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 : 豺狼的日子 / (英) 福赛斯 (Forsyth,F.)

著 ; 姜焜译.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2.10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477-0728-9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姜…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3244号

Title: The Day of the Jackal

Author: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 ©Frederick Forsyth 1971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 © 2013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utchinson,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imiti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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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字：01-2012-7819号

间谍课：豺狼的日子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1756-8018

          总编室：（010）65252135-8043

印       刷：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99千字

定       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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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 密 谋

第二部 猎 捕

第三部 绝 杀

第一部

密 谋

1

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点四十分。天很冷，特别是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之时，更显得寒气逼人。

在福尔・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砾石地里。法国空军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双手被绑在柱子后面。他凝视着二十米开外面对着他的那队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断了这最后时刻的阳光。他用一只脚蹭了蹭脚下的砾石，略微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士兵们将子弹推入枪膛，拉上枪栓。在二十支来复枪拉开枪栓的咔哒声中，牧师的祷文显得十分虚弱无力。

院墙外,一辆贝利埃特大卡车正鸣着喇叭，想要穿过前面交叉路上一堆驶向市中心的小型车辆。喇叭声刚好盖住了行刑队长官的“瞄准”口令。枪声响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却连一点涟漪都没被激起，甚至还不如空中鸽子拍翅膀的声音维持得长久。喇叭声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枪的声音也渐渐消弭在院墙外逐渐喧腾的交通噪音里。

这个军官是“秘密军组织”杀手组的负责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法国总统。他的死亡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终结——随着他的死亡，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应该就此结束了。然而，命运就是喜欢嘲弄人，实际上，它却恰恰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要解释这一点，必须首先回头看看，为什么在这个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军事监狱的院子里，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筛子的尸体。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已经是晚上七点，气温仍然有二十三度。整个城市都热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个没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进车里，去乡间度周末了。

太阳终于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长长的影子穿过院落，带来了令人舒适的凉爽。此时，有那么几个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们决定，有一个人必须死，他就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

市民们正准备逃离炎热，去海滩和河边消暑纳凉；而在巴黎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里，内阁会议却仍在进行中。十六辆黑色雪铁龙DS型豪华轿车正停在背阴处。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占据了茶色砾石铺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侧的墙边是阴影最先盖住的地方。司机们躲在这里阴影的最深处，相互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来。

今天的内阁会议比平时长，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点三十分，一个身披链饰、挂满勋章的礼宾官才出现在六级台阶顶端的平板玻璃宫门后面，朝卫兵招手。司机们把手里抽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砾石地里。大门两边的安全人员和岗亭里的士兵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开了。

第一批部长出现在玻璃门后的时候，司机们已经发动了汽车。礼宾官拉开门，内阁成员纷纷走下台阶，互相道着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车按照先后顺序排在台阶下，礼宾官弯腰拉开车的后门，部长们爬进各自的汽车，经过向他们敬礼的共和国卫队士兵，驶出大门，驶向新区的奥雷诺街。

不到十分钟，他们都走了。两辆加长的黑色雪铁龙DS19型轿车还在院子里，慢慢驶向台阶。第一辆车插着标志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西斯・马罗克斯，他是一名警察，来自沙托里国家宪警总队培训总部。他生性沉默冷静，从不参与司机之间的玩笑；他开车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罗克斯，车里没有其他人。紧随其后的第二辆DS19也由一名来自沙托里的宪警驾驶。

七点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现在玻璃门后面，砾石地上的警卫再一次立正站直。夏尔・戴高乐身着惯常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系着黑色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按照老式的礼节，他为伊冯娜・戴高乐夫人拉开门，让她先出去，然后挽着她的手，领着她走下台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他们在车边分开，总统夫人钻进前面那辆车的后座左边，总统从右边上车，坐在她的身旁。

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时任法国陆军装甲和机动部队的总参谋长，检查确认了车的两个后门都锁好后，坐在了前排马罗克斯的旁边。

其他两名陪同总统夫妇走下台阶的官员坐进第二辆车。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尔是今天的当值保镖，他是卡比尔人[1]，来自阿尔及利亚。他坐到前排司机的边上，松了松腰际的大左轮枪，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从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转动。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第二个人向留下来的当值警卫说了句话，然后钻入车的后排。他就是让・迪克雷，总统的警卫队长。

西侧墙的旁边，有两个戴白色头盔的摩托车手。他们发动引擎，缓缓驶出阴影，朝大门驶去。他们彼此相距十英尺，并排在出口处停下来向后望。马罗克斯将第一辆车驶离台阶，转向大门，开至摩托车警卫的后面，第二辆车也紧随其后。这时是晚上七点五十分。

大铁栅栏门再次打开，这支微型车队经过站得笔直的卫兵，驶入奥雷诺大街，行至大街尽头后，便进入了马里尼街。栗子树下有个年轻人，戴着白色的摩托车专用头盔，站在一辆小型摩托车旁。一看到车队经过，他便从路边骑出，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总统出行也没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导摩托车的警笛声向执勤交警通报着车队的到来。交警们疯狂地吹着哨子，挥着手，及时拦住其他车辆，让车队通过。

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飞速冲进了克莱蒙梭广场的阳光中。车队笔直地穿过广场，向亚历山大三世桥开去。那辆小型摩托车车手一直跟在官方车队的后面，没遇到任何麻烦。过了桥，马罗克斯跟着领骑的摩托车驶入加列尼将军大道，然后是宽阔的荣军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车车手现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荣军院大道和德瓦雷纳大街的十字路口处放松了尖叫着的油门，驶向街角的一个咖啡馆。他走进咖啡馆，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大步走向咖啡馆后面的电话机，打了一通本地电话。

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等在默东郊区的一个咖啡馆里。他三十五岁，已婚，有三个孩子，在空军部工作。他有着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内心却对夏尔・戴高乐充满深深的仇恨。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让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让巴斯蒂安-蒂里个人损失什么。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坚信，一定要杀死这个他认为背叛了法国的人，以此来表达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样成为疯狂的“秘密军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来的时候，他正呷着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电话递给他后，就去酒吧的另一头调电视去了。巴斯蒂安-蒂里听了一会儿，小声地对着话筒说：“很好，谢谢你。”然后便挂断了电话。酒钱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来到人行道上，拿出夹在腋下的一卷报纸，小心地打开两次。

街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放下一楼房间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转过身对着屋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是第二条路。”五个年轻人立刻停止绞动自己的手指，跳了起来。他们都不是老练的刺客。

另外七个人年纪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没那么紧张。这群人的首脑是这次暗杀行动负责人巴斯蒂安-蒂里的副手——中校阿兰・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一个右翼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士绅家庭。他也三十五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坦，三十九岁，宽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军组织”的狂热分子，以前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工程师。两年后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秘密军组织”最危险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过伤，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轻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后，这十二个人从楼后鱼贯而出，来到房子侧面的路上，那里停放着六辆偷来或租来的汽车。这时是七点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几天亲自研究这次暗杀的地点，测算射击的角度，汽车行驶时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队的必要火力强度。他选的地点是解放大街，这条马路很长，笔直地通向小克拉马尔区的主要交叉路。暗杀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狙击手和协作成员组成，计划在总统的专车到达交叉路两百码前开火。他们将躲在停靠在路边的雷诺小货车后面，这个位置的射击距离和角度极佳，命中率很高。

根据巴斯蒂安-蒂里的计算，当和货车并排的时候，头车会被一百五十发子弹射穿。总统专车停下来后，“秘密军组织”的第二组就从支路上冲出来，近距离扫射，干掉警卫的车辆。两组人一起再花上几秒钟就能处理掉总统等人，然后就冲向停在另一条支路上的三辆车撤离。

作为行动组的第十三个人，巴斯蒂安-蒂里亲自望风。八点零五分，组员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里则悠闲地拿着报纸，站在一百码外的埋伏地点——靠近巴黎方向的一个汽车站旁。第一突击小组的组长塞奇・贝尼耶届时会站在雷诺小货车边，看到挥动的报纸就会向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草丛里的狙击手下达命令。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会开车拦截警卫，“瘸子”瓦坦则举起冲锋枪扫射。

当小克拉马尔路边的枪机保险打开的时候，戴高乐的车队刚刚冲出拥堵的巴黎市中心，到达郊区宽阔的马路上，这时车队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时六十英里。

道路豁然开朗的时候，弗朗西斯・马罗克斯看了一眼手表，觉出身后那位老将军有些焦躁不耐，于是开得更快了些。两辆摩托前导车已落到车队后面。戴高乐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他很乐于一有机会就让他们离开。车队就这样进入了小克拉马尔的勒克莱尔大街。这时是八点十七分。

此时，一英里外的巴斯蒂安-蒂里对他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毫不知情。个中原委直到几个月后他坐在死囚牢里，才从警察那里得知。在研究刺杀时间表的时候，他查过日历，得知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五分。表面上看起来，即使戴高乐的日程安排比通常的晚，刺杀计划的实施时间也依然充裕。而且实际上，戴高乐的行程的确比预定的时间要晚。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日历是一九六一年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时间是八点十分。就是这二十五分钟改变了法国历史。八点十八分，巴斯蒂安-蒂里发现车队飞驰进入解放大街，朝他开来，时速为每小时七十英里。他疯狂地挥动报纸。

一百码外，马路对面的贝尼耶生气地努力透过朦胧的夜色盯着汽车站边那个模糊的身影。“中校挥报纸了吗？”他自言自语道。话刚出口就看见总统专车的“鲨鱼鼻”车头闪过车站，进入视野。“开火！”他冲脚边的狙击手尖叫。枪手开火的时候，车队已经和他们并排了。他们以九十度角射击一个时速七十英里的移动目标。

由于刺客们的射击技术还不赖，车子还是中了十二枪。大多数子弹都从后方打中了雪铁龙，两个轮胎被击中。虽然是自补胎，但突然消失的气压还是让高速行驶的车子东倒西歪，靠两个前轮滑行。这时，弗朗西斯・马罗克斯救了戴高乐的命。

当王牌狙击手，前外籍军团的瓦尔加射中轮胎的时候，其他的枪手正对着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汽车后车窗倾泻弹夹里全部的子弹。有些子弹射穿了车身，有一颗击碎了后车窗，贴着总统鼻尖几英寸的地方飞了过去。前座的上校德布瓦西厄转过身，冲着他的岳父大喊一声：“趴下！”将军夫人立刻低下头，趴在丈夫的腿上。将军则冷冷地说：“啊，怎么又来了？”然后扭头向后车窗外看去。

马罗克斯控制着颤抖前进的车轮，缓缓进入滑行状态，同时轻柔地踩下油门。短暂失去动力的雪铁龙重又冲向与布瓦街的交叉口，“秘密军组织”的第二行动组正等在这条支路上。马罗克斯后面的警卫车辆紧跟着，毫发无损。

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等在布瓦街上，开着引擎。向他冲来的汽车速度留给他的选择很清楚：要么自杀式地拦截汽车，让猛冲过来的金属物体把他碾成碎片；要么合上离合器，半秒钟都别迟疑。他选择了后者。他掉头开出小路，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车道。和他并行的不是戴高乐的专车，而是神枪手保镖德茹代尔和迪克雷队长乘坐的车。

瓦坦从右车窗探出半个身子，向着前面的DS车后部用冲锋枪扫射。透过破碎的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见戴高乐傲慢的身影。

“那些白痴为什么还不还击？”戴高乐生气地问。德茹代尔正试图射击十英尺外那辆车上的杀手，但却被宪警司机挡住了视线。迪克雷冲司机大喊，让他跟上总统。眨眼间，“秘密军组织”的车被甩到了后面。两个前导摩托车手中的一个差点被从小路突然冲出的托库奈伊弄得跌下车来。两辆车稍事调整，都跟了上来。整个车队冲入环形路口，直穿过去，继续向郊外驶去。

那几个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组织”的人来不及互相埋怨，便匆匆扔下行动中使用的三辆汽车，跳上预先准备好用来撤退的车子，消失在逐渐降临的夜幕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通过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十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将军坚持直接开到直升机等候的停机坪。车一停，军官和官员一下围拢上来，拉开车门，把浑身颤抖的戴高乐夫人扶下车。戴高乐将军从另一边下来，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没有理会周围官员慌乱的慰问，绕过汽车，扶住妻子的胳膊。

“来，亲爱的，咱们回家。”他扶着夫人进入直升机，坐在她旁边。最后还对那些空军人员给出了他对“秘密军组织”的评价：“他们枪法太差。”然后便起飞度周末去了，同行的还有德茹代尔。

弗朗西斯・马罗克斯还坐在方向盘后面，脸色灰白，心有余悸地动弹不得。右侧的两个轮胎被打掉了，车子是靠轮圈行驶的。迪克雷低声赞许了他几句，就去收拾残局了。

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打听这桩刺杀行动。但苦于缺乏素材，他们只能靠自己的猜测来撰写报道。与此同时，法国警方则以国家安全局为首，在特情人员和宪兵总队的支持下，发起了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和搜捕行动。这次搜捕行动的规模仅次于后来追捕另一个刺客的行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不明，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样，这次的线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获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从巴黎到马赛的主干道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私人汽车。车上有四个人。当天，警察拦了数以百计的车，检查身份证件。这次，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没有带。他说弄丢了。他和其他三个人被带到瓦朗斯进行例行讯问。

在瓦朗斯发现，其他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没关系，只是答应让他搭便车。那三个人便被释放了。警察将第四个人的指纹发到巴黎，只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属实。十二个小时后，信息反馈回来：那些指纹是属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外籍军团逃兵的，依军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对的——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到里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区事务总部。在接待室等候审讯的时候，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问他：“嘿，你说小克拉马尔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耸肩：“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于是，马加德滔滔不绝地说了八个小时。警察都听得目瞪口呆，速记员的笔记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后说出了参与小克拉马尔行动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个在谋划阶段承担次要任务或者准备装备的人。一共是二十二个人。追捕行动开始了。这下，警察知道该抓谁了。

最后只有一人逃脱，至今也没被捕获——乔治・瓦坦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其他“秘密军组织”的首脑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迹于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中。

对巴斯蒂安-蒂里和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以及其他该阴谋的领导人的审讯和起诉的准备工作在十二月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审判进行的过程中，“秘密军组织”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另一次全面进攻，法国特情人员也以牙还牙，全力反击。就这样，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掩饰下，一场现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地下战争打响了。

法国安全局的全称是“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职责包括国外的间谍工作及国内的反间谍工作，有时候二者互有重叠。第一分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设若干分处，以法文“情报”一词的首字母R命名，分别是：R1，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及西半球处。第二分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组成共产党部，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第六分局主管财务，第七分局负责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称只有一个词：“行动”。这个办公室是这场反击“秘密军组织”战争的核心。行动分局总部位于巴黎的东北郊区，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门的莫尔捷街上一栋毫不起眼的楼房里。数以百计的高手从这里出发，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们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现实生活中与小说里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们的体格被训练到最佳状态后，就被送往沙托里训练营。在那里，他们与世隔绝，接受各种严酷的技能培训。他们在那里成为格斗专家，擅长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斗，精通空手道、柔道，学习过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审讯、刑讯、绑架、纵火和暗杀。

他们有的只会说法语，有的则可以熟练使用好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且常常使用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组织”的活动日益猖獗残暴，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局长欧仁・吉布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高手的限制，让他们放手去对付“秘密军组织”。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该组织，并且打入了它的最高层。这些人只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负责行动。许多在法国或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的“秘密军组织”成员，由于这些卧底提供了消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时候，警察要抓的人无法被诱入法国，他们就在国外被无情地干掉了。许多“秘密军组织”的人无端失踪，他们的亲属认定，他们一定是被行动分局的人杀死了。

对于“秘密军组织”的成员来说，教训是惨痛的。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2]或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这些卧底。在“秘密军组织”与阿尔及利亚的戴高乐当局争夺权力的最后日子里，“秘密军组织”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后来，这些人的尸体被发现吊在阳台或是灯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场地下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谁，在哪个地窖里，在谁的手上死于酷刑，这一切，永远都无从知晓。

留在“秘密军组织”外部的“巴布斯”仍然听候安全局的调遣。他们有的在被安全局征召之前是黑社会的职业杀手，都保持着他们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请他们过去的黑道朋友为政府做点“脏”活儿。这些事让法国开始传言有关“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说法。这些“影子警察”据推测是由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干将雅克・福卡尔先生直接指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临时征召的黑社会头头们干的。

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科西嘉人占绝对优势，在行动分局里也是这样。他们对这种仇杀也略知一二。在那七个“巴布斯”在阿尔及尔[3]被杀之后，一场针对“秘密军组织”的报复行动开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样。作为回报，他们后来垄断了科特达祖尔[4]的大多数非法生意。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为了法国政府，在这场仇杀中向“秘密军组织”开战。很多“秘密军组织”成员都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和科西嘉人血脉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几乎就是手足相残。

当对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同伙的审判逐渐成为过去的时候，“秘密军组织”的战争也转入了地下。他们的领袖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曾参与幕后策划小克拉马尔那次刺杀计划。阿尔古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国时期，他曾是戴高乐麾下的一名少尉，为解放法国与纳粹作战。后来，他在阿尔及尔指挥一个骑兵团。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战绩辉煌的冷血战士。一九六二年，他成为“秘密军组织”海外行动的首脑。

精通心理战的他深知，这场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战斗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比如恐怖活动、外交和公共关系数管齐下。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军组织”的政治盟友，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与整个西欧的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的一系列见面会，用能“引发尊敬”的措辞向他们解释“秘密军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尔古现在正在运用他的高智商。这个智商曾经使他成为法国陆军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让他成为“秘密军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为比多安排了一连串与主要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的见面。在这些见面会上，这个老道的政客可以为“秘密军组织”那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暗杀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阿尔古的宣传活动被比多执行得非常成功。法国政府对它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对那些恐怖活动以及遍布法国全国电影院和咖啡馆的塑料炸弹爆炸案。正在那个时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杀戴高乐的阴谋被发现了。戴高乐原定于次日在军事学院的战神广场发表讲话。刺杀计划是：戴高乐一进入大厅，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让・比雄、炮兵上尉罗贝尔・普安纳德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波勒・鲁斯莱・德利菲雅克夫人。枪手按计划应该是乔治・瓦坦，但这个“瘸子”又一次逃脱了。在普安纳德的房间发现一支有红外瞄准镜的步枪。三个人都被捕了。据他们在后来的审讯中供述，为了把瓦坦和他的枪偷运入学院，他们找过准尉马里于斯・托，后者直接报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乐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了军事典礼。不过令他有些不悦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辆装甲汽车抵达。

这次的阴谋刺杀行动业余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让戴高乐很生气。第二天他把内政部长弗赖叫来，拍着桌子训斥部长要对国家安全负责，“暗杀勾当实在是太猖狂了！”

弗赖决定在“秘密军组织”的最高层里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里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里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死刑了。但是这种杀鸡儆猴的事情还应该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间谍和国内安全局）局长写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副本被送到了行动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们已成功破获此次颠覆活动并获知一名主要头目的下落，此人为前法国陆军上校安托万·阿尔古，现已逃往德国。现据当地情报，他要在那里逗留数日……

目前情况下，对阿尔古采取行动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鉴于我方反间谍局对德国相关安全负责机构提出的官方请求已被拒绝（该机构目前期望我们的特工只能跟踪阿尔古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因此，本次针对阿尔古的行动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并许其便宜行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尔古在罗马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会面后回到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乌纳特尔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车去了伊登・伍尔夫酒店。之前他在那里订了间房，显然是准备开个会。不过他再也出席不了这个会议了。在酒店的大堂里，两个操纯正德语的人上来搭讪。他开始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护照。

忽然，他的双臂就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样，被紧紧箍住，双脚离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辆洗衣店的面包车里。他两脚乱踢，招来一连串法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猛击他的鼻子，另一只则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点中他耳后的神经节，他就像被关了开关的灯，眼前一黑，顿时就晕了过去。

二十四小时后，位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三十六号的法国司法警察部，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值班警官声称他代表“秘密军组织”，并说：“安托万・阿尔古在CID[5]大楼后面的一辆面包车里，已经捆结实了。”几分钟后，面包车门被打开，阿尔古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围拢过来的警官都惊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他的脸上满是鼻血干后的血痂，嘴里的东西被警察扯出后嘴巴仍然很疼。有人问他：“你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吗？”他嘟囔道：“是的。”行动分局的人在昨天夜里成功地将他偷运出德国国境。至于用匿名电话通知警务人员，“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车场里，则只是他们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释放。

但有件事行动分局的人没想到，逮捕阿尔古虽然使“秘密军组织”士气大为低落，但却为他的影子副手马克・罗丹中校领导刺杀戴高乐的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个人虽然籍籍无名，但却同样精明强干。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买卖都不划算。

三月四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进行宣判。他和其他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仍逍遥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师提出减刑请求，戴高乐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三个小时，然后将其中两人改判为终身监禁，而巴斯蒂安-蒂里则维持原判。

当晚，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师告诉他的委托人。后者不相信，继续报以微笑。律师脱口而出：“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里摇摇头，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会明白的，”他告诉律师，“没有哪支法国士兵的队伍会将枪口对准我。”

他错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法国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播报了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的地方，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这则消息触发了一系列计划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就是马克・罗丹中校，“秘密军组织”的新行动首脑。

2

马克・罗丹关掉他的半导体收音机，从桌边站起来，盘里的早餐几乎没动。他一直在抽烟，一支接一支。他走到窗边，迟到的春天还没有开始破坏这白雪覆盖的景致。他凝视着窗外，又点了一支烟。

“混蛋。”他轻轻地嘟囔着这个词，充满了怨恨，然后又低声骂了一串来表达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以及行动分局的憎恶。

罗丹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他的前任不一样。他身材高大，苍白的脸上满是仇恨。与其他拉丁裔不同，他总是用冷淡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没有综合理工大学的学历，他无法升职。德国入侵法国的时候，十几岁的他——这个鞋匠的儿子——逃离平静的生活，驾着一条渔船来到英国，成了一名洛林十字[6]旗下的列兵。

从列兵到军士再到准尉，他历尽艰险，在北非，他在柯尼希[7]麾下血战，后来在诺曼底他又跟随勒克莱尔[8]穿越灌木丛。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他获得了军官的肩章，这是他凭教育和出身永远无法得到的。在战后的法国，选择只有两个，继续留在军队或是重返平民生活。

退役做什么呢？除了父亲教给他补鞋的手艺，他别无所长。他发现在他的祖国，工人阶级都被共产党控制了。共产党还接管了国内的“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组织。于是他留在了陆军。后来，新一代的年轻人，那些受过教育的男孩，从军官学校毕业，用教室里的理论知识获得了他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同样的军官肩章。这让他非常痛苦。看着他们在军阶和特权方面超越自己，这种痛苦便愈发刻骨铭心。

剩下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参加殖民军部队。当义务兵们围着操场转来转去的时候，这些骁勇善战的士兵正在浴血奋战。于是，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在印度支那的第一年里，他很快便成了一名连长，生活在和他有着同样想法，说着同样语言的人中间。从补鞋匠板凳上站起来的年轻人，获得晋升仍然需要通过战斗，更多的战斗。印度支那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少校了。回到法国经历了一年的不快和挫折后，他被派往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加上他回国后的那一年，使潜伏在他内心的愤懑变成了对政客和共产党人的日益憎恨。在他看来，共产党和政客都是一路货，除非由军人当政，否则法国永远无法摆脱遍布在政治生活中的卖国贼和马屁精的掌控；只有军队里才没有这两种人。

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他亲眼目睹过自己的战友死去，有时还亲手掩埋了那些不幸阵亡的军人支离破碎的肢体。罗丹崇拜军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使得那些资产阶级能在家里过舒服日子。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战斗了八年后，他才从国内的平民处得知，他们大多对军人毫不关心。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诋毁军队的文章全是诸如严刑拷问俘虏以获取重要情报之类的琐事。这些在马克・罗丹的内心激起了反感，再加上他原先由于缺乏机会而逐渐累积的怨愤，他变得极端起来。

他一直坚信，如果有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国内政府和人民为后盾，军队是可以击败越盟[9]的。放弃印度支那是对成千上万战死在那里的优秀青年的极大背叛，让他们的死变得毫无意义。而罗丹是不可能也绝不会背叛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春天，他离开马赛口岸时，几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确信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群山将见证他毕生事业的顶峰，法国军队将成为全世界眼中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而残酷的战斗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说真的，反叛并不像他原本想的那样容易扑灭。无论他们击毙多少穆斯林游击队，将多少村庄夷为平地，把多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发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还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们当然需要宗主国给予更多的支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所在的遥远角落，至少是帝国的领土。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是法国的一部分，三百万法国人居住在这里。人们为阿尔及利亚而战就像为诺曼底，为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而战一样。当他升任中校时，他从农村转战到了城市。开始是在博内，然后是康斯坦丁。

在布莱德，他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至少还是战士。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市里这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斗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种战争的对手是清洁工在法国人常去的咖啡馆、超市和公园里放置的塑料炸弹。为了将这些把炸弹放置在法国平民中的“杂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残酷，因而得了个称号——“屠夫”。

为了最终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数极端分子一样，罗丹因信念而无视事实：战争费用日益增长；背负着一场越来越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法国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士气日渐低落。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脆利落地推翻了摇摇欲坠的腐败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词，与将军们的口径一致。这使他重回马提尼翁宫[10]，并于一九五九年一月重返爱丽舍宫。罗丹听到他说出这句话，回到房间，高兴得都哭了。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罗丹来说，他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宙斯一样。他确信新政就要开始：共产党人将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让-保罗・萨特肯定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组织俯首帖耳，法国最终将全力支援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人，支援保卫法国，在前线战斗的军队。

罗丹对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方式开始重建法国的时候，罗丹想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得给这个老头儿一点儿时间。当与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初步会谈的说法刚开始流传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一九六○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他仍然觉得，没有彻底铲除当地农民武装一定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觉得老头儿肯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说过那崇高的字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最后，当毫无疑问证明夏尔・戴高乐复兴法国的概念里不包括“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车撞上的瓷瓶一样粉碎了。忠诚、希望、信仰、自信，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有恨。他恨这个制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工会、记者、外国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个人——戴高乐。一九六一年四月，除了一些乳臭未干的笨蛋拒绝参加外，罗丹率领全营参与了军事政变。

政变失败了。戴高乐略施小计就把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最终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会谈的前几周，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被发放给部队。这件事没有引起军官们的丝毫注意。他们认为收音机是无害的慰问品，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都赞同这个主意。空中传来的法国流行音乐让那些士兵感到很惬意，不再只关注炎热、苍蝇和无聊。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那么无害了。在考验军队忠诚的最后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个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都在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就是罗丹自己在一九四○年六月听到的那个声音。连内容都几乎一样：“你们面临忠诚的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有些营长醒来的时候，全营就只剩下少数军官，大部分军士都走了。

兵变就这样被收音机粉碎了，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罗丹比别的人幸运些。有一百二十名军官、军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所指挥的部队比大多数部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农村都付出过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参与兵变的人一起，他们成立了“秘密军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犹大”。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所得廉价变卖，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海岸。而“秘密军组织”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世界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报复。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些领导者的名字都在戴高乐当局挂了号，留给他们的只有逃亡国外一途了。

一九六一年冬天，罗丹成为阿尔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秘密军组织”的行动负责人。从那时起，精明强干，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阿尔古就成了“秘密军组织”发动的针对法国大城市行动的幕后主使；而罗丹则以他的阴险狡猾和组织能力著称。如果他仅仅是一名强悍的极端狂热分子，那他虽然危险但绝对不是最出众的。在六十年代早期，“秘密军组织”拥有许多这样的悍将。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干。那个老鞋匠生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头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罗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的。

在对法国的理解和军队的荣誉问题上，罗丹和其他人一样固执；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他则是实用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都更加高明。

这就是在三月十一日早上，他所想出的关于刺杀戴高乐行动所面临的问题。他没有傻到认为这件事很容易；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有了小克拉马尔和军事学院的失败，事情变得更困难了。找杀手并不难；问题是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制订一个计划，这个人或者这个计划要有能力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穿越现在围绕总统本人建立起来的这堵安全防护“墙”。

他坐在窗前，两个小时里一直不断抽烟，脑子里有条不紊地想着一系列的问题。直到整间屋里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他才将这些问题汇总起来，然后设计一个方案来摧毁或绕开它们。每个方案在大多数他所想到的关键检验下看起来都是可行的，但在最后的考验下都被瓦解了。思来想去，有个问题看来真的难以逾越——保密问题。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行动分局对“秘密军组织”从高到低各阶层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近发生的，对他的上级阿尔古的诱捕就说明了行动局急于抓捕讯问“秘密军组织”领导人的程度。他们甚至不惜与德国政府大吵一架。

阿尔古受审已经十四天了，“秘密军组织”的所有领导都不得不东躲西藏。比多忽然就对抛头露面失去了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也惊慌失措地逃往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边远地区的机票。

看到这些，级别较低的成员都极为泄气。在法国境内，以前愿意提供帮助，藏匿被通缉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的人，现在只说一声“抱歉”就挂断了电话。

小克拉马尔行动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全部被迫关闭。法国警察根据内线的情报，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储备武器和物资的秘密仓库；另外两个刺杀戴高乐的计划在组员们刚坐下准备开第二次会时，就被警察破获了。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会议上发表讲演，空谈恢复法国的民主时，罗丹正冷静地审视着床边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的那些文件所描述的事实：资金短缺，在国内外失去支持，成员减少，信用下降，“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情报机构和警察的进攻下正在分崩离析。

枪决巴斯蒂安-蒂里只会使士气更加低落。现在这个时候想找到肯提供帮助的人真的很困难；那些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长相都已深深烙在每一个法国警察和几百万市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的任何新计划，只要涉及多个策划和多个组织间的协同，都会在刺客走进戴高乐周围一百英里之前暴露。

罗丹反复思考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喃喃地说：“一个没人知道的人……”他把他所知道的敢于刺杀总统的人逐个想了一遍。他们每个人在法国警察总部都有一本和《圣经》一般厚的卷宗。还能是什么原因呢？他马克・罗丹不也是只能躲在奥地利一家昏暗的山村旅馆里吗？

将近中午的时候，他终于有了答案。他曾一度放弃了这个答案，但又带着浓厚的兴趣重新去考虑它。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有这样一个人。慢慢地，很艰难地，他围绕这样一个人制订了另外一个计划，然后用所有的障碍和反对意见来检验它。这个计划全通过了，甚至包括保密问题。

午餐铃敲响前，马克・罗丹套上大衣走下楼。他在大门口遇到了顺着冰冷街道迎面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在过热的房间里抽烟引起的头疼和麻木却一扫而光。他向左一拐，咯吱咯吱地向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他发了一连串简短的电报，通知他那些化名散布于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伴：他有任务外出，这几周不在此地。

他步履艰难地走回他那简陋的住所。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最终也胆怯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或暗杀威胁下也要销声匿迹了。他耸耸肩，随便他们怎么想，没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

他用旅馆的优惠券要了一份午餐，今天是炖肘子和面条。尽管多年印度支那的丛林时光和阿尔及利亚的荒野生活让他对美食没有概念，但这顿饭实在令他难以下咽。当天下午，他收拾好行李，付清账单，离开那里独自去执行一项任务——去找一个人，或者更准确点，找某一类人，一类他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他登上火车的时候，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型客机朝着伦敦机场四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从贝鲁特飞来。在排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亚麻色头发的高个子英国人。中东的阳光把他的脸晒成黝黑的健康色。他在黎巴嫩尽情享受了两个月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不过对他来说，更令他愉快的是看着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从贝鲁特一家银行转入了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沙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掉了。他们的死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扎菲拉式火箭研制推迟了好几年，而在纽约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百万富翁则觉得他的钱花得太划算了。这个英国人轻松地通过了海关检查，乘出租车驶向他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

罗丹找了九十天，收获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他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从不离手。回到奥地利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这是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店。

他在城里的大邮局发了两份简明扼要的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另外一份发往罗马。电报是召集他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到他维也纳的住所开一个紧急会议。二十四小时之内人就到了。勒内・蒙克雷从博尔扎诺乘出租车来，安德烈・卡松则从罗马乘机抵达。两个人都用的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他们两个都排在驻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卷宗的前列，这个时候特工们正不惜血本地花费大把的银子雇佣眼线在边境检查站和机场找他们呢。

先到克莱斯特的是安德烈・卡松，比预定的十一点早了七分钟。他让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的街角，下车后，在一家花店的橱窗前花了几分钟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迅速走进旅店大厅。罗丹和往常一样登记了假名，是他最亲近的同伴才知道的二十个假名中的一个。被叫来的两个人在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署名为“舒尔茨”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二十天内用的假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问前台的年轻人。小伙子查了一下登记簿。

“六一四号房。是他约你来的吗，先生？”

“对，没错。”卡松回答，径直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走廊寻找六一四号房。在右手中间的位置，他找到了。他抬手准备敲门，忽然被人从背后抓住。他转过身，抬头看见一张脸——铁青的下巴，眼睛从那道浓黑的眉毛下俯视着他，毫无表情。他身后十二英尺处的墙上有个凹进去的隐蔽处，他就是从那里开始跟在卡松身后的。尽管地上的灯芯绒地毯非常薄，但卡松还是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

“你要干什么？”这个大个子漫不经心地问，但抓住卡松右腕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

有那么几秒钟，卡松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想到了四个月前，阿尔古被从伊登・伍尔夫酒店闪电绑架的事。但很快他便认出了身后这个人，他是外籍军团里的一名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罗丹有时会让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的，维克多。”他轻声回答。听到对方提起自己和老板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眉毛更是拧成了一团。“我是安德烈・卡松。”他补充道。科瓦尔斯基似乎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六一四号房门上敲了敲。

里面有个声音问：“谁？”

科瓦尔斯基把脸凑到门缝处，“来了个客人。”他尽力“低声”说。门开了一道缝，罗丹向外张望了一下，随即拉开了门。

“我亲爱的安德烈，真抱歉这样对你。”他冲科瓦尔斯基点点头，“没事了，下士，我在等他。”

卡松的右手终于被松开了。他迈步进了房间。罗丹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关上了门。波兰人又退回墙上的隐蔽处。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把他领到燃气壁炉前的两个扶手椅旁。此时虽已是六月中旬，但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天气依然阴冷。他们两个早就习惯了北非的烈日，所以把炉火烧得很旺。卡松脱下雨衣，在壁炉前坐了下来。

“马克，你往常可没这么小心谨慎。”他说。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罗丹回答，“任何情况下我都能照顾好我自己。但我可能需要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了。”他指了指窗边桌上公文包旁边的那个厚厚的马尼拉纸卷宗。“这才是我带维克多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必须给我六十秒的时间来销毁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一定很重要。”

“也许，也许，”罗丹的话音里透着一丝满足，“我们得等勒内来。我让他十一点十五分来的，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不会同时到达而让维克多不安。出现太多不认识的人会让他紧张。”

维克多左腋下别着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想到这些，罗丹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此时，他们听见一记轻轻的叩门声。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上：“谁？”

这次是勒内・蒙克雷，他的声音紧张得有点结巴：“马克，看在上帝的分上……”

罗丹拉开门。蒙克雷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个波兰巨人。相形之下，蒙克雷就像个侏儒。维克多用左臂勒着这个会计，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多。”罗丹轻声对这个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边微笑的卡松扮了个鬼脸。门再次关上了，罗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去外衣，露出一件皱巴巴的灰黑色西装，手工很差，并不合体。就像大多数习惯了穿军装的人一样，他和罗丹都穿不惯便服。

看着他们两个在那两把简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罗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来当写字台的桌子后面的高背椅上。他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向他们扬了扬。两位客人都点了点头。罗丹倒了三大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先饮些烈酒可以帮他们消除身上的寒气。

勒内・蒙克雷斜靠在床头。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和罗丹一样都是职业军官。但不同的是，他没指挥过战斗。他的军人生涯大多是在行政部门度过，开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他从一九六三年春天开始主管“秘密军组织”的财务。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精细。他在阿尔及利亚是一家银行的经理，现在的穿着打扮还是老样子。他是法国城市地区“秘密军组织”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地下组织的联络人。

虽然加入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都是“秘密军组织”里的强硬派。三年前，蒙克雷在马赛郊区的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时，他十九岁的儿子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服役。后来，蒙克雷少校再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连尸体都没见着。这个年轻的列兵被游击队俘虏了，部队攻占村子之后，他就被埋在了那里。事后他知道了儿子曾惨遭折磨的悲惨遭遇。在部队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长久保存，这一点尽人皆知。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组织”的关系则更密切一些。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他所工作的银行总部设在巴黎，所以即使阿尔及利亚陷落，他也不会失去工作。但他参加了一九六○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叛乱，是他的家乡康斯坦丁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这之后他仍然没丢掉工作，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时，他才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就在军队哗变之后，当地的农民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地孤身逃回法国，饱受苦难。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个国家。看到这些，他对戴高乐的新政很是恼怒，于是便帮助“秘密军组织”的一支部队从自己工作的银行抢劫了三千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他与“秘密军组织”合谋，举报了他，终结了他在银行的事业。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岳父家住，自己则加入了“秘密军组织”。他的价值在于他对当前法国国内“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十分了解，这个群体约有上千人。

马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目光充满好奇，但什么都没问。

罗丹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的介绍，他讲得很仔细，主要是关于过去几个月里，“秘密军组织”不断被法国情报机构挫败的情况。他的客人都盯着各自的酒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们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在理工学院试图使法国脱离那个独裁者的失败尝试，仅仅是我们长长的失败清单里的最新纪录。其中有的甚至还没开始就被破坏了。只有两次，我们的人进入了狙击范围，但都因为计划和执行中的低级错误也搞砸了。我不用讲那么具体，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失去了安托万・阿尔古，他被绑架了。他是我们最精明强干的领导之一。尽管他忠于我们的事业，但毫无疑问，在如今的审讯手段下，他们很可能对他使用药物。这样一来，整个组织都处于危险之中。安托万知道一切，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坐在这个昏暗的旅馆里，而不是在我们慕尼黑总部的原因。

“如果一年前我们就从头开始，那也不会太糟。那时候我们能发动成千上万热情的爱国志愿者，可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的死对我们更不会有任何帮助。我不想过多责备那些同情我们的人。他们有权要一个结果，而不是听空话。”

“好了好了，你究竟想说什么？”蒙克雷问。这两个听众都知道罗丹是对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从阿尔及利亚银行抢劫来的钱都花在组织的运作上了；右翼企业家的捐助也开始枯竭。最近他在募捐时遭到了露骨的蔑视。卡松知道，他与法国地下组织的联系渠道现在也开始恶化了。他的多个藏身处被抄。阿尔古被捕后，很多人都不再支持“秘密军组织”了。巴斯蒂安-蒂里被枪决只能加速这一进程。罗丹所介绍的都是事实，但听起来让人很不愉快。

罗丹继续讲着，好像没被打断过一样。

“刚才我说的那些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干掉那个老家伙，解放法国。所有与之相左的计划都必须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传统手段，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先生们，我不想再让更多的爱国青年去执行几天之内就会被泄露给法国盖世太保的计划了。简而言之，告密的人太多，卧底太多，不服从指挥的人太多。

“法国安全局现在已经趁此机会渗透到我们的组织中，就连我们最高级的委员里也已经有人开始向他们泄露机密。现在看来，我们的决议他们几天之内就会知道——我们准备做什么，计划什么，执行任务的是谁，都会暴露无遗。不可否认，面对这样的处境让人很不愉快，但我确信，如果我们不去面对，那纯粹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依我看，只有一个方案可行。这个方案可以避开安全局整个间谍和特工网络，让他们失去情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事前发觉。即使发觉了，也破坏不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杀了那个老家伙。”

蒙克雷和卡松迅速抬起头。房间里一片死寂，只能偶尔听见雨点打在窗格上的声音。

“的确，我们当前的处境非常糟糕，但如果你们同意我对形式的判断是正确的，”罗丹继续说，“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愿意并且能够消灭那个老小子的人，秘密警察也一样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法国国内活动，只要一露面，就会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不仅被正规警察部队搜捕，还会被‘大胡子’和告密者出卖。我相信，先生们，我们唯一的办法是雇一个外人。”

蒙克雷和卡松惊愕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慢慢有所领悟。

“什么样的外人？”终于，卡松开口问道。

“不管他是谁，这个人必须是个外国人，”罗丹说，“他不是‘秘密军组织’或者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全法国的警察都不认识他，他也没留下任何档案。所有独裁统治的弱点就在于它那庞大的官僚机构。档案里没有的就等于不存在。没有人知道这个杀手，因此他就‘不存在’。他持有外国护照，干完这差事就消失了，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这时法国人民就会行动起来，彻底铲除戴高乐这帮卖国贼的余孽。这个人能否逃出法国并不重要，我们接管政权后肯定会释放他的。重要的是他能不引起注意，不被怀疑地进入法国，而这是现在我们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两个听众都沉默不语，陷入沉思。罗丹的计划逐渐在他们的脑海中成形了。

蒙克雷轻轻吹了声口哨。

“一个职业杀手，一个雇佣兵？”

“没错，”罗丹回答，“要说会有一个局外人出于对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或者对这件事情本身感兴趣才同意干，那我也未免太天真了。要想找到一个技能和胆识都足以胜任这项差事的人，我们必须雇一个真正的职业刺客。这种人只为钱工作。而且是一大笔钱。”他补充道，同时飞快地瞥了蒙克雷一眼。

“但是我们能否找到这样一个人呢？”卡松问。

罗丹举起手。

“一件一件来，先生们。显然，我们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否在原则上同意这个主意。”

蒙克雷和卡松对视了一下，又都转向罗丹，缓缓地点了点头。

“好。”罗丹坐在高背椅上尽量向后靠去，“这是首先要解决的——原则上意见一致。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保密，这是整个计划中的关键。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能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并不是说，‘秘密军组织’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中的所有同志都是叛徒。不过老话说得好，‘知道的人越多，秘密就越保守不住’。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即使是在‘秘密军组织’，也已经有一些渗透进来的人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会向秘密警察报告我们的计划。这些人早晚会露馅儿的，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因此对我们构成了相当的威胁。而那些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政客要么神经过敏，要么胆子太小，他们很可能认为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我不想让他们无端卷入此事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实在没这个必要。

“你，勒内。还有你，安德烈。我召集你们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们对事业的忠诚和你们保守秘密的能力。另外，我脑子里的计划必须有你们的积极配合。勒内，作为司库和军需官，你必须满足这个职业杀手毋庸置疑将会提出的赏金要求。安德烈，你得帮忙在法国境内为这个人找几个绝对可靠的人。一旦他有需要，他们可以及时予以协助。

“但我认为，这个主意的细节除我们三个人以外，没有理由让其他人知道。因此我提议，咱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负责整个计划，包括它的策划、执行和经费。”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蒙克雷终于开了口：“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整个‘秘密军组织’委员会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彻底甩开？那他们肯定不乐意。”

“首先，他们不会知道这件事，”罗丹平静地回答，“如果向他们提交我们的方案，那就得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单这一点就会引起外界的注意。‘大胡子’会努力找出召开全体大会的原因，甚至两个委员会里也会有人走漏风声。如果我们逐个拜访委员会成员，理论上，想要获得初步原则上的同意就得花去数周。而且在计划的每一个形成和表决阶段，他们都要知道细节。你们了解这些贪婪的政客和委员会成员，他们只是想知道一切，但什么也不干。可是，每个人都可能喝醉了或者不小心透露只言片语，从而使整个计划陷于险境。

“第二，即使‘秘密军组织’整个委员会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同意该计划，我们最好也不要再继续了，因为已经有将近三十个人知道这件事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自己干，自己负责这件事，那么即使失败了，我们的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肯定会有责难和非议，但也仅此而已。如果计划成功，我们必然能够掌权，那时候也不会有人和我们争执了，而消灭独裁者的具体方案就成了学术成就。简单地说，你们两个同意和我一起作为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方案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吗？”

蒙克雷和卡松又对视了一眼，再转向罗丹，点了点头。自从三个月前阿尔古被绑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罗丹。阿尔古在的时候，罗丹通常都安静地待在幕后。现在他凭自己的本事，以一个领导者的形象出现，给地下组织的首领和司库留下了精明果断的深刻印象。

罗丹看着他们俩，微笑着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好，”他说，“现在咱们来研究一下细节。那天我从广播里听到可怜的巴斯蒂安-蒂里遇害时，忽然想到这个主意——雇一个为钱做事的职业杀手。那以后我就开始寻找我们需要的这个人。显然，这种人很难找；他们都非常低调。我从三月中旬找到现在，结果都在这儿了。”

他拿起桌上的三个马尼拉纸卷宗，蒙克雷和卡松又交换了一下目光，扬起眉毛，没吭声。罗丹继续说：“我想你们最好先仔细看一下这几份简历，然后咱们才能讨论最佳人选。我个人认为这三个人都是可以的，这是为了避免我们首选的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干。每份材料都没有备份，你们最好换着看。”

他伸手从马尼拉纸卷宗里拿出三份薄薄的文件，递了一份给蒙克雷，另一份给了卡松。第三份他自己拿在手里，但没有看。这三份材料他都了如指掌。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罗丹用“简历”这个词实在是太准确了。卡松先看完了他那份，抬头看着罗丹扮了个鬼脸。

“就这些？”

“这种人不会让别人轻易知道底细的，”罗丹回答道，“看看这个。”他把手里的那份递给卡松。

过了一会儿，蒙克雷也看完了，他把文件还给罗丹，后者把卡松刚看完的那份递给他。两个人又埋头看起来。这回蒙克雷先看完。他看着罗丹耸耸肩。

“呃……没什么好谈的，这样的人我们起码有五十个。找个枪手容易得很——”

卡松打断了他。

“等一下，你先看看这个人再说。”他翻到最后一页，迅速看完了最后三段。看完后他把文件合上，看着罗丹。这个“秘密军组织”的领袖没有表示出一丝偏好。他把卡松看完的那份递给蒙克雷，又把第三份递给卡松。四分钟后，两个人都看完了。

罗丹把文件夹收好放回桌上。他端起高背椅，把它调了个方向，冲着火炉，放下，跨坐上去，胳膊搭在椅背上。他就这样坐着审视着两个人。

“嗯，我告诉你们，我们可选的人很少。能做这件事的人也许很多，但是一个优秀情报机构的档案里没有的人绝对非常难找。而对我们来说，最理想的人选不能出现在任何档案里。三份材料你们都看了。我们现在暂时称他们为德国人，南非人和英国人。安德烈，你先说说想法。”

卡松耸耸肩：“我看没什么争议。如果这上面写的是事实的话，从简历上看，这个英国人远胜其他两个。”

“勒内呢？”

“我同意。这个德国人做这件事年纪大了点儿。除了为活着的纳粹干掉几个追踪他们的以色列特工外，他看起来在政治领域没做过什么。而且他反犹太的动机很可能是私人性质的，这样一来他就算不上是纯粹的职业杀手。那个南非人也许可以胜任干掉像卢蒙巴那样的黑人政客，但距离能一枪打穿法国总统还差得远。另外，这个英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罗丹缓缓地点了点头。“我看这几乎毫无争议。其实，在我整理这些材料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是我心目中的首选了。”

“你对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把握吗？”卡松问，“那些事肯定都是他干的？”

“我对此也很惊讶，”罗丹说，“所以我在这个人身上花的时间格外多。要说确凿的证据，那是一个都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那就意味着，他在各处都有案底，是通缉对象。实际情况是，除了传闻，没有什么能牵扯到他。严格说来，他的材料就是一张雪白的纸。即使英国有他的档案，他们顶多也就是在他身上画个问号。他的名字从未列入国际警察的档案。即使法国安全局正式提出质询，英国向其通报这个人情况的概率也很小。你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也心存芥蒂。去年一月，乔治・比多在伦敦活动，他们都没吭声。这个英国人几乎把有利条件占全了，除了一件……”

“什么？”蒙克雷立刻问。

“很简单。他可不便宜。他这样的人要价会很高。咱们的财务状况如何，勒内？”

蒙克雷耸耸肩：“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开支有所下降，阿尔古事件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所有高层人士都转入地下，藏到便宜的小旅馆里了。他们看来对住五星级酒店，做电视访谈没兴趣了。但另一方面，收入越来越少。就像你说的，必须做点儿什么了，不然我们就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垮台。单靠感情可干不了这种事。”

罗丹忧虑地点点头：“我也这样想。我们必须弄些钱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计划其实是空中楼阁，除非我们知道到底需要多少钱……”

“是不是该考虑，”卡松顺着他的话插了一句，“先接触一下那个英国人，看他愿不愿干，要多少钱。”

“对，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吧？”罗丹直视两人。他们都点点头。罗丹看了看表。“刚过一点。现在，我必须给我在伦敦的中间人打个电话，让他联系这个人，请他过来。如果他今晚乘夜间航班来维也纳，我们晚饭后就能见到他了。至于联系的结果如何，中间人会回电话通知咱们的。我擅自做主给你们订了房间，顺着走廊紧挨着的两间。我觉得大家待在一起有维克多保护，比各自分开没有防卫要安全些。这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你们能理解吧？”

“你真是周全可靠啊!”卡松话中带刺。对于预先被人专断地安排，他感到有些不快。

罗丹耸耸肩：“为了弄到这些材料，我花了很长时间。从现在起，浪费的时间越少越好。如果要干，那我们现在就尽量抓紧时间。”

他站起身，另外两个人也跟着站了起来。罗丹把维克多喊来，告诉他去大厅把六一五和六一六号房间的钥匙拿上来。等钥匙的时候，他告诉蒙克雷和卡松：“我只能从邮局打电话。我得带着维克多一起出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待在一间房里，锁上门。我的暗号是敲三下门，停一下，再敲两下。”

这个暗号就是为人熟知的“三加二”，源自“法属阿尔及利亚”[11]的单词音节。几年前，巴黎街头的司机就曾用这个节奏摁喇叭来表示对戴高乐政策的不满。

“顺便问一句，”罗丹问，“你们身上都有枪吗？”

两个人都摇摇头。罗丹走到桌子旁边，拿出他自用的一把短小厚实的手枪，一把九毫米口径的MAB[12]。他检查了一下弹夹，“啪”地插回去，把子弹顶上膛，然后递给蒙克雷：“你知道怎么用这玩意儿吧？”

蒙克雷点点头：“没问题。”他说着把枪接了过来。维克多回来了，他把两个人护送到蒙克雷的房间。他回来后，罗丹正在扣大衣扣子。

“来，下士，我们有事要做。”

当晚，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先驱号”飞机从伦敦飞往维也纳。夜幕降临时，飞机降落在施维夏特机场。机舱后部有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他靠在窗边的座椅里，凝视着飞机降落时从旁边一闪而过的航标灯。看着这些灯光不断靠近，直到飞机停在停机坪上总能让他感到愉悦。在最后的一分钟里，导航灯熄灭，出现了光滑的水泥跑道，轮子终于停稳在地面上。这种精准的降落令他着迷。他喜欢精准。

他旁边那位年轻的法国人来自法国旅游局驻皮卡迪利大街的办事处。年轻人看着他，有些紧张。从午餐时接到那个电话起，法国人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差不多一年前，他在巴黎休假的时候，他曾答应为“秘密军组织”执行任务，但那时他只是被简单告知，只要待在伦敦的办公室就行。如果有电话和信件用他的代号，以“亲爱的皮埃尔……”开头，他就得立即服从命令。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六月十五日，什么事都没发生。

接线员告诉他，维也纳有专线电话找他，还补充说是奥地利的维也纳，以和法国的那个同名的维也纳镇相区别。他纳闷地接过电话，听到有个声音叫他“亲爱的皮埃尔”。他愣了好几秒钟才想起来，这是他的代号。

午餐后他借口头疼请了假，然后赶到南奥德雷街的一套公寓，告诉开门的那个英国人这个消息。后者对于被要求三个小时内飞往维也纳丝毫没有感到奇怪。英国人安静地收拾好准备过夜用的行李箱，便和他一起搭出租车前往希斯罗机场。当法国人发现自己只带了护照和支票簿，而忘了带现金时，英国人平静地拿出一卷钞票，足够买他们两人的往返机票了。

那以后他们就再没说过话。英国人既不问他们要去维也纳的什么地方，也不问去见谁或是为什么。这正合法国人的意，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得到的指示仅仅是从伦敦机场回电话确认他乘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然后到施维夏特机场以后，去总问讯处报到。这一切都让他感到紧张。身边这个自制且镇定的英国人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更令他紧张。

在问讯处的大厅里，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那个漂亮的奥地利女孩，她在身后架子上的格子里找了一会儿，然后递给他一张很小的浅黄色字条，上面只写着“致电六一四四○三，找舒尔茨”。他转身奔向大厅后面的那排公用电话。英国人拍拍他的肩膀，指着标有“兑换”字样的电话亭。

“你需要一些硬币，”他用流利的法语说，“即使是奥地利人也不会那么慷慨。”

法国人涨红了脸，大步走向兑换柜台。英国人在沿墙装有靠垫的长椅上舒舒服服地坐下，燃起一支带过滤嘴的特长英国烟。不一会儿，他的向导拿着几张奥地利钞票和一把硬币回来了。法国人找了个空电话亭开始拨号。电话那头的舒尔茨先生简明扼要地给了他一些指示。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打完了。

年轻的法国人回到长椅边。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抬起头看着他。

“咱们去哪里？”

“去那儿。”法国人转身离开的时候，把写有电话的字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英国人把它捡起来展开，用打火机点着。字条瞬间就燃尽了，黑色的灰屑消失在他精致的翻毛皮鞋下面。他们一言不发地出了大厅，拦下一辆出租车。

市中心灯光闪烁，车流拥挤。四十分钟后，汽车抵达克莱斯特旅馆。

“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我的任务就是把你带到这儿，再坐出租车去别处。你直接去六一四号房。有人在那里等你。”

英国人点点头，下了车。司机转身看着法国人。“接着开。”他吩咐道。出租车消失在街道尽头。英国人抬头看了看用老式歌德字体写就的路牌，然后望了一眼旅馆门上大写的方形罗马字母。最后，他扔掉吸了一半的烟，走了进去。

值班服务员正背对着门，但他听见了开门的声音。英国人没有任何要靠近前台的意思，径直走上楼梯。小伙子刚要问他想干什么，来访者朝他的方向看了过来，像对待下人那样漫不经心地点点头，生硬地说了声：“晚上好。”

“晚上好，先生。”服务员不觉脱口而出。刚说完，这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就已经走上楼了。他一步跨两级台阶，但看起来却毫不显得急促。他在楼梯的顶端停了下来，朝那条唯一的走廊望去。最远端是六一八号房。他看不见房号，便向回数到六一四号房的大致位置。

在他和六一四号房之间是一条长约二十英尺的走廊。要想到达六一四号房，必先经过右侧墙上的两扇其他房间的门；左边墙上有个凹陷进去的壁龛，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帘子从简陋的铜杆上挂下来，遮在前面。

他仔细端详那个凹陷处。帘子离地约有四英寸，隐约可以看见一只黑色的皮鞋尖。他转身走回门厅。这回服务员准备好了，至少他准备开口了。

“请给我接六一四号房。”英国人说。服务员盯着他看了一秒钟，便依言照办了。几秒钟后，他扭身拿起桌上的电话递了过去。“如果那个猩猩在十五秒钟之内不从那个墙洞里出来，我就回去了。”亚麻色头发的男人说完挂上了电话。然后他走回楼梯。

在楼梯尽头，他看到六一四号门开着。罗丹上校站在门口，他的目光穿过走廊，凝视了英国人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喊了声“维克多”。壁龛里的那个波兰巨人走了出来，站在那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罗丹说：“没事，是我约他来的。”英国人在巨人怒气冲冲的注视下径直走了过去。

罗丹把他领进卧室。房间被布置得就像一间征兵委员会办公室。一张带抽屉的写字台是他的办公桌，上面放了些纸。桌子后面是那把房间里原配的高背椅。从隔壁房间拿来的两把高背椅摆在它的两侧，分别坐着蒙克雷和卡松，两人正好奇地看着这位客人。桌子前面没有椅子了。英国人四下看了看，从两把安乐椅中挑了一把，把它转过来，向着桌子放好。罗丹给维克多下了些新指示，然后关上门。这时英国人已经很舒服地坐下来，正打量着卡松和蒙克雷。罗丹坐在桌子后面。

罗丹对识人颇有经验。他对这个从伦敦来的家伙看了几秒钟，觉得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这个来访者身高约有六英尺，看起来三十岁出头，体格精壮，像个运动员。他身材匀称，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相貌普通没有明显特征，双手安稳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在罗丹看来，这人像是那种自控力很强的人，但那双眼睛让罗丹有些不安。英国人坦然地看着他，灰色的瞳孔看起来像冬日清晨的灰色迷雾。罗丹见过胆小鬼软弱湿润的眼睛，也见过精神病人呆滞无神的眼睛以及士兵警惕的眼睛，但这双眼睛，他看了好几秒才发觉，根本读不出它背后的表情。无论这层迷雾之后的那个大脑在想些什么都不会透露出来。罗丹感觉身上像爬了一条虫子一样不舒服。像所有由组织和程序造就的男人一样，他不喜欢难以捉摸的人，这样的人很难控制。

“我们知道你是谁，”他忽然开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马克・罗丹中校——”

“我知道，”英国人说，“你是‘秘密军组织’的行动首脑。你是勒内・蒙克雷少校，司库；你是安德烈・卡松先生，城市地下组织的头儿。”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支烟，顺次看着他们。

“你看来已经知道不少了。”三个人看着他点烟的时候，卡松插了一句。英国人向后靠了靠，喷出第一缕烟。

“先生们，咱们还是坦诚一些吧。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的职业都非同寻常。你们正被通缉，而我却可以随意去我要去的地方而不被监视。我为钱做事，你们为理想而奋斗。但讲到具体细节，我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专家。所以我们不用彼此隐瞒。你们已经打听过我的事。这样打听而又想不让被打听的人很快知道是不可能的。很自然，我想知道是谁对我这么感兴趣。可能是有人想报复我，或者是有人想雇用我。知道这些对我很重要。一旦我发现了这个对我感兴趣的组织，在英国博物馆待上两天，查查法国的旧报纸就足以让我了解你们和你们的组织了。所以下午你们那个小伙子来找我，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好了，我知道你们是谁，代表谁。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有好几分钟，屋子里一片寂静。卡松和蒙克雷望着罗丹，等他指示。伞兵中校和刺客对视着。罗丹对凶悍的人很了解，他知道他面对着的这个人正是他需要的人。从那一刻起，蒙克雷和卡松都成了这屋子里的背景摆设。

“既然你已经查阅了有关的材料，我就不多讲我们组织的目标了。你的说法很准确——理想。我们相信法国现在已经被独裁者统治了。他玷污了我们的祖国和她的荣誉。我们相信，只有他死了，他的政权才会垮台，法国才能真正回到法国人民手中。我们的支持者们为了消灭他进行了六次尝试，三次在早期策划阶段就暴露了，一次在进行前一天被告了密，两次进入了实施阶段，但是都没打中。

“我们在考虑，现阶段只是在考虑，雇一名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我们当然不想白花钱。首先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可能。”

罗丹的牌出得很漂亮，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早已知道了。最后那句话让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玩味一闪而过。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防备刺客的子弹，”英国人说，“戴高乐公开露面的次数太多了，杀死他当然是可能的。问题是，这之后脱身的机会并不大。我注意到，杀死公开露面的独裁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找一个准备牺牲自己的狂热分子。”他语带嘲讽地继续说，“尽管你们有理想，但至今为止，你们还没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人。因为没人愿意押上自己的性命来确保成功，所以你们在军事学院和小克拉马尔的行动都失败了。”

“现在依然有爱国的法国人愿意这样做……”卡松被这些话激怒了。但罗丹做了个手势让他安静。英国人甚至看都没看卡松一眼。

“那如果是一个专业人士呢？”罗丹问。

“专业人士做事不凭热情，因此更冷静，更少犯原则性错误。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不可能在最后一分钟有任何犹豫，比如谁会因爆炸或是其他方法而受伤。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精确计算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所以他成功完成计划的机会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但如果他不能制订出一个计划，使他不仅能够完成计划还能安全脱身的话，他是不会行动的。”

“既能让这个专业人士完成任务，还能让他安全脱身。你觉得有这样的万全之策吗？”

英国人沉默了几分钟，抽着烟，凝视窗外。“理论上有。”他最后回答，“理论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周密的策划，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但这个任务会极其困难，比刺杀任何其他目标都要困难。”

“为什么比其他目标困难？”蒙克雷问道。

“因为戴高乐已经被预先警告了——不是哪一次具体的行刺，而是指总体的意图。所有的大人物都有保镖和安全人员保卫，但如果几年都没有人试图刺杀这个大人物，盘查就会流于形式，例行手续就会机械化，警惕程度就会降低。这时，一枪结束目标的生命就完全出乎意料，因而会引起慌乱。以此为掩护，刺客就能脱身了。但在这件事上，不会有警惕程度的降低，不会有机械化的例行检查，如果子弹击中目标，很多人不会慌乱，而是开始追捕刺客。刺杀的事可以做，但这个时候，它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你们看，先生们，你们自己的努力不仅失败了，还破坏了所有人成功的可能。”

“所以我们才决定雇一名职业刺客来做这件事——”罗丹开口解释。

“你们也只能雇专业人士。”英国人平静地打断他。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纯粹出于爱国热忱愿意做这件事。”

“是的，仍然有‘瘸子’瓦坦这样的人，”亚麻色头发答道，“而且毫无疑问，别处还有更多的巴斯蒂安-蒂里。但你们三个人把我找到这里来，不是为了闲聊政治行刺的理论，也不是因为你们忽然缺少枪手。你们找我来是因为你们最近发现，你们的组织被法国行动分局渗透得太厉害，你们的任何决策都无法长久保密；而且你们所有人的脸都印在法国每一个警察的脑子里。因此你们需要一个外人。你们是对的。如果要做这件事，就必须由外人来做。唯一的问题是由谁来做，花多少钱。现在，先生们，我想你们已经花了足够长的时间评估这桩买卖了，对吗？”

罗丹瞟了一眼蒙克雷，扬起眉毛。蒙克雷点点头。卡松也跟着点点头。英国人的目光则投向窗外，一副漠然的样子。

“你愿意刺杀戴高乐吗？”罗丹终于开口问。他的声音很轻，但是这个问句整个屋里的人都听到了。英国人的目光重新回到罗丹身上，眼睛又恢复了那种空洞的状态。

“是的，但这要花很多钱。”

“要多少？”蒙克雷问道。

“你们必须明白，这桩买卖一辈子就只能做一次。做这件事的人从此都不能再干了。保住性命不被捕并且不被发现的机会很小。要做这件事，他必须先拿到足够的钱，既保证他的余生过得好，又要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戴高乐的党羽报复……”

“我们得到法国时，”卡松说，“什么都少不了……”

“现金，”英国人说，“预付一半，另一半事后再付。”

“多少？”罗丹问。

“五十万。”

罗丹看了一眼蒙克雷，他做了个怪相。“那可是很多钱啊，五十万新法郎……”

“美元。”英国人说。

“五十万美元？”蒙克雷喊着从椅子上站起来，“你疯了吧？”

“我没疯，”英国人平静地说，“我是最好的，所以也是最贵的。”

“一定有比这更便宜的报价。”卡松冷笑着说。

“是的，”亚麻色头发不带任何感情地说，“你们能够找到便宜的人，然后发现他拿了你们一半的订金就消失了，或者回头找借口说为什么办不到。要雇最好的就得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五十万美元。你们期望得到整个法国，可是你们把你们的祖国也看得太便宜了。”

一直没吭声的罗丹忽然说：“你说得对。问题是，先生，我们没有五十万美元的现金。”

“我知道，”英国人回答，“如果你们想做这件事，就得想办法弄到这笔钱。你该明白，我并不需要这份工作。做完上次的活儿，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上好几年。但对我有吸引力的是让我赚上足够的钱就此收手不干的主意。为了这笔酬劳，我打算冒格外高的风险。你的朋友要的回报比这更高，他们要的是整个法国，但又不想冒这个险。我很抱歉。如果你们搞不到这笔钱，那你们就得回去重新设计计划，然后看着它们被当局逐个挫败。”

他掐灭还燃着的烟，站起身。罗丹也跟着他站起来。

“请坐，先生。我想，我们能弄到这笔钱。”两人又一起坐了下来。

“好，”英国人说，“但我还有条件。”

“哦？”

“你们首选外人的原因是因为不断有人向法国当局泄密。你们的组织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雇个外人的计划？不是特指雇了我这件事。”

“只有这间屋里的这几个人。巴斯蒂安-蒂里被枪决后第二天我想出了这个主意。那以后我都是一个人在搜集资料。再没有其他人知道了。”

“那就继续保持现状，”英国人说，“所有的会议记录、档案和材料都必须销毁。除了你们三个人脑子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能留下。鉴于二月的阿尔古事件，如果你们三个当中任何一人被捕，我就认定我可以取消计划。因此你们三个得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计划完成前都要严格保证安全。同意吗？”

“同意。还有吗？”

“策划由我自己负责，行动也是。我不会把细节泄露给任何人，甚至包括你们在内。一句话，我消失了。你们再听不到我的任何消息。你们有我伦敦的电话和住址，但一旦我准备好行动，那些就没用了。

“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你们才能用那个地址和电话和我联络。除此以外，我们不再有任何接触。我把我在瑞士银行的账户留给你们。他们告诉我第一笔二十五万美元存入的时候，或者我已经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两者中较晚的那个时间，我就开始行动。一切由我决定，不要催我，也不能干涉我。同意吗？”

“同意。但我们在法国的地下人员可以为你提供必要的情报支持。他们当中有些人身居高位。”

英国人想了一会儿。“好的，你们考虑好以后给我寄一个号码，最好是法国的，这样我就能在法国境内的任何地方直接联络那个号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的行踪，只是电话询问总统周围最新的安全措施情况。接电话的人不能知道我在法国做什么。他只能知道我在为你们做事，需要他的帮助。他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仅仅是一个情报站。他的情报也必须源自有价值的独家内部情报，而不是那些从报纸上就能看到的废话。同意吗？”

“非常好。你希望完全独立行动，没有朋友和掩护。按你的想法办。假证件呢？我们有两个高手。”

“我会自己弄的，谢谢。”

卡松插话说：“我在法国有一个完善的组织，类似于德国占领时期的‘抵抗运动’。为了协助你，我可以让这个组织整个由你支配。”

“不用，谢谢。我喜欢依靠自己，隐姓埋名。这是我最好的武器。”

“但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可能需要潜逃……”

“不会有差错，除非是你们这边出了问题。我行动时不会联络你们，也不会让你们的组织知道，卡松先生，原因和我是首选的原因一样——你们的组织里到处都是对方的卧底和眼线。”

卡松看来气得要发作了。蒙克雷忧虑地看着窗外，想着怎样才能尽快弄到五十万美元。罗丹隔着桌子盯着英国人，陷入沉思。

“别激动，安德烈，这位先生希望独立行动。就按他的意思办。这是他的行事方式。我们花五十万美元雇的人不该像我们自己的枪手那样，要那么多人帮忙。”

“我想知道的是，”蒙克雷咕哝着说，“我们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那么多钱。”

“让你的人抢几家银行。”英国人轻声建议。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问题，”罗丹说，“在我们的贵客返回伦敦之前，还有别的要说吗？”

“怎么保证你不会拿了第一笔二十五万美元就逃之夭夭呢？”卡松问。

“我告诉过你们了，先生，我想退休了。我不想有半个军的前空降部队追杀我。那样我花的要比我赚的更多。那点钱很快就花光了。”

“那你怎么防止，”卡松继续道，“我们在任务完成之后不付你另外一半呢？”

“理由同上，”英国人接着说，丝毫没有迟疑，“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将为自己工作。目标是你们三位。当然我并不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认为呢？”

罗丹打断他。“好了，如果都谈妥了，我想不必让我们的客人多耽搁了。哦……还有最后一点。你的名字。如果你要隐姓埋名，你需要一个代号。你有什么建议？”

英国人想了一会儿：“既然我们在说捕猎，那么‘豺狼’怎么样？可以吗？”

罗丹点点头：“行，当然可以。实际上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名字。”

他陪着英国人走到门口，打开门。维克多从凹陷处走过来。罗丹第一次露出笑容，把手伸向刺客：“我们会按约定的方式尽快联系你。与此同时你是否可以开始大致计划一下，这样才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吧？好，那再见了，豺狼先生。”

维克多目送来访者和来时一样安静地离开。英国人在机场酒店过了夜，第二天便搭乘头班飞机返回了伦敦。

而在克莱斯特旅馆里，卡松和蒙克雷从九点到子夜一直都在动摇，他们不断向罗丹质疑，抱怨着。

“五十万美元，”蒙克雷反复嘟囔着，“我们究竟怎么才能搞到五十万美元？”

“我们可以采纳豺狼的建议，抢几家银行。”罗丹回答说。

“我不喜欢那个人，”卡松说，“他一个人干，不要帮手。这样的人太危险。没人能控制他。”

罗丹结束了讨论：“看看你们两个，我们设计了一个方案，我们同意了这个提议，我们找到了一个肯为钱去杀，也杀得了法国总统的人。我对这样的人略知一二。如果有人能做这件事，那就是他。现在计划已经启动。我们干我们的，让他忙他的去吧。”

3

一九六三年，从六月十五日直至整个七月，法国的银行、珠宝店和邮局均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洗劫。这个“盛况”空前绝后。

法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枪、霰弹枪和冲锋枪抢劫银行。在那段时期，珠宝店里的橱窗被打破，贵重珠宝被抢走，已成为很平常的事。当地警方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浑身颤抖，流血不止的珠宝商和他们的店员，就被辖区的另一起类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两个城市的银行职员在试图抵抗时被枪杀。七月末，事态严重到共和国卫队——法国人尽皆知的防暴部队——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备了冲锋枪。到银行的人都已经习惯在大厅经过一或两个身穿蓝色防暴制服的士兵，他们每个人都挎着冲锋枪。

银行家和珠宝商就这次犯罪风潮强烈谴责政府。迫于压力，警方频繁在夜间出动检查银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种在夜幕下能够熟练打开银行金库的职业盗贼，而是戴着面具的持枪歹徒，稍不如意就准备开火。

最危险的时间是在白天，全国的银行和珠宝店正在做生意的时候，就会有两三个戴着面具的持枪匪徒跳出来，不容置疑地喊道：“举起手来！”

七月底，有三个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伤被捕。他们不是打着“秘密军组织”的幌子进行一般犯罪的无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军团的逃兵，不过很快就承认自己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但无论警方如何审讯，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为什么这股抢劫浪潮会突然席卷全国，他们只供认受他们“老大”的指派，抢劫银行或者珠宝店。警察最终认为，这几个犯人根本不知道抢劫的目的，他们不了解整个事件，只是听命行事的小角色。

法国当局很快就知道“秘密军组织”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很需要钱。但直到八月上半月，当局才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现了原因。

六月下旬，银行和其他可以迅速获得珠宝和现金的地方遭受袭击的事态日趋严重。备受尊敬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队长莫里斯・布维埃接管此事。他位于塞纳河畔珠宝街三十六号法国司法警察署总部的办公室异常狭小而忙碌。房间里挂了一张图，来显示被抢劫的现金和珠宝变现后的数目。到七月下半月，总额已超过两百万新法郎，或是四十万美元。扣除所有抢劫的适当开支，加上给进行抢劫的歹徒和逃兵的报酬，按莫里斯・布维埃队长的估计，还有相当大一笔钱剩下来没有去处。

六月的最后一周，一份驻罗马办事处的报告放到了法国安全局吉布将军的办公桌上。大意是：“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三个人，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到了毗邻孔多蒂街[13]的一家酒店顶层。报告补充说，显然，尽管在这样高档地段的酒店居住费用十分高昂，但他们三人包下了整个顶层，还把另一层也包了下来，让他们的保镖住。他们从不外出，由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日夜守护，每班执勤人员不少于八名。起先，情报人员以为他们是在开会，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安全局慢慢认为，他们只是在以一种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来确保自己不成为安托万・阿尔古那样的倒霉蛋。吉布将军看到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如此胆怯地躲在罗马的一家酒店里，不由得咧开嘴笑了一下。他把这份报告按常规方式归了档。

当年二月，法国人在伊登・伍尔夫酒店绑架阿尔古的事件，被波恩的德国外交部认为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他们与珠宝街的法国外交部之间的激烈争吵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吉布还是为手下干将的这次成功行动感到高兴。看到“秘密军组织”的首脑被吓成这样，他感到很满足。但将军查阅罗丹的文件时，一丝疑虑不由得让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像罗丹这样一个人会这么容易被吓成这样？”凭借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以及对政治和外交现实的清醒认识，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许来一次之前那样的偷袭了。很久以后，他才明白了“秘密军组织”三个领导人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真正意义。

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伦敦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那天起，他就开始搜集、阅读几乎所有有关戴高乐的文章以及戴高乐自己的文章。他去了一趟当地的图书馆，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查了一下法国总统的目录，在目录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关他的研究对象的参考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字和一个位于帕丁敦区普雷顿街的邮政地址写信给各个知名书店，邮购所需要的参考书。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里迅速浏览这些书直到凌晨，在脑子里为这位爱丽舍宫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体的画像，从孩提时代起，直到他所阅读的材料时间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并没有政治价值，都是零零星星地叙述了一些戴高乐的癖好或是性格特点，他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戴高乐的回忆录《剑刃》[14]对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导意义。他从这本书里看到戴高乐极为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生活、祖国和个人命运的看法。

豺狼既不迟钝也不愚蠢。他广泛阅读，周密计划，并把大量信息储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虽然他通读了戴高乐的著作以及知情者写的关于戴高乐的书，但这些书除了勾勒出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的完整形象外，并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自从六月十五日他在维也纳罗丹的卧室里接受这项暗杀任务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七月的头一周，他仍然没想出答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行刺。最后，他又去了一次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用惯用的假名签名进入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旧刊。

他找到答案的确切时间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大致应该是在七月七日后的三天里。在那三天里，他最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写于一九六二年的文章中得到一点启发，然后又查阅了一九四五年以来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每一年的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近年来，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无论生病或是坏天气，夏尔・戴高乐都会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从这一点出发，豺狼的准备工作终于从研究阶段进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考虑最后的行动细节之前，他仰面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凝视着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常抽的特长过滤嘴香烟，陷入沉思。

在最终敲定要采用这个计划前，他至少考虑了十几个方案，但最终都放弃了。什么时间，在哪里，怎么干，一切都已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一九六三年的戴高乐不仅仅是法国总统，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受保护最严密、最高效的人。事后证明，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要难得多。豺狼并不知道，法国安全专家已获得美方许可，曾研究过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都对美国情报机构采取的措施嗤之以鼻。法国专家拒绝采用美国人的方法，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一九六三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刺客枪杀，正是由于安全措施不够严密，而夏尔・戴高乐则一直好好地活着。他安全退休，最终在自己的家里去世。

豺狼知道，他要面对的安全人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由于不断被警告可能有人试图危及他们所保卫的对象，围绕戴高乐而设置的整个安全体系总是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而豺狼为之工作的组织却因保密问题漏洞百出。对刺客有利的条件是，他一直待在暗处，不为人所知；而他的目标则粗暴地拒绝与安全机构合作。在那个特定的日子里，不论有怎样的危险，这位法国总统的骄傲、固执、对个人危险的绝对蔑视，都会驱使他公开露面一段时间。

从哥本哈根的凯斯楚普机场飞来的SAS航班，在伦敦机场大楼前的跑道上最后向前冲了一下，慢慢前进了几英尺，不动了。引擎响了几秒钟，然后也停了下来。几分钟内，舷梯就已放好，乘客鱼贯而出，纷纷向舱口的空乘人员点头告别，走了下来。

在候机大楼的瞭望台上，有个亚麻色头发的男人把他的墨镜推至前额，用望远镜观察走下飞机的乘客。排队拾阶而下的乘客已是今天早上他观察的第六批了。温暖的阳光下，瞭望台上布满接机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要等的人。所以我们这位“观察者”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当第八位旅客走出来，在阳光下直起身子时，平台上的人开始兴奋起来，紧盯着这位新到的旅客走下楼梯。这位旅客从丹麦来，不是神父就是牧师，身着一袭灰色教袍，领口处戴着白色的领圈。他已年近五十，中等长短的铁灰色头发从前额向后梳着，但面容显得较为年轻；高个子，宽肩膀，看起来身体不错，身材几乎和那个在平台上观察他的人一样。

当旅客们排队进入入境大厅，准备护照检查、通关的时候，豺狼把望远镜塞进身旁的皮质公文包里。然后，他合上公文包，悄悄地转身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主厅。十五分钟后，那个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个箱子从海关大厅走了出来。看来没人接他，他先在巴克莱银行柜台换了点钱。

六周以后，从他接受丹麦警方讯问时的回答来看，他当时并没留意身边站着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年轻英国人。至少他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表面上看，那个英国人是在柜台前排队等候，但实际是在透过墨镜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丹麦人的相貌特征。

但当他从主厅出来，登上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开往克伦威尔街的机场大巴时，这个英国人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拎着一个公文包，他们是坐同一辆车到的伦敦。

到站的时候，丹麦人停了几分钟，等自己的箱子从巴士后面的行李拖车上卸下来，然后经过服务台，向着标有“出租车”字样的箭头标志走去。与此同时，豺狼从巴士的后面绕过来，穿过机场大巴停靠站，朝员工停车场走去。他事先把车停在了那里。他把公文包扔在敞篷跑车的副驾驶座上，把车开到巴士停靠站左边靠墙的位置停了下来。在右边柱子支撑的拱顶下，有一条长长的待客出租车队伍，他可以在这个位置将其一览无遗。丹麦人上了第三辆出租车，驶入克伦威尔街，向骑士桥开去。跑车也紧随其后。

出租车把牧师放在了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馆前。跑车则驶过旅馆门口，花了几分钟在柯曾街的另外一边找了个空位停了下来。豺狼把公文包锁在后备箱里，在谢泼德市场的报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的午间版，五分钟之内回到了旅馆的前厅。又等了二十五分钟，丹麦人走下楼，把房间钥匙交给前台服务小姐。她把钥匙挂了起来，钥匙在钩子上晃了几秒钟。那个坐在前厅扶手椅里的人显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麦人走进餐厅，他便把手里的报纸放低了一点，看到钥匙的号码是四十七号。又过了几分钟，前台小姐回到后面的办公室为另一位客人确认剧场的订位，没人注意到这个戴墨镜的人悄悄溜上了楼。

四十七号房间的门关得很严实，用两英寸宽的云母片打不开，再配上画家用的那种弹力调色刀，才终于把弹簧锁的锁芯顶开。牧师只是下楼吃午饭，护照就放在旁边的桌上。豺狼回到走廊上时，前后还不到三十秒。他没有动牧师的支票夹，这是为了让有关机构在没有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说服这个丹麦人，他只是把他的护照忘在什么地方了。事后证明也的确是这样。丹麦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国人早就走远了。下午晚些时候，牧师告诉酒店经理，他的护照不见了。经理在房间里找了一遍，向丹麦人指出，他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包括他装旅行支票的钱包。他从这些方面判断并劝说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来酒店，他肯定是把他的护照掉在旅途中的什么地方了。丹麦人很好说话，在异国他乡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尽管他并不以为然，但还是同意了经理的说法。于是第二天，他向丹麦领事馆提出护照挂失，领事馆给他签发了一张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的旅行通行证。之后他就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领事馆签发这份旅行通行证的工作人员用“哥本哈根，佩尔・詹森牧师”的名字为这份遗失的护照建了档，然后也没再管了。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

两天以后，一个从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学生也经历了类似遭遇。他从纽约飞到伦敦，在机场大楼的美国捷运柜台用护照兑换他的第一张旅行支票。换好后，他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把护照放在一个有拉链的小袋里，塞进了他的皮质手包。几分钟后，为了招呼搬运工人，他把手包放下了一会儿，三秒钟后包就不见了。起初他责怪搬运工，搬运工把他领到泛美航空公司问讯处，问讯处又让他去找最近的负责机场安全事务的警察。后者把他带到办公室，他在那里向警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番调查后，排除了其他乘客误拿的可能。这件事被作为蓄意盗窃记录在案。

对于公共场合发生的这种盗包行为，警官向这位运动员体格的年轻学生道歉并表示遗憾。还向他介绍了机场当局为控制针对国外旅客的盗窃所采取的预防措施。美国学生大度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也遇到过类似的被盗事件。

这份报告后来按常规被转往伦敦各警局，报告里对失窃的手提包、里面的物品、证件以及小袋内的护照都进行了描述。几周之后，手包及其内物品都没有找到的迹象，这件案子最终归了档，从此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马蒂・舒尔勃格前往格罗夫诺广场的领事馆，申报自己护照遗失，然后拿到了一张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交换生”女友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后返回美国了。领事馆对遗失护照也做了登记，并向华盛顿的国务院做了汇报。但两个机构随后就把这个事抛诸脑后了。

在伦敦机场的两个国际航班到港大楼里，究竟有多少旅客在走出机舱、步下舷梯时被那个双筒望远镜在瞭望台扫描过，现在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尽管这两个丢失了护照的人年龄不同，却有一些共性。他们都差不多六英尺高，宽肩膀，身材修长，蓝眼珠，相貌和那个一声不吭跟踪他们并行窃的英国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詹森牧师四十八岁，灰头发，戴金边眼镜，马蒂・舒尔勃格二十五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戴着一副高档的宽边眼镜。

豺狼在他南奥德雷街的公寓写字台上长时间地研究这两个人的脸。随后，他花了一整天时间，相继去了这些地方：道具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的男士服装专卖店（这里专门卖美式服装，而且大多是在纽约做的），并在那订了两副蓝色的平光眼镜，一副金边，一副黑色宽边。他还置办了一套行头：一双黑色耐克鞋，T恤衫和短裤，白色便裤，一件天蓝色尼龙风衣——拉链前开，领口和袖口都是红的，一件白色羊毛衫，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还有件带领圈的传教士白衬衫和黑色教服。最后三件衣服的商标都被他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门，是去了切尔西一家由两个同性恋经营的男用假发店。他在那里买了栗色和灰色两种染发剂。店主还悄声指点他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染成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用来蘸染发剂的刷子。除了那套美式服装外，他从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样以上的东西。

第二天是七月十八日，《费加罗报》第二版下方刊登了一小段消息。消息称：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副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伊警长，在他位于巴黎珠宝街的办公室里中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病故。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因今夏以来刑警总队各部门压力巨大，工作繁重，他将即刻到任。豺狼在伦敦每天都会阅读所有能买到的法国报纸。读到这段的时候，标题里的“刑警”两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没再多想。

在开始去伦敦机场观察瞭望之前，他已决定在整个刺杀过程中都使用假身份。搞一个假英国护照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豺狼用的是大多数雇佣杀手，走私犯和其他要用假名穿越国境的人惯用的法子。他首先开车在泰晤士河谷周围各郡的小村庄转了转。行至第三个公墓，豺狼找到了一块符合他要求的墓碑。死者名叫亚历山大・杜根，一九三一年两岁半时就死了。如果他活着，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应该比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豺狼自称是业余族谱研究爱好者，他想追寻杜根家族的支脉。年长的教区牧师对他非常尊敬，热心地接待了他。他从老牧师那里得知，这里过去的确有一个杜根家族。他对此既惊讶又感动，似乎教区的记载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

老牧师很和善。他们一起去教堂的时候，豺狼对这座小小的诺曼底式建筑大为赞赏，并在捐款箱捐助了重建基金，这使老牧师的态度更为友善。教区的记录显示，杜根夫妇在过去的七年里相继去世，他们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埋在教区墓地有三十多年了。豺狼随手翻阅着一九二九年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四月的记录里，教士那难以辨认的字体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

他记下了所有细节，再次诚挚地谢过老牧师后离开了。回到伦敦，他来到“婚姻及出生、死亡登记中心”，在来访卡上声称自己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最近，事务所的一位老客户过世了，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孙子。他现在需要找到这位客户的孙子。客户其中一个孙子名叫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登记中心年轻的助手问也没问就接过了他的来访卡，对å他的理由也丝毫没有起疑。

大多数英国公务员面对礼貌的问询都会尽量提供帮助。在这件事上，这个年轻的助理也不例外。检索记录表明，被问到的孩子和所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只是已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了。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弄到了一份出生和死亡证的复印件。回到住所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劳工部的办事处，拿到一份护照申请表，又去玩具店花了十五先令买了个玩具印字机，然后去邮局买了一英镑的邮票。

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在申请表里填上杜根的名字，准确的年龄和出生日期等等信息。但其他内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况填写的。他填上他自己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职业一栏简单地写了个“商务人士”。从孩子出生证上得来的孩子父母的全名也被填了进去。在证明人那一栏，他填上了詹姆斯・埃尔德利，这是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牧师的名字，就是那天早上和他聊天的那位，他还助人为乐地在教堂门外的一块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全名和法学博士的头衔。他仿照牧师那瘦削的手法，用笔尖蘸着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画仿造了牧师的签名。他用印字机做了个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签名旁边：“圣马可教区，萨姆本・费什利。”

他把出生证复印件、申请表和邮票一起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的复印件毁掉。四天后，他正在看《费加罗晨报》的时候，一本崭新的护照就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把护照取了回来。下午，他锁好公寓大门，开车抵达伦敦机场，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航班。和以前一样，为了避免用支票，他使用现金购买机票。在他公文箱的底部，有一个比一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非检查极其彻底，否则是看不出来的。在这个夹层里放着两千英镑，这是他当天早些时候从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私人物品箱里取出来的。

他的哥本哈根之行就像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来去匆匆。离开凯斯楚普机场前，他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去布鲁塞尔的航班。抵达丹麦首都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没法买东西，所以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酒店订了房间，去七国饭店享用了一顿奢侈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又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打情骂俏了一番，凌晨一点才上床睡觉。

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好的一家男装店买了一身灰色轻质的牧师服，一双朴素的黑色皮鞋，一双袜子，一套内衣裤，三件有领子的白色衬衣。他每样都只买带有“丹麦制造”标志的，在衣物里面有块小布条，上面有丹麦生产商的名字。他并不需要白衬衣，买它只是为了得到里面的商标，以便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领圈和教服上。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接受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最后，他买了一本丹麦文的有关法国著名教堂和礼拜堂的书。中午，他在蒂沃利花园的一家湖滨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餐，下午三点十五分乘机前往布鲁塞尔。

4

像保罗・古森这样一位才能出众的人为什么会在中年的时候走上歧途，这个问题使他的几个朋友、“广大”客户以及比利时警察，都颇为费解。他在利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了三十年，技艺精湛，令人信赖。在工程领域，精确是绝对必要的，而他在这方面树立了一流的口碑。在三十年里，他成为公司各种军事产品的顶尖专家。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良的武器，从女用的小巧自动手枪直到重型机关枪，品种齐全。此外，古森的诚实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战争期间的记录也相当辉煌。虽然在被德国占领期间，他仍然在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军工厂工作，但事后证明，他无疑是在为“抵抗运动”组织从事地下工作。他帮助迫降的盟军飞行员逃离敌占区，向他们提供庇护所。他在工厂里组织了一个破坏小组，使利日生产的武器有很多都打不准，或者打到第五十发子弹时枪膛自爆，把德国士兵炸死。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律师从这个极其谦逊低调的人嘴里一点点探听出来的。他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因为担心解放后的荣誉和奖章使自己尴尬，所以他从未暴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律师正是在庭上用这些情况为他辩护，才最终使他获得减刑。

五十年代早期，在和一位国外客户做的一笔利润很大的军火生意里，有人被发现贪污了一大笔款项。古森那时是公司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当怀疑到他时，他的上司冲警察大喊：怀疑值得信任的古森先生实在太荒谬了。

他的经理甚至在法庭上还为他辩护，但主审法官认为，以这种方式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更不可原谅。他被判十年监禁。上诉后改判为五年。由于表现良好，他三年半后获得释放。

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把孩子也带走了。那座位于美丽的利日郊区的花团锦簇的房子也就此成为过去。国家军械厂的工作也一样。他住进了布鲁塞尔的一套小公寓里。后来，他开始非法贩卖武器，其中大部分都销往西方世界的地下组织。由于生意蒸蒸日上，他又搬出城住了。

六十年代早期，他得了一个绰号——“军械师”。任何比利时人在国内都可以合法购买武器——左轮枪、自动步枪或者来复枪。在任何体育用品商店或者枪械店，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证明自己是比利时人就行。不过每件售出的武器以及后续弹药的销售都必须在武器制造者的日志上记录，同时还要登记购买者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古森从来不用自己的身份证，他用别人的，偷的或是伪造的。

他和城里的一个顶尖扒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人除了做国家的客人在监狱里闲住之外，能轻而易举地从别人的口袋里取出钱包。古森用现金把这些钱包从小偷手里买下来，又雇了个高手帮自己伪造证件。这个人四十年代后期伪造了大量法郎，由于粗心，把钞票上“法国银行”[15]字样里的一个字母“u”漏掉了，因此倒了大霉（那时候他还年轻）。后来他转行伪造护照，比之前要成功得多。如果古森需要为客户购买武器，他从不亲自带着伪造得十分出色的身份证去找枪械制造商。他总是找个刚出狱没活干的小偷或者一时没戏可演的演员出面。

和他来往的人中，只有那个扒手和造假证件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客户中，有些是比利时黑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不仅不干涉他的买卖，还想方设法地保护他。有的人被捕后拒绝招供枪支的来源，原因很简单，他对他们太有用了。

虽然比利时警方对他的部分“活动”有所察觉，但却始终无法将他人赃并获，而且也没有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词来判他有罪。他们知道他把自己的汽车间改造成了一个小巧但装备精良的铸造车间。他们反复搜查，但除了车间主人随身佩带的熟铁制的大奖章和布鲁塞尔的一些纪念雕像外，什么也没发现。警察最后一次去搜查时，他非常郑重地向带队的警长赠送了一个小于连的雕像[16]，以此表明他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古森悠闲地等着一个英国人上门。这是一位最好的主顾通过电话介绍给他的。这个老主顾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在加丹加[17]当雇佣兵，从那以后，他就做起了为布鲁塞尔各家妓院看场子的生意。

中午时候，客人如约而至。古森把他领进客厅尽头的办公室，办公室并不大。

“您可以摘下眼镜吗？”客人坐下后他问。看到高个的英国人有些犹豫，他随即补充道：“您知道的，我认为咱们在做生意期间，最好尽量相互信任。喝一杯吗？”

这个持亚历山大・杜根护照的人取下了墨镜，略带疑惑地注视着这个小个子军械师倒了两杯啤酒。古森在写字台后面坐了下来，呷着啤酒，平静地问：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先生？”

“我想路易斯之前应该已经在电话里告诉过你我要来吧？”

“当然，”古森点点头，“否则您现在不可能在这儿。”

“他告诉过你我要做什么吗？”

“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他在加丹加认识了您，他可以担保您不会坏事儿，您需要一件武器，而且可以付现金——英镑。”

英国人缓缓地点了点头：“好的。既然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那就没理由不让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而且，我要的武器是一支非常专业的枪，需要不同寻常的附件。我……嗯……专门替那些有钱有权的人铲除敌人。显然这些‘敌人’通常也是有财有势。这种事总是不太好办。这些人的安全防卫很专业。这样的工作需要精心策划，还需要一件称心如意的武器。我现在手头就有这样一项工作。我需要一支步枪。”

古森又呷了一口啤酒，冲客人善意地点点头。

“很好很好，您是一位像我一样的专家。我很喜欢这样的挑战。您想要的是哪种类型的步枪？”

“重要的不是步枪的类型。问题在于这项工作带有一些限制，我要找到一支能在这些受限制的条件下达到满意效果的步枪。”

古森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一支空前绝后的枪，”他愉快地说，“一支专为某个人量身定做的枪，一支专为在某一系列环境下完成某项工作的枪，一支永远不会被再使用的枪。您找对人了。我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亲爱的先生。我很高兴您能来找我。”

英国人对比利时人的职业热情报以微笑：“我也是，先生。”

“现在告诉我，这些限制是什么？”

“主要的限制是尺寸。不是指长度，而是主要部件的体积。后膛和弹膛必须小于……”他伸出右手，中指和拇指的指尖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字母“O”，其直径小于两英寸半。

“看来这支枪不可能连发，否则枪筒肯定要比这个大。同理，也不能装弹簧，因为弹簧系统的体积比较大，”英国人说，“我看必须是一支一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的步枪。”

古森看着天花板，点着头，脑子里记着客人所说的细节，勾画着步枪的草图，枪身和击发部分必须非常纤细。

“接着说，接着说。”他喃喃地说。

“另一方面，不能像792式毛瑟枪或者利・恩费尔德的303式步枪那样让枪栓的扳手从侧面伸出。枪栓必须从后面装入，正直朝向肩膀，用拇指和食指装弹。也不能有扳机保险，扳机本身要可装卸，以便在击发前安装。”

“为什么？”比利时人问。

“因为整个机械部分都要在一个管状容器里放置和运输，这个容器不能引人注意。所以它的直径不能大于我刚才示范的那个大小。原因我稍后会解释。扳机有可能是可拆卸的吗？”

“当然可以，什么都是可能的。肯定可以设计出一支单发步枪，像短枪一样，弹膛从后部打开、装弹。弹膛必须和枪栓完全分开，但需要一个铰链，这可省不了。设计制造这样的一支枪必须从草图阶段开始，要锻制一块钢材来做整个后膛和弹膛。在我的小车间做起来不太容易，但是可以做到的。”

“要多长时间？”英国人问。

比利时人耸耸肩，摊开双手：“我看怕是要几个月。”

“我没那么多时间。”

“这样的话就需要在商店买一支现成的步枪改造。请继续。”

“好的。这支枪必须很轻。口径不需要很大，弹头会完成任务的。枪管很短，应该不长于十二英寸……”

“射击距离是多少？”

“这个现在还不确定，但可能不超过一百三十米。”

“射头部还是胸部？”

“可能必须射头部。我可能会打到胸部，但头部更保险。”

“是的，如果您打得准，肯定是头部更保险。”比利时人说，“但胸部更容易打中。至少我估计，如果有人用一件短管轻型武器从一百三十米外射击时是这样，中间也许还有障碍物呢。”他补充道，“您不确定是射头部还是胸部，这么说，可能会有人在中间走动？”

“是的，有可能。”

“您有机会射第二枪吗？要知道，您要花数秒钟退出子弹击发后的弹壳，再装填一发新弹，合上后膛，再次瞄准。”

“几乎不可能。如果我使用消音器而首发完全未命中，没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我也许有第二次机会。但即使我首发命中太阳穴，我也需要消音器帮助我逃离。附近的人大致判断出子弹射出的方向肯定要花上好几分钟。”

比利时人继续点着头，这次他盯着的是桌上的便笺本。

“这样的话您最好用达姆弹，我给您枪的时候会给您准备一些。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英国人点点头：“甘油的还是水银的？”

“哦，水银的吧，我想。这样更干脆利落。对这支枪您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还有。为了使枪更纤细，枪管以下的所有木制把手都要去掉。整个枪托都得去掉。为了便于射击，枪托要像斯坦式卡宾枪那样呈架式结构，它的上、下和靠胸的三部分必须能旋开，可以分拆成三个独立的钢条。最后，消音器和瞄准镜必须绝对有效。这两样也必须可以拆卸保存和携带。”

比利时人想了很长时间，直到啤酒都快喝光了。英国人有些不耐烦了。

“那么，你能做吗？”

古森似乎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略带歉意地笑了笑。

“请原谅。这个订单非常复杂。但是可以的，我能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做不出来的东西呢。说真的，您所描述的是一次远途行猎。而完成这项工作的装备在经过检查时不能引起任何怀疑。一次远猎所需要的猎枪，这就是您所要的枪。不是点二二口径的小枪，那是打兔子的；也不是雷明顿点三○的大枪，那种枪永远不可能满足您所提出的尺寸限制。

“我想我脑子里已经有这样一支枪了。在布鲁塞尔的体育用品商店很容易买到。这种枪很贵，但很精准。它很漂亮，射击也很准，纤细，重量也轻。常用来打羚羊和小鹿，但装了达姆弹就可以打大家伙了。告诉我，呃……目标走得慢还是快，或者不快不慢？”

“静止的。”

“那就没问题了。由三个独立钢条组装起来的架式枪托和旋进式扳机纯粹是机械加工的事。在枪管的末端刻出螺纹来安装消音器，以及将枪管锯短八英寸的工作我可以自己做。不过，有的人少了八英寸的枪管就失了准头，真是可惜。您是神枪手吗？”

英国人点点头。

“那样的话，在一百三十米外，又有瞄准镜，射一个静止不动的人就没问题了。消音器我自己做。这并不复杂，但是材料难弄，尤其是步枪用的长型材料。猎枪很少有用这些的。现在，先生，您对您前面提到的将枪支分解装运的管状容器是怎么考虑的？”

英国人站了起来，走到桌子前，在小个子的比利时人面前就像一座铁塔。他把手伸进上衣。有那么一刻，这个小个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第一次注意到，无论这个杀手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他的眼睛始终被一层灰色的云雾覆盖着，毫无变化。就像有一缕烟遮住了所有可能触及这里的表情。英国人拿出了一支银色的自动铅笔。

他把古森的便笺本调转过来，在上面迅速画了几秒钟。

“你看得明白吗？”他边把便笺本递回给枪械师边问。

“当然。”比利时人扫了一眼画得相当精确的草图，回答道。

“好的。现在这样，整个容器由一系列用螺丝拧在一起的铝管组成。这个，”他用铅笔尖在图上的一处敲着，“装枪托的一根支架。这里面放另外一根。两根支架装在管子里组成这部分。枪的肩托由这个和那个一起组成。这样一来，这就成了唯一不需要任何改变就可以用做两种用途的部分。”

比利时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里，”英国人又用铅笔敲着图上的另一处，“最粗的地方是直径最大的管子，用来装枪的后膛，枪栓也要放在枪膛里。这里慢慢细下来，接上枪筒。显然，有了瞄准镜就不需要准星了。所以，拧开套筒，里面的东西就会整个从容器里滑出来。最后的两部分……这里和这里，装瞄准镜和消音器。最后是子弹，塞在底部的这里。所有的东西组装起来的时候，必须和你现在看到的完全一样。拆解后，它的七个部分——子弹、消音器、瞄准镜、步枪、三根用来组装成三角形架式枪托的钢条——必须能够重新装配成一支完整的可使用的步枪。明白吗？”

小个子比利时人对着草图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站起身，伸出手来。

“先生，”他敬佩地说，“这是天才的设计。这种设计既不会被人发现，又简单可行。”

英国人对此既没有表现出感激也没有生气。

“好，”他说，“现在来谈谈时间问题。大概十四天后我就要这只枪，可以吗？”

“可以。三天内我就能弄到需要的枪。加工时间一周，这个要看改造的进度。买瞄准镜不是问题。您可以让我来选瞄准镜，我知道您所设想的一百三十米外射击所需要的精度。您最好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校一下枪和所有设备。做消音器，改装子弹，做套筒……是的，我日夜赶工的话，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过您最好提前一两天再过来一趟。这只是防止最后还有什么细节需要讨论。您十二天后能再来吗？”

“可以，从现在开始的七到十四天内任何时间我都可以来。但十四天是最后期限。我八月四日必须返回伦敦。”

“先生，如果您八月一日能来这里以便最后商榷并付款的话，那么四日早上您就可以拿到那支根据您的最后要求所设计的，让您满意的枪了。”

“好。现在说说你的成本和工钱。”英国人说，“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像这样的活儿，考虑到要做的所有工作，我这里的设施，我个人的专业知识，我必须收您一千英镑。我承认这个价钱高于普通的步枪。但这支枪不是一支普通的步枪。它是一件艺术品。我确信我是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收费合理而且能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像您一样，先生，在我的领域里我是最棒的。一分钱一分货嘛。而且我还要买枪、子弹、瞄准镜和其他原材料……嗯，差不多还要再加二百英镑。”

“成交。”英国人没有讨价还价，回答得十分干脆。他又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拿出几卷五英镑的钞票，每卷二十张。他点了五卷钞票出来。

“我建议，”他平静地说，“为表示我的诚意，我先付你五百英镑作为你的开销。十一天后我再来时会带给你剩下的七百镑。可以吗？”

“先生，”比利时人熟练地把钱装进口袋，“和您这样一位专家兼绅士做生意真令人愉快。”

“还有一点，”他的客人继续说，似乎不曾被打断一样，“你以后不用再联系路易斯了，也不要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打听我是谁或者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更不要打听我为谁工作，或者针对谁。如果你试图这样做，我肯定会知道。那你就别想活命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试图联系警察或者设置陷阱，你也会没命。听明白了吗？”

古森有些不安。他站在门厅里抬头看着英国人，感觉恐惧像鳗鱼一样在肚子里扭动。他见过很多比利时黑社会的厉害人物，他们来找他要各色特殊或者寻常的武器，或者只是来要最不起眼的扁头科尔特手枪。这些人都是悍匪，但是这位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打算去杀一个戒备森严的重要人物的客人身上，却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他要杀的肯定不是黑帮头目，一定是个大人物，也许是一位政客。他原本想表示抗议或是规劝他一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并不想了解您，不想了解您的任何事。交给您的枪也不会有序列号。您要知道，对我来说，您的所作所为不会追踪到我才更重要，我不会去关心额外的事。再见，先生。”

豺狼走进明亮的阳光里。他走了两条街，找了辆出租车返回市中心的友谊酒店。

他怀疑古森为了买枪一定会雇一个造假证的，但他更喜欢用自己的人。还是他过去在加丹加认识的路易斯帮了他。这件事并不难。作为伪造证件的中心，布鲁塞尔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外国人都喜欢在这儿办此类事情，不用什么手续就能得到所需的帮助。六十年代早期，在法属刚果出现之前，布鲁塞尔是雇佣兵的基地，随后南非等英属领地垄断了这桩生意。随着加丹加的丢失，旧的冲伯[18]政权雇佣的三百多名军事顾问都失业了，他们在红灯区的酒吧里闲晃，很多人都有好几套身份证。

路易斯帮他安排好约会后，豺狼在纳弗街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自我介绍之后，两个人便退到拐角处。豺狼拿出自己的驾驶证，这是伦敦市政局两年前颁发的，有效期还有几个月。

“这本驾照，”他对比利时人说，“它的主人已经死了。我在伦敦被禁止开车。我需要用我自己的名字做一张驾照前页。”

他把杜根的护照放在造假证的人面前。对面这个男人先是扫了一眼护照，他发现护照很新，是三天前颁发的。然后他狡黠地看着英国人。

“可以。”他小声地说着，然后打开那本小巧的红色驾照。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

“这不难，先生。英国当局都是绅士。他们一般想不到官方文件会被伪造，所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这页纸，”他轻轻拍着驾照首页上黏着的那张小纸片，上面有驾照的号码和持有者的全名，“用玩具印字机就能印。水印也容易做。没什么问题。你要的就是这些？”

“不，还有两份其他的证件。”

“哦。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说，这样简单的事你也要来找我，真是很奇怪。在伦敦肯定有人几小时就能给你做好。另外的证件是什么？”

豺狼详细地描述了他要的证件。比利时人眯着眼睛考虑着。他拿出一盒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递了一根给英国人，对方拒绝了。

“这两件不太容易。法国身份证还好办些，到处都能找到。你知道的，只有在真证件上加工出的，效果才最好。但另外一个，我想我没见过这样的。这是个十分少见的要求。”

一个服务员从他们身边经过，豺狼让他续满酒杯。造假证的停了下来。服务员走后他才继续说：

“然后是照片。这也不容易。你说年龄、头发颜色和长短都要有所不同。需要假证件的人通常是把自己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只伪造个人信息。但做一张新照片，甚至又不像你现在看起来的样子，事情就复杂了。”

他喝了半杯啤酒，仍旧盯着对面的英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一个和证件持有者年龄差不多的人，而且还要和你面貌相仿，至少头部和脸部都相似，再把他的头发剪到你要的长度。然后把这个人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基于这一点，你得按照这个人的真实外貌来乔装你自己，而不是反过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豺狼答道。

“这要花点儿时间。你在布鲁塞尔能待多久？”

“不是很长，”豺狼说，“我很快就要走，但我八月一日就能回来。然后，我能待三天。四日我必须得返回伦敦。”

比利时人盯着面前护照上的照片，又想了一会。他从口袋里拿了张纸，把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名字抄在上面，然后把护照合上，还给英国人。他把这张纸和驾照都装进口袋。

“好吧。可以。但我得给你现在的样子照两张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这需要时间和钱。另外，还有额外的费用……可能需要带擅长扒窃的朋友去趟法国，弄一本你说的第二种证件。显然我得先在布鲁塞尔打听一下，但可能要费不少力气——”

“多少钱？”英国人打断了他的话。

“两万比利时法郎。”

豺狼想了一会儿：“大约一百五十英镑。好的。我先给你一百英镑，剩下的交货时再给。”

比利时人站了起来：“那咱们先拍照吧。我自己有一间照相室。”

他们搭出租车来到一英里以外的一间地下小屋。看起来是一家破败的照相馆。门外的招牌显示这是一家还在经营的商业机构，专门为顾客冲洗护照照片，立等可取。橱窗里摆放的自然是让路人一看便以为是照相馆主人过去的精华作品——两张经过大幅修饰过的傻笑的姑娘的照片；一张结婚照，夫妇俩都不招人喜欢，让人对婚姻这个概念感到不快；还有两张小孩的照片。比利时人领着客人走下台阶来到前门。他打开锁，把客人请进屋。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其间比利时人所表现出的照相技巧，是橱窗中照片的拍摄者永远都不可能有的。房间的角落里有个大箱子，他用钥匙打开，里面有一整套昂贵的相机和打光设备，此外还有一大堆面部化装用具，包括染发水、染色剂、男女用假发、各种眼镜以及一盒演出用的化妆品。

正在忙活的时候，比利时人忽然想到了一个不用找替身来拍照的主意。他花了三十分钟给豺狼的脸部化装，仔细端详之后又冲向橱柜拿了一顶假发。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是一顶铁灰色的假发。

“你觉得你的头发剪成这个长度，再染成这个颜色之后看起来像这个吗？”

豺狼接过假发仔细审视。“可以试一下，看看照出来的效果如何。”他建议道。

效果很好。比利时人给他的客人照了六张照片，半小时后他从冲洗室出来，手拿着一叠冲印好的照片。两个人趴在桌上，相片里一个衰老、憔悴的男人“望”着他们，肤色灰暗，眼睛下面还有疲劳或是疼痛造成的黑眼圈。这个人没留胡子，但从他一头的灰发来看，他肯定至少五十多岁，而且身体并不结实。

“我觉得这个不错。”比利时人最后说。

“问题是，”豺狼回答，“你在我脸上化了半个小时的妆才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假发。我一个人可弄不出来。何况现在我们是在灯光下，而他们要我出示证件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并非如此，”造假证的人反驳道，“你不完全像照片并不重要，相片不像你才糟糕。检查证件的人的头脑是这样工作的。通常，他先看到的是你的脸，然后要你出示证件，接下来他才能看到照片。这时候，他已经把站在他身边的人的形象看在脑子里了。这就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在照片上寻找的是相似之处而不是不同的地方。

“其次，这张照片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五厘米，但身份证上照片只有三乘四厘米大。第三，要避免太像。如果证件是几年前颁发的，这个人不可能一点儿都不变。我们这张照片里你穿着开领、带条纹的衬衣，还系着圆领。检查的时候就要避免穿这个衬衣，甚至要避免穿开领的衬衣。到时候，你应该系条领带，或者围条围巾，或者穿个高领的毛衫。

“最后一点，我给你做的都是很容易模仿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头发。在用这张照片前，你必须剪成短发，而且要染成灰色，可能要比照片里更灰一些，但不能比照片里的颜色浅。为了使人有年长和衰老的感觉，可以长两三天胡子茬，然后找把能杀死人的快刀，但刮破几处。年纪大的人常有这种事。脸色也很关键。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脸色应该发灰、疲惫，而不是蜡黄病态。你能弄到火药吗？”

尽管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但豺狼听着造假证者的见解，内心十分钦佩。这是他今天第二次接触到精通本行业的专家了。他提醒自己，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感谢路易斯。

“也许能弄到吧。”他小心地说。

“两三个小块的火药，嚼碎了吞下去，能让你在半个小时内恶心想吐，不舒服但不会致命。它还能使你的皮肤发灰、苍白，满脸流汗。我们以前在部队用这个法子来装病，或者逃避劳役和日常操练。”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诀窍。现在咱们说点儿别的，你觉得你能准时弄好证件吗？”

“从技术角度来看，肯定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能够弄到一张原始的你所要的第二种证件。因此我必须加紧干。但如果你能在八月初回来，我想我是可以给你办妥的。你……嗯……说过可以预付一笔费用……”

豺狼把手探进内侧的口袋拿了一卷二十张五镑的钞票递给比利时人。

“我怎么联系你？”他问。

“我想可以用和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的联系人也许离开了这个城市，或者我找不到他，那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八月的头三天，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我在我们今晚见面的酒吧等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当作交易取消了。”

英国人已经脱掉了假发，正在用浸着清洁剂的毛巾擦脸。他默默地系上领带，穿好上衣。穿戴整齐之后，他转向比利时人。

“有些事我想讲清楚，”他平静地说，声音里一丝友好的成分都没有。他盯着比利时人的眼睛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峡上的迷雾。“你做完这件工作后，就按你刚才说的那样在酒吧里等我。你必须把新驾照和你手里那张从旧驾照上撕下的纸一起给我。我们刚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给我。你必须忘记杜根这个名字以及那张驾照原始主人的名字。你要做的两个法国证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应该是既简单又普通的法国人名。把这两个证件交给我以后，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你永远不可以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次的交易。如果你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得死。明白吗？”

比利时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本以为这个英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主顾，仅仅希望能在英国开车，另外出于个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国装扮成一个中年人。也许他是个走私犯，从布列塔尼的一个偏僻渔港把毒品或者钻石运进英国。不过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真的很不错。可是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这个英国人消失在夜色里。他走了五个街区才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友谊酒店，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肉，然后认真地洗了个澡，把身上化装的痕迹彻底弄干净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结清酒店的账单，搭乘布拉班特国际特快列车去了巴黎。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动分局的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仔细审阅着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门的特工人员填写的日常报告。每份文件薄薄的蓝色封面上都有一组名单，那是有权收到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早上送来的，通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报告，了解大致的内容，然后把主要信息储存在他那记忆力超群的大脑的某处，并把它们各自分类存档。但在今天的这两份报告里，有一个词频繁出现，使他产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三处”（西欧处）的一份内部传阅备忘录，里面是“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快电的摘要。电文直截了当：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们的顶楼套间里，依旧由他们的八名保镖守卫着。他们从六月十八日进驻该酒店后就再未出过大楼。“三处”已经从巴黎增派人手到罗马，协助对该酒店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巴黎的指示仍然没变：不采取任何行动，仅保持监视。酒店里的人三周前已经建立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详见“三处”六月三十日发自罗马的报告），目前该渠道仍然畅通。联络员是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的桌子右边放着一个锯开的一○五毫米的弹壳。这是他的大容量烟灰缸，这会儿里面的蓝月牌香烟的烟蒂已经装了半缸了。弹壳边上放着一个暗黄色的档案夹。上校翻开档案夹，目光沿着《三处六月三十日罗马报告》向下看，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

报告称：每天有一名保镖离开酒店，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这儿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邮件待领处租用了一个信箱。“秘密军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担心失窃。所有给“秘密军组织”最高层头目的信件都被寄给这个“普瓦捷”，并由待领处的当值服务员负责保管。“三处”的一名特工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罗兰上校合上档案夹的封面，拿起当天早上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来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报告。报告中说到，在一次警方对某酒吧进行例行检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随即引起了一场打斗，两名警察被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通过指纹检验，证实此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从布达佩斯逃出。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又注了一条：科瓦茨是“秘密军组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尔及利亚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区一系列知名忠诚人士的暗杀有牵连，警方对他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秘密军组织”枪手的助手，那个枪手就是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罗兰上校仔细思考着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里面立刻有人应道：“您好，上校先生。”他对着呼叫器说：“给我拿一份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个人档案。现在就要。”

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档案。他看了一个小时。有好几次，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特别的段落。当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过楼下的小径去午餐时，罗兰上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楼下文件部的笔迹专家以及两名他的私人卫队卫士。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却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并发出一封信。”

5

豺狼乘坐火车到达巴黎北站的时间正好是在午饭前。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一家十分舒适的小旅馆。虽然这家酒店和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酒店或者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不是同一档次，豺狼恰恰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且不大为人所知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巴黎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另一方面，七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者在布鲁塞尔都更容易碰到在伦敦认识他又知道他真名的人。他相信在街上的时候，他习惯性戴着的包围式墨镜能够掩饰他的身份，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戴着墨镜也非常自然。但在酒店的门厅和走廊则可能存在风险。这种场景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被人兴高采烈地喊住，一声“哇，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之后，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前台服务员就会听见别人喊他的真名。

他在巴黎期间没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他过得很安分，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餐——羊角面包和咖啡。他在街对面的熟食店买了一罐橘子酱，然后叮嘱服务员每天早上送餐的时候把他的橘子酱一起送来，代替每天早餐盘里酒店提供的黑葡萄酱。

他很少讲话，对酒店服务人员彬彬有礼。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他讲的法语带着英国式的生硬口音。当酒店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对酒店服务满意时，他总是让他们放心，说自己感到非常舒适，并感谢他们。

“杜根先生，”有一天，酒店的女主人对前台服务员说，“非常和蔼可亲，真是一位地道的绅士。”服务员也这样认为。

他总是外出，把时间都花在了旅游上。他到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张巴黎市区图，然后把自己小笔记本上他最想去看的景点都标在了地图上。他游览的时候很投入，所到之处都认真观察、研究，甚至会记下某些建筑的优美之处，或者是另外一些景点的历史背景。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是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平台上，眺望星形广场周围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的屋顶。如果那几天有人跟着他的话（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过），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即便是那位聪明的奥斯曼先生[19]的建筑都能吸引一位如此投入的崇拜者。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旁观者能想到，这位安静而优雅的英国游客几个小时里一直一边搅着他的咖啡，一边盯着这些建筑，脑子里却是在计算射击的角度，从建筑物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后的太平梯逃下，神不知鬼不觉混入人群中的可能性。

三天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造访了坐落在瓦勒里昂山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导游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导游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被这位英国伙伴对抵抗运动的礼敬所感动。他带着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路滔滔不绝地为他介绍着各种纪念物。但导游没有发现，这位客人的目光总是从烈士尸骨存放地的入口处挪开，却盯着纪念堂附近的监狱高墙。这座高墙将周围建筑物的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所有视线都隔开了。两个小时以后，客人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笔既大方又不过分的小费，便离开了。

他还参观了荣军院，它的南面是荣军大酒店，酒店旁边是拿破仑的墓地以及象征法国军队荣誉的圣殿。巨大的广场西侧的法贝尔街尤其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天早上，他就坐在街角的咖啡馆，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圣地亚哥广场相连的地方。格伦内尔街与法贝尔街呈九十度角。他预计，从他头上建筑物的七或八楼，也就是格伦内尔街一四六号的楼上，一个枪手应该能够控制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庭院的进出口、大部分的广场，以及两三条街道。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但并不是理想的行刺地点。有一条砾石路从荣军院开始一直延伸到广场进口处，汽车最后会停放在进口的台阶下面。一方面，从楼上的窗子到停车处之间的距离超过了两百米；另一方面，一四六号楼上向下的视线会被圣地亚哥广场浓密的菩提树树冠挡住一部分，而且那里的鸽子也总是飞来飞去，不断掉下粪便。沃邦[20]雕像的肩膀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好在他从不抱怨。英国人最终觉得很失望，付完酒钱就离开了。

他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转了一天。城中岛的养兔场有后楼梯、小巷和走廊，但是教堂入口到台阶底下的停车处只有几米远，圣母院前广场的屋顶也太远了，而毗邻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广场的屋顶又太近，保安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布满监视哨。

他最后去了雷恩街的南广场。那天是七月二十八日。这里过去就叫雷恩广场，后来为了纪念戴高乐执掌政权，改名为“六月十八日广场”。豺狼的目光转到了建筑物墙上闪亮的新名牌上，凝视着它，想起了上个月他读到的有关记载。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虽然当时流亡伦敦的那个高傲的人形单影只，但他通过广播告诉法国人民，他们输掉了一次战役，却没输掉整个战争。

广场上的某些东西让杀手停了下来。巨大的蒙帕纳斯车站就蹲在广场的南边，对于巴黎的战争一代来说，这里充满了回忆。他顺着柏油路慢慢观察着。从蒙帕纳斯大道倾泻而下的车流与奥德萨大街和雷恩大街的车辆在这里汇集，仿佛一个漩涡。他看了看四周，雷恩大街两边的建筑很高，俯瞰着广场，建筑物临街的一面非常狭窄。他围着广场慢慢绕到南边，从栏杆中间向着车站的院子凝视了一阵。里面一片嘈杂，汽车和出租车每日在这里接送的人成千上万。这里是巴黎的大型干线车站之一。但到了冬天这里就一片寂静，仿佛一艘巨大而笨重的空船，在那里独自品味着在凝重的雾霭里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历史。车站就要拆了[21]。

豺狼转过身，背对着栅栏，看着雷恩大街上的车流。他面对着六月十八日广场，确信在预定的那天，法国总统一定会来这里，那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过去的一周他所勘察过的地方都只是可能，而这里，他确信，那个人一定会来。蒙帕纳斯车站很快就要消失了。那些见证了无数历史的金属柱将被熔化，制成郊区的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战败，法国胜利的车站广场将被改建成一家高档咖啡馆。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那个戴着法国军用平顶帽，有两颗金星的人，一定会再来一次。而同时，雷恩大街西侧拐角的屋顶天台与车站前广场中心的距离大约是一百三十米。

豺狼用老练的目光观察着眼前的地形。雷恩大街两头拐角处的房子都楔入广场，显然都可以入选。雷恩大街的头三幢房子也可以，不过那里到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狭小。再往里的话，角度就太小了。同样，东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街的前三幢房子也是可以的。再远的话，角度也会太小，而且距离也太远了。除了车站大楼以外，附近再没有什么建筑能够控制车站前广场了。但这里不能用，它楼上那些俯瞰前广场的办公室窗户里届时一定都布满了警卫。豺狼决定先勘察一下雷恩大街拐角的那三幢房子。他漫步走向东边拐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目光穿过街道盯着对面的房子。他坐的露台离底下喧嚣的车流只有几英尺远。他待了三个小时。然后去另外一头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吃午饭，在那里观察了东边的情况。整个下午他就在这条街上来回逛着，在附近的街区只要看到可用的房子就向那些公寓的前门里张望一番。

他最后去的是蒙帕纳斯大街临街的那些楼房。但这些都是新起的写字楼，显得很忙碌。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走过临街的房子，穿过马路，坐在树下人行道的长凳上，看着楼上，手里把玩着报纸。房子有五六层高，由石砖砌成；楼顶有一圈护墙，墙后是黑瓦铺就的斜度很陡的屋顶。屋顶是带阁楼的，不时探出一扇窗子。阁楼曾经是仆役的居所，现在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穷人住在这儿。屋顶，尤其是阁楼的窗子白天肯定会被监控。很可能在屋顶会有守卫，蹲在烟囱旁，用他们的野战望远镜注视着对面的窗户和楼顶。不过阁楼下面的顶层房间高度也不错。如果有人缩在黑暗的房间里，从街对面的窗户是看不到的。在巴黎炎热的夏天，一扇打开的窗户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在房间里向后缩得太深的话，向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就太狭小了。出于这个原因，豺狼将雷恩大街两边的三幢楼都排除了。那里的射击角度太小。现在只剩下四幢楼可供选择。他预期的射击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后，这时候虽然太阳已经西移，但高度仍然能让光线越过车站的楼顶，照进街东头的房间窗户里。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西边的那两幢。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七月二十九号那天一直待到了下午四点，他发现西侧的顶楼窗户只斜斜地射进一缕阳光，而东边的房间却被照得透亮。

次日，一个门房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几天豺狼要么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要么坐在人行道的长凳上。今天是第三天，他选了一个距他感兴趣的楼房出口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隔着行人络绎不绝的人行道，那个看门老妇就坐在出口处，织着东西。有一回，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服务员走过来和她聊了几句。他叫她贝特夫人。这个场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天气很温暖，阳光照进灰暗的门洞里几英尺深，太阳这时仍然高高挂在南方或东南方向，越过车站的屋顶照耀着整个广场。

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安适的祖母。这个前来勘察地形的人坐在离她二十英尺外的地方。他发现她很受欢迎。间或有人进出这幢房子时，她总是向人们打着招呼：“你好，先生。”每次人们都愉快地回应她：“你好，贝特夫人。”她性情温和，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幸事物都报有同情。下午刚过两点，跑来一只猫。贝特夫人立刻奔进自己在底层后面黑暗的小屋里，几分钟后她出来的时候，为这只她称作“小猫咪”的动物拿来了一碟牛奶。

将近四点的时候，她卷起自己织的东西，放到围裙的宽大口袋里，趿着拖鞋，慢慢朝面包房走去。豺狼悄悄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进那幢公寓。他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轻轻跑了上去。

楼梯是绕着电梯通道盘旋向上的，在楼的后部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一个小平台。每隔两层，这个小平台靠楼后墙的位置有一个门，通向钢制的太平梯。在顶层的第六个转弯处（除了阁楼这是最高的一层），他打开门向下望了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其他楼房的后门。那些楼房构成了豺狼身后的广场一角。在天井的远端，有一条狭长的小巷，向北穿过天井。

豺狼轻轻关上门，重新插上门闩，走完最后的半段楼梯就到了六楼。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截质量不太好的楼梯通向阁楼。走廊里有两扇门通向朝着天井的公寓，另外两扇通向临街的房间。他的方向感告诉他，这些临街的公寓都有窗户，从这里要么可以俯视雷恩大街，要么可以侧视广场，广场再远处就是车站前广场。这些窗户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察已久的那些。

他现在面对着两间公寓中的一间，门铃边的名牌上写着“贝朗瑞小姐”。另外一间的名牌上写着“夏里埃夫妇”。他听了一会儿，两间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把锁都嵌在木头里，很厚很结实。锁舌很可能是那种法国人喜欢的钢制粗棒双锁型的。他知道要打开这种房门必须有钥匙。贝特太太的小屋里肯定有每间公寓的钥匙。

几分钟后，他像来时一样，轻轻地跑下楼梯。他在这幢楼里待了不到五分钟。看门人回来了。他透过她的安乐窝门上的毛玻璃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出拱形大门。

他向左顺着雷恩大街走过两幢公寓楼，来到一家邮局前。他沿着邮局的墙走了进去。邮局的尽头是一条被遮住的狭窄小巷。豺狼停下来点了一支烟，打火机点燃的瞬间他瞥了一眼，发现有条小路与这个小巷相连。从这里，电话交换台的夜班员可以进入邮局的后门。通道的尽头是个院子，阳光可以照得到。他从这里可以辨出远端阴影里他刚刚离开的那幢楼的消防通道的楼梯。杀手深吸了一口烟，继续向前走去。他已经找到逃离的路线了。

走到小巷的尽头，他再次左转上了弗吉拉尔街，然后走回它与蒙帕纳斯大道的交叉口。他来到拐角处，在大街上前后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这时有个摩托车骑警冲到十字路口，突然刹住车，站在路口中间命令车辆停下来。他吹着哨子，让所有从弗吉拉尔街开来的车和从车站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下来。所有从杜洛克路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在了马路的右半边。他刚指挥这些车停放好，杜洛克方向就传来警笛的尖叫声。豺狼站在拐角处，看着蒙帕纳斯大道的远方。五百码外有列车队从荣军院大道快速驶入杜洛克十字路口，向他迎面开来。

领骑的是两个身穿黑色皮衣的摩托警，鸣着警笛，白色的头盔在太阳下闪着光。在他们后面是能看出两辆鲨鱼鼻的DS19的雪铁龙轿车。豺狼前面的警察笔直地站着，看都不看他，左臂笔直地指向十字路口南边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示意驶来的车队优先通过。

两辆摩托车向右倾斜着驶入缅因路，后面跟着两辆轿车。第一辆车上的保镖双眼紧盯着前方，在他和司机后面的后座上，笔直坐着一个身穿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在车队即将消失前，豺狼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个挺立的脑袋和绝不会弄错的鼻子，默默地告诉这个就要离开的形象：“下一次我就是在瞄准镜的准星里看你的脸了。”然后他找到一辆出租车，乘车返回酒店。

在道路的更远处，靠近杜洛克地铁站出口的位置，有个女人刚从那里出来。她对总统的经过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她正要穿过马路，警察挥手示意她退回去。几秒钟后，车队开出荣军大道，穿过大鹅卵石铺就的路面，驶入蒙帕纳斯大道。她也在第一辆雪铁龙车后座上看到了那个与众不同的侧影。她的眼睛里闪动着仇恨，甚至在车队过去后仍然继续看着，直到发现警察正在上下打量她，才连忙继续穿过马路。

雅克利娜・迪马现年二十六岁，长得很漂亮。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做美容师，所以她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美丽。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她正赶着回家——那个坐落在布勒特依广场旁边的小公寓——为晚上的约会做准备。她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全身赤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她得尽可能地打扮得漂亮些。

几年前，在她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和男人的下一次约会。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很受人尊敬；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贤妻良母；她自己刚刚修完美容师课程；弟弟让-克洛德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的郊外，虽然算不上奢华，但仍然是很好的房子。

一九五九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有天早餐时，陆军部来了一封电报。电文里说，陆军部极为遗憾地通知阿兰德・迪马先生及其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伞兵部队的列兵让-克洛德在阿尔及利亚阵亡了。他的个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有那么一阵，雅克利娜的世界破碎了。无论是勒维齐奈家庭的安宁，还是其他女孩在美容院热议的伊夫・蒙当[22]的魅力，或是刚从美国传来的摇摆舞热潮，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只有一件事在她脑子里反复敲打着，就像一盘不断播放的磁带，那就是她的小让-克洛德，她亲爱的、孩子一样的弟弟，那么脆弱而温和的弟弟，憎恨战争和暴力的弟弟，只想一个人看书的弟弟，她只想去宠爱的弟弟，在阿尔及利亚一条干涸的河谷中的战斗里，被打死了。她恨，是那些阿拉伯人干的，那些令人憎恶的、肮脏的胆小鬼、傻瓜。

这时候弗朗索瓦来了。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早上，雅克利娜的父母出去看亲戚了，弗朗索瓦突然出现在这个家。那时是十二月，街面上盖着雪，花园的小路上也结了一层冰。其他人都冻得面色煞白，愁眉苦脸，而弗朗索瓦的皮肤却是那种晒出来的棕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康。他询问是否可以和雅克利娜小姐讲话。她回答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他指挥的那个排有一名叫让-克洛德・迪马的列兵被打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雅克利娜把他请进了屋。

这封信是让-克洛德死前几个星期时写的。他在山区搜寻一队刚刚洗劫了一户移民家庭的穆斯林游击队时，把信装在了衣服的里面口袋里。他们没有找到游击队，而是遭遇了一个营的训练有素的叛军部队。在黎明的曙光中，这场遭遇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战斗中，让-克洛德肺部中了一枪。他在临终前将这封信交给了他的排长。

雅克利娜读完信又哭了一会儿。信里没有说最后一个星期的事，都是在君士坦丁军营里的闲话家常，攻击训练和军纪之类的。其他的事情她是从弗朗索瓦那知道的：敌军从侧翼包围了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在丛林里后撤了四英里，用无线电不断呼叫空中支援。早上八点钟轰炸机才赶到，轰炸机引擎的尖叫声和火箭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他还告诉她，她弟弟是自愿参加攻坚部队的，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最后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他趴在一名下士的膝盖上不断咳嗽，血都咳出来了。他像一名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四年的殖民地战争把他打造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名男子汉，他像殖民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但他对自己手下伞兵的姐姐很和气。她为此很喜欢他，接受了他在巴黎请她吃饭的邀请。另外，她也担心她的父母回来会被吓着。她不想让他们知道让-克洛德是怎么死的。因为她的父母花了两个月才好不容易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渐渐恢复正常。席间她请求中尉保证对此事保持缄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却很想了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政客们在玩什么把戏。戴高乐去年一月从总理的位置上被一股爱国的热潮推进爱丽舍宫，他做了总统，人们相信他既可以终止战争，又能使法国继续保有阿尔及利亚。她从弗朗索瓦口中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被称做法国的叛徒。

在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一直在一起。一九六○年一月，她刚从培训学校毕业就开始在这家美容院上班。现在她每天从美容院下班后，晚上都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从他那里了解了法国武装部队的叛乱，巴黎政府与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阿尔及利亚即将被移交给那群傻瓜。

一月中旬，他返回战场。八月，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周，而她则抓住点滴时间和他待在一起。她一直在等他，在她的心中，他被塑造成了品行优良、纯洁、有男子气概的法国青年的象征。一九六○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在等他。白天和晚上睡觉前，她都把他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一九六一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休假，再次来到巴黎。他们一起在街上漫步，他穿着军装，而她也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她觉得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帅、最强壮、肩膀最宽的男人。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就都在议论雅克利娜的英俊伞兵。她那时正在休年假，不用上班，整日都和她的伞兵在一起。

那时，弗朗索瓦听到一些风传的消息之后十分激动。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是公开的新闻了。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不会忍耐太久。阿尔及利亚必须留在法国的版图里，这对于他们两人——被战争磨砺得更加坚韧的二十七岁军官和崇拜他的二十三岁准妈妈来说，是一个坚定的信念。

弗朗索瓦永远不会知道他要做父亲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他返回阿尔及利亚。四月二十一日，有几支法国军队哗变了。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军，只有少数新兵跑出兵营，聚集在省长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让他们离开。在一个星期里，在叛军和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战斗不时发生。五月初，在和一支忠于政府的部队的冲突中，弗朗索瓦阵亡了。

雅克利娜从四月起就再没等到过弗朗索瓦的信，但她一直没有怀疑过什么。直到七月，她被告知了这个消息。她悄悄在巴黎郊区租了间便宜的公寓，企图开煤气自杀。由于房子到处漏风，她没能成功，不过腹中的胎儿却夭折了。八月，父母带着她一起外出休养了一段日子。回到巴黎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复原了。十二月，她成为“秘密军组织”的一名活跃的地下组织成员。

她加入组织的动机很简单：弗朗索瓦，然后就是让-克洛德。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需要她付出怎样的代价，或是把别人怎么样，她都要为他们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别的心愿了。她相信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跑跑腿，捎个信，或是偶尔在她的购物袋里放一个塞有塑料炸弹的面包；当然也不只是在咖啡馆和电影院的炸弹爆炸后，站在街角眨眼示意。一般爆炸之后都会临时调查过路人，但她只要扇扇她的长睫毛，撅撅嘴，就会被放行了。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之后，其中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布勒特依的公寓里藏了三天。那三天对她来说是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但他很快就走了。一个月后刺客被捕了，但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只字未提，也许他忘了吧。但为了安全起见，她的基层领导指示她几个月内不要再为“秘密军组织”做任何事，等形势有所缓和再说。一九六三年一月，她又开始传递消息。

生活就这样一直继续，直到七月，有个男人来找她，她的基层领导陪着一起来的，对此人非常尊重。他没说自己的姓名，只是问她是否愿意为组织做一项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事也许有危险，而且令人恶心。她的回答是：“没关系。”

三天后他们坐在车里，停在一幢公寓的附近。那人指给她看一个刚从里面走出来的男人，并告诉她这个人是谁，是什么职位，还告诉她该怎么做。

七月中旬，她便和那个男子见面了，表面上看来很偶然。那天她在一家餐馆里，坐在他旁边的座位。她害羞地冲他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他和她搭讪起来，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反应无疑是对的。她的庄重让他很感兴趣。似乎是无意间，两人聊了起来，那个男子主讲，她顺从地回应着。不到两个礼拜，他们之间就有了暧昧关系。

她很了解男人，能够判断出他们的基本喜好。她的新情人早已对放荡妖冶的女人感到厌烦了，而她则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体贴但纯洁；表面上很含蓄，可又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胴体总有一天不会浪费。这个诱饵很有效。对这个男人来说，彻底征服女人才是最重要的。

七月下旬，她的基层领导告诉她，他们应尽快开始同居。问题是这个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七月二十九日，他们全家去了位于卢瓦尔河谷的乡间别墅，而丈夫则因为工作被留在了巴黎。他的老婆孩子刚离开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沙龙，坚持要雅克利娜和他当晚在他的公寓共进晚餐。

雅克利娜・迪马一回到房间就看了一眼表。她还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瑕，但两个小时也足够了。她脱了衣服冲了个澡，然后在衣柜门背后的全身镜前把自己擦干，看着毛巾滑过自己毫不情愿的皮肤。她把胳膊抬高，让自己那对有着玫瑰色乳头的乳房高耸地挺起。不过它们丝毫没有从前当她知道它们就要被弗朗索瓦握在手中时的那种期待着的欣喜。

她无精打采地想着即将到来的夜晚，恶心得胃里发紧。不过她发誓，无论他想怎样求欢，她都会顺从他的。她从橱柜的抽屉里拿出弗朗索瓦的照片，相框中的人还是用同样调侃的微笑看着她。以前他看着她飞奔着穿过站台去接他时，总是那样微笑着。相片中那柔软的棕色头发，挺括的淡黄色军装，军装下那健硕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是多么喜欢把自己的脸靠在那里啊，还有那钢制的伞兵徽章——她那发烧的脸贴上去感觉是那么凉爽。它们都在那里——用赛璐珞纸小心地包着。她躺在床上，举着弗朗索瓦的照片。他从上面“看”着她，就像以前他们做爱时那样看着她。他总是多余地问：“我的小宝贝，你要吗？”她也总是轻轻地耳语道：“是的，你知道的……”然后就开始了。

她闭上眼睛，她能感觉他在她身体里，又硬又热，猛烈地抽动，耳朵里听着他充满爱意的低吼，还有那最后令人窒息的“来吧，来吧……”她从没违抗过这个命令。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豺狼非常忙碌。他整个早上都在跳蚤市场，从一个摊位逛到另一个摊位，手里拎着一个廉价的手袋。他买了一顶油乎乎的贝雷帽，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一条不太干净的裤子，还有一件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以前的军用大衣。他本来想找件轻一些的，但军用大衣很少有夏季用的，法国军队的大衣用的都是毛呢料。不过这件太长了，他穿着盖过膝盖好大一截——这一点很重要。

正要走出市场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被一个挂满勋章的摊位吸引了。那些徽章因为年代久远，都十分斑驳。他买了一整套勋章，还买了一本介绍法国军队勋章的小册子，里面有很多已经褪色的照片，说的是各种勋章在哪次战役被授予或是何种事迹才能获得这些勋章。

在皇后饭店悠闲地享用了午餐之后，他拐了个弯回到酒店，结清了账单，整理好行李。他把新买的东西放进他的两个高级旅行箱的底部；又根据那本小册子，把买来的那套勋章排成一排，从勇气军功章到解放勋章，再到二战中为自由法国而战的五次战役奖章。他挑出几大著名战役的勋章：比尔-哈凯姆、利比亚、突尼斯、D日以及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勋章，将其收好。

剩下的勋章和那本小册子被他分别扔进了林荫大道路灯边的两个废纸篓里。酒店前台的服务员告诉他，“北极星号”特快豪华列车将于五点十五分从巴黎北站出发开往布鲁塞尔。他赶上了这班车，在火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抵达布鲁塞尔时恰好是七月的最后一小时。

6

八月一日早上，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信到了罗马。这个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邮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后回到了酒店，当他穿过酒店大堂的时候，一个行李员从背后喊住他：“先生，请留步——”

他像往常一样傲慢地转过身。他不认识这个意大利佬，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他每天都大摇大摆穿过酒店大厅直奔电梯而去，从来不注意他们。这个黑眼睛的年轻人朝科瓦尔斯基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给一个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据说他是个法国人……”

这通叽里呱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不过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尽管发音很糟糕，他还是听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过这封信，盯着写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记的是别的名字。他不看报纸，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报纸发表了一则独家新闻：“秘密军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正藏在这家酒店的顶楼。

就他本人而言，应该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不过这封信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数生活简单的人一样，收到一封信可是个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边，仰起头，用他那双西班牙小猎犬般的眼睛望着他。科瓦尔斯基仿佛能从对方讨好的眼神里看出，他科瓦尔斯基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能够帮对方摆脱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该拿这封信怎么办）。

科瓦尔斯基俯视着他。“好吧，我来问问看。”他傲慢地说。意大利人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展开。

“问问，问问。”科瓦尔斯基反复说着，用手指着天花板。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

“啊，是的，问问。您真好，先生，太感谢了……”

意大利人还在做着手势表示感谢，科瓦尔斯基早已丢下他，大步走开了。他乘电梯到了八楼，刚出电梯就碰到了在楼层服务台的当值保镖，拿着自动手枪，手指搭在扳机上。两人对视了一秒，那个保镖把枪的扳机保险合上，然后放进口袋。他只看到了科瓦尔斯基，电梯里没别人。这纯粹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指示灯显示电梯正越过七楼的时候都会这样。

除了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走廊尽头的太平梯门口和楼梯处都各有一个保镖。楼梯和太平梯两处都安装了炸弹，酒店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走廊的楼层服务台下面有个开关，只有从那里把炸弹引信的电流切断，炸弹才不起作用。

第四个白班保镖的位置是在头头们所居住的第九层的楼顶。为了对付可能的进攻，还有三个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他们值完夜班正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会立即醒来，几秒钟内就可以开始行动。八楼的电梯门被从外面紧紧焊住了。但如果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显示电梯要上到这一层，这就表示警报。这种事情只因为意外而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乘电梯给房间送饮料时误按了“9”。他的这个举动迅速让他吃到了苦头。

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给楼上打电话，通知他们邮件到了。然后示意科瓦尔斯基上去。这位前外籍军团下士已经把给自己的信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了，给头头们的邮件则放在左腕用链子拴着的一个钢制的匣子里。链子和匣子都上了弹簧锁，只有罗丹有钥匙。几分钟后，“秘密军组织”的这位上校把两个锁都打开，科瓦尔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下午晚些时候，他还要去换楼层服务台保镖的班。

在八楼后面他自己的房间里，科瓦尔斯基终于开始看信了。他先看了签名，很是惊讶，这是科瓦茨写来的，他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了。科瓦茨几乎不会写字，就像科瓦尔斯基几乎不识字一样。不过信不长，科瓦尔斯基一个个字地查着字典，终于破译了这封信。

科瓦茨开头说到，写信的那天，他“看”到报上的一则新闻，那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新闻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藏在罗马的酒店里。他于是想，他的老伙计科瓦尔斯基应该也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希望走运的话,能寄到他手里。

接下来的几段说的是法国最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巴黎警察到处盘查证件，可上面还是不断下令让他们抢劫珠宝商。科瓦茨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必须上缴抢到的东西。他觉得以前在布达佩斯的日子挺好的，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那时候他干得更出色。

最后一段说他几星期前见到米歇尔了。米歇尔说他和约约谈过，约约说小西尔维病了，一直低烧什么的；总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愈，让维克多不要担心。

可维克多真的很担心。“小西尔维病了。”一想到这个他就非常焦虑。在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没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他才十二岁。一年后，他的父母被一辆盖着黑色篷布的卡车带走了。那时候他已经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后面的大旅馆里做些什么。德国人占据了那个旅馆，每天都有很多军官去那儿。他父母很难过，向军管处提过抗议。他当时的年纪已经可以参加游击队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十七岁的时候，俄国人来了。他的父母对俄国人又恨又怕，给他讲了很多俄国人对波兰人做的恐怖的事。所以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人后来都被政委下令枪决了。他像一只被追捕的猎物一样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奥地利。在难民营，这个瘦骨嶙峋的只会说波兰语的高个子青年因为饥饿而极度虚弱。他被人看做是又一个无害的欧洲战后流浪贫民。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逃了出来，搭车奔向意大利，然后进入法国。同行的是他在难民营认识的一个讲法语的波兰人。在马赛，一天晚上他潜入一家商铺偷吃的，杀死了试图阻止他的店主，只好继续逃亡。他的同伴离开了他，临别时告诉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外籍军团。第二天他就报了名，当警察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马赛掘地三尺四处查访时，他已经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国食品的重要进口基地，为食物而杀人的事很平常。由于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这个案子几天后就销案了。科瓦尔斯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外籍军团士兵了。

这时他十九岁。起先老兵们叫他“小家伙”。随后他就向众人展示了他的杀人本领，他们就改称他为科瓦尔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之后他被送往阿尔及利亚。期间，他曾在马赛郊外接受一门武器训练课程。他在那儿碰到了朱莉。她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在码头边的一家酒吧做清洁工。那天她正和自称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科瓦尔斯基一拳就把那个家伙打得飞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远，昏迷了十个小时。好几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连话都讲不清楚，因为他的下颌骨被打碎得不成样子了。

朱莉喜欢这个身形巨大的外籍军团战士。之后的几个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护神”，在她下班后护送她回到她在旧港一个肮脏阁楼里的小窝。两人欲望都很强，尤其是她。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就更没什么感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想要这个孩子。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她认识一个老女人可以帮她把孩子打掉。科瓦尔斯基暴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敢那样做就宰了她。三个月后他回到了阿尔及利亚。不过这期间他和另外一个前外籍军团的波兰士兵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这人被称作波兰人约约。约约在印度支那因伤退役，和一个快乐的寡妇结了婚，在各主要车站的月台上经营一辆小吃车。他们自从一九五三年结婚后就一直一起经营。妻子给客人递吃的，他就在后面一瘸一拐地收钱、找钱。晚上收摊之后，约约经常光顾附近外籍军团士兵们常去的酒吧，一起聊过去的日子。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是他在岘港时才应征入伍的。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尔斯基。

就孩子的问题，科瓦尔斯基征求约约的意见。约约同意科瓦尔斯基的想法。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维克多说。

“那个臭娘们！”约约骂道。

“婊子！”维克多表示赞同。他们又喝了几杯，闷闷不乐地望着酒吧后面的镜子。

“这样对孩子不公平。”维克多说。

“这样不对。”约约赞同地说。

“我从没有过孩子。”想了一会儿，维克多说。

“我也没有。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约约回答。

后半夜将近天亮的时候，两个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个计划，并且严肃地举杯庆祝。第二天早上，约约想起了他的诺言，但不知该怎么和妻子说。他花了三天时间，旁敲侧击地讲了一两回，终于在一天夜里，两人都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这个事和盘托出了。令他很惊讶的是，他的妻子很高兴。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多回到了阿尔及利亚，重新加入了罗丹少校的麾下。这时，罗丹已经指挥一个营了，又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约约和他妻子在马赛，连哄带吓地监督并保护着怀孕的朱莉。维克多离开马赛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这时候再堕胎已经迟了。约约还威胁地指着很快又到处乱转的那个下巴被打残了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只要看到外籍军团士兵就很小心畏缩，即使是瘸了一条腿的退伍兵也不敢惹。他游手好闲，又干起以前的下流营生。

一九五五年，朱莉生下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在朱莉的同意下，约约和他的妻子填写了过继申请。申请被批准后，朱莉又重操旧业；约约夫妇则有了个女儿，他们给女孩起名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多。他躺在军营的床上，感到莫名的高兴。但他没告诉任何人。他认为他脑子里的东西，只要被别人知道了，最终都会被夺走。

不过，三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山区执行一次持久的战斗任务之前，随军牧师建议他立一个遗嘱。这之前他从没想过这个事，他向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在难得的假期里，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城里的酒吧和妓院了。剩下的东西都属于军团。不过牧师向他保证，在如今的军团里，立一个遗嘱绝对正当。因此在他人的鼎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叫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的人的女儿。这个人从前是外籍军团的士兵，现在在马赛。最后，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其他档案，都被归到了巴黎武装部队的档案库。当法国安全部门获悉科瓦尔斯基的名字与一九六一年发生在博内和康斯坦丁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时，这份档案连同许多其他档案一起被找了出来，被利拉大门的罗兰上校的行动分局所关注。他们去找了格日博夫斯基，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一直对此毫不知情。

他这一生只见过女儿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腿中了一枪，被送往马赛疗养；还有一次是一九六○年，他护送罗丹中校又来到这个城市，为一次军事法庭审判出庭作证。第一次，小女孩才两岁，第二次四岁半。科瓦尔斯基去的时候，给约约夫妇带去了很多礼物，给小西尔维买了许多玩具。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维克多叔叔相处得很好。不过科瓦尔斯基从没和任何其他人提过此事，连罗丹都没有说过。

现在她不断低烧，得了什么“血病”。科瓦尔斯基整个早上都非常担心。午饭后他上楼取来邮件匣子和链子，把它们重新在手腕上绑好。因为罗丹正在等待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详细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再去一趟邮局，去取下午来的邮件。

“什么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连续低烧的血病？”

罗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绑链子，听到问题后惊讶地抬起头。

“我从没听说过。”他回答。

“是一种血液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道。

卡松在房间另一边正在看一堆杂志，他笑了起来。

“嗯，是什么呢，先生？”

“是癌症，”卡松回答说，“血癌。”

科瓦尔斯基看着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非军人的话。

“能治好的，上校。对吗？”

“不，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绝症，治不好。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读到的。”

他离开了房间。罗丹本应该觉得奇怪的，他的保镖除了每天站着接受命令，从来不懂得阅读任何更复杂的东西，而今天却说起了这个词。下午他等待的邮件取回来了，信里说，“秘密军组织”在瑞士银行的联合户头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不但没有注意到科瓦尔斯基的异常，而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罗丹感到很满意。他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那笔钱转入他雇的那个刺客的账户。至于剩下的差额，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戴高乐一死，那些早些时候在“秘密军组织”比较辉煌的日子里资助过他们的极右翼企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另外二十五万美元的。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些人对他要求继续提供经费还婉转地推托，“由于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使得他们过去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样是这些人，到时一定会争先恐后地以支持这些战士为荣的，因为他们不久就将成为重获新生的法国的新统治者。

他写完给银行的指示时天已经黑了。卡松看完罗丹写给瑞士银行要求付款给豺狼的指示时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答应过英国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他在巴黎设置一个联络点，随时向他提供法国总统最新的准确行踪，以及总统周边安全措施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些情况很可能对杀手非常重要。卡松认为，在现阶段就把钱转给他，会鼓励他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什么时间动手显然是由刺客自己选择，但是晚两天转钱并不会对刺杀造成什么本质的影响。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邮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戴高乐最亲近的一名随从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还需要几天，这名特工才能不断得到有关总统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人在哪里，出行意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机密消息。卡松希望罗丹可以缓两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为杀手准备好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能够得到对他的行动可能很关键的情报。

罗丹对卡松的意见反复考虑了很久，最终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图。事实上，向银行发送指示，以及随后给伦敦发信提供巴黎的电话号码，都不会对杀手的计划产生分毫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杀手已经选好了行动的时间，而且已经像钟表那样精确地在执行他的计划和意外防范措施了。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屋顶上，他巨大的身躯隐在空调的阴影里，手里拿着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想着在马赛病床上的那个小女孩，想着她得的持续低烧的血液病。他非常担心。黎明时分，他想出一个主意。他想起一九六○年他最后一次见到约约时，这个前外籍军团的士兵告诉过他，他打算在公寓里装一部电话。

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上，豺狼离开了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乘出租车来到了古森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早饭时，他用杜根的名字给军械师打了个电话，这是古森知道的名字，会面约在上午十一点。他十点三十分就到了那条街的街角，然后在马路尽头的小公园里的路边长椅上，花了半个小时，从报纸的后面观察这条街。

周围看起来很安静。十一点整，他出现在门口，古森让他进去，把他领到门厅尽头的小办公室里。豺狼进去后，古森小心地锁上前门，挂上保险链。英国人在办公室里转过身，面向军械师。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比利时人看起来有点窘迫。

“哦，是的，我想恐怕是的。”

杀手冷冷地注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眯起了一半，面色阴沉。

“你上次告诉我，如果我八月一号回来，那四号我就能把枪带回家了。”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您保证，枪绝对没有问题，”比利时人说，“事实上枪已经做好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我最杰出的成品，一支非常漂亮的枪。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得重新做。我演示给您看。”

桌子上躺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概两英尺长，十八英寸宽，四英寸厚。古森打开匣子，豺狼低头看着，匣子的盖子向后落在了桌上。

它看起来像个扁平的托盘，被精心分隔成各种形状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都与它要装的步枪的部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您知道的，”古森解释道。“原来的匣子太长了，这个匣子是我自己做的。很合适。”

匣子十分精巧。上半部放的是枪管和枪后膛，全长不到十八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端详着。枪管很轻，看起来更像冲锋枪的枪管。后膛里插着一根细长的枪栓。枪栓背面的末端有一个旋钮，和后膛一般大小，枪栓的其他部分就装在这里。

英国人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的末端，用力朝逆时针方向拧了一下，枪栓松动了，豺狼顺着螺纹转了几圈，把枪栓拉了出来，露出闪亮的弹仓和黑洞洞的枪筒后部。他把枪栓塞了回去，顺时针拧了几下，顺利地固定在了原位。

枪栓的尾部另加了一个钢制的圆盘，焊得天衣无缝。它有半英寸厚，周长不到一英寸。圆盘顶部有一个半月形的孔洞，枪栓后退时能够自由通过。圆盘反面的中间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里面刻有螺纹，可能是为了装螺丝用的。

“这是用来装枪托的。”比利时人轻轻地说。

豺狼注意到，后膛的底沿原本应该装着木枪托的地方，边缘有点轻微的凸起，原来的枪托已经被去掉了。除此以外，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来用来固定木制枪托的两个螺丝用的孔洞被巧妙地填上了，还烤了蓝漆。他把枪掉转过来，查看底部。后膛的下面有一条很窄的开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枪栓的下部，这里装着击发子弹的撞针。原有的扳机超出钢制后膛表面的部分被锯掉了，剩余部分向着开口处延伸。

在剩下的扳机上焊了一块很小的球状金属，上面也有一个刻了螺纹的孔洞。古森没吭声，递给他一个小小的银色钢件，有一英寸长，呈一定弧度，一头刻有螺纹。豺狼把有螺纹的一头放到金属球的孔洞里，用食指和拇指迅速地拧着。拧紧后就是一个新扳机，从后膛的底部伸了出来。

在他身边的比利时人又从盘子里拿出一根细长的钢棒，钢棒的一头也刻有螺纹。

“这是组合式枪托的第一部分。”他说道。

刺客把钢棒螺纹的那头塞进后膛后面的那个洞，旋紧。从侧面看，钢棒从枪的后部伸出，成三十度角向下倾斜。在靠近步枪主体，离钢棒螺纹一端两英寸的地方，钢棒逐渐平直。在钢棒平直部分的中心处，和钢棒呈一定角度钻了一个眼儿，正对着后方。古森拿起第二根短一点的钢棒。

“上面的撑杆。”他说道。

这根也安好了。上面的那根和枪管间的夹角很小，两个钢棒都向后伸展，彼此分开，就像一个没有底边的锐角三角形的两边。古森把底边那根拿了过来。它是弧状的，五或六英寸长，包了一层厚厚的黑色皮革。这个肩托的两端各有一个小孔。

“这里不用拧，”军械师说，“把钢棒的两端按进这两个孔里就可以了。”

英国人把每根钢条的末端放进相应的小孔里，“啪”的一声摁好。有了扳机，加上一个完整的，由上下撑杆和底托构成的框架型枪托，现在这支枪从侧面看上去就正常得多了。豺狼把肩托靠在肩上，左手握住枪管底部，右手食指搭在扳机上，闭上左眼，右眼顺着枪管望去。他瞄向远处的墙，抠了一下扳机，后膛里轻轻地发出“喀哒”一声。

比利时人两手各拿着一根约十英寸长的黑色管子。豺狼转向他。

“消音器。”英国人说。他接过递给他的管子，看了看枪管的尽头。那里已经刻上了精细的螺纹。他把消音器的大头套上枪管，很快地拧着，直到拧不动为止。消音器从枪管的末端伸出来，像一根长长的香肠。他从身侧伸出手，古森把瞄准镜放到他手里。

在枪管的上部刻有一系列成对的标准尺寸的槽。瞄准镜底下的弹簧片就嵌在这些槽里，以使瞄准镜和枪管保持绝对平行。瞄准镜右侧和顶部有好几个小螺丝，这是用来调整目视镜里的十字线的。英国人又举起枪，眯起眼睛瞄准。乍看上去，他就像一个穿着讲究的优雅的英国绅士，正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枪械店试一支新猎枪。但是十分钟前那堆怪模怪样的零件已经不再是一支猎枪了；而是成了一支远距离高速无声的刺杀用步枪。豺狼放下枪，转过身对着比利时人，点点头，很是满意。

“好，”他说道，“很好。恭喜你，一件漂亮的杰作。”

古森满脸堆笑。

“剩下的问题就是瞄准器的校零以及实弹射击了。你有子弹吗？”

比利时人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一百发装的子弹盒。盒子已经开封了，里面少了六粒子弹。

“这些是用来试射的，”军械师说，“我拿了六发出来改装成了达姆弹。”

豺狼倒了几粒子弹在手心里，看了看。相对于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一颗子弹似乎太小了点。不过他注意到它们是这个口径的子弹中加长的一种。额外增加的爆炸力会赋予弹头极高的速度，从而使准确性和杀伤力都得以提高。大多数猎枪子弹的弹头都是铅制的，前端扁平，比较钝；而这些子弹都是铜镍合金的尖头。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他手中的猎枪使用这种步枪子弹，性能会更优越。

“任务用实弹在哪儿？”杀手问道。

古森又走到桌边，拿出一个纸包。

“我一般肯定把这些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他解释道，“但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所以就先拿出来了。”

英国人拢着手，正把刚才的那些子弹倒回硬纸盒里。古森打开纸包，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白色的吸水棉纸上。乍一看和他正倒回去的那些一样。英国人放好之前的那些子弹，从纸上的子弹里拿出一粒，仔细地看着。

子弹尖端的铜镍合金被小心翼翼地打磨掉了很小的一部分，露出了里面的铅芯。尖尖的弹头因此略钝了一些。弹头顶端钻了很小的孔，深入弹头四分之一英寸，里面灌了一滴水银，然后用熔化的铅封上洞口。铅凝固后，在锉刀和砂纸的作用下，弹头又恢复原有的尖形，和原来完全一样。

尽管豺狼从没用过，但他很了解这些子弹。它的制造工艺太复杂，除非是工业生产，否则无法大规模使用。这种达姆弹为日内瓦公约所禁止，它击中人体后会像小手雷一样爆炸，比普通的达姆弹更厉害。击发时，由于子弹的前冲力，孔洞里的水银被甩向孔洞的后部，就像汽车猛然加速时，乘客被压在座位上一样。一旦子弹击中肌肉、软骨或是骨头，就会突然减速。而水银则猛地向前冲击弹头的前部。它的前冲力可以撕开弹头，使铅芯像人手或是盛开的花瓣那样爆开。这种形状的弹头继续推进时，会撕碎神经和组织，使其被撕裂、切断、破碎，它所留下的创面比茶碟还要大。如果击中头部，弹头不会穿出，但会摧毁头骨里的一切，它在头骨内释放的能量会把头骨炸得粉碎。

杀手小心地把子弹放回纸上。那个小个子设计者温顺地站在他的身旁，疑惑地看着他。

“我看做得不错。事实证明你是个高手，古森。那问题是什么呢？”

“是另一件，先生，管子。管子做起来比我想象中要难。开始我按您的建议用铝来做。不过请您理解，我首先得弄到枪并把枪做好，所以我前几天才开始做这以外的事。我本以为凭我的技术和我车间里的机器，做这些管子很简单。

“为了能让管子尽可能的细，我买的铝材非常薄。为了能把它的各部件组装起来，我用机器在管子上刻螺纹，可它们就和卫生纸一样软，稍一加压就弯了。要想让内径足够容纳枪最宽的后膛部分，管子就会比较厚，做出的东西看起来肯定不自然。所以我决定用不锈钢。

“这是唯一可行的材质。看起来像铝，比铝稍微重一点，但强度更高，能做得更薄，上螺纹时也不会弯了。当然，这种金属加工起来要难一点，得花点时间。我昨天……”

“好的。你说得合情合理。不过问题是我要一支枪，这支枪要尽善尽美。什么时候能做好？”

比利时人耸耸肩，“这很难说。主要的部件我都有了，除非又有状况发生，不过我很怀疑还能再有什么状况。我相信最后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五天？六天？也许一周……”

英国人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安，仍旧面无表情。比利时人解释的时候，他一直在思考。军械师讲完他还在想。

“好吧，”他最后说，“这意味着我要更改我的行程。不过也许这并不像我上次在这里时认为的那么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将要打的一个电话的结果。无论如何，不管是在比利时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必须要适应一下这支枪。这就需要枪和未改装的子弹，我还要一颗改装后的子弹。同样，我需要一个既安静又安全的地方来试枪。想要在这个国家绝对隐秘地试枪该去哪里？得是一百三十米到一百五十米以上的露天场地。”

古森想了一会儿。“阿登山的森林。”他最后说，“那里遍布森林，一个人待上几小时都碰不到人，当天就可以打个来回。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末了，森林里可能会满是去野餐的人。我建议您下周一去，五号。我大概周二或者周三就能把剩下的活儿做完。”

英国人满意地点点头。

“好吧，我想我最好现在就把枪和子弹带走。下周二或周三我再联系你。”

比利时人刚要反对，他的顾客已经抢先说道：

“我知道我还欠你大概七百英镑。给你。”他又丢了几卷钞票在吸水棉纸上，“这是五百英镑。我拿到剩下的装备后，你会拿到另外的两百英镑。”

“谢谢，先生。”军械师说着，把五卷二十镑的钞票塞进了口袋。他把枪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分解开，每个部件都仔细地放在衬着绿呢的匣子的格子里。刺客要的那粒达姆弹则用卫生纸单独包起来，塞在了擦枪布和刷子旁边。他盖好手提箱，把箱子和那盒子弹递给英国人。英国人把子弹放到口袋里，拎起这个精巧的手提箱。

古森很客气地送他出去。

豺狼返回酒店，先把装着枪的手提箱小心地放在衣柜的底部，锁上衣柜的门，把钥匙放进口袋。他刚好赶上最后的午餐时间。

下午，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邮政总局，向瑞士的苏黎世要了个长途电话。电话半小时后才接通，五分钟过后，一位迈耶先生接了电话。英国人报了个号码，又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名字。

迈耶先生请他稍等。两分钟后他又回来了。这回他的声音就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冷漠了。账户里美元和瑞士法郎的数目不断增加的顾客理应受到礼遇。我们这位在布鲁塞尔的先生问了个问题，瑞士银行家又再次请他稍等，这次三十秒就回来了。他肯定把客户的档案和账单从保险库里取了出来正看着呢。

“没有，先生，”声音嘶嘶拉拉地传进布鲁塞尔的电话间，“我们这里有您的信，指示我们只要有新的款项存入，就立刻用航空加急信件通知您。但是您说到的时间里没有款项存入。”

“我只是那么想的，迈耶先生，因为我离开伦敦两周了，我不在的时候可能会有。”

“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要有款项存进来，我们绝不会拖延，会立刻通知您的。”

在迈耶先生不停地美好祝愿声中，豺狼挂断了电话，付了钱离开。

当晚六点稍过一点，他在纳弗街的酒吧与造假证的人见了面。对方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英国人看到角落里有个位子还空着，就冲那人点了点头，招呼他一起过去。他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才几秒钟的工夫，比利时人就过来了。

“做好了？”英国人问道。

“是的，全做好了。很棒，就连我也不得不这么说。”

英国人伸出手。

“给我看看。”他命令道。比利时人点了支烟，摇了摇头。

“你得明白，先生，这可是公共场合。另外，要看的话也需要有良好的光线，尤其是法国证件。东西都在照相室。”

豺狼冷冷地审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好吧。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几分钟后他们离开酒吧，搭乘出租车来到那间地下照相室所在的街角。晴朗的傍晚，天气还是很热。和往常出门一样，为了防止被人认出，英国人仍戴着他那副宽边包围式墨镜，遮住了脸的上半部。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经过他们身边。虽然街道很窄，阳光也照不进来，但豺狼还是低下头冲着地。

造假证的人率先走下楼梯，用钥匙串上的一把钥匙打开门。照相室里和外面的夜色一样黑。门边的橱窗里贴着那几张丑陋的照片。透过照片间的缝隙懒懒地射进来的几缕光线让英国人得以辨出外间办公室里桌椅的轮廓。造假证的人领他穿过两面天鹅绒门帘，走进摄影室，拧亮中间的灯。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棕色的宽信封，打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旁边的一个红木的小圆桌上。那桌子是照人像时的道具。他把桌子搬到屋子中间电灯的正下方。摄影室另一头的小摄影台上有一对弧型灯，但没有打开。

“请看吧，先生。”他得意地笑着，指着桌上躺着的三个证件。英国人拿起第一个，放到灯下。这是他的驾驶证，第一页上贴了个标签，上面写着：伦敦西一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先生，机动车准驾车型为1a、1b、2、3、11、12、13，有效期从一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止（含十二月九日）。再往上是驾驶证编号（当然是伪造的）和“伦敦市议会”以及“一九六○年道路交通法”的字样。接着是“驾驶执照”以及“十五先令税款已付”。在豺狼看来，这是一张完美的假证件，肯定足以应付他的目的了。

第二张是一份法国的身份证，用的是安德烈・马丁的名字，五十三岁，生于科尔马，居住地为巴黎。用的是他本人的照片。铁灰色的平头，神情有点窘迫，无精打采的，目光直视前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照片贴在证件的一角。证件被翻得有点破，上面有些油渍。这是一张工人的身份证。

第三张证件他最感兴趣。上面的照片和身份证上的有细微的不同，两个证件的颁发日期也相差几个月。即使是真证，换发的时间也很可能不是精确同步的。这个证件上的相片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样子，也是两个礼拜前照的。但他现在手里拿着的证件上的照片里，衬衣看起来颜色更深，下巴上还有胡茬的痕迹。这种效果是通过高超的修饰技巧实现的，给人的印象是同一个人穿不同衣服在不同时间照的两张不同的照片。两张照片都显示了伪造证件者高超的手艺。豺狼抬起头，把证件放进口袋。

“非常好，”他说，“正是我想要的。恭喜你做得如此成功。这是我应该付给你的另外五十英镑。”

“好的，先生，谢谢。”造假证的人正等着这笔钱呢。英国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沓十张的五英镑钞票递了过去。

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那叠钞票，在松手前说道：“我想还该有点儿别的东西吧，不是吗？”

比利时人假装没听懂，但他做得很失败。

“先生？”

“驾驶证第一页的原件。我说过我要收回的。”

这个伪造证件的人毫无疑问是在做戏了。他扬起眉毛，露出十分惊讶的样子，好像刚刚才想起这回事。他放开钱，转过身去，背着手走了几步，低着头，仿佛在沉思。然后他转过身走了回来。

“我想我们可能要谈谈那页纸，先生。”

“哦？”豺狼的语气中没透露出任何信息，平淡，没有感情，除了些许质疑。他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眼睛看起来半闭着，仿佛在看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事实是，先生，那张驾驶证第一页的原件，上面我猜是您真名的那张，不在这里。噢，别别别……”他做了很夸张的手势，好像在安慰一个很焦急的人，而其实英国人一点儿没有焦急的意思。“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在银行的一个私人事务箱里，只有我能打开。您看，先生，做我这种危险职业的人，无论喜欢不喜欢，都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获得某种形式的保险。”

“你想要什么？”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我希望您可以就那张原件的所有权转移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的数目要高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一百五十镑。”

英国人轻轻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为对方自视过高而叹息。对这个比利时人提出的建议，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有兴趣吗？”造假证的人狡猾地问。他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仿佛经过充分的排练。他拐弯抹角地靠近主题，刻意地做出一些微妙的暗示。让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感觉像在看一部蹩脚的三流电影。

“我以前见过一些讹诈的人。”英国人说道，没有谴责的意味，语气一如既往的平淡。比利时人有些惊慌。

“啊，先生，讹诈？您是说我讹诈？我这是建议，不是讹诈，这就是程序，一个惯例。我只是建议了一笔买卖，当然包括一定数目的钱。毕竟，我的事务箱里有您的驾驶证原件，冲洗的相片，我给您照的所有的底片，还有，我想……”他遗憾地撇了撇嘴以表现他的担忧，“还有一张您的照片，您站在弧型灯下没化妆的时候，我迅速地照了一张。我肯定这些东西落到英国和法国当局的手里会给您带来一些不便。您肯定是一位很习惯为避免生活中的不便而付账的人……”

“多少钱？”

“一千英镑，先生。”

英国人考虑着这个建议，静静地点着头，像是在讨论学术问题一样。

“拿回那些东西花这笔钱还是值得的。”他让步道。

比利时人得意地咧开嘴：“我很高兴听您这样说，先生。”

“但答复是‘不行’。”英国人继续道，仿佛仍在努力思考。比利时人眯起眼睛。

“可为什么呢？我不明白。您刚刚还说，对您来说那些东西值一千英镑的。这笔买卖简单得很。我们都习惯处理诱人的财富，各取所需嘛。”

“有两个原因，”另一个人温和地说，“首先我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底片原件没有被拷贝，所以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别人对我有同样的要求。另外我也没有证据表明，你没有把这些东西交给你的一个朋友，而当你向他索要时，他突然说他没有，除非他也能得到另外一千英镑的安慰。”

比利时人松了一口气：“如果这就是您所担心的事，那么您的害怕就没根据了。首先，我的利益决定我不会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人，以免他拒绝交出。我可没想过您在拿到那些东西之前会交出一千英镑。所以，我没有理由把它交给别人。我重申一下，那些东西在银行的储物箱里。

“至于不断索要钱的问题，这完全行不通。驾驶证的影印件副本不会引起英国当局注意的，即使您因使用伪造的驾驶证而被捕，这也只会给您带来些不便，不足以让您付我好几次钱。至于法国身份证，如果法国当局获悉有个英国人正在冒充一名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而您正好也用这个名字在法国活动的话，那他们倒真的会逮捕你。但如果我不断向您要钱，您大可把这张身份证扔了，再找个做假证的做一套新的。那样您就不用再担心用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在法国活动会暴露了，因为马丁从此就不存在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这样做呢？”英国人问，“既然再做一套顶多再花一百五十英镑？”

比利时人两手一摊，手掌向上。

“我觉得，对您来说，方便和时间因素是值钱的。我想，您需要那些安德烈・马丁的证件，如果我保持沉默的时间不太长的话，再做一套要花很多时间，还未必能像这个这么好。您现在拿到的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您需要这些证件，而我的沉默也是您现在需要的。我的沉默值一千英镑。”

“很好，既然你这么说。但你怎么知道我手头就有一千英镑呢？”

造假证的人宽容地笑了，就像一个知道所有答案的人会耐心十足地满足一位亲密友人一时的兴致一样。

“先生，您是一位英国绅士，这是明摆着的。但您想变成一个中年的法国工人。您的法语非常流利，几乎没有口音。这是我为什么把安德烈・马丁的出生地设为科尔马的原因。要知道，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就带点您这种口音。扮成安德烈・马丁穿越法国简直太完美了，您真是个天才。谁会想到去搜查像马丁这样的老人呢。所以无论您身上带着什么，都一定很值钱。也许是毒品？近来在一些潇洒的英国人圈里这很时髦。而马赛是其中一个主要供应中心。或者是钻石？我不知道。但您的买卖肯定很赚钱。英国绅士是不会为在跑马场上偷钱包浪费时间的。拜托，先生，我们别玩了，好吗？您打电话给您伦敦的朋友，让他给您汇一千英镑到本地的银行。明天晚上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比利时人作势一跳，“您就起程了，不是这样吗？”

英国人点了几下头，仿佛在懊恼地反省过去充满错误的生活。他突然抬起头，对证件伪造者露出动人的微笑。这是造假证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笑。这个安静的英国人这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这让他感到非常轻松。常规的纠缠差不多解决了。他觉得身体里的压力都被排了出来。

“干得不错，”英国人说，“你赢了。我明天下午就能有一千英镑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条件？”比利时人立刻又警惕起来。

“我们不在这里碰头。”

造假证的人很迷惑：“这里没什么不好。安静，隐蔽……”

“我看这里到处都有问题。你刚刚还告诉我，你在这里偷拍了我一张照片。我可不想我们交换彼此东西的小仪式被你某个藏在角落里的朋友相机的‘喀哒’声打断。”

比利时人显然放心了。他大笑起来。

“您不用担心这个，亲爱的朋友。这地方是我的，非常隐蔽，除非我邀请，没人到这儿来的。做人要小心，您明白的，要知道，我在这儿给游客做些拍照的副业，非常受欢迎但不是人们在大照相馆拍的那种……”

他伸出左手，食指和拇指比了个“O”形，右手食指向圈里捅了几次表示性交的动作。

英国人目光一闪，咧开嘴，大笑起来。比利时人也为自己的玩笑大笑着。英国人两手拍了下比利时人的上臂，手指紧紧捏住他的肱二头肌，就那样一直抓着他。比利时人的手还在继续做着下流的动作。他笑声未停，就感到阴部像被特快列车撞上了一样。

他的头猛地向前一冲，手不再模拟那个动作了，往下伸向被撞碎的睾丸。抓着他的人把右膝收了回来。比利时人的笑声变成了尖叫，喉头“格格”作响，阵阵作呕。他意识不清地跪了下去，试图向前侧躺在地上使自己好受点。

豺狼让他从自己的膝头轻轻地滑下去，然后走到滑落的躯体身后，跨站在比利时人的背部，右手绕着比利时人的脖子从另一头伸出来，抓住自己左手的肱二头肌，左手抓住造假证者的后脑勺，然后把脖子迅速而凶狠地上下左右一拧。

颈骨折断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很响，但在静悄悄的摄影室里听起来就像小手枪射击一样。造假证者的身体最后抽搐了一下就倒下了，像个不值钱的布娃娃，瘫软了下来。豺狼又勒了一会儿，才让尸体脸朝下趴在了地上。死者的脸扭向一旁，两手放在跨间，还抓着自己的阴部，舌头从紧闭的牙齿中间微微伸出来一点，被狠命地咬穿了一半，双眼圆睁，盯着地上铺的油毡上已经褪色的花纹。

英国人快步走向门帘和窗帘，确认门窗全都关好了，然后走回尸体，把他翻过来，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在左边裤子口袋里找到了钥匙。房间的角落里远远放着那个装道具和化妆品的大箱子。试到第四把钥匙的时候，箱盖被打开了。他花了十分钟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空了，刺客托住造假证者尸体的腋窝，把尸体举到箱子上方。尸体的手脚软绵绵的，就着箱子里面的轮廓弯折，所以放进去相当容易。过几个小时尸体会变硬，然后就会和装进去时候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底了。豺狼接着又把拿出来的东西重新放回箱子里。女用假发，女人的内衣，男用假发和所有小的、软的东西都被塞到尸体四肢的缝隙间。上面放了几盘化妆用的各种刷子和油彩。最后那堆剩下的化妆膏的罐子，两件女用睡衣，各色毛衣和牛仔裤，一件浴袍，几双黑色网格袜，被堆在了尸体的上面，把它彻底盖住了。箱子被塞得满满的，他用了点力才把箱盖合上，扣上搭扣，上了锁。

整个过程中，豺狼一直都用自己提包里的一块布包着手。做完上述工作后，他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和所有箱子的外表面都擦干净。他把桌上那叠五英镑的钞票放进口袋，把桌子也擦了一遍，然后重新搬回墙边他进来时它所在的位置。最后他关上灯，在靠墙的一把休闲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夜幕降临。过了几分钟，他拿出自己的烟盒，把里面剩下的十根烟放到上衣口袋里，用空盒子做烟灰缸，抽了其中的一支。抽完烟，他把烟蒂小心地收起来，放在烟盒里。

他并没幻想这个造假证的人消失后永远不被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的人可能隔一阵就要出城旅行一趟，或者转入地下活动。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发现他忽然不再去他通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认为。过一阵就会有人找他，首先是和这个造假证的人有联系或者有生意往来的人。有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并且来过，不过大多会被上锁的门挡回去。潜入这间照相室的人得彻底搜查这里，还得砸掉箱子上的锁，把箱子清空才能找到尸体。

如果是黑社会成员这样做，他很可能不会报警。他肯定认为这个造假证的触怒了某个黑帮头目。不会有哪位顾客只是出于对色情照片的疯狂兴趣，而又盛怒之下杀了人之后，还会这样一丝不苟地隐藏尸体。不过警察最终会知道的。那时候无疑会把造假证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而酒吧的服务员很可能会想起八月一日晚上，这个造假证的人和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穿格子套装、戴黑色墨镜的人一起离开。

但即使他用自己的真名登记，等有人连续几个月去检查死者的事务箱时，也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和服务员没说过话。同样，在这家酒吧叫饮料已经是两周以前的事了。服务员也许会隐约有点印象，有个外国口音的人叫了两杯啤酒。警察可能会敷衍了事地开始搜捕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人，但即使他们问到了亚历山大・杜根，比利时警察想要找到豺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觉得他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也需要这样一段时间。杀死一个造假证的就和捻死一只蟑螂一样简单。豺狼放心了，他抽完第二支烟，向窗外看去。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浓重的夜色笼罩着狭窄的街道。他锁上了外面的大门，悄悄离开了照相馆。他走出大约半英里，把那串无法辨识身份的钥匙扔进人行道上的一个大排水孔里，听着它溅落在路面几英尺下的阴沟的水里。他返回酒店，及时赶上了晚餐。

第二天，星期五，他来到布鲁塞尔郊区一家工友们常去的商场采购。他在一家专门销售野营装备的店铺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筒羊毛袜，一条牛仔裤，一件格子羊毛衬衫和一个背包。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绳子，一把猎刀，两个小刷子和两听油漆（一听粉色，一听褐色）。他本想在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蜜瓜，但怕过一个周末会坏，又决定不买了。

回到酒店，他用他的新驾驶证租了一辆自驾车以备次日使用，然后要求领班为他在海滨度假区订一个有浴室的单人间。尽管八月里空房很紧张，领班还是在一家小酒店里为他找到了一个房间，并祝他在海边周末愉快，从那里可以远眺风景如画的泽布鲁日渔港。

7

豺狼在布鲁塞尔购物的时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正在罗马邮政总局与如何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的“迷局”角力。

他不会说意大利语，所以就找柜台服务员帮忙。他最终找到了一个会说一点法语的服务员帮忙。科瓦尔斯基费力地向他解释，他要给法国马赛的一个男人打电话，但他不知道那个人的号码。

是的，他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和住址。那个人叫格日博夫斯基，但意大利人听不明白，只好让他写下来。科瓦尔斯基照做了，可意大利人想不出人名可以用“Grzyb”开头，在向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说的时候拼成了“Grib”，他觉得科瓦尔斯基写的“z”肯定应该是个“i”。接线员在电话那头告诉意大利人，马赛的电话簿上没有“约瑟夫・格里博夫斯基”这样一个名字。邮局的服务员转向科瓦尔斯基，向他解释没有这么个人。

纯属运气吧，这个服务员是个诚心诚意喜欢帮助外国人的人。他把名字拼出来以便确认他没弄错。

“根本没这个人，先生。你看g、r、i——”

“不对，g、r、z……”科瓦尔斯基打断他。

服务员看来有点晕。

“对不起，先生，是g、r、z？g、r、z、y、b？”

“是的。”科瓦尔斯基又强调了一遍，“G、R、Z、Y、B、O、W、S、K、I。”

意大利人耸耸肩，又去找那个接线员。

“请给我接通一个国际长途。”

不到十分钟，科瓦尔斯基就找到了约约的电话号码，半小时后，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这个前外籍军团士兵的声音因为杂音而有点失真，他听来有些犹豫，不想证实科瓦茨信中的坏消息。是的，他很高兴科瓦尔斯基能打电话来，他已经找了他三个月了。

太不幸了，是的，小西尔维的病情是真的。她越来越瘦，体质也越来越弱。等医生最终给她确诊的时候，她已经下不了床了。她就在约约接电话的这间公寓里，住在隔壁的卧室。不，已经不是原来那套公寓了，他们搬进一套新的大公寓。什么？地址？约约说得很慢，科瓦尔斯基张着嘴，舌头笨拙地伸着，一笔一画地记了下来。

“那个江湖郎中说她还有多少时间？”他冲着电话咆哮，说了四遍约约才弄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对方却长时间没有声音。

“喂？喂？”他喊着，还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约约又说话了。

“大概一个礼拜，也可能两三个礼拜吧。”约约说。

科瓦尔斯基盯着手里的话筒，一肚子疑问。他一声不吭地挂上电话，神情恍惚地走出电话间。他付过电话费，收起信件，锁进套在手腕上的钢制箱子里，走回酒店。这么多年来，他的脑袋里头一次开了锅。这不是他可以从谁那里接受命令，然后用暴力就能解决的事。

马赛，还是原来的那套公寓，约约听到科瓦尔斯基挂上了电话，也随之放下了听筒。他转身去找那两个行动分局的人。他们还在那里，手里拎着警用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一把指着约约，另一把指着他老婆。她缩在沙发的一角，面如死灰。“混蛋，”约约恶狠狠地说，“臭狗屎。”

“他来吗？”其中一个人问道。

“他没说。他只是挂了我的电话。”波兰人说。

科西嘉人黑色空洞的眼睛盯着他。

“他必须来。这是命令。”

“嘿，你们听到我说话了，我都是按你们的意思说的。他肯定是吓着了。他就那么挂了。这我可控制不了。”

“他最好来。这可是为你好，约约。”科西嘉人重复道。

“他会来的，”约约无奈地说，“为了那个女孩，如果能来，他一定会来的。”

“好。你的事就算做完了。”

“那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约约喊道，“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科西嘉人站了起来，枪还握在手里。另外一个人还坐在原地，看着他的女人。

“我们这就走，”科西嘉人说，“但你们俩得和我们一起走。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乱嚼舌头，或是给罗马打电话。我们一起走，现在行吗，约约？”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度个小假吧。一家舒适的山区旅馆。那里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对你有好处，约约。”

“多长时间？”波兰人无精打采地问。

“该多久就多久。”

波兰人盯着窗外，在老港口宛如明信片一样的背景下面，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和拥挤在一起的各个渔摊。

“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每天来的火车都装满了人。八月份我们赚的比整个冬天都多。这会毁了我们好几年的收入。”

科西嘉人仿佛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大笑起来。

“你该把这看做一种收获而不是损失，约约。毕竟这是为了法国，你的第二祖国。”

波兰人转过身。“我才不关心狗屁政治。我也不管谁当权，哪个党想搞什么混账勾当。不过我了解你们这样的人。我一辈子都在和你们这样的人打交道。你们就是那种人，只要对你们有利，就可以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或者‘秘密军组织’效力。政权可能会更替，但你们这样的混蛋永远不会变……”他一边喊一边跌跌撞撞地冲向那个人。那个人手里拿着枪，枪口指着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

“约约，”沙发上的女人尖叫起来，“约约，我求求你，别惹他们。”

波兰人站住了，盯着他的妻子，仿佛他刚才忘记了她在那儿。他逐个环顾着房间里的人。他们都盯着他，他的妻子恳求着，两个强悍的特工都面无表情。这种咒骂对他们没有任何效果，他们都习以为常了。两个人中为首的那个冲卧室点点头。

“去收拾行李。你先去，然后是你老婆。”

“西尔维呢？她四点才放学回家。那家里就没人了。”女人说。

科西嘉人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丈夫。

“我们经过学校的时候会带上她。已经安排过了。我们已经告诉那个女校长，西尔维的祖母快死了，临死前全家都要去守在老太太的床前。我们考虑得很周全。现在就动身吧。”

约约耸耸肩，最后看了眼他的妻子，走进卧室，科西嘉人跟在后面。他的妻子手里继续绞着她的手帕。过了一会儿，她抬头看着沙发另一头的那个特工。他比科西嘉人年轻一点儿，是个加斯科尼人。

“怎么……你们要怎么对付他呢？”

“科瓦尔斯基？”

“是的，会怎么对付维克多？”

“有几位先生想和他聊聊。就这样。”

一小时后，约约全家都坐在了一辆大雪铁龙车的后座上，两个特工在前排。汽车全速驶向坐落在维克尔高山上那家极其隐秘的旅馆。

豺狼在海滨度过了周末。他买了一条游泳裤，周六在泽布鲁日的海滩晒太阳，在北海里游了几回，然后在这个小港口城市里沿着防波堤散步。英国的水手和士兵曾经在这里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甚至付出生命。几个胡子像海象胡须一样的老人沿着防波堤坐着，在钓黑鲈鱼。如果问他们的话，他们也许还能记得四十六年前的事[23]。不过豺狼没有问他们。那天，只有三两户全家出动来海滨度假的人见过这个英国人。他们散布在海滩边，享受着阳光，看着各自的孩子在海浪中嬉戏。

周日一早，他打好背包，悠闲地驱车穿越了佛兰德斯的乡间，驶过根特和布鲁日的狭窄街道。他在达姆的赛芬酒店吃了午餐。那是用木柴烤制的牛排，美味无比。下午三点左右，他驾车返回布鲁塞尔。睡觉前他订了个叫早服务，并吩咐服务员把早餐送到房间里来，并且给他准备一盒便携的午餐。他解释说自己次日要驱车去阿登山区，祭奠自己在凸出部战役[24]中阵亡的哥哥。战役遗址位于巴斯通和马尔梅迪之间。前台服务员非常热心，保证会准时叫醒他，不会耽误他的行程。

与此同时，罗马的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周末就过得没那么舒服了。他按时起来值勤，要么在八楼的楼层服务台，要么晚上在房顶。不值班的时候他也睡得很少，大多是躺在靠近八楼主通道的床上抽烟，或是喝烈性的红酒。这种酒是用带把的大酒壶装来给担任警卫的八名前外籍军团士兵享用的。他觉得，论酒劲，这种粗劣的意大利红酒根本没法和阿尔及利亚的比纳葡萄酒比，那是每个外籍军团士兵的杯中最爱，不过有酒喝总比没有的强。

如果没有上峰命令，或是现成的命令代他决定，科瓦尔斯基决定任何事都要花很长时间。但到了周一早上，他已下定了决心。

他不会去太久，也许只要一天，如果飞机转乘不太顺利的话，顶多去两天吧。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他都一定要做。他事后会向“老板”解释的。他确信就算“老板”为此大发雷霆，也一定会理解他的。他曾想过把问题告诉上校并请假四十八小时。但他觉得，虽然上校是个好指挥官，部下遇到麻烦的时候也愿意帮忙，但这次肯定不会让他去。上校不会理解西尔维这件事的，科瓦尔斯基知道他永远也无法解释这件事，一个字都不能提。星期一早上他起床换班的时候，深深地叹了口气。一想到这是自己加入外籍军团以来第一次不假外出，他就深感不安。

豺狼和科瓦尔斯基在同一时间起的床。他仔细地准备着，先冲了个澡，刮了胡子，然后享用了放在床边托盘上的美味早餐。他从衣柜里拿出装着枪的匣子，把每个部件都用泡沫橡胶裹了几层，然后用绳子扎成一捆，塞进背包的底部。上面放上油漆罐和刷子，丁尼布裤子和格子衬衣，袜子和靴子。网兜放在背包外面的一个口袋里，另一个口袋里放着子弹。

他穿了一件常穿的条纹衬衣——一九六三年的时候，这种穿着很时尚——但没有套上他通常穿的那身便宜的精纺格子布衣服，而是穿了一袭鸽子灰的轻便套装。一双古琦的黑色轻便皮质运动鞋，再加一条黑色真丝领带，他这套行头就齐全了。他一手拎着帆布背包，下楼走向他停在酒店停车场的车，把背包锁在了后备箱里，然后返回酒店前厅，拿上已经为他包好的午餐。前台服务员祝他一路顺风，他也点头答谢。九点钟的时候，他驾车离开布鲁塞尔，沿着E40号老公路向那慕尔疾驶而去。平坦的原野这会儿已经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了，今天看来很热。他查了地图，距离巴斯通还有九十四英里。从那儿再多开几英里，在小镇南部的山林地区，就是他要找的僻静场所。他加大油门，让这辆西姆卡-燕子[25]径直穿越瓦隆平原。他估计到中午时候开出一百英里容易得很。

太阳还没升到最高处时，他已经穿越了那慕尔和马尔凯。沿途的路标显示，离巴斯通越来越近了。这个小镇一九四四年冬天曾被哈索・冯・曼陀菲尔[26]的巨型虎式坦克撕成碎片。豺狼驾车穿过小镇，向南开进山区。森林逐渐浓密起来，崎岖的公路不断被巨大的榆树和山毛榉树遮得密不透光。

过了小镇，顺着公路开出五英里，豺狼发现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森林深处。他掉转车头开了过去，顺着这条小路又开了一英里，他发现了第二条深入森林的小径。他沿着小径开了几码，然后把车藏在一片矮树丛的后面。豺狼在森林的树阴里歇了下来，燃起一支烟，静静等着汽车的马达渐渐冷却；头顶上，风儿穿过树梢，轻声地呢喃着；一只鸽子在远处“咕咕”地叫着。

他慢慢从车上下来，打开后备箱，把背包放在引擎罩上，便开始仔细地换起衣服来。先把那身完美的鸽子灰套装叠好放在车后座上，换上牛仔便裤。天很热，连外套都不用穿。他换下打着领结的衬衣，穿上了伐木工人穿的那种格子衬衣。最后脱下那双昂贵的都市休闲皮鞋，换上了步行靴和羊毛袜，把牛仔裤的裤脚掖进靴子里。

他把步枪的零部件一包包地打开，挨个组装起来。两个裤子口袋里，一个放着消音器，另一个放着瞄准镜。他从盒子里取了二十发子弹放进胸前的口袋，那粒达姆弹还用棉纸包着，放在另一个前胸口袋里。

豺狼把枪的剩余部分组装好，放在汽车引擎罩上，然后又转到后备箱，取出他前天晚上返回酒店前在布鲁塞尔的集市上买的东西——一个蜜瓜，已经在后备箱里放了一整晚。他锁上后备箱，把瓜和油漆、刷子、猎刀一起放进背包，锁好车，开始向密林深处走去。这时刚过正午。

不到十分钟，他就找到了一个视野清晰的狭长的林间空地。从空地的一端到另一端足足有一百五十码。他把枪靠在一棵树旁，量了一百五十步的距离，然后找了一棵树，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刚才靠在树上的那支枪。他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打开两罐油漆，在蜜瓜上忙活起来。深绿色瓜皮的上部和下部很快被刷成棕色，中间被刷成了粉红色。油漆还没干，他用食指在上面简略地描出了一双眼睛，一个鼻子，以及胡子和嘴巴。

为了避免手指接触抹掉油漆，他把刀插进瓜的顶部，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网兜。网眼很大，网兜的线也很细，绝对不会遮挡瓜的轮廓或是瓜上画的图案。

最后，他将刀用力插进树干，离地大约七英尺高。然后把网兜的提手挂在刀柄上。在棕色树皮的映衬下，被刷得粉一块棕一块的蜜瓜悬挂在那里，活像一个怪异的人头。他向后退了几步，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手艺——在一百五十码之外来看，这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他把两罐油漆盖好，远远地扔进树林。它们掉进矮树丛，摔得不见踪影。他把刷子有毛的那端向下插进地里，然后用力踩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他拿起背包，返回放步枪的地方。

消音器很容易就装好了，他把它在枪管末端拧紧。瞄准镜在枪管上部也装得很妥帖。他拉下枪栓，往枪膛里装进第一粒子弹，眯起眼，透过瞄准镜寻找他挂在空地那头的靶子。找到的时候他很惊讶，目标看起来又大又清晰。如果这是个活生生的人头的话，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三十码之内。他能看出勒着瓜的网兜上交织的线绳，以及他用手指涂抹出来的那张“脸”上的主要面部特征。

他换了个姿势，靠在树上继续瞄准，又眯起了眼。瞄准镜里的十字线看来不在正中心。他伸出右手，轻捻着两个调节螺丝，直到十字线看来完全处于正中。豺狼很满意，他小心地瞄准蜜瓜的正中心，开火。

枪的后坐力比他预计的小，枪声经过消音器的处理，即使是在一条安静的街上，对面也几乎听不到。他把枪夹在腋下，穿过空地去检查那只瓜。子弹在右上方打穿了那只瓜，打断了网兜的部分线绳，弹头钻进了树干。他又走了回去，让瞄准镜保持先前的设置，再次射击。

结果还是一样，有半英寸的偏差。他没调节瞄准镜，连开了四枪，终于发现瞄准镜有些偏高，并且略略偏右。于是他调校了一下螺丝。

接下来的射击位置又有些低，而且偏向左边。为了保证精确，他又穿过空地去查看被子弹打出的洞。弹头击穿了“人头”嘴巴的左下角，他又用这个新调节的瞄准镜开了三枪，所有的子弹都打进了同样的区域。最后他把瞄准镜又向原来的位置挪回了一点。

第九枪他瞄准前额，子弹正中目标。他第三次走向标靶。这一次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粉笔，把子弹射中的位置用粉笔一一标了出来——靠右上部的那一组，嘴角左下部的第二组，正中前额的那个干净利索的弹孔。

然后他依次射击，每只眼睛、鼻梁、上嘴唇、面颊。他把靶子侧过来，用最后的六发子弹射穿了太阳穴、耳孔、脖子、面颊、下巴和头盖骨。只有一发子弹略偏了一点。

现在他对这支枪很满意。他记下了调节瞄准镜的螺丝位置，从口袋里拿出一瓶黏合木质材料用的黏合剂，向螺丝的头上和它旁边的胶木表面喷了些胶。他抽了两支烟，半个小时后，黏合剂凝固了，那支枪的瞄准镜就此按照他的目测，在一百三十米内具有绝对的精确性。

他从另一个前胸口袋里拿出了那颗达姆弹，打开纸包，将子弹装进弹膛。他屏气凝神地瞄准蜜瓜的中心，击发。

当最后这缕青烟从消音器的末端袅袅消退后，豺狼把枪靠在树干上放好，便朝着吊在远处的网兜走去。网袋差不多全空了，瘪着紧贴在斑驳的树干上。被二十一发子弹击中的蜜瓜现在已经彻底解体了。一部分瓜瓤冲出了网眼，散落在草地上。瓜子和着瓜汁从树干上流下。剩下的部分瓜体被打爆了，瘫在网兜的底部，挂在猎刀的刀柄上，像蔫了的阴囊一样垂着。

他取下网兜，扔进附近的灌木丛。原先的靶子现在变成一堆无法辨认的果泥。他把刀从树干里拔出来，插回刀鞘，离开那棵树，取回步枪，回到车旁。

他在车边把每个部件都用泡沫塑料纸小心地包好，和他的靴子、袜子、衬衣、牛仔裤一起重新放回背包。他重新穿上他那套“都市”行头，把背包锁进后备箱，静静地吃着他的三明治午餐。

吃完饭，他开回主路，左转，驶过巴斯通、马尔凯、那慕尔，赶回布鲁塞尔。六点刚过，他返回酒店，先把背包放回楼上的房间，然后下楼和前台服务员结清了租车的费用。晚饭前他洗了个澡。这之前他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擦拭了枪的每个零件，给活动部件上了油，然后放进枪匣，锁进衣柜。夜里晚些时候，背包、麻绳和几张泡沫塑料纸被扔进城里的一个垃圾筒；二十一个空弹壳在空中转了几个圈，掉进了城市的下水道。

同样是这个星期一，八月五日早上，维克多・科瓦尔斯基又来到罗马邮政总局，找会说法语的人帮忙。这回他让服务员帮他致电意大利航空公司问讯处，询问本周从罗马去马赛的往返航班时间。他得知周一的航班他已经赶不上了，因为这架航班将于一小时内从菲乌米奇诺起飞，他赶不上了。下一班直航是星期三。而其他航空公司都没有从马赛到罗马的直达航班。有非直达的航班，先生感兴趣吗？不？星期三的航班？当然有，上午十一点十五起飞，将于正午时分降落在马赛马里尼亚讷机场。返回的航班是第二天。订一张票？单程还是往返？当然可以，请问您的姓名？科瓦尔斯基告诉对方自己口袋里那本证件上的名字。欧共体国家间已经废除了护照，有本国颁发的身份证就行。

他被告知在周三起飞前一小时要先到菲乌米奇诺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柜台。服务员挂上了电话，科瓦尔斯基取了信，锁进他的铁匣子，离开邮局返回酒店。

次日早上，豺狼最后一次见了古森。早餐时，他给军械师拨了个电话。军械师声称他很高兴完成了工作，杜根先生是否愿意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来一趟？来时请带上必要的东西，进行最后的调试。

他又早到了半个小时，装枪的手提箱放在一个空的布箱子（他早上在一个二手货商店里买的）里。他花了半个小时观察军械师所住的街道，最后才悄悄走向前门。古森请他进去，他便径直走进办公室，丝毫没有迟疑。古森锁上前门，然后进入办公室，又锁上了办公室的门。

“没别的问题了？”英国人问道。

“没有。我想这次我们总算弄妥了。”桌子后面的比利时人拿出几卷麻布放在桌上。他打开麻布，拿出一套细钢管并排放在桌上。钢管打磨得非常光滑，看起来像铝制的。军械师放下最后一个钢管后，伸出手索要那个装着枪部件的手提箱。豺狼把箱子递给他。

军械师把枪的部件一个个装进管子，每件大小都很合适。

“打靶结果如何？”他边装边问。

“很满意。”

古森放瞄准镜的时候注意到瞄准镜的调节螺丝被一团木用黏合剂重新固定了位置。

“很抱歉调节螺丝做得那么小，”他说道，“做出精确的刻度会更好些，但原来的螺丝太大很碍事。所以我只好用了这些小螺丝。否则瞄准镜就装不进管子了。”他把瞄准镜装进相应的钢管，和其他管子一样，这个也非常合适。最后五个步枪的部件消失的时候，他拿起做扳机用的细小钢针和五发达姆弹。

“您看，这些必须另外找个地方。”他解释道。他拿起黑色皮革垫着的枪托，向他的主顾展示皮革上被剃刀割开的一个裂口。他把扳机塞到里面的填充物里，然后用一条黑色的绝缘胶带封上裂口，看起来很自然，一点都不突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圆形的黑色橡胶，直径一英寸半，两英寸厚。其中一个圆面的中心伸出一个钢柱，上面像螺丝一样刻着螺纹。

“这个装在最后那个管子的后端。”他解释着。钢柱周围的橡胶里钻了五个眼，每个孔里他小心翼翼地放进一粒子弹，从外面只能看到子弹的黄铜底部。

“橡胶塞好后就看不到子弹了。这个橡胶塞还是很逼真的。”他解释说。英国人还是没吭声。“您看怎么样？”比利时人满怀期待地问。

英国人拿起管子逐个检视，一言不发。他摇了摇管子，里面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管子里衬了两层灰白色的厚毛呢，能够吸收震动和噪声。最长的管子有二十英寸长；里面装着枪管和枪后膛。其他的每个大约一英尺长，装着上下两个枪托支架、消音器和瞄准镜。枪托是单独的，扳机装在它的衬垫里。装着子弹的橡胶塞也是独立的。整支猎枪都消失了，更别说是暗杀用步枪了。

“非常好，”豺狼说着，轻轻地点点头，“正是我想要的。”比利时人很高兴。作为行业的专家，被眼前这个人赞扬他觉得很享受。他知道，在这位主顾的行当里，他面前的这个人同样是个顶尖高手。

豺狼拿起装着各个枪部件的钢管，仔细地用麻布一件件包好，放进布箱里。五个钢管、枪托和橡胶塞都包完放好后，他合上布箱，把分好格子的手提箱递还给军械师。

“我用不上这个包了。这支枪在我有机会用到它之前，会一直这样放在箱子里。”他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他欠比利时人的余下的二百英镑，放在桌上。“我想我们的交易完成了，古森。”

比利时人把钱装进口袋：“是的，先生，除非您还有其他事需要我效劳。”

“只有一件，”英国人回答，“请你记得两个礼拜前我给你的关于‘明智的沉默’的小小告诫。”

“我没忘，先生。”比利时人平静地回答。

他再次感到惊恐。这个慢声细语的杀手现在是不是想让他永远沉默，以确保他“缄口不言”？肯定不会的。这样的谋杀所招致的调查会让警察发现这个高个子英国人曾经到这所房子来过，而那时到他有机会使用他现在装在箱子里的枪的时候还早着呢。英国人看来“读”出了他的想法。他微微一笑。

“你不用担心。我不想伤害你。另外我想，像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一定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免被自己的顾客干掉。也许有人在等你一个小时之内给他打一个电话，如果电话没来，那个朋友就会来找尸体吧？也许你在律师那里事先存放了一封信，如果你死了那封信就会被拆开。对我来说，杀掉你只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古森吓了一跳。他确实一直在律师那里放了一封信，如果他死了就会被拆开。信会指点警察在后面花园里找一块石头，下面有个盒子，里面有一张清单，上面是每天来此处造访的人名。清单每天都更换。而今天，上面只写了这位唯一的客人——一位漂亮的高个子英国人，自称杜根。这只是一种以防万一的方式。

英国人静静地看着他。

“我就是这样想的，”他说道，“你很安全。但只要你对任何人提及我的到访或是我从你这里购买了枪支，我肯定会干掉你，绝不手软。为你着想，从我离开这间屋子的那一刻起，请你当作我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完全明白，先生。这是我和所有顾客之间通常的做法。可以说，我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类似的保证。正因如此，您拿的那只枪上面的序列号已经用酸腐蚀掉了。毕竟，我也得保护自己。”

英国人又微笑了一下：“这样我们就彼此理解了。再见，古森先生。”

一分钟之后，比利时人关上门。他非常了解枪和枪手，但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人。他长叹了一口气，缩进办公室数钱去了。

豺狼不想被酒店的服务员看到他拎着一个便宜的布衣箱，所以尽管已经误了午餐，他还是搭了辆出租车直奔干线车站，把箱子存在行李寄存处，把收据塞进他那狭长的鳄鱼皮钱夹的内层。

他在“天鹅酒店”享用了一顿昂贵精致的午餐，庆祝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筹划准备阶段的结束。他离开的时候，几乎和来时一样，一身剪裁合体的格子套装，宽边包围式墨镜。他走向等候着的出租车，行李员拎着他的两只威登牌行李箱跟在后面。他比之前“穷”了一千六百英镑，但他的枪却安全地躺在火车站行李寄存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手提箱里，身上衣服的里面口袋里还揣着三张精心伪造的证件。

四点刚过，飞机离开布鲁塞尔飞往伦敦。在伦敦机场，他的箱子被草草检查了一下，什么都没查出来。七点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淋浴，准备去伦敦西区吃晚餐。

8

科瓦尔斯基很倒霉，周三早上没有电话要打；如果有，他肯定不会登上他的航班。给普瓦捷先生的信还等在格子里。他取了五封信，锁进钢匣子里，急忙赶回酒店。九点半的时候，罗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没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下一班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他要在屋顶值勤。

他在房间里停了一下，只是为了拿那把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枪出门）。他把枪塞进肩膀的枪套里。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上衣，那么枪和枪套的突起在一百码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脚，所以尽管鼓出了一大块，枪和枪套挂在他身上，也只是像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他拿了一卷橡皮膏，与他前天买的贝雷帽一起塞进上衣。他还把过去六个月攒的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口袋，然后关上门，走了。

电梯口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抬头看着他。

“他们让我去打个电话。”科瓦尔斯基说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楼。值班警卫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电梯到的时候看了看他。科瓦尔斯基步入电梯，几秒钟后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今日周刊》。波兰人前后张望着找出租车的时候，他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墨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科瓦尔斯基见没车过来，便向街角走去。拿杂志的男人离开咖啡馆的露台，走到街边。一辆小菲亚特从一排顺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车中开出，停在他对面。他钻进车，菲亚特车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尔斯基的后面。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招手将其拦了下来。“去菲乌米奇诺。”他对司机说。

科瓦尔斯基来到机场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安全局的人悄悄地跟着他。科瓦尔斯基用现金买了票，他向柜台服务小姐表示，他没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他被告知，一小时零五分钟后会广播通知十一点十五分飞往马赛的航班旅客登机。

为了打发时间，这位前外籍军团士兵信步走进机场的自助餐馆。他买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来的飞机。虽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不过他喜欢机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飞机的引擎声就意味着德国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苏式强击机或是美国的“空中堡垒”；后来在越南，它们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区，它们意味着法国的“神秘”战斗机或是“富加”教练机。但在民用机场，他喜欢看着飞机像银色的大鸟一样从天而降。引擎停止轰鸣，飞机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线挂在空中一样。虽说他在社交方面很胆小，但他喜欢看机场无休止的喧闹。也许，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现在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机场工作。但他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西尔维身上。他那棒槌一样的眉毛紧拧起来，显得愈发浓黑。这是不对的，他严肃地告诉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混蛋们却活得好好的，这不公平。罗丹上校告诉过他那些人的事，他们是如何使法国沦落，如何出卖了军队，摧毁了军团，抛弃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把他们扔给恐怖分子。罗丹上校从来都没错过。

广播通知他的航班开始登机了，他跟着大家鱼贯穿过玻璃门，在炎热似火的停机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约一百码，来到飞机前。在瞭望台上，两名罗兰上校的特工看着他一步步爬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黑色的贝雷帽，脸颊一侧贴着橡皮膏。其中一个特工转向同伴，疲惫地扬了扬眉毛。一看到飞往马赛的那架喷气式飞机起飞，两个人便离开栏杆。穿越大厅的途中，他们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拨了个罗马本地号码。他对电话那头的人报上一个基督教徒的名字，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坐的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四五一号航班。十二点十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再见。”

十分钟后，这条消息就到了巴黎，又过了十分钟，马赛方面也知道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子爵号飞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海湾，即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漂亮的罗马空姐微笑着穿过座位间的通道，检查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飞机后部角落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乘客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舷窗外罗纳河三角洲的一片白色荒地，就像从未见过一样。

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不会说意大利语，说的法语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黑色的贝雷帽扣在他黑色的短发上，一身乱糟糟的黑色西服；戴着一副墨镜，从不摘下来；一大块橡皮膏遮了一半的脸。他的脸肯定被刮破得厉害，她想。

飞机准时着陆，离机场大楼很近。旅客们穿过海关大厅，顺序穿过玻璃门。这时，一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站在检查护照的警察旁边，轻轻踢了踢他的脚踝。

“大个子，戴黑色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然漫步离开，对另外一个警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旅客分成两列通过检查窗口。窗格后面，两个警察遥遥相对地坐着，相距十英尺。乘客从他们两个中间次第通过。每位乘客都递上护照和入境证。这些警官是安全警察，隶属边境检查处，负责法国国内的安全，查验入境的外国人和回国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栏杆后面穿深蓝色制服的人几乎连眼皮都没抬。他在黄色入境证上盖了个章，对着递过来的身份证扫了一眼，便点点头，挥手让大个子继续往前走。

科瓦尔斯基放心了，朝海关人员走去。

那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对几位海关人员低语了几句，便悄无声息地走进他们身后办公室的玻璃门里。一名高级海关警察叫住科瓦尔斯基。

“先生，您的行李？”

他指着其他旅客，他们正在阳光下行李车停放的地方，在传送带旁等待自己的行李。科瓦尔斯基迈步走向海关警察。

“我没行李。”他笨拙地说。

海关警察扬起眉毛。

“没行李？喔，很好，您有什么需要报关的物品吗？”

“没有东西要报关。”科瓦尔斯基回答。

海关的人友善地微笑着，笑容几乎和他唱歌一般的马赛口音一样明朗。

“噢，好的，过去吧，先生。”他朝出租车排队的那个出口指了指，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进外面的阳光里。他不习惯乱花钱，前后看了看，发现了机场大巴，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其他海关人员围拢在为首的海关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抓他做什么。”其中一个说道。

“他看起来脾气不大好。”

“那些混蛋收拾完他，他就不会那样了。”第三个人把头朝后面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来吧，干活了，”年纪稍大的一位插话道，“今天我们已经为法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了。”

“你是说为了伟大的夏尔吧。”他们即将散去的时候，第一个人回了一句，低声咕哝着，“真他妈的。”

巴士最终停在市中心的法国航空公司办事处时，正是午餐时间。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八月的马赛很有特点，但努力工作决不在此列。笼罩着城市的酷暑像一种病菌，它爬进人们身体的每个组织里，吮吸着人们的精力。除了拉上百叶窗，把电风扇开到最大，躺在凉爽的房间里，其他什么都不想做。

即使在马赛最繁忙拥堵的中心商业区，闪亮着大灯、拥挤不堪的车流消失后，街上也变得死气沉沉。少数在街上的人和车看起来就像身陷于齐腰深的糖浆里一样，缓慢挪动着。大多数司机都在公园找了个荫凉的地方午睡去了，科瓦尔斯基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出租车。

约约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在由城区通往郊区的主干道上。他让司机把他放在了解放大道，剩下的路他走着过去。“听您的。”司机没多想，他觉得这些外国人肯定在什么地方还有辆车，所以要自己走两步。

科瓦尔斯基目送着出租车掉头驶向市区，直到看不见为止。他向一家路边咖啡馆露台上的服务员问清了纸条上的支路位置。这个街区的房子看上去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想，约约一家的车站小吃摊一定赚了不少。他们也许已经有了固定的摊位了吧，约约的老婆多年来一直指望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售货亭。那样的话，怎么说都能解释他们现在的“富有”了。小西尔维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肯定要比在码头区强多了。一想到女儿，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荒唐念头，科瓦尔斯基在公寓前的台阶前停了下来。约约在电话里怎么说的来着？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不会的。

他跑上台阶。旁边的一面墙上有两排信箱，他在信箱前停了下来。“格日博夫斯基，二十三号。”他找到了。房间就在二楼，他决定走上去。

二十三号房的房门在走廊的尽头，两侧是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的门。和其他房间一样，门上有个门铃，门旁有个卡槽，里面白色的纸片上印着格日博夫斯基的名字。他按下门铃，面前的门开了。一根棍子猛扫出来，砸向他的前额。

棍子打破了他的头皮，“砰”的一声被头骨弹起，声音闷闷的。两侧的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门也猛地从内拉开，里面的人蜂拥而出。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半秒钟之内发生。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狂暴起来。尽管这个波兰人在大多数方面思维迟缓，但他对一种技术却熟稔于胸，那就是格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魁梧身材和力量对他没什么用处。由于个子高的缘故，棍子击中他前额的时候没能挥到最大半径。透过头上流下的血，他分辨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里，在他两侧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地需要空间展开手脚，于是他向前冲进了二十三号房间。

直接面对他的那个人被撞得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科瓦尔斯基背后的人紧跟着进了房间，揪住他的领子和上衣。一进房间，他立刻从腋下抽出科尔特枪，转身向后朝门口开了一枪。这时他的手腕又被另一根棍子砸到，枪口随之向下倾斜。

子弹打碎了一个袭击者的膝盖，那人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手里的枪也被打掉了，手指因为手腕上的又一次重击而失去了知觉。一秒钟后，他被五个人一起扑倒。格斗持续了三分钟。后来一位医生估计，在最终晕倒之前，他的脑袋至少被包着皮革的木棒重击了十二下。一只耳朵被打掉了一部分，鼻子被打碎了，满脸是血，像戴了一个深红色的面具。他格斗时大多是出于本能作出反应。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了他的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枪踢到卧室的另一头去了。他最后脸朝下扑倒的时候，攻击他的人中，只剩下三个还在用脚踢他。

当他们搞定了这一切，这个巨大的身躯倒在地板上，毫无知觉。只有绽开的头皮上流下的血表明他还活着。那三个幸存者站在他身后，汗如雨下，胸口不停起伏。至于其他人，被打中腿的那个蜷缩着靠在门边的墙上，脸色煞白，他双手摁着自己的膝盖，满是鲜血，他因疼痛而灰白的嘴唇间不断骂着一长串脏话；另一个人跪在那儿，慢慢地前后晃着，双手向下紧捂着被打穿的腹股沟；最后一个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高高肿起，科瓦尔斯基全力一击正中那里，他直接被撂倒了。

这组人的头儿把科瓦尔斯基翻过来，背朝下，拨开他一只眼的眼皮看了看，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的电话旁，拨了一个本地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

他仍然喘得厉害。有人答话时，他告诉对方：

“我们抓到他了……动武了吗？当然，他可真玩命……他开了枪，圭里尼的一个膝盖骨碎了；卡尔佩提的睾丸挨了一枪；维萨特晕过去了，浑身发凉……什么？是的，那个波兰人还活着，这不是命令吗？不然我们能让他打得那么惨……嗯，他受伤了，好的。不知道，他晕过去了……喂，我们不是要盛沙拉的篮子（警用面包车），我们要两辆救护车。让他们快点儿。”

他掼掉电话，嘟囔了一句：“妈的！”屋子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被劈过的柴一样，它们最多也只能当柴烧了。他们原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所以没把家具挪到隔壁房间，结果碍手碍脚。他自己就用胸口接下了科瓦尔斯基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疼得要命。见鬼的波兰人，他想着，总部办公室的那帮混蛋可没交代过这家伙是怎样一个人。

十五分钟后，两辆雪铁龙救护车开进这条马路，停在公寓楼外。医生上了楼，花了五分钟检查科瓦尔斯基。最后他卷起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给他打了一针。两个担架员抬起波兰人，跌跌撞撞地走进电梯。医生转向受伤的科西嘉人，从他旁边墙上的大片血迹来看，他伤得很重。

他抬起那人扶在膝盖上的手，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

“好吧，得用吗啡，送医院。我给你打一针安定让你睡觉。在这儿我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我的孩子，你在这一行的路算是走到头了。”

针头扎进去的时候，圭里尼又骂了一串。

维萨特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一脸呆相。卡尔佩提现在靠着墙站直了，不断干呕着。他的两个同伴从腋下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里到了走廊上。第二辆救护车上的担架员把打了镇定剂昏睡得像死人一样的圭里尼抬走的时候，这一组人的头儿正帮着维萨特站起来。

来到外面走廊上，六个人的头儿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真是一团糟，对吧？”医生说。

“当地警察会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该死的公寓是他们的。”

说着，他关上了门。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间的门也开着，里面的东西都没动。他把两扇门都带上了。

“没邻居吗？”医生问道。

“没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把整层都包下了。”

医生走在前面，帮忙把仍然神情呆滞的维萨特扶到楼下等候的车里。

救护车快速穿越了法国。十二小时之后，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似的军营地下室里，科瓦尔斯基躺在一张简易的小床上。和所有的牢房一样，房间的墙刷成白色，污迹斑斑，还生了霉，到处涂着污言秽语或是各种祈祷。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味和尿骚味，还有墙灰吸湿后的石碳酸味。科瓦尔斯基仰面躺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床脚嵌在水泥地里。除了褐色的垫子和他头下卷着的毯子，床上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脚踝，另两条绑在大腿和手腕上。胸口也牢牢拴着一条皮带。他仍然不省人事，只是不规则地深呼吸着。

他脸上的血迹都已清洗干净，耳朵和头皮也缝合了；被打碎的鼻子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张着嘴，呼吸时嘶嘶作响，向里望可以看到两颗被打断的门牙的残根。脸上其他地方青肿得厉害。

在浓密的黑色汗毛下面，前胸、肩膀、腹部，都能看到青淤的肿块，那是拳打脚踢和棍棒的结果。他的右腕包着厚厚的绷带。

医生做完检查，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包里。他转过身，朝身后的人点点头。那人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人一起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看守把两根硕大的钢闩插回原位。

“你们用什么打的他，特快列车吗？”他们一起走过通道的时候，医生问。

“用了六个人才把他制伏。”罗兰上校回答。

“嗯，他们够狠的，差点把他打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牛，他早就完了。”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校回答，“他打废了我们三个人。”

“肯定打得很惨烈。”

“确实如此。他现在伤势如何？”

“用外行人的话说，右腕可能骨折——记得吗，我没给他做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有多处伤口和青肿。有些轻微的内出血，如果恶化会要了他的命，也可能自己会好起来。他天生结实，或许是练出来的。我担心的是他的头。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还是严重则很难说。没有头骨骨折的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你的人无能。他的头骨硬得像象牙。不过如果不让他静养的话，脑震荡会恶化的。”

“我需要问他一些问题。”上校盯着手上闪烁的烟头说。医生的监狱诊所和通向底层的楼梯是两个方向。两个人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有些反感。

“这里是监狱，”他平静地说，“没错，它是用来对付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但我仍然是个医生。在这个监狱里，无论在哪儿，我所说的都事关犯人的健康。往那边走，那个走廊，”他把头向后晃了一下，指向他们来的方向，“是你的地盘。那里发生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在那里也没有发言权。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那个人恢复之前用你的方法‘问’他问题，他要么会死，要么会变成一个疯子。”

罗兰上校听着医生的警告，无动于衷。

“他需要多久才能复原？”

医生耸耸肩：“说不准。也许明天他就能恢复知觉，或者再过些日子。即使他苏醒过来，也不宜接受审问——从医学角度来说，要至少两个礼拜才能审讯。这还仅仅是在轻微脑震荡的情况下。”

“可以用一些特别的药。”上校轻声说。

“是的，有。但我不想开那种药。你们也许能弄到那些药，对你们来说并不困难。但绝不是从我这儿。无论如何，他现在说不出什么对你们有任何意义的东西。那很可能只是胡言乱语。他的脑子乱成一团。他也许能清醒过来，也许不能。但即便能，也得让他的脑子按照自己的时间清醒。引发幻觉的药物只会制造白痴，对你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用。很可能要一个礼拜他才能睁开一只眼。你还是耐心等等吧。”

说完他转身走回诊所。

但是医生错了。三天后，八月十日，科瓦尔斯基就睁开了眼。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来的任务做着最后的准备。他去了汽车协会总部，口袋里装着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新驾照。他在那儿弄了一张同样名字的国际驾照。

他在一家专门卖二手旅行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皮质衣箱。其中一个装着用来化装成哥本哈根的佩尔・詹森牧师——如果需要的话——的衣服。收拾行李前，他把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衣、圆领和黑披肩上的英国生产商的标签都拆了下来，换上了从哥本哈根买的那三件衬衣上的丹麦生产商的标签。这些衣服再加上鞋子、袜子、内衣以及那身深灰色的轻便套装，是为了某天装扮成詹森牧师用的。在同一个箱子里还装着用来扮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物——运动鞋、袜子、牛仔裤、衬衣和风衣。

他撕开箱子的里衬，把他可能某天要扮演的两个外国人的护照放进箱子硬盖上的两层皮革间。和衣服一起放进箱子的东西还有一本丹麦版有关法国天主教堂的书，两副眼镜（一副用来扮丹麦牧师，另一副扮美国学生），用卫生纸小心包好的两副彩色隐形眼镜以及染发用品。

他在巴黎跳蚤市场买的法国设计生产的鞋子、袜子、衬衣、裤子，黑色贝雷帽和那件长及脚踝的军大衣放在第二个箱子里。这个箱子的皮革夹层里他放的是伪造的名为安德烈・马丁的法国中年人的证件。这个箱子还有空余的地方，稍后还要装那套装有狙击步枪全套部件和子弹的狭长钢管。

第三个箱子略小一些，里面装着假扮亚历山大・杜根用的东西：鞋子、袜子、内衣、衬衣、领带、手帕，还有三套考究的套装。这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几卷十英镑的钞票，一共一千英镑，这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时候从自己的私人银行户头里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箱子都小心地锁好，又把钥匙穿在自己的钥匙环上。那件鸽子灰的套装已经洗净熨平，挂在公寓的壁橱里，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他的护照、驾驶证、国际驾照和一沓一百镑的现金。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个精巧的手提箱，里面放着剃须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来的东西——一条精织的网状吊带，从巴黎买的一包两磅重的石膏，几卷用棉绒布粗织的绷带，半打卷状胶布，三包棉絮和一把大剪刀（刀刃很钝但很结实）。这个手提箱是随身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任何机场通关时，手提箱通常不会被海关官员选中要求开箱检查。

采购装箱的工作均已完毕，接下来是他计划的最后部分。他希望，化装成詹森牧师和马蒂・舒尔勃格，仅仅是以防万一。除非事态恶化，亚历山大・杜根的身份必须被放弃，否则他不想用到。安德烈・马丁的身份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他很可能不会用到另外两个身份。如果那样的话，任务完成后，他可以把整只箱子丢在行李寄存处。他想，即使那时要逃脱的话，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两个身份中的任何一个了。办完事，他再用不着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和枪了，也可以丢掉。他将带着三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进入法国，而离开时估计只有一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肯定不会再多了。

这一切做好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启程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卫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世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二十五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一边等着这两封信，一边在公寓周围练习一瘸一拐地走路来打发时间。两天之后他很满意，他瘸着走路已经很逼真了，没人能发觉他的腿脚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八月九日上午，他等到了第一封信。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文是：“用莫里托五九○一与你的朋友联络。自我介绍‘我是豺狼’。回答是‘我是瓦尔米’。祝你好运。”

苏黎世的信直到十一日上午才来。他微笑着读起这封确认信。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他的余生都将很富有。如果他将要做的事能成功的话，他将更富有。他毫不怀疑他会成功。机会难得，不容错失。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他都花在了机票的电话预订系统上，他把出发时间定在了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除了桌子后面五个男人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地下室里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笨重的橡木椅上绑着的人发出刺耳的“咯咯”声。地下室不知道有多大，墙上的颜色也模糊一片。整个房间只有一束光，笼罩着橡木椅和囚犯。这是一盏普通的阅读用台灯，但用的是大功率的灯泡，非常亮，更增加了本已过热的地下室里的热度。灯被夹在了桌子的左沿上，灯罩被扭转过来，灯光直射着六英尺外的椅子。

部分光线照在污渍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一支香烟被人夹在手指间冉冉飘起一缕细细的蓝烟。

地下室的其余部分都掩没在一片黑暗之中，反衬出雪亮的灯光。五个男人坐在桌后，身体和肩膀一字排开，但犯人是看不见的。唯一能看到对方的办法就是离开他的坐椅，走到侧面，避开光线的直射才能辨别出他们的轮廓。

但他办不到。厚厚的带子把他的脚踝死死绑在了椅子腿上。前后的椅子腿儿都用“L”型的钢条固定在了地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被厚厚的带子捆在上面。另一条带子围着他的腰，还有一根捆着他毛茸茸的胸部。每根带子都浸透了汗水。

桌上除了那几只一动不动的手之外，几乎空无一物。只有桌子的角上有一条小槽，上面镶着一片黄铜，在一侧刻有字。槽里向外伸出一个细长的手柄，这个黄铜手柄的顶端用胶木包住，可以上下或是前后移动。手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桌子末端的人把右手很随意地放在开关旁边，手背上爬满短短的黑毛。

桌子下面接着两根电线，一个接着开关，另一个接着电源，两根电线通向电线尽头的人脚边的一个小变压器。变压器上有一根粗一些的电缆，包着黑色的胶皮，连着这组人身后的墙上的电源插座。

在审讯的人背后，地下室远端的角落里，木头桌旁坐着个人，脸冲着墙。他面前录音机的工作显示灯发出微弱的绿光，磁带的卷轴并没有动。

除了呼吸声，地下室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穿着衬衣，袖子高高卷起，满是汗水。汗臭味、金属味、污浊的烟味、呕吐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恶臭扑鼻。这就够让人难以忍受的了，但还有比它更厉害的，那就是恐惧和疼痛的折磨。

坐在中间的人终于说话了。他的话音轻柔，很有礼貌，循循善诱。

“听着，我可怜的维克多。你会告诉我们的，也许不是现在，但最后你肯定会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我们向你致敬。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支撑不了太久。何不告诉我们呢？你以为罗丹中校在这儿的话会不许你说吗？如果他在的话，会命令你告诉我们的，他很清楚这里的事。如果他在这里，他自己就会说出来的，免得你受折磨。你自己也知道，他们最后总会开口的。难道不是吗，维克多？没人能支撑到底的。那为什么不现在说呢，嗯？说完你就能回到床上，安心睡觉，没人来打扰……”

椅子里的人抬起伤痕累累的脸，向着灯光，脸上的汗水闪闪发亮。他双目紧闭，究竟是因为被马赛的科西嘉人踢出来的大块青肿，还是因为刺眼的灯光，谁也说不清。那张脸看着桌子和面前的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他张了张嘴，刚要讲话，一口东西冒了出来，从他毛茸茸的胸口滴下，落在他腿上那摊呕吐物里。他的头又耷拉了下来，下巴杵在胸口。与此同时，乱蓬蓬的头发摇来摇去算是回答了。桌子后面的声音又开始说道：

“维克多，听我说，你是条硬汉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看到了。你已经打破纪录了。但即使是你也撑不下去了，但我们可以。维克多，我们能。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让你活着，一直醒着，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过像过去那种仁慈的大赦不会再有了。现在是技术时代。有些药物，你知道。刑讯逼供已经快结束了，对你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吧。那为什么不说呢？你看，我们都明白。我们知道那种疼痛。但这些小钳子，它们不明白。它们就是不懂啊，维克多。它们就这样一直干下去。你想告诉我们吗，维克多？他们在罗马的酒店里做什么？他们等什么呢？”

那颗大脑袋垂在胸口，慢慢地左右摇着，仿佛闭着的两眼在审视那两个夹在乳头上的小铜钳子，先看一个，然后是另一个……或是大一些带锯齿的那个——夹着龟头的两边。

说话人的双手摆在他前面的光线下，细长、白皙、饱含着平和。他又等了一会儿。其中一只手和另一只分开了，拇指扣向手掌，其他四指伸开，平摊在桌上。

房子另一头，电源开关旁边的人把铜把手从二档向上推到了四档，然后把开关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

放在桌面上的手收回手指，食指向空中抬起，然后指尖向下一指，这是全世界都用来表示“继续进行”的手势。电源开关继续向上推着。

通过电线连着的开关，固定在椅子里那个男人身上的金属小钳子好像活了一样，轻轻地嗡嗡响着。椅子里的巨大身躯无声无息地抬起，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将之托着漂浮起来。腿和手腕向外绷紧皮带，虽然有厚厚的垫子，皮带也仿佛要勒穿肌肉和骨头一样。从医学上来说，那双肿胀的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然而它们现在也无视医学，向外突出，盯着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吃惊地大张着。大概过了半秒钟，肺部发出一声魔鬼般的尖叫，继而接连不断地喊叫下去。

下午四点十分，维克多崩溃了，录音机一直转着。

他开始讲话了，或者更像是在抽泣和尖叫的间隙中语无伦次地梦呓。坐在中间的那个人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唠叨，话音平静而清晰。

“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在那个酒店里……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他们怕什么……他们去过哪儿……他们为什么谁都不见，维克多……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罗马……在罗马之前呢……为什么是维也纳……维克多……在维也纳的哪里……哪个酒店……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

五十分钟后，科瓦尔斯基终于安静了，他再次昏迷前的胡言乱语都被录了下来。桌子后面的声音继续着，比之前更柔和地问了几分钟，直到已经清楚地表明再也没有回应。中间的这个人给他的手下一个命令，审讯结束了。

录音带被从卷轴上取下，城堡的地下室派车将其紧急送至巴黎郊区的行动分局办公室。

午后刺眼的阳光把巴黎的街道烤得滚烫。夕阳西下，阳光慢慢变成暗淡的金色。晚上九点，路灯亮了。正如通常的夏日夜晚，成双成对的情侣手拉着手，沿着塞纳河畔慢慢地散着步。他们仿佛在品尝着黄昏的薄雾酿成的美酒。而爱情和青春，不论他们怎样努力挽留，都不会保持永恒不变。水边的咖啡馆前门洞开，热闹起来。闲聊的、碰杯的、道贺的、嘲讽的、逗笑的、恭维的、道歉的、路过的，这一切组成了八月夏夜塞纳河畔的奇迹。甚至连那些令人生厌的游客也和他们带着的美元一起被原谅了。

靠近利拉大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种惬意却丝毫没有穿透进来。桌边围着三个人。一台录音机在桌上慢慢地转着。他们从下午后半天一直干到晚上。一个人控制着按键，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不断让卷轴回放、倒带，然后再回放。第二个人头上戴着一副耳机，眉头紧皱，专注地听着，尽力从耳机里传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字句。他嘴里叼着烟，升起的蓝烟熏得他眼泪汪汪的。每当他想把某一句再听一遍时，他就向操作员做个手势。有时一段十秒钟的话他要听上六次，然后才对操作员点头示意暂停，让其他人把刚才那句话记录下来。

第三个人比较年轻，满头金发。他坐在一台打字机后面，等着听音打字。从耳机里传出的城堡地下室里问的问题既清楚又准确，很容易听懂，可回答就不是那么有条理了。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谈，所有问题都另起一行，开头冠以字母Q。回答在下一行，以字母R开头。那些毫无联系，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很多间隔的顿点。

他们弄完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子夜十二点。虽然开着窗，但房间里弥漫着蓝色的烟雾，闻起来像个火药库。

三个人疲惫地站起身，身体僵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舒展着紧张的肌肉。其中一人拿起电话，叫了外线，拨了个号码。戴耳机的人把耳机摘下来，把录音带倒回原来的位置。打字员从机器上取下最后一页纸，取出中间夹着的复写纸，开始把这叠纸按顺序分成若干份。上面的那份是给罗兰上校的，第二份归档，第三份要另外制成缩微胶片，如果罗兰认为合适，就分送给各部门的头头。

罗兰上校在饭店和朋友吃饭时接到的电话。和平常一样，这个英俊的单身汉机智，殷勤，彬彬有礼，他对女士的恭维也很让她们受用，不过她们的丈夫就不那么享受了。服务员请他去接电话，他向大家道了个歉，便离开座位。电话在柜台。上校拿起电话，简单地应了一声“罗兰”，然后等待电话那端的手下辨认出他的声音。

和以往一样，罗兰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开始了他的对话。如果有人在旁边听到的话，会以为他只是接到一个通知——他正在修的车被修好了，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去取。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返回餐桌。五分钟之后，他礼貌地向大家致歉，解释说他从明天一早开始要忙一整天，现在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钟后，他独自驾车穿过仍旧拥挤的城市街道，朝着安静的巴黎近郊的利拉大门急驰而去。他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刚过凌晨一点。他脱下那身完美无瑕的黑色外套，向夜勤人员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按铃唤来助手。

最上面的那份科瓦尔斯基的供词和咖啡同时送到。供词有二十六页。他赶紧看起来，努力去抓住这个神智混乱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所说的要点。其中有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皱了皱眉，但他没有停顿，一口气看完了。

第二遍他看得比较慢，也更为仔细，每段都看得十分专心。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他从记事本前面的文件盒里拿了一支黑色的记号笔，读得更慢了。他把一些有关的词句用黑色的粗墨线划掉：西尔维、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约约、科瓦茨、科西嘉混蛋、外籍军团。所有这些他都明白，但不感兴趣。

很多胡言乱语是关于西尔维的，有时说到一个叫朱莉的女人，这些对罗兰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划掉之后，整个供词不超过六页。他试图把这剩下的几页理出头绪。在罗马。三个头儿在罗马。嗯，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八次了，每次的回答都大致一样。他们不想像二月份阿尔古那样被绑架。那当然了，罗兰想。难道他对科瓦尔斯基的整个行动不过是浪费时间吗？回答那八个同样的问题时，这个外籍军团士兵两次提到同一个词，或者是咕哝了两回。这个词是“秘密”。做形容词用的？他们在罗马毫无秘密可言。或者是名词？什么秘密呢？

罗兰从头到尾看了十遍，然后又从头开始。“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在罗马。他们待在那儿，因为不想被绑架。他们不想被绑架，因为知道一个秘密。

罗兰冷笑着。他比吉布将军更了解罗丹，此人是不会因为害怕而躲起来的。

那他们就是知道一个秘密，是吗？什么秘密呢？所有的一切看来都源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开始罗兰以为那是说的在里昂南边二十英里的维也纳镇。但那也许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而不是法国一个省中的城镇。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以免在秘密大白之前被绑架或受审。这个秘密一定出自维也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咖啡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弹壳烟灰缸里的烟蒂堆了起来。当莫尔捷大道东边的郊外工业区开始露出一丝灰白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就要找出一些端倪了。

有些事被忽略了。如果真的被忽略了，那就永远没法知道了吗？凌晨三点的时候，有个电话向他报告，科瓦尔斯基死了，再也无法向他提问了。这个秘密也许就藏在他崩溃后，错乱言语中的某个地方。

罗兰抬笔记下这些没找到位置的散碎拼图。克莱斯特，这应该是个男人的名字。罗兰战时学了一点德语。科瓦尔斯基是波兰人，他知道科瓦尔斯基对这个词的发音是对的，抄录员拼错了。罗兰把它改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也许是个地名？他接通总机，让他们查维也纳的电话簿，找一个叫克莱斯特的人或者地方。十分钟后就有了回音。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号码，都是私人的。有两个地方叫克莱斯特：埃尔瓦德・克莱斯特小学和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个都记了下来，但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画了道线，然后接着读下去。

科瓦尔斯基好几次提到一个外国人，他看来对这个外国人感情很复杂。说起这个人的时候，他有时用bon这个词，意思是“好”，其他时候他又称他为“facheur”，指那种让人讨厌的人。早上五点刚过，他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接下来他花了一个小时听录音。最后他关掉录音机，平静而严厉地责骂了自己一阵，然后取出一支漂亮的钢笔，对抄录稿改了几处。

科瓦尔斯基提到那个外国人时说的不是“好”，而是“亚麻色头发（blond）”；而那个抄录下来古怪的词也不是“让人讨厌的人”，而是“死神（faucheur）”，意思是“杀手”。

这回再将科瓦尔斯基支离破碎的意思组织起来就容易了。“豺狼”那个词出现的地方都被罗兰划去了。罗兰本以为那是科瓦尔斯基诋毁跟踪、折磨他的人的一种说法。而现在则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外国杀手的代号。“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在罗马躲起来，严加防范之前，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旅馆和他见过面。

罗兰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过去的八个星期，银行和珠宝抢劫浪潮席卷了全法国。那个亚麻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替“秘密军组织”做事为的是钱。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要那么多钱。这个亚麻色头发的人肯定不是被请来解决帮派争端的。

早上七点，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室，命令夜间值班员打破部门之间的惯例，给西欧处（R3）维也纳的安全局办事处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起来，锁进他的保险箱。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并且标明“仅供您审阅”。

他用标准书写体写的报告，其间简要讲述了他个人提议并执行的抓捕科瓦尔斯基的行动，包括这个前外籍军团士兵被诱骗，误信了他的一名亲近之人生病住院而返回马赛，以及行动分局的抓捕行动。报告还简单提及了该外籍军团士兵被分局特工审讯的录音以及其所做的杂乱的供词。他觉得报告还应该写明该前外籍军团士兵抗拒缉捕，将两名特工打伤同时因试图自杀而身受重伤；他被制伏时只能送入医院，那些供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做出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主要内容，是关于供词本身以及罗兰对供词的解释。完成了这一部分后，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东方被朝阳镀成金色的屋顶。罗兰深知，不应过分渲染他经手查办的案件，或作出言过其实的结论，他在这方面向来颇有心得。他小心地写着最后一段：

这份报告在撰写的同时，为求证以期确认该阴谋的审讯还在进行中。然而，一旦这些审讯表明上述属实，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上述情报已勾勒出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恐怖分子很可能已经谋划好要危及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该阴谋确实存在，且该外籍刺客（只知道其代号为“豺狼”）已经企图危及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在准备付诸行动，那么我有责任向您通报该消息。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一场全国性的紧急状态。

罗兰上校亲自打出报告的清样，盖上他的私人印章，将报告用信封封好，写上地址，并盖上情报机构最高保密级别的印记。最后，他把写在大页纸上的手写报告草稿烧掉。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池，他把纸灰倒进里面冲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他洗了洗手和脸。擦干后，他望着盥洗台上方的镜子，里面的那张脸也回望着他。他悲伤地承认，他的英俊正在逝去。那张精瘦的脸庞年轻时曾是那么潇洒，对女人有着那样成熟的吸引力。现在它看起来开始有了中年人的紧张和疲惫。他经历了太多，为了生存，他殊死搏斗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人类的兽性有了太多深刻的了解，他也认识过太多的诡计和欺骗。他会派人去送死或是去杀戮；送人去地下室尖叫或是折磨他人尖叫。这些都使这位行动分局的头儿日趋憔悴，他看起来远不止五十四岁。鼻翼已经有了两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再长点儿的话就遮不住了，几乎像个长年劳作的农民。眼睛下面似乎永远有两块黑印，优雅的灰色鬓发也开始斑白，但还没变成银色。

“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行当了。”那副面孔一脸憔悴地望着他。是不相信还是仅仅表示顺从？也许这张脸比他心里更明白。过了那么多年，再也脱不开身了。人过去什么样，余下的日子里也就只能维持原样了。从抵抗运动组织到保安警察，然后是安全局，最后是行动分局。在这些年里，究竟经历了多少人，多少鲜血？他问着镜中的那张脸。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这见鬼的法国会为你考虑吗？那张脸从镜子里望着他，一言不发。因为，他们俩都清楚答案是什么。

罗兰上校叫了一个摩托车信使到他的办公室里向他本人报到。他还叫了一份煎鸡蛋、面包卷、黄油和一杯咖啡，这回是一大杯加了奶的咖啡。他有点头疼，所以还要了点阿司匹林。他把封好的信封交给信差，下达了命令。吃完煎蛋和面包卷，他端着咖啡站在敞开的窗前。这里朝向巴黎的一个角落。隔着绵延几英里的屋顶，他能辨出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透过浮于塞纳河上已经燥热起来的晨雾，他还能辨出更远处的埃菲尔铁塔。现在已经是八月十一日早上九点多了，这个城市又开始忙碌起来。这会儿很可能有人正在骂着那个穿着黑色皮马甲的摩托车手吧，他肯定正把警报器拉得像嚎哭一样，穿越车流朝第八区开去。

罗兰在想，年底他是否能从这个位置上安然退休，就取决于这个摩托车手屁股后面那封信里所描绘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了。

9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内政部长一直坐在办公桌前，心事重重地盯着窗外楼下洒满阳光的圆形庭院。院子的远端是精铁制成的漂亮铁门，每个门扇上都装饰着法国国徽。再远处是波伏广场，从奥雷诺和马里尼大街过来的车流在这里摁着喇叭，在广场中间一位交警的指挥下川流不息地穿梭着。

交警的哨音一响，另外两条通往广场的路——米罗梅尼大街和索赛路——上来的车流就涌了出来，穿过广场消失在道路的另一端。他看起来就像嬉戏于这五条巴黎最重要大街上的车流之间，仿佛戏耍着公牛的斗牛士，主宰着一切，是那么高贵，从容而沉静。他充满自信，工作也简单有序，这让罗杰・弗赖部长羡慕不已。

内政部门口，另外两个宪兵也在注视着他们的伙伴在广场中央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他们背着冲锋枪，从两扇精铁大门的栏杆里看着外面的世界，这里不会受到外面的世界里那些狂热分子的侵害；每个月的薪水，事业的持久性以及炎热八月里他们在烈日下的岗位，都很有保证。他们的生活和理想是如此简单，这让内政部长对他们也艳羡不已。

他听到身后有纸页的沙沙声，于是把转椅转回来，面对着办公桌。桌子对面的人合上档案，毕恭毕敬地把它放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对望着，只有门对面壁炉台上镀金座钟的“滴答”声和波伏广场马路上传来的车流的喧嚣划破了这份寂静。

“这个，你怎么看？”

让・迪克雷警长是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卫队队长，是法国所有安全问题最卓著的专家，尤其擅长保护个人安全，防范刺杀。这也是为什么他担任此项工作的原因；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六起已知的刺杀法国总统的阴谋要么在执行时被挫败，要么在准备阶段被粉碎的原因。

“罗兰是对的。”他最后说，声音平静，没夹杂一丝感情，斩钉截铁，就像在判断一场即将到来的足球比赛的结果，“如果他说的属实，这个阴谋将格外危险。如果刺客单枪匹马，不与其他人联系，也没有朋友，那么法国安全机构的全部档案，我们所有打入‘秘密军组织’内部的特工和渗入者，在这个外国人面前，也就是这个局外人面前，都将无能为力。除此以外，他还是个职业刺客。就像罗兰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赖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身面向窗户。他并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但八月十一日早上，他被激怒了。多年来他一直是夏尔・戴高乐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在智慧和优雅背后，他是个出名的硬汉，这也使他最终坐上了部长的位子。那双闪亮的蓝色眼睛既可以充满温和的魅力，也能冰冷刺骨。充满阳刚之气的结实胸膛和肩膀，以及英俊冷酷的面孔使得众多喜欢有权势男人的女性为之心仪。不过这些在罗杰・弗赖身上，可绝不仅仅是竞选台上的道具。

以往的日子里，这些戴高乐的追随者必须为了生存而战。他们要对付美国的敌对势力、英国的不同政见者、野心勃勃的吉罗[27]支持者以及残暴的共产党。他在艰苦环境中学会了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挺了过来，赢得了胜利。十八年里，他们追随的人两次从流亡中返回法国权力的巅峰。过去的两年里，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们要对付的，是两次帮助将军重掌权力的人——军队。直到几分钟之前，部长还想着最后的斗争已经快结束了；他以为他们的敌人已经走入绝境了。

现在他明白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在罗马，有个瘦弱而疯狂的中校，制订了一个计划，只要杀掉一个人，就能使整个大厦倾覆。有些国家的制度有足够的稳定性，即使国王退位或者总统死亡也能安然度过——二十八年前的英国经历过，而这一年快结束时美国也将经历[28]。但罗杰・弗赖对一九六三年的法国政体相当清楚，所以他不抱幻想。如果他们的总统死了，只可能导致政变和内乱。

“嗯，”他仍然望着敞亮的庭院，最后说道，“必须告诉他。”

警长没有回答他。做技术人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就行，重大决策可以留给那些被雇来做决定的人。他从没想过要自告奋勇指导部长该如何去做。部长转过身对着他。

“很好，队长，谢谢。那么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见总统，向他汇报。”他的声音干脆利索，坚定果决。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我会把情况向总统说明，请他做出处理决定。”

迪克雷队长起身离开了。他穿过广场顺着路向前走了一百码，来到爱丽舍宫门口。内政部长现在一个人了，他把淡黄色的档案转到了面前，又慢慢地从头开始看起来。他毫不怀疑罗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迪克雷的赞同也让他再没法回避。危险就在那儿，很严重，无法回避，总统必须知道。

他很不情愿地按下面前的内部通话器的开关，说道：“给我接爱丽舍宫秘书长。”

一分钟不到，内部通话器边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

“请接福卡尔先生。”又过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那充满磁性的柔和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罗杰・弗赖简要解释了一下他的想法和理由。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必须查一下日程。我可以等。请你一办妥就电话通知我。”

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约见定在下午四点，那是总统午睡刚结束的时间。有那么一瞬间，部长的脑子里一闪念——他面前的记事本上所记载的东西比任何午睡都更重要，不过他忍住了没争辩。像每个在总统身边的人一样，他很清楚，和这个柔声细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他就在总统的身边，而且他自有一套情报档案系统，人们虽然对其内容不甚明了，但都相当畏惧。

下午三点四十分，豺狼在伦敦柯曾街的坎宁安海鲜酒店享用了一顿那里最昂贵的美味午餐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漫步走上南奥德雷街，心里想着，他很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这也许是最近一段时期内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了，况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要庆祝一下。

同样是这个时间，一辆黑色的DS19型雪铁龙轿车驶出内政部大门，进入波伏广场。广场中心的交警被他在铁门处的同伴喊了一声，得到了事先的警示，把周围所有街道的车流都拦了下来，让这辆轿车通过，并敬礼致意。

顺着路开出一百多米，雪铁龙向爱丽舍宫前面的灰色石廊驶去。这里也有宪兵站岗，他们事先得到通知，于是把其他车辆都拦了下来，给雪铁龙足够的回旋空间通过极其狭窄的拱廊。门廊两边的岗亭前面各有一名共和国卫队士兵，他们“啪”地一下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过枪的弹夹，向部长的座车致敬。部长座车终于进入了宫殿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了汽车。值班警官——迪克雷的一个手下——迅速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回应。警官打了个手势，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从上面“咯噔咯噔”地开了过去。穿过一百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到了爱丽舍宫的正面。司机罗贝尔把车靠向右侧，逆时针方向在院子里转了过去，然后把他的主人放在了朝向入口的六级花岗岩台阶底下。

挂着两条银链，身披黑色双排扣礼服的礼宾员打开门。部长下了车，跑上台阶。主礼宾官在厚玻璃门旁迎接他。他们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礼宾官进入爱丽舍宫。前厅里，巨大的枝型吊灯悬在长长的镀金链上，从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垂下来。他们必须在这里等候一会儿。礼宾官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子那儿简短地打了个电话，然后放下话筒，转向部长，微微一笑。接着他以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不徐不急地走上左边铺着地毯的花岗石台阶。

上到二楼，他们走到俯视门厅的宽而短的楼梯转角平台上，停了下来。礼宾官轻轻敲了敲平台左手的房门，里面有人低声说了句“进来”。礼宾官轻轻打开门，向后一退，让部长进入会客室。部长进门之后，礼宾官在他身后把门无声无息地关上，又从容不迫地下楼返回前厅去了。

阳光从会客厅远端朝南面高大的窗户里丝丝缕缕地透进来，地毯暖洋洋地沐浴其中。其中一扇落地窗开着。宫廷花园的树丛里传来一只鸽子的“咕咕”声。香榭丽舍大街就在窗子的五百码开外，被四下伸展的菩提树和山毛榉树遮了个严实——盛夏时分，这些树枝繁叶茂——街上往来的车辆声就像喁喁的低语，甚至还不如鸽子的声音大。楼另一边大街上车流的喧闹现在只存于自己的记忆中了。弗赖在城市出生，长大，和往常一样，在爱丽舍宫这间朝南的房间里，他想象得出，自己正位于这个国家心脏的一座被重重包裹着的城堡中。而就他所知，总统更热爱原野。

今天的副官是塔塞尔上校。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会客厅左边装有金色门把的两扇门紧闭着。“上校，”弗赖的脑袋向门那边扬了扬，“在等我吗？”

“是的，部长先生。”塔塞尔穿过房间，轻快地敲了敲门，打开其中的一扇，站在门口。

“总统先生，是内政部长先生。”

里面有人轻轻说了一句。塔塞尔走了回来，向部长微笑致意。罗杰・弗赖迈步从他身边经过，走进夏尔・戴高乐的私人书房。

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东西，他总觉得，这间屋里的陈设简单得与主人的身份毫不相称。右手边是三扇高大雅致的窗户，和会客厅的那些一样，从这儿也能看到花园。书房的这三扇窗户中，也有一扇开着。走过这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时听不见的鸽子的咕咕声，这会儿又从花园传来。

拿着自动武器的警卫静静地潜伏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榉树的底下。这些人在二十步之内能打中黑桃A上的“A”。不过他们当中如果谁让二楼的那个人发现的话，那就要倒霉了。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拼上性命保护那个人，但整个爱丽舍宫都知道，如果那个人知道采取了对他的保护措施，或是那些措施干涉了他的私生活，他就会非常生气。这对迪克雷来说，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没人羡慕他的工作——保护那个人，而那个人却讨厌任何形式的人身保护措施，他认为那是对他的蔑视。

左手的墙边是书架，正面是玻璃的。书柜前面是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办公桌，上面放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台钟。地上铺着一六一五年夏洛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对他说过，这个厂转产地毯之前是生产肥皂的，所以后来他们生产的地毯也沿用了老名字。

房间里的陈设虽然简朴，但都庄严而高贵，很有品位。所有的东西几乎无不显示出法国的伟大。对罗杰・弗赖来说，这种伟大也包括现在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用一贯谦逊的态度礼貌问候他的这个人。

部长想起了英国驻巴黎的首席记者哈罗德・金——夏尔・戴高乐私人朋友中唯一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曾经对自己说过，以总统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是来自二十世纪，而像是十八世纪的人。从那以后，罗杰・弗赖每次再见到总统时，都会去想象这个温文尔雅的高个子身着丝绸锦缎，使用温文尔雅的宫廷礼仪的样子。他也忘不了，有那么几回，这位高贵的老人真的被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激怒，用那种粗鲁的军营用语让他的随从或是内阁成员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部长很清楚，有一桩事是可能导致那种反应的，那就是内政部长就法国政体的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对总统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则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这个问题，他们从没能达成一致，所以很多这类相关的事宜他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一想到公文包里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要求采取的措施，几乎要战栗起来。

“我亲爱的弗赖。”

这个身着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绕到他的大办公桌边，伸出双臂表示欢迎，通常他都是站在办公桌后面的。

“我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了握对方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今天的情绪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铺着第一帝国时期博韦织锦的靠背椅，他被领到其中的一个前面。尽完了主人的义务，夏尔・戴高乐回到原来的位置，靠墙坐下。他靠着椅背，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木制桌面上。

“我亲爱的弗赖，我听说你有急事要见我。说吧，是什么事？”

罗杰・弗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不喜欢说话冗长，兜圈子，除非是他自己公开发表演讲。私底下他喜欢说话简练，这让他的几个讲话比较啰嗦的下属十分惶恐。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办公桌对面那个人的身形显然逐渐僵硬起来。他渐渐向后靠去，就像在不断往后生长一样。他仰起头，眼睛向下盯着对方，仿佛这个自己一直信任的下属带了一件让他讨厌的东西到他的书房来。不过罗杰・弗赖知道，总统在五码外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脸——为了掩饰自己的近视，他在公共场合除了读讲稿从不戴眼镜。

内政部长结束了自己的独白——前后不过一分钟。他说出了罗兰和迪克雷的结论，用“我的公文包里有罗兰的报告”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总统一句话也没说，从桌上伸过手来。弗赖从公文包里拿出报告，递了过去。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取出阅读时用的眼镜戴上，把文件在办公桌上摊开，开始看起来。鸽子不叫了，好像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时候。罗杰・弗赖盯着外面的树丛，然后又望着桌上吸墨纸旁的铜制台灯——那是由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漂亮的宝石红烛台改造而成的。在总统的五年任期里，它装上了灯泡，站在铺好的吸墨纸上，夜以继日地照射着传递到这里的无数文件。

戴高乐将军阅读的速度很快。罗兰的报告他三分钟就读完了。他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放在吸墨纸上，两手交叉置于其上，问道：

“哦，我亲爱的弗赖，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

罗杰・弗赖第二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要背诵自己想要采取的措施。他的陈述只说了三十三秒钟，其间两次用到这样的句子——“据我判断，总统先生，为了避免这个威胁，我们有必要……”以及“为了法国的利益……”

总统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当说到“法国”这个词时，声音所表现出的那种神圣空前绝后。

“法国的利益，我亲爱的弗赖，就是法国的总统不能在粗鄙的雇佣杀手面前胆怯，尤其——”他稍微停了一下，屋子里充溢着他对这个不知名刺客的轻蔑，“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赖意识到，他已经输了。不过，总统并没有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大发雷霆，他开始讲话，清晰而准确，仿佛不希望他的想法对他的听众来说有任何一丝不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有几句飘到了窗外，被塔塞尔听到了。

“法国不会接受……将崇高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赖从总统那里离开了。他向塔塞尔上校严肃地点点头，走出会客厅的大门，来到楼下的前厅。

首席礼宾官陪着部长走下石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看着部长乘车离开，他想：“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带着最棘手的问题离开的人，不知道老爷子跟他说了些什么。”不过，作为在这个宫殿服务了二十年的首席礼宾官，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一如这座庄严的宫殿。

“不，不能那么做。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思不容改变。”

罗杰・弗赖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前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听众。从爱丽舍宫回来后才几分钟，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秘书长召唤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是科西嘉人。过去两年里，内政部长让他做了很多有关法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相当的名望。

极左势力对他又恨又怕。无论是面对左翼或是右翼的示威游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派遣那四万五千名强悍的防暴部队采用切实有效的战术予以镇压。

共产党人叫他法西斯，这也许是因为他用来维护公共秩序的某些方法总让人想起铁幕之外的工人阶级的“天堂”。同样被共产党人称作法西斯的极右势力也不喜欢他，他们也说他压制民主、民权，但那更可能是因为他在防止公共秩序彻底崩溃方面做得太出色了——这种崩溃原本可以促使右翼发动政变的。

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因为由他签发出来的残酷法令影响了每一个人——街上的路障，大多数十字路口的身份证检查，主干道上的路卡，大肆刊登年轻人被防暴警察的警棍打翻在地的照片。新闻界称他为“反‘秘密军组织’先生”，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但即使这些恶评真的影响到了他，他也忍了下来。在他自己的宗教里，他的神明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在这个宗教里，他自己就是元老院。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盯着面前的吸墨纸，上面淡黄色的文件夹里有罗兰的报告。

“这不行，绝对不行。他这个人简直让人没法办。我们必须保护他的生命，但他不让我们这样做。我能抓住这家伙，这个豺狼。但你说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等着他来攻击？就坐在一边等着？”

部长叹了口气。他本来指望能从办公室秘书长这里得到一些帮助，但他的希望落空了。部长又坐回他的办公桌后面。

“亚历克斯・安德烈，听着。首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罗兰的报告是真的。这只是他对这个……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言乱语的分析。科瓦尔斯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在维也纳的调查正在进行。我已经联系了吉布，预计今晚能有回音。但我必须承认，现阶段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追捕，捉一个只知道代号的外国人并不是个好主意。在这点上，我不得不同意总统的意见。

“除此之外，他的指示，不，他那是绝对正式的命令。我再重复一次，这样我们的脑子里就不会再有差错了。不允许在全国进行公开搜捕，不得向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暗示有什么事出了纰漏。总统认为，如果这个秘密对媒体公开，那他们可就有的忙了。外国人会嘲笑我们，我们采取的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都会被国内外的人解读为法国总统在逃避一个人，一个外国人。而这——

“这是他绝对不能，我再重复一遍，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实上，”部长伸出食指，强调着他的观点，“他对我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处理这件事时，走漏一丝风声，那就等着脑袋搬家吧。相信我，朋友，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坚决。”

“但那些公开活动，”这位科西嘉公仆告诫道，“肯定免不了做些调整吧。在这个人被抓住之前，再不能有公开的露面。他必须……”

“他什么也不会取消。没有改变，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变。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自从粉碎了二月的军事学院刺杀阴谋，逮捕了那些阴谋家以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起点了。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在和银行及商铺抢劫作战。他满怀希望，以为最糟糕的日子都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大批警察和共和国卫队①从外部对“秘密军组织”进行的双重打击下，“秘密军组织”开始崩溃。他本来觉得，这股犯罪浪潮不过是“秘密军组织”的垂死挣扎，是最后一小撮悍匪回光返照般的疯狂，想获得足够的钱以便在逃亡国外时生活得好一些。

但是罗兰报告的最后一页说得很清楚，除了罗马一家酒店里那三个抓不到的人，那几十个罗兰渗入“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双重间谍全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刺客绕过去了。那些曾和“秘密军组织”有瓜葛者的海量档案，在这个简单的事实面前也丝毫无用武之地——这个杀手是外国人。

“如果不允许我们采取任何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没说不允许采取任何措施，”弗赖更正道，“我是说我们不能公开此事。整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这样一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必须秘密调查该刺客的身份，无论他在哪里，法国还是国外，必须追踪到他，然后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毫不犹豫地干掉他。先生们，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内政部长环顾了一下围坐在内政部会议室桌边的与会者，让自己的话尽可能地烙在每个人的心头。连他自己在内，会议室里一共有十四个人。

部长站在桌子的一头。紧挨着他右边坐着的，是他的办公室秘书长；左手边是警察总局局长——整个法国警察部队的头儿。

从桑吉内蒂的右手边沿长方形会议桌顺序向下，坐着安全局局长吉布将军，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也是每人面前那份报告的作者。罗兰再过去是迪克雷队长——总统卫队队长，以及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爱丽舍宫工作班底的一名空军上校。他是总统身边的亲信，一名狂热的戴高乐分子，不过他的个人野心和他对戴高乐的狂热同样出名。

法国警察总局局长莫里斯・帕蓬的左边是法国国家刑警及安全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分管安全的五个部门的头头坐成一排。

尽管国家情报局颇受小说家喜爱，但其实它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的管辖下，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的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统领法国全国警探的人坐在莫里斯・格里莫的旁边。他就是马克思・费尔内，法国司法警察总监。司法警察署在珠宝街有个规模庞大的总部，远大于位于索赛十一号，内政部拐角处的国家情报局的总部。司法警察署下辖十七个区域分部，每个对应一个法国城市警区。再向下就是自治市镇警察部队，一共四百五十三个，由七十四个中心警署，二百五十三个选区警察局和一百二十六个地方警所组成。整个网络由法国两千座城市和乡村构成。这就是刑事警察部队。在农村以及沿高速路地区，维护当地法纪和秩序的任务通常由宪兵、交通警察和机动宪兵来完成。在很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务人员共享驻地和设施。一九六三年，在马克思・费尔内指挥下的司法警察署总人数超过两万。

从费尔内左手再过去是另外四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资料处、边境检查处以及共和国卫队。

这其中的第一个，公共安全处，主管建筑保护、通讯、高速路以及任何有关国家财产损毁事宜。第二个资料处，或称中央档案处，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中心，在它万神殿一样的总部里，存储着自警察部队组建以来，被其所注意的四百五十万份个人档案。档案都编有索引，根据姓名或是所犯罪案的类别分别存放，放置档案的架子若是连在一起有五英里半长。案件中出现的证人名字，以及那些被无罪开释的人，也被编录成册。尽管那时候的档案系统还未计算机化，然而令档案工作者们自豪的是，他们能在几分钟之内找出十年前一个小乡村里的纵火案细节，或是一起不为人知，连报纸都没上过的审判中的证人名字。

和档案一起保存的还有所有在法国留有指纹的人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未经辨识的指纹。还有一千零五十万张卡片，包括在每个入境口入境的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之外的法国任何酒店里住过的人的酒店登记卡。由于存储空间的原因，这些卡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一下，被新的卡片取代。

在法国境内唯一日常填写但却不送交资料处的卡片是那些在巴黎的酒店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被送往巴黎警察局。

边境检查处的首脑坐在弗赖之后，和他隔了三个座位。边境检查处一直都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负责对法国的机场、港口、边境持续警戒。凡是进入法国的人，其入境证在归档之前都要在入境处通过边境检查处官员的检查，以排查监视不受欢迎者。

排在最后的那个人是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这支四万五千人的部队过去两年里被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充分利用了一番，名声很坏，极不得人心。

由于位置不够，共和国卫队的首脑被安排坐在桌子的最末端，跨过长长的木制会议桌，面对着另一头的部长。在共和国卫队的首脑和圣克莱尔上校中间，末端靠右手的把角处还有最后一个位子。一个大个子坐在那里，神情麻木，烟斗里喷出的浓烟明显让他左边爱挑剔的上校感到厌烦。是部长特意让马克思・费尔内带他来参加会议的。他就是莫里斯・布维埃警长，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先生们，”部长接着说，“这会儿你们每个人都看过了放在你们面前的这份罗兰上校写的报告。而且刚刚也听我转达了总统出于法国尊严的考虑而给予的限制，他认为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些限制。我再强调一下，调查及任何后续行动都必须绝对保密。你们都要发誓对此保持绝对的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把你们都召集到这里来，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我们将要做什么，出席今天会议的所有部门的资源都必定会被征召，这其中只有时间早晚的差别。而你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优先满足此项事件的需要。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必须立刻亲自处理。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涉及的任务不会暴露其背后的原因。”

他又停了一下，看向会议桌两侧——有几位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其他人要么正盯着讲话的人，要么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桌子的远端，布维埃警长凝视着天花板，嘴角吐出阵阵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他每吐一口烟，他旁边的空军上校便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想我可以问问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了。罗兰上校，你在维也纳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行动分局局长把目光从自己的报告上挪开，又看了看旁边主管安全局的将军。后者既没对他给予鼓励，也没对他皱眉。

吉布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上校回答，“今天早上和下午由维也纳的行动人员在克莱斯特做了调查。那是一个在布鲁克纳街的私人小酒店。他们带去了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的照片。还没来得及给他们传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照片，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酒店前台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认得其中的两个人，但他分不清楚。我们的人给了他一点钱，让他查了一下酒店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登记簿。因为从六月十八日起，那三个‘秘密军组织’的头头就一起搬到罗马住了。

“最后他说他记起了罗丹的脸，他在六月十五日用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个房间。服务员说他下午在那儿开了个商务会议，晚上在那个房间过的夜，次日离开的。

“他记得那个舒尔茨有个伙伴，一个身形魁梧的人，举止粗鲁，这也是他为什么记得舒尔茨的原因。早上的时候，有两个男人找过舒尔茨，他们开了个会。这两个拜访者应该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想，他至少之前见过其中的一个。

“服务员说他们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只有上午晚些时候有那么一回，舒尔茨和巨人（这就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代称）离开了半个小时。他们都没吃午饭，也没有下楼吃过东西。”

“有没有第五个人来过？”桑吉内蒂不耐烦地问。罗兰继续做着他的汇报，声音和之前一样平静。

“晚上的时候，又一个男人加入了他们，前后大约半个小时。服务员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这位访客非常迅速地走进酒店，径直上楼。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这位访客。服务员想，他肯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客人。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的衣服后摆。几秒钟后那个人又回到大厅，服务员可以肯定这个和之前那个是同一个人，因为衣服一样。

“这个人要用电话，让他帮忙接通舒尔茨的房间，六一四号房。他说了两句法语，然后挂上电话又上楼去了。他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一个小时后，另外两个拜访舒尔茨的人也离开了。舒尔茨和那个巨人整晚都待在酒店，次日吃罢早餐才离开。

“服务员对晚上来的那位访客唯一的描述是：高个子，年龄不详，五官特征很普通，但是戴了一副宽边包围式墨镜，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亚麻色头发，头发留得相当长，从前额向后梳。”

“有没可能让他来帮忙做一份那个亚麻色头发的人的面部拼图？”警察总局局长帕蓬问。

罗兰摇了摇头。

“我的……嗯，我们的特工当时化装成维也纳便衣警察。幸好他们之中有一个能够冒充维也纳人。不过这种伪装不可能无限期扮下去。问话只能在前台进行。”

“我们必须搞到比这更详细的特征描述，”资料处的头头反对道，“提到过什么名字吗？”

“没有，”罗兰说，“刚才我所说的是对那个服务员三个小时的询问结果。每一点都是再三问过的。他再也想不出什么了。没有拼图，这是他所能给的最详尽的描述了。”

“你能把他像阿尔古那样抓来吗？那样他就能在巴黎给那个杀手做拼图了。”圣克莱尔上校问。

部长插话道：“不能再像那样抓人了。我们和德国外交部在阿尔古绑架案问题上仍然剑拔弩张。那种事只能做一回，不能再有。”

“鉴于事态严重，能不能用比阿尔古事件更不引人注意的方法让那个服务员消失呢？”边境检查处的主管建议着。

“无论如何，我很怀疑，”马克思・费尔内平静地说，“一张戴着宽边包围式墨镜的人的脸部拼图对我们是否很有帮助？即使我们抓到他，我们也无法确定这幅以两个月前一个不显著的，只延续了二十秒的事件为基础做出的拼图像罪犯本人。这样的照片能有五十万人和它相似，很多人会被误抓的。”

“所以，科瓦尔斯基虽然说得并不多，但他知道的已经全招了。现在，他死了。除了他，世上仅有四个人知道这个豺狼的身份，”迪克雷队长说，“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三个在罗马的一家酒店里。怎么才能把他们其中一个弄到这儿来呢？”

部长又摇了摇头。

“就这个问题，我有正式的指示，绑架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孔多蒂街上，意大利政府会暴跳如雷的。而且，这件事是否可行还是值得怀疑的。将军你说呢？”

吉布将军抬眼看了看与会者，说道：

“根据昼夜监视他们的特工的汇报，罗丹和他的两个追随者在他们周围建立起的保护网十分严密，已经排除了绑架的实际可行性。有八个一流的前外籍军团枪手环伺在他们周围，或是七个，如果没人替代科瓦尔斯基的话。所有的电梯、楼梯、太平门和屋顶都有人把守。如果想活捉其中一人，势必要引发大规模枪战，很可能还要用到催泪弹和冲锋枪。即便如此，从那里到法国北部边境有五百公里，况且还有意大利人从中作梗，这个设想完全不切实际。这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专家，他们也认为这种突击性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行的。”

沉默再次降临这个房间。

“好吧，先生们，”部长说道，“还有别的建议吗？”

“必须找到豺狼。这一点毋庸置疑。”圣克莱尔上校回答。其他几位与会者彼此看着，纷纷扬起眉毛。

“那是当然的，”部长在桌子的一头咕哝着，“我们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种既切实可行而又不超出我们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办法，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在场的哪个部门承担这项任务最为合适。”

“保卫共和国总统，”圣克莱尔派头十足地说，“如果其他机构都无法承担的话，必然要靠我们最后的凭仗——总统的共和国卫队和总统的工作班底。我们，我可以向您保证，部长，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几位优秀的专家闭上了眼，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迪克雷狠狠扫了上校一眼，如果目光能杀人，圣克莱尔这会儿已经被从椅子上打下来了。

