开始喧闹起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蝉已在沉默中耐心地等待我们离开达两个小时之久，这时便一个接一个尖声鸣叫起来。在另一片树林里，不知不觉间又飞来了两只鸽子，此刻正栖息在树上咕咕地叫。保罗沉思着，晃了晃手中的枪。“别打了，”玛丽罗斯说，“请别打了。”

“为什么？”

“求你了，保罗。”

九只死鸽被捆住淡红色的爪子串在一起，在保罗手中晃荡着，滴着鲜血。

“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杀，”保罗严肃地说，“但为了你，玛丽罗斯，我就克制一点吧。”

她朝他笑了笑，并非出于感激，而是出于冷峻的责备，这也是她平时经常对他表示的一种态度。他回笑了一下，眉宇间流露出欣喜之色。他俩一起走在前面，那死鸽低垂的翅膀在绿草上轻轻擦过。

我们三人跟在后面。

“真遗憾，”杰米说，“玛丽罗斯总是那么不赞成保罗。其实他俩毫无疑问是最般配的一对。”他极力装出轻蔑的样子，而且差不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差不多，但不完全。他的语气中还含有一份对保罗的妒忌。

我们看着他俩，这最般配的一对走起路来那么轻松而优雅，阳光落在他们发亮的头发上，照亮了他们褐色的皮肤。然而，玛丽罗斯顾自走着，并不正眼看一看保罗，只是保罗睁着一对蓝眼珠子徒劳无益地在她身上打转。

返回的路上天实在太热了。经过那座受烈日蒸晒的花岗岩的小山坡时，那令人晕眩的热浪一阵阵向我们袭来，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四周一片空旷旷的，静悄悄的，只有蝉和远处的一只野鸽在鸣叫。过了那座小山，我们放慢了脚步，寻找起那些蚱蜢，发现这些相互钳在一起的昆虫几乎都不见了。只有少数几只还在，这一只骑着那一只，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画着圆圆的黑眼珠子的衣夹子。它们的数量确实不多了。那些蝴蝶也差不多全消失了，只剩下一两只仍拖着疲惫的身子在阳光普照的草丛上飞来飞去。

我们的头被烈日晒得发痛。鲜血的气味使我们感到有点恶心。

回到旅馆，我们几乎没有打一声招呼便各自散开。

〔黑色笔记右侧，在“钱”的标题下记载着：〕

几个月以前，我收到新西兰《石榴评论》杂志社寄来的一封信，要我为他们写个短篇小说。我回了信，告诉他们我不写短篇。他们回信说，“如果你记日记，寄一部分来也行。”我回信说，我不相信那些发表的日记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我很高兴自己在写虚构式的日记，那笔调对于殖民地或自治领的文学评论杂志倒也十分合适，因为文化中心以外的读者远比伦敦或巴黎这些地方的编辑和读者更能容忍严肃的东西（不过，我有时也会感到怀疑）。这份杂志是由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创办的，此人的生活还得靠在保险业供职的父亲的接济。他发表过三个短篇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已完成了三分之一。他很会喝酒，但并没有多到他自己向别人吹嘘的程度。他也吸点大麻，但只限于有朋友从美国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对美国国内的野蛮现象充满了蔑视。

四月十六日。卢浮宫的台阶上。想起了多拉。那女孩遇到了真正的麻烦。我不知道她如今是否已摆脱困境。一定得给父亲写封信，他上次来信中说话的口气很伤我的心。我们一定得永远隔开吗？我是个艺术家——我的天哪！

四月十七日。里昂火车站。想起了莱茜。我的天，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一生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巴黎把我的生活给毁了……必须再读读普鲁斯特⁽³⁾的作品。

四月十八日。伦敦。骑兵卫队阅兵式。作家是世界的良心。想到了玛丽。为了献身于艺术，一个作家有责任背叛自己的妻子，国家和朋友。还有他的情人。

四月十八日。白金汉宫外。乔治·艾略特是富人眼里的吉辛⁽⁴⁾。必须给父亲写封信。身边只有九十美元了。我们还能有共同语言吗？

五月九日。罗马。梵蒂冈。想起了芬妮。我的天，她的大腿白白的就像天鹅的脖子。她怎么也会有麻烦？一个作家，他必须是灵魂这间厨房里的马基雅维利⁽⁵⁾。必须再读读托马（沃尔夫）⁽⁶⁾的书。

五月十一日。战争。想起了杰雷——他们杀死了他。这班猪猡！最优秀的人总是英年早逝。我不会活得太长，到了三十岁，我就自杀。想起了贝蒂。椴树的阴影落在她的脸上，看上去像具骷髅。我吻了吻她的眼眶，为的是体验那森森白骨的感觉。如果下周以前仍然收不到父亲的来信，我就把这份日记送去出版。事情全取决于他了。必须再读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对自己尚看不清的事物从来不发表意见，也许我们这时代的现实已不再具有诗意，我可以把他送进我的万神殿了。

六月二十一日。候车室。跟玛丽交谈。她很忙，但她还是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陪伴我。我的天，一想起这事我就热泪盈眶！当我自杀的时候，我会想起有个妓女为了爱跟我一起度过一个晚上。对我的恭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恭维我的不是杂志编辑，而是知识界的娼妓——批评家。再读《芬妮·希尔》，打算写一篇文章，题为“性是人类的鸦片”。

六月二十二日。佛芬咖啡店。时间是一条河，我们思想的叶子就在那里被水逐渐淹没。我的父亲说我必须回家。他真的永远不能理解我吗？我正在为朱利斯创办的杂志写题为“狮子”的色情作品。稿酬是五百美元，我父亲就用不着再管我了。艺术是我们所背叛的理想的一面镜子。

七月三十日。伦敦。莱斯特广场厕所。哦，噩梦中迷失的城市！想起了爱丽丝。我在巴黎体验到的情欲与在伦敦所体验的不一样。在巴黎，人们不知道性为何物；在伦敦，性就是性。必须回到巴黎去。要不要看看博塞特⁽⁷⁾的作品？第三次阅读我写的作品《狮子》。好极了。作品反映的不是最优秀的自我，但也是次等优秀的自我。色情是五十年代新闻业的真谛。朱丽斯说他只肯付我三百美元。猪猡！打电报给我父亲，告诉他我写了一本书，而且被出版商接受了。他给我寄来了一千美元。《狮子》表达了对麦迪逊大街的蔑视。劳达德是穷人的司汤达⁽⁸⁾。有必要再读读司汤达的作品。

认识了年轻的美国作家詹姆斯·雪佛。给他看了这份日记。他很高兴。我们又编写了千把字，他负责把它寄给了美国的一份评论杂志，假托是他的某位因胆怯而不敢自己寄稿的朋友写的。这篇文字印了出来。詹姆斯带我出去吃午饭以示庆祝，并告诉我，自命不凡的批评家汉斯·P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这部作品是堕落的。这位批评家要来伦敦。詹姆斯以前冷落过汉斯·P，因为他不喜欢他，但这一次他拍了一份阿谀奉承的电报到机场，并给旅馆送去一束鲜花。当汉斯从机场来到旅馆，他就在大厅里恭候他，随身还带了瓶苏格兰产的酒和另一束鲜花。然后他又主动作为向导带他游览了伦敦。汉斯·P受到奉承，很有点不自在。在汉斯·P在伦敦的两个星期中，詹姆斯一直不离他的左右，并洗耳恭听他的每一句话。当汉斯·P离开时，他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说：“你一定能理解，我绝对不会让个人的感情来干扰我作为批评家的天良。”詹姆斯对此回答说：“但写作是不讲道德的。”（这是他自己转述的）——“是的，是的，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伙计，你我双方交换了思想，这是重要的——是的。”两星期以后，汉斯·P又写了一篇评论，称这部作品中出现的不道德的倾向表现了一个年轻人因不满于社会现实而发的诚实的犬儒主义思想，而不是作者本人固有的生活观。詹姆斯整个下午都哈哈大笑不止。

詹姆斯有悖常理，与一般的年轻作家大不一样。他差不多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天真，还有意无意地把天真当做自己的挡箭牌。但实际上他确实有点儿不讲道德。比如说，碰上一个自称要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并说什么“一切按照原著，只是某些地方必须修改一下”的导演时，詹姆斯会跟对方一起待上一整个下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嘴里呐呐地说着话，还主动提出，为了拍电影，他的作品应该作更大的、更大的修改，弄得那导演越来越坐立不安。按詹姆斯说，任何人所能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没有比导演自己准备提出的意见更妙不可言，他们因此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否在嘲笑他们。他离开他们时还愣头愣脑地装出感激涕零的样子，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冒犯，从此再也不跟他联系。如果在聚会中碰到一位趾高气扬的批评家或政府官员，詹姆斯会坐到他的身边，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请求对方的关照，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奉承话。聚会一结束，他就会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他回答说，这并不比“一个天生正直而诚实的艺术家”更危险。“正直，”他瞪大眼睛一边搔着大腿说，“对公牛般神气的财神爷来说是一块红布，换句话说，正直是穷人的遮羞布。”我说正直毕竟是好的品质。他说：“安娜，你对那些东拼西凑的东西是怎样看的呢？你我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呢？”

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但是，有感于我们在那位年轻的美国人所创办的杂志上所取得的成功，我们决定假托一位中年的女作者的名义再写一篇东西。我们虚构这位女作者在非洲殖民地生活过几年，情感上蒙受过痛苦。这篇东西寄给了《顶峰》杂志的编辑鲁贝特，他曾经向我约过稿，要我写点“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詹姆斯见过这位鲁贝特，并且讨厌他。鲁贝特是位嗜酒如命、整天垂头丧气、行为乖张但头脑聪明的同性恋者。

复活节周。在肯辛顿⁽⁹⁾二十世纪中期修建的大街上，俄国东正教教堂的大门红彤彤地敞开着。明亮的教堂内香烟缭绕，虔诚的信徒在行跪拜礼。大厅很大，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几位牧师正在专心致志地主持仪式。少数几位信徒正跪在坚硬的地板上，弓着身子磕头。人数确实不多，但都是真正的信徒。这就是现实。我理解了现实。然而，大多数人都置身于某一宗教，只有少数人不信教。不信教？哦，对于不信上帝的现代人来说，这个词真令人好笑！当其他的人顶礼膜拜时，我就站在一旁。我，固执而渺小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膝盖也在弯曲，尽管我是惟一站着的人。牧师都很严肃，很和气，都是男性。还有几个无忧无虑，脸色苍白的小男孩，看上去都很虔诚，很严肃。教堂里回荡着嘹亮的俄罗斯男性的歌声。我的膝盖软弱无力……我发现自己也在下跪。我平时一贯自我标榜的渺小而独立的个性哪里去了？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理解了更深层的东西。我发现那几位表情严肃的牧师的影子在我的泪眼中晃动着，逐渐模糊起来。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摇摇晃晃站了起来，逃出了那个地方。这里不属于我。这种庄严不属于我……我是不是再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一想到那几位牧师的虔诚劲，我便觉得“无神论者”这个字眼是那么的贫乏无趣！“不可知论者”是否比“无神论者”多一层意思？鸡尾酒会快赶不上了。没关系，伯爵夫人不会注意到我的。我觉得作皮雷里伯爵夫人是件很不幸的事……她曾经作过四个著名男人的夫人，如今还不是在走下坡路吗？但我想，为了对付这残酷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小小的面具。房间里与往常一样挤满了伦敦文学界的精英。一眼就看见了我的亲爱的哈里。我非常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眉毛淡淡的英国男人——他们都很高贵。在鸡尾酒会那毫无意义的喧哗中，我们交谈着。他建议我根据《战争边缘》编一个剧本，这剧本不用偏袒任何一方，只要着重写出殖民地的基本悲剧和白人的悲剧就行。当然，它反映的是真实的……与白人困惑的现实相比较，那贫穷、饥饿、营养不良、无家可归、失意潦倒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他说话很机敏，充满真正的理性，这是英国男子的一种说话风格，比任何女性的说话更具直觉性。）听他说话，我开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作品。我想起了一英里以外那座俄国教堂里的那些因尊崇更深层的真理而顶礼膜拜的人们。我的真理在哪里呢？唉，没有啊！但我已决定从今往后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明天我要跟我亲爱的哈里共进午餐，并讨论剧本的事。我们分手时，他十分灵巧地捏了捏我的手，那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感觉。我回到家里，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更接近了现实。我默默地爬上那张新换了被单的床。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每天都有干净的床铺睡。哦，当你洗完澡，钻进凉爽而干净的床单，躺着等待进入睡乡时，你感官上（不是性）悄悄涌起的是一种何等愉悦的快感呀！啊，幸运的，渺小的我呀……

复活节日。

与哈里共进午餐。他的住处多舒适！他已根据自己的想法为剧本拟就了一个提纲。弗莱特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他可以出演主角。当然，还得找一个赞助人，但这不会有困难。他建议对故事稍加修改。一个年轻的白人农庄主遇到了一个非常美貌聪慧的非洲女孩。她的家人都是粗俗的土著人，他于是想教育她，培养她，但她误会了他的意思，并爱上了他。后来，当他好心好意地向她解释自己对她的真实意图时，她大发雷霆，恶言恶语地咒骂他，奚落他。他耐着性子忍受着这一切。但女孩去了警察局，对警察说他想强奸她。他默默地忍受社会上的种种诽谤。他去了监狱，只用目光谴责她，而她则羞愧地把脸转了开去。这可以成为一部真正震憾人心的戏剧！据哈里说，它能象征性地鞭挞白人所怀有的精神优越感，这种心理状态是历史所造成的，它已将非洲拖入野蛮的深渊。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想法很感人，很新颖。敢于逆潮流而动才是大丈夫。我告别哈里步行回家，现实像长了白色翅膀的鸟撞击着我的心胸。我迈着小步行走，以便不让这美妙的精神体验白白溜走。洗过澡，干干净净地上了床，开始阅读哈里借给我的书《基督的模仿》。

我觉得，我的那份日记写得有点过分，但詹姆斯不这样看。他完全相信它的真实性。事实上詹姆斯是对的，但不幸的是，我在最后一刻变得极度的敏感，并决定保护自己的隐私。鲁贝特给我写来一封短笺，说他完全能理解。某些经验确实过于个人化，不便发表。

［黑色笔记至此用大头针别了一份复印件，那是詹姆斯·雪佛应某文学刊物之约后写的一个短篇。该文学刊物要他写一篇文章评论、十来个长篇小说。他把这篇文字寄给编辑，建议把它发表出来，以替代评论文章。那编辑回了信，热情地赞赏了这个短篇，并请求允许他把它用在他们的刊物上——“但是，你答应写的评论在哪里呢，雪佛先生？我们希望本期能读到它。”至此，詹姆斯和安娜承认他们失败了。我们这个世界肯定出了什么事，从而使讽喻文学成为不可能了。詹姆斯只得写了一篇严肃的评论文章，对十来个长篇小说逐个进行评论。文章洋洋洒洒上万言。安娜和他从此以后再没有写那种不三不四的文字。］

香蕉林中的血迹

沙沙沙，沙沙。香蕉树迎着风，对疲惫不堪的非洲的月亮鬼鬼祟祟地说。鬼祟。时间的鬼祟，我的痛苦的鬼祟。夜鹰黑色的翅膀，夜蛾白色的翅膀，截断了月光，筛滤了月光。沙沙沙，沙沙。香蕉树在诉说，苍白的月亮在摇曳不定的树叶丛中痛苦地滑行。约翰，约翰，我深肤色的女友交叉着双腿坐在小屋的屋檐下歌唱着，神秘的月光洒在她的眼睛上。那是一双我曾在夜间亲吻过的眼睛，一双缺乏人情味的充满悲剧色彩的眼睛。哦，非洲，你从此不再具有人情味！因为香蕉林将因染上深红的血迹而枯黄，红色的尘土将变得更红，比我那位黑人情人随时准备背叛自己，为白人商人的贪欲而新抹的口红还红！

“静静地睡吧，诺妮，阴毒恐怖的月亮已冒出四个角，我正在为自己的命运，为我们民族的命运而担忧。”

“约翰，约翰。”我的女友叹息着，她的声音含有某种渴求，就像被烈日晒得闪闪发亮的树叶子叹息着向月亮哀求。

“睡吧，我的诺妮。”

“但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安和内疚。”

“睡吧，睡吧，我并不恨你，我的诺妮。我经常看见那位白人男子的目光直勾勾地像利箭射向你一摇一摆的臀部，我的诺妮。我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我看见香蕉林沐浴在月光下，看见白茫茫的雨点像一支支长矛杀戮我们这片被人野蛮掠夺的土地时，我已知道了这一切。睡吧。”

“但约翰，我的约翰，一想到我背叛了你，背叛了我的男人，我的情人，我心里便很难受。事情并非出于我的本意，我是被那白人店主强行霸占的呀。”

沙沙沙，沙沙。香蕉林在呻吟，夜鹰向灰蒙蒙的月亮哀嚎黑沉沉的屠杀。

“但约翰，我的约翰，我只买了一支小小的唇膏，一支小小的红色的唇膏。我想把饥渴的嘴唇化妆得更漂亮，那都是为了你，为了我的情人。我当时正在购物，我看见他那双蓝莹莹的眼睛火辣辣地瞪住我处女的大腿，我于是撒腿便跑，我的爱人，我于是从商店跑回到你的身边。我涂红嘴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约翰，我的男人。”

“睡吧，睡吧，诺妮。别再交叉着双腿坐在地上看月光发笑了。别再为你的痛苦而哭泣了。你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痛苦，就是我们这民族的痛苦。他们都在为我的不幸而哭泣，为了你现在所蒙受的痛苦而哭泣，他们永远同情你，我的诺妮，我的女友。”

“但我的约翰，你对我的爱到哪里去了呢？”

啊，仇恨的红蛇在黑暗中蜿蜒而行，悄悄地爬过香蕉树的根部，在我灵魂的窗格上鼓起脖子。

“我的爱，诺妮，是属于你的，属于我们的民族的，属于那条大脖子的仇恨的红蛇的。”

“哎，哎，哎！”我的爱人，我的诺妮尖叫着，那白人的贪欲，他的占有欲，他那商人的贪婪，已刺进她神秘的子宫。

“哎，哎，哎！”茅屋中的老妇人哀嚎着，她们迎着风，在被奸污的香蕉林中听见了我果决的声音：风声啊，向自由世界呼嚎我的痛苦吧！苍茫大地上游动的蛇啊，为了我去咬世上那班无情无义的恶徒吧！

“哎，哎，我的约翰，我怀的孩子怎么办呢？它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要把这未来的孩子交给你，我的男人，我不把它交给那个可恨的白人店主。是他在我逃避他时绊了我一脚，使我跌入夕阳中那片黑暗的果林。那一刻，全世界都已被漫漫的长夜背叛！”

“睡吧，睡吧，我的女友，我的诺妮，孩子是为这个世界而降生的，它背负着沉重的命运，血管里神秘地流动着混合的血液。它是复仇的幽灵的孩子，是我仇恨的、不断膨胀的蛇的孩子。”

“哎，哎！”诺妮尖叫着，在阴暗的屋檐下紧缩着神秘的身躯。

“哎，哎！”老妇人们尖叫着，她们听到了我果决的声音，她们是生活之河的旁观者，她们的子宫已不能生育，她们从自己的茅屋里听见生命在沉默中呼号。

“睡吧，我的诺妮。许多年以后，我会回来的，但此刻我已拿定主意。别阻拦我了。”

月光下的幽灵有蓝有绿，阴森森的一片，我的仇恨已将它们细细划分。香蕉树下那片紫色的土地上盘踞着那条猩红色的蛇。正确的答案潜伏在万千个答案中，真正的意图隐匿在千万个意图里。沙沙沙，沙沙。香蕉林在低语，我的爱人在歌唱：约翰，你要离开我上哪儿去？我永远怀着爱的渴望等着你。

我进了城，来到那白人居住的灰暗的大街上。我找到了我的兄弟，并将仇恨的红蛇交到他们手里。我们打算一起去找那好色的白人，结果他的性命，以便香蕉林从此不再结出野果，我们被蹂躏的国家从此不再哭泣，我们干涸的心灵不再为渴求春雨而哀伤。

“哎，哎！”老妇人们在尖叫。

在那月色悚然的夜晚，响起了一声尖叫，一声暗杀的尖叫。

我的诺妮弯腰爬进茅屋，又紫又绿的月光一片空，如果没有那条红蛇，空的还有我的一颗心。

乌黑发亮的闪电仇恨这片果林，蓝色的天雷摧毁了香蕉树。香甜的木瓜蒙受了紫蓝色的报复。沙沙，沙沙。香蕉林对疲惫不堪的月亮悄悄诉说。一阵阵令人神魂颠倒的震颤撕开了被摧残的树林所做的五花八门的梦。

我绝望地走着，在时间的织机中，那大地的回音含混不清。我走过那颗香蕉树，那些忠诚的仇恨的红蛇在我身后吟唱：去吧，伙计，进城复仇去吧！香蕉林上的月亮一片猩红，它匆匆地歌唱着，尖叫着，哭泣着，呻吟着。哦，红色是我的痛苦，猩红是我的痛苦，哦，红色和猩红正使仇恨所滋养的、受月光映衬的香蕉叶一片片掉落。

〔一篇关于《战争边缘》的评论文章用大头针别在此处，原文来自《苏维埃文学》，日期为一九五二年八月。〕

这是第一部在压迫者眼皮底下写出并出版的勇敢的长篇小说，它描述了发生在英国殖民地的剥削现象，从而向世人揭示了英国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其情其景真令人触目惊心！然而，在我们钦佩这位年轻作家因社会良心的发现而义无反顾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对她对非洲阶级斗争所作的错误描述熟视无睹。故事写的是一位为了自己的国家而牺牲的年轻的飞行员。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结识了一班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些以政治为消遣的颓废的白人居住者。由于厌倦了四海为家的社会活动，他转向当地的居民，认识了一位纯朴的黑人女孩。她把当地工人阶级的生活真相告诉了他。然而，恰恰是这方面的描写成了这部用意良好而把握不当的小说的弱点。一个代表英国上层阶级的年轻小伙子怎么可能跟一个厨师的女儿打交道呢？一个作家在其努力实现艺术的真实的艰难历程中应该去追求典型的东西，而这样一种环境不是，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环境。假如这位年轻的作者敢于向真理的顶峰挑战，那她为什么不把她的男主人公写成一个年轻的白人工人，而把她的女主人公写成一个非洲的觉悟女工呢？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才有可能从政治、社会和精神诸方面找到问题的答案，从而为非洲未来的自由解放的斗争指明方向。在这本书里，工人大众在哪里？那些具有阶级觉悟的斗士在哪里？他们都没有出现。但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也用不着丧失信心！伟大的艺术来自于伟大的精神！前进吧！为了全世界！

〔《苏维埃报》对《战争边缘》的评论，日期为一九五四年八月。〕

壮美的、未经开发的非洲！一部来自英国的长篇小说刚刚寄到我们手中，它描写了战时发生在非洲平原和丛林的心脏地带的一件事，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何等瑰丽的图画！

毫无疑问，文学艺术上的典型人物就其内容而论与科学观念上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当然，就形式而论亦然。在书的开头，作者引用了一句老古话，虽然这话只是西方社会学的陈词滥调，但它毕竟含有一层深刻的哲理：“据说亚当的堕落是因为他吃了那只苹果，但我却要说，那是因为他想占有什么东西，是因为他那个主格的‘我’，所有格的‘我的’和宾格的‘我’在作怪”——我们因此对她的作品产生了一种不适当的期待。不过，既然她已开始认识到真正的艺术品应该反映革命的生活——即不仅重视艺术质量，而且重视内容，重视意识形态的深度和人文精神的弘扬，那就让我们对她已经奉献给我们的表示欢迎，并满怀希望地期待她将来有可能，实际上也一定会奉献给我们的一切吧。翻开这部小说，我们越来越觉得从这个不发达的大陆演绎出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崇高的，具有真正深刻的意义的。这种期待会时刻伴随着你，并不断地召唤着你心灵的回应。因为那位年轻的飞行员，那位值得信赖的黑人女孩，尽管由于作者的非凡的创造力而令人难以忘怀，但从未来的角度看，他们的形象并不必然具有深刻的、潜在的、典型的教育意义。亲爱的作者，我们的读者会异口同声地对你说：“继续写下去吧！请记住，艺术必须始终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中！请记住，要想在非洲的文学中，在那些正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不发达国家的文学中创造出新的、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样式，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棘手的工作！”

［《苏维埃文学——为殖民地的自由》对《战争边缘》的评论，日期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在非洲已有了自己的荷马和杰克·伦敦。它而且还有了自己小有名气的心理分析家。在黑人群众正逐渐觉悟，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今天，我们得如何来评价这部记述了一个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英国青年和一个黑人姑娘之间爱情的小说呢？在这本书里，她是人民的惟一代表，然而，她的性格却始终是模糊的，未充分发展的，令人不能满意的。是的，小说的作者有必要学一学我们的文学，学学这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健康的、进步的文学。这是一部消极的小说。我们发现它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它还含有某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对于小说中描写的那班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作者尝试了讽刺的手法，但做得并不高明。她的写作中存在着某种不健康的，甚至模糊不清的东西。她应该学一学那位令进步的读者感到十分亲切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看看人家是怎样引导人们去嘲笑那些垂死的、落后的、已被历史唾弃的东西的。

〔红色笔记继续：〕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据“老党员们”说，自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共产党内的情况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在俄国，在英国，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前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聚在一起讨论起共产党今后的发展。我应邀参加的第一次聚会共有九个党员和五个前党员（到现在我已退党一年多了）。我们几位前党员谁也用不着再为“叛徒”的骂名而苦恼。我们像社会主义者那样相互打招呼，充满了信任感。讨论慢慢展开，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革除党内的“僵死的官僚主义”，使共产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政党，一个真正的民主的政党，不再死心塌地地忠于莫斯科，不再说假话谎话。我再次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充满激情、目标明确的人们中间——回到了几年前退党的人们中间。我们的计划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一、我们的党在清除了那些因说谎行骗太久而不能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老党员”以后应该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自己从此摒弃它的过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二、断绝与国外共产党的一切联系，并期待它们也能获得新生，告别过去。三、把成千上万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并因厌恶它而退出的人召集起来，邀请他们加入这个新生的组织。四、……

〔至此，这红色笔记本里塞满了许多关于俄国共产党二十大的剪报和方方面面的人写来的探讨政治或商谈政治会议的日程安排的书信。这些东西已用橡皮筋扎起，用夹子夹在笔记本里。接下去又是安娜的亲笔记录：〕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在我的一生中，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在狂热的政治中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最后却一无所获。本来我早就应该预见到这一点。二十大召开使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党内的党外的，都盼望有一个“新的”共产党的出现。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直到今天凌晨才结束。会议临近尾声时，一位此前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一番简短而幽默的演说，他的话大致如下：“我亲爱的同志们，我一直在听你们的发言，大家对人类的信心使我甚感惊讶。你们所说的无非是这样一层意思：你们知道英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是由那些多年来深受斯大林主义毒害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你们还知道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地位。今天晚上你们在此列举了上百个例子，由此可见，你们其实知道他们一直在隐瞒决议，欺骗选举，结党营私，造谣生事，歪曲事实。但是，至今仍没有有效的民主手段可以把他们清除出领导岗位，这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寡廉鲜耻，部分原因在于有半数党员太天真，不愿相信他们的领导人会如此奸诈阴险。但是，你们每次总是一说到这里便不再往下追究了，你们不去从自己所说的话中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而只是一味地做白日梦，说废话，好像你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呼吁那些领导人马上辞职，似乎只有他们这样做才符合党的最高利益。你们的做法很荒唐，就好比某个职业抢劫犯因善于抢劫而声名狼藉，你们就呼吁他洗手不干一样。”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但会议仍继续下去。由于他说话不那么严肃，碰到严肃的问题大家也就不去问他了。

后来我思考过这件事。很久以前我就觉得在一个政治会议中，真理往往是通过这种谈话和议论透露出来的，只可惜这种谈话的语气与会议格格不入，这真理也就被人们忽视了。幽默、讽刺、甚至愤怒与苦涩——真理就隐含在它们当中，而那些长篇演说和宏论都是一派胡言。

我刚刚看了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写的东西，我对我们当时的天真大感惊讶。不过，我当时确实很受鼓舞，以为一个新的、诚实的共产党可能诞生。我当时确实相信事情是可能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会议。有人告诉我，成立一个“真正的英国共产党”来取代现在的共产党组织的计划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人们开始担心，两个共产党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对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显而易见。双方都会花精力去攻击对方，并否定对方有权利代表共产党。真是个闹剧的好题材。再没有任何事能比通过民主的方法“清除”老卫士们并从“内部”改造共产党这个主意更荒谬了。是的，太荒谬了。然而，我却跟那些多年来一直涉足政治、智力正常的许许多多共产党人一样让自己卷入这场闹剧达数月之久。有时我曾想，人的经验中有一种经验是他永远都不能记取其教训的，那就是政治的经验。

人们伤心得纷纷退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所以变得很伤心或某种程度上有点玩世不恭，那是因为他们先前很忠诚，很天真。像我这样不再抱有幻想的人（其实我们大家都怀有某种幻想——我就幻想过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则保持安静，准备另起炉灶。我们接受了如下事实：即英国共产党从此将逐渐走向衰落，变成一个小小的宗派组织。到处流传的一个口号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地位”。

今天，摩莉给我打了电话。汤姆已经跟一班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搞在一起，摩莉说他们谈话时她就坐在一旁听。她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很久以前她刚刚加入共产党时的青年时代。“安娜，事情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奇怪极了！他们在这里一会儿谈共产党，一会儿谈工党。如果他们所说的话真的很对，那我才感吃惊呢。他们只有几百人，分散在英国各地，然而，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再过十年左右英国就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当然，事情得靠他们的努力。但是，你知道，听他们的口气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英国好像下星期二就要诞生，他们正准备去管理它呢。我觉得他们都疯了，要么就是我疯了……但问题的关键是，安娜，情况跟我们当年很相似，不是吗？他们甚至就用我们已经取笑了许多年的那套可怕的行话来交谈，听他们谈话的口气，这些行话好像还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呢。”我说：“摩莉，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没有去谋求什么职业，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的，是不是？”“那当然，那当然。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总应该变得比我们更聪明一点吧，安娜？”

［黄色笔记继续］

第三者的影子

先说说小说的关键“第三者”，最初指的是保罗的妻子，然后是指年轻的爱拉的另一个自我，那是从她对保罗的妻子的幻觉中形成的；再后来是有关保罗的回忆；最后回到爱拉自己。爱拉的人格是破碎的、分裂的，她因此执着地追求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幸福的自我。各个“第三者”之间的联系必须弄清楚：这联系意味着常态，更重要的是——常规，即与“体面的”生活相适应的人生态度或情感。但事实上，爱拉又拒绝与这种生活妥协。

爱拉搬进了新的公寓。朱丽娅对此十分怨恨。以前两人关系中不为人知的方面，现在由于朱丽娅的态度而暴露无遗了。过去朱丽娅一直支配着爱拉，爱拉对此也有思想准备，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朱丽娅的性格本质上是宽厚的——善良、热情、慷慨，而现在她甚至向两人共同的朋友们抱怨，说爱拉占了她的便宜，利用了她。爱拉——她现在独自和儿子住在一大套又肮脏又难看、还得自己打扫粉刷的公寓里——也认为，朱丽娅的抱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她过去就像个自愿的囚徒，可这位囚徒的内心却秘藏着独立意识。离开朱丽娅的住处就像女儿离开母亲，或者，一想起保罗开过的颇带恶意的玩笑，说她是“嫁给了朱丽娅”，她甚至不无幽默地觉得——像是一场婚姻的破裂。

爱拉一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觉孤单了。关于和朱丽娅友谊的破裂，她想了很多。她和朱丽娅的关系比谁都密切，如果关系“密切”指的是具有共同经历又相互信任。然而，这时候友谊却全成了憎恶和怨恨。于是她不由得想起了许多个月之前离开她的保罗。保罗离开她至今已一年有余。

爱拉知道，和朱丽娅住在一起时，她一向受到保护，免遭了某种关注。如今她完全成了“一个独自生活的女人”，这和“两个女人合住一幢房子”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以前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举例来说吧。她搬进新公寓三个星期后，韦斯特医生便打来电话，告诉她他的妻子度假去了，邀她去共进晚餐。爱拉去了。尽管他妻子不在的消息是精心斟酌仿佛无意说及的，她还是无法相信这不是一个谈正经事的晚餐。晚餐时爱拉渐渐明白了韦斯特医生是在打她的主意，她想起在保罗离去时，韦斯特医生那么仔细地对她说过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她认为也许他心中早就把她归于这种场合里可资消遣的人了。她也知道，要是她爱拉今天晚上拒绝了他，他会按一份列有三四个女人的短短名单，逐个征召。他不无恶意地说：“要知道，还有别人呢。你无法将寂寞强加于我。”

爱拉注视着办公室里的事态发展，她发现，不到一个星期，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对韦斯特医生的态度便大不一样了。这位固执、干练、内行的女人变得温柔，几乎带点孩子气了。帕特里西娅在韦斯特医生的名单上名列末位，另两位秘书他也试探过，却都失败了。爱拉观察着，心中颇感到些许恶毒的快意，因为韦斯特医生最后到手的对他来说是最差的选择。作为女人她又感到气愤，因为帕特里西娅·勃伦特显得受宠若惊，得意洋洋。她又不无后怕，因为若是接受韦斯特医生的“眷宠”，她自己的路就走到尽头了。而让人觉得又气又好笑的还有，韦斯特医生遭了她的拒绝后，老是在向她点明：你不想要我，你看，我可不在乎！

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强烈情感，源于一种与韦斯特医生毫无干系的怨恨。爱拉厌恶这种情感，并为此感到羞愧。她问自己为什么不为韦斯特医生感到遗憾，韦斯特医生人到中年，缺乏魅力，妻子虽然基本称职，却愚钝乏味，为什么他就不能寻花问柳，闹些风流韵事？但这无济于事。她总是讨厌并瞧不起他。

在一位朋友家里，爱拉遇见了朱丽娅，她们相互间十分冷淡。爱拉“碰巧”对她说起了韦斯特医生，一时间两个女人又变得友好了，就仿佛彼此从来不曾冷淡过似的。但她们此时的友谊是基于某个方面——即对男人的批评，而这一方面在她们以往的关系中，总是处于次要地位。

朱丽娅聊起了下面的事，这比爱拉说的韦斯特医生的故事更为精彩：有天晚上，朱丽娅所在的剧院的一位男演员送她回家。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那人抱怨起自己的婚姻来。朱丽娅说：“我像往常一样好言相劝，但其实听着他的反复唠叨，我实在厌烦透了，真想尖叫起来。”直挨到凌晨四点钟，朱丽娅暗示她已很困倦，他应该回家了。“不过，亲爱的，你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大大侮辱他了。我看得出来，那一夜要是他不把我弄到手，他的自尊心可就大受伤害了，于是，我就和他上了床。”可这家伙不中用，朱丽娅倒是和和气气的。“到了早上，他说，能不能晚上让他再来一次。他说这是我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再给他一次机会，以便将功补过。他倒至少还有点儿幽默感。”于是第二天晚上这人和朱丽娅又同床共枕了。结果又是老样子。“自然，他四点钟离去，以便家中的小妇人相信他是在加班工作。就在分手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你是个让人勃不起来的女人，乍一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这样认为。’”

“真是岂有此理，”爱拉说。

“就是嘛！”朱丽娅激动地说，“古怪的是，他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我的意思是说，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说出那种话来。”

“你不该和他上床。”

“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那种时刻要是你拒绝，男人就会觉得他男子汉的尊严受到了伤害。我可受不了这一点，我得让他振作起来。”

“是的，但事后他们只知道狠狠地将我们一脚踢开。因此，我们又何苦呢？”

“就是，可我似乎老是学不乖。”

几个星期之后，爱拉又见到朱丽娅，告诉她：“有四个男人，我以前跟他们从来没有眉来眼去过，打电话对我说他们的妻子不在，每一次他们的声音里总有点欢欢喜喜却又忸忸怩怩的味道。这真是令人奇怪——一个人认识一些男士，共事了多年，于是，就凭这一点，他们的妻子就该离开，以便让他们说话都变个腔调，似乎觉得你就该自己躺下来与他们上床。你猜他们脑瓜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最好不要去想那些。”

爱拉一时冲动，很想安抚并取悦朱丽娅（她说话时意识到，这正如她必须取悦安抚男人一样），因此对她说：“唔，至少当我住在你家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事。这种事很怪，是不是？”

朱丽娅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似乎她想说：噢，我还是有好的地方啊，那么……

随之是一阵尴尬，爱拉由于怯懦，没抓住这个机会数落朱丽娅在她搬家一事上的恶劣表现，“把窝在心头的话说个明白”。在这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她心里想的是，既然说到“这种事很怪，是不是？”自然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当成了同性恋者？

爱拉以前曾饶有兴味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她现在认为不会。假如他们认为我们是同性恋者，那他们一定很感兴趣，一定会蜂拥般围上来了。我所认识的每个男人都曾公然或在不知不觉中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女同性恋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自负：他们把自己看成了这些堕落女性的救星。

爱拉倾听着自己心头闪过的这些刻薄的话，这些话使她心烦意乱。回到家里，她想分析一下这份紧紧攥住她的怨恨。她觉得自己真的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她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些已婚的男人，妻子一时不在身边就想方设法和她来点风流韵事，等等等等，十年之前她甚至都不会留意或谈论这样的事。她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自由女性”所必然遭遇的危险或机遇。但她也意识到，她的某些感受十年之前是无从体验的。那是一种获得满足的激情，一份让男人的妻子们相形见绌的痛快，因为她，自由女性爱拉，比起那些被拴在家庭中的乏味女人，其韵味不知要浓多少倍。现在回顾并承认这份激情，爱拉不禁为之羞愧。

她同时觉得，她和朱丽娅说话的口气就像个为人刻薄的老处女。男子。敌人。他们。她决定再也不向朱丽娅吐露心头的秘密，或者至少说话时口气不再那么尖酸刻薄。

不久之后，发生了下面的事。办公室的一位助理编辑和爱拉合作撰写一组系列文章，准备对读者来信中涉及最多的感情问题提供一些意见。爱拉和这人一起在办公室熬了几夜。文章共六篇，每篇文章都有两个标题，一个是正式的，另一个则是爱拉和同事开玩笑用的。例如，《你有时候对家庭感到厌烦吗？》这一篇，对爱拉和杰克来说就成了《救命！我快要发疯了》。另一篇《不顾家的丈夫》，成了《我的丈夫到处睡女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爱拉和杰克常常开怀大笑，拿文章过于简单的风格说些笑话，然而他们却不厌其烦，写得很是认真仔细。他们知道这些笑话是由那大量涌来的充满悲愁失意的来信引起的，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文章能起到什么排忧解难的作用。

在他们合作的最后一个夜晚，杰克开车送爱拉回家。杰克大约三十岁，已婚，有三个孩子。爱拉很喜欢他。她给他喝过饮料，然后一起上了楼。她知道用不了多久，他就会邀她上床做爱。她这样想，我可不是被他吸引住了——不过也有可能，要是我能摆脱保罗的影响的话。但一旦上了床，我怎么知道不会被他吸引住？毕竟，当年我也不是一下子被保罗吸引住的。这最后的想法让她感到吃惊。当年轻的杰克为取悦她侃侃而谈，她却坐在那儿边听边想：保罗以前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起，说我一开始并不爱他。现在是我自己这么说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也许只是因为保罗说过这话，我才这样说的……但假如我一直在想着保罗，自然对别的男人就无法感兴趣了。

爱拉和杰克上了床，她把他归于那类颇有床上功夫的情人。“此人并不是淫荡好色，他是从书上学到的枕席功夫，也许那书名就叫《如何让你的妻子满意》。”他的愉悦快感来自和一个女人上了床，而不是单纯源于性。

两个人欢欢喜喜，亲亲热热，仍如在办公室一起工作时那样亲密融洽。然而，爱拉却在竭力抑制自己，以免哭出声来。她已经熟悉了这种不期而至的沮丧，对此她是这样加以克服的：这根本不是我的沮丧；这是过失，但不是我的过失；这是过去造成的，它和我一向拒绝接受的双重标准⁽¹⁰⁾有关。

杰克宣称他必须回家了，便由此说起自己的妻子。“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他说。爱拉听出他的话音中充满屈尊降贵的优越感，不禁惊呆了。“在我行为失检出轨的时候，得绝对保证不让她产生怀疑。当然，她是厌烦透了，被孩子们缠住，他们可真有点儿难管，但她对付得了。”他坐在爱拉的床上，一边说着一边系领带穿鞋子。他显得很快活，那张男孩般的脸显得光洁而又单纯。“有这么一位太太，我真是幸运。”他继续说着，但现在他的话中含了些许针对他太太的怨恨。爱拉知道这一回他和她上床的事，将被他巧妙地利用来作为贬低他太太的手段。他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并不是因为爱的喜悦，对于爱他所知不多，而是因为他已向自己证明了某些东西。他向爱拉告别，一边说：“唉，又得回去受折磨了。我的太太虽是世界上最好的，跟她谈话却让人一点也兴奋不起来。”爱拉忍住自己，没有把下面的话说出来：一个女人照管着三个孩子，守在位于郊区的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为伴，能有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可谈呢？她竟那样的愤愤不平，连自己都有些惊讶了。她知道，只要他一进卧室，那位远在伦敦郊外等他归来的太太从他洋洋得意的神色中，便会知道他一定和别的女人睡过觉了。

爱拉决定：一、在真正爱上什么人之前将洁身自重；二、不与朱丽娅讨论这件事。

第二天她给朱丽娅挂了电话。她们共进了午餐，并进行了交谈。在谈话的时候，她同时在考虑，尽管她一贯坚决拒绝信赖帕特里西娅·勃伦特，或至少拒绝成为后者讥讽批评男人的同伙（爱拉觉得帕特里西娅对男人的批评充满嘲讽，却几乎无甚恶意，她自己现在的怨恨刻薄也会渐渐淡化，但她决心不让这一切发生），然而她却有思想准备，愿信赖朱丽娅，而后者的怨恨正在很快转化为某种侵蚀一切的鄙视。她再次决心不再和朱丽娅谈这种事，因为她觉得两个女人，在批评男人的基础上成为朋友，即便在肉体上不是同性恋，在心理上也已经是了。

这一次她说到做到，没有告诉朱丽娅。她感到孤独、寂寞。

于是，新的情况产生了。她开始感到了性饥渴的煎熬。爱拉感到恐慌，因为她每有性欲冲动，总会想到以往生活中的某个男人，至少自她的少女时代以来，那总是与某个幻觉中的男人有关。现在她无法入睡，经常怀着敌视男人的幻觉实施手淫。保罗已完全消失了，她失去了曾共同生活过的健壮热情的男人，现在能回忆起的只是个没心没肝的背弃者。她独守空房，欲火难熬。她感到莫大的羞耻，觉得这意味着她得依赖男人来“苟合偷欢”，来“放荡一番”，来“获得满足”。她用这一类粗野的字眼羞辱自己。

后来她意识到她陷入了有关自己及女人的谎言中了，意识到她必须坚持这种认识：当她和保罗在一起时，要是保罗不予刺激，她就不会感到性的饥渴，要是保罗离开几天，她会清心寡欲地等他回来。她现在强烈的性饥渴并不是为了性，而是由生活中的一切感情饥渴日积月累所造成的。在她再次爱上一个男人后，她就会恢复正常，成为一个女人，也就是说，她的性欲会和男人的相协调，并不断消长。可以说，女人的性欲是为男子所包容着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男子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由他带去睡觉的，她并没想到性。

爱拉坚持着这种见解，心里想：每当人生经历一段困难的日子，一个毫无生气的时期，我总是要坚守一套话语，念念不忘某些至理名言。即使这些话已经过时并毫无意义，但我知道生命一定会回归，从而使它们重焕生机。一个人会认定一套话语并相信它们，这该是多么奇怪！

这段时间，有些男人接近她，但她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爱他们。她对自己所说的话是：不到爱上某个男人，我不会与他上床。

然而，几个星期之后，发生了下面的事：爱拉在某次聚会中遇上一位男人。她再次小心翼翼地参加各种聚会，一边很讨厌这种“重上市场待价而沽”的事。那男人是个写电影剧本或电台广播稿的加拿大人，他倒并不是在体格方面吸引了她，但他很聪明，不动声色却满口俏皮话，富于美国人的幽默。爱拉十分欣赏这一点。他的太太也在场，是个漂亮的女子，但那种漂亮在某种程度上是刻意修饰出来的。第二天上午，此人不期而至，来到爱拉的寓所。他带来了杜松子酒、强壮药、鲜花。他玩了一场“男人带着鲜花和酒，前来引诱一个头天晚上聚会中刚认识的女子”的游戏。爱拉觉得很有趣。他们喝酒，大笑，说些玩笑话。笑过后，他们上了床。爱拉奉献了快乐。但她什么感觉也没有，甚至可以发誓说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在他插入的那一刻，她脑中闪过的念头是：这只不过是他决心想做的某件事而已。他想做爱的时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又何必责怪他呢？这不公平。然后她又反驳自己：不错，问题就出在这里：男人的性欲激起女人的性欲，或者说应该这样，因此我有权利责难他。

完事之后他们继续喝酒说笑。这时他忽然冒上几句和刚才的话题全然不相干的话来：“我有个漂亮的太太，我很爱她。我有着自己喜爱的工作。现在我又有了个女人。”爱拉知道女人指的是她，而这桩颇带刺激的事——和她上床——是他幸福生活中的某个项目或计划。她意识到他希望这种关系能保持下去，他觉得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但她指出，就她来说，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此结束了。在她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过一阵丑恶而又虚荣的神色，尽管她说得很温和、委婉，仿佛她的拒绝完全是由于客观环境，而她对此又无能为力。

他绷着脸紧紧盯着她。“怎么啦，宝贝，是我没有让你感到满意吗？”他一脸茫然，不耐烦地问。爱拉赶紧向他保证，不是这么回事；尽管事实就是如此。但她明白这不是他的过错，自与保罗分手以来，她从未有过真正的性高潮。

她不禁冷冷地说：“行了，我认为这件事上我们谁都没有错。”

又是绷着脸，冷静而不耐烦的神色。“我有位漂亮的太太，”他宣称，“但是她无法满足我的性欲。我得另找出路。”

这使爱拉说不出话来。她感到仿佛置身于一片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性变态的情感真空地带，虽然她不过是偶尔误入其中。然而她意识到这个人确实不明白他所给她的究竟是什么。他的阴茎不小，又“擅长床上功夫”。就那么回事。爱拉默默站起来，心想他在床上的沉闷乏味是他的冷漠厌世的另一面。他站在那儿，上下打量着她。现在，爱拉想，现在他将发泄一通了，他会让我受个够的。她下定决心承受一切。

“我算是明白了，”他慢吞吞地说，因虚荣心受到伤害，话说得特别尖刻，“在床上并不一定非要一位漂亮的女人。注意力集中于她的一个部位——任何地方，就可以了。即使是个面目丑陋的女人，也总有她美的地方。比如说一只耳朵。或一只手。”

爱拉突然大笑起来，她朝他的眼睛望去，心想他一定会笑的。因为在他们上床之前的两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心情愉快，充满幽默感。他刚才说的话，活脱脱是在模仿一位老于世故的玩弄女性者的口吻。他肯定会因此莞尔一笑？然而不，他说这话的意图在于伤害人，他不想把话收回，即使是通过一个微笑。

“很幸运我的手长得还不错，要是没有别的话。”最后爱拉干巴巴地说。他走近她，握住她的双手，如耙子耙地似的懒洋洋地吻着：“长得挺美，宝贝，挺美的。”

在他告辞之后，她反反复复地想，这些聪明的男人在他们的感情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水平，比他们工作中各方面的水平要低得多，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那个晚上，爱拉去了朱丽娅的住所，她发现朱丽娅处于一种她称之为“帕特丽夏式的心境”之中——就是说，她更想挖苦人，而不是蒙受痛苦。

朱丽娅不无幽默地告诉爱拉，那个男人，那个称她为“让人勃不起来的女人”的演员，几天前曾手捧鲜花上门来，就好像以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不愿做爱，他对此确实相当吃惊。他是那么舒心快活，那么和善友好。我坐在那儿看着他，想起上一回他离开之后，我曾哭得多么伤心——你一定记得，那两个夜晚，我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一心只想让他过得逍遥，谁知他竟说我是……即使那个时候我也不想伤害他可恶的感情。我就坐在那儿，心里想着：他大概忘了上回说过的话或为什么那么了吧？难道我们就不该计较他们所说的那些话？难道我们就活该倒霉来承受这一切？有时候我真觉得我们都生活在一所性欲横流的疯人院里。”

爱拉冷冷地说：“我亲爱的朱丽娅，我们选择了要做自由女性，而这就是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回事。”

“自由，”朱丽娅说，“自由！要是他们不自由，我们自由了又有什么用？我可以对天发誓，他们每一个人，甚至那些最优秀的，对于什么是好女人坏女人，都依然抱着陈腐的观念。”

“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口口声声说自由，然而，事实是，他们跟一个他们毫不在乎的女人上床时，照样勃起不误，而我们却无法获得性高潮，除非我们真的爱他。这有什么自由可言？”

朱丽娅说：“你比我幸运。昨天我还在想，在过去五年中，和我同床共枕过的男人十有八九不是阳痿便是早泄。我总是责怪自己——我们一向这样，这不奇怪吗，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总是煞费苦心地责怪自己？就是那个混蛋演员，那个说我让人勃不起来的家伙，也曾好心地说，噢，那当然是他随口说的，他这辈子只遇上过一个女人，使他酣畅淋漓地做爱。噢，别以为他提起这些是为了让我感觉好些，根本不是这样。”

“我亲爱的朱丽娅，你就没有坐下来计算一下他们的人数吗？”

“以前我倒真的没想过这一点。”

爱拉发现自己又一次郁郁寡欢，情绪低落。她完全失去了性欲。她把这归因于与那位写电影剧本的加拿大人的那次接触，但却并不特别的介意。她现在变得孤傲、冷漠，洁身自好。她不仅不再记得欲火中烧是怎样的滋味，甚至不相信她会再度性欲旺盛。然而她知道，这种性冷淡和洁身自好，不过是性欲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她打电话告诉朱丽娅，宣称她不再与男人往来，对性已不抱希望，因为“她不愿再受烦扰”。爱拉耳边顿时响起朱丽娅那柔和而充满怀疑的声音，于是她说：“我说话是算数的。”“祝你好运吧。”朱丽娅说。

爱拉决心继续写作。她苦苦思索自己心中已酝酿多时的书，盼着把它写出来。她花了大量时间独自构思，想把这本书的腹稿打得更清楚详尽些。

我见到爱拉在一个空空的大房间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她一边沉思一边等待。我，安娜，见到了爱拉，而她当然就是安娜自己。但问题就在这儿，她又不是。每当我安娜写道：爱拉给朱丽娅挂电话时宣称什么等等，爱拉就从我身上游离出去，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知道爱拉从我这里分离出来，成为爱拉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叫她爱拉而不是安娜，这就够了。我为什么要选取爱拉这个名字？我曾经在某次聚会上遇见一位名叫爱拉的女孩，她为一些报刊写书评，并为出版商审阅书稿。她长得矮小，瘦弱，黝黑——身材和我一模一样，头发在后面用黑色蝴蝶结束起。我为她那一双格外警觉，充满戒备的眼睛所吸引，它们犹如堡垒上开设的窗户。人们在开怀痛饮。主人过来为我们斟酒。就在他往她的杯中倒入一寸左右红葡萄酒的时候，她伸出手来——一只瘦小、白皙而纤巧的手，罩住了酒杯。她沉着地点点头，说：“够了。”见他坚持想斟满酒杯，她又沉着地摇了摇头。主人走开了，她见我一直在注视着，便拿起斟有一寸左右红葡萄酒的杯子，说：“不多不少，我就只要这么点儿陶醉自己。”我哈哈大笑。然而，她却显得一本正经。她喝下那点红葡萄酒，然后说：“是的，这就恰如其分。”为了表明她并没有醉，她再次沉着地微微点头，“是的，这正恰如其分。”

嗨，我才不会那样做呢。那根本不是安娜的作风。

我看见爱拉，独自一人在她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她的又黑又直的秀发用一条宽大的黑带从后面扎着。或者看到她接连数小时坐在椅子里，白皙纤巧的双手搁在大腿上。她坐在那里，皱紧眉头望着双手，构思她的小说。

爱拉在心中构思了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在他们长达五年的交往中，他总在批评她对他不忠；批评她一心只想着社交生活，他满怀妒忌，偏不准她出入社交场合，批评她“只顾自己的事业”。其实，在他们相好的五年里，这个女人从不看别的男人一眼，从不出门交际，也不管自己的事业。而在他抛弃她的时候，她一下子变成了他所批评的那种样子。她用情不专，乱交朋友，四处参加各种聚会，还十分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为此不惜违拗交往的男人和朋友。故事的关键在于，这种新的个性是他促成的，她所做的一切——放荡的性行为，为了事业而不顾友情，等等，都是出于报复的念头：瞧，那就是你所要求的，你就是要我变成那样子。而且，一段日子过后，她的新个性已经趋于稳定；这时他们又相遇了。那男人再次爱上了她。这正是他一向希望她成为的样子。而他之所以离开她，实际上正是因为她沉静，驯顺，忠诚。然而现在，在他再次爱上她时，她却拒绝了，还极鄙视他：她现在的个性不是她“真实的”本性。他拒绝了她“真正的”自我。他背弃了真正的爱，现在他所爱的只是赝品而已。她拒绝他，那是在维护为他所背弃的真正的自我。

爱拉并没有把这故事写出来。她害怕写出来会让故事成为现实。

她再度内省自己并且发现：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经过几年的自由，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他，出于寻求心灵庇护的需要，正在扮演一位痴心郎的角色。（爱拉想写这么个角色的构想，来自于那位写电影剧本的加拿大人——来自他作为情人角色而采取的冷冰冰面具式的态度。他小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位拥有情妇的已婚男人。爱拉所用的是那位加拿大人的这一侧面——一位小心地演着角色的男人。）这位过分饥渴，过分热烈的女人，反而使那位男人冷却了原有的热情，尽管他只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这一点。这位一向占有欲不强，不妒忌也不苛求的女人，现在竟俨若狱卒一般，似乎有种不属于她的个性紧紧控制住了她。她惊愕地看到自己堕落成一位专横霸道的泼妇，好像这另一重自我根本与她无关。她坚信那与她毫不相干。当那男人指责她出于妒忌，时常暗中监视他时，她诚恳地回答：“我并不妒忌，我从来就不妒忌。”爱拉在审视这个故事时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它与她本人的经历简直风马牛不相及。那么，这故事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爱拉想起保罗的妻子——然而不，她太卑微恭顺，人云亦云，和泼妇的形象相去太远了。或许是她自己的丈夫吧？她那位自贬、嫉妒又绝望的丈夫，由于丧失了性能力，就像女人那样歇斯底里地与她大吵大闹。爱拉心想，大概这个角色，即她的丈夫——她与他联系甚少，显然已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正是她的故事中那个泼妇的异性同类吧？然而，她决定不写这些。这个故事已经写在她的心中，但她并不承认是她写的。也许是我在别的地方读到的？——爱拉很纳闷：或者是有人告诉过我而我忘记了曾经听到过？