“他难道不知道是上面不肯配合吗？”吉布压低了嗓门向罗兰低吼。

罗杰・弗赖抬起眼睛，迎上爱丽舍宫谄媚者的目光，向对方展现了自己为什么是内政部长的原因。

“圣克莱尔上校的话当然完全正确，”他“愉快”地说，“我们都会履行职责。我确信，上校肯定想到了，如果由某一个部门来承担摧毁这个阴谋的职责而又失败的话，或者甚至不慎采用了可能导致事情泄露的举措，与总统的意愿相左，那么非难将不可避免地落在失败者头上。”

威胁笼罩着长长的会议桌，比从布维埃的烟斗里冒出来的蓝色烟雾更容易感受得到。圣克莱尔瘦削苍白的脸明显紧张起来，眼睛里也流露出忧虑的神色。

“在座诸位都清楚，总统卫队的活动范围很有限，”迪克雷队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最直接接近总统本人的周围区域了。而调查显然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人恐怕很难胜任。”

没人反驳他，每个部门的头头们都清楚，总统卫队队长说的是真的。但是没有哪个人希望部长的眼睛落在自己头上。罗杰・弗赖的目光围着会议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远远坐在另一头，浑身笼罩着烟雾的布维埃警长身上。

“你怎么看，布维埃？你到现在还没说过话呢。”

圣克莱尔转过脸看着探长。探长悠然将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喷出一口浓烟，冲着上校的脸直飘过去。他平静地讲起来，仿佛正在说一些他刚发现的很简单的事。

“依我看，部长，既然甚至连‘秘密军组织’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么安全局是无法通过他们在‘秘密军组织’的特工发现这个人的。行动分局不知道该干掉谁，所以他们也没法消灭他。边境检查处不知道该把谁截下来，所以他们自然无法在边境把他揪出来。资料处不知道该找什么资料，他们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文件信息。警察不知道该逮捕谁，所以他们抓不到他。共和国卫队不知道该追踪谁，他们也就追踪不到他。整个法国的安全机构都需要知道一个名字，否则就无能为力。所以在我看来，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这个名字，其他建议都毫无意义。有了名字就有了相貌，有了相貌就能找到护照，有了护照就能抓他。但要想找出这个人的名字，而且是秘密进行，这纯粹是一件侦探的工作。”

他又不吭声了，把烟斗柄塞进上下两排牙齿的中间。围着桌子的每个人都在琢磨他的话。没人能挑出什么毛病。坐在部长身旁的桑吉内蒂缓缓地点点头。

“队长，谁是法国最好的探长？”部长平静地问。布维埃把烟斗再次拿出来之前考虑了几秒钟。

“先生，法国最好的探长就是我的副手，克劳德・勒贝尔队长。”

“把他找来。”内政部长果断地说。

第二部

猎 捕

10

一小时后，不明就里的克劳德・勒贝尔茫然地出现在会议室。内政部长花了五十分钟，向他简单介绍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

他一进会议室就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共和国卫队队长和他的顶头上司布维埃之间。他看着罗兰的报告，其余十四个人全都默不作声。不过他能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放下报告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安。为什么叫他来？这时部长开始说话了。那既不是商量也不是请求，而是命令，随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情况简介。他可以组建自己的办公室；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所有必要的情报；所有围着这张桌子的人所管辖的全部资源都任他调遣。所需费用没有限制。

“绝对保密。”部长几次提到的这点使他印象深刻。这也是那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命令。听着听着，他的心沉了下去。他们正在要求，不，正在命令——命令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无从着手。到目前为止，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线索，没有证人——除了三个他没法去问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化名，以及整个广袤的世界——他必须从中把这个人找出来。

克劳德・勒贝尔知道，自己以前是个好警察。他一直是个好警察。他做事稳健、精准、有条不紊、不辞劳苦。他只是偶然才灵光一闪——而这是一个好警察变为杰出警察的必备条件。但他从没有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百分之九十九的警察工作是例行工作，靠的是不动声色的调查，勘察再勘察。所有的辛劳把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变成一张网，这张网最终网住了案件的罪犯，使他们站在法庭上，而不只是制造标题新闻。

在司法警察署的人眼中，他是一个埋头工作、循规蹈矩的人。他讨厌被曝光，从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很多同事就是靠这个方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他的晋升之路很稳健：破案，看他抓捕的罪犯被判刑。三年前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空缺的时候，就连其他候补人选都认为只有勒贝尔得到这个职位才公平。他在凶杀处的记录一直很好。三年里，他抓捕犯人从未失误过，只有一次，被告因为技术原因被无罪释放了。

作为凶杀处的处长，他逐渐引起统管整个刑警大队的莫里斯・布维埃的关注。布维埃也是一个老派的警察。所以几周前，布维埃的副大队长突然殉职，他立刻亲自要求勒贝尔出任他的新副手。司法警察署里有些人怀疑，由于布维埃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涨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这个人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各个轰动的大案，又不会抢去上司的风头。当然，这可能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内政部的会议结束之后，罗兰报告的副本都被收回，存放在部长的保险箱里。只有勒贝尔一个人被允许保留了布维埃那份。他唯一的要求是允许他秘密地寻求其他几个主要国家罪案调查机构负责人的合作，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这样的职业杀手的身份资料。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合作，调查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桑吉内蒂问他：“这些人是否可靠，能保守秘密吗？”勒贝尔回答说，他要联系的人都是私交，他的询问也不通过正式公文，是非官方的。这种联系一直存在于大多数西方主要国家警界的高层。部长考虑了一下，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会儿，他正站在大厅里等候布维埃，看着各部门的头头脑脑鱼贯而出，从他身边经过。有的人简慢地冲他点点头，然后继续向前走；其他人则在说“晚安”的同时，对他报以同情的微笑。布维埃和马克思・费尔内还在会议室里低声商量着什么。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顺着圆桌介绍时，勒贝尔很快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他在身形矮胖的勒贝尔身前停下，看着对方，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之情。

“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够取得成功，动作要快，”他说，“我们会在爱丽舍宫密切注意你的进展。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匪徒，我向你保证，是会有……后果的。”

他转过身，下了楼梯，朝着前厅走去。勒贝尔什么也没说，只是飞快地眨了眨眼。

克劳德・勒贝尔自从二十年前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警察部队，成为一名年轻的侦探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他身上的一个特质——善于激发别人对他的信任，使人愿意对他吐露心声。

他既没有布维埃那样魁梧的身材，也不像现在进入警察部队的很多年轻警探那样善于言辞——他们能把证人吓得痛哭流涕。当然，他不觉得这是缺点。

他知道，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孩子、店主、售货员、邮差或是银行职员，只要是大多数罪案所针对的对象或者目击证人，他都能让这些人开口。他深信自己有这个本领。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体型；他身材矮小，看上去活像漫画家笔下的“妻管严”。不过同事中谁都不知道，他的确有些惧内。

他不修边幅，要么是件皱巴巴的套装，要么是件风衣。他举止温和，甚至总带点歉意。当他向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这次与他们以往和警方打交道时所受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仿佛颠沛流离的难民回到祖国一般。

另外，他曾是欧洲最强有力的刑警部队凶杀处的处长。他在著名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做了十年警探。他那副温和朴素的外表背后，是一个精明的头脑，并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他曾被法国最邪恶的黑帮头目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勒贝尔也只是飞快地眨眨眼，这让他们以为警告已经被充分接受了。只有在事后，在牢房里，他们才慢慢意识到，他们低估了这双目光柔和的褐色眼睛和那撮牙刷胡子。

他还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企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犯有贪污罪；另一次是一位社会名流，企图让警方中止对一名年轻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调查。

在头一个案件中，他对涉案的那位企业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其他更大的，与那个低级财务人员无关的纰漏浮出水面。事后那位企业家一直懊悔，他要是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逃往瑞士该多好。第二桩案子里，那个社会名流最终被判长期监禁，他在监狱里有充分的时间追悔自己不该在他位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层豪华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团伙。

对圣克莱尔上校的话，克劳德・勒贝尔的反应也是眨眨眼，一言不发，就像一个被训斥的小学生。但这对他随后执行被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丝毫没有影响。

当最后一个人走出会议室后，莫里斯・布维埃来到他身边。马克思・费尔内飞快地握了握勒贝尔的手，祝他好运，然后走下台阶。布维埃用蒲扇一样的手拍了拍勒贝尔的肩膀。

“呃，好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处理这件事的。只能这样。其他那些人只会没完没了地说空话。来吧，咱们到车里谈。”他率先下了楼梯。两个人一起爬进等候在院子里的雪铁龙车的后座。

这会儿是晚上九点多，白天留下的全部痕迹，就是巴黎郊区奈伊上空挂着的一抹深紫色。布维埃的车顺着马里尼街驶过克莱蒙梭广场。勒贝尔朝右边车窗外看了一眼，顺着璀璨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上望去。尽管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有十年了，但香榭丽舍大街在夏夜中的璀璨辉煌一直让他感到惊叹和激动。

布维埃终于说话了。

“不管你眼下正在忙什么，都必须全停下来——全部。把办公桌彻底清干净。我会让法维尔和马尔克斯特接手你手头上的案子。为这个差事你需要一个新办公室吗？”

“不用，我还是继续用现在的这个吧。”

“行，很好，但是从现在起，它就是寻找豺狼的总部了。把其他任何事都撇开。你需要别的什么人协助你吗？”

“是的，我要卡伦。”勒贝尔回答。他指的是他在凶杀处时一起共事的一名年轻的督察。他升任新职后也把这个年轻人调过来，担任刑警队的助理队长。

“好的，给你卡伦。还要其他人吗？”

“不用了，谢谢。但是卡伦必须知情。”

布维埃想了一会儿。

“应该没问题。他们不该指望奇迹。显然你必须有一名助手。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告诉他。我到办公室后给弗赖打电话，申请正式批准。不过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如果泄露出去，不出两天就会见报的。”

“没别人了，只要卡伦。”勒贝尔说道。

“好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会议结束之前，桑吉内蒂建议，今晚在那里的所有人要定期得到进展汇报。弗赖同意了。费尔内和我尽力想把这个决定顶回去，不过没成功。从现在起，每天晚上你得到内政部做汇报。十点整。”

“噢，天啊。”勒贝尔说道。

“从理论上讲，”布维埃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嘲讽，“那帮人会向我们提出最好的意见和建议的。别担心，克劳德，费尔内和我也会在那儿，以免那些狼咬人。”

“这要一直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勒贝尔问道。

“恐怕是。真是个混账主意，都没时间计划这次行动了。你必须在这个杀手接近伟大的夏尔之前发现他。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或是其他可能的东西。也许明天早上就是刺杀的日子，又或许一个月都没动静。在他被抓住之前，或者至少知道他的身份和住址之前，你必须全速前进。那之后，我想行动分局的小伙子们就能接手了。”

“一帮混蛋。”勒贝尔咕哝了一句。

“没错，”布维埃轻松地说，“不过他们有他们的用处。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亲爱的克劳德。常规犯罪大幅增长的同时，政治犯罪也掺和进来。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他们就是做那些事的。不管怎么样，还是先专心想想怎么找豺狼吧，呵呵。”

汽车拐进司法警察署的大门。十分钟后，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他走向窗边，打开窗子，向外探出身，目光跨过塞纳河，盯着前面左岸的大奥古斯汀码头。赛纳河流经市镇岛，包围着它。克劳德和左岸之间尽管被狭长的塞纳河分开，他还是能依稀看到沿着码头的人行道上星星点点的在饭店里就餐的人，听见他们的笑声，酒瓶和酒杯的碰撞声。

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可能会忽然意识到，在过去的九十分钟里所授予他的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让他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警察。除了总统和内政部长，没有人能够否决他要求协助的请求；如果可以秘密进行的话，他几乎可以调动军队。当然他可能也会想到，虽然权力让人兴奋，但这些权力都是取决于成功与否；成功了，他就让自己的事业戴上了荣誉的桂冠，失败的话，他就会被碾成齑粉，就像那个圣克莱尔・德维劳本拐弯抹角暗示的那样。

不过正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所以他根本没想到那些。他这会儿头疼的是该如何打电话向太太艾米莉解释，他在另行通知前都暂时回不了家了。正在这时，有人在敲他办公室的门。

督察马尔克斯特和法维尔走了进来，他们是来拿勒贝尔上午被叫走前，手头上正在做的四件案子的档案材料的。他分了两个案子给马尔克斯特，另外两个给了法维尔。然后花了半个小时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他们走后，他刚长长吁了口气，门又被敲了一下。这次是卢西恩・卡伦。

“布维埃大队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向您报道。”

“没错。在另行通知之前，我被解除了一切日常职责，并被赋予了一项特殊工作。你被指派做我的助手。”

他不想为了讨好卡伦而告诉他，是自己把这个年轻的督察要来做助手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来听了一会儿。

“好的，”他解释道，“是布维埃的电话，他说你已经得到保密批准被告知所有情况。你最好先从看这个开始。”

卡伦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看罗兰的报告时，勒贝尔把他的办公桌里所有剩下的文件夹和便笺都清理干净了，把它们全堆在身后乱七八糟的书架上。这个办公室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法国最大的追捕行动的神经中枢。警察的办公室向来看起来不怎么样，勒贝尔的也不例外。

这间办公室只有十二乘十四英尺大，朝南的一面有两扇窗户，可以从那里俯视塞纳河。越过河面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大道周围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区。其中一扇窗子里飘来夜晚的各种声音，以及盛夏的热气。办公室里有两张办公桌，一个是勒贝尔的，背对着窗户；另一个是秘书用的，靠着东边的墙。门正对着窗户。

除了两张办公桌和桌子后面的两把椅子之外，屋里还有一把直背椅，门边有一把扶手椅。六个灰色的大橱柜差不多占了整个西面的墙壁。橱柜的顶面连成一体，上面放了一排以备参考及法律方面的书。两扇窗户中间是一套书架，塞满了各种文件和年鉴。

勒贝尔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带镜框的相片架，照片上的女士很丰满，看起来很有主见，这就是艾米莉・勒贝尔夫人；还有两个孩子，女孩相貌平常，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辫子，小伙子则面色温和，很像他的父亲。

卡伦看完了，抬起头来。

“狗屎！”他说道。

“如你所言，还是很大一坨。”勒贝尔回答，他很少允许自己用这样粗俗的词语。在司法警察署里，大多数高级警长的直属下级都称呼他们上司的绰号，像“老板”或是“老头子”什么的。但也许是因为勒贝尔既不抽烟也不骂人，连喝酒也不过是一小杯餐前开胃酒，年轻的探员看到他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从前的某位老师。所以在凶杀处，以及最近在刑警大队的行政主管楼层，勒贝尔被人称作“教授”。如果他不是太过擅长抓贼，他的模样肯定会让他成为被打趣的对象。

“不过，”勒贝尔接着说，“现在你得听我跟你讲讲细节。咱们得抓紧时间。”

他花了三十分钟，简明扼要地给卡伦讲了讲下午的事，从罗杰・弗赖拜见总统到内政部会议室里的会议，再到自己因莫里斯・布维埃的推荐而被突然召见，最后是组建他们眼前这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将成为抓捕豺狼行动的总部。卡伦一直安静地听着。

“上帝啊，”等勒贝尔说完，卡伦开口道，“他们把你拴在这儿了。”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了看他的上司，目光既关心又忧虑。“我的队长，你知道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接手吗？你知道如果你不能及时抓到这个人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勒贝尔点点头，带着些许悲凉。

“是的，卢西恩，我知道。可我没办法。这项工作交给我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得着手干起来了。”

“但究竟该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俩现在是法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勒贝尔笑着回答说，“所以，我们要充分享用这些权力。

“现在开始，你在那张办公桌后面就位。拿一个笔记本，把我要说的话记下来。把我原来的秘书调走，或者在另行通知前让他带薪休假。任何其他人不得介入这项秘密工作。你既是我的助手也是我的秘书，二者合二为一了。去紧急物资仓库找一张行军床来，还有床单、枕头、洗漱用具和刮胡子的东西。再去弄一壶咖啡，从餐厅和仓库拿些奶和糖。我们会需要很多咖啡的。

“再联系总机，让他们给这间办公室永久性地预留十条外线，再配一名话务员随时听候调遣。如果他们推三阻四，直接报告布维埃本人。我所提出的任何其他请求协助的要求，都直接联系各部门的负责人，报我的名字。我们很走运，这间办公室相对其他所有部门享有最高的优先权——这是上面的命令。准备一份备忘录，抄送参加今晚会议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弄好了拿来给我签字，内容是宣布你是我的唯一助手，被授权向他们要求我想向他们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我有空，我会亲自找他们的。明白了吗？”

卡伦记完了，抬起头。

“明白了，头儿。我今晚就来办这些。先办哪一样？”

“总机电话。我要个棒小伙儿，得是他们最好的接线员。给行政处长家里打电话，同样以布维埃授权的名义跟他说。”

“好的。我们首先要他们做什么？”

“我要和七个国家的刑事警察凶杀处的负责人直线联系，他们得尽快给我接通。真走运，以前参加国际刑警会议的时候，我认识了他们大多数人，还认识他们中一些人的副手。如果你找不到正主儿，就找副职。

“这些国家是，美国，我是指华盛顿国内情报办公室；英国，苏格兰场[29]刑事助理警务处长；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南非。给他们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打电话。

“你联系上他们后，在国际刑警通讯室安排一系列我和他们之间的电话，时间在早上七点到十点之间，每隔二十分钟一个。使用国际刑警通讯预约这些电话，让电话那头的每个凶杀处长同意在约定时间到达他们自己的国际刑警通讯室。这些电话必须是个人对个人的直线电话，不得有人监听，要使用UHF特高频[30]。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只许他们自己听到。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法国，也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明天早晨六点钟，给我一张对七个国家预先约定对话的时间表。

“同时，我要去楼下凶杀处查查，看有没有过一个外国杀手曾被怀疑在法国国内行动但没被抓住。我承认，我想不起有过这样的记录。而且，罗丹选人的时候肯定会很小心，不会找有记录的人。现在你知道该做什么了吧？”

卡伦看起来有点茫然，他大致扫了一眼他记下来的几页纸。

“是的，头儿，我明白了。好的，我该开始干活了。”他出去弄电话去了。

克劳德・勒贝尔离开办公室，朝楼梯走去。这时，城中岛远处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刚好敲响了子夜十二点——八月十二日来临了。

11

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子夜前才到家。之前的三个小时，他一直在针对内政部的会议一丝不苟地打着他的报告。早上爱丽舍宫秘书长办公桌上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这个。

这份报告他花了不少心思，撕了两份草稿才满意，然后小心地将第三份亲自打印好。做打字这种体力活儿让他很是烦躁。他不习惯做这种事，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有秘书知道这个秘密——他在报告正文中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一事实。他希望领导能重视他的报告。如果幸运的话，秘书长读了这份报告后，再过一个小时，报告就会放到总统的书桌上，而这将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他的措辞格外小心，选用了最恰当的词句，对将事关国家元首安全这样重要的一件事交到一个警长手里稍稍表示了不以为然。那种人是没什么头脑和能力的，只是习惯于所受的训练和经历，办些无关紧要的小案子而已。

他没有写得太过分，万一勒贝尔能找到这个人呢。不过如果他没做到，那这份报告也能表明，曾经有人在这个时候足够警觉地怀疑过选择勒贝尔是否明智。

而且，他的确不喜欢勒贝尔。一个平庸的小个子——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然而他的报告里却是这样描述的：“以往工作表现良好。”

他对自己写的前两份底稿再三考虑以后，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去推翻今天在会议上的任命，因为这是参加会议者的全体决议。如果要推翻，必须有特别有力的理由。他决定密切注意全部行动过程。由于他是总统的秘书，他认为，他有责任在侦察工作进行得不理想的时候，第一个清醒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正想着该如何考核评估勒贝尔的工作表现时，思绪被桑吉内蒂的电话打断了。桑吉内蒂通知他，部长在最后时刻做了个决定——每晚十点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听取勒贝尔的进展汇报。这个消息让圣克莱尔高兴起来，真是正中下怀。这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只要白天多看些背景材料，就能在晚上向那个探员提出强有力的相关问题。让其他人知道，至少还有总统秘书处的人对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实，他觉得，即使刺客就在附近也没有太多下手的机会。对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是世界上最严密有效的，他在秘书处的部分职责就是设计总统公开露面时的组织布置以及活动路线。他根本不担心如此严密策划出来的安全屏障会被什么外国枪手渗入。

他走进自己公寓的前门，听到他新安顿在这里的情妇在卧室里喊他。

“是你吗，亲爱的？”

“是我，亲爱的。当然是我。你觉得闷了？”

她从卧室里跑出来，穿着一袭黑色超薄，富有青春气息的睡衣，领口和底边都镶满蕾丝花边。床边的灯光从卧室开着的门里透出来，映着她那年轻婀娜的身姿。和往常一样，一看到自己的情妇，圣克莱尔就感到一阵兴奋的满足感——她是他的，而且那样深深地爱着他。对于这个事实，他自鸣得意。他并不以为这是某种幸运的天神庇佑才让他们两个得以走到一起的。

她伸出裸露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张开嘴巴，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他尽力回应着她，手里还拎着公文包和晚报。

“来吧，”当他们终于分开后，他说，“上床去，我随后就来。”他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让她快点儿。年轻女孩蹦蹦跳跳地回到卧室，一头扎在床上，四肢摊开，双手交叉着放在脖子后面，胸部高高耸起。

圣克莱尔进了房间，手里的公文包不见了。他满意地看了她一眼。女孩充满挑逗意味地笑起来。

他们在一起有两个礼拜了，她已经知道，只有最露骨的挑逗和最原始的肉欲，才能让这个以谄媚为职业的人的干瘪腰肢激发出强烈的欲望。雅克利娜仍然和他们第一天相见时一样憎恶他。但她知道，他在性能力上的匮乏使他为了掩饰这一点而滔滔不绝，尤其是在关于他在爱丽舍宫体系中的重要性方面。这点对她很重要。

“快来嘛，”她耳语一样轻声说，“我要你。”

圣克莱尔微笑着，真的很开心。他脱掉鞋，把它们并排放在衣架底下。然后是上衣。口袋里的东西被很小心地倒出来，放在化妆台上。接下来是裤子，被仔细地叠好，放在衣架伸出的支架上。他的两条腿又瘦又长，从衬衣下摆底下伸出来，像两根带毛的毛衣针。

“什么事让你耽误了那么久？”雅克利娜娇嗔地问，“我都等了好半天了。”

圣克莱尔严肃地摇摇头。

“亲爱的，肯定没有你这个小脑瓜需要操心的事。”

“哼，你真讨厌。”她猛地翻身侧了过去，假装生气地背对着他，弯着腿。他的手指滑向领带结，目光则穿过房间看着她散落肩头的栗色头发以及从短睡衣底下露出的整个臀部。五分钟后，他扣着有字母组合图案的丝质睡衣，准备好上床了。

他紧挨着她躺下，手顺着腰际向下摸到她浑圆温暖的臀部上，然后来回摩挲着。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我以为你想和我做爱呢。”

“你根本不向我解释。我也不能给你办公室打电话。我在这儿待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担心你可能出了什么事。你以前从来没这么晚回来过，还不给我打电话。”

她翻了个身躺平，望着他。他用胳膊肘支起自己，空着的那只手滑进睡衣底下，开始捏她的乳头。

她把一只手伸进他的睡衣，在他软塌塌的阴茎周围划着圈。那个小东西随着她的手轻轻颤栗了一下。

“你知道吗，亲爱的，我很忙的。发生了一个大事，我下班之前必须要解决。我本该打电话回来的，但旁边总有人，办公室一直都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中有的人知道我妻子不在家。如果我通过总机给家里打电话就会露出马脚了。”

“亲爱的，不可能有什么事能大到让你无法通知我你要晚回来的。我担心了一整晚。”

“好了，再不用担心了。亲我下面，你知道我喜欢那样。”

她笑起来，伸出手把他的头拉低，轻咬着他的耳垂。

“不，它没资格。无论如何现在不。”她捏着那根慢慢硬起来的东西，鼓励着。上校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他开始吻她，手一直使劲捏着她的乳头，从这个换到那个。她早就张着嘴等着了，身子拧来拧去。

“下去啊。”他低声吼着。

她轻轻挪开身体，解开系睡衣的带子。圣克莱尔看着棕色的头发从她的头上向前垂了下来，盖在了自己的肚子上，他躺回原处，舒服地叹着气。

“看来‘秘密军组织’还盯着总统呢，”他说。“他们的阴谋今天下午已经被发现了。我们正在对付它。就是这件事把我拖住了。”

女孩的头向后退了几英寸，轻轻地发出“啵”的一声。

“别傻了，亲爱的，他们很早以前就完蛋了。”说完她又回去忙她的活儿去了。

“那帮该死的还没完蛋呢。他们现在雇了个外国刺客来杀他。嘶——别咬。”

半个小时之后，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睡着了，脸半陷在枕头里，因为劳累过度，轻轻地打着鼾。他的情妇躺在他旁边，眼睛穿过黑暗向上盯着天花板。屋顶隐约闪着光，窗帘边有一丝缝隙，外面街上的灯光从这里透了进来。

她刚知道的事让她惊呆了。虽然之前她对这个计划没有任何了解，但她能体会出科瓦尔斯基的招供有多重要。

她静静地等着，直到床头钟上发光的数字显示，时间是凌晨两点。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卧室电话分机的接头从插槽里拔了出来。

走向门口之前，她弯腰看了看上校，她很高兴他不是那种喜欢睡在自己枕边人怀里的那种男人。他还在打着呼噜。

出了卧室，她轻轻关上门，穿过起居室，把起居室的门也关上，朝大厅走去。她用大厅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她等了几分钟，一个睡眼惺忪的声音应了电话。她迅速地讲了两分钟，待对方有所指示后，便挂断了电话。一分钟后她回到床上，试着睡去。

整个晚上，五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南非的刑警负责人都被从巴黎来的长途电话一个个弄醒，他们多数睡意正浓，很不高兴。西欧的时间和巴黎一样，正是凌晨。巴黎电话到的时候，华盛顿是晚上九点，FBI凶杀处处长正在参加一个晚宴。卡伦试到第三次才联系到他。宴会正在进行，所以他们随后的谈话被隔壁客人的聊天以及酒杯的碰撞声干扰了。不过FBI的凶杀处处长还是了解了情况，并且同意在华盛顿时间凌晨两点，到FBI总部的通讯室接勒贝尔警长在巴黎时间早上八点，从国际刑警通讯室给他的电话。

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的刑警负责人明显都是好丈夫。他们一一被弄醒，听卡伦说了几分钟后，都同意按卡伦建议的时间到他们的通讯室接勒贝尔关于一桩绝对紧急事件的直线电话。

南非的凡・鲁伊斯不在城里，天亮前没法赶回总部，所以卡伦告诉了他的副手安德森。勒贝尔知道后没有不高兴，他不认识凡・鲁伊斯，倒是很了解安德森。而且，他怀疑凡・鲁伊斯很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命，而安德森则和他一样，是个正在履行职责的警察。

电话找到苏格兰场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先生时，他正在贝克斯利的家里，差几分钟就是早上四点了。床边电话不停响着，他瓮声瓮气地抗议着，伸手摘下了话筒，说道：“曼林逊。”

“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一个声音问道。

“说话！”他晃了晃肩膀，把被子从肩膀上抖落，看了一眼手表。

“我是法国国家安全局的卢西恩・卡伦督察。我代表克劳德・勒贝尔队长给您打电话。”

这个人的英语说得不错，只是口音很重。电话很清晰，显然这个时间的线路很空。曼林逊皱起眉头。这些混蛋为什么不能找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

“嗯。”

“我想您也许认识勒贝尔队长，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一会儿。勒贝尔？噢，是的，一个小个子家伙，曾经是法国司法警察署凶杀处处长。人长得一般，不过很有效率。两年前在英国游客被谋杀的案子上，他帮了很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十分迅速地抓到了凶手，媒体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是的，我认识勒贝尔队长，”他冲着电话说，“有什么事？”

他的妻子莉莉在他旁边，被他们的讲话声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囔囔的。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急的事，同时必须高度保密。我协助勒贝尔队长办理此事。这不是一桩寻常的案件。今天早上九点的时候，勒贝尔队长希望您能在苏格兰场的通讯室里接听他给您的直线电话。能请您届时到场接电话吗？”

曼林逊想了一会儿。

“这是警方跨国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他问道。如果是的话，他们可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常规线路。九点恰好是苏格兰场正忙的时候。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是勒贝尔队长个人秘密向您求助。目前发生的这件事和苏格兰场可能毫无关系。很可能是这样。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最好就不要正式请求。”

曼林逊仔细想了想。他天性谨慎，不想卷入国外警方的秘密调查。如果罪案已经发生，或者罪犯逃到英国，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要保密呢？这时他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案子，他被派去寻找并带回内阁部长的千金，那女孩和一个英俊的混蛋跑了。当时她尚未成年，所以可以控告那个家伙使未成年人脱离父母的监护。另外还有一点，部长希望这件事处理时不要让媒体得到任何信息。意大利警方非常帮忙。这对年轻人在维罗纳被找到时，正在扮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好吧，就是说勒贝尔想从“老伙计”网络得到一点帮助。这正是组建“老伙计”网的目的。

“好的，我会去接电话的。九点。”

“非常感谢您，曼林逊先生。”

“晚安。”曼林逊放下话筒，重新设置好闹钟，把原来的七点改成六点半，然后又回去睡觉了。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来黎明之时，在一间狭小又发霉的单身公寓里，一个学校的中年老师在杂乱的起居室兼卧室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他的周围一片混乱，书、报纸、杂志、手稿，摊得到处都是——桌上、椅子上、沙发上，甚至还有在远处墙角的狭窄小床的床罩上。另外一个墙角有一个水池，里面堆满了没洗的碗碟。

他在夜里这样走来走去，脑子里想的不是他房间里的一团糟。自从他辞去了一家中学校长的职务后，他那套有两个仆人的精美宅邸也随之而去了。他学会了像现在这样生活。他的麻烦是别的问题。

当东边的郊区黎明破晓的时候，他终于坐下来拿起一份报纸。他的目光又落在国际版第二条显著位置的新闻上，标题是：《“秘密军组织”的首脑躲在罗马的酒店里》。他最后又读了一遍这条新闻，打定了主意。他披上一件轻质风衣以抵御早上的寒冷，便离开了公寓。

他在最近的街上找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他让司机带他去北火车站。司机把他放在车站前面，但车刚离开他就从车站走开了。他穿过马路，走进那一带的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枚打电话用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走到咖啡馆的后面打电话。查询台给他接通了国际交换站，他向他们问了一个罗马酒店的号码。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号码。然后他挂上电话，转身离开了。

他顺着这条街向下又走了一百米，来到另一家咖啡馆继续打电话，这次他问查询台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长途的通宵邮局的位置。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查询台告诉他，在这个干线车站的拐角附近就有一家。

在邮局，他打了一个罗马的国际长途，号码就是他刚才得到的那个。他没提号码所代表的酒店的名字。他焦急地等了二十分钟，电话才被接通。

“我想和普瓦捷先生通话。”他告诉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

“什么，先生？”这个声音问道。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捷。普瓦捷……”

“谁？”那个声音又问了一遍。

“法国人，法国人……”巴黎男人重复着。

“啊，是的，一位法国先生。稍等，请稍等。”

电话里响起一连串“咔嗒”声，然后有个疲惫的声音用法语应道：

“我是……”

“听着，”巴黎的这个人十分焦急地说，“我时间不多。拿支铅笔，记下我说的话。开始。‘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记下来了吗？”

“是的，”那个声音答道，“我会转达的。”

瓦尔米挂好话筒，连忙付了钱，匆忙跑出邮局。不到一分钟，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大厅涌出的人群中。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温暖着人行道和夜晚冰冷的空气。半个小时之内，清晨羊角面包的味道和研磨咖啡的香气就将消失在汽车废气、汗臭和烟臭所组成的大幕下。瓦尔米消失两分钟后，一辆汽车开到了邮局的外面，两个边境检查处的人快速冲入邮局。他们从接线员那里得到了之前打电话那个人的相貌描述，不过这个描述适用于任何人。

罗马。上午七点五十五分。楼下在楼层服务台值夜勤的人摇了摇马克・罗丹的肩膀，他顿时醒了过来，半个身子探出床外，手伸向枕头去拿枪，看清眼前那张退伍兵的脸时才放松下来。他哼了一声，扫了一眼床边的桌子，知道自己肯定是睡过了。在赤道地区待了许多年，他通常醒得早得多。这会儿罗马八月的太阳都已经高高照在屋顶上了。几周了，哪儿也不去，晚上和蒙克雷、卡松玩纸牌打发时间，大量饮用烈性的红酒，不锻炼，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既懈怠又困乏。

“有个消息，我的上校。刚才有个人打了个电话来，看来很紧急。”

这个退伍兵给了他一张便笺本上撕下的纸页，上面写着瓦尔米断断续续的话。罗丹看了一遍消息，猛地跳下那张铺得薄薄的床。他在腰里裹了一条他常穿的棉布纱笼——这是他在东方养成的习惯，然后又把那条消息看了一遍。

“好了。你去吧。”退伍兵离开了房间，回到了楼梯上。

罗丹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几秒钟，把那张纸在手里揉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前两天，他还想着这个家伙只是开小差了。最近有几起对组织事业的背叛，因而在组织的上上下下都有人认为“秘密军组织”已经失败了，刺杀夏尔・戴高乐以摧毁现任法国政府的目标也将失败。但科瓦尔斯基一直被认为是会忠诚于组织直到最后的人。

然而现在，事实证明，他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返回法国，或许是在意大利被绑架。现在看来，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

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从感到难过。他作为一名战士和指挥官，相当部分的声望是建立在他对下属极大的关心上的。士兵们对这些事情的赞赏远胜于任何军事理论家的想象。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想象不出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但重要的是，要设法收集科瓦尔斯基都说了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议，酒店的名字。自然，所有这些。三个参与会议的人。这对安全局不再是新闻了。但他对豺狼知道些什么？他没在门边听过，这是肯定的。他能告诉他们的只是，一个高个子的、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拜访过他们三个。这本身说明不了什么。这样一个外国人可能是个军火贩子，或者是捐助者。一直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

但瓦尔米的消息提到了他的代号“豺狼”。他是怎么知道的呢？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告诉他们这个呢？

罗丹一下惶恐起来，他想起了他们分手时的场景。他和英国人站在走廊里，维克多就在几英尺外，正因为英国人发现他躲在墙角而生气。一个专家被另一个专家摆了一道，他气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他想再较量较量。罗丹自己当时说的什么？“再见，‘豺狼’先生。”肯定是这样。该死，就是这么说的。

他把事情前后又仔细想了一遍。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永远不可能知道刺客的真实姓名。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同样，瓦尔米是对的。安全局有了科瓦尔斯基的供词在手，事情已经无法补救了。他们知道了会议、酒店、很可能他们已经和前台的服务员聊过了；他们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型，还有代号。毫无疑问他们想到了科瓦尔斯基所想到的——这个亚麻色头发的人是个刺客。从现在开始，裹着戴高乐的网会更结实；他会放弃所有的公开活动，不再从爱丽舍宫出去，不再给刺客暗杀他的机会。结束了，行动泡汤了。他要找到这个豺狼，把钱要回来，只给他一些已经发生的花销和这段时间应该付给他的钱。

还有一件事要做，而且要快。必须紧急警告豺狼终止行动。罗丹仍然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他不会下令派人去做没有可能成功的任务。

他把他的保镖叫来，详细嘱咐了他。自从科瓦尔斯基离开后，他就把每天去邮局取信的任务交给了这个保镖。如果有需要的话，还让他去打电话。

九点钟，保镖在邮局要了一个伦敦的电话。过了二十分钟，对面的铃才响。总机接线员示意这个法国人去电话间接电话。接线员放下电话的同时，他拿起话筒，听见对方“嘟——嘟——嘟——嘟——”的电话接线声。

豺狼那天早上起得很早，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做。前天晚上他已经把三个主要的箱子检查过了，并且重新装好。只有他的海绵包和刮脸用具需要放在他手提的箱子上部。他照例喝了两杯咖啡，洗脸、冲澡、刮胡子。把剩下过夜用的洗漱用品装好，他合上手提箱，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门旁。

他的厨房虽然小，但很整洁。豺狼在厨房的桌子边迅速吃完了早餐：炒鸡蛋、橙汁、黑咖啡。他是个整洁有序的人——剩下的牛奶被倒进水池，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倒了进去。他把剩余的橙汁喝光了，空罐头盒被扔进了垃圾箱。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和咖啡渣倒进了待处理袋。这样，在他不在的时候，就不会有东西留下腐败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挑了一件薄薄的丝质高圆翻领衫，一套鸽子灰色套装（口袋里装着姓名为杜根的私人证件），一百镑现金，深灰色的袜子和修长的黑色软帮鞋。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这套行头就齐了。

九点十五分，他拿上行李，双手各拎了两件，关上了公寓的自锁门，走下楼梯。从这里到南奥德雷街要走一小段，他在街角打了一辆出租车。

“伦敦机场，二号楼。”他对司机说。

出租车开动的时候，豺狼公寓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十点的时候，退伍兵返回毗邻孔多蒂街的酒店。他告诉罗丹，他向罗丹给的那个伦敦的号码打了三十分钟，但一直没人接电话。

“出了什么事？”卡松听到退伍兵对罗丹的解释，看到他让退伍兵返回值勤岗位，走过来问道。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坐在他们套间的客厅里。罗丹从他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卡松。

卡松读完递给蒙克雷。两个人最后都看着他们的首领，等他回答。但是罗丹没回答。他坐在远处，盯着窗外，目光跨越了鳞次栉比的罗马房屋的屋顶，眉头紧锁。

“消息什么时候来的？”卡松终于问道。

“今天早上。”罗丹简短地回答。

“你必须阻止他，”蒙克雷断然地说，“他们会动员半个法国追捕他的。”

“他们会动员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的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罗丹平静地说，“八月，法国有超过一百万的外国人。就目前我们所知，他们还没有掌握名字，没有相貌特征，没有护照信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很可能用了假护照。他们要抓到他还差很大一截呢。他很可能会致电瓦尔米，那他就会被提前预警，那时候他就能逃走了。”

“如果他给瓦尔米打电话，他当然会得到命令，终止行动。”蒙克雷说，“瓦尔米会通知他的。”

罗丹摇摇头。

“瓦尔米没权力那么做。他的命令是从那个女孩那儿接收情报，然后在豺狼打电话的时候传达给豺狼。他会照办，但不会做别的。”

“但是豺狼必须认识到，一切都结束了，”蒙克雷断然地说，“他必须在第一次和瓦尔米通话后就尽快逃离法国。”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罗丹若有所思地说，“但如果他这样做，就得把钱退回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包括他，还有很多事情都至关重要。这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自信。”

“你觉得他现在还有机会吗……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卡松问。

“坦率地说，没有。”罗丹说，“但他是个专家。我在我的行当里也是个专家。他的心理状态我能理解。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撤销自己计划好的行动的。”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想办法通知他行动取消吧。”卡松坚决地说。

“我做不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阻止他，但是我做不到。他已经走了，上路了。他要这样，而且已经开始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或者他要做什么。他完全独立行动。我甚至不能打电话给瓦尔米，命令他通知豺狼中止整个行动，那样会使瓦尔米暴露的。现在没人能阻止豺狼了，一切都太晚了。”

12

早上将近六点的时候，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回到他的办公室，发现卡伦督察卷起衬衣的袖子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起来既紧张又疲惫。

他面前有几大张纸，上面都是手写的记录。办公室里已经有些和之前不同了。文件柜的顶上，一个过滤式电咖啡壶正在咕嘟着，散发出新煮制的咖啡的香气。它旁边放了一摞纸杯，一瓶无糖牛奶和一袋糖。这些都是昨晚由地下室的食堂送上来的。

在两张办公桌之间的墙角支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一床粗毛毯。废纸篓已经倒空了，放在门边的扶手椅旁边。

卡伦的香烟腾起一抹微弱的蓝色烟雾，从敞开的窗户飘了出去，消散在凉爽的清晨里。窗外，清晨斑驳的光线洒在了圣许毕斯修道院的尖顶上。

勒贝尔穿过房间走向自己的办公桌，重重地倒在椅子里。尽管才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但他看起来和卡伦一样疲惫不堪。

“没事，”他说道，“我刚把过去十年的材料翻了一遍。唯一一个曾经试图在这里动手的外国政治刺客叫德盖尔格尔，但他已经死了。而且，他是‘秘密军组织’的人，我们的档案里有他的记录。可以想见，罗丹选择与‘秘密军组织’无关的人是相当正确的。过去十年间，除了本土杀手以外，一共有四个雇佣杀手在法国蠢蠢欲动。我们抓住了其中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的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而且，他们都是黑帮杀手，不具备刺杀法国总统的能力。

“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正在彻底盘查，但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这个人。无论如何，罗丹在雇他之前，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卡伦又燃起一支烟，喷烟的时候叹了口气。

“那我们必须从国外那边开始了？”

“没错。这样的人一定在别的地方受过训练或者历练。他必然有一连串辉煌的纪录，否则他无法证明自己是一名顶级杀手。他以前的目标也许不是国家元首，但一定是重要人物，比黑帮头目更大。那就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过别人的注意。肯定是这样。你的事安排得怎么样了？”

卡伦拿起其中一张纸，左边列了一个名单，以及一系列的时间。

“七个都定好了，”他说，“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七点十分。华盛顿时间是凌晨一点十分。考虑到美国时间比我们晚，我先和他订好的。”

“然后是布鲁塞尔，七点半；阿姆斯特丹，七点四十五分；波恩，八点十分；约翰内斯堡，八点半；苏格兰场，九点；最后是罗马，九点半。”

“都是各国凶杀处的负责人？”勒贝尔问道。

“是，或者是相应职务的人。苏格兰场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刑事助理警务处长。看来他们的城市警察系统里没有凶杀处。除此之外，除了南非，都是凶杀处的头儿。我实在找不到凡・鲁伊斯，所以您将和助理警务处长安德森通话。”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

“很好。我更希望是安德森。我们曾经一起办过一次案子。还有语言问题，他们之中，三个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的会讲法语。其他人如果需要的话，差不多也能说英语——”

“德国的那个迪特里希会说法语。”卡伦插嘴道。

“好，那我就直接和讲法语的说。其他五个，我得让你给我在分机配个口译员。我们该动身了，走吧。”

六点五十分，两个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勒利路，在一扇绿色大门外停下。这里就是国际刑警的总部。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勒贝尔和卡伦窝在地下通讯室的电话旁，和世界顶级刑警的老大们通电话。高频信号就是从这座建筑物屋顶交错高耸，仿佛豪猪棘刺一样的天线发射出去，穿越三大洲的。信号先是飞越平流层，在其上的电离层反射，然后返回几千英里之外的地面，最后到达另外一根从某个房顶伸出的铝杆上。

波长和干扰器都可以保障通话不被截听。在整个世界都在品尝早晨的咖啡或者睡前的最后一杯酒时，探长们正在电话里紧张地联系着。

每一通电话前，勒贝尔的要求都差不多。

“不，警务处长，我目前不能把我对您的帮助请求设定为两国警方之间的官方请求……当然，我会以官方身份行动，只是目前我们并不确定，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还是已经进入实地准备阶段。目前只是初露端倪，纯属例行调查……嗯，我们在找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外貌特征描述也只是个大概……”

每次通话他都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讲给对方听。但对话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外国同事总会问到一个让他难堪的问题。他们每个人都问他，为什么要找他们帮忙，有没有什么线索他们可以据以提供帮助。每当这个时候，他只能报以一阵尴尬的沉默。

“现在只知道这些；这个人到底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某种资质让他出类拔萃。他应该是世界上顶级的职业杀手之一……不，不是黑帮枪手，可能是一个有几次成功刺杀记录的政治刺客。如果你们的档案里有这样的人，甚至他从未在你们的国家行动过，我们也很感兴趣。或者是任何一个让你们忽然想起来的人。”

这段话说完后，电话那头都会不可避免地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对方再开口后，声音往往显得更沉稳、更关切。

虽然勒贝尔不能明说，但这些西方世界主要国家的凶杀处头头们不会不明白他所暗示的意思。对于这一点，勒贝尔从没抱有一丝幻想。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一样的：“是的，当然。我们会为你查阅所有的档案。我尽量今天就给你回复。喔，另外，克劳德，祝你好运。”

勒贝尔最后一次挂上电话听筒时心想，这七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总理要多长时间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种级别的消息，就是普通警察也得向那些政治家们汇报的。不过他很肯定这些部长和总理们会保密的。毕竟，在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凌驾于政治分歧之上的强有力的默契。他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统治者俱乐部。他们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比一个政治刺客的行动更有威胁呢？不过勒贝尔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这次调查真的让媒体知道并且披露出去，那全世界都将为之震动，而他也就完了。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如果只限于警界，他是可以相信曼林逊的。但他知道，天亮之前曼林逊的上级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就在七个月前，夏尔・戴高乐才刚粗暴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自从戴高乐将军在一月二十三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之后，即使是勒贝尔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伦敦外交部对法国总统的激烈措辞充满了火药味。这会儿他们会趁此机会报复这个老头吗？

勒贝尔盯着面前已经没有声音的送话器面板；卡伦则在一旁安静地望着他。

“走吧，”这个小个子警长说着，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咱们去吃点早饭，尽量睡一会儿。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挂上电话，离开通讯室。他眉头紧锁，连进来接早班的年轻警官向他敬礼都没有看到。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仍然紧皱着眉头。他的办公室宽敞、朴素，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泰晤士河。

他很清楚勒贝尔是在做什么样的调查，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法国警方一定得到了消息，一个顶尖刺客就要动手了，他们很为难。正如勒贝尔所预料的那样，不用动什么脑子就能知道，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法国，谁才是那样的杀手唯一可能的目标。站在一个资深警官的角度上，他对勒贝尔的处境十分同情。

“可怜的家伙。”他俯瞰着热气腾腾的河水，大声说。泰晤士河正沿着窗下的堤岸懒洋洋地流过。

“什么事，长官？”他的私人助理问道。他跟着曼林逊走进房间，把早上需要他阅读的信件放在了胡桃木办公桌上。

“没什么。”曼林逊仍然望着窗外，助理离开了。尽管曼林逊能体会克劳德・勒贝尔的难处——他的任务是全力保护他的总统，却不能进行公开缉捕。但是，曼林逊也有自己的麻烦。今天早上勒贝尔对他的请求早晚得让上面知道。每天早上十点有一个各部门领导的例会。这会儿离会议还有半个小时。开会的时候他提不提这件事呢？

权衡再三他决定还是先不提了。就勒贝尔请求的主要内容，给警务处长写一份正式的个人备忘录应该就足够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事后解释之所以要保密而不在早上的例会提及此事的原因。而且，不露声色地进行调查不会有什么坏处。

他坐在办公桌后，按下了内部通讯器上的一个按钮。

“长官？”助理的声音从隔壁办公室传过来。

“约翰，你现在可以过来一下吗？”

身着深灰色套装的年轻督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记事本。

“约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档案局，直接找马卡姆总督察，告诉他这是我的个人请求，而且我现在无法向他解释原因。请他查阅国内还健在的职业刺客的全部现存档案。”

“刺客吗，长官？”助理望着助理警务处长，仿佛他要求对所有已知火星人进行日常检查一样。

“是的，刺客。不，我强调一下，不是普通的黑帮枪手，那种人只能在黑社会的仇杀里干掉个把人。是政治刺客，约翰，若干或者某个人，能够被雇佣刺杀被周密保护的政治家或者国家元首的人。”

“听起来像是政治部的事，长官。”

“是的，我知道。我是想把整个事情转给政治部。不过我们最好先做个常规筛查。噢，我中午就要回音，明白吗？”

“是，长官。我现在就去办。”

十五分钟后，助理警务处长曼林逊坐下来参加晨会了。

回到办公室后，他翻了翻信，然后把信推到一边，叫助理拿来一台打字机。他坐了下来，给城市地区警务处长打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报告提及了早上打到他家中的电话，早上九点通过国际刑警通讯系统进行的直线电话，以及勒贝尔要求调查的实质性内容。他把备忘录的下半部分空了出来，然后把备忘录锁进办公桌的抽屉，开始处理当天的工作。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助理敲门进来。

“长官，马卡姆总督察刚从中央档案局来电，”他说道，“看来刑事档案里没有符合描述的人。已知的雇佣杀手一共十七名，在坐牢的有十名，另外七人在逃。但他们都为这里或者其他大城市的主要黑帮做事。总督察说，没人能针对来访的政治家。他也建议由政治部处理，长官。”

“好的，约翰，谢谢。我要的就这些。”

助理走后，曼林逊从抽屉里拿出写了一半的备忘录，重新放到打字机上。在备忘录下部他这样写道：

“刑事档案处报告，经调查，我国所存档案中没有符合勒贝尔警长所述之人。此项调查现转交政治部助理警务处长。”

他签上名，取下上面的三份副本。剩下的副本则被扔进保密级文件垃圾筒里，过一会儿就会被粉碎成数百万片，然后被销毁。

三份备忘录，一份被他折好放进信封，寄送警务处长；第二份被他归到了“秘密信函”中，锁进了墙上的保险柜；第三份他折好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他在办公桌上的便笺本上写了一份电报。

致：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克劳德·勒贝尔队长

发件人：伦敦苏格兰场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

正文：根据您今日之要求，我方已查阅了全部刑事档案。就我方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未发现此类人员。进一步调查的请求已被转往政治部。如获有价值情报将尽快告知贵方。

曼林逊

送发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

时间刚过十二点半。他拿起电话，让应答的接线员给他接政治部负责人助理警务处长狄克逊。

“你好吗，亚历克？我是托尼[31]・曼林逊。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很乐意，但不行啊。我午饭只能吃三明治了。这些天都是这样。不，我只是想在你离开前见你几分钟。可以，好，我这就来。”

他走出办公室，把给警务处长的信封放在助理的办公桌上。

“我上去见政治部的狄克逊。约翰，把这个送到警务处长办公室好吗？交给他本人。再按这个地址发一份电报。你按相应的格式打一下。”

“是，长官。”曼林逊就站在桌旁，看着这个年轻的督察浏览电文。看到电报结尾时，助理的双眼惊讶地瞪了起来。

“约翰……”

“长官？”

“请保密。”

“是，长官。”

“要严守秘密，约翰。”

“一个字也不说，长官。”

曼林逊冲他微微一笑，离开了办公室。助理又看了一遍曼林逊写给勒贝尔的电报，回想了一下早上曼林逊吩咐他去档案局做的调查，顿时就明白了。他轻声说了句：“活见鬼。”

曼林逊和狄克逊一起待了二十分钟，成功地毁了狄克逊即将开始的俱乐部午餐计划。他把给警务处长的备忘录复印件递给了这位政治部的头头。他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又突然转过身来，手还握着门把手。

“对不起，亚历克，但这的确是你那条道儿上的事。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这个国家里很可能没人能符合那些条件。你只要仔细查一遍档案，也许就能给勒贝尔打个电报，告诉他我们无能为力。我必须说，我对他眼下这个任务一点都不眼热。”

狄克逊助理警务处长的首要职责就是监视英国所有稀奇古怪，疯疯癫癫，整天想着去刺杀某位来访的政治家的人，当然更不用提那些住在英国，却又心怀不满，暴躁不安的外国人。因此，他更加同情勒贝尔当前的困境。虽然保护本国或是来访政治家免受心态失衡的狂热分子暗算是个累人的差事，但好在那些人都是外行，所以在面对他手下那些久经沙场的专业特警时总是以失败告终。

如果自己的国家元首成为本国前军队组织的暗杀目标就更糟了。尽管如此，法国还是搞垮了“秘密军组织”。作为一名业内人士，狄克逊对法国同行的工作能力十分钦佩。但雇佣外国的职业杀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狄克逊看来，只有一点是对他有利的，那就是可能入选的人非常之少。他毫不怀疑在政治部的记录上，绝对没有与勒贝尔的描述相符的英国人。

曼林逊走了。狄克逊读完备忘录的复印件，叫来自己的助理。

“请告诉托马斯警司，我想在办公室见他，时间是，”他看了一眼手表，估算了一个简便午餐的耗时，“下午两点整。”

豺狼降落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时刚过中午十二点。

他在主候机厅把三件大行李箱放进一个带自动锁的行李柜，只随身携带了那个装着个人物品的手提箱进城，里面装着一包巴黎买的石膏、几包棉花和绷带。他在火车站下了出租车，走向行李寄存处。

装枪的胶木箱子还在架子上，那是一周前他看着行李员放上去的。他拿出存根，取回箱子。

他就近找了一家旅馆，就是那种又小又脏，看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干线车站附近都有的那种。在这里没人会对你感兴趣，如果非要问的话，谎话倒是一堆。

他用现金订了一个单人间。在机场的时候他就事先换好了比利时货币。他提着箱子走进房间，把门完全锁好后，放了一池冷水，把石膏和绷带取出来放到床上，开始工作。

石膏打好了，不过干的话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他就坐在那儿，把那只打着石膏的重重的腿搁在凳子上。他一边抽着过滤嘴香烟，一边望着卧室窗外一排排污浊的屋顶。他不时用拇指捏捏石膏，觉得在走动前最好还是让它再硬些。

之前装枪的胶木箱子已经腾空了。为了预防万一他需要再做些修补，剩下的绷带和几盎司石膏一起被放进手提箱。最后他准备停当，把便宜的胶木箱子塞进床底，烟灰倒到窗外，又最后环顾四周，检查是否留下了什么痕迹，便准备离开了。

他发现，打上石膏之后想不跛都不行。他走下楼梯后高兴地发现，前台那个睡眼惺忪，浑身污迹的服务员不见了，也许是去吃午饭了。不过如果接待室里有人，对方还是能从镶着毛玻璃的门口看到他的。

豺狼看了一眼前门，确信没人要进来，便把手提箱抱在胸前，然后弯下腰，四肢着地，悄悄地迅速穿过瓷砖铺就的大厅。兴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前门开着。他爬到门口朝向街道的三级台阶上，在前台服务员看不见的地方站直了身子。

他一跛一跛费力地走下台阶，顺着马路来到主路经过的街角。不到半分钟，一辆出租车就发现了他，然后他就启程返回机场了。

他来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拿出护照。服务小姐微笑着接待他。

“两天前有一个叫杜根的人在你这里订了一张去米兰的机票。”他说道。

服务小姐查了一下下午去米兰的航班预订情况。还有一个半小时起飞。

“是的，没错。”她微笑着说，“杜根先生。票已经预订了，但还没付款。您想现在付吗？”

豺狼用现金付了款，拿到了机票。服务小姐告诉他，一小时后会广播通知登机的。他腿上打着石膏，显然瘸得很厉害。一个热心的行李员对他裹着石膏的脚不断叹气。在行李员的帮助下，豺狼从行李柜里取回了三个箱子，交由意大利航空公司托运。过海关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出境游客，所以只是被简单地检查了一下护照。他用余下的时间去候机厅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因为他的腿上有伤，航班上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和善，关切有加。他被扶上机场的登机巴士，所有人都关心地看着他费力地迈上台阶，走向飞机舱门。可爱的意大利空姐欢迎他时笑容也格外灿烂，并且一直目送他舒舒服服地在飞机中间一组面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特意指出，那里的腿部的空间更大些。

其他旅客就座时都极其小心地不去碰到他裹着石膏的脚，而豺狼此时则靠在座位上，冲着他们露出宽慰的微笑。

四点十五分，飞机起飞了，向南朝米兰疾飞而去。

布莱恩・托马斯警司痛苦不堪地从助理警务处长的办公室出来时都快三点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回热伤风的程度最厉害，持续的时间最长，同时也是因为他刚接到的任务把他这一天全毁了。

周一早上一开始就很糟糕，他先是得知手下一个人被盯梢的对象——那个苏联贸易代表团代表给甩了；晌午时候他接到一个内部电话，军情五处礼貌地请求他的部门放弃这个苏联代表团。意思很明白，在他们看来，整个事件最好交给他们处理。

下午看来更是糟糕。没有什么事会比政治谋杀更让警察、政治部或是别的什么人觉得更心烦了。但他刚从顶头上司那里接到的案子甚至连个人名都没有。

“没有姓名，不过正好能让你大显身手。”这就是狄克逊就此事给的漂亮话，“试一试，看明天能不能整理出一些眉目。”

“眉目。”托马斯到了办公室，从鼻子里哼出这个词来。尽管已知的疑犯名单的确极短，但他和他的部门照样得把档案、政治事件记录和判决等资料查上好几个小时。这可不像刑事处，他们只要怀疑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都要查阅。狄克逊提供的简要介绍里只有一线“曙光”，这个人是一个职业刺客，而不是那些脑子里萦绕着各种怪念头的小商小贩。在某个外国元首访问前后，那些人几乎使政治部的工作成为一场噩梦。

他知道有两个督察手头正在调查的工作不算太重要。他通知他们，不管手上正忙些什么，都必须搁下，立刻来他办公室报到。他对两个人说的比狄克逊对他说的还要少。他只告诉他们要找什么，却没解释原因。他认为，法国警方怀疑有个人可能要刺杀戴高乐，应该和在苏格兰场政治部搜索所有档案和记录没什么关系。

三个人把办公桌上的卷宗都清理干净，立刻干了起来。

六点刚过，豺狼的航班便降落在米兰林内特机场。一直关注着他的空姐扶着他走下舷梯，来到柏油地面上。然后，他在一名地勤女职员的护送下来到主候机楼。通过海关之前，他把装枪的匣子放到了手提箱里。他精心设计的这种方式更不容易被怀疑，在过海关时收到了效果。护照检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当箱子顺着传送带隆隆而来，停在海关检查台前时，危险就开始增加了。

豺狼让一名行李员帮忙把三个箱子挨着排成一排，把手提箱放在旁边。看到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检查台，一名海关检察员迎上前来。

“这些行李都是您的吗，先生？”

“呃，是的，这三个衣箱和这个小箱子。”

“您有什么要报关的吗？”

“没有，没什么要报关的。”

“你是商务旅行吗，先生？”

“不，我来度假的。但是现在看来还得包括一段恢复时间了。我想去湖区。”

海关检察员对他的话没什么反应。

“我可以看看您的护照吗，先生？”

豺狼把护照递了过去。这个意大利人仔细地看着，然后递了回来，一句话也没说。

“请把这个打开。”他指着三个大箱子中的一个。

豺狼拿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打开箱子。行李员帮他把箱子放平。幸运的是，这个箱子里装的是用来扮丹麦牧师和美国学生的衣物。海关检查员在衣服里翻着。一套深灰色套装、内衣、白衬衣、运动鞋、黑色便鞋、风衣、袜子，没什么特别的。丹麦文的书也没让他感到惊奇。封面上是沙特尔大教堂的彩色照片，尽管书名是丹麦文，但和相应的英文单词很像，没什么特别的。他没仔细检查重新缝起的衬里，也没发现伪造的身份证。如果彻底检查的话是可以发现的。但他现在做的只是常规的粗略检查，只有在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后他才会严格起来。整支狙击步枪的部件都在他桌子对面，离他只有三英尺，但他毫无察觉。他合上箱子，示意豺狼把它重新锁上。然后迅速在四个箱子上用粉笔逐个标上记号。这一番工作都完成之后，他才露出微笑。

“谢谢您，先生。祝您假期愉快。”

豺狼给了行李员很多小费，他帮忙找到一辆出租车。豺狼很快就来到了米兰市区。一贯熙熙攘攘的街道被下班回家的车流和司机们摁喇叭的声音弄得更加喧闹。豺狼让司机送他去中心车站。

在中心车站他又找来一个行李员，一瘸一拐地跟着对方来到行李寄存处。在出租车上时，他已经把剪刀从前天晚上的箱子里取了出来，放进裤兜里。他把手提箱和两个衣箱存在行李寄存处，留下了那个还空着很多的箱子，那里面装着长长的法国军大衣。

把行李员打发走后，他跛着走进男厕所，发现小便池左边的一排洗手池只有一个人在用。他放下箱子，仔细地洗起手来。等到那个人离开，厕所里便没有其他人了。他走进一个单人隔间，从里面锁上门。

他把脚放在坐便器上，轻轻敲了十分钟，石膏开始脱落，露出了垫在底下的棉花。他就是靠这个把腿包扎得像真的由于骨折而敷上石膏那样臃肿的。

等把脚上的石膏都清理干净，他把起先用石膏包在小腿内侧的丝袜和纤细的皮质软帮鞋穿上。然后把剩下的石膏和棉花拢在一起，放进马桶。第一次冲水时堵了一半，第二次才全冲下去。

他把衣箱放在马桶上，把装着步枪的那套钢管逐件放进大衣的折缝里，箱子塞满之后，再把里面的皮带扣紧，以免里面的东西相互撞击。然后他合上箱子，朝门外张望了一下。有两个人在洗手，另外两个站在小便池旁边。他走出隔间，径自大步走了出去，来到车站大厅。他动作很迅速，即使有人想注意他也来不及看清楚。

他现在不能回行李寄存处——刚才走的时候还是个瘸子，不可能这么快回去就全好了。所以他叫来一个行李员，向对方解释他时间紧迫，需要赶快换点钱，还要把行李取出来再叫辆出租车，越快越好。他把行李寄存处的存根和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一把塞进这个行李员的手里，指给他行李寄存处的位置，并且告诉他，他要去兑换处把英镑换成里拉。

意大利人兴奋地点点头，去取行李。豺狼则把身上最后的二十英镑换成里拉。刚换完，那个行李员就拎着三件行李回来了。两分钟后，豺狼坐在出租车里，飞驰电掣地穿过奥斯塔公爵广场，朝大陆酒店驶去。

在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里，他对前台服务员说：

“我想你们这里有我预订的房间，名字是杜根。是两天前在伦敦电话预订的。”

晚上八点前，豺狼正在他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淋浴、刮脸。两个衣箱被小心地锁进衣柜。他的衣服都装在第三个箱子里，这会儿正大敞着躺在床上。晚上穿的一身夏季海军蓝轻质纯羊毛上衣就挂在衣柜门上；鸽子灰套装则挂在酒店待洗熨衣服的衣帽架上。在他面前放着鸡尾酒和晚餐，时间还早。而明天，八月十三日，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13

“什么也没有。”

布莱恩・托马斯办公室里两个年轻督察中的一个合上分给他查阅的最后一个文件夹，望着他的顶头上司说。

他的同伴也弄完了，结果也一样。托马斯五分钟前也干完了。他走到窗前站在那里，背对着屋子，盯着黄昏里川流不息的车辆。他的办公室和助理警务处长曼林逊的不一样，看不到泰晤士河。这里是一层，只能远远地看见街上的汽车。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喉咙因为抽烟而红肿。他知道患了重感冒就不该抽烟，但他戒不掉，特别是在压力大的时候。

房间里的烟雾让他头疼，一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确认档案和记录中出现的那些人。每次回电的答复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彻底解决了，有的则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类似于刺杀法国总统这样的任务。

“好的，就这样吧。”他板着脸，从窗前转过身来，“我们已经尽力了。调查结果就是如此，没有人符合条件。”

“也可能有哪个英国人能干这事儿，”其中一个督察建议说，“但他不在我们的档案里。”

“他们全在我们的档案里，你要注意了！”托马斯咆哮道。想到在他的领地里，像这样一个顶级刺客居然不在他的档案里，他就很是不快；伤风和头疼也让他的火气更盛。这会儿他脾气很坏，威尔士口音也越发浓重起来。从家乡出来三十年了，他的口音一直没什么改观。

“毕竟，”另一个督察说，“政治刺客可是极其稀有的物种。这个国家可能压根儿就没这样的货色。这不太对英格兰人的胃口，不是吗？”

托马斯冲他怒目而视。他更喜欢用“不列颠人”来称呼联合王国的子民。这个督察无意间使用的“英格兰人”一词让他怀疑这可能是一种隐晦的暗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是爱尔兰人中很可能造就了这样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

“行了，把档案都收好，交回登记处。我去报告说，经过彻底的搜索，我们掌握的材料里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警司，这是谁让查的？”其中一个督察问。

“你就别操心了，孩子。有人正头疼着要找这个人呢，幸好不是我们。”

两个年轻人把所有资料收了起来，向门口走去。他们都有家事，其中一个这两天可能要头一回做爸爸。他率先走到门口。另一个则转过身，若有所思地皱着眉。

“警司，我查的时候想到一件事。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有英国国籍，但很可能不在英国活动。我的意思是，即使像那样的人也得有个地方待。某个藏身之处，一个归宿。很有可能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想说什么，一个‘化身博士’[32]？”

“嗯，差不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那样一个职业刺客，就像我们今天想查的这类，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么人发动今天这样的调查，而且让您这样级别的人带着干，看来要查的人来头不小。而且，如果他在他的领域很有分量，那他一定做过一些大案子。否则他就无足轻重了，对吗？”

“往下说。”托马斯认真地看着他，说道。

“那么，我就在想，一个像那样的人很可能只在自己的祖国之外行动。所以他一般不会招致本国安全机构的注意。也许情报部门曾经风闻有关他的事……”

托马斯考虑着这个想法，然后慢慢地摇摇头：“忘了它，回家吧，孩子。我来写报告。把我们今天做的调查就这么忘了吧。”

不过，当这个督察走后，他所说的想法仍萦绕在托马斯的脑际。他现在能坐下来写报告了。但他一字未动，交了一张白卷。所做的档案搜索没有任何结果。不过也许法国方面的质询并非空穴来风。又或许他们没什么根据，托马斯怀疑很可能正是这样，他们只是因为一点点有关他们宝贝总统的流言蜚语而全都成了没头苍蝇。如果他们真的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没有线索，而又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人是英国人，那他们一定会用类似的方法查遍全世界。很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刺客，即使有，他一定来自那些有着悠久政治刺杀历史的国家。不过，如果法国方面的怀疑是准确的呢？又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英国人，即使只是出生在英国呢？

托马斯对苏格兰场的纪录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尤其是对政治部。他们从未碰到过这样的麻烦。他们从未让来访的外国政要出过事，甚至从未出过丑闻。他甚至亲自出马保护过那个小个子苏联混蛋——伊万・谢洛夫，克格勃的头儿。在他来英国为赫鲁晓夫来访作准备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有数十个人都想干掉他。不过最后一枪也没响，这个地方布满了谢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员，每个人都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开火。

布莱恩・托马斯警司还有两年就退休了。然后他能回到他和梅格买的那栋小房子里，隔着绿色的草坪眺望布里斯托海峡了。所以最好还是保险点儿，全都查清楚。

年轻的时候，托马斯是个优秀的橄榄球队员。很多和格拉摩根队交过手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只要是布莱恩・托马斯担任边锋，就别打算搞边线突破。他现在自然是老了，打不动了，但如果他工作之余有空的话，他还是对伦敦威尔士队情有独钟，会去里士满的老鹿苑看他们打比赛。他对每个队员都很熟悉，比赛结束后会在俱乐部里花很多时间和他们聊天，他的声名让他在那里备受欢迎。

其中有一名队员，大家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但托马斯知道，他可不简单。他所在的部门归外交部秘书处管，但又不隶属于外交部。此人名叫巴里・劳埃德，为秘密情报机构工作，那里被称为SIS，或是被简称为“情报处”。通常来说，公众总是将其误称为军情六处。

托马斯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了一个号码。

在河的下游有家安静的小酒馆，八点到九点间，两个人碰了头，一起喝一杯。托马斯买的酒，两人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不过劳埃德想，这个政治部的家伙把他约到这个河边的小酒馆不会只是想聊聊橄榄球。距离下一个赛季还要两个月呢。等酒上齐，两人都心不在焉地互道了一声“干杯”，托马斯示意到外面朝向码头的露台上去。外面更安静些，从切尔西和富勒姆来的一帮年轻人已经喝完了酒去吃晚饭了。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伙计，”托马斯开口道，“你也许能帮上忙。”

“好的……只要我能办得到。”劳埃德说。

托马斯就巴黎方面的要求，以及刑事档案和政治部都没有收获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说明。

“我觉得，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那种从不在这个国家下手的人，明白吗？可能只在海外行动。如果他留下什么踪迹的话，也许‘情报处’曾经注意过？”

“‘情报处’？”劳埃德轻声反问。

“行了，巴里。有时候我们肯定得多知道一些吧。”托马斯的声音几近耳语。从后面看，他们就像两个穿着黑色套装的人，跨过夜色中的泰晤士河看着南岸的灯火，说着城里白天的那些事。“调查布莱克那桩案子时，我们查过很多材料。很多外交部的人的真实身份我们都略知一二。你也是其中之一，明白了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为哪个部门工作。”

“我明白了。”劳埃德回答。

“你看，现在我是布莱恩・托马斯，坐在公园里。但我也是政治部的警司，对吗？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是匿名的，你现在能说了吗？”

劳埃德凝视着他的酒杯。

“这是官方的情报咨询吗？”

“不是，我现在还不能那样做。法国方面的请求也是非官方的，是勒贝尔个人对曼林逊的请求。他在中央档案局一无所获，所以他答复说他无能为力。但他跟狄克逊说了一句。然后狄克逊就让我做一次快速筛查。所有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明白吗？有时候事情只能这样做。所有这些都得非常小心，不能让媒体听到一丁点儿风声。很可能在英国的确没什么能帮上勒贝尔的。我只是想，我最好把所有方面都考虑周全了，而你是我的最后一处。”

“这个人估计是冲着戴高乐来的？”

“肯定是，从要求调查的人上可以猜得出。但是法国人肯定小心翼翼。他们显然不想张扬出去。”

“显然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仅有一个名字的查询请求是通过‘老伙计’网提出来的。是勒贝尔向曼林逊直接提出的。而法国情报机构和你们之间没有建立那个‘老伙计’网。”

即使劳埃德已经注意到他所暗示的法国安全局和英国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没露声色。

“你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道。

“有意思。”劳埃德望着河面，说道，“你还记得菲尔比的案子吗？”

“当然。”

“我们的部门里对这个案子一直余恨未了，”劳埃德继续道，“他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到了贝鲁特。当然，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这事当时在情报处内部闹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被调动了位置。如果不这样，他就得把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大多数人都挖出来。需要尽快转移的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在加勒比地区的首席代表。他之前和菲尔比一起在贝鲁特待了六个月，然后才去的加勒比。

“与此同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城外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人暗杀了。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击毙的——他有很多政敌。我们的人那会儿刚刚回到伦敦，在他被重新安置前，我和他有一段时间曾共用一间办公室。他提过一个传闻：特鲁希略的车是被一个戴面具的人一枪打停的。埋伏的人随之冲了上去，炸开车，把里面的人干掉了。那一枪真他妈准——从一百五十码外射向一辆疾驰的车。子弹穿过司机旁边车窗的那个小三角——只有那块不是防弹玻璃，除此以外整部车都是装甲的。子弹正中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之后游击队才围了过来。奇怪的是，据说枪手是个英国人。”

长时间的沉默。空啤酒杯在手指间晃来晃去，两个人凝望着愈发漆黑的泰晤士河，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景象：遥远而炎热的岛国，贫瘠恶劣的地理环境，一辆轿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在沥青公路上疾驶，正要进入山区；一个身穿黄褐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绶带的老头被人从汽车残骸里拖出来，躺在公路的尘土里，等待着被手枪结果性命。这个老人已经以他的铁腕无情统治了这个国家三十年。

“这个……传闻中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了。只是在办公室闲聊时说起来的。那时候我们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忙，才不会去关心一个加勒比独裁者呢。”

“那个伙计，告诉你这件事的那个人。他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吗？”

“肯定写了。标准程序。但那只是个传闻，明白吗？只是个传闻。没有凭据。我们要的是事实，实在的情报。”

“但它一定建档了，被归在了什么地方。”

“估计是，”劳埃德说道，“肯定级别很低，那只是当地酒吧里的一个传闻。那地方盛产传闻。”

“不过你能回去看一眼档案吗？看看这个山上的家伙有没有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

“回家吧，”他对警司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他们回到酒馆里，放下酒杯，向迎街的店门走去。

“非常感谢，”两个人握手告别的时候，托马斯说，“也许那份档案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寄希望于万一吧。”

托马斯和劳埃德在泰晤士河边交谈时，豺狼正在米兰的一家屋顶餐厅把他的最后几滴萨白昂饮料[33]倒进嘴里；而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则在巴黎内政部的会议室出席第一次进展报告会。

出席会议的人和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会议一样。内政部部长坐在桌子的顶端，各部门的负责人从桌子两边顺次排下来。克劳德・勒贝尔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前放着一个小文件夹。部长点了点头，示意会议开始。

他的办公室主任首先发言。在过去的一天一夜里，他说道，法国每个边境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示，彻查进入法国境内的高个子男性，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尤其要检查护照，由边境检查站官员仔细核对，看是否出自伪造，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对此点头表示确认。游客和商人进入法国时可能会觉得海关忽然加强了戒备，不过这种对行李的检查并不会让人发现，遍及全国的这种戒备只是针对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如果任何一个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对此提出疑问，答复将是“没什么，只是常规抽查”。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此类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提议考虑对在罗马的三名“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实施突袭逮捕的可能性。出于外交原因，外交部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外交部并不知道有关豺狼的阴谋），并得到了总统的支持（总统是清楚原因的）。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报告说，在对他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全面筛查之后，没有发现“秘密军组织”及其同情者之外存在这样一个职业政治刺客，甚至连嫌疑人都没有。

情报局负责人报告说，对法国刑事档案进行的彻底搜索结果也是同样如此，搜索的范围不仅仅是法国人，还包括曾经试图在法国行动的外国人。

然后是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汇报。早上七点三十分从靠近北火车站的邮局截获一个电话，所叫号码是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所在的罗马酒店。他们在那儿已经待了八周了，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已经得到指示，报告所有打给那个号码的电话。那天早上值班的接线员反应迟钝，直到电话接通才意识到这是列在他的单子上的特别号码。他接通了电话后才致电边境检查处。不过，他还是知道要监听的。电话的内容是：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

有那么几秒钟，屋子里一片寂静。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桌子的远端，勒贝尔平静地问。除了罗兰上校，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上校正在沉思，凝视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他仍然看着墙，吐字很清晰。所有的视线又转回行动分局负责人那边。

上校猛然从自己的思考中回过神儿来。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从罗马弄回来，我们下了个诱饵。他有个老朋友叫约约・格日博夫斯基。这个人有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在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之前，我们对他们全都进行了保护性监禁。我想要从科瓦尔斯基那儿知道的只是有关他上司的情报。那时候还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豺狼的阴谋，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知道是我们抓了科瓦尔斯基。不过，后来事情起了变化。一定是那个波兰人约约给这个瓦尔米报的信儿。抱歉。”

“边境检查处在邮局抓到那个瓦尔米了吗？”勒贝尔问道。

“没有，我们晚了几分钟，错过了。这得感谢那个愚蠢的接线员。”边境检查处的人回答道。

“徒劳的行动。”圣克莱尔突然冲口而出。众多不友好的目光向他直射过来。

“面对一个未知的敌人，我们几乎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进，”吉布将军回答，“如果上校愿意自告奋勇承担此次行动及一切责任的话……”

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钻研着他的文件，仿佛它们比安全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重要。他意识到，他刚才的话很不明智。

“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长开口了，“他们知道自己雇佣的枪手已经走漏风声也许更好些。他们现在自然会叫停这一行动了吧？”

“非常正确，”圣克莱尔说道，试图补救刚才的失言，“部长是对的。他们再继续的话肯定是疯了。他们肯定会叫那个人住手的。”

“事实上，他并没有暴露。”勒贝尔平静地说。其他人几乎都忘记他的存在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预警很可能只会让他采取额外的应急措施，假证件、化装等等。”

探长的话让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所产生的乐观情绪顿时消失了。罗杰・弗赖敬佩地看着这个小个子探长。

“先生们，我想我们最好听听勒贝尔队长的报告。毕竟，是他在领导这次调查。我们到这里是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他予以协助的。”

在部长的督促下，勒贝尔概述了昨晚以来所采取的措施。他开始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个刺客，那这个外国人一定只能在某个国外警方的档案资料里，这一点也得到了检索法国警方档案资料结果的支持。因此他请求进行海外查询并获得批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系统，他与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进行了个人之间的直线电话。

“回复已在今天陆续到达。”他最后说，“分别是，荷兰，什么也没有；意大利，确有几个已知的雇佣杀手，但都受雇于黑手党，经过秘密调查，意大利宪兵队和罗马的黑手党之间有约定——黑手党的杀手除非有特别授意，否则绝不进行政治暗杀；另外黑手党绝不刺杀外国元首。”勒贝尔抬起头，“我个人倾向于相信那很可能是事实。

“至于英国，目前什么也没有，但例行调查已经被转给另外的部门——政治部，以便进行进一步核查。”

“他们总是慢吞吞的。”圣克莱尔屏着气嘟囔着。听到这话，勒贝尔又抬起头看了看他。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会做得很周全。不要低估苏格兰场。”然后他继续念报告。

“美国，两个人可能。一个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军火大鳄的左右手。这个人以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被派驻加勒比地区，隶属中情局。猪湾事件[34]前，因在一场打斗中杀死了一名古巴反卡斯特罗分子而被开除。那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部队的。之后，这个美国人被那个军火商招募。该军火商是中情局非官方利用来向猪湾入侵部队提供武器的人之一。后来，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离奇事故中死亡，相信是其所为。军火交易看来是桩玩命的买卖。这个人叫查尔斯・阿诺德，外号‘查克’。联邦调查局现在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联邦调查局建议的第二个嫌疑人可能叫马克・韦特列诺，从前是纽约黑帮头目艾伯特・安纳斯塔西亚的保镖。该头目于一九五七年十月被人在一家理发店击毙，韦特列诺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离美国。他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住了下来，试图凭一己之力混入当地黑社会组织，但没有成功。他被当地黑社会组织‘冷冻’起来。联邦调查局相信，如果他穷困潦倒，那只要价钱合适，就可能会受雇于某个外国组织而杀人。”

屋里一片寂静。另外十四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听着。

“比利时方面也有一个人可能。一名精神病杀手，之前是加丹加冲伯的人。一九六二年被捕后被联合国驱逐。由于身负两起谋杀案而无法返回比利时。他受雇杀人，很机敏。他名叫朱尔斯・博瑞吉，据报已逃往中美洲。比利时警方目前正在核查他现在可能的下落。

“西德，一个人可能。汉斯-迪特尔・卡塞尔，前纳粹党卫军少校，因战争罪被两个国家通缉。战后化名居住在西德，是ODESSA[35]的雇佣杀手，是前党卫军地下组织成员。他被怀疑与战后两名督促政府加强调查战争罪行的左翼社会党人的谋杀案有牵连。身份暴露后，人们知道他就是卡塞尔。在得到一名高级警官的密报后，他逃往西班牙，后者后来丢了差事。相信此人现在正居住在马德里，已经洗手不干了。”

勒贝尔又抬头看了下：“顺便提一句，这个人的年龄看来不太适合做这种事。他已经五十七岁了。”

“最后是南非，一个人可能。职业雇佣兵。姓名：皮埃特・史库博。也参与过加丹加事件。他在南非没有犯案，但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神枪手，喜欢杀人。相信此人目前仍在西非某处。南非政治部正在进一步调查。”

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围坐在桌子周围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当然，”勒贝尔自己也颇不满意地说，“这些消息都很不明确。我只是在七个最有可能的国家尝试了一下。豺狼也许是瑞士人，或者奥地利人，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建议。他们也许弄错了。豺狼也许是意大利人，或者荷兰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他可能是南非人、比利时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但不在刚才列举的人之中。没人知道，我们正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希望能有一个突破。”

“仅仅有希望是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的。”圣克莱尔猛然说道。

“也许上校有什么新建议？”勒贝尔礼貌地问。

“我个人感觉这个人肯定已经得到警告终止行动了，”圣克莱尔冷冷地说，“既然他已经暴露了，他就无法再接近总统。不管罗丹和他的同伙答应付给这个豺狼多少钱，他们都会要回来，并取消行动。”

“你‘感觉’这个人已经因接到警告而终止行动了？”勒贝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但‘感觉’和‘希望’也差不多啊，我认为现在应该继续调查。”

“你所说的调查目前进展如何，队长？”部长问道。

“部长，上述国家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用电传发送完整的档案材料过来。我预计明天中午能最后收齐。图片资料也通过电传发送。有些国家的警方正继续调查以确定那些嫌疑人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你认为他们会保密吗？”桑吉内蒂问道。

“他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勒贝尔回答，“国际刑警组织各国的高级警官们每年进行的高度机密的调查有数百起，其中有一些就是在这样个人对个人的非官方基础上进行的。幸运的是，所有国家，无论它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反对犯罪。所以我们并不像政治部门那样在国际关系中陷入纷争。各国警方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好的。”

“即使是针对政治犯罪吗？”弗赖问道。

“对警察来说，部长，都一样是犯罪。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事，而不是通过外交部。毫无疑问，这些同事的上司一定会对他们所做的调查有所耳闻，但他们没有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是全世界的罪犯。”

“但只要他们知道了所做的调查，他们就能猜出其中的暗示，并私下嘲笑我们的总统。”圣克莱尔忽然说。

“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说不定哪天就会轮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了。”勒贝尔说道。

“如果你不明白有的人知道有刺客要杀法国总统将会多么兴高采烈，那你就是不懂政治。”圣克莱尔回答，“总统明确表示过非常希望避免让公众知晓此事。”

“这件事并没有公之于众，”勒贝尔纠正道，“这是仅限于极少的几个人之间的极其私密的通报。这些人手里掌握的秘密如果公开的话，很可能会毁了他们本国半数以上的政客。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为了保护那些人，他们必须保密。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让几个人知道我们在找一个杀手总比让他们接到参加总统葬礼的邀请函强，”布维埃瓮声瓮气地说，“我们和‘秘密军组织’战斗两年了。总统的指示也是绝不能让这成为媒体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谈资——”

“先生们，先生们，够了。”部长打断道，“是我授权勒贝尔队长在外国警方首脑之间做秘密调查的，这是在，”他扫了一眼圣克莱尔，“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立刻不加掩饰地露出因上校的窘迫而产生的快感。

“还有别的事吗？”弗赖部长问。

罗兰举了一下手。

“我们在马德里有个常驻机构，”他说道，“在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组织’的流亡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那里设置该机构的原因。我们可以调查那个卡塞尔纳粹分子，而不必惊动西德政府。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是太好。”

他说的是二月里阿尔古的绑架事件以及随后导致的波恩政府的盛怒。有几个人会心地一笑。弗赖冲勒贝尔扬了扬眉毛。

“谢谢您，”警长说道，“如果您能确定这个人的下落，那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所有部门都能继续像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所做的那样支持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部长说完，起身收拾着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会议室，站在外面的台阶上，勒贝尔高兴地深吸了一口巴黎夜晚的温馨空气。时钟敲了十二下，将这个城市带入了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十二点刚过，巴里・劳埃德给托马斯警司位于伦敦戚斯域的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托马斯正准备关掉床头的灯，心里还想着情报处的那位老兄也许一早就会给他打电话的。

“关于晚上我们聊过的那件事，我找到了那份报告，”劳埃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的没错。这就是一份关于当时在那个岛国到处流传的传闻的例行报告。差不多一归档就被标注为‘无需采取任何行动’。正如我所说的，那时候我们被别的事拖住了。”

“里面提到什么名字了吗？”托马斯轻声问，不想打扰正在睡梦中的妻子。

“有。当时岛上有一个英国商人，事件发生后就忽然消失了。也许他与此事无关，不过他的名字和那些小道消息一起流传开了。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凯斯洛普。”

“谢谢，巴里。我一早就去查。”他挂断电话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年轻人，他就这次请求和他对此所做的答复写了份报告，发往待处理室。凌晨时分，待处理室值班人员疑惑地看了一会儿这份报告，由于该报告涉及巴黎方面，便把报告放在了外交部法国科的信函袋里。按惯例，整个信函袋将会在当天早上直接送到法国科负责人手中。

14

和往常一样，豺狼七点半起床，床边放着茶。他喝完茶，洗漱，淋浴，刮脸，穿戴整齐，然后从箱子的里衬取出那卷一千镑的钞票放进前胸的口袋里，下楼吃早餐去了。九点钟，他来到酒店外孟佐尼大街的人行道上，顺着街道大步走着，他要找银行。他从一家银行换到另一家银行，逐渐把自己手头的英镑换成其他货币：将二百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剩下的八百镑换成了法国法郎。

晌午的时候，他换完钱，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意大利特浓咖啡，稍事休息。喝完咖啡，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搜索。几经打听，他来到毗邻加里波第门后面的街区，那里靠近加里波第火车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排上了锁的汽车修理间。他找到其中一间靠近街角的汽车修理间店主，把店面租了下来。因为租期很短，所以租金比一般价钱高出很多，两天一共是一万里拉。

在当地的一家五金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把剪金属用的剪子，几码细钢丝，一把烙铁和一根一英尺长的焊条。他还在这家店里买了一个帆布包，把所有这些都装进包里，放在租来的汽车修理间里。他把汽修间的钥匙装进衣兜，到市中心繁华地段的餐馆去吃午餐。

他在餐馆打电话到租车行预约了一下，下午早些时候，搭出租车来到那家不是太忙的汽车租赁公司。他租了一辆二手车——一辆一九六二年生产的阿尔法罗密欧双座跑车。他说他要在意大利休假两周，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意大利好好转转，两个礼拜以后再还车。他的护照、英国的及国际的驾照都没什么问题，保险问题几个小时就办好了——租赁公司旁边就有一家公司，他们经常办理汽车租赁公司的这种事。押金不便宜，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多镑。不过下午四点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归他了，钥匙插在点火孔里，租车行的老板祝他假期愉快。

之前他向伦敦机动车协会打听过，所以他知道，法国和意大利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驾驶着在意大利登记的车去法国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只要驾驶证、汽车租赁的登记材料以及相关保险没问题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前台咨询，得知附近一家声名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字。那是家专门为在国外旅游提供机动车保险服务的公司，他们告诉他，这家公司和一家大型法国保险公司有双边业务往来，他们提供的保险服务肯定没问题。于是他在这家公司用现金又办了一份在法国驾车的旅游保险。

他离开保险公司，开着他的阿尔法回到大陆酒店，把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上楼回到房间，拿出装着狙击步枪部件的箱子。下午茶时间刚过，他已回到租汽修间的那条破败的小街。

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将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个小时，把那些装步枪部件的细钢管焊在阿尔法汽车底盘的凸缘内侧。他在伦敦的时候查过汽车杂志，知道在意大利生产的汽车里，阿尔法车突出的底盘内侧有一道很深的凸缘。这正是他选择阿尔法车的原因。

钢管本身都包了一层薄麻布，然后用钢丝紧紧捆起来塞进了凸缘里，钢丝和底盘接触的地方都用烙铁焊住了。

弄完这些，他的工作服上满是汽修间地上的油污，两手由于用力把钢丝绞在底盘上弄得生疼。不过活儿干完了，那里很快会蒙上厚厚的尘土和泥巴，不对汽车底盘进行极其仔细的检查是不会发现那些钢管的。

他把工作服、烙铁和剩下的钢丝装进帆布包，扔到远处角落里的一堆破布底下。剪钢丝的剪子则放到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储物柜里。

他把箱子锁在了阿尔法的后备箱里，关上门锁好；钥匙放进口袋，发动了汽车，驾车回到了酒店。夜色又渐渐笼罩了这个城市。

到达米兰二十四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回到他的房间。他冲了个澡，洗去一天的劳顿，把自己漂亮的双手在一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穿戴整齐，去吃晚饭喝鸡尾酒去了。

在进酒吧享受自己常喝的康帕利和苏打水之前，他在前台停了下来，告诉服务员晚餐后帮他把账结清。他订了次日早上五点半的叫早服务，还要了杯茶。

他又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用剩下的里拉结了账，七点刚过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背着手，俯视着外交部窗子下面一尘不染的近卫兵阅兵场。一队近卫骑兵秩序井然地踏着步点，穿过砾石路，向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个早上，杰斯佩尔爵士都是这样站在自己英国外交部的办公室窗前，注视着这一极富英国特色的场景。每当站在窗边，沐浴着阳光，看着身着蓝色军服的骑兵经过，游客们翘首欣赏，听着穿过广场传来的马具和马刺碰击的叮当声，精神抖擞的马匹打的响鼻儿声以及老百姓的惊讶赞叹声，常常让杰斯佩尔爵士感到，所有在此之前在其他小地方做大使的那些虚度的岁月都得到了补偿。每当看到这个情景，他总会肩膀微微后张，扎在条纹裤子里的小腹轻轻收紧，一股由衷的自豪感让他下颌抬起，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熨”平了。有时候，听到马蹄踏在砾石路面的嗒嗒声，他会从办公桌旁起身，站到新哥特式风格的窗前，看着马队经过，然后才回去处理文件或是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回想起巴黎人半长的皮靴和柏林人的长筒马靴曾经试图跨越海峡改变眼前这一切，用皮靴的践踏声取代马刺磕碰的叮咚声，他就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急忙回到他的案牍里去了。

不过今天早上却不然。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窗外，用力抿紧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几乎看不出了。种种迹象表明，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正处于盛怒中。当然，他这会儿是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他是法国科的负责人，但关于海峡两岸国家间的友谊问题从不需要他去裁决。所谓友谊，他这一辈子都没体会出分毫。他只是外交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职责是研究那个该死的地方的各种事件、野心、行动，以及不时出现的阴谋，然后向常务次官报告，并最终送达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手中。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具备一贯恰当的政治判断——虽然总是犯错，但也都是为了与他当时的上司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那样做的；他个人的记录非常好，值得引以为豪。他既没有犯过大错，也从没有“对”得令人难堪；他从不支持非主流观点，或是提出与整个体系中最高层中占绝对优势的观点相左的意见。

他与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的婚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害处。事实上，那个女人真不是个结婚的好对象，但他的岳丈后来成了国务副大臣助理。同时，这也使得一份一九三七年他从柏林发出的倒霉的备忘录被人们遗忘了——那份备忘录上说，德国重新武装从政治意义上讲对西欧的未来没有实质影响。

战争期间他回到伦敦，有一阵子在巴尔干科。他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36]。当时的首相毫无理由地偏听另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的意见，年轻的奎格利因此被调到了法国科。那个上尉名叫菲兹洛伊・麦克里恩，他曾伞降在南斯拉夫，他建议支持一个叫铁托的可怜的共产党人。

到法国科之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吉罗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鹊起。如果吉罗不是被另一个驻在伦敦的资历更浅的法国将军取代的话，这原本也应该是个不错的政治方略。那个法国将军一直致力于组建一支叫做“自由法国”的部队。至于温斯顿・丘吉尔为什么对这位法国将军一直念念不忘，哪个行家都猜不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用，所以也没人能说杰斯佩尔爵士（一九六一年，杰斯佩尔因在外交界的“卓越”服务，被授予爵士爵位）缺乏成为一名优秀法国科领导的基本资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高乐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发布会结束之后，杰斯佩尔爵士与法国外交大臣进行了二十分钟颇不愉快的会晤，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敲门。杰斯佩尔爵士从窗边转过身来，从面前的记事本上拿起一张薄薄的蓝色纸页，仿佛刚刚开始阅览一般。

“进来。”

年轻人走进办公室，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前。

杰斯佩尔爵士从半月形的眼镜片上面打量了一下他。

“啊，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晚上递交的这份报告。有趣，很有趣。一个法国高级探长向一位英国高级警官做出的非官方请求。之后该请求被转给一位英国政治部资深警司。该警司认为应该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处成员咨询，当然也是非官方的。是这样吧，嗯？”

“是的，杰斯佩尔爵士。”

劳埃德望着站在窗边的这位外交家的瘦小身形。他正在看着自己的报告，好像之前从没读过一样。他知道，杰斯佩尔爵士至少已经好好读过内容了。现在这样浑不在意的研究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

“而且，这位年轻军官认为，他可以帮助政治部的官员，因此并没有向上级请示便向其提供了某些意见。该意见毫无根据地认为，一名表面上是商人的英国公民实际很可能是一个冷血杀手，对吗？”

劳埃德心想：这个老混蛋究竟要说什么？

很快他就明白了。

“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亲爱的劳埃德，尽管这个请求——当然，是非官方的——是昨天早上做出的，而外交部和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的部门负责人却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被告知。这件事有点古怪，你说是吗？”

劳埃德明白他的意思了。这是部门之间的钩心斗角。不过他也清楚，杰斯佩尔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人，他在官场混迹数十年，精通权力斗争。和国家大事比起来，这些特权机构的人通常会花更多的心思在权力纠纷上。

“尊敬的杰斯佩尔爵士，托马斯警司于昨夜九点对我提出请求。正如您所说，是一个非官方的请求。而我的报告递交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

“对对。但我也注意到，他的请求同样是在当天夜里十二点前被执行的。现在你能告诉我那是为什么吗？”

“我以为这种请求，是在正常的部门合作范畴内的。”劳埃德回答。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现在还这样认为？”杰斯佩尔爵士已经放弃温和询问的姿态，有些恼羞成怒了，“但显然不是你们情报处和法国科之间的内部合作是吧，嗯？”

“杰斯佩尔爵士，我的报告现在正在您手里。”

“有点儿晚啊，先生，有点儿晚。”

劳埃德决定反击。他知道，如果他在是否该请示上级的问题上犯了错的话，那也该向他自己的主管领导汇报，而不是杰斯佩尔爵士。情报处的头儿深受下属的爱戴，因为他不允许除了他本人之外的任何人训斥他的下属，所以法国科负责人这样的官僚不喜欢他。

“什么太晚了，杰斯佩尔爵士？”

杰斯佩尔爵士抬起头恶狠狠地看着他。他并不打算掉到陷阱里——承认自己不愿意向托马斯提供线索。

“你肯定认识到，这里涉及一位英国公民的姓名。他被怀疑却没有任何根据，更不用说什么证据了。你不认为，以请求的标准来说，用这样恶意的方式讨论一位绅士的姓名和名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程序吗？”

“我认为，向政治部警司透露一名男子的姓名只是为调查提供一种可能性，这并不能被称为恶意的讨论，杰斯佩尔爵士。”

外交官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嘴唇抿得更紧了。傲慢无礼的小子，不过很狡猾。必须小心提防。他压住火儿。

“我明白，劳埃德，我明白。显然你想向政治部提供帮助，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行为，当然如此。但是，要求你在行事之前先和上级商量一下是对你要求太高了吗？”

“您是在问，杰斯佩尔爵士，为什么没有通知您吗？”

杰斯佩尔爵士脸涨红了。

“是的，先生，我是这个意思，先生。这正是我对你的要求。”

“杰斯佩尔爵士，我对您很敬重。但我想我必须请您注意我隶属情报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您不认可我昨天晚上的做法，您应该和我的上司谈，比直接找我本人更合适些。”

合适？合适？这个年轻人傲慢又自负，他是在告诉法国科负责人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吗？

“我会的，先生，”杰斯佩尔爵士怒气冲冲地说，“我会的。而且措辞将十分严厉。”

劳埃德没有请求允许，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那老家伙不会让他好过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能够解释的也只有布莱恩・托马斯的请求看来很紧急，时间可能很紧迫之类。如果他的上司也认为他应该走正常的程序，那他就得自认倒霉了。不过至少他那是被自己的上司责骂，而不是这个奎格利。哦，这个该死的托马斯。

不过，杰斯佩尔爵士这会儿正在为是否该去告状犹豫不决。从理论上讲，他是对的。有关凯斯洛普的信息，尽管已湮没在长期弃置的档案里，也还是应该经由上级主管批准才能对外透露的，但不需要他的批准。作为法国科的负责人，他只是情报处材料的使用者，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他可以去向那个主管情报处的爱唱反调的天才告状，也许能让他好好收拾劳埃德一顿，毁了那个小混蛋的前程。但他可能也会被对方反唇相讥——未经他的允许，私自召唤一名情报处军官，那他可就是自讨没趣了。而且，情报处的负责人似乎与某些最高当局的人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经常一起打牌，去约克郡打猎。还有一个月就要到主显节[37]了，自己还希望届时能收到请柬呢。最好还是别管这事了。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一边望着近卫骑兵的行进队伍，一边想着。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刚过一点，他在俱乐部对和自己一起午餐的客人说，“我估计他们会继续这样的，而且还会与法国人合作。希望他们不要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很不错，他自己也很得意。不幸的是，他并不很了解和他一起午餐的这位客人——此人也和最高当局的某些人关系密切。

下午四点前，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返回唐宁街十号，杰斯佩尔爵士的这个不错的小玩笑便传到了首相的耳朵里；几乎与此同时，一份都市警务处长的个人报告也被送达首相眼前。

四点十分，托马斯警司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

整个早上和下午的大多数时间，托马斯一直在努力追踪一个除了名字他一无所知的人。和平常一样，调查一个已知肯定在国外的人，总是从护照处开始。

早上九点护照处一开门，托马斯就去了一趟，拿回了六个查尔斯・凯斯洛普申领护照的表格影印件。不幸的是，他们都有中间的名字，而且全都不一样。他还拿到了每个人的照片，不过他保证过，复印完毕就归还护照处资料室。

有一本护照是一九六一年一月提出的申请，在此之前，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从没有申请过护照的记录，尽管这个情况很重要，不过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用的是别的名字，那后来的传闻又怎么可能把被称做凯斯洛普的他和刺杀特鲁希略联系到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护照申请书先放下。

另外五个人中，其中一个看来太老了，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时候他都六十五岁了。剩下的四个有可能。他们是否符合勒贝尔描述的“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特征并不重要，托马斯就是想把所有可能都排除掉。如果所有六个人都可以排除嫌疑，不是豺狼，那更好。那他就可以据此无愧于心地答复勒贝尔了。

每份申请都有一个地址，两个在伦敦，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找查尔斯・凯斯洛普先生并问他一九六一年是否到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不够的。即使他到过那儿，他现在也可以否认。

四个列在最上面的嫌疑人在职业一栏里，没有一个写的是“商人”。这也无法得出结论。劳埃德的报告说，那时候酒吧里传闻说他可能是商人，但那也有可能是错的。

早上的时候，接到托马斯电话要求的几个郡和自治市镇的相关人员都开始追踪那两个在外省的凯斯洛普。一个仍然在上班，计划周末带家人去度假。中午吃饭时间他被警察护送回家，护照被仔细检查了一下。上面没有一九六○年或者一九六一年进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章。护照只用过两次，都是去的西班牙，一次是去马略卡，另一次是去科斯达布拉瓦。而且，在他工作的地方调查发现，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从未离开过他供职的汤品工厂会计部。他在那个工厂工作已经十年了。

另一个凯斯洛普被查到正在伦敦郊外布莱克普尔的一家酒店。他身上没带护照。他被劝说同意授权他居住城镇的当地警察从他隔壁邻居处借得他住所的钥匙，并到他写字台最上边的抽屉里查看他的护照。这本护照上也没有多米尼加警察的签证章。调查这个人的工作地发现，他是个打字机维修技师，一九六一年里，除了夏季休假，他一直都没离开过他工作的地方。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证实了这一点。

伦敦的两个查尔斯・凯斯洛普，一个是蔬菜店老板。两个轻声细气的便衣警察跟他谈话时，他正在店里卖菜。他就住在店铺的上面，所以没用几分钟，他便把护照找了出来。和其他人一样，没有迹象表明这本护照的持有者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这个蔬菜店老板告诉两个警长，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岛国在哪里。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核实起来颇为费力。警员按表格上四年前申请护照的地址前去查看。那是海格特的一个公寓区，该处产业的经营代理商查了他们的记录发现，此人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就搬走了，没有留下新地址。

不过至少托马斯知道了他的中间的名字。虽然查询电话号码簿一无所获，不过运用政治部的特权，托马斯从邮政总局办公室获悉，有一个C. H.凯斯洛普未在电话号码簿上登记过的伦敦西区号码。这个凯斯洛普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和没找到的那个查尔斯・哈罗德一致。托马斯查询了该市选民登记处，找到了他的电话。

是的，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确实有一个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先生租住过之前那个地址的公寓，他的确是该市的居民，名字也登记在该市的选民登记簿上。

然后，警察造访了那套公寓。门锁着，按了很多遍门铃都没人应答。附近的邻居也不知道凯斯洛普在哪儿。警车回到苏格兰场后，托马斯警司开始尝试一个新方法。他让国税务局去查一个叫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退税记录上的个人地址。尤其要注意的是：谁雇了他？过去三年是谁雇了他？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托马斯拿起电话，表明了身份，他听了几秒钟，眉毛一下扬了起来。

“我？”他问道，“什么，个人召见？是的，当然。我立刻就来。只给我五分钟？好的，再见。”

他离开大楼，穿过议会广场，一路擤着鼻子让鼻子通畅一些。虽然夏日炎炎，但他的伤风似乎更严重了。

他从议会广场一直走到白厅，然后在唐宁街第一次左拐。和往常一样，这里很阴暗，太阳从来都照不到这个住着英国首相的不显眼的小巷。唐宁街十号门前有一小群人被两名神情冷漠的警察挡在马路的一边，他们也许正在看川流不息的信使带着要传递的淡黄色信封到达大门，也许是希望从哪个窗户里看一眼那个大人物的身影。

托马斯离开马路，向右穿过一小片铺着草坪的天井，来到了唐宁街十号的后门。他按下门旁的门铃。门立刻开了，一名身材魁梧，身着制服的警官出现了，并且立刻认出了他，向他敬礼。

“下午好，长官。哈罗比先生让我领您直接去他的房间。”

詹姆斯・哈罗比，就是几分钟前打电话给托马斯的那个人，他是首相人身安全的负责人，现年四十一岁，不过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他只受过中等教育，但在调到唐宁街之前有着辉煌的纪录。他和托马斯一样，都是警司。托马斯进屋时，他站起身。

“进来，布莱恩。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他冲那个警官点点头，“谢谢你，查尔默斯。”警官退了出去，关上房门。

“什么事？”托马斯问道。哈罗比惊讶地看着他。

“我还指望你告诉我呢。他十五分钟前给我打电话，说了你的名字，要立刻见你本人。你想起什么事了吗？”

托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处理的那件事，而使他惊奇的，却是在那么短时间里首相就知道了。况且只有当首相不能信任自己的安保人员时，他才会直接找其他人。“我不知道。”他说道。

哈罗比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了首相的个人办公室。线路接通了，一个声音问道：“什么事？”

“我是哈罗比，首相。托马斯警司来了……是的，先生。现在就去。”他挂上电话。

“直接进去。快点儿。肯定是出什么事了。有两个部长都还在等着呢。跟我来。”

哈罗比领着他出了办公室，顺着走廊走向远处一扇包着绿色厚呢的门。一名男秘书走了出来，看到他们便向后退了一步，把门拉开。哈罗比把托马斯让进去，通报道：“托马斯警司，首相先生。”然后他退了出去，轻轻地关上门。

托马斯觉得这间办公室很安静，高高的天花板，装饰考究，到处是书和报纸，有股烟草和木头板壁的味道。这更像是一个大学导师的房间而不是首相的办公室。

窗边的那个人转过身来。

“下午好，警司。请坐。”

“下午好，先生。”他找了一把对着办公桌的直背椅，坐在边缘上。以前他从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地看首相，而且也没有单独见过。他觉得那双眼睛很忧郁，几乎筋疲力尽，眼睑也垂着，就像跑了很远很远的猎犬，目光中没有一丝快乐。

首相走向办公桌，坐在桌子后面。房间里很安静。托马斯听到一些白厅的人传出的风言风语，不过可能不全是因为首相的健康，还因为首相刚刚竭尽全力处理完一桩政府高层官员的桃色丑闻。即使如此，他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那么劳累，脸色那么暗淡，仍让他感到很震惊。

“托马斯警司，我得知你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调查，该调查是应昨天早上巴黎方面司法警察署的一名高级警探电话提出的请求而展开的。”

“是的，首相先生。”

“该请求源自法国安全部门担心有人可能要行刺。很可能是一名被‘秘密军组织’雇佣的职业刺客，要在将来某个时刻在法国执行一项任务？”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对我们说，首相。他们的请求只是要我们就任何我们可能知道的职业刺客的身份向他们提供意见。至于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意见，他们没有给予解释。”

“尽管如此，你能从这样的一个请求里推论出什么吗，警司？”

托马斯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和您一样，首相。”

“确实如此。法国当局要找这样一个人……一类人的原因，用不着什么天才，谁都能推论出来。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已经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你推测，他的最终目标会是什么？”

“喔，首相，我猜他们担心有刺客要刺杀他们的总统。”

“很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是的，不是第一次，先生。已经有过六次了。”

首相盯着面前的文件，仿佛在他任期将尽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些文件可以为他就这个世界正要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些线索一样。

“警司，你知道吗，如果你的调查稍稍马虎一点，这个国家里的一些人，一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会很高兴？”

“不，我不清楚。先生。”首相究竟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呢？

“你是否可以就目前所做的调查，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托马斯从头说起，简单明了地告诉首相从政治部刑事档案开始的追踪，和劳埃德的谈话，提到的一个叫凯斯洛普的人，以及目前为止对这个人的调查情况。

当他讲完，首相站起来走到窗边。从那里可以看到洒满阳光，铺着草坪的庭院。他望着庭院，看了很长时间，肩膀垂了下来。托马斯心想：他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他现在想着的，是阿尔及尔城外的那片海滩。他曾在那里和那个高傲的法国人一起漫步聊天。现在这个人正在三百英里之外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管理着他自己的国家。那时候他们都比现在年轻二十岁，很多事都还没有发生。

也许他现在正想着的，还是那个法国人。他正坐在爱丽舍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八个月前，他用铿锵有力的言辞，摧毁了英国首相使其政治事业达到巅峰的希望。首相本想在自己退休之前能够实现一个伟大的梦想——让英国加入欧共体。

或许他可能只是在想过去的那几个月痛苦的日子——那桩政客的桃色丑闻几乎让英国政府倒台。他已是一个老人了，在他的世界里，他始终奉行着自己的标准；他相信那些标准，遵从那些标准。但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到处是新的人，新的概念，而他，则属于过去。他知道现在有新标准吗？也许他隐约意识到了，但不喜欢。

可能他是知道的，他向下看着，洒满阳光的草地在面前铺展开来。手术拖不了多久了，他也即将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了。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要交给年轻的一代了。大部分的世界都已经交给他们了。但会交给皮条客和妓女，或是间谍和刺客吗？

托马斯从后面望着，面前这位老人的肩膀又逐渐坚挺起来。他转过身。

“托马斯警司，我希望你知道，戴高乐将军是我的朋友。如果确实有来自远方的危险威胁到他，而且这种危险源自这个岛国的某位公民，那么这个人必须被制止。从现在起，你要全力以赴进行调查。从这一刻起，我会亲自授权你的上级，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向你提供一切帮助。经费和权限都没有限制。你有权征调任何你希望来帮助你的人，有权获得这个国家任何部门的官方档案以帮助你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我亲自下令，在这件事上，你将与法国当局毫无保留地合作。不管法国方面要寻找并予以逮捕的人是谁，不管他是不是英国公民，也无论他是否在我们的领土内行动，你必须找到他之后才能终止调查。那时你再回来，亲自向我报告。

“如果这个凯斯洛普，或者任何其他持有英国护照的人，有理由被认为可能是法国方面要找的人，你就拘捕他。不管他是谁，必须制止他。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再清楚不过了。托马斯确信，一定有什么消息传到首相耳朵里了，所以他才会发出刚才下达的那些指示。托马斯怀疑这与希望自己的调查没有进展的悄悄话有关。但他不能肯定。

“是，先生。”他说道。

首相低下头，示意谈话结束了。托马斯站起来走向房门。

“呃……首相。”

“嗯？”

“还有一点，先生。我不是很确定，对于两年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这个凯斯洛普的传闻，您是否希望我把相关的调查情况告诉法国方面？”

“你现在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个人过去的行为经判断与法国方面希望甄别的人的特征相吻合？”

“没有，首相。除了两年前的传闻，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查尔斯・凯斯洛普。我们目前都不知道，我们花了一下午的工夫，试图追踪的这个凯斯洛普是不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加勒比的那个。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还得从头开始。”

首相想了一会儿。

“我不希望你用两年半前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向你的法国同行建议，浪费他们的时间。注意‘未经证实’这个词，警司。请你继续全力调查此事。一旦你觉得对这个或别的查尔斯・凯斯洛普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使关于他与特鲁希略将军被杀事件有染的传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你就要立刻通知法国方面，同时追踪这个人，无论他在哪里。”

“是，首相。”

“请你叫哈罗比先生来我这儿。我现在就签发给你的授权。”

托马斯回到办公室，下午剩下的时间，所有的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组建了一支以他为首的六人任务小组。这六个人都是政治部最好的警探。一个被从休假中召回；另外两个正在监视一名疑犯，该疑犯在皇家军械工厂工作，被怀疑将把从工厂获得的秘密情报提供给一名东欧国家的武官；还有两个是前天帮托马斯在政治部档案中查找无名杀手的；最后一个正在轮休，当电话通知他立即向政治部总部报到时，他正在他的花房里侍弄花草。

托马斯尽可能向他们介绍了全部情况，严令他们保守秘密，又接了一连串的电话。晚上刚过六点，国税局就找到了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的税务回执。一名警探被派去将全部材料取回。剩下的人，除了一个被派去凯斯洛普的住址，通过所有邻居和当地商人了解他去哪里了之外，其他人都忙着打电话。凯斯洛普四年前申请护照表格上的照片在照相室被翻拍影印出来，每个探员口袋里都有了一张。

税务回执显示，目标人物过去一年失业，之前在国外待过一年。但一九六○到一九六一财务年度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受雇于一家公司。托马斯看到这家公司的名字想起来，那是英国最大的一家小型武器生产出口商。一个小时之内，他拿到了这家公司总经理的电话，并在他位于萨里郡股票经纪人聚居区乡下家里的房子找到了他。托马斯在电话里和他约好立刻见面。暮色才刚刚降临泰晤士河，他的警用捷豹就呼啸着冲过泰晤士河，沿着河岸奔向维吉尼亚水村。

帕特里克・蒙森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一个经营致命武器的军火商。托马斯想，当然，他们从来都不像。托马斯从蒙森处得知，军火公司雇佣凯斯洛普将近一年。比较重要的是，一九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期间，他们派他去了多米尼加，想把英国陆军委托给他们销售的一批剩余的轻型机枪卖给特鲁希略的警察头头。

托马斯看着蒙森，很是厌恶。

托马斯并不介意他们后来用那批枪做了什么。哼，那些家伙，他想，但没表现出他的反感。凯斯洛普为什么那么仓促地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呢？

蒙森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意外。喔，当然是因为特鲁希略被杀了。几小时之内，整个政府就倒台了。你指望新政府怎么对待一个来到这个岛国向旧政权卖枪支弹药的人？他肯定得赶紧逃。

托马斯反复考虑着。这当然说得通。蒙森说，凯斯洛普后来说，将军被城外潜伏的人打死的消息传到的时候，他正坐在那个独裁者的警察首脑的办公室里，和他谈买卖呢。那个警察头头顿时脸就白了，立刻乘飞机逃往自己的私人宅邸，飞机和驾驶员都是常年待命的。几小时内，暴民就冲上大街小巷，搜索一切与旧政权有牵连的人。凯斯洛普只得贿赂了一个渔民帮他逃离那个小岛。

托马斯最后问道，那凯斯洛普为什么离开公司呢？回答是：他是被解雇的。为什么？蒙森仔细想了一会儿。最后他说：

“警司，二手武器生意竞争十分激烈，可以说是个要命的买卖。知道另外的人在卖什么，要价多少，对于想要和同样的买家做同样交易的竞争者来说非常关键。我们就这样说吧，我们对于凯斯洛普对公司的忠诚度不是完全满意。”

回城的时候，托马斯在车里仔细想着蒙森告诉他的话。凯斯洛普对于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迅速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解释是合乎逻辑的。这非但不能证明，事实上还否定了情报处派驻加勒比人员后来报告的该姓名与刺杀有关的传闻。

另一方面，根据蒙森所说，凯斯洛普可能会两面三刀。那他是否可能在抵达多米尼加时既是小型军火公司的销售代表，同时也受雇于革命者呢？

蒙森说的有一件事让托马斯有些费解。他提到，凯斯洛普刚进公司时不太了解步枪。一个狙击手难道不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不过也许他是在军火公司工作期间学会的。但如果他在步枪射击上是个新手，那么反特鲁希略的游击队为什么会雇他打停将军的座车呢？那可是一条高速路，而且只能开一枪。或者他们根本就没雇他？另外，凯斯洛普自己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托马斯耸耸肩。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也否定不了。他痛苦地想着——还得从头开始。

回到办公室，新的消息改变了他的想法。调查凯斯洛普住址的那个督察来报告了。他找到一个整天在家不上班的邻居。那个就住在他家隔壁的女人说，凯斯洛普先生几天前走了，似乎提起要去苏格兰旅游。他把车停在外面的街上。这个女人在车后部看到一套像钓鱼竿一类的东西。

钓鱼竿？虽然办公室里很热，但托马斯警司立刻觉得后背一阵发凉。那个探员刚说完，另外一个探员走进来。

“警司？”

“嗯？”

“我刚才想到一件事。”

“说吧。”

“您会说法语吗？”

“不会，你会吗？”

“是的，我母亲是法国人。这个法国司法警察署要找的杀手，他的代号是豺狼，对吗？”

“那怎么了？”

“哦，豺狼的法语单词是Chacal，C-H-A-C-A-L[38]。您明白了吗？”

“这也许只是个巧合。他可能把脑袋都想大了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如果是法语的话，那就是他的教名的前三个字母，加上前三个他自己……”

“上帝啊！”托马斯喊起来，重重地打了个喷嚏。伸手拿起电话。

15

由于部长从外事接待活动上返回时在路上堵车，内政部的第三次例会在十点过了一会儿才开。部长刚就座，就示意会议开始。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第一个报告。报告很短，只讲了几个要点：情报机构驻马德里办事处的特工已经找到了前纳粹杀手卡塞尔的住所。他退休了，生活安逸，住在马德里一套顶层公寓里。他和另一个前党卫军军官合伙在城里做生意做得很红火。目前可以断定他与“秘密军组织”没有关系。巴黎方面要求进一步核查时，马德里办事处已经有了此人的档案，他们的观点是，此人从未与“秘密军组织”有过牵连。

考虑到他的年纪，以及经常发作的腿部风湿病，又酗酒得厉害，所以，用通常的观点来看，卡塞尔不可能是豺狼。

将军说完，目光转向勒贝尔队长。他作报告时声音低沉。白天的时候，司法警察署收到了另外三个国家二十四小时前的报告，就可能的疑犯提出了建议。

美国的消息称，军火商查克・阿诺德现在哥伦比亚，正忙着为他的美国老板做一笔生意——把一批由美国陆军委托销售的剩余的AR-10型步枪卖给哥伦比亚陆军参谋长。他在波哥大期间，一直处于中情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尽管美国官方并不同意这笔买卖，但各种迹象表明他希望能心无旁骛地做成这笔生意。

这个人的档案已经连同韦特列诺的一起被电传给了巴黎。尽管这个前科萨・诺斯特拉[39]枪手的住处还没找到，但材料显示，他身高五英尺四英寸，身材十分矮胖，头发乌黑发亮，面色黝黑。鉴于他的外貌和维也纳酒店服务员描述的模样大相径庭，勒贝尔觉得他也可以被排除了。

南非当局了解到，皮埃特・史库博现在是一个英联邦西非国家一家钻石开采公司私人武装的头目。他的职责是在这家公司广大的矿区边界上巡逻，防止钻石非法开采者穿过边界。至于他是如何遏制非法开采之类的问题就不便再问了，他的老板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并证实他现在就在西非。

比利时警方查找了他们以前的雇佣杀手资料，找出了一份他们驻加勒比大使馆人员的报告。报告说，三个月前，那位前加丹加雇员已在危地马拉一次酒吧的斗殴中被杀。

勒贝尔读完了报告后抬起头，看到十四双眼睛正盯着他，其中大多数都神情阴郁，不怀好意。

“就这样，没别的了？”

罗兰上校的问题正是在座所有人想问的。

“没了，没别的了，我想。”勒贝尔说，“看来没有哪个建议能站得住脚。”

“站得住脚，”圣克莱尔尖酸地重复了一句，“这就是要我们大家来陪你一起做的‘纯粹的侦探工作’？看来没什么站得住脚？”他对布维埃和勒贝尔怒目而视。他很快意识到，整个屋子里的情绪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先生们，看起来，”部长平静地用复数称谓把两位警长包括进来，“我们回到了起点。也就是说，从头开始，对吧？”

“是的，恐怕是这样的。”勒贝尔答道。

布维埃竭力为他辩护着：

“事实上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任何方向，而我的同事正在搜索这个世界上最难找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宣扬他们的职业或者行踪。”

“这我们知道，亲爱的队长，”部长冷冷地反驳道，“问题是——”

他的话被敲门声打断。部长皱了皱眉，他指示过，除非是紧急情况，否则不许打扰他们。

“进来。”

部长的一个警卫出现在门口，怯生生的，一脸尴尬，踌躇不前。

“请原谅，部长先生。有电话找勒贝尔探长。伦敦来的。”这个人意识到屋内的气氛很不友好，试着为自己辩解，“对方说有急事。”

勒贝尔站了起来。

“先生们，请原谅。”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屋子里的气氛和他离开时一样冰冷，显然他不在的时候，关于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众人一直吵得不可开交。他进来时，正好打断了圣克莱尔上校一通严厉的斥责。勒贝尔坐了下来，上校停口不语了。小个子警长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背面写了一些东西。

“先生们，我想我们有了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了。”他以这一句开始了他的发言。

三十分钟之后，会议几乎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当勒贝尔讲完伦敦来的消息的内容后，围坐在桌旁的人一起舒了口气，就像火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站台那样。每个人都明白，至少他们有事可以做了。这半个小时里，他们一致认为，只要不泄露一个字，他们就能在法国境内展开搜索，找到这个叫查尔斯・凯斯洛普的人，如果必要的话，干掉他。

他们知道，已知的有关凯斯洛普最全面的详细资料明天早上才能从伦敦电传过来。但同时，情报局可以检索他们如山的档案，找一张这个人填写的入境卡片，以及他在法国任何地方入住酒店时填写的入住登记。巴黎本地警察可以检索他们的记录，看这个人是否正藏身于巴黎辖区的任何酒店。

边境检查处可以将他的名字和外貌特征发送到法国境内各个边防检查站、各口岸、港口、机场，并指示他们，该男子一旦踏上法国领土，必须立即予以逮捕。

如果他还没到达法国，没关系。在他到之前会保持绝对的沉默，一旦他来到，就可以抓住他了。

“这个讨厌的家伙，他们叫他凯斯洛普，他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和他的情人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告诉了她。

雅克利娜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诱出上校迟迟不到的高潮。之后他沉沉睡去，壁炉台上的钟敲了十二响，八月十四日了。

给巴黎打过电话后，托马斯警司放下电话，坐回办公室的扶手椅里。他审视着他的六个督察，他们是被他从各种任务中抽调出来重新组织在一起的。外面宁静的夏夜里，大本钟敲响了子夜的钟声。

他的简介用了半个小时。一个人被分配去调查凯斯洛普的少年时代，如果他有父母的话，他们现在住哪儿；他在哪儿上的学；如果上过军校的话，射击成绩如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征，显著的标记等等。

第二个人被派去调查他的青年时代，从离开学校开始，包括服兵役期间的记录和射击表现，退役后的就业情况，一直到离开那个怀疑他有欺诈行为的军火商。

第三和第四名警探被安排跟踪他的行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离开他已知的最后的雇主开始。他去过哪儿，见过谁，他靠什么生活，收入来源等等。由于没有警方记录，因此估计也没有他的指纹存档，托马斯需要这个人到目前为止的每一张已知和最新的照片。

最后两名督察的任务是去确定凯斯洛普现在的下落。要搜遍他的整个公寓，找寻指纹，查出他在哪儿买的车，向伦敦市政厅核查驾驶证颁发记录。如果没有，就从外省的驾照部门开始查。追踪他的汽车，牌子、车龄、颜色、登记号码。追踪他在当地的汽车泊放，看他是否计划长途驾车旅行。检查海峡渡口，到所有航空公司去检索他预订过的航班，无论目的地是哪里。

六个人都将这些指示详细地作了笔记。指示完毕，他们站起身来，相继走出办公室。最后两个人在走廊里互瞟了一眼。

“彻底清查，重新建档，”其中一个说道，“这活儿可真不好办。”

“滑稽的是，”另外一个说，“这老家伙不告诉我们他之前都干过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采取这样的行动，一定是得到了最高指示。也许这个混蛋正盘算着刺杀暹罗国王呢。”

叫醒地方行政长官签发一张搜查令花不了多少时间。凌晨时分，筋疲力尽的托马斯在办公室的扶手椅里打着盹儿；而更加疲惫不堪的克劳德・勒贝尔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呷着浓浓的黑咖啡；两个政治部的探员在凯斯洛普的公寓里，仔细地搜查着。

两个人都是专家。他们从抽屉开始，把每个抽屉里的东西全都有条不紊地放到床单上，然后用心分拣。所有的抽屉都清点完毕之后，他们就开始检查那个已经没有抽屉的书桌，看有没有暗格。检查完木头家具之后是那些包着垫子的沙发。做完这些之后，这个公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感恩节时的火鸡饲养场。然后，一个人搜索客厅，另一个负责卧室。这之后是厨房和浴室。

家具、垫子、枕头、衣柜里的衣服和套装，这些都检查完之后，他们又从地板开始，天花板、墙壁。早上六点的时候，整个公寓被彻底查了个遍。街坊四邻大多聚集在门口，互相看了看，然后再看看凯斯洛普四门紧闭的公寓，低声嘀咕着。两名探员从公寓里走出来时，大家就都不吭声了。

一个警员拎了一只提箱，里面塞满凯斯洛普的个人证件、信件和私人物品。他走到街上，跃进等在那里的警车，驾车返回向托马斯警司作汇报。另一个警员则开始了漫长的访谈。他知道，一两个小时之内，这些邻居大多就要去上班了，所以他先从他们开始。当地的商户则可以晚些时候再说。

探员收集来的东西这会儿全摊在托马斯办公室里，摊得到处都是。托马斯花了几分钟时间翻看了一下。那个探员从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拣出一个蓝色小本。他走到窗前，借着清晨的阳光开始翻看。

“警司，来看看这个。”他的手指戳着他面前那本护照其中的一页。“看……‘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机场，一九六○年十二月入境。’他去过那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托马斯从他手上接过护照，看了一会儿，然后凝视着窗外。

“嗯，是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小伙子。但你想没想过，他的护照现在在我们手里？”

“噢，这个混蛋……”探员想到这一点，恨恨地叹了口气。

“正如你所说的，”托马斯说，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很少骂人，“如果他没有用这本护照旅行，那他用了谁的护照呢？给我要个电话，接巴黎。”

与此同时，豺狼已经在路上开了五十分钟了，米兰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把阿尔法车的车篷放下。从米兰到热那亚的七号高速路已经沐浴在早上的阳光里了。沿着宽阔笔直的公路，他把车开到了时速八十多英里，车速表上的指针一直在红色区域的前面一点儿晃动着。风很凉爽，浅色的头发在前额那儿迎风劲舞，双眼却被墨镜保护得很好。

地图显示，距毗邻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还有二百一十公里，大概一百三十英里。他原来估计要开两小时，现在看来可以早到了。七点刚过，从热那亚开往码头的货车弄得道路有点堵，不过，不到七点一刻，他就已经开上了通往边境小城圣雷莫的A10公路。

七点五十分，他到达仍然昏睡着的法国边防哨卡时，天已经热了起来，路上的交通也已经很拥挤了。

他在队列里等了三十分钟，然后被召唤上前，把车开上斜坡停好，等待海关检查。警官接过他的护照，仔细地看着，简短地说了声“请稍等，先生”，就消失在海关小屋里了。

几分钟后，他和一个穿便服的人一起走出来，那个人手里拿着他的护照。

“您好，先生。”

“您好。”

“这是您的护照？”

“是的。”

穿便衣的人又把护照仔细看了一下。

“您到法国来的目的是什么？”

“旅游。我还从没到过科特达祖尔呢。”

“我明白了。这车是您的？”

“不，是我租的。我在意大利有生意。碰巧在回米兰之前有一个礼拜空闲。所以我就租了一辆车，做一次小小的旅游。”

“我明白了。您有这辆车的相关证件吗？”

豺狼递上他的国际驾驶证、租车合同，以及两份保险单。穿便衣的人一一做了检查。

“您有行李吗，先生？”

“有。后备箱里，三件，还有一个手提箱。”

“请把它们拿到海关大厅来。”

他走开了。警察帮着豺狼把三个箱子和那个手提箱拿了出来，帮他一起拎到了海关。

离开米兰之前，他就把那个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的旧大衣、破裤子和鞋卷成一包，塞到后备箱里了；他的证件则缝在第三个箱子的里衬里。另外两个箱子里的衣物分装进了三个箱子。那些徽章放在他身上的口袋里。

两个海关官员仔细检查了他的每只箱子。他们检查的时候，豺狼则在填游客进入法国时需填写的标准表格。箱子里没什么东西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他们拿起装着染发剂的罐子时，有那么一瞬间以为发现了什么。豺狼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把须后水的瓶子倒空，把染发剂倒在了须后水的瓶子里。那个时候，须后水在法国还不流行，在市面上很少见，主要在美国销售。他看见两个海关检查员交换了一个眼神，但他们还是把瓶子又放回了手提箱里。

豺狼用眼角余光能看到窗外另一个人正在检查他那辆阿尔法车的后备箱和引擎罩。幸好他没有检查汽车底下。他把后备箱里卷着的大衣和裤子展开，厌恶地看了看。不过他大概以为，这件大衣是冬天的晚上用来盖引擎罩的，旧衣服则是为了防备万一路上要修车时穿的。他把那些衣物放回去，关上后备箱。

豺狼填好了表格，屋里的两个海关检查员合上了箱子，向穿便衣的人点点头。然后那人拿着入境卡，仔细看了下，又和护照比对了一下，然后把护照递还给豺狼。

“谢谢，先生。祝您一路顺风。”

十分钟后，这辆阿尔法就轰隆隆地驶入了芒通的东郊。豺狼在一家咖啡馆里，一边俯瞰着老港口和停泊游艇的内港，一边轻松地吃了顿早餐，然后顺着悬崖边的公路驶往摩纳哥、尼斯和戛纳。

伦敦。托马斯警司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搅拌着一杯浓浓的黑咖啡，一边摸着满是胡茬的下巴。他对面，那两个被分配去调查凯斯洛普下落的探员正在等待着他的吩咐。他们三人在等另外六个人的到来。这六个人都是政治部的警员。之前的一个小时，托马斯打了一连串电话，把这六个人从他们日常的工作中暂调出来。九点刚过，当他们向各自办公室报到时，得知自己已被编进托马斯的工作小组，于是陆续来到托马斯的办公室。等所有人都到齐之后，托马斯开始向他们简要介绍情况。

“好了，我们在找一个人。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找他，你们知道与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抓到他，尽快抓到他。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此时正在国外。我们很肯定他正在用伪造的护照旅行。”

“这些，”他给他们分发了一套照片，那是凯斯洛普护照申请表格上的半身照放大之后的照片，“是他的相貌。他可能会化装，所以不是必须符合这些照片上的模样。你们要做的，就是去护照处，弄一张最近申请护照的全部人的名单。时间从五十天前开始。如果没查到就再向前查五十天。这可是个苦差事。”

他接着大致讲了一下最通常的造假护照的方法——恰巧就是豺狼用的方法。

“重要的是，”他最后说，“不要只看出生证明，要和死亡证明配在一起核对。从护照处拿到名单后，就把所有的活儿都拿到萨默塞特宫[40]去做，你们自己把名单分一下，然后和死亡证明核对。如果你们发现有哪份申请是由一个死了的人递交的，这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现在出发。”

八个人鱼贯而出，托马斯则给护照处打电话，然后是萨默塞特宫的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处，以保证他的小组能够得到最充分的配合。

两个小时之后，他借了一把电动剃须刀，把插销插在台灯的插座里，正在刮胡子，那两个警探之中担任组长的那个高级督察打电话回来了。他说，最近一百天里，有八千零四十一份新护照的申请。他解释说，现在是夏天，正逢假日。节假日期间的出游总是比平时更多些。

托马斯挂上了电话，用手帕擤了擤鼻子。

“该死的夏天。”他说道。

这天早上，刚过十一点，豺狼便驾车驶入了戛纳市中心。和往常一样，他想做什么事之前总要找最好的酒店，他开着车逛了几分钟后，把车子拐进了凌霄酒店的前庭。他拿出梳子梳了梳头，迈步来到饭店大堂。

这会儿正值正午时分，客人大多都出去了，大堂里不是很忙。他那身考究的浅色套装和自信的神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英国绅士。当他询问行李员哪里有电话间的时候，也没招来怀疑。盥洗室入口和电话交换台之间隔着一个柜台。豺狼走过去的时候，柜台后面的女人抬起头看着他。

“请给我接巴黎，莫里托五九○一。”他说道。

几分钟之后，她做了个手势，让他去交换台旁边的电话间，看着他把隔音门关上。

“喂，我是豺狼。”

“喂，我是瓦尔米。感谢上帝你来电话了。我们已经找了你两天了。”

任何人这会儿从电话间门上的玻璃格子里看进去，都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英国人紧绷着脸，对着话筒眉头紧锁。十分钟的谈话，他大部分时间都没说话，一直在听，只有偶尔问起一个简短的问题时，嘴唇才会动几下。不过没人在看他，交换台的接线员正忙着看一本爱情小说呢。她再抬起头来时，这位客人正站在她面前，黑色的墨镜向下看着。她从交换台上的计时器读出电话的费用，收了他的钱。

豺狼在露台上要了一壶咖啡。从这里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皮肤呈棕色的泳者在海里嬉戏、尖叫。他深吸了一口烟，陷入沉思。

科瓦尔斯基招供他能想明白；他记得维也纳酒店里的那个波兰大个子。他弄不明白的是，这个保镖站在门外，是怎么知道他的代号的，或者，怎么知道他被雇来是做什么的。也许是法国警察自己琢磨出来的吧。也许是科瓦尔斯基猜到他是做什么的，因为他也是个杀手，不过又笨又蠢。

豺狼估计了一下形势。瓦尔米已经建议他放弃计划回家了。不过他承认，并没得到罗丹的直接授权取消这次行动。已经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豺狼对于“秘密军组织”保密工作疏漏的疑虑。不过他知道，有些情况他们无法泄露，这些事法国警察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他旅行用的是化名，而且有这个名字的合法护照。他还有三套假证件，包括两本外国护照以及与之相配的易容用具。

瓦尔米刚才提到的那个法国警察——勒贝尔探长，他靠什么查下去呢？一个粗略的外貌特征——高个子，亚麻色头发，外国人。八月的法国，像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抓起来。

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法国警察要追捕的是一个拿着查尔斯・凯斯洛普护照的人。让他们抓去吧，祝他们好运。他是亚历山大・杜根，有证件的。

从现在起，随着科瓦尔斯基的死去，没人知道他是谁，在哪里，甚至连罗丹和他的同伴都不知道。他终于彻底孤身一人，独来独往了，而这正是他一直希望的方式。

当然，危险增加了。这点毫无疑问。暗杀的意图泄露了，他要攻打的便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问题是，他的刺杀计划是否能够击败安全屏障？他权衡了一下，自信可以做到。

问题仍然存在，必须予以解答。回去还是继续？回去的话，就要和罗丹那伙恶棍就如今在他苏黎世银行账户上那二十五万美元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他拒绝归还大部分的款项，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追踪他，折磨他，让他签字，从账户上支取那笔钱，然后杀掉他。想要逃出他们的手心就要花钱，很多钱，很可能是他所有的钱。

继续，意味着在任务完成之前，危险会越来越多。随着日期的临近，在最后那一刻会骑虎难下。

账单来了，他扫了一眼，心不禁沉了一下。上帝，看看这些人要的价钱！过这样生活的人得很富有，要有美元，美元，更多的美元。他向外望去，宝石般闪烁的大海；年轻姑娘走过沙滩时轻盈的身姿和黝黑的肤色；顺着小十字花坛缓缓爬行，发出咝咝声的卡迪拉克，不断轰鸣着的捷豹——车里司机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一边开车一边瞄着路边；另外一些人则在人行道上向他们挥手，期望着可能搭上车。这就是他渴求已久的生活。自从他把鼻子压在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眼睁睁地看着介绍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世界的大张宣传画时起，他就这样想了。那是一个远离通勤火车，快餐盒饭的三联单，文件夹和温吞茶水的世界，是一种远离劳苦的生活。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差不多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里一点儿，那里一下。他习惯了精致的衣服、昂贵的饮食、漂亮的公寓、跑车以及优雅的女人。回去，就意味着放弃所有这一切。

豺狼付了账单，还给了一笔不菲的小费。他爬进阿尔法，离开凌霄酒店，径直向法国的心脏驶去。

勒贝尔警长坐在办公桌旁，觉得就像这辈子都没睡过一样，可能也永远不会再睡觉了。卢西恩・卡伦整夜未眠，忙着查阅那个不知道会在法国哪里出现的查尔斯・凯斯洛普的档案。这会儿他在角落里的行军床上，呼噜打得山响。黎明的时候，勒贝尔接手继续干。

现在在他前面是一堆摞得越来越高的卷宗，那是各个负责监视在法国的外国人出现和下落的部门的报告。每个都是相同的内容。从今年以来，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合法地通过任何边境哨所。这是可以查到的最早的时间了。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入住过任何法国酒店，或者是巴黎和外省的酒店，至少不是用这个名字登记入住的。他不在任何不受欢迎的名单里，也没有在任何方面引起过法国警方的注意。

每份报告送进来，勒贝尔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来者，要继续查找更早的记录。从那里，也许能够发现他是否有习惯的住处——朋友的房子或是一家最喜欢的酒店。他甚至很可能现在就用化名住在那里。

托马斯警司早上的电话又给了他一次打击。“从头开始”这个词又被用了一次，不过幸运的是，这次只是在卡伦和他自己之间用的。晚上例会的成员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凯斯洛普的线索被证明很可能要放弃了。而这是他今天晚上必须告诉他们的。如果他不能找到凯斯洛普的另外一个名字，他可以想象，圣克莱尔会再次嘲讽他，而其他人则会默不作声。

只有两件事能让他聊以自慰。一件是至少他们现在知道了凯斯洛普的体貌特征，还有了一张他的半身照（整个脸正对相机，从头至肩）。虽然他使用假护照的话，很可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外貌特征，不过这毕竟聊胜于无。另外一件是，委员会没人能想出比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全面检查——更好的办法。

卡伦曾提出，也许英国警方在凯斯洛普出门办事的时候惊动了他，而他又没有其他护照，所以便藏了起来，取消了整个计划。

勒贝尔叹了口气。

“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走运了，”他告诉他的助手，“不过可别指望这个。英国政治部报告说，豺狼浴室里所有的洗漱用品和剃须用具都不见了。他还对一个邻居说过，他要出去玩一圈，钓钓鱼。如果凯斯洛普把护照留下，那就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不要指望这个人会犯太多的错，我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豺狼的脾气有些了解了。”

这个两国警方全力搜捕的人，这会儿已经决定不走从戛纳到马赛的干道公路了——那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实在令人痛苦。当RN7号公路从马赛向北转向巴黎后，他也不打算走它的南段。他知道这两条路八月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微缩的“人间地狱”。

由于用了杜根这个假名字，而且又有证件，他感到很安全，所以决定沿着海岸线先慢慢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沿海部分，这里由于海拔很高，会更凉爽些。然后他要穿越连绵起伏的勃艮第山区。他并不着急，预先设定的刺杀日子还没到。他知道自己会比计划时间提前一点抵达巴黎。

到戛纳后他转向正北，顺着RN85号公路穿越了风景如画的香水之城格拉斯，然后继续朝卡斯特兰驶去。在那里，奔腾的凡尔登河被上游连绵几英里高耸的大坝驯服，从萨瓦顺流而下，在卡达拉西静静地汇入迪朗斯河。

他从这里接着驶向温泉小镇迪涅。普罗旺斯平原的炽热已被他远远抛在身后，山区的空气即使在夏天也格外凉爽宜人。他停车的时候能够感到太阳依旧炙烤着小城，但车开动起来就觉得像是沐浴在习习的凉风中，还能闻到松林和农场里烧柴的味道。

驶过迪涅，他穿过了迪朗斯河，停在一家小巧雅致的旅店门口，进去吃午餐。从这里可以俯瞰迪朗斯河，再向上游一百英里的话，它就会像一条灰色黏腻的蛇，蜿蜒浅行于被阳光晒褪了色的鹅卵石之中，在卡威隆和欧根平原的河床里缓缓流淌。不过，在这里的山区，它看起来还是像条河的样子，仍是算得上一条河的——凉爽的河水，丰富的鱼类，沿河密布的植被，青草茵茵。

下午的时候，RN85号公路逐渐转向北方。穿过希斯特隆，在岔路口他继续沿着迪朗斯河的左岸溯流而上，顺着RN85号公路朝正北开去。暮色降临的时候，他来到小镇加普。他本可以向前去格勒诺布尔的，不过他想，既然不用那么着急，八月的时候，在小城镇也更容易找到空房间，所以决定还是在附近找个乡村旅馆。就在镇外，他找到一家名叫瑟夫的旅馆——三角形的墙壁在夕阳里显得格外明亮。这是以前萨瓦公爵出猎时歇息的地方，现在仍然保持着那时质朴舒适的氛围，菜色也很不错。

旅馆还有几间空房。他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洗淋浴，然后穿上他那套鸽子灰套装和丝质衬衣，打上领带。他满面笑容地向客房女服务员提出请求，后者红着脸答应把他的格子套装洗熨好，按他叮嘱的那样，明天早上给他。

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布满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吃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一位就餐的女士对服务员说有点凉了，让他把窗户关起来。她穿了一件无袖低胸的上衣，胸脯和肩膀都露在外面。

服务员问豺狼是否介意把他座位旁边的窗户关上，豺狼转过身，看了一眼服务员说的要求关上窗户的那位女士。她独自就餐，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皮肤白皙，曲线玲珑，露着深深的乳沟。豺狼冲服务员点点头，让他把窗户关上，同时向身后的这位女士微微颔首致意。她也向他淡淡一笑。

晚餐相当不错。他点了一份用木柴烤制的星斑河鳟，还要了一份用茴香和麝香烹制的炭烤嫩牛肉。酒是当地产的罗纳河谷坡地葡萄酒，颜色深沉，味道醇厚，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客人们大多都在喝这个，自然是有道理的。

豺狼喝完冰冻果汁，听到身后那位夫人低声吩咐服务员把她的咖啡送到休息室去。服务员躬身答应。他听到服务员称她为“男爵夫人”。几分钟后，豺狼也让服务员把自己的咖啡送到休息室去，自己则先过去了。

十点十五分，有电话从萨默塞特宫打来找托马斯警司。他正坐在办公室打开的窗前，俯视着街道。这会儿街上一片寂静，饭店都没了客人，司机也不到附近来了。米尔班克和史密斯广场之间的写字楼都熄了灯，巨大的身形趴在那里，冷清得很。只有政治部所在的这个无名街区和往常一样，很晚了还灯火通明。

一英里外喧嚣的滨河区，萨默塞特宫的灯也亮到深夜，这里放着成百万英国人的出生证和死亡证明。托马斯的那六个警员和两名督察还躬着腰在档案文件里忙个不停。工作人员早就下班了，只有几个人被安排留下来加班。探员们隔不了几分钟就站起来走到他们身边，同他们一起排查一沓沓被照得耀眼的文件。

电话是那个高级督察打来的，他是这一组的组长。话音中他显得很疲惫，但透露出乐观的情绪——他们有指望从查找成百上千的死亡证明的折磨中解脱了，因为他即将报告的这个健在的护照持有人实际并不存在。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托马斯刚接起电话他就报出一个名字。

“这个人怎么了？”托马斯问。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出生于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今年七月十四日用正式表格通过正规途径申请了一份护照。护照于次日核发，并于七月十七日邮寄到了申请表格上登记的地址。这个地址很可能是一个住宅地址。”

“为什么这个人有问题？”托马斯问，他不喜欢等待。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两岁半的时候在他家乡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

托马斯想了一会儿。

“过去一百天里还有多少核发的护照没查？”他问道。

“大概还有三百个。”电话里的声音答道。

“让别的人接着查剩下的，以备万一那堆里还有假冒的，”托马斯指示道，“让别人负责那一组。你去查一下护照寄送的这个地址。一找到就打电话向我汇报。如果那个地址有人在，就问问房子的主人。把这个假冒的杜根的全部详细情况和护照申请表上的照片带给我。我要看看凯斯洛普这家伙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这个高级督察回电话了。要查问的地址是一家卖烟和报纸杂志的小铺子，在帕丁敦，就是那种有面窗户上到处贴着妓女揽活儿的地址卡片的小店。店主住在铺面楼上，他被喊起来，承认说他经常为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收邮件，收取费用。他不记得这个叫杜根的顾客是不是经常来，可能他就来过两次，一次是来约定在他这儿收信，第二次来取走了他等的那封信。督察向这个卖报刊的出示了凯斯洛普的照片，但他没认出来。他也给他看了申请表上的杜根的照片，这个人说他觉得他记得这第二个人，但不是很确定。他觉得那个人可能戴了一副墨镜。他的铺子柜台后面摆了很多色情杂志，很多来他这儿买这些的人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也一起回来吧。”

然后他拿起电话，让接线员接巴黎。

电话又是在晚上会议开了一半的时候打来的。勒贝尔警长刚解释完他认为凯斯洛普毫无疑问在法国没用自己的名字，除非他通过渔船偷渡到了乡村，或是在某个偏僻的边防哨所潜入法国境内。他个人不认为一个职业刺客会那样做，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护照上就没盖入境戳，那样随后在法国任何检查点，他都会因持有他本人的护照而被捕。

法国境内的酒店也没有找到用查尔斯・凯斯洛普本名入住的人。

这个观点为中央档案局局长，边境检查处负责人，以及巴黎警察局局长所证实。所以会上没有争执。

勒贝尔分析道，有两种可能，如果这个人认为自己不会被怀疑而不准备使用假护照，那这种情况下，对他伦敦寓所的突袭就该能抓住他了。勒贝尔说他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托马斯警司的人在豺狼伦敦寓所发现衣柜和抽屉里都半空了，洗漱用品和剃须用具也不见了，这都表明，这个人离开伦敦，从他的住所消失，肯定是有计划地去了什么地方。这一点也被他的邻居证实。那个邻居提供线索时说，凯斯洛普曾经说过要驾车去苏格兰旅游。不过英国和法国的警方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会是真的。

第二种可能，这个凯斯洛普已经有了一份假护照。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找这份假护照。这种情况下，他或者现在不在法国境内，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完善他的准备工作；或者可能他已经在未被怀疑的情况下进入了法国。

基于这一点，与会的几个人开始提出质疑。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在这儿，在法国，甚至是在巴黎的市中心？”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提醒道。

“问题是，”勒贝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而且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七十二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但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这个杀手甚至就在他们身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按这个人的时间表，也许刺杀总统就在明天，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当然，也可能，”罗兰上校沉思着说，“他从罗丹那里获悉，或是从那个中间人瓦尔米处得知，他的计划原则上已经暴露，所以凯斯洛普离开他的寓所去处理他所做的准备。比如说，枪，子弹，这些现在甚至都已经被扔进苏格兰的哪个湖里了。这样他就可以干干净净地回到他本国的警察面前了。这种情况下很难起诉他。”

与会的人仔细想了想罗兰的设想，赞同的人显然越来越多。

“上校，那就请您告诉我们，”部长说道，“如果你受雇执行此项任务，即使你的真实身份仍未暴露，但已经知道计划败露，你会怎么做？”

“部长先生，这是必然的，”罗兰上校回答道，“如果我是一名有经验的刺客，我就会认识到，肯定哪里有了我的一些档案材料。计划既然暴露，那警察登门造访和搜查住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我要销毁证据，没有比苏格兰的某个偏僻的湖泊更好的地方了。”

围坐在桌边的人都对他报以微笑，显然他们对他的这个推测十分赞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任自流。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关注这个凯斯洛普先生。”

大家的笑容都消失了。沉默持续了好几秒钟。

“我不是太明白，我的上校。”吉布将军说道。

“这很简单，”罗兰解释道，“我们的命令是找到并消灭这个人。此时，他也许已经放弃了他的计划。但他很可能并没有销毁他的装备，只是为了通过英国警方的盘查而把它们藏起来了。那之后，他可以简单地到他藏东西的地方把装备再取出来，然后做一番新的更难察觉的准备就可以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英国警方找到了他，如果他还在英国的话，他们会拘捕他的，不是吗？”有人问道。

“不一定。事实上我很怀疑。他们很可能没有证据，只是怀疑。我们的英国朋友在他们乐于称道的‘公民的自由权利’的敏感程度上可是声名卓著的。我怀疑他们可能只是找到他，查问一下，然后就因为缺乏证据让他走了。”

“上校是对的，”圣克莱尔插嘴道，“英国警方只是侥幸发现了这个人。他们让这样一个危险分子逍遥法外真是愚蠢得让人难以置信。应该授权罗兰上校让这个凯斯洛普永远不能为非作歹。”

部长注意到，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勒贝尔警长始终一言未发，毫无笑容。

“噢，队长，你怎么看？你同意罗兰上校关于这个凯斯洛普放弃计划，正在隐藏或者销毁他的准备及装备的观点吗？”

勒贝尔看了看两边那两排充满期待的面孔。

“我希望，”他轻轻说道，“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错了。因为，”勒贝尔温和地解释道，“他的道理虽然有逻辑，却必须以凯斯洛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

与会的人惊愕起来，纷纷表示不赞同，惊慌的声音响成一片，只有罗兰没出声。他默默地盯着勒贝尔。他在想的是：“勒贝尔真是思维敏捷，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意识到，勒贝尔的想法和自己一样实际。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电话找勒贝尔。这次他离开的时间超过三十分钟。他回来后，又对全都默不作声的参加会议的人说了十分钟。

“我们现在做什么？”等勒贝尔说完，部长问道。勒贝尔像将军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发布着命令，镇定自若，看起来一点不着急。屋里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但没人质疑一个字。

“那就这样，”他总结道，“让英国警方查找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各海峡渡口等地方的记录，同时我们要暗中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搜捕这个换了新面目的杜根。如果他们先找到他，在英国本土的话就将他拘捕，如果他已经离开英国就通知我们。如果我们在法国境内找到他，那就逮捕他。如果他在第三国，我们要么就等他毫无戒备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抓获他，或者，采取其他行动。那时候，我找到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不过，那之前，先生们，如果你们同意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将不胜感激。”

他如此大胆直言，信心十足，其他人都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即使是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也无言以对。

他子夜时分过后才回到家，这才给他连绵不绝的愤怒找到了一个听众。想到这个可笑、平庸的小个子警察居然是对的，而那些在这个领域里的头号专家们居然都错了，他就不禁怒火中烧。

他趴在床上，他的情妇一边给他按摩脖子，一边既同情又理解地听着他喋喋不休的牢骚。直到快天亮他才睡熟。她这才能溜到客厅打了一个很简短的电话。

铺着吸墨纸的办公桌上，并排摆放着两份护照申请表和两张照片，台灯的光束笼罩在上面。托马斯警司低头看着这些。

“我们再来一遍，”他对坐在他身边的那个高级督察命令道，“准备好了吗？”

“好了，长官。”

“凯斯洛普：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对吗？”

“是的，长官。”

“杜根：身高，六英尺。”

“加厚鞋跟，长官。穿特制的鞋，就能让身高增加两英寸半。很多矮个子的演艺界人士出于虚荣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在护照柜台没人看你的脚。”

“好吧，”托马斯表示同意，“加厚鞋跟的鞋。凯斯洛普：头发颜色，棕色。这并不说明什么。发色可以在浅棕色和栗棕色之间变化。从这张照片上看他好像是深棕色头发。杜根的也写着棕色。但他看来像是浅棕色。”

“是的，长官。但照片上的头发通常看起来要深一些。这取决于光线，以及照片放置的位置等等因素。同样，他可以把头发染成浅棕色变成杜根。”

“好的。我同意。凯斯洛普，眼睛颜色，棕色。杜根，眼睛颜色，灰色。”

“隐形眼镜，长官，这很容易。”

“嗯。凯斯洛普三十七岁，杜根四月生，三十四岁。”

“他得扮成三十四岁，”督察解释道，“因为真的杜根是一九二九年四月生的，那个小男孩两岁半就死了。这是变不了的。不过没人会去盘问一个护照上写着三十四岁，而实际是三十七岁的男人。护照会被相信的。”

托马斯看着两张照片。凯斯洛普看起来肌肉更发达，脸部比较丰满，体魄更强健。要变成杜根的话，他可以改变外貌特征。事实上，他很可能第一次见“秘密军组织”的头目时就易了容，从那以后，包括申请护照的时候，他都一直保持那副样子。像这样的人，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来，显然是能够用另外的身份过上好多个月的。很可能就是用了这个方法，这个狡猾得令人头疼的凯斯洛普才能游离于各国警方的档案之外。如果不是加勒比酒吧里的传闻，警察永远也注意不到他。

不过从现在起，他变成杜根了，染了头发，戴了有色隐形眼镜，把身材弄得瘦削一些，加厚了鞋跟。他把杜根的体貌特征，以及护照号和照片传真给了巴黎。他看了看表，估计勒贝尔全部拿到这些得是早上两点了。

“以后的事就看他们的了。”那个督察说道。

“噢，不，小伙子，从现在起我们要做的事更多了，”托马斯恨恨地说，“早上我们要做的头一桩就是开始查找各航空公司售票处、各海峡港口、各洲际铁路售票处，所有那些地方。现在我们不仅是要找出他是谁，还要找出他身在何处。”

就在这时，萨默塞特宫又有电话来。最后一份护照申请也已经检查过了，全都没问题。

“好的，谢谢那几位为我们加班的工作人员，然后接着干。早上八点三十分，你们所有人都准时到我办公室来。”托马斯说道。

一个警员走进来，拿着报刊铺老板供词的复印件。那个人被带到当地警察局讯问过了。托马斯看了看这份宣誓过的供词，和之前他在自家楼梯上对政治部督察说的差不多。

“我们没什么事要继续拘留他了，”托马斯说，“你去告诉帕丁敦分局的人，让他回去睡觉，看他那些色情照片去吧。”

这个警员答道：“是，长官。”然后便转身离开了。

托马斯向后靠进扶手椅里，想睡一会儿。

他说话的时候，时间悄悄滑入了八月十五日。

16

沙隆尼尔男爵夫人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转身对着送她回来的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她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个夜晚她过得很愉快。此时她尚不能确定是否要坚持在自己的房门前结束这一天。之前的一个小时里，这个问题一直在她脑子里打转。

一方面来说，尽管她以前也有过风流韵事，但她毕竟是有身份的已婚女士，现在只是在一家省际旅馆过一夜，不能随便让自己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勾引。另一方面，她目前的年龄也正是最容易受诱惑的，她自己也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巴塞罗尼特军事学院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处，她在那里待了一天，出席儿子的阅兵式。她儿子最近被任命为猎人营[41]少尉。猎人营也是孩子父亲的老部队。尽管她无疑是阅兵式上最迷人的母亲，但看到儿子接过他的军官臂章，被任命为法国陆军军官后，她还是感到震惊——她彻底意识到，再过几个月她就四十岁了，是一个已经成年儿子的母亲。

虽然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五岁，有时甚至感觉要小上十岁，但想到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了，说不定已经开始胡搞女人，再也不乖乖地从学校放假回家，在私人庄园周围的森林里打猎，她就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

尽管得到了军事学院那个浑身骨骼嘎嘎作响的老上校院长的大献殷勤，还有儿子的同班同学红着脸扫过的艳羡的目光，但她却忽然感到分外孤独。很多年了，她知道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男爵忙着在比尔博凯和卡斯特尔之间追逐那些十几岁像洋娃娃一样的巴黎少女，根本无暇来庄园过夏天，甚至都没来出席儿子的授衔礼。

她从高高的阿尔卑斯山开着私家车返回，在这家山谷外的乡间旅馆留宿的这个晚上，忽然感到，漂亮健康的她如此孤独。现在看来，除了学院上校的那种老掉牙的献殷勤，或是和那些大男孩难以让人满足的轻佻的调情，什么都没指望了。如果她今后再让自己献身于慈善事业，那她可就真的完了。无论如何，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过待在巴黎实在是让她觉得尴尬难堪。整个社交圈里，一半人都在嘲笑总是追逐那些十几岁少女的阿尔弗莱德，而另一半人则在嘲笑她。

在休息室喝咖啡的时候，她对未来感到迷惑。她强烈感到，需要有人对她说，她是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而不仅仅是男爵夫人。正在这时候，那个英国人走了过来，提议说，旅馆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能否来同她一起喝咖啡。她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惊讶得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过了几秒钟，她才回过神来。起初，她后悔得想踹自己一脚，不过十分钟之后，她就不再为接受他的邀请而懊恼了。她估计，他大概在三十三岁到三十五岁之间，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纪。他虽然是英国人，但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人长得也相当英俊，又幽默。她很享受他巧妙的恭维，甚至还鼓励他那样做，所以直到将近十二点她才站起身，说自己第二天要早起。

他陪她上楼。在转角平台的窗前，他们停了下来，望着窗外熟睡中的乡野。窗外皎洁的月光下，是覆盖着林木的山坡。她瞟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窗外，而是落在她双乳之间的深谷里。月光把她前胸的皮肤照得像大理石一样雪白。

察觉到她的注视后，他笑了，凑到她的耳边轻声说：“即使最文明的人也被月光变成了野人。”她转过身，走上楼梯，假装恼怒的样子，但心里却因为这个陌生人不加掩饰的倾慕而漾起一阵喜悦。

“这真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夜晚，先生。”

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有点茫然。她想，这个男人会不会吻她？从某一方面来说，她希望他这样做。尽管话说得很平常，但她能感到她的小腹开始升起强烈的欲望。也许这只是葡萄酒的缘故，或者是他喝咖啡时要的苹果白兰地，又或者是月光下的景致所致，不过她很清楚，这肯定不是她开始所想的今晚的终结。

她感到这个陌生人一言不发地用胳膊揽住了她的背，嘴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温暖而坚决。“必须停下来。”她身体里一个声音在说。然而一秒钟之后，她就回应了这一吻，只不过是闭着嘴。酒让她的头感到眩晕，这一定是酒精的作用。她能感到搂着她的胳膊越来越紧——它们强壮有力。

她的大腿被他顶在他的小腹下，隔着自己衣服的丝质面料，她能感觉到他的阴茎骄傲地坚挺起来。有那么一瞬，她把腿向后移了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没时间清醒地做决定了，不用想也知道，整个晚上她都想要他想得厉害——从她的两腿之间，从她的小腹里。

她发觉身后的门向内被打开了，她挣脱开他的拥抱，向后退进了房间。

“来吧，野人。”

他走进屋，关上了门。

伦敦。所有的档案又都被连夜查了一遍，这次是找一个叫杜根的人。这回收获比较多。找到了一张卡片，表明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七月二十二日从布鲁塞尔搭乘布拉班特特快列车进入法国。一小时后，同样是这个边境检查站，这趟从布鲁塞尔到巴黎的列车返回时，列车上的海关人员报告，在列车行驶途中执行公务时发现，杜根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了七月三十一日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北极星特快列车的旅客名单里。

巴黎警察局送来一张署名杜根的酒店登记卡，上面登记的护照号码和伦敦传来的情报中那个杜根所持的护照号码一致。这张登记卡表明，杜根七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之间（包括这两天在内），一直都待在靠近马德兰广场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

卡伦督察一心只想立刻搜查那家酒店，但勒贝尔主张凌晨时分悄悄去那家酒店和店主聊一聊。店主很高兴他要找的那个人并不在旅馆，他还非常感激警官办事周到，没有把所有的旅客吵醒。

勒贝尔命令一名便衣警探以客人身份入住该酒店，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一直待在那里，不许外出，以免这个杜根再次出现。店主也乐于合作。

清晨四点三十分，勒贝尔回到办公室后，对卡伦说：“七月的这次到访，是一次侦察旅行。不管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然后，勒贝尔向后靠进椅子里，盯着天花板，陷入沉思。他为什么住酒店？为什么不像所有其他“秘密军组织”执行任务的特工那样，住到“秘密军组织”的某个同情者的家里？因为他不相信“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会保守秘密。他的考虑相当正确。所以说，他是一个人在干，不相信任何人，是在按他自己的方式，独立策划、安排他的行动。他使用假护照，很可能举止得当，彬彬有礼，没引起任何怀疑。酒店的主人在谈话时也印证了这个想法，“一个真正的绅士。”他说。一个真正的绅士，勒贝尔想，哼，像蛇一样危险。对警察来说，这种“真正的绅士”最是危险的。永远不会有人怀疑他们。

他看了一眼从伦敦传来的那两张照片——凯斯洛普和杜根的。凯斯洛普变成了杜根，身高、头发、眼睛、年龄，可能还有举止，都改变了。勒贝尔试着在脑子里勾勒着这个人的样子。他会是什么样子呢？自信，傲慢，从不失手？危险，狡诈，小心谨慎，从不给人可乘之机？他肯定有武器，但是什么武器呢？左腋下夹一把冲锋枪？一把迅捷掷向目标胸口的尖刀？一支步枪？可他通过海关的时候能把它放在哪儿呢？拿着这样的东西他怎么接近戴高乐将军呢？总统公开露面地点的二十码之内，连女士的手包都会引起怀疑；男人携带长形包裹无论在哪儿，一旦靠近就会被毫不客气地赶走。

我的上帝啊，爱丽舍宫的那个上校还觉得豺狼只是又一个普通杀手呢！勒贝尔知道他有一个优势：他知道这个刺客的新名字，而这个刺客并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他唯一的王牌；除此之外，所有的一切都对豺狼有利。不过今天晚上的与会人员，没人会发现这一点，也不会承认这一点。

如果在抓到他之前让他得到风声，知道了你所掌握的情况，然后再次更换身份，克劳德你这小子，他心想，麻烦可就大了。

“一定要制止他。”他大声说道。

卡伦抬头看着他。

“您说得对，头儿。他没有机会的。”

这几天勒贝尔很爱发脾气，这可不像他平常的样子。首先是缺乏睡眠的缘故。

窗棂外，下弦月的光芒像手指一样慢慢滑过床上凌乱的被褥，向窗边退去，照亮了从床腿到房门之间的地毯上四处散落的丝绸衣服、内衣和尼龙袜。床上的阴影里，隐约可见两个人的身体。

克莱特仰面躺着，凝视着天花板，一只手的手指慵懒地滑过自己小腹上枕着的头颅上亚麻色的头发。她回想着这一晚，半张着嘴，微笑着。

这时她知道，长久以来她是多么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夜晚。

她看了看床边的旅行小闹钟。已经是早上五点十五分了。她把手探进亚麻色头发里握紧，轻轻一拉。

“嗨。”

英国人半睡半醒，咕哝了一句。两个人都全裸着睡在乱作一团的床单上——旅馆有中央供暖设备，房间里很暖和。亚麻色头发的脑袋挣脱了她的手，滑到了她的大腿间。灼热的呼吸弄得她痒痒的。

“不，不要了。”

她迅速坐了起来，抓着他的头发抬起他的脸，直到她能看到他。他向前爬过来，把脸压在她胸前，开始亲吻她。

“我说了，‘不’。”

他抬起头，看着她。

“够了，亲爱的。再有两个小时我就得起床了，你也得回到你的房间去。现在，我的小英国佬，现在就收拾一下吧。”

他点点头，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地板上，四下找着他的衣服。她钻到被单底下，从膝盖周围那团衣服里找出他的来，举着递给他。他穿着停当，上衣和领带搭在胳膊上，在半明半暗中低头看着她微笑。她看到他咧嘴微笑时牙齿泛着白光。他坐在床边，右手搂着她脖子，脸离她只有几英寸远。

“睡得好吗？”

“嗯——非常好。你呢？”

他微笑着反问：“你觉得呢？”

她也笑了起来：“你叫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亚历克斯。”他撒谎道。

“好吧，亚历克斯，真是非常好。不过你也该回你的房间了。”

他弯下腰，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那么，晚安，克莱特。”

一秒钟后他就消失了，关上了门。

早上七点，太阳正在升起，一个宪兵骑警来到瑟夫旅馆。他下了车，走进门厅。店主已经起床了，正在前台后面忙着给各个房间打叫早电话并烹制即将送往客房的咖啡。他跟宪警打了个招呼：

“嗨，天气不错，你一早就来了？”

“和平常一样嘛，”宪警说道，“骑车到这儿要很长时间，所以我总是最后到你这儿。”

“别说了，”店主咧嘴一笑，“附近就我们这儿的早餐咖啡最棒了。马里耶-路易斯，给先生拿杯咖啡，毫无疑问还得来一杯苹果白兰地。”

这个乡村警察高兴地咧开嘴笑着。

“这是卡片，”店主说着，把前一晚新到客人填写的白色卡片递过去，“昨天晚上只有三个新客人。”

警察接过卡片，放进腰带上的皮包里。

“真不值得跑一趟。”他笑着，坐在门厅的凳子上，等着他的咖啡和苹果白兰地，马里耶-路易斯给他端来的时候，他还跟她开了几句下流玩笑。

直到八点，他才回到峡谷地区宪兵警察局，皮包里装着酒店的登记卡。然后，警局的督察把卡片拿了去，随便翻着，放到了架子上。白天晚些时候再送到里昂地区总部去，然后再送往巴黎的中央档案局。他完全看不出这能有什么意义。

督察把卡片放到架子上的时候，克莱特・沙隆尼尔夫人结清了账单，爬到方向盘后面，向西开去。豺狼则在楼上一直睡到九点。

托马斯警司正在打瞌睡，身旁的电话铃声大作。这是联通他办公室和走廊另一头房间的内部电话。昨天他简单介绍完之后，那六个警员和两名督察就一直在那间房间里的一排电话上忙着。

他看了看表，十点了。该死，我怎么睡着了。这时他想起他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自从周一狄克逊找他以来，现在已是星期四上午了，他不知到底少睡了多少小时。电话又响起来。他拿起话筒：“你好。”

那个高级督察的声音从电话里透过来。

“我们的杜根朋友，周一早上从伦敦乘BEA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票是周六订的。名字没问题。亚历山大・杜根。在机场拿票时付的现金。”

“去哪里的？巴黎？”

“不，警司。布鲁塞尔。”

托马斯顿时清醒过来。

“好的，听着。他可能走了但还会回来。继续监视航空公司订票处，看是不是还有用这个名字做的其他预订。尤其是有没有预订尚未离开伦敦的航班。检查之前的预订。如果他从布鲁塞尔回来，立刻告诉我。不过我怀疑他不会回来了。我想我们已经让他溜掉了。虽然他肯定是在调查开始前几个小时才离开伦敦的，但不是我们的错。对吧？”

“是的。在英国查找这个真正的凯斯洛普的行动怎么办？我们已经通知了很多地方省区的警方，这会儿他们正在抱怨苏格兰场呢。”

托马斯想了一会儿。

“取消，”他说道，“我很肯定他已经走了。”

他拿起外线电话，要求接巴黎司法警察局勒贝尔警长办公室。

卡伦督察原本打算在星期四之前离开这个疯人院似的办公室，但这个想法又破灭了。首先是早上五点十分，英国人的电话就来了。是他接的电话，但托马斯警司坚持要和勒贝尔通话。他走向角落，把行军床上正在睡觉的勒贝尔弄醒。勒贝尔看上去就像死去一个星期的人一样。不过他还是接了电话。他刚向托马斯通报了身份，卡伦就接过了听筒。由于勒贝尔和托马斯两人语言不通，必须由卡伦从中翻译。

“告诉他，”勒贝尔思索着托马斯的情报，说道，“从现在开始，由我们来处理比利时的事。告诉他，对于他的鼎力相助，我由衷感激。如果在欧洲大陆而不是在英伦三岛发现这个杀手，我会立刻通知他，那样他就可以让他的人休息了。”

电话挂上了，两个人坐回办公桌前。“给我接布鲁塞尔保安局。”勒贝尔说。

豺狼起床时，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山顶上了，今天肯定又是个晴朗的夏日。他洗了个澡，穿好衣服，从马里耶-路易斯手里拿回熨好的那套格子套装，并向她表示感谢，她的脸又红了。

十点半，他驾车进了城，到邮局给巴黎打长途电话。二十分钟后他出来时，嘴唇紧闭。他在附近的一个五金店买了一夸脱蓝色高光油漆，半品脱听装白漆，两把刷子——一把头上装着骆驼的细毛，用来写字的那种，另一把是毛长约两英寸的软毛刷，还买了一把螺丝刀。他把这些放在汽车驾驶室操作面板上的储物盒里，回到瑟夫旅馆，让店家把他的账单给他。

账单准备好后，他上楼去收拾行装。他亲自把行李箱搬到了车上，三个箱子都放在了后备箱里，手提箱放在了副驾驶位子上。然后他又走进旅馆门厅，结清账目。前台白班的服务员后来说，他看起来行色匆匆，有些紧张，费用都是用新的一百法郎一张的现金支付的。

不过有件事他没有说，因为他没看见。他在里屋找零钱的时候，这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翻过登记簿上写着他来的那天入住旅馆客人名单的那页，在前面的一页上，这个英国人看到前一天的入住客人名单里有一个名字——沙隆尼尔男爵夫人，地址为沙隆尼尔高地庄园。

付完账单不一会儿，服务员就听到阿尔法轰鸣着开上了路。英国人走了。

中午前，克劳德・勒贝尔的办公室收到了更多的消息。布鲁塞尔保安局来电话说，杜根周一只在城里待了五个小时。他乘BEA从伦敦来，下午就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米兰。他在之前的星期六通过电话在伦敦订的票，在柜台用现金付了票款。

勒贝尔立刻给米兰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

他刚把电话放下，电话铃就又响起来。这次是边境检查处打来的。电话说，刚接到一份日常工作报告，就在前一天，在文蒂米利亚出入境检查站从意大利进入法国的旅客登记卡里，有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名字。

勒贝尔跳了起来。

“将近三十个小时，”他喊道，“都一天多了！”他掼掉电话。

卡伦扬起眉毛，看着他。

“卡片，”勒贝尔不耐烦地解释道，“在文蒂米利亚和巴黎之间传递。他们现在正在分拣昨天早上全部进入法国的入境卡。他们说数量超过两万五千张。才一天，你瞧，我知道我不该大声嚷嚷。至少我们知道了一件事——他在这儿。绝对没错，就在法国境内。如果晚上会议我说不出什么新消息的话，他们会扒了我的皮。噢，顺便说一句，给托马斯警司打电话，再次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他，这个豺狼在法国，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处理这件事。”

卡伦给伦敦打完电话，刚挂上话机，里昂司法警察署地区事务总部就打来电话。勒贝尔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抬起头兴奋地看着卡伦。他用手捂住话筒。

“我们找到他了。他在加普的瑟夫旅馆登记入住两天，昨晚才到。”然后他放开捂着话筒的手，对着话筒说道：

“现在听好，警长，我不用向你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个叫杜根的男人。你只需要知道我说的事很重要。我要你做的是……”

他足足说了十分钟，刚放下电话，卡伦桌上的电话就响起来。又是边境检查处，他们报告说，杜根租用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两座跑车进入法境，登记号是MI-61741。

“要我通知所有警局有关租车的情况吗？”卡伦问道。

“不，还不到时候。如果他现在在乡间某地驾车，很可能会碰上乡村警察。警察只知道自己在找一辆失窃跑车。而豺狼则会杀掉一切试图截住他的人。他的枪肯定在车上什么地方。重要的是，他在旅馆预订了两个晚上。我希望在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旅馆已经被军队包围了。如果可以避免，不要让任何人受伤。来吧，如果我们想赶上直升机的话，现在就出发吧。”

即使是在树荫里，正午的炎热还是让人冒汗。豺狼光着上身，尽量避免把衣服弄脏。他在车上忙活了两个小时。

离开加普后，他一直朝正西的迪镇进发。一路几乎都是下坡，道路在山间盘旋而下，像被随意丢弃的缎带。他把车速开到最大，车子急转弯时，轮胎厉声尖叫，有两次差点把对面开来的汽车司机挤入山谷。过了阿斯普雷山，他驶上RN93号公路。德罗姆的河水向东汇入罗纳河，RN93号公路便是沿着德罗姆河前行。

又开了十八英里，道路往复几次横跨河流。过了一会儿，他想，该让阿尔法离开大路了。这里有很多支路从大路通向山区和高地的村落，他随便找了一条，又开了一英里半，然后又选了一条小路，开进树林。

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将车粉刷完毕，向后退了两步。汽车现在一身亮丽的深蓝色，大部分的油漆都干了。尽管无论如何不是职业粉刷的，但如果只是接受例行检查的话，还是可以过关的，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两个车号牌都被拆了下来，面朝下放在草地上，背面用白漆画上了编造的法国车牌号——最后两位数字是75，那是巴黎的登记代码。豺狼知道，这是法国公路上最为普通的汽车牌号类型。

白色意大利阿尔法车的租赁证件和保险文件显然和眼前这辆蓝色的法国阿尔法车不匹配，如果他被路卡拦下来，没有证件，那他就完了。他用抹布在油箱里沾了沾，把手上沾上的油漆擦掉，脑子里想着唯一的问题：是现在就发动汽车，冒险在白天展示汽车的业余油漆粉刷呢，还是一直等到暮色降临？

他估计，一旦他的假名暴露，他进入法国的地点一定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然后就会有人查找这辆车。他比刺杀时间来早了好几天，需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直到他准备好。这就意味着要在乡野穿行二百五十英里去克雷兹地区。最迅速的方法就是开这辆车去。这有危险，但他决定采取这种方式。就这么办，那么，越快越好，要赶在所有乡村机动巡警四处搜寻开着一辆阿尔法罗密欧跑车的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之前。

他把新号牌拧上，把剩下的油漆和两把刷子扔掉，重新穿上他的丝质高领衫和上衣，发动了引擎。他急速驶回RN93号公路，看了一眼表。现在是下午三点四十一分。

他看见头上高高的天上有一架直升机轰鸣着朝东飞去。离迪镇还有七英里。他很清楚这个村名不像英语那么念[42]，但这个名字的巧合还是让他心存芥蒂。他不迷信，但他开车到了镇中心时，两只眼睛都眯了起来。在主广场靠近战争纪念碑处，有个身材魁梧，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摩托车骑警站在路中央，挥手让他停到路右边。他知道，他的枪仍然稳稳地绑在车底盘上的钢筒里。他没有携带任何自动武器或是刀具。他犹豫了一秒钟，不知是该用汽车前翼板将这个警察猛撞一下，然后继续开出几英里后将车扔掉，带着四件行李，试着在没有镜子和洗脸池的情况下化装成詹森牧师呢，还是现在就停车。

这个警察帮他作了决定。阿尔法开始慢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注意到豺狼。这个警察转过身，向着路的另一头张望。豺狼把车滑到路边看着他，静静地等着。

他听到从小镇远端传来警笛的尖啸。不管发生了什么，现在逃走都太迟了。一个由四辆雪铁龙和六辆黑色玛丽亚警车组成的车队开进了村子。那个交警跳到一边，挥臂敬礼。车队从停在那儿的阿尔法旁边疾驶而过，向豺狼来的方向冲去。透过装有铁丝网的车窗——法国人称之为“沙拉篮子”——他能看到成排戴着钢盔，膝盖上横放着冲锋枪的警察。

一眨眼的工夫，车队就过去了。骑警放下敬礼的胳膊，向豺狼懒洋洋地打了个手势，示意他现在可以走了。然后自己走向停在战争纪念碑旁的摩托车。蓝色阿尔法向西消失在街角的时候，他还在努力发动着摩托车的引擎。

下午四点五十分。他们抵达瑟夫旅馆。克劳德・勒贝尔在城镇另一头一英里外降落，乘警车驶达旅馆，在卡伦的陪伴下走上二楼。卡伦穿着雨衣，雨衣下面右臂上挎着一支MAT49型冲锋枪，食指放在打开的扳机上，子弹上了膛。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有事发生，只有店主还懵然不觉。旅馆已经被包围了五个小时，唯一让店主奇怪的是卖鳟鱼的鱼贩没来送他今天捕到的鲜鱼。

店主在他的办公室里忙着算账，前台服务员喊他，他才走了出来。勒贝尔听着他回答卡伦的问题。店主紧张地瞟着卡伦胳膊下夹着的那根形状古怪的玩意儿，耷拉着肩膀。

五分钟后，旅馆里布满了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盘问店员，搜查房间，四处走动。勒贝尔独自走了出去，来到路边，凝望着四周的群山。卡伦也走了过来。

“您认为他真的走了吗，头儿？”

勒贝尔点点头：“他的确已经走了，不是吗？”

“但他订了两天啊。您觉得这个店主和他是一伙的吗？”

“不。他和店员都没说谎。他今天早上改了主意，然后离开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是否怀疑我们知道了他是谁？”

“但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他不可能知道的。肯定是巧合，肯定是这样。”

“我亲爱的卢西恩，希望如此吧。”

“我们现在唯一能继续追踪的，就只有汽车牌号了。”

“是的。这是我的失误。我们本该注意汽车的。到车上去，通知里昂地区警局，让所有警局、哨卡进入戒备状态，一级戒备。白色阿尔法罗密欧车，意大利产，车牌号是MI-61741。接近时要小心，相信驾车人持有武器，高度危险。你知道该怎么做。不过还有一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媒体透露此事。命令内容包括：疑犯很可能不知道他已被怀疑，任何人如果让他从广播里听到或者从报刊上读到这个信息，我就扒了他的皮。这里的事我会让里昂的加亚尔警长接手。然后我们回巴黎去。”

差不多六点的时候，蓝色阿尔法静静驶入瓦朗斯市。七号公路，里昂到马赛的主干道，以及从巴黎通往科特达祖尔的高速公路上汽车洪流的轰鸣声响彻罗纳河两岸。阿尔法穿过南去的大路，过了桥，驶上朝西岸圣佩雷去的RN533号公路。桥下，宽广的河水在下午的阳光下仿佛隐约在燃烧。它不理睬那些向南匆匆而去的小小的钢铁昆虫，按照自己的步伐，惬意地翻滚着，奔向等待它的地中海。

豺狼刚驶过圣佩雷，夜幕便降临在他身后的峡谷。他驾着那辆小跑车越爬越高，进入了奥弗涅省的中央高原地区。经过勒皮后，道路越来越陡，山也越来越高，所有的城镇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温泉浴场。在那里，涓涓的水流从断层的岩石里喷涌而出，吸引着城市里那些患有各种湿疹和痛风的人们，也让目光敏锐，热衷于做温泉洗浴生意的农民因此发了财。

过了布里尤德，阿利河河谷被抛在了身后，夜晚的空气中能闻到高原牧场更加灼热的气息和干草味。豺狼停下车，在伊苏瓦尔加满油，然后迅速穿过多尔山的赌城和布尔道尔温泉浴场。子夜时分，他抵达多尔多涅河源头附近。多尔多涅河从奥弗涅的群山中发源，向南向西流经六道水坝，在波尔多流入大西洋。

从布尔道尔开始，他取道RN89号公路，向克雷兹的于塞勒镇开去。

“你简直是个傻瓜，警长先生，一个傻瓜。他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而你却让他溜掉了。”圣克莱尔说这话时半站起身子，低头盯着光滑的红木桌另一头勒贝尔的头顶。警长正仔细看着他档案袋里的文件，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圣克莱尔这个人。

他认定，这是对付这位来自爱丽舍宫的傲慢上校的唯一方法；但圣克莱尔则不是很确定，这低着的脑袋是表示一种恰如其分的羞愧，还是傲慢的漠视。他更愿意相信是前者。他说完话，便坐回自己的位置。克劳德・勒贝尔抬起头看了看。

“如果你看一下你面前那份油印的报告，我亲爱的上校，你就会发现，我们并没有把他攥在手里，”勒贝尔温和地说，“里昂的这份报告说，一个名叫杜根的人前天晚上在加普一家旅馆登记入住。但这份报告直到今天十二点十五分才送达司法警察署。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豺狼十一点零五分突然离开旅馆。不管是采取了什么措施，总之他已经领先于我们一个小时。

“此外，我不能接受你对这个国家警察部队效率的笼统责难。我要提醒你，总统就此事的命令是：秘密处理。因此，不可能警告所有乡村宪警有关一个叫杜根的人，因为这会让媒体开始骚动。杜根在瑟夫旅馆的登记卡是用常规方式按正常时间收缴的，并且按时送到了里昂地区总部。只有那里才知道，杜根是一个通缉犯。除非我们想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通缉令，不然这种延迟是无法避免的。而那就超出我的权限范围了。

“最后一点，杜根在旅馆登记住两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使他在今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决定去别的地方。”

“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警察在附近晃荡，打草惊蛇了。”圣克莱尔插嘴道。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十二点十五分之前，那里没有部署警力。这个人离开已经七十分钟了。”勒贝尔说道。

“好了，只能说我们不走运，很不走运。”部长打断他们的对话，“不过还是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立即搜寻涉案汽车呢，队长？”

“关于这件事情，部长先生，我承认这是一个失误。我本来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会待在旅馆并在那里过夜。如果他在附近驾车，被查询通缉车辆的骑警截下，他几乎一定会射杀那名毫无戒心的警察。这样一来他也会从中得到预警而逃之夭夭。”

“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泽维尔说道。

“确实。但我们没有证据显示他事先得到了警告。而如果一个骑警截住了他的汽车，那他就会得到预警了。其实他也许只是正好决定去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是这样，当他今晚登记入住另外的酒店时，我们就会得到相关的报告。又或者，如果他的车被发现，我们也会得到报告。”

“拦截白色阿尔法的警告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司法警察署总监马克思・费尔内问。

“今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在那家旅馆的院子里发布的指令，”勒贝尔回答，“七点的时候，这个指令应该可以传达到所有较大的公路巡逻部门了。主要城镇的当值警察查夜时都会得到通知。考虑到这个人的危险性，我把这辆车说成是失窃车辆，并指示一旦发现该车立即报告地区总部，单身警员不要靠近驾驶者。如果今天的会议决定改变这些命令，那我必须要求今天的会议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负责。”

长时间的沉默。

“很遗憾，警员的生命不能妨碍保卫法国总统。”罗兰上校低声说。围坐在桌边的人纷纷表示赞同。

“完全正确，”勒贝尔赞同道，“但前提必须是单个警员能够阻止此人。可是，大多数的城镇和乡村警察，普通的警务人员和骑警都不是职业杀手，但豺狼是。如果他被截下，打死一两名警察，再次逃脱并消失，我们就得对付两件事：一是，他已得到充分预警，而且也许能够再换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新身份；二是，我们无法再封锁全国所有的报纸头条新闻。如果在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四十八小时后，豺狼到法国的真实原因仍然能够保密，那我会感到非常惊讶。媒体几天内就会知道他的目标是总统。如果在座的哪位愿意向将军解释这件事，我很愿意退出此项调查，交由他负责此事。”

没有人自告奋勇。和往常一样，将近子夜时分会议才结束。再过三十分钟就是星期五，八月十六日。

17

快到凌晨一点的时候，蓝色的阿尔法罗密欧驶入了于塞勒的车站广场。穿过广场，车站对面还有一家咖啡馆开着，一些乘晚班车的旅客等在那里，呷着咖啡。咖啡店露台上的桌椅都已收拾齐整，准备打烊。豺狼用梳子梳了梳头，穿过露台上的桌椅，来到吧台前。他又冷又饿，自从二十八个小时之前的晚餐后，他除了早餐吃过一个抹了黄油的面包卷之外，水米未进，还以每小时超过六十英里的速度在寒气逼人的山里开着这辆阿尔法驶过无数山路弯道。现在他浑身僵直，大腿和手臂生疼。

他在柜台处要了两大块涂着黄油的长面包片、四个煮鸡蛋和一大杯加奶咖啡。服务员正在准备黄油面包，并从滤壶里析出咖啡，豺狼四下看了看，想找个电话间但没有找到，只有柜台的一端放着一部电话。

“你这里有本地的电话簿吗？”他问吧台服务员。服务员正忙着，没有答话，冲着柜台后架子上一堆电话簿示意了一下。

“你自己拿吧。”他说。

他在地址簿上找到了“沙隆尼尔男爵”，地址是沙隆尼尔高地庄园。这个豺狼早知道了，只是他的路线图上没有标出那个村子。但电话号码显示该处属于伊格尔顿区，找起来很容易。他顺着RN89从于塞勒又开出三十公里，然后停下来吃鸡蛋和三明治。

快凌晨两点的时候，他驶过一块路碑，上面写着“伊格尔顿，六公里”。他决定把车弃至路边的森林里。这里林木茂密，很可能是以前当地贵族的产业，他们在这里骑着马，带着猎犬猎捕野猪。也许现在也还是他们的产业，因为克雷兹有很多地方的历史悠久得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

又开了几百米，他找到了一条深入森林的小路，入口处吊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私人猎区”。他把木牌取了下来，把车开进树林，然后把木牌放回原处。

然后，他又继续向里开了半英里，车头灯照着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木，如幽灵发怒一般向入侵者伸出枝杈。最后，他停下车，熄灭车头灯，从驾驶室面板上的储物盒里拿出钳子和手电。

他在车底下忙了一个小时，后背都被森林里地上的露水洇湿了。最后，他把装着狙击步枪的钢套筒从车的隐藏处弄了下来——它们在那儿已经放了六十个小时。他把套筒、旧衣服和军大衣一起放进衣箱里，最后又围着车子看了看，确保没有在里面落下什么能提供线索的东西——让发现车的人知道谁曾经是这辆车的司机，然后把车开进了附近一丛野生杜鹃花里。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用钳子从附近的杜鹃花丛中剪下一些枝条，精心地插在被车子碾倒的花枝旁，使这个树丛恢复了原貌。接着，他又用一个树枝把阿尔法开过的车辙印细心地扫平，直到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用领带一头拴着一只箱子的提手，另一头拴着另一只箱子，把领带像铁路行李员的带子那样搭在肩上，一只箱子搭在胸口，另一只搭在背后。这样他就能用空着的两个手拎着剩下的两件行李了，然后向公路走去。

他走得很慢。每隔几百码就停下来，放下箱子，拿着从树上钳下的树枝，顺着车开过的印记走回去，把阿尔法通过时在苔藓和嫩枝上留下的浅浅的印记都除去。他低头经过木牌后，又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完从森林入口到公路的这半英里，回到公路边。

他的格子套装沾得到处是泥，圆领衫也因为油污贴到了背上，浑身肌肉都疼得要命，似乎要一直疼下去似的。他把箱子排成一排，坐下来等着。东边的天空在周围夜色的包围下，渐渐泛白。他安慰自己，乡下的公共汽车一般都发得很早。

事实上他很走运。五点五十分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干草的农场卡车经过这里，朝市集开去。

“车坏了？”卡车司机慢了下来，大喊着问他。

“不是。我是周末出来露营的，正在回家。昨晚我到了于塞勒，想再往前去图勒。我有个叔叔在那儿，他能帮我找辆车去波尔多。可是这会儿我才走到这儿。”他自嘲地冲司机咧嘴一笑，后者冲他大笑起来，耸耸肩。

“你疯了。走了一晚上走到这儿。天黑没人从这里经过的。上车吧，我带你去伊格尔顿，你到那儿再想法子。”

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们开进小镇。豺狼谢过农夫，在车站后面下了车，朝一家咖啡馆走去。

“镇上有出租车吗？”他喝着咖啡问服务员。

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号码，他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出租车公司告诉他，要过半个小时车才能到。等车的时候，他在咖啡馆的卫生间用凉水把脸和手洗了，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因为喝咖啡和抽烟的缘故，他觉得嘴里发苦，于是又刷了刷牙。

七点半出租车到了，是一辆又破又旧的雷诺车。

“你认识沙隆尼尔高地那个村吗？”他问司机。

“当然。”

“有多远？”

“十八公里。”对方跷起大拇指朝山上指了指，“在山上。”

“带我去那儿，”豺狼说道，他把行李搭在车顶的架子上，只随身带了一只箱子进车。

他在村镇广场邮局边的咖啡馆前下了车。他觉得不需要让附近城镇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要去那座庄园。出租车开走了，他拎着行李走进咖啡馆。广场这会儿已经热起来了。两头公牛拉着一辆干草车站在外面，安静地反刍；黑色的大苍蝇围着公牛温和的眼睛飞来飞去。

阴暗的咖啡馆里却很凉爽。他进去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动座位，转过身来看他。一位年长的农妇丢下一群农夫，走到吧台后面。她穿一身黑衣，木制的拖鞋走过铺着地砖的地面，嗒嗒作响。

“要点什么，先生？”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豺狼放下行李，靠在吧台上。他发现当地人都在喝红葡萄酒。

“请给我一杯红酒，夫人。”

“到庄园还有多远，夫人？”她倒酒的时候，他问道。她瞪着那双黑色大理石一样的眼睛，狡黠地看着他。

“两公里，先生。”

他疲惫地叹了口气：“那个傻瓜告诉我，这里没有庄园。所以他把我放在了广场。”

“他是从伊格尔顿来的？”她问道。豺狼点点头。

“伊格尔顿的人都是傻瓜。”她说道。

“我得去庄园。”他说道。

围坐在一起的农夫纷纷转过头看着他。没人主动建议他该如何到那儿。他抽出一张崭新的一百法郎钞票。

“这酒多少钱，夫人？”

她死死盯住钞票。豺狼身后那些穿蓝棉布衣裤的人也开始有了动静。

“我找不开。”老妇人说道。

他叹了口气。

“如果有人有车的话，他应该可以找得开，”他说道。

有人站起来，走到他身后。

“村里有辆车的，先生。”一个声音响起来。

豺狼转过身，假装吃惊的样子。

“是你的吗，朋友？”

“不是，先生，但我认识这个有车的人。他也许可以开车送你去那儿。”

豺狼点点头，仿佛在权衡这个主意的好处。

“那我该怎么谢你呢？”

这个农夫对那老妇人点点头，后者又给他倒了一大杯烈性红葡萄酒。

“还有你的朋友是吧？天很热啊，真渴。”

那个满脸胡茬的人笑了起来，又冲老妇点了点头，她给围在大桌旁边的人拿了两满瓶酒。“波诺伊特，去把车开来。”农夫命令道。人群之中一个人将他的葡萄酒一饮而尽，走了出去。

豺狼一路颠簸着走完通往庄园的最后两公里，想着，奥弗涅农民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嘴非常紧——至少对外人是这样。

克莱特男爵夫人坐在床边，呷着咖啡，又在看那封信。第一次看信时那种愤怒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乏味的厌倦。

她在想，她的余生到底能做什么。前天下午，她从加普开心地驾车回到家，迎接她的是老欧内斯廷和花匠路易森。欧内斯廷在阿尔弗莱德先生的父亲在世时就是庄园的女仆；路易森以前是个农夫的孩子，在欧内斯廷还是低级女佣时娶了她。

这对夫妇现在是这座庄园实际的管理者。庄园中，有三分之二的屋子都是门窗紧闭，积了厚厚的灰尘。

克莱特知道，她是这座空庄园的女主人。这里的花园再也不会有小孩玩耍，院子里也再不会有男主人骑马。

她回头看着她的朋友考虑再三才寄给她的一张从巴黎浮夸的社交杂志上剪下的图片。画面上，她的丈夫正冲着镁光灯傻笑，镜头照着他的眼睛正越过一个年轻女孩的肩膀，盯着她高耸的胸脯。这个女人原本是个酒吧女郎，后来在夜总会跳舞。杂志引用她的话说，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和这位她非常要好的朋友结婚”。

看着照片上日渐衰老的男爵布满皱纹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隐约有些疑惑，曾经的那个抵抗组织年轻英俊的上尉到底怎么了。一九四二年她爱上了他，一年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他们结婚了。

当时她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为抵抗运动传送情报的一个通讯员。她和他是在山里相遇的。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外号飞马，是一个消瘦的鹰钩鼻子的指挥官。他们俩可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在抵抗运动一名牧师的地窖教堂里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她在父亲家里生下了她的儿子。

战后，他的所有土地和财产都还了回来。盟军横扫法国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而他则从草莽之中一跃成为男爵。他带着妻儿回到庄园时，得到了家乡农人的欢迎。不久他就厌倦了这份产业。巴黎的诱惑，夜总会的灯光，以及想弥补在殖民地沙漠和草木从中失去的青壮年岁月的心情，这股冲动强烈得无法抑制。

今年他五十七岁，看起来却像是七十岁。

男爵夫人把那张剪页和信都扔在地上，跳下床，站在镶在远端墙上的全身镜前，解开束着睡衣前襟的衣带。她像穿高跟鞋一样踮起脚尖，绷紧腿上的肌肉。

还不坏，她想。原本可能要糟糕得多。丰满的身材，成熟的妇人的身体。臀部比较大，但万幸腰的比例还保持着，这是因为她每天都要在山上骑好几个小时的马，并且步行很远。她用两手托住胸部，掂着它们的分量。太大了，以真正的美丽来说，太沉，不过还是足以让男人在床上兴奋。

好吧，阿尔弗莱德，你我都能玩那种游戏。她摇摇头，散开齐肩的黑发，想起一天前的那个人。她真希望自己现在还在加普。也许他们能一起度假，编个化名一起驾车游玩，就像私奔的情侣。她何必那么匆忙地回家呢？

院子里开来一辆破车，叮当作响。她慵懒地拉上衣服，走到房子正面的窗前。一辆货车从村里开过来，停在门口，后门开着。两个男人正在后面从货车尾部搬什么东西下来。刚好在门庭处修剪草坪的路易森走了过去，帮着卸东西。

一个男人从货车后面走到前面，往裤子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爬上驾驶座。离合器发出一阵噪音。有人来给庄园送东西？她没买东西啊。货车开走了，她吃了一惊。砾石地上放着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她认出了阳光里那亚麻色头发的光泽，立刻笑逐颜开。

“你这个野兽。你这个漂亮的原始动物。你跟踪我。”

她急忙跑进浴室更衣。

当她来到楼梯平台上时，听见楼下大厅里的说话声。欧内斯廷正在问那位先生有何贵干。

“男爵夫人是住在这里吗？”

欧内斯廷连忙迈开她那两条老腿，奋力奔上楼梯：“有位先生找您，夫人。”

内政部星期五的晚间会议比平常开得短。唯一要通报的事就是没什么事要通报。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被通缉的汽车特征被以常规方式通知全法国，但没有任何发现。同样，司法警察署的每个地区总部都命令其下属地方城镇及乡村宪警机构，将所有旅馆登记卡最迟于当日早上八点前送达地区总部。地区总部则立即从成千上万张卡片里查找名字为杜根的卡片，但也没有发现。因此，豺狼昨天晚上没有住旅馆，至少，没有用杜根的名字登记入住。

“我们必须接受这两个前提之一，”勒贝尔向这帮坐在一起一言不发的人解释道，“一种情况是，他仍然认为他没有被怀疑，换句话说，他离开瑟夫旅馆的行为并非事先考虑的行动，只是一个巧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公开使用他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并且公开用杜根的名字登记入住酒店。这样的话，他肯定迟早会被发现。而第二种情况是，他决定把车扔在什么地方，放弃使用它，只依靠自己。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

“他也许没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因此他由于无法在酒店住宿而不可能走得太远，或者他正试图穿越某个边境哨所逃出法国。又或者，他有另外的身份，而且已经换用了那个身份。这种情况下，他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高度危险的。”

“是什么让你认为他可能有另外的身份呢？”罗兰上校问道。

“我们必须这样假设，”勒贝尔说，“显然‘秘密军组织’花了一大笔钱雇他来进行此次刺杀，这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刺客之一。这就意味着，他是有经验的。他努力不引起官方的怀疑，不进入所有警察的官方档案。他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化名易容进行刺杀。换句话说，他也是个易容的行家。

“通过两张照片的比较我们得知，这个凯斯洛普能够通过在鞋跟中做手脚来增加身高，减少体重瘦身，用隐形眼镜改变眼睛颜色，染发改变头发颜色，最终变成了杜根。如果他能变一次，我们就不得不假定他能再变一次。”

“但是没有理由假定他会怀疑自己在接近总统之前暴露身份，”圣克莱尔反对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机地提前准备一个或者几个假身份呢？”

“因为，”勒贝尔说道，“他显然已经费尽心机地准备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捉到他了。”

“我在从英国警方传来的凯斯洛普的档案里发现，战后他曾在伞兵部队服役。也许他现在正在利用自己的这段经历在深山老林里藏着，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呢。”马克思・费尔内说道。

“也许是的。”勒贝尔表示同意。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就已不再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了。”

勒贝尔考虑了一会儿。

“就这个人而言，在把他逮捕入狱之前，我都不敢这么说。”

“或是死去之前。”罗兰说道。

“他要是机灵点儿，就会努力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逃离法国。”圣克莱尔说道。

会议说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真希望我能那样指望，”回到办公室后，勒贝尔对卡伦说，“但就我目前所知，他活着，活得好好的，自由自在，而且随身携带着武器。我们一直在找他和那辆车。他有三件行李，带着这些他不可能徒步走太远。要找到那辆车，我们就从这里着手吧。”

他们要抓的这个人这会儿正在克雷兹心脏地区的一座庄园里，就躺在新换的亚麻布床单上。他刚刚洗了澡，通体舒泰，吃了一顿颇具乡村风味的馅饼和罐烧兔肉，喝了些烈性红酒、黑咖啡和白兰地。他望着天花板上镀金的花纹，盘算着在他执行巴黎任务之前的这些日子。他想，一周后他就得走；那时候离开可能会有点儿难。但是还是能做到的。他得想出一个离开的理由。

门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的头发垂在肩上，穿着一件睡衣，领口系着缎带，但前襟却是敞开的。她走动时衣襟微微扬起，可以隐约看出除了午餐时穿的袜子和宫廷高跟鞋外，里面什么也没穿。她关上门，走到床边。豺狼用一个胳膊肘支起身子。

她默默地俯视着他。豺狼抬手解开她颈部系着睡衣的丝带，伸手扯落她肩上镶着蕾丝的睡衣。睡衣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地板上。

接连三天，勒贝尔的追踪毫无结果。每晚的例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豺狼已经夹着尾巴秘密逃离法国了。到十九号晚上开会时，只有他一个人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杀手还藏在法国的什么地方，只是暂时偃旗息鼓，静静等待着。

“他能等什么呢？”这天晚上，圣克莱尔叫道，“如果他还在这里的话，他唯一能等的，就是一个冲出边境的机会。他一现形我们就能抓到他。如果你那个关于他和‘秘密军组织’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完全没有联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在法国根本没有朋友，无处可逃，也没人收留他。”

会议桌周围响起一片低声的赞同，大多数与会者都开始确信他们的看法：警方已经失败了。布维埃原来认为寻找这个杀手纯粹是侦探的工作，这个观点也错了。

勒贝尔不断地摇着头。他很累，精疲力竭，这是由于他缺乏睡眠，由于紧张忧虑，还由于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同事免受这些与会者不断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并不是出于经验，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完全明白，如果他错了，他就完了。围坐在桌边的人中，有些人也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是对的呢？如果豺狼仍在盯着总统；如果他溜过防护网，靠近了他的猎物，那么这些围桌而坐的人肯定会竭力找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他。不管怎么说，他漫长的警察生涯即将终结了。除非……他能找到这个人，阻止他。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只得承认他是对的。但他没有证据，只有一个他难以言表的古怪信念——他在追踪的这个人也同样是一个专业人士。这个人会执着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无论那是什么。

自从这件事情落在他肩上之后，八天来，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对这个沉默的、不可预知的枪手，的确日益钦佩。这个人似乎把每件事都计划得十分周详，甚至包括意外事件的计划。如果他在这些政客面前承认他的这种感情，那他的职业生涯就全毁了。只有他旁边这个把脑袋缩在肩膀里，盯着桌子的大个子布维埃能给他少许安慰。至少他也是个警探。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勒贝尔答道，“但他肯定在等什么，或者是在等待某个特定的日子。先生们，我不相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豺狼的消息。同样，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圣克莱尔嘲笑道，“某个特定的日子！说真的，队长，你看来是看罗曼蒂克的惊险小说看太多了。这不是小说，我亲爱的先生，这是事实。这个人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他坐回原位，自信地微笑着。

“我希望您是对的，”勒贝尔平静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部长先生，我必须向您提出，我希望退出调查，回去办我的刑事案件。”

部长看着他，犹豫不决。

“你认为调查还值得继续吗，队长？”他问道，“你认为真正的危险依然存在？”

“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我不知道。前一个问题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继续观察，直到我们能够完全肯定。”

“很好。那么先生们，我希望警长继续他的调查，我们也继续每天晚上开会听他汇报，散会。”

八月二十日上午，猎场看守人马肯格・凯利特正在克雷兹的伊格尔顿和于塞勒之间他的雇主的产业里捕杀害鸟。当时他正在追踪一只受伤的斑鸠。那只斑鸠跌跌撞撞地飞进一丛野杜鹃花丛。他在花丛中找到了那只斑鸠，它恰好落在一辆显然被遗弃的敞篷跑车的驾驶座上，正使劲扑腾呢。

起先他拧断斑鸠的脖子时以为，这肯定是一对情侣停的车——他们来森林野餐，无视他钉在半英里外入口处树枝上的警告。但随后他注意到，有些用来掩盖汽车的灌木枝条不是长在地里的，而是插在土里的。进一步检查发现，它们是从周围的灌木丛中剪下来的，白色的切口都被泥土弄污了。

从车座上的鸟粪来看，这辆车至少已经在这里放了好几天了。他扛着枪，带着斑鸠穿过树林，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天早上，他后来去村里买捕兔器的时候，向当地的乡村警察提起了这辆车。

快到中午的时候，乡村警察才在家里用手摇电话向于塞勒警所报告：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一辆被遗弃的汽车。是白色的吗？对方问他。他查了下自己的记事簿。不，是蓝色的。是意大利产的吗？不，是法国牌照，品牌不详。好的，于塞勒的声音说道，下午会派一辆拖车去。由于还有很多事要做，到处都缺人手，所以当地警方最好带人到现场去，好指引拖车的工人。现在他们正集中精力查找一辆白色的意大利跑车，巴黎的长官们等着要呢。这个乡村警察保证说，拖车到的时候他一定准备好，等在那儿。

直到过了下午四点，这辆轿车才被拖到于塞勒的汽车扣押场，快五点的时候一个机动车维修人员才开始检查车辆以确定其身份。这个维修员注意到，汽车的油漆粉刷实在是糟糕得很。

他拿了一把螺丝刀，在前翼子板上刮了刮。在蓝色下面，现出了一道白纹。他觉得很奇怪，开始检查车牌号，发现车牌似乎是反着装上的。几分钟后，汽车牌照正面朝上地躺在了院子里，露出的白字是：MI-61741。这个警察连忙冲过院子，奔向办公室。

克劳德・勒贝尔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电话是奥弗涅首府地区司法警察署的瓦伦丁局长打来的。瓦伦丁才开口，勒贝尔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好的，听着，这很重要。我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是的。我知道这很不合规矩，但必须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位局长，我亲爱的兄弟，但如果你想确认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权限，我可以把你的电话直接转给司法警察署的总监。

“我要求你，现在就带队去于塞勒。选最好的人，越多越好。从汽车发现的地点开始盘查。在地图上把事发地点标注出来，以那里为轴心，展开地毯式搜查。要问到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常在那条路上开车的农夫，每个乡村店铺和咖啡馆，每家旅馆和伐木窝棚。

“你要找的是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英国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带了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有很多现金，穿着讲究，但很可能看起来很疲惫。

“你的人必须要问：他在哪儿，去哪儿了，他买了些什么。噢，还有一件事，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媒体排除在外。你什么意思，他们做不到？嗯，地方特约记者当然会询问发生了什么。好的，告诉他们，有辆车翻了，可靠消息表明其中一位乘客可能精神错乱，正在到处乱转。是的，好的，一次营救任务。随便，只要能打消他们的怀疑就行。告诉他们，没发生那些国家大报会付钱的故事，这个假期每天起码会发生五百起交通事故，这种事不值得他们花时间采访。对，低调处理。最后一件，如果你找到这个人藏身的地方，不要惊动他。先包围他，把他困在那儿。我会第一时间赶来的。”

勒贝尔放下电话，转身面对卡伦。

“去见部长。让他把晚上的会议提前到八点进行。我知道这是晚餐时间，不过会议肯定不会太长的。然后给沙托里打电话，再调直升机来。连夜飞往于塞勒，最好能告诉我们会在哪里降落，这样我们就能找辆车在那儿接我。这里由你负责。”

日落之前，从奥弗涅首府和于塞勒来的警车已经在靠近汽车发现地点的小村落的乡村广场上搭建起了他们的临时总部。瓦伦丁通过一辆无线电通讯车向该地区其他村落的警车发布指令。他决定以发现汽车的地点为圆心，在半径五英里的地区内连夜搜查。天黑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待在家里。另一方面，天黑的时候，他的人在崎岖的山谷和山峦里更容易迷路，或者找不到逃亡者可能藏身的伐木工人的小屋。

还有一件事他不能在电话里向巴黎报告，而且他也不敢当面向勒贝尔报告。这是在午夜时有几个警察告诉他的。关于一队警察在离发现汽车地点约两英里处的一间农舍里进行查询的经过。

当时，农夫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显然拒绝邀请警探们进屋。手里的煤油灯在警探们的脸上投下闪烁不定的光影。

“说吧加斯顿，你经常从那条路开车去市场的，周五早上有没有从那条路去伊格尔顿？”

“可能去过。”

“噢，去过还是没去过？”

“不记得了。”

“你看到路上有个男人吗？”

“我只管自己的事。”

“我们没问你这个。你看见一个男人没有？”

“我什么人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体格很健壮，像个运动员。带着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没看见，你明白吗？”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他们只好离开了，其中一个探员将这件事一丝不苟地记到了他的记事簿上。几只拴在锁链上的狗将锁链拉至尽头，冲着他们狂吼，并向他们的腿上猛扑，他们只好退到另一边，踩进一堆肥料里。那个农夫一直看着他们退回公路，坐上车颠簸着开走了，然后才用力掼上门，踢开一只好奇的山羊，爬上床坐在妻子旁边。

“是那天搭你车的那个人，对吧？”她问道，“他们想把他怎么样？”

“不知道，”加斯顿说道，“不过永远不会有人说我加斯顿向他们出卖过什么人。”他咳了一声，向炭火的余烬里吐了一口痰，“臭警察。”

他把灯芯挑掉，吹熄了灯，又把妻子往里推了推。“祝你好运，兄弟，无论你在哪儿。”

勒贝尔看着与会的人，放下报告。

“先生们，会议一结束，我就要飞往于塞勒，亲自主持搜捕工作。”

会议室里沉默了将近一分钟。

“你怎么看，队长，从这件事上可以推论出什么？”

“两件事，部长先生。首先，我们知道他一定买了油漆，如果他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早晨开车从加普驶往于塞勒，那他应该是在途中把这辆汽车改装的，他是在加普镇买的油漆。现在查询工作正在进行，假定查询出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一定是他得到了警告，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或者他打电话得到了消息。有可能就在法国，也有可能在伦敦，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告诉他，他的杜根的假名暴露了。因此他就能判断出，我们在中午之前就能追踪到他和他的车。所以他跑了，而且跑得很快。”

他觉得会议室里安静得十分压抑，精美的天花板几乎要裂开了。

“你是否以为，”有人像从一百万英里以外的地方发来了疑问，“这间屋里有人泄密？”

“我不能那么说，先生。还有接线员、电报员、必须向其传达命令的中低层官员。他们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秘密军组织’的秘密特工。不过有件事现在看来非常清楚了。他已经得知刺杀法国总统的大致计划已暴露，仍然决定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他也知道他的假身份亚历山大・杜根已经暴露。他肯定有一个单线联系人。我怀疑这个人可能是那个瓦尔米，就是向罗马传消息时被边境检查处截听到的那个。”

“该死，”边境检查处的头头低声咒骂道，“我们本该在邮局抓到这家伙的。”

“我们能推断出的第二件事是什么，队长？”部长问道。

“第二件事是，当他知道假扮杜根败露，并没有准备离开法国。恰恰相反，他直奔法国的中心而来。换句话说，他仍然紧盯着我们的国家元首。他简直是在挑战我们所有的人。”

部长站起身来，收拢他的文件。

“我们不耽搁你了，队长先生。找到他。今晚就找到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干掉他。这是我以总统的名义发布的命令。”

说完，他走出会议室。

“傲慢无礼的猪。他怎么敢。居然说我们这些法国最高层的官员错了。我当然得在我的下一份报告里提及此事。”

雅克利娜解开套裙肩部的细带，让那件透明的衣服滑落下来。然后她捧住情人的脑袋，拉向自己的胸前。

“告诉我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轻声呢喃道。

18

和之前的十四天一样，八月二十一日早上，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夏日炎炎。站在沙隆尼尔山庄的窗边向外望去，是一片连绵起伏生满灌木丛的山峦，看起来宁静祥和，丝毫没有警察盘查的喧闹迹象。十八公里外的伊格尔顿，直到现在调查还在继续。

豺狼披着一件长睡袍，站在男爵书房的窗前，和往常一样给巴黎打电话。经过一夜疯狂，他的情人仍然在楼上酣睡。

电话接通了，他照例以“我是豺狼”开始。

“我是瓦尔米，”电话那头的嘶哑声音说道，“事情又有进展了。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

他又听了两分钟，中间只插问了一句。最后说了声“谢谢”，便挂断了电话，伸手从口袋里摸出香烟和打火机。他意识到，无论怎样，他刚才听到的话都将改变他的计划。他本想在庄园再多待两天，但是现在他必须走了，而且越快越好。关于刚才的电话，还有另一件事让他担心，本来不该有这桩事的。

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想起这件事，但吸烟的时候，他又想起来了。他吸完烟，从开着的窗户里把烟头扔到下面的砾石地上。他拿起话筒的时候，听到线路里发出“咔嗒”一声轻响。过去的三天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卧室里有一部分机，不过他离开的时候，克莱特肯定已经睡熟了。肯定……他转过身，光着脚，悄无声息地快步迈上楼梯，冲进卧室。

电话已经重新放在了话机上。衣柜被打开了，三个箱子放在地板上，全都打开了。他的钥匙串和钥匙放在旁边。男爵夫人正跪在一堆东西中间，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的周围放着一套细长的钢制套筒，塞在一头的麻布塞子已经被启开了。一个套筒里露出瞄准镜的一头，另外一个里面露出一截消音器。她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他进来的时候，她正十分惊恐地盯着它。那是枪筒和枪后膛。

有那么几秒钟，两个人谁都没说话。豺狼首先镇定下来。

“你偷听我打电话？”

“我……好奇你每天早上都这样打电话。”

“我以为你睡着了。”

“没有。你一下床我就醒了。这……东西，是支枪，一支刺客的枪。”

这半是问题，半是陈述，仿佛希望他能解释，这只不过是些别的东西，无害的东西。豺狼俯视着她，她第一次注意到，那双眼睛里灰色的斑点伸展开来，遮住了所有表情，死气沉沉、居高临下地盯着她。

她慢慢站起来，枪管“当”的一声掉在其他部件里。

“你想杀他，”她小声说道，“你是他们的人，‘秘密军组织’。你想用这个去杀戴高乐。”

豺狼没有回答，等于给了她答案。她冲向房门。豺狼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她，把她猛地推回床上，然后迅速跟进三步。男爵夫人从凌乱的床单上弹起时，张嘴想喊，被豺狼反手一击，切在了她脖颈侧面的颈动脉上，还没等她喊出来就把她打哑了。然后豺狼左手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向下压向床沿，右掌缘向下猛击在她的脖颈后部。她在世间的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地毯上的花纹。

豺狼走到门边，听了听，没听到楼下有声音。欧内斯廷肯定在房子后面的厨房准备早餐的面包卷和咖啡，路易森应该快要去集市了。幸运的是，这两个人都有些耳背。

他把步枪的部件重新放进套筒里。把套筒和安德烈・马丁的脏衣服和军大衣放进第三个箱子里，拍了拍衬里以确保证件无碍，然后锁上箱子。第二个装着装扮丹麦佩尔・詹森牧师衣物的箱子打开了但没有被翻动。

他花了五分钟，在和卧室相通的浴室里洗漱、剃须完毕，然后把牧师的护照立在浴室架子的最上面，又花了十分钟，用剪子把他长长的亚麻色头发剪短到只留下两英寸，而后小心地向上梳起。接下来又刷上足够的染发剂，染成那种中年男子的铁灰色。染发水可以使头发湿润，这让他得以将头发梳成詹森牧师护照上的样子。最后，他戴上一副蓝色的隐形眼镜。

他把染发的所有痕迹都清除干净，又把洗脸池里的配剂冲掉，收好剃须用具，回到卧室。他没去理会地板上的那具赤裸的尸体。

他穿上在哥本哈根买的马甲、短裤、袜子和衬衣，在脖子上套好黑围领，外面系上牧师佩带的那种领圈。最后穿上黑色套装和老式便鞋。他把金丝边眼镜放进上衣口袋，把洗漱用具重新放进手提箱内，丹麦版有关法国教堂的书也一并放了进去。接着，他兜里的护照换成了丹麦人的，又放进一卷钞票。

剩下来的英式衣服被放回之前放它们的衣箱，最后也锁好了。

他做完这一切，已经将近八点了。欧内斯廷很快就要上来送早餐咖啡了。男爵夫人原本不想让这对仆人知道他们俩的风流韵事的。因为这两个人对男爵一向忠心耿耿，从男爵的孩提时代起就一直照顾他，后来还做了这座房子的主管。

豺狼从窗户里看到路易森沿着宽阔的道路骑车驶向庄园的大门，自行车后面吊着他的购物袋。这时，豺狼听到欧内斯廷在敲门。他没有出声。欧内斯廷又敲了一下。

“您的咖啡来了，夫人，”她尖声说道，声音透门而入。豺狼拿定主意，以半睡半醒的语调用法语应了一句。

“放那儿吧。我们弄好自己来取。”

门外的欧内斯廷嘴张成了一个标准的“O”形。家丑啊！她怎么能这样……还是在主人的卧室里。她连忙下楼找路易森，但他已经出门了，只好自己在厨房唠叨个不停，感叹现代人的堕落，跟老男爵在世时的日子大不相同了。正因如此，她没听到四件行李用床单拴住，从卧室窗户吊下来，“啪”的一声轻轻坠入房子正面花圃里的声音。

她还没听见卧室门从里面锁上的声音，也没听见女主人软绵绵的尸体被放在床上摆放成自然的睡觉姿势，被褥一直盖到下巴底下的声音；更没听见那个灰头发的男人爬上窗台，把卧室窗户关上的声音，以及他跃下草坪，落地时发出的“砰”的一声。

不过她倒是听到了夫人的雷诺车轰鸣着发动起来，还透过炊具储藏室的窗户,看到那辆车从马厩改造成的车库里开上停车道，朝着前院，消失在车道的尽头。

“夫人这是要做什么呀？”她上楼的时候咕哝着。

卧室房门前的咖啡原封未动，还温热着。欧内斯廷又敲了几次，推了推门，但没打开。那位先生的卧室门也锁着。没人搭理她。欧内斯廷觉得肯定出了什么事儿。想当年不受欢迎的鲍希夫妇来做客时，就向男爵提过一些关于夫人的不三不四的传闻，而自从那回以后，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呢。

她决定找路易森商量。他这时应该在集市，在当地咖啡馆找个人就能把他喊回来。她不知道怎么用电话，但她觉得，只要拿起话筒，就会有人答话，并且去把你要找的人喊来讲话。不过这当然都是胡扯。她拿起话筒，举了十分钟，也没有一个人对她讲话。她没注意到，插入书房壁脚板处的电话线已经断了，切口平整光滑。

早饭时间刚过，克劳德・勒贝尔就乘直升机回到巴黎。正如事后他对卡伦说的，尽管那些该死的农民给他制造了不少障碍，但瓦伦丁的工作效率可算得上一流。早餐的时候，他追踪到豺狼在伊格尔顿的一家咖啡馆用的早餐，还在那儿等约好的出租车司机来。与此同时，他在伊格尔顿方圆二十英里范围内设置了路卡，中午时分应该都能就位。

基于瓦伦丁出色的表现，勒贝尔很赏识他的能力，于是暗示他找到豺狼的重要性。瓦伦丁同意在伊格尔顿布下一个包围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耗子的屁眼还要细密”的罗网。

从沙隆尼尔庄园出来，这辆小雷诺车就开足马力穿行于山间，向南朝着图勒前进。豺狼估计，如果警察从昨天晚上开始调查，以找到阿尔法汽车的地点为圆心，不断扩大搜索圈，那么拂晓时分他们一定就该到达伊格尔顿了。咖啡馆的服务员会向他们提供情况，出租车司机也会向他们提供情况；除非他特别走运，否则警察下午时候应该会查到庄园。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会去找一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他小心翼翼，没让任何人见到过灰头发的牧师形象。但事态还是很紧急。他开着这辆小汽车在山间小路上疾驶，终于在伊格尔顿西南十八公里处开上了RN8号公路，离图勒还有二十公里。他看了一下表：九点四十分。

当他在一截直路的转弯处消失的时候，一支小型车队从伊格尔顿呼啸而下。车队由一辆警车和两辆封闭式厢式车组成。车队在直路的中央停下，六个警察开始设置钢制路卡。

“他出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瓦伦丁对着伊格尔顿的出租车司机哭哭啼啼的妻子吼道，“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每天早上，早班火车从于塞勒开来的时候，他都在火车站广场等着。如果没有客人，他就回到这里的汽车修理间，做点修理的活计。如果他不回来，那就是说他拉到生意了。”

瓦伦丁四下看了看，心里很不痛快。对这个女人再喊也没什么用。这个人开着出租车，还兼做一点汽车修理工作。

“这个星期五的早上他有没有送过什么人？”他耐着性子问道。

“有的，先生。因为没客人，他从车站回来了。然后接到咖啡馆的电话，有人要叫出租车。他刚把一个轮子卸下来，生怕客人会离开搭乘其他出租车。所以他把轮子装回去的二十分钟里一直骂骂咧咧的。然后他走了，拉到了活儿，但他没说他送他去了哪里，”她吸了吸鼻子，“他不跟我说太多的。”她又补充解释了一句。

瓦伦丁拍了拍她的肩膀。

“好的，夫人。别着急。我们等他回来，”他转身对一个警士说道，“叫一个人去主火车站，另一个去广场咖啡馆。你知道这辆出租的牌号对吧。他一露面我就要见他——快去！”

他离开汽修间，大步走向自己的汽车。

“去警局。”他说道。他已经把搜捕总部换到了伊格尔顿警察局，这里可是有年头没见过这阵仗了。

豺狼把装着他的英式衣物的箱子和亚历山大・杜根的护照一起扔进了距图勒六英里的一个深谷里。它已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箱子翻过桥的护墙，坠了下去，一头扎进谷底浓密的灌木丛，消失了。

豺狼开着车在图勒转了一圈，找到了火车站，然后把车毫不引人注意地停在了三条街之外的地方，然后拎着他的两个箱子和手提箱，走了半英里，来到铁路订票处。

“我想买一张去巴黎的单程车票，二等车厢，谢谢，”他对售票员说道，“多少钱？”他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坐在小隔间里卖票的售票员。

“九十七新法郎，先生。”

“请问下一班火车是几点？”

“十一点五十分。您大概还要等一个小时。月台那边有一家饭店。去巴黎的火车停靠一号站台。很高兴为您效劳。”

豺狼拿起行李，走向检票口。检过了票，他又拎起行李，继续向前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请出示您的证件。”

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很年轻，他极力做出比他实际年龄更老成的样子。他的肩上挎着一支冲锋枪。豺狼再次放下行李，掏出他的丹麦护照。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翻看了一下，一个字都看不明白。

“你是丹麦人？”

“抱歉，你说什么？”

“你，丹麦人。”他用手拍拍护照的封面。

豺狼看着他，高兴地点点头。

“丹麦人……对，对。”

共和国卫队士兵把护照递回给他，向站台点了一下头，没有再问什么，又向前走去，拦下了从检票口出来的另一位旅客。

差不多一点的时候，路易森才回来，他喝了一两杯红酒。他的老婆心烦意乱，把她的悲痛故事一股脑倒给了他。路易森认真想了想。

“我得爬到窗户那边看看。”

他光是找梯子就找了半天。这种东西要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不过最后总算找到了。他把梯子架在了男爵夫人卧室的窗户下面，靠在砖墙上。路易森晃晃悠悠地爬到梯顶。五分钟后又下来了。

“男爵夫人在睡觉。”他说道。

“但她从来没睡过这么晚。”欧内斯廷不同意。

“哦，可她今天就是睡到这么晚了，”路易森回答道，“别去打扰她。”

去巴黎的火车有些晚点。火车到图勒站的时间刚好是下午一点。在上车的旅客之中，有一位灰发牧师。他坐在包厢的角落里。除他之外，包厢里只坐了两名中年妇女。豺狼取出一副金丝边眼镜，又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讲教堂和礼拜堂的那本大部头书，看了起来。他已经知道，正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当晚八点十分。

夏尔・布勒站在路边自己那辆动弹不了的出租车旁。他看了一眼表，骂了一句。已经一点半了，正值午饭时间，而他却陷在了从小镇拉莫兹到伊格尔顿之间唯一的一条路上，车轴坏了。他不停地骂着。他可以丢下车，试着走到下一个村庄，搭公共汽车到伊格尔顿，然后晚上再找一辆维修车回来。但是，单只这一项就要花掉他一个星期的收入。而且这辆车的车门没有锁，他的财产都绑在这辆破出租车上。最好还是别离开，以免那些村里的小孩来偷东西。最好耐心点儿，等一辆卡车来，把他拖回伊格尔顿。他没带午餐，不过储物盒里还有一瓶红酒。嗯，差不多也快喝完了。在出租车底下爬来爬去干活实在渴得很。他爬进车后座等着。这时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不等到傍晚凉快一点，是不会有卡车来的。农民们这时也都在午睡，他也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吧。

“你说他还没回来是什么意思？这个混蛋去哪儿了？”瓦伦丁局长冲着电话吼道。他坐在伊格尔顿警察局里，给等在出租车司机家里的警员打电话。对方的声音含含糊糊，似乎有些抱歉。瓦伦丁掼掉电话。整个早上，包括午餐时间，设置路卡的警车不断用无线电报告着任务达成。但在伊格尔顿周围二十英里半径范围内，甚至和那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有一点点相像的人都没有找到。夏日炎炎，昏昏欲睡的市镇这会儿很安静，人们都午睡去了，仿佛于塞勒和奥弗涅省首府来的二百名警察根本不曾来过。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欧内斯廷站了起来。

“你必须再上去把夫人叫醒，”她催促着路易森，“任何人这样睡一天都不正常。”

老路易森不愿意这样，但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他知道，一旦欧内斯廷打定主意，争执是没有用的。他骂骂咧咧地，脏话说个不停。他又把梯子搭到了墙上，这一回他爬得比之前稳当。他爬上窗户，钻进房间。欧内斯廷在下面看着。

过了几分钟，老头的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

“欧内斯廷，”他嘶声喊道，“夫人看样子死了。”

他正准备再从梯子上爬下来，欧内斯廷厉声让他从里面把卧室的门打开。两个人站在一起，从被褥边看着男爵夫人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离她的脸几英寸远的枕头。

欧内斯廷回过神儿来。

“路易森。”

“嗯，我亲爱的。”

“快去村里请马提厄医生来。现在就去，快。”

几分钟后，路易森尽力迈动着双腿，从停车道跑了出去。马提厄医生在沙隆尼尔镇行医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路易森找到他时，他正在自家花园的杏树底下睡觉。老医生当即同意过去。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半，他的汽车哐啷哐啷地开进庄园的庭院，又过了十五分钟，老医生在床边坐直身子，转过来对站在门口的这对老仆人说：

“夫人死了。她的脖子断了，”他声音颤抖着说道，“我们必须找警察来。”

宪兵盖洛做事有条不紊。他深知执法人员工作的严肃性，也知道抓住事实的重要性。欧内斯廷、路易森和马提厄医生围坐在厨房的桌边。盖洛一边给他们做笔录，一边舔着他的铅笔。

“这毫无疑问，”当医生在供词上签字之后，他说道，“是凶杀案。第一嫌疑人显然是这个住在这里的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他现在已经驾驶着夫人的汽车逃逸。我要向总部报告。”

说完，他就骑车下山去了。

克劳德・勒贝尔六点三十分从巴黎给瓦伦丁局长打电话。

“那么，瓦伦丁，有消息吗？”

“还没有，”瓦伦丁回答，“从晌午开始，我们在这一地区出行的每条路上都设置了路卡。除非他扔掉汽车后跑出了这个包围圈，否则他肯定是在这圈子里的什么地方。那个非常该死的出租车司机，就是那个星期五早上开车送那个人出伊格尔顿的司机到现在还没露面……稍等，又有一份报告来。”

通话暂停了一会儿，勒贝尔能听到瓦伦丁在和另外一个人商谈，那个人语速很快。瓦伦丁的声音又回来了。

“见鬼，这里是怎么了？发生了一桩命案。”

“在哪儿？”勒贝尔急忙问道。

“在附近的一个庄园。一个乡村警察的报告才刚送到。”

“死者是谁？”

“庄园的主人。一个女人。稍等……是沙隆尼尔男爵夫人。”

卡伦看到勒贝尔的脸色发白。

“瓦伦丁，听我说。这就是他。他现在已经从庄园逃脱了吗？”

伊格尔顿的警察们也在开会。

“是的，”瓦伦丁说道，“他今天早上开着男爵夫人的汽车逃跑了。一辆小型雷诺车。花匠发现的尸体，不过是今天下午才发现的。他以为男爵夫人睡着了。后来他翻窗进去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你有凶手和汽车的特征描述吗？”勒贝尔问道。

“是的。”

“那就发布全面警报。现在不再需要秘密进行了。现在我们是要破获一起凶杀案。我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警告，但你要尽可在案发地点找出他的踪迹。试着找出他逃跑的大致方向。”

“好的，我会的。现在我们可以真正开始了。”

勒贝尔挂上电话。

“亲爱的上帝，我年纪大了，反应也慢了，这个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名字就在瑟夫旅馆豺狼入住当晚的客人名单上。”

汽车是七点三十分被当值警察在图勒一条后街上发现的。他回到图勒警察局时是七点四十五分。七点五十五分，图勒方面联系到了瓦伦丁。八点零五分，奥弗涅局长给勒贝尔打了电话。

“发现地点距离火车站五百米。”他告诉勒贝尔。

“你有那里的火车时刻表吗？”

“有的，我这里肯定有一份。”

“从图勒到巴黎的早班火车是几点的，什么时候抵达巴黎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快，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快一点。”

伊格尔顿电话那头在小声说着什么。

“一天只有两班，”瓦伦丁说道，“早班火车十一点五十分出发，正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有了，八点十分。”

勒贝尔扔下电话，让它挂在那儿，转身往办公室外跑，同时喊着卡伦跟上他。

八点十分，特快列车准时抵达巴黎奥斯特列茨火车站，火车喷着蒸汽，庄严地开进站。列车还没停稳，闪亮车身上的车门就被打开，乘客纷纷下车到了站台上。有几个人被等候的亲属接走，其他人则朝一排拱顶走去，那里从大厅直通向出租车停靠站。这些人中，有一个高个子、灰头发，穿着圆领衫的人。他是排在最前面等出租车的人之一。这会儿，他正把他的三件行李搬到一辆奔驰车的后座上。

司机按下里程表，离开入口，下坡驶向街道。车站前广场有个半圆形停车道，一个口进，一个口出。这辆出租车从斜坡上下来就正对出口。没轮到的乘客们乱哄哄的，还在试图吸引出租车司机的注意。忽然警笛大作，盖过了这片嘈杂声，司机和乘客都听得真切。这辆出租车开到路口，进入车流之前停了一下。三辆警车和两辆黑色玛丽亚风驰电掣地冲进入口，在朝向车站大厅的主拱廊前停了下来。

“嘿，他们今晚很忙啊，这些混蛋，”出租车司机说道，“去哪儿，牧师先生？”

牧师给了他一个位于奥古斯汀码头的小酒店的地址。

九点，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有留言让他给在图勒警察局的瓦伦丁局长打电话。电话接了五分钟才通。瓦伦丁一边说，勒贝尔一边做着记录。

“你把车上的指纹弄下来了吗？”勒贝尔问道。

“当然，还有庄园房间里的。有几百个，全都吻合。”

“尽快送到这里来。”

“好的，我会的。你要我把那个图勒火车站的共和国卫队的警察也一并送到你那儿吗？”

“不，谢谢，除了他已经说过的那些，他对我们也讲不出更多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瓦伦丁。你可以让你的小伙子们休息了。他现在在我们的地头，让我们来对付他吧。”

“你确信就是那个丹麦牧师？”瓦伦丁问，“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不会，”勒贝尔说道，“肯定是他。他已经把一个箱子扔掉了，你可能在沙隆尼尔庄园和图勒之间的什么地方找到那个箱子，可能在河里或者山谷里。但另外的三个箱子非常吻合。肯定就是他。”

他挂上了电话。

“这回是牧师，”他痛苦地对卡伦说，“一个丹麦牧师。姓名不详，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想不起护照上的名字。人为因素，总是人为因素。出租车司机在马路边睡着了；花匠太紧张，不敢去查看他多睡了六个小时的主人；警察不记得护照上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卢西恩，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太老了，衰老而且迟钝。你去备好车，行吗？晚上的‘烧烤’时间又要到了。”

内政部的会议紧张而压抑。与会的人听了四十分钟，案情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森林搜索、伊格尔顿、那个没有出现的关键的出租车司机、庄园的谋杀案、在图勒登上去巴黎火车的高个子灰头发的丹麦人。

“不管怎么说，”勒贝尔说完，圣克莱尔冷冷地说道，“这刺客现在已经到了巴黎，有了新名字和新面孔。你看来又一次失败了，我亲爱的队长。”

“让我们等几天再互相指责吧，”部长打断道，“今天晚上在巴黎的丹麦人有多少？”

“可能好几百，部长先生。”

“能搞清楚吗？”

“只有等到早上，等酒店登记卡送到巴黎警察局。”勒贝尔说道。

“我来安排今晚检查所有的酒店，十二点、凌晨两点、四点各一次，”巴黎警察局局长提议，“他填表格时肯定以‘牧师’开头，不然酒店的服务员会怀疑的。”

屋子里的人都高兴起来。

“如果他在圆领上围个围巾，或者直接把圆领拿掉，登记时只写‘某某先生’该怎么办？”勒贝尔说道。有几个人狠狠瞪了他一眼。

“先生们，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要做，”部长说道，“我要再和总统谈一次，在找到这个人并干掉他之前，请总统取消一切公开活动。同时，明天一早的头一件事情就是逐个清查今天晚上在巴黎登记入住的丹麦籍人士的登记卡。队长，还有巴黎警察局局长先生，你们能做到吗？”

勒贝尔和帕蓬点点头。

“那么会议到此结束吧，先生们。”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勒贝尔后来在办公室里对卡伦说，“他们总认为是豺狼运气好，而我们很愚蠢。好吧，他是运气好，但他也是极其狡猾的。我们很不走运，我们也犯了错误，哦，是我犯了错误。但一定有另外的原因。两次，我们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一次他开了一辆重新刷了漆的汽车，用化名逃离了加普。现在他又逃离了庄园，还杀了他的情妇，离阿尔法罗密欧被找到只有几小时。每次都是在早上，在我向内政部会议做报告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预计12个小时之内就能拘捕他之后。卢西恩，我亲爱的伙计，我想我得使用一下我无限的权力了，我要搞一次小小的窃听活动。”

他靠在窗棂上，向外望去，目光穿过缓缓流淌的塞纳河。顺流而下是拉丁区，那里灯火通明，笑声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三百码外，另一个人也靠在他的窗台上。在夏季的夜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被聚光灯照得雪亮。这个人望着在它左边的司法警察署大楼的巨大身影，沉思着。他穿着黑色的裤子，一双便鞋，圆高领的丝质线衫下面，是白色的衬衫和黑色围领。他抽着一支加长的英国过滤嘴香烟，面容很年轻，头上是一头乱蓬蓬的铁灰色头发。

两人的目光跨过塞纳河，向前看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就在这时，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将时间引入了八月二十二日。

第三部

绝 杀

19

克劳德・勒贝尔这个晚上过得很糟糕。夜里一点三十分，他刚要睡着，卡伦把他摇醒。

“头儿，很抱歉打扰您，但我忽然有个想法。这个家伙，那个豺狼，他拿的是丹麦护照，对吧？”

“继续说。”

“好的，他一定是从哪里搞来的。要么是伪造的，要么就是偷的。但他因为持有这本护照而改变了头发的颜色，据此推断，这本护照应该是偷来的。”

“有道理。说下去。”

“那好，除了他七月那次到巴黎的侦察之旅，他一直住在伦敦。所以他很可能是从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偷来的护照。那么那个丢失护照的丹麦人会做什么呢？他一定会去他的领事馆。”

勒贝尔挣扎着从行军床上爬起来。

“我亲爱的卢西恩，有时候我觉得你真是前程远大。先给我接托马斯警司的家，然后是驻巴黎丹麦总领事。按这个先后顺序来。”

他又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说服那两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回到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勒贝尔再回到自己的行军床上时已经差不多是凌晨三点了。四点的时候，巴黎警察局一个电话把他吵醒：夜里十二点和两点时，从巴黎各酒店收拢来的丹麦籍人士的酒店登记卡共有九百八十张，已经开始按“很可能”“可能”和“其他”三类进行分拣。

边境检查处的工程师打来电话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勒贝尔一直都没有睡，他正在喝咖啡。午夜的时候勒贝尔才向他们下达指令，现在他们就有了收获。勒贝尔乘车穿过清早的街道向边境检查处的总部驶去，卡伦在他旁边。在一间地下通讯分析室，他们听了一段录音。

录音的开头是“咔嗒”一声，很响，然后是一阵“呼呼”的呼吸声，好像有人拨了七个号码。然后是电话拨号的长音。接着又是一声“咔嗒”，有人接电话了。

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喂？”

有个女人的声音说道：“我是雅克利娜。”

这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是瓦尔米。”

女人说得很快：“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丹麦牧师。他们晚上在查所有巴黎酒店里的丹麦籍人士入住的登记卡，晚上十二点、两点、四点各收一次卡片。然后一个一个地排查。”

停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的声音说道：“谢谢。”他挂断电话，女人也收了线。

勒贝尔盯着仍然在缓缓转动的带子。

“你知道她拨的号码吗？”勒贝尔问这个工程师。

“知道。我们能从拨号盘归零的延时长度测算出号码。号码是莫里托五九○一。”

“有地址吗？”

这个人递给他一张字条，勒贝尔扫了一眼。

“来吧，卢西恩。我们去探望一下瓦尔米先生。”

“那个姑娘怎么办？”

“哦，她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七点，中学教师正在煤气炉上煮早餐，有人敲门。他皱了一下眉，关了火，穿过起居室，打开门。面前出现四个男人。虽然他们没有表露身份，但他知道他们是谁。两个穿制服的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向他扑过来，但那个相貌温和的矮个男子向他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待在原地。

“我们监听了电话，”小个子男人平静地说，“你是瓦尔米。”

中学教师面无表情。他向后退去，让他们进了屋。

“我可以穿上衣服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他连睡衣都没有脱，只用了几分钟便套好裤子和衬衣。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他左右。穿便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在房间里四下转了转，翻了翻堆着的书和纸。

“要花很久才能把这些东西清出来，卢西恩。”他说道。

门口的那个人瓮声瓮气地说：“感谢上帝，幸好不是我们的部门。”

“你好了吗？”小个子问中学教师。

“好了。”

“带他下楼上车。”

其他四个人离开了，警长没走。他翻看着那些纸。显然中学教师之前整晚都在忙着弄这个。但这些都是被批阅过的普通的学校试卷。显然这个人在家里办公。他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守着电话，以备豺狼打来。七点十分，电话响了。勒贝尔看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稳，没有起伏。

“我是豺狼。”

勒贝尔感到怒火中烧。

“我是瓦尔米，”他说道。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勒贝尔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新消息吗？”那头的声音问道。

“没有。他们在克雷兹跟丢了。”

他的额头全是汗。让这个人在他现在待的地方多待几小时很关键。“咔嗒”一声，电话再没了声息。勒贝尔挂上电话，下楼冲向等在路边的汽车。

“回办公室。”他冲司机喊道。

在毗邻塞纳河岸的这家小酒店前厅的电话间里，豺狼向玻璃外面看着，有些疑惑。没有消息？肯定不会没有的。这个勒贝尔警长不是白痴。他们一定已经追踪到了那个伊格尔顿的出租车司机，从那里再找到沙隆尼尔庄园。他们一定发现了庄园里的尸体，还有失踪的雷诺车。他们肯定在图勒找到了雷诺车，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肯定已经……

他迈步走出电话间，穿过前厅。

“请稍等，”他对服务员说，“我五分钟后就下来结账。”

七点三十分，勒贝尔刚进办公室，托马斯警司的电话就到了。

“很抱歉这么久，”英国警探说道，“把丹麦领事馆人员弄醒，再让他们回办公室花了不少工夫。你想的没错。七月十四日，一名丹麦牧师报告丢失了护照。他怀疑是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店客房里丢失的，不过他没有证据。为了让酒店的经理放心，他没有抱怨。这个牧师的名字叫佩尔・詹森，哥本哈根人。体貌特征为：六英尺高，蓝眼睛，灰头发。”

“就是这个，谢谢你，警司。”勒贝尔放下电话。“给我接巴黎警察局。”他对卡伦说道。

八点三十分，四辆黑色的玛利亚来到大奥古斯汀码头的一家酒店外。警察把三十七号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就像被龙卷风扫过了一样。

“我很抱歉，警长先生，”店主人对指挥这次突袭的头发凌乱的探长说，“一小时前，佩尔・詹森已经退房了。”

豺狼叫了一辆从街上路过的出租车，回到他前天晚上刚刚抵达的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对他的搜捕肯定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他把装着枪、军大衣和那个虚构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衣物的箱子存在了行李寄存处，只留下了装着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衣服和证件的那只箱子和装着化装物品的手提箱。

他拎着行李，身上还穿着那身黑色套装，但把领圈用高圆领线衫遮住了。火车站旁边的拐角处有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他要了一间房。这个服务员懒得按要求核对旅客的护照，让他自己填写了登记卡。所以连这张登记卡填的不是护照上佩尔・詹森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一进屋，豺狼就在脸和头发上忙开了。他用溶剂洗掉了头发上染的灰色，露出了本来的亚麻色。然后又染成了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蓝色隐形眼镜没有摘，金丝边眼镜则换成了那副高级的宽边美国眼镜。黑色便鞋、袜子、衬衫、围领和牧师服都被卷起来塞进了箱子，一起放进去的还有哥本哈根詹森牧师的护照。然后，他穿上了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美国大学生的跑鞋、袜子、牛仔裤、T恤和风衣。

晌午的时候，他已经弄好准备走了，美国护照放在胸前的口袋里，另外一个兜里放了一沓法国法郎。装着詹森牧师所有“遗物”的箱子被放进了衣柜，钥匙被冲进了马桶。他顺着防火梯爬下去，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家旅馆。几分钟后，他把手提箱存在奥斯特列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把第二次存箱子的存单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和第一次存箱子的存单放到了一起，然后离开。他搭了辆出租车来到左岸，在圣米歇尔大街和于歇特大街的拐角下了车，然后消失在聚居于巴黎拉丁区的学生和年轻人的海洋里。

豺狼坐在一家烟雾腾腾的小饭店里，吃着一份廉价的午餐，他开始想今天晚上该去哪儿。他毫不怀疑勒贝尔这会儿已经拆穿了佩尔・詹森牧师的把戏，而现在这个马蒂・舒尔勃格的身份他也顶多只能用二十四个小时。

“那个该死的勒贝尔。”他一边恨恨地想着，一边冲着女服务员微笑着说，“谢了，宝贝。”

上午十点，勒贝尔回到办公室给伦敦的托马斯打电话。他的请求让托马斯低声哼了几声，不过他还是十分有礼貌地回答说他会尽力。挂上了电话，托马斯立刻喊来了上周参与调查的那个高级督察。

“好吧，请坐。”他说，“法国佬又回来了。看来他们又把那个家伙弄丢了。现在他在巴黎市中心，他们怀疑他可能准备了另外的假身份。我们两个现在就去给伦敦的各个领事打电话，要他们将从七月一日起至今，外国游客丢失或被窃的护照开具一张清单。不用管黑人和亚洲人，只要白种人。我要知道每位当事人的身高。凡是在五英尺八英寸以上的都是怀疑对象。开始干吧。”

巴黎内政部的每日例会被提前到了下午两点。

勒贝尔依然用他一贯的和缓语气做了报告，而与会者的反应却极其冷淡。

“该死的家伙，”部长中间插嘴道，“他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不，部长先生，不是运气。至少不全是。他不断得到我们每一阶段的进展情报。这就是为什么他匆忙离开加普，为什么在沙隆尼尔庄园杀死了那个女人，然后在罗网收拢前离开的原因。我每天晚上都向与会的各位报告我的进展。我们有三次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今天早上，由于逮捕了瓦尔米而我又不能在电话里装扮成瓦尔米，所以导致他从藏身处逃走并又换成了其他身份。但前面两次，他是在我向会议做完汇报之后的凌晨得到消息的。”

桌子周围一片静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好像记得，队长，之前你就这样暗示过，”部长冷冷地说，“我希望你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作为回答，勒贝尔拿出一个小型便携式录音机放到了桌上，按下了“播放”键。在会议室的死寂中，磁带放出的电话录音听来像金属摩擦一样刺耳。放完之后，整个屋里的人都盯着桌上的这台机器。圣克莱尔上校面色灰白，双手轻轻哆嗦着把他的文件收到一起，放进他的文件夹。

“那是谁的声音？”部长最后问道。

勒贝尔仍然没出声。圣克莱尔慢慢站起身来，屋子里的目光都转向他。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部长先生……这个声音是……我的一个朋友。她现在和我住在一起……请原谅。”

他离开会议室返回爱丽舍宫去写辞呈。屋子里的人都目不斜视，默不作声。

“很好，队长，”部长的声音很平静，“你可以继续了。”

勒贝尔接着汇报，说到了他请求伦敦的托马斯追查过去五十天里报失的护照。

“我希望，”他最后说，“今天晚上就能拿到一份简短的名单，符合我们已经知道的豺狼的体貌特征的人很可能至多只有两个。一旦获悉结果，我需要这些到伦敦旅游的人的所在国提供那些人的照片，我们可以肯定，豺狼现在看起来一定更像他的新身份，而不是凯斯洛普或者杜根或者詹森。幸运的话，我明天中午就能拿到这些照片。”

“从我这方面，”部长说，“我可以向各位报告关于我和戴高乐总统的谈话。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为躲避刺客而改变未来任何一项日程安排。坦率地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我还是让总统做出了一个让步。这就是，至少现在关于禁止公开的禁令解除了。豺狼现在是一名普通的杀人犯。他在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房间里谋杀了她，入室盗窃她的珠宝。据信他已经逃至巴黎，躲了起来。对吧，先生们？

“这是今天下午的报纸，至少是晚报要报道的内容。队长，只要你一确定豺狼的新身份，或者是两三个可能的，他目前正在假扮的身份，你被授权将这些人名公布给媒体。这样，那些早报就能用新标题报道事件的最新情况了。

“那些在伦敦不走运，丢失了护照的游客照片明天早上一到，你就可以把它向晚报、电台、电视台公布，作为追捕谋杀犯事件的信息更新。

“除此以外，我们一旦拿到名字，巴黎所有的警察和共和国卫队都要上街，拦住每个人，查看他们的护照。”

巴黎警察局局长、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还有司法警察署的头儿都忙着在记录。部长接着说道：“中央档案局要协助边境检查处去检查所有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明白吗？”

边境检查处和中央档案局的头头都使劲点着头。

“司法警察署的所有探员，手上不论有什么事，都停下来，全力缉凶。”

司法警察署的马克思・费尔内点点头。

“至于爱丽舍宫方面，显然我需要一份从现在起，总统近期全部活动的完整清单。为了保护他，甚至不必就额外采取的预防措施向他汇报。这一次，为了保护他，即使他雷霆震怒也在所不惜。另外，当然，我要求总统警卫队空前加强对总统的保护。迪克雷队长，可以吗？”

作为戴高乐私人保镖的让・迪克雷点了点头。

“至于刑警大队，”部长盯着布维埃队长，“显然有很多黑社会眼线。我希望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盯着这个人，向那些人提供豺狼的名字和体貌特征。好吗？”

莫里斯・布维埃生硬地点点头，心里很是焦虑。通缉凶手的事他见过，但这一次规模空前。不要说体貌特征，只要勒贝尔一给名字和护照号，从安全部门到黑社会就得有将近十万人在街道、酒店、酒吧和饭店寻找这个人。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其他情报渠道？”部长问道。

罗兰上校很快地看了眼吉布将军，然后是布维埃队长。他咳嗽了一下。

“哪里都少不了科西嘉工会。”

吉布将军盯着自己的指甲。布维埃对罗兰怒目而视。其他人大多表情尴尬。科西嘉工会是科西嘉人的兄弟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法国最大的犯罪集团组织。他们已经控制了马赛和大多数的南部沿海地区。有些专家认为他们比黑手党更危险，历史也更悠久。他们不像黑手党那样张扬，闹得家喻户晓，所以也没有像黑手党那样不得不在本世纪初叶移居到美国。

戴高乐派和科西嘉工会曾经两度合作，两次都大有帮助，但也让他们很难堪。因为工会总要求回报，通常都是要求警方对他们的犯罪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九四四年八月，工会曾帮助盟军攻占法国南部，并从那以后拥有了马赛和土伦。后来，他们又于一九六一年四月辅助打击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势力和“秘密军组织”，并据此把他们的触角大大伸入了北方和巴黎。

作为警察，莫里斯・布维埃痛恨这些人渣，但他知道罗兰的行动分局十分倚重科西嘉人。

“你觉得他们能帮上忙吗？”部长问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厉害，”罗兰上校回答道，“那么我认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话，那就是工会的人。”

“他们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长怀疑地问道。

“大概八万人。分布于警察、海关、共和国卫队、情报局，当然还有黑社会组织。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

“你自己看吧。”部长说道。

没有人再提议了。

“好，那就这样了。勒贝尔队长，现在我们想要从你那得到的就是一个名字、一个体貌特征和一张照片。得到这些之后，这个豺狼只有六小时的自由了。”

“事实上，我们还有三天。”勒贝尔凝视着窗外，说道。他的听众都惊呆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马克思・费尔内问道。

勒贝尔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须道歉。我之前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实在是很愚蠢。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确信豺狼有一个计划，他自己选了个日子刺杀总统。当他离开加普，为什么没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师呢？为什么没有立刻开到瓦朗斯跳上来巴黎的特快列车呢？为什么他到法国之后整整一周都在那儿打发时间？”

“嗯，为什么呢？”有人问道。

“因为他挑好了日子，”勒贝尔说，“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发动攻击。迪克雷队长，今天总统有离开爱丽舍宫外出的活动安排吗，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摇摇头。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贝尔问道。

桌子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就像风拂过玉米地一样。

“当然，”部长轻声说，“解放日。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诸位，大多数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完全正确。”勒贝尔说道，“我们的豺狼有点像心理学家。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么一天，戴高乐将军哪里都不去，就在巴黎。那么，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这个刺客等待的日子。”

“既然如此，”部长兴奋地说，“我们就已经抓到他了。现在他的情报来源已经断了，巴黎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会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护起来的；即使是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干。我们抓到他了。勒贝尔队长，给我们那个人的名字。”

克劳德・勒贝尔站起来走向大门。其他人也都站起来准备离开去吃午餐。

“噢，还有一件事，”部长叫住勒贝尔，“你怎么知道要窃听圣克莱尔上校私人公寓的电话？”

勒贝尔在门口转过身，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所以昨天晚上我窃听了你们所有人的电话。日安，先生。”

下午五点，豺狼坐在音乐厅广场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喝着啤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脸上也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挡太阳。他看到两个男人从街上走过，忽然有了主意。他付清酒钱，起身离开。他顺着街道走了一百码，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家女性化妆品店。他走了进去，买了些东西。

六点，各家晚报都换了它们的头条新闻。最新的版本上，报纸顶部印着整行令人惊叹的标题：杀死男爵夫人的凶犯逃至巴黎。标题下面有一张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参加巴黎一个社交晚宴时拍的。一家图片社从档案里找到这张照片，所有报纸都用了同一张照片。六点三十分，罗兰上校胳膊下面夹了一张《法兰西晚报》，走进华盛顿街的一家小咖啡馆。皮肤黝黑，下颌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细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厅后面的另一个人点点头。

第二个人走过来和罗兰打招呼。

“罗兰上校？”

行动分局的头头点点头。

“请随我来。”

他在前面带路，穿过咖啡馆的后门，上二楼来到一间小起居室——这很可能是店主的私人住所。他敲了敲门，里面有个声音说道：“进来。”

门在罗兰上校的身后关上了，一个男人从扶手椅里站起来，罗兰握住他伸出的手。

“罗兰上校？很高兴见到你。我是科西嘉工会的卡普。据说你要找一个人……”

八点，托马斯警司来电话了，声音听上去很疲惫。他今天过得可真不容易，有些领事很愿意配合，其他的却很不愿意帮忙，颇费了一番周折。

他说，在过去的五十天里，除了女人、黑人、亚洲人和矮个子，有八个外国男性游客在伦敦丢失了护照。他给这些人列了一个单子，有姓名、护照号和体貌特征，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来排除那些不可能的人吧，”他向勒贝尔建议，“豺狼化名杜根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个人丢失了护照。我们也向航空公司订票处核实了从七月一日以来的情况。看来七月十八日，他乘坐晚上的航班飞往哥本哈根。根据BEA公司的记录，他在布鲁塞尔的BEA柜台用现金买了票，然后八月六日晚上飞回英格兰。”

“是的，我们也查过，”勒贝尔说道，“我们发现，他不在伦敦的那个星期来了巴黎，时间是从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三十一日。”

“好的，”托马斯说道，声音从伦敦的电话线里传来，有些噪音，“他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份护照丢失。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排除了，对吧？”

“没错。”勒贝尔说道。

“剩下的五个人里，一个太高了，足足有六英尺六英寸。用你们的算法，已经超过两米了。而且，他是个意大利人，这就是说他的护照扉页上是用米和厘米来标注身高的。差异太大，法国海关官员会立刻发现的。除非豺狼踩着高跷。”

“我同意，这个人肯定是个巨人，他可以排除了。另外四个人是什么情况？”勒贝尔问道。

“好的。一个太胖了，有二百四十磅，或者说有一百多公斤。这个要是豺狼的话，那他都胖得走不动路了。”

“他也可以排除了，”勒贝尔说道，“还有谁？”

“另外一个太老了。他身高合适，但是已经七十多岁了。除非那种真正的戏剧化妆高手在他脸上操持，否则他不可能扮得那么老。”

“这个也不算，”勒贝尔说道，“最后两个怎么样？”

“一个是挪威人，另一个是美国人，”托马斯说道，“两个人都符合标准。高个子，宽肩膀，二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挪威人有两件事使他不太可能是你要找的人。第一，他的头发是亚麻色的。我不认为这个豺狼在杜根暴露后会变回他自己的头发颜色，对吧？那样他就会更像杜根了。另外一件是，这个挪威人向领事报告时说，他和女友划船时不慎落水，护照就是这时才从口袋里滑落的。他发誓说他落水之前，护照还在他胸前的口袋里，等他爬上岸十五分钟后就发现护照不见了。另一个美国人则对伦敦机场的警察发誓说，他在机场大楼的候机大厅向别处张望的时候，装有他护照的手提箱就不见了。你怎么看？”

“请发给我，”勒贝尔说道，“有关这个美国人马蒂・舒尔勃格的所有详细情况。我要向华盛顿护照办公室要他的照片。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的所有努力。”

当晚，内政部又开了第二次会，是目前为止最短的一个。会议前一个小时，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个部门都收到了马蒂・舒尔勃格详细材料的油印件，此人是被通缉的杀人犯。第二天早上有望能得到他的照片，恰好来得及刊登在上午十点钟街上出售的报纸上。

部长站了起来。

“先生们，我们头一次开会的时候，都同意布维埃队长的建议——甄别杀手豺狼的身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纯粹的侦探工作。可是通过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再同意这个论断。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很幸运，有勒贝尔队长为此事操劳。尽管刺客换了三次身份，从凯斯洛普到杜根，从杜根到詹森，又从詹森到舒尔勃格，尽管这间屋子里不断有情报泄露出去，他仍然成功地甄别出了刺客的身份，并且在这个城市里追踪到了这个人。我们欠他一份感谢。”

部长朝勒贝尔低头致意，后者看起来有些窘迫。

“不过，从现在开始，这项任务就要转移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有了刺客的名字、体貌特征、护照号码和国籍。几个小时之内，我们还会有他的照片。我很有信心，在你们各自部队的努力下，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抓获他。巴黎的每一个警察，每一个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每一个警探，都已经收到了这个人的简要情况。明天早上之前，或者，最迟到明天中午，这个人就再也无处藏身了。

“现在，让我们再次祝贺你，勒贝尔队长，并且从你的肩膀上把这次调查的压力和重担卸下。在即将到来的几个小时里，你将不必再为此事操劳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干得漂亮。谢谢你。”

勒贝尔耐心地听他说完，之后飞快地眨了几下眼，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这群最有权势的人点点头。他们指挥着成千上万的士兵，控制着数百万的法郎，而此时，他们向他报以微笑。勒贝尔转身离开会议室。

十天来，克劳德・勒贝尔队长第一次回家睡觉。当他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转动的时候，他听到了妻子厉声的责难。子夜的钟声响起，八月二十三日来了。

20

子夜前一个小时，豺狼走进一家酒吧。里面很黑，有好几秒钟他几乎无法看出屋子的轮廓。左手的墙边有一溜长长的吧台，后面闪烁着成排的镜子和酒瓶。门转回去合上时，服务员带着毫不掩饰的兴趣盯着他。

这家酒吧既长又窄，右侧墙边摆放着一排小桌子。屋子的远端，房间宽了起来，辟出一个单独的区域，里面散布着几张可以坐四到六人的大桌子。吧台边有一排独脚圆凳。大多数的椅子和凳子都被晚上来的常客占据着。

离门最近的一桌谈话停了下来，顾客们都在仔细打量他。轻轻的“嘘”声传遍整个房间，其他更远处的人发现同伴的目光，也转过头来打量着门边这个有着运动员体格的高个子。有些人低声交谈着，间或有一两声轻笑。豺狼看到远端有个吧台的独腿圆凳空着，就从右边的桌子和左边的吧台之间走了过去，转身坐下。他听到背后有人飞快地小声议论着。

“哇，看这里！这肌肉，亲爱的，我都想入非非了。”

酒吧服务员从吧台另一头走过来站在他面前，仔细打量着他，同时，咧开涂着口红的嘴唇，卖弄风骚地冲他笑着。

“您好，先生。”身后又是一通“咯咯”的笑声，大多有点不怀好意。

“请给我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酒吧服务员踏着华尔兹舞步般轻快的步子高兴地走开了。是个男人，男子汉，真正的男人。噢，这下今晚可该热闹了。他能看见远处走廊那边的小疯子们都在摩拳擦掌了。他们大多在等自己的老主顾，不过有些没有约会的都想碰碰运气。这个新来的大男孩，他想，绝对要引起一场骚动了。

豺狼旁边的客人转过身来对着他，盯着他的目光里毫不掩饰对他的兴趣。他的头发是那种金子般的金黄色，一缕缕小心地挂在前额上，像古希腊神殿上的年轻神像。不过这种形似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眼睛涂着睫毛膏，嘴唇像精致易碎的红珊瑚，脸颊上扑了厚厚的粉。不过这样的装扮还是掩盖不了衰老带来的皱纹，睫毛膏也遮不住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

“不请我喝一杯吗？”说话的声音像女人一样嗲声嗲气。

豺狼慢慢摇摇头。那个令人恶心的家伙耸耸肩，转回身冲着自己的同伴，继续轻声说着话，时不时假装吃惊地尖叫一声。豺狼脱掉风衣，伸手去拿酒吧服务员递来的酒，肩膀下面和背上的肌肉在T恤衫下高低起伏。

酒吧服务员很高兴。他不是同性恋？不对啊，他不可能不是，否则来这儿干什么。来这里的都是想找个伴儿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拒绝可怜的科琳，不请“她”喝一杯呢。难道他是……太妙了！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在找一个老鸟带他回家。今晚一定很有趣。

快到十二点了，嫖客们准备回家了。他们斜倚着沙发，在人堆里搜索着，不时把服务员招来，低声说上几句。服务员就回到吧台，向其中一个“姑娘”示意。

“皮埃尔先生想和你说句话，亲爱的。去试试，打扮漂亮点儿去试试，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像上次那样哭哭啼啼的了。”

刚过十二点，豺狼在酒吧里更加引人注目了。酒吧后方有两个男人足足看了他几分钟。他们分坐两桌，不时相互恶毒地看一眼。两个人都已年近四十，其中一个有点胖，一对小眼睛埋在厚厚的眼睑里，脖子后面的肥肉堆在领子外面。他相貌粗俗，活像一头猪。另一个则身材苗条，十分优雅，几缕头发精心地贴在头上。他的衣服很漂亮，剪裁考究。裤子很瘦，上衣袖口处微微露出一点蕾丝。喉头还系了一条丝质印花手帕。豺狼想，这个人大概是搞艺术的，时装设计师或是发型师一类。

那个胖子冲酒吧服务员招招手，低声耳语了几句，把一张大额钞票塞进了他的紧身裤里。服务员穿过酒吧，返了回来。

“那位先生问您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喝一杯香槟。”服务员狡黠地看着他，小声说道。

豺狼放下威士忌。

“你告诉那位先生，”他说得很清楚，吧台周围的男同性恋们都能听见，“他对我没有吸引力。”

不少人吓得倒吸了口冷气，有几个弹簧刀一样身材纤细的年轻男子从酒吧的独腿圆凳上溜了下来，靠近他，以免漏掉一个字。服务员吓得眼睛睁得圆圆的。

“他只想请您喝一杯香槟，亲爱的。我们认识他的，他很有钱。您很走运。”

作为回答，豺狼从凳子上下来，拿着他那杯威士忌，信步走向另一个老鸟。

“我能坐在这儿吗？”他问道，“有人在纠缠我。”

那个附庸风雅的人差点兴奋得晕过去。几分钟后，那个胖子仍对他所受的侮辱愤愤不平。他离开了酒吧，而他的竞争者，则把他那又老又瘦的手懒洋洋地放在桌上这个年轻美国人的手上。他告诉这个新朋友，有些人的举止绝对是非常粗鄙恶劣的。

凌晨一点过后，豺狼和他的“护花使者”离开酒吧。这之前的几分钟，这个叫朱尔斯・伯纳德的同性恋问豺狼住在哪里。豺狼表现得很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有地方去，身无分文，是个时运不济的学生。而伯纳德则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朋友，他碰巧有一套漂亮的公寓，装饰精美，而且非常安静。他一个人住，没人会来打扰他。因为过去与他同住一个街区的邻居对他非常粗鲁，所以他从来不和他们打交道。如果年轻的马丁愿意在巴黎逗留期间和他住在一起，他会非常高兴。这回豺狼表现出的则是极度的感激。他接受了伯纳德的邀请。离开酒吧之前，豺狼溜进洗手间，几分钟后他再出来时，眼睛上涂了厚厚的睫毛膏，脸上扑了粉，还抹了口红。伯纳德看起来有些不快，不过他们在酒吧里的时候他还是在极力掩饰着。

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时，他反对道：“我不喜欢你用那些东西。那让你看起来像那些肮脏的男妓一样。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你不需要那些东西。”

“对不起，朱尔斯，我以为这样会让你高兴。我们回去就把它洗掉。”

伯纳德的不快略微减轻了一些。他把豺狼领到自己的汽车前，答应在载他的新朋友回家之前，先去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去取他的行李。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警察走到路中央，挥旗让他们停下。警察向司机旁边的窗户低下头来时，豺狼弄亮了车里的灯。警察瞅了他一分钟，然后退了回去，一脸厌恶。

“走吧。”他再不想啰嗦了，命令道。汽车开走后，他喃喃地骂了句：“死同性恋。”

到达火车站之前他们又被拦停下来一次。警察要他们出示证件。豺狼浪声浪气地笑着。

“你就只要那个吗？”他狡黠地问道。

“滚。”警察说着，退了回去。

“别那样惹他们，”伯纳德小声反对道，“你那样做我们会被抓起来的。”

豺狼从行李寄存处取回两只箱子，收费的服务员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他把箱子搬进伯纳德的车后座。

在去伯纳德的公寓路上，车子又一次被拦了下来。这次是两个共和国卫队的士兵，一个中士，另一个是列兵。列兵在离伯纳德住处几百米处一条街的街口挥旗让他们停下，走到乘客门边，向里看着豺狼的脸，一下子跳了回去。

“噢，我的上帝。你们两个要去哪儿？”他吼道。

豺狼撅起嘴。

“你觉得是去哪儿，宝贝儿？”

这个共和国卫队的士兵恶心得脸都扭曲了。

“你真让我恶心，快滚。”

“你应该让他们出示证件。”中士对这个列兵说。此时，伯纳德的汽车尾灯已经消失在街的尽头了。

“噢，算了吧，中士，”列兵辩解道，“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跟男爵夫人上了床又把她杀死的家伙，不是一对满嘴放屁的娘娘腔。”

伯纳德和豺狼到公寓里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豺狼坚持要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过夜，伯纳德心里反对，但克制着没有说出来。不过他还是从卧室门缝里偷看了这个年轻的美国人脱衣服。显然，要把这个有着钢铁般肌肉的纽约学生弄到手，需要一场煞费苦心但又令人兴奋的追求。

伯纳德的厨房设施完备、精良，但装饰得很女人气。豺狼夜里查看了一下冰箱，觉得里面的食物足够一个人吃三天，不过两个人就不够了。早上的时候，伯纳德想出去买鲜牛奶，但豺狼没让他去，坚持说他更喜欢在咖啡里加听装牛奶。所以他们一早上都在聊天，没出门。中午的时候，豺狼坚持要看新闻。

头一条新闻，是关于缉拿四十八小时前谋杀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凶手。朱尔斯・伯纳德吓得尖叫起来。

“噢天啊，我可受不了暴力。”他说道。

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脸：一个英俊的年轻面孔，栗色的头发，宽边眼镜。解说员说，这就是那个杀手，一个美国学生，名叫马蒂・舒尔勃格。任何人看到此人，或者知道……

伯纳德坐在沙发上，转过身来抬头看着。他最后想的是，那个解说员错了，他说舒尔勃格的眼睛是蓝色的，但从紧紧掐住他喉咙的铁钳般的手指后面俯视着他的那双眼睛是灰色的。

几分钟后，豺狼把五官扭曲、头发凌乱、舌头外伸的朱尔斯・伯纳德关在了客厅的衣柜门里，然后从客厅书架上拿了本杂志，坐了下来，等待剩下的两天。

在这两天里，巴黎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搜查。从最漂亮、最昂贵的酒店到最低级的妓院，所有的酒店、旅馆都被彻查，旅客的名单也被核对过了，每个普通公寓、供流浪汉投宿的廉价客栈、青年旅社都遭到搜查。酒吧、餐馆、夜总会、大饭店、咖啡馆里，也经常有便衣警察的身影，他们向侍者、酒吧服务员和保镖出示通缉犯的照片。每个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的住宅和公寓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有超过七十名年轻人由于和这个杀人犯有一点相像而被拘捕讯问，之后被释放时，警方表示了例行的歉意。其实这只是由于他们都是外国人，而对外国人总是比对本国人要有礼貌些。

在成百上千条街道上，出租车、公共汽车被拦下来，检查所有乘客的证件。巴黎所有较大的马路都设置了路卡，在一到两英里的间距内，会遇见好几次夜间巡逻的军警。

在黑社会方面，科西嘉人也没闲着。他们悄悄地混入皮条客、暗娼、妓女、诈骗犯、扒手、流氓、入室窃贼和骗取人钱物的人中，警告这些人：任何人知情不报都会招致工会的震怒，将承受一切可能的惩罚。

有十万受雇于这个国家的人，在各个部门，从警长到士兵和宪兵，都在四处查找。估计有五万黑社会人士以及边缘行业里的人，也都在到处核查路人的相貌。那些做旅游行业营生的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被告知要睁大双眼。学生常去的咖啡馆、酒吧、聊天室、社团组织，都有年轻的探员渗透进去。专门从事安置外国交换学生在法国家庭居住的机构都被造访，并受到警告。

克劳德・勒贝尔警长穿着一件羊毛开衫和补丁裤子，整个星期六的下午都在他的花园里不慌不忙地折腾着。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接到电话，让他到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报到。六点钟，一辆汽车来接他。

当他看见部长时，吃了一惊。这个负责整个法国国内安全事务，充满活力的领导人看起来既疲惫又紧张。短短两天内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全是缺乏睡眠导致的皱纹。他的办公桌对面有一把扶手椅，他示意勒贝尔坐下，自己则坐在转椅里。平时他喜欢在窗前欣赏波伏广场的景致，有事的时候才转回办公桌旁。这一次，他没有看窗外。

“我们找不到他，”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消失了，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相信，‘秘密军组织’的人也一样不知道他在哪儿。黑社会的人也没见到或是听到过他。科西嘉工会认为他不可能在城里。”

他停了一下，叹了口气，注视着桌子对面这个小个子探长。勒贝尔眨了眨眼，没说话。

“对于你在过去两周里追踪的那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们从来都没真正有过概念。你怎么看？”

“他在这里，就在某个地方。”勒贝尔说道，“明天早上是怎么安排的？”

部长看起来似乎十分苦恼。

“总统什么都不改，也不允许他的行程安排有任何变动。今天早上我和他谈过。他很不高兴。所以明天仍和已经公布的计划一样。十点，他将重新点燃凯旋门下的长明火。十一点，在巴黎圣母院做弥撒。十二点三十分，在阵亡烈士纪念堂做哀思祈祷。然后回到爱丽舍宫吃午餐，再就是午睡。下午只有一项纪念仪式——向十名被公认在抵抗运动中功勋卓著的老兵授予解放勋章。

“下午四点，在蒙帕纳斯车站前面的广场。他自己选的地方。如你所知，建新站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重建地点离原来的位置有五百米。现在车站大楼伫立的地方按计划要改成写字楼区和商贸区。如果按照计划实施建设，那这个解放日就是最后一个在火车站正面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庆祝的解放日了。”

“群众维持秩序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勒贝尔问道。

“噢，我们都在忙这个。每个纪念仪式时群众都比上一次离得更远。仪式开始前几小时，会放置钢制的路障，在路障里的地区从地下到房顶都要彻查，包括下水管道。要搜查每套住宅和公寓。每项仪式开始前以及仪式进行时，附近各屋顶都有持枪警卫监视对面的屋顶和窗户。除了官员和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任何人不得穿越路障。

“这次我们安排得更周到。即使是巴黎圣母院的屋檐内外都会布置警察，包括房顶和尖塔。所有参加弥撒的教士、祭司和合唱团的歌童都要经过检查，看是否有人藏匿武器。即使是警察和共和国卫队士兵也需要佩带明天早上天亮时才颁发的特别徽章，以免他试图假扮安全人员。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总统届时要乘坐的雪铁龙汽车已被换上了防弹玻璃。顺便说一句，这件事不能泄露一个字；就连总统也不知情。不然的话，他会暴跳如雷的。和往常一样，还是马罗克斯给他开车，已经告诉过他要比平常开得快些，以免我们的朋友试图向车辆射击。迪克雷还征集了一批身材极其高大的军官和官员，想把他们安排在将军周围，但不让他知道。

“除了这些，任何人进入总统两百米范围内就要被搜身——无一例外。这必然会使外交使团大乱，媒体也会威胁抗议。所有外交和媒体人员的通行证都会在明天天亮之后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化装成其中一个混进来。显然，任何人携带包裹或是长形物品，一经发现将被立刻赶走。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像个小学生试图向老师为自己辩解一样，在膝盖之间绞着手。事实上，他觉得在第五共和国里，警察的权力已经太大了。而他穷其一生，抓捕罪犯的时候，也只是把眼睛睁得比别人稍微大一点而已。

“我想，”他最后说，“他这种人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是个雇佣杀手，为钱才杀人。他想要逃脱，去花他的钱。七月的最后八天里，他到这里进行侦察旅行期间，一定已经提前设计出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

“所以，他一定成竹在胸。他之前就知道，一年当中的这一天，解放日，戴高乐将军的骄傲将使他无视其个人危险，不允许自己待在家里。他可能也已经知道了我们将要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尤其是在他的身份暴露之后，安全保卫措施将像您所说的那样严密，部长先生。但他还是没有回去。”

勒贝尔站了起来，不顾仪态，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他不回去。他也不想回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做到，然后逃脱。这样的话，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别人没有想到的主意。可能是一个遥控的炸弹，或者是一支步枪。不过炸弹容易被发现，而且它会把所有东西都炸毁。所以一定是一支枪。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驾车进入法国。枪在车里，可能焊在底盘上或者内部的条格上。”

“但是，他绝没有可能带着枪靠近戴高乐！”部长喊着，“没人能够接近他，除了少数人，而这些人都被搜过身了。他怎么能带着枪进入路障围着的区域内呢？”

勒贝尔停下来，看着部长，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但是他认为他可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尽管他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面前暴露了，并被一直追踪着，但是他还是到了巴黎，带着一支枪藏了起来，也许还有另一副面孔和身份证。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部长先生，不管他在哪儿，他明天肯定要露面。他一出来就一定会被发现他的本来面目。而这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老侦探的箴言：把眼睛睁大。

“关于安全预防措施，部长，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目前的安排都很完美，事实上也无懈可击。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每个仪式的时候到处转转，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他？这是唯一可做的事了。”

部长失望了。他本来希望能从这个探长这里找到一些灵光一闪的发现。十四天前，布维埃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警探。而这个人现在建议说要睁大眼睛。部长站了起来。

“当然，”他冷冷地说，“就那么做吧，警长先生。”

当晚晚些时候，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床上是法国老兵安德烈・马丁的一双破旧黑皮鞋，灰色羊毛袜，裤子和衬衫，佩有一根战争绶带的长军大衣，黑色贝雷帽。他把在布鲁塞尔做的假证件放在最上面的口袋里，这样，穿着这身打扮的人就有了他的新身份。

在这些东西旁边，还有他在伦敦买的轻质网状带子；五个看起来像铝质的管子，里面装着他那支枪的枪托、后膛、枪管、消音器和瞄准镜。在这些旁边放着一块黑橡胶块，上面嵌了五粒达姆弹。

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找来的钳子小心地橇掉子弹的弹头，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收好。那些已经没用的弹壳被他扔进了烟灰缸。他还剩下三粒子弹，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刮胡子了，下巴上满是淡黄色的胡茬。这次他会用他在巴黎买的剃须刀片，而且会剃得很糟糕。浴室架子上放着须后水的瓶子——实际上里面放的是灰色的染发剂，扮詹森牧师的时候他曾经用过——以及酒精溶剂。他已经把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头发洗掉了，并且坐在浴室的镜子前面，把自己的亚麻色头发剪得越来越短，直到头发剩下的发茬能像一把不齐整的刷子那样立起来。

他最后检查了一下，看明天的准备是否就绪，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煎蛋饼。在睡觉之前，他还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很多节目。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天气酷热，是当夏气温最高的一天。一年零三天之前，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手下曾经在小克拉马尔附近谋刺戴高乐总统。尽管一九六二年那个晚上的计划没有实现，但他们的行动开启了一连串事件。实际上，只有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切的终结。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七万五千名士兵穿着蓝色斜纹哔叽制服，汗流浃背地维持秩序。由于媒体专栏狂热地向公众事先宣传，参加解放日当天庆典的人实在是人山人海。然而，当国家元首高视阔步地走过森严的士兵和警察方阵，主持庆祝仪式时，大多数来的人是看不到他的。

一大群官员和公务员尽管很高兴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但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全是高个子。他们每个人站在总统周围都像是一个“人盾”。除了用这些人把戴高乐将军控制在公众视线之外，总统的周围还围着四个贴身保镖。

幸运的是，将军是近视眼，在公众面前又拒绝戴眼镜，所以他没注意到，在每个胳膊肘后面，在他的每一个侧面，都是罗杰・特西尔、保罗・克米提、雷蒙德・沙希亚和亨利・德茹代尔的巨大身影。

媒体把他们称为“猩猩”，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出于对他们外形的尊重。事实上，更实际的原因是他们走路的模样。他们每个人都是精通各种格斗的高手，胸部和肩膀肌肉发达。由于肌肉紧绷，背部的肌肉迫使胳膊从身体两侧伸出，两只手微微外张着摆动。另外，他们每人在左腋下都背着他们最喜欢的自动武器，更是强化了这种猩猩模样的姿态。他们走路时双手半张，时刻准备从肩部的皮套里抽出枪，向着刚刚露出苗头的“麻烦”开火。

不过今天没有麻烦。在凯旋门的庆祝仪式几乎进行得和计划中的一模一样。但是在广场周围的房顶上，有好几百人携带双筒望远镜和步枪，蜷在烟囱后面，监视着，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最终驶入香榭丽舍大道，朝着巴黎圣母院开去，他们才全都松了一口气，开始从那上面爬下来。

在大教堂，情况还是一样。巴黎红衣大主教主持仪式，两边簇拥着主教和教士。他们所有人在穿上法衣的时候都已被检查过。在管风琴的楼厢里，两名警察挎着步枪埋伏在那里，监视着下面聚集的人群。这一点，即使是红衣主教也蒙在鼓里。朝拜者里有众多穿着便衣的警察，他们不下跪，更不闭眼，不过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拼命地祈祷，那是古老的警察的祷词：“亲爱的主啊，请不要在我当班时出事。”

外面有些观众，尽管站在离教堂门二百米开外，但由于他们把手伸进了上衣，就被立刻赶走了。一个人是在腋窝挠痒，另一个则只是想掏出一包烟。

仍然是平静无事。房顶上的自动步枪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闷然轰响的炸弹声。警察们甚至互相扫视一下，以确保他们的同事都佩带了必配的徽章。这些徽章都是当天早上才颁发的，所以豺狼不可能复制一个并用来装扮成一名警察。有一名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把自己的徽章弄丢了，当即在被发现的地点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到了附近等候的一辆厢式车里。他的卡宾枪被拿走了，直到晚上才被释放。即使这样，还是叫来了二十个认识他本人的同事为他担保，向警察证实他就是他供述的那个人。

在纪念堂，气氛更是通了电一样，尽管总统似乎已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表示出来。在这个郊区工人居住地，安保人员估计，只要总统真的进入存放骨灰的纪念堂里面，那他就安全了。但当将军的车子行进到狭窄的街道，靠近监狱的时候，会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此刻，刺客可能会有所行动。

但事实上，那时候，豺狼正在别的地方。

皮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装都贴在了背上，卡宾枪的带子勒在湿漉漉的衣服上，有点刺痛。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他知道自己又要错过了。他开始后悔，真不该加入共和国卫队。

本来一切都很不错。他在鲁昂工作的那个工厂由于员工过剩而解雇了他。劳动介绍所的办事员指着墙上贴的一则广告，上面是一名穿着军装的共和国卫队士兵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在告诉世人，他的工作让生活既有未来，又有前景，还很有趣。画上的军装看起来就像是由巴黎世家[43]制作的。所以瓦尔雷就报了名。

没人说过军营生活就像监狱——这里正好过去也曾经是座监狱。也没人说过有操练、夜间演习、令人浑身发痒的哔叽军装，还有在刺骨的寒冷里或是在灼热的太阳下，在街角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抓捕那些永远都不会落网的疑犯。人们总是证件齐全，他们的任务无可避免地只是些繁琐而又无伤大雅的小事。这足以让人想借酒消愁。

好不容易来到巴黎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鲁昂。他本来想，终于可以看看这座不夜城了。但现在全都没了指望，在巴比克特中士负责的班组里不会有指望的，只是更多同样的琐事罢了。“看到那个阻挡行人的路障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看着它别让人挪动，除非他们有特许，否则别让任何人通过，明白了吗？你的工作责任重大，我的小伙子。”

责任重大，真见鬼！为了巴黎这个解放日，上头可真是有点疯狂啊，从其他省份调了几千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来了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人都在传，可能有人想闹事，要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夸张呢。谣言，总是有谣言。最后什么事都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向后看着雷恩大街。他守着的路障是横跨街道的一段，从这边建筑里伸出，又没入另一边的建筑里，在六月十八日广场向北二百五十米。从这里到火车站的正门还要再向北走一百米。火车站的前广场就是庆典仪式要进行的地方。他能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前广场上，标出那些老兵、各级军官和共和国卫队该站的位置。还要三个小时。上帝，真是没完没了。

在路障附近，第一批公众开始聚拢。他们有些人还真是有耐心啊，他想。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等上几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三百米外的那一群脑袋，只知道戴高乐在那一群人中间的某处。

在路障处四处散落着一两百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正一瘸一拐地穿过街道，看上去似乎再走半英里就要倒下了。他头上黑色的贝雷帽浸透了汗水，长军大衣在膝盖下面来回摇摆；他的胸口还挂着一排勋章，叮当作响。路障边的人群里有几个向他投去充满同情的目光。

这些老家伙总是留着他们的勋章，瓦尔雷想，好像他们这辈子就只有这点玩意儿了。好吧，也许这真的是他们某些人唯一剩下的东西吧。像这个老头，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看着这个老人一瘸一拐走下马路，心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在他的双腿都健全的时候。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打垮的老海鸥，就像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以前在家乡海滩所看到的那样。

天啊，难道你的余生都要这样一条腿瘸着，靠一支铝制拐杖支撑着自己吗，太惨了。老头跌跌撞撞地来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缩地问道。

“来吧，让我看看您的证件。”这个老退伍兵在他的衬衫里面摸索着，那衣服再洗一次就完蛋了。他拿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看着。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年龄五十三岁，生于阿尔萨斯的科尔马，住在巴黎。另外一张卡属于同一个人。卡片上端横着写着一排字：伤残军人。

嗯，你的确是残了，老伙计，瓦尔雷想。

他仔细看了看两张卡上的照片。是同一个人，不过是不同时间照的。他抬头看着老人。

“把您的贝雷帽摘了。”

老人摘掉帽子，捏在手里。瓦尔雷比较了一下自己眼前这张脸和照片上的脸。是一样的。面前的人一脸病容。他自己剃的胡子，有好几处弄破了，用小块卫生纸贴上了，斑斑的血迹仍然可以看到。脸色灰败，一层的汗，油腻腻的。前额的头发乱蓬蓬地竖着，指向哪个方向的都有，由于被贝雷帽压着，更是乱作一团。瓦尔雷把卡片递回给他。

“你要去那边做什么？”

“我住在那儿，”老头说，“我退休了，靠退休金过活，我有一个小阁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卡片。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恩大街一五四号。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看着前面的房子。门上的数字是一三二。差不多，一五四肯定要顺着这个方向再往前走一点。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位老人回家啊。

“好吧，过去吧。但不要乱跑。再过几小时总统就要来了。”

老人笑了，收起证件时用一条腿和拐杖撑着差点摔倒，瓦尔雷赶紧伸出手把他扶稳。

“我知道，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奖章。我自己是两年前得的。”他拍了拍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次只是陆军部长授的。”

瓦尔雷瞟了一眼勋章。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这该死的小玩意丢了一条腿。他想起了他的权力，便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顺着路走了。瓦尔雷转身去拦阻其他想要溜过路障的人。“行啦，行啦，别再挤了，退到路障后面去。”

他朝那个老兵最后看了一眼，只看到那件军大衣，一闪就消失在街道远端靠近广场的一个门洞里了。

贝特夫人觉得有个黑影扑向她，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查看了所有房间，她不知道，要是那些房客在的话会说些什么。幸运的是，除了三户人家，其他人都出门庆祝八月的节日去了。

警察走后，她总算可以回到自己通常的位置上，在门洞里安静地做点毛线活。两小时后，庆祝仪式将在离她一百码之外的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但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对不起，夫人，我在想……也许一杯水。我在等庆祝仪式，可天真是太热了。”

她看到一个老头的脸和身体轮廓。他穿着军大衣，就像她死去很久的丈夫曾经穿过的那样。大衣翻领下面左胸的位置，一排勋章在那里摇晃着。他重重地倚在拐杖上，只有一条腿从大衣下面伸出来。他的脸看起来很憔悴，全是汗。贝特夫人把她的毛线活卷起来，塞进了围裙的口袋里。

“哦，我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么热的天，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才开始呢。你来早了，进来，进来吧。”

她连忙起身朝她在大厅后面那扇镶着玻璃的房门走去，准备倒一杯水。这个老兵一拐一拐地跟着她。

她拧开厨房龙头接水的时候，没有听见外面门厅里大门关上的声音。她几乎没有感觉到一只男人的左手从后面悄悄抓住了她的下巴。也完全没有想到，有人猛击了一下她头部右侧耳朵后面，乳突骨下方突起的关节。眼前正在流水的龙头和正在接水的玻璃杯的图像一下炸成碎片，红红黑黑的。她毫无生气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在了地上。

豺狼解开大衣，伸手摸到腰际，解开了把右腿绑着吊在屁股下面的绳子。他把腿伸直，伸缩了一下被箍住的膝关节，疼得脸一阵抽搐。在让腿承重之前，他花了好几分钟，让血液慢慢流回小腿和踝关节。

五分钟后，贝特夫人被捆了起来，手脚都用洗涤槽下面的晾衣绳捆好，嘴上贴了一大块胶布。豺狼把她放进炊具储藏室，关上了门。

他在起居室里找了一下，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这栋公寓的钥匙。他重新扣好了大衣纽扣，拿起拐杖——这和十二天前，他一瘸一拐穿过布鲁塞尔机场和米兰机场时候用的拐杖是同一根，然后他向外看了看。大厅里空无一人。他离开起居室，锁上房门，大步迈上楼梯。

他上到六楼，选定了贝朗瑞小姐的公寓，敲了敲门。没有声音。他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这套公寓和隔壁夏里埃夫妇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豺狼拿出钥匙串，挑出标有贝朗瑞名字的那一把，进入房间，然后关上门，锁好。

他走向窗户，向外望去。马路对面房子的楼顶上，穿蓝制服的人开始进入各自的位置。豺狼来的时间刚刚好。他伸直手臂，打开窗户的锁，把两扇窗页轻轻地朝内拉，直到窗户靠在了卧室房间的墙上。然后他向后退了几步。一束方形的阳光穿过窗户，落在地毯上。房间的其他部分映衬着这束阳光，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那束方形的阳光以外，对面的监视者们什么都看不到。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收起的窗帘的阴影里向外看。他发现他可以向下从侧面看到一百三十米外的车站前广场。他从窗户向后退了八英尺，把卧室的桌子搬了来，除去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罐塑料花，从扶手椅上拿了一对垫子来放上。垫子可以做射击的依托。

他脱掉大衣，卷起袖子。把拐杖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用金属圈箍着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了剩下三发子弹闪亮的击发底火。吃了另外两粒子弹里的火药而引起的恶心和出汗反应，这会儿慢慢消失了。

拐杖接下的一部分也被拧开，从里面滑出了消音器。他从第二部分里拿出了瞄准镜。从拐杖最粗的部分，就是在上部的两个支架，最后合并成为一个主支撑支架的部分，露出了枪后膛和步枪的枪筒。从结合部上面的Y形结构里，他拿出了两个钢棍，这两个装在一起就会变成步枪的架式枪托。最后是拐杖包着垫子支在腋下的部分，这部分里单独藏着步枪的扳机，用填充物包着，其他什么都没有放。除此以外，把腋部的支撑与枪托组装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带肩托的支架。

他小心翼翼地组装着这支他非常喜爱的步枪。他把枪筒稍微向前倾斜，靠在上面一个垫子的顶上。然后眯起眼睛从瞄准镜里看了一下。窗外，沐浴在阳光下的广场，以及下面五十英尺范围内的事物都跃入瞄准镜的中心。那个仍然在为即将到来的庆祝仪式标注站立位置的人的脑袋从瞄准镜的十字瞄线处掠过。豺狼用枪瞄了一下这个目标。瞄准镜里，这个脑袋显得又大又清楚，几乎和他在阿登山森林的林间空地上看到的那个蜜瓜一样大。

最后，他满意了，把三粒子弹在桌子边上排成一排，像士兵列队一样。他用拇指和食指拉开步枪的枪栓，往弹膛里装进第一粒子弹。一粒就够了，但他还是留了两个备用。他把枪栓又向前推，直到顶住了子弹的底火，然后轻轻拧了一下，固定住。最后，他把枪平放在垫子上，摸出香烟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他的第一支烟，向后靠去。他还要等待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21

克劳德警长感觉自己就像一辈子都没喝过水一样。他的嘴巴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仿佛焊上去了一样。不仅仅是因为炎热让他有这样的感觉。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真的害怕了。要出事，他很肯定，下午有事要发生，而他仍然找不到线索，比如说怎么做，或者是什么时间。

早上的时候，他也在凯旋门，然后是巴黎圣母院。什么都没发生。今天拂晓，在内政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他已经听出，气氛从紧张和愤怒变成了某种几乎是愉快的心情。中午时候，他和委员会的其中几位成员一起吃的午餐。只剩唯一一个仪式要举行了，地点是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确信，那里已经彻底搜查完毕，并被密不透风地封锁起来。

“他走了。”罗兰说。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就餐的时候，组员们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简朴的饭店一起用餐。这句话突然从罗兰口中冒了出来。“他走了，滚蛋了。不过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总有一天，他还会在某个地方再露面，届时我们的小伙子会抓住他的。”

现在，勒贝尔心烦意乱地顺着蒙帕纳斯大道二百米外的人群边来回寻觅。离广场这么远，没人能看见那里在发生什么。他问了每个在路障处的警察和共和国卫队士兵，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十二点设置路障后，没人通过。

主路被封锁了，支路被封锁了，小巷被封锁了，屋顶被监视、守卫着。车站里在前广场周围像蜂巢一样分布着的办公室和阁楼都爬满了保安人员。他们爬上了巨大的机车库房房顶，居高临下。所有的站台都静悄悄的，所有下午本来要到达的火车都被转去了圣拉扎尔车站。

视线内的每栋楼从地下室到阁楼，全都彻底搜查过。大多数的公寓都是空的，住户都外出去海边或山区度假了。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被封得无隙可乘。就像瓦伦丁说的，“比老鼠的屁眼还细密”。想到奥弗涅省警察局局长的那句话，勒贝尔笑了。可他突然笑不出来了。瓦伦丁并没能阻止豺狼！

他穿过蒙帕纳斯大道旁边的街道，出示他的警官证抄了近道，来到了雷恩大街。这里的情况也一样——离广场二百米，道路被封锁，大群的人拥挤在路障后面，街道上除了巡逻的共和国卫队士兵，空空如也。他又开始四下询问那些在这里警戒的人。

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没有，长官。有人过去吗，任何人？没有，长官。他听到车站前广场上，共和国卫队军乐队正在给他们的乐器校音。他看了看表。将军随时都可能到。看到有人过去吗，任何人？没有，长官。这条路没有。好的，继续警戒。

他听到广场里有人在喊口令，蒙帕纳斯大道的那头，一个车队开进了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看到车队拐进了车站的大门，警察都站直敬礼。所有的眼睛都顺着街道看向那些漆黑锃亮的豪华轿车。他身后几码处路障外的人群想挤过来。他抬头看了下屋顶。好小伙子们。屋顶的守卫们没有去看他们下面的情形，一直都趴在护墙上，来回扫视着马路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不放过窗户里任何一个微小的动静。

他到了雷恩大街的西侧。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士兵站在最后一个设置在雷恩路一三二号拦阻人群的路障旁，两脚钉在地上，纹丝不动。勒贝尔向他晃了一下证件，士兵站得更直了。

“有人从这儿过去吗？”

“没有，长官。”

“你在这儿多久了？”

“中午十二点，街道封闭的时候就在这儿了，长官。”

“没人从这里过去吗？”

“没有，长官，噢……只有个老瘸子，他住那边。”

“什么样的瘸子？”

“一个老家伙，长官，病得很重的样子。他有身份证，还有伤残军人证。地址写的是雷恩大街一五四号。嗯，我不得不让他过去，长官。他看起来病得厉害，真的病得很厉害。要不这么热的天，他哪能还穿着军大衣的。那可真是疯了，肯定的。”

“军大衣？”

“是的，长官。长军大衣。以前老军人穿的那种。不过这样的天穿实在是太热了。”

“他怎么了？”

“噢，我看他是太热了，对吧，长官？”

“你说他在战时受了伤。怎么个情况？”

“一条腿。他只有一条腿。他一拐一拐走过来的，拄了个拐杖。”

远处的广场上，小号吹响了乐队的领奏音。“来吧，祖国的孩子们，光荣的日子已经到来……”人群里有些人跟着一起唱起了这熟悉的《马赛曲》。

“拐杖？”勒贝尔的声音很小，好像在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样子，那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热切地望着他。

“是的，长官，一支拐杖。就是那种一条腿的人经常用的那种。一个铝制的拐杖——”

勒贝尔猛地跳起来，冲下街道，同时回头冲着那个共和国卫队战士大喊，让他跟上。

黑色轿车里的乘客正步入空阔的广场。轿车首尾相连，停在车站正面的墙边。正对着轿车，顺着将广场和车站前广场分开的栏杆，站着被这个国家的元首召集来，即将被授予勋章的那十名老兵。车站前广场的东边是军官和外交官，一大群人都穿着灰色套装，中间间或有人佩戴着红色的荣誉勋章。

共和国卫队军乐队站在西侧，他们脑袋上插着红色的羽毛，头盔锃亮。乐手们站在老兵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

车站正面一辆汽车的周围，聚集着一群身着礼服的军官和爱丽舍宫工作人员。乐队开始演奏《马赛曲》。

“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嘣——吧——嘣。国歌的最后几个节奏结束，全场鸦雀无声。共和国卫队司令官的声音在车站广场上回荡。“向将军敬礼——肩——枪。”戴着雪白手套的手啪地握向枪托和弹夹，脚后跟磕在了一起。三个动作整齐划一。车边的人群两下分开，跟在后面。最中间出现了一个高个子，向着那排老兵走去。离那儿还有五十米，跟着的人群停了下来。夏尔・戴高乐一个人继续向前走着，后面只跟着两个人。一个是退伍军人部长，他等一下要将那些老兵介绍给总统；还有一个是一名托着盘子的军官，盘子上铺着天鹅绒布，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十个勋章和十条彩色绶带。

“是这里吗？”

勒贝尔停下来，喘着气，冲一个门洞示意了一下。

“我想是的，长官。是的。就是这儿。倒数第二个。他就是进的这一个。”

小个子探长冲进门厅。他们的举动让栏杆处的那些高官们直皱眉。瓦尔雷不想站在街上，便跟着勒贝尔走了进去。好吧，如果我要上军事法庭的话，我就说这个小个子自称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我正在试图阻止他。

他走到门厅的时候，这个小个子正在摇门房的门。

“门房在哪儿？”他喊道。

“我不知道，长官。”

他还没来得及争辩，这个小个子就用胳膊肘撞碎了门上的毛玻璃，伸手进去打开了门。

“跟我来。”他大喊一声，冲了进去。

我跟你进来真是太正确了，瓦尔雷想，瞧你干的这些蠢事。

他看到小个子探长在炊具储藏室的门口。瓦尔雷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发现地板上躺着一个神智昏迷被捆着的门房。

“天啊。”瓦尔雷突然意识到，这个小个子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自己和他正在追捕罪犯！这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重大时刻，但此时此刻，他却想回到军营里安稳地待着。

“顶楼。”勒贝尔队长喊道，冲上楼梯，速度快到令瓦尔雷惊讶不已。瓦尔雷步履沉重地跟着他，取下挎着的卡宾枪，跑了上去。

法国总统在那排老兵的第一个人面前停了一下，稍稍倾下身子听退伍军人部长介绍这个人是谁，以及他十九年前的英勇事迹。部长说完，他向这个老兵俯下头，然后转向托着盘子的军官，拿起勋章。军乐队以轻快的手法演奏起军乐。高个子将军把勋章别在了面前这个老兵高高挺起的胸口上，然后退后一步，向他敬礼。

一百三十米外的六楼上，豺狼稳稳地端着枪，从瞄准镜里向下看着。他能很清楚地看见目标的五官：隐在法国平顶军帽下的眉毛，凝视着那个老兵的双眼以及高耸的鼻子。他看到举在军帽边上敬礼的手放了下来，瞄准镜的十字线正对着露出的那个太阳穴。轻轻地，柔柔地，他扣下了扳机。

刹那之后，他盯着车站前广场，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子弹射出枪膛之前，这位法国总统忽然毫无预兆地低下头，在刺客难以置信的注目下，庄严地在他面前的那个老兵脸颊上印下深深的一吻。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不得不向前弯下身子来做这一传统的吻礼。这种礼节在法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很寻常，但对我们这位受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不是。

这一吻导致那粒子弹从正在移动的脑袋后部一英寸处飞了过去。总统是不是听到了子弹从消音器里飞出的呼啸声——这种声音只是在子弹飞行路线很窄的范围内才能听到——就不得而知了。他没做出任何举动表明他听到了。部长和那个军官什么也没听到，就更不要说那些五十米外的人了。

弹头射入前广场上被太阳晒软了的柏油，在一英寸深的沥青里爆裂开来，什么危害也没造成。军乐继续演奏着。总统又吻了老兵另外的脸颊一下，站直身子，安详地走向下一个老兵。

豺狼站在枪后骂着。他觉得心脏都气得要跳出来在地上打滚了。这座楼朝前的一面有两扇门。勒贝尔正来回看着，那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也跟了上来，卡宾枪贴在臀部，枪口冲前。勒贝尔正在两扇门前犹豫着，忽然听到其中一扇后面传来“扑”的一声，声音很轻，但勒贝尔听得很清晰，他立刻用手指指着那个门锁。

“打掉它！”他命令道，向后退了一步。共和国卫队士兵两脚站定，开枪扫射。木头和金属的碎片，还有打出后撞扁了头的弹头四处乱飞。门顺着合叶，摇摇晃晃地向里打开。瓦尔雷首先冲进了屋子，勒贝尔跟在他后面。

瓦尔雷能辨出那一簇灰色的头发，但仅此而已。这个人有两条腿，军大衣已经脱了，端着枪的前臂是生在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身上的。枪手没给他任何机会，从桌子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毫不迟滞地转过身，半蹲着，开火。刚才那通扫射还在瓦尔雷耳朵里嗡嗡作响的时候，那粒子弹就无声无息地射入了瓦尔雷的胸膛。子弹打在胸骨上，爆裂开来。他感觉身体里面被撕裂了，然后是突如其来的剧痛，再然后，连疼痛也消失了。光线黯淡下来，仿佛夏天变成了冬天。一块地毯冲到脸上，啪地打在他脸颊上。其实是他的腮帮子贴在了地毯上。大腿和腹部的感觉迅速消失，然后是胸部和脖颈。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嘴里很咸，就像以前他在海里游完泳后嘴里的那种味道；他仿佛看到一个老海鸥用一条腿站在杆子上。然后，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克劳德・勒贝尔站在他的尸体旁，盯着杀手的眼睛。这会儿他的心脏已经没事了，仿佛已不再跳动了。

“豺狼。”勒贝尔说道。另外那个人只说了一声：“勒贝尔。”他在枪上摸索着，拉开枪膛。勒贝尔看到闪亮的弹壳跌落到了地板上。这个人从桌上抓起什么东西，塞进枪膛。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仍旧盯着勒贝尔。

他想干掉我，勒贝尔感觉有点不太真实。他要开枪了。他要开枪杀我。

他努力低下眼睛看着地板。共和国卫队的那个男孩躺在一边，他的卡宾枪从手上滑下来，躺在勒贝尔的脚边。勒贝尔想都没想就跪了下来，抓起那支MAT49，一只手把枪抬起来，另外一只手扣向扳机。他摸到扳机的时候，听到豺狼刚把枪膛合上。他扣动了扳机。

子弹的怒射声充斥了整间小屋，广场那边都听到了。后来询问的媒体被告知，是一辆摩托车汽缸的消音器出了问题，有个混蛋在庆典高潮时在几条街外把引擎踩着了。半梭子九毫米的子弹打中了豺狼的胸口，把他打得飞起来，然后尸体像一堆烂肉，重重地摔在了靠近沙发的角落。他倒下的时候，拉倒了落地灯。下面的广场上，军乐队奏响了《我的军队，我的祖国》。

当晚六点，伦敦的托马斯警司接到从巴黎来的一个电话。他把手下那个高级督察喊了来。

“他们抓到他了，”他说，“在巴黎。没问题，但你最好还是去那个人的公寓把东西清理一下。”

八点钟的时候，这个督察正在最后一次清理凯斯洛普的东西。门开着，他听见有人走进来。他转过身。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瞪着他。这个人身材魁梧，强壮有力。

“你在这儿干什么？”督察问。

“该由我问你这个问题的。你这该死的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好吧，够了。”督察说，“你叫什么名字？”

“凯斯洛普，”新来的人说道，“查尔斯・凯斯洛普。这是我的公寓。现在说吧，你在这儿搞什么？”

这个督察真希望他身上带着枪。

“好吧，”他轻声说道，小心翼翼地，“我想你最好跟我到苏格兰场小坐一会儿。”

“太他妈对了，”凯斯洛普说道，“你的确得好好向我解释一下。”

不过事实上是这个凯斯洛普做了一番解释。他被拘留了二十四小时，直到分别向巴黎三个部门确认了豺狼已死，而且苏格兰桑德兰郡最北部的五家小旅馆的店主证明，这个凯斯洛普之前三个星期确实一直住在他们的旅馆里，沉湎于爬山和钓鱼，然后才被释放。

凯斯洛普终于走出苏格兰场的大门，自由了。“如果这个豺狼不是凯斯洛普，”托马斯问他的督察，“那这该死的到底是谁呢？”

“这当然毫无疑问，”都市警察局警务处长第二天对助理警务处长狄克逊和警司托马斯说道，“女王陛下根本从来没有承认这个豺狼是英国人。目前为止，只能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某个英国公民涉嫌此案。现在已经澄清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豺狼他……呃，在法国活动期间，由于持有一本冒领的英国护照而被误认为英国人。但他也曾经用两本偷来的护照和一套伪造的法国证件冒充过丹麦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所以就我们来看，我们的调查认为，这个杀手在法国期间持有一本姓名为杜根的假护照，根据这个名字，我们追踪到……呃，这个地方，加普。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这个案子结了。”

次日，一个男人的尸体被葬在了巴黎一座郊区公墓里，墓穴上没有任何标志。死亡证明上表明，这具尸体是一名不知名的外国游客，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巴黎市外机动车道上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下葬的那天除了一名牧师、一名警察、一名登记员、两名掘墓人外，再没别人了。除了一个人外，在场的人对于放入墓穴的普通棺椁都无动于衷。埋葬完毕，这个人转过身，顺着墓地里的小路离开，没有透露姓名。那是个小个子，独自一人，回家去见他的妻儿了。

豺狼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1]指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一个务农为主的穆斯林族群。

[2]Barbouze，法语中指用假胡子等手段乔装的密探、卧底。

[3]阿尔及利亚首都。

[4]科特达祖尔，靠近戛纳，是法国著名海滨休养地。

[5]法国最高军事学府，三军防务学院。

[6]洛林十字是指在一般十字上部多一条横的符号。二战时，法国的戴高乐将军采用此符号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徽号，是“自由法国”的象征。

[7]马利·皮埃尔·柯尼希（1898～1970），法国将军。他指挥的自由法国旅一九四二年在北非比尔哈凯姆战役成功阻击了隆美尔的军队，使英国盟军得以顺利撤退到埃及准备反攻。

[8]勒克莱尔（1902～1947），法国元帅，曾指挥法军部队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率先攻入巴黎。目前法国陆军装备中最先进的主站坦克即以“勒克莱尔”命名。

[9]指越南独立同盟会，成立于1941年，旨在带领越南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

[10]法国总理官邸，后文的爱丽舍宫是法国总统官邸。

[11]原文为法文Algerie Francaise。

[12]法国巴荣纳自动武器制造公司自一九二一年起生产的一种半自动手枪。二战后，曾为法军官方佩枪。

[13]罗马市中心的一条高级品牌汇集的街。

[14]The Edge of the Sword，夏尔·戴高乐著，初版于一九三二年。

[15]原文为 Banque de France。

[16]一个五岁男童撒尿的雕像，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标，用以纪念小于连拯救了布鲁塞尔。

[17]刚果（金）东南部的一个省。

[18]莫伊兹·卡奔达·冲伯（1919～1969），刚果共和国政治家，军阀。

[19]1859年，时任巴黎警察局长的奥斯曼男爵曾负责对巴黎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对巴黎旧城的破坏一直充满争议。

[20]沃邦(Vauban)元帅是路易十四亲政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工程师。

[21]作者原注：一九六四年，为了开发写字楼，老蒙帕纳斯车站被拆除，在顺着铁路向下五百米的地方又建了一座新站。

[22]法国著名演员、歌手。

[23]指“泽布鲁日突袭”，1918年4月英国皇家海军突袭驻扎在泽布鲁日港的德国海军的一次惨烈战役。

[24]凸出部战役，又称阿登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九四四年西线最大的阵地反击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此次战役之后，希特勒再无后备力量可以补充；德军在西线再也无力阻挡盟军的前进。所以阿登战役当之无愧地被后人称为“历史的转折”。

[25]一种意大利产汽车。

[26]哈索·冯·曼陀菲尔（1897～1978），德国军事家。1944年阿登战役时，曼陀菲尔是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司令。

[27]亨利·吉罗将军（1879～1949），法国将领。1943年曾与戴高乐一同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但与戴高乐政见不同。

[28]指1936年底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宣布放弃王位，成为温莎公爵；而在本书故事发生的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

[29]伦敦警察厅的代称。

[30]即Ultra High Frequency，一种常用于无线电通讯的波段。

[31]安东尼的昵称。

[32]《化身博士》是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代表作。讲述了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杰克医生喝了一种试验用的药剂，在晚上化身为邪恶的海德先生四处作恶，他终日徘徊在善恶之间，内心的内疚和犯罪的快感不断冲突，令他饱受折磨。

[33]萨白昂饮料，一种用蛋白、砂糖和葡萄酒做成的意大利甜品。

[34]猪湾事件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进行的一次武装进攻。

[35]这是由六个德文字的开头字母组成的一个字，意即“前党卫军成员组织”。

[36]原文为cetniks，本意为军事部队，是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抗击德国的游击队，正式的名称为“南斯拉夫祖国军”。

[37]主显节，天主教节日。由第四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会便固定与每年的一月六日庆祝主显节，纪念耶稣把自己显示给世人的三个核心事件：贤士来朝、耶稣受洗、变水为酒。

[38]Chacal是由查尔斯·凯斯洛普（Charles Calthrop）的姓名前三个字母组合而成的。

[39]黑手党在美国的秘密犯罪组织的代称，一九六二年覆灭。

[40]萨默塞特宫原来是一座巨大的都铎王朝的宫殿，早在十五到十八世纪，这里就已经成为一些英国最重要的团体组织的总部，比如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英国皇家学会、英国文物学会等。

[41]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对抗意大利的山地作战部队，法国通过法案组建自己的山地作战部队——猎人营。法军猎人营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贝雷帽作为军帽的部队。

[42]迪镇的拼法为“Die”，与英文的“死”是同一个单词。

[43]法国历史悠久的高档时装品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复仇者 / (英) 福赛斯 (Forsyth,F.) 著;

舒云亮译.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2.11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477-0384-7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舒… Ⅲ. ①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2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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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课：复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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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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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谨献

序 幕 谋杀

第一部

第一章 安全帽

第二章 受害人

第三章 巨 富

第四章 战 士

第五章 地道老鼠

第六章 私家侦探

第七章 志愿者

第八章 律 师

第九章 难 民

第十章 黑 客

第十一章 凶 手

第十二章 隐 士

第十三章 粪 池

第十四章 父 亲

第十五章 了 结

第十六章 档 案

第二部

第十七章 照 片

第十八章 海 湾

第十九章 对 抗

第二十章 喷气飞机

第二十一章 行大善而容小恶

第二十二章 半 岛

第二十三章 警 告

第二十四章 游隼计划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丛 林

第二十六章 计 谋

第二十七章 观 察

第二十八章 访 客

第二十九章 游 历

第三十章 恐 吓

第三十一章 请君入瓮

第三十二章 劫 持

尾 声 忠 诚

此书谨献给“地道老鼠”，

你们做过的事情，我永远无法做到。

序 幕

谋杀

他们第七次把那个美国小伙子捅下了粪池。这一次，他没能浮上来，死在了那里，每个毛孔都充满了不可言状的污物。

干完之后，这些人放下木杆，在草地上坐下来，狂笑着开始抽烟。然后他们干掉了另一个援助人员和六个孤儿，坐上援助机构的那辆越野吉普车，驾着它翻越山岭回去了。

这一天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一章

安全帽

一个孤身跑步的人在斜坡上弓着身体，再次与自己的痛苦搏斗着。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治疗，所以他要这么做。

内行人常常说，在所有的体育竞赛项目中，铁人三项运动是最残忍、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十项全能运动需要掌握更多的技巧，在推铅球时也需要更大的爆发力；但很少有其他项目像铁人三项运动那样，需要惊人的耐力，以及迎接痛苦并战胜痛苦的超强能力。

日出时分美国新泽西州的这位跑步者，像往常一样黎明前就起床训练了。他驾着他的皮卡车驶向远处的湖边，半路上卸下他的竞赛自行车，用一条铁链把它锁在一棵树上，以免被人骑走。五点零二分，他按下手腕上的跑表，拉下氯丁橡胶游泳衣的袖子把表盖住，就进入了冰冷的湖水中。

他练习的是奥林匹克铁人三项运动，距离是以米来计算的。先是一千五百米游泳，几近一英里；从水中出来，快速脱至只剩背心和短裤，骑上赛车。然后是伏在车把上的四十公里骑行，一路冲刺。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测定了从湖的一头到另一头的那一英里游泳里程，确切地知道对岸哪一棵树标志着他的自行车所在的地点。他也已经标出了沿着乡间道路的四十公里自行车车程，知道哪一棵树是他应该扔下自行车开始跑步的地点。跑步的距离是十公里，途中一座农场的一根门柱标示着还有最后两公里。那天早上，他刚刚经过了那根门柱。最后的两公里是上坡路，是对意志和耐力的最后考验。

这个项目折磨人的原因是，三种运动所需要的肌肉全然不同。游泳者强壮的肩部、胸部和手臂，并不是速度赛车手或马拉松运动员所需要的。换成这两项运动时，这些肌肉就只是必须承受的额外负担。

自行车运动员快速蹬腿和摆动臀部的动作，与跑步者驱动腿腱使之产生节奏的动作，也是不同的。一种练习的重复节奏并不适用于其他运动。铁人三项运动员需要所有这些训练，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努力去与三个专业运动员的成绩相竞争。

对二十五岁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比赛项目了。到五十一岁时，根据《日内瓦公约》，其折磨简直可以构成犯罪。这位跑步者在一月份时过了他的五十一岁生日。他瞟了一眼手腕，皱起了眉头。不够理想，比他最好的成绩慢了几分钟。他把自己作为敌人，更为艰苦地迈腿向前跑动。

奥林匹克运动员们一般指望能在两个小时内做完这三项运动。这位新泽西州的跑步者已经用去了两个半小时。而他现在还有两公里的路程需要跑完。

跑过三十一号公路的弯道处，他能看到小镇的第一批房屋了。古老的彭宁顿村庄坐落在这条公路两侧，旁边是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从纽约南下过来，穿过纽约州继而通往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在村里，三十一号公路被称为“大街”。

彭宁顿村庄不大，同散落在美国大地上的其他被忽视和被低估的一百万个清洁、干净、整齐的小村镇没什么两样。村中心有一个唯一的主要十字路口，西特拉华大道在这里与“大街”交会。村里还有几座热闹的教堂，分属三个宗派；另有一个第一国家银行和六七家店铺。一些住宅分布在绿树成荫的小巷里。

跑步者朝着十字路口的方向跑去。还有半公里路程，时间还太早，他还不能去“乔之杯”咖啡馆喝咖啡，或去维托比萨饼店吃早餐。不过即使它们开着，他也不会停下来。

在交叉路口南边，他经过了一座白色木板搭建的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房子，门旁的招牌上写着：加尔文・德克斯特律师。那是他的招牌，他的法律事务所。他只是间或歇业，去外地料理其他事务。客户和邻居们以为，他时常休假去钓鱼；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纽约市内还用另一个名字买下了一套小公寓。

他驱动他酸痛的双腿跑向五百码之外的转向点，过了那里就进入到村镇南部的切斯皮克路。那就是他居住的地方，那个转角标志着他自我受难历程的结束。他放慢脚步，停下来，垂下头，靠在一棵树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两小时三十六分钟。比他的最佳成绩差了一大截。方圆一百英里内，可能根本没有哪个五十一岁的人能接近他的这个成绩，但关键并不在这里。他当然不会向那些微笑着向他打招呼的邻居们解释：他这么艰苦锻炼的用意，在于以这种痛苦去对抗另一种痛苦，那种时常存在、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那种失去孩子、失去爱、失去一切的痛苦。

跑步者转入他家房子的那条街巷，走完最后的两百码路程。在前方，他看到送报的小伙子把一大扎报刊放到了他家门廊里。小伙子在骑车经过时朝他挥挥手，加尔文・德克斯特也挥手示意。

稍后他会骑上轻便摩托车，去把他的皮卡取回来。在把摩托装上车厢后，他会驾车回家，并把路边的自行车也带回来。但首先他需要冲一个淋浴，吃一些高能量的食品和几个橙子。

在门廊的台阶边，他捡起那一扎报刊，打开来审视。如同预期，有一份当地报纸，一份华盛顿报纸，一份来自纽约的厚厚的星期天版《时报》，还有一本专业技术杂志。

加尔文・德克斯特这位居住在新泽西州彭宁顿村的律师，长着沙色头发、身材瘦长结实、带着友善微笑；他就出生在这个州，但他却并不是生下来就拥有这一切的。

一九五〇年一月，他降生在纽瓦克市的一个爬满了蟑螂和老鼠的贫民窟，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是当地饭馆的服务员。父母亲在社区舞厅里约会时多喝了几杯劣质酒，让事情失去了控制，因而不得不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结了婚。一开始他对此一无所知。小孩们并不了解是谁、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往往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身世，有时候要通过艰难的方式。

在德克斯特看来，父亲不是一个坏人。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自愿要求参军上前线，但作为一名熟练的建筑工人，人们认为他留在家乡能有更大的用武之地。战时的美国，新泽西地区新建了成千上万的工厂、船坞和政府机构。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该用拳头的时候毫不犹豫，这是许多蓝领工作中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则。但他努力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把他的工资袋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尽力教养他的蹒跚学步的儿子去热爱祖国、热爱宪法和热爱乔・迪马齐奥[1]。

但后来，朝鲜战争之后，工作机会减少了。工业不景气，工会处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

加尔文五岁时，母亲离开了他们。他太小了，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他丝毫不懂，父母亲之间是没有爱情的结合，年纪小小的他还以为大声叫喊、争吵就是常态。他也不知道，当时有位经常出差的推销员曾经答应他母亲，会为她带来明亮的灯光和漂亮的衣服。大人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妈妈“走了”。

现在他父亲每天晚上回家照顾他，闷闷不乐地盯着肮脏的电视机屏幕，而不是下班后在外面喝上几杯啤酒。他十几岁时才知道，母亲在被那个推销员抛弃后曾试图回来，但被愤怒而痛苦的父亲断然拒绝。

他七岁那年，父亲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可以有固定住处、又可以随时到远方找工作的解决方案。他们搬出纽瓦克的那座没有电梯的合租公寓，买了一辆二手房车。这成了他长达十年的家。

父子俩随着一份份工作一次次搬家，但一直住在那个房车里，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学校。那个时代，是加尔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披头士乐队的时代。那是肯尼迪时代、冷战时代和越战时代。

工作找到了，然后又结束了。他们在北部城市东奥兰治、尤尼恩和伊丽莎白之间搬来搬去；然后又去新布伦斯威克和特伦顿郊外打工。有一段时间，他们居住在派因拜伦斯，老德克斯特当上了一个小项目的工头。然后他们南下去了大西洋城。在八岁至十六岁之间，加尔文上过九所学校。他受过的正规教育相当有限。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非常聪明能干：在社会上，在打架时。

如同他离家出走的母亲一样，他长得并不高大，身高只有五英尺九英寸（一米七五左右）。他不像他父亲那样身材魁梧和肌肉发达。但他那瘦瘦的结实的身架具有可怕的耐力，他打出去的重拳能够致人于死地。有一次，他在一个集市的杂耍擂台上向擂主挑战，把那人打翻在地，领走了二十美元奖金。

一个头上搽着廉价发油的人来找他父亲提议说，这男孩可以去他的拳击馆，可以被培养成一名拳击手，但不久父子俩就为了一份新的工作，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假期里打工挣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学校一放假那男孩就跟着父亲去了建筑工地。他在那里煮咖啡，替人跑腿，干零活。有个戴着单只绿色眼罩的人告诉他说，假期里有种临时工作，是把一些信封送到大西洋城内的各个地址，只是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于是在一九六五年的暑假，他成了一名赛马赌注登记员的跑街。

即使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个聪明的孩子照样能开阔眼界。加尔文・德克斯特可以不买票溜进当地的电影院，去惊异地观赏好莱坞的大片，观赏广袤狂野的西部景色，欣赏悦耳动听的电影音乐，观看马丁和刘易斯[2]演出的令人捧腹的滑稽戏。

通过电视广告，他可以看到装有不锈钢厨具的豪华公寓、幸福快乐的家庭，那些家庭的父母亲看上去互敬互爱。此外，他在公路上就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轿车和跑车疾驶而过。

他对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并没有偏见。当然，他们脾气暴躁、举止粗鲁，但对他很和善，或者说他们大多数人是如此。在建筑工地上，他也戴着一顶安全帽。工人们普遍认为，一旦迈出校门，他将踏着他父亲的足迹进入建筑行业。但他另有想法。不管过上什么生活，他发誓要远离这些震耳欲聋的蒸汽打桩机和粉尘飞扬的水泥搅拌机。

他很快明白，他没有资格去过更体面、更舒服和更富裕的生活。他想过电影业，这个想法的出现，只是因为一个酒吧女服务员认为他看上去有点像电影演员詹姆斯・迪安，但建筑工人们的一阵哈哈大笑使他丢掉了这个念头。况且他以为所有的电影明星都很高大，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的身高在五英尺九英寸之下。

体育运动能使一个孩子走出家乡，踏上成名成家和发财致富的道路，但由于频繁地转换学校，他从来没机会进入学校体育队。

任何要求正规学历和资格证书的工作都与他无缘。那就只剩下了工人阶级能够就业的其他行当：饭店服务员、旅馆行李生、汽车修理工、送货司机等等，但跟这些工作相比，他或许更愿意留在建筑工地。建筑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潜在的危险性，使他能够获得比其他大多数工作更多的报酬。

或者还可以从事犯罪勾当。在新泽西州的码头附近或建筑工地里生长的人不会不知道，参加黑帮、从事有组织的犯罪，能够过上一种住高档公寓、开豪华轿车和玩漂亮女人的生活，而且极少会被抓进去坐牢。他不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这使得他不能成为黑手党的正式成员，但黑帮里也有干得很出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3]。

十七岁时他离开了学校，第二天就开始在他父亲的建筑工地上干活了，那是在卡姆登郊外的一个公共住宅小区项目。一个月后，推土机司机病倒了，没有替换人员。这是一项技术工作。加尔文看了一会儿驾驶室内部。他能看懂。

“我能干这工作。”他说。工头犹豫不决：这是违反安全规定的。如果有安全检查员碰巧过来巡视，工头将因此而丢掉饭碗。但另一方面，堆积如山的泥土需要搬运移走，整个小组的工人正在旁边待命。

“里面可是有许多操纵杆呀。”

“相信我吧。”男孩说。

他花了二十分钟时间熟悉哪根杆子起什么作用。他就这么开始开推土机了，这意味着有一份收入，但还不算一份事业。

一九六八年一月他满十八岁时，越共发动了“春节攻势”。当时他在卡姆登市内的一个酒吧里看电视。在新闻结束并插播几条广告之后，开始播放由军方录制的一条征兵启事。该启事提到，如果你表现好，军队会为你提供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第二天，他走进设在卡姆登的美军办事处说：“我要参军。”

那时候，每一位年满十八岁的美国青年都有义务服兵役。但大多数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都想极力逃避。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军士长伸手索要征兵证。

“这个我没有，”加尔文・德克斯特说，“我是志愿要求参军。”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军士长抽出一张表格向他推了过去，一边死死地盯着他，好像一只追猎的雪貂不肯让这只野兔逃走。

“哦，好的，小伙子。这么做很聪明。是听了一位老者的忠告吧？”

“是的。”

“干上三年，而不是要求的两年，就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职位和更多的职业选择。”他俯身向前，似乎是在透露一项国家秘密，“干三年，说不定你还能避开越南呢。”

“可我正想去越南。”穿着沾满尘土的工作服的小伙子说。军士长考虑了一下这句话。

“好吧。”他慢慢地说。他也许想说，“真是不识时务。”但实际上他说出来的是：“举起你的右手宣誓……”

三十三年后，这位以前戴过安全帽的人把四只橙子塞进榨汁机，再次用毛巾擦了一遍他湿漉漉的头发，拿上那叠报纸，端着果汁走到客厅。

他先看那本专业技术杂志。《经典飞机》并不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在彭宁顿村需要办理专门的订阅手续才能够看得到。这份杂志是专为那些喜爱经典飞机和二战期间飞机的读者服务的。跑步者翻到广告部分去看招聘启事。他停下来，那杯果汁举在了离嘴边不远的半空中。他放下玻璃杯，又把那条启事读了一遍。启事写道：

诚招复仇者。报酬无上限。有意请来电。

如果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格鲁曼“复仇者”鱼雷轰炸机，那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它们只出现在博物馆里。所以，有人已经发现了联络代码。还附有一个号码。那肯定是一个手机号码。

这一天是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三日。

第二章

受害人

里基・科伦索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在二十岁时死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的一个粪池里的。他的生命不应该那样结束。他理应住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娶妻生子，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过上体面的生活。事情出了差错，因为他太善良了。

早在一九七〇年，一位叫阿德里安・科伦索的年轻聪明的数学家，当上了华盛顿郊外乔治城大学的数学教授。当时他才二十五岁，能评上这种职称算是相当年轻的了。

三年后，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一个夏季讲座。在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叫安妮・埃德蒙。虽然她几乎听不明白他的讲座，但为他神魂颠倒，于是通过密友安排了一次见面。

阿德里安・科伦索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父亲，这使她又惊又喜：她已经有五六个追猎财富的求婚者了。在返回旅馆的汽车里，她发现他不但精通微积分运算，而且接吻也很有水平。

一星期后，他飞回华盛顿。埃德蒙小姐可是说一不二的。她辞去工作，在加拿大领事馆找到一份闲职，在威斯康星大道旁边租妥一套公寓，带着十件行李跟过来了。两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婚礼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随后小夫妻去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卡尼尔湾度蜜月。

作为嫁妆，新娘的父亲在内布拉斯加大街旁边的福克斯路上购置了一座很大的乡间别墅。因为处于乔治城郊外，这个地段很宁静也很抢手。这栋大别墅自带一块树木茂盛的地皮，有五千多平米，还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新娘从娘家得到的津贴能维持这份房地产的日常维修保养，而新郎的薪水则用于家庭的其他开销。他们在爱巢里安顿下来了。

儿子理查德・埃利克・史蒂夫，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生，不久即被昵称为里基。

与几百万其他美国青年一样，里基在一个安全的、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做着所有男孩们做的事：参加夏令营，着迷于年轻姑娘和跑车，担心学习成绩和临近的考试。

里基没有他父亲那么聪明，但也不笨。他承袭了父亲古怪的微笑和母亲俊美的长相。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青年。如果有人求助于他，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但他决不应该去波黑。

他于一九九四年高中毕业，并被哈佛大学录取，来年秋季入学。那年冬天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一个叫波黑的遥远的地方，发生了残忍的种族清洗，之后难民们状况悲惨，各种救援计划应运而生。他决心要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

他的母亲哀求说他应该留在美国；如果他真的要尽一分社会责任，美国当地就有援助项目。但他看到的被洗劫一空的村庄、饥寒交迫的孤儿和愁容满面的难民，深深地触动了他。必须去波黑。里基恳求他能获准参与救援。

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后了解到，国际性救援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联合国难民署，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办事处。

到一九九五年初春，原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三年的内战使得波黑共和国千疮百孔。联合国难民署在那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派去了大约四百名“国际援助人员”，还有几千个当地招募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负责装备的，是一位蓄着大胡子的精力充沛的前英国军人，名叫拉里・霍林沃思。里基在电视里见过这个人。于是他去纽约的办事处询问有关报名手续。

纽约办事处的人很和善，但不够热情。业余救援者的申请书如雪片般飞来，登门的人每天有几十个。因为是联合国的机构，申请手续繁琐，六个月的官僚主义运作，送进来的表格已经能压断皮卡车的弹簧了。里基秋季要去哈佛上学，到头来很可能会遭到拒绝。

几经努力都遭失败的里基垂头丧气，午饭时分他坐电梯下楼时，一位中年女秘书朝他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如果你真的想去那里提供帮助，你就必须先去设在萨格勒布的区域办事处，”她说，“他们在那里接收救援人员。现场的手续相当简便。”

克罗地亚曾经是正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已经获得了独立，现在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机构都在它的首都萨格勒布设有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是其中一个。

里基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父母亲，得到了他们的勉强同意，从纽约经维也纳飞到了萨格勒布。但回答依然相同：填表格，优先招收长期人员。假期来帮忙的业余人员给难民署带来的责任很多，但贡献甚少。

“其实你可以去试一试非政府机构，”那位乐于助人的地区办事处主任建议说，“他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里碰面。”

联合国难民署是世界性救援机构，但绝不是唯一一家。救灾是一个产业，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职业。除了联合国和一些政府的努力，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在波黑，有三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实施救援。

有几个组织的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拯救儿童”（英国的）、“喂养儿童”（美国的）、“关心老人”“战争救济”“无国界医疗队”——他们都到了那里。有些是教会机构，有些是世俗的，还有许多小机构是临时成立的——在电视上看了连续不断的波黑内战报道后就过来了。最小的团体，只有两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他们在家乡的酒吧里募捐，然后驾着一辆卡车穿越欧洲一路过来。要进入波黑中心地带，萨格勒布是必经之地。

里基找到那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杯东南欧地区的烈性梅子酒以抵御三月的寒风。他朝四周打量着，寻找着可能的联络人。两个小时后，一个留着胡子、身材结实得像一辆卡车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格子风衣，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根据他的口音判断，应该是来自美国南卡罗莱纳或北卡罗莱纳，于是里基走上去作了自我介绍。他遇上了好运气。

那人叫约翰・斯莱德，负责一个小型的美国慈善机构“面包和鱼”的救济物品调派和分发。“面包和鱼”是最近成立的一个分支，总部叫“救世之路”，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一个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斯莱德听了里基的自我介绍。

“你会开卡车吗，小伙子？”

“会。”里基回答。其实这话不太真实，但里基认为一辆大型越野吉普车应该与一辆小型卡车差不多。

“你会看地图吗？”

“当然会。”

“那么你想挣一份高工资吗？”

“不想。我有外公给我的津贴。”

约翰・斯莱德眨了眨眼睛。

“你什么也不想要？只是来帮忙？”

“是的。”

“好，你被录用了。我从事的是一个小规模的行动。我去购买救济食品、衣物和毯子等等，在现场采购，主要是在奥地利。我驾驶卡车把它们运往萨格勒布，加满油，然后继续前往波黑。我们的总部设在特拉夫尼克。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

“这正适合我，”里基说，“我会支付自己的费用。”

斯莱德把尚未喝完的白兰地往前一推。

“我们走吧，小伙子。”他说。

他开的是一辆德国制造的哈诺玛格十吨卡车。在抵达国境之前，里基熟悉了驾驭它的窍门。开到特拉夫尼克花了十个小时，期间他们轮流驾驶。当他们到达位于城镇郊外“面包和鱼”租的院子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斯莱德扔给他几条毯子。

“在驾驶室里过夜，”他说，“明天早上我们给你安排一间宿舍。”

“面包和鱼”的救援行动确实是小规模的。还有第二辆卡车，由一个说话不多的瑞典人驾驶，现在正要出发去北方接运更多的供应品；有一个小小的合用的院子，周围围着一道铁栅栏以防小偷；一个由移动式工作间改装的狭小的办公室；一间被称为仓库的棚屋，里面堆放着已经卸下、尚未分发出去的救济食品；还有三名当地招聘的波斯尼亚工作人员。再加上两辆新的黑色丰田越野吉普车，用于配送少量救济品。斯莱德把里基介绍给了其他同事。下午时，里基被安排住进了城里的一位波斯尼亚寡妇家里。为解决来回的交通问题，他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用的是他藏在腰带里的钱。约翰・斯莱德注意到了这条皮带。

“是否介意告诉我，你腰带里藏了多少钱？”他问道。

“我带了一千美元，”里基信任地说，“以备应急时使用。”

“嗯。但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张扬，要不然你真的会遇上紧急情况。这里的人得到这些钱能用上一辈子呢。”

里基答应会多加小心。他很快发现，波黑不存在邮政系统，因为波黑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原南斯拉夫的邮政系统已经瘫痪了。约翰・斯莱德告诉他，驾车去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司机会为大家寄发信件和明信片。里基在维也纳机场买了一大叠明信片扔在帆布包里。他拿出一张写了个快信。那位瑞典司机把明信片带到北方去寄发。一星期后，科伦索夫人在美国收到了它。

特拉夫尼克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集镇，居民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不同种族的存在可以从不同的教堂看出来。镇子里有一座克族人的天主教堂，克族人已经离开了；一座塞族人的东正教堂，塞族人也已经走了；以及十几座穆斯林清真寺。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他们现在仍被称为波斯尼亚人。随着内战的到来，多年来友好相处的三个种族分裂了。各地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大屠杀，所有种族间的信任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塞族人离开了，退到了俯视特拉夫尼克的弗拉西奇岭的北部，越过拉斯瓦河谷，进入到河谷对岸的班亚-卢克。

克族人也被迫出走，他们大多数去了南方十英里远的维特茨。这样，形成了三个独立的种族堡垒。每个地盘都有各自的难民蜂拥而入。

全世界的媒体把塞尔维亚人说成是这些大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孤立的塞族村庄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洗劫。归罪塞族人的理由是，在原南斯拉夫，塞族人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国家分裂时，他们夺取了百分之九十的重武器，这使得他们有了绝对的武力优势。

同样，克罗地亚人在屠杀他们地盘里的少数非克族人时，并不显得心慈手软，而且克罗地亚得到了德国总理的不负责任的提前承认，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

波斯尼亚人基本上没有武器，并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忠告下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他们遭受了最多的迫害。

一九九五年暮春，美国人对隔岸观火感到厌烦和恼火了，决定使用武力教训塞族人，并迫使各派坐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谈判桌边。《代顿协定》将在那年的十月得到执行。里基・科伦索将看不到那一天。

里基抵达特拉夫尼克时，从山对面塞族人阵地上发起的炮击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大多数建筑物的墙上贴着木板，如果遭到枪击，木板会被击成碎片，但房屋得以保全。许多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了，遮着塑料布。那些色彩绚丽的清真寺倒没有遭到直接打击。城里两座最大的建筑物——中学的体育馆和曾经很著名的音乐学院——挤满了难民。

由于无法去附近的乡间，从而无法去种庄稼，三倍于原人口的难民依赖于援助机构才能幸存下来。那就是“面包和鱼”和其他十几个小型的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地方。

两辆吉普车的任务排得很紧，满载着五百磅的救济品，还要长途跋涉去周边村庄，那里比特拉夫尼克市中心更需要救援。里基同意驾驶吉普车把救济粮食运往南方的山区。

从一开始他在乔治城家里的电视荧屏上看到人类受苦受难，到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四个月了。现在他很高兴，他正在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当他把一袋袋小麦、玉米、奶粉和汤料运进一个已经断粮一个星期的孤立村庄时，那些古铜色脸庞的农民和睁着大眼睛的孩子们，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相信，他这是在以某种方式回报仁慈的上帝让他生为一个美国人的恩情。

他不会说南斯拉夫的通用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懂波斯尼亚的方言。他对当地的地理一点也不了解，搞不清楚哪些山路通向何方，以及哪里安全、哪里有危险。

约翰・斯莱德让一个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与他搭档。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可以当他的向导和翻译。

整个四月份和五月的上半月，里基每星期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给他的双亲。借着同事去北方装运救济品的机会，这些贴着克罗地亚或奥地利邮票的信件，虽多少有些延误，但都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乔治城。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基发现自己单独一人在负责整个中转站。那个瑞典人拉森，在驾车行驶在国境以北至萨格勒布的一条孤独的山路上时，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约翰・斯莱德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解救他，还要把那辆卡车拖到修理厂去。

此时，法蒂尔・苏勒耶曼请里基帮一个忙。

与特拉夫尼克地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当战火蔓延过来时，法蒂尔也被迫逃离了家园。他解释说，他家是在弗拉西奇岭一条峡谷边的一个小农场。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是被烧毁了还是幸免于难？战争开始时，他父亲把家里的值钱东西埋在了一个谷仓的地下。它们仍在那里吗？总之，三年来他能不能第一次去探访一下他父母的家？

里基爽快地同意放他的假，但问题不止这个。由于下过春雨，山路上泥泞不堪，只有越野车才能开过去。这意味着需要借用那辆吉普。

里基举棋不定了。他想提供帮助，而且汽油费可以由他来承担。但那里的山区安全吗？塞族巡逻队曾经翻越过去，用他们的大炮猛轰山下的特拉夫尼克。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法蒂尔解释说。他父母那座农房所在的南坡现在是安全的。里基犹豫不决，他被法蒂尔的恳求打动了；他从来不知道失去了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他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他也一起去。

事实上，在明媚的春光下，这是一次愉快的出行。他们出了城镇，在朝顿耶瓦库夫的那条主路上行驶十英里之后，转向右边。

道路开始爬升，接着变成了一条土路，然后继续爬升。到处是长着绿叶的山毛榉、桉树和橡树。里基认为，这里的景色简直如同他曾经随学校野营团去露营过的谢南多亚。在道路的拐弯处，汽车开始打滑，里基承认，如果不用四轮驱动他们是无法在这里行驶的。

橡树林消失了，代之以针叶林。在五千英尺的高山上，他们进入了一条峡谷。这个地方相当隐秘，从远处山下的路上是看不见的。在峡谷的中间，他们找到了那座农房。只有石砌的烟囱幸存下来，其余的已被烧毁，洗劫一空。几座坍塌的谷仓没有遭到火烧，依然耸立在那个老旧的牛棚旁边。里基看了一眼法蒂尔的脸说：“我很抱歉。”

他们在黑乎乎的烟囱旁下了车。里基等在旁边，看着法蒂尔穿过湿漉漉的废墟，在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残留物上东踢踢西踢踢。里基跟着他走过牛栏，走过一个因为下过雨而涨满了污水的粪池，来到那几个谷仓旁，他父亲埋的东西也许还在那里。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一阵沙沙声和呜咽声。

两人在一张散发着异味的湿淋淋的油布下面发现了一群孩子。共有六个，四个小男孩和两个女孩，惊恐地互相挤在一起，年龄在四岁至十岁不等。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显然充当了代理母亲和头头的角色。看到两个男人在盯着，他们吓坏了。法蒂尔开始轻柔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回答了。

“他们来自于高利察，意思是‘小山’，是沿着山路过去、离这里大约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我知道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

法蒂尔又用当地的方言说了。女孩回答后哭了起来。

“他们来过了，塞族人，准军事组织。”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怎么了？”

法蒂尔叹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四户人家，二十个成年人，十二个孩子。现在完了，全都死了。开火时，他们的父母亲大喊着要他们赶快跑。于是这些孩子趁着天黑逃了出来。”

“那么，他们全都是孤儿？”

“全是。”

“上帝呀，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呀！我们必须让他们上车，带他们下山。”里基说。

他们引领孩子们走出那个谷仓，进入到灿烂的春天阳光下。林中鸟儿在歌唱。这是一个美丽的山谷。

在树林的边缘，他们看见了那帮人。一共是十个人，还有两辆涂着迷彩伪装色的俄罗斯产加斯吉普车。那些人穿着迷彩军服，而且全副武装。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安妮・科伦索夫人检查了邮箱，里面又是空空如也，她拨通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次响铃之后有人来接听了。是她父亲的私人女秘书的声音。

“嗨，琼，我是安妮。我爸爸在家吗？”

“他当然在，科伦索夫人。我马上把你的电话接过去。”

第三章

巨 富

空军A小队的棚屋里有十位年轻的飞行员，隔壁的B小队另有八位。外面机场碧绿的草地上停着几架飓风战斗机。驾驶舱后面的庞大机身，使得它们看上去像是驼背蹲伏在那里。它们已经不是新飞机了，机身上的一块块金属补丁表明，过去的两星期里它们曾在法国上空的战斗中受过伤。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棚屋里面的气氛，与英格兰诺福克郡科尔蒂绍机场温暖的夏日阳光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被简称为加拿大中队的皇家空军第242中队的士气，低落到了最低点。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几乎自第一炮打响起，242中队就一直在参加战斗。法兰西战役中，从法国东部国境至英吉利海峡，他们打得很艰苦，但没能获胜。当希特勒的闪电战机器滚滚向前把法国军队打得落荒而逃时，这些飞行员们努力去阻挡德军的进攻洪流，但在他们驾机升空的时候，基地已经撤到了更远的后方。他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食物、住处、备用零件和油料。经历过撤退的战士们知道，最能描述这种场面的形容词是“混乱不堪”。

越过海峡撤回到英国以后，他们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空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他们的身下，英军试图挽救遭受的惨败，幸存的军人抓住一切能够漂浮的物体泅回英格兰。

当最后一名英国兵撤出那片可怕的海滩，最后一批在外围打掩护的战士被德军抓走，这些加拿大飞行员已经筋疲力尽。他们遭到了可怕的损失：九人战死，三人受伤，另三人在跳伞后成了俘虏。

三个星期后他们仍窝在科尔蒂绍，缺少备用零件和工具——全都遗弃在法国了。他们的指挥官戈比尔少校已经病了几个星期，一时不会返回指挥岗位。英国人答应马上给他们派一名新的指挥官过来。

一辆小型敞篷跑车从机库之间出现，停在了机组人员的这两座小木屋附近。一个男人有点吃力地爬了出来。没人上去招呼他。他步履蹒跚地走向A小队。几分钟后，他从那里出来，走向B小队的棚屋。加拿大飞行员们在窗口边注视着他，对他两脚分开一摇一摆走路的样子很是惊讶。门打开了，他出现在门框里。他的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空军少校。没人站起来迎接他。

“这里由谁负责？”他厉声责问。

一个身材结实的加拿大人站直了身子。在距他几英尺的地方，史蒂夫・埃德蒙蜷缩在一把椅子里，用一种迷惑的神情打量着这位新来者。

“我想应该是我吧。”斯坦・特纳说。这时候才是战争的初始阶段。斯坦・特纳已经获得了两枚军功章，他最后将得到总共十四枚奖章。

这位新来的英国军官瞪着一双愤怒的蓝眼睛，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架飓风战斗机。加拿大人都从棚屋里涌出来观看。

“简直难以相信，”约翰尼・拉塔向史蒂夫・埃德蒙咕哝着，“英国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没有双腿的指挥官。”

这是真的。这位新来者正在用两条假肢跌跌撞撞地走路。他爬进那架飓风的座舱，发动劳斯莱斯引擎，转到顶风方向后就起飞了。在之后的半个小时里，他驾着战机做完了每一个已知的空中杂技动作，还做了几个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漂亮的惊险动作。

他本身很棒，在战前坠机事故失去双腿之前，他曾经是一位空中杂技英豪；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双腿，他更棒了。当飞行员在紧急转弯或紧急俯冲的时候（空战时这些动作非常重要），重力全加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其结果是驱使血液从上身往下体流动，导致飞行员眩晕。但因为这位飞行员没有双腿，血液不得不留在上体，靠近脑部，现在全中队都看到了，他能完成比所有人都更小更急的转弯动作。最后他让飓风战机着陆，爬出驾驶舱，摇摇摆摆地走向那些静默的加拿大人。

“我的名字叫道格拉斯・巴德，”他告诉他们，“我们将成为整个空军中的王牌中队。”

他说到做到。在法兰西战役失利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又一场血战正在逼近：被称为空中英雄的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已经向希特勒许诺入侵英国必胜无疑。不列颠战役是空中争夺战。这场战役结束前，每次空中战斗都由他们的无腿指挥官一马当先，加拿大242中队创下了最佳击落与损失比的战绩。

到深秋时，德国空军无心恋战，退回到法国去了。希特勒把戈林怒骂一顿，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苏联。

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六个月内发生的三大战役——法兰西战役、敦刻尔克战役和不列颠战役中，这些加拿大人击落德军八十八架战机，其中单是不列颠战役就击落敌机六十七架。但他们也损失了十七位飞行员，都是在战斗中牺牲的，除了三个，其他都是加拿大人。

五十五年后，史蒂夫・埃德蒙从办公室书桌旁站起来，如同他多年来做过无数次的那样，穿过房间，走到墙上的那张照片面前。照片并没有包含与他一起驾机飞行过的所有战友；有些人在新人到来之前死去了。照片上是战争白热化阶段的八月下旬，一个炎热晴朗的日子里，在达克福与他并肩战斗的十七位加拿大人。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走了。大多数死在了战场上。这些十九岁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年轻小伙子们，从照片里向外凝视着。他们欢乐，活泼，憧憬未来的生活，刚刚跨进人生的门槛，然而他们大都注定无法看到以后的人生。

他凑近去看。本齐，他的僚机飞行员，在拍下这张照片两星期后的九月七日，在泰晤士河口上空被击落身亡。索兰德斯，来自纽芬兰的小伙子，死于次日。

在照片里并肩站在一起的约翰尼・拉塔和威利・麦克奈特，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比斯开湾上空双双阵亡。

“你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威利。”这位老人咕哝着说。威利・麦克奈特是王牌飞行员，是天生的空中英雄：在刚上战场的起初十七天里，创下了击落九架敌机的赫赫战绩。他死去时，共赢得了二十一次空战的胜利，他才初出茅庐十个月，年仅二十一岁。

史蒂夫・埃德蒙幸存下来了，现在是一位老人，也是一位富人，起码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富有的矿业商人。但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居住在一间简陋棚屋里、与一把鹤嘴锄相伴时，当他首次成为百万富翁时，尤其是当《福布斯》杂志宣布他为亿万富翁时。

他保存这张照片的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种东西是何等脆弱。回顾过去时，他常常纳闷自己是怎样幸存下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第一次在战斗中被击落。他还躺在医院里时，242中队开赴远东。康复之后，他被派往培训中心担任飞行教官。

他对这种安排极为恼火，于是多次去找上级领导，强烈要求重返前线。最后，他被及时地允许参加诺曼底登陆战，驾驶攻击地面目标的新型台风战斗轰炸机。这种战机功率强大，速度极快，是一种可怕的坦克杀手。

他第二次被击落是在德国雷马根附近，当时美军蜂拥般地渡过了莱茵河。他与十几架英国的台风战斗机一起在前方为盟军提供空中掩护。飞机发动机被击中起火后，他用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拉起机头提升高度，打开座舱罩，在飞机爆炸之前跳了出去。

由于低空跳伞着陆力度很大，他的双腿摔断了。他躺在雪地上，因疼痛而神志昏迷。他朦胧地感觉到一大群圆圆的钢盔在朝他跑过来。他清楚地知道德国人对台风战机的刻骨仇恨，而且一支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刚刚被他炸成了碎片。

一个模糊的人影停下来俯视着他。一个声音说：“喂，看看我。”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希特勒的精英部队里可不会有人会说带有密西西比口音的美国腔英语。

美国人给他打上一针吗啡，把他送回莱茵河对岸。之后，他被安排飞回英国。他的双腿被妥善地固定好之后，医生们认为他不应该再占用前方伤员所需要的床位了，于是他被送到了英格兰南海岸的一座疗养院。他在那里等待康复，最后被遣返回加拿大。

他喜欢疗养院所在的迪尔伯利庄园。这是几座散落的历史味很浓的都铎时期建筑物，里面有碧绿的草坪和漂亮的护士。那年春天他二十五岁，是一名空军中校。

病房由两名军官合用一间，但直到一星期之后他的室友才到。跟他同样年纪，美国人，没穿军装。左臂和左肩碎裂了，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次交火时受伤的。那是在敌人后方，意味着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是特种部队战士。

“嗨，”新来者说，“我叫彼得・卢卡斯。你会下棋吗？”

史蒂夫・埃德蒙生长在安大略省一个艰苦的矿区，于一九三八年加入皇家加拿大空军，以逃避因为国际市场不需要镍而引起的矿产业萧条和失业。其实稍后，这种金属被用在他驾驶的每一架飞机的航空发动机上。卢卡斯生长在新英格兰州的上层社会，从一降生起就生活得无忧无虑。

两个年轻人坐在草坪上，中间放着一张棋盘。这时候从大厅的长方形窗户里传来了英国BBC电台的新闻广播，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德代表纳粹德国刚刚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坐在草地上，想起了所有那些永远不能回家的朋友。将来在他们的回忆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哭泣。

一星期后，他们分别了，回到各自的祖国。但从此他们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终生友谊。

当史蒂夫・埃德蒙回家时，加拿大变了，他自己也变了。一个战斗英雄回到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他来自于萨德伯里盆地，他回到的也是这个盆地。他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矿工。自从一八八五年起，加拿大人就在萨德伯里附近开采铜矿和镍矿。埃德蒙家庭一直在此从事矿业。

史蒂夫・埃德蒙发现，空军给了他一份优厚的退伍安置费，于是他用这笔钱去上大学。他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自然，在大学里他主修采矿工程，辅修冶金学。他发奋学习，这两门专业课的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一九四八年毕业时，他立即被盆地里的一家大公司——国际镍矿公司抢了过去。

成立于一九〇二年的国际镍矿曾让加拿大成为世界镍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公司的重点是在安大略省萨德伯里以外的大矿床。埃德蒙加入公司当了一名见习采矿经理。

史蒂夫・埃德蒙本可以一直担任一名采矿经理，居住在萨德伯里郊外一座舒适但质量一般的木板房屋里，但他那躁动不安的内心总是在告诉他，应该还有一种更好的活法。

大学老师教过他，基本的镍矿，亦即硫镍铁矿，也含有其他元素。铂、钯、铱、钌、铑、碲、硒、钴、银和金，也存在于硫镍铁矿之中。埃德蒙开始钻研稀土金属、它们的用途和市场对它们的潜在需求。其他人都不想去搞。这是因为它们的含量非常微小，把它们提取出来很不经济，所以它们留在矿渣堆里。当时极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稀土金属。

几乎所有发财致富的故事都依赖于一个出色的好主意，以及着手去做的勇气。艰苦工作和运气当然也有帮助。当其他年轻的采矿经理们在关心大麦的收成、盼着能多喝几杯啤酒时，史蒂夫・埃德蒙的好主意是回到实验室里去。他所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压酸滤取法”。

这种方法的基本流程是把微量的稀土金属从矿渣中溶解出来，然后再让它们重新构成金属。

假如他把这个科研成果交给公司，他顶多会得到上司的一句赞扬，也许还能品尝到一顿美味佳肴。然而他辞去工作，坐上火车的一个三等席位去了多伦多，去找专利局。那一年他三十岁，踏上了开始创业的道路。

他当然借了钱，但不是很多，因为他开发的项目不需要很多启动资金。当硫镍铁矿被提取了镍，或者至少已被提炼得失去了经济价值后，矿业公司留下了巨大的矿渣堆。矿渣是废物，是垃圾，没人要。但史蒂夫・埃德蒙要。他用极低的价格把矿渣买了下来。

他创立了埃德蒙金属公司，在多伦多股市被简称为埃米斯，而且股价持续上升。他从来不抛售，也从来没有听从银行和金融顾问们向他提出的冒险建议。这种做法，使他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泡沫，避免了毁灭。到四十岁时，他已经是一个几百万富翁了，到一九八五年六十五岁时，他成了亿万富翁。

他没有丝毫的张扬和炫耀，从来不忘本；他大力资助慈善事业，对政治敬而远之，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

多年来，确实有几个傻瓜认为他外表和善，可以欺负，千方百计地想骗他、坑害他。史蒂夫・埃德蒙的意志力如同他所操纵过的航空发动机一样坚强，而那些笨蛋发现这点的时候总是太晚了。

他只结过一次婚，是在一九四九年，正好是他做出重大发现的前夕。他和妻子菲伊相亲相爱，直至一九九四年运动神经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他们有一个孩子，女儿安妮，生于一九五〇年。

到了老年，史蒂夫・埃德蒙依然一如既往地溺爱这个女儿，喜欢女儿在二十二岁时所嫁的女婿——乔治城大学学者阿德里安・科伦索教授，喜爱唯一的外孙里基。小伙子今年二十岁了，在上大学前离家去了欧洲的某个地方。

大多数时间里，史蒂夫・埃德蒙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他有理由感到满足。但有时候他也会伤感，寝食难安。这时候他就会穿过他在安大略省温莎市内那座高楼的顶层办公套间，去凝视照片里那些年轻的脸。来自遥远地方和很久以前的脸。

内线电话响了。他走回到书桌边。

“说吧，琼。”

“是您的女儿科伦索夫人从美国弗吉尼亚来电。”

“好的，把她接过来。”在转接电话时，他靠在了一把摇椅的椅背上。“嗨，亲爱的，你好吗？”

听着听着，笑容在他的脸上凝固了。他在椅子里坐直身体，又向前倾，靠在桌边上。

“你说的‘失踪’是什么意思？……你打过电话了吗？……波黑？电话不通……安妮，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写信的……也许邮件在那边耽搁了……是的，他是作过承诺……好吧，把这事留给我来处理。他在为谁工作？”

他拿过来一支笔和一本便笺，把她的口述内容写了下来。

“‘面包和鱼’。是这个名字吗？它是一个救济机构？发放粮食给难民。好的，那样的话，它就会列在名册上了。肯定能查到的。把这事交给我吧，亲爱的。好的，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的。”

放下电话后，他思考了一会儿，打电话给他的首席执行官。

“在你所雇用的年轻人中，有没有人懂得上因特网查询？”他问道。那位执行官被搞得一头雾水。

“当然了。许多人都会上网。”

“我要查找一个叫‘面包和鱼’的美国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名字和私人电话号码。不，只要这些。我有急用。”

十分钟内，他得到了这些资料。一小时后，他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某人通完了一个长途电话。那是个电视传教机构的总部，他不太喜欢的那种类型，以救世的名义从容易上当的人那里掠夺捐款捐物。

“面包和鱼”是那个华而不实的救世组织的分支机构，为当时饱受内战之苦的波黑难民募集基金。到底有多少美元送到了难民手中，又有多少美元落入了那个牧师的豪华车队之中，人们只能猜测了。但查尔斯顿的那个人告诉他，如果里基是作为志愿者在波黑为“面包和鱼”工作，那么他肯定是在一个叫特拉夫尼克的分发中心。

“琼，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多伦多有一个人乡间别墅里两幅名画失窃了？这事件上过报纸。然后又找回来了。我在俱乐部里听人说，那人用了一个很隐蔽的私家侦探机构去侦查，并把名画追回来了。我要知道那人的名字。给我回电。”

这种信息肯定不是在因特网上能查得到的，但还有其他网络。琼・塞尔使用了她的关系网，她有位朋友是警察局局长的秘书。

“鲁宾斯坦？好的。给我接通鲁宾斯坦先生，不管他是在多伦多的家里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这用了半个小时时间。这位艺术品收藏家正在参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又一次去观赏伦勃朗的艺术大作《守夜人》。由于六个小时的时差关系，他在晚餐桌边被唤去接听电话。但他乐于提供帮助。

“琼，”在结束与荷兰的通话之后，史蒂夫・埃德蒙说，“打电话给机场。备妥那架格鲁曼飞机。现在。我要去伦敦。不，不是加拿大伦敦，是英国伦敦。日出时出发。”

那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日。

第四章

战 士

加尔文・德克斯特才刚刚完成对祖国尽忠的宣誓，就踏上了去新兵训练营接受基础操练的路。他用不着去很远的地方，迪克斯堡就在新泽西州。

一九六八年春天，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蜂拥般地参了军，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不情愿的。负责军训的军士们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的工作是把这批理着短平头的年轻小伙子，在三个月后被送往各个连队之前，训练成为稍微像样点的战士。

新兵们来自于何方，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都是无关紧要的。新兵训练营是除了死亡之外，最能使所有人一律平等的地方。对某些人来说，死亡后来才发生。

德克斯特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但他也比大多数人更具有小聪明。伙食很普通，但比他曾经待过的许多建筑工地的伙食要好一些，因此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与那些富家孩子不同，他对于集体宿舍里睡觉、敞着门洗澡、保持个人储物柜里的所有物品十分整齐这些要求完全没有意见。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人跟在他屁股后面帮他收拾东西，所以他当然不会指望新兵训练营里会有这种事。而其他被伺候惯了的那些人，在一位瞪着眼睛的军士的监督下，经常被罚去操场里跑步或做俯卧撑。

除了这点，德克斯特觉得部队里大多数的规定和礼仪是没有意义的，但他很聪明，不会把这话说出来。可是他绝不服气，为什么军士们永远是对的，而他永远是错的。

志愿当兵三年的优点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在基础训练营里差不多相当于上帝的那些中士和下士们，很快就获悉了他的情况，于是对他另眼相看。毕竟，以后他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那些被父母宠坏了的富家男孩们则不会有好日子过。

两个星期之后，他第一次去参加评估小组对他的评定。被评定的人要坐到一个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军官面前。面试他的是一位少校。

“有什么特长吗？”少校问道。这话他很可能已经问过一万次了。

“我会开推土机，长官。”德克斯特说。

少校审视了一下他的表格，然后抬起头来。

“你什么时候开过？”

“去年，长官。在走出校门之后，报名参军之前。”

“你的履历表明你今年刚满十八岁。那就是你十七岁的时候。”

“是的，长官。”

“那是非法的。”

“长官，先生，这事我很抱歉。我当时不知道。”

他可以感觉到旁边的那位坐得笔挺的下士正在努力忍住不笑出来。但少校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想，你适合当一名工程兵。有反对意见吗？”

“没有，长官。”

在迪克斯堡，很少有人会含着热泪依依惜别。新兵训练营不是度假营。他们结束训练走出来了，挺着脊背，展着肩膀，理着平头，穿着二等兵军服，挂着装具袋，带着去各个连队报到的通行证。德克斯特被分配去密苏里州伦纳德伍德堡，参加高级技术培训。

那是基本的技术课程，不单单是驾驶推土机，而是驾驶所有装轮子或履带的机械，还有发动机修理、车辆维护；如果时间允许，还要学习另五十门课程。又过了三个月，他获得了军事工程技术证书，并被指派到肯塔基州诺克斯堡。

世人大都只知道诺克斯堡是美国联邦黄金储备基地，是每一个做着白日梦的银行抢劫犯所心驰神往的地方，是有许多图书和电影的文化中心。

但那里也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还是装甲兵学院的所在地。任何这种规模的军事基地，总是有一些房屋要建造，一些坦克掩体需挖掘，或者一条壕沟要填平。德克斯特作为一名工程兵战士在诺克斯堡待了六个月，直到有一天被召唤到指挥官办公室去。

他刚刚过完十九岁生日，军衔是一等兵。那位指挥官看上去很严肃，似乎要传达亲人的死讯。德克斯特以为也许是他的父亲出了什么事。

“是越南。”少校指挥官说。

“好极了。”一等兵德克斯特说。

少校眨了好几下眼睛。

“哦，那就这样吧。”他说。

半个月后，加尔文・德克斯特收拾行装，告别同事，与十几个调派越南的士兵一起，登上了一辆大客车。一星期后，他走下一架C-5银河运输机的跳板，进入到又闷又热的西贡机场。

从机场出来，他坐在大客车前面的驾驶员旁边。“你是干什么的？”当军车在机库之间穿行时，下士司机问他。

“开推土机的。”德克斯特说。

“哦，我想你也会成为一个REMF，与我们这里的其他人一样。”

“REMF？”德克斯特问道。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语。

“后方混日子的（Rear Echelon Mother Fucker），”下士回答。

德克斯特正在开始了解美军在越南的状况。来越南的美国大兵，十个里有九个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越共，没有放过一枪一弹，甚至极少听见过枪声。在华盛顿倒影池旁边那座纪念碑上的五万个阵亡官兵，除个别的以外，都属于另外的十分之一。即使越南的炊事员、洗衣工和服务员组成第二支军队，美国人也会让九个大兵留在后方，只派一个去丛林里打赢这场战争。

“你是哪个部队的？”下士又问。

“‘大红一师’，第一工兵营。”

司机发出一声尖叫，好像一只受到了惊吓的蝙蝠。

“对不起，”他说，“我告诉你，那是在莱溪，铁三角边缘。还好是你去那里，而不是我，朋友。”

“那里很糟吗？”

“但丁笔下的地狱，朋友。”

德克斯特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丁，猜测他可能在另一个部队。他耸耸肩。

有一条路从西贡通往莱溪。那是十三号公路，经过富强，北上抵达铁三角东缘，到边葛，然后继续延伸十五英里。但是，美国大兵走这条路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有装甲车护送。即使这样，在夜间也还是很危险。因为那是一个森林密布的地区，到处埋伏着越共游击队。当加尔文・德克斯特抵达重兵防守的美军第一机械化步兵师，即“大红一师”的驻地时，他是坐直升机进去的。他再次把装具袋挂上肩膀，打听去第一工兵营营部的方向。

半路上他经过停车场，看到一个使他喘不过气来的东西。他拦住一个美国兵问道：“那是什么家伙？”

“猪爪，”那个战士简短地说，“用于地面清理。”

“大红一师”，与来自夏威夷的第二十五机械化步兵师“热带闪电”一起，要对付整个中南半岛最危险的地区——铁三角。那里的植被极其浓密，外来者要渗透进去异常艰难，而游击队在迷宫里神出鬼没，美军要开辟战场的唯一方法是清除丛林植被。

为此，美军已经研制出两种可怕的机械设备。一种是坦克推土机，那是一辆M-48中型坦克，前面装上一块推土机的推板。放下推板后，坦克开足马力向前推进，装甲炮塔可以保护里面的乘员。但还有一种，被称为“罗马犁”或“猪爪”，威力更大。

这是一种专门对付灌木丛、树木或岩石的极为残忍的机器。一台六十吨的D7E履带式车辆，配装着一块特殊铸造的曲面推板，它有着向前突出的硬质钢材制造的下缘，可以直接割裂一棵合抱三英尺的大树。

顶部的驾驶室里只设一个驾驶席位，上面有防护装置，防止坠落物体砸伤驾驶员，此外驾驶舱本身就可以抵挡狙击手的枪弹或游击队的突袭。

“罗马犁”或“猪爪”的作用，是使其所到之处永远无法再成为越共的藏身之地。

德克斯特走进营部办公室，立正敬礼，并作自我介绍。

“早上好，长官。一等兵加尔文・德克斯特前来报到，长官。我是你们新的猪爪操作员，长官。”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中尉厌倦地叹了一口气。他的一年期限快要结束了。他已经断然回绝了延长期限。他讨厌这个国家，讨厌那些来无影去无踪但专门放冷枪的越共，讨厌炎热，讨厌潮湿，讨厌蚊子，讨厌阴部和屁股上反复长出来的痱子。在气温几近摄氏五十度的时候，他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一个开玩笑的人。

但加尔文・德克斯特是一个坚韧的年轻人。他百般纠缠和要求。最后在他报到后两个星期，他分配到了一台罗马犁。他第一次可以去操纵它了。一位有经验的司机给他做了讲解，他听完后爬进那个高高的驾驶室，在步兵的配合下，驾着它进行了一整天的联合演习。他以自己的方式、更好的方式，操纵这台高大的机器。

他受到了一位工程兵中尉的越来越频繁的关注。但那人的职责似乎不是把他留在工程兵部队。那是一个安静的人，说话不多，但善于观察。

“他很坚强，”一星期后，那位军官自言自语地说，“他骄傲自大，独来独往，也很聪明。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会被轻易地吓倒。”

大个子机枪手完全没有理由要去跟个子比他小得多的罗马犁司机争吵，但他故意挑起事端。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与这位来自新泽西州的一等兵争吵了，眼看就要打起来了。但不能在公开场合打架，那是违反军规的。食堂后面有一块空地，两人约定天黑后要来这里用拳头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

他们在车灯照耀下相会，一百多个战友围成了一圈，大都打赌小个子战士必输无疑。一般的猜测是，他们将看到乔治・肯尼迪与保罗・纽曼在电影《冷手卢克》中那场恶斗的重演。但他们猜错了。

没人事先提出过要遵守《昆斯伯里拳击规则》，那位小个子战士直接走向机枪手，突然转身一记重脚狠狠地踢在了对方的膝盖上。绕着单腿的对手走了一圈之后，这个推土机司机又在机枪手的腰上砸了两拳，还用一只膝盖猛顶他的腹股沟。

当大个子的头垂下来与他处于同一高度时，他挥起右拳，一下子打在对方左边太阳穴上。机枪手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

“你打得不公平。”当德克斯特伸手去要奖金时，赌金保管员说。

“是不公平，可我也没输。”德克斯特说。在车灯照射范围之外，那位军官朝着两名宪兵点点头。于是宪兵走进去抓人了。后来，那个被打得一瘸一拐的机枪手得到了事先约定的二十美元。

对德克斯特的惩罚是三十天的单独囚禁，而且由于拒不说出对方的名字，他又被从重处罚。他在牢房里没有被褥没有席子的光石板上睡得很香，当有人用一只金属勺子在他的铁门上敲打时，他还在睡觉。那是黎明时刻。

“起来，当兵的。”一个声音说。德克斯特醒过来了，一骨碌爬下石板，站成了立正姿势。那人的领章上佩有一条银杠，是个中尉。“三十天待在这里很枯燥吧。”那军官说。

“我没事，长官。”前一等兵德克斯特说。现在他已被贬回到二等兵。

“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认为这事是有个缘由的，长官。”

“哦，是的。你抛开那些笨重的机器，来参加我的部队。然后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像你自己所认为的那么厉害。”

“你的部队，长官？”

“他们叫我六号老鼠。我们走吧？”

军官签字放出这个囚犯。他们在整个第一师那间最小、最隐蔽的餐厅里，边吃早饭边继续交谈。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餐厅。当时，里面有十四个人，加上德克斯特后是十五个。但这个人数将在一星期后因两名战士牺牲而减为十三个。

这个小型俱乐部又被称为“私制劣质酒”，门上有一个古怪的图案，是一只啮齿动物，长着一张咆哮的脸和一条男性生殖器般的舌头，一手拿着一支枪，另一手提着一瓶酒。加尔文・德克斯特加入了地道老鼠部队。

六年来，虽然人员排序经常变换，地道老鼠们一直从事着越南战争中最肮脏、最危险和最可怕的任务，然而他们的任务绝密，人数又如此之少，所以当今的人们，即使是美国人，都几乎从没听说过他们。

他们最多时有三百五十人：“大红一师”工兵的一支小部队，加上“热带闪电”（第二十五师）的一支同等的小部队。其中有一百个人永远没能回家。另外大约一百个人神经崩溃了，尖叫着被拖离战区，送进医院去进行创伤治疗，永远也不能参加战斗了。其余的返回了美国，由于天生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他们极少提起他们做过的事情。

美国是最喜欢宣扬战斗英雄的，但也并没有向他们颁发奖章或奖状。他们悄悄地来，做了他们做的事，因为这事不得不做，然后又悄悄地回去了。他们这个故事的开始，全是因为一名中士屁股被刺痛而引起的。

美国不是越南的第一个侵略者，只是最后一个。在美国人之前是法国人，他们在越南的东京省（北部）、安南省（中部）和交趾支那省（南部），还有老挝和柬埔寨，进行过殖民统治。

日本人随后入侵，在一九四二年赶走了法国人。一九四五年日本被打败后，越南人相信他们终将会团结起来并摆脱外国人的奴役。法国人另有想法，而且卷土重来了。越南独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人胡志明。他组建了“越明”抵抗力量，越南人返回丛林展开了持久的抗战救国。

抵抗运动的重要堡垒，是西贡西北部上行去柬埔寨边境的森林繁茂的农业区。法国人对此十分重视（后来美国人也同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征伐。为寻求藏身之地，当地的农民没有逃离，而是开始挖掘。

他们没有技术，没有设备，只有蚂蚁啃骨头的艰苦劳动精神、耐心、狡诈，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他们还有锄头、铁锨和用棕榈编织的箩筐。到底挖出过几百万吨的泥土，是永远无法计算的。他们无休止地挖土、运土。当法国人一九五四年战败离开时，整个铁三角地区布满了地道网，而且没人知道它们。

美国人来了，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越南人认为是另一次殖民统治。他们返回丛林里重新开始了游击战。而且他们继续挖掘地道。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挖成了总长度达三百多公里的通道、长廊、仓库和隐藏处，全都在地下。

当美国人最终一点一点发现地下的秘密时，地道系统之复杂简直让他们叹为观止。那些垂直向下的地道口伪装是如此巧妙，以致在丛林地表相隔咫尺都无法发觉。下面有多达五层的横向地道，最深处有十五米，由一系列狭窄、弯曲的通道把它们连接起来，只有越南人或小个子的白种人才能够爬过去。

各个层面之间的连接，用的是活动翻板。有些朝上，有些朝下。翻板门也进行了伪装，使之看上去像是地道到了尽头。地道里有仓库、会议室、宿舍、修理车间、食堂，甚至还有医院。到一九六六年时，地道里可以容纳一个整编战斗旅，当然在“春节攻势”之前，从来没有必要隐藏那么多军队。

进攻者派人下去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发现一个垂直的地道口，那么它的底部很可能有一个隐蔽的陷阱。朝下面开枪是没有用的；地道每隔几码距离就改变方向，子弹只能直接打在地道尽头的墙壁上。

爆破不能奏效；在漆黑的迷宫里有几十条通道可供选择，但只有当地居民才知道它们。毒气也不顶事；他们把地道搞得水泄不通，如同抽水马桶的U形弯管。

地道网从西贡郊外开始，在丛林下面几乎一直通到柬埔寨边境。其他地方也有各种地道，但都没有古芝地道那么复杂。

季风过后，红土松动了，容易挖掘，人们把泥土刮出来，装进箩筐里运走。在旱季，红土干结，像混凝土一般坚硬。

肯尼迪去世后，美国人大量抵达，再也不是来充当军事顾问了，而是来打仗。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他们有武器，有设备，有火力，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打到。他们什么也没有打到是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如果他们碰上好运气，可以偶尔打死一两个越共。但他们遭到了伤亡，而且伤亡人数开始上升。

一开始，美军简单地认为，越共白天混杂在几百万穿着黑衣服的农民之中，到了晚上摇身一变成了游击队员。但为什么美军白天也有那么多伤亡，而且看不到任何目标可以回击？一九六六年一月，“大红一师”决定一次性地扫平铁三角。这就是“褶皱行动”。

他们从一头开始，以扇形展开，向前推进。他们有足够的弹药可扫平印度支那。他们抵达了另一头，结果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发现。他们的战线向前推进，子弹却从后面射过来，造成了五名美国大兵的死亡。不管是谁在背后放冷枪，他们使用的是老旧的苏制拉栓式步枪，但从这种枪械里射出来的子弹照样能够穿透心脏。

美国大兵折回来，去搜索原来经过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没有敌人。他们遭到了更多的伤亡，敌人总是在背后。他们发现了几个狐洞和防空洞。里面空荡荡的，洞口也没有掩蔽。从后翼射过来更多的枪弹，但没有逃跑的人影让他们还击。

第四天，与周围的战友们一起吃饱喝足之后，斯图尔特・格林中士坐下来休息。他马上跳起用手捂住了屁股。越南到处都有火蚁、蝎子和蛇。他坚信刚才他被蜇了一下或咬了一口，但后来发现那是一棵钉子头，钉子钉在一个木框架上，而木框架是一个垂直地道口的一道暗门，下面黑咕隆咚的。现在，美军发现了那些狙击手的藏身之地。两年来，美军一直在越共的头顶上方行军。

用遥控的方法去对付隐藏在黑暗地道里的越共是不顶用的。这个能在三年之后把两名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国家，还没有专门的技术去对付古芝地道。与隐形的敌人作战，只有一个方法。

只能派人下去，穿上单衣裤，带上手枪、匕首和电筒，深入到那些漆黑、臭烘烘的、缺乏空气、没有地图、前途未知、布满陷阱的、致命的、阴森恐怖的、满是没有出口的狭窄通道的迷宫之中，去杀死等待在自己的巢穴里的越共。

找到了几个人，特殊类型的人。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是没用的。百分之九十五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是没用的。嗓门粗大、喜欢张扬、招摇过市的人是没用的。能执行这种任务的人，是安静、说话轻柔、不露声色、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往往是部队里的那些孤独者。他们必须十分冷静，甚至冷酷，具有铁石心肠，遇事不会惊慌失措。

喜欢繁文缛节的部队官僚主义者，称这些战士为“地道探险人员”。他们则自称为“地道老鼠”。

当加尔文・德克斯特抵达越南时，他们已经存在三年了，这是唯一的百分之百得到紫心勋章（授予在战斗中负伤的军人）的部队。

当时的指挥官被称为六号老鼠。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号码。一旦加入，他们就与他们自己相伴。其他人对他们敬而远之，面对他们就像面对被判死刑的人一样，感到很别扭。

六号老鼠的直觉是正确的。这个来自新泽西州建筑工地的坚强的小个子年轻人，遇事不易惊慌，能施展出致人于死地的拳脚，是一个天生的地道战勇士。

他把德克斯特带到古芝地道里，很快就发现这个新手比他更强。他们成了地道里的一对搭档，在那里不分级别高低，不称呼“长官”。在两次地道战期间，他们在黑暗的地道里一起战斗，一起杀敌，直至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越南领导人黎德寿会面，同意美军撤出越南。此后，地道战就失去了意义。

对“大红一师”的其他官兵来说，他们一对成了一个传奇，在部队里被轻声传说着。这位军官的外号是“狗獾”，而新近被提升为中士的加尔文・德克斯特是“鼹鼠”[4]。

第五章

地道老鼠

在部队里，两个仅仅相差六岁的年轻人似乎隔了一代。年长者几乎担当了父亲的角色。狗獾和鼹鼠之间就是这样。这位二十五岁的军官比德克斯特大六岁。而且他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的双亲是专业人员。高中毕业后，他去欧洲旅游了一年，游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走遍了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

在应征入伍前，他已经在大学里读了四年，主修土木与机械工程。他也选择了从军三年，并直接去了在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军官学校。

当时的贝尔沃堡每个月培养出一百名初级军官。入学后九个月，狗獾已经是一名少尉了，并在加入“大红一师”第一工兵营开赴越南时晋升为中尉。他也是被“猎头”选中参加地道老鼠的，而且由于他的军衔，很快就在他的前任回国时成为六号老鼠。他的越南使命为期一年，还需要待九个月时间，比德克斯特少两个月。

但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清楚地显示出，一旦进入到地道里，这两个人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狗獾听从鼹鼠的指挥，因为这个在新泽西州街头和建筑工地上混过多年的年轻人对危险很敏感，能察觉出下一个弯道里有那种静谧的威胁，能嗅出前方有一个隐蔽的陷阱，这是具有大学文凭的人所无法匹敌的，这也许能使他们幸存下来。

在这两个人抵达越南之前，美军司令部就已经明白，试图用炸药爆破地道系统是在浪费时间。干结的红土太坚硬，地道的范围太广泛。地道方向不断改变，意味着爆炸力相当有限，远远不够。

已经试过了朝地道里灌水的方法，但水仅仅流过了地道的地面。由于里面有灌水的密闭阀，放毒气也同样不管用。最后做出决定，向敌人挑战的唯一方法是派人进入到地道里，努力去找到整个C战区的越共总部。

美军相信这个总部应该在西贡河与柿静河会合处的铁三角南端，和柬埔寨那一头的贝利森林之间。要找到敌人的这个总部，要消灭越共的高级干部，要获取大量的情报，就必须深入到地道里去——这是目标，如果能够达成，将比黄金更珍贵。

事实上，越共的这个总部在西贡河岸边的胡布森林地下，从来也没被发现过。但美军的坦克推土机或罗马犁总能发现另一个地道入口，于是老鼠们就进入到地狱里去不断地寻找。

那些地道入口总是垂直向下，这就有了第一个危险。如果是双脚先下去，那就会使下身暴露于等待在横向地道里的越共面前。他会开心地把一支尖利的竹箭射进这个摇摇晃晃的美国大兵的腹部或腹股沟，然后退回到黑暗的地道深处。当这个垂死的美军战士被拖上来时，箭柄与地道井壁的刮擦、涂有毒液的箭头在肠子里的搅动，使其存活概率降至极低。

头先下去则意味着可能喉部中箭、中弹或中刺刀。

最安全的方法似乎是慢慢地下去，直至最后的一米半处，然后快速落下并以最轻微的动作朝地道里开火。但竖井的底部也许有枝条或树叶，遮掩着一个陷阱坑，里面插着削尖的竹子，尖头上也涂着毒液。这些尖竹能够刺穿作战靴的鞋底，穿过脚板深入到肌肉之中。由于削成了倒钩状，一旦刺入，就很难把它们拔出来。幸存下来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一旦进入到地道里面向前爬动，也许就有一个越共等待在下一个拐角处。但更危险的是那些隐蔽的陷阱。它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设置手段极为高明。必须先把它们清除掉，才能继续前进。

有时候，恐怖根本不是来自于越共。芳香蝙蝠和黑须坟墓蝙蝠都是穴居动物，白天蛰伏在地道里，被惊扰后就会乱飞。还有密布在地道壁上的巨蟹蜘蛛，当它们爬动时，壁面似乎在闪闪发光。数量更多的是火蚁。

这些动物都不是致命的；真正致命的是竹叶青毒蛇，被它咬上一口，人会在三十分钟之内死去。陷阱机关通常是一段约一米长的竹筒，埋设在地道顶部，以一个角度朝下突出不超过三厘米。

一条蛇被放置在这个竹筒里面，头朝下。由于下端被一只软木塞子封住，它在竹管里动弹不得，被憋得很愤怒。一条钓鱼线穿过这个塞子，两端分别拴在地道两壁的小木桩上。如果正在向前爬动的美国大兵触动了这条钓鱼线，就会把他头顶上的那只塞子拉出来，于是毒蛇就会翻滚着落到他的后颈上。

还有老鼠，真正的老鼠。它们在地道里发现了它们私有的天堂，生活得很滋润。如同美军不会把一个伤员甚至一具尸体留在地道里一样，越共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伤亡人员留在地面上，让美国人发现、添加到“杀敌”战果上去。越共的尸体被拖到下面，埋在了地道的侧壁，然后在外面封上一层湿黏土。

但一层薄薄的黏土阻挡不了老鼠。它们有了无穷无尽的食物，长到猫一般大。但越共仍然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地蜗居在那里，迎接美国人来到他们的领地，来找他们战斗。

那些参加过地道战并幸存下来的人，对恶臭已经如同对隐蔽生活方式一般地习惯了。地道里面闷热、狭窄、漆黑一片，而且散发着臭味。那些越共把他们的大小便拉在粪缸里，盛满后盖上一块黏土，埋在地道的地面下。但老鼠把粪缸盖扒开了。

这些美国大兵来自地球上武力最强大国家，但在成为地道老鼠后，不得不抛开所有的高科技回归到原始人。一把突击短刀、一支手枪、一支手电、一只备用弹匣和两节备用电池，就是在地道里的全部装备。偶尔也会用手雷，但这样很危险，有时候甚至会使投弹者送命。在狭小的空间里，爆炸会吸走几百英尺范围内的所有氧气。人会在外面的氧气补充进来之前死去。

对一个地道老鼠来说，使用手枪或手电会暴露他的位置，宣告他来了，而他根本不知道谁在前方的黑暗处蹲伏着，静候着他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越共具有优势。他们只要静静地等待。

最吓人和最要命的，是穿过翻板门，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多数是向下。

地道常常会到了一个尽头。真的是到头了吗？假如果真如此，那一开始为什么要挖它？在黑暗中，手指头在前方什么也摸不到，只有红土地道壁，左右也没有侧边通道，地道老鼠们不得不打开手电。这时，往往能够在侧翼或地面或顶部，发现一块巧妙伪装起来的、容易错过的翻板门。要么行动到此结束，要么去打开这块翻板门。

但有谁等候在另一边呢？如果美国大兵把头先伸进去，而那里有一个越共在等待着，那么这个美国人就会被切断喉管或被绞索勒死。如果他先伸出双脚跳下去，很可能会有一支长矛刺穿他的腹部。然后他会活活痛死，他尖叫的上半身处在一个层面上，血肉模糊的下半身处在下一个层面上。

德克斯特已经让武器装备部为他配置了小红橘那么大的手雷，炸药量比正常的少，但装有更多的杀伤性钢珠。在起初六个月的地道战期间，有两次他拉起一块翻板门，投进去一颗只有三秒钟导火索的手雷，马上盖住翻板门。当他再次打开门，用手电去照时，那个地室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被撕裂的尸体。

复杂的地道网里还有免遭毒气进攻的水门。爬行的地道老鼠会在面前发现一汪臭水。

这意味着这条地道在水的另一边继续延伸。

要穿过水的唯一方法是仰卧在地上，憋住一口气，用手指头抓着地道顶部爬过去。要紧的是保证在这口气用完前这段水路能结束。不然的话，他就会在水里淹死，在黑咕隆咚的十五米深的地下。要活命得依赖他的伙伴。

在进入水中之前，打头阵的人在脚上拴一条绳子，把另一头递给身后的伙伴。他进入水中后九十秒内，如果身后的同伴没有感觉到他在把握很大地向前拖动，不能确信他已经到了水路的另一边，就必须立即把他拉回来，不然他会死在水下。

经历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地道老鼠们时常也会获得意外的惊喜。通常是一个洞穴，有时候越共才刚刚匆忙地撤走，显然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指挥部。于是一箱箱文件、证据、线索、地图和其他资料就会被运回到地面上，交给情报专家们。

狗獾和鼹鼠有两次遇到了这种阿拉丁洞穴。美国的高级军官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奇特的年轻人，就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表扬并向他们颁发了军功章。但通常热切地想报道战争进展的新闻媒体，是不会知道这种情况的。谁也没有吐露过一个字。曾为媒体记者安排过一次现场考察，那位“客人”才刚刚进入到地下四五米的一条“安全”地道里，就开始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起来。此后，这事就再也没提起。

地道老鼠们和所有其他美国大兵们一样，在越南也有时会长时间没有战事。有些人以睡觉来打发时间，或者写信，盼望早点结束越南之行踏上回家的旅程。有些人以喝酒来消磨时间，或者打牌，或者吹牛侃大山。许多人都抽烟，但不是总有万宝路。有些人成了瘾君子。还有些人看书。

加尔文・德克斯特是这些喜欢看书的人中的一员。通过与他那位军官搭档交谈，他明白他受过的正式教育是非常有限的，于是他从头开始学习。他发现自己对历史很着迷。基地的图书管理员对他印象很深，高兴地为他开列了一份长长的必读书清单，然后又为他把那些书从西贡调运过来。

德克斯特埋头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史书之中，读到亚历山大大帝在三十一岁时就已经征服了所有已知的世界，还为他再也没有其他世界可去征服而难过得哭了起来。

他知道了罗马的兴衰、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雅致时代和理性时代。他尤其着迷于美洲殖民地诞生的早期时代、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在他出生九十年以前他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残酷的内战——南北战争。

在必须待在基地里的漫长时间里，他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在一位年长的越南清洁工的帮助下，他学会了日常的越南话——能为别人所听懂，更能听懂别人讲话。

在他抵达越南九个月时，发生了两件事。他第一次在战斗中负了伤；狗獾的一年期限到期。

子弹是隐藏在某条地道里的一个越共射过来的，当时德克斯特正爬下垂直的地道竖井。为迷惑等在地道中的敌人，德克斯特已经琢磨出了一个办法。他把一颗手雷扔下竖井，然后快速进去，捏紧拳头。如果手雷没炸毁竖井的底部，那么说明井底没有插着尖竹子的陷阱。如果炸掉了井底伪装，那么他在落到尖竹上之前还有时间停住。

这颗手雷应该能把等待在那里的越共引诱出来。这一次，确实有个越共在那里，但站在横向的地道一侧，手里端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AK-47冲锋枪。敌人没被炸死，但负了伤，朝着正在迅速降下来的地道老鼠开了一枪。德克斯特落到井底，拔出手枪，回击了三次。那个越共倒下去后爬远了，后来被发现死在了地道里。德克斯特的左上臂中了弹，是皮肉伤，痊愈得很好，只是他一个月不能下地道作战。

但狗獾到期的问题更为严重。

战士们会承认，警察们会证实，一个配合默契、能够绝对依赖的搭档绝不能随便替换。狗獾和鼹鼠在地道战的早期就形成了伙伴关系，再也不能跟任何其他人一起下地道。在九个月内，德克斯特已经看见四个地道老鼠被杀死在地道里。有一次，一个幸存下来的地道老鼠哭叫着回到了地面上。他再也不想到地道里去了，经过几个星期的心理创伤治疗之后也不想回去。

但是那个没能活下来的战士尸体仍在地道里。狗獾和鼹鼠带着绳子爬下去，找到他，把他拖出来，遣送回去，并为他举行一次基督教仪式的葬礼。他的喉管被割断了，不能使用开顶棺材。

在原先的十三名战士中，四个已在完成期限后离去了，四个牺牲了，六个新人加入进来。他们又是一支由十一个人组成的地道老鼠小分队了。

“我不想与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地道。”当狗獾来基地里的医务所探视时，德克斯特告诉他的伙伴。

“换我也一样。”狗獾说。他们商定，如果狗獾延长一年在越南的逗留期限，鼹鼠也延长三个月。事情就这么定了。两个人都接受了第二次战斗任务，回到地道里去。“大红一师”师长又向他们颁发了两枚军功章。

在地道里，有一些规矩是决不能打破的。其中一个就是，千万不能单独下去。由于嗅觉特别灵敏，鼹鼠总是打头阵，狗獾跟在他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另一个规矩是，千万不能把弹匣里的六发子弹一次性打光。这会告诉越共，你现在已经用完了弹药，成了一个挨打的人。在第二次参加地道战的第二个月，即一九七〇年五月，加尔文・德克斯特几乎把这两条规矩全破了，但他幸运地存活下来了。

这对伙伴进入到了胡布林地里的一条新近发现的地道里。鼹鼠在前面开路。他已经在一条四次改变方向的地道里爬行了近三百米距离。他的指尖感觉到了两个隐藏的陷阱，并把它们拆除掉了。他没有注意到狗獾遇到了麻烦——两只坟墓蝙蝠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停在那里，既不能说话又不能继续前行。

鼹鼠在独自爬行，这时候他看见，或者他以为看见了一抹十分暗淡的亮光从前面的一个拐角处移动过来。它是如此暗淡，以致他认为也许是视网膜的错觉。他静静地滑到拐角处停了下来，右手握着手枪。那道亮光也停住不动了，就在拐角的另一边。他这样静静地等待了十分钟时间，根本不知道他的伙伴已经没有跟在他的身后了。然后，他决定打破这种僵局。他转过了那个拐角。

三米距离之外有一个越共，四肢着地趴在地面上，他们之间就是那个光源：一盏椰子油灯，漂浮着一条细细的灯芯。看来那个越共是一边把油灯往前推进，一边爬行去完成他的任务，也就是去检查那几个隐蔽的陷阱。在半秒钟时间里，这两个对手互相对视着，然后两人都做出了反应。

那个越共用手背把滚烫的油灯弹向了美国人的面部。亮光立即熄灭了。德克斯特举起左手去保护自己的眼睛，手背顿时产生了一阵热辣辣的感觉。他听到一阵狂乱的窸窣声，是那人爬回到前方地道去的声音，他用右手开了三枪。他很想把剩余的另三发子弹也打出去，但他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敌人。

狗獾和鼹鼠所不知道的是，他们正在爬向越共的整个战区指挥部。守卫在那里的是五十名铁杆越共游击队员。

当时在美国有一个秘密的小单位叫“有限战争实验室”。越战期间，这些科学家们凭空想象出一些旨在帮助地道老鼠们的妙计，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下过地道。这些妙计到了越南，让那些真正下地道的老鼠们去使用。地道老鼠们试用后，发现根本不管用，就把它们退回去了。

一九七〇年夏天，“有限战争实验室”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枪械，可用于狭窄范围内的近距离作战。这种枪是在点44口径的玛格南手枪[5]基础上改良的，枪管缩短为七厘米，便于携带和使用，但弹药很特殊。

这种点44枪弹的弹头很重，分成四块，在弹壳里是一个整体，但从枪管里射出来后就变成四颗子弹，而不是一颗。地道老鼠们发觉这种手枪在近距离作战时效果很好，能在地道里形成致命的威胁，因为开了两枪后，前方的地道里就会有八颗子弹，而不是两颗，击中越共游击队的机会就大大增加。

这种枪械一共只生产了七十五支。地道老鼠们使用了六个月，然后它们被收回去了。有人已经发现他们很可能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所以能被追查到的七十四支史密斯和威森[6]被送回美国去了，此后再也没有露面过。

地道老鼠们有一条简短的祈祷语。“如果我中了一弹，那是命中注定。如果我中了一刀，那是我运气不好。但仁慈的上帝呀，请千万别把我活活地埋在那里。”

一九七〇年夏天，狗獾被活埋了。

要么美国大兵们不应该那会儿下地道，要么从关岛起飞的B-52轰炸机不应该那会儿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投弹。但有人给轰炸机下达了命令，而且忘了通知地道老鼠们。

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不是很多，但当过兵的人都遇见过这种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

当时有一种新思路，用B-52轰炸机进行大规模轰炸去摧毁地道系统，把越共埋葬在里面。新思路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心理的变化。

在美国，当时的主流民意是全面反对越战。家长们与他们的孩子一起参加示威游行。

在战区，三十个月前的越共“春节攻势”仍然让大家记忆犹新，美军的士气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最高司令部里大家都闭口不提，但高级军官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这场战争是打不赢了。距最后一名美国大兵登上最后一架离开那里的飞机，还会有三年时间，但在一九七〇年，美军决定一劳永逸地用炸弹摧毁“自由战区”里的地道系统。铁三角是一个自由战区。

整个第二十五步兵师就驻扎在那里，轰炸机接到的命令是不得把炸弹投到离美军部队的三公里之内。但那一天，最高司令部忘记了狗獾和鼹鼠，他们在另一个作战师。

他们正在边蓄郊外的第二层地道里。这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听到，倒不如说是感觉到他们头顶上方第一波炸弹倾泻下来。他们忘了越共，狂乱地爬向通往上一层地道的竖井。

鼹鼠成功了，他离直通地面的最后一口竖井只有十米距离了，这时候地道顶部崩塌了。崩塌就在他的身后。他大喊一声：“狗獾！”没有应答。他知道前方约二十米处有一个凹室，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曾经经过那里。浑身冒汗的他爬进那个凹室，利用那里的宽度调过头来，又爬了回去。

他的手指碰到了那座土堆。接着他触到了一只手，然后是第二只手，但除此之外没有摸到其他的，只有塌落下来的泥土。他开始挖掘，把泥土扒到身后，但他这么做堵住了自己的出口。

他用了五分钟时间扒出了伙伴的头部，又用了五分钟时间使身躯得到了自由。轰炸已经停止了，但上面落下来的沙土已经阻塞了空气流通。他们开始缺氧了。

“快离开这里，加尔文，”黑暗中狗獾嘶哑地说，“然后带上救援回来。我没事。”

德克斯特继续用指尖扒土。他已经失去了两片指甲。带救援回来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空气受阻的情况下，他的伙伴活不了半个小时。他开亮手电，把它递到伙伴的手中。

“拿住。把灯光从你肩膀上照过来。”

在黄色的灯光下，他能够看到压在狗獾腿上的大片泥土。扒开这些泥巴又用了半小时。然后他爬回到地道口去，推开身后那些刚才被他扒过来的沙土。他的肺在绞痛，他的头在眩晕；他的伙伴已经半昏迷了。他爬过最后的那个转角，感受到了流通的空气。

一九七一年一月，狗獾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期限。第三年延期是不允许的，而且他也已经待够了。在他飞回美国的前夜，鼹鼠征得上级同意后陪同他的伙伴去西贡道别。他们在装甲车队的护送下进入了首都。德克斯特相信能在第二天搭上一架直升机返回去。

两个年轻人一起吃了一顿美味佳肴，然后去逛酒吧。他们避开了一群群妓女，他们是专门去喝酒的。凌晨两点钟，他们发现已经到了河对岸的西贡唐人街——堤岸。

那里有一家文身店铺，仍开着，仍在做生意，尤其是付美元的生意。那个华人老板很聪明，他打算以后离开越南去其他地方发展。

在登上渡轮返回河对岸之前，两个美国人刺了文身，一人一个。都在左前臂。图案是一只老鼠，不是在莱溪的“私制劣质酒”门上的那只具有进取精神的老鼠，而是一只活泼愉快的老鼠。一只脱下裤子、光着屁股的老鼠。它的头不是去看前方，而是看向肩后。两人又嬉笑了一阵，直到他们清醒过来。时间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上午，狗獾飞回美国去了。十个星期以后，三月中旬，鼹鼠也跟着回去了。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地道老鼠们正式停止了存在。

就在那一天，加尔文・德克斯特谢绝几位高级军官的挽留，退伍回家回归了平民生活。

第六章

私家侦探

极少有部队能比英国特别空勤团更为隐蔽，如果有一支部队能使特空团相形见绌，那么它就是Det。

第十四独立情报连，也被称为第十四情报队，分遣队，或Det，是一支从全军选拔人员的部队，而且与全体男性的特空团不同，还有相当比例的女兵。

虽然在需要时也能高效率地参加战斗，但分遣队的主要任务是追查和确定坏人的巢穴，从而实施监视和监听。他们从来没被看见过，他们安放的监听器非常先进，极少会被发现。

分遣队较典型的行动是，尾随一个恐怖分子到他的老窝，半夜里悄悄地潜入进去，安置一只窃听器，持续几天或几星期窃听这些坏蛋的对话。用这种方法很可能获得恐怖分子的下次行动计划。

然后，身手敏捷、说话轻柔的特空团战士会安排一次伏击，在恐怖分子打响第一枪后把他们全部消灭。合法自卫。

截至一九九五年，分遣队的大多数行动都在北爱尔兰进行，他们获得的秘密情报，使爱尔兰共和军遭受了几次惨败。分遣队想出了个天才主意，潜入安放着恐怖分子棺材的停尸所，把一只窃听器塞入棺木里。

因为恐怖分子的头目知道他们已受到怀疑，极少开会讨论行动计划。但在葬礼时，他们会聚集起来，聚在棺材边，讨论行动计划。当然他们会用手遮住嘴巴，以免被架设在墓地上方山腰上的望远镜捕捉到他们的嘴唇运动，从而演绎出他们的讲话内容。棺材里的那只窃听器可以记录他们的谈话。这个方法使用了很多年。

后来，在前南斯拉夫，也是分遣队去对波黑的大屠杀凶手进行“近目标侦察”，再让特空团逮捕队去把他们抓起来送交海牙国际法庭。

史蒂夫・埃德蒙从多伦多艺术品收藏家鲁宾斯坦那里获悉，帮他追回被盗藏品的那家公司，叫哈泽德管理公司，是设在伦敦维多利亚区的一个非常隐蔽的机构。

哈泽德管理公司员工多数都是特种部队退役军人，他们主要专长于三种业务。赢利最多的业务是财产保护，顾名思义，就是为那些极为富有的人保护他们不想失去的珍贵财产。这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定期限内的业务，不是永久性的。

其次是人员保护。这也是一定期限内的业务。其实在威尔特郡就有一所小小的专为富人培训私人保镖的学校，收费相当昂贵。但暂时性人员保护仍然有不少客户。

哈泽德管理公司内最小的部门叫做“追查和带回”。这就是鲁宾斯坦先生需要的，派人去追查他失窃的艺术品并进行谈判让艺术品归还。

接到女儿心慌意乱的电话后两天，史蒂夫・埃德蒙与哈泽德管理公司的负责人会面了，他解释了他的要求。

“去找到我的外孙。酬金不封顶。”他说。

前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露出了微笑，即使军人也需要钱养家糊口。第二天他召唤来的那人叫菲尔・格雷西，是前伞兵团的一名上尉，也是分遣队的一名十年老兵。在公司内部，他被简称为“私家侦探”。

格雷西会见了加拿大富翁，他询问得非常详细。如果那个男孩仍然活着，他要知道他的个人习惯、品位、爱好甚至厌恶等一切详情。他拿了里基・科伦索的两张照片，并记下了外公的手机号码，点点头离开了。

私家侦探花了两天时间差不多一直在打电话。在彻底搞清楚他要去哪里、如何去、为什么要去和去找谁之前，他不想贸然出发。他花了几个钟头时间阅读材料：波黑内战、援助计划以及那里的非波黑军事存在。他在最后的那份资料里遇到了好运气。

联合国创立了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极为愚蠢地派部队到一个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地区去维持和平，然后禁止他们开创和平，命令他们观望屠杀，不得去干预。这支军事力量被称为联合国维和部队。英国政府派去过一支强大的小分队，驻扎在维特茨，离特拉夫尼克只有十六公里。

一九九五年六月时，这个英国维和团最近换了一位新的指挥官，而前任指挥官两个月前才刚刚离任回国。私家侦探在皮尔布赖特的军人高尔夫球场里追查到了这位刚从维特茨回来的上校，了解到了许多情况。在与加拿大外公会谈后第三天，私家侦探飞赴巴尔干；不是直接进入波黑，那是不可能的，而是飞到了克罗地亚海岸的亚得里亚海旅游胜地斯普利特。他的身份掩护是一名自由撰稿记者。这是一个很棒的掩护，因为无从考证。但他还是带着一封某家星期天大报的信，内容是委托他撰写有关救济效果的连续报道，以备万一。

他在斯普利特待了二十四个小时，这座城市是通向波黑中心地区的一个热闹的集散点，他买了一辆二手但结实的越野吉普车和一把手枪。手枪只是防备万一。从这里的海岸到特拉夫尼克是漫长的、艰苦的行车路途，但他确信他掌握的情况是准确的，他预计不会经过战争地区，他也确实没有。

波黑内战是一次奇特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战线，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激战。只有单一种族聚居的、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村民，几百个遭焚毁和遭种族“清洗”的村庄，以及游荡在其间的一股股武装。这些武装部队大多数属于周围居民的“国民”军，但也有几支雇佣军、土匪团伙和自称是爱国者的丧心病狂的准军事组织。最后一种是最糟糕的。

在特拉夫尼克，私家侦探遭遇了第一次挫折。约翰・斯莱德已经不在那里了。“关心老人”机构的一位热心人说，那个美国人已经加入了“喂养儿童”，一个更大的非政府慈善组织，其总部设在萨格勒布。私家侦探在他的四轮驱动车内的睡袋里过了夜，于次日驱车北上，长途跋涉开赴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在那里，他在“喂养儿童”的仓库里找到了约翰・斯莱德。但斯莱德没能提供多少帮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去。”斯莱德说，“听着，朋友，‘面包和鱼’的行动已在上个月结束了，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他带着我的一辆崭新的越野吉普车消失了。这可是我百分之五十的运输工具呀。

“此外，他还带走了我三个当地助手的一个。查尔斯顿方面很不高兴。当和平最终到来时，他们不想继续救援了。我告诉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们回绝了我。我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还算是幸运的。”

“那个波黑人后来怎样了？”

“你说的是法蒂尔吧？不会是他干的。他是一个好青年，经常为自己家破人亡而伤心落泪。如果他有什么仇人，那只会是塞族人，而不是美国人。”

“那条钱包腰带有任何线索吗？”

“哦，那是一个愚蠢的主意。我提醒过他，放在那或带在身上都太张扬了。可我认为法蒂尔不会因为那个去杀他。”

“当时你在哪里，约翰？”

“问题就在这里。假如当时我在场，这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我肯定会反对，不管他们是去干什么。可我在克罗地亚南部的一条山路上，试图把一辆发动机断了油的卡车拖到最近的城镇去。愚蠢的瑞典人啊，你能想象吗？汽车开到半路上油箱用空了却完全没注意到。”

“你发现了什么？”

“我回来时吗？看来他们肯定是进了那座院子，坐上那辆越野吉普车开走了。另外一个波黑人，易卜拉欣，看见了他们两个，但他们没说话。他们是在我回来前四天走的。后来我一直在拨他的手机，但没人接听。我恼火极了。我猜想他们是去参加派对。起先我主要是恼怒，而不是担忧。”

“知道他们是往什么方向去的吗？”

“嗯，易卜拉欣说他们朝北开的。那就是直接进入特拉夫尼克镇。从镇中心道路朝四面八方延伸。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你怎么想这件事，约翰？”

“哦，我猜他接到一个什么电话，或者更有可能是法蒂尔接到一个电话，并向里基求助。里基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如果他接到请求医疗急救的电话，他会马上驾车赶去提供帮助。他们可能冲动之下来不及留下信息就走了。

“你见过那里的乡村吗，朋友？你驾车去过那里吗？到处是山峦、峡谷和溪流。我猜他们冲出悬崖跌入了峡谷。我认为到冬天树叶掉光时，会有人发现下面岩石丛中的汽车残骸。嗯，我要走了。祝你好运。他是一个好青年。”

私家侦探回到了特拉夫尼克，建立起一间小小的兼作居所的办公室，并招聘了一位很乐于受雇的当地人——易卜拉欣作他的向导和翻译。

他带着一部电话、几只备用电池和一台扰频设备，跟伦敦总部通话时候能够防止窃听。

他相信有四种可能性。其中最小的可能是，里基・科伦索决定偷走那辆越野吉普车，驾着它南下去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卖了它，抛弃以前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个流浪汉。他否定了这个可能性。这不是里基・科伦索的为人，而且如果他外公能买下一座工厂，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偷一辆吉普车呢？

第二个可能性是，法蒂尔・苏勒耶曼说服里基驾车去外面兜风，然后杀了这个美国人，以谋求那条钱包腰带和那辆汽车。有可能。但作为一个没有护照的波黑穆斯林，法蒂尔不能逃到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这两个对他来说都有敌意的国家，而且一辆崭新的越野吉普车在市场上是很容易发现的。

三是他们遇到了不认识的人，同样为谋财而被杀了。当时局势很乱，不少自由杀手在外游荡，随便杀人。有几个来自中东的狂热的穆斯林小组，来波黑帮助他们受迫害的穆斯林同胞。这伙人杀害了两个欧洲雇佣兵——本来这些人跟他们应该是同一阵营的——还有一个救援人员和一个不愿捐献汽油的穆斯林加油站老板。

但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约翰・斯莱德的说法。于是私家侦探带上易卜拉欣日复一日地沿着从特拉夫尼克出去的各条道路进入山区。私家侦探步行，波黑助手驾车缓慢地跟在后面，他仔细地察看了伸到下面山谷里去的每一个路边陡坡。

他正在做着他最拿手的事情。慢慢地、耐心地寻找，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轮胎的印迹、磨碎的路沿、滑行的痕迹、捣碎的植被和被轮子压平的青草。有三次，他用绳子一头栓住吉普车，拉住绳子下到深谷里去，那里的一丛植被也许遮掩着一辆坠毁了的越野车。但没有。

他坐在路边，用一架望远镜去扫视下面的山谷，搜寻那里是否有金属或玻璃的闪光。没有。到第十天结束的时候，他深信斯莱德搞错了。如果那种型号的越野吉普车在转弯时冲下路面，是会留下痕迹的，即使很不明显，即使过了四十天时间。而他肯定会发现这些痕迹。没有，特拉夫尼克周围的山谷里没有坠毁的车辆。

他发布了一条悬赏线索的启事，其酬金之高，令人垂涎欲滴。这条新闻在难民营里传播开了，那些怀着领奖希望的人纷纷前来报告情况。但他得到的最有用的消息是，那辆汽车在穿越城镇时被看见过。目的地不知道，行驶的线路也不知道。

两个星期之后，他结束搜寻行动，转移到英国维和部队的驻地维特茨。

他在一个主要接待英国媒体的招待所里找到一个空房间。招待所是由学校改建的，在一条被称作电视巷的小街上，就在英军院子的外面。在情况严峻时，这是一个安全的处所。

他了解大多数军人对新闻媒体的看法，因此他收回了“自由记者”的身份，以他前特种部队军人的身份，找机会与英军上校指挥官会面。

上校恰好有一个弟弟在伞兵部队。共同的背景，共同的兴趣。没有问题，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没错，他听说过那个失踪的美国小伙子。太不幸了。他的巡逻队一直在留心，但什么也没有发现。私家侦探提到，他的主顾愿意为部队的慈善基金捐献一大笔款项。于是上校安排了一次空中侦察，从炮兵抽调了一架轻型飞机。私家侦探登上飞机与飞行员坐在一起。他们在山峦和溪谷上空飞行了一个小时。什么情况也没发现。

“我认为你应该转向谋杀方面去调查。”吃晚饭时，上校提议说。

“穆斯林狂热分子？”

“有可能。你知道，这帮人是一群匪夷所思的暴徒。他们一看到你不是穆斯林，甚至虽然你是穆斯林、但还不够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就会立即杀了你。五月十五日……我们才刚到这里两个星期，还在熟悉地形。但我查阅过事件记录本，当时那个地区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你也可以去查一查ECMM的形势报告。大多数资料没什么用处，但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本，查查无妨。应该还有五月十五日的例行记载。”

ECMM是欧洲共同体监视委员会的缩写。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一直想渗入欧洲的一些事务，但影响力有限。波黑争端早前一直是联合国的事务，直至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时候由美国接手才得以解决。但布鲁塞尔也想发挥作用，所以组织了一批观察员去了解事态的发展。这就是ECMM的任务。第二天，私家侦探翻阅了一大叠报告。

欧盟观察员主要是从欧盟国家的部队里抽调出来的无所事事的现役军官。他们分散在波黑各个地区，都配有一个办公室、一套公寓、一辆汽车，还能领到一份生活津贴。有些形势报告读起来更像是一篇社会日记。私家侦探集中精力查阅五月十五日或者此后三天的记载。五月十六日班亚-卢卡的一份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班亚-卢卡是塞族人的一个大本营，位于特拉夫尼克北面和弗拉西奇山脉另一边。驻那里的欧盟军事观察员是一位丹麦少校，名叫拉塞・布耶利加德。他记录说，头天晚上，即五月十五日，他在波斯纳旅馆里喝酒时，听到两个穿着迷彩军服的塞族人一阵激烈的争吵。其中一人显然对另一个人愤怒至极，用塞尔维亚语对他尖叫辱骂，接着打了他好几个耳光，但受辱的那人不敢还手，清楚地表明打人者是上级军官。

事情结束后，少校想从酒吧老板那里了解情况。这个老板懂英语，而且丹麦人英语说得也很清楚，但老板耸耸肩粗鲁地走开了，根本不像他的为人。第二天上午，那些穿军服的人走了，丹麦少校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私家侦探认为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他打电话给在班亚-卢卡的欧盟观察员办公室，又换人了，这次是一名希腊军官。是的，那个丹麦人上星期已经回家了。私家侦探打电话到伦敦总部，让总部去询问丹麦国防部。三个小时后，伦敦回电了，幸好那人的姓氏不是很常见。布耶利加德少校在休假，他的私人电话号码显示是在欧登塞。

那天晚上私家侦探打电话找到了他，他刚刚带全家经过一天的水上游玩回到家里。布耶利加德少校尽可能提供了帮助。他还清楚地记得五月十五日晚上的事情。毕竟一个丹麦人在班亚-卢卡没有多少重要的事情可做，那是一个十分孤独和单调的任务。

那天，与每天晚上一样，少校在七点三十分去那家酒吧，喝一杯晚饭前的啤酒。大约一小时后，一小组穿着迷彩军服的塞族人走进了酒吧。少校认为他们不是南斯拉夫军队，因为他们没有部队的肩章。

他们似乎很自信，点了东南欧地区的烈性梅子酒加啤酒。这是最容易喝醉的组合。几巡酒过后，丹麦少校正要去餐厅，因为这里的噪音太大了，这时候另一个塞族人进了酒吧。他似乎是指挥官，因为其他人都安静下来了。

他用塞尔维亚语对他们说话，肯定是命令他们跟他走。于是这些人开始把啤酒杯往后一推，把香烟和打火机放进军服口袋里。这时，其中一个人表示要买单。

指挥官怒不可遏。他开始朝那个下属尖叫。其余的人变得死一般静寂。其他顾客也一样，还有酒吧老板。谩骂仍在继续，还伴随着两记耳光。还是没人敢提出异议。最后，那个军官气急败坏地冲了出去，后面跟着其他人。没人支付账单。

丹麦少校曾试图询问酒吧老板。几个星期在这里喝酒，他已经与他混熟了。但那人脸色一片煞白。丹麦人以为，他也许是看到酒吧里的这种情景而在生气，但他看上去更像是恐惧。丹麦人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耸耸肩，高视阔步地走到酒吧内已是空荡荡的另一头，故意去看其他方向。

“那个指挥官也责骂了别的人吗？”私家侦探问道。

“没有，只是那个想付款的人。”来自丹麦的声音说。

“为什么只是他呢，少校？你在报告里没有提到理由。”

“哦，我没有说明吗？对不起。我认为是因为那人试图用一张百元美金付账。”

第七章

志愿者

私家侦探收拾行装驾车离开特拉夫尼克去了北方。他要经过波黑的穆族聚居区进入到塞族占领区。他那辆拉达汽车上飘扬着一面英国的米字旗，这应该能让他避免遭到远处的冷枪射击。如果被拦住检查，他打算依赖他的护照，那封证明他正在撰写有关救援工作报道的信，当然还有慷慨地分发在维特茨兵营商店里买来的美国香烟。

如果这些全都不起作用，他的手枪已经装满了子弹，就在近旁随手可及之处，而且他知道如何使用。

他被拦下了两次，一次是他在离开穆族控制区时，被一支穆族民兵巡逻队拦住；另一次是在班亚-卢卡南部，被一支南斯拉夫军队拦下盘问。这两次，他的解释、文件和礼物都起到了作用。五个小时后，他驶入了班亚-卢卡。

波斯纳宾馆当然算不得豪华气派，但已经是这个城镇最好的了。他登记入住了。里面很空。除了一个法国的电视摄制组，他是住在那里的唯一的外国人。那天晚上七点钟，他步入了酒吧。里面有三个喝酒的人，都是塞族人，都坐在桌子边。酒吧老板在吧台里面。私家侦探跨坐到了吧台的凳子上。

“哈罗。你一定是杜斯科吧？”

他表现得很坦率，友好，迷人。酒吧老板握了握他伸出来的那只手。

“你以前来过这里？”

“没有，是第一次。这酒吧很漂亮，很友好。”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的朋友最近来这里逗留过。一个丹麦人，叫拉塞・布耶利加德。他要我在经过这里时向你问好。”

酒吧老板显然放松了。这个人没有威胁。

“你是丹麦人？”

“不，英国人。”

“军人？”

“天呐，不是。我是记者，在撰写有关救助机构的系列报道。一起喝一杯吧？”

杜斯科为自己倒了一杯最好的白兰地。

“我也想当记者，将来有机会的话。到处旅行，周游世界。”

“好呀。先从当地的报纸入手，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到大城市去发展。我就是这么干的。”

酒吧老板无助地耸耸肩。

“这里？班亚-卢卡？这里没有报纸。”

“那就试试萨拉热窝，甚至贝尔格莱德。你是塞族人，你可以离开这里。战争不会是永远的。”

“离开这里是要花钱的。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能旅行，不能找到那样的工作。”

“哦，是的，钱，总是一个问题。或者也许不是问题呢。”

英国人取出一叠美元，全是百元面值的，在吧台上数了起来。

“我是一个老派的人，”他说，“我相信人应该互相帮助。这会使生活容易一些、快乐一些。你愿意帮助我吗，杜斯科？”

酒吧老板目不转睛地盯着距他的指尖只有几英寸的几千美元。他无法把目光转向别处。他压低了说话声音。

“你要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不是记者。”

“嗯，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名记者，我是提问的。我是一个富有的提问者。你想与我一样富有吗，杜斯科？”

“你要什么？”酒吧老板重复着。他朝其他喝酒的人投去了一瞥。他们正在凝视着他们俩。

“你以前见过一张一百美元钞票。在五月十五日，对不对？一个年轻的战士试图用它支付账单，引起了一场争吵。当时我的朋友拉塞在这里，是他告诉我的。我要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这里不行，现在不行。”这位吓坏了的塞族人低声说。桌子边的一个客人站起来走向吧台。一块抹布被熟练地盖在了那叠钞票上。“酒吧十点钟打烊。到时候你再来吧。”

十点半光景，酒吧已经关门落锁了，两个人坐在半明半暗的一间卡座里，交谈着。

“他们不是南斯拉夫军队的，不是战士，”酒吧老板说，“是准军事组织，是坏人。他们逗留了三天。住了最好的房间，吃了最好的饭菜，喝了许多酒，离开时没有付钱。”

“其中有一个人试图付钱给你。”

“是的。只有一个。他是个好孩子，与其他人不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跟他们混在一起。那孩子受过教育。其他人是歹徒，是恶棍。”

“你对他们白吃白住了三天没有意见吗？”

“意见？意见？我能提什么意见？这些畜生可是有枪的呀。他们会杀人，即使是塞族同胞。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那么当那个好孩子要付钱给你时，是谁打了他的耳光？”私家侦探问道。

他能够感觉到黑暗中那个塞族人马上变得紧张起来。

“不清楚。他是他们的头目、领导。但我不知道名字。别人就叫他长官。”

“所有这些准军事组织都有名称，杜斯科。什么阿尔肯猛虎队，法兰基青年战斗队。他们想出名，他们都炫耀自己的名字。”

“这个组织没有名字。我发誓。”

私家侦探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不管这个自由杀手是谁，这人把他的塞族同胞们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但那个好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大笔钱，杜斯科。你再也不会见到他，再也不会见到我。战争结束后你会有足够的钱到萨拉热窝去发展。告诉我那个孩子的名字。”

“他离开的那天付了钱，好像为他的同伴们感到羞耻。他返回来用支票付了账。”

“遭拒付了？支票回来了？在你手里？”

“不，支付倒是接受了。是南斯拉夫第纳尔。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家银行。全额结清了。”

“那么，支票不在你这里了？”

“支票应该在贝尔格莱德的那家银行里。但现在很可能已被销毁了。可我记下了他的身份证号码，以免万一遭拒付。”

“在哪里？你把它记在了哪里？”

“在那本饮料单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的。”

私家侦探查到了。客人点单时，用脑子记不住的又长又复杂的饮料名，就会潦草地记在那个本子上。本子现在只剩下最后两张纸，再用一天就会被扔掉了。在硬纸板的背面，有圆珠笔写的一组七位数和两个大写字母。隔了八个星期，字迹仍清晰可辨。

私家侦探留下埃德蒙先生的一千美元后离开了。从那里出发去贝尔格莱德的最短路径是北上进入克罗地亚，在萨格勒布搭乘飞机。

原先由七个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在五年的混乱、残酷和血腥的内战中已经四分五裂了。北方的斯洛文尼亚首先独立，幸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在南方，马其顿也获得了独立。但在中部，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正在试图运用一切残忍手段拉住克罗地亚、波黑、科索沃、黑山和他自己的家乡塞尔维亚。他已经失去了克罗地亚，但他对权力和战争的胃口依然没有消失。

一九九五年私家侦探来时，贝尔格莱德暂时还没有遭到战争影响。科索沃战争引起破坏是后来的事。

伦敦总部告诉过他，在贝尔格莱德有一家侦探事务所，是他们以前合作过的前高级警官在当家。这个事务所起了一个不太正宗的名字——钱德勒[7]。

这地方很容易找到。“我需要查找一个年轻人。”私家侦探告诉这位调查员德拉根・斯托伊奇，“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他的身份证号码。”

斯托伊奇咕哝了一声。

“他干了什么？”

“没什么事，据我所知。他也许看见了什么，也许没看见。”

“哦。要知道他的名字？”

“要找到他，然后我要找他谈话。我没有汽车，也不会说塞-克语。他也许会说英语，也许不会。”

斯托伊奇又咕哝了一声。这应该是他的专长。他显然已经看过了菲力普・马洛的每一部小说和每一部电影。他正在努力模仿《长眠不醒》里的罗伯特・米彻姆，但由于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他的表演差强人意。

“我的条件……”他开始说。

私家侦探取出另一千美元，从桌面上推了过去。“我要你全力以赴去办这件事。”

斯托伊奇神志恍惚了。他说出来的话直接来自于电影《再见，吾爱》里的那句台词。

“就这么定了。”他说。

该重视的事情就得重视，这位言语不多的前警官没有浪费时间。他的南斯拉夫国产轿车，后面冒着黑烟，前面旅客座上坐着私家侦探，一路穿城去了康雅尼克区，贝尔格莱德警察总局就坐落在莱蒙托娃街的转角上。它是一座棕黄色的巨大、丑陋的楼房，如同一只巨型大黄蜂侧卧在那里。

“你最好留在这里。”斯托伊奇说。他去了有半个小时，肯定跟他以前的同事喝了一杯，因为他呼吸时透出来一股梅子烈酒的气味。他拿着一张纸条。

“那张身份证属于米兰・拉耶克，二十四岁，法律系学生。他父亲是一位律师，业务相当成功，是中上层家庭。你肯定没找错人吗？”

“除非他有一个鬼魂。两个月前，他和贴着他照片的身份证在班亚-卢卡出现过。”

“他在那里干什么？”

“他身着军装。在一家酒吧里。”

斯托伊奇回想着刚才让他看了但没让他复印的那份档案。

“他服过兵役。所有的南斯拉夫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年满十八至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作战部队士兵？”私家侦探问道。

“不，通信兵。无线电操作员。”

“从来没真正参战过。也许加入了一个小组，赴波黑为塞尔维亚的事业而战斗。会不会是遭欺骗的志愿者？可能吗？”

斯托伊奇耸耸肩。

“有可能。但参加那些准军事组织的全是些地痞和恶棍。这个法律系学生与他们搅在一起干什么呢？”

“暑假实习？”私家侦探问。

“但哪个组织呢？我们去问问他？”

斯托伊奇看了一下他手中的纸。

“家庭地址在森耶克，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

“那我们走吧。”

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地址，伊斯特斯卡街上的一座坚固的中等大小的独立房子。看来，为铁托元帅和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服务多年，拉耶克先生混得不错。一位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妇女应声来开了门，她可能只有四十几岁，但看上很老。

斯托伊奇用塞-克语与她进行了一番交谈。

“米兰的母亲。”斯托伊奇说。“是的，他在家里。她问你有什么事。”

“跟他谈谈。一次采访，我是英国的新闻媒体。”

拉耶克夫人显然一头雾水，但还是让他们进去并呼唤她的儿子。然后她把他们引到了客厅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与他的母亲耳语着交谈了几句话，然后走了进来。他一脸迷惘、担忧，几近恐惧。私家侦探友好地微笑了一下，并与他握了手。客厅门仍开着一条缝。拉耶克夫人正在打电话，说话很急促。斯托伊奇朝英国人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意思是说：“不管你要问什么，要速战速决。老家伙已经上路了。”

英国人拿出从特拉夫尼克那家酒吧带来的便笺本。他把硬纸板翻过来，让米兰・拉耶克去看那七位数字和那两个缩写字母。

“你能结清账款，说明你是好人，米兰。酒吧老板十分感激。不幸的是，支票遭拒付了。”

“不，不可能。这是……”

他停下来，脸色像纸一般白。

“谁也没有指责你什么，米兰。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你在班亚-卢卡干什么？”

“访问。”

“访问朋友？”

“是的。”

“穿着迷彩战斗服？米兰，那是一个战区。两个月前的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妈妈……”然后他换成了塞-克语，私家侦探听不懂了。他朝斯托伊奇扬起了眉毛。

“他爸爸来了。”斯托伊奇咕哝着说。

“当时你与另外十个人在一起。都穿着军装，带着武器。他们是谁？”

米兰・拉耶克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看上去似乎马上就要哭了。私家侦探判断这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精神极度紧张。

“你是英国人？但你不是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迫害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房子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轮胎的吱嘎声和脚步踏上台阶的跑动声。拉耶克夫人打开了门，她的丈夫冲了进来。他出现在客厅的门口，既慌张又愤怒。比儿子大了一代的他不会说英语，因此他用塞-克语喊叫。

“他问你在他家里干什么，为什么你要骚扰他的儿子。”斯托伊奇说。

“我没在骚扰，”私家侦探平静地说，“我只是在提问。八个星期之前这个年轻人在班亚-卢卡干什么？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是谁？”

斯托伊奇作了翻译。拉耶克先生又开始喊叫。

“他说，”斯托伊奇解释，“他的儿子什么也不知道，也没去过那里。整个夏天他一直待在这里。如果你再不离开，他就要报警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离开。这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好的，”私家侦探说，“最后一个问题。”

来这里之前，这位前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曾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个熟人一起悄悄吃过一顿中饭。秘情局巴尔干科的负责人提供了不少信息。

“那些人是不是‘佐兰狼群’？打你耳光的人是不是佐兰・季利奇本人？”

斯托伊奇才翻译了一半就停住了。米兰完全听懂了用英语说出来的这些话。产生的效果有两部分。有那么几秒钟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客厅里出奇地宁静。紧接着，像是一颗手榴弹爆炸了。

拉耶克夫人发出一声尖叫，跑出了房间。她的儿子倒进了一把椅子里，用双手捂住脸开始颤抖。父亲的脸色由白转青，手指头指向房门，喊出了一个单词，私家侦探格雷西猜测这个词的意思是“出去”。斯托伊奇朝门口走了过去。私家侦探跟在了后面。

经过那个年轻人时，私家侦探把一张卡片塞进他的西装口袋里。

“如果你改变主意，”他轻声说，“请打电话给我，或写信给我。我会来的。”

在返回机场的路上，汽车里的气氛紧张得使他们两人都不想说话。德拉根・斯托伊奇显然感觉到，他已经挣足了那一千美元的每一个子儿。当他们在机场的国际出发大厅停住汽车时，斯托伊奇隔着车顶向正要离去的英国人说了一番话。

“朋友，如果你再回到贝尔格莱德，我劝你不要再提那个名字。即使在开玩笑时也不要说起。尤其不能在开玩笑时说起。今天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

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写完了给史蒂夫・埃德蒙的报告，后面附上费用清单。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这么写的：

恐怕我不得不承认，导致您外孙死亡的事件，死亡的方式，以及尸体所在的地方，将很可能永远不会明了。假如我说我认为您的外孙仍然活着，那只是安慰您的谎言。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唯一的判断只能是：失踪，推定已被杀害。

我不相信他和陪同他的那个波黑人会冲出山崖，坠入溪谷之中。本人已对每一处可能会出车祸的路段进行了查看。我也不相信那个波黑人会因为那辆汽车或那条钱包皮带，或者为了这两者而谋杀了他。

我推测，他们不经意地驶入了危险地区，并被不明身份的人所谋杀。很可能是到处游荡的一帮塞尔维亚准军事组织罪犯。但没有证据、身份证明、供词或法庭证言，现在还不可能进行指控。

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向您报告这个消息，但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事实。

我很荣幸能为您提供服务，先生。

您忠诚的，

菲利普・格雷西

那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第八章

律 师

加尔文・德克斯特从没对人解释过他退伍的原因，因为他不想被人嘲笑。他已经决定要去上大学，拿学位，当律师。

至于资金，他已经在越南攒了好几千美元，此外他还可以根据兵役法要求进一步的资助。

美国的兵役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如果一个美国大兵退伍后申请上大学，只要他不是被开除的，政府就会出钱供他上大学，直至他获得学位。政府的津贴可以供学生随意花费，唯一的条件是，大学确认他是全日制学生。

德克斯特知道，农村地区的大学可能费用比较便宜，但他想上有法学院的大学。而且，如果他以后要当执业律师，那么地域更大的纽约州比新泽西州机会更多。研究了五十份招生简章之后，他向设在纽约市的福德姆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

他于暮春时递交了入学申请书，附上每一个美国兵退伍时那份重要的退伍证书，即DD214证书。他赶上了好时候。

一九七一年春天，虽然反对越战的呼声很高，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呼声更高，但美国军人倒没有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受害者。

到了一九七三年，美军匆匆地、狼狈地撤离后，军人的这种处境改变了。虽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尽力为越南故事进行了最好的润色，虽然从越南这个无法战胜的泥潭里解脱出来让所有人松了口气，但越战依然被看作是一次失败。

如果有什么美国老百姓不想与之经常沾边，那就是“失败”二字。接受失败不是美国人的理念，即便是自由的左翼。一九七三年后回国的美军官兵本以为他们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遭受了伤亡，失去了战友；但他们回国后受到了广泛的冷遇，甚至是敌意。那些左翼人士更为关心的是美莱事件[8]。

但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德克斯特的入学申请书得到了郑重的对待，表格上的“生活经历”栏内，他在“大红一师”当兵三年，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正面的经历，如果是两年以后这事就会完全不同。他被录取了，政治历史系四年制学生。

这位年轻的老兵在布朗克斯区找到了一套廉价的一居室小公寓，是在一座没有电梯的楼房内。那里离校园不远，当时的福德姆大学坐落在市内一片不起眼的红砖楼房丛中。他精打细算，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省吃俭用，利用漫长的暑假回到建筑工地去打工，他的钱足够维持到毕业。在之后的三年他到无数工地打过工，其中有一个当时正在建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新奇迹——世贸中心双子座。

一九七四年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上并爱上了安琪拉・马洛齐，一个漂亮活泼、热爱生活的意大利裔美国姑娘，在浴门大街上的一家花店里工作。那年夏天，他们结婚了，用他们的共同收入搬进了一套稍大的公寓。

那年秋天，离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他提出了进入福德姆法学院深造的申请。这是福德姆大学下属的一个院系，坐落在河对岸的曼哈顿。要进去很难，申请者很多，名额有限。

进法学院意味着，一九七五年本科毕业后，要再读三年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然后是律师协会的资格考试，最后是获准在纽约州当律师。

申请就读福德姆法学院不需要参加面试，只要求把大量的材料递交给招生委员会，供他们研究和取舍。这些材料包括从小学起（这方面他是一个差生）直至最近的政治历史系的成绩报告单，一份自我鉴定，和现在的任课教师的评语（这方面他是一个优秀生）。夹在他的一大叠档案材料里的，还有他那份DD214证书。

他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候选人名单，招生委员会碰头作最后的选择。委员会有六个成员，主任委员是霍华德・凯尔教授。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很聪明，是一位荣誉教授，也是他们所有这些学者中的元老。

最后，到了两个候选人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加尔文・德克斯特是其中一个。会议室里发生了一阵激烈的争论。凯尔教授从位于桌首的椅子那站起来，踱到了窗户边。他凝视着湛蓝的夏日天空。一位同事走过来与他一起站在窗边。

“很难抉择，对吧，霍华德？你心里喜欢谁呢？”

老人拍了拍手中的一张纸，把它展示给这位导师。导师看了一遍那份获奖清单，不由得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二十一岁生日之前就获得了这些奖章。”

“他到底干了什么？”

“他得到了进这所学院学习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他做的。”教授说。

两个人回到桌子边参加投票。投票结果是三比三，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任委员的一票抵两票。他解释了原因。委员们都去看那份DD214证书。

“他可能有暴力倾向。”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系主任表示了反对。

“哦，我希望如此，”凯尔教授说，“我不喜欢现在那些没有个性的人。”

两天后，加尔文・德克斯特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他和安琪拉正一起躺在床上。他抚摸着她渐渐隆起的肚子，谈论着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富裕的律师，他们会在韦斯切斯特或费厄菲尔德县郊外拥有一座漂亮的别墅。

他们的女儿阿曼达・琼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出生。分娩引起了并发症。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一样。这对夫妻再也不会自然怀孕了，再要孩子只能领养。安琪拉的家庭牧师告诉她，这是天主的旨意，她必须接受主的意愿。

那年夏天，加尔文・德克斯特以班级前五名的成绩毕业，并于秋天开始了他在法学院的三年攻读。生活很艰苦，但马洛齐家庭全家动员起来了；丈母娘负责照顾婴儿阿曼达・琼，这样安琪拉就可以继续去上班。加尔文仍想当一名全日制学生而不是上夜校，因为法律课程的夜校要再多花一年时间。

在法学院的前两年，他仍在暑假期间出卖体力去打工，但到了第三年，他在曼哈顿著名的霍尼曼・弗莱舍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福德姆大学一直保存着一份校友通讯录，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有三位资深的合伙人，都是福德姆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导师的介绍下，德克斯特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暑期法律助理员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夏天，他父亲去世了。从越南返回后，他们不经常见面，因为父亲永远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不回到建筑工地，与安全帽相伴终生。

但德克斯特与妻子安琪拉曾去看望过他，借用马洛齐先生的汽车，让老德克斯特看了看他唯一的孙女。他死得很突然。突发心脏病把这位建筑工人击倒在一个工地上。儿子孤独地去参加了寒碜的葬礼。儿子曾经指望父亲能够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并能为自己受过教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

那年夏天他毕业了，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前，他在霍尼曼・弗莱舍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初级的但是全职的工作，这是他从部队退伍后七年来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霍尼曼・弗莱舍崇尚自由，对共和党人士敬而远之。为表明事务所积极的社会意识，特地设立了一个公益部门，免费为穷人和弱者担任法律代理人。

但那些高级合伙人觉得没必要夸大他们的社会理想，这个公益部门一直只配备着几个收入最低的新手。一九七八年秋天，加尔文・德克斯特成了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一名级别最低的职员。

德克斯特没有抱怨。他需要钱，他珍爱这份工作，而且通过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他获得了比单一专业更为丰富的经历。他可以得到出庭的机会：为一些轻微罪行、疏忽渎职和其他有争议的指控进行辩护。

那年冬天，事务所的一位女秘书出现在他那间简陋的小办公室门口，朝他晃着一份卷宗。

“是什么案子？”他问道。

“移民上诉，”她说，“罗杰说他没时间处理。”

公益处负责人罗杰如果碰上有油水的案子就会留给自己，相比之下，移民事务完全没有油水。

德克斯特叹了一口气，开始埋头阅读这份新卷宗的详情。听证会将在第二天举行。

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九章

难 民

当时在纽约有一个慈善机构叫“关注难民”，其工作人员自称为“忧国忧民的公民”；还有一种戏称是“行善者”。

这个机构自定的任务是，睁大眼睛注视那些被海浪冲到美国海滩上的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些人希望美国能够履行刻在自由女神铜像基座上的那些文字，希望美国能收留他们。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难民孤苦凄凉，被抢掠一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求生存的挣扎中花尽了最后的积蓄，而且通常顶多只能说一些只言片语的英文。

他们的直接对手是美国移民与入籍局。该机关的集体意见往往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申请入籍者都是江湖骗子，应该被遣送回原籍，或任何其他地方。

一九七八年初冬的那天，放在加尔文・德克斯特办公桌上的卷宗，是关于从柬埔寨逃出来的一对夫妻——孟鸿先生和夫人的。

孟鸿先生已经代表他们夫妻俩作了一份长长的声明笔录。这位受过法语教育的柬埔寨人是用法语陈述的，经翻译后，他的故事呈现在律师面前。

自一九七五年起，柬埔寨的统治者是波尔布特，此人是一个疯子、弑杀成性的暴君，他手下有一支狂热的军队——红色高棉。这在美国广为人知，后来因电影《杀戮的田野》而更加为世人所知。

波尔布特有一些浮躁的梦想，想让他的国家回归到某种农耕石器时代。他的幻想充满了对城里人和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的刻骨仇恨。这些人应该被处决。

孟鸿先生声称，他原是柬埔寨首都金边一所高级中学的校长。他的妻子是一家私人诊所的护士。显然，两人都属于红色高棉要处决的人。

当形势越来越严峻时，他们躲藏起来，在朋友和同事的房子东躲西藏，经常转移住所，直到最后，朋友和同事们也全都遭到逮捕。

孟鸿先生在声明中说，他们不可能潜逃到越南或泰国边境，因为在乡村，到处布满了为红色高棉通风报信的人，而他根本不像一个农民。然而他设法买通了一个卡车司机，这人同意把他们偷运出金边，穿越乡间抵达磅逊港。他用最后剩余的积蓄，说服一艘韩国货轮的船长带他们离开形同地狱的祖国。

他不在意、也不知道“仁川之星”这艘船舶驶往何处。结果它载着柚木去了美国纽约港。抵达美国后，他没去回避当局，而是直接报告并申请获准居留。

在听证会的前夜，德克斯特坐在厨房桌子边整夜没合眼，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睡在相距几米的隔壁房间里。这个听证会是他第一次上诉辩护，他要为这个难民尽他最大的努力。读完当事人陈述之后，他去翻阅移民局的答复。官方的回复口气相当强硬。

在每个美国城市，最高官员是地区行政长官。第一道障碍就是这个地区行政长官办公室。负责这个案例的行政办公室官员，以奇怪的理由拒绝了这项避难要求，他说按照美国传统，孟鸿夫妻应该去柬埔寨当地的美国使馆或领馆提出申请，并排队等候。

德克斯特觉得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几年前当红色高棉冲进金边时，所有的美国外交人员已经撤离了柬埔寨首都。

在第一道关卡遭拒绝，就把孟鸿夫妻推到了办理驱逐手续的程序之中。就在此时，“关注难民”组织听到了这个消息并尽力为他们辩解。

根据程序，申请入境人在地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听证会上遭拒绝后，可以请求举行一个更高层次的听证会，即有避难听证官在场的行政听证会。

德克斯特注意到在第一次听证会上，移民局的第二个拒绝理由是，孟鸿夫妇不符合遭受迫害的五条基本理由：人种、国籍、宗教、政治信仰和社会阶级。他觉得他可以指出，作为狂热的反共人士（他会去叮嘱孟鸿先生）和校长，当事人至少符合最后两条。

在明天的听证会上，他的任务是请求避难听证官，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第243（H）条，实施“暂缓驱逐”的宽限。

在其中一张资料的下面，“关注难民”的某个工作人员用小号字打印了一条注释，注明避难听证官名叫诺尔曼・罗斯。这个信息很有意义。

德克斯特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联邦广场二十六号的移民与入籍局大楼，去会见他的当事人。他本人并不高大，但孟鸿夫妇更矮小，孟鸿夫人就像一个娇小的娃娃。她透过啤酒瓶底般的眼镜观察着这个世界。律师手头上的卷宗告诉他，这对当事人的年龄分别为四十八岁和四十五岁。

孟鸿先生似乎很平静，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加尔文・德克斯特不会说法语，“关注难民”组织派来了一名女译员。

德克斯特把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用在了回顾那份原陈述上面，但发现没有什么可添加或要删除的。

这种案子的听证不是在真正的法庭上进行，而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听证之前五分钟，他们被引了进来。

如同律师所猜测的那样，地区行政长官的那位代表，仍坚持在首次听证会上做出过的拒绝避难申请的论证。没有什么可以增加或删减的。罗斯先生坐在办公桌后面，阅读着记载在卷宗里的、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的那番争论，然后朝着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派来的这位新手扬了扬眉毛。

加尔文・德克斯特听到在他的身后，孟鸿先生正在对他的妻子说话：“我们必须指望这年轻人能成功，要不然我们会被送回去受死。”但他是用他的本国语言说的。

德克斯特先去反驳地区行政长官的第一条论据：自从红色高棉的杀戮开始之后，在金边已经没有美国的外交或领事机构了。最近的也要到泰国的曼谷，这是孟鸿夫妇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地方。他注意到罗斯先生的嘴角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而来自移民局的那个人已经脸色涨红了。

律师的主要任务是表明，面对红色高棉致命的狂热，任何像他的当事人那样明显的反共人士，都注定会被抓起来受刑、处死。即便不是反共人士，这位具有大学文凭的校长无疑也会因为受过教育而遭处决。

头天晚上德克斯特获悉，诺尔曼・罗斯先生并不是一直姓罗斯。他的父亲塞缪尔・罗森在世纪之交抵达美国，来自现在的波兰某地区，为的是逃离俄国沙皇的迫害，这种迫害那时是由哥萨克骑兵实施的。

“先生，把这些两手空空地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寻求生存机会的人拒之门外是很容易的。说声不行就走开是很容易的。告诉这两个人，说这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应该回去遭逮捕、受刑、处决，是不用花费成本的。

“可我问您，假定我们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我们先辈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那么，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回到已成为屠宰场的祖国时，有多少人会说：‘我去了自由之地，但他们关上大门把我送回来受死。’有多少人，罗斯先生？一百万？接近一千万。我请求您，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不是从一位聪明的律师获得一次成功的意义上，而是从莎士比亚称之为仁慈的本质这个角度，我请求您宣布，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我们可以为已经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仅仅寻求一次求生机会的一对夫妻，提供容身之地。”

诺尔曼・罗斯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时间。然后他把铅笔当作木槌在办公桌上敲了一下，并宣布：“暂缓驱逐。下一个案例。”

来自“关注难民”的那位女士，激动地用法语把结果告诉了孟鸿夫妇。其后的手续会由她和她的组织去办理。会有一些行政程序，但不需要辩护了。孟鸿夫妇现在可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美国，最后还能获准工作、避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以入籍。

德克斯特朝她微笑着说她可以走了，然后他转向孟鸿先生说：“我们去那边的自助餐厅，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的是孟鸿先生的本国语言——越南语。

在那家地下餐厅角落里的一张餐桌边，德克斯特检查了柬埔寨人的护照和身份证。

“这些证件已经由西方几位最优秀的专家检验过了，是真实的。你是怎么弄到它们的？”

这位难民看着他娇小的妻子。

“是她制作的。她是义族人。”

越南有一个叫义的宗族，几个世纪以来，顺化地区的学者大都是出自这个宗族。他们有一项历代相传的书法专长，曾为皇帝撰写宫廷文书。

到了现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开始抗法战争后，他们绝对耐心、细致和令人惊异的制图术，让世界上最高明的伪造证件者相形见绌。

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小个子妇女因长期的战争而损失了视力，她曾俯伏在一个地下工作室里制作通行证和身份证。这些证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着它们随意地进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从来没被抓住过。

加尔文・德克斯特把护照和身份证递了回去。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来这里？”

妻子开始轻声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镇，”他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逃出来的。至少这部分是真实的。我在越南的一个集中营里被关了三年。”

“那为什么要假装是柬埔寨人？美国已经接受了在那场战争中曾与我们一起战斗的许多南越人。”

“因为我曾经是越共的一名少校。”

德克斯特缓慢地点点头。

“这也许会是一个问题，”他承认道，“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生于一九三〇年，在最南方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所以我懂一点高棉语。我的家庭并不信仰共产主义，我父亲是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他用这种思想教育和抚养我长大。”

“这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转向共产党了？”

“那是我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进了集中营的原因。其实我不是共产党。我假装是。”

“说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是在法国人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尽管我渴望在长大后要为独立而奋斗。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把法国人赶了出去，虽然维希政府的法国实际上也是与法西斯站在一边的。于是我们转而抗击日本人。

“领导抵抗运动的是以胡志明为首的共产党人。他们比那些民族主义者更高效、更老练、更残酷无情。这时许多人改变了立场，但我父亲没有。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败走后，胡志明成了民族英雄。当时我十五岁，已经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法国人回来了。

“然后就是九年的战争。胡志明和共产党的‘明越’抵抗运动吸纳了所有的其他抵抗力量。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清除掉了。我也参加了那场战争。一九五四年，法国人在奠边府被打败时，我也是搬运大炮上山的人海中的一员。然后是《日内瓦协定》，一个新的灾难。我的祖国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部分。”

“你重新参战了？”

“没有立即参战。有一段短时间的和平。我们期待着协定所规定的全民公决。但全民公决取消了，因为南方的吴庭艳政权知道他们会失败。于是我们重新拿起了枪杆。当时的选项，只有南方令人厌恶的吴庭艳及其腐败的政权，以及北方的胡志明和甲将军。我曾经在甲将军手下战斗过，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他。所以我选择了共产党。”

“那时候你还是单身吗？”

“不，我已经娶了我的第一任妻子。我们有过三个孩子。”

“他们还在吗？”

“不，全都死了。”

“病死的？”

“B-52炸死的。”

“说下去。”

“第一批美国人来了。是肯尼迪派来的，说是来当顾问。但对我们来说，吴庭艳政权只不过是另一个傀儡政府，跟以前日本人、法国人扶植的政权一样。所以，我的半个祖国又一次被外国人占领了。我回到丛林里参加战斗。”

“那是什么时候？”

“一九六三年。”

“又是十年？”

“又是十年。当这场战争结束时，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已经像动物般地生活了半辈子，遭受着饥饿、疾病、恐惧和经常性的死亡威胁。”

“但一九七二年以后，你们应该已经获胜了。”德克斯特说。那越南人摇摇头。

“你们不明白一九六八年胡志明死后发生了什么事。党和政府落到了不同的人手中。我们许多人仍在为一个我们理想中的国家而战斗，一个能有一些宽容的国家。从胡志明那里接过班的人可没有这种意愿。一个又一个爱国者被逮捕处决了。当权的人是黎笋和黎德寿。他们根本没有胡志明那种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内在力量。他们用杀人的方式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秘密警察的权力迅速膨胀。你还记得‘春节攻势’吗？”

“记得太清楚了。”

“你们美国人还以为这是我们的一次胜利。其实不然。它是河内精心设计出来的，是黎笋指使的，又归咎于甲将军。这次行动是直接针对越共的。这摧毁了我们，这就是它的用意。我们有四万名优秀干部死于这次自杀一般的行动。其中包括南方所有推举上来的领导人。除掉他们之后，河内取得了最高统治权。新年过后，北越军队控制了全国，赢得了胜利。我是南方民族主义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之一。我希望的是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不错，但我还希望有文化自由，私有经济成分，农民拥有土地。结果这是一个错误。”

“发生了什么？”

“一九七五年最终征服南方后，真正的迫害开始了。先是华人，两百万华侨被剥夺了所有财产，要么被送去劳改，要么被驱逐出境。还有船民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我表示反对，说这样不行。然后持不同政见的越南人也开始遭迫害。有二十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主要是南方人。一九七五年底，公安，也就是秘密警察，来抓我了。我写了太多的意见信，他们说我做的一切已被检举揭发了。他们不喜欢我那么做。”

“怎么处置你的？”

“三年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此后又是三年的日常监视。我被送进了河西省的一座集中营，离河内大约六十公里。他们总是把你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防止逃跑。”

“但你还是逃跑了？”

“是我妻子安排的。她确实是一名护士，也是一个证件伪造者。在那几年的和平时期，我也确实是一名校长。我们是在集中营里相遇的。当时她在医务室工作，我患了双腿脓肿。我们交谈了，我们相爱了。你能想象吗？我们这种年纪。她把我从那里弄了出来。她私藏了一些金条，没被没收，我们就是用这些金条买了船票。后来的事你全都知道了。”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德克斯特问道。

“你会说我们的语言。你去过那里？”

“是的，我去过。”

“去打仗？”

“是的。”

“那么，我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对另一个战士说一句话，当你看见失败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失败。你应该知道如何判断摆在你眼前的事实。我们走吧？”

“你打算去哪里？”

“当然是回到移民局。你会把我们的情况汇报上去。”

加尔文・德克斯特喝完咖啡站了起来。阮文镇也想站起来，但德克斯特把他按回到了椅子里。

“那是两码事，少校。战争已经结束了。它发生在很久以前，遥远的地方。努力享受你以后的生活吧。”

那越南人好像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默默地点点头。德克斯特转身走开了。

当他踏下台阶走向街道时，有件事情使他困惑不解。那个越共军官，他的脸，那僵住的震惊的表情。

街上的行人纷纷转过头来打量这位正在仰头嘲笑命运捉弄的年轻律师。他不经意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左手，那里有一块在地道里被曾经的敌人用滚烫的椰子油烫伤的疤痕。

那一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十章

黑 客

到一九八五年时，加尔文・德克斯特已经离开了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但还没有找到足够住上韦斯切斯特漂亮别墅的工作。他加入了公众辩护人事务所，成了纽约州法律援助律师。这工作不是很风光，也不是很赚钱，但能给予他从事公司法或税法工作不能得到的东西，他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职业满足感。

妻子安琪拉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他的状态，比他希望的更好。其实，她并不真正介意。马洛齐家庭是地地道道的纽约布朗克斯人，彼此非常亲近。女儿阿曼达・琼在她喜欢的一所学校上学，身边有许多小朋友。德克斯特家的要求并不高。

这份新的工作每天工作量特别大，经常要代表那些怀着美国梦钻法律空子的人。这意味着在法庭上为付不起律师费的人作辩护。

以加尔文・德克斯特的观点来看，贫穷，口齿不清，并不必然意味着有罪。他的当事人也许地位卑微，但每每因为他成功的辩护，让这些茫然又充满感激的当事人得以无罪释放而走出法庭时，律师都会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他遇上华盛顿・李，是在一九八八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

在纽约市内，光是曼哈顿岛每年就有十一万件刑事案件要处理，还不包括民事诉讼。司法机关显然一直处于工作量超负荷和人手不足的状态。但之所以似乎还能应付得过来，当时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央大街100号那座花岗岩大厦里，法庭听证系统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转着。

如同连轴转的歌舞杂耍表演，刑事法院大楼可以吹嘘“我们永不关门”。要说这里“能体现所有生活”或许是夸大其辞，但曼哈顿的下层生活肯定在这里有所显现。

一九八八年七月的那个晚上，德克斯特正在值夜班，听候一位忙得不可开交的法官随时分配给他一名当事人。凌晨两点钟当他正准备溜走时，一个声音把他召回到AR2A法庭。他叹了一口气，没人会去与哈塞尔布拉德法官争论。

他走近律师席。一位地区检察官助理手里抓着一份卷宗，已经站在那里了。

“你累了吧，德克斯特先生？”

“我想大家都一样，先生。”

“是啊。但现在又有一个案子我想让你接手。不能等到明天，现在就交给你。拿上这份卷宗。这位年轻人似乎遇上了大麻烦。”

“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法官。”

哈塞尔布拉德的脸上绽出了微笑。

“我就喜欢听话的人。”他说。

德克斯特从地区检察官助理手里接过那份卷宗，他们一起离开了法庭。卷宗的封面上写着：“纽约州人民起诉华盛顿・李”。

“他在哪里？”德克斯特问道。

“就在这里的一间拘留室里。”地区检察官助理说。

从卷宗里的那张大头照片来看，他的当事人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带着一脸希望破灭的茫然表情，是被世界上任何司法系统唾弃的未受过教育的人。他看上去迷茫多于聪明。

这个被告十八岁年纪，是破败的贝德福街道的居民，那是布鲁克林区的一个部分，是一个黑人社区。光是他的住址就引起了德克斯特的兴致。为什么他会在曼哈顿遭起诉？他假定这个小青年到河对岸去偷了一辆汽车，或抢了一只钱包。

但事情不是这样的，起诉的罪状是银行欺诈。是伪造支票？或是企图使用偷来的信用卡？甚至是采用了从两个柜台上由一个假账户里同时提款那种老把戏？不是。

指控的罪名很奇怪，而且不精确。地区检察官的起诉罪名是欺诈一万多美元。受害人是总部设在曼哈顿中部的东河银行。这解释了起诉发生在曼哈顿岛，而不是布鲁克林区的原因。欺诈行为被银行的安全员发现了，银行要按规定的最高金额追索。

德克斯特朝华盛顿・李露出鼓励的笑容，作了自我介绍，坐下来分香烟。他自己不抽烟，但他百分之九十五的当事人都喜欢吸烟。华盛顿・李摇摇头。

“吸烟有害健康，朋友。”

德克斯特很想说，在州立监狱里待七年时间也会大大有害健康，但他忍住了。

他注意到，这位李先生，不单单其貌不扬，简直可说相当丑陋。那么他是如何施展魅力让银行乖乖交出那么多钱来的？以他的模样、他的穿着举止，他很可能会被拦在享有盛名的东河银行的意大利大理石大堂之外。

加尔文・德克斯特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案子。当务之急是办理指控手续，看看是否有一丝保释的可能性。他怀疑没有这种可能性。

一小时之后，德克斯特和那位地区检察官助理回到了法庭。看上去一脸迷惘的华盛顿・李被及时地提审了。

“可以继续了吗？”哈塞尔布拉德法官问。

“尊敬的庭上，我必须请求诉讼延期。”德克斯特说。

“请过来。”法官说。当两位律师都站到下面的律师席上时，他问道：“有问题吗，德克斯特先生？”

“这个案子表面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其实很复杂，法官大人。这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指控超过一万美元的金额，而且是从一家第一流的银行里诈骗所得。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研究案情。”

法官的眼睛瞟向地区助理检察官。后者耸耸肩，表示没有反对意见。

“本星期之内。”法官说。

“我请求保释。”德克斯特说。

“我反对，法官先生。”地区助理检察官说。

“我把保释金额设在起诉书提到的金额，一万美元。”哈塞尔布拉德法官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们都知道。华盛顿・李连十美元都拿不出，而且没有任何保证人会愿意替他交纳保证金。他只能回到囚室里去。当他们离开法庭时，德克斯特要求地区助理检察官帮一个忙。

“做件好事，把他关在‘坟墓’里，而不是‘岛’上。”

“行，这没问题。抓紧时间睡觉吧，嗯？”

曼哈顿司法系统有两座短期拘押监狱。“坟墓”听起来好像是设在地下，但实际上是在法庭大楼隔壁，比起东河上游的赖克斯岛，这里更方便辩护律师去探访他们的当事人。虽然地区助理检察官劝他去睡觉，但这个案子也许使他睡不成觉了。第二天上午他要去与华盛顿・李商量，他现在需要马上研读案情。

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看来，这叠卷宗叙说的是华盛顿・李如何被查到和被逮捕的过程。欺诈是银行内部被查到的，由此追踪到了李。银行安全处负责人名叫丹・威特科夫斯基，曾经是纽约警察局的一名侦探，是他说服了他的前同事去布鲁克林逮捕了华盛顿・李。

李先是被抓来，关进了曼哈顿中部的一个警署里。抓来的恶棍和歹徒在警署的看守所里关不下了之后，会被带到刑事法院的拘留所里，每天吃着一成不变的大香肠和奶酪三明治。

然后司法机器的无情进程就开始了。罪状页上会列上一连串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大多是小罪名：街头行骗、商店行窃、从自动售货机里偷东西。这项手续完成后，华盛顿・李已被定为起诉对象。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塞尔布拉德法官命令要为这个年轻人安排一位辩护律师。

从表面上看，这个年轻人出身贫苦，现在依然一无所有。照一般人的推测，他将从逃学发展到小偷小摸，直到终身成为纽约州监狱里的常客。但他到底是如何对东河银行甜言蜜语，骗了他们一万美元？没有答案。卷宗里没有说明。只有一项简单的指控，以及一个设在曼哈顿的愤怒的、报仇心切的银行。三级非法侵占财产罪，要判七年徒刑。

德克斯特抓紧时间睡了三个小时，送女儿阿曼达・琼去上学，吻别妻子安琪拉，然后回到中央大街。在“坟墓”的会见室里，他才从黑人小伙子华盛顿・李那里把整个故事搞清楚了。

在学校里，华盛顿・李就一无所长，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他的前途一片黑暗，只能走上一条毁灭、犯罪、坐牢的道路。有一天，学校的一位老师，不知是比其他人更聪明还是仅仅是更好心，竟然允许这个没有教养的孩子去碰他那台惠普电脑。

这如同是向小男孩耶胡迪・梅纽因[9]提供了一次接触小提琴的机会。他凝视着键盘，凝视着屏幕，他开始奏出了音乐。这引起了那位教师的兴趣，他自己显然是一个电脑迷，因为那时候个人电脑远没有普及。那是五年前的事。

华盛顿・李开始钻研。他也开始存钱。当他打开储蓄罐倒空里面的积蓄时，他没把钱用在抽烟、喝酒、吸毒或添置衣服上。他积聚了足够的钱，到二手市场买了一台电脑。

“那你是如何去骗东河银行的？”

“我闯进了他们的电脑主机。”小伙子回答。

有那么一瞬间，德克斯特还以为他也许用了一根撬棍之类的东西，于是他让当事人解释。这个小伙子第一次变得有生气了，他在谈论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事。

“你知不知道，有些数据库的防护系统其实相当脆弱？”

德克斯特承认他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与大多数非专家一样，他只知道电脑系统的设计者设置了“防火墙”，阻止外来者进入高度敏感的数据库。但防火墙是如何设置的，他从来没有想过，更不用说如何攻破了。他让华盛顿・李把故事说了出来。

东河银行把每一位客户的详情都储存在一个巨大的数据库里。因为客户的金融状况是非常私密的，进入数据库、获得这些详情需要银行员工输入一个复杂的密码。除非这些密码绝对正确，否则电脑屏幕只会闪现一条信息：“进入遭拒”。三次错误的尝试，就会引发总部的报警信号闪亮。

华盛顿・李破解了密码，没有触发报警系统。他让曼哈顿的银行总部地下室里的电脑主机听从他的指令。简言之，他已经在不间断地与一件非常昂贵的技术设备交流了。

他的指令很简单。他命令计算机辨明银行每一位客户的每一项储蓄和账户，以及每月支付给这些账户的利息。然后他命令，从每一笔利息中，扣出四分之一转到他自己的账户里。

由于他没有账户，他在当地的蔡斯曼哈顿开了一个。假如他知道把这笔钱款转到巴哈马去，那么他很可能不会被抓住了。

要确定一笔存款的应得利息是一项很复杂的计算，因为结果取决于计息期内的周边利率，而且周边利率还会经常波动，因此要算得准确是很花时间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时间，他们相信银行的计算不会出错。

但托尔斯泰先生不相信。他已经八十岁了，但他的思维依然很敏捷。他的问题是无所事事，成天在他位于西一〇八大街的那套小公寓里消磨时间。当了一辈子保险公司统计员的他深信，如果乘上足够的次数，即使一分一毫也能积少成多。他花时间努力寻找银行的差错。有一天，还真让他找出来了。

他坚信他四月份的利息少了四分之一。他核查了三月份的数字，也同样。他又核对了前面的两个月。然后他投诉了。

银行的客户经理本可以给他补上少算了的钱就完事了，但规定就是规定，必须严格遵守。经理把这份投诉写成了一个报告。总部认为，这可能是单个账户的单个差错，但他们随机抽查了其他六个账户，结果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然后计算机专家被召来了。

专家们查明，电脑主机对银行的每一个账户都发了相同的指令，而且已经这么做了二十个月。他们询问为什么。

“是你们叫我这么做的。”电脑回答。

“不，我们没有。”科技人员说。

“反正有人说过。”电脑说。

这时，他们叫来了安全处的丹・威特科夫斯基。没有花多长时间就查清楚了。这些零零星星的钱都被转移到布鲁克林区蔡斯曼哈顿的一个账户上。客户的名字是华盛顿・李。

“告诉我，你用这种手段赚了多少？”德克斯特问道。

“一百万美元不到一点。”

律师咬住了笔头。怪不得指控那么含糊。确实是“超过一万美元”。这个数额使他有了一个主意。

东河银行总经理洛・阿克曼先生特别珍惜早餐。对他来说这是一天中最佳的膳食，不会像中饭那样匆匆忙忙，也不会像晚宴那样营养过剩。冰镇果汁的凉爽，咀嚼麦片时吱吱嘎嘎的响声，煎蛋的蓬松柔软，新鲜过滤的蓝山咖啡的香味，都让他无比愉快。在中央公园西翼他的一楼阳台上，在炎热到来之前的夏日早晨，早餐真是一种享受。使人恼火的是加尔文・德克斯特搅乱了他的美好时光。

当菲律宾男佣把一张名片带到他的大阳台来时，他瞟了一眼卡片上的“律师”字样，皱起了眉头，他完全没概念这个客人是谁。名字倒有点眼熟。他正要告诉佣人让客人上午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一个声音在菲律宾人身后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有点不太礼貌，阿克曼先生，对此我深感抱歉。但如果你现在给我十分钟时间，我们就用不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你的办公室里会面，我想你事后会很庆幸的。”

银行家耸耸肩，朝桌子对面的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

“告诉夫人，我在早餐桌上与人谈话。”他吩咐菲律宾佣人。然后转向德克斯特：“简短一些，德克斯特先生。”

“好的。你在起诉我的当事人华盛顿・李，控告他从你们客户的账户上骗走了几近一百万美元。我认为，马上撤诉才是明智之举。”

东河银行的这位首席执行官真是后悔莫及。你稍微显示了一点点仁慈，然后怎么样呢？一个不速之客搅乱了你的早餐。

“算了吧，德克斯特先生。会谈到此结束。没门，这个小混混必须进班房。必须制止这种事情，公司政策。再见。”

“真遗憾。你看，他做这事的手法是巧妙的。他闯进了你们的电脑主机。他穿过了你们的所有防火墙，所有的安全警卫。似乎没人能够做到。”

“你的时间到了，德克斯特先生。”

“再等几秒钟，你享受早餐的机会多着呢。你们大概有一百万个客户，包括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客户都认为把资金存放在你这里是安全的。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骨瘦如柴的黑人青年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承认是他从你们的账户上骗走了这么多钱。那么随便一个大字不识的业余人员，都能够在经过几小时的试探之后，骗过你们的安全系统，提走你们客户的所有资金。你认为你们的客户会怎么想？”

阿克曼放下咖啡，去凝视对面的公园。

“这不可能，而且客户们怎么会知道？”

“因为法庭的记者席上将会坐满了人，而且广播和电视媒体都会等在外面。我认为你们的客户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会决定转换银行。”

“我们将宣布我们正在安装一套全新的安全系统。市场上最先进的系统。”

“但此前你们也说用的是最先进的系统。而一个来自贝德福贫民窟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的年轻人闯了进去。你们还算是幸运的。你们追回了这一百万美元。假定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一个周末被提走几千万美元，而且钱款是转移到开曼群岛呢？根本无法追回，银行将不得不进行赔付。你们的董事会会喜欢这种羞辱吗？”

洛·阿克曼想了想他的董事会。他有几个机构股东，地位权势堪比皮尔逊-莱曼或摩根·史坦利。他们痛恨受到羞辱，也能让他丢掉饭碗。

“这事有那么糟糕吗？”

“恐怕是的。”

“好吧。我通知地区检察官说我们对起诉不感兴趣了，因为我们已经把钱都追回来了。但请你注意，地区检察官如果想要起诉，他还可以继续起诉。”

“那么就要你去说服他了，阿克曼先生。你要说的只是，‘诈骗，什么诈骗？’此外不要多说。好不好？”

律师站起来，转身要离开。阿克曼是一个输得起的人。

“我们永远愿意与好律师打交道，德克斯特先生。”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把华盛顿・李招为你们的银行员工。我想五万美元的年薪应该可以吧。”

阿克曼跳了起来，蓝山咖啡的棕色斑渍沾到了餐巾上。

“我干吗要把那个穷鬼招聘到我的银行里来？”

“因为在计算机方面，他是最佳的。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冲破了你们花巨资设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而且只花费了五十美元的成本。他可以为你建立一个完全无法攻破的系统。这会成为你们的卖点：大西洋西部最安全的数据库。给他一个窝，远比让他在外面搞鬼更为安全。”

二十四小时后，华盛顿・李被释放了。他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地区助理检察官也是一头雾水。但银行发了一阵健忘症，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还有一大堆积压的案子需要处理，他为什么要去坚持呢？

银行派了一辆轿车去“坟墓”接他们的新员工。李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轿车。他坐进后座，看见他的律师在车窗边探头探脑。

“朋友，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还有你是怎么做到的。有一天我也许会报答你。”

“好的，华盛顿。也许有一天你会的。”德克斯特说。

那一天是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

第十一章

凶 手

在铁托元帅当政时期，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妇女在街上行走绝对安全，骚扰游客简直不可思议，敲诈勒索完全不存在。

这很奇特，因为南斯拉夫，这个西方联盟在一九一八年把七个共和国拼凑起来的联邦国家，曾出过一些欧洲最邪恶、最残暴的歹徒。

其原因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南斯拉夫政府与南斯拉夫的黑社会订立了一个协议。交易很简单，你们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到国外去干。贝尔格莱德只不过把所有犯罪团伙的犯罪行为驱逐出境了。

南斯拉夫犯罪集团头目们选中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理由很简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构成西欧富国的第一波外来工人浪潮，也就是由他们去干那些养尊处优的当地人不想干的脏活累活。

每一次大规模的种族迁徙都会夹带着犯罪团伙。意大利黑手党伴随着移民来到了纽约，土耳其的犯罪分子很快就混入了遍布欧洲的土耳其“外来工人”之中。南斯拉夫人也同样。但当局与黑社会的那份协议还有更多的意义。

贝尔格莱德的这一举措可谓一箭双雕。成千上万的赴国外打工者，每星期把他们挣来的硬通货寄回国内。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处于经济混乱之中，但定期的硬通货流入掩盖了这个事实。

只要铁托与莫斯科分道扬镳，美国和北约对他的其他事就相当宽松。确实，铁托是整个冷战时期不结盟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成了旅游胜地，不仅有阳光，还有更多的外汇收入。

在国内，铁托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但他把迫害行动做得很隐蔽。与黑帮分子的协议不是由普通的警察机关执行，而是由秘密警察组织即国家安全局（简称国安局）来监督执行。

国安局拟订了协议的具体条款。黑帮歹徒在国外抢掠，可以回国休假而免受处罚。他们用不义之财在沿海地带、在首都为自己盖起了别墅和庄园。他们为国安局的头目捐助了养老基金，偶尔他们也被要求去执行一些十分隐蔽的“特别任务”。做出这种聪明安排的人，就是那位长期担任国安局头头的肥胖而又可怕的斯洛文尼亚人斯坦尼・多兰奇。

南斯拉夫国内有少量的卖淫业，但都在当地警方的有效控制之下；还有一些赢利丰厚的走私活动，同样，这些收益也能帮助官方建立起养老基金。但在国内，暴力是绝对禁止的，除了某些“国家需要”之外。年轻的流氓至多闹到争抢地盘、偷窃汽车（不许偷外国游客的）、打架斗殴这个地步。如果他们想闹得再大一些，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去国外闹去。不听劝告的人会被关进不明地点的监狱，牢房钥匙被扔进深井，永世别想出来。

铁托元帅不是傻瓜，但他终有死去的一天。在一九八〇年他去世后，形势开始失控了。

一九五六年，在贝尔格莱德的蓝领工人住宅区泽姆恩，一个姓季利奇的汽车技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佐兰。从小时候起，佐兰就显露出邪恶和暴力的本性。十岁时，他的老师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吓得浑身发抖。

但有一件事情，使得他后来从贝尔格莱德其他黑帮人物（如泽利科·拉茨纳托维奇，也就是“阿尔肯”）中间脱颖而出：他很聪明。

十四岁从学校辍学后，他成了一个少年帮派的头目，热衷于偷窃汽车，打架斗殴，大吃大喝，勾引当地姑娘。在两个帮派之间的一次特大“火并”之后，对方三名成员被自行车链条打成重伤，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天几夜。当地警察局局长认为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

佐兰・季利奇被抓进去，关进地下室，两个高大结实的人用橡皮管轮番抽打，直至他被打得站不住倒了下去。警方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要让他听话。

然后警察局局长给了他一番忠告。那是一九七二年，季利奇十六岁。一个星期后，他离开了南斯拉夫。但他带着一份介绍信。在德国，他加入了柳巴・泽姆纳奇的帮派。这位黑帮头目的姓氏是个假名，取自他出生的那个郊区的名字——他也来自于贝尔格莱德市泽姆恩区。

泽姆纳奇是一个十分狂暴的歹徒，后来在德国的一个法院大厅里遭枪杀身亡。佐兰・季利奇与他相处了十年时间，赢得了这个老家伙的赞赏，被认为是他手下最野蛮、最残忍的助手。在敲诈勒索要保护费时，恐吓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季利奇能让人觉得恐惧，还能津津有味地享受这种感觉。

一九八二年，季利奇二十六岁时独立出去，组建他自己的帮派。这本来会引起与他老雇主之间的一场地盘争夺战，但泽姆纳奇不久就摆脱尘世的烦恼死了。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季利奇一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黑帮组织的头目。他早就学会了德语和英语。

在他的家乡，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没有人可以替代铁托元帅。铁托作为一名游击战士抵抗德国人的战斗经历，加上他伟大的人格力量，已经将这个由七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维持得相当长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南斯拉夫，一系列联合政府轮番登台执政，但是，要求脱离联邦、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在北方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及南方的马其顿闹得沸沸扬扬了。

一九八七年，季利奇与一个前共产党小干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打成了一片。他很是欣赏后者所具有的两种品质：追求权力的绝对冷酷无情，以及解除对方戒心的狡诈手段。米氏被其他人低估、忽视，季利奇发现了这个正在上升阶段的人物。一九八七年，季利奇主动提出去“照顾”米氏的对手，没有遭到回绝，他也没有开口要价。

一九八九年时，米洛舍维奇明白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已经死定了，他要换的新旗帜，是塞尔维亚民族沙文主义。

南斯拉夫正在四分五裂。米洛舍维奇假装想挽救联邦，闭口不提他实施救国的手段就是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在贝尔格莱德所在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部，他获得了民众支持，因为人们相信他会挽救任何地方的塞族人免遭非塞族人的迫害。

要挽救塞族人于水火之中，那塞族人先要受到迫害。如果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没能及时领会，那么他就去这么安排。在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间安排一次小范围的杀戮，就会挑起大多数居民去对抗他们中间的塞族人，此时再由米洛舍维奇派出军队，去救护那些塞族人。一帮由地痞恶棍组成的所谓“爱国者”准军事组织，充当他的奸细。

与许多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二流政客一样，米洛舍维奇迷上了金钱。他对金钱着魔的程度，如同眼镜蛇听到耍蛇人的笛声。他迷恋的，并不是能用金钱可以买到的奢侈生活，他个人直到最后一直保持着俭朴。主要是金钱作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使他着迷。到米氏倒台时，据继任的南斯拉夫政府估算，米氏和他的亲信贪污并转移到他们的外汇账户上的资金约有两百亿美元。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俭朴了。比如他极为可怕的妻子和同样恐怖的儿子女儿。跟米氏一家相比，电视剧《恶魔之家》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一九八九年以前，南斯拉夫一直把它的黑社会组织放在国外，米洛舍维奇把黑帮们作为铁杆帮手召集到国内来了。

在这帮铁杆助手中就有佐兰・季利奇。他成了这个独裁者的私人助手和雇佣杀手。米洛舍维奇施与的奖励从来不会是现金，而是专有权，尤其是获利丰厚的非法行业的特权，再加上官方绝对不会找麻烦的保证。这个暴君的亲信可以抢劫、拷打、强奸、杀人，当地的警方绝对奈何他们不得。米勒舍维奇建立了一个犯罪和贪污集团，打着爱国团体的招牌，使得塞族人和西欧的政客们被蒙蔽了好几年。

在实施了所有这些残暴血腥手段之后，他仍然没能拯救南斯拉夫联邦，也没能实现他的大塞尔维亚梦想。斯洛文尼亚独立了，然后是马其顿和克罗地亚。到一九九五年《代顿协定》签订时，波黑也分裂出去了，到一九九九年七月时，他不但实际上失去了科索沃，连塞尔维亚本身也因遭到北约的空袭而几乎毁灭。

与阿尔肯一样，季利奇也组建了一个准军事小组。当时还有其他几个准军事组织团伙，如法兰基·斯塔马托维奇所创建的邪恶、隐蔽和残忍的“法兰基青年队”等。使人惊异的是，斯塔马托维奇甚至不是塞族人，而是来自伊斯特利亚半岛的一个克罗地亚叛徒。阿尔肯比较张扬、爱出风头，最终在贝尔格莱德的假日酒店大堂里被枪杀。季利奇本人和他的武装小组相当低调，行动非常隐蔽。在波黑内战期间，他组织了三次行动，带着他的团伙北上，一路上强奸、殴打、谋杀这个悲惨的共和国的居民，直至美国人干预后才最终停止。

他的第三次行动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

阿尔肯把他的武装组织称为“猛虎队”，并拥有两百名战斗队员；季利奇起了个“佐兰狼群”的名称，把人员控制得很少。在第三次出击时，这个团伙人数不超过十二个，全都是以前参加过烧杀抢掠的流氓恶棍，只除了一个人。当时他们缺一个无线电操作员，其中一个队员提到，他上法律学校的弟弟有一个同学，服兵役时当过通信兵。

通过那个队员的弟弟联系，这个法律系学生同意放弃复活节假期来加入“狼群”。

季利奇询问新加入者，他是什么背景？是否见过战斗？没有，这个学生只是在服兵役时，受过信号兵的训练，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来参加一些“行动”。

“如果他从来没参加过战斗，那么他肯定从来没杀过人，”季利奇说，“所以这次征战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这伙人出发北上了，途中因为俄制吉普车的机械故障而被耽搁了时间。他们穿过了帕莱，这个曾经的小滑雪胜地，现在成为了自成体系的塞尔维亚共和国首府，是波黑境内经过“清洗”之后只有塞族人居住的三个城镇之一。他们从外围经过了萨拉热窝，这个曾经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漂亮城市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然后他们进入波斯尼亚，在班亚-卢卡这个堡垒建起了他们的基地。

从那里，季利奇开始朝外行动，避开危险和狂热的穆斯林战士，去寻找波黑穆斯林聚居区内那些可能缺乏武装保护的软目标。

五月十四日，他们在弗拉西奇岭地区发现了一个小村子，发起一次奇袭，占领了它，杀死了村民，在林地里过了夜，并于十五日傍晚回到了班亚-卢卡。

第二天，新招来的那个人离开了他们，尖叫着说他要回去上学。季利奇放他走了，但对他进行了警告，假如他胆敢张嘴吐露一个字，那么季利奇将用一只敲破的葡萄酒杯亲手割下他的生殖器，并把这东西连同破杯子一起塞下他的喉咙。不管怎么说，他不喜欢那个既愚蠢又爱大惊小怪的男孩。

《代顿协定》结束了季利奇在波黑寻欢作乐的好日子，但科索沃问题正在冒出来。于是一九九八年季利奇开始转到科索沃开展行动，声称是去镇压科索沃解放军，实际上是在扫荡农村地区，大肆掠夺财物。

但季利奇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联盟的真正动机。他为这个暴君服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交易是“业务特许权”，也就是每一个黑帮头目都觊觎的那些暴利业务的特权，但他们都尚未得到总统点头许可。

在这些专有经营权中，香烟、香水、高级白兰地、威士忌，以及所有其他奢侈品，能保证获几倍的纯利。这些专有权，由季利奇与拉茨纳托维奇和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人一起分享。即使向警方和政客们支付必要的保护费之后，他在九十年代中期也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之后他转向色情、毒品和军火交易。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英语，比起只会说单种语言的其他人，他更适合与国际犯罪集团打交道。

毒品和军火获利尤为丰厚。他的美元存款很快达了到八位数。他也被列入了美国缉毒署、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由于军火交易）和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之中。

米洛舍维奇周围的其他人，那些溜须拍马、玩弄权术、贪污腐化、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的人物，变得懒惰和骄傲自满。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永远这样有权有势。但季利奇并不这么认为。

他避开了大多数亲信们使用的容易追查的银行。他把他得到的差不多每一元钱都存到了国外，通过塞尔维亚无人所知的银行进行转账。而且他还在注意时局的变化。他清楚地知道，即使是英国和欧盟最软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迟早会看穿米洛舍维奇，并大声疾呼：“是时候了！”果然，科索沃问题让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联盟中的剩余领地，只剩下黑山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科索沃省。科索沃有大约一百八十万穆斯林，与邻国阿尔巴尼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二十万塞族人。

米洛舍维奇故意迫害科索沃人已有十年了，战略与以往一样：无端镇压、迫害当地人，到他们忍无可忍、起来暴力反抗时，就宣称他们是“恐怖分子”，再派军队去拯救塞族人，去“恢复秩序”。在科索沃问题上，北约宣布再也不能坐视不管。米洛舍维奇不相信，但他错了，这次北约是当真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种族清洗开始时，主要是由驻扎在科索沃的第三军实施的。安全警察、“阿尔肯猛虎队”“法兰基青年队”和“佐兰狼群”这些准军事组织提供协助。如同早先预期的那样，一百多万科索沃人越过国境逃进了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西方应该把这些人全都收留为难民，但他们没有，他们开始轰炸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坚持了七十八天。从表面上看，当地的反应是抗议北约。但在背后，塞族人开始议论，是米洛舍维奇这个疯子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政权倒台之际，留心战争的狂热如何消退，很有教育意义。季利奇听到了人们在背后的议论。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米洛舍维奇同意了停火条件。外界是这么说的。但在季利奇看来，这是无条件投降。他决定，应该离开了。

战争结束了。第三军在北约的轰炸中几乎毫发未损，带着全部装备撤出了。北约盟军进驻了科索沃。那里余留的塞族人开始逃进塞尔维亚，怀着满腔愤恨。当塞族人注视着他们满目疮痍的国家时，他们的怒火开始由北约转向米洛舍维奇。

季利奇开始转移他的最后一批资金，并为他自己的离开做准备。一九九九年秋天，抗议米洛舍维奇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两人的一次秘密会见时，季利奇请求这位独裁者去观察写在墙上的标语，趁他的军队还忠于他的时候，发动一场军事政变，除掉假惺惺的民主党派或反对党派。但米洛舍维奇那时候一心沉浸在他自己的小圈子里，在那里，他的支持率并没有下降。

季利奇离开了米氏，再次对自己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感到不解，那就是，曾经执掌过最高权力的人在即将失去权力时往往会全面崩溃。勇气、意志、知觉、决断，甚至还有认识现实的能力，全都消失了，如同浪潮冲走沙堡。到十二月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不是在行使政权了，他只是依附它。季利奇完成了自己的准备工作。

他的财产不少于五亿美元，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阿尔肯已经死了，在与米洛舍维奇吵翻之后被处决。实施波黑清洗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元凶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将军，在他们避难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正像动物那样到处被追捕。其他人已被作为新战犯抓获，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米洛舍维奇成了一根折断的芦苇。

米洛舍维奇于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宣布，将于九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多次舞弊，不愿接受结果，他还是输了。蜂拥的人群冲进议会大厦，拥戴起他的继任人科什图尼察。新政权上台后放的第一把火，就是开始调查米洛舍维奇当政期间数不清的谋杀和两百亿美元的下落。

这位前暴君蛰居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豪华别墅里。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科什图尼察总统作好了准备，对米洛舍维奇实施了逮捕。

但季利奇早就走了。二〇〇〇年一月时他就消失了。他没有说再见，也没有带上行李。他去异乡过一种新的生活，在那里，那些陈旧的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把他的过去全部抛在了身后。

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任何人，除了他绝对忠心耿耿的私人保镖，一个叫库拉奇的身材魁梧的巨人。一个星期之内，他就在他的新窝里安顿下来了，他已经花了一年时间在那里作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准备。

情报界没人注意到他的离开，只除了一个人。在美国，有一个安静、隐蔽的人颇感兴趣地注意到了这个歹徒的新居所。

第十二章

隐 士

是那个梦，总是那个梦。他无法摆脱它，它总是缠着他。一夜又一夜，他总会尖声叫着醒过来，浑身汗湿，他母亲总会冲进来抱住他，尽力让他安静下来。

父母亲对他的状况既迷惑又担忧，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描述他的噩梦。但他母亲深信，从波斯尼亚回来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梦。

梦境总是相同。那是粘液中的一张脸，一张沾满了粪便的苍白的圆脸，尖声叫着要仁慈，哀求着要活命。他能听懂这些英语，季利奇也同样能，诸如“no，no，please don't”（不，不，请不要）这样的词语在国际上是通用的。

但那些拿着木杆的人哈哈笑着又去捅。那张脸又浮上来了，最后季利奇把手中的杆子捅进那张张开着的嘴巴，用力按了下去，直至那个小伙子死在了粪水下面。然后他就会惊醒，哭着叫着，直至他母亲把他抱进怀里，告诉他一切都好好的，他是在森耶克的家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他认为他是要为塞尔维亚尽他的爱国主义职责，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他做过的事情，他参与过的那个组织。

他的父亲不胜其扰，声称白天工作很忙，晚上需要睡眠。一九九五年秋天，米兰・拉耶克开始去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那里，接受第一个疗程的精神疗法。

位于帕尔莫蒂切娃大街上的那座五层楼精神病院，他一星期去两次。那是贝尔格莱德最好的精神病院，但是专家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敢供认。

他被告知，心理压力的解除是来自于净化，而净化是需要供认的。米洛舍维奇仍在掌权，但更恐怖的是那天早上在班亚-卢卡，当时他提出来要离开他们、回贝尔格莱德的家时，季利奇的那双凶狠的眼睛。尤其是季利奇在他的耳边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胆敢开口，他会被杀掉、肢解。

他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铁托当政时期长大，终生是一位党的忠诚公仆。但他的母亲一直信仰与希腊和俄罗斯同宗的塞尔维亚东正教。虽然丈夫和儿子嘲笑她，但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去教堂做弥撒。到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时候，米兰开始陪同母亲一起去。

他开始在宗教仪式，应答祈祷，以及圣歌和香火中找到一些慰藉。那种恐惧似乎在教堂里消退了。那是他母亲常去的教堂，在足球场旁边，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三个街区。

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律考试中落榜。愤怒而又绝望的父亲在自家的楼梯跑上跑下整整跑了两天。来自学院的消息让他失望，但他儿子说出来的话更让他透不过气来。

“我不想当律师，父亲。我要进教堂。”

老拉耶克静下来，努力顺应他那已经变了的儿子，但这需要时间。至少牧师也是体面的职业。不会发财致富，但也受人尊敬。人们还是可以昂起头来说：“我的儿子在教堂里工作。”

但老拉耶克发现，牧师这个职位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取得，其中大多数时间要在神学院里度过。但儿子另有想法，他想隐居，而且马上就要行动。他想成为一名修道士，抛弃一切物质的东西，过简朴的生活。

在贝尔格莱德东南十英里处，米兰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斯兰奇村的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圣斯蒂芬修道院。院里只有十二个兄弟，在一位院长的领导下，他们在农场的田野上和谷仓里劳作，种植自己的口粮，接受游客和香客的捐助，进行反省和祈祷。要加入的人已经列成了一串很长的名单，想插队根本没有机会。

在米兰的父亲去与瓦西里耶院长会面时，命运来干预了。院长和老拉耶克互相惊奇地打量着对方。虽然院长蓄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有些斑白了，但拉耶克还是认出，那是四十年前的同学戈兰・托米奇。院长同意会见他的儿子，与这个年轻人讨论进教堂工作的可能性。

这位聪明的院长猜到，他这位老同学的儿子，是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着折磨、不能在外在世界找到安宁的年轻人。他以前见过这种情况。他指出，他不能立即腾出一个工作岗位空缺，但城里人也有来当修道士的，为的是寻找宗教“避难”。

一九九六年夏天，随着波黑内战的结束，米兰・拉耶克来到斯兰奇村的修道院，种植西红柿和黄瓜，参加反省和祈祷。那个梦消退了。

一个月后，瓦西里耶院长温和地提议他忏悔。他忏悔了。在耳语般的声调中，在祭坛边的烛光下，在来自拿撒勒的那个人[10]的注视下，他把他经历过的事告诉了院长。

院长双手合十开始祈祷：为粪池里那个小伙子的灵魂，为他身旁的那个忏悔者。他敦促米兰去向当局告发那些应对此事负责的人。

但米洛舍维奇仍在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且佐兰・季利奇的威胁依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当局会指控季利奇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暴徒威胁过的报复行为，有朝一日得以执行的话，根本不会激起任何涟漪。因此，沉默继续着。

那种疼痛在二〇〇〇年冬天开始了。米兰注意到身体的每次动作都会加剧痛楚。两个月后，他与父亲商量。父亲认为是某种流行性疾病，但还是安排他去贝尔格莱德总医院化验。

贝尔格莱德总是声称其医疗水准是欧洲一流的，而贝尔格莱德总医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化验要做三个，分别由肛肠科、泌尿科和肿瘤科的专家进行诊断。负责肿瘤科的那位医学教授，最后把米兰・拉耶克请进了他的套间诊疗室里。

“你是一位见习修道士？”他问道。

“是的。”

“那你信仰上帝？”

“是的。”

“有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去相信，但是我不能。现在到了考验你的虔诚的时候了。不是好消息。”

“请告诉我。”

“你得的是直肠癌。”

“能动手术吗？”

“恐怕不能。”

“会好转吗？能化疗吗？”

“太晚了。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

这个年轻人凝视着窗外。他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还能活多久，教授？”

“这个问题总是会被问到，但总是很难回答。如果采取措施，保养得当，严格饮食禁忌，加上一些放疗……一年。可能短点，可能长些。但不会很长。”

那是二〇〇一年三月。米兰・拉耶克回到修道院把他的病情告诉了院长。老人为这个年轻人难过得哭了。

四月一日，贝尔格莱德警方逮捕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佐兰・季利奇已经消失。在儿子的恳求下，一头雾水的老拉耶克去联络了他在警方高层官员中的熟人，得到确认，南斯拉夫最成功、最强大的黑帮头目，已经在一年多以前销声匿迹了，现在应该居住在国外某个地方，具体地点不详。这个残暴的季利奇的影响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日，米兰・拉耶克在他的纸堆中找出一张旧卡片。他取了一张纸，用英语写了一封信给伦敦。这封信的重点在第一行字。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准备好作证了。”

三天后，信到了伦敦。二十四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已经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快速通过话，并回到了贝尔格莱德。

这份陈述是用英语记录下来的，并请了一位注册译员和一位公证员在现场。陈述经由当事人签署后，还由证人作了连署：

早在一九九五年，年轻的塞族人习惯于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也并不例外。今天我们也许很清楚，在克罗地亚和波黑，以及后来在科索沃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情，但当时我们被告知，被孤立起来的塞族人完全是受害者，而且我也相信了。我们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对老人、妇女和儿童实施大屠杀的说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被这样告知：只有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才会去干那种惨无人道的事，塞尔维亚的军人只是在保护和拯救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人聚居区。

所以，一九九五年当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告诉我，他兄弟和其他人要去波黑保护那里的塞族人，而且需要一个无线电通信员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

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无线电通信兵，但离前线很远。我同意放弃春假去帮助在波黑的塞族同胞。

当我加入另外十二名队员时，我看出他们是粗人，但我认为，他们是参加过艰苦战斗的士兵，并责怪自己太娇惯、太软弱了。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包括队长，驾着四辆越野吉普车。队长在最后时刻才露面，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佐兰・季利奇。我曾经模模糊糊地听说过他，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影子般的人物。我们行驶了两天，朝北穿越塞尔维亚共和国，进入波黑中心。我们抵达了班亚-卢卡，以那里为基地，确切地说是把波斯纳旅馆当成我们的基地。我们住进旅馆房间开始吃喝。

我们朝班亚-卢卡的北方、东方和西方分别作了三次巡逻，但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受到威胁的塞族村庄。五月十四日，我们驾车南下进入了弗拉西奇山区。我们知道在山岭南边是特拉夫尼克和维特茨，都是我们塞族人的敌区。

下午当我们在林中沿着一条土路行驶时，遇到了两个小姑娘。季利奇下车去与她们说话。他微笑着，看上去很友好。其中一个小女孩告诉他，她的名字叫莱拉。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是一个穆斯林名字。她已经签下了死亡证书：她的村庄和她自己，都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季利奇让小姑娘们上了领头的那辆吉普车，她们指明了她们居住的地方。那是山谷中的一个林间小村子，只有大约二十个成年人，十几个小孩，七座小屋，几个谷仓和装着栏杆的围场。当见到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尖顶时，我才明白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显然并不构成什么威胁。

其他人跳下吉普车，把村里的人都集合起来。当他们开始搜查那些小屋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我听说过穆斯林狂热分子，来自中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们也在波黑地区抢劫，会看到塞族人就杀。我想，或许真的有穆斯林狂热分子藏在那里呢。

搜查结束后，季利奇走回到领头的车辆，站到架在前座后面一个转盘上的机枪后面。他大声叫喊他的部下散开，然后朝着蜷缩在畜栏内的那些农民开火了。

几乎在我还没能相信之前，事情就发生了。农民们的身躯被重磅子弹射中时弹跳起来。其他战士也用冲锋枪射击。有些农民试图去救他们的孩子，用身体去掩护他们。在混乱中，有几个小孩逃出去了，在大人们中间左冲右突，在子弹追上他们之前跑到了树林中。后来，我听说逃走的共有六个小孩。

我感到很恶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和内脏的臭味——在观赏好莱坞电影时可从来不会有这种恶臭。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死亡，而这些人甚至不是战士或游击队员。搜查整个村子只找到一支古旧的猎枪，用于猎杀野兔的那种。

当这一切结束时，枪手们很失望。没有找到酒，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他们把房子和谷仓点上了火，然后我们离开了，任凭它们烧着。

我们在林中度过了夜晚。队员们自己带着梅子烈酒，大多数人都喝醉了。我试图喝酒，结果都呕了出来。在睡袋里，我明白我已经犯下了一个大错。我周围的这些人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以杀人取乐的暴徒。

次日上午，我们开始在山区的土路上行驶，主要是沿着山岭的表面，翻过山准备回到班亚-卢卡。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那座农房。它孤零零地处在另一条小溪谷的林中。我看见坐在第一辆车里的季利奇站起来，举起手发出停车的信号。他做手势让汽车熄火。司机们照办了，于是周围一片宁静。然后我们听到了声音。

我们轻手轻脚地下了吉普车，拿上枪，爬向那块开阔地的边缘。大约一百码开外，两个成年人正领着六个孩子走出一座谷仓。那两个男人没有武器，也没穿军服。他们的身后有一座被焚烧过了的农房，一边有一辆崭新的黑色丰田越野车，车门上写着“面包和鱼”字样。看到我们，他们都转过身来凝视着。最大的那个孩子，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开始哭了起来。我从她戴的头巾认出了她，是莱拉。

季利奇端着枪走向他们，但双方都没有要动武的意图。我们剩余的人以扇形展开，对这些俘虏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向他们接近。成年人中那个高个子说话了，我听出来是美国人。季利奇也听出来了。其他人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那个美国人说：“你们是什么人？”

季利奇没有回答。他大步走过去检查那辆崭新的越野车。这时候，莱拉小姑娘撒腿就跑。其中一个人去抓她，但没有抓住。季利奇从越野车旁边转过身来，拔出手枪，瞄准后开火。子弹炸裂了她的后脑勺。他对自己的枪法很是自豪。

那个美国人在距季利奇十码之处。他向前跨了两大步，使上全力一拳打在了季利奇的嘴角上。假如他原来还有一丝幸存的机会，那么这一拳把这个机会给取消了。季利奇在中拳时大吃一惊，他很有理由吃惊，因为在全南斯拉夫没人胆敢这么对待他。

季利奇倒在地上，鲜血从他被打破的嘴角里流了出来。他的部下一时间愣住了，然后其中六个人围上去，用皮靴、拳头和枪托轮番殴打那个美国人。他们把他打成了一堆肉泥。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打下去，直至把他打死，但季利奇来干涉了。他已经站起来，抹去了嘴角上的鲜血。他吩咐他们停止殴打。

那个美国人还活着，他的衬衣被撕裂了，身躯被踢得通红，面部已经肿胀，还被割破了。敞开的衬衫内显露出他的腰上系着一条胖鼓鼓的装着钱的皮带。季利奇做了一下手势，他手下的一个人把皮带扯了下来。里面塞满了面额一百元的美元纸币，至少有十张。季利奇打量着这个胆敢打他的人。

“天呐，”他说，“这么多血。你需要洗一个冷水澡，我的朋友，让你清醒清醒。”他转向他的部下。他们对季利奇这么关心这个美国人正摸不着头脑。但季利奇看到了那块开阔地上另一样东西。那个粪池满得快要溢出来了，部分是牲畜的粪便，也有人的粪尿。在过去的几年中里面的内容凝固了，而最近的雨水又使它重新涨满了。

在季利奇的命令下，这个美国人被扔进了粪池。

突然受冷肯定使他恢复了知觉。他的双脚接触到了池底，于是他开始挣扎。旁边有一个畜栏，是用木杆做的立柱和围栏。畜栏已经相当陈旧，但有些木杆还很完整。那些人去抓来了几根木杆，奋力把这个美国人捅到粪便下面去。

每当他的脸浮出粪便时，他就开始尖叫、讨饶。他在乞求活命。在大概六七个回合之后，季利奇夺过一根杆子，把尖头插进了他正在张口喘气的嘴巴，捣碎了大部分牙齿。然后季利奇把木杆捅到池底并用力按住，直至那个年轻人死去。

我走进树林中，把早饭时吃下的香肠和黑面包全都呕了出来。我想把他们全都杀掉，但他们人太多了，我也太害怕了。当我还在呕吐时，我听到了一阵排子枪声。他们枪杀了其他五个孩子，还有那个把美国人带来的波斯尼亚援助人员。所有的尸体都被扔进那个粪坑里。然后其中一个人发现，那辆越野车两侧车门上的“面包和鱼”的字样只是用胶带纸贴上去的。他们很容易地把贴纸揭了下来。

当我们驾车离开时，那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除了草地上孩子们鲜红醒目的血迹和几只黄锃锃的子弹壳。那天晚上，季利奇把那些美元瓜分了。他给了每个人一百美元。我拒绝接受，但他坚持我至少接受一张纸币，以确保我是“其中一员”。

那天晚上，我试图在酒吧里把这钱用掉，但他看见了，大为光火。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要回家，回贝尔格莱德。他威胁我说，如果我胆敢把我所看见过的事吐露哪怕是一个字，他就会找到我，肢解我，杀了我。

我早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是我对他的恐惧，使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沉默，即使那个英国人一九九五年来问我的时候，我也保持沉默。但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在荷兰或美国的任何法庭上指证，只要上帝给予我活下来的力量。

我向上帝发誓，我所说的都是真的，除了真相还是真相。

贝尔格莱德市森耶克区，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

米兰・拉耶克

那天夜里，私家侦探发了一份长长的信息给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

发回来的指令是清楚明确的：“到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找到我的外孙或者他的遗物，并把他带回家，带回美国。”

第十三章

粪 池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随着《代顿协定》的签署，和平终于来到了波黑。但五年之后，战争的创伤甚至还没有遮掩起来，更不用说治愈了。

波黑从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共和国。它没有达尔马提亚海岸可以吸引游客，也没有矿产资源，只有山区和林地之间的有限耕地上的低技术农业。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但对社会的破坏更为严重。只有不到一两代人的时间，很难想象塞族人、克族人和波黑穆斯林还会接受相邻地生活在一起。即使相隔几英里也不行，除非用武力强行把他们圈在一个院子里。

一些国际机构又在妄言重新统一，恢复相互间的信任，由此开始了要把已经损坏、无法修补的东西重新拼凑起来的无效努力。

管理这个破碎国家的任务，落到了一位联合国高级代表的肩头上。这位副领事在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维和部队的支持下，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力。不过，那些不太愉快的任务，都是一些默默无闻做实事的人承担，其中，最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交给了国际寻找失踪人员委员会，缩写为ICMP。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戈登・培根，前英国警官，他们工作效率很高。ICMP的一项任务就是，倾听成千上万的“失踪人员”家属的口述，并作记录；第二项任务就是去追踪和挖掘自一九九二年起，各种小规模杀戮中死去的几百个受害者；第三件工作是，尽力让找到的遗体与记录的陈述相符合，把头盖和遗骨转交给亲属，按当地的习俗进行埋葬。

如果没有DNA技术，确定死者身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项新技术意味着，只要亲属提供一滴血液，对比尸体的一块骨头碎片，就能毫无疑问地确认死者身份。到二〇〇〇年时，欧洲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DNA实验室，不是在富裕的西方首都，而是在萨拉热窝，由戈登・培根用少量的基金设立起来并维持运作。为了去见培根，私家侦探格雷西在米兰・拉耶克签署那份指证书两天之后，驱车进入了这个波黑城市。

他用不着带上那位塞族人的资料。拉耶克已经说过，波黑的援助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在死去之前告诉过他的谋杀者，那个农场就是他家的。戈登・培根颇感兴趣地阅读了一遍拉耶克的陈述。

这种陈述他以前读到过几百份，但一般由幸存者陈述，从来没有出自迫害者的，也从来没有涉及美国人的。他明白，他所风闻的科伦索案子也许已经结案了。他联络了ICMP在特拉夫尼克地区的一位专员，请他给予格雷西先生全面合作。那天晚上，私家侦探在他这位英国同胞的空卧室里过了夜，并于第二天上午驱车北上。

去特拉夫尼克的路途花了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他于中午时分抵达。他已经与史蒂夫・埃德蒙联系过，外公的血样正从加拿大运送过来。

四月十一日，在一位当地向导的协助下，挖掘小组离开特拉夫尼克奔赴山区。在清真寺询问之后，很快就找到了两个认识法蒂尔・苏勒耶曼的人，而且其中一个人知道山上的苏勒耶曼家的农场。他坐在了领头的一辆越野车上。

挖掘小组带来了防护衣物、呼吸器具、铁锹、软刷子、格筛和盛放物证的塑料袋，以及为完成他们这项可怕工作的其他必需工具。

这个农场与六年之前基本相同，只不过青草更加茂盛了一些。没人来认领过它；苏勒耶曼一家显然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个粪池。今年的雨量要比一九九五年小，池内的粪便已经结成了硬块。挖掘人员穿上了渔民作业的全套防护服和防水靴。

拉耶克已经指证，在谋杀的那天，粪池的液面满到了沿口。但如果里基・科伦索的双脚碰到池底，那么它肯定有大约两米深。水分蒸发后，液面已经下降了半米。

在近一米的粘块被铲出去之后，ICMP的那位专员命令他的部下扔掉铁锹，改用泥刀继续铲掘。一小时之后，第一批骸骨开始露了出来，又经过一个小时的刮铲，用驼毛刷子清洁，这个屠杀场地显露出来了。

由于空气不能渗入到池底，所以下面没有蛆虫活动——它们依赖于空气。尸体的腐败完全是由于酶和芽孢杆菌的作用。

每一片肌肉软组织都已经消失了，在用湿布擦抹之后，第一块头盖骨被擦得干干净净、闪闪发亮。有些皮革碎片，应该是从两个男人的皮靴和皮带上掉下来的；一只绚丽的皮带扣，显然是属于那个美国人的；还有从牛仔裤上脱落的几片金属饰件，和从一件斜纹布工作服上掉下来的几颗纽扣。

跪在下面工作的其中一个人叫了起来，递上来一只手表。七十个月的时间还没有腐蚀表后盖上镌刻的字样：里基，妈妈祝贺你毕业，一九九四。

那些孩子在被扔进去之前已经死了，他们沉下去之后落在最上面。时间的推移和腐败的作用，使得这六具尸体的遗骨聚成了一大堆，但骨骼的尺寸表明了他们曾经是什么人。

苏勒耶曼也是死后被扔进去的。他的骨架呈俯卧状态，像一只展翅的老鹰，是尸体沉下去时的姿势。他的朋友站在旁边俯视着粪坑，向真主祈祷。他确认说他这个同学生前大约有一米七二左右。

第八具尸骨比较大，高度有一米八以上。它靠在一侧，似乎是因为这个临死的小伙子曾经试图在黑暗中爬向粪池的侧壁。骨架侧身躺着，蜷缩成胎儿般的姿势。手表就是来自于那一堆骨骼里，还有那只皮带扣。当头盖骨被递上来时，门牙是脱落的，与拉耶克的证词相符。

当最后一批细小的骨片被捡起来装进塑料袋之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了。两个成年人的尸骨分别被装在了各自的袋子里，那些孩子们则合用一只袋子，六具小骨架的拼装要在城里的停尸所完成。

私家侦探驱车去维特茨过夜。英军早就离去了，但他在他以前所知道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回到了特拉夫尼克的ICMP办公室。

戈登・培根从萨拉热窝授权那位当地的专员，把里基・科伦索的遗骨移交给格雷西少校，安排运送到波黑首都。

来自加拿大的血样也抵达了。DNA测试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在两天之内完成。萨拉热窝的ICMP负责人证明，这具尸骨确实是属于美国乔治城的里基・科伦索的。负责人还需要直系亲属的授权，以便把这副遗骨交给英国菲利普・格雷西先生。这又花了两天时间。

这期间，私家侦探根据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指示，从萨拉热窝市内的主殡仪馆置办了一副棺木。停尸所把这副尸骨放进棺材里后，又往里面加了一些其他物品，使得它的重量像是盛放着一具真正的尸体。然后，棺盖永久地合上了。

四月十五日，加拿大富商的格鲁曼IV型私人飞机带着一封接收遗骨的信件抵达。私家侦探与机长在棺木和一叠文件资料上共同签字，完成了交接手续，然后他回到了绿草成茵的英格兰家中。

十六日晚上，加拿大富商的那架私人商务喷气飞机在爱尔兰香农机场加油后，降落在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史蒂夫・埃德蒙在机场迎候着。一辆装饰华丽的灵车把棺木运送到一家殡仪馆去停放两天，以便完成葬礼的最后安排。

十八日，葬礼在乔治城西北R街上的橡树山墓地举行。这是一个小型私人性质的罗马天主教仪式的葬礼。小伙子的母亲，安妮・科伦索夫人靠在丈夫的臂弯里，静静地哭泣着。科伦索教授轻轻擦着眼睛，偶尔去瞟一下他的岳父，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寻求指点。

在坟墓的另一边，八十一岁高龄的加拿大人一身深色衣服站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下面他外孙的棺材。他没有让他女儿和女婿去看私家侦探的报告，更不用说米兰・拉耶克的证词了。

女儿和女婿只知道，后来有一位目击者报告说，曾记得在一条山沟里看见过那辆黑色的越野车，后来两具尸体被发现了。老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遭谋杀后被掩埋的，否则六年的时间间隔无法做出其他解释。

葬礼仪式结束了，送葬者退到一边让教堂司仪人员工作。科伦索夫人跑到她父亲那里抱住了他，脸贴在他的衬衣上。他俯视着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顶，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受到惊吓后他就是这样安抚她。

“爸爸，不管是谁害死了我儿子，我要把他抓起来。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死去。我要让他在他的余生里，每天早上在监狱里醒来时知道他仍在那里，永远不能获得自由。我还要让他知道，这一切全是因为他冷酷无情地谋杀了我的儿子。”

这位老人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也许会上天堂，”他说，“我也许要下地狱。如果我必须下地狱，我会去的。”

他放开了她，朝着教授点点头，然后大步走向他那辆豪华轿车。当司机驶向去R街的那条上坡路时，他从仪表板上取下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在国会山的某个地方，一名秘书来接听了。

“给我接彼得・卢卡斯参议员。”他说。

当新汉布什尔州的卢卡斯参议员听到埃德蒙先生来电的消息时，他的脸收紧了。在战争白热化时结下的友谊可以延续一辈子。对史蒂夫・埃德蒙和彼得・卢卡斯来说，他们的友谊已经维持了五十六年。自从在一个春天的上午，他们一起坐在英国的一个草坪上，为他们各自国家的永远不能回家的那些年轻战友们哭泣时，他们就结成了兄弟般的友情。

双方都知道，当一方有事相求时，另一方会为他的朋友赴汤蹈火。现在这位加拿大人有事相求了。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个聪明之处是，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民主党人，但他时刻准备着可能会在其他党派中发现可用之才。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招募了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并请他组建战略情报局。

他招募的那个人就是威廉・多诺万，人称“狂野比尔”，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西线指挥过第六十九团。此后，多诺万因为有经验丰富的律师背景，成了赫伯特・胡佛手下的司法部副部长，然后又当了多年的华尔街法律顾问。罗斯福看中的并不是他的法律知识，而是他的战斗才智，那是这位政治家要创建美国第一个国外情报机构和第一支特种部队所需求的品质。

未经多少犹豫，这位老将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作他的帮手。包括阿瑟・施莱辛格、戴维・布鲁斯和亨利・海德，他们后来都得到了提拔重用。

那时候，出身豪门并在纽约曼哈顿和长岛长大的彼得・卢卡斯，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上二年级。在珍珠港事件的当天，他决定要去参军上前线。他的父亲决不允许这种事。

一九四二年二月，这个年轻人违背父亲的意愿辍了学，他所有的学习兴致全都消失了。他到处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私下去参加了飞行培训课程，结果发现自己老是晕机。

一九四二年六月，战略情报局成立。彼得・卢卡斯立即去报名并被录取了。他以为自己会在脸上涂着黑炭，在夜晚被空投到德军阵线的后方。但实际上，他经常去参加鸡尾酒会。多诺万将军需要一位体面而又灵活的第一流的副官。

他在近距离看到，战略情报局正在全力投入在西西里和萨莱诺登陆的准备工作，于是请求去参加战斗。要耐心，领导告诉他。这如同把一个小男孩带到糖果店里，却只让他待在玻璃柜台外面，只许看不许拿。

最后他去找将军并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我在您的指挥下战斗，要么我去参加空降兵。”

从没人给“狂野比尔”多诺万下过最后通牒。他凝视着这个年轻人，也许看到了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他自己的影子。“两个都参加，”他说，“但把顺序倒过来。”

在多诺万的支持下，一路都是绿灯。彼得・卢卡斯甩掉了他不喜欢的平民衣服，去贝宁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班，出来时就已经是一名空降兵少尉了。

他错过了诺曼底登陆战，因为那时他还在伞兵学校。毕业后，他回到了多诺万将军身边。“您答应过我。”他说。

彼得・卢卡斯得到了他的那顶降落伞，在一个清冷的秋夜，他被空投到意大利北部德军战线后方的山区里。在那里，他遇上了意大利游击队员，他们是忠诚的共产党人；还有英国的特种部队，他们似乎非常悠闲，没有什么事可以表现他们的忠诚。

两星期之后，他获悉这支“悠闲”的小分队也在执行敌后的战斗任务。他加入的杰德伯勒分队里，有一批最勇敢、杀敌最多的战斗英雄。

他在山区里熬过了一九四四年的严冬，几乎马上就可以毫发未伤地坚持到战争结束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和五个战友遭遇了还在该地区活动的德国党卫军别动队。双方交了火，他的左臂和左肩挨了两颗斯梅塞冲锋枪的子弹。

他们在荒郊野岭上，没有止痛的吗啡，忍着剧痛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之后，才找到一支英国的前线部队。在现场做了手术，打上一针吗啡，又迷迷糊糊地被送上一架解放者飞机后，他被转移到伦敦一家设备完善的医院里重新接受治疗。

恢复体力后，他被送进苏塞克斯海岸边的一座疗养院里。在那里，他与一个正在治疗断腿的加拿大飞行员同一个病房。两个病友一起下棋打发时间。

回家之后，他干得如鱼得水。他进了他父亲在华尔街的公司，最终接手了管理工作，成了一个金融界巨头，并于六十岁时开始从政。二〇〇一年四月，他的新汉布什尔州议员的任期已经到了第四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他刚刚见证一位共和党总统当选。

当听到是埃德蒙的电话，他告诉秘书暂时切断所有其他电话，然后他的声音传到了十英里之外的豪华轿车。

“史蒂夫，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你在哪里？”

“就在这里，华盛顿。彼得，我要见你。有重要的事。”

参议员觉察到了他的口气，于是收起了笑容：“好的，朋友。告诉我吧。”

“中饭时说吧。你能来吗？”

“我会取消其他活动。到亚当斯饭店，我常坐的那张角落里的餐桌，那里很安静。一点钟。”

当参议员跨进餐馆的大堂，加拿大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好像很严肃，史蒂夫。有问题吗？”

“我刚刚在乔治城参加了一个葬礼。我刚刚埋葬了我唯一的外孙。”

参议员凝视着他，脸上呈现出分担痛苦的表情：“上帝呀，老朋友，我真遗憾。我简直不敢想象。病死的？还是意外事故死亡？”

“我们到饭桌上去说吧。有些材料我要让你看一下。”

就坐之后，加拿大人回答了他朋友的提问：“我外孙是被谋杀的，手段极其残忍。不，不是在这里，也不是现在。是六年前，在波黑。”

史蒂夫・埃德蒙简要地解释了一下：小伙子的年龄，一九九五年时他想去减轻波斯尼亚人的痛苦，他一路辗转抵达了特拉夫尼克，他同意帮他的翻译去查看家宅。然后，埃德蒙把拉耶克的那份证词递了过去。

马提尼酒端上来了。参议员点了烟熏三文鱼、黑面包和冰镇默尔索干白葡萄酒。埃德蒙点点头，意思是一样。

卢卡斯参议员习惯于快速阅读，但看到报告的一半时，他吹出一声低沉的口哨，放慢了阅读速度。

当参议员拨弄着盘子里的三文鱼并读着报告的最后几页时，史蒂夫・埃德蒙打量着四周。他的朋友选了一个好地方：桌子位置很隐蔽，在窗边那架大钢琴的视线范围之外。透过窗户能看到华盛顿的一部分。亚当斯饭店的位置独特，它更像是点缀在十八世纪乡间的一座房屋，而不是繁华都市里的一家餐馆。

卢卡斯参议员抬起头来。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史蒂夫。这也许是我所读到过的文件中最骇人听闻的。你要我做什么？”

一个男服务员来收拾盘子，并端过来两杯黑咖啡和餐后的陈年雅文邑葡萄酒。他们静静地等待这个年轻人离开桌子。

史蒂夫・埃德蒙俯视着他们放在白桌布上的四只手。那是老人的手，青筋暴露，指头像香肠，分布着老年斑。那是驾驶飓风战斗机朝着德国空军的多尼尔轰炸机编队俯冲下去的手，是在波尔萨诺郊外把M-1卡宾枪里的子弹朝着党卫军部队全部扫射出去的手，是经历过战斗、抚摸过女人、抱过初生婴儿、签发过支票、创造过财富、制订过政策、改变过世界的手。曾经一度。

彼得・卢卡斯捕捉到了他朋友的注视，并明白了他的心情。“是的，我们现在老了，但还没死。你要我做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做最后一件好事。我的外孙是美国公民。美国有权把这个恶魔从全世界任何地方引渡过来，以一级谋杀罪把他押上被告席接受审判。也就是司法部，还有国务院，要跟任何可能窝藏这个暴徒的政府部门联手合作。你愿意去与他们打交道吗？”

“我的朋友，如果华盛顿政府不能够给你带来公正，那么没人能够。”

彼得・卢卡斯举起了手中的杯子。

“最后一件好事。”

但是他错了。

第十四章

父 亲

这仅仅是一次家庭内部的口角，它应该以一个亲吻的方式言归于好。但它发生在一个感情丰富的意大利血统的女儿，和一个狗一般顽固的父亲之间。

一九九一年时，阿曼达・琼・德克斯特十六岁了，出落得惊人的美丽迷人。出身于那不勒斯的马洛齐家族基因给了她魔鬼般的身材，德克斯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血统，赋予她像年轻时的法国女影星碧姬·芭铎一样俊美的脸蛋。当地的男孩子们像蜜蜂般地围着她打转，她的父亲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但他不喜欢埃米利奥。

他并不是对西班牙裔有偏见，但这个埃米利奥有某种狡诈和浅薄的品质，在他那讨女人喜欢的演员般的长相背后，甚至还有一股凶气和残忍。但阿曼达如同一吨砖头般地完全向他倾倒了。

事情的开始是在漫长的暑假期间。埃米利奥提议带阿曼达去海边度假。他编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会有很多年轻朋友，有成年人监管，有沙滩运动、新鲜空气、大西洋的特殊气氛。但当德克斯特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时，埃米利奥躲开了他的视线。直觉告诉他这事另有蹊跷。于是他说：“不行。”

一个星期后，阿曼达・琼离家出走了。她留下了一张纸条说，他们用不着替她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但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不想被当作孩子一样地管着。

她永远没有回来。

学校的假期结束了。她还是没有出现。当时同意她外出度假的母亲，现在认同她丈夫了，可是太晚了。他们没有海边派对的地址，不了解埃米利奥的背景，他父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他真实的家庭住址。埃米利奥用的那个布朗克斯的地址，后来发现是一座寄宿公寓。他的汽车是弗吉尼亚州的牌照，但经与里士满方面核对后，德克斯特发现这辆车是在七月份时用现金买走的。冈萨雷斯这个姓氏，也像英语民族中的史密斯一样普通。

通过熟人，加尔文・德克斯特与纽约警察局失踪人员查询处的一位资深警官协商。那位警官很是同情，但他叹了一口气。

“在当今时代，十六岁已经是成年了，律师。他们一起睡觉，一起度假，建立家庭……”

纽约警察局只能发出一份通告，要求各级警力协助查找，是否有任何威吓、胁迫或强制从父母家拉走的迹象，或涉及吸毒的证据。

德克斯特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经收到过一份电话留言，是阿曼达故意选了父亲上班、母亲外出的时间段打来的。这条信息记录在录音机的磁带上了。

她说她很好，很高兴，他们不要为她担心。她正在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她还会联系的。

加尔文・德克斯特去追踪这个电话。发现是从一部手机打过来的，是那种临时购买的SIM卡，无法追查到手机的用户。他让警官听了那段录音，警官耸耸肩。与美国各地的所有失踪人员查询处一样，他也有许多堆积起来的工作要处理，这不是一个紧急情况。

圣诞节到来了，但这一次家里冷冷清清的。这是德克斯特家十六年来第一次少了宝贝女儿的圣诞节。

是一位晨跑的人发现了尸体。他的名字叫休・兰波特，经营一家小小的信息技术咨询公司。他是一个诚实的公民，每天锻炼以保持良好的体形。他坚持每天早上六点半至七点钟跑步三英里，即使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这个清冷的早晨也不例外。

他在他居住的弗吉尼亚比奇市，沿着印第安河的路边草地跑步，踏在青草上要比踏在柏油路或水泥路上更为舒服。当他接近一条水沟时，他有两个选择，经过一座混凝土桥，或直接跳跃过去。他跳了过去。

在跳跃时，他注意到下面有什么东西，在黎明的晨曦中有一件白森森的物体。到对岸后，他回头看后面的沟渠。死者以一种支离破碎的奇怪样子躺在那里，一半浸泡在水里，一半露在外面。

他急切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发现四百码以外的树丛中有一抹淡淡的灯光：另一位早起者正在煮早晨的咖啡。他不再慢跑，而是一路狂奔抵达那座房子，开始重重地敲门。那位煮咖啡的人从窗口探出身来，听到跑步者喊叫着解释了原因，就让他进了门。

弗吉尼亚比奇市警察局的一名值班女警官接听到这个报警电话。她把这个作为紧急情况，要求附近的巡逻车去察看。第一警署唯一的那辆巡逻车，当时就在离那条水沟一英里的地方。警察一分钟之内就赶到了那里，看到一个穿着运动服的人和一个穿着睡袍的人在指点着现场。

两位巡警立即打电话要求增派刑警和法医技术小组。那个当地居民回家去取来了咖啡，于是这四个人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待着。

弗吉尼亚州的东部有六个相连的城市，市区沿詹姆斯河两岸和汉普顿水道延伸。这个地区还分布着一些海军和空军基地，因为从这里的水道出去就是切萨皮克湾，连接着大西洋。

在诺福克、朴次茅斯、汉普顿（包括纽波特纽斯）、詹姆斯城、切萨皮克和弗吉尼亚比奇这六个城市中，最大的是弗吉尼亚比奇。它的面积有八百平方公里，占有一百五十万总人口中的四十三万。

在它的四个警署中，第二、第三和第四警署都是管辖市区的，第一警署很大，主要负责农村地区。在它五百平方公里辖区的南部，是与北卡罗莱纳州接壤的边界，印第安河从两州中间穿行。

三十分钟之后，法医和刑警差不多在同时抵达。又过了五分钟，医务鉴定员也到了。黎明到来了，天空下起了毛毛雨。

跑步的兰波特先生被汽车送回了家，去作一份详细的笔录。那个煮咖啡的人也作了一份陈述，他说的话主要是声称前一天夜里他什么也没有听到或见到。

医务鉴定员很快就确定尸体已无生命迹象，受害人是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子。几乎可以肯定，死者在其他地方就已经死亡，这具尸体是被抛在这里的，很可能是从一辆汽车上抛下来的。警察命令在旁边等候的救护车把尸体运到设在诺福克的停尸所去。

当地的刑警们不禁沉思，假如凶手们再往前行驶三英里，他们就会进入到贝克湾的沼泽地。在那里，一具尸体可以永久性地消失，这应该是最聪明的解决方法。但他们似乎完全没有耐心，就把这件可怕的货物扔在了一个很快就会被发现，从而很快展开追捕的地方。

在诺福克，警方针对这具遗体展开了两项工作：第一是尸体解剖，以确定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以及如果可能的话，确定死亡地点；另一项工作是尽快确定死者的身份。

尸体本身并没有为确定身份的工作提供什么有用信息：几片窄小的但已经失去了挑逗性的内衣裤、一件被撕破了的紧身连衣裙。没有金属饰物、手镯、文身或钱包。

在法医病理学家开始工作之前，那张遭到过连续野蛮殴打变得伤痕累累的脸，被用针线缝起来，并用化妆品进行了尽可能的恢复，还被拍了照。这张照片会发送到六个城市的治安警察手中，因为尸身上的那件连衣裙，表明她似乎有可能涉及特殊职业，刑警们委婉地称之为“夜生活”。

刑警们所需要的另两个线索是指纹和血型，这很快就得到了。然后法医开始工作。他们主要寄希望于指纹。

六个城市都回答说档案中没有相符的指纹。于是去查询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那里有整个弗吉尼亚州所有登记过的指纹档案。过了几天，信息反馈回来：很抱歉。下一步是上报给管辖整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那里有IAFIS，即国际自动指纹身份系统。

法医的报告使得见多识广的刑警们大跌眼镜，这个姑娘的年纪不会超过十八岁。她曾经相当美丽，但是有人，再加上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这种美貌彻底破坏了。

阴道和肛门被扩张得如此之大，显然她曾被比正常男人器官大得多的器具插入过，而且是反复地。遭受殴打所留下的累累伤痕既有新的也有旧的。还发现她吸食过海洛因，很可能是在最近的六个月之内。

诺福克刑警和治安警察在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卖淫”。对警方来说，这并不是新闻。在被治安警察抓进来的妓女里面，经常伴随着服用毒品的现象，而皮条客往往是提供毒品的唯一源头。

任何姑娘一旦落入这种黑帮，试图逃走都会遭到惩罚，“教训”的手段可能是当众遭受野蛮的性虐待和兽行侮辱。有些禽兽愿意为这种“表演”付钱，所以也有禽兽乐得去实施暴行。

经过解剖后的尸体被送进冷藏室，辨明身份的调查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她依然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此时朴次茅斯的一位治安警官觉得他也许认出了这张照片，尽管脸部已经损坏变形。他认为这个女人也许就是曾经使用“洛琳”这个名字的某个妓女。

经查询后得知，洛琳已经失踪好几个星期了。此前她曾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西班牙人黑帮工作，这个团伙使用长相俊美的成员去北方城市里物色姑娘，然后以许诺结婚、度假和其他种种理由，把她们诱骗到南方。

朴次茅斯的治安警察去找了那个黑帮团体，但没有获得什么结果。那些拉皮条的人说，他们从来不知道洛琳的真名，她来时就已经是一个职业妓女，而且她已经自愿离开这里回到西海岸去了。这张照片很不清楚，证明不了任何问题。

但华盛顿方面提供了证明，联邦调查局根据指纹确定了一个身份。阿曼达・琼・德克斯特，曾试图与当地一家超市的保安斗智，顺走一件商品。结果监控录像赢了。少年法庭的法官在五个同学的证明支持下，认可了她所说的故事，对她提出警告之后放她走了。但她的指纹留了下来。指纹存放在纽约警察局，并被传送到了自动指纹身份系统。

“我认为，”朴次茅斯的治安警官奥斯汀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说，“我也许最终能够抓住这帮坏蛋。”

一个阴沉的冬日上午，电话铃声在布朗克斯区的律师公寓里震响。让一位父亲赶往五百多公里外去辨认他独生女儿的尸体，这实在是在任何天气里都没法令人好受的事。

加尔文・德克斯特坐在床沿边痛苦不堪，他真希望自己当初死在了越南的地道里，现在他就用不着来承受这种打击了。他最终还是告诉了妻子安琪拉，在她哭泣时抱着她。他打电话通知了丈母娘，她立即赶了过来。

他不愿在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等候飞往诺福克国际机场的飞机；因为雨、雾、冰雹或空中交通繁忙会引起航班延误，而他一分钟都没法坐着等待。他自己驾车去了。驶出纽约，穿过进入纽瓦克的桥梁，行驶在他非常熟悉的乡间：孩提时他曾乘坐在房车上，被从一个建筑工地拉到另一个建筑工地。出了新泽西，分别经过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州的一部分，然后一路南下，经过巴尔的摩，最终抵达了弗吉尼亚州的海边。

在诺福克的停尸所里，他俯视着曾经那么美丽可爱的那张面孔，默默地向陪同他的那位刑警点了点头。他们上楼去了。刑警递给他咖啡，告诉他一些基本情况。她是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死的。直接死因是严重的内出血。凶手把尸体放进汽车的后备箱里，载着它到达弗吉尼亚比奇市第一警署辖区的最偏僻的农村，然后一扔了之。德克斯特知道，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他作了一份长长的陈述，告诉警方关于“埃米利奥”的全部情况，但这并没给刑警们更多线索。他要求带走女儿的尸体。警方没有进一步的反对，但需要验尸官办公室认可。

这需要时间、手续、程序。他驾车回了纽约，再坐飞机回来等待。最后，他护送着女儿的灵柩回到了在布朗克斯的家中。

棺材密闭着。他不想让妻子或马洛齐家庭的任何成员去看里面的遗体。葬礼很简单。阿曼达・琼在她十七岁生日还差三天时被埋了下去。一星期后，德克斯特回到了弗吉尼亚。

奥斯汀警官正在位于克劳福街711号朴次茅斯警察局总部的办公室里，这时候前台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德克斯特先生要见他。这个名字并没有使他想起什么；他没有把这事与一个已经死去的名叫洛琳的妓女联系起来。

他询问德克斯特先生有什么事，回答说，客人也许是来提供有关线索的。鉴此，访客被引进来了。

朴次茅斯是六个城市中最古老的，是由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建立的。现在的朴次茅斯坐落在伊丽莎白河的西南岸，大都是一些低矮的红砖房子，凝视着河对岸诺福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过这里是许多军人在天黑后去“找乐子”的地方。奥斯汀警官的治安警察队可不是摆设。

来访者看上去可并不像肌肉发达的橄榄球运动员退休后当的那种业余侦探。他只是站到办公桌前面说：“你还记得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吗？被迫吸食海洛因，被迫卖淫，遭受轮奸并被殴打致死的那个，四个星期之前？我是她的父亲。”

警铃开始在脑海里震响，警官已经站起身伸出了手，又缩回来了。他总是最大限度同情那些愤怒的复仇心切的公民，但他除了同情也没有更多办法。对警察来说，这些人难以对付，有时候还很危险。

“这事我很抱歉，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已经尽到了一切努力……”

“别紧张，警官。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然后我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德克斯特先生，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我并不是负责……”

来访者已经把右手伸进了衣服口袋，正在掏着什么东西。前台的警卫是怎么搞的？这个人带着武器吗？警官自己的那家伙放在三米之外的一只抽屉里。

“你在干什么，先生？”

“我在把一些金属片放到你的桌子上，奥斯汀警官。”

他继续从口袋里往外掏，直至全部掏出来。奥斯汀警官曾经当过兵，他们是同样的年龄，但警官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

警官发现自己在俯视着两枚银星勋章、三枚铜星勋章、一枚陆军奖章和四枚紫心勋章。他从没见过这么多奖章。

“这都是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得来的。我有权知道是谁杀了我的孩子，这是我用鲜血换来的权利。请你告诉我凶手的名字，奥斯汀先生。”

治安警官走到窗边去看对岸的诺福克。

“是马德罗。本尼・马德罗。他掌管着一个拉丁人黑帮。非常残暴，非常邪恶。”

“谢谢你。”身后的客人说，他收拾起他的那些奖章。

“但如果你要去对他进行一次私人拜访，那么你太晚了，我也太晚了。我们都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巴拿马。我知道这事肯定是他干的，但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把他推上法庭的被告席。”

曼哈顿岛上第二十八街麦迪逊大厦旁边，有一家东方艺术品小商店。一只手推开了店门。在门廊上方，一只门铃丁丁当当地响了起来。

来访者打量着一排排货架，上面放满了玉器、青瓷、石器、陶瓷、象牙、挂件、羊皮纸和无数具菩萨。在店铺后面，一个人影出现了。

“我需要变成另一个人。”加尔文・德克斯特说。

距离德克斯特帮助这个前越共战士和妻子获得新生，已经有十四年了。这位东方人没有丝毫犹豫。他把头往一边倾斜了一下。

“没问题，”他说。“请跟我来。”

那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

第十五章

了 结

黎明前，快速渔船“奇基塔”号慢慢地离开风景秀丽的戈尔菲托港口码头，沿着航道朝外海驶去。

掌舵的是船主兼船长彼得罗・阿里亚斯。跟美国客人之间的租船约定的细节，他是不会说出去的。

美国人头一天骑着一辆当地哥斯达黎加牌照的摩托车出现在码头。摩托车是用现金买的二手车，但状态很好，是在泛美公路那边的帕尔玛角购买的。美国游客们从圣何塞坐短途航班抵达时，那里是必经之路。

那人在码头上徘徊，打量着泊在那里的各种各样休闲渔船，然后才选了一艘前来洽谈。他把摩托车用铁链锁到旁边的一根灯柱上，肩上背着帆布背包，看上去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背包族。

但他放到船舱里桌子上的一大叠美元却与“背包族”根本沾不上边。这些钱能买到很多很多的鱼。

这个人不是去钓鱼的，当“奇基塔”号驶出瓦拉德拉角出现在杜尔斯湾时，钓鱼竿全都架在舱顶上。阿里亚斯把航向定在正南方，一小时之后就驶出了班科角。

这个美国佬的真正用意，可以解释为何有两塑料油桶的备用油用绳子拴在船尾甲板上。他想从哥斯达黎加水域，绕过布里卡岬角，进入到巴拿马。

他说他家人正在巴拿马城度假，他希望“看看巴拿马的乡村景色”，所以要骑摩托车一路赶过去与家人会合。这话在彼得罗・阿里亚斯听来，如同正被初升的太阳所驱散的海雾那样真实具体。

其实，对于一个外国人不通过有关手续，从一片荒凉的海滩上驾摩托车进入巴拿马这事儿，他阿里亚斯先生还是一个宽容的人；尤其是人家要去的是邻国巴拿马，就更不关他事了。

早饭时分，这艘三十一英尺长的渔船“奇基塔”号正以十二节的速度欢快地巡航在平静的海面上，驶过班科角，进入广阔的太平洋。阿里亚斯打了左舵四十度，沿着海岸航行了两个小时，抵达了布里卡岛没有标志的国境。

上午十点钟时，他们看到了前方海平线上突现出来的布里卡灯塔的塔顶。十点半，他们转过海角，向东北方向航行。

彼得罗・阿里亚斯挥手指向他们左侧的陆地——布里卡半岛的东海岸。

“这里已经完全进入巴拿马了。”他说。那个美国人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打开地图，用食指指着一个地方。

“就是这儿。”他说。

他指的那个地区是一片开阔的海滩，没有标上城镇或旅游点，只是空荡荡的荒凉海滩，仅有几条土路通向后方的丛林之中。船长点点头，改变航向走直线穿过查科阿祖湾。四十公里航程，两个小时多一点。

下午一点钟，他们抵达了那里。在宽阔的海湾里，他们遇到的几条渔船根本没注意他们。

美国人要求在离海岸一百码处沿着海岸航行。五分钟后，在奇利基维耶的东边，他们见到了一片沙滩，上面搭着两间茅屋，是当地渔民过夜用的。那意味着附近应该有一条土路可以通向内陆。汽车没法在这种路上行驶，即使越野车也不行，但摩托车可以。

把摩托车扛到浅水里费了一番劲，接着大背包也落到了沙滩上，然后他们分手了。在戈尔菲托出发时支付了一半费用，现在付了另一半。美国佬把船费全都付清了。

他真是个奇怪的人，阿里亚斯想，但他拿出来的美元跟别人的没什么两样，可以解决家里四个孩子的温饱问题。船主倒退着离开这片沙滩，调头返航。在离海岸近两公里处，他把那两桶备用柴油倒进油箱，开足马力回家去了。

在沙滩上，加尔文・德克斯特取出一把螺丝刀，卸下哥斯达黎加的车牌，把它们远远地扔进了海里。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副巴拿马的摩托车牌照，并装了上去。

他的证件是完美的。由于阮夫人的努力，他有了一本美国护照，用的不是加尔文・德克斯特的姓名。这本护照已经盖上了几天前进入巴拿马城机场的入境章，还有与护照相符的一本驾驶执照。

他会说不太流畅的西班牙语，是在纽约的法院与拘留所里学来的——他在那里百分之二十的当事人是西班牙人。他的西班牙语不足以冒充巴拿马人，但一个美国游客一样可以在巴拿马乡间驾驶摩托，寻找理想的垂钓去处。

自一九八九年美国出兵巴拿马，推翻并捕获独裁者诺列加，刚好过去了两年时间。德克斯特怀疑大多数巴拿马警察是否还记得当时的事件。

由海滩穿过雨林的这条羊肠小道，在向内陆伸展十六公里之后，成了一条土路，然后又成了一条砂石公路，两边偶尔出现几个农场。他知道，从这里他可以找到贯穿南北美洲、从阿拉斯加到巴塔戈尼亚的泛美公路。

在戴维城，他为摩托车加了油，然后驶上了泛美公路。要抵达巴拿马城，他还要在泛美公路行驶五百公里。天黑下来了。他在一个路边停车处与卡车司机们一起吃了晚饭，再次加油后又上路了。他经过巴拿马城外的一座收费站，用比索付了费，当太阳升起时驶入了巴尔博亚的郊区。然后他在公园找到一条长凳，把摩托车用铁链锁住后，他躺上去睡了三个小时。

下午的时间用来侦察和了解情况。他在纽约买来的那张大比例市区地图，向他展示了整个巴拿马城以及乔里洛贫民窟，独裁者诺列加和黑帮头目马德罗，都出自那个贫民窟，只相隔几个街区。

只要有可能，混得较好的下层社会的人物都会向往上层社会的生活。在与老城区贫民窟隔海湾相望的高档社区巴蒂拉，马德罗经营着两个他拥有部分产权的酒吧。

凌晨两点钟时，这个返回故乡的恶棍已经在帕帕加耶酒吧和迪厅里玩腻了，想离开。酒吧的门是黑色的，很隐蔽，门上挂有小铜牌，还装有小格栅和猫儿眼。这时候，门打开了，两个男人先走了出来。他们是身材魁梧的保镖，马德罗的私人打手。

一个保镖坐进停在人行道边的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里去发动引擎。另一个四下打量街上的情况。一个流浪汉弓着背坐在街沿石边，双脚伸进阴沟，转过身来咧开嘴，露出满口烂牙微笑了一下。油腻而灰白的头发垂在肩上，一件脏兮兮的风雨衣裹住了他的身体。

慢慢地，流浪汉把右手伸进紧抱在胸前的一只棕色的纸袋里。那位保镖紧张地迅速把手插进左腋下。流浪汉把手从纸袋里抽出来，抓着一瓶廉价的朗姆酒，喝上一大口之后，慷慨大方地把它递给那个保镖去分享。

那保镖朝人行道吐了一口唾沫，把手从衣服里面拿出来了，没拿出武器。他放松下来，然后转身走开。除了这个醉鬼，街上空荡荡的，很安全。他敲了敲那扇黑门。

埃米利奥，这个勾引并拐卖了德克斯特女儿的歹徒，首先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老板马德罗。德克斯特等待那扇门关上，自动锁合上之后，才站起来。这一次，他从纸袋里伸出来的手，握着一支短枪管的点44口径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

那个刚才吐唾沫的保镖永远也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那颗子弹爆裂成四块横飞过来的金属小片，在三米的近距离之内全部钻进了他的身躯，在体内作了一阵淘气的鼓捣。

长相俊美的埃米利奥这一次失去了优雅。他张嘴刚要叫喊，第二颗子弹同时击中了他的脸部、颈部、一侧肩膀和一侧胸部。

第二名保镖正要下车，一半身躯已经在车外了，他遇到了四块高速旋转的金属片。它们射进了他暴露在枪手那一侧的身体。

本尼・马德罗跑回那扇黑门边，尖叫着要进去，这时候第四颗和第五颗子弹发射出来了。门内某个大胆的人刚刚把门开了一条缝，就有一颗弹丸擦过了他的头发，于是他匆忙地关上了那扇门。

马德罗倒了下去，但他的手仍在擂着门要求进去。他慢慢地顺着那扇用高档木料制成的黑门滑下去，从衬衣里渗出来的鲜血在门上留下了几道长长的污渍。

流浪汉走到他身旁，根本没有显露出惊慌或者特别的匆忙，弯下腰，把他翻过身来，盯着他的脸。他还活着，但已经垂死了。

“阿曼达・琼是我的女儿。”枪手说完用第六颗子弹撕裂了他的内脏。

马德罗生命中的最后九十秒钟一点也不快乐。

住在街对面楼上的一位家庭主妇后来告诉警方，她看见一个流浪汉慢跑着转过一个街角消失了，然后她听到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渐渐远去。就这些。

在太阳升起之前，这辆摩托车停在了两个街区以外的一道墙边，未锁上铁链，未拔下点火钥匙。要不了一个小时，它就会被人骑走，从而进入再循环的链条之中。

假发、假牙和那件风雨衣被卷起来之后扔进了公园的一只垃圾桶里。那只背包，在取出里面的东西之后，被折起来抛到了一个建筑垃圾堆里。

七点钟时，一位穿着体面的衬衫、薄型运动衣，提着一只软皮旅行袋的美国商人，在米拉玛酒店外拦下一辆出租车要去机场。三个小时后，这个美国人坐在大陆航空公司一架定期班机的商务舱里起飞了。目的地是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

还有那支枪，那支被改装成能在近距离作战时发射致命子母弹的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已被扔进了巴拿马城内的一条河里。

在越南的地道里，他从未能够一次打完六发子弹，但在二十年之后，在巴拿马城的街巷里，他梦幻般地这样做到了。

在踏进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他自己的家里时，德克斯特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房门打开后，出现的是丈母娘马洛齐夫人，她的脸上还挂着泪珠。

伴随着悲痛的，是内疚。

当初安琪拉・德克斯特认同埃米利奥追求她的女儿，对那个年轻的巴拿马人提议的海滨“度假”没表示异议。当她丈夫说要离家一个星期去处理一些尚未完成的事务时，她以为他指的是工作上的事。

丈夫本应该留在家里，他本应该告诉她实情，他本应该理解她的心情。参加完女儿的葬礼，在娘家小住了几天之后，安琪拉・德克斯特回到自家的公寓，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位昔日的建筑工人、战斗英雄、大学生、律师和父亲悲痛欲绝。最后他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他再也不想在法院和拘留所之间跑来跑去担当公众律师了。他递上辞呈，卖掉公寓，含着眼泪告别了一向待他很好的马洛齐家庭，回到了新泽西州。

他发现了这个叫彭宁顿的小村镇，那里绿树成荫，风景优美，当地还没有律师。他买下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挂起了法律事务所的营业招牌。他还在切皮萨克街上购入了一座木板屋和一辆皮卡汽车。他开始了铁人三项运动的艰苦训练，以消除那种丧失亲人的痛苦。

他的第二项决定是，马德罗死得太痛快了。这个恶棍应该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听法官宣读终身监禁并不得保释的判决；他应该知道他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永远看不到天空；他应该知道，因为他对一个纯洁的姑娘犯下了这些罪行，他将终生为此付出代价。

加尔文・德克斯特知道，在美国陆军服役，在古芝丛林底下的散发着臭味的地狱里两度征战，已赋予了他危险的才能。那是沉默、耐心、隐蔽、猎手的技能，和一个天生的追猎者所具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他通过媒体听说有一个人的孩子被谋杀，凶手已经逃到了国外。他秘密地进行了联系，获得详情后赴国外把那个凶手抓了回来。然后他就消失了，又变回新泽西州彭宁顿村里那位和善的律师。

在七年的时间里，他有三次在办公室门口挂上“外出度假”的牌子，到天涯海角去追捕一名凶手，把他抓回来送交审判。三次他都引起了联邦司法机构的警觉，但他都成功溜走，未暴露身份。

每当《经典飞机》送到他家里的时候，他都要去查看这份杂志里那个小小的启事栏，这是极少数几个知道他存在的人要联系他的唯一途径。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三日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他又查看了一下。那份广告写着：“诚招复仇者。报酬无上限。有意请来电。”