在这期间，爱拉去看望了父亲，自上次见面以来已有些日子了。他的生活丝毫没有什么改变。他依然沉默寡言，埋头在他的花园和书本里，一位军人倒变得有几分神秘了。或者他一向便是个神秘主义者？爱拉平生第一次这样想：嫁给了这样一个人，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她很少想到母亲。母亲去世这么多年了，此时此刻她倒努力回忆起母亲来。眼前浮现的是一位讲求实际，欢快又忙碌的女人。一天晚上，在一间白色天花板黑色屋梁的放满了书的房间里，她坐在壁炉边面对父亲，看着他读书同时啜着威士忌。最后，她终于和他说起母亲来。

父亲脸上的表情既惊惶又十分滑稽，显然他也多年没有想起早已故世的妻子了。爱拉坚持自己的请求。终于，他十分突兀地说了一句：“总的说来，对于我，你的母亲是太好了。”他很不自然地笑起来，那双迷茫的蓝眼睛转动着，刹那间，显出动物受惊后那种惊悸惶恐的神色。他的笑使爱拉很生气，她知道，她是代表着那位妻子——她的母亲，而感到恼怒。她想，我和朱丽娅所犯的毛病，其实很简单，我们至今仍扮演情妇的角色，可那样的时代早过去了。尽管她的父亲又拿起了书，像是把它当做盾牌，她仍大声问道：“为什么说太好了？”他——一个皮肤黝黑的老人，头探出在书的上方，带着三十岁年轻人的感情，突然激动地说：“你母亲是位好女人。是位好妻子。但她没有主意，压根儿就没有主意。那类事情和她一点也不沾边。”“你指的是性？”爱拉问道。尽管她讨厌将这些念头与父母联系在一起，她仍强使自己说了出来。他有些生气，感到好笑，双眼又转动起来：“当然你们许多人谈论那种事毫不在乎，我可从不谈那个。是的，性，要是你们这么叫它的话。那种事，对她来说真是格格不入。”他又把那本书——某位英国将军的传记——举起来了。但爱拉坚持问道：“嗯，对此你怎么办？”举起的书似乎在颤抖。一阵短暂的沉默。她的意思是：你教她吗？父亲的声音从书后响起——发音清晰，却说得迟疑不决，发音清晰是因为受过训练，迟疑不决则是由于他的私生活还从来没对人说起过：“当我无法忍受的时候，便出去给自己买个女人。你还能指望什么？”这句你还能指望什么，不是对爱拉，而是对她的母亲说的。“还有嫉妒！她虽然没有骂我，可她嫉妒得要命。”

爱拉说：“我的意思是，也许她是因为害羞？也许你当时应该开导她？”因为她记起了保罗的话：没有性感缺失的女人，只有性无能的男人。

书慢慢地放下来，放在了他瘦如拐棍的大腿上。他那瘦削干瘪的黄脸上泛起红晕，蓝眼睛像昆虫眼珠那样向外凸出：“听着，婚姻就我而言——唉！嗯，你就坐在这儿，我想这便是婚姻的正当理由。”

爱拉说：“我想，我应该说，很抱歉——但我想知道一些她的情况。她毕竟是我的母亲。”

“我并不想她。已好多年了。只是在你来看我，让我很感荣耀的时候，我才想起她。”

“我感觉你不大喜欢见到我，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爱拉微笑着说，一边紧紧盯着他。

“我可从没说过那样的话，是不是？我没有那样的感觉。但所有这些亲情联系——家中的一切，婚姻，那类东西，对我来说似乎都相当不真实。你是我女儿，所以我相信。一定是的，因为我知道你的母亲。但我并没有那样的感觉。亲情联系——你感受到吗？我可没有感觉。”

“有的，”爱拉说，“当我来到这儿，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某种联系。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是的，我也不知道。”老人已恢复常态，又变得像置身远处，不会受到个人感情伤害似的，“我们是人——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很高兴见到你，你让我感到很荣耀。别以为我不欢迎你。我越来越老了。你还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所有那些，家庭，孩子，那类东西，似乎都不真实了。都不重要了。至少对我是这样。”

“那什么东西重要呢？”

“上帝吧，我想。不管那是指什么。噢，当然，我知道那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有时候会瞥到一眼，在沙漠中——那时我在军队里，你知道。或者在危险时刻。有时候是现在，夜里。我想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这很重要。人们，人，以及那类东西，全都一团糟。人们应该让各人独自待着，互不干扰。”他呷了一口威士忌，凝视着她，脸上显出对于所见的一切颇感惊讶的神色，“你是我的女儿，这我相信。而你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当然我会尽力帮助你，我去世时你会得到我的钱财——这一点你知道，钱并不多。但我不想了解你的生活情况——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赞许你的，我想。”

“是的，我想你也不会。”

“你的那位丈夫，那个呆瓜，我真无法理解。”

“那是很早的事了。要是我现在告诉你，这五年里我爱着一个已婚的男人，而这又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你会如何反应？”

“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也不是别的男人的，我想。你不像你的母亲，这点很要紧。你更像她死去后我相好过的一个女人。”

“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

“她已经嫁人了。不想离开她的丈夫。嗯，我想她做得对。那种事情上，那次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了，但那种事——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

“你就从来不想到我？不想想我在干什么？你不想你的外孙？”

很明显，他现在想凝神静思，因此很不喜欢受到这样的催促和追问。

“啊，不。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能见到他总是很高兴。但他像别人一样，也会成为食人生番的。”

“食人生番？”

“是的，食人生番。人都是食人生番，除非他们让各人独自待着，互不干扰。至于你——关于你我知道些什么？你是位现代女性，我一点也不知道现代女性的情况。”

“一位现代女性。”爱拉微笑着，干巴巴地说着。

“是的。我猜那全是因为你的书的缘故。我想你和我们大家一样，也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祝你好运。我们没法相互帮忙。人们都不互相帮助，他们最好互不打扰。”

他以突然且短暂的凝视最后提醒她，谈话该结束了，因此，这几句话说完，他便捧起了书。

爱拉独自在家，审察着心中的构思，等待着人物形象的凸现，等待着故事定型。她见到一位年轻的职业军官，他说话口齿不清，很腼腆，又很骄傲。她又见到一位羞怯欢快的年轻妻子。这时候一阵回忆，而不是形象，浮上了表面。她见到了这样的一幕：夜深了，在她的卧室里，她假装睡着了。她的父母站在屋子中央。父亲伸出双臂拥抱母亲，她像小女孩一样羞答答的忸怩不安。他吻她，而后她含着泪急速地跑出了卧室。他独自站着，摸着小胡子，显得很恼火。

他独自待着，不再与妻子作伴，而是隐退进自己的书里，退进多余的、贫乏的梦境里；拥有这些书和梦的人，或许能成为诗人或神秘主义者。果然，他去世之后，在他锁起的抽屉里，发现了他写的日记、诗歌及散文的片段。

爱拉对这个结尾很惊奇。她从未想到过父亲会写诗，会舞文弄墨。她马上又去拜访父亲。

深夜，在那间屋子里，静静的壁炉里缓缓地燃着火，爱拉问道：“爸爸，你写过诗吗？”他手中的书一下子落在瘦瘦的大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你或许写过。”

“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

“我能看一看吗？”

他稍停了片刻，捋了一下那讨厌的已经花白的小胡子。然后他站起身来，打开了一只抽屉，取出并递给她一卷诗稿。这些诗写的全是孤寂、迷惘、坚忍，以及对与世隔绝的状态的探索等等。写的差不多都是战士。有T. E. 劳伦斯⁽¹¹⁾：“瘦弱的人群中，一位消瘦、严峻的人。”隆美尔⁽¹²⁾：“夜间，情人们在城外踯躅，那儿，满眼是十字架，遍插在沙地里。”克伦威尔⁽¹³⁾：“信念、高山、纪念碑以及岩石……”又是T.E.劳伦斯：“……飞越心灵的悬崖峭壁。”又是T.E.劳伦斯：“那份明净，那些行动以及公正的酬报，承认自己已经垮掉，像一切写作的人一样。”

爱拉把诗稿还给他。激动的老人接过诗稿，又将它们锁进了抽屉。

“你从来没想过发表它们吗？”

“当然没有。为什么要发表？”

“我只是觉得好奇。”

“当然啰，你的情况不一样。你写作是为了发表。嗯，我想人们都是这样。”

“你从来没说起过我的写作。你喜欢我的小说吗？你读过没有？”

“喜欢？写得不错，那类东西。但那个可怜的呆瓜，他为什么要自杀？”

“有自杀的人。”

“什么？在某个时候人人都有自杀的念头。但为什么要写这些呢？”

“或许你说得对。”

“我并没有说我的看法对，那只是我的感觉。那是因为我的命运和你的不一样。”

“什么命运，自杀？”

“不。你希望得到这样的命运。幸福。那类东西。幸福！我记不起是否想到过。你的命运——你似乎认为你应当拥有什么。那是因为共产党的缘故。”

“什么？”爱拉既吃惊又愉快地问。

“是的，你的命运，你们都是赤色分子。”

“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你把我和我的朋友朱丽娅混同了，而且连她现在也不是党员了。”

“那还不是一码事？他们已经影响你了。你们觉得自己什么事都能做。”

“是的，我觉得是那么回事——在‘我们的命运’的意识的深处，存在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信念。而你似乎满足于这么一丁点儿。”

“满足？满足！这算是个什么字眼？”

“我的意思是，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我们都准备拿自己做试验，要想成为与自己不同的人。但你却只是屈服顺从。”

老人坐在那儿，态度激烈且忿忿不已：“你书中写的那个年轻的傻瓜，他一心只想着自杀。”

“也许是他应得到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应得到什么东西，而他却没有得到。”

“也许，你是说？也许？小说既是你写的，你理应知道。”

“也许下一次我会尽量写到这一点——那些有意标新立异的人，想突破他们自己的身份。”

“你说起来好像——人就是人。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不可能成为别的。你没法改变它。”

“嗯，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之间真正的不同。因为我相信能改变它。”

“那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也不想赞同。眼前的事已够难对付了，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和父亲的这次谈话使爱拉产生了新的构思。

现在，在构思故事梗概时，如果一再发现惟有失败、死亡、讽刺，她便审慎地舍弃这样的模式。她努力想采用幸福或简朴的生活模式。但没有成功。

后来她发现自己在想：我不得不接受自知之明的模式，那意味着不幸福，或至少是单调乏味。但我可将它糅合在一起并获得成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的。两人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由于企图超越自己的极限，两人的人格都分裂了。摆脱了混乱的状态后，他们又有了新的力量。

爱拉内省自己，就像审视一口池塘：她想让故事具象化。但在她脑海中，始终只有一些干巴巴的句子。她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等着人物形象的定型，等着他们逐渐栩栩如生起来。

〔在大约十八个月里，蓝色笔记的简短记录，行文风格上不仅与先前的蓝色笔记不同，而且与其余笔记的任何内容都大相径庭。这一部分开始写道：〕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七日：安娜·弗里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生，弗兰克·弗里曼上校与梅·福蒂斯丘之女；住贝克大街二十三号；曾就读汉普斯特德女子高中；在中非度过六年（一九三九—一九四五）；一九四五年与马克斯·沃尔夫结婚；一九四六年生有一女；一九四七年与马克斯·沃尔夫离婚；一九五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脱党。

〔每天都有记录，尽是些记事的短句：“早起。读某某书。见某某人。简纳特病。简纳特愈。摩莉得到她喜欢的角色／她不喜欢的角色，等等。”在一九五六年三月某日之后，一条粗浓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整洁的短句记录的结束。此前十八个月的内容全划掉了，每页都打上了粗浓的黑叉。现在安娜不再每日一清二楚、三言两语地记载，而是以一种不同的写法继续着，写得流畅，迅捷，有些地方因为书写太快而几乎难以辨认：〕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归于失败。这本蓝色笔记，我原先指望它成为最真实的一种，结果却比其余的笔记更糟。我本希望在重读的时候，对事实的简洁记录会呈现出某种范式，但这种记录和对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所发生的事所作的记叙同样的虚妄不实。那天的记叙如今读来令人感到难堪，因为显得太动感情，太主观臆断，假如我写道“九点半我上卫生间大便，二点钟小便，四点钟浑身大汗”，这也比只写下自己的想法要真实得多。然而我仍不明白为什么。尽管在生活中当你来了例假，去卫生间换一次卫生棉条这种事几乎是无意识中完成的，我仍能回忆起两年前某一天发生的事的每个细节，因为我记得摩莉的裙子上沾了血，我不得不提醒她在她儿子进屋前赶紧上楼去换裙子。

当然这根本就不是个文学上的问题，这就和与苏格大娘相处的经历一样。我记得曾对她说过：在我们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的任务就是让我意识到并全神贯注于有形的事实，而我们却耗费了童年的光阴去学着忽视这事实以便能生存。于是她作了明确的答复：童年时所学的是“错的”，否则我就不必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每周三次求诸她的帮助了。对此，尽管我知道不可能获得解答——至少不是在我期待的水平上的解答，因为我明白我所说的话是纯理性探讨，而她却把我的感情问题归咎于这种探讨——我却仍这样答道：“依我看，心理分析从根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被迫返回婴儿的幼稚状态，然后把他所学的一切成形为某种理智的原始方式，以此拯救他摆脱幼稚——一个人被迫回归神话、传说和人类社会原始野蛮时期的一切。因为，如果我对你说：在那个梦里我辨认出这样那样的神话，在那种对于我父亲的感情里辨认出某个民间传说，或那番回忆的基调与某支英语谣曲何其相似——你就会微笑，就会满意。对你来说，我已超越了童稚阶段，通过神话的体现，我已经改变并拯救了它。但实际上我所做的，或你所做的，不过是汲取一个人的童稚记忆，并把它们和一个民族早期的艺术或观念相融合。”当然，听到这些话，她会微笑起来。我又说：“我现在是在运用你自己的武器来对付你。我要说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如何反应。因为，只有在我说起昨夜所做的梦和安徒生故事的《海的女儿》如出一辙时，你才真正显得高兴和激动，你的脸才变得生动起来。而在我想用现代的话语来讲述一次经历，一段回忆，一个梦境，在我挑剔性地或干巴巴地，或错综复杂地讲述这些的时候，你总是显得厌烦而缺乏耐心。我由此得出结论：真正令你高兴或让你感动的，是那个原始的不开化的世界。你是不是知道，每次我说起自己有过的经历，或是做过的梦——就像人们会对朋友说起，就像你走出这房间后，会对朋友说起那样——你从无例外必定会对我皱眉？我敢肯定，你的这些皱眉和不耐烦，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或许，你会对我说这些皱眉是有意的，你是不是认为我确实还没有作好走出神话世界的准备？”

“是么？”她微笑着说。

我说：“那会好一些——要是我是在客厅里和你谈话，你那样微笑——是的，我知道你会说这不是客厅，而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遇到了麻烦。”

“是么？”依然是一副笑容。

“我想弄清这一点：也许神经质这个词意味着意识处于极为清醒敏感的状态。神经官能症的实质是冲突。而当今生存——即对纷繁人世绝不封闭的生存——的实质，也完全是冲突。实际上我已登上这个舞台，在台上我看着人们说：无论他或她，他们是个整体，因为在这个或那个舞台上他们选择了封闭。通过封闭和限制自己，人们才保持了心智健全。”

“你想说和我的交往使你好些了还是更糟了？”

“现在你来到了诊察室。当然我感觉好了些，不过这只是个门诊用语。我担心为这感觉好些，得付出生活在神话和梦境里的代价。心理分析的成败就看它是否造就了更完善的人，这儿指的是道德上的完善，而不是体格上的健全。你此刻要问我的其实是：我现在能比过去活得更轻松吗？一句话：我的内心冲突、疑虑和神经过敏比过去有所缓解吗？这个嘛，你知道回答是肯定的。”

这位精力充沛、机警敏捷的老太太穿着得体的罩衫和裙子，白发往后挽了个松松的髻，坐在我对面朝我频频皱起眉头。我记得当时为此心中颇为得意——一时间我们似乎不是心理分析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了。

“哎，”我说，“要是我坐在这儿谈起昨夜我做的梦，比方说，有关狼的梦，说得很详细，你脸上就会出现某种神色。我知道那种神色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感受到了——那是一种确认。确认你做了一点拯救的工作是令人愉快的，比如说，将杂乱无章变成整饬有序。又一片混沌得以廓清而获‘解释’。你知道在我‘解释’某些梦境时你是怎样笑的吗？那正像你刚刚救了一个人，使他免于溺水。我能够体会这种感情。这是种欢乐，然而其中也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因为当我醒着时，我就从未体验过某些梦境中体验过的欢乐——狼群从树林中窜出，猛扑过来；城堡的大门洞开；我站在矗立在白色砂土上的一座白色教堂的废墟前，白色教堂后面是一片蓝色的大海和天空；或者我像伊卡罗斯⁽¹⁴⁾那样振翼飞翔——在这些梦境中，不管它们包含着多么吓人的情景，我都能快活地叫起来。我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一切痛苦、残杀和暴力都只出现在故事里，不可能伤害我。”

她默不作声，眼睛紧紧盯着我。

我说：“你是想说也许我没有作好继续前行的准备？我想，要是我没有耐心，缺乏耐心，那我就得为下一个阶段作好准备了。”

“下一个阶段指的是什么？”

“下一个阶段，当然是指神话的安全区，安娜·沃尔夫独自前行。”

“独自？”她说，并冷冷地补充道，“你是个共产党员，你自己说过，可你想独自前行。这岂不是你们所说的矛盾吗？”

于是我们都大笑起来，谈话本来会就此告终，可是我又说下去：“你说到了个体化。迄今为止，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所谓个体化就是一个人认识到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人类总体经验的一个方面。当他可以说，我所做的一切，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那个伟大的典型之梦，那部史诗故事，或那个历史时期的反映，那时他就自由了，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与经验分开，或者说就像一块马赛克镶嵌进了十分古老的图案，而且，通过镶嵌入位的行动，他就不再感觉到个人的痛苦。”

“痛苦？”她轻柔地问道。

“是的，亲爱的，人们不来找你看病，因为他们过得太幸福了。”

“不，他们常来，像你一样，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感觉。”

“但现在我有感觉。我可以感受一切。然而，只要我一有感觉，你就马上说——把它抛开，把痛苦抛在不再会伤害人的地方，让它成为故事，成为历史。但我不想把它抛开。是的，我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因为我拯救了这么多令人痛苦的东西——因为我实在无法把它叫做别的什么，并且“经受住了”，接受下来了，并使它一般化了，就因为如此，我自由了，也更坚强了。行啦，好了，我会接受它并诉说它的。现在怎么办？我已厌倦了狼、城堡、树林和牧师。我能够对付它们，不管它们变成什么模样。但我告诉过你，我想独自前行，我，安娜·弗里曼。”

“就你独自一人？”她又问。

“因为我深信我所经历的一切是任何女人都没有经历过的……”

浅浅的笑容绽现在她脸上——在我们诊疗期间，那是种“引导性的微笑”，我们又成了心理分析医生和病人。

我说：“不，先别笑。我相信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是女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从来没有？”她说，从她的说话声中，我能听出这种时刻她惯用的声音——如大海潮汐拍打古老的海滩，如死去几百年的逝者的絮语。她具有某种能力，能以一丝微笑，一声嗓音，造成一种时差跨度极大的感觉，它令我愉悦，让我轻松，使我充满欢乐——但此时此刻我却不想得到这分享受。

“从来没有。”我说。

“细节会有所改变，但形式依旧。”她说。

“不。”我坚持己见。

“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是说以前从未有过女艺术家？从未有过独立的女性？从未有过坚持性自由的女人？实话对你说，在你之前，历来便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女人，你必须找到她们，在你自己身上发现她们的影子，并意识到她们的存在。”

“她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和我不一样。她们的感受和我不一样。她们怎么可能和我一样呢？当我从有关氢弹爆炸，人类灭绝的噩梦中惊醒时，我不愿听到有人对我说，人们对石弩也怀着同样的恐惧。这不合乎事实。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些新的东西。我在电影界遇见过一位莫卧儿，从来没有哪一位皇帝曾像他那样滥用权力，操纵人们的思想，回来后我感到全身像受尽践踏一样难受，我不愿听人说，莱斯比在遇上她的葡萄酒推销商后也有相同的感受。当我突然有一种幻觉（尽管上帝知道那是多么不容易），人生的每一分钟，无论白天黑夜，都不再有仇恨、恐惧、忌妒和争夺时，我不愿听到有人说，这仅仅是那久远的黄金时代的梦想在当代的再现……”

“是么？”她说，依然是那副笑容。

“不，黄金时代的梦想要强上千万倍，因为那是可能的，就像彻底灭绝也是可能的一样。也许，因为两者都是可能的。”

“那么，你要我说什么呢？”

“我希望能在自己心里，将那些古老的周期性的不断重复的历史、神话和那些新的事物，我感觉或认为可能是新的事物区别开来……”我看出她脸上的表情，便问道，“你会说我所感觉或认定的没一样是新的？”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她开了口，随即改口用了更为庄重的“我们”，“我们可从来没有说过或暗示过，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你总不会抓住这点指责我吧，是不是？因为这和我们说的恰恰相反。”

“我指责你，因为你的行动似乎在表明你不相信这一点。你听好，如果今天下午我一进来就对你说，昨天我在某个聚会上见到一个人，我认出他是一头狼，或某个骑士，或某个修道士，你就会点头微笑。于是我们都感到了识别成功的欣喜。但如果我说：昨天在某个聚会上我见到一个人，他突然说起什么事，我就想：是的，这种迹象是存在的——那人的个性确有缺陷，就像大坝上的缺口，从那个缺口，未来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倾泻而出——也许很可怕，或者很奇特，但总是新的事物——如果我那样说，你就会皱眉。”

“你遇见过这样的人吗？”她就事论事地问。

“没有。我没有遇到过。但有时候我见到一些人，对我来说他们似乎确实是分裂的，剖开的，意味着他们随时可能接受什么东西。”

她默默沉思了好久，才说：“安娜，你根本不应该对我说这些话。”

我很惊奇，说：“你不是有意诱我对你说假话吧？”

“不。我是说你应该重新拿起笔来写。”

我当然很生气。她当然也知道我会生气。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写我们的经验？怎么写？要是我记下一个小时里我们交谈的每句话，这样的文字就太晦涩难懂了，除非我写下我的生平来作解释。”

“是吗？”

“这就成为人生某一时刻回顾自己的记录。但是，我第一次来见你的那一小时的记录，和现在的一个小时，内容将大相径庭……”

“是么？”

“此外，还有文学上的问题，你似乎永远不会想到的文学趣味问题。你我一起进行的工作，本质上说来是要破除羞耻感。我还记得当自己见到父亲赤身裸体时所感觉到的强烈厌恶、羞耻和好奇。但在我刚认识你的那个星期，这话我是不会说的。足足好几个月我才排除了内心的障碍，才能说出类似的感受。而现在我还会说‘我希望父亲死掉’一类的话……但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他们没有这种个人感情的体验，也没有这种破除心理障碍的过程，就会感到震惊，就像见到了血腥，读到寡廉鲜耻的文字一样，而这种震惊足以淹没一切。”

她冷冷地说：“我亲爱的安娜，你在利用我们的经历来证明你不写是合理的。”

“啊，我的上帝，不是的，我的话可不全是那样的意思。”

“或者你是说，有的书是写来给少数人读的？”

“我亲爱的马克斯太太，你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想法是完全背离我的原则的，即便我有过这种想法。”

“很好，即便你有过这种想法，请告诉我，为什么有的书是写给少数人读的。”

我想了一下，随后说：“这是个表现形式的问题。”

“形式？那你的内容又怎么样？你们写书的人是不是坚持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

“我的读者或许会将它们分开，我不会那样做。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会。但现在我要说这是个形式问题。人们不反对伤风败俗的内容，也不反对为谋杀、凶残、纯粹的性说好话的艺术作品。他们喜欢这样的东西，只要内容稍加包装就行。同时他们也喜欢说谋杀坏，凶残坏，爱就是爱的东西。但要是有人说这一切都无所谓，那才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们不能容忍没有形式。”

“那就是说，只有那些没有形式的艺术作品——如果这样可能的话——才是为少数人欣赏的？”

“我可没有说有些书是写来给少数人读的。你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对艺术并没有贵族的偏见。”

“我亲爱的安娜，你对艺术的态度已够贵族化了。你写作，在你写的时候，只是为你自己。”

“所有其他的作家都这样。”我听到自己在低声嘀咕。

“其他的什么？”

“所有其他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不停地写一些秘不示人的书，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正在思考的东西。”

“那么，你也害怕自己正在思考的东西？”她伸手拿过约会登记本，结束了这一小时的就诊。

〔这里，另一行粗粗的黑线条划过纸页。〕

当我搬到这套新公寓，布置自己的大房间时，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一张搁板桌，把我的笔记本摊在上面。而在摩莉家的房间里，这些笔记只能塞在床下的一只小提箱里。这些笔记本并不是有计划地购置的。我并没什么计划，说实在的，直到我搬来这儿，我才对自己说：我有四本笔记，一本黑色笔记，是记述作家安娜·沃尔夫的情况的，一本红色笔记，和政治有关，一本黄色笔记，用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故事，还有一本蓝色笔记，我尽量把它当做日记。住在摩莉家的时候，我根本不考虑笔记的事，自然没把它看做一项工作，或一种责任。

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出现的，人们事先并没有料到，心中也不曾去考虑过。只是在它们出现后，人们才意识到。事情就是如此。

我住进这套公寓，不仅仅是给一个男人（迈克尔，或接替他的人），也是给我的笔记本腾出房间。事实上，我现在把搬入这套公寓看做是给我的笔记本腾出房间。在我搬来之前一个星期，我就已购置了那张搁板桌，并把笔记本摊在上面了。后来我把笔记都读了。自从开始写这些笔记以来，我还不曾通读过。读过之后我心中颇感不安。首先，因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遭到迈克尔遗弃是如何严重地影响了我，这件事又是如何改变了——或至少表面上改变了我的全部个性。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居然认不出自己来了。将我写的东西与我的记忆相比较，似乎一切都显得虚假了。而这一点——我所写的东西显得不真实，却是出于我以前不曾想到的原因：我文笔的呆板乏味。它充满日趋严重的自责、自卫和厌恶的特征。

正是那个时候我决定选择这本蓝色笔记，专用以记录事实。每天晚上，我就坐在琴凳上，记录下我这一天的生活，就好像我，安娜，正把安娜钉上纸页一样。每天我用文字重现安娜，写道：今天七点起床，为简纳特准备早餐，送她上学，等等等等，觉得仿佛这么一写，就将这一天救出混乱的深渊了。然而，现在我一读那些记载，却感到一片空虚。我越来越陷入迷惘和苦恼，在这种感觉里，纸上的文字变得全无意义。文字失尽了意义。在我思考的时候，这些文字没有成为重现经验的载体，而成了一系列犹如幼儿牙牙学语般的毫无意义的声音，并消失在片面的体验之中。或者像电影中与影片内容脱节的音符。当我思考的时候，我只要写下一个短句，如“我走过大街”，或者从报上摘下片言只语：“经济措施导致了什么什么的滥用……”而瞬息之间这些文字淡化了，我的脑海中开始涌现出无数和这些文字毫不相干的意象，以致我耳闻目睹的每个字都犹如一叶小舟在无边的意象大海中飘荡。于是我无法写下去了，除非我写得很快，并且根本不看刚写下的东西。如果我回头一看，那些文字便又漂浮起来，失去了意义，我只感到自己，安娜，只是无边黑暗中跳动的脉搏，而我安娜所写下的那些文字更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犹如毛虫硬挤出的带状分泌物，在空气中逐渐硬化。

我想到，所发生的这一切说明，我，安娜，正走向崩溃。这也是我逐渐意识到的。因为文字是种形式，如果我所依托的一切状态、形式和表现都失去了意义，那我就什么也不是了。在读这些笔记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我之所以仍是安娜，就因为有着一定的才智。而这份才智正在消失，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

昨天夜里我又做了那个梦，正像我对苏格大娘所说的，那是在反复出现的各种梦里最为可怕的。当她要我“给梦取个名”（给它定个形式）时，我说那是有关毁灭的噩梦。后来，当我再次做到这样的梦，而她又说“给它取个名”的时候，我就能说得更详细些了：我说那个噩梦是关于恶意和怨恨的法则的——那是种以恶为乐的法则。

我第一次梦见它时，那种法则，或者说形象，是以我所拥有的一个花瓶的形状出现的。那是有人从俄国带来的一个农家木质花瓶，呈球茎形，外形看起来挺舒服，挺单纯，上面有着简陋的红色黑色及镀金的图案。在我的梦中，这个花瓶有品格，而其品格便是噩梦，因为它代表了某些无法无天的，控制不了的东西，某些带破坏性的东西。这个形体，或者说这件物品，虽不通人情，却像是恶作剧的精灵，它颠颠狂狂又趾高气扬地蹦跳旋舞，显得毫无理性，冷酷无情，不仅威胁着我，也威胁着一切活着的生命。就是那时候我将它“取名”为有关毁灭的梦。几个月以后，我再次做梦，立即认出这是同一个噩梦，那个法则或要素，化做了一个又丑又矮的老头，比起原先的花瓶形状不知可怕了多少倍，因为这一次它有点像个人形。这矮老头不住地阴笑，傻笑，或窃笑，显得丑陋，却生气勃勃，强健有力，而且，他所代表的纯粹是恶意、怨恨，以恶为乐，以及以破坏毁灭的冲动为乐。就是那时候我将此梦“取名”为关于以恶为乐的梦。我又反复做到这个噩梦，且总是在我特别疲劳，承受压力，陷入矛盾冲突，感到自我之墙摇摇欲坠的时候。那要素会变出各种模样，通常是个年迈的老头或老妪（不过总有种暗示：那是个双性人，或者甚至根本没有性别），尽管长着一条木腿，拄着拐棍，弓着背，形状十分丑陋，但总是精力十分充沛。而且这家伙非常强健，充满活力，我知道那种活力全出之于一种毫无计划、毫无理由的恶意。它嘲弄、控告、伤害他人，一心想着谋杀，致人死命。然而它又一贯生气勃勃，兴高采烈。我对苏格大娘说，这个梦可能已出现六七次了，她像往常一样问：“你怎样给它取名？”我像往常一样答以恶意，怨恨，以伤害为乐等等。她问：“只有消极的品格，就没有好的一面吗？”“没有。”我说，感到很惊奇。“就全然没有点创造的品格吗？”“对我来说没有。”

看她那副微笑的样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要我再好好想一想，我就问：“要是这个人形是一种自然的创造性的力量，既能作恶也能为善，那为什么我会对它如此害怕呢？”“也许在你梦得更深时，你就能感受到它作为善的生命力了。”

“对我来说它是那么危险，甚至当它还没有出现，我仅仅感受到它的气氛时，便知道噩梦开始了，我便挣扎、尖叫着醒了。”

“如果你怕它，它对你来说就是危险——”这句话，伴随她那亲切、坚定、慈祥的点头，总是使我禁不住要笑出声来。无论当时有什么事，无论当时我多么深深地陷于伤害或麻烦之中，我都会抑制不住这种笑。而我确实也笑出声来了——通常，这时候总是她坐着微笑，我则无可奈何地坐在椅子上——因为她的话和人们在说起动物或蛇时一样：要是你不怕它们，它们不会伤害你。

像我经常感到的那样，我觉得她的话模棱两可。要是她对于在她病人的梦或幻觉中出现的这个人形或者说要素是如此熟悉，能够一见便能认出，那么，为什么它的绝对的邪恶该由我来负责呢？对于一个法则来说，用邪恶这个词就显得太富人情了，不管它会选择装扮成什么样的半人半兽的外表，从根本上说来它仍是毫无人性的。

换句话说，莫非该由我来迫使这东西善恶兼备？莫非她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昨夜我又做到这个梦，这次梦中的情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可怕，因为我在这无法控制的毁灭性力量前惊恐害怕，孤立无援。当时没有任何东西，即便一个矮子，可以来约束它。同在梦中的还有一个人，可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随即我明白了这可怖的恶毒的力量是出自那个人，而他居然是个朋友。因此我尖叫着使自己从噩梦中惊醒，醒来后我给梦中的那个人取个名字，并第一次意识到梦中的法则是以人的面目出现了。而当我得知那个人是谁之后，我更其惊骇了。因为，把那股可怕的骇人的力量约束在一种与神话或巫术有关的形体内，就安全得多了，而若让它逃逸出来，变得无处不在，化身为人，此人又有权力来摆布我，那就太可怕了。

一旦真正醒来，在清醒的状态下回顾梦境，我感到非常害怕，因为，如果那要素现在已逸出神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么，这意味着它也可以附在我身上，或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召之即来。

我现在应该写下与此梦有关的种种体验。

〔这儿安娜在纸上划了一条粗粗的黑线。接下去她写道：〕

我划下这条黑线，因为我不想写出有关的体验。仿佛一写就会使我更深地陷入危险。但我必须坚持这一条——安娜，爱独立思考的安娜，是敢于直面安娜的感受并为之“取名”且秉笔直书的。

现在发生的事是我在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我想许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都会有一种成形感，一种呈现感。这种感觉使他们有可能这样说：是的，这位新认识的人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他或她，标志着我必须走的一段历程的起点。或者这样说：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这种感情，并非如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与我格格不入。它将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必须学会应付它。

回顾我以往的生活，现在不难说，那位安娜，在那个时候是怎样怎样一个人。然后，五年之后，她又如何如何。某个人一年，二年，五年的生存状况可以卷起并收藏起来，或者给予“取名”——是的，那个时候我的情况就是如此。而现在我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的中心，当这个时期过去，我会漫不经心地回顾并且说：是的，我就是那个样子。我是个极其脆弱、极其挑剔的女人，常以女性的眼光作为标准或准绳，来衡量和舍弃男人。是的——我就是那样的人。我是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此人常从男人那儿自讨苦吃，而自己甚至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现在意识到了。意识到了的意思就是我将把这一切抛在脑后，并要成为——成为什么呢？）我老是沉湎于我们这时代女人常有的感情中不能自拔，这种感情令她们痛苦，或孤独，或热衷于同性恋。是的，那位安娜，在那个时候正是……

〔又一条黑线划过纸页〕

大约三个星期前我去参加了一个政治性的会议。这是次非正式的聚会，在摩莉家里开。哈里同志，作为犹太人，又是共产党的高级学者，最近去了一趟俄国，目的是想弄清在斯大林去世前的“黑色岁月”里犹太人所遭遇的命运。他闹着非要共产党领导人放他去，而他们却竭力阻止他。于是他就威胁说，要是他们不让他去，不帮助他，他就要公布真相。他去了，带回了骇人的内幕消息，但他们不准他扩散任何消息。他的观点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对于人们业已知道而又确有其事的情况，共产党应当站出来承认并作出解释。而共产党官僚们的陈词滥调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苏联团结一致，这就意味着尽可能少承认事实真相。他们同意公开一份内容有限的报告，报告中删去了一些最令人震惊的内容。他则召开了一系列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的会议，会上他报告了所了解到的情况。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极为恼怒，他们以开除党籍来威胁他，威胁那些参加会议的党员。而他则正打算退党。

那天到会的有四十余人，会场就在摩莉家的起居室。都是“知识分子”。哈里所说的情况都很惨，与我们从报上得知的情况差不多。我注意到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男子，正静静地听着。他的沉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我们带着那种痛苦的尴尬神色相视一笑，那种神色现在成了我们这一类人的特征了。正式会议结束后，大约十个人留了下来。我觉察出了“核心会议”的气氛——将报告更多的内幕，他们正等着非党员退席。然而，一阵犹豫之后，哈里和其他党员说，我们可以留下。哈里随即又作了报告。我们刚才听到的内容已够可怕了，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甚至比最恶毒的反共报纸所刊登的东西更为骇人。他们无从获得事情的真相，而哈里却获得了。他说起那些酷刑，那些毒打，那些最最狠毒的杀戮。犹太人如何被锁在中世纪设计的囚笼里遭到严刑拷打，拷打时用上了从博物馆取来的刑具。等等等等。

他现在披露的真相与刚才在四十人会议上所说的，其令人惊骇的程度大不一样。他说完之后，我们提出了种种问题，每个问题都牵扯出了新的可怕的内幕。我们所见到的正是我们从自己的经验所熟悉的一切：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如今正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不得不承认有关苏联的真相。哈里讲完后，那位沉静的男子——后来知道他名叫纳尔逊，是个美国人——站起来，开始了热情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滔滔不绝，口才很好，显然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他说话声音洪亮，而且老练。但他的话充满了责难。他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或面临垮台，原因便在于他们在任何事上都没法说真话，在于他们长期以来对世人扯谎的习惯，他们甚至对自己也无法辨清真相了。然而今天，他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我们得知了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势之后，我们却看到一位领导同志，一位我们知道曾为了真理在党内与怀疑派作过斗争的同志，却有意地将真相一分为二——一种是温和的事实，在四十人的公开会议上阐述，另一种是严酷的真相，在核心圈子里披露。哈里显得尴尬而不安。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最高领导层对他的威胁，以及根本不准许他作这些报告的内情。然而，他还是说，由于事实真相如此令人震惊，只能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传达——总之，他是在陈述与党内官僚们争辩时所持的同一理由。

这时纳尔逊又突然站了起来，滔滔不绝地作起内容更为激烈的自我谴责。他的情绪异常激动。每个人都变得歇斯底里——我能感到内心情绪在不可抑止地高涨。我感受到了我的“毁灭之梦”中的那种气氛。那种感觉或气氛是毁灭之形即将上场的先兆。我站了起来，向哈里致谢——毕竟，我已经退党两年了，没有资格参加核心会议。我走下楼去——摩莉正在厨房里落泪，她说：“对你来说这没有什么，你又不是犹太人。”

走到街上，我发现纳尔逊已跟在我后面。他说他要送我回家。他又沉默了，我全然忘了他发言时那种激烈自责的口气。他大约四十岁，美国犹太人，相貌不错，有点当家人的样子。我知道自己被他吸引住了……

〔另一条粗粗的黑线。然后：〕

我不想写下去，原因在于我很不愿意写到性。很奇怪，这股不愿写性的情绪竟然非常强烈。

我将这一点写得太复杂了——有关这次会议写得太多了。然而，纳尔逊和我倘若没有这些共同经历——更何况这些经历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就不会这么快成为知己密友了。第一个晚上他待了很久。他在讨好我。他谈论我，谈论我的生活。女人对于那些善解人意，与我们同命运的男人，总会很快引起共鸣。可以说是他们在“确定”我们的命运。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安全。纳尔逊走上前去看正在熟睡的简纳特。他对她的兴趣是真诚的。他自己有三个孩子，结婚已十七年。这场婚姻是他去西班牙作战的直接结果。晚上交谈的口吻是严肃的、负责的、成熟的。在他告辞之后，我用了这个词——成熟的。我将他与近来我遇上的男人作了比较（为什么？），那些娃娃似的男人。我的精神十分亢奋，告诫自己要谨慎。我再次感到惊讶，我的生活中一直缺乏爱、欢欣、愉悦，但居然那么容易就忘记了这一切。已经近两年了，那些令人失望的相遇，一次又一次感情上的挫折。我收拢了自己的感情之裙，在对男人作出反应时变得矜持谨慎。而今，在与纳尔逊相处一个晚上后，我就把这些忘了一干二净。第二天他前来看我。简纳特正要出去与小伙伴玩。纳尔逊和她一下子就混熟了。他说话的口气已超过一个潜在的情人。他正打算与他的妻子分手，他说他需要和女人有真正的关系。晚上“等简纳特入睡以后”，他就过来。我爱他，因为他那种“等简纳特入睡以后”的明智和对我所过的这种生活的理解。那天晚上他来的时候，已经夜深了，他的心情与白天已迥然不同——他喋喋不休，不由自主地东拉西扯，眼光四下里扫来扫去，却绝不看我一下。我感觉自己的情绪一落千丈。正是从自己的突然紧张和疑惧里，我的直觉比理智更快地意识到，这次又要失望了。他说起了西班牙，说起了战争，像在那天会上一样，因为参与了共产党的失误行动而谴责自己，捶胸顿足，歇斯底里。他说，在他参与下，一些无辜的人被枪决了，尽管当时他不相信他们是无辜的。（然而，在他说起这些时，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他并不真正感到难过，不是真正的，他的歇斯底里和大叫大嚷，不过是为了抵御那种负疚感，因为这太可怕了，他将不得不因此永远怀着负疚感。）他不时还显得十分滑稽，因为他那种美国式的自我惩罚的幽默。到半夜光景，他回去了，或者毋宁说是不辞而别，离去的时候仍大声说着话，显出一副内疚的样子。可以说，他是在倾吐自己的心事。我开始揣想他太太会是是个怎样的人。但我不想承认我的直觉清楚地告诉我什么东西是错的。第二天上午，他没打招呼，就又上门来了。我简直没法相信他就是那个歇斯底里高叫的人——他又变得冷静、可靠而幽默。他拥我上床，随即我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我问他是不是一向如此。他感到很窘迫（这使我更多地了解到他与异性的性关系），因为在我坦率地说到这一点时他想装做没听懂我的话。随即他说，他对性有着一种极度的恐惧，他的性器官插入后在女人体内从来就待不了几秒钟，这情形始终没有改变。看他那么紧张，仿佛出自本能的厌恶，急匆匆从我身上爬起，并急匆匆穿上衣服，我明白了他的恐惧有多么深。他说他开始了心理分析疗法，希望不久能“治愈”。（听到“治愈”这个词，我不由得想笑出来，人们在接受心理分析疗法时，总是这么说，仿佛一个人最后只好孤注一掷，接受一次将使他变成另一个人的手术。）从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便不一般了——建立起了友谊和信任。由于这份信任，我们将继续交往。

我们保持着来往。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现在使我惊恐的是——我为什么仍和他来往？我不能自我夸耀说自己能治愈这个人。根本不是。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性机能不全者我见识得多了。这也并不真的是同情，虽然同情也是部分的原因。我一向对我自己和其他女人身上那种想帮助男人强硬起来的冲动感到惊奇。这真是颇有讽刺意味，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男人都在非难我们“让人勃不起来”，等等等等。还有种种其他类似的说法。（纳尔逊说他太太“让人勃不起来”——这让我感到愤怒，因为我想到她所忍受的难言的苦楚。）而事实却是，女人有着这种深切的本能的要求，这种渴望男人强健有力的要求。比方说，摩莉就是个例子。我想，这是因为真正的男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很惊慌，便试图创造男人。

不，真正让我感到惊恐的，是我的主动和自愿。这就是苏格大娘所谓的女人需要安抚和顺从的“消极的一面”。现在，我不再是安娜了，我没有主见了，一旦某种情势形成了，我便陷于其中无法自拔，只能与之妥协。

第一次和纳尔逊上床之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就处在那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势之中。那个男人纳尔逊，那个可靠的沉静的男人，突然消失了，我甚至再也想不起他来。甚至他的话，那些充满激情富有责任感的话都记不起来了。他受到一阵不由自主的歇斯底里的驱策，而我也卷了进去。我们第二次上床，伴随着一阵咬文嚼字似的，极为苦涩幽默的自我谴责，这种谴责又很快转化为对所有女性的歇斯底里的辱骂。随后他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近两个星期。我比所能记起的任何时候更忐忑不安，更沮丧消沉了。我又变得性冷淡了，毫无性欲——一点也没有。远远的我可以望见安娜，她属于一个正常的温暖的世界；我可以望见她，但我想不起来像她那样活着是怎样的感觉。纳尔逊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表示歉意，但那明显是无礼的，因为根本不必道歉——那些是对“一个女人”，对“女性”，对“敌人”所作的道歉，而不是对安娜。在他情绪正常的时候，他不会如此的麻木不仁。在心里我已经不再把他看做情人，但仍想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之间有一种亲近感，那是某种颇有自知之明并陷于绝望的关系。噢，随后在某个晚上，他不期而至，并且情绪正常，状态“良好”。当时听他说话，我根本回想不起他在歇斯底里且怀有负疚感时是副什么样子。我坐在那儿看着他，正像我看着那位神智正常的幸福的安娜——他无法触摸到，她也无法触摸到，相互间好像隔着一堵玻璃墙。啊，对了，我知道有些美国人就生活在玻璃墙后面，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别碰我，看在上帝分上请别碰我，别碰我，因为我害怕抚摸。

那天晚上他邀请我去他家参加一次聚会。我答应了。他告辞后，我才想到我不该去，因为我感到不安。然而，按常理论，为什么不去呢？他不会成为我的情人，我们只是朋友，为什么不去见见他的朋友，他的太太？

我一跨进他们的公寓，就意识到我是多么不善于运用自己的想像，我决定前来又是多么愚蠢。有时候我很讨厌女人，讨厌我们女人，因为我们需要动脑筋时不会动脑筋，在追求幸福时也懒得思考。一走进公寓，我就知道自己不慎重，我为此感到羞惭，觉得很丢脸。

这是一套租用的大公寓，充斥了俗气的毫无特色的家具。我知道，他们如果再搬一次家，在新家摆上他们自选的家具，那些家具仍然是毫无特色的——缺乏特色就是特色。缺乏特色意味着安全。是的，那我也能理解，非常理解。他们说起这套公寓的租金，我简直不敢相信：每周三十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这简直发疯了。出席的大约有十二人，都是美国人，在电视或电影界工作——都是“娱乐界”从业人员，自然，他们就其行业开着玩笑。“我们是表演行业的，为什么不呢？那行业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吗？”他们都互相认识。他们“互相认识”是由于他们都在娱乐行业，由于工作中经常随意的联系。他们都很友好，那是一种相互吸引、相互认同、相处随和的友谊。“嘿，嘿！你好吗？我的家就是你的，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面。”我就喜欢这样。按英国人的标准看来，他们都挺富裕，在英国像他们这样富裕的人不谈论这些。美国人时时刻刻生活在一种迫切需要钱的氛围里。然而，即使很有钱，买的东西又都昂贵（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当然的），仍很难定性为中产阶级。我坐在那儿，试图说清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平淡，一种对于个人的贬抑。仿佛他们天生都需要使自己适应所期待的限制。然而人们还是如此喜欢他们，他们是这么好的人，人们看到他们遭受种种痛苦，因为他们有意贬抑自己，以适合确定的限制。那是有关钱的限制。（但那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中半数的人属于左翼，都已上了黑名单，住在英国，因为在美国他们找不到工作。依然是钱，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钱。）是的，我可以感受到缺钱的焦虑，它像个难题悬浮在空中。然而，纳尔逊为这套大而简陋的公寓所付的房租，足可使一户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过得很舒适。

我心中暗暗为纳尔逊的太太所吸引——一半出于通常的好奇——即将认识的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另一半原因却令我感到羞耻——究竟她所欠缺而我却拥有的是什么呢？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发现。

她很有魅力。一个高挑个儿，十分瘦削，几乎是瘦骨嶙峋的犹太女人，却非常妩媚动人。她的容貌出众，五官无可挑剔：嘴巴大而灵巧，鼻梁高而微曲，相当好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亮丽迷人。她的服饰鲜艳时髦，说话的声音又响又尖（这一点我很讨厌，我不喜欢大嗓门），笑起来也很放肆。她非常自信，极具风采，对此我当然很妒嫉，我一向就是如此。但后来，通过观察，我明白了那是一种表面上的自信。因为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纳尔逊。始终没有，哪怕是一会儿功夫。（然而他却不想朝她看，他怕看她。）我开始明白美国女人的这种特点——表面上称心如意，十分自信，而心里却充满焦虑。她们脸上有一种惊惶失措的神色，她们惊恐不安。她们看起来像是孤零零地待在野外的某个地方，却装做她们并不孤单。她们完全是一副孤独者的神情，却装做并不孤独。这种神情让人害怕。

不错，从纳尔逊进来的那一刻起，她的目光就没有离开他。他一进来就说了一句俏皮话，那种自罚自释式的幽默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坦率地承认：“这儿有个男人迟到了两个小时，原因何在？——只因他得先将自己灌醉，再来参加晚上这愉快的聚会。”（他的朋友们顿时大笑——他们便是这愉快的聚会。）他的太太以同样的腔调说话，显得既快活、紧张，又语含责备：“但这儿有个女人知道他会因这愉快的聚会迟到两个小时，所以晚餐已定在十点钟，不用你为此担什么心！”于是他们又都大笑起来，而她那双看来乌黑的闪亮的眼睛，那双看来充满自信的眼睛，便急切而忧虑地盯上了他。“来点苏格兰威士忌？纳尔逊？”她在给客人们斟上酒之后问，声音突然变成一种尖声的恳求。“双份的。”他说，颇带点寻衅的敌意。他们互相对视了片刻，这是灵魂袒露的片刻。来宾们说着笑话，用笑声把这一刻掩饰过去了。这是我开始了解到的又一种情况——他们一直在这样相互掩饰。看着这种表面的和睦友好，我知道他们其实都在提防刚才那样的危险时刻，以便能掩饰过去。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是在场的惟一的英国人，他们对我很友好，因为他们都是很友善的人，有着慷慨豪爽的天性。他们就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成见说了许多自嘲的笑话，说得十分有趣。我也笑得前仰后合，同时又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说些轻松的自嘲的话作为回报。我们又喝了不少酒。这种聚会从一开始，便是人们开怀痛饮，大喝特喝的场合。而我对此还不习惯，因此我很快就变得比任何人都更醉，尽管他们喝得比我多得多。我注意到一位娇小的金发女人，穿一件紧身的中国式绿缎旗袍。她确实很漂亮，显得玲珑苗条而优雅。她曾经是，可能现在也是，一位丑陋粗壮又黝黑的男人的第四任太太，这男人则是位电影界巨头什么的。她已在一个小时里喝下四杯双份的酒，却依然清醒、节制、迷人。她不安地看着丈夫频频举杯，十分温存地劝阻着，以免他真的喝醉。“我的宝贝并不真的想喝这一杯”——像哄娃娃一样轻温柔地劝他。他则答道：“不，你的宝贝想喝这一杯，他就要这一杯。”她于是轻轻地打了他一下：“我的宝贝不能喝了，他不能喝了，这是他妈咪说的。”啊，我的天，他真的不喝了。她把他当娃娃一样爱抚着，我起先觉得这简直是一种侮辱，后来我看出这竟是他们婚姻的基础——他为她买了漂亮的中国式绿旗袍和长长的时髦的耳环，作为回报，便溺爱他，娇纵他。见到这一幕我感到很窘迫。但他们没有一个觉得尴尬的。就在我坐在那儿，非常局促不安地看着他们的时候，我意识到，因为我不会说那些大胆的俏皮话，因此就特别的尴尬。我还担心过一会儿若再出现危险时刻而他们又未能及时掩饰的话，会爆发令人很不愉快的冲突。不错，大约到半夜光景，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但我明白，不必为此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在人情世故，交际应酬方面比我老练得多，远非我所能及。正是他们自知自嘲的幽默使他们免遭了真正的伤害。这种幽默保护着他们，直到冲突激烈到导致另一次离婚，或醉得从此一蹶不振。

我一直注视着纳尔逊的太太，她的目光大胆放肆，妩媚动人，充满活力，整个晚上都始终盯着纳尔逊。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却迷茫而散乱，我记得见到过这样的眼神，却记不清在哪儿，最后才回想起来：布斯比太太的故事结尾时，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濒于衰竭崩溃，她当时的眼神就是那样，狂乱，迷茫，她瞪大了眼竭力想掩饰内心的痛苦。我看得出来，纳尔逊太太是被某种永久的严格控制着的歇斯底里紧紧攫住了。随后我意识到这儿的人全都如此，他们全都精神紧张到极点，竭力想控制、压抑住狂躁的情绪，而在他们愉快而尖刻讽刺的谈话中，在他们机灵警惕的眼睛里，那种歇斯底里却在蠢蠢欲动，闪烁不定。

但他们对此早就习惯了，他们多年来就是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这对于他们来说毫不奇怪，只有我感到陌生。然而，当我坐在那儿的角落里，因为过早便醉醺醺而不再饮酒，正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一下子喝得太多，并等着酒意消退的时候——我认识到这情况对于我，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么陌生，这和我在上百对英国夫妇、上百个英国家庭中见到的没有什么两样。这和那些已发展到下一步、已经知晓并自我意识到的是一码事。我认识到他们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境况，他们的幽默，正是产生于这种清醒意识，这种自我厌恶的意识。他们的幽默根本不是英国人常玩的那种无关痛痒的纯理性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杀菌解毒、消灾弭患的“诠释”，以便使自己免受痛苦。这就像庄稼人触摸护身符以避开恶魔的眼光。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大概到半夜左右，我听到纳尔逊太太在高声尖叫：“好啦，好啦，我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你是不会去写那个电影剧本的。因此，比尔，何必在纳尔逊身上浪费时间呢？”（比尔是那娇小机灵充满怜爱的金发女人的魁伟而放肆的丈夫。）她继续对比尔说，后者看来也一心想快快活活地听着，“他会就此反复谈上几个月，到头来仍然拒绝你，他会将他的时间空耗在另一部大作上，而那部作品是根本上不了舞台的……”然后她哈哈大笑起来，那是种充满歉意的笑，却狂放而歇斯底里。对此，比尔正想为纳尔逊辩解，未及开口，纳尔逊便抢先说道：“没错，说这话的正是我的太太，她的丈夫写什么大作是空耗时间——那么，我有没有剧本在百老汇上演过，到底有没有？”他最后这句话是冲着她尖叫的，像女人一样尖叫，他的脸色铁青，充满着对她的仇恨，和毫不掩饰的令人吃惊的恐惧。他们都笑了起来，满屋子的人开始又说又笑，来掩盖这一触即发的危险时刻。这时比尔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先回绝纳尔逊呢？也许会那样，也许这回该轮到我来写一部大作，我还感到心中差不多有了底呢。”（这时他对自己漂亮的金发太太瞟了一眼，那眼光在说：别担心，宝贝，你知道我正在打圆场呢，是不是？）但他们的打圆场都没有用，这次的集体自我保护不足于掩盖这场激烈冲突。纳尔逊和他的太太离开大家，来到房间的另一头，忘了我们的存在，只专注于互相的仇恨和互相间不顾一切的强烈的辩诉中，他们再也顾不上我们了。尽管如此，他们说话仍带着那种极妙的歇斯底里的自我惩罚式的幽默。不妨听听他们连珠的妙语：