第十六章

档 案

彼得・卢卡斯参议员是国会山的一位老政治家。他知道，就里基・科伦索的调查报告和米兰・拉耶克的证词，他如果要去执行任何正式行动，那他必须走上层路线，直接找最上层。

去找部门的领导是没有用的。整个中层的公务员们总是习惯于把皮球踢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永远是别人的。只有从最上层直接布置下来的工作才会有一个结果。

作为共和党参议员和老布什多年的朋友，彼得・卢卡斯可以去找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和新任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这两人就等同于国务院和司法部，这两个部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即使如此，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内阁部长们不想听到问题和疑问；他们更愿意直接得到建议和解决方案。

引渡不是卢卡斯的专业范围。他需要弄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需要调研，他有一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正适合去做调研。他把工作布置下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最佳的猎手，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聪明姑娘带着答案回来找他。

“这个畜生，季利奇，根据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是可以逮捕他并引渡到美国来的。”她说。

她发现的那一段文字来自一九九七年国会关于情报和安全的听证会。确切地说是来自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罗伯特・布赖恩特就犯罪议题向众议院委员会做的演讲。

“我已经把有关条款涂上了荧光笔，参议员。”她说。他谢过她，然后去看摆放在他面前的章节。

“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职责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会首次通过法律，授予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公民被谋杀后可在海外行使联邦管辖权。”布赖恩特在四年前这么阐述。

在这段温和的文字后面，是一项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部分美国人所忽视的令人惊愕的法案。在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之前，国际社会认为，如果有人在法国或蒙古被谋杀，那么只有法国或蒙古政府有权去实施调查、抓捕和审判杀人犯。不管受害人是法国人、蒙古人或者是正在访问的美国人。

美国则简单地声称其有权认为，如果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谋杀了一个美国人，那么这相当于你在纽约的百老汇杀了他。意思是，美国的管辖权遍及全世界。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同这一点；只是美国自己在这么说。然后布赖恩特先生继续阐述。

“……而且一九八六年的《外交安全和反恐混合法案》，就海外对美国公民实施恐怖活动的情况，确定了一项新的海外法令。”

“这没有问题，”参议员想道，“季利奇既不是一个南斯拉夫军人，也不是一名警察。他是单干的个体户，一个恐怖分子。根据这两项法令，可以把他引渡到美国来。”

他继续读下去，一九八六年的这个新法令说：“在经主权国同意后，联邦调查局有权向发生刑事犯罪的主权国派去特工人员执行海外调查，使美国能向在国外实施针对美国公民的刑事犯罪的恐怖分子进行起诉。”

参议员皱起了眉头。这讲不通啊，这是不完整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在经主权国同意后”。各国的警察机关之间的合作并不稀奇。当然，联邦调查局可以接受一个外国警察机构的邀请，飞赴那里去协助解决问题。这么做已经有好多年了。那为什么还要有两部不同的法案，一九八四年的和一九八六年的？

答案在于，第二部法案远比第一部更加深入，而且那句“在经主权国同意后”，其实是布赖恩特先生安抚委员会的用语。他在暗示，但不敢明说的（后来他在克林顿时期说出来了），就是“劫持”。

在一九八六年的法案中，美国授予自己权力，可以有礼貌地要求把一个杀害美国人的凶手引渡回美国。如果答复是“不行”，或者因无休止的耽搁导致事情一直悬而未决，那就不客气了。美国有权派出一支秘密特工小组，去抓住那个凶犯，把他带回来审判。

如同联邦调查局反恐专家约翰・奥尼尔在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时所说的：“从现在起，主权国同意与否毫不相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去海外抓捕杀害美国人的凶手，这样的行动被称为“劫持”。自从罗纳德・里根当政时该法案得到通过以来，已经进行了十次这种极为隐蔽的行动。这全是因为一艘意大利邮轮而开始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从意大利热那亚出发的“阿基利・劳罗”号旅游船正巡航在埃及的北海岸，前方还要停靠以色列海港，船上装载着货物和游客，包括一些美国人。

四个巴勒斯坦人悄悄地上了船。他们属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依附于巴解组织的恐怖团伙。其时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正在突尼斯流亡。

恐怖分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劫持船舶，而是要在以色列的停靠港阿什杜德下船，把以色列人质带到那里去。但在十月七日，当海轮航行在亚历山大与塞得港之间时，他们待在一间舱室里检查武器，这时候一位服务员走进来，看见枪械后开始叫喊。四个巴勒斯坦人在惊慌之下劫持了邮船。

接下来是四天的紧张谈判。阿布・阿巴斯从突尼斯飞了过来，自称是阿拉法特的谈判代表。但特拉维夫方面并不认同，他们指出，阿布・阿巴斯是巴解阵线的头目，不是一个友善的协调人。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交易：这些恐怖分子离开那艘邮轮，坐埃及的一架客机返回突尼斯去。那位意大利船长在枪口之下确认，没有人受到伤害，他是被迫说谎。

在邮轮获释后，很快就弄清楚，这些巴勒斯坦人在第三天杀害了七十九岁高龄的美国游客——坐轮椅旅游的纽约人利昂・克林霍弗。他们朝他的脸部开了枪，并把他连人带轮椅扔进了海里。

对美国政府来说，事情到此为止；所有的交易都吹了。但杀手们已经在空中了，在返回他们家乡的途中，在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主权国家的一架定期航班上，飞行在国际空域里；也就是说，不可触及。但可能还有办法。

美国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正沿着亚得利亚海南下，飞行甲板上装载着F-14雄猫战斗机。当夜幕降临时，埃及的那架客机正在克里特岛外围朝着突尼斯飞去。突然间，四架雄猫围住了客机。大惊失色的埃及机长请求在雅典紧急降落。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雄猫发出信号，他应该跟他们走，不然就要承担后果。同样从“萨拉托加”号航母起飞的EC-2鹰眼电子侦察机，捕捉到了埃及客机与战斗机之间的通话。

在美国战机的裹胁下，这架载着杀手以及他们的头目阿布・阿巴斯的客机，降落在美军在西西里的基地锡戈内拉。然后事情变得复杂了。

锡戈内拉是美国海军与意大利空军合用的一个基地。从技术上说，它是意大利的领土，美国只是支付租金。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在激动之下宣称他们有权审判这些恐怖分子。“阿基利・劳罗”号旅游船是他们的，这个基地也是他们的。

最后由里根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布置在锡戈内拉的美军特种部队小分队，命令他们退出来，让意大利人去抓捕那些巴勒斯坦人。

在那艘邮轮的船籍港热那亚，四个小人物受到了及时的审判。但他们的头目阿布・阿巴斯却在十月十二日那天像空气般地飘走了，后来一直逍遥法外，直至二〇〇三年四月伊拉克战争期间，才被美军特种部队在巴格达西部的沙漠里抓获。意大利国防部长引咎辞职。当时的总理是贝蒂诺・克拉克西，他后来死在了流放之中，也是在突尼斯，原因是其当政时的大肆贪污受贿。

里根总统对这种背信弃义做出的反应是通过那部《混合法案》，昵称为“下不为例法案”。最后，不是威斯康星州那个聪明的年轻姑娘，而是联邦调查局已退休的反恐专家奥利夫・雷维尔，在接受这位老资格参议员请吃晚饭时，告诉了他关于“劫持”这件事。

即使这样，对于季利奇似乎并不需要“劫持”。米洛舍维奇之后的南斯拉夫，热切地希望重返国际社会。她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以重建经北约七十八天轰炸之后已经千疮百孔的基础设施。新总统科什图尼察肯定会认为，把季利奇逮捕起来并引渡给美国是小菜一碟。

这正是卢卡斯参议员要向柯林・鲍威尔和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提出来的请求。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他就会要求去执行秘密劫持。

他让他手下的写作班子把私家侦探一九九五年的那份详细报告改写成一纸页，解释里基・科伦索如何去波黑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直至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他进入了一条孤独的山谷里。

那天上午在山谷里发生的事情，根据米兰・拉耶克的描述，被压缩成两张纸，最恐怖的那些段落被涂上荧光笔作为重点。再附上了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这样就做成了一份便于部长们阅读的文件。

那是国会山教会他的事，拿到上层去的文件越简单扼要越好。四月下旬，他与这两位内阁部长会面了。

两人都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答应会去阅读这个文件并把它批转给他们部里的有关部门去处理。他们是说到做到的。

美国有十三个主要的情报收集机构。他们很可能储存着每天二十四小时从整个地球上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所收集来的百分之九十的情报。

这些数量浩瀚的情报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吸收、分析、过滤、研究和分类储存，这本身就很成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各个情报机关之间互不通气。

美国谍报机关的头子们在深夜泡酒吧时会嘀咕，他们很是欣赏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做法。

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每周在伦敦碰头开会，由一位资深可信的官员召集这个国家的四个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负责国外）、国家安全局（负责国内）、政府通讯总局（负责监听）和苏格兰场（即警察局）特别分队。

互相分享情报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少浪费时间，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由不同地点，不同的人所收集来的零星情报，可能拼凑成大家都在期望的一幅完整的画面。

卢卡斯参议员的报告被分送到了六个情报机关，于是大家分头在文档里查找，是否保存过一个叫佐兰・季利奇的南斯拉夫歹徒的档案。

ATF，即酒精、烟草和火器部门，没有查到任何资料。季利奇从来没在美国活动过，而ATF极少执行国外任务。

另五个机构分别是，国防情报局（DIA），它对武器交易很感兴趣；国家安全局（NSA），它是它们中最大的，在马里兰州的“暗室”里工作，每天监听千万亿份通话，电子邮件和传真，所使用的技术几乎超越了科学幻想；缉毒署（DEA），世界上任何地方走私毒品的任何人都是它关注对象；当然，还有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最后这两个情报机构专长于收集关于恐怖分子、杀人凶手、军阀和敌对政权等等的情报。

时间过了一个多星期，四月份进入了五月份。但因为该任务由最高层布置下来，所以清查工作是彻底的。

国防情报局、缉毒署和国家安全局都拿来了厚厚的卷宗。他们凭着各自的神通，已经知道佐兰・季利奇好几年了。他们的大多数记录，都是关于他在南斯拉夫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活动：作为米洛舍维奇的帮手，非法经营毒品和军火，组织黑社会性质的赢利业务。

他在波黑内战时杀害过一个美国年轻人，他们并不了解，于是他们都认真对待了。如果可能，他们会提供帮助。但他们的卷宗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只查到了参议员询问之前十六个月的情况。

他已经不见了，蒸发了，消失了。对不起。

在夏季绿荫环抱下的中央情报局大楼里，局长把这份询问交给了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副局长把这项任务传达给四个处室：巴尔干、反恐、特别行动和军火交易。他甚至按照程序，还询问了成立不到一年的那个被称为“游隼”的小小的秘密办公室。这个小办公室是美军驱逐舰“科尔号”上十七名水兵在亚丁港遭杀戮后成立的。

但回答是相同的。是的，我们是有档案，但都没有最近十六个月的情况。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同事的说法。他已经不在南斯拉夫了，但是至于他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了，所以没有理由去花费时间和金钱。

另一个希望较大的情报机构应该是联邦调查局。在宾夕法尼亚巨大的胡佛大厦[11]里，肯定应该有确切的、最近的卷宗，指明现在可以到哪里找到这个冷血杀手，把他捕获，带回来绳之以法。

新近被任命为路易斯・弗里赫接班人的罗伯特・米勒局长，把这项工作布置下去了，还标上了“立即办理，不得耽搁”的标签。该文件被送到了副局长柯林・弗莱明那里。

弗莱明一直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简直有一辈子那么久。他不记得有哪怕一分一秒他不想当调查员，他从小就想。他有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的血统，具有根深蒂固的法律、秩序和正义观念。

对待局里的工作，他是一位原教旨主义者。在处理犯罪事务时，妥协、迁就和让步只不过是姑息的借口。这是他所切齿痛恨的。他也许不太圆滑，但他以坚韧和忠诚作了弥补。

他来自于新汉布什尔州的花岗岩山区，那里的人们与磐石一样顽固坚强。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彼得・卢卡斯是他的参议员。当初他曾为卢卡斯的当选出过力，并由此结识了他。

在读完这份简要的报告后，他打电话给参议员的办公室，要求看阅私家侦探的详细报告和米兰・拉耶克的完整证词。当天下午，一份厚厚的资料给他送了过去。

他越看越气愤。他也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是一位海军飞行员，想到发生在里基・科伦索身上的事，他义愤填膺。联邦调查局应该把季利奇带回来绳之以法，不管是通过正式引渡还是秘密劫持。作为主管所有海外反恐行动的负责人，他将亲自授权，派遣一支秘密劫持特工小组去抓捕那个凶手。

但是调查局没法这么做。因为调查局与其他情报机构处于同样的境地。虽然季利奇胡作非为多年，贩卖毒品，走私军火，已经让联邦调查局把他视作重点关注的人物，但他从来没有因为从事或支持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而被抓住过；所以当他消失时，他就消失了，调查局没去追查过他。他的档案在十六个月之前结束了。

无奈之下，弗莱明只得与其他情报机关一起十分遗憾地承认，他们不知道佐兰・季利奇在哪里。

不知道所在地，就不能向一个外国政府提出引渡的申请。即使季利奇现在畏罪躲在了一个通常政府当局所不知道的地方，联邦调查局也得知道他的具体地点，才能去实施抓捕行动。在给参议员的私人信件里，弗莱明副局长抱歉地说，调查局不清楚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但苏格兰高地的基因赋予弗莱明坚韧的性格，他不肯轻易放弃。两天后，他约弗雷泽・吉布斯一起吃了顿午饭。

联邦调查局有两位几乎是偶像般的退休官员，如果他们回去举办讲座，调查局的昆亭可培训中心会挤满学生。一个是个子高大的前橄榄球运动员、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奥利夫・雷维尔；另一个是弗雷泽・吉布斯。早期特工生涯中，吉布斯曾经打入黑帮组织中卧底，其危险性可想而知。后来，他参与了打击东海岸黑手党的行动。他左腿中弹成了跛脚后，回到华盛顿，被指派负责收集所有自由杀手、雇佣兵和契约杀手的情报。

吉布斯皱起眉头思索着弗莱明的询问。

“我以前确实听说过一次，”他承认说，“一个追捕逃亡者的人，领取酬金去追捕歹徒的人。他有一个代号。”

“他本人也是一个杀手吗？你知道政府有规定，绝对禁止那种事情。”

“不，不是那样，”老专家说，“外面的传说是，他不杀人。他只是绑架、劫持，把人带回来。哎，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也许很重要。”弗莱明说。

“他非常隐蔽。我的前任曾试图辨明他的身份，派去一名便衣特工冒充某个当事人。但他还是闻出了异味，找了个借口，离开会面地点消失了。”

“他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弗莱明问道，“如果他没在从事杀人的勾当……”

“我猜想，他认为由于他在国外行动，而且调查局不喜欢个体户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我们会向上层报告并会按命令去终止他的活动。他这么想很可能是对的。所以他留在阴影中，而我从来没有追查到他。”

“那位去会见他的便衣特工肯定写过一份报告吧？”

“嗯，是的。这是程序。很可能写上了那人的代号。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的其他名字。哦，有了，复仇者。输入‘复仇者’，看看会出来什么。”

电脑里出现的这个文档确实很简短。在飞机爱好者的一份刊物的小小广告栏里刊登启事，似乎是联络那人的唯一途径。于是特工编造了一个故事，约定了一次会面。

那个有偿追捕歹徒的人，坚持要坐在一盏明灯背后的阴暗处。便衣特工报告说，那人中等身高，细细的身材，体重很可能不超过七十五公斤。特工没能看清他的脸。不到三分钟那人就起了疑心，他伸手关灯，把特工留在黑暗之中。当特工慢慢地适应了黑暗时，那人已经不见了。

那位特工能够报告的，只是在那人把手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时，左袖往上卷起，露出了前臂的一枚文身。那是一只老鼠从肩上转过头来微笑的一幅图案。

这份报告应该不会引起卢卡斯参议员，或者是他的加拿大朋友的兴趣。但柯林・弗莱明至少能把那个代号和联系方法转告过去。尝试这个途径似乎成功概率非常小，但这是他能够做到的全部。

三天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办公室里，史蒂夫・埃德蒙打开了由他的朋友从华盛顿寄过来的信件。他已经听说了来自六个情报机关的消息，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希望。

他看完那封信后皱起了眉头。他原来一直以为，强大的美国可以行使其权力，要求某个外国政府把那个杀人犯抓起来，戴上手铐，押回美国。

他从来不曾想到他已经慢了一步。那个季利奇已经消失了；用几十亿美元武装起来的华盛顿各个情报机关不知道他在何处，一筹莫展。

他考虑了十分钟，然后他按响了内部通讯器。

“琼，我要在一份美国专业技术杂志的招聘启事栏里刊登一则秘密广告。你去查查这个杂志，我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叫《经典飞机》，对。广告词可以这么写：‘诚招复仇者。报酬无上限。有意请来电。’然后附上我的手机号码。行吗，琼？”

美国各情报机构里，有二十六个人曾看到追查季利奇行踪的请求，他们全都回答说，他们不知道佐兰・季利奇在什么地方。

其中有一个人说谎了。

第十七章

照 片

自从六年前联邦调查局试图揭穿他的真面目以来，德克斯特已经决定没有必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不仅如此，他还设立了几条防线以隐藏自己的地点和身份。

其中一个措施是，他在纽约有一套一居室小公寓，但不在布朗克斯区——那里也许会被人认出来。他是连家具一起租赁的，每季度准时付房租，而且总是付现金。这样，不管他住不住在那里都没有引起官方的任何注意。

他的手机只使用那种按通话次数计算话费的SIM卡。这种SIM卡他买了很多，每用一次就扔进东河里。只要打手机时是在路上，保持通话简短，并在通话结束后就扔掉SIM卡，即使是国家安全局，其技术设备能窃听通话并追溯发话源头，也无法查明这些用完就扔掉的SIM卡是什么人购买的，而且也无法向警方指明通话的地点。

另一个手段是老式的公用电话亭。从一个话亭里拨打的号码，当然是可被追踪到的；但这种电话亭有几百万个，除非某一个或某一排特定的电话亭受到了怀疑，否则很难去窃听会话，确定发话人就是要追捕的人，追踪到发话地点，并及时把一辆警车派到那里去。

最后，他还使用名声不好的美国邮政系统，给他的信件会寄到纽约市内离他的公寓相隔两个街区，由一个遵纪守法的韩国人经营的一家水果蔬菜商店的信箱里。一旦这份邮件或这家商店受到了怀疑或监视，这种方法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他拨打了杂志里那条启事附的手机号。他是用自己手机的一次性SIM卡拨打的，并且驾车去了很远的新泽西州农村地区。

史蒂夫・埃德蒙毫不犹豫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用五句话说明了在他外孙身上发生的事情。复仇者谢过他后挂断了电话。

美国有好几家很大的剪报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办。他选了后一个，去了它在纽约的数据库，并支付了现金。

有许多资料可以确认史蒂夫・埃德蒙的身份，还有两篇文章介绍了几年前他的外孙作为一名援助工作者在波黑失踪的事件。这都是《加拿大星报》报道的。看来这位求助者是真实的。

德克斯特再次打电话给那个加拿大人，并口述了他的条件：一笔数目可观的行动经费，一笔预付金，以及把季利奇成功交付美国司法机关的奖金。第三笔费用如果行动失败则免予支付。

“这对于一个我没见过面，而且显然不会见面的人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呢。你可以拿上它然后蒸发。”加拿大人说。

“那么您，先生，可以返回去找美国政府。我假定您已经去过了。”

电话的另一头一阵停顿。

“好吧，我把钱汇到哪里呢？”

德克斯特给了他一个开曼群岛的银行账号和一个纽约的邮政地址。“把钱汇到银行账户上，把其他详细资料寄到邮政地址。”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加勒比海开曼群岛的那家银行将通过其内部的电脑系统从十几个不同的账户里汇集款项，并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开立一个记贷账户。该账户的受益人是一位荷兰公民，他可以出示一本完美的荷兰护照从而证明自己的身份。

三天后，一份厚厚的邮件寄到了布鲁克林区的韩国人水果店，由收信人阿米塔奇先生收取了。信封里装着私家侦探在一九九五年和二〇〇一年春天的详细报告，以及米兰・拉耶克的证词。美国各情报机关都没有向这位加拿大人出示过关于佐兰・季利奇的任何档案材料，所以他对那个人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最糟糕的是没有照片。

德克斯特去了新闻媒体资料室，这是如今查阅最近历史的主要途径。任何引起过注意的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媒体记者去报道，一般都会拍照。但佐兰・季利奇差不多逃过了所有新闻记者。

与喜欢张扬、爱出风头的泽利科・拉茨纳托维奇不同，佐兰・季利奇讨厌拍照。他显然极力回避任何公开场合。这方面，他类似于某些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如人称阿布・尼达尔的萨布里・阿尔巴纳。

德克斯特在《新闻周刊》里查到了波黑内战的一篇特写报道，报道描述了塞尔维亚的所有军阀，对于季利奇只是匆匆提过几次，很可能是缺乏材料。

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季利奇在某个鸡尾酒会上，显然经过剪切和放大，因此有些模糊不清。另一张照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由贝尔格莱德警方档案提供，显然是回顾贝市泽姆恩街区黑帮时代。仅靠这两张照片，不管是少年还是成年的季利奇，如果在街上擦肩而过，德克斯特都没法认出这就是他要寻找的对象。

那个被称为私家侦探的英国人，提到了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私家调查机构。现在已经是战后，米洛舍维奇早已倒台。南斯拉夫的首都——季利奇出生、长大并且由此消失的地方——似乎就是调查应当开始之处。德克斯特从纽约飞到维也纳，然后转机抵达贝尔格莱德，并登记住进了凯悦酒店。从他的十楼房间的窗户望下去，眼底下是这座千疮百孔的巴尔干城市。在近一公里远处，他可以看到拉茨纳托维奇在大堂里被枪杀的那个酒店，尽管当时有一群保镖簇拥着。

一辆出租车把他载到了那个叫钱德勒的私家调查机构，主人仍是那个想当菲力普・马洛的德拉根・斯托伊奇。德克斯特假称在为《纽约客》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拉茨纳托维奇的一万字小传。斯托伊奇点点头。

“人人都知道他。娶了一个流行歌手，一个妖艳的女子。那么你想从我这里了解些什么呢？”

“实际上这方面我所需要的情况基本上已经足够了，”德克斯特说，现在他的美国护照上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巴尼斯。“但我还是想提一下我的第二个想法。在贝尔格莱德黑社会，有一个与拉茨纳托维奇同时代的人，名叫佐兰・季利奇。”

斯托伊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可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他说。“他从来不喜欢接受采访，不喜欢被拍照，甚至不喜欢谈论自己。胆敢刺探过他、让他坐立不安的人……已经被‘走访’过了。关于他的资料不是很多。”

“这我明白。那么贝尔格莱德市内最主要的剪报材料机构是哪一家？”

“这没问题。确实有一个，它的名字叫VIP，在弗拉察尔有一间办公室，总编辑是斯拉夫科・马尔科维奇。”

德克斯特站起身来。

“你就问这些？”自称是巴尔干地区的马洛的斯托伊奇问道，“很难开发票呢。”

美国人取出一张一百美元的纸币，放在了写字台上：“每条信息都有一个价格，斯托伊奇先生，即使只是一个名字和地址。”

另一辆出租车把他带到了VIP剪报机构。马尔科维奇先生正在吃中饭，因此德克斯特找到一家咖啡店，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并喝了一杯当地的红葡萄酒，一直等到他回来。

马尔科维奇先生如同刚才那位侦探一样悲观。但他还是在办公室的电脑数据库里查阅了一下，看看存有什么资料。

“有一条，”他说，“是英语的。”

就是《新闻周刊》里那篇关于波黑内战的专题报道。

“就这个？”德克斯特询问，“这个人可是很厉害、很重要、很有名气的。肯定有他的一些痕迹吧？”

“问题就在这里，”马尔科维奇说，“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而且还很残忍。这在米洛舍维奇时期是没有争议的。他似乎在离去之前抹去了关于他的每一份记录，警方记录、法院记录、国立电视台、新闻媒体等等。家庭、学校同学、以前的同事，没人愿意谈论他，都受到了警告。先生，这个人就是这么厉害。”

“你是否记得，最后一次有人试图要报道他是什么时候？”

马尔科维奇想了一会儿。

“你提醒我了，我听说有人曾经尝试过，但结果一无所获。在米洛舍维奇倒台，季利奇消失之后，有人试图要写一篇报道。好像被取消了。”

“是谁呢？”

“我的消息源说是贝尔格莱德当地的一份杂志，叫‘OGLEDALO’，意思是《明镜》。”

《明镜》杂志依然存在着，其编辑依然是乌克・科贝奇。那天是付印日，但他还是同意抽出几分钟时间接待这个美国人。当他听到询问内容时，他失去了热情。

“那个该死的人，”他说，“我希望我永远没有听说过他。”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一位年轻的自由撰稿记者。很好的小伙子，敏锐、热切，想找一份领月薪的正式工作。当时我没有空缺的位子，但他恳求给他一次机会。所以我布置给他一项任务。他叫彼得罗维奇，斯兰奇科・彼得罗维奇。才二十二岁，可怜的孩子。”

“他怎么啦？”

“他被汽车碾了过去，这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当时他把自己的汽车停在了他与母亲一起居住的公寓楼对面，然后去过马路。一辆奔驰车从街角开过来，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冒失的司机。”

“非常冒失。把他反复碾了两次，然后驾车走了。”

“真令人沮丧。”

“就这么杀人灭口了。即使在流亡中，季利奇也照样能够在贝尔格莱德雇凶杀人。”

“有受害人母亲的地址吗？”

“等一等。我们送过一只花圈，肯定是送到那套公寓里的。”

他找到了地址并向他的客人道了别。

“最后一个问题，”德克斯特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六个月之前，刚过完新年的时候。给你一句忠告，巴尼斯先生。还是写写关于拉茨纳托维奇的事吧。那比较安全，因为他已经死了。别去碰季利奇，他会杀了你的。对不起，失陪了，今天是付印日。”

那个地址是新贝尔格莱德二十三号楼。德克斯特在宾馆里买那份的市区地图上找到了新贝尔格莱德。那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市区，夹在实际上并非蓝色的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之间，隔着这两条河流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遥遥相望。

在共产党当政时期，住宅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工人阶级建造高大的公寓楼。于是在新贝尔格莱德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用混凝土浇灌成一个大蜂窝，里面的每一套小公寓都有一扇房门通向一条长长的、朝一侧敞开的走廊。

有些楼房保养得稍好些，有些则很破败。这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档次，以及维修的档次。二十三号楼里爬满了蟑螂。彼得罗维奇夫人住在九楼，电梯已经坏了。德克斯特可以一口气跑上去，但他不知道那些上了年纪的居民是如何去对付的，尤其是他们似乎全都是瘾头很大的烟民。

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那里看望她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估计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塞-克语。凯悦酒店总台的一位漂亮而聪敏的姑娘，接受了他的请求愿意帮助他。她正在为结婚而积钱，在下班后工作一个小时能赚到两百美元是很划算的。

他们在七点钟到达了，去得正是时候。彼得罗维奇夫人是一位清洁女工，每天晚上八点钟要出发去河对岸的办公楼里通宵打扫卫生。

她是那种被生活压垮了的人，那张布满了皱纹和没有生气的脸说明了一切。她很可能只有四十几岁，但看上去快七十岁了。她的丈夫在工厂里的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补偿；她的儿子被杀死在她自家的窗户底下。如同赤贫的家庭突然有富人来访，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德克斯特带来了一束鲜花。她上次收到鲜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宾馆服务员安娜姑娘把那些花分插在这个小小的破败房间里的三个地方。

“我要对发生在斯兰奇科身上的事件写一篇报道。我知道这样做无法使他起死回生，但我也许能够揭露那个害死他的坏人。你愿意帮助我吗？”

她耸耸肩。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我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

“他死去的那个晚上……他身上是不是带着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尸身被搜查过了。他们拿走了一切东西。”

“他们搜查了尸体？就在街上？”

“是的。”

“他有什么文件吗？他是不是留下过什么笔记？在这套公寓里？”

“是的，他有过一堆纸片。还有他的打字机和钢笔。但我从来没去看过它们。”

“我能看看吗？”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被他们拿走了。全部拿走了。甚至连打字机的色带也被拿走了。”

“警察？”

“不，是那些人。”

“什么人？”

“他们回来过。车祸两个晚上之后。他们逼我坐在一边的角落里，到处搜了一遍。拿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他曾经为科贝奇先生工作的东西一件也没有留下来？”

“只有一张照片。我当时忘了那张照片。”

“请给我说说那张照片。”

经安娜翻译后，那张照片的来历和事情经过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了。在他死去之前三天，斯兰奇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去参加了一个新年酒会，但红葡萄酒玷污了他的西装。他的母亲把它放进一只洗衣袋里准备以后去洗。

在他死后，这事就没有意义了。她也忘了那只洗衣袋，歹徒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问她。当她整理死去的儿子的衣服时，那件沾有葡萄酒污渍的西服倒了出来。她快速地去掏了掏口袋，看看儿子是否忘了钱，但她摸到了一张半硬半软的卡片。那是一张照片。

“你还保留着吗？我能看看吗？”德克斯特问道。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角落里的一只针线盒。

照片里是一个男人，在没有防备时被拍到的，他在最后时刻看到了摄影师。他试图抬起一只手去掩盖自己的脸，但照相机的快门抢在了前面。他被正面拍摄到了，挺着腰杆，穿着一件衬衣和便服外套。

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没有专业摄影的清晰水平，但经放大和增强之后，是德克斯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片。他回想了一下他在纽约发现的、现在放在他的手提箱夹层里的那张少年时期的照片，和在鸡尾酒会上的那张照片。它们全都有点粗糙，但肯定是同一个人。是佐兰・季利奇。

“彼得罗维奇夫人，我想买下这张照片。”他说。她耸耸肩，用塞-克语说了些什么。

“她说你可以拿走照片。她对它不感兴趣。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安娜说。

“最后一个问题。在死去之前，斯兰奇科是不是离开过一阵子？”

“是的，十二月份。他离开了有一个星期。他不肯说他去了哪里，但他的脸晒黑了。”

她送他们到了楼梯口，旁边是已经坏了的电梯。安娜先下楼梯。当她走得听不见他们说话时，德克斯特转向这位同样失去了孩子的塞尔维亚母亲，用英语温柔地说话了。

“夫人，我说的话也许你一个词都听不懂，但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把这个恶徒抓到美国的监狱里，这部分是为了你。”

她当然没有听懂，但她报之以一个微笑并说了声“哈瓦拉”。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天之内，德克斯特已经学会了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谢谢你”。

他已经让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在抵达郊区的安娜家时，他让她下了车，给了她两百美元。在返回市中心的路上，他再次审视这张照片。

季利奇站在一处开阔而空旷的水泥或沥青地坪上。在他身后有一些像仓库一样巨大而低矮的建筑物。在一座建筑上，有一面旗帜在微风中飘扬着，但它一部分在照片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从画面之外伸进来，但他猜不出是什么东西。他拍了拍出租车司机的肩膀。

“你有放大镜吗？”

司机听不懂，但德克斯特用手势比划之后他明白了。司机点点头。他的车门杂物盒里有一面放大镜，用于阅读城区道路图。

从左边伸进照片里来的那个长而扁的物体能够看清楚了。那是一架飞机的翼尖，但离地不超过六英尺。所以不是一架商业客机，而是一架轻型飞机。

然后他认出了背景里的那些建筑物。它们不是仓库，而是机库。不是能遮蔽客机的大型机库，而是用于私家飞机或商务飞机的较小型，这些飞机尾翼高度极少超过三十英尺。那人是在一座私人飞机场，或者是在一个航空港的商务飞机区里。

宾馆里的员工给他提供了帮助。是的，贝尔格莱德市内有好几家网吧，全都开张到很晚。他在一家快餐店里吃了饭，然后坐出租车去了最近的一家网吧。他登陆他最喜欢的搜索引擎，要求查阅世界各国的国旗。

死去的记者拍摄的照片里，机库上面飘扬着的旗帜是黑白单色的，但显然旗帜里有水平的三道条纹，其中最底下的那条颜色最深，看上去像是黑色的。如果不是，起码也是深蓝色的。

当他浏览世界各国的国旗时，他注意到差不多有一半的国旗都在条纹上饰有某种标识、皇冠或其他图案。他在寻找的这面国旗则没有这种花饰。那就把数量降到了另一半。

只有横向条纹，条纹里没有标识的国旗不超过二十几面，而且底部条纹是黑色或者接近黑色的只有五面。

加蓬、荷兰和塞拉里昂的国旗全是三道横向的条纹，最下面的那一条是深蓝色的，这在黑白照片里会显示出黑色。只有苏丹和另一个国家的旗帜的最底下条纹肯定是黑色的。但苏丹的国旗在靠近旗杆处有一个绿色三角形，纵跨那三道横条纹。剩下来的那面国旗在旗杆处有一道竖向条纹。盯着这张照片，德克斯特可以分辨出第四道条纹；不是很清楚，但确实存在。

靠近旗杆处的是一道红色的竖向条纹，加上从上到下的绿、白、黑三道横向条纹。季利奇正站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某一个机场里。

即使在十二月，一个白皮肤的斯拉夫人照样会在阿联酋被晒黑鼻梁。

第十八章

海 湾

阿联酋由七个酋长国组成，但只有迪拜、阿布扎比和沙迦这三个酋长国最大，最富裕。其余四个都很小，几乎没有名气。

它们全都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沙漠里，西北方向是阿拉伯湾，东南方是阿曼湾。

只有一个酋长国——富查伊拉——在东南方，面向阿曼湾以及更远处的阿拉伯湾；其余六个酋长国都连成一条线沿西北海岸排列着，与伊朗隔海相望。除了七个首府，还有沙漠绿洲城镇艾因也有一座机场。

还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德克斯特就已经找到了一家肖像摄影室。那里能够翻拍佐兰・季利奇的照片，增加清晰度，并把它从扑克牌大小放大至书本那么大。

当摄影师在工作时，德克斯特回到了那家网吧里，查询有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资料，并把他能够得到的资料全都下载了。第二天他搭乘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经贝鲁特抵达了迪拜。

这些富有的酋长国主要通过石油获得财富，尽管他们也全都努力拓展包括旅游业和免税贸易在内的其他经济来源。石油主要集中在近岸处。

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需要岸上经常不断地提供供应。通常载运笨重货物的运输工具是驳船，但要快速运送人员，就要用到直升机。

经营海上钻井平台的石油公司都有他们自己的直升机，但还有好多飞机租赁公司，因特网显示有三家这样的公司，都在迪拜。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巴尼斯在去拜访飞机租赁公司时，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律师。他选了最小的一家，理由是它也许最不关心有关手续，但对租金最感兴趣。这两点都让他猜对了。

这家飞机租赁公司的办公室在拉希德港的一间活动小屋里，而且老板兼首席飞行员是在这里谋生的一名前英国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这样，他们两人说起话来就再方便不过了。

“我叫阿尔弗雷德・巴尼斯，律师，”德克斯特边说边伸出手去，“我有一个问题，我的时间很紧，但我的经费很足。”

前英国陆军上尉有礼貌地扬起了眉毛。德克斯特把那张照片从被烟头烫焦的写字台桌面上推了过去。

“我的当事人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他失去了财富？”飞行员问道。

“差不多。他死了。我的律师事务所是遗嘱的首席执行人，照片上的这个人是第一受益人。但问题是他不知道这事，而我们到处找不着他。”

“我是一名包机飞行员，不是失踪人员寻访处。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知道你没有见过他。我要问的是这张照片的背景。你仔细看看。这肯定是一座航空港或飞机场，对吗？我听说的最近的情况是他在这里的民航部门工作。如果我能认出这个机场，我很可能会找到他。你认为呢？”

包机飞行员审视着照片里的背景。

“这里的机场都有三个部分：军用、定期航班和私家飞机。从机翼看，这是一架商务喷气机。在海湾地区，这种飞机有几十架，或许几百架。大多数都刷上了公司的标记，而且大多数是由富裕的阿拉伯人所拥有。你要做什么呢？”

德克斯特所要做的事情，是出钱让这位包机驾驶员带他去所有这些机场飞行区里去转一圈。他们商定了包机两天的价钱。他们用的掩护理由是他要去接一位当事人。每次，在商务飞行区里等了六十分钟之后，那个虚构的当事人没有出现，飞行员就会告诉控制塔他现在暂停包机出租要飞往其他地方。

阿布扎比、迪拜和沙迦的机场都很大，即使私家飞机的区域也都比照片背景中的那个大得多。

阿治曼和乌姆盖万酋长国都没有机场，因为它们离沙迦机场很近。那就剩下沙漠城市艾因、面向阿曼湾的半岛另一边的酋长国富查伊克，以及最北部名气最小的哈伊马角。

他们在第二天上午找到了。贝尔喷气飞机在沙漠里转弯之后降落在哈伊马角机场，他们身后的机库上飘扬着那面旗帜。

德克斯特已经把这架飞机整整租用了两天，他还随身带着他的那只手提包。他用一大把美元结清租费，走下机舱，注视着贝尔飞机升空离去。朝四周打量了一圈之后，他发现自己差不多正站在当时彼得罗维奇抓拍到那张照片的地方。一位官员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招呼他站到旁边去。

供定期班机和私家商务喷气飞机旅客使用的进港和出港楼整洁干净，而且特别小。以酋长家族命名的卡西米国际机场，显然根本没有引起那些世界级航空公司的注意。

在航站楼前面的停机坪上，有俄制的安东诺夫飞机和图波列夫飞机，还有一架老式的雅科夫列夫单桨双翼机，另一架班机上刷着塔吉克斯坦航空公司的标记。德克斯特走上一层，进入二楼也就是顶楼的咖啡馆里点了一杯咖啡。

行政管理办公室也在这个楼层上，包括公关部门。唯一在办公的是一位很紧张的年轻女士，她从头到脚裹在一身黑袍里，只露出一双手和一张苍白的鹅蛋形脸庞。她的英语说得很不流畅。

阿尔弗雷德・巴尼斯现在成了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旅游项目开发经理，希望了解哈伊马角举办大型会议的设施，尤其想知道，董事们坐商务喷气飞机抵达时这里能否为他们提供机场设施服务。

那位女士很有礼貌，但态度很坚决：所有关于旅游事宜的询问，应该去向老城区旁边的商务中心旅游部打听。

一辆出租车把他带到了那里。那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紧挨着崭新的深水港口，坐落在距希尔顿酒店大约五百码距离的一块待开发地皮上。似乎前来开发旅游项目的人士并没有注意到它。

侯赛因・科利先生会自称是一个好男人，但并不等于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要是别人问起来，他会说他只有一个老婆，而且待她很好；他尽到一个好父亲的责任，努力养育四个孩子。他每星期五上清真寺做礼拜，并按他的能力和圣典的教义施舍行善。

他应该还能混得更好些。但真主似乎并没有朝他微笑，他依然是旅游部里的一名中层职员；确切地说，他依然窝在靠近深水港口的一块待开发地皮上的一个小小的砖头房间里，难得有人会打电话过来。然后有一天，一位笑眯眯的美国人走了进来。

他马上兴高采烈：终于有人来询问了，而且这是练习英语的一次很好的机会。经过几分钟的礼节性寒暄——使他惊异的是那个美国人居然知道阿拉伯人不喜欢直截了当地谈业务——他们同意既然这里的空调已经坏了，而外面的气温接近摄氏三十八度，他们也许可以搭上美国人的那辆出租车，去邻近的希尔顿酒店咖啡吧。

在凉爽的咖啡吧里坐定之后，科利先生对这个美国人并不急于切入主题反而产生了兴致。最后，阿拉伯人说：“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吗？”

“你知道，我的朋友，”美国人严肃地说，“我的人生哲学是，仁慈的无所不能的创世主把我们放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让我们互相帮助的。我相信，我就是来帮助你的。”

美国人装作心不在焉地开始从他的西装口袋里掏什么东西。拿出来的是他的护照，几封折叠起来的介绍信，和使科利先生透不过气来的一大叠百元面额的美金。

“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互相帮助。”

这位公务员盯住了美元。

“如果有任何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他喃喃地说。

“我对你实话实说吧，科利先生。生活中我真正的工作是讨债人。这不是一份很光彩的工作，但很有必要。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要付钱的。难道不是吗？”

“当然要付钱。”

“有一个人，经常飞进飞出你们的机场，坐着他自己的商务喷气飞机。喏，这个人。”

科利先生对着那张照片凝视了好几秒钟，然后摇摇头。他的目光回到了那叠美元上。有四千？还是五千？可以送儿子法赛尔读完大学……

“哎呀，可是这个人没付过他的飞机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偷了这架飞机。他付了定金，然后飞走了，再也没被看见过。很可能改了登记号码。飞机可是昂贵的商品，每架值两千万美元呢。如果任何人能够帮我们找到这架飞机，那么真正的业主将会非常感激，而且会非常慷慨大方。”

“如果现在他在这里，就抓住他，没收那架飞机。我们有法律……”

“哎呀，可是他又走了。但他每一次在这里降落，就有一次记录。保存在哈伊马角机场的档案里。喏，像你这样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查那些档案的。”

这位公务员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擦了擦嘴唇。

“它什么时候来过这里？这架飞机？”

“去年十二月。”

在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德克斯特从彼得罗维奇夫人那里获悉，她的儿子在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日之间没在家里。推算斯兰奇科拍下了那张照片，被对方发觉了，而且知道自己被发觉了，于是立即动身回家，那么他在哈伊马角的时间应该是十八日前后。他是怎么知道要来这里找季利奇的，德克斯特不清楚。小伙子肯定是个很好的或者说是很幸运的记者。科贝奇先生应该雇用他。

“来这里的商务喷气飞机很多。”科利先生说。

“我需要的是每一架私人或者公司所拥有的商务喷气飞机的登记号码和机型，尤其是欧洲人名下的。这架飞机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之间停在这里。现在，我在想，在那四天时间里……什么？有十架？”

他暗自企求这个阿拉伯人不会来问,既然他代表着生产厂商，为什么会不知道这架飞机的型号。他开始一张接一张地揭下百元美钞。

“作为我的一番好意，和我对你的完全信任，我的朋友。另外四千留待以后。”

这个阿拉伯人看上去仍然在犹豫不决，既想接受这笔可观的钱，又怕被发觉，遭除名处理。美国人为他指点了一下。

“如果你是在做任何伤害你祖国的事情，那么我是做梦也不会提出来的。但这个人是一个贼。我们把他偷走的东西从他那里拿回来，肯定是一件好事。圣书上不是提倡要惩恶扬善吗？”

科利先生的手抓住了那一千美元。

“我现在就登记住进这家宾馆，”德克斯特说，“等你准备好了就打电话找巴尼斯先生。”

两天后，电话打来了。这两天科利先生在认真地扮演着一个秘密特工的角色。他是在公共场所的一个电话亭里拨打的电话。

“我是你的朋友。”半晌午时，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

“哈罗，我的朋友，你要见我吗？”德克斯特问道。

“是的。我拿到了你要的东西。”

“来我这儿还是去你办公室？”

“都不行，太公开了。到哈姆拉城堡吃中饭吧。”

假如有人在窃听的话，他们的对话未免也太可疑了，但德克斯特怀疑哈伊马角的情报机关不会关心他们的事。

他结账离开宾馆，叫上了一辆出租车。哈姆拉城堡酒店在城外，朝着返回迪拜的方向沿着海岸行驶十六公里，是一座古旧的阿拉伯要塞改建而成的豪华的五星级海滨胜地。

他于中午时到了那里，对于海湾地区的午饭来说，他到得实在太早了。他在圆顶的大堂里找到一把椅子，点了一杯啤酒，观察着进出酒店的拱门。一点钟刚过，科利先生出现了，满头大汗，因为他刚刚从一百米外的停车场走过来。在五个餐厅里，他们选了有自助冷餐的黎巴嫩饭馆。

“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拿上盘子沿着餐桌走过时，德克斯特问道。

“没有，”这位阿拉伯公务员说，“我解释说我的部门正在联系所有已知的客人，准备向他们寄送关于哈伊马角现在建设的新休闲设施的宣传画册。”

“好极了，”德克斯特笑了，“没人认为很奇怪吧？”

“恰恰相反，空中交通管理的那些官员找出了十二月份所有的飞行计划，并坚持要把整个月的全都给我。”

“你提到那些欧洲业主的重要性了吗？”

“是的，但只有四家或五家不是非常著名的石油公司。我们坐下来吧。”

他们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落座，并点了两杯啤酒。与许多当代的阿拉伯人一样，科利先生并不禁忌饮酒。

他显然很欣赏这顿黎巴嫩菜肴。他在盘子里取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把几张纸递给美国人之后就开始吃了起来。

德克斯特浏览了一遍十二月份的飞行计划，以及每架飞机之前在此降落和逗留的时间记录，直至他查阅到十二月十五日。他用一支红笔把十五日至十九日之间出现的商务喷气飞机做了记号。一共有九架。

两架格鲁曼三型，一架四型，是国际闻名的美国石油公司的。一架法国的奇袭和一架猎鹰，都是阿基坦公司所有。那就剩下了四架。

一架小型的李尔喷气机属于一位沙特王子，一架大型的赛斯纳则属于巴林的一位千万富翁。最后两架则是从孟买抵达的以色列制造的西风，以及从开罗飞过来又返回去的霍克1000。有人已经在西风旁边标注了阿拉伯语文字。

“这是什么意思？”德克斯特问道。

“哦，那一架是定期的。主人是一位印度的电影制片商。是从孟买飞过来的，他去伦敦或戛纳或柏林时都要路过这里，都是一些电影节。控制塔一看到就能认出来。”

“那张照片呢？”

科利把借走的照片递了回来。

“这个人，他们认为他是从那架霍克下来的。”

那架霍克1000型的登记牌照是P4-ZEM，根据记录，是百慕大的泽塔（Zeta）公司名下的。

德克斯特向这位报告情况的阿拉伯人表达了谢意，把答应过的另四千美元付了出去。就这几张纸来说，报酬算是很高的，但德克斯特认为这也许就是他所需要的线索。

在坐车返回迪拜机场的路上，德克斯特沉思着他以前曾听说过的一件事。当一个人改变了他的整个身份时，他往往经不起诱惑，还是会保留一个微小的细节，作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ZEM正好是Zemun的前面三个字母，也就是佐兰・季利奇从小生长的贝尔格莱德市泽姆恩区。而泽塔（Zeta）正好是希腊语和西班牙语字母Z的发音。

但季利奇肯定会把他自己和他的公司隐藏在多层保护之中，即便那架霍克确实是他的，他也不会去提及他的飞机。

某个地方应该会有相关的记录，但肯定会储存在一般人无法进入的数据库里。

德克斯特的电脑水平很一般，他没有能力侵入到有保护措施的数据库里。但他记得某个人有这种能力。

第十九章

对 抗

在事关正确与错误或正义与邪恶时，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是立场鲜明、决不妥协的。他骨子里的“决不动摇”原则，是一百年前从英国的波塔唐跨越大西洋带过来的，此前两百年，他的祖先从苏格兰西海岸把长老会理念带到了北爱尔兰。

在遇上邪恶时，忍耐意味着宽容，宽容意味着姑息，姑息意味着屈服。这是他绝对不会去做的。

他读到私家侦探的报告和那个塞尔维亚人的证词，获悉里基・科伦索的死亡详情后，他下定决心，如果可能，一定要把对此事负责的那个人带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的国家，来接受法庭的审判。

在所有读到过那份报告，接到过国务卿鲍威尔和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联名命令的情报机关人员中，只有他几乎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私事在办，但他的部门没有关于佐兰・季利奇目前状况的情报，因此他也没什么办法。

作为最后的一个措施，他把这个塞尔维亚恶棍的一张正面照片转发给联邦调查局驻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八位代表。

这张照片远比任何新闻媒体资料室存的照片都要清晰，虽然不像南斯拉夫清洁女工提供给复仇者的那张一样是近期的。五年前根据中情局情报站长的命令，有人在贝尔格莱德用一架长焦距照相机拍摄到了季利奇，当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季利奇是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这张照片拍摄到的画面是季利奇刚刚从汽车里出来，正好挺直腰杆，抬头面向四分之一公里之外他所看不见的镜头。在美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联邦调查局从中情局同事那里得到了一张洗印出来的相片，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都有了相同的照片。

从广义上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之外开展行动，而联邦调查局则在国内活动。除此之外，在反间谍、反恐怖和反刑事犯罪方面，调查局必须积极广泛地与外国，尤其是盟国合作，因此它在国外也派驻法律随员。

看上去，法律随员似乎是某种外交任命，是对国务院负责的。其实不然。这种法律随员其实是美国使馆内的联邦调查局代表。现在，他们都收到了由副局长弗莱明发送过来的这张季利奇的照片，希望能获得一次幸运的突破。这个出乎意料的突破是由本・扎伊德警官带来的。

穆沙・本・扎伊德，要是别人问起来，也会回答说自己是一个好男人。他为自己的酋长，即迪拜的马克土穆酋长服务，忠心耿耿，拒收贿赂，崇敬真主，按章纳税。如果他在暗地里把有用的情报传递给美国使馆里的朋友，那么这只是他的祖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不能与任何其他事情相混淆。

七月份的这一天，在室外的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八度的时候，他正在美国使馆开着空调的凉爽的大堂里，等待着他的朋友过来带他出去吃午饭。他的目光游离到了那块告示板上。

他站起来，走了过去。那个告示栏通常写着一些事件和活动通知、客人的抵离日程安排，以及参加各种俱乐部的邀请。其中有一张照片，还附有一个问句：“你见过这个人吗？”

“嗯，你见过吗？”在他身后一个欢快的声音问道，一只手也同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比尔・布伦顿，他的联络人，今天中饭的主人，美国使馆的法律随员。他们友好地互相打了招呼。

“见过，”警官说，“两个星期之前。”

布伦顿的笑容消失了。朱梅伊拉海鲜馆可以等一会儿再去。

“到我的办公室去。”他提议。

“你还记得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吗？”回到办公室里后，调查局的这位代表问道。

“当然记得。大概是十四天之前。我在哈伊马角走访亲戚。当时我正在法赛尔路上。你知道这条路吗？就是城外的那条海滨大道，在老城区和海湾之间。”

布伦顿点点头。

“嗯，当时一辆卡车正倒车驶入一个狭窄的建筑工地。我不得不停车。我的左边是一个露天咖啡馆。有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其中就有这个人。”扎伊德朝放在法律随员办公桌上的那张照片做了一下手势。

“不会搞错吧？”

“不会。就是这个人。”

“他与其他两个人在一起？”

“是的。”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一个只知道名字。另一个只见过面。知道名字的那个人叫鲍特。”

比尔・布伦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弗拉基米尔・鲍特实际上并不需要向东方或西方的任何情报官作介绍。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前克格勃少校，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黑市武器交易商，一个头号死亡商人。

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出生于杜尚别的塔吉克斯坦人，但他精通下层社会的手段。俄罗斯人简直可以算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在前苏联时期，曾把所有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外来居民统统称为“黑人”。只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才能逃避这种称呼，上升为与俄罗斯人平起平坐的等级。对于一个有一半塔吉克斯坦血统的人来说，能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克格勃培训基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并爬上少校军衔这种地位，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他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的航空运输团，那是一个把军火卖给反对西方政权的游击队，或第三世界政权的秘密组织。他会说葡萄牙语，所以在安哥拉内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空军中建立起一些可怕的特殊关系。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时，局面混乱了好几年，部队的司令官们纷纷把他们能够得到的军事装备廉价卖了出去，军事管理体系分崩离析。鲍特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购进了他自己部队的七十六架伊柳辛飞机，开始从事航空包机和运输业务。

到一九九二年，他回到了南方的家乡。阿富汗内战开始了，就发生在他的祖国塔吉克斯坦的国境对面，其中一个主要的权力争夺者，是他的塔吉克同胞杜斯塔姆将军。这位野蛮的将军所需要的唯一“货物”是军火。鲍特提供了。

一九九三年，他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露面，这里是经由比利时前殖民地、一直战火纷飞的刚果进入到非洲市场的便利之地。他的供应源源不断，前苏联庞大的武器库仍在按虚构的体系运转着，他的新客户中有卢旺达和布隆迪大屠杀的凶手。

最后，他把比利时人也搞得坐立不安了，于是他被赶出了奥斯坦德。一九九五年时，他出现在南非，把武器出售给互相交战的安哥拉政府和游击队。但在纳尔逊・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之后，他在那里的形势也开始变得不利，不得不匆匆地离开了。

一九九八年，他在阿联酋露面并在沙迦安顿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的档案放到了阿联酋当局的面前，于是在比尔・布伦顿与本・扎伊德警官一起坐到美国使馆办公室之前的三个星期，鲍特已经再次被撵了出去。

但他只是沿着海岸北上，搬到十六公里以外的阿治曼，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工商会大楼里搞了一个套房。人口仅四万的阿治曼，没有石油，只有少量的工业，与沙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对比尔・布伦顿来说，这次目击是很重要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上司柯林・弗莱明会对这个失踪的塞尔维亚人感兴趣，但这份报告肯定能使他获得胡佛大厦的赞赏。

“那么第三个人呢？”他问道，“你说你见到过他？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了。就在这里。他是你的一位同事吧？”

如果比尔・布伦顿认为他在这一天得到的惊天消息就此结束，那么他错了。他感觉到他的胃部在搅动。他仔细地从办公桌最下面的一格抽屉里拿出一本卷宗。这是使馆工作人员的简明花名册。本・扎伊德警官毫不犹豫地指向文化随员的那张脸。

“就是这个，”他说，“他就是坐在桌子边的第三个人。你认识他？”

布伦顿当然认识他。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多，但这位文化随员是一个大忙人。这是因为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之下，他实际上是中情局驻阿联酋的情报站站长。

来自迪拜的消息使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怒火中烧。倒不是因为兰利[12]的人跟弗拉基米尔・鲍特那样的人搞在一起。这也许是情报收集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使他愤怒的是，中情局的某一个高官显然对国务卿柯林・鲍威尔本人，和他自己的上级司法部长说了谎[13]。这么做显然打破了许多规矩，而且他清楚地知道是谁破了这些规矩。他打电话到兰利，要求紧急会晤。

弗莱明以前见过这个人。他们曾当着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面发生过抵触和摩擦，但没有伤及感情。对手之间偶尔还能互相吸引，但这次不同了。

保罗・德弗罗是早先马萨诸塞州的贵族后裔。他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文人雅士家庭。

他在上学之前就显示出他的聪敏才智，之后顺利地就读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那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耶稣会学术机构之一。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波士顿高专的导师们对他的评语是，一个优秀人才，如果没有成为资深学者，那么有一天肯定会加入耶稣会。

他攻读的是人文科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主攻哲学和神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与他的资深神学导师一起就教义的概念问题讨论到深夜。

一九六六年时他十九岁。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似乎能席卷第三世界，把西方留在一个遭到围困的孤岛上。就在那时候，教皇保罗六世恳求耶稣会承担起向无神论挑战的先锋队任务。

对保罗・德弗罗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无神论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一定是无神论。他将为他的国家服务，但不是在宗教界或学术界，而是在另一个领域。在乡村俱乐部里，他父亲的一位同事介绍过来的一个抽烟斗的人，安静地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在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毕业后一星期，保罗・德弗罗就宣誓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明媚灿烂、充满自信的开端。丑陋的真相后来才慢慢显露。

由于他的显贵背景和熟人关系，他在这个集团里步步上升，用他的平易近人和聪明才智挫败了其他人的嫉妒。随着时间流逝，他还证明在中情局里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吃得开的品质：忠诚。因此，其他许多错误都可以得到宽恕。

他在三个主要部门里都工作过，行动、情报（分析）、反情报（内部安全）。但他的生涯随着约翰・多伊奇局长的到来而遇到了阻碍。

这两个人互相看不惯。这种事情很常见。多伊奇没有情报工作的背景，他是最近经过一系列政治任命而走马上任的。他知道，能流利地说七门语言的德弗罗暗地里看不起他，他这么认为也许是对的。

德弗罗认为，中情局新局长是来自阿肯色州的那个新总统任命的政治正确的傻瓜。虽然同是民主党人士，德弗罗一点都不欣赏这个新总统，这还是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之前。

多伊奇和德弗罗本来就不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后来，在德弗罗为驻南美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进行辩护时，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那个南美分支被指控与品行败坏的线人合作。

当时，除了几个老派人物还在留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好时光”，整个中情局已经体面地完全接受了第12333号总统令。这个总统令是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布的，禁止任何“终结”行动。

德弗罗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见，但他的级别太低了，不会引起上面的重视。在他看来，在一个各方都在秘密收集情报的根本谈不上完美的世界里，有时候会出现叛徒或相当于叛徒的人，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这样的敌人也许不得不被“终结”掉。换句话说，为了保留十条命，也许必须终结一条命。

至于是否要“终结”的决策，德弗罗认为，如果局长本人并不足以被高层委付做出这种决定，那么他根本不配当局长。

但克林顿当政时期，对政治正确的强调过了头。以资深特工的观点来看，为了政治正确，就下令不准采用名声不好的人传递过来的情报，这简直是在乱弹琴，无异于要求把情报来源局限在僧侣和唱诗班孩子身上。

德弗罗手下这位负责南美情报官，仅仅因为使用了前恐怖分子提供的一个现行恐怖分子的情报而面临处分，眼看前程即将毁于一旦；德弗罗写了一份极其尖酸刻薄的报告为他辩护，引得它像前苏联的非法手抄本一样在行动部职员中间争相传阅。

多伊奇就此事要求德弗罗走人，但副局长乔治・特内特提议要谨慎行事。结果走掉的是多伊奇，由特内特本人顶替。

一九九八年夏天，非洲的两座美国使馆被炸了。这事使得这位新局长需要启用更泼辣更高效的知识分子。

即使是最底层的清洁工也知道，自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之后，新的战争形态主要是与持续成长的恐怖主义作斗争，而在中情局内，直接负责此项行动的机构就是反恐中心。

保罗・德弗罗此时并没在反恐中心工作。因为他熟练掌握的几门外语之一是阿拉伯语，他曾三次出任阿拉伯国家的情报官，所以当时他是中东处的第二把手。

美国驻非洲的两个使馆挨炸后，局里把他从中东处抽调出来，负责一个小小的专业工作组，只向局长本人报告。这项工作被叫做“游隼行动”，源自在猎物上空静静地盘旋着的隼鸟，这种捕猎者在确信能给猎物以致命一击时，才以可怕的速度和准确性突然降临。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德弗罗可以没有限制地使用来自任何渠道的情报，只要是工作所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专家组。作为他手下的二号人物，他选择了凯文・麦克布莱德——不是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经验丰富，工作积极，忠心耿耿的实干家。现在，正是麦克布莱德接听了这个来自胡佛大厦的电话，他用手捂住听筒。

“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来电，”他说，“听口气好像很不高兴。我回避一下吧？”

德弗罗做手势让他留下来。

“柯林……我是保罗・德弗罗。有什么事吗？”

听着听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好的，我认为见面谈比较好。”

见面地点是一座安全房，适合于争论。这里每天都会“打扫”窃听装置，每一个字会录下来，以供与会人员知晓。

弗莱明把比尔・布伦顿的那份报告扔到了德弗罗的鼻子底下，让他去看。这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脸保持着无动于衷。

“那又怎么样？”他问道。

“请不要告诉我，迪拜的那位警官搞错了，”弗莱明说，“季利奇曾经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军火走私者。他离开了，消失了。现在他被人看见与海湾和非洲地区最大的军火贩子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完全符合逻辑。”

“我做梦也不想否认这个逻辑。”德弗罗说。

“你们负责阿拉伯湾地区的人也掺和在一起。”

“中情局负责海湾地区的人，”德弗罗柔和地说，“你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实际上在主管中东，虽然说起来你是第二把手。因为中情局在海湾的所有情报官都会向你汇报。因为即使现在你是在搞某个特别项目，但这种形势并没有改变。因为我非常怀疑两个星期之前，并不是季利奇首次踏上那片土地。我的猜测是，当上头的那个命令下达时，你确切地知道季利奇在什么地方，或者至少知道他将会在海湾出现，可以在某一天去把他抓获。但是你什么也没有说。”

“那又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中，怀疑离证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朋友，这事比你认为的更为严重。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特工在与已知的罪犯、最肮脏的恶棍同流合污。这是违反规定的，绝对违反所有的规定。”

“好吧。一些愚蠢的规定已经被违反了。我们的事业可不是那些大惊小怪、胆小怕事的人能干的。即使调查局也应该明白容小恶而行大善。”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柯林・弗莱明厉声说。

“我尽力吧，”德弗罗拖长声调说，“好吧，你坐立不安了。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再也没有必要讲究礼貌了，双方已经撕破了脸。

“这事我决不会放任不管。”弗莱明说，“这个季利奇罪大恶极。你肯定也读到过那个报告，知道他对乔治城的那个小伙子犯下的暴行。但你们在同流合污。你知道季利奇能做什么，也知道他已经做了什么。都记录在卷宗里，而且我知道你肯定已经读过了。有证词说，他曾经把一个不肯捐钱的小店老板倒吊在距两条电棒十几厘米的地方，直至那人脑袋沸腾。这是个杀人魔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使用他？”

“假如我确实在使用他，那么这事也是保密的。即使对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也是如此。”

“抛弃那个恶棍。告诉我们，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柯林・弗莱明气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可以这样傲慢？”他喊道，“早在一九四五年，在被占领的德国，我们就不与纳粹来往，尽管他们也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决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决不应该去与那些猪猡沾边。在当时这是错误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

德弗罗叹了一口气。这事正在变得令人讨厌，而且毫无意义。

“别给我上历史课了，”他说，“我重复一遍，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把我知道的事报告你们的局长。”弗莱明说。

保罗・德弗罗站了起来。谈话应该结束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去年十二月时我也许会被你吓倒，被你的火烤焦。但今天我水火不侵。时代不同了。”

他的意思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时，总统是还比尔・克林顿。

在佛罗里达州计票站的一阵混乱之后，乔治・W.布什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宣誓就职总统，他最热情的支持者就是现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

而且围绕在乔治・特内特身边的那些高官们不希望看到“游隼计划”失败，有人刚刚把克林顿的规定扔进了垃圾箱。不管怎么说，他们自己也常常做些不太符合道德标准的事。

“这事还没有结束，”弗莱明朝着离去的背影喊道，“他会被找到的，会被抓回来，只要我还能尽上力，我就不会放弃。”

在返回兰利的路上，德弗罗在汽车里回想着这句话。如果没有建立起警戒的雷达，他是不可能在中情局这个蛇窝里混上三十年的。他刚刚树立了一个敌人，一个也许很糟糕的敌人。

“他会被找到的。”由谁去找？怎么去找？胡佛大厦的这位道德学家又能怎样“尽上力”？他叹了一口气。小心不为过，要绷紧警惕的弦。他将不得不像一只猎鹰那样注视着柯林・弗莱明……或者说，像一只游隼。这个玩笑使他高兴了，但是他没能高兴得太久。

第二十章

喷气飞机

看到那座房子时，加尔文・德克斯特不得不赞叹命运的偶然性是多么有嘲讽意味：到头来，在韦斯切斯特住上漂亮别墅的，不是他这个部队转业的大律师，而是出身贝德福贫民窟的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黑人小伙子。十三年来，华盛顿・李显然混得很好。

七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推开那座别墅的门时，德克斯特注意到，小伙子的那口龅牙矫正了，鹰钩鼻子修整了，那丛乱糟糟的拖把布条般的头发理成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平头。在德克斯特面前的是一位三十二岁的成功商人，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和一家规模不大但生意兴隆的电脑咨询公司。

德克斯特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华盛顿・李从来没有指望过的一切，却都获得了。在追查到李的踪迹后，德克斯特已经电话告诉过他要过来拜访。

“进来吧，律师。”这位前电脑黑客说。

他们在后院草坪的帆布椅子里落座后喝苏打水。德克斯特递给了李一份宣传画册。封面上是在蓝色的大海上空倾斜着飞行的一架双引擎商务喷气飞机。

“我需要找的，是这种型号的其中一架，一个特例。我需要知道是谁购买了它，是什么时候买的，现在由谁所拥有，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你认为有人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信息？”

“如果业主是以他的真名实姓公开生活着，那么是我搞错了。但如果我是对的，那么这人应该是用一个假名秘密蛰居的，有警卫保护，他的信息应该在电脑系统的层层防护之下。”

“你想拨开那些层层防护。”

“是的。”

“十三年以来，这些事情已经复杂多了，”李说，“嗯，从技术观点来看，我是其中一个使事情复杂化了的人。从法律观点来看，议员们加剧了这种复杂化。你要求的是一次侵入，或者三次。完全是非法的。”

“这我知道。”

华盛顿・李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两个小女孩在草坪另一头的一个塑料水池里一边泼水一边尖声欢叫着。他的妻子科拉在厨房里准备中饭。

“十三年前，我面临着一次漫长的徒刑，”他说，“我本来将会从大牢里走出来，回来坐到贫民窟里的那套合租屋子的台阶上。但是我得到了一次重生。我在银行里做了四年，自己当老板当了九年，发明了美国国内最完美的安全系统，即使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现在，该是回报的时候了。好吧，律师。你要干什么？”

首先，他们调查这架飞机。霍克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航空时代。史蒂夫・埃德蒙在一九四〇年驾驶的就是一架霍克飓风。霍克系列的最后一批前线战斗机是超级多用途猎鹰。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公司无力单独承担新型战机的研发成本，只有美国的大公司做得起，他们合并了。霍克越来越多地转入了民用飞机。

到九十年代，差不多所有的英国航空工业公司都归入BAE，即英国宇航公司的旗下。当董事会决定要缩小规模时，霍克机型整个部门被堪萨斯州威奇塔的雷西翁公司买了过去。他们在伦敦设了一个小小的销售部，并在切斯特有一个服务中心。

雷西翁实际上买下了三种机型：很受欢迎的HS-125短程双发商务机，霍克800，以及最长航程可达三千英里的霍克1000型。

德克斯特从公开资料里查到的结果表明，1000型已于一九九六年停产了，所以如果佐兰・季利奇有一架，那肯定是二手的。而且，这种型号总共只生产了五十二架，其中三十架都属于一家基地设在美国的包机公司。

他要查找的是这两年，至多是在三年之内转手的其他二十二架飞机中的一架。从事这种昂贵飞机转手的二手交易商有好几个，但在转手之前这架飞机很可能经历过营运，这也许意味着要回到雷西翁公司的霍克部去查询。他们很可能处理过这笔交易。

“还有其他线索吗？”李问道。

“注册登记号，P4-ZEM。这不是国际民航常用的登记。这个号码应该是在名为阿鲁巴的一个小岛国登记的。”

“从来没听说过。”李说。

“在前荷属安得列斯群岛，与库拉索岛和博内尔岛一样。它们留在荷兰的旗下。阿鲁巴于一九八六年独立出去了。这些小岛国全都从事隐蔽的银行账户、公司登记这类事务。这令国际反欺诈规定非常头痛，但对于一个没什么资源的岛屿来说，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笔收入。阿鲁巴有一座小小的炼油厂。它的其他收入是依赖于几座珊瑚礁的旅游业，加上秘密银行业务、华丽而俗气的邮票，以及逃避正式规定的号牌登记。我猜测我的目标已经把老的登记号码改换成这个新的了。”

“那么雷西翁那里没有这个P4-ZEM的登记记录？”

“几乎可以肯定没有。此外，他们也不会泄露客户的详情。没门。”

“我们倒是要看一看。”华盛顿・李嘟哝着说。

十三年以来，这位计算机天才学到了许多新技能，部分是因为，不少新技能正是他发明的。美国大多数真正的计算机专家都在西部的硅谷，一个来自东海岸的人才要镇得住硅谷的知识精英们，那么他必须超棒。

李已经千万次告诉自己：头等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再次被抓住。他估量着这个十三年以来他第一次要尝试的非法行动，他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让人通过电子线索追踪到他在韦斯切斯特的这座房子。

“你的预算经费有多少？”他问道。

“足够了。怎么啦？”

“我要租用一辆房车。我需要全套家用电源，能足够我发出信号，之后能关闭，消失。第二，我需要买一台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个人电脑，而且这事结束后我要把它扔进一条大河里。”

“没问题。你打算从哪里发起进攻？”

“全方位。阿鲁巴政府的飞机尾翼登记。他们肯定登记过这架飞机从雷西翁公司出来时叫什么名字；其次，百慕大登记的泽塔公司，其总部，所有通信联络的目的地，资金转移记录等等；第三，这架飞机所有存档过的飞行计划。它肯定到过那个酋长国，叫什么来着？”

“哈伊马角。”

“好的，不管是哈伊什么。这架飞机肯定从某个地方到过那里。”

“开罗。它从开罗飞过去的。”

“那么它的飞行计划就一定记录在开罗的空中交通控制档案里，都是计算机化的。我必须去访问。好消息是，我估计他们不会对这种资料设置许多保护性的防火墙。”

“你需要去开罗吗？”德克斯特问道。

华盛顿・李好像看一个疯子般地看着他。

“去开罗？我为什么要去开罗？”

“你说要去‘访问’。”

“我指的是在电子空间。我可以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野餐营地里访问开罗的那个数据库。我看你还是回家去等着吧，律师。这不是你的世界。”

华盛顿・李租来了房车，买了个人电脑，再加上干他盘算好的事情所需要的所有软件。这些全是用现金购买的，虽然多少引起了商家的好奇。但是那辆房车除外，租车时需要驾驶执照，但租房车不会让人联想到一位电脑黑客要开工了。他还买来了发电机，是用汽油作动力的，使他能获得标准的家用电源，以备他随时取电登录。

第一件事和最容易的事，是侵入到阿鲁巴的飞机尾翼登记数据库里去。这个机构在迈阿密有一个营运办公室。李没有选择周末，这个时段一次未经许可的访问会在星期一上午显示出来，相反他在最繁忙的一个工作日里侵入到了文档中，这时候数据库在回答许多问题，他的提问会被淹没在题海之中。

这架牌号为P4-ZEM的霍克1000原先的牌号是VP-BGG，这就意味着它曾经在英国登记区的某个地方登记过。

华盛顿・李在使用着一个能隐藏使用者身份和地点的系统，叫做PGP，意思是“Pretty Good Privacy”，即“私密性相当好”。这个系统非常安全，但实际上它是非法的。他已经建立起两把钥匙，一把公用，一把私用。他用那把公用的钥匙发送，因为它只能编码；收取答案要靠他的私用钥匙，因为它只能解码。以他的观点来看，喜欢纯理论数学的爱国者们出于爱好开发出来的这个编码系统有个最大的优点，它极难攻破，不大可能有人发现他是谁或他在哪里。尤其是如果他保持很短的在线时间并经常变换地点，他应该是不会被抓住的。

他的第二道防线相当基本：他只在路上经过的网吧收发电子邮件。

在开罗空中交通控制中心查到了这架P4-ZEM霍克1000的记录，它每次都会从亚速尔群岛来到金字塔的故乡短暂停留，添加燃油。

这条由西往东，经由大西洋中的葡萄牙岛屿到达开罗，然后继续飞往哈伊马角的航线，表明这架P4-ZEM是从加勒比海地区或南美洲的某个地方飞过来的。这还不是证据，但可能性相当大。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路边停车处，华盛顿・李说服了葡萄牙-亚速尔空中交通管理数据库，向他承认那架P4-ZEM是从西方飞过来的，但其基地是在泽塔公司所有的一座私人机场。这就使得通过飞行计划去查找线索陷入了一条死胡同。

百慕大群岛也在为那些愿出高价的美元来寻求高度安全的客户们提供秘密的银行账户和公司登记服务，并相当引以为豪。

百慕大群岛首府哈密尔顿的那个数据库，最终没能抵挡住华盛顿・李输入的特洛伊木马的进攻，从而吐露出泽塔公司确实是在该群岛注册登记的。但它只能说出三位由当地人所担任的董事，全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士。没有查到任何叫佐兰・季利奇的人，没有塞尔维亚语发音的人名。

在纽约，根据华盛顿・李提供的情报，即那架霍克飞机的基地是在加勒比海地区附近，加尔文・德克斯特去咨询了他认识的一个包机飞行员。这个飞行员曾是他为之辩护过的当事人，当时有一位乘客晕机很厉害，就起诉飞行员没有选择一个好天气。

“去试试FIR，”那位飞行员说，“就是航班信息登记。他们应该知道谁把基地设在了他们的地区。”

加勒比海南部的航班信息登记中心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对方确认，那架牌号P4-ZEM的霍克1000的基地确实在他们那里。一时间，德克斯特觉得他在所有其他线索上的查询也许都是浪费时间。答案似乎是那么简单，询问当地的航班信息中心，他们就会告诉你。

“提醒你一下，”飞行员说，“它用不着必须停放在那里。它只是在那里登记注册。”

“我不明白。”

“很简单，”飞行员说，“一艘游艇可能在它的船尾刷上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因为它是在那里注册登记的。但它可以一直在巴哈马群岛从事包船出租业务。这架霍克飞机的机库可以在距加拉加斯很远的地方。”

于是华盛顿・李提议使用最后的一招，并向德克斯特作了说明。经过两天的艰苦驾车行驶，李抵达了堪萨斯州威奇塔。在作好准备之后，他打电话告诉了德克斯特。

在雷西翁总部大楼五楼办公室里，一位销售副经理接听了来自纽约的电话。

“我代表百慕大泽塔公司给你打电话，”一个声音说，“你还记得你们曾经卖给我们一架尾翼号码为VP-BGG的霍克1000飞机吗？曾经在英国运营过的二手机，几个月之前卖给我们的。我是新的飞行员。”

“我当然记得，先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只是季利奇先生对舱室的内部结构不太满意，要求改装。你们能提供这种服务吗？”

“当然，我们这里当然能够进行舱室的内部改装，呃……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同时是不是还可以安排发动机大修？”

那位销售代表坐直了身体。他清楚地记得这笔交易。一切都进行了检修保养，以确保主要的机件还能用上两年。除非新的业主一直在飞行，不然的话，发动机在一年之内是用不着大修的。

“我能否问问你到底是谁？我认为发动机根本不需要大修。”他说。

线路另一头的那个声音失去了刚才的自信，开始结结巴巴了。

“是吗？哦，对不起。肯定是搞错了飞机。”

电话挂断了。现在，这位销售副经理已经是满腹狐疑了。据他记忆，他从来没有向外人提及过这架由肯特郡比金・希尔航技公司提供的、在英国登记过的霍克飞机的销售情况。他决定让安全员去追查这个电话，努力去查明是什么人打来的。

当然，他已经晚了一步，因为这部手机的SIM卡已被扔进了纽约的东河。但他回忆起了从泽塔公司来威奇塔把这架霍克机开走的那位飞行员。

一个友好的南斯拉夫人，前南人民军空军上校，出示的证件是完美的，包括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全部飞行记录。销售代表核实了一下他的销售备忘录：斯维托米尔・斯蒂潘诺维奇机长。还有一个电子邮箱。

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那架霍克飞机的机长，来过一个奇怪而又烦人的电话，就发送出去了。在这栋总部大楼附近，停放在树丛后面的一辆房车里，华盛顿・李扫描了一下他的电磁发射监视器，谢天谢地，那位销售代表没在使用可以逃过这种监视器的TEMPEST系统。他注视着他的电磁监视器截取了这封电子邮件。内容对他没什么意义，这封信的目的地才是他要的。

两天后在纽约，那辆房车还给了租车公司，硬驱和软件落到了密苏里河中，华盛顿・李俯身审视着一张地图，用铅笔指向了一个地点。

“在这里，”他说，“圣马丁共和国。圣马丁城以东约八十公里处。那架飞机的机长是一个南斯拉夫人。我认为你已经找到了你要的那个人，律师。现在，如果没有其他事，我要回家去照顾老婆孩子做生意了。”

复仇者买来了他能找到的最大比例的地图，并把它们放得更大。在连接南北美洲的蜥蜴形地峡的底部，庞大的南美洲的最顶端，西边是哥伦比亚，正中是委内瑞拉。

在委内瑞拉西边有四个圭亚那。第一个是前英属圭亚那，现在只叫做圭亚那。接下去是前荷属圭亚那，现在叫苏里南。再往东是法属圭亚那，以前是魔鬼岛的故乡，现在是欧洲的空间研究基地。夹在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之间的地方，德克斯特发现了那片丛林三角地，原先叫西属圭亚那，在独立之后改名为圣马丁。

经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这是最后一批真正的“香蕉国”[14]之一，由一个残暴的军事独裁者统治，是一个遭到其他国家排斥的、贫穷落后、乌烟瘴气的小国家。那是用钱可以买到一切保护的地方。

八月初，一架夏延风笛II型飞机在近四千米空中沿着海岸飞行。这种高度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疑虑，至多以为是一架商务飞机在从苏里南飞往法属圭亚那，但从这个高度能够清晰地对地面拍照。

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租来的这架最大航程为一千二百英里的夏延风笛，可以飞到法属圭亚那再返航。租赁飞机的客户，护照显示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巴尼斯的美国公民，现在是一位度假业务开发商，来寻找新的胜地。那位圭亚那飞行员私下里认为，根本没人会付钱来圣马丁度假，但谁会拒绝用高价美元现金支付的包机业务呢？

按要求，他驾机紧贴着海岸线飞行，这样坐在右边副驾驶座位上的乘客可以把长焦距镜头对着舷窗，时刻做好拍摄的准备。

在苏里南以及沿国境线的康米尼河落到后面去之后，前方绵延几英里都没有适合度假的沙滩。海边到处都是美洲红树属植物，沿着棕红色的、游满了蛇的河道，从密林一直延伸到海里。他们飞过了首都——在赤日炎炎下沉睡着的圣马丁城。

圣马丁城唯一的海滩在城东的巴希亚，但那是留给权贵们的胜地，也就是独裁者和他的幕僚们专享的。在这个国家的末端是埃尔彭托，距马罗尼河和法属圭亚那开始处十六公里。

埃尔彭托是一个三角形的半岛，像一颗鲨鱼的牙齿，从陆地突出来伸向海洋。其陆地一侧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只有一条唯一的土路穿越一个单一的山口通向半岛的尖端。但那里有人居住着。

这位飞行员从来没有往东飞到这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半岛对他来说只是航图上的一个三角形。他能看到下面有一片围护起来的房产。他的乘客开始拍照。

德克斯特用的是一架35毫米的尼康相机，有电动卷片功能，每秒钟能拍摄五张照片，并能在七秒钟内完成倒片，他可绝对不想让飞机盘旋等着他更换胶卷。

他设置了迅疾的快门速度，由于飞机的震动，慢于1/500秒的速度会造成图像模糊。感光度用400 ASA并把孔径设在F8，是他所能做到的最佳设置。

在第一次经过时，他拍摄到了在半岛末端的宅院，宅院周围的防护围墙和大门，加上农业工人耕种的田地，一排排谷仓和农房，以及似乎是工人住宅的一丛长方形白色简易房屋，这组房子与田地之间，分隔着一道铁丝网。

地面上，有几个人抬起头来。他看见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始跑动。然后他们掠过这个半岛，朝着法属圭亚那飞去。在返航时，他要求飞行员从内陆飞过去，这样他能够由右边的座椅从陆地一侧去察看这块地皮。他正在从连绵的山脉上空俯视着这个半岛，一直延伸到海边那座宅院。此时，夏延风笛下面的山岭上有一个卫兵记下了飞机的编号。

德克斯特用第二只胶卷拍下了沿着山脚延伸的私家机场，拍下了村庄、车间和主机库。有一台牵引车正把一架双引擎的商务喷气飞机拖进机库里去。尾翼几乎已经全部进入机库了，但它进入到阴影中之前，德克斯特看到了尾翼上的编码。那个号码是P4-ZEM。

第二十一章

行大善而容小恶

保罗・德弗罗坚信联邦调查局不会撤消他的“游隼计划”，但他还是为与柯林・弗莱明的这次针锋相对的会面而深感烦恼不安。他并没有低估对方的才智、影响或情感。但真正使他担忧的是耽搁了时间。

“游隼计划”只有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和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知情。对这个秘密计划掌管了两年之后，德弗罗已经接近，或者相当接近触发他精心设置的陷阱的最后一搏了。

目标只被简称为UBL。这是因为华盛顿的整个情报界把那个人的名字拼写成Usama，即乌萨马，使用的首字母是“U”，而不是媒体所喜欢采用的“Osama”[15]。

在二〇〇一年夏天，整个情报界普遍深信拉登将发起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屠杀会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某个主要的美国利益机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会在美国领土上发动袭击。

这种念头贯穿在所有的情报机关里，但主要是在中情局和调查局的反恐部门里。反恐行动的重心是要提前发现拉登的真正计划，然后去预防它。

尽管总统第12333令禁止“终结”，但保罗・德弗罗的目标绝不只是阻止本·拉登，而且还要“终结”他。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这位从波士顿学院毕业的学者就已经明白，在中情局内的提升要依靠某种形式的专业知识。他的年轻时代是越战和冷战的时代，大多数新员工都选择了苏联部门。敌人显然是苏联，要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因此学俄语的门槛都快被挤破了。德弗罗选择了阿拉伯语，钻研伊斯兰教。别人都认为他发疯了。

他非常投入地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语言水平几乎可以被当作阿拉伯人；他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达到了《古兰经》学者的水平。他的回报随着一九七九年的圣诞节而来临：苏联入侵了一个叫阿富汗的地方，在兰利的中情局总部，情报官们这才慌忙寻找地图。

德弗罗表示，除了阿拉伯语他也会说不错的乌尔都语，也就是阿富汗的语言，还略懂巴基斯坦西北地区至阿富汗的部落族人说的普什图语。

他的生涯真正起飞了。他是第一批站出来说明问题的人之一，他指出，苏联已经掉进了一个泥潭却浑然不知；阿富汗的部落是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国占领的；苏联的无神论触犯了他们狂热的伊斯兰教义；在美国的物质帮助下，他们将会在山区基地里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最终把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统领的苏联红军第四十军打得损兵折将，吃尽苦头。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前，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们确实让一万五千名苏军士兵躺在棺材里返回了家乡；尽管阿富汗人一直在暗处抵抗，尽管占领军对阿富汗人造成了极其残酷的重创，但入侵者已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了。

正是阿富汗战争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共同作用，最后使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保罗・德弗罗已经从情报分析部转到了行动部，并与米尔特・比尔顿一起，把美国每年十亿美元的支持游击队的武器分发给那些“山区战士们”。

在阿富汗山区艰苦的生活、行军和战斗期间，他见过从中东过来的成百上千个满怀理想的年轻反苏志愿者。他们既不说普什图语，也不说达利语，但愿意在需要他们的时刻在异国他乡战斗和牺牲。

德弗罗很清楚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正在抗击一个威胁到他自己国家的超级大国。但这些年轻的沙特人、埃及人和也门人在那里做什么呢？华盛顿不理会这些中东年轻人，以及德弗罗所写的报告。但德弗罗对这些年轻人着迷。这位中情局特工会装作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的样子，连续几个钟头听他们讲话，欣赏着他们反对无神论的言论。

而且，他们也同样仇恨和蔑视基督教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些人中，有一个被宠坏了的生性狂热、喜怒无常的沙特巨富的后裔，投入千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巴基斯坦建立训练营和难民营，把食物、毯子和药品分发给其他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的名字叫乌萨马。

乌萨马・本・拉登想成为一位像艾哈迈德・马苏德[16]那样的勇士，但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暮春时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米尔特・比尔顿把他称作“被宠坏的小鬼”，但德弗罗密切地注视着他。这个年轻人除了喋喋不休地提及真主之外，还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总有一天这种仇恨将会发泄到除了苏联人以外的其他目标上。

保罗・德弗罗回到兰利，获得了一连串奖章。他已经选择了独身，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问和工作上。他已故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巨额财富，在他位于老亚历山德里亚的那座优雅的房子里，收藏着令人羡慕的伊斯兰艺术品和波斯地毯。

他曾试图告诫官方，要警惕苏军撤走后任由阿富汗陷入内战的愚蠢做法，但是柏林墙倒塌引起的欣慰导致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在苏联陷入混乱，东欧国家纷纷为自由而倒向西方的形势下，世界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一潭死水，世界唯一余留的超级大国所构成的最后威胁，正像太阳升起之前的雾气一般在蒸发。

德弗罗回国后还没来得及坐稳屁股，萨达姆・侯赛因就在一九九〇年八月入侵了科威特。在美国阿斯彭，冷战的胜利者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商定，他们不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第一批美军F-15战鹰升空飞往阿曼的图姆莱特，保罗・德弗罗也踏上了奔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的路途。

节奏太快了，日程太紧了，要不然他肯定会注意到异常。一个同样是从阿富汗返回的年轻沙特人，领导着一个叫“基地”的组织，提出愿为法赫德国王服务，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遭北方好战邻国的入侵。

沙特的君主很可能也没特别关注这个小股武装的头领，所以忽视了他提供的志愿服务，相反允许由五十个国家组成的五十万外国战士，来把伊拉克军队撵出科威特并保护沙特的油田。这些战士百分之九十是异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们的作战靴行进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同一片土地上。其中差不多四十万是美国人。

对那个沙特狂热分子来说，这是对真主和先知默罕穆德的侮辱，是不可容忍的。他宣战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针对许可外来入侵的沙特王室。更重要的是，德弗罗最初在兴都库什山区注意到的那种仇恨，现在已经找到了发泄的目标。拉登接着宣布对美国作战，并开始着手制订计划。

假如在海湾战争结束和胜利之时，保罗・德弗罗就被调到了反恐中心，那么历史的进程也许会发生改变。但在一九九二年，反恐中心还是一个级别很低的部门；政权转移到了比尔・克林顿手中；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进入了他们最糟糕的十年。先是中情局爆出丑闻，奥尔德里奇・艾姆斯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背叛祖国；后来又传出消息，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汉森也是个叛徒。

在与苏联对抗了四十年之后，本应该是胜利的时刻，两个情报机关却都遭受了领导、士气和信任上的危机。

新的领导崇尚一条新的原则：政治上的正确性。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伊朗门”丑闻经久不散，导致新领导不再崇尚勇气与胆量。精明能干的好员工大批离去；官僚主义者和阿谀奉承者被提到了中层领导的岗位上。具有几十年前线斗争经验的情报员们受到了冷落。

在招待酒会上，当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自鸣得意地宣称，至少阿拉伯世界还爱戴美国，保罗・德弗罗对他们报之以礼貌的微笑。这种爱戴只限于他们刚刚访问过的那十个王子。这位耶稣会会士出身的情报官曾经影子般地在穆斯林的街巷里穿行多年，在他的内心，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不，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四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驾着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驶入了纽约世贸中心地下第二层的停车场里。车上装载着大约五百到七百公斤的以化肥为原料的自制炸药，叫硝化脲。幸好对纽约人来说，它的爆炸威力还远远不够强大。

尽管如此，它还是造成了一次轰动。那时没人知道，甚至都没有人去怀疑，这次威力不大的爆炸是为一场新的战争打响了第一炮。

德弗罗当时是整个中东处的副处长，虽然在兰利的总部办公，但经常出差。部分因为他旅行时的所见，部分因为从中情局驻在世界各地伊斯兰国家的情报站涌进来的报告，使得他的注意力由阿拉伯的宫殿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他开始要求从驻外情报站获得补充报告，不是关于当地的部长们在干什么，而是关于大街小巷、农贸市场、宗教圣地、清真寺里的普通人，尤其是学校里接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青年们的内心思想。他观察和倾听得越多，警钟就敲得越响。

“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他内心的那个声音在告诉他。“他们只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协调人。”

他自己花时间进行研究，再次拾起了那个沙特狂人奥萨马・本・拉登的线索。他获悉，那人因粗暴无理地指责君主允许异教徒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被逐出了沙特阿拉伯。

他还获悉，拉登先是安顿在苏丹，又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狂热的纯伊斯兰国家。喀土穆[17]要把这个沙特的狂热分子移交给美国，但没人感兴趣。然后他又走了，回到了阿富汗的山区，那里的内战已经结束，政权落到了最狂热的极端宗教派别塔利班的手中。

德弗罗注意到，这个沙特人带着巨额财富抵达阿富汗，给塔利班奉上了几百万美元的礼物，很快成了那里的知名大人物。拉登带着差不多五十名保镖抵达阿富汗，并发现他共同战斗过的几百名外国（非阿富汗）穆斯林战士还在那里。在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和基达一带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这位归来者已经开始了两项狂热的计划：一是在十几个地方精心挖掘复杂的山洞；二是建造训练营。营地不是为阿富汗军队建造的，而是给志愿恐怖分子使用的。消息回传到了保罗・德弗罗那里。伊斯兰对美国的仇恨已经找到了一个协调人。

此时发生了美军突击队员在索马里遭到大屠杀的惨剧，这是情报不准所导致的。美国人不单低估了军阀阿蒂德的反抗，更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人在对美国人作战，不是索马里人，而是更为老练的沙特人。一九九六年，一颗巨型炸弹摧毁了在沙特阿拉伯达兰的科巴尔大厦，造成了十九名美国军人死亡，其他多人受伤。

保罗・德弗罗去见局长乔治・特内特。

“让我去反恐中心。”他要求说。

“反恐中心已经满员了，而且他们干得很好。”中情局局长说。

“在曼哈顿死了六个人，达兰死了十九个。这是奥萨马・本・拉登干的。拉登和他的组织即使并没实际去安放炸弹，也肯定是幕后策划者。”

“这我们都知道，保罗。我们正在处理这事。调查局也同样。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乔治，调查局对本・拉登不够了解。他们没有阿拉伯问题专家，他们不懂心理学。他们对付歹徒很内行，但苏伊士以东地区是月亮的阴暗面，他们恐怕从没见过。我对这事有新的思路。”

“保罗，我要你待在中东。我需要你继续留在那里。约旦的国王快要死了。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阿卜杜拉或者是他的弟弟哈桑？叙利亚的那个独裁者也快要倒台了，谁会去接管？萨达姆一直在阻挠武器核查专家，如果他把他们赶出去怎么办？整个巴以冲突问题正在向南扩展。我需要你待在中东。”

德弗罗的调动在一九九八年才成为现实。八月七日，两颗巨大的炸弹在美国驻非洲的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个使馆外面爆炸了。

在内罗毕死了二百一十三人，另有四千七百二十二人受伤。死者中有十二个美国人。在坦桑尼亚的爆炸没有那么严重，炸死十一人，炸伤七十二人。死者中没有美国人，但有两个美国人受伤。

很快就证实，这两起爆炸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本・拉登的组织。保罗・德弗罗把中东的事务移交给由他亲自提拔起来的年轻的阿拉伯问题专家，自己转到了反恐中心工作。

他的职务是中心副主任，但没有替代原来的领导。这不是一项很体面的安排。他作为一名顾问游离于情报分析的边缘，但他很快就明白，克林顿政府只采用品德正直的人提供情报的做法是完全发疯了。

正是这种疯狂导致情报完全不准确，美国对非洲爆炸事件的反击一败涂地。美国巡航导弹摧毁了苏丹首都喀土穆郊外的一座制药厂，因为他们相信本・拉登是在那里制造化学武器。结果那是一座真正的生产阿司匹林的工厂。

另外七十颗战斧巡航导弹砸进了阿富汗，想炸死本・拉登。这些价值几百万美元一颗的导弹把许多大岩石炸成了小石块，但本・拉登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由于这些惨败，加上德弗罗本人的不断游说，“游隼计划”才得以开始。

兰利的中情局一般认为，一个人的计划要得到接受、通过，他必须有几个监督员。但“游隼计划”非常绝密，只有局长特内特知道德弗罗的打算。在总部之外，这位耶稣会会士不得不吐露给另一个人：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他从老布什手下开始工作并延续到克林顿手下。

克拉克在兰利不讨人喜欢，因为他惯于发表不留情面的批评，但德弗罗需要克拉克是有几条理由的。这位白宫的工作人员将会义无反顾地同意德弗罗心里的打算；他绝对会守口如瓶；而且他可以在白宫施加压力帮助德弗罗得到他需要的工具。

首先，德弗罗获准把所有“不许杀死目标”的说法扔进垃圾桶，而且如果需要，他还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哪怕是令人恶心的恶棍。这些恩准并非来自于椭圆形办公室[18]。从那时候起，保罗・德弗罗就在他自己的极为隐蔽的钢丝上行走了，没人给他提供安全网。

他获准建立他自己的办公室，挑选他自己的小组人员。他物色了他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员工，局长压下了其他部门的强烈抗议。这是他第一次组建一支团队，他要的是一个精干的小组，每一个人都是专家。他在中情局大楼的六层得到一套三间的办公室，透过白桦树和柳树面对着波托马克河，除了冬季树叶脱落时节，这里都相当隐蔽。

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得力助手：一个可信赖的、忠诚的实干家，一个只按吩咐去执行而不会作任何猜测的人。他选中了凯文・麦克布莱德。

除了都是职业情报官，都在二十几岁时加入中情局并都已经服务了三十年之外，这两个人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

这位耶稣会士身材瘦小，每天在自家的健身房里坚持锻炼身体。麦克布莱德的身体已经发福了，周末喜欢喝啤酒，大多数头发已经从头皮上脱落了。

对麦克布莱德的年度“政审”记录显示，他与妻子莫莉的婚姻如磐石般牢固，住在贝尔特路边一个住宅区简朴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已经成年并刚刚离开家。他没有横财，靠薪水过着勤俭的生活。

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驻外使馆里度过的，从来没升上过情报站长的职位。他不会构成威胁，却是一个第一流的二把手。如果你要他做成某事，事就做成了。你可以依靠他，他不会卖弄假学问、大道理。麦克布莱德的价值观是传统的、爱家的、爱国的。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二日，在“游隼计划”执行了十二个月时，本・拉登又发起了袭击。这一次，袭击者是两个也门人，他们为达到目的而进行了自杀性攻击，这是自一九九三年在贝鲁特针对美军的爆炸之后，第二次自杀性袭击行动。以往在世贸中心、摩加迪沙、达兰、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本・拉登并没有要求最高形式的牺牲。这次在亚丁，他这么要求了。他在提高赌注。

当时，美国海军“科尔”号伯克级驱逐舰停泊在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亚丁港内。那里原是英国的煤炭码头，曾经也是美国警备区。也门是本・拉登父亲的出生地。美国人在那里的存在肯定是激怒了他。

两名恐怖分子驾驶一艘装载着TNT炸药的充气筏，从供应船队中间呼啸着穿行过去，插入到驱逐舰与码头之间爆炸了。由于船壳和混凝土之间的压力，船舷上炸出了一个大窟窿。军舰内，有十七个水兵身亡，另有三十九个受伤。

德弗罗研究过恐怖行动的产生和造成的伤害。他知道，无论实施者是国家还是非政府组织，恐怖行动总是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最高层是阴谋者、策划者、授权者和鼓动者；其次是组织者和协调者，他们负责招募、培训和提供装备，没有他们，计划就不能得到执行；第三层是实施者，这是些丧失了正常道德标准的人，他们去施放毒气、安置炸弹，扣动枪机；第四个层面是积极的配合者，引导杀手，造谣中伤邻居，透露隐藏地点，出卖旧时的同窗好友。最底层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迟钝、麻木，向暴君致敬，给杀人犯戴上花环。

在针对西方，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中，本・拉登起到了前面两个层面的作用。拉登本人、二号人物埃及人艾曼・扎瓦赫里、行动部头子穆罕默德・阿蒂夫，以及拉登的国际使者阿布・朱拜伊德，都不需要亲自去安放炸弹或驾驶卡车。

宗教学校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年轻的狂热分子，被灌输了对非原教旨主义的整个世界的满腔仇恨，加上对《古兰经》的断章取义的曲解。再给他们配上几个成熟的改变信仰者，唆使他们认为，大规模杀戮能保证他们登上《古兰经》里所描述的天堂。

本・拉登只是制订计划、招募人员、培训操练、供应设备、指导行动、提供资金和监督管理。

在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激烈争吵过后，德弗罗在坐车返回的途中，又一次检验了一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的道德正义性。是的，那个残暴的塞尔维亚人杀了一个美国人。但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已经杀了五十个美国人，而且以后还会杀更多。

他回忆起多米尼奇・泽维尔神父曾经就一个道德上的问题逼问过他。

“一个人向你逼近，想杀死你。他有一把刀，外伸距是一米。你有权进行自卫。你没有盾牌，但你有一支矛，外伸距是三米。你刺过去，还是等着他先杀过来？”

神父让学生们结成对子，互相辩论。德弗罗毫不犹豫。行大善而容小恶。是那个持矛的人挑起这场战斗的吗？不。但他有权用矛去刺。不是反击，反击的前提是第一个回合之后依然活着。应该先发制人地攻击。在对待本・拉登的问题上，他问心无愧。为保卫祖国，德弗罗将会杀人；而且他与之合作的盟友不管多么罪大恶极都无所谓。弗莱明错了。德弗罗需要季利奇。

对保罗・德弗罗来说，世人对他祖国的感情，一直是一个持久的谜团，他相信他已经解开了这个谜团。

大约从一九四五年，也就是他快要降生的时候起，历经此后的朝鲜战争，冷战开始的十年，美国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且还是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爱戴、最受羡慕和最受崇敬的国家。

五十年之后，前两个地位仍然保持着。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富裕，是唯一余留下来的超级大国，显然是能够俯视这个世界的霸主。

但纵观全球，黑非洲、伊斯兰和欧洲的左翼全都仇视美国。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困扰着国会山和新闻媒体的一个难题。

德弗罗知道，他的国家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它会犯错误，经常犯很多错误。但它的本意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良好，有时候比大多数国家更好。作为一个全世界到处旅行的人，他已经在近距离见过许多“大多数”，现实大都很丑陋。

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明白一九五一年至二〇〇一年之间的变化，所以他们假定这些变化没有发生过，把第三世界友善的假面具视作其内心真实的感觉。

难道山姆大叔没有尽力宣讲反对暴政的民主吗？难道美国没有提供至少一万亿美元的外援吗？难道美国没在五十年中每年拨出一千亿美元用于增强西欧的防务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举行反美游行示威，打出反美标语口号，围攻美国使馆，焚烧美国国旗？

六十年代末，当越战局势变得越来越糟，骚乱开始爆发的时候，一位年老的英国间谍头子在伦敦的一个俱乐部里向他解释过这个问题。

“年轻人，如果你软弱，你就不会被人憎恨。如果你贫穷，你也不会被人憎恨。你没有那万亿美元是不会被人憎恨的；你之所以被人憎恨，就是因为那万亿美元。”

那位年老的英国官员朝格罗斯文纳广场指了一下，在那里，左翼政治家们和留着胡须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朝美国使馆扔石块。

“对你们国家的憎恨，并不是因为你们在攻击他们的国家，而是因为你们保护着他们国家的安全。千万不要去寻求普遍欢迎。你们可以拥有至高地位，或者你们可以被人所爱，但决不会两者兼得。世人对你们的感受是百分之十的真正反对和百分之九十的妒忌。

“千万不要忘记两件事。没人会去感谢他的保护者；再没有比发泄到恩人身上的仇恨更强烈的仇恨了。”

这个老间谍早就过世了，但德弗罗已经在五十多个国家见证了他愤世嫉俗言辞的正确性。不管愿意与否，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很久以前，罗马人有过这种殊荣，他们曾对别人的仇恨报之以残酷的武力镇压。一百年前，英帝国曾称雄世界，他们对他人的仇恨的反应是：蔑视，不予理睬。现在，美国人结了仇，他们扪心自问到底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事？这位耶稣会会士、秘密特工早就下定了决心。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要去做他相信必须去做的事，并在某一天去见上帝时要求宽恕。到那时候，那些痛恨美国的人早就完蛋了。

当他回到办公室里时，他的助手凯文・麦克布莱德正等着他，脸色阴沉严肃。

“我们的朋友来联系过了，”麦克布莱德说，“很恼怒很惊慌。他认为有人在跟踪他。”

德弗罗沉思了一会儿，不是想着提抗议的那个朋友，而是想着联邦调查局的柯林・弗莱明。

“该死的家伙，”他说，“该死的下地狱的家伙。我还以为他不会那么做，至少没有那么快。”

第二十二章

半 岛

圣马丁共和国海岸上那个戒备森严的半岛，通过一条安全的电脑通信线路与麦克布莱德的办公室联络。与华盛顿・李一样，这条线路使用的也是那种私密性很好的PGP系统，其通信联络不会被他人拦截到。不同之处在于，这是经过合法授权的。

德弗罗研究着来自南方的这份报告。报告由半岛的保安队长、南非人范伦斯堡撰写。句子过分正式，一看就是外国人使用的文体。

但意思很清楚。报告描述了头天上午的一架夏延风笛飞机；飞机两次经过，先是朝东飞向法属圭亚那，接着在二十分钟之后折回来。报告提到，飞机右边舷窗有一只照相机镜头在阳光下闪烁。报告中甚至还有飞机的登记号码，在飞机低空掠过陡坡边的那个山口时被看到，记下来了。

“凯文，去追查那架飞机。我需要知道谁拥有它，谁在经营它，昨天又是谁在驾驶它，以及乘客是什么人。这事要抓紧去办。”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那套匿名的公寓里，加尔文・德克斯特已经洗印出他所拍摄的七十二张照片，并把它们尽可能放大了。他还把底片做成了幻灯片，这样他能用投影仪在墙上投影，作近距离的审视。

他把这些照片贴满了客厅的整整一面墙壁，从天花板到地板。他坐下来，接连花几个钟头的时间审视着墙面，偶尔去幻灯片里核查几个细节。单张幻灯片能提供更好更清楚的细节情况，但整面墙更能显示目标的全貌。这个项目不管是谁负责修建的，肯定投资了几百万，让这个昔日荒凉的半岛成了一座精心设置的可怕的堡垒。

大自然起到了鬼斧神工的作用。这个舌头状的半岛与圣马丁共和国丛林密布的腹地截然不同。它像一个三角形的匕首刀锋，从主海岸突出来，其陆地一侧是亿万年前地壳运动时所形成的连绵的山丘。

丘陵从一侧海岸延伸到另一侧海岸，两头入海处是呈垂直状落入大海的悬崖峭壁。没人能绕过任何一头的海岸从内陆的丛林走上这个半岛。

在陆地一侧，山丘从平原缓慢地上升到三百米的高度，山坡上覆盖着浓密的植被。越过山脊，半岛在海岸一侧形成令人头晕目眩的陡坡，坡上寸草不长，不知是天然如此还是人工清除的。从半岛上，只要用一副望远镜去仰视那道陡坡，任何企图降落到禁区一侧来的人都会暴露无遗。

连绵的丘陵上有一个单一的山口，一条狭窄的土路从内陆腹地延伸上来，然后蜿蜒盘旋降下陡坡，一直通到下面的半岛上。山口处有一个栏杆卡口和一座警卫屋，当时飞机飞过，警卫屋窗户的反光一闪，德克斯特这才看到它。

德克斯特开始列出他所需要装备的清单。进入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出来，带着那个目标，还要对付严密防守的卫兵，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那架飞机属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的一家只有一架飞机和一个人的包机公司，”当天晚上凯文・麦克布莱德汇报说，“劳伦斯航空服务公司，由一位圭亚那公民乔治・劳伦斯拥有和经营。似乎是完全合法的，外国人租用飞机飞向内陆……或者在本案中是沿着海岸飞行。”

“这位劳伦斯先生有电话号码吗？”德弗罗问道。

“当然有。喏，这里。”

“你与他联系过了吗？”

“没有。这条线路是公用的。估计他不会在电话上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论一位客户。而且他也许会把消息泄露给那位客户呢。”

“说得对。你得去走一趟了。坐商业航班去，让卡桑德拉为你在最早的飞机上订座。去追查这个劳伦斯先生，如有必要，可以付钱给他。查明我们那位带着照相机的好奇的朋友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在那里。我们在乔治敦有情报站吗？”

“没有。旁边的加拉加斯有一个。”

“你可以把加拉加斯情报站作为安全通讯基地。我会与那里的情报站长说明的。”

审视着整面墙壁上的照片拼接，加尔文・德克斯特的目光从那道陡坡移到简称为埃尔彭托的那个半岛。沿着陡坡坡面基部的是一条跑道，占去了整个可利用长度——一千四百米的三分之二。在跑道的一侧是一道铁丝网，里面是整个机场、机库、车间、油库和发电机房等等。

先用罗盘推算出那座机库的长度为三十米，德克斯特就可以开始计算和标示各点之间的距离了。由此测得耕地的面积在三千英亩左右。显然，经过几个世纪的风吹尘落和鸟粪堆积，这里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因为他能够看到放牧人和各种茂盛的庄稼。埃尔彭托的主人完全能够在大海和陡坡的壁垒之间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从山脚边流淌过来一条溪流，经过这片土地，形成一条大河汇入海洋。这解决了灌溉的问题。水源推测只能是出自内陆的高原上，并经由地下水道流过防护墙。德克斯特用铅笔注上了“泅水进去？”这几个字。很快他就把它们划去了。没有经过演练就试图去穿越一条不知底细的地下水道，绝对是自杀行为。他回忆起当初在越南古芝地道里穿过灌水陷阱的那种恐惧，它们不过只有几米长。这条地下水道可能有十几公里之长，而且他甚至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的。

在跑道的底部，越过铁丝网，他可以看见一丛白色小房子，大约有五百座，显然是某种住宅。这些房子中间有尘土飞扬的街道，几栋较大的建筑物可能是作食堂用的，还有一座小教堂。这像是一个村子，但奇怪的是，可能这时间男人们都在田野上和谷仓里劳作，但街上没有妇女和儿童。没有花园，没有家畜，更像是一个劳改农场。也许，这里干活的人们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

他把注意力转到了这座农场的主体上来。包括所有的耕地、羊群、谷仓，和另一群低矮的白色建筑物。一个穿制服的人站在外面，表明这里可能是卫兵、保安人员和监督人员的营房。根据房舍的外观、数量和规模，以及可能的入住率，他估算光是卫兵就有大约一百人。还有五栋很大的别墅，带花园，显然是供高层人员和机组人员用的。

这些照片和幻灯片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任务，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知道两个情况。一是这地方的三维概念；另一个是，这里每天的流程，规矩，程序。对第一个，他得按比例造一个半岛的模型；而第二个，他需要几天的静静观察。

第二天上午，中情局资深特工凯文・麦克布莱德搭乘BWIA航班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直接飞往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并于下午两点钟降落。机场的手续很简便，而且因为他只带着一只准备过一夜的手提包，他很快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劳伦斯航空服务公司很容易找到。它小小的办公室坐落在滑铁卢街旁边的一条巷子里。这位美国人在门上敲了几下，但里面没有应答。闷热的空气已经开始使他全身出汗了。他透过沾满尘土的窗户去窥视里面，并再次重重地敲了几下门。

“里面没人，先生。”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说。说话者是一位老人，坐在相隔几个门面的一个阴凉处，摇着一把芭蕉扇。

“我要找乔治・劳伦斯先生。”美国人说。

“你是英国人？”

“哦，不是。美国人。”

这位老人似乎认为包机飞行员劳伦斯在与不在，与访客的国籍有关。

“他是你的朋友？”

“不。我在想能否租用他的飞机，如果我能找到他。”

“昨天开始就没在这里了，”老头说，“他们把他带走了。”

“谁把他带走了，朋友？”

老头子耸耸肩，似乎邻居遭绑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警察吗？”

“不，不是。是几个白人，开一辆越野车来的。”

“是游客……客户？”

“也许是吧。”老者说。然后他提了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机场问问。他把飞机停在那里。”

十五分钟后，汗流浃背的凯文・麦克布莱德调头返回了机场。在私家飞机航管区里，他打听乔治・劳伦斯。结果他遇到了弗罗伊德・伊文思，乔治敦警察局的刑警。

他又被带回到了市区里，这一次是坐一辆警车，并被带进一间办公室内，那里的空调像是久违了的一次冷水澡，令人舒爽。伊文思刑警审视着他的护照。

“你来圭亚那到底想干什么，麦克布莱德先生？”他问道。

“短暂访问，探探情况，为的是以后带老婆一起来度假。”这位美国特工说。

“八月份？八月份这里连蝾螈都躲到阴影里凉快去了。你认识劳伦斯先生吗？”

“哦，不认识。我在华盛顿有一个朋友，他告诉了我这个名字，他说我也许可以考虑坐飞机去内陆，说劳伦斯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包机飞行员。于是我就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在不在。就这些。我做错了什么？”

刑警合上那本护照，把它递了回来。

“你是今天从华盛顿到达的，这似乎很清楚，你的机票和入境章也都确定了这一点。子午线宾馆也确认有你今天晚上预订的房间。”

“听着，警官，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你知道乔治・劳伦斯先生在什么地方吗？”

“哦，知道，这个我知道。他在我们这里总医院的停尸所里。看上去，他昨天被三个人从办公室里带走，这些人开着一辆租来的越野车，他们昨天晚上把车还掉后飞走了。这三个名字你看着眼熟吗，麦克布莱德先生？”

他把一张纸条从办公桌上移了过来。麦克布莱德去看那三个名字，他知道它们全都是假名，因为这是他签发的。

“不，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些人。为什么劳伦斯先生会在停尸所里？”

“因为今天黎明时他被一个去市场卖菜的人发现了。死在城乡结合处路边的一条水沟里。当然，你那时候还在空中。”

“这太糟糕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我很遗憾。”

“是的，没错。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包机飞行员。劳伦斯先生失去了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八枚指甲。他的办公室遭到了洗劫，过去所有的客户记录都被拿走了。你认为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麦克布莱德先生？”

“这个我可不知道。”

“当然，我忘了。你只是一位外出旅行的推销员，难道不是吗？那么，我建议你赶紧回美国去，麦克布莱德先生。你可以走了。”

“这些人是畜生。”在加拉加斯到兰利的安全联络线路上，麦克布莱德向德弗罗汇报说。

“回家来吧，凯文。”他的上司说，“我会问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他们发现了什么，如果的确有什么情况的话。”

德弗罗早就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发展了一个熟人。搞这一行的人，从来都不会嫌情报来源太多，况且调查局不大可能把重要的情报贡献出来与他分享，这两个机构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单位关系。

他让他的熟人去档案数据库里查阅，自上面布置下来，要追查在那小伙子波斯尼亚被谋杀的事件以来，主管调查处的副局长柯林・弗莱明调阅过哪些卷宗。在他调阅过的卷宗里面，有一份只是简单地标示着“复仇者”。

第二天上午，凯文・麦克布莱德带着疲倦风尘仆仆地回了家。保罗・德弗罗与以往一样很早就在办公室里了，精神饱满，衣服笔挺。

他把一份卷宗递给了他的部下。

“就是他，”德弗罗说，“干涉我们事情的人。我已经与我们那位在南方的朋友说过了。当然，他手下的三个歹徒对那个包机飞行员施加了暴行。你是对的，他们是畜生，但现在他们是重要的畜生。很遗憾，但不可避免。”

他拍了拍那份卷宗。

“代号叫复仇者。年龄五十岁左右。身高、身材……全在卷宗里。还有一个简单的描述。现在化名美国公民阿尔弗雷德・巴尼斯。就是这个人，租用不幸的劳伦斯先生的飞机，去了我们朋友的那座半岛。而且国务院档案里的美国护照持有人，根本没有叫阿尔弗雷德・巴尼斯的。去找到他，凯文，并阻止他，早点终止他的行动。”

“我希望你指的不是‘终结’。”

“不，现在都禁止‘终结’。我的意思是查明他的身份。他用了假身份，那么他也许还会有其他的假身份。去找出他可能用什么假名进入圣马丁。然后通知圣马丁的那位可怕但很高效的莫伦诺上校。我敢肯定，在怎么处理这种事上他是值得信赖的。”

凯文・麦克布莱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阅读那份卷宗。他认识圣马丁共和国的那位秘密警察头子。独裁者的任何对手如果落到了他的手中，都将必死无疑，有不少还是缓慢地死去的。

麦克布莱德以自己的通常习惯，极为仔细地阅读了这份关于复仇者的卷宗。

在相隔两个州之外的纽约市，阿尔弗雷德・巴尼斯的那本护照被付之一炬。德克斯特并没有线索或确切证据证明他被人看见了，但当他与包机飞行员在飞过山脊上的那个峡口时，他曾看到一张脸在抬头凝视着他；距离近得足以看清风笛飞机的编号。因此，为防万一，阿尔弗雷德・巴尼斯已经停止存在了。

做完这事后，他开始搭建那座半岛堡垒的模型。在闹市区曼哈顿，阮文镇夫人正俯身在书桌上精心制作三本新的护照。

这一天是二〇〇一年八月三日。

第二十三章

警 告

如果一样东西在纽约也买不到，那这种东西可能不存在。

加尔文・德克斯特让一家锯木商店做了一张搁板桌，上面铺了一层一英寸厚的胶合板。它差不多占据了他的整个客厅。

文化用品商店提供了足够的颜料，标示出代表海洋和陆地等的十几种不同的颜色。布料商店出售的绿色台面呢做成了田野和牧地。建筑积木被用来充作仓库和房屋；百货商场的模型柜台解决了棕榈树、用于砖墙和门窗的快速胶水和粘贴纸。

在半岛尖端的那个逃亡者的宅院，是用儿童商店买来的塑料拼板搭成的，其余的景物都在一家神奇的铁路模型爱好者专业商店买到了。铁路模型爱好者们需要全套景物，山丘、峡谷、路堑、隧道、农场和正在吃草的动物。

三天之内，德克斯特按比例造出了整个庄园。现在，他看不到的仅剩那些他在飞机上用照相机没能拍到的东西：陷阱、机关、劳工人员、安全锁具、大门铁链、私有军队的兵力、他们的装备以及所有的室内情况。

还有许许多多情况尚不清楚，而且大多数问题只能通过耐心细致的观察去解决。但他还是制订了他进去的路线、他的作战计划和他撤出的路线。他继续疯狂采购。

皮靴、丛林服、应急口粮、钢剪、高倍望远镜、一部新的手机……他在一只背包里塞满了物品，最后有将近四十公斤重。然而，还有更多的东西；有的他必须到美国的其他州去购买，那里的法律比较宽松；另外的东西他不得不通过地下渠道去采办；有一些东西虽然合法，但会引起人们的好奇，也尽可能通过隐秘的渠道买来了。到八月十日时，他已经作好了准备，而且他的第一份身份证也已经备妥了。

“你现在有空吗，保罗？”

凯文・麦克布莱德在门口探进头来，德弗罗招呼他进来。副手带来了南美洲北部海岸的一张大比例地图，从委内瑞拉向东至法属圭亚那。他把地图摊开来，用手拍着康米尼河与马罗尼河之间的那个三角地带——圣马丁共和国。

“我猜测他会从陆路进去。”麦克布莱德说，“从空中路线来看，圣马丁城有全国唯一的机场，而且很小。每天只有两个班次，当地的航空公司经营的从东方的卡宴和从西方的帕拉马里博飞来的航班。”

他的手指指向法属圭亚那和苏里南的首都。

“这是一个鬼地方，极少有商务人员去那里，游客更是根本没有。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是一个白人，美国人，而且我们有他的大致身高和身材，都是从那份卷宗里得到的。还有那位包机飞行员在死去之前的描述。在他走下飞机的几分钟之内，莫伦诺上校手下的暴徒们就会把他抓住。况且，他还必须弄到一份签证，那意味着他必须要去圣马丁仅有的两个领事馆，帕拉马里博的，或加拉加斯的。我认为他不会去冒险坐飞机。”

“同意。但莫伦诺还是应该对机场实施日夜监视。他也许会搭乘私人飞机。”德弗罗说。

“这我会去向他说明的。下一个，海路。全国只有一个港口，也是在圣马丁城。那里没有客轮停靠，只有货船，而且数量不多。船员都是些印度人、菲律宾人或克里奥耳人[19]；如果他企图以一名船员或旅客的身份公开进去，那么他会非常显眼。”

“他可以坐一艘充气快艇从外海进去。”

“有可能，但这样的话，他必须在法属圭亚那或苏里南租用或者购买。或者他可以从近岸处的某艘货轮下水，但船长必须被他所买通。他可以从离岸三十公里处驾驶快艇登陆，放弃那条充气快艇，把它刺破，让它沉没。然后怎么样呢？”

“怎么样？”德弗罗咕哝着说。

“我猜想他肯定需要设备，带很重的负荷。他会选择在什么地方登陆呢？沿圣马丁海岸没有沙滩，除了这里的巴希亚。但那里布满了富人的别墅，在八月份住满了人，还有保镖、巡夜人和狗。

“除此之外，海岸上到处都是红树属植物，到处游动着蛇和鳄鱼。他将如何穿越那个地带？如果他成功抵达了东西向的主公路，那又怎么样呢？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也没有这个能耐。”

“他能不能在我们朋友的那个半岛直接登陆呢？”

“不，保罗，不可能。半岛靠海的一边全是悬崖峭壁，而且波浪滔天。即使他依靠铁爪索攀上了陡坡，在附近徘徊的那些狗会听到响动然后咬住他。”

“那么他将经由陆路进入。从哪一头呢？”

麦克布莱德又用食指去指点。

“我认为是从西边，从苏里南，搭乘旅客渡船渡过康米尼河，直接进入圣马丁边境，驾着越野车，带着假证件。”

“他还是需要一份圣马丁的签证，凯文。”

“签证最方便不过的地方就是苏里南了，那儿有圣马丁仅有的两个领事馆的一个。我认为，苏里南是他能搞到汽车和签证的最合乎逻辑的地方。”

“那么你的计划呢？”

“苏里南驻华盛顿的使馆，还有苏里南在迈阿密的领事馆。他要获得签证就必须去这两个地方。我要对这两个外交机构予以全面的警觉，追查一星期之内的签证发放情况，并从现在起把每一个签证申请人的详细情况转发给我。然后我与国务院的护照管理办公室进行核对。”

“你把宝都押在一个地方了，凯文。”

“并不完全这样。莫伦诺上校和他的打手们会去监视东部边境、机场、码头和海岸。我敢肯定我们的这个干涉者将会合乎逻辑地携带他的所有装备驾汽车由苏里南进入圣马丁。这根本不是一个繁忙的过境点。”

德弗罗对于麦克布莱德使用圣马丁人表示赞许。圣马丁的秘密警察被称为“黑眼睛”，总戴着围成一圈的大墨镜，他们这些人让圣马丁劳动人民极其恐惧。

他想起美国对那些地区的经济援助。毫无疑问，苏里南使馆将会提供全面合作。

“好的，我喜欢这样。去执行吧。但要快。”

麦克布莱德有点惊讶。

“我们有期限吗，头儿？”

“比你想象的紧，我的朋友。”

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港，是美国东海岸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在狭长的特拉华湾的顶端，即特拉华河流入大西洋的河口，有长达几英里的众多港池，除了可以停泊大型的远洋班轮之外，还可接纳成千上万艘沿海小货船。

加勒比海船务货运公司是一家代理公司，承办各种小轮船的货运业务。罗纳德・普罗克特的来访，并没有引起任何惊奇。他友善，迷人，使人信服，他那辆租来的皮卡车就停在门口，后面的车厢上装载着一只木板箱。

接待他的那位货运业务员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真诚，尤其是问过“先生，你带着证件吗？”之后，客人拿出与姓名相符的护照，业务员就更加毫不怀疑了。

客人出示的护照不但极为完美，而且是一本外交护照。还附着一封由国务院签发的信及调派命令，证明美国职业外交官罗纳德・普罗克特正被派往驻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的美国使馆工作。

“我们当然有免费行李津贴，但老婆总喜欢出门旅行时带上许多东西，现在我们有一只木箱超限了。我敢肯定你知道女人的习惯，是吧小伙子？”

“可不是吗。”业务员说。跟陌生的男士套近乎，抱怨一下老婆是最有效的方式了。“两天之内，我们有一条货船前往迈阿密、加拉加斯和帕博。”

他把苏里南首都的名称帕拉马里博，缩短为更常用的帕博两个字。这票货物的订舱确认了，运费也付讫了。这只木箱将在两天内装上船，并预计在二十日运抵帕博码头的一个保税仓库。由于是外交人员物品，当普罗克特先生去提取时，还可以享受免付关税的待遇。

苏里南驻华盛顿使馆坐落在康涅狄格大街4301号。在那里，凯文・麦克布莱德晃了晃他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证件，与负责签证处的一位外交官坐在了一起。这是华盛顿的一个不是很忙的外交办公室，所以只有一个人处理所有的签证申请。

“我们相信此人涉及毒品交易，并与恐怖分子勾结。”这位中情局的情报官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很隐蔽。他的名字并不重要，因为他肯定会使用假证件。但我们确实相信他会试图溜进苏里南，然后取道圭亚那去委内瑞拉与他的同伙会合。”

“你有他的照片吗？”外交官问道。

“哦，没有，”麦克布莱德说，“这方面我们还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呢，如果他来这里的话。我们只有一份关于他的描述。”

他把一张纸条从办公桌上递了过去，上面有两行文字说明：这个男人年纪五十岁上下，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瘦小结实，蓝眼睛，沙色头发。

拿上一星期以来十九份获批的赴苏里南签证申请的复印件，麦克布莱德就离开了。在三天内，所有的申请表都被核查过，结果全是合法的美国公民，他们留在国务院的个人档案和照片，与递交给苏里南领事馆的签证申请都完全相符。

如果这个不可捉摸的复仇者将在这里出现，那么现在还没有。

实际上，麦克布莱德搞错了领事馆。苏里南不是一个大国，肯定也不是一个富国。它的使领馆设在华盛顿和迈阿密，加上德国慕尼黑（而不是首都柏林），另外在前殖民地宗主国荷兰有两个。一个在海牙，但另一个，他们最大的外交机构，在阿姆斯特丹德古萨街11号。

就是在荷兰首都的这个苏里南外交办公室里，阿米莉・迪克斯特拉小姐，一位由荷兰外交部支付薪水并在当地招聘的荷兰女士，正在热情地为面前那位签证申请者提供帮助。

“你是英国人吗，纳什先生？”

她手上拿着的那本护照显示，亨利・纳什先生确实是英国人，职业是商人。

“你去访问苏里南的目的是什么？”迪克斯特拉小姐问道。

“我的公司正在开发新的旅游景点，海滨度假宾馆，”那位英国人说，“我希望能去看看你们的国家，哦，不，是苏里南，是不是有适合度假的胜地，然后继续前往委内瑞拉。”

“你应该去拜访一下旅游部。”从来没有到过苏里南的这位荷兰女士说。根据加尔文・德克斯特对那里的肮脏海岸的了解，设置这样一个部门，很可能是一次超越现实的乐观主义练习。

“这正是我的打算，当我抵达那里的时候，小姐。”

他恳求说他不想错过在希普霍尔机场的最后一班飞机，付了三十五荷兰盾的手续费，得到签证后就离开了。实际上，他的飞机并不是飞往伦敦，而是纽约。

麦克布莱德再次南下，去迈阿密和苏里南。从圣马丁过来的一辆汽车在帕博机场接上了他，把他载往东部的康米尼河过境点。陪同他的秘密警察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等候过渡的车队前面，强行驶上渡轮，不交渡费，渡过康米尼河到了圣马丁一侧。

在渡船上，麦克布莱德下车去观察流入大海的康米尼河那污秽的棕黄色河水，但成群的蚊子和湿热的空气把他逼回到奔驰轿车上，车里的空调使人感到舒服凉爽。莫伦诺上校派来的秘密警察对这种愚蠢举动露出了冷笑，但隔着墨镜看不清他们的眼睛。

从那条界河去圣马丁城有六十四公里路程。这是一条前殖民地时代修建的公路，路面坑坑洼洼，一路颠簸，道路两侧是丛林。有时候，公路左边的丛林被沼泽所代替，沼泽又被红树属植物所代替，植被一直延伸到人无法抵达的海边。右侧是浓密的雨林，绵延至内陆深处，到达康米尼河与马罗尼河的汇合处，然后延续到巴西。

麦克布莱德沉思着，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在不到半公里的距离内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他会看见一条土路从公路上岔开，深入到丛林之中，肯定是通向离公路不远处的一些小农场或种植园。

在路上，他们遇见了几辆汽车，大多数是微型卡车或者是经济境况较好的农场主使用的破旧越野车。路边偶尔经过一个骑车人，后轮的行李架绑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要去农贸市场贩卖的农副产品。

一路上有十几个村庄。这位来自华盛顿的人对于圣马丁农民的人种感到惊奇，这是有原因的。

殖民者们在征服了大片土地并最终想定居下来时，建起了种植园并需要大量劳动力。当地的印第安人看到这一切后，逃进了丛林深处。

大多数其他殖民帝国，都从他们已经拥有的殖民地贩运非洲奴隶，或直接在西非海岸进行贩卖交易。这些黑奴的后裔，与印第安人和白人混合基因之后，构成了现代美洲地区的主要人口。但西班牙殖民地几乎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非洲人。他们没有现成的黑奴来源，但他们有几百万失去了土地的墨西哥人；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到西属圭亚那的距离很短。

麦克布莱德透过奔驰汽车的车窗看到，路边农民的脸被太阳晒成了栗色，但他们不是黑人，甚至也不是克里奥耳人。他们是西班牙人。圣马丁的全体劳动者从基因上讲依然是西班牙人。少数几个从荷兰殖民地逃过来的黑奴，已经进入丛林里成了林中黑人，通常很难见到，而且可能非常危险。

当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撒大帝表示希望有胖子围绕在他身边时，他设想的是那些快乐友善的胖子，他肯定没有想到有赫尔南・莫伦诺上校这样的胖子。

这个深得圣马丁共和国总统穆诺茨信任的人，胖得像一只蹲伏着的癞蛤蟆，但他并不友善。

他施加在煽动叛乱或闹事者身上的酷刑，只在街头巷尾最阴暗的角落里，才有人敢用最低的声音传说。

谣传说，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搞这种事情的，从来没有人能回来。他们都没必要像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将军手下的秘密警察那样，把尸体扔进海里；这里，把一具裸尸拖进丛林里后，就能引来火蚁，而火蚁只要一个晚上，就能消灭掉通常自然条件下需要几个月或几年时间才能消失的人体软组织。

此刻，莫伦诺上校知道兰利的人正在前来，已经安排在游艇俱乐部里请客人吃中饭。那是城里最好的饭店，当然也最昂贵，坐落在港池旁边，面对着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而且海风终于压倒了从那些小街巷里散发出来的臭味。

与他的雇主不同，这位秘密警察头子不喜欢炫耀、制服、奖章和花环；他肥胖的身躯裹在黑衬衣和黑西服里面。如果有一丝高贵的痕迹，中情局的情报官寻思，那么也许是他从头到脚都像奥森・韦尔斯[20]。但那张脸更像赫尔曼・戈林[21]。

然而，他对这个小小的贫穷国家有绝对的控制权，他清楚那个来圣马丁寻求避难的南斯拉夫难民与总统之间的关系。避难者现在住在一座令人羡慕的宅院里，莫伦诺本人都希望有一天能把它攫取过来。

他知道那个避难者有巨额财富，每年支付给穆诺茨总统可观的避难保护费，虽然这种保护实际上由莫伦诺来执行。

他所不知道的是，为什么华盛顿的一个高级机构会选择把这个避难者介绍给总统。不过这不要紧。这个塞尔维亚人已经花费了五百万美元建造那座宅院，以及另外一千万美元建造那个庄园。除了购买不可缺少的进口物资，这些资金有一半都花在圣马丁国内，而每一项成交的合同都有一笔可观的佣金落到了莫伦诺上校的腰包里。

更直接地，莫伦诺还收费提供奴役劳动力，而且新犯人不断被逮捕输送过来，这支劳动队伍在持续壮大。只要这些苦工没有逃跑，或者没有活着被放出来，这就是一项利润丰厚的安全的业务。这位中情局特工在保护这个大财主的事上没有必要乞求他的合作。

“只要这个人一只脚踏上圣马丁的领土，”莫伦诺喘着粗气说，“我会马上抓住他。你将不会再次看到他，他吐露出来的每一份情报都会被传递给你。这一点我向你做出保证。”

在返回渡口的路上，在帕博机场等候飞机时，麦克布莱德想着那个未曾谋面的复仇者将要面临的任务；他想着那些防卫措施，和那人一旦失败时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将落到莫伦诺上校及其“黑眼睛”专家手里，痛苦地死去。麦克布莱德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决不是因为空调。

感谢现代新技术的发展，加尔文・德克斯特用不着返回彭宁顿，就可以听到他办公室电话留言机内的留言。他可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收听。他八月十五日那天去收听了。

大多数留言都是在说话者亮明自己的身份之前他就辨认出了声音。邻居、他的当事人、当地的生意人；大都是祝他钓鱼休假愉快，并询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办公室。

倒数第二条信息，使他差一点没抓住手中的电话听筒；他盯着玻璃亭子外面的交通车流，发了一会儿呆。把听筒挂上之后，他在街上走了一个小时，以理清楚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是谁把他的代号和任务泄露出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匿名的声音是来自一位朋友，还是一个叛徒。

那个声音没有表明身份。它是平缓的、单声调的，似乎隔着几层餐巾纸。话很简单：“复仇者，当心。他们知道你来了。”

第二十四章

游隼计划

梅德弗斯・沃森教授离去后，那位苏里南签证官有点透不过气来，结果他差一点忘了把这位学者的签证申请按要求寄给凯文・麦克布莱德在市内的一个私人地址。

“Callicore maronensis[22]。”在签证官问到去苏里南访问的理由时，这位教授微笑着说。签证官看上去一脸迷惘。看到他的迷惑表情，沃森教授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安德鲁・尼尔德的经典著作《委内瑞拉的蝴蝶》。

“有人发现它了，你知道吗，那种V型。简直难以置信！”

他啪的一声把这本参考文献翻到了有各种蝴蝶的彩色照片的那一页，在签证官看来，这些蝴蝶都很相似，只有在后翼上标示出来的一点点微小差别。

“Limenitidinae的其中一个品种，你知道。当然是亚科，与Charaxinae一样，两者都是由Nymphalidae繁衍出来的，这你也许知道。”

一头雾水的签证官发现他正在接受一场关于蝴蝶的科目、亚科、属性、类别和亚类的教育。

“可你想拿它们干什么呢？”签证官问道。梅德弗斯・沃森教授啪地一声合上了那本专著。

“拍照，我亲爱的先生。去找到它们，并对它们拍照。最近显然有人见过它们。到目前，Agrias narcissus在你们腹地的丛林里已经很稀少了，但Callicore maronensis呢？如果我拍到，会被载入史册。那就是为什么我必须马上去。秋天的季风，你知道的，已经不远了。”

签证官凝视着那本美国护照。上面盖有许多出入委内瑞拉的签证章，还有巴西和圭亚那的。他展开带有史密斯森学院抬头的介绍信。沃森教授得到了昆虫学系系主任的热情推荐。签证官缓慢地点了点头。科学、环境、生态，这都是现代世界不容否定或拒绝的大事。他盖上签证章，把护照递了回去。

沃森教授没有要求收回那封信，所以它留在了办公桌上。

“嗯，祝旅途愉快。”签证官淡淡地说。

两天后，凯文・麦克布莱德带着掩饰不住的笑容走进了保罗・德弗罗的办公室。

“我认为我们已经追查到他了。”他说着，把一份由签证申请人填写的，由苏里南领事馆批准的完整申请表格放在了办公桌上。页面上贴着一张护照尺寸的照片。

德弗罗看了一遍内容。

“是吗？”

麦克布莱德把一封信放在那张表格的旁边，德弗罗也把信看了一遍。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是一个假冒者。没有叫梅德弗斯・沃森这个名字的美国护照持有人。关于这一点，国务院核查结果决不会有错。这个人本应该选用一个更常见的名字。这个姓很显眼。史密斯森学院的学者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蝴蝶科研界也从没人听说过梅德弗斯・沃森。”

德弗罗凝视着照片上的脸：这人因为要搅乱他的秘密计划而不经意地成了他的敌人。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看上去很严肃，从下巴上蔓延开来的山羊胡子让这张脸稍柔和了些。

“干得好，凯文。这么说，这方法奏效了；这一切都很好。请你把每一个细节情况都马上告诉给圣马丁的莫伦诺上校。他也许很快可以采取行动。”

“还有在帕博的苏里南政府。”

“不，不要告诉他们。没有必要去惊动他们。”

“保罗，他一飞进帕博机场，他们就可逮捕他。我们的使馆人员可以确认那本护照是伪造的。苏里南人可以以护照欺诈而起诉他，并把他送上最快的一班飞机遣返回来，由我们的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押送。我们在飞机着陆时就逮捕他，他会被吓懵的，不会构成什么危险。”

“凯文，你听我说。我知道这很残忍，我也知道莫伦诺的名声。但如果这个人带着大量美元，那么他也许能避开在苏里南被捕。即使他被遣送回来，他也能在一天之内获得保释，然后消失得无踪无影。”

“可是，保罗，那个莫伦诺是一个畜生。你不会把你最糟糕的敌人送到他手里去……”

“可你不明白这个塞尔维亚人对我们大家是何等重要。你不明白他的偏执，也不明白他的日程也许有多紧凑。他必须确信对他人身安全的威胁已经解除，完全消失，不然他会停止与我们合作。”

“而且你还是不能告诉我吗？”

“对不起，凯文。不，现在还不行。”

他的副手耸耸肩，显得不太高兴，但只能服从。

“好吧，那感到内疚的是你，而不是我。”

就是这个问题，保罗・德弗罗想道。当办公室里再次留下他一个人，他凝视着窗外浓密的绿叶，德弗罗再次拷问自己：他的良心与他正在做的事情相符合吗？他别无选择：行大善而容小恶。

那个持假护照的不相识的人将不会痛痛快快地死去，但他已经选择了去骇人听闻的危险水域里游泳，是他自己决定要那么做的。

八月十八日那天，美国大地热浪滚滚，举国上下差不多有一半人在设法去海滩、河边、湖滨和山里避暑。在南美洲的北海岸，由内陆丛林里吹过来的湿热空气加上太阳的照射，使得气温陡增十度，达到摄氏四十三度。

从海岸沿苏里南河向上十六公里处，帕博港口的炎热空气像是一张巨大的毯子，笼罩在仓库和码头的上空。野狗们在努力寻找阴凉的处所，喘着气等待着太阳下山。人们坐在驱热作用不大的缓慢转动的电扇下纳凉。

那些笨人在喝含糖分的饮料、汽水和可乐，殊不知这只能加剧脱水和口渴。有经验的人则在喝热汤和热茶，这听起来好像是疯狂的举动，但早在两百年之前，就被英帝国的缔造人证明是最好的补充水分的方式。

一千五百吨级的“托巴戈之星”货轮在河道里溯流而上，靠上了指定的泊位，等待着天黑。在凉爽的黄昏，它卸下了货载，包括一只以美国外交官罗纳德・普罗克特的名字托运的保税木箱。这只箱子被搬进了围在栅栏内的保税仓库里，等待提取。

保罗・德弗罗已经花了多年的时间研究恐怖主义，不光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活动。

他早就得出结论，西方那种恐怖主义是出于贫困、源于“地球的弃儿”的传统说法，是很轻率的，是政治正确的振振有辞的说法。

从沙皇俄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到一九一六年的爱尔兰共和军，从德国的巴德-梅因霍夫帮、法国的指导行动、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红军派、日本的联合赤军，到秘鲁的“光辉道路”、北爱尔兰的当代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的“埃塔”，恐怖主义者全都来自出身优越，受过良好教育，心灵空虚，自我放任的中产阶级理论家。

在对这些组织作了全面研究之后，德弗罗最后深信，这个推论可适用于它们的所有头目，那些自我吹嘘的所谓工人阶级的斗士们。这个推论，如同在西欧、南美和远东一样，也可适用于中东。伊马德・穆格尼亚、乔治・哈巴什、阿布・阿瓦斯、阿布・尼达尔以及其他所有的阿布们，全都出身优越。他们大都具有大学文凭。

按照德弗罗的理论，那些能够命令别人去餐厅里安放炸弹，然后幸灾乐祸地观看其结果的人，全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怀有满腔仇恨。这是一种“天赋”。首先是仇恨；目标可以在以后找到，而且通常总会找到的。

动机也是在仇恨之后出现的。它也许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民族解放或者其他上千个动机；也许是反资本主义的热情，也许是宗教狂热。

但首先是仇恨，然后是事业，然后是目标，然后是方式，最后是自我证明。

德弗罗绝对深信，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领导层正是这种形式。“基地”的共同创始人，一个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搞建筑的百万富翁，另一个是来自开罗的执业医生。至于他们对美国人和犹太人的仇恨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这并不要紧。对他们来说，美国和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满意，只有彻底毁灭才能让他们高兴。他们憎恨美国，不是因为它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是什么。

他回忆起在伦敦怀特俱乐部，那位年老的英国间谍头子坐在窗边，左翼游行示威者在窗外的街上走过。示威队伍中，头发花白的老社会主义者还没从列宁逝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还有很多年轻男女，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渐渐成为中产阶层并转而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当然，还有洪水般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们。

“他们永远不会宽恕你们，小伙子。”那位老人说。“这是富裕对他们的贫穷，强大对他们的弱小，奋发对他们的懒散，先进对他们的落后，聪明对他们的愚笨，积极对他们的坐等，实干对他们的噱头。

“只要有一个煽动者站起来呼喊：‘美国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从你们那里剥削来的！’他们马上就会相信。如同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那个丑恶的半兽人，他们的狂热分子揽镜自照，对他们看到的形象发出了怒吼。愤怒成了憎恨，憎恨需要一个目标。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并不憎恨你们；憎恨你们的是那些心理失常的知识分子。一旦宽恕你们，他们会心理不安。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憎恨还缺乏武器。有一天，他们会获得必要的武器。然后你们就必须战斗和牺牲。不是牺牲几十人，而是成千上万人。”

三十年过去了，德弗罗深信那个英国老头说对了。在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亚丁的事件之后，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它所不知道的新的战争。当局所热衷的鸵鸟政策更使这种悲剧越发悲壮。

这位耶稣会会士已经要求站到斗争的最前沿，并得到了批准。现在他必须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去做一些事情。他的任务是“游隼计划”。他不想寻求与本・拉登谈判，即使在下一次恐怖袭击之后也不想以谈判回应。他打算在下一次恐怖袭击之前就摧毁美国的敌人。按照泽维尔神父的类推法，他打算先发制人，在那把尖刀捅过来之前，用他手中的矛去刺。问题在于：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决不能是模糊的，不能是“阿富汗某地”，而是要精确到十米见方的地点，精确到三十分钟之内的时间。

他知道，下一次恐怖袭击随时都会来临。其他人也都知道，白宫的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胡佛大厦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汤姆・皮卡德、兰利他头顶上一层办公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街上人们都在流传说，一次“严重袭击”正在酝酿之中。问题在于，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目标和什么方式，这些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由于禁止他们从非正义的渠道获取情报，他们很难查明这些问题。再加上其他部门也不愿把他们得到的情报与他分享。

保罗・德弗罗已经不再对那些官僚抱有任何幻想了，他自己着手准备他的“游隼计划”，不想把它的内容告诉给任何人。

在他阅读过的成千上万份关于恐怖主义的资料中，尤其是关于本・拉登的报告中，一个主题一直在迷雾中不断地出现。伊斯兰的恐怖分子不会满足于少量几个美国人在摩加迪沙和达累斯萨拉姆死去。本・拉登要的是美国人成千上万地死去。那个早就过世的英国人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要达到大规模伤亡，本・拉登和他的领导层需要一件武器，他们现在还没有，但正在不懈地努力谋求。德弗罗知道，在阿富汗山区那些复杂的洞穴里——那不是简单的岩洞，而是设置了实验室等设施的地下迷宫——已经开始了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研制。但要达到大面积散布，它们还相距甚远。

对本・拉登，以及对世界上所有的恐怖组织来说，有一件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奖品：可裂变物质。至少十几个恐怖团伙在不惜一切代价、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核设备所需要的基本元素。

这件核武器不需要一定是那种超现代化的“清洁”弹头；实际上从辐射性来说，越基本越“肮脏”的越好。恐怖分子中的科学家们知道，把足够的可裂变元素掺入到塑胶炸药中，能产生致命的辐射，可以把纽约那么大的一个城市范围夷为平地，造成该地区一代人的荒芜，还能把五十万人提早送进癌症的墓穴。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这场争夺核武器所需元素的地下战争是昂贵的、激烈的。到目前为止，西方后来在莫斯科的协助下，暂时获得了胜利，还幸存着。在各种秘密交易中，西方国家已经花费了巨额资金去把所有能找到的零星的铀235或钚购买过来。前苏联的所有共和国，在莫斯科的牵头下，已经把他们所余留的每一克可裂变物质全都交出来了。根据“努恩-卢格法案”[23]，一些当地独裁者因为这种交易变得非常富有。但仍流失在外面的实在是太多了。

德弗罗在兰利的反恐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小组之后，他注意到了两件事。一是，有一百磅纯武器级的铀235，被秘密放置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文察学院。这个重量的仅仅三分之一，即三十三磅或十五公斤，就足以制成一颗炸弹。米洛舍维奇一倒台，美国就开始谈判要收购这部分铀。

另一件事是，一个邪恶的塞尔维亚歹徒，米洛舍维奇的密友，想在屋顶坍塌之前出来。他需要身份掩护、新的证件和保护，需要一个可以消失的地方。德弗罗知道那个地方绝对不能是美国。但有一个“香蕉国”……德弗罗与他谈成了一项交易，条件是他要提供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协作。

在塞尔维亚暴徒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一片拇指指甲大小的铀235样品从文察学院被偷走，后来记录被修改，显示实际上少了整整十五公斤。

六个月前，在俄罗斯军火商弗拉基米尔・鲍特的引见下，逃亡的塞尔维亚人交出了他的样品，和证明他拥有那十五公斤铀的文件。

那份样品落到了本・拉登的化学家、物理学家阿布・卡巴的手里，又一个狂热的埃及高级知识分子。这促使他离开阿富汗悄悄地去了伊拉克，因为那里有他需要的设备，能正确地测试那份样品。

在伊拉克，另一个核项目正在进行着。此项目也在寻求武器级的铀235，但用的是一种缓慢的、老式的方法，类似于一九四五年在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所用过的一种回旋加速器。在那里，样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加拿大亿万富翁外孙被害的那份该死的报告开始传阅前四个星期，本・拉登传话回来说愿意作交易。德弗罗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镇静。

杀人武器还没有准备好。德弗罗本想使用“捕食者”无人驾驶高空飞机去执行任务，但它在阿富汗境外坠毁了，残骸回到了美国。还有一架之前没有武装的“捕食者”，正在配装“地狱火”导弹。一旦装配完成，它不但能够从同温层看见目标，而且能够把目标炸成碎片。

但这项改装花时太长。保罗・德弗罗改为用其他武器执行，但在新的武器就位之前，他不得不推迟计划。只有他们完全作好准备之后，那个塞尔维亚人才能接受邀请赴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去会见扎瓦赫里、阿蒂夫、朱拜伊德和那位物理学家阿布・卡巴。季利奇将随身带上十五公斤的铀，但不是武器级的，黄饼就行了。通常的反应堆燃料，同位素238，炼制成百分之三，而不是所需的百分之八十八。

在这次至关重要的会面时，佐兰・季利奇将会报答他所得到的全部恩惠。如果他不按计划行事，只要一个电话打给巴基斯坦极端危险的亲拉登秘密情报机构ISI，就会使他毁灭。

按计划，季利奇将会突然提高价格，并扬言如果他的新价码不能得到满足，就取消交易。德弗罗算准了只有一个人能够作决定，并且一定会有人去请示他。

到时候，在远处的阿富汗，奥萨马・本・拉登将不得不亲自接听这个电话。在天上，在太空里遨游的与国家安全局相连接的人造卫星，将会捕捉这次通话，并把通话的目的地准确地限定在一个三乘三米见方的地点。

在阿富汗一端的本・拉登会一直等在那里吗？在这个关键时刻，实现他最致命的梦想所需要的足够铀料是否能够到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他能够按捺得住他的好奇心吗？

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外海，美国海军“哥伦比亚”号核潜艇将打开舱口，发射出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导弹飞行期间，会受到全球定位系统（GPS），地形轮廓匹配系统（TERCOM），和数码场景匹配区域关联系统（DISMAC）的程序控制。

三个导航系统将把战斧引导到那个不到十平米的地点，把那部手机所在的地方炸成碎片，包括那个正在等待着白沙瓦回电的人。对德弗罗来说，问题是时间。现在距季利奇按计划赶赴白沙瓦，途中在哈伊马角作短暂停留接上那个俄罗斯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如果季利奇认为有人追杀他而惊慌失措，从而取消这次交易，德弗罗可承担不起。这个复仇者必须被阻止，甚至被“终结”。行大善而容小恶。

八月二十日，一架库拉索岛到帕拉马里博机场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班机上，走下来一名男子。他不是梅德弗斯・沃森教授，对这个人，一个秘密警察组成的“迎接委员会”正在远处的海岸边等待着他。

他甚至也不是美国外交官罗纳德・普罗克特，对这个人，一只木板箱在保税仓库里等待着他。

他是英国的度假业务开发商亨利・纳什先生。他用在阿姆斯特丹获得的签证，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局检查，并坐上一辆出租车去城里了。能在全市最高档的托拉利卡宾馆订上一个房间是很诱人的。但在那里他也许会遇上真正的英国人，所以他去了坐落在多米尼街上的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旅馆。

他的房间在顶层，有一个朝东的阳台。当他走出房间去阳台上俯瞰这个城市时，太阳照在他的身后。在这个高处，他感觉到了一丝微风，使得黄昏稍微好受一些。在东方，在七十英里以远的界河对岸，圣马丁共和国的丛林在等待着。

第二十五章

丛 林

租用汽车的是那位美国外交官罗纳德・普罗克特。车子不是从正规的租车公司租赁的，而是通过当地的报纸广告从一个私人汽车商那里租来的。

这辆切诺基是旧车，但维护得很好。如果经过一番彻底的检查和保养——这正是这位美国陆军培训过的新租户现在打算做的事——这辆车肯定能胜任它必须完成的任务。

他与车主达成的交易很简单，车主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他将用现金支付一万美元。他只需使用这辆汽车一个月，直至他自己的那辆四轮越野车从美国运来。如果他在三十天内把这辆车完整无损地交还过来，车主将予以接收并返还五千美元。

那位汽车出租商看到的是一笔在一个月之内就能轻松赚到五千美元的生意。面对着他的是一位友善的美国外交官，而且那辆切诺基能在三十天内回来，只有傻瓜才会去办理各种手续。为什么要去惊动税务局呢？

外交官普罗克特还在花卉市场后面租了一个车库和储物仓库。最后他去码头提取了他的那只木箱，运到车库里，仔细地把里面的物品拿出来，装进了两只长形的帆布装具袋。然后外交官罗纳德・普罗克特先生就停止了存在。

在华盛顿，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保罗・德弗罗正在遭受着焦急和好奇的煎熬。这个人到底在哪里？他是不是已经用了他的签证并进入了苏里南？他是不是已经上路了？

要消除焦虑，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坐落在雷德蒙街的美国使馆直接去询问苏里南当局。但那会引起苏里南人的好奇。他们会要求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自己去把他抓住并开始审问。那个复仇者能安排保释脱身，然后重新开始行动。而那个塞尔维亚人在想到要去白沙瓦时就已经很不安了，肯定会感到惊慌，进而会取消这个交易。所以，德弗罗在焦躁不安地踱步、徘徊和等待。

在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小小的圣马丁领事馆得到莫伦诺上校的警告说，有一个假装是蝴蝶收藏家的美国人也许会来申办签证。他的申请应予以立即同意，并把他的情况马上报告过来。

但是没有一个叫梅德弗斯・沃森的人出现过。他们正在寻觅的那个人此刻坐在帕博市中心一家露天咖啡馆里，身边的一只包里装着他最后采购的一些物品。这一天是八月二十四日。

他所购买的东西来自城里唯一的一家野营打猎用品商店。他几乎没有用伦敦商人亨利・纳什先生的身份购买多少要在国境对面使用的物品。有了那天上午他提取来的外交人员托运的木箱，东西已经准备齐全了。于是，他又开始喝帕博啤酒，并享受着他将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所得不到的最后的悠闲时光。

等候过境的人在二十五日上午终于得到了回报。排队渡河的车队与往常一样缓慢；蚊子与往常一样稠密。要渡河的差不多全是当地人，骑自行车的、驾摩托车的、开小货车的，都装载着农副产品。

在苏里南一侧的队伍里，只有一辆漂亮的黑色切诺基，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个白人。他穿着一件起了皱的奶油色泡泡纱西装，戴着一顶米色巴拿马草帽和一副宽边眼镜。与其他人一样，他也坐在车上等待着，不时地拍打着蚊子。每次，往返于两岸的渡轮装上一批新的货载，铿锵铿锵响着返回到康米尼河去时，他就再往前行驶几米的距离。

一个小时后，他终于驶上了渡船的甲板，拉起手闸后，可以下车去看看河上的景色。在圣马丁一边，他排在了等候清关的其他六辆汽车后面。

圣马丁检查站的手续极为严格，而且在十几个转来转去的卫兵中，似乎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路中央迎头横拦着一根刷着红白条纹的木杆，搁在新近放上去的两只油桶上面。

在旁边的一间库房里，一名移民局官员在认真审视所有的证件，通过窗口可以看见他的头部。那些苏里南人多半是来这里探访亲戚的，顺便贩运一些农副产品去帕博出售。他们肯定在纳闷这是怎么回事，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有的是耐心。于是他们继续坐着等候。当切诺基汽车挪到关卡前面时，差不多已是黄昏时分了。一名战士打着手语表示需要查看护照，他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护照后递进了那个窗口里。

此时这位切诺基的司机似乎很紧张。他的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不敢用眼睛去对视，只是盯着前方。他的眼光不时地瞟向侧面的亭子窗口。他看到那位移民局官员开始慌乱地去抓电话听筒。这时候，这个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的旅行者惊慌失措。

发动机突然吼叫起来，挡位已经挂进了。这辆重型的四轮驱动黑色越野车猛地向前冲去，后视镜钩倒了一名战士，那根红白条纹的拦路木杆被撞向了空中，在前方的几辆卡车中间狂舞着落了下去，然后切诺基冲进了苍茫的暮色之中。

越野车后面如同炸开了锅。飞落下来的木杆砸中了一名军官的脸。那位移民官在临时检查站的房间里大喊着，手里挥舞着一本写着梅德弗斯・沃森教授名字的美国护照。

莫伦诺上校手下的两名秘密警察，刚才一直站在那位移民官后面，现在跑了出来，一边拔出了手枪。其中一个跑回去开始用电话向东方四十英里外的首都报告这个突发情况。

那个捂着破鼻梁的军官一阵狂吼乱叫，十几名战士乱哄哄地爬上了那辆挂着黄褐色油布的卡车，出发去追击逃犯。秘密警察们跑向他们自己的蓝色越野车，也去追击了。但那辆切诺基已经转过两个弯道不见了。

在兰利，凯文・麦克布莱德看到他的办公桌上的电话指示灯在闪亮。这个电话只与圣马丁城莫伦诺上校的办公室相连。

他接了这个电话，仔细倾听着，记下了所说的内容，问了几个问题，又作了记录。然后他去见保罗・德弗罗。

“他们已经发现他了，”麦克布莱德说。

“抓住了？”

“差不多。如我所料，他试图从苏里南过河入境。他肯定觉察到了对他的护照突然产生的过分兴趣，要么是卫兵们有点太大惊小怪。不管怎么说，他冲过哨卡加大油门逃遁了。莫伦诺上校说他没有地方可去。两边都是丛林，道路上有巡逻队。他说他们将在上午抓住他。”

“可怜的人啊，”德弗罗说，“他真的应该留在家里。”

莫伦诺上校显得很乐观。找到结果花了两天时间。实际上，消息是一位农夫来报告的。他住在由公路右侧岔入丛林中去的一条土路的纵深两英里处。

他说他回忆起头天晚上有一阵很响的发动机嚎叫声经过他家，他老婆看见了一辆很大而且几乎是全新的越野车沿着那条土路朝丛林深处驶去。

他自然而然地假定那肯定是一辆政府的汽车，因为农民和设陷阱捕兽的人做梦也买不起这种汽车。只是在第二天晚上这车仍然没有出来时，他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主公路上。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支巡逻队，并把消息告诉了他们。

士兵们找到了那辆切诺基。在经过那个农民的棚屋后，它又往前行驶了一英里，然后在试图进入雨林中时一头扎进一条水沟里，呈一个四十五度角陷在了那里。深深的车辙表明那个逃亡的司机曾试图把汽车从水沟里倒出来，但在惊慌之中，手忙脚乱的他反而使汽车越陷越深。结果从市里派过来一辆吊车，才把这辆四轮驱动越野车从泥坑里吊出来，掉过头来后驶向公路。

莫伦诺上校亲自过来了。他察看了被搅乱了的泥土、被碾压过的小树和被折断了的藤蔓。

“找几个猎人，”他说，“带上猎狗。切诺基汽车以及车内的所有物品，都要送到我那里去。现在就动手。”

但夜色降临了。这些猎人都是乡民，不敢面对黑暗，因为他们相信林中的精灵们已经开始活动。他们在第二天黎明时才开始了搜捕行动，并在中午时分找到了猎物。

莫伦诺部下的一名秘密警察与他们在一起，他有一部手机。莫伦诺在办公室里接听了这个电话。又过了三十分钟，凯文・麦克布莱德走进了德弗罗的办公室。

“他们找到他了。他死了。”

德弗罗看了一下书桌上的台历。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七日。

“我认为你应该亲自去一趟。”他说。

麦克布莱德咕哝了一声。

“路途很远，保罗。而且一直在该死的加勒比海上空。”

“我会派给你一架局里的飞机。你在明天早饭时就能到。这项讨厌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不但要使我满意，也得让季利奇相信。去吧，凯文。帮我们两人确认这个消息。”

复仇者当初坐夏延风笛飞机飞过那个地区时，看到过那条从主公路岔出来的土路。那是在界河与东方四十英里处的首都之间，公路上分离出来的十几条土路之一。每一条土路都通向一个或两个农场或种植园，然后成了断头路。

他当时并没对这些土路拍照，为的是节省胶卷以拍摄在埃尔彭托的那个庄园。但他记住了它们。在返航途中他又看了一遍。

他所选择的那条土路，是从河边数过去的第三条。当时他比追捕队领先半英里，拐弯时他故意减低车速以免留下可见的车轮摩擦印迹，让切诺基轻盈地驶上了那条土路。再转过一个弯道，熄火后他听见了追捕车队雷鸣般地沿着主公路驶了过去。

去那座农房很简单，挂进一挡，四轮驱动。过了农场，道路就不平整了。他穿越浓密的丛林又往前行驶了将近两公里，在黑暗中下了车，走到前方，发现了一条沟壑，于是让汽车冲了进去。

他留下那些故意让猎人们发现的东西，带走了其余的物品。东西很重。即使在晚上，炎热还是使人透不过气来。那种认为夜间的丛林里很安静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谬误。林中有沙沙声，有呱呱声，还有呼啸声。但林中没有精灵。

他借助指南针和手电朝西行进，然后折向南行，走了一英里左右，一路上用一把大砍刀劈出一条小径。

过了一英里，他留下了另一部分故意让追捕人员发现的物品，只剩下了一只小背包、水瓶、手电和第二把砍刀，然后继续朝着河岸挺进。

黎明时他抵达了康米尼河边，在那个渡口的上游远方。他用一张充气床作为渡河工具。俯伏在海军蓝的床面上，用双手作桨划水。在看到一条致命的蝮蛇从旁边游过来时，他赶紧抽回双手。那双滴溜滚圆的小眼睛在相隔仅仅几英寸的距离凝视着他，然后那毒蛇把头一摆，继续顺流而下游走了。

一个钟头的划水漂流把他带回了苏里南一侧的岸边。那张可信赖的气床被刺破后瘪了下去，被抛弃了。当这个满脸污迹、淌着水、浑身带着被蚊子叮咬过的包、仍挂着几条水蛭的人，踉踉跄跄地跑上返回帕博的那条公路上时，已是半晌午了。

过了近两公里，一个友善的生意人同意让他坐到后车厢的西瓜堆旁，载他去八十公里外的首都。

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旅馆里的那些善良的人，如果看到他们的英国客人的这副狼狈相，也会惊异地扬起眉毛，所以他先去那间库房，用卫生间，换衣服，并用一只气体打火机烧死那些水蛭。收拾体面了才回到旅馆去吃午饭，一份大排和炸薯条，加上几瓶帕博啤酒。然后他就睡觉了。

在三万英尺的上空，中央情报局的那架里尔喷气飞机，载着唯一的乘客凯文・麦克布莱德，正从美国东海岸飞赴过来。

“这个，”麦克布莱德沉思着，“真的是我必须强迫自己去习惯的交通方式。”

他们在佛罗里达州北部的埃格林空军基地、继而在巴巴多斯添加了两次燃油。在圣马丁机场，有一辆车等在那里，把这位中情局特工送到设在郊外棕榈树林中莫伦诺上校的秘密警察局总部去。

胖胖的莫伦诺上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用一瓶威士忌来招待他的客人。

“我想，这时候喝酒稍微早了一点，上校。”麦克布莱德说。

“胡说，我的朋友，祝酒永远不会太早。来吧！干杯，让我们的敌人去死。”

他们干了下去。麦克布莱德想，在一天之中这个时刻和这种炎热天气下，他宁愿喝上一杯咖啡。

“你有什么要向我汇报，上校？”

“一次小小的展览。最好由我来引你参观。”

办公室隔壁有一间会议室，里面已经摆好上校的那些令人恐怖的“展品”。正中间的长桌上覆盖着一块白布，里面安放着一件较大的东西。墙壁四周另有四张桌子，摆放着其他物品。莫伦诺上校从其中一张小桌子开始讲解。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的朋友沃森先生先受到了惊吓，接着驾车驶上了那条主公路，拐进旁边的一条土路，并试图驾车穿越丛林找到逃跑的路径。他能成功吗？不可能。他的越野车坠入一条沟壑里出不来了。今天它就停放在我们窗户外面的院子里。这是他遗弃在车内的部分用品。”

一号桌上主要排列着一些厚型衣物、备用靴子、水杯、蚊帐、驱虫剂和净水剂。

二号桌上有一顶帐篷、几只小木桩、野营灯、放在一只三脚架上的帆布水盆和各种洗漱用品。

“都是些通常的野营用品。”麦克布莱德评论说。

“对极了，我的朋友。他显然认为他将会在丛林中隐藏一段时日，很可能要在从埃尔彭托出来的那条道路上对他的目标进行伏击。但那个目标几乎从来不会经由道路出来，当他必须走陆路时他会乘坐防弹汽车。这个杀手很一般。在他遗弃他的装备时，他还遗弃了这个。也许是太重了。”

在三号桌子上，上校揭开了盖布。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支雷明顿3006，附有一只硕大的瞄准镜和一盒子弹，是可以在美国的枪械商店里买到的一种猎用步枪，但从它的枪管里发射出去的子弹照样可以穿透人类的头颅。

“现在，”胖子继续解释，沾沾自喜于他的发现，“在这个时候，你那个人离开了汽车和他百分之八十的装备。他开始徒步行走，很可能是朝向那条河。但他不是一个丛林战士。我是怎么知道的？没出三百米他就迷失了方向，朝南进入了丛林深处，而不是朝西去河边。当我们发现他时，所有这一切全都散落在周围。”

最后的那张桌子上陈列着一只水壶，是空的，还有丛林帽、大砍刀和手电。还有粗底纹作战靴、迷彩战斗裤和衬衣的碎布条，一件完全不合时宜的泡泡纱西服的碎片，一根附有铜扣子和刀鞘的皮带。

“这就是你们发现他时他带的所有东西？”

“这就是他死掉时带的所有东西。在惊慌中，他留下了他本应该带上的东西——他的步枪。最终他也许可用它来保卫自己。”

“那么，你们的人追上他并把他击毙了？”

莫伦诺上校扬起双手，手心向前，做出故作惊讶的手势。

“我们把他击毙？在他已经卸除了武装以后？当然不是，我们要活捉他。不，不，他在逃走那天晚上的半夜里就死了。那些不了解丛林的人是不应该冒险进入的。装备不良，夜间和惊恐之中就更不应该进去了。这是致命的组合。请看这里。”

他用一种戏剧性的、自我欣赏的动作“啪”地掀开了中间那张桌子的罩布。骸骨是在丛林里被装进一只尸袋后再搬运到这里来的，脚上仍套着靴子，尸骨上挂着几片碎布。医院的一位医生已被唤来把骨骼重新排放整齐了。

那个死人，或者说这具遗体，已被啄光了最后一片肌肤和骨髓。

“这事情的答案在这里。”莫伦诺上校说，一边用食指敲着桌面。

右股骨显然在中间发生过骨折。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理出事情的经过，我的朋友。他惊慌了，然后逃跑。他没有指南针，只借助着手电盲目地逃窜。他从汽车栽进沟壑的地点往前跑了大约有一英里路。然后他的脚碰到了一截树根，一只隐蔽的树桩，或者一条蔓延的树藤。他跌倒了。‘啪’的一声，一条腿摔断了。

“现在，他不能跑，不能走，甚至也不能爬。在丢了枪械之后他甚至也不能鸣枪求救。他只能叫喊，但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这些丛林里是有美洲虎的，你知道吗？

“嗯，确实有，虽然不是很多，但如果七十五公斤鲜肉一直在扯着嗓子叫喊，那很可能会招来一只美洲虎。我推测这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主要的肢体散落在一个小小的开阔地四周，那里成了一个肉铺。浣熊是吃鲜肉的，还有美洲狮和长吻浣熊。破晓后，林中还会有秃鹰活动。你见过它们是怎么对待一具尸体的吗？没有？不是凶狠，而是彻底。在它们全都吃饱喝足离开之后，轮到火蚁上场了。

“对火蚁我是了解的。自然界最狂热的清洁工。在离遗体五十米处，我们发现了那个蚁穴。火蚁们先派出了侦察员，你知道，它们看不见，但嗅觉是令人惊奇的灵敏，而且当然，在长达二十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的体味已经飘上了天空。够了吗？”

“够了。”麦克布莱德说。时间也许还早；他想象着再来一杯威士忌。

回到上校的办公室后，秘密警察们拿出了几件小物品。一块手表，后盖上刻着MW两个字母[24]。一枚图章戒指，但没有刻字。

“没有钱包，”上校说。“肯定被其中一只食肉动物叼走了，如果是皮制的。但我们还有更好的证据，你看，这是在他过境被认出来时，他不得不丢掉的。”

那是一本写着梅德弗斯・沃森名字的美国护照，职业是科学家。麦克布莱德在签证申请表上见到过同一张脸，戴着眼镜，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这位中情局官员合理地推算，今后恐怕没人能够再次见到梅德弗斯・沃森了。

“我能不能与华盛顿的上司联系一下？”

“请吧，”莫伦诺上校说，“你是贵宾。我先离开，让你说话方便些。”

麦克布莱德从公文包里取出他的笔记本电脑，联上保罗・德弗罗，然后输入了一连串数字，以防通话遭窃听。把自己的手机插入笔记本电脑后，他等待着德弗罗的声音从线路上传送过来。

他把莫伦诺上校所讲解的内容以及他自己所见到的情况，简要地向他的上司作了汇报。线路上有一阵沉默。

“你马上回来。”德弗罗说。

“没问题。”麦克布莱德说。

“莫伦诺可以保留所有的那些玩具，包括那支步枪。但我要那本护照。哦，还有一件东西。”

麦克布莱德倾听着。

“你要……，什么？”

“就按吩咐的去办，凯文。快点回来。”

麦克布莱德把他所接到的命令告诉了上校。胖胖的秘密警察头子耸了耸肩。

“这次访问太短暂了。你应该留下来，坐我的船出海去吃对虾怎么样？还有冰镇苏瓦韦白葡萄酒？不要？那好吧……那本护照，当然。还有那个……”

他耸耸肩。“如果你要，你可以全都拿走。”

“我得到的命令是，一件就够了。”

第二十六章

计 谋

麦克布莱德于八月二十九日回到了华盛顿。同一天，在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市区内，亨利・纳什先生手持由英国女王陛下的外交与英联邦事务大臣所签发的护照，走进圣马丁共和国领事馆申请一份签证。

这没有问题。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在工作，这位领事知道几天前发生过一个逃犯试图闯入国境的乱子，但警报已经解除了，那人已经死了。他签发了签证。

八月份就是麻烦。什么事情都急不起来，即使在华盛顿也同样，即使你的名字叫保罗・德弗罗也同样。理由总是相同：“对不起，先生，他去度假了。他将于下星期回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从八月份到了九月份。

在九月三日，德弗罗询问的两个问题才终于得到了第一个答案。

“它很可能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完美的伪造。”国务院护照管理处的那个人说，“基本上，它原先是一本真护照，是由我们印制的。但两张重要的页面被一位专家抽去了，插进了来自另一本护照的两页。在那两张新的页面上，贴着梅德弗斯・沃森的照片并写有他的名字。据我们所知，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这本护照的号码也从来没有签发过。”

“这本护照的持有人能飞进飞出美国吗？”保罗・德弗罗问道，“它有那么完美吗？”

“飞出去，没问题，”国务院那位专家说，“飞出去将意味着只受到航空公司职员的检查，不涉及计算机数据库。至于飞进来……如果移民局用护照号码去数据库里检查一下，那就会有问题了。计算机会回答：没有这个号码。”

“我可以要回这本护照吗？”

“对不起，德弗罗先生。我们倒是愿意尽力帮助你们，但这件杰作必须放进我们的‘黑色博物馆’里去。我们将抽调全体技术人员研究这本完美的假护照。”

关于第二个问题，贝塞斯达医院的法医小组还是没有消息，德弗罗在那里托付了几个熟人。

九月四日，亨利・纳什先生坐在一辆小型的、不起眼的轿车的方向盘后面，带着一只装有夏季替换衣物和洗漱用品的手提包，手里拿着一本盖有圣马丁签证章的英国护照，驶上了康米尼河的渡船。

他的英国口音也许愚弄不了牛津人或剑桥人，但在说荷兰语的苏里南人中间不成问题，他估计在说西班牙语的圣马丁人中间也应该不成问题。事实确实如此。

复仇者注视着浑黄的河水最后一次从他的脚下流过，暗暗发誓如果他永不再见到这些丑陋的事，他将是个快乐的人。

在圣马丁一侧入境口，那根红白相间的木杆已经不见了。国境检查站恢复了往常的懒散气氛。他驶下渡轮，把他的护照从那间亭子的侧窗递进去，绽出一丝空洞的微笑，一边等待一边为自己扇风。

一年四季穿着汗衫跑步意味着他晒得较黑，在热带地区的两个星期更把他的皮肤烤成了红棕色。他的一头金发已在帕拉马里博让一位理发师修剪过，现在成了深棕色，所有这些都与伦敦的纳什先生十分吻合。

对他的汽车后备箱和他的旅行包，检查是马马虎虎的。他把护照放回了上衣胸袋里，驾车驶上了赴首都的那条道路。

刚才在边境检查站，海关官员没怎么去注意放在汽车行李箱内的那只十升塑料壶。英国人说了声“水壶”，他仅仅点点头就旋上了盖子。在壶内灌上水以后，负荷将达到一位铁人三项运动员在爬山时的极限，但每天两升水是至关重要的。

在通向右边第三条土路的那个岔口，他检查了一下四周没人，又一次拐进了丛林里。在距离那座农房还有一段路程时，他停下来调转了车头。那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不难找到，那条黑色的强力尼龙绳仍在他一星期前在树干上刻下的那道深槽内。

当他慢慢地把绳子放出来时，用迷彩布制成的大背囊从隐蔽的树枝中垂了下来。接下来他将花几天时间俯伏在山顶上去观察那个亡命天涯的塞尔维亚人农场，并潜入进去，这个大包里面装着他后续计划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这位捕猎者静静地穿过首都，经过莫伦诺上校办公室所在的那片棕榈树林，继续向着东方驶去。在刚过午饭的午睡时间，他驶进了巴希亚度假村，没人受到惊扰。

汽车的牌照现在已经换成圣马丁的了。他记起了那句格言：把一棵树藏在哪里？藏在林中。把一块石头藏在哪里？藏在采石场。他把这辆小轿车停在公共停车场里，提起背囊大步流星地朝东出了村镇，看上去就是一个徒步的背包客。

黄昏降临了。在前方，他看到了把那座农场与丛林分隔开来的连绵的山脉。公路从这里拐弯伸向内陆，绕过丘陵延续至马罗尼河，通往法属圭亚那的边境。他离开公路开始爬山。

他看到那条狭窄的土路从岭上蜿蜒而下，于是避开它，朝向他在航拍照片中所选中的那座山峰走去。当天黑得实在无法再行走时，他放下肩上的那只大背囊，吃了一份高热量的干粮当晚饭，又喝了一杯珍贵的水，然后往背包上一靠睡觉了。

在纽约的野营用品商店采买东西时，他谢绝了美国陆军所推崇的MRE——即食食品（Meals Ready to Eat），因为他知道在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时，这种食品口碑极差，美国大兵们把这名字诠释为“难民也不吃的食品”（Meals Rejected by Ethiopians）。他为自己所精心选择的食物包括牛肉、葡萄干、坚果仁和葡萄糖。他将会拉出像兔子屎那样的大便，但他能够保持他所需要的体力。

黎明前他醒过来了，咬了几口干粮，喝了几口水，又朝前方爬山了。在山腰上的某个地点，透过树木的隙缝朝下看过去，他看到了远处山口处那座警卫室的屋顶。

在太阳升起之前，他爬上了山顶。他钻出树林的地点离预想的地点相差二百米距离，于是他侧移过去，慢慢找到了照片里的那个位置。

他对地形的判断没有使他失望。在山顶线上有一处浅浅的凹陷，由最后一片植被遮掩着。穿上迷彩服，戴上丛林帽，把油彩涂到脸上，手持一副橄榄色的望远镜，躲在树叶下静止不动，那么从山下的那个农场里是看不到他的。

当他需要休息时，他可以朝后溜下去，然后就能重新站起来。他建起了一个小小的营地作为他以后四天里的家，然后在脸上胡乱涂抹一通就爬进了那个隐藏处。朝霞把法属圭亚那首都卡宴上方的丛林染成了一片粉红，第一抹阳光洒在了下面的半岛上。埃尔彭托活像摆放在他的布鲁克林公寓客厅里的按比例做成的模型，在他面前伸展开，像一颗鲨鱼牙齿般地突向波光粼粼的大海。从下面传来了一记沉闷的敲击声，似乎有人用铁棒敲击垂挂于空中的一段铁轨。这是那些被强制劳动的工人们起床的时间。

九月四日那天，保罗・德弗罗联系过的贝塞斯达医院法医科的那位朋友才回电给他。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保罗？”

“你这么说我也感到奇怪了。我干了什么？”

“看上去像是在干盗墓的勾当。”

“给我详细解释一下，盖利。那是什么东西？”

“嗯，它是一块股骨，没错。一块大腿骨，右大腿的。在中段明显地折断了，没有复合骨折，没有弹片或其他物体的碎片。”

“是因为跌倒了而造成的骨折吗？”

“不可能。除非你说的跌倒意思是某种锐器或榔头。”

“你说的正是我最担心的，盖利。说下去吧。”

“嗯，这根骨头显然来自于一具供解剖的骸骨，是在任何医药商店都能买到的，是自中世纪起就被用于医学实验课的那种骨骼。这具骨骼大约有五十年之久。骨头最近受到了一次锐器的打击，很可能碰在了一条凳子上。我的解释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一天？”

“没有，你刚刚毁了我的一天。可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谢你。”

与他的所有通话一样，德弗罗也对这次电话会话录了音。当凯文・麦克布莱德听完录音的回放后，他的下巴拉长了。

“老天爷啊！”

“可是老天爷帮不上忙了，凯文。你出错了，它是假的。他根本没死。他精心设计了这个该死的插曲，愚弄了莫伦诺，莫伦诺又说服了你。他还活着。这意味着他正在回去，或者他已经回去了。凯文，这是一次重大的紧急情况。我要让局里的飞机在一个小时内起飞，我还要你坐到这架飞机上去。

“在你飞行期间，我会亲自向莫伦诺上校说明情况。当你抵达时，莫伦诺就在核查这个杀千刀的复仇者是否已经回来并已上路的每一个可能性了。现在，走吧。”

九月五日，凯文・麦克布莱德又面对莫伦诺上校了。莫伦诺以前也许显露出一丝丝友善的外表，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他那张癞蛤蟆般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这是一个聪明的人，我的朋友。你没告诉过我这个情况。好吧，他愚弄了我一次，再也不会了。看这里。”

自从梅德弗斯・沃森教授闯破边境哨卡的那一刻起，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已经检查了每一个可能进入圣马丁共和国的新近入境者。

从法属圭亚那出发去马罗尼河口外钓鱼的三名垂钓者，因渔船发动机在海上发生故障而被拖进了圣马丁的游艇港池。他们受到了羁留，很不高兴。有四个非中南美地区的人从苏里南一侧入境，其中一个是西班牙人，两个是荷兰人。此外，还有一组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工作的法国技术人员渡过马罗尼河来寻找便宜的小姐玩乐，现在被关押在拘留所内。

所有能找到的的护照都被收缴了。莫伦诺上校“啪”的一声把它们甩在了办公桌上。

“哪一本是假的？”他问道。

八本法国护照，两本荷兰的，一本西班牙的。还少一本。

“从苏里南一边过来的另一个游客是什么人？”

“一个英国人，我们找不到他。”

“详细情况？”

上校审视着由圣马丁驻帕博领事馆和康米尼河边境检查站传过来的一张记录。

“纳什，亨利・纳什先生。护照是完美的，签证也是完美的。没有行李，除了一些夏季的换洗衣物。开一辆租来的小型轿车，不适合丛林驾驶。这种汽车除了能在那条主公路上或在首都市区里行驶外，去不了任何其他地方。是四日那天驾车进来的，也就是两天之前。”

“旅馆？”

“他曾经告诉我们的驻帕博领事，他将住在市内的卡米诺宾馆。他有预订，是从博的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旅馆传真过来的。但他根本没有入住进去。”

“看上去很可疑。”

“那辆汽车也消失了。在圣马丁没有发现不了的外国汽车，但这一辆还没被发现。然而它离开那条主要公路根本不能开。因此我认为，那辆车应该在这个国家某个地方的一座车库里。因此，肯定他有一个帮手，一个朋友，一个同事，或者一个雇员。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着一场大清查。”

麦克布莱德审视着那一堆外国护照。

“只有他们自己的使馆可以证明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而那些使馆都设在苏里南。这意味着你要派部下去查访一下。”

莫伦诺上校严肃地点点头。他为自己在秘密警察局里的绝对控制权而自豪，但现在事情出了差错。

“你们美国方面是否已经告诉了我们的塞尔维亚客人？”

“没有，”麦克布莱德回答，“你们呢？”

“还没有。”

两个人都有一定的理由。圣马丁独裁者穆诺茨总统以及亲信们能从那个避难者身上榨取极为丰厚的利润。莫伦诺不想因为他的工作失误导致这个大财主离去并带走财富。

对麦克布莱德而言，这是一个命令的问题。他并不知情，但德弗罗担心佐兰・季利奇也许会惊慌，并拒绝飞往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与本・拉登的高级助手们会面。

迟早总得有人要么找到那个追猎者，要么去告诉季利奇。

“请随时把情况通知我，上校，”他说完转身准备离开，“我将住在卡米诺宾馆。看来他们肯定有至少一个空房间。”

“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先生。”莫伦诺说。麦克布莱德已经走到了门边，他转过身来。

“什么事？”

“那个人，那个梅德弗斯・沃森，他试图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我们的国家。”

“那又怎么样？”

“他要进来是需要一份签证的，这他肯定知道，但他对此不屑一顾。”

“你说得对，”麦克布莱德说，“很奇怪。”

“所以，作为一名警察，我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先生？”

“告诉我吧。”

“我回答说，因为他不想非法入境，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惊慌，因为他算计好了他确切要做的事情。假装死掉，找到路返回苏里南，然后再悄悄地回来。”

“合乎逻辑。”麦克布莱德承认说。

“然后我对自己说，那么他知道我们在等待着他，但他是怎么知道的？”

听完莫伦诺的这番分析，麦克布莱德的胃部产生了一阵搅动。

这时候，在山上一个不易察觉的地点，那位猎人在观察着，注视着，等待着。他等待着那个尚未来临的时刻。

第二十七章

观 察

陡坡下面这个半岛上的安全和自给自足，给德克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大自然、聪明才智和金钱的完美结合。要不是使用着劳改犯，它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农场。

这个朝大海突出的三角形，比他基于模型所想象的更为庞大。

三角形的底部，就是现在他正从山上的隐蔽处俯视着的地方，从一边到另一边大约有三公里长。正如他的航拍照片所显示的，三角形的两边都是海，每一边的山体都以九十度的悬崖垂直插入到海里。

这个等腰三角形的两边，他估算各有五公里左右，使其土地的面积差不多达到了11平方里。这块地皮分成了四个部分，各有不同的功能。

他身下的陡坡底部，是私家飞机场和工人居住的村庄。在离悬崖三百米处是一道高达四米的铁丝网，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在渐渐亮起来的天光下，他从望远镜里看到，铁丝网伸出峭壁与海水交会的地方是一大团铁蒺藜。无法从铁丝网的末端环绕过去，也无法从铁丝网的上方翻越过去。

陡坡与铁丝网之间那块狭长地带，三分之二用作了机场。在他身下的跑道侧面，有一座庞大的机库，一个停机坪和一排较小的建筑物，应该是车间和油料储存库。再往远处，能够吹到凉风的海边有六座小别墅，他认为这些应该是机组人员和维修人员的住宅。

通向机场的唯一出入口，是设置在铁丝网中间的一扇单一的铁门。门边没有警卫室，但能够看见两根杆棒和门缘下的承重轮子，表明这扇门有电动装置，会在特定的遥控器操纵下开启。这时候是早上五点半，机场上没有一丝动静。

狭长地带的其余三分之一是村庄。村子与机场之间也分隔着另一道铁丝网，从陡坡开始向外延伸，上面也盘绕着铁蒺藜。显然，不容许农民们进入或靠近那座机场。

在铁棒与铁轨的敲击声响过之后一分钟，村子里有了生气。德克斯特观察到了第一批人群，他们身穿灰白色的衬衣和裤子，脚上穿着绳底凉鞋，从一排排小屋里蜂拥而出，走向公用盥洗室。当他们全都集合起来时，观察者估算他们共有大约一千两百人之众。

有几个工作人员在管理着这个村庄，自己用不着去田里劳动。他看见他们在那些敞开式的棚屋厨房里忙碌，准备着一顿由面包和稀饭所组成的早餐。在棕榈树叶屋顶下，一些长条搁板桌和长凳子组成了一个食堂，这种棕榈叶屋顶可以遮蔽偶尔的雨水，但主要是为了对付火辣辣的太阳。

在铁轨第二次敲响时，这些农场工人们捧着粥碗，拿着面包，坐下来开始吃早饭。没有花园，没有商店，没有妇女，没有儿童，没有学校。这不是一座真正的村庄，而是一个劳改营。其余的房屋似乎是一座食品仓库，一座被服仓库和一座旁边附有牧师住所的教堂。这是一个劳动、吃饭、睡觉和祈祷的地方，其他功能就没有了。

如果说那座机场是夹在陡坡、铁丝网和大海之间的一个长方形，那么这个村庄也是。但有一个区别。那里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从整个山脉之间唯一的山峡蜿蜒而下，是通向外界的唯一陆上通道。显然这条路不适合重型卡车行驶；德克斯特不知道诸如汽油、机器设备、航空煤油等重型货物是如何运输进来的。当能见度增大后，他发现了更多情况。

在他视线的最远处，隐藏在早晨的雾气之中的，是这个庄园的第三部分，一个占地两万多平米的院子，在防护墙里面的最前沿位置。从他的航拍照片中他知道，那里有一座宏伟的白色宅院，里边居住着那个前塞尔维亚恶棍；那里还有供客人和高级职员起居的六栋别墅，有修剪整齐的草坪、花床和灌木丛；在四米多高的保护墙内侧，还有一系列棚屋和仓房，供内部职工居住和存放被服、食物和饮料。

如照片和那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显示的一样，那道高墙也是从一边的悬崖延伸到另一边的悬崖，而且这一片土地全都处在海面以上十五米的高度，望下去只能看到汹涌的波涛拍打着海边的岩石。

一道双扇大门镶嵌在大墙的中间，有一条夯实的碎石道路通进去。大门内侧有一间警卫室，控制大门的启闭。沿着大墙的内缘还有一道胸墙，供武装警卫环绕巡视。

在观察者下方的铁丝网与三公里以远的那道防护墙之间，全都是生产粮食的农场。在天色明亮之后，德克斯特可以确认原先在照片上已经见到过的情景，农场几乎可以生产这个要塞内部的生活区里所需要的一切。有牧场放牧着牛羊，棚舍里养着猪和家禽。

田里有耕地作物、谷物、豆类和薯类作物。果园里出产十几种水果。一亩亩菜地，有的设在露天，有的设在长条形的塑料薄膜大棚内。他设想这个农场能出产每一种可以想象的蔬菜和水果，还有肉、蛋、黄油、奶酪、食油、面包和粗酿红葡萄酒。

农田和果园里分布着一座座谷仓、农机库以及磨面、屠宰牲口、烘烤面包和榨取葡萄汁的设施。

在他的右边靠近悬崖边缘，但在农场范围内，有一系列小营房，是供警卫人员使用的，还有十几座由军官们居住的质量较好的小屋以及两三家商店。

在他的左边，也在悬崖旁边的农场内，有三座大仓库和一个闪闪发光的铝合金燃油库。在悬崖边，有两台巨大的起重机和吊杆。这解决了一个问题：重型货物可以从海上运送过来，再从船舱里吊到或泵送到货轮甲板上方十二米的储存设施之中。

劳工们吃完了早餐，这时候又传来了铁棒敲打在铁轨上的粗粝而沉闷的铿锵声。这一次产生了好几种反应。

身穿制服的卫兵们从右侧靠海岸的那些营房里鱼贯而出。其中一人把一只哨子含在了嘴上。德克斯特什么也没听到，但从农田里出现了十二条德国短毛猎犬，大步慢跑过来，听从呼唤进入到营房附近用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里。显然它们已经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它们聚集在几只盛放着荤腥食物的盘子周围，把肉撕成碎片。

这告诉了德克斯特太阳下山后这里是什么情况。当职员和劳工分别进入他们各自的院子里去休息之后，这些狗被释放出来，去面积为三千英亩的农田上巡逻。它们肯定已被训练得不去理会那些牛、羊和猪等家畜，但在那里徘徊的盗贼可就活不成了。它们数量太多了，一个人寡不敌众，夜间潜入是不可行的。

观察者深藏在浓密的树阴之中。坡下如果有人抬头去看山头，是看不见望远镜片上的太阳反光的，也看不见那个穿着迷彩伪装服的一动不动的身影。

早晨六点半，当农场准备停当后，铁器又敲响了——召唤工人们去劳动。他们鱼贯地走向把村子与农场分隔开来的那道高高的大门。

这个大门远比从机场通往庄园的那道更为复杂。它由左右两扇组成，朝着农田的方向开启。门内已经摆放了五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分别坐着一名卫兵。其余的卫兵站在他们身后。

劳工们排成了五列纵队，在一声吆喝命令下，他们拖着脚步朝前走动。队伍前面的人都在桌子前弯下腰，把挂在脖子上的一块身份识别牌递交给坐在桌后的卫兵检查。牌子上的号码经检查后又被输进了数据库里。

工人们肯定是已经按照编号分好类别，按类别排在各自队列里的，因为在卫兵点头通过之后，他们分别走到一名负责的小组长那里报到。每队大约一百人，去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在那条大路旁边的一排工具房停留一下，领取他们所需要的工具。

有些人要去田地，有些人要去果园，还有些人要去牲畜饲养场、磨房、屠宰场或食堂的厨房。在德克斯特观察期间，这个巨大的农场出现了生机。但安全保卫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当村子最后走空之后，双扇大门合上了，卫兵们各就各位，德克斯特集中注意力观察着安全警卫工作，努力寻找着他的切入口。

上午，莫伦诺上校派出去的部下手持外国护照回来向他汇报。

在东方的法属圭亚那首都卡宴，当局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三名无辜的垂钓者因渔船在海上发生故障的罪名而遭拘留，还有五名工程技术人员也遭到了没有正当理由的羁押。所有这八本护照都被查明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它们的主人应予立即无条件释放。

在西方的帕拉马里博，荷兰使馆对他们的两位公民，说法也是相同的，护照是真实的，签证是齐全的，还有什么问题？

西班牙使馆已经闭馆下班了，但莫伦诺上校从中情局情报官那里得到保证说，亡命者身高约为一米七五，而那个西班牙人身高超过一米八。那就只剩下了来自伦敦的亨利・纳什先生。

秘密警察局头子命令他在卡宴的人回家来，命令在帕博的人去查访每一家租车行，以查明那个伦敦人到底租了一辆什么类型的汽车，它的牌照又是什么。

上午时，山上的暑热增强了。在距静止不动的观察者仅仅几厘米的地方，一条头部后面竖着红翎颌的蜥蜴在能把鸡蛋烫熟的岩石上爬来爬去，注视着这位陌生人，察觉到没什么威胁，于是掉头去赶它自己的路了。悬崖上的吊杆旁边有了动静。

四个身强力壮的人把一艘装在挂车上的铝合金巡逻艇推到了一辆路虎越野车后面，挂上拖钩。越野车把这艘小艇拖到一台油泵旁，给它加满油。如果不是在船中部架设着一挺点30口径的勃郎宁机关枪，这艘船跟一般的休闲游艇没什么两样。

当这艘小艇作好入海准备之后，它被拖到了一根吊杆的底下。从一只长方形的吊架垂下来四条尼龙索，搭在船壳的四个点上。这艘载着船员的巡逻艇被吊起来，转向悬崖外面的海洋，又慢慢地落到水面上。德克斯特看着它从视线里消失了。

几分钟后，他又在海上看见了它。船上的人收起两张鱼网和五张虾网，起获鱼虾之后，重新放上鱼饵，再把它们放回到水中，然后他们去巡逻了。

德克斯特已经注意到，如果缺少两件生活必需品，那么现在他面前的这一切全都会陷入瘫痪。一是汽油，用以驱动设在码头仓库后面的发电机。整个农场的每一台设备和马达，从大门的启闭到磨面到床头的灯光，都需要电力。

另一个要素是水，源源不断的新鲜、洁净、清澈的水。这里的水源来自他在航拍照片上第一次见到过的那条山溪。

溪水现在就在他身下稍微偏左一侧。它源于山上的雨林深处，从山腰里冒出来。

溪水由半岛上方六米处流出来，翻滚着冲下山岩，形成了几段瀑布，然后流入专门为它修建的一条混凝土水渠之中。从这里开始，人工代替了大自然。

要抵达农田，溪水必须从观察者身下的机场跑道底下穿过去。在建设机场时，肯定已经在跑道下面设置了坚固的方形涵洞。从跑道底下另一边流出来之后，经过导向的溪水又流经铁丝网底下。德克斯特估计水道中肯定设有不可逾越的铁格栅。如没有格栅，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机场一边滑入到水流之中，从底下通过铁丝网，利用沟渠和流水以避开那些徘徊的猎犬。不管是谁搞的设计，肯定不允许发生那种事情。

半晌午时，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两件事。

一架霍克1000飞机被拖出机库进入到阳光下。德克斯特担心它也许会载上那个塞尔维亚人飞往某个地方，但它被拖出来只是为了腾地方。接着出来的是一架类似于交警监视车流用的小型直升机。根据需要，这种小型飞机可以在距离岩面仅仅几厘米的高度盘旋。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德克斯特将不得不隐蔽起来以免被发现。但它仍停留在下面，桨叶折叠着，有人在检修发动机。

另一件事是，从农场驶过来一辆摩托车，在那扇电动大门前停了下来。遥控器打开大门，那人骑车进去了，朝着在停机坪上的那些技工们热情地挥手致意，到了跑道边上溪水流入地下的位置。

他停住摩托车，从后架上提来一只篮子，俯视着不停地流淌着的溪水。然后他把几只生鸡的肉倒进了水中。他是在跑道的水流上游一侧倒进去的。接着他穿过跑道，又去看从地下流出来的水。那些鸡肉肯定已经顺着水流漂到铁丝网下面的铁格栅，并贴了在那里。

在陡坡与铁格栅之间肯定有某种动物，而且是食肉的。德克斯特只能想起这地方的一种淡水食肉动物：食人鱼。如果它能吃鸡，那么它也能吃游水的人。他是不是能够憋住气漂过水漫顶部的涵洞已经并不要紧了，那里实际上是一个三百米长的食人鱼池。

流经铁丝网后，水流穿过农场，形成了方格状的灌溉渠网。地下应该还铺设了水管，能通往工人村庄、别墅、营房和那栋主楼。

在为农庄各处提供了服务之后，其余的水绕了一个弯，折回跑道那一边的农田，从那里翻滚着跌落悬崖，冲进大海。

中午时，笼罩在大地上的炎热如同一张巨大的、沉重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毯子。在农场上，工人们已经从七点劳动到了十二点。这时候他们被允许去阴凉处坐下来，开始吃他们在小布袋里带来的中饭。他们可以午休至四点钟，然后再从四点钟干到七点钟。

德克斯特趴在那里，热得直喘气，羡慕着一米之外在岩石上的那条蝾螈，它好像丝毫没有感觉到炽热。他很想把几品脱珍贵的水灌下喉咙解渴，但他知道，必须按定量饮水以防止身体脱水，而不能图一时痛快把水全都喝完。

下午四点钟，铁轨的敲击声告诉工人们回到田地和谷仓里去。德克斯特爬上坡顶，去注视那些微小的人影。他们穿着粗制棉布衬衣和裤子，在草帽的帽檐下露出栗棕色的脸膛，重新扛起锄头和铁锨去保持这座模范农场没有杂草的侵袭。

在他的左边，一辆破旧的皮卡行驶到两根吊杆之间的地方停了下来，车尾对着海。一名工人身穿血迹斑斑的工作服，从车后部拖出一只铁皮滑道，把它固定在车尾板上，又抓起一把大叉子，开始把什么东西叉到铁皮滑道上。不管是什么，那东西滑落下去，掉到了海里。德克斯特调整了一下焦距。下一叉就看清楚了，那是一张黑色的牛皮，还连着牛头。

当初在纽约研究那些照片时，他就感到纳闷，海边都是悬崖峭壁，但为什么不修一条能够通向美丽的蓝色海洋的路？没有通往下面的台阶，没有跳水平台，没有系泊的木筏，没有海滨浴场，没有码头。看到牲畜的下料倒进海里，他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半岛周围的海域有榔头鲨、虎头鲨和大白鲨在活动。一切游动的生物，除了鱼，都活不了几分钟。

大概在这个时候，莫伦诺上校接到他部下从苏里南边境用手机打来的一个电话。那个叫纳什的英国人是在当地一个很小的私人公司里租的一辆汽车，这就是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查询到。是一辆福特牌小型轿车。他记下了车牌号码。

这位秘密警察头目发布了次日上午要执行的命令：去每一个停车场、每一座车库、每一条公路、每一条土路，寻找一辆挂有苏里南牌照的福特小轿车。他马上又改变了命令，挂有任何牌照的任何福特汽车都要追寻。搜查定于黎明时开始。

热带地区的黄昏和夜幕降临的速度是惊人的。太阳已在一小时前经过了德克斯特的脊背，现在终于有了一丝凉意。他注视着农场里的工人们回家，拖着疲惫的双腿，交回手中的工具，经过那道双扇的大门时挨个接受了检查。一共排着五路纵队，每队两百个人。

他们回到了村子里，加入了另两百个没去田地里劳动的工人。别墅和营房里，第一批灯光亮了起来。在这块三角地的最远处，一抹白色的亮光显示出那个塞尔维亚人的宅第灯火通明。

机场上的那些技工们收工了，他们骑上机器脚踏车驶往跑道尽头的别墅。当一切全都关门落锁之后，那些德国牧羊犬被释放出来了。

地球告别了九月六日，这位追猎者准备爬下这道陡坡。

第二十八章

访 客

通过在坡顶上的一天窥视，复仇者明白了在照片上没显示出来的两件事。一是下面的山坡并不全部很陡。在距地面三十米以上的坡面是完全可以爬攀的，下面才变得陡峭了。但他带来了一条长度绰绰有余的爬山索。

另一件事是，坡面上不是天然不长灌木和杂草，是被人工清除掉的。负责防卫的人组织了一队人员，带着绳子上山去把坡面上的每一棵灌木和枝条都拔掉了，以清除坡上的任何覆盖或遮蔽物。

昔日的小树已被连根拔掉了，但那些根茎粗大的树木不是人力和绳索就能拔掉的，它们被锯断了，但锯得不够短，成百上千只树桩形成了爬山者可以利用的拉手和踩脚点。

在大白天，这面坡上的攀爬者会被立即发现，但夜间就不同了。

晚上十点钟，月亮升起来了，一镰弯弯的月亮，为攀山者提供了足够的淡淡的亮光，但不足以使他被人发现。只是需要十分小心，不能碰落石块弄出响动。从一个树桩到另一个树桩，德克斯特开始慢慢地爬向下面的飞机场。

当坡面变得太陡再也无法攀爬时，德克斯特用盘绕在他肩上的一条绳索降下剩余的坡面。

他在机场里逗留了三个小时。早年他的一位从纽约监狱里出来的当事人曾经教过他如何巧妙地开锁，现在他身上携带着的那套万能钥匙是由一位锁匠大师制作的。

机库大门上的那把挂锁他没去碰，这种双扇门开启时会发出隆隆的响声。一边有一扇小门，配有一把简单的耶鲁式锁具，打开这把锁只花了他不到三十秒钟的时间。

要修理一架直升机需要一名技术高明的技工，而要去破坏它，让一名技术高明的技工难以找到故障，不能修复故障，甚至根本就发觉不了故障，需要的技术更高超。

塞尔维亚人所雇佣的直升机维修保养技工肯定技术高明，但德克斯特更高超。在近距离内，他认出这是一架欧洲产的EC-120直升机，是双引擎的EC-135机的单引擎版。机首有一块巨大的曲面有机玻璃，能为飞行员和坐在旁边的人提供上下左右极为良好的视线，后面另有三个座位。

德克斯特没去碰主旋翼机构，而是去对付更小的尾翼转子。如果一个转子出现故障，直升机就不能飞行了，但这种故障极难发现。当他搞完他的小破坏活动，他得保证飞机肯定不能飞，而且很难修复。

霍克1000的舱门开着，所以他有机会去查看了一下舱内，并确认这架商务飞机的内部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改装。

在锁上机库门之后，他闯入了技工的储物间，拿走了他要的物品，但没有留下痕迹。最后，他轻轻地慢步跑到飞机跑道的尽头，住宅别墅的背后，在那里花了最后的一个小时。到上午时，其中一位技工将会愤怒地注意到有人“借”走了他原本倚靠在后栅栏上的自行车。

完成了此行目的之后，德克斯特找到那段悬着的绳索，爬回到绳子缚住的那棵坚固结实的树桩旁。然后他踩着一棵棵树桩继续攀爬，直至回到了他在山上的巢穴。他浑身湿透了，衣服几乎可以绞出汗水来。他安慰自己，体臭是这个地区的人们最不会注意的一件事情。为补充水分，他允许自己喝下了整整一品脱水，察看了一下壶内的水位，然后就睡觉了。他手表上的微型闹钟在早上六时把他唤醒，刚刚赶在山下的铁棒开始敲击铁轨之前。

七点钟，保罗・德弗罗唤醒了在圣马丁共和国卡米诺宾馆房间里睡觉的麦克布莱德。

“有消息吗？”华盛顿一头的人问道。

“没有，”麦克布莱德说，“看来他确实已经回来了，冒充度假线路开发商，英国人亨利・纳什。然后他蒸发了。已经查明他在苏里南租了一辆小型福特轿车。现在莫伦诺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查找所有福特汽车了。今天应该会有消息的。”

中情局反恐行动组长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仍然穿着睡袍，坐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自家住宅餐厅里，还没有出发去兰利上班。

“情况不太好，”德弗罗说，“我恐怕必须通报我们的朋友。这话不大好说。我就等到十点钟吧。此前如有抓获或即将抓获他的任何消息，立即打电话给我。”

“好的。”麦克布莱德说。

但没有这种消息。十点钟时，德弗罗打了电话。把那位塞尔维亚人从游泳池召唤到无线电室来，花了十分钟时间。无线电室设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里面装有一些高科技防窃听通讯设备。

十点半，复仇者注意到他下面的农庄里有一阵匆忙的活动。几辆越野车从远处的那座宅院里疾驶出来，在车后扬起了几股尘土。在他的眼皮底下，那架EC-120直升机被拖出了机库。它的主旋翼已经展开，处于准备飞行状态。

“有人，”他沉思着，“似乎已经点燃了导火线。”

直升机机组人员从跑道尽头的住宅区里分乘两辆机器脚踏车抵达了。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已经各就各位，主旋翼开始缓慢地转动。发动机加大功率，旋翼的转速增加到了预热的状态。

对主轴的转动有着十分重要作用的机尾转子也在旋转。然后，不知怎么回事，它的主轴承似乎咬死了，接着是一阵吱吱嘎嘎的金属磨碎声，转子损坏了。一名技工对着有机玻璃机头里面的两个人狂乱地挥手，还把手搁在自己的脖子上表示有生命危险。

飞行员和他旁边的观察员已经在仪表板上看到了机尾的一只主轴承出了故障。他们熄灭了发动机，主旋翼慢慢地停止了转动，机组人员爬了下来。一群人聚集到了机尾周围，抬头去看损坏了的转轴。穿着制服的卫兵涌进现在已是空荡荡的工人村庄，开始搜查那些棚屋和储藏室，甚至那座教堂。

其他人坐上摩托车，去农庄内各小组报告情况，并要求所有人睁大眼睛注意是否有人入侵的迹象。但是没有。八个小时之前外人闯入留下的痕迹，已被巧妙地抹去了。

德克斯特估计，穿制服的卫兵大约有一百人，机场的工作人员有十二个左右，工人的数量在一千两百个上下。加上其他警卫人员，和在宅院里他无法看到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发电机房和各个修理车间里的二十多名机修人员，德克斯特现在知道了他要对付的人数。而且他还没有见过那座宅院本身，它毫无疑问有极其复杂的防御系统。

快到中午时，保罗・德弗罗打电话给处在风暴中心的副手。

“凯文，你现在去拜访我们的朋友。我刚刚跟他说了，他在发脾气。我再次强调，这家伙在我们的‘游隼计划’里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他决不能退却。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他的重要性的。当务之急是你要去跟他待在一起，直到入侵者被抓住，危机平安度过。看来他的直升机出了问题。你让莫伦诺上校安排一辆吉普车送你过山岭，到了那里就打电话给我。”

中午时，德克斯特注意到一艘货船驶近了悬崖。在礁石后面的水域里抛锚之后，开始从甲板和舱内卸下几个木条箱，用悬崖上的起重机把它们吊上来，装到水泥平台旁边的平板车上。显然这些是半岛上不能生产的奢侈品。

最后一件货物是一只一千加仑的油箱，用铝合金制成的，有一辆油罐车那么大。一只空油箱被吊下去，装在了轮船的舱面上，然后船舶犁开蓝色的海水驶远了。

刚过一点钟，在德克斯特右下方，一辆越野汽车在经过山口警卫室的检查之后，一路颠簸着驶下了通往村庄的那条土路。汽车上刷着圣马丁警方的标志，司机旁边坐着一名旅客。

穿过村庄后，蓝色路虎车开到铁丝网中间的大门前停了下来。警方司机下车把证件递给了守卫在大门边的卫兵们。他们拨了一个电话，显然是与那座宅院联系放行事宜。

在等待期间，旅客座上的那个人也下了车，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他转身去看他刚才下来的连绵的山脉。在山上，一副望远镜调整焦距后锁定了他的面孔。

与山顶上那个隐身人一样，凯文・麦克布莱德也对这个地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经与保罗・德弗罗一起在“游隼计划”中心干了两年，经历了与那个塞尔维亚人的初次接触和“招聘”工作。他看过塞尔维亚人的档案，了解了他应该了解的一切情况，然而他们从未谋面过。德弗罗总是把这种神秘的乐趣留给他自己。

这辆警用吉普车被放行后，驶向远处那座宅院的高高的防御墙。当他们接近大门时，高墙赫然耸立在他们的眼前。

大门内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一个穿着宽松裤子和海岛棉布衬衣的粗壮的男人走了出来。衬衫的下摆飘荡在腰带的外面，这是有理由的，里面藏着一支格洛克九毫米手枪。麦克布莱德认出了他：库拉奇，卷宗里说是那个塞尔维亚人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带出的唯一个人，是他的终身保镖。

库拉奇走到汽车的客座车门边，打了一个招呼。在背井离乡两年之后，除了塞-克语他依然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

“谢谢你。再见。”麦克布莱德对驾车的警察说。那人点点头，急忙返回首都去了。

两扇电动大门是用铁路枕木般粗大的木料制成的。在大门里面，有一张桌子。麦克布莱德被熟练地搜了身，以期发现暗藏着的武器，他的手提包也在桌子上被搜查了一番。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男管家从上面的一个露台走了下来，等待着这些准备工作的完成。

库拉奇哼了一声，表示他已经满意了。由那位男管家提着旅行包在前面引路，一行三人踏上了台阶。麦克布莱德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座宅院。

别墅有三层楼，坐落在精心修剪的草坪中间。远处可以看见两个身穿白色衣衫的工人在料理园艺。这房子与地中海沿岸的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的海滨豪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楼上的每个房间都附有一个阳台，但铁皮百叶窗紧闭着以阻隔炎热。

他们站立着的这个庭院，也许比他们进入的大门地平要高出好几英尺，但仍处在那道防护墙的墙头之下。从这里可以掠过墙头看见麦克布莱德刚才经过的那道山岭，但贴近地面的狙击手不可能让子弹越过墙头击中露台上的人。

庭院里有一座碧波荡漾的游泳池，池边一张很大的白色大理石桌子上已经备妥了午饭，银制餐具闪闪发光。

一边有几把休闲椅子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一只盛有一瓶香槟酒的冰桶。男管家做手势要麦克布莱德坐下来。那个保镖仍直挺挺地站着，保持着警惕。从别墅的阴影深处，走出来一个穿着白色宽松裤和奶油色丝绸衬衣的男人。

麦克布莱德差一点没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佐兰・季利奇，贝尔格莱德市泽姆恩区的地痞恶棍，德国和瑞典十几个黑社会非法营生的头目，波黑内战的杀手，从贝尔格莱德输出妓女、毒品和军火的组织者，南斯拉夫国有资产的贪污者，最终为逃避法律制裁而亡命天涯。

这张面孔与中情局档案里的那一张大不一样。那年春天，瑞士的外科医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整形手术。苍白的肤色被一种热带地区的黝黑所替代，只有那道疤痕的白色细条没有变为深色。

但麦克布莱德曾经听说过，与指纹一样，耳朵也是因人而异，除非经过外科手术，否则是永远不变的。季利奇的耳朵与原先一样，当然还有他的指纹，而且在握手时麦克布莱德注意到了那双雾灰色的野兽般的眼睛。

季利奇坐到大理石桌边，朝着唯一的另一个空位子点了点头。麦克布莱德坐下了。季利奇与保镖用塞-克语快速交谈了几句。那个肌肉发达的歹徒慢慢地走向别处去吃饭了。

一个穿着蓝色侍女制服的年轻漂亮的圣马丁姑娘为他们倒了两杯香槟。季利奇提议干杯，他审视着琥珀色的液体，然后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这个人，”他用流利的、几乎算是十分完美的英语说，“他是谁？”

“我们还不是十分知晓。他是一个私人承包人，很神秘，我们只知道他的代号。”

“什么代号？”

“复仇者。”

塞尔维亚人掂量着这个词语，然后耸了耸肩。又有两个姑娘来为他们的午餐提供服务。菜肴有鹌鹑蛋小馅饼和抹黄油的芦笋。

“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农庄出产的？”麦克布莱德问道。

季利奇点点头。

“面包、沙律、鸡蛋、牛奶、葡萄、橄榄油……我们坐车经过时全都看到了。”

又一次点头。

“为什么他要来追我？”塞尔维亚人问。

麦克布莱德思考着。如果他说出真正的理由，这个塞尔维亚人会认为再与美国当局合作下去没有意义了，因为项目结束后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他的。麦克布莱德从德弗罗那里得到的命令是，一定设法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继续留在游隼小组之内。

“我们不知道。”他说，“有人与他订立了承包合同，也许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宿敌。”

季利奇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为什么你们这么晚才透露这事，麦克布莱德先生？”

“我们原先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直至你们抱怨那架飞机从你们头顶上飞过，还拍了照片。你们记下了飞机的登记号码，这很好，然后你派出了人员去圭亚那干预。德弗罗先生原以为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入侵者，辨明他的身份并阻止他。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是他漏网了。”

沾着蛋黄酱的对虾凉爽可口，正餐后端上了马斯喀特葡萄和桃子，以及浓烈的黑咖啡。塞尔维亚人似乎陷入了沉思。

三个漂亮的侍女靠着别墅的墙边站成了一排。季利奇在椅子里转过身来，指向其中一个姑娘，啪的一声打了一个响指。那姑娘脸色变白了，但她转身进入屋里，去为她主人的到来做准备。“每天这个时候我要睡一个午觉。这是当地的习惯，一个很好的习惯。在我离开之前，让我告诉你几句话。我与范伦斯堡少校一起设计了这个堡垒，稍后你会见到他的。我认为这个堡垒很可能是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不相信这个雇佣兵能进入这里。如果他进来了，那么他将永远不能活着出去。这里的保安系统是经过考验的。这个人也许已经蒙混了你们，可他蒙混不了我们的保安系统，他靠近不了我。在我休息期间，范伦斯堡会带你去参观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打电话给德弗罗先生，这次危机已经结束了。”

他起身离开了桌子。麦克布莱德留了下来。在露台下面，主大门内的那扇小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上了通往地坪石的台阶。麦克布莱德从卷宗里知道他，但装作不知道。

阿德里安・范伦斯堡也是一个有来历的人。在国大党当政、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期间，他曾经为国家安全局——也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BOSS——效劳。他卖力地执行该机构的极端路线从而得到一路提升。

在纳尔逊・曼德拉上台之后，他加入了由欧仁・特雷-布兰克领导的极右翼的AWB党，即“白人抵抗运动”。该党派垮台后，他认为该是他远离这个国家的时候了。为欧洲的一些新法西斯组织担当了几年的安全专家后，他引起了佐兰・季利奇的注意，获得了策划、设计、建造和保卫在埃尔彭托的这个庄园堡垒的美缺。

与莫伦诺上校不同，这位南非人的身材不肥胖，却壮实，只是垂到皮带外面的肚皮显露出他喜好啤酒，而且很贪杯。

麦克布莱德注意到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副行头：作战靴、丛林迷彩服、豹皮环饰的丛林帽，上面的帽徽使他平添几分英武。

“麦克布莱德先生？美国客人？”

“是我，朋友。”

“我是范伦斯堡少校，这里的卫队长。我接到指示带你参观这个庄园。明天上午可以吗？八点半？”

在度假胜地巴希亚的停车场里，一名警察发现了那辆福特轿车。牌照是当地的，但是是伪造的。车内杂物盒里的小册子是荷兰语的，也就是苏里南人使用的语言。

后来有人回忆起见到过一个背背包的人，肩负着一只用迷彩布做成的大背囊，徒步离开这个度假胜地。他是朝东走的。莫伦诺上校把他的全体警力和部队召回到了兵营里。第二天早上，他布置任务说，他们将从陆侧开始搜山，从路边一直到山顶。

第二十九章

游 历

这是德克斯特在山顶的潜伏阵地里所经历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日落和天黑。

他依然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身下半岛上最后一批灯火从窗户里熄灭，然后准备动身。山下的那些人早睡早起，对他来说，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小睡片刻。

他吃完了他最后剩余的野战口粮，包上了能维持两天的维生素片、钙片、纤维素片和糖。他喝完最后的一点水，让体内储上足够二十四小时消耗的水量。那只硕大的背包、睡网和雨披可以抛弃。他所需要的物品，要么他随身带来了，要么已在头天夜里偷来了。它们都被装进一只小背包里。只有挂在他肩上的那卷绳子体积很庞大，必须藏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去。

他把剩余的野营用品尽可能放到不易察觉的地方，并动身离去，这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他一边用一条树枝刷去他自己留下的足迹，一边慢慢地朝右边走过去，直至他到了工人村子的上方，而不是机场的上方。他走了将近一公里路程，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但他把时间算得很准，弯弯的月亮升起来了。汗水再次湿透了他的衣服。

他小心地、缓慢地爬下陡坡，攀着一个个树桩，踩着一段段树根，直到他需要用那条绳索的位置。这一次他不得不采用双股的方法，把绳环套上一个光滑的树桩，这样当他在下面拉扯时绳子不会被挂住。

他拉住绳子慢慢下滑，避免剧烈跳跃，因为那样也许会碰落石块。他后退着下降，一步一步地，直至他落到了悬崖与教堂后面之间的那个凹进处。他希望教堂的牧师睡得很熟，因为他现在距牧师的住处只有几米距离。

他轻缓地拉动绳索的一头，另一头滑过上方的那个树桩，最后摔落在他的身旁。他把绳子盘上肩膀，离开了教堂的阴影。

卫生设施是公用的，也是单一性别的。劳改营里没有妇女。他在山上时已经观察过男人们如厕。厕所的底部是一条长沟，上面覆盖着木板以阻止臭气外泄。木板上开了一些圆孔，盖着圆形的盖子。德克斯特屏住呼吸，揭开其中一只圆盖，把那捆绳子丢进了黑咕隆咚的粪坑里。要是运气好，它将永远消失，即使去搜寻也发现不了，况且这种搜寻可能性很小。

工人们居住和睡觉的棚屋呈小小的方形，比警察局的囚室只大了一点点，但每个工人都独用一间。它们每五十间建成一排，每两排相对，中间隔着一条小街。每一百间作为一个单元，跟其他的单元再隔一条大路。这就是住宅区。

那条大路通向广场，两边是盥洗室、厨房和一座用茅草盖顶的食堂。德克斯特避开广场上的月光，在建筑物的阴影之中行走，回到了那座教堂。大门上的锁具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被他开启了。

里面没什么特别，跟大多数教堂没什么两样，但对于这座劳改营的管理者来说，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这么一个残暴的地方能提供一个安全阀，确实是明智的举措。德克斯特不知道住持的牧师是如何把他的工作与他的信仰相统一的。

他在教堂后部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祭坛背面的法衣室。他让大门虚掩着，走回到工人们正在打鼾睡觉的那个棚屋住宅区里。

在山上时，他已经记住了他需要的那间小屋的位置，从广场出来的大路上第三条街左边第五间小屋。他见过那人出来吃早饭。

门上没有锁，只有一只简单的木闩。德克斯特走进去，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他的眼睛适应屋里几近完全的黑暗。

床上那个佝偻着的身躯继续打鼾呼呼大睡。三分钟后，德克斯特已经完全恢复了黑暗中的视觉，他可以看见一条粗制的毯子下面低低隆起的身影。他弯腰从背包里取出一件物品，然后走向了床边。氯仿的甜味从他手里的那块浸透了的布片飘了出来。

那个工人咕哝了一声，想侧过身来，然后陷入了沉沉的睡眠之中。德克斯特继续按住布片，保证那人能长时间失去知觉。准备妥当之后，他把这个沉睡的人抱起来搭在自己的肩上，就像消防队员背人那样，静静地疾步沿原路返回，抵达教堂。

在这座珊瑚石建筑物的门口，他再次停下来，倾听了一下他是否惊醒了任何人，但村子里一片寂静。当他再次找到法衣室后，他用强力胶带纸缚住那个工人的双腕和脚踝，并封住了他的嘴巴，只留下鼻子让他呼吸。

他重新锁上教堂的大门，高兴地看到旁边黑板上有一条通知。这是一个幸运的额外砝码。

回到空棚屋后，他冒险开亮手电去检查那个工人的物品。东西不多。一面墙上有一幅圣母玛利亚的像，还有放在镜框里的一张已经褪了色的照片，是一位微笑着的年轻女士。未婚妻？妹妹？女儿？在高倍望远镜的观察下，那人看上去与德克斯特同样年纪，但也许实际上更年轻一些。被莫伦诺上校抓来送到埃尔彭托的人老得很快。不过他肯定是同样身高和同样身材，所以德克斯特选中了他。

墙上没有其他饰物了；只有几个钩子，挂着两套同样的工作服，都是粗制棉布裤子和同样质地的衬衣。地上有一双绳底凉鞋，污渍斑斑的，而且磨旧了，但很牢固很可靠。此外，还有一顶宽边草帽与他的工作服配套。再就是一只用一根带子抽紧的帆布包，去农场里劳动时用来盛放饭盒的。德克斯特熄灭手电，看了一眼手表，四点零五分。

他把衣物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挑选了他要随身携带的几样东西，用他那件散发着汗臭的T恤衫包起来，裹成一团后塞进了那只盛饭盒的帆布包里。其余的他必须放弃。多余的东西装进了背包里，在第二次上厕所时被处理掉了。然后他等待着铁轨的敲击声。

敲击声与往常一样在六点半时传过来了。天还没有亮，但东方已经露出了一抹鱼肚白。铁轨是铁丝网大门边的一位值班卫兵敲响的。德克斯特周围的村子开始苏醒了。

他避开了上厕所和使用盥洗室的高峰时段，期望没人注意到他。二十分钟后，他从门缝里看到他面前的巷子里又空荡了下来。他低头用草帽掩着脸，匆匆走向厕所，混入到了上千个足蹬凉鞋、身穿长裤和衬衣的劳动者之中。

他蹲在大便池上方，其他人已经在吃早饭了，他一直等到铁轨第三次敲响，召唤工人们去大门边排队时，才加入到了队伍之中。

五名检查员分坐在五张桌子后面，核查每个人的身份牌，对照当天的农活任务清单，把工号输入到上午出工的记录中，并都注明参加的是哪个劳动小组，然后挥手让那个工人通过。每个工人都去组长那里集合，接着就被引领去领取工具，按照分配的任务开始劳动。

德克斯特排在自己的队列里走到了桌子边，他递上了他的身份牌，用食指和拇指夹着，与其他人一样。然后他突然弯腰咳了起来。那位检查员猛地把头转向了一边，记下号码后挥手让他赶紧通过。一大早，卫兵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一张满是辣椒味的脸了。这位新工人拖着脚步去领取锄头，分配下来的农活是去鳄梨树园林里除草。

七点半，凯文・麦克布莱德在露台上独自吃早饭。这里的葡萄、鸡蛋、面包和梅子果酱可以与任意一家五星级宾馆相媲美。八点十五分，那位塞尔维亚人加入了他。

“我认为你最好先收拾好行李。”季利奇说，“当你看完范伦斯堡少校要给你展示的措施之后，你会同意，这个雇佣兵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闯入这里，接近我的机会就更小了。要想再从这里出去根本就没有可能。你留下来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告诉德弗罗先生，月底时我会去完成计划中我那部分任务，按我们已经商定的。”

八点三十分，麦克布莱德把旅行包扔进卫队长那辆敞篷吉普车的后部，爬上去坐在少校的旁边。

“那么，你要看什么呢？”卫队长范伦斯堡问道。

“我听说一位不速之客要进入这里是不可能的，你就来给我展示一下原因吧。”

“听着，麦克布莱德先生，当我设计这里的一切时，我创造了两个特色。首先，这几乎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农耕天堂，这里样样都有。第二，这是一座堡垒、一个圣地、一个避难所，能抵挡几乎所有的外来入侵或威胁。

“当然，如果是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空降兵、装甲车，那么它当然会遭到入侵。但一名雇佣兵，单枪匹马，决不可能！”

“从海上登陆呢？”

“让我带你去看。”

范伦斯堡挂进排挡，于是他们出发了，在身后扬起了一缕尘土。南非人在一处悬崖的边缘停住了汽车。

当他们下车后他说：“从这里你可以看见，整个庄园被海洋环绕，任何地点都在海岸悬崖上面至少六米高处，大多数地方有十五米高。海面扫描雷达——伪装成电视天线——可以向我们警告从海面接近的任何物体。”

“如何拦截呢？”

“两艘巡逻快艇随时都有一艘在海上。整个半岛设有近两公里的水域禁区。只有偶尔来的送货轮船才被允许进入。”

“水下进入呢？两栖特种部队呢？”

范伦斯堡嘲笑了一声。

“特种部队战士？我让你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取出对讲机，呼叫无线电室并被转接到了屠宰场。他们要去的地点在庄园的对面，在吊杆附近。麦克布莱德注视着牲口被宰杀后，一桶下料从那条滑道落下去，掉到了九米以下的海里。

在几秒钟时间，没有一丝动静。然后第一条弯刀形的鱼鳍犁破了水面。一分钟之内，鲨鱼们开始狼吞虎咽。范伦斯堡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这里吃得很好，有许多牛排。我的雇主不吃牛排，但卫兵们喜欢吃。与我一样，他们大都来自旧世界，我们爱吃牛肉。”

“那又怎么样？”

“当一头牲口被宰杀后——诸如猪、牛、羊、鹿，大概每星期都会宰杀一次——新鲜的下料被扔进海里，带着血。这里的海洋频繁活动着鲨鱼。黑尖鲨、白鳍鲨、虎头鲨、大榔头，它们都在这里活动。上个月我的一名部下从船上掉到了海里，船马上调头去救他，他们在三十秒钟之内抵达了，但还是太晚了。”

“他没能从水里出来？”

“他的大部分身体出来了，但腿没有。两天后他死了。”

“埋葬在哪里？”

“就在那里。”

“那么鲨鱼们最终还是得到了他。”

“我们这里没人犯错误。在阿德里安・范伦斯堡负责下，谁犯错误谁就得死。”

“那么翻山过来呢？从我昨天来的那条山路进入呢？”

作为回答，范伦斯堡递给麦克布莱德一副野战望远镜。

“看看。你不可能从两端爬过来，两边都是悬崖垂直插入水中。白天从那道陡坡爬下来，你马上就会被看见。”

“但在夜间呢？”

“好，算你爬到了坡底。你们的那个人仍在铁丝网外面，离那座庭院还有三公里的距离。他不是一名工人，不是一名卫兵；他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得到照顾。”

“我见到过的那条溪流呢？能顺流而下吗？”

“这个问题提得好，麦克布莱德先生。让我陪同你去看一下那条溪水。”

范伦斯堡驾车带客人去了机场，用传呼机打让人开铁丝网中间的大门，驱车抵达溪水从山上下来、在跑道处流入地下的地点。他们下了车。在跑道与铁丝网之间有一大块露天的水面，清澈的溪水缓慢地流过底部的水草。

“看见什么了吗？”

“没有。”麦克布莱德回答。

“它们在阴凉处，在阴影中，在跑道下面。”

显然那是南非人的拿手好戏。他在吉普车里存放着一些牛肉干，他拿了一块扔了进去，水面顿时开始翻滚。麦克布莱德看到食人鱼从阴影中窜出来，烟盒般大小的牛肉块被三角形的利齿撕成了碎片。

“够了吗？我陪你去考察一下，我们这里是如何管理水源供应，但又从来不会放松安全保卫工作的。来吧。”

回到农场后，范伦斯堡沿着穿越农场的弯弯曲曲的水流陪同客人参观。在十几个分岔点，溪水从主流中分流出来，去灌溉各种不同的农作物，或者去注满分布在各地的蓄水池，但全都是死水路。

主流蜿蜒曲折，但最终还是回到靠近跑道但在铁丝网外边的悬崖边缘。在那里，溪水加快流速冲出悬崖落入大海。

“靠近崖边的水流里，我埋入了一丛尖铁条，”范伦斯堡介绍说。“试图来这里游泳的任何人，都会被水流冲向前去，失去控制，沿着光溜溜的混凝土沟壁冲向大海。经过那些尖铁条上方之后，这个无能为力的泅水者将会跌入大海，浑身血淋淋的。然后是什么？当然是鲨鱼喽。”

“但是晚上呢？”

“哦，你没看见那些狗？有十二条德国牧羊犬，很凶猛的。它们被训练得不会去惹庄园里穿制服的卫兵，另外十二个高级管理人员无论穿什么衣服他们也不会碰，这是一个个人气味的问题。

“它们在日落时被释放出来。此后每一个工人和陌生人必须留在铁丝网之外，不然的话他顶多只能活几分钟，到处徘徊的恶狗会发现他，此后他就没有生存机会了。所以，你们的这个雇佣兵，他想来干什么？”

“这个，我倒是一无所知。如果他有理智，我猜测他现在已经走了。”

范伦斯堡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我希望他有理智。你知道，以前在旧世界时，在卡普里维谷地[25]，我们曾经有一个专门关押城里闹事者的劳改营，我是那里的负责人。你知道吗，中情局情报官先生？我从来没有搞丢过一个囚徒，一个也没有。我的意思是没人逃走，从来没有过。”

“很了不起，我敢肯定。”

“那么你知道我是采用什么手段吗？地雷？不。探照灯？不。两道环行铁丝网，埋入地下六英尺深，上面是锋利的铁蒺藜，铁丝网之间是野兽。水池里有鳄鱼，草地上有狮子，所有人都通过一条隧道出入。我喜欢天然的构成。”

他看了一下手表。

“十一点钟。我驾车沿土路送你到山口的那座警卫房。圣马丁警方将派一辆吉普车在那里与你碰头，然后带你回宾馆。”

他们驱车穿越庄园，从海岸返回通往村子和那条盘山土路的大门，这时候少校的通讯器噼噼啪啪地鸣响起来。他倾听着宅院地下室里的无线电值班员传过来的信息，这消息使他很开心。他关去通讯器，指了指前方的山头。

“今天上午莫伦诺上校的部队搜查了那里的丛林，从路边一直搜到山顶。他们已经发现了那个美国人的营地。遗弃了的营地。也许你说得对。我认为他已经看够了，现在已经吓退了。”

麦克布莱德能够看到远处那道双扇大门，以及再远处的工人住宅村子里的那些白色的建筑物。

“跟我说说那些工人的情况，少校。”

“他们的什么情况？”

“有多少人？这些人都是怎么进来的？”

“大约有一千两百人，他们全都是罪犯，圣马丁司法系统之内的罪犯。好了，别以为你们的司法制度更讲道德，麦克布莱德先生。你们美国人也有劳改农场。所以其实这是一座劳改农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他们在这里还是生活得很不错的。”

“那么在刑满之后，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他们不能回家。”范伦斯堡说。

一张单程车票，美国人心里想，莫伦诺上校和范伦斯堡少校的一份好意。终身监禁。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乱穿马路？乱扔垃圾？莫伦诺必须增加劳改犯的人数，按照命令。

“卫兵和宅院里的工作人员呢？”

“那就不同了，我们是被雇佣的。宅院大墙内所需要的每一个人都住在那里。当我们的雇主在家时，每个人都留在里面。只有穿制服的卫兵和少数几个像我一样的高级职员才能进入到高墙里面，工人绝对进不去。泳池清洁工、园丁、服务员、侍女全都居住在大墙里面。在农场里劳动的工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他们全都是单身汉。”

“没有妇女，没有儿童？”

“没有。他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养育下一代。但我们有一座教堂，牧师只宣讲一部经文——绝对服从。”

他没提到，对于不肯服从的人，他仍保留着旧时代的犀牛皮鞭。

“少校，一个陌生人会不会装扮成一名工人混进庄园里？”

“不会。每天晚上都由一位农场管理员去村里选定第二天需要的劳动力。那些被选中的在太阳升起、吃过早饭后走到大门边去报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接受核查。需要多少人，放行多少人，不会多出一个来。”

“放行多少个？”

“每天大约一千人。两百个技术工人去修理车间、牛奶场、面包房、屠宰场和农机站；八百个农民去翻地，除草。每天大概留下两百人，真正生病的、倒垃圾的，还有炊事员。”

“我认为你完全说服我了，”麦克布莱德说，“这个单枪匹马的人没有机会，不是吗？”

“我告诉你了，中情局情报官先生，他已经吓退了。”

他还没说完，那只通讯器又一次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在他接听汇报的时候，他皱紧眉头了。

“什么？嗯，告诉他镇静。我五分钟之内到。”

他把通讯器放了回去。

“文森特神甫，教堂里的。有点惊慌。在我们出去的半路上我要顺便去照看一下，肯定要耽误几分钟时间了。”

他们经过了左边的一队工人。烈日下，工人们躬着酸痛的背在挥舞着锄头和铁锨。有些人抬起头来去看一眼那辆疾驶而过的汽车，里面坐着能对他们行使生杀大权的人。这些人个个都是消瘦的、长满胡茬的脸，草帽帽檐下面是一双双栗棕色的眼睛。但有一双眼睛是蓝色的。

第三十章

恐 吓

一个长着一双猪眼、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白色法衣的胖子，正在教堂大门口台阶的顶部跳上跳下。这就是文森特神甫，那些可怜的被强迫劳动的工人们的牧师。

范伦斯堡的西班牙语说得很差劲，只能勉强发号施令；而那位牧师的英语表达能力也好不了多少。

“快来呀，少校。”神甫说完就冲回到教堂里面，范伦斯堡和美国客人跳下汽车，跟着他跑上台阶。

那件沾着尘土的长袍扫过走道，掠过祭坛，到了法衣室里。这是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的主要家具是一只粗工制作的衣柜，用螺钉固定在墙上，用于储存法衣。神甫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拉开柜门，大叫一声：“天呐！”

几个人凑近察看。那个工人依然与文森特神甫发现他时一模一样，神甫没有试图放开他。他的双腕被用胶带紧紧地缚住了，双踝也同样，由于一条宽宽的胶带封着他的嘴，他只能发出一些唧唧咕咕的抗议声。看到范伦斯堡时，他的眼睛马上流露出恐惧。

南非人俯身向前，一把扯去了封口的胶带纸。

“他来这里干什么？”

从那个工人嘴里发出了一阵咿咿呀呀的恐惧的解释，牧师听后耸耸肩。

“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昨天晚上睡着了，醒来时却发现在这里。他感到头晕，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那人浑身赤裸，只穿着一条短裤。南非人抓住那个工人的手臂把他拉了起来。

“告诉他，最好让他回忆一下。”他朝着牧师喊道。牧师做了翻译。

“少校，”麦克布莱德轻轻地说，“我们一步一步地来。他叫什么名字？”

牧师听明白了这句英语。

“他叫拉蒙。”

“拉蒙什么？姓什么？”

牧师耸耸肩。他有一千多个祈祷者；他能记住他们每一个人吗？

“他住哪一间小屋？”美国人问道。

又是一阵快速的当地西班牙语交谈。麦克布莱德能够看懂一点书面的西班牙语，但圣马丁人讲的土话他就听不懂了。

“离这里有三百米远。”牧师说。

“我们去看看吧？”麦克布莱德提议说。他取出一把瑞士军刀，割去拉蒙手脚上的胶带。这位吓得半死的工人引领少校和美国人穿过广场，走过大路，进入他住的那条小巷。他朝自己的门一指，然后退缩到后面去了。

范伦斯堡走了进去，后面跟着麦克布莱德。他们没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那位美国人在床底下发现的一件小物品。那是一块压缩过的棉布。他闻了闻，又把它递给了少校，后者也去闻了一下。

“氯仿，”麦克布莱德说，“他是在睡眠中被麻翻的。很可能什么也没感觉到。醒来时发现手脚被缚，关进了一只衣柜里。他没说谎，只是摸不着头脑，吓坏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过，每个工人在经过大门去干活时要检查身份识别牌吗？”

“是的。怎么啦？”

“拉蒙没有佩带身份牌，它也不在这里。我认为你们在某个地方有了一位冒名顶替者。”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范伦斯堡大步走回到停在广场里的越野车旁，摘下挂在仪表板上的对讲机。

“这是紧急呼叫。”他告诉无线电操作员。在对方应答之后，他下达了命令，“拉响‘囚犯逃跑’警笛，关闭宅院大门，禁止任何人进入，除了我以外。然后使用公用频道通知庄园里的每一个卫兵，不管是当班的还是下班的，到主大门向我报到。”

几秒钟之后，拖着长声的凄厉警报声响彻了整个半岛。田地里、谷仓里、工棚里、果园里、厨房里和猪圈里全都听到了。人人都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抬头去眺望主大门的方向。在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之后，从宅院地下室里传来了无线电操作员的广播声。

“所有卫兵去主大门集合。重复一遍，所有卫兵去主大门集合。赶快。”

白天有六十名卫兵在值班，其余的在营房里休息。在远处田野里的卫兵骑上摩托车赶了过来，距主大门半公里的营房里的卫兵跑步赶了过来。他们全都响应了应急命令。

范伦斯堡把他的越野车驶回到了大门里面，站到汽车的发动机罩上面等着他们，手里提着一只电子扩音器。

“我们这里并没有逃犯，”当卫兵们聚集到了他面前时，他开始说，“恰恰相反，我们有了一个入侵者。现在，他装扮成一名工人。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凉鞋，同样的草帽。他甚至还偷了一块身份牌。白班卫兵们，把全体工人集合后带回来，一个不许漏下。夜班卫兵们，去搜查每一座谷仓、牛棚、猪圈和车间，然后封上门窗站上岗哨。用通讯器与你们各自的小组长保持联络。各位组长与我保持联络。现在出发，看到任何穿着囚服逃跑的人，可以开枪射击。现在走！快去！”

上百号人以一个扇形朝农场散开。他们要搜查整个半岛的中部区域，从分隔机场与农场的铁丝网，一直到那座宅院的大墙。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即使对于一百个人也太大了。搜查一遍要花上好几个钟头的时间。

范伦斯堡已经忘了麦克布莱德要离开这里，他把美国人丢在一边，忙着应付这里的紧急情况。麦克布莱德坐在那里沉思着。

教堂的大门旁边有一张告示。上面写着：“Obsequias por nuestro hermano Pedro Hernandez. Once de la mañana.”

他的西班牙语水平不怎么样，但这位中情局特工还是能读懂这段文字的意思：“我们的兄弟彼得罗・赫尔南德茨的葬礼。上午十一点钟。”

难道复仇者没有看到这个告示？还是他猜不透这段文字的意思？通常在星期天之前，牧师是不会去他那间法衣室的。但今天情况不同，十一点钟之前，牧师肯定会打开法衣室里的柜子，看到那个囚犯。

为什么不把他丢在其他地方？为什么不用胶带把他固定在他自己的床上，这样在日落之前没人能发现他，甚至那之后也发现不了？

他发现少校在与机场的技工通话。

“直升机出了什么问题？去他妈的尾翼转子。直升机马上提供空中支援。让它快点起飞！”

他关去通讯器，听完麦克布莱德的疑惑，瞪着双眼厉声说：“你的同胞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就这么回事。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他会因此而丢命的。”

一小时过去了。即使没有野战望远镜，麦克布莱德也能看到第一批身穿白布衣物的工人正被赶回通往村子的那道双扇大门的门口。在一排排工人旁边，穿制服的卫兵在朝他们大声吆喝。这时候是中午，烈日当空，晒得人们头皮发麻。

大门前面熙熙攘攘的人群越聚越多。无线电通讯器里的噼噼啪啪通话声一直没有中断，农场里一个区域接着一个区域被清理完毕，建筑物一栋接着一栋被搜查完毕，宣布查清，封上门窗后在每一栋都派上了驻守的卫兵。

一点半时，开始清点工号。范伦斯堡坚持让五名检查员回到他们在桌子后面的位子上去，挨个检查每一列的两百名工人。

工人们通常在上午和晚上的凉爽时间里劳动，现在他们在活活受着烈日的烘烤。两名工人晕倒了，由他们的朋友帮着抬到阴凉处去。身份牌挨个都检查了一遍，每个牌上的号码都与早上出工时的记录对了一遍看是否符合。当最后一个白色衣衫的身影踉踉跄跄地走回村里去休息、纳凉和洗澡时，检查组长点了点头。

“少了一个。”他叫道。范伦斯堡走到桌子边，从他背后看着记录。

“53108号。”

“姓名？”

“拉蒙・古蒂雷斯。”

“释放警犬。”

范伦斯堡大步走向麦克布莱德。

“现在，所有技术人员、劳工们都应该已在室内了，被关在里面由卫兵驻守着。警犬不会去触犯我的卫兵们，你知道，它们能认出制服。这就剩下了在外面游荡的一个人。一个陌生人，穿着白棉布长裤和宽松衬衣，散发着异味。这如同为那些牧羊犬敲响了午饭的钟声。爬到树上？跳进池塘？它们还是能够找到他的。然后它们将会围住他狂吠，直至训犬员到来。我给这个雇佣兵半个小时的时间，顶多半小时，他要么爬到一棵树上投降，要么死掉。”

他在搜寻的那个人此刻正在农场中央，在一排排高过他头顶的玉米地里轻快地跑动。他根据太阳和山峰判断着他的奔跑方向。

从上午早些时候起，他花了两个小时持续慢跑，从分配给他劳动的那块田地到那座宅院的防护墙墙基，这段距离倒不是问题，对于一个习惯马拉松赛跑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他得小心避开其他工作小队和卫兵。那时他仍在躲避。

现在他来到了穿越玉米地的一条土路，卧伏下来，朝外边窥视。在土路的一头，两名卫兵骑着一辆摩托车朝着主大门方向疾驶而去。他等待着他们转过一个弯道，然后越过土路钻进一个桃园里消失了。他从高处已经充分研究了这个农庄的布局，并计划好了一条路线，能从宅院大墙边一直通到他要去的地方，用不着穿越齐膝高的庄稼。

上午他带出来的物品，要么放在他那只所谓的饭盒袋里，要么藏在他穿在运动短裤里的紧身三角裤里面，现在差不多已经用完了。那只潜水手表现在戴回到他的手腕上，皮带系在腰上，刀子插在背后，不容易被发觉，但需要时很快就能拔出来使用。那些绷带、粘胶和其余物品放在穿在皮带上的一只扁型小包里。

他又察看了一下周围的山峰，把他的前进方向调整了几度，接着停下来歪着头去倾听，前方有哗哗的流水声。他来到了溪流边，后退十五米，脱光了全身衣物，只剩下皮带、刀子和紧身内裤。

在庄稼地对面，在沉闷的令人麻木的炎热下，他听到朝着他奔跑过来的第一群狗的吠叫声。海边正好有微风吹过来，再过几分钟海风将把他的气味带到猎狗的鼻子里。

他要干的事必须动作极快但极仔细。他忙了一小阵直到满意了，才踮着脚尖走向溪流，滑入凉爽的溪水之中，开始让水流带他前进，倾斜着穿过农场朝着机场和悬崖的方向漂去。

尽管相信那些牧羊犬决不会来犯，但在驾车缓慢地从大门驶往农场的路上，范伦斯堡还是摇上了所有的车窗。

训犬员与范伦斯堡一起在越野车里，坐在旁边的旅客座上。副训犬员驾着一辆卡车跟在后面，后面的车厢用铁条封了起来。他们听出了猎狗叫声的变化，从低沉的喉音到激动的吠叫。

“它们已经发现了什么。”训犬员喊道。

范伦斯堡露出了微笑。

“哪里，在哪里？”

“在那边。”

麦克布莱德蜷缩在后座里，高兴地看到车窗都关上了。他不喜欢恶狗，而且对他来说，十二条也太多了。

那些狗是发现了什么东西，没错，但它们的汪汪声更多地是来自痛苦而不是激动。在转过桃园的一条弯道后，范伦斯堡看到了那群猎犬。它们在土路周围，绕着一团带血的衣物打转。

“把它们弄到卡车上去。”范伦斯堡喊道。训犬员跳下汽车，关上车门，吹着口哨向他的狗群传达命令。狗们仍在狂吠，但没有抗议，顺从地爬上那辆狗车的后车厢，并被锁在了里面。这时候范伦斯堡和麦克布莱德才下了车。

“那么，这就是它们抓住他的地方喽。”范伦斯堡说。

训犬员仍然对狗群的表现感到迷惑，他一把抓起那件沾有血污的棉布衬衣，拿到鼻子上去闻，然后猛地把头转向了一边。

“该死的混蛋，”他尖叫道，“辣椒粉，细磨绿辣椒粉，能沾在衣服上。怪不得那些可怜的猎犬在尖叫。那不是激动，它们是痛苦。”

“它们的嗅觉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嗯，今天不行了，老板，明天都不一定。”

他们找到了一条棉布长裤，也被撒上了辣椒粉，还有一顶草帽，甚至还有一只帆布抽带包。但是没有尸体，没有骸骨，没有其他，只有衬衣上的血污。

“他在这里干了什么？”范伦斯堡询问训犬员。

“他割破了自己，这个混蛋。他用一把折叠刀割破了自己的肌肤，然后把血洒到那件衬衣上。他知道那会使警犬疯狂，当它们在巡逻时，人血总是能驱使它们疯狂。所以它们会闻到血腥，咬碎织物并吸入辣椒粉。我们的猎犬没法用了，可能明天才能恢复。”

范伦斯堡数了数衣物的件数。

“他已经脱光了衣服，”他说。“现在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

“也许不是。”麦克布莱德说。

南非人按军队编制给他的部队配发军服。他们都穿同样的制服，清一色的半统牛皮作战靴，卡其长裤的裤脚塞进靴子里。每人还有一条配有铜扣子的宽皮带。

他们上身都穿着“豹斑”色彩的淡色非洲丛林迷彩服，衣袖到手臂中部，袖口外翻并烫平。

衬衣上有一道或两道倒V字型的肩章，表示是一名下士或中士。而四名低级军官的衬衣肩章上，则装饰着布星。

麦克布莱德发现，小径附近树枝上挂着一块肩章，是从一件衬衣上拉扯下来的，显然那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搏斗。

“我认为我们找的这个人根本没有赤身裸体，”麦克布莱德说，“我认为他现在穿着一件迷彩衬衣，少了一块肩章，还穿着卡其长裤和作战靴。毋庸赘说，还有像你那样的一顶丛林帽，少校。”

范伦斯堡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但证据胜于雄辩。沙砾上面有两道痕迹，明显是一双鞋后跟被拖曳着穿过草地留下的。拖痕的尽头是那条溪水。

“一具尸体扔进了那里，”少校咕哝着说，“现在它应该已经被冲出了悬崖。”

而且我们全都知道你是如何钟爱你的那些鲨鱼，麦克布莱德想道，但他没说出来。

范伦斯堡窘迫极了。在方圆六千英亩的这个农庄里的某处，在可以获取武器和摩托车的某个地点，有一个用宽边丛林帽遮掩着脸的职业雇佣兵，一如他所假设的，要来炸飞他的雇主的脑袋。他用南非荷兰语骂了几声，肯定不是什么优雅的话。然后他抓起了无线电通讯器。

“向宅院里加派二十名卫兵。除了他们和我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那里。他们要全副武装，在那座楼房四周的地面上立即散开。现在，马上派人！”

他们驾车返回，穿过田野，奔赴最远处的那座有大墙的宅院。

这时候是下午四点差一刻。

第三十一章

请君入瓮

刚刚赤裸的肌肤经过烈日的暴晒，现在凉爽的溪水如同抚慰剂。但这道溪水很危险，因为水流在顺着混凝土岸壁冲入大海的过程中，流速一直在缓慢地增加。

在进入水中的地点，德克斯特仍有机会爬上溪流的对岸。但这个地点离他需要去的地方距离太远了。在山顶时，他已经牢牢记住了一棵大树的位置，这棵树在此前的航拍照片上他也见到过。

他的最后一件尚未使用的设备，是一只折叠式三爪小铁锚和一条六米长的细绳。在溪岸之间顺着蜿蜒曲折的水流漂向前方时，他展开三个爪子，把它们固定住，并把细绳的一头缠在了右腕上。

在急流中，他来到一个弯道，看见了前方的那棵树。它长在溪岸靠机场的那一边，两条粗大的树枝伸到了溪流的上方。当他接近时，他在水中往后一仰，挥手把小铁锚抛向上空。

他听到金属在枝条中的撞击声，感觉到铁爪子的受力和突然停顿让他的右手腕产生一阵疼痛。

他紧紧攥住绳子，奋力爬上溪岸，湍急的水流仍然拽住他的腿，他用那只空着的手抓住岸边的青草，让身体的其余部位也脱离水流，落在了实地上。

那只铁锚在树枝里找不到了。他踮起脚尖抬起手臂，用刀子尽量在最高处割断细绳，让它落到水里漂走。他知道，现在离机场铁丝网四十个小时前他割破的那个位置还有九十米距离。这段距离不能用其他方式，只能爬行。他估算，最近的警犬大约还在溪流对面的两公里之外。它们将会找到那座桥，但时间还来得及。

两个晚上之前，他在黑暗中躺在机场铁丝网旁边，用钢剪剪了一条垂直的和一条水平的切口，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但还留下一根铁丝没去动，以保持着张力。那把钢剪被他藏到了青草中，现在他找到了它。

两道切口用绿色塑料护套电线给临时搭在一起了。拆去这些临时的电线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之后他听到一记沉闷的“嘣”的响声，铁丝网的张力松弛了，他钻了过去。保持俯卧的姿势，他趴着转过身来把铁丝网重新接上。只有在十米距离之内才能看出破绽。

在农场那一侧，工人们把杂草清除得一干二净，撒到其他地块上用作肥料，但在跑道两边，青草长得有半米高。德克斯特找到他事先藏好的那辆自行车和他偷来的其他物品，把自己穿戴起来遮住太阳的暴晒，然后一动不动地躺下来等待着。此时，他听到铁丝网外边的两公里远处，猎犬一阵狂吠，它们发现了那些沾血的衣物。

当范伦斯堡少校驾着越野车到达那座宅院的大门时，他要求增派的卫兵已经在那里了。一辆卡车停在门口，卫兵们纷纷跳下车来。他们全副武装，手里握着M-16自动步枪。当橡木大门开启时，那位年轻的军官让卫兵们排成几路纵队，慢跑穿过大门，迅速分散到了院内各处。范伦斯堡跟进去，然后大门就关上了。

麦克布莱德踏上通往泳池的台阶，但南非人转向右边，绕到了泳池的侧面。麦克布莱德看到原来在低于泳池的下一层还有几条通道，三个地下车库的大门可以通过电动操作启闭。

男管家在等待着，把他们引向里面。他们跟着他走过一条廊道，经过车库的几扇门，走上一段楼梯，进入到了主会客区域。

那位塞尔维亚人在书房里。虽然黄昏前室外比较凉爽，但他觉得还是谨慎为好。他坐在一张会议桌边，端着一杯黑咖啡，示意他的两位客人坐下来。他的保镖库拉奇出现在后面，背靠墙壁，保持着警惕。

“报告吧。”季利奇开门见山地说。范伦斯堡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有人单枪匹马，乔装成这里面的工人混进了这座堡垒。现在发现这人已经杀死一名卫兵，穿上卫兵的制服并把尸体扔进了那河里，逃过了猎狗对他的死亡追击。

“那么现在他在哪里？”

“在这座宅院的大墙与保护村子和机场的铁丝网之间，先生。”

“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手下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穿卫兵制服的人都要通过无线电向我报告，证明各自的身份。”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麦克布莱德说了一句西班牙语。另两个人迷惘地瞪起眼睛凝视着他。“对不起。谁来保卫那些卫兵呢？换句话说，谁来检查那些检查员呢？你们怎么知道在无线电里的声音不是在说谎呢？”

房间里一片沉静。

“对，”范伦斯堡说，“他们都必须听召唤回到营房，由他们的组长挨个当面检查。我可以去无线电室发布命令吗？”

季利奇点头让他离去。

召集卫兵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窗外，夕阳正从山峰西沉。热带的天色开始很快变黑。范伦斯堡回来了。

“每一个卫兵都在营房里核对了身份。所有八十个人都由他们的带队军官亲自验证。这人还是在外面的某个地点。”

“或者在这道大墙内，”麦克布莱德说，“你的第五班负责这座宅院的巡逻。”

季利奇转向了他的卫队长。

“你没有经过身份查验就命令二十名卫兵进来这里巡逻？”他冷冷地问道。

“是没有，先生。他们是精英警卫班，由扬尼・杜布莱西斯亲自指挥。出现一张陌生的脸他会立即认出来的。”

“让他来这里报到。”塞尔维亚人命令道。

几分钟之后，年轻的南非人指挥官出现在书房的门口，做了一个规范的立正动作。

“杜布莱西斯中尉，两个小时前你根据我的命令，挑选了包括你在内的二十名卫兵，用卡车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是吗？”

“是的，先生。”

“你认识他们的每一个人吗？”

“是的，先生。”

“对不起，你们跑步通过大门的时候排的是什么队型？”麦克布莱德问道。

“我在队伍的前头，格雷中士在我的后面，然后是卫兵战士，三个一排，六个一列，一共十八名战士。”

“十九个，”麦克布莱德说，“你忘了那个殿后的。”

在寂静中，壁炉上方的那只时钟声音特别响。

“什么殿后的？”范伦斯堡耳语着说。

“嘿，别把我搞糊涂，朋友们。我也许错了。我以为第十九个人从卡车的角落转过来，跟在后面慢跑进了大门，穿着同样的制服。我当时没多想。”

这时候时钟敲响了六点钟，第一颗炸弹爆炸了。

炸弹并不比高尔夫球更大，而且完全不会伤人，它们更像是吓唬鸟的玩意儿，而不是打仗的武器。这些炸弹装有八小时的延缓定时装置，复仇者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把十颗这样的玩意儿扔进了墙内。根据那些航拍照片，他知道那座宅第周围绿地里哪些部位灌木最浓密，而且从十几岁起他就已经是一名很优秀的投掷手了。现在这些小炸弹按时炸响，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很像是步枪的射击声。

在图书馆里，有人大喊一声：“隐蔽！”所有五名老兵全都卧倒在地上。库拉奇就地一滚爬起来站到了他的主人的上方，手枪已经拔出来了。然后在外面的一个卫兵以为他已经发现了那个枪手，开始回击。

又有两颗小炸弹爆响，步枪的交火声增强了。一块窗玻璃被击碎了，库拉奇朝着外面黑咕隆咚的夜色回击。

塞尔维亚人已经受够了。他低头弯腰跑过书房的后门，沿着通道走下楼梯，到了地下室里。麦克布莱德跟在他的后面，库拉奇殿后，面朝后方退着走。

无线电室在地下廊道的最外边。值班的操作员正在应付卫兵们在无线电对讲机波段上的无穷无尽的呼叫，看到他的主人突然闯入，他在日光灯的映照下变得脸色惨白。

“呼叫者，亮明你的身份。你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他喊道。没人在听他说话，因为黑暗中枪声此起彼伏。季利奇俯身在控制台，按下了一个开关。房间里静下来了。

“呼叫机场，全体飞行员和全体地勤人员。我要乘坐直升机走，现在就走。”

“直升机不能起飞，先生。要等到明天。他们已经修理两天了。”

“那就霍克飞机吧，现在就调整到适航状态。”

“现在吗，先生？”

“现在。不是明天，不是一个小时后。是现在，马上。”

听到远处噼噼啪啪的枪声，草丛中的那个人跪了起来。正是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前、黄昏最深沉的时刻，是最容易让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他扶起自行车，把工具箱放进前面的车篮里，骑到跑道对面靠陡坡的那一侧，开始朝着两公里外的机库骑行过去。他身上穿着机械师夹克，背面印着代表泽塔公司的“Z”标志，在黄昏中不会惹人注意，而且在未来半个小时执行任务的匆忙之中也不会有人在意。

塞尔维亚人转向麦克布莱德。

“我们就此一别，麦克布莱德先生。恐怕你得自己找交通工具返回华盛顿去。这里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我将会招聘一名新的卫队长。你可以告诉德弗罗先生，我不会违背我们的约定，但是目前我打算去我在酋长国的几位朋友那里做客，打发些日子。”

车库在地下通道的尽头，那辆奔驰轿车已经武装起来了。汽车由库拉奇驾驶，他的雇主坐在后座上。麦克布莱德无奈地站在车库里，看着库门升起来并后退，然后奔驰汽车从底下钻出去，碾过砾石路面，驶出了一直开着的院子大门。

当奔驰轿车抵达机场时，机库里灯火通明。一辆小型牵引车已经挂上了霍克1000飞机的鼻轮，正要把它拖到停机坪上去。最后一名技工盖上发动机的罩子，爬下升降台，把它从机身推开去。在灯光明亮的驾驶舱里，斯蒂潘诺维奇机长正和他那位年轻的法国籍副驾驶坐在一起，借助副机的动力检查仪器仪表。

季利奇和库拉奇在汽车内注视着。霍克飞机推出机库，到了停机坪上，舱门打开了，舷梯咝咝响着降了下来，可以看见那位副驾驶站在开着的舱门边。

库拉奇先行离开汽车，慢步跑过几码距离的混凝土地坪，踏上舷梯进入到装饰豪华的机舱里面。他朝左边关着门的驾驶舱瞟了一眼，又跨上两大步到了客舱后部的洗手间。他猛地拉开门，空的。回到舷梯顶部后，他朝他的主人招招手。塞尔维亚人离开汽车跑向舷梯。当他进入飞机里面后，舱门关上了，把他们锁在了舒适和安全之中。

外面的两个地勤人员拉下护耳罩。其中一个人插进了电瓶小车的插头，斯蒂潘诺维奇机长发动了飞机的引擎。两台普拉特-惠特尼305发动机开始旋转，然后发出了呜咽声，再然后是嚎叫声。

第二个地勤人员站在机身前方的一边，双手各拿着一条发光霓虹棒，引导霍克飞机离开机库到了停机坪的边缘。

斯蒂潘诺维奇机长在跑道上摆正机身，最后一次测试了制动机构，放开之后加大了两台发动机的功率。

霍克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在机身的一边，几公里之外，那座宅院周围的泛光灯突然熄灭了，这更增添了几分混乱。机首朝着前面的大海和西北方向直插过去，左边的陡坡急剧后退。双引擎喷气飞机离开了跑道，微弱的隆隆声停止了，悬崖边的那些小别墅钻到了机身底下，飞机飞翔在月光映照下的海面上空。

斯蒂潘诺维奇机长收起起落架，把驾驶的工作交给那位法国人，开始研究飞行计划，和准备在亚速尔群岛第一次加油的计划。他已经好几次飞到过阿联酋，但以往从来不是在起飞前三十分钟才接到通知。霍克飞机朝右舷倾斜着，从起飞时的西北方向转向东北，已经飞到了一万英尺上空。

与大多数商务飞机一样，这架霍克1000也在客舱后部设有一间小巧而豪华的洗手间，占着机身的左右两舷。与某些机型一样，这个洗手间的后舱壁是一块活动隔板，通往一个更小的储藏室，用于存放轻便的行李。刚才库拉奇检查了洗手间，但没有查看那个行李储藏室。

飞行五分钟之后，那位身穿技工服装的蹲伏着的人，把隔板拉开走进了洗手间。他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支九毫米自动手枪，又检查了一遍击发机构，拉开保险，走进了客舱里。面对面坐在牛皮椅子里的两个人默默地凝视着他。

“你不敢开枪，”塞尔维亚人说，“子弹会射穿机身让我们全都完蛋。”

“弹头已经改装过了，”复仇者平静地说，“只有四分之一的弹药。足够在你的身上穿一个孔，留在你体内让你送命，但不会穿破机身。告诉你的朋友，让他把他的家伙掏出来，用食指和拇指，放到地毯上。”

客舱内响起了一阵塞-克语的简短交谈。那位保镖铁青着脸，从左腋下的枪套里取出他那支格洛克手枪，扔到了地上。

“踢到我这边来。”德克斯特说。季利奇照办了。

“还有脚踝上的那把枪。”

库拉奇在他的左脚踝上还插着一把备用的手枪。这把枪也被用脚踢了过来。复仇者取出一副手铐，扔到了地毯上。

“你朋友的左脚踝，你自己动手。不准耍花招，不然你的一只膝盖就保不住了。是的，我有这个水平。”

“给你一百万美元。”塞尔维亚人说。

“快动手。”美国人说。

“给现金，你喜欢的任何银行。”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手铐铐了上去。

“收紧。”

当金属陷入肌肤时，库拉奇蠕动了一下。

“绕过椅腿，铐住他的右手腕。”

“一千万美元。不要太傻了。”

回答的是第二副手铐……

“左腕，穿过你朋友的铐链，然后拷上右腕。挺起腰杆，留在我的视线以内，不然你就要对你的那只膝盖说再见了。”

两个人并肩蹲伏在地上，手腕交叉着，通过与地面相连的那把座椅被互相拴在了一起。

德克斯特从他们旁边经过，走向驾驶舱门。舱门打开时机长还以为是他们的主人前来询问航程的进度。一支枪管顶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是斯蒂潘诺维奇机长，对不对？”一个声音说。当初华盛顿・李在截获从威奇塔发出的那份电子邮件后，把这个情报告诉了他。

“我不是来与你作对的，”劫机者说，“你和你的副手都是职业人员，我也是。让我们保持这种状态。职业人员不会做出愚蠢的事情，会尽量避免，同意吗？”

机长点点头。他试图去看身后的机舱。

“你的主人和他的保镖已被解除武装，并且用铁链拴在了机身上。没有人会来帮你。请按我说的去做。”

“你要干什么？”

“改变航向。”复仇者瞟了一下节流阀上面的电子飞行仪器系统。“我建议走315度，罗盘航向，应该是正确的。避开古巴的东部海角，因为我们没有飞行计划。”

“最终目的地？”

“基韦斯特，佛罗里达州。”

“美国？”

“我的祖国。”持枪的那个人说。

第三十二章

劫 持

德克斯特已经记住了从圣马丁到基韦斯特的航线，其实没有这个必要。这架霍克飞机上的航行仪器极其简单明了，没有当过飞行员的人也能读懂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计划航向和航路。

在飞离海岸四十分钟之后，他看见了右翼底下格林纳达的灯火闪烁。然后是两个小时的海上飞行，到达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南海岸。

又经过两个小时，到了古巴海岸与巴哈马群岛最大的岛屿安德罗斯之间时，他俯身向前，用枪管去碰了一下那位法国籍副驾驶的耳朵。

“现在切断无线电询问机。”

副驾驶去看南斯拉夫机长，后者耸耸肩并点点头。副驾驶把开关关去了。飞机上的无线电询问机以脉冲信号不间断地发出并重复自己的身份，断开以后，这架霍克飞机就减弱为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小小的亮点，要凑近去看才能看得到。它在雷达上几乎相当于不存在，但这样同时也对别人宣布自己是一名可疑的入侵者。

佛罗里达南部的外海是防空身份识别区，这一带雷达遍布，为的是保护美国的东南翼免受持续不断的毒品走私战的影响。任何人没有飞行计划而闯入这个区域，就是在与非常复杂的金属捕捉系统玩捉迷藏的游戏。

“下降到距海面四百英尺的高度，”德克斯特说，“冲下去，冲下去。关去所有航行灯和机舱灯光。”

“现在是超低空了。”在机身下降了三万英尺之后，飞行员说。飞机陷入了黑暗之中。

“把它当作亚得里亚海。你以前这么飞过。”

这话没错。作为前南斯拉夫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斯蒂潘诺维奇上校曾经驾机在四百英尺以下的超低空，躲过雷达飞往克罗地亚海岸搞过偷袭行动。尽管如此，他的担心也还是有道理的。

夜间月光映照下的海面有一种催人入眠的感觉，它会引诱在低空飞行的飞行员下降再下降，直至一头栽进海里一命呜呼。在五百英尺以下飞行时必须时刻密切注意和检查高度表的变化。在伊斯拉莫拉达东南方九十英里处，霍克飞机在四百英尺的高度拉平机身，掠过桑塔伦海峡朝着佛罗里达群岛飞去。贴着海面飞过去的最后九十英里航程几乎已经骗过了雷达。

“基韦斯特机场，跑道二七。”德克斯特说。他已经研究过了他所选择的降落点。基韦斯特机场是东西走向的，其仅有的一条跑道沿着这条轴向布置。所有的旅客和调度楼都布置在跑道的东头。朝西降落将意味着使霍克飞机停在跑道的西头，让车辆沿着整条跑道的长度从东头追赶过来。跑道二七指的是罗盘航向270度，也就是正西方向。

在距降落还有五十英里时，他们被发现了。在基韦斯特以北二十英里处是卡德乔岛，在那里，一只大气球拴着一条绳索飘荡在两万英尺的上空。大多数的海岸雷达都是朝外和朝上扫描的，而卡德乔的空中眼睛是朝下看的。它的雷达可以看见任何企图从雷达网下溜进来的飞机。

即使气球也需要偶尔的维修，卡德乔的那只气球是从来不经通知就随机拉下来进行维修的。那天晚上碰巧它已被拉下来了，然后又被放上去。在一万英尺的空中，它看到了那架霍克飞机从黑咕隆咚的海洋飞出来，问讯器关着，没有与之匹配的飞行计划。几秒钟之内，在彭萨科拉空军基地值勤的两架F-16战斗机已经在跑道上加速了，准备一旦离开跑道就打开加力燃烧飞行。

在爬升和突破音障之后，两架代号为“猎隼”的F-16战机，编队后向着正南方佛罗里达群岛的最后一个岛屿飞过去。在距它们三十英里远处，斯蒂潘诺维奇机长已经把航速降到了二百节，并开始调整着陆的航向。卡德乔岛和休格洛夫群岛的灯火在右舷闪烁着。战斗机的俯视雷达捕捉到了这个入侵者，于是飞行员们稍微调整了一下航向，从后面追了上去。针对霍克的二百节航速，猎隼们在以超过一千节的速度追赶着。

那天晚上在基韦斯特机场控制塔值班的是乔治・坦纳。再过几分钟机场就要关闭了，这时候，警报响了起来。入侵者的位置表明它实际上正想着陆，这是聪明的做法。对于熄灭灯光和关去问讯器的入侵者，在被战机拦截之后，会得到一次警告，要按指定的地点着陆。没有第二次警告，反击毒品走私的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游戏。

但毕竟一架飞机有可能出现紧急情况，还是应该给一次着陆的机会。机场的灯光依然大放光明。二十英里之外，霍克的机组人员可以看见跑道的灯光在朝他们迎面扑来。在后上方，F-16战机开始降低高度并减速。对它们来说，二百节的航速差不多是着陆的速度。

在离着陆点十英里时，猎隼们根据尾翼两边喷气管的红火，看到了这架黑灯瞎火的霍克。霍克的机组人员也第一次明白，致命的战斗机已经形成了两翼咬住的编队。

“身份不明的双引擎喷气飞机，朝前方着陆。我说朝前方着陆。”机长的耳朵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起落架放下了，翼襟拉下了三分之一。霍克摆好了着陆的架势。奇卡岛海军航空站在右舷闪了过去。霍克的主轮子摸索着寻找着陆标志，触到地面并落在了美国的领土上。

在最后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德克斯特已经把那副备用耳机戴到了耳朵上，并把话筒拉到了嘴巴前面。当轮子开始在跑道上滚动时，他按下了发送按钮。

“身份不明的霍克喷气机呼叫基韦斯特控制塔，你们听到吗？”

“听到了，很清楚。”

“控制塔，这架飞机上有一个大屠杀的刽子手，他还在巴尔干地区杀死了一个美国人。他被铐在座位上。请通知你们的警察局长把他严密看管起来，等待联邦法院的审判。”

不等对方回答，他就摘下耳机回到斯蒂潘诺维奇机长那里。

“滑行到跑道最远处，停在那里，然后我就离开你们。”劫机者说完站起来，把他的手枪放进了衣服口袋里。在霍克的后面，拖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离开机场大楼朝他们疾驶而来。

“请打开舱门。”德克斯特说。

他离开驾驶舱，走回到客舱。这时候电灯亮了起来。两名囚犯在灯光中眨巴着眼睛。通过敞开着的舱门，德克斯特可以看到那些朝着他们行驶过来的汽车。红白相间的灯光闪烁表明是警车，呼啸的警笛声虽然还很微弱，但正在逼近。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佐兰・季利奇喊道。

“基韦斯特。”德克斯特说。

“为什么？”

“还记得一块草地吗？在波斯尼亚，一九九五年春天，一个美国年轻人乞求活命？嗯，朋友，所有这一切，”他把手朝外面一挥，“都是那个小伙子外公的一件礼物。”

他下了舷梯，大步走向飞机的前鼻轮。两颗子弹打瘪了飞机轮胎。机场边界的栅栏在二十码远处，他爬过栅栏在红树属植物丛中穿行，那穿着深色连裤工作衣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透过树丛，他身后的机场灯火已经微弱了，他开始分辨出沼泽地对面公路上有轿车和卡车的大灯在闪耀。他取出一部手机，就着屏幕上的微弱亮光拨了一个号码。在遥远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一个男人应答了。

“是埃德蒙先生吗？”

“是我。”

“你要的那件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包裹，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机场降落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仅仅听到了从另一头传来的那声欢呼，然后他就关机了。为保险起见，这部手机被远远地扔进土路旁边的带着咸味的沼泽水里，永远消失了。

十分钟之后，华盛顿的一位参议员在饭桌上被召唤走；一个小时内，在迈阿密的两位联邦法院法官也朝着南方疾驶而去。

在法官们穿越伊斯拉莫拉达之前，一位正在基韦斯特郊外美国一号公路上向北行驶的卡车司机，看到路边有一个孤独的身影。连裤工作衣表明这应该是一个遇到麻烦的卡车司机，于是他停下了汽车。

“我要去很远的马拉松[26]呢，”他朝下面喊道，“能捎上你吗？”

“马拉松正合我意。”德克斯特说。这时候是午夜十一点四十分。

九月九日那天，凯文・麦克布莱德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回到家里。范伦斯堡少校仍在努力寻找那个失踪的冒名顶替者，但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至少他的雇主是安全的。他把这位中情局的客人远送到了首都。莫伦诺上校在从圣马丁城到帕拉马里博的航班上定了一个座位。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把麦克布莱德运到库拉索岛，在那里，一个衔接航班把他送到了迈阿密国际机场，然后又一架定点飞机把他载运到华盛顿。当他最终降落时，时间已经很晚了，身体也很累了。星期一上午，他早早地走进了保罗・德弗罗的办公室，但他的上司已经在那里了。

德弗罗看上去面如死灰，明显变老了。他做手势让麦克布莱德坐下来，然后把一张纸小心地从办公桌上推了过来。

所有能干的记者都与当地的警察机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迈阿密导报》派驻基韦斯特的那位记者也不例外。发生在星期六夜间的事件，是由基韦斯特警方的朋友在星期天中午透露给他的，他及时地为星期一的版面写了报道。星期一上午德弗罗在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这篇新闻报道的一份摘要。

一个塞尔维亚的军阀，大屠杀的疑犯，被扣留在紧急着陆于基韦斯特国际机场上的飞机里，飞机是他自己的。这成了头版上的第三条新闻。

“老天爷呀，”麦克布莱德边看边发出了感叹，“我们还以为他已经安全逃走了呢。”

“没有。看起来他被劫持了，”德弗罗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凯文？不，你当然不知道。是我的过错，我本应该告诉你详情。‘游隼计划’完蛋了，两年的辛勤工作全都泡汤了。没有他，这个计划就执行不下去。”

逐字逐句地，这位学者详细解释了他的计划，如果得以实施，这本来会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反恐壮举。

“按计划他要在什么时候飞往卡拉奇并前往白沙瓦赴约？”

“九月二十日。我只需要再有十天的时间。”

德弗罗站起来走到了窗户边，凝视着外面的树木，背对着麦克布莱德。

“我从黎明起就在这里了，很早就来了一个电话把我唤醒并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我不由自问，他是怎么干成的，这个杀千刀的该死的复仇者？”

麦克布莱德沉默着，沉默在对他的同情之中。

“这人不是傻瓜，凯文。如果我是被一个傻瓜给愚弄了，那我可真受不了。这个复仇者很聪明，比我想象的更聪明，每次都领先我一步……他肯定知道他是在与我较劲。只有一个人会告诉他，你知道那是谁吗，凯文？”

“我不知道，保罗。”

“联邦调查局那个叫柯林・弗莱明的假正经的家伙。但即使泄露出去了，他又是怎么打败我的？他肯定猜测我们会寻求苏里南使馆的合作。所以他设计了梅德弗斯・沃森教授，那个蝴蝶收藏家。强行入境是虚构的，是一个烟幕。我本应该发现这个问题，凯文。教授是伪造出来的，是他计划好了让我们去发现的。两天前，我从苏里南那边得到了消息。知道他们是怎么告诉我的吗？”

“不知道，保罗。”

“他真正用的假身份，英国人亨利・纳什，是在阿姆斯特丹弄的签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阿姆斯特丹。聪明，够聪明的家伙。所以梅德弗斯・沃森教授进去了，并死在了丛林里。这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给了他六天的时间。当我们终于明白那是个骗局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了，在山头上观察那个半岛。然后你过去了。”

“可我也把他搞丢了，保罗。”

“因为那白痴南非人不肯听你的。当然，那个遭氯仿麻翻的工人必须在上午时被发现；当然，警报必须拉响，必须把狗放出来。这都是他计划好的，为造成第三个骗局，让人相信他谋杀了一名卫兵并顶替了卫兵。”

“但我也有过失，保罗。我真的以为看见了多出来的一个卫兵，在黄昏中慢步跑进了那座宅院里面。结果并没有这么个人。到黎明时，核对发现所有的卫兵都与花名册相符合。”

“到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已经劫持了飞机。”

德弗罗从窗户边转过身来，走向他的副手。他伸出他的右手。

“凯文，我们都疏忽了。他赢了，我输了。可我欣赏你所做的和你努力要做的一切。至于柯林・弗莱明，这个讲究道德的狗杂种，我会去对付他的。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本・拉登还在那里，还在图谋，策划。让小组全体成员明天八点钟到这里集合，备上咖啡和饼干。我们会赶上CNN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然后就召开一次大会，分析推进这个计划。就从这里开始。”

麦克布莱德转身准备离开。

“你知道，”德弗罗走到门边说，“在这个情报机关的三十年，如果说我学会了什么，那就是这个：有时候忠诚甚至能超越我们的职责。”

尾 声

忠 诚

凯文・麦克布莱德穿过大厅，转身进入了高级职员的洗手间。他感到很累，几天的长途旅行和缺乏睡眠使他筋疲力尽。

他凝视着洗手盆上方镜子里他那疲倦的脸，心里纳闷德弗罗最后那番模棱两可的话是什么意思。“游隼计划”会奏效吗？沙特的那个恐怖头目会中计吗？十天后他的助手们会在白沙瓦露面吗？他们会拨打那个至关重要的电话，从而让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造卫星截听到吗？

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季利奇将永远不能旅行了。他只能出现在美国一个法院的被告席上，并接受长年的监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把脸洗了十几次，然后去审视镜中的人。五十六岁，快要五十七了。干了三十年工作，到十二月底时就可以拿退休金了。

明年春天，他和妻子莫莉将要去做他早已答应过的事。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已经大学毕业，正在创立他们自己的事业。他希望女儿和女婿早点为他生一个外孙，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他们还要买一辆他早就答应过莫莉的宽敞房车，然后去看洛基山脉。他知道在蒙大拿山区里有一个垂钓鲑鱼的上好去处。

一个年轻的特工，新近加入中情局的小伙子，从里面的卫生间走出来，在相隔两只水盆处洗手。他们是同属一个小组的，两人点点头微笑了一下。麦克布莱德用纸巾擦干了脸。

“凯文。”年轻人叫道。

“嗯？”

“我问一个问题你不会介意吧？”

“问吧。”

“这问题可能有点私密。”

“那我不一定会回答。”

“你左臂上的那枚文身，那只脱下裤子在微笑的老鼠，它有什么意义？”

麦克布莱德仍在看镜子，但他似乎看到了两个年轻的美国大兵，喝得烂醉如泥，在西贡暖和的夜晚哈哈大笑着；他看到一盏发出咝咝响声的白色汽灯，一位华人正在为他们刺文身。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将要分离，但被一种牢不可破的纽带永远连在一起。几个星期之前，他还看到了一份薄薄的卷宗，里面提到左前臂上的文身，一只微笑的老鼠的文身。而且他还听到了命令，去找到那个人并杀掉他的命令。

他把手表戴回到手腕上，重新放下了衬衣袖管。他看了一下表上的日期框。二〇〇一年九月十日。

“这可是说来话长呢，年轻人，”狗獾说，“这一切发生在很久以前和遥远的地方。”

<全文完>

[1]乔・迪马齐奥（1914～1999）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影星玛丽莲・梦露。

[2]指迪恩・马丁（1917～1995）和杰瑞・刘易斯（1926～），他们于一九四六年结成搭档，其舞台演出及电影风靡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3]盎格鲁-撒克逊人泛指北欧地区的白种人，包括英、德、比、荷、斯堪的纳维亚人等，他们大都金发碧眼、肤色较白，且信奉新教，与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人在人种、宗教和肤色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

[4]狗獾和鼹鼠都是善于在地下打洞和生活的动物。

[5]点44 Magnum，点44口径玛格南手枪是目前威力最强的左轮手枪。

[6]Smith&Wesson，著名军械制造商，这里指他们生产的手枪。

[7]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美国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眠不醒》《再见，吾爱》等。他塑造的菲力普・马洛已经成为硬汉派私家侦探的代表。

[8]一九六八年三月，美军在南越美莱村屠杀了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村民。该事件于一九六九年因《生活》杂志刊出了照片而被曝光。对该事件负有责任的军官卡利中尉在一九七一年受到了军法惩处。

[9]耶胡迪・梅纽因（1916～1999），生于美国纽约，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

[10]指耶稣基督。拿撒勒位于以色列，是基督教圣城所在地。

[11]胡佛大厦：指美国联邦调查局。

[12]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及代名词。

[13]司法部在名义上是中情局的上级管理机关。

[14]拉丁美洲地区由外资控制、只有单一经济的小国家。

[15]这里指的是“基地”组织的头目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16]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1953~2001），阿富汗军事领导人，阿富汗民族运动创始人之一，二〇〇一年被基地组织暗杀。

[17]苏丹首都。

[18]指白宫的美国总统办公室。

[19]常指以下几种人：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早期法国或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上述两种人与黑人或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等。

[20]奥森・韦尔斯（1915～1985），美国人，著名电影导演、编剧、演员和制片人。

[21]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政治和军事首领之一、盖世太保创建人，一九四六年被纽伦堡战犯法庭判处死刑，但在临刑前自杀身亡。

[22]一种蝴蝶的拉丁语学名，以下同。

[23]Nunn-Lugar Act,美国在一九九二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旨在防止前苏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落入他人手中。

[24]MW是梅德弗斯・沃森Medvers Watson的英文缩写。

[25]在南非占领下的纳米比亚。

[26]卡车司机说的马拉松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地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上帝的拳头 / (英) 福赛斯 (Forsyth,F.)著;

舒云亮译.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2.11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477-0752-4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舒… Ⅲ. ①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755号

FIST OF GOD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 ©  2006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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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课：上帝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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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17

字       数：478千字

定       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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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火炮设计师

第二章 侵占科威特

第三章 特空团少校

第四章 开赴阿拉伯

第五章 渗入科威特

第六章 沙漠游击队

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

第八章 游击队除奸

第九章 伦敦会议

第十章 潜入巴格达

第十一章 温克勒银行

第十二章 盟军集结

第十三章 战争前夕

第十四章 秘密武器

第十五章 空袭巴格达

第十六章 塔尔米亚

第十七章 深山问贤

第十八章 库拜废车场

第十九章 追查叛徒

第二十章 秘密电台

第二十一章 空中格斗

第二十二章 奇袭喀拉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归宿

结束语

附录一 主要人物表

附录二 军事及情报专有名词

献给特空团官兵的遗孀和孩子们。

献给桑迪，没有你的支持，这一切都将无比困难。

献给知道海湾真正发生过什么的人们，感谢你们对我诉说。你们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就够了。 

第一章  火炮设计师

那个还能活十分钟的人正在开怀大笑。

使他开心的原因，是他的私人助手莫妮克・杰明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莫妮克正驱车把他从办公室送回家去。故事的主人公是他们在斯塔尔街的空间研究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公认的荡妇、花痴，结果却是个同性恋。这种笑料似乎正好符合他低俗的趣味。

地点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七点差十分时，他们两人离开位于乌可郊区的办公室，由莫妮克驾驶一辆雷诺21型汽车。她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卖掉了她雇主的大众汽车，因为他开车技术很糟糕，她担心他会因车祸而死于非命。

他的住宅位于福黎街旁边切里德鲁三栋公寓楼的中间那一栋。从办公室到住宅只有十分钟车程，但半路上他们在一家面包房停了下来。两人都走了进去，他买了一只他最喜欢吃的乡间面包。风中夹着雨丝，他们缩着头，没有注意到跟在他们后面的那辆轿车。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没接受过特工训练。那辆没有标志的轿车里面坐着两个脸颊黝黑的人，已经在科学家后面跟踪了几个星期，从来没有跟丢过，也从来没有接近过他，只是注视着。而他却没见过他们。其他人见过，但他不知道。

从公墓前面的那家面包店出来后，他把面包扔进了汽车后座，然后钻进汽车继续回家的旅程。七点十分，莫妮克在离街边十五米的公寓楼玻璃门前面停住了汽车。她提议要陪他上楼，看着他走进家里，但被婉言谢绝了。她知道他要等他的女朋友海伦，不愿让女同事看到。这是他的虚荣心之一，他的女助手们也纵容了他这种虚荣。海伦仅仅是一个好朋友，是他在布鲁塞尔期间的伴儿，而他的妻子在加拿大。

他钻出汽车，与往常一样，那件有腰带的风雨衣领子向上翻着。他提起那只与他形影不离的黑色大帆布包，背到了肩上。帆布包重量超过十五公斤，里面装满了纸：科技资料、项目书和各种数据。这位科学家不相信保险箱，不合逻辑地认为把他所有的最新项目资料背在肩上更为保险。

莫妮克最后看到她雇主时，他正站在玻璃门前，一边肩膀上背着包，另一边手臂下夹着面包，在掏钥匙。她注视着他走进门内，自动上锁的玻璃门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然后她就驾车离开了。

科学家住在这座八层公寓大厦的六楼。大楼后部装有两部电梯，楼梯环绕电梯盘旋而上，每一层楼道都有一扇消防门。他走进其中一部电梯，到达六楼时走了出来。楼道门厅里的小功率灯泡在他步出电梯时自动亮了起来。他的一只手拎着叮当作响的钥匙串，另一只手抓着面包，身体因为背包的重量而向一边倾斜。他向左转弯，接着又是左转走过黄褐色的地毯，走到自己的住宅前，把钥匙朝门锁插了进去。

杀手一直等候在灯光昏暗的电梯井另一边。他静静地从电梯井旁转过身来，手里握着一把装着消音器的7.65毫米贝雷塔自动手枪。枪外面套了一只塑料袋，以防止跳出来的弹壳落到地毯上。

一共五枪，从不到一米的距离射入了后脑和后颈，这已经绰绰有余了。科学家那高大、粗壮的身体向前一冲，倚在了门上，然后慢慢地下滑，倒在了地毯上。枪手甚至不想去作检查，没有这个必要。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在囚犯身上练习过，现在他明白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轻盈地跑下六层楼梯，从后门出去，穿过栽着树木的花园，上了等候在那里的轿车。一小时内，他已经在自己国家的大使馆里了，随后当天就离开了比利时。

五分钟后，海伦来了。起先，她还以为她的情人心脏病发作了。她慌忙进入房内打电话给急救人员。然后她记起来他的医生就住在同一幢楼里，于是也给医生打了电话。急救人员先到了。

其中一个急救员试图去挪动仍然俯卧在地上的沉重身躯。当他把手抽出来时，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几分钟后，他和医生宣告受害人已经死亡。这层楼四套公寓中唯一的住户走到自己的门边，这是一位老太太，刚才一直在听古典音乐，隔着厚厚的实木门根本没有听到外面发生了什么。在切里德鲁这种小区，邻里之间总是保持距离。

躺在地上的人是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博士，一位任性的天才、世界著名的大炮设计师，也是最近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服务的武器设计制造商。

自格里[1]・布尔博士遭谋杀之后，欧洲大地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在布鲁塞尔，比利时反间谍机构承认，几个月以来布尔差不多每天都被一系列没有标志的轿车所跟踪，车内是两个黝黑的、东地中海人长相的男人。

四月十一日，英国海关在米德尔斯布勒码头截获了八段巨型钢管。这些钢管铸造、加工得很精美，两头装有庞大的法兰，可用大号螺栓和螺帽拼接组装起来。大获全胜的海关官员宣称，这些钢管并不是用于石油化工厂的（提单和出口证明上是这么写的），而是由格里・布尔设计的大炮炮筒的部件，目的地是伊拉克。超级大炮的笑剧由此诞生了，并将继续演下去，抖露出一些两面派的伎俩、几个情报机构的卑鄙行动、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和政治上的奸诈手段。

几个星期内，超级大炮的零部件开始在欧洲各地露面。四月二十三日，土耳其宣布拦下了一辆匈牙利卡车，车上装有运往伊拉克的一根十米长钢管，土方认为那根钢管是超级大炮的部件。同一天，希腊官员声称截获了另一辆装载钢铁部件的卡车，并以同谋的罪名把那个倒霉的英国司机拘留了几个星期。五月份，意大利方面查获了七十五吨部件，另有十五吨在罗马附近的富齐尼工厂被没收。后者是用于超级大炮炮尾的钛钢合金部件。在意大利北方布雷西亚的一个仓库里查出了更多的零配件，也是同样用途。

接下来是德国人，他们在法兰克福和不来梅港查获的东西，据证实也是现在已经世人皆知的超级大炮的部件。

事实上，格里・布尔为他的设计所做的订单是很高明的。组成炮筒的钢管确实是由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即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和谢菲尔德铸造厂。但一九九〇年四月遭截获的那八段钢管，只是五十二段中的最后一批。这些部件齐全后，可以组装成两条一百五十六米长的炮筒，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米口径，可以发射电话亭那么大的物体。

撑脚也就是支架，来自希腊；组成反冲机构的管路、泵和阀门，来自瑞士和意大利；炮尾和炮闩来自奥地利和德国；推进剂来自比利时。总之，共有七个国家充当了承包商，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生产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媒体兴奋得如获至宝，兴高采烈的海关官员和英国司法机关也是如此，他们开始急切地起诉无辜的涉嫌者。没人指出，真正的大鱼已经漏网了。被截获的只是构成2、3、4号超级大炮的部件。

至于格里・布尔遭暗杀，媒体抛出了一些荒唐的理论。可想而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被扣上了“应对一切负责”的帽子。这是一个谬论。尽管在过去，在特定的情况下，兰利（中情局所在地和代名词）也曾实施过一些暗杀，但目标都属于同一类型：变节的情报官、叛徒和双重间谍。那种中情局头儿指使下、被同事枪杀的前中情局特工的尸体堆满了兰利门厅的说法听起来很有趣，但毫无真实性可言。

再者，格里・布尔不是黑社会人物。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大炮设计师和承包人，设计制造传统和非传统大炮；他也是一位美国公民，曾为美国工作过几年，并曾多次向他的美国军方朋友谈起过他的打算。如果说，军火业中每一位曾为敌对国工作过的设计师和实业家都要被“消灭”的话，那么南北美洲和欧洲约有五百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何况伊拉克早前并没有被视作美国的敌人。

最后，在最近的十年里，兰利受到了监督委员会这种官僚主义体制的制约。没有书面签署的命令，任何情报官不得下达杀人的指令。对于像格里・布尔那样的人，实施暗杀的命令必须来自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

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是威廉・韦伯斯特，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本本主义的前法官。要想从威廉・韦伯斯特那里得到一份杀人手谕，难度如同用一把茶匙从马里奥监狱越狱。

但是毫无疑问，在谁杀了格里・布尔这个谜团中，以色列的摩萨德脱不了干系。整个新闻界和布尔的大多数亲友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布尔曾为伊拉克工作过，而伊拉克是以色列的敌人。一加一等于二。但国际政治错综复杂，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世界上主要情报机构中，摩萨德是最小、最冷酷无情和最雄心勃勃的。毫无疑问，它过去执行过许多暗杀任务，它的三个“基顿”队就是干这个的——基顿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刺刀的意思。基顿队员来自摩萨德的战斗部，都是些隐蔽的、身手不凡的外勤特工队员。但即使摩萨德也有其做事的规矩，虽然完全是他们自己定的。

摩萨德杀人有两种范畴。一种是“行动的需要”，我方或对我方有益的人处于危险中时，挡道的那个人必须被消灭，而且要快，要永久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特工队长有权消灭使整个行动陷入危险境地的对手，事后再从特拉维夫的上司那里得到认可。

另一种是那些已经被列上处决名单的人。这份黑名单存放在两个地点：总理的私人保险箱和摩萨德局长的保险箱内。按规定，每一位新上任的总理都要看这份名单，该名单上可能列有三十至八十个名字。他可以在某个名字旁签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也就是授权摩萨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时间、方式去执行处决，或者他会坚持在处决某人前必须要再跟他协商一下。但无论何种情况，他必须签发处决命令。

广义说来，黑名单上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残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将领，尽管这一类人很少还活在世上。多年前，以色列开展过绑架和公审阿道夫・艾希曼的一次重大行动，因为以色列要搞一个国际性的杀鸡儆猴的例子。而其他纳粹战犯则被悄悄地清除了。第二类差不多都是现代的恐怖分子，主要是像艾哈迈德・贾布里勒和阿布・尼达尔那样的，对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欠下血债的阿拉伯人，也有几个非阿拉伯人。第三类有可能包括格里・布尔的名字，是那些为以色列的敌人工作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如果继续下去，会对以色列和她的公民带来极大的危险。

共同点是，目标必须双手沾满鲜血，要么是事实的，要么是预期的。

如果要实施处决，总理会把案件交给一名司法调查官去办理。该调查官鲜为人知，只有极少数以色列司法人员听说过，广大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调查官将组成一个“法庭”，宣读罪名，出庭的会有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被告律师。摩萨德的指控一旦被证实，案子就回到了总理那里，由总理签发命令。余下的事就由基顿队去执行。

“摩萨德杀了布尔”这个理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漏洞百出。确实，布尔是在为伊拉克工作，设计新的传统型大炮（其射程打不到以色列）、一个火箭项目（有一天也许能打到以色列）和一门巨炮（以色列一点儿都不担心）。但另有几百名科学家也在为伊拉克工作。有六家德国公司是伊拉克秘密毒气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其产品已经威胁到了以色列。德国人和巴西人在全力以赴研制萨德16火箭。而法国人是伊拉克原子弹研究的提议人和供应商。

布尔其人、其想法、其设计及其工作进展，引起了以色列的极大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死后，许多事实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有人秘密进入他的公寓，而他也一直备受困扰。东西倒是没被拿走，但留下了外人进来过的痕迹。玻璃杯被动过了，窗户被打开了，录像机中的录像带被倒带又被取出。他不知道，这是在向他发出警告吗？是摩萨德干的吗？他确实是在受警告，而且确实是由摩萨德发出的——但不是为了杀他。

事后，那两个在布鲁塞尔到处跟着他的、操浓重喉音的黑脸颊陌生人，被媒体说成是正在等待时机下手的以色列刺客。这个理论的瑕疵在于，摩萨德特工并不那样高调地到处转悠。没错，摩萨德特工是在那里，但没人见过他们，布尔没见过，他的亲友没见过，比利时警方也没见过。摩萨德在布鲁塞尔的特工队员长相酷似欧洲人，都能混同于欧洲人。而且正是他们向比利时人透露情报说，布尔被另一拨人跟踪着。

而且，格里・布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经不起挑战。他以前曾为以色列工作过，喜欢那个国家及其人民，在以色列军中有许多朋友，但他老是管不住他那张嘴。如果有人用激将法对他说“格里，我敢打赌你肯定搞不出萨德16火箭”，布尔准会跳起来，滔滔不绝地讲上三个小时：他现在正在做什么，项目进度到了什么阶段，还有什么困难，以及他会如何解决——和盘托出。对情报机构来说，他是他们梦想的对手。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还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以色列将军，向他们讲解了所有的细节。这一切全被将军们手提箱内的录音设备给录了下来。以色列为什么要除掉一个如此丰富的内部情报源呢？

最后，摩萨德在对付科学家和实业家时还有另一个习惯：向对方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当然，这个习惯决不会用于恐怖分子。这种警告不是进入房间，移动玻璃杯或把录像带倒带，而是实质的口头警告。即使是对于雅西亚・阿尔梅沙德博士——为伊拉克建造第一台核反应堆、后来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三日被杀死在巴黎美丽殿宾馆房间里的埃及核物理学家——也是按照这程序来的。一名会说阿拉伯语的特工队长走进他的房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他再不撒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埃及人告诉站在门口的陌生人马上滚蛋。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两个小时之后，梅沙德就死了。但他曾经有过机会。一年后，全套由法国人提供的奥西拉克1号和2号核设施毁于以色列的一次空袭。

布尔就不同了，他是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公民，是一位热情和蔼、平易近人、喜欢喝威士忌的天才科学家。以色列人可以像朋友一样与他谈话，而且也确实时常与他这样交谈。派一位朋友去直接告诉他，他必须止步，要不然行刑队就会来追杀他，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格里，公事公办。

布尔并没有在从事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事业。而且他已经告诉过以色列人和他在亚洲国家的一位朋友，他想退出伊拉克，彻底退出。他已经受够了。格里・布尔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

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一九二八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湾。在中小学期间他就显得聪明过人，并渴望获得成功，享誉世界。十六岁时他就高中毕业了，但因为他太年轻了，唯一愿意接受他的高等学府是多伦多大学工程学院。他在那里证明自己不但聪明，而且前程无量。二十二岁时他成为学院史上最年轻的物理学博士。航空工程学抓住了他的想象力，尤其是弹道学——也就是对飞行体的研究，无论是弹射体或是火箭。就是这门学问指引他走上了大炮设计的道路。

离开多伦多大学后，他加入了加拿大军械开发研究所——简称卡德（CARDE），位于魁北克市郊外一个安静的小镇瓦尔卡地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人们的目光不但瞄向天空，而且瞄向比天空更高的太空。当时的流行词语是火箭。就在那个时候，布尔显露出他不但技术高明，而且还有其他素质。他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与众不同，不受传统制约，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卡德的十年时间里，他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想法，之后，这个想法成了他的毕生梦想。

与所有新想法一样，布尔的想法显得相当简单。当他关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火箭的射程时，他发现这些看上去十分壮观的火箭有十分之九都是初级火箭。顶端的二级和三级火箭，尺寸只是初级火箭的小零头，而最尖端的锥体状载荷体积就更小了。

巨大的初级火箭目的在于把载荷送上一百五十公里的高空，在这个高度之内，空气最为稠密，地心吸力也最大。过了一百五十公里这道关以后，只需很小的推力即可把人造卫星继续送上太空，进入离地球四百至五百公里的轨道。每次火箭升空后，硕大、昂贵的初级火箭即会被整个毁掉——焚毁，碎片溅入大洋之中。

布尔思考着，能否用一门巨炮的炮筒，把二级、三级火箭连同有效载荷打上一百五十公里的初始高空？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更简单，成本更低，而且那门炮可以重复使用。于是他向政府部门管经费的人提出了他的请求。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与政客和官僚主义者打交道，但他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的性格。他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喜欢他。一九六一年，他的运气来了。麦吉尔大学因为预见到一些技术新发展而找上门来。美国陆军因其自身的利益也来找他。当时作为炮兵卫士的美国陆军正与空军较劲，因为空军要抢夺对所有射程高度超过一百公里的火箭和弹射体的控制权。布尔用他们的联合基金，在巴巴多斯的一个岛上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研究中心。陆军给了他一整套库存的16英寸舰炮（世界上最大的口径）、一条备用炮筒、一台小型雷达瞄准器、一台起重机和几辆卡车。麦吉尔大学设立了一个金属加工车间。这好比是小车间想搞高科技，但布尔却真的搞成了。他那令人惊奇的创造发明开始了，是年他三十三岁，害羞，缺乏自信，衣衫不整，富有创造力，且仍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

他把巴巴多斯的研究课题称为高空研究项目，英文缩写名为哈普（HARP）。那门老旧的舰炮及时地架了起来，布尔开始了对弹射体的研究工作。他根据麦吉尔大学校徽图案上的那只纹章鸟，把那些弹射体称为欧洲燕。

布尔想比其他人更快、更省钱地把仪器载荷送上地球轨道。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任何人体都无法承受从大炮中发射出来的压力，但他正确地预见到，将来百分之九十的空间科学研究工作将由机器完成，而不是人。肯尼迪执政时的美国，受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登月的挑战，追求在卡纳维拉尔角[2]创造出更多的荣耀，结果只是毫无意义地先是把老鼠、狗、猴子，最后把人类送上了太空。

在巴巴多斯，布尔继续为他那门唯一的大炮和欧洲燕弹射体而奋斗。一九六四年，他把一只欧洲燕打上了九十二公里高度。之后，他又将大炮炮筒加长了十六米（只花费四万一千美元），三十六米的新炮筒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炮筒。由此，他把一百八十公斤的载荷送上了神奇的一百五十公里高空。

他把出现的问题逐个解决了。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火药。在小型火炮中，火药在一微秒时间内从固体膨胀成气体，对弹射体产生一股强大的推力。气体试图从容器中逸出，但除了炮筒口无处可去，于是就把炮弹向前推出。但如果炮筒像布尔的大炮那么长的话，就需要一种缓慢燃烧的火药，以免炸破炮筒。他需要一种能从炮筒中持续加速、把弹射体推射出去的火药。他设计成功了。

一九六六年，布尔在加拿大国防部里的官僚主义老对手搞了他一下。他们敦促部长抽去他的资金。布尔申诉说，他可以以卡纳维拉尔角成本的零头把仪器载荷送上太空。但他的申诉毫无用处。美国陆军为保护其自身利益，把布尔从巴巴多斯转移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尤马。

那年的十一月，他在那里把一个载荷发上了一百八十公里的高空，这个纪录保持了十五年。但在一九七六年，加拿大方面，即政府和麦吉尔大学，双双撤出了他的项目。美国陆军也跟着撤出了。哈普项目只得关闭。布尔在佛蒙特州北部、加拿大国境线上的海沃特买下了一座房子，办起了一个纯属咨询性质的公司，起名为空间研究公司。

哈普项目留下了两个后话。到一九九〇年时，卡纳维拉尔角的宇航项目将一公斤仪器送上太空需花费一万美元。而布尔临死那天，他完成同样的事只需要花六百美元。此外，一九八八年，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利弗莫国家实验室开始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涉及一门巨炮，但炮筒的口径只有四英寸，长度只有五十米。最后，该项目花费几亿美元，希望能建造一门比它大得多的炮，以把载荷发送到太空。项目的名字为超高研究项目，简称“夏普”（英文缩写SHARP）。

格里・布尔在国境线上的海沃特生活工作了十年。其间他抛开他那未完成的梦想，即能把载荷发射到太空的大炮，转向他的第二个强项——更有利可图的传统火炮。

他从主要问题入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陆军炮兵都以155毫米榴弹野战炮为常用主战兵器。布尔知道在炮火交战中，射程远的一方是赢家。他可以坐在远处把敌人炸得稀巴烂，而自己则毫发无损。布尔下决心要增加155毫米野战炮的射程，提高其精度。他从弹药着手。以前有人尝试过对弹药的改进，但没人成功过。四年内布尔取得了突破。

在控制试验中，布尔研制的炮弹射程达到了同样155毫米标准炮弹的一倍半，精度更高，在爆炸力相同的情况下炸成了四千七百块碎片，而北约的同样炮弹只能炸成一千三百五十块碎片。但北约不感兴趣。谢天谢地，幸好苏联也不感兴趣。

布尔没有气馁，他继续努力，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远射程炮弹。北约还是不感兴趣，还是更喜欢原来军火商提供的短程炮弹。

虽然列强对此不屑一顾，其他国家却刮目相看。各种军事代表团蜂拥来到了海沃特，与格里・布尔洽谈。这些代表团包括以色列（此时他与以色列观察员在巴巴多斯就开始的友谊更加紧密了）、埃及、委内瑞拉、智利和伊朗。他也作为顾问为英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提供其他火炮的咨询服务。其中美国的军事科学家很警惕地持续研究、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一九七二年，他悄悄地加入了美国籍。第二年他开始对155毫米口径野战炮的本身进行改进。两年后他又取得了突破，他发现加农炮炮筒的最佳长度既不能大于也不能小于其口径的四十五倍。他对标准的155毫米野战炮进行了优化的全新设计，命名为GC-45。这种新火炮配上远程炮弹后，其射程可超过整个社会主义武器库里的任何大炮。他指望能有订货合同，却还是失望了。五角大楼还是站在枪支说客的一边，坚持采用政客们推介的价格高七倍的火箭助推炮弹。其实这两种炮弹的性能完全一样。

一九七六年起，布尔的名誉地位一落千丈。开始时他完全是无辜的。当时在中情局的纵容下，他应邀去帮助南非改进他们的大炮和炮弹，那时候南非正与莫斯科支持下的古巴雇佣军在安哥拉交战。

布尔对政治的无知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去了南非，发觉他喜欢上了南非，并与南非人相处融洽。南非因实施种族隔离，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孤儿，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他担忧。依照他那不断完善的GC-45长炮筒远射程榴弹炮，他帮助他们重新设计了他们的大炮。后来，南非人研制出自己的版本，并用那些加农炮炸毁了苏制大炮，打退了苏联人和古巴人。

回到美国后，布尔继续交付装运他的炮弹。然而在一九七七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了武器禁运，吉米・卡特当上美国总统后，布尔被捕了，罪名是向被禁国家出口产品。中情局像扔一只烫手的山芋那样把他扔掉了。他被劝说要保持沉默，主动认罪。又被告知说，审讯只是个程序，他会得到从轻发落的。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一名美国法官判处布尔监禁一年，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零五千美元。布尔实际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伍监狱待了四个月零十七天。但对他来说，问题并不在这里。

使他愤怒的是他遭受的羞辱，再加上被出卖的感觉。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他据理问道。他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了美国，入了美国籍，听从了中情局的劝告。当他在阿伦伍监狱服刑期间，他的公司——空间研究公司倒闭了，他也被毁了。

出狱后，他永久地离开了美国和加拿大，移居去了布鲁塞尔，在一个没有电梯的公寓楼的一室一厨小套房里重新开始了他的事业。朋友们后来说，自那场官司之后他变了，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了。他永远不会原谅中情局，永远不会原谅美国；但他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一次听证会，争取一声对他的道歉。

当布尔远在布鲁塞尔期间，其他地区发生了一些事。南非人对他的设计进行了极大的改进，以他的GC-45为基础，他们开发出一种叫G-5的拖曳式榴弹炮，以及一种叫G-6的自行式加农炮。这两种火炮使用远程炮弹时均能达到四十公里的射程。南非人向其他国家出售这种大炮，但由于布尔与南非人没谈妥，他连一分钱的使用权费也没得到。

在这些大炮的客户中，就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这些加农炮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打散了伊朗狂热分子的人浪，最后在法奥的沼泽地里打败了他们。但萨达姆・侯赛因做了一些手脚，尤其是在法奥战役——他在炮弹里添加了毒气。

后来布尔又为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工作，把南斯拉夫陆军的苏制130毫米大炮改造成配备远程炮弹的新型155毫米加农炮。虽然他没能活下来看到这些事，但就是这些大炮，在南斯拉夫解体时被塞尔维亚人继承，在内战中炸平了克族人和穆斯林的城市。一九八七年时，他获悉美国还是想研制能把载荷送上太空的加农炮，但格里・布尔断然拒绝了这笔生意。

那年冬天他接到了从伊拉克驻波恩大使馆打来的一个电话：布尔博士是否愿意作为伊拉克的客人访问巴格达？

他不知道，八十年代中期，伊拉克亲眼目睹了“止血行动”，那是美国发起的一次行动，旨在切断伊朗所有武器进口源头。随后在伊朗支持下，真主党狂热分子袭击了美国驻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兵营，造成美军士兵大量伤亡。

伊拉克对此的反应是，虽然“止血行动”使他们在与伊朗人的战争中获利，但是，如果美国人能那样对付伊朗，那么他们也能那样对付我们。此后，伊拉克下决心停止进口武器，转而尽一切可能进口武器制造技术。布尔是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他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招募布尔的任务交给了伊拉克工业与军工部（简称军工部）第二把手阿莫・萨蒂。当布尔于一九八八年一月抵达巴格达时，阿莫・萨蒂这位能说英语、法语、德语当然还有阿拉伯语的具有大都市外交家与科学家风度的伊拉克高级官员，把他玩得晕头转向。

阿莫・萨蒂说，伊拉克人想借助布尔的帮助实现他们的梦想：把用于和平目的的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设计出能把载荷送上去的火箭。为他们工作的埃及和巴西科学家曾建议，第一步应该是把五枚飞毛腿导弹捆绑起来。这种导弹伊拉克已从苏联买了九百枚。但这里有许多技术难题。他们需要一台超级计算机。布尔能帮助他们吗？

布尔喜欢难题，那是他存在的理由，是他的用武之地。他没有超级计算机，但他本人就是一台有两条腿的超级计算机。此外，他告诉阿莫・萨蒂，如果伊拉克想成为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阿拉伯国家，还有另一种方法，比从零开始研制火箭更快、更简便、更省钱的方法。

他说，只要三百万美元，他就能生产出能承担这项任务的一门巨炮。这是一个五年计划。他可以击败美国在利弗莫的项目。这将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胜利。萨蒂博士兴奋得两眼放光。他说，他要把这个想法向政府报告，并竭力举荐。同时，布尔博士是否愿意参观一下伊拉克的火炮？

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时，布尔就已经同意：第一，帮他们解决把五枚飞毛腿捆绑起来作为初级运载火箭的问题；第二，为陆军设计两门新型大炮；以及第三，准备超级大炮的正式项目建议书，以期尽快把载荷送上地球轨道。

以前为南非工作时，他没注意他为之服务的政权的性质。这次，朋友们已经告诉他，萨达姆・侯赛因是中东地区的一个血腥人物。但一九八八年前后，世界上有数以千计享有盛誉的大公司和几十个政府在与出手大方的伊拉克做生意。

对布尔来说，诱饵是他的大炮，他深爱的大炮，他的人生之梦。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支持者，准备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使他能够加入精英科学家的行列。

一九八八年三月，阿莫・萨蒂派遣一名外交官到布鲁塞尔与布尔洽谈。火炮设计师说，是的，他已经在初级火箭的技术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很愿意由他的公司——重新成立的空间研究公司——出面签约。业务谈成了。伊拉克人明白，布尔为一门大炮要价三百万美元真是太傻了；他们主动把价格提高到了一千万美元，条件是要加快进度。

当布尔快速工作时，他真是快得惊人。在一个月之内，他把他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自由职业专家组成了一个工作班子。伊拉克超级大炮任务，由英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弗・考利担任组长。布尔将位于伊拉克北方萨德16基地的火箭项目命名为青鸟项目；将超级大炮任务命名为巴比伦项目。

到了五月份，巴比伦项目的确切规格已经制定出来了。这将是一台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器。炮筒口径一米，长度一百五十六米，总重一千六百六十五吨，高度相当于华盛顿纪念碑。

布尔向巴格达阐明，他本想研制较小的样板，一台350毫米口径、重量仅为一百一十三吨的微型巴比伦。但用现在的这门巨炮，他可以同时测试对火箭项目也有参考意义的鼻状锥体。伊拉克人喜欢这个主意——他们也需要鼻状锥体技术。

这种技术对伊拉克贪得无厌的胃口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格里・布尔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也许，他满腔热情地希望看到他的人生梦想最终实现，而把这事给忘了。为防止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摩擦热量将其焚毁，设计鼻状锥体需要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太空中进入轨道的载荷不会回来，它们留在轨道上。

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克里斯托弗・考利向英国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公司下达了第一批订单，求购能够组装微型巴比伦炮筒的钢管。下一步是订购全尺码巴比伦1号、2号、3号和4号炮筒的管件。其他奇形怪状的钢铁部件的订单也发到了欧洲各地。

布尔的工作进度令人惊异。两个月之内他就完成了国有企业需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到一九八八年底，他完成了为伊拉克设计的两门新型火炮——自行火炮。这两门新大炮威力强大，能摧毁周边的伊朗、土耳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炮兵阵地，因为这些国家使用的都是从北约和美国采购的大炮。

经过不懈的努力，布尔还解决了把五枚飞毛腿捆绑起来组成初级青鸟火箭的问题。该火箭被起名为阿贝德，即“信徒”。他还发现伊拉克人和巴西人在萨德16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错的。他把自己新计算的数据交了出去，留给巴西人去继续研究。

一九八九年五月，世界上大多数军火制造商、新闻媒介、政府观察员及情报机构，均参加了在巴格达举办的兵器展览会。与会者对展出的两台巨炮的样板模型表示了相当大的兴趣。十二月份，阿贝德的试射引起了传媒大吹大擂的宣传报道，使西方的军事分析家们感到如坐针毡。

伊拉克电视台播放出来的镜头显示，巨大的三级火箭从安巴空间研究基地呼啸着腾空而起，升上蓝天，渐渐消失了。三天后华盛顿承认，该火箭看来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分析家们研究得更为详细。如果阿贝德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那么它也可以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忽然间，西方情报机构感到原先的观点——萨达姆・侯赛因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他要想构成严重威胁还需好多年——是大错特错了。

三大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都认为，伊拉克这两个项目，巴比伦炮只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玩具，而青鸟火箭才是真正的威胁。

三个情报局都搞错了。不起作用的是阿贝德。

布尔知道为什么，而且把实情告诉了以色列人。阿贝德呼啸着升上了一万两千米后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实际上二级火箭没能与初级火箭脱离，而三级火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假体。他知道这个底细，因为他一直在努力说服某个亚洲科技强国提供三级火箭，正准备飞过去谈判。

他确实去了，但遭到了断然拒绝。这时候，格里・布尔感觉到伊拉克的项目有大问题，使他极为忧虑，但与以色列无关。好几次他坚持要退出伊拉克的项目，快点退出。他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太晚了。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在库尔德山区萨森的宫殿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召开了一次内层顾问小组的全会。

他喜欢萨森。它坐落在一个山头上，透过三层窗玻璃，他能够俯视周围的乡间景色，在那里，库尔德农民们蜷缩在他们的棚屋茅舍里，度过寒冷的冬季。这里离哈拉布贾这个经历过恐怖屠杀的城镇不是很远。一九八八年的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天，他曾经下令处罚那里的七万居民，因为他们被指控与伊朗人勾结。

炮兵结束轰击后，五千个库尔德人死去，另有七千人终生致残。就萨达姆个人来说，他对炮弹喷发出来的氢化物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感激帮助他获得毒气制造（包括塔本和沙林神经毒气）技术的德国公司。这些毒气与多年前在犹太人身上使用过的齐克隆-B相似，并很有可能再次使用。

那天上午，他站在客厅的窗前朝下凝视着。他已经掌权十六年，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他已经被迫惩罚了许多人，但他也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

他倾听着从南方飞过来的护航直升机队发出的咔嗒咔嗒声，他的化装师慌慌张张地为他调整那块绿头巾。他喜欢把它围在军装的V字形领口之上，遮住他的脸颊。收拾停当之后，他拿起了他的随身武器，一把伊拉克制造的镀金贝雷塔手枪，把它插进拴在皮带上的枪套里，又把皮带系到腰上。他以前对一名内阁部长用过这支手枪，也许以后还要使用。他总是带着它。

一名仆从敲了敲门，通知总统他所召集的人员已经等在会议室里了。

当他步入装着大块窗玻璃、能俯视雪景的长房间时，房间里的人全体起立。只有在山上的萨森堡垒中，他对暗杀的恐惧才会消失。他知道这个宫殿设有三道防线，他自己的儿子库赛亲自统帅着总统卫队，屋顶装有法国克罗泰尔防空导弹，战斗机在山区上空盘旋巡逻。没人能接近这些大窗户。

他在T形会议桌上首中央那把御座般的椅子里落座了。在他两侧的是他最信任的四名助手，左右各两名。萨达姆・侯赛因对他所喜爱的人只有一个品质要求：忠诚。绝对忠诚、完全忠诚、奴隶般的忠诚。经验告诉他，这个品质是分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是家庭，其次是宗族，然后是部族。有一句阿拉伯老话说：“我和我的兄弟对付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对付外人。”他相信这话。这话有道理。

萨达姆・侯赛因出身于提克里特小镇的贫民区，属于提克里特部族。现在，他的家庭成员和提克里特部族中有一大帮人在伊拉克身居要职，执掌大权。他们的任何失误、残忍或行为不当都可得到饶恕，只要他们对他忠心。他精神变态的二儿子乌代不是打死了一名仆人又得到了宽恕吗？

坐在他右边的是伊扎特・易卜拉欣，他的副总统；再右边是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军工部头头，负责武器采购。左边坐着塔哈・拉马丹总理；再往左是萨多恩・哈马迪副总理，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但他唯一能够宽容人之处便是宗教信仰。他的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是一名基督徒。那又怎么样？只要他能按吩咐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军队的高级将领坐在T字形会议桌尾部。这些将军统帅着共和国卫队、步兵、装甲兵、炮兵和工程兵。再远处坐着四名专家，就是因为这几个专家的报告，才召集了这次会议。

坐在桌子右边的两位专家，一位是阿莫・萨蒂博士，技术专家，也是他女婿的副手；另一位是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准将。与他们面对面的是负责国外情报局的伊斯梅尔・乌贝蒂博士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

这三名谍报头子有着明确的工作分工。乌贝蒂博士主管国外的情报工作；拉曼尼准将反击国外组织在伊拉克的谍报活动；卡蒂布负责维持国内安全。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手中有巴格达西郊的阿布格雷布监狱，还有总部底下被戏称为“体育馆”的一个审讯中心，传言任何被抓进去的反对者都会遭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这些传言在人群中引起的恐惧，再加上大量眼线组成的天罗地网，粉碎了一切国内反抗行动。

许多人都向萨达姆・侯赛因反映秘密警察局头子太残忍，但他总是一笑了之。谣传说是他本人给卡蒂布起了“穆阿齐”——折磨者的诨号。当然了，卡蒂布是提克里特族人，绝对忠心耿耿。

有些独裁者在讨论敏感事情时，喜欢把知情者范围圈得很小。萨达姆恰恰相反；如果要去干肮脏的事情，他们都应该知道。这样没人会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不知道。”这种方法使他周围的人都明白：“如果我倒了，你们全都得倒。”

当大家重新落座后，总统朝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点了点头。后者让萨蒂博士汇报。这位技术权威在读报告时没有抬起过眼皮。明智的人是不会去盯视萨达姆的脸的。总统声称他可以通过眼睛洞悉对方的灵魂。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点。盯视他的眼睛也许意味着勇气、蔑视和不忠。如果被总统怀疑为不忠，那么肇事者通常会死得很惨。

萨蒂博士读完报告后，萨达姆想了一会儿。

“这个人，这个加拿大人，他知道多少？”

“不是全部，但是也够多的了。我相信他可以据此推算出来，赛义德。”

萨蒂使用了阿拉伯的敬语赛义德，相当于西方人的先生，但更为敬重。另一个得体的称呼是赛义德热依斯，即“总统先生”。

“多久？”

“很快，他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赛义德。”

“而且他一直在向以色列人说这些事？”

“经常谈起，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回答说，“他是他们多年的老朋友。他访问过特拉维夫，给他们的炮兵参谋们作过有关弹道学的学术报告。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有的可能是摩萨德的人，尽管他也许不知道。”

“少了他，我们能完成那个项目吗？”萨达姆・侯赛因问道。

侯赛因・卡米尔插话了：“他是一个怪人。他坚持随身携带着一只大帆布包，把他所有重要技术资料都背在身上。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反间人员去看他的资料并把它们复印下来。”

“那么，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总统的目光转向了哈桑・拉曼尼，他的反间谍局局长。

“当即就完成了，赛义德热依斯。上个月他在这里访问期间的事。当时他喝了不少威士忌。那酒被下了药，他沉睡不醒。我们拿走了他的包，复印了里面的每一份资料。我们还把他的技术会谈全录了音。复印件还有录音整理稿，都已经移交给了我们的萨蒂博士同志。”

总统的目光又转回到那位科学家。

“现在，我再问一遍，少了他你能完成那个项目吗？”

“能，赛义德热依斯，我相信我们能完成。他的有些计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我让我们最优秀的数学家研究了一个月。现在他们能读懂了。余下的工作工程师们都能干。”

侯赛因・卡米尔向他的副手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你最好别搞错。

“他现在在干什么？”总统问。

“他去了亚洲，”乌贝蒂博士回答，“他正在努力为我们的阿贝德项目搞一枚三级火箭。但是，他会失败的。预计三月中旬他可以回到布鲁塞尔。”

“你在那边有人，很好的人，是吗？”

“是的，赛义德。我们的人在布鲁塞尔跟踪他已经有十个月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办公室里接待以色列代表团。我们还有他的住宅钥匙。”

“那就这样干吧。等他一回来。”

“立即照办，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想了想他在布鲁塞尔的四人盯梢小组。其中一个人以前干过这种事。他将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三名情报官和萨蒂博士退出去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当会议重新开始时，萨达姆・侯赛因转向他的女婿。

“那个，另一件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保证，在年底时完成，阿布库赛。”

作为家庭成员，卡米尔可以使用更为亲近的称呼“我的父亲”。这提醒了与会者谁是家庭成员、谁不是家庭成员。总统咕哝了一声。

“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地方，一处要塞；现在的地方无论多秘密都不行。要找一个没人能知道的新的隐蔽地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知情，就连这里在座的也不是全部可以知情。这不是民用的，而是军用工程项目。你能做吗？”

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挺直腰杆，凝视着总统的胸部。

“我很荣幸，赛义德热依斯。”

“工程的负责人应该是你手下最优秀的人才。”

“我知道一个人，赛义德，一名上校。他擅长土建和伪装工程。苏联教官斯特潘诺夫说过，此人是他在马斯基洛夫卡教过的最优秀学员。”

“带他来见我。不要来这里，去巴格达，我要亲自向他布置任务。他是复兴党的优秀党员吧，这位上校？是忠于党，忠于我的吧？”

“绝对忠于，赛义德。他会为您而死。”

“你们大家也都会这样，我希望，”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静静地说，“但愿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幸好会议也就这样结束了。

三月十七日，格里·布尔身心疲惫地回到了布鲁塞尔。同事们猜测他因亚洲之行遭到冷遇而心情沮丧，但事情远不止如此。

两年多以前，自他抵达巴格达时起，他就听信了——因为这也是他愿意相信的——火箭项目和巴比伦大炮，是为了把装有仪器的小型人造卫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去。如果伊拉克做到了，那么伊拉克就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争了光，而且，通过为其他国家施放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伊拉克还可获得可观的利润。

据他所知，该计划是用巴比伦炮把载有人造卫星的弹射体向东南方向发射出去，越过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南印度洋上空，进入地球轨道。那就是他设计这门巨炮的目的。

同事们已经说服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相信的。西方会认为这是军用大炮。于是，布尔在伊拉克的工作小组用各种借口订购炮筒、炮尾和反冲机构。

只有他，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自己，知道真相。其实真相很简单：巴比伦大炮不能作为武器，发射传统的爆炸性炮弹，无论炮弹多么巨大都不行。

一方面，炮筒长达一百五十六米的巴比伦巨炮如果不安装支架，就无法保持其刚性。由二十六段钢管组成的炮筒，需要每隔一段用支架支撑，如同他所预见到的，即使是架在四十五度的山坡上，如果没有这些支架，炮筒就会像湿面条那样下垂，钢管接头处就会开裂，炮筒就会折断。

而且，炮筒无法作俯仰调节，也无法作左右旋转，因此它无法瞄准不同的目标。如果要改变其角度，作上下或左右调整，那么就要拆卸大炮，这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光是清理和重装弹药也要花上两天时间。再者，重复发射会磨损价格昂贵的炮筒。最后，巴比伦巨炮无法躲避对方的反击。

巨炮每发射一次，炮口将会蹿出一缕九十米长的火焰，空中的每一颗人造卫星和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现。几秒钟之后，其地图坐标就会被美国人确定。而且其回响震波可被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精密地震仪探测到。所以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的人：“这不能当武器。”

问题是，在伊拉克待了两年之后布尔已经明白，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科学技术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用处：用于战争，以维护他借此获得的霸权。这样的话，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还要资助巴比伦项目？它只能发一次威，随即对方的战斗轰炸机就会把它炸得粉身碎骨，且它只能发射人造卫星或传统炮弹。

在亚洲期间他才明白过来，这是他要解答的最后一个方程式。

第二章  侵占科威特

从卡塔尔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主要公路上，一辆宽大的道奇越野车在疾驶着。空调保持着车内的凉爽，车载录音机正在播放司机最爱听的美国乡村音乐，使人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过了鲁怀斯，汽车行驶在开阔的乡间，左边的大海在沙丘之间时隐时现，右边是绵延几百英里、直到佐法尔和印度洋的荒凉沙漠。

梅贝拉・沃克坐在她丈夫旁边，激动地注视着在正午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褐色沙漠。雷・沃克的双眼一直凝视着前方的道路。干了一辈子石油的他对沙漠已经不觉得新鲜了。“见过一处，见了全部。”当他的妻子又一次对她眼前的奇景发出惊叹时，他咕哝着说了一句。

可是对于梅贝拉・沃克来说，这一切都很新奇，她享受着为期两周的阿拉伯湾（以前曾叫波斯湾）之行的每一分钟。

他们从北部的科威特开始，驾着公司借给他们的这辆越野车，朝南穿过卡夫吉和哈巴尔进入沙特阿拉伯，经过水堤路驶入巴林，然后折回下行，经卡塔尔抵达阿联酋。每到一处，雷・沃克都到公司的办事处简单“视察”一番——这是这趟旅行的表面理由；梅贝拉则带上办事处派的向导去游览当地的景色。她觉得自己非常勇敢，因为当她行走在狭窄的街巷里时，只有一名白种男子相伴。其实她不知道，她在任何美国城市都不比海湾的阿拉伯地区更安全。

这是她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出国旅行。她赞赏那些阿拉伯宫殿和清真寺尖塔；她对黄金市场陈列的无穷无尽的金饰品惊叹不已；她敬畏老市区里在她身边晃来晃去的黑肤色面孔和他们五颜六色的衣袍。

她对每一处景色和每一个人都拍了照片，这样回去后她就能向女士俱乐部的姐妹们展示她的见闻。她听从了公司驻卡塔尔办事处代表的警告：要给生活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拍照时，如未得到对方同意一定要当心，因为有些人仍认为被人拍照会被摄走部分灵魂。

她时常提醒自己，她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有许多事值得她快乐。她高中一毕业，就与约会了两年的固定男朋友结了婚。她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男人。丈夫在当地的一家石油公司工作，随着公司扩展，他一步一步得到提升，现在已经是副总裁了。

他们在特尔萨郊外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大西洋与帕姆利科湾之间的哈特勒斯，另有一座沙滩别墅，供夏季度假用。婚后三十年来夫妻恩爱，有一个儿子。现在，由公司出钱让他们去阿拉伯湾观赏异域的风土人情。

“这条路不错。”当他们驶上一个山丘时她评论说。伸展在他们前方的沥青路发出亮晶晶的微光。车内的温度是七十五华氏度（约为24摄氏度），而外面沙漠里的气温是一百度（约为38摄氏度）。

“应该不错，”她的丈夫咕哝着说，“是我们修建的。”

“公司吗？”

“不。是山姆大叔，没错。”

雷・沃克在转述信息时，习惯加上“没错”两个字。

年近六十岁，雷・沃克即将过上退休生活，他可以领取丰厚的年金，并持有一些优绩股。感恩戴德的公司支付一切费用，向他提供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让他坐头等舱去海湾地区“视察”各驻外机构工作。尽管他以前从未去过那些地方，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像妻子那样着迷，但为了她，他还是很高兴。

他个人打算在阿布扎比或迪拜结束此行，然后登上经伦敦直飞美国班机的头等舱。至少他可以买到一大杯冰镇的百威啤酒，而用不着急急忙忙跑到公司的办事处去喝了。他觉得，伊斯兰教义对某些人来说很好，可是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最高级的宾馆住过，并被告知他们绝对禁酒之后，他不免觉得禁止人在大热天喝啤酒的宗教有点不可思议。

他全身穿着沙漠地区石油人的装束：长筒皮靴、牛仔裤、宽皮带、衬衫和斯泰森草帽——其实他并不需要这样打扮，因为他实际上是主管质量控制的化学工程师。

他看了一眼里程表，到阿布扎比的岔路口还有八十英里。

“我要方便一下，甜心。”他低声说。

“那好吧，你要小心，”梅贝拉警告说，“外面有蝎子呢。”

“可是它们跳不了两英尺高。”他说，忍不住对自己的玩笑哈哈大笑起来。那地方被一只弹跳力很高的蝎子蜇一下——回去被单位里同事知道后会让他们笑掉大牙的。

“雷，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梅贝拉说着也被逗笑了。沃克打了一下方向盘，把道奇越野车开到空旷的公路旁边，车门打开时迎面扑来的热浪如同是打开了鼓风炉门。他钻出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尽量保持车内凉爽。

当丈夫走向附近的沙丘去方便时，梅贝拉继续坐在前排的旅客座上。她朝挡风玻璃望出去，轻轻地说了一声：“噢，天哪，看那边。”

她伸手取来照相机，打开车门，慢慢地下了车。

“雷，我给他拍照他会介意吗？”

“当心点，甜心。是谁呀？”

一个贝都因人正站在她丈夫对面的马路边，看起来是从两个沙丘之间走出来的。刚刚还没影，此刻就在那里了。梅贝拉站在汽车右前轮的挡泥板旁，手里拿着相机，正举棋不定。她丈夫转过身来，拉上了裤襟的拉链。他盯着公路对面的那个人。

“不知道呀，”他说，“估计不会介意。但不要太靠近，说不定他身上有跳蚤。我去把汽车发动起来。你快点拍，如果他恼怒了，你就跳上车。快点。”

他爬上司机座，发动了汽车，同时也打开了空调。

梅贝拉・沃克向前走了几步，举起手中的照相机。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她问，“照相机？照片？咔嚓咔嚓？回家后放进相册里？”

那人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她。他那曾经是白色的罩袍沾满了污渍和尘土，从双肩下垂到他脚边的沙土上。那条有红白斑点的茶巾用一根两股搓成的黑带子系着，盘在头上。茶巾垂下来的一角被塞进了另一边的太阳穴下，这样把他的脸部从鼻梁以下全遮住了。在有斑点的茶巾之上，那双黑眼睛凝视着她。前额上的一小片皮肤，还有那双眼睛，在沙漠的反射下发出棕色的光泽。梅贝拉已经拍了许多照片，但还没有一张这样的：一个贝都因部族的游牧民站在沙特广袤的沙漠里。

她举起了相机。那人没有动。她对准视窗眯起一只眼睛，把那人的身影放进长方形镜框的中央，心里盘算着，如果他追过来她能否及时跳上车。咔嚓。

“非常感谢你。”她说。他还是没有动。她倒退着走向汽车，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她记起来，《读者文摘》有一次曾这么忠告美国人，任何时候遇上不懂英语的人，要“保持笑容”。

“甜心，快上车！”她的丈夫喊道。

“没事，我认为他没发火。”她说，一边拉开了车门。

在她拍照时，车上的录音带已经播放完了。这时电台广播插了进来。雷・沃克伸出手把她拉进车内。汽车随即驶离了路边。

那个阿拉伯人注视着他们离开，耸耸肩，走向沙丘后面。那里停放着他那辆涂上沙漠伪装的越野吉普车。几秒钟之后，他也朝着阿布扎比的方向疾驶而去了。

“干吗这么着急？”梅贝拉・沃克抱怨说，“他不会来追击我的。”

“不是因为这个，甜心。”雷・沃克抿紧嘴唇，他是一个有控制力的人，能应付任何突发事件。“我们去阿布扎比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国。今天上午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没错。他们随时会抵达这里。”

这时候是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海湾时间上午十点钟。

十二小时之前，在萨夫湾的一个小型机场附近，伊拉克工程兵部队的奥斯曼・巴德里上校在一辆T-72主战坦克的履带旁等待着，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虽然当时他不可能知道，科威特战役将在萨夫湾打响也将在萨夫湾结束。

这个机场只有跑道，没有地面建筑。南北方向的主要公路就在机场外面通过。三天前巴德里上校就是沿着这条主要公路一直南下。那条路有一个岔口，往东可去巴士拉，往西北可抵达巴格达。

该公路朝南可一直到达五英里之外的科威特边境站。从他站着的地方往南眺望，他可以看见灯火阑珊的贾赫拉，越过贾赫拉再往东，在小海湾的对面就是科威特市的灯光。

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为祖国效劳的时刻到来了。该是惩罚那些科威特贱民的时候了，为他们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为不宣而战的经济战，为伊拉克的金融损失，也为科威特人的骄傲自大。

难道不是伊拉克在八年血战中挡住了波斯的游牧民族侵入海湾北部，才保住了科威特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吗？难道现在科威特人对伊拉克的回报，就是从他们共享的鲁迈拉油田偷走他们应得份额之外的石油？是科威特在超额生产并压低油价，难道现在还要伊拉克人去向他们摇尾乞怜？科威特这帮狗东西坚持要他们归还在两伊战争中借给伊拉克的一百五十亿美元，难道伊拉克现在只能屈从吗？

不。与往常一样，总统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历史上，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份；一直是这样，直至英国人于一九一三年在沙地上划了那条该死的国境线，创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酋长国。科威特将在今夜被收复，就在今夜。而他奥斯曼・巴德里，将是这项伟大事业的一分子。

作为一名工程兵，他不会被派往最前线，但他将随着他的舟桥部队、推土机、推扒机和挖掘机紧跟其后，如果科威特人试图阻挡，工程兵们将开出一条道路。空中侦察没有发现任何障碍。没有工事、没有反坦克壕、没有混凝土陷阱。但为防万一，工程兵部队将在奥斯曼・巴德里的指挥下，为共和国卫队的坦克兵和机械化步兵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距他站立的地方几码远处有一座野战指挥帐篷。此刻里面挤满了高级军官。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一边俯身在作战地图上为进攻计划作最后的调整，一边等待着总统从巴格达发出最后的“开始”命令。

巴德里上校已经向他的上司——伊拉克陆军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汇报过了。二月份巴德里被举荐参加那项“特别任务”，为此他对将军感激涕零。现在他向首长作出了保证，他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

当他站在那里与穆苏里上将交谈时，另一名将军走了过来。于是他被介绍给了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上将。在远处，他看见统帅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萨蒂・图马・阿巴斯上将走进了帐篷。巴德里上校是忠诚的党员、萨达姆・侯赛因的崇拜者，当他听到卡迪里上将朝着阿巴斯的背影轻声说了声“小爬虫”时，他感到非常迷惑不解。这怎么可能呢？图马・阿巴斯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名亲信吗？不正是他赢得了关键的法奥战役、并最终打败了伊朗人而受到了嘉奖吗？巴德里上校听到过传闻，说法奥战役实际上是由现在已经消失了的马哈尔・拉希德上将打胜的，不过他把这种说法自动排除出脑海了。

现在，黑暗中他周围全是共和国卫队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的官兵。他的思绪回到二月份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当时穆苏里上将命令他丢下库拜项目的扫尾工程，立即到巴格达报道。他猜测他将接受新的任务。

“总统要见你，”穆苏里直截了当地说，“他会派人来找你。马上搬到这里的军官营区，日夜待命。”

巴德里上校抿紧了嘴唇。他做错了什么？还是说了什么？他没有不忠的言行，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他遭到了诽谤？不，总统是不会派人来找那样的人的。犯错误的人将被秘密警察局局长卡蒂布准将手下的行刑队抓去教训一顿。看到他一脸迷惘的样子，穆苏里上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牙齿在浓黑的小胡子下显得格外白亮。许多高级军官都蓄着小胡子，以模仿萨达姆・侯赛因。

“别担心。他要交给你一项任务，一项特别任务。”

果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巴德里就被召唤到了军官营房的前厅里，一辆长长的黑色公务车已经在等候他了，车内坐着总统卫队的两名卫兵。他被迅速带往总统府，接受他一生中最惊险也最重要的会见。

当时，总统府坐落在金迪街与七月十四日街的转角上，靠近同名的那座大桥。两者都是为了纪念一九六八年七月份那两次政变中的第一次。那两次政变使复兴党上台执政，同时结束了军人统治。巴德里被引到了一间接待室，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他被彻底搜了两次身，然后才被领去参见总统。

他身边的卫兵一停下脚步，他也停下，把两个脚跟一碰，“啪”的一声敬了一个军礼。过了三秒钟他才放下手，摘去他的贝雷帽，把它夹在左臂之下，然后他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那么你就是马斯基洛夫卡的天才学员喽？”

他已经被告知不要去看总统的脸，但在被提问时，他还是忍不住看了。萨达姆・侯赛因此刻心情颇佳。他面前的年轻人流露着热爱和羡慕的眼光。好，没什么可怕的。总统斟酌着词句，把他的要求告诉了这位工程师。巴德里的胸中涌上了一股自豪和感激的暖流。

在此后的五个月里，他按进度要求努力工作，最后提前完成了任务。他有总统答应给他的全部设施。每一件设备、每一个人都归他调配使用。如果他需要更多水泥或钢材，他只要打卡米尔的私人电话号码，总统的女婿就会立即从工业部把物资调拨过来。如果他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成百上千的劳工就会到达，都是订有契约的朝鲜人和越南人。那年夏天，这些劳工白天劈山、挖土，晚上就睡在山谷下面残破的临时房子里。后来他们被带走了，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除了苦力，没人从那条道路进来过。这条最终要被抹去的唯一的土路，专供卡车运来钢材、货物以及混凝土搅拌机。除了卡车司机，其他每一个人都是搭乘苏制米尔直升机进来的，而且在他们抵达后才被允许摘去眼罩，在离开时又得戴上。不光是伊拉克平民如此，最高级别官员们也是同样。

乘直升机从空中对山区考察数天后，巴德里亲自选定了该地点。它位于比基夫利更北更深的杰巴尔哈姆利的高山上。基夫利处于通往苏莱马尼耶的路上，从那里开始，哈姆利山脉由小山丘渐渐变成崇山峻岭。

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只在工地上随便打个盹。他把巨大的工作量压到部下的肩上，对他们采取了威吓加哄骗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及发放奖金的刺激机制，最后工程于七月底前竣工了。随后，所有工作过的痕迹都被抹去；每一块砖头，每一片混凝土块，每一片在阳光下可能会发光的金属，在岩石上留下的每一处刮擦，都被清除掉了。

三个卫兵村也完工了，村里养起了羊群。最后，那条唯一的土路也被抹掉了，被推土机碾成碎石又被推到了下面的峡谷里。那三条山谷和遭受过破坏的山坡，被恢复成与原先几乎一模一样。

他，工程兵上校奥斯曼・巴德里，古城尼尼微和泰雷建筑技术的继承人，苏联建筑大师斯特潘诺夫的得意门生，擅长伪装工程——把某项工程完全掩盖起来或伪装成其他工程，为萨达姆・侯赛因建成了那个“喀拉”要塞。没人能看到它，没人知道它在哪里。

在工程结束前，巴德里亲眼目睹了大炮的组装者和科学家们，建起了一门令人敬畏的加农炮，其炮筒似乎能触到天上的星星。

全部完工后他们离开了，只有警备队留了下来。警备队将留居在那里，没人能再出去。那些必须进出此处的人则由直升机载运。直升机不许着陆，只能在那座山外边的一块草地上空盘旋。极少数几个抵达过又离开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那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被封闭在一个空军基地里，既不许会客，也不许打电话。最后一批野草种子撒下了，最后一批灌木种下了，喀拉要塞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巴德里并不知道，实际上那些坐卡车进来的工人最后又被卡车拉走，然后转移到了车窗封黑的大客车。载运三千名亚洲工人的大客车到了远处的一个山谷后，卫兵迅速跑开。雷管起爆，整块山体滑下来，把所有的客车永久性地埋在了里面。然后那些卫兵又被其他卫兵枪杀了。他们都已经看见了喀拉。

巴德里的遐想被指挥帐篷里爆发出来的喊声打断了。命令迅速在整装待命的战士中传开，进攻开始了。

工程兵上校赶紧跑向自己的卡车，坐到驾驶室的旅客座上。他的司机“轰”的一声发动了汽车。他们准备就绪的同时，承担入侵尖刀任务的共和国卫队两个坦克师发动了战车，顿时空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噪音，然后苏制T-72坦克群隆隆响着离开机场，驶上了去科威特的道路。

坦克部队长驱直入，他后来这么告诉他在空军当上校飞行员的哥哥。那个倒霉的边防警察岗亭被掀翻后又被碾得粉碎。凌晨两点钟，坦克纵队已经越过国境线朝南滚滚而去。如果说科威特人以为这支名列世界前四强的陆军只是冲到穆塔拉山口来耀武扬威，直至科威特同意伊拉克总统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们猜错了；如果说西方认为这支军队是去夺取朝思暮想的瓦尔巴岛和布比延岛，以使伊拉克获得它垂涎已久的进出海湾的门户的话，那么他们也是搭错了脉。来自巴格达的命令是：占领全境。

黎明前，在科威特市北部的科威特石油城贾赫拉发生了一场坦克战。入侵前一星期为避免惹恼伊拉克人而留在后方的科威特唯一一支装甲旅赶赴北方仓促应战。

战斗是一边倒的。只配做生意和搞石油的科威特人打得很艰苦、很顽强。他们把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精锐部队拖住了一个小时，使在南方艾哈马迪空军基地的天鹰战斗机和幻影战斗机得以升空，但科威特人根本没有可能获胜。庞大的苏制T-72坦克把科威特人的较小型T-55坦克炸成了碎片。最后，守军损失了二十辆坦克后撤退了。

奥斯曼・巴德里在一英里后面观察着伊军的庞然大物在硝烟弥漫中左冲右突，喷射出猛烈的炮火，火光映红了伊朗上空的天际。他不知道，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的这些坦克，有一天会被英、美的挑战者和亚布拉姆斯坦克炸得粉身碎骨。

黎明时，第一批先头部队进入了科威特市的西北郊，然后兵分四路占领了该地区进出市区的四条公路：海岸边的阿布扎比路，格拉纳达与安达鲁斯郊区间的贾赫拉路，以及再往南的第五号和第六号绕城公路。分兵后，四支分遣队向着科威特市区进发。

巴德里上校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壕沟需要他的推土机去填平；没有障碍需要炸药去炸掉；没有水泥桩柱需要推扒机去扒倒。只有一次他差点儿丢了命。

当伊军穿过苏莱比卡滚滚而去时，一架孤独的天鹰战斗机从太阳底下钻出来，瞄准他前面的一辆坦克发射了四枚空对地火箭。那坦克猛跳了一下，损失一条履带后燃烧起来。极度惊慌的坦克手从炮塔里钻出来逃命。天鹰盘旋一圈后又飞回来了，准备打击尾随着的卡车，机鼻首吐出一长溜火舌。巴德里看见他身前的沥青路面爆裂开来，他猛地推开车门跳了下去，而他那大呼小叫的司机驾车窜入了路边的沟里，车翻了个四轮朝天。

没有人受伤，但巴德里怒气冲天。冒失鬼。后来他坐另一辆卡车继续行进。

两个作战师带着装甲兵、炮兵和机械化步兵开进了科威特市中心。一整天都发生着零星的战斗。在国防部大楼，一些科威特军官把他们自己关在楼内，试图用他们在大楼里找到的一些轻武器对付入侵者。

一名伊拉克军官趾高气扬地向他们指出，如果他用坦克炮开火，那么他们全都死定了。少数几个科威特抵抗者在投降之前与他发生了火力争执，其余的脱下军装换上袍子从后门溜走了。其中一人后来成为科威特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主要的抵抗发生在埃米尔[3]萨巴赫的住宅，尽管他本人和家人早已南下逃到沙特阿拉伯避难去了。抵抗被粉碎了。

日落时分，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站在科威特市阿拉伯湾大街上，背对城市北角的大海，凝视着达斯曼宫的门面。有几个伊拉克士兵已经进入宫内，不时有人携带着从墙上摘下来的贵重艺术品走出来，跨过台阶上和草坪上的尸体，把战利品放进卡车。

他也想去拿几件，作为贵重礼品送给他的父亲，让老头子挂在卡迪西亚的家中，但他脑海里的某种思想拉住了他：那是多年前他在巴格达那所英语学校受到的品质教育，还有他父亲与英国人马丁的友谊，及父亲对英国的崇拜。

“抢劫就是偷窃，孩子们，而偷窃是不对的。《圣经》和《古兰经》都禁止偷抢。所以不要去偷抢。”

时至今天他仍清晰地记得，由英国人创办管理的塔西西亚基础预科学校里，校长哈特利先生向英国学生和伊拉克学生讲的课。

自加入复兴党之后，他不知道与父亲辩论了多少次。他的观点是，英国人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把阿拉伯人奴役了几个世纪，为的是攫取自己的利益。

他父亲已经有七十岁了，奥斯曼和哥哥是父亲第二次结婚后出生的。对于他的这个观点，他的父亲总是笑着说：“也许他们是外国人，是异教徒，但他们有礼貌，做事有准则，儿子。你们的萨达姆・侯赛因先生有什么准则？”

要使老头子那顽固不化的脑袋接受党对伊拉克是何等重要，以及党的领袖如何能为伊拉克带来光荣和胜利这个道理实在太困难了。最后他停止了争论，免得他父亲说出总统的坏话，而这种话如果被邻居听到会使他们全家遇上麻烦。在这一点上他不能同意他的父亲，但他还是很爱他。

所以，因为二十五年前一位校长的教导，巴德里上校现在站在后面，没有加入对达斯曼宫的抢掠，虽然他认为这是他的先辈们留下的遗产，而英国人全都是笨蛋。

至少塔西西亚学校教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因为这门语言，使他能与斯特潘诺夫上校进行流畅的交流。斯特潘诺夫长时间来一直是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冷战结束后才返回莫斯科。

奥斯曼・巴德里时年三十五岁。而一九九〇年被证明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后来他这么告诉他的哥哥：“我就站在那里，背对海湾面朝达斯曼宫，心里想着，‘先知啊，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拿下了科威特。而且是在一天之内。’就那样结束了。”

他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那仅仅是开始。

用雷・沃克自己的话来形容，他们屁滚尿流地跑进阿布扎比机场，用拳头捶着售票柜台，坚持要买下一班机票回美国。而当时他的一些同胞正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在七个时区之外的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们彻夜未眠。以前他们都要亲自到白宫地下室的战情室出席会议，现在，新技术使得他们能在各自不同的地方参加电视电话会议。

头天晚上，华盛顿时间还是八月一日，早先发来的报告显示，沿科威特北部的国境线上有开火现象。这并不出人意料。几天来，在海湾北部上空遨游的硕大的KH-11人造卫星发来照片，向华盛顿传送了比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更为详尽的情报，表明伊拉克部队正在集结。问题是，萨达姆・侯赛因想干什么？想恫吓还是想入侵？

各种问询在前一天就已经铺天盖地地压向了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但中情局也无能为力，只能根据国家侦察办公室收集到的卫星照片，提供一些含糊其词的分析，以及那些早已为国务院中东司所熟知的政治见解。

“这种东西连白痴都能搞得出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不满地说，“我们在伊拉克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吗？”

答案是一声遗憾的“没有”。而且这个问题将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被重复提及。

这个难题的答案在晚上十点前出来了。这时候布什总统上了床，再也不接听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了。在海湾，天已经破晓，伊拉克的坦克部队已经越过贾赫拉，进入了科威特市的西北郊。

与会者后来回忆起来，这个夜晚真是非同寻常。参加电视会议的共有八个人，分别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五角大楼。会议下达了一连串命令，并得到了执行。在伦敦，匆忙召集起来的内阁危机处理委员会会议，也发出了类似的命令。伦敦与华盛顿相隔五个小时，但与海湾只相差两个小时。

两国政府冻结了伊拉克在国外的资金，在征得科威特驻华盛顿和伦敦的大使同意之后，也冻结了科威特的所有财产，以免任何新上台的伊拉克傀儡政府伸手去拿那些资金。总共冻结了数千亿石油美元。

布什总统在八月二日凌晨四点四十五分被唤醒，签发了那些文件。在伦敦，玛格丽特・撒切尔早已起床，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在坐飞机赴美国前，她也已经签妥了相同的文件。

另一个主要步骤是，提请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入侵，并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这就是安理会第660号决议，是在同一天凌晨四点四十分签发的。

黎明时分，电视会议结束了，与会者有两小时的时间可以回家去梳洗一下，刮刮脸，换件衣服，再回到白宫，参加上午八点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的、由布什总统亲自主持的全会。

全会新加入的人有，国防部的理查德・切尼，财政部的尼古拉斯・布雷迪，和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格。鲍勃・金米特继续代表国务院出席会议，因为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都不在市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从佛罗里达回来了，并带来了负责中央军区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后者身材高大、粗壮，他的情况在后文中会有更多介绍。在他们进入会议室时，施瓦茨科普夫走在鲍威尔上将的身旁。

乔治・布什于上午九点十五分离开了会议，这时候雷和梅贝拉・沃克已经千恩万谢地登上飞机，正掠过沙特阿拉伯上空朝西北方向的家乡安全飞去。总统在白宫南草坪坐上一架直升机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专机飞赴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根据日程安排，他要作一个关于美国防务需求的演讲。现在看来，这个题材很合适，但这一天比预见的要忙得多。

在空中他接听了约旦国王侯赛因打来的一个电话。约旦是伊拉克旁边躲在阴影中的一个君主立宪制小国家。此刻哈希米特国王在开罗，正与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会面。

侯赛因国王强烈要求美国给阿拉伯国家几天时间，去努力和平解决这次争端。他本人建议召开一次四国会议，由穆巴拉克总统、他本人和萨达姆・侯赛因参加，并由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陛下作为会议的主席。他满怀信心地说，他们能在会上说服伊拉克独裁者从科威特撤军。但他需要三天、也许四天时间，而且与会国不要公开谴责伊拉克。

布什总统告诉他：“行，听你的。”这位不幸的总统说这话时还没有见到从伦敦来的撒切尔夫人。她在阿斯彭等他。他们那天晚上会面了。

铁娘子很快就明白，她的好朋友又要开始动摇了。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她的唇枪舌剑让美国总统简直难以招架。

“不行。不能让他做了坏事就这么算了，乔治。”

面对那双一闪一闪的蓝眼睛，听到空调的气流吹拂过来的坚定语调，乔治・布什承认，这也不是美国的意图。他的亲信后来发觉，让他担忧的与其说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大炮和坦克，倒不如说是撒切尔夫人那只使人气馁的手提包。

八月三日，美国与埃及进行了秘密协商。穆巴拉克总统被提醒，他的武装力量是如何地依赖于美国；埃及欠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多少钱；以及美国给了他多少援助。八月四日，埃及政府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谴责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径。

让约旦国王沮丧的是，伊拉克暴君断然拒绝赴吉达，坐到霍斯尼・穆巴拉克的身旁参加由法赫德国王主持的会议。这倒也不意外。

对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说，这是对素以彬彬有礼著称的阿拉伯文化的公然怠慢。法赫德国王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相当通情达理的人，他感到很不高兴。

这是吉达会议未能召开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沙特的君主看到了美国人从太空中拍摄的照片。照片证明，伊拉克军队不但没有停止前进，而且仍处于战斗状态，并不断向着科威特南方与沙特的国境线推进。

伊拉克人真的胆敢越过国境入侵沙特阿拉伯吗？砝码在增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为世界第一。其次是科威特，按照目前的开采量，还有可开采一百多年的储存量。第三位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萨达姆・侯赛因就能把排名倒过来了。再者，沙特百分之九十的油井和油田分布在王国东北端的达兰、佐法尔、达曼和朱拜尔，以及这些港口的后方腹地。这个三角形正好处在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作战师的进军道路上，而且照片证明还有更多的伊军作战师正在涌入科威特。

八月六日，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请求美军进入王国保卫其安全。

当天，美军第一批战斗轰炸机飞赴中东。“沙漠盾牌”行动开始了。

哈桑・拉曼尼准将跳下他的公务轿车，踏上希尔顿宾馆门前的台阶。该宾馆已经作为伊拉克安全部队在被占科威特的总部。八月四日上午，当他推开玻璃门进入大堂时，他感到很有趣，因为希尔顿就在美国大使馆的隔壁，两者都在海边，看出去是阿拉伯湾波光粼粼的湛蓝的海水，景色美不胜收。

从使馆看出去的全部景色也仅限于此——因为在他的建议下，使馆大楼已经立即被共和国卫队包围起来了，并将一直包围着。他不能防止外国外交官从他们的领土上发电报给国内政府，他也没有超级计算机去破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使用的复杂密码。但身为反间谍局局长他很清楚，美国外交人员如果被限制得只能从窗户往外看，其实就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情报可往家里发送了。

对英美外交人员来说，剩下来的可能性就是通过电话，从那些仍逍遥在科威特的本国同胞们那里收集情报了。这对拉曼尼又是一件头等大事：要确保大使馆的所有外线电话要么切断要么被窃听——窃听更好些。但他手下的大部分得力干将都在巴格达。

他走进分配给反间局的套房，脱下制服，把它扔给了他的副官——副官刚刚给他扛上来两大箱文件，大汗淋漓——走到窗前去看窗下的酒店泳池。待会儿游游泳倒是一个好主意，他想，然后他看见有两名战士正在那里灌水瓶，另有两名在往那里撒尿。他叹了一口气。

三十七岁的拉曼尼是一个整洁、英俊的男人，脸刮得光光的——他不喜欢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小胡子。他就是他，有自知之明，靠的是工作出色而不是政治影响；他是那帮靠政治发家的白痴们中间的技术专家。

他的外国朋友问他，为什么你要为这个政权效劳？通常是在拉希德宾馆的酒吧，或在更隐秘的地方，他把那些外国人灌得半醉时他们会问。他能够与他们混在一起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但每次他都能保持清醒。他并不由于宗教而反对饮酒，他会点个金汤力（一种鸡尾酒），但他让酒吧侍者给他上的实际上是汤力水（无酒精的汽水）。

此时，他会对这个提问笑笑，耸耸肩回答说：我是一个伊拉克人，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你们让我去为哪一个政府服务呢？

私下里，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为一个打心底里讨厌的政权服务。如果确实有某种爱国情怀，那也是来自于对他的国家、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感情——而复兴党早就不再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了。

但主要原因是他想有所作为。对于他这一代伊拉克人来说，选择并不多。他可以反对这个政权，继之离开祖国移居国外，躲开秘密警察的追捕，靠阿拉伯语-英语翻译工作挣得一口饭吃。

他也可以留在伊拉克。

那样的话就有三种选择。继续反对这个政权，直至在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的刑讯室里结束生命；或者当一个自由职业的工商经营者，在一个系统性走下坡路的经济体中苦苦挣扎；或者对那些白痴言听计从，保持微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一步地得到提升。

他认为最后一种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像莱因哈德・盖伦那样，先是为希特勒效劳，继之为美国人、西德人服务；像马库斯・沃尔夫那样，为东德工作，但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他是一位象棋大师，他为游戏而活着，为间谍与反间谍的阴谋活动而活着。伊拉克只是他的人生棋盘。他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专家也明白这一点。

哈桑・拉曼尼从窗边走回来，坐到书桌后面的椅子里开始写笔记。即使科威特能成为第十九个省，他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打算在科威特待多久。他怀疑其本人也不一定知道。如果伊拉克要撤军，那么没有必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反间谍活动去封堵所有漏洞。

私下里，他相信萨达姆其实能够逃脱处罚。但这需要认真布局，走对每一步，说对每一句话。第一个阴谋是必须参加明天在吉达的会议，去奉承法赫德国王，稳住他，让他宣称伊拉克无非是想要一个公正的条约，对石油，海湾进出门户，那笔巨额贷款讨个说法。这种方法，可以把整个事情圈在阿拉伯人范围之内，不让美英插进来。萨达姆就可以依照阿拉伯人的事情应由阿拉伯人自己处理的原则，一直瞒骗下去。

西方的注意力会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差，他们听够了这种话，就会把这件事让四位阿拉伯人——两位国王和两位总统去处理。只要石油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把他们浸泡在其中，他们就高兴了。除非科威特遭到野蛮的强暴，媒体也会扔掉这个议题，流亡在沙特阿拉伯某地的萨巴赫政权会被人们淡忘，科威特人会习惯在新政府领导下的生活，而撤出科威特的会议会咬文嚼字地拖上十年的时间，直至失去其重要性。

事情可以这么做，但需要适当的手法。希特勒的手法——“我只寻求公正的和平解决。这绝对是我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沙特国王法赫德会中计的——没有谁对科威特人存有特殊好感，更不用说对萨巴赫这个贪图安逸的人了。法赫德国王和侯赛因国王会扔掉他们的，就像一九三八年张伯伦扔掉捷克人那样。

麻烦在于，尽管萨达姆有许多小聪明——要不然他也活不到现在——但在战略上和外交上，他却是一个扮演滑稽角色的小丑。哈桑・拉曼尼估算，总统会在某方面把事情搞砸的——他既不想撤兵，也不愿继续进军去夺取沙特的油田，这样能给西方世界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使得西方也束手无策，除非摧毁油田，影响一代人的繁荣。

“西方”指的是美国人，还有与其站在一起的英国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哈特利校长的塔西西亚预科学校的五年间，他学会了完美的英语，懂得了英国风俗，也明白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事先不给警告狠揍你一拳的习惯。

他摸了摸多年前曾遭过这么一拳的下巴，不禁哈哈地笑出声来。在房间的另一头，他的副官吓了一跳。该死的麦克・马丁，你现在在哪里呀？

哈桑・拉曼尼，这位聪明、有文化、有知识、有自制力、出身大都市、为一帮歹徒组成的政权服务的上层社会精英，开始埋头工作。工作量很大。值此八月份之际，在科威特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其中只有六十万是科威特人。另有六十万是巴勒斯坦人，这当中有些人忠于科威特；有些人站在伊拉克一边——巴解组织已经这么做了；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将俯首称臣。然后是三十万埃及人，其中有些无疑是为开罗工作的，现在等于是在为华盛顿或伦敦工作。还有二十五万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和菲律宾人，主要是蓝领工人或私家佣人。身为伊拉克人，他相信科威特人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即使是屁股被跳蚤叮了一下，也非得呼唤外国佣人给自己搔痒不可。

最后，还有五万名第一世界的公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丹麦人等等。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打击外国人的谍报活动。他为以前使用信使和电话搞情报的日子叹了一口气……作为反间局局长，他可以关闭边境和切断电话线。但当今世界连傻瓜都能通过人造卫星，用移动电话或计算机的调制解调器与加利福尼亚通话。很难截取或追踪源头，除非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而这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他知道他无法控制难民潮涌出国境，信息随之外流。他也无法改变头顶上美国卫星的轨迹，他怀疑现在美国的所有间谍卫星都已经重新调整了轨道，每隔几分钟就会经过科威特和伊拉克上空。（这点让他估算对了。）

试图去做不可能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他不得不装作已经尝试过了。他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恶意阻拦、暗杀伊拉克士兵，或损毁伊军的装备，还有防止科威特人形成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他必须防止外援——无论是人员、技术或装备——跟任何抵抗运动接上头。

这样他必然会遇到他的老竞争对手——秘密警察局，该机构就设在他下面两层的房间里。那天早上他已经获悉，卡蒂布局长任命沙巴维那个恶棍为秘密警察局科威特分局局长。科威特游击队员一旦落到他们手里，会发出像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的尖叫声。因此他，拉曼尼，将把目标对准外国人。那是他的工作范畴。

伦敦。那天上午临近中午时分，在戈华街外边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特里・马丁博士讲完课，回到了高级教师的办公室。在门口，他遇上了玛贝尔——阿拉伯学教研组的女秘书。

“噢，马丁博士，你有一张条子。”

她支起膝盖，把公文包搁到花呢裙子上，在包里翻了几下，取出一张纸条。

“这位先生打电话找你。他说事情比较急，希望你能回电。”

走进办公室，马丁放下讲义拿起墙上的付费电话。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来接听了，一个女性清脆的声音重复了一下自己的号码。没有报出单位名称，只是号码。

“史蒂夫・莱恩先生在吗？”

“请问您贵姓？”

“呃……马丁博士。特里・马丁。他打电话找过我。”

“哦，是的，马丁博士。请你稍等一下好吗？”

马丁皱了皱眉头。这个女人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要打这个电话。他一生中可从来不认识任何叫史蒂夫・莱恩的人。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史蒂夫・莱恩。你真好，这么快就回电了。不久前我们在战略研究所曾见过面。就是你作了关于伊拉克军火采购机器的学术报告之后。不知你中饭是怎么安排的？”

这个莱恩，不管他是谁，采用了既有点踌躇同时又有说服力的自我表述，让人很难回绝。

“今天吗？现在吗？”

“除非你另有安排。怎么样？”

“去食堂吃三明治。”马丁说。

“能否请你到司各特餐馆吃时鲜的比目鱼？行吗？你肯定知道那家餐馆，在蒙特街。”

马丁听说过司各特，那是伦敦最好最贵的海鲜馆之一。坐出租车需二十分钟，现在是十二点半。而他喜欢吃海鲜。司各特不是他这种做学问的人消费得起的地方。这位莱恩先生是否知道这些情况？

“你确实是在战略研究所工作吗？”他问。

“吃饭时再解释吧，博士。那就一点钟，我等你。”电话挂断了。

当马丁进入那家餐厅时，领班服务员亲自迎上前来。

“马丁博士吗？莱恩先生在桌子旁等着你。请跟我来。”

这是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安静的桌子，相当隐蔽。谈话不会被别人听到。莱恩——此时马丁明白以前肯定没有见过这人——起身与他打招呼。这人骨瘦如柴，头发有些灰白，穿着一套深色西服，打着一条朴素的领带。他把客人引到一个座位旁，朝着一瓶放在冰桶里的葡萄酒做了一下手势，并扬起了一条眉毛。马丁点点头。

“你不是研究所的，对吧，莱恩先生？”

莱恩丝毫没有狼狈的样子。他注视着清澈凉爽的液体倒入酒杯。服务员在留给他们每人一份菜单之后走开了。他向客人举起了手中的玻璃杯。

“实际上是世纪大厦的。你介意吗？”

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世纪大厦办公。这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大象城堡与老肯特路之间。这不是一栋新楼，外观与其所担当的任务并不相配。其内部复杂得像是一个迷宫，来访的客人其实根本用不着进行安全检查，因为要不了一分钟他们就会在里面迷路，最后非大声呼救不可。

“不，只是感兴趣。”马丁说。

“确切地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我着迷于你的研究领域。我正在努力向你学习，可我研究得没你那么详尽。”

“我觉得这话令人难以置信。”马丁说，但他挺受用。一个学者听到别人表达仰慕之情，总是会很高兴的。

“没错，”莱恩坚持着，“来两份比目鱼吧？好的。我真希望我已经读过你在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所和查塔姆研究所发表过的所有论文。当然还有在《幸存》杂志上的那两篇文章。”

尽管马丁博士只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学者，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研究所等机构，因为广泛研究外事之需，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他为他们作学术报告。《幸存》是战略研究所办的一份杂志，每期均会有二十五份寄到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其中五份再下发给世纪大厦。

特里・马丁之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他对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渊博知识，而是由于他第二个研究领域。作为个人兴趣，多年前他就开始研究中东地区的武装力量。他去参加防务展览会，结交武器制造商及他们的阿拉伯用户。在这些方面，他那流利的阿拉伯语帮他认识了许多联系人。十年后，在这个本来用于消遣的第二专业领域，他成了百科全书，连一些高层专业人员也来认真地听他讲课，其中许多人被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认为是北约和前华约防务设备的世界级专家。

两份比目鱼端上桌来，他们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八个星期之前，当时还是世纪大厦中东处主管行动处长的莱恩，就从研究人员那里调来了特里・马丁的档案。他对所看到的内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在巴格达，长在伊拉克，后来在英国上学，当马丁从海利伯里毕业时，他有三门功课特别出色：英语、历史和法语。海利伯里认为他将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应该去牛津或剑桥深造。

但这位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男孩想攻读阿拉伯学，于是他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提出了申请，并于一九七三年春季参加了面试。面试立即获得通过，他于一九七三年秋季入学，主修中东历史。

通过三年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了，然后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专修八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伊拉克历史，尤其是公元七五〇年至一二五八年的阿拔斯王朝。一九七九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于一九八〇年去了一次伊拉克，就在那时伊拉克侵入伊朗，触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其间的经历使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兴趣。

回国后，他才二十六岁就被亚非学院聘为讲师。这是世界上研究阿拉伯学最好也是最难攻读的学院之一。由于他优秀的第一手研究，他晋升为高级讲师，三十四岁那年又成为中东历史方面的高级讲师，显然可望在四十岁之前成为教授。

莱恩读到的书面材料仅限于这些。使他更感兴趣的是第二个领域，即中东武器库方面的知识。多年来，这一直是个边缘学科，被冷战所忽视，可现在……

“是关于科威特的事。”他最后说。吃剩的比目鱼撤下去了。两人都谢绝了甜点。比目鱼已经让他们吃得够饱了，而且莱恩猜测马丁吃得很多。两杯佳酿的红葡萄酒端了上来。

“也许你可以想象，这几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

莱恩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被刚从美国回来的铁娘子狠狠批评了一顿；要求立即搞清情况的命令，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世纪大厦的密探们头上。

“事实是，我们想派一个人潜入科威特，摸清楚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伊拉克占领之下的科威特吗？”马丁问。

“恐怕是这样。”

“那为什么找我呢？”

“让我对你坦率地讲，”莱恩说，“我们确实想弄明白里边在发生什么。伊拉克占领军有多少部队？战斗力如何？配有什么装备？我们的本国同胞现在是怎样应付的？他们是否处境危险？能否安全地把他们转移出来？我们需要派一个地面人员进去。这种情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找一个人，阿拉伯语说得与阿拉伯人——伊拉克人或科威特人——一样好。你一生都在搞阿拉伯语，比我强多了……”

“可现在的英国肯定有几百个科威特人，他们可以潜回去。”马丁建议说。

莱恩咂着嘴，想把嵌在牙缝里的一小片比目鱼弄出来。

“确切地说，”他喃喃地说道，“我们想派遣一名本国人。”

“一个英国人？可谁能混同于阿拉伯人呢？”

“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的人。”

肯定是因为葡萄酒。特里・马丁不习惯中饭时喝红葡萄酒。事后他真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假如时间能够倒转几秒钟的话。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就无法收回了。

“我知道一个人。我的兄弟麦克，他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他的长相酷似阿拉伯人。”

当莱恩把牙签连同一小片捣乱的比目鱼从嘴里取出时，他按捺住心中涌上来的一阵狂喜。

“是吗？”他喃喃地说，“是吗？”

第三章  特空团少校

史蒂夫・莱恩又惊又喜地坐出租车回到了世纪大厦。原先他安排与阿拉伯学专家共进午餐，是打算招募他去干另一件任务。这个任务他还藏在心里没说出口，提出科威特事件只是交谈的策略。

多年的实践已教会他，先以一个对方无法完成的要求入手，然后转换到实际要解决的事上来。这种策略会让被第一个要求绊了一下的专家，为挽回面子而积极配合，努力满足第二个要求。

马丁博士泄露的这个令人惊奇的消息，正好回答了头一天世纪大厦的一次高层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事希望渺茫。但如果马丁博士的话当真，他兄弟的阿拉伯语说得比他还好，而且是特别空勤团的一名军官，肯定习惯秘密行动……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回到世纪大厦后，莱恩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主管中东处的行动部主任汇报。一小时后，他们双双去见两位副局长中的一位。

秘密情报局——简称秘情局，也被非正式地称为军情六局（MI6）——即使在所谓政府“公开化”的年代里也是一个隐蔽的组织。只是到了近年，英国政府才公开任命其局长，这一举措被绝大多数知情人认为是愚蠢和目光短浅的，只能迫使那位新上任的局长先生花公费雇佣保镖，这种新开销当然不受公众欢迎。

秘情局的工作人员没有花名册，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内阁各部的公务员名单里，主要是外交部，因为秘情局归外交部管理。局里也没有账户，预算都分散在十几个部的预算上。

它那破旧的总部大楼多年来一直被当作国家机密，结果后来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了。当乘客说要去世纪大厦时，司机们会回答：“哦，你指的是密探大厦，对吧？”事情到了这一步人们才不得不承认，如果连伦敦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它的存在，克格勃也许早就一清二楚了。

虽然秘情局的名声比美国的中情局小得多——规模小，资金也少，但“企业”（秘情局的代名词）因其“产品”（秘密收集的情报）的质量，在朋友和敌人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声誉。在世界上主要的情报机构中，只有以色列的摩萨德比它更小，也更为隐蔽。

秘密情报局的领导人除了局长还有两名副局长。在他们之下另有五名局长助理。这些人管理着五个部门：行动部（负责收集秘密情报）、情报部（负责情报分析）、技术部（负责假证件、微型照相机、密信书写、超微型通讯器材，及在敌对国家搞非法活动所需的所有其他金属物品）、行政部（负责工资、养老金、人事、预算、会计、法律事务、登记注册等）、反情报部（负责检审敌对力量渗入局内）。

行动部之下是各个处室，分别负责全球各地区：西半球、苏联集团、非洲、欧洲、中东和大洋洲等。还有一个联络处，承担着努力与友好情报机构配合的棘手任务。

坦率地说，分工没有这么清晰（在英国没哪件事清晰过），但部门之间经过磕磕碰碰也对付着过来了。

一九九〇年的八月份，人们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到了秘情局中东处，尤其是伊拉克科。威斯敏斯特（国会）和白厅（政府）的官僚部门都似乎涌到那里，几乎把那变成了一个人声嘈杂的球迷俱乐部。

副局长认真听取了中东处处长和主管该地区的行动部主任的情况汇报，并频频点头。他认为这是，或者说也许是，一个有意义的行动。

并不是没有情报从科威特流出来。在初始的四十八小时内，在伊拉克关闭所有国际电话线路之前，每一家在科威特设有办事处的英国公司都在用电话、电传或传真与他们驻当地的代表联系。科威特大使馆一直拉着英国外交部的耳朵，诉说发生在科威特的第一批恐怖故事，并要求他们立即去解放那里。

问题在于，没有一则消息绝对可靠，可以让局长呈交给内阁。被入侵之后，科威特已是“一桶浑水”，这是外交大臣在六小时前评估形势时用的词儿。

即使是英国驻科威特使馆的工作人员，也被封锁在海湾岸边的使馆大院之内，正在努力按照不太详尽的名单，用电话联系那些在科威特的英国公民，了解他们的处境是否安全。英国商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被吓得如同惊弓之鸟，从他们口中能了解到的情报，无非也就是他们偶尔可以听到枪炮声。“请把我不知道的情况告诉我！”这是世纪大厦对这种宝贝情报作出的反应。

现在派一个人进去——一个经过特工训练的人，一个长相酷似阿拉伯人的人——很有意义。除了能了解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之外，现在秘情局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向政客们显示他们已经在干实事了。这消息肯定会让正在嚼口香糖的中情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噎得透不过气来。

副局长清楚，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欣赏特空团，因为在一九八〇年五月的一个下午，是特空团战士击败了伊朗驻伦敦使馆里的恐怖分子。事后她还专门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到位于阿尔巴尼街的兵营与特空团官兵一起喝威士忌，听取他们讲述英勇故事。

“我认为，”他最后说，“我最好与特种部队司令员商量一下。”

正式地说，特别空勤团与秘密情报局没什么关系。他们各有不同的上级部门。全职的第22特空团（与半业余的第23特空团相对应）驻扎在英格兰西部赫里福德县城郊外一个叫斯特林的兵营里。其指挥官要向特种部队司令报告。特种部队的总部设在伦敦西区的一片楼房内。司令官的办公室在一栋带柱子的楼房的顶层，房子的外表包着一种类似永久性架子的东西。这是养兔场小格子房的一部分，这种毫无光彩的装饰，让人们不免产生误解，低估这座楼内制订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特种部队司令在军事行动局局长（一名上将）领导之下，军事行动局在总参谋长（一名级别更高的上将）管辖之下，而总参谋部是属于国防部的。

特别空勤团名字中的“特别”一词是有原因的。该部队于一九四一年由大卫・斯特林上校在利比亚西部沙漠里创建，自那之后，特空团就开展了各种隐蔽的行动。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隐藏下来，观察敌军的活动；在敌后开展破坏、暗杀和骚扰行动；消灭恐怖分子；营救人质；贴身警卫——为高官和要人提供保镖服务；以及国外培训业务。

与任何精锐部队的将士一样，特空团官兵生活平静，安于他们自己的圈子，不能向局外人谈及他们的工作。他们拒绝一切采访，很少从幕后走出来。

由于两个秘密机构成员的生活方式相类似，秘情局和特空团的人见面就能相互辨认出来，在过去也频繁地有过配合，要么是联合行动，要么是情报人员借用特空团有专长的士兵去执行某项特殊任务。秘情局副局长心里回想着这类事情，在向局长柯林爵士请示过之后，于那天晚上日落时分，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与JP洛瓦特准将一起喝上了麦芽威士忌酒。

在伦敦的讨论中被提到的那个人，此刻正在遥远的另一座兵营里，俯身在一张地图上。在过去的八个星期里，他和他的十二人教官组一直居住在阿布扎比的泽耶德苏丹酋长私人警卫队的营房中。

这种任务特空团以前执行过许多次。在海湾的西岸地区，从南方的阿曼苏丹国到北方的巴林，分布着一连串的苏丹国和酋长国，英国人曾在那里轻松地工作了几个世纪。现在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前曾被称为休战国，这是因为，英国曾为它们的统治者们签订了一份休战协定，由英国皇家海军来保护它们免受强盗的抢掠，并以此换取贸易特权。这种关系一直持续着，这些统治者的警卫队都由来访的特空团教官组进行培训。培训当然是要付费的，付给伦敦的国防部。

麦克・马丁少校把一张包括了海湾及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大地图摊在餐桌上，正在作研究，周围是他手下的几名军人。三十七岁的他不是房间里年纪最大的人。他的两名中士已经四十出头了，长得结实又强壮。比他们年轻的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想与他们较劲的话，是再愚蠢不过了。

“有我们的事吗，头儿？”其中一名中士问道。

在小部队、小分队中，相互间一般都是叫名字，但军官们通常被其他级别的军人称为“头儿”。

“我也不知道，”马丁说，“萨达姆・侯赛因侵入了科威特。问题是，他是否会自动撤出？如果不会，那联合国是否会派部队进去把他赶出来？如果是，那我想那里应该会有我们的事。”

“好的。”中士满意地说。桌子周围的人点点头。他们已经有好长好长时间没参加过令人激动的实战了。

特空团里有四项技能要求，每一位新兵必须精通其中一项。它们是：自由跳伞，能从高空带伞跳下；翻山越岭，能在山区健步行走，攀登岩面和山峰；驾驶装甲侦察车，能在开阔地带驾驶和操作重型装甲越野车；两栖作战，也就是能驾桦皮舟、充气皮划艇在水面和水下作业。

在马丁的十二人小组里，有四名自由跳伞者，包括他自己；四名侦察车驾驶员，在向阿布扎比人讲授如何在沙地上快速出击和反击；另外，因为阿布扎比靠海，还有四名潜水教官。

除了自己的专长，特空团官兵还要了解和学会其他技能，这样角色就能互相转换了。另外，他们还需掌握无线电、急救和外语等。

基本战斗小组由四人组成。如果一人无法继续参加行动——不管他是无线电报务员还是救生员——他的任务就立即由幸存下来的三人分担。

他们为自己接受过军中最高的教育而感到自豪。而且因为他们需要在世界各地参加行动，外语是必须掌握的技能。每一位战士除英语之外必须学会一门外语。多年来，俄语一直是热门外语，现今随着冷战的结束已经不再流行了。马来语在远东地区很有用，特空团曾在远东的文莱战斗过几年。西班牙语在升温，因为要在哥伦比亚打击可卡因毒枭。也有人在学习法语，作为备用。

因为特空团帮助过阿曼的喀布斯苏丹，打击渗入佐法尔的南也门游击队，以及在海湾和沙特阿拉伯举办培训班，特空团许多官兵都能说一口过得去的阿拉伯语。刚才请战的那位中士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不得不承认：“头儿的阿拉伯语才是最令人信服的。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谁像他说得那么好。他甚至长得也像阿拉伯人。”

麦克・马丁伸直身体，用一只棕黄色的手理了理乌黑发亮的头发。

“该睡觉了。”

这时候刚过十点。他们将在黎明前起床，赶在太阳把大地晒得太热之前完成每天一练的十英里负重长跑。这是阿布扎比学员们最讨厌的训练项目，但他们的酋长坚持要他们练。如果这些来自英格兰的奇特士兵认为是好的，那就是好的。此外，酋长支付了培训费，他要让他的钱花得值。

马丁少校回到住所后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那位中士说得对：他确实长得像阿拉伯人。他的部下常常纳闷，他的橄榄色皮肤、黑眼睛和黑头发，是不是有地中海地区的血统。他们全都猜错了。

马丁兄弟的外公特伦斯・格兰吉尔，曾经是在印度大吉岭的一名英国茶叶种植人。孩提时他们见过外公的照片——高大，脸色红润，蓄着金色的大胡子，口中叼着烟斗，手里提着步枪站在一只被打死的老虎旁边，很像一位王公。

后来在一九二八年，特伦斯・格兰吉尔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他爱上了一个印度姑娘，并坚持要娶她为妻。她很温柔、很美丽，但问题是，这不行。茶叶公司并没把他解雇——这样会使事情公开化。他们把他遣送流放到了遥远的阿萨姆一个孤零零的茶场。

如果说这就是惩罚，那么它没有起到作用。格兰吉尔和他的新婚妻子——娘家姓名为英迪拉・波塞小姐，都喜欢上了新地方——那充满着猎物和老虎的荒山野岭、那种植着深绿色茶叶的山坡、那里的气候和那里的人们。他们的女儿苏珊就是于一九三〇年在那里降生的。他们在那里抚养她——一个有印度玩伴的英印混血姑娘。

一九四三年，战火朝印度燃烧过来了，日军穿越缅甸进军到了印度边境。格兰吉尔已经过了当志愿兵的年龄，可他坚决要求参军。在德里经过基本军训之后，他被分配到阿萨姆步兵团当少校。所有英国军官候补人员都直接晋升为少校——不可能让英国人听从印度军官的指挥。而印度人可以当上中尉或上尉。

一九四五年，格兰吉尔在跨越伊洛瓦底江时战死了。他的遗体从来没被找到过，它在缅甸的那些雨林里消失了，与成千上万因最激烈的白刃战而死的其他战士的尸体一样。

他的寡妇拿着公司发的一份微薄的抚恤金，返回了家乡。两年后，新麻烦来了。印度在一九四七年分裂。英国人准备撤离。阿里・金南坚持在北方成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潘迪特・尼赫鲁在南方建立起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当两种宗教的难民潮各自向着南北方向流动时，爆发了武力冲突，死了一百多万人。格兰吉尔夫人担心女儿的安全，于是把她送到英国萨里郡的赫泽尔米尔，请先夫的弟弟——一位建筑师——照顾她完成学业。六个月后，母亲死于骚乱。

就这样，十七岁的苏珊来到了英格兰——她从未见过的先辈的故乡。她在靠近赫泽尔米尔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了一年，然后在法恩汉姆总医院学了两年护士课程，此后又为法恩汉姆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年秘书。

二十一岁那年，她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申请当女乘务员。她与其他姑娘一起在英海航的培训学校接受了培训。该学校位于伦敦郊区海斯顿的一个古老的圣玛丽女修道院内。她以前学过的护士课程起到了很大作用，她的容貌和气质更为她添加了砝码。她被录用了。

二十一岁的她长得美丽动人，有着一头瀑布般的栗色头发，雾灰色的眼睛和像是被永久性晒成金色的欧洲人肤色。学业结束时她被分配到一号航线，伦敦—印度，显然是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的缘故。

当时对于四螺旋桨的阿戈诺客机来说，这是一段很长的航程。航线是伦敦—罗马—开罗—巴士拉—巴林—卡拉奇—孟买，然后继续飞往德里、加尔各答、科伦坡、仰光、曼谷，最后是新加坡、香港和东京。当然，一个机组无法飞完整个航程，所以第一个机组会在伊拉克南方的巴士拉换班，由另一个机组在那里接班。

一九五一年，就是在巴士拉，在空港俱乐部喝饮料时，她遇见了一位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工作的很害羞的年轻会计师，他的名字叫奈杰尔・马丁。当时伊拉克石油公司由英国所有并由英国经营管理，马丁是英国人。他请她吃饭。她已经被警告过要提防色狼——不论是乘客还是机组人员。但他看上去很善良，于是她接受了邀请。当他把她送回到空姐居住的英海航基地时，他伸出了手。她感到非常惊奇，就握了一下。

后来，在那个炎热难耐的夜晚，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不禁想知道去吻一下奈杰尔・马丁会有什么感觉。

在她下一次到巴士拉停留时，他又等在那里了。直到他们结婚后，他才承认自己为她神魂颠倒，所以从海航基地职员阿历克斯・雷德那里打听到了她下一次到巴士拉的时间。那年秋天，他们一起在空港俱乐部打网球、游泳，还一起去逛巴士拉的集市。在他的建议下，她请假跟着他去了巴格达。他就在那里工作。

她很快就感到，这是一个她可以安居的地方。穿着鲜艳衣袍的蜂拥的人群，街上的景色，底格里斯河畔的烤肉香味，出售草药和香料的尖顶小商店，金银饰品和珠宝玉器——所有这一切都使她回忆起她的故乡印度。当他向她求婚时，她当即答应了。

他们于一九五二年在海法街旁的那座英国国教教堂——圣乔治大教堂举行了婚礼。虽然没有她那边的亲友参加，但从伊拉克石油公司和英国使馆来了许多人，教堂内的两排靠背长椅都坐满了。

当时的巴格达是个理想的居家生活城市。生活悠闲，节奏较慢。在位的是男孩国王费萨尔，由努里作为摄政王辅助管理国家。伊拉克受英国的影响最大。这部分是因为伊拉克石油公司对其经济所作出的贡献，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军官均受过英国教育，但主要是因为整个上层社会的人士，从孩提时代起就受到英国保姆的刻板教育，这种教育留给他们终生的印象。

后来马丁家里添了两个儿子，分别降生于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他们的教名是麦克和特里，但他们的长相如同粉笔和奶酪般地不一样。麦克继承了英迪拉・波塞小姐的基因，长着一头黑发、一双黑眼睛和一身橄榄色的皮肤。英国社区里那些爱说笑话的人说他更像一个阿拉伯人。年轻两岁的特里像他的父亲：个矮、粗壮，有着粉红色的肌肤和姜色头发。

凌晨三点钟，麦克・马丁少校被一名勤务兵唤醒了。

“有一份电报，赛义德。”

电报的内容相当简单，但标示着“特急”字样，下面的署名表明这来自特种部队司令官。电报未要求回复，只是命令他立即搭乘下一班飞机回伦敦。

他把工作移交给了特空团的一名上尉。该上尉是教官组副组长，是第一次由团里派到中东地区。他自己则穿上便服赶往机场去了。

凌晨两点五十五分飞往伦敦的班机早就应该起飞了。机舱内一百多名乘客有的在打瞌睡，还有的在咕咕哝哝地说话，这时候女乘务员欣喜地宣布，由于营运原因引起的九十分钟延误马上就可以结束了。

当机舱门又一次打开，放进来一名身材瘦瘦的男乘客时，一些没有睡着的旅客都用眼睛瞪着他。那人身穿衬衣、紧身短夹克和牛仔裤，足蹬一双沙漠靴，肩头上挂着一只马桶包。他被引到商务舱内的一个空位子后就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起飞后几分钟，他放倒座椅靠背很快就睡着了。

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商人，早先已经吃了许多东西，又喝了不少违禁的饮料，后来在机场里等了两个小时，又在飞机上等了两个小时。这时候他又吞了一片解酸药，瞪着他身边正在轻轻松松睡觉的人。

“讨厌的阿拉伯人。”他嘟哝着说，接着努力想睡觉，但没能睡着。

两个小时之后，黎明来到了海湾。英国航空公司的这架喷气客机朝着西北方向飞行，并于当地时间上午十点之前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麦克・马丁走在第一批从海关大厅出来的旅客之中，因为他没有大件行李托运。没人到机场来接他。他知道没人会来，他也知道该到哪里去。

这时候在华盛顿，天还没有亮，但远处乔治王子县的群山上空已经出现了一片朝霞。帕图克森河就是从那里流淌下来汇入到切斯皮克河。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楼群中，有一栋长方形的大楼。此刻，该大楼的六层，也就是顶层，仍然灯火通明。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用指尖揉揉疲倦的眼睛，站起身，走到窗户边。波托马克河边一大片枝叶繁茂的银色白桦树，此时仍笼罩在黑暗之中。一小时之内，初升的太阳将使这些桦木树叶恢复淡绿色。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自科威特遭入侵之后，他一直只能在接听电话的间隙打盹。这些电话来自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等等，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在他身后坐的是与他一样疲倦的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和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

“那么，就这些了吗？”局长问道，好像再问一遍能得到更好的答案似的。

可是答案并没有改变。现在的处境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都要求中情局提供来自巴格达心脏、来自伊拉克高层的超级机密情报。萨达姆是不是想赖在科威特不走？他会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不断发出的决议的威胁下撤军？他是否会在面临石油禁运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屈服？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计划？他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中情局不知道。当然，他们在巴格达是有一个情报站。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情报站站长一直被冷落在一边。他的身份已经被反间局局长拉曼尼这个狗杂种知道了，现在情况清楚地表明，几周以来提供给中情局代表的情报都是一派胡言。他的“最佳”线人显然是在为拉曼尼工作，并一直在提供垃圾情报。

当然，他们有照片，有足够的照片。KH-11和KH-12人造卫星每隔几分钟飞临伊拉克上空，把整个国家的一草一木都拍了照片。分析员们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分清哪一个可能是毒气工厂，哪一个可能是核设施——或者诚如其所声称的，是一家自行车厂。

好了，在中情局和空军联办的国家侦察办公室里，分析家们与全国照片译解中心的科学家们正在绘制一张某一天会拼凑完整的图画。这里是一个指挥中心，那里是一个萨姆导弹基地，那里是一个战斗机基地。很好，因为照片是这么显示的。有一天，也许它们会被炸回到石器时代。但是萨达姆还有什么武器？还有什么深藏起来的、埋在地下的武器？

多年来对伊拉克的忽视现在酿成了苦果。那些在韦伯斯特身后的椅子里萎靡不振的人，是老时代的密探，在柏林墙的水泥尚未干透时就已经在那里浴血奋战了。他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直至后来电子器械取代了人工情报收集。

而且他们已经告诉过他，全国侦察办的照相机和设在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器无法揭露计划；电子设备无法侦察意图，无法进入到一位独裁者的脑海之中。

同是一届政府，同是一届国会，当初是如此地热衷于电子小机件，花费几十亿美元巨款去开发和制造由天才科学家设计出来的小发明，可现在却大声嚷嚷着，要求得到那些小机件和小发明显然无法向他们提供的答案。

坐在局长身后的人说，电子情报是人工情报的支持和补充，不能取代人工情报的收集。话是对的，但还是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白宫所要求的情报只能由安插在伊拉克高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线人、密探、间谍或叛徒来提供。而这正是他所没有的。

“你问过世纪大厦了吗？”

“问过了。与我们一样。”

“过两天我要去特拉维夫，”奇普・巴伯说，“我会见到雅科夫・德洛尔。要不要我问问他？”

局长点点头。雅科夫・德洛尔上将是摩萨德局长，是所有“友好情报机构”中最不肯合作的。中情局局长仍对乔纳森・波拉德事件耿耿于怀。那是个摩萨德操纵的、安插在美国从事反对美国活动的间谍。局长不愿去向摩萨德请求帮助。

“只能依靠他了，奇普。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如果他在巴格达内部有线人，我们要插进去。我们需要那个线人。现在，我要回白宫再次去面对斯考克罗夫特那张脸了。”

在这无可奈何的语调中，会议结束了。

八月五日上午，等在秘情局伦敦总部的那四个人已经忙了大半宿。

整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特种部队司令官JP洛瓦特准将一直在打电话，只是在凌晨两点至四点才抽空在椅子里打了一个盹。像许多战士一样，他早就养成了只要形势许可就抓紧时间休息的劳逸结合的生活习惯。黎明前他已经梳洗完毕，准备好全力投入到下一个工作日了。

是他在伦敦时间半夜时分打电话给英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才把在阿布扎比的那架客机留住了。英航的执行经理在家里接到电话时，没有询问为什么他要把远在三千英里之外的一架客机留住，让一个额外的乘客登机。他认识洛瓦特，因为他们同是在赫伯特・克莱森特的特种部队俱乐部会员，大致知道他所从事的行业，所以没问原因就帮了他一个忙。

早饭时，一位中士勤务兵问询了希斯罗机场，获悉阿布扎比的航班已经追回了九十分钟延误的三分之一，将于十点左右着陆，这样，马丁少校可以在十一点前到达兵营。

一名摩托车信使已经匆忙地奔赴驻扎在阿尔德雪特的伞兵团总部，从那里的勃朗宁兵营取来了一份档案。那是伞兵团的人事行政参谋在半夜过后从档案室里找出来的。这份档案包括了麦克・马丁自十八岁当学生起在伞兵部队的十九年军旅生涯，除了调到特空团的那两段较长的时段。

第22特空团指挥官布鲁斯・克雷格上校从赫里福德驾车过来了，他带来了缺少的那两个时段的档案记录。他在黎明前迈步走了进来。

“早上好，JP。有什么要紧事？”

他们相互间很熟。被大伙儿称为JP的洛瓦特，曾是十年前把伊朗使馆从恐怖分子手里夺回来的突击队队长，而克雷格当时是他部下的一名军官。他们的友谊已有很长时间了。

“世纪大厦想搞一个人插到科威特去。”他说。话似乎已经说清楚了。长篇大论不是他的习惯。

“我们的人吗？马丁吗？”克雷格上校放下他带来的那份档案。

“好像是这样。我已经让他从阿布扎比回来了。”

“哦，去他们的。那么你同意吗？”

麦克・马丁是克雷格部下的一名军官，他们之间也有很长时间的交情了。克雷格不喜欢他的部下被世纪大厦从他的鼻子底下牵走。特种部队司令耸了耸肩。

“也许只能同意。如果他适合。如果他们认为不错，他们会去上层做工作的。”

克雷格咕哝了一声，伸手接过中士勤务兵锡德递上来的一杯黑咖啡——他与锡德以前曾在佐法尔并肩作战。当涉及政治时，上校知道套路。秘情局真想干什么事时，他们的路子是通天的。世纪大厦一旦决定办这件事，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得手。特空团只能提供配合，即使是以联合行动的名义，实际上往往也是由世纪大厦牵头。

世纪大厦的两个人紧跟着上校到了，互相间作了介绍。那个级别较高的人是史蒂夫・莱恩。他带来了伊拉克科科长西蒙・巴克斯曼。他们被引到一间接待室里坐了下来，又给他们端来了咖啡，两份档案也给他们拿来了。于是两人埋头看阅麦克・马丁从十八岁之后的经历。头天晚上，巴克斯曼花了四个小时，从麦克的弟弟口中了解了他的家庭背景、在巴格达度过的童年及在海利伯里求学的经历。

一九七一年夏天，在海利伯里的最后一个学期，马丁给伞兵部队写了一封自荐信，并于那年的九月份在阿尔德雪特的司令部得到了一次面谈的机会。学校对他的评语是，学习成绩不错，体育优秀。这正适合伞兵部队。小伙子立即被接受了，并于当月开始了训练。这是一个为期二十二周的训练课程，未被中途淘汰的话，一直要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能结束。

首先是四个星期的队列训练、基本武器操作、基本野战训练和体格锻炼，接着又是两周相同内容的训练，但增加了急救、信号和三防（防核战、防化学战和防细菌战）课程。

第七周是进一步的体能训练，难度越来越大，但还比不上第八周和第九周——那是穿越威尔士布雷肯山区的耐力行军，这种拉练曾使体格强壮的人死于体温过低或体力衰竭。

第十周的训练课程安排在肯特郡的海瑟进行射击。打靶成绩表明，刚过十九岁的马丁是一位神枪手。第十一、十二周是考试周，在阿尔德雪特附近的野外进行，内容是在隆冬的冻雨天气里背负三只箱子在泥地中登山。

“考试周？”巴克斯曼喃喃地说，一边翻阅着卷宗，“那么后面到底还有什么花样？”

考试周之后，小伙子们得到了觊觎已久的红色贝雷帽和伞兵服，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在布雷肯山区进行的防务练习、巡逻和实弹射击练习。这时候已是一月下旬了，冰封雪盖的布雷肯山区一片荒凉。新兵们在没有篝火的湿地里根本睡不好觉。

第十六周至第十九周在皇家空军的阿宾顿基地学习跳伞课程，又有几个人退出了。

再经过两个星期的所谓的最后练习和阅兵场操练，第二十二周是结业阅兵，此时，充满自豪感的家长们终于被允许见到已离开他们六个月的年轻人。

列兵麦克・马丁早就被认为是一块当军官的料子。一九七二年五月他去了在桑德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标准军事课程学习。一九七三年春天，当上了中尉的麦克・马丁直接到海瑟报到，接管一个排，到北爱尔兰进行为期一年的预备训练。他被分配到伞兵三营，简称三伞。从贝尔法斯特返回后，他回到阿尔德雪特指挥一个新兵排，让那些新来的小伙子去接受他经历过的炼狱般的苦难。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回到三伞，奔赴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作为英军驻莱茵部队的一部分。

这段时期令他非常痛苦。伞兵们要执行“企鹅模式”，意思是每九年中的三年，或每三次外出中的一次，要卸去降落伞作为车载步兵。伞兵们都讨厌企鹅模式，士气低落，伞兵与步兵间爆发了争执。马丁不得不处罚他私下里非常同情的战士。他硬撑了将近一年，后来，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他自愿调到了特空团。

特空团官兵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伞兵，这也许是因为两者的训练雷同，尽管特空团声称其训练更为艰苦，而且他们只吸收非常强健的人，然后对其进行进一步训练。马丁的档案转到了在赫里福德的特空团档案室，他流利的阿拉伯语受到了关注。于是在一九七八年夏季，马丁开始了为期六周的标准基本训练。

训练的第一天，一名笑容满面的教官对他们说：“在这门课程里，我们不是要努力训练你们，而是要努力让你们死。”

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只有百分之十通过基本训练的人才能进特空团。马丁通过了。此后继续进行训练，在贝利兹的丛林中训练，再加上返回英格兰后的一个月反审讯课程，也就是训练他们在遭到极不愉快的折磨时保持沉默。好在特空团和志愿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回绝这门课，志愿者如果回绝了就要返回原处。

“他们这是疯了。”巴克斯曼说。他放下卷宗，端起了另一杯咖啡。“他们全都发疯了。”

莱恩哼了一声。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第二份档案。该档案载有马丁在阿拉伯的经历，这正是他心里盘算的任务所需要的。

马丁第一次在特空团待了三年，军衔是上尉连长。他选择了A中队，即自由跳伞中队（共有A、B、C、G四个中队），对于一个曾在伞兵团的高空自由跳伞队——“红魔队”里跳过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他在伞兵团里没有机会使用他的阿拉伯语，但在特空团就有机会了。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的三年里，他在西佐法尔的阿曼苏丹国的部队中服役过；在海湾的两个酋长国教过要人警卫队；在利雅得教过沙特国家警备团；为巴林的伊萨酋长的私人保镖讲过课。特空团档案中对他的这段时间的记录为，他重新融入了他童年时代的阿拉伯文化；他的阿拉伯语比团内任何军官都好；当他要思考问题时他有到沙漠中去散步的习惯，全然不顾炎热和苍蝇。

记录中说，在特空团三年之后，他于一九八一年冬天回到了伞兵部队，并很高兴地看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和二月间，伞兵在阿曼等地参加“洛基长矛行动”。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回到了阿克达尔山，直到三月份离开。四月份他被紧急召回——阿根廷入侵了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伞兵二营和三营开赴南大西洋。他们是搭乘匆忙改装成运兵船的“堪培拉”号客轮去的，在圣卡洛斯海域登岸。在雨夹雪的天气里，三伞强行军穿越东福克兰岛向斯坦利港挺进。强行军是指在恶劣气候下背负120磅装备行军。

三伞把营部扎在一个叫埃斯坦西亚的孤零零的农场里，准备发起对斯坦利港的最后攻击，这意味着首先要夺取敌军重兵防守的朗顿山。在六月十一日这个险恶的夜晚，麦克・马丁上尉挂了彩。

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他们去袭击阿根廷的阵地，当米尔恩下士踩响一颗地雷并被炸飞了一只脚时，宁静被破坏了。阿军的机枪开火了，火光把山区照耀得如同白昼，三伞要么跑回去隐蔽起来，要么冒着枪林弹雨去夺取朗顿。他们攻下了朗顿，代价是二十三人阵亡，四十多人受伤。其中一名伤员是麦克・马丁，他把钻进腿里的一颗子弹抠出来时，口中吐出一连串恶骂声，幸好是阿拉伯语。

当天的大部分时间他留在山边，然后他被带到了在阿贾克斯湾的设备较好的急救站，经缝合后他乘直升机登上了“乌干达”号医疗船。“乌干达”号在蒙得维的亚靠岸后，马丁和其他几名能坐飞机的轻伤员搭乘民用客机飞回英国的布利兹诺顿。伞兵团安排他去利德黑德的疗养院作为期三周的康复治疗。

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护士露辛达，后来经简单的求婚之后她成了他的妻子。也许她认为有一位当伞兵的丈夫是一种荣耀，但是她错了。他们在科布汉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安了家，她去利德黑德上班很方便，他去阿尔德雪特工作也一样。但是婚后三年他只有四个半月的时间在家。于是她相当合理地让他作出选择：你可以选择伞兵和讨厌的沙漠，或者你选择我。他考虑一番后选择了沙漠。

她走了。一九八二年秋天，他已经在参谋学院进修了，这是获得晋升的敲门砖，说不定还可在国防部里谋到一个肥缺。一九八三年二月，他在考试时出错了。

“他是故意出错的，”巴克斯曼说，“他的司令官在这里批注说，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轻松地通过。”

“我知道，”莱恩说，“我已经看过了。这个人……有点不同寻常。”

一九八三年夏天，马丁作为英国参谋被派到阿曼苏丹国在马斯喀特的陆军总部任职。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一直作为伞兵军官指挥着马斯喀特的北线团。一九八六年夏天，他在阿曼晋升为少校。

在特空团待过的军官都可以再次回去，但只能是应邀回去。一九八七年冬天他刚回到英国跳下飞机，他的离婚手续就办好了。接着赫里福德的邀请也到了。于是他回到了特空团，一九八八年他作为一名中队长在北翼（挪威）服役，然后到文莱苏丹国，再后来是在赫里福德的斯特林干了六个月的警卫工作。一九九〇年六月他率领他的教官组赴阿布扎比。

锡德中士在门上敲了敲，探进头来。

“准将问你们是否愿意坐到他那里去。马丁少校快要到了。”

当马丁走进来时，莱恩注意到了他晒黑的脸庞，他的头发和眼睛，并朝巴克斯曼投去了会意的一瞥。他的外表完全符合。现在，就剩下他是否愿意，还有，他的阿拉伯语是否如同他们所称赞的那么好？

JP走上前用力握住了马丁的手。

“很高兴见到你回来，麦克。”

“谢谢你，长官。”他又与克雷格上校握了手。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先生。”特种部队首长说，“世纪大厦的莱恩先生和巴克斯曼先生。他们……呃……有个建议想与你谈谈。先生们，开始吧。你们要不要单独说话？”

“哦，不用了，”莱恩急忙说，“局长希望如果这次会谈有结果，那么肯定要搞成一次联合行动。”

扯大旗呢，JP心想，又把秘情局局长柯林爵士抬出来，无非是想表明这帮家伙神通广大。

五个人都坐下后，莱恩开始说了。他解释了政治背景，萨达姆・侯赛因有几种行动可能：快速撤兵，缓慢撤兵，或者除非被赶出去绝不撤兵。但政治分析意见认为，伊拉克首先会抢走科威特每一件值钱的东西，然后赖着不走，开口提出联合国决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和条件。这样可能会拖上好几个月。

英国想知道科威特内部情况到底如何——不是街谈巷议和谣言，也不是传媒那些过分渲染的报道，而是确切情报。滞留在那里的英国公民的情况；关于占领军的情况；科威特的抵抗运动状况——如果不得不使用武力时，科威特的抵抗力量能否尽可能多地拖住萨达姆的部队？

马丁点点头，他一直在倾听，只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其他时间一直沉默着。两名高级军官凝视着窗外。刚过十二点，莱恩结束了他的情况介绍。

“就这些，少校。我不要求你现在马上给我们答复，但也不要太耽搁时间。”

“我私下里与部下说几句话你们不会介意吧？”JP问道。

“当然不介意。这样吧，我和西蒙现在先回局里去。你们有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也许下午你们能告诉我吧？”

锡德中士把那两个穿便服的人引出去，送他们到街上，又注视着他们招了一辆出租车。然后他就回来了。

JP走到一只小冰箱前，取出三罐冰镇啤酒。

“你看看，麦克，情况就这些。那就是他们的要求。如果你认为这计划不切实际，我们将站在你一边。”

“确实如此。”克雷格说，“在团里你从来没有过拒绝执行任务的黑记录。但这次是他们的行动，不是我们的。”

“但如果你愿意跟他们走，”JP说，“那你就去。当然，我们也是要介入的。少了我们，他们也许没法搞这次行动。但你将听他们指挥，由他们负责行动。当事情结束时，你就回到我们中间来，如同是去度了一次假。”

马丁知道这种事情是如何操作的。他听其他为世纪大厦工作的人讲起过。对于团里来说，你消失了，等你返回那天他们会说，“很高兴又见到你”，而决不会查问你去了哪里。

“我接受这个任务。”他说。克雷格上校站起身，朝马丁伸出了手。

“祝你好运，麦克。”

“顺便说一声，”准将说，“你有一个午餐约会，就在街那边，是世纪大厦安排的。”

他交给马丁一张纸条，并与他道了别。

麦克・马丁走下了楼梯。那张纸条说午饭订在四百码远的一家小餐馆，主人是瓦菲克・阿尔科利先生。

除了MI5局和MI6局，英国的第三大情报机构是政府通讯总局，英文简称为GCHQ，位于格罗斯特郡切尔特南镇郊外由卫兵把守的一个大院内。

GCHQ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英国版本，两者有密切的合作。他们的监听人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用装有天线的窃听装置窃听世界上每一台无线电广播和每一个电话交谈。

美国国家安全局除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其他监听站之外，在英国与GCHQ合作，设立了若干监听站。GCHQ也有它自己的海外站点，其中一个较大的是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

由于靠近中东，阿克罗蒂里监听站一直在侦听中东地区，它再把产品传输给英国的切尔特南作分析。分析员中有一些专家，虽然生为阿拉伯人，但已爬上了英国的较高社会阶层。其中一人就是阿尔科利先生。他早就选择了在英国定居，入了英国籍，并娶了一个英国妻子。

这位和蔼的前约旦外交官现在是GCHQ阿拉伯处的一名高级分析员。在那个处里，虽然有许多英国的阿拉伯语专家学者，但他更能听出录音讲话的话中之话或言外之意。是他，在世纪大厦的请求之下，在那家饭馆里等待着麦克・马丁。

这是一次快乐的午餐，共持续了两个小时，餐桌上只说阿拉伯语。当他们分手后，马丁大步走回特空团大楼去了。在他离开英国赴利雅得之前，肯定有许多事情要向他讲解和交代。他知道，到时候世纪大厦必定会给他准备好一本有签证的、使用假名的护照。

走出饭店前，阿尔科利先生用洗手间旁边墙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没问题，史蒂夫。他是完美的。事实上，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英国人能像他那样说阿拉伯语。不是学者们说的阿拉伯语，你知道的；他说得甚至比他们更好。是市井阿拉伯语，带有咒骂、俚语、术语……不，听不出口音……是的，他能够融入……中东随便哪个地方。不，不，没关系，老朋友。很高兴能帮忙。”

三十分钟后，麦克・马丁取出他租来的轿车驶上M4号公路，回切尔特南去了。在进入总部之前他也打了一个电话，拨的是戈华街旁边的一个号码。对方拿起了话筒，此时他正在亚非学院的办公室里看书，这天下午没有课。

“哈罗，小弟。是我。”

军人用不着自我介绍。因为他们曾一起在巴格达的预科学校上学，而他一直称呼他的弟弟为“小弟”。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喘气声。

“麦克？你到底在哪里呀？”

“在伦敦，一个电话亭里。”

“我还以为你在海湾的某个地方呢。”

“是今天上午回来的。说不定晚上又得走。”

“听着，麦克，不要去。这是我的过错……我原本应该闭住我那张臭嘴……”

他哥哥那深沉的笑声通过线路传了过来。

“我是在纳闷，怎么那些密探突然对我感起兴趣来了呢。他们请你吃饭了，是吧？”

“是的，开始时我们正在谈其他事情。后来这事冒了出来，我就说漏了嘴。听着，你并不是非去不可。告诉他们我搞错了。”

“太晚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接受了。”

“噢，上帝呀……”在放满了关于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头学术书籍的办公室里，这位年轻的学者差不多要哭了。

“麦克，请你多保重。我为你祈祷。”

麦克想了一想。是的，特里对宗教很投入。他也许应该这样。

“好吧，小弟，等我回来时再见。”

他挂上了电话。在办公室里，这位一向像崇拜英雄一样崇拜军官哥哥的姜色头发的学者，用双手捧住头。

那天晚上八点四十五分飞往沙特阿拉伯的英航班机准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麦克・马丁在飞机上。他的口袋里放着一本已经签证妥当的护照。他将在黎明前在驻利雅得使馆见到世纪大厦的情报站站长。

第四章  开赴阿拉伯

唐・沃克轻轻踩下了制动踏板，一九六三年产的经典版克尔维特鱼跑车，在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大门内侧停了一会儿，让两辆露营车通过，然后驶出大门上了公路。

天气很热。八月的太阳如同一团火球，挂在北卡罗来纳州小镇戈尔兹博罗的上空，沥青路面看上去如同波光粼粼的水面。把汽车的顶篷拆下来是对的，这样虽然热了一些，但让迎面扑来的风吹拂着他那理得短短的金发，使他感到很舒服。

他驾驶着他十分钟爱的经典跑车，穿过静悄悄的镇子上了70号公路，接着转上13号公路朝东北方向疾驶而去。

在一九九〇年这个炎热的夏天，唐・沃克二十九岁，单身，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他刚刚获悉他要奔赴战场。也许是的。显然这要取决于那个名叫萨达姆・侯赛因的古怪的阿拉伯人。

那天早上，中队长哈尔・霍恩伯格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已经宣布：三天之后，即八月九日，他的中队——战术空军司令部第九军第336火箭战斗机中队——将开赴阿拉伯湾。命令是从位于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的兰利空军基地发来的。要打仗了，飞行员们群情激奋。如果永远不去打击恶霸，那么多年的训练还有什么意义？

还有三天时间，要干的工作有很多很多，作为中队的武器管理军官，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他已经请求放他二十四小时的假，以便去向父老告别。武器管理负责人史蒂夫・特纳中校告诉他，假如在F-15E型鹰式战机开拔时有任何细小的疏漏，那么他，特纳，是决不会客气的。然后他微笑着告诉沃克，如果想在日出前回来，那最好立即就动身。

那天上午九时，沃克驾车驶上斯诺山和格林维尔，朝着帕姆利科湾东部的群岛驶去。幸运的是他的双亲还没返回特尔萨，要不然他这次就探望不成了。因为是八月份，他的父母正在哈特勒斯附近的别墅度假。那里离他的基地有五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唐・沃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飞行员，并为此而沾沾自喜。年届二十九岁，正干着这世界上自己最喜欢的事业，这种感觉是再好不过的了。他喜欢基地，喜欢同事们，喜爱他驾驶的由麦道公司生产的F-15E型战鹰。他认为，那是整个美国空军中最棒的战机，他才不去理会F-16猎隼飞行员的胡言乱语。只有海军的F-18大黄蜂战斗机才可与之媲美，但他从来没有飞过大黄蜂，对他来说，战鹰使他得心应手。

在贝瑟尔他转向正东朝哥伦比亚和威尔波驶去，从那里开始公路把一连串的岛屿连接起来。当基蒂霍克移到他的左后方时，他转到朝南去哈特勒斯的方向，公路到那里就结束了，被四周的大海包围了。童年时代，他曾在哈特勒斯度过愉快的假期，黎明时随外祖父到海里去钓蓝鱼，直到后来老人生病再也无法出门。

现在他的父亲快要从在特尔萨的石油公司退休了，父母亲将在海滨别墅度过更多的时光，这样他就能够经常去探视他们了。他还年轻，如果发生战争，还没有想到过能不能从海湾归来的问题。

十八岁那年，当沃克在特尔萨高中毕业时，他的脑海里只涌动着一个理想——他要飞上蓝天。在他记忆中，他一直想在蓝天翱翔。他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读了四年，主修航空工程学，于一九八三年六月毕业。他还在后备军官训练队受训，并于那年秋季正式加入空军。

他在靠近凤凰城的威廉斯空军基地接受了飞行训练，驾驶T-33和T-38飞机。十一个月以后，在飞行阅兵时他得悉，他以四十名学员中第四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训练。使他喜上加喜的是，前五名毕业生将被选派去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的霍洛曼空军基地学习驾驶战斗机。至于其余学生嘛，注定要飞战斗机的他带着高度优越感认为，将被送去开轰炸机或运输机。

在佛罗里达州霍姆斯特德的改换机种培训课程中，他终于离开T-38飞机改飞F-4鬼怪式，这是一种机体庞大、功率强劲的怪兽状飞机，但毕竟是一架真正的战斗机。

九个月的霍姆斯特德培训结束后，他首次被分配到了中队里，驻防韩国乌山，飞了一年鬼怪式战斗机。他表现出色，他自己知道这一点，显然他的上司也同样知道。乌山之后，他们送他去堪萨斯州的维切塔，在麦考内尔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武器学校学习。

战斗机武器课程是美国空军中，最有争议、最难学的课程。新武器技术是令人敬畏的。麦考内尔的毕业生，必须通晓令人眼花缭乱的一排排器械中的每一只螺帽和每一根螺栓，熟悉微电路板上的每一块硅芯片，这样，现代化的战斗机才能对空中或地面的对手实施打击。沃克又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结业了，这意味着他将为空军的每一个战斗机中队所欢迎。

一九八七年夏天，驻扎在戈尔兹博罗的第336中队接受了他。他在那里飞了一年，又在凤凰城的卢克空军基地飞了四个月的鬼怪式，然后改飞中队新配置的鹰式战斗机。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他已经飞了一年多的战鹰。

中午前，克尔维特轿车转向一长串的岛屿。在他北边几英里远的基蒂霍克竖立着一座纪念碑。当年莱特兄弟就是在那里，把用绳子扎起来的新发明拖上空中飞行了几英尺，由此证明人类可以把动力强大的飞机飞上天空。

他尾随着露营车和拖挂车慢慢地穿过了内格黑德。过了哈特勒斯角，前方到岛屿尖端的道路一片空旷。正好在一点钟之前，克尔维特驶上了他父母亲那座木结构房子的车道，看到父亲和外祖父正在面朝大海的门廊里。

雷・沃克首先看见了他的儿子，高兴地叫了起来。正在厨房里准备午餐的梅贝拉循声跑出来，一把抱住儿子。外祖父坐在一把摇椅里，凝视着大海。

“嗨，外公。我是唐。”

老人抬起眼睛点点头笑了，然后又去看大海。

“他的神志不太好，”雷说，“有时候能认出你，有时候认不出。噢，坐下来给我们讲讲你的情况。喂，梅贝拉，给几位渴死鬼来两瓶啤酒怎么样？”

唐喝着啤酒告诉双亲，他将在五天之内开赴海湾。梅贝拉惊得用手捂住了嘴巴；父亲看上去脸色庄重。

“哦，你受的那么多训练什么的，我想就是为了这个吧。”他最后这么说。

唐大口喝着啤酒，不止一次地纳闷，为什么父母总是那么多事可担心。他的外公现在正盯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似乎认出了他。

“唐要上战场了，外公。”雷・沃克朝他大声说。老人的眼睛闪现出生命的光泽。

外公把一生贡献给了军队。多年前，他一出校门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一九四一年，他吻别妻子，把她和婴儿梅贝拉丢在特尔萨，随部队去了太平洋。在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当麦克阿瑟说“我会回来”时，他就在将军的旁边，而当麦克阿瑟确实打回来时，他又在将军旁边二十码处。

这期间他参加了十几场激烈的战斗，他在马里亚纳的珊瑚岛上浴血奋战，在硫磺岛战役中幸存下来了。他的身上有十七处伤疤，全是在战斗中留下的，他被授予了银星绶带，两枚铜星勋章，和七枚紫心勋章。

他一直婉拒提升，宁可当一名军士长。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权力所在。他曾在韩国的仁川登陆；最后，他被派去帕里斯岛当教官，海军陆战队生涯结束了，他的制服上别满了各种勋章，几乎把衣料全部盖住。又经过两次延役，他最终退伍时，有四位将军出席了为他举行的送别仪式，比另一名将军的退伍仪式还要隆重。

老人示意外孙过去。唐从桌子边起身靠上前去。

“要当心那些日本人，孩子，”老人耳语着说，“要不然他们会扑上来的。”

“放心好了，外公。他们无法接近我。”

老人点点头，似乎很满意。他已经八十岁了。最后搞垮这位不朽中士的，不是日本人和朝鲜人，而是风湿病。这些年来，在女儿和女婿的照顾下，他的大部分时间是伴随着美梦度过的，因为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中饭后，唐的父母向他讲述他们四天前刚结束的阿拉伯湾之行。梅贝拉起身拿来了她拍的照片，是刚刚从照相馆里洗出来的。

唐坐在母亲身旁，看着她一张张地翻弄那一堆照片，讲解着，那是他们游览过的一连串酋长国的宫殿、清真寺、外滩和市场。

“这次你去那里可要当心点，”她叮嘱儿子，“这些就是你要对付的人呐。是危险人物——你瞧这双眼睛。”

唐・沃克去看拿在她手里的那张照片。照片里的贝都因人站在两座沙丘之间，后面是一大片沙漠，他的茶巾一头垂下来塞到了另一边，从而遮住了他的脸。只有那双黑眼睛狐疑地凝视着前方的照相机镜头。

“我肯定会当心他的。”他答应了母亲。听到这话，她似乎满意了。

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决定返回基地。他的双亲送他到了屋前停车的地方。梅贝拉抱了一下儿子，又一次嘱咐他要多加小心；雷拥抱了儿子，并说他们为他感到自豪。唐坐进跑车，把它倒出来转弯驶上车道。他回过头来。

在他身后的那座房子里，此刻他的外公拄着两根拐杖出现在一楼的阳台上。老人缓缓地把两根手杖归到了一只手里，并挺直了身体，努力克服风湿病对肩背的影响，直至平稳地站直。然后他举起一只手，手掌朝下，举到了垒球帽的帽沿边，停住。这是一位老战士向他即将奔赴另一个战场的外孙行的军礼。

唐从车上回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他踩下油门疾驶而去。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外祖父。十月下旬，老人在睡眠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候在伦敦，天已经黑下来了。特里・马丁工作得很晚，虽然学生们已经离校去过暑假了，但他还要备课，而且由于学校办了一些假期培训班，所以这几个月他一直很忙。但那天晚上他强迫自己干点其他事情，以排解心中的忧虑。

他知道他的哥哥去了什么地方，他想象着，乔装打扮潜入伊军占领下的科威特会有多危险。

十点钟时，当沃克驾车从哈特勒斯返回基地时，特里离开学校，向正在关门的看门人有礼貌地道了别，走过戈华街和圣马丁街，朝特拉法尔加广场走去。也许，他想，明亮的街灯能使他振奋起来。这是一个温暖、芳香的夜晚。

在圣马丁教堂前，他发现大门仍然开着，从里面传出唱赞美诗的声音。他步入教堂，在后面找到一把长椅，坐下来倾听圣歌排练。但是合唱者嘹亮的歌声只能加深他的痛苦。他回想起三十年前他与麦克一起在巴格达度过的童年。

在巴格达那个名为里萨法的上流社会居住区，奈杰尔・马丁和苏珊住在沙顿小区的一座优雅的老房子里。特里最早的记忆，是在他两岁时，他那深色头发的哥哥被穿着打扮起来，第一天去上赛韦尔小姐的幼儿园。这意味着要穿上衬衫、西装短裤、皮鞋和短袜，是英国男孩的制服。麦克大声嚷嚷着不愿脱下他已经穿惯了的长袍，这种白布袍子能使他行动自如、无拘无束，且又能保持凉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巴格达的英国人社区，生活既悠闲又优雅。曼苏尔俱乐部和阿尔维亚俱乐部都实行会员制，俱乐部里有泳池、网球场和橡皮球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英国使馆官员在那里碰面，一起游泳、打球、休闲，在酒吧里喝饮料。

他还记得法蒂玛，他们的保姆，一位来自边远山区的丰满而温柔的姑娘。她把付给她的薪金都积存起来，以便日后回到家乡办一份嫁妆，嫁一个好男人。他曾经在草坪上与法蒂玛玩耍，然后去赛韦尔小姐的幼儿园接麦克回家。

弟兄俩各自在三岁不到时就已经会说两种语言了——英语和阿拉伯语。后者他们是从法蒂玛、花匠和厨师那里学会的。麦克尤其学得快，且由于他们的父亲崇尚阿拉伯文化，家里总是伊拉克人高朋满座。

阿拉伯人特别喜欢小孩，显得比欧洲人更有耐心。当长着黑发黑眼睛的麦克穿着袍子在草坪上蹦蹦跳跳，口中吐出一串串阿拉伯语时，他父亲的伊拉克朋友就会开心地笑着喊道：“奈杰尔，他更像是我们的人呢。”

周末，他们去皇家哈利蒂亚猎场观赏猎狐，有时候他们去下游的猪岛野餐，那是底格里斯河道中央的一个小岛，底格里斯河缓慢流过市区，把城市分割成两块。

两年之后，特里跟随麦克也进了赛韦尔小姐的幼儿园，而且由于他天性聪明，所以后来兄弟俩同时进入由哈特利先生管理的基础预科学校。

兄弟俩第一天去塔西西亚学校报到时，特里才六岁，他的哥哥八岁。该学校同时招收英国男孩和伊拉克上层社会家庭的男孩。

到那个时候，伊拉克已经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少年国王和努里被杀害了，新伊共的卡赛姆将军夺得了绝对权力。虽然这两个英国小男孩不知道这些事，但他们的家长和英国社区的住户开始担心起来。亲伊拉克共产党的卡赛姆正在开展一场针对国家复兴党员的疯狂报复，复兴党人反过来试图暗杀这位将军。复兴党暗杀行动组里，有一位叫萨达姆・侯赛因的激进、火暴青年。

开学第一天，特里被一群伊拉克男孩团团围住。

“他是蛴螬。”其中一个小家伙说。特里哭了起来。

“我不是蛴螬。”他抽着鼻子说。

“是的，你是蛴螬。”个子最高的那个男孩说，“你长得又白又胖，还有奇怪的头发。你看上去是像一条蛴螬。蛴螬，蛴螬，蛴螬。”

接着他们齐声喊了起来。麦克在他身后出现了。当然，他们都说阿拉伯语。

“不要叫我弟弟蛴螬。”他警告说。

“什么？你弟弟？他看上去才不像是你弟弟哩。他更像是一条蛴螬。”

使用拳头解决问题并不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其他文化中也不多见，除了在远东的某些地方。即使在撒哈拉南部，拳头也不是传统武器。非洲的黑人及他们的后代不得不学会握拳和出拳，所以他们成了世界上最棒的拳击手。喜欢拔拳出击是西地中海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

麦克・马丁的右拳正中那个带头起哄者的下巴，把他仰面打翻在地。那孩子倒没怎么受伤，只是吓得不轻。但这一来，以后谁也不敢再叫特里蛴螬了。

令人惊奇的是，麦克和那个挨打的伊拉克男孩反而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预科学校的整个求学期间，两人简直形影不离。那高个子男孩叫哈桑・拉曼尼。他们的小帮派还有第三个成员，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那人有个弟弟叫奥斯曼，与特里同年。这样，特里与奥斯曼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这带来了益处，因为后来连巴德里先生也成了他们父母家里的座上客。巴德里先生是一位医生，马丁家很幸运地有了他作为他们的家庭医生。是他帮助麦克和特里・马丁免受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小儿天花等儿童疾病的侵袭。

据特里追忆，阿卜德尔卡里姆，即巴德里家的长子，着迷于诗歌，经常埋头阅读一本英语诗集，他甚至还击败英国孩子多次获得诗歌朗诵大奖。巴德里先生的小儿子奥斯曼特别喜欢数学，说将来要当一名工程师或建筑师，建造出美丽的东西。在一九九〇年这个暖和的晚上，特里坐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想象着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当他们在塔西西亚学习时，伊拉克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谋杀国王夺取政权四年之后，卡赛姆自己也被不满他的亲共政策的军队推翻、杀害。随后的十一个月，军人和复兴党分享政权，其间复兴党人反过来对以前迫害他们的共产党人实施了野蛮的报复。

然后军队废黜了复兴党，流放其成员，然后掌权统治至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六年，十三岁的麦克被送到英国海利伯里公学去完成学业。一九六八年特里也跟着去了。那年的六月下旬，他的双亲带他回英国，全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然后特里就随麦克一起在英国上学。这样他们错过了那年七月十四日和三十日伊拉克的两次军事政变。政变推翻了军人政权，在贝克尔总统和萨达姆・侯赛因副总统的领导下，复兴党重新执政。

奈杰尔・马丁已经预测到局势将会很动荡，于是他作出了计划。他离开伊拉克石油公司，加入了总部设在英国的巴马石油公司。他收拾家当离开巴格达，到英格兰的哈特福德安了家，从这里他可以每天去伦敦上班。

奈杰尔・马丁成了高尔夫爱好者，到了周末，由他的儿子当球童，他经常与巴马石油的一位名为丹尼斯・撒切尔的执行董事一起打高尔夫。撒切尔先生的妻子对政治相当感兴趣。

特里喜欢海利伯里，当时的校长是威廉・斯图尔特。兄弟俩住在梅尔维尔，该教学楼当时由理查德・罗德斯-詹姆斯负责。可以预见，特里成了一名学者，而麦克成了一名运动员。不想上大学的麦克早就宣称要当军人。这个决定获得了罗德斯-詹姆斯的赞同。在巴格达的塔西西亚学校开始，麦克就有意识保护他弱小的弟弟，后来在海利伯里，这种保护意识更强了，同时，弟弟对兄长也更加崇敬。

当合唱班结束练习时，特里离开黑暗的教堂，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搭上了一辆去贝斯沃特的公共汽车。他和希拉里住在那里的一座公寓里。当巴士载着他穿行在公园路上时，他又回想起与麦克一起度过的学生时代。而现在，由于他说漏了嘴，致使他的哥哥要被派往被占的科威特。因为忧虑和悔恨，他觉得快要流泪了。

他下了公交车，匆匆走过切普斯托花园。与他共同生活的希拉里三天前出差去，应该回来了。他希望这样，他需要有人安慰。走进室内时他喊了一声，从客厅里传出了那位善良、温柔的期货经纪人的应答。

他把他干的蠢事一五一十地全都说了出来。然后他被希拉里揽入温暖和令人欣慰的怀抱之中了。

麦克・马丁在利雅得情报站度过了两天。世纪大厦已经向这个情报站增派了两人，以充实其力量。

利雅得情报站通常在使馆以外的地点办公，而且由于沙特阿拉伯被英国认为是友好的国家，所以情报站的工作从来不是高难度工作，不需要配置大量的工作人员和复杂的设施。但是已持续了十天的海湾危机改变了一切。

新成立的西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强烈反对伊拉克继续占领科威特，并已经任命了海湾多国部队的两名总司令——美国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和沙特阿拉伯的卡利德・苏丹・阿卜杜拉齐兹。后者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人，曾在美国和英国的桑德赫斯特培训过。他是沙特国王的侄子，国防大臣苏丹王子的儿子。

在英国的请求之下，卡利德王子与往常一样大方地同意，并以最快的速度在利雅得郊外搞到一座独立式别墅供英国使馆租用。

来自伦敦的技术人员正在安装带有扰频器的收发报机，以保证情报的安全传输，这个地方快要变成危机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总部了。在该城市另一头的某个地方，美国人也在为中央情报局准备类似的设备，中情局显然也想大干一番。美军高级将官与中情局高级特工之间后来达成的共识在当时尚未开始。

在准备工作的间隙，麦克・马丁住在情报站站长朱利安・格雷的私宅里。两人商定，马丁最好不要公开露面。迷人的格雷夫人是一位全职主妇，她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马丁，根本没想过去问他是什么人，他在沙特干什么。马丁对沙特职员从来不说阿拉伯语，只是在接受端上来的咖啡时才微微一笑，用英语说一声谢谢。

第二天晚上，格雷向马丁作最后的任务交代。他们似乎已经把他们所能想到的事情都考虑周全了，至少从利雅得方面。

“你将在明天上午飞往达兰。坐沙特的民用航班，他们已经停掉了直飞卡夫吉的航线。会有人到机场接你的。企业已在卡夫吉设置了一名交通员。他会去接你并把你弄到北方去。实际上，这个交通员以前也是特空团的，叫斯帕基・洛。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马丁说。

“你要的东西他都为你备妥了。而且他还找了一个你应该谈得来的年轻科威特飞行员。斯帕基将会从我们这里得到美国人造卫星拍摄到的最新照片。这些照片会显示边境地区和需要避开的伊军主要集结地区。再加上我们所有的其他东西。最后，这些照片是刚刚从伦敦带过来的。”

他把一叠放得很大的、用光面纸洗印的照片放到餐桌上。

“看来萨达姆还没有任命伊拉克总督；他仍在试图组成一个科威特傀儡政府，但还没有进展。甚至连科威特的抵抗活动也没有开始。但伊拉克似乎已在那里设立了秘密警察机构。这个人好像是当地的秘密警察头子，叫沙巴维上校，他的巴格达老板——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说不定会来视察。就是这个人。”

马丁凝视着照片中的脸：那是一张绷得紧紧的、阴郁的脸，眼睛和嘴巴交混着残忍和乡下人的狡诈神色。

“他的名声相当血腥。他在科威特的部下沙巴维也同样。卡蒂布约四十五岁，来自于提克里特，是萨达姆本人的同族人，也是他长期的亲信。对于沙巴维我们知道得不多，但以后会了解。”

格雷推过来另一张照片。

“除了秘密警察局，巴格达还派去了另一支安全部队，也许是为了对付外国人，以及来自他们新征服的土地之外的间谍活动或破坏企图。反间局的头子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声是既狡猾又聪明，他也许是需要小心对付的人。”

这一天是八月八日。又一架C-5银河运输机隆隆响着从头顶上掠过，准备在附近的军用机场降落，这是庞大的美国后勤体系的一部分，已在正常运行了，正把无穷无尽的物资运进一个紧张、不明状况，又极端传统的穆斯林王国。

麦克・马丁低头凝视着伊拉克反间局局长哈桑・拉曼尼的那张面孔。

世纪大厦的史蒂夫・莱恩又来电话了。

“我不想谈了。”特里・马丁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谈谈，马丁博士。你担心你哥哥，对吗？”

“非常担心。”

“没有必要担心，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能照顾好他自己。是他愿意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给了他选择的权利。”

“我应该闭住我的嘴巴。”

“能不能这样看待问题，博士？如果形势越来越坏，那么，我们也许不得不把许多其他家庭的兄弟、丈夫、叔伯和亲人派往海湾。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人能减少他们的伤亡，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好吧，你找我有什么事？”

“哦，一起再吃一顿中饭吧，我想。这样面对面谈话方便些。你知不知道蒙特卡姆酒店？就一点钟吧？”

“除了有一颗聪明的脑袋，他还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那天上午早些时候莱恩曾这么向西蒙・巴克斯曼评价马丁博士。

“噢，天哪。”巴克斯曼说，像是一位昆虫学家刚刚获悉在一块岩石底下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新类型昆虫。

下午一点钟，间谍头子和学术家在一张安静的桌子旁坐了下来。当熏大马哈鱼端上来之后，莱恩切入了谈话的主题。

“事实是，我们也许将面临一场海湾战争。当然，现在还没开始；集结部队需要花时间。但美国人是不好惹的。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在我们唐宁街的那位夫人的全力支持下，要把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帮凶赶出科威特。”

“假如他自动撤离呢？”马丁提议。

“噢，如果那样就没有战争的必要了。”莱恩回答，虽然他在私下里认为这个方案并不怎么好。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让人心烦意乱的谣言，于是他安排了与阿拉伯学专家的这次饭局。

“但如果他不撤出，那么我们就要插进去，在联合国的授权下，把他赶出去。”

“我们？”

“主要是美国人。我们派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加入联军。现在我们的战舰已经在海湾地区了，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中队也在飞赴南方。都是些战争的准备工作。撒切尔夫人已下决心，我们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拖拖拉拉。当前还是沙漠盾牌阶段，阻止那个狗杂种向南方进军入侵沙特阿拉伯。但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你肯定听说过WMD吧？”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听说过。”

“就是这个问题。NBC，即核战、细菌战和化学战。两年来，我们世纪大厦一直在努力让政客们警惕这方面的进展。去年，我们局长作了一个《关于九十年代情报工作》的专题报告，警告说，自冷战结束后，这种威胁正在扩大并且还将扩大。报告提到了野心勃勃的独裁者拥有和使用高科技武器的可能性。‘棒极了，’他们说，‘这个报告太好了。’然后呢？无动于衷。当然，现在他们寝食不安了。”

“他有不少呢，这个萨达姆・侯赛因。”马丁说。

“就是嘛，朋友。我们估算在过去的十年中，萨达姆花了五百亿美元用于军火采购。那就是为什么他破产的原因——他欠下科威特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债务，另欠沙特人一百五十亿。那还是在两伊战争期间的贷款。他侵入科威特是因为，科威特人不肯把这些债务一笔勾销，并按他要求再借给他三百亿美元用于振兴伊拉克经济。

“现在问题的核心是，那笔五百亿款项的三分之一，约一百七十亿美元，已花在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武器制造技术设备上了。”

“西方最终还是觉醒了？”

“彻底觉醒了。现在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兰利接到命令在世界各国政府中询问向伊拉克供货的情况，查核出口许可证。我们世纪大厦也在这么做。”

“那要不了多长时间了，如果他们都能配合。他们应该会配合的。”马丁说，他点的鳐翅端上来了。

“事情没这么简单。”莱恩说，“虽然现在为时尚早，但显然萨达姆的女婿卡米尔设立了一架非常巧妙的采购机器。在欧洲、南北美洲和中美洲有几百个小的假公司。他们购进一些看上去毫无意义的零星东西。伪造出口许可证，捏造产品的内容，虚构用户，目的地也都符合出口许可证上的国家和地区。但一旦把这些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东西装配起来，就可以变成非常吓人的东西。”

“我们知道他拥有毒气，”马丁说，“他在库尔德人身上用过，在法奥战役时在伊朗人身上用过。光气、芥子气，我听说还有神经中枢毒气。这种毒气无色，无味，能在短时间内致人于死地。”

“我说老朋友，你真是信息灵通啊。”

莱恩知道这些毒气，但他更知道奉承。

“然后还有炭疽病，”马丁说，“他正在对此作试验，也许还有肺炎瘟疫。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不是戴上厨房手套就能搞的，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化工设备。这些应该会显露在出口许可证上。”

莱恩点点头并无望地叹了一口气。

“应该是的。但是调查员们碰到了两个问题。一些公司，主要是德国公司，故意混淆视听，放烟幕弹；双重用途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某个公司运出一批杀虫剂——对于一个想增产粮食的国家来说，这是再清白无辜不过了。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公司出口了另一种农药，表面理由相同——杀虫剂。然后聪明的化学师把它们混合成毒气。两家供货商都大喊冤枉，‘我们不知道呀’。”

“关键在于化学混合设备，”马丁说，“这是高科技化学。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是不能混合这种东西的。应该去找那些‘交钥匙工厂’的承包商和设备的组装人。他们会装作大惊小怪，但这些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工作，以及有什么用途。”

“交钥匙工厂？”莱恩问道。

“就是外国公司承包建造的整座工厂。新业主只要用钥匙一转就可进去了。但这一切都与今天这顿中饭无关。你们肯定能接触到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我只是因为个人爱好才知道这些事。所以，为什么要找我呢？”

莱恩若有所思地搅拌着他的咖啡。这张牌他必须打得非常小心。

“是的，我们是有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各门学科的科学家都有。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会提供一些答案。然后我们把它们翻译成浅易的文字。美国人也做着同样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在与华盛顿全力合作，我们还将比较我们的分析结果。我们能得到一些答案，但不是全部。我们相信你能够提供一些不同的情况。所以就安排了这顿中饭。你是否知道，我们的大多数高官仍有那种偏见，觉得阿拉伯人连装配一辆儿童自行车都不会，更不用说发明一辆了？”

他知道他已经触动了某根神经。他让人给特里・马丁博士描绘的心理肖像将要证明其价值了。马丁的脸涨成了紫红色，但他控制住了自己。

“我真是反感至极，”他说，“我们一些同胞坚持认为头上盘茶巾的阿拉伯人只不过是一群养骆驼的人。是的，我确实是这么听说的。事实是，当我们的祖先还在腰上围着一张兽皮跑来跑去时，阿拉伯人就已经在建造极为复杂的宫殿、清真寺、港口、公路和灌溉系统了；当我们还处在中世纪时，他们就已经有非常聪明的统治者和立法者了。”

马丁把身体往前靠过去，用咖啡匙子指向世纪大厦的高级特工。

“我告诉你，伊拉克人中间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还有无与伦比的建筑师。以巴格达为中心，周边一千英里范围内，包括以色列，他们的建筑工程师是最出类拔萃的。许多人在苏联或西方学习过，他们像海绵吸水那样吸收了我们的知识，又作了极大的改进。”

他停顿了一下，莱恩开始反击。

“马丁博士，你说得对极了。我在世纪大厦中东处才工作了一年，但我的观点与你相同。伊拉克人民是天性聪明的人民，但他们不幸被一个种族灭绝的刽子手统治着。所有这些钱和所有这些天赋，难道真的要被用于去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吗？萨达姆究竟会给伊拉克人民带来荣耀还是带来大屠杀？”

马丁叹了一口气。

“你说得对。他脱离了正路。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但他现在已经心理失常了。他已经把原来的复兴党国家主义蜕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了，从阿道夫・希特勒那里学来的。还要我说些什么？”

莱恩想了一想，现在千万不能失去这个人。

“乔治・布什和撒切尔夫人已同意我们两个国家联合成立一个机构，调查和分析萨达姆可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员们会把他们所发现的情况汇报过来。科学家们会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东西。他拥有什么？发展到何种地步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要自我保护时需要什么设施——防毒面具？太空服？解毒滤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拥有什么或我们需要什么。”

“可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呀。”马丁打断了他。

“不。但是你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阿拉伯人的心理，萨达姆的心理。他是否会使用他拥有的武器？他是否会赖在科威特不走？或者他是否会撤出？什么情况可能导致他撤出？他是否会硬撑到底？我们的人不明白阿拉伯人的牺牲理念。”

马丁笑了：“布什总统和他周围的顾问会按照他们的理念行事，主要是根据基督教的道德哲学，辅之以希腊-罗马的逻辑观。而萨达姆则按照他的自我想象行事。”

“作为阿拉伯人？作为穆斯林？”

“哦，不是。伊斯兰与此无关。萨达姆根本不理会先知编纂的教义，他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祈祷。不，必须追溯到尼尼微和亚述时期。他不在乎要死多少人，他只在意战胜。”

“他不会战胜的，胜不了美国人。谁也战胜不了美国人。”

“错了。你是以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理解来使用‘战胜’这个词。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及其他人也都这么理解。但萨达姆不这样理解。如果他因为法赫德国王满足了他的条件而撤兵——如果吉达会议能召开，这是可能发生的——那么他就赢得了荣誉。满足条件后撤兵是可以接受的。他就胜利了。但美国人不允许那样。”

“当然了。”

“但如果他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撤兵，他就失败了。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会看到，他将会失败，也许死亡。所以他不会撤兵。”

“但如果美国人对他发动了战争机器会怎么样呢？他会被碾得粉身碎骨的。”莱恩说。

“这不要紧。他有地下钢筋水泥掩体。他的人民将会死，但这不重要。如果他能伤害美国人，他就胜利了。如果他能极大地伤害美国人，他就会披上一层光彩。不管怎么样，他都能战胜。”

“讨厌，好复杂。”莱恩叹了一口气。

“也不完全是这样。当你跨越约旦河时，会遇到很大的伦理学差异。我再问一次，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做？”

“我们正在组成一个委员会，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为领导人当好参谋。至于那些大炮、坦克和飞机，我们两国的国防部会去对付。它们不成问题，只不过是一些五金器具，我们可以从空中把它们摧毁。

“实际上有两个委员会，一个在华盛顿，一个在这里，伦敦。这个委员会由外交部、奥尔德马斯顿和波顿唐等组成。世纪大厦也有两个名额。我会派一名同事，也就是伊拉克科科长西蒙・巴克斯曼参加。我想请你加入，辅助他，看看是否有翻译解释方面的疏漏，因为这是阿拉伯事宜。这是你的专长，这方面你能给我们帮一些忙。”

“好吧，我尽力而为，也许帮不上。那个委员会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开碰头会？”

“哦，西蒙会把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通知你的。委员会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美杜莎。”

八月十日下午，卡罗来纳州柔和、温暖的黄昏渐渐降临了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这种傍晚最好的享受，莫过于一罐放在冰桶里的朗姆酒混合甜饮料，加上铁格栅上烧烤的牛排。

第334、第335和第336中队共同组成了美国空军第九军第四战术战斗机联队，但现在第334和335中队的F-15E型战机尚未动员起来，它们要等十二月份才飞赴海湾。此刻，这两个中队的官兵们站在那里观看着。即将开拔的是第336中队。

两天手忙脚乱的准备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官兵们准备飞机，制订航线，确定随机携带的装备，收拾起机密的手册及中队的计算机（所有的战术资料都保存在计算机的信息库里），把它们装进集装箱内，然后用运输机运送过去。战斗机中队的搬迁不同于搬家，简直是搬迁一座小城市。

沥青停机坪上，二十四架F-15E战鹰静静地蹲伏着，像是一群令人敬畏的怪兽，在等待着把它们设计制造出来的长腿怪物登上去用指尖轻轻一按，使它们释放出强大的动力。

它们带上了能直接飞到地球另一头阿拉伯半岛的长航程装备。光是十三点五吨的燃油就已经是二战期间五架轰炸机的有效载荷了。而战鹰是战斗机。

机组人员的个人用品被装进了旅行吊舱内，原先的凝固汽油剂舱现在充满生活气息，机翼下的霰弹筒内装上了衬衣、袜子、短裤、香皂、剃须刀、军服、吉祥物和杂志。因为他们知道，去最近的俱乐部也路途遥远。

在跨越大西洋到沙特半岛的整个航程中，有四架大型KC-10加油机中途为战斗机加油，每一架要为六架战鹰服务。现在，这些加油机已经升空，在大洋上空等待着。

稍后，“运输星”和银河运输机组成的机队将载运其他人员和物品——装配人员、电子仪表人员、辅助人员、军械及备品、动力千斤顶和车间、机床和桌椅。他们必须假设目的地什么也没有。二十四架世界上最复杂的战斗轰炸机所需的一切物资，必须经同一条航线运送到世界的另一头去。

那天晚上停在那里的战鹰，这些用黑盒子、铝合金、碳纤维成分、计算机、液压件及富有灵感的设计工作组成的战斗机，每架价值四千四百万美元。虽然这种设计在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了，但经过研究和改进，战鹰发展成了一种新式战斗机。

戈尔兹博罗市民代表团由生性爱开玩笑的市长率领，来送行了。此刻，市民代表们站在联队长哈尔・霍恩伯格旁边，自豪地注视着，在牵引车牵引下，战鹰慢慢地从机库里出来，机组人员登上飞机，飞行员坐到双座驾驶舱的前座，武器系统的控制员即火控员坐到了后座上。在每一架飞机的周围，一群地勤人员正在作起飞前的检查工作。

“我是否给你讲过，”市长快活地问他身旁的空军高级军官，“那个将军和妓女的故事？”

这时候，唐・沃克发动了飞机的引擎，两台普拉特和惠特尼F100-PW200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嚎叫声，淹没了市长的故事的细节。F100发动机把石油转换成大量的噪音和热量，以及两万四千磅的推力。

第336中队的二十四架战鹰，一架跟着一架开始向一英里之外的跑道起点滑行。机翼下迎风飘扬的小红旗表明固定在翼下的麻雀导弹和响尾蛇导弹的位置。固定导弹的销子一直要到起飞之前才会拔去。它们去阿拉伯的航程也许一路平安，但如果不装上自卫武器而让战鹰升空将是不可思议的。

沿跑道从起点直至起飞点，站着一组组武装警卫和空军宪兵。他们有的在挥手，有的在敬礼。到了跑道前，战鹰们停下了，让一大群军械员和地勤人员作最后的检查。他们检查了轮胎，然后挨个检查喷气发动机，查验管路有无任何泄漏，机件有无任何松动，以及有无其他滑行过程中可能暴露出来的问题。最后，拴在导弹上面的安全销被拔掉了。战鹰们耐心地等待着。它们的身体各有六十三英尺长，十八英尺高，四十英尺宽，空重达四万磅，最大起飞重量为八万一千磅，现在已经差不多达到了这个重量。起飞前的助跑距离会很长。

最后，它们滑到了跑道上，转向迎面吹来的微风，在沥青道上开始加速。飞行员们把油门杆推至“开门”，机上的加力燃烧启动了，三十英尺长的火焰从尾管里冒了出来。跑道两侧戴着隔音头盔的地勤组长们，纷纷向去执行国外任务的战鹰们敬礼告别。他们要在沙特阿拉伯才能再次见到它们。

在跑道前方的一英里远处，轮子离开沥青路面，战鹰升空了。轮子收起，襟翼收来，油门杆拉回来关上了加力燃烧，开始编队定位。二十四架战鹰把它们的鼻首转向空中，以每分钟五千英尺的速率爬升，消失在黄昏的天空之中。

它们升上了两万五千英尺高空，一小时后，见到第一架KC-10加油机的方位灯和航行灯在闪烁。该加油了。两台F100发动机已经渴坏了。在打开加力燃烧飞行的情况下，一只战鹰每小时要消耗四万磅燃油，所以加力燃烧室，或“再热系统”，只是在起飞、战斗或紧急逃跑时才开启。即使是在正常的飞行中，发动机也需要每隔一个半小时加一次油。去沙特阿拉伯的旅途上它们绝对需要KC-10——它们的空中加油站。

中队现在处于一个松散的队形，僚机在各自长机的侧面加入了编队，翼尖之间相距约一英里。唐・沃克身后是他的火控员。他朝旁边瞟了一眼，看到他的僚机固定在它应该处的位置上。他们在向东飞行，所以现在正在黑暗的大西洋上空。飞行员从雷达荧屏上可以看见每一架飞机，还可以从它们的航行灯分辨出来。

在他前面上方的那架KC-10加油机的尾部，一位输油操作员打开了瞭望窗板，看向身后的一片灯海。输油管伸出来了，等待着第一位顾客。

每六架战鹰组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都已经确认了各自的加油机。轮到沃克时，他冲上前去，推一下风门杆，战鹰滑到了加油机的下面，油管的可及范围之内。在加油机里，操作员把输油软管“放飞”到战斗机左翼前缘上突出来的注油孔上。“锁定”以后，输油开始了，速度为每分钟两千磅。战鹰饮了又饮。

当战鹰喝饱后，沃克让开了。他的僚机滑过来吸吮。在空中，另三架加油机也在为各自的六只战鹰喂食。

战鹰们彻夜飞翔。这一天的夜晚是短暂的，因为它们在以每小时五百英里左右的相对地面速度迎着日出飞行。六小时之后太阳再次升起。它们飞过西班牙海岸，飞越非洲的北海岸以避开利比亚。在接近埃及这个多国部队的成员国时，第336中队转向东南方向，掠过红海上空，一大片棕褐色沙土和砾石构成的阿拉伯沙漠开始映入了眼帘。

经过十五小时的空中飞行，身体疲乏僵硬的四十八位美国年轻人终于在沙特阿拉伯的达兰降落了。四十八小时内他们将转移到他们的目的地——阿曼苏丹国的图姆莱特空军基地。

在今后的四个月里，直至十二月中旬，他们将生活在这里，在这个距离伊拉克边境和危险区七百英里的地方。这里将留下他们的记忆。当他们的辅助装备到达之后，他们会在阿曼境内进行飞行训练，在印度洋湛蓝的海水中游泳，等待老天爷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为他们准备的任务。

到十二月，他们将重新转移到沙特阿拉伯；他们中的一个人，虽然他本人永远不会知道，将会改变战争的进程。

第五章  渗入科威特

达兰机场已是水泄不通，人满为患。当麦克・马丁从利雅得飞抵达兰时，感觉到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在蠢蠢欲动。达兰坐落在为沙特阿拉伯带来巨大财富的一大串油田的中心，很久以来就习惯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像塔伊夫、利雅得、延布以及王国的其他城市，没有多少外国人。即使是繁忙的吉达港，对街上那么多的白种人脸孔也并不习以为常。但这个八月的第二周，达兰被蜂拥而入的外来者压得狼狈不堪。

有的人想离开。许多人驾车从水堤路驶入巴林，再从那里坐飞机离开。其他人在达兰机场里等待着，主要是石油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准备赴利雅得，然后转机回国。

另有一些人在进来。带着武器和物资的美国人如潮水般地涌进来。马丁乘坐的民航班机是夹在两架隆隆作响的C-5银河运输机中间着陆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飞来的机队几乎首尾相接地来到达兰，它们正在陆续集结着，很快就会把沙特阿拉伯的东北地区变成一座大兵营。

这还不是“沙漠风暴”，解放科威特的战役还要等五个月以后才会打响。现在是“沙漠盾牌”，其目的是阻止伊拉克军队南下——伊军现在已增加至十四个师，布置在边境沿线和科威特境内。

对于旁观者来说，达兰机场的此情此景也许是颇为壮观的，但如果细究一下就会发现，外国人的军事保护其实薄如纸张。美军的装甲兵和炮兵尚未到达，海运船舶才刚刚驶离美国海岸，而“银河”“运输星”和“大力神”三种运输机装运的军械，只不过是一艘船舶载货量的零头。

驻扎在达兰的鹰式战斗机和驻扎在巴林的海军陆战队大黄蜂战斗机，加上刚刚从德国抵达达兰、发动机尚未冷却下来的英国狂风战斗机，它们所带来的军械只够执行五六次行动。

想阻挡存心要杀过来的伊军装甲军团还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除了在寥寥可数的几个机场里展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硬件之外，烈日下的沙特阿拉伯东北地区还是一片空白，手无寸铁。

马丁侧着身子挤出人头攒动的机场到港大厅，马桶包挂在一边的肩上，这时候他看见了栏杆边接机人群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当初马丁在特空团上第一堂培训课时，教官告诉他，他们不是要努力训练他，而是要他死。他们几乎成功了。一天，马丁已经在冻雨中，在英国最恶劣的地形里——布雷肯山区行走了三十英里，肩上背着装有一百磅装备的帆布包。与其他学员一样，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一直行走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相伴的只有令人痛苦的阴冷和潮气，只有靠精神和毅力才硬撑到现在。

然后他看见了那辆卡车，那辆等在那里的无限美丽的卡车。那意味着行军的尽头，从人类的忍受极限来说，也是到了尽头。一百码、八十码、五十码。当他那麻木的双腿驱动着他和身上的背包走在最后的几码距离时，苦尽甘来的感觉涌上心头。卡车后面的车厢里坐着一个人，注视着雨水淋浇的、痛苦不堪的脸在踉踉跄跄地向他逼近。当车厢的尾板只与马丁前伸的手指相距十英寸时，那人敲了敲驾驶室的后面，卡车滚动着朝前方驶去了。向前开了不是一百码，而是整整十英里。斯帕基・洛就是当时坐在卡车车厢里的那个人。要忘掉那种经历是很不容易的。

“嗨，麦克，很高兴见到你。”

“嗨，斯帕基，情况怎么样？”

“一团乱麻。”

斯帕基把他那辆不伦不类的四轮驱动吉普车从停车场开了出来，三十分钟后他们已经驶离达兰，朝北方疾驶而去。北上去卡夫吉有二百英里路程，行车需三个小时，但经过朱拜勒港之后，至少安静多了。前方的道路杳无人烟。没人想去卡夫吉，这个科威特边境的小小的石油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鬼城。

“难民潮还在涌过来吗？”马丁问。

“还有一些，”斯帕基点点头，“虽然已经缩成一条细流了。大潮已经过去了。顺大路过来的主要是持通行证的妇女和儿童——伊拉克人放她们走是为了甩掉包袱。够聪明的。如果要我去管理科威特，我也会甩掉那些遣返人员。

“有些印度人也出来了。伊拉克人似乎并不理会他们。这就不那么聪明了。印度人消息灵通。我已经说服两名印度人转头把情况告诉我们的人。”

“我要的东西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格雷一定是在幕后操纵。东西昨天用一辆沙特标志的卡车运到了。我把它放在备用卧室里。今晚我们与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年轻科威特空军飞行员一起吃晚饭。他说他在内部有熟人，也许有用处的非常可靠的人。”

马丁咕哝了一声：“他不能看见我的脸。因为他也许会被击落。”

斯帕基想了一想：“对。”

斯帕基・洛征用的别墅并不坏，马丁想。它本属于阿拉姆科石油公司的一位美国执行董事，该公司已把人员撤回达兰去了。

马丁知道最好不要问斯帕基・洛在那一带干什么。显然，他也是世纪大厦所“借用”的，他的任务似乎是截住南下的难民，如果他们愿意谈，就让他们讲述所见所闻。

卡夫吉实际上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沙特的国民警卫队在城内和城市四周挖掘防御工事。但仍有少数几个闷闷不乐的沙特人在到处游荡。市场上鲜有人光顾，马丁在一个摊贩那里买到了他所需要的衣服。

八月中旬的卡夫吉仍有电力供应，这就意味着还能使用空调，深井水泵也仍在运转。洗澡倒是可以，但他知道最好还是不洗。

他已经有三天未洗脸、剃须、刷牙了。他在利雅得的女主人格雷夫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身上越来越难闻的气味，其实她肯定注意到了，但由于她的良好教养，她什么也没说。马丁只是在饭后用牙签剔牙，保持牙齿卫生。斯帕基・洛对马丁的这副样子也没说什么，但接着他就明白了。

那个科威特军官原来是一个二十六岁的英俊小伙子。他对于他的祖国科威特遭受如此非礼而怒火万丈，显然，他是已遭废黜的萨巴赫王朝的支持者。王室家庭现作为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的客人，寄居在塔伊夫的一家豪华宾馆里。

晚餐的主人——穿便服的英国军官——是他已经认识的熟人，但出现在饭桌上的第三个人使他很迷惑。那人看上去像是阿拉伯同胞，但穿着沾满尘土的已失去本来颜色的白袍，头上戴着一条有斑点的茶巾，茶巾垂下的一端把他的下半边脸遮住又塞进另一边。斯帕基为他们作了介绍。

“你真的是英国人？”年轻人惊奇地问道。于是两人向他解释了为什么马丁要穿戴成现在这个模样，为什么要遮住他的脸。卡利德・阿尔卡里法上尉点点头。

“对不起，少校。我当然明白。”

科威特上尉讲的故事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八月一日晚上，他在家里接到通知，要他去部队所在地——艾哈马迪空军基地报到。整个夜晚，他和战友们一直在收听无线电台关于祖国北方遭入侵的报道。到黎明时，他所属的天鹰战斗机中队已经加满油，带上武器，作好了起飞准备。美制的天鹰虽然与现代化的战斗机相差甚远，但用来攻击地面目标还是不错的。但它绝对不是伊拉克的米格23、米格25、米格29或法制幻影战斗机的对手，幸好在上尉平生唯一的一次战斗中他未遭遇伊军的任何战机。

刚过黎明，他在科威特市北郊发现了目标。

“我用火箭击毁了他们的一辆坦克，”他激动地解释说，“没错，因为我看见它起火了。然后我只剩下机炮了，于是我去攻击跟在坦克后面的卡车。我击中了第一辆——那车窜入沟里翻了个底朝天。这样我的弹药用完了，于是往回飞。但我刚飞过艾哈马迪上空，控制塔就告诉我们飞往南方边境以保存飞机。我刚好剩足够的燃油飞到达兰。

“我们把六十多架飞机飞出来了，你知道。天鹰、幻影，还有英国的霍克教练机。加上瞪羚、美洲豹和超级美洲豹直升机。现在我想在这里参加战斗，在祖国解放时回去。你认为什么时候可开始进攻？”

斯帕基・洛微微一笑。小伙子是如此地欣喜若狂。

“恐怕还不行。你要有耐心。现在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给我们讲讲你的父亲。”

飞行员的父亲好像是一位富商，在王室里也有朋友，在当地可谓有财有势。

“他是不是拥戴侵略军？”斯帕基问他。

年轻的阿尔卡里法被刺激起来了。

“不会！绝对不会！为了祖国的解放他愿意提供任何帮助。”他转向格子布上方露出的那双眼睛，“你会去见我父亲吗？你可以依靠他。”

“可能吧。”马丁说。

“你给我捎一封信好吗？”

飞行员在一张纸上书写了几分钟，把纸条递给了马丁。驾车返回达兰后，马丁在烟灰缸里把纸条烧掉了。他不能把任何可能遭牵连的东西带入科威特市。

第二天上午，他和斯帕基把他要求的装备放进吉普车的后部，朝南一直行驶到马尼法，然后转向西方沿着伊拉克边境、横贯沙特阿拉伯的泰普林路行驶。泰普林的意思是跨越阿拉伯的输油管道，这条公路就是为沙特向西方出口原油的输油管道提供服务的。

稍后，泰普林路将成为前所未有的陆上军运大动脉，因为四十万美军、七万英军、一万法军和二十万沙特及其他阿拉伯军队，将从南部进攻伊拉克和科威特。但在这一天，路上还是空荡荡的。

在这条路上走了几英里之后，吉普车又折向北行驶，回到了沙特-科威特国境，但这里的国境深入内陆。在沙特一侧，靠近哈马提亚这个满是苍蝇的沙漠村子附近，这里的边境距离科威特最近。

况且，格雷从利雅得拿到的美国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的主要兵力就集结在边境的对面，但靠近海岸。越往西行，伊军就越稀少。他们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海边的努韦西布交叉口，至深入内陆四十英里的边境线上的瓦夫腊之间。

哈马提亚村在沙漠中一百英里处，位于国境线上向科威特伸出的位置，这样就缩短了到科威特市的距离。

马丁要的骆驼正在村子外面一个小农场等着他们，那是一头四肢和身体细长的壮年母骆驼，它的孩子——一头长着天鹅绒般的嘴部和温柔眼睛的奶油色小骆驼还在吃奶。

“为什么要小骆驼？”他们坐在吉普车上观察畜栏里的动物时，斯帕基问道。

“作为掩护。如果有人问，我就说要到苏莱比亚外面的骆驼农场去卖掉它。那里能卖个好价钱。”

他滑下吉普车，拖着穿凉鞋的双脚，走过去唤醒正在棚屋里打瞌睡的骆驼贩子。整整三十分钟，两个人蹲在尘土中为两头牲畜讨价还价。盯着那张黝黑的脸、那副污秽的牙齿、那满脸的胡茬、那散发出难闻气味的肮脏衣袍，牲畜贩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与之谈价钱的，会不是一个掏钱来买两头上好骆驼的贝都因商人。

当买卖成交时，马丁把斯帕基给他的、被他放进腋下故意弄得脏兮兮的一卷沙特里亚尔付给贩子。然后他牵着骆驼走了一英里远，直至走到旁人无法看到的沙丘后面。斯帕基驾车赶了上来。

刚才帕斯基坐在离畜栏几百码远的地方观察着。虽然他对阿拉伯半岛相当了解，但他从没与马丁共过事，现在马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单单是扮作一个阿拉伯人；自他滑下吉普车的那一刻起，他的举手投足无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贝都因人。

斯帕基不知道，几天前科威特有两位英国工程师想逃出来，于是他们穿上科威特人的衣袍，并把茶巾盘在头上，走出了公寓楼。刚走了一半，离他们的汽车还有五十码时，一个小孩从后面实事求是地喊道：“你们也许可以穿得像阿拉伯人，但你们走路仍像英国人。”工程师们跑回公寓，留在了那里。

太阳底下劳动会使人热得浑身冒汗，但这个地方可避闲人的耳目，免得别人对他们干的事感到惊奇。

两名特空团军官把装备从吉普车转移到挂在母骆驼身体两侧的驮袋里。它把四条腿屈起来伏在地上，但仍对加在它身上的额外重量提出了抗议，对在它身上动手动脚的人又是喷吐沫又是咆哮。

两百磅塑胶高爆炸药被放进了一只驮袋，每一包五磅重，用布包着，上面又放了几袋咖啡豆，以备好奇的伊拉克士兵检查。另一边的驮袋里放入了几支冲锋枪、弹药、雷管、定时笔和手雷，还有马丁那台功率强大的小型收发报机，以及其折叠式卫星天线和备用镍镉电池。这些器材的上面也盖上了咖啡。

当他们忙完了，斯帕基问道：“我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就这些，谢谢。我在这里等太阳下山。你没有必要等着。”

斯帕基伸出了右手。

“布雷肯山那次我很抱歉。”

马丁与他握手。

“没关系。我幸存下来了。”

斯帕基哈哈笑了，但笑得像狗叫。

“是的，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我们他妈的都活下来了。祝你好运，麦克。”

他驾车走了。母骆驼转了一下眼球，打了一个嗝，反刍出一些食物，开始咀嚼起来。小骆驼努力想找到母亲的奶头，结果没找着，于是在它的身旁躺了下来。

马丁倚靠着骆驼鞍子，扯过茶巾的一角，拉起来遮住脸，开始思考以后的日子。沙漠不成问题；热闹的被占科威特市也许会成问题。伊军控制得多紧？路障盘查得多严？执勤的士兵有多聪明？世纪大厦曾提出要给他搞假证件，但被他回绝了。伊拉克人也许会换发新的身份证。

他对自己选择的打扮信心十足，这是在阿拉伯世界最好的掩护。贝都因人来去自如。他们不会去抗击侵略军，因为他们见得多了——撒拉逊人和土耳其人、十字军和十字军救护团骑士、德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和埃及人、以色列人和伊拉克人。贝都因人都幸存下来了，这全是因为他们不介入政治和军事的缘故。

许多政权曾试图去驯服他们，但都没有成功。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发布条令，他的所有臣民都应该有居所。他下令建造了一个叫埃斯卡的美丽村庄，配之以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游泳池、抽水马桶、淋浴房、自来水。一些贝都因人被赶拢，住了进去。

他们在池中饮水——泳池看上去像是一处绿洲，在院子里大便，还玩水龙头，然后就搬出去了，有礼貌地向他们的君主解释说，他们宁愿睡在星空下。埃斯卡村人去楼空，海湾危机期间让美国人用了。

马丁明白，他的真正问题在于他的身高。他身高有六英尺差一英寸（约一米八），但大多数贝都因人都大大低于这个高度。几个世纪以来的疾病和营养不良使他们大都病魔缠身，发育不良。沙漠里的水是只供饮用的，人、羊、骆驼都要喝；因此，马丁避免洗澡。他知道，在沙漠里文明生活方式只为西方人独享。

他没有身份证件，但这不成问题。有几个政府曾试图为贝都因人颁发身份证明。这使部落人高兴了一番，因为身份证可用来做上好的卫生纸，比一把沙砾好多了。对于警察或士兵来说，如果一定要去查验贝都因人的身份证，只能是浪费时间。好在双方都明白。以当局的观点来看，关键是贝都因人不惹麻烦。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去介入科威特的任何抵抗运动。马丁明白这一点，他希望伊拉克人也能同样明白。

他一直睡到太阳西斜，然后骑上了骆驼。在他的“嘘、嘘、嘘”吆喝之下，它站起身来。它的宝宝吃了一会儿奶，就紧紧地跟在它的身后，这样它们踱着方步，从容轻松地向前方缓驰而去。骆驼看上去似乎走得很慢，但实际上能走许多路。母骆驼已在畜栏里吃饱喝足了，走上几天也不会累坏。

八点之前，他越过国境时，正处在远离鲁卡法边防检查站的西北方向，边防站那里有一条土路由沙特阿拉伯通向科威特。夜色一片黑暗，只有天上的星星在发出微弱的亮光。科威特麦那基什油田的灯光在他的右侧闪烁，那里很可能有伊拉克的巡逻兵，但他前方的沙漠是空旷的。

地图上显示，到科威特市郊苏莱比亚南部的骆驼农场还有三十五英里距离。他想把骆驼留在那里，直至他再次需要它们。但在此之前，他要把那些装备在沙漠中掩埋起来并做好标记。

除非他被拦住，被耽搁，否则他应该在日出前的黑夜里完成这项工作，而现在离天亮还有九个小时。再过十个钟头，他应该已经到达骆驼农场。

麦那基什油田已经退到他的身后，他用指南针指导自己走直线向着目的地进发。他猜测伊拉克人也许会在公路、甚至土路上巡逻，但决不会到荒凉的沙漠里来。难民不会试图由沙漠出逃，敌人也不会试图从沙漠进来。

太阳升起之后，他可以从骆驼农场搭上一辆进城的卡车，进入二十英里远的科威特市区。

在他头顶上方的高空中，美国全国侦察办公室一颗KH-11人造卫星静静地滑过。多年前，美国的前几代间谍卫星在拍照之后，要间隔性地把胶卷传送至太空运载工具，经过繁复的劳动才能把胶卷加工出来。

现在，这些长度六十四英尺、重量三万磅的KH-11卫星先进多了。它们拍摄地面照片时，会自动把照片编成一系列电子脉冲，发射给上方的另一颗人造卫星。

在上方接收的人造卫星，是定位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也就是说这些卫星在茫茫的太空里遨游时，其速度和航向始终保持在地球某处上空同一地方。在收到KH-11发来的信息后，在上空悬浮的卫星把信号直接发回美国，或者，如有地球曲面阻挡，就会把信息反传给另一颗在空中悬浮的卫星，再由后者把照片发给美国的主人。这样，全国侦察办可立即收集到图片信息，在拍摄后几秒钟内就看到图片。

这种侦察手段在战争中让他们获益匪浅。举例来说，KH-11人造卫星能预先发觉敌军车队的动向，及时发起空袭，把那些军车炸得稀巴烂。车内那些倒霉的士兵永远也不会明白，对方的战斗轰炸机是如何找到他们的。因为KH-11可以昼夜工作，全天候工作。

这种人造卫星据称能看见一切。老天在上，这是自欺欺人的。那天晚上，这颗KH-11飞越科威特和伊拉克上空，但它没看见一个孤独的贝都因人正在进入禁区领土；不过假如它看见了也不会在意。它从科威特上空飞过，然后进入伊拉克。它看到了许多建筑物，还有希拉赫、塔尔米亚、阿迪尔和图韦哈周围的工业小城镇，但它看不见建筑物内有什么东西。它看不见正在准备之中的毒气桶，也看不见用于同位素分离工厂的毒气扩散离心泵内的六氟化铀。

它朝北漫游而去，分辨出机场、公路和桥梁；它甚至看见了在库拜的那个废汽车堆场，但没去注意它；它看见了坐落在巴格达西北郊的喀姆、贾齐拉和希尔喀特工业中心，但没能看见里面正在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经过了杰巴尔哈姆利的上空，但未能看见由工程师奥斯曼・巴德里设计的那座要塞。它只看见了群山中的一座山，众多村子中的一个村。然后它遨游到库尔德上空，进入了土耳其。

整个夜晚，麦克・马丁脚步沉重地向科威特市行进。他回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不禁微笑了。那天他在阿布扎比外面的沙漠从搭载的车上下来，要走回到他的越野吉普车那时，意外地被一位丰满的美国妇女截住了。那妇人指着一架照相机朝他喊“咔嚓、咔嚓”。

经决定，英国美杜莎委员会的预备会议，在白厅内阁办公楼地下会议室里召开。主要理由是那里安全，因为整栋大楼都定期打扫窃听设备。

那个会议室位于第二层地下室。八位客人被引了进去。特里・马丁以前听说过，这座一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对面的毫无特色的大楼，地下室的防窃听房间可以做到绝对保密，最敏感的国家大事在那里讨论绝无危险。

会议由保罗・斯普鲁斯爵士主持。他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级别为内阁常务副大臣。他先作自我介绍，然后一一介绍了到会的代表。代表美国参加会议的是，使馆的武官随员和来自兰利的聪明老到的哈里・辛克莱。辛克莱已经当了三年的中情局驻伦敦站站长，是一个大高个、长得有棱有角的男人，喜欢穿粗花呢西服，经常看歌剧，与他的英国对手相处得极为融洽。

中情局代表朝西蒙・巴克斯曼点点头，眨了一下眼睛。在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这个会议中情局有一个席位——他与西蒙有过一面之交。

辛克莱的工作是把英国科学家发现的可能有意义的情况记载下来，传回给华盛顿。美国那一头，阵容更加强大的类似美杜莎委员会的机构也在工作。所有的发现都会反复核对和比较，以便分析伊拉克是否有发动大规模杀伤战的潜力。

奥尔德马斯顿，即伯克郡的武器研究所，有两位科学家参加会议。他们一般在武器研究所前面不提原子这个词，但实际上奥尔德马斯顿干的就是这个领域的事。他们的工作是，从美国、欧洲或任何其他地方收集情报，加上从空中拍到的显示伊拉克可能拥有核设施的照片，对它们进行研究，努力阐明伊拉克是否在自行研制原子弹，进度如何，以及有何技术突破。

从波顿唐也来了两位科学家，一位是化学家，另一位是生物学家，专长于细菌学。

波顿唐常被媒体指控在为英国研制化学和细菌武器。实际上，多年来他们的科研集中在寻求解毒药——以防英军和联军遭受毒气战或细菌战。不幸的是，如果不先研究毒素的性质，就不可能开发出解毒药。因此，在这两位来自波顿唐的科学家的领导之下，这个机构拥有一些严加保管的非常可怕的物质。当然，在八月十三日那天，萨达姆・侯赛因先生也有这种东西。其区别在于，多国部队无意在伊拉克人身上使用这种物质，但似乎侯赛因先生不一定那么宽容。

来自波顿唐的代表的作用是，根据过去几年里伊拉克的化学品采购清单，他们能推导出他可能有什么生化武器，有多少，有多厉害，以及是否能使用。他们还将研究伊拉克一系列工厂的空中照片，看看是否有某种迹象——尺码、形状、结构——能表明是除污装置、气味洗涤器等，这样也许能分辨出毒气工厂。

“好吧，先生们，”保罗爵士开始说话了，对着那四位科学家，“重担压在了你们的肩上。我们其他人将尽我们所能协助和支持你们。

“我这里有我们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两卷情报，是从国外人员中收集来的，使馆人员、商务人员，以及……呃……秘密工作者。当然，现在为时还早。这些是从过去十年间向伊拉克出口的许可证中筛选出来的，毋庸赘言，这些资料来自以最快速度提供帮助的政府。

“我们已经尽量把网撒得大一些。调查收集的范围为出口的化工品、建材、实验室设备、专用工程产品——包罗万象，但雨伞、针织品和长毛绒玩具除外。

“其中有些产品，实际上也许大多数，到头来会证明是一个发展中的阿拉伯国家用于和平目的的正常采购。对于因此而浪费的时间，我表示抱歉。请各位不但要留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专用设备的采购，还要注意有双重用途产品的采购——这些东西经改换或拼拆后可用于其他目的。

“现在，我相信我们的美国同事们也在同样工作。”

保罗爵士把其中一份卷宗递给了来自波顿唐的科学家，另一份交给了奥尔德马斯顿的代表。中情局的人也拿出两份卷宗交给了他们。科学家们坐在那里面对着一大叠资料，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已经努力，”保罗解释说，“不致让美国人与我们的研究重复，但是，也许在实际工作中仍会发生重复。对此，我再次表示抱歉。那么，现在请辛克莱先生讲话。”

与白厅公务员那啰哩啰嗦、几乎让在场的科学家们打瞌睡的发言完全不同，中情局伦敦站站长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问题是，先生们，我们也许不得不向那些杂种开战。”

辛克莱的这句开场白，进一步证明了英国人印象中美国人的说话方式——直截了当，不咬文嚼字。四位科学家听得聚精会神。

“如果那一天到了，我们要从空中打击开始。与英国人一样，我们也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所以我们要去打击他们的步兵、大炮、坦克和飞机。我们会去瞄准他们的萨姆导弹发射基地、通讯枢纽和指挥中心。但如果萨达姆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他拥有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应地准备防毒面具、防护服和化学解毒药；第二，他那些东西在哪里？这样我们就能瞄准那些工厂和仓库，在他没能启用之前把它们摧毁。所以要研究这些照片，用放大镜去仔细观察，寻找能说明问题的蛛丝马迹。我们将继续追访为他建造这些工厂的承包商，为他设计装备的科学家。我们能从他们那里了解许多情况。但伊拉克人也许已经把东西转移了。因此问题回到了在座的各位先生这里。你们可以挽救许多生命，所以请你们尽力而为。为我们确认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炸得稀巴烂。”

四位科学家听得入了神。他们有了一项任务，且他们清楚这是什么任务。保罗爵士看上去有点吃惊。

“是的，我相信我们非常感谢辛克莱先生为我们所作的……呃……解释。我能否建议，在奥尔德马斯顿和波顿唐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再次碰头开会好吗？”

走出大楼后，西蒙・巴克斯曼和特里・马丁在温暖的八月阳光下步入了议会广场。与往常一样，广场里停满了一排排旅游大客车。他们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大理石雕像附近找了一把长椅。

“你听说来自巴格达的最新消息了吧？”巴克斯曼问道。

“当然了。”

萨达姆・侯赛因刚刚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以色列从西岸撤出，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出，那么他就从科威特撤出。一个联动方案。联合国当即予以否决。安理会的决议一个接着一个抛出来：切断伊拉克的对外贸易、石油出口、资金流通、航空运输。占领军对科威特的系统性摧毁仍在继续。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只不过是惯常的虚张声势。可以预见，是做给别人看的。当然，巴解组织倒是喜欢，但也仅限于此。这不是他的游戏计划。”

“他有一个游戏计划吗？”巴克斯曼问，“就是有，也没人能猜出来。美国人认为他疯了。”

“我知道。昨晚我在电视看到布什讲话了。”

“他疯了吗，萨达姆？”

“他像一只狐狸。”

“那么为什么他不在还有机会时南下进入沙特阿拉伯？美军的集结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同样。在海湾只有几个战斗机中队和几艘航母，地面部队尚未进去。光是空中力量尚不能挡住他。他们刚刚任命的那位美军上将……”

“施瓦茨科普夫，”马丁说，“诺曼・施瓦茨科普夫。”

“就是那家伙。他估计需要足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部队阻止伊军并全面反攻。所以萨达姆为什么现在不进攻？”

“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是进攻一个与之没有争端的阿拉伯同胞国家。这会带来羞耻。这会疏远其他阿拉伯国家，是违反传统文化的。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他希望得到拥戴，而不是谩骂。”

“可他已经侵入了科威特。”巴克斯曼指出。

“那不一样。他可以声称那是为了改正帝国主义干的不公正事情，因为科威特在历史上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如同尼赫鲁侵入了葡属果阿。”

“哦，算了吧，特里，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是因为他破产了。我们都这么认为。”

“是的，那是真正的原因。但表面理由是他在收复正当的伊拉克领土。你看，这种事情到处发生。印度夺取了果阿，印度尼西亚攫取了东帝汶，阿根廷企图谋求福克兰群岛，都声称是收复一块合理的领土。这种事情在国内都是很得民心的，这你是知道的。”

“那为什么他的阿拉伯同胞全都反对他？”

“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胃口还不止于此。”马丁说。

“而且他不能做了坏事而逃脱惩罚。他们是对的。”

“这是就美国来说，而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他要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拥戴，他必须首先羞辱美国，不是阿拉伯邻国。你去过巴格达吗？”

“最近没去过。”巴克斯曼说。

“到处都是萨达姆的画像，他被画成是手举利剑骑在白色战马上的沙漠勇士。当然，全是欺骗百姓的空头话；那人是个街头混混。但他就是那么看待自己的。”

巴克斯曼站起身来。

“这全是理论上的，特里。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的想法。麻烦在于，我必须去对付硬碰硬的事实。不论如何，现在谁也看不出他怎么能羞辱美国。美国人拥有一切力量、一切技术。一旦美国人准备停当，就会进攻，摧毁他的陆军和空军。”

特里・马丁在阳光下眯起了眼睛。

“伤亡，西蒙。美国能够接受许多事，但不能接受大量伤亡。萨达姆能。伤亡对他无所谓。”

“但现在那里美国人还不多。”

“对。”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乘坐的超豪华劳斯莱斯轿车，驶到阿尔卡里法贸易有限公司总部（公司名是用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文字标示的）办公楼前，“吱”的一声停住了。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仆，身兼司机和保镖。他从司机座下来，走到后面去为他的主人开车门。

坐劳斯莱斯出来也许不是明智之举，但这位科威特百万富翁听不进劝告，说什么也不肯因为怕惹恼街上路障边的伊拉克士兵而改坐沃尔沃轿车。

“让他们见鬼去吧。”他在早餐桌上已经是火冒三丈了。不过实际上从安达鲁斯富人区的花园洋房豪宅，到位于沙米亚的办公楼，一路上平安无事。

伊军入侵后十天，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士兵就从科威特市撤出了，由常规军乱糟糟的应征士兵取而代之。如果说阿尔卡里法先生仇视前者的话，那么他只能是蔑视后者。

在开始的几天里，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系统性地洗掠了他的城市。他见过他们进入国家银行，搬走了作为国家储备的价值五十亿美元的金锭。但这种掠夺不是占为个人所有。金锭被装进集装箱，在卡车上贴好封条运往巴格达去了。

除了金锭，伊军还掠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金饰品和黄金工艺品，也用同样的方法运走了。

共和国卫队设置的路障——由黑色贝雷帽和士兵们的行动举止能清楚地分辨出来——是严格的，职业化的。然后，忽然间，南方需要他们了，他们被调防到面对沙特阿拉伯的南线边境去了。

在这些正规军的位置上，来了军服破旧、纪律松散的常规军。这些人更加捉摸不定，更具危险性。有科威特人因为拒绝交出手表或汽车而遭枪杀，这就足以证明。

八月中旬的科威特，骄阳似火。伊拉克士兵为躲避日晒，挖起人行道上的石砖，在他们执勤检查的街道旁搭起了一些棚屋，钻进里面去休息了，只在黎明和晚上气温凉爽时爬出来执行任务。这时他们就骚扰市民，借口查验违禁汽车，抢夺市民的食物和贵重物品。

阿尔卡里法先生通常喜欢在上午七点钟到办公室，但那天因为有事耽搁，到公司时已经十点了，气温也升上来了。路上他经过了几座由常规军搭起来的石头帐篷，没人拦住他。两名没戴军帽、拖着脚走路的战士还向劳斯莱斯敬了个不符合要求的军礼，可能以为车内坐着他们这边的要人。

当然，这种情形不会长久。这些恶棍迟早会用枪口指他着把劳斯莱斯抢走的。那又怎么样？当他坐车回家后——他确信能坐车回家，虽然还不知道怎么办到——他会再去买一辆。

他下车到了人行道上。他身上穿着闪闪发光的白袍，头上盘了一条用轻棉布料做成的茶巾，上面扎了两条黑带子把它固定住。司机关上车门，走回轿车的另一边准备把它开到车库里去。

“行行好，赛义德，行行好。可怜可怜已经三天没吃饭的人。”

他刚才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蹲在门边的人行道上，显然是在太阳下睡着了，这种景象在任何中东地区的城市里都很常见。现在那人到了他身边，一个穿着肮脏衣袍的贝都因人，一只手向前伸着。

司机从劳斯莱斯轿车旁绕过来，大步走上来用一连串骂人话驱赶这个乞丐。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举起了一只手。他是一位乐善好施的穆斯林，努力遵循《古兰经》的教条，其中一条就是要尽可能慷慨施善。

“去停车。”他命令道。然后他从衣袍的侧面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十第纳尔的纸币。贝都因人用双手接住了钞票，这个动作显示恩人的礼物是如此贵重，必须用双手才能承受。

“谢谢，赛义德，谢谢。”然后那人保持原来的语调补充说，“你到了办公室以后派人把我叫上去。我带来了你在南方的儿子的消息。”

商人以为自己肯定是听错了。那人一边拖着脚沿着街道走开，一边把钞票放进了衣兜。阿尔卡里法进入大楼，朝门卫点点头表示打招呼，若有所思地走进他在顶层的办公室。在书桌后面坐下后，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按下了内部通讯器的按钮。

“外面人行道上有一个贝都因人。我要与他说话。请带他上来。”

他的私人女秘书可能会认为老板疯了，但她没有表示出来。五分钟后，她把那个贝都因人引入凉爽的办公室时，她皱了皱鼻子，以表示她很讨厌这位客人身上的气味。

当她离开之后，商人向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

“你说你见过我儿子？”他简短地问。他仍怀疑那人上来也许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是的，阿尔卡里法先生。两天前在卡夫吉我与他在一起。”

科威特人的心跳加快了。两个星期以来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他只听说，那天早上他儿子从艾哈马迪空军基地起飞了，此后什么消息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八月二日那天情况非常乱。

“你捎来了他的信，是吗？”

“是的，赛义德。”

阿尔卡里法伸出一只手去。

“那就把信交给我。我会重赏你的。”

“信在我的脑子里。我不能把纸片带进来，所以我记住了。”

“很好。请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

麦克・马丁开始逐字逐句背诵天鹰战斗机飞行员的那封信。

“‘亲爱的父亲，您面前的这个人，不管他外表如何，其实是一名英国军官……’”

阿尔卡里法从椅子里猛跳起来，死死地盯住马丁，他的眼睛和耳朵都难以相信。

“‘他乔装打扮来到了科威特。现在您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他的生命就攥在您的手里了。我请求您信任他，如同他现在必须信任您那样，因为他需要您的帮助。

“‘我安然无恙，驻扎在达兰的沙特空军基地。我只参加了一次空袭，击毁了伊拉克的一辆坦克和一辆军车。我将与沙特皇家空军一起飞行，直至祖国解放。

“‘我每天都在向真主祈祷，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让我早日回到您身边。您的孝子卡利德。’”

马丁停下了。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起身走到窗边，凝视着窗外。他长长地、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镇定下来后，他回到椅子里。

“谢谢你，谢谢你。你有什么要求？”

“科威特被侵占并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就能结束的。这将延续几个月，除非萨达姆・侯赛因能被说服撤兵。”

“美国人不能很快进来吗？”

“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盟国需要时间集结他们的部队。萨达姆拥有世界上第四强大的常规陆军，有一百多万人。他的部队有些不堪一击，但许多不是这样。这支占领军不是一个小分队就能赶出去的。”

“很好。我明白。”

“同时，最好你们能在被占的科威特拖住伊军的每一名士兵、每一辆坦克和每一门大炮，使他们不能去前线作战。”

“你说的是抵抗，武装抵抗，反击，”阿尔卡里法说，“有些小伙子已经在尝试了。他们去袭击伊军巡逻兵，但他们像狗一般被敌人的机枪扫倒了。”

“是的，这我相信。他们是勇敢的，但太愚蠢了。这种事情有方式方法。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杀死几百个敌人，然后自己被杀死。要让伊拉克占领军一直神经紧张，担惊受怕，军官出行非要警卫员护送不可，要让他们永远睡不成安稳觉。”

“听着，英国先生，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可你是习惯于这种事情，也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人。而我不是。这些伊拉克人是残暴野蛮的人。我们早就知道了。如果我们按你所说行事，我们会遭到报复。”

“这如同强奸，阿尔卡里法先生。”

“强奸？”

“当一名妇女遭强奸时，她可以反抗或顺从。如果她顺从了，那么她会被强暴，可能会遭殴打，也许会被杀害。如果她反抗，那么她会被强暴，肯定会遭殴打，也许会被杀害。”

“科威特就是那位妇女，伊拉克就是强奸犯。这我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反抗呢？”

“因为还有明天。明天科威特会照镜子。你的儿子会在镜中看到一张勇士的脸。”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盯着英国人那张布满胡茬的黑脸膛，盯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他的父亲也同样会。愿真主保佑我的同胞。你需要什么？是不是钱？”

“谢谢，不，钱我有。”

实际上他有一万科威特第纳尔，科威特驻英国大使给他的，而大使是从伦敦贝克街和乔治街交汇处的科威特银行里提出来的。

“我需要栖身的房子。要六处。”

“没问题。城里有成千上万套废弃的公寓。”

“不要公寓，要独门独户的别墅。公寓有左右邻居，但没人会去调查一个可怜的下等人看管的废弃的别墅。”

“我去找别墅。”

“还要身份证，真正的科威特身份证。要三份。一份是一个科威特医生，一份是一个印度会计师，还有一份是城外集市上的花匠。”

“行。我在内务部有朋友。他们应该仍掌管着印制身份证的印刷厂。证件上面的照片怎么办呢？”

“那个花匠，就在街上找一个老头，付钱给他。至于医生和会计师，可以从你的职员中找一个大致模样像我的人，但要剃去胡子，刮净脸。这些照片要拍得质量差一些。

“最后，汽车。要三辆。一辆白色轿车，一辆四轮驱动吉普车，一辆破旧的皮卡。都要停放在上锁的车库里，配上新的轮胎。”

“很好，会去办的。身份证，车库钥匙，别墅钥匙——你喜欢在哪里取？”

“你知道基督教墓地吗？”

阿尔卡里法皱起了眉头。

“听说过，但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怎么？”

“它在苏莱比克特的贾赫拉路上，穆斯林主墓地旁边。大门有点古怪，上面写着：供基督徒用。大多数墓穴里埋着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也有一些菲律宾人和中国人。在最右边，有一个名为谢普顿的水手的坟墓。大理石墓碑是松动的。我已经在墓碑下的沙土里挖了个洞。把东西放在洞里。如你有纸条要捎给我，也按同样的方法。每星期检查一次坟墓，看看是否有我写给你的条子。”

阿尔卡里法不知所措地摇摇头。

“可我不习惯这种事情呀。”

麦克・马丁消失在布内德卡尔区大街小巷上涌动的人流中。五天以后，在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墓碑下，他找到了三张身份证、三套附有地址的车库钥匙、三套汽车钥匙，和六套带有地址小牌子的别墅钥匙。

两天后，从乌姆古达尔油田返城的一辆伊拉克卡车，不知碾上了什么东西被炸成了碎片。

中央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在特拉维夫已经有两天了，这时候美国使馆他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是中情局情报站站长打来的。

“奇普，事情办妥了。他回城里了。我定的四点钟会面。这样你还能赶上从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去美国的末班飞机。那些家伙说他们会到办公室来接我们。”

情报站站长是在使馆外面打的电话，所以他说话时使用的是大众化的词汇，以防线路遭窃听。这条线路当然是被窃听的，但只有以色列人在窃听，且他们知道这件事。

电话里的“他”指的是摩萨德局长雅科夫・德洛尔将军，昵称科比德洛尔，办公室指的是大使馆，那些家伙指的是德洛尔的两名随从。三点十分那两个家伙坐着一辆没有标志的轿车到了。

巴伯认为，从美国使馆大院到位于索尔国王大道上的哈德尔・达夫纳大厦——摩萨德总部办公楼，五十分钟应该绰绰有余。

但是会面地点不在那里。轿车朝北出了城，经过斯迪多夫军用机场，直接驶上了去海法的海滨公路。

在赫兹利亚的郊外，坐落着一个巨大的度假村，叫乡村俱乐部。这个胜地通常吸引的都是以色列人，但主要是从国外归来的犹太老人，来享受该地方自我吹嘘的健康设施和矿泉疗养设施。这些快乐的客人很少会抬头看该胜地上方的山丘。

假如他们抬头，会看见山顶上栖息着一座能把四周乡村和海洋景色尽收眼底的相当漂亮的楼房。如果他们询问这是什么地方，就会得知那是总理的夏季别墅。

当然，包括以色列总理在内的极少数几个人确实可以去那里，因为那实际上是摩萨德的培训学校，在摩萨德内部被称为米德拉莎。

雅科夫・德洛尔在他那间明亮、宽敞、空调开得很大的顶楼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美国人。他个矮、粗壮，穿着以色列人惯常穿的短袖衬衫，一天要抽三包烟。

巴伯很高兴房间里有空调；不过烟雾让他的喉咙很难受。

以色列间谍头子从书桌旁起身，脚步沉重地走上前来。

“奇普，我的老朋友，最近好吗？”

他拥抱了一下这位高个子美国人。他欣喜地用低沉的语调说话，如同一个演技不好的犹太性格演员，要耍弄这个友好的、和蔼的笨人。全都是一场戏嘛。在过去的任务中，作为一名资深特工，一名基顿队员，他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常聪明，也极端危险。

奇普・巴伯也向他表示了问候，不过笑容有点僵硬。就在不久前，一家美国法院判处了海军情报局的乔纳森・波拉德很长的有期徒刑，因为他在为以色列刺探情报。而这项针对美国的间谍行动肯定是眼前这个笑容满面的科比・德洛尔操纵的。

十分钟之后他们转入了正题：伊拉克。

“让我告诉你，奇普，我认为你们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德洛尔说着，又递给客人一杯足以让人几天睡不着觉的咖啡。他在一只硕大的玻璃烟灰缸里掐灭了他的第三支香烟。

巴伯尽力屏住呼吸，但还是失败了。“如果我们必须进去，”他说，“如果他不撤出科威特而我们必须进去，我们将以空袭开始。”

“当然。”

“而且我们要去打击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此，你们也是感兴趣的，科比。在这上面我们需要你们的合作。”

“奇普，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观察着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以为那些毒气、细菌和弹头都是对准谁的？我们。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警告。但谁也不肯听。九年前我们炸毁了他在奥西拉克的原子能发电机，使他的核弹研究进度延后十年。但全世界都谴责我们。美国也同样。”

“那是装装样子的。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

“好吧，奇普，现在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了，那就不是装装样子了。真正的美国人可能会死掉。”

“科比，你的偏执狂又来了。”

“屁话。听着，你们去炸伊拉克的毒气工厂、疾病实验室和原子弹研究基地，都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我们很欢迎。但现在我们不能插手，因为山姆大叔有阿拉伯联盟。谁在抱怨呢？不是我们以色列。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关于伊拉克秘密武器项目的资料全都给了你们。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

“我们还需要更多，科比。好吧，也许过去几年我们对伊拉克有所忽视，因为我们有冷战需要应付。现在对付伊拉克，我们缺少产品。我们需要消息——不是小道消息，而是真正来自高层的消息。所以我就直接问你了：在伊拉克高层统治集团内，是否有人在为你们工作？我们有问题，我们需要答案。而且我们会付费，我们知道规则。”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科比・德洛尔注视着自己手中的香烟。另两名高级官员看着他们面前的桌子。

“奇普，”德洛尔缓慢地说，“听我一言，假如在伊拉克当局内部真有我们操纵的间谍，我肯定告诉你们。我会交出来的。相信我，我没有。”

德洛尔将军以后会向他的总理——怒气冲冲的伊扎克・沙米尔——解释说，他向美国人说这话时并没有撒谎。但是他确实应该提到耶利哥。

第六章  沙漠游击队

麦克・马丁先看见了那个科威特小伙子，要不然小伙子那天就死定了。马丁正驾着那辆破破烂烂、锈迹斑驳的皮卡，车厢里装着他从贾赫拉郊外一个农场里买来的西瓜，这时候他看见路边卵石堆后面，有一个戴着白色亚麻布茶巾的小伙子在探头探脑。他也看见，那个小青年带的步枪枪尖晃了一下就消失在石堆之后。

这辆微型卡车正合马丁的要求。他想要的车就是这种破烂的，因为他猜测伊拉克士兵迟早——或许很早——会开始没收模样好看的轿车供他们自己使用。

他看一眼后视镜，踩一下刹车，转弯驶离了贾赫拉路。一辆军用卡车跟在他后面，满载伊拉克常规军战士。

那个科威特年轻人试图用步枪的准星瞄准疾驶而来的卡车，这时候一只强有力的手捂住了他的嘴，另一只手一把拿走了他手中的枪。

“我认为你今天不想死，对吧？”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卡车滚滚地驶了过去，射击的机会也随之失去了。那孩子刚才就已经为自己的行动害怕了，现在更是惊恐万状。

伊军卡车消失之后，按在他脸上和头上的手才松开。他挣脱身子，翻滚了一下，仰面躺在地上，发现蹲在他上方的是一个满脸胡茬、模样冷酷的高个子贝都因人。

“你是谁？”他嘟哝着问。

“你想杀死一名伊拉克士兵，而车上还有他二十多个同伙。我是比你聪明一点的人。你逃跑用的车在哪里？”

“在那边。”小伙子说，他看上去约二十岁，正努力想蓄起胡子。他指的车是一辆助动车，停放在二十码远处的几棵树旁。贝都因人叹了一口气。他放下步枪，那是一支老式的李恩菲尔德点303，显然是那孩子从古董商店里买来的。他跨过小伙子，走回他的皮卡。

他驾车返回石堆后面，捡起步枪把它放在西瓜下面。然后他开到助动车那里，把它举起来放在水果上面。有几只西瓜爆裂了。

“上车。”他说。

他们行驶到舒威克港附近一个安静的地方停下了。

“你想想你刚才在干什么。”贝都因人说。

小伙子透过布满蝇屎的挡风玻璃看着外面。他的眼睛含着泪水，嘴唇在颤抖。

“他们强奸了我姐姐。她是阿尔阿丹医院的护士。他们有四个人。她彻底毁了。”

贝都因人点点头。

“这种事情以后还会有很多，”他说，“所以你要杀伊拉克人？”

“是，杀几个算几个，在我死之前。”

“问题是你自己不能死。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训练你，要不然你一天也活不成。”

小伙子哼了一声。

“贝都因人是不会打仗的。”

“听说过阿拉伯军团吗？”孩子不作声了。“在他们之前还有法赛尔王子和阿拉伯暴动，全是贝都因人。与你一样想法的人还有吗？”

小伙子实际上是一名法律系学生，入侵之前在科威特大学就读。

“我们一共有五个人，都想干同样的事。我选择第一个去尝试。”

“记住这个地址。”贝都因人说。他报出了雅尔穆克一条后街上的别墅的位置。小伙子说错了两次，最后说对了。马丁让他重复了二十遍。

“今晚七点钟。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但宵禁要等十点钟才开始。你们要分别到达。汽车要停在至少二百码开外的地方，剩下的路步行走完。每个人之间要间隔两分钟进来。大门和内门是开着的。”

他注视着那男孩骑上助动车走了，叹了一口气。嫩是嫩了一点，他想，但这是目前为止能所得到的全部人才。

年轻人准时抵达了。马丁躺在街对面一座房子的平屋顶上观察着他们。他们显得既紧张又不安，回头看看身后，冲进大门，接着又出来了。当他们全都进屋后，他又等了十分钟。没有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人出现。他从屋顶下来，穿过马路，从后门进了屋子。年轻人坐在客厅里，开着灯，未拉上窗帘。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

他们看着客厅的门，这时候他从厨房走了进来。一秒钟前还不在，现在就出现了。年轻人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他就关去了电灯。

“拉上窗帘。”他静静地说。姑娘去拉上了。女人干的活。然后他重新开亮了电灯。

“千万不要坐在一个点着灯、敞着窗帘的房间里，”他说，“你们不想被人看见聚在一起。”

他已经把六处住宅分成了两组。四处供他居住，不固定时间经常更换。每次临走前他都要为自己留下细小的记号——在门缝里插进一片树叶或在台阶上放一只罐头。一旦它们消失了，他就会知道房子已有人进来过了。另两处住宅，他用来放置从沙漠里挖出、带来的装备。他选择用来见这些学生的地方，是几座住宅中最不重要的。而且以后他也不会再到这个地方过夜了。

他们全是学生，只有一个人在银行工作。他让他们作了自我介绍。

“现在你们需要新的名字。”他为他们每个人起了新名字。“这些名字你们谁都不能告诉——父母、兄弟、姐妹、亲朋，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无论什么时候，一旦使用这些名字，那就意味着消息来自于我们中的某一个人。”

“那我们怎么称呼你？”姑娘问道。她刚刚被命名为拉娜。

“贝都，”他说，“这就行了。你们——我再问一遍，知道这里的地址吗？”

他手指着的那个青年想了想，然后掏出一张纸条。马丁从他手里接了过来。

“不准带纸条。任何事都用脑子记住。常规军也许很笨，但秘密警察就不是了。如果你遭到搜身，你怎么解释这张纸条？”

他让三个用书面记着地址的人把纸条烧掉了。

“你们对自己的城市了解多少？”

“了解得很多。”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那个人——二十五岁的银行职员说。

“还不够。明天去买地图，城市街道地图。要像对待期末考试那样认真研究地图。要记住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广场和公园、每一条大道和胡同、每一座主要公用大楼、每一座清真寺和院子。你们知道街道路牌正在被人摘下来吗？”

他们点点头。入侵后十五天内，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后，科威特人开始形成了一种消极的抵抗。这是自发性的，没有经过协调的。其中一个举动就是摘去街道路牌。科威特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去掉路牌后简直成了一个迷宫。

伊拉克巡逻兵经常迷路。对于秘密警察来说，要找到某个嫌疑犯的地址如同是一场噩梦。在一些主要的十字路口，指示街名的箭头在夜间被人转得朝上指，或被转了个方向。

那天晚上是第一次上课，马丁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的基本安全知识。任何一次出行或碰面，一定要准备好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千万不能携带可能遭牵连的纸片。时刻对伊拉克士兵保持应有的尊重。不能相信任何人。

“从现在起你就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原来的你，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是学生，是职员。这个人是一个有礼貌、保守、遵纪守法、清清白白、无害的人。伊拉克人不会去纠缠他，因为他不会威胁到他们。他绝对不会去侮辱伊拉克人的国家、旗帜或领袖。他永远不会去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可以自由地活着。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在执行任务时，另一个人才出现了。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危险人物，但他仍然能活着。”

他教给他们安全知识。到一个约定地点去会面时，要提早到达，在远处停好车。走进阴影处，观察二十分钟。观看周围的房子，检查屋顶上有没有探动的脑袋，有没有伏兵。要警惕士兵的皮靴在砾石上走动的声音、香烟的亮光、金属与金属的碰击声。

趁还有时间在宵禁之前回家，他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感到很失望。

“那侵略者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杀敌人？”

“在你们知道如何去杀他们以后。”

“那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当伊拉克人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时，他们是怎么去的？他们是徒步行军走过去吗？”

“不是，他们乘坐卡车、面包车、吉普车和偷来的轿车。”法律系学生说。

“那么是汽车就有油箱盖，”马丁说，“只要轻轻一扭就可以打开。用糖块——每只油箱二十块。糖能溶于汽油，传输到汽化器里，在发动机热量的作用下结成硬块。它能毁坏发动机。当心不要被抓住。要两人一组天黑以后行动。一人望风，另一人去放糖。盖上油箱盖子。这个过程需要十秒钟时间。

“拿一块胶合板，四英寸乘四英寸大，穿上四颗尖头钢钉。从衣袍领口放进去，让它下滑到你的脚边，然后用脚尖把它推到停放着的车辆轮胎下面。

“科威特还有老鼠，那么市里有出售鼠药的商店。要买那种含有白色士的宁成分的鼠药。去面包房买来面团，把毒药混合进去，混合的时候要戴上橡胶手套，然后把手套毁掉。用电烤箱烤这些面包，但一定要在家里没人时干。”

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

“我们要把面包交给伊拉克人吗？”

“不用。你们只要把面包装进篮子放在助动车上，或者放进小汽车的行李箱里即可。他们会在路障处拦住你们，抢走面包。六天以后我们仍在这里碰面。”

四天后，伊拉克的卡车开始抛锚。有些车被拖走了，另有一些被抛弃了，六辆卡车和四辆吉普车。汽车技工查出了原因，但没能查出是什么时候干的，谁干的。轮胎开始漏气，胶合板小方块被交到了秘密警察局。愤怒的秘密警察在街上随便抓来几个科威特人打了一顿。

医院的病房开始挤满了患病的战士，症状都是肚子疼和呕吐。由于他们从自己的部队只领到极为有限的口粮，他们在路障旁和在街道旁自搭的石头小屋中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因此，医生推测他们一直在饮用受污染的水。

然后在达斯曼区的阿米里医院，化验室里的一名科威特技术员分析了一名伊拉克士兵的呕吐物样品。他满腹疑云地去见他的部门领导。

“他吃了鼠药，教授。可他还说三天来一直在吃面包，还有一些水果。”

教授吃了一惊。

“伊拉克军队的面包？”

“不是。他们好久没领到军粮了。他是从一个过路的卖面包的科威特孩子那里拿来的。”

“你那些样本在哪里？”

“在化验室的长凳上。我想最好还是先来向你汇报。”

“对。你做得很对。把它们销毁。你什么也没见过，明白吗？”

教授摇摇头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老鼠药。谁能想得出来？

八月三十日，英国美杜莎委员会又碰头开会了，因为来自波顿唐的细菌学家报告说，他已经尽可能了解了伊拉克的细菌战计划，推测出武器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

“恐怕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没有多大的意义，”布赖恩特博士汇报说，“主要原因是，细菌学的研究可以在任何病理学或兽医学实验室里进行，使用的是任何化验室都能见到的设备，这些设备都不在出口许可证的管理范围之内。

“绝大多数产品是治疗疾病、造福人类的，而不是传播疾病。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想研究血吸虫病、脚气病、黄热病、霍乱、伤寒或肝炎，是十分自然的事。这些都是常见疾病。还有一个领域，是兽医学院研究的动物疾病领域。”

“那么当今的伊拉克究竟有没有细菌炸弹实际上无法确定了？”中情局的辛克莱问道。

“实际上没有办法确定。”布赖恩特说，“有一份记录表明在一九七四年，当时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有坐上御座，也就是说……”

“他当时是副总统，是第二把手。”特里・马丁说。布赖恩特的脸涨红了。

“好吧。不管怎么说，当时伊拉克与巴黎的梅里克斯研究院签订了一份合同，让法国人为他们建一个微生物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用意在于对动物的疾病作兽医学研究，后来看起来项目确实是这个意图。”

“那么对人类使用炭疽培养液的事该怎么解释？”美国人又问。

“噢，这是可能的。炭疽病是一种特别致命的疾病。它主要会感染牛和其他牲畜，但如果人接触或摄食了污染源，则也会感染人。你们也许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在赫布里底岛上试验过炭疽。它仍是一个禁区。”

“哦，有那么严重吗？他从哪里得到的呢？”

“就是这个问题，辛克莱先生。你不可能跑到一个声誉很好的欧洲或美国实验室，说‘能给我一些高质量的炭疽培养液吗？因为我要把它用在人的身上’。不管怎样，他用不着这么说。第三世界国家到处都有病牛。有心人只要注意疾病的发作，买上两头病牛就可以了。但这种事情是不会见诸政府的公文里的。”

“这么说，他完全能够得到这种疾病培养液，供他放到炸弹或炮弹中使用，而我们却没法知道。是不是这样？”保罗・斯普鲁斯爵士问。他那支旋上了笔套的金笔停在笔记本上方。

“是这样的，”布赖恩特说，“但那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我怀疑这种东西对付前进中的军队根本不起作用。假设有一支部队朝你冲过来了，而你是一个极端残酷无情的人，你要设法把他们当场阻挡住。”

“是这么回事。”辛克莱说。

“嗯，炭疽病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把一系列炭疽病炸弹空投到军队的头顶上方或前方，它们能破坏土壤。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植物——草、水果、蔬菜，将受到感染，吃过这种草的任何牲畜和野兽都会感染发病。人如果吃了这种动物的肉，喝了这种动物的奶，或处理过这种动物的皮，也会传染上。但沙漠并不是这种孢子培养液的良好载体。我们的战士应该是吃罐装食物，喝瓶装水的吧？”

“是的，现在是这样了。”辛克莱说。

“那样的话，炭疽病就没多大的作为了，除非战士们吸入孢子。这种疾病一定得进入人体的肺部或食管才会起作用。要当心气体的危害。我想战士们不管怎样总会配戴防毒面具吧？”

“是的，我们有这个计划。”辛克莱回答。

“我们也一样。”保罗爵士补充说。

“那么，我认为使用炭疽病毒意义不大，”布赖恩特说，“它不能当场挡住士兵，而且真受到感染的人可以用强效抗生素治愈。你们知道，病毒是有潜伏期的。战士们会打赢战争，然后病倒。坦言之，与其说这是一种军事武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恐怖武器。如果你把一小瓶浓缩炭疽病液倒入一个城市赖以生存的供水系统中，也许能引起一场使医院病房人满为患的灾难性流行病。但如果想对沙漠中的战士喷洒某种物质，我宁愿选择一种神经毒气。无色又快速。”

“所以，如果萨达姆确实有细菌战实验室，它会在哪里？没有迹象吗？”保罗・斯普鲁斯爵士问。

“坦率地说，我要去核查西方所有的兽医学研究所和学院。查明在过去十年中是否有学者或代表团访问过伊拉克。再询问那些去过的人，那里是否有他们绝对不得进入的、而且四周围着卫生检疫设施的禁区。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这种实验室了。”布赖恩特说。

辛克莱和巴克斯曼在奋笔疾书。又有一项核查任务了。

“这一块没线索的话，”布赖恩特总结说，“你们可去查问移民情报部门，有没有这个领域的伊拉克科学家离开祖国到西方定居。研究细菌学的专家有点与众不同，他们通常在一个小团体里活动——像一个村庄。我们在自己国家就是这样，在伊拉克那样的独裁国家应该也同样。如果萨达姆有这种设施，圈内的科学家也许会知道它在哪里。”

“好的，我相信我们都十分感谢布赖恩特博士。”当大家起身时，保罗爵士说，“我们两国的侦探机构有了更多的工作要做，对吧，辛克莱先生？我已经听说我们在波顿唐的另一位同事——莱因哈特博士将在两周之内给我们讲述他对毒气方面的推理演绎。我当然会通知你们的，先生们。谢谢你们的光临。”

那一组人静卧在沙漠里，注视着沙丘上空不知不觉出现的曙光。头天晚上他们去贝都家时，年轻人不知道会在外面过夜。他们还以为又要上一次课。

他们没带保暖的衣物，即使是八月底，沙漠的夜晚还是相当冷的。他们打着冷战，想着该如何向家中焦急万分的父母解释为何彻夜不归。违反宵禁被抓？那为什么不打电话？出了事……只能是出了事。

五个人之中有三个人已经在怀疑自己有没有选择错，但现在要缩回去已经太晚了。贝都只简单地告诉他们，该让他们见识一下实际行动了，就带他们离开房子，到两条街之外，上了一辆破旧的四轮驱动车。他们在宵禁前出城，驶离公路到了平整、坚硬的沙漠上。自进入沙漠之后，他们一个人也没见过。

他们已经朝南穿越沙漠行驶了二十英里，抵达了一条狭窄的支线公路，由这里可通向西边的麦那基什油田，和东面的外环高速公路。他们知道，所有的油田现在全是伊拉克人驻守着，主要公路也全都布上了巡逻岗。在南边的一些地区，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和陆军的十六个师已经渗入进来，正面对着边境另一边的沙特阿拉伯，以及如潮水般涌进来的美国人。年轻人感到紧张了。

小组中三个人躺在贝都身旁的沙地里，注视着前方越来越亮的道路。这条路实在太窄了，面对面驶近的车辆必须让至路边的砾石上才能相互错车。

路中央已经埋好了一块带钉子的木板。木板是贝都用汽车带来并放在路上的，上面盖了一块麻布。他让他们在麻布上撒上沙子，现在那里看上去像是风从沙漠里吹过来的一小堆沙土。

另两名年轻人——那个银行职员和法律系学生正在望风。他们分别躺在公路两头一百码处的沙丘上，观察着驶过来的车辆。已经对他们讲好了，发现来车是满载士兵的大卡车，还是只乘坐几个人的轿车，根据情况要分别打不同的手势。

刚过六点，法律系学生挥手了。他的信号表示“太多了无法对付”。贝都开始收起他手中握着的钓鱼线。那块木板轻轻地滑离了路面。三十秒钟后，两辆满载伊军士兵的卡车平平安安地驶过去了。贝都跑到路上重新放置了木板、麻布片和沙土。

过了十分钟，银行职员挥手了。这次是适合行动的信号。从高速公路那头开来了一辆公务轿车，准备开向油田的方向。

轿车司机没想到转了方向盘还是没能避开那个小沙堆，钢钉扎进了一只前轮。这就足够了。轮胎泄气了，麻布片裹住了轮子，小汽车剧烈晃动起来。幸好司机及时把握住，使汽车慢慢减速停了下来。当轿车完全停稳时，一边的车身已经在路下面了。

司机从前门跳了出来；两名军官也从后门下来了，一名少校和一名少尉。他们朝司机喊着，但司机耸耸肩，愁眉苦脸地指向那只轮子。千斤顶放不进去——汽车停在一个尴尬的角度上。

贝都对几个呆若木鸡的学生说了声“留在这里”，自己站起身，踏着沙子朝公路走了过去。他的右肩上搭着一条贝都因人的驼毯，遮住了他的右臂。他笑容满面地向那个少校打招呼。

“早上好，少校先生。我看见你们出了问题。也许我可以帮你们。我的人在不远的地方。”

伊军少校想去拔手枪，接着放松了。他瞪了贝都因人一眼，点了点头。

“你好，贝都。这小子把我的汽车开到路下去了。”

“只能把它推上来，赛义德，我有许多弟兄。”

当贝都抬起手臂时，他离目标已经接近八英尺。他以特空团的方式开火，两颗连发，停顿，两颗连发，停顿……少校在八英尺的射距内被击中心脏。AK冲锋枪稍微右移一下，就射中了少尉的胸骨，让他倒在司机的身上。司机刚从泄了气的前轮旁站起身来。当他站直身体，正好挺直胸膛接受了第三轮射击的两颗子弹。

枪声似乎回荡在沙丘之间，但沙漠上和公路上杳无人烟。贝都把吓得面如土色的三个学生从他们的藏身处召了过来。

“把尸体搬回车里去，把司机放到方向盘后面，军官放到后座。”他吩咐两名男生。他交给拉娜姑娘一支短杆螺丝起子，起子的头部被事先磨尖了。

“去把油箱戳三下。”

他抬头去看两个望风的。没有情况。他告诉女孩取出她的手帕，包住一块石头，打上结并在汽油中浸一下。当三具尸体搬回车内放好后，他把浸油的手帕点上火，扔到从油箱里喷出来的那一摊汽油上。

“快跑。”

他们用不着他再次嘱咐了，纷纷跑过沙丘，跑向停着四轮驱动汽车的地方。只有贝都想到了把那块木板捡起带回来。当他跑到沙丘后时，油箱主体起火，烧成了一团火球，随之公务轿车消失在一团烈焰之中。

他们默默地驾车行驶在回科威特市区的路上。其中两个人与他一起坐在前排，另三人坐在后面。

“你们看见了吗？”马丁最后问，“你们观察了吗？”

“是的，贝都。”

“你们认为怎么样？”

“好……好快。”拉娜姑娘最后说。

“我倒认为这段时间很长。”银行员工说。

“这事很快，而且很残酷。”马丁说，“你们觉得我们在路上逗留了多长时间？”

“半小时吧？”

“六分钟。吓坏了吗？”

“是的，贝都。”

“没事，第一次不被吓坏的只有疯子。以前有一位美国将军，叫巴顿，听说过吗？”

“没有，贝都。”

“他说，他的工作不是让他部下的战士为国捐躯，他的工作是确保敌军战死。懂吗？”

乔治・巴顿的哲学思想没被很好地翻译成阿拉伯语，但学生们现在通过实践已经明白了。

“当你们要去参加战斗时，有一条界线。过了这条界线就要你们选择，是去还是不去。现在你们要作出选择，你们是要回到你们原先的学习生活中，还是要去参加战斗？”

他们想了几分钟。还是拉娜先说话了。

“我要去参加战斗，如果你能教我的话，贝都。”

这样一来，小伙子们只得同意。

“很好。但首先我要教你们如何自己先活下来，再去打击敌人。在我家，两天后黎明时，那时宵禁已结束。把学校的教科书带来，你们全部，包括你，银行家。如果你们被人拦住，要保持自然。你们只是去上学的学生。这话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学的课程不同。

“你们必须在这里下车。搭上不同的车回城里去吧。”

他们已经重新驶上沥青路面，抵达了五环高速公路。马丁指向一个停车场，卡车司机一般会在那里停车，也愿意让人搭车。

当学生们走了以后，马丁返回沙漠，挖出之前埋在那里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开到离掩埋地点三英里处，打开卫星天线，开始用加密的收发报机联系利雅得的那座房子。

伏击战结束后一小时，那辆焚毁的小车被一支巡逻队发现了。尸体被运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阿尔阿丹医院。

在秘密警察局一名双眼怒视的上校监督下，法医病理学家作了尸体解剖。他看到了尸体上的枪眼——在烧成碳质的肉体上留下了小孔。他有家室，也有自己的女儿。他知道那个惨遭强奸的年轻女护士。

结束尸检后，他把白布盖在了第三具尸身上，开始摘下手套。

“恐怕他们撞车起火，死于窒息，”他说，“愿真主仁慈。”

秘密警察咕哝了一声离开了。

与志愿小组的第三次会面时，贝都驾车把他们载到了沙漠里，这是科威特市以西、贾赫拉南边的一个僻静的地方。五位年轻人像参加野餐那样坐在沙地上，注视着他们的老师从一只帆布背包里把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放到一块驼毯上。他开始逐一介绍。

“塑胶炸药。操作简便，性能稳定。”

他把一块像黏土一样的物质挤到手中。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他的父亲是开烟杂店的，已经按要求带来了一些空的香烟盒子。

“这是定时笔，”贝都说，“是由雷管和定时器组成的。当你们扭动上面这个蝶形螺母时，里面的酸液瓶被打破，酸液开始腐蚀铜板。这个过程需六十秒钟。此后，水银的反应将引爆炸药。看着。”

他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他拿起一块香烟盒大小的塑胶高爆炸药，放进烟盒里，又把雷管插入了炸药中间。

“现在，这样转动蝶形螺母后，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盖上盒盖，在盒子外面扎上一条牛皮筋……这样……就把它封住了。要到最后时刻才做这一步。”

他把盒子放在他们围坐的圈子中央。

“然而，六十秒钟要比你们想象的长得多。你们有时间走近伊军卡车、掩体、装甲车，等等，放好盒子，然后走开。要走，不要跑。跑会立即引起他人警觉。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转过街角。继续行走，不要奔跑，即使在你们听到爆炸声之后也不要跑。”

他瞟了一眼腕上的手表。三十秒。

“贝都。”银行职员说。

“什么事？”

“那不是真的，对吗？”

“什么？”

“你刚才制作的那颗炸弹。它是假的，对吗？”

四十五秒。贝都俯身把它捡了起来。

“噢，不。它是一个真家伙。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六十秒钟时间到底有多长。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能慌乱，慌乱会要了你们的命，要时刻保持镇定。”

他用手腕灵巧地一挥，烟盒旋转着飞过了沙丘，落在其中一个沙丘后面爆炸了。巨响震撼了坐在沙地上的每个人，风中弥漫着被爆炸掀起来的沙尘。

在海湾北部的高空，一架美国阿瓦克斯飞机上的热感应器检测到了这次爆炸。飞机上的操作员向机长报告了这一情况。机长看了一眼电子屏幕。热源的亮点正在消退。

“爆炸强度？”

“我想，相当于一颗坦克炮弹吧，先生。”

“好的。记录下来。不采取行动。”

“今天你们就能学会制作这种东西。雷管和定时笔你们可放在这里携带。”贝都说。

他取出一根装雪茄的铝管，把雷管用棉花胎包上后插进铝管，然后旋上了管套。

“塑胶炸药你们可这样携带。”

他拿出一片肥皂的包装纸，取了大约四盎司的炸药，捏成肥皂的形状，包起来，又用一英寸的胶带封了口。

“香烟盒子你们自己去解决，不要哈瓦那那种大烟盒，要小型的切鲁茨。随身一定要带两盒真的切鲁茨香烟，以防被拦住搜身。如果伊军士兵要拿走你们的雪茄管、烟盒或肥皂，就让他们拿。”

他让他们在太阳底下练习，直至他们能在三十秒钟内打开“肥皂”，倒空烟盒，准备炸弹，扎上橡皮筋。

“这些准备工作你们可以在轿车后座、咖啡馆的洗手间或门厅里进行，晚上可以在树后进行。”他告诉他们，“先要选中目标。确认旁边没有人能幸存下来。然后转动蝶形螺母，合上盖子，扣上牛皮筋，走上去，放好炸弹，再走开。从你们转动蝶形螺母时候起，慢慢地数到五十。如果在五十秒时仍未把炸弹脱手，那么就尽可能把它扔得远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们将在黑夜里干这种事情，所以现在也练一练。”

他让小组成员逐一蒙上眼睛，然后观看学员们摸索着制作炸弹。快到傍晚时分，他们都可以只凭触摸制作了。天黑下来以前，贝都把背包里剩余的东西都给了他们，足够每位学员做成六块“肥皂”和六支定时笔。香烟店老板的儿子同意提供所有的烟盒和铝管。棉胎、肥皂包装纸和牛皮筋他们自己能收集。然后他驾车送他们回城。

整个九月份，总部设在希尔顿宾馆的秘密警察局收到了一连串的报告，表明袭击伊拉克军人和军事设备的事件正在不断升级。局长沙巴维因为接连受挫而怒气冲天。

事情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听说科威特人是老实人，不会惹麻烦，他们都会按吩咐行事。但现在的情况表明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科威特存在着好几个抵抗运动组织，大多数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协调。在鲁梅蒂亚的什叶派区，伊拉克士兵时而失踪。什叶派穆斯林仇视伊拉克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他们的教友——伊朗的几十万什叶派教徒在两伊战争中惨遭杀戮。游荡到鲁梅蒂亚区小巷子里的伊军士兵被割断喉咙，尸体被丢进下水道，永远地消失了。

在逊尼派地区，抵抗运动主要集中在伊拉克人极少光顾的清真寺里。传递情报、武器交流、制订计划，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最有组织的抵抗由科威特的著名人士领导。这些人受过教育，又有财力。阿尔卡里法先生成了他们的资助人，他出资金提供食物使科威特人能吃饱肚子，还在食物的隐藏下从外面偷运其他货物。

该组织有六个目标，其中五个是消极抵抗的形式，各有自己的部门。一个是证件部，在内务部工作的成员为每一位成员伪造完美的证件。第二个部门是情报部，负责时刻了解伊军向联军方向调防的情报，尤其是伊军的兵力、武器、海岸要塞和导弹布置情报。第三个部门管行政后勤，水电供应，消防和医疗。后来，伊军被彻底击败时，伊拉克人打开了原油阀门，开始向海里排放石油。科威特的石油工程师准确无误地告诉美国的战斗轰炸机，应该打击哪些阀门切断油流。

在市区各处活动的社区委员会与蛰居在公寓里的西方人经常联系，保护他们躲过伊军拖网式的搜查。

他们还用装在吉普车上的假油箱从沙特偷运进来一套卫星电话系统。这台不像马丁那台收发报机那样加了密，但通过经常移动的方式，也可避开伊拉克的检测，从而与利雅得保持必要的联系。一位年长的无线电爱好者在整个被占期间坚持工作，把七千条信息发送给位于美国科罗拉多的另一名无线电爱好者。这些信息又被转发给国务院。

再就是积极抵抗。主要领导者是一位科威特上校，他是在入侵第一天从国防部大楼里逃出来的。他有一个儿子叫福阿德，所以他的代号就成了阿布福阿德，即福阿德之父。

萨达姆・侯赛因最终放弃了在科威特组成一个傀儡政府，而是任命阿里・哈桑・马吉德为科威特省省长。

抵抗运动不是儿戏。地下游击队的行动规模虽小，但也很残酷。秘密警察的反应是设立了两个审讯中心，一个在卡塔哈马体育中心，另一个在喀迪西亚体育场。秘密警察头子奥马尔・卡蒂布在巴格达郊外阿布格雷布监狱使用的手段，被搬到这里来广泛地应用。在科威特解放之前，五百个科威特人在这里死去，其中二百五十人是被枪决的，许多人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刑讯折磨之后死的。

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坐在希尔顿宾馆的书桌前，阅读着他手下现场人员发来的报告。他是九月十五日从巴格达过来作短期视察的。这些报告读起来使人很不愉快。

袭击伊军边远哨所、警卫室、卡车和路障的恶性事件在持续增加。这主要是秘密警察的问题——镇压当地的抵抗由他们负责。而且可以预见，根据拉曼尼的观点，毫无人性的卡蒂布肯定使用了高压手段。

拉曼尼不喜欢采用刑讯和拷打的方法，但他的对手——秘密警察局却津津乐道于此。他宁愿依靠耐心的侦察、推理，依靠智谋，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年使总统稳坐宝座的诀窍无非是在伊拉克实施恐怖统治。他还不得不承认，根据他受的教育，那位出身于提克里特小镇的邪恶疯子已经让他觉得很恐怖了。

他尝试过去说服总统，让他去负责科威特的情报工作，但得到的答复是一声坚定的“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已经向他解释过了。他，拉曼尼负责保护国家免受外国间谍的破坏活动。而总统不会承认科威特是外国，它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所以维持科威特治安的工作应由奥马尔・卡蒂布负责。

那天上午拉曼尼在希尔顿宾馆翻阅那些报告时，他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不是他的任务。简直是噩梦，而且正如他所预见的，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在出错牌。

拿西方人质作为阻止进攻的盾牌是一场灾难，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萨达姆已经错过了挥师南下夺取沙特油田，从而把法赫德国王逼到谈判桌上的机会，而现在，美国人正在潮水般地涌进海湾。

所有同化科威特的企图正遭到失败，一个月之内，或许更短，北线国境上有了美国作后盾的沙特阿拉伯就会变得坚不可摧。

他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既不能不失面子地撤出科威特，也不能在遭到进攻时不丢更大面子地坚守那里。然而总统周围的人仍充满信心，似乎确信会出现某种奇迹。那人到底在期盼什么呢？拉曼尼感到纳闷。难道真主本人会从天上降临帮他把敌人打退吗？

拉曼尼从书桌旁起身走到窗边。他喜欢在考虑问题时踱步，这能让他的脑细胞更加活跃。他低头去看窗外。下面曾经是波光粼粼的游艇港池，现在成了垃圾箱。

他办公桌上的报告中，有件事情使他有点不安。他转身重新翻了一遍报告。是的，有点离奇。袭击伊军事件，有些是用手枪和步枪干的；另有一些用的是工业TNT制成的炸弹。但还有其他。不少爆炸袭击清楚地表明使用了塑胶炸药。科威特从来不曾有过塑胶炸药，更不用说高爆塑胶炸药了。因此，是谁在使用？又是从哪里得到的？

还有无线电监听报告说，有一台加密的收发报机一直在沙漠中到处漫游，在不同的时间向空中播发，发出的是持续十至十五分钟的经过扰频处理的通话，然后就沉寂了。而且总是在不同的坐标方位出现。

然后还有一些报告，是关于一个奇怪的贝都因人，他似乎是在随意游荡，出没无常，在他的身后总会留下一连串的袭击、破坏事件。两名受重伤的士兵死前报告说看见了那个人，个子高高的，头上戴着一条红白格子的茶巾，下垂的一头拉过来遮住了脸。

两名在严刑逼供之下的科威特人，也吐露了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贝都的传说，但他们声称并没有实际见过他。沙巴维手下的秘密警察正试图增加他们的痛苦，逼迫他们说见过那个人。傻瓜。当然，犯人为减轻皮肉痛苦会编造出一些新发现。

哈桑・拉曼尼越是想着这事，就越是确信，在他的地头上有了一个从国外渗透进来的特务，这件事肯定是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很难相信有贝都因人知道塑胶炸药和加密收发报机——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贝都因人的话。那个人也许受过一些如何放置炸弹的训练，似乎他还在亲自执行许多袭击行动。

要去抓捕在市区和沙漠里游荡着的每一个贝都因人，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是秘密警察的任务。他们会乱抓一气，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对拉曼尼来说，这个问题有三个解决方案：第一，在那人实施袭击行动时当场抓住他——但那只能是碰巧，这种情况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第二，抓住他的一个同谋，然后跟踪到他的老巢；或者第三，趁他在沙漠里发报时把他人赃俱获。

拉曼尼决定采用第三个方案。他将从伊拉克抽调他最佳的无线电监控小组，把他们布置在不同的地点，努力确定发报源头。他还需要一架军用直升机备用，以及一支可以立即开拔的特种部队小分队。他一回到巴格达就要抓这件事。

那一天在科威特，哈桑・拉曼尼并不是唯一对那位贝都感兴趣的人。在离希尔顿宾馆几英里的一座别墅里，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年轻英俊的科威特陆军上校正身着棉布袍子，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一位朋友给他讲述一件有趣的事。

“我坐在汽车里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没有特别去观察什么，这时候我注意到十字路口对面有一辆伊军卡车。它停在那里，驾驶室旁边围着一队士兵在吃东西，抽烟。然后有一个年轻人，是我们的同胞，从一家咖啡馆里走出来，手里抓着一只小盒子似的东西。它真的很小，我也没去想。然后我看见他把那小盒子扔到卡车下面。接着他就转过街角消失了。绿灯亮了，我留在那里没动。

“五秒钟之内，那辆军车解体了。我的意思是卡车炸得四分五裂。周围的士兵都倒在地上，双腿都不见了。我还从来不曾见过哪种小盒子大的东西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我调转车头，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离开了那里。”

“塑胶炸弹。”陆军上校沉思着说，“肯定是贝都手下的人干的。那家伙到底是谁？我倒想见见他。”

“妙就妙在我认出了那个小伙子。”

“什么？”年轻的上校俯身向前，他的脸兴奋得放出光来。

“我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把你已经知道的事再重复一遍。我告诉你，我认出了放炸弹的那个人。阿布福阿德，几年来我一直在他父亲的店里买香烟。”

三天后在伦敦，当莱因哈特博士向美杜莎委员会报到时，他看上去一脸的倦容。他已经卸去了在波顿唐的常规工作，但第一次会议带回的资料，以及此后不断增加的补充材料，已经让他忙得焦头烂额了。

“调查研究工作可能还不完整，”他汇报说，“但已经发现了一些综合性的情况。

“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具有生产大量毒气的能力，我估计年产量可达一千吨以上。

“两伊战争期间，一些遭受毒气攻击的伊朗士兵在我们英国进行了治疗，我当时对他们作过伤势检查。那时候，我们已能辨明伊拉克人使用了光气和芥子毒气。

“更坏的消息是，我丝毫也不怀疑伊拉克现在大量拥有两种更为致命的毒气，即德国发明的两种神经毒气，沙林和塔本。如果这两种毒气在两伊战争也使用了的话——我认为是使用了，那么中毒的人就没有到英国接受治疗的问题了，他们会当场死亡。”

“这些……呃……毒剂有多厉害，莱因哈特博士？”保罗・斯普鲁斯爵士问道。

“保罗爵士，你有妻子吗？”

大都市官员吃了一惊。

“哦，是的，我结婚了。”

“那么，斯普鲁斯夫人是否用过带喷雾器的香水？”

“是的，我见过她喷洒香水。”

“你是否注意到从喷雾器喷出来的雾状香水有多精细？液体的微滴有多微小？”

“是的，确实是这样，考虑到香水的价格，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这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不管怎样，保罗爵士喜欢这个玩笑。

“你的皮肤上沾上沙林或塔本的两颗微滴，你就死定了。”来自波顿唐的化学家说。

没人微笑了。

“伊拉克寻求神经毒气可追溯到一九七六年。那年他们接触了英国的ICI公司，说他们想建一座杀虫剂工厂，生产消除害虫的药品。但由于他们所要求的材料，ICI公司回绝了他们。伊拉克人出示的产品规格，都是防腐反应器容器、管道和泵浦等，这使ICI深信其真正的最终目标不是化学杀虫剂而是神经毒气。这笔生意被拒绝了。”

“感谢上帝。”保罗爵士说，并做了笔记。

“但不是人人都拒绝他们，”这位前维也纳的难民继续介绍，“他们的借口总是说伊拉克需要生产除草剂和杀虫剂，这些产品里当然含有毒气。”

“他们不是真的生产这些农药？”巴克斯曼问。

“不是。”莱因哈特说，“对一位专业化学师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数量和类型。一九八一年，伊拉克人让一家德国公司为他们建了一个布局很特殊的、非同寻常的实验室。它的目的是生产五氯化磷，这是生产有机磷的基本化工原料，而有机磷是神经毒气的其中一种配料。正常的大学实验室不需要操作这种骇人听闻的物质。参加项目的化学工程师肯定知道这一点。

“对出口许可证的进一步查核发现还有硫二甘醇的订单。这种物质与盐酸混合后可生产出芥子毒气。硫二甘醇也是圆珠笔油墨的原料，只是用量极其微小。”

“他们买了多少？”辛克莱问。

“五百吨。”

“能做许多圆珠笔呢。”巴克斯曼咕哝着说。

“那是一九八三年初，”莱因哈特说，“到夏季时他们的萨马拉毒气工厂投产了，生产双氯乙基硫，即芥子气。十二月份他们开始用到伊朗人身上。

“在伊朗人的第一次进攻浪潮中，伊拉克人使用了黄雨、双氯乙基硫和塔本的混合剂。到一九八五年，他们改进了混合剂，由氰化物、芥子气、塔本和沙林组成，致使伊朗步兵的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

“博士，我们是否把议题集中于神经毒气？”辛克莱提议，“看起来那是真正致命的物质。”

“好的。”莱因哈特博士说，“从一九八四年起，他们开始采购氯氧化磷，那是生产塔本毒气和两种沙林毒气——三甲基亚硝酸盐及氟化钾——的重要基础化工品。他们试图向一家荷兰公司订购这三种化学品，总共二百五十吨。如果是除草剂，那这个数量足以杀死中东地区每一棵树和每一株草。与ICI一样，荷兰人也拒绝了他们，但后来伊拉克人还是买到了两种不受限制的化学品：生产塔本的二甲胺和生产沙林的异丙醇。”

“如果这些原料在欧洲是不受限制的，你怎么知道他们买这些东西不是真的做杀虫剂？”保罗爵士问道。

“因为数量，”莱因哈特博士回答，“还有化学品的制造加工设备，以及工厂的布局。内行的化学工程师从这些就知道，购买这些东西只能是为了生产毒气。”

“博士，你知道在过去几年里主要供货商是谁吗？”保罗爵士问。

“哦，我知道。早年间，主要是苏联和东德，还有其他八个国家出口给他们，绝大多数为未受限制的小量化学品。但百分之八十的工厂、设计、机器、专用加工设备、化学品和技术来自于西德。”

“实际上，”辛克莱拖长声音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波恩抗议。他们总是不加理会。博士，你能不能在我们给你的照片上指认这些毒气工厂？”

“当然能。有些毒气工厂在照片上直接就能看得出来。还有些要用放大镜去分辨。”

化学博士把五张航拍的大照片摊在了桌子上。

“我不懂这些阿拉伯名字，但这些编号可以指代照片上的物体，对不对？”

“是的。你只要指认那些建筑物就行了。”辛克莱说。

“这里，整个十七栋楼的建筑群……这里，这座单独的大工厂——你们看见这个空气洗涤装置了吗？还有这里，这个……和这个八座楼房的建筑群……以及这一个。”

辛克莱仔细对照着从公文箱里取出来的一份清单，严肃地点点头。

“如同我们所想。喀姆、法鲁贾赫、希拉赫、萨尔曼帕克和萨马拉。博士，非常感谢你。我们在美国的科学家与你的猜测完全相同。它们将成为我们空袭的第一批目标。”

散会后，辛克莱、西蒙・巴克斯曼和特里・马丁一起走向皮卡迪里广场，去理查克斯咖啡馆喝咖啡。

“我不知道你们英国人是怎么想的，”辛克莱一边搅拌着蒸馏咖啡一边说，“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最可怕的是毒气威胁。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对此确信无疑。他称之为噩梦方案：大面积毒气进攻，向我们的部队喷洒毒雨。开始地面战时，我们的战士要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防护服，从头到脚保护起来。令人欣慰的是，毒气一旦暴露在空中后，其毒性不能长久维持。毒气触及沙漠后就失效了。特里，你好像不太相信。”

“这种毒气雨雾，”马丁说，“萨达姆如何发射？”

辛克莱耸耸肩。

“大炮发射吧，我想。他就是这么对付伊朗人的。”

“你们不去炸毁他的大炮吗？大炮只有三十公里的射程。肯定安放在沙漠里的某个地方。”

“当然了，”美国人说，“不管如何隐蔽，如何伪装，我们的技术能让我们找到那里的每一门大炮和每一辆坦克。”

“那么如果他的大炮都被炸毁了，萨达姆还有什么方法施放毒雨呢？”

“战斗轰炸机吧，我猜。”

“但你们开始地面战时也已经把它们摧毁了呀，”马丁指出，“萨达姆没剩下任何会飞的东西了。”

“好吧，那么飞毛腿导弹——不管是什么。他会去尝试一切可能，而我们将把它们一一消灭。对不起，朋友们，我要走了。”

“你有什么想法，特里？”中情局特工走了之后，巴克斯曼问道。特里・马丁叹了一口气。

“唉，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有萨达姆和他的作战计划员知道。他们不会低估美国的空中力量。西蒙，给我弄一份萨达姆过去六个月的演讲好吗？阿拉伯语，一定要阿拉伯语的。”

“好的，我想可以吧。切尔特南的政府通讯总局里应该有，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阿拉伯语部也有。要录音带还是要文稿？”

“如果可能，还是要录音带吧。”

此后的三天里，特里・马丁一直在听来自巴格达的那个带喉音的声音高谈阔论。他把磁带倒过来，放过去，反复听了几遍，总是抹不去心里的担忧——为什么这位深陷麻烦的伊拉克暴君一直喋喋不休地发出错误的声音？要么是他不知道或没认识到他的麻烦有多严重，要么是他知道敌人所不知道的某些事情。

萨达姆・侯赛因于九月二十一日在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了一次新的演讲，或者说是一项声明，其中使用了一个特别词汇。在声明中，他宣称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任何企图驱逐伊拉克的尝试都会导致“一切战役之母”。

就是这么翻译的。媒体喜欢这个词，它成了引人注意的词语。

马丁博士研究了一番讲话录音，然后打电话给西蒙・巴克斯曼。

“我一直在研究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的方言。”他说。

“噢，老天，你有这个兴致呀。”巴克斯曼回答。

“问题是，他用的那个词：‘一切战役之母’。”

“是呀，这话怎么啦？”

“那个被翻译成‘战役’的词，在他的家乡，它还有‘伤亡’或‘浴血’的意思。”

线路的另一头一阵沉默。

“别担心这个。”

尽管如此，特里・马丁还是很担心。

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

香烟店老板的儿子吓坏了，他的父亲也是如此。

“发发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我的儿子。”他对孩子哀求道。

科威特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彬彬有礼，他们向烟杂店老板作了自我介绍，并坚持希望他的儿子能对他们坦率地说真话。

烟店业主虽然知道客人告诉他的是假名字，但他明白他正与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说话。更糟的是，原来他的儿子在参加积极抵抗，这使他大为吃惊。

最糟糕的是，他刚刚获悉他的儿子参加的不是正式的科威特抵抗运动，而是在一个他闻所未闻的怪异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见在伊军卡车底下安放炸弹。任何一个父亲听到这种事都会心脏病发作。

他们四人坐在位于凯番的烟杂店老板的舒适的客厅里。其中一位客人解释说，他们不会去为难那个贝都，只不过想与他联系上，以便能够合作。

于是，男孩把发生的事情从头说起。他的朋友如何准备向一辆路过的伊军卡车射击，又如何被人从石堆后面拖住。一切从那一刻开始。客人们静静地倾听着，只有那个提出要求的人偶尔插了几个小问题。而那个戴着墨镜、没有说话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问者对学生们与贝都会面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别的兴趣。小伙子给出了地址，然后补充说：“我认为你们去那里找他是没什么意义的。他非常警觉。我们的一个人有一次去那里想与他谈话，但那地方上着锁。我们认为他不住在那里，可他知道我们去过了。他警告我们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做。他说如果再这样的话，他就不与我们联系，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里，他点点头表示赞同。与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军人，他知道，对方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高手。

“你们下次什么时候会面？”他静静地问道。

那孩子可以传递信息，这样就有机会邀请他会谈。

“现在他只与我们其中一人联络。被联络人再通知大家。这也许要过一段时间。”