纳尔逊：是啊。听说了吗，宝贝？比尔正打算为我们这时代写一出《推销员之死》⁽¹⁵⁾呢，他要抢在我前面了，那将是谁的过错呢——不是我亲爱的太太的过错，又会是谁的？

她（尖叫着大笑着，她的双眼急得发狂，在那张脸上急剧地转动，犹如两只黑色的软体动物在刀下痛苦地挣扎）：哟，原来是我的过错，当然，还会是谁的呢？我就是活该担当罪名的，是吗？

纳尔逊：正是，正是，当然是你活该。你替我担当着，我心中明白。我因此爱你。我的那个剧本在百老汇上演过还是没上演过？有没有博得好评？这些都是我的凭空想像吗？

她：那是十二年前的老黄历了。噢，那时你是个清清白白的美国公民，那时没什么黑名单。可那以后你又干了点什么？

他：对了，他们是赢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一点吗？你就得老揭我的旧疮疤？告诉你，他们不用行刑队和监狱就能打败别人。比那个容易得多……算了，对付我还不容易吗。是的，对付我……

她：你上了黑名单，你成了英雄，这就成为你一辈子没什么出息的托词了……

他：不，乖乖，不，宝贝，你才是我一辈子没什么作为的托词——你不是天天早上四点钟就把我吵醒，哭着叫着，说我要是再不为我们的好朋友比尔写点儿蹩脚东西，你和孩子们就得沦落到与乞丐为伍了吗？

她（大笑，脸都笑得扭曲了）：好，就算我每天早上四点钟就醒吧。好，就算我害怕吧。要我搬到空房间去住吗？

他：是的，我要你搬到空房间去住。我可以利用每天早上的三个小时来创作。要是我还记得怎样创作的话。（突然大笑起来。）否则我也到那个空房间和你一起住，说我害怕，或许我也将沦落到与乞丐为伍。我们为此拟定一个计划怎么样？你我都到乞丐堆里去，直到死神把我们分开。两人相爱到死。

她：要是你据此写部喜剧，那我真要笑死了。

他：对了，要是我沦落到与乞丐为伍，我亲爱的太太真会笑死了。（大笑。）但可笑的是，要是你沦落在那儿，无依无靠醉倒在某个门道里，我肯定会跟了你去，是的，这一点千真万确。要是你沦落在那儿，我会跟你去，我需要安全感。是的，那就是我需要从你那儿得到的东西，我的心理分析医生这样说，我怎么能违拗他的话？

她：是啊，那就对了，你正需要从我这儿获得这些。这正是你得到的。你需要妈妈，上帝可以作证。

（他们两人都笑起来，身子向对方斜倚着，忍不住又笑又叫。）

他：对了，你是我的妈妈。他这样说。他是一向对的。哦，恨你的妈妈也是可以的，书上就这么说的。这一句我可以肯定。对此我是不会感到内疚的。

她：哦，是的，你为什么要感到内疚，你又何必为此感到内疚呢？

他（吼叫起来，那黝黑的英俊的脸也扭曲了）：因为你让我感到内疚，我一碰上你就老是错，我总是免不了，而老妈总是对的。

她（突然止住笑，变得因焦急而不顾一切）：啊，纳尔逊，别一直指桑骂槐地攻击我，别那样，我可受不了。

他（声音轻却颇带威胁）：噢，你受不了了？哼，你非得忍受不可。为什么吗？因为我要你忍受，就因为这一点。嘿，也许你该去问问心理分析医生。为什么我得干一切苦差使？是的，对了，你可以去找心理分析医生，我没有什么病，是你病了，是你得病了！

（但她让步了，从他身边没精打采又绝望地走开了。他朝她气势汹汹地靠进几步，脸色虽苍白却因战胜她而极为得意）：现在你又怎么了？受不了了，嗯？为什么受不了？你怎么知道不是你在发病？为什么总该是我错？啊，别装出那副熊样！想让我感到难过，就像平时那样，嗯？行，你得逞了。好吧，那么是我错了。但请不用担心——一点儿也不必。反正总是我的过错。我是这样说的，不是吗？我已经承认了，是不是？你是个女人，因此你总是没错。好了，好了，我不抱怨了，我只是指出事实——我是个男人，因此总是我错。这该好了吧？

这时候，那位娇小的金发小妇人（她至少已喝下大半瓶威士忌，却仍清醒节制得像一只有着可爱而朦胧的蓝眼睛的温顺小猫）突然站起来说：“比尔，比尔，我想跳舞。我想跳舞了，宝贝。”于是比尔立即蹦起来，向录音机走去，房间里随即充满了阿姆斯特朗⁽¹⁶⁾新推出的歌曲，尖厉的小号和老阿姆斯特朗那冷嘲热讽却又欢快的歌声。比尔两臂搂着他漂亮娇小的夫人翩翩起舞了。这是一支模仿作品，模仿欢快的性感舞蹈。这时人人都跳起舞来，纳尔逊和他的太太游离在这群人之外，谁也没去注意他们。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人们对他们的吵闹再也忍受不了。就在这时候纳尔逊猛地将拇指朝我一点大声说：“我要和安娜跳舞了。我不会跳，我什么也不会跳，你不必告诉我这一点，但我还是要和安娜跳舞了。”我站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他们的目光都在说着：跳吧，你一定得跳，一定得跳。

纳尔逊走过来，拿腔拿调高声地说：“我要和安娜一起跳舞。和我跳吧！跳——和我跳舞吧，安娜。”

他的眼里是一种绝望的神情，既自责，又悲哀、痛苦。然后，又拿腔拿调地说：“来吧，让我们做爱，宝贝，我就喜欢你的风格。”

我笑了起来。（我听见自己的笑声，尖厉而恳切。）他们都宽慰地笑了，因为我，担当起了自己的角色。危险的时刻过去了。而纳尔逊的太太笑得最响。然而，她锐利而吓人地盯着我看了一下，我便知道我已经搅进他们夫妻间的角斗了，而整个的我，安娜，或许只是为这场角斗火上浇油罢了。或许，就在那恼人的早上四点到七点之间的几个钟头里，当他们焦虑地醒着时，（但到底为什么事而焦虑？）早已没完没了地为着我而在争吵了，而且吵得不可开交，要死要活。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对话：我一边和纳尔逊跳着舞——他的太太含笑盯着我们，笑容里含着痛苦和忧虑——一边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她：是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安娜·沃尔夫是什么关系。

他：对极了，你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不是吗？

她：那么你是认为我不知道了，哼，我偏偏知道，我就得紧紧盯着你！

他：盯着我吧，宝贝！盯着我吧，心肝！盯着我吧，乖乖！你盯吧，盯吧盯着吧！你看见了什么？登徒子？唐璜？是的，那就是我，对极了。我一直在与安娜·沃尔夫做爱，她的风格与我一模一样，这是我的心理分析医生说的，我算老几，怎么能跟心理分析医生去争辩？

每个人都在装模作样地跳着，同时还催促别人，为着不辜负宝贵的生命而继续狂跳。直到这疯狂的、痛苦的、笑声不断的舞会结束，我们才互相道别，各自回家。

分手的时候纳尔逊太太吻了我。我们都互相亲吻，像个幸福的大家庭一样，尽管我知道，他们也知道，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位，到明天就可能因为破产、醉酒或不适应而脱离这大家庭，并从此不见踪影。纳尔逊太太先左后右吻了我的脸颊，她的吻半带热情和真诚，好像在说：很抱歉，我们没法不吵架，这和你没有关系。但她的吻也半带试探，好像在说，我倒想知道你是凭我不具备的什么东西迷住了纳尔逊。

我们甚至互相瞧了几眼，眼神里半含嘲讽，半含苦涩，好像说，算了，这和我们两人都没有关系，真的没关系！

然而，这吻弄得我很不舒服，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冒名顶替者。因为我意识到了即使不去他们的公寓，只凭自己的智力也早该知道的某些情况：纳尔逊和他太太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他们的生命中这种关系牢不可破。他们是由一切最紧密的关系拴在一起的，这些联系既神经质又招惹痛苦，是承受和对付痛苦的经历，是伴随爱情而生的苦恼，是对于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成长的领会和了解。

纳尔逊即将离开他的太太；但他决不会遗弃她。要是遭到拒绝和遗弃，她会号啕痛哭的。她并不知道她永远不会遭遗弃。

聚会之后的那个晚上，我精疲力竭地坐在家中的椅子上，心中不断浮现这样一幅景象：它就像电影中的一组连续镜头，就像我在观看这些镜头在眼前闪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高楼巍然耸立于热闹的城市之上，城市的喧嚣和繁忙远远在他们脚下。他们在屋顶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有时几乎是试验性地拥抱一下，似乎在想，这拥抱的滋味会怎么样——随即他们又分开了，在屋顶上漫无目的地游来荡去。然后那男人走到女人身边说：我爱你。她惊恐地问：你说什么？他说：我爱你。于是她想拥抱他，可他紧张地匆匆避开了。她便问：为什么你要说你爱我？他就说：我想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样。这时她说了：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而他却走到屋顶的最边缘，站在那儿，随时准备跳下去——甚至只要她再说一句我爱你，他就会跳下去。

在我睡觉时我梦见了这组电影镜头——而且是彩色的。这时它不是发生在楼顶，而是在一片淡淡的彩色的雾霭中，那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彩色云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雾中徘徊。她竭力想找到他，但当她撞上或见到他时，他便紧张地从她身边避开，还回头张望，并继续躲避，避得远远的。

聚会过后的那天上午，纳尔逊打来电话，声称他想和我结婚。我想起了那个梦。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喊道：“因为我想这么做。”我说他和他太太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随即那个梦，那组电影连续镜头停止了，他的声音也变了，他幽默地说：“我的上帝，要是那是真的，我可就麻烦了。”我们继续谈了一会儿，随后他说，他已告诉太太他和我上过床的事。我很生气，说他在与太太的冲突中利用我作筹码。他便开始尖叫并辱骂我，就像昨晚聚会上他冲着太太尖叫一样。

我放下话筒，他又讲了几分钟。这时他似乎不是对我，而是对一位看不见的观察者就他的婚姻为自己辩解。我觉得他并不很清楚我还在电话这一头。当他说到他的心理分析医生去休假一个月了，我便知道了那人是谁。

他对我——也是对所有的女人气势汹汹地大嚷大叫，并挂上了电话。一个小时之后他又打来电话，对我说他很抱歉，他有点“发狂”了，因此造成刚才的情况。他随即说：“我并没有伤害你，安娜，是吧？”这真让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又感觉到那个可怕的梦的氛围。他继续说：“相信我，我只不过是想对你说真话——”然后，他的口气变得充满痛苦和怨恨——“如果他们所说的爱情可能比我们似乎得到的更真实。”随后他又变得急切而刺耳了，“但我要听你说一声，我并没有伤害你，你一定得这么说。”我感觉仿佛一位朋友打了我一记耳光，唾了我一脸，或者带着得意的狞笑，找出刀来，将刀插入我的胸膛。我说，当然他伤害了我，但倒也没有违背我的感情。我以和他相同的口吻说着，好像我受伤害的事，可以在事发三个月后不经意间随便回想起来似的。

他说：“安娜，我想到了这一点——我肯定不至于这么坏——如果我能想像人应该怎样生活，如果我能想像真的爱上什么人，真正为什么人而活着……那么，这是一种未来的理想蓝图，是不是？”

是的，就是这些话感动了我，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或想实现的，多半相当于我们所努力想像的未来蓝图，于是我们怀着显然的同志情谊结束了谈话。

但我坐下来，置身于一片阴冷的雾中之时，我却陷入了沉思：男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他们能这样对女人说话？这许多许多个星期里，纳尔逊已经把我卷进了他的生活——他施展了他的一切本领，他的热情，他和女人打交道的经验，尤其是在我生气的时候，在他发现自己说了一些特别吓人的话的时候。然后他便漫不经心地转身说：我伤害了你吗？因此，在我看来，男人是最容易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的。当我想到这句话的含义，便觉得恶心，感到茫然若失，（就像迷失在一片寒冷的茫茫大雾中，）事情都失去了意义，甚至连我使用的词语也变得空洞，像回声一样成了拙劣的模仿。

正是在他来电话问：“我伤害你了吗？”之后，我梦到了这件事，并认识到这是一种摧残之乐。那个梦是关于我和纳尔逊的一次电话交谈。然而他却是在同一间屋子里。从外表看来他是个负责可靠的热心肠的男人。然而他一开口，那副笑容就变了，我认出了那股动机不明的突发的恶意。我感觉尖刀刺入了我的皮肉，插入肋骨之间，刀刃嘎嘎地磨擦着骨头。我说不出话，因为危险和摧残来自我过从甚密并且喜欢的某个人。然后我开始对着话筒说起话，我也感到自己脸上开始绽开微笑，那是愉快而充满怨恨的笑。我甚至迈了几下舞步，晃了晃脑袋，就像那个若有生命的花瓶移动玩偶般的舞步。我记得梦中在想：我如今变成了那只邪恶的花瓶了，然后我还将变成那个小老头，然后再变为那个驼背的老妪。然后又变成什么？这时听筒里传来纳尔逊的声音，直入我的耳中：然后是巫婆，然后是年轻的巫婆。这时我醒了，听到了充满可怕的恶意和幸灾乐祸的声音：“成为巫婆，然后是年轻的巫婆！”

我变得十分消沉。我在很大程度上全依靠作为简纳特的母亲那种身份维持生存了。我不断问自己——在我感到了无生趣，提心吊胆，心如槁灰时，为了简纳特，我仍能镇定自若，负起责任，显出生机和活力，这该是多么的不寻常！

我不再做那个梦。但两天前在摩莉家里我遇上一个男人。他来自锡兰⁽¹⁷⁾。他显得很殷勤，可我拒绝了他。因我害怕再遭遗弃，再次失败。但此刻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成了个胆小鬼了。我感到惊慌，因为当男人奏响性的音符，我最初的冲动竟是逃避，逃去任何地方，以免受到伤害。

［一条粗粗的黑线划过纸页。］

锡兰人德·席尔瓦，他是摩莉的朋友。多年前我在她家里遇到过他。几年前他来到伦敦，当一名记者艰难度日。他娶了一位英国女人，在某次聚会上他那冷静而尖刻的态度博得了那位女士的芳心，因为他评点人物时谈吐诙谐，妙趣横生，出言虽然刻薄，却显得出奇的公正超然。那天在摩莉家我见他站在一群人之外，微笑着冷眼旁观，便认出了他。他和他的女人过着那种混迹于文人圈外的潦倒日子：卧室兼作起居室，常以意大利面条充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由于在伦敦难以谋生，他决定回锡兰去。但他的太太不愿意，因为他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次子，那家人十分势利，恨他娶了位白种女人。但他说服太太，和他一道回了锡兰。他的家庭不愿接纳他的太太，于是他另外找了个地方安顿她。他的时间也一半与她和孩子在一起，另一半在那大家庭中。她想回英国，但他说一切都会好的，并劝说她又生了个孩子，而她实在并不想要孩子。第二个孩子一出生，他便坐飞机离开了锡兰。

我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打听摩莉，而摩莉正好不在。他说他在英国，因为“他在孟买打赌赢得了来英国的机票”。后来我才听说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带了采访任务去孟买的。到了那儿，他一时心血来潮，借钱飞来了伦敦。他希望摩莉——过去他曾向摩莉借过钱——能收容他，可摩莉不在，于是他试着联系我。我说眼下手头没钱，这倒是实情，但因为他说他已走投无路，我便请他来晚餐，并邀请了几位朋友见他。他没有来，一个星期后却打来电话，非常自卑、歉疚且傻乎乎地说，他太沮丧了，不想见朋友，“而约定晚餐的那一天，怎么也想不起你的电话号码了”。后来摩莉回来了，我就在摩莉家见到了他。他还像往常那样冷静、超然而诙谐。他得到一份记者的工作，还颇带深情地提到自己的太太，说她“也许下个星期就将来和他一起住了”。就在那个晚上他邀我去他那儿，而我未去。我自有充分理由，可我的担心却并非出于理智的判断，只是想回避任何男人而已。就因为如此，第二天他来电话时，我便邀请他来进晚餐。从他的吃相看来，这些天他一定都没有吃饱。他已经忘记了曾经说过他的太太“也许下个星期”要来的话了，现在他说“她不想离开锡兰，她很幸福”。他说这话时口气平淡而冷漠，仿佛在听着自己说话。直到这时候我们一直相当友好而高兴。但一提及他的太太，气氛就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这一点。他不断投来冷冷的狐疑并含敌意的目光，但这敌意不是针对我的。饭后我们进了大房间。他在房内踱来踱去，头侧向一边，十分警觉，好像在倾听，并不时快速地瞥我几眼，目光中流露出冷漠的关切。然后他坐下来，对我说：“安娜，我想对你说一些我所遭遇的事情。不，只要坐下来听就行了。我想对你说，你只要坐下来听，什么话也不要说。”

我坐下来，消极被动地听着，这种状况令我恐慌，因为我知道刚才本应当机立断拒绝他，因为他的话里含有敌意与挑衅——不是针对个人的。但当时的气氛却使我没法说“不”。他注视着我的脸，精神恍惚地，超然地，面带微笑地说了下面的故事。

几天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吸食大麻后，有点神魂颠倒了。他走上大街，来到梅费尔⁽¹⁸⁾的某处——“你知道，安娜，那里有种富裕而堕落的气氛，你可以闻到那种气息，就是它吸引了我。我有时候上那儿去，闻闻堕落的气息，它使我亢奋。”他在人行道上看见个女孩，便径直走上去说：“我觉得你很漂亮，愿和我上床吗？”他说，除非他喝醉了或吸食大麻后神志恍惚不清了，否则他不会干那种事的。“我并不觉得她漂亮，但她穿的衣服很花哨，而我的话一说出口，就觉得她真的漂亮了。”她很简短地说了一声“好的。”我问，她是个妓女吗？他回答说，口气镇定却有点不耐烦（似乎他预料到我会问这么个问题，甚至愿意我问）：“我不知道。这无所谓。”他说“这无所谓”的那种口气让我吃惊。那么冷漠，毫无感情——他在说：这和别人有什么干系，我是在说我。她对他说：“我看你很英俊，我愿意和你上床。”当然他是个英俊的男人，显得活泼敏捷，精力充沛，而又容光焕发。但那英俊的外貌却透着冷漠。他对她说：“这事我想这么干。我要和你做爱，好像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但你不可回应我的感情。你只准奉献性，而不许理睬我说的话。你答应做到吗？”她笑着说：“是的，我答应。”他们便去了他的住处。“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兴致的一夜，安娜。是的，我敢发誓，你相信吗？是的，你得相信我。因为我表现得就像我爱她，就像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一样。我甚至相信是这么回事。因为——你一定得明白，安娜，爱她只爱一夜，你可以想像，这是多么奇妙的事。于是我对她说我爱她，就像一个不顾一切爱得发狂的男人，可她却一再忘了自己的承诺。每过十分钟我就看出她的脸上表情在变，她像个受着男人抚爱的女人一样，回应着我的激情。于是我不得不停下来说：不，这可不是你所承诺的。我爱你，但你知道我不是当真的。但当时我确实当真了。那一夜我非常钟爱她，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但她老是回应我的爱，老是败坏这桩好事。于是我只好打发她走，因为她老是显示在爱着我。”

“她很气愤吗？”我问。（因为我在听他说的时候，感到很气愤，我知道他就是想让我感到气愤。）

“是的，她非常气愤。她用尽各种恶毒的词咒骂我。但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她骂我施虐狂、恶鬼——种种这样的词。但这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我们有约在先，她是同意了的，可她却一再失约，败坏了我的兴致。我是想在自己一生中，能够享受一次爱一个女人而不要她回报的这份感受。当然，那也无所谓。我告诉你这些，因为这对我来说无所谓。你能理解吗，安娜？”

“你后来还见到过她吗？”

“没有，当然没有。我回到原先搭上她的那条街，尽管我知道不会再见到她。我希望她是个妓女，但我知道她不是，因为她对我说过她不是。她在一家咖啡馆当招待。她说她很想恋爱。”

那天晚上，又过了些时候，他说起了下面的故事：他有个好朋友，画家B。B已结婚，但这场婚姻在性方面始终不如人意。（他说：“当然，这婚姻在性方面是始终不如人意的。”这句“性方面不如人意”听起来就像医生临床用语一样。）B住在乡下，村里有个女人每天来他家打扫房间。大约有一年左右，每天早上当B的太太还在楼上时，他便和这个女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有一次，德·席尔瓦下乡去拜访B，但他外出了，他的太太也不在。德·席尔瓦便在他家住下来，等他们回来，而那位打扫房间的女人也照常每天来。她告诉德·席尔瓦她和B睡觉已一年了，她爱上了B：“当然，我还配不上他，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太太不能令他满意。”“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安娜？那个说法，他的太太不能令他满意——这不是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是这样说的。”“那你倒说说看。”我说。但他歪着脑袋说：“不，我喜欢那个说法——那种热情。因此我也和她做爱，就在厨房的地板上，在他们铺在那儿的自家制作的地毯上，就像B一样和她做爱。我想这么干，因为B这么干过。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当然，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后来B太太回来了。她回来为B收拾整理房间，发现德·席尔瓦在他们的房子里。她很高兴见到德·席尔瓦，一则他是她丈夫的朋友，二则“她竭力想在枕席之外取悦丈夫，因为在床上她无法满足他”。德·席尔瓦足足花了一个晚上，想探听出她是否知道她丈夫与那女佣做爱的事。“随即我明白了她并不知道，于是我说：‘当然，你丈夫和那女佣人的风流韵事根本算不得什么，你不必耿耿于怀。’她气坏了。她又妒又恨，几乎发狂。你能理解她的感受吗，安娜？她不停地说：他每天早上都在厨房地板上与那女人睡觉。她不停地说着这句话：‘我在楼上看书的时候，他倒在厨房地板上与她睡觉。’”于是，正像德·席尔瓦说的，他尽了一切努力来劝慰她，平息她的情绪。不久B回来了。“我对B说了我所干的一切，他原谅了我。他的太太说要离开他。我想她会离开他的，因为他居然和女佣睡在‘厨房的地板上’。”

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听他回答时，我感到一股异乎寻常的寒意，一种百无聊赖的惊恐，在这种恐怖面前我完全陷于被动。）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这个？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此而已。”

他一面说着，一面微笑。那是一种发人深思，相当诡诈，却又令人愉快的兴致勃勃的微笑。我认出了这种笑容——它便是我的噩梦的本质，它便是我的噩梦中那个可怕的形象所露出的笑容。我真想逃出房间去。然而我没动，而是在想：这种本质，这种貌似理智的“我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或者“我想看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早已弥漫在空中，无处不有，持这种态度的人多得随处可见，它已成了我们共同的组成部分了。它是德·席尔瓦讲话中反复出现的那句话——“这对我来说无所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我和德·席尔瓦一起过夜。为什么？因为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对我来说，这件事要紧的一面，可能要紧的一面，已被推到远远的地方了。它属于那个神志正常的安娜，她在一片茫茫白沙的地平线上跋涉，我可以望见她的身影，却无法触及她。

对我来说，那一夜实在难熬，就像他那种饶有兴致却又冷漠超然的微笑。他显得冷淡，若即若离，心不在焉。这对他来说无所谓。然而，有时候他会突然变得像个凄苦可怜需要母爱的孩子。比起那种冷漠超然和好奇，我更关注这样的时刻。因为我一直在固执地想：当然这是他，而不是我。因为是男人造成了这些事情，他们造就了我们。而到早晨，想起夜间我那固执的想法，我那么一贯坚持的想法，我又感到这很愚蠢。因为，为什么事情就该如此呢？

早晨，我为他备了早餐。我感到了冷漠无情。我心若槁灰——感觉全身心已了无生气，已冰凉彻骨。我感觉他已抽去了我的生命。但我们仍非常友好。我感觉与他虽然友好却了无情意。就在分手之际，他说他会给我来电话，我回答说我再也不会与他上床了。他的脸色顿时大变，满脸是凶邪的恼怒。我想，在他对那个从马路上搭来的女孩说他爱她，而她回应他的情爱时，他的脸色也必定是这副模样。在她回应他的情爱时，他的脸色看起来就是如此——恼怒和凶邪。但我可不想瞧他这样的脸色。于是他又恢复了那种面具似的漠然的微笑，并且问：“为什么不？”我说：“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与我睡觉。”我本来指望他回答：“可你也根本不在乎。”而我也会承认这一点。没想到他却一下子变成了夜间某些时候那个凄苦可怜的孩子，他说：“但我很在乎，确实很在乎。”他确实几乎要捶打自己的胸膛来证明这一点——但他握紧的手在捶向胸膛的半途上停住了，我看得很清楚。而我又感受到了那个茫茫大雾的梦境的气氛——了无意义，感情上一片虚无。

我说：“是的，你并不在乎。但我们仍然是朋友。”他没有再说什么，径直下楼去了。那天下午，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不无恶意地说起我们都认识的一些人的两三件厚颜无耻、令人好笑的故事。我知道还有麻烦事在后头，因为我产生了忐忑不安的预感，但我想像不出究竟是什么事。后来他说出来了，说得心不在焉，几乎像与己无关似的：“我希望你今晚让我的一位朋友睡在你楼上的房间里。你知道，就在你睡的那一间的楼上。”

“但那是简纳特的房间。”我说。我不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

“你可以让她搬出来——但那也无所谓。随便哪一间。楼上的。今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就带她过来。”

“你想带一个女朋友来我家过夜？”我这么傻，刚才居然不明白他的用意。我很气愤，我本该早就明白他的意思。

“是的。”他淡淡地说，随即以那种冷冷的心不在焉的口气说，“好了，反正这无所谓。”说完便挂上了。

我站在那儿思索着。很快明白过来，因为我很气愤，便马上给他回电话。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想带一个女人到我家，这样你就可以和她睡觉？”

“是的，那不是我的朋友。我想从车站弄一个妓女过来。我和她睡在你头顶的房间里，以便你能听到我们做爱。”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问：“安娜，你生气了吗？”

我说：“要是你不想有意惹我生气，你就不会想出这样的事来。”

他随即孩子般地叫了起来：“安娜，安娜，对不起，请原谅我。”他开始呜呜地哭起来。我相信他是在用未拿话筒的手捶打自己的胸膛，或者以头撞着墙壁——不管怎么样，我听到了嘭嘭的捶击声，两种情况都可能。而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他打电话告诉我想带个女人到我家来，就是为着可以捶打胸膛和用头撞墙来收场，而打电话的目的也在这里。因此我马上挂上了电话。

然后我就收到了两封信。第一封冷漠、恶毒、傲慢——但首要的一点是，内容毫不相干，东拉西扯不切正题。这样的信在许多完全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写出来，内容可以各不相同。这种信的关键就在于毫无逻辑。两天后又是一封信，简直就是孩子般歇斯底里的大哭。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更让我心烦意乱。

我曾两次梦见德·席尔瓦，他便是以恶为乐原则的化身。在我的梦中他未加伪装，完全像在生活中一样，露着微笑却恶毒冷漠，怀有偏见。

摩莉昨天给我打来电话。她听说他遗弃了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没给他们留一点儿钱。他的家庭，那个富裕的大户人家，却接纳了他们。摩莉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劝说太太生第二个孩子，而她原本不想要。他的目的是想把她牢牢拖住，从而使他获得自由。然后他便溜来英国，我估计他原指望我帮他一把。可怕的是，要是我没有外出，我是会出力帮他的，我会将整件事信以为真，以为这可怜的僧伽罗人⁽¹⁹⁾的知识分子，无法挣钱谋生，只好离别妻子和两个孩儿，来到这收入较丰的伦敦的知识分子堆里找工作。我们真是太傻了，永远这么傻，一辈子傻定了，我们从来学不乖。我心里有数，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我还是不会有什么长进。”

我在大街上偶尔遇到B，我认识他已有些时日了，与他一起去喝咖啡。他十分诚挚地说起了德·席尔瓦。他说他曾劝说德·席尔瓦“对太太体贴一点”。B说他愿意出钱承担德·席尔瓦太太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要是德·席尔瓦许诺承担另一半的话。“那另一半他愿出吗？”我问。“噢，他当然不愿意。”B说，他那可爱而聪明的脸上充满歉意，并不单单为着德·席尔瓦，而是为着整个世界。“德·席尔瓦现在在哪儿？”我问，其实我早就知道问题的答案。“他马上要搬到乡下来，住在我隔壁。那儿有个他很喜欢的女人。那女人每天上午来我家打扫房间。她将继续打扫我们的房间，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她是个很不错的女人。”

“我很高兴。”我说。

“是的，我很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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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奎宁，抗疟药物，俗称“金鸡纳霜”，服用后病人常常会出现耳鸣、重听、头昏等症状，称“金鸡纳霜反应”。

(2) 马绍那人，马塔贝列人，均为津巴布韦的土著民族。

(3)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

(4)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女作家，真名叫玛丽·安·伊文斯。吉辛（1857—1903），英国作家，一生穷困潦倒，作品多反映伦敦下层生活。

(5) 马斯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认为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著作。

(6) 即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小说家，作品有自传体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

(7) 博塞特（1865—1920），德国宗教史家。

(8)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小说家，作品有《红与黑》。

(9) 肯辛顿，英国城市名。

(10) 双重标准指在性的问题上对男子宽对妇女严的双重标准。

(11) T. E. 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学者，以“阿拉伯的劳伦斯”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命加入阿拉伯军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12) 隆美尔（1891—1944），纳粹德军元帅。

(13)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

(14) 伊卡罗斯（Icarus），源出希腊神话，与其父一起以蜡翼粘身，飞离克里特岛，因飞得太高，蜡被阳光融化，坠爱琴海而死。

(15) 《推销员之死》，阿瑟·米勒创作的名剧，一九四九年首次上演，曾获普利策奖等六项大奖，该作家是美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之一。

(16) 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爵士歌曲作者和歌唱家。

(17) 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

(18) 梅费尔是伦敦西区高级住宅区，伦敦上流社会。

(19) 僧伽罗人：即斯里兰卡人。

自由女性Ⅳ

安娜和摩莉对汤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马莉恩离开了理查，安娜为此感到不安。

安娜在等理查和摩莉。时间已经很晚，差不多十一点了。白色房间里的窗帘已经拉上，她的笔记本都已放好，一只放着饮料和三明治的托盘也已备妥。安娜放松地坐在椅子上，因精神十分困倦而昏昏欲睡。她现在明白了：她连自己的行动也控制不了。当晚早些时候，她从阿尔佛半开的门望进去，瞥见罗尼穿着一身晨衣在里面。看来他已经搬进来住了，她应该把他们俩都撵走。她一直在想：这有什么大不了？她甚至想她和简纳特该收拾起东西搬出去，将公寓让给阿尔佛和罗尼，以避免吵架。这想法近乎荒谬，她对于自己有这样的念头也不感到惊奇，因为她觉得自己已近乎疯狂了。她所思索的事没一件使自己愉快。几天来，她一直在自己心中不带主观感情地回顾各种想法和印象，却发觉它们都不是她自己的。

理查说他会去摩莉的剧院接她回家。摩莉现在正出演一位风流寡妇的有趣角色，这位寡妇得从四个追求她的男人中挑选一个做丈夫，可他们却一个比一个更潇洒迷人。他们打算碰头商议一下。三个星期之前，马莉恩在汤姆那儿待得太晚了，就睡在楼上过去安娜和简纳特住过的那个空房间里了。第二天，汤姆对他母亲说：马莉恩在伦敦需要一个临时住所。她当然会付全部房租，尽管她只想偶尔住住。自那以来马莉恩只回了一次自己的家，是去取一些衣服。她住在楼上，事实上她已经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理查和她的孩子。然而，她又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离开家，因为每天早上，摩莉的厨房里总是上演激情规劝的一幕：马莉恩总是嚷嚷着说，她实在太不懂事，昨夜睡得太晚了，她今天就回家去照料家中的一切——“是的，真的，我保证，摩莉”——好像摩莉就是那位她应当对其负责的人似的。摩莉曾给理查打过电话，要求他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但他拒绝了。为了维持门面，他已雇了一位女管家，实际上是他的秘书琼接替这份差使。对于马莉恩的离去，他只会感到高兴。

随后发生了另外的事。出院以后从未离开过家的汤姆，跟着马莉恩去参加了一次与非洲某国的独立有关的政治性会议。会后自发举行了在该国驻伦敦总部门外大街上的游行示威活动。马莉恩和汤姆也跟着人群走，那些人大多数是些学生。人群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汤姆没有带上白手杖，外表上看不出他是个盲人，在告诫他“往前走”的时候，他站着没动，结果被捕了。马莉恩被人群冲散了，一时没在他的身边。她见到汤姆被捕，便歇斯底里尖叫着向警察冲上去。他们和其他十余人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第二天上午他们被处以罚金。报纸在醒目位置登载了有关“一位著名金融家的夫人”的报道。这一次，理查打电话给摩莉，摩莉便还以颜色，拒绝给他帮助：“对于马莉恩，你是不会伸一根指头相助的，你现在着急了，那是因为报界的追踪报道说不定会把琼的事抖落出来。”于是理查只好打电话给安娜。

在整个电话交谈中，安娜都非常克制地手握话筒，脸上挂着淡淡的一丝笑容，和理查唇枪舌剑，说着充满敌意的话。她感到好像自己被人左右着这样做，好像她和理查所说的话没有什么不同，好像他们所说的都是些疯话。

他不时地发怒：“这绝对是一出闹剧。秘密策划，那定是你们干的，想图谋报复。非洲的独立，简直是闹剧！还有自发游行示威。是你们唆使共产党员把马莉恩卷进去的，马莉恩很无知，她见到共产党员也识别不了。这都是因为你和摩莉存心在耍我。”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亲爱的理查。”

“你明知这是个笑话，公司总裁的夫人成了赤色分子。”

“这当然。”

“我非得让你被揭露出来不可。”

安娜想，为什么这件事如此令人害怕，原因便在于：倘若不是在英国，理查的愤怒将意味着许多人失去工作，或者坐牢，或者被枪决，而在这儿他只能发发脾气而已。但他反映出某些非常可怕的情况——而我却只能站在这儿作些无关痛痒的讽刺。

她嘲笑着说：“我亲爱的理查，马莉恩和汤姆都没有参与策划此事。他们仅仅是跟随在人群后面而已。”

“跟随在后面！你这话能骗得了谁？”

“事情发生时我正好在场。你难道不知道在这种特定时刻游行示威实际上都是自发的吗？共产党对年轻人已失去原先的吸引力了，而工党又看重自己的名声而不屑于组织这样的活动。因此，这次事件只是一伙年轻人去表达他们关于非洲或战争等等问题的看法罢了。”

“我或许早该知道你也在场。”

“不，你不必知道，因为那是偶发事件。我当时正从剧院回家，看见一群学生沿大街奔跑。我就下了公共汽车，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是看了报纸才知道马莉恩和汤姆也参加了游行。”

“那么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想干什么。这种红色威胁你自己能够对付。”

安娜搁下了电话，但她知道事情没有完，事实上她总得帮点儿忙，否则的话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摩莉不久打来电话，她听起来像生了场大病似的：“安娜，你得去看看汤姆，并劝他理智些。”

“你去劝过他吗？”

“事情就怪在这里，我甚至都无法去试。我不断对自己说——我再不能让马莉恩和汤姆变得仿佛是房子的主人，而我住在自己家里倒像个客人似的。为什么我该这个样子呢？但然后就发生了古怪的事情，我鼓起勇气去见他们——但你没法面对马莉恩，她不在。我发现自己在这样想：为什么不行呢？这又有什么要紧？谁会计较这样的事？我发现自己也满不在乎。我从剧院回来，在自己家中悄悄溜上楼，以便不打搅马莉恩和汤姆，连在自己家中都有点儿负疚感。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是的，遗憾的是，我能理解。”

“但让我害怕的是这一点——如果你真的用文字来描述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丈夫的第二任妻子搬进我的房子来住，因为不和我的儿子在一起她就没法生活，等等——这不仅仅是古怪，这是——当然，这和别的事毫无干系。你知道昨天我在想什么吗，安娜？我坐在楼上，像只老鼠一样安静，以便不致打扰了马莉恩和汤姆，我只想打点行装搬去别的地方，把这地方让给他们。同时想着我们的下一代会认真瞧着我们，他们会十八岁结婚，禁止离婚，严格遵守道德规范戒律等等，因为否则的话那种混乱状态实在是太可怕了……”说到这儿，摩莉的声音发抖了，她很快把话说完，“请你去看看他们，安娜，你一定得去，因为我什么也应付不了。”

安娜穿上外衣，拿起拎包，准备去“应付”。她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考虑过些什么。她站在自己房间的中央，心中空空如也像只纸袋，正准备去看马莉恩和汤姆，并对他们说——说点什么呢？她想起理查，他像往常一样大发雷霆，却仍无济于事；想起摩莉，她的勇气都化为了倦怠乏味的低泣；想起马莉恩，她的精神已超越痛苦，而陷入一种冷漠的歇斯底里状态；想起汤姆——这几个人中，只有汤姆她能够去看望，看那张双目失明却神情固执的脸，她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力量，但她说不上来那是股什么力量。

突然间她格格笑了起来。安娜听到了格格的笑声：是的，在汤姆试图自杀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来看我时，他就是这样格格笑的。多么古怪啊，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自己这么笑过。

汤姆当时那样格格笑的时候，他的灵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灵魂彻底绝望了——我猜想子弹射穿头部时汤姆是想杀死那个灵魂。多么奇怪啊，我居然会发出那么清晰而毫无意义的格格的笑！我去对汤姆说些什么呢？我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都是为着什么呀？我得去对马莉恩和汤姆说，你们再也不许装出对非洲民族主义很关心的样子，你们不是都很清楚，这完全是扯淡吗？

安娜又格格笑起来，笑这种事情的荒唐无稽。

那么，汤姆·麦斯隆会说些什么呢？她想像自己和汤姆·麦斯隆在一家小餐馆里相对而坐，她在告诉他有关马莉恩和汤姆的情况。他听了会说：“安娜，你对我说这两个人决定为非洲的解放而奋斗？为什么我该去关注他们的动机呢？”然后他便会大笑起来。是的，安娜能听到他那种深沉、圆润、发自腹部的笑声。是的。他会把手搁在膝盖上大笑，然后摇着头说：“我亲爱的安娜，我但愿会遇上你的这种麻烦事。”

想到麦斯隆会这么一笑，安娜感觉轻松多了。她急急抓过几份不同的报纸，这些是刚才想像和汤姆·麦斯隆的会晤后，受到启发而找出来的。她把报纸塞进拎包，便上街往摩莉家走去。她边走边想着导致马莉恩和汤姆被捕的那场游行示威。那和过去共产党组织的有秩序的政治性游行示威完全不同，和工党组织的集会也不一样。确实，那是不稳定的、实验性的——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像潮水一般涌过大街，来到那个国家的总部门前。没有人指点或控制他们。然后人潮围住了楼房，差不多试探性地喊了一些口号，似乎想知道喊声听起来效果如何。不久，警察便赶来了。而警察也有点迟疑不决。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安娜站在一旁看着：人群和警察骚动不安、游移不定的活动，有着内含的模式和动机。大约十来个或二十个左右的年轻人，脸上几乎带着同样的表情——都是一副毅然决然、坚定不移、视死如归的神情，他们采取的行动，只是有意要逗弄和惹恼警察。他们在警察面前一冲而过，或逼到他身边，靠得这么近，以致碰歪了他的头盔，或推撞了他的武器，似乎一切都出于偶然。他们会躲闪开，随即又冲回来。警察盯上了这批年轻人，他们一个又一个遭到逮捕，因为他们故意如此举动，非要让自己落入警察之手不可。被抓住的时候，他们脸上还显出一副成功得意之色。抓住的那一刻有几下反抗——警察便大胆地使用了暴力，脸上一时也凶相毕露。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学生继续呼喊口号，考验着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并不想向警察寻衅，而招致当局惩罚，他们与警察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并没有发生冲突。

汤姆被捕的时候，他脸上会是一副什么神色？安娜虽然没见到，心中却非常清楚。

她推开了汤姆房间的门，汤姆单独在里面，他立即便问：“是安娜吗？”

安娜差一点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是我？但她改口问：“马莉恩在哪儿？”

他回答得生硬又语含猜疑：“她在楼上。”他本来很可能会高声回答：“我不希望你去看她。”他那深沉而茫然的眼睛盯着安娜，几乎聚焦在她身上，以致她感到自己毫无遮蔽，感到了那种目光的凝重。然而那目光并不怎么准确，他那意欲阻止或警告的目光，稍稍偏离落在了她的左侧。安娜感到一阵歇斯底里般的冲动，她必须得往左边挪动一下，以进入他直接的视域，或者说根本就无所谓视域。安娜说：“我要上去，不，请别费心。”因为他差不多快要站起来，想要阻止她。她关上门，径直上楼往她和简纳特原先住过的那套房间走去。她在想，自己离开汤姆，因为她和他没有关系，没什么话可说，她要去见马莉恩，而对她也无话可说。

楼梯又窄又暗。安娜上楼来到刷白的干净的小小楼梯口。她一眼见到坐在屋内的马莉恩正低头读报。马莉恩见到她，愉快地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你看！”她大声说，得意地将报纸往安娜手中一塞。报上刊有马莉恩的照片，还有一行文字：“可怜的非洲人遭受如此对待，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那评论带有恶意，但显然马莉恩看不出来。她微笑着站在安娜背后，从安娜肩膀上方看着报纸，还不时顽皮地轻轻推安娜的肩膀，差不多是又愧疚又得意地扭动着身子。“我妈妈和姐姐们都气坏了，他们简直要发疯了。”

“这可以想像。”安娜冷冷地说。她听到自己冷冷的带批评意味的声音，看见马莉恩皱着眉头退缩到一旁。安娜在一把白布蒙罩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马莉恩坐在床上。她看起来像个胖女孩，或一位衣衫不整却还算健美的主妇。她看上去挺讨人喜欢，又善于卖弄风情。

安娜心里想：我到这儿来，原是想说服马莉恩面对现实的。什么是她的现实？是烈酒激起的颇令人敬畏的坦诚。为什么她不可以成为这个样子，为什么她不可以格格傻笑，碰歪警察的头盔，和汤姆共谋，来打发一生余下的日子呢？

“非常高兴能见到你，安娜，”马莉恩等了一会，见安娜没开口，便先说道，“你想喝点茶吗？”

“不用了。”安娜从沉思中惊觉过来，赶忙答道。但这已经迟了，马莉恩已走出房间，进入隔壁的小厨房。安娜跟了过去。

“这么一套可爱的小公寓，我真喜欢，你住在这儿是多么幸运，我简直就舍不得离开呢。”

安娜看着这迷人的小小公寓，低低的天花板，明净敞亮的窗户，一切都那么洁白、明亮、新鲜。里面的每件东西都令她痛苦，因为这些含着笑意的小房间里曾经充满她和迈克尔的爱，简纳特四年童年生活的欢乐，和她与摩莉日渐增长的友谊。安娜倚在墙上，看着马莉恩，后者在轻快地尽女主人之谊的同时，目光中却像蒙上一层歇斯底里情绪的阴影，隐在这种歇斯底里情绪背后的，是一种致命的恐惧：她怕安娜会送她回家，迫使她离开这处让她卸尽一切责任的、洁净的庇护所。

安娜突然变得心不在焉，仿佛心中的东西死了，或与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脱节了。她成了一副躯壳。她站在那儿，想着诸如爱情、友谊、责任、义务之类字眼，觉得它们都是些谎言。她感觉自己在轻蔑地耸肩。马莉恩看到安娜肩膀一耸，脸上露出了确确实实的恐惧，不由得叫了起来：“安娜！”这叫声无疑是在恳求。

安娜朝马莉恩笑了笑，她知道这笑毫无意义，并且在想，算了，这根本就没什么关系。她回到隔壁房间里坐了下来，心里仍是一片空虚。

不久马莉恩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既愧疚又有些傲然不服，因为她原指望安娜对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她手脚很重地放置茶匙和茶杯，想以此惹恼心不在焉的安娜。然后她叹息一声，把茶盘推开了，脸色也变得柔和了。

她说：“我知道是理查和摩莉让你来劝说我的。”

安娜坐在那儿默然不语，她觉得自己会永远默默地坐下去。随即她明白她总得开口说说话。她想，我该说些什么呢？准备开口说话的这人是谁呢？这多么古怪，坐在这儿，等着听某个人将说什么。她几乎是像做梦一样说：“马莉恩，你还记得麦斯隆先生吗？”（她想：我将说起汤姆·麦斯隆，这有多古怪！）

“麦斯隆是谁？”

“那位非洲领导人。你该记得的，你曾为了见他来看望过我。”

“噢，是的，那个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今天上午我在回想他的情况。”

“哦，是吗？”

“是的，我想起了他。”（安娜的声音依然平静而冷淡。她倾听着自己的声音。）

马莉恩开始显得清醒而痛苦。她在拉着一缕散开的头发，并把它们卷绕在食指上。

“两年前他在这儿的时候，曾经非常消沉。他用了好几个星期，想求见殖民事务大臣，却受到了冷淡。他非常清楚自己不久便会受到监禁。他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马莉恩。”

“是的，我相信。”马莉恩很快朝安娜随意地笑了笑，似乎在说：是的，你很聪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星期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很累，需要休息。因此我带他坐船去了格林威治。回来的路上他话很少。他坐在船上微笑，一直看着河的两岸。你知道吗，马莉恩，从格林威治回来，一路可见伦敦那些成片的高大建筑，给人的印象极深吗？那些郡政会大楼，一幢幢商业公司的高楼大厦，还有码头、船只和港区。还有威斯敏斯特教堂……”（安娜柔声说着，对于接下去要说的内容依然充满了兴趣，）“所有这一切都已存在好多个世纪了。我问他在想些什么。他说：白人定居者的到来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上次坐牢的时候我也没有灰心丧气——历史是站在我们的人民这一边的。但这个下午我感到大英帝国像块墓碑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建成一个能让公共汽车准点运行的社会？建成一个商业信函高效往返的社会或一个你可以信赖内阁部长们不会收受贿赂的社会？我们当时正经过威斯敏斯特教堂，我记得当时我在想：那些政治家们极少有人具有他一半的素质——因为他就像圣徒一样，马莉恩……”

安娜的声音沙哑了，她自己也听到了，因而想，现在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变得歇斯底里了。我和马莉恩、汤姆一样歇斯底里了，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点儿控制能力都没有。她想着，我用了“圣徒”这样的词——我神志正常的时候从来不用这个词。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她继续说着，声音高亢，近乎尖叫了：“是的，他是个圣徒。一位苦行僧，但并不神经质。我对他说，将非洲独立等同于公共汽车准时和商业信函整洁规范一类问题，想到这点真令人悲哀。他说这或许是有点悲哀，但他的国家就需要这样来衡量。”

安娜已在流泪。她坐在那儿哭，看着自己低泣。马莉恩身子前倾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充满好奇，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她。安娜抑制着自己的泪水，继续说：“我们在威斯敏斯特下了船，然后走过议会。他说——我猜他一定是想到了议会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政客——‘我实在不该投身政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各种各样的人几乎都偶然卷进来了，就像落叶被吸进尘暴之中一样。’然后他想了一下，接着说，‘我想很可能在我们获得独立之后，我会发现自己又被投入监狱。在革命的最初几年，我是不受欢迎的人。我对于向群众作演讲总感到不自在，而更乐意写政论性的文章。’后来我们进某家商店喝茶，他又说，‘不知为什么，我倒希望一生大半日子就在监狱中度过。’这便是他说的话！”

安娜的声音又沙哑了。她在想，我的天，要是我就坐在这儿观察自己，我可真要为这样的多情善感而感到恶心了。不错，我是在使自己恶心。于是她声音颤抖着大声说：“我们不应当贬低他所代表的事业。”可她心里想，可我说的每句话却都在贬低他所代表的事业了。

马莉恩说：“听起来他真了不起。但他们不可能都像他那样。”

“当然不一样。他有一位朋友——那人夸夸其谈，惯会蛊惑人心，还到处吃喝嫖赌——但他很可能成为首任政府首脑，因为他具备一切好品质，那就是平易近人，你知道。”

马莉恩大笑起来。安娜也笑起来。她们笑得很响，很放肆。

“还有另一位，”安娜继续说，（谁？她想，想必我不会说起查利·西姆巴吧？）“他是个工会领导人，名叫查利·西姆巴。他狂热，急躁，好斗，忠诚，——但最近他也垮了。”

“垮了？”马莉恩突然问。“你指的是什么？”

安娜想：是的，我一直来都想谈谈查利的事。事实上，或许刚才我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引出这个人。

“他崩溃了。但你知道吗，马莉恩，真正奇怪的却在于，他的身心崩溃的苗头事前没有一个人看出来？因为那儿的政治——他们惯用暴力，尽耍阴谋，充满忌妒和恶意——很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安娜停住了。马莉恩恼怒得皱紧了眉头。“马莉恩，你知道你的样子显得很恼火吗？”

“是吗？”

“是的。这是因为你一方面想着‘劳苦大众’，另一方面又得容忍非洲政治和英国政治多少有几分相像——尽管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马莉恩脸红了，随即笑起来。“继续谈他的情况吧。”她说。

“唔，查利开始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汤姆·麦斯隆争吵，后来和所有的朋友都闹翻了，他指责他们阴谋反对他。然后他开始给像我这样的人写些充满怨恨的信。但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本应了解的情况。后来我便突然接到了一封信——我把信带来了。你想读一读吗？”

马莉恩伸出了手。安娜将信交到她手里。安娜想：在我把这封信放入拎包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这信是份复写本。它同时寄给了好几个人。信的开头用铅笔写着亲爱的安娜几个字。

“亲爱的安娜，在我上一封信中我曾告诉过你那些针对我的阴谋，那些仇敌在策划谋害我。我以前的朋友都在反对我，他们在我的地盘上向人民发表演讲，说我是国会的敌人，是他们的敌人。而这时候，我偏生病了，我写这封信给你，请求你给我寄一些洁净的食品，因为我怕有人给我下毒。我病了，因为我发现我的妻子被警察和总督本人收买了。她是个很坏的女人，我一定得和她离婚。我先后遭到两次非法拘捕，因为孤立无援，我只得忍受着。现在我孤零零独自在家，屋顶上及四面墙外都有人在监视着。他们给我吃的是各种各样的危险食物，从人肉（死人的肉）到爬行动物，包括鳄鱼的肉。鳄鱼必将报复我。夜里我发现它的眼睛闪闪地瞪着我，它张开巨口穿过墙壁扑向我。快来救救我。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查利·西姆巴。”

马莉恩拿着信的那只手垂下了。她默默地坐着。然后叹了一声。她站起来，梦游似的走过来将信递给安娜，又回去坐下来，将身下的裙子抚平，拢起了双手。她几乎像在做梦似的说着：“安娜，昨晚我整夜没合眼。我不想回到理查身边去，我不想回去。”

“孩子们怎么办？”

“噢，这个我知道。但令人难过的是，我不在乎。我们之所以有孩子，是因为我们爱着男人。我认为是这样。你说对你来说并非如此，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千真万确。我恨理查，我真的恨他，我想我一定不知不觉恨了他好多年了。”马莉恩与刚才一样，像个梦游者似的慢慢站起来。她的目光扫过房间，搜寻着烈酒。在一大堆书的顶上有着一小瓶威士忌。她倒了半杯，握着杯子坐下来，慢慢地啜着，“因此，为什么我就不能留在这儿，和汤姆在一起？为什么不行？”

“可是，马莉恩，这是摩莉的家……”

就在这时候，楼梯脚下传来了响声。汤姆在走上来。安娜见马莉恩身子一颤，但随即控制住了自己。她放下威士忌杯子，用手帕很快揩了揩嘴。她全然忘了自己，脑中只有这个念头：楼梯很滑，但我不能去帮助他。

那坚定的摸索着的双脚慢慢地上了楼。它们停在了楼梯口，汤姆转过身来，摸索着墙壁。他随即走了进来。这个房间他不太熟，他因而收住脚步一只手抓住了门沿，他的眼光探向了屋子中央。然后他放开门走向前来。

“转向左边一点。”马莉恩说。

他转向左面，多跨了一步，以致膝盖撞上了床沿，他迅即转身以防跌倒，并坐下来，又碰撞了一下。这时他探询的目光扫了一下房间。

“我在这儿。”安娜说。

“我在这儿。”马莉恩说。

他对马莉恩说：“我想你该准备晚餐了。否则开会之前会来不及吃晚饭。”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大会。”马莉恩对安娜说，说得又快活又有些内疚。她遇上安娜的目光，做了个鬼脸，又忙把眼光移开了。这时候的安娜知道，或者不如说感觉到，摩莉要她向马莉恩和汤姆说的话，她都已说了。马莉恩对汤姆说：“安娜认为我们所做的事都错了。”

汤姆朝安娜转过脸去，他倔强的双唇翕动着。这是一种新的动作——双唇上下笨拙地翕动，似乎所有他不愿在失明中流露的疑惑都在这儿表现出来了。他的嘴，以前是他阴沉、坚定、克制的意志的标志，现在似乎成了他惟一失控的部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坐着，并张着嘴巴。在这小房间里淡淡的亮光中，他警觉地坐在床上，一个非常年轻、非常苍白、无力自卫的孩子，他的嘴是那样的易受伤害，惹人哀怜。

“为什么？”他问，“为什么？”

“事情在于，”安娜说，她又听见自己的声音，滑稽而干巴巴地响起，那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全然没有了，“事情在于伦敦到处都是冲来冲去攻击警察的学生。而你们两个都有着很好的条件可以学习任何东西，并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

“我想你来的目的是把马莉恩从我这儿带走。”汤姆说，他说得很快，显得火气很大，自他双眼失明以来谁也没听他说话用那样的口气，“为什么她该回到我父亲那儿去？你是要让她回去吗？”

安娜说：“哎，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出去度度假呢？这可以让马莉恩有时间考虑一下以后该怎么办。这也会给你个机会，试试自己能不能飞出这座房子，汤姆。”

马莉恩说：“我用不到考虑。我不会回去。那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我知道要是回到理查身边我就完了。”她眼中涌出了泪水，她站起来，躲到厨房去了。汤姆向她离去的方向转过头去听着，他脖颈里的肌肉都明显绷紧了，他在倾听她在厨房里的行动。

“你对马莉恩很好。”安娜轻轻地说。

“是么？”他说，听到这句话他感到欣慰。

“问题在于——你必须站在她的一边。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婚姻破裂了，要承受是很不容易的——这婚姻差不多相当你的年龄。”她站了起来，“我认为你不该对我们大家态度这么生硬。”她说，声音又轻又快，她自己也觉得惊奇，这听起来像在恳求。她在想：我并没有那种感觉，为什么我会那样说？他在微笑，显得有些害羞、悔恨，脸也红了。他的微笑朝向了她左肩后面某个地方。她移到了他目光投向的方位，心里想：现在我随便说什么，汤姆都会听取的，但她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汤姆说：“我知道你正在想什么，安娜。”

“那是什么？”

“在头脑深处某个地方你在想：我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个讨厌的福利工作者，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安娜宽慰地笑了起来，他是在和她打趣。

“是有点儿那种意思。”她说。

“是的，我知道你是在那样想。”他得意地说，“好了，安娜，自从我试图自杀以来，我一直在考虑那样的事，我想得很多，我的结论是：你错了。我认为人们需要别人对他们的关心和友爱。”

“你这话说得好。”

“是的，没有人真正相信那些大事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没有人？”安娜干巴巴地说，想起了汤姆曾参加的那次游行示威。

“马莉恩还在给你读报吗？”她问。

他微笑起来，像她一样干巴巴地说：“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反正都一样，这是事实。你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我说的是每个人。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想：但愿世上能有一个人我能真正对他说心里话，能真正理解我，能真正待我好。那就是人们真正，真正需要的，如果他们说心里话的话。”

“好了，汤姆……”

“啊，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在想我的脑子经过那件事情后受了损伤，也许是这样，有时候我自己也这样想，但我相信刚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那不是我一直在想的——你变了。我一直在想你对待你母亲的态度。”

安娜见他的脸涨红了——他低下了头，坐下来不吭声了。他做了个手势，那意思是：好啊，请让我单独待一会吧。安娜说了声再见便出去了，她走过马莉恩，马莉恩正背朝着她。

安娜慢慢地回家去。她不知道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接下去会发生些什么，但她知道有些障碍已经消除了，一切都将会有所改观。

她躺了一会儿，简纳特放学回来后，又照料陪伴女儿。后来她瞥到一眼罗尼，于是想起等会儿还有一场意志的较量。最后坐下来等待摩莉和理查。

她听见两个人走上楼来，便硬着头皮准备面对那必然的争吵，但结果根本就不必要。他们几乎像是朋友那样走进门来。很显然，摩莉早打定主意不再纠缠往事。同时，演完戏后她也没有时间使自己激愤起来，因此，她这时并没有一向激怒理查的那种火辣辣的脾性。

他们坐了下来。安娜去倒饮料。“我去看过他们了，”她报告着，“我觉得一切都走向正常了。”

“那你是怎么促成了这样了不起的转变？”理查问，他的话，而不是他的口气，很带点讥讽。

“我也不知道。”

一阵沉默，摩莉和理查互相看了一眼。

“我真的不知道。但马莉恩说她不会回到你身边。我想她说这话是算数的。我已建议他们出去到某个地方去度假。”

“但这建议我已经提了好几个月了。”理查说。

“我想，要是你让汤姆和马莉恩去哪儿旅行一次，并建议他们就你的某些事务顺便作些调查，他们是会去的。”

“这真是让我吃惊，”理查说，“你们两个想出这些我早就建议过的事，倒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建议一样。”

“但情况不一样了。”安娜说。

“你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一样。”理查说。

安娜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摩莉——而不是对着理查——说道：“这很奇怪。我到那儿去，去的时候心中一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我变得像他们一样的歇斯底里，我甚至哭了起来。这倒产生了效果。你能理解吗？”

摩莉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算了，我可并不理解，”理查说，“但我不介意。接下去又发生什么了？”

“你应该去看看马莉恩，把事情解决好——别老是指责她，理查。”

“我并不指责她，是她老在找我的碴。”理查显得很委屈地说。

“我觉得今晚你应该和汤姆谈谈，摩莉。我有种感觉，他愿意好好谈谈。”

“那样的话我这就走，可以赶在他睡觉之前和他谈谈。”

摩莉站了起来，理查跟着也站起了。

“我得感谢你，安娜。”理查说。

摩莉笑起来：“我敢肯定，下次又是老样子，恨得咬牙切齿。但这么彬彬有礼就这一次，也是愉快的。”

理查也笑起来——虽然不很情愿，但总是笑了。他挽起摩莉，两人下楼去了。

安娜上楼去看简纳特，在黑暗中，她坐在了正熟睡的孩子身边。她感到心头像往常一样涌起对简纳特的爱，但今晚她挑剔地审视这番感情：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毫无痛苦烦恼，并且不在拼命奋斗，一个人能对他人说的最动听的话便是他们在奋斗——但当我抚摸简纳特，我立即想到的是：好啦，对她来说命运将全然不一样。为什么应当如此？再不会老样子了。我会把她送入那样一种斗争，但那和现在我看她熟睡时想到的是绝然不同的。

安娜休息一会儿后起来，离开了简纳特的房间，关上门，在黑暗中站在了楼梯口。现在该是面对阿尔佛的时候了。她敲了敲门，把门稍稍推开，对着黑洞洞的门里说：“阿尔佛，你得搬走了。你明天一定得搬。”一阵静默，然后响起一个慢吞吞而听起来客客气气的声音：“我得说，我懂你的意思了，安娜。”

“谢谢，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她关上门，走下楼梯。多么容易！她想。为什么我会以为这很难呢？随即她的心目中便清楚地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阿尔佛手捧一束鲜花，走上楼来。当然，她想，明天他会竭力想让她改变主意，他会手捧一束鲜花，走上楼来，来讨好她。

她非常肯定，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因此午饭时她在等着。不出所料，他爬上楼来了，手中是一大束鲜花，脸上堆着令人厌烦的笑容，那是一心想讨好女人的男子的笑。

“献给世界上最好的女房东。”他喃喃地说。

安娜接过花，稍稍迟疑，随即将花摔在他的脸上。她气得浑身发抖。

他站着微笑，脸扭向一旁，一副受到不公正惩罚后的表情。

“好吧好吧，”他喃喃地说，“好吧好吧好吧。”

“滚出去。”安娜说。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气愤过。

他上了楼，很快她便听到他收拾东西的声音。不久他下来了，两手各拎一个小提箱。他的财产。他在世上拥有的全部东西。啊，多么令人伤心，这可怜的年轻人，他的全部财产就锁在这么小小的两只提箱中。

他留下所欠的房租——过去五个星期的房租，因为过去他总是拖欠。钱留在桌子上。安娜很感兴趣地注意到，她好不容易抑制住想把钱还给他的冲动。与此同时，他满脸厌恶，并显得十分疲倦地站在那儿：算啦，这个只知道榨钱的女人，还能指望她什么呢？

他这天上午一定是从银行中取出或从其他地方借来了这笔钱，这意味着他估计她是铁了心的，尽管他买了鲜花献给她。他一定这样想：买束鲜花送她说不定会有机会让她改变主意，我得试试看，花五个先令买花试一试还是值得的。

笔　记

［黑色笔记现在放弃了它起先划分为“来源”和“钱”两个部分的意图。它的纸页上贴着剪报，用糨糊粘贴并记有日期，年份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这些新闻每一条都与发生在非洲各地的暴力、死亡、骚乱、仇恨有关。笔记中只有一条是安娜手写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五六年九月：］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说是要拍摄一部有关马雪比旅店的那群人的电视剧。已经有了一个剧本，是别人写的。导演一直向我保证：“你看了剧本一定会满意，简直像你自己写的一样。”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始终没能读到那个剧本。我去看了电视剧的排演。那场景就在马雪比旅店外面铁路旁的花紫树下。我高兴地看到，导演将场景的气氛处理得很不错。随即我发现那“场景”原来就是实景：他居然将整个剧组拉到了中部非洲，在花紫树下实地拍摄，那儿甚至有这样的细节：白色垃圾堆中散发出酒一般的气味，灼热的阳光下到处可嗅到花紫树的气息。我看见摄影机装置在车上，车子开了过来。摄影机对准并横扫过那组等着表演的人群，这使我想起了机枪。表演开始了，我马上感到不自在起来。我终于明白了，导演对镜头、时机的选择，正改变着这个“故事”。拍成的影片上出现的情景将和我所记得的大相径庭。我无权利让导演和摄影师停下来。因此我站在一边，看着剧组的表演（其中有安娜，我自己，但不是我所记得的那个人）。他们说着我已记不起来的台词，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我心中充满焦虑。在这一切完成后，剧组人员开始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进马雪比旅店的酒吧喝上几杯，而摄影师们（现在我看出他们都是黑人，所有的技师都是黑人）则将摄影机推移并拆卸开（因为它们也都是机关枪）。这时我对导演说：“你为什么改动了我的故事？”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觉得他是有意改动，认为我的故事没什么精彩之处。但他看起来很委屈，也很吃惊。他说：“但是，安娜，你看到那些人在那儿，是不是？你看见我见到的一切吗？他们说那样的话，对不对？我只拍摄了那儿的实际情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认识到他是对的，而我所“记得的”也许并不真实。我有点心烦意乱，因此他说：“来喝上一杯吧，安娜。你不是看到了么，我们拍了什么这无所谓，只要我们拍了点东西就行。”

我将合上这本笔记了。要是苏格大娘要我为这个梦“定名”，我会说这是关于绝育症的。除此之外，自从我做了这个梦，我再也记不起玛丽罗斯是怎样转动她的眼睛的，或保罗是怎样哈哈大笑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有两条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笔记的结束。］

［和黑色笔记一样，红色笔记也全是剪报，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都是有关欧洲、苏联、中国和美国的事件。像同期有关非洲的剪报一样，这些内容大多是有关暴力的。凡是出现“自由”一词，安娜都用红色铅笔在下面划了线。在剪报终止的地方，她已经将划出的红线数目相加，“自由”一词总共出现六百七十九处。这段时期中她自己手写的记载只有下面的一条：］

昨天杰米来看我。他随一个教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刚刚回来。他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哈里·马修斯，原是位教师，辞了工作去西班牙作战。负了伤，因断了一条腿而住院十个月。在这段时间他反复思考了西班牙战争——共产党的卑鄙行径，等等，进而读了大量东西，并对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接踵而来的是通常的党内批斗，被开除出党，于是他便加入了托洛茨基派。又和他们发生争论，离开了他们。由于腿瘸了，不能再打仗，他便学着去教迟钝弱智的孩子。“对于哈里来说，不用说，世上没有什么笨孩子，只有不幸的孩子。”在整个战争期间哈里住在国王十字街口附近一间极简陋的小屋里。他多次表现出英雄主义的壮举，例如从受到轰炸并正在燃烧的楼房里救人等等。“他在那一带成了个传奇人物，当然，一到人们开始寻找那位救出某位儿童或某位老人的瘸腿英雄的时候，就到处找不到哈里了，因为，不用说，要是他凭这些事博取荣誉，他会瞧不起自己的。”战争结束时杰米从缅甸回来，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哈里，但他们争吵起来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而他，哈里，却是个卑鄙的托派分子，因此我们话不投机，吵了起来，闹个不欢而散，就此分手。但我心里倒是挺喜欢他的。”哈里过着双重生活。他的外部可见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他不仅在某个学校中教那些弱智孩子，并获得很大成功，而且他还邀请附近街区（一个穷困地区）的孩子每晚到他家中上课。他教他们文学，指导他们阅读，为他们作考试辅导。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每天执教十八个小时。“不用说，他把睡眠看做是浪费时间，他训练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就一直住在这简陋小屋，直到某位飞行员的遗孀爱上了他，要他去她的公寓住。在那儿他有两个房间。她有三个子女。哈里待她很和善友好，但若说她的生活现在一心一意是为他奉献，那么他的生活则完全奉献给孩子们，包括学校里的和邻近街区的。这便是他的外部生活。与此同时，他在努力学习俄语，还收集有关苏联的书刊、小册子、剪报等等。他在研究苏联，为自己构建起一幅苏联真实历史的画面，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幅自一九年起俄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图景。

大约在一九五年，杰米的一位朋友拜访了哈里，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杰米：“他总是穿一种丛林茄克衫，或是士兵的紧身上装，脚上一双凉鞋，留着军人的发型。他从来不笑。墙上有一幅列宁的画像——那当然是不用说的，还有一幅小一些的托洛茨基像。而那位遗孀则恭恭敬敬地在后面忙活。街上来的孩子们在他家进进出出，而哈里则在谈论苏联。那时他已能流利地说俄语，并通晓党内历史上从很早时候起的每次小型斗争和阴谋，更不用说那些血腥大屠杀了。而他干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安娜，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当然想得到。”我说，“他是在为那一天作准备。”“当然。这可真是破天荒第一回。这可怜的疯子早已设想好了——相信那一天终会到来，俄国的同志们会在同一时刻突然明白过来。他们会说：‘我们迷路了，我们没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前景不太明朗。但在那边，英国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区，有我们的哈里同志，他对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们将邀请他来，听取他的意见。’时间过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从哈里的观点看来，却是越来越好了。每次从苏联传来什么新的丑闻，哈里都会为之振奋。成沓的报纸在哈里的房间里已经堆到了天花板，并已漫溢到那位遗孀的房间里。他说起俄语来已像个俄国人一样了。斯大林死了——哈里点点头，心里想：这下用不了多久了。然后是苏共二十大：干得好，但这还不够。后来哈里在大街上遇到了杰米。因为过去是政治上的敌人，他们起先紧皱眉头，态度僵硬，但随即又互相点头并有了笑容。于是哈里带杰米去了那遗孀的公寓。他们一起喝茶。杰米说：“有一个代表团要到苏联去，我正在组团，你想去吗？”哈里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你想像一下吧，安娜，我坐在那儿，像个傻瓜一样，一边想着：哦，这可怜的托派分子，毕竟还是个好人，他对我们的丰饶之母⁽¹⁾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一直在想：我盼望的日子来到了。他一再问我是谁推荐了他，显然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我没有说破，告诉他这主意只是我自己刚刚想到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他居然相信是“共产党自身”不远千里从莫斯科召唤他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反正不管怎么样，尽量长话短说吧，我们一行三十位英国教师，就一起动身去了莫斯科。可怜的哈里是其中最快活的，他那件士兵的紧身上装的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各种文件和材料。我们到了莫斯科，他完全是一副热诚期待的神态。他对我们很友好，而我们都宽容地将此归因于以下事实：他其实很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些无足轻重之辈，但他决心不显露任何鄙夷之色。再说，我们大多数人以前都是斯大林分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日子以来，当遇见那些托派分子时，不少前斯大林分子都会有点儿负疚感。不管怎么样，代表团去工厂、学校、文化宫和大学，继续着一路簇拥鲜花的访问，更不用说那些演说和宴会了。而哈里就在其中，穿着紧身上装瘸着腿，一副坚毅的革命者的姿态，活脱脱是列宁精神的化身，只有那些愚蠢的俄国人没看出这一点。他们当然也喜欢他的极端严肃，但他们不止一次询问为什么哈里穿这么怪异的衣服，甚至，据我回忆，他们还问到他是否私下有什么伤心事。同时，我们昔日的友谊也恢复了，晚上我们就往往在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他越来越困惑地盯着我看，而且开始激动不安起来，但我仍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哦，就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根据日程安排我们该去出席宴会，和一些教师团体共进晚餐，但哈里不想去。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赴宴回来后便去看望他，他在房间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那条瘸腿就伸出在前面。他站起来迎接我，显得兴高采烈的，随即他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我看得出来，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于是他反复盘问我，并弄清了他之所以获邀参加代表团，仅仅是那天在街上相遇时我偶尔想起的主意。话一出口，我就想狠狠揍自己一顿了。我发誓，安娜，在我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能编出什么‘赫鲁晓夫亲自’邀请他之类的故事。他反复地说：‘杰米，你必须对我说真话，是你邀我加入代表团，这只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问了一遍又一遍。这真是令人讨厌。噢，就在这时候，俄方的译员走了进来，她是来看看我们当晚的事是否都已准备妥帖，并来道别的，因为第二天一早她将不再为我们送行。她是个约摸二十或二十二岁的姑娘，有一双灰色眼睛，留着金黄的长辫，长得非常漂亮。我敢说代表团的每个人都爱着她。她几乎要累垮了，因为整整二个星期陪伴照顾三十位英国教师参观博物馆啊学校啊什么的，可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哈里却突然觉得机会来了。他拉过一把椅子，便说道：“奥尔加同志，请坐。”那口气叫人没法回绝。我知道他接着会干些什么了，因为他正从身上口袋中掏出一份份文件资料，并一一放在桌子上。我想阻止他，可他只是朝着门点点头。哈里朝门点头，就是示意我出去。于是，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间，坐下来抽起烟，慢慢等着。那时差不多已是凌晨一点钟光景了。我们得在六点钟起床，以便七点钟坐车去机场。六点钟的时候奥尔加走了进来，她因困乏不堪而脸色苍白，并确确实实显得十分困惑不解。是的，这个词最贴切了：困惑不解。她对我说，“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觉得你该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哈里，我觉得他不大对劲，他兴奋过度了。”噢，我于是对奥尔加说了哈里加入国际纵队去西班牙作战的经历，他的英雄事迹，我还额外编造了两三件这样的事，奥尔加听后说：“是的，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很好的人。”她随之几乎要打出呵欠来了，于是赶紧告辞去休息，因为第二天她又得接待来自苏格兰的一个热爱和平牧师代表团。随即哈里进来了。他像鬼一样面容憔悴，精神沮丧，仿佛他生命的整个支柱都倒塌了。他对我说了一切情况，我则不断催促他快些，因为我们马上得动身去机场，自从昨天晚上以来我们都还没有更衣……”

哈里显然将身边的资料、剪报等都摊在桌子上，并从《火星报》⁽²⁾时代开始，讲述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奥尔加坐在他对面，竭力忍住呵欠，富有魅力地微笑着，保持着对于外宾应有的礼貌。她曾问他是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回答：“不，同志，我像你一样，只不过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对她讲起了那些充满密谋、智斗和英雄行为的岁月，没有遗漏任何东西。大约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她说：“同志，能不能原谅我出去一下？”她出去了，哈里坐在那儿想，她是去叫警察了，他们很快会来逮捕他，并把他流放去西伯利亚。当杰米问他若就此永远消失在西伯利亚，他会有何感受时，哈里回答说：“为了眼下这样的时刻，那也是值得的。”因为那时候他肯定已经忘记了他是在对译员奥尔加说话，一位漂亮的二十岁的金发姑娘，她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独自照料着寡母，并正打算第二年春天和《真理报》的一位记者结婚。那时候他觉得是在对着历史侃侃而谈。他心醉神迷而又软弱无力地等待着警察来把他抓走。谁知奥尔加回来时，却带来两杯从饭店里订来的热茶。“那旅馆里的服务糟得没法说，安娜，因此可以想像他坐在那儿等着被捕，已经等上好一会儿了。”奥尔加坐了下来，把他的茶推给他，并且说：“请继续说吧，很抱歉打断了你的话。”不久之后她便睡着了。哈里刚刚讲到斯大林策划了对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杀。显然，哈里坐在那里，一句话刚说一半便停住了，他望着奥尔加，她油亮的辫子从那弯垂的肩膀上滑下来，她的头也歪倒在一边。他只好将所有的文件都收拾起来，并把它们放好了。然后他非常轻柔地唤醒了她，并因为让她感到厌倦而向她道歉。她为自己的失礼而羞惭不已，不过她解释说，尽管她喜欢译员这项工作，接待一个又一个代表团确实很辛苦，“况且，我母亲体弱多病，晚上我回到家还得干家务。”她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向你保证，等我们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将斯大林时期强加的种种歪曲作了必要修正，并重写了党史，我一定认真的读读党史。”显然，奥尔加因自己失礼而非常局促不安，这倒使哈里很感过意不去。他们又互相宽慰了好几分钟。然后奥尔加告辞，并去见杰米，说了那番他的朋友兴奋过度的话。

我问起杰米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得赶紧更衣，收拾行装，后来便坐飞机回来了。一路上哈里默不作声，满脸的不快，但别的倒没有什么。他特别向我道谢，因为我让他加入代表团：他说这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上星期我去看过他。他最终和那位遗孀结了婚。她已怀孕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能说明点儿什么。”

［在这儿两条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红色笔记结束。］

［黄色笔记继续：］

一、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女人，渴盼着爱，遇上一位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所谓年轻，或许不仅指年龄，更多是指感情体验；或者说指他的感情体验的深度。关于这位男人的禀性，她不断地欺骗自己；而对于他，这仅仅是又一次逢场作戏而已。

二、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男子用成熟的话语，即感情成熟者的话语，赢得了一位女子。她渐渐领悟到，这些话语出自他头脑中某种观念，而和他的感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的感情还只停留在十来岁的少年阶段。然而，知道这一点后，她仍不由自主受到感动，并为男子的话语所倾倒。

三、一则短篇故事：

最近从一篇书评中读到：“又一桩不幸的风流韵事——女人，甚至那些最优秀的，往往会爱上与她们很不般配的男人。”这篇书评当然是男人写的。而事实是，“好女人”爱上“很不般配的男人”，要么是因为这些男人已经决定了她们的姓氏，或是因为她们具有一种模糊不清、有生俱来的素质，无法为“好的”或“优秀的”男人所接受。通常所谓的好男人已经不复存在，没有再现的可能了。这故事讲的是我的朋友安妮在中部非洲的经历：一个“好女人”嫁了个“好男人”。他是个公务员，为人可靠，做事负责，私下里还喜欢写些蹩脚的诗句；而她偏偏爱上一位酗酒成性又贪女色的矿工。那矿工没加入工会，其他人也一样，包括经理、职员和矿主自己。他总是从一个小矿转到另一个小矿，都是些朝不保夕的、眼看不是发点小财便是破产的小矿。当某个小矿亏损或卖给大公司了，他就离开那儿。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和他们两个在一起。他刚从坐落在三百英里外的荒野的某小矿赶回来。她守在那儿，胖胖的，脸红红的，昔日的标致少女如今已成胖大嫂了。他打量了她一番后说：“安妮，你生来就该是个海盗婆。”我记得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这实在荒唐可笑：在城市近郊的小屋里说起海盗，海盗与那位好丈夫以及安妮又会有什么关系呢？这位好妻子，因为与这位浪荡矿工的——与其说偏重肉欲倒不如说更重想像——风流韵事而感到了愧疚。然而我记得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是那么快活地瞧着他。好多年后，他因酗酒而死。在多年未通音讯后，我收到了安妮的来信：“你还记得某某吗？他死了。你是理解我的——我的人生已失去意义了。”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英国境内，会是：一位住在近郊的好妻子，爱上一位毫无希望的出入咖啡馆的流浪汉，此人声称他将从事创作，也许有朝一日他会写点儿什么。但关键不在这里。这故事若是从那位极其体面且有责任感的丈夫的角度来写，便实在无法理解那个流浪汉何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

四、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健康的女性，爱上一个男人。她发现自己患病了，那是她从未有过的病症。她渐而明白了，不是她在生病，而是那男人患了病，她不是从他的言行中，而是从他的病如何传染给她这一点上，弄清楚了这种病的性质。

五、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女人不由自主陷入了情网。她感到幸福。然而，在半夜里，她醒过来了。那个男人惊跳起来，仿佛处于危险之中似的。他说着：不，不，不。然后，又清醒了，控制住自己。他慢慢地躺下，什么话也没说。她想问：你在对什么说“不”？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恐惧。但她没有问。她又沉沉入睡，并在睡梦中哭了。她醒了过来，见他仍醒着。她急切不安地问，那是你的心在跳吗？他阴沉沉地说，不，那是你的心在跳。

六、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正两情相悦。她是出于爱的饥渴，他却只图有个宿处。一天下午，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得出去看看——”但在她听着那番冗长的具体解释时，她知道这不过是借口，因此心中十分失望。她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却突然高声大笑起来，寻衅似的说：“你真够开放的。”她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开放？我可不会守住你不放，别让我成为那种美国女人。”他很晚才回来，上了她的床，她刚醒来，便凑近他。她感觉他的两臂审慎而有节制地围着她。她知道他并不想做爱。尽管他在她胯下频频摇动（这幼稚的动作令她很生气），但他的阳具软绵绵的。她没好声气地说：“我太困，想睡了。”他停下不动了。她感到不好受，怕伤了他的心。猛然间她觉得他的阳具勃起了。她很感惊愕：就因为她拒绝，他竟非要做爱不可了。但因为她确实爱他，因而便凑了过去。云雨过后，她知道，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完成了一件事。她凭直觉，尖刻地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刚才是在和别人做爱。”他立即说：“你怎么知道？”随即，就好像他没有说过“你怎么知道”似的，他说：“我可不是和别人做爱。这只是你的想像。”后来，因为她始终不吭声，显得紧张痛苦而可怜，他赌气地说：“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你得明白，我不把它当一回事。”这最后一句话使她觉得自己受了贬抑，如遭毁灭的打击，仿佛她已不再是个女人了。

七、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四处流浪的男人偶然来到一位他所喜爱并需要的女人家中。他是情场老手，见识过许多渴求爱的女人，通常他约束着自己。但这次他诉说的话，他显露的感情却若即若离，因为他一时需要她的柔情。他与她做爱，但对他来说，这番颠鸾倒凤与他以前经历过的上百次寻欢作乐没什么不同。他意识到他原只求有个暂时的安身之处，现在却受了羁绊，落入他最怕的处境：一个女人对他说，我爱你。他赶紧与她一刀两断。以朋友的身份分手，并庄重地说了再见。他一去不回。在日记中写道：离开伦敦。安娜颇多责备。她恨我。算了，这事让它去罢。几个月之后，日记中记载的另一条，既可以读做：安娜结婚了，很好。或者读作：安娜自杀了。可惜，一个好女人。

八、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女艺术家——画家，作家，究竟是什么无所谓——独身生活着。但她的全部生命都是为着一个不在她身边的男人，她一直在等着他。比如说，她的公寓很大，她的心中老是晃动着那个将进入她生活的男人的身影。于是不再画画或写作，然而在她的心目中她仍是“艺术家”。最后有一名男子进入了她的生活，那人也是个什么家，只是还没有真正成为艺术家。她作为“艺术家”的个性影响着他，他从中汲取营养，模仿创作，仿佛她是向他提供能源的电动机。最后他渐渐成熟，成了真正的艺术家，而她灵魂中的那个艺术家却已死去。一旦她的艺术生命已经枯竭，他便离她而去，他需要具有艺术家素养的女人，为的是从事创作。

九、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美国的“前赤色分子”来到伦敦。他没有钱，没有朋友，他的名字上了影视界的黑名单。伦敦的美国侨民，或毋宁说，伦敦的美国“前赤色分子”侨民，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最早批评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的人，而他们要过三四年后才敢作那样的批评。他去找他们请求帮助，他觉得既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们会忘了以前的仇隙。但他们对他的态度，依然如当年他们是本分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时一样：他依然是一名变节者，尽管他们的态度早已改变，尽管他们现在还因为自己未能早一些脱党而常常捶胸顿足地后悔不已。一种谣言开始在他们之中传播，某个以前曾固执地拒绝批评，现在却歇斯底里地捶胸顿足的党员，散布谣言说这位新来的美国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这些侨民们宁肯相信这条谣言，拒绝给予他任何友谊和帮助。在排斥这位同胞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地大谈什么俄国的秘密警察，反美调查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以及一些前赤色分子中的告密者等等。这位新来的美国人自杀了。他们随即坐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政治事件，从中寻找厌恶他的理由，以求摆脱内心的愧疚。

十、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由于某种精神状态，丧失了时间感。显然，用电影可以绝妙地表现这种事。而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写这个题材，因此想它也没有什么用。但我仍不由自主地构思着。某个人丧失了“现实感”。正因为这样，他却拥有了比“正常的”人们更深切的现实感。今天戴夫随意地说了一句：“你的那个人，迈克尔，他抛弃了你，但你不该让自己受这事的影响。要是你就因为那些愚蠢得不要你的人而弄得自己心灰意懒，你还算个什么人呀？”他说这话好像迈克尔现在还在拒绝我，而不是许多年前的事。当然他是在说他自己。一时间他也成了迈克尔。我的现实感晃动起来，支离破碎了。但有些很清楚的东西依然存在，没有改变，那是某种启示，尽管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评论属于蓝色笔记，不属于这一本。）

十一、一则短篇故事：

两个人在一起，相互间不论是什么关系——母子、父女、情人，那都无所谓。其中一个极为神经质。这神经官能症患者将他的或她的病症传给另一位，那一位取而代之，结果患者痊愈了，而健康者反而病了。我记得苏格大娘给我讲过某个病人的故事，一位年轻人来找她治病，他断定自己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症，可她检查不出他有什么病。她请他把自己的父亲带来。全家人一个又一个，先后五个人来到她的诊察室。她发现他们全都正常。后来那位母亲来了。她外表看来“正常”，实际上有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将病症遗传给家人，尤其是她的小儿子，以此维持自己的平衡。最后苏格大娘为那位母亲治疗，尽管把她请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那位最先来的年轻人，很快感到身上的压力消除了。我记得她说过：是的，经常是这样，那位全家或整个团体中最“正常”的成员，才是真正的患者，但只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性格，他们倒挺过来了。而性格软弱的，则传承了他们的病症。（这类评论属于蓝色笔记，我必须把它们分开。）

十二、一则短篇故事：

有一位丈夫，对妻子不忠实，这倒并不是他爱上了别的女人，而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对于婚姻关系的独立性。有一次他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回家，尽管一心想谨慎保密，却“意外地”因某事而泄露了秘密。尽管他自己未意识到，这“意外的事”——香水，口红，或忘了洗去做爱后的味儿等等，正是他为什么会泄密。他想对妻子说：“我不再属于你。”

十三、一部中篇小说：可称之为《摆脱了女人的男人》

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单身汉，或许结过婚，不久妻子死了，或是离了。若是个美国人，那他是离异了，但若是英国人，那他是把妻子藏在什么地方了，他甚至会和她住在一起，合住一座房子，但没有真正的感情关系。到五十岁时，他已有过数十次的风流韵事，其中三四次算是比较认真的。在这认真的几次中，女方都希望与他结婚，她们留恋不舍，虽未正式成婚，却都曾与他像夫妻一样生活过。但到了眼看非要娶她们不可的紧要关头，他就将她们甩掉了。到了五十岁的年龄，他身子淘空了，很为自己的性能力忧虑，却仍有着五六个异性朋友，她们都是他以前的情妇，现在都已嫁人。他与六个家庭的女主人有染，却在这些家庭中被视为老朋友。他像个孩子似的依赖女人，变得越来越迷茫无知，不会办事，于是常常打电话给随便哪个女人，请她们帮他干事。外表看来他衣冠楚楚，谈吐诙谐，明智机灵，给比他年轻的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两个星期都不能忘怀。他与女孩子和相当年轻的女人惹些短时间的风流事，随即便回到年纪大些的女人那儿，她们会像保姆那样体贴他。

十四、一部中篇小说：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已经结婚或维持了长期的关系，私下里在看对方的日记，在日记中（两人都觉得这是面子攸关的大事），他们对对方的看法都写得极为坦率。两人都知道对方在读他/她所写的东西，但有一阵子他们还是写得比较客观。然后，他们开始渐渐写些虚假的东西，起先是无意识的，后来则有意为之，以便影响对方。到了一定时候，每人都写起了两本日记，一本是自己看的，小心锁起来，第二本则是给对方读的。后来其中一人说漏了嘴，或是说错了，另一个便指责他/她偷看了秘藏的日记。随之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从此两人便分道扬镳，再不来往。这并不是因为原先那本日记——“我们都知道对方在读那些日记，那没关系，但你怎么能那么不诚实，来偷看我私下的日记！”

十五、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美国男人与一位英国女士。她根据自己的全部理解和感情，一心想着自己被对方占有和消受。而他根据自己的全部理解和感情，一心想着自己为对方消受。他把自己看做是供她寻欢作乐所需的工具。感情上出现了僵局。于是他们探讨这个问题，这场围绕对性的感情和理解的探讨，最后成了对两个不同社会的比较。

十六、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两人在性方面因精于此道而颇感自得。他们很少遇上经验同样丰富的人。但忽然两人都因厌恶对方而感到苦恼，而细加审察的话（要不是善于自我审察，他们就算不了什么），这种厌恶竟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厌恶。他们找到了各自的镜子，仔细看了看，扮了个鬼脸后便互相分手了。当再次相遇时，他们互相有一种扭曲的确认，在这基础上两人成了好朋友，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扭曲的颇具讽刺性的关系变成了爱。然而，由于最初那段经历，他们最终没有感情，爱情也夭折了。

十七、一部中篇小说：

一对浪子荡女相遇在一起。他们的苟合呈现以下颇具讽刺的模式。他先勾引她，她经验老到，故显矜持审慎，却渐显情意。而待她情深意浓，愿委身于他时，他却斩断情丝，对她不再眷恋。她感到受了伤害，好不难受，便投向另一男人的怀抱。但在她另就之际，那位浪子又发现她十分迷人，富有魅力了。但鉴于他是在得知她和别人同床共枕了后激起热情的，她便对他冷若冰霜，因为他的激动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她委身了别人。但后来她回心转意了。就在她对他的情意又趋浓烈之时，他却再次冷淡下来，转而勾搭了另一女人，她则投向另一男人，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不已。

十八、一则短篇故事：

和契诃夫的《心肝宝贝》同主题。但这里的女主角并不是改变自己以适应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男人。她改变自己，只不过是对一个心理和感情反复无常的男人作出反应。于是在一天之中她表现出六七种不同的个性，或与那男人相对立，或与那男人相谐和。

十九、写作的浪漫派：

一伙人兴致勃勃地外出度周末之夜，他们是想入非非的一伙，真诚的朋友，巴迪、戴夫和迈克。天正下雪。很冷。纽约，这座城市中的城市正处在冰天雪地中。对我们来说冷是千真万确的。巴迪，这个傻大汉，独自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搔着自己的裤裆。这位空想家巴迪，乌黑的眼睛忧郁地注视着什么。他常常会在我们面前手淫，显出无意识的清纯，那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清纯。此刻他站在那儿，灰暗的弯垂的肩膀上已积了一些白色的雪片。戴夫上前抱住并摔倒了他，戴夫和巴迪一齐倒在没有危险的雪地上，巴迪喘着气。戴夫的拳头捶击着巴迪的肚子，啊，真是好朋友之间真诚的友爱，这才是真正的周末之夜，在曼哈顿寒冷的摩天大楼脚下一起玩乐，这才是高尚忠诚的好朋友之间的真正的友爱。巴迪冻得迷迷糊糊了。“我喜欢这家伙。”戴夫说，这时巴迪四肢摊开躺在地上，已不再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也不复知道这城市的苦恼哀伤。而我，迈克，一个独行者，才十八岁，却常常感到孤独；我心事重重地站在一边，看着我的两个好伙伴戴夫和巴迪。巴迪苏醒过来。唾液斑驳了他死人般的嘴唇，他的气息透入了唾沫般白色的雪堆。他坐了起来，喘着粗气，看到戴夫两臂抱着膝盖，那双纽约人特有的忧郁的眼睛中满含着爱，正凝视着他。他那汗毛浓密的左拳伸到下巴边，一拳击出去，戴夫仰天倒了下去，倒在冰冷彻骨的雪地上。巴迪大笑，巴迪坐着哈哈大笑，等着对方回击。这家伙可真像个疯子。“你想干什么，巴迪？”我说，独行者迈克还是喜爱他真正的朋友的。“哈哈哈，你没见到他脸上的表情吗？”他说，并抓着胯部气喘吁吁地打了个滚。“你没看见吗？”戴夫喘着气，恢复了活力，他呻吟着翻个身，坐了起来。然后戴夫和巴迪便打了起来。真正的交手，快活地笑着，大笑着，直到两人都倒在雪地里。而我，迈克，说话飞快的迈克，站在一边，觉得既快活又伤感。“嗨，我喜欢这混蛋。”戴夫一边喘着气说着，一边出拳往巴迪的上腹部打去。巴迪忙用手臂挡开，叫着：“天哪，我真喜欢他。”但我听到了冰冷的人行道上传来了音乐般美妙的高跟鞋的声音，便赶紧说：“嗨，伙计们！”我们站着恭候。她来了，罗茜，从她租的昏暗卧室，踩着橐橐声妙如音乐的高跟鞋走过来。“嗨，伙计们。”罗茜说，甜甜地微笑着。我们站着观看。我们此时都有些遗憾，看着身材丰满骄傲得意的罗茜，带着女人的忸怩作态走过人行道，还抖动她圆滚滚的屁股，那阵阵抖动往我们心中传递来希望的讯息。随即巴迪，我们的伙伴巴迪，离我们而去，他迟迟疑疑的，愁苦的眼光对望着我们落魄失神的眼睛：“我爱她，伙计们。”他撇下了两个朋友，两手握拳的戴夫和说话飞快的迈克。我们伫立着，看我们的朋友巴迪，命中注定似的，朝我们点点头，便跟着罗茜走了，他单纯的心合着她美妙的高跟鞋声的节奏跳动着。神奇的时光之翼拍打着我们的心，雪花飞旋，漫天皆白，时光将卷着我们大家，尾随我们的罗茜们，直至生命的终点，直到木板房里举行葬礼。看到我们的巴迪向前走去，走进无法追忆的命定的雪花之舞中，看雪花在他衣领上添上干巴巴的诗行，那感觉真是既悲哀又美丽。我们那一刻所怀有的对他的爱，是至高无上，难以限量的，也是真诚而严肃的。我们满脸悲伤，全然忘了时间。我们怀着对他的爱，转身离去。只剩我们两个好朋友了，风吹动我们少年人的外衣，拍打着我们洁净的双腿。那时候，戴夫和我——迈克，十分沮丧，因为悲剧的征兆之鸟已经碰触我们珍珠般的灵魂，他——戴夫，我——迈克，那时候对待生活都有些愚蠢。戴夫慢慢搔着他的胯部，像猫头鹰那般搔抓着，这位纯朴的戴夫。“天哪，迈克，”他说，“有朝一日，你该为我们大家写一写这些。”他结结巴巴地说，激动得话都不甚清楚，而不是说话飞快，“你会写的，嗨，伙计，是不是？写在这白雪遍地的曼哈顿人行道上，写我们的精神如何沦落，资本主义金钱的地狱恶犬如何紧盯在我们脚跟后面？”“哎呀，戴夫，我爱你。”当时我这样说着，我的男孩子的心灵里充盈着爱。我于是给了他一拳，直对着他的下颌骨，一边结结巴巴诉说着对这世界的爱，对我的朋友们的爱，对所有的名叫戴夫、迈克和巴迪的人们的爱。他一下子跌倒了，随即我，迈克，抱起他摇着：宝贝，我爱你，这就是蛮荒丛林般的都市里的友谊，年轻人的友谊。多么纯洁真诚。寒风不停地刮着，将命运注定的雪花，卷到我们充满爱的纯洁的肩头。

如果我的写作又回到拙劣的模仿中，那么该是搁笔的时候了。

［这儿有两条黑线，标志着黄色笔记结束。］

［蓝色笔记继续，但无日期：］

有人听说楼上的房间空着，便给我打电话询问此事。我一直说我不想出租房子，但我手头正缺钱。两个经商的女孩来看过房子，她们是从阿尔佛那儿听说我有一个空房间的。但她们一来我就意识到了我不愿租给女孩子。简纳特和我，再加两个女孩，一套公寓里尽是女的，我不愿那样。后来有几个男人来过，其中有两位一来便制造这样的气氛：只有你和我住在这套公寓里。因此我立时便打发他们走了。另有三个遭了难，无家可归，正需要人照顾，我明白若让他们住进来，不出一个星期我便会不由自主地照料他们。因此我决定房间不出租了。我打算找个工作，换一套小一些的公寓，随便怎样的都行。与此同时简纳特一直在提出各种问题：真遗憾阿尔佛不得不离开，我希望我们会再找到像他那么好的人等等。然后她突然说，她想住到寄宿学校去，白天与她一起上学的一个朋友已经住进了寄宿学校。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想有伙伴一起玩。我顿时觉得很伤心，拒绝了她的要求，但随即又为此而恼恨自己。我对她说我会好好考虑的——考虑一下钱这个实际问题。但我真正想考虑的却是简纳特的性格，怎么做对她更有利。我经常想，假如她不是我的女儿（我不是指血缘关系，而是指她是我抚养大的），她会成为可以想像的最循规蹈矩的女孩子。而她就是那样的人，尽管表面上有点标新立异。虽则住在摩莉家中受到影响，虽则我和迈克尔的漫长罗曼史及后来的离异对她十分不利，虽则她是这场人所共知的“破裂婚姻”的产物，但在我眼中，她仍是个迷人的恪守传统的聪明的小女孩，她的本性注定了她的生活将一帆风顺。我几乎要写下：“但愿如此。”为什么？对于那些从未涉足蛮荒地带、未亲身尝试过的人来说，我可没有时间奉陪这种试验，但若是自己的孩子，一想到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我可受不了。当她以现在这种任性可爱的神情说“我要去寄宿学校”，想如同大人一样振翅飞翔的时候，她所说的话的真正含义是：“我想做个普通的正常的孩子。”她是在说“我想摆脱这种复杂的气氛”。我想这是因为她必定意识到我越来越消沉。确实，和她在一起时，我竭力在排斥那个百无聊赖又提心吊胆的安娜。但她一定感觉到那个安娜的存在。当然，我为什么不愿她去寄宿学校，原因便在于她能促成正常的我。和她在一起我就不得不显得单纯、负责而又温柔亲切，因此，正是她将我牢牢固定在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位置上。但一旦她去了学校……

今天她又问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寄宿学校？我想和玛丽（那是她的朋友）一起去。”

我对她说我们得离开这套大公寓，换一套小点的，我得找个工作，但不是立即便搬。有家电影公司第三次购买了《战争边缘》的改编权，但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也不希望有什么结果。要是我相信影片会拍成，我也不会同意卖出改编权了。这笔收入可以维持一段日子的简朴生活，甚至可包括简纳特上寄宿学校的费用。

我一直在了解一些教育思想比较进步的学校。

对简纳特说起这些学校，她说：“我只想进一所普通的寄宿学校。”我说：“传统的英国女子寄宿学校都不普通，它们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她说：“我的意思你很清楚。再说，玛丽也要上寄宿学校了。”

简纳特再过几天就要离家了。今天摩莉打电话来，说城里有个美国人想找间房子。我说我不想出租房子。她说：“但你独自住着那么一大套公寓。而且你又不必与他见面。”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她说：“哎呀，我觉得这可真有点厌恶社交了。出了什么事啦，安娜？”这句出了什么事啦打动了我。这确实是厌恶社交的表现，而我并不在乎。她说：“发发慈悲吧，他是个美国的左翼人士，没有钱，又上了黑名单，而你住那么一大套公寓，房间都空着。”我说：“要是他是个在欧洲游荡的美国人，他可能在写美国的史诗性小说，他可能在接受心理分析治疗，他可能有过那种痛苦的美国式婚姻，而我将不得不听他倾诉他的倒霉事——我指的是他的种种问题。”但摩莉一点也没有笑，她说：“如果你不注意，你会变得像那些退党的人一样。昨天我遇到汤姆，他在匈牙利退党了。在许多人心目中，他一向是个非官方的模范人物。可现在他已完全变了。我听说他把自己家的出租房的租金提高了一倍，他不再当教师，而在一家广告代理公司里供职了。我打电话问他，对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竟回答说：‘我早就被看做是一名吸血鬼了。’因此你最好注意一点，安娜。”

既然这样，我说那个美国人可以来，只要我不必见他。摩莉听后说：“他人不错，我见过，很粗鲁莽撞，又固执己见，不过他们都是这样。”我说：“我认为他们倒不是粗鲁莽撞，那是过去对他们的成见。现在的美国人既冷静又明哲保身，他们用酒杯或冰块将整个世界与自己隔开。”“嗬，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这样吧。”摩莉说，“我现在太忙，没时间和你多谈。”

事后我回想自己说过的话，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直到说出了口，我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但那是确实的。是的。他们是有点粗鲁莽撞吵吵嚷嚷，但更多表现得愉快而友好，那确实就是他们的特点，愉快而友好。而掩在那种激烈情绪下面的，是对于卷入是非冲突的畏惧。我一直坐在那儿回想自己所认识的美国人。至今已经有不少了。我想起与F——纳尔逊的一位朋友——共同度过的那个周末。一开始我便甚感宽慰，心想：谢天谢地，总算遇上个正常的人。随即我领悟到，此人很有心计，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擅长床上功夫”，是个自觉的、积极的、尽职的“男人”，但毫无激情，干什么都极有分寸。对于“美国家中”的拙妻，他说话总带一种屈尊俯就的恩赐态度（其实他是怕她的——但他怕的倒不是她，而是因她而引发的社会责任）。对这种不须承担义务的春风一度式的艳遇，他也是小心翼翼的，表现出恰如其分的热情——一切都经精确计算，如此这般的关系，便投入如此这般的感情。是的，那便是他们的德性，毫厘不爽，精明冷淡。当然，感情是一种陷阱，它会向社会揭你的老底，那正是人们对于感情十分克制的原因。

我回想起当初去见苏格大娘时的精神状态。我说，我失去感情了，除了简纳特，这满世界的人我一个也不感兴趣。至今已有七年了吧——好像是。离开她的时候我说：你教会我哭诉，又分文不收，真是太感谢了，你让我找回了感情，这感情太痛苦了。

去向巫医求教找回感情，我原来是这么的守旧。因为现在想起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竭力地想泯灭感情。冷漠，冷漠，冷漠，正是这个词。正是这面旗帜，先从美国揭起，现在席卷了我们。我想起年轻人的种种政治团体，社会团体，这些团体伦敦到处都是，而汤姆的朋友们，那些新的社会主义者——就有着这样共同的德行：精确衡量的感情，无处不在的冷漠。

这样一个感情有限的可怕的世界！我以前居然没看清这一点，真是多么不可思议。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痛苦，为了防止这种本能的向冷漠无情的退缩，对苏格大娘——记得我曾愤怒地说：“要是我对你说氢弹扔下来了，毁灭了半个欧洲，你会咂着舌头，啧啧骇异，然后，如果我哭泣哀叹起来，你会皱起眉头，做出手势责备我，并要求我回想或体味我正一心拒斥的感情。什么感情？嗨，那当然是欢乐。想想吧，我的孩子，你会这样说，或这样暗示，想想毁灭所具有的种种创造性！想想封闭在原子之中的创造力！请多想想在那百万年的熔岩之上，第一次迎着阳光渐渐伸展开的草叶！”当然，她在微笑。笑容随即收敛，她变得冷若冰霜，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超越了医生病人关系的时刻。她说：“我亲爱的安娜，毕竟这可能吗——为了使自己保持神志正常，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百万年一遇的草叶？”

但不仅仅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恐怖，那种能意识到的恐惧，把人们吓呆了。远远不止这些。人们知道他们处于一个已死或垂死的社会之中。他们拒绝感情，因为每一种感情的尽头便是财产、金钱和权力。他们工作却又鄙视自己的工作，于是使自己变得冷漠了。他们相爱，却又知道这是三心二意的爱，扭曲的爱，于是他们使自己变得冷漠了。

为了让爱情、同情和温情存在下去，即便为了那些虚假的卑下的感情，或为那个只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出现的观念或影子，也有必要朦胧地体会这些感情……即使我们所体会到的只是痛苦，我们也必须体会一番，因为我们得承认除此之外便只剩死亡了。这比起工于心计，精于测算，不承担义务，因畏惧后果就拒绝付出感情的行为要好得多了……这时我听到简纳特上楼来了。

简纳特今天上学了。校服是可买可不买的，而她买来穿上了。我的孩子要穿校服，真令人觉得奇怪。我还想不出在自己的一生中，曾有过什么时候穿起校服而感到舒舒服服的。这真是矛盾：在我是个党员的时候，我的服务对象恰好相反，是不穿制服的。简纳特的校服是一种难看的灰绿色短上衣加了件黄褐色外套，那是为简纳特这样十二岁的小姑娘裁制的，做得再难看不过了。另外还有一顶惹人生厌的暗绿色圆帽。帽子和短上衣的绿色配在一起更是糟糕，然而她却快活得很。这种校服是校长选定的，我曾去拜访过她——那是个令人钦佩的英国老太太，颇具学者风度，表情庄重严肃，又富有才智。我应该能想像到，在不到二十岁时，作为女人的她便已死去，或许是她扼杀了自己的女性特征。我忽然想：如果我把简纳特交到她手里，岂不是为简纳特提供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说来真怪，我曾确实相信简纳特会反对她，比如说，拒绝穿那套难看的校服，但简纳特什么也不反对。

简纳特一穿上校服，她作为女孩子的特征，那种任性撒娇，宠惯了的孩子的迷人神情——一年之前她身上这些特征还犹如件漂亮的衣裙一样——便无影无踪了。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一大群这样的女孩子中，她是个穿件令人憎厌的校服的聪明可爱的小女孩，她少女的胸脯深藏着，一切魅力全消失了，她的举止只求实际。看着她成了那个样子，我真感到痛心。过去她可是个皮肤浅黑，眼睛黑亮，活泼苗条的女孩啊，并且因正在发育而充满活力，因本能地感知自己的能力而相当敏捷。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产生了一种真正令人痛苦的想法：我可怜的孩子，假如你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长大，这个社会里充满了阿尔佛和罗尼式的人物，充满了像称量食品那样精心测算感情投入的担惊受怕的男人，那么，你最好还是学校长斯特里特女士的样。我在这样想，因为那个可爱的女孩已经不见了，好像某样无比珍贵却又易受伤害的东西获救了，不会再受伤害了。这里存在着某种针对男人的洋洋自得的恶意：好吧，你不尊重我们吗？那么，在你们再次失礼的时候，我们就要拯救自己了。我本该为这份恶意和怨恨而感到惭愧的，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相反却感到痛快。

那位美国人格林先生今天要住进来，因此我收拾好了他的房间。可他打来电话，说他受到邀请，要到乡下去一天，问能不能改为明天来。还频频小心地致歉。我很懊恼，因为已作了安排，这一来不得不改变。后来摩莉来电话说，她的朋友简告诉她，是简在这一天带格林先生去“游览索霍区”了。我很生气。摩莉随即说：“汤姆见到过格林先生，但不喜欢他，汤姆说他没参加工会组织，那倒是对他有利的信号，你不这样认为吗？汤姆从不称许任何没有加入工会的人。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他是个不寻常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他的朋友，他们都和值得尊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只要遇上与自己稍有联系的什么人，便开始将那件道德外衣撇在一边了。当然，汤姆那位糟透的妻子比什么人都坏，她抱怨说格林先生只不过是个流浪汉，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这话你能反驳吗？那女孩若是作为外省的商妇倒是很般配的，丈夫可以利用她略显自由的倾向来吓唬他保守党的朋友们。可她是我的媳妇。她正在写一部有关宪章派的大书，还每周留出两镑作为防老的储备金。不管怎么说，要是汤姆和那小丫头不喜欢格林先生，这就意味着你或许会喜欢的，因此有德并不总是有报的。”听了这番话我笑了起来，随即我又想：既然我会笑，我的心情不可能如我原来想像的那么坏。苏格大娘有一次对我说，她花了足足六个月时间让一位忧郁消沉的病人再露笑容。但毫无疑问的是，简纳特离了家，留我一个人在偌大一套公寓里，这让我更郁郁寡欢了。我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一直想着苏格大娘，但以一种新的方式想她，好像想着她便能拯救我似的。把我从什么之中救出来呢？我不想让自己获救。因为简纳特的离去使我想起了别的事情——即时间，当一个人没有压力的时候时间该怎样度过。自从简纳特出生以来，我就没有一刻轻松过。有一个孩子意味着得常常留意时钟，得时时记着在某个时候必须做某件事。一个安娜在简纳特出生时死去，而现在又起死回生了。这天下午，我就坐在地板上，望着天空渐渐暗下来，我是这空间里的一位居民，根据空间的光线，人们可以说这是黄昏，而不是说，再过整整一个钟头，我就得烧菜。这时我突然回复到我久已忘却的一种精神状态，那是我小时候的事，那时夜里我常常会坐在床上，玩着我所谓的“游戏”。首先我想像我正位于其中的这间屋子，一件件东西想过去，“叫出”每一件东西——床、椅子、窗帘，直到整个屋子都印入脑中。然后出去，想像出整幢住房，然后再出去，慢慢勾勒出整条大街，随后升起在空中，俯瞰伦敦，看着这庞大的四下蔓延的伦敦，而与此同时，脑中仍印着这屋子、这住房、这大街，随后设想着英格兰，在大不列颠中英格兰的形状，之后是相对于欧洲大陆的英伦三岛，之后，我慢慢地想像出整个世界，一块又一块大陆，一片又一片大洋，（“游戏”的关键在于，在想像出这片广阔无垠的同时，脑中时刻还记着这微乎其微的屋子、住房、大街），直至我升入太空，回望地球，天空中一颗由太阳照亮的星球，在我下方旋转着。随后，在想像达到这种高度之际——四周是星星，小小地球在脚下飞旋——我会同时努力想像出一滴充满了生命的水珠，或是一片绿叶。有时候我能达到我所希冀的目的，即同时认知广阔无垠和微乎其微的两个世界。或者我会集中注意力于一种生物，池塘中一尾色彩斑斓的小鱼，一朵鲜花，一只飞蛾，并努力想像，“叫出”那种鲜花、飞蛾和小鱼，渐渐想像在它四周的森林，或海洋，或晚风习习，想像风吹得我双翅倾斜和天空。随即，突然地，从微乎其微进入无垠太空。

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这样的想象是轻而易举的。现在我似乎觉得，由于这种“游戏”，多年来我一定生活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但现在要作这样的想像可不容易了。今天下午我只想像了一会儿便已精疲力竭。但我确实成功地看到了，只不过几秒钟，地球在我下方旋转，阳光在亚洲腹地越来越灿烂，而美洲则陷入一片黑暗。