两个科威特人离开了。他们现在知道了两辆汽车的大概样子：一辆破旧的皮卡，伪装成从乡下往城里运送水果的市场摊贩用车；以及一辆适合沙漠行驶的大马力四轮驱动吉普车。

阿布福阿德通过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对汽车牌照进行了查核，但是追踪中断了。两个号码都是假的。唯一的线索只剩下身份证——那人必须携带身份证，才能通过伊拉克人到处设置的路障和检查点。

通过委员会，他联系上了内务部的一名公务员。他的运气来了。那人回忆起，他曾给一个来自贾赫拉的摊贩做过一份假身份证。那是六个星期前他应百万富翁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的要求帮忙做的。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兴趣。那富翁在抵抗运动中是一个有影响的、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大家认为他仅限于提供资金，而不是参加行动。他究竟为什么要充当那个神秘的、致命的贝都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国境对面，美军如同潮水般地涌进来。当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过去时，在沙特国防部大楼地下室办公的多国部队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知道，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兵力可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进攻。

在空中，多国部队空军司令查尔斯（昵称查克）・霍纳中将已经建立起一顶钢铁防护伞，配备了能够快速抢占制空权的大量战斗机中队、攻击地面目标的战斗轰炸机队、空中加油机队、重型轰炸机队，和对付坦克群的雷电攻击机队，并进行频繁的空中巡逻，足以从地面和空中摧毁来犯的伊拉克军队。

他的空中技术能通过雷达覆盖伊拉克境内的每一寸土地，能感应到每一台重型金属设备在道路上行驶、穿越沙漠或试图升空，能截听到通过电波传输的伊拉克人的每一次通话，并能确定任何热源。

在地面上，诺曼・施瓦茨科普夫确信已经有足够的机械化部队、轻重装甲部队、炮兵和步兵，可以迎战任何伊军进攻纵队，拖住他们，包围他们，歼灭他们。

在九月的最后一周，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对盟国也没有透露过——美国开始制订从防御转为进攻的作战计划。尽管联合国的命令仅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安全，仅限于此，但美国还是制订了攻入伊拉克的计划。

但施瓦茨科普夫也有问题。其中一个是，针对多国部队布置的伊军兵力、大炮和坦克，已经是他们六周前抵达利雅得时的两倍之多。另一个问题是，在解放科威特时，他需要的多国部队兵力比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兵力多一倍。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个牢记乔治・巴顿格言的人：死一个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任何其他联军战士都嫌太多。在他发动进攻之前，他有两个要求：一，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二，实施空中打击，确保边境北面的伊军减少百分之五十。

这就意味着更多时间、更多装备、更多大炮、更多坦克、更多部队、更多飞机、更多燃油、更多粮食和更多的钱。他告诉国会山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仑们，如果他们想打赢战争，那么最好快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

实际上，这些话是由更文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转述的，他把话说得婉转了一些。政客们喜欢与军人玩游戏，但不喜欢直接听到军人的语言。

总而言之，九月底制订的计划绝对保密，后来结果也表明该计划正是时候。一直在抛出和平计划的联合国，要等十一月二十九日才授权多国部队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发起进攻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除非伊拉克在一月十五日前撤出。假如拖到十一月底才开始制订计划的话，一切都来不及了。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感到很为难。他当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况且他也很理解阿布福阿德的要求。但他有过承诺，他解释说，他不能违背诺言。

即使是对科威特同胞和抵抗运动成员，阿尔卡里法也没有透露那个贝都其实是一名英国军官。但他还是同意在某个地方给贝都留下一张纸条。贝都迟早会发现条子。

第二天上午，在基督教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大理石墓碑下，他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个人意见，请求贝都同意会见阿布福阿德。

伊军的巡逻小分队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带队，当贝都从街角上转出来时，他们与他一样大吃一惊。

麦克・马丁刚把那辆微型卡车停在车库里，锁好，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选定过夜的别墅走去。他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警惕性迟钝了。他看见了那些伊拉克人，并且知道对方也看见了自己，忍不住咒骂了自己一声。他的工作中，只要一秒钟的松懈就可能送命。

时间早已进入了宵禁，尽管他已经相当习惯穿越空荡荡的、只有伊军巡逻兵巡视的街道，他还是会选择灯光暗淡的小道，越过黑暗的废弃场地，穿行在小巷子里，而伊军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这种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无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达以来，尤其是针对常规军的无能提交了一份充满尖刻批评的报告之后，情况变了。伊拉克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士兵——开始在科威特市街头出现了。

虽然不能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相提并论，但绿色贝雷帽部队至少要比常规军那些乱糟糟的应征士兵更守纪律。现在静静地站在卡车旁边的就是六名绿色贝雷帽士兵，那里通常是没有伊拉克人的。

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都？”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而是一种供收藏的珍贵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进入科威特的伊军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来的。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那只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满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一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一只西瓜垂在那里。

“别碰我的蛋蛋。”老贝都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贝都说。两名战士大声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手里的步枪。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枪。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们说，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干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六个人都凑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是危险的锋口间谍行动。当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属下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话题又冒了出来。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内线吧。”

一九七六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一次性算总账时，德洛尔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顿坦克下等待战斗。他还记得，外界全是对以色列的一片责备声。

在一名二十岁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忆犹新，同是西方的媒体，在五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忧虑，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是靠恐吓和欺骗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大卫・本-古里安等人那样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同属一个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训新招聘的特工学员。当他听到教员说出“友好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除了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该如何对付。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怎么可能发现？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且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忘了还有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筑路机械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伊拉克运输部主办的。与绝大多数西方人一样，他也下榻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

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

就这些。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装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命。

他努力保持冷静，坐下来，试着理清事情的头绪。首先，为什么找他呢？英国人在巴格达有几十个，为什么选中了斯图尔特・哈里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父亲是一九三五年从德国去英国的。难道他们知道？

他永远不会知道，这都是因为两天前伊拉克运输部的两位官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无意间说过的几句话。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讲起，他前一年秋天曾去诺丁汉的工厂参观访问，哈里斯在头两天一直陪着他，然后消失了一天，然后又回来了。他曾打听哈里斯是不是病了。一位同事笑着告诉他，说哈里斯是庆祝犹太教赎罪日去了。

两名伊拉克公务员后来再也没去想过这件事，但旁边桌子的一个人却记住了。他把这次对话向他的上司作了汇报。这位上司似乎并不在意，但后来考虑了一番后，去查了诺丁汉的斯图尔特・哈里斯先生，查到他在拉希德宾馆的房间号码。

哈里斯坐在房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有理由认为，即使那个匿名的送信人已经发现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有一件事他们不可能知道，绝不可能。很巧合的是，斯图尔特・哈里斯是一名沙燕。

根据本-古里安亲自下达的命令，一九五一年创建了以色列情报和特别行动研究所，外界称为摩萨德，在希伯来语中有“研究所”的意思。但内部从来不曾，也从来不会这么称呼，而是叫做“局里”。在世界上的主要情报机构中，它是最小的。按在册工资单人员统计，它非常精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大约有两万五千名职工，这还不包括所有驻外情报站人员。与中情局和摩萨德同样的负责国外情报搜集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高峰期时在全世界共有一万五千名外勤特工，在总部工作的约有三千人。

一直以来，摩萨德只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雇员，外勤特工（被称为卡查）不足四十人。

摩萨德能靠那么微薄的预算和那么少的人员开展行动，并确保行动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中一个是，它有能力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众中去。以色列人民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并具有令人惊奇的各种才能，比如语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识。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帮手，希伯来语称之为“沙燕”。主要是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他们必须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也许忠诚于所定居的国家，但也会同情以色列国。

光是在伦敦就有两千名沙燕，在英国其他地区有五千人。在美国的人数是该数字的十倍。他们从不真正去参加行动，只是应要求提供帮助。而且他们按要求提供的帮助不会是针对他们的出生国或入籍国，决不会让他们去干背叛国家的事。这些帮手能使行动的成本下降不少。

例如，摩萨德特工队抵达伦敦，要开展一场对付巴勒斯坦隐蔽小组的行动。他们需要一辆小轿车。一个沙燕就会按要求把一辆合法的二手汽车留在某个地方，车钥匙放在汽车脚毯下面。行动结束后这辆小车就归还了。那位沙燕永远也不会知道汽车被拿去干了什么；行车记录本上只记载着曾为某位客户出车。

比如这个特工队需要一个“门面”，一位有房子的沙燕就会借给他们一间空店面，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进那个商店。特工队需要一个联络站，一位房地产商沙燕就会提供一处登记在他名下的空办公室。

斯图尔特・哈里斯去过以色列的埃利特胜地度假，当时在红岩酒吧里，他与一位说一口漂亮英语的快乐的以色列青年聊上了。在后来一次交谈时，以色列青年带来了一个朋友，年纪比他大些。那人诱导哈里斯说出了对以色列的态度。在假期结束时，哈里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

返回英国后，哈里斯按建议过着正常的生活。两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请他帮忙的电话，但这种电话从没来过。然而有一个友好的人定期拜访他，保持着联络。联络名单上的沙燕也正是卡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斯图尔特・哈里斯坐在巴格达那家宾馆的房间里，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封信很可能会惹是生非——夹带它出去时他会在机场被查获。偷偷地放进其他人的包里呢？他对于那种事情没有把握。而且到了伦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后他镇定下来了，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外层信封和那张纸在烟灰缸里烧了，捣碎余烬，倒进抽水马桶里放水冲掉。然后他把内层信封放到了衣柜上格的备用毛毯下面，事先把那里擦干净了。

如果他的房间遭到搜查，他可以发誓说他从来就不需要毛毯，从来就没动过柜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面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里，他买了一只结实的牛皮纸信封、一只背面带胶的标签和封口胶带；在一个邮局里，他买了足够把一份杂志从巴格达寄到伦敦的邮票。他在展销会上选了一本赞美伊拉克成就的进步杂志，还在那只空白的信封上贴上了展览会的标志。

到了最后一天，就在跟两位同事一起赴机场之前，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那封信夹在杂志里面装入了信封。他在信封上写上英国朗伊顿的一位叔叔的地址，并贴上了展览会标签和邮票。他知道宾馆大厅里有一只邮箱，下一次开邮箱的时间在四个小时之后。他合理地推测，即使到时信封被安全机关的侦探们用蒸汽开启，他也已经坐上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到阿尔卑斯山上空了。

有人说好运气青睐勇敢者或笨蛋，或两者相加。酒店大厅里有秘密警察监视着，时刻观察着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任何外国人，是否有人把什么东西塞给他们。哈里斯把那个信封放在衣服里面，夹在左腋下。角落里有一个拿着报纸的密探在注视着，但哈里斯把信投进邮箱时，正好一辆行李推车从他们之间通过。当那个观察者再次看到他时，哈里斯已经在服务台交钥匙了。

一星期之后邮件到了他叔叔家。哈里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钥匙便于帮叔叔照看房子，以防失火或失窃等意外。他进了叔叔家，取了这份邮件。然后他带着信，去了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要求面见他的联系人。他被引入一个房间等着。

一位中年人进来询问了他的名字，并问他为什么想见“诺尔曼”。哈里斯作了解释，从口袋里取出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脸变白了，又让他等着，自己走掉了。

位于格林广场2号的使馆大楼是一座漂亮的建筑物，但从它那古典的线条看不出它昂贵的防御工事，以及隐藏在地下室里的摩萨德伦敦情报站的安保技术。就在这个地下要塞里，一名年轻人被紧急召唤过来。哈里斯等了又等。

尽管他并不知道，但他坐在那里，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的形象，正有人通过单面镜子审视着。在特工人员核对记录，确认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同时，他也被拍了照片。直到档案中的诺丁汉沙燕——斯图尔特・哈里斯的照片，与坐在单面镜子后的人脸完全相符了，那位年轻的特工才进入了房间。

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说他叫拉斐，并请哈里斯从头说起，从埃拉特度假时说起。于是哈里斯全都告诉了他。拉斐知道埃拉特的事（他刚刚看过了整卷档案），但他需要亲口核实。当讲到伊拉克时，他来了兴致。他先是提了几个小问题，让哈里斯慢慢说来。然后正式提问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问题，直至哈里斯把他在巴格达的所作所为重复了好几遍。拉斐没作记录；整个谈话都由录音机录下来了。最后，他用墙上的电话与隔壁的一位资深特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希伯来语。

他最后向斯图尔特・哈里斯再三表示感谢，称赞他的勇气和冷静，叮嘱他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并祝愿他平安返家。然后哈里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个人戴着防爆头盔、穿着防弹衣、戴着手套把信取走。信件用X光机拍了照片。以色列使馆已经有一个人死于邮件炸弹，他们不想再发生这种事了。

最后，这封信被拆开了。里面有两张半透明的航空信笺，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拉斐不会讲阿拉伯语，更不用说阅读了。伦敦情报站也没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语，至少不能阅读这种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拉斐发了一份高度加密的无线电报告给特拉维夫，然后用正式和标准的格式——摩萨德内部称为纳卡（NAKA）——写了一份更详尽的报告。原信和报告被装进了外交信使袋，信使搭上了埃尔阿尔航空公司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夜航班机。

骑着摩托车的收发员和一名武装警卫直接到飞机旁迎接信使，并接过了帆布邮袋，送往索尔国王大道。刚过早饭时间，邮袋就到了摩萨德总部大楼，交到伊拉克科科长——一位叫大卫・沙龙的年轻能干的特工——手里了。

沙龙能说、能读阿拉伯语，这两张薄纸上的内容，带给他的震撼不亚于当年他与伞兵们一起训练时，在内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飞机时的感觉。

他避开秘书和文字处理器，用自己的打字机打出了信件的希伯来语译文。然后他拿上原文和译文，加上拉斐写的那份报告，去见他的顶头上司——中东处处长。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写信人是伊拉克政权高层集团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愿意为金钱而为以色列工作——只为金钱。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并提供了巴格达一家大邮局的一个邮政信箱作为回信地址，但信件的主要意思就是这个。

那天晚上，科比・德洛尔在他私人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战斗部主任沙米・格桑，还有中东处处长埃坦・哈达尔——大卫・沙龙的顶头上司，那天上午沙龙翻译的巴格达来信就是交给他的。沙龙本人也被叫来了。

从一开始格桑就持悲观态度。

“这是假的，”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拙劣、这么明显的陷阱呢。科比，我可不会派我手下任何人去那里查核。那等于让我们的人去送死。我连派奥特到巴格达去接触也不会考虑。”

奥特是指摩萨德使用的阿拉伯人，是一种较低级的中间人，一般任务是去接触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联系。牺牲一个奥特，比牺牲一名羽翼丰满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损失要小得多。

格桑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那封信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很明显目的是要诱骗一名高级的卡查到巴格达，对其实施逮捕、拷问、公开审判、公开处决。最后，德洛尔转过头去看大卫・沙龙。

“嗯，大卫，你也有发言权。你有什么想法？”

沙龙遗憾地点点头。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见。我们不可能派人过去接头。”

埃坦・哈达尔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门之间通常是对手。不能把胜利拱手让给格桑的战斗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个陷阱。”沙龙说。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尔讥讽地问，“那还有百分之一呢，年轻人？”

“哦，可能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龙说，“我只是想起来，这百分之一也许是突然间我们又有了一个彭科夫斯基。”

房间里一片沉静。这个词语如同一个公开的挑战悬浮在空气之中。格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科比・德洛尔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长。沙龙看着自己的指尖。

在情报界，招募渗入到目标国高层集团中的间谍只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难的：派一个本国人——受过特别训练，还必须长相酷似目标国的国民——渗入到那个目标中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渗入者是在目标国土生土长的，能重新融入进去，并对他出国受训那段时间有个很圆满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也必须经多年等待——也许是十年卧底——才能爬到能接触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几何时，以色列是这项技术的大师。这是因为当以色列还年轻时，在世界各国长大的犹太人纷至沓来。有些犹太人长得酷似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或也门人。这还不算来自俄罗斯、波兰、西欧和南北美洲的犹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卧底要数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埃利・科亨。他在外边度过一段时间后返回叙利亚，进入大马士革，有了一个新的叙利亚名字，随后成了高级政客、公务员、将军们的知心朋友。慷慨大方的科亨经常举办各种豪宴和聚会，这些军政要员在聚会上对主人无所不谈。他们说出来的一切，包括叙军作战计划，全都在“六日战争”前夕及时反馈到了特拉维夫。科亨暴露了，经刑讯后在大马士革的革命广场被处以绞刑。这种渗入者是极危险的，也是极稀少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犹太孩子不学阿拉伯语，也无法从事埃利・科亨曾经干过的事业。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时，摩萨德的阿拉伯学专家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语特工还有第二个原因。一般来说在欧洲和美国更容易窃取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比如一个阿拉伯国家在从美国购买战斗机，在美国更容易获得这笔交易的细节，风险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较容易接近，那么为什么不在他访问欧洲时，到他寻欢作乐的场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后，摩萨德大部分行动是在风险较小的欧洲和美国进行，而不是在风险较大的阿拉伯国家。

然而所有渗入者中的大师，当属曾经多年操纵东德情报网的马库斯・沃尔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东德人与西德人长得一模一样。

在他那个时期，马库斯・沃尔夫把几十名间谍渗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当上了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沃尔夫专长于训练和派遣那些作风古板、模样不漂亮的老处女。她们的勤勉使雇主们——西德部长们——感到离开她们就无法工作了。这样，她们把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复印下来传回东柏林去了。

第二个渗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国的公民。目标国知道来者是一个外国人，但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友好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

这方面，摩萨德有一个极漂亮的例子，泽埃夫・古尔・阿利赫。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国曼海姆出生时名叫沃尔夫冈・洛兹。沃尔夫冈身高六英尺，金发碧眼，未经割礼，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孩提时来到以色列，在那里长大，并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参加过地下工作，后来成了以色列陆军的一名少校。然后，摩萨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国去待了两年，一边完善他在小时候学的德语，一边“发家”——用的是摩萨德的钱。然后他带着非犹太人的德国妻子移居开罗，并创办了一所骑术学校。

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他们参加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犹的德国人，对他可以吐露一切。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六日战争”之后与埃及交换战俘时获救。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佐尔格就已经是驻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员们都认为佐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当然说是。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佐尔格竟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动也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中国东北入侵苏联？佐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蒙古军团四万兵力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增援部队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又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荡在外交人员社区，在对方的高级官员中间物色人选，他们要找的往往是那种清醒过来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么说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们也在出国访问的团员中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们聊聊过去的时光，趁机策反。当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平常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络。直至“朋友”问此人，能否帮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回头了。而且被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这些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机会，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单纯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诱惑。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因为自己的软弱，也许因为要掩盖不当的性关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为听信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是因为改变立场而决定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都是心灵空虚，自以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古怪的一种，被称为“闯进来”。顾名思义，就是对方径直找上门来，事先未打过招呼，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被闯进的情报机构对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因此，一九六〇年，当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个月间谍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情报机构，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怎么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打的整副牌，简直像扑克玩家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这位俄罗斯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在还有机会离开苏联去西方时他拒绝离开。导弹危机之后他被苏联反间谍机构剥去伪装，受审后被枪决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人对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在情报界他是一个传奇。沙龙提到这个名字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这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严肃地盯了大卫・沙龙很长一段时间。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

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外勤行动的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先让我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几名内勤专家极小心地起草了这封回信，先是希伯来语文本——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信一开始，大卫・沙龙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来信人表示感谢，并让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抵达来信人想要它抵达的目的地。

回信继续说，来信人不会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头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怀疑。

大卫说，他知道来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人”需要建立某种诚意。

大卫继续向来信人保证说，如果他的诚意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支付报酬不成问题，但是产品应该与“我们的人”准备支付的报酬相符合。请问来信人是否愿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问题？

整封回信还要长一些、复杂一些，但要点是这些。沙龙最后给了来信人一个罗马的邮政地址，以便让他回复。

在特拉维夫的紧急要求之下，罗马情报站准备了一处已弃之不用的安全房作为联络站，将地址报了过来。从那时起，罗马情报站将时刻注意这个地址。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观察那里，情报站就会及时发现，行动也将会取消。

附件的二十个问题是专家们绞尽脑汁想出来、又精心筛选出来的。其中八个问题摩萨德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试探对方。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维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个问题是关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结果时就可以鉴定答案的真实性。还有四个问题特拉维夫确实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的打算。

“让我们看看这个家伙的官位到底有多高。”在阅读那份问题清单时，科比・德洛尔说。

最后摩萨德从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召来了一位教授，请他把信件内容写成阿拉伯文字。沙龙用阿拉伯语签上了他的名字——大卫。

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大卫想给写信人起一个代号，如果在巴格达的来信人不反对的话，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从唯一一个设有以色列使馆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寄出了。

信寄出后，大卫・沙龙一边继续忙于自己的工作，一边等待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可思议。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一个由哈桑・拉曼尼那样聪明的人管理着反间谍网——邮政信箱极为危险。“直接”书写绝密情报也同样危险，但显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书写。而且如果这种关系要发展下去的话，使用普通邮件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他认为，这事不大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个星期以后，耶利哥的复信到了罗马，并被原封不动地装进防爆盒内带到了特拉维夫。开启信封前仍采取了极为小心的防范措施——信封也许含有炸弹或涂有毒药。科学家们最后宣称不存在安全问题后，信封被开启了。

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耶利哥的复信大有苗头。摩萨德已知答案的八个问题答得完全正确。另八个问题——军队调防、官员提升、罢免、政府要员的出访——要等事情发生后作核对。最后四个问题，特拉维夫既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对，但都回答得相当靠谱。

大卫・沙龙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内容即使遭拦截也不致造成安全问题：“亲爱的叔叔，来信收到，非常感谢。很高兴获悉你现在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几件事需花时间，但一切都很顺利，我还会写信给你的。爱你的侄子，大卫。”

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内，认为耶利哥是个真心实意的投诚者的观点开始占了上风。如果那样的话，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纵一名在残忍的独裁政权内的间谍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书写、公开邮寄到邮政信箱的方法进行通讯了。那只能很快造成一场灾难。

摩萨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进入巴格达，住在那里，使用一切技巧来操纵耶利哥——密信书写、密码、死信箱，以及其他不会遭到截击的手段，把“产品”从巴格达弄到以色列。

“我没有那样的人，”格桑重复说，“我不会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长期在巴格达执行危险任务。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护，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执行敌对任务的间谍可能会被抓住、拷打、绞死。而外交掩护的意义在于，正式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达，也能避免这种不愉快的遭遇——外交人员如果从事间谍活动被抓住，只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驱逐。国际间这种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忙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告诉他们，他在巴格达的任何使馆里都没有安插过间谍。因为这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摩萨德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以色列先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拿到他们驻巴格达的使馆人员名单。没人符合条件，没人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且可以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都没有。

最后，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一九八八年时有一个机构驻在巴格达，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拿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一位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愿意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知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导演了这出闹剧，要么耶利哥彻底背叛了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写给巴格达的一位客户的，他订购了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大卫在信中说，很明显，稍微多一点耐心是必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理由是母亲得了重病。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了三个星期的事假，当即获准并飞回了智利。

他回家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之后同意了。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仍怀有强烈的感情。

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话不说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滨一座有围墙的花园别墅，训练组去那里开始了工作。

训练一个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敌国操纵隐蔽的间谍，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训练组只有三周时间。他们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向这位三十岁的智利人传授如何用基本密码书写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和微缩胶卷。他们带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发现尾巴。他们警告他，千万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绝对紧急时——比如携带着机密情报。万一发现自己遭到跟踪，要取消约会或接收情报，改到以后再进行。

他们向他示范如何使用藏在假钢笔内的化学燃料，这样在洗手间里或在一个角落里几秒钟之内就能销毁证据。

他们把他带进小轿车内向他示范如何发现汽车尾巴。一人充当教员，其余的扮作“敌方”。他们不停地向他灌输，直至他头晕耳鸣，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觉。

然后他们给他讲死信箱，或邮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点。他们向他示范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建立邮筒——在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一块墓碑下面，一个树洞里，或一块地坪石下面。

三星期后，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告别含着眼泪的双亲，经伦敦飞回巴格达去了。在那栋别墅里，培训组长把身体往椅背一靠，筋疲力尽地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对同事们说：“如果这个外行人能活着、不被抓住，我愿去麦加朝觐。”

训练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的头儿可是一名虔诚的正宗犹太教徒。在向蒙卡达传授间谍技能期间，他们没一个人知道这个智利人回到巴格达以后要干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需要知道。连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要他干些什么。

在伦敦停留时，蒙卡达被带到了希斯罗机场旁的五角宾馆。在那里沙米・格桑和大卫・沙龙将任务告诉了他。

“不要试图去查明对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达，“这件工作留给我们去做。只要建立和使用邮筒就行了。我们会寄给你问题清单。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语。我们猜测耶利哥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点英语都不懂。千万不要试着去翻译我们寄给你的材料。只要把它放进其中一个你对他的邮筒即可，不要忘记标上相应的粉笔记号，这样他就知道了该到哪个邮筒去取。当你看到他的粉笔记号时，你就去他对你的邮筒，把他的答复取回来。”

在一个单独的卧室里，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领到了他的新行李。里面有一架宾得照相机，看上去就像普通游客用的相机，但装着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胶卷。还有一只看不出什么名堂的铝合金支架，用这个架子可以把照相机架在纸片上方恰好合适的距离之上。照相机已经预先设定好了焦距。

他的洗漱用具盒内，放进了伪装成剃须液的化学燃料以及各种无色墨水。信纸袋里放置着各种经过处理的用于书信密写的纸张。

最后，他们告诉他与他们通讯的方法——他在智利受训期间他们设立了一个新途径。信件的伪装是讨论象棋——他原来就是一个棋迷，通信的对象是他的笔友——在纽约联合国总秘书处工作的乌干达人简斯汀・波可莫。他发出去的信一定要放进联合国外交邮袋，从巴格达带往纽约。回信也由波可莫从纽约发过来。

虽然本茨・蒙卡达不知道，但实际上在纽约确有一个叫波可莫的乌干达人。在邮件收发室里也有一名摩萨德的卡查截取邮件。

波可莫的来信在背面处理后，会显示出摩萨德的问题清单。他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把清单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并放到双方商议好的其中一个邮筒里去，让耶利哥去取。耶利哥的回复应该是用蜘蛛似的阿拉伯语写的。回信的每一页纸都要拍照十次，以防万一模糊不清，然后把胶卷寄送给波可莫。

回到巴格达后，这位紧张得心快要跳出来的年轻智利人建立了六个邮筒，大都在断墙残垣上，破败房子的松动的砖头后，小巷子里某块地坪石下面，还有一个在一家废弃店铺的石头窗台下面。

每一次，他都以为会被可怕的秘密警察团团围住，但巴格达市民表现得与往常一样彬彬有礼，他去巡游时根本没人注意过他。他显然是一个好奇的外国游客，穿行在老市区、亚美尼亚区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农贸市场、在老墓地等地方，寻找着没人想看的败瓦颓墙和松动的石块。

他记住了这六个不同的地点，三个用于他给耶利哥的信件，另三个用于耶利哥给他的回信。他还要选定六个地点——在某处墙上、大门上、百叶窗上——用来做记号。其中三处他来画粉笔记号，提醒耶利哥有给他的信件；另三个由耶利哥发信号，表示某个邮筒里有他的答复等待收取。

每一种粉笔记号对应一个不同的邮筒。他把这些邮筒和粉笔记号的地点写得极其精确，耶利哥凭描述能准确地找到它们。

他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尾巴，不管驾车的还是步行的。有一次似乎有人在监视他，但那是马马虎虎的例行跟踪——看来秘密警察会偶然选几天跟踪外交官。第二天就没有尾巴了，于是他重新工作。

六个邮筒和六个粉笔记号地点全都建立起来后，他用打字机把详情打印出来，并用心记住了所有细节。他销毁了打字机色带，对打印在纸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销毁了纸片，把胶卷寄给了波可莫先生。经过纽约东河岸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收发室，这个小包裹到了特拉维夫的大卫・沙龙手里。

要把这些通讯细节情况告诉耶利哥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意味着要给巴格达那个讨厌的邮政信箱发去最后一封信。沙龙写给他的“朋友”说，他需要的资料将准确地在十四天以后，即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午寄达那个邮政信箱，而且必须在一小时内取走。

这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确切的书面指示于八月十六日到了蒙卡达的手中。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差五分，他进入邮局，问了一下方向，走到那个邮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进去了。没人来拦住或逮捕他。一小时后，耶利哥用钥匙打开信箱把包裹取走了。同样也没人拦住或逮捕他。

安全的通信渠道建立起来后，信息就开始流通了。耶利哥坚持要对特拉维夫要的每一批情报标价，钱存入账户，情报才会发出。他指定了维也纳一家相当隐蔽的银行——温克勒银行，位于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边的巴尔加塞——并报出了一个账号。

特拉维夫同意了，并立即对那家银行进行了调查。那里确实有一个与此吻合的账户，因为特拉维夫第一笔转进去的两万美元没被带着问号退回转账行。

摩萨德建议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万一出了岔子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应”。耶利哥一口回绝了；而且他告诫他们，如果以任何方式试图去勘查那些邮筒或靠近他，或者不汇款，他将立即关闭渠道。

摩萨德同意了，但通过其他途径作了尝试。他们给他画了心理画像，研究了他的笔迹，将伊拉克的要人名单排出来仔细作了研究。内勤专家们能做出的全部猜测为，耶利哥是一个中年人，受过中等教育，也许能说一点结结巴巴的英语，有军人或类似军人的背景。

“这样的描述符合伊拉克高层集团的一半官员，复兴党的前五十名要员，还有张三的表弟李四。”科比・德洛尔不满地大声嚷嚷着说。

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产品是纯金的。内容涉及政务、传统武器、军事进展、高级将领人事变动、兵器采购、火箭研究、毒气战、细菌战，以及两次企图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政变。只是涉及到伊拉克的核研究项目时，耶利哥才显得吞吞吐吐。摩萨德当然问了他这个问题。但他报告说，核研究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只有伊拉克物理学家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那样的人才知晓详情。如果施压太多会招致暴露的。

一九八九年秋天，耶利哥告诉特拉维夫说，格里・布尔已受到怀疑，并在布鲁塞尔被来自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盯上了。当时摩萨德也在利用布尔，作为了解伊拉克火箭项目进度的另一条渠道，所以摩萨德想尽办法去警告过布尔。但他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知道的事当面说出来——那等于告诉他，他们在伊拉克高层有一份财产，这样的财产是任何情报机构都不想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鲁塞尔情报站的卡查转弯抹角地留下了一些信号：给录像带倒了带，把玻璃杯移了位，把窗户打开，甚至还在他的枕头上留下了一绺女人的长发。

那位火炮设计师开始担心了，但程度还不够。耶利哥关于要干掉布尔的情报到得太晚。暗杀已经执行了。

耶利哥的情报给摩萨德描绘了一幅近乎完整的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准备入侵科威特的军队集结图。他提供的关于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让乔纳森・波拉德——当时已经被捕并被判终身监禁——已传递给他们的图示证据得到确认，并且更加细化了。

摩萨德注意到这些已知的情报，并推测美国人肯定也已经知道了，这样，他们等待着美国的反应。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化学项目、核项目和细菌项目陆续取得进展，西方仍是麻木不仁，于是特拉维夫保持着沉默。

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摩萨德已经将总计两百万美元转到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上。耶利哥是昂贵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维夫认为这个钱花得值。随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不可预见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联合国在八月二日通过决议，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随后认为不应该在巴格达保留任何联合国机构继续支持萨达姆。八月七日，西亚经济委员会突然关闭，其外交人员被召回。

本茨・蒙卡达在撤走之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他在一个邮筒里留下一封信，告诉耶利哥他要走了，联系就此中断。然而，他有可能回来，因此耶利哥应该继续去巡视那几个地点，看有无粉笔记号。然后他离开了。年轻的智利人在伦敦进行了全面的汇报，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倒出来给大卫・沙龙为止。

这样，科比・德洛尔就能正视着奇普・巴伯的脸说谎了。美国人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操纵巴格达的财产。要向美国人承认他从来不曾弄清那个叛徒的名字，现在甚至失去了联系，这太难堪了。但是，诚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万一美国人发觉……他要到后来才知道，也许他确实应该提到耶利哥。

第八章  游击队除奸

麦克・马丁于十月一日去察看了苏莱比克特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坟墓，发现了来自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的请求。

他并不是特别惊奇。正如阿布福阿德已经听说过他，他也听说了正在持续扩展的科威特抵抗运动及其影子般的领导人。他们最终碰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在六周之内，伊拉克占领军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刚入侵时他们长驱直入，于是他们满怀信心地开始占领全境，确信在科威特驻留将会与征服一样轻松。

掠夺既轻而易举又有利可图；破坏是有趣的；享用女伴是愉悦的。自从巴比伦时期以来，征服者们一直如此。

毕竟科威特只是一只等着拔毛的丰满的鸽子。但在六周之内，这只鸽子开始啄人和搔人了。已有一百多名士兵和军官要么失踪要么被发现了尸体——失踪的不能完全被解释为开小差。占领军第一次感到恐惧了。

军官们再也不敢单独坐公务轿车出行了，非要派一卡车士兵护送不可。总部大楼不得不派岗哨日夜值守，有时候伊军军官得朝哨兵头顶上方鸣枪唤醒他们的瞌睡。

除非是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否则伊军晚上外出行动全部取消。夜幕降临后，守着路障的值勤小组蜷缩在他们的棚屋里。尽管如此，伊军踩上地雷，汽车被烧成一团火球或发动机被毁坏，棚屋被扔进手榴弹，士兵被割断喉管消失在下水道或垃圾箱里，这类事情仍时有发生。

不断升级的抵抗运动，已经迫使伊军最高司令部把常规军换成了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是一支精良的战斗部队，本应该布置在前线以防美国人进攻。十月初的科威特，借用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来说，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

当马丁在墓地读到阿尔卡里法的纸条时，他没有办法答复，所以只能等第二天才能去放置他的回复。

他说，他同意见面，但要按他的条件。要利用天黑的优势但又要避开晚上十点的宵禁，见面时间定在七点半。他作出了准确指示：阿布福阿德应该在哪里停车，之后他们在哪片小树丛里碰面。他指明的地点在阿巴拉克凯坦区，靠近从市区到机场（机场早已毁坏不能使用了）的主要公路。

马丁知道，那个地段都是一些传统的平屋顶石头房子。他将提前两个钟头在其中一个屋顶上等着，以便观察那位科威特军官身后是否跟着人，如果跟着人，是什么人，是他的保镖还是伊拉克人。在敌对的环境里，这位特空团军官依然能够逍遥自在地战斗，是因为他从不冒险行事，一点也不冒险。

他不知道阿布福阿德的安全观念是什么样的，估计不会很强。他把碰面的日期定在十月七日，并把他的答复放进那块大理石墓碑之下。十月四日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取到了这份回复。

乍一看上去，约翰・希普韦尔博士不像一位核物理学家，更不像是能在奥尔德马斯顿原子武器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他从事钚弹头的设计工作——这种弹头不久即将装配到三叉戟导弹上去。

过路人会把他当作伦敦郊县的一个粗率的农夫。他的外表更像是把家里养肥的羔羊赶到集市上出售的小贩，让人完全想不到是他在监理致命的纯钚碟的包层。

伦敦美杜莎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时，尽管天气较温和，但希普韦尔博士仍像八月份那样穿戴：方格子衬衫、羊毛领带和花呢西服。未经邀请他就用他那双肤色红润的大手，把一撮烟丝塞进一只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之中，然后才开始他的报告。保罗・斯普鲁斯爵士厌恶地抽动着尖尖的鼻子，示意把空调再开得大一点。

“先生们，好消息是我们的朋友萨达姆・侯赛因先生没有可供他使用的原子弹。还没有，还相差很远。”希普韦尔博士说，他的脸已经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了。

他停顿了一下，因为要料理烟斗里的火。也许，特里・马丁沉思着，如果你每天都要接受致命的钚光辐射的话，那么偶尔吸吸烟斗实在算不上什么。希普韦尔看了一眼手中的笔记。

“自七十年代中期萨达姆・侯赛因真正掌权时起，伊拉克一直在研制自己的核弹。看来萨达姆为之着迷。那些年伊拉克从法国购买了整套核反应堆系统——反应堆本身不受一九六八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约束。”

他满意地吸了一口烟斗，又摆弄了一下烟斗里面越烧越旺的火。飘散的烟雾笼罩在他的笔记本上方。

“对不起，”保罗爵士说，“这个反应堆是用于发电的吗？”

“说是这样的，”希普韦尔博士说，“当然，绝对是一派胡言，且法国人是知道的。伊拉克是世界上第三大的石油储存国。他们原本只要这个价格的零头就可建起燃油发电站。关键在于反应堆的燃料——低等级的铀，也称为黄饼或焦糖——这种东西他们可以说服其他人卖给他们，经反应堆使用以后，其最终产品是钚。”

桌子周围的代表们纷纷点头。大家都知道英国塞拉菲尔德的核电厂，为电网提供了强大的电力，并吐出供希普韦尔研制弹头的钚。

“所以以色列人行动了，”希普韦尔说，“他们的第一批突击队员赶在设备装船之前，在法国土伦把巨大的汽轮机炸毁了，使项目的进度后退了两年。然后在一九八一年，正当萨达姆珍贵的奥西拉克1号和2号工厂快要建起来时，以色列轰炸机飞过去把它们炸成了一片废墟。此后，萨达姆一直没买到新的反应堆。不久他就停止了努力。”

“他为什么停止努力了呢？”哈里・辛克莱从桌子另一头问道。

“因为他改变了方向。”希普韦尔笑容满面地说，好像在打破纪录的短时间内解答了一个填字字谜。“那之前，他一直在钚的道路上开发。倒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还不够。可是……”

“我不明白，”保罗・斯普鲁斯爵士说，“以钚为基础的原子弹，与以铀为基础的原子弹有什么不同？”

“铀更简单。”物理学家说，“有好几种放射性物质都能用于链式反应，但要制作一颗简便、基本、有效的原子弹，铀是入门券。那就是自一九八二年之后萨达姆一直在研制的——一颗以铀为基础的原子弹。他还没研制出来，但他仍在努力，而且有一天他会研制出来的。”

说完希普韦尔满面笑容地向后靠在了椅背里，好像他解开了创世之谜。与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斯普鲁斯还是满脸疑云。

“如果他能买来这种铀以替补已被摧毁的反应堆，为什么他不能用它制造原子弹？”他问道。

希普韦尔猛地扑向这个问题，如同一个农民在抢购便宜货。

“不同的铀，先生。铀是一种很有趣的物质，非常稀少。从一千吨铀矿只能得到雪茄盒那么大的一块，黄饼，也就是天然铀，其同位素编号是238。这种同位素可以用来来驱动工业反应堆，但不能用来制造原子弹——纯度还不够。造原子弹需用更轻的同位素，叫铀-235。”

“那么铀-235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巴克斯曼问。

“它在黄饼里面。在这个雪茄盒一般大的方块里，铀-235的含量也就是刚够塞指甲缝那么多。关键是要把两者分离开，也就是同位素分离——难度很大，技术性很强，成本很高，速度很慢。”

“可你说伊拉克正在研制。”辛克莱指出。

“他是在研制，但他还没研制出来。”希普韦尔说，“净化和炼制黄饼，使其达到所需的百分之九十三的纯度，现在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早年在曼哈顿项目时，你们美国人尝试了几种方法，但都是实验性质的。欧内斯特・劳伦斯试验了一种方法，罗伯特・奥本海姆试验了另一种。曼哈顿项目用两种方法互补，提炼了足够的铀-235，制造出了‘小男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心法才被发明并慢慢完善了。现在只有这个方法是通用的。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把料放在一个叫离心器的机器里。离心器以极高速旋转——整个过程必须在真空里进行，不然的话轴承会熔化，成为果冻状——慢慢地，较重的同位素，也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一部分，被甩到离心器的外围并被切去了。剩下的物质比开始时稍微纯净了一点点，只不过是一点点。这个过程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下去，经过几千个小时，才得到一片邮票那么大的原子弹级薄片。”

“但他已经在这么做了？”保罗爵士强调说。

“是的，已经干了差不多一年。这些离心器……为节省时间要把它们组成一个系列，叫串联。但建立一个串联需要几千台离心器。”

“如果他们从一九八二年就开始走这条路了，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干成？”特里・马丁问。

“你总不能走进五金商店，从货架上买到一台铀气漫射离心器吧。”希普韦尔指出，“起先他们也努力过，但被回绝了——文件上这么说的。自一九八五年起他们一直在采购部件，再在国内组装。他们买到了大约五百吨基础铀黄饼，其中一半来自葡萄牙。他们从西德购得了离心器的大部分技术……”

“德国已经签署了限制核弹技术扩散的所有国际公约。”巴克斯曼表示不满。

“也许是吧，我不关心政治，”科学家说，“反正他们从世界各地买来了零零星星的配件。他们需要特殊超强钢、抗腐容器、专用阀门、高温炉，加上真空泵和鼓风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技术。好多设备与技术都来自德国。”

“我就有话直说了，”辛克莱说，“我问你，萨达姆是否拥有正在运行的同位素分离离心器？”

“是的，有一个串联，已经运行了有一年左右。另一个也快要投入运行了。”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吗？”

“离心器装配工厂在一个叫塔吉的地方——这里。”科学家把一张航拍大照片传给美国人，并在照片中的一组工业建筑那里圈了一下。

“正在工作的串联，似乎是在图韦塔附近某个地方的地下，靠近已被炸掉的法国产反应堆——他们称为奥西拉克——原来的地址。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轰炸机能否找到，它肯定是在地下并有伪装。”

“那么那个新的串联呢？”

“没概念，”希普韦尔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也许在别处。”特里・马丁说，“他们曾把所有的蛋放进一只篮子，而以色列人把那只篮子炸飞了。那以后，伊拉克人一直在到处布置假目标。”

辛克莱哼了一声。

“你有多大的把握说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有原子弹？”保罗爵士问道。

“很大。”物理学家说，“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的时间还不够。造一颗基本的、可用的原子弹，需要有三十至三十五公斤纯铀-235。他们一年前才刚刚开始，假定那个运行的串联能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道旋转工序至少需要一台离心器工作十二个小时。从纯度为零到所需的百分之九十三需一千道旋转工序。还有清理、服务、维修和分类作业。即使一个串联中有一千台离心器在作业，也需要五年时间。明年再投入一个串联，可能把所需时间缩短为三年。”

“这么说，最早他也要等到一九九三年才能获得三十五公斤铀-235？”辛克莱插话。

“是的，没错。”

“最后一个问题，他得到铀以后，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拥有一颗原子弹？”

“不会很长，几个星期吧。你们知道，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国家同时也会研究核工程学。炸弹工程学就没那么复杂了，只要知道怎么干就行了。而贾法尔知道——他知道如何建造一颗原子弹、如何触发它。该死的，我们在哈韦尔培训了他。但关键是，从时间进度来说，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拥有足够的纯铀。顶多只有十公斤。他还差三年时间，至少。”

大家感谢了希普韦尔博士几个星期以来的分析研究工作，然后会议就解散了。

辛克莱要回大使馆去，把他记录下来的大量笔记整理成一份报告，加密后传往美国。在那里，辛克莱的报告将与美国专家们的分析作比较。这些美国专家是从桑迪亚、洛斯阿拉莫斯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抽调来的物理学家。其中，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有一个秘密部门，简称为Z部，多年来该部门受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委托，一直在监视着全球核技术的持续扩散。

虽然辛克莱不知道，但英国和美国专家组的分析是基本相同的。

特里・马丁和西蒙・巴克斯曼也一起离开会议室，在十月份和煦的阳光下漫步穿过白厅。

“松了一口气。”巴克斯曼说，“老希普韦尔相当肯定。显然美国人也完全同意。那家伙要拥有原子弹还早着呢。我们少了一个要担心的噩梦。”

他们在街角分手了，巴克斯曼越过泰晤士河去世纪大厦，马丁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朝圣马丁街和戈华街走去。

确定伊拉克有什么、可能有什么是一回事，准确地找到它在什么地方又是一回事。空中拍照一直在继续。一刻不停地在空中遨游的KH-11和KH-12人造卫星，将它们身下的伊拉克国土全都拍了下来。

十月份，另一个设备进入了太空，这是一架新型的美国侦察机——绝对机密，连美国国会都不知道。它的代号是“曙光”。它飞行在内层空间边缘，速度达八马赫，差不多每小时五千英里，靠它自身的火球（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完全超越了伊拉克雷达和截击导弹的阻截能力。曙光替换了传奇的SR-71“黑鸟”，甚至连苏联的最新技术也发现不了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年秋天，一边是“黑鸟”在退役，一边是更加老式的“老信任”还在伊拉克上空漫游。差不多已经四十岁的U-2侦察机（外号“龙女”）也仍在拍照。早在一九六〇年，加利・鲍尔斯就是驾驶U-2飞机，在西伯利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一九六二年夏天，也是U-2飞机发现了古巴的第一批苏联导弹——当时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确认了它们是进攻性而不是防御性武器，从而揭穿了赫鲁晓夫的假抗议，并播下了赫鲁晓夫最终毁灭的种子。

一九九〇年，U-2飞机已经重新配置成“倾听者”TR-1型侦察机，而不是“观察者”，虽然它仍在拍摄照片，但功能更全面了。

所有这些信息——来自教授和科学家的、分析家和译员的、追踪者和观察者的、被访者和研究者的——都构成了一张一九九〇年秋天伊拉克的图景，而且是一张可怕的图景。

来自上千个源泉的信息，最后汇集到沙特空军司令部大楼二层地下室中一个极为秘密的房间里。高级军官们就是聚在这个房间里，开会讨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进攻伊拉克计划。这个指挥中心简称为“黑洞”。

美军和英军的标靶员——从陆海空三军的列兵到将军的各级人士中抽调出来——标出了必须要炸毁的目标，最后将汇集成联军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的空战地图。图上最终将包含七百个目标。六百个是军事目标——指挥中心、桥梁、机场、兵工厂、弹药库、导弹基地和部队集结地点。另一百个目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研究设施、装配工厂、化学实验室、储存仓库。

塔吉的气体离心器生产线被标在图上了；图韦拉建筑群某处地下的离心器串联的大致位置也列在其中。

但塔尔米亚的一家瓶装水灌装厂没列上，库拜也没列上。因为没人知道它们。

哈里・辛克莱在伦敦写具的详细报告，汇入了从美国各地和国外汇总过来的其他信息。最后，这些详细的分析报告汇编成一份合成报告，出现在国务院一个非常小、非常秘密的智囊机构那里。该机构名为政治情报及分析小组，只限于华盛顿极少数人知晓。政情组是外事分析的温室，他们提供的报告绝对不能对大众传播。实际上，这个组织只为国务卿一个人服务，当时的国务卿是詹姆斯・贝克。

两天以后，麦克・马丁躺在一个屋顶上，审视着阿巴拉克凯坦街区的景色。他与阿布福阿德的约会点就在那里。

几乎就在约定的时刻，他观察到一辆小汽车驶离国王公路，拐进了一条小街。汽车顺着街道慢慢地下行，离开从公路照射过来的明亮灯光，进入到黑暗之中。

他看到轿车停在他给阿尔卡里法的纸条所描述的地方。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朝周围看了看，确信没有其他轿车从公路上跟过来，就开始朝着小树林遮掩着的一块空地走过来。

阿布福阿德已被告知，要等半个小时。如果贝都没能露面，他们就放弃约会回家去。他们实际上等了四十分钟，然后走回汽车。两个人都感到很沮丧。

“他肯定是有事耽搁了，”阿布福阿德对他的女伴说，“也许遇到伊拉克巡逻兵。谁知道呢？反正太糟糕了。我只得重新开始。”

“你真的相信他，说明你疯了。”那女人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他们一边柔和地说着话，科威特抵抗运动领导人一边朝街道的两头看了看，以确保在他们离开期间没出现过伊拉克士兵。

“他很成功，也很聪明。他干得像一个职业人员。这都是我需要的。我想与他合作，如果他愿意的话。”

“对此我没有反对意见。”

那女人轻轻地尖叫了一声。阿布福阿德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别转身。我们这样谈谈。”说话声是从后座传过来的。科威特人从后视镜中看见了贝都因人戴着茶巾的暗淡轮廓，并闻到一股邋遢人身上散发的气味。他长长地透出了一口气。

“你真是无声无息呀，贝都。”

“没必要大声喧哗，阿布福阿德。会招来伊拉克人。我不喜欢那样，除非是我准备好了。”

“很好。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了。让我们谈谈。顺便问一声，为什么要躲进汽车里？”

阿布福阿德的牙齿在黑胡子下泛着白光。

“如果这次会面是给我设置的一个陷阱，你们回到汽车里的第一句话就会不同了。”

“我们就暴露了……”

“当然。”

“然后呢？”

“然后你就死定了。”

“明白了。”

“你的伴侣是谁？我没说过要带别人。”

“你定下的约会，我也只得相信你呀。她是一位可信赖的同事，叫阿丝拉・喀班迪。”

“好吧。你好，喀班迪小姐。你们想谈什么？”

“武器，贝都。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现代化手雷，高爆塑胶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人能开展许多行动。”

“你们的人现在到处被抓，阿布福阿德。你们的十个人被整整一连伊军步兵包围在一座房子里，秘密警察带去的，全都被枪杀了。全都是年轻人。”

阿布福阿德沉默着。这是一场大灾难。

“九个，”他终于说，“第十个人装死，后来爬出去逃走了。他受伤了，我们现在正照料着他。是他告诉我们的。”

“他告诉你们什么？”

“他们被出卖了。如果这人也死了，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啊，出卖。任何抵抗运动总有这种危险。那么叛徒是谁？”

“当然，我们知道是谁。我们还以为他很可靠呢。”

“那么他是有罪的了？”

“好像是那样。”

“只是好像？”

阿布福阿德叹了一口气。

“幸存者发誓说，除了他们十个，只有一个人知道那次会面和地址。但也有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泄露了，或者其中一人被跟踪了。”

“那么要考验一下这个嫌疑犯。如果他是叛徒，就要惩罚。喀班迪小姐，请你离开一会儿好吗？”

年轻女子扭头去看阿布福阿德，后者点了点头。她下车走回到树丛中。贝都向阿布福阿德详细地口述了行动的计划。

最后贝都说：“我一直要等到七点钟才离开那座房子，所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到七点半才能打电话。明白吗？”

贝都滑下汽车，消失在房子之间的黑暗巷子之中。阿布福阿德驾车驶上前，把喀班迪小姐接上了车。他们一起驾车回家去了。

贝都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在科威特解放前，阿丝拉・喀班迪被伊拉克秘密警察抓住，受到了严刑拷问、轮奸、枪决，最后被割下头颅。她死前一个字也没吐出来过。

特里・马丁在给西蒙・巴克斯曼打电话。这几天巴克斯曼忙得不可开交，只是因为喜欢这位研究阿拉伯学问的大惊小怪的教授，他才接听了这个电话。

“我知道我现在打搅你了，可你在政府通讯总局有熟人吗？”

“有，当然有。”巴克斯曼说，“主要是阿拉伯处。我认识他们的处长。”

“你能否去一个电话，问问他愿不愿意见我？”

“哦，好的，我想可以。你有什么事？”

“是这几天从巴格达传出来的一些事。当然，我已经研究了萨达姆的所有演讲，也从电视上观看了人质和人肉盾牌的宣言，以及他们那可怕的公关企图。但我想了解一下是否还截听到其他消息，宣传部没有公开的消息。”

“嗯，那是政府通讯总局的工作，”巴克斯曼承认说，“好的，我给他打个电话。”

那天下午，按约定，特里・马丁驱车西行到了格罗斯特郡，来到政府通讯总局——与MI6局和MI5局并列的英国第三个情报机构。

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的处长是西恩・普鲁默。他部下阿尔科利先生，曾于十一个星期之前在切尔西的一家餐厅测试了麦克・马丁的阿拉伯语水平，当然特里・马丁和普鲁默都不知道这件事。

处长同意在一天中的最忙时间会见马丁，因为他自己也是阿拉伯语专家，他听说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位年轻的学者，并很欣赏他对阿巴西德当政期的第一手研究。

“怎么样，有什么事情找我？”他们都坐下来捧上一杯薄荷茶，处长问道。马丁解释说，他感觉最近截听到的伊拉克的消息越来越少了。普鲁默的眼睛亮了起来。

“你说得对，当然。你知道，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在公用线路上原本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最近两年截听到的通话量减少了。现在，要么是整个国民改变了性格，要么是……”

“地下电缆。”马丁说。

“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人铺设了四万五千多英里的光纤通讯电缆。他们在用光缆通话。对我来说，工作难度加大了。我怎么能把巴格达天气预报、伊拉克人的洗衣清单这些东西当情报交给伦敦的密探呢？”

这是他的讲话风格，马丁明白。普鲁默的工作远不止此。

“当然，他们仍在交谈——部长们、公务员们、将军们，我们还听到过坦克指挥官在沙特边境的闲谈。但严肃的、绝密的交谈已经从空中消失了。以前从来不是这样。你要看些什么？”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特里・马丁翻阅了一系列截听材料。他在寻找某种不经意的电话、一次失口、一个错误。最后他合上了卷宗。

“你能否，”他问道，“注意一下有没有奇怪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讲不通的事？”

麦克・马丁想，也许某一天他应该写一本科威特市屋顶旅游指南。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躺在平屋顶上，审视着他身下的街区。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屋顶确实是躺着观察的好地方。

他已经在这个屋顶上躺了两天，审视着旁边的房子——他告诉阿布福阿德地址的就是这座。这是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借给他的六座房子中的一座，不过他明白以后没法再用了。

尽管自两天前他把地址告诉阿布福阿德起，直至今天晚上——十月九日，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但他仍然夜以继日地观察着，靠一点点面包和水果维持着生命。

如果伊拉克士兵在九日晚上七点半之前到达，他就会知道是谁出卖了他——阿布福阿德。他看了一眼手表，七点半。按计划，那位科威特上校现在应该打电话了。

在城市的另一边，阿布福阿德确实提起了话筒。他拨了一个号码，第三次振铃时有人来接听了。

“沙拉赫吗？”

“我就是。你是谁？”

“我们从未谋面，但我听说过你做的许多好事——你是忠诚勇敢的，是我们的一员。人们叫我阿布福阿德。”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声喘息。

“我需要你的帮助，沙拉赫。我们抵抗运动能否指望你？”

“哦，是的，阿布福阿德。请告诉我有什么事？”

“不是我本人，是一位朋友。他受了伤又得了病。我知道你是一位药剂师。请你立即给他送去药品——绷带、消炎药、止痛药。你听说过贝都这个人吗？”

“是的，当然听说过。你的意思是说你认识他？”

“这没关系。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他对我们极为重要。”

“我现在马上去楼下的药店，拿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送过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

“他蛰居在舒韦克的一座房子里，动弹不得。你准备好笔和纸。”

阿布福阿德把地址报了出去。在电话的另一头，地址被记下来了。

“我马上开车过去，阿布福阿德，你可以信任我。”药剂师沙拉赫说。

“你是个好人。你会得到报偿的。”

阿布福阿德挂上了电话。贝都说过，如果没事发生，他会在黎明时来电话，届时那个药剂师的面目就会清楚了。

就在八点半不到一点点，麦克・马丁看见了第一辆卡车。它靠自身的惯性滑行着，发动机已关掉了以免发出声音。卡车过了十字路口后又往前滑行了几码距离才停下来。马丁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第二辆卡车也以同样的方式到了。从两辆车上静静地跳下二十名士兵——绿色贝雷帽。士兵们以一路纵队向前行进，领头的一名军官手里抓着一个平民。那人的白色衣袍在黑暗中闪着微光。由于所有的街道路牌都被摘掉了，伊军需要平民为他们引路。可门牌号码仍保留着。

那平民在一座房子前停下来，审视了一下门牌号，表示确定。带队的上尉匆匆与他手下的一名中士耳语了几句。中士带领十五名战士穿过一条小巷朝后面包抄过去了。

剩余的士兵跟在上尉身后。他试着推了一下小花园的铁门。门开了，那些人鱼贯而入。

在花园里，上尉能清楚地看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灯。底楼的大部分是一个车库，里面是空的。上尉试了试门把手，发觉上着锁，于是向他身后的一名士兵挥了一下手。那士兵用自动步枪朝嵌入木头的门锁发射了一排子弹，房门洞开了。

在上尉的率领下，绿色贝雷帽战士冲了进去。有些士兵进入底楼黑暗的房间；上尉和其余的士兵直接上楼扑向主卧室。

到了楼上，上尉借着灯光能看到卧室的内部，背对着房门有一把小沙发，上面露出了那条格子布茶巾。他没有开枪。秘密警察局的沙巴维上校作过明确指示：要这个人的活口。这个年轻的军官冲向前去，没有感觉到小腿碰上了一条尼龙钓鱼线。

他听到另一支人马已经从屋后闯了进来，其他人也纷纷踏上了楼梯。他看到瘫在沙发里的身体，是用一件沾满尘土的白袍包着的海绵沙发垫，而用茶巾裹着的是一只大西瓜。他的脸愤怒得变了形。他刚好还来得及向站在房门边瑟瑟发抖的药剂师发出一声怒骂。

五磅塑胶高爆炸药看上去不是很大，爆炸声也不是很响。周围的房子幸好都是用石块和混凝土建成的，只受到轻度的损坏。但士兵们站着的那座房子整个消失了。屋顶上的瓦片飞到了几百码远处。

贝都没有等在附近观看自己的杰作。他已经走过了两条街，边走边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事情。随后他听到了那声闷响，似乎是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之后是一秒钟的静寂，然后是砖瓦的破碎声。

第二天发生了三件事，全都在天黑以后。在科威特，贝都与阿布福阿德再次碰面了。这一次，科威特人单身赴会。他们会面的地点在离喜来登酒店只有两百码的一个深深的门洞里。

“你听说了吧，阿布福阿德？”

“当然了。整个城市都在传。伊军损失了二十个人，其余的受了伤，”他叹了一口气，“接下来可能会有随机的报复事件。”

“你想现在停手吗？”

“不，我们不能停。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美国人和英国人会来的。快了。”

“愿真主保佑快一点。那个沙拉赫当时也在吗？”

“他带他们去的。只有一个平民。你没告诉其他人吧？”

“没有，只有他。那肯定是他了。他已经欠下了九条年轻的人命。他不会见到天堂的。”

“那么，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我不会问你是谁，从哪里来。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军官，我知道你不可能仅仅是一位来自沙漠的贝都骆驼贩子。你有炸药、枪、弹药和手雷。我们的人有这些东西也可以干出许多事情来。”

“那你的想法是？”

“带着你的装备加入我们。或者你仍然单枪匹马地干，但让我们分享你的装备。我不是威胁你，只是请求。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的抵抗组织，这就是帮助的方法。”

麦克・马丁想了一会儿。经过了八个星期，他只剩下一半装备了，有些仍埋在沙漠里，有些放在他不去居住只储存东西的两栋别墅里。另外四座房子中，一座已毁，还有一座他与学生们在那会过面，也已经放弃了。他可以把他的储藏交出去，再要求利雅得夜间用飞机空投。肯定有风险，但可行，只要他发往利雅得的请求没被截取——但这一点他就无从知晓了。还有种可能是他骑上骆驼再次穿越国境，带回两驮袋新的武器。但这样风险更大——现在边境地区已布置了伊军的十六个师，比他进来时增加了两倍。

该是再次联络利雅得询问指示的时候了。同时，他会把他所有的装备几乎全都交给阿布福阿德。国境的南边还有更多装备，他得设法再去弄点过来。

“你想在哪里接收？”他问。

“我们在舒韦克港有一座仓库，相当安全。里面储存着水产品。业主是我们的人。”

“六天之内。”马丁说。

他们商定了时间和地点。阿布福阿德手下一名可靠的助手将迎候贝都，并指引他到仓库。马丁描述了他要驾驶的车辆和他要打扮的模样。

同一天晚上，但因为时差的关系在两个小时之前，特里・马丁坐在他家不远处一个安静的餐馆里，用手捻动着一杯葡萄酒。几分钟后，他等待的客人进来了。这是一位年长的男士，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和领结。客人进来后向周围巡视着。

“摩西，这边。”

以色列人挤到马丁那边去，同时热情地打着招呼。

“特里，我亲爱的小伙子，你好吗？”

“见到你我就更好了，摩西。你来伦敦我们至少要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论年纪那以色列人可以当马丁的父亲，但他们的友谊基于共同的兴趣。两人都是学术家，热衷于研究中东阿拉伯文明、文化、艺术和语言。

摩西・哈德利教授的遗憾在于，作为以色列人，中东的许多地方对他来说都是禁区，即使是学术访问也不行。但在他的学术领域里，他仍是最佳的学者之一。这个领域非常之小，所以两位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经常碰面。他们这样交往已经有十年了。

晚餐很好，两人的话题是关于十个世纪前中东各王国的生活方式的最新研究和点滴体会。

特里・马丁明白他必须遵守保密法，所以最近受世纪大厦指派参加的活动是不能讨论的。但在喝咖啡时，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海湾危机，谈到了那里的战争阴云。

“特里，你认为萨达姆会撤出科威特吗？”教授问道。

马丁摇摇头：“不，他不会，除非满足他的要求他才会撤。一旦战争打响，他会失败的。”

哈德利叹了一口气。

“那么多的浪费，”他说，“我的一生，见到太多的浪费。所有那些钱财，足够把中东地区建成人间天堂；所有那些才智，所有那些年轻的生命……都为了什么呢？特里，如果战争打响，英国人是否会和美国人并肩战斗？”

“当然会了。我们已经派出了第七装甲旅，我相信第四装甲旅也会随之出征。那可以组成一个师呢。还有战斗机和军舰。别担心。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不但可能按兵不动，而且恐怕必须这样做。”

“是的，我知道，”以色列人阴郁地说，“但许多年轻人将会死去。”

马丁向前靠过去，拍拍他朋友的手臂。

“我说，摩西，这个人必须被阻挡住，或迟或早。以色列比所有其他国家更急需了解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称出他的分量了。”

“但我们已经在提供协助了。我们也许是他的主要目标呢。”

“是的。”马丁说，“在选取攻击目标时，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可靠的现场情报。我们现在在巴格达没有最高级情报来源。英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甚至连你们也没有。”

二十分钟后晚餐结束了，特里・马丁送哈德利教授坐上出租车，目送他回宾馆去了。

同一天晚上半夜时分，根据哈桑・拉曼尼在巴格达发出的命令，伊拉克反间谍局在科威特建立了三座三角探查站。

这些探测站的无线电碟盘能追踪无线电波发射的源头，并能确定其罗盘方位。三台中的一台是固定探查站，安装在科威特市南郊阿尔迪亚区的一座高楼屋顶上，碟形天线朝向沙漠。

另两台是流动站，用的是大客车，碟形天线安装在车顶，用内置发电机提供电力。车内是黑暗的，这样操作员坐在控制台前比较方便看到要寻找的那台发报机。他们获悉，该发报机极有可能在市区与沙漠之间的某个地方发报。

其中一台探测站安置在贾赫拉外面，在阿尔迪亚那台的西边，第三台在海边的阿尔阿丹医院里，在入侵的开始几天法律系学生的姐姐就是在那里遭强奸的。阿尔阿丹的追踪者可以把北边操作员报告的情况制成一个全方位交叉图，从而把发报地点精确到方圆几百码的范围之内。

在卡利德・阿尔卡里法驾驶天鹰战斗机起飞的艾哈马迪机场，一架苏制米-24“雄鹿”武装直升机二十四小时待命。雄鹿的机组人员来自特种部队——拉曼尼说服特种部队司令员抽调他们过来。无线电追踪人员来自拉曼尼自己的反间谍机构，是从巴格达派过来的，也是他最精干的人员。

哈德利教授一夜没睡着觉。特里告诉他的某件事使他辗转难眠。他自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诚的以色列人，他父母在世纪之交时与本-耶胡达和本-古里安一起，从伊比利亚半岛移民到以色列。他自己出生在雅法，当时那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一个繁忙港口，他在孩提时就学会了阿拉伯语。

他养育了两个儿子，看见其中一个死在黎巴嫩南方的一次悲惨的伏击战中。他现在是有五个孙儿孙女的爷爷。谁会说他不爱自己的国家？

但有件事不对头。如果战争来临，许多年轻人会死去，不管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他们都会像他的儿子泽埃夫那样死去。难道科比・德洛尔要执迷于他的小国沙文主义、要报复英美人吗？

他早早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结完账，预约了一辆去机场的出租车。在离开旅馆前，他在大厅的一排电话亭旁边徘徊了一阵子，然后他改变了主意。

在赴机场的半路上，他让司机离开M4号公路去找一个电话亭。尽管司机抱怨这很麻烦，还要多花时间，但还是照办了，最后在切斯威克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哈德利运气较好。特里的室友希拉里在贝斯沃特接听了电话。

“等一等，”他说，“特里刚刚走到门口。”

特里・马丁回来接了电话。

“我是摩西。特里，我时间不多，告诉你们的人，摩萨德在巴格达内部有一个高级情报源头。让他们去问问耶利哥现在怎样了。再见，朋友。”

“请等一下，摩西。你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要紧。你从来没听我说过。再见。”

电话挂断了。在切斯威克，年长的以色列学者又上了出租车继续赶往希斯罗机场。他对自己干下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而战栗不止。当然他肯定不会告诉特里・马丁，是他——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起草了给巴格达的耶利哥的第一封回信。

刚过十点，特里・马丁打电话过去时，西蒙・巴克斯曼正坐在世纪大厦的办公桌前。

“中饭？对不起，我不行。今天太忙了，也许明天吧？”

“太晚了。事情很急，西蒙。”

巴克斯曼叹了一口气。毫无疑问，这位温顺的学术家肯定是从伊拉克的广播中听到了某条短语的新译解，而这个发现可能会改变生活的意义。

“可是中饭肯定不行。局里有个重要的会议。我说，去喝一杯吧，到‘墙洞’去。那是滑铁卢桥下面的一个酒馆，离这里很近。十二点钟？我可以挤出半个小时，特里。”

“绰绰有余了。再见。”马丁说。

刚过正午，他们已经坐在墙洞里喝啤酒了。酒馆的上方，南区的火车隆隆响着驶往肯特、苏塞克斯和汉普郡。马丁把上午听到的消息说出来了，但没说出消息的来源。

“不得了。”巴克斯曼耳语着说——旁边桌子有人。“谁告诉你的？”

“我不能说。”

“唉，你一定得说。”

“你要考虑他的处境。我已经答应他了。反正他是一名资深学者。就这些。”

巴克斯曼沉思着。一个学者，而且与特里・马丁熟悉。肯定也是一名阿拉伯学专家，有可能曾经替摩萨德干过什么任务。不管怎么说，这条消息要马上去向世纪大厦汇报，不能耽搁。他向马丁道了谢，离开酒馆，匆匆返回世纪大厦去了。

由于要参加中午的会议，史蒂夫・莱恩没有离开大楼。巴克斯曼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了他。莱恩带着这条消息直接去找局长了。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柯林爵士听了汇报后说，科比・德洛尔将军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他中饭也不想吃了，叫人给他送了点食物上来，就回到了顶楼办公室。在那里，他用绝密线路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打了一个电话。

这时候华盛顿才八点半，但法官每天黎明时就起床了，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他就消息的来源问了英国同行几个问题，没能得到答案，很不满地咕哝了一声，但他同意这件事不能耽搁。

韦伯斯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副局长一听就光火了，然后他与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一起开会研究了半个小时。巴伯更是怒火万丈，因为当初就是他本人坐在赫兹利亚郊外山丘上的房间里面对着德洛尔将军，显然，对方向他说谎了。

他们两人研究出下一步的方案，然后去找局长。

下午，威廉・韦伯斯特局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起开了一个会，后者带着这件事去见布什总统。韦伯斯特提出的意见被批准了。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立即提供了合作。那天晚上，国务院的一份特急请求传到了特拉维夫，第二天上午就出现在收件人以色列副外长的办公桌上了，由于时差关系，只相隔三个小时。

当时的以色列副外长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一位英俊、优雅、满头银发的外交家。他是第三代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犹太人，曾在美国接受过部分教育。由于他流利的英语、出众的口才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他成为伊扎克・沙米尔的利库德政府的一名阁员；他也是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常常出席西方媒体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以能言善辩著称。

两天后，十月十四日，他抵达了华盛顿杜勒斯机场。他对美国国务院紧急邀请他飞到华盛顿商讨要事颇感迷惘。

他先会见了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博格，讨论的无非是八月二日以后中东总体形势。他感到更加迷惘了。到会议结束时，他已经彻底沮丧了，接下来就是坐半夜起飞的红眼航班返回以色列。

就在他要离开国务院时，一名助手把一张贵重的精制卡片交给了他。卡片上印有一枚个人标记，写字人用优雅的笔迹邀请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一定要到他家作短暂的访问，以商讨“关系到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紧急事宜。

他认得这个签名，知道这人是谁，也清楚写字的那只手里掌握着多大的财富和权力。写字人的豪华轿车就停在门口。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作出了决定。他请秘书返回使馆收拾好两人的行李，两个小时后到乔治城的一座房子与他会合，从那里他们将一起赶赴杜勒斯机场。然后他上了那辆豪华轿车。

他以前从没去过那座房子，但他可以想象它肯定很漂亮——离乔治城大学校园不到三百码，位于M街上。他被引入一间细工嵌板装饰的书房，里面藏着不少珍本图书。几分钟后，主人进来了，一边踏着喀山地毯，一边伸出手表示欢迎。

“我亲爱的比比，你能花时间过来真是太好了。”

索尔・内桑森既是银行家也是金融家，这两种职业使他成为巨富，但是他的真正财富大都隐藏着没有显露出来。他本人的文化修养很高，挂在墙上的范戴克斯和布罗格尔斯的名画不是赝品。此外他对慈善业的捐献——包括对以色列的捐献是传奇性的。

他比以色列副外长年纪稍长，也是举止优雅、满头银发，但与外交官不同的是，他身穿由伦敦萨维尔罗定做的西服，而他的真丝衬衣来自苏尔卡。

他把客人引到壁炉旁的真皮沙发前，一名英国男管家用银盘子端着一瓶葡萄酒和两只玻璃杯走进来。

“我们谈话时你也许喜欢喝点东西吧，朋友。”

男管家把红葡萄酒倒进两只玻璃杯，以色列人啜了一口。内桑森扬起眉毛表示询问。

“味道好极了。”内塔尼亚胡说。六一年份莫顿堡葡萄酒是难得的珍品，不应该大口喝。男管家把酒瓶放在他们伸手能拿到的地方后就离开了。

索尔・内桑森是一个聪明得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他不会把话直接说出来。会话开始前先来点小插曲，然后说到中东。

“要打仗了，你知道的。”他忧郁地说。

“对此我没有疑问。”内塔尼亚胡表示同意。

“在战争结束之前，许多美国年轻人很可能会死去。很优秀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不应该死。我们必须尽可能降低伤亡数量。怎么样，再来点葡萄酒吗？”

“不要了。”

这个人到底想说什么？以色列副外长真的糊涂了。

“萨达姆，”内桑森凝视着壁炉炉火说，“是一个狂人。他必须被制止。也许他对以色列比对任何邻国都更危险。”

“这话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但我们炸掉他的核反应堆后，美国谴责了我们。”

内桑森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屑一顾。

“那当然是一派胡言，都是为了支撑门面装样子的。我们双方都知道，而且我们相互有默契。我的一个儿子已经开赴海湾了。”

“哦，我不知道。愿他平安归来。”

内桑森很受感动。

“谢谢你，比比，谢谢你。我也每天在这样祈祷。这是我的长子，也是我的独子。我只是感觉到……在这个时刻……我们之间必须真诚合作。”

“完全同意。”以色列人的心中涌上了坏消息即将来临的不详预感。

“要把伤亡人数降下来，你明白。这就是我要请你帮忙的原因，比比，尽量降低伤亡人数。我们是站在一起的，难道不是吗？我是美国人和犹太人。”

他使用词语的优先顺序似乎意味深长。

“我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内塔尼亚胡喃喃地说。他也有自己的优先顺序。金融家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不安。

“对极了。但由于你在这里受过教育，你应该明白……嗯，这话我应该怎么说呢？……美国人有时候是很容易动感情的。我能不能直说？”

终于松了一口气，以色列人想道。

“如果你们能做某件事，使伤亡人数下降一些，哪怕只下降一点点，我和我的同胞将永远感激作出贡献的人。”

另一半意思留着没说出来，但内塔尼亚胡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他不会不理解。如果当为而不为或不当为而为之，致使伤亡人数增加，那么美国是很记仇的，美国的报复也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你要我干什么？”他问道。

索尔・内桑森品了一口葡萄酒，眼睛盯着壁炉里闪动的火焰。

“看起来，在巴格达有一个人，他的代号叫耶利哥……”

他讲完这事，心事重重的副外长就匆匆奔赴杜勒斯机场去赶回家的航班了。

第九章  伦敦会议

把麦克・马丁拦住的那个路障，位于默罕默得・卡赛姆街与四环路的交角处。在远处看见它时，他盘算着想调头从原路返回去。

但通向检查点的道路两旁都站着伊拉克士兵，显然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目的，而且以调头时的缓慢车速想逃过他们的步枪射击是不可能的。他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朝前行驶，加入到一长溜等待检查的车后面。

在驾车穿越科威特市区时，他与往常一样设法避开很有可能设置路障的主要道路，但要穿过六环路必须经过一个主要路口。

他也曾指望，他是半晌午开车出来的，可能混进繁忙的车流中，或者伊拉克人会躲在阴凉处。但十月中旬天气已经凉爽了，而且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比无能的常规军要精干得多。于是他只能坐在白色面包车方向盘后面等待着。

他是趁天还很黑，夜还很深时，驾着越野车去南方沙漠里挖掘剩余的炸药、枪支、弹药和设备的——他之前答应要给阿布福阿德这些装备。当他在费尔多斯一条后街的车库里把吉普车上的物品换装到面包车上时，天还没有破晓。

货物换装后，太阳尚未升高，气温也没上来，他估计伊军士兵还没去寻找阴凉之处，于是他还在车库里的面包车上睡了两个小时。然后他把面包车驶出车库，又把吉普车开进去——他明白这种好车不久即会遭没收。

最后他还洗脸洗手换衣服，把那件污渍斑斑，沾满尘土的贝都部落人的袍子脱下来，换上科威特医生穿的干净、洁白的衣袍。

他前面的汽车一寸一寸地爬行着，前方是伊拉克步兵设置的、由混凝土圆块堆砌起来的路障。有时候，士兵们只查看一下司机的身份证就挥手让他通过；有时候他们会让司机把车开到路边仔细检查。通常，按命令到路边停下的，都是那些载着货物的车辆。

马丁对身后车厢上的两只大木箱深感不安，里面的东西足使他立即遭到逮捕，押送到秘密警察那里受刑讯。

最后他前面的那辆轿车通过了，他在路障检查口停下来。负责的中士没向他要身份证，看到沃尔沃面包车上的大箱子时，中士直接挥手让汽车停到路边去，并对等在那里的战士们吆喝了一声。

一名穿橄榄绿军服的士兵出现在驾驶座的车窗旁，马丁把车窗摇了下来。士兵弯下腰，车窗开口处出现了那人满是胡茬的脸。

“出来。”那战士说。马丁下车伸直了身体，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一个脸色冷漠、脸上布满麻子的中士走上前来。战士走到后面去窥视车内的箱子。

“证件。”中士说。他审视着马丁递上来的身份证，目光从塑料膜下面的那张模糊的面孔，到他面前的脸之间来回闪动着。他看着对面的英国军官，又看看身份证上阿尔卡里法贸易公司仓库保管员的照片，他可能看出了其间的差异，但他没有说什么。

身份证是一年前签发的，而一年之内一个男人可以决定剃去他的胡须。

“你是医生？”

“是的，中士。我在医院工作。”

“哪家？”

“在贾赫拉路上的那家。”

“你要去哪里？”

“阿米里医院，在达斯曼。”

中士显然没受过多少教育，在他心目中，医生应该是那种学识丰富、身材高大的人。他咕哝着走到后面去了。

“打开。”他说。

马丁用钥匙打开了后备厢，后备厢门弹起来转到了他们的头顶上方。中士凝视着那两只箱子。

“里面是什么东西？”

“样本，中士。阿米里医院实验室用的。”

“打开。”

箱子上各挂着两把黄铜锁。马丁从口袋里取出几把小巧的黄铜钥匙。

“你知道吗，这些箱子是冷藏的？”马丁一边说，一边晃着钥匙。

“冷藏？”中士被这个词搞糊涂了。

“是的，中士。内部是冷的。这样可以让那些培养液保持低温，保证它们处于惰性状态。恐怕我打开以后冷气会逸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活跃了。最好往后站。”

听到“往后站”这个短语，中士脸一沉，摘下肩上背着的卡宾枪把枪口对准了马丁，他怀疑箱子里肯定是放着某种武器。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喝一声。马丁遗憾地耸耸肩。

“对不起，可我阻止不了。细菌会逸出到我们周围的空气之中。”

“细菌？什么细菌？”中士既糊涂又愤怒。

“我没说过我在哪里工作吗？”马丁温和地问。

“说过，在那家医院里。”

“对。那是家隔离医院。这些箱子里装满了供分析的天花和霍乱疫苗样本。”

这时候中士确实跳到后面去了，往后跳了两英尺。他脸上的麻子不是意外事故造成的——小时候他差一点死于天花。

“快带着那种东西离开这里，该死的！”

马丁再次表示抱歉，关上后备厢，坐到方向盘后面驱车离开了。一小时之后，他被引到了舒韦克港的水产仓库，在那里把货物交给了阿布福阿德。

备忘录

致：美国国务院 詹姆斯・贝克国务卿

由：政治情报及分析组

日期：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六日

事由：摧毁伊拉克战争机器

密级：仅供阅读

自伊拉克侵入科威特酋长国后，十个星期以来，我们与英国同事就萨达姆・侯赛因现在可使用的战争机器的准确规模、性质和准备状态，进行了最为细致的调查。

毫无疑问，批评家们又会放马后炮，说这种分析早应该在今日之前完成。随他们说去吧。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分析结果表明，形势十分严峻。

光是伊拉克的传统武装力量：一百二十五万常规陆军，以及大炮、坦克、火箭发射架，加上现代化的空军，就使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遥遥领先的军事强国。

两年前我们估计，如果两伊战争的效果在于削弱伊朗的战争机器，使其不致对邻国构成实际威胁，那么伊朗对于伊拉克战争机器所造成的破坏程度也是类似的。

现在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就伊朗来说，由于我们和英国的同事刻意对伊朗实施严厉的武器禁运，形势基本上没有改变。然而伊拉克的情况就不同了，两年的间歇期使伊拉克重新获得了惊人的武装。

你也许会记得，国务卿先生，西方对海湾地区，乃至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政策，长时期以来一直是基于平衡这个概念上的——只要在该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制服其所有邻国，并因此称雄，就可以维持现状，保持稳定。

光从常规战争的意义来说，显然伊拉克已获得了此种军事力量，现在正想称雄。

但本报告着重于阐述伊拉克的另一方面战备：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上其持续的扩展计划，及其国际、洲际供应系统。

简言之，我们必须彻底摧毁这些武器，以及发展中的项目，及其供应系统，否则马上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前景。

根据美杜莎委员会的研究，英国人已表示完全同意，伊拉克将在三年之内拥有其自己的原子弹，并有能力向巴格达周边两千公里半径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发射。

这个灾难性的前景还应该加上潜在毒气和细菌战武器，包括炭疽病，以及可能的淋巴腺和肺炎鼠疫等致命病毒。

即使伊拉克的政权是宽厚的、合理的，这些武器的前景就已经使人担心了。现实是，伊拉克现状处于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下，此人已被证实患有两种心理疾病：权迷心窍的自大狂和妄想狂。

三年之内，如不加以阻止的话，伊拉克只要通过威吓就可以支配从土耳其的北海岸到亚丁湾，从海法的外海到坎大哈山区的所有国家。

我们现在揭露这些前景的用意在于彻底改变西方的政策。摧毁伊拉克的战争机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必须成为西方海湾政策的首要目标。解放科威特现在变得无关紧要了，只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们的目标只有伊拉克单方面从科威特撤军才会遭到挫败，因此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不致发生这种事情。

美国的政策，考虑到与我们的英国同盟相联合，应包括如下四个目标：

一、只要可能，暗地里触怒萨达姆・侯赛因，目的在于使他拒绝撤出科威特。

二、拒绝他为撤离科威特可能会提出来的任何条件，这样使我们的进攻有正当的理由。

三、敦促联合国立即通过已长期搁置的安理会第678号决议，授权多国部队一旦作好准备即可开始空中打击。

四、表面上装作欢迎，但实际上去挫败任何可能使伊拉克逃脱惩罚的和平计划。这方面，显然联合国秘书长，法国和苏联是主要的障碍，他们很可能随时会提出一些幼稚的计划，从而阻止本应该要做的事情。至于对公众，当然应继续灌输争取和平的假象。

专此呈送，并致敬意。

“伊扎克，这件事我们真的应该同意他们。”以色列副外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建议说。

与副外长相比，以色列总理在转椅里面显得更为矮小了。两人正在耶路撒冷那间堡垒般的总理私人办公室里。隔着厚重的钢木门，两名站在门外的空降兵战士对里面的谈话一无所知。

伊扎克・沙米尔总理从办公桌后面瞪着眼，他那双短腿在地毯上方晃来晃去，尽管只要他需要，旁边就有一只特制的搁脚凳。在满头灰白头发下，他那张线条分明的、好斗的脸，使他看上去像那种喜好恶作剧但态度友善的侏儒。

副外长在各方面都与总理不同，他长得高大，而总理矮小；他衣着笔挺合身，而沙米尔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他长相温文尔雅，而总理性情暴躁。然而他们相处融洽，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的国家决不与巴勒斯坦人妥协。就是这点，让这位俄罗斯出生的总理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位大都市的外交家。

副外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把事情的利害关系说清楚了。以色列需要美国，需要美国对以色列的友好态度，这方面曾因为美国强大的犹太院外活动人士而得到保证，但现在却在国会山和美国媒体中遭到围攻；以色列也需要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武器和美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如果因为特拉维夫那边的科比・德洛尔操纵的一个伊拉克间谍，使这种关系处于危险境地的话，那真是太不值得了。

“这个耶利哥，不管是什么人，把他交给美国人吧。”内塔尼亚胡催促说，“如果他能帮助他们摧垮萨达姆・侯赛因，对我们岂不更好？”

总理嘟哝了一声，点点头，伸手去按内部通讯器。

“给德洛尔将军打电话，告诉他我要见他，就在我的办公室。”他对他的机要秘书说，“不，不要等他有空，让他现在就来。”

四个小时以后，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离开了总理办公室。他简直快气炸了。当他的轿车从耶路撒冷出来，转下山丘，进入返回特拉维夫的宽阔公路时，他觉得他想不起以前什么时候这样愤怒过。

被自己的总理批评已经是够丢脸的了，被训斥是一个笨蛋更使他无地自容。

通常他会欣赏路边的松林，当初耶路撒冷遭围攻时，今天的公路还是一条布满泥坑的土路，他父亲和其他先辈把巴勒斯坦人的防线轰开一个缺口，从而拯救了这个城市。但今天他根本无心欣赏。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他召来沙米・格桑并把消息告诉了他。

“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他大声喊道，“是谁泄露的？”

“局里人没人泄露出去，”格桑胸有成竹地说，“会不会是那个教授？我获悉他刚刚从伦敦回来。”

“该死的叛徒，”德洛尔咆哮起来，“我饶不了他。”

“英国佬很可能把他灌醉了，”格桑说，“酒后吹牛说大话。算了吧，科比，损失已经造成了。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耶利哥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们。”德洛尔厉声说，“我才不去。派沙龙，让他去办。会议定在伦敦，消息泄露的地方。”

格桑思考了一番，露齿笑了。

“什么事情那么有趣？”德洛尔问道。

“就这样，我们无法再次接触耶利哥，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我们仍未弄清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让他们去查明吧。碰上好运气他们或许能挖到宝贝。”

德洛尔思考了一番，最后一丝狡黠的笑容浮上了他的脸：“今天晚上派沙龙去。然后我们开始另一项行动。这个主意我在心里已经盘算了好长时间了。我们把它称为‘约书亚[4]’行动。”

“为什么？”格桑问，他被搞糊涂了。

“你忘了约书亚曾对耶利哥干过什么吗？”

伦敦会议对美国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来说相当重要，于是他跨越大西洋亲自飞过来了，陪同他一起前来的是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他们在公司的一座安全房——离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不远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并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副局长以及史蒂夫・莱恩一起吃了一顿晚饭。由于斯图尔特的级别，秘情局副局长出面是出于礼仪，他不参加正式会议，而由伊拉克科科长西蒙・巴克斯曼参加。大卫・沙龙用假名从特拉维夫飞到伦敦来了，在格林广场的以色列使馆派出一名卡查到机场去迎接他。

大卫・沙龙的汇报会从第二天上午开始，整整开了一天，再加上半个晚上。秘密情报局选择了他们自己的一座安全房，位于南肯辛顿的一座公寓，保护得很好，又有效地“布过线”。

这地方很宽敞，屋内的餐厅用作了会议室。其中一个卧室里安放了一排录音机，由两名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录音。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被世纪大厦派过来，负责后勤工作，为餐桌边上的六个男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

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整整一天一直待在楼下门厅里，装作在修理那部功能完全正常的电梯，实际上是在确保除了住户没有其他闲人上楼。

坐在餐桌周围的是，大卫・沙龙和来自以色列驻伦敦使馆的那名卡查；来自兰利的两个美国人斯图尔特和巴伯；秘情局的两人莱恩和巴克斯曼。

按照美国人的要求，沙龙从事情的开始说起，并按其发展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一个雇佣兵？一个闯进来的雇佣兵？”斯图尔特插嘴问道，“你不是在故意刺激我们吧？”

“我接到的指示是要绝对坦率。”沙龙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美国人并不反对雇佣兵。实际上这样反而更好。在背叛自己国家的所有动机中，对招募机构来说，金钱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雇佣兵就是为了钱。这样不用担心有撕心裂肺的悔恨，或自我厌恶；不用去安抚动摇的军心，不用去做思想工作。情报界中的雇佣兵就像是妓女。根本不用费心地安排烛光晚餐，说什么甜言蜜语，一叠美金往桌子上一放就解决问题了。

沙龙描述了他们如何疯狂地寻找有外交官身份掩护的、能较长时间居留在巴格达的人，而最后他们唯一的选择是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他也讲了在圣地亚哥对蒙卡达进行强化培训，之后蒙卡达重新渗入巴格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

“等一下，”斯图尔特说，“这个业余特工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从信筒里取来了七十份情报而没被抓住？”

“是的。”沙龙说。

“你的意见呢，史蒂夫？”

莱恩耸耸肩：“初学者的运气。不能到东柏林和莫斯科去尝试。”

“对。”斯图尔特说，“他去邮筒从来没被盯梢过？从来没遭遇过危险？”

“没有。”沙龙说，“有几次他被盯梢了，但都是随机的、马马虎虎的。有几次是从他的住处到西亚经济委员会大楼的路上，或者回程；还有一次是在他去邮筒的路上。但他发现了尾巴并放弃了行动。”

“我们可以假设，”莱恩说，“他确实被一个盯梢组尾随着到了一个邮筒，拉曼尼手下的反间人员守候在邮筒旁并剥去了耶利哥的伪装。经说服后，耶利哥只能合作……”

“那样的话，他的产品质量就会大幅度降低，”沙龙说，“但是耶利哥确实对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拉曼尼是决不会允许那种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我们就会看到对耶利哥的公审和绞刑，而蒙卡达也会遭驱逐，如果他运气好的话。

“看起来跟踪者是秘密警察局的人，但外国人本应该属于拉曼尼的管辖范围。不管怎么说，他们与往常一样马马虎虎地进行了跟踪。蒙卡达毫不费力地发现了他们。你们知道，伊拉克秘密警察一直在试图插入反间局的工作范围。”

倾听者频频点头。部门之间的争斗一点也不新鲜——在他们的国家里也在发生。

当沙龙说到蒙卡达如何突然从伊拉克撤走时，比尔・斯图尔特发出一声惊叹。

“你的意思是他关上门，失去联系了？也就是说耶利哥现在逍遥自在，没人在操纵他？”

“是这么回事。”沙龙耐心地说。他转向奇普・巴伯：“当时德洛尔将军对您说，他没在操纵巴格达的间谍，这话是对的。摩萨德的观点是，作为一项行动，耶利哥已经是死翘翘了。”

巴伯朝这位年轻的卡查看了一眼，意思是说：“别说得那么死，小伙子。还有希望呢。”

“我们想重新建立联系，”莱恩平静地说，“该怎么办？”

沙龙把全部六个死信箱的地点都展示出来了。在两年时间里，蒙卡达改变了两个地点，其中一个是因为该地方被推土机推平要重新开发了；另一个是因为废弃的商店重新开张了。但现在的六个起作用的邮筒，和六处做粉笔记号的地方，是他遣返后最后一次汇报时说的。

这些邮筒和做粉笔记号的地点精确到了以英寸来测算。

“也许我们可搞到一个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去接触他，告诉他又要开展行动了，且报酬更为丰厚。”巴伯提议说，“说服他抛去砖头底下和地坪石下面那些鬼地方。”

“不，”沙龙说，“只有邮筒，不然你无法联系他。”

“为什么？”斯图尔特问。

“你们会感到这事难以置信，可我发誓这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查明过他是谁。”

四名西方特工盯着沙龙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你们从没确认他的身份？”斯图尔特一字一句地问道。

“没有确认。我们试过。我们请他亮明身份以保护他自己。他拒绝了，威胁说我们再坚持下去的话他就关门了。我们进行了笔迹分析，绘制了心理画像。我们核对了他提供的产品以及他无法获得的情报。最后我们列出了一份包括三十个，也许四十个人的清单，全都是萨达姆・侯赛因周围的人，全都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军中的高级将领或者是复兴党的党务大员。

“范围再也没法缩小了。有两次，我们把一条技术术语用英语写着插进了我们的要求之中。但每次回复时他都打上了一个问号。由此看来，他要么不会说，要么只会说一点点英语。但也有可能他装作不懂英语。假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情况，那么范围就可缩小到两至三人。所以他一直书写阿拉伯语。”

斯图尔特嘟哝了一声，相信了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深喉’[5]。”

“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后来证实了‘深喉’的身份。”巴克斯曼提醒说。

“那是他们自称的，可我表示怀疑。”斯图尔特说，“我估计那家伙依然躲在阴影深处，就像耶利哥一样。”

当他们四人最后终于让大卫・沙龙返回使馆时，天早已黑下来了。史蒂夫・莱恩确信这次摩萨德把情况和盘托出了。比尔・斯图尔特告诉了他华盛顿向以色列人施压的事。

两名英国和两名美国情报官厌倦了三明治和咖啡，于是结伴去了半英里以外的一家餐馆。由于精神压力的缘故，而且吃了一整天的三明治，再加上胃不好，比尔・斯图尔特没有什么食欲，拨弄着盘中的烟熏三文鱼。

“这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史蒂夫。这是一个真正有四只眼的狡猾的家伙。与摩萨德一样，我们也得去找一名受过特工训练的委派外交官，让他为我们工作。如果需要，我们可付钱给他。兰利准备为这件事花很多钱。一旦开战，耶利哥的情报可以挽救我们许多人的生命。”

“我们手头上还有什么人呢？”巴伯说，“巴格达的使馆已经有半数关门了。其余的肯定是处在严密监视之下。去找爱尔兰人、瑞士人、瑞典人和芬兰人吗？”

“中立国不肯干的，”莱恩说，“而且我怀疑他们派驻巴格达的外交人员中不一定有受过训练的间谍。第三世界国家的使馆也指望不了——那意味着得从头开始招募和培训。”

“我们的时间很紧，史蒂夫。这事很急。我们不能再走以色列人走过的路。三个星期培训是不可思议的。这在当时也许能行得通，但现在巴格达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了。那边的形势肯定很紧张。从头开始的话，我们最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让一名外交官学会间谍技巧。”

斯图尔特点头同意。

“如果外交人员这条路行不通，能不能试试其他途径？有些商人仍在那里进进出出，尤其是德国人，我们也许能说服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日本人。”

“问题在于，他们都是短期逗留的。理想一点的话，最好能找一个可把这个耶利哥操纵……四个月的人。找一名记者如何？”莱恩提议。

巴克斯曼摇摇头：“他们撤出来时我都与他们谈过了。作为记者，他们被全方位监视着。外国记者到小街小巷去探头探脑根本行不通。此外，请别忘记这是一项非法行动，除非有外交人员保护。谁能想象得出一名间谍落到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手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坐在桌子周围的四个人都听说过卡蒂布的残忍名声，他的外号叫“穆阿齐”，即折磨者。

“风险总是要担一点的。”巴伯说。

“我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人更切实可行。”巴克斯曼指出，“如果他们知道被抓住是什么下场，商人或者记者还会同意吗？比起秘密警察，我宁愿落到克格勃手中。”

比尔・斯图尔特沮丧地放下手里的叉子，又要了一杯牛奶。

“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很难找到一个长相酷似伊拉克人的有经验的特工。”

巴克斯曼朝史蒂夫・莱恩瞟了一眼。莱恩想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点点头。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巴克斯曼说。

“一个温顺的阿拉伯人吗？这样的人摩萨德有，我们也有，”斯图尔特说，“但没能达到这种水平。只不过是捎捎信和跑跑腿之类的事。可这是高风险、高难度的行动。”

“不，是一个英国人，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

斯图尔特停顿了，他那杯送到嘴边去的牛奶杯在半途上停住了。巴伯放下了刀叉。

“能说阿拉伯语是一回事，能在伊拉克混同于一个伊拉克人是完全不同的一场游戏。”斯图尔特说。

“他长着黑皮肤、黑头发、棕色眼睛，但百分之一百是个英国人。他在巴格达出生并长大，他能够混同于伊拉克人。”

“而且他受过执行秘密行动的全面训练？”巴伯问道，“见鬼，他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他目前在科威特。”莱恩说。

“是吗？你的意思是说他坚守在那里，蛰居在那里？”

“不。他似乎是自由自在地到处活跃着。”

“那么，如果他能够出来的话。他到底在干什么？”

“确切地说，是在杀伊拉克人。”

斯图尔特思考了一会儿，慢慢地点点头。

“够大胆的。”他喃喃地说，“你能让他从那里出来吗？我们想借用他。”

“我想可以吧，等下次他用无线电联络时。我们可以联合操纵他，并将分享他的产品。”

斯图尔特又点点头。

“行。你们为我们带来了耶利哥。就这么办。我把这件事向法官（中情局局长）汇报清楚。”

巴克斯曼站起身用餐巾擦了擦嘴。

“我最好去告诉利雅得情报站。”他说。

麦克・马丁是一个习惯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但十月的那一天他完全靠意外的运气才幸免于难。

十月十九日夜晚，他原打算发一份无线电报给利雅得郊外秘情局的那栋别墅，那是中情局和世纪大厦的四名高级情报官在伦敦南肯辛顿一起吃晚饭的同一个夜晚。

假如他那么做了，那么由于时差的关系，西蒙・巴克斯曼还没有回到世纪大厦去通知利雅得要他回来。

更糟糕的是，他的收发报会持续五至十分钟，因为要与利雅得讨论再向他提供一批武器和炸药的事。

但实际上，午夜之前他待在车库里，因为他发现吉普车的一只轮胎没气了。

他咒骂着花了一个小时把吉普车用千斤顶支起来，用力卸下轮子的螺帽。由于黄油和尘土的混合物把这些螺帽咬住了，他花了很大一番劲才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卸了下来。凌晨一点差一刻，他驾车上路了，才走了不到半英里，他注意到这只备胎也在慢性漏气。

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回车库，放弃与利雅得的无线电联络。

把两只轮胎补好花了两天时间，直至二十一日夜晚，他才到了远离南郊的沙漠深处，把他的碟形卫星天线对准几百英里之外的沙特首都方向，按下发送按钮发射出一系列短促的噼啪声，表明他在呼叫而且他要向空中拍发电报。

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十个固定的频道，每月每天轮流有一个指定的频道。今天是二十一日，因此他在使用一频道。报出自己的身份以后，他按下接收按钮并等待着。过了几秒钟，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始回答。

“这里是洛基山，黑熊，请转五频道读取信息。”

马丁转到五频道，按下发送按钮，说了几句话。

在科威特市北郊，一名年轻的伊拉克技术员注意到他控制板上有一个脉冲亮光在闪。当时他在一栋住宅楼顶层的一套公寓里值班。扫描员捕捉到了这次无线电波发射，并把它锁定了。

“上尉。”他急忙叫起来。哈桑・拉曼尼部下的反间信号处的一名情报官大步走到控制台旁边。那个亮光仍在闪烁，技术员在用罗盘确认方位。

“有人刚刚向空中发报了。”

“在哪里？”

“在沙漠里，先生。”

技术员在用耳机倾听，他的方向定位仪定下了发报的源头。

“是电子扰频发射，先生。”

“那肯定是他。老板说得对。方位多少？”

情报官去打电话，准备提醒另两个监测小组，即那两个装在拖车后的移动探测站，分别停放在贾赫拉和靠近海边的阿尔阿丹医院里。

“罗盘方位202度。”

202度亦即正南偏西22度，那个方向什么也没有，只有荒凉的科威特沙漠，绵延到边境与沙特的沙漠会合起来。

“频率多少？”当贾赫拉拖车上的监控小组在电话上应答时，那情报官厉声问道。

追踪技术员告诉了他——是低频区一个稀有的频道。

“中尉，”他扭头喊道，“快与艾哈马迪空军基地联系，告诉他们让直升机升空。我们找到地点了！”

在遥远的沙漠里，马丁说完了他要说的话，把开关拨到接收档上，收听利雅得方面的回答。回答不是他所期望的。

“这里是洛基山，黑熊，返回洞穴。再说一遍，返回洞穴，十万火急，通话结束。”

伊拉克上尉把频率告诉了另两个监测站。在贾赫拉和阿尔阿丹医院，其他技术人员把追踪仪转到了标明的频率上，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直径四英尺的碟形天线在疯狂地转动着。海岸边的那一台，其范围可覆盖从科威特与伊拉克交界的北线直至沙特阿拉伯的国境。贾赫拉那台在东西向扫描着，即从东部的海岸至西部的沙漠。

通过这三台机器的扫描，他们可用三边法把范围确定在一百码以内，并把方位和距离报告给雌鹿直升机以及机上的十名武装士兵。

“还在那里吗？”上尉问道。

那技术员扫视着他面前的圆形荧屏，用罗盘的扫描点测量了一下荧屏的边缘，圆盘的中心是他坐着的地方。几秒钟之前，屏幕上有一条发亮的线条穿过中心朝向202度。现在屏幕上一片空白。只有当那个人再次发报时才会重新闪亮。

“不在了，先生，他已经从空中消失了。也许在收听回电。”

“他会回来的。”上尉说。

但他错了。黑熊已经皱着眉头收到了来自利雅得的紧急指示，关去电源，收起天线，合上了发报机盖子。

整个下半夜伊拉克人一直在监听那个频率。直至东方发白，艾哈马迪机场的雌鹿直升机才关去螺旋桨，战士们疲惫地拖着僵硬的身体爬出了机舱。

在伦敦，当电话铃声响起时，西蒙・巴克斯曼睡在他自己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电话是设在地下室里的通讯室译报员打来的。

“我马上下来。”巴克斯曼说。电文的内容很短，是刚从利雅得加密拍发过来的。麦克・马丁已经来联系过了，并已得到了给他的指示。

巴克斯曼给住在格罗斯文纳广场附近中情局公寓里的奇普・巴伯打了一个电话。

“他要回来了。”巴克斯曼说，“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间能越过边境。史蒂夫让我到那边去。你去不去？”

“好的。”巴伯说，“我们的副局长坐上午的航班回兰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这个人我一定要见一见。”

十月二十二日，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外交部分别接洽了沙特驻伦敦使馆，都是要求为一名低级外交官签发入境签证。这不成问题，两本既没有巴伯名字也没有巴克斯曼名字的护照当即签证完毕。那两个人搭上了夜晚八点四十五分从希斯罗机场起飞的航班，并于黎明前到达利雅得阿卜杜拉齐兹国王国际机场。

美国使馆的一辆轿车把奇普・巴伯接到了中情局的活动基地，一辆没有标志的小轿车把巴克斯曼接到了英国秘情局的那座别墅。巴克斯曼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显然麦克・马丁尚未越过国境前来报到。

以马丁的观点来看，利雅得要他返回基地的命令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十月二十二日黎明之前他就从沙漠回来了，然后他用白天的时间作撤离前的善后工作。

他在基督教徒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墓碑下留下了一张纸条，向阿尔卡里法先生解释说，他不得不遗憾地离开科威特。他也给阿布福阿德留了一张条子，说明如何到他原先的两座别墅中去拿剩余的武器和炸药。

到下午他完成了这些工作，于是他驾着那辆破旧的皮卡出城去苏莱比亚外面的骆驼农场。那里正是科威特市区结束，沙漠开始出现的地方。

他的两头骆驼仍在那里，而且状态很好。小骆驼已经断了奶，正在成长为一头壮骆驼，于是他把小骆驼抵付给农场主作为照料的工钱。

黄昏前他骑上母骆驼朝西南偏南方向出发了，这样到夜幕降临、沙漠的寒夜包围他时，他就可以远离最后的人烟。

到达他掩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地方花了四个小时，而不是通常的一个小时，掩埋地的标记是一辆小汽车的躯壳，很久以前抛锚后被人遗弃在那里，后来又被人掏空了内脏，只剩下一架锈迹斑斑的残骸。

他把收发报机藏进了驮袋的枣子下面。这样，骆驼身上的负重要比九个星期前驮着炸药和武器进入科威特时轻得多了。

如果说母骆驼为此感激他的话，它也没表露什么。对于把它从农场舒服的蓄栏里赶出来，它厌恶得又是咆哮又是吐沫。然而夜幕下，它从来没有放慢它那摇摇摆摆的行进速度。

与八月中旬相比，这段旅程完全不同了。在向南方行走途中，马丁看到越来越多的伊军驻扎在了城市的南部，一直往西延伸到了伊拉克边境。

通常他应该可以看见沙漠里一口口油井的火光，但他知道伊拉克人很可能会去占领这些油井，于是他远远地避开了它们。

有几次他闻到了伊拉克人的炊烟，并及时绕开了伊军的营地。有一次他差一点迷路进入一个坦克营的阵地。坦克隐藏在马蹄形沙墙后面，只露出炮口，朝向国境对面的美国人和沙特人。他刚好及时听见了金属相碰撞的叮当声，急忙把缰绳猛地向右一扯绕到沙丘后面去了。

当初他进入科威特的时候，南方只有共和国卫队的两个师，而且是在靠近东部的科威特市正南方。现在，伊军的哈姆拉比师已经与这两个师会合，还有另外十一个师（主要是常规军）已经按萨达姆・侯赛因的命令布置在了科威特南方，以与国境对面集结的美军和联军相匹敌。

即使分散在沙漠里，十四个师也有许多人。幸好他们似乎没有安排岗哨，都躺在军车下面睡觉，但伊军的绝对人数迫使马丁一直往西绕行。

要取道沙特的哈马提亚村到科威特骆驼农场那条五十公里的捷径已经不可能了；他被逼到了西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地方，这一带标志性的地形是巴丁旱谷那种深深的峡谷，也是他不想穿越的地方。

黎明时他已经走到了远离麦那基什油田的西边，穆夫拉德边防站的北边，那是边境线上的应急通行点之一。

他脚下的沙漠已经变成了山地，他发现了一个可供他度过白天的岩石丛。他系住骆驼的缰绳，把一块驼毯往身上一裹就躺下睡着了。

刚过中午，他被附近坦克行驶发出的铿锵声惊醒了，并明白他的位置太靠近那条主公路了。该公路从科威特的贾赫拉往西南，经沙尔米海关检查站进入沙特阿拉伯。太阳下山后他一直等待着，直至差不多半夜时分他才重新上路。他知道距南边的国境不会超过十二英里路程。

他捱到这么晚动身，为了能在大约凌晨三点伊军最后一次巡逻间隙穿插过去。那是人类精神最疲乏、哨兵最容易瞌睡的时候。

月光下，他看见克马苏巴边防站已经落到身后，再往前走了两英里后他知道他已经越过了国境。虽然到了安全地带，但他依然向前行进，直至走到横贯哈马提亚与阿尔鲁齐的那条东西走向的路。在那里他停下来开始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

北边的伊军部队和南边的沙漠盾牌部队都布置在国境线后方几英里的地区，马丁现在处在无人地带。将来的一天，这片无人区将成为一块沸腾的土地，届时沙特军队和美国军队将从这里蜂拥冲入科威特，但在十月二十四日黎明前的黑暗中，这片土地上只有他一个人。

西蒙・巴克斯曼被别墅里的世纪大厦的一个特工唤醒了。

“黑熊在发报了，西蒙。他已经越过了国境。”

巴克斯曼跳下床，穿着睡衣跑进了无线电室。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坐在一把转椅里，面对着整整一堵墙的控制台，因为今天是二十四日，所以密码改变了。

“克里斯蒂呼叫兰吉尔，你在哪里？重复一遍，请报告你的位置。”

从控制台的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回答声很小，但很清楚。

“在克马苏巴南边，哈马提亚到阿尔鲁齐的那条路上。”

报务员转身看着巴克斯曼。秘情局特工按下了发送按钮说：“兰吉尔，留在原地。会有一辆出租车来接你。请确认。”

“明白了，”那声音说，“我会等待出租车。”

实际上那不是一辆出租车。两个小时以后，顺着那条路巡航过来的是一架美国黑鹰直升机。机上一名火控员坐在飞行员旁边，身上绑着安全带，正通过洞开的舱门用望远镜扫视着下面所谓的大道，其实只是尘土飞扬的小径。从两百英尺的低空，火控员发现一只骆驼旁边站着一个人。直升机正要飞过去时，那人挥手了。

黑鹰开始减速盘旋，一边仔细打量那个贝都。让飞行员感到很不舒服的是，这里距边境太近了。但中队情报官告诉他的位置就是这里，而且视线范围内没有其他人。

奇普・巴伯与驻扎在利雅得军用机场里的美国陆军借用了这架黑鹰，去接科威特越境过来的英国人。黑鹰正好能飞这段航程，但没有人告诉过这位飞行员，他要接的是一个带着一匹骆驼的贝都因部族人。

当美国陆军航空兵在两百英尺上空俯视时，下面的那个人在地上摆放了一系列石块。摆完后他后退了几步。火控员把望远镜对准那堆石头。它们显示的是：喂，这里。

火控员说：“一定是这个家伙了，让我们把他接上来。”

驾驶员点点头。黑鹰划了一道弧线，盘旋着降下来，直至降到距离那人二十码处，距地面一英尺高度。

马丁已经把驮袋和鞍子从骆驼身上卸下来放在了路边。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他的随身武器——特空团官兵爱用的9毫米13发勃朗宁自动手枪，则放进马桶包里背在肩上。

直升机下降时，骆驼受惊慢慢跑开了。马丁目送着它离去。尽管脾气倔了一点，但它为他服务得很好。它孤身在沙漠里不会受到伤害。实际上对它来说，那里就是它的家。它将自由自在地漫游在沙漠里，找到食物和水，直至某一个贝都发现它，看到它身上没有印记，就欣喜地把它占为己有。

马丁低头弯腰走到直升机转动着的桨叶下方，跑向敞开的舱门。在转子转动的呜呜声中，火控员喊道：“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丁少校。”

机上伸出一只手，把马丁拉进了机舱。

“欢迎你登机，少校。”

发动机的噪音淹没了他们后面的谈话，火控员递给马丁一副护耳，以减轻耳朵里的轰鸣声，然后他们往椅背上一靠，开始了返回利雅得的航程。

接近利雅得市时，飞行员驶向郊外的一幢别墅。旁边有一块废弃场地，有人已在那里用鲜橙色的坐垫摆成了一个字母H的形状。当黑鹰盘旋着降下来时，穿着阿拉伯袍子的人从机舱跳到地面上，转身朝机组人员挥手表示感谢，接着大步走向那座房子。直升机升空后飞走了。两名仆人开始收拾坐垫。

马丁穿过别墅的拱形门洞，发觉自己到了一个铺着地坪石的院子里。从房门里走出两个人来。其中一人他两个月前在伦敦西部的特空团总部见过。

“我是西蒙・巴克斯曼。”这位较年轻的人说着伸出手来，“你回来真是太好了。这是奇普・巴伯，是来自兰利的一位表兄。”

巴伯与马丁握了手并打量着眼前这个人：一件污渍斑斑、已经不成白色的袍子从下巴拖到地上，一块有条纹的毯子搭在一边的肩上，一条红白格子茶巾戴在头上，一张瘦瘦的、坚强的、长着黑眼睛留着黑胡茬的脸。

“很高兴认识你，少校。我已经听说了关于你的许多事。”他的鼻子皱了起来，“恐怕你想洗个热水澡吧？”

“哦，是的，我马上让人去准备。”巴克斯曼说。

马丁点点头说声“谢谢”，走进了凉爽的别墅里面。巴克斯曼和巴伯也跟着进来了，巴伯心中暗暗高兴。

“行，”他想道，“我敢打赌这个人肯定能行。”

马丁在别墅的大理石浴缸里连续洗了三遍才把身上积聚了几个星期的污垢擦洗干净。他用一条浴巾往腰上一围，让一名外面请来的理发师为他理发，然后他用西蒙・巴克斯曼的剃须用具剃去胡子。

他的茶巾、驼毯、袍子和凉鞋已被拿到花园里去了。一名沙特仆人点上一把火把它们一烧了之。两个小时以后，马丁穿着巴克斯曼的短袖衬衣和薄布裤子坐在餐桌前，打量着有五道菜的一顿中饭。

“能不能告诉我，”马丁问道，“为什么要让我撤出来？”

回答提问的是奇普・巴伯。

“问得好，少校。问得太好了。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对不对？事实是，我们要派你去巴格达，下星期。怎么样，去还是不去？”

第十章  潜入巴格达

中央情报局和秘密情报局都忙坏了。虽然当时和以后都没人知道这些事，但到十月下旬时，中情局在利雅得的阵容已经相当强大了。

没过多久，中情局就与一英里之外沙特国防部大楼地下室里的军队将领们发生了摩擦。空军将领们的观点是，有那么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供他们熟练地使用，他们确信可以知道伊拉克防务和备战的全部情况。

高新技术产品确实有许多。除了从太空中不间断地提供伊拉克国土照片的人造卫星，以及做着同样工作但拍摄距离更近的“曙光”和U-2侦察机之外，还有其他从空中搜集情报的机器。

另一种地球同步卫星在中东上空遨游着，承担着监听伊拉克人说话的任务，这些人造卫星能捕捉到架空线路上说的每一个词语。但它们不能窃听到通过四万五千英里的地下光缆召开的电话会议。

美军的侦察机主要是空中预警机，简称“阿瓦克斯”（AWACS）。这是一种波音707客机，机后装着一个雷达大圆盘。阿瓦克斯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在海湾北部上空缓慢地兜圈子，它们能在几秒钟之内把伊拉克空中的任何飞机活动通知利雅得。这样，伊拉克飞机一起飞，利雅得就马上知道对方飞机的数量、航向、航速和高度。

支持阿瓦克斯的是另一种波音707改装机——E8-A电子侦察机，简称J-星，这种飞机是侦察地面动静的，而阿瓦克斯侦察空中动静。J-星上巨大的诺顿雷达是朝下面和侧面扫描的，这样，它们不用进入伊拉克领空就能覆盖其国土。J-星差不多可分辨出每一件移动的金属。

美军将领们深信，华盛顿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研制出来的高新技术设备能够听到关于伊军装备的所有对话，能够确定它们的位置，能够看到它们的移动，并且一定能够摧毁它们。而且这些高新技术设施不论雨雾风雪，不管白天黑夜，全天候工作。敌人再也不能躲在树丛下逃过侦察员的眼睛了。空中的侦察员能看到一切。

来自兰利的情报官很聪明，他们把想法说了出来。主要疑点在民用设施。对此军方很不高兴。军方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去努力完成，他们不喜欢别人泼冷水。

英国方面的情况就不同了。秘情局在海湾的行动与中情局完全不一样。但以世纪大厦的标准，仍是一项大规模行动；而且按世纪大厦的要求，是低调的、秘密的行动。

英国已经任命了海湾英军总司令，作为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的副手。这是一位背景独特的不同寻常的军人。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高大、坦率，有英勇战绩，是十足的军人。他有两个外号：“雷霆诺曼”和“熊”。从亲切和蔼到勃然大怒，他的脾气说变就变，但都很短暂。他的部下是这么评价的。他的英国对手与他截然不同。

英国爵士彼得・德拉比利埃尔中将接受了统帅海湾英军的命令，于十月初抵达。他长得瘦瘦的，生性仔细，言语不多。性格外向的大个子美国人与性格内向的瘦瘦的英国人形成了对比鲜明的一对，但他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互相了解对方外表后面的内在。

在部队里被称为PB的彼得爵士，是英军中得到军功章最多的军人，但这种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肯说出来。他还曾当过特空团的指挥官，这种背景使他具备了关于海湾、阿拉伯和秘密行动的有用知识。

由于这位英国指挥官曾与秘情局一起工作过，因此世纪大厦的特工组发觉他比较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样，英国特工组的处境要比美国特工组好。

特空团在海湾也已经有了相当的阵容，他们的秘密军营位于利雅得郊外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的角落里。PB作为特空团官兵的前指挥官，认为他们的特长不应该浪费在步兵和伞兵也能执行的普通任务中。这些官兵专长于渗入敌后、营救人质等特种行动。

十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中情局和秘情局特工组要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特空团的范围。所以这项行动也通知了驻当地的特空团指挥官，由他去制订计划。

麦克・马丁抵达那座别墅后的第一个下午，全部在听英美特工向他解释情况。他们说，英美同盟发现在巴格达有一个代号为耶利哥的叛徒。他们告诉他，他仍有权回绝，随时可以回到特空团去。晚上马丁细细考虑了一番。然后他告诉中情局和秘情局情报官：“我可以去巴格达。但我有几个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

主要的问题他们全都明白，那就是他的身份掩护。这不是一项速进速出的快速行动，可以用速度和勇敢去战胜对方的反间谍网。他也无法指望在科威特遇到过的秘密支持和协助。他不能作为一名贝都因部落的跑腿人，游荡在巴格达郊外的沙漠里，即使在地图上的荒野地带也有伊军的巡逻队。在巴格达市内到处布满了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检查组，宪兵们在寻找开小差的逃兵，而秘密警察在随意抓捕疑犯。

别墅里在座的各位都对秘密警察的残忍相当清楚。商人、记者以及美英外交人员撤出之前的报告，都证明秘密警察无处不在，他们使伊拉克公民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惧之中。

如果马丁进入巴格达，他就必须在那里潜伏下来。操作一名像耶利哥那样的间谍对他来说并不容易。首先，必须用死信箱去追踪到那个人，并通知他又要开始行动了。那些死信箱也许已经暴露了，并受到了监视。耶利哥也许已被抓住并全盘招供了。

况且马丁必须建立一个住处，一个他能够收发电报的基地。他必须在市内到处漫游，照看那些邮筒，前提是耶利哥的内部情报供应渠道得以恢复，虽然主人换成新的了。

最后，最糟糕的是，没有外交掩护的盾牌可使他免除真相暴露之后的恐怖后果。这样被抓住后，等待他的只能是秘密警察局设在阿布格雷布的地下刑讯室。

“你……呃……有什么确切的想法？”巴克斯曼问道。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我也要依附于一个外交官的家庭。”

“这不太容易，朋友。使馆是受到监视的。”

“我没说使馆。我说外交官的家庭。”

“像一个司机之类的？”巴伯问。

“不。太明显了。司机得坐在方向盘后面。他要把外交官送来送去，也与外交官一样受到监视。”

“那么是什么角色呢？”

“除非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要不然许多高级外交官都不住在使馆大楼里，如果级别够高的话，他们应该有一栋带有私家花园的别墅。早先这种房子往往有一名花匠。”

“一个花匠？”巴伯询问，“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是体力劳动者。你会被抽去当兵的。”

“不。花匠助手是干室外杂活的。他料理花园，骑自行车外出购物，去鱼市场买鱼，还有水果、蔬菜、面包和食油。一般这种人住在花园里的小木屋中。”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麦克？”巴克斯曼问。

“意思是，他不招人注意。他是个普通人，没人会注意到他。如果他在外面被拦住了，他出示的身份证是完美的，而且他还随身携带着使馆公用笺的信件，是用阿拉伯语写的，能解释他在为外交官工作，因而可以免除兵役，并请有关当局给以通行的便利。除非他做错了事，要不然任何找他麻烦的警察都是在正式向使馆挑衅。”

情报官们想了一会儿。

“这也许行，”巴伯承认说，“普普通通，不引人注意。你认为怎么样，西蒙？”

“这样的话，”巴克斯曼说，“那个外交官也要卷进去了。”

“只是部分地。”马丁说，“他只要接到他的政府下达的命令，让他接收一个找上门来的人，然后即可转身去忙他自己的工作。如果他起疑心，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就必须闭口不言。但这个命令必须是来自相当高的级别。”

“英国使馆肯定不行，”巴克斯曼说，“伊拉克人肯定会出格触犯我们的外交官。”

“我们的美国使馆也同样。”巴伯说，“你自己想的是哪一国使馆，麦克？”

马丁告诉他们后，他们不相信地凝视着他。

“你是在开玩笑吧？”美国人问。

“绝对不是。”马丁平静地说。

“见鬼，麦克，这种要求必须上报给，嗯，首相那里。”

“还有我们的总统。”巴伯说。

“嗯，说起来我们同那个国家现在应该是伙伴关系啊，为什么不能？我的意思是，如果耶利哥的情报能减少多国部队的伤亡，那么打一个电话问问难道太麻烦了吗？”

奇普・巴伯看了一眼手表。华盛顿与海湾相比仍在七个小时以前。兰利应该是刚吃完中饭。伦敦只比这里早两个小时，但高级官员也许还在办公室里。

巴伯急忙赶回美国使馆，给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去了一份特急加密电报。斯图尔特看了电报后，带着它去找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局长挂了一个电话给白宫，要求面见总统。

西蒙・巴克斯曼运气较好。史蒂夫・莱恩在世纪大厦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他从利雅得打过来的扰频电话。听取汇报之后，这位中东处处长给局长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秘密情报局局长柯林爵士思考了一番后，给“不管大臣”罗宾・布特勒爵士拨了一个电话。

在情况紧急时，秘情局局长要求会见首相是允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总是愿意会见情报机构和特种部队的负责人。她同意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在唐宁街10号她的私人办公室里会见秘情局局长。

她与往常一样，在黎明前就开始伏案工作了，当局长被引进来时，她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她颇感惊奇地皱着眉头倾听了这个奇异的请求，想了一想，然后以她惯常的方式很快作出了决定。

“布什总统一起床我就与他联络，我们可以商讨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个人……嗯，他真的想那么做吗？”

“那是他的想法，首相。”

“他是你手下的一名特工吗，柯林爵士？”

“不，他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

她兴奋起来了。

“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我也这么认为，夫人。”

“这件事结束以后，我倒想见见他。”

“我会安排的，首相。”

局长离开后，唐宁街工作人员挂了一个电话给白宫，把热线电话的联络时间定为华盛顿时间上午八点，伦敦时间下午一点。首相的中饭时间调整了三十分钟。

与前任罗纳德・里根一样，乔治・布什总统对于英国首相提出来的要求总是感到难以拒绝。

“好吧，玛格丽特，”五分钟之后布什总统说，“我会打这个电话的。”

“他不会同意的，”撒切尔夫人指出，“但他不应该回绝。毕竟我们为他做了许多事情。”

“是的，我们确实做了许多。”美国总统说。

一小时以后，两位首脑分别打了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人一头雾水，但还是给了他们肯定的答复。他愿意私下会见两国的代表，他们一抵达即可会见。

那天晚上，比尔・斯图尔特从华盛顿出发，史蒂夫・莱恩也搭上了当天离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最后一个航班。

麦克・马丁也许知道他的要求会引起的一系列匆忙的活动，但他什么也没有表露出来。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他除了吃饭就是休息和睡觉。但他停止剃须，重新养起了黑色的胡茬。然而，他提出的要求正在不同的地点得到执行。

秘密情报局驻特拉维夫情报站站长带着最后的请求，去拜访了科比・德洛尔将军。摩萨德局长惊异地盯着眼前的英国人。

“你们真的想去开展这项行动吗？”他问道。

“我只按指示来请求你，科比。”

“见鬼，没有外交掩护去执行间谍行动？他会被抓住的，你知道吗？”

“这件事你们能不能办，科比？”

“我们当然能办。”

“二十四小时能完成吗？”

“为你服务吧，老朋友。但你这个提议太出格了。”德洛尔说。

他站起身，从书桌后面绕过来，一条手臂搂住英国人的肩。

“你知道，我们打破了我们的一半规矩，而且我们很幸运。通常我们决不会派我们自己的人去察看死信箱。有可能是陷阱。对我们来说，死信箱是单向的，只从卡查到间谍。对耶利哥，我们打破了常规。蒙卡达用那种方法去收取情报，是因为没有其他方法。而且他是幸运的——两年来他一直很幸运。但他有外交身份掩护。现在你们要……这个？”

他举起了一张小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黑头发、黑胡茬、看上去模样忧郁的阿拉伯人。那是英国人刚刚从利雅得收到的，是由英军统帅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座驾——HS-125双发动机喷气通勤飞机送来的，因为两个都城之间没有商业邮路。现在125飞机停在斯迪多夫军用机场里，已从各个角度被以色列人拍了照片。

德洛尔耸耸肩。

“好吧。明天上午给你。我保证。”

毫无疑问，摩萨德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部门。除了储存着差不多两百万个名字及其相关资料的中央计算机，除了地球上最佳的撬锁高手，在摩萨德总部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严格地控制着温度的房间。

这些房间里存放着纸张。不是随便的纸，而是非常特殊的纸。这里有世界上每一种护照的原件，还有堆成金字塔一样的其他身份证、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诸如此类。

此外还有空白证件，伪造人可以用原件作样本，在空白身份证上随意编写，从而伪造出高质量的身份证。

伪造身份证不是这里唯一的功用。在这里还能印出可以乱真的假钞，并大量印制出来，其用意要么是搞垮敌国的货币体系，要么是为摩萨德的黑色行动提供资金，这是总理不知道的，也是他不想知道的。

在经过一番搜肠刮肚的思考之后，中情局和秘情局同意去找摩萨德帮忙，因为他们无法为一名四十五岁的伊拉克劳动者制作一张身份证，即使制作出来也不敢保证能经得起伊拉克国内的检查。没人想到过搞一份原件来复制。

幸运的是，两年前以色列的一个秘密侦察小组，曾潜入伊拉克把阿拉伯的一名奥特安插进去，以便联络那里的一些低级线人。在伊拉克期间，特工们袭击了田野里劳动的两个农民，把他们绑缚起来后抢走了他们的身份证。

德洛尔手下的证件伪造人通宵工作，到黎明时制作出一份伊拉克身份证。那是一张脏兮兮的身份证，似乎已经用了很长时间。持有人名叫马哈默得・阿尔科利，四十五岁，来自于巴格达北方的一个山村，现在首都打工。

伪造人不知道，马丁为自己起的名字阿尔科利，来自于八月初在伦敦切尔西的一家餐馆里测试过他的阿拉伯语的那个人；他们也不会知道，他选择的那个村庄其实是他父亲的花匠的故乡。很久以前，那位老花匠坐在巴格达的一棵大树下，向英国小男孩讲述他出生的地方，那里的清真寺、咖啡馆，以及村子周围的紫花苜蓿田和西瓜田。还有一件事也是伪造人所不知道的。

上午，科比・德洛尔把伪造好的身份证交给了驻扎在特拉维夫的秘情局代表。

“这张身份证不会使他翻船。可我告诉你，这个人……你们这个驯服的阿拉伯人，不出一个星期就会背叛你们或者被抓住。”

秘情局特工只能耸耸肩。他也不知道照片上的那个人其实根本不是阿拉伯人。他没有必要知道，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他。他只是按吩咐行事——把身份证装上HS-125飞机，运回了利雅得。

衣物也准备停当了，伊拉克劳动者所穿的袍子，一条单调的棕色茶巾和一双耐磨的绳底帆布鞋子。

一名编制篮子的篾匠按要求编成了一只设计独特的柳条篮，虽然他根本不知道他做的东西是什么或有什么用途。他是沙特阿拉伯一个贫苦的手工艺人，既然奇怪的异教徒准备付给他丰厚的工钱，他也就高兴地承揽下来了。

在利雅得郊外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里，两辆特殊的汽车正作做准备。它们是用英国皇家空军“大力神”运输机从阿拉伯湾阿曼的特空团基地运来的，正在卸下装备，并在为长途行驶重新配置。

这两辆长行程吉普车主要改装的不是装甲和火器，而是速度和距离。每辆车将载运四名特空团战士，其中一辆还要搭载一名旅客。另一辆吉普车将载运一辆大轮子的越野摩托车，摩托车上装了适合超长旅程的大油箱。

美国陆军又按请求出借了设备，这次是两架重型双桨“奇努克”工作马直升机。飞行员刚刚接到了准备出发的命令。

在莫斯科新广场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内，与往常一样，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坐在顶楼七楼的办公室里，两名男秘书与他在一起。这时候内部通讯器响了，宣告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特使抵达了。

二十四小时以来，他已经对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分别提出的接待一名私人特使的请求产生了兴趣。来者不是政治家，不是外交官——只是一名信使。他感到迷茫，当今世界有什么信件不能用正常的外交途径传送呢？他们之间有绝对保密的热线电话，虽然译员和技术员会知道。

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而且由于他生性好奇，他渴望着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十分钟后，两位客人被引进了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办公室。这是一个长长窄窄的房间，只有一边的墙上有一排窗户，朝向新广场。总统的身后没有窗户。现在他就是背对着墙坐在长条会议桌的尽头。

与他的两位喜欢深重式样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偏爱轻松、活泼的装饰。书桌和会议桌是用白榉木做成的，两边排列着直背的、但坐上去很舒服的椅子。窗户拉着网格帘子。

当那两个人进来时，他示意秘书退出去。他从书桌后面起身走上前来。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俄语说，“你们哪一位会讲俄语？”

其中一人，他判断是英国人，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回答说：“最好能有一名翻译，总统先生。”

“维塔里，”戈尔巴乔夫叫住了正要离去的秘书，“让叶甫根尼来这里。”

在无法用语言交流的情况下，他微笑着做手势请客人们坐下。过了一会儿，译员进来了，坐到总统办公桌的一边。

“阁下，我的名字叫威廉・斯图尔特。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那位美国人说。

戈尔巴乔夫的嘴唇抿紧了，他的眉头皱起来了。

“而我，阁下，是史蒂夫・莱恩，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

戈尔巴乔夫更加迷茫了。是特务，契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机构，”斯图尔特说，“都分别通过各自的政府请求您接待我们。现在的形势是，阁下，中东正在走向战争。对此我们都很清楚。如果要避免战争，我们需要知道伊拉克政权的内幕。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一套，与他们内部秘密讨论的情况，我们相信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一点也不新鲜。”戈尔巴乔夫干巴巴地评论说。

“是不新鲜，阁下。但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权。对我们都很危险。假如我们能够知道现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内阁的真正打算，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制订能够避免战争的战略计划。”

“这肯定是外交家正在努力的方向。”戈尔巴乔夫指出。

“通常是这样的，总统先生。可有时候外交渠道太公开了，无法表达深层思想。您还记得理查德・佐尔格案例吗？”

戈尔巴乔夫点点头。每一位苏联人都知道佐尔格。他的头像已经印在了邮票上。他死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当时，”莱恩接着说，“佐尔格关于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情报，对你们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份情报不可能经由大使馆传给你们。

“事实是，总统先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巴格达存在着一个情报源，地位相当高，他愿意向我们透露萨达姆・侯赛因的最内层消息。这种消息可能意味着战争与自愿撤出科威特之间的区别。”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点点头。他也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朋友。伊拉克曾经是苏联的听话的客户，但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了，而且近年来其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一直在无缘无故地触犯苏联。

况且，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白，如果他想执行改革政策，他需要财政和工业援助。那意味着西方的善意。冷战已经结束了，这是现实。那就是为什么他让苏联站到了安理会的一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那么，先生们，你们去接触这个源头吧，”戈尔巴乔夫回答，“为我们提供信息，使我们能得以理清形势，我们将会十分感激。苏联也不希望看到中东发生战争。”

“我们是想去接触的，阁下，”斯图尔特说，“可我们不能。那源头拒绝亮明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风险肯定是很大的。要去接触的话，我们只得避开外交渠道。他已经明确表示他只能与我们秘密通讯。”

“那你们要我做什么呢？”

两名西方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想派一个人潜入巴格达，作为那个情报源和我们自己之间的中介。”巴伯说。

“一名特工？”

“是的，总统先生。一名特工，伪装成伊拉克人。”

戈尔巴乔夫死死盯住他们。

“你们有这样的人？”

“是的，总统先生。但是他必须有一个住处，一个安静的、隐蔽的处所，在他收集情报和递交我们的询问期间蛰居在那里。我们请求您，能让这个人作为苏联大使馆高级外交官雇佣的一名伊拉克职员插入进去。”

戈尔巴乔夫用指尖搔了一下下巴。他对秘密行动太熟悉了。克格勃曾经执行过许多行动。现在克格勃的老对手请他协助去开展一项行动，而且要出借苏联使馆作为他们特工的保护伞。这太蛮横了，他几乎笑出声来。

“如果你们的这个人被抓住了，我们的使馆会遭到牵连。”

“不会的，阁下。你们的使馆顶多会受到某些西方敌人的冷嘲热讽。萨达姆将相信你们绝没有牵扯其中。”莱恩说。

戈尔巴乔夫思考了一番。他回想起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就这件事所作的个人恳求。他们显然认为此事相当重要，而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认为他们对他的善意也同样重要。最后他点点头。

“好吧。我会指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为你们提供全力合作。”

克留奇科夫是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十个月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时，克留奇科夫伙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及其他人，发动了针对他们自己总统的军事政变。

两名西方人不安地蠕动着。

“尊敬的总统先生，”莱恩请求说，“我们能否请您下指示给您所信任的外交部长，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当时的外交部长，也是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信赖的朋友。

“谢瓦尔德纳泽，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总统问道。

“是的，先生。”

“好的。只通过外交部去安排。”

当西方情报官走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沉思。他们只希望他和爱德华知道这件事，而不是克留奇科夫。难道他们知道苏联总统不知道的某些事？他感到迷惑。

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派遣的“约书亚”特工队，共有十一个人——两个五人小组和一名队长。队长是科比・德洛尔局长亲自选定，并从赫兹利亚郊外间谍培训学校的枯燥授课中抽调出来的。

其中一个小组来自于“耶里德”分部，该部门分管摩萨德的行动安全和监视。另一个小组来自于“内维奥特”，其专长是窃听、破门入室——简言之是对付无生命目标或机械电子产品。

十名队员中有八名能说过得去的德语，而队长说得相当流利。另两人是技术人员。约书亚行动的这支特工队潜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已有三天了，他们从欧洲各个城市分别进去，每人都持有完美的护照和身份掩护。

如同他搞耶利哥行动一样，科比・德洛尔又打破了几个规矩，但他的下级没人与他争论。约书亚已被定为是一项不许失败的行动，而且由于是局长亲自发起的，意味着具有最高优先权。

耶里德和内维奥特小组通常各有七至九名特工，但由于目标应该是平民，没有敌意，未经训练，未起疑心，所以这次队员的数量减少了。

摩萨德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已经安排了三座安全房，还有三名“波特”负责房子的清洁和采购食品。

波特通常是以色列青年，往往是学生。摩萨德对他的家庭背景彻底审查后，让他干跑腿的活。波特的工作是外出购物和其他日常事务，但不能提问题。作为回报，他可以免费居住在摩萨德的安全房里，这对于在外国城市求学的拮据的学生来说，是一大实惠。当执行临时任务的特工队进驻时，该波特必须搬出去，但还是让他做一些打扫卫生、洗衣服和买东西的零活。

虽然维也纳似乎算不上一个大都市，但对于谍报界来说，她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可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当时，维也纳作为第三帝国的第二首都，曾被盟国占领，并被划分为四个区域——法占区、英占区、美占区和苏占区。

与柏林不同，维也纳获得了自由，最后连苏联也同意撤出，但条件是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必须完全中立。一九四八年柏林封锁期间，随着冷战的开始，维也纳很快便成了谍报活动的温床。由于她恪守中立，几乎没有自己的反间网，靠近匈牙利和捷克边境，对西方开放但也与东欧相容等原因，维也纳是各国情报机构一个完美的活动基地。

摩萨德一九五一年成立后不久就看到了维也纳的优势，于是向那里派遣了情报人员，阵容极其强大，使情报站站长的级别实际上超过了大使的级别。

后来，这个优雅的前奥匈帝国的首都成为超级隐蔽的银行业中心和联合国三个独立机构的所在地，并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恐怖分子所看好，成为他们进入欧洲的门户。所以摩萨德当初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奥地利虽然也有反间谍机构和国家安全机关，但由于她信守中立，所以反间力量薄弱，能轻易躲开，摩萨德特工们叫奥地利的反间人员是“饭桶”。

科比・德洛尔挑选的特工队长是一名坚强的卡查，曾在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执行过任务，有多年的欧洲活动经验。

吉迪恩（昵称吉迪）・巴齐莱队长现在化名爱华尔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法兰克福一家淋浴房制造厂商的一名代表。他不但有完整的证件，而且如果翻一下他的手提箱还能发现相应的产品介绍册、订货单和印有通讯地址的公司信笺。

即使打电话到他在法兰克福的公司总部查询，也会证实他的身份，因为信纸上的电话号码是摩萨德在法兰克福一个办公室的号码。

巴齐莱队长以及十名队员的这些身份掩护文件，是摩萨德另一个综合服务部门的杰作。在特拉维夫，与证件伪造部门同一层地下室里还有一系列房间，专门储存数量多得惊人的各个公司（不管真的还是虚构的）的资料。公司记录、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印有公司名称的文稿纸、信封和其他文具，应有尽有，执行国外任务的卡查可以随时配备上某个的公司证明资料，而不会露出破绽。

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下来后，队长巴齐莱与驻地的情报站长开了一个会，并开始了这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任务：尽他们所能，了解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一家隐蔽的、极为传统的私有银行的一切情况。这个银行叫温克勒银行。

同一个周末，两架美国奇努克直升机从利雅得郊外一个军事基地升空，朝北方飞去，到了从卡夫吉沿着沙特与伊拉克国境至约旦的泰普林路上空。

每一架奇努克机舱里都挤着一辆路虎越野车，车上已经卸去了不必要的装备，但配置了超大油箱。此外每驾飞机上还有四名英国特空团官兵，挤在机组人员的后面。

最终目的地超出了直升机的航距，所以在泰普林路有两辆重型油罐车在等待着，是从海湾边的达曼赶过来的。

当饥渴的奇努克在路上停下来时，油罐车工作人员开始加油作业，直至直升机的油箱又满了起来。再次起飞后它们顺着道路朝约旦方向飞去，保持低空飞行以避开设在国境线对面的伊拉克雷达。

刚过沙特的巴达纳镇，接近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约旦的三国交界处时，奇努克又降了下来。又有两辆油罐车等待着为它们加油，但就在这个地点，它们卸下了机舱里的货物和旅客。

美国机组人员即使知道那些沉默的英国人要去哪里，他们也没有表露出来；不过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也绝对不问。机上的装载员们把披着沙漠伪装的越野车顺着斜坡跳板卸到了路上，跟英国人握握手，说了声“嗨，祝你们好运。”然后他们加满油顺着原路返航了。油罐车随后也离去了。

八名特空团官兵目送着他们离开，然后朝着约旦方向进发。到了巴达纳西北五十英里处，他们停下来等待。

指挥那两辆越野车的上尉检查了一下方位。早先，大卫・斯特林上校在利比亚西部沙漠战斗时，是依赖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测定方位的。但一九九〇年的技术使这项工作更简单更精确了。

上尉的手里握着像一本软皮书那么大的一件设备。这是全球定位系统，缩写简称为GPS。别看它尺寸不大，不管操作者处于地球表面的任何地点，GPS都能把其方位确定在一个十码乘十码的方块之中。

上尉的那只手提式GPS可在Q档和P档之间转换。使用P档可精确到十乘十码，但需要有四颗纳芙星（美国人造卫星）同时处于地平线上方才能做到。Q档只需两颗纳芙星在地平线上就可以，但它的精度只有一百乘一百码。

那天，上空只有两颗人造卫星，但已经足够了。这里远离巴达纳至约旦边境，全是荒凉的沙土和页岩，没人会看不到一百码开外的人。上尉确认了他们已经到达碰头位置后，关掉GPS，钻到战士们搭在两辆汽车之间伪装网下面，躲避太阳去了。温度表上的指针指向130华氏度。

一小时以后，一架英国小羚羊直升机从南方飞过来了。此前麦克・马丁少校已经搭乘皇家空军的一架大力神运输机从利雅得起飞，抵达了靠边境最近的有机场的沙特城镇焦夫。这架大力神还运来了桨叶折叠起来的小羚羊，它的飞行员，地勤人员，以及小羚羊从焦夫到会面地点及其回程所需的辅助油箱。

虽然是在荒凉地区，但为防伊拉克的雷达扫视，小羚羊贴着沙漠地表飞行。飞行员很快看到空中升起一颗维利式信号弹，那是特空团上尉听见由远而近的发动机声音后发射的。

小羚羊降落在距路虎车五十码的道路上，马丁爬出了机舱。他肩上挂着一只包，左手提着一只柳条篮。篮子里的东西让小羚羊的飞行员很疑惑：他到底加入的是皇家陆军航空兵，还是某一个农民协会。篮子里装的是两只活母鸡。

除此之外，马丁的装束与正在等着他的八名特空团军人一样：沙漠靴、用坚实帆布制成的宽松裤、衬衣、毛衣和沙漠伪装战斗服。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布茶巾，可以拉上来遮住脸不受沙尘的侵袭，头上戴了一只针织羊毛头盔，上面架着一副重型风镜。

飞行员在纳闷，那人这么穿着打扮为什么没有热死，不过飞行员还从来没经历过沙漠的寒冷夜晚。

特空团士兵从小羚羊的后部拖出几个塑料油桶，为油箱加满了油。最后，飞行员挥挥手驾机起飞了，朝南飞赴焦夫，搭载运输机返回利雅得，远离这些沙漠中的疯子，回归清洁的生活。

他离开之后，特空团官兵才感到轻松自在了。虽然路虎上的八个人属于D中队（轻型车辆专家），而马丁是A中队的自由跳伞兵，但除了两人，其余他都认识。于是他们互致问候，然后做了只要有时间英国军人都要做的事：他们沏了一壶浓茶。

上尉选定的进入伊拉克的越境地点是在荒凉地区，这有两个原因。他们要穿越的乡间越是荒凉，遇上伊军巡逻队的机会就越小。他的任务不是在开阔地上比伊拉克人跑得快，而是要完全避开他们的察觉。

第二个原因是，他必须把荷载尽可能卸在最靠近那条伊拉克公路的地方。该公路从巴格达西行穿过沙漠大平原，经鲁韦希德抵达约旦边境。

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西北边缘角落，从边境到通向巴格达的那条公路距离最短。上尉知道，在东边，从巴格达到沙特的地形应该是平坦的沙漠，大部分地区光滑得如同台球桌，可以从国境线快速到达去巴格达的最近一条公路。但那个地区也很有可能有伊军的巡逻兵。而伊拉克西部是山地，雨季时洪水顺着山谷冲刷下来，形成很多深谷，即使干旱季节也要小心行驶。但这里不会有伊拉克巡逻队。

选定的越境地点离他们站立的地方有五十公里，跨过没有标记的国境后，到巴格达-鲁韦希德公路只有一百公里。但上尉估计需要整整两夜一天，夜晚行军，白天拉上伪装网钻到下面睡觉，第二天夜晚再继续，这样才能把荷载卸到能步行到那条公路的地点。

下午四点钟他们出发了。太阳仍像一团火球挂在西边的天际，行车如同驶过热风炉。六点钟，黄昏降临了，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到七点钟，天已完全黑了。身上的汗水干涸了，幸好他们带着小羚羊飞行员嘲笑过的厚毛衣。

在领头的那辆汽车里，一名导航员坐在司机旁边，不时地核对着他们的位置和行驶方向。当初在基地，他与上尉一起伏在一系列大比例、高倍照片上研究了好几个小时。那些照片是由在塔伊夫基地的美国U-2飞机提供的。

他们是熄灯驾驶的，但导航员使用一支笔灯以保持行驶的方向，每当因为遇上溪谷或峡谷而不得不转向绕行时，他都在行驶路线图上随时更正。

每隔一个小时，他们停下来用GPS核对方位。导航员已经在照片上标上了经纬度，所以他们可以根据GPS显示的方位读数确定他们在照片上的位置。

行程很慢，因为每到一道山梁，其中一名战士就会下车跑到前方去瞭望一番，以确认山梁的那一边没有敌人。

黎明前一小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陡壁旱谷，就把汽车开进去，盖上沙漠伪装网。一名战士退出来，跑上附近的一个小高地去俯视他们这个营地。他下命令作了一些调整，直至他认为除非侦察机一头栽进这个旱谷，否则没人能看见他们。

白天他们吃、喝、睡觉，并一直有两名哨兵放哨，以防有徘徊的牧羊人或孤独的旅行者走近。好几次他们听到伊拉克喷气飞机从头顶上飞过的声音，还有一次听到附近山丘上有山羊的咩咩叫声。但那些山羊似乎没有牧羊人相伴，它们朝另一个方向游荡过去了。太阳下山后，他们又出发了。

那条公路上有一个伊拉克小镇，名叫鲁特巴。凌晨四点以前，他们远远地看见了小镇昏暗的灯光。GPS确认他们是在计划好地点：镇子南边，离那条公路五英里。

四名战士到附近去侦察，一名战士找到了一处旱谷，底部是柔软的沙子。在那里他们开始静静地挖洞，用绑在路虎汽车侧面的挖沟工具把浮沙挖出来。他们把配有加强轮胎的越野摩托车和备用油桶埋了进去。两样东西都套上了强化聚乙烯塑料袋，防止沙子和水的侵蚀——以后会有雨天的。

为防止贮藏物被水冲走，他们垒起了一堆岩石阻挡雨水的冲刷。

导航员爬上旱谷上方的山丘，记下了该地点相对于鲁特巴上空的无线电发射塔的方位。无线电塔上的红色警告灯从远处就可看到。

当战士们埋头工作时，麦克・马丁脱光了全身衣物，从背袋里取出伊拉克劳动者、花匠助手马哈默得・阿尔科里的全套行头——袍子、头巾和凉鞋。一只布制的马桶包里盛放着当早饭的面包、黄油、奶酪和橄榄，一只破烂的布包里放着身份证和马哈默得的年迈双亲的照片，一只旧锡罐盒子里放着一些钱和一把折叠小刀。他整装待发了。路虎越野车需要一小时远离这里，找到一个隐蔽地点度过白天。

“祝你好运。”上尉说。

“大展身手。”导航员说。

“至少你还有机会吃上一顿像样的早餐。”另一个战士说。战士们发出了一阵低沉的笑声。麦克・马丁挥挥手，开始了他穿越沙漠的徒步跋涉。几分钟后，路虎越野车也开走了，旱谷又变得空荡荡了。

摩萨德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在通讯录里找到一名银行界的沙燕，是奥地利国内一家主要清算行的一位执行董事。站长要求他尽最大可能写具一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详细报告。他只告诉这位沙燕，有几家以色列企业想与温克勒银行建立业务关系，希望能了解其可靠性、发展经历及其金融业务。他还遗憾地说，当今银行界欺诈事件太多了。

那位沙燕接受了查询的理由，尽他最大的努力详细了解了这家银行，结果情况相当好，因为首先他发现，温克勒一直按照几近绝对保密的严格标准操作业务。

该银行现在只有唯一一个所有人，也就是现任总裁温克勒。其父亲老温克勒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创办了这所银行。一九九〇年，总裁温克勒先生已有九十一岁，在维也纳银行界被称呼为“老头子”。虽然已是高龄，但他仍不肯让出总裁职务或唯一控制权。因为孤身无孩，没有自然的家庭继承人，因此控制权的最终处置必须等他的遗嘱公开才知道。

然而，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由三名副总裁负责。老头子温克勒大约每个月在私家别墅里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所关心的主要事项似乎就是确保他自己定下的严格标准能继续维持下去。

经营业务决策由三位副总裁——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共同决定。当然，这不是一家清算银行，没有往来账户户头，也不签发支票本。其业务是为客户投资基金，主要在欧洲市场。他们的客户能得到磐石般稳定的储存和安全的投资。

虽然客户在这里的投资回报从来不曾进入同行业的前十位，但这不要紧。温克勒银行的客户并不追求快速增长，或者高利息收益，他们追求的是资金的安全和绝对匿名。而温克勒向他们保证，他的银行可以提供这两者。

老头子温克勒誓死维护的标准包括，对编号账户的户主身份绝对保密，以及完全避免各种——用老头子话来说就是——“稀奇古怪的新花样”。

在这种排斥现代化设备的指导思想下，该银行禁止用计算机储存敏感账户信息，禁止使用传真机，而且尽可能也不使用电话。当然他们接电话，从电话中接受指示，用电话得到信息，但决不会用电话向外泄露这些情况。温克勒银行喜欢以珍贵讲究的专用信纸和信封，使用老式的通信方法；或者客户只能来银行面谈。

维也纳市内的信件和报表，会用蜡封的信封，让该银行的信使亲自递交；只有国内或国际信件，银行才会使用公用邮政系统寄送。

至于外国客户的编号账户——那位沙燕已按要求去尽量了解这些情况——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但据传闻透露，银行里存着几亿美元。如果此言当真，那么这些账户是如何操作的？对此，温克勒银行绝对不肯吐露一个字：反正我处理得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吉迪・巴齐莱一边读这个报告，一边长久地大声咒骂着。老头子温克勒也许对最新的电话窃听和计算机侵入技术一无所知，但他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在伊拉克到处收集毒气制造技术期间，从德国购买技术和设备的每一笔款项，都是通过三家瑞士银行的一家清算的。中情局已经侵入到了这三家银行的计算机中——本来是为追查毒品洗钱，结果偶然发现了伊拉克的交易细节。有了这个内部信息，华盛顿就毒气技术和设备的出口向德国政府连续几次提出了抗议。后来抗议被驳回，但情报是完全准确的。

吉迪・巴齐莱本打算侵入到温克勒银行的中央计算机，但是他错了。那里没有计算机。那就剩下房间窃听、电话窃听和邮件截取。问题是，这些手段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许多银行在操作账户、提取存款和转账时都需要一个密码，但户主通常可以通过电话、传真或信件报出密码，从而确定自己的身份。但温克勒银行对于耶利哥那样的有巨额存款的外国客户，似乎操作程序要复杂得多。户主要么带着大量的证明文件正式登门；要么以准确的格式准备一份书面指令，再加上准确的密码和标记，出现在预先同意的准确地方。

看起来，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划入款项，温克勒银行都会接受。摩萨德知道这一点，因为它一直在向耶利哥支付他的血汗钱，每次支付都要以温克勒银行确认有效的一组号码，转入其内部的一个账户。但说服温克勒银行把钱转出来，完全是两码事。

老头子温克勒的内心，似乎猜准了非法截取信息技术会胜过正常的信息转移技术。这个该死的瘟老头子。

那位沙燕唯一能核准的另一件事是，这些巨额编号账户肯定由三名副总裁中的一名亲自操作处理，不会是其他职员。老头子选对了部下：这三名副手全都以极其认真负责著称，薪酬也很高。总而言之是无法攻破的。那沙燕补充说，以色列用不着担心温克勒银行。当然，他没有说到点子上。十一月的第一周，吉迪・巴齐莱已经对温克勒银行的情况厌烦透了。

黎明后一个小时，一辆长途大客车开过来了。这里离鲁特巴不到三英里，大客车司机看见路边岩石上一名单身旅客站起来招手，就慢慢地停了下来。那人上车交出两张皱巴巴的第纳尔纸币，在后面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把鸡篮子在膝盖上放平后就睡着了。

镇里有一个警察检查站，大客车轰鸣着停在了检查站里，一些旅客下车去工作或去赶集，另有一些旅客要上车。警察在查验上车旅客的身份证时，透过布满尘土的车窗玻璃打量了一下留在车上的三五名旅客，根本没注意坐在车后带着鸡的那个农夫。他们是在搜寻颠覆分子和可疑分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长途汽车隆隆响着驶向东方，一路上摇摇晃晃，有时候驶到旁边的硬路肩上，让一队军车驶过。军车后面的车厢里坐着满脸胡茬的应征士兵，他们阴郁地盯着车后飞扬的沙尘。

麦克・马丁闭着眼睛倾听着周围人聊天，尽力理解不熟悉的词语，重新熟悉他已经忘记了的口音。伊拉克这个地区的阿拉伯语与科威特有较大的差别。在巴格达，如果他想要装扮成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实巴交的下等人，那么这些边远地区的乡村口音和短语会很有用。乡下人最能使城里的警察放松警惕性。

关在他膝盖上篮子里的母鸡，正经受着颠簸。马丁已经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玉米撒在了篮中，又把水瓶里的水让它们分享了，但汽车每倾斜一下它们总要咯咯咯地提一番抗议，或者蹲下身子拉粪便。

要察觉出篮子的外部比内部多四英寸，需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母鸡脚下那层厚厚的粪土遮盖了尺寸的差异。其实粪土只有一英寸厚。在二十乘二十英寸的篮子下部，四英寸夹层里藏着一些设备，肯定会使鲁特巴警察感到惊异和产生兴致。

其中一件物品是折叠式卫星天线，收起来如同一把短短的折叠伞。另一件是收发报机，其功率大于马丁在科威特时用过的那一台。在伊拉克，再也不会有边在沙漠里游荡边发报的那种便利条件了。长时间发报会暴露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镉银电池之外，夹层里还有最后一件物品，一台磁带录音机，而且是一台特殊的录音机。

新技术产品刚刚开发出来时，似乎都体积庞大、使用麻烦，然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内部机件越来越复杂，但体积却越来越小，而操作越来越简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工们偷运进法国交给英国特种行动队使用的无线电台，用现代标准来衡量简直是一场噩梦。那种发报机，一台就会占据整个手提箱，所需的天线有几码长，电子管的尺寸有电灯泡那么大，还只能发射摩尔斯电码。报务员要花很长时间敲击电码，其间德国的反间特工队就能测出发报源头，从而可以包抄进去。

马丁的磁带录音机操作起来很简便，但功能非常全面。发报时，先对着话筒，将长达十分钟的信息慢慢地、清楚地读出来，用一块硅晶片把这段话加密成一段乱七八糟的音频，即使伊拉克人截取了也无法破译，之后再把这段已经加密的音频录到录音带上。

之后，把磁带倒带，再让它重新录音，但这次以二百倍的速度，把这段信息压缩成无法追踪的三秒钟的噼啪声。

连接上卫星天线、电池和录音机后，发报机要发射出去的就是这种噼啪声。在利雅得，这段信息会被接收到，降慢，解密，重新清楚地播放出来。

当长途客车在拉马迪停下后，马丁下车转上了另一辆长途大巴。第二辆汽车经过哈巴尼亚湖和老旧的皇家空军基地（现已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伊拉克战斗机机场），最后停在了巴格达郊外，所有旅客都接受了身份证检查。

马丁低声下气地排在队伍里，手里提着装鸡的篮子。旅客们依次向警察中士坐着的桌子走过去。轮到马丁时，他把柳条篮往地上一放，出示了他的身份证。中士看了看身份证。中士已经工作了长长的一整天，又热又渴。他指了指身份证上出生地一栏。

“这个地方在哪里？”

“是在巴吉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那里的西瓜很有名，贝依。”

中士的嘴巴颤动了一下。贝依是早在土耳其帝国时代的一种尊称，现在很少听到，只有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人才这么说。他挥手示意让马丁离开。马丁提起鸡篮重新上了客车。

七点不到，大客车慢慢停了下来，马丁下车进入了卡迪米亚区的巴格达长途汽车总站。

第十一章  温克勒银行

夜幕下，从巴格达北部的长途汽车站，到曼苏尔区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住宅，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但马丁喜欢走这段路。

其一，他已经坐了两次长途汽车，从鲁特巴到首都的行程有二百四十英里，而且不是豪华大客车；其二，步行可以让他再次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自从他十三岁登上赴伦敦的客机，他已经二十四年没见过这个城市了。

巴格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记忆中的这个城市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貌，市区范围要比现在小得多，房屋主要聚集在里萨法的底格里斯河西北岸，沙克奥马区和沙顿区，以及卡奇的河流两岸的阿拉姆区。这里的市区曾经是最热闹的地方。市区的大街小巷、农贸市场、清真寺和清真寺尖塔，无不使人们想起他们对真主的崇敬。

二十年来，石油收益给巴格达带来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过去的开阔地上建起了一座座上下行立交桥和高速公路立交桥。小汽车的数量大量增加了，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插夜空。

当他走过长长的拉比亚街，到达曼苏尔时，他差一点没认出来。他回忆起曼苏尔俱乐部周围的大片空地，以前，他父亲会带全家去俱乐部过周末。曼苏尔仍然是上流社会聚居的郊区，但空地上已经建满了住宅，供达官贵人居住。

他经过了哈特利先生的老预科学校，他曾经在那里上过学，下课时曾与他的小朋友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玩耍，但在黑暗中他没能认出那条街道。

他知道哈桑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但巴德里医生的两个儿子，他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年没听到音讯了。那个小弟弟奥斯曼喜欢数学，不知是否当上了工程师？他不得而知。还有阿卜德尔卡里姆，曾经获得过英语诗歌朗诵大奖，他是否成了诗人或作家？

如果马丁以特空团的方式行军，即用脚跟和脚尖行走，大幅摇摆肩膀协助双腿的运动，那他只要用一半的时间就可走完这段路程了。但他提醒自己，像科威特的两名工程师那样，“你们也许可以穿得像阿拉伯人，但你们走路仍像英国人”。

而且他脚上的鞋子不是行军靴，只不过是绳底的帆布凉鞋，是贫穷的伊拉克下等人穿的鞋子，所以他弓着背，低着头，拖着脚步向前行走。

在利雅得，他看过了最新的巴格达市区地图，以及许多从高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放大了许多倍，用放大镜观察的话，还能看到围墙后面的花园，分辨出有财有势的人的泳池和豪车。

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他向左转弯进入了约旦街，经过雅穆克就朝右拐，进入了苏联外交官住所外的林荫道。

六十年代时，在卡赛姆及其部下将军们的统治下，苏联在巴格达占据了有利的地盘，一边假装拥护阿拉伯的国家主义（因为它看上去是反西方的），一边努力想把阿拉伯世界转变为社会主义。在那些年月里，苏联使馆在大院外面购买了好几处住宅区，因为使馆大院已经容不下日益膨胀的工作人员了。伊拉克许诺，这些住宅及其地皮也被视作苏联领土对待。这个特权甚至连萨达姆・侯赛因也从来没废除，到八十年代中期，对苏联的优待更甚，因为萨达姆的主要武器都来自莫斯科，而且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培训了他的空军和装甲兵，并为他们配置了苏联装备。

马丁找到了那座别墅，门边的一块小铜匾表明，这确实是苏联使馆的一处住宅。他拉了一下大门旁的一条铁链，然后等着。

过了几分钟，大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服务员制服、理着平头、身材粗壮的苏联人。

“谁？”他说。

马丁用阿拉伯语答话，他说话带着呜咽声，明显是下等人对上等人说话时候的哀求语气。俄罗斯人皱了皱眉头，他拿上那张身份证，用阿拉伯语说了声“等着”就关上了大门。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招呼这个满身尘土的伊拉克人穿过大门进入前厅。他领着马丁走向通往别墅主门的台阶。走到台阶底下时，门口出来一个人。

“行了。我来处理这事。”他用俄语说。那个男管家怒目盯了阿拉伯人最后一眼，走回屋里去了。

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尤里・库利科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职业外交官，他对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大为光火，但也不得不服从。显然刚才他正在吃晚饭，此刻他手里抓着一块餐巾，边下台阶边擦嘴。

“这么说，现在你来了。”他用俄语说，“你听着，如果我们必须玩这个游戏的话，那么就玩吧。可我本人与这个毫无关系。明白吗？”

马丁不会讲俄语，他无助地耸耸肩用阿拉伯语说：“请您用阿拉伯语说好吗？”

库利科夫听到语言的转换，似乎态度一变。马丁突然明白了：这位苏联外交官真的以为这个不受欢迎的新职员是一位俄罗斯同胞，是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硬塞给他的一名克格勃特务，真是太讽刺了。

“噢，好吧，你想用阿拉伯语谈话也行。”外交官试探性地说。他也学过阿拉伯语，但说起来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如果有什么把柄被这个克格勃特务抓住，那他真的是倒了大霉。

于是他用阿拉伯语继续说下去。

“身份证还给你。这是我奉命为你准备的一封证明信。好了，你住到花园尽头的那座棚屋里去，保持干净，按厨师的吩咐去购物。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如果你被抓住，我什么也不知道，只不过是发善心收留了你。现在，去忙你的事情吧，把那些讨厌的母鸡处理掉。我可不想让鸡鸭弄脏我的花园。”

有点风险，当外交官转身去继续吃中断了的晚餐时，他痛苦地想道。万一这个笨蛋因为搞鬼而被抓住，那么秘密警察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特务是苏联人，到时候说这人是偶然成为一等秘书的私人职员的，与在底格里斯河上举办溜冰晚会一样站不住脚。尤里・库利科夫私下里对莫斯科很有意见。

麦克・马丁发现他的居所紧挨着花园后墙，花园有四分之一英亩大，花匠房子是一间平房，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一边的墙上有一排钩子，房间一角有一只嵌在架子里的洗脸盆。

再观察一番后，发现屋子附近有一个便池，花园墙上有一只冷水龙头。显然，只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想必伙食是由别墅后部的厨房提供。他叹了一口气。利雅得郊外的那座房子现在显得如此遥远。

他找到了一些蜡烛和几盒火柴。在昏黄的烛光下，他把毯子挂在了窗户上，就开始用折叠小刀在粗糙的地砖上工作。他在水泥缝里扒了一个小时，揭起了四块地砖，又用在附近工具棚里找来的一把泥刀挖掘了一个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洞穴。然后他把无线电收发报机、电池、录音机和卫星天线放进去，埋好，用唾沫混合了一些泥土，填入地砖之间的隙缝，将挖掘的痕迹都消除干净。

午夜前，他用小刀割去鸡篮的假篮底，让粪土沉到真正的篮底，这样那四英寸的夹层就彻底消失了。当他工作时，母鸡在地上到处扒食，希望能找到并不存在的谷粒，结果只找到几只臭虫，吃掉了。

马丁吃完了最后的一点橄榄和奶酪，把剩余的面包碎片让他的旅伴分享了，还从外面的水龙头里为它们端来了一碗水。

母鸡们回到笼子里，它们即便能发觉它们的家比原先深了四英寸，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一整天够累的了，它们很快就睡着了。

最后，在黑暗中，马丁朝库利科夫的玫瑰花丛撒了一泡尿，吹灭蜡烛，把毯子往身上一裹，也像他的旅伴一样睡着了。

他的生物钟使他在凌晨四点钟醒了。他从塑料袋里取出发报设备，给利雅得录制了一条简单的信息，用二百倍速度快录下来，把录音机接到发报机上，并架起了卫星天线。天线竖起后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方向对着敞开的房门。

利雅得上空仍是漆黑一片，这时候架在秘情局驻地屋顶上一个类似的卫星天线，接收到了这个一秒钟的信号，并把它反馈给了通讯室。约定发报的时限是凌晨四点半至五点，因此值班人员没有睡觉。

两盘旋转的磁带录下了来自巴格达的这个噼啪声，一只指示灯开始闪烁，提醒值班的电信工程师。他们把信息放慢了两百倍，耳机里传来了清晰的说话声。一名技术人员用速写把信息记录下来，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后起身离开了房间。

五点十五分，情报站站长朱利安・格雷被推醒了。

“是黑熊，先生。他已经进去了。”

格雷激动地读着电报，然后就去唤醒西蒙・巴克斯曼。这位伊拉克科科长延长了在利雅得的逗留期，他在伦敦的工作已由他的部下接管了。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电报，睡意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好的，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

“当他试图去唤醒耶利哥时，”格雷说，“可能会有问题。”

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摩萨德在巴格达的间谍渠道已经关闭了整整三个月。他也许已经暴露了或被抓住了，或干脆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有可能被调到外地去了，尤其假如他是一名将军，现在很可能在科威特统领部队。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巴克斯曼站起身来。

“最好告诉伦敦。能来点咖啡吗？”

“我让服务员去准备。”格雷说。

早上五点半，麦克・马丁正在给花床浇水，这时候房子里开始有了动静。这里的厨师——一个胸部丰满的俄罗斯妇女从窗口看见了他，趁着锅里的水还很热，她把他叫到了厨房窗户前。

“卡克-马齐瓦埃茨？”她问道。接着想了一会儿，用阿拉伯语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默得。”马丁说。

“好，喝杯咖啡吧，马哈默得。”

马丁点了好几次头欣喜地接受了，口中喃喃说着“谢谢”，用双手接过了滚烫的杯子。他并不是假客气。这确是一杯真正可口的咖啡，也是自他在国境线沙特那边喝茶以后的第一杯热饮料。

七点钟开早饭，有一碗小扁豆，还有面包。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看起来这个厨师和昨天晚上的那位管家是一对夫妇，这两人照顾着一等秘书库利科夫的生活。而库利科夫好像是单身一人。到上午八点，马丁看见了司机。司机是一个伊拉克人，能说一点俄语，这样能把简单的话翻译给俄罗斯人。

马丁决定不去与司机套近乎。那人也许是秘密警察或者甚至是拉曼尼的反间局安插进来的。结果这不成问题。间谍也好，不是间谍也好，反正司机是一个势利鬼，对新来的花匠根本不屑一顾。但司机还是同意去对厨师解释说马丁要离开一会儿，因为雇主命令他去把鸡扔掉。

到了街上后，马丁朝汽车站方向走去，在半路上的一块废弃地上，他把鸡放掉了。

如同许多阿拉伯城市一样，巴格达的长途汽车站不单单是一个旅客上车去外地的地方，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汇集的人声鼎沸的场所，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买卖商品。沿着南墙是一个跳蚤市场。在那里，马丁经过讨价还价买了一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车子骑上去会发出吱吱的叫声，但加了油以后好多了。

他知道他不能用小汽车，即使是一辆摩托车，对一个谦卑的花匠来说也是太奢侈了。他回想起，父亲的管家蹬着自行车从一个市场赶往另一个市场，买来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根据他的见闻，劳动人民使用自行车是绝对正常的。

马丁用折叠小刀稍微鼓捣了一下，把鸡笼的上部锯掉，改成一只开顶方筐，接着他用市场上买来的汽车风扇三角皮带撕成的橡胶条，把篮筐紧紧绑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上。

他骑上车又去了市中心，在舒尔贾街上的一家文具商店里买来了四种不同颜色的粉笔。这条街位于迦勒底，正对圣约瑟夫天主教堂，当地基督徒们礼拜天常去做礼拜。

他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这个纳萨拉区，即基督徒区，以及舒尔贾街和班克街，有许多违章停放的车辆，外国人在出售草药和香料的商店里进进出出。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底格里斯河上只有三座桥：北边的铁路桥、中间的新桥和南边的费萨尔国王桥。现在有了九座桥。空袭开始后的四天之内，这些桥梁全都会消失，因为利雅得的“黑洞”已经把它们定为要打击、炸毁的目标。但在十一月的第一周，车流和人流正在络绎不绝地通过这些桥梁。

他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市内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他们从街角上和停放的轿车里向外观察着。有两次他看到外国人被拦住，被要求出示证件，还有两次伊拉克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检查。对此，外国人的表现是克制怒火，而伊拉克人则面露惊恐。

表面上，城市的生活仍在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巴格达市民与他记忆中一样活泼幽默，但他头脑中的警戒天线告诉他，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由暴君制造出来的恐怖之河正暗流汹涌。

那天上午只有一次，他觉察到伊拉克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当时他在河对岸卡士拉的水果蔬菜市场，与一个老年摊贩就一些新鲜水果在讨价还价。如果苏联人只给他吃扁豆和面包，那么他至少还可以添加一些水果来对抗过于单调的食谱。

附近，四名秘密警察对一个青年进行了粗暴的搜身，然后才放他走。卖水果的老头清了清嗓子，朝尘土里吐了一口痰，差一点吐到他自己的一根茄子上。

“总有一天‘贝尼纳吉’会来收拾这些邪恶行径。”他咕哝着说。

“当心点，老头，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马丁轻声说道，一边用手去试探桃子的成熟程度。老头盯着他。

“你从哪里来，兄弟？”

“很远。比巴吉还要远的北方一个村子。”

“回到那里去吧，听老头子一言。我见得多了。‘贝尼纳吉’会从天上来的，还有‘贝尼卡尔布’。”

他又吐了一口痰，这次他的茄子就没那么幸运了。马丁买了桃子和柠檬后就骑车离开了。中午时分他回到了苏联一等秘书的家。库利科夫早就去使馆上班了，他的司机当然也随他去了那里。这样，马丁虽然遭到了厨师的训斥，一大串俄语，但他耸耸肩去花园里干活了。

他对卖水果老头的话产生了兴趣。看起来有些人已经预见自己的国家会遭到入侵，而且不持反对态度。“收拾这些邪恶行径”这话肯定可以适用于秘密警察，由此推断还可能适用于萨达姆・侯赛因。

在巴格达坊间，英国人被称为“贝尼纳吉”。纳吉到底是谁，由于时代的久远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大家相信他是一位聪明的圣人。帝国时代，驻守边疆地区的年轻英国军官们常去看望他，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讲充满智慧的故事。他把他们当儿子般地对待，虽然他们是基督徒，即异教徒。于是人们称英国人为“贝尼纳吉”，即纳吉的儿子。

美国人被称为“贝尼卡尔布”。卡尔布在阿拉伯语中是狗，而狗在阿拉伯文化中并不是一种特别讨人喜欢的动物。

银行界的沙燕提供的那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报告，至少让约书亚特工队队长吉迪・巴齐莱得到一丝安慰：报告向他指明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方向。

第一件要办的事是查明，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这三名副总裁，是谁在操办伊拉克叛徒耶利哥的账户。

最快捷的途径是打一个电话去问，但根据那份报告判断，巴齐莱确信在公用线路上他们谁也不会吐露任何情况。

他从维也纳使馆摩萨德情报站的地下室里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请求。特拉维夫总部的专家们以最快的速度寄来了他要的东西。

这是一封信，信纸上的抬头是英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银行之一——伦敦的科茨银行。信件的内容是伪造的。

信封上和信上都没写收信人名字，只简单地以“亲爱的先生”开始。信末的签名则完美临摹了科茨银行海外部一名高级职员的亲笔签名。

信件的内容简单扼要。科茨的一位重要客户，不久将要把一大笔款项转到温克勒银行一位客户的编号账户上，账号为某某。科茨的客户现在已经通知他们说，由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原因，把账款转过来会耽搁几天时间。万一温克勒的这位客户询问为什么还没转过来，如果温克勒能向他解释说账款已经汇出了，决不会无故拖延一分钟，科茨将会十分感激。最后，对于这份公函，科茨希望能收到一封回函。

巴齐莱算计，银行都愿意吸收进来的款项，而且只有极少数像温克勒那样老成持重的银行，才会用信件答复科茨银行。他算计对了。

来自特拉维夫的科茨银行信封与里面的信纸相对应，而且盖着英国的邮戳，怎么看都是两天前从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邮局投寄的。信封上的收信人名称只写着“温克勒银行国外客户部主任”。当然，温克勒银行里是没有这个职务的，因为该项工作由三名副总裁分担。

半夜，那封信投出去了，偷偷地塞进了维也纳温克勒银行的邮件投递孔内。

耶里德监视组已经对那家银行观察了一个星期，拍摄了其日常情况，开门关门时间，邮件到达时间，信使出去送信的情况，一楼门厅内女接待员坐的位置，以及她对面的保安员的位置。

温克勒银行的办公楼不是一座新楼。巴尔加塞，实际上整个法兰齐斯卡纳广场的街区都是老市区。银行的楼房以前肯定属于维也纳的一户富商，房子结实坚固，厚实笨重的木门上钉着一块铜匾。耶里德小组已经装作是住在那里的租户，对广场上同类布局的房子进行了踏勘，该楼房只有五层，每层约有六间办公室。

在观察中，耶里德组已经注意到每天下午下班之前，送出去的邮件都投进广场上的一只邮筒。投信是门卫——也就是保安的日常工作，每天送完信后，他回到楼内打开门，让下班的职员走出去。最后他让值夜班的人进来，自己才下班回家。值夜人则把自己关在里面，在那扇门后面乒乒乓乓地插上好多木杠。

在把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投入温克勒银行之前，内维奥特技术组组长去检查过了法兰齐斯卡纳广场上的那个邮筒，并轻蔑地哼了一声。这根本算不得是一项挑战。特工组里有一人是撬锁专家，他只用了三分钟时间就把邮筒开启又关上。根据他第一次开关邮筒所观察到的情况，他能够制成一把钥匙，而且他马上制作出来了。经过两次微小的修整，这把钥匙与邮递员手中的钥匙一样能轻松地打开邮箱。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出，银行向外投递的邮件，总是赶在下午六点邮车到那个邮筒收邮件之前的二十至三十分钟内投寄。

科茨信件投进温克勒银行邮件孔的那天，耶里德特工组与撬锁专家一起工作。那天傍晚，银行保安把信件投进邮筒走回银行后，撬锁高手已经把邮筒门打开了。温克勒银行寄出去的二十二封信在最上面。只用了三十秒钟，特工们就把写给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抽出，把其他信件放回，并关上邮筒。

耶里德小组的所有五名特工都布置在广场里望风，以免万一有人来干涉“邮递员”的工作。那“邮递员”的制服是匆匆忙忙从一家旧衣商店买来的，与维也纳邮局工作人员的正式制服极为相似。

善良的维也纳市民绝对想不到会有中东特工撬开神圣的邮筒这种事。当时广场上只有两个人，他们根本没注意，看似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在忙于自己的本分工作。二十分钟后，真正的邮递员来取信了，但那时候原先的过路人已经走了，新路过的人一样毫不在意。

巴齐莱拆开温克勒给科茨的复信，发现这是一份简单、客气的确认函，是用语句还算通顺的英语写的，信末是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签名。摩萨德特工队长现在确切知道了是谁在操办耶利哥的账户。剩余的工作无非是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或者渗透他。巴齐莱所不知道的是，他的一系列麻烦才刚刚开始。

当麦克・马丁离开曼苏尔的花园别墅时，天早已黑下来了。他不想走前面的主门打扰苏联人；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边门，他已经有了门锁的钥匙。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外面的巷子里，返身锁上门，骑上了自行车。

他知道他要工作一个长夜。智利外交官蒙卡达撤出来后向摩萨德特工汇报时，曾十分准确地描述过他给耶利哥信息的三只死信箱具体在什么位置，以及在什么地方打粉笔记号以提醒隐身的耶利哥有信息等着他。马丁觉得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同时使用全部三只邮筒，里面均放上一份相同的信息。

他把信息用阿拉伯语写在半透明的航空信纸上，把每张纸折成小方块后包在玻璃纸里面，再把玻璃纸袋用胶带贴在大腿内侧。粉笔则放在衣袍侧面的口袋里。

第一个邮筒在河对岸里萨法的阿尔瓦齐亚公墓地。根据童年时代的记忆，以及在利雅得时对照片的长时间研究，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地点。但在黑暗中要找到那块松动的砖头是另一码事。

他花了十分钟时间，用指尖在黑暗的墓地墙壁上摸索，最终找到了那块砖头。它确实在蒙卡达描述的那个位置。他把砖头抽出来，放进一包玻璃纸，又把砖头插进原处。

第二个邮筒在一处破败的旧墙上，靠近阿达米亚那座已经毁坏了的城堡，那地方有一个水池，是古代护城河的唯一遗留部分。离城堡不远处是阿拉达姆伊玛目圣地。两者中间是一道墙，与城堡本身一样古老，已经风化了。马丁找到了那道墙壁，以及靠墙生长的那颗孤零零的树。他走到树后，从墙顶往下数十块砖。第十块砖头像颗不牢的牙齿一样能用手摇动。他把第二个小信封放了进去，砖头回归原处。马丁扫视了一下周围，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但四周静悄悄的；没人会在天黑后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另一个墓地。但这一次是一个英国人墓地，已是长久荒弃，在瓦齐拉亚，靠近土耳其使馆。与科威特的那个联络点一样，它也是一处墓穴，但不是大理石墓碑下面的洞穴；而是在一片弃场地尽头的一个石罐里面，石罐用水泥固定在原本的墓石处。

“不要紧。”马丁喃喃地向埋在下面的早已死去的不知哪一位帝国勇士说，“继续干下去。你干得很好。”

蒙卡达工作的联合国办公楼就在马塔沙丹机场道路沿线几英里处，他很聪明地把粉笔标记处选在宽敞的曼苏尔区的道路旁，这样，驾车经过时即可看到它们。规则是不管是谁——蒙卡达或耶利哥——看见粉笔记号后，要注意它指的是哪一个邮筒，然后用湿布把它擦去。做记号者在第二天或此后经过时，会看到记号已经不见了，由此知道他的信息对方已经收到了。

用这种方式，两名间谍互相通信长达两年之久而从未碰过面。

与蒙卡达不同，马丁没有汽车，所以整段路程他都是骑车走完的。他的第一个记号，写成X形的圣安德鲁十字架，用蓝粉笔写在一处废弃楼房大门石柱上。

第二个记号用的是白粉笔，做在雅尔穆克一栋房子后面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上，是一个洛林十字架。第三个用红粉笔，记号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月牙，中间加了一笔水平的横杠，画在穆塔纳比区边缘阿拉伯记者联合会大楼的院墙上。伊拉克记者并不到处调查采访，因此他们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恐怕不会成为头条新闻。

尽管蒙卡达说过有可能要回来，但马丁不知道耶利哥是否仍在市里巡视，是否会透过车窗审视墙上有没有粉笔记号。马丁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是每天检查和等待。

十一月七日那天，他注意到白粉笔记号不见了。难道车库门的主人决定擦去铁门上的锈迹？

马丁继续骑车行进。那座楼房门柱上的蓝色记号消失了，记者联合会墙上的红记号也同样。

那天晚上他去察看了耶利哥给管理员的三只特定死信箱。

在沙顿街旁卡士拉蔬菜市场后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马丁找到了折成小方块的一张薄纸。在舒哈达桥附近河北岸有一个破败的街区，那里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座废弃的房子，这座房子松动的石头窗台下是第二个邮筒，里面也放着一张同样的纸条。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阿布纳华斯街旁边一个废弃院子里的一块松动的地坪石下，那里也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

马丁用胶带把这些纸条贴在左大腿上，骑车回到了曼苏尔的家。

在摇曳的烛光下，他读完了这些纸条。内容是相同的：耶利哥仍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他愿意再次为西方工作，而且他明白现在他的主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但是现在风险大大增加了，因此他的报酬也要相应增加。他等待对方确认这一点，以及要提供什么情报的指示。

马丁烧掉了所有三张纸条，把余烬捣成粉末。这两个问题他都知道如何答复。兰利准备慷慨解囊，真的很慷慨，如果产品质量上乘的话。至于需要的情报，马丁已经记住了一长串问题，内容包括萨达姆的情绪，他的战略方针，主要指挥中心的位置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基地等。

黎明之前他发电报通知利雅得，耶利哥回到游戏中来了。

十一月十日特里・马丁博士才回到了亚非学院他那间小小的、凌乱的办公室。他发现他的秘书在写字板上方方正正地放着一张纸条：“一位名叫普鲁默的先生来过电话，说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还说他有你想要了解的情况。”

由于秋季学期已全面开学，且又有那么多新生的事务要处理，特里・马丁差不多已经忘记了他对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处长提出的请求。

当马丁去电话时，普鲁默出去吃中饭了。下午马丁一直上课上到四点钟。五点钟他回家之前才联系上在格罗斯特上班的普鲁默先生。

“哦，是的，”普鲁默说，“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要求我们注意有没有奇怪的、讲不通的事？昨天我们在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录下了一段奇怪的对话。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听一听。”

“在伦敦吗？”马丁问。

“哦，不，恐怕不行。对话当然录在磁带上了，但恐怕要用大录音机来听，小录音机听不清楚。我们这里有放大设备。声音好像很压抑，很低沉，所以连我们的阿拉伯职员也没能破译出来。”

周末之前两个人都没有空。马丁同意星期天驾车去格罗斯特，普鲁默提出要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家小巧优雅的酒馆里请他吃中饭。

两人都穿着穿花呢西服，坐在明亮的饭店里，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好奇。他们各自点了当天的特色菜，星期日烤鱼、牛肉和约克郡布丁。

“我们不知道是谁跟谁谈话，”普鲁默说，“但显然都是高级官员。由于某种原因，发话人是在使用公用电话线，而且应该是访问了科威特前线指挥部后刚刚回来。也许他用的是车载电话。我们知道他们没用军用线路，所以很可能受话人不是军人。或许是一名文官。”

牛肉端上来了，他们停止了交谈。女服务员离开他们的角落卡座后，普鲁默继续往下说。

“发话人似乎是在评价伊拉克空军的报告。报告提到美英的战斗机越来越频繁地在伊拉克的国境线上巡逻，然后，在最后的时刻话题突然改变了。”

马丁点点头。他听说过这种战术，其用意在于通过侵犯伊拉克的领空以监视其防空武器的反应，迫使它们打开雷达屏幕和萨姆导弹的瞄准器，从而暴露出它们的确切位置。

“发话人谈到了贝尼卡尔布，即‘狗的儿子’，意指美国人，而受话人哈哈大笑起来，说伊拉克不应该对这种战术作出反应，因为这是诱使他们暴露防空火器方位。

“然后发话人说了些我们无法破解的话。此处有些干扰，像是静电干扰之类。我们可以增强通话信号排除干扰，但在这里发话人压低了声音。

“无论如何，受话人恼怒了，让他闭嘴并结束通话，愤怒地扔下了话筒。我们相信这个受话人是在巴格达，我要让你听的是最后的两句话。”

中饭后，普鲁默驱车把马丁带到了监听楼。政府通讯总局每周七天运转，周末像平时一样有人在上班。在一间像是录音棚一样的隔音房间里，普鲁默让一位技术人员播放那盘神秘的录音带。当来自伊拉克的那个喉音浓重的声音充满房间时，他们静静地听着。

谈话的开始与普鲁默所描述的一致。最后，伊拉克的发话人似乎激动起来，音调升高了。

“不会太长，拉菲克。不久我们将……”

然后乱七八糟的声音出现了，通话受到了干扰。但巴格达那个人对此的反应是触电般的。他插话了。

“别说了，伊本-阿尔-加哈巴。”

然后他就“砰”的一声扔下了电话，好像突然间惊恐地明白那条线路并不安全。

技术员把录音带以稍微不同的速度播放了三遍。

“你认为怎么样？”普鲁默问。

“嗯，他们都是党员。”马丁说，“只有党内才相互称呼拉菲克，即同志。”

“对，那么这是两名党的高级干部，在谈美军的集结和美国空军对边境的挑衅。”

“然后发话人变得很激动，好像发怒了，并伴有一丝狂喜。他用了‘不会太长’这个短语。”

“暗示着某些即将发生的变化？”普鲁默问道。

“听上去像。”马丁说。

“然后是一阵干扰。但是再听受话人的反应，特里。他不但扔下了话筒，还骂了一句‘婊子养的’，这话很粗暴，对不对？”

“相当粗暴。这两个人中肯定是级别高的人才能这么说。”马丁说，“到底是什么事刺激到他了？”

“肯定是那个受干扰的词语。再听一遍。”

技术员把那条重放了一次。

“安拉的什么东西？”普鲁默提议说，“不久我们将与安拉在一起？在安拉的手中？”

“我听起来这话像是‘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某某……某某’。”

“好吧，特里。我顺着这条思路来推测。也许是‘安拉的帮助’？”

“那样的话，另一个人为什么会勃然大怒？”马丁问道，“把自己的事业归功于上帝的善意并不新鲜呀，也不特别触犯什么。我不明白。你可以复制一盘让我带回家去吗？”

“当然可以。”

“这事你问过我们的美国表兄吗？”

“问过了。米德堡通过一颗人造卫星截听到了同样的会话。他们也没能破解出来。实际上他们没有高度重视。他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

特里・马丁带着那盒录音带，驾车回了家。使室友希拉里烦恼的是，他用他们床头柜上的那只录音机，反反复复地一直播放那段对话。当希拉里提意见时，特里指出有时候希拉里也为《时代》杂志上拼字游戏少一个答案而再三担忧。这样一对比，更使希拉里火上加油。

“至少我在第二天早上就得到了答案。”他抢白说，然后转过身子睡觉了。

特里・马丁没能在第二天早上得到答案，第三天也没有。他在课间和其他能挤出来的时间也播放这盒磁带，一边听一边草草地记下可能的替换词。但他总是无法理解其意义。为什么交谈中的另一个人，会对善意地提及安拉爆发出如此大的火气？

直到五天之后，那条遭干扰短语中所包含的两个咝咝作响的词语才显示出意义。

理解了意思之后，他试图找到世纪大厦的西蒙・巴克斯曼，但得知对方不在。他又让接线员把电话转给史蒂夫・莱恩，可是那位中东处处长也不在。

马丁并不知道，巴克斯曼还留在秘情局利雅得情报站，而莱恩也在同一个城市，正与中情局的奇普・巴伯商讨重大事项。

代号“私家侦探”的那个人，从特拉维夫经伦敦和法兰克福飞到了维也纳。没人来接他。他在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希尔顿宾馆，他已经在那里订了房间。

私家侦探是一位脸色红润、喜气洋洋的人，自称是在纽约工作的一名美国律师，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一口完美的美国口音的英语——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他的德语说得也还可以。

到维也纳后才几个小时，他就已经起草了一封礼貌的信件，让希尔顿宾馆商务中心为他打印好了。信纸上印有他工作的律师行的名称和通讯地址，收信人是温克勒银行一位叫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副总裁。

信纸和信封都是完美的、真实的，打电话去核实的话，会发现签名人确实是纽约那家享有盛名的律师行的一位高级合伙人，不过此人现正在外地度假（这件事摩萨德已经在纽约打听清楚了），而且绝对与访问维也纳的客人不是同一个人。

信写得充满歉意，又极其诱人。写信人代表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客户，现在该客户希望把他的巨额财富转到欧洲来储存。

客户本人坚持要这样做，显然是有朋友指点，说这种事情就要找温克勒银行，尤其要找格穆利希先生这位好人。

写信人说，原本应该预约一下，但他的客户和律师行极为重视此事的保密性，讨论业务时一直避开公用电话线路和传真，于是写信人借欧洲出差的机会亲自绕道到了维也纳。

根据他的日程，他只能在维也纳停留三天，但如果格穆利希先生肯仁慈地挤出时间会见他的话，那么他——美国律师——将十分高兴地前往温克勒银行拜访。

信件由美国人在夜里亲自投进了银行的邮件孔。第二天中午，银行的信使把回信送到了希尔顿宾馆。格穆利希先生将很高兴地在次日上午会见美国律师。

自私家侦探被引进银行内起，他的眼睛就没错过一件东西。他当然不能做笔记，但是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观察，也逃不过他的记忆。接待员查看了他的介绍信，还打了一个电话到楼上，确认有人在等他，然后保安领他上楼，一直陪着他走到那扇庄重的木门前，并在门上敲了敲。保安一直没让私家侦探离开过视线。

听到“进来”的命令，保安打开门，把美国客人引进去，自己退出来返身关上门，回到大厅里。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先生从书桌后站起身，握手后示意客人坐到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自己回到了书桌后面的座位里。

格穆利希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舒服”的意思，还有亲切、和蔼的含义。可这个人最不适合姓舒。这位格穆利希有六十开外，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灰西服，戴着灰领带，配上稀疏的头发和清瘦的脸庞，使他的全身透出一股灰暗的色彩。那双灰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从薄嘴唇上绽开的笑容一闪即逝。

办公室与它的主人一样庄严肃穆，深色壁板，挂画的地方挂着一份银行资质证书，一张庞大的书桌，桌上没有一丝凌乱的痕迹。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一位一丝不苟的银行家。显然，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娱乐。银行业务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生活本身则更应如此。如果说有一件事使格穆利希先生浑身不自在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花钱。钱是用来积存的，最好是存到温克勒银行里。取钱会使他头疼，把大笔钱款从温克勒转到其他地方会使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心思办公。

私家侦探知道自己到这里是来观察的，回去后要作汇报。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等在街上的耶里德小组确认格穆利希这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他也在寻找可能放着耶利哥账户操作程序的保险箱，还要观察防盗锁，门栓，警报系统——简言之，他是为最终的入室偷盗来踩点的。

私家侦探避而不谈客户希望转到欧洲的款项的具体数额，而是反复询问温克勒银行的安全水平和隐蔽性。格穆利希先生高兴地解释说，温克勒的编号账户是无法攻破的，是绝对隐蔽的。

他们的会话只有一次被打断了。一扇边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瘦小的女人，手里拿着三封信。格穆利希皱起了眉头。

“你说过这些信很重要，格穆利希先生。要不然……”那女人说。再看之下，其实她没有她的外表那样老，也许四十岁吧。但她那往后拢成一团的发髻、花呢西装、深色长筒袜和平跟鞋，让她比实际年龄见老。

“哦，对，对。”格穆利希说着伸手去接那些信件，“对不起……”他请客人谅解。

他与私家侦探一直在用德语交谈，因为他的英语很差。而私家侦探则站起来向新来者微微鞠了一躬。

“你好，小姐。”他说。她看上去脸红了。格穆利希的客人一般是不会为一个秘书站起身的。然而这一举动却迫使格穆利希清了清嗓子咕哝着说：“哦，呃……这是我的私人秘书，哈登堡小姐。”

私家侦探也记下了这一情况，然后坐下了。

他得到格穆利希的保证，他纽约的客户会得到温克勒银行的最佳账户服务。当他被引出去时，程序与他进来时一样。那位保安被从大厅召了上来，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私家侦探道别后就跟着保安走出了房间。

他们一起走进那部小小的、装着移动式格栅门的电梯。电梯载着他们铿锵响着往下降。私家侦探询问能否在离银行之前去一下洗手间。保安皱起了眉头，似乎这种人体的生理要求不是温克勒银行所期待的，但他还是把电梯停在了夹层。他靠着电梯门为私家侦探指了指一扇没有标志的木门。私家侦探进去了。

显然这是银行男职员使用的洗手间。只有一只小便池，一只抽水马桶，一只洗手盆和纸巾卷筒，还有一个杂物间。私家侦探打开水龙头制造出噪音，然后迅速检查了一遍房间。窗户用铁条封着，装着报警系统——破窗而入是可能的，但不容易。有一只自动风扇让室内通风。杂物间里有扫帚、拖把、洁厕液和一只吸尘器。这么说银行里还有清洁工。但他们什么时间打扫卫生？夜间还是周末？如果他的经验没错的话，即使清洁工也得在监视之下进入办公室擦洗。保安或者值夜员很容易搞掉，但问题不在这里。科比・德洛尔局长的命令非常特殊：不得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

他从男士洗手间走出来时，保安仍等在外面。看见走廊前面有一段宽敞的大理石楼梯通到半层楼之下的大厅，私家侦探微笑了，指了一下楼梯，信步沿着廊道走向前去，而不愿为这么短的距离搭乘电梯。

保安跟在他后面，陪同他走到下面的门厅，又把他引到了门外。私家侦探听到自动上锁的硕大的铜舌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他不禁想，如果保安在楼上，那门厅里的接待小姐会不会不让客户或者信使进门？

他把他观察到的银行内部情况，向特工队长吉迪・巴奇莱作了两个小时的汇报。看来情况不是很明朗。坐在旁边的内维奥特组组长直摇头。

私家侦探说，他们可以破门进去，这没有问题。找到警报器，把它弄失灵。但要不留痕迹，那只有魔鬼才做得到。银行里有一个值夜人，他很可能间隔性进行巡查。特工队要找的是什么东西？一只保险箱吗？在哪里？什么型号？哪一年制造？用钥匙还是组合密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要花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们必须封住值夜人的口。那就会留下痕迹，可是德洛尔局长不允许留下痕迹。

那天下午，私家侦探从一大堆照片中指认了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为供他们参考，他还指出了哈登堡小姐。第二天，私家侦探坐飞机离开维也纳回特拉维夫去了。他走后，巴齐莱和内维奥特组组长又聚在一起继续研究。

“吉迪，坦率地说我需要更多的内部情况。现在未知数还是太多了。你要的文件——他肯定把文件存放在一只保险箱里。但保险箱在哪里？在装饰后面？在地板下面？在秘书办公室里？在地下室的拱顶里？这方面我们需要内部消息。”

巴齐莱哼了一声。很久以前在他接受培训时，一名教官曾向学员们讲授说：世上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找到那个弱点，施加压力，他就会乖乖地听你的话，与你合作。第二天上午，耶里德和内维奥特两个特工组开始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全面跟踪监视。

但这位维也纳人将会证明以色列特工学校的教官讲错了。

史蒂夫・莱恩和奇普・巴伯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到十一月中旬，耶利哥已经对第一批问题作出了答复。他的要价很高，但美国政府已经二话不说把酬金转入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

如果耶利哥的情报是准确的——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情报不准——那么这些情报大有用处。他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他回答了一些，并确认了另一些已经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原则上，他已经相当详细地指明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有关的十七处地点。其中八处地点已经为多国部队所怀疑了，他更正了其中两处。其他九处是新情报，其中主要的是隐藏在地下的气体分离离心器串联装置的确切位置，这些装置是在为炸弹级的铀-235作准备。

问题在于，如何去告诉军方这些信息，同时不能透露美英情报机关在巴格达高层有一个背叛主子的高级间谍？

倒不是说间谍头子们不相信军方。绝不是这个原因，这些人都是高级将领。但在情报工作中有一条久经考验的老规矩，叫做“不需要知道”。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怎么粗心也不会说漏嘴。如果这些穿便衣的人员突然间拿出一份没有出处的新目标清单，有多少高级军官能搞清楚情报来自何处？

十一月的第三周，巴伯和莱恩在沙特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里，与巴斯特・格洛森准将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格洛森准将是海湾战场联军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的副手。

格洛森准将的本名应该另有其名，但别人都叫他“巴斯特”。对伊拉克的整体空袭计划就是他制订的，而众所周知，在任何地面战之前肯定要先进行空袭。

伦敦和华盛顿早就协商同意，不管科威特情况如何，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必须被摧毁，包括其毒气武器、细菌武器和原子弹制造能力。

沙漠盾牌最终破坏了伊拉克可能攻入沙特阿拉伯的机会，但在此之前，空袭计划早就制订出来了，其秘密代号为迅雷。空袭的真正设计师就是巴斯特・格洛森。

到十一月十六日，联合国和许多外交家仍在隔靴搔痒地抛出“和平计划”，想不开一枪一炮，不扔一颗炸弹，不发一枚火箭就结束这场危机。那天坐在地下室里的三个人都明白，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

巴伯说话简单扼要：“你知道，巴斯特，我们和英国人在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努力获取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的准确情报。”空军将军谨慎地点点头。在他的走廊里挂着一幅地图，上面布满了大头针，每个大头针都表示一个轰炸目标。

“我们是从出口许可证入手的，追查到出口国，然后是这些国家的承包公司。还追查了进行内部设计的科学家，但许多科学家是坐没有车窗的大客车去现场的，并住在基地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去过什么地方。

“最后，巴斯特，我们与建筑商核对过了，就是实际为萨达姆建造毒气工厂的那些人。有些人说得有板有眼。确实有苗头。”

巴伯把新的目标清单递给桌子对面的将军。格洛森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这些目标。它们尚未被标上轰炸作战计划员需要的地图坐标，但其位置描述相当具体，足以在航空照片上标出坐标。

格洛森咕哝了一声。他知道清单上有些目标已经由军方确定了，有一部分带问号的目标现在也被确认了，但还有一些是新目标。他抬起眼睛。

“这些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英国人说，“我们确信建筑商是很好的情报源头，也许是最好的，因为在那些地方搞基建时他们知道是在建造什么，而且他们直言坦陈，比官僚们更为直爽。”

格洛森站起身来。

“很好。你们以后还有新情报给我吗？”

“我们将继续在欧洲挖掘，巴斯特。”巴伯说，“我们得到准确目标后会传过来的。他们有许多东西是掩藏起来的，你知道，在沙漠深处的地下。我们谈的是大工程项目。”

“你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的位置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会把它们炸成废墟。”将军说。

后来，格洛森带着那份清单去找查克・霍纳。这位美国空军司令比格洛森矮，有一张皱巴巴的、红润的脸，总是表情严肃。他尊重他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他们反过来也很尊敬他。

大家都知道，对于空军装备及其他事项，如果霍纳将军认为有必要，他就会代表空军将士去与承包商或官僚争吵，并会一直吵到白宫的政客那里，而且从来不用哪怕是稍微婉转一点的语言。

他巡视部下驻扎的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等海湾城市时，没有入住豪华的希尔顿宾馆，而是与飞行员同甘共苦，住在基地营房的行军床上。

军人们都是直来直去，不会遮遮掩掩，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都会流露出来。美国空军飞行员愿为查克・霍纳驾驶老式的双翼飞机去与伊拉克作战。

霍纳审视了一下情报官们提供的目标清单，他咕哝了一声。有两个地点从地图上看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这份情报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他问格洛森。

“他们去跟建造这些设施的建筑公司谈过，他们是这么说的。”格洛森回答。

“大话连篇。”霍纳中将说，“那些密探在巴格达有一个人。巴斯特，这事我们什么也不说，对谁也不说。只接受他们的好意，把他们提供的目标列上我们的打击目标之中。”他停下来想了一想，然后补充说：“不知道那混蛋到底是谁。”

史蒂夫・莱恩于十八日回到了伦敦，此时伦敦的保守党政府正经历一场紧张、混乱的危机，因为议会中一位没什么名气的议员正谋求以党章推翻玛格丽特・撒切尔。

尽管很累，但莱恩看到办公桌上特里・马丁的留言后，还是给他学校打了一个电话。马丁在电话里显得很激动，莱恩同意下班后一起喝一杯见见面，这样可以尽量少耽搁，早点回到郊区的家。

他们在伦敦西区一个安静的酒吧里就座后，马丁从公文箱里取出一台录音机和一盒磁带。他让莱恩看了这些东西，并解释说几个星期前他对西恩・普鲁默提出过一个要求，上周末他们见过面了。

“要不要我放给你听？”他问道。

“嗯，如果政府通讯总局的专家都无法理解，我肯定是不行的。”莱恩说，“你知道，西恩・普鲁默还有他部下阿尔科里，阿拉伯语都很好。如果连他们都无法破解……”

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听了。

“听见了吗？”马丁激动地问，“‘拥有’后面的那个音节？那人不是为伊拉克的事业祈求安拉的帮助。他在使用一个代号。所以另一个人勃然大怒。显然，任何人都不准公开使用那个代号。它肯定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圈子之内。”

“但他到底说了什么？”莱恩完全被搞糊涂了。

马丁茫然地盯着他。难道莱恩没明白吗？

“他说美军的大量集结并不可怕，因为‘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乌特-库布’。”

莱恩还是摸不着头脑。

“一种武器。”马丁提示说，“这肯定是在说某种武器。他们即将拥有，而且可以挡住美国人的武器。”

“对不起，我的阿拉伯语很差。”莱恩说，“可是‘安拉-乌特-库布’是什么？”

“哦，”马丁说，“它的意思是‘上帝的拳头’。”

第十二章  盟军集结

在位十一年并赢得了三次大选之后，英国首相于十一月二十日遭到了失败，尽管她两天后才宣告了辞职决定。

她的倒台源于保守党宪章中一条含糊的规定。该规定要求，作为党的领袖，应该定期进行名义上的重选。这一期重选发生在十一月份。她重新当选应该只是个手续问题，但一名已经退位的前大臣选择与她作对。她不知道危险正在迫近，几乎没有认真地对待挑战，只马马虎虎地应付了一下。在投票的当天，她正在巴黎参加一个会议。

在她的身后，一群心怀怨恨的老对手，遭过侮辱的自我主义者，和惟恐她会在以后的全国大选中败北的神经过敏者，组成了一个联盟来反对她，在第一轮投票中阻止她重新当选党的领袖。

假如她真的重新当选，也就不会有第二轮投票了，挑战就会消失了。在十一月二十日的投票中，她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结果她少了四票，这样就必须进行决定性的第二轮投票。

几个小时之内，开始时山上掉下的几块石头演变成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她与内阁协商，内阁告诉她，她会失败的。然后她辞职了。为阻止其他党派的挑战者，财政大臣约翰・梅杰出来竞选并获得了胜利。

这消息让海湾的美英军人大吃一惊。在阿曼，与附近基地里特空团官兵认识的美军飞行员们询问英国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

麦克・马丁是在那个伊拉克司机得意洋洋地走过来告诉他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马丁思考着这个消息，一脸迷茫地问道：“她是谁？”

“傻瓜。”司机说，“她是贝尼纳吉的领导人。这下我们要胜利了。”

司机回到汽车里继续收听巴格达电台的广播。几分钟之后，一等秘书库利科夫匆匆从屋里出来，坐上车直接去了苏联使馆。

那天夜晚，马丁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给利雅得，内容有耶利哥提供的最近一批答复，并要求上级进一步给他指示。他蹲伏在小屋的门口，防止其他人闯入，因为卫星天线就放在朝南的门边。马丁等待着回电。凌晨一点半，小型收发报机的显示板上出现了一抹暗淡的脉冲灯光，告诉他回电收到了。

他拆下卫星天线，把它与电池和收发报机一起藏到了地砖下面，将收到的电文减速，然后用录音机播放。

电报中有要求耶利哥提供新情报的问题清单，并同意他对酬金的要求，而且确认酬金已经转入了他的账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这个叛徒已经挣了一百多万美元。

在清单后面还有给马丁的两条指示。第一，要给耶利哥发去一份信息，不是提问，而是希望他能够将一种想法尽力渗入巴格达的作战参谋人员思维中。要让他们认为，伦敦刚发生的情况很可能意味着收复科威特的联合行动会取消。

这份假情报到底是否抵达了巴格达的最高当局，将永远不得而知，但一星期之内萨达姆・侯赛因宣称：撒切尔被推翻是由于她反对伊拉克，引起了英国人民的急剧反对。

那天夜晚录在麦克・马丁的磁带上的最后一条指示是，问问耶利哥，他是否听说过代号为“上帝的拳头”的一种武器或者武器系统。

下半夜的大部分时间，马丁全在就着烛光用阿拉伯语把这些问题写到两张薄型航空信纸上。在二十个小时内，这两张信纸被秘密地带到了阿达米亚区，放到了靠近阿拉达姆伊玛目圣地那道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

答案在一星期之后才反馈回来。马丁看了一遍耶利哥手写的阿拉伯语答复，并把所有内容都译成了英语。以一个军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内容很有意思。

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有三个师驻防在国境线上，面对着美英军队，即原先的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加上现在的哈穆拉比师。他们配备的是T-54/55，T-62和T-72主战坦克，全是苏联产的。

耶利哥报告说，在最近的一次视察时，伊拉克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上将惊恐地发现，许多士兵已经把坦克上的电瓶拆下来，用作电风扇、电饭煲、收音机和录音机的电源。这一来，战斗一旦打响这些坦克能否发动起来都成问题。有几名士兵被当场处决，还有两名军官被撤。

萨达姆委派的科威特省省长阿里・哈桑・马吉德说，对科威特的占领正在变成一场噩梦，针对伊军的袭击仍时有发生，开小差的士兵正在增加。尽管当地的秘密警察局局长沙巴维上校采取了严刑逼供的手段，还处决了一些人，他的顶头上司奥马尔・卡蒂布还亲自作过两次视察，抵抗运动仍没有减少的迹象。

更糟的是，抵抗组织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些塑胶炸药，其爆炸威力要比工业炸药强大得多。

耶利哥还指明了另两个主要指挥中心的位置，都建在地下洞穴里，从空中无法发现。

萨达姆・侯赛因内层圈子坚持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倒台要归功于萨达姆的影响，他已经两次重申绝对不予考虑撤出科威特。

耶利哥最后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代号为上帝的拳头的项目，但他会注意这个词。以他个人的观点来看，他认为伊拉克不存在多国部队不知道的武器或者武器系统。

马丁把全部情报读到磁带上，快速录制后发了出去。在利雅得，这份电报立即被收到了，无线电技术人员记下了电报抵达的时间：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三点三十五分。

莱拉・阿尔希拉慢慢地从浴室出来，在门口停下了。灯光照在她的身后，她抬起双臂，靠在两边的门框上，摆了一会儿姿势。

浴室的灯光穿透她的睡衣，完全映射出她那成熟、性感的剪影。这套睡衣是黑色透明网织品制成的，花了她一大笔钱，是在贝鲁特高档商店里买来的正宗巴黎产品。

床上的那个男人贪婪地盯着她，用舌头舔了一下厚厚的下唇，露齿微笑了。

莱拉喜欢性事之前在浴室里磨蹭一下。身上要冲洗，某些部位要涂抹，眼睛周围要画上睫毛油，嘴唇要涂成红色，还要喷洒香水——不同部位要喷上不同的香味。

经过三十个春秋后，她的身体还是很迷人，是客户喜欢的那一类身段：不胖，但曲线丰满，臀部和乳房丰满诱人，曲线下面肌肉结实。

她放下手臂走向灯光昏暗的床，一边摇动着她的臀部，高跟鞋使她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也加剧了臀部的摇摆。

但床上的那个男人已经闭上了眼睛。他赤身裸体仰卧在床上，从下巴到脚踝浑身长满了像熊一般的黑毛。

现在不要睡着呀，你这个傻瓜，她心里这么想着，不要睡着，今晚我需要你。莱拉坐到床边，用涂得红红的指甲尖摩挲着那个男人从腹部到胸部的黑毛，重重地捏了一下两个乳头，然后她的手往下一滑，滑过小肚抵达了腹股沟。

她附身向前吻着那人的双唇，她的舌头顶开了对方的嘴。但那个男人的嘴唇只是迷迷糊糊地作了反应，她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酒味。

又喝醉了，她想道——为什么这个傻瓜离不开酒精呢？但是酒也有它的益处，每天晚上能喝上一瓶也是不错的。哎哟，要工作了。

莱拉・阿尔希拉是一名优秀的高级妓女，中东地区最好的，有些人这么说，当然也是开价极高的。

多年前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曾经在黎巴嫩的一所私立学校里受过训练。在那里，年长的姑娘们表演各种性交的技巧和诡计，孩子们站在旁边观摩和学习。

自己当了十五年的职业妓女之后，她明白一名好妓女的百分之九十的技巧，都与对付贪得无厌的性欲没有关系。那些只是为了拍摄淫秽画报和电影。

她的才能在于奉承、谄媚、赞美和纵容，但主要是使那些经历了无休止的性事之后已经无能为力的男人获得真正的勃起。

她把手从腹股沟里抽出来，摸了一下那男人的阴茎，不由地暗暗叹了一口气，他那东西与果冻一样柔软。伊拉克共和国陆军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上将今晚需要来点刺激。

从她床下，她取出一只软布袋，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了身边的床单上。

她用手指蘸上一些浓稠的奶油色液体，在一只中等尺码的女用震动式自慰器上润滑之后，抬起将军的一条大腿，熟练地把它插进了他的肛门。

卡迪里将军咕哝了一声，睁开眼睛往下看着蹲伏在他生殖器旁边的赤身裸体的女人，又露齿微笑了，他的牙齿在浓密的黑胡子衬托下，显得格外洁白。

莱拉按了一下震动器基部的碟盘，持续的颤动感随即充满了将军的下身。女人感到手里握着的软绵绵的器官开始膨胀起来。

她从瓶子里用吸管吸了半口无色无味的凡士林，然后俯身向前用口含住了男人跳动的那东西。

油滑的凡士林和她娴熟的舌尖快速探动产生了联合作用，奇迹开始出现。她用这种方法抚摩、吸吮了十分钟，直至她的下腭开始酸痛，将军的勃起程度与往常一样坚硬。

在它退下去之前，她扬起头，抬起一条丰腴的大腿，跨到他的身上，把它插进了她的身体，然后跪到他的胯上。她以前感受过比这个更大更硬的，但这个也还可以。

莱拉俯身向前，把她的乳房凑到了他的脸上方。

“啊，我的大黑熊，”她温柔地说着，“你很坚强，与以往一样。”

他朝着上方的她笑了起来。她开始上下运动，不是很快，上升时使龟头正好扣在阴唇之间，接着慢慢地下降，直至她包含住它的一切。在她运动时，她熟练地运用她那锻炼出来的阴道肌肉实施握紧、挤压、放松，握紧、挤压、放松……

她了解双重刺激的效果。卡迪里将军开始发出哼哼声，然后是喊声，那是在他的括约肌部位深入颤动的感觉，和女人在他的轴上以越来越快的节奏上下运动的结果，他情不自禁地发出短促、尖利的叫声。

“哦，好的，哦，好的，这很好，保持下去，亲爱的。”她看着他喘着粗气直至最后他达到了高潮。当他朝着她的体内发泄时，莱拉挺直身子骑在他身上，一阵痉挛后发出了欢快的尖叫，假装她自己也达到了极大的高潮。

完事之后，他那东西马上就缩小了。她随之脱开自己的身子并取出自慰器，把它往旁边一扔，以免他太快入睡。在她艰苦工作了半天，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居然睡着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呢。于是她躺到他的身旁，拉起毯子盖在两人的身上，支起一条胳膊肘，把她那丰满的乳房顶向他的脸，并用空着的右手去理直他的头发，抚摩他的脸颊。

“可怜的黑熊呀，”她喃喃地说，“你是不是太累了？你工作得太辛苦了，我可爱的情人。他们把你逼得太苦了。今天又是什么事？委员会里又有问题了吗？怎么老是要你去解决问题呢？嗯？告诉莱拉，告诉小莱拉。”

于是在他睡着之前，他告诉了她。

稍后，因为酒和性生活的效果，卡迪里将军发出鼾声睡着了。莱拉回到浴室，插上门，坐到抽水马桶上，膝盖上垫着一只托盘。她以清秀的阿拉伯文字把一切全都记录下来了。

这些透明的薄纸卷起来后，放进了抽去棉花的阴道棉塞里以躲避安全检查，随后，也就是第二天上午，她将把这几张纸交给付钱给她的那个人。

这样做很危险，她也知道，但报酬丰厚，同一项工作有双重收入。她打算将来某一天有钱后，她要永久地离开伊拉克，办一所她自己的学校，也许办在丹吉尔。她可以和一群好姑娘一起睡觉，再用上几个摩洛哥小伙子，在她感到需要时可以用鞭子抽打他们。

温克勒银行的保安程序已经让吉迪・巴齐莱感觉非常挫败了，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两个星期的跟踪正在使他发狂。那人简直无法攻破。

在私家侦探指认之后，格穆利希就被跟踪了，找到了他在普拉特公园外的住宅。第二天他去上班以后，耶里德特工组监视着那座房子，看到格穆利希夫人离家外出购物。小组里的那名女特工当即跟在了她的身后，并用手机与她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这样当那位夫人回家时她可以及时发出警告。事实上，那银行家的妻子外出了两个小时——时间足足有余。

内维奥特特工组专家闯进屋子根本不成问题，他们很快就在客厅、卧室和电话上安放好了窃听器，借着对屋里进行了快速、熟练、不留痕迹的搜查，但结果一无所获。室内只有一些通常的证件：房产证、护照、出生证明、结婚证书，甚至还有一些银行账单。每一份证件都被拍了照片。他们查看了个人银行存款账单，没能发现从温克勒银行贪污的迹象。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证明那人是完全诚实的。

大衣柜和卧室的抽屉也没什么东西能显示奇怪的个人嗜好——在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中，这些往往会成为敲诈勒索的把柄。说实话，已经看着格穆利希夫人离家的内维奥特组组长对此并不感到惊奇。

如果说那人的女秘书是一个乏味的小东西，那么他的老婆好比是一张被扔掉的废纸。这个以色列人认为他很少见过如此萎靡不振的老女人。

当女特工用手机警告他们银行家的妻子已经踏上回家的路时，内维奥特的专家们已经完成任务撤出了。在同事们走出屋子穿过花园之后，那位穿着电话公司制服的人重新锁上了前门。

此后，内维奥特组躲在停在街上的面包车里，守着录音机听着那座房子里的动静。

两个星期以后，绝望的组长向巴齐莱汇报说，他们还没录满一盒磁带。第一天晚上他们录到了约二十个词。女的说：“晚餐好了，沃尔夫冈。”——没有回答。她要求更换新窗帘——遭拒绝了。男的说：“明天要起早，我去睡了。”

“他每天晚上都要说这句话，好像他已经这么说了三十年。”内维奥特组特工人员抱怨说。

“有没有性生活？”巴齐莱问。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吉迪。他们连话都懒得说，还谈得上做爱？”

想找出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人格上缺陷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那人不赌博，不搞同性恋，没有社交，没有情人，不上夜总会，不去红灯区。只有一个晚上他出了家门，跟踪组的士气立即振作起来了。天黑后，吃过晚饭，格穆利希穿着深色大衣，戴着深色帽子步行穿越黑暗的郊区，走到五个街区之外的一栋私宅。

他敲门后等着。门打开了，他走了进去，门又关上了。一会儿，底楼的一盏电灯亮了，但隔着厚厚的帘子。在房门关上之前，其中一名以色列盯梢队员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色尼龙束腰外衣的长相严肃的女人。

也许是艺术洗浴？抑或是异性陪浴，与两名高个子妓女一起洗桑拿，让她们操持桦木枝条？第二天上午核查后，特工们发现那个穿束腰外衣的女人是一位年长的手足病专科医生，在自己家里开着一家小小的诊所。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去治疗脚上的鸡眼的。

十二月一日，吉迪・巴齐莱接到科比・德洛尔局长从特拉维夫打来的狂怒的电话。这可不是一次没有期限的行动，他警告说。联合国已经确定了最后期限，伊拉克必须在一月十六日前撤出科威特。到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快点行动起来！

“吉迪，我们这样跟着这个家伙到死也不会有个结果。”两名组长对他们的队长说，“他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破绽，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家伙。没有空子——我们没有他的空子可钻。”

巴齐莱举棋不定。他们可以绑架他老婆，迫使丈夫提供合作，或者……麻烦在于那家伙可能宁愿牺牲老婆也不愿去偷一张午餐券。更糟的是，他会报警。

他们可以绑架格穆利希，让他乖乖地听话。但这种办法麻烦在于他必须回银行去办理转账手续，把耶利哥的账户关闭。一旦进入银行，他会高喊救命。科比・德洛尔说了，不准失败，不留痕迹。

“让我们把目标转移到他的秘书。”巴齐莱说，“机要秘书通常知道老板的所有事情。”

于是两个特工小组把注意力转向同样难看乏味的爱迪丝・哈登堡小姐。

对她的了解更省时间，仅仅十天。他们跟踪她到了她家。那是在格林辛西北郊，即第十九区特劳滕瑙街旁一座破败的旧房子里的一套小公寓。

她独身居住。没有情人，没有男友，甚至也没有宠物。搜查她的个人证件后，发现她的银行存款不多。她母亲退休后住在萨尔茨堡。这套公寓原本是她母亲租赁的，租房卡上这样记载着，但七年前母亲回到家乡萨尔茨堡时女儿搬进来住了。

爱迪丝开一辆小型西亚特轿车，停放在公寓外边的街上，但她基本上是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市中心车泊位紧张。

她的工资单存根显示出她薪水微薄。“该死的剥削阶级。”当内维奥特搜查员见到她的存款额时，不由地为她鸣不平。她的出生证明显示她今年三十九岁。“看上去有五十岁。”他又这么评论说。

公寓里没有男人的照片，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一张母女俩一起在某个湖畔度假时的合影，还有一张相片里显然是她已经过世的父亲，身着海关制服。

如果说在她的生活中有任何男人的话，那也许就是莫扎特。

“她是一位歌剧迷，仅此而已。”把公寓里的物品恢复原样之后，内维奥特组长返回来向巴齐莱汇报，“房间里收藏着大量的密纹唱片，她没有CD唱盘。这些唱片全是歌剧。她肯定为它们花了许多钱。她收集歌剧书籍、作曲家书籍、歌唱家书籍、指挥家书籍，维也纳歌剧院的冬季演出海报——尽管她还买不起歌剧票。”

“她的生活中没有男人吗？”巴齐莱沉思着问。

“她也许会爱上帕瓦洛蒂，如果你能把他搞定的话。除此之外，忘掉算了。”

但巴齐莱没有忘掉，他回忆起多年前在伦敦的一个案子。在英国国防部有一个女公务员，真正的老处女类型；然后苏联人创作出这个令人惊奇的年轻的南斯拉夫人……在她受审时，甚至连法官也表示出对她的同情。

那天晚上，巴齐莱给特拉维夫发去了一份长长的加密电报。

到十二月中旬，多国部队在科威特国境线南边的集结，已经汇成了一股由人员和钢铁组成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从海岸向西绵延一百多英里的沙特沙漠上，驻守着由三十个国家派出的三十万男女军人。

在朱拜勒、达曼、巴林、多哈、阿布扎比和迪拜港口，一艘艘货船走马灯似的从海上驶入，卸下无穷无尽的大炮、坦克、燃料储备、仪器和卧具、弹药和备品。

从码头上卸下的装备沿着泰普林路，源源不断地向西边运送过去，运到后勤基地，为以后解放科威特和攻入伊拉克做好后勤供给保障。

驻扎在塔布克的一位狂风战斗机飞行员，在沿伊拉克国境线南下飞行回来后告诉中队的战友们说，他从一列车队的头顶飞过，一直飞到车队的尾巴。他以五百英里的时速整整飞行了六分钟，才飞到五十英里长的车队末尾，而每一辆卡车都是紧紧咬着前一辆行驶的。

在阿尔珐后勤基地里，有一个院子堆满了三层高的油桶，这些油桶都堆放在六乘六英尺的托盘上，中间留出一条供叉车行驶的窄路。该院子的面积是四十公里乘四十公里。

这些还仅仅是燃油。阿尔珐基地的其他院子里存放着炮弹、火箭、机枪子弹箱、反坦克穿甲弹头以及手雷。另有一些院子储存着粮食、水、机械、备件、坦克电瓶和流动式车间。

那时候多国部队的布置，被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局限在科威特正南方那部分沙漠里。巴格达不知道的是，在美国将军发出进攻命令之前，他将派遣更多部队越过巴丁旱谷，再向西行进一百英里抵达沙漠深处，准备去攻打伊拉克本土；之后部队会向北、然后向东推进，从两个侧面包抄并击溃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十二月十三日，美国空军战术空军司令部的第336火箭战斗机中队离开在阿曼的图姆莱特基地，转移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阿尔卡兹。转场的决定是十二月一日作出的。

阿尔卡兹是一个光秃秃的机场，只建造了跑道和滑行道，此外没有任何建筑物。没有控制塔，没有机库，没有维修车间，没有居住房屋——只在一片平坦的沙漠上建着混凝土跑道和滑行道。

但它确实是一个机场。有远见的沙特政府已经建造了足以容纳比沙特皇家空军多五倍的航空装备。

十二月一日以后，美国的建筑队开进来了，在仅仅三十天之内，就建起了一座能容纳五千名军人和五个战斗机中队的帐篷城市。

其中主要的建筑队是重型工程兵部队“红马”，空军还专门向他们支援了四十台巨型发电机。有些设备是由平板车通过公路运进来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空运。他们建起了蚌壳形机库、车间、油库、军械库、办公室、会议室、调度室、控制塔、备件帐篷和车库。

为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他们建起了一排排的帐篷屋，配备了厕所、洗浴房、厨房、餐厅和一座水塔，由水车到最近的水源去拉水。

阿尔卡兹位于利雅得东南五十英里处，正好处在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最大射程——三英里之外。美国空军的五个战斗机中队将在那里安家三个月。这五个中队是两个F-15E战鹰中队——第336火箭战斗轰炸机中队和刚刚从西摩・约翰逊基地转场过来的第335中队；一个F-15C纯战斗机战鹰中队；以及两个F-16猎隼战斗机中队。

在那里还有一条特殊的街道，专供空军联队中二百五十名女军人居住。这些女兵担任着律师、地勤人员、卡车司机、文书、护士和中队情报官。

机组人员是自己从图姆莱特飞过来的，地勤人员和其他人员则坐货机过来。整个搬家过程花了两天时间，当他们到达时，建筑队还在施工，而且要一直到圣诞节才能结束。

第336战斗轰炸机中队飞行员唐・沃克，喜欢他在图姆莱特度过的那段时光。那里的生活条件很优越，很现代化，而且在气氛宽松的阿曼，基地内是允许饮酒的。

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英国特空团官兵，他们在图姆莱特有一个永久性的培训基地。他还见到了在阿曼苏丹国军队中服役的其他“合同军官”。在那里，他们一起举行过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还可以与异性约会，而且驾驶战鹰执行在伊拉克边境上空的佯攻飞行任务是令人愉快的。

对于特空团，在一次与他们一起乘坐轻型侦察车去沙漠回来后，沃克向新来的中队长史蒂夫・特纳中校这么评价他们：“这些人与众不同。”

阿尔卡兹与图姆莱特完全不同。由于沙特阿拉伯有两个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沙特政府实施严厉的绝对禁酒政策，而且妇女不得露出下巴以下的身体部位，手和脚除外。

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在他发布的一号命令中，禁止他所统领的整个多国部队饮酒。所有美国军人都遵守那条命令，该命令也适用于阿尔卡兹。

然而在达曼港，美国的装卸工对于运送给英国皇家空军的香波的数量感到很迷惑。一箱接一箱的香波被从货船上卸下来，装上卡车或C-130大力神运输机，转运给皇家空军的各个中队。在一个水比油贵的地方，英国飞行员们会花费那么多时间去洗头发？他们仍然感到迷茫。这个谜一直到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明白过来。

在阿拉伯半岛另一边的沙漠里，在英国的狂风战斗机与美国的猎隼战斗机合用的塔布克基地，美国空军的飞行员们更惊奇地看到，日落时分，英国人坐在他们的遮篷下，把一小瓶香波倒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用矿泉水加满杯子。

在阿尔卡兹没发生这个问题——那里没有香波。况且那里的居住条件要比在图姆莱特差。除了联队指挥官可以单独住一个帐篷外，其余从上校以下的官兵，根据军衔均需两人、四人、六人、八人或者十二人合住一个帐篷。

更糟糕的是，女军人住在他们的界限之外；更使人气馁的是美国女兵们按照她们的传统文化，在沙特宗教警察无法看见她们的情况下，在帐篷周围自搭的栅栏后面，脱去衣服穿上比基尼开始日光浴。

这导致飞行员们纷纷借用基地里的豪华卡车，那是一种车厢很高的卡车。站在车厢上踮着脚尖，让卡车在女兵帐篷街上绕来绕去地行驶，车上的飞行员们才能一睹女兵们的窈窕身材。

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引起了一种新的心情。联合国已经向萨达姆・侯赛因下达了一月十五日撤军的最后通牒。来自巴格达的声明仍然是对抗性的。士兵们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就要参战了。训练加强了。

由于某种原因，十二月十五日那天维也纳的天气相当暖和。阳光普照大地，气温升高了。中饭时分，哈登堡小姐与往常一样离开银行去吃简单的午餐，但她突然有了个主意，想买一份三明治，到与巴尔加塞只隔几个街区的城市公园去吃。

夏季和秋季她习惯于以三明治当中饭，她总是自己带上一份。但十二月十五日那天她没带。

看到法兰齐斯卡纳广场上方蔚蓝色的晴空，再加上自己身着洁净的花呢大衣，她决定，如果大自然提供给维也纳人哪怕只是一天的小阳春天气，那么她也要充分地享受，到公园里去吃午餐。

她如此喜爱环城路对面这个小小的公园，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公园的一头是胡伯纳・库萨隆——一家像天文台似的围着玻璃墙的饭店。在那里，中饭时常有一支小乐队演奏维也纳作曲家施特劳斯的乐曲。

吃不起里面的午饭的人，可以坐在饭店外面的围栏内免费欣赏音乐。况且在公园中央还站着伟大的约翰・施特劳斯本人的雕像。

爱迪丝・哈登堡在当地的一个快餐吧里买了一份三明治，在公园找了一把阳光照耀下的椅子，边听华尔兹舞曲边咬三明治。

“对不起。”

她猛地跳了一下，她的遐想被那声低沉的道歉声打断了。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哈登堡小姐所不喜欢的，那就是陌生人与她搭话。她朝旁边一看。

他很年轻，长着黑头发，有着温柔的棕色眼睛，说话带有外国口音。她正想转移目光时，注意到那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本小画册，正用手指指着文字说明里的一个词。因此，尽管不情愿，她还是去看了。那本小册子是图文并茂的《魔笛》演出节目单。

“请问这个词——它不是德语，对不对？”

他的食指指向partitura这个词。

当然，她应该在这时候离开，只要起身走开就行了。她开始包上她的三明治。

“对，”她简短地说，“它是意大利语。”

“哦，”那人谦逊地说，“我正在学习德语，可我不懂意大利语。请问这个词是不是故事的意思？”

“不，”她说，“它的意思是音符、音乐。”

“谢谢你，”他真诚地说，“要弄懂你们维也纳歌剧太难了，但我真的非常喜欢。”她那正在包装剩余三明治的手指动作减慢了。

“这个歌剧故事以埃及为背景。”年轻人解释说。废话，她知道《魔笛》的每一句台词和歌词。“确实是的。”应该到此结束了，她告诫自己。不管他是谁，他是一个谦虚的人。唉，他们之间差不多已经在对话了。而且兴趣相同。

“《阿依达》也同样。”他评论说。他又转回到手里的节目单：“我喜欢威尔第，但我更喜爱莫扎特。”

她的三明治已经重新包上了，她已经准备离开。她只要站起身就可以走开。她转过头去看他，他利用这个机会仰起脸露出了微笑。

那是一种非常害羞的微笑，几乎是在恳求。棕色的眼睛上面覆盖着那种模特们梦寐以求的长睫毛。

“这无法比较。”她说，“莫扎特是他们中间的大师。”

他笑得更灿烂了，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

“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也许他在这里坐过，就坐在这把凳子上，创作他的音乐。”

“我敢肯定他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她说，“那时候这把凳子还不在这里呢。”

她站起来转过身子。年轻人也站起身并像维也纳人那样微微鞠了一躬。

“很抱歉打扰你，小姐。谢谢你的帮助。”

她走出公园，走回办公室去继续吃完她的中饭，自己在生自己的气。在公园里与年轻男人说话——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但反过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学习维也纳歌剧的外国学生。这样做肯定不会有害处，但到此为止。她一路走过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海报，维也纳歌剧院将在三天之后上演《魔笛》。也许歌剧是那个年轻人的学习科目之一。

尽管很喜欢，但爱迪丝・哈登堡从来没有在国家剧院内观赏过歌剧。当然，她曾经在剧院门口徘徊过，但是音乐会票价不是她能承受得起的。

这种演出的票简直是天价。歌剧的季票是一代代传下去的。预定套票是供富人们享受的。其他票可以依靠影响力获得，而她没有影响力。即使最普通的票，也不是她能消费得起的。她叹了一口气，继续埋头办公。

那天的好天气已经结束了。冷空气夹着灰色云团卷土重来。她恢复了去她惯常去的咖啡馆和惯常坐的餐桌吃中饭。她是一位非常爱清洁的女子，生性洁净。

公园午餐之后的第三天，她在通常的时间准时到达了她的餐桌。她注意到旁边的桌子似乎已经被占用了，桌上放着两本学生的教科书——她没去看书名，还有一只玻璃杯，水喝了一半。她刚刚点完饭菜，邻桌的那个人就从洗手间回来了。一直到坐下来后他才认出她，并发出了一声惊叹。

“噢，你好，又见面了。”他说。她的嘴唇抿紧了。女服务员端来她的饭菜，放到了她的桌上。她中圈套了。但那个年轻人压制不住话头。

“我看完了那本节目单。我想，我现在已经全部弄懂了。”

她点点头开始优雅地吃了起来。

“好的。你在这里学习吗？”

怎么搞的，她为什么要问这个？她的哪一根神经不对了？但餐厅里她周围的人都在说话，你有什么可担忧的，爱迪丝？一次文明的会话，即使是与一个外国学生，肯定不会有害处。她不知道格穆利希先生会怎么想。他一定不会赞同这种事情的。

那个黝黑的年轻人欢快地微笑了。

“是的，我在学习工程学，在理工大学。当我获得学位后，我要回去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哦，我叫卡里姆。”

“哈登堡小姐。”她一本正经地说，“那么你是哪里人呀，卡里姆先生？”

“我是约旦人。”

哦，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阿拉伯人。嗯，她想象在卡尔特纳环城路对面的理工大学里有许多这样的人。她所见过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在街上摆地摊，死皮赖脸地在咖啡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出售地毯和报纸，赶也赶不走。她旁边的小伙子外表看上去令人尊敬。也许他的家庭门第较好，但毕竟……一个阿拉伯人。她吃完做了一下结账的手势。该离开这个年轻人了，即使他表现得彬彬有礼。

“可是，”他遗憾地说，“我还是认为我不能去。”

她的账单来了。她用手摸索着奥地利先令纸币。

“去哪里？”

“去歌剧院，看《魔笛》。我独自一人不能去，没这个胆量。里面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欣赏，该在什么时候鼓掌。”

“哦，我认为你不会去的，年轻人，因为你搞不到票。”

他看上去一脸迷茫。

“噢，不，不是这么回事。”

他把手伸进衣服口袋，取出两张纸放到了桌子上——她的桌子——放在她的账单旁边。音乐会第二排座位，离歌手只有咫尺之遥，中间走廊旁边。

“我在联合国有一位朋友。他们有赠票，你知道。但他不想看，所以他把票送给我了。”

送。不是卖，是送。这种天价的票，他就这么送掉了。

年轻人恳请地说：“请问你能带我去吗？”

措辞用得很好，好像她会带他去似的。

她想象着坐在那个有壮丽拱顶的、金碧辉煌的洛可可风格的天堂里，她的兴致随着乐曲的低音、中音、次高音和女高音而上升，升到绘有彩图的屋顶……

“当然不能。”她说。

“哦，对不起，小姐。恕我冒昧。”

他伸手拿起票子，两只手一手捏住一半，准备撕掉。

“不。”刚撕了不到半英寸，她的手就按在了他的手上，“你不能那样。”

她的脸涨红了。

“可它们对我没有用处。”

“嗯，我想……”

他的脸亮了起来。

“那么你会陪我去歌剧院了，对吗？”

陪他去歌剧院，这当然是不同的。不是约会，不是那种两个人相互接受之后的约会。更像是导游，真的。出于维也纳人的礼貌，陪一个来自外国的学生去欣赏奥地利首都的其中一个景点，这样做没有害处……

他们定下来七点十五分在歌剧院门前的台阶上见面。她从格林辛驾车过来，顺利地停好车。他们汇入到洋溢着喜悦的人群之中。

如果说在度过了二十个没有爱情的春秋后，爱迪丝・哈登堡会感受到天堂般的快乐，那就是在一九九〇年的那个晚上，她坐在离舞台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沉浸在旋律的海洋之中。如果她想感觉陶醉的滋味，那么那天晚上，她让自己彻底沉浸在高低起伏的洪流般的歌声之中。

上半场，当帕帕吉诺在她前面歌唱和跳跃时，她感觉到一只干干的、年轻的手放在了她的手上。出于本能，她迅速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下半场当这事又发生时，她没有动，反而随着音乐感觉到另一个人的暖流涌到了她的身上。

全场结束时，她仍然陶醉在剧情之中。不然的话，她决不会允许他陪伴她穿过广场到弗洛伊德常去的地方——兰德曼咖啡馆，现已恢复了它在一八九〇年时的繁华。在那里，最好的领班服务员亲自把他们引到了一张桌子，于是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真正的晚餐。

饭后，他与她一起走向她的汽车。她已经镇静下来了。她的自控力已经恢复了。

“我真的很喜欢你陪我看看真正的维也纳。”卡里姆平静地说，“你们的维也纳，拥有漂亮的博物馆和音乐会的维也纳。要不然，我永远也不会明白奥地利的文化。”

“你说什么呀，卡里姆？”

他们站在她的轿车旁。不，她肯定不会让他搭车去他的公寓，不管他住在何处。而且如果他提出来要与她一起去她家，那就会暴露出他确实是流氓那一类的人。

“我想再次见到你。”

“为什么？”

如果他告诉我，我很漂亮，我就会揍他。她这么想道。

“因为你很善良。”他说。

黑暗中她的脸涨得通红。他二话不说俯身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他就走了，迈步穿过广场。她独自驾车回家。

那天夜晚，爱迪丝・哈登堡的睡梦被打乱了。她梦见了很久以前的事情。她梦见霍斯特，那是一九七〇年那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他是那么爱她。那一年她十九岁，是一个处女。霍斯特使她变得纯洁高雅了，也使她爱上了他。霍斯特在冬天突然离开了，没有留下一张纸条，没有作出一次解释，也没有说一声道别。

起先，她认为他一定是出了意外，于是她打电话到所有的医院去问。然后，她认为由于他是推销员，肯定是公司要他出差去了，他肯定会来电话的。

后来，她获悉他与加拉茨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当他与她在一起时，他也一直爱着那个姑娘。

她一直哭到春天，然后她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去，销毁他留下的所有痕迹，并把它们烧了。她烧掉了他送的礼物，以及他们散步时和在卢森堡施洛斯公园湖上泛舟时拍的照片，尤其是那棵树的照片。就是在那棵树下，当初他爱上了她，真正爱着她，并使她与他融为了一体。

此后，她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男人。他们只会背叛你和抛弃你，她的母亲曾经这么说过，而母亲是对的。今后不会有其他男人了，再也不会有了，她发誓。

那天夜晚，即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的夜晚，她的梦一直到黎明前才渐渐消退。在她的睡眠中，她一直把《魔笛》的节目单抱在她那瘦小的胸部上。在她的睡眠中，她眼角和嘴边的一些皱纹似乎消失了。而且在她的睡眠中，她笑了。那样肯定不会有害处。

第十三章  战争前夕

一辆宽大、灰色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遇上了交通堵塞。司机拼命地按着喇叭，左冲右突地穿行在库拉法街和拉希德街之间，轿车、面包车、市场摊位和手推车所组成的滚滚洪流之中。

这是巴格达的老市区，在这里，各种贩卖布匹、黄金和香料的商贩已经做了十个世纪的生意。

轿车转向班克街，街道的两边停满了小汽车，最后轿车终于驶进了舒尔贾街。前方卖香料的马路市场无法通行。司机偏过头来。

“只能开到这里了。”

莱拉・阿尔希拉点点头并等待着为她开车门。司机旁边坐着的是克马尔，卡迪里将军的私人保镖，原先是装甲兵部队里的一名中士，为卡迪里当保镖已有好多年了。莱拉不喜欢他。

停顿了一下之后，中士推开了他那边的车门，在人行道上伸直他那高大的身躯，去拉开了后座车门。他知道她又一次侮辱了他，这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她下了车，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也不说声谢谢。

她痛恨这名保镖的一个原因是，他到处跟着她。当然，这是他的工作，是卡迪里布置给他的，但这并没有使她减轻对他的憎恨。当卡迪里清醒时，他是一位职业军人；在性生活中，他的醋性很重。所以他的原则是，她在市内不准单独活动。

她厌恶这个保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明显流露出对她的贪欲。作为一名风尘女子，她完全能够理解任何男人很可能会渴望她的肉体。如果价格合适，她会纵容这种贪求，不管其欲望如何奇异。但克马尔完全没有这个资格：作为一名中士，他很穷。他怎么敢有这种奢望呢？然而他显然有着这种奢求——那是一种既蔑视她又疯狂地想占有她的混合愿望。当他知道卡迪里将军没在注意她时，他就流露出这种愿望。

以他自己的地位，他知道她的反感，可他喜欢用目光去侮辱她，言语上保持着正常的态度。

她曾就他无言的傲慢向卡迪里抱怨过，但他仅仅一笑了之。他可以怀疑任何对她垂涎三尺的其他人，但赋予克马尔许多自由，因为在法奥的沼泽地里与伊朗人作战时，克马尔救过他的命；克马尔会为他而死。

保镖“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接着与她并排沿着舒尔贾街步行向前行进。

这个区域被称为基督教区。除了河对岸由英国人为新教信仰而建造的圣乔治教堂之外，在伊拉克有三个基督徒宗派，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

最大的是亚述派，其大教堂耸立在舒尔贾街外边的基督教区内。一英里之外是亚美尼亚教堂，靠近又一个如蛛网般分布着小街小巷的地段，该地段被称为亚美尼亚老区，其历史可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

紧挨着亚述大教堂的是圣约瑟夫教堂，那是最小的宗派——迦勒底基督教堂。亚述人的礼拜仪式与希腊正教相像，而迦勒底人的仪式则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

伊拉克人中最著名的迦勒底基督徒，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尽管他对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屠杀政策有着狗一般的忠诚，也许意味着阿齐兹先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耶稣的教义。莱拉・阿尔希拉也出生于迦勒底人家庭，现在这种联系正在发挥作用。

这对不相称的男女走到了迦勒底教堂拱门前面，通向石块铺地的院子的铸铁大门口。克马尔停下了。作为穆斯林，他不能再往前迈步了。她朝他点点头就走进了大门。克马尔注视着她在教堂门边的一个摊位上买了一支小蜡烛，撩起她那厚重的、镶着花边的披巾，围在了她的头上，然后进入了黑沉沉的、香烟缭绕的教堂内部。

保镖耸耸肩，踱到几码远处买了一听可乐，并找到了一个可以坐下来监视门口的地方。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主子会允许这种荒唐事。那女人是一个妓女；将军总有一天会对她感到厌烦，而且将军已经答应，在甩掉她之前，他克马尔可以尽情享乐一番。想到这里他微笑了，一股可乐沿着他的下巴淌了下来。

在教堂内，莱拉停下来，用门边燃烧的蜡烛引燃了她手中的那支，然后她低着头走向教堂中殿远处的忏悔室。一名身着黑袍的牧师走过去，但没去注意她。

总是同一个忏悔室。她在准确的时间走了进去，避开另一个也在寻找神父聆听忏悔的黑衣服妇女。

莱拉在身后关上门，转过身来坐在了忏悔者的座位上。在她的右边是一块磨损了的铁格栅。她听到格栅后面发出了一阵咔咔声。他会在那里的；在约定的时刻他总是在那里。

他到底是谁？她感到迷惑。为什么他要为她收集的情报支付如此丰厚的报酬？他不是外国人——他的阿拉伯语说得太好了，不可能是外国人，那是在巴格达土生土长的人所说的阿拉伯语。而且他出手大方，非常大方。

“莱拉？”那声音如同喃喃细语，低沉而又平静。她每次都要比他晚到，比他早走。他已经警告过她，不要抱着想见他的希望而在外面闲荡，可她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因为克马尔就潜伏在门口。那傻瓜会看见，并回去向他的主子汇报。这可是比她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事情。

“请亮明你自己。”

“神父，我犯下了肉体上的罪过，不值得你的赦免。”

是他拟定了这句话，因为没有人会这么说。

“你给我搞到了什么？”

她把手伸进双腿中间，拨开内裤裤裆，拉出他在几个星期之前交给她的那支假卫生棉条。她从空管中抽出卷成铅笔粗细的一卷薄纸。她把这卷纸从铁格栅的空隙处递过去。

“等着。”

她听到葱皮薄纸展开来时发出的一阵沙沙声。那人在用熟练的眼光看阅她做的笔记——内容是前一天萨达姆・侯赛因亲自主持的、阿卜杜拉・卡迪里将军参加的军事计划会议的决议报告。

“好，莱拉。很好。”

今天给的钱是瑞士法郎，高面值纸币，从铁格栅缝中递给了她。她把钱全都放进她藏情报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大多数穆斯林会认为在某些时间里是不干净的。只有医生或者令人恐怖的秘密警察才会检查那里。

“这事还要持续多久？”她问铁格栅里面。

“现在不会很久了，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战争结束时，热依斯会倒台。其他人会掌权，我将是其中之一。到时候你会得到真正的奖励，莱拉，保持平静，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要有耐心。”

她微笑了。真正的奖励，钱，很多钱，够她去遥远的地方让她下半辈子过上富裕的生活。

“现在走吧。”

她起身离开了忏悔室。那个穿黑衣的老妇人已经另找了一个忏悔室去倾诉了。莱拉重新穿过中殿，走出教堂来到了阳光下。傻瓜克马尔待在铸铁大门之外，粗大的拳头里捏着一只可乐罐，已经热得流汗了。好，让他流汗吧。他会满头大汗的，假如他知道了……

她看也不看他就转上了舒尔贾街，穿过熙熙攘攘的市场，走向停在前方的那辆汽车。克马尔虽然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只得脚步沉重地跟在她后面。她根本没去注意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贫穷的下等人，那人也同样根本没去注意她。那人只是按照厨师的吩咐，到市场上来采购干皮、芫荽和藏红花。

那个穿着迦勒底神父黑袍的人在忏悔室里又独自待了一会儿，以确信他的下线间谍已经离开了那条街。她认出他的概率极小，但在这种游戏中，即使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也嫌太大。

他对她说的是真话。战争即将来临。美国人已经下定了决心，决不会轻易改变主意。

只要坐在塔穆兹桥河边总统府里的那傻瓜不要把事情全盘弄糟，不要单方面从科威特撤军就行了。幸好，萨达姆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导向他自己的毁灭。美国人将会赢得战争，然后他们会来到巴格达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肯定不会把科威特的解放视作战争的结束吧？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是不至于那么愚蠢的。

当他们到来时，他们会需要一个新的政权。作为美国人，他们会重视那些能说流利英语的人，那些懂得他们的风俗、思维习惯，能听懂他们说话的人；那些知道如何去取悦他们的人，就会成为他们的选择。

现在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的那种教育和那种大都市市民的见闻，将会成为他的优势。目前他被排斥在最高委员会和热依斯的内层决策层之外，因为他不是来自愚蠢的提克里特部族，不是复兴党的终身铁杆党员，不是一名上将，也不是萨达姆的亲属。

但卡迪里是提克里特人，因而受到信任。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坦克兵上将，模样像是一头发情的骆驼，但他曾经在提克里特的沙尘巷子里与萨达姆及其族人一起玩耍过，那就足够了。卡迪里参加了每一次决策会议，知道全部秘密。忏悔室里的那个人需要知道这些事情，以便为自己做好准备。

当他认为外面已经安全了时，便起身离开了。他没穿越中殿，而是通过一道边门进入了教堂的法衣室，朝一名正在穿戴衣袍去准备主持一个仪式的真正的神父点点头，然后从后门出了教堂。

那个推自行车的人只相距二十码距离。当穿黑袍的神父走到阳光下时，那人正巧抬头去看，然后急忙转过头去。穿黑袍的人也看了他一眼，注意到了他，但对这个俯身调整自行车链条的下等人没有在意，他迅速穿过巷子，走向前方一辆没有标志的轿车。

那个采购香料的人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的心在狂跳着。太接近了，实在太接近了。他一直在避开设在曼苏尔区的安全机关总部附近地段，以免碰见那张脸。那人装扮成神父在基督教区里干什么？

上帝呀，这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们曾一起在哈特利先生的塔西西亚预科学校草坪上一起玩耍；那时候为保护他的弟弟他曾在那个男孩的下巴上揍了一拳；那时候他们曾在班上朗诵诗歌而他俩每次都被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超过。自从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朋友哈桑・拉曼尼，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而现在拉曼尼身居伊拉克共和国反间谍局局长的职位。

圣诞节临近了，在沙特阿拉伯北方的沙漠里，准备在穆斯林国土上度过这个节日的三十万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思念家乡。尽管耶稣生日的庆祝在临近，但自诺曼底之后最大的部队集结仍在继续进行。

多国部队分布的地带仍在科威特的正南方。没有迹象表明最后这些部队中的一半将会迅速插向西部的纵深地区。

在沿海港口，新的作战师还在不断地涌进来。英国的第四装甲旅已经与“沙漠老鼠”——七旅会师了，从而组成了第一装甲师。法国人正在把他们的兵力增加到一万人，包括外籍军团。

美国人已经派来了，或者说即将派来第一骑兵师，第二和第三装甲骑兵团，第一机械化步兵师，第一和第三装甲师，还有两个师的海军陆战队，以及第82和第101空降师。

边境线上驻守的，是志愿沙特特遣部队和特种部队，做他们后盾的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几个作战师，以及一些海湾小国家派来的其他小部队。

阿拉伯湾北部海域几乎布满了多国部队海军的战舰。在海湾以及沙特阿拉伯另一边的红海，美国已经布置了五个航母战斗群，由“艾森豪威尔”号、“独立”号、“约翰・肯尼迪”号、“中途岛”号和“萨拉托加”号为旗舰。以后，“美利坚”号、“突击者”号和“西奥多・罗斯福”号还要加入进来。

仅仅是这些航母上的战机就有雄猫、大黄蜂、入侵者、徘徊者、复仇者和鹰眼，阵容相当壮观。

在海湾，美国战列舰“威斯康辛”号已经在位了，到一月份，“密苏里”号也会加入进来。

在所有的海湾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全境，每一个能派上用处的机场均停满了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运输机以及预警机。所有这些飞机已经在日夜飞行了——暂时没有侵入伊拉克领空，但伊拉克人无法发觉的高空侦察机除外。

美国空军还与英国皇家空军合用着几个机场。由于两国的军人说同一种语言，双方的交流就比较容易、自由和友好。但有时候也会发生误会。一个著名的误解是，英国人好像有一个秘密地点，被简称为MMFD。

在早先执行飞行任务时，空中交通控制员问一架英国的狂风战斗机，是否到达了某一个转向点。飞行员回答说他还没有，他还在MMFD上空。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美国飞行员听到了这个地点，于是他们试图在地图上找到它。有两个原因使它成了一个谜，英国人显然在这个地方上空花费很多时间；而美国人的航图没有这个地点。有一种解释是，这也许是KKMC的误听，KKMC是卡利德国王军城，沙特的一个大基地。这种观点使人难以信服，于是美国人继续寻找。最后，美国人放弃了。不管这个MMFD在什么地方，利雅得的作战计划参谋并没把它标在美国空军各中队使用的航空图上。

最终还是狂风战斗机的飞行员们道破了MMFD的秘密。它的意思是“没完没了的讨厌的沙漠”（Miles and Miles of Fucking Deserts)。

在地面上，士兵们生活在MMFD的中心。许多人睡在他们的坦克、炮车和装甲车底下，生活很艰苦，而且更糟糕的是，也很单调。

大兵们也有消遣娱乐活动，其中一个就是走访友邻部队。美国兵的睡床特别好，英国人对此很是羡慕。碰巧，美国人发的口粮是罐装食品，很可能是国防部的某一个文官设计出来的，如果让他本人一日三顿吃这种罐头食品，他很可能宁死不吃。这些食物被称为MRE，意思是“即食食品”（Meals Ready to Eat）。美国军人认为这种解释不对，MRE的意思应该是“穷人也不吃的食品”（Meals Rejected by Ethiopians）。相比之下，英国兵吃得很好。根据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他们很快就达成了用美国人的床铺换取英国人口粮的轻松快乐的交易。

另一个来自英国人阵地的消息，使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英国国防部下令为海湾的英军士兵发放五十万只避孕套。在荒凉的阿拉伯沙漠里，这样做意味着英国人知道美国大兵们不知道的某些事。

这个谜团直到地面战开始前一天才解开。一百天以来，美国人一直在一遍又一遍地擦洗他们的步枪，清除掉不断地吹入枪管的尘土和沙砾。临战前一天，英国人轻松地剥去套在枪口上的避孕套，露出上了枪油的亮晶晶的枪管。

圣诞节前夕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法国人重新参加了盟军作战计划的制订。

前一阶段，法国国防部长——名叫让-皮埃尔・雪凡纳芒——显露出对伊拉克的相当同情，并命令法军司令把多国部队的计划和决定传到巴黎。当法国人把这个要求向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提出来时，他和彼得・德拉比利埃尔爵士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位雪凡纳芒先生当时还兼任着法国-伊拉克友好协会的负责人。虽然法国部队由一位很棒的军人——米歇尔・罗克乔夫勒将军统帅，但法国只能被排斥在所有的作战计划会议之外。

年底时，皮埃尔・乔克斯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长，他立即撤销了那条命令。此后，法军司令罗克乔夫勒将军可以与美英一起参加绝密计划的制订了。

圣诞节前两天，麦克・马丁收到了耶利哥对一星期之前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耶利哥的态度很明朗，前几天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萨达姆・侯赛因内阁的核心成员，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和高级将领。

会上，伊拉克自动撤出科威特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显然，这不是与会者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的——没人会那么傻。大家都清楚地记得那个先例，当时还是两伊战争时期，伊朗方面提出了和平建议，这个建议在会议上被提出来讨论。萨达姆征求大家的意见。

卫生部长建议说这一着也许是明智的——当然是作为一项纯属临时性的举措。萨达姆把这位部长请到旁边的房间，拔出随身武器，一枪打死了他，然后回来继续主持会议。

这次，撤出科威特的话题是以斥责联合国竟敢作出如此大胆决议的形式提出来的。与会者都等待着萨达姆开头。但他没有说话，与往常一样，他坐在会议桌上首，活像一条注视着动静的眼镜蛇，他的眼睛一一审视着在座的每个人，试图要嗅出一丝不忠的迹象。

热依斯不发话，讨论就自然而然地停下来了。然后萨达姆开始平静地讲话，这时候是他最危险的时候。

任何人，他说，如果在心头想到过，会允许伊拉克当着美国人的面遭受如此奇耻大辱，那么这个人就是准备在余生去当美国佬的马屁精。这样的人是不配坐在这间会议室里的。

总统已经表了态。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挺直腰板解释说，他们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产生这种念头。

然后伊拉克的独裁者又补充说了些其他事情。只有在伊拉克能够打胜和即将打胜时，才有可能从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撤出，他说。

桌子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审慎地点点头，虽然谁也没能明白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这是一份很长的报告。当天夜晚麦克・马丁就把这报告发送到了利雅得郊外的那座别墅。

奇普・巴伯和西蒙・巴克斯曼对着这份情报研究了好几个钟头。两人都已决定暂时离开沙特阿拉伯飞回本国过几天，从利雅得管理麦克・马丁和耶利哥的任务暂时交给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站长朱利安・格雷，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当地情报站站长。现在离联合国的最后期限到期、查克・霍纳将军开始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只剩二十四天了。两人都想回家作短期休假，耶利哥的报告给了他们回国的机会。于是他们带上了那份报告。

“你认为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打胜和即将打胜’？”巴伯问。

“说不上来。”巴克斯曼说，“我们要请一些分析专家帮忙。他们对情报的分析能力比我们强。”

“我们也一样。我想，圣诞节期间除了商店营业员其他人很难找到。我就把报告原封不动地交给比尔・斯图尔特，他很可能会去找几个聪明的脑袋对此写上厚厚的一叠分析材料，再报给局长和国务院。”

“我认识一个聪明脑袋，我想让他看一看这份报告。”巴克斯曼说。抱着这种想法他们去了机场，分别搭上了各自回家的航班。

圣诞节前夜，特里・马丁与西蒙・巴克斯曼一起坐在伦敦西区一家安静的酒吧里。马丁已经看过了耶利哥报告的全文，巴克斯曼让他努力分析一下，萨达姆・侯赛因说的以战胜美国作为撤离科威特的筹码这话到底有什么意思。

“顺便说一下，”他问巴克斯曼，“我知道这样问打破了‘不需要知道’的规矩，可我确实很担心。我帮你做这些事情，你就当给我一个回报吧。我的哥哥在科威特怎么样？他仍然平安吗？”

巴克斯曼的目光在这位阿拉伯学博士的脸上凝视了好几秒钟。

“我只能告诉你，他现在已经不在科威特了。”他说。

特里・马丁松了一口气。

“这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谢谢你，西蒙。”他抬起头，竖起了一根淘气的手指，“还有一件事——不要打算派他去巴格达。”

巴克斯曼已经搞了十五年的情报工作。他的脸保持着无动于衷，他的语调仍然轻松活泼。这位学者显然只是在开玩笑。

“真的吗？为什么呢？”

马丁正在喝杯中的最后一口葡萄酒，没有注意到情报官眼中掠过的一丝警觉。

“我亲爱的西蒙，巴格达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不能去的城市。你还记得西恩・普鲁默让我听的伊拉克无线电广播的录音吗？有些话音已经鉴定出来了。我分辨出其中一人的名字。完全是碰巧，但我知道我没搞错。”

“是吗？”巴克斯曼平静地说，“给我详细说说。”

“当然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我知道那是同一个人。你猜是谁？他现在是巴格达的反间局头子，萨达姆的头号间谍猎手。”

“哈桑・拉曼尼。”巴克斯曼喃喃地说。特里・马丁不应该喝那么多酒，即使是圣诞节前夕也不行。他承受不了，他的舌头已经不听指挥了。

“就是他。他们曾在一个学校读书，你知道。我们当初都在一起，在老好人哈特利先生的预科学校。麦克和哈桑是最要好的同学。明白吗？所以他决不能在巴格达现身。”

巴克斯曼离开酒吧，凝视着那位阿拉伯学专家在街上渐渐走远了的模糊的身影。

“噢，糟糕！”他说，“噢，糟糕，太糟糕了！”

有人刚刚破坏了他的过节心情，而他也要去破坏史蒂夫・莱恩的过节心情。

爱迪丝・哈登堡去了萨尔茨堡与她母亲一起过节，这种家庭传统已经延续了好多年。

卡里姆，这位年轻的约旦留学生得以去拜访住在安全公寓里的吉迪・巴齐莱。约书亚行动特工队队长巴齐莱正在向他手下没在值班的特工队员们分发饮料。只有一名倒霉的队员留在萨尔茨堡，监视着哈登堡小姐，以免她突然提前返回首都。

卡里姆的真名叫阿维・赫尔佐格，二十九岁，几年前从504部队调到摩萨德。该部队是陆军情报局的一支分遣队，专门从事跨越边境的袭击任务，所以他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流利。因为他长相俊美，看上去相当害羞、缺乏自信，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用这种假象去迷惑他人。摩萨德曾经两次使用他去设置甜蜜陷阱。

“那么，爱情进展如何，情弟弟？”吉迪边把饮料分发出去，边问道。

“很缓慢。”阿维回答。

“不要拖得太久。老头子要一个结果，记住。”

“这是一位很正直的女士，”阿维说，“只对心灵的交流感兴趣，目前为止。”

在约旦留学生身份掩护下，他与另一名阿拉伯学生合租了一套小公寓。实际上他的室友是内维奥特组的一名特工，专长于电话窃听，也会说阿拉伯语。这是以防万一爱迪丝・哈登堡或任何其他人，突然想打电话核查一下他住在哪里，住得怎么样以及与谁住在一起。

那套合租的公寓能经得起任何检查，房间里扔满了工程学的教科书以及约旦的报纸和杂志。两个人全都登记了理工大学的学籍，以防万一也有人去学校查询。现在说话的是赫尔佐格的室友。

“心灵交流？去它的。”

“是的，”阿维说，“我做不到。”

当笑声平静下来时，他补充了一句：“顺便说一下，我要求追加危险附加费。”

“为什么？”吉迪问，“难道你脱下牛仔裤时，她会一口咬掉那个东西？”

“不是。是那些美术馆、画廊、音乐会、歌剧、诗歌朗诵。我简直厌烦死了。”

“按照你知道的路子继续进行下去，小伙子。你来这里是因为局里认为你具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是的。”耶里德跟踪小组那名女特工说，“大约九英寸。”

“好了，到此为止，雅埃尔小姐。你可以回到哈雅空街值交通班了，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大家继续喝饮料，房间里洋溢着笑声和希伯来语的玩笑声。那天晚上晚些时候，雅埃尔小姐发现她的判断是对的。摩萨德特工队在维也纳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特里，你认为怎么样？”

史蒂夫・莱恩和西蒙・巴克斯曼把特里・马丁请到了“企业”在肯辛顿的一座公寓里。他们需要比饭店更隐蔽的地方。这是元旦前两天。

“有意思，”马丁说，“非常有意思。这是真的吗？萨达姆真的说过这些话？”

“你为什么这样问？”

“好，恕我直言，这是一次奇怪的电话窃听。说话者似乎是在向另一个人汇报他参加的会议……电话里的另一个人似乎一句话也没说。”

企业不会轻易地告诉特里・马丁，这实际上是根据那份报告搞出来的。

“另一个人的答话是马马虎虎的。”莱恩不动声色地说，“都是哼哼哈哈地应答和表示兴趣的词语，没有必要包括进来。”

“可这是萨达姆所使用的语言？”

“据我们理解，是的。”

“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私下讲话。”

马丁手里拿着的不是耶利哥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由他哥哥麦克·马丁逐字逐句地读入录音机之后就销毁了。特里·马丁现在拿着的是圣诞节前情报发到利雅得后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阿拉伯语文本。他还得到了企业自己搞出来的英文译文。

“最后的那条短语，”巴克斯曼说，他当天晚上就要赴利雅得，“他说到‘打胜和即将打胜’——这话你看有什么意思？”

“当然有意思了。可你又是按照欧洲人和北美人的理解来用打胜这个词了。我倒喜欢使用英语里的成功一词。”

“好吧，特里，面对美国和多国部队，萨达姆如何能够获得成功呢？”莱恩问道。

“用羞辱。我以前告诉过你们，他必须让美国看上去像一个大傻瓜。”

“但他在以后二十天内不会撤出科威特吗？我们确实需要知道，特里。”

“你瞧，萨达姆攻入那里，是因为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马丁说，“他有四个要求：接管瓦尔巴岛和布比延岛以取得出海通路，补偿科威特从他声称是‘共享’的油田里超额开采的石油，结束科威特的超量生产，以及一笔勾销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战争债务。如果他能达到这些目的，他就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撤出，让美国目瞪口呆地留在那里。这就是胜利。”

“有没有迹象表明，他觉得他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马丁耸耸肩。

“萨达姆认为联合国的和平贩子们只会把事情弄糟。他在赌时间，认为如果他能硬撑下去，联合国的决议就会失败。他也许是对的。”

“他这么做没用。”莱恩反驳说，“他已经有了最后期限，一月十五日，离现在不到二十天了。他会被打得落花流水的。”

“除非，”巴克斯曼提议说，“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在最后一分钟抛出一个和平计划，从而拖住最后期限。”

莱恩看上去表情严肃。

“巴黎或莫斯科，或者两者一起。”他预测说。

“如果战争打响，他是否仍然认为他能打胜，对不起，‘成功’？”巴克斯曼问。

“是的。”特里・马丁说，“但那又回到了我以前告诉过你们的那件事——美国人的伤亡。不要忘记，萨达姆是街上的带枪歹徒。他的赞助人不是来自开罗和利雅得的外交通道，而是来自充斥着仇恨美国，把美国视作以色列后台老板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小街巷。任何人，只要能使美国人流血，那么不管他自己的国家遭受何种损失，他就会成为英雄。”

“可他不能那样。”莱恩坚持说。

“他认为他能做到。”马丁反击说，“你们看，他已经聪明地料到，以美国人的观点来看，美国不能输，不应该输。很简单，美国不能接受。看看越战，老兵们回到家乡，却被人往身上扔垃圾。对美国来说，在一个它看不起的敌人手里遭受惨重伤亡是一种失败。不可接受的失败。萨达姆可以损失五千名军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他不会介意。但山姆大叔会介意。如果美国遭受那种失败，它的基础就会动摇。议员们会摇头，行政官员的前程会变得惨淡，政府会倒台，自责和反省会延续整整一代人。”

“他不能那样。”莱恩又说。

“他认为他能做到。”马丁重复。

“那是毒气武器。”巴克斯曼咕哝着说。

“也许是吧。顺便说一下，你们是否搞明白了电话中截听到的那个短语的意思？”

莱恩的眼睛瞟向了巴克斯曼。又是耶利哥。决不能提到耶利哥。

“没有。我们问过的人都没听说过这个短语。没人能猜得透。”

“这可能很重要，史蒂夫。可能是其他武器，不是毒气。”

“特里，”莱恩耐心地说，“在不到二十天时间之内，美国人，加上我们，法国人，意大利人，沙特人和其他人，将要对萨达姆发起史无前例的最大空袭。二十天后要倾泻的炸弹将会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扔下的炸弹的总吨位。在利雅得的将军们正忙得焦头烂额。我们真的不能去对他们说：‘且慢，先生们。我们在电话截听中还有一个短语没搞明白。’让我们正视此事，那只不过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在电话里提议说上帝站在他们一边。”

“这并不奇怪，特里。”巴克斯曼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奔赴战场的军人都声称他们有上帝的支持。就这么回事。”

“另一个人告诉说话人闭嘴，并搁下了电话。”马丁提醒他们。

“那意味着他很忙也很恼火。”

“他称对方是妓女的儿子。”

“那意味着他不太喜欢对方。”

“也许是吧。”

“特里，请你不要再去想它了。它只不过是一条短语。毒气武器才是他指望的。你所有的其他分析我们全都同意。”

马丁先离开了，二十分钟后两名情报官也离开了。他们缩着肩膀，翻起衣领，走在人行道上，要找一辆出租车。

“你知道，”莱恩说，“他人很聪明，我也很喜欢他。但他太大惊小怪了。你听说过他私生活的事情吧？”

一辆出租车开过去了，是空车，但熄着灯。是茶歇时间。莱恩朝汽车咒骂了一声。

“当然听说过。‘信箱’做过一次审查。”

信箱，或500号信箱，是安全局（军情五局）的外号。多年前，军情五局的地址真的是伦敦500号邮政信箱。

“嗯，没错。”莱恩说。

“史蒂夫，我真的认为，这是没有关系的。”

莱恩停住脚步转向他的部下。

“西蒙，相信我。他已经想入非非了，而且他只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听我一句忠告，别理会这个教授。”

“是毒气武器，总统先生。”

元旦那天，美国白宫的大多数部门都没有休息。新年后第三天，节日的气氛早就消逝了。在白宫西厢房，布什政府的行政中心，人们已经与平常一样忙碌了。

在安静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乔治・布什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身后是几扇高高的、窄窄的窗户，配着淡绿色、厚厚的防弹玻璃，再上面是美国的国徽。

坐在他对面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中将。

总统低头看着刚刚交给他的那份分析摘要。

“大家都同意吗？”他问。

“是的，阁下。刚从伦敦过来的材料表明英国人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萨达姆・侯赛因不会撤出科威特，除非给他一个台阶，保住他的面子，而我们不给他那个台阶。除此之外，他还指望地面战之前或在地面战期间，向盟军的地面部队大规模发射毒气。”

乔治・布什是自约翰・肯尼迪之后，第一位在位时卷入战争的美国总统。他见到过阵亡的美军士兵尸体。但想到因为毒气的侵袭，年轻战士们肺部组织被撕裂、中枢神经系统被摧毁，在沙地上痛苦地剧烈翻滚扭动，他感到一阵恶心。

“那么他如何发射这种毒气？”他问。

“我们认为有四种方法，总统先生。最简单的方法是由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发射散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刚刚与在利雅得的查克・霍纳通过电话。霍纳将军说他需要三十五天的不间断空中打击。二十天之后，没有一架伊拉克飞机可以飞到边境。到第三十天，没有一架伊拉克飞机可以起飞一分钟以上。他说他能保证做到这一点，阁下。您可以相信他。”

“那么其他方法呢？”

“萨达姆有一些MLRS发射架，那可能会是第二种手段。”

伊拉克的MLRS，即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是苏联制造的，是根据苏军在二次大战时有效地使用过的老式喀秋莎原理设计的。经多次改进后，现在这种火箭可从卡车的后部，或从固定位置上的一个矩形管壳里连续快速地发射出来，其射程为一百公里。

“自然地，总统先生，由于其射程的限制，火箭不得不从科威特境内或从伊拉克的西部沙漠里发射出来。我们相信J-星可以通过雷达发现它们，伊拉克人会把它们披上伪装，但其金属部分会显露出来。这样它们就会暴露。