索尔·格林来看房间并带来他的行装。我直接带他到楼上的房间去，他只看了一眼便说，“不错，不错。”他说得那么随便，我问他是否不久后又想搬走。他很快瞥了我一眼——我知道那是他的特点——并开始谨慎地大作解释。那口气与他为下乡游览而致歉时一样，这使我想起了那件事，便说：“我相信那天你是与简·邦德去游览索霍区了。”他显得很吃惊，很生气——气得非同小可，像是干坏事被当场逮住一样，他的脸色也变了，变得警惕又谨慎。他又开始为计划改变等等作冗长的解释，而那解释更是不同寻常，因为很明显那全不合事实。我一下子感到很厌烦，便说我只问租房间的事，因为我想搬到另一套公寓去，如果他打算长住，那他应当另找房子。他说这儿不错，这儿不错。看来他并没在听我说话，也根本没有好好看一下房间。但他跟我出来时，却把他的包留在里面。随后我作为房东说了一番话，关于住在这儿“没什么限制”，算是开个玩笑，但他没有明白过来。于是我只得明确地说，如果他带女孩子来住，我并不介意。他的大笑让我吃了一惊——笑得那么响亮，唐突，出乎意外。他说他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把他看做具有七情六欲的正常的年轻人。在提及男子轻妄的话题时，这是人们熟知的美国人的作风，美国式的自然反应，因此我没把已到嘴边的有关以前房客的玩笑话说出来。总的说来，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和谐，很不协调，因此我便自顾下楼去厨房了，要是他愿意就任他自己跟着。我煮了咖啡，他出去时顺路来到厨房，我便给他倒了一杯。他犹豫了一下。他在仔细观察我。我这一生中可从来没有受到如此蛮横而性感的打量。这可丝毫没有幽默，也不友好，简直如牧场主在审视牲畜。他的打量极其直率。我因此说了一句：“希望我能通过。”而他又是一阵唐突的出人意外的大笑，同时说，“不错，不错”——换句话说，他要么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目测我的三围，要么是假正经而不肯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再也不提这个话头，我们便喝起咖啡来。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他的态度。而他的外表也有让人不安的地方，就好像一个人看着他，本能地希望发现什么，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现。他白肤金发，头发留得很短，像一把金色闪亮的刷子。他身材并不高，虽然我一直以为他个儿高，后来再次核实才发现并非如此。原来那是因为他穿的衣服太大，宽松地垂着。人们会以为他是那种白肤金发，相当粗壮，肩膀宽宽的美国人，长着四方脸和淡绿浅灰色眼睛。我一直看着他，此刻意识到，我原指望这个人是那种样子，看到的却只是一个与预想不同，并不壮实的男人，他的衣服只是从宽肩膀上松松垂着而已。这时我的目光遇上了他的，他在盯着我看。他的眼睛是灰绿色的，神情冷冷的，始终很警觉。这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他无时无刻不保持着高度警觉。我出于同病相怜之感问了他一两个有关“来自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的问题，但我没再问下去，因为他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为了找点儿话说，我问他为什么穿这么大号的衣服，他显得很吃惊，似乎他因我注意到这点而大为惊奇，随即他答话含含糊糊起来，说他体重减了很多，原先比现在要重几十磅。我问他是否生过病，他又有些不快，从他的态度看来，这似乎给他造成了压力或者我是在刺探他的隐私似的。好一阵子我们默默无言地坐着。既然看来任何话题都会惹他反感，我只盼着他能早点离去。后来我提起摩莉，而他还一直没说起过她。我感到很惊奇，他似乎一下子变了样，某种才智一下子激发起来了，我不知道还可用什么词来表达：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说起她，关于她的性格和处境说得特别准确，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我深感除了迈克尔之外，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人，能够如此迅速洞察一个女人的心灵。我突然想到他是在某个层次上给她“定位”，要是她自己听到的话，这种层次会让她感到高兴的……

［从这里开始，在这日记或记事中，安娜在某些地方作了星号，并将星号编了序。］

……这让我感到奇怪，也很妒忌，于是我提起自己的一些事（★Ⅰ），他也就势谈论我。然而他却是在告诫我。这就像在接受一个不带偏见的迂夫子的训诫一样，讲的是独居女人面临的危险、困境和代价等等。我一时想到——这让我产生了最为离奇古怪的错位和怀疑的感觉——这居然是同一个人，十分钟之前他还是那么冷峻，几乎带点敌意而又性感的打量我，然而此刻他所说的一切却丝毫没有那种性质，也没有那种半掩半露的好奇，没有那种人们所习惯的对于一夜情的期待。相反，我不记得有哪个男人曾如此率真、坦诚而友好地讨论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女人——所过的这种生活。在他说到某一点时我笑了起来，因为他给我“定位”在一个相当高的层次（★Ⅱ），却又把我当成小女孩来教诲，而不是看做比他大好几岁的女人。他好像根本没听到我的笑声似的，好像根本不在乎这样笑是否冒犯他，他没有等我止住笑，或问我为什么笑，只是继续不停地说，好像他忘了我的存在，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我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对索尔来说我简直就像不再存在似的。我很高兴马上结束这次谈话，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当时我正在等着影片公司来人洽谈购买《战争边缘》的改编权的事。那人来的时候我决定不卖小说的改编权。我认为，他们确实想将小说拍成电影，但就因为现在我第一次感到手头拮据，就轻易地让步，那这么多年的坚持又何苦呢？因此我对他说我不卖。他以为我已将改编权卖给了别人，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作者，面对如此高的价钱，居然仍不愿卖。他十分荒唐地一再出高价，而我却一再拒绝，这简直就是场闹剧，我开始笑起来——这令我想起刚才我笑出声而索尔充耳不闻的时刻：他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笑，并一直看着我，就像我——正在发笑的实实在在的安娜——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一样。当他离去时，我们双方都感到很不痛快。不管怎么样，我掉头便去找索尔。刚才我对他说我正在等人的时候，他显得那么仓促，让我很不好受，好像我是把他扔出去似的——确实是这样，就好像我把他扔出去，而不是仅仅说我在等一位客人来谈公事。但他随即控制了自己匆促的举动，对我点了点头，非常冷静，一声不吭地径直下楼去了。他走出后我觉得很不是味，整个事情一点也不和谐协调，于是我认定让他住进我的公寓是犯了个大错。电影公司的人走后，我立即去找他，并告诉他不卖小说改编权的事，我尽量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样的做法一向被人看做十分愚蠢，而我也习惯了，可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正确的。他说他之所以最后辞去在好莱坞的工作，原因便在于：在那里已经没有人相信一个作家宁可拒绝金钱也不愿让别人把自己的作品拍成拙劣的电影。他说话与那些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人一样——带着某种可怕的、难以置信的绝望，真难以相信如此堕落的事居然实际存在着。他随即说了几句颇令我吃惊的话：“我们不得不经常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的，有时候我们立场错了，但关键是我们非得表明立场不可。有一点我比你强……”（他说“有一点我比你强”这句话时，口气阴沉沉的使我很不舒服，好像我们是在进行什么比赛或战斗似的，）“……那就是，为了迫使我屈服而加在我身上的压力，比这个国家给你的压力要直接和明显得多。”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想听他再解释一下，因此我问：“向什么屈服？”“要是你不知道，我可不能告诉你。”“哦，但我完全明白。”“我想你是明白的。我希望你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即，他又以那种阴沉沉的口气说，“请相信我，这就是在那个地狱般可怕的地方，我所了解到的情况——那些在某些地方未作好表明立场准备的人，有时候在一些不利的问题上没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便屈服了，变节了。别问向什么屈服。要是很容易确切地说出那是什么，我们就用不着时不时在一些不利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了。我们就不用担心自己太幼稚太愚蠢了，那是我们谁都不用害怕的事……”他又开始给我上起课来。我喜欢他这样告诫我。我爱听他讲话。但在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他又不再意识到我的存在了——我可以肯定他已忘了我在场——我看着他，这样很安全，因为他已忘了我的存在，看见他的姿势，背窗站着，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年轻美国人的一幅漫画——性感的男子汉，浑身肌肉，勃起时强劲有力。他懒洋洋地站着，两手的大拇指插在腰带里，其余手指松弛着，然而，可以说他的精神全集中在生殖器上——每次在电影中看到那副姿势，我总觉得有趣，因为它伴随着一张年轻而少不更事，稚气未脱的美国人的脸——一张充满孩子气的让人毫无戒备的脸，以及男子汉的姿势。索尔站着给我上课，大谈那些只得顺从的社会压力的时候，他站立的姿势就是那么性感。那虽是无意识的，却是对准了我的，而且那么粗鄙，不加掩饰，我渐渐有点生气了。他同时使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说话，但随即我注意到他看起来与以前不一样了。刚才我一直注意观察他，心里很不自在，很希望他能有另外一副装扮，我不喜欢看见瘦骨伶仃的他穿一身宽松晃荡的衣服。而现在他穿了一套合身的衣装，看上去焕然一新了。我意识到他一定上街买了套新衣。他穿了一条崭新匀称、合身可体的牛仔裤，和一件紧身的深蓝色羊毛套衫。穿着这么一套新衣装，他看上去瘦细精干了，却依然不顺眼，因为他的肩膀显得太宽，而髋关节的骨头又太突出了。我一下子脱口而出，问他是不是就因为那天上午我说了那句话，他便去买了这套新衣服。他皱了皱眉头，稍停片刻后，生硬地回答，他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乡巴佬——一丝一毫也不行。我心中又不安起来，便说：“以前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你的衣服太宽松而显得晃荡？”他一言不发，好像我没问过这话，他的双眼也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说：“要是没有人说起，那么，你从镜子中也一定看得出来。”他生硬无礼地哈哈笑着说：“女士，我讨厌照镜子已有好些日子了，过去我总认为自己长得很帅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更强化了那种性感而又懒洋洋的姿势。我可以想像出他过去的英俊样子，那时他全身骨架上肌肉丰满，肩膀宽阔，肌肉结实，肤色白皙，神采奕奕，一双冷静的灰色的眼睛，精明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然而这套新的合身的衣装，却加强了他外表的不协调，他看起来很不顺眼，我觉得他看起来气色不好，他的面容有种不健康的苍白。但他仍懒懒地站着，并不看着我，却将性感的挑逗对着我。我想这真是古怪，就是这同一个人，对于女人有着如此真切的洞察力，在他所说的话里有着如此单纯的温情。我几乎想说这样的话来回敬他：你究竟是何用意，一面对我说着那种成年人的话语，一面又站在那儿，像个大胆的牛仔，屁股后面插满了看不见的手枪？他与我之间还隔得挺远，他又开始说话，告诫起我来。但我说我累了，便离开他去睡了。

今天一整天都在玩“游戏”。迟至下午才达到所期待的那种轻松自如的领悟状态。看来要是我能实施某种自我约束，而不是无的放矢地阅读思考，我就能克服自己的消沉情绪。糟糕的是简纳特不在身边，我不必早上起床，我的生活也就没有了外在的形式。必须让生活有个内在形式。要是“创作”不成，我将找一份工作。无论如何，为了经济的缘故，我必须工作。（发现自己还未到山穷水尽、每分钱都得省吃俭用的地步，我真是太讨厌出去干活了。）我将找一份福利工作——我擅长干这类工作。今天公寓里很安静，没见到索尔·格林的影子。后来摩莉打电话来——说起简·邦德因为格林先生而栽了大跟斗。她补充说，她觉得任何与格林先生有染的女人都会丧失理智，（是一种警告？）（★Ⅲ）“那是个与你春风一度之后，你便必定不会与他再有电话联系的男人。要是我们仍然是那种女人，就是说，和男人逢场作戏，一夜恩爱……啊，算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今天早上醒来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脖子紧张而僵硬，感到自己的呼吸不顺畅——不得不迫使自己深呼吸。更糟的是，我的肚子，更确切地说，是横膈膜以下的部位疼痛。疼得好像那里的肌肉都拧在一起形成肿块了。我心里充满了某种盲目的忧惧。正是这种感觉使我最后排除了自我诊断的消化不良，脖颈着凉等等可能。我给摩莉挂电话，问她有没有临床诊断学之类的书，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念一段有关焦虑症的描述。用这样的办法我发现自己患了焦虑症——我对她说这与我在某部小说中读到的对这种病的描述正相吻合。随后我坐下来，想找出自己患焦虑症的原因——我并不为钱担忧，在我的一生中手头缺钱之类事从来不曾烦恼过我。我也不怕穷困，不管怎么说，只要下决心，总能挣点儿钱的。我也不担心简纳特。我找不出任何值得焦虑的原因。将我的症状“定名”为焦虑症，暂时减轻了症状，但今晚（★Ⅳ）情况却很糟。真是奇怪。

今天电话很早便响起来——是简·邦德打来的，找索尔·格林。敲打他的门，没有反应。以前有过好几次他根本不在屋里，整夜都不回来。我正想去回话，说他不在，一时又想到这不大妥当，要是她真是因他而“栽了大跟斗”的话。我又去敲门，并往屋里张望。他在里面。我很吃惊，他竟那样睡着：在毯子下面身子几乎弯成一团。叫他，没有反应。走上前去，将手搭在他肩上，没有反应。突然间我十分恐慌——他一动也不动，刹那间我以为他已死了，因为当时屋里寂静到了极点。他的那张脸，像纸一样苍白，白得像上等的皱纸。我想让他翻过身来，一触到他的身体，感到一阵冰凉——可以感到一阵冰凉直透我的掌心。我害怕极了。甚至现在，我都能在掌心感受到他裹在睡衣里的肉体所透出的冰凉。这时候他醒了——突然间醒过来。他双臂同时伸起搂住我的脖颈，像个受惊的孩子，他坐了起来，双腿已经伸出在床沿。他看来受了惊吓。我说：“看在老天爷面上，是简·邦德打电话给你。”他注视我——足足过了半分钟才渐渐理解了我的话，我又说了一遍。于是他跌跌撞撞地走到电话机前。他说：“是的，是的，不”——说得非常生硬。我走过他身边下楼去。这件事让我感到心烦意乱。我能感到手心冰冷彻骨。他那手臂搂住我的脖子所传达的意思，和他苏醒时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一样。我叫他下楼来喝咖啡。叫了好几次，他下来了，却默然无语，脸色苍白，十分警觉。我把咖啡递给他，对他说：“你睡得很沉。”他说：“什么？是的。”随即他就咖啡说了句话，没说完便又沉默了。我说的话他并没有听进去。同时，他的眼神专注、谨慎，却又显得心不在焉。我觉得他并没有看到我。他坐着搅动咖啡。不久他开始说起话来。我可以肯定他是在信口漫谈，可能涉及任何话题。他在谈如何抚养一个小女孩。对此他很熟悉，很内行。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我也说了一些，但他不知道我插过话。他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走神了，我敷衍地听着，只听见他的话中反复出现“我”这个字。我，我，我，我，我——我开始觉得这个字就像机关枪中对准我射来的子弹一样。一时间我想像他的嘴，那么快地翕动着，正是一把什么枪。我插了嘴，他没有听到，我又打断他的话，说：“关于孩子的事你懂得真不少，你结过婚吗？”他吃了一惊，稍稍张开嘴盯住我看。然后是一阵年轻人的响亮而突然的笑声：“结过婚？你在开谁的玩笑？”这让我很生气，显然，这是对我的一种警告。这个男人，就婚姻问题警告着我——一个女人。此人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和刚才那个执拗地滔滔大谈的男人全然不一样，刚才他执拗地慢慢说着内行话（但每秒钟都会射出一个“我”字），谈着如何把一个小女孩培养成“一位真正的女人”；此人和那个在第一天见面时就用目光刺探我的身躯的男人也全然不一样了。我感到自己的胃部收紧了，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焦虑是由索尔·格林引起的。我将咖啡杯推到一边，对他说，到了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忘了他当时是怎么反应的，那就像某个人说自己有别的事要做，而将他一脚踢开似的。他再次匆匆地站起身，像是有人命令他这么做一样。这时候我说：“索尔，看在上帝面上，放松点吧。”他出于本能，很想溜之大吉，但随即控制住了自己。在他作自我控制的那一瞬间，看得出来他全身肌肉都在竭力抗争。随即他很机敏地一笑，对我说：“你说得对，我想我还不是世上最放松的人。”我这时仍穿着晨衣，到浴室去得从他面前经过。当我走过时，他本能地摆出那副“正人君子姿态”，大拇指卡在皮带里，其余手指往下插着，可他两眼满含嘲讽盯着我，活像个浪荡子。我说：“很抱歉，我可穿戴得不像回到后房去的玛琳·黛德丽⁽³⁾那样。”又是年轻人似的放肆地高声大笑。我不再搭理他，径自去洗澡了。躺在浴缸里，我因种种忧惧而全身收紧，却又冷漠超然地注视着这种“焦虑症”的症状。这就像一位受尽某种我所不知的症状折磨的陌生人，紧紧抓住了我的身体一样。随后我将浴室收拾干净，在自己房间的地毯上坐下来，并试着做“游戏”。可我失败了。于是我想到，我是不是爱上索尔·格林了。记得起初我拼命嘲笑这想法，渐而细加考察，终而承认了这一点：不仅承认——还为之辩解，像是在争取我应得的权益似的。索尔整天没出去，待在楼上。简·邦德打来过两次电话，有一次我正在厨房里，因此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在对她说，话说得既婉转又仔细：他没法去她那儿吃晚饭了，因为……随即编造了一大通关于去里士满旅行的理由。我去摩莉家晚餐。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起索尔和我的关系，由此我知道自己已爱上索尔了，男女间的忠诚超过了友谊，这本身就已说明一切。摩莉对我大谈特谈索尔在伦敦如何博取女人的欢心，无疑她是在警告我，但这些话也表现了某种占有欲。就我来说，她每提及一个他留有深刻印象的女人，一种平静的，暗暗得意的决心便增长一份，而这种感觉是和那位浪荡子的大拇指插入皮带的姿态，那种冷冷的嘲讽的凝视相联系的，却和那位为我“定位”的男人毫无干系。我回到家的时候，他正在楼梯上，可能是有意等在那儿的。我邀请他喝咖啡。他就我的幸运——拥有朋友，生活安定——说了一句表示羡慕的话，那是因摩莉请我吃晚饭而引发的感慨。我说我们没有邀请他，因为他说他有约会。他立即问：“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到你在电话中对简这样说。”他很有点吃惊，颇不放心地瞪着我——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很生气，就说：“要是你想作私下电话交谈，就把电话机捧进房间关上门好了。”“我会那样做的。”他冷冷地说。又一阵不和谐不愉快，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我开始问起他在美国的生活，不管他怎么回避，我一再追问。当时机合适时我说：“知道吗，你从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这是怎么回事？”稍停片刻后他回答说，他对欧洲人的做法还不大习惯，在美国决不会有人来问你过去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说这真是令人遗憾，既然不远万里来到欧洲，却还要像在美国那样作自我防范。他说我的话不错，但对他来说要调整过来却不容易，于是我们开始议论政治。他是那种常见的集苦恨哀伤于一身，并决心保持某种平衡的人，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当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心里想，爱上这样的男人可就太傻了。我躺在床上思索着“爱上”这个词，仿佛那是某种我可以避免的疾病的名称。

每次我煮咖啡或泡茶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我眼前，他非常局促，拘谨地点点头，一边走上楼去。这种时候他显得很孤独，一副遗世独立形影相吊的样子。我可以感受到那份孤独，就像一份冷寂包围了他。我一本正经地邀请他，他也就一本正经地接受了。今天晚上他坐在桌子对面，这样对我说：“我在美国有位朋友，在我动身来英国之前曾对我说，他已厌倦了各种风流韵事，已经厌透了引逗撩拨之类调情的勾当，那实在太枯燥乏味，毫无意义了。”我大笑着说：“既然你的朋友读过那么多书，他应该知道，经历了太多的风流韵事后，情况就是这样。”他很快说：“你怎么知道他读书很多？”又是熟悉的很尴尬的时刻：首先，因为这很清楚，他是在说自己，起先我还以为他是在调侃。其次，因为他猝然恢复了常态，变得谨慎而多疑，就像此前打电话一事上的龃龉一样。但最糟的是他没问：“你怎么知道我读书很多，”而是问“怎么知道他读书很多”，然而，事情明明白白说的是他自己。甚至，在以告诫的目光迅疾注视我一下之后，他目光旁移，仿佛在盯着别人，盯着那个他似的。但现在我不是凭借这些对话，不是凭借这样的注视，而是根据我的胃部突然收紧产生焦虑而察觉到的。首先我感到了那种病态的焦虑，那种紧张，随后我又很快听到我们说过的某些话，或仔细考虑某件事，我意识到存在着某种不和谐，某种惊愕，就像什么东西上出现了裂缝，别的东西透过裂缝渗进来了。而这别的东西又是恐怖的，对我怀有敌意的。

在谈过那位读书很多的朋友之后，我就没再说什么。我在想，他那孤傲冷漠，长于分析的才智和那些笨拙的时刻（我用笨拙这个词以掩盖此中令我惊恐的东西）之间的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此，确确实实，在那短暂的片刻我陷入了沉默。而在这样的令我担心的时刻过后，我总不免产生怜悯之情，因为我想起那个孤独的孩子，在酣睡中曾经用双手抱住我的脖颈。

后来他又谈起了那个“朋友”，就好像此前并没有提起过似的。我感觉他已忘了刚才曾说起过——仅仅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说：“你的这位朋友”——（他又一次目光离开我们两人，而盯着屋子中央，盯着“那个朋友”）——“他决心不再受挑逗做苟合之事，或者这仅仅是又一次自我考验的小小冲动？”

我听到自己说话时对“挑逗”“苟合”等词作了强调，明白了为什么我的话听起来颇带刺激。我说：“每次谈起性或爱你便说：他受挑逗，我受挑逗，或他们受挑逗（男人们）。”他立即哈哈大笑起来，但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因此我说：“总是被动的。”他立即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特别不舒服——毫无疑问，是我受到挑逗，她受到挑逗，她们（女性）受到挑逗，肯定是你们，作为男人，不是受到，而是主动去挑逗女人。”

他慢悠悠地说，“夫人，您肯定知道怎样迫使我感到自己像个乡巴佬。”这是在模仿美国的一句俚语：你肯定知道怎样让我感到像个乡巴佬。

他闪烁的目光中不无敌意，而我的心中则充满了敌意。几天来的感受这时都爆发了。我说：“那天你说起如何和你的美国朋友一起奋斗，说起如何贬斥女性——你把自己说成是个纯洁的清教徒，竭力为至圣大德的索尔辩护，而今你又大谈受挑逗，你从来不说一位女人，你总是说骚货、娼妇、娘们、甜姐、小妞，你大谈什么屁股、奶子，每次你提到女人，我听来要么像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要么是一堆被肢解的女人的胸啦，大腿啦，屁股啦什么的。”

当然，我很愤怒，但又感到荒唐，这让我更生气，因此我说：“我猜你会把这称之为古板守旧，但要是真有男人说起话来满嘴下流不堪的脏话而能对性保持健康的态度，那就让我不得好死！怪不得这些讨厌的美国佬的性生活里总是麻烦不断。”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冷冷地说：“我还是平生第一次被指责为反对妇女。或许知道这一点会令你感兴趣，并且据我所知，在这一点上，我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男人——我从不指责美国女人的任何性犯罪，你是否以为我并不知道男人常为着女人的缺陷而指责她们？”

唔，这话当然使我的态度软了下来，火气也消了。我们议论起政治。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所见略同了。这就像又回到了党内，但我们所说的是，作一名党员便意味着坚持高标准并为某个目标奋斗。他因为“过早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又因是赤色分子而在好莱坞被列入了黑名单。这已是我们这时代再典型不过的故事了，而他和别人之间的不同便在于，他绝不因此而心灰意懒，满怀怨恨。

我终于能够和他开开玩笑，他的笑声也不再带防范意味了。他穿一条新牛仔裤，一件蓝色的新羊毛套衫和一双运动鞋。我对他说，穿这么一身美国离经叛道者的特别服装，他应当感到羞愧。他却说他还不够成熟，而没资格加入那个不必穿制服的极少数人的行列。

我已经深深爱上这个人而不能自拔了。

上面最后一句是我三天前写的。我是在扳指推算之后，才意识到已整整三天过去了。我陷于恋爱之中，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前天夜里我们谈得很晚，渐渐地两人的内心都紧张起来。我真想笑出声来，因为这始终很可笑，可以说两个人在捅破窗户纸之前，都在装模作样。那时候我感到不愿离开，因为我确实在恋爱，我敢说我们两人谁都可能会打破这局面并且道一声晚安。但最后他走近来伸出双臂抱住了我，并且说：“我们俩都很孤独，让我们对彼此好一点吧。”我听出他的话中有一丝愠怒，但我决定不予计较（★Ⅴ）。我已忘了和一个真正的男人做爱是怎么回事。我已忘了躺在自己所爱的男人的怀里是怎样的感觉。我已忘了两情相悦是怎样的滋味，因此上楼时每跨一步心就会猛跳，我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感到热烘烘的，那种温热就是人生的全部欢乐。

那已是一个星期之前的事。对此我没有别的想说，只感到幸福。（★Ⅵ）我是那么幸福，那么幸福。我发现自己坐在卧室内，望着投射在地板上的阳光。经过几个小时专注于“游戏”后，我处于这样的状态——一种平静而愉快的痴迷，和万物融为一体，觉得瓶中的一朵花就是一个人，肌肉的缓慢伸缩就是推动宇宙运行的能量。（★Ⅶ）索尔显得悠闲而轻松，他不再是那个紧张又多疑地走进我的公寓的男人，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我的忧惧担心也不复存在，一度耿耿于怀的那块心病也从此消失了。

我读着上面这一节文字，仿佛所写的是别人似的。我写下这段文字后的那个晚上，索尔没有进我的房间睡觉。他不作任何解释，根本就没有进来。他只朝我点点头，态度冷淡而生硬，便径自上楼去了。我无法入眠，思绪万千。我想：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相爱并做爱，她心中便像诞生了一个生命，那是对于激情和性爱作出反应的生命，它遵循自己的规律和逻辑而成长。索尔悄悄地顾自上楼去睡，使我心中的那个小生命受到冷落，因此我看见它在颤抖，而后又蜷曲成一团，并开始萎缩。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喝咖啡时，我隔着桌子望着他（他脸色格外苍白，显得很紧张），我便明白了，要是我问他，为什么昨夜你不进我的房间，为什么不作解释，他一定会皱紧眉头，平添许多的怨恨。

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我的房间，并和我做爱。那不是真正的做爱，而是他事先想好了这么做。我心中的小生命，那个恋爱中的女人，并没有受感化，它拒绝虚情假意。

昨天晚上他说：“我必须去看看……”随之是长长的复杂的解释。我说：“那当然。”但他仍喋喋不休地解释，我就变得厌烦起来。当然，我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我不想知道，尽管那些情况我早已写在黄色日记中了。他随即说了，口气很有些愠怒和恶意：“你对于性很宽容放任，是不是？”这话他昨天也说过，我把它记在黄色笔记中了。我突然大声回答：“不。”他脸上现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我想起自己见识过这样的表情，以前看到过，而且很不愿再见到。宽容放任这样的字眼对我来说很陌生，那其实和我毫不相干。那天晚上他很晚才上我的床，我知道他刚和别的女人睡过觉。我就说：“你刚和别的女人睡过觉，是不是？”他态度一下子很生硬，愠怒地说：“没有。”我默然无语，于是他又说，“但这算不了什么，是不是？”令人感到怪异的是，那个捍卫自己的自由而说“没有”的男人，和那个为了辩解而说“这算不了什么”的男人，是两个人，我无法把他们统一起来。我沉默着，感到全身又被一阵忧惧紧张攫住了。然后出现了第三个男人，热情亲切地说：“现在睡觉吧。”

我顺从了这第三个态度友好的男人，睡觉了。但我心里感到另有两个安娜，和这顺从的孩子不同——一个安娜，陷于恋爱却受到了冷落，正寒冷凄惨地缩在我心中某个角落里；而一个好奇、超然、又爱讥讽的安娜，则在冷眼旁观并不时叹息：“唉，唉！”

我睡得很少，频频做噩梦。不断浮现的梦都与我和那个邪恶的矮老头有关。在梦中我甚至还朝他点点头表示认识他——噢，你来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出现的！他那粗大的勃起的阴茎穿透衣服突出在外，它威胁着我，使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知道这矮老头恨我，总想伤害我。我一时惊醒了，竭力想镇静下来。索尔躺在我身边，不过是死气沉沉的又笨拙又阴冷的一堆肉。他仰卧着，即便在酣睡中，也是一副防卫的姿势。在熹微的晨光中，我看到他脸上也是一副防卫的神色。我觉察到一股浓烈的酸臭味。我想这不可能是索尔的气味，因为他非常讲究清洁。随即我发现这酸臭味是从他的脖颈散发出来的，我明白这是恐惧造成的气味。他怀有恐惧。睡着的时候他也担惊受怕，他开始抽泣，像个惶恐不安的孩子。我知道他病了（尽管在那感觉幸福的一个星期里，我不愿想到这一点），心中便充满了爱和同情。我开始轻轻的按摩他的肩膀和脖颈，以便让他暖和些。天快亮时他身上很冷，这股寒冷是伴随着他因恐惧而生的气味，从他体内透出来的。在把他按摩得暖和一些后，我又睡着了。在睡梦中我立即成了那个矮老头，那矮老头变成了我，但我也成了那个老太婆，因此我变得没有性别了。我同时又满怀恶意，一心只想破坏。在我醒来时，索尔在我怀抱中又变冷了，沉甸甸、冷冰冰的一团。我不得不先让自己从噩梦的恐怖中缓过劲来，然后再去温暖他。我对自己说：刚才我是那个邪恶的矮老头，那个满怀恶意的老太婆，或者两者合而为一，那么此刻我将成为什么？这时候亮光映进了屋内，灰蒙蒙的光线下，我能够看清索尔了。他脸上的皮肉色泽蜡黄，在高耸的颧骨下显得松弛；倘若他身体健康，像他这样肌肉强健，肩宽体壮的白种人，脸上应当是有暖感的暗褐色。突然间他醒了，脱离了梦境，似乎还心有余悸。他坐起来，显出防卫的神色，四下寻觅敌人。随即看见了我，他微笑起来：我可以看出倘若身体健康的话，索尔·格林那张宽宽的褐色的脸盘上会绽开怎样的笑容。但他的笑是蜡黄的、惊慌的。他出于恐惧和我做爱。他怕的是孤独。这不是那位恋爱中的女人——我心中那本能的小生命会加以拒绝的虚假的爱，这是出于恐惧的爱，是担惊受怕的安娜作出的响应。我们同是担惊受怕的人，在恐惧中做爱。但我的头脑始终保持警觉，因为充满了恐惧。

之后足足一个星期他没有接近我，又不作任何解释，什么也没有。他成了个陌生人，进门后只点点头，便径直上楼去。足足一个星期我看着心中那位陷入恋爱的女人在萎缩，在气恼，在妒嫉。那是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可怕的充满恶意的妒嫉。我走上楼去见索尔，并对他说：“这算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一连那么多天和女人做爱，还时时表现出其乐融融的样子，随之却躲开了，突然连一句客套的托辞也没有？”一阵很响的放肆的大笑，随后他说：“你是问什么样的男人吗？这倒很值得一问。”我说：“我想你在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吧，年轻的男主角在寻求自我。”“对极了，”他说，“但我不打算让他说起话来是一副旧世界的凡夫俗子的腔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些凡夫俗子对于他们的自我从来就没有丝毫的怀疑。”他态度生硬，充满敌意，讥讽地笑着。我的态度也很生硬，也在嘲笑。在这样纯粹敌意的冷峻时刻，我很有点自得其乐，便说：“好吧，祝你好运，但在你的尝试中不要写我。”说完我就下楼了。几分钟之后他也下来了。但他不再那么尖酸刻薄，而变得友好且可以信赖。他说：“安娜，你想在生活中找一个男人，你是对的，你应当得到一位。然而——”“然而？”“你在寻找幸福。这个词对我来说从来就算不了什么，直到我见你想从眼下的情境里像生产糖蜜一样创造幸福。上帝知道任何人，甚至女人，都能从这样的情境中创造幸福，然而——”“然而？”“这是我，索尔·格林，我并不幸福，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幸福。”“这么说来我是在利用你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公平交易，因为你也在利用我。”他的脸色变了，显得很吃惊。“请原谅。我提及这一点，”我说，“但肯定你曾想到过你是在利用我？”

他大笑起来，是真正的笑，而不是怀有敌意的笑。

随后我们去喝咖啡，一边议论政治，或者不如说是议论美国。他的美国是冷漠无情的。他谈到好莱坞，谈到“赤色分子”作家，他们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只好承认自己是“赤色分子”，谈到有些作家承认自己反共，因而受到敬重。他还谈到有些人向调查委员会告发他们的朋友。（★Ⅸ）他以一种超然的颇觉好笑的愤懑叙说这一切。谈起有关他的雇主的一件事。那人把他叫进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索尔已经不是党员了，事实上，在那以前他已被开除出党，但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那位雇主深感惋惜失望，便说索尔必须辞职。索尔辞了职。几个星期后在一次聚会时，索尔又遇见那位雇主。那人流着泪责备自己：“你是我的朋友，索尔，我愿把你当做我的朋友。”这种说话的口气我已听到十多次了，索尔、纳尔逊和其他人讲起所发生的事来，都是这样。在索尔诉说这一切时，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感到内心升腾起对索尔的雇主，对那些供认误信共产主义以求开脱的“赤色分子”作家，对那些告密者的极度愤慨和蔑视。我对索尔说：“你说得很好。但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的见解，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人们应当有足够的勇气维护自己独立的思想。”他抬起头来，神情热切而好奇。通常在他说话时，他话语轻率，目光迷茫，他是在对自己说话。只有在他整个个性与那双冷漠的灰色眼睛完全不相协调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多么习惯了他的谈话风格——他只管对自己说着，几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他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还是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思考得这么清楚，有他在场使我思维清晰，因为我们的经历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尽管我们作为人是如此的不同。我说：“喏，以我们为例吧，我们两人，没有一个不曾干过这样的事：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说的话不一样，对朋友和对仇人说的话不一样。我们俩没有一个不曾向压力屈服，害怕被认为是叛徒。我记得自己起码想过十多次，为什么我吓得只好那样说，甚至那样想，是因为我害怕被当做党的叛徒。”他盯住我看，目光锐利，又有几分嘲讽。我熟悉这样的嘲讽的目光，那是“革命的嘲讽”，我们人人都曾以这样的目光去盯视过别人，因而我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而是接着说：“因此，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时代，恰恰是那些按常理应当无畏、坦率、忠诚的人物，结果却成了谄媚撒谎、狠毒阴险的家伙，那原因不是害怕酷刑和坐牢，便是害怕被视为叛徒。”他脱口而出，厉声呵责起来：“中产阶级的论调，你的说法就是。哈，你的出身在这关键时刻就暴露出来了，是吧？”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此前对我说的话，所用的口气，丝毫没有让我对这句话有什么思想准备：这句话是从军械库里取来的武器，充满嘲弄和讥讽，令我非常吃惊。我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仍以那样的口吻说：“这是很久以来我所听到的最奇特的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政治迫害。”“但我想，你对你那些党员老朋友所作的批评，难道就是客观公正的评论吗？”他皱起眉头，没有回答。我说：“看看美国的情况，我们便知道，整个知识界会因为受胁迫而采取反共的态度。”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英国，这种情况在这儿不可能发生。”又是一阵不协调的震惊的感觉。因为他这话有些感情用事，是自由党仓库中的货色，正如他有些话是赤色分子仓库中的货色一样。我说：“冷战期间，当围捕共产党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时候，这儿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是的，我知道人们都已淡忘了往事，现在人人对麦卡锡主义感到震惊，但这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对此轻描淡写，说什么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这种行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对等的人物——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我们的自由党人大多在公开或私下地支持反美调查委员会。一位著名编辑会给下流小报写上歇斯底里的信件，说是只要他知道他的老朋友X和Y是间谍的话，他早就去军情五处告发他们了。没有人对他表示反感。整个文学界及一切文学组织都卷入了最原始的反共活动——当然他们所说的话，或相当多的内容，是基本属实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不过在重复那些下流小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的东西，他们并不求真正的理解，只是竭力叫嚷，就像一群狂吠的狗。因此，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压力加大那么一点儿，我们的军情五处里便会挤满前来告发的知识分子，而同时，我们这些赤色分子，就得指黑为白，言不由衷地说谎了。”

“是么？”

“是的，过去三十年中，在民主国家里——更不用说集权国家了——从我们见到的情况看来，社会上真正敢于顶住潮流，真正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是如此之少，以致……”

他突然说了声：“请原谅。”便显得僵硬又茫然地走了出去。

我坐在厨房里，仔细回想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和一切我所熟悉的人，他们有的是些很优秀的人物，都已经习惯于和共产党保持一致，而对自己和别人言不由衷。而那些“自由党”或“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转眼之间也会，而且已经参与这样那样的政治迫害。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什么自由、独立、真理，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人具备这种真正的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勇气。人民倘若不具备这种勇气，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会灭亡或不可能诞生。

我坐在那儿，感到沮丧而消沉。因为在我们这些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长大的人的心中，有份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自由会日渐壮大，能顶住各种压力；这份信仰似乎能无视任何不利于它的证据而继续存在。但或许这份信仰本身便是一种危险。我坐在那儿，眼前浮现出一幅幻觉——一个不断强固，日渐冷酷，有着各种国家、制度、经济财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稍稍谈论一下自由或个人良知，都显得越来越荒唐可笑了。我知道这种幻觉早已有人写过，人们也早就读到过这样的作品，但此刻我所感受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或思想，而是像我的血肉神经一样的真实的东西。

索尔换了衣服下楼来了。他现在成了我所谓的“他自己”，以一种怪异的幽默口吻短短地说了一句：“很抱歉刚才我走开了，你刚才说的话我承受不了。”

我说：“这些日子里我所想的一切都那么阴沉压抑。或许我也承受不了。”

他走上前来，用双臂抱住了我。他说：“我们在互相安慰。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仍用双臂搂住我，然后说，“我们得记住，有着我们这样经历的人必将消沉而毫无希望。”

“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有着我们这样经历的人才最有可能了解真相，因为我们清楚我们曾干过些什么。”

我请他吃了午饭，并谈起了他的童年。传统的悲惨的童年，破碎的家庭，等等。午饭后他上楼去，说是想工作，但很快便下来了。他倚在门框上说：“我一向能不停地工作几个小时，现在却每个小时都得休息。”

我又感到了那种不和谐。此刻，把这事琢磨一番，情况是相当清楚的，但我又感到困惑了。因为他说话的样子像是工作了一小时，而其实不过才五分钟。他站在那儿，显得百无聊赖，却又焦躁不安。随后他说：“我在美国有个朋友，在他小的时候父母便离异了。你认为这会对他造成影响吗？”

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所谓“朋友”，明明白白便是他自己。而他不到十分钟之前刚说起过他的父母。

我说：“是的，我肯定你父母的离异对你有所影响。”

他显得很吃惊，满脸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

（★Ⅹ）我说：“你的记性真糟透了，几分钟前你刚对我说起过你的父母。”

他站在那儿，一副警觉、戒备而沉思的神情。他心中犯疑而脸上透着机敏。随即他语无伦次地说：“噢，我在想我的朋友，没别的什么……”说着他便转身上楼了。

我坐着，脑中一团混沌，想理出个头绪来。他真的忘了刚才对我说起过的话。我想起在过去的几天里，这种情况已有六七次了——他对我说起某件事，过几分钟后又提到它，就像是第一次提起似的。比如昨天吧，他说：“你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来这儿……”说得好像他已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似的。另一次他刚说起：“那次我们去印第安饭店……”其实当时我们刚刚去那儿吃过午餐。

我走进大房间，关上了门。我们对此已有默契，只要我的门关上，就是不想受到打扰。有时我的门关着，却听到他在楼上房间来回走动，或下来走到楼梯的中途，这就像有股压力在敦促我开门，而我就顺从了。但今天我却关紧了门，自顾自坐在床上，想要思忖一番。我微微出汗，双手发冷，呼吸也不怎么顺畅。我因焦虑而全身收紧，却一遍遍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焦虑，这不是我的——但无济于事。（★Ⅺ）我仰卧在地板上，头下枕了一块垫子，并放松四肢，做起“游戏”。或是竭力想做，却不能奏效，因为我能听到索尔在楼上来回走动。他的每个举动都使我全身起着感应。我想我得离开这个地方，去拜访某个人。谁？我知道不能和摩莉谈论索尔，但还是给她挂了电话，她不经意地问：“索尔怎么样？”我说：“不错。”她说起她见到了简·邦德，简“对索尔还是一片痴心”。我已经好几天没想到简·邦德了，因此我很快说了些别的事，又在地板上躺下了。昨晚索尔曾经说：“我得稍许散散步，否则睡不好。”结果他外出了三个小时。去简·邦德的住处只要步行半个小时，坐公共汽车不过十分钟。对了，他出去之前曾给什么人挂过电话。看样子，他是从我的家里和简约定了去找她幽会。他去了，和她做爱后，又回来爬上我的床睡觉。不，我们昨夜没有做爱。因为，我是无意识地在保护自己免受知情的痛苦。（就是知情之后我也不在乎，但我心中那小生命却耿耿于怀，很妒嫉，很愠怒，并想狠狠报复一下。）

他敲敲门，隔着门说：“我不想打扰你，只是出去散散步。”我不由自主，无意识地走上前去，打开了门——他已经走下楼梯了，我仍问道：“你去看简·邦德吗？”他动作僵硬了，慢慢转过身来朝向我：“不，我是去散步。”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想，在我直截了当问他时，他不可能说谎。我本应该问：“昨晚你见到简·邦德了吗？”此刻我意识到我没有那样问，因为我害怕他作出否定的回答。

我应了几句巧妙而无关紧要的话，便转过身，关上门。我无法思想，甚至没法动弹。我像病倒了一般。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让他走，他必须离开这儿。但我知道我没法叫他搬走，因此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那么你就必须努力使自己超脱。

他回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一直在等他归来的脚步，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天色差不多已黑了。他非常友好地大声问候我，并直接进了浴室。（★Ⅻ）我坐在那儿想：这完全不可能：他不可能刚从简·邦德那里回来就去浴室洗去做爱的痕迹，他心里清楚，我一定知道他刚才去了哪里。这不可能。但我又明白这是可能的。我坐着，竭力鼓动自己去问：索尔，你刚和简·邦德睡过觉吗？

他进来的时候我就这样问了。他粗鲁、响亮地大笑着说：“没有，没有的事。”随后他紧盯着我，走过来用双臂搂住我。他这番举动显得很真诚，很热情，我一下子就顺从了。他非常友好地说：“噢，安娜，不管什么事，你总是太敏感了。别自寻烦恼啊。”他轻轻抱了我一下，随后说，“我想你应当尽量理解这一点——我们都是很不平常的人。还有一点：在我来这儿之前，你的生活方式对你没有好处。现在有了我，就一切正常了。”他一边这么说，一边将我放倒在床上，并开始抚慰我，似乎我是个病人似的。事实上我真如病了一般。我的脑中思绪起伏，胃里也翻腾不息。我没法想像，因为这位如此温和多情的人，正是令我致病的家伙。后来他说：“现在给我做饭吧。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上帝保佑你，你是位真正顾家的女人，到时候你真该嫁一位稳重的好丈夫。”随后又郁郁寡欢地说，“上帝也保佑我吧，我似乎老是在谨慎地选择。”我于是给他做了晚饭。

今天一大早，电话铃就响了。我一听，是简·邦德打来的。我叫醒索尔，让他接电话，便走出房间去了浴室，在里面我放水擦洗，弄得声音很响。洗完回来时他已在床上了，蜷曲着身子，半睡半醒的。我盼着他能告诉我简说过或要求些什么，但他根本不提打电话的事。我又很生气。但昨天夜里，自始至终他都十分温柔、亲切，在睡梦中他还像个情人一样对我又亲吻又爱抚，甚至唤着我的名字，因此我知道那温存是冲着我的。我不知道究竟该爱还是恨。早饭后他说他得出去一下。他作了一大堆解释，说他必须去看望一些电影界人士。因为他脸上那种呆板固执的表情，因为他毫无必要的复杂解释，我就知道他是去看简·邦德，这是她打来电话时约好的。他一走我便上楼进了他的房间。屋里的一切都极为干净整洁。随即我开始翻看他的书信文件。记得当时我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偷看别人的书信和私人文件，但我对自己的行动毫不吃惊，似乎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谁让他对我撒谎呢。我虽又气愤又心烦意乱，但行动却有条不紊。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用橡皮筋扎起的一沓信，是一位美国姑娘写来的。他们曾经相恋，她在信中抱怨他不回信。另有一沓信来自巴黎的一位女孩——又是抱怨他杳无回音。我将信放回原处，没特别留意，只是随手一放便搜寻别的东西。随即发现了成沓的日记。（★ⅩⅣ）记得当时我心里想，这倒是奇怪，他的日记全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不像我的那么散乱。我匆匆翻阅日期较早的一些，不是逐页读，而是获些印象。那是一连串的新地名，不同的工作，和一连串女孩的名字。好像有一根线，串起了不同的地名，不同的女人名，以及一些关于孤独、分隔和离群索居的细节。我坐在他的床上，试图将这两个形象联系起来，一个是我认识的，另一个是这些文字所描述的，一个极为自怜、冷漠、工于心计而又毫无感情的人。想起我读自己的笔记时的感觉，我也认不出自己了。当一个人写自己的时候便会发生很奇怪的情况，那就是一个人直接的自我，与投射的自我不合。结果便是冷漠、无情的评判。没有评判，就没有生命——对了，关键是没有生命。写到这儿，我意识到自己又回到黑色笔记中写维利时的观点了。要是索尔说——在他的日记中，以后期的自我评判前期的自我——我那样对待妇女，我真不如一头猪。或者说：我现在这样对待妇女，并没什么过错。或者说：我只是如实记录发生的事，我并不是在对自己作道德评判——嗯，不管他说什么，这些话都是不得要领的。因为留在他日记中的是生机、活力和惹人喜爱的东西。“维利让他的眼镜满屋子闪亮，并且说……”“索尔，坚定有力地站着，微微咧嘴一笑——咧嘴嘲笑自己作为勾引者的姿态，慢悠悠地说：进来吧宝贝，让我们上床吧，我喜欢你的风格。”我继续读这些记录，起先很为这里体现的冷漠无情而惊骇，而后又通过它们使所认识的索尔栩栩如生。于是我发现自己的心境不停地改变，从起初的气愤，女人的气愤，转变为对于任何活生生的东西感到的愉悦，那种认清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后的愉悦。

随之，在我看到日记中的某些记载时，这份愉悦顿时化为乌有了。这些记载使我惊恐，因为我曾从别的消息来源将它记入了黄色笔记。这让我感到害怕，当我现在写下这些的时候，我似乎有种可怕的预感，或类似的东西，某种直觉，某种感悟在起作用，这感悟若运用在平日生活里就太痛苦了，如果生活中这么想，那就简直没法活了。三则日记如下：“必须离开底特律，我已从中获得需要的一切。梅维斯在制造麻烦。一周之前我为她而发狂，现在不把她当回事了。真怪。”接着是：“昨夜梅维斯来到我的寓所。我正和琼在一起。只得出去到客厅里，把梅维斯打发走。”接着是：“接到底特律杰克来信。梅维斯用刀片切断手腕动脉。他们及时送她去医院。可怜，是个好女孩。”后面再也没有关于梅维斯的记载。我很愤怒，这是对于男女恩怨中因冤屈而怀恨的愤怒。我气得一时都糊涂了。我推开那大量日记。要看完得花好几个星期，而我也没有这个兴致。但这时我倒好奇起来，想知道关于我他写了些什么。我找到了他初来这套公寓的日期。“见到安娜·沃尔夫。要是我想待在伦敦，这个地方可住。玛丽提供我一个房间，但那儿有麻烦。她是个不错的姘头，但仅此而已。安娜并不吸引我，这倒是桩好事。玛丽当众大闹。简来参加聚会。我们共舞，几乎想在舞池里做爱。娇小、纤细、带点男孩脾气——带她回家。整夜做爱——嗬，太过瘾了！”“今天，和安娜聊天，记不起说了些什么，我想她不会注意到什么。”几天没写。接着是：“有趣的事，我喜欢安娜胜过任何人，但我不喜欢和她做爱。也许到更换住处的时候了？简一直捣乱。真操他妈的这些女人，真是！”“安娜就简的事找麻烦。对她来说太糟糕了。”“与简一刀两断。可惜，她是我在这该死的国家里最好的姘头。与玛格丽特一起在咖啡馆。”“简来电话。就安娜的事吵闹。不想惹安娜麻烦。与玛格丽特约会。”

这条记载是今天的，那么他外出是去找玛格丽特而不是找简。我对自己的行为很感震惊，因为我居然偷看别人的日记信件。而且，我心头还充满卑劣的洋洋自得的欢快，因为我抓住了他的把柄。

（★ⅩⅤ）这条记述，“我不喜欢和她做爱”，使我如此伤心，以致我一时间呼吸都停止了。糟糕的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更糟的是，我一时间对作为女人的判断力失去了信任，这女人是根据索尔是否真心向她求爱而作出反应的。她不可能受骗。我突然想到，她一直在欺骗自己。我感到十分羞惭，因为他并不在乎我，而我却很在乎他是否想和我做爱，他至多只把我看做是个“好姘头”。出于某种轻蔑，就像刚才放回信件那样，随随便便地将日记放归原处，我随即下楼写下这些。但我心中很乱，没法写得更理智些。

我刚才又上楼去看了一下他的日记——他写“我不喜欢和她做爱”，正是在他不下楼的那个星期。自那以后，在他受到女人吸引时，他一直像个男人一样做爱的。我弄不明白这一点，我什么也理解不了。

昨天我强令自己追问他：“你不舒服吗？真不舒服的话，是什么方面的？”他说话时我几乎盼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甚至笑了。他却谨慎地说：“我看，要是你有麻烦，就该自己忍着，别拿它来折磨别人。”话说得很严肃，这个负责任的男人。我说：“事实上，正是你在这么做。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感觉仿佛陷入了某种心理的迷雾之中。他一本正经地说：“但愿我并没有强加于你。”“我并没有怪你，”我说，“但我觉得有什么心事强忍着没好处，你应该把它们说出来。”

他的口气一下子变得生硬且含敌意：“你这话听起来像个该死的精神分析学家。”

我当时想，不管哪次谈话，他怎么总像五六个不同的人呢。我甚至盼着他还原为那个负责的人。他确实恢复到那副样子，并且说：“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确实是那样。要是表现出来了，我很抱歉。我会努力改进的。”我说：“这不是改进不改进的问题。”

他断然地改换了话题，脸上是一副不堪烦扰，受尽伤害的表情，他在保护自己。

我给佩因特医生挂了电话。我说我想知道某人出了什么毛病，他没有时间感，表现得像几个不同的人一样。他回答：“我从不通过电话作诊断。”我说：“哟，别来这一套。”他说：“亲爱的安娜，我想你最好先预约。”“这不是为我，”我说，“是个朋友。”随即一阵沉默。然后他说：“请别惊慌。要是你知道有多少可爱的人走在马路上，可他们不过是些幽灵，你就会大吃一惊。请务必预约。”“这种症状的原因是什么？”“哦，我想说——权且试作一猜，也不想多说——这都该归咎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谢谢。”我说。“不预约吗？”“不了。”“那太糟糕了，安娜，那是种精神上的傲气，要是你是那些不同的人，你会亲自去为他们拉靴襻吗？”“我会将你的意思转达给有关的人。”我说。

我回到索尔身边，对他说：“我给医生挂了电话，他以为我病了，我对他说我有个朋友——你明白吗？”索尔显得警觉而不安，却只咧嘴一笑。“他说我该先预约，但又说我根本不必因几个不同的人合于一身又无时间感而惊慌。”

“这就是我给你的印象吗？”

“嗯，是的。”

“谢谢。我想在这一点上，他说得对。”

今天他对我说，“既然我能从你这儿得到免费治疗，何必浪费钱去看精神病医生呢？”这话说得粗鲁无礼，又洋洋得意。我对他说，利用我担当这样的角色，未免不公平。他以同样得意又粗野凶狠的口气说：“英国女人！公平！人人都在互相利用。你利用我想做一场幸福的好莱坞美梦，作为交换我则想利用你的精神病医生的经验。”一会儿之后我们便上床做爱。我们争吵时互相仇恨，而从这恨里又引出性爱。这是狂热而猛烈的做爱，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和我心中那位恋爱中的女人完全不一样（★ⅩⅥ）。她绝对否认与此有任何关系。

今天同床时他批评我的某个动作，我意识到他在拿我和某人作比较。我说做爱也有好几种不同的流派，而我们分属两种不同流派。我们互相怀着敌意，但这一切却相当令人愉快。他开始思忖我的话，随即笑着叫起来。“爱，”他说，多情善感得像个学生，“是超越国界的。”“做爱，”我说，“各民族都有不同风格。没一个英国人像你这样做爱的。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会做爱的英国人。”他则开始哼起一支流行歌曲，“要是你喜欢我的，我也会喜欢你的民族风格。”

公寓的四壁围着我们。一天又一天，我们独自厮守其中。我感觉我俩都有点疯狂了。他笑着叫道：“是的，我发疯了，我是经此短暂的一生，才认识到这点的，但那又何妨？就当我喜欢发疯吧，那又怎么样？”

与此同时，我的焦虑却始终存在，我已忘记了正常地醒来是怎样的感觉；但我留意着自己的处境，甚至想：算了，我再也不想受自己的焦虑的折磨了，那么，在有机会的时候，就不妨体验一下别人的焦虑吧。

有时候我试图重玩“游戏”。有时候我写这本以及那本笔记，或者观察地板上光线的变化，以致一点尘土或地板上的一个节疤会放大上好多倍，而成为某种象征。索尔在楼上来回走动，来回不停地走动，或者便是久久的沉寂。无论沉寂或是他的脚步声，都牵动我的神经与之共鸣。当他离开这公寓“去稍作散步”，我的神经也仿佛随之而去，好像与他紧紧系在一起似的。

今天他一走进来，我便凭直觉知道，他已和什么人同床共枕过了。我便责问他，这倒并不是感到受了伤害，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手，他说：“没有的事，究竟是什么使你这样想的？”随即他显出一脸的狡诈、诡秘和急切，加了一句，“要是你想知道，我会提供确凿证据。”我笑了起来，尽管我很生气，但我毕竟笑了，这使我恢复了常态。刚才我气疯了，因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沮丧和妒嫉而心神不宁，我是那种偷看私人信件和日记的女人；但在我笑过之后，我的心情便平静下来了。他不喜欢我这样笑，因为他说：“囚犯们会学说某些话的。”我说：“要是我以前从未当过看守，而现在却成了一名狱卒，那也许是因为你正需要这样的人。”

他脸上的表情开朗了，并在我的床头坐下来，而且以一种能在瞬间发生变化的坦率的口吻说：“问题在于，当我们开始同居，你将相互忠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可我不是这样。我从来不曾忠实于哪个人。这种情形从不曾有过。”

“你的意思是，”我说，“你是个骗子，当哪个女人开始钟情于你，或者看出了你的真面目，你就抛开她们，转移到下一个目标。”

他发出年轻人似的率直的大笑，那种笑里倒并没有敌意，同时说：“或许，这话有些道理。”

我几乎想说出口来，那就转移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这么说，不知道自己该遵循怎样的推理来对付他。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在我几乎说出“那就转移吧”的时刻，他向我投来急速的惊恐的一瞥，还说：“你本该对我说，这对你很重要。”

我说：“那么我就现在对你说吧：这对我很重要。”

“那好。”他稍作停顿，小心地说。他脸上又是那一副狡诈、诡秘的表情。我非常清楚这会儿他在想些什么。

今天，他在挂了个电话后，出去了几个小时，我径直上楼，读了他新近的日记。“安娜的妒嫉几乎让我发疯。见到玛格丽特。和她一起回家。是个不错的小妞。”“玛格丽特对我态度冷淡。在她家遇见多萝西。下周待安娜去看简纳特时我将溜出去——当猫一不在场的时候！”