“至于其余方法，伊拉克储存着供坦克和大炮使用的毒气弹头炮弹。其射程为三十七公里以下，即十九英里。我们知道这些储存的炮弹已经放在现场了，但由于射程的原因，这些毒气炮弹都存放在沙漠里，没有掩护。空军方面说他们有把握找到它们，并摧毁它们。最后还有飞毛腿导弹，我们也能找到并摧毁。”

“那么防范措施呢？”

“全都备妥了，总统先生。为防止万一发生炭疽进攻，每一名军人都在接受接种。英国人也完成了接种。现在，我们每个小时都在加快预防炭疽病的疫苗生产。每一名军人都配备了防毒面具和全套防毒衣裤。如果萨达姆尝试……”

总统站起来，转身抬头去看墙上的国徽。国徽里那只抓着箭的秃鹰在对视着他。

二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拉链尸袋从越南运回来了，而且他知道，目前在沙特的阳光下也有一批尸袋隐藏在没有标志的集装箱里。即使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但总归会有一小部分肌肤暴露在外面，防毒面具也不可能老是戴着。

明年是大选年份，但问题不在这里。不管大选胜负如何，他不想作为造成了成千上万名军人牺牲的美国总统而载入史册，而且这个伤亡数字还不是像越南那样是在长达九年的时间内，而是在几周之内或者甚至是在几天之内。

“布伦特……”

“总统先生。”

“詹姆斯・贝克很快就要去会见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了。”

“六天后，在日内瓦。”

“请叫他来见我。”

一月份第一周，爱迪丝・哈登堡开始享受自己了，多年来第一次真正享受自己。她充满喜悦地向她的渴望求知的年轻朋友讲解她这座城市的文化奇迹。

温克勒银行给职员们放了四天假，包括元旦；假期后，他们还利用晚上时间外出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去剧院、音乐会和诗歌朗诵会，周末去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

哈登堡和卡里姆在于根斯蒂尔花了半天时间欣赏新派艺术，在塞泽青也逗留了半天，那里长年展出克里姆特的作品。

年轻的约旦人兴高采烈，不停地问这问那。爱迪丝・哈登堡注意到了他的热情，她的眼睛兴奋得闪闪发光，她解释说在艺术之家美术馆还有一个精彩的展览，下个周末一定要去参观。

看完了克里姆特画作之后，卡里姆带她去罗蒂塞里・西尔克餐馆就餐。她认为这家饭店太贵了，但她的新朋友解释说他的父亲是阿曼一位富有的外科医生，给他的津贴相当丰厚。

令人惊奇的是，她竟然允许他为她倒了一杯葡萄酒，也没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在她的杯子里加了一次。她的谈话更加生动活泼了，她的双颊浮上了两朵红云。

喝咖啡时，卡里姆俯身向前把手放在了她的手上。她窘迫极了，急切地朝四周打量一番，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了，但没人会去管这种闲事。她把手抽了回来，但速度相当慢。

到周末时，他们已经一起参观了她心目中的四处文化宝库。当他们在晚上欣赏完维莱恩音乐会，一起穿越寒冷、黑暗的街道朝她的汽车走去时，他拉住了她戴着手套的小手。她没有抽回去，反而感觉到一股暖流透过棉布手套渗入到了她的身上。

“你真好，为我做了这么多事。”他认真地说，“我相信这对你来说一定是很枯燥的。”

“啊，不，一点也不。”她真诚地说，“我非常欣赏能见到和听到这些美好的东西。我很高兴你也喜欢。很快你就可以成为一名欧洲文化艺术方面的专家了。”

当他们走到她的轿车旁时，他低头向她微笑着，用他那没戴手套、但出奇温暖的双手捧住了她的被寒风吹得冷冰冰的脸，接着在她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谢谢，爱迪丝。”

然后他就走开了。她与往常一样独自驾车回家，但她的双手在颤抖，她差点撞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与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于一月九日在日内瓦会面。会面时间不长，气氛也不友好。本来就没有这种企求。只有一名英语-阿拉伯语译员在场，虽然塔里克・阿齐兹的英语水平能够完全听懂美国人缓慢的、清晰的讲话。美国人的话相当简单。

“在我们两国可能发生任何敌意行动的期间，如果贵国政府选择动用国际上禁止的毒气武器，那么我奉命通知您和侯赛因总统，我国将使用核设备。简言之，我们将用核武器打击巴格达。”

那位沉默的、灰头发的伊拉克人听懂了这段话的意思，但一下子还不能相信。

其一，就他所知，没人敢把这种赤裸裸的恫吓转达给热依斯。萨达姆有一个习惯，像古代的巴比伦君主那样，会把气出在信使身上。

其二，起先他不知道这位美国人的讲话是否当真。一颗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和间接破坏将不仅仅局限于巴格达，不是吗？它将会摧毁中东的一半地区，难道不是吗？

当塔里克・阿齐兹心事重重地踏上返回巴格达的路途时，他有三件事情不知道。

第一件事是那些现代科技的所谓“战场”原子弹，与一九四五年投到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大不相同。这种新型的、有限破坏的“清洁”原子弹之所以叫作清洁弹，是因为尽管其热爆破坏与以往一样可怕，但留下的放射性污染是极为短暂的。

第二件事是，布置在海湾的、现已有“密苏里”号与之做伴的“威斯康星”号战列舰的船舱里，有三只非常特殊的钢筋混凝土弹药箱，其强度可使其在军舰沉没后一万年，也能保持完整。在弹药箱内是三枚美国希望永远不会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

第三件事是，美国国务卿根本不是在开玩笑。

海湾战区英军总司令彼得・德拉比利埃尔中将独自一人在夜幕下黑暗的沙漠里行走着，与他相伴的只有脚下吱嘎作响的沙子和他纷乱的思绪。

作为一名一生从戎的军人和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他生活之单一如同他的身材之瘦小。他无法消受城市提供的奢华的乐趣，在军营里，在帐篷里和战士们在一起时，他感到有一种在家的轻松感觉。他喜欢阿拉伯沙漠，喜欢它那广袤的地平线，火一般的炽热，令人麻木的寒冷，以及使人敬畏的静谧。

那天晚上，在视察前线时（这是他尽可能多地招待自己的一种方法），他从圣帕特里克军营走开，把蹲伏在伪装网之下的挑战者坦克和帐篷旁准备晚餐的士兵们留在了身后。

这位英国将军已成为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的密友，和最高军事委员会所有作战计划参谋的知己，他知道战争即将来临。离联合国的最后期限已经不到一星期了，可萨达姆・侯赛因仍然没有打算撤离科威特的任何迹象。

那天晚上，在沙特阿拉伯沙漠的星空下，使他忧虑的是他不明白巴格达的那个暴君到底有何打算。作为一名军人，英国将军喜欢了解敌人，猜透敌人的意图、动机、战术，乃至整个战略。

就个人来说，他对巴格达的那个人除了轻蔑没有其他感情。萨达姆不是一个军人，从来不曾是，他在军中的唯一才能是大量否决将军们的提议，或者把最好的将军处决。

那倒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萨达姆・侯赛因明显地掌握了全面权力——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讲不通。

他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理由侵入了科威特。那样一来，说服阿拉伯同胞们以外交方式在阿拉伯国家内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就吹掉了。假如他选择了那条道路，那么他很可能可以指望石油源源不断流入，而且由于旷日持久的阿拉伯内部会议，西方可能会渐渐失去兴趣。

是那个独裁者自己的愚蠢把西方人拖了进来。更糟糕的是，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把西方人作为人肉盾牌，使萨达姆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早先，萨达姆・侯赛因可以对沙特阿拉伯东北部丰饶的油田任意摆布，他却畏缩不前。他的陆军和空军的精兵强将甚至可以打到利雅得，实施独裁统治。但他已经失败了，当他在巴格达策划一个又一个公关灾难时，“沙漠盾牌”已经布置到位了。

他也许是小事上聪明，但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他是一个战略大傻瓜。而且，英国的将军想道，怎么会有那么愚蠢的人呢？

即使面临针对他的空中力量，萨达姆・侯赛因还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步步走错。难道他不知道即将发动的对巴格达空袭有多大威力吗？难道他真的不明白，西方的空中火力在五天之内会使他的军事装备倒退十年吗？

将军停下来，凝视着前面北方的沙漠。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但沙漠上空的星星很亮，因此借助星光可以看见周围昏暗的轮廓。土地很平坦，前方是组成伊军防线的谜一般的沙墙、战壕、雷区和带刺的铁丝网，美军工程兵将从那里炸出一条路来，让挑战者坦克长驱直入。

然而巴格达暴君手里捏着一张将军知道的、也使将军害怕的王牌：他可以简单地撤出科威特。

时间不在多国部队一边；它属于伊拉克。三月十五日穆斯林的斋月节就要开始了。届时，整整一个月穆斯林教徒白天将不吃食物不喝水，晚上才可吃喝。那意味着斋月期间穆斯林部队几乎不能参战。

四月十五日以后，沙漠将成为一座地狱，气温将升至130华氏度。让士兵们外出打仗会在国内形成很大的压力；到了夏天，国内的压力和沙漠的恶劣会变得不可抗拒。盟军将不得不撤出，一旦撤出之后，就永远不能再像这样回来了。多国部队的集结是一次性的。

所以三月十五日是一个期限。照此倒推计算，地面战也许会延续二十天。所以地面战必须在二月二十三日打响，如果有必要打的话。但多国部队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需要三十五天时间的空袭，以摧毁伊拉克的武器、部队和防御。一月十七日，就是最晚的开战日子。

假定萨达姆撤兵呢？他会把五十万多国部队傻乎乎地留在沙漠里，没有地方可去，只得打道回府。然而萨达姆态度很坚决——他不会撤兵。

那个疯子到底想干什么？将军又一次问自己。萨达姆是否在等待什么，等待某种可以摧垮敌人、使他获胜的神谕？

从将军身后的坦克兵营传来一声叫喊。他转过身去。皇家爱尔兰轻骑兵的指挥官阿瑟・德纳罗在叫他吃晚饭。不久后，这位身材粗壮、活泼快乐的阿瑟・德纳罗，将驾着第一辆坦克开往前线。

将军微笑着开始往回走去。他喜欢与战士们一起蹲在沙地上吃食堂供应的伙食，在篝火的映照下倾听各种不同口音，平缓而带有鼻音的兰开夏口音，滚动着粗喉音的汉普郡口音，以及带着柔软土音的爱尔兰口音；对战士们的玩笑——用粗鲁、直率的英语词汇准确表达出来各种幽默——开怀大笑。

愿老天爷惩罚在北方的那个人。他到底在等待什么？

第十四章  秘密武器

英国将军的谜底，正躺在那家工厂日光灯下一辆衬着垫木的小车上。工厂建在伊拉克沙漠底下八十英尺深处。

当房间的门打开时，一名工程师快步后退站好了立正的姿势。只有五个人走进来，然后总统卫队的两名武装警卫关上了房门。

其中四人对中间的一个人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与往常一样，那人穿着闪闪发亮的黑色牛皮靴，身着一套崭新的军服，随身武器挂在腰上，军装领口与喉咙之间围着一条绿色棉巾。他就是萨达姆・侯赛因。

其他四人中有一人是他的贴身保镖，在对每一个人实施了五次搜查之后，保镖仍没有离开他的身旁。在萨达姆・侯赛因和保镖之间，站着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工业与军工部部长。

站在总统另一边的是本项目的设计人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伊拉克的核物理学天才。在他旁边，但稍微靠后一点的是萨拉・西迪基博士。贾法尔是物理学家，而西迪基是工程学家。

在白色的灯光照耀下，他们那件宝贝的钢体泛着暗淡的颜色。它有十四英尺长，直径三英尺多一点点。

钢体的四英尺后部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减震装置，弹射体一经发射，该装置即会脱落。剩余的十英尺长弹体实际上也是一只软壳，是由八段相同材料制成的衬套所组成。微小的可爆螺栓在弹射体弹出去时，会使这些衬套炸裂，留下更细长的、直径只有两英尺的核心部分独自飞射出去。

衬套只是包在二十四英寸的弹射体外围，使其达到发射器口径所需的三十九英寸，并保护和包住四条刚性的尾鳍。

伊拉克没有从地面操纵移动尾翼所必需的遥感技术，但固定尾鳍可以稳定飞行中的弹射体，还能防止它摇摆或翻滚。

弹射体前部的锥形鼻首，用的是超强合金钢，并做成了针尖状。最后，这个锥体也要分离。

进入内层空间飞行的火箭在重新回到地球的大气层时，越往下空气越稠密，由此产生的摩擦热量足以熔化锥形鼻首。同样的道理，宇航员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需要一块阻热板，就是防止航天器遭焚毁的。

那天晚上这五个伊拉克人视察的这件设备是类似的。钢制的锥体将把弹射体带上高空，但经不起重新进入大气层的热摩擦。假如它保留下来，那么熔化的金属会弯曲、翘起，导致下降的飞行物产生摇晃，突然转向，宽面朝下迎向扑面而来的空气，并且烧毁。这个钢锥体被设计成在飞到最高点时即炸为碎片脱落，露出安装在下面的一只更短，更钝，用碳纤维制成的重返大气层锥体。

在杰拉尔德・布尔还活着的时候，他曾经试图代表巴格达收购北爱尔兰一家叫李尔范的英国公司。那是一家破产的飞机制造公司，曾经试制过许多部件用碳纤维制造的公务喷气飞机。布尔博士和巴格达感兴趣的不是公务飞机，而是李尔范的碳纤维细丝盘绕机器。

碳纤维特别耐热，但也很难加工。碳先是被分解成一种毛状物，由此纺出一股细线或细丝。细线在一只模具内交叉叠放许多层，然后粘合进一只壳体，塑出所需的形状；因为碳纤维在火箭技术中至关重要，而火箭技术是分级的，所以对此种机器的出口监控非常严格。当英国的情报人员获悉李尔范的设备要运往何处时，他们与华盛顿进行了协商，交易被否决了。那时候西方的专家们认定伊拉克将无法获得碳纤维丝技术。

但是专家们猜错了。伊拉克改变方向，结果奏效了。美国的一家空调和绝缘器材供应商，同意向伊拉克的一家公司出售石棉纺纱机。在伊拉克，工程技术人员把它改装成了纺制碳纤维的机器。

在后部的减震器与锥形鼻首之间，安放着西迪基博士的作品——一颗小小的、普普通通但作用完备的原子弹，可以用炮筒发射，用锂和钚催化剂催生引发链式反应所必需的中子风暴。

西迪基博士的作品里面，真正的胜利成果是一个圆球和一只管形的塞子，里边装的是贾法尔博士领导下生产出来的重达三十五公斤的纯浓缩铀-235。

一丝满意的笑容展现在那道浓密的黑色小胡子之下。总统走上前去用一根食指指向那个擦得发亮的钢体。

“它能用吗？真的能用吗？”他耳语着问。

“是的，赛义德热依斯。”物理学家说。

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那颗脑袋缓慢地点了好几次。

“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弟兄们。”

在那个弹射体之下的一只木架上，有一块简单的牌子，上面写着：安拉-乌特-库布。

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一直在长时间地、艰难地盘算着，如何把美国人在日内瓦对他表达的赤裸裸的恫吓转达给他的总统。

他和总统已经相识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以来，这位外交部长对他的主人表现出狗一般的忠诚。在早年复兴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总统一边，总是相信总统的判断，相信来自提克里特的这个残酷无情的人会取得胜利，而且这种判断总是正确的。

他们一起爬上了独裁统治的贪婪的权力舞台，部长一直躲在总统的影子里。这位灰头发、身材粗壮的阿齐兹先生，已经以他绝对的盲从努力克服了他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两门欧洲语言的先期优势。

在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他与所有萨达姆・侯赛因内阁的人一样，把实际的暴力留给他人实施，目睹并默许了一队队军官和曾经受信任的党员蒙受耻辱，被拉出去处决，而且在死刑之前这些人往往已经在阿布格雷布的折磨者那里遭受过严刑拷打。

他看到过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因为站出来为部下讲了几句话，而被革职和枪决，他还知道阴谋反对这个暴君的人，死时的惨状是他不敢想象的。

他见到过曾经在军中不可一世，无人敢惹的阿尔朱布里部族是如何失宠和遭黜的，余下的人是如何变得服服帖帖的。他对萨达姆的亲属，时任内务部长的阿里・哈桑・马吉德滥杀无辜缄口不语。是马吉德策划了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不单单是哈拉布贾，还有另五十个村镇，马吉德用炸弹、炮弹和毒气把它们夷为平地。

与跟随热依斯的所有其他随从一样，塔里克・阿齐兹知道他没有其他路可走。如果他的主人有个三长两短，那么他也会永远沉沦。

但与御座周围的某些人不同，他太聪明了，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权。使他真正害怕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有朝一日萨达姆的保护面纱被揭开，伊拉克人民的可怕复仇。

一月十一日那天，当他从欧洲返回，等待总统召见时，他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措词转达美国人的恫吓，而不会引火烧身。他知道总统有可能轻易地怀疑他——外交部长，向美国人建议恫吓。偏执狂是不讲逻辑的。许多无辜的人死了，他们的家人与他们一同死去，其缘由就是热依斯的某些毫无理由的怀疑。

两个小时之后，当他回到自己的轿车里时，他宽慰了，含着笑容，但感到迷茫。

使他宽慰的理由很简单。当时总统相当放松，态度和蔼，赞许地听取了塔里克・阿齐兹对日内瓦之行的汇报，包括与人们交谈时所感受到的对伊拉克处境的广泛同情，以及西方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反美情绪。

总统理解地点点头。塔里克愤怒地谴责了美国的战争贩子，他发完怒火，最后才说出詹姆斯・贝克确切对他说过的话。他原以为热依斯会暴怒，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

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怒火冲天，萨达姆・侯赛因却仍在点头微笑。

外交部长离开时面带笑容，因为最后，热依斯还就他的欧洲之行向他表示了祝贺。实际上按照任何正常的外交标准来衡量，这次欧洲之行应该是一场灾难——各方面均遭到拒绝，受到主人的冷遇，没能动摇已经针对伊拉克布置就绪的多国部队的决心——但这些事实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

使他迷茫的是热依斯最后说的那番话。这是总统把他送到了门边时，对他一个人说的悄悄话。

“拉菲克，亲爱的同志，别担心。不久我就会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还不会。但如果贝尼卡尔布胆敢越过国境，我不会用毒气去对付，而是用上帝的拳头。”

塔里克・阿齐兹赞同地点点头，虽然他根本不知道热依斯在说些什么。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找到谜底的。

一月十二日上午，在巴格达七月十四日街与金迪街交会处的总统府里，召开了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一星期以后，总统府被炸成了废墟，但里面的鸟儿早就飞走了。

与往常一样，会议通知是最后一分钟才发出的。热依斯每一天特定时刻的行踪，除了其家庭成员，最亲密知己和贴身保镖这一小部分人知道之外，其他官员无论职位多高，无论如何受宠，都不知道总统的下落。

在经历过针对他的七次暗杀阴谋之后，他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对个人安全措施的着迷般的重视。

这种保安措施没有托付给反间局，也没有托付给奥马尔・卡蒂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局，当然更没有托付给军队，甚至也没有托付给共和国卫队。这项任务交给了青年近卫队。队员们的年纪是轻了些，大多数才二十岁刚刚出头，但他们的忠诚是狂热的，绝对的。他们的队长是热依斯自己的儿子库赛。

没有一个阴谋家会知道热依斯要行走的路线、时间表，或者他要乘坐的车辆。他对军事基地和工业基地的视察和走访总是搞突然袭击，不但搞得被访问单位措手不及，而且他周围的人也大吃一惊。即使在巴格达市内，他也会凭一时的突发奇想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时候在总统府住上几天，有时候回到拉希德宾馆下面的地下掩蔽室去。

每一份放到他面前的饭菜，必须先由人试尝，试尝者是厨师的长子。他喝的每一杯饮料必须是从封口完整的瓶中新倒出来的。

那天上午在总统府召开的会议，是由特别信使在会议开始前一小时通知革命指挥委员会各位委员的。这样就没有时间去准备暗杀行动了。

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转弯驶进总统府大门，让车上的要员下车后，停到了一个专门的车库里面。每一名委员都通过一道金属检测门；绝不允许携带随身武器。

委员们都聚集到一个放着T形桌子的大会议室，一共有三十三个人。八人坐在T字的上首，分列于中间空着的御座的两旁。其他人面对面地坐到了T字竖条的两边。与会者中有七个人与热依斯有血缘关系，另三个人与之有姻亲关系。再加上八个人来自提克里特或其附近地区。他们全都是复兴党久经考验的党政军要员。

三十三人中有十人是内阁部长，九人是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前共和国卫队司令萨蒂・图马・阿巴斯就在那天上午晋升为国防部部长，正春风满面地坐在桌子的上首。

陆军将领中有步兵司令穆斯塔法・拉迪，炮兵司令法罗克・里达哈，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和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

在桌子最远处的，是三位来自情报部门的人：国外情报局局长乌贝蒂博士，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

当热依斯进来时，在座的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他微笑着，坐进自己的椅子，吩咐大家坐下，并开始了他的讲话。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讨论什么事情，他们是来听报告的。

当热依斯的演讲接近尾声时，只有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没表示出惊奇。当长达四十分钟的，鼓吹他一系列胜利的讲话终于结束时，他向他们透露了消息。在座者的反应是一片茫然的沉寂。

他们知道伊拉克多年来一直在试制那件东西。仅仅是这一技术领域的成就，就似乎能让整个世界产生刺激性的恐惧，连强大的美国也会感到敬畏。现在，这项成就已经取得了，就在现在，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这好像令人难以置信。这是神的帮助。但神并不在天上，他就坐在这里，与他们在一起，在静静地微笑着。

侯赛因・卡米尔预先得到过关照，这时候站起来领头热烈鼓掌。其他人迫不及待地纷纷仿照，唯恐起身太慢，掌声太轻。然后谁也不想首先停止鼓掌。

当哈桑・拉曼尼在两个小时之后回到办公室时，这位反间局局长清理掉书桌上的一切文件，命令部下不得打扰，然后倒了一杯黑咖啡坐进了椅子里。他需要思考一番，深深地思考一番。

与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一样，他对那个消息感到非常震惊。突然间，中东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人知道。在热依斯抬起双手谦虚地示意停止鼓掌并且重新主持会议之后，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宣誓要对此事保持沉默。

这拉曼尼可以理解。尽管在散会时大家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包括他本人也是无限激动，但他可以预见到一些大问题。

这种设备，在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你的敌人知道你拥有之前，根本没有威慑作用。只有他们知道了，潜在的敌人才会匍匐在你面前声称要做朋友。

已经研制出这种武器的一些国家会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一事实，并附之以一次试验，让其他国家去猜想后果。另一些国家，如以色列和南非，只简单地暗示他们拥有的东西，但不去证实，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他们的邻国去猜想。有时候后一种做法效果更好，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但那件东西，拉曼尼深信，将不会为伊拉克效劳。即使他获知的情况属实——对此他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一场假戏，伊拉克之外没人会相信。

只有伊拉克去证明，才能使人们相信。但热依斯显然拒绝这么做。当然，要去证明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本国的领土上试验是疯狂的举动。派一艘船驶入南太平洋，扔下它，让试验在那里发生，这在以前也许是可行的，但现在不行。所有港口都被封锁了。但伊拉克可以邀请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署的专家组前来观摩，让他们见证这并不是一个谎言。毕竟十年来国际原子能署的官员差不多每年都在巡访，也常常被一些伪装得尽善尽美的假象所愚弄过。这次让他们亲眼目睹，他们将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并确认真相。

然而他，拉曼尼，刚刚听说这条路已经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吗？因为热依斯心里另有秘密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他拉曼尼又怎么样呢？

几个月来，他曾预计，萨达姆・侯赛因会蛮横地叫嚣着，把伊拉克拖入一场无法打胜的战争；现在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拉曼尼也曾指望，在美国导向下热依斯最终倒台，他本人在美国扶植的继任政权中得到提升，局势达到他期望中的高潮。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明白，他需要时间来思考，来算计如何最佳地打出令人吃惊的新牌。

那天晚上，黑暗降临以后，在巴格达市内基督徒区迦勒底人的圣约瑟夫教堂后墙上，出现了一个粉笔记号。它像一个横着写的数字8。

那天夜晚，巴格达市民发抖了。尽管伊拉克广播喋喋不休地作着宣传，而且还有许多人盲目地信任这些宣传全都是真实的，但仍有其他人在收听英国BBC的阿拉伯语广播，并且知道贝尼纳吉说的才是真话。战争就要来临了。

市民们以为，美国人会对巴格达开始地毯式的轰炸，战争开始后将有大量平民伤亡。这种说法一直传到了总统府。

当局听到了这种说法，但没放在心上。官吏们的想法是，平民在家里遭受大屠杀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会导致全球性的反美情绪，迫使美国放下屠刀并滚回老家。所以当局仍允许，而且实际上鼓励大量外国记者住在巴格达的拉希德宾馆。向导们随时待命，一发生杀戮就能迅速把外国电视摄像组带往现场。

然而这种传闻确实也吓坏了巴格达的一些居民。许多人早已逃离了，外国人奔向约旦边境，已经持续了五个月的科威特外逃的难民潮又加大了。本国人则寻求到乡下去避难。

美国和欧洲亿万名电视观众，没人会怀疑在利雅得的海湾战区空军司令查克・霍纳手中所掌握的生杀大权。当时没人知道，实际上绝大多数目标，是从人造卫星照相机拍摄的图片中挑选出来的，并将由激光制导炸弹去把它们摧毁。这种炸弹会落到非瞄准目标的情况极为罕见。

随着BBC广播，局势的真相传到了农贸市场和大街小巷，巴格达市民知道从一月十二日半夜起再过四天，撤离科威特的最后期限将会结束，美国的飞机将会来临。因此整个城市静静地期待着。

麦克・马丁蹬着自行车慢慢地驶出舒尔贾街，转到教堂的后面。骑车经过时他看见了那个粉笔记号，但他继续前行。到了巷子的尽头他停住了，跳下自行车，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整链条，同时扭头朝他过来的方向观察，看身后是否有动静。

没有动静。没有秘密警察匆匆行走的脚步声，没人在屋顶上探头探脑。他骑回来，拿出湿布擦去那个记号，又骑车离开了。

这个数字8表示，在阿布纳华斯街旁边废弃院子里的地坪石下面，有一份情报在等着他。那地方在半英里远的河边。

孩提时他曾经在那里玩耍，与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沿着码头奔跑。那时，那里的商贩们摆出各种可口的风味小吃，还向路人出售从底格里斯河捕获的大鲤鱼。

现在商店都关上了门，茶馆也拉上了百叶窗；只有三五个人在码头上闲荡。宁静正合他意。在阿布纳华斯街头，他看见一组秘密警察的便衣卫兵，但他们没去注意这个骑着自行车跑腿的打工仔。见到他们，他反而感到振奋，秘密警察们并不笨，如果他们是守候一只死信箱，那么他们不会派一组那么明显的便衣站在街头。他们出来巡视估计是故作老练，可惜用错了地方。

情报在那里。砖头很快就复位了，折叠着的纸条被放进他的内裤裤裆里。几分钟之后，他踏上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哈拉尔大桥，从里萨法回到卡奇，又继续前行，返回了在曼苏尔的苏联外交官住宅。

他已经在那座花园洋房里住了九个星期。那位俄罗斯炊事员和她的丈夫对待他很公正，他也学会了几句洋泾浜俄语。他每天外出采购新鲜农副产品，这给了他去巡视各个死信箱的极好机会。他已经发了十四份信息给那位没见过面的耶利哥，并从耶利哥收到了十五份情报。

他被秘密警察拦住过八次，但因为他卑贱的举止、他那辆破自行车和装着蔬菜、水果、咖啡、香料的篮子，加上他出示的外交官家庭的证明信和他那明显的穷困潦倒相，他每次都能当场脱身。

他不可能知道利雅得在制订什么样的作战计划，但他必须把通过磁带传来的所有提问，用阿拉伯语写出来并交给耶利哥，再阅读耶利哥的回复，翻译后用压缩电报发回给西蒙・巴克斯曼。

作为一名军人他能估量出，耶利哥的情报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对于准备进攻伊拉克的指挥官肯定是无价之宝。

他的棚屋里有了一只燃油取暖器和一盏煤油灯。从市场购物带回来的麻袋现在用作了窗帘，门外砾石路上传来的吱嘎作响的脚步声可以提醒他有人走近了门口。

那天夜晚，他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插上门，确信帘子已经把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了，然后点上油灯开始阅读耶利哥的最新信息。它比往常的要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其重要性。马丁看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突然忘记阿拉伯语，咕哝了一声“耶稣基督啊”，然后揭开那几块松动的地砖，露出那只磁带录音机。

唯恐引起误解，他把那份情报用阿拉伯语和英语缓慢地、仔细地读入录音机，接着把开关拨至快录档，把信息压缩至最短。

午夜零点二十分，他把电报发了出去。

因为知道那天夜晚十二点十五至三十分之间有一个收报时限，所以西蒙・巴克斯曼没有上床睡觉。当电报收进来时，他正与其中一名无线电报员打扑克。第二名报务员从通讯室来报告消息。

“西蒙，你最好现在来听听这个。”他说。

尽管秘情局在利雅得从事情报活动的不止四个人，但对耶利哥的操纵管理是绝对机密，知情人只有巴克斯曼、情报站长朱利安・格雷和两名报务员。他们的三个房间已经与别墅里的其他房间隔离开来了。

在那间卧室改成的录音棚里，西蒙・巴克斯曼用一台大录音机放了那段声音。麦克・马丁先是说了两遍阿拉伯语，是按耶利哥的手写稿子逐字逐句念出来的，继之又读了两遍他自己的英语译文。

听着听着，巴克斯曼感到头顶被浇了一桶冷水。糟了，糟得很。他听到的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另两个人静静地站在他旁边。

“是他吗？”录音带刚播放完，巴克斯曼就急切地问。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马丁已经被捕，那段话是一个骗子说的。

人的话音有各种不同的音调、节奏、高低和韵律，用音频分析仪可以把声音以一系列的线条反映到屏幕上，就像心电图机那样。无论模仿得如何逼真，每个人的话音都有细微的差别。在赴巴格达之前，麦克・马丁的话音被录入了这种机器。此后从巴格达发过来的电文话音会跟这段话音作比较，确认为同一人的声音。这样做为的是防止在压缩，解压，录音机录制，或人造卫星传输过程中万一声音失真。

那天夜晚，来自巴格达的话音与已录制的声音作了核实。是马丁的说话声，不可能是其他人。

巴克斯曼的第二个担心是马丁已遭逮捕、拷打，已经变节，他现在是在枪口下读出别人为他起草的假情报。但他否决了这个想法，认为可能性极小。

他们预先已经约定，万一马丁被捕，不能以自由间谍身份发报时，那么电报中会出现商定好的词语，停顿、犹豫或一声咳嗽。再者，他上次发报才过去三天时间。

伊拉克的秘密警察也许是残忍的，但他们的行动没有那么快。再说马丁非常坚强。一个人如果那么快就屈服变节，说明他的精神已经崩溃，经过严刑逼供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况且这种精神状况肯定会在他说话中显露出来。

现在的迹象表明马丁一切正常，他读过来的信息完全是他那天晚上从耶利哥那里收取来的。这就更加难以估量了。耶利哥是对，是错？还是在说谎？

“叫朱利安过来。”巴克斯曼对其中一名报务员说。

报务员去楼上卧室通知英国情报站站长，巴克斯曼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美国搭档奇普・巴伯。

“奇普，你最好来一下，快点。”他说。

中情局情报官马上就清醒了。英国人肯定不是在寻他的开心。

“有问题了吗，老朋友？”

“这里好像是有问题了。”巴克斯曼承认说。

巴伯从城市的另一头赶过来。三十分钟后他到了秘情局的驻地，他只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毛衣和一条长裤。这时候是凌晨一点钟。

到这个时候，巴克斯曼手头上已经具备了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录音带，再加上这两种文字的稿件。两名报务员已在中东工作多年，因此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证实马丁的译文相当准确。

“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巴伯听完磁带后喘着粗气说。

巴克斯曼又放了一遍他已经试过了的鉴定马丁话音的录音。

“瞧，西蒙，”巴伯说，“这只不过是耶利哥在报告他声称在今天上午——对不起，是昨天上午——从萨达姆那里听说的消息。萨达姆很有可能在撒谎。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他说谎如同呼吸一般正常。”

不论说谎与否，这可不是利雅得可以处理的情报。秘情局和中情局的当地情报站会把耶利哥提供的战术和战略军事情报提供给将军们，但政治情报只能送交伦敦和华盛顿。巴伯看了一眼手表：华盛顿是晚上七点钟。

“现在是他们喝鸡尾酒的时间了。”他说，“但愿他们多加点烈性酒，伙计们。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兰利报告。”

“伦敦应该是喝可可和吃饼干的时候。”巴克斯曼说，“我向世纪大厦汇报，让他们去把情况理清楚。”

巴伯离开了，把那份电报层层加密后发给中情局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并标之以“特急”。那意味着不管收件人在哪里，译码员必须找到他并让他马上接收。

巴克斯曼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找史蒂夫・莱恩。在郊外家中睡觉的莱恩会被唤醒，离开温暖的被窝，踏进寒夜的街道赶回伦敦。

最后巴克斯曼还做了一件事。马丁还有一个仅供收报的时限，在凌晨四点。巴克斯曼等到那个时候，向巴格达发去了一份很短，但很明确的信息。电文指示马丁在接到进一步的通知之前，不要试图去接近六个死信箱的任何一个。以防万一。

约旦留学生卡里姆向爱迪丝・哈登堡小姐的求爱进展很慢但很稳健。当他们噼噼啪啪地踩着人行道上的冰雪，一起穿行在维也纳老城区的大街小巷时，她已经允许他拉着她的手同行。她甚至私下里承认牵着手感觉很愉悦。

一月的第二周，她在市立剧院买到了戏票——是卡里姆出的钱。演出的节目是格里尔帕泽的《基古斯和他的戒指》。

在他们进场前她激动地解释说，这出戏讲的是一位年老的国王和七个儿子，得到国王遗赠戒指的儿子将会继承王位。卡里姆坐在剧院里，在整个演出期间被剧情所吸引，并就剧情问了几个问题。

在幕间，爱迪丝高兴地解答了他的提问。后来，阿维・赫尔佐格向巴齐莱汇报说，看这种演出如同看着油漆干燥过程一样无聊。

“你这个人真是低级趣味，”摩萨德特工队长说，“一点艺术细胞也没有。”

“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艺术。”阿维说。

“那就好好培养一下，小伙子。”

星期天上午，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爱迪丝要去伏梯夫基尔克教堂做弥撒。卡里姆解释说，他是穆斯林，不能陪她一起去，但会在广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她。

后来当他们一起喝咖啡时，他趁她不注意在她的咖啡杯里加了一口烈酒，这使她的脸颊红了起来。他边喝咖啡边向她解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异同——共同崇尚一位真正的上帝，创始人和先知的家系，圣书和道德准则。爱迪丝既害怕又听得入迷。她不知道，听这些是否会加害于她不朽的灵魂，但她惊异地明白，她原先的穆斯林崇拜偶像的观点是错了。

“一起吃顿晚饭吧。”三天之后卡里姆说。

“哦，好的，可你为我花费太多了。”爱迪丝说。她发觉她现在能够快乐地直视他年轻的脸和他温柔的棕色眼睛了，当然她也不断地提醒自己，他们之间有十岁的年龄差距，如果想超越柏拉图式的友情是相当滑稽可笑的。

“不去饭店吃。”

“那么在哪里呀？”

“你能不能为我烧一顿呢，爱迪丝？你会不会烧菜，正宗的维也纳菜肴？”

想到这事，她脸红了。每天晚上，除非她独自一人去听音乐会，不然的话，她为自己做一份简单的快餐，并在她公寓里作为餐区的一个小凹室里用餐。然而是的，她会烧菜，已经很久了。

此外，她尽力说服自己，他已经带她去高档饭馆吃了好几顿昂贵的正餐……而且他又是一位教养良好、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这样做肯定不会有损害。

如果说耶利哥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夜晚的报告，在伦敦和华盛顿的秘密情报界里引起了惊愕，这话是说得轻了一些。应该说是引起了慌乱。

首先，知道耶利哥存在的那一小部分人遇到了问题。“不需要知道”这个原则也许听起来有点挑剔或者过分，但这样做有一个理由。所有情报机构，都对在高度危险的环境中为他们效劳的“财产”负有责任，这份财产无论其地位如何低下，毕竟是人。耶利哥显然是一个雇佣兵，而且没有崇高的理想，这一事实算不得是一个问题。他愤世嫉俗地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这一事实也没有关系。伊拉克政府是在倒行逆施，所以这是一个流氓在背弃另一伙。

问题在于，基于他的情报能在战场上挽救盟军的许多生命这个事实，耶利哥是一份高价财产，操纵他的两家情报机构都把知情人严格控制在当初的极小的圈子之内。政府的大臣、部长、政治家、公务员和军人都不知道耶利哥的存在。因此，他的产品也被伪装成是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情报部门为这条滚滚而来的情报源泉专门设计了一整套掩盖性的说法。

根据这套说法，军事部署的情报来源于一些从科威特逃出来的伊拉克军人，比如在中东的一个秘密情报基地里，曾对一名并不存在的伊军少校进行详细讯问。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技情报，则是来自于一名伊拉克的科学家，这位虚构出来的科学家毕业于伦敦的帝国学院并爱上了一位英国姑娘，于是向英国人作了披露；此外，有关部门还深入访问了一九八五至一九九〇年间在伊拉克工作过的欧洲工程技术人员。

政治情报归功于各种不同的来源，有的来自从伊拉克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来自被占科威特的秘密无线电信息，还有的来自信号情报、电子情报、监听和航空侦察。

但这次，如果不承认在巴格达高层统治集团内有一名间谍，这份伊拉克总统府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萨达姆讲话的报告该如何解释呢？

这样承认的危险性是很大的。首先，这样做会泄露秘密。泄密的事件一直在发生。内阁文件，公务备忘录，以及部门间的消息，都时常泄露出去。

就情报界来说，政治家是最糟糕的。令谍报头子们感到头疼的是，政治家会把秘密吐露给老婆、情人、理发师、司机和酒吧招待员。他们甚至在服务员上菜时谈论机密事项。

其次，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老练的新闻记者，他们无孔不入地刺探消息，连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似乎都比他们慢一拍。面对他们，光解释耶利哥的产品而不承认有耶利哥这么个人，肯定成问题。

最后，在伦敦还有几百名伊拉克学生，有些肯定是乌贝蒂博士领导下的国外情报局间谍，随时准备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

问题并不在于耶利哥会被指名道姓地暴露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暗示一下该情报来自于巴格达，那拉曼尼的反间谍网就会夜以继日地进行排查，以查清其来源。这样的话，最好的结果是耶利哥关闭渠道，从此缄口不语以保护他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他被捕。

随着空袭进入了倒计时，美英两国的情报机关就核物理学的事项，重新联系了先前接触过的所有专家，要求他们对已给信息进行快速的重新评估。伊拉克到底是否拥有比原先认为的更大、更快的同位素分离设施？

在美国，桑迪亚、劳伦斯利弗莫和洛斯阿拉莫斯的专家们又一次参加了协商；在英国，哈韦尔和奥尔德马斯顿的专家们也同样举行了再次讨论。劳伦斯利弗莫的Z部门的专家们，由于经常监视着第三世界核扩散情况，意见尤为重要。

专家们经过调研之后再次确认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解释说，即使从最坏的情况来看，假设有两个而不是一个气体分离离心串联，运作了两年而不是一年，那么伊拉克所获得的铀-235，离装配一颗原子弹需要的量起码还相差一半。

这样，留给了情报机构几个选项。

第一，萨达姆搞错了，因为有人向他撒谎。结论：不太可能。说谎的人会因触怒热依斯而丢掉性命。

第二，萨达姆说过这话，但他在说谎。结论：很有可能，为了鼓舞动摇不定或忧心忡忡的支持者的士气。但如果这样，为什么要把消息局限在内层狂热分子之中呢？这些人并不是动摇不定，也不是忧心忡忡。鼓舞士气的宣传应该面向人民大众和外国。无法解释。

第三，萨达姆没说过这话。结论：整个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第二结论：耶利哥说谎是因为他贪钱，并认为随着战争的来临他的时间很快就会结束。他已经为这份情报要价一百万美元。

或者，耶利哥说谎是因为他已经暴露，并已经全盘招供。结论：也是可能的，而且这个可能会给巴格达的联系人带来极大的人身危险。

中央情报局迅速行动起来了。作为付费人，兰利完全有权这样做。

“我告诉你我们的意见，史蒂夫。”一月十四日晚上，比尔・斯图尔特通过中情局与世纪大厦的安全线路对史蒂夫・莱恩说，“萨达姆搞错了，或者他在说谎；耶利哥搞错了，或者他在说谎。不管怎么样，山姆大叔是不会为这种垃圾情报付一百万美元的。”

“比尔，那个未考虑进去的选项难道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吗？”

“哪一个选项？”

“萨达姆确实说了，而且他是对的。”

“不可能。这是一种三张牌的骗局，我们不会上钩的。瞧，耶利哥九个星期以来干得很棒，但恐怕我们现在不得不去重新核实他提供的情报。一半已经得到了证实，情报确实很不错。但他这份最后的报告是自己砸了自己的脚。我们认为这条线到此结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纵观全局这是明智的。”

“这给我们带来了问题，比尔。”

“我知道，朋友，所以与局长讨论后，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你了。要么耶利哥已经被抓住并向密探全盘招认了，要么他已经洗手不干逃跑了。但他一旦知道我们不付他那一百万元时，我猜想他会非常恼火。不管哪一种情况，对你们在那里的人来说都是坏消息。他是一个好人，对吗？”

“最好的，意志坚强。”

“那就把他从那里弄出来吧，史蒂夫。要快。”

“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尔。谢谢你们的内部消息。很遗憾，这曾经是一项很好的行动。”

“是最好的，在开展期间。”

斯图尔特挂上了电话。莱恩上楼去找局长柯林爵士，一小时之内，他们就作出了决定。

一月十五日上午早饭时分，在沙特阿拉伯，每一名空军官兵，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沙特的和科威特的，都知道他们要去打仗了。他们知道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没能阻止战争。当天，所有的空军部队全都进入了预战状态。

空袭的指挥系统分部在利雅得的三个地点。

在利雅得郊外空军基地外围有一大丛装着空调的帐篷，因为帆布通体呈绿色，所以这些帐篷被称为谷仓。在这里，几个星期以来汇入的航拍情报照片进行第一道筛选过滤。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照片流入。

谷仓的产品——侦察机交来的最重要的航拍照片合成的图片情报——被送往前方一英里处的沙特皇家空军司令部，在那里，一块很大的办公场所交给了空军总部使用。

沙特皇家空军司令部，是混凝土和玻璃为主要材料，长达一百五十米的巨大楼房，地下室与上面楼层一样长。空军总部就是在这座大楼的第一层地下室里。

尽管地下室很宽敞，但还是不够用，于是停车场里也搭起了一排排绿色的帐篷和活动房。图片的进一步译解工作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在地下室里，最重要的部门是联合图像制作中心，那是一个个互相连接的小房间，也就是“黑洞”。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来自美英陆海空三军各种军衔的二百五十名军事分析员在那里工作。

多国部队的空军司令是查尔斯・霍纳将军，但因为他经常要到一英里之外的沙特国防部，所以日常工作由他的副手巴斯特・格洛森将军负责。

黑洞里的空袭计划员们参考，查阅每天甚至是每小时送来的基本目标图表，这份图表里列着伊拉克境内所有要受到打击的目标。由此他们制订出海湾战区的每一支空军部队、每一位中队情报官、作战计划参谋和机组人员的每天行动方案，也就是空袭任务命令。

每一天的空袭任务命令书是一份十分详尽的文件，打印出来有一百多页。执行这些命令需要三天时间作准备。

首先是按比例分配，即确定一天之内在伊拉克可打击的目标类型占的百分比，并确定适合这种打击任务的可用飞机。

第二天是分派，即把伊拉克目标的百分比转换成具体数量和地点。

第三天是分配任务，即决定“谁去执行什么任务”。举例来说，这项任务交给英国的狂风；这项交给美国的战鹰；这项交给海军的雄猫；这项交给幻影；这项交给B-52同温层堡垒。

到这时候，每个中队和联队才能得到第二天任务的清单。余下的工作由他们自己去完成——找到目标，制订航线，建立与空中加油机的联络，计划打击方位，计算第二目标（如果第一目标没找到）以及制订返航航线。

许多中队在一天之内有很多指定的目标。中队指挥官要挑选其手下的飞行人员，还要选择长机和僚机。负责武器的军官（唐・沃克就是其中一员）要挑选军械：“铁炸弹”或“哑炸弹”——这些都是非制导炸弹，或激光制导炸弹，激光制导火箭等等。

离老机场路一英里处是第三个指挥地点——沙特国防部。国防部占地面积很大，五座互相连接的、闪着水泥白光的主楼有七层高，刻有凹槽的圆柱一直通到四楼。

在四楼，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有一个漂亮的套房，但他差不多还没去过，因为他一直睡在第二层地下室的一张行军床上。那里紧靠着他的办公室。

国防部大楼全长四百米，高一百英尺。那么大的楼房在海湾战争期间可谓派上了用场——利雅得可以用它来接纳众多突然来到的外国客人。

地下两层与上面的楼层一样长。在四百米长的地下室里，多国部队总司令部占了二百米。在整个战争期间，上将就是在这里举行各种秘密会议，在这里审视着巨大的地图，由作战参谋们向他报告做了什么，漏了什么，出现了什么，还有什么变动了，以及伊拉克的反应和布置是什么。

一月的那一天，在隔离了热烘烘太阳的室内，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少校站在墙上那幅作战地图前，图上标着伊拉克境内七百个目标（其中第一批二百四十个，其余为第二批），说：“嗯，就这些。”

但是并不仅仅是这些。多国部队的计划参谋们不知道，由人工巧妙地制作出来的伪装工事，欺骗了所有的人造卫星和技术装备。

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的几百个掩体内，蹲伏在伪装网下的伊军坦克因为它们的金属壳体被空中的雷达分辨出来，从而已被多国部队选定为打击目标。但这些坦克大都是用假钢板、胶合板和马口铁皮做成的，里面的废油桶会对金属感应器作出反应。几十辆老旧的卡车挂车现在已被装上了伪造的飞毛腿导弹发射管。这些流动的“发射车”全都会被多国部队炸得四分五裂。

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七十个大目标没被发现，因为它们全都深埋在地下，并被别出心裁地伪装成其他东西。只是在后来，盟军的作战参谋发现伊拉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重新编组了几个已被摧毁的作战师，才觉得事情不对头；只是在后来，联合国的检查组才发现一座又一座工厂和一批又一批装备逃过了空袭，并由此认为在地下还掩藏着更多东西。

但在一九九〇年的那一天，没人知道这些事。从西边的塔布克到东边的巴林，并进一步到南方极为秘密的哈米斯-穆沙伊特执行飞行任务的多国部队官兵，只知道在四十小时之内他们即将投入战斗，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将不会返回。

在布置任务之前的最后一天，他们大多数人开始给家里写信。有些人咬着笔头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另有些人想起了妻子和孩子，边写信边哭了起来。这些操纵几十吨致命金属的手，在努力地书写着他们的感受。情人们试图表达本来应该在耳鬓厮磨时说出来的悄悄话；父亲关照儿子万一发生不幸要照顾好母亲。

在阿尔卡兹，唐・沃克上尉与美国空军第336战术战斗机中队的所有其他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一起，听取了联队长简单扼要的讲话。这时候是上午九点差几分，沙漠上空的太阳已经火辣辣了。

当官兵们鱼贯走出大帐篷时，他们之间没有了往日的玩笑，大家都各自陷入了沉思之中。其实，他们的沉思基本上是类同的：避免战争的最后努力已经作出了，也已经失败了；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穿梭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间，他们表态过，声明过，敦促过，吓唬过，恳求过，威胁过，哄骗过，为的是想避免战争，但已经失败了。

沃克注视着中队长史蒂夫・特纳步履沉重地走向自己的帐篷，去给北卡罗来纳州家乡的贝蒂写他认为也许是他最后的一封信。

这位年轻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人抬头看了看淡蓝色的苍穹，自他还是特尔萨的一个小男孩时，他就一直向往能够翱翔蓝天，但现在他三十岁这一年，也许会在那里死去。他走向基地的边沿，与其他人一样，此刻他也想独自待一会儿。

阿尔卡兹的这个基地没有篱笆，只有黄褐色的沙子、页岩和沙砾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沃克经过了排列在混凝土上的一个个贝壳形机库。机械师们正在那里摆弄战机的军械，地勤组长们在机长中间走来走去，与他们协商和检查，以确保当他们的每一架战机最终投入战斗时，它们能与操纵者配合默契。

沃克在机群中发现了他自己的那架战鹰，与每次从远处打量这架F-15E一样，他对它那静静的威胁气氛感到敬畏。在一群穿着连体工作服的、在它那硕大的机身上爬来爬去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它静悄悄地蹲伏着，没有表露出任何爱恨或喜怒的情绪，在耐心地等待着最后承担多年前在制图板上为它设计的任务——把火焰和死亡抛向目标。沃克妒嫉他的战鹰，尽管它结构复杂，但它没有感情，它永远不会感到害怕。

他转身离开这些用帐篷搭成的机库，踏着平坦的页岩向远处走去，由于带着棒球帽和飞行目镜，他几乎感觉不到阳光的厉害。

他已经为自己的国家飞了八年，他喜爱驾机飞行。但他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也许会死在战场上。一方面，每一名作战飞行员都想去与敌人真刀真枪地较量，检验自己的技术、胆量、战机的性能；但他们同时又觉得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永远不会真的去杀死别人的儿子，或者被他们杀死。

那天上午，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最终明白这一天真的就要来到了：这么多年的学习和训练，最终都导向这个日子和这个地方；四小时之后，他将驾驶他的战鹰再次飞向空中，而这一次他也许不能回来了。

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想到了家。作为家里的独子和一名单身汉，他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他追忆起童年时在特尔萨度过的时光，他和双亲一起在屋后的院子里做过的事，还有他第一次得到棒球手套的那天，他逼着父亲向他击球直至太阳下山。

他的思绪飘回到他离家上大学前，他与父母一起度过的假期，以及后来他在空军部队里度过的时光。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十二岁那年夏天，父亲带他去阿拉斯加钓鱼。

那时候雷・沃克差不多要比现在年轻二十岁，身体更精干，更结实，比儿子强劲得多。他们与其他度假者一起租了一条小舟，带上导游就出发了。他们驶过了冰川湾冰冷刺骨的水面，看到黑熊在山坡上采集浆果，海豹在八月份的最后一批浮冰上晒太阳，还有太阳从朱诺后面的门登霍尔冰川上升起。他们一起把两条重达七十五磅的大鱼拖出了哈利布特洞，还从西特卡航道边上捕获了深海大马哈鱼。

现在，他行走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被太阳烤得发烫的沙漠之中，止不住泪水唰唰地流了下来，他没有去擦，任凭它们在太阳下干燥。如果他死了，那么他就永远无法结婚生孩子了。有两次他差不多就要求婚了：一次是大学里的一位姑娘，但那时候他很年轻也很糊涂；第二次是他在麦考内尔基地附近遇到的一位更为成熟的姑娘，但她解释说她决不会嫁给一名喷气机飞行员。

现在他非常想有自己的孩子，他想在下班回家时有妻子等着他；他想有一个女儿，他可以坐在床边给她讲故事，让她进入甜美的梦乡；有一个儿子，他可以讲授如何去接住旋转着飞过来的橄榄球，如何打棒球和垒球以及如何去远足和钓鱼，就像他父亲曾经教过他那样。此外，他还想回到特尔萨去再次拥抱他的母亲。她曾经没完没了地为他担心过，还故意装作不再操心……

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最后回到了基地，走进合住的一顶帐篷里，坐在一张折叠桌旁，开始搜索枯肠想给家里写封信。他平常就写不好信，想不出什么词句。他通常是描写最近中队里发生的事，写他的战友们以及天气状况。但这次不同了。

他给双亲写了两张纸，想解释心中的想法，但又觉得难以表达。

他告诉他们这天上午宣布的消息，以及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他请他们不要为他担忧。他曾经接受过世界上最好的训练，他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里飞过最先进的战机。

他在信中说，自己一直是父母的烦恼，他为此感到内疚，他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为他做的一切，从他们把他生下来为他换尿布起，到他们参加将军为他授勋的仪式。

过四十个小时，他就要再次驾驶战鹰从跑道上起飞，但这次任务不同了。这一次，也是第一次，他将去杀人，而对手也将试图杀死他。

他见不到敌人的面，也感受不到他们的恐惧，就像他们也不知道他。因为现代化战争就是这样的。但如果敌人胜了而他失败了，那么他想让双亲知道，他是多么爱他们。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好儿子。

写完信后，他封上了信封。在沙特阿拉伯广阔的国土上，许多其他信件也在那天封上了。然后军邮部门将把它们带走，投寄到特伦顿、特尔萨、伦敦、鲁昂、罗马，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和乡村。

那天夜晚，麦克・马丁收到了管理员从利雅得发来的压缩电报。当他在录音机中播放时，他听出来是西蒙・巴克斯曼在说话。信息的内容不多，但很清楚，说到了点子上——在上次情报中，耶利哥搞错了，完全彻底错了。每项科学核查都证明他不可能是对的。

耶利哥要么是故意说谎，要么是不经意搞错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他肯定已经变质了，受到了金钱的诱惑，或者已经叛变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肯定会愤愤不平，因为中情局已经拒绝再付任何酬金给他。

那样的话，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相信在耶利哥的配合下，整个行动已经暴露给伊拉克的反间局了，现在已经落入“你的朋友哈桑・拉曼尼”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落到这一地步——耶利哥为报复可以给拉曼尼写一封匿名信。

所有六只死信箱现在应该假定已经暴露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去接近。马丁应该准备一有机会就逃离伊拉克，也许可以趁二十四小时内会出现的混乱逃走。

下半夜马丁一直在思考着这事。对于西方不相信耶利哥，他并不感到惊奇。酬金断了对那个雇佣兵是一个打击。那人只是把萨达姆在一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报告过来了。所以是萨达姆说谎——这也并不新奇。耶利哥能做什么呢？不理会它吗？难道因为那人厚着脸皮想挣一百万美元，所以写了那份报告？

此外，巴克斯曼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四天，也许五天之内，耶利哥会去查询账户并会发现账款没有增加。他会发怒，会怀恨在心。如果他自己没有暴露，没有落到折磨者奥马尔・卡蒂布的手里，他也许会写匿名信告发。

然而如果耶利哥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他也太蠢了。如果马丁被抓并且招供——他不知道自己落到卡蒂布及其手下的刑讯员手中后能忍耐多大的痛苦——那么他会指向耶利哥，不管这个耶利哥是什么人。

但人们还是经常干蠢事。巴克斯曼是对的，那些邮筒也许已处在监控之下。

至于逃离巴格达，那种事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据市场上传闻，出城的路上布满了秘密警察和宪兵的巡逻队，正在抓逃兵或逃避兵役的人。他那封苏联外交官库利科夫签发的信件，只能保护他在巴格达当一名花匠，很难向巡逻队检查点解释得通他去西边的沙漠（那里掩埋着他的摩托车）干什么。

权衡之后，他决定在苏联人的院子里再待上一段时间。那儿很可能是巴格达市内最安全的地方。

第十五章  空袭巴格达

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最后期限于一月十五日半夜届满了。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和阿拉伯湾的成千上万个房间里，棚屋里，帐篷里和舱室里，人们注视着手表，然后互相注视着。这时候没有什么话可说。

沙特国防部大楼的第二层地下室，在那些银行金库一样结实的钢门后面，有一种突然变得平淡无奇的感觉。做了那么多工作，订了那么多计划之后，两个小时以内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现在该是那些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们已经领到了任务，就要掠过将军们的头顶到黑暗的夜空中去执行这些任务。

凌晨两点十五分，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走进了作战室。大家都站在那里。他向部队大声念出一份电文，像是牧师在做祷告，然后总司令说：“好吧，开始行动。”

在远方的沙漠里，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第一批越过边境的不是固定翼作战飞机，而是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的八架阿帕奇直升机。它们的任务是有限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边境的北边，但还不到巴格达，有两个大型的伊拉克雷达基地，其天线覆盖着从东边海湾到西边沙漠的整个天空。

之所以选择直升机，有两个原因。尽管与超音速喷气战斗机相比，它们航速较慢，但它们可以贴着沙漠飞行，从而避开雷达的探测，无人察觉地接近那两个基地；司令员要求用肉眼确认基地确实已被炸毁，而且要从近距离确认。只有直升机可以执行这项任务。如果那些雷达留下来运转，许多人将因此而送命。

阿帕奇们完美地执行了任务。当它们开火时，它们尚未被发觉。所有的机组人员都佩戴着夜视头盔，看上去好像他们的脸部突出来一副粗短的望远镜。这些头盔使飞行员有足够的夜视能力，在裸眼所看不清的漆黑之中，他们能够看清一切物体，好像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之下。

它们首先摧毁了为雷达供应电源的发电机，接着击中了可向内陆深处的导弹基地报告信息的通讯设施，最后，它们炸飞了雷达天线。

在不到两分钟时间内，它们发射了二十七枚地狱火激光导弹、一百枚70毫米火箭和四千发重型机炮炮弹。两个雷达基地顿时成了火海。

这次奇袭在伊拉克的防空系统中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那天夜晚的其他空袭都是穿过这个缺口去进行的。

见过查尔斯・霍纳将军空战计划的人，后来夸赞说这很可能是制订得最完美的计划。它有外科手术般的循序渐进的准确性，并留有充分的机动性，以应付需作调整的任何紧急事态。

第一阶段的目标非常清楚，并由此导入其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摧毁伊拉克防空系统，并把盟军开始的空中优势转化为制空权。为在三十五天空袭期限内使其他三个阶段获得成功，盟军的战机必须不受阻碍地取得伊拉克领空的绝对控制权。

在伊拉克防空系统中，关键是雷达。现代化战争中，雷达是一种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工具。

雷达能测到来犯的敌机，能引导战斗机去拦截，能引导防空导弹，还能使各种火炮瞄准对方的目标。

摧毁雷达使敌人成了瞎子，如同拳击场上没有眼睛的重量级拳击手。他也许仍然个子高大、力大无比，他也许还可以击出重拳，但他的对手在周围跳来跳去，向这个倒霉的巨人频频发动袭击，最终把他打倒在地。

现在伊拉克前方的雷达覆盖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于是狂风、战鹰、F-111土豚和F-4G野鼬鼠纷纷飞进豁口，飞向内陆深处的雷达站，飞往由这些雷达制导的导弹发射基地，瞄准伊拉克将军们坐镇指挥的军事指挥中心，炸毁伊军将领们与前线部队通话的通信中心。

停泊在阿拉伯湾的“威斯康星”号和“密苏里”号战列舰，以及“圣雅辛托”号巡洋舰，在那天夜晚发射了五十二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些战斧巡航导弹用计算机记忆库和电视摄像头组合进行自身导航，进入空中之后，按预定的航线转向它们要去的地方。到了目的地上空时，它们会“看见”目标，并与自己的记忆相比较，辨认出要打击的建筑物，然后钻进去。

野鼬鼠是幻影的一种翻版，但专长于摧毁雷达。它能够携带哈姆（HARM），即高速反辐射导弹。当一只雷达天线打开或“发亮”时，会发射出包括远红外波在内的各种电磁波，这是不可避免的。哈姆的任务是用感应器去找到那些电波，并直接打向雷达的心脏，把它炸掉。

那天夜晚溜进北方天空中的最怪异的战机，也许要算鬼怪战斗机F-ll7A了。这种飞机全身黑色，机身上有许多棱角，可以反射大部分雷达波，并把其余的吸入自身。鬼怪战斗机不把敌方的雷达波返回给接收器，所以敌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在那天夜晚，美国的这种F-ll7A隐形战斗机未经察觉地穿过伊拉克的雷达屏幕，把两千磅激光制导炸弹准确无误地投向了伊拉克全国防空系统的三十四个目标。这些目标中有十三个分布在巴格达市内和郊区。

当炸弹砸下来时，伊拉克人盲目地向空中开火，但因为看不见目标，所以没有打中。

这些F-ll7A鬼怪战斗机是从沙特阿拉伯南方哈米斯-穆沙伊特的秘密基地起飞的，在此之前，它们从同样秘密的内华达州托诺帕基地飞过来。哈米斯-穆沙伊特基地建在荒无人烟的野外。不够幸运的其他美国空军部队不得不住在帐篷里，而鬼怪战斗机飞行员有配着空调的居住区。基地还有一些山洞停放飞机，这就是为什么把造价昂贵的鬼怪藏在那里的原因。

鬼怪能飞得很远，所以它们的任务都是最长距离的奔袭。从起飞到降落，它们可以全速飞行六小时。它们可以不经察觉地穿越世界上某些防空系统最严密的地区（包括巴格达）。在那天夜晚以及整个海湾战争期间，没有一架鬼怪被对方击中。

完成空袭任务后，它们就溜走了，像鳗鱼巡游在平静的海里一样，回到了哈米斯-穆沙伊特。

那天夜晚最危险的工作交给了英国的狂风战斗机。那天以及接下来的一星期，它们要用自身携带的重型JP-233反跑道集束炸弹去破坏机场，直到全部破坏完毕。

它们面临的问题有两重。伊拉克人把他们的机场造得非常巨大。塔里尔机场是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四倍，有十六条跑道和滑行道，全都可以用于飞机的起飞和降落。要把它们全部炸毁简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是高度和速度问题。JP-233炸弹只能在狂风稳定直飞与平飞状态下方可投掷。投弹之后，狂风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从目标上空飞过。尽管对方的雷达已被炸瘫，但高炮还没有；狂风接近时，伊军的A三角防空高射炮会向它们发射一浪又一浪的炮火，因此飞行员把这种任务称为“穿越熔化钢管的飞行”。

美国人已经放弃了对JP-233炸弹的试验，认为它们是飞行员的杀手。他们是对的。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仍坚持着，结果一直在损失飞机和机组人员，直至后来取消该命令去执行其他任务。

那天夜晚升空的不仅仅是战斗轰炸机，在它们背后还有一系列特殊的后备力量。

制空战斗机飞行在轰炸机上空为它们作掩护。那天夜晚有几架伊拉克战斗机起飞了，但伊军地面控制员向飞行员下达的指令，被美国空军的掠夺者和海军同类型的徘徊者所干扰。已升空的伊拉克飞行员没能得到口头指示和雷达引导，大多数还算比较聪明地返回了基地。

在边境南方上空盘旋着六十架加油机：美国的KC-135和KC-10，美国海军的KA-6D，以及英国的胜利者和VC-10。它们的工作是接待从沙特阿拉伯飞过来的作战飞机，为它们添加执行任务所需的燃油，然后在它们回程时再为它们加油。这听起来也许像是例行事务，但在漆黑的夜空中实际进行这种操作还是很有难度，一名飞行员描述是在“努力把面条从背后塞进一只野猫的嘴里”。

已在海湾驻扎了五个月的美国海军E-2鹰眼和美国空军的E-3哨兵阿瓦克斯，也在海湾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它们的机载雷达时刻保持着密切的注视，分辨出天空中每一架友机和敌机，及时地发出各种预报，并做出引导。

至黎明时，伊拉克的雷达大多数已经被炸得粉身碎骨，导弹基地已经成了瞎子，主要指挥中心已经成了废墟。要彻底完成这项任务还需要四天四夜，但空中优势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后还将攻击发电厂，通信塔，电话交换局，中继站，飞机掩蔽所，控制塔，以及所有已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储存设施。

再往后，还要把布置在科威特南方和西南方的伊拉克陆军的战斗力，削减到其现有能力的百分之五十以下，这是盟军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坚持的，在发动地面战之前必须保证的一个条件。

两个当时尚不知道的因素后来将改变战争的进程。其中一个是，伊拉克决定接二连三地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另一个因素则完全是第336战术战斗机中队的唐・沃克上尉受到挫折而触发的。

巴格达经历了一夜惊天动地的爆炸后，迎来了一月十七日的黎明。

普通老百姓自凌晨三点钟起就没有合过眼，天色破晓后，有些市民大着胆子好奇地去察看市内二十处被炸成废墟的地点。头天晚上幸免于难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因为他们是平头百姓，所以不可能知道，这二十处冒烟的废墟早已被仔细地选中，并受到准确的打击，老百姓是没有挨炸的危险的。

但真正感到恐惧的是统治集团。萨达姆・侯赛因已经离开总统府躲到位于拉希德宾馆后面那个特别的多层钢筋水泥地堡中去了。拉希德宾馆仍住满了西方人，主要是新闻媒体。

这个地下堡垒是好几年前用推土机建在一个巨大的坑洞之内的，主要采用瑞典技术。它的安全措施非常复杂，实际上是一个箱子中的箱子，在内箱的底下和四周是强力弹簧，可以保护居住者免受原子弹的袭击；威力强大、横扫地面建筑的冲击波经过这层强力弹簧后，就减低为地下的轻微震动了。

堡垒的主体建在拉希德宾馆的下面，出入时须通过宾馆后面一块空地里的一个液压操纵斜坡。这样安排是故意的，因为拉希德宾馆是西方人在巴格达的一个特定的下榻地点，不管敌人是谁，如果想用钻地炸弹打击地堡的话，非得先把拉希德炸塌不可。

热依斯周围的马屁精们也许已经努力过了，但是感到很难对夜间的灾难进行润色。慢慢地，大祸临头的感觉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他们原先都指望，多国部队会对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那就会导致住宅区被炸平，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被炸死。这种大屠杀场面会被记者看到，会被新闻媒体拍下，放给屠夫国内的人民大众观看。由此会掀起一股全球性的反对布什总统和美国的浪潮，迫使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届时中国和苏联会对进一步的大屠杀进行否决。

到中午时，伊拉克人已很清楚那些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狗的儿子一点也不客气。伊拉克将军们能看出来，炸弹大致上都落到了被瞄准的地方。由于巴格达市内的主要军事设施都建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区里，要避免平民大量伤亡应该是不可能的。然而对市内二十处被炸成废墟的指挥中心、导弹发射场、雷达基地和通信中心视察时发现，那些未被列为目标的楼房都幸存下来了，只不过玻璃窗被震碎了。

但伊拉克当局的需要必须得到某种满足，也就是，要捏造平民伤亡的统计数字和击落美国飞机的报告。因为受宣传机构的多年愚弄，大多数伊拉克人在短时间内相信了这些第一批报道。

负责防空的伊军将领们更清楚真相。到中午时他们已经明白，他们的雷达警告能力几乎丧失殆尽，他们的萨姆地对空导弹成了瞎子，与前线部队的通讯全部被切断了。更有甚者，幸免于难的雷达操作员一口咬定前来搞破坏的轰炸机根本没在他们的荧屏上出现过。说谎者当场遭到了逮捕。

确实也有一些平民伤亡。至少有两枚战斧巡航导弹在尾翼遭到A三角炮火（不是萨姆）损坏后偏离了目标。其中一枚击毁了两座房子，炸飞了一座清真寺的屋顶。那天下午记者们被领去察看了这个令人发指的暴行现场。

另一枚落到了一块废弃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黄昏前在坑底发现了一具女尸，死于身上所遭受的强烈打击。

整个白天轰炸一直在进行着，所以救护人员只能匆忙地把那具女尸用毯子一裹送往附近医院的停尸所，把它留在了那里。那家医院正好靠近已被炸毁的一个主要的空军指挥中心，医院的病房里住满了在空袭中负伤的军人。几十具尸体被送进了同一间停尸所，都是被炸弹炸死的。那具女尸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那位法医忙得焦头烂额，一边工作一边咒骂着。他工作的重点是验明身份和确定死因，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细致的检查。市内炸弹爆炸声此起彼伏，防空炮火的爆裂声一刻也没停止过。他毫不怀疑晚上和夜间还会给他送来更多的尸体。

使这位病理学家感到奇怪的是，除了那个女人，其他送过来的尸体全是军人。她看上去三十岁左右，曾经长得很秀丽。混在她脸上血迹里的水泥碎屑与她被发现的现场相吻合，由此推导出，当她想跑开时导弹落到空地上爆炸导致她死亡，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尸体被这样标上了死因，然后被包起来准备埋葬。

在尸体旁边还发现了她的手袋，里面盛放着化妆粉盒、口红和她的身份证。忙得满头大汗的病理学大夫确认，这个名叫莱拉・阿尔希拉的女人肯定是被炸死的，之后就把她带出去匆匆掩埋了。

一月十七日那天，假如法医有时间进行一次仔细的尸体解剖，他就会发现，那个妇女在被殴打致死前曾遭受过多次野蛮的强奸，几个小时后才被扔进弹坑里。

伊军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将军已经在两天前搬出了国防部大楼豪华的办公室。留在那里会被美国炸弹炸成肉泥，而且他确信国防部会在空袭的开始几天内被炸毁。他是对的。

他已经在他的别墅里安顿下来了。虽然这栋别墅相当富丽堂皇，但很隐蔽，不可能列入美国人要打击的目标。这一点他也是对的。

别墅里早就已经布置了一间通信室，通信参谋和技术人员现在正从部里赶过来。他与驻扎在巴格达周围的各装甲部队指挥部之间的通信，全部通过埋设在地下的光缆进行，这也是轰炸机所无能为力的。

只有布置在远方的部队和在科威特的部队才必须用无线电进行联络，这就有遭到截听的危险。

那天晚上当夜幕降临之后，他的问题不是如何与他的装甲部队联系或者向他们下达什么命令。装甲部队不会参加空战，他们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把他们的坦克分散到一排排的假坦克中，或者埋进地下掩体里，并且等待着。

他的问题，确切地说，是他的个人安全，而且他害怕的不是美国人。

两天之前的半夜里，他因尿急而起床，睡眼惺忪，磕磕绊绊地走向洗手间。找到门后，他把身体倚上去猛地一推。他那二百磅的体重一下子把门里面插着的插销与螺丝分离开来，门“轰”的一声推开了。

尽管他睡眼惺忪，但如果没有狐狸般的狡诈，阿卜杜拉・卡迪里不可能由提克里特小街小巷里的一个小人物当上伊拉克装甲兵司令，不可能爬上复兴党高位，也不可能在革命指挥委员会内备受信任。

他静静地凝视着他的情人。她披着一件睡袍坐在抽水马桶上，信纸垫在一只餐巾纸盒上，她的嘴因为惊恐而张成了一个圆圆的O形，铅笔仍举在半空中。然后他把她拖起来，一拳打在了她的下颚上。

当她脸上被浇了一桶冷水苏醒过来时，他已经看完了她在准备的那份报告，并把克马尔从院子对面的住所里召来了。克马尔把这个妓女带到了地下室里。

卡迪里把她那份差不多快要写完的报告读了又读。假如报告的内容是涉及他的个人习惯和爱好，作为以后要敲诈的把柄，那他就会把报告撕掉，把她杀掉就完事了。这种敲诈无法得逞。他知道热依斯的某些随从个人品质比他更为卑鄙，他也知道热依斯对此并不介意。

但现在的情况比那糟糕多了。显然他谈起过政府和军队内部发生的事情。很明显，她在当间谍。他需要知道她已经干了多久，已经传出了什么情报，但最重要的是，她在为谁工作。

获得主人允许之后，克马尔先是满足了自己渴望已久的乐趣。当他结束审讯后，没有一个男人还会对那个女人露出淫欲的目光。审讯进行了七个小时。然后卡迪里知道克马尔已经获得了一切——至少是那个高级妓女知道的一切。

此后，克马尔继续享受着自己的娱乐，直至她死去。

卡迪里确信，她不知道招聘她，操纵她，从他口中套取情报的幕后人物的真实身份，但根据推测只能是哈桑・拉曼尼。

根据描述，那人在圣约瑟夫教堂忏悔室里用金钱换情报，表明那人是个职业人员，而拉曼尼正是精于此道的。

卡迪里对自己受到监视并没有感到忧虑。热依斯周围的人都在受到监视；确实，他们是在互相监视。热依斯的规则很简单也很清楚。每一位高级官员都被三名同等级的人监视和汇报。任何人一旦被告发有谋反企图，这人马上就毁了。因此，阴谋很少能形成气候。渗入到阴谋分子中的一个人告密，阴谋就会传到热依斯的耳朵里。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热依斯的随从有时候会受到考验，看看他的反应如何。比如一个同事会按吩咐把他的朋友拉到一边鼓动谋反。

如果那朋友同意，那么他就完了。如果他没去告发鼓动者，那么他也完蛋了。所以，这种建议有可能是一个考验，如果信以为真就会大祸临头。这样，每个人都要报告其他人的动态。

但这件事不同。拉曼尼是反间局头子，是他自己主动这么搞吗？如是的话，为什么呢？是热依斯本人同意搞这项行动吗？如是的话，为什么呢？

他说过什么话呢？考虑欠周的话当然说过，但有没有叛逆性的话？

尸体留在了地下室里，后来炸弹扔下来，克马尔在一块废弃地上发现了一个弹坑，于是就把尸体扔了进去。将军坚持要把那只手袋也一并放在旁边，让拉曼尼那个狗杂种知道他手下的鼻涕虫发生了什么。

半夜过后，阿卜杜拉・卡迪里将军独自一人，大汗淋漓。他在自己的第十杯酒中加了几滴水。如果这是拉曼尼一个人搞的鬼，他会去结果了那个狗杂种。但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受到热依斯的怀疑？以后他必须小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不能再继续深夜进城了。不管怎么说，随着空袭的开始，那些事情是该结束了。

西蒙・巴克斯曼飞回了伦敦。留在利雅得已经没有意义了。耶利哥已被美国人一脚踢开，尽管巴格达的这个未曾谋面的叛徒现在还不知情。麦克・马丁蜗居在住宅里，等待时机逃往沙漠，找安全路线越过国境。

以后，巴克斯曼会把手贴在胸口上发誓说，十八日晚上与特里・马丁的相遇纯属碰巧。他知道马丁博士住在贝斯沃特，与他一样，但那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有许多商店。

由于妻子去服侍卧病在床的母亲了，且他回来也没事先通知，因此当他回家时，发现家里是铁将军把门，而且冰箱里空空如也，于是他去了位于西伯格罗夫一家开得很晚的超市购物。

当他转过摆放着意大利通心面和宠物食品的角落时，特里・马丁的购物小推车差一点撞上他的小车。两个人都吃了一惊。

“我可否认识一下你？”马丁带着一种窘迫的微笑问道。

这时候廊道里没有其他人。

“当然可以。”巴克斯曼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在为晚餐采购食物。”

他们一起买完食品，并商定去隔壁的一家印度餐馆就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回家烧菜。马丁的室友希拉里好像也不在家。

巴克斯曼当然不应该这么做。就算特里・马丁的哥哥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正是他们把他派了进去，他也不应该为这个于心有愧；他不应该为这位学者真诚地相信他的兄长正平安地留在沙特阿拉伯而感到于心不安。搞情报工作是不能担忧这种事情的，但是他担忧了。

还有另一个忧虑。史蒂夫・莱恩是世纪大厦他的上司，但莱恩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他的中东背景是在埃及和约旦。但巴克斯曼熟悉伊拉克，精通阿拉伯语。他的水平与马丁当然不同，马丁是非常突出的。巴克斯曼当上伊拉克科科长之前访问过伊拉克，伊拉克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素质和才能，使他产生了真诚的尊敬。大多数英国科技院校也公开宣称，伊拉克毕业生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佼佼者。

自从上司告诉他耶利哥最后的报告是一派胡言之后，他一直心神不定，因为尽管难以置信，他担心伊拉克也许确实已经走在了西方科学家所了解的进度的前面。

他一直等到两份印度菜肴端上桌子，才作出了决定。

“特里，”他说，“我想做一件事，但如果这事泄露出去，那我在情报局的生涯就完蛋了。”

马丁吃了一惊。

“听起来很吓人。怎么回事？”

“因为我得到过警告，要离你远一点。”

学术家正要把芒果调味品舀入自己的盘子，他停下来。

“是不是我这个人今后靠不住了？是史蒂夫・莱恩把我拖进这件事情的。”

“倒不是那个原因。上面的观点是——你担心太多了。”

巴克斯曼不想使用莱恩的词语——大惊小怪。

“也许我是这样，因为我受过训练。搞学术的人不喜欢没有答案的谜团，我们会一直挂在心头，直至难题有了头绪，出现了意义。是不是截听到的那条短语？”

“是的，还有其他事情。”

巴克斯曼点的是鸡肉。马丁喜欢辣一点的菜，因为他习惯东方菜肴，喝的是热红茶，而不是冰镇啤酒，那会使他肚子不舒服。他朝巴克斯曼眨了眨眼睛。

“好吧，那么这次是什么大事呢？”

“你能否保证这话不会传出去？”

“当然了。”

“又截听到了一段话。”

巴克斯曼不想透露耶利哥的存在。知道伊拉克内鬼的，仍然是屈指可数的那几个人，而且以后也不想扩大。

“我能不能听听磁带？”

“不行，已经封存起来了。不要去找西恩・普鲁默，他肯定会否认的，而且那样一来会暴露你的消息来源。”

马丁又喝了几口茶以冲淡火辣辣的咖喱。

“那么，截听到的内容是什么？”

巴克斯曼告诉了他。马丁放下叉子并抹了一下脸。在姜黄色头发的衬托下，他的脸呈现出明亮的淡红色。

“在任何情况下，这会不会是真的？”巴克斯曼问。

“我不知道。我不是物理学家。高官们已经否定了？”

“彻底否定了。核科学家们都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所以萨达姆在说谎。”

私下里，马丁认为这是一次奇怪的无线电截听，听起来更像是来自核心会议的情报。

“萨达姆一直在说谎，”马丁说，“但通常是在公开场合。这次是对他自己的核心内层的亲信？我弄不明白。难道是临战时为他们打气？”

“当局就是那么认为的。”巴克斯曼说。

“有没有通知多国部队将领们？”

“没有。原因是，他们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没必要以纯属垃圾的情报去打扰他们。”

“那么你想要我做什么呢，西蒙？”

“萨达姆到底想干什么，现在没人能猜得出来。在西方人看来，他做的事根本没有意义。他是不是已经疯了，还是像狐狸一样狡猾？”

“在他的世界中，是后者。在他的世界中，他的所作所为是有道理的。针对我们的恐怖行动，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不道德，反而是有意义的。只有当他在巴格达以那些可怕的公关手法试图进入我们的世界时，他才像一个十足的傻瓜。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不是傻瓜。他能活到今天，仍在掌权，还能使伊拉克团结一致。他的敌人失败了，腐烂了。”

“特里，我们坐在这里，可他的国家正被碾得粉碎。”

“这没有关系，西蒙。”

“可他为什么要说那几句话。”

“当局是怎么认为的？”

“认为他说谎了。”

“不！”马丁说，“他在公众场合说谎。但对于他的核心内层，他用不着说谎。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他的人呀。要么这情报是捏造出来，萨达姆从来没说过这话；要么他说过，因为他相信这是真的。”

“那就是别人对他说谎了？”

“有可能。但当他明白真相之后，撒谎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还有一种可能，即截听到的情报是假的，是一份精心编制的假情报，故意让人截听。”

巴克斯曼不能把自己知道的底细说出来，他不能告诉马丁实际上这消息不是截听到的，它来自于耶利哥。耶利哥已为以色列工作了两年，又为英美工作了三个月，从来不曾搞错过。

“你心中有疑问，对不对？”马丁说。

“我想是的。”巴克斯曼承认道。

马丁叹了一口气。

“风中稻草，西蒙。截听到的那条短语；电话里那个人叫另一个人闭嘴，还骂他是婊子的儿子；萨达姆说的成功和即将成功那段话，现在又是这个。我们需要一条绳子。”

“绳子？”

“这些稻草只有被绳子扎起来以后才能成为一捆。他心中的想法应该还有其他的。不然的话，当局就是对的，他会使用已经拥有的毒气武器。”

“好的，我会去找绳子的。”

“那么我——”马丁说，“今天晚上没有见过你，我们也没有说过话。”

“谢谢你。”巴克斯曼说。

哈桑・拉曼尼是在事件发生后两天，即一月十九日才听说他的间谍莱拉死了。她没能在预定的时间露面，把卡迪里将军的情报递交过来。他担心发生最坏的结果，于是他去查阅了停尸所的记录。

曼苏尔的那家医院提供了证明，而且该尸体已与军事设施炸毁后的许多其他尸体一起，埋进了一个巨大的墓穴之中。

哈桑・拉曼尼不相信他的间谍是在那天半夜穿过一片空地时被一颗偏离目标的炸弹击中，如同他不相信鬼怪一样。巴格达上空唯一的鬼怪是他在西方军事期刊上读到过的美国隐形轰炸机，况且它们实际上不是鬼，而是合乎逻辑的设计创造出来的产物。莱拉・阿尔希拉之死亦是如此。

他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卡迪里发觉了她不符合身份的活动，制止了她。那意味着她死去之前肯定已经吐露了什么。

那意味着，对他来说，卡迪里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而又危险的敌人。更坏的是，他深入到统治集团核心的渠道已经关闭了。

假如他知道卡迪里正与他自己一样忧心忡忡，拉曼尼就会高兴了。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以后他必须极为小心。

空袭的第二天，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了第一批导弹。媒体立即宣称，是苏制飞毛腿B型导弹，这种说法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延续着。其实它们根本不是飞毛腿。

进攻的出发点并不傻。伊拉克清楚地知道，以色列绝对不接受公民大量伤亡。当第一批火箭载运的弹头落到特拉维夫的郊外时，以色列马上作出了反应，准备参战。这正是伊拉克所企盼的。

在五十个反伊盟国中有十七个是阿拉伯国家，如果说除了信仰伊斯兰教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与以色列为敌。伊拉克算计，如果能以打击以色列从而将她拖入战争，盟国中的阿拉伯国家会因此而退出。即使沙特阿拉伯君主，两个圣地的管理人卡利德国王，也会处于尴尬的境地。

起初火箭落到以色列后，人们担心弹头里也许装有毒气或细菌培养液。假如真的那样，以色列肯定按捺不住。但很快就证明，弹头里面是常规炸药。即便如此，轰炸在以色列国内造成的心理影响仍然是巨大的。

美国立即向耶路撒冷施加了大量压力，让以色列不要反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被告知说，盟国会处理这件事的。以色列实际上出动了一批F-15战斗轰炸机，但飞机还没飞出以色列领空即被召回。

真正的飞毛腿是一种笨拙的、老式过时的苏制导弹，伊拉克多年前曾买过九百枚。它的射程在三百公里以内，能携带一颗将近一千磅的弹头。它没有制导系统，而且以原先的形式，在全射程时，它会落入目标半英里范围内的任何地点。

对伊拉克来说，实际上买了它没有用处。在两伊战争中它打不到德黑兰，也打不到以色列，即使是从伊拉克最西部的边境上发射也不行。

在德国技术的帮助下，伊拉克人完成了奇妙的改装。他们把飞毛腿拆解开来，把三枚导弹装配成两枚新火箭。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这种新的胡赛恩火箭是一种七拼八凑的产品。

添加额外的燃料箱后，伊拉克人把这种火箭的射程增加到了三百二十公里，这样就能（而且确实）打到德黑兰和以色列。但有效载荷降到了一百六十磅。原先就差劲的制导能力，现在更糟糕了。其中两枚打向以色列的火箭，不但没有击中特拉维夫，而且错过整个以色列国，落入了邻国约旦。

但是作为一种恐怖武器，它差不多奏效了。尽管落到以色列国土上的所有胡赛恩火箭的有效载荷加起来，还不及美国打到伊拉克国土的一颗两千磅炸弹大，但它们把以色列国民搞得心惊肉跳。

美国以三种方式作出了响应。起飞整整一千架次的战机，击落来犯的火箭，以及打击更隐蔽的移动式火箭发射架。

几小时之内，一批美国爱国者导弹被运进了以色列，可以用来防御火箭，但主要是说服以色列不要卷入战争。

英国的特空团，以及后来的美国绿色贝雷帽部队进入伊拉克西部沙漠，以期找到那些移动式火箭发射架，然后要么用他们自己携带的米兰导弹摧毁它们，要么用无线电指挥空袭。

爱国者有“导弹克星”的美誉，但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这不是它的过错。制造厂商为爱国者设计的任务是拦截飞机，而不是火箭，而且它们是被匆忙地改装上这个新功能的。爱国者很少击中来犯弹头的原因从来未曾披露过。

事实上，伊拉克人改装飞毛腿成为胡赛恩的过程中，除了增加射程，还同时增加了飞行高度。新的火箭以抛物线飞行，先是进入内层空间，但在回落时开始发红发热，这是飞毛腿在设计时从来没有考虑到的。重返大气层后它就分裂了。所以落到以色列的不是整枚的火箭，而是一只下落的垃圾箱。

爱国者升上天空去拦截时，发现迎面而来的不是一块金属，而有十几块。于是微电脑告诉它按设定的程序去做——迎向最大的那一块。这通常是那只用完了的燃料箱，失去控制后正翻滚着跌落下来。尺码更小的弹头在分裂时脱离开，成了自由落体。许多弹头根本没有爆炸，以色列楼房所遭受的大多数损坏是撞击损坏。

如果说所谓的飞毛腿是心理恐怖的话，那么爱国者就是心理救星。但保持以色列不卷入战争这方面，这种心理疗法奏效了。

美国另一方面的反应是答应时机成熟时在以色列部署大规模改进的箭式火箭——后来在一九九四年安装了。

第三个反应是由以色列选择另外一百个目标，由多国部队去摧毁它们。以色列人的选择出来了——主要是那些伊拉克西部会影响到以色列的目标：公路、桥梁、机场以及其他朝西对准以色列的目标。全都与解放阿拉伯半岛另一边的科威特无关。

美国空军和英国空军去猎击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的战斗轰炸机，声称获得了难以计数的战绩。但中情局马上对此表示怀疑，这使得查克・霍纳中将和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大为光火。

战争结束两年之后，华盛顿公开承认，没有一台移动式飞毛腿发射架是被空袭摧毁的。这种说法至今仍让参加过空袭的飞行员很恼怒。事实是，飞行员们大都又一次被军事伪装工事所蒙骗了。

伊拉克的南部沙漠是台球桌一样的平原，而西部和西北部沙漠则多岩，多山，被成百上千条旱谷和溪谷撕裂。那就是麦克・马丁渗入到巴格达时坐车经过的地形。在发射反击火箭之前，伊拉克制造了几千个假的飞毛腿移动式发射架，跟真的发射架混在一起，藏在多山的地形之中。

迷惑对方的方法是，夜间把一条废钢管装上一辆破旧的平板卡车，在黎明时把钢管里的一桶油和废布片点上火。高空中，阿瓦克斯飞机的感应器检测到了这个热源，把它标为一台导弹发射架。战斗机飞到那里，投下炸弹，声称成功摧毁了目标。

英国特空团的小分队是不会被这种手法所愚弄的。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乘坐越野车和摩托车深入到伊拉克的西部沙漠，冒着白天炽热的阳光和黑夜刺骨的寒冷展开侦察。在二百米距离内，他们能看清哪些是真的移动式发射架，哪些是假的。

当真正的火箭发射器从掩体下移出来时，这些隐蔽在岩石堆里的安静的战士们用望远镜观察着。如果附近伊拉克人太多，他们就用无线电静静地召唤空袭。如果他们自己能对付，就发射随身携带的米兰反坦克火箭，这种弹头击中真正的胡赛恩火箭燃料箱时会发出响亮的爆炸声。

军人们不久就明白，伊拉克沙漠里有看不见的南北方向分界线。分界线以西，伊拉克的火箭能打到以色列；分界线以东，火箭达不到那个射程。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吓唬伊拉克导弹部队不敢冒险跑到线条以西，而是在东边发射出去，然后向他们的上司谎报军情。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天，此后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行动停止了。他们再也没有重新开始过。

后来，巴格达-约旦公路成了一条分界线。路北是飞毛腿北方区，属于美国特种部队的地盘，他们是坐长航距直升机进去的。路南是飞毛腿南方区，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活动范围。四名特空团战士战死在那里的沙漠上，但他们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也是在那里，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技术设备被伪装工事欺骗了。

空袭的第四天，即一月二十日，驻扎在阿尔卡兹郊外的第336中队暂时还没有转移到西部沙漠去。

那天中队接到的任务目标是巴格达西北部的一个大型萨姆导弹基地。那些萨姆导弹由两台硕大的雷达控制。

霍纳将军的空袭计划正在向北进展。巴格达南部地平线上差不多所有导弹基地和雷达站均遭摧毁之后，现在该清理巴格达东部、西部和北部天空了。

二十四架战鹰组成的战斗机中队在一月二十日要去执行多重任务。中队长史蒂夫・特纳中校把导弹基地的任务分配给一个有十二架战鹰的分遣队。这样规模的机队被称为大猩猩。

这个大猩猩有两名上尉中的一名领队。十二架飞机中的四架携带着哈姆，即反雷达导弹，专门杀向发出远红外信号的雷达天线。其余八架飞机每架都携带两枚长长的、闪闪发光的激光制导炸弹。在伊军雷达被炸毁、导弹成了瞎子后，它们将跟随哈姆去轰炸火箭发射架。

完全没有预兆还会出什么差错。十二架战鹰以四架为一组分成三组起飞，编成一个松散的梯队升上了两万五千英尺上空。天空一片湛蓝，下面黄褐色的沙漠清晰可辨。

气象报告说目标区上空的风力比沙特阿拉伯上空强，但没有提到沙尘暴，沙漠风暴的快速移动可以在数秒钟内淹没目标。

在边境以南，十二架战鹰遇见了它们的加油机，两架KC-10。于是，它们加满了执行任务所需的燃油，然后转向北方朝伊拉克飞去。在海湾上空的一架阿瓦克斯告诉它们前方没有敌机活动。假如空中有伊拉克战斗机，那么除了炸弹之外，战鹰们还携带着两种空对空导弹——空中拦截导弹7和AIM-9，外号分别为麻雀和响尾蛇。

导弹基地就在那里，没错。但它的雷达没有开机。战鹰们到来时，雷达天线应该立即开启，引导萨姆导弹搜索来犯的入侵者。雷达一开机，携带哈姆导弹的四架战鹰就能把它们分辨出来，然后按美国空军的说法，让它们彻底完蛋。

到底是伊军指挥官害怕挨打还是聪明过人，这些美国人将永远不得而知。但伊军雷达就是不开机。在组长的领导下，第一组四架战鹰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飞行高度，为的是挑起雷达开机。但它们没有开机。

在敌军雷达完整无损的情况下，让战斗轰炸机飞进去是愚蠢之举——它们将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机，然后萨姆导弹将会把战鹰击落。

在目标上空逗留了二十分钟后，空袭取消了。大猩猩的各小组去攻击它们的第二目标。

唐・沃克向坐在他后面的火控员蒂姆・内桑森吩咐了一声。那天的第二目标是萨马拉南方的一个固定式飞毛腿基地。其他战斗轰炸机也在频频地对萨马拉发起空袭，因为那里有一家已知的毒气工厂。

一架阿瓦克斯预警机确认，萨马拉东部和巴拉德东南部的两个伊拉克主要空军基地没有飞机起飞。唐・沃克召来了他的僚机，两架战机飞向那个飞毛腿导弹基地。

美军飞机之间的所有通讯都由快速系统加了密，这意味着其他人在没有同样系统的情况下，即使能截听到，也不过是一阵扰乱了的噪音。密码每天变换，但对所有多国部队飞机都是通用的。

沃克看了看周围，天空万里无云；半英里之外，僚机飞行员兰迪・罗伯茨驾机飞行在他的后上方，后面坐着火控员吉姆・亨利。

飞临伊军的固定式飞毛腿导弹发射场上空时，沃克降下高度以辨明目标。使他恼怒的是发射场被一阵翻卷着的沙尘遮住了。那是被强风吹起来的沙漠风尘。

他的激光制导炸弹是不会错过目标的，只要它们跟着照向目标的光束。但要发射制导光束，他必须先看见目标。

油料快要耗完了，他带着一肚子火驾机离开了。一个上午遭到两次挫折太过分了，他不愿意带着全部载弹着陆。但是没有目标可以打击，回家的路就在南方。

三分钟后，他见到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工业区。

“那是什么？”他问蒂姆。火控员查阅了一下地图。

“它叫塔尔米亚。”

“天哪，真大呀！”

“是啊。

虽然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但塔尔米亚工业区里有三百八十一座楼房，占地面积为方圆十英里。

“被列上目标了吗？”

“没有。

“不管怎么说，下去看看。兰迪，掩护我的后翼。”

“知道了。”他的僚机飞行员的声音传了过来。

沃克把他的战鹰飞行高度降到了一万英尺。工业城非常庞大，中央的一座大楼房有体育馆那么大。

“扔下去算了。”

“唐，这不是目标。”

高度降到八千英尺后，沃克激活他的激光制导系统，对准了他前面下方的那座巨大的工厂。他的飞行头盔显示出距离越来越近了，接着向他显示了发射前的最后几秒钟读数。当读数跳出零时，他扔下了炸弹，并保持他的机首静止地对准正在接近的目标。

这两枚炸弹头上的激光嗅探器装的是“铺路系统”。在他的机身下面是制导舱，称为蓝盾。蓝盾把一束隐形的远红外光线投向目标，又弹回来形成了一个漏斗状的电子箩筐，朝他折过来。

铺路系统的鼻头锥体感应到了这个箩筐，钻进去，顺着漏斗落下去，直至它们准确地击中光束瞄准的部位。

两颗炸弹都完成了工作。它们钻进那座工厂的屋顶下面爆炸了。看到炸弹爆炸后，唐・沃克马上返航，他拉起战鹰的机首，回升到了两万五千英尺高空。经再次空中加油之后，他和他的僚机又飞行一个小时，回到了阿尔卡兹。

在拉起机头之前，沃克看见了两颗炸弹爆炸的炫目的火光以及腾空升起的烟柱，他还看见了随着爆炸产生的灰沙。

他没有看见，那两颗炸弹把工厂一端的屋顶掀翻了，使一大片屋顶竖了起来，活像在海上航行的一艘船舶的风帆。

他也没有观察到，那天上午强烈的沙尘风暴（就是遮住飞毛腿发射场的那次沙暴）做了善后工作。风暴把工厂的那片炸得竖起来的屋顶撕裂了，屋顶铁皮破碎后像弹片似的飞向四面八方。

回到基地后，唐・沃克与基地每一位飞行员一样，全面、详细地作了执行任务情况的汇报。这对于已经十分困乏的飞行员们来说是一个累人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必须完成。记录汇报的负责人是中队的女情报官贝丝・克罗格少校。

谁也没谎报大猩猩取得了成功，但每一位飞行员都袭击了第二目标，只有一人除外。他们那位飞黄腾达的主管武器的军官唐・沃克没能完成第二目标，结果随便选了一个第三目标。

“你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干？”克罗格问道。

“因为它很大而且看上去很重要。”沃克回答。

“但空袭任务命令中没有它呀？”她抱怨说。她记下了他选中的那个目标，其确切位置和情况描述，以及炸弹破坏效果的汇报，汇总后要上交给空中战术管制中心，该机构与空军总部一起在沙特空军司令部大楼的地下室里办公。

“如果这是一家纯净水灌装厂或婴儿食品加工厂，看他们怎么收拾你。”她警告沃克。

“嗨，贝丝，你发火时看上去很美。”他逗她。

贝丝・克罗格在军旅生涯中混得不错。如果有男人奉承她的话，那对方的军衔必须是中校以上。但由于基地里三名校官都已经结了婚，所以阿尔卡兹对她来说是一个伤心的地方。

“你出格了，上尉。”她对他说，然后离开去写她的汇总报告去了。

沃克叹了一口气，回他的行军床去休息了。尽管如此，她是对的。假如他把世界上最大的孤儿院给毁了，那么霍纳中将会亲自把他的上尉肩章摘下来。后来，他们永远也没有告诉唐・沃克，他那天上午击中的是什么。但它不是一座孤儿院。

第十六章  塔尔米亚

同一天晚上，在遥远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卡里姆到了爱迪丝・哈登堡小姐在格林辛的那套公寓，来与她一起吃晚饭。他坐公共交通工具找到了出城去郊区的路，而且他还带来了两件礼物：一对有香味的蜡烛，插在凹室的那张小餐桌上；还有两瓶上等的葡萄酒。

爱迪丝让他进来，与往常一样因为害羞脸涨得通红，然后她就转身去她的小厨房里，继续照料正在烹调的维也纳菜肴。自从她上次为男人烧菜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她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但使她惊讶的是，她同时也有一种激动的感觉。

卡里姆在门口的时候，就在她脸颊上轻轻地、快速地一吻，这使她的脸更红了，然后他在她的唱片收藏柜里找到威尔第的《纳布科》，放到了唱机上。

不久，蜡烛的芳香和《奴隶合唱曲》柔和的节拍开始荡漾在公寓里。

这套公寓，诚如几星期前闯进去过的内维奥特特工组所告诉他的：非常干净，极端整洁，是那种过分讲究的女人独自居住的寓所。

菜做好了后，爱迪丝连声道歉地端了出来。卡里姆品尝了一下，宣称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道菜。她更加窘迫了，但同时欣喜万分。

他们边吃边谈话，谈论文化，谈论去游览舍恩布隆宫，去观摩霍夫莱斯勒传说中的利比泽纳马，和去参观在瑟夫斯广场霍夫堡里面的西班牙骑术学校的计划。

爱迪丝的吃饭方法与她做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准确，像鸟一般地一小口一小口啄着吃。她把头发像往常一样拢在后面，在脑后编成一个古板的发髻。

卡里姆已经关去了餐桌上方那盏明亮的电灯，烛光下，现在他显得黝黑英俊，彬彬有礼。他一直在给她的杯子添加葡萄酒，于是她喝下去的酒比她允许自己偶尔喝一杯的量大大超过了。

晚餐、葡萄酒、蜡烛、音乐和她的年轻朋友的陪伴，慢慢地瓦解了她的心理防线。

盘子吃空后，卡里姆俯身向前靠了靠，凝视着她的眼睛。

“爱迪丝？”

“嗯？”

“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

“你想问就问吧。”

“你为什么要那样把头发拢到后面呢？”

这是一个鲁莽的提问，涉及个人的习惯。她的脸羞得更红了。

“我……一直把头发弄成这个样子。”不，这话不对。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她回忆起来，与霍斯特在一起时，她的头发披在肩上，浓密的棕色长发，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她的头发迎风飘拂过，在卢森堡施洛斯公园的一个湖上。

卡里姆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到她背后。她的心中涌上一阵惊慌。太荒谬了。熟练的手指把龟壳形木梳从她的发髻里取了下来。必须加以制止。她感觉到发夹销被抽了出来，她的头发散开来，披到了背后。她身子僵硬地坐在那里。那些手指又拿起她的头发拉到前面来，放到她脸庞的两边。

卡里姆站到了她旁边，她抬头看他。他伸出双手微笑了。

“这样就好了，你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也更漂亮了。让我们坐到沙发上，你挑一张最喜欢的唱片放到唱机上，我去煮咖啡，好吗？”

没等人家同意，他就抓住她的一双小手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放下一只手后，他领着她走出凹室进入了客厅。然后他转身走向厨房，放开了她的另一只手。

感谢上帝他没有乱来。她全身都在战栗。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应该是柏拉图式的友谊。他还没有触摸她，还没有真正触摸她。当然，她决不会允许那种事情。

她从墙上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脸色绯红，长发披肩，遮住了她的耳朵，为她的脸庞饰上了边框。她认为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二十年前认识的一个姑娘的倩影。

她在自己身上拧了一下，选了一张唱片。她所敬爱的施特劳斯，她熟知他的华尔兹舞曲的每一个音符，《南方的玫瑰》《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滑冰者》《蓝色的多瑙河》……谢天谢地，卡里姆在厨房里，没看到在她把唱片放到唱盘上去时差一点把唱片掉下来。他似乎在厨房里干得正欢，很容易地找到了咖啡、水、滤器和砂糖。

当他走过来与她坐到一起时，她让到了沙发的最远处，双膝并拢，手端着咖啡杯，搁在膝头上。她想谈谈下星期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可是话到嘴边没能说出来。于是她改喝咖啡。

“爱迪丝，请不要怕我。”他喃喃地说，“我是你的朋友，不是吗？”

“别傻了，我当然不害怕。”

“好，因为我永远不会伤害你，这你是知道的。”

朋友？是的，他们是朋友，是基于对音乐、艺术、歌剧和文化的共同爱好的友谊，肯定不会有其他感情。朋友与男朋友只有一步之差。她知道银行里其他女职员有丈夫或男朋友，看到过她们赴约会前那种激动的模样，和第二天上午在银行大厅里的欢笑，并对她孤身独处深为惋惜。

“那是《南方的玫瑰》，是吗？”

“是的，当然是的。”

“我想，这是所有的华尔兹中我最喜爱的。”

“我也同样。”这就好了，话题回到了音乐上。

他从她的膝上拿起她的咖啡杯，放在一张小桌子上，与他的那只杯子放在一起。然后他站起身，抓住她的双手把她拉了起来。

“干什么……”

她发现她的右手已被握在了他的手中，一条强有力的手臂搭在了她的腰上。他们在家具之间那一小块松木地板上开始轻柔地旋转起来，跳起了一支华尔兹舞。

吉迪・巴齐莱肯定会说：快上呀，小伙子，别再浪费时间了。可是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个屁。首先是信任，然后才会是爱慕。卡里姆把他的右手恰如其分地搭在她的腰肢上。

相互间保持几英寸的距离，他们随着乐曲翩翩旋转。卡里姆把他们那两只握紧的手拉近了他的肩膀，并用右臂把爱迪丝揽近了他的身体。这种动作是微妙的，渐进的，难以察觉的。爱迪丝发觉自己的脸靠上了他的胸膛，于是只得把脸转向侧面。她那小小的胸脯抵住了他的身体，她再次感觉到了男人的气息。

她朝后退了一点。他放松了她的腰肢，又放开了她的右手，用自己的左手抬起她的下巴，然后他吻了她，边跳舞边接吻。

这不是一种深吻。他抿着自己的嘴，也没去顶开她的双唇。她的心绪在翻滚着各种情感：一架飞机失控了，旋转着跌落下来，抗议的浪潮升上来又落下去。银行，格穆利希，她的名声，他的年轻，他的外国人身份，他们的年龄，那温暖，那葡萄酒，那气息，那力量，那嘴唇……音乐戛然而止。

假如他还做出了其他事，她肯定会把他赶出去。他让自己的嘴离开了她的双唇，把她的头轻轻地转过来靠在了他的胸膛上。就这样，他们在静谧的公寓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几秒钟。

是她先脱开了身子。她走回沙发，坐下来，眼睛凝视着前方。她发现他跪倒在她的面前，把她的双手抓在了他的手中。

“你生我的气吗，爱迪丝？”

“你不应该那样。”她说。

“我不是故意的，我发誓。我只是情不自禁。”

“我想你应该离开了。”

“爱迪丝，如果你生气了想惩罚我，那么你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不让我再次见到你。”

“嗯，我也不知道。”

“请说你还想再次见到我。”

“我想是吧。”

“如果你说不，我会中断学业回家去。如果你不肯见我，我就无法在维也纳生活下去了。”

“别傻了，你必须读书。”

“那么你会再次见我了？”

“好吧。”

五分钟之后，他走了。她熄灭电灯，换上她那条整整齐齐的睡裙，洗脸刷牙后就上床了。

黑暗中她躺在床上，缩起身体，双膝抵在胸部。两个小时后，她做出了已有多年没做的事情：她在黑暗中微笑了。她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出现一个强烈的反对意见，但她并不介意。我有了一个男朋友，他年轻十岁，是一个学生。一个外国人，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穆斯林，而我并不介意。

那天夜晚，在利雅得老机场路下面深深的地下室里，美国空军迪克・贝蒂上校在值夜班。

黑洞一刻也没停止过工作，一刻也没放松过工作，在空袭的初始几天里，它比以往更加努力、更加高效地工作着。

查尔斯・霍纳将军的空袭总体计划现在有点混乱，原因是安排去轰炸原定目标的几百架作战飞机，改为去打击飞毛腿导弹了。

每一位作战将军都会承认，尽管计划可以制订得极其精确，每一只螺丝和螺帽都考虑到了，但实际执行时是很不相同的。伊拉克火箭攻击以色列引起的危机，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特拉维夫在向华盛顿大喊大叫，而华盛顿在向利雅得大喊大叫。所有战机转而去追猎难以捉摸的移动式导弹发射架，是华盛顿为了以色列不致卷入战争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华盛顿的命令是不容争辩的。大家都能明白，如果以色列按捺不住从而参战的话，那对于现在脆弱的反伊多国同盟肯定是一场灾难。但问题还是相当令人头疼。

原定第三天要去空袭的目标，因为缺少飞机而推迟了，产生的影响如同多米诺骨牌。由此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样一来也许不能开展“轰炸效果评估”。但这种评估很重要，必须做。

“轰炸效果评估”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黑洞必须了解当天空袭的战果，即成功率是多少。如果在空袭任务命令上有一个大型的伊军指挥中心，雷达站或导弹发射架，那么必须及时打击。但这些目标是否已被摧毁？如是，那么程度如何？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还是成了一堆冒烟的废墟？如果简单地假定伊拉克基地已被消灭，第二天，深信不疑的盟军飞机会飞到那个基地上空去执行另一项任务。而假如敌军基地仍在运转，飞行员就会因此而送命。

因此，在每一天的空袭任务结束后，疲惫不堪的飞行员要确切地描述他们做了什么事，打中了什么，或者他们认为打中了什么。第二天，其他飞机要飞往那些目标的上空拍照。

这样，每天当空袭任务命令开始为期三天的准备时，任务清单必须包括对指定目标的第二次访问，如果只完成了一部分，那就要继续完成。

一月二十日是空袭的第四天，多国部队的空军还没有正式去攻击那些已被标示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工厂。他们仍在集中打击敌方的防空系统。

那天夜晚，贝蒂上校正在编制第二天的侦察拍照任务清单。这项工作的依据，是飞行员们向中队情报官汇报的战果。到午夜时，他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早先制定的命令已经传给各中队了，他们在黎明时会去执行侦察拍照任务。

“还有这个，先生。”

说话的是美国海军的一位军士长，正站在他的身边。上校看了一眼那个目标。

“塔尔米亚？什么意思？”

“可是报告上是这么说的，先生。”

“那么塔尔米亚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先生。”

上校去看航拍地图。那个地点他完全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是雷达站？导弹发射场？空军基地？指挥中心？”

“不是，先生。是工业设施。”

上校已经累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还要继续工作到天亮。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还没开始攻击工业目标呀。但你还是把清单给我吧。”

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清单。这上面包括了盟军已知的专门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每一座工业设施，包括已知的生产炮弹、炸药、军车、大炮部件和坦克备件的兵工厂。

列在清单上第一类的有喀姆、沙喀特、图韦塔、法鲁贾赫、希拉赫、阿迪尔和富拉特。这位上校不会知道清单上漏掉了拉沙迪亚，伊拉克人在那里安装了进一步加工已炼制铀的第二套气体离心器串联。这个问题还骗过了英国美杜莎委员会的专家们。这座工厂后来被联合国的核检查组发现了，它并没有建在地下，而是伪装成一家纯净水灌装企业。

贝蒂上校也不会知道富拉特，埋在地下的第一个铀串联的地点，也就是德国人斯戴姆勒访问过的地方，“靠近图韦塔的某个地方”，其确切位置是由耶利哥透露出来的。

“我找不到塔尔米亚。”上校咕哝着说。

“不，先生，这里没有。”军士长说。

“给我坐标方格图。”

不能指望军事分析员记住成百上千个令人迷惑的阿拉伯地名，因此，所有的目标都用全球定位仪标上了坐标方格，并用十二位数字来表示，每个目标的方位都准确到五十码乘五十码的方块之中。

唐・沃克轰炸塔尔米亚的那座巨型工厂时，他记下了它的坐标方格，因此也被记入了汇报材料里。“这里也没有。”上校不满地抱怨，“该死，这里不是目标。是谁去炸的？”

“驻扎在阿尔卡兹的336中队的某一个飞行员。他错过了前面两个预定的目标，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我猜想，他大概不想让飞机挂满炸弹回家着陆。”

“自作聪明的笨蛋。”上校咕哝了一声，“好吧，对那个地方进行‘轰炸效果评估’。但不作为重点。别为它浪费胶卷。”

海军少校达伦・克利里坐在F-14雄猫战斗机的驾驶舱里，心情非常沮丧。

在他的身下，庞大的美国“突击者”号航空母舰迎着微风，正以27节的航速犁过水面。黎明前，海湾北部的海面显得十分宁静，天空很快就会变亮、变蓝。即将驾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飞上蓝天，这对年轻的海军飞行员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一天。

外号为“舰队卫士”的双尾翼双座雄猫，因电影《壮志凌云》而拉近了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雄猫的驾驶舱很可能是美军作战飞机中最受欢迎的，肯定是海军战机中最佳的。能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坐在这种飞机的驾驶舱里，应该使达伦・克利里非常开心。使他不高兴的原因是他没有被分配去执行战斗任务，而是去执行“轰炸效果评估”，即拍摄照片。头天晚上他已经向中队的作战参谋提过了，要求去追猎伊拉克的米格战斗机，但没有成功。

“这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这是他得到的答复。与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所有制空战斗机飞行员一样，克利里担心，要不了几天伊拉克的喷气式飞机就会离开天空，这样他就没有机会与之进行空中格斗了。

所以，他委屈地去执行“轰炸效果评估”任务。

在他和飞行同伴身后，两台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喷气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响声，在斜角式飞行甲板上，操作员把飞机挂上了蒸汽弹射器，机首稍微偏离“突击者”号的中心线。克利里等待着，左手握着油门杆，右手中的控制仪处于空挡，地勤人员在作最后的检查。终于，所有准备就绪，飞行员点点头，将油门杆推向前面，发动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嚎叫声。巨大的爆发力进入了加力燃烧室，加上对他的弹射力，重达六万八千磅的战机在三秒钟之内速度从零达到了150节。

“突击者”号的灰色钢铁舰体在他后面消失了，身下是黑沉沉的海洋。雄猫感觉到了迎面扑来的空气，以优雅的弧度迎向正在放亮的天空。

这是一次历时四小时的任务，中途要加两次油。他有十二个目标需拍照，而且他也不是单枪匹马。在他前方的空中，已经有了一架携带着激光制导炸弹的A-6复仇者，万一他们遇上防空高射炮火，复仇者将教训伊拉克高射炮手，让他们闭嘴。一架用哈姆导弹武装起来的EA-6B徘徊者也与他们同行，万一碰上由雷达制导的萨姆导弹发射场地，徘徊者将用哈姆炸飞雷达，而复仇者将会把炸弹射向伊拉克的导弹。

为对付万一出现的伊拉克空军战斗机，另两架雄猫将担任空中护航。它们飞行在拍照者的左右两侧上方，它们携带的大功率AWG-9空中雷达，能分辨出伊军飞行员的一切动作。

所有这些装备和技术都是为了保护挂在达伦・克利里脚底下的那件设备——“战术空中侦察吊舱系统”。它挂在雄猫中心线稍稍偏右，看上去活像一具十七英尺长的流线型棺材。当然，它的结构要比旅游者使用的照相机复杂得多。

在它的鼻子上有一架强大的框架照相机，可设置两个位置：向前向下，或直接向下。在它的后面是一架全方位相机，镜头可朝向前面，侧面和下面。再后面是远红外线侦察仪，有记录热像和热源的功能。飞行员坐在驾驶舱内，可以通过头盔上的显示器观察他在拍摄的物体。

达伦・克利里爬上一万五千英尺高空，遇上了他的护航机队，然后一起向伊拉克边境南边KC-135加油机飞去。

他们没碰到伊拉克的抵抗，克利里拍摄了分配给他的十一个主要目标，然后他转向塔尔米亚方向去拍摄第十二个目标。

飞临塔尔米亚上空时，他看了一眼显示器，咕哝了一声：“这到底是什么呀？”这时候主相机的七百五十幅胶卷快要用完了。

经过第二次空中加油之后，整个机队安全返航，降落到“突击者”号航母上。甲板水手们卸下照相机，带到暗室中去冲洗底片。

克利里汇报了这次没有险情的任务，接着与情报官一起，走向一张灯光明亮的桌子。在投影仪的白色灯光下，克利里解释了每一幅底片是什么，是怎么来的。情报官在他的报告上做了笔记，以后，他的报告要附在克利里的报告后，还有那些照片。

当他们看到最后的二十幅时，情报官问道：“这些是什么？”

“别问我。”克利里说，“这些是塔尔米亚的那个目标。还记得吗？利雅得在最后的一分钟追加的那一个？”

“记得。工厂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看上去像是巨人玩的飞碟。”克利里没有把握，于是这么试探着说。

情报官把这条短语照搬照抄写进了他的报告之中，并附上一个备注，承认他对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概念。当报告和附件准备停当后，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S-3北欧海盗飞机从“突击者”号甲板起飞，带着包裹飞往利雅得去了。达伦・克利里恢复了执行空战任务，但从来没能与躲躲闪闪的伊军米格战斗机进行过空中搏斗。一九九一年四月下旬，他随美国“突击者”号航母离开了海湾。

那天上午，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对他私人秘书的状况越来越担心了。

她仍与以往一样彬彬有礼，一丝不苟，对他布置的工作仍能认真高效地完成。格穆利希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起初他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但当她第三次进入他的办公室来拿一封信时，他观察到她身上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情况。

当然了，不是开心的样子，肯定也不是轻浮——他决不会容忍轻浮。但是她带着一种神情。在她第三次进来，低头俯身记录他的口述命令时，他更仔细地观察了她。

没错，仍穿着那套上班的服装，裙边在膝盖之下。头发仍挽向后面，在脑后做成一个发髻……在她第四次进来时，他才惊恐地明白爱迪丝・哈登堡在脸上敷了一层淡妆。不是很多，只是一点点。他很快地观察了一下她的嘴上是不是抹过口红，没发现什么痕迹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也许他是在自欺欺人，他这么想道。现在是一月，外面的寒风也许会使她的皮肤粗糙；毫无疑问，粉黛能使她免受皮肤干裂的疼痛。但还有其他情况。

那双眼睛，不是睫毛油——但愿不会是睫毛油。他又看了一遍，没有那种东西。他在自欺欺人。在吃中饭时，当他把餐巾铺到写字板上开始吃格穆利希夫人恭顺地为他准备的三明治时，他才得到了答案。

它们在闪光，哈登堡小姐的眼睛在闪光。那不可能是冬季气候的原因——到这时候她已经在室内待了四小时。银行家放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明白他看到的是星期五下午下班前某些年轻女职员共有的那种神情。

那是幸福。爱迪丝・哈登堡浑身透着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处处流露，他现在明白了，她走路的样子，她说话的样子，她脸上的神情，整个上午她一直是那样，还有那层薄薄的粉妆。这足以使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感到深为不安了。他希望她没在大手大脚地花钱。

海军少校达伦・克利里拍摄的那些快照在当天下午到了利雅得。那是每天如同潮水般地涌进空军总部的新照片的一部分。

有些图片是由高空中的KH-11和KH-12人造卫星拍摄的，是整个伊拉克的大范围、广角度照片。如果与头一天相比较没什么变化，它们就被搁到旁边。

其他照片是飞得较低的TR-1飞机常规侦察飞行时拍摄的。有些显示了伊拉克人的活动，军事的或者工业的。如部队调动，战机在新地方滑行，导弹发射架出现在新的场所。这些照片被拿到目标分析员那里。

“突击者”号航母舰载战斗机雄猫拍摄的照片，都是对轰炸效果的评估。它们先由谷仓进行筛选过滤，做上标记之后，被送进黑洞，交给轰炸效果评估部门。

贝蒂上校于那天晚上七点钟来上班了。他伏在办公桌上看了两个小时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导弹发射场（部分摧毁，两台发射架显然没受损坏），一个通讯中心（已成为废墟）和一排藏着伊拉克米格、幻影和苏霍伊战斗机的掩体（已被炸塌）。

当看到十几张塔尔米亚工厂的照片时，他皱起眉头，站起身走向一名英国皇家空军上士。

“查利，这些照片是什么地方？”

“塔尔米亚，长官。你还记得昨天一架战鹰袭击的那座工厂吗？就是清单上没有的那座工厂。”

“哦，对，那座根本没被列为目标的工厂？”

“就是它。今天上午刚过十点，‘突击者’号航母起飞的一架雄猫拍了这些照片。”

贝蒂上校拍了拍手中的照片。

“那么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工厂？”

“我也不知道，长官，所以我把这些照片放到你的桌子上了。谁也搞不清它是干什么的。”

“嗯，那战鹰肯定是捅了马蜂窝了。他们在这里忙得不亦乐乎呢。”美军上校和英军上士凝视着雄猫从塔尔米亚拍回来的照片。这些照片非常清楚。有些是安装在“战术空中侦察吊舱系统”鼻头上的向前向下的相机拍的，显示出雄猫在一万五千英尺上空接近时那座遭破坏的工厂面貌；还有些是由该系统中部的鸟瞰照相机摄制的。谷仓里的工作人员把拍得最好、最清楚的十几张照片选出来了。

“这座工厂有多大？”上校问道。

“大概有一百米乘六十米，长官。”

巨大的屋顶已被掀翻，只剩下一些碎片遮盖着这座伊拉克工厂的四分之一屋顶。

在已经暴露出来的四分之三中，通过鸟瞰图能观察到整个工厂的布局。厂房被分隔成一个个小块，每个小块里面都有一只占据了大部分面积的黑色大碟盘。

“这些东西是金属吗？”

“是的，先生，根据远红外探测仪测定，是某种钢材。”

更有趣的是伊拉克人对美军飞行员唐・沃克的空袭作出的反应，这引起了评估人员极大的注意。有五台而不是一台巨型起重机，竖立在这座失去了屋顶的工厂的周围，悬臂伸进了工厂里，像是鹤在啄食。在伊拉克全国各地普遍遭受空袭破坏的情况下，那么多的起重机集中在一个地方是十分罕见的。

在工厂的里里外外，可以看见一大群工人在忙着把那些碟盘挂上起重机的吊钩进行搬迁。

“你点过这些人数了吗，查利？”

“有两百多人呢，先生。”

“那么这些碟盘？”贝蒂上校参看了一下由“突击者”号情报官送来的报告，“这些‘巨人玩的飞碟’？”

“说不上来，长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嗯，它们对萨达姆・侯赛因先生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塔尔米亚真的是非目标区吗？”

“哦，根据清单是这样的，上校。但你看看这个好吗？”

上士从卷宗里拿出另一张照片推了过去。上校看了看上士指的地方。

“周围有栅栏。”

“双道栅栏。还有这里。”

贝蒂上校拿起放大镜重新观察。

“雷区……高射炮组……警卫塔。你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查利？”

“这里。看这张大照片。”

贝蒂上校盯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张新照片，那是从高空拍摄的整个塔尔米亚及其周围地区。然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耶稣基督啊！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整个塔尔米亚地区。我们怎么会把它给漏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塔尔米亚的全部三百八十一座楼房组成的工业建筑群，被第一批分析员作为非军事用途而排除了，排除的理由后来在黑洞工作人员中成了口口相传的故事。

分析员都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是北约成员国人员。他们受的训练是评估苏联式的目标，探寻的是苏式的行事方法，寻找的线索都有标准格式。如果该建筑物或建筑群是军用的，重要的，那么就是禁区，就应该有防止闲人闯入和阻止进攻的保卫系统。

那里有卫兵楼、栅栏、高炮组、导弹、雷区、兵营吗？有重型卡车进出的迹象吗？有高压电缆或者专用电站吗？如果有这些迹象，表明该地区是目标。塔尔米亚没有这些迹象——显然没有。

皇家空军那位上士伏在桌子上重新检查了覆盖整个地区的高角度照片。他看到了这些迹象——栅栏、高炮组、兵营、坚固的大门、导弹、铁丝网、雷区。但在远处。

伊拉克人圈出一百平方公里那么大的一块地皮，并用栅栏全部围了起来。这种抢占地盘的方法在西欧或者东欧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工业建筑群（其三百八十一座楼房中有七十座后来被查明是专门生产军火的）坐落在那个地盘的中央，布置得很分散以避免空袭损坏，但在一万英亩面积中只有五百英亩处在保护区之内。

“电缆线呢？”上校说，“这里的电力顶多只能驱动电动牙刷。”

“在这里，长官，西边四十五公里处。电力线在相反方向。那些电线是假的。真正的电缆埋在地下，从发电站通到塔尔米亚中心。那是一座一百五十兆瓦的发电站，长官。”

“狗娘养的！”上校喘着粗气。然后他站直身体，拿起了这叠照片。

“干得好，查利。我把这些照片拿给巴斯特・格洛森。同时，这个没了屋顶的工厂，我们没必要观望了。如果它对伊拉克人重要，我们立即把它炸毁。”

“是，长官。我把它列入清单。”

“不要等到三天以后。明天。谁有空？”

空军上士在电脑里查询了一番。

“都没空，长官。都排满了，每一支部队。”

“能不能抽出一个中队来？”

“恐怕不能。因为要去猎击飞毛腿，我们的进度已经落后了。哦，等等，在迪戈那边的4300部队，他们有那种能力。”

“好，把这项任务交给‘大胖丑八怪’。”

“恕我冒昧，”英军上士说，他用这种客气的说法表达他的不同意见，“可是大胖丑八怪并不是投弹十分精确的轰炸机。”

“听着，查利，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伊拉克人就会把那地方全部清理完毕。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把任务交给大胖丑八怪。”

“是，长官。”

麦克・马丁在苏联人的院子里再也蛰居不下去了。那位俄罗斯管家和他的妻子快发疯了，每天晚上，炸弹和火箭落下时刺耳的怪叫声，夹杂着巴格达不间断的但大都没有奏效的防空炮火的怒吼声，搅得他们根本睡不成觉。

他们趴在窗口上破口大骂美英飞行员，而且他们的食物也快消耗完了，俄罗斯人的肚子在提意见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派花匠马哈默得再去为他们采购。

马丁已经骑着自行车在市井上兜了三天，这时候他看见了那个粉笔标记。它标在卡拉迪-马利亚姆的一座卡亚特式房子的后墙上，那意味着耶利哥在相应的死信箱里放上了一件包裹。

尽管轰炸在持续，但为维持生计，普通老百姓已经开始安定下来了。虽然大家嘴上不说——当然家里说说没有关系，因为家人不会去向秘密警察告发，但平民们已经开始理解，那些狗的儿子和纳吉的儿子，似乎只打击那些他们要打击的地方而不触及其余地方。

经过五天的空袭，总统府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国防部已经不存在了，电话交换局和主要的电厂也同样。让市民感到不便的是，所有九座大桥现在全成了底格里斯河底的装饰物，但一些小业主已经建立了过河渡运业务，有些是汽车渡轮，有些是能载运旅客和自行车的方头平底木船，还有些仅仅是划艇。

市内的大多数楼房仍安然无恙。拉希德宾馆仍住满了外国记者，甚至连热依斯也高枕无忧地待在宾馆底下的钢筋水泥掩体里。更为糟糕的是，坐落在里萨法，有多幢房子互相连接，门面老式但内部现代化的秘密警察局总部仍完整无损。其中两幢房子下面，就是人们只敢低声提及的那座体育馆，人称“折磨者”的局长就是在那里刑讯逼供，得到罪犯的供词。

在河对岸的曼苏尔，那栋国外情报局和反间谍局合用的办公大楼，是没有标志的。

在骑自行车回苏联别墅时，麦克・马丁思考着那个粉笔标记的问题。他明白，他已经接到正式指示——不要去接近。假如他是那位本茨・蒙卡达，智利外交官，那么他就会服从指令，这当然是对的。但蒙卡达没有受过躺着不动的训练。如果必要，马丁能在一个单一的观察点躺好几天，注视周围的动静，直至鸟儿在帽子上垒窝。

那天晚上当空袭开始时，马丁步行重新过河进入里萨法区，朝卡士拉的蔬菜市场走去。人行道上到处有人在急急忙忙地朝隐蔽处跑去，好像他们那些残破的居所能挡住战斧巡航导弹的打击。现在马丁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一员。更重要的是，他对秘密警察巡逻队的估算也是对的：他们也不想在头顶上方游荡着美国人时跑到大街上去。

他在一座水果仓库屋顶上找到了一个观察位置，从屋顶的边缘他能够看到那条街道，菜市场的墙壁，以及标志着那个邮筒的砖头和地坪石。从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他躺在那里整整观察了八个小时。

假如那个邮筒受到了监视，那么秘密警察至少会派出二十个人。在这段时间里，那里会传来皮靴踩响石块的声音，咳嗽声，人活动麻木的身体，火柴的刮擦声，香烟的亮光，还有要求掐灭香烟的低沉的命令——那里肯定会有某种情况。他不相信卡蒂布或拉曼尼手下的人能八个小时保持不动和静默。

快到凌晨四点时轰炸停止了。下面的市场里没有灯火。他又检查了一遍高处的窗户上是否架着照相机，但附近没有高处窗户。四点过十分，他从屋顶上溜下来，穿过巷子。穿着深灰色衣袍的黑影穿行在黑暗之中，找到那块砖头，取出信件，然后就离开了。

黎明前，他翻墙进入一等秘书库利科夫的院子，在其他人还没有起床时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来自耶利哥的信息非常简单：他已经九天没有听到消息了。他一直没有看见粉笔记号。自从最后一次信息之后一直没有联系。他的银行账户没有收到账款。然而他的信息已被取走了，他知道，因为他已经检查过。什么地方出错了？

马丁没把这份信息发往利雅得。他知道他不应该违抗命令，但他相信在现场的是他，而不是巴克斯曼，他有权为自己作出某些决定。那天晚上他仔细计算了他的风险；在这场特工游戏中，他的对手比他能力差。假如巷子里有一丝一毫受监视的迹象，他可以像来的时候那样走掉，没人会看见他。

有可能巴克斯曼是对的，耶利哥已经靠不住了。但也有可能耶利哥只是在传达他从萨达姆・侯赛因那里听来的话。问题的焦点在于中情局拒绝支付那一百万美元。马丁自己起草了回复。

他说，由于空袭开始，产生了一些问题，没有出错，但等待的时间恐怕还要长一些。他告诉耶利哥，最后的那份信息已经取到，并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耶利哥应该明白，一百万美元是一笔巨款，情报必须进行核对，这就需要花一点时间。耶利哥应该在这段动乱时期保持冷静，等待下次粉笔记号提醒他收取新的信息。

白天，在阿达米亚城堡护城河旁边，马丁把这份信息放进了墙上的那块砖头后面，黄昏时，他把粉笔记号做在了雅尔穆克那扇锈迹斑斑的车库大门上。

二十四小时之后，粉笔记号被擦去了。每天夜晚马丁都把卫星天线对准利雅得方向，但没有电报发过来。他明白给他的命令是逃离巴格达，而且他的管理员们很可能正在等待他越过边境。他决定再等上一段时间。

迪戈加西亚并不是什么旅游胜地。它实际是一个小岛，只比珊瑚礁稍微大一点点，位于南印度洋查戈斯群岛的边缘。它曾经一度是英国的一块领土，现已租给美国多年。

尽管地理位置孤僻，但在海湾战争期间，它成了美国空军第4300轰炸机联队的基地。这个联队是匆忙编制起来的，配置了B-52同温层堡垒。

有人说，已经服役了三十多年的B-52是海湾战争中最老式的飞机。过去，它们一直是总部设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支柱，这些庞然大物在苏联边境日夜盘旋探测核弹头。

B-52也许是很老了，但仍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轰炸机，在海湾战争期间，经改进的G型机，在摧毁伊军所谓精锐的共和国卫队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多国部队的地面战期间，伊拉克陆军精英部队垂头丧气，举着双手从掩体里走出来，部分原因是B-52飞机的二十四小时轮番轰炸使得他们魂飞魄散，无心恋战。

这种飞机只有八十架参加了战争，但它们的载运能力和载弹能力非常巨大，共投下了两万六千吨军械，占战争中投下的总吨位的百分之四十。

它们是如此之庞大，停在地上时它们那承载八台普拉特和惠特尼J-57发动机（分布在四个吊舱里，每个吊舱两台）的机翼垂向地面。在满载起飞时，机翼首先腾空，似乎升到了庞大的机身上方，就像海鸥展翅飞翔。只是在飞行过程中机翼才平展地伸在机身两旁。

一月二十二日黎明时，三架大胖丑八怪从迪戈加西亚起飞，向着沙特阿拉伯飞去。每一架都满载负荷，准备将五十一枚七百五十磅重的哑弹从三万五千英尺高度扔向目标。其中二十七枚哑弹装在机舱里面，其余的挂在两边机翼的吊架下面。

这三架轰炸机组成了大胖丑八怪执行任务的基层单元，它们的机组人员原指望能在热带藏身处的礁石丛中玩上一天，痛痛快快地钓鱼、游泳。但命令必须服从。他们制订了航线，去往一座遥远的工厂，这座工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想去见识。

B-52同温层堡垒得到大胖丑八怪这个外号，并不是因为被涂成了黄褐色或棕褐色，也不由编号的前面两个音节的转变而来。它只是英语Big Ugly Fat Fucker的缩写。

这三只大胖丑八怪隆隆响着飞赴北方，找到塔尔米亚，辨明那座特定工厂的模样，把炸弹全部投了下去。然后它们就回到了查戈斯群岛。

二十三日上午，大概就在伦敦和华盛顿吵吵嚷嚷地要求更多关于神秘碟盘的照片时，进一步的“轰炸效果评估”任务已经下达了，但这次拍照任务由驻扎在巴林的亚拉巴马全国空中警卫队的一架幻影侦察机去执行。

这次大胖丑八怪们创造了纪录，准确地击中了目标。那座飞碟工厂的所在地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获得了达伦・克利里少校提供的那十几张照片之后，华盛顿和伦敦还须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黑洞里最好的分析员们已经看过了这些照片，他们无法理解地耸耸肩，把它们送往两个首都的上司那里去了。

这些照片经复制后立即送到了英国图片译解中心和华盛顿的全国图片译解中心。

在华盛顿闹市区一个肮脏破败的街角上，有一座单调的、用方砖砌起来的楼房。经过这座楼房的人，不太可能猜得到里面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全国图片译解中心的唯一蛛丝马迹，是大楼的中央空调排气管路。这些空调保证安装在楼里的一组全美国最先进的计算机处于温控状态之下。

除此之外，那沾满灰尘、雨水斑驳的窗户，那没有特色的门面，以及外面街上随地乱扔的垃圾，很可能会使人们认为这是一座生意不太景气的仓库。

但人造卫星拍摄的照片就是送到了这里；在这里工作的分析员们把那些昂贵的“鸟儿”所见到的一切，准确地告诉全国侦察办、五角大楼和中情局。这些分析员都是优秀的，他们年轻、聪明，对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塔尔米亚那些飞碟般的盘子。于是他们把照片存档后如实汇报了。

华盛顿五角大楼和伦敦国防部的专家们，他们了解自从弓箭以来的每一种传统武器，看了这些照片后都摇摇头，交回去了。

因为可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这些照片被送往美国的桑迪亚、洛斯阿拉莫斯和劳伦利弗莫，以及英国的波顿唐、哈韦尔和奥尔德马斯顿供科学家们参阅。但结果相同。

最好的解释是，这些碟盘是伊拉克一座新的发电厂里专用的大型变压器的一部分。利雅得提出要求更多的照片，得到答复说塔尔米亚的那座工厂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解释成了唯一答案。

这是一种很好的解释，但它没能阐明一个问题：伊拉克当局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地掩护或拯救它们？

直到二十四日晚上巴克斯曼才从一个公用电话亭里给特里・马丁的公寓打了一个电话。

“再来一顿印度菜怎么样？”他问道。

“今晚不行。”马丁说，“我在收拾行李。”

他没有提及希拉里已经回来，他想与朋友一起度过晚上。

“你要去哪里？”巴克斯曼问。

“美国。”马丁说，“他们邀请我去讲‘阿拔斯王朝’的讲座。真是不胜荣幸。他们好像对我‘第三当政期间的法律体系’的研究颇感兴趣。那就对不起了。”

“只是，从南方来了件东西，又是一个没人能解开的谜。但不是阿拉伯语的语义差别，是技术性的。还是……”

“是什么东西？”

“一张照片。我已经复制了一张。”

马丁犹豫了。

“又是一根风中稻草吗？”他问道，“好吧，同一家饭店。八点钟。”

“很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巴克斯曼说，“只不过是另一根风中稻草。”

他所不知道的是，在寒风刺骨的电话亭里，捏在他手中的是一根非常大的稻草。

第十七章  深山问贤

第二天下午刚过三点，特里・马丁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来迎接他的是保罗・马斯洛夫斯基教授。这位美国人亲切、热情，穿着学术家们常穿的钉着皮块的花呢西服。马丁当即感受到自己被美国式的热情好客所包围了。

“我和贝蒂认为安排旅馆的话，太没有人情味了，因此打算让你和我们住在一起，不知你意下如何？”马斯洛夫斯基一边说，一边驾着他那辆小型轿车驶出机场上了公路。

“谢谢你，这样很好。”马丁说，他说的是心里话。

“学生们正盼望着你的讲座呢，特里。当然，我们的人数不是很多——我们的阿拉伯语系肯定比不上你们的亚非学院，但他们全都热情很高。”

“棒极了。我期待着与他们见面。”

他们两人聊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以及中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他们抵达了马斯洛夫斯基的家，门罗公园附近郊区的一座框架式房子。

在那里他见到了保罗的妻子贝蒂，并被引到了一间温暖舒适的客房。他看了一眼手表：五点差一刻。

“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他走下楼梯时问道。

“当然可以。”马斯洛夫斯基说，“你要给家里打电话吗？”

“不，本地电话。你有电话号码簿吗？”

教授把电话号码本交给他后就离开了。

电话打到了利弗莫，阿拉梅达县的劳伦斯利弗莫国家实验室。他正好赶在对方下班之前。

“请麻烦给我接Z部门好吗？”当接线员应答时马丁说。

“找谁？”那姑娘问道。

“Z部门，主任办公室。”

“请稍等。”

线路上传来了另一个女性的声音。

“这里是主任办公室。你有什么事？”

英国口音也许起到了帮助作用。马丁解释说，他是马丁博士，是来自英国的一名学者，现在美国作短暂访问，想与主任说几句话。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马丁博士吗？”

“是我。

“我是吉姆・雅各布斯副主任。你有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我知道时间紧了一点。我在这里作短暂的访问，要在伯克利为近东学系举办一个讲座。然后我就要飞回英国去了。说实话，我能否到利弗莫来见一见你们？”

对方迷惑的声音通过电话线路传了过来。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有什么事情，马丁博士？”

“嗯，这还不大好说呢。我是英国美杜莎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样行了吗？”

“当然行。这事我们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对你合适吗？”

“太合适了。下午我有课，上午可以吗？”

“那就十点钟吧？”雅各布斯博士说。

约见就这么定下来了。马丁故意没有说明他不是一名核物理学家，而是一名阿拉伯学家。没必要把事情搞得复杂化。

那天晚上在大洋彼岸的维也纳，卡里姆把爱迪丝・哈登堡弄上了床。他的诱奸既不是急急忙忙，也不是毛手毛脚，而是跟在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和一顿晚餐之后，似乎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在她载着他驱车从市中心返回格林辛的公寓时，爱迪丝还在努力使自己深信，这只不过是一起喝一杯咖啡和一次吻别，尽管在内心深处她知道她是装出来的。

当他抱住她温柔地、长时间地亲吻时，她默默地同意了——她原先打算好的抗议好像已经融化了，她无法阻止。在内心深处，她也不想阻止。

他抱起她走向那间小卧室，她把脸转向他的肩膀，听其自然。她几乎没有感觉到连衣裙是如何滑到地板上的。他有霍斯特没有的灵巧手指——不是急急忙忙地拉扯纽扣和拉链。

他上床与她一起钻进那条宽大的维也纳毛毯下面，她仍穿着内衣。在寒冷的冬夜里，从他那坚硬的、年轻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热量，好像给人以极大的安慰。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紧紧地闭上双眼让事情发生。在他的嘴唇和轻柔的手指的探索下，一种奇异的、可怕的、负罪的感觉开始涌上她的心头。霍斯特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

他的双唇亲吻着她的嘴和乳房，开始游离到其他地方去，她开始感到惊恐，坏了，那是禁区，是她母亲说过的“下面那个地方”。

她试图推开他，知道下身开始激荡起来的那阵波浪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光彩的；但他是如此饥渴，就像馋猫闻到了荤腥那样。

他没去理会她反复说的“不，卡里姆，这不行”，现在那阵波浪已经发展成了汹涌的浪潮，而她成了在波涛万顷的汪洋中一叶迷失了方向的小舟，直至最后一个巨浪劈头砸向她，把她淹没在三十九年来她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情感漩涡之中……

然后她用双臂抱住他的头，把他的脸贴在了她那小小的乳房上，并静静地摇晃着他。

那天夜晚，他又与她做了两次爱，一次是在刚过午夜，另一次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每一次他都是如此轻柔，如此强壮，以致她那多年郁积的情爱以她所不敢想象的形式去迎合他的爱的潮流。只是在第二次做爱之后，当他睡着了，她才敢用双手抱住他的身体，对他皮肤的光泽以及她对他的无限爱恋感到不甚明白。

尽管马斯洛夫斯基教授对他的客人除了专长于阿拉伯学研究领域之外还有什么兴趣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坚持要在上午驾车送特里・马丁去利弗莫，不让他乘坐昂贵的出租车。

“我认为家里来了一位比我原先想象的更重要的客人。”这是他提出要开车把客人送过去的理由。虽然马丁解释不是如此，但这位加利福尼亚教授知道，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并不是每一个人随便打一个电话就能够进得去的。不过马斯洛夫斯基相当谨慎，他没有进一步打听。

在大门口，穿制服的警卫核查了一张清单，检查了马丁的护照，打了一个电话，向他们指点了停车场的方向。

“我等在这里。”马斯洛夫斯基说。

从工作性质来考虑，这座位于瓦斯科路上的实验室，是由一些怪模怪样的楼房组合起来的，有些房子是现代化的，但多数房子都可追溯到以前老军事基地的模样。已经差不多变成了永久性的“临时性”房子，也点缀在原先的兵营之间，使这个风格杂乱的建筑群更增添花样。马丁被引到了建筑群东大道旁边的一长溜办公区里。

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名堂，但就是在这些房子里，一群科学家在监视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核技术扩散。

吉姆・雅各布斯实际上只比特里・马丁稍微老一点点，四十岁还不到，是一位物理学博士和核物理学家。他把马丁迎进了他那间堆满了资料的办公室。

“上午真冷。你们肯定以为加利福尼亚很暖和。大家都这么认为。可这里很冷。要咖啡吗？”

“好的，来一些吧。”

“要加糖加奶吗？”

“不要，请来杯黑咖啡。”

雅各布斯博士按下了一个内部通讯器按钮。

“桑蒂，给我们来两杯咖啡好吗？我那一杯你是知道的。另一杯是黑咖啡。”

他朝办公桌对面的来访者露出了笑容。他没有点破，实际上他已经向华盛顿核实过这位英国客人的姓名，弄清他确实是美杜莎委员会的成员。在美国相应部门里的一个熟人，已经查过了名单并确认无误。雅各布斯产生了兴趣。这位访客也许看上去很年轻，但在英国一定是德高望重的。

雅各布斯对英国的美杜莎委员会相当了解，因为几个星期以来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与之协商伊拉克事宜，互相交流双方了解到的情况，以及西方对伊拉克的误解和忽视。由于这种忽视，萨达姆・侯赛因差点就获得了核武器。

“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情？”他问道。

“我知道这事说来话长。”马丁说，他的手伸进公文箱，“可我估计你已经见过了这个。”

他把塔尔米亚工厂的一张复制照片放在了桌面上，巴克斯曼不大情愿地给了他。雅各布斯看了看照片并点点头。

“是的，一共有十几张，是三四天前从华盛顿传过来的。要我说什么呢？我们看不明白。能对你说的无非是我向华盛顿汇报过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桑蒂端着咖啡盘进来了，这是一位靓丽的加利福尼亚金发女郎，浑身充满了自信。

“嗨，你好。”她向马丁打招呼。

“哦，哦，哈罗！主任见过这些照片吗？”

雅各布斯皱起了眉头。这话的意思好像他本人的级别还不够高似的。“主任正在科罗拉多滑雪。可我让这里最好的专家都看了，相信我，他们都是很好、很优秀的专家。”

“噢，那当然了。”马丁说。他碰壁了。

桑蒂把咖啡杯放到了桌上。她的目光落到了那张照片上。

“哦，又是那些东西呀。”她说。

“是啊，又是它们。”雅各布斯说，有点讥讽似的笑了起来，“这位马丁博士认为也许应该让某个……资深一些的人看一看。”

“嗯，”她说，“让洛马克斯老爸看看吧。”

说完后她就走了。

“洛马克斯老爸是谁？”马丁问。

“唉，别理会。他曾在这里工作过，现已退休，孤身住在山上。有时候来这里聊聊旧日的时光。姑娘们喜欢他，他常给她们带来山花。一个很有趣的老头。”

他们喝了一会儿咖啡，但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雅各布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再次为无法帮助马丁而表示歉意。他把客人送走，回到办公室，关上了门。

马丁在走廊里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头探进了门内。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洛马克斯老爸？”他问桑蒂。

“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山里。没人去过那里。”

“他有电话吗？”

“没有，电话线没通到那里。可我想他有一部手机。是保险公司坚持为他配的。我的意思是，他真的很老了。”

她的脸因为真诚的关心而皱了起来，那是加州年轻人对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才显露的关切表情。她在一只文件袋里翻了一下，拿着一张纸条走了过来。马丁记下那个号码，谢过她后离开了。

在十个时区之外的巴格达，时间已经是晚上了。麦克・马丁骑在自行车上，正向北边的塞得港街行驶而去。他刚刚经过了老英国俱乐部，那地方过去叫做南门，因为勾起了他对童年时代的回忆，他回过头去盯着看。

由于他注意力不集中，差点出了交通事故。他已经到了纳夫拉广场的边缘，仍在不假思索地往前蹬车。他的左边驶来了一辆宽大的轿车，尽管按交通规则汽车不应该这么穿插过来，但两名摩托车护卫根本不想停下来。

其中一辆摩托车急转方向，以避开这个骑着自行车，货架上绑着菜篮子的笨拙下等人。摩托车的前轮撞上了自行车，把它撞翻在沥青路面上。

麦克・马丁随着自行车一起倒下，趴倒在地上，篮子里的蔬菜滚向了四周。轿车刹住了，停顿了一下，从他身边绕过，然后加速开走了。

马丁跪起来，抬头看驶过去的轿车。后座乘客的那张脸从车窗看出来，盯向这个胆敢耽搁了他几秒钟的笨蛋。

这是一张身着准将军服的冷漠的脸，瘦瘦尖尖的，鼻子的两侧分布着一条条皱纹，构成了一张严厉的嘴巴。在这短暂的半秒钟时间里，马丁注意到的是那双眼睛。那不是冷漠的或者愤怒的眼睛，也不是充血的或者狡黠的甚或是残酷的眼睛。那是一双茫然的眼睛，绝对、彻底的茫然，是死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眼睛。然后车窗后面的那张脸闪过去了。

当两名打工仔把他扶起来并帮他收拾起蔬菜时，他没在意他们嘀嘀咕咕的抱怨声。他以前曾见过那张脸，好几个星期之前，在利雅得一张桌子上的一张照片里。照片是在检阅仪式上拍摄的，脸显得暗淡和模糊不清。他刚刚看见的是除热依斯之外伊拉克最可怕的人物，也许包括热依斯在内。他就是人们称为“折磨者”的秘密警察头子奥马尔・卡蒂布。

午饭时分，特里・马丁试拨了一下他记下的那个电话号码。没人应答，只有一个甜美的声音提醒他：“您所拨的用户现在不在服务区，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保罗・马斯洛夫斯基带马丁到校园里与系里的同事一起吃中饭。谈话很活跃，都是学术上的。席间，马丁再次感谢主人们的热情邀请，一再对大家慷慨捐款使他能来美国讲学的义举表示钦佩。午饭后，近东系主任卡思林・凯勒陪同他去巴罗斯厅的路上，他又试了一次那个号码，但还是没人应答。

讲座进行得很成功。共有二十七位研究生来听课，他们都在攻读博士学位。马丁所讲的课题，是中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哈里发当政期，也就是欧洲人称之为中世纪的时期。他对美国学生们对他的课题的理解水平和深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一名学生站起来，对他不远万里来为他们讲学表示感谢时，其他学生纷纷鼓掌以示谢意。特里・马丁脸红了，忙不迭地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后来，他发现大厅的墙上有一部付费电话，于是又拨了一次那个号码。这次有人应答了，是一个粗哑的声音。

“喂？”

“对不起，是洛马克斯博士吗？”

“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我。”

“我知道这事有点唐突，可我是从英国来的。我想见你。我的名字叫特里・马丁。”

“英国，哦？好远哦。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像我这样的老头子呀，马丁先生？”

“想回忆一下遥远的过去。给你看一件东西。利弗莫那边的人说，你比大多数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差不多见过所有东西。我要给你看一件东西。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能不能来见你？”

“不是一份税单吧？”

“不是。”

“那么是《花花公子》杂志的美女照片吧？”

“恐怕也不是。”

“你让我感到好奇了。你知道怎么过来吗？”

“不知道。我准备了纸和笔。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洛马克斯老爸描述了一番如何到达他居住的地方。这花了一点时间。马丁把路线全都记下来了。“明天上午吧，”洛马克斯说，“今天太晚了，黑暗中你会迷路的。而且你需要一辆四轮驱动车。”

一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海湾上空的一架J-星捕捉到了一个信号。

一月上旬，当J-星侦察机接到命令，匆匆忙忙地从佛罗里达州格鲁曼墨尔本工厂起飞，奔赴半个地球之外的阿拉伯时，它们仍在进行试验性飞行，机上大都是非军方的工程技术人员。

那天上午，从利雅得军事基地起飞的两架J-星中的一架，正飞行在伊拉克国境线上空，但仍属于沙特领空，用它下向和侧向诺顿雷达窥视着一百英里之外的伊拉克西部沙漠。

捕捉到的叮叮当当的声响很微弱，但能肯定是金属，在缓慢地移动着。这应该是在伊拉克的内陆，两辆以上，也许是三辆汽车组成的一个车队。于是机上的任务组长把这支伊拉克小车队的确切位置，传达给红海北端上空盘旋着的一架阿瓦克斯飞机。

在那架阿瓦克斯的机舱里，机长记下了确切的地点，然后四处寻找附近已升空的飞机，看哪架也许可以去打击那支车队。在这段时期西部沙漠的作战行动，除了打击代号为H2和H3的两座大型伊拉克空军基地之外，仍集中打击飞毛腿导弹基地。那架J-星找到的也许是一座流动式飞毛腿发射架，虽然在大白天这不太可能。

阿瓦克斯飞机联络上了从飞毛腿北方区出来，现正在南下的两架F-15E战鹰。

在完成喀姆郊区的一项任务后，唐・沃克正驾机在两万五千英尺上空南下飞行。刚刚在喀姆，他和他的僚机飞行员兰迪・罗伯茨击毁了保护着一家毒气工厂的一个固定式导弹基地。毒气工厂将被作为以后的攻击目标。

沃克接听到了要求，他看了一下油量表，剩油不多。更糟的是，激光炸弹用完了，机翼下的吊钩只有两枚响尾蛇和两枚麻雀。但它们是空对空导弹，以备万一战鹰遇上伊拉克喷气战斗机。在国境以南的某处，他的加油机正在耐心地等待着，为飞回阿尔卡兹基地他需要每一滴燃油。但那支车队只有五十英里远，只偏离他的返程航线15度。虽然他用完了攻击地面目标的军械，但去看一看也没有什么害处。

他的僚机驾驶员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于是在清澈的碧空中，沃克在座舱罩里向半英里之外的僚机做了一下手势。两架战鹰便倾斜着向他们的右边俯冲下去了。

在八千英尺高度，他能够看见J-星捕捉到的叮当响的源头。不是一台飞毛腿发射架，而是两辆卡车和两辆苏制轻型轮式装甲车。

从沃克所处的位置，他能比J-星看得更清楚。身下一个深深的旱谷里有一辆越野吉普车。在五千英尺空中，他能够看见吉普车周围有四名英国特空团军人，像是沙漠上的小蚂蚁那么大。但英国人看不见，四辆伊拉克军车正形成一个马蹄形朝他们包围过去，他们也看不见伊军士兵纷纷从军车的车厢尾板上跳下，朝旱谷包抄过来。

唐・沃克在阿曼见过特空团官兵。他知道他们在西部沙漠里对付飞毛腿发射架。他的中队里有好几个飞行员，曾接到过这些英国人从地面发过来的无线电联络，那是特空团官兵标定了一个他们自己无法对付的目标，要求战鹰前去打击。

在三千英尺高度，他能看见四个英国人好奇地抬头仰望天空。那么，在半英里之外的是伊拉克军人。沃克按下了发送按钮。

“到后边去，对付卡车。”

“明白了。”

虽然他现在既没有炸弹又没有火箭，但在多孔吸气口外边的右机翼根部，有一门M-61-A1火神20毫米机炮，由六支旋转炮管组成，可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射出整个弹匣内的四百五十发炮弹。这种20毫米机炮的炮弹有小香蕉那么大，弹着即爆炸，用于打击卡车或开阔地上的运行目标，效果很好。

沃克打开瞄准和射击的开关，他的头盔显示屏随即显示出那两辆装甲车就在他的正前方，还有一个瞄准十字架，这种装置已经考虑到了偏航角和瞄准误差。

第一辆装甲车中了一百多发炮弹，被炸得四分五裂。沃克轻轻地一拉机头，把瞄准十字架对准了第二辆装甲车的后部。他看见装甲车的油箱起火了。然后他就拉起来从它的上方掠过，飞机爬升上去又翻转直至棕色的沙漠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

保持飞机翻转，沃克又让战鹰朝下飞回来了。蓝色和棕色构成的地平线回到了通常的位置，即棕色的沙漠在下面，蓝色的天空在上面。两辆装甲车都在起火燃烧，一辆卡车侧翻在地，另一辆已经粉身碎骨。微小的人影疯狂地逃往岩石后面去躲藏。

在旱谷里的四名英国特空团军人得到了警告。他们已经上车，正摇摇摆摆地驶下干涸的溪道离开伏击地。是谁发现他们（也许是在沙漠里漫游的牧羊人）并把他们的位置透露出去的，他们将永远不得而知，但他们知道是谁救了他们的命。

战鹰们升起来飞走了，摇摆着翅膀飞向边境，去寻找等待着它们的加油机。

特空团行动小组的组长是一位中士，名叫彼得・斯蒂芬森。他向正在离开的美军战斗机举起一只手说：“不知道你们是谁，朋友，可我欠你们一份情。”

马斯洛夫斯基的夫人贝蒂恰巧有一辆五十铃吉普车供平时外出用，尽管她从来没有以四轮驱动的方式行驶过，她坚持要马丁借用这辆车。马丁回伦敦的航班是那天下午五点起飞，他一大早就出发了，因为不知道要外出多长时间。他告诉贝蒂最迟他打算两点钟回来。

马斯洛夫斯基要去上班，但他给了马丁一张地图，以免他迷路。

莫查河河谷的那条路，使他又经过了利弗莫，在那里他找到了特斯拉旁边的梅恩斯路。渐渐地，利弗莫郊区的最后一批房子消失了，地面开始隆起。幸好天气很好。这个地区的冬季从来不是很冷，但由于靠近海洋，容易产生浓厚的云层和突发的浓雾。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天空湛蓝清澈，空气清新寒冷。

透过挡风玻璃，他能够看到远处雪松山冰雪封盖的山顶。行驶十英里之后，他离开梅恩斯路转入了一条紧挨着悬崖峭壁的土路。

在远处的山谷下，莫查河在山岩间翻滚着流淌下来，在阳光照射下发出粼粼的水光。两岸的草地已为北美艾灌丛和橡树所替代；碧空中高高挂着一对风筝，道路一直通向前方，沿着雪松山山脊的边缘进入到荒山野岭。

他经过了一座孤零零的农房，但洛马克斯已经告诉过他要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再往前行驶三英里后，他发现了那座小屋，是用未经加工的圆木堆叠建起来的，屋顶上还有一支用毛块石砌成的烟囱，一缕青烟正冉冉飘向空中。

他在院子里停住车走了下来。谷仓里一头孤独的泽西母牛正在用它那天鹅绒般的眼睛打量着他。小屋的另一边传来了有节奏的响声，于是他绕到前面去，发现洛马克斯老爸在悬崖旁，悬崖俯瞰着远处的山谷和河流。

他肯定有七十五岁了，但看上去好像还能上山打熊。这位老科学家身高有六英尺一英寸，穿着格子衬衣和沾着泥土的牛仔裤，正在用一把单刃斧头劈木头。

雪白的头发披落在他的肩上，下巴上有一长溜象牙色的络腮胡子。从他敞开的衬衣领子里，前胸冒出一片白色的卷毛，而且他好像没感觉到冷，虽然特里・马丁庆幸自己穿上了派克棉大衣。

“还是找到了？听到了你进来的声音。”洛马克斯说，他用力一下子劈开了最后一块木头，然后放下斧子走向他的客人。他们握了手。洛马克斯朝旁边的一只木墩示意了一下，他自己坐到了另一只木墩上。

“马丁博士，是不是？”

“嗯，是的。”

“从英国来？”

“是的。

洛马克斯把手伸进衬衣的口袋，取出一包烟丝和几张烟纸，卷了一支香烟。

“你，不是政治家吧？”洛马克斯问道。

“不，我不是。”

洛马克斯哼了一声，表示出明显的赞许。

“曾有一位政治学博士，老是叫嚷着要我戒烟。”

马丁注意到他使用的是过去时态。

“那么你与他分手了？”

“不，是他与我分手了。上星期死了。五十六岁。你到山上来有什么事？”

马丁在手提包里翻了一会儿。

“我先向你道歉。这很可能是在浪费你我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看看这个。”

洛马克斯接过马丁递上来的照片看了起来。

“你真的是从英国来的吗？”

“是的。”

“不远万里来给我看这个东西？”

“你认出来了吗？”

“应该能认出。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五年呢。”

马丁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你真的去过那里？”

“在那里住了五年。”

“在塔尔米亚？”

“塔尔米亚是什么地方？这是橡树岭。”

马丁咽了几口唾沫。

“洛马克斯博士，这张照片是六天前，美国海军的一架战斗机在伊拉克一座被炸毁的工厂上空拍摄的。”

洛马克斯抬起头来，蓬松的白眉毛下面是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接着又低头去看那张照片。

“狗娘养的。”他最后这么说，“我警告过那些狗杂种。三年以前，我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这种技术第三世界国家会采用。”

“后来怎么样了？”

“噢，他们把报告扔进了废纸篓里，我猜想。”

“谁？”

“你知道的，那些尖头脑袋呀。”

“那些盘子，工厂里的那些飞碟，你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吗？”

“当然知道。加路特隆，这是老橡树岭设施的一个复制品。”

“加路……什么？”

洛马克斯又抬起头来。

“你不是理学博士吧？不是物理学家？”

“不是。我的专业是阿拉伯学。”

洛马克斯又哼了一声，好像不是一名物理学家会加重一个人的生活负担似的。

“加路特隆。加利福尼亚回旋加速器，简称加路特隆。”

“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EMIS，即电磁同位素分离。用通俗语言来说，它们对粗制的铀-238进行精炼，提纯成炸弹级的铀-235。你说这个地方在伊拉克？”

“是的。一星期前遭到了误炸。这张照片是第二天拍来的。大家似乎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洛马克斯凝视着山谷对面，吸了一口香烟，吐出一股烟雾。

“狗娘养的。”他又这么说，“先生，我住在这里的山上是因为我愿意，想离开所有那些尘嚣——多年前我已经受够了。现在没有电视，但我有一架收音机。这是萨达姆・侯赛因搞的，对不对？”

“是的，没错。你给我讲讲加路特隆好吗？”

洛马克斯掐灭香烟，又向前凝视着，但他看到的不是对面的山谷，而是多年前的往事。

“一九四三年，很久以前了，对吧？差不多五十年了。你还没有出生，现在的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出生。那时候我们有一群人，想干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我们年轻，有抱负，有才华，我们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干了。

“有来自意大利的费尔米、波特考福，来自德国的富克斯，来自丹麦的尼尔斯・波哈尔，来自英国的努恩・梅和其他人，还有我们美国人：乌雷、欧比和欧内斯特。我当时很年轻，才二十七岁。

“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摸索，做着前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做着别人说不可能做成的实验。我们的预算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少得可怜，于是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很少休息。不得不那样，因为最后期限与经费都很紧。我们设法干成了，在三年之内。我们打破所有框框做成了两颗炸弹：小男孩和胖子。

“然后空军把它们扔在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世界舆论大哗，说我们毕竟不应该来那么一手。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不来那么一手，其他人也会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

“加路特隆……”马丁提醒说。

“是的。你听说过曼哈顿项目吗？”

“当然。”

“嗯，曼哈顿项目中有许多天才，其中两人尤为突出。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听说过他们吗？”

“听说过。”

“还以为他们是同事，是伙伴，对吗？”

“我想是吧。”

“错了。他们是对手。明白吗，我们都知道关键是铀，世界上最重的元素。在一九四一年时我们就知道，只有更轻的同位素235才能产生我们需要的链式反应。问题在于要把隐藏在铀-238里的百分之零点七的235分离出来。

“当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多年的忽视之后，官老爷们终于意识到需要往日的成果。老掉牙的故事。于是我们想方设法进行那些同位素的分离。

“奥本海默的路子是搞气体扩散——把铀还原成液体，然后是气体，六氟化铀，既有毒性又有腐蚀性，很难操作。离心器是后来才有的，是由苏联抓获的一个奥地利人发明的，在苏库米投入了使用。在使用离心器之前，气体扩散法既缓慢又困难。

“劳伦斯走了另一条路——用粒子加速进行电磁分离。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恐怕不知道。”

“原理是，把原子加速到一定的速度，然后用强磁力把它们抛入一个曲面。好比两辆高速行驶的赛车进入了曲面，一辆重车，一辆轻车。哪一辆车到了外边？”

“重车。”马丁说。

“对。就是这个原理。加路特隆用直径二十英尺左右的巨大磁盘。这些……”他用手拍着照片中的飞碟，“就是磁盘。这个布局是我们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工厂的一个复制品。”

“如果它们能用，那为什么不用了呢？”马丁问道。

“速度问题。”洛马克斯说，“奥本海默先胜。他的方法快捷。加路特隆极为缓慢，极为昂贵。一九四五年以后，那个奥地利人获释后来到这里展示他的发明，加路特隆技术就被淘汰了。解密了。你可以从国会图书馆里获得所有详尽资料和计划。很可能伊拉克人就是这么做成的。”

两个人静静地坐了有好几分钟时间。

“你刚才说的是，”马丁说，“伊拉克决定采用老式T型福特汽车技术，而且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们会去追求先进的赛车，没人注意到这个情况。”

“你说得对，孩子。人们忘记了——老式的T型福特车也许很老，但它能行驶。它能把你载到目的地，能把你从甲地载到乙地。而且还不容易抛锚。”

“洛马克斯博士，我们两国接受咨询的科学家认为，伊拉克已经有了一个气体扩散离心器串联在运用，去年一直在运作。另有一个也快要投产了，但很可能还没运作。据此，他们计算出伊拉克不可能炼制出足够的纯铀，我们说三十五公斤吧，用以制造一颗炸弹。”

“没错，”洛马克斯点点头，“一个串联需五年时间，也许更长。两个串联起码需三年时间。”

“但假定他们一直在连续地使用加路特隆。如果你是伊拉克炸弹项目的负责人，你会怎么干？”

“不是那样。”洛马克斯一边说，一边开始卷另一支香烟，“在伦敦时，他们是否告诉过你，当你开始加工零纯度的黄饼时，你必须先把它炼制成百分之九十三纯度以达到炸弹级品质？”

马丁想起了希普韦尔博士，他抽着烟斗在白厅下面一个房间里说过那番话。“是的，他们告诉过我。”

“但他们没说过，这个过程中从零到二十的净化占了大多数时间吧？他们没说原料越是纯净加工过程越快速吧？”

“没有。”

“嗯，事情就是这样。假如我有加路特隆和离心器，我可不想连续使用。我会依次序使用它们。我会用加路特隆把原料从零加工至百分之二十，也许是二十五的纯度；然后把这个纯度的原料给新串联去加工。”

“为什么？”

“那会使你在串联中的炼制时间减少一成。”

洛马克斯老爸在喷云吐雾时，马丁想了一会儿。

“那么你认为伊拉克什么时候可以获得那三十五公斤的纯铀？”

“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加路特隆的加工。”

马丁陷入了沉思。自从以色列的轰炸机摧毁了奥西拉克的伊拉克反应堆之后，巴格达采取了两条方针：第一是分散和复制，把实验室分布在全国各地，这样它们不可能再次全部被炸毁；第二是采用各种伪装开展采购和实验。奥西拉克是在一九八一年挨炸的。

“这么说，他们是一九八二年开始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各种部件，一九八三年左右把它们装配起来的。”

洛马克斯捡起脚边的一根手杖，开始在尘土上涂涂写写起来。

“他们在黄饼，即基本原料的供应上有没有问题？”他问道。

“没有，原料有许多。”

“假定那样的话……”洛马克斯说。

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杖拍了拍照片。

“这张照片上大约有二十台加路特隆。是他们全部的吗？”

“也许还要多。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假设那是他们在操作的全部吧。”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对吗？”

“基本上可以这么假设。”

洛马克斯继续在尘土上写写画画。

“伊拉克缺不缺电力？”

马丁想起了在塔尔米亚沙漠对面的那座一百五十兆瓦发电站，以及黑洞关于地下电缆铺设到塔尔米亚的说法。

“不，不缺电力。”

“我们曾经缺少电力。”洛马克斯说，“加路特隆运转时耗电量惊人。我们在橡树岭建起了最大的燃煤发电厂，即使那样我们还得从公用电网中补充电力。每当我们开机时，整个田纳西州的灯光会暗淡下来——我们用电太厉害了。”

他仍在用手杖写写画画，计算着，然后涂掉，又在同一块地方上开始另一项计算。

“他们缺少铜线吗？”

“不会，这种东西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到。”

“这些巨型磁盘必须用成千上万英里的铜线把它们包扎起来，”洛马克斯说，“但在战争期间我们一点也弄不到。都被用作了战争物资生产，一盎司都不剩。知道老劳伦斯是怎么干的吗？”

“不知道。”

“从诺克斯堡[6]借来了全部银锭，把它们熔成了线缆。同样顶用。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归还给诺克斯堡。”他吃吃地笑了起来，“他是一个知名人物。”

最后他挺直了身体。

“如果他们在一九八三年安装了二十台加路特隆，并用它们加工黄饼直至一九八九年……然后取得百分之三十纯度的铀，喂进离心器串联运行一年，他们就可以在……十一月获得三十五公斤纯度百分之九十三的炸弹级铀。”

“今年十一月？”马丁说。

洛马克斯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身体，又弯腰把他的客人拉了起来。

“不，孩子，是去年十一月。”

特里・马丁驾车下山，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中午，伦敦时间晚上八点。巴克斯曼应该离开办公室回家了。马丁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

他可以在旧金山等上十二个小时再打电话，或者飞回英国。他决定先飞回去。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他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并于十二点三十分与巴克斯曼碰面。下午两点，史蒂夫・莱恩与格罗斯凡纳美国使馆的哈里・辛克莱紧急通话。一小时之后，中情局伦敦站站长辛克莱用安全直线向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报告。

直到一月三十日上午，比尔・斯图尔特才把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中情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

“已经核实了。”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向这位前堪萨斯法官汇报说，“我派人去过了雪松山边的那座小屋，洛马克斯老头都确认了。我们追查到了他原先的那份报告——已经存档了。来自橡树岭的记录确认这些碟盘是加路特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局长威廉・韦伯斯特问道，“我们怎么会一点也没注意到？”

“嗯，这个主意很可能来自于贾法尔・阿尔贾法尔——伊拉克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除了在英国的哈韦尔，他还在日内瓦旁边的瑟思受过培训。那儿有一个巨大的粒子加速器。”

“是吗？”

“加路特隆是就是一种粒子加速器。不管怎么说，加路特隆技术已于一九四九年解密，谁想得到就可以得到。”

“那么这些加路特隆是在哪里买到的？”

“零星购买，主要来自奥地利和法国。买这些东西不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因为该技术已过时。工厂是由南斯拉夫人承建的。承包人说需要图纸和计划，于是伊拉克人就给了他们橡树岭的计划——所以塔尔米亚是一座复制品。”

“这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局长问。

“一九八二年。”

“那么这个间谍，他叫什么名字？”

“耶利哥。”比尔・斯图尔特说。

“他说的不是谎言？”

“耶利哥只是把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听到的萨达姆・侯赛因的讲话报了过来。恐怕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排除那是真话的结论了。”

“而且我们已经一脚把耶利哥踢出了游戏？”

“他为自己的情报要价一百万美元。我们没付那笔款子，而且在那个时候……”

“看在上帝的份上，比尔，这个价格便宜呀。”局长起身走到了窗户边。那些白桦树现在已经光秃秃地只剩下了树枝，不像八月份时那样枝繁叶茂了。在山谷里，波托马克河蜿蜒流向大海。

“比尔，派奇普・巴伯回到利雅得去。看看有什么办法与这个耶利哥重新建立联系。”

“有一条渠道，先生。在巴格达有一名英国间谍。他长得酷似阿拉伯人。可是我们已经向世纪大厦建议让他撤出那里。”

“但愿还没撤出，比尔。我们需要耶利哥回来。费用没有关系，我会签批的。不管这个设备秘密隐藏在何处，我们必须找到它并及时地炸毁。”

“是。呃……谁去告诉将军们呢？”

局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两小时后会去见科林・鲍威尔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最好是你而不是我。比尔・斯图尔特一边这么想一边离开了。

第十八章  库拜废车场

世纪大厦的两个情报官比华盛顿的奇普・巴伯早一步抵达利雅得。史蒂夫・莱恩和西蒙・巴克斯曼于黎明前降落了，他们是坐夜班客机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出发的。

驻利雅得情报站站长朱利安・格雷，驾着他那辆没有标志的轿车把他们接到了别墅里。五个月以来，他一直住在这栋别墅里，只是偶尔回家去探望一下妻子。对于巴克斯曼突然从伦敦返回来，他感到纳闷，更不用说级别更高的史蒂夫・莱恩前来视察实际上已经停止的行动了。

在别墅里，待房门紧紧关上之后，莱恩告诉了格雷为什么必须去找到耶利哥并把他重新带入到游戏之中，而且不得耽搁。

“耶稣啊！那狗杂种原来是当真的？”

“我们只能那样假设，尽管我们还没有证据。”莱恩说，“马丁的接听时限在什么时间？”

“今天夜晚十一点十五分至十一点四十五分之间。”格雷说，“为安全起见，我们已有五天没给他发报了。我们一直在期待着他随时越过边境呢。”

“但愿他还在那里。否则就糟了，我们将不得不把他重新渗入进去，这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伊拉克沙漠里现在到处都是巡逻队。”

“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格雷问。

“知情人要尽可能保持少一些。”莱恩回答。

伦敦与华盛顿之间已经商定尽量缩小知情人范围，但专家认为还是太多了。在华盛顿的知情人物有总统和四名内阁部长，加上国家安全顾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再加上在兰利的那四个人，其中一人，即奇普・巴伯正赶赴利雅得。在加利福尼亚，那位不幸的洛马克斯老爸的小屋里，住上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其目的是确保洛马克斯不与外界联系。

在伦敦，消息已经报给了新任首相约翰・梅杰，内阁秘书长和内阁的两名大臣。在世纪大厦有三个人知道。

在利雅得，现在有三个人在秘情局的别墅里，巴伯正在赶过来。在军方，这条情报仅限于四位将军——三位美国将军和一位英国将军知道。

特里・马丁正舒适地居住在秘情局位于乡村的一座安全房子里，由一位慈母般的女管家和另三位不太慈善的看管人照料着他。

此后，有关搜寻和摧毁代号为“安拉-乌特-库布”，或“上帝的拳头”的所有行动，将以消灭萨达姆・侯赛因本人或者其他重大理由为幌子去进行。

实际上，这种消灭萨达姆的图谋已经有过两次。盟军认出了他也许会居住的，或者至少暂时居住的两个地点。但没人确切地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他会在哪个地点，因为热依斯如果不在巴格达的地下城堡里，那么他会像狡兔一样从一个隐藏地搬到另一个隐藏地。

对那两个地点的空中侦察一直在持续。其中一个是距巴格达四十英里的一座乡间别墅，另一个是一辆改装的房车，用作战时移动计划中心。

有一次，空中的侦察员看见移动式导弹发射架和轻型装甲车开进了那座别墅周围的空地。一个战鹰小队进去把别墅炸毁了。但这是一个假警报——鸟儿已经飞走了。

另一次，一月底前两天，侦察员发现那辆大型房车转移到了一个新地点。于是又一次进去实施了攻击，但目标又一次不在那里。

在这两次袭击中，飞行员们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伊拉克的高炮一刻不停地狂射着。消灭伊拉克独裁者的两次失败，使盟军陷入了窘境。他们根本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的准确行踪。事实是，没人知道其行踪，除了他儿子库赛统领的警卫团的一个保镖小组之外。

实际上他一直在四处奔波。虽然英美推测在整个空袭期间，萨达姆一直待在他的深层地下城堡里，但实际上他只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半的时间。他的安全问题，由一系列的精心伪装和假行踪而得到了保证。有好几次，一支接受检阅部队“看见”了他——愤世嫉俗者们说，这支部队之所以欢呼喝彩是因为他们没被派往前线，没被大胖丑八怪们炸得屁滚尿流。在这种场合里伊拉克部队看到的那个人，其实是一个长得酷似萨达姆的替身，只有最近的亲信才能分辨出真假。

另有几次，十几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在巴格达市内招摇而过，致使老百姓相信他们的热依斯在其中一辆车内。实际上不是，这些车队都是伪装的。当他换地方时，有时候他就坐在一辆单独的没有标志的轿车里。

即使在他的内层圈子里，安全措施也是压倒一切的。接到通知要与他一起开会的内阁部长们，只有五分钟准备时间，离开他们的住处，跳上他们的轿车，并跟在一辆先导摩托车后面。即使这时候，目的地也不是开会地点。

他们被带到一辆窗户封死的大客车上，在那里所有其他部长们都在黑暗中坐着。部长们与司机之间隔着一道屏障。连司机也要跟着警卫队的一名摩托车手行驶到最终的目的地。

在司机的背后，那些部长们、将军们和顾问们，像小学生去进行一次神秘的旅游那样坐在黑暗之中，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事后也根本不知道去过了什么地方。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会议是在一栋宽大、隐蔽的别墅里召开的。该别墅被强占一天，夜幕降临前即撤空了。警卫队里的一个特别小组不干其他工作，专门在热依斯要开会时去找到一座这样的别墅，把别墅的主人软禁起来，待热依斯远走高飞之后再放他们回家。怪不得多国部队无法找到他。但他们尝试过了——直至二月的第一周。此后，所有的暗杀企图都取消了，而且军方从来没能弄明白是什么原因。

奇普・巴伯于一月最后一天刚过中午，到达了利雅得的那座英国别墅。互相招呼之后，四个人坐下来等待能够联络马丁的时刻，假如他还在那里的话。

“我想这件事也有一个最后期限吧？”莱恩问。巴伯点点头。

“二月二十日。‘雷霆’诺曼要在二月二十日在那里发动地面战。”

巴克斯曼吹起了口哨。“二十天，见鬼。山姆大叔愿为这个承担费用吗？”

“是呀。局长已经签了给耶利哥的一百万美元，今天付进了他的账户。至于该设备的地点，假定只有一个地点，我们将付给那个狗杂种五百万。”

“五百万美元吗？”莱恩说，“上帝呀，从来没人为情报付过那么多钱。”

巴伯耸耸肩：“这个耶利哥，不管他是谁，是一名雇佣兵。他要钱，不要其他。那就让他去挣钱，这是值得的。阿拉伯人喜欢讨价还价。我们不这样。从他获得那份信息起五天以后，我们每天扔给他五十万，直至他为我们提供确切的地点。他必须去了解清楚。”

三名英国人冥思着这笔比他们三人的毕生工资总和还要多的金额。

“嗯，”莱恩评价说，“这对他来说应该不是很难。”

给耶利哥的信息在下午和晚上起草出来了。首先，与马丁之间的联系要建立起来，马丁必须确认预定的代码，从而表明耶利哥还在那里且仍是一个自由人。然后利雅得将详细地告诉给耶利哥的待遇，并向他施加压力，说明事情十万火急。

他们由于心事重重，吃晚饭时胃口不好，拨弄着盘中的食物。房间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十点三十分，西蒙・巴克斯曼与其他人一起走进录音室，把信息读入了录音机。这段话被压缩了两百倍，只延续两秒钟时间。

十一点十五分十秒，那位资深的无线电工程师发出了一个简短信息：“你在那里吗？”三分钟以后，传来了像静电声一般的一声微弱的噼啪声响。卫星天线捕捉到了，这个声音被放慢以后，五个听众听到了麦克・马丁的声音：“黑熊呼叫洛基山，收到信息。请讲。”

利雅得的别墅里爆发出一阵轻松的欢呼声。四位特工人员如同球迷般互相拍着对方的背部，好像他们所支持的球队捧得了“超级杯”。

那些从没去过那里的人，很难想象获悉战斗在敌后的“我们的人”仍逍遥自在活着时的那种感情。

“他在那里待了整整十四天呢，”巴伯说，“那家伙接到指示后为什么不撤出来呢？”

“因为他是一个笨蛋，”莱恩咕哝着说，“这样反而更好。”

那位冷静的无线电报员正在发出另一份简单的询问。即使话音振荡器告诉他那个声音与马丁匹配，他还是想要几个字以确认那位特空团少校并不是在胁迫之下说话。十四天时间足以使一个人的精神崩溃。

他发给巴格达的信息非常简短：“纳尔逊和诺斯，重复一遍，纳尔逊和诺斯。请回答。”

又是三分钟时间过去了。在巴格达，麦克・马丁蹲伏在那座苏联人花园里棚屋的地面上，捕捉到这个简单的噼啪声，说出自己的答复，按下压缩按钮，把这个十分之一秒的电报发向沙特的首都。

倾听者们听到他说“歌唱灿烂的日子”。无线电报务员微笑了。

“是他，先生。自由自在地活着。”

“那是一首诗吧？”巴伯问。

“诗歌真正的第二句，”莱恩说，“应该是‘歌唱光荣的日子’。如果有一支手枪对着他的太阳穴，他就会那样说。在那种情况下……”他耸了耸肩。

无线电报务员发出最后的信息，真正的信息，然后就关机了。巴伯把手伸进了手提箱。

“我知道这也许不太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但特工生活应该有一些特权。”

“哦，唐培里侬香槟王，兰利付得起吗？”格雷说。

“兰利，”巴伯说，“刚刚把五百万绿钞票押到了赌桌上。我猜想一瓶香槟它还是请得起的。”

“太好了。”巴克斯曼说。

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爱迪丝・哈登堡的形象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爱情的力量。在卡里姆的亲切鼓励下，她已经去了格林辛的一家美发厅。理发师把她的头发披下来，进行了修剪和定型，做成了齐下巴长，这样头发从双颊边垂下来，填补了她那窄脸庞的缺陷，并使她增添了一分成熟女性的魅力。

经她羞答答地同意之后，她的情人已经为她选购了一系列化妆用品，不是鲜艳夺目、花里胡哨的那一类，而只是一些基础的眼线笔、粉底霜、扑粉和口红。

在银行里，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私下里大吃一惊，他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她走进办公室，因为鞋跟的关系她的身材比原先高了一英寸。使他感到气馁的不是鞋跟或头发或化妆，尽管假如格穆利希夫人哪怕是稍微提一下这种念头他就会彻底否决。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她的气质，是她进来递给他要签字的信件或听他口述时的那种自信。

当然，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肯定是楼下办公室里的一个傻姑娘说服了她去花钱消费。那就是所有这些事的关键——花钱。根据他的经验，花钱会导致毁灭，他害怕会有最糟糕的事情。

她天生的害羞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在银行里她仍与以往一样不合群，即使举止自信多了，但话仍然很少。但与卡里姆在一起时，当他们独自相处时，她经常为自己的大胆而感到惊奇。她似乎开始告别二十年来令她厌恶的呆板、压抑的生活，现在的她如同一位游客在经历一次缓慢的探秘旅程，怀着半是羞愧半是害怕、半是好奇半是激动的心情。他们的恋爱开始时完全是单向的，现在已是互相探索了。当她第一次触摸他的“下面那个地方”时，她还以为她会休克和羞死呢，但使她感到惊异的是她仍然活着。

二月三日晚上，他到了她的公寓，带来了一只礼品纸包装的、用丝带扎着的盒子。

“卡里姆，你不要这样嘛。你花钱太多了。”

他把她抱进怀里，用手理着她的头发。她已经学会了喜欢他这样做。

“瞧，小猫咪，我父亲很富裕。他提供给我丰厚的津贴。你难道要我把钱花在夜总会里吗？”

她也喜欢他对她开玩笑。当然，卡里姆决不会去那种可怕的场所。于是她接受了这些她曾经——也就是仅仅两个星期之前，决不会去触及的香水和化妆品。

“我能不能打开？”她问道。

“买了就是让你打开的。”

起初她并不明白它们是什么东西。盒子里面的东西像是一种丝绸、花边和各种色彩组成的泡沫。当她明白了时——因为她在杂志广告上见过，她的脸涨得通红。

“卡里姆，我不能，我真的不能。”

“能，你真的能，”他微笑着说，“来吧，小猫咪。到卧室里去试一下。关上门——我不会看的。”

她把里面的东西都一一放到床上，凝视着它们。她，爱迪丝・哈登堡，从来不曾拥有过这种物品，长筒袜和紧身褡，内裤和胸罩，吊袜带和睡衣，有黑色的、粉红的、紫红的、米色的和乳白色的。有的饰着透明的花边，有的是光边的，那丝绸般光滑的面料摸上去犹如摸到冰块一般。

她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待了有足足一个小时，然后才穿着浴袍打开房门。卡里姆放下咖啡杯，站起身，迎了上去。他带着和善的微笑俯身打量着她，并开始解开那条系住浴袍的腰带。她又脸红了，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她转脸看旁边。他让浴袍敞开了。

“噢，小猫咪，”他柔和地说，“你真可爱。”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当她的大腿触及他的牛仔裤里面那件硬邦邦的东西时，她再也不感到害怕了。

他们做爱之后，她起身去了卫生间。她回到卧室后，站在床边俯视着他。他身上没有一处是她不爱的。她在床沿坐下来，用手指抚摩他下巴旁边那道淡淡的疤痕；他说过那是小时候，他在安曼郊外他父亲的果园，从玻璃暖房上掉下来留下的伤疤。

他睁开眼睛微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抓住他的手，摩挲着他的手指，抚摩着戴在他的小手指上的那枚印章戒指，那是他母亲给他的，镶着淡粉红蛋白石。

“我们今晚干什么？”她问。

“我们到外面去，”他说，“去布里斯托尔的西尔克餐馆。”

“你太爱吃牛排了。”

他把手伸到她后面，抱住了她那穿着透明薄织物的小小的屁股。

“这才是我喜爱的牛排呢。”他微笑着说。

“别说了，你这个人真坏，卡里姆！”她说，“我要穿衣服。”

她挣脱身子，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她的变化怎么会那么大呢？她想道。她怎么会让自己穿上这种内衣裤呢？然后她明白了。为卡里姆，她的卡里姆，她深爱着的卡里姆，她愿为他做任何事情。在她的生活中，爱情也许来得晚了一些，但现在它已经像山洪暴发般地来到了。

华盛顿特区20520

美国国务院

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

备忘录

致：美国国务院 詹姆斯・贝克国务卿

由：政治情报及分析组

事由：暗杀萨达姆・侯赛因

日期：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

密级：仅供阅读

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自从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产生敌对以来，为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让位，至少已有过两次暗杀企图。

这些暗杀都是以空袭方式由美国空军专门去执行的。因此本小组认为眼下急需阐明，暗杀侯赛因的企图一旦成功可能会出现的后果。

理想的结果，当然是由获胜的多国部队扶植起一个接任的政权，以取代现在的复兴党独裁体制，形成一个人道的和民主的政府。

我们相信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幻想。

首先，伊拉克不是，而且从来不曾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仅仅是一代人之前，这个国家还充满部落间战争。它包含着几乎势均力敌的两个相互有敌意的伊斯兰教派，即逊尼派和什叶派，再加上三个基督教少数派。除此之外，北方的库尔德人一直在寻求独立。

其次，从土耳其人到哈希米特到复兴党的统治中，伊拉克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民主经历，从来没有受益于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民主。

因此，现在的独裁统治如果因独裁者遭暗杀而突然结束，那么只会有两种现实的方案。

第一方案是按外界的意图，结合各派别的意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本小组的意见认为，这种政府掌权时间极为有限。传统势力和顽固不化的宿敌用不了多久就会使它分裂。

库尔德人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伊拉克，并在北方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由各党派团体在巴格达组成的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将无力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可以预见，土耳其人的反应会是狂暴的，因为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土耳其自己的库尔德少数民族，会立即加入边境对面的同胞，从而对土耳其的统治开展强有力的对抗。

在东南方，巴士拉和阿拉伯河周围的什叶多数派，肯定会找到正当的理由向德黑兰作出表示。为在最近的两伊战争中被屠杀的伊朗年轻人报仇雪恨，伊朗肯定会去迎合这种表示，希望能当着无能为力的巴格达的面，去吞并伊拉克东南部。

那些亲西方的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一想到伊朗延伸到了科威特边境，肯定会陷入坐立不安的境地。

再往北，在伊朗的阿拉伯斯坦，阿拉伯人与伊拉克境内的阿拉伯同胞有着共同的事业，这一举措肯定会遭到德黑兰阿亚图拉分子的坚决镇压。

在残留的伊拉克内，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会爆发内战，以报宿仇并谋求在残余的伊拉克内部称雄。

我们都已经痛心疾首地目击过在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内战。到目前为止，战火还没有蔓延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那里，第三支力量——波黑穆斯林正翘首盼望着。当战火烧到波黑时——有一天会烧到的，相互屠杀将会更可怕而且更难以消除。

然而本小组相信，与现在伊拉克将面临的四分五裂的方案相比较，南斯拉夫的悲剧算不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残留的伊拉克内陆会有一场大规模内战，四周边境战争以及海湾地区会极不稳定。光是难民就会达到数以百万计。

另外唯一的可行方案，是萨达姆・侯赛因被另一名将军或复兴党内另一名党务大员所替代。但是由于现在统治集团内部所有成员都与其领导人一样犯有血腥罪行，所以把一个恶魔换成另一个恶魔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因此理想的——尽管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法是保持伊拉克的现状，但是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必须被摧毁，传统的武器和军事力量，必须被降至至少在十年之内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的地步。

有争论说，现在的伊拉克政权如果幸存下来，它继续侵犯人权的状况将极为悲惨。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人权问题。美国不可能在全世界施加影响，除非准备进入永久性的全球战争。

因此，眼下海湾战争和最终入侵伊拉克的最好结果，是让萨达姆・侯赛因作为统一的伊拉克的唯一领导人继续存在，当然多国部队的入侵将使其军力大为削弱。

综上所述，本小组要求停止暗杀萨达姆・侯赛因，以及进军巴格达和占领伊拉克的所有努力。

专此呈送，并致敬意。

政情组

麦克・马丁于二月七日发现了粉笔记号，并在当天晚上从死信箱里取到了那份薄薄的信件。刚过午夜，他架起卫星天线，朝向棚屋的门口，把只有一页的阿拉伯语手稿直接读入了录音机。读完阿拉伯语后，他加上自己的英语翻译，于凌晨零点十六分时，即发报时限的最后一分钟把信息发送出去了。

当那个噼啪声音传过来，利雅得的卫星天线捕捉到之后，值班的无线电报务员喊了起来：“是他来电。黑熊来电啦！”

隔壁房间的四个人睡眼惺忪地跑了进来。靠墙的那台大录音机放慢速度把信息译解出来了。当无线电技术人员按下播放按钮后，房间里充满了马丁说阿拉伯语的声音。阿拉伯语水平最好的巴克斯曼才听了一半就轻声指了出来：“他找到它了。耶利哥说他找到它了。”

“安静，西蒙。”

阿拉伯语声音停止，英语译文开始了。最终结束时，巴伯激动得捏紧一只拳头砸进了自己另一只手掌里。

“朋友们，他完成了这项任务。能给我一份录音稿吗，现在？”

技术人员把磁带倒回去，戴上耳机，转向文字处理器，开始打字。

巴伯去客厅里打电话，打给设在地下室里的空军总部。他只需要与那里的一个人讲话就可以了。

查尔斯・霍纳将军显然只需要很少的睡眠。这段时间，在沙特国防部大楼地下室的盟军指挥机关，在老机场路沙特空军大楼底下的空军总部，大家都睡得很少，但霍纳将军似乎比大多数人睡得更少。

也许由于他所钟爱的空军官兵频频升空，飞行在敌人的领空上时他难以入睡。现在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飞行，他的睡眠时间就更少了。

他习惯于半夜里去巡视空军总部各办公室，从黑洞的作战分析员那里信步走到战术空军控制中心。如果碰巧电话响起来而旁边没人的话，他就去接听。有几位不明就里的空军军官从沙漠里来过电话，想澄清一个问题或提出一个问题，希望得到答复，结果发现他们是在与将军本人通话。

这是一种讲究民主的习惯，但有时候也会带来令人诧异的事。有一次一位中队长，他的名字就不提了，来电抱怨说他手下的飞行员们在夜间去奔袭目标时遭到了A三角火力网的交叉射击，难道不能派遣重型轰炸机大胖丑八怪，去把伊拉克的高炮炸哑吗？

霍纳将军告诉这位中校中队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胖丑八怪们任务都排满了。沙漠里的这位中队长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仍维持不变。嗯，中队长说，那样的话，除非你来舔我的屁股。

很少有军官能对一位将军说这种话而逃脱惩罚的。但传闻说查克・霍纳喜欢他部下的空军官兵这样直来直去，两星期以后那位中队长由中校晋升为上校。

那天夜晚快一点钟时，奇普・巴伯就是在战术空军指挥中心找到霍纳将军的。四十分钟之后，他们在地下室的将军办公室里会面了。

将军阴郁地阅读着来自利雅得的那份英文报告。巴伯已经用文字处理器修改了一部分内容，使它看上去不像是无线电报的文体。

“这是你们会见了欧洲商人后的又一个推理吗？”他讥讽地问道。

“我们相信这份情报是准确的，将军。”

霍纳咕哝了一声。与大多数军人一样，他对谍报人员，也就是人们称之为密探的那些人知之不多。其理由相当简单，军界奉行追求乐观主义——也许是谨慎的乐观，但毕竟是乐观，要不然没人会参军了。而情报界奉行悲观主义。这两种理念大相径庭。而且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中情局再三提醒说实际摧毁的目标要比声称的少，美国空军感到越来越恼火。

“那么这个假定的目标与我想的那个项目有关？”将军问。

“我们只是相信它是非常重要的，先生。”

“好吧，巴伯先生，首先我们要去好好看它一看。”

这一次，由塔伊夫起飞的一架TR-l侦察机去执行这项光荣的任务。作为老式U-2侦察机的改进型，这架TR-1一般用于多重任务的情报收集，它能够无声无息地飞临伊拉克上空，带着雷达和监听设备深入对方防区。但它也带着照相机，不是拍摄大范围的照片，而是执行单项的特定任务。这次要拍照的是一个叫库拜的地点。

使用TR-1侦察机还有第二个理由：它能够及时传送图片。用不着等待任务结束回来，卸下战术空中侦察吊舱系统，冲洗胶卷，心急火燎地送往利雅得。当这架TR-1侦察机巡航在巴格达西边，穆哈马迪空军基地南边那块沙漠上空时，它能把所看到的图像直接传送到沙特空军司令部地下室里的电视屏幕上。

地下室的那个房间里有五个人，包括在控制台前操作的一位技术员。只要其他四个人说一声，他就会指令电脑截图并打印一份以供仔细研究。

奇普・巴伯和史蒂夫・莱恩坐在那里，穿着与军队气氛不合的便装；另两个人是美国空军的贝蒂上校和英国皇家空军的乔・佩克少校，两人都是目标分析的专家。

使用库拜这个名字，是因为最靠近目标的那个村庄就叫库拜。由于这个居民点太小了，地图上没有标示出来，因此分析员们得同时使用附带的格子坐标图和文字说明。

TR-1侦察机在由耶利哥报告的方位的几英里处找到了它，应该说这个描述是正确的，不会有问题，而且这个地区的其他地点都与描述不相吻合。

那四个人看到目标闪现在屏幕之上，在达到最佳图像时静止不动了。操作员通过网络打印出一张图片以供研究。

“是在那里，”贝蒂上校说，“方圆几英里之内没有像它那样的东西了。”

“狡猾的家伙。”佩克说。

库拜实际上是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负责的整个伊拉克核项目的核工程工厂。一名英国核工程师曾经这么评价说，他的技艺是“百分之十的天才和百分之九十的管道工程”。其实还远不止于此。这座工厂是技术人员把物理学家的产品，数学家和计算机的计算，化学家的分析化验结果拿来，进行最后安装的地方。在这里，核工程师们最终使所有设备成为可交付使用的炸弹。

伊拉克把库拜工厂完全建在沙漠底下八十英尺深处，而且那只是工厂屋顶的深度。在屋顶下面，再往下还有三层车间。佩克少校说的“狡猾的家伙”这种评语，主要是指其伪装的技术。

把整座工厂建在地下并不是十分困难，难点在于如何对它进行伪装。地下工厂一旦建成后，把沙土回填到钢筋混凝土墙壁和屋顶上，直至厂房被掩埋起来。最底下的污水可以用排水系统加以解决。

但那座工厂需要有空气，吸入新鲜空气和排出污秽空气——这两种管道都会突出在沙漠地平线上。它还需要强大的电力，那意味着功率强大的柴油发电机，也会需要进气口和排气口——又是两种管道。

还需要有供人员进出和货物交付的斜坡或升降机，这些又要暴露在地面上。载运物资的卡车不能在软沙土上行驶，它们需要硬路面，所以要有一条支线公路连接到最近的干线公路。

工厂还会发出热量，白天难以察觉，因为外面的空气很热，但在寒冷的夜晚就不同了。

因此，一条莫名其妙的沥青公路通向一片沙漠上的处女地，四条大管道，一架升降机，卡车进进出出，持续的热量发射，这些现象该如何进行伪装才能骗过空中侦察呢？

奥斯曼・巴德里上校，这位伊拉克陆军工程兵的年轻天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作品愚弄了多国部队及其所有的侦察机。

从空中俯瞰，库拜是一个占地四十五英亩的报废汽车堆场。利雅得的观察者即使用最好的放大镜也看不见，那四堆生了锈的轿车残骸是焊接起来的框架，在框架下面，透过轿车和面包车残留躯壳，架设了新鲜空气吸入管和污浊空气排放管。

那座主要的工棚，也就是氧气钢瓶和乙炔气钢瓶故意放在外面的那个切割车间，隐藏着升降机竖井的出入口。而在这个场所进行的废车切割、焊接作业自然而然会释放出热量。

那条断头的沥青路，理由也很明显——载着废旧轿车的卡车需要开进来，然后又需要载着废钢铁离开。

这整个系统实际上阿瓦克斯飞机早就见到过，但只认为它是沙漠中一个巨大的废金属堆场。是一个坦克师？一座军火库？早先的飞机侦察已把它定为仅仅是一座废车场，于是对它失去兴趣了。

在利雅得的那四个人还没有看见，另四座由废旧小汽车堆成的小山也是用电焊焊接起来的框架，内部是拱形的，下面有液压千斤顶。其中两个框架内隐藏着火力威猛的高射炮组，是苏制的ZSU-23-4多管高射炮；另两个框架内布置着萨姆导弹，是6型、8型和9型，不是用雷达制导，而是更小的寻热型导弹——雷达天线会把真相暴露出来。

“那么它就在那里的地下喽？”贝蒂喘着气说。

就在他们观察期间，一辆载着废旧轿车的长车身卡车进入了画面。它看起来像是在一跳一跳地向前行驶，因为飞行在库拜上空八千英尺高度的TR-1在以每秒钟几幅的速度拍摄静止画面。很有意思。两名情报官一直看着那辆卡车转弯进入了焊接和切割工棚。

“我敢打赌，食品、水和供应品肯定是藏在轿车的车身下面。”贝蒂说。他向后倚在椅背上：“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去摧毁这座该死的工厂。即使大胖丑八怪也没法炸得那么深。”

“我们可以把他们全都封在下面。”佩克说，“炸毁升降井，封死他们。然后如果他们想采取救援打破封锁，我们再把他们打得稀巴烂。”

“听起来不错。”贝蒂表示同意，“距地面战还有几天？”

“十二天。”巴伯说。

“我们能执行这任务。”贝蒂说，“高空，激光制导，一群飞机，一个大猩猩。”

莱恩用眼神朝巴伯示意了一下。

“我们想更隐蔽一点。”巴伯说，“两架飞机的奇袭，低空，用肉眼确认目标摧毁。”

房间里沉寂下来了。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贝蒂问，“比如，不让巴格达知道我们对此感兴趣？”

“你们能不能做到？”莱恩催促说，“那里似乎没有任何防卫。关键是伪装。”

贝蒂叹了一口气。该死的密探，他这么想着。他们在竭力保护着某一个人。好吧，这不关我的事。

“你们的意见呢，乔？”他问英国少校。

“狂风们能干这事。”乔・佩克说，“由海盗们为它们标示目标，通过那个工棚的门扔进去六颗一千磅的炸弹。我敢肯定那个铁皮棚屋里面是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炸弹下去应该能把它炸毁。”

贝蒂点点头：“好，就按你们的要求去办。我会去向霍纳将军澄清的。乔，你准备派谁去执行？”

“608中队，驻扎在马哈拉克。我认识菲利普・柯曾中队长。要我把他叫过来吗？”

菲利普・柯曾中校统领着驻扎在巴林一个岛屿上的皇家空军第608中队的十二架狂风战机，它们是两个月之前从德国的拉尔布鲁克基地转场过来的。二月八日那天刚过中午，他接到了一份不容违抗的命令：立即向利雅得的空军总部报到。这道命令非常紧急，当他刚刚看完电文，副官就进来报告说，一架海滩王飞机刚刚降落，现正在滑行，准备来接他。当他匆匆穿上军装戴上军帽登上海滩王时，他发现这架双引擎公务飞机是霍纳将军的座驾。

“到底怎么回事？”中校自己问自己。

在利雅得军事基地，一辆美国空军的公务轿车正等待着，准备沿着老机场路把他载到一英里之外的黑洞去。

那天上午十点钟时开会讨论TR-1发来图像的那四个人仍在，只是那名技术人员离开了。他们不需要更多的图片了。已经得到的照片摊满了桌子，佩克少校为他们作了介绍。

史蒂夫・莱恩解释了要求，柯曾察看着照片。

菲利普・柯曾不是傻瓜，要不然他就不会统帅女王陛下的昂贵的战斗轰炸机中队了。在早先携带JP-233炸弹低空轰炸伊拉克机场的行动中，他已经损失了两架飞机和四名优秀的机组人员；他知道其中两人已经死了，另两人刚被游了街，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一脸茫然——这是伊拉克电视台播放出来的，是萨达姆的又一项公关杰作。

“为什么不把这个目标作为空袭任务命令，与所有其他任务一样？”他静静地问道，“为什么那么急？”

“我对你实话实说吧，”莱恩说，“我们现在相信这个目标里隐藏着萨达姆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特别危险的毒气炮弹储备。有证据表明第一批储备品快要运到前线去了。所以事情很急。”

贝蒂和佩克活跃起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解释，说明密探们为何对那座废车场底下的工厂感兴趣。

“但是两架进攻飞机？”柯曾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派两架？这种进攻没有空中优势。我该怎么去向我手下的机组人员说呢？先生们，我不能去向他们说谎。请把这任务说清楚。”

“没有必要，我自己也不能容忍透露情况。”莱恩说，“只告诉他们事实，就说空中侦察显示出该地方有卡车进出。分析员们认为它们是军车，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个废品场地隐藏着军火——主要储藏在中央大棚里。因此它是目标。至于为什么要进行低空轰炸，你看那里没有导弹，也没有A三角。”

“这是事实吗？”中校问道。

“我发誓。”

“那么，先生们，你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保证，万一飞机被击落，我的飞行员们遭到审问时，巴格达不能知道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你们也并不比我更相信这个军车的故事。”

贝蒂上校和佩克少校向后靠在椅背上。这个人正在挤牙膏似的追问密探们。好样的。

“奇普，你告诉他。”莱恩只得屈从。

“好吧，中校，我对你开诚布公。但这话只说给你一个人听。下面的话绝对是真实的。我们有一个投诚者，在美国，是在战争之前过来的一个学生。现在他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并想留下来。他在与移民局官员会谈时谈出了一些情况。一名聪明的官员把他交给了我们。”

“中情局吗？”柯曾问。

“对，是中情局。我们与那家伙达成了交易。他可以拿到绿卡，但他得帮助我们。以前他在伊拉克时，在陆军工程兵部队参加过几个秘密项目。现在他全都吐出来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但这是绝密的，这也没有改变这项任务。”

“最后一个问题，”柯曾说，“如果那个人在美国很安全，为什么还要去愚弄巴格达呢？”

“他还在向我们吐露其他目标。这需要时间，我们也许可从他口中得到二十个新的目标。如果我们提醒巴格达说，他已经和盘托出了，那么萨达姆会趁夜色把那些东西搬到别处去。”

菲利普・柯曾站起身，收起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在一边打上了精确的地图坐标方位。

“好吧。明天黎明，这座工棚将不复存在。”

然后他就离开了。在回去的航程中，他思考着这项任务。他内心的一个声音说，这事味道不对。但解释是完美的，似乎是有理的，而且他必须执行命令。他不会说谎，但他也不能把情况全部说出去。好在该目标只有伪装，没有防卫。他部下的人员应该能够安全地进去并且安全地出来。他已经打算好了让谁去领导这次袭击。

在傍晚的阳光下，洛夫蒂・威廉森少校快乐地蜷缩在一把椅子里，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他正在阅读最新一期的《世界空军力量杂志》，这是作战飞机驾驶员必读的刊物。他有点恼火地放下才读了一半的一篇权威文章，正是关于他有可能遭遇的伊拉克战机的。

菲利普・柯曾中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写字台上摊着照片。他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向他的高级飞行编队队长威廉森少校交代了任务。

“你们会有两架海盗为你们标定目标，这样你们就能扔下炸弹并且赶快离开那里，赶在他们还没弄明白时逃离出来。”

威廉森找到了他的领航员，也就是美国人称为火控员的布莱尔上尉，现在他的工作除了领航以外还负责电子仪器和武器系统。锡德・布莱尔上尉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说，即便你要炸的是沙漠里的一只罐头，他也能找到它。

在作战参谋的协助下，他们一起在地图上制订出行动计划。那座废车场的准确位置已经根据坐标方格找到了，标在了他们的航图上。

威廉森解释说，他想在太阳刚刚升起时从东方发起攻击，这样伊拉克的高射炮手正对着太阳，而他——威廉森则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目标。

领航员布莱尔坚持要有一个参照物，在进攻的航线上某种不会搞错的陆上标记，由此他可以对航向作最后的调整。他们在目标东方十二英里处找到了一个——距进攻航线恰好一英里处有一座无线电发射塔。

黎明时实施进攻，使他们能保证关键的目标时刻准确。目标时刻必须分秒不差，因为时间的准确与否能决定成败。如果第一架飞机慢了哪怕是一秒钟，那么后续的飞机可能正好落入他战友投下的炸弹的爆炸范围，更糟糕的是，前面的飞行员身后将有一架视线不会很好的狂风，以每分钟差不多十英里的速度跟着。而如果前面的飞行员太快了，而后面的飞行员太慢了，那么敌方高炮手就会清醒过来，进入阵地，向他们瞄准。所以第二架飞机应该在第一架飞机投下的炸弹弹片散落下来时进去。

威廉森带来了他的僚机飞行员及其领航员。这是两名年轻的上尉，彼得・约翰斯和尼基・泰恩。他们一起计算出目标东部小山丘上的准确日出时刻为七点零八分，并一致同意在这个时刻向正西方270度的目标实施打击。

与他们一起驻扎在马哈拉克的第12中队两架海盗飞机也接受了任务。威廉森将在上午与海盗的飞行员联络。军械管理员已接到指示，为每一架狂风配置三枚一千磅重，弹头上有铺路系统的激光制导炸弹。那天晚上八点钟，四名机组人员吃完饭就上床了，起床时间定为凌晨三点钟。

当一名空军士兵驾着一辆卡车来到第608中队的宿营区，把四名机组人员带往飞行准备室去时，天空仍然漆黑一片。

驻扎在阿尔卡兹的美国空军正在帆布帐篷里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在巴林的这些英国空军官兵在享受着舒适文明的生活。有些人两人一间住在喜来登宾馆里，还有些人住在空军基地附近的砖砌的单身营房里。他们吃得很好，也有饮料。单调沉闷的军旅生活，因为有了附近海湾航空公司培训学校的三百名女乘务学员而显得富有生气。

“海盗”们是一星期之前才来到海湾的，原先说不需要它们。后来，它们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作为反潜飞机的海盗过去经常在北海贴着水面飞行，寻找苏联的潜艇，但它们也适合在沙漠上空飞行。

它们的特长是低空飞行，而且虽然它们已是三十年军龄的老兵，但在加州米拉马尔的海军战斗机培训学校里，在与美国空军展开军事对抗演习时，它们显示了它们能靠“吃沙尘”而逃脱速度比它们快得多的美国战斗机。“吃沙尘”是指它们可以飞得极低，其他飞机不可能穿过沙漠之间的小山包跟上它们。

在两国空军的对抗演习中，美国人不喜欢低空飞行，在五百英尺以下的超低空飞行时，他们老是想把起落架放下来；而英国皇家空军喜欢低空，在一百英尺以上飞行时反而抱怨要晕机。实际上双方都能高飞和低飞，只不过亚音速的，但操纵性能相当好的海盗们，能比其他飞机飞得更低。

海盗们在海湾露面，是因为狂风们在超低空执行任务时遭受了损失。单独执行任务时，狂风们不得不在投下炸弹之后一路跟着它们到目标，从而正好进入A三角的中心。但在海盗的配合下，狂风就可携带激光寻热铺路系统弹头的炸弹，而海盗则携带铺钉系统激光发射器。海盗在狂风的后上方飞行，标定目标，让狂风投下炸弹后迅速逃离。

况且，海盗的铺钉系统安装在飞机肚子里一只陀螺回转稳定器的万向接头上，因此能够进行万向旋转，保持激光光束始终照在目标上，直至炸弹落下去击中目标。

在飞行准备室里，威廉森与海盗的飞行员们同意把开始投弹的起始点定在目标工棚以东十二英里处。然后他们去换上飞行服。他们是穿着便装到达的，他们在巴林的策略是尽可能不穿军服，以免引起当地人的不安。

当他们全都换好衣服后，作为编队负责人的威廉森向他们作了任务交代。离起飞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可以喝一杯咖啡然后做准备工作。每一个人都佩上了自己的手枪，一把小型的瓦尔特PPK。他们还带上了一千英镑，分成五英镑硬币带在身上，以及一份“声明书”。这种别具一格的文件，美国人在海湾战争期间才引进，而英国人因为自一九二〇年起就已经在这些地区进行作战飞行了，所以很熟悉。“声明书”是用阿拉伯语和六种贝都因人的方言写成的一封信，大意是：“亲爱的贝都先生，本书信的递交人是一名英国军官。如能把他带到最近的英国巡逻队，你就可以得到价值五千英镑的黄金。”有时候这一招还挺灵的。

如果飞行员落到了沙漠上，飞行服的肩章上涂有反射物质，可以被盟军的搜索飞机探测到；但在左胸袋上方没有空军徽章，只是钉了一块米字形的英国国旗。

喝完咖啡之后是卫生检查，实际上没有听起来那么可怕。所有的戒指、香烟、打火机、信件和家庭照片都掏出来拿走，任何会向审问者透露俘虏人格的物品都不得随身携带。搜身检查由一位叫帕梅拉・史密斯的极漂亮的空军女队员执行。机组人员认为这是任务中最精彩的部分。年轻的飞行员们故意把贵重物品藏在身上最敏感的部位，以测试帕梅拉到底是否能找到。幸好帕梅拉以前当过护士，能够不动声色地、带着幽默感地对待这种胡闹。

离起飞还有一个小时。有的人在吃东西，有的人吃不下，有的人在打瞌睡，有的人在喝咖啡，心里希望不会在执行任务的中途小便，还有的人在呕吐。

一辆客车把这八个人载到了已经挂上了装备和军械的飞机旁。每一位飞行员走向自己的飞机，绕着走了一圈，做起飞前的检查工作。最后，他们登上了飞机。

第一件事是建立快速的无线电联络系统，这样他们可以互相交谈。然后是APU，即供所有仪器工作的辅助动力装置。

在飞机后面，惰性导航平台激活了，于是锡德・布莱尔把他的计划航线和转向点输了进去。威廉森发动了右舷引擎，等它发出柔和的嚎叫声后又发动了左舷的引擎。

飞机关上座舱罩，滑行到一号，即控制点。获得控制塔的允许后，滑行到起飞点。威廉森瞄了一眼右侧。彼得・约翰斯的那架狂风就在他的旁边，但稍微偏后一点，再往外是那两架海盗。他举起了一只手。三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也举了起来作为回答。

威廉森踩住脚闸，把动力加到了最大。狂风在柔和地颤抖着。动力通过油门杆闸阀进入了加力燃烧室，现在机体是因为制动而战栗。最后，飞行员翘起了一只大拇指，得到了同僚们三下点头确认。脚闸松开了，轮子滑了一下，随即急速滚动起来，沥青跑道越来越快地闪向后方，然后他们就腾空了，四架飞机编成了一个队形，倾斜着从漆黑的海面上空掠过，麦纳麦的万家灯火落到了后面，把航向定到了在沙特与伊拉克边境线上空的某个会合点。在那里，他们的加油机正在等待着他们。

威廉森关去加力燃烧，以300节的航速爬向两万英尺上空。通过雷达，他们在黑暗中找到了加油机，飞到它的后面，让战机的油嘴咬住飘忽不定的输油管。加满燃油后，所有四架飞机转身离开，飞向沙漠深处。

威廉森率领他的分遣队飞行在二百英尺低空，并把最大巡航速度定在480节，就这样他们闯进了伊拉克。他在使用TIALD，即热像及激光指示物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相当于蓝盾系统。在漆黑的沙漠低空中，飞行员们能够看清他们前面的一切：岩石、峭壁、地面的岩层、山丘等，好像它们能够发光似的。

太阳升起之前，他们从起始点转入了投弹航程。领航员锡德・布莱尔看见了那座无线电塔，并告诉飞行员把航向调整一度。

威廉森把投弹的方式转为手动，并看了一眼头盔显示器。再往前飞行几英里，或者说再过几秒钟就是炸弹释放点。他已经降到了一百英尺低空，紧贴着平整的沙地，保持平稳飞行。在他后面的某处，他的僚机也与他一样飞着。目标时间非常准时。他现在推动油门杆，打开了加力燃烧以保持540节的进攻速度。

太阳从山丘上蹦了出来，把第一线阳光洒向了平原。前方的目标只剩下六英里距离了。他能够看到金属在闪光，一堆堆的废旧汽车，中间的那座巨大的灰色工棚，两扇大门正对着他。

海盗们在他上方一百英尺，跟在一英里之后。从起始点开始，他的耳朵里一直传来海盗与他联络的声音。六英里，更近了，五英里，目标区有些动静，四英里。

“我标上了。”第一架海盗的领航员说。海盗发射出来的激光光束正好照在工棚的大门上。距离三英里时，威廉森开始上升，他拉起机头，倾斜着机身，目标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没有关系，余下的工作由技术设备去做。在三百英尺上空，他的头盔显示器告诉他释放炸弹。他按下投弹按钮，三枚一千磅重的炸弹同时飞离了机肚。因为他正在爬升，所以炸弹也跟着稍微爬升了一下，然后由于重力，它们开始以一个优雅的抛物线轨迹飞向那座工棚。这时飞机减轻了一吨半的重量，快速地升上了一千英尺空中，然后以135度倾斜飞行，一直拉着操纵杆。狂风现在开始俯冲和转弯，回到了低空，回到了进来时的航路上。跟着他的海盗从他的头顶上方掠过，然后开始转向。

因为飞机的肚子下装有电视摄像机，所以海盗的领航员能看到炸弹击中了工棚的大门。工棚前面的整块地方熔成了一片火焰和浓烟，原来的工棚腾起一股尘柱。当沙尘开始回落时，彼得・约翰斯驾着第二架狂风进来了，跟在他的领导后面，相差三十秒钟。

那架海盗上的领航员看得更清楚。他刚才看见的动静现在有了端倪。有架高射炮露了出来。

“他们有A三角！”他喊道。第二架狂风在爬升。第二架海盗都看见了，被前面三颗炸弹炸成了碎片的那座工棚露出了内部结构，但同时从废车堆中吐出了防空高射炮炮火。

“炸弹投下了！”约翰斯叫道，并紧急拉动他的狂风进行最大的转弯。他的那架海盗也在迅速离开目标，但机身下的铺钉系统仍把光束照在工棚的废墟上。

“弹着！”海盗领航员尖声叫道。

废车堆中出现了火光的闪烁。两枚肩扛式萨姆导弹呼啸着追向第二架狂风。

威廉森已经从俯冲转弯拉平了机身，回到了沙漠上方一百英尺的低空，但朝着另一个方向，朝着初升的太阳。他听到彼得・约翰斯的叫声：“我们中弹了！”

在他的身后，领航员锡德・布莱尔沉默着。威廉森愤怒地再次把狂风转过身来，心里想着也许还有机会用他的机炮去压住伊拉克的高射炮手。但是已经太晚了。

他听到了其中一架海盗说：“他们下边有导弹。”接着他看见了约翰斯的那架狂风吃力地爬升着，起火的发动机后面拖着一股浓烟，他还听见了这位二十五岁的飞行员清楚地说着：“栽下去了……弹射跳伞。”

对此，他们谁也无能为力。在以前执行任务时，海盗总是伴随狂风双双回家。可是今天，海盗只能自己返回了。两架海盗采取了最佳的措施：它们把机身紧贴着沙漠，迎着早晨的太阳一路飞回了家里。

洛夫蒂・威廉森怒火万丈，深信自己上当受骗了——有人向他说谎了。但是没人说谎；没人知道库拜隐藏着A三角和导弹。

在高空中，一架TR-l侦察机把目标遭毁的实时图片传回了利雅得。一架E-3哨兵已经听到了空中的全部通话，并向利雅得报告说他们损失了一架狂风的机组人员。

洛夫蒂・威廉森孤独地回到了家里，准备汇报任务执行情况，并把他的气出在利雅得的目标选择者身上。

在老机场路上的空军总部，史蒂夫・莱恩和奇普・巴伯获悉上帝的拳头已被埋葬在它所诞生的子宫里的喜悦心情，被两名年轻机组人员的损失全部冲淡了。

第十九章  追查叛徒

在巴格达曼苏尔区的安全机关大楼，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准将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几近绝望地反思着最近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事件。

伊拉克的主要军事和军工生产中心，正在系统性地被炸弹和火箭所摧毁，但这并没有使他担忧。如同他几个星期前所预料的，这些进展只能加快美军入侵，促使来自提克里特的那个人尽早倒台。

这是他在计划的，渴望的和私下里期待的，在一九九一年二月的这天中午，他还不知道事情不会这样发展。拉曼尼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没有水晶球。

那天上午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存问题，他能否活着看到萨达姆・侯赛因倒台的那一天。

头天黎明库拜这座精心伪装、无人知道底细的核工程工厂遭到轰炸，把巴格达的权贵精英们震惊得张大了嘴巴。

两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离开后几分钟之内，幸存下来的高炮手就向巴格达报告了袭击事件。听到出事后，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跳上汽车亲自赶赴现场，去察看在地下工厂里的工作人员。他气得火冒三丈，到中午时就悲愤地向侯赛因・卡米尔报告了。整个核项目都是由卡米尔领导下的工业与军工部主管的。

这位小个子科学家边向萨达姆的女婿报告边尖叫，在十年内总共五百亿美元的军费中，光是这个项目就已经花去了八十亿美元，而且在项目就要成功的关头被摧毁了。难道国家不能向他的工作人员提供保护吗？

这位伊拉克物理学家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点，长得像一只蚊子，但论及影响，他还是相当有威信的。

受到了责备的侯赛因・卡米尔去向他的岳父报告了。岳父大人也爆发了狂怒。这件事惊动了巴格达的高层统治集团。

在沙漠底下的科技人员幸免于难，而且逃了出来，因为那座工厂还建有一条狭窄的地道，通到半英里之外的沙漠底下，出口处是一个装着螺旋形扶梯的圆形竖井。工作人员就是由这条通道逃出来的，但那些沉重的机器设备是无法通过地道和竖井搬运出来的。

主升降机和货物升降机构从地面到二十英尺深处已经变形报废了。修复将需要几个星期——哈桑・拉曼尼怀疑伊拉克已经没有几个星期了。

假如这就是事情的结束，那么他倒能松一口气了，因为自从空袭前在总统府的那次会议上萨达姆宣布“他的”那件设备存在起，他一直忧心忡忡。

现在拉曼尼担忧的是他的国家领导人的愤怒。前一天刚过中午，副总统伊扎特・易卜拉欣就把拉曼尼叫过去了，反间局头头从来没见过萨达姆的这位亲信处于这么狂怒的状态。易卜拉欣告诉他说，热依斯也一样愤怒，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有人付出流血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使独裁者息怒。副总统解释说，他们期待着他——拉曼尼会得出结果，而且要快。“你说的结果，确切说是指什么？”他问易卜拉欣。“去找出来，”易卜拉欣向拉曼尼喊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拉曼尼与陆军中的朋友们联络过了。他们也刚刚与高炮手们谈过了。交上来的报告认为，英国人的袭击是两架飞机干的。上空另有两架，但他们认为那是在空中掩护的战斗机，肯定没有投下任何炸弹。

除了陆军，拉曼尼还与空军的作战参谋谈过了，其中有几个接受过西方培训。他们的意见是，对于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目标，英美决不会只派两架飞机来袭击。不可能。

这样的话，拉曼尼思考着，如果英国人认为废车场不是废旧金属堆场，那么他们认为它是什么呢？答案也许就在那两个被击落的机组人员那里。从他个人来说，他愿意亲自参加审问，深信只要用上一定剂量的致幻剂，他就可以使他们在几个小时内开口说话，而且说出来的是真话。

陆军已经证实，他们在空袭后三小时之内在沙漠里捕获了英军的飞行员和领航员，其中一人因为摔破了脚踝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不幸的是，秘密警察已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并带走了那两名机组人员。谁也没去与秘密警察争论。所以那两个英国人现在落入了奥马尔・卡蒂布的手里，愿安拉对他们仁慈。

失去了从飞行员那里摸到情报的机会之后，拉曼尼明白他不得不从其他途径去挖掘。问题在于，是什么情报？唯一能满足热依斯的情报是他所需要的情报。那么他需要什么情报呢？嗯，应该是一个阴谋。他要查明那个阴谋。关键应该是那台发报机。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给莫森・泽伊德少校。他的这位部下是信号情报科的头头，肩负着截取无线电台发报的任务。该是他们再次谈一谈的时候了。

在巴格达以西二十英里处有一座小镇，名叫阿布格雷布。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虽然很少提到，但伊拉克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在阿布格雷布有一座大监狱，在里面审问和关押的差不多全是政治犯。正因为如此，管理人员不属于全国监狱系统，而是秘密警察。

大约就在哈桑・拉曼尼打电话给他的信号情报专家之时，一辆长车身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开到了这座监狱的双道木门前面。两名警卫认出车内的乘客之后，赶紧跑过去把大门打开。还算及时，不然的话，车里的人也许会对他们使出什么残忍的手段来。

汽车驶进去，大门关上了。轿车后座的那个人对于警卫的努力，既没有点头也没有以手势作出什么表示。

在主办公楼的台阶前，轿车停下了，另一名警卫跑过来拉开了后车门。奥马尔・卡蒂布准将下了车，由于穿着裁剪得体的军服而显得很精干，他信步走上了台阶。一路上都有人为他匆忙地打开门。一名低级军官，他的副官，提着他的公文箱。

卡蒂布的办公室在五楼也就是顶楼。他乘电梯上去了。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要了土耳其咖啡并开始阅读报告。这是今天刚刚送来的，是从关在地下室里的俘虏那里发掘出来的情报。

在表象之下，奥马尔・卡蒂布的内心与巴格达城里的同事拉曼尼一样焦虑。他极端厌恶拉曼尼，当然，对方对他也怀有同样的感觉。

拉曼尼受过部分英语教育，因而掌握了这门语言，且具有大都市人的风度，这就天生要受到猜疑。与拉曼尼相反，卡蒂布出身于提克里特——这是他能够得到信任的基本优势。只要他能把热依斯布置给他的任务完成好，只要源源不断地用阴谋者的供词去安慰那位永不满足的偏执狂，他就是安全的。

但刚刚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是一个狂乱的时段。头一天他也接到了一个电话，热依斯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打来的。如同易卜拉欣对拉曼尼那样，卡米尔向他阐明了热依斯对库拜遭受轰炸的万丈怒火，并要求得到调查结果。

与拉曼尼不同，卡蒂布手里握有英国的飞行员。一方面，这是一个优势，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陷阱。热依斯需要很快弄清楚，那些飞行员在开始执行任务前都知道什么，多国部队对库拜了解多少，以及他们是如何获得情报的。

现在要由他——卡蒂布，把这个情报搞出来。自头天晚上七点英国飞行员们被押解到阿布格雷布时起，他手下的人已经对他们审讯了十五个小时。

从他的窗户传进来下面院子里的一阵咝咝声，一记棍棒重击声和一次鞭子抽打声，卡蒂布迷惑地皱起了眉头，接着他想起来了，于是眉头又舒展开。

在他窗下的内院里，一个伊拉克人被吊在一个十字木架上，他的手腕被绑在木架上，脚尖离地四英寸。旁边有一只大水罐，里面盛满了盐水，原先是清澈的，现在已是深红色了。

经过院子的每一名卫兵和战士必须按照命令停下来，从水罐里提起两根藤条中的一根，向吊着的那个人后背抽上一鞭。附近遮篷下面有一名下士在计数。

那个愚蠢的家伙是市场里的一个摊贩，他因为说总统是婊子养的而被告发了。他现正在接受学习——虽然稍微晚了一些——学习公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对热依斯表示尊敬。

有意思的是他仍活着。这显示了某些劳动者的耐力。那小贩已经经受了五百多下鞭打，这个记录已经很不错了。在一千下之前他会死去的，没人能够承受一千下，但能够坚持到现在也是够棒的了。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那人还受到了他的十岁儿子的谴责。奥马尔・卡蒂布喝了一口咖啡，旋开自来水金笔的笔套，开始伏案工作。

半个小时以后，他的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他叫道，并抬起头来，露出了期待的目光。他需要好消息，而且只有一个人可以未经门外副官的请示而直接敲门。

进来的那个人身材粗壮，即使他自己的母亲也很难说他英俊，那张脸上布满了小时候出天花而留下来的深深的小坑。他关上门停住了脚步，等待着指示。

虽然他仅仅是一名中士，他那件脏兮兮的连裤工作服没有佩带中士的军衔，但他是卡蒂布准将作为同伴对待的极少数人中的一员。在这座监狱的所有工作人员中，唯有阿里军士可以应邀坐在卡蒂布面前。

卡蒂布朝一把椅子做了一下手势，并给了他一支烟。阿里中士点上烟，感激涕零地吐出一口烟雾；他的工作既艰巨又疲劳，这支香烟是令人欣慰的休息。卡蒂布能对一名这么低级的军人称兄道弟，因为他打心底里欣赏阿里。卡蒂布享有工作效率高的盛名，而他所信任的这位中士从来不曾使他失望过。阿里是一名真正的专家，工作时镇静，讲究方式方法，在家里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怎么样？”他问道。

“英国领航员已经差不多了，只差一点点了，先生。飞行员……”阿里耸耸肩，“一个小时或者再多一些。”

“我提醒你，他们两人都必须精神崩溃。阿里，必须和盘托出。而且他们的供词都得互相一致。热依斯在指望着我们呢。”

“也许你应该来看看，长官。我认为再过十分钟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先是领航员，然后当飞行员知道后，他也会跟着吐露的。”

“很好。”

卡蒂布站起身来，中士赶紧为他打开门。他们一起下楼，经过底楼后到了第一层地下室，电梯到了那里停住了。旁边有一条通道通往去第二层地下室的楼梯。沿着通道是一扇扇铁门，在铁门后面，蹲在肮脏的地上的是七名美国飞行员，四名英国的，一名意大利的，还有一名科威特的天鹰飞行员。

再往下一层还有更多的牢房，其中两个关着人。卡蒂布通过第一间牢房门上的窥视孔观察里面的动静。

一只没有罩子的电灯泡照亮了牢房，四周的墙上沾着已经变硬了的粪便痕迹和陈旧的血迹。在房间中央的一把塑料办公椅上坐着一个男人。那人几乎衣不蔽体，在他的胸膛上有好几处呕吐物、鲜血和唾液的污垢。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脸上蒙着一块没有孔的黑布。

两名穿着与阿里中士类似工作服的秘密警察站在那人的两旁，他们都在用手抚弄着一条一码长、涂上了沥青的塑料管，这样能增加重量但不会减少灵活性。他们靠边站着，在休息。显然，在此之前他们在集中精力折磨俘虏的小腿和膝盖，现在那里已经皮开肉绽变成青黄色了。

卡蒂布点点头走到了隔壁的牢门前。通过窥视孔他能够看到第二个囚徒没被蒙上脸。一只眼睛已经完全闭上了，从眉头到脸颊一片血肉模糊。当他张开嘴巴时，露出了两颗牙齿被打落的窟窿，一股冒着泡沫的鲜血从破了的嘴唇流了出来。

“泰恩，”领航员轻声说，“尼基・泰恩。上尉。5010968。”

“是那个领航员。”军士对卡蒂布耳语着说。

卡蒂布回过头来也耳语着说：“我们的人谁会讲英语？”

阿里指点了一下左边的那个人。

“把他带出来。”

阿里进入囚室，把其中一个审讯员带了出来。卡蒂布对那人说了一番阿拉伯语。那人点点头，再次进入牢房，把领航员的脸蒙住。这时，卡蒂布才允许两扇牢门都打开。

那个会讲英语的人俯身凑向尼基・泰恩的头部，开始隔着蒙脸布说话。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但能让人听得懂。

“好吧，上尉，就这样吧。对你来说，现在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惩罚了。”

年轻的领航员听到了这些话，他的身体似乎宽慰地松弛了下来。

“但是你的朋友，他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现在快要死了。我们可以送他去医院治疗，让医生、护士为他服务，给他需要的一切；或者我们也可以结束这项工作。全由你作出选择。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停下来并把他送进医院。”

卡蒂布对着廊道下边的阿里中士点点头。阿里进入了另一间囚室。从敞开着的房门传来塑料管子抽打在赤裸胸膛上的噼啪声。接着飞行员尖声叫了起来。

“好吧，是炮弹！”领航员尼基・泰恩隔着头罩喊了出来，“快住手，你们这帮坏蛋！那是一座弹药库，储存着毒气炮弹……”

殴打停止了。阿里喘着粗气，从飞行员的牢房出来了。

“您真是一位天才，准将先生。”

卡蒂布谦虚地耸耸肩。

“千万不要低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多愁善感。”他告诉他的学生，“现在去叫译员来。把所有细节都记录下来，一点一滴都要。记录稿出来后送到我的办公室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卡蒂布准将亲自给侯赛因・卡米尔打了一个电话。一小时之后，卡米尔给他回电了。他的岳父高兴了，要召集一次会议，很可能就在晚上。奥马尔・卡蒂布应该随时等候会议通知。

那天晚上卡里姆又在逗爱迪丝玩了，柔和地，善意地，这次问的是关于她的工作。

“亲爱的，难道你对银行里的工作不感到厌倦吗？”

“不，这是一项有趣的工作。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哦，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银行工作有趣。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厌倦的工作。”

“嗯，不是那样的。确实有趣。”

“好吧。哪方面有趣呢？”

“你知道，操作账户，进行投资，这一类事情是重要的工作。”

“胡说。无非是对着许多人说‘早上好；是的，先生；不，先生；当然了，先生’这一类话，并为兑付一张十五先令的支票而忙里忙外。太无聊了。”

他仰卧在她的床上。她走过来与他躺在一起，并拉起他的一条手臂搭在她的肩上，这样他们可以抱在一起了。她喜欢拥抱。

“卡里姆，你有时候真是疯狂。可我爱你的疯狂。温克勒银行不是签发银行，而是一家商业银行。”

“这有什么区别？”

“我们没有支票账户，没有带着支票簿的客户进进出出。我们的银行不是那样运作的。”

“那么你们没有钱，没有客户？”

“我们当然有钱，但都是储蓄账户。”

“我可是从来没有那种账户，”卡里姆承认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现金账户。我喜欢使用现金。”

“当金额达到上百万时就不能使用现金了。会失窃的。因此要把钱放进一个银行并用它进行投资。”

“你的意思是说格穆利希老头在操作千百万元？全是他人的金钱？”

“是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

“是奥地利先令还是美元？”

“美元，英镑。几百万，几千万。”

“嗯，我的钱可不能托付给他。”

她吃惊地坐起身来。

“格穆利希先生是绝对诚实可靠的。他做梦也不会有非分之想。”

“他也许不会，可其他人就说不准了。这样，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温克勒银行里有一个账户。他的名字叫施密特。一天，我走进银行说：早上好，格穆利希先生，我的名字叫施密特，我在这里有一个账户。他查看了账本后说：是的，你是有一个账户。于是我说：我想把钱全都提取出来。然后真正的施密特来到了，但账户已经空了。所以说现金对我来说更为安全。”

对他的天真无知，她哈哈大笑起来，把他按倒在床上并咬着他的耳朵说：“这是行不通的。格穆利希先生很可能原先就认识你说的那位施密特。不管怎么说，施密特先生必须亮明自己的身份。”

“连护照都能伪造。那些讨厌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在从事那样的行当。”

“而且他还需要一份签名，这个签名银行原先留有一个样本。”

“那么，我可以练习仿冒施密特的签名。”

“卡里姆，我想你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罪犯的。你真坏。”

想到这一点，他们都咯咯笑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住在国外，你很可能需要一个编号账户。这种账户是绝对攻不破的。”

他支起一条胳膊肘俯视着她，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那是什么呀？”

“编号账户吗？”

“嗯。”

她解释了编号账户的运作。

“那真是疯了。”当她作完解释后，他马上发表意见，“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声称拥有这个账户。如果格穆利希从来没有见过那位户主的话……”

“还有证明程序，白痴。非常复杂的代码，写信的方法，落款签名的某种方式等等，以此来证明那个人确实是账户的户主。除非这一切都与信中的要求相符，要不然格穆利希先生是不会提供合作的。所以，假冒是根本行不通的。”

“他肯定有惊人的记忆力。”

“噢，你这个人真是愚不可及。这全都是写下来的。你准备带我出去吃晚饭吗？”

“是吗？”

“我想是的。”

“哦，好吧。可我想先来一道正餐前的开胃小菜。”

她有点惊奇：“行，点一份吧。”

“我点的是你。”

他伸出手去抓住她那狭窄的内裤的裤腰，勾着手指把她拉回到了床上。她兴奋地咯咯笑着。他翻起来压到她身上开始亲吻起来。突然，他停下来。她看上去吃了一惊。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喘着气说，“我要去雇一个撬保险箱的人，撬开格穆利希老头的保险箱，看一看那些代码。然后我就可以冒领他人的钱财并且逃之夭夭了。”

还好他没有改变做爱的主意，她轻松地笑了起来。

“不行的。嗯……刚才那个……再来一下。”

“能行的。”

“啊……不行的。”

“能行。一直听说有保险箱被人撬开。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她把手探索到他两腿之间，眼睛睁大了。

“哦，这都是给我的吗？你真可爱，这么大，这么强壮，卡里姆，我爱你。可是格穆利希老头，你这么称呼他，要比你聪明一点点……”

一分钟之后，她再也不去介意格穆利希到底有多聪明了。

当摩萨德特工在维也纳做爱时，在巴格达，当时间临近午夜，二月十一日接近十二日时，麦克・马丁架起了他的卫星天线。

这时候，距预定的二月二十日地面战只有八天时间了。在伊拉克边境南部，沙特阿拉伯的北部沙漠史无前例地集结了难以计数的大量人员、部队、大炮、坦克和备品。

残酷无情的空袭仍在继续着，霍纳将军原先那份清单上的大部分目标已经受到了打击，有的受到了两次或者多次打击。虽然因为短命的飞毛腿袭击以色列而插入了一些新的目标，但空袭的总体计划回到了原先的轨道。每一座已知的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厂已被砸得粉碎，因耶利哥的情报而新增的十二个目标也被摧毁了。

作为一支有生力量，伊拉克的空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伊军的截击战斗机胆敢升空与多国部队的战鹰、大黄蜂、雄猫、猎隼、幻影和美洲虎展开空中搏斗，那么它们极少能够返回基地，而且到了二月中旬它们甚至根本不想作这种尝试了。一些精英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已经故意飞到了伊朗，在那里它们立即遭到了扣押。其他作战飞机仍在它们的混凝土掩体内遭到摧毁，或者在露天被撕裂。

在盟军的最高指挥部里，司令员们不明白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要把他的精华作战飞机送给他的宿敌伊朗。原因在于，萨达姆坚信过一段时间该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别无选择只得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他早晚将会取回他的作战机队。

到现在这个时候，伊拉克全国各地几乎没有一座桥梁仍完整无损，没有一座电厂仍能发出电力。

到二月中旬，多国部队日益加强的空袭，正在打击驻扎在科威特南方以及科伊边境线上的伊拉克陆军部队。

从东西走向的沙特北方边境，至巴格达-巴士拉公路，大胖丑八怪们正对伊军的炮兵、坦克兵、步兵以及火箭发射架阵地实施狂轰滥炸。美军的A-10雷电——就是因为其在空中的尊容而获得“飞翔的疣猪”诨名的攻击机，也随心所欲地在空中徘徊着，施展着它们的特长——摧毁坦克。战鹰和狂风也在执行打击坦克的任务。

在利雅得的盟军将军们所不知道的是，伊拉克的四十处专门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主要设施仍隐藏在沙漠或深山底下，还有西克斯科空军基地仍然完整无损。

自从库拜的那家工厂被埋葬之后，了解内情的四名将军，与驻扎在利雅得的中情局和秘情局情报官，心情都稍轻松了些。

这种心情也反映到了那天夜晚麦克・马丁收到的那份简短的电报之中。在利雅得的管理员们首先向他通报了狂风的成功奇袭，虽然损失了一架飞机。电文继之表扬他在可以离开之后仍留在巴格达，使整个任务得以圆满完成。最后，这个行动应该没有其他事了，要给耶利哥发去最后一个信息，其大意是盟军向他表示感激，且他的酬金已经付给他了，相互间的联系待战后重新建立。然后，又告诉马丁说，他确实应该在还有机会时逃到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地区去。

马丁关闭发报机，收起来后放进地洞里，然后躺到床上。有意思，他想道。盟军不会到巴格达来了。那萨达姆怎么办？难道消灭萨达姆不是最后的目标吗？看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假如麦克・马丁知道在不到半英里的安全机关总部里此刻正在商谈的事，那么他恐怕会睡不着觉了。

一般衡量一个技能有四个等级——合格、良好、优秀和天才。最后一个等级其实已经超越技能本身，升华到对技术知识天生的感觉，一种本能或第六感，对某个专业或机器的书本上学不到的直觉。

在无线电专业中，莫森・泽伊德少校是一位天才。年轻的他配上一副猫头鹰般的眼镜之后，更平添了一份学者的气质。泽伊德靠无线电技术吃饭、生活和呼吸。他的居室里堆满了西方最新出版的专业杂志，当他得知一件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新设备时，他就会提出申请。因为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知道这个人的价值，于是想方设法为他搞来这种新设备。

刚过午夜，这两个人坐在拉曼尼的办公室里面。

“有什么进展吗？”拉曼尼问。

“我想是有的。”泽伊德回答，“他出现了，是的，毫无疑问。麻烦在于，他使用的是几乎无法捕获的噼啪声传送。发报速度非常之快，几乎不可截取，但也不尽然。只要用上技术和耐心，有时候也能发现一两次，即使那种噼啪声只延续几秒钟长度。”

“你已经接近到了什么地步？”拉曼尼问。

“嗯，我已经追踪到发射频道处于超高频中一个相当窄的波段，这样以后的进一步工作就容易得多了。几天前，我碰到了好运气。当时我们在机会极小的一个窄波段里进行监听，而他发报了。你听。”

泽伊德取出一台磁带录音机，按下了“播放”按钮。办公室里充满了一种杂乱的声音。拉曼尼被搞糊涂了。

“就这个？”

“当然，这是经过扰频的。”

“那当然，”拉曼尼说，“你能把它破译出来吗？”

“几乎肯定不能。这是通过一片单一的硅晶片进行扰频的，里面含有复杂的微电路技术。”

“无法解码吗？”拉曼尼感到很失望。泽伊德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说他自己的语言。他已经在尽他最大的努力试图用浅显的语言向他的指挥官解释了。

“这不是一个密码。要把这种杂乱的声音转换成原先的说话声，需要一片类似的硅晶片。其排列组合可以多达几亿个。”

“那还有什么意思？”

“有意思的是，先生，我已经测定了它的一个方位。”

哈桑・拉曼尼激动地向前靠了过去。

“一个方位？”

“我测到的第二个了。你猜怎么着？那份信息是在午夜时拍发的，就在库拜被炸之前三十个小时。我的猜测是，那座核工厂的详细情况都在电文里面。还有……”

“说下去。”

“他就在这里。”

“这里？巴格达？”

泽伊德少校笑着摇了摇头。他在卖关子。他想得到表扬。

“不，先生，他就在这里的曼苏尔区。我能把他定位在一块两公里乘两公里的面积之中。”拉曼尼飞快地思考着。已经接近了，非常接近了。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搁下电话站起身。

“我要去开会。最后一件事情，再截听多少次你才能够确定它的精确方位？譬如精确到一个街区，或者甚至是一座房子？”

“运气好的话，再一次就够了。第一次我也许截听不到他，但我认为只要截听到一次我就能够找到他。但愿他会发一份长信息，向空中发送几秒钟。这样我就可以给你一块一百米乘一百米的面积。”

当拉曼尼下楼走向等待着他的轿车时，激动地喘着粗气。

他们分坐两辆窗户封黑的大客车去参加由热依斯召集的会议。七名部长坐一辆车，六名将军和三名情报局头子坐另一辆车。没人看见他们去哪里，坐在挡风玻璃后面的司机也只是跟着一辆摩托车行驶。

最后汽车在四周有围墙的一个院子里停住，第二辆客车上的那九个人才可以下车。过去了四十分钟，一直是直线行驶的。拉曼尼估算他们处在离巴格达约三十英里的乡下。这里没有交通的噪音，借着天上的星光隐约能看见一幢大别墅，窗户一片漆黑。

到了主客厅里面，七名部长已经等在那里了。将军们静静地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国外情报局局长乌贝蒂博士，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由卫兵们引导着，坐到了热依斯对面的三个座位里。

几分钟之后，会议召集人进来了。他们全体起立，然后是让他们坐下的手势。对一些人来说，自上次见到总统之后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星期。他看上去苍老了，眼袋和脸上的赘肉加重了。

萨达姆・侯赛因开门见山，直奔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发生了一次空袭轰炸——他们全都知道了这件事，即使有些人在空袭前不知道有库拜这个地方，现在也知道了。

这个地方是绝对机密，伊拉克举国上下仅十几个人知道其确切位置。但它遭到了轰炸。除了那些蒙着眼睛或者乘坐密不透光的交通工具进去过的人，全国只有最高层人士，以及少数几名项目专业技术人员去参观过该地方。但它遭到了轰炸。

房间里一片沉寂，那是恐惧的沉寂。将军们——步兵的拉迪，装甲兵的卡迪里，炮兵的利达，工程兵的穆苏里，以及共和国卫队司令和总参谋长——全都凝视着他们身前的地毯。

“我们的同志，奥马尔・卡蒂布，已经审讯了那两个英国飞行员。”热依斯拖长声音说，“现在由他来解释一下发生的事情。”

没人敢去盯视热依斯，但现在所有的眼睛齐唰唰地投向了奥马尔・卡蒂布那骨瘦如柴的身体。“折磨者”的目光保持在房间对面的国家领导人的身体中段。

“那两个飞行员已经吐露了，”他平静地说，“他们已经全部说出来了。他们的中队长告诉他们说，多国部队飞机见到过卡车和军车在某个废汽车堆场进进出出。由此，狗的儿子认为那个堆场是一个伪装起来的军火库，专门储存毒气炮弹。它没被当作主要目标，没想到那里会有防空武器。所以只派出两架飞机来执行空袭任务，另两架在它们上空标定目标。没有派护航飞机来压制A三角，因为没想到那里会有高射炮。他们——那个飞行员和领航员只知道这些。”

热依斯朝法罗克・利达将军点点头。

“是真是假，法罗克？”

“这种说法合乎逻辑，赛义德热依斯。”这位高炮和萨姆导弹基地的统帅说，“他们会先派出导弹战斗机攻击防空设施，然后由轰炸机实施对目标的轰炸。他们一直是那样做的。对于一个重要目标，只派两架飞机而不提供掩护，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萨达姆思索着这个回答，他那双黑眼睛丝毫也没有显露他内心的想法。这是他能够镇住这些人的其中一个法宝；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会作出何种反应。

“有没有这种可能，卡蒂布，那些人对你隐瞒了一些事情，他们还有话没有说出来？”

“不，热依斯。他们已经被迫……提供全面合作。”

“那么，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热依斯静静地问道，“这只不过是一次不幸的巧合？”房间里的人频频点头。

当他的尖叫响起来时，他们全都吓坏了。

“错了！你们全都错了！”

在一秒钟之内那声音即回落到一种平静的耳语声，但恐惧感仍滞留着。他们全都知道，那轻柔的声音往往是最可怕的发泄和最野蛮的惩罚的前奏曲。

“那里没有卡车，没有军车。这只是告诉飞行员的一个借口，以免万一他们被抓住。应该还有其他原因，难道没有吗？”

尽管开着空调，但他们大多数人却在冒汗。有史以来，这种事情总是这样，当部落的暴君召来一名巫师，整个部落的人群围坐在那里，大家的心里在发毛，唯恐自己被那条巫术棒点到。

“有一个阴谋，”热依斯耳语着说，“有一个叛徒，他在对我搞阴谋。”他沉默了好几分钟，让他们颤抖。当他再次说话时，他是向着房间另一头他对面的三个人说的。

“找到他。找到他并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应该为这种罪行受到惩罚。他和他的全家。”然后他匆匆走出房间，后面紧紧跟着他的贴身保镖。剩下来的十六个人甚至都不敢互相观望，不敢对视。会有人头落地。没人知道到底是谁。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担惊受怕。

其中十五个人保持着与最后那个人的距离，那就是巫师，也就是他们称为折磨者的那个人——奥马尔・卡蒂布，他将去实施人头落地。

哈桑・拉曼尼也保持着沉默。现在还不到汇报无线电截听的时候。他的行动是准确的、敏锐的，是根据真正的情报侦察。只是到了最后，他才会需要秘密警察去根据他的调查结果实施抓捕行动。

部长们和将军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离开别墅，回到夜色之中，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去了。

“格穆利希没有把文件放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第二天上午吃早饭时，阿维・赫尔佐格，化名卡里姆，向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汇报说。

这次会面是安全的，是在巴齐菜自己的公寓里。一直等到爱迪丝・哈登堡去银行上班之后，赫尔佐格才从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安排汇报的时间和地点。刚打完电话没多久，耶里德特工组就来到了，护送着他们的同事去会面地点，并确保他没有受到跟踪。假如他的身后有一条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他们的特长。

吉迪・巴齐莱从放满食物的桌子上方俯身向前靠了过去，他的眼睛发亮了。

“干得好，小伙子。那么现在我知道了他没把账户代码放在保险箱，那么，放在哪里？”

“他的办公桌里。”

“办公桌？你疯啦？办公桌谁都可以撬开。”

“你见过吗？”

“格穆利希的办公桌？没见过。”

“显然这张办公桌很大，很华丽，很古老，是一件真正的古董家具。它里面有一个暗盒，是由原先的家具工人制作出来的。暗盒设置得很隐蔽，很难找到，因此格穆利希认为它比任何保险箱都更保险。他相信盗贼也许会奔向保险箱，但决不会想到办公桌。即使盗贼去翻弄办公桌，也决不会发现那个暗盒。”

“她不知道暗盒设置在哪里吗？”

“不知道。她从来没见过暗盒打开。格穆利希要存取文件时总是先把办公室的门锁上。”

巴齐莱想了一会儿。

“狡猾的老狐狸。我自己的钱决不会这么托付给他。但他也许是对的。”

“我现在能从这件风流韵事中撤出来了吗？”

“不，阿维，还不能撤。如果你没搞错，那么你干得很漂亮。但还是要继续下去，继续扮演情人的角色。如果你现在消失，她会想起你最后说过的话，把两者联系起来后，她会起疑心的。与她保持接触，继续谈情说爱，但再也不要谈及银行的事情。”

巴齐莱认真思考着下一步行动。维也纳的特工队员中没人见过那只办公桌，但另外有一个人见过。

巴齐莱给特拉维夫的科比・德洛尔局长发去了一封加密电报。那位私家侦探被叫来了，还有一位画家。

私家侦探并不是万能博士，但他有一项惊人的技能：照相机般的记忆力。整整五个多小时，他坐在那里，闭着眼睛，让他的思绪返回到他扮演纽约律师与格穆利希先生会面时的情景。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门窗上的警报器，墙上的保险箱，绷紧的警报线……总而言之，能保证办公室安全的一切装置。这些东西他已经注意到了，也已经汇报了。那张办公桌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注意。时隔几个星期，坐在索尔国王大道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他可以闭上眼睛重现当时的情景。

他把那张办公桌的样子一根线条接一根线条地说给画家听。时不时地，私家侦探看一眼图画，做一些修正后继续描述下去。画家用细钢笔画出了这张写字台，又用水彩颜料着了色。经过五个小时，在一张精美的图画纸上，画家把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在温克勒银行办公室里的那张写字桌准确地描绘出来了。

这张图画装进外交邮袋后，从特拉维夫寄到了以色列驻奥地利大使馆。两天之内，吉迪・巴齐莱取到了图画。

在此之前，通过核查整个欧洲的沙燕名单，摩萨德获悉在巴黎拉斯帕伊尔大道上有一位古董商沙燕，名为米歇尔・勒维先生，是欧洲大陆著名的古典家具专家。

直到二月十四日夜晚，也就是巴齐莱在维也纳收到那幅水彩画的同一天，萨达姆・侯赛因才又召开了一次部长们、将军们和情报局长们参加的会议。

会议又是在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的要求下召开的，此前他已经把他成功获得的消息通过总统女婿侯赛因・卡米尔传了过去；会议又是在半夜里，在一座别墅里举行。

热依斯一进入房间即做手势让卡蒂布汇报他的发现。

“我能说什么呢，赛义德热依斯？”秘密警察局头子举起双手然后又放下来，以此表示出他的无能为力。这是否定自己、抬高领导的一项上乘表演。

“热依斯，您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是正确的，我们大家都错了。轰炸库拜事件确实不是偶然的。确实有一个叛徒。已经找到了。”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奉承拍马的惊讶的嗡嗡声。坐在直背软垫椅子里背对着墙壁的热衣斯微笑了，他伸出双手示意这阵没必要的掌声可以停下了。掌声是停下来了，但不是很快。

我不正确过吗？那笑容在这么说。难道我不是永远正确吗？

“你是怎么发现的，卡蒂布？”热依斯问道。

“这是好运气加上侦察工作。”卡蒂布谦虚地承认道，“至于好运气，正如我们所知，是安拉的礼物，安拉在向我们的热依斯微笑。”

房间里响起了一片赞同声。

“在贝尼纳吉的轰炸机进攻的前两天，我们在一条路边建立了一个交通检查点，是我手下的人员例行的现场检查，查找开小差的逃兵，违禁物品的动向等……车辆的牌照号码也都记录下来了。

“两天前我翻阅了记录，发现大多数车辆是本地的面包车和卡车。但其中有一辆昂贵的轿车，挂的是巴格达的牌照。车主被追查到了，是一个可以参观库拜的人。但经电话查核，确认他没去参观过该设施。那么，我感到纳闷，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地区呢？”

哈桑・拉曼尼点点头。如果他没说谎，这倒是认真的侦察工作。而且不是卡蒂布通常依赖的暴力手段。

“那么他为什么要在那里？”热依斯问。

卡蒂布停顿了一下，好让他说过的话印入与会者的脑海里。

“要标记废车场在地面上的精确位置，要确定其与最近的地面标志的距离，以及准确的罗盘方位，也就是空军能找到它所需的一切资料。”

房间里大家不约而同地透出了一口气。

“但这些是后来知道的，赛义德热依斯。首先我请那人到秘密警察局来坦率地谈一谈。”

卡蒂布的思绪游离到了秘密警察局总部地下室——也就是被称为体育馆的地下室里，那番坦率的谈话。

习惯上，奥马尔・卡蒂布总是让他的部下去进行审讯，他自己宣布刑罚并监督其结果。但因为这件事相当敏感，于是他亲自完成了审讯任务，禁止所有其他人员进入隔音门。

从囚室的天花板突出来两只铁钩，相距一码，从钩上垂下来两条短链，拴在一条木头上。他抓来的嫌疑犯两只手腕被绑到木条的两端，这样吊在木条下，双臂相隔一码。因为手臂不垂直，所以张力增加了许多。

犯人的双脚离地四英寸，两个脚踝被缚在另一根一码长的杆子上。这样，囚徒呈X形吊挂着，身上的所有部位都充分暴露出来，而且他被吊在房间的中央，从各个方向都可以向他发动攻击。

奥马尔・卡蒂布把粘着血块的藤杖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走到了那人前面。犯人受到前五十下杖击而发出的狂叫声已经停止了，正喃喃地哀求着，看样子快要死去了。卡蒂布盯着他的脸。

“你是一个笨蛋，朋友。你可以轻松地结束这种刑罚。你已经背叛了热依斯，但他却很仁慈。我所需要的就是你的供词。”

“不，我发誓……看在安拉的份上，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然后那人像孩子般地哭了起来，痛苦的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流了下来。他是软弱的，卡蒂布注意到了；不需要很长时间。

“不，你已经背叛了。安拉-乌特-库布——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当然了。”那人抽噎着说。

“那么你知道它存放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

卡蒂布抬起膝盖，猛顶对方暴露在外的睾丸。那人想缩起身子，但没法收缩。他呕吐了，呕吐物沿着赤裸的身体下滑，从阴茎头滴淌下来。

“知道……什么？”

“知道，赛义德。”

“好吧。那么，我们的敌人不知道上帝的拳头藏在哪里喽？”

“不知道，赛义德，这是一个秘密。”

卡蒂布扬手在吊着的那个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

“马尼乌克，肮脏的马尼乌克，那为什么今天上午黎明时敌机对它进行了轰炸，把我们的武器摧毁了？”

那人睁大了眼睛，惊诧取代了侮辱和羞耻。马尼乌克在阿拉伯语中是同性恋中扮演女性角色的男人。

“那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库拜……”

“但敌人知道了……他们已经把它摧毁了。”

“赛义德，我发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决不会找到它。把它建起来的人——巴德里上校，把它伪装得太巧妙了……”

审讯又继续了半个小时，直至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卡蒂布的思绪被热依斯本人打断了。

“那么他是谁，这个叛徒？”

“工程师萨拉・西迪基博士，热依斯。”

房间里的人都倒抽一口气。总统缓慢地点点头，好像他一直在怀疑那个人似的。

“能否问一声，”哈桑・拉曼尼说，“那个叛徒在为谁工作？”

卡蒂布恶狠狠地盯了拉曼尼一眼。

“这个他没有说，热依斯。”

“但他会说的，他会说的。”总统说。

“热依斯，”卡蒂布轻声说，“恐怕我应该报告一下，在供认到这一点时，那叛徒死了。”

拉曼尼不顾礼节地站了起来。

“总统先生，我要抗议。这是重大的工作失职。那叛徒必定有与敌人的联系渠道，把他的情报送出去。现在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了。”

卡蒂布怒目盯了他一眼，这使拉曼尼回想起小时候在哈特利先生的学校里读过的吉卜林的小说，里面描写的那条金环蛇咝咝响着发出“当心，近我者死”的警告。

“你有什么要说的？”热依斯问道。

卡蒂布急了：“热依斯，我能说什么呢？我的部下爱您如同亲生父亲，不，甚于亲生父亲。他们愿为您而死。当他们听到了这种肮脏的叛逆行为……他们的审讯过火了一点。”

屁话连篇，拉曼尼想到。但热依斯在缓慢地点头。这是他爱听的话。

“这是可以理解的，”热依斯说，“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而你，拉曼尼准将，你批评了同事，那么你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

拉曼尼没有被称作拉菲克，即同志。他不得不倍加小心。

“我们找到了一台发报机，热依斯，在巴格达。”

他把泽伊德少校告诉他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想加上最后一句，“再有一次发报，如果我们能再截取一次，我想我们就能抓住间谍了”，但他决定这句话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既然叛徒已经死了，”热依斯说，“我现在可以把两天前我还不能说的事情透露给你们。上帝的拳头没有被摧毁，没有被埋葬。在空袭前二十四小时，我下令把它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花了好几秒钟时间鼓掌声才平息下来，内层委员会成员们对领导人的英明表示了无限的崇敬。

热依斯告诉他们，那件设备已经运去了要塞，也就是喀拉，其具体地点与他们无关。在美军士兵踏上神圣的伊拉克国土的那一天，它将从喀拉发射出来，从而改变历史。

第二十章  秘密电台

英国的狂风在库拜没有击中真正目标的消息，使代号耶利哥的人大吃一惊。他只得随同所有其他人一起站起来，向热依斯热烈鼓掌以示崇敬。

在与其他将军一起搭乘黑窗户客车返回巴格达市中心的路上，他静静地坐在车后，陷入了沉思。

这件设备现在藏到了别处，在一个叫喀拉的地方，也叫要塞，这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也不知道其具体地点。至于这件设备一旦使用也许会造成许多人死亡，他并不关心。

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处境。三年来他冒着暴露、毁灭和惨死的风险，背叛了自己国家的统治集团。他的动机不光是在国外积聚一大笔财富；他在国内通过巧取豪夺也能收敛大笔钱财，尽管也同样要冒风险。

他的动机在于想去国外定居，由他的外国付费人为他办妥一个新的身份，并保证他的安全，避开复仇暗杀小组，开始新生活。他曾经看到有些人偷了钱后远走高飞，但却一直提心吊胆，直至有一天伊拉克的复仇者找上门来。

他——耶利哥，既需要财富也需要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让他的操纵人从以色列人换成美国人。美国人会照顾他的，会按约定给他搞一套新的身份，允许他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人，为他在墨西哥的海滨买一座别墅，让他在那里过上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

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保持沉默，而那件设备使用了，那么美国人会认为他对库拜的事说了谎。实际上他没说谎，但在盛怒之下，他们决不会相信他。不管是真是假，美国人会冻结他的账户，整个事情会变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不得不报告他们出了差错。再冒一点点风险，事情就会全部结束了——伊拉克会被打败，热依斯会下台，而他——耶利哥，也就会离开那里远走高飞了。

回到私人办公室后，他把情报写了下来，与往常一样，也是写在折叠起来体积很小的薄纸上。他解释了那天晚上的会议；他发出上次信息的时候，那件设备仍在库拜，如同他说的，但四十八小时之后当狂风袭击时，它已被转移了。那不是他的过错。

他继续说出他知道的一切：有一个叫要塞的秘密地点，那件设备就在那里，而且当第一批美军跨过边境进入伊拉克时，它会从喀拉发射出来。

刚过午夜不久，他驾着一辆没有标记的小汽车进入了巴格达的小街小巷。没人来查问他，也没人敢查问他。他把情报塞进了阿布纳华斯街旁一个老院子的一块地坪石下面，然后在基督教区的圣约瑟夫教堂后面做上了一个粉笔记号。这次的粉笔记号有点不同。他希望那个未曾谋面的人速来取情报，不要浪费时间。

麦克・马丁在二月十五日上午一大早就离开了苏联人的别墅。俄罗斯厨师交给了他一张写得满满的购物清单，要完成采购任务相当困难。食品已经发生短缺。原因不是农民，而是运输问题。大多数桥梁已被炸塌。伊拉克中部平原贯穿着河流，为巴格达郊区的农田提供灌溉。但由于现在过河需付渡费，农民们待在家里不肯进城来了。

碰巧的是，马丁是从舒尔贾的香料市场开始采购的，然后骑车绕到圣约瑟夫教堂后面的巷子。当他看见那个粉笔记号时，他的心抽紧了。

在这道墙上的标记总是一个横着写的8字，并在两个圆圈的连结处加上短短的一横。但他原先已经提醒过耶利哥，万一有紧急情况，这短短的一横应该换成两个小十字，分别写在8的两个圆圈内。今天的记号显示有两个小十字。

马丁奋力蹬车来到阿布纳华斯街旁边的那个院子里，等到四周没有人时，他与往常一样蹲下来系鞋带，一只手悄悄地伸进隐藏处，找到了那张小纸条。中午时分他回到别墅里，向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厨师解释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采购，但今天食物进城比以往晚。他下午还会出去购买的。

当读到耶利哥的信息时，他马上就明白为什么那人会处于慌乱之中。马丁自己起草了一份电文，向利雅得解释说他现在觉得只能自己接手，做出自己的决定。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利雅得召开会议并进一步交流信息了。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消息是，耶利哥告诉他，伊拉克的反间谍机构已经知道了有一台非法发报机在拍发噼啪响的电报。他不可能知道他们已经追查到了哪一步，但他只得假定不能再与利雅得交换冗长的电报了。因此他必须自己作出决定。

马丁对着录音机先用阿拉伯语读出耶利哥的信息，接着是他自己的翻译。他加上自己的汇报，准备拍发。

他的发报时限在深夜。之所以定为深夜，是因为届时库利科夫全家都进入了梦乡。但与耶利哥一样，他也有一个应急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先发一次尖利的口哨声，在通常的甚高频波段以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频率上。

他查核了一下，获悉那名伊拉克司机与一等秘书库利科夫一起在市中心的使馆里，俄罗斯管家正与妻子一起在吃中饭。这样，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他在敞开的门旁架起卫星天线，把那声口哨声发了出去。

在利雅得的秘情局别墅里，在由卧室改成的录音室里，一只指示灯亮了起来。这时候是下午一点半。承担着别墅与伦敦世纪大厦正常通信联络的值班无线电报员扔下手头的工作，朝着房门口大喊一声，并把收发报机转到接收马丁当天频率的波段上。

第二名报务员把头探进了房门。

“什么事？”

“快去叫史蒂夫和西蒙。黑熊来电了，而且是急电。”

那人走开了。马丁等了十五分钟，然后发出了电报的主要内容。

利雅得并不是唯一接收到这次噼啪声的地方。在巴格达郊外，另一架不间断地扫射着甚高频波段的卫星天线也接受到了一部分信号。这次信息太长了，即使压缩以后也有四秒钟时间。伊拉克监听人员捕捉到了最后两秒并把它锁定了。

一发完电报，马丁就把设备收起来放进了地砖下面的洞穴里。刚收拾好，他就听到门口的砾石上传来了脚步声。是俄罗斯管家，穿过院子慷慨地递给他一支巴尔干香烟。马丁感激涕零地接过香烟，边鞠躬边连声说“谢谢”。

俄罗斯人完成施舍后走回去了。“可怜的家伙，”他想道，“生活得真艰苦。”

只剩下一个人时，这个可怜的家伙从钱包里取出一张航空信纸，用阿拉伯语书写起来。这时候，伊拉克无线电天才泽伊德少校正俯身在一张大比例的巴格达城市地图上，注视着曼苏尔区。当他完成计算后，他复核了一遍，然后打电话给安全机关总部的哈桑・拉曼尼准将。会见时间安排在四点钟。

在利雅得，奇普・巴伯正在那座别墅的主客厅里踱来踱去，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口里说着自从三十年前从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再没说过的骂人话。

“他到底认为他是在干什么？”他大声质问房间里那两名英国情报官。

“冷静点，奇普。”莱恩说，“他已经潜伏良久，心理压力很大。坏蛋们正在包围他。根据我们的情报经验，应该把他从那里弄出来——现在。”

“是啊，我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没有权力这么干。付费人是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当然记得，”巴克斯曼说，“但他是我们的人，他战斗在敌人心脏。如果他选择留下来，那是为了完成工作，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

巴伯镇静下来了。

“三百万美元。我怎么去告诉兰利，他已经答应另给耶利哥三百万绿钞票换取这次准确情报？那伊拉克笨蛋第一次就应该把情报搞准。对我们来说，他也许是故意在吊我们的胃口，想骗更多钱。”

“奇普，”莱恩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核打击问题。”

“也许是吧，”巴伯的说话声又大了起来，“也许我们是在讨论核打击。也许萨达姆及时获得了足够的铀，也许他及时把它拼凑起来了。我们手里所掌握的全部也只不过是一些科学家的计算和萨达姆自己的吹嘘——如果他确实这么吹嘘过的话。该死的，耶利哥是一个雇佣兵，他有可能在说谎。科学家有可能出错。萨达姆说谎也习以为常。这么多钱我们到底是花在什么地方？”

“那你想冒险吗？”莱恩问道。

巴伯坐进了一把椅子里。

“不，”他最后说，“不，我不想。好吧，我会向华盛顿报告的。然后我们得告诉将军们。他们必须知道这件事。可我告诉你们一点，有一天我要会会这个耶利哥。如果他在愚弄我们，我要拧下他的胳膊当棍子打死他。”

那天下午四点钟，泽伊德少校带着地图和计算结果，走进了哈桑・拉曼尼局长的办公室。他小心地解释说，他那天已经确定了第三个三角形，并把该地方在地图上缩成曼苏尔区的一块菱形区域。拉曼尼半信半疑地盯着那个区域。

“这有一百码乘一百码。”他说，“我还以为现代技术能把发报的源头确定在一平方码之内呢。”

“如果我能捕捉到一次长时间的发报，那么我就可以做到。”泽伊德少校耐心地解释说，“我可以从截听接收机那里得到不超过一码宽的光束，把它与另一个不同地点的截听相交，就能得到你要求的一平方码了。但现在这种发报时间极为短暂，只在空中停留了两秒钟。经我的努力所得到的是一个很窄的锥形，其尖头在发报机上，朝四周发射出去，宽度逐渐加大。在罗盘上也许只有二分之一度。但两英里以外，宽度成了一百码。看，它就在这个小区域里。”

拉曼尼凝视着地图。在做上标记的菱形区域里有四栋建筑物。

“我们去那里勘察一下。”他提议。

两个人带上地图到了曼苏尔，进入那个小区域。那是一个富人住宅区。四座住宅都是独门独院的，四周有围墙，建在自有的地皮上。当他们结束勘察时，天正在黑下来。

“明天上午来搜查，”拉曼尼说，“我派部队悄悄地把这个地段封起来。你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带上专家，进去把四座房子搜它个底朝天。你去找到那件设备，我去抓住那个间谍。”

“有一个问题，”少校说，“看见那块铜牌了吗？那是苏联大使馆的住宅。”

拉曼尼想了一会儿。如果他去触发一次国际性事件，那么没人会来表扬他的。

“先对付其他三座房子。”他命令道，“如果没查到，我会与外交部长商量对付苏联的房子。”

当他们在说话时，那座苏联别墅里的一名职员正在三英里之外。花匠马哈默得・阿尔科里，即麦克・马丁，正在那个破败的英国人墓地，把一只薄信封放进了一块旧墓碑旁边的一只石罐里。之后，他在记者联合会大楼的院墙上做了一个粉笔记号。晚上他又去了那个区域徘徊，快到午夜时他注意到那个粉笔记号已被擦去了。