我又冷静又得意地读着这些记载。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有许多亲热友好的时刻，倾诉衷肠，情话绵绵。我们竭尽欢爱。我们夜夜同床，那真是销魂的酣睡。但有时一句话刚说上半句，亲热友好便会突然转为憎恶仇恨。有时候这公寓是片情意绵绵的爱的绿洲，而转眼之间便成了战场，甚至连四面的墙壁都因仇恨而颤动，我们像两头野兽一样互相对峙，兜着圈子，我们互相咒骂的话如此可怕，事后回想起来都会感到震惊。然而，我们居然很会说这样可怕的话，听着自己所说的话，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以致两人都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我去看望简纳特，一路上心情很烦闷苦恼，因为我知道，不管那个多萝西是谁，反正索尔正在和她调情做爱，甚至在见到简纳特的时候，这个念头仍在我脑中萦绕，挥之不去。简纳特看来很快活——远远离开了我，一个小小的女学生，与她的朋友们融合在一起了。坐火车回来时，我又一次想到，这多么奇怪啊——整整十二年里，我的每一天的每一分钟，无不围绕着简纳特，她的需要便是我的日程安排。而今她进了学校，事情竟变得如此，转眼之间我便还原成那个从未生育过简纳特的安娜了。我想起摩莉曾说过同样的话，汤姆十六岁时与几位朋友外出度假，足足好几天她满屋子来回转着，对自己的举动惊讶不已。“我感觉好像我从未有过孩子似的。”她不停地说着这话。

在我渐渐走近自己的公寓时，我感到胃中的痉挛在加剧。一进家门，我就有点恶心想吐。于是我径直进了浴室。我过去还从来没有因神经紧张而呕吐过。随后我向楼上喊了一声。索尔在家。他下来了，一副欢快开心的样子。哟！这是怎么啦，等等。在我瞧他时，他的表情变得谨慎诡秘，掩住了得意之色。从他脸上我可以看出自己当时一定显得冷漠而充满恶意。因为他问：“为什么这样瞧着我？”随即又说：“你想看出点什么？”

我进了自己的大房间。这句话——你想看出点什么，在我们俩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具有新的内涵，将我们间的怨恨推向另一个深度。随着这句话传递过来的，纯粹是憎恶之波。我在床边坐下来，尽力思索着。我意识到这股憎恶已令我全身感到恐惧。但关于精神的病症我知道些什么？什么也不知道。然而本能却告诉我根本不必恐惧。

他跟在我后面进了房间，在床的那头坐了下来，一边哼着某支爵士乐曲，同时望着我。他说：“我给你买了些爵士乐唱片。爵士音乐能让你放松。”

我说：“好的。”

他说：“你是个非常可恶的英国女人，不是吗？”这话听来真令人不舒服。

我说：“要是你不喜欢我，那就搬走吧。”

他很快看我一眼，显得颇为吃惊，随即走了出去。我等着他回来，我知道他会有怎样的反应。他回来时很镇静、安详、亲切而又多情。他在我的电唱机上放了一盘唱片。我看了一下唱片，是阿姆斯特朗和贝西·史密斯早期的作品⁽⁴⁾。我们静静地坐着听音乐，他一边注视着我。

随后他问：“怎么样？”

我说：“那类音乐听起来都挺欢快、热情，很受欢迎。”

“不错吧？”

“可它跟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的情况和它不一样。”

“夫人，我的个性恰恰是阿姆斯特朗、贝谢⁽⁵⁾和贝西·史密斯塑成的。”

“那么，后来它已经有所改变了。”

“它的变化，正是美国所经历的变化。”他随即赌气地说，“我想你也会表现出对爵士乐的天赋的，我的个性正需要这一点。”

“为什么你事事都得这么争奇好胜？”

“因为我是美国人；那是个充满竞争的国家。”

我发觉那份安详亲切早已消失，而那种憎恶却重现了。我说：“今晚我们还是分开为好，有时候你真正让我受不了。”

他听后一惊。随即脸色缓和下来——在这一过程中，那张善于防卫，冷漠无情的脸似乎在操纵着自己。他带着和善的笑容，平静地说：“这不能怪你。我自己都受不了。”

他出去了。几分钟之后，我已躺在床上，他下楼来，走到床边微笑着说：“挪进去一点。”

我说：“我可不想和你打架。”

他说：“我们都身不由己。”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相争论的这件事很奇怪吗？我毫不在乎你在和谁睡觉，你也不是个对女人进行性虐待的男人。因此，显然我们是在为别的什么事而争吵不和。那是什么事呢？”

“是有趣的经历，我们发疯了。”

“不错，是很有趣的经历。”

“为什么那样说话？”

“一年以后，我们俩就会回首往事，并且说：是的，我们的生活正是这样，多么迷人的经历。”

“这有什么不好呢？”

“妄自尊大，咱俩就是这类人。你说，我就是如此这般的人，因为美国政治上就是如此这般，因此我就是美国。而我则说，我的立场就是这时代的女人的立场。”

“也许我们两个都没错。”

我们很友好地上床睡觉了。但睡觉改变了我们。当我醒来时，发现他正侧卧着，脸带一副僵硬的微笑在注视着我。他说：“你刚才在做什么梦？”我说：“没做什么梦。”但我随即想起来了。我刚才确实做了个噩梦，梦中那邪恶的、无法无天的法则以索尔为化身。在整个噩梦的漫长过程中，它一直在讥笑、嘲弄我。它紧紧抓住我的两臂，使我不能动弹，还说：“我要伤害你，我就爱这样。”

这梦境太骇人了，因此，我赶紧起床离开他，到厨房去煮咖啡。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他穿好衣服也进来了。他的脸看起来像个拳头。“我要出去。”他说。他稍待了一会儿，等我说话，随后慢慢下楼，又回过头来，盼着我叫住他。我仰卧在地上，放起了阿姆斯特朗早期作品的唱片，向往着音乐中那个自由、欢乐，充满了善意的揶揄的世界。四五个小时之后，他进来了，因为报复得逞而满脸得意。他说：“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话？”我说：“没什么好说的。”“你为什么不回击？”

“你可知道你问过多少遍我为什么不回击吗？假如你愿意因某些事而受惩罚，那就找别人去吧。”

随即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折：我说起了某些事，他仔细考虑了一番。他显得很感兴趣地说：“我该受惩罚吗？嗯，很有意思。”他坐在我的床脚处，手捏下巴，皱紧眉头。他说：“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很不喜欢自己。我也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我自己。但既然我们俩谁也不喜欢这样，那何苦自寻烦恼不喜欢自己呢？”

他的脸色又变了。他狡黠地说：“我想，你认为你知道我在干些什么。”

我没说什么，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很快来回走着，不时朝我狠狠瞟上一眼：“你永远不会知道，是的，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我的沉默并不是决心避免争吵，但也不是为了控制住自己，而是在这场与他的交锋中作为同样锐利的武器。一阵足够长的沉默之后，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些什么，你在和多萝西轧姘头。”

他马上问：“你怎么知道的？”随后，就像他没问过这话似的：“不用追问我什么，我不会骗你的。”

“我不想追问，我读过你的日记。”

他立即站定，不再大步在房间里走动了，并站在那儿俯视着我。我颇感兴趣地冷冷瞧着他，只见他的脸上，先是害怕，继而盛怒，后又显出诡秘的得意。他说：“我并没有和多萝西轧姘头。”

“那么是和别的什么人。”

他开始吼叫，双手在空中挥动，他咬牙切齿地挤出这样的话：“你在暗中监视我，你是我所知道的最最妒嫉的女人。自从我住进这儿，我哪个女人都没有碰过，对于像我这样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美国男人，这可不容易。”

我颇带恶意地说：“你精力充沛，对此我很高兴。”

他吼叫起来：“我是个正人君子。我可不是女人的宠物，终日关在家里。”他继续吼叫着，而我再次体验到前天有过的那种感觉，那种再下滑一步便会身不由己的感觉。我，我，我，我，我，他在吼叫，然而所有的话语都不再连贯了，成了含糊而散乱的自吹自擂，我感到好像是机枪的子弹在对准我疯狂扫射。这机枪不停地扫射，我，我，我，我，我，于是我不再倾听，随后我意识到他一下子沉默了，还很焦急地注视我。“你怎么啦？”他说。他走过来，跪在我身边，将我的脸拨转过去，对我说：“看在基督的份上，你一定得明白，性对我来说并不重要，真的，它并不重要。”

我说：“你的意思是，性很重要，但和谁上床则无所谓。”

他将我抱到床上，显得温柔又充满同情。他颇有点自怨自艾地说：“要是我伤了女人的心，我很善于将这破碎的心弥补回去。”

“为什么你非得伤女人的心？”

“我不知道。直到你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此前我真的不知道。”

“我希望你能为自己找一个精神病医生。我一直这么说，一直这么说，你会毁了我们两个的。”

我哭了起来，感觉自己像在昨夜的梦中；他紧抓住我的双臂，狂笑着伤害我。而同时他又很温柔体贴。随即我突然明白了，这所有的一切，这恃强凌弱和情意绵绵的交替，全是为着这一刻他可以抚慰我。我立即下了床，因他以施惠人自居，我却加以默认而极为恼怒。我抽起了烟。

他声音低沉地说：“我可以击倒你，但你不会长久屈从。”

“你真幸运，可以一而再地这样做，从中取乐。”

他显得心不在焉，像在远处看自己，若有所思地问：“请告诉我，为什么？”

我冲着他叫嚷起来：“你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在和母亲的关系上有问题。你紧紧依赖我，把我看做是你的母亲，但你又不得不始终欺瞒我，觉得重要的是得把我蒙在鼓里。重要的是既要撒谎，又要让我相信。然后，当我感情受到伤害，你又因为对我——对母亲过于残忍而感到恐惧，于是你不得不安抚我，劝慰我……”我歇斯底里地叫嚷着，“这一切我都厌透了。这种哄小孩的话我都听腻了。这一切平庸乏味，真让人恶心……”我停住了话，朝他看着。他像个挨了打的小孩，满脸委屈。“现在你感到舒服了，因为你惹得我对你大嚷大叫。为什么你不生气？你应该生气——我在骂你，索尔·格林，我把你贬得如此一钱不值，你应该生气才是。你三十三岁的人了，坐在那儿听我说这番乏味而浅易简单的话，应当感到羞愧。”我说完这番话，感到精疲力竭。我像置身于确能嗅知的一层焦虑紧张的壳内，那种气味就像一团神经衰竭的浊雾。

“说下去。”他说。

“这是你能从我这儿得到的最后一点坦诚的说明。”

“过来。”

我只得走过去。他笑着拉我在他身边躺下，然后便开始和我做爱。对这种讨厌的冷冰冰的做爱，我仍配合着。配合这种冷冰冰的做爱并不难，因为它和柔情一样，伤害不了我。但随即我感到自己变得勉强和被动起来。因为我明白了，在想到这一点之前，我已经先感觉到了，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感觉：他不是在与我做爱。我将信将疑地对自己说，他是在和另一个女人做爱。他换了一种嗓音，开始以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半带着笑声，放肆地说：“嗬，夫人，你确实是个好姘头，是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上哪儿我都会这么说。”以前他的爱抚与此不同，因此，他这时显然不是在抚摸我。他伸手摸着我的臀部说：“我要说，这是呱呱叫的肥壮女人的身段。”我说：“你把我们搞混了，我是那个瘦的。”

他大吃一惊。确实，我看他跟平时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翻转身去仰卧着，手捂双眼，稍作喘息，脸色很苍白。随后他开口了，不是用那种南方口音，而是他自己的，那种浪荡子的口气，就像他说“我是个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美国男人”时一样：“宝贝，对我你可得随意点儿，不妨当做上等的威士忌。”

“那么，这就是你的特点了。”

他又一惊。他努力想摆脱那种样子，便喘息着，让自己放慢了呼吸，随后像平常一样问：“我出了什么毛病？”

“你是说，我们出了什么毛病。我们两人都疯了。我们陷于疯狂之茧中。”

“你！”这话里充满愠怒，“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最神志清醒而又残忍的女人。”

“但此时此刻不是。”

我们久久地躺着，谁也没有出声。他温存地抚摩着我的手臂。公寓俯临的街道上，不时有卡车隆隆驶过。在他温柔的轻抚下，我感觉那份紧张正离我而去。所有的疯狂和怨恨都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又一个悠长的天色昏暗的下午，以及一个悠长的漆黑的夜，而在这段时光里，我们与世隔绝了。公寓就像一艘船，漂浮在黑沉沉的海面。它似乎是一只设备齐全，遗世独立的小舟，在海上漂流。我们播放新的唱片，同床共枕，竭尽欢爱。我们两人，如痴如狂的索尔和安娜，就像置身在别的什么地方，在某个地方的另一间屋子里。

（★ⅩⅤⅡ）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沉浸在幸福中。电话一直没有响起。没人来访。我们厮守在一起。但现在这一切结束了，他心中某个开关关上了，于是我也坐下来开始写作。我发现自己写下了——幸福。这就足够了。他根本用不着说：你就像生产蜜糖一样创造幸福。这一个星期里我压根儿就不想走近桌子，打开这些笔记本。还有什么可说可记的呢。

今天我们起床很晚，我们听唱片，做爱。然后他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下来的时候他的脸看起来像把斧头，我瞧了他一眼，便知道那个开关关上了。他在屋里大步来回转着，一边说：“我定不下心来，定不下心来。”这话充满了对抗情绪，于是我说：“那你就出去吧。”“要是我出去，你又会指责我和别人睡觉。”“但那是你要我那么说的缘故。”“好吧，那我就出去了。”“走吧。”他站在那儿满含敌意地看着我，我感到自己胃部的肌肉收紧了，焦虑之云像黑沉沉的雾笼上了心头。我看着那幸福的一周渐渐消逝，心里在想：再过一个月简纳特就会回来，现在的安娜到那时将不复存在。要是我知道自己能够和这个无依无靠的落难者一刀两断，为了简纳特我不得不这样做，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这么干。为什么我不这么干呢？因为我不愿意，这就是原因。某些情绪总得排解，某种模式总得遵循……他感觉我在疏远他，便变得十分焦急，说：“要是我不愿意，为什么非要我走？”“那就别走吧，”我说。“我要出去工作。”他突然说，还皱了皱眉头。他走了出去。几分钟之后他便下楼来，倚在了门上。我一直没动。我坐在地板上等他，因为我知道他会下来。天色渐暗，房间里到处是阴影，天空中晚霞正变幻着色彩。我端坐着，凝望空中布满了霞彩，暮色渐渐降临大街小巷。不知不觉之中我已陷入“游戏”时那种超然入神的状态。我成了这令人可畏的城市的一部分，成了千百万大众中的一员。我端坐在这地板上，同时又置身于城市上空，俯瞰着它。索尔进来后，倚在门框上对我说话，那话中全是指责：“我以前从来不曾这个样子，和一个女人拴得这么紧，甚至出去散散步，都会感到歉疚。”他的口气与我的感觉相去太远了，于是我说：你已整整一个星期待在这屋里没出去，我并没有请求你这么做，这是你自愿的。现在你的心情变了。为什么我的心情也得改变呢？”他小心翼翼地说：“一个星期，时间够长了。”听他说话的语气，我意识到在我说起“一个星期”这几个字之前，他并不知道究竟已度过了多少日子。我很想知道他原以为是几天，但我不敢问他。他皱紧眉头站在那儿，斜眼望着我，还扯着嘴唇，仿佛它们是一件乐器似的。稍停片刻后，他开口了，歪扭的脸上一团狡诈：“但我去看那场电影，这明明是前天的事。”我明白他的意图：他想装做不是一个星期，而是仅仅两天，一则想看看我是否确信是一个星期，二则他很讨厌这样的说法：他居然会整整一星期陪伴某个女人。房间里愈加暗了，他费力地盯住我的脸细看着。天空映进的光线，使他灰色的眼睛闪闪放光，使他长着金发的方脸微微发亮。他看起来像头警觉的颇具威胁的野兽。我说：“你看电影是在一个星期之前。”

他口气冷冷地说：“要是你这么说，我只得相信你。”随即他向我扑过来，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我就恨你神志这么清醒，我就因为这一点而恨你。你是个心智正常的人。你有什么权利可以那样？我突然明白过来，你什么事都记得住，或许你还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与你有关的事，你桩桩件件都记住了，这太令人无法忍受了。”他的手指紧抠住我的肩膀，他的脸色因为憎恨而富有生气。

我说：“是的，我确实记得每一件事。”

但我并不洋洋得意。我意识到自己如他所说的，是个记事能力好得出奇的女人，因为我能回忆并目睹过去的每一丝微笑，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手势，能耳闻当时用过的词语和解释——我是个穿越时间的女人。但我讨厌这个对于实情一丝不苟的小监护人，讨厌她那种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样子。索尔说：“如果和某个人生活在一起，她知道你上星期说过些什么话，说得出三天前你做了些什么事，这真让人觉得自己像成了囚徒。”他说这话时，我能够体会他那犹如囚徒的心情，因为我也渴望着摆脱那种有秩序的评论性的记忆。我感到自己的本体意识正在淡化。我的胃收紧了，背上开始疼痛。

他说：“过来”——一边走过去，用手指着床。我顺从地跟随着，我不可能拒绝。他说着，那声音从牙缝中挤出：“来啊，来啊！”听起来就像“来呃来呃”。⁽⁶⁾”我意识到他当时好像年轻了好几岁，也许成了二十岁左右。我说不，因为我不要那么狂暴而年轻的男性动物。他一下子满脸凶相，还龇牙咧嘴带几分讥讽的狞笑，同时说：“你在说不。那就对了，宝贝，你应当经常说不，我就喜欢这样。”

他开始抚摩我的脖颈，而我仍说着“不”。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一看到我流泪，他的声音变得温柔而得意了，像个艺术鉴赏家那样，吻着我的眼泪，一边说着：“来呃，宝贝，来呃。”这番做爱是冷冰冰的，一番充满恶意的举动，实在令人憎恶。上个星期做爱时还不断扩张着，延伸着，快活地哼叫着的女性生命，如今却躲进角落里瑟瑟发抖。而那个惯于与对手周旋并赞赏格斗式做爱的安娜，已经倦怠而不再对抗。这番上床，完事得快，又显得丑恶。他不禁悻悻地说：“讨厌的英国女人，床上没本事了。”他如此伤害我，我倒永远解脱了，我说：“这是我不好。我知道这么做没有好处。你那么恶狠狠的，我讨厌这样的做爱。”

他一下翻过身来，脸朝下躺着不动，在思索着什么，随后喃喃地说：“就在最近，有人对我说过这话。那是谁？什么时候？”

“另一个女人也说你凶狠，是不是？”

“谁？我并不凶狠，我从来就不凶狠。我很凶狠吗？”

他这样说话的时候又成为好人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生怕将这时的他赶跑，而将那个凶狠的他招惹回来。他说：“安娜，我该怎么办？”

我说：“为什么不去找精神病医生看看呢？”

一听这话，就像他身上的开关打开了，他响亮而又得意地笑起来，说：“你想把我赶进疯人院？既然我有了你，为什么要付钱给精神分析医生？你是个健全正常的人，就得由你付这笔费用。你还不是第一个，早已有人叫我去看精神分析医生了。哼，我才不想听任何人对我发号施令。”他跳下床去，大叫着，“我是我，索尔·格林，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我……”他大喊大叫，自动的“我、我、我”的演说开始了，却又突然停了下来，或者说是暂时中止，并准备着继续演说。在一片静默中，他张开嘴站立着，说：“我，我的意思是我……”像是机枪最后零星的点射，然后恢复了常态，说：“我要出去，我非得出去一下不可。”他走出门，疯狂地奔上楼去。我听见他拉开抽屉，又猛地把它们关上。我想：或许他打算永远离开这里？但一会儿工夫他便下来了，敲了敲门。我笑了起来，心想这敲门不啻是种幽默的道歉。我说：“进来吧，格林先生。”他进来了，拘谨有礼却略带厌恶地说：“我决定了，想出去散散步。关在这公寓里，我都憋得快发霉了。”

我意识到，当他在楼上房间里时，那最后几分钟里发生的一切使他的心境起了变化。我说：“好的，这么美好的夜晚，出去散步再惬意不过了。”

他孩子般真诚而热情地说：“哎呀，你说的对极了。”他像个越狱而去的囚犯一样奔下楼梯。我躺了很久，一边听着自己的心脏在怦怦直跳，感觉胃中在上下翻腾。然后我写下这些文字。但是，关于幸福、欢笑、正常状态等等，我一个字也不想写。五年或十年之后，再读这些文字，这将是两个疯狂且残忍者的记录。

昨天夜里，我写完之后，取出威士忌，给自己倒了半杯。我枯坐着，从容地小口呷着酒，以便酒液缓缓而下，消解膈膜之下的紧张，让胃不再疼痛。我想，要是我继续和索尔住在一起，很快会变成个酒鬼的。我想，我们是何等的俗不可耐：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一次次发作，成为心怀嫉妒的狂人；我会因为骗过一个患病的男人而感到一种邪恶的快意；可凡此种种，都不如“你或许会成为酒鬼”的念头更让我震惊，尽管，与其余的一切相比，沦为酒鬼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心中想着索尔。我想像他离开这公寓后，会从楼下给某个女人挂电话。阵阵忌妒犹如毒药，奔涌在我全身的血液里，使我呼吸不畅，双腿涩痛。随后我想像他带病跌跌撞撞地穿城而过，心中便十分恐慌，心想我不该让他出去，虽然我不可能拦阻他。我久久枯坐，担心着他的病。后来我想起那个女人，全身血液又充满了忌恨，不由得恨起他来。我想起他日记中那种冷漠的口气，因而悻悻地恨他。然后我便上楼去看他最近的日记，一边对自己说，我不该再做这种事，却又明白自己会这么做。日记随意地摊在桌子上，我猜想是不是他写些内容有意让我看到？过去这个星期他什么也没有记，但在今天的日期之下写着：成了囚徒。失意之下，渐致疯狂。

我见到恶意而恼怒之火在我心底闪动。

我明智清醒地想了一会儿。我想，这个星期里他真的非常轻松幸福，我又何苦为这条记载而感到痛苦呢？然而我确实感到伤心和悲哀，仿佛这两句话将我俩共同度过的这个星期一笔勾销了似的。我回到楼下，想到索尔正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我坐着，看着自己在想索尔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事。我想，他恨我并喜欢别的女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惹人讨厌。我开始急切地设想那个女人的情况，她温柔，大方又健壮，完全能满足他的需要，并且不企求他的回报。

我想起了苏格大娘，以及她是怎样“教导”我的。苏格大娘说妒嫉困扰症可算得同性恋的一部分。但那时候这些话听起来理论性太强，和我安娜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我真不知道我是否会和现在正与索尔鬼混的那个女人做爱。

然后，一时间我恍然大悟，我明白我已经洞悉（★ⅩⅧ）他为什么会疯狂痴迷了：他是在寻求这样一位明智、温柔、慈母般的角色，此人同时又是性伴侣和姐妹；因为我已成了他的一部分，这样一位角色也是我正在寻求的，既为他也为我自己，因为我需要她，因为我盼着成为这样的角色。我明白自己和索尔再也分不开了，这比以往任何事都更让我惊慌。因为，凭我的悟性，我看出这个人在不断地玩弄这样的手法：以他的聪敏和同情去追逐某个女人，一往情深地宣称她是属于他的，然后，当她开始痴情以报的时候，他却退避而去了。女人越有情意，他就越避得快。我凭自己的悟性洞悉这一切，然而当我枯坐在幽暗的房间里，望着紫红色的伦敦夜空，那一片朦胧、湿润的璀璨，我却一心一意只渴念着那个虚构中的女人，渴望着成为她，而这一切，全是为了索尔。

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地板上，因为胃的收缩而难于呼吸。于是我便到厨房去，又喝了不少威士忌，直到紧张感有所缓解。回到自己的大房间，我竭力想通过观察安娜来返回自我。而安娜，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住在一幢简陋破败房子的一套简陋陈旧的公寓里，黑暗的伦敦的污秽从四面包围着她。但我无法恢复自我。我羞惭到了极点，深陷于安娜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恐惧中了。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外面便是整个世界，而我只关心鼻子底下一丁点儿小事，甚至足足一个星期不曾读报了。我取来这一个星期的报纸，将它们摊开在我四周的地板上。这一星期里各种事态都在发展——这儿是战争，那边有冲突，这就像观看连环电影时错过了几集，却仍能依据故事的内在逻辑推断出那几集中发生了些什么。我感到厌倦乏味。我知道，根本不用读报，就凭政治经验，我完全能对这个星期里所发生的事作相当准确的估测。平庸乏味之感，对陈词滥调的厌恶，与恐惧感搅和在一起。突然间我有了一种新的感悟，一种新的理解。这感悟出自安娜，那个蜷缩着坐在地板上的惊惧不安的小人物。这是“游戏”，但它出自于恐怖，恐怖感渗透在我全身，种种噩梦产生的恐怖，使我体验到了对战争的恐惧，犹如人们在噩梦中的经历一样，那不是对于种种可能性的理智的估量，而是凭我的神经和想像，确切体验到战争的恐惧。我从摊在我四周的报纸上读到的一切都成了真实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上的恐惧。于是，我的心智平衡，我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某种变化，这和几天前发生的某种重新调整一模一样。几天前，由于意识到整个世界确实正走向黑暗冷酷的强权政治，在这种新认识的压力下，诸如民主、自由、独立等等字眼都失去了它们的光彩。我知道——当然，写在纸上的这两个字，远不能传达这种认知的特点——已经存在的一切，都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力量；世上巨大的军火库也自有它们内在的威力；而我的恐怖，那真切的噩梦般的神经质的恐怖，正是这种威力的一部分。我是在一种新的认知中，体会到这一点的，它仿佛是一种幻觉。我知道索尔和安娜的凶狠、怨恨以及我、我、我、我，是战争存在的部分理由，我知道这些感情是多么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决不会离我而去，相反的，它会成为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

但此时此刻，当我写这种认知，当我读以前所写的内容时，那不过是些纸上的文字，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却无法说清对这种毁灭力量的认识，甚至在我重读之时，对我自己也说不清。昨夜我倦怠无力地躺在地板上，感到那种毁灭的力量像是种幻觉，我是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令我终生难忘，但这种认识，在我此刻所写的文字里却无从表达。

想想战争怎样爆发，想想随之而来的混乱，我便全身冰凉，惊出冷汗。我随即想到简纳特，这位尚在女子寄宿学校的快活而传统的小女孩，我顿时感到愤怒；想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伤害她，我便愤怒地一跃而起，觉得自己有能力击退一切恐怖。我筋疲力尽，恐怖离我而去，遁入了报纸上铅印的文字中。我因疲惫而全身瘫软，不想再去伤害索尔。于是我宽衣上床，神志也清醒正常了。我体会到索尔必定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当那双疯狂之手松开他的喉咙，他会想到，这难熬的一刻终于过去了。

我躺在床上想着他，感情诚挚、超然而又强烈。

后来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那么鬼鬼祟祟的，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并感到心头猛然涨涌起恐惧和焦虑。我不愿他进屋来，确切地说，我是不愿那鬼鬼祟祟行走的人进屋来。他站在我的门外听了一会。我不知道已是什么时辰，但从天色判断，该是凌晨了。我听到他踮起脚，非常非常小心地走上楼去。我恨起他来。我会这么快便怨恨他，这令我自己都感到惊骇。我躺在床上，盼望着他能下楼来。后来我悄悄上楼去他的房间。我轻轻开了门，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光线，见他孤苦伶仃地在毯子下蜷成一团。我顿时因怜悯而心痛如绞。我悄悄上床，躺在他身边。他翻过身，紧紧抱住了我。看他抱我的姿势，我明白了他跌跌撞撞地满街转悠时，必定相当孤独而难受。

今天早上，我让他继续酣睡，独自去煮咖啡，收拾房间，并硬着头皮读报。我不知道谁会走下楼梯来。我坐着读报，不再因那种认识而心神不安，只觉得又有了智慧和悟性。我在想，我，安娜·沃尔夫，正坐在这儿等待着，却不知道谁会走下楼梯来，是那个了解我安娜的温柔、亲切、多情的男子，还是个鬼鬼祟祟的狡诈诡秘的孩子，抑或是个充满仇恨的疯子。

那已是三天前的事了。这三天我一直处于疯狂状态中。他下楼来时气色很不好。他的双眼锐利明亮，像是警觉的动物，困在满是乌青的褐色眼眶里，他的嘴紧闭着，像是件武器。他神气活现的样子很像一个士兵，我明白他全身的能量都已消耗在自我聚合上。他的一切不同个性都熔化在那个为生存而奋斗的人物身上了。他朝我不断地投来恳求的目光，他自己对此却未察觉。这只是个陷于困境，一筹莫展的生物。对于此人的需要，我作出了反应：我感到自己紧张起来，并准备承受压力。报纸当时都堆在桌子上。在他进来时，我将它们推到一旁。我感觉昨夜我有过的那种恐怖感离他太近，对他太危险了，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感受到恐怖。他喝着咖啡，瞥见那堆报纸，便开始谈起政治。这是不由自主的诉说，不是先前那种得意地指责并藐视世界的我、我、我、我式的高谈，而是为聚合自我而作的诉说。他说着，说着，眼中的神色却和他的话毫不相干。

要是这种时候我能录音下来，那将是些杂乱的、难懂的、互不连贯的词句。那天早上的话便是一份政治性的记录，一份政治性的胡言乱语的大杂烩。他那些鹦鹉学舌式的词语如流水般滔滔而至，我坐着倾听，并一一给予标号：共产党员，反共分子，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我能够把它们区分开来：共产党员，美国人，一九五四年。共产党员，英国人，一九五六年。托洛茨基分子，美国人，五十年代初期。不成熟的反斯大林分子，一九五四年。自由主义者，美国人，一九五六年，等等等等。我在想，要是我是个精神分析学家，我就能够利用这一大篇胡言乱语，抓住其中的某些东西，将他的人格聚焦起来。说到底他是个热衷于政治的人，只有在政治上，他才能表现出最严肃认真的一面。于是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能看出他内心什么东西受了阻遏。他为之一惊，喘息着返回到自我，目光也明晰了，这才看见了我。我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我问的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传统为什么会崩溃。我不知道这样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诉说是否妥当，因为他是凭借这样的诉说来凝聚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崩溃。随即，就像某种机械装置，譬如说起重机吧，承受了巨大的负荷，我见他全身绷紧了，注意力集中了，并开始说话了。我用了他这个字眼，当然是为了确定人格。这里有一个他，一个真实的人。为什么我会认为他是人群中的一个，这个人比其余人更属于他自己？但我确是这样认为的。在他说话时，正是那个有思维，有判断，能交际，听见我说话的人承担着自己的责任。

我们开始讨论欧洲左翼人士的状况，以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当然所有这些我们以前也经常讨论，但从来不曾这么平静而清楚。我记得当时还想到：这可真有点奇怪，在我俩都因紧张焦虑而一副病态之时，居然还能显得如此超脱而明智。我想，我们当时谈到了政治运动，这种或那种政治运动的发展或失败。然而，昨天夜里，我最终明白过来，我们这时代的事实是战争，战争无处不在。我不知道谈论这一点算不算得一种错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此令人抑郁和沮丧，正是这种抑郁导致了他的精神病。说及这些已经太晚了，但坐在我对面的是位真实的人，而不是胡乱学舌的鹦鹉，这总是一种宽慰。此后我说了句话，我忘记了是一句什么话，只见他全身战栗，就像换了个排挡似的，别的我又能怎么说呢？他体内某个地方一阵休克，顿时换挡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一回他是个纯洁的抱有社会主义信仰的工人阶级少年，是个少年，而不是成人，他又开始那滔滔不绝的政治口号。他全身颤动，做着手势，极力辱骂毁谤我，因为他是在辱骂一个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我坐在那儿，心想这可是多么古怪，尽管我知道此时此刻并不是“他”在说话，知道他的毁谤是机械的呆板的，出自于先前那种身份，但这些话还是使我受到伤害，令我愤怒。我感到背上开始隐隐作痛，随即胃也收紧了。为了消除这样的反应，我进了自己的房间，可他跟了进来，还叫嚷着：“你受不了啦，你受不了啦，令人讨厌的英国女人。”我抓住他的双肩，用力摇晃。我摇得他清醒过来，返回到自我。他大口喘息，深深呼吸，又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歇了一会儿，然后蹒跚着走到我的床前，脸朝下瘫倒在床上。

我站在窗前，往外眺望，试图以想念简纳特来平息自己的情绪。但简纳特似乎离我很远。而阳光——一轮苍白的冬天的太阳，也很遥远。街道上正发生的一切都很遥远，来来往往的人群不是人，而像是一些木偶。我感到自己内心的变化，一种渐渐滑离自我的倾向，我明白这变化便是混乱的又一表征。我触摸了一下红色的窗帘，手感是冷冷的，黏黏滑滑的。我看了看窗帘，它是机器制作的，用的是过时的布料，悬挂在我的窗口，像一层毫无弹性的皮，像一具僵硬的尸体。我触摸了一下窗台上的盆栽植物。通常在我触摸这植物的叶子时，我总感到与它那汲取养分的根和它那呼吸的叶十分亲近，然而现在它似乎很不友好，就像头小小的满怀敌意的动物，或像个矮子，被囚禁在这陶制的盆内，因我将其囚禁于此而憎恨我。于是我竭力回忆那些更年轻更强健的安娜，伦敦的女中学生，我父亲的女儿，但我能见到的这些安娜都与我不相吻合。于是我想起在非洲某片旷野的一角，我强令自己站在一块白晃晃的沙地上，太阳烤着我的脸，可我却再也感受不到那轮太阳的灼热。我想起我的朋友麦斯隆先生，然而他，也变得那么遥远。我站在那儿，竭力想感受那轮黄色的烈日，竭力想唤来麦斯隆先生，可突然之间，我根本就不是麦斯隆先生，而是那个疯子查利·西姆巴。我变成了他。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变成查利·西姆巴。这就好像他站在我的一旁，他瘦小细长的身影紧紧挨近我，他小小的、聪敏的、怒气冲冲的脸正对着我。随即他与我融为一体。我在北方省份的一间茅棚里，我的妻子成了我的敌人，而我在国会里的同事，过去都是朋友，现在却试图毒死我。茅棚外芦苇丛中某个地方，躺着一条死鳄鱼，那是用毒矛杀死的，而已被我的政敌收买的我的妻子，正准备煮鳄鱼肉给我吃。一旦鳄鱼肉沾上我的嘴唇，我就会死去，因为我那些愤怒的前辈对此怀着疯狂的敌意。我能够闻出一丝淡淡的鳄鱼肉的腐臭味，我从茅棚门望出去，看到了那条死鳄鱼，在河流的芦苇丛中，在温热腐臭的水中微微漂荡，然后我看见了妻子的眼睛，她正透过芦苇扎成的茅棚壁的缝隙往里窥伺，看看她这时候进来是不是安全。她弯着腰从茅棚门口进来，我所痛恨的那只狡猾的惯会作假的手，将裙子挽向一边，她另一只手托着铁皮盘子，里面盛了几片带有异味的鳄鱼肉，正等着我品尝。

后来，就在眼前，我看见了这个人写给我的信，我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仿佛是从照片上走了下来。我站在窗前，由于惊恐而浑身冷汗，因为我成了那个疯狂且偏执多疑的查利·西姆巴，那个为白人所恨又被同伙抛弃的人。我站在那儿，心灰意冷，精疲力竭而又全身瘫软，竭力想唤回麦斯隆先生。尽管我能清楚地看见他，弯腰曲背地穿过阳光映照下灰尘弥漫的空间，从一座铁皮房顶的棚屋走向另一座，脸上谦恭地微笑着，那是永不收敛的，温和且相当顽皮的微笑，但他仍与我遥遥相隔。我紧紧攥住窗帘，努力使自己不致倒下，我感觉手中的窗帘冷冷的滑溜溜的，就像是死鳄鱼肉，我不禁闭上了眼睛。闭上眼睛后，在一阵阵恶心中我明白了我是安娜·沃尔夫，过去曾经是安娜·弗里曼，此刻正站在伦敦一套陈旧、简陋的公寓的窗前，在我身后的床上躺着索尔·格林，那是个到处流浪的美国人。但我不知道我已在窗前站了多久。我就像从梦中醒来一样返回自我，却不知道将会在哪个房间里苏醒过来。我意识到自己像索尔一样，也不再具有时间感了。我望了一下清冷的白茫茫的天空，和那冷冷的扭曲的太阳，然后小心地转过身，往房间里瞧去。房间里很暗，煤气取暖器在地板上投下了温暖的光。索尔静静地躺着。我非常小心地走过去，地板似乎在我脚下起伏不平，我在床边弯下腰去看索尔。他睡着了，寒意似乎是从他身上透出来的。我在他身边躺下来，依着他弓起的脊背，蜷曲起自己与他紧挨着。他没有动弹。然后，突然间我神志清醒了，明白了当我说我是安娜·沃尔夫，这是索尔·格林，我有个孩子叫简纳特时，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我抱紧了他，他猛然转过身来，伸出手臂像要抵挡什么打击，这才看见了我。他的脸色死一样惨白，脸上的骨头在薄薄的皮下凸起，灰色的眼睛病恹恹的毫无光泽。他一下把头埋在我的胸口，我抱住了他。他又睡了，我则努力去感觉时间。然而，时间早已离我而去。我紧挨着索尔冰冷的躯体躺着，像是紧挨着一块冰，我努力让自己的身子热起来，以便去温暖他。可他身上的寒意已悄悄钻入我的体内，于是我在毯子下轻轻地推了他一把，我们躺在暖和的毛毯里，渐渐地寒意驱散了，他的身体紧贴着我的身体，也开始温暖了。这时候我在回想自己刚才成为查利·西姆巴的经历，却再也想不起来，正如我再也“想”不起我怎么会认为战争使我们大家都走向成熟。换句话说，我又变得明智了。但“明智”这个词毫无意义，正如“疯狂”这个词一样的毫无意义。我体会到时空的广大无垠，感受到它的压力，心情便十分压抑烦恼，但这与做“游戏”时的感觉不同，这只是因为一切都毫无意义。我蜷缩在床上，心想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疯狂或非得保持明智。从索尔的头上看过去，屋子里的一切似乎全都那么诡秘，充满威胁，粗鄙低劣，毫无意义，甚至现在我的手指间还能感到那窗帘的黏滑和冰冷。

我入睡时，又做起那个梦。这一回一切伪装都没有了。我成了那个邪恶的不男不女的矮子，那个以毁灭为乐的法则，而索尔正与我相配，也是不男不女的双性人，是我的兄弟或姐妹，我们在一些巨大的白色建筑下的空地上跳舞，那些建筑里堆满了具有毁灭力量的骇人的黑色机器。但在梦中，他和我，或者说她和我，显得很友好，并不仇视对方，但我们同怀一种恶意的怨恨。梦中有一种可怖的如饥似渴的怀恋，那便是对死亡的渴盼。我们走到一起亲吻，沉浸在爱里。这真是可怕，即使在梦中我也感觉到了。因为在梦中我已看出，在我们都有过的别的梦里，爱的本质，那种似水柔情，集中体现为一个亲吻和一番爱抚，而现在却是两个半具人形的怪物在爱抚，在庆祝毁灭。

梦中有一种极度的欢快。当我醒来时房间里很暗，暖炉里闪着红红的光，宽大的白色天花板上印满淡雅宁静的投影，而我的心中则是一片欢欣平静。我真不知道这么可怕的梦怎会让我如此轻松安适，这时我想起了苏格大娘。我想也许这是第一次我从好的方面积极地做到那个梦——尽管我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索尔一直没有动。我觉得身子有些僵硬，便扭了扭肩膀，他惊醒了，很感恐慌并大叫起来：“安娜！”就像我在另一间房内甚至在外国似的。我说：“我在这儿。”他正在勃起。我们便做爱了，做爱时一如梦中做爱那样的热情。但随后他坐起来问：“天哪，几点钟了？”我说：“我想，五点或六点吧。”他说：“天哪，我可不能这样，在昏睡中打发日子。”说着便冲出了房间。

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因为感到满足，此时充盈在我心头的欢乐比世上的一切痛苦和疯狂都更强烈，或者说我感到如此。但随即这份幸福开始消退，我躺着想，我们如此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女人。）它到底有多大价值？和迈克尔在一起时我曾经拥有过它，但这对他来说一钱不值。如果它很重要，迈克尔就不会离开我了。现在我又和索尔一起分享着，我紧紧抓住它，仿佛它是一杯水，而我又很渴。然而细一思忖，它却又消失了。我不愿细细想它。假如我细想的话，那么，窗台上花盆内的小植物，窗帘的那种黏滑的恐怖，甚至等在芦苇丛中的鳄鱼等等，对我来说也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躺在床上，四周一片黑暗，听着索尔在楼上砰砰嘭嘭地乱摔乱撞东西，感觉我已经被他抛弃了。因为索尔早已忘了那份“幸福”。通过上楼这个举动，他已在他和幸福之间划了一道鸿沟。

但我以为这并不仅仅是拒绝我安娜，这是在拒绝生活本身。我认为，对于女人来说，随处存在着一个可怕的陷阱，但我还不很清楚那是什么。有个音符无疑是女人弹奏的，那就是被抛弃的音符。这个音符写在她们的书里，流露在她们说话的口气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庄重的自怜的琴音。它也在我的心里，我就是被人抛弃的安娜，没人爱的安娜，幸福遭人否认的安娜，这个安娜不是问，“为什么你拒绝我”，而是问，“为什么你拒绝生活”。

索尔下楼来了，他站在门口，眯起眼睛，显得机敏而咄咄逼人。他说：“我要出去。”我说：“好的。”他出去了，囚徒似的逃走了。

我仍躺着，身心疲惫竭力不去想他为什么成了逃跑的囚徒。我的感情之闸业已关闭，然而思维却活跃起来，如同电影一样，涌现出许多形象。我在审视那些人物，或者场景，它们一幕幕在我脑中闪过，我能够看出他们是些想像出来的人物，千百万人都曾这样想像，而对如今某种人来说，他们却很普通，是再平凡不过的。我看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士兵，被缚在床上受尽酷刑，我也就是他，心中想着我还能坚持多久。我看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关着一位共产党员，而这监狱肯定在莫斯科，而这一回的折磨是理智层面的，这回所坚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措辞进行的一场战斗。这个场景的结局是这位共产党员囚徒认了罪，但经过多天的争论后，他又天良发现，心中那个有良知的人对他说：“不，我不能那样做。”但这时共产党的监管人员只是笑笑：你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因为你已经供认自己有罪。然后我看见古巴的战士，阿尔及利亚的战士，手中持枪在警戒。然后看见英国强制征召的士兵，奉命赴埃及打仗，白白的充当了炮灰。然后是一位布达佩斯的学生，将一颗土制炸弹，投向一辆黑色的俄国人的巨型坦克。然后是中国某地的一位农民，行进在千百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游行的队伍中。

这些画面在我眼前一一闪过。我想到五年前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五年后又将情况各异，然而，现在它们却将某一类人捆绑在一起，而作为个人，他们又互不认识。

当这些人物形象不再涌现时，我又一一审视他们，为他们定名。这时我忽然想起，麦斯隆先生并没有出现。我想到几个小时之前我确实化成了那个疯狂的西姆巴先生，而当时我并未作什么有意识的努力。我对自己说我想化为麦斯隆先生，我要使自己成为这个角色。我以种种可能的方式设置场景。我竭力想像自己，白人占领区里的一个黑人，因自己的身份而受尽羞辱。我竭力想像他，进入教会学校，后又到英国求学。我竭力想创造出他的形象，却彻底失败了。我竭力想像他站在我的房间里，一个谦恭殷勤，语多讽刺的人，但我失败了。我对自己说，我失败了，因为这个人，和任何别的人都不同，具有一种超脱公正的品格。他就是那个做过许多事，扮演过多种角色的人，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别人的利益都是必要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行动能产生什么结果有着颇具讽刺意味的怀疑，也依然乐此不疲。在我看来这种特别的超脱公正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具有这种品格的人犹如凤毛麟角，而我距此当然还差得远。

我睡着了。醒来时天色已近黎明。我能见到苍白的死气沉沉的天花板上，映现出街上投来的灯光。天空一片紫红，因月色清凉而略显潮润。因为索尔不在，我孤独一人，整个身体都在悲泣。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沉浸在一种怨恨的情绪中，成了被抛弃的女人。我咬紧牙躺着，拒斥着一切思维，我知道不管我想什么，都会染上那种阴沉的湿漉漉的情绪。随后我听见索尔回来了，他悄悄地鬼鬼祟祟地进来，径直上楼去了。这次我没有上去。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今天上午他会因此而怨恨我，因为他的负疚感，他的背弃，都需要我主动找上门去，给予经常的安慰。

他很晚才下楼来，差不多已是进午餐的时候，我知道这时的他对我正一肚子怨恨。他开口了，口气很冷淡：“为什么让我睡得这么晚？”我说：“为什么我得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起床？”他说：“我得出去吃饭。这是工作午餐。”从他说话的口气我就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工作午餐，知道他有意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我明白这一点。

我再次觉得很不舒服，便回到自己房间里，开始写我的笔记。他进来了，站在门口看着我。他说：“我想你是在记录我的罪恶？”听起来他是在为此得意。我收拾起三本笔记，把它们放好了。他说：“为什么你记四本笔记？”我说：“很明显，因为有必要把我自己分解开，但从现在起我将只用一本。”我很感兴趣地听自己说起这一点，因为就在此刻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这么做。他站在门口，双手抓着门框，双眼眯紧了盯着我，眼中尽是恶意。我看着白色的门，门上那些老式的不必要的装饰线条清晰可见。我想到门上的装饰线条能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神殿，它们正是由古希腊神殿的立柱流传下来的装饰工艺。从古希腊神殿又令人联想到古埃及神殿，紧接着又联想到芦苇丛和鳄鱼。而他，这个美国人，站在那儿，双手紧抓住这些历史，惟恐自己跌倒。他仇恨我这位监狱看守。我对他说，一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两人的个性，不管这个词意味着什么，都开朗得足以包容一切政治、文学、艺术等等，但现在我们却疯疯颠颠，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即我不愿你出去和别人睡觉，而你只得说谎骗我——你不觉得这太反常吗？”他思考了一会儿，这时的他是他自己，但随后这个他渐而隐没或消失，而那个鬼鬼祟祟、怀有敌意的人说：“你可不是以此来限制我吧？你别枉费心机了。”说完他便上楼去了。几分钟之后当他下来的时候，却高高兴兴地说：“哎呀，再不走我就要迟到了。等会儿见，宝贝。”

他出去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跟着他离开了公寓。我知道他是怎样离去的。他摇摇晃晃地下了楼梯，面对街道时站立了一会儿，然后谨慎地往前走，像美国人那样步步提防，那是随时准备防卫自己的人的走路姿态。直到他看到一条凳子，或是哪儿的一个台阶，他便在上面坐下来。他已把魔鬼抛在后面，留在我的公寓里，他可以自由自在一会儿了。但我能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那份冷冷的孤独感，那份冷冷的孤独感围住了我。

我看着眼前的笔记本，心想：要是我能在上面书写，安娜就会归来，然而我的手伸不出去——捏不住笔。我给摩莉打电话。她回电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无法向她诉说所发生的一切，我不能对她说这些。她的声音，与过去一样愉快而实在，听起来像只怪鸟在咕咕叫，而我的声音，听起来虽然愉快却很空洞。

她问：“你的美国人好吗？”我说：“很好。”我问：“汤姆好吗？”她说：“他刚刚签了合同，要在全国作一系列讲座，谈煤矿工人的生活，这你是知道的。哦，谈煤矿工人的生活。”我说：“好的。”她说：“好吧。他同时还在议论要到阿尔及利亚或者古巴去，与民族解放阵线并肩战斗。昨晚我家来了一大批他的朋友，他们都在谈着出去参加革命，不管是哪儿的革命，只要是革命就行。”我说：“他的妻子可不喜欢那样。”“就是嘛，我就是那样对汤姆说的，当时他站在我面前，很有点咄咄逼人，以为我要阻挠他。不是我，是你通情达理的妻子，我说。我是同意你去的，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什么革命，显然，我们都不能容忍现在所过的生活。他说我太消极了。后来他打来电话说，很遗憾，这段日子他没法去参加战斗了，因为他要就煤矿工人的生活作系列讲座。安娜，是不是仅仅我有这感觉？我觉得好像生活在一场荒谬可笑的闹剧里一样。”“不，不仅仅你。”“我知道，但那样的话事情就更糟了。”

我放下电话。我和床之间的地板好像正在膨胀，正在上升。四面的墙壁似乎在向里凹进，随后又飘浮出去，散入了太空。四壁皆无，一时间我站立在太空，就像站在一座已倾圮倒坍的楼房之上。我知道我必须上床去，因此我小心翼翼地从起伏不平的地板上走过去，在床上躺了下来。然而我，安娜，却不在床上。尽管在迷迷糊糊将睡未睡之时，我知道这不是平常的睡眠，我还是睡着了。我能够看见安娜的躯体躺在床上。我所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房间来，站在床脚边，似乎在尝试着使自己纳入安娜的体内。我站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观察着，想看看下面一个进入房间的是谁。玛丽罗斯进来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文雅而礼貌地微笑着。然后是乔治·豪斯娄，布斯比太太和杰米。这些人停下脚步，朝安娜看了看，便继续往前走去。我站在一旁，心中想着：她会接纳他们中间的哪一位呢？随即我意识到了危险，因为保罗进来了，而他早已死去。我看见在他向她弯下腰去时，脸上带着严肃而怪异的微笑。随即他隐入了她的躯体，而我则惊恐地尖叫着，拼命穿过一大群漠然的鬼魂，挤到床边，想回到安娜身上，回归到自我。我拼命想进入她的躯体。我和寒冷，一阵可怕的寒冷搏斗着。我的手和脚都冻僵了，而安娜身上也冰冰凉的，因为她被死去的保罗占据了。我能从安娜脸上看到他那冷冷的严肃的微笑。经过了一番为夺回生命而作的搏斗后，我钻回到自己的躯体里，全身冰凉地躺着。在睡梦中我又回到马雪比旅店了，而那些鬼魂则奉命围在我四周，像是群星各就各位，保罗的鬼魂就在他们中间。我们坐在花紫树下灰蒙蒙的月色中，小瓶装的葡萄酒的醇香一阵阵扑鼻而来，旅店的灯光映射在马路上。这是个平平常常的梦，但我知道我已从崩溃状态中获得解脱，因为我能够梦见这些。在一阵虚妄的怀旧之痛中，梦境渐渐淡化。我在睡梦中对自己说：把你自己聚合起来吧，只要你能得到蓝色笔记并动手写，你就能做到这一点。我感觉自己的手很迟钝，很冷，伸出去抓不住笔。后来手中握住的不是笔，却是一杆枪。我也不是安娜，而是个士兵了。我感到身上穿了件军装，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在一个清冷的夜晚，我站在某地，在我身后一队队的士兵默默地走着，他们正要去吃饭。我能听到金属碰撞的丁当声，步枪一堆堆支成三角架。敌人就在我前面的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敌人是谁，我的事业又是什么。我见到自己的皮肤黝黑。起先我以为我是个非洲人或美国黑人。后来我看见自己古铜色小臂上暗暗闪光的汗毛，我手中正握着步枪，月亮照在枪上银光闪烁。我明白了我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处山坡上，我是个阿尔及利亚士兵，正在与法国作战。而这个人的颅腔里却是安娜的头脑在思考，她在想着：是的，我将杀戮，我甚至会严刑拷打别人，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干，可我又没有信仰。要想组织起来去奋斗去杀戮，就不可能不知道奋斗会造成新的专制暴政。然而人又不得不去奋斗去组织。然后安娜的头脑像蜡烛熄灭一样停止思考了。我成了阿尔及利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因信仰而充满了勇气。梦中渐生恐怖，因为安娜再次面临彻底崩溃的威胁。恐怖使我脱离了梦境，我不再是那名哨兵，站在月光下警戒，成列的战友默默地从他身后走过，走向篝火旁去吃饭。我从阿尔及利亚干燥的散发着阳光气息的土地上一跃而起，升上天空。这是飞翔之梦，我已好久未做这样的梦了，我高兴得几乎要大叫，因为我又飞翔起来了。飞翔之梦的本质是欢乐，轻快而自由地飞行的欢乐。我高高飞在地中海上方，我知道自己可飞往任何地方。我决心去东方。我想去亚洲，去拜访那位农民。我的双脚轻快地踩着云彩，将群山大海远远抛在下方，高高地飞翔着。我越过崇山峻岭，来到中国的上空。我在梦中说：我来到了这儿，因为我想当个农民，和这儿的农民们在一起。我在一个村庄上空徐徐降落，看到农民们正在田间劳动，他们那种具有坚定目标的特点吸引了我。我控制着双脚，轻轻落到地上。这梦境中的欢乐比以前所感受到的更为浓烈，这是享受到自由而萌生的欢乐。我来到中国的古老土地上，有位农妇站在她家的门口。我向她走过去。正如刚才保罗弯腰站在沉睡的安娜跟前，想要与她合为一体一样，我也站在那位农妇前面，想进入她的躯体而成为她。要变为她一点也不难。她还年轻，又正怀孕，只是由于操劳而显得苍老。随即我发现安娜的头脑依然在思考，于是我的思维显得机械呆板，都是些我称之为“进步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我说她的思想如何如何，是因这次运动、那场战争、这番经历而形成的，我是在以一异己的身份阐释她，为她“定名”。然后，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坡上曾发生过的那样，安娜的头脑开始忽隐忽现，并渐渐消失了。于是我说：“这一次可别让分解的恐怖将你吓跑，要坚持住。”然而那恐怖实在太强烈。它将我从农妇身上驱逐出来，我便站在她的一侧，看她走过田野，加入到正在劳动的一队男女人群中去。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但此刻恐惧已毁灭了欢乐，我的双脚再也无法驾云而起了。我很紧张，发狂似的踩了又踩，想要飞起来，越过那将我与欧洲隔开的黑压压的群山。从我站立的地方望去，那些山脉看来好像是这辽阔大陆上一条细细的毫无价值的流苏，又像是一种我会重新染上的病患。但我飞不起来，我无法离开这片农民们耕种着的平原，这种陷于困境的恐惧，把我惊醒了。我醒来时已近傍晚，房间里很暗，而下面街道上车辆来往，一派喧闹。我醒来时就像换了个人，因为我曾以各种身份经历了各不相同的生活。我毫不在乎安娜，并不喜欢成为她，只是出于一种令人讨厌的责任感，我才成了安娜，这就像套上了一件很脏的衣衫。

然后我起床，开了灯，并听到楼上有人在走动，这表明索尔已经回来了。我一听到他在楼上，我的胃就收紧了，我又成了那个没有毅力的病恹恹的安娜。

我朝楼上叫他，他应了一声。他的声音高高兴兴的，我的忧惧就消除了。不久他下来了，我却又忧惧起来，因为他脸上的笑容有点怪，且是有意为之，我就很纳闷，他是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他坐在我的床上，拿起我的手欣赏着，那种赞赏的神色也有点怪，也是有意为之。我随即明白了，他是拿我的手和他刚刚告别的某个女人的手相比较，或者是某个他想让我相信与他刚刚分别的女人。他说：“或许我毕竟更喜欢你的指甲油。”我说：“可我并没有涂指甲油。”他说：“哦，要是你涂了，也许我会更喜欢的。”他不断地翻转细看我的手，装出又顽皮又惊奇的样子，一面看我对他那种顽皮和惊奇如何反应。我把手收了回来。他说：“我想你马上会问我今天上哪儿去了。”我没说话。他说：“只要你什么也不问，我就不会对你说谎。”我仍没说什么。我感觉好像被吸进了流沙之中，或被推上了传送带，将输送入机器被碾个粉碎。我离开他，走近了窗口。外面正下着雨，黑暗中雨丝微亮，屋顶全湿了，显得黑沉沉的。严寒正敲击着玻璃窗。

他跟了过来，伸出双臂搂住了我。他微笑着，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与女人周旋，觉得自己就是这种角色。他穿一件蓝色紧身羊毛衫，袖子卷着。我看见他小臂上细密的汗毛微微闪亮。他低头盯住我的眼睛，说：“我发誓这不是撒谎。我发誓。我发誓。我并没有另外的女人。我发誓。”他的声音充满强烈的激情，他的目光也同样专注而热烈。

我并不相信他，可是在他怀抱中的安娜却相信他，甚至在我看着我们俩扮演这样的角色时，还难以相信我们竟会上演这样夸张的传奇。随后他亲吻我。而在我回吻他的时候他却闪开了。他像以前那样地说话，这种时候他的表情总是阴沉沉的：“你为什么不和我吵一架？你为什么不吵？”我反复答着：“为什么我应该和你吵？为什么你非要吵架不可？”这样的话我以前说过，这样的场面以前就出现过。随后他牵着我的手上了床，和我做起爱来。我很感兴趣地观察着他是在与谁做爱，因为我明白那不是我。看起来那个女人在爱情上还需要大量的劝诫和鼓励，还显得太幼稚。他是在和一个幼稚的、胸脯平平却有着一双纤纤素手的女人做爱。突然间他说：“对了，而且我们会有个孩子，你说得对。”完事之后他翻过身去，喘息着叫了起来，“天哪，那就完蛋了，一个孩子，你真的会让我完蛋。”我说：“我可没说过要给你生孩子，我是安娜。”他迅速抬起头盯住我看，又低下头笑着说：“噢，对了，你是安娜。”

我进了浴室，感到很不好受。出来的时候我说：“我得睡觉了。”我转过身背朝着他睡觉，以便躲开他。

但在睡梦中我仍挨近了他。这个夜里尽做梦，我成了一个又一个角色，和索尔的一个个角色相对。就像在一部戏里，台词在不断改变，仿佛是剧作家将同一个剧本写了又写，每次都略作修改。我们扮演了可以想像出来的一切男女角色。梦中每一轮故事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好啦，这我已经历过了，不是吗，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这就像活过了一百辈子似的。我很惊讶生活中竟有那么多的女性角色我未演过，曾拒绝担当，或未获出演的机会。即使在梦中我也知道现在我是被迫扮演她们，因为我在生活中拒绝担当她们的角色。

早上我醒来时，索尔就躺在身边。他身上很冷，我不得不温暖他。我归于自我，并坚强有力。我径直走到搁板桌前，摊开笔记本，写了好久后他才醒来。在我见他醒了之前，他一定早已醒来并看了我好一会了。他说：“为什么不另写一部小说，而不是这样在日记中记录我的罪恶呢？”

我说：“我可以对你说出整整一打的理由，我可以就这个问题说上几个小时，但真正的原因却是我没有了作家的灵感。这是我第一次承认这一点。”

“或许是吧。”他微微侧着头说，一脸钟爱的笑容。我见到那副钟情的样子，心中很感温暖。然后，在我报以微笑的时候，他却收敛了笑容，脸色变阴沉了，并发狠地说：“不管怎样，知道你在这儿没完没了地写我们的事，我简直就要疯了。”

“谁都能告诉我们，两个作家不能住在一起。说得确切点，一个争强好胜的美国人不该和一个写过书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说得对。”他说，“这是对我的男性优越感的挑战。这可不是笑话。”

“我知道这不是笑话。但请别再给我上那些夸夸其谈的有关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课。”

“也许我会给你上些夸夸其谈的政治课，因为我喜欢这样做。但我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些。事实是，我就是恨你写过一本成功的书。我还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一直是个伪君子。事实上我喜欢女人做二等公民的社会，我就喜欢当头儿听好话。”

“好，”我说，“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开始意识到女人是二等公民这种不平等现象的男人不到万分之一，我们不得不依赖那些至少不是伪君子的男人，把他们视为同伴。”

“这问题就说到这儿吧。你去给我煮点咖啡，因为在生活中这应该是你的事。”

“我很乐意。”我说，于是我们愉快地共进早餐，互相颇有好感。

早餐后我拎起购物篮子，走上了伯爵宫街。我喜欢上街买食品杂货，喜欢那种回来后为他做饭的感觉。然而，我也有点难过，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不多了。我想，他不久就要走了，随之一切都将结束，再不会有照料一个男人的愉快了。天下着灰蒙蒙的细雨，我正打算回家，却发现自己站在大街的拐角处，看着四面是密密麻麻的雨伞和推推搡搡的人群，心中不禁纳闷：我为什么会在这儿等着。随后我穿过马路，进了一家文具店，走到某个堆满了笔记本的柜台前。那儿有与我的四本本子相似的笔记本，然而它们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我见到一本厚厚的大开本的，相当贵。我翻开一看，纸张质地不错，厚实洁白，没有横格，摸上去手感舒适，略略粗糙，却很柔软。它的封面坚实，呈暗淡的金色。我从未见到过与此类似的笔记本。我问营业员这笔记本是派什么用的，她说那是应一位美国顾客要求而特意定制的，但他一直没来买去。他已经为此预付过定金，因此它没有我预料的那么贵。即便如此，它仍不便宜，但我正需要这样一个本子，便把它买回了家。捧着看这样的笔记本真是赏心悦目，但我还不知道买它来干什么。

索尔来到我的房间，心神不定地四下里徘徊，看见了这本新笔记本，便一把抓在手里。“嗬，这太漂亮了。”他说，“用来干什么的？”“我还没想好。”“那我就要了。”他说。我差一点说出口：“好吧，拿去吧。”因为我心中有种迎合他的一吐为快的渴求，犹如鲸喷出水柱那样。但我又恼恨起自己来，因为我正需要它，却差一点把它送了人。我知道，我们已陷入施虐受虐的怪圈中，我对顺从的渴望就是这个怪圈的一部分。我说：“不行，这不能给你。”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这句话——我甚至都说得结结巴巴了。他举起笔记本，哈哈笑着说：“给我，给我，给我。”我说：“不行。”他原指望我能给他，因为他是开着玩笑说这个“给我，给我”的，这时他站定了斜着眼看着我，没一点笑容，以孩子似的乞求的声音喃喃说着：给我，给我，给我。他成了个孩子。我看见这种新的个性，说得确切些，还是往日那旧个性融进他的身体内，就像是只动物钻进了灌木丛。他的身子弯腰曲膝，成了件武器。而他的脸，平时他保持“自我”的时候，那是愉快、机灵、多疑的，这时却像是位小小的谋杀者的脸。他抓住笔记本，猛地转身，准备向门口奔去；（★ⅩⅨ）而我清楚地看出，那是个贫民窟的顽童，贫民窟里少年团伙的一员，刚从商店柜台上抢了什么东西，或刚从警察手里逃脱。我说：“不行，这不能给你。”正如我对一个孩子会做的那样。这时他恢复了自我，渐渐地，他身上那种紧张感消失了，他将笔记本放下了，又变得愉快，甚至有几分感激。我想这真是多么古怪，他竟然需要某个能够说不的人的权威，而他又是那么深深地融入了我的生活，使我很难对他说一声不。因为现在我已经说出了不，他又把笔记本放下了，他全身处处都表现出一位极想获得某件东西却又遭拒的孩子的情绪。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很想说拿去吧，看在上帝分上，这并不重要。但此刻我说不出来，这件并不重要的东西，这本新的漂亮的笔记本，会这么快引发我们之间的争执不和，这让我感到害怕。

他倚在门边，可怜巴巴地站了一会。我看着他心情又开朗起来，就像看到他小时候怎样千百次振作起来，顽强地挺起肩膀，将“一切烦恼失意咽进肚里”，正如他曾经对我说过的，在遇上困难时，人人都得这么做。

然后他说：“好啦，我要上楼去工作了。”他慢慢走上楼去，但并没有工作，因为我听到他在楼上踱来踱去。于是我又感到了紧张，尽管我已好几个小时没这样的感觉了。我看着痛楚之手揪住了我的胃，痛楚之指刺进了我的脖颈和脊背。病恹恹的安娜再度回来占据了我。我知道是楼上徘徊的脚步声把她召唤回来的。我放上一盘阿姆斯特朗的唱片，但那天真愉快的音乐听起来似乎很遥远。我换了一张马利根的唱片，但那自哀自怜的歌声正像我公寓里的病态之声，于是我关上了唱机，心里想，简纳特不久就要回家了，我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结束。

这是个晦暗寒冷的日子，甚至没有一丝冬日的阳光，此刻外面又下起了雨。窗帘拉上了，两只煤油取暖器都点燃了。房间里很暗，取暖器金红色的光芒在天花板上映出两块微微闪动的光斑。煤气暖炉闪着红光，可它们散出的热却无力驱逐距炉栅几英寸外的寒冷。

我一直坐在桌前，把玩着，欣赏着那本新笔记本。索尔已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用铅笔在扉页草草题上了几句旧时学生的咒语：

不管是谁，看这本笔记

都将受到诅咒，

这是我的愿望。

索尔·格林，他的笔记。（！！！）

这使我笑了起来，以致我几乎想上楼把笔记本送给他。但我决不、决不、决不能给他。我要把蓝色笔记和别的笔记收起来放好。我将把那四本笔记收藏起来。我将开始用一本新的笔记，在一本笔记里记下一个完整的自己。

［蓝色笔记到这儿结束，划了两条粗粗的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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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Alma Mater，为古罗马人对谷物女神等的称呼。这儿作者借以指苏联。

(2) 由列宁创办和主编的第一份全俄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秘密报纸。1900年12月创刊于莱比锡。

(3) 玛琳·黛德丽（1904—199？）美籍德国女电影演员。

(4) 贝西·史密斯（1894或1898—1937）美国歌唱家。

(5) 贝谢·西德尼（1897—1959）美国音乐家。

(6) 原文为“Come on”和“Come'n”。

金色笔记

金色笔记

不管是谁，看这本笔记

都将受到诅咒，

这是我的愿望。

索尔·格林，他的笔记。（！！！）

公寓里很暗，很暗，似乎黑暗便是寒冷的形体。我走遍公寓，将各处的灯都打开，黑暗撤到了窗外，这寒冷的形体千方百计想挤进屋里来。但当我将大房间的灯开亮后，我明白这想法错了，灯光与寒冷毫无关系，因此我放黑暗进来，而由那两只煤油取暖器和煤气暖炉的火光控制它。我躺了下来，想着这小小的地球，一半陷于寒冷和黑暗，正在无边的黑暗的太空中转动。我上床不久，索尔进来，在我身边躺下了。“这是一间很不寻常的房间。”他说，“它就像是个世界。”他伸在我脖颈下的手臂很温暖有力，我们便做爱了。他睡着了，当他醒来时身上暖乎乎的，不再是让我害怕的全身冰凉。随即他说：“好了，现在我也许能够工作了。”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得如此直截了当，和我在需要某样东西时的表现一个样，我不禁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我们笑个不停，嘻嘻哈哈地在床上打滚，后来又滚到了地上。随后他从地上跳起来，模仿刻板的英国口音说：“这可不行，这样可完全不行。”一边仍然笑着出去了。

魔鬼离开了公寓。我这样想着，赤裸着身子坐在床上，靠三个取暖器的热温暖着。那些魔鬼。畏惧、恐怖和焦虑似乎并不在我心里，不在索尔心里，而是外来的某些力量觑准时机来来去去。我自欺欺人地这样想着，因为我需要那种纯粹幸福的时刻——我，安娜，赤身裸体地坐在床上，我的双乳挤压在赤裸的双臂间，周身散发着性和汗的气味。我似乎觉得全身幸福的热能足以驱散世上的一切恐惧。这时楼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在我头顶上移动，来来回回转着，就像是军队在行进。我的胃收紧了，看着自己的幸福感在消失。我一下子陷入一种新的状态，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状态。我感到很讨厌自己的肉体，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我甚至对自己说：哈罗，这可是新的感觉，这是我曾经读到过的。我想到纳尔逊曾对我说起，有时候他看着妻子的肉体，很厌恶那种女性特征，他厌恶它，就因为那些腋窝的毛和胯部的阴毛。他说，有时候他觉得妻子就像某种蜘蛛，在毛茸茸的贪婪的嘴巴周围便是攫取一切的手和足。我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瘦瘦白白的双腿和瘦瘦白白的双臂，又看看自己的乳房。湿漉漉又黏乎乎的中心似乎很令人厌恶。在我看着自己的双乳时，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在它们充盈乳汁时会显得怎么样，我想那不会令人愉悦，反会使人厌憎。这种对自己的肉体陌生感使我的头脑一阵眩晕，仿佛漂浮在水中，我拼命想抓住什么东西，并终于以这种想法稳住了自己，即刚才我所体验到的，根本就不是我的思想。我平生第一次那么富于想像力地体验到的是同性恋者的感情。我第一次理解了对同性恋作品的厌恶感。我意识到该有多少同性恋的感受在到处随意传扬，在那些决不承认自己为同性恋的人们中传扬。

楼上的脚步声停了。我无法动弹，被自己的厌恶感紧紧夹住了。随即我想到索尔会下楼来，说一些和我所想的事密切相关的东西。这个念头十分清楚，于是我一心坐等着，在一种陈腐的自我厌恶的沉闷气氛中，等着听这种厌恶以他和我的声音大声说出来时会怎么样。他下来了，站在门道里，说：“天哪，安娜，你光着身子坐在那儿干什么呀？”我的声音超然而冷静：“索尔，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已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住在不同房间里，我们也相互影响着对方的情绪？”房间里太暗，看不清他的脸色，然而他警觉地站在门口的身体的形状，却显出欲飞的态势，想飞离这位赤裸着坐在床上的令人厌恶的安娜。他以男孩的放浪的声音说：“穿上衣服。”我说：“你有没有听见我的话？”因为他没有听进去。他说：“安娜，我告诉你，别那样子坐着。”我说：“你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它害得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得不体验一切？我们受它的制约，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或物。”他听到这话后，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说：“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是身不由己。你认为生活在以前时代的人会因为他们不曾干过的事而受尽折磨吗？或仅仅我们才这样？”他神情郁郁地说：“夫人，我可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但愿从中解脱。”然后他显得友好而不带厌恶地说：“安娜，你知不知道天冷得要命？再不穿上衣服你会得病的。我要出去了。”他走了。听着他走下楼梯，我的自憎自厌情绪也随之而去。我坐在床上，愉快地欣赏着自己的身体。甚至大腿内侧皮肤上一条细小的皱纹，衰老的最初迹象，也让我感到愉悦。我在想，是的，理应如此，我的生活如此幸福，我不会在乎年龄渐长的。但尽管我这样说，那份自信却又渐渐消逝了。我又陷入了厌恶的心境。我赤身裸体站在大房间中央，让三只暖炉的热气烤着我的身子。我知道，这是一种启示——人们一向知道这一点，但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一切明智都基于这一点：能以光滑的脚底感受地毯的柔软，这应当是一种快乐，皮肤能感受热的烘烤，是快乐，能够挺立并知道皮肉下的骨骼可以自如伸展，是快乐。要是这一点丧失了，那么生的信念也就丧失了。但所有这些我都感受不到。地毯的质地在我感觉中简直可恶，毫无弹性：而我的身体则像是某种单薄、尖细又粗劣的蔬菜，某种从未见过太阳的植物。我触摸了一下头发，它们便枯死了。我感到脚下的地板凸了出来，四面墙壁变得稀松了。我知道自己正陷落到更糟的境地，比过去更远离理智了。我知道我必须赶紧回到床上。我无法行走，于是我趴下，靠着手和膝爬过去，上床躺下，并用毯子盖住了身子。但我毫无防卫。躺在床上我想起了那个能随意做梦、控制时间、自由来去的安娜，她正在家中，处于睡眠的梦幻状态。但我不是那个安娜。天花板上的光斑成了巨大的警觉的眼睛，那是正在盯着我的野兽的眼睛。那是一只老虎，蹲伏在天花板上，而我是个儿童，并且知道房间里有老虎，尽管我的大脑告诉我没有什么老虎。在那垛三扇窗的墙壁外面，寒风呼啸着扑向玻璃窗，使它们发出阵阵战栗。冬天的光亮透过窗帘映进来。它们不是窗帘，而是野兽吃剩的散着恶臭的烂肉残块。我感到自己是在一只笼子里，那野兽随时都可扑进来。那些腐肉的臭味，老虎的臭气，让我感到恶心，感到害怕。就在我的胃翻滚不停的时候，我总算睡着了。

据我所知，这是以前在病中才有的那种睡眠：身体非常轻，仿佛躺在水中，而真正的睡眠则在我身下那深不可测的地方。因此自始至终我都意识到躺在床上，意识到在睡眠，而且思维出奇的清醒。然而这又和以前的梦境不同。在那个梦中，我站在一旁看着安娜沉睡，观察别人弯下腰想进入她的躯体。我是自己，却又知道我想些什么，梦到些什么，因此除了躺着酣睡的安娜之外还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谁我却不知道。这是个能防止安娜崩溃解体的人。

就在我躺在这层睡眠之水的表面，开始十分缓慢地没入水中之时，这个人说：“安娜，你在背叛你所信仰的一切，你陷入了主观主义，陷入了自我，只顾自己的需要了。”但一心想没入幽暗水中的安娜不愿回答。那位受到冷落的人又说：“你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女强人，然而那个男人比你勇敢千倍——他不得不为此奋斗了好多年，而你不过坚持了几周，就准备完全屈服。”但睡眠中的安娜刚好已沉没在水面之下，她在水中荡漾，正要继续往幽黑的深水中下沉。那位发出忠告和责备的人说：“奋斗。奋斗。奋斗。”我躺在水下晃荡，他的声音静得听不到。随即我意识到身下的深水区充满危险，那儿尽是怪物、鳄鱼和我几乎想像不出的野兽，它们都极狡猾极凶残。然而正是这种危险吸引着我下潜，我正需要这样的危险。随即，在这极其喧闹的水中，我听到那声音在说：“奋斗。奋斗。”我看到这水原来一点也不深，只不过是一只污秽的大笼子底部一层浅浅的臭水而已。在我上面，笼子的顶上，蹲伏着一只老虎。那个声音说：“安娜，你知道怎样飞翔。飞吧。”因此我像个喝醉了的女人一样，先在浅浅的污水中曲膝跪着慢慢爬起，再站起来，并用脚踩动污浊的空气竭力想往上飞。这太难了，我几乎要晕倒；空气又太稀薄，难以将我托举起来。但我仍记得以前是如何飞的，于是，费了极大的努力，靠着拼命地往下踩，我终于飞升起来，并抓住了笼顶的铁栅。铁栅之上便匍匐着那只老虎。老虎恶臭的气息几乎令我窒息。但我还是从铁栅之间穿过，站在了老虎身边。它躺着没动，对我眨动绿色的眼睛。在我上方还有屋顶，我必须双脚往下用力蹬，才能升起来穿过去。于是我又奋力踩蹬，并缓缓升了起来，而屋顶却消失了。老虎悠闲地躺在那小小的不起什么作用的笼子顶上，眨巴着眼睛，它的一只前爪伸出来碰到了我的脚。我知道我不用怕那只老虎。它是头美丽的色彩斑斓的动物，全身舒展着躺在温和的月光中。我对老虎说：“那是你的笼子。”它没有动弹，只是打个哈欠，露出了整排雪白的牙齿。这时候只听得人声鼎沸，向着老虎而来。它要被抓起来关入笼内了。我说：“跑吧，快一点。”老虎起来了，它站着急速地甩动尾巴，昂起头东张西望，此刻它显得有些害怕了。它听到了人们的喧嚷和杂沓的脚步。在一阵盲目的恐怖中，它挥动爪子，划破了我的前臂。我看到我的手臂上鲜血直流。老虎从笼顶上一跃而下，落在人行道上，并沿着房屋前的栅栏跑进了阴影中。我心中充满悲伤，哭了起来，因为我知道人群会抓住老虎，把它关进笼子。随即我发觉我的手臂不疼了，早已愈合了。我怀着哀怜之情抽泣着说：那老虎是索尔，我希望它不要被抓住，我愿它满世界自由自在地奔走。随后这个梦，或这场睡眠，变得轻飘飘的，差不多醒了，然而又未醒。我对自己说：我一定得写一部关于安娜、索尔和那只老虎的剧本。我在心中继续构思这个剧本，酝酿着，就像个孩子在地板上到处搬动砖块——而这个孩子是受到禁止，不准这样玩的，因为她知道这是一种遁词，创造安娜、索尔和老虎的典型是一种借以逃避思考的借口。安娜和索尔会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其模式将呈现种种痛苦，剧本的“故事”将由痛苦定型，而这便是一种遁词。同时，有了我心中的那部分，我就开始控制自己的睡眠了，我知道，那一部分正是拯救我免于崩溃却又受到冷落的那个人。这位支配者坚持我必须搁置有关老虎的那个剧本，必须停止玩那些砖块。他说我应该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生活中经历的场景，而不是做我一向所做的事，虚构人生的故事，以图不必去直面人生。这种回顾本身有种非凡的性质，犹如牧童计数羊群，或是排演剧本，那便是亲自核实以求确证和放心。这种做法和我小时候每夜做噩梦的情况差不多：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会躺着回想白天发生的每件蕴含恐怖意味的事，那些事可能会成为噩梦的一部分。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可怕且没完没了地“命名”那些吓人的事，像是在入睡前由清醒的头脑做一番预防噩梦的消毒。但是现在，在沉睡中，这不是要通过命名它们来使过去的事变得无害，而是要查实它们依然存储于记忆中。然而我明白，一旦查实了它们依然存储在记忆中，我就得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命名”它们了，而这就是那位支配者硬要我回顾往事的原因。我首先重访了马雪比车站旁那些花紫树下的人群，那是个月光中溢满葡萄酒香的美妙夜晚，白沙地上撒着婆娑暗淡的树影。但那种怀旧时伴有的严重的虚妄感却从中产生了，这画面显得毫无情感，像是部快动作影片。然而我不得不瞧着乔治·豪斯娄在繁星满天之夜，从停于闪亮的铁轨旁的黑色卡车上，俯下他宽阔的肩膀，那么恐怖、贪婪地盯着我和玛丽罗斯；或者听维利在我耳边不成调地哼着布莱希特的歌剧，还得看保罗殷勤而不无嘲讽地微微朝我们鞠躬，然后微笑着走向附近尽是滚动的花岗岩卵石的那排客房。我们都跟着他，沿着沙路走去。他立定了等我们，朝我们微笑，脸上是一种冷冷的得意，但他并不在看我们——在炎热的阳光下闲散地向他走近的一群人，而是越过我们，望着马雪比旅店。我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望着。旅店的房子看来像是爆炸后生成的烟云，由白色花瓣或羽翼旋舞而成的云团，那其实是无数白色蝴蝶围着那幢房屋停落。看起来那就像在无垠的湿热的蓝天下，一朵白花在缓缓开放。随即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在我们心头升起，我们明白受到那景象的愚弄性了，我们受骗了。我们见到的是氢弹的爆炸，一朵白花在蓝天里开放，那层层飞腾、翻卷、呈旋涡状的云彩，是那么完美，我们竟看得无法挪动脚步，尽管我们都知道受着它的威胁。那死亡之形，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默默地站着观望，直到这静默渐渐为一种、吱吱嘎嘎的摩擦声和虫子交尾声搅扰。低头一看，我们发现四周满地都是蚱蜢，它们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看起来足有几英寸厚。那位正在播放影片的看不见的放映员，这时突然吧嗒一声关了机器，似乎在说：“这就够了，你们知道那东西依然存在。”他立即又开始放映那部影片的一个新的片段。影片放得很慢，因为有些技术故障，有几次他（那位看不见的放映员）把胶片倒回去，以便重新放过。问题在于影片不清楚，拍得也很糟。影片中有两个人物，似乎在明争暗斗，默默作着意志的较量。两个角色是同一人，却又是分开的。一个是保罗·唐纳，出身于工人家庭，后来成了医生。他爱冷峻尖刻地嘲讽，并借以在斗争中立于不败，然而这种品性也渐渐磨灭了他心中的理想。另一个是迈克尔，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最后当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时，便创造出一位新人。我能看到这一时刻，它仿佛是个人形，已经塑造出来，以容纳迈克尔，或保罗·唐纳其人。那人形却膨胀变大了，就像某位雕塑家在他的材料内部创作，以自己的肩或腿来撑大材料，以改变他的雕塑作品的形状，而那材料便是保罗，便是迈克尔。这位新人体形比原先魁伟，带有雕像的英雄气质，但最重要的是，我能感受到他的过人的力量。这时他开口说话，我能听到那真嗓子的微弱声音，但它立即被那新的强有力的嗓音吞没或吸收了：“但是，我亲爱的安娜，我们可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失败者。我们终身奋斗，以便使人们比我们稍稍聪明一点，从而可以领会伟人们一向明白的真理。他们一向明白，已经足足一万年了，他们明白将一个人幽闭囚禁起来，会使他变为疯子或动物。他们一向明白一个害怕警察或地主的人便是奴隶。他们一向明白担惊受怕的人会变得狠心。他们一向明白暴力会孳生暴力。而我们也明白。但全世界的广大民众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便是告诉他们这些。因为不能去烦扰伟人们，他们的想像已在关注如何向金星殖民，他们脑海中已经在构思满世界都是自由高尚的人的未来社会。同时，深深陷于恐惧之中的人们，已经落后于他们一万年。不能去烦扰伟人们。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我们这些推大圆石的人。他们知道我们会继续推石上山，在一座巍巍高山的低坡上往上推动一块巨石，而他们早已自由自在地站立于高山之巅。我们这一辈子，你和我，我们将竭尽全力，耗尽才智，将这块巨石往上推进一寸。他们依仗我们，而他们总是对的。这便是我们毕竟并非毫无用处的原因。”这声音渐渐消失，而电影已经换片了。此刻的片子是在随意敷衍，一个个场景很快出现，又随即闪过，我知道对往昔作如此短暂的“探访”原是要提醒我，我还得挖掘这些题材。保罗·唐纳与爱拉，迈克尔与安娜，朱丽娅与爱拉，摩莉与安娜，苏格大娘，汤姆，理查，韦斯特医生——这些人出现的时间很短，因速度太快而形象扭曲，又很快消失，随即影片突然停下，确切地说，是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杂乱噪音，停止运转了。在紧接着的静寂中，那位放映员说（他的嗓音让我一惊，因为是种新的声音，很有教养很有见识，带点嘲弄口吻，却又清楚明白）：“是什么使得你认为你对此所作的强调便是正确的？”正确这个词带有一种应声附和，拙劣模仿的意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正确”的嘲讽。用得恰到好处的时候，比如作为学校教师的用语。而我刚听到“正确”这个词时，心上便袭来一股憎恶感，我已非常熟悉这种感觉——这是对于深受紧张高压的憎恶，对于不顾客观可能只想突破极限的憎恶。因此我一听到这句“是什么使得你认为你对此所作的强调便是正确的？”便感到十分厌恶。正因如此，在那位放映员开始把影片再放一遍，确切地说，是放几部片子的时候，我能够在他们出现在银幕上的瞬间，便辨认出并“命名”他们。那是有关马雪比，有关保罗和爱拉，有关迈克尔和安娜，有关爱拉和朱丽娅，以及有关安娜和摩莉的影片。我看出它们都是合乎传统的影片，拍得还算不错，似乎是在某家制片厂里拍摄的，随后我见到了字幕，这正是我最为反感的：这些影片都是我导演的。放映员继续很快地放着影片，然后停在片尾的字幕上，我能听到他就“导演：安娜·沃尔夫”这个几字发出的嘲笑声。然后他又放映另几幕场景，每一个场面都显得虚假，不真实，无聊乏味。我对着放映员大喊起来：“它们不是我的作品，我没有参与导演。”听到这话，自信的放映员停下机器，显得很不耐烦，等着我来证明是他错了。这一下情况可就严重了，因为我的生活早就陷入一团糟，而偏偏此刻却面临这样一副收拾乱局再建秩序的重担。光阴早已流逝，我的记忆也不复存在，我难以区分哪些是我虚构出来的，哪些又是我所获知的，而且我知道我所虚构的都是假的。这真是一片混乱，一场乱糟糟的舞会，就像在湿润的沙地浅湖上方，在暑热的闪光中无数白蝴蝶的纷飞乱舞一样。那位放映员仍在等我回答，一副冷嘲热讽的样子。我一下子悟到了他正在想些什么。他在想：这些材料已经过我的整理，以适应我的见解，这也正是一切尽皆虚假的原因。突然间他大声说：“那时候朱恩·布斯比会怎样看？我打赌你写不好朱恩·布斯比。”一听这话我的思路便转入完全陌生的题目，我开始写起朱恩·布斯比的故事。我无法停住奔涌而来的文思，在我以那种最枯燥乏味忸怩作态的妇女杂志的风格写作的时候，我沮丧得眼泪都涌出来了。但令人惊惧的是那种平庸乏味不过是将我自己的风格稍作改变而引起的，只不过在这儿或那儿变换个词：“朱恩，一位仅仅十六岁的少女，躺在阳台的睡椅⁽¹⁾上，透过那黄金雨般的纷纷落叶看着马路，她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当她的母亲进屋，在她身后说：朱恩，来帮我准备旅店的饭食——朱恩没有动弹。她的母亲稍等了片刻，便一声不响地走出了房间。朱恩相信她的母亲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她想：亲爱的妈妈，你知道我的感觉。然后事情便发生了。一辆卡车开到了旅店前的油泵旁边。他从卡车里出来。朱恩不紧不慢地叹息一声，站了起来。然后就像受到一种外力的驱策，她离开屋子，沿着母亲刚才走过的路，往旅店走去。那位站在油泵旁的年轻人似乎意识到她在走近。他转过身来。他们目光相遇……”我听见放映员在笑。他显得很快乐，因为我无法阻止这些文字涌现，他那是施虐狂式的快乐。“我对你说过，”他说，并早已扬起手重新开始放电影，“我说过你写不好。”我醒来了，屋子里又闷又暗，只三个地方有炉火亮着。刚才的梦使我非常疲倦。但我立即意识到自己醒了，因为索尔在公寓里。我听不到任何响声，但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我甚至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儿：正站在楼梯平台靠近门的地方。我能看见他：紧张而迟疑，用手扯着唇上的胡髭，在犹豫是不是进来。我叫道：“索尔，我醒了。”他进来了，喜洋洋而又假惺惺地说：“嗨，我还以为你仍睡着呢。”我知道梦中的放映员是谁了。我说：“你知道吗，你成了某种内在的良心或评判者。我刚刚梦见你那个样子。”他冷静而狡猾地盯了我一会，说：“要是我成了你的良心，那么这不过是个笑话而已，你应当是我的良心才对。”我说：“索尔，我们待对方都很不好。”他几乎要说出：“或许我待你不好，但你待我很好”——因为他脸上现出那种有意识的怪异而又傲慢的神色，那神色作为面具正与这些话相配。我抢在他前面说：“你非得改变这一点不可。我应当这么做，但我不够坚强。我认为你比我坚强得多。我过去的看法却正好相反。”

我看到他脸上先后现出恼怒、厌恶和怀疑之色。他眯着眼斜睨着我。我知道这一次他会努力摆脱那个恨我的人，那人恨我，因为我从他那儿取走了某样东西。我也知道当索尔处于“自我”本性的时候，他会考虑我说的话，而且因为具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会去做我所要求的事情。

这时候他开口了，语气愠怒而阴沉：“那么，你是要把我一脚踢开了。”

我说：“那不是我说的话。”——这是对那位负责可靠的人说的。

他说：“我没有听你任意摆布，所以你要把我一脚踢开。”

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便已猛地坐起对他尖叫起来：“看在上帝分上，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他本能地往后躲开了。我知道对他来说一个女人的歇斯底里尖叫意味着他将挨打了。我想我们两人竟会住在一起，而且还会如此亲密得不分彼此，这真是多么古怪，因为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打过人。他甚至避到了床的尽头坐着，随时准备奔出去，以躲避女人的尖叫和攻击。我不再尖叫，而是哭喊着：“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们一直在绕着，在绕一个怪圈吗？”他的脸色阴沉，情绪抵触，我知道他会反对离开此地。我转过身去，拼命压下胃中的恶心感，说：“不管怎么样，简纳特回来时，你得离开这儿。”

我事先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说这样的话，或者说想到这件事。我躺着思忖。当然这话已经说出口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很感兴趣，并无敌意。

“要是我的孩子是儿子，你可以留下来。你们可以互相认同。至少可以待一段时间，直到你找到别的去处。但既然我的是女儿，你就得离开，因为你会把我们看做两个女人，两个敌对者。”他缓缓点了点头。我说：“这真是古怪，我一向为厄运、天数、命中注定等等感觉所苦恼，但侥幸的是我有个女儿而不是儿子。这纯粹是运气。因此你得离开，这是没办法的事。而我的生活，也将因此而完全改变。”我抓住运气这个说法，便感到自在多了，不那么受约束了。我说：“这真是奇怪，有了个孩子，女人便感到她们步入了某种必然的命运。然而，这件我们感到最最必然的事情的核心，却又纯粹靠运气。”他斜着眼睛看着我，目光颇多温情而无敌意。我说：“不管怎么说，除了机缘，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我有个女儿而不是儿子这一事实。试想一下，索尔，假如我有个儿子，我们就会有你们美国人所谓的关系。长期的关系。这发展下去，就会有种种可能了，谁知道呢？”

他平静地问：“安娜，我真的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吗？”

我说话的时候不折不扣全然是他那种愠怒阴沉的口气——是向他学的，而此时此刻，可以说，他却不用这种口气说话了，因为这时候他既温和又幽默：“我没耗费时间去看精神病医生，不知道什么人对我有好处，我只是自己照顾自己。”

“别提什么精神病医生吧。”他说，一边伸出手搁在我的肩头。他微笑着，关爱着我。那个时刻他真是一心一意的，是个好人。然而我却已经透过他的脸，看到某种邪恶的力量，正在回到他的眼中。他正在与自我搏斗。我看出那搏斗正与我在睡梦中拒绝外来人物想进入我的躯体的情况类似。他这一番搏斗如此激烈，以致他闭目凝坐时，额上汗都出来了。我拉过他的手，他便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好，安娜，好。好。别担心。相信我。”我们坐在床上，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他擦去了额上的汗，然后亲吻我，说：“放几段爵士乐吧。”

我放了一些早期阿姆斯特朗的唱片。我坐在地板上。这大房间是一个世界，有着炉火的闪光，也有着阴影。索尔躺在床上，听着爵士乐曲，脸上是真诚的心满意足的神情。

就在那个时刻，我无法“回想起”病恹恹的安娜。我知道她就近在眼前，正等着出来，只要某个按钮一揿就行——但仅仅如此而已。我们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当我们开口的时候，会是哪两个人在交谈。我在想，要是发生在这房间里的无数次谈话，那些交谈、口角、争辩和恶心，都有录音的话，那录音听起来就会像世上不同地区的一百个不同的人在说话、叫喊和提问一样。

我坐着，很想知道当我开始说话时，是个什么人叫出声来，于是说：“我一直在想……”我俩无论谁开口说“我一直在想”，这话便成了玩笑。他笑着说：“那么你是一直在想着。”

“要是一个人会遭到不属于他一伙的另一人的侵扰，为什么人们就不会——我指的是人民大众——遭到异己者的侵扰呢？”

他躺在床上，合着爵士乐节奏拍着自己的嘴唇，像在弹拨一把想像中的吉他。他没作回答，只做了个鬼脸，那意思是说：我正在听呢。

“问题的关键是，同志……”我停下了，听自己如何以一种讽刺挖苦的怀旧口吻说这个词，现在我们都是这样说的。我想这与那位放映员嘲弄的语气最接近了——是不信任和破坏的表现。

索尔搁下了他想像中的吉他，说：“哦，同志，如果你是说广大群众受了外来情感的影响，那么同志，我很高兴，你不顾一切仍坚持着你的社会主义原则。”

他语带讥讽地用“同志”、“群众”这些词，而这时他的声音又变得痛苦了：“因此，同志，我们必须做的事，便是作好安排，向广大群众——他们就像许多空空的容器一样——灌输美好、有用、纯洁、善意而又和平的情感，正像我们这样。”他说的绝不是讥刺，不完全是放映员的口气，但也差不多。

我说：“这便是我所说的那类事，那种嘲弄，但你是很少这样做的。”

“由于我从一个百分之百的革命者裂变出来，我发现我已裂变得一无是处，都惹自己讨厌了。这是因为我从未睁着眼生活，以使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我这一生是这样度过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随时准备着听从某人一声召唤：‘拿起武器’，或者是‘办好那个集体农庄’，或者是‘组织起那条纠察线’。我一直相信不到三十岁我就会牺牲。”

“所有的年轻人都相信他们不到三十岁就会牺牲。他们受不了岁月的摧残。但我又算得老几，可以评说他们的不是？”

“我可不是所有的人，我是索尔·格林。难怪我不得不离开美国。离开的人中没一个像我这样说话的。他们的遭遇——我过去一度知道不少。我们都曾是世界的改造者。现在我若驾车走遍全国，去看望昔日的老朋友，他们都已结婚成家或发迹了，他们会喝个酩酊大醉，私下开怀畅谈，因为美国人的价值观都发臭了。”

我哈哈大笑，因为他那么阴郁地说到成家。他抬头看看我为什么笑，接着说：“噢，是的，是的，我说的是真的。我会走进一位老朋友漂亮的新公寓，我会说：‘嗨，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这简直糟透了，你可知道你是在毁灭自己？’而他就会回答：‘那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会说：‘我所听说的是真的吗——你成了告密者，告发了你的老朋友？’而他就会很快再呷一口酒，说：‘不过，索尔，我有着老婆孩子要养活啊。’天哪，是的。因此我挺讨厌老婆和孩子，我讨厌她们也是正当的。是的，好，笑吧，还有什么比我这种理想主义更可笑呢——这真是太老式了，太天真了！有一件事你是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这似乎就是：你心底里清楚，你不该这样生活。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你是没法说，你是个令人讨厌的书呆子……说了又有什么用，人们早就没有心肝了。今年早些时候我本该到古巴去，投奔卡斯特罗，然后英勇献身。”

“显然没必要，既然你没去。”

“必要性会有的，尽管刚才你一直在颂扬机缘。”

“要是你真的想献身，周围有的是革命，你都可以去成为烈士。”

“我并不适合去过那种安排好的生活。你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安娜？我愿付任何代价回到当年那个时代，那时我属于聚在街角的理想主义少年团伙，相信我们能够改变一切。那是我一生中惟一感到幸福的时候。是的，行啦，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

于是我就不说了。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但是，这很清楚，我要你把话说出来。”

于是我说：“美国男人都喜欢回忆并向往他们年轻时那种成群结伙的生活。那时他们还没有家室之累和事业成功的压力。我每遇到一位美国人，总会等待他真正容光焕发的时刻——那便是他谈起自己小时候的伙伴的时候。”

“谢谢，”他郁郁不乐地说，“那样就把我有过的最强烈的感情都封存起来并将它清除了。”

“这便是我们的毛病所在了。我们最强烈的感情都一一封存起来。由于某种原因，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脱节了。我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和一个男人相爱，就这么回事。这方面我倒是真有才能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的一样阴郁沉闷，于是我起床走向电话机。

“你要干什么？”

我拨了摩莉的号码，对他说：“我给摩莉打电话。她会问：你那位美国人好吗？我会说：我和他正风流着哪。风流——就用这个词。我确实一向喜欢这个词，那么微妙而又温雅！哦，她就会说：这可不是你一生中所做的最明智的事吧？我就会说不，那样一来会将这件事也封存起来的。我想听她说说这件事。”我站着听那头摩莉房间里的电话铃响，“嘿，现在已差不多五年了——当时我爱上一个人，他也爱我。当然那时候我非常天真。就这么回事。那都封存起来了。嘿，后来有个时期我就尽找那些会伤我感情的人。我需要这样。就这么回事。那都封存起来了。”电话铃仍响着，“有段时期我成了共产党员。总的说来，这是个错误。尽管如此，毕竟是有意义的经历，那样的经历一个人决不会嫌多的。就这么回事。那都封存起来了。”摩莉家中没有人接电话，我就放下了话筒，“那么得另找时间让她说说这件事了，”我说。

“但这不是真的，”他说。

“可能不是真的。但我想听听，反正都一样。”

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安娜？”

我说，一边倾听自己会说什么，以发现我在想什么：“你该努力去突破现在的状况。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文雅智慧善良的人，人们会来向你求教，在他们需要得到告诫时，你就说——他们在一种美好的事业中变得疯狂了。”

“天哪，安娜！”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侮辱了你！”

“又是老朋友那副老成持重的样子！算了，我可不想再受那种人的气。”

“嗬，但想必成熟就是一切，不是吗？”

“不，它不是一切！”

“但是我可怜的索尔，这样说对你毫无用处，因为你正走向成熟。看看所有那些我们知道的非凡人物吧，他们的年龄约在五十或六十岁。嗯，他们当中只有一些……非凡的，成熟的，智慧的人物。真正的人，这个词语的含义就是：平和安详。他们是怎样达到那种境界的？嗬，我们很清楚，是不是？他们之中每一个该死的家伙都有一段情感罪恶史，啊，那些五十开外的智慧而安详的男士或妇人，在他们走向成熟的路上，不知横卧着多少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尸体！你不会轻而易举地变得智慧、成熟，等等，除非你三十年里都是个疯狂的食人生番。”

“我就是正在变成一个食人生番。”他虽然在笑，却显得有些郁郁不乐。

“啊不，你不会的。我老远就能认出那些到了中午就能成为安详成熟的智者。三十岁时他们就到处疯狂争斗，煽风点火，挑衅反抗，纵欲淫荡。而现在我能看出：你，索尔·格林，虽然强壮却孤独地住在某个地方的一套没有暖气设备的公寓里，挣钱只够糊口，只能不时审慎地小口抿点儿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是的，我能看出：你的身材体形将再次变得匀称丰满，你将成为那种强壮魁梧结实的中年人，像头笨拙的棕熊，你原先金发的平头，两鬓会渐成花白。你或许会戴起眼镜。你会变得沉默寡言，到那时或许这已经很自然。我甚至可见到你留着修剪整齐的金黄又略为灰白的胡须。他们会说：认识索尔·格林吗？现在他可是个堂堂男子了！多么坚强！多么镇静！多么安详！请注意，横卧一路的那些尸体，不时会有一具发出低微的哀怜的叫声——还记得我吗？”

“那些尸体，我愿提请你注意：曾经都是我的支持者，要是你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什么也不理解。”

“嗬，我理解这一点，但这只能让人感到更抑郁沮丧，因为那些牺牲者都极其情愿地献出他们的血肉之躯。”

“抑郁沮丧！我对人民是一片赤诚，安娜。我唤醒他们，振奋他们，推动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胡说。那些极其情愿成为牺牲者的人，就是那些自愿放弃做食人生番的人，他们不够凶狠，不够残忍，无法踏上通往成熟的金色大道，成为对非凡的智慧不屑一顾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放弃了奢望。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已放弃，但我很乐意为你贡献出我的血肉之躯。”

“嘎吱嘎吱地嚼啊，嚼啊，嚼啊。”他说，他的脸皱得紧紧的，以致他金色的睫毛和眉毛紧紧贴在了一起。他露出牙齿，一副怒气冲冲的狞笑。

“嘎吱嘎吱地嚼啊，嚼啊，嚼啊。”我说。

“你，我想，不会也是食人生番吧？”

“哦确实是的。但我已经给了别人大量的帮助和安慰。不，我不想成为圣徒，我只会成为一名推大圆石的人。”

“那是什么？”

“有一座黑暗的高山，那便是人类的愚昧。一群人正在推一块大圆石上山。当他们刚往上推了几尺，却爆发了战争，或是荒唐的革命，石头便滚落下来——不是滚到底，总能停在比原先高几寸的地方。于是那群人用肩膀顶住石头，又开始往上推。与此同时，个别伟人站在山顶上。有时候他们往下俯瞰，点点头说：好，推石头的人仍在尽责。但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人的生存空间的本质，当世上不再有仇恨、恐惧和谋杀，人们都很高尚的时候，这世界会是个什么模样。”

“哼。我想成为一个站在山顶上的伟人。”

“我们两个运气都不好，我们都是推大圆石的。”

突然间他跳下了床，就像黑色的钢丝弹簧，吧嗒一声弹开了，又像突然打开了开关似的，眼中满是怒气。他站在那里说：“啊不，你不会的，啊不，我才不想去……我才不……我，我，我。”我想，哎呀，他又回到老样子了，不是吗。我去了厨房，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又回来躺在地板上，喝着威士忌，他则在滔滔不绝地诉说。我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上映出的金色光斑，听着外面大雨一阵阵不规则的啪嗒声，感到紧张痛楚之手又攥紧了我的胃。我又成了病恹恹的安娜。我，我，我，我，像机枪在均匀地扫射。我似听非听，仿佛那是我起草的讲稿而旁人在演讲。是的，那就是我，那是每一个人，那个我。我。我。我是。我将去。我不会是。我将。我要。我。他像头野兽，一头会说话的野兽，满屋子转着说个不停。他的举动剧烈而充满力量，有种强硬的力量在喷吐出我，索尔，索尔，我，我要。他淡绿的眼睛呆滞了，并不在观看，他的嘴像只汤匙，或一把铁锹，或一挺机枪，在发射喷吐出炽热的放肆的话语，字字都像子弹一般。“我不会被你摧毁。没人能摧毁我。我不会受禁闭，被关押，遭驯服，不会乖乖听话，让你这里保持安静，做你所吩咐的事我不会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不会买你的账。”我能感受到他的黑色力量在狠狠敲打我的每条神经，我感到胃部肌肉在剧烈搅动，背部肌肉则像电线般绷紧。我手握威士忌酒瓶躺卧着，不断地呷一点，感觉醉意正在漫向全身，我听着，听着……我意识到自己已躺了好久。也许是几个小时了，而索尔还在屋里大步走动，大声喊叫。有一两次我也说了些什么，往他滔滔不绝的话中插进几句打断了他，这就像一部机器暂停下来，因为它曾由技工调整校准，当有外来声音时会稍作停顿。它机械地自作核查，而那嘴巴，或金属枪口早已摆好架势，即将喷射出一连串的我我我我我我。我曾经站起来，但他视而不见，因为他没有把我看做必须大声喝斥以压服的敌人。我放上了阿姆斯特朗的歌曲唱片，部分是为自己，以便紧紧抓着这欢快的音乐作为安慰。我说：“听，索尔，听。”他微微蹙额，皱起双眉，呆板地问：“嗯？什么？”然后又是我，我，我，我，我，我，我将把你的道德你的爱你的习惯都揭示出来，我，我，我，我。因此我取下了阿姆斯特朗的歌曲唱片，而放上了他的音乐，那是冷静而理智的音乐，那是拒绝疯狂和激情的人爱听的超脱的音乐。一时间他停止叫喊，坐下来了，仿佛他的大腿肌肉被砍伤了似的。他坐着，头耷拉在胸前，双眼紧闭，倾听着汉密尔顿那轻柔而急促的鼓声，那鼓声就如同他刚才的话语一样在房间里回荡，于是他恢复了自己的声音说：“天哪，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啊，我们到底怎样才能恢复，我们怎样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然后，就像这一切全未发生过，我看到他大腿的肌肉抽紧了，他跳了起来。既然他除了自己的话，即我，我，我之外别的都不听，我便关上了唱机，再次躺下来，听着他的话语扫射到墙壁上又满屋反弹，我我我，十分赤裸裸的自我中心。我非常恶心，又很难过，便全身紧缩成痛苦的一团，子弹在四周横扫纷飞。一时间我眼前一片昏黑，闪现出那个我熟知的梦境，是真正的熟知：战争迫在眉睫，我奔跑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两边是原本白色却已污秽不堪的楼房，整座城市一片寂静，挤满了默默无声的人群，都在等待着什么。就在附近，那小小的丑陋的死神载体爆炸了，很轻柔地，轻柔地，它炸开来，侵入那正在等候的一片寂静，散布死亡，粉碎建筑，摧毁生命物质，肢解血肉结构。我拼命尖叫，却毫无声息，没有一个人听到。和我一样，所有在静静的楼房里的人们也都在拼命尖叫，却没有一个人听到。当我从眼前的昏黑中走出，索尔已站在墙前，背靠着墙，他大腿和脊背的肌肉紧贴着墙壁，眼睛盯住我。他看见了我。他又恢复了常态，这是足足几个小时之后的第一次平静。他的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他的眼睛极力睁着，显得阴郁且充满恐怖，因为看到我躺在地上痛苦得缩成一团。他开口说话了，是他自己的声音：“安娜，看在上帝分上，别那个样子。”但稍迟疑片刻后，那个疯子又回来了，这次不仅仅是我我我我，还说什么反对女人，女人是狱卒，是良心，是社会的声音，而他正引导一股纯洁的仇恨的洪流来反对我，就因为我是个女人。此刻威士忌却使我虚弱，使我迟钝了，我感到内心的感情软弱宽厚且迷糊迟钝，完全是位被抛弃的女人。呜呜呜，你不爱我，你不爱我，男人再也不爱女人了。呜呜呜，我纤细粉红的食指尖指着自己被冷落的雪白而耸着粉红乳尖的胸脯，开始为女人而哭，并洒下懦弱、濡湿、颇含威士忌成分的泪水。就在我落泪之时，我见他的阴茎将牛仔裤顶得耸了起来，而我也感到阴部湿了，于是我很可笑地想，啊，那么现在他会爱我了，他会来爱可怜的遭遗弃的安娜了，爱她的受了伤害的雪白的胸脯了。随即他以中学生纨绔子弟般的放荡声音说：“安娜，你喝醉了，快从地上起来。”我说：“不。”依然呜呜哭着，尽情表现自己的娇弱。于是他把我拖起来，显得放肆淫荡，急不可耐，并一下子插了进去。那东西很坚挺，就像个男生第一次做爱，干得很快，充满了羞愧感和激情。于是我开口了，因为没得到满足：“好了，别再孩子气了。”用的是他的话语。而他仍以放荡的口吻说：“安娜，你醉了，睡一会儿清醒一下吧。”于是他给我盖上毯子，并吻了吻我，然后踮起脚走了出去，像个负疚的男生却很为他的第一个女人而骄傲。而在我看来，我见到的是索尔·格林，这位敏感而羞愧的美国好男孩，刚刚睡过他的第一个女人。于是，我躺在床上，笑了起来，不停地笑着。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仍然在笑。我不知道做了什么梦，但醒来时心里一阵轻松愉快，这时我才发现他就睡在我的身边。

他身上冷冷的，于是我把他抱在怀里，感到很是幸福。因为我是那么幸福，我知道在睡着时我一定轻松欢快地飞翔过，这意味着我不会始终是那个病恹恹的安娜。但他醒来时却仍因那几个小时的我我我我而精疲力竭，他的脸色蜡黄，显得很痛苦。我们起床后，都感到相当困倦。在那间明亮的彩色装饰的大厨房里，我们默默地喝咖啡，读报，没力气多说话。他说：“我得去工作。”但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去的，于是我们回到床上，疲倦得动不了。我甚至盼着昨晚那个强悍凶狠的索尔回来，这么困乏不堪可真是太可怕了。不久他说：“我不能躺在这里。”我说：“是的。”但我们都没有动弹。后来他起了床，或者说是慢慢地爬起来了。我就想：他将如何使自己离开这儿呢，他必须精力充沛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为此感到胃又收紧了，我却很感兴趣想看看结果。他颇带点挑战意味地说：“我要出去散步。”我说：“好的。”他偷偷地瞧我一眼，上楼去换了外衣，又进屋来，说：“为什么你不阻止我？”我说：“因为我不想这么做。”他说：“要是你知道我上哪儿去，你就会阻止我。”我说，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变冷漠了：“喏，我知道你是到一个女人那儿去。”他说：“算了吧，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不是？”

“是的，但这无关紧要。”

他原先站在门口，这时犹犹豫豫地走了进来。他脸上的神情表明他还关心着什么事。

我想起德·席尔瓦的话：“我想瞧瞧会发生些什么事。”

索尔就想瞧瞧会发生些什么事。我也是这样。我心中感到一份恶意的，却确实愉快的好奇，比任何东西都更强烈的好奇——仿佛他，索尔，和我，是两个行动诡秘莫测的人，两股叫不出名字，缺乏个性的力量。这就像屋子里关着两个极其恶毒的人，如果其中一个突然死去或熬不住痛苦而尖叫，另一个就会说：“哼，这下活该，对吧？”

“这无关紧要，”他郁郁不乐地说，但那种阴郁却是试探性的，硬装出来的，或者就是再难令人信服的如故伎重演。“你说这无关紧要，但你却像个密探似的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说，声音轻松而欢快，还伴随了轻轻一笑，像是阵逐渐低微的喘息（我曾听到处于极度紧张中的女人这般笑过，我只是模仿一下而已）：“我成了密探，这是被你逼的。”他默默无言地站着，看起来仿佛在倾听，仿佛他接下去要说的话是从录音回放中反馈给他的：“我不会被世上任何哪个女人拴住的，过去从来不曾，今后也绝不会。”

那句“过去从来不曾，今后也绝不会”是急匆匆说出来的，就像唱片快速播放一样。

我说，用的是同样十分刻毒意在伤人的语气：“要是你说的拴住，指的是你的女人掌握你的一举一动，那么你现在已经被拴住了。”

我听到自己发出一阵轻微而得意的笑声。

“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恶毒地说。

“那是我所知道的事实。”

这场对话差不多说到尽头了，这时我们颇感兴味地互相瞧着，我说：“好啦，这样的话我们再也不要说了。”他也颇有兴致地说：“但愿不要再说。”说完他便出门而去，走得那么急匆匆，显然是受了刚才对话所激起的活力的驱策。

我站在那儿想着，我可以上楼去看看他的日记，以便获知真相。但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做，我再也不想去看他的日记了。这一切都结束了。但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去厨房想喝点咖啡，却给自己稍稍倒了点威士忌。我四下看了看厨房，非常明亮，非常干净。随即我感到一阵眩晕。色彩太鲜艳了，仿佛有些灼热。我意识到这通常让我感到愉悦的厨房的种种缺陷——亮晶晶的白色瓷漆中的一道裂隙，横档上的灰尘，油漆已开始褪色。一种低劣污秽的感觉顿时袭遍全身。厨房得重新粉刷一遍了，但这公寓年代已久，在这日渐破损的房屋中，连墙壁也在衰朽，无论如何粉刷都改变不了这一切。我关上了厨房里的电灯，回到卧室，但很快它便显得与厨房一样糟糕。红色窗帘有一种不详而俗丽的反光，白墙也显得十分暗淡。我发现自己盯着那些墙壁、窗帘和门，在房间里一圈一圈转个不停，还受到构成房屋的那些物质材料的拒斥，而屋里的色彩也以它们的热烈和虚幻使我眩晕。看着这房间，就像看着某个我很熟悉的人的脸，因为我熟悉那脸上的气质或是紧张的表情。比如说在我自己或索尔的脸上，我知道在我这张小小的清秀安详的脸后面隐藏着什么，知道在索尔那张单纯而白皙的宽脸膛——无可否认，他的脸看起来气色不好——后面隐藏着什么，谁又会去猜测，要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在他脑中迸发并闪过的种种可能？或者，当我乘坐火车时，从某位女士脸上那绷紧的眉头或痛苦的表情中，看出后面所隐藏的凌乱不堪的世界，我会为人们在压力下凝聚控制自己的能力而感到惊奇。我的大房间，和厨房一样，并没有成为可以把我包容其中的舒适的外壳，却成为从一百个不同的点向我的注意力发起持续攻击的战场，仿佛一百个仇敌正等着我的注意力转移，它们便可从背后悄悄挨近并袭击我。一只需要擦亮的门把手，白色油漆上一层灰尘，红色窗帘上因褪色而形成的一条黄斑，藏着我的旧笔记本的桌子——这些东西夹裹着剧烈摇晃的恶心的热浪袭击我，试图吞噬我。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到床上去，而我又一次必须趴下来从地板上爬过去。我上床躺下来。在入睡之前，我意识到那位放映员已经在等我了。

我也知悉他将对我说些什么。知悉便是某种“启示”。在过去几个星期的疯狂和丧失时间感的状态中，我一次又一次有过这种“知悉”的时刻，不过这种知悉根本无法用文字表达。然而这种时刻能给人如此深的印象，犹如梦中一闪而过的启示，醒来依然记得，以致我在那些时刻学到的东西将伴随我的一生，成为我体验人生的指针。文字。文字。我操作文字，希望某些组合，即使是难得一遇的组合，能表达我想说的话。或许用音乐来表达会好一些？然而音乐会像个敌手一样攻击我的内耳，那不是我的领域。事实是，真正的经历是无法描述的。我无奈地想，一系列星号，像一部老式的小说，或许更管用。或者用某种符号，也许一个圆圈，或一个方块。无论什么都可以，但文字不行。亲自到过那儿的人，到过文字、图案、秩序都消失了的地方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其他的人都不会明白。而一旦到过那儿，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讽刺，可怕的蔑视。这不是个和它斗争，或和它断绝关系的问题，不是个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只知道它就在那儿，永远存在。这是个得带点儿谦恭，恕我直言，向它鞠躬的问题，犹如向一位古代的对手鞠躬：行，我知道你在那儿，但我们总得维持常规，是不是？或许你之所以能够存在，其条件恰恰在于我们维持了常规，创造了模式——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因此，我所能说的便是，在入睡之前我已“知道”我为什么必须睡眠，那位放映员会说些什么，以及我必须学些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因此那个梦本身就颇有点放马后炮的味道，或者说为了加强印象而对某些早已学会的东西进行归纳。

梦一开始，那位放映员便以索尔的声音，很实际地说：“现在我们只是再把它们放一遍。”我有点局促不安，因为我担心会看到以前已看过的那些影片——那些华而不实的影片。然而这一次，尽管它们是同样的影片，却有了另一种特点，在梦中我把它命名为“现实主义特色”。它们有着早期俄国或德国影片的那种粗糙、简陋、过于突兀的特点。影片补上的部分放得较慢，以致成了长长的片段，从中我看见并了解到在生活中没有时间去注意的一些细节。当我看到那些他要我掌握的关键之处时，放映员便不断地说：“就是这儿，夫人，就是这儿。”由于他的指点，我看得格外仔细。我发现一切我曾特别关注过的事，或是按我的生活方式曾特别注重的事，现在全如过眼云烟很快消逝，而且变得无足轻重。譬如，花紫树下的那群人，或是和保罗一起卧在草地的爱拉，或是写小说的爱拉，或是在飞机上想一死了之的爱拉，或是保罗用枪打下的鸽子——所有这些都没有了，都被同化了，被真正重要的内容取代了。我看了很长时间，注意到了每个举动，布斯比太太怎样站在马雪比旅店的厨房里，她肥大的臀部在紧身褡束缚之下突出得像块搁板，她的腋下一片黑乎乎的尽是汗渍，她的脸因筋疲力尽而发红。当时她正在把动物或家禽的不同骨头上的肉切下来，一边听着薄墙外年轻人刻毒的话和更伤人的笑声。我听到维利就在我耳边哼唱，那不合调的极其孤独的哼唱，或看到他久久地伤心地注视我和保罗调情，这些镜头一遍又一遍以慢动作重放，以便我能永记不忘。我见到布斯比先生，这位站在酒吧柜台背后的大胖子，看着他的女儿和她的男友，我见到他妒嫉却并无敌意地凝视那位青年，然后移开了目光，伸手取过一只空杯，并斟上了酒。我见到莱蒂莫尔先生在酒吧里喝酒，他的目光小心地回避着布斯比先生，耳朵却在仔细听他那位漂亮的红发老婆的笑声。我见他一次又一次弯下腰，虽然醉得都坐不稳了，还去抚摩那条红毛狗，轻轻地抚摩着，抚摩着。“看懂了吗？”放映员说，又继续放另一幕。我见到保罗·唐纳在凌晨时刻回家，因为偷过情而轻快活泼，精力充沛，见他遇上了妻子的目光，当时他妻子系着印花围裙，恰好站在他的面前，她那目光既含恳求又显窘迫，而孩子们正在吃早饭，饭后要上学去。他皱起眉头转身上楼，从橱里架子上取下一件干净的衬衣。“看懂了吗？”放映员说。随后影片放映得很快，像梦一般急速转动，映出一张张我在马路上见到过又忘记了的面孔，映出一只手臂的缓慢移动，映出一双眼睛的眨动。这一切都在表示同一个意思——影片现在已超出了我的经历，超出了爱拉的经历，超出了笔记本的内容，因为产生了融合，所见到的不再是个别的场景、人物、脸庞、活动和眼光，它们都糅合在一起了。影片的画面动作又变得极其缓慢了，那是一系列的特写：一位农民弯腰伸手往地里播下种子，或一块岩石屹立着微微闪烁，而流水在慢慢地消蚀它，或月光下有一人伫立在干燥的山坡上，永远屹立不动，手中紧握着枪。或一个女人醒着躺在黑暗中，正在说：不，我不想自杀，我决不，决不。

那位放映员现在沉默了，我冲着他喊了一声：够了。他没有回答，于是我伸出手去关上了放映机。我依然在沉睡中，匆匆浏览了写在一张纸上的文字，这是关于勇气的，但并不是我以前所理解的那种勇气。这是存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小小的伴随着痛苦的勇气，因为生活的深处存在着不公正和残忍。为什么我只关注那些英勇的或美丽的或明智的人物？其原因便在于我不会接受那种不公正和残忍，进而也不会接受那份大于一切的小小忍耐力。

我看着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颇不以为然，便带上它去见苏格大娘。我对她说：“我们再来谈谈那片草叶。在氢弹爆炸，地壳熔化之后一千年，那片草叶会顶开许多生锈的钢片铁屑而冒出地面。但草叶中的意志力就和那种小小的伴随着痛苦的忍耐力一样，是不是？（在梦中我一脸嘲讽的微笑，提防着任何的陷阱。）”

“此后呢？”她说。

“但问题的关键是，甚至现在，我都并不认为我会对那讨厌的草叶表示多少崇高的敬意。”

听了这话她微微一笑。她挺直身子，稳稳地坐在椅子里，因我说得慢吞吞，因我老是漏说关键之处而相当恼火。是的，她看起来像个很不耐烦的主妇，刚把某件东西放错了地方，或按事先安排正打算出门。

随后，在傍晚时分我醒来了，屋里又冷又黑，我的心情十分抑郁。我整个儿是一个雪白的女人的胸脯，上面密密插满男人射来的无情的箭。我急切地需要索尔，我真想骂他，把他大骂一番。当然他随即会说：啊，可怜的安娜，真是抱歉。然后我们便会做爱。

一个短篇，或一部中篇，颇带喜剧色彩和讽刺意味：一位女士，因对自己向来屈从于男人而深感失望，便决心让自己获得自由。她毅然择定了两个情人，隔夜轮流和他们睡觉——自由的时刻便在于她可以对自己说她对这两个人同等地喜欢。那两个男人本能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其中一位十分妒嫉，十分真心地爱上了她。另一位变得冷淡而谨慎。不管她曾如何下定决心，她仍不由自主地爱上了那位爱她的男人，而对那位谨慎的男人态度冷淡起来。然而，尽管她很绝望，因为她仍和以前一样“不自由”，她还是向两个男人宣布，她现在变得彻底解放了，她最终实现了与两个男人同获充分的性和情感愉悦的理想。那位冷淡而谨慎的男人感兴趣地听着这番话，并就妇女解放作了番不偏不倚的明智的评论。而那位她实际上爱着的男人，却大为吃惊，深受伤害，便离她而去，留下她与那位并不爱她而她也根本不爱的男人，作着明智的心理的交谈。

这个故事的立意迷住了我，我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写。例如，要是我用爱拉来代替我，故事会有什么变化？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想到爱拉了，我想，这段时间里她一定会有所变化，比如，她会变得更善于自我防范。我见到她的发型改变了——她又会在脑后束起头发，看起来显得庄重，她会身穿不同的衣装。我看着爱拉在我的房间进进出出，我开始想像她和索尔待在一起会怎么样——比我理智得多，比如，她的态度会冷静得多。一会儿之后我意识到我在重复以前做过的事，创造一位“第三者”——一位总的说来比我强的女人。因为我能肯定地指出在哪点上爱拉违背了现实，什么样的举动根据她的性格实际上不可能作出，某种极为宽厚的个性她不可能具备。但我并不讨厌我正在创造的这个新的人物。我在想，在我们的想像中和我们并排走着的这些非凡的宽厚的人物很可能会存在，原因便在于我们需要他们，我们才想像得出他们。随即我开始发笑，因为我所想像的与我的实际状况相距实在太远，更不用说爱拉的状况了。

我听到索尔的脚步声响上楼来，便很想知道谁会走进门来，虽然他看起来十分疲倦气色不好，但我一见到他，便知道今天恶魔不会光临，也许永远不会来搅扰了，因为我同时知道了他要说些什么。

他坐在我的床沿说：“这真是古怪，你竟然一直在笑。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一直在想着你。”

我看见他如何紧紧抓住可以那些拯救自己的观念和话语，走过一条条街，走出一团混乱的想像世界。我说：“哦，你在想些什么？”——一边等着他卖弄口才。

“你为什么发笑？”

“因为你在一座疯狂的城市里奔来奔去，制订着用以拯救我俩的一套套道德准则，就像是圣诞爆竹中放出来的箴言一样。”

他冷冰冰地说：“真遗憾，你居然这样了解我，我本以为我的自我控制和杰出才智会让你吃惊。是的，我想那恰恰就是圣诞爆竹中放出来的箴言。”

“好吧，说出来听听。”

“首先，你笑得还不够，安娜。我刚才一直在想，女孩子们爱笑，年纪大的女人爱笑，而你这样年纪的女人不大笑，你们都太忙了，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

“事实上我刚才就在大笑——我在笑自由女性。”我说起那个短篇的情节，他坐在那儿倾听，怪模怪样地微笑。然后他说：“那不是我说的意思，我指的是真正的笑。”

“我会把它列入日程表。”

“不，别那样说。听着，安娜，要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列入日程表的事情会实现，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只有那些我们严肃地列入日程表的事，才会拯救我们。”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行动计划吗？”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美丽的难以实施的行动计划。”

“行。接下去是什么？”

“第二，你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你得重新开始写作。”

“很显然，要是我能写，我是会写的。”

“不，安娜，那还不够。为什么你不把刚才说给我听的故事写出来呢？不，我不要听你通常对我说的那些空话废话——告诉我，只用一个简单的句子，为什么不。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称为圣诞爆竹箴言，但我在外面散步时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在头脑中把它简化，将它浓缩，那么你就能将它好好看看，并很快完成它。”

我开始笑起来，但是他却说：“别笑，安娜，除非你行动起来，否则你真要崩溃了。”

“那好吧。但我还没法写那个短篇或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一坐下来动手写，就会有人走进房间，从我肩膀上面看，打断我的写作。”

“谁？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可能是个中国农民，或者卡斯特罗的一名游击队员，或者在民族解放阵线里战斗的阿尔及利亚人，或者是麦斯隆先生。他们站在这房间里，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干点儿什么，却坐在这儿涂写东西浪费时间呢？”

“你很清楚他们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是的。但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你很清楚。这是我们大家的祸因。”

“是的，我很清楚。但是安娜，我非要你动手写作不可。拿一支笔一张纸来。”

我在桌上放了一张白纸，拿起铅笔，等着。

“要是你失败了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你要这样傲慢？开始吧。”

因为慌乱，我脑中变得一片空白，我放下了铅笔。我见他正盯着我，恳求我，逼迫我——我又拿起了铅笔。

“那我就给你第一个句子。‘有两个女人，’安娜，写下来，‘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你要我用这个句子，来开始一部长篇小说吗？”

“为什么要那样说呢？写下来，安娜。”

我写下了这一句。

“你应该写出这部书。你应该写下去，你会完成的。”

我说：“为什么我的写作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啊，”他以一种绝望的自嘲口吻说，“问得好。哦，这是因为：只要你能写，那么我也能。”

“要不要我给你的小说也写出第一句？”

“说出来听听。”

“在阿尔及利亚一道干燥的山坡上，有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

他微笑起来。“我会写出它的。你不可能。”

“那就把它写出来吧。”

“有个条件，你得把那本新笔记本给我。”

“为什么？”

“我需要。就这原因。”

“好的。”

“我将不得不离开这儿。安娜，你知道吗？”

“知道。”

“那就为我做顿饭吧。我从未想到我会对一个女人说，为我做饭吧。我把这一点看做是走向他们所谓的成熟的小小一步。”

我做了饭，饭后我们上床睡了。今天早上我先醒来，他还在睡，他的脸容消瘦，气色不好。我觉得，他竟然要走，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让他走，他的状况不允许他走。

他醒了，我竭力控制自己以防说出这样的话：“你不能走。我得照顾你。只要你说你会留下来，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知道他在和自己的软弱斗争着。我在想：要是这几个星期之前，他并没有在睡眠中无意识地将双臂围住我的脖颈，那情况又会变得怎样？于是，我盼着他能再用双臂围着我的脖颈。我躺着，竭力控制自己不去接触他，他也同样在控制自己，以免投我所好。我想这真是多么不同寻常：一个温柔善意的、表示同情的举动，会成为难以容忍的背弃。我因想得太多而疲乏，以致头脑中一团漆黑了，再也无法思想，而一种怜悯的沉痛控制了我，使我不由自主抱住了他，尽管我知道这是一种背弃。他立即紧紧地靠着我，真正的紧贴也只那么一瞬之间。随即，很快地，我的背弃也影响了他，因为他像个孩子似的喃喃说着：“我是好孩子。”这和他曾经对自己母亲悄悄说过的话不同，因为这样的话不可能是他的，它们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的。他幼稚可笑地喃喃说着这话，拙劣地模仿着。但又不十分的拙劣可笑。然而当我低头看他时，我首先见到的是，他机敏的怨恨的脸上显出与他的话相吻合的虚假的伤感，随后是一副痛苦的鬼脸。随后，见我低头看时神色惊恐，他灰色的眼睛便眯紧了，显出纯粹的敌意的指责。我们互相对视着，为我们共同的惭愧和耻辱而无可奈何。后来他脸上的表情放松了。有好几秒钟他昏昏似睡，头脑中一团漆黑了，就像我弯身抱住他之前所体验到的那样。随即他从睡眠中惊起，十分紧张好斗，一下挣脱出我的怀抱，警觉而干练地环顾屋内，搜索敌人，然后他站了起来。这一切行动都发生在片刻之间，一个紧接一个，反应很快。

他说：“我们谁也不能再那样作践自己。”

我说：“是的。”

“好吧，那么戏演完了。”

“圆满完成，都结束了。”我说。

他上楼去，收拾行装，将他有限的东西装入拎包和提箱。

他很快下楼来，倚在我的大房间的门框上。他便是索尔·格林。我看着索尔·格林，这个几个星期前走进我的公寓的男人。他穿着那套挺合身的新衣，那是他买的，与他瘦长的身材正相配。他是个个头略小，身材匀称的男人。虽然肩膀太宽，过于瘦削的脸上颧骨突出，但这是一副粗壮结实肌肉强健的身板，一旦他摆脱疾病恢复健康，便会重新成为肩膀宽阔而强壮的男人。我能看到站在这位一头柔软金发，黄脸上一副病容，个头略小偏瘦的男人旁边，是一位强壮有力，皮肉褐色的男子汉，后者就像个影子，好像会把作为实体的前者吸纳其中一样。同时他看起来手足无措，像是矮了半截，两脚轻软，很谨慎小心。他站立着，大拇指插进皮带，其余手指下垂（但现在这像是对于浪荡子站立姿势的一种颇具骑士风度的模仿），这让人很感刺激，又颇具嘲讽意味。他的灰色眼睛神色冷峻而警觉，但相当友好。我感觉与他很亲近，仿佛他就是我的弟弟。仿佛，作为弟弟，我们再怎么分别，相隔无论多么遥远，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永远会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他说：“给我在笔记本子上把第一句写下来。”

“你要我给你写下来？”

“是的，写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是这个团体的一员。”

“我没有那感觉，我讨厌团体。”

“那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人散布在全世界，虽然互相不知姓名，但我们仍相互依赖。而且我们始终相互依赖。我们同属一个团体，我们从来就不曾屈服，还将继续战斗，我们便是这样的人。我对你说，安娜，有时候我拿起一本书，我会说：行，你已经先写出来了，是不是？你是好样的。好，那么我就不用写了。”

“好吧，我就为你写下那第一句。”

“好极了，写吧，我会回来取那个笔记本，说一声再见，然后上路。”

“你将上哪儿去？”

“这你很清楚，我并不知道。”

“总有一天你得知道。”

“好吧，好吧，但我还不够成熟，你忘记了？”

“也许你最好回美国去。”

“为什么不呢？不管在哪儿，爱总是一样的。”

我笑了。于是，在他下楼的时候，我取出那本漂亮的新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在阿尔及利亚一处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望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

［安娜的手迹就到这儿为止，金色笔记以索尔·格林的手迹继续着，这是一部关于某位阿尔及利亚士兵的中篇小说。这位士兵原是个农民，他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与别人指望他应当有的不一样。谁指望他？那是个看不见的它们，可以是上帝，或者国家，或者法律，或者命令。他被法国人俘获，受尽拷打，终于逃出来，再次参加民族解放阵线，并发现自己在上级的命令下，也在严刑拷打法国俘虏。他知道对这件他实际上不愿做的事，他应该有自己的看法。有天深夜他和一名他曾拷打过的法国俘虏讨论自己的这种心境。这名法国俘虏是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哲学系的学生。这位年轻人（两人在监狱里密谈）抱怨他是羁押在一所智力的牢房里了。他发现，这已经好几年了，他每有什么观点，或感情，都可以立即予以归类：一类标着“马克思”，另一类标着“弗洛伊德”。他抱怨说，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像弹子一样无不流入预定的“狭槽”之中。那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觉得这很有意思，他说他根本没那种发现，让他为难的只是——当然，这并没有真正令他为难，只是他觉得应该如此——他所想到，感觉到的一切，均与指望于他的不同。那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说，他很羡慕那个法国人——确切地说，他觉得自己应该羡慕他。然而那法国学生却说他从心底里羡慕那阿尔及利亚人，他但愿只要有一次，在他一生中只要一次，他能感受或想到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发的，不受指点的，不是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爷爷授意他的。两个年轻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超出了理智的限度，特别是那位法国学生，不顾他的处境，居然叫了起来。指挥官走进来，发现这阿尔及利亚人与他本该监视的俘虏像兄弟一样在谈话。这阿尔及利亚士兵说：“长官，我已执行了给我的命令，我拷打过这个人。你没有对我说我不能和他交谈。”指挥官认定他的这位部下有间谍嫌疑，也许在他上次被俘期间已为敌人所收买。他命令将此士兵枪决。第二天早上，就在那道山坡上，那阿尔及利亚士兵和法国学生，脸上沐着初升的太阳，并排着一起被枪决了。

［这部中篇后来出版了，并颇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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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

自由女性Ⅴ

摩莉结婚了，而安娜又有一段风流韵事。

当简纳特第一次问起母亲，她能否去上寄宿学校时，安娜的态度很勉强。安娜讨厌寄宿学校所代表的一切。她打听了各种“进步”学校⁽¹⁾的情况，又与简纳特谈了一次。但在此期间，这小姑娘把她的一位已上某所传统寄宿学校的朋友带到家里，以帮助说服她的母亲。两个女孩，眨动亮晶晶的眼睛，担心安娜会拒绝，大谈着校服、宿舍、全校出游等等，于是安娜明白了“进步”学校正是简纳特不愿去的地方。事实上，她的意思是想表明“我希望成为普普通通的人，我不想跟你一个样”。她已经察看过那个乱糟糟的实验的世界，那儿人们一天天挨着日子，像是喷涌的水柱顶上永远不停地蹦跳的球似的；他们老是瞪大眼竖起耳渴求着新的感受和冒险经历，因此她打定主意不去“进步”学校。安娜说：“简纳特，你有没有想过，寄宿学校和你已经了解的东西有多么巨大的不同？那意味着在遍地鳄鱼的地方散步，像士兵一样，人人外表看起来差不多，严格按规定的时间作息。如果你不留点神儿，出来的时候就会像颗加工过的豌豆，和其他人一模一样。”“是的，我知道。”这位十三岁的小姑娘微笑着说，那副笑容似乎在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一切，但为什么我也该讨厌呢？”“那会让你反感的。”“我认为不会。”简纳特说，她突然变得阴郁了。接受她母亲的生活方式，即意味着与生活形成冲突，这是她不想考虑的。

简纳特上寄宿学校之后，安娜才体会到她是多么需要自律，需要因孩子而不得不实行的自律——早上某个时刻就得起床，晚上得早点上床以消除疲劳，因为第二天必须早起，得安排好一日三餐，得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不让孩子受到惊扰。

她单独住在偌大一套公寓里。她应该换一套小点儿的，因为她不想再出租房屋。一想起若再租房给罗尼和阿尔佛的那种经历，她就感到害怕。那场经历令她感到后怕，一想起它也令她害怕——她究竟怎么啦，会回避复杂的人群，回避与他们打交道？她认为这背离了自己本该奉行的准则。她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在这公寓再住一年，出租一间屋，再找个合适的工作。

似乎一切都变了。简纳特离了家。马莉恩和汤姆，由理查出钱资助，去了西西里，带去了大批有关非洲的书。他们打算去拜访多尔西，以便了解他们能不能，如马莉恩说的，“对这可怜的人有所帮助。你知道吗，安娜，我一直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他的照片？”

摩莉也单独住在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儿子撇下她随她前夫的第二位妻子走了。她邀请了理查的几个儿子来与她同住。理查很高兴，尽管他仍在埋怨摩莉的生活造成了儿子的失明。摩莉照顾着这些孩子，而理查则带上女秘书前往加拿大，去安排三个新建的钢铁厂的财务。这次旅行有点像度蜜月，因为马莉恩已经同意离婚。

安娜发现自己优游终日，无所事事，便断定结束这种状况需要一个男人。这是她为自己开的处方。

她接到摩莉的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摩莉没时间顾及他：因为她忙于照顾理查的儿子们。此人便是纳尔逊，一位美国的电影剧本作家，她曾在摩莉家中见到过他，而且还一起吃过饭。

在电话里他说：“我得告诫你小心提防我，我是个危险分子，自己的老婆要了三次就非常讨厌了。”

晚餐时他们主要谈政治。“欧洲的赤色分子和美国的很不一样。在欧洲，赤色分子便是共产党；而在美国，赤色分子是一个因为谨慎或胆怯从不敢出示党证的人。在欧洲，有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美国，却只有共产党和前赤色分子。而我就是个赤色分子——我仍坚持很不一样的看法。可我不想惹更多的麻烦。好啦，现在我的情况都已和盘托出了，今晚你会带我回家吗？”

安娜心想：真正的过错只有一种，那便是劝说自己第二选择绝对不能二流。老盼着迈克尔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她和纳尔逊过夜了。她很快便明白，他的性能力根本不行。但她出于侠义之心，仍配合着，并装做没什么严重问题的样子。他们第二天早上友好地分手了。随即她发觉自己哭了，心中极度的抑郁消沉。她对自己说，要想振作，不能独自枯坐，得打电话约见一位男性朋友。但她没有做这类事。她无法直面任何人，更不用说另一次“风流韵事”了。

安娜发现自己正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消磨时间。她一向大量浏览各类报纸、期刊和杂志，她沉溺于自己的这种恶习，即她必须知道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而此刻，早上醒来已迟，喝过咖啡之后，她便坐在大房间的地板上将六种日报、十多种周刊摊在四周，慢慢地，一遍又一遍地读起来。她在努力使各类事情协调起来。过去，她读报纸杂志是为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情况，而现在，她所熟悉的某种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仿佛她的头脑成了区分各种均衡的场所，她在相互对照衡量各种事实和事件。这不是一连串事件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的问题。而是她，安娜，仿佛成了无所不知的中心，千百万不相协调的事实汇聚到她这儿，要是她无法掂量平衡这些事实，将它们作通盘考虑，这个中心就会消失。于是，她便发现自己正盯着这样的文字：“十兆吨当量核爆的热辐射所产生的灼烧危害可波及半径二十五英里的范围。二十五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也就是一千九百平方英里）一片火海，如果核武器在预定目标附近起爆，这就覆盖了作为综合目标的人口最稠密地区，这意味着在一定的大气条件下在如此广阔区域内的任何人任何物体都可能遭受到严重的热核危害，无数人会在这种大屠杀中丧生。”——此时此刻，倒不是说这些文字多么可怕，而是她根本无法想像将它们的意思和下面的话协调起来：“我是这样一个人，因为眼下可供我选择的方案太多，以致一再误了各种可能的前程。”因此她会呆呆地看着这两段文字，直到这些文字仿佛纷纷从纸页上脱落并悄然消失，仿佛它们已游离于自身的意义之外。然而那意义仍在，未得文字证实，或许因此变得更可怕（尽管她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文字已无法限制它了。结果，这两段文字击败了她，她把它们搁到一边，注意力转到另一段上：“在欧洲极少有人意识到，在非洲并无所谓目前正保持着的现状。”“我以为，规范化（不是史密斯先生所指的新新浪漫主义）将是未来的趋势。”于是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地板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选出来的文字片段上。不久她便开始了一项新的行动。她十分仔细地从报纸杂志上剪下这些片段，用图钉将它们一块块钉在墙上。这大房间的白墙上钉满了大大小小的剪报。她小心地沿墙而行，看那些钉在墙上的文字。图钉用完之后，她对自己说，继续这毫无意义的做法真是太蠢了。然而她还是套上外衣，下楼上街，去买了两盒图钉，将尚未钉上的剪报整整齐齐地一一钉在墙上。每天早上，她家门前的地垫上，便堆起厚厚的一大摞报纸，每天上午她都坐着，努力将这新的一大沓材料整理归类——图钉不够了便又上街去买。

她曾经想，自己是不是发疯了。这是她曾预见过的精神“崩溃”，或“分裂”。然而，她似乎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疯，倒是那些不像她那样困惑于报纸所反映的这个未臻完善的世界的人，才荒唐得顾不上这种极其必要的事物。然而，她明白自己是疯了。尽管她克制不住自己，依然沉溺于这项行动：大量阅读，剪下片段，满墙钉剪报。她知道，一旦简纳特从学校回家，她又会成为安娜，负责的可信赖的安娜，这种困惑也会随即消失。她知道，成为简纳特的神志正常和负责的母亲毕竟比剖析这个世界重要得多。而这两件事相辅相成。除非简纳特的母亲依然负责可靠，否则这世界就永远不可能获得了解，不可能用文字来整理归类，不可能被“命名”。

再过一个月简纳特就要回家了，这事搅得整日着迷于报载事实的安娜心神不宁。这驱使她去重读那四本笔记。自从汤姆出事以来她就没怎么翻过它们。她翻来覆去读着这些笔记，却觉得和它们没什么关系。她知道是某种她所无法理解的负疚感，切断了她和这些笔记的关系。这份负疚感当然与汤姆有关。她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汤姆试图自杀，是不是读了她的笔记所引起。或者，假如这是真的，那笔记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扰乱了他的心境？或者莫非她真的很傲慢自大？“这显得傲慢自大，安娜，这太不负责任了。”是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但除了明白她曾使他失望，她没能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之外，她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有一天下午她睡着了，做起梦来。她知道这是她以前以不同方式常做到的梦。她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简纳特，白白胖胖的很健康。另一个是汤姆，一个瘦小的婴孩，她让他挨饿了。她乳房瘪瘪的，简纳特早把奶吮光了，于是汤姆变得又瘦又弱，饿得在她眼前日渐萎缩。就在她快醒过来的时候，只见他缩成了皮包骨头一小团，随即完全消失了。她是在一阵激动不安的焦虑、负疚和自我分裂感觉中醒来的。然而，醒来之后，她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竟会梦见汤姆在她手里挨饿。况且，她知道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别的梦境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那“挨饿的”角色，也许那是她在街上遇到的某个人，那人的脸常常浮现在她眼前。然而，毫无疑问，她感到对这一瞥而过的人负有责任，否则的话，为什么她就该梦见自己有负于他——或她呢？

这次做梦之后，她又狂热地忙活开了：剪下一条条消息，把它们钉在墙上。

那天晚上，当她坐在地板上听着爵士音乐，因为无法“看懂”那些剪报而烦恼得有点绝望的时候，却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仿佛是种启示，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总的说来是可怕的，是一种和她以前所知道的截然不同的现实，它来自她从未体验过的情感领域。它不是“沮丧”，或“不快”，或感到“泄气”，对于这种体验的本质来说，欢乐幸福这样的词语，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从启示中醒过来——因那种启示不受时间影响，安娜不知道已过去了多少时间，她只知道自己曾有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验——其境界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但她又站在了那些笔记本前，让握着自来水笔的手（它那容易损坏的内部坦露着，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海中动物，像头海马），停留在第一本上方，又移到下一本，让那份启示自己决定该写在哪一本；但那四个笔记本，有着不同的细目和分类，显得依然故我，安娜只好放下了笔。

她一段段试听了各种音乐，有爵士乐，有巴赫的曲子，有斯特拉文斯基，心想也许音乐能表达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但与以往一样，很快使她感到烦躁，音乐似乎撞击着她的内耳，耳膜排斥着声音，仿佛它们是敌人似的。

她对自己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仍觉得这一点如此难以接受，即：文字有缺陷，就它的本质来说，它不够准确。要是我认为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当然，汤姆是个例外——的笔记了。

那个晚上她几乎一夜没睡。她清醒地躺着，回顾那些她已非常熟悉的思想，甚至它们一出现她就感到厌烦——政治上的思想，我们这时代的种种行动模式。这是向平庸陈腐的滑落，因为与往常一样她的结论是：她的任何行动都不带信仰，无所谓“好”或“坏”的信仰，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只希望会有好结果，再没有比这进一步的信仰。而持这种态度，她很可能会不知不觉作出使自己丧失生命，丧失自由的决定。

她很早就醒了，不久便发现自己竟站在厨房的中央，两只手中满是剪报和图钉，她那大房间的四面墙上，凡她够得到的地方，全钉满了剪报。她吃惊得忙把新的剪报和一摞摞的报纸杂志推在一边。她在想：既然第一个房间四壁钉满了我也没感到惊愕——或至少，没惊愕得停止剪报，那在第二个房间的墙上钉剪报，也不应该大惊小怪。

然而，她却有一股冲动，不想再钉那些提供难以理解的信息的剪报了。她站在大房间中央，要求自己把钉在墙上的剪报都清除掉。但她下不了手。她又在屋里沿墙走着，从一条看到另一条，想将一句句话，一段段文字互相协调一致起来。

正在她这么做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摩莉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一位美国的左翼人士需要找个房间住几天。安娜开玩笑说，如果那人是个美国人，他一定想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并正在和他的第二个妻子闹离婚；但仍然说他可以来住。那人后来打电话来说，他下午五点钟过来。为了迎接客人，安娜打扮了一下，并意识到除了上街买点儿食品和图钉之外，她已好几个星期没修饰打扮了。快到五点的时候，那人又来电话，说一时不能来了，他得去见一位代理人。他谈到了与代理人约会的一些细节，这给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分钟后摩莉的朋友又来电话，说米尔特（那个美国人）要到她家参加聚会，安娜愿不愿意也来参加？安娜很恼火，但她随即打消了这份懊恼，拒绝了邀请，又穿上她的晨衣，坐回到四面围满报纸的地板上。

那天深夜，门铃响了。安娜打开门，见到了那个美国人。他为没先打来电话而道歉，她则为自己没穿礼服而致歉意。

他很年轻，据她判断，大约三十岁。浓密的褐色头发，一张瘦削的聪敏的脸，戴了副眼镜。他是那种精明能干又聪慧的美国人。她很熟悉这样的美国人：“肯定”他比相当年龄的英国人要老练世故百倍，她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他是在某个为欧洲所陌生的并充满绝望和冒险的国家里长大的人。

他们上楼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先去见代理人而道歉，她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晚上的聚会玩得是否痛快。他突然哈哈大笑，说，“哟，我的谎话被你戳穿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要去参加聚会的。”她说。

他们来到厨房里，微笑着打量对方。安娜在想：身边没男人的女人，碰上个男人，不管什么年纪，什么样的男人，都不可能心如枯井，即便是一刹那的闪念。或许这便是那个男人了。这便是他撒谎我要恼火的原因了。这些时常冒出来的感觉，实在太无聊乏味。

她说：“你想看看房间吗？”

他站在一把黄色椅子后面，手支椅背，撑着自己——显然他在聚会上喝得太多了——一边说：“是的，是的。”

但他没有动。她说：“我还不太了解你——我很认真，有些话我要说在头里。第一，我知道并不是个个美国人都有钱，因此房租比较低。”他微笑了。“第二，你在写那部史诗性的美国小说……”“错了，我还没开始动笔。”“同时，你在接受精神分析冶疗，因为你有这方面……”“又错了，我曾经找过一个精神病医生，但觉得他还不如我自己。””“嗯，那就好，至少我们可以一起说说话了。”

“你干吗这么小心提防人？”

“让我自己说，是冒犯人。”安娜笑着说。她颇有兴味地发觉，说这个话时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说：“在这么不合适的时候我还过来，因为我想今晚就睡在这儿。我原住在Y那里，那是在我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最不喜欢的地方。我很冒昧地把箱子也带来了，箱子嘛，刚才我耍了点小聪明，把它留在门外了。”

“那就把它拿进来吧。”安娜说。

他下楼去取箱子。安娜进入自己的大房间，去为他取床单枕套。她不假思索地进了房间，但当她听到他跟在后面关上门时，她不禁一下子呆住了，因为她意识到房间里是怎样一番景象。地板上是波浪起伏似的一摊摊的报纸杂志，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剪报，床上也还没有收拾，乱成一团糟。她拿着床单枕套转身向他走去，一边说：“要是你能自己铺床……”但他早已进了房间，正透过那精明的近视眼镜满屋子打量呢。随即他在她那张搁板桌前坐了下来，还晃动起双腿。桌上正放着她的笔记本。他瞧瞧她（她打量一下自己，穿一件褪了色的红色睡衣，直溜溜的黑发一缕缕散在未经妆饰的脸上）瞧瞧四面墙壁，地板和床铺。然后他半嘲弄半吃惊地叫了声：“我的天！”但他脸上却显得十分关切。

“他们说你是位左翼人士。”安娜半带恳求地说。这是她为解释屋里一团糟的状况，出乎本能所说的话。她自己对此也颇感好奇。

“那是在战后那段时期。”

“我正等着你说：我和在美国的另三位社会主义者正想……”

“是另四位。”他向一面墙壁走去，仿佛在悄悄追踪它似的，并摘下眼镜去看墙上钉的剪报（显示出因近视而目光迷茫的双眼），又叫了一声：“我的天！”

他很小心地重新戴上眼镜，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那是位一流的报社记者。如果你想知道他和我的关系，这很自然，那么，他是我视同父辈的一位长者。是位赤色分子。后来厄运就接二连三落到他的头上，对了，这是对那种处境的一个说法。过去三年直到现在，他房间里的报纸堆积到了天花板。地板的面积缩小到了，按保守估计吧，可以说只有二码见方。在报纸进占之前，那可是个大房间。”

“我有这个癖好不过才几个星期。”

“我觉得我有责任说，这癖好会让人上瘾，使人失去理智——我是指，我那位可怜的朋友，顺便说一句，他叫汉克。”

“那很自然。”

“他是个好人。真令人伤心，看到有人变得那样。”

“幸运的是，我有个女儿，下个月就要离校回家了，到那时候我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也许会转入地下。”他说，一边坐在桌子旁，晃动着两条细长的腿。

安娜开始往床上罩床单。

“那是为我铺的吗？”

“不是你还有谁？”

“我自己从不收拾床铺。”在她弯腰铺床的时候，他默默向她走近。她说：“我已经受够了冷冰冰的高效率的性。”

他回到桌子边，说：“我们是受够了。我们从书上读到的那些温情而又和谐的性都上哪儿去了呢？”

“都转入地下了。”安娜说。

“不过，我的效率并不高。”

“你还没有受够？”安娜先发制人，这样问了一句。

床铺好了，她转过身来。他们朝对方微微笑着，很有点讽刺意味。

“我爱我的妻子。”

安娜笑了起来。

“是的。那正是我要和她离婚的原因。或者是她要与我离婚。”

“唔，曾经有个男人爱过我——我的意思是，真的爱我。”

“那后来呢？”

“后来就扔下了我。”

“这可以理解。爱是很难的。”

“而性又太冷冰冰了。”

“你是说，从此你就洁身自好了？”

“这倒说不上。”

“我想也不会。”

“反正都一样。”

“情况都说清楚了，能不能上床了？我有点儿醉，也困了。而我一个人是没法睡的。”

那句我一个人没法睡说得冷酷无情，是陷入绝境的人的口气。安娜一惊，随即镇定下来好好观察起他来。他坐在她的桌边微笑着，一个铤而走险时仍能克制自己的男人。

“我一个人仍能睡好。”安娜说。

“那么，你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慷慨大度些。”

“还是一个人睡好。”

“安娜，我需要你。当有人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就该给他们吧。”

她没有回话。

“你明说吧，我不会强求的，我会马上离开。”

“哟，倒是挺干脆。”安娜说。她一下子恼恨起来，气得全身都颤抖了。“你们全都说什么不强求——其实什么都想得到，不过全是逢场作戏而已。”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他说。

安娜大笑。她的怒气消了。他却迸出了响亮轻松的笑声。

“昨夜你在哪儿过夜？”

“和你的朋友贝蒂一起。”

“她不是我的朋友。她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和她一起过了三夜。第二夜后她就对我说她爱我，想为了我而抛弃她的丈夫。”

“倒挺干脆。”

“你不会这么做，是不是？”

“我很可能会这么做。任何女人都会的，只要她爱那个男人。”

“但是，安娜，你必须看到……”

“哦，我看得很清楚。”

“那么我就不必给自己铺床了？”

安娜开始哭了。他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伸出双臂抱住了她。“真是不可思议，”他说，“当你在世界各地漂泊——我一直满世界漂泊，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只要打开一扇门，你就会发现门后有人正陷于困境。每次打开一扇门，那儿总有人在伤心。”

“也许是你有意要打开那样的门。”

“也许是吧，但那样的门也多得太让人吃惊了——别哭，安娜。我是说，我不会强求的，除非你喜欢，但看来你似乎并不喜欢。”

安娜倒在床上，头靠着枕头，静静地躺着。他在她身旁弓身坐着，咬了咬嘴唇，显得歉疚、机敏、坚毅。

“是什么使得你认为，到第二个早上我不会说要你留在我的身边？”

他谨慎地说：“你太聪明了。”

安娜很讨厌那种谨慎，说：“那将成为我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着安娜·沃尔夫，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让他们走开。”

“你可以做点傻事，你可以留住他们，就像我提到的某些人那样。”

“我也这样想。”

“我去穿上睡衣，马上回来。”

安娜独自在屋里。她脱去晨衣，犹豫着不知该穿睡袍还是睡衣裤，最后选择了睡袍。她出自本能知道他更喜欢她穿睡衣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种自我界定自我保护的姿态。

他进来了，穿了件晨衣，戴着眼镜。她躺在床上，他朝她挥了挥手。随即他走近墙边，开始将墙上钉的剪报除去。“帮个小忙。”他说，“不过我知道这个忙已经帮得迟了点。”安娜听到撕扯剪报的细碎声音，图钉落地的轻微“嗒嗒”声。她双臂枕在头下，躺着倾听。她感到有了种受到保护和关怀的感觉。每隔几分钟她便抬起头，看他进展如何。白墙渐渐又显露出来。这活儿花了好长时间，整整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说：“好啦，这事就过去了。从此是个心智健全的人了。”接着他伸开双臂，将撒遍房间的脏污的剪报扒拢，把它们堆在搁板桌下。

“那些是什么书？另一部小说？”

“不是。不过，我是写过一部小说。”

“我拜读过。”

“你喜欢吗？”

“不喜欢。”

“不喜欢？”安娜激动起来，“哦，说得好。”

“华而不实。如果问起，我会回答你这个词。”

“我会在第二个早上要求你留下来，我能感觉到这件事会发生。”

“可这些包得好好的本子是什么？”他开始打开笔记的封面。

“我请你别看这些笔记本。”

“为什么？”他说，一边就看起来。

“只有一个人看过。他试图自杀，没成功，却使自己双目失明了。他试图自杀，是想避免某种命运，却偏偏逃不脱那样的命运。”

“真惨。”

安娜抬头看他。他脸上露出审慎而严肃的微笑。

“你是说，这全是你的过失？”

“那倒不一定。”

“哦，我可不是个想自杀的人。我要说，我充其量是个以女人为生的人，一个吮吸他人的生机活力的人，但我不会是个自杀者。”

“在这点上不必夸耀。”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但是，照实际情况看，从各个角度考虑此事，我要说这是一种说明。我是在作说明。我没在夸耀。我在说明。我在解释。至少我知道这一点。那意味着我能战胜它。我知道有多少人正在自杀，多少人依赖他人为生，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你要是知道这种人的数量，会大吃一惊的。”

“不，我不会吃惊。”

“不会。但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我在干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战胜它。”

安娜听见低沉的“啪啪”之声，那是她的笔记本的硬封面一一合上了。随即她听到一个年轻欢快而精明的声音：“你这是想干什么呢？把真理、真实一类的东西囚禁起来，是不是？”

“差不多吧。但这没什么用。”

“让那种无休无止的负疚感控制了你，那也没有用，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安娜笑了。他开始唱了起来，那调子用的是某首流行歌曲：

无休无止的负疚，

想吞食你和我，

别让那无边的负疚吞了你，

别让它得逞了……

他走近她的电唱机，审视了一下她的唱片，放上了一张布鲁贝克⁽²⁾的唱片。他说：“真像自己家里一样。我离开美国，一心想有番全新的经历，却到处都可找到留在家中的音乐。”他坐下来，就像一只严肃、欢快，戴上了眼镜的猫头鹰，随着爵士乐曲晃动着肩膀，撅起了嘴唇。“毫无疑问，”他说，“这给人一种连续感。对了，正是这个词，一种确确实实的连续感，一座座城市漂泊过去，听着同样的音乐，每扇门背后，都躲着一个相同的疯子。”

“我只是一个暂时的疯子。”安娜说。

“噢，是的。但你确实在门后，这就够了。”他走到床边，脱掉晨衣，上了床，就像个兄弟一般，友好而随便。

“你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身体这么糟糕吗？”

“不想知道。”

“不管怎么样，我想告诉你这些。和我喜欢的女人一起睡，我就睡不着。”

“真是陈词滥调。”安娜说。

“唔，我同意这说法。就凭重复、罗唆这两点，确是陈词滥调。”

“对我来说还相当伤心遗憾。”

“我也觉得伤心和遗憾，不是吗？”

“你可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是的，请相信我，安娜，我知道，我很抱歉，但我不是个古板守旧的人。”一阵沉默。他随后说，“你在想：那我又是怎样的人？”

“怪了，我正是这样想的。”

“要我干那事吗？那种事，我还行。”

“不要。”

“好吧，我猜想你不愿意，你做得对。”

“都一样。”

“如果你是我，会怎样感觉？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女人，便是我的妻子。我们最后一次干那事是在蜜月里。自那以后，这种事就结束了。三年以后，她很伤心，说是够了。你会责怪她吗？我会怪她吗？但她在世界上最喜欢我。前三个夜晚我和你朋友的朋友贝蒂住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但我倒真喜欢她的屁股那么微微地扭动。”

“嗬，别说那个了。”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听说过这事？”

“通过种种途径吧，听说过。”

“是的，我们都听到过。要不要我从社会学——对了，正是这个词，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原因？”

“不必了，我都知道。”

“我想你一定知道。好吧，好吧。但我将战胜它。不瞒你说，我很相信大脑的作用。我想这样表达——你会不会允许？我坚信：只要我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就承认它，然后说，我将战胜它。”

“好样的，”安娜说，“我也是这样。”

“安娜，我喜欢你。很感谢留我住下。我独自睡觉就会发疯。”稍停片刻后，他又说，“你有个孩子，真幸运。”

“我知道。这正是为什么我神志健全而你疯狂的原因。”

“正是。我妻子不想要小孩。不过，她想要过，但她对我说过：米尔特，我不想和这样的男人生小孩，他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会硬起来要我。”

“她是这样说的？”安娜厌恶地说。

“不，宝贝。不，乖乖。她说：我才不想和不爱我的男人生小孩呢！”

“头脑多简单。”安娜说，话说得很尖刻。

“可别用那样的口气说话，安娜。否则我只好离开了。”

“你难道不觉得这样的事有点儿奇怪吗？一个男人走进一个女人的公寓说：我必须和你同床共枕，我如独自睡觉就会神经错乱了。但我又不能和你做爱，因为那样的话我会恨你的。”

“这比我们提到的某些其他现象更奇怪吗？”

“没有，”安娜审慎而明智地说，“那倒没有。”她又补充说，“谢谢你帮我清除了墙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谢谢你。否则不出几天我真的会发疯的。”

“很高兴能为你效劳。我是个失败者，安娜，这一点此时此刻不用你来提醒我，但有一类事我还是擅长的，那就是看到别人有麻烦，我知道该采取点果断的措施。”

他们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她感到躺在自己怀中的他全身冰凉，沉甸甸冷冰冰的，像个死人。她给他按摩，把他渐渐擦热了，也把他擦醒了。他醒来时身上暖暖的，很是感激，便和她做爱。但此时她对他已存抵触之心，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无法放松。

“你瞧，我说得不错吧。”完事之后他说，“我早知道了。我做错了，是不是？”

“不，你做得对。一个男人处于性兴奋状态时，那是很难抗拒的。”

“你要是没兴致，仍然应该抵制。因为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以消除相互的厌恶感。”

“我并不厌恶你。”他们已非常喜欢对方，十分友好而亲密，充满了爱怜之情，就像那些结婚已二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样。

他在那儿住了五天，晚上就睡在她的床上。

到第六天，她说：“米尔特，我要你留在这儿。”她说这句话，像是种滑稽的模仿，一种气恼的自惩式的模仿，他懊悔地苦笑着，说：“是啊，我知道该是走的时候了。我早该离开了。但为什么我非走不可呢，为什么非走不可？”

“因为我要你留在这儿。”

“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他镜片后面闪着焦急的目光，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谨慎的苦笑，他脸色苍白，额头汗津津的闪亮，“你一定得保持我们的关系，你一定得这样做，你明白这一点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不仅影响你，而且对我们更为不利？我知道你对自己很苛刻，而且，你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不能保持我们的关系，并确保我们度过……”

“对你来说都一样。”安娜说。

“不。因为你比我坚强，你比我宽容，决定权在你的手里。”

“在下一个城市，你会找到另一个温婉柔顺的女人。”

“那得碰运气。”

“希望你交好运。”

“我知道你会这样希望。我知道。谢谢你……安娜，我将战胜它。你有种种理由认为我不可能。但我会的，我知道我会的。”

“那就祝你好运。”安娜微笑着说。

他走之前，他们站在厨房里，眼中都有些潮润，不忍遽然分手。

“你不愿作点儿让步吗，安娜？”

“为什么？”

“那就太遗憾了。”

“不过，你可以随时再来住上一两天。”

“行，你有资格这么说。”

“但下次我就忙了。原因之一是，我将有份工作，得上班。”

“啊，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你会去做社会福利工作？你会去做——让我想想——你会去当一名治疗精神病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或中学教师等类似的工作？”

“差不多吧。”

“我们到头来都会这样做。”

“你不会，你用不着，因为你得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

“这话说得太尖刻了，安娜，太尖刻了。”

“我并不觉得自己宽厚。我真想大喊大叫，将一切都摧毁！”

“就像我说的，那就是我们这时代隐藏的秘密，没有人说起这些，但每当人们打开一扇门，便会听到一阵恐怖、绝望却又无声的尖叫。”

“好啦，不管怎么说，总得谢谢你把我拉出来——从原先那种精神状态中拉出来。”

“不管什么时候，都愿为你效劳。”

他们亲吻，而后道别。他手提箱子轻快地跃下楼梯，在楼梯下转过身来说：“你应该说——我会写信的。”

“但我们不会写的。”

“不会，但让我们维持告别的客套吧，至少这客套……”他挥了挥手，便走了。

简纳特回家时，发现安娜正忙着找一套小点儿的公寓，忙着找工作。

摩莉给安娜挂了电话，说她快要结婚了。两个女人在摩莉的厨房里又见面了，摩莉正在那里准备色拉和煎蛋。

“他是谁？”

“你不认识他。他是个进步商人，以前我们常这样称呼他们。你知道，那位来自伦敦东区的穷苦犹太孩子，他发财后把钱捐给共产党，以此拯救自己的良心。现在他们捐钱给进步事业。”

“哦，他发财了？”

“发大财了。还在汉普斯特德买了套房子。”摩莉转过身去，背对着安娜，而安娜还在回味这些话。

“这套房子你打算怎么处置？”

“你猜得到吗？”摩莉转过身来，她的声音又变得像以前那样讥讽而尖刻了，笑容也带着挖苦和傲气。

“你是说指马莉恩和汤姆要来这儿住？”

“别的还会是什么？你没见到过他们吗？”

“没有，也没见理查。”

“唔。汤姆肯定要走理查的道路了。他已经正式就职，正接管业务，理查在一步步解脱出来，以便和琼一起安安稳稳过日子。”

“你是说，他很幸福，很满足？”

“噢，上星期我在街上看见他跟一个小妮子在一起，不过，我们也别匆匆下结论。”

“是的，别忙下结论。”

“汤姆肯定不会像理查那样反动和保守。他说，通过进步的大财团的努力，通过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这世界将会有所变化。”

“好哇，不管怎么样，他的思想正合乎我们这个时代。”

“请别这样说，安娜。”

“唔，马莉恩怎么样？”

“她在骑士桥一带买了一爿成衣店。她将经营上等服装——你知道吗，上等服装和漂亮服装可是截然不同的？她周围总有一群挺可爱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利用她，而她也喜欢他们，她总是笑个不停，喝酒也稍悄有点过量，还觉得他们十分有趣。”

摩莉将双手十指稍稍交叉搁在大腿上。她对马莉恩的举动不置可否，但一股恶意却尽在不言之中。

“哟。”

“你的那位美国人怎么样了？”

“噢，我和他风流了那么几天。”

“依我看，那可不是你干的最明智的事。”

安娜大笑。

“有什么好笑的？”

“和一个在汉普斯特德有房子的男人结婚，会使你与容易激动而又忙忙碌碌的平民百姓相隔十万八千里了。”

“是吗，真是谢天谢地。”

“我将找份工作。”

“你是说，你不再写作了？”

“不写了。”

摩莉转过身去，将煎蛋盛入盘里，又将面包装进篮子。她决意沉默，不发表意见。

“你还记得诺思医生吗？”安娜问。

“当然记得。”

“他正在创建一个婚姻福利中心——半官方半私人性质的。他说因种种痛苦而去他那儿就诊的病人中，四分之三的人其实是婚姻出了问题，或者说缺乏婚姻生活。”

“而你将给他们提供有益的忠告。”

“可以这么说吧。我将加入工党，还每星期两个晚上，去给少年犯上课。”

“那么我们都将融入英国人最基本的生活之中了。”

“我要尽可能避免那种气氛。”

“你说得对——这正是你要去做婚姻福利工作的初衷。”

“我很善于指导别人的婚姻。”

“啊，对极了。唔，也许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我会坐在你对面的求诊者的坐位上。”

“我想不会的。”

“我也这么想。确切知道自己要睡的床究竟多大，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摩莉烦恼起来，用手做了个恼怒的手势，装出一副怪相说：“你总是给我带来坏影响，安娜。我本来好好的顺从着命运，你一来就乱套了。不过，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得不错。”

“我觉得也没有理由相处不好。”安娜说。

一阵短暂沉默。“这一切都很怪，是不是，安娜？”

“很怪。”

一会儿之后，安娜说她得赶回简纳特身边去，简纳特和一位朋友去看电影，这会儿该离开影院回家了。

两个女人互相吻过之后，便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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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步”学校（progressive school）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学生参加管理等方面相对可以随意的学校。下文中“乱糟糟的实验的世界”即指进步学校。

(2) 布鲁贝克（1920—）美国爵士乐作曲家和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