那天晚上在利雅得召开了一次会议，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在沙特国防部大楼底下第二层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四位将军，其中一位坐在桌子的上首；还有两位平民，即巴伯和莱恩。当两位平民讲完之后，四位军人沉着脸静静地坐着。

“这事是真的吗？”其中一名美国将军问道。

“要说百分之百的证据，我们是没有的，”巴伯说，“但我们认为这个情报的准确性相当高。”

“你为什么把握这么大？”那位美国空军将军问。

“在座的各位先生也许已经猜到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巴格达统治集团的高层中有一个人在为我们工作。”

房间里响起了表示同意的哼哼声。

“我们没指望那些目标的情报来自兰利的水晶球。”空军将军说，他仍对中情局怀疑飞行员战绩一事心存芥蒂。

“情况是这样的，”莱恩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曾发现他的情报有弄虚作假之处。如果他现在说谎，那就是一场窃取钱财的高明骗术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能冒这个风险吗？”房间里沉寂了好几分钟。

“有一件事你们忽视了，”美国空军将军又说，“投掷。”

“投掷？”巴伯问道。

“我告诉你们，拥有一件武器是一回事，把它投掷到敌人头上去是另一回事。瞧，没人会相信萨达姆有技术可以把那东西缩小。这是高科技。所以如果他已经拥有了那件东西，那么他也无法从一门坦克的炮筒里把它发射出来。大炮也不行，因为口径问题。喀秋莎发射架或者火箭都不行。”

“火箭为什么不行，将军？”

“载荷问题，”空军将军讥讽地说，“讨厌的载荷。如果是一件粗制设备，那它得有半吨重。就算它是三千磅吧。我们现在知道，当初我们在萨德16基地把那些设施摧毁时，阿贝德和塔穆兹仍处于开发阶段。阿巴斯和巴德尔也同样。无法运作——要么被毁，要么载荷太小。”

“飞毛腿怎么样？”莱恩问。

“也一样。”将军说，“所谓长射程的胡赛恩在重返大气层时四分五裂了，而且其载荷是一百六十公斤。即使苏联提供的飞毛腿，最大载荷也只有六百公斤。都太小了。”

“那还有飞机投掷的炸弹呀！”巴伯指出。

空军将军瞪起了眼睛：“先生们，我现在就可以向你们作出保证，从现在起，没有一架伊拉克作战飞机可以飞到国境线。绝大多数甚至不能从跑道上起飞。就算能起飞，飞向南方的飞机会在半路上被击落。我有足够的阿瓦克斯预警机，足够的战斗机，我可以保证这一点。”

“那么那处要塞呢？”莱恩问，“那个发射架呢？”

“可能他们有一座绝密的机库，很可能在地下，有一条单一的跑道通到机库门口。机库里藏着一架幻影，一架米格，一架苏霍伊——装备停当，可以出发。但在抵达国境之前我们就能把它打下来。”

最终的决定要由坐在桌子上首的那位美国将军作出。

“你们打算去找到这件设备的贮藏处，那个所谓的要塞吗？”他平静地问。

“是的，长官，”巴伯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努力了。我们估计还需要几天时间。”

“那就去找到它，然后我们去摧毁它。”

“地面战是四天之内开始吗，长官？”莱恩问。

“我会告诉你们的。”

那天晚上盟军宣告对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地面战推迟，调整到二月二十四日开始。

后来，历史学家们对这次推迟作出了两种解释。一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把他们的进攻主轴线改为再往西几英里，这样一来需要调动部队，转运物资和作进一步的准备工作。这是真的。

后来新闻媒体透露出来的另一个理由是，两名英国的电脑黑客侵入到国防部的计算机里，把进攻地区的天气报告搞得完全错位，使得从气象角度无法选择最佳的进攻日期。

事实上，从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海湾天气一直晴好，恰恰在进攻开始之后天气才变坏。

海湾战区多国部队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是一位高大强壮的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道德上都这样。但如果最后几天的形势不那么紧张的话，他也许会稍微好过一点。六个月以来，他一直每天工作长达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过。他不但监督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快的部队集结——光这项任务就足以摧垮不太坚强的人，此外他还处理了多国部队与沙特社会敏感、复杂的关系，制止了十几次可能使多国同盟瓦解的世代怨仇导致的内讧，挡住了来自国会的没完没了的说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毫无用处的干涉。

然而在那最后的几天里，打搅了他宝贵睡眠的不全是这些事，而是要对众多年轻的生命负责而带来的那个噩梦。

噩梦中有一个三角形。总是那个三角形。这是一片侧躺着的直角三角形地带。从卡夫吉往下，经朱拜勒到那三个连成一串的城市——达曼、霍巴和达兰——的海岸线构成三角形的底边。

三角形的垂直侧边是从海岸往西的边境，先是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的边境，然后进入沙漠，是沙特与伊拉克的边境。

斜边是连接着沙漠西端至达兰的海岸的斜线。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差不多有五十万年轻的男女军人坐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命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美国人。在东边是沙特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分遣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中间是庞大的美国装甲兵和机械化步兵部队，其中包括英国的第一装甲师。侧翼最远的是法国人。

曾经有一次，噩梦里出现过几十万年轻战士们冲进去后遭到毒气的喷淋，惨死在沙墙与铁丝网之间的情景。现在，实际情况还要糟糕。

仅仅一个星期以前，在研究作战地图上的那个三角形时，一名陆军情报官说了一句：“也许萨达姆想在那里扔上一颗核弹头呢。”那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

那天夜晚，这位总司令努力想睡着，结果还是失败了。总是那个三角形。人员太多了，地方太小了……

在秘情局的那座别墅里，莱恩、巴克斯曼与两名无线电技术员在分享从英国大使馆悄悄带过来的一箱啤酒。他们也在研究地图，也看到了那个三角形，他们也感受到了那种精神压力。

“在那里扔下一颗炸弹，一颗小型的、粗制的、亚于广岛等级的炸弹，在空中爆炸或在地面爆炸……”莱恩说。

他们不是科学家也知道，爆炸初始时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会杀死十多万名年轻的战士。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吸入空中的几十亿吨带有放射性污染的沙尘云雾会开始飘移，一路上给所覆盖的地区带来一片死亡。

海上的船只还有时间躲开，但地面部队和沙特城市里的居民就难逃厄运。毒雾将向东飘移，边前进边扩散，横扫巴林和盟军的机场，污染海洋，越过海湾飘到伊朗海岸，在那里把萨达姆・侯赛因曾经宣称算不得人类的“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杀尽灭绝。

“他不可能发射，”巴克斯曼说，“他没有能运载弹头的火箭或飞机。”

在遥远的北方，一门炮筒为一百八十米长，射程为一千公里的巨炮藏在杰巴尔哈姆利山区里。此刻，“上帝的拳头”正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巨炮的炮膛里，以备一声令下就发射出去。

在巴格达的卡迪西亚区，那座房子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因此对于黎明时来造访的不速之客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房屋是主人多年前盖起来的，处于果园之中。这座房子，与反间谍局的泽伊德少校想去实施监视的曼苏尔区的那四座房子相距三英里。巴格达西南郊的扩展已经把这座老房子围在了里面，新建的卡迪西亚高速公路穿过曾经栽种桃子和杏子的田野。

但它仍是一座漂亮的房子，主人早年发家致富，现早已退休。房屋的四周砌着围墙，花园里还栽着几棵果树。

在一名少校的率领下，两卡车的秘密警察局士兵来到了这座房子，他们相当蛮横无礼。门锁被敲掉了，大门被踢开了，士兵们蜂拥而入，开始敲砸前门，殴打试图阻挡他们的老仆人。

他们冲进屋子，翻箱倒柜地折腾起来，被吓得半死的房主老头努力保护着他的妻子。士兵们在屋内到处翻了一遍，但没找到任何东西。老头子哀求他们说清楚需要什么，或在寻找什么。少校粗暴地说，他自己完全明白，然后继续搜查。

搜了房内之后，士兵们去搜花园。在墙边的园地上，他们发现了一片新鲜翻动过的土。两名士兵拖住老人，其他士兵开始挖掘。老人抗议说他不知道这片土为什么新近被翻动了，他没有掩埋什么东西。但他们还是找到了它。

那东西装在一只麻布袋里，他们把它倒出来时，大家都看见了，那是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少校不懂无线电，他也不想去学，假如他懂得的话，他会知道麻布袋里的这台老掉牙的摩尔斯型收发报机，与仍然藏在一等秘书库利科夫花园棚屋地下面，麦克・马丁使用的那台超现代化卫星收发报机有着天壤之别。对于秘密警察局的这位少校来说，发报机是间谍使用的设备，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老人开始哀诉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肯定是有人在夜里翻进围墙把它埋在那里的。但士兵们用枪托把他打倒在地上，在他老婆发出尖叫时，也打了她。

少校检查了一下战利品，即使他也能看出麻布袋上的文字显然是希伯来语。

他们不需要屋里的仆人和那个老太婆——只要这个老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四名战士提着他的手和脚，把他肚子朝下背朝天抬出去，像扔一袋土豆一样把他扔在了卡车的后车厢里。

少校很开心。这次行动是收到匿名举报后采取的，他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他的上司一定会很高兴。这个案子不适用阿布格雷布监狱。他把犯人带到了秘密警察局总部的体育馆，那里是适合以色列间谍的唯一地方。

同一天，也就是二月十六日，在巴黎，摩萨德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正把办公桌的图画展示给米歇尔・勒维看。这位老古董商沙燕很乐意提供帮助。以前他只提供过一次帮助，出借一些家具给一名卡查，因为那位卡查想扮作一名古董商人试图进入某幢房子。

对米歇尔・勒维来说，摩萨德求助是一件令他激动的事，说明他这个老头子还能发挥作用。能为摩萨德提供咨询，为他们提供帮助，确实使他开心。

“布尔（Boulle）。”他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巴齐莱说。

“布尔，”老人重复了一遍，“也可以拼作Buhl，法国伟大的家具工匠。是他的风格，你看准了。可我告诉你，这张不是他制作的。时期不对，这个应该是比较晚近的。”

“那么它是谁制作的？”

勒维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一头稀疏的白发，额头布满皱纹，但他有一张苹果般的粉红色的脸庞和一双明亮的眼睛。他要讲的故事，已经多次向他的同代人讲过。

“嗯，布尔在临死前把车间传给了他的门徒，就是德国人奥本。奥本后来又把这份传统工艺留给了另一个德国人里森纳。我认为这是里森纳时期的。估计是一名徒弟制作的，也有可能是师傅本人制作的。你们要买吗？”

当然，他是在开玩笑。他知道摩萨德特工是不会购买艺术品的。他的眼睛闪烁着愉快的神色。

“我只是很感兴趣。”巴齐莱说。

勒维很高兴，摩萨德又要去搞一次淘气的行动了。到底是什么行动他永远不会知道，但不管怎样，一定是很有趣。

“这些写字台……”

“书桌，”勒维说，“这是书桌。”

“好吧，这些书桌里面有没有秘密部位？”

“啊，你的意思是一个暗盒？当然。年轻人，你知道的，以前的男人会为了名誉去跟别人决斗，被杀死，所以要搞风流韵事的女士不得不十分小心。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录像。她的情人所有淘气的想法只能写在纸上。那么她该把这些情书藏在什么地方才能让她的丈夫不至于发觉呢？

“不能放在保险箱里——那时候还没有保险箱呢。也不能放在一只铁皮箱里——她丈夫会向她索取钥匙的。因此，那时候的上流社会人士开发出设置暗盒的家具。不是每件家具都有，但有些家具里确实有。设计、制作工艺非常高明，要不然就太明显了。”

“那么，去买家具时怎么知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暗盒呢？”

哦，太有意思了。这位摩萨德特工不是想去买一件里森纳的书桌，而是想去这种书桌里偷东西。勒维想。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勒维问道。

他打了几个电话，最后他们离开店铺坐上一辆出租车，到了另一个古董家具商那里。勒维悄悄地说了几句话，那人点点头离开了他们。勒维刚才说的是，他带来一位顾客，如能做成一笔交易，他只拿少量的介绍费，不会多要。那个商人表示同意。这是古董行业中的通常做法。

他们查看的那张写字台与维也纳的那一张极为相似。

“我告诉你，”勒维对巴齐莱说，“暗盒不会做得很大，不然别人会察觉外部与内部尺寸不一致。因此它很窄小，横卧的或者竖立的都有。深度很可能不超过两厘米，暗藏在一个看上去是实心的板条里，这块板条有三厘米厚，但实际上是两块薄木板，中间夹着那个暗盒。线索在那个开启钮上。”

他拉出上部的一只抽屉。

“摸摸里面。”他说。

巴齐莱把手伸进去，直至指尖碰到了后部。

“没东西。”这位摩萨德特工队长说。

“那是因为里面确实没有东西。”勒维说，“这个抽屉里没有。但另一只抽屉里也许会有一个旋钮、一条拉闩或者一只按钮。如是一只光滑的按钮，你就按一下；如是一个旋钮，你就旋转一下；如是一条拉闩，你就把它往旁边拨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声低沉的咔嚓声，一块小巧的细工嵌板弹出来，是装着弹簧的。后面就是一个暗盒。”

即使十八世纪家具木匠的独创设计也有其局限性。不出一个小时，勒维先生就已经教会了巴齐莱如何在十处基本的部位找到暗藏的机关，从而打开暗盒。

“千万不能用蛮力去寻找。”勒维再三叮嘱，“用蛮力是找不到的，而且还会在木器上留下痕迹。”

他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巴齐莱，会意地笑了笑。巴齐莱在库坡尔饭店款待了老人一顿中饭，然后搭出租车到达机场返回维也纳去了。

二月十六日上午一早，泽伊德少校和他的技术小组就来到了要搜查的三座别墅中的第一座。另两座也已被封起来了，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把守着，住户的全家被关在了里面，觉得莫名其妙。少校显得彬彬有礼，但他奉命要进行搜查是不容抗拒的。与三英里外的卡迪西亚的秘密警察搜查队不同，泽伊德的部下全是专业人员，他们很少毁坏家什，但效率却很高。

他们从底楼开始，搜查地砖下面是否有隐藏处，在屋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柜子一个柜子，一只箱子一只箱子地进行搜寻。

花园也搜查遍了，但没有发现一丝痕迹。到中午时，少校向住户表示歉意后离开了。他开始去搜查第二栋房子。

在沙顿的秘密警察局总部地下室里，那位老人仰躺着，他的手腕和腰被用带子拴在一张结实的木桌上，周围是四名要让他招供的“专家”。此外，在场的还有一名医生。在一个角落里，奥马尔・卡蒂布准将和阿里中士在商量着什么。

秘密警察局局长决定了要采取的折磨措施。阿里中士扬起了一条眉毛，他明白他今天肯定是需要一件连裤工作衣了。奥马尔・卡蒂布简短地点点头后就离开，去楼上办公室里处理公务去了。

那位老人继续恳求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发报机，由于天气不好他已经好几天没去过花园了……审讯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把他的两个脚踝绑在一根扫帚的柄上。其中两人提起他的双脚，让他脚底朝上，阿里和另一名同事分别从墙上摘下了加粗的软皮电线。

他们开始抽打老人的脚底，老人尖叫起来，与其他受此刑罚的人一样。后来尖叫声时断时续，最后他昏迷过去了。从外面提来的一桶冷水又使他苏醒过来。

整个上午这些人也休息了几次，放松一下他们因艰苦工作很劳累了的手臂肌肉。当他们休息时，用一杯杯盐水泼向那双血肉模糊的脚。体力恢复之后，他们继续工作。

昏迷几次以后，老人仍然抗辩说他根本不会操作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事肯定是搞错了。到上半晌时，两只脚底上的皮肉都已被电线抽去了，露出了渗着鲜血的白生生的骨头。阿里中士叹了一口气并且点点头，意思是这个过程应该停止了。他点上一支烟开始喷云吐雾，他的助手用一根短铁棒把老人的腿骨从脚踝到膝盖全敲裂了。

老人哀求那位医生，但秘密警察局的那个医生只是抬头盯着天花板。给他的命令就是尽量让囚犯活着并保持清醒。

在城市的另一头，泽伊德少校于下午四点钟光景完成了对第二座别墅的搜查，而此时在巴黎，吉迪・巴齐莱和米歇尔・勒维在一家餐馆里吃完饭刚刚从餐桌旁边站起身。泽伊德又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向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主夫妇道了歉，然后与他的随从转到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别墅。

在沙顿，老人的昏迷加快了，医生向审讯者提议说，犯人需要时间恢复。他准备好一支针剂，扎进囚徒的血管。药物好像马上就产生了效果，把老人从近乎昏迷的麻木状态带回到苏醒状态，让他的神经再次感受到疼痛。

几根钢针在火盆里烤得发红了，之后他们用针慢慢地穿过犯人已经枯萎了的阴囊和干缩了的睾丸。

刚过六点钟，老人又一次昏死过去了，这一次医生慢了一步。他手忙脚乱地开始工作起来，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落下来，但所有扎入心脏的强心针都没有作用了。

阿里中士离开房间，并于五分钟后与奥马尔・卡蒂布一起回来。准将看了看尸体，多年的经验使他无需具有医学学位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来，举起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正畏缩着身子的医生的脸上。

巴掌扇过去的爆发力和打人者的权威，使医生摔倒在地，他的针剂和药水瓶就摆在地上。

“白痴，”卡蒂布吼叫着，“滚出去。”

医生收拾起他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放进包里后手脚并用地离开了。折磨者看着阿里的杰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味，他们两人都熟悉这种味道，是汗味、恐惧、尿味、粪便、血、呕吐物以及肉被烤焦后的淡淡的香味混合而成。

“他一直抗辩到最后。”阿里说，“我发誓，如果他知道什么事，我们肯定能从他口中掏出来。”

“把他装进口袋，”奥马尔・卡蒂布厉声说，“交给他老婆去埋葬。”

这是一只用强力白帆布制成的袋子，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宽。那天晚上十点钟，帆布口袋被抛在了卡迪西亚的那座房子的门口。户主的遗孀和仆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吃力地抬起那个袋子，搬进屋内，放到了餐桌上。老妇人开始悲痛地哀号起来。

迷茫的老佣人塔拉去打电话，但电话线已被扯断，打不出去。于是他带上女主人的电话本——因为他不识字，到隔壁的药剂师家，请这位邻居帮忙联系少爷——两个少爷随便哪一个都行。

这时候，正当药剂师邻居试图拨打差不多已经瘫痪的伊拉克国内电话的时候，吉迪・巴齐莱回到了维也纳并起草了一封给科比・德洛尔局长的新电报，而泽伊德少校正向哈桑・拉曼尼局长汇报他当天一无所获的搜查结果。

“电台不在那里，”他告诉反间局头头，“假如在的话，我们肯定能找到。所以它必定在第四座别墅里，也就是那个外交官的家里。”

“你能肯定没有搞错吧？”拉曼尼问道，“不会在另一座房子里吗？”

“不会，长官。最靠近的一座房子在光束交叉点之外。那些噼啪声电报的源头，肯定是在地图上的菱形范围以内。我发誓没有搞错。”

拉曼尼犹豫不决了。外交官不是好惹的，动不动就会跑到外交部长那里去告状。要闯进苏联库利科夫同志的住宅，他需要走上层路线。

少校走了以后，拉曼尼打了一个电话给外交部长。他的运气较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国外奔波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巴格达。而且仍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拉曼尼的会见被确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

那药剂师是一位好心人，整个夜晚他都在试拨电话。他没能打通邻居家大儿子的电话，但通过陆军中的一位熟人，他把信息转达给了邻居的小儿子。

消息于黎明时到了远离巴格达一个军事基地的小儿子那里。一听到噩耗，军官马上驾车动身了。通常路上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但那一天，即二月十七日，他在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一路上有不少巡逻队和路卡。但由于他的军衔，他可以驾车抢到等候检查车队的最前面，晃一下通行证就可以通过。

但这一招碰到断桥就行不通了。每到一座被炸断的桥梁前，他不得不等候轮渡。当他抵达父母亲在卡迪西亚的那座住宅时，已是中午时分了。

他母亲跑上来抱住了他，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嚎啕大哭起来。他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已经上了年纪，正歇斯底里地大哭。

最后，他把她扶进了卧室。在浴室地上，被士兵们翻得杂乱不堪的药品堆里，他找到了父亲冬季犯关节炎时服用的一瓶安眠药。他给母亲服下两片，很快她就睡着了。

在厨房里，他吩咐老佣人塔拉烧两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老佣人讲了昨天黎明起发生的事情。讲完后，他陪着小少爷去花园里察看了那个洞穴，士兵们就是在那发现装着无线电发报机的袋子的。小儿子爬上花园的围墙，发现有人翻墙进来的刮擦痕迹，应该是头天晚上进来埋那东西的时候留下的。然后他回到了屋内。

哈桑・拉曼尼等着会见外长，心里很不快，最后快到十一点钟时，他终于见到了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灰白头发的外长说。透过眼镜，他像猫头鹰般地盯着拉曼尼：“使馆是可以通过无线电与本国首都通讯的，而且那种电报通讯总是加密的。”

“是的，部长，但那种电报是从使馆大楼拍发的，那才是正常的外交通讯联系。但这次情况不同。我说的是一部秘密电台，是间谍用的收发报机，在拍发噼啪声电报，而且我们可以肯定接收地不是莫斯科，要比莫斯科近得多。”

“噼啪声电报？”阿齐兹问道。

拉曼尼解释了这种电报的原理。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克格勃的特工——假定这是克格勃的一项行动——要从一等秘书的住宅里拍发噼啪声电报呢？他们完全可以在使馆里用功率更加强大的发报机发送电文。”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准将。你知不知道在你的办公室之外，现在是什么形势？昨天下午我刚从莫斯科返回，在那里我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代表叶甫金尼・普里马科夫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而普里马科夫上星期刚来过这里。你知道吗，我带回了一个和平计划，如果热依斯接受这个计划——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计划呈送给他——苏联就会召集安理会阻止美国人进攻我们？

“在这种形势下，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指望我同意你对他们的一等秘书的别墅进行搜查？这不是侮辱苏联吗？坦率地说，准将，你一定是疯了吧？”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拉曼尼离开了外交部，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有一件事是塔里克・阿齐兹外长没有禁止的。也许他们无法进入库利科夫的院子，也许他们无法触及他的汽车，但街道和马路并不属于库利科夫。

“包围那座房子。”拉曼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向他手下最优秀的监视小组下达了命令：“要悄悄地，不动声色，但要对那座房子实施全面监视。进出的所有客人——肯定会有客人——要进行跟踪。”

中午时分，各监视小组已经到位了。他们坐在树底下停着的轿车里，分布在库利科夫住宅的四边围墙旁，并监视着唯一通过该别墅的那条街道。其他反间谍特工把守在较远的地方，可以用无线电联络，随时报告有人进出别墅的情况，并可以对出来的人实施盯梢。

那位小儿子坐在他父母家的餐厅里，盯着那只盛放着父亲尸体的长长的帆布袋。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沾湿了他的军装。他回想起很久以前他们度过的好时光。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医生，开业开得很大，经朋友奈杰尔・马丁介绍之后还成了英国社区一些居民的家庭医生。

他回忆起和哥哥一同去马丁家的花园里，与麦克和特里一起玩耍的时光。他不知道马丁家的两兄弟现在怎么样了。

一小时后，他注意到帆布袋上的污渍好像扩大了。他起身走到门边。

“塔拉。”

“什么事，少爷？”

“把剪刀和菜刀拿来。”

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把那只帆布袋割开，先剪袋口，然后沿着侧面割下去，最后把袋底也切开了。他把袋子从顶部掀起来卷到后面去。他父亲的遗体差不多仍然裸露着。

按传统，擦洗尸身应该是妇女干的活儿，但他的母亲肯定承受不了。他要来水和纱布，擦洗尸身上的肮脏处，缚住断脚，拉直已经粉碎性骨折的双腿，放平，盖住已经一片焦黑的阴部。他一边料理一边哭泣起来；在哭泣时，他改变了信念。

黄昏时他联系了里萨法区阿尔瓦齐亚公墓地的那位伊玛目[7]，安排好第二天上午的安葬事宜。

二月十七日星期天上午，麦克・马丁骑着自行车去了市区，买到蔬菜果品，在三处墙上检查一遍有无粉笔记号后就往回返，并于中午之前回到了别墅里。下午他一直忙于照料花园。库利科夫先生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因此既不会在星期五庆祝穆斯林的圣日，也不会参加星期天的基督教安息日活动。他因为感冒而留在家里，正在抱怨他的玫瑰花长势不好。

当马丁在花园里忙碌时，反间局的监视小组静静地守候在围墙外的监视位置上。马丁认为耶利哥不太可能在不到两天时间内打听到新消息，所以他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再去巡视一遍粉笔记号。

巴德里医生在上午刚过九点钟埋葬了。这段时间，巴格达各个墓地都很忙碌，那位伊玛目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在几天前，美国人的炸弹落到了一处公共防空洞里，炸死了三百多人。老百姓群情激愤。在旁边参加另一个葬礼的几名哀悼者询问一言不发的奥斯曼・巴德里上校，他的亲属是否死于美国人的空袭。他简短地回答说是自然死亡。

按穆斯林风俗，葬礼很简单，死后至埋葬前用不着长时间守候遗体。他们也不用基督徒的那种棺材，尸体只用棉布一包就可以了。那位药剂师邻居也来参加葬礼，帮着搀扶巴德里夫人。当简单的仪式结束后，他们随着一群人离开了。走到墓地的大门旁边时，巴德里上校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相隔几码远处停着一辆长轿车，车窗封得严严实实。车后的一扇窗开了一半。那声音又叫了他一次。

巴德里上校让药剂师先陪着他母亲回家去，他一会儿回来。当他们离开后，他走到了汽车旁。

那声音说：“请进来，上校。我们谈一谈。”

巴德里上校拉开车门朝里边张望。车上唯一的乘客让到座位另一边腾出地方。巴德里觉得他认识这张脸，但有点模模糊糊。这个穿着黑西服的人按下一只按钮，车窗玻璃升上来隔绝了外面的嘈杂声音。

“你刚才安葬了你的父亲。”

“是的。”巴德里说，同时在想着，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记不起这张脸了？

“太卑鄙了，对你父亲的所作所为。假如我早点知道的话，我也许可以阻止这种暴行。可我知道得太晚了。”

奥斯曼・巴德里感觉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他明白了他正在与谁说话——两年前在部队的一次招待会上，有人把这个人指给他看过。

“我要对你说几句话，上校，如果你把我的这些话报告上去，那我会比你父亲死得更惨。”

这只有一种事情，巴德里想到，那就是背叛。

“曾经，”那人轻声说，“我爱戴过热依斯。”

“我也曾经这样。”巴德里说。

“但事情有了变化。他已经疯了。在他的疯狂之中，他变得越来越残忍了。他必须被制止。你是知道喀拉的。”

巴德里又吃了一惊，这次是因为突然改变了话题。

“那当然，是我建造的。”

“没错。你知道现在那里放进了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那个高级军官告诉了他。

“他这话不是认真的。”巴德里说。

“热依斯绝对是认真的。他想对美国人使用这件东西。那也许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但你知道美国人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吗？他们会以牙还牙。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遭到毁灭。只有热依斯一人会存活下来。你想成为受害人吗？”

巴德里上校想起了躺在墓地里的父亲的尸体，杀人凶手们仍在继续胡作非为。

“你想怎么样？”他问道。

“给我讲讲喀拉。”

“为什么？”

“美国人会去摧毁它的。”

“你能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他们？”

“相信我，总有办法的。喀拉……”

于是奥斯曼・巴德里上校，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他曾经梦想像先辈们那样，设计出能延续几个世纪的优秀建筑——将喀拉的详情告诉了这个代号耶利哥的人。

“坐标方位。”

巴德里也告诉了他。

“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吧，上校。你会安全的。”

巴德里上校下车走开了。他的胃在绞痛，一直在搅动。走了不到一百码，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做了什么？突然间，他明白他应该找哥哥商议。他的兄长总是头脑冷静，有许多点子。

摩萨德特工队称之为私家侦探的那个人，在星期一回到了维也纳，他是从特拉维夫赶过来的。他又一次成为来自纽约的著名律师，有全套必须的资料足以证明他的身份。虽然那位真正的律师早已结束休假了，但平生不喜欢打电话和发传真的格穆利希，打电话到纽约去核实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摩萨德准备冒冒险。

私家侦探又住进了喜来登宾馆，并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格穆利希先生。他再次为事先未打招呼而造访奥地利首都表示道歉，但他解释说这次，律师行的一名会计师与他一同前来，他们两人此次希望能代表他们的客户把第一笔大额存款打进来。

信件在下午晚些时候由私家侦探亲手递交进去。第二天上午，格穆利希的回信就送达了宾馆，把会面时间定在上午十点。

私家侦探确实有人陪同着。与他一起的那个人被特工队称为窃贼，因为那是他的专长。

摩萨德在特拉维夫总部有各种无可匹敌的假公司、假护照、假信纸信封，以及用于骗术的所有其他用具，但他们最骄傲的是偷盗保险箱的窃贼和锁匠。摩萨德破门而入的能力在国际情报界里享有盛名。长期以来他们的偷窃技术是情报界公认最佳的。假如当初的美国水门是内维奥特特工组去负责，那就不会爆出丑闻了。

从特拉维夫来的这个撬锁专家不是以色列国内最好的，而是排位第二。但派他来自有原因，他有那位最佳撬锁专家所不具备的其他技能。

头天晚上他整整听了六小时课。先是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向他讲述德-法家具工匠里森纳的十八世纪家具作品，接着是私家侦探向他描述温克勒银行内部布局，最后是耶里德跟踪组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向他讲解银行夜间保安的值班安排、巡视路线，以及电灯的分部情况，何时开、何时关的程序等等。

同一个星期一，麦克・马丁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才推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穿过铺着砾石的院子，从库利科夫花园的后门出去，走到街上。

他跨上自行车，朝着最近的过河渡口方向骑去。原来那里有座桥，朱姆胡利亚桥，后来被英国的狂风飞机光顾过了。

他转过街角，离开那座别墅的视线，这时候他看见了停在路边的第一辆轿车。再往前走是第二辆。从第二辆汽车下来的两个人在路中央站住，他的心开始抽紧了。他冒着风险朝后面瞟了一眼，从另一辆汽车下来两个人堵住了他的退路。他知道这下子全完了，但他别无选择，只得蹬车前行。他前面的其中一个人朝路边指了指。

“喂，你，”他喊道，“过来。”

马丁在路边的树下停住。又出现了三个人，是士兵。他们的枪口直接对准了他。慢慢地，他举起了双手。

第二十一章  空中格斗

那天下午在利雅得，英美两国的大使举行了会晤。这显然是一次非正式会面，他们按英国人的习惯一起喝茶吃糕点。

在英国使馆的草坪上参加会晤的还有奇普・巴伯，表面身份是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史蒂夫・莱恩——如果有人好奇地打听，他会说自己在使馆文化部门工作。第三位客人是难得从地下室里抽空出来的，他就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

他们五个人一起坐在草坪的一隅，每人手里捧着一杯茶。大家互相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会使讨论变得容易一些。

客人们的唯一话题是正在逼近的战争，但这五个人有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情报。其一是那天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呈交给萨达姆・侯赛因的和平计划的详情。该计划是伊拉克外长与苏联总统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洽谈之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这使在座的五个人感到担忧，但理由各不相同。

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在那天挡住了华盛顿让他提前发动地面战的建议。而苏联的和平计划是宣布停火，然后伊拉克在第二天从科威特撤出。

华盛顿不是从巴格达，而是从莫斯科获悉和平计划内容的。白宫当即做出评价，该计划有优点但没有触及关键问题。计划没有论及伊拉克应该永久放弃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也没有提到伊拉克对科威特所造成的不可想象的破坏——五百口油井被引燃，几百万吨原油排入海湾污染水域，二百名科威特人遭到处决，以及伊拉克对科威特市的洗劫。

“科林・鲍威尔告诉我，”上将说，“国务院正在推行更为强硬的路线。他们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

“是的，他们是在这么做。”美国使节喃喃地说。

“于是我告诉他们，”上将说，“我说，你们需要一名阿拉伯学专家来考虑这个问题。”

“确实，”英国大使说，“为什么要那样呢？”

两位大使都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都在中东地区工作多年，都是阿拉伯问题专家。

“嗯，”总司令说，“最后通牒这种手段对阿拉伯人不适用。他们宁愿先死。”

其他人沉默了。两位大使察看着将军那张坦率的脸，希望能找到一丝讥讽的迹象。

两名情报官仍保持沉默，但他们心里有共同的想法：你说到点子上了，亲爱的将军。

“你是从苏联人的房子里出来的。”

这是一句陈述，不是提问。这名反间局特工穿着便衣，但显然是一个军官。

“是的，贝伊。”

“证件。”

马丁在衣袍口袋里翻找了一遍，掏出他的身份证，还有一等秘书库利科夫签发给他的那份已经脏兮兮、皱巴巴的介绍信。军官审视着身份证，又抬头看看马丁的脸以作比较，然后开始看那封介绍信。

以色列伪造者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这张证件上，马哈默得・阿尔科里那张憨厚、长满胡茬的脸正透过污秽的塑料膜向外凝视着。

“搜他。”军官说。

另一名便衣用双手在他身上摸了一遍，然后摇摇头。没有武器。

“口袋。”

从衣服口袋里搜出一些第纳尔纸币、几枚硬币、一把小刀、几支彩色粉笔和一只塑料袋。军官举起了最后一件物品。

“这是什么？”

“是那异教徒扔的，我捡回来当烟荷包。”

“里面没有烟丝。”

“是没有，贝伊，我已经抽完了。我正想到市场里去买一些。”

“别再叫我贝伊了。那是过去土耳其人统治的年代。那么你是哪里人？”

马丁描述了在遥远北方的那个小村子。“那里的西瓜很出名的。”他满怀希望地补充说。

“别再提你已经说了三遍的讨厌的西瓜了。”军官厉声说，他感觉到他手下的战士们正强忍着不笑出来。

一辆宽大的豪华轿车驶到前方的街头停了下来，离他们大概二百码。

那名低级军官用手肘碰了碰他的上司并且点点头。级别较高的军官转身看了看，对马丁说：“在这里等着。”

他走到豪华轿车旁，弯着腰通过后车窗向车里的人汇报。

“你们抓的是谁？”哈桑・拉曼尼坐在轿车里问。

“花匠助手，长官。在那里打工。料理玫瑰花，打扫院子，还为厨师跑腿购物。”

“聪明吗？”

“不，长官，头脑简单。一个乡下人，来自山区，来自北方的某个西瓜产区。”

拉曼尼思考了一番。如果他拘留那个傻瓜，苏联人肯定会对手下人没有归来感到迷茫。那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他希望一旦苏联的和平计划失败，他就要争取获准袭击那座房子。但如果他现在放那个花匠走，让他继续去跑腿然后返回，那么花匠可能会提醒苏联人。根据拉曼尼的经验，每一个伊拉克穷人都认识并且相信一样东西。他拿出钱包，从中抽出一张一百第纳尔的纸币。

“把这钱给他。告诉他继续去采购物品然后回去。回去后让他注意是否有人在摆弄一把银色的大雨伞。如果他不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而且明天把他见到的情况向我们报告，那么他会得到很多奖赏。如果他向苏联人报告了，我就把他交给秘密警察。”

“是，准将。”

军官接过钱，走回去，把上司的要求对花匠说了。那人一脸迷茫。

“一把雨伞？”

“是的，一把银色的大雨伞，或者也许是黑色的，对着天空。你见过那种伞吗？”

“没有，”那人悲哀地说，“下雨时他们都钻到里面去了。”

“看在安拉的份上，”军官说，“不是下雨时用的，笨蛋。是发电报用的。”

“发电报用的雨伞，”花匠缓慢地重复了一遍，“我会注意的，赛义德。”

“走你的路吧，”军官绝望地说，“今天在这里看见的事不要讲出去。”

马丁顺着街道骑车过去，经过了那辆豪华轿车。当他接近时，拉曼尼在轿车后座里低下了头。没有必要让这个乡下人看见伊拉克共和国反间谍局的头头。

马丁在七点钟发现了粉笔记号，并于九点钟取到了情报。他借助一家咖啡店的灯光——是汽油灯，不是电灯，看了一遍情报。看完后他吹了一声低沉的口哨，把纸折叠成小方块后塞进了内裤里面。

不能回到别墅去了。那台发报机已经暴露了，再发一次电报会立即带来灾难。他盘算着能不能去长途汽车站，但军队和秘密警察在到处巡逻，寻找开小差的逃兵。

于是他去了卡士拉的水果市场，找到了要往西行的一名卡车司机。那人只去哈巴尼亚以西几英里的地方。给他二十第纳尔，他就同意让马丁搭车。许多卡车司机喜欢在夜间行驶，以为飞机里的狗的儿子们在黑暗中看不到他们。其实他们不知道，不管白天还是黑夜，破破烂烂的水果卡车决不会是查克・霍纳将军的打击目标。

于是他们趁着夜色出发了，到黎明时马丁在哈巴尼亚湖西边的公路上下了车，司机要从那里转弯去幼发拉底河上游河谷几个富裕的农场。

一路上他们曾被巡逻队拦住了两次，每一次马丁都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苏联人的介绍信，解释说他是一名花匠，在为异教徒打工，但现在外国人要回家去，于是把他解雇了。他哀诉他们对他的剥削和虐待，直到那些听得不耐烦的士兵们让他闭嘴并且立即滚蛋。

那天夜晚，伊拉克陆军工程兵上校奥斯曼・巴德里与麦克・马丁相距不远，他行驶在相同的方向，但在马丁的前面。他的目的地是一个战斗机基地，他哥哥阿卜德尔卡里姆在那里担任中队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家名为西克斯科的比利时公司为伊拉克建造了八个超级空军基地，伊拉克最精华的战斗机就存放在这些基地。

这些空军基地的过人之处在于，几乎所有设施都建在地下——兵营、飞机库、油料库、弹药库、机修车间、办公室、机组人员住所，以及为基地提供动力的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组。

唯一暴露在地面上的是跑道，有三千米长。但这些跑道周遭看上去并没有建筑物或者机库，多国部队还以为它们只不过是光秃秃的机场而已，就像美国人搬去之前，沙特阿拉伯的阿尔卡兹一样。

从地面上近距离观察就能看到，在跑道的尽头，通往地下斜坡处安装着一米厚的混凝土防爆门。每一个基地的面积为五公里乘五公里，周边用铁丝网相隔。但与塔尔米亚一样，西克斯科的那些基地看上去毫无动静，因此未引起注意。

这些空军基地的操作方法是，飞行员们在地下室里接受任务，爬进飞机驾驶舱，发动飞机引擎。发动机正常运转后，防爆墙把废气引上去与外面的沙漠热空气混合，斜坡上的门才会打开。这些防爆墙能保护基地其他部位免受发动机废气侵袭。

战斗机开足马力顺着斜坡从地下钻出来，打开加力燃烧，沿着跑道狂奔，在几秒钟之内即可升空。即使高空中的阿瓦克斯看见了它们，由于它们是突然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也只能假定是从其他地方飞过来执行低空任务的飞机。

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上校驻扎在西克斯科的其中一个基地里。该基地简称为KM160，因为它位于巴格达-鲁特巴公路一百六十公里处。他的弟弟于太阳刚刚下山时来到了铁丝网边上的警卫室。

由于来访者军衔相当高，警卫立即打电话到了中队长的宿舍。不久，一辆吉普车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在空旷的沙漠上开过来了。

一名年轻的空军中尉陪同客人进入基地，吉普车摇摇摆摆地驶下另一个暗藏的小斜坡进入了地下宫殿。吉普车停下后，中尉领路穿过长长的混凝土廊道，经过了几个大洞穴，机械师正在米格29战机旁忙碌着。地下的空气经过过滤，比较清洁，但发电机的嗡嗡声随处可以听见。

最后他们走进了高级军官区域，中尉在一扇门上敲了敲。听到从里面的回答后，就把奥斯曼・巴德里引进了指挥官的寓所。

阿卜德尔卡里姆站起身，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兄长今年三十七岁，也是一名上校，长得黝黑英俊，留着短短的小胡子。他仍然单身，但从来没有缺少过女性的关注。他的相貌，幽默感，笔挺的军服，以及他的飞行员标志足以证明他的魅力。他并不是一只绣花枕头；空军将领们承认他是全国最棒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曾经接受过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9超音速战斗机的飞行驾驶培训，俄罗斯教官也赞同他是最棒的。

“嗯，兄弟，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阿卜德尔卡里姆问道。

奥斯曼坐下来，接过一杯刚烧出来的咖啡，才开始仔细地打量他的哥哥。嘴边已经有了以前没有的纹路，眼睛里透出疲惫的神色。

阿卜德尔卡里姆既不是傻瓜也不是懦夫。他已经八次驾机迎战美英战机。每次他都返回了基地。他曾目睹他最好的同事被麻雀和响尾蛇导弹击落和炸裂。他自己躲开了四次。

在第一次试图去拦截美国的战斗轰炸机之后，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在他这一边，既得不到情报也得不到引导，他根本不清楚敌机在哪里，有多少，什么机型、高度、航向。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成了睁眼瞎，控制和指挥中心成了废墟，飞行员们全凭自己独立作战。

更糟糕的是，美国的作战飞机有他们的阿瓦克斯预警机作支援。阿瓦克斯能侦察到刚刚升到一千英尺低空的伊拉克战机，从而通知自己的飞行员该往哪里去，该做什么，以保证最佳的攻击位置。阿卜德尔卡里姆知道，对伊拉克人来说，每一次空战都是自杀。

这些事，他对弟弟只字未提，只是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询问弟弟有什么消息。那消息抹去了他的笑容。

奥斯曼叙述了过去的六十小时里发生的事。黎明时秘密警察部队闯入父母的房子，搜查，在花园里发现栽赃的东西，殴打父母亲和老佣人塔拉，并逮捕了他们的父亲。他继续讲，在邻居药剂师找人把消息告诉他之后，他立即驾车回家，父亲的尸体已经放在家里的桌子上了。

当奥斯曼讲到他剪开尸袋时的情况，以及那天上午他们的父亲被埋葬时，阿卜德尔卡里姆的嘴巴抿成了一条线。

奥斯曼也讲了他离开墓地时如何被人拦住，以及他和那人的谈话，他哥哥猛地俯身向前。

“你把那些事全都告诉他了？”弟弟说完，他问道。

“是的。

“这都是真的吗？真的是你建造了这座要塞，这个喀拉？”

“是的。

“你把这个地方告诉了他，这样他去告诉美国人？”

“是的。我做错了吗？”

阿卜德尔卡里姆想了一会儿。

“有几个人，我是说伊拉克全国上下，知道这件事，弟弟？”

“六个人。”奥斯曼说。

“他们是谁？”

“热依斯本人，负责资金和劳动力的侯赛因・卡米尔，负责技术的阿莫・萨蒂，配备防空兵的利达将军，推荐我承担这项工作的工程兵司令穆苏里将军。还有我，我建起了它。”

“带参观客人进去的直升机驾驶员呢？”

“他们知道方位，因为要飞行，但他们不清楚里面放的是什么。而且他们被禁闭在一个基地里，我不知道究竟在哪里。”

“参观的客人里，有多少人知道？”

“没人知道。每次起飞前他们全被蒙上眼睛，到达后才揭开。”

“如果美国人摧毁了这个安拉-乌特-库布，你认为秘密警察会怀疑谁？热依斯，部长们，将军们，还是你？”

奥斯曼用双手捧住了头。

“我做了什么呀？”他痛苦地呻吟着。

“弟弟，恐怕你已经毁了我们全家。”

兄弟俩都知道规矩。对于背叛，热依斯不会只杀背叛者一个人，而是要诛连几代人，满门抄斩、斩草除根，免得留下后患将来复仇。奥斯曼・巴德里开始轻声哭泣起来。

阿卜德尔卡里姆站起身，把奥斯曼拉起来，抱住了他。

“你做得对，兄弟。你做得很对。现在我们考虑一下如何离开这里。”

他看了一眼手表，八点钟。

“从这里到巴格达没有公用电话线路，”他说，“只有地下电话线，通到各处地堡里将军们。但这个信息不能通过他们传达。你驾车到母亲家要花多少时间？”

“三个，也许四个小时。”奥斯曼说。

“给你八个小时，走一个来回。告诉母亲收拾起值钱的细软，装进父亲的小汽车。她会开车——开得不是很好，但还算可以。让她马上带上塔拉到塔拉的家乡去，躲在那边的部落里，等我们去找她。听明白了吗？”

“明白。我能在黎明时赶回来。但为什么？”

“你要在黎明前回来。明天我将率领一小队米格飞到伊朗去。其他飞机已经飞过去了。这是热依斯的一个疯狂的举措，为的是保住他的精华战斗机。当然是他的胡说八道了，但这样也许可以挽救我们的生命。你跟我一起走。”

“可米格29是单座飞机吧？”

“我有一架双座的教练机，是UB型。到时候你换上空军军官的制服。运气好的话，我们能够逃脱惩罚。现在动身吧，早去早回。”

那天晚上，麦克・马丁正沿着鲁特巴公路向西行走，这时候奥斯曼・巴德里驾驶着轿车从他身边一闪而过，向着巴格达疾驶而去。他们两人谁也没注意到对方。马丁的目的地是前方十五英里的过河处。在那里，由于桥梁塌了，卡车必须等候渡轮，他就有不错的机会买通司机把他带到更西边的地区。

下半夜一两点钟时，他找到了一辆卡车，但只能把他带到刚过穆哈马迪稍远的一个地点。在那里他又开始了等待。凌晨三点钟，巴德里上校的汽车飞驶着回来了。他没有伸手去拦这辆车，它也没有停下来。驾车人显得很匆忙。天快亮时，又一辆卡车开过来，是从一条支线公路转上这条干线公路的，停下来让他搭上了车。马丁再次拿折成小方块的第纳尔纸币支付给司机，同时心中感激在曼苏尔区那个不知名的人给他这一卷钞票。他猜测到黎明时，库利科夫家会抱怨他们的花匠不见了。

搜查他的棚屋时，他们会在草席底下发现书写用具——对于文盲这有点奇怪；然后进一步的搜查会在地砖下发现收发报机。到中午时就会发起对他的追捕，从巴格达开始，继之扩展到全国范围。所以夜幕降临前，他必须抵达沙漠深处，向着边境进发。

当他乘坐的卡车经过KM160后，一个小队的米格29战机起飞了。

平生不喜欢坐飞机的奥斯曼・巴德里吓坏了。在地下基地的大洞穴里，他站在飞机旁边，听他的哥哥向飞行小队其他四名年轻的飞行员交代任务。阿卜德尔卡里姆的大多数同龄人已经战死了；这些飞行员都很年轻，比他要年轻十几岁，刚从航校毕业出来。他们认真听着中队长讲话，并且点头同意。

坐进米格飞机后，在封闭的空间里，当两台苏制RD33涡轮发动机开足马力时，即使已经盖上了座舱罩，奥斯曼仍觉得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刺耳的嚎叫声。奥斯曼坐在哥哥身后的座椅里，看到巨大的防爆门在液压机构操纵下打开了，洞穴尽头露出了一方淡蓝色的天空。当飞行员加大油门打开加力燃烧时，噪音更大了，在制动状态下，双尾翼的苏制截击战斗机在颤抖着。制动松开时，奥斯曼还以为背部被一头骡子顶了一下。米格猛地冲向前去，混凝土墙急速后退，喷气飞机爬上斜坡出现在天光之中。

奥斯曼闭上眼睛开始祈祷。轮子的滚动声停止了，他好像在飘飞，于是他睁开了眼睛。他们已经升空了，领头的那架米格29正在KM160上空盘旋，其他四架喷气飞机从下面的地道里尖叫着蹿出来。然后地道门关上了，这个空军基地也就消失了。

因为UB型是教练机，在奥斯曼的周围布满了仪表、仪器、按钮、开关、屏幕、旋钮和推拉杆。在他的双腿之间有一根副操纵杆。他的哥哥已经告诉过他不要去碰任何东西，对此他很乐意听从。

在一千英尺低空，这个由五架米格29组成的飞行小队，编成了大致是一条直线的队形，四名年轻人跟在中队长后面。阿卜德尔卡里姆把航向定在正东稍稍偏南一点点，希望能掠过巴格达南郊，让米格在机声隆隆的工厂丛中穿行，从而躲开美国预警机及其他雷达设施的侦察扫描。

想避开海湾上空的阿瓦克斯预警机的雷达，是一次高风险的赌博，但他别无选择。他接到的命令是正式的，而现在他有了额外的理由希望抵达伊朗。

那天早晨他的运气较好，简直是战争期间难得发生一次的偶然状况。在海湾上空经过长时间的值勤之后，阿瓦克斯必须返回基地，由另一架阿瓦克斯来接班。这称为交接班。在交接班期间，有一段雷达停止扫描的短暂时限。米格战机小队低空穿越巴格达南郊和萨尔曼帕克，碰巧发生在这个时限里。

这位伊拉克空军的上校飞行员在保持一千英尺低空飞行，希望能不为美国的任何飞行小队察觉，因为美军战机通常是在两万英尺以上的高空飞行。他想绕到库特镇的南边，然后从最近的地点直接插入伊朗边境抵达安全之处。

那天上午的同一时刻，在阿尔卡兹的第336战术战斗机中队，唐・沃克上尉正率领四架战鹰组成的一个空军小队朝北飞向库特。他的任务是去轰炸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大桥，因为一架J-星侦察机刚刚捕捉到河对岸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坦克群正朝南驶往科威特。

第336中队大多执行夜间作战任务，但库特北部的那座桥是一项速战速决的行动，要尽快切断伊拉克坦克的南下运动路线。那天上午的空袭轰炸代号为耶利米指令。查克・霍纳将军要求完成这项任务，而且是现在马上就去。

战鹰们携带着两千磅的激光制导炸弹和空对空导弹。因为战鹰机翼下炸弹吊架的位置，荷载是不对称的，即挂炸弹的一边比挂麻雀导弹的另一边重。这叫做混配荷载。自动平衡装置可以补偿这种不对称，但大多数飞行员在空中混战时可不愿挂着这么一个装置。

现在伊拉克米格29小队在五百英尺的低空掠过地面从西边接近，而美国战鹰们正从南方飞过来，相距八十英里。

使阿卜德尔卡里姆得知对方存在的初次提示，是他耳机中发出的低沉的鸣叫声。坐在他后面的弟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战斗机飞行员们知道。现在米格教练机在前方领路，其余四架排列在它后面，编成一个松散的V字队形。他们全都听到了那个声音。

鸣叫声来自他们的RWR雷达预警接收器，意味着空中某处有其他雷达在扫描着天空。

四架战鹰的雷达处于搜索的模式，光束扫向前方去探视情况。伊拉克飞机的苏联雷达预警接收器捕捉到了这些光束，并通知了飞行员。

米格29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前行。在五百英尺的低空，它们的高度要比战鹰们低许多，正在穿越战鹰们的既定航线。

相距六十英里时，伊拉克飞行员们听到耳机里的鸣叫声变尖利了。雷达预警接收器在告诉他们，对方已经关掉搜索模式而且已经锁定了他们。

坐在唐・沃克身后的火控员蒂姆注意到雷达模式改变了。美国人的雷达已经从缓慢的钟摆扫描改为锁定模式，其光束变窄了，集中到它们发现的目标上。

“我们发现五架不明身份的飞机，在左前方低空。”火控员说着随即发出了IFF信号。

小队里的其他三名火控员也照做了。

IFF即确定敌友，是所有作战飞机都普遍应用的一种脉冲询问机。它在某一频道发射出一个脉冲，而频道是每天变换的。同属一方的战机会收到这个脉冲并回答：“我是友机。”敌机做不到这一点。出现在雷达屏幕上的五个亮点在前方几十英里低空中飞行，意欲穿越战鹰们的航线，也许是完成任务后返航的五架友机。这很有可能，因为空中的盟军飞机大大多于伊拉克飞机。

蒂姆用三种模式向这些不明身份的飞机发出了询问。没有答复。

“是敌机。”他报告说。唐・沃克把导弹的开关连到雷达上，对其他三名飞行员说了声“准备战斗”，然后按下机头开始朝下俯冲。

阿卜德尔卡里姆处于劣势，他知道这一点。从美国人锁定他时就知道了。他用不着IFF就知道那几架飞机不可能是伊拉克的。他知道他已经被敌机发现了，他也知道年轻的同事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的劣势体现在他驾驶的这架米格29飞机上。因为它是教练机，是唯一的双座机型，不是用于作战的。巴德里上校的雷达只能在机首前方60度内扫描。他无法看见是谁锁定了他。

“你能看到什么？”他厉声询问他的僚机。回答的人呼吸急促，显然已经吓坏了。

“四架敌机，在右方高空，正俯冲下来。”

其实至此赌博已经失败了。美国人正从南方的高空急冲下来，想把他们全都击落。

“散开，快冲，打开加力燃烧，朝向伊朗。”他大声喊道。

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用不着他第二次吩咐。四根油门杆推至“开”时，每架米格29的喷气管朝后喷射出一长溜火焰，推动战机超越音障，使速度差不多翻了一番。

尽管油耗大量增加了，但这些单座机可以一直打开加力燃烧飞行，躲开美国人，抵达伊朗。美国人即使同样以加力燃烧飞行也无法追上它们。

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没法采取这种方法。在设计制造这种教练机时，苏联的航空工程师们不但配置了简单的雷达，而且为了承载学员的重量，加大驾驶舱，他们减小了机内的油箱容积。

这位上校飞行员在他的机翼下挂着长航程副油箱，但还是不够用。现在他有四个选择，他必须在两秒钟之内作出决定。

他可以打开加力燃烧，逃过美国人，然后回到伊拉克基地，在那里遭到逮捕，他们迟早会被移交给秘密警察，然后受刑，死去。

他可以打开加力燃烧，躲开美国人，继续飞赴伊朗，但在越过边境不久即会耗尽燃油。即使他和弟弟跳伞后安全降落，他们会落入波斯的部落人手中。而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飞行员投掷的炸弹曾让这些部落人吃尽了苦头。

他可以打开加力燃烧，躲过战鹰，然后飞向南方，跳伞后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成为战俘。但他认为他决不会得到人道的待遇。

他的脑海里涌现出很久以前的一些句子，童年时代他在巴格达哈特利先生的学校里学到的诗句。丁尼生？华兹华斯？不，是麦考雷，没错，是麦考雷的，写的是一个人临死前的感想，他曾经在班上朗诵过。

芸芸众生，

谁人无死？

为了先辈的遗骸，

为了神灵的殿堂，

何惧危险，

迎向死神。

巴德里推动油门杆打开加力燃烧，米格29支点飞机开始加速爬升转弯，迎向扑面而来的美国人。

他一转过机身，四架战鹰就出现在他的雷达扫描屏上。两架已经分开，正在追击逃跑的单座米格战斗机，四架战鹰全都打开了加力燃烧，全都超越了音障。

但是领头的美国人正从上空朝他直接扑下来。当支点飞机进入超音速飞行时，巴德里感受到了猛烈震动，他稍稍调整了一下控制杆，迎向朝他俯冲下来的那架战鹰。

“耶稣基督啊，他朝我们直飞过来了！”战鹰后座的蒂姆说。沃克用不着别人告诉就知道，他的雷达屏幕显示出，逃往伊朗的伊拉克飞机那四个亮点正渐渐消失；还有一个单独的亮点，敌方那架战斗机朝他爬升上来迎战了。距离仪在疯狂地转动着，就像失控的闹钟。他们相隔三十英里，在以将近每小时两千二百英里的速度互相接近。沃克的肉眼还看不见那架米格29支点，但很快就能看见。

在米格飞机里，奥斯曼・巴德里上校完全被蒙在鼓里，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突然启动加力燃烧又使他的背部遭到一次猛烈的撞击，飞机转弯让他眩晕了好几秒钟。

“怎么回事？”他在头盔里面大喊，但他不知道音量已被关掉了，他的哥哥听不见他说话。

唐・沃克的大拇指扣在他的导弹发射控制按钮上。他有两个选择：长射程的AIM-7麻雀，这种导弹需要战鹰本身的雷达为它制导；或者AIM-9响尾蛇，那是一种寻热导弹。

相隔十五英里时，他能够看见对方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正朝着他仰飞上来。双尾翼表明它是一架米格29，是当今世界上最佳的截击战斗机之一。沃克并不知道他正面对着一架没有武装的教练机。他只知道，它也许携带着苏制AA-10导弹，其射程与他的麻雀一样长。所以他选择了麻雀。

在相距十二英里时，他朝正前方发射了两枚麻雀。导弹呼啸着飞了出去，接收到从米格反射过来的雷达信号，顺从地向它飞射过去。

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看见了麻雀飞离战鹰时的闪烁，明白他的生命只剩下了几秒钟，除非他能迫使那个美国人调头离开。他的手伸到左下方，拉动了一根操纵杆。

唐・沃克一直在怀疑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他明白了。从米格的机翼下出现了回礼的闪光。它好像是一只冰冷的手捏住了他的内脏，他因为恐惧而感到浑身寒冷。对方向他回敬了两枚导弹。他现在死定了。

在射出麻雀后两秒钟，沃克后悔了，他希望刚才选择的是响尾蛇。道理很简单，响尾蛇发射后就可以不管了，它们自己会去找到目标，不管战鹰在哪里。而麻雀需要战鹰为它们制导。如果他现在调头离开，那么射出的导弹会因为失去了制导而漫无目的地飘游，直至无害地落到地上。

就在他想马上调头离开时，沃克看到从米格射出的导弹翻滚着朝地面落了下去。这时候他才明白它们根本就不是导弹；那伊拉克人只是释放机翼下的副油箱以愚弄他。铝合金油箱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如同发射出来的已经点火燃烧的导弹那样闪闪发光。这是一个诡计，而他，唐・沃克，差一点中了这个诡计。

在米格飞机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看到那个美国人不准备调头离开了。他考验了对手的神经，但是他失败了。在后座里，奥斯曼找到了音量发送按钮。越过兄长的肩膀他能够看到他们正在爬升，已经升上地面好几英里了。

“我们去哪里？”他尖叫着说。他最后听到哥哥阿卜德尔卡里姆的声音，相当平静。

“安静点，兄弟。我们去见父亲。啊，仁慈的安拉！”

这时候，沃克看到两枚麻雀爆炸了，像是在三英里之外绽开了两朵巨大的牡丹，接着苏制战斗机的碎片翻滚着跌向了地面。他感觉到脊背上的冷汗如同小河般流淌下来。

他的僚机飞行员兰迪・罗伯茨刚才一直在他的后上方位置，这时候飞到了他的右翼，戴着白手套的手翘起了一只大拇指。他也翘起大拇指作为回答，另两架战鹰已经放弃追击其他四架伊拉克战机，从下面爬升上来重新编成一个队形，继续朝着库特的那座桥梁飞去。

这就是战斗机空中格斗的速度。整个行动，从雷达初次锁定，至米格29支点战机被击毁，只过去了仅仅三十八秒时间。

那天上午时钟敲响十点时，私家侦探由他的“会计师”陪同，一起来到了温克勒银行。会计师提着一只很大的公文箱，里面装的是十万美元的现金。

这些钱是通过银行界的一位沙燕安排的一笔临时贷款。听说这些钱只不过是在温克勒银行暂存几天，事后会取出来退还给他，那位沙燕才松了一口气。

看到这些钱时，格穆利希先生高兴了。假如他注意到这些美元只占这只公文箱的一半厚度，那他的热情就不会这么高了；假如他看到假箱底下面的东西，他会吓得魂不附体的。

为隐蔽起见，那位会计师被请到了隔壁哈登堡小姐的办公室，律师留下来和银行家一起为这个新账户安排绝密操作代码。安排妥当后，会计师被召进来领取这笔款项的收据。到十一点时，事情办完了。格穆利希先生召来保安，陪客人走到门厅并且送到门口。

下楼时，会计师对着美国律师的耳朵轻轻说了一句话，律师把这句话翻译给保安听。保安点了点头，装着格栅门的古旧电梯在夹层停下了。三个人走出电梯。律师向他的同事指了一下男洗手间，会计师进去了。律师和保安留在电梯门外等着。

这时候，他们听到门厅里响起一阵吵闹声，显然声音真的很响，因为这里到门厅要顺着廊道走二十步，还要走下十五级大理石台阶。

保安轻声说了句对不起，就大步流星地沿着廊道走了过去，到了能看清下面大厅的台阶上方，看到情况后，马上快步跑下去解决事端了。

太令人愤慨了。三个无赖，显然喝醉了酒，竟然进入银行门厅骚扰那位接待员，跟她要钱再去买酒。女接待员后来解释说，他们谎称是邮递员骗她打开了前门。

保安怒不可遏，努力要把这些歹徒轰出去。没人注意到其中一名无赖进入门厅后即把一只空烟盒塞进了门缝底下，所以，这道自动关闭的大门失灵了。在互相推搡之际，也没人注意到第四个人手脚并用爬进了银行大厅。爬进来的人直起腰来，立即与跟在保安后面下楼走到门厅的纽约律师站在了一起。

他们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保安把三名无赖推回了街上。当保安转回身来时，发现律师和会计师已经自己从夹层下来了。他为这意外的混乱事件连声道歉，并把他们引出了银行。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会计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但愿以后我再也不用干这种事情了。”他说。

“别担心，”律师安慰他，“你干得很好。”

他们在说希伯来语，因为除此之外会计师不会说其他语言。实际上他是来自贝尔席瓦的一名银行出纳员。他来到维也纳执行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特工行动的唯一原因是，他碰巧是那名撬锁专家的双胞胎兄弟。现在，撬锁专家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的夹层清洁室里。他将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十二个小时。

麦克・马丁下午时抵达了鲁特巴镇。平常坐小车不会超过六个小时的这段路程，现在花了二十个小时。

在鲁特巴南郊，他发现了一个赶着一群山羊的牧羊人。他用剩余的第纳尔纸币以差不多高于市场价格两倍的高价，从牧羊人那里买下了四头羊。这使牧羊人感到既奇怪又高兴。

虽然现在被绳子拴着，山羊们被领到沙漠里还显得挺高兴。它们不可能知道，它们之所以在沙漠里，只不过是麦克・马丁可以据此解释为什么他在午后的太阳下游荡在公路南方沙漠里。

马丁的问题是他没有指南针——指南针与其他装备一起留在了巴格达曼苏尔区一间小屋的地砖下面。现在他用太阳和他那只廉价的手表，尽可能准确地测定从镇里的无线电塔到他埋藏摩托车的那个旱谷的方位。

这段路有五英里，因为赶着羊路上走不快。但它们也起到了作用，有两次他看见路上的士兵盯着他，直至从视线中消失，但那些士兵没采取任何行动。

太阳下山前他找到了那个旱谷，认出了做在附近岩石上的记号，他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才开始挖掘。那几只快乐的山羊慢慢地游荡走了。

那件东西还在，包着塑料袋，是一辆长长的125CC雅马哈越野摩托车，黑色车身，挂着驮袋，里面装着副油箱。掩埋的指南针也在那里，还有手枪和弹药。

他把自动手枪连同枪套挂在右边的屁股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借口了，伊拉克农民决不会在那个地区骑着那种摩托车。如果遭到拦截，他只能开枪射击并逃走。

他骑着摩托车彻夜行驶，比进来时的吉普车跑得更快。这辆越野摩托车不但能在平地上快速行进，还能在旱谷边的崎岖小路上骑行。

半夜时，他给摩托车加了油，自己也从驮袋里取出水喝了几口。然后他骑车向正南方的沙特边境进发。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越过国境。这个地区都是没有特征的布满岩石和沙砾的荒地，而且有时候他不得不走之字形路线，因此他很难估计到底走了多少英里。

他指望着，一旦到了泰普林路，他就能确认已经处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了。泰普林是那个地区唯一的一条公路。前方的土地平展了一些，他正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着，这时候他看见了一辆汽车。假如他没有这么疲劳，他本应该快速作出反应，但他现在已是混混沌沌，提不起精神了，他的反应迟钝了。

摩托车的前轮碰上了绊网，他跌落下来，翻滚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仰躺在地上。当他睁开眼睛朝上看时，看见他的上方站着一个人影，还有星光在金属上发出的闪烁。

“不许动。”

不是阿拉伯语。他开动他那已经劳累不堪的脑筋。这种语言很久以前听说过。对了，在海利伯里，某个老师曾千方百计地教过他复杂难学的法语。

“别开枪，”他缓慢地用法语说，“我是英国人。”

法国外籍军团这支巡逻队中只有三名英国军士，其中一个叫麦库林。

“是吗？”麦库林用英语说，“好吧，你最好坐到那辆指挥车上去。这把枪就交给我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法国外籍军团巡逻队在远离他们驻地的西部，正在泰普林路上巡视，察看有没有伊拉克逃兵。有麦库林军士作为翻译，马丁向法国中尉解释说，他刚刚在伊拉克那边执行一项任务。

外籍军团对此相当理解，战斗在敌后也是他们的专长。好消息是法国人有一部电台。

在黑咕隆咚的清洁用具室内，撬锁盗贼耐心地从星期二的白天等到了夜晚。他听见各位男职员走进男洗手间来做他们进来要做的事，然后离开。隔着一道墙，他能够听到电梯偶然呜呜响着上上下下。他坐在自己的公文箱上，背靠着墙壁，偶尔看一眼夜光手表，以了解过去了几个钟头。

在五点半至六点钟之间，他听到职员们下楼穿过门厅回家去了。他知道，六点半时一位夜间值班员将会到达。保安会放他进来，届时保安应该已经对照着当天的上班职员名单，核实了每一位经过他的台子走出银行的职工。

六点钟一过，保安下班离开以后，夜间值班员就会锁上前门，合上报警器。然后他会取出那只每天晚上带来的袖珍电视机，坐下来观看电视节目，直至他去作第一次巡视。

根据耶里德小组的报告，甚至清洁工也会受到监视。他们在星期一、三、五晚上打扫公用区域的卫生——厅道、楼梯和洗手间；星期六，清洁工在保安的眼皮底下打扫各个办公室的卫生，门卫自始至终跟着他们。但星期二晚上应该是没人会来打扰撬锁高手的。

夜间值班员的工作程序显然一直不变。他分别在夜晚十点，凌晨两点和早上五点对楼内作三次巡查，检查各处门户。

上班后与第一次巡视之间，值班员看电视，并吃带来的盒饭。在从十点至两点的这段最长的间隔，他会小睡一阵，闹钟的铃声设在凌晨两点钟。盗贼打算在这段时间行窃。

盗贼已经见过了格穆利希的办公室，以及那非常重要的办公室的大门。这扇门是用实木做的，幸好没连上报警装置。报警装置是连着窗户上的，盗贼已经注意到了踢脚线与地毯之间有两块压力填衬隐约凸起。

十点整，他听到电梯隆隆响着上升。夜间值班员上楼了，他即将开始巡查各个办公室门，从顶层开始，步行一层一层地检查下来。

半小时后，值班老头完成了工作，他把头探进男洗手间的房门，开了一下电灯，察看一下装有警报线的窗户，关上门回到门厅桌子边去了。在那里，他选了一个晚间体育节目频道。

十点四十五分，在漆黑之中，撬锁盗贼离开男厕所，溜上楼梯，到了四楼。

他在格穆利希先生的办公室门口花了十五分钟时间。四档隼眼门锁的最后一档缩回去了，他闪身进入了房间。

他头上戴着一个头灯，但他还是取出一支大手电扫描着房间。在手电光下，他避开了两个报警压力填衬，从未加防护的那一边走近了书桌。然后他关掉手电，恢复用头上的小灯照明。

书桌上格的三只抽屉锁不成问题——都是小小的百年古铜锁。三只抽屉拉出后，他把手伸进去探摸有无旋钮、按钮或者拉栓。没有。在一个小时之后，在第三只抽屉后边的右下方，他才找到了它。是一根小拉栓，黄铜做的，长度不超过一英寸。他拉了一下，一声低低的咔嚓声，木档底部的一块长条嵌板弹开了一厘米。

藏在里面的盒子相当浅，不足一英寸，但盛放二十二张薄纸绰绰有余。这些纸全都是授权书的副本，格穆利希负责的账户就是根据这些来操作的。

撬锁专家取出他的照相机和一只三脚架。铝合金三脚架能把预先设定焦距的相机保持在纸张上方最佳距离上，从而获得最清晰的图片。

这叠纸最上面的一张，是头天上午由私家侦探代表美国那个虚构的客户开立的账户操作方法。

他要的那一份是从上面数的第七张。号码他知道——在美国人接管之前，摩萨德已经向耶利哥的账户付了两年款。

为保险起见，他把这些纸全都拍了照。把暗盒恢复原位后，他又合上并且锁上所有的抽屉，然后他退出去，返身锁上了办公室门。凌晨一点十分时，他回到了男厕所旁边的清洁用具室内。

上午银行开门营业时，撬锁专家听着隔壁的电梯上上下下运行了半个小时，他知道保安用不着护送员工进入办公室。第一位顾客于十点差十分出现了。当电梯从他身边经过升上去时，窃贼溜出洗手间，踮着脚尖走到廊道的尽头，去看下面的门厅。保安的那张台子空着，他陪顾客上楼了。

窃贼取出一只信号机按了两下按钮。三秒钟之后，前门的门铃响了。一楼门厅女接待员激活电子对讲系统，问道：“谁呀？”

“送货的。”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接待员按了一下开门按钮，一位满面笑容的送货员走进了门厅。他带进来一幅巨大的油画，用棕色的牛皮纸包裹着，还扎着带子。

“给你们送回来了，女士，都清除干净了，可以重新挂起来了。”他说。

在他的身后，大门开始徐徐地自动关上。这时候，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在门缝底下塞进了一叠纸。那门看起来是关上了，但锁舌没有到位。

送货员把油画立在接待员的台子边上。这幅画很大，有五英尺宽四英尺高，完全挡住了她看向门厅的视线。

“可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疑惑地说。送货员从油画旁边伸出头来。

“只要在这里签收一下就行了，请吧。”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块夹着收条的夹板放到了她面前。接待员在审阅收条的时候，撬锁高手走下大理石台阶溜出门去了。

“但这上面写的是哈兹曼画廊呀。”女接待员指出。

“是呀。巴尔加塞，14号。”

“可我们这里是8号。这里是温克勒银行。画廊在那边。”

一脸迷惘的送货员道歉后离开了。保安也从大理石梯级上走了下来。前台接待员把刚才的事情说给他听。他哼了几声，在门厅内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重新拿起了一份早报。

黑鹰直升机在中午时分把麦克・马丁送到利雅得的那个军事基地，那里有一小组人在等待着他。其中有英国秘情局的史蒂夫・莱恩，美国中情局的奇普・巴伯。马丁没有料到会遇见他的顶头上司——英国特空团指挥官布鲁斯・克雷格上校。马丁在巴格达期间，特空团已经陆续派遣了整整两个中队的官兵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参加行动。特空团总共只有四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仍留守在英国赫里福德作为常驻中队，另一个中队分成若干小组在世界各地开展培训任务。

“你拿到手了，麦克？”莱恩问。

“拿到了。耶利哥的最后情报。不能用无线电拍发。”

马丁简单解释了一下不能发送电报的原因，并把那份皱巴巴的报告交了出去。

“麦克，这两天我们一直为联系不上你而犯愁呢。”巴伯说，“你干得真漂亮，少校。”

“我只有一件事，先生们，”克雷格上校说，“如果你们已经用完了他，我可以把我的部下带回去了吗？”

莱恩正在阅读那张纸，尽力把阿拉伯语译解出来。

“哦，是啊，我想可以。我们非常感激。”

“等等，”巴伯说，“你现在让他去干什么，上校？”

“噢，机场对面我们的基地里，有床铺，还有饭菜……”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呢。”巴伯说，“少校，给你一份堪萨斯牛排加油炸薯条，在大理石浴缸泡一个小时，再加上一张柔软的大床怎么样？”

“太棒了。”马丁哈哈大笑起来。

“好。上校，让你的部下去路那边的凯悦酒店套房里过上二十四小时，以表示我方的感谢。行吗？”

“行。明天这个时候见，麦克。”克雷格说。

在驱车去空军总部对面那家宾馆的短短的路程中，马丁把耶利哥的情报翻译好，交给了莱恩和巴伯。莱恩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

“就是它，”巴伯说，“空军会去那里把它炸飞的。”

要使这位尘土满面的伊拉克农民住进凯悦酒店的最豪华套房，奇普・巴伯亲自办理入住登记手续才得以成功。马丁安顿下来后，巴伯离开旅馆到马路对面的黑洞去了。

马丁确实在那只深深的、冒着蒸汽的浴缸里泡了一个小时，用宾馆免费提供的香波和剃须用具擦洗身子，刮胡子。当他踏出浴室时，牛排和炸土豆已经摆放在客厅的一只盘子里了。

他才吃到一半就感到一阵睡意袭了上来。他刚刚爬上卧室那张宽大松软的双人床就睡着了。

在他睡眠期间发生了一些事。刚刚熨烫过的衬衣、短裤、长裤、袜子和皮鞋送进了他的客厅。

在维也纳，吉迪・巴齐莱把耶利哥账户的操作细节传送到了特拉维夫。在那里，摩萨德开始用适当的措辞准备一份极为相似的复制文件。

爱迪丝・哈登堡从银行下班后，卡里姆带她去喝咖啡，并向她解释说他要回约旦一个星期，探望患病的母亲。她接受了这个理由，拉住他的手叮嘱他尽早回来陪她。

从黑洞发出的命令到达了塔伊夫的一个空军基地。那里，一架TR-1侦察机正准备起飞，去伊拉克北方地区执行一项使命，去沙尔喀特的一个主要兵工厂进一步拍摄照片。

起飞前又增添了一个任务，专门去访问和拍摄哈姆利山脉北部的丘陵山区。新任务的地图坐标已经送来了。当基地的中队长对突然的变化提出抗议时，他得知这个命令是耶利米指令。抗议结束。

刚过两点，那架TR-l就起飞了，到四点钟时，它拍到的照片图像已经出现在黑洞廊道尽头那间特定会议室的屏幕上了。

那天山区上空有云团和降雨，但那架侦察机配备着ASARS-2设备，其远红外和热像雷达可以穿透云、雨、雾、冰雹和雨夹雪，因此照片还是拍到了。

这些图像到达后，美国空军的贝蒂上校和英国皇家空军的佩克少校对它们作了研究。他们两位是黑洞最好的照片分析专家。

计划会议在六点钟开始。出席会议的只有八个人。其中有霍纳将军的副手——同样有决断力但更为活泼的巴斯特・格洛森将军。史蒂夫・莱恩和巴伯・奇普这两名情报官也参加了，因为找到这个目标，并知道目标背景情况的就是他们两人。两位分析专家贝蒂和佩克，要在会议上解释他们对该地区照片的译解。在场的还有三名作战参谋，两名美国的，一名英国的，他们将作记录并且保证会议布置的任务能得以执行。

贝蒂上校首先发言，谈及这次会议的主题。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

“解释一下吧。”将军说。

“长官，提供给我们的情报是格子坐标的十二位数字，六位代表经度，六位代表纬度。但这还不是卫导参照图，只有卫导参照图才能把目标圈定在几平方码之内。我们谈论的地方有一平方公里。为保险起见，我们把那地方扩大为一平方英里。”

“怎么样？”

“喏，就是这里。”

贝蒂上校朝墙上作了一下手势。放大了的照片盖满了差不多整整一面墙。这是一张计算机增效的高清晰度照片，有六英尺长，六英尺宽。大家都转过头看着。

“我看不出什么东西，”将军说，“都是山。”

“就是这个问题，长官。目标不在那里。”

与会者的注意力转到了密探身上。毕竟这是他们提供的情报。

“那里，”将军缓慢地说，“应该有什么东西？”

“一门大炮。”莱恩说。

“一门大炮？”

“就是所谓的巴比伦大炮。”

“我还以为你们情报机关在制造阶段已经把它们全都拦截下来了呢。”

“我们是拦截了。但显然有一件漏网了。”

“这东西我们一直在作研究。发射器应该是一枚火箭，或是一个秘密战斗轰炸机基地。大炮不能发射这么大的载荷。”

“这门大炮能发射，先生。我已经与伦敦核对过了。大炮的炮筒有一百八十多米长，口径一米。载荷超过半吨。根据所使用的液体燃料计算，射程可达一千公里。”

“这里到三角区域的距离是多少？”

“四百七十英里，或者七百五十公里。将军，你们的战斗机能否拦截炮弹？”

“不能。”

“爱国者导弹呢？”

“有可能，如果它们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并能及时发现它。也许不能。”

“问题在于，”贝蒂上校插话，“大炮也好，火箭也好，这里看不到目标。”

“会不会埋在地下，像库拜组装厂那样？”巴伯提议。

“库拜那个工厂上面伪装成一个废车场，”佩克少校说，“可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道路，没有输电线路，没有防卫，没有直升机坪，没有铁丝网，没有兵营，只是一片荒山野岭。”

“假如，”莱恩辩解说，“他们采取了与塔尔米亚一样的伎俩——把防线建在四周很远处，那么防线就在照片以外了？”

“我们也研究过了。”贝蒂说，“我们观察了方圆五十英里范围。没有东西，没有防卫。”

“会不会是故意不设防卫的一个骗局呢？”巴伯说。

“不会。伊拉克人总是保卫着他们的贵重财产，即使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也严加防范。看这里。”

贝蒂上校走到图片旁指点着一组棚屋。

“一个农民的村庄，就在旁边。炊烟，羊圈。羊群在这里的山谷吃草。照片外面还有另两个村庄。”

“也许他们挖空了整座山。”莱恩说，“你们这样干过，在夏延山。”

“那是在钢筋混凝土大门后面的一系列山洞，隧道和一个个房间。”贝蒂说，“你现在说的是一支长度为一百八十米的炮筒。要把那个东西放进一座山里，你得把整座山从山顶开始扒下来。先生们，我认为炮膛、弹药库以及所有的居住区都可以建在地下，但那么大的一根炮筒肯定会在某个地方露出来。可这里没有。”

他们又去审视那张照片。这个方块里有三个村庄，第四个村庄露出了一部分。三个村庄中最大的那一个没有防爆门或者进出的公路。

“如果大炮就在那里的某处，”佩克提议，“为什么不对那一平方英里进行饱和轰炸呢？那样会把可能盖着武器的任何山头炸坍。”

“这主意不错。”贝蒂说，“将军，我们可以出动大胖丑八怪，把整个一平方英里炸成一摊烂泥。”

“我能否提个建议？”巴伯问。

“请吧。”格洛森将军说。

“假如我是萨达姆・侯赛因，患有他那种偏执狂，而且我有一件这么重要的武器，我肯定会让我最信任的人去负责。而且我会授权给他，万一那座要塞遭到轰炸，他可以发射大炮。简单地说，如果第一批炸弹没炸着——一平方英里是一块很大的地方，那么其后的炸弹就来不及了。”

格洛森将军俯身向前靠了过去。

“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巴伯先生？”

“将军，如果上帝的拳头在这些山里面，肯定是用极为高明的伪装术隐藏起来的。要能够百分之百地摧毁它的唯一方法，是采取相同的隐蔽行动。派出一架飞机，突然间冒出来，发动一次奇袭，一次投弹击中目标。”

“我不知道这话我还要说多少遍，”贝蒂上校恼火地说，“可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扔炸弹，准确位置。”

“我认为我的同事是在说目标标定。”莱恩说。

“但那意味着要派另一架飞机，”佩克提出异议，“就像海盗为狂风标定目标那样。即使目标标定者也必须先见到目标才行呀。”

“这个方法在打击飞毛腿时效果很好。”莱恩说。

“是啊，特空团战士标定导弹发射架，我们把它们炸飞。但特空团战士就在现场的地面上，举着望远镜在距导弹一千码的地方。”佩克说。

“是这样。”

会议室沉静了好几秒钟。

“你们是说，”格洛森将军说，“派人深入到那里的山区，为我们标示一个十平方码的目标。”

讨论又进行了两个小时，但总是回到莱恩的观点上。

首先是找到它，接着是标定它，然后是摧毁它，而且全都必须赶在伊拉克人反应过来之前完成。

半夜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下士走进了凯悦宾馆。他在那间客厅敲门没得到应答，于是请宾馆的夜班经理开门让他走进了套房。他进入卧室，把穿着毛巾布睡袍睡在床上的人推醒。

“长官，你醒醒，长官。马路对面叫你过去，少校。”

第二十二章  奇袭喀拉

“它在这里。”两个小时之后麦克・马丁说。

“哪里？”贝蒂上校好奇地问。

“这里的某个地方。”

在黑洞廊道尽头的那间会议室里，马丁正俯身在桌面上审视哈姆利山区的一张大照片。该照片中显示的面积有五英里乘五英里。他用食指指点着。

“这些村庄，这三个村庄，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这些村庄怎么啦？”

“它们是假的。它们看起来很像，但只是完美的仿制品，其实里面住满了士兵。”

贝蒂上校凝视着那三个村庄。其中一个处在距照片中央三座山中间只有半英里的一个山坳里。另两个在远处的山坡上。

这些村庄都很小，因此村里都没有清真寺。每个村庄都有一个中央主谷仓，储存着过冬的干草和饲料，还有一些小谷仓供羊群使用。居住区里有十几间简陋的棚屋，是用泥砖砌起来的，屋顶上盖着中东山区随处可见的茅草或者洋铁皮。夏天，附近也许会有几块庄稼地，但冬天没有。

伊拉克山区的冬天是严酷的，寒风吹拂着云块，天上下着阴冷的斜风雨。认为中东的所有地区都是温暖的，只是一种误解。

“好吧，少校，你比我们更了解伊拉克。但你怎么知道这些村庄是假的？”

“生命维持系统。”马丁说，“村庄太多了，农民太多了，羊太多了。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和牧草。他们会挨饿的。”

“啊，”贝蒂上校有所触动地说，“原来这么简单。”

“这也许证明了耶利哥没有说谎，没有搞错。既然他们造起了这些伪装，那么他们肯定藏着某种东西。”

第22特空团指挥官克雷格上校已经进入地下室，参加到他们的讨论之中。刚才他一直在与史蒂夫・莱恩轻声商量着。现在他走了过来。

“你有什么主意，麦克？”

“它在那里，布鲁斯。地面人员能看得到它，在一千码距离，配上一副好望远镜。”

“上头的意思是派遣一支小分队去标定目标。但你不在内。”

“不行，长官。这些山丘也许是活的，山脚下说不定有巡逻队。在照片上看不到任何道路。”

“那也没关系，巡逻队是可以避开的。”

“如果万一碰上呢？战友们没人能像我一样说阿拉伯语。此外，这是一次高空跳伞行动。直升机肯定不行。”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参加了你想参加的一切行动。”

“不是这么回事。我一直没能参加任何行动。谍报工作我已经搞得厌烦了。让我去吧。战友们已经在沙漠里战斗了几个星期，可我一直在花园里浇花。”

克雷格上校扬起了一条眉毛。他没问过莱恩，马丁到底在干什么——假如他问了也不会得到确切回答的，但他对于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居然在当花匠而感到颇为惊奇。

“回基地吧。我们在那里仔细地制订一份计划。如果我喜欢你的主意，就让你参加。”

黎明前，盟军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表示没有异议，他同意了这项行动。在利雅得军事基地围起来的一角，是特空团的专用领地。马丁已经大致向克雷格上校汇报了他的设想，并得到了可以执行的指示。

计划的执行要靠克雷格上校的地面人员与格洛森将军派出的战斗轰炸机密切协调配合。上午，巴斯特・格洛森与他的朋友和上司查尔斯・霍纳在一起喝咖啡。

“我们用哪一支部队去参加这次任务呢？”他问道。

霍纳将军回想起，两周以前一名军官曾向他要求参加重大战斗任务。

“嗯，”他说，“把这个任务交给第336中队吧。”

麦克・马丁用充分的理由说服了他的上司克雷格上校。他说，在海湾战区的大多数特空团官兵都被派到了伊拉克执行任务，他是现在剩下来的唯一高级军官；而且他是B中队的指挥官，现在该中队在由他的副手指挥；此外他是唯一能说流利阿拉伯语的军官。

但最有说服力的是他受过自由跳伞训练。进入伊拉克山区而不致引起警觉的唯一方法是自由跳伞——高空跳下，低空张伞，即从两万五千英尺高空的飞机上自由跳下，在三千五百英尺低空打开降落伞。这不是初学者可以参加的行动。

整个行动的计划制订理应需要一个星期，但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空降、越野行军以及潜伏地点的选择都要同时制订出来。据此，马丁挑选他信任的人员。

回到利雅得军事基地的特空团办公室后，他对克雷格上校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可以选谁？”

他可选的人员不多。许多人已经在沙漠里执行任务了。

当副官把名单给他看时，一个名字在他的眼前一亮。

“彼得・斯蒂芬森——要定了。”

马丁在第一次带队巡视外地时，就已经认识了斯蒂芬森中士，当时斯蒂芬森是一名下士，而他是一名上尉。与他一样，斯蒂芬森也是一名自由跳伞者，而且是中队里的一名航空兵成员。

“这个人不错，”克雷格说，手指指向另一个名字，“善于爬山越岭。我建议你在他们中间挑两个。”

他所指点的那个名字是本・伊斯曼下士。

“我认识他。你说得对，我也要他。还有谁？”

最后选中的是凯文・诺斯下士，是属于另一个中队的。马丁从来没有指挥过他，但诺斯是一名爬山专家，很受他所在中队指挥官的赞赏。

计划的五个部分必须同时完成。马丁对他们作了分工，由他自己全面负责。

首先要选定空投的飞机。马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C-130大力神运输机。这是特空团惯常跳伞用的飞机，现在有九架在海湾服役。它们的基地都在卡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早饭时传来了更好的消息，其中三架是属于第47中队的，该中队曾与特空团的自由跳伞者有过多年的配合经验。

那三架大力神的机组人员中有一位是格林・莫里斯上尉。

整个海湾战争期间，大力神运输机一直承担着部分运输任务，把抵达利雅得的货物转运到特布克、穆哈拉克、达兰，甚至阿曼锡布的皇家空军各个基地去。莫里斯一直担任着货运指导员的工作，但他的真正特长是跳伞教导员，马丁以前在他的监督下跳过伞。

英国武装力量的一切战斗空降均由皇家空军统一主管，而不是让伞兵或特空团各自准备自己的降落伞，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海湾战区皇家空军统帅伊安・麦克法迪恩准将，马上把刚从特布克卸货返回的大力神调派给了特空团。装配工们开始为当天夜晚的高空自由跳伞行动对飞机进行改装。

主要的改装工作是在货舱底板上装置氧气控制面板。这架大力神平常主要承担低空运输飞行任务，没必要为坐在后舱的军人提供氧气。莫里斯上尉用不着培训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他还从另一架大力神带来了第二名跳伞教导员——萨米・道利什。整整一天他们在大力神上忙碌着，到太阳下山时把氧气设备装妥了。

第二件大事是降落伞本身。到目前为止，特空团官兵还没有以空降形式进入过伊拉克——他们都是坐汽车进入伊拉克沙漠的，但在地面战开始前的几个星期里，跳伞训练一直在进行。在这个军事基地里有一个封闭的、温控的安全设备仓库，特空团的降落伞就是储存在那里。马丁申领了八副主伞和八副备伞，尽管他的小分队只需要各四副。斯蒂芬森中士负责检查和包装全部八套降落伞。

空降兵部队使用的降落伞早已经不是圆形的降落伞了，而是被称为“方块”的新型设计的降落伞。它们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的，有两层织物构成。在下降过程中，空气进入夹层之中形成一个如同机翼横截面的半软半硬的“翼”，使自由跳伞者能像滑翔机那样带伞“飞”下来，转向和操纵机动性相当高。这种降落伞通常可在自由跳伞表演中看到。

那两名上士得到任务，去领取和检查所需的所有其他装备，包括四只大背包，有水瓶、头盔、皮带、武器、压缩饼干、弹药、急救包等等。每个人要背负的这个背包有八十磅重，而且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个指定的机库里，地勤人员和机械师对那架大力神飞机进行了全面维护，检查了发动机和每一个活动部件。

中队长指派了他手下最好的机组人员，其中领航员陪同克雷格上校回到黑洞去选择合适的空投区。

马丁本人与六名技术人员待在一起，其中四名美国人，两名英国人，他们向他讲解了标定目标时需操作的仪器。该仪器可以把目标圈定在几平方码之内，并把这个情报反馈给利雅得。

马丁学会操作之后，把装备全都带到了机库里。在那里，四个人要携带的装备像山一样地堆放着。为保险起见，每件技术设备都备上了双份，这又增加了携带的重量。

马丁回到黑洞的作战参谋那里。他们俯身在一张大桌子上，审视着那天刚过黎明时另一架TR-l拍的新照片。这次天气很好，照片显示了哈姆利山区的每一个山谷和裂缝。

“我们假设，”克雷格上校说，“这门该死的大炮肯定是朝向南到东南方向的。因此最佳的观察地点似乎应该在这里。”

他指向假定的要塞——南方山边的一系列山缝，那是在方圆一平方公里的丘陵中央的一座山上，由已故的伊拉克陆军工程兵上校奥斯曼・巴德里选定的地点。

“至于空投区，这里有个小山坳，大约在南边的四十公里处……你能看见一道很细的溪水流下那个山坳。”

马丁看了看。山丘中有一个小凹地，大约五百码长，二百码宽，两边长满了青草，还夹杂着岩石，一条小溪夹带着冬季的雨水顺着山谷翻滚着流淌下来。

“这是最佳地点吗？”马丁问。

克雷格上校耸耸肩：“坦率地说，这差不多是你能选择的最合适地点。另一个地点距目标有七十公里。再靠近的话，他们会看到你们着陆。”

根据地图上的那个地点，在大白天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漆黑的夜空中，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的速度飘落下来就很难准确着陆。届时将没有灯光为他们照明，地面上也没有火把为他们导向。这是一次从黑暗降落到黑暗的行动。

“那就这里吧。”马丁说。皇家空军的那位领航员直起腰来。

“好，我去作准备。”

领航员将要忙碌一下午。他要负责让飞机在不开灯的情况下穿越没有月光的夜空，飞到空中的特定地点，这样，四个从飞机往下跳的人能够根据风向和风速找到那个小小的山坳。四个人如果飘向下风处，他也要计算出会飘移多少距离。

直到黄昏时，所有相关人员才在那个机库里再次碰头了。现在机库已不准任何其他人进入。那架大力神停在旁边，已作好了准备，加满了油。在一边的机翼下堆放着小分队需要的装备。皇家空军的跳伞教导员道利什已经重新包扎好了每套重达四十八磅的八套降落伞，好像他自己要使用那样认真。斯蒂芬森满意了。

在机库的一角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马丁从黑洞带来了一些放大的照片，他把斯蒂芬森、伊斯曼和诺斯叫到桌子边，一起制订从空投区到他们的隐藏地的行军路线。看来需要两个夜晚的强行军，中间的白天要找一个地方休息。白天行军肯定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不会走直线。

最后，他们每人收拾好了自己的背包，最后的一件物品是携带装备的皮带，那是一条结实的网状皮带，有许多口袋，着陆后这些袋子都要卸下来系在腰上。

太阳下山时，四个人从军需官那里领来了美国的汉堡包和汽水，现在他们将休息到飞机起飞。起飞定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空投定在午夜十一点三十分。

马丁总是认为等待是最令人心焦的。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手忙脚乱，突然间无所事事了。精力没地方可集中了，只有紧张感，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尽管已经作了反复检查，会不会还是忘了某件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段时间，人们可以吃东西，看书报，写家信，打瞌睡，或者上厕所。

九点钟，一辆牵引车把那架大力神拖到了外面的停机坪上，机组人员——驾驶员、副驾驶、领航员和机械师，开始发动引擎作起飞前的最后检查。二十分钟后，一辆车窗封黑的客车驶进机库把人员和装备载到飞机旁。大力神后舱门打开，跳板放下来了。

两名跳伞教导员准备好了，还有货运指导员和降落伞装配员。但只有七个人步行走上跳板进入大力神硕大的货舱。跳板收起来，舱门关上了。装配员回到了客车上，他不加入他们的飞行。

与跳伞教导员和货运指导员一起，四名战士坐在沿舱壁的座位里，系上安全带并等待着。晚上九点四十四分，大力神从利雅得起飞了，随即把它那圆鼓鼓的机鼻转向了北方。

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当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力神升入夜空时，一架美国的直升机按命令停在军事基地美军区域的前面。

这架直升机从阿尔卡兹接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第336战术战斗机中队的中队长史蒂夫・特纳，巴斯特・格洛森将军的一道命令把他召到了利雅得。与他同来的是他奉命选的中队里最佳的低空攻击飞行员。

火箭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和唐・沃克上尉都不知道为什么叫他们来。一小时之后，在空军总部地下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他们才得知原因，以及任务的详情。他们还得到警告，除了他俩和沃克的火控员——坐在他身后与他同飞的人之外，其他人无权知道行动的细节。

然后他们搭乘直升机返回了基地。

大力神起飞以后，四名战士可以解开安全带的扣子并借着头顶上淡淡的红灯在机舱内来回走动。马丁走到前面，登上梯子到了飞行甲板，与机组人员一起坐了一会儿。

他们在一万英尺的高度飞向伊拉克国境，然后开始爬升。在两万五千英尺上空，大力神平飞越过边境进入了伊拉克，在寂寥的星空中显得形单影只。

其实它并不孤独。在海湾上空，一架阿瓦克斯预警机奉命时刻注视着周围和身下的天空。如有任何伊拉克雷达因为某种原因还没被多国部队炸掉，一旦开机将会立即遭到攻击。为此，携带着哈姆反雷达导弹的两个小队野鼬鼠飞翔在阿瓦克斯下方。

为防备那天晚上万一有伊拉克战斗机升空，皇家空军的一小队美洲虎飞行在大力神的左上方，一小队F-15C战鹰飞行在他们右方。这架大力神在高技术的团团保护之中。那天夜晚在天空中的其他飞行员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只是按命令行事。

实际上，那天夜晚伊拉克如果有人在雷达屏幕上看到任何亮点闪动的话，他也只会认为那也是一架北飞去土耳其的货机。

货运指导员端来茶、咖啡、饮料和饼干，尽力招待他的客人。

距空投点还有四十分钟时，领航员闪动一只指示灯，于是最后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四名战士系上了他们的主降落伞和备用降落伞，前者系在肩下，后者在背上。然后是背包，倒挂在后背上降落伞下面，尖头部位伸到两腿中间。武器——一支消音的赫克勒-科奇MP5SD冲锋枪挂在身体左侧，个人氧气瓶扣在肚子上。

最后，他们戴上头盔和氧气面罩，并把后者接上了中控板。中控板是一个大餐桌一样的框架结构，里面挤满了氧气瓶。当每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吸上氧气后，飞行员得到通知，开始把机舱里的空气抽到夜空之中，直至机舱内外气压达到了平衡。

这个过程差不多花了二十分钟时间。然后他们又坐下来等待。距空投点还有十五分钟，又一个信息从飞行甲板传进了货运指导员的耳朵。他告诉跳伞教导员做手势，让战士们把氧气供应从主控板转到各人自己的小瓶上。每一只小氧气瓶可提供三十分钟的氧气，空投过程他们将需要三至四分钟的氧气供应。

这时候在飞行甲板只有领航员确切地知道他们处在什么地方，特空团小分队完全信任同事会在合适的位置将他们投下去。

现在货运指导员频繁地用手势与战士们联络着，最后他双手指向控制板上方的灯。货运指导员耳机里传来了领航员的指示。

战士们站起来开始移动，像宇航员那样背负着他们的装备，缓慢地走向跳板。两位跳伞教导员也用移动式氧气瓶呼吸着，与他们一起走过去。他们在仍然紧闭的尾舱门前站成一排，每人都在检查身上的装备。

在尚余四分钟时，尾舱门降下来了，他们注视着外边两万五千英尺高空黑洞洞的空气。又是一个手势信号，跳伞教导员竖起了两根手指，告诉他们尚余两分钟。战士们拖着脚走到跳板的边缘，看着跳板开口处两侧的电灯，此刻还未开亮。红灯亮了，风镜拉了下来。绿灯亮了……四个人转过身来用一只脚踩着跳板，面向机舱朝后面跳下去，双臂张开，脸朝下。跳板的边在他们的面具下闪了过去，大力神飞走了。

斯蒂芬森中士在领路。

稳定姿势之后，他们毫无声息地在夜空中下落了五英里。在三千五百英尺空中，自动压力操作系统弹开了降落伞。麦克・马丁看到身下五十英尺处的人影似乎停止了移动。就在同一秒钟，马丁感觉到他自己的主伞打开时的震动，方块伞开始受力，下落速度从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降到了十四英里，缓冲器承受了部分冲击力。

在一千英尺高度，每人都解开了挂在背上的背包扣锁，小心地让它滑落到自己的双腿，然后勾在双脚上。降落时背包会一直勾在脚上，直到距地面一百英尺时才离开双脚，改由一条全长十四英尺的尼龙绳吊着它。

中士的降落伞飘向马丁的右方，于是他也跟了过去。夜空如洗，星星清晰可见，群山的黑影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接着马丁看见了那条小溪沿着山谷流淌发出的粼粼水光。

彼得・斯蒂芬森直接落到了空投区的中央，在小溪边上的几码处，柔软的草地上。马丁扔下绳子系着的背包，转过身，在空中停了一下，感觉到背包落在了他身下的地面，然后双脚缓慢地踩到了地上。

伊斯曼下士从他的头顶上方飘过去，又滑翔回来，在五十码远处着陆了。马丁在松解降落伞。他没看见凯文・诺斯降落。

事实上，这位登山专家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着陆。他降落在一百码远处，但没有落在草地上而是落到了山坡上。他拉扯着静止绳，试图去靠近战友们，这时候他身下的背包落到了山上。背包落地时，由于上头的人仍在飘移，背包绳拴在他的腰上，因此背包朝侧向被拖了过去。它在山腰上碰撞着翻滚了五码，然后在两块山岩之间被绊住了。

背包绳突然猛拉，把诺斯侧面朝下拉向地面，因此他不是双脚而是侧身着地。那里的山腰上岩石不多，但一块岩石把他的左股骨撞成了几块碎片。

诺斯下士清楚地感觉到骨头碎了，那阵轧轧声如此剧烈，使他在几秒钟之内没有觉得疼痛。接着剧痛开始了。他双手抱住大腿痛得翻滚起来，口中一遍又一遍喃喃说着：“不，不，上帝呀，不要这样。”

他并不知道——因为是大腿内部受伤——他开始出血。骨头的一块碎片刺破了股动脉血管，鲜血汩汩不断地流满了他的大腿。

一分钟以后，另三人找到了他。他们全都解下了降落伞和背包，而且相信他也在那样做。当他们发觉他没在一起时，就来找他了。斯蒂芬森取出笔形小电筒照在那条断腿上。

“哦，糟了。”他轻声说。他们有急救包，甚至还有敷料，但他们无力回天。诺斯下士需要创伤治疗、血浆和外科大手术，而且要快。斯蒂芬森在诺斯的背包里翻了一下，找出急救包，取出吗啡，给诺斯扎了一针。但那没起什么作用。随着血液的流失，疼痛正在减缓。

诺斯睁开眼睛，努力把目光集中到他上方麦克・马丁的脸上，轻轻地说了声：“对不起，头儿。”接着又闭上了眼睛。两分钟之后他死了。

换成其他场合，马丁也许会对在他领导下失去了一个诺斯那样的战士发出某种叹息。但现在没有时间了，而且这里也不是地方。站在旁边的两名战士也明白这一点。悲伤只能留给以后。

马丁原打算把张开的降落伞捆扎起来并撤离山谷，然后找到一条石缝把多余的装备全都掩埋起来。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不得不用这个时间处理诺斯的尸体。

“彼得，去收拾我们要掩埋的全部物品。去附近找一个洞穴，或者挖一个。本，你去捡石块。”

马丁俯身在尸体上，摘下身份识别牌和自动手枪，然后走过去帮助伊斯曼。他们三人齐心协力用刀和手在柔软的草地上挖了一个洞穴，把诺斯的尸体放了进去。洞里还放了其他物品，四顶张开的降落伞，四顶仍包装着的备伞，四只氧气瓶，绳子和网状皮带等。

然后他们开始在上面堆放石块，不能清楚地堆成一个形状，那会被发现，而是随意的，好像石块是从山坡上翻滚下来的。他们从小溪中取来水把石块和草地上的血污冲洗掉。原先石块下面光秃秃的地块，用脚去踩了几下，溪边的草屑索性扔进溪流中让水给冲走了。这个山谷必须尽可能恢复成午夜前一小时的模样。

他们原先指望在黎明前可以安排五个小时的行军，但现在已经花费了三个多小时。诺斯背包里的某些物品留在那里与他埋在了一起：他的衣服、食物和水。设备需由剩下的人分担，这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黎明前一小时他们离开山谷进入了SOP，即常规行动程序。斯蒂芬森中士走在前面侦察。每当翻上一道山梁之前，他总要先蹲伏在地上观察山梁对面的情况，以免措手不及。

路线是上行的，他脚步沉重地行走着。虽然他个子较小，且比马丁年长五岁，但他可以背负八十磅装备比大多数空着手的人走得还快。

山区上空飘来一片云，这正是马丁所需要的，这样会推迟黎明的到来，给他们额外的一个小时。经过九十分钟的强行军，他们穿过几道山梁，翻过两座丘陵，已经走了八英里。最后，慢慢放亮的天空迫使他们去寻找一个藏身之处。

马丁选择了悬崖下的一条水平的石缝，外面有干枯的杂草作为屏障，下面有一个干涸的旱谷。在夜色褪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们吃了一些干粮，喝了几口水，在身上盖了一层稀松的伪装网，躺下来睡觉了。放哨观察分成三班，马丁值第一班。

上午十一点，他把斯蒂芬森推醒。中士值班警戒，他去睡觉了。下午四点钟，本・伊斯曼在马丁肋骨上捅了一下。马丁睁开眼睛，看到伊斯曼正把食指贴在自己嘴唇上。马丁听了听。从他们身下十英尺的旱谷里传来了阿拉伯语的说话声。

斯蒂芬森中士也醒了，他扬起了一条眉毛。现在我们怎么办？马丁又倾听了一会儿。对方共有四个人，是一个巡逻小组，对于无休止的山区行军任务已经厌烦了，而且已经疲劳了。在十分钟之内马丁就听明白他们想在那里扎营过夜。

马丁已经损失了不少时间。他需要在六点钟动身，那时候夜幕刚降临，他需要利用晚上的每一个小时走完剩下的路程，到达要塞对面山丘上的岩缝中。他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寻找适合他们隐蔽和观察的岩缝。

下面旱谷里的对话表明，这些伊拉克人要去找一些木柴，在灌木里点上一堆火。他们肯定会到灌木里，向特空团战士藏身处查看一下。即使他们不来，马丁的小分队也要等几个钟头，等他们全都睡着、睡死以后才能溜走。没有其他选择。

马丁做了一下手势，另两个人抽出了他们随身佩带着的双刃尖刀。三个人悄悄地走过乱石堆进入到了旱谷里。

他们干完后，马丁翻了一下伊拉克人尸身上的番号。他注意到他们全都姓乌贝蒂。他们都是乌贝蒂部落人，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山民。他们都佩戴着共和国卫队的识别符号。显然，共和国卫队从这些山区战斗队员中选拔一些人组成了巡逻队，其任务是确保要塞免受外人侵入。这些人全都长得瘦长结实，身上没有一丝脂肪，在这里翻山越岭一般不会走累。

马丁的小分队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四具尸体拖入石缝里，割开伊拉克人的伪装帐篷做了一块篷布，并在篷布上装饰了灌木、芦苇和青草。他们忙完之后，需十分锐利的眼光才能发现悬崖下面的这个隐藏处。幸好这支伊拉克的巡逻队没有无线电，他们很可能都是在返回后才去基地报到。现在他们永远不会返回了。如果运气好的话，两天以后才会有人想起他们。

夜色变浓时，特空团战士们又上路了。他们努力在星光下辨认着照片上那些山丘的形状，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向朝目的地挺进。

马丁携带的地图制作得很精美，是根据TR-1侦察机的航拍照片由电脑绘制出来的，显示了从空投区到潜伏地之间的路线。每隔一段时间马丁就停下来，用手提卫星导航定位仪测定一下方位，并借着笔形电筒看一下地图，以核对他们的行走方向和进度。到半夜时，方向和进度都令人满意。他估算还需要行走十英里。

在英国威尔士地区的布雷肯斯，马丁和战友们能保持一小时行走四英里的速度。那是在平地上，牵着狗在晚间轻松活泼地行走，肩上也没有八十磅的负荷，以这种速度行军是相当正常的。但在敌方的山区，在有可能遭遇敌人巡逻队的情况下，行军进度不得不放慢了。他们已经碰上了一次巡逻兵，再碰上一次简直太多了。

他们胜过伊拉克人的一项优势是他们的夜视镜。戴着这种新型的广角夜视镜，他们看到的前方乡野呈现一片淡绿色，因为图像增大器能收集附近的一点一滴自然光，并集中到观察者的视网膜内。

黎明前两小时，他们见到了前面那个要塞的庞大黑影，于是开始攀登左边的山坡。他们选定的那座山在耶利哥提供的一平方公里范围的南缘，从靠近山顶的岩缝里，他们应该能看见对面差不多平行高度上的要塞南立面，如果要塞确实在那里的话。

他们吃力地攀登了一个小时，喘气越来越粗重了。斯蒂芬森中士领头拐入了一条山羊踏出来的小路，沿着山坡蜿蜒而上。在快到山顶处，他们找到了TR-l侦察机下向和侧向照相机拍到过的那条岩缝。它比马丁想象的还要理想——岩石中的一条天然裂缝，有八英尺长，四英尺深，二英尺高。岩缝外面是一块二英尺宽的突岩，马丁可以在那里躺下来，身体和双脚藏在岩石丛中。

战士们取出一张稀松的伪装网，把他们的藏身处装点得难以察觉。

干粮和水装进了皮带上的弹药袋内，马丁的技术设备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武器经检查后放在了旁边。在太阳升起之前，马丁使用了其中一件设备。

这是一部发报机，比他在巴格达用过的那一台要小得多，只有两包香烟那么大。发报机连着一块镍镉电池，其电量足够马丁使用。

频率已经设定好了，另一头接收信号的，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开着的倾听表。马丁只要按约定的短声和停顿次序按下发射按钮，就可以引起接听者注意，然后等待扬声器作出反应。

该设备的第三个部件是一只碟形天线，像在巴格达的那一只一样也是折叠式的，但尺寸更小。虽然他现在身处比巴格达更往北的伊拉克北方，但他所处的地面也比原先更高了。

马丁架起天线，朝向南方，把发报机装上电池，再接上天线，然后按动发射按钮：1-2-3-4-5，停顿；1-2-，停顿；1，停顿；1。

五秒钟之后，他手里的无线电轻柔地鸣响起来。四短声，四短声，两短声。

他用大拇指按住发射按钮，对着扬声器说了起来。

“来到尼尼韦，来到泰雷。重复一遍，来到尼尼韦，来到泰雷。”

他松开发射按钮等待着。从收发报机传来了一阵激动的声音：1-2-3，停顿；1，停顿；4，已收悉。

马丁把收发报机放进防水的塑料袋里，取出高倍野战望远镜，伏在那块突出的岩石上。在他身后，斯蒂芬森中士和伊斯曼下士像胎儿般地蜷缩在岩石下的石缝中，显然很舒适。两条树枝支撑起马丁身前的那部分伪装网，造成了一条狭长的裂口，正好让他把望远镜插进去。

二月二十三日早晨，当太阳从哈姆利的群山之间跃出时，马丁少校开始观察他的老同学奥斯曼・巴德里的杰作——高新技术无法看见的喀拉。

在利雅得，史蒂夫・莱恩和西蒙・巴克斯曼凝视着无线电报务员交给他们的那张纸。

“好极了，”莱恩激动地说，“他已经到了，已经在那座山上了。”

二十分钟以后，消息从格洛森将军办公室到达了阿尔卡兹。

唐・沃克上尉于二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两点钟回到基地，他抓紧下半夜时间睡了一觉。当太阳升起时，夜间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员们结束任务汇报，返回寝室睡觉，他开始工作了。到中午，他制订出一份计划并报给了他的上级军官。计划随即送交利雅得并且获得了批准。下午，合适的飞机，机组人员和装备都安排了。

计划的内容是派出四架飞机去袭击巴格达北方很远的一个伊拉克空军基地，叫东提克里特，离萨达姆・侯赛因的家乡不远。这将是一次夜袭，准备投掷两千磅激光制导炸弹。唐・沃克将带上他惯常的僚机和另两架战鹰，领导这次空袭。

这项任务虽然是十二小时以前刚刚制订出来的，但奇迹般地出现在利雅得发出的空袭任务命令之中，没有用常规的三天准备时间。

另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接到东提克里特的任务后，立即暂停其他任务。他们将于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或者其后的晚上去执行这次行动。从现在起到临战前，他们必须一直处于一小时内出发的备战状态。

作战参谋与他们一起制订了去东提克里特的航线，四架战鹰将沿着巴格达与伊朗东部边境之间的空中廊道飞行，在沙迪亚湖上空转向45度，然后直线飞去提克里特。

太阳下山前，那四架战鹰作好了起飞准备，到晚上十点钟，任务取消了。没有换成其他任务。八位机组人员接到了休息的命令。在此期间，中队的其他飞机正在打击科威特北方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坦克部队。

第二天早晨，唐・沃克在食堂里喝咖啡时，被中队长叫到了外面。

“你们的目标标定员已经到位了。”中队长告诉他，“好好休息一下。晚上的任务很艰巨。”

在初升的太阳下，麦克・马丁开始观察山谷对面的那座山丘。在图像增大模式下，他的望远镜能分辨出单棵的灌木；通过调节焦距，他能看清他想观察地区的各种大小物体。

在开始的一个小时内，它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座山。与所有其他山丘一样，长着草，低矮的灌木，随处有光秃秃的岩石，偶尔还有几块圆石依附在山坡上。与他的视野内的所有其他山丘一样，这座山丘的形状是不规则的。看来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他不时地揉揉眼睛，把脑袋枕在手臂上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观察。

到半晌午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模式。在山上的某些部位，杂草的生长与其他部位不一样。有些地方的植被似乎太有规律了，几乎是直线分布。但仍然没有发现门户，除非安装在另一边；也没有道路，没有印着车辙的土路，没有换气的通风口，没有挖掘过的痕迹。

是上升的大阳提供了初始线索。刚过十一点钟，他觉得看见草丛中某个东西在闪光。他把望远镜对准那块山地并开足了图像增大器。太阳钻到云块后面了。太阳重新出来后，那个闪光又出现了。他看见了发光源头，草丛中有一小段金属线。

他眨了眨眼睛重新观看。那是草丛中一段一英尺长的金属线，有点倾斜。实际上这是一条长长的，套着绿色的塑料护套电线的一小段，塑料外壳已被剥离，露出了里面的金属线。

他又看到了几段，全都隐藏在草丛中，风吹动草茎左右摇摆时偶尔露了出来。在斜对角的另一方向，草丛中也有一截电线。

到中午时分，他看得更清楚了。整个一片山体都是在绿色丝网上撒上泥土构成的，青草和灌木栽种在网格之间，从沟缝中生长出来，掩盖着下面的金属线。

接着他看见了那片梯地。山坡的一部分是用一个个方块搭成的，很可能是混凝土，每一个方块比下面的方块缩进去三英寸。沿着梯地的每一层，用泥土做成小沟渠，在外沿栽上灌木。这些植物生长起来，形成了一条条水平的线条。起初看不出来，因为植物的高低参差不齐，但仔细观察这些灌木的茎干，就会发现它们成线成行。天然的灌木是不会成线成行的。

他试着看山上的其他部位，但没有这种规则的形状了，然后他去看左边更远的地方。在下午两三点钟时，他的这个疑问解决了。

某种程度上，利雅得的那些分析家们是对的。假如要挖空整座山丘的中部，山会向内坍下。工程的建造人肯定是占用了三座自然形成的山丘，切去内侧，在山峰之间开挖沟壑，造出一个巨大的坑口。

在回填沟壑时，建造者按照真山的外形，把一排排混凝土方块边往上堆砌边往后缩进，从而形成微型阶梯，再把成千上万吨泥土从山顶倾泻下来。

山体的表面包装处理一定是后来进行的。一块块绿色维尼龙布钉在混凝土砖块上面，网住山坡上的泥土。然后播撒青草种子，让它们生根发芽，在混凝土梯地更深的泥穴中播下了灌木种子。

头一年夏天栽种的青草已经连成了一片，形成了自己的根系网络，低矮的灌木发芽后，从金属线和青草中长上来，与原先山上的植物连成一片。

在坑口的上方，要塞的屋顶肯定是圆形的，上面布满了一个个小坑，小草可在那里繁衍生长。甚至还有块人造的大圆石，被漆成了与真石一般的灰色，并画上了雨水冲刷成的条纹。

马丁开始集中观察建造圆顶前坑口边缘的附近部位。

在圆顶下约五十码的地方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已经拿望远镜在对面那个稍微隆起的部位来回扫了五十次，但没有注意到它。

那是一块露出来的岩石，褪成了灰色，但有两条黑线侧向穿过。他越是观察这两条线越是纳闷，谁会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给圆石画上两条线呢？

一阵疾风从东北方向吹来，吹拂着他头上的那张稀松的罩网。同一阵风也使对面山上的其中一条线晃动起来。风停下时，那条线也静止了。然后马丁明白了，它们不是画出来的线，而是铁丝，在岩石边经过后伸入到草丛之中。

那块大圆石周围是一些小圆石，如同哨兵那样围成了一圈。为什么排列得那么圆呢？为什么有两条铁丝呢？假定下面某个人拉动铁丝，这块大圆石会不会动？

三点半时他明白那不是一块圆卵石。它是一块灰色的篷布，周围用石块压着，从下面的洞穴里往下拉铁丝时，能把篷布拉到一边去。

他渐渐地看出了篷布下面的形状，圆形，直径有五英尺。他盯着这块帆布下面——当然他是看不见的——就是巴比伦大炮的炮筒，从坑口里面的炮膛升上来指向天空，共有二百多码长。炮口朝着东南偏南方向、七百五十公里以外的达兰。

“给我测距仪。”马丁对身后的战士轻声说。他把望远镜递回去并接住交给他的测距仪。它像是又一架望远镜。

他举起这架仪器用一只眼睛看向对面，如同技术人员在利雅得向他演示过的那样，他能看见隐藏着那门大炮的山丘和篷布，但不能增大图像。

这架测距仪的棱镜上有四个V字形标识，尖头都朝内。他慢慢转动着仪器旁边的旋钮直至四个尖头并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十字。他把这个十字对准那块篷布。

他放下测距仪，看了看转盘上的数字，一千零八十码。

“罗盘。”他把测距仪推向身后并拿起了电子罗盘。他把它举到眼睛前，对准山谷对面的那块篷布，按下了按钮。于是罗盘为他提供了从他的位置到那块篷布的方位：348度10分18秒。

卫星导航定位仪为他做了最后一件事，确定他自己在地球表面上的精确位置，准确到十五码乘十五码的面积内。

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要架起碟形卫星天线颇为不易，花了十分钟时间。当他呼叫利雅得时，应答声立即传了过来。马丁向沙特首都的收听者慢慢地读出了三组数字，他自己的准确位置，从他的位置到那块篷布的罗盘方位，以及距离。利雅得会完成余下的工作并把坐标方位告诉飞行员。

马丁爬回岩缝里去睡觉了，由斯蒂芬森接替他，警惕伊拉克巡逻队。

晚上八点半，在漆黑的夜色中，马丁测试了远红外目标标定器。这个仪器的形状如同一只大电筒，下面有一根手枪柄，后面有一个瞄准器。

他接上电池，把这个电筒对准要塞，看过去。整座山丘像是在满月照耀下一般明亮。他转动图像增大器，对准掩盖着巴比伦大炮炮筒的篷布，扣紧了扳机。

一条肉眼看不见的远红外光束射过山谷。他看到一个小红点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他调整了一下夜视镜，把那个红点稳定在篷布上，并让它在那里滞留了半分钟。现在万无一失了，他关掉仪器爬回了伪装网下面。

四架战鹰于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从阿尔卡兹起飞，升上了两万英尺高空。对其中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来说，这不过是一次去袭击伊拉克空军基地的例行行动。每架战鹰除了自卫的空对空导弹以外，都携带着两枚两千磅激光制导炸弹。

在贴近伊拉克南方边境的上空，它们平安、正常地在指定的KC-10加油机加满了油，之后转身离开，编成了一个松散的队形。这个代号为“蓝鸟”的空军小队，航向差不多是正北方向，于十一点十四分经过了伊拉克的萨马瓦镇上空。

他们与往常一样关着无线电飞行，连航行灯也关着，每一位火控员都能够在雷达屏幕上清楚地看见另三架飞机。夜空清澈无云，海湾上空的阿瓦克斯预警机向他们报告“画面干净”，意即空中没有伊拉克战斗机。

在十一点三十九分时，唐・沃克的火控员轻声说：“转向点五分钟。”

他们全都听到了，并明白他们将在五分钟内在沙迪亚湖上空转向。

就在他们向左舷转了45度朝东提克里特飞去时，其他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听见唐・沃克清楚地说：“蓝鸟小队长发生……发动机故障。我要返回基地。蓝鸟三号，接管。”

那天晚上的蓝鸟三号是布尔・贝克，是另两架飞机的负责人。从这次通讯以后，事情开始出错了，而且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

沃克的僚机飞行员兰迪・罗伯茨追上他的领导，从外表看不出沃克的发动机有什么故障，然而指挥官正在失去动力和高度。如果指挥官要返回基地的话，那么他的僚机通常应该与他一起飞行，除非问题很小。但在敌人后方发生发动机故障决不能算作小问题。

“知道了。”贝克表示确认。然后他们听到沃克说：“蓝鸟二号，重新加入蓝鸟三号，我重复一遍，重新加入。这是命令。飞向东提克里特。”

僚机飞行员被弄糊涂了，但他执行命令爬升回去，加入到蓝鸟小队之中。在湖的上空，他们的领导还下降高度；他们能在雷达屏幕上看见他。

同时他们意识到他的言行很不可思议。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发动机故障引起了他的慌乱，他没用快速无线电加密说话，而是用“白话”说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提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在海湾上空，在那架阿瓦克斯飞机舱内的仪器旁边，一名值班的年轻美国空军中士迷惑地召来了机长。

“出了点问题，长官。蓝鸟队长出现发动机故障，要返回基地。”

“是的，知道了。”机长说。在大多数飞机上，飞行员即是机长，全面负责飞机。但在阿瓦克斯上，飞行员只负责飞机的安全，其他事务全由机长负责。

“可是长官，”中士继续说，“蓝鸟队长用白话说话。把行动的目标也说了出来。我要不要把他们全部召回基地去？”

“不要，行动继续进行。”机长说，“回去工作吧。”

中士回到了控制台前，完全被搞糊涂了。这是疯狂的举动，如果伊拉克人听到了通话，那么东提克里特的敌军防空设施将会全面警戒。

然后他又听到了沃克说话。

“我是蓝鸟队长，呼救，呼救。两台发动机都失灵。弹射跳伞。”

他仍在说白话。伊拉克人如果在听是完全可以听到的。

事实上中士是对的，这些话都被听到了。在东提克里特，伊拉克高射炮手们急忙掀开A三角上面的篷布，寻热导弹等待着由远而近的飞机发动机声。其他部队也迅速开赴湖区去搜索两名跳伞的机组人员。

“长官，蓝鸟队长已坠机。我们必须让小队其他飞机返回基地。”

“知道了。不必返回。”机长说。他看了一眼手表。他接到过命令。他不理解命令，但不理解也要执行。

这时候，蓝鸟小队离目标只有九分钟航程了，正朝着严阵以待的防空武器群飞去。三名飞行员默不作声地驾驶着他们的战鹰。

在那架阿瓦克斯预警机里，中士仍能看见蓝鸟的队长，迎着湖面栽落下去。显然战鹰已被抛弃了，马上就会坠毁。

四分钟之后，机长改变了主意。

“蓝鸟小队，阿瓦克斯呼叫蓝鸟小队，返回基地，重复一遍，返回基地。”

三架战鹰对晚上发生的事件感到特别沮丧，它们调头离开原来的航线朝家里飞回去了。在东提克里特的伊拉克高炮手因为没有雷达，又白白等了一个小时。

在哈姆利山区南缘，另一个伊拉克监听站也听到了这番对话。负责信号的那位上校，任务不是向东提克里特或者任何其他空军基地警告来犯的敌机。他唯一的工作是确保敌机不会侵入这里的山区。

蓝鸟小队在湖面上空转向，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沿着从湖上到那个空军基地的航线，战鹰们肯定要经过哈姆利山脉的南缘。当得知其中一架战鹰坠毁时，他高兴了；之后另三架调头往南飞去，他彻底松了一口气，警惕性松弛下来了。

唐・沃克在湖面上空不断盘旋下降，直至降到一百英尺才拉平机身并发出了求救呼叫。当他掠过沙迪亚湖的水面时，他把新的坐标方位输入计算机，转向北方，朝山区飞去。同时他启动了蓝盾系统。在蓝盾的帮助下，他能够通过座舱罩看见身下的地形——是机翼下发射的远红外光束照亮的。

他的头盔显示器现在告诉他一系列信息，航向、航速、飞行高度以及到进攻点的时间。他也可以把双手放在大腿上，进入自动驾驶状态，让计算机操纵战鹰，指挥它越过平原，跨过山谷，穿过悬崖和山地。但他喜欢手动模式，亲手驾驶战鹰。

出发前根据黑洞提供的侦察照片，他制订出一条穿越山脉的航线，在航程中不能高于地平线。现在他保持低空飞行，几乎贴着山谷的谷底，从一条山沟转到另一条山沟，之字形迂回曲折。他到达了通向要塞的那片山脉上空。

之前当沃克在呼救时，麦克・马丁的无线电传出了一系列事先商定的鸣叫声。马丁接到信号爬到山谷上面的那块突岩，把远红外目标标定器瞄向一千码以外的那块篷布，让红点对准目标的正中心，并一直这样保持着。

刚才无线电的鸣叫意味着“距投弹尚余七分钟”，此后马丁必须保持红点的位置，不得移动哪怕是一英寸的距离。

“时间差不多了吧，”伊斯曼下士轻声咕哝，“我在这里都快冻僵了。”

“快了。”斯蒂芬森一边说，一边把最后的几件物品装进了背包：“然后就让你跑个痛快，本尼。”

只有无线电仍放在一边，准备再次使用。

在战鹰的后座里，火控员蒂姆也能看到飞行员看到的信息。距投弹尚余四分钟，三分半钟，三分钟……战鹰呼啸着穿越群山向目标飞去，头盔显示器的数据在倒计时。战鹰掠过了马丁和他的战友们降落的那条小山沟，只用了几秒钟时间就飞越了马丁他们背着背包艰苦行军所走过的那段路程。

“距投弹尚余九十秒钟……”

当战鹰开始拉升时，特空团官兵听到了从南方传来的发动机响声。

战斗轰炸机越过了目标南边三英里的最后那道山梁，这时候倒计时正好到零。在黑暗中，两枚鱼雷状的炸弹离开机翼下的吊架，由于惯性向上爬升了几秒钟。

在那三个假村庄里，共和国卫队的官兵们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在他们头顶上骤然响起的喷气发动机嚎叫声所惊醒，他们跳下床铺奔向他们的武器。在几秒钟之内，谷仓的屋顶在液压机构操纵下掀开了，露出了下面的导弹。

两枚炸弹感受到了地心的引力开始下落。在它们的弹头上，远红外探测器在寻觅着制导的光束，隐形光束射向目标上的红点，反射回来构成上大下小的漏斗。炸弹一旦进入这个漏斗就不会离开了。

麦克・马丁俯伏在地上等待着，因为发动机噪音的冲击，他感受到了山体的颤动，但他把红点死死地对准巴比伦大炮。

他没有看见那两颗炸弹。一秒钟前他还在通过图像增大器的光束凝视着淡绿色的山，突然间他不得不转过头去，用手捂住眼睛，这时候夜空变成了鲜红色。

两颗炸弹同时砸了下去，在山洞下面，那位共和国卫队的上校跑向发射操纵杆。但他慢了三秒钟，他永远没能把它发射出去。

现在无需夜视镜去观察山谷对面了，马丁看到要塞的整个山顶喷出了火焰。在火光中，他看见一条巨大的炮筒伸了出来，像一头受了惊吓用后腿站起来的野兽，在爆炸的巨浪中旋转、翻滚着，被炸得四分五裂，连同圆顶的碎片一起坠落下来，砸进了下面的坑口之中。

“好厉害的地狱火。”斯蒂芬森中士用胳膊肘支撑着身子轻轻地说。这个比喻并不是很糟糕。当第一次爆炸的闪光暗淡下来时，橘黄色的火焰开始在下面的坑口里燃烧起来，群山恢复了原先的幽暗。马丁开始向利雅得拍发提醒密码。

投下炸弹之后，唐・沃克就开始让战鹰转向，以135度的倾斜，边下降高度边寻找返回南方的航向。但由于这不是平原上空，而且他周围的群山全都高高地隆起，他不得不比平常飞得高一些，要不然就会有撞上山头的危险。

是离要塞最远的那个村庄进行了最佳的射击。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沃克倾斜着机翼还在他们的头顶上，正转向飞往南方，这时候两枚导弹发射出来了。它们不是苏制萨姆，而是伊拉克拥有的最佳的、法德联合研制的罗兰导弹。

第一枚发射得比较低，战鹰已经越过山梁超出了视线。这枚罗兰没能避开山梁。第二枚紧贴着山峰的岩石飞过去，在第二条山谷里追上了战鹰。当导弹击中他的飞机时，沃克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第二枚罗兰摧毁了他的右发动机，几乎把它撕裂下来了。

战鹰被抛向了空中，各种精美的系统失灵了，燃油系统燃起的火焰在机身后拖上了一条像彗星一样的尾巴。沃克试了一下操纵杆，曾经那么听话的操纵系统失去了反应。完了，他的飞机快要牺牲了，火灾警告灯全都亮了起来，起火燃烧的三十吨金属就要坠毁了。

“弹射，跳伞……”

在两把弹射椅跳出之前的一微秒时间里，座舱罩自动粉碎了。弹射椅升向夜空，转了几圈后稳定住。其感应器立即知道他们的位置太低了，因此马上切断了把飞行员固定在椅子上的绑带。这样，飞行员脱开了正在下落的金属座椅，降落伞也能张开了。

沃克以前从未跳过伞。休克的感觉使他一下子不知所措。幸好制造商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当金属椅子脱离下落后，降落伞猛地张开来了。沃克模模糊糊地发觉自己悬在漆黑的夜空之中，随着降落伞在他看不见的山谷上空摇摆着。

降落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们是从低空跳出飞机的。几秒钟之内，地面迎上来，触到沃克的脚。他被落地时的冲击力打翻在地，开始翻滚，双手拼命去摸降落伞，解开扣子。降落伞脱开了，被风吹向下面的山谷，而他则仰面躺在坚硬的草地上。他站了起来。

“蒂姆，”他叫道，“蒂姆，你没事吧？”

他开始沿着山谷往上跑，寻找另一顶降落伞，他肯定他们两人都降落在同一个地方。

他估计对了。两名机组人员都落在了目标以南的第二条山谷里。眺望北边的天空，他能够看到暗红色的火光。

三分钟后他被某个东西绊了一下，碰痛了膝盖。他还以为是一块石头，但在淡淡的光线下他看见那原来是一把弹射出来的椅子。是他的，还是蒂姆的？于是他去寻找。

沃克找到了他的火控员。小伙子刚才好端端地跳出了飞机，但导弹的爆炸毁坏了他的椅子的分离机构。他是带着椅子坠落到山坡上的，降落伞仍然在他的身下。坠落时的撞击力最终还是把身体与座椅撕开了，但任何人都无法承受那种冲击。

蒂姆・内桑森仰躺在山谷里，摔破了的四肢互相缠绕在了一起，他的脸上罩着头盔。沃克扯去头盔，摘下身份识别牌，转身离开微微发亮的山丘，开始奔跑起来，眼泪流满了他的脸颊。

他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了为止，然后找到山上的一条石缝并爬了进去。

要塞爆炸后两分钟，马丁就与利雅得联系上了。他先发过去一系列嘀嘀的提示声，然后是他的信息。这信息是：“现在巴拉巴斯，重复一遍，现在巴拉巴斯。”

三名特空团战士收起无线电，装进背包，把背包背到肩上，开始快速离开那里的山区。现在巡逻队肯定增加了，不是搜寻他们——伊拉克人一下子还不会明白为什么会炸得如此精确——而是搜寻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

斯蒂芬森中士测了一下起火燃烧的喷气飞机方位及其坠落的方向。假设在弹射跳伞以后它又往前冲了一段距离，如果机组人员仍活着，那么他们应该在这个方向的前方。特空团战士们抢在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乌贝蒂部落人的前头。卫兵们现在正从村子里蜂拥而出，朝山上跑去。

二十分钟后，麦克・马丁和其他两名特空团战士发现了战鹰火控员的尸体。对此他们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们继续前行。

又过了十分钟，他们听到身后传来轻武器连续射击发出的嗒嗒声。枪声持续了一段时间。乌贝蒂人也发现了那具尸体，盛怒之下，他们把弹匣内的子弹全都倾泻到了尸体身上。这也暴露了他们的位置。特空团小分队继续往前行进。

唐・沃克几乎没有感觉到斯蒂芬森中士架在他脖子上的刀锋。它如同一段丝线那样轻盈。但他抬起头来看见了站立在他面前的人。那人长得黝黑、瘦长、结实，右手握着一把手枪，枪口对准沃克的胸膛；而且身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山地师的一套上尉军服。然后那人开口说话了：“现在不是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吗？”

那天夜晚，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独自一人坐在沙特国防部大楼四楼他的套间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在那里度过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数时间他尽可能在外面视察部队，或者与作战参谋一起待在地下室里。但当他想一个人独处时，就来到这个宽大舒适的办公室。

那天夜晚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等待着。桌面上放着一部直通华盛顿的绝密红色电话。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一点差十分时，另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是一个英国口音。

“是的。我就是。”

“我有一条信息要向您报告，长官。”

“说吧。”

“这信息是：‘现在巴拉巴斯，长官。现在巴拉巴斯’。”

“谢谢你。”多国部队总司令说完就搁上了电话。那天凌晨四点整，地面战开始了。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归宿

那天夜晚的剩余时间里，英国特空团的三名战士一直在急行军。他们的行进速度把唐・沃克拉下了。美国飞行员虽然没有背包，而且形体也不错，但他还是累得直喘粗气。

有时候走着走着，他会跪倒在地上，觉得他再也迈不动步子了，即使现在死也比全身肌肉没完没了的疼痛要好。但每次他跪在地上不肯挪步时，总会感到一双强有力的手把他拉起来，还会听到斯蒂芬森中士在他的耳边用伦敦腔的英语说：“来吧，朋友，只有一小段路程了。看见那道山梁了吗？我们或许会在山梁的那一边休息一会儿。”

但他们一直没有休息。他们不是朝南走向哈姆利的山脚，因为麦克・马丁估计在那里会遇上共和国卫队的机动部队，于是他们朝东走向与伊朗接壤的高山地区。这一策略会使共和国卫队的乌贝蒂山民巡逻队追着他们屁股追赶。

刚过黎明，马丁回头去看山下。他看见六个乌贝蒂人，长得身材剽悍，正奋力登山追上来。当这些追兵到达第二个山顶时，发现一个猎物正背对着他们坐在地上。

这些部落人跑到岩石后面隐蔽起来，然后开火，把那个外国人的背部打得全是窟窿。尸体跌倒了。共和国卫队的六名巡逻兵边掩护边跑上去。

太晚了，他们看到那具尸体其实是一只背包，披上了一件迷彩军服，上面安放着沃克的飞行头盔。当他们站在“尸体”周围时，三支装上了消音器的赫克勒-科奇MP冲锋枪把他们扫倒在地。他们再也没能爬起来。

到了哈纳金镇的上方，马丁才命令休息，并发了一个电报给利雅得。斯蒂芬森和伊斯曼担任警戒，面朝着西方。如有追捕巡逻队，肯定会从那个方向过来。

马丁只是简单地报告利雅得，特空团现在剩下三名战士，还有一个美国飞行员与他们在一起。为防信息遭截听，他没有报出他们的方位。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在靠近边境的高山上，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石屋，应该是当地的牧羊人夏天到高山上放牧时使用的。安排好轮流放哨警戒之后，他们在那里等待四天的地面战过去。在遥远的南方，盟军的坦克部队和空中力量在九十小时的闪电战中击溃伊拉克陆军，开进了科威特。

在地面战的第一天，一名形单影只的军人从西部进入了伊拉克。他是沙叶雷・马特卡尔突击队的一名以色列人，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被选中执行这个任务。

一架配有长航距油箱并涂有约旦陆军标志的以色列直升机，从内格夫沙漠飞来后掠过约旦的沙漠，把那个人放在了鲁韦希德边境站南边的伊拉克境内。

直升机放下他之后，转身飞过约旦回到了以色列。

与马丁一样，这个军人也有一辆配置粗纹沙漠轮胎的旧摩托车。虽然看上去沾满尘土、破破烂烂、锈迹斑驳，但摩托车的发动机处于最佳状态，而且挂在后轮的两个驮袋里还装着副油箱。上司对他的安全考虑是极其严密的。

那军人驾着摩托车沿东向的公路行驶，于太阳下山时进入了巴格达。

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传播得似乎比电报还快，巴格达市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军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正在遭受重创。到了第一天的晚上，秘密警察部队就已经缩进了兵营里。

现在空袭轰炸已经停止了，因为多国部队的所有飞机需要在战场上空飞行。这样巴格达的市民可以自由活动，公开谈论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即将来临，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

这种论点将会持续一个星期，直至后来人们明白多国部队不会进来了，秘密警察对市民的管理才又加强了。

长途汽车总站挤满了士兵，大都穿着单衣单裤，因为他们已经在沙漠里甩掉了他们的军服。这些都是逃兵，躲过了布置在前线后防的宪兵行刑队。他们现在正以低价出售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换得一张返回家乡的车票。刚开始时，这些步枪还能每支卖三十五第纳尔；四天以后，价格跌至十七第纳尔。

这名以色列渗入者有一项工作，他在夜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摩萨德只知道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在八月份撤离时，留有三个可发给耶利哥信息的死信箱。后来，出于安全考虑，马丁已经放弃了其中两个，但第三个仍在使用。

那个以色列人在三个信筒里放进内容相同的信息，做上三个相应的粉笔记号，然后骑上摩托车又往西行，汇入到朝着那个方向蜂拥而去的难民潮中。

到达边境又花了他一天时间。他转下干线公路，朝南进入空旷的沙漠，越过国境进入约旦，找出他隐藏在那里的方位仪，发出了一个信号。嘀嘀作响的无线电信号当即被一架在内格夫上空盘旋着的以色列飞机接收到，于是那架直升机回到会面地点，把渗入者接回来了。

在那五十个小时里他没有睡过觉，吃得也很少，但他完成了任务并且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在地面战的第三天，爱迪丝・哈登堡回到温克勒银行的办公室里，感到既迷惑又愤怒。头天早上正要去上班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一口完美的德语并带有萨尔茨堡口音，他自我介绍是她母亲的邻居。他告诉她，她的母亲哈登堡太太因为踩上一块冰从楼梯上滑下来，伤得不轻。

她马上打电话给母亲，但对方一直忙音。最后她气急败坏地把电话打到了萨尔茨堡电话交换局，得到答复说那个电话一定是出了故障。

她又打电话给银行请了假，然后穿越冰雪驱车去萨尔茨堡，并于中饭前抵达。她的母亲显得健康平安，对她的出现感到惊奇。没有跌倒，没有受伤。更糟糕的是，一些无赖拉断了公寓外面她的电话线。

当爱迪丝・哈登堡回到维也纳时，再去上班已经太晚了。次日上午她走进办公室，发现副总裁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心情甚至比她还要沮丧。他批评她昨天没来上班，并板着脸听她解释。

不久，他把他自己的不幸经历也说了出来。昨天半晌午时，一个年轻人来到银行并坚持要见他。那客人解释说他姓阿齐兹，是一个巨额编号账户主人的儿子。这个阿拉伯人解释说，他父亲患病了，希望儿子来处理账户。

小阿齐兹出示了有关文件，以证明他是他父亲的授权代表，完全有权处理那个编号账户。格穆利希先生查验了授权文件是否有任何微小的疵瑕，但没能发现。他别无选择，只得照办。

年轻人再三说，他父亲要求关闭整个账户并把资金转移出去。而且，告诉你，哈登堡小姐，两天前刚刚有一笔三百万美元的资金打进那个账户，使得资金的总额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爱迪丝・哈登堡静静地听着格穆利希讲述他的悲惨故事，然后询问了那个客人的有关情况。是的，格穆利希先生答道，他的名字是叫卡里姆。现在经她提示，这位卡里姆确实一只手的小指上戴着一枚印章戒指，上面镶着一块粉红色的蛋白石，而且下巴上有一条疤痕。假如格穆利希先生没有因为怒气而牵扯了注意力，他本来应该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秘书从来不曾见过那个人，竟能如此准确地发问。

格穆利希承认说，他当然知道该账户的户主肯定是个阿拉伯人，但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人来自伊拉克，也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下班后，爱迪丝・哈登堡回到家，开始清扫她的小公寓。她擦洗了好几个小时。她扔掉两只纸箱，拿到一百码远的大垃圾桶里去。其中一只装着一些化妆品、香水、洗发露和沐浴液，另一只里面是各种女用内衣内裤。然后她回家继续清扫。

邻居们后来说，晚上她一直在播放音乐，播放到深夜——不是她通常喜欢的莫扎特和施特劳斯，而是威尔第的作品，尤其是《纳布科》的一些曲子。一个耳朵特别尖的邻居指明那部曲子是《奴隶合唱曲》，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着。

凌晨一两点钟，音乐声停止了。她从厨房里拿了两件东西驾车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在普拉特公园，一个正在牵狗散步的退休会计师发现了她。

她穿着她那件整洁的灰色花呢大衣，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个发髻，腿上穿着一双厚厚的长筒袜，脚上穿着一双平跟皮鞋。在一棵橡树的树枝上挂成了一个圆圈的那条晾衣绳没有背叛她的意愿，一把餐厅用凳子倒在一米开外的地方。

她死去时的模样相当安详，双手垂在两侧，脚尖指向地面。爱迪丝・哈登堡永远是一位酷爱整洁的女士。

二月二十八日是地面战的最后一天。在科威特西边的伊拉克沙漠里，伊拉克陆军从两侧受到围歼。在科威特市南边，八月二日趾高气扬地开进科威特的共和国卫队，已经有几个作战师不存在了。那一天，伊拉克占领军把能着火的一切东西全点上火，不能烧的东西尽可能砸烂，之后纷纷搭载卡车、大客车、面包车、小轿车和马车，组成一条长蛇般的车队向北方逃窜。

这个车队在穆塔拉山岭的公路上被捕捉到了。多国部队的战鹰、美洲虎、雄猫、大黄蜂、狂风、雷电、幻影和阿帕奇们，轮番向车队俯冲下来，把这些车炸成了碳化的残骸。由于首尾车辆先被毁，其余的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处在山岭中也无法向两边逃离。车队中的许多人死了，其余的投降了。到太阳下山时，第一支阿拉伯部队正在开进科威特去解放它。

那天晚上，麦克・马丁又与利雅得取得了联系，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报出了自己的方位，指明了附近的一片平展的牧地。

这几位特空团战士和沃克已经断粮了，现在融雪维持饮水，而且忍受着寒冷。他们不敢生火取暖，怕万一暴露他们的位置。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共和国卫队的山民巡逻兵也许还不知道，或者不加理会。

刚过黎明，美军第101空降师出借的两架长航程黑鹰直升机来接应他们了。他们刚刚经历过历史上最大的直升机攻击行动，从101师设在伊拉克境内五十英里处的基地里飞来。从沙特边境过来的路途实在太远了，即使从幼发拉底河边的基地出发，到靠近哈纳金的山区也是一段很长的航程。

为此，来了两架直升机，第二架载着更多的燃油，以便回程使用。

为安全起见，八架战鹰在上空盘旋，为直升机在草地上加油提供空中掩护。唐・沃克眯着眼睛看向天空。“嗨，他们是我的伙伴。”他喊道。

当两架黑鹰咔嗒咔嗒响着飞回去时，战鹰们一路护航，直至它们飞过南部国境。

在靠近沙特-伊拉克边境的尘土飞扬的沙地上——现在这里到处是败军丢弃的器械物品，他们互相道了别。一架黑鹰的螺旋桨扬起了沙尘，将把唐・沃克送往达兰，继之送到阿尔卡兹。一架英国的美洲豹停在旁边远处，它要把特空团小分队送回他们自己的秘密基地。

那天晚上，在英国苏塞克斯郡的一座舒适的房子里，特里・马丁博士这才获悉，自十月份起他的兄长实际上一直在什么地方，而现在麦克已经撤出伊拉克并安全到达了沙特阿拉伯。

马丁似乎有一种大病初愈的轻松感觉。秘情局让他搭车返回了伦敦，在那里，他恢复了在亚非学院的讲学生涯。

两天之后，即三月三日，在萨夫湾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型伊拉克机场，多国部队的司令员们与来自巴格达的两位将军在一个小帐篷里碰面，谈判投降事宜。

盟军方面的发言人员有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和卡利德・苏丹王子将军。坐在美国将军旁边的是英军司令彼得・德拉比利埃尔爵士中将。

这一天，西方的两位高级将领都相信，只有两名伊拉克将军来萨夫湾。但实际上有三名。

美国人的安全措施布置得极为严密，防止任何杀手企图进入双方将军们会面的那座帐篷。美军的整整一个师面朝外保卫着这个机场。

盟军的司令员们是坐一系列直升机从南方飞抵的。但伊拉克的谈判代表组不同，按照命令，他们驱车到达简易机场北边的一个交叉路口。在那里，他们下车转乘美军的装甲运兵车，走完去机场和那个帐篷的最后两英里路程。

将军代表团组带着译员进入谈判帐篷后十分钟，另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高级轿车正沿着巴士拉公路南下驶往那个交叉路口。路障的负责人是美军第七装甲旅的一名上尉，所有级别更高的军官都已经去了机场里面。这辆出乎意料的豪华轿车当即被拦下了。

轿车的后座里是第三位伊拉克将军，尽管只是一位准将。他携带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箱。他和他的司机都不会说英语，而上尉也不会说阿拉伯语。他正要用无线电请示机场时，一辆美军吉普车开过来停下了。司机是一名美军上校，身着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军服；旁边的旅客座上是另一名美军上校，佩戴着G2的徽章，属军事情报局。

两人都朝上尉晃了晃身份证。上尉查验并确认了证件，然后敬了一个军礼。

“没错，上尉。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家伙。”绿色贝雷帽上校说，“看来他轮胎瘪气耽搁了。”

“那个公文箱里，”军情局情报官指着伊拉克准将的那只手提箱说，“有我们的所有战俘的名单，包括失踪的飞行员。‘雷霆’诺曼要这份名单，现在就要。”那伊拉克军官正不知所措地站在自己的汽车旁边。

现在没有装甲运兵车了。绿色贝雷帽上校把伊拉克人推向吉普车。上尉被弄糊涂了，他一点也不知道还有第三个伊拉克将军。他只知道自己的部队最近上了一次“雷霆”诺曼的黑名单，因为他们声称攻占了萨夫湾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他可不想因为错拦了施瓦茨科普夫上将需要的名单，结果让他加深对第七装甲旅的成见。

吉普车朝着萨夫湾方向驶去了。上尉耸耸肩并示意伊拉克司机把轿车与所有其他汽车停在一起。

在通往简易机场的路上，吉普车经过了排列在两边、绵延一英里的美军坦克和装甲车。在这些装甲车队后，到包围着谈判地点的阿帕奇直升机警戒线之前，有一段路是空着的。

离开坦克车队后，那位情报官上校转向伊拉克人用阿拉伯语说话。

“在你的座位下，”他说，“别下车，快点穿上。”

伊拉克人穿着他自己国家的深绿色军装。他座椅下的那一套是淡黄色的沙特特种部队上校的军服。他很快换上了军裤、军装和贝雷帽。

就在阿帕奇们停成一圈的警戒线之前，吉普车转向沙漠，绕过简易机场朝南驶去了。在萨夫湾的另一边，汽车重新驶上了通往科威特的主要公路。

到处都是美军坦克，炮口朝外。它们的任务是禁止任何渗入者进来。指挥官在炮塔顶上注意到一辆美军吉普车从那个保护区里驶出来，车里坐着两名美军上校和一名沙特上校，于是他们没多加注意。

吉普车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科威特机场，这个机场已经面目全非了——内部许多东西被伊拉克人拿走了，上空笼罩着从酋长国各处正在起火燃烧的油田里飘过来的烟雾。路上之所以行驶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要避开发生过血战的穆塔拉山岭，汽车在科威特市西部的沙漠里绕了一个大圈子。

离机场还有五英里时，情报官上校从吉普车的杂物盒里取出一只便携式通讯器，输入了一组数字。一架孤独的飞机开始接近机场上空。

机场的临时控制塔是一辆挂车，里面安排的是美国人。正在飞来的是一架英国的HS-125飞机。不仅如此，它还是英军统帅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座机。肯定没错，因为所有标志和呼号都能对上。空中交通控制员同意它着陆。

那架HS-125没有滑行到已成为残骸的机场大楼前，而是停在了远处，在那里它与一辆美军吉普车会合了。机舱门打开，舷梯放下来，三个人登上了这架双引擎喷气飞机。

“格兰比一号要求起飞。”空中交通控制员听到了这个呼叫。他正在处理一队快要飞临的加拿大大力神运输机，机上载着供医院使用的药品。

“等一下，格兰比一号……请告诉我你们的飞行计划。”

他的意思是，你们要往哪里去？

“对不起，科威特控制塔。”说话声很脆也很准确，标准的英国皇家空军说话声。控制员以前听到过皇家空军的说话，都是这种口音。

“科威特控制塔，我们刚刚把一名沙特特种部队的上校带上了飞机。他病得不轻。他是卡利德王子手下的一名参谋长。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要求让他立即疏散出去，因此彼得爵士提供了他自己的座机。请清理跑道允准起飞。朋友。”

在这几句话里面，英国飞行员提到了一位将军、一位王子和一位贵族骑士。控制员是一名军士长，工作干得很不错，在美国空军中混得较好。要是他拒绝按一位将军的要求让一位英军司令飞机上的一位王子手下的一名沙特上校疏散出去，恐怕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格兰比一号，同意起飞。”他说。

HS-125从科威特升空了，但它不是飞向拥有中东地区最好医院之一的利雅得，而是把航向定在正西方，沿着王国的北线边境飞走了。

那架时刻保持着警惕的阿瓦克斯预警机见到了它并呼叫起来，询问它的目的地。这一次那英国口音解释说他们正飞往在塞浦路斯阿克罗蒂里的那个英国基地，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一位密友被一颗地雷炸成了重伤，他们要送他回去。阿瓦克斯的机长对此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该如何提出异议反对，难道把它击落吗？

十五分钟后，HS-125离开沙特领空进入了约旦国境。

坐在这架公务喷气机后舱里的那个伊拉克人对所有这些事一无所知，他只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高效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到西方付费人给他的最后一份信息时，他还是心存疑虑的，但细想了一下之后他同意了现在离开，省得以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必须自己想办法离开。那份信息里为他描述的计划，像梦一般地运转起来了。

穿着英国皇家空军热带军服的一名飞行员从飞行甲板走到后面来，用英语向美国情报官咕哝了几声。美国人笑了。

“欢迎你投奔自由，准将。”飞行员用阿拉伯语对客人说，“我们已经出了沙特领空。很快我们就会让你坐上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顺便说一下，我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他从衣服的胸袋里抽出一张纸给伊拉克人看。伊拉克准将欣喜地读着。这是一张汇总单：他在维也纳银行账户里的存款额现在已有一千多万美元了。

绿色贝雷帽军官伸手从储藏柜里取出几只玻璃杯和几个小瓶装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打开一瓶，给每一只杯子倒了些酒并把杯子递了过去。

“嗯，朋友，为你的退休和发财。”

他仰起脖子干杯，另一个美国人也喝了下去。于是伊拉克人笑着喝光了自己的酒。

“休息一下吧，”军情局上校用阿拉伯语说，“用不了一小时，我们就能到那里了。”

然后他们让他一个人留下了。他把头往椅背上一靠，思绪返回到使他发大财的这几个月时光。

他冒了极大的风险，但现在已经见效益了。他回想起那天他坐在总统府的会议室里，听到热依斯宣布伊拉克终于在关键时刻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这个消息真的使他感到极为震惊，后来他如实告诉美国人之后，所有通讯突然中断，他也一样震惊。

然后美国人突然又与他联络了，并坚持要求他找出该设备储存在什么地方。

对此他实在是一无所知，但是为了五百万美元的奖金，显然该是下赌注的大好时机了。后来，这事情要比他原先想象的来得容易。

那个不幸的核工程师萨拉・西迪基博士被从巴格达的街上抓来，并被指控泄露了那件设备的地点。他痛苦地分辩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时候，就不经意说出了库拜的位置以及废车场的伪装。那科学家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在轰炸前三天，而不是轰炸后两天受到审问的呢？

耶利哥的下一个震惊是获悉两名英国飞行员被击落。那是不可控的因素。他急需知道他们在接受任务时是否知道该情报的来源。

当得知他们除了知道那地方也许储存着炮弹，其余一概不知时，他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但他的轻松很短暂，因为热依斯坚持认为肯定有一个叛徒。从那时起，用铁链拴在体育馆下面牢房里的西迪基博士必须被快速解决掉，于是在博士的心脏注射进大量空气，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

对博士的审讯时间记录，已经及时地由轰炸前三天改为轰炸后两天。

但是最大的震惊是听说多国部队炸错了，那颗原子弹已被转移到了喀拉，也就是要塞。什么要塞？它在哪里？

核工程师临死前的一句不经意的评价，透露出伪装工程的王牌设计师是一个叫奥斯曼・巴德里的工程兵上校，但档案记录表明，那位年轻的军官是总统的狂热崇拜者。如何去改变他的信念呢？

答案就是捏造一个罪名逮捕并折磨死他敬爱的父亲。此后，在葬礼结束后，他们在汽车里会面时，幻想破灭的巴德里成了耶利哥手里的一块面团。

代号耶利哥，外号叫折磨者的人，感觉到周围世界一片安宁。一阵昏昏欲睡的麻木感传遍了全身，也许是因为过去的几天太紧张了。他想活动一下，但他的四肢不听使唤。两名美军上校正俯视着他，在用一种他听不懂但不也是英语的语言交谈着。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嘴里吐不出一个字。

HS-125飞机已经转向西南，飞过约旦的海岸线并且降到了一万英尺高度。在亚喀巴湾上空，绿色贝雷帽上校拉开了乘客舱门，顿时舱内充满了一阵空气的急流，尽管这架双引擎喷气机已经慢得差不多处于失速的状态。

两名上校把他拉起来。他没有抗议，软绵绵地任人摆布，试着想说些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在亚喀巴南边的蓝色海面的上空，伊拉克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离开飞机朝水面扑了下去。在碰到水面时他的身体将会四分五裂，余下的工作将由鲨鱼去做。

HS-125转向北方，重新进入以色列领空后，经过埃拉特上空，最后降落在斯迪多夫机场——特拉维夫北郊的军用机场。在那里，两名飞行员脱去了他们身上的英国军服，两名上校也脱下了他们的美军制服。所有四个人全都恢复了他们的以色列军服。那架公务喷气飞机的英国皇家空军标志被涂掉，再重新刷上原先的标志，还给了在塞浦路斯从事包机业务的一名沙燕。

来自维也纳的那笔巨款先是转入了巴林的卡努银行，继之转到了美国的另一家银行。其中一部分款又被转到了特拉维夫的哈波林银行，归还给以色列政府；那是在移交给中情局之前由以色列支付给耶利哥的那笔金额。其余八百多万美元则被打入另一账户，摩萨德称之为“娱乐基金”。

地面战结束后第五天，又有两架长航程的美军直升机回到了哈姆利的山谷里。

战鹰火控员蒂姆・内桑森中尉的尸体永远没能找到。伊拉克巡逻兵用冲锋枪把它打得支离破碎，余下的工作已经由豺狼、狐狸、乌鸦完成了。

时至今日，他的遗骨肯定是散落在那些寒冷的山谷里的某处，离他的先辈们曾遭受巴比伦洪水肆虐并为之哭泣过的地方不足一百英里。

他的父亲在华盛顿听到了这个噩耗，独自一人在乔治城的庄园里为他守夜，诵念经文和哀悼。

凯文・诺斯下士的尸体被找到了。当黑鹰们停在旁边时，英军战士们用手扒开那个乱石堆找到了下士。尸体被装进一只尸袋，先是空运到利雅得，继之由一架大力神运输机运回英国。

四月中旬，在英国赫里福德郊外的特空团总部营地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追悼会。

特空团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墓地接纳特空团死者。许多战士永眠在五十多个国家的战场上，他们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

有些人躺在利比亚的沙漠下面，他们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抗击德军元帅隆美尔时倒下的。其他人长眠在希腊的岛屿，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山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法国的孚日。他们分散躺卧在马来西亚、文莱、也门、马斯喀特和阿曼，在丛林里，在寒冷的荒野里，在福克兰群岛外围冰冷刺骨的南大西洋水域里。

如果尸体找到了，就会运回英国，但总是交给死者的家属去埋葬，墓碑上也决不会提及特空团，因为委派到特空团的战士是来自于其原先的部队的——步兵、伞兵、警卫兵等等。

只有一块纪念碑。在赫里福德的斯特林线的中心，竖着一座低矮粗壮的塔楼，外面包着木头，并漆成了单调的棕色。在其顶部有一只钟，所以这座建筑物被简称为钟楼。

钟楼底部是单调的铜板，上面蚀刻了特空团所有烈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牺牲的地方。

那年的四月份，铜板上新增了五个名字。其中一人被俘后又被伊拉克人枪杀，两个人是在试图返回沙特国境时发生交火战死的。第四个人在寒冷的天气中因多日雨水浸泡而冻死。第五个人是凯文・诺斯下士。

那天在雨中，特空团的几位前任首长也赶来了。约翰・辛普森，约翰尼・斯利姆子爵和彼得爵士，特种部队司令官JP洛瓦特准将和现任特空团指挥官布鲁斯・克雷格上校都来了。在场的还有麦克・马丁少校和几名战友。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自己家里，所以那些仍在特空团服役的军人可以佩戴鲜为人知的沙色贝雷帽，帽徽上是一把有翼的匕首和一句格言：“勇者必胜。”

仪式时间不长。官兵们看到布幔被拉到了旁边，显露出青铜板上新蚀刻的白色粗体的新名字。他们敬礼后就走回到各幢乱糟糟的营房里去了。

不久，麦克・马丁走向他在停车场里停放着的那辆朝上开门的小轿车，驶出卫兵把守的大门，转向赫里福德郡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在那里依然保留着一座小房子。

驾车时他回想起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在科威特的街道上和沙漠里；在头顶上方的空中；在巴格达的小巷里和集市里；以及在哈姆利的山区。因为他是一个隐蔽的人，他至少对一件事颇为高兴——那就是这些事谁也不会知道。

结束语

所有战争必须给人以教训。如果没有教训，那么这些仗就白打了，在战场上阵亡的战士也就白白牺牲了。

海湾战争留下了两个深刻的教训，如果列强们愿意倾听。

首先是世界上三十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疯狂举措，他们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互相转让百分之九十五的高科技武器及其生产技术，并把它们卖给了疯狂的、危险的和具有侵略野心的国家。

十年来，政治上的愚蠢，官僚主义的盲目和公司企业的唯利是图综合起来，致使伊拉克共和国的统治集团把自己武装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最终，部分摧毁那架战争机器所花的成本大大高于供货所得的收入。

为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当局有必要对面向某些政权的所有出口设立中央登记调控制度，对违反者处以重罚。这样，负责审批的专家就会根据订单或供货的设备型号和数量，知道对方是否在准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当前放任高科技武器的扩散极其危险，相比之下多年的冷战似乎成了一个和平和安定的时代。

第二个教训是关于情报的收集。冷战结束时，许多人希望情报可以安全地加以控制。但现实恰恰相反。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电子情报收集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西方各国政府相信，既然科学家们创造出了昂贵的奇迹，那么光是机器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人工的情报收集被降级了。

在海湾战争中，西方的技术侦察设备倾巢出动，竭尽了全力，部分是由于它们那昂贵的成本，人们认为它们是不会搞错的。

其实不然。把技术、创造、骗术和艰苦工作结合起来之后，伊拉克的大部分兵工厂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隐藏起来了，或者伪装得机器无法发现它们。

在海湾上空飞行的飞行员们具有巨大的勇气和娴熟的技术，但他们也常常被那些精巧设计的复制品和伪装术所蒙骗。

细菌战、毒气战或者核战没有打响的事实，如同滑铁卢战役的结果一样，仅仅是因为“最终多国部队领先了一步”。

这一切结束时，人们能明白一件事，在某些地方、某些任务中，地球上迄今仍没有任何设备可以替代最原始的情报收集工具：人类的眼球。

附录一  主要人物表

美国人

乔治・布什                                               总统

詹姆斯・贝克                                            国务卿

科林・鲍威尔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                         海湾战场联军总司令

查尔斯（查克）・霍纳中将                     海湾战场联军空军司令

巴斯特・格洛森准将                                 查克的副手

威廉・韦伯斯特                                         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局长

比尔・斯图尔特                                         中情局行动副局长

奇普・巴伯                                                  中情局中东处处长

哈里・辛克莱                                              中情局伦敦站站长

史蒂夫・特纳                                              美国空军战斗机中队指挥官

唐・沃克                                                      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蒂姆・内桑森                                               唐・沃克的火控员

兰迪・罗伯茨                                               唐・沃克的僚机飞行员

吉姆・亨利                                                   兰迪・罗伯茨的火控员

索尔・内桑森                                               银行家和慈善家

洛马克斯“老爸”                                         退休的核物理学家

英国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                                        首相  

约翰・梅杰                                                    继撒切尔之后的首相

彼得・德拉比利埃尔爵士，中将                海湾战场英军司令

柯林・麦考尔爵士                                        英国秘密情报局（秘情局）局长

史蒂夫・莱恩                                                秘情局中东处处长

西蒙・巴克斯曼                                            秘情局伊拉克科科长

朱利安・格雷                                                秘情局利雅得站站长

保罗・斯普鲁斯爵士                                    英国“美杜莎”委员会主席

布赖恩特博士                                             “美杜莎”委员会细菌学专家

莱因哈特博士                                             “美杜莎”委员会毒气专家 

约翰・希普韦尔博士                                     “美杜莎”委员会核专家

西恩・普鲁默                                                 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处长

特里・马丁博士                                             阿拉伯学专家，教授

斯图尔特・哈里斯                                         在巴格达的英国商人

菲利普・柯曾中校                                         皇家空军第608中队指挥官

洛夫蒂・威廉森少校                                     皇家空军第608中队飞行员

锡德・布莱尔上尉                                         威廉森的领航员

彼得・约翰斯上尉                                        皇家空军第608中队飞行员

尼基・泰恩上尉                                            约翰斯的领航员

JP洛瓦特准将                                           特种部队指挥官

布鲁斯・克雷格上校                                    第22特别空勤团（特空团）指挥官

麦克・马丁少校                                            特空团少校

斯帕基・洛少校                                            在卡夫吉的特空团军官

彼得・斯蒂芬森中士                                    特空团战士

本・伊斯曼下士                                             特空团战士

凯文・诺斯下士                                             特空团战士

伊拉克人

萨达姆・侯赛因                                              总统

伊扎特・易卜拉欣                                          副总统

侯赛因・卡米尔                                              萨达姆的女婿，工业与军工部部长

塔哈・拉马丹                                                  总理

萨多恩・哈马迪                                              副总理

塔里克・阿齐兹                                              外交部长

阿里・哈桑・马吉德                                          被占“科威特省”省长

萨蒂・图马・阿巴斯上将                                  共和国卫队司令

阿里・穆苏里上将                                          工程兵司令

阿卜杜拉・卡迪里上将                                  装甲兵司令

阿莫・萨蒂博士                                              侯赛因・卡米尔的副手

哈桑・拉曼尼准将                                          反间谍局局长

伊斯梅尔・乌贝蒂博士                                  国外情报局局长

奥马尔・卡蒂布准将                                      秘密警察局局长，外号“折磨者”

奥斯曼・巴德里上校                                      工程兵上校

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上校                      空军上校

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                              核项目负责人

萨拉・西迪基博士                                          核工程师

科威特人

卡利德・阿尔卡里法                                      上尉飞行员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                                  富商，抵抗运动赞助者

阿布福阿德上校                                          抵抗运动领导人

以色列人

伊扎克・沙米尔                                                总理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副外长

雅科夫（科比）・德洛尔将军                        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局长

沙米・格桑                                                        摩萨德战斗部主任

大卫・沙龙                                                        摩萨德伊拉克科科长

吉迪恩（吉迪）・巴齐莱                                 “约书亚”特工队队长

阿维・赫尔佐格，化名卡里姆・阿齐兹             “约书亚”特工队队员

奥地利人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                                         温克勒银行副总裁

爱迪丝・哈登堡                                                 格穆利希的女秘书

附录二  军事及情报专有名词

01．A三角：防空高射炮

02．J-星：美国空军E-8A电子侦察机

03．阿贝德：伊拉克火箭项目

04．阿帕奇：美军直升机

05．阿瓦克斯：美国空军E-3空中预警机，又称哨兵

06．爱国者：美军拦截导弹

07．奥特：为摩萨德服务的阿拉伯人

08．巴比伦：伊拉克超级大炮

09．贝尼卡尔布：卡尔布（狗）的儿子，指美国人（阿拉伯语）

10．贝尼纳吉：纳吉（智者）的儿子，指英国人（阿拉伯语）

11．波特：为摩萨德特工跑腿、干家务的以色列青年学生

12．超级美洲豹：直升机

13．大黄蜂：美国海军F-18战斗机

14．大力神：C-130运输机

15．大胖丑八怪：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又称同温层堡垒

16．大猩猩：由12架飞机组成的一个飞行编队

17．瞪羚：直升机

18．地狱火：美军激光导弹

19．飞毛腿：苏制导弹

20．复仇者：美军A-6攻击机

21．谷仓：盟军航拍照片初步筛选中心

22．鬼怪：美国空军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

23．哈姆：美军反雷达导弹

24．海盗：英国皇家空军反潜战斗机

25．黑洞：盟军联合图像制作中心，空袭作战计划中心

26．黑鸟：美国高空侦察机

27．黑鹰：美军直升机

28．雌鹿：苏制直升机

29．胡赛恩：伊拉克导弹

30．幻影：战斗机

31．基顿：刺刀（希伯来语）

32．加路特隆：加利福尼亚粒子加速器

33．卡查：摩萨德外勤特工

34．空军总部：盟军航拍照片译解中心

35．狂风：英国皇家空军战斗轰炸机

36．兰利：中央情报局所在地和代名词

37．雷电：美军A-10攻击机

38．猎隼：美国空军F-16战斗机

39．龙女：美国U-2侦察机

40．卢比扬卡：克格勃的所在地和代名词

41．掠夺者：美国空军电子战机

42．罗兰：地对空导弹

43．麻雀：美军空对空导弹

44．美洲虎：歼击机

45．米格：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一种战斗机系列

46．米兰：便携式反坦克导弹

47．徘徊者：美国海军EA-6B电子战机

48．奇努克：直升机

49．企业：英国秘密情报局代名词

50．青鸟：伊拉克火箭项目

51．入侵者：美国海军战机

52．萨姆：伊拉克地对空导弹

53．三角区：多国部队在海湾的布置区域

54．沙漠盾牌：多国部队阻止伊拉克军队南下入侵沙特阿拉伯的军事行动

55．沙漠风暴：多国部队解放科威特的战役

56．沙燕：愿为摩萨德提供服务的世界各地犹太人

57．胜利者：英国皇家空军加油机

58．世纪大厦：英国秘密情报局办公大楼和代名词

59．曙光：美国高空侦察机

60．苏霍伊：苏联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一种战斗机系列

61．体育馆：伊拉克秘密警察局审讯中心

62．天鹰：科威特空军的一种战斗机

63．挑战者：英军主战坦克

64．同温层堡垒：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外号“大胖丑八怪”

65．土豚：美军F-111战斗轰炸机

66．响尾蛇：美军空对空导弹

67．小羚羊：直升机

68．雄猫：美国海军F-14战斗机

69．迅雷：盟军空袭伊拉克的作战计划

70．亚布拉姆斯：美军主战坦克

71．要塞：巴比伦大炮的隐藏地，在哈姆利山区的喀拉

72．野鼬鼠：美军F-4G战斗轰炸机

73．银河：C-5运输机

74．鹰眼：美国海军E-2预警机

75．运输星：美军C-141运输机

76．战斧：美军巡航导弹

77．战鹰：美国空军F-15战斗轰炸机

78．支点：苏制米格29战斗机

[1]杰拉尔德的爱称。

[2]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沿岸，是肯尼迪航天中心和空军基地的所在地。

[3]埃米尔是伊斯兰国家对统治者的称号。

[4]译注：《圣经》记载，约书亚攻破耶利哥城并屠杀耶利哥人。

[5]深喉是美国历史上1972年“水门事件”中，向《华盛顿邮报》透露幕后信息的秘密线人的代号。其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直至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承认他就是深喉。当时《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接到一个线人透露的信息，一起撰写系列文章报道了这一事件。这个绰号来自当时正在上映的一部情色电影《深喉》。

[6]诺克斯堡，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郊外，是美国陆军装甲兵司令部和美联储金库的所在地。

[7]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阿富汗人 / (英) 福赛斯 (Forsyth, F.) 著;

舒云亮译.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3. 8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477-0976-4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舒…

Ⅲ.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6117号

THE AFGHAN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 © 2006 BY FREDRICK FORS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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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字：01-2013-4745号

间谍课：阿富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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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版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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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 黄貂鱼

第二部 勇 士

第三部 撬 棍

第四部 旅 程

尾 声

附 录 主要人物表

第一部

黄貂鱼

1

假如那位年轻的塔利班保镖知道打手机会让自己丢了小命，那他就不会打了。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打了手机，所以他死了。

二○○五年七月七日，四名炸弹袭击者把他们的帆布背包留在了伦敦市中心。有五十二个上下班的市民在这场袭击中丧生，七百人受伤，其中至少一百人终身致残。

这四名恐怖分子中有三个是在英国出生、长大的，但他们的父母都是巴基斯坦的移民。第四个人在牙买加出生，后来入籍英国，并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他和另一个人还不满二十岁，还有一个二十二岁，组长三十岁。四人都在英国本土的激进清真寺中接受过激进的说教，或被极端主义洗脑，成了激进分子。

爆炸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警方就已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追踪到了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附近他们各自的居所。四人都操着带有约克郡口音的英语；组长是一位专业技能教师，名叫穆罕默德・西迪克汗。

在对他们的住所和财物进行搜查时，英国警方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并决定不予公开。四张发票显示，两名年长者中的一人曾经购买过即买即用的一次性手机，这种手机有三个频段，可在全球各地使用。每部手机还附有一张预付二十英镑话费的SIM卡。手机都是用现金购买的，现在都已经不见了。但警方追查到了手机的号码，并对其发出了红色警报，以防止它们再次使用。

警方的调查还发现，西迪克汗与其在小组里的密友——一个名叫什哈扎德・塔维尔的年轻的旁遮普人[1]——曾在去年十一月去过巴基斯坦，并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他们在那里见过什么人警方目前还不清楚，但在爆炸之后的几个星期，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由西迪克汗制作的关于他计划自杀式袭击的挑衅视频，该视频显然是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逗留期间制作的。

直到二○○六年下半年才搞清楚，其中一名炸弹袭击者将一部这种无法追踪的手机送给了他的领导——一位“基地”组织的教官。英国警方现已确认，如果没有外界的指导，那几个人是制造不出炸弹的。

不管这个“基地”组织的教官是谁，他似乎又把这部手机作为礼物敬献给了奥萨马・本・拉登核心组织的一名高层成员。此时本・拉登正匿身于白沙瓦以西，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延展的南瓦济里斯坦[2]荒凉群山间。这部手机应该只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启用——“基地”组织的所有指挥官都对手机的使用很小心，但这位献礼的教官当时不可能知道，那个英国的狂热分子居然会愚蠢到把发票留在了英国利兹市居所的书桌里。

本・拉登的核心组织共有四个部门，分别负责行动、财务、宣传和教义。各部门都有一个首领，这四个首领只有本・拉登和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才可以领导他们。二○○六年九月的时候，整个“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是扎瓦希里的埃及同胞——塔菲克・库瓦。

九月十五日那天，塔菲克・库瓦经重重身份伪装，刚刚从山区之外的据点巡游回来，正潜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内，等待一位向导的到来。那个人会带他去瓦济里山区，参见酋长本人。

为保证库瓦在白沙瓦短暂逗留期间的安全，“基地”组织已为他指派了塔利班在当地的四名狂热分子。他们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们生长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那里的部落错综复杂，是连政府都管理不了的边境地区。从国籍上说，他们是巴基斯坦人，但从部族角度来说，他们是瓦济里人。他们讲普什图语而非乌尔都语，而且他们也只效忠于普什图人——瓦济里是普什图的一个分支。

这四个警卫员从小都是在思想极端的伊斯兰教学院里长大，属于坚定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这是伊斯兰教中最清苦、最严厉的教派。除了背诵经文，他们别无其他知识和技能，因此，就像其他几百万从此类宗教学院里毕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但对于部族首领布置下来的工作，他们会拼死去完成。那年九月，他们受命去保护那位操尼罗河阿拉伯语、但也能说一些普什图语的中年埃及人塔菲克・库瓦。四名年轻的保镖中有一个人名叫阿卜德拉希。他骄傲和欢乐的源泉，是他拥有一部手机。不幸的是，手机没电了，因为他忘了充电。

时间已是午后，这时候出门去当地的清真寺做祷告太危险了。库瓦已经在顶楼的公寓里与警卫员们一起做了祈祷，然后吃了一点点食物便去休息了。

阿卜德拉希的兄弟居住在几百公里以西同样是原教旨主义[3]的城市基达，而他们的母亲病了。他想问候母亲，所以取出手机想打。不管他要说什么，都是要紧的，就像全世界五大洲每天通过太空进行的几万亿次通话一样。但这部手机没法通话了。他的一位同伴指了一下手机屏幕上的电量显示，解释说要充电了。这时，阿卜德拉希看到了那位埃及人放在客厅手提箱上面的那部备用手机。

那部手机充足了电。他想了想，觉得没什么不妥，于是便拿起来拨打了他兄弟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从遥远的基达传来有节奏的振铃声。在巴基斯坦反恐中心设在伊斯兰堡的一个地下监听站里，一只小小的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在当地居民眼中，汉普郡是英格兰最美的郡。它位于南部海岸，面临英吉利海峡，拥有大型商港南安普顿以及军港朴次茅斯。它的行政中心是历史名城温切斯特，市内坐落着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大教堂。

在汉普郡中心，远离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的乡间，是静谧的梅恩河谷地。蜿蜒流淌的河流两岸分布着足可上溯到撒克逊时代[4]的小村庄。

河谷地带唯一的一条A级公路自南而北穿行而过，其余的则是由林木、树篱和牧场隔出来的蜿蜒小路结成的路网。这里曾是农牧地区，田地的面积要么在十英亩以下，要么在五百英亩以上。许多农舍都是用古老的木梁和砖瓦盖起来的，其间穿插着一片片高大漂亮的古代建筑。

有一个人正站在这样的一座谷仓屋顶上，俯瞰整个梅恩河谷，以及相距只有一英里的梅恩斯托克村。此刻，在相隔几个时区的东方，塔利班保镖阿卜德拉希正在拨打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通电话；而屋顶上的这个人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继续小心地搬移那些几百年前就已经铺上去的瓦片。

他本该雇用一组专业的房屋翻修工人。他们会围着整座谷仓搭起脚手架，这样就能更快、更安全地完成这项工作，但费用要高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屋顶上拿着羊角锤的这个人当过兵，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活后刚刚退伍。他已经花去了大部分的退伍金来购买他的梦想：最终在乡间拥有一个可以叫作家的地方——这座谷仓和旁边的十英亩土地，还有一条土路，能连接附近的小径继而通到村里去。

但军人并不是全都善于理财。对于把这座中世纪的谷仓改造成一幢乡间别墅和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专业房屋修建公司报出来的价格使他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他决定无论花多长时间，他都要自己动手翻修改造。

他凝视着这片田园牧歌般的土地，脑海里飞快地盘算着。屋顶已修复成早先的防漏形式，保留着原先十分之九的完整瓦片，其余十分之一是从旧房建材销售处购来的；小梁上的椽子依然完好，如同当初从橡树上砍下来时一般，但格条木必须拆下来，换上现在好用的房顶油毛毡。

他想象着他即将在脚下尘土飞扬的地方打造出客厅、厨房、书房和门厅。他知道需要由专业人员来铺设电路和管道，不过他已经报名参加在南安普顿技术学院的夜校培训班，学习泥工、木工和漆工等课程。

有一天，这里将会有一座铺有石板的庭院和一个花园；那条土路将变成一条砾石车道；羊群将会在昔日的果园里吃草。每天晚上他在围场的帐篷里宿营时，将能享受着夏日的热风以及青草、泥土的芳香。他估算了一下工程进度和开支状况，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勤劳，是可以凭借他那不多的预算生活下去的。

他现年四十四岁，橄榄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身体精瘦，肌肉发达。他已经经历得太多了：太多的沙漠丛林，太多的烈日酷暑，太多的蚊叮虫咬，太多严寒刺骨、令人战栗的夜晚，太多难吃的垃圾食品和四肢的僵硬酸痛。从现在起，他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养一条拉布拉多或两条罗素梗犬，或许还可以找个女人和自己共度余生。

屋顶上的那个人又搬动了十二块瓦片，留下十块完整的，把破碎的两片扔了下去。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那只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许多人认为手机使用预付的充值SIM卡，以后就不会产生话费的结算事宜了。对手机和SIM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来说确实如此，但对服务商来说则不然。除非手机是在购机地点的周边范围内拨打使用，否则还是会有账目需要结算的，但这些账目只需在通讯公司之间进行结算，而且是由电脑完成的。

当阿卜德拉希的电话被他在基达的兄弟接听时，他就在使用设在白沙瓦的无线电发射塔了。这座发射塔属于巴基斯坦电信公司。所以该公司的电脑开始探寻这部手机在英国的供应商，也就是用电子信号发话：“你的一位客户在使用我的时间和信道，因此你欠费于我。”

多年来，巴基斯坦反恐中心一直都要求巴基斯坦电信公司和它的一家对手公司把所有拨打和接听的电话都转发给反恐中心监听站。而且在英国的提示下，反恐中心已经在他们的窃听电脑里安装了英国的软件，其程序可以截取某些特定号码。其中的一个号码突然被激活了。

一个能说普什图语的年轻的巴基斯坦陆军中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上级军官来接听了。那位少校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在说什么？”

中士听了听，回答说：“有关发话人母亲的一些事情。他好像是在和他的兄弟通话。”

“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又核查了一下。“白沙瓦发射台。”

无须多说。整个通话将被自动录音，以供今后分析研究。眼下要做的是确认发话人的地点。当天值班的这位反恐中心少校深知，仅靠一次短暂的通话是无法确定发话地点的。这个傻瓜总不会在线聊很久吧？

在地下室上层他的办公桌上，少校按了三个按钮。通过快速拨号，反恐中心白沙瓦监控站主任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多年前，早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世贸中心遭袭，即现在众所周知的九一一事件之前，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部门，简称ISI，从军队接纳了许多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在与塔利班及其客人“基地”组织的斗争中变得相当不可靠。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美国的强烈“忠告”，清理门户。一种方式是通过持续的工作调动把极端激进的官员从情报部门清退回军队；另一种方式则是在ISI中创建精英的反恐中心，配之以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瓜葛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前装甲兵指挥官阿布杜尔・拉扎克上校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白沙瓦反恐中心的负责人，下午两点半，他接听了这个电话。

他认真倾听着他的同事从首都伊斯兰堡的来电，然后问道：“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大概三分钟。”

拉扎克上校的运气很好。他的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电信发射塔只相距八百码，通常定位测向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是半径一千码，他正好处在此范围之内。他叫上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匆匆跑上办公楼的天台，开始用定位测向仪扫描整个城市，以便把那个信号源锁定在一个更精确的范围之内。

在首都伊斯兰堡，那位负责监听的中士向他的上级军官报告：“通话结束了。”

“该死，”少校咒骂了一声，“三分四十四秒。恐怕无能为力了。”

“但他似乎没有关机。”中士说。

在白沙瓦老市区的一套顶楼公寓里，阿卜德拉希犯下了他的第二个错误。听到那个埃及人从房间里出来的声音，他仓促地结束了与兄弟的通话，把手机塞进了旁边的一个坐垫底下。但他忘了关机。在半英里之外，拉扎克上校的定位测向仪把范围越缩越小。

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巴基斯坦开展着一些大行动，原因很明显，巴基斯坦是当前与恐怖活动作战的一个主战场。而西方盟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大优势便在于，英美两大情报机关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开始通力合作了。

当然，这两个情报机关之间也有些嫌隙，尤其是一九五一年的英国特工人员菲尔比、布基斯和麦克莱姆的叛逃事件之后。但随后，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也有一帮叛徒在为莫斯科工作，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间的互相指责停止了。一九九一年，冷战的结束使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作出了愚蠢的推测，他们认为和平终于来临，并将永驻。其实，新冷战正在孕育，它悄悄地隐藏在伊斯兰深处，正经历着降生前的阵痛。

“九一一”以后，两个情报机关再也没有竞争了，甚至连传统的讨价还价也结束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为，如果我们有，你们的人最好也能分享，反之亦然。于是工作方向转为共同努力从外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但什么也比不上英语国家情报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

美英两国驻白沙瓦的情报负责人，拉扎克上校都认识。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布里安・奥多德更亲近些，而且这部捣蛋的手机也首先是在英国发现的。所以他从屋顶上走下来后，先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奥多德。

这时候，库瓦先生去了洗手间。阿卜德拉希把手伸进坐垫底下取出手机，放回公文箱上。他发现手机还开着，立刻怀着负罪感赶紧关了机。不过，他担心的是电池耗电，而不是遭截听。不管怎么说，他迟了八秒钟，定位仪已经测定了方位。

“你说你找到它了？这话什么意思？”奥多德问。他觉得今天突然变成了圣诞节，而且还有各种生日、节日都一拥而来。

“毫无疑问，布里安。这次通话来源于老市区内一栋五层住宅楼的顶楼公寓。我的两名便衣人员正赶赴那里去侦察，以便制定突袭方案。”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现在天刚黑。我想在凌晨三点发起行动，但风险很大。他们也许会从笼子里逃走……”

拉扎克上校曾在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参加过为期一年的为英联邦国家军官举办的培训班，他对自己所掌握的英语谚语沾沾自喜。

“我可以过来吗？”

“你想来吗？”

“教皇是天主教的吗？”爱尔兰人奥多德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那还用说吗？

拉扎克开怀大笑。他乐于接受这种善意的玩笑。

“作为真主的信徒，我可不知道。”他说，“好吧，六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但要穿便服。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便服。”

他的意思是不但不能穿制服，而且也不能穿西装。在白沙瓦老城区，尤其是在基沙卡瓦尼集市，只有宽松的裤子和长衫才不致引人注意，山区部族的长袍和头巾也可以。奥多德也应该这样着装。

将近六点时，这位英国特工驾着他的附有黑色玻璃贴膜的黑色“丰田”陆地巡洋舰准时赶到。一辆英国的“陆虎”也许更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但丰田颇为当地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所喜爱，而且也不会引人注意。他还买了一瓶芝华士，这是阿布杜尔・拉扎克最喜爱的烈酒。奥多德曾经就偏好苏格兰烈酒的口味而责备过他的巴基斯坦朋友。

拉扎克是这么回答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穆斯林良民，但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不碰猪肉，但并不反对跳舞和抽烟。禁止这些的是塔利班的狂热分子，我是不赞同的。至于葡萄酒和麦芽酒，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5]就已经广泛饮用了。如果有一天到了天堂，有哪个职位比你高的人为此而责备我，那么我会乞求仁慈的真主宽恕。现在，请给我满上。”

一位装甲兵部队的军官会变成这么优秀的警察，也许是有点奇怪，但阿布杜尔・拉扎克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三十六岁，受过教育，已婚，有两个孩子。他喜欢横向思考，还喜欢在面对敌人时运用如眼镜蛇一般冷静和狡猾的战术，不欣赏横冲直撞的大象。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想通过激烈的交火拿下那座住宅楼的顶层公寓。因此，他选择悄无声息地摸过去。

白沙瓦是一座古城，其历史最悠久的部分就是基沙卡瓦尼集市。数百年来，长途商旅的驼队经大道通向高耸入云、令人胆怯的开伯尔山口，继而进入阿富汗之前，总要在这里稍事休息，休整人员和骆驼。与所有著名的集市一样，基沙卡瓦尼总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基本需求——毯子、披肩、地毯、黄铜制品、紫铜碗盆、食品和饮料，应有尽有。如今，这个集市依然如此。

这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地区。一双老练的眼睛能够根据头巾分辨出阿夫里迪人、瓦济里人和附近的巴基斯坦人，还有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戴齐塔拉尔帽子的北方人，以及戴防冻皮帽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在迷宫般的街道小巷里遍布着各种商铺和摊贩，有钟表集市、篮筐市场、货币兑换市场、花鸟市场，还有说书人的卖艺场。在帝国时代，英国人曾把白沙瓦称为“中亚的皮卡迪里”。

定位仪测定，手机通话源所在的那套公寓，就是在老集市的一栋又高又窄、有着繁复雕刻花纹的阳台和百叶窗的楼房里。这栋楼共有五层，一层是一个地毯仓库。仓库前面的巷子只容得下一辆小汽车通行。由于夏季炎热，为了使住户们晚上能够吹到一丝凉风，所有这些房屋都建成平顶式，并开辟了从下面的巷子里直通到楼顶的外置楼梯。拉扎克上校率领一支追捕队悄然靠近目标。

他派出四名身着部族服装的特警，来到与目标相隔四栋楼房的一座建筑的屋顶。接着，他们静静地从一座楼顶走向另一座楼顶，直至到达最后的目标建筑，然后等待着信号。上校带着六名特警从街面踏上了楼梯。他们的衣袍里都藏着自动手枪，除了那位侦察兵——一个肌肉发达的旁遮普邦人，手里提着一把大铁锤。

他们在楼梯口一字排开后，上校朝侦察兵点了点头。侦察兵挥起铁锤，一下就砸破了门锁。房门朝内洞开，缉捕队冲了进去。同时，屋顶上出动了三个人从楼梯上跑下来，剩下一个人留在屋顶，防止有人逃走。

当布里安・奥多德后来试图回忆这次行动时，他觉得一切都发生得无比迅速，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房间里的人感觉也是如此。

缉捕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有可能里面是一支小部队，也有可能是一家人在喝茶。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套公寓的套型和布局。在伦敦或纽约也许会找到建筑图纸的存档，但基沙卡瓦尼集市不会有。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个被通缉的手机从这里打出了一个电话。

实际上，他们发现有四个年轻人在看电视。在起先的两秒钟里，他们还以为袭击的也许是一个正常、无辜的家庭。不过，随后他们很快发现眼前的四个年轻人都蓄着大胡子，都是山地人。其中一个作出了快速反应，把手伸进衣袍里去掏枪。他叫阿卜德拉希，但他马上就死了——从“赫克勒和科赫”MP5型冲锋枪里射出来四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其余三个人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按倒在地，被制服了。拉扎克上校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有可能，尽量抓活的。

从卧室里传来一记破碎声，宣告有第五个人存在。那位旁遮普邦人已经扔掉了锤子，但他的肩膀就够用了。在他的猛烈撞击下，卧室门倒了下来，两名反恐中心的特警冲了进去，后面跟着拉扎克上校。在房间的中央，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年埃及人，眼睛因惊恐和愤恨而瞪得又大又圆，正弯腰想把刚才他狠摔在地砖上的笔记本电脑收拾起来。

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于是转身跑向了敞开的窗户。拉扎克上校大叫一声：“抓住他!”但是巴基斯坦缉捕队没能成功。因为天气炎热，那个埃及人光着上身，又因为出汗，他的身体滑溜溜的。他在栏杆前甚至都没有片刻犹豫，纵身跳了下去，落在四十英尺下的鹅卵石路面上。不出几秒钟，过路人就围住了他，这位“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只“咯咯”咕哝了两声就死了。

这栋楼房和街巷已经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拉扎克上校打手机招来了停在四个街区之外的一辆车窗拉得严严实实的大客车，那是他事先安排好的。车里满载着五十名身着军装的士兵。他们沿着巷子跑过来维持秩序，把整栋楼房隔离起来。拉扎克上校将会及时走访每一个邻居，当然，首先就是房东，一楼的那个地毯商。

街上的尸体已由士兵们围了起来，还盖上了一条毯子。担架很快就会到，尸体将被运到白沙瓦总医院的停尸房。谁也不知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宁愿死也不想被抓住，送往设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受审。

拉扎克上校从阳台上转过身来。三名俘虏已被戴上了手铐和头罩。必须派一支部队把他们押送着离开这里。这里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地盘，这个街区的部族群众不会站到他这边的。在送走俘虏和尸体之后，他将会留下来彻底搜查这套公寓，仔细寻找关于持有遭通缉手机的那个人的一切线索。

在袭击开始前，布里安・奥多德按要求留在楼梯口。现在他站在卧室里拿着那台被摔坏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他们两人都知道这肯定是最大的收获。所有的护照、手机、任何看上去丝毫不重要的纸片，都将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做全面的分析；犯人和邻居也要接受详尽的审问，以获取任何有用的情报。但首先是这台笔记本电脑。

假如那个死去的埃及人认为砸碎笔记本电脑的外壳就能破坏里面的内容，那么他也未免太乐观了。即使想删除电脑里的文件也是徒劳的。英美都有一群电脑天才，他们将会不遗余力地取出硬盘，剥离无关信息，挑出电脑曾经记录过的每一个有用的字符。

“不管他是谁，死了总是怪可惜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奥多德说。

拉扎克咕哝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拖上几天，这个人很可能会消失。如果总是在这座房子周围探头探脑地监视，那么他的特工将会被发现，鸟儿就会飞走。所以他采取了果断的突袭行动，假如再有五秒钟时间，他就能给这个自杀者戴上手铐了。他打算向公众发布一份声明：一个不知名的罪犯在拒捕时坠楼身亡。确认该尸体身份的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如果的确是“基地”组织的一名高官，那么美国人将会载歌载舞地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以宣告这个胜利成果。但是，他现在还不清楚塔菲克・库瓦的职位到底有多高。

“你在这里一时还脱不开身吧，”奥多德说，“我帮你把这台笔记本电脑安全地带回到你们的总部去如何？”

幸好阿布杜尔・拉扎克具备一些奇特的幽默感。在他的工作中，幽默是下台阶的梯级。在情报界这种秘密工作中，只有幽默能使人保持明智。他喜欢“安全”这个词。

“太好了，”他说，“我派四个人送你上车，只是以防万一。事情全部结束后，我们可要一起分享今晚你送来的那瓶宝贝。”

在四名巴基斯坦战士的簇拥下，这位秘情局特工怀抱着珍贵的物品，回到了他那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上。他所需的设备都已经放在了汽车的后部；刚才保护着车和设备的是他的司机——一位忠心耿耿的锡克族人。

他们行驶到了白沙瓦郊外的一个地点，在那里，奥多德把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联上了他自己那台更大、功率更强的东芝笔记本上，由此通过电子空间连通了英格兰科茨沃尔德山区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

奥多德知道该如何操作，但作为一个电子技术的外行，他还是对这种技术的神奇魔力感到眩晕。在几秒钟之内，几千英里之外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已经获得了这台东芝电脑里的所有硬盘资料。它掏空了电脑的内脏，就像蜘蛛一口气把一只捕获的苍蝇肉汁吸干一样迅速高效。

然后英国情报站站长驱车将这台笔记本电脑送回反恐中心总部，安全地交到了巴方警官手中。在他抵达反恐中心大楼之前，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已经与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共享了这些珍贵的资料。此时是白沙瓦的深夜，科茨沃尔德的黄昏，马里兰的下午三点。不过这算不了什么，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大楼里是没有灿烂阳光的，那里的工作不分昼夜。

这两个情报机构都设在乡间，而且都在通过一根根电线杆对所有的通话进行无遗漏的监听。人类每天用五百多种语言和一千多种方言所进行的几万亿次电话通讯，都被窃听、采集、筛选、分类、排除或截留，如果引起了特工的兴趣，它们就会被分析、研究和追踪。

而这些仅仅是个开始。两个情报机关每天要对几百份电子信号进行编码和扰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专业部门，负责探测和揭露电子空间的犯罪。当地球转过了又一个昼夜，这两个机构开始破解库瓦试图销毁的秘密文件。专家们找到了被删除的文件，并将其恢复原貌。

这个挖掘的过程好比熟练的油画修复师的工作。在小心擦洗之后，外面的污垢或者后来的涂层会从画布上消失，从而揭示出下面隐藏着的内容。库瓦先生自认为已经删除或覆盖了的一个又一个文件，开始从东芝笔记本上显露出来了。

其实在与拉扎克上校一起参加缉捕行动之前，布里安・奥多德就已经报告了他的上司——英国驻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这位英国高级特工也已经通知了他的“兄弟”——美国中情局情报站站长。现在，两名西方情报机构的代表都在急切地等待着消息。在白沙瓦，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拉扎克上校带着好几袋珍贵的战利品，在午夜时分从基沙卡瓦尼集市返回总部。三名被生擒的保镖已被关进了办公楼地下室的牢房里。他肯定不会把他们送进普通的监狱，因为在那里，越狱或是在他人帮助下自杀几乎是家常便饭。伊斯兰堡现在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无疑正在与美国使馆和中情局驻巴情报站讨价还价。上校认为他们将会被押解到阿富汗巴格拉姆去接受长达几个月的审讯，但他怀疑，这三个家伙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保护的人到底是谁。

在英国利兹购买的那部引发事端的手机已被找到，并得以确认。案情正在慢慢地清晰起来，愚蠢的阿卜德拉希只是未经许可借用了一下。他现在躺在停尸间的一块石板上，胸部吃了四颗子弹，但面部仍完好无损；隔壁屋子的埃及人则已经面目全非，但市里最好的整容外科专家正在设法把他的外貌复原。专家完成手术之后，给尸体拍了一张照片。一小时后，拉扎克上校兴奋难抑地给奥多德打了一个电话。

与其他所有反恐机构一样，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巴基斯坦的反恐中心也有一个庞大的疑犯照片图库。

虽然巴基斯坦与埃及相距遥远，但这算不了什么。“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来自至少四十个国家和八十个部族，而且他们还在不断流动。拉扎克把自己的计算机接到办公室的等离子大屏幕上，整晚都在播放图库里的各个面孔，终于，他想起了一张脸。

从缴获的十一本伪造得几可乱真的护照上，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个埃及人一直在旅行，为此他显然已经改变了面容。然而这张普通的面孔——这张在西方银行会议室也毫不嫌突兀的面孔，它的主人为了自己扭曲的信仰而憎恨所有持异见的人——似乎与躺在大理石板上的那个摔碎了脑袋的家伙有几分相像。

他打电话过去时，奥多德正与美国中情局驻白沙瓦的代表一起吃早餐。两个人放下还没来得及吃的煎蛋，匆匆赶赴反恐中心总部。他们也凝视着这张脸，并把它与在停尸间里拍摄的照片作了对比。如果这是真的……他们现在都急着想做一件事——向他们的总部报告这个惊人的发现：躺在停尸房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基地”组织财务总管塔菲克・库瓦本人。

中午，巴基斯坦陆军的一架直升机飞过来，把所有的人和物品全带走了：戴着镣铐和头罩的三名俘虏，两具尸体，以及从那套公寓里收集到的几箱证据。首都伊斯兰堡方面对他们深表谢意，但白沙瓦只是一个分部，案件的重心正在快速地转移。事实上，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马里兰州。

事后来看现在我们称之为“九一一”的灾难，有一件事十分清楚，而且谁也无法予以否认。那就是，关于某种威胁正在酝酿的情报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不是包装精美的大礼包，而是零零星星的片断。在美国，十九个情报收集机构或执法机构中，有七八个都获得了散碎的情报。但他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过。

自从“九一一”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重大改组。现在有六个主管，任何情况都必须在初始阶段就向他们汇报。其中四位是政治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另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监管国土安全部和十九个情报机关；以及负责其中首要情报机关的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

中情局依然是负责国外情报收集的机关，但中情局局长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统天下了。每个人都要向上面汇报。有三条口号：核对，核对，再核对。在众多主要的情报机构中，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郊外的国家安全局就人员和预算资金来说，规模最大，也最隐秘。它与公众和媒体断绝了一切联络。它在黑暗中工作，倾听、破解、翻译和分析一切信息。但有些窃听到的、录到的、下载的、翻译过来的和研究出来的内容无法破解，所以还要请求局外的专家委员会予以协助。这些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个就是古兰经委员会。

当来自白沙瓦的珍贵信息以电子或实物形式到达时，其他情报机关也开始了工作。确定死者身份至关重要，这个任务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不到二十四小时，调查局报告说已经确认完毕。从白沙瓦阳台跳下去的人确实是“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也是本・拉登仅有的几个密友之一。他们是通过塔菲克・库瓦的埃及同胞艾曼・扎瓦希里认识的，是他发现并网罗了这位银行家。

国务院接手了那些护照。令人惊奇的是有十一本之多。其中两本从未使用过，但盖满了欧洲和中东的出入境印戳。毫不奇怪的是，有六本护照都是比利时的，均使用了不同的名字，都是真护照，只有个人信息部分是伪造的。

在全球的情报界，比利时一直是一个漏洞。自一九九○年以来，报告说比利时有一万九千本“空白”护照遭窃，这只是政府官方通报的数字。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的公务员受贿卖掉了：其中四十五本是由比利时驻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总领事馆售出的；二十本是由比利时驻荷兰海牙的大使馆售出的。刺杀反塔利班抵抗战士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6]的摩洛哥杀手所使用的两本护照，就属于后者。库瓦所持有的六本比利时护照中的一本也是如此。另外五本估计属于仍然失踪的那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五本之列。

联邦航空管理局利用它遍及国际航空界的关系和影响力，核对了机票和旅客名单。这工作很麻烦，但出入境印戳能精确地指向应该核查的航班。

渐渐地，事情开始露出了端倪。塔菲克・库瓦似乎在负责秘密筹措巨款，用于目的不明的采购。没有证据表明他亲自出面筹款，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他出资请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采购。美国当局将不遗余力地去查清他到底见过什么人。他们猜测，这些名字将会揭露出横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整个恐怖组织网络。而引人注意的是，有一个恐怖主义时常袭击的国家这个埃及人却尚未造访，那就是美国。

这一系列发现，到米德堡这里放缓了。那台在白沙瓦公寓里缴获的东芝电脑里下载了七十三个文件。有些仅仅是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刻表，上面所列的库瓦曾经搭乘过的航班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另外一些是公共领域的财务报告，显然曾引起这位财务总管的兴趣，所以他存下来，留着以后仔细研究。但它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大多数文件是英文的，也有一些用的是法文和德文。调查者已经知道，除了母语阿拉伯语之外，库瓦的英法德这三种语言都运用得十分流利。现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拉姆军营里的三个被抓获的保镖已经全盘招供，他们透露说那人还会说一些普什图语。这说明他曾经在阿富汗待过一段时间，虽然西方情报机构尚不清楚是在何时何地。

有一些阿拉伯语的文本引起了调查者的不安。米德堡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陆军基地，所以由国防部管辖。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是一位四星上将。阿拉伯语翻译处处长来求见的，就是这位将军。

自九十年代以来，除了频繁的巴以冲突之外，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开始发展，最突出的事例是一九九三年拉姆齐・尤素福试图用汽车炸弹袭击世贸中心。所以国家安全局的阿拉伯语翻译队伍一直在扩展。在“九一一”以后，上头强调：“这种语言的每一个单词，我们都要知道。”所以阿拉伯语部门非常庞大，译员队伍有几千人，大多数是在阿拉伯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但也夹杂着一些非阿拉伯裔的学者。

阿拉伯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除了《古兰经》和一些学术经典是用阿拉伯语写就的以外，还有五亿人说这种语言，至少有五十种不同的方言和口音。如果说得很快、带有浓重的口音、使用当地的土语，或是通话的音质不好，那必须要依赖一名与说话者来自同一地区的译员，才能理解每个词语的确切意思和细微差别。

而且这是一种花哨的语言，广泛使用想象、奉承、夸张、明喻和暗喻。此外，这种语言还十分圆滑，语句中常常含有暗示而不是明确地表达意思。这与表义单一的英语有很大差异。

“我们着重调查了最后两份文件，”阿拉伯语处处长向局长报告说，“它们似乎有不同的写作风格。我们相信其中一份文件很可能出自艾曼・扎瓦希里本人，另一个是由库瓦写的。根据扎瓦希里此前的讲话和录像，第一个文件的遣词造句风格似乎就是他的。当然，配上话音之后我们就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回复好像是来自库瓦，但我们没有他写过的阿拉伯语文档，无从对比。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的常用语言是英语。

“但两个文件都反复提及了《古兰经》及其中的段落。他们在祈求真主保佑某件事情。我有许多阿拉伯语学者，但《古兰经》是在四百年前写就的，所使用的语言及其微妙的意义很特别。我认为我们应该召集古兰经委员会来看看这两份文件。”

将军点了点头。

“好的，教授，听你的。”他抬头对他的副官说，“把我们的《古兰经》学者都召集起来，哈利。安排他们坐飞机过来。不得延误，不得推托。”

2

古兰经委员会共有四个人，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学者。他们都是教授，都不是阿拉伯人，但毕生都在研究《古兰经》以及关于《古兰经》的成千上万篇评论文章。

其中一位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遵照米德堡的命令，一架军用直升机把他接到了国家安全局。两位分别在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院，都在华盛顿。两辆军车把他们接了过来。

第四位是最年轻的特里・马丁博士，正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讲学。他来自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该学院以擅长阿拉伯学的研究而闻名于世。

在关于阿拉伯学问的研究方面，这位英国人最具优势。他生长在伊拉克，是当地一家大型石油公司一位会计师的儿子。他的父亲特意不让他读英美的学校，而是把他送进了一所专门接收伊拉克精英人士子弟的私立学校。在他十岁时，至少他的阿拉伯语能与阿拉伯孩子说得一样好了。只有那张粉红色的脸和一头姜色头发才让他无法成为地道的阿拉伯人。

他生于一九六五年，当他十一岁时，他父亲马丁先生决定离开伊拉克，回到英国。在伊拉克，复兴党重新掌握了政权，但大权并不是由总统贝克尔掌控，而是落到了副总统手中，这位副总统对他的政治对手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打击手段。

自从五十年代男孩国王费萨尔二世[7]当政的黄金时代之后，马丁一家经历了动荡的岁月。他们在当地电视上亲眼目睹了小国王和他亲西方的首相——努里・赛义德惨遭屠杀、还有继任的卡塞姆将军同样惨遭杀戮的血淋淋画面。他们也经历了同样残暴的复兴党上台，被推翻，一九六八年又夺回权力的一系列过程。七年间，老马丁注视着狂人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权力越来越大。于是在一九七五年，他决定离开。

他的长子麦克已经十三岁，可以上英国的寄宿学校了。老马丁谋到了伦敦的伯马石油公司的一个肥缺，这多亏一位丹尼斯・撒切尔先生的美言，那人的妻子玛格丽特刚刚当选了保守党领袖。于是全家四口：马丁夫妇、麦克和特里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回到了英国。

特里的聪明才智已经显露出来了。他轻松地通过了比他高两个年级甚至三个年级的学生的考试。可以想见，他会一路带着奖状和奖学金跨进牛津或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但他想继续从事阿拉伯文化的研究。高中时，他就申请了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在一九八三年春季参加了面试，并于同年秋天入学，主修中东历史。

他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了第一个学位，然后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修《古兰经》和初期的四大哈里发政权时期。他利用一年的休假去了久负盛名的开罗阿扎尔学院继续他的《古兰经》研究，返回英国时，年仅二十七岁的他就成了一名讲师。这说明他非常优秀，因为在中东问题研究领域，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之一。他在三十四岁时升为高级讲师，这意味着四十岁时有望成为一名教授。当美国国家安全局来向他咨询的那天下午，四十一岁的他正以一名客座教授的身份在美国乔治敦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因为在那一年，即二○○六年的春天，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

当米德堡的使者在大礼堂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做一场“《古兰经》教义在当代之意义”的讲座。

礼堂内座无虚席，显然学生们喜欢他的讲座。他讲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很少去看讲稿。他已经脱去了西装，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他那矮壮的身材散发出一种令听众着迷的热情，对台下的提问他给予认真的重视，从不因学生的知识浅薄而不屑一顾。他尽量缩短讲课内容，以便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们提问。这时候，米德堡的密探出现在了讲台侧翼。

第五排一个穿红格子衬衣的学生举手提问：“你刚才说你不同意对恐怖分子的理念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个说法。请问这是为什么？”

自“九一一”以后，关于阿拉伯、伊斯兰和《古兰经》的问题像暴风雨般席卷美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每个提问都会快速地从学术理论切换到过去的十年间在西方世界多次发生的屠杀事件。

“因为用词不当。”马丁教授说，“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回归基本原则’。但在火车上、公交车上和购物中心安放炸弹的人并不是要回归原本的伊斯兰教。他们是在撰写他们自己的新教义，然后反向论证，试图在《古兰经》中找到一些段落，去证明他们的战争具有正义性。

“所有宗教都有原教旨主义者。基督教僧侣遵守教规，宣誓一生坚守清贫、自制、禁欲和顺从——这些人才是原教旨主义者。苦行僧在所有的宗教里都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崇尚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男女老少。这是一个关键词。用这个词去判断所有的宗教及其内部的宗派，你们就会发现，希望回归基本原则的学说并不是恐怖主义，因为任何宗教，包括伊斯兰教，都不是以鼓吹杀戮作为其基本原则的。”

在讲台的侧翼，那个来自米德堡的人试图引起马丁博士的注意。马丁朝旁边看过去，发现了这个理着短发、穿着熨帖的衬衣和深色西服的年轻人。他浑身透出一股政府工作人员的味道。他指了指戴在自己腕上的手表，意思是请抓紧时间。马丁点了点头。

“那你如何称呼当前的那些恐怖分子呢？‘圣战战士’吗？”

这次提问的是坐在更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子。根据她的外貌，马丁判断她的父母肯定是来自中东地区，印度、巴基斯坦或是伊朗。但她头上没戴那种象征严格穆斯林的头巾。

“用‘圣战’也不妥当。当然，圣战是存在的，但它也有规则。要么是指个人为成为更虔诚的穆斯林而作出的奋斗，但这是完全没有进攻性的；要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圣的战争，即保卫穆斯林的武装斗争。恐怖分子声称的正是后一种圣战。但这是他们对经文的断章取义。

“首先，真正的圣战只能由一位公认的、合法的《古兰经》权威人士来宣告。本・拉登及其随从都是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即使西方真的攻击、伤害、破坏、羞辱或污蔑了伊斯兰教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那也仍要遵循规矩，因为《古兰经》里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

“教义禁止对没有冒犯或伤害你的人实施攻击和杀戮；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禁止绑架人质；禁止虐待、拷打和杀死俘虏。‘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及其追随者每天都在违反这四项禁令。而且别忘了，他们杀害的穆斯林同胞在数量上远比基督徒或犹太人多得多。”

“那你如何称呼他们的战争？”

讲台边的那个人开始变得不耐烦了。这是一位上将给他下达的命令。他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回去报到的人。

“我想称之为‘新圣战’，因为他们违背神圣的《古兰经》律条从而背叛了真正的穆斯林，自创了一种非神圣的战争。真正的圣战并不是野蛮的，但他们的行为是野蛮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礼堂内响起了一阵收拾整理书本和笔记的声音。前排有人举起了手，这是一个满脸雀斑的学生，身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上面印着一支学生摇滚乐队的广告。

“所有的人体炸弹袭击者都声称是烈士。他们怎样为这种行为辩护？”

“很难自圆其说，”马丁博士说，“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还是被骗了。在一场真正宣告过的为伊斯兰而战的圣战中死去，完全可以被称作是一名烈士。但前面说过，《古兰经》中对此是有专门界定的。一位勇士是不能死于自己之手的，即使他自愿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也不行。他不应该预知自己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自杀正属于此列。自杀是明令禁止的。穆罕默德在世时曾断然拒绝为一个自杀者的尸体施以祝福，尽管那个人是因为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滥杀无辜的人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他们上不了天堂。而那些教唆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伪布道者和伊玛目[8]将在地狱里与他们会合。好了，今天的课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

听众对他的精彩演讲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使马丁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他拿起西装，走到了讲台的侧翼。

“对不起，打扰你了，教授，”来自米德堡的人说，“上面通知请古兰经委员会委员到米德堡开会。汽车就停在外面。”

“很急吗？”

“是的，先生。要紧事情。”

“大概是什么事情？”马丁问道。

“这个，我可不知道，先生。”

当然，“须知原则”是一条铁律。如果你没有必要知道某事，那么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马丁的好奇心只能再等等了。汽车是常用的那种黑色轿车，车顶上装有天线，因为需要随时保持与总部的联络。司机是一名下士，虽然米德堡是一个军事基地，但那人并没有穿军装，只着便服，没有必要张扬。

司机为他拉开车门，马丁博士钻进了轿车后座。陪同的人坐到了副驾驶座上。他们开始在车流中穿梭，朝巴尔的摩公路驶去。

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那个想把谷仓改造成退休住宅的人，此刻在果园里的篝火旁躺了下来。他对现在的状态非常满意。如果他能在荒山或雪地上睡觉，那么在苹果树下柔软的草地上自然睡得更香了。

篝火的燃料不成问题，他有许多废旧木板，够烧一辈子的了。他的那只铁罐在火焰上发出了“咝咝”的响声，他正在烧一壶茶水。可口的饮料有很多种，但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一个战士最喜欢的还是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事实上，下午他放下屋顶上的活计，去梅恩斯托克村的杂货店为周末大采购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已经买下了那座谷仓，而且正在亲自修葺以供自己居住。大家都对此颇为赞赏。现在的农村，经常有富裕的伦敦人出现，他们炫耀着手里的支票本，想来当乡绅财主。村民们在他们面前报以礼貌的微笑，背后却耸耸肩。但这个黑头发的单身男士却与他们不同，他自己动手改装房子，晚上就住在自家果园的帐篷里。他是一个好榜样，越来越受到村民们的尊重。

据邮递员说，此人邮件似乎不多，只有少量正规的、厚厚的信件，即使只有这些，他也要求投递到村里的羊头酒馆，以免邮递员走那么长的泥泞土路去他家——这令邮递员十分感激。信件上的收件人称谓写着“上校”，但他在酒吧里喝啤酒、在杂货店里买报纸和食物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他总是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当地人越来越喜欢他，同时，也对他产生了好奇。许多“新移民”都既傲慢又冒失。他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为什么要选择来梅恩斯托克定居？

那天下午，他在村中漫步，去参观了古老的圣安德鲁教堂，并与牧师聊了一会儿。

这位老兵认为，他将会在他所选择的地方享受生活，可以骑着他那辆破旧的山地自行车，沿着南安普顿路去德洛克斯福德的农贸市场采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去探寻他从屋顶上看到的那些迷宫般的小巷；可以去那些老式木梁结构的酒馆里品尝啤酒。

两天后，他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日晨祷。在那座用石块砌成的幽暗教堂里，他将会虔诚地祈祷，如同他经常做的那样。

他将会向他所真诚信仰的上帝祈求，宽恕他杀过人，祈求所有那些人的灵魂得到安息。他将祝愿那些在他身边牺牲的战友，愿他们永垂不朽。他还要感谢上帝，让自己从未杀过妇女或儿童，也从未杀死任何无辜的人；他还将祈祷有一天自己能赎清原罪，进入天国。

然后他就会回到山坡上，继续他的劳作，那里只剩一千块需要铺设的瓦片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办公楼确实很大，但它只是米德堡一个很小的部分。米德堡坐落在华盛顿至巴尔的摩之间、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以东四英里处，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那里有大约十万名军人和两万五千名文职雇员。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具备了一个小城市应有的全部设施。基地的情报部门位于一个角落，周围戒备森严，马丁博士以前从未来过。

轿车载着他驾轻就熟地穿越军事基地内蛛网般的道路，直至来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在大门口，几双警惕的眼睛透过车窗把这位英国学者审视了一番，警卫检查了通行证，在陪同人员证明了马丁的身份后，才让车辆通过。进去后行驶了半英里，汽车在巨大主楼的一扇边门前停了下来，马丁和陪同下车走了进去。门厅里摆着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军方人员。又一次证件检查，并且打电话核对，再按指纹，通过虹膜识别，最后才放行。

又经过一条似乎漫无尽头的长廊之后，他们来到了一扇没有标志的门前。陪同在门上敲了敲就进去了。马丁发现自己终于来到了熟人中间，他认出了朋友、同事和古兰经委员会的成员。

与许多政府机构的会议场所一样，这里没什么特色，纯是功能性的。没有窗子，不过有空调保持空气清新。中间是一张圆桌，周围摆放着包着皮革的直背椅子。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屏幕，在需要时可以播放幻灯和图像。边桌上放着咖啡和点心，以应付美国人的好胃口。

会议的主持人不是学者，而是两位情报官员，他们不失礼貌又谨慎地做了自我介绍。一位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由将军亲自指派前来参加会议；另一位是华盛顿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

包括马丁博士在内，在座的共有四位学者，他们彼此熟识。同意加入这个非公开的专家委员会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阅读彼此的专著或参加研究交流活动而互相熟悉了。毕竟，研究《古兰经》的学术圈子并不大。

特里・马丁向其他几位学者寒暄致意，他们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路德维希・施拉姆博士，兰德公司的本・乔利博士，以及布鲁金斯学院的哈利・哈里森博士——他的本名并不是这个，但是大家都叫他“哈利”。这几位学者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是本・乔利，他身材高大，蓄着一把大胡子。他无视副局长不悦的表情，迅速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用石南根制成的烟斗并点上了火，待烟斗像秋天的篝火般烧旺之后，他就开始美滋滋地吸了起来。头顶上方的抽气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把烟气完全排出去。

副局长开门见山，说明了召集学者们来开会的目的。他分发了两份文件的复印文本，一人一本。里面是阿拉伯语的原文，是从“基地”组织财务总管的笔记本电脑里弄出来的，还有局里的阿拉伯语处翻译出来的译文。四个人直接拿起阿拉伯语文本，静静地读了起来。乔利博士在吞云吐雾，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则在不安地挪动身子。四人差不多同时看完了。

然后他们开始阅读英语文本，看看是否遗漏了什么，并从中了解把他们召集至此的原因。乔利抬起头看着那两位情报官说：“嗯？”

“‘嗯’什么，教授？”

“是什么问题把我们召集到这里来的？”阿拉伯语专家问道。

副局长俯身向前，拍了拍英译本的一个部分：“问题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说些什么？”

四位专家都已经在阿拉伯语文本中发现了《古兰经》的字句。他们无需翻译。每个人都多次见过这条短语，并研究过它的各种可能的含义，但那都是在学术著作里。现在它出现在当代的信件里。在一份信件里被引用了三次，另一份只有一次。

“你指的是‘伊斯拉’？这一定是某种代码。它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奇遇。”

“请原谅我们的无知，”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伊斯拉’是什么？”

“你来解释一下吧，特里。”乔利博士说。

“好的，先生们，”特里・马丁说，“‘伊斯拉’是指先知在世时的一次神示。时至今日，学者们还在争论，他是真正遇到了神示的奇迹，还是仅仅灵魂出窍了。

“简而言之，在他从出生地麦加迁徙去麦地那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他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或者说是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次神授的奇迹。简洁起见，我们暂且称之为梦。

“在梦中，他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腹地穿越沙漠和山脉被送到了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还只是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两大宗教的圣城。”

“什么年份？是我们西历的哪一年？”

“大约是公元六二二年。”

“然后呢？”

“他发现了一匹拴着缰绳的马，一匹有翅膀的马。他依神示骑了上去。马飞上了天空，先知遇上了万能的真主。真主向他传授了一位真正信徒所需要的一切祈祷仪式。他记住了，日后经口述又记录下来，成为《古兰经》中六千六百六十六[9]个章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句被保留下来，并成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

其他三位教授都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相信这个？”副局长问道。

“我们也别太居高临下，”哈利・哈里森尖锐地打断他说，“《新约全书》里说，耶稣基督在荒野里绝食了四十个昼夜，然后遇到了魔鬼本人并回绝了他。其实，一个人长时间地孤身独处又没有进食，肯定会产生幻觉。但对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来说，这是圣书，是不容置疑的。”

“好吧，对不起。那么，‘伊斯拉’就是指穆罕默德与真主的会面喽？”

“不是，”乔利说，“‘伊斯拉’是指那次旅程本身。按照真主本人的旨意所进行的一次奇妙的旅程，一次神奇的旅程。”

施拉姆博士插话说：“它被称为是一次穿越黑暗，走向光明的旅程……”

他是在引用一段古代的评语。其他三名学者都对此十分了解，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一个现代的穆斯林和一名‘基地’组织的高级官员如果用了这个词儿，会意味着什么？”

学者们这才第一次得到了关于文件来源的一条模糊的线索。不是偶尔截听来的，而是缴获的。

“这东西是不是戒备森严？”哈里森问道。

“为不让我们看到，已经死了两个人。”

“哦，原来是这样，可以理解。”乔利博士审视着手中的烟斗，另外三个人则盯着地面，“恐怕这是关于某个项目或是某个行动的，而且规模不小。”

“大行动？”国土安全局官员问道。

“先生们，虔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那些狂热分子了——是不会轻易使用‘伊斯拉’这个词的。对他们来说，这是改变世界的大事。如果他们把某个项目或行动命名为‘伊斯拉’，那么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或行动。”

“有没有显示也许会是个什么样的行动？”

乔利博士看了一下桌子周围。他的三位同事都耸耸肩。

“没有暗示。两个文件的作者都祈求真主保佑这个行动，就这样。因此，我认为我们几个都会建议你们去查明它指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们绝不会仅把递送一个炸弹包裹、炸毁一辆公交车或摧毁一个夜总会之类冠以‘伊斯拉’这个名称。”

没人在做记录。没有必要。每句话、每个词都被录了音。毕竟，这座楼是被同行们称之为“迷宫”的地方。

两位职业情报官员将在一小时之内获得录音稿件，然后将连夜写出他们的联合报告。该报告将在黎明前被装进密封袋，离开这座大楼，由快递员送出去，在武装卫兵的保护下送至上层，很高的上层。美国的最上层，就是白宫。

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特里・马丁与本・乔利合坐一辆商务轿车。这辆车比他刚才来时所坐的轿车更大更宽敞，前座与后部之间有一块隔板。通过这块隔板玻璃，他们能够看到两个后脑勺：司机和那位年轻的陪同军官。

年长的大个子美国人把烟斗揣进兜里，若有所思地盯着车窗外闪逝而过的风景，田野上满是褐色和金色的秋叶。年轻的英国人则看着另一个方向，也陷入了沉思。

在他的一生中，他真正爱过的只有四个人，但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三个。先是年初时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他们只养育了他们兄弟两个，现在都是三十几岁，两位老人都七十多岁了，差不多是同时去世的。前列腺癌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不想活下去了，她给两个儿子分别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吞下一整瓶安眠药，永远地睡着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去和你们的爸爸做个伴”。

特里・马丁悲恸欲绝，但幸好有两位坚强的人给他以支持。这两个他深爱的人，是仅有的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一个是与他相处了十四年的伴侣戈登，一个高大英俊的经纪人，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但在三月的一个夜晚，一个醉酒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一阵金属与人体的剧烈碰撞声之后，戈登便躺在了太平间。在令人尴尬的葬礼上，戈登的双亲顽固地拒绝了他的眼泪。

他一度打定主意要结束自己悲痛的生命，但他的哥哥麦克似乎洞察了他的想法，赶来与他同住了一个星期，开导他渡过了这个危机。

自他们在伊拉克的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着他的哥哥，后来在英国赫特福德镇郊外的海利伯雷公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如此。

麦克在各个方面都一直比他强。肤色黝黑对比他的苍白，身材精瘦对比他的肥胖，性格坚强对比他的懦弱，反应敏捷对比他的迟缓，做事果决对比他的胆怯。此时此刻，坐在那辆商务轿车里，遥望着窗外美国马里兰州的景色，他的思绪回到了与汤布里奇对抗的那场橄榄球决赛，麦克将就此结束他在海利伯雷五年的学习生活。

当比赛结束两支球队走出赛场时，特里一直站在用绳索分隔的通道旁边微笑着。麦克伸出手捋了捋弟弟的头发。

“嗨，我们赢了，兄弟。”麦克说。

后来，当终于要告诉哥哥他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时，特里已经紧张得浑身都没了力气。那时候，哥哥麦克是伞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刚结束马岛战争返回英国。他得知消息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宽容地微笑着，引用电影《热情似火》[10]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宽慰他：“嗯，谁都不是完美的。”

从那个时刻起，特里就开始无限崇拜他的哥哥。

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太阳正在下山。在同一时区的古巴，太阳也在西沉。位于这个岛国东南部的关塔那摩半岛，一个人铺开他的祈祷毯，面朝东方跪了下来，开始祈祷。在囚室外面，一个美国大兵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这一切，警卫以前都见过，见过很多次了，但他接到的指示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媒体通常把这里称为“吉塔摩”，即关塔那摩湾的简称。那个祈祷的人已经在这里关押了将近五年了。以前被关在X营，现在转至D营，他已经熬过了早期的折磨和痛苦，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哭喊和尖叫。他已经忍受了对他的肉体和信仰的多次羞辱，从未吭过一声。每当他盯着施暴者时，对方能看出从他的黑胡子上方那双黑眼睛里射出来的满腔仇恨，于是他遭到了更多的殴打。但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时代，当局鼓励囚犯去检举揭发其他囚犯换取优待，他始终保持沉默，因此没有获得优惠待遇。鉴于这种情况，其他囚犯纷纷告发他以获取特殊待遇，但这些诬告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他从不理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档案室里满满当当的囚犯资料案卷，是审讯官的工作业绩。里面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也不少，但几乎都不是他的口供。几年前有一位审讯官曾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提问。这才勉强有了一份关于他生平的过得去的记录。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审讯官能听懂他的母语，所以审讯时译员必须寸步不离。但译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他们往往能从一些成功的审讯中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对审讯的翻译工作挑挑拣拣。

四年以后，在做祈祷的这个人被认定是不合作的、顽固不化的。二○○四年，他被转移到了海湾对面的E营。这是一座终年与世隔绝的地牢。这里的牢房更小，四周只有白色的墙壁，放风只能在夜间进行。整整一年，那个人没有见过阳光。

没有家人为给他争取自由而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政府打听他的消息，没有任何律师要为他申报上诉。同牢房的囚犯们被他搞得精神错乱，只能被转移出去接受治疗。他还是默默地待着，默诵他的《古兰经》。这一天傍晚，正当他在祈祷时，囚室外面的卫兵换岗了。

“该死的阿拉伯人。”下班的那个卫兵说。

上岗的卫兵摇摇头说：“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你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特里？”本・乔利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凝视着坐在商务车后座里的马丁，问道。

“似乎有点棘手，不是吗？”特里・马丁回答，“你留意过我们那两位密探朋友的脸色吗？他们觉得我们只是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就这样离开他们肯定很不满意。”

“可是也没有其他结论了。他们只能自己去发掘这个‘伊斯拉’行动的详情。”

“怎么发掘呢？”马丁问道。

“嗯，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六日战争’[11]以来，我一直在尽力为他们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咨询。他们有许多途径，内部情报来源、投诚的特工、窃听、密码破译和空中侦察，而且电脑能提供很多帮助，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交叉核查，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我猜想他们会调查清楚这件事，并能够阻止它。请别忘了，一九六○年加里・鲍尔斯的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还有一九六二年我们的U2飞机拍摄到了古巴导弹的照片，自那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长进。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他因自己的年长而自负地笑了起来。特里・马丁点点头。

“也许他们在‘基地’组织内部有人。”马丁提示道。

“我很怀疑，”年长的乔利说，“如果在内部高层有人，那么这会儿他早就把‘基地’组织领导层所在的方位报告给我们了，而我们则已经用精确制导炸弹把他们的老窝端掉了。”

“嗯，也许他们会派一个人渗透到‘基地’组织内部，摸清情况后报告回来。”

老人又摇摇头，这一次很坚决。

“算了吧，特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很容易变节，背叛我们。至于一个非阿拉伯人，那就更别提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来自庞大复杂的家庭、家族和部落。只要询问一下家庭或家族的情况，这个渗透者就会露馅，就会暴露。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完美的履历。此外，他还必须看上去像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完全混同他们。在祈祷时，只要有一个词发音不准，那些狂热分子马上就能听出来。他们一天祈祷五次，从来没有漏过一个节拍。”

“那倒也是，”马丁说，他知道他的提议已经没有指望了，但他还是沉浸在想象中，“不过可以找一个人学习《古兰经》，并编造出一个无法追查的家庭。”

“算了吧，特里。没有一个西方人可以混迹在阿拉伯人中而不被发现。”

“可我的哥哥就可以。”马丁博士说。这话一出口，他就追悔莫及。还好，没事。乔利博士哼了一声，抛开这个话题，去看窗外华盛顿郊区的景色了。在玻璃隔板前面，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的那两个脑袋都没有动静。马丁宽慰地松了一口气。汽车里的录音话筒应该没有打开。

但是他错了。

3

根据古兰经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仔细撰写的米德堡报告在周六黎明时分就完成了，它扰乱了好几个人的周末度假计划。其中一个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他星期六夜晚在老亚历山大的家中接到通知，让他回自己的办公室报到，不要问为什么。

当他抵达办公室时，这个“为什么”已经摆放在他的书桌上了。这时候的华盛顿，天还没亮，但在远处东方的乔治王子镇，朝霞已经映红了山丘。帕塔克森特河就是从那里的山上流下来，汇入切萨皮克河的。

中央情报局总部简称为“兰利”，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马雷克・古米尼的办公室位于其中一栋巨大的椭圆形大楼的六层，也是最顶层。这栋楼最近被称为“老楼”，以区别于自“九一一”以后正在扩张的中情局“新楼”。

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局长往往是政治上的任命，真正干实事的是两位副局长。行动副局长负责情报的收集；情报副局长主管对情报的核对和分析，把粗糙的信息加工成有意义的描述。

在行动和情报两个部门下面，有反情报处（肃清中情局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和反恐处（正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情局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前苏联转移到与来自中东的新威胁作斗争）。

自从一九四五年冷战开始以来，中情局的副局长一直是苏联问题专家担任，而苏联处和东欧处一直是情报官员发展职业生涯的最吃香的处室。马雷克・古米尼是第一个被任命为副局长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作为一名年轻的特工，他曾经在中东工作过多年，掌握了该地区的语言（阿拉伯语和伊朗的波斯语），了解那里的风俗文化。

即使在这座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大楼里，在周六的黎明时分想弄来一杯他喜欢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黑咖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亲自动手烧煮。当咖啡壶在冒热气时，古米尼凝视着放在书桌上的那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一份薄薄的、打着蜡封的卷宗。

他知道是什么事。米德堡方面复原、翻译、分析了文件。但原始文件是在白沙瓦缴获的，而在白沙瓦与英国和巴基斯坦反恐中心开展合作的正是中情局。中情局驻白沙瓦和伊斯兰堡情报站已经发来了许多报告，让他们的领导随时掌握事情的进展。

卷宗里面包含了从“基地”组织财务总管电脑里下载的所有文件，但重点是占满了三张纸的两封信。这位副局长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土语，但在书面阅读方面往往要困难些，所以他得反复参照译文。

他阅读了古兰经委员会的报告，是由参加会议的两位情报官共同起草的，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对他来说，文中提及的“伊斯拉”，即先知穿越黑暗的旅程，显然只能是某个重要项目的代号。

这个项目现在必须起一个可供美国情报界内部使用的名称。不能叫“伊斯拉”，光是这个词就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已经发觉了。他查阅了一下密码手册，想给“基地”组织的这个项目找个名字，不管它到底是个什么项目。

为保密，代号是由电脑程序随机挑选的。中情局这个月的代号程序安排的是鱼的名字，电脑选择了“黄貂鱼”，于是，“伊斯拉”项目的内部代号就是“黄貂鱼”。

文件里最后的那张纸是在星期六晚上添加上去的，内容简单扼要。是出自一个不喜欢繁文缛节的人的手笔。那是六个主管之一的国家情报局局长。显然，米德堡的这份文件先直接送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史蒂夫・哈德利、国家情报局局长和白宫。马雷克・古米尼猜想，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人一定也在挑灯夜读呢。

最后的那张纸是国家情报局局长专用文件纸，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

“伊斯拉”是什么？

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还是传统武器？

查清它是什么，以及何时何地使用。

时间要求：从即刻起

限制条件：无

权力范围：无限

约翰・内格罗蓬特

下面有一个潦草的签名。美国有十九个主要的情报收集和档案管理机构。有了手头上这封信，那么他马雷克・古米尼的权限就会超过他们所有人了。他的目光回到这张信纸的上方。信是写给他本人的。这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

是行政部的一位年轻文员送来一份新的文件。古米尼向这位年轻人露出了一丝鼓励的微笑。显然，这个小伙子以前从来没有走上过这么高的楼层。古米尼伸手在签收夹板上签了字，确认已经收到，然后等着年轻人离开。

新来的文件是米德堡的同事的一份好意。两位《古兰经》专家在返回华盛顿的汽车上有过一段对话，他们录了音并整理了文本记录。其中一位专家是英国人。他的最后一句话被米德堡的人用红笔在下面划了线并加上了一个问号。

在中东工作期间，马雷克・古米尼经常与英国人打交道。与他那些在伊拉克混日子的同事不同，他并没有自大地否认中情局最亲密的盟友的价值。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吉卜林所说的这场“大博弈”[12]中，关于约旦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这片穷山恶水，英国人拥有大量的隐知秘闻。

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旧帝国的侵略者、管理者，还是偏执的冒险家，英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这个地区的沙漠、山区和牧场，这片土地现在成了全球的情报定时炸弹。英国人给美国中情局起的外号是“表弟”或“公司”，而美国人称英国秘密情报局为“朋友”或“企业”。马雷克・古米尼有一位“朋友”，和他一起当过外勤特工，他们曾分享过快乐时光，也共度过艰难岁月。现在他在兰利总部工作，而他的朋友史蒂夫・希尔已脱离外勤工作，被提升为“企业”总部的中东处处长。

马雷克・古米尼认为与这位英国朋友通个话应该没有坏处，说不定还会有好结果呢。安全方面没有问题。他知道，英国人应该已经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情报。他们会把白沙瓦的那台笔记本电脑里挖掘出来的文件发送到他们切尔特纳姆总部的监听站和译码室，也会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也同样会分析那些加密信件里的奇怪的《古兰经》引文。

马雷克・古米尼已经知道英国学者在美国的一辆汽车后座里说过一句奇怪的话，而伦敦很可能仍对此毫不知情。他在办公桌上的控制板上按了一个号码。虽然局里的总机连线很方便，不过现在的电话技术已经可以让高层主管直接通过自己的卫星电话上的快速拨号更快地连上线。

在伦敦郊外萨雷镇的一座普通民宅里，一部电话响了。这时是美国兰利的上午八点，伦敦则是下午一点，住宅的主人正要坐下来享用烤牛肉午餐。在电话响了三声铃之后，一个声音回答了。史蒂夫・希尔刚刚打了一场高尔夫，现在正要享受盘子里的牛肉。

“你好。”

“是史蒂夫吗？我是马雷克。”

“哦，老朋友，你在哪儿？在英国吗？”

“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们用安全线路讲话好吗？”

“好的。等我两分钟。”然后是电话那端的背景声音，“亲爱的，烤牛肉暂时不要端上来。”电话断了。

在接下来的通话里，来自英国的声音小了一点，但不会遭到截听。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希尔问道。

“猜得真准啊，”古米尼承认道，“来自白沙瓦的消息，你应该知道得与我一样多吧？”

“没错，我是昨天看完的。刚才我还在想，你是不是会打电话过来。”

“史蒂夫，我有一个你也许不知道的情况。有一位伦敦的学者来我们美国讲学。星期五晚上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知道一个叫马丁的人？”

“马丁，姓什么？”

“不，马丁是他的姓。在我们这儿的是他的弟弟特里・马丁博士。想起来了吗？”

史蒂夫・希尔不再打趣了。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凝视着空中。哦，对了，他想起了马丁兄弟。早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他本人当时是驻沙特阿拉伯的情报站站长，当时这位学者的哥哥潜入巴格达，就在萨达姆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伪装成一名卑微的花匠，把从独裁者的内阁中获得的珍贵情报发送回来。

“想起来了，”他承认说，“怎么了？”

“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美国人说，“面谈。我可以飞过来。我这儿有一架‘格鲁曼’飞机。”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飞机上睡觉。早饭时抵达伦敦。”

“好的。我给你在诺思霍尔特机场安排一下。”

“还有，在我飞行时，你能不能把这个马丁的全套档案准备好？见面时我再向你解释。”

在伦敦西郊通往牛津的路上，有一个叫诺思霍尔特的皇家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里，它是伦敦的一座民用机场，当时希思罗机场才刚刚开始建设。希思罗建成后，它降为备用机场，最后沦为只为私人飞机和公务飞机服务的一个机场。但因为产权仍属皇家空军，所以进出的航班既可以安排得完全保密，也无须办理通常的那些繁琐的手续。

中情局在兰利附近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还有一支小型的公务机队。马雷克・古米尼凭借手中那张具有无限权力的纸条，动用了一架“格鲁曼”V型飞机。在飞行期间，他美美地睡了一觉。史蒂夫・希尔在诺思霍尔特机场等着他。

希尔没有把他的客人带到沃克斯霍尔桥附近泰晤士河南岸的那座黄绿色建筑里——那是秘密情报局的总部——而是把他带到了更安静的克利夫顿宾馆。这里原来是一座私人别墅，坐落在私有庄园里，距机场不到三十英里。他已经预订了一个带有小会客室的私密套房，还叫了送餐服务。

在那里，他阅读了与英国切尔特纳姆的分析如出一辙的美国古兰经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以及在那辆汽车后座上的对话录音稿。

“傻透了，”看到最后时，他嘟囔了一声，“另一位阿拉伯学者说得对。这不可能。这不单单是方言和诵经的问题，还有其他所有的考验。任何陌生人、外人根本不可能混进去。”

“那么，根据上面的指示，你有什么建议？”

“在‘基地’组织中挑一个人，威逼利诱一番。”希尔说。

“史蒂夫，如果我们在‘基地’组织的高层中有内线，我们肯定会那么做的。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这种人。”

“等着瞧吧。肯定还会有人再次使用‘伊斯拉’这个词的。”

“我方不得不假设，如果‘伊斯拉’是下一个大行动，那么它的目标就是美国。侥幸心理安抚不了华盛顿。此外，‘基地’组织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缴获了那台电脑。所以现在的情况也许是，他们再也不会使用那个词了，除非是两人之间的面谈。”

“嗯，”希尔说，“我们可以到处宣扬，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获悉并在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因此放弃，然后逃走。”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会一直煎熬着，不知道‘黄貂鱼’项目是否终止了。如果没有终止呢？如果它得逞了呢？如同我的上司所说的，它是核武器，生化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在何时何地？你们的那个马丁真的能混同阿拉伯人？他真的有那么优秀吗？”

“他曾经是，”希尔咕哝着说，并把一个卷宗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

卷宗有一英寸厚，是标准的浅黄色马尼拉纸，只是简单地标了一个名字：麦克・马丁上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丁兄弟的外祖父曾经是印度大吉岭的一个茶园主。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件几乎离经叛道的事。他娶了一位印度姑娘。

英国茶园主的圈子很小，人情淡薄、疏远。新娘都是从英格兰迎娶过来的，或在当地英国公务员的千金中寻觅。兄弟俩见过外公特伦斯・格兰吉尔的照片：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蓄着金色的大胡子，口里叼着烟斗，手中提着猎枪，站在一头被射倒的老虎旁边。

他们也见过英迪拉・波舍小姐的照片：温柔、可爱、美丽非凡。当特伦斯・格兰吉尔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时，英国茶叶公司没有把他解雇——那样会使丑闻外扬，他们把这对年轻的夫妇放逐到了靠近缅甸边境的荒凉的阿萨姆。

这似乎是一个处罚，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格兰吉尔和他的新娘爱上了那个地方，爱上了这沟壑纵横、猎物和猛虎四出的乡野。一九三○年他们的女儿苏珊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一九四三年，战火朝阿萨姆蔓延而来，日军穿过缅甸逼近了印缅边境。特伦斯・格兰吉尔虽然已经过了当兵的年龄，但他坚决要求志愿参军，并在一九四五年跨越伊洛瓦底江时不幸战死。

英迪拉・格兰吉尔带着一份茶叶公司发放的微薄的抚恤金，别无去处，只得返回她的家乡。两年后，新的麻烦出现了：印度闹分裂了。阿里・真纳坚持在北方成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潘迪特・尼赫鲁则在南方建立起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两股不同宗教的难民潮分头向着北方和南方滚滚流动，随即爆发了武力冲突。格兰吉尔夫人担心女儿的安全，便把苏珊送到了先夫的弟弟——英国萨里郡的一位建筑师那里寄养。六个月后，格兰吉尔夫人死于骚乱。

十七岁的苏珊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她从未见过的先辈们的故乡。她在一所女子学校读了一年，又在法恩汉姆总医院修了三年护士课程。二十一岁那年，苏珊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申请当空中小姐。她长得美丽动人，有一头瀑布般的栗色头发、一双继承自父亲的蓝眼睛和一身蜜色的皮肤。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把她分配到伦敦-孟买航线，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当时的航程又长又慢：伦敦-罗马-开罗-巴士拉-巴林-卡拉奇-孟买。一个机组无法飞完整个航程，第一个机组的交接班地点是伊拉克的南方城市巴士拉。一九五一年，她在巴士拉的乡村俱乐部结识了石油公司的会计师奈杰尔・马丁。他们于一九五二年结婚。

十年后这对夫妻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麦克，又过了三年，第二个儿子特里出生了。但兄弟俩长得截然不同。

马雷克・古米尼凝视着档案中的那张照片。黑乎乎的皮肤，不是被太阳晒黑的，而是天生的黝黑，还有黑头发和黑眼睛。他明白这是外婆的基因隔代遗传给了外孙。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弟弟——那个正在乔治城讲学的学者——弟弟的粉红色脸庞和姜黄色头发源自他的父亲。

他回想起本・乔利博士的反对意见。任何渗入者要想经得住“基地”组织的考验，不光要看上去像他们，还要能说他们的语言。于是，古米尼继续翻阅剩余的关于麦克孩提时代的记载。

兄弟俩相继进入英国人与伊拉克人混编的学校学习，同时，还从他们的父亲和保姆那里学到了许多。他们的保姆叫法蒂姆，是一位来自边远山区的温和、丰满的姑娘，她打算把工资积存起来以便日后回乡嫁一个好丈夫。

还有一份参考资料，肯定是来自于对特里・马丁的一次采访。在巴格达郊区沙顿的那座别墅的草坪上，那个年长的男孩穿着伊拉克白袍快活地奔跑着，而他父亲的那些伊拉克朋友们则欣喜地说：“奈杰尔，他更像是我们的人啊。”

更像是我们的人，马雷克・古米尼沉思着，更像是一个阿拉伯人。本・乔利提出的两个条件已经实现了。他看上去是阿拉伯人，能混同于阿拉伯人。当然，经过强化学习，他应该能够掌握祈祷仪式吧？

中情局副局长又看了一些。一九七二年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对外国石油公司——包括英-伊石油公司——开始实行国有化改造时，奈杰尔・马丁又坚持了三年，于一九七五年才举家返回英国。男孩麦克已经十三岁，可以去海利伯雷上高级学校了。

马雷克・古米尼需要休息一下，喝点咖啡。

“我看他能执行这项任务，”他从洗手间里出来时说道，“只要给予一定的培训和支持，他真的可以胜任。他现在哪里？”

“除了我们借用他执行过两次任务之外，他的军事生涯是在伞兵部队和特种部队里度过的。他从军已满二十五年，去年退休了。哦，不，他不行。”

“为什么不行，史蒂夫？他具备所有的条件。”

“但他没有背景。父母、家庭、家族、亲戚、出生地点，都不对。他不能擅自闯进‘基地’组织，除非是一名年轻的志愿者，去充当一名人弹、一个跑腿的角色。可以接近这个大项目的准备工作的人，必须有多年的资历，得到充分的信任。那是送死啊，马雷克，是一条不归路。除非……”

他陷入了沉思，然后摇了摇头。

“除非什么？”美国人问道。

“哦，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希尔说。

“说给我听听。”

“刚才我在想冒名顶替。找一个可以让他顶替的人。借尸还魂。一个活人的鬼魂。但这也有漏洞。假如那个正主儿还活着，那么‘基地’组织早就把他安排在上层了。假如他已经死了，他们也会知道。所以，行不通。”

“这文件真厚，”马雷克・古米尼说，“我能把它带回去看吗？”

“当然，这是一份复印件。但只能看，不能外传。”

“你放心好了，老朋友。只是我自己看。除此要么放进我的保险柜，要么焚毁。”

中情局副局长飞回了兰利，一周后他又打来了电话。史蒂夫・希尔在秘情局办公室里接听了。

“我想我还得飞过来一次。”中情局副局长开门见山地说。

两个人都知道英国首相已经答应他的白宫朋友，在清查“黄貂鱼项目”的工作中，英国方面将给予全面合作。

“没问题，马雷克。你们取得突破了吗？”私下里，史蒂夫・希尔也产生了兴趣。应用现代技术，任何信息都能绝对安全地从美国中情局传送到英国秘情局，而且只需几秒钟就可完成传送。何必要飞过来呢？

“冒名顶替的对象，”古米尼说，“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年纪是轻了十岁，但他看上去很老成。身高和体型都相仿。同样黝黑的脸庞。那个人是‘基地’组织的一名老兵。”

“听起来很不错。但他为什么没和那帮混蛋在一起？”

“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被关在关塔那摩，已经在那里待了五年了。”

“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吗？”希尔吃了一惊。如果“基地”组织有哪个阿拉伯高层人士在关塔那摩关了五年，他是应该知道的。

“不，他是一个阿富汗人。名字叫伊兹玛特・汗。我这就出发。”

距离上次车里的对话已经过去一周了，但特里・马丁还在失眠，就为了那次愚蠢的多嘴。为什么他不能闭上他的那张臭嘴？为什么非要拿哥哥吹牛？或许本・乔利已经说了些什么，毕竟华盛顿是一个大地方，流言飞语很多。在他信口开河的第七天，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哥哥。

麦克・马丁正在屋顶上掀起最后一批完整无损的瓦片。现在他终于可以在瓦片下面铺设格条木和房顶油毛毡了。一个星期后，他就可以弄好防水的屋顶了。他听到手机发出叮叮咚咚的乐声。手机放在他挂在附近钉子上的外套口袋里。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脆弱的椽子去取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他在华盛顿的弟弟的号码。

“嗨，特里。”

“麦克，是我。”特里总是搞不明白人们是如何知道是他打的电话。“我干了件蠢事，想请求你的原谅。大概是一星期前，我说漏了嘴。”

“没关系，你说了什么？”麦克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但是你要注意，如果有任何穿西装的人登门拜访——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人——你就告诉他们这事没门儿，让他们走开。我说清楚了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任何人造访……”

从他的“鹰巢”里，麦克・马丁能够看到一辆炭灰色的“捷豹”汽车缓慢地由一条巷子开上了通往谷仓的土路。

“好的，兄弟，”他温和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来了。”

两位间谍头子坐在折叠椅上，麦克・马丁则坐在一段将要被电锯锯成小片当柴火的树干上。马丁倾听着美国人的“策反”，同时朝史蒂夫・希尔扬起了眉毛。

“最后由你定，麦克。我们政府已经向白宫作了保证，不管他们需要什么，都提供全面的合作。但这么说并不是迫使任何人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属于这种吗？”

“我们倒不这么认为，”马雷克・古米尼回答，“哪怕我们只是获得了‘基地’组织内一个知道这个项目情况的指挥官的名字或是蛰居地点，我们就会让你撤出来，然后由我们去做其余的工作。只要窃听他们的闲聊我们也许就能成功——”

“但乔装打扮……我认为我不能再去装扮成一个阿拉伯人了。十五年前在巴格达，我打扮成一个卑微的花匠，居住在一间棚屋里。那次对付伊拉克秘密警察的盘问还不成问题。这一次，要面临的是深度审问。一个落在美国人手里五年的人，为什么没有变节呢？”

“是的，我们猜想他们是会审问你的。但如果运气不赖的话，来审讯你的也许会是一名高官。这样的话，你只要设法逃出来，把这个人指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就埋伏在附近，近在咫尺。”

马丁拍了拍关在关塔那摩监狱里那个人的档案，说：“这是一个阿富汗人，前塔利班军官。那意味着是普什图族人。可我根本讲不了流利的普什图语。恐怕我一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就会被人家识破。”

“我们会安排几个月的培训学习，麦克。”史蒂夫・希尔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是不会让你去的。到时候如果你自己认为不行，我们也会取消行动。而且你将会待在远离阿富汗的地方。幸运的是，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很少会走出自己的地盘。”

“你觉得你能在有限的学习后说一口磕磕巴巴的、带普什图口音的阿拉伯语吗？”

麦克・马丁点点头说：“可以。但万一那些戴头巾的人带来一个人，他认识我冒名顶替的那个家伙，那会发生什么呢？”

另两个人沉默了。如果发生这种事，那么现在围坐在篝火边的三个人都明白，游戏将会结束。

两位间谍头子凝视着脚下，不愿解释一位特工在“基地”组织手里如果被剥去了伪装将会是什么下场。马丁翻开了他膝头上的那份档案。眼前的资料让他愣住了。

这张照片是五年前拍摄的，照片上的那张脸因生活的磨难而布满皱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岁。但这人还是那个来自山区、在卡拉伊贾吉差点死去的男孩。

“我认识这个人，”马丁轻声说，“他叫伊兹玛特・汗。”

美国人凝视着他，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自从五年前被抓获，他一直被囚禁在关塔那摩。”

“这我知道，但多年前，在托拉博拉地区，我们曾一起抵抗入侵的苏联人。”

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人回想起在马丁档案里的记载。是的，他是有一年在阿富汗帮助穆斯林游击队抗击苏军的占领。事隔多年可能有些淡忘，但那两个人曾经相遇也并非绝无可能。他们就伊兹玛特・汗的情况问了马丁足足十分钟，看看他还能补充些什么。马丁把档案递了回去。

“这个伊兹玛特・汗，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在D营，在你们的手里待了五年之后他有什么变化？”

来自兰利的美国人耸了耸肩：“他很顽固，麦克。顽固不化。来时头部受了重伤，还有脑震荡，是在拒捕时受的伤。起先，我们的医务人员还以为他的情况也许……嗯……比较简单，但正相反，他神智完全糊涂了。也许是因为脑震荡和旅途的颠簸吧。那是二○○一年十二月初，‘九一一’之后不久。我们给他的待遇……嗯，怎么说呢……不是很温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好像恢复了，可以接受审问了。”

“他对你们说了些什么？”马丁问道。

“不是很多。只是他的简历。他拒绝回答所有提问，也不想要所有的待遇。只是盯着我们，士兵们从那双黑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热情。所以他被囚禁在地牢里。但从其他渠道我们了解到，他的阿拉伯语还过得去，是在阿富汗国内学会的，此前还背诵过多年的《古兰经》。另外，据另两个英国出生的‘基地’组织的志愿者说，他能讲一些结结巴巴的英语，是他们教他的。这两个人曾跟他关在一起，现在已被释放了。”

马丁瞟了一眼史蒂夫・希尔：“应该把他们抓起来进行‘隔离消毒’。”

希尔点点头说：“当然了。我们会去安排的。”

马丁又继续翻看了一会儿档案，马雷克・古米尼站了起来，在谷仓周围踱步。麦克・马丁凝视着篝火，在火苗的深处，他似乎看到了一道遥远、荒凉贫瘠的山坡。两个人，一丛岩石，还有一架苏军“雌鹿”武装直升机转过来正要发起进攻。戴着头巾的那个男孩问道：“我们会死吗，英国人？”古米尼走回来，蹲到地上，用铁棒去拨弄篝火。刚才想象的画面化成了一片火星。

“你这里的工程量不小啊，麦克。我还以为是一个专业装修队伍在做呢。都是你自己动手做的？”

“尽量自己做。二十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呢，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可是钱不太够吧？”

马丁耸了耸肩：“如果我想找一份工作，有许多保安公司。光是伊拉克，专业保镖就已经供不应求了，还一直在招募。他们在逊尼派地区为你们的同胞打工，周薪要比当兵的半年的薪水还多呢。”

“但那意味着要回到沙漠和危险的地方，还会搭上性命。你不是已经从那种生涯中退出来了吗？”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与‘基地’组织的人在佛罗里达群岛度个假？”

马雷克・古米尼微微一笑：“美国人在许多事情上都遭到过指责，麦克，但对待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却很少有人说我们小气。我正在考虑支付咨询费，嗯，二十万美元一年，连续支付五年怎么样？汇到国外的账户上，税务局不会来找你麻烦。你也用不着再去找工作了，用不着再去经历枪林弹雨了。”

麦克・马丁的思绪飞到了他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的一个镜头。托马士・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提出付钱给阿乌德・阿布塔伊，让他与他一起进攻亚喀巴。马丁回想起那个精彩的回答：“阿乌德不会为英国人的金子骑马去亚喀巴，他去是因为这使他开心。”他站了起来。

“史蒂夫，我希望把我家用篷布整个儿盖起来，从屋顶到墙脚。等我回来时，我希望看到它与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点点头。“没问题。”他说。

“我会带上自己的东西。不会太多，后备箱就足够了，不会再多了。”

就这样，西方反击“黄貂鱼项目”的计划在汉普郡一座果园的苹果树下敲定了。两天以后，通过随机选择，电脑把这个反击计划起名为“撬棍行动”。

后来在历次情报汇报中，关于这个曾是自己朋友的阿富汗人的事，马丁留下了一个细节没说。如果受到质疑，麦克・马丁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

他想，也许“无须知道原则”是双向的，既有上级不需要下级知道的事，也有下级不想让上级知道的事。也许，他认为这个细节太不重要了。它与一场用阿拉伯语进行的交谈有关，那次交谈发生在一个叫贾基的地方，一座阿拉伯人开办的山洞医院的阴影中。

第二部

勇 士

4

在汉普郡果园里说定的事情使美英情报机关的两位主管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首先，他们要获得各自领导的认可和批准。

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麦克・马丁的第一个条件是，“撬棍行动”的知情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十二个。他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有五十个人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总有一个人会泄漏出去的。走漏风声，并非出自蓄意或是恶意，而是不可避免。

那些曾经深入虎穴执行生死攸关的任务的人都知道，他们整天都会如坐针毡地想着自己的情报会不会出错，身份会不会被识破；还巴望着自己不会因为某个完全不可预测的因素而露馅，为此而忧心忡忡，焦虑紧张。但最糟糕的噩梦，是得知自己的被捕以及此后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仅仅是由于某个白痴在酒吧里向女友吹嘘而被别人偷听了。那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马丁的要求立即被接受了。

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批准了这项行动，并答应古米尼会严格保密。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在他的俱乐部里与一位政府官员吃了一顿饭后，也获得了同样的承诺。这样知情者就有四个人了。

但这两位官员都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只盯着这件事。他们都需要一名副手来处理日常事务。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指定了迈克尔・麦克唐纳。这位中情局反恐处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扔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向家里解释说要去英国工作一段时间，马雷克・古米尼返回美国的时候，麦克唐纳已经登上去英格兰的航班了。

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史蒂夫・希尔也从中东处选出了他的副手——戈登・菲利普。在分手之前，希尔与古米尼还商定，“撬棍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用一个完美的故事进行掩饰，这样在十人的知情圈之外，就没人能猜到一名西方的特工将要渗透进“基地”组织内部。

对两个突然调离本职岗位的人员，美英两个情报机关的解释是，他们因职业生涯的发展要离职外出，进修六个月。

史蒂夫・希尔对这两个现在要一起共事的人作了一番任务交代，告诉他们“撬棍行动”要做些什么事情。麦克唐纳和菲利普都听得很认真。希尔没有把他们安排在泰晤士河畔的秘密情报局总部，而是让他们去了郊外的一栋房子，那是“企业”为自己保留的几栋安全屋之一。

他们一放下行李，来到客厅坐下来，希尔就递给他们每人一本厚厚的卷宗。

“明天开始建立一个行动中心，”希尔说，“这是要渗透进去的那个人的资料。给你们二十四小时时间把这些内容记住。你们将与他一起共事，直至他出发的那一天，之后的工作还要围绕着他继续展开。”

他又把一份薄薄的卷宗放在了茶几上：“这个，是他要去冒名顶替的人。显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非常有限。但这是美国的审讯官在关塔那摩对他盘问了几百个小时之后所获得的全部情况。这些也要记住。”

在他离去后，两位年轻的特工去找管家要来一大壶咖啡，开始了阅读。

一九七七年夏天，麦克・马丁是一名十五岁的中学生。在英国法恩伯勒参观航空展览时，他迷上了飞机。他的父亲、弟弟也和他在一起观看。他们都被各种战斗机、轰炸机、特技飞行员和第一次亮相的原型机迷住了。对麦克来说，航展的高潮是观摩来自伞兵部队的“红魔”特技飞行表演。他们的自由降落真是棒极了。空中的一个个小点扑向地面，精准地落入圈定的微小的着陆区中心。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今后要做什么了。

一九八○年，在海利伯雷学校的最后一个夏季学期，麦克・马丁写了一封信给伞兵部队，并于同年九月获得了奥尔德肖特的伞兵团司令部的一次面试机会。他到了那里，凝视着一架老式的“达科他”C-47运输机，当年他的前辈们就是从这架飞机跳下去，夺取阿纳姆大桥的[13]。一位中士把他和另外四个中学生毕业生领进了面试室。

学校对他的评语是学习成绩尚可，但体育成绩很出色。这正符合伞兵部队的要求。他被录取了，并在九月底时开始了为期二十二周的魔鬼训练，这次训练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一年四月。

先是四周的行军、基本武器的使用、野战技能和体格训练，然后是两周的巩固，再加上信号、急救和防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学习。

第七周是体能强化，训练的要求不断增强，但第八和第九周的训练强度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在隆冬季节穿越威尔士布雷肯山区的耐力行军。在那里，即使是体格强壮的人也常常会被冻死、累死。参加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

第十周的课程安排在肯特郡，是射击训练，刚满十九岁的马丁获得了神枪手的称号。第十一和十二周是考试周，要背负三个背包在雨雪天气里踏着泥泞的山路不断地跑上跑下。

“考试周？”菲利普咕哝着说，“见鬼，那其余几周应该叫什么？”

考试周之后，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得到了他们觊觎已久的红色贝雷帽，然后又是布雷肯地区的三周防御训练，包括巡逻和实弹射击。时间是一月下旬，布雷肯山区是一片荒凉的冰天雪地。这些年轻人要在潮湿、冰凉的地上睡觉，而且不能生火。

十六至十九周是麦克・马丁所向往的：在皇家空军阿宾顿基地的空降课程。在那里，又有几个人被淘汰了。最后是“飞翼阅兵”，他们最终如愿以偿地佩上伞兵的飞翼徽标。那天晚上，奥尔德肖特古老的一○一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狂欢晚会。

接下来的两周是野外演习，称为“最后一关”，以及一些润色性质的阅兵队列联系。第二十二周是“毕业检阅”，自豪的家长们得以在此时观摩他们的孩子奇迹般地变成了战士。

战友们早就把二等兵麦克・马丁视为一块当军官的料。一九八一年他去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参加短期进修，回来时便成了一名少尉。如果他认为荣誉在等待着他，那么他完全想错了。

伞兵团下面有三个营，马丁被分配到第三营。当时，三营正驻扎在奥尔德肖特，处于“企鹅模式”。

每九年中的三年，或每三次拉练中的一次，这个营的士兵都要卸下跳伞装备，坐上卡车，当普通步兵。伞兵们都不喜欢“企鹅模式”。

马丁作为一名排长，被分配到了新兵排，去训练新兵们经历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磨难。他也许会作为一只“企鹅”一直在三营待下去，多亏了那个遥远的加尔铁里将军。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将军入侵了福克兰群岛。三营接到通知，要随时做好开拔的准备。

一星期之内，在誓不屈服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命令下，英国军方组建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南大西洋。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南半球的冬季，伴随着纷飞的雨雪和汹涌的海浪。

马丁一行人乘坐着“堪培拉”号客轮南下，中途在常年刮风的荒凉的阿松森岛作了一次休整。其间，他们等待着最后的外交努力，说服加尔铁里将军将阿根廷部队撤出福克兰群岛，或撒切尔夫人把英国特遣舰队撤回去。但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外交努力宣告失败。在远征特遣舰队唯一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的庇护下，“堪培拉”号继续南下航行。

随着局势的发展，英军明白登陆战势在必行。马丁和战友们乘直升机从“堪培拉”号过驳到一艘登陆舰上。客轮上的优越条件和文明生活结束了。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马丁他们由“海王”直升机接驳时，其中一架“海王”坠海了，带着十九名特别空勤团战士一起沉入了海底。这是特空团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夜晚。

马丁率领三营的三十名战士在圣卡洛斯海域登陆。这里距主岛的首府斯坦利港还有好几英里的路程，但正是这个原因使阿根廷军队对此地放松了守卫。伞兵和海军陆战队战士们一起开始冒雨急行军，穿越湿淋淋的泥地向着东方的斯坦利港进发。

他们的行军背包里装备了所有用品，重得像是背着一个人。空中出现了阿军的一架“天鹰”战斗机，似乎在向海滩俯冲，但阿根廷人的主要目标是海岸附近的英国舰船，而不是地面的人员。如果船被击沉，那么岸上的人也完蛋了。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寒冷、连绵不绝的冰冷雨水和光秃秃的没有树木遮掩的地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朗顿山。

三营在山脚下一座叫埃斯坦西亚的孤独的农场里稍事休整，并做好了战斗准备。那是六月十一日与十二日之间的夜晚。

原本他们打算来一次静悄悄的夜间奇袭，但不幸的是，米尔恩下士踩响了一颗地雷。此后就热闹了。阿军的机关枪开火了，照明弹把山头和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昼。三营可以跑回去寻求隐蔽，或者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夺取朗顿。最终，他们夺取了朗顿，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三名战士阵亡，四十人受伤。

这是麦克・马丁第一次真刀真枪地参加战斗，子弹在他的耳边呼啸，战友们在他的身边倒下。他感觉到舌头上有一种奇怪的金属味，那是恐惧的味道。

但他毫发未损，而他那个三十人的排，包括一名军士和三名下士在内，共计六人阵亡，九人负伤。

守卫在山梁上的阿军士兵，是被强制征募入伍的。富人的孩子可以设法免除兵役，穷人家的孩子可不行。这些小伙子想回家，他们讨厌这里的雨水、寒冷和泥地。他们已经从军营和工事里撤出，踏上了返回斯坦利港的路。

黎明时，麦克・马丁站在山梁上，眺望着东方的斯坦利港和朝阳，再次想起了已经遗忘多年的先辈们的神灵。他向他们感恩祈祷，并发誓永世不忘。

当十岁的小孩麦克・马丁在巴格达市沙顿区的花园里奔跑雀跃、引得父亲的那些伊拉克朋友感到欣喜之时，在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一个男孩诞生了。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通向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道路以西，坐落着白山山脉，其最高峰是托拉博拉。

从远处看，这条山脉像是分隔两个国家的一块巨大的屏障，山上荒凉、寒冷，山头终年积雪，到了冬天整个山区都是白雪皑皑。

白山在阿富汗这一侧，而萨费德山则在巴基斯坦那一边。清澈的溪水裹挟着融化的雪水从白山流入贾拉拉巴德周围肥沃的平原，形成了许多山谷平地、可种庄稼的田地、种水果的果园和养山羊的牧地。

这里的生活很艰苦，由于生活资源短缺，山谷里的村庄都很小，很分散。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就是普什图人，旧时的大英帝国就知道他们，畏惧他们，称他们是帕坦人。那时候，帕坦人以险要的地势为屏障，用包黄铜的长筒毛瑟枪——“火铳”作战，每个人的枪法都很准，简直可与现代的狙击手媲美。

英统印度时期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只用四句诗就描绘出了山地人对那些英国斥巨资培训的军官们来说，具有何等致命的威胁：

边防戍所的混战，

在黑暗泥泞中征行，

两千英镑的训练，

陨于十卢比的火铳。

一九七二年，在其中的一片山谷平地上，有一个叫马洛柯的小村子。与所有类似的村庄一样，它也是以创建村子的早已过世的勇士命名的。村里有五座砌着围墙的院子，居住着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每座院子大约住着二十口人，村子的族长叫努里・汗。在一个夏日的晚上，男人们都围坐在他家院子的篝火旁，喝着一种不加糖和奶的热茶。

与所有的院子一样，住房和牲畜棚的墙壁就是围墙。桑木柴禾的火焰烧得很旺，远处太阳正在西沉，黑暗慢慢降临山区，虽然是盛夏，夜晚也带来阵阵凉意。

在女眷居住区，说话声都是很低沉的，但如果有一个声音特别响，那么男人们就会停止他们愉快的交谈，等待着消息传过来。努里・汗的妻子正怀着她的第四个孩子，丈夫祈求真主赐给他第二个儿子。这里的风俗就是要有儿子——年轻时能够放羊，成年后能够看管院子。努里・汗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火焰照亮了那些长着鹰勾鼻和留着黑色大胡子的脸庞。这时候，接生婆从阴影中匆匆走了出来。她在父亲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于是他那红脸膛上绽开了欢快的笑容。

“好啊，我生了一个儿子！”他叫道。他的那些男性亲戚和邻居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欢呼声和步枪朝夜空射击的爆裂声。人们互相拥抱、庆贺，感谢仁慈的真主赐给他的子民一个儿子。

“你给他起什么名字？”附近院子的一个牧民问道。

“用我祖父的名字，伊兹玛特，愿祖父的灵魂永久安息。”努里・汗回答说。这样，过几天就会有一位伊玛目来这个村子，主持起名仪式并实施割礼。

这个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该蹒跚学步时，他就摇摇摆摆地走路；该奔跑时，他就自由地奔跑。与农家男孩们一样，他想做大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五岁时的夏天，他就帮家里赶着羊群去高山的牧地放牧了。而妇女们则去割草，为牲畜的过冬备足饲料。

他渴望脱离在屋子里与女人为伴的生活。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就是他终于被允许坐到篝火旁的男人圈里听故事，倾听仅仅在一百五十年前，普什图人如何在这里的山区打败红衣服的英国人，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他的父亲是村里最富的人，是通过这里唯一的方法致富的——饲养奶牛、绵羊，放养山羊。这些牲畜，加上精心的管理和艰苦的劳动，能为家人提供肉、奶和毛皮；小块的玉米地能使家人吃上粥和面包；漫山遍野的桑树和果园还能带来一点水果和坚果。

出生后的八年时间里，伊兹玛特・汗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因为没有必要。五个家庭合用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并在星期五相约去做祷告。伊兹玛特的父亲很虔诚，但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也绝对不是狂热分子。

当时的阿富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称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显然名不副实。在苏联的大力扶持下，政府由共产党领导。在宗教方面就显得怪异了，因为居住在荒野里的人们在传统上是虔诚的穆斯林，对他们来说，无神论意味着真主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传统的阿富汗城里人则较为随和——狂热的浪潮是后来才席卷他们的。妇女也能接受教育，很少有人戴面纱，唱歌跳舞不但允许而且还很流行，可怕的秘密警察关注的是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不是宽松的宗教活动。

马洛柯村有两条路可以通向外面的世界，其中，那条小路是由库奇民族的游牧民赶着骡队、载着违禁品开辟出来的，以避开通向开伯尔山口的那条大路，因为大路上有巡逻队和边防军，严密监视着巴基斯坦帕拉奇纳镇的边境一带。

库奇人为他们带来来自平原、城镇、遥远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山谷外面世界的消息。此外，村里还有一台收音机，是那种珍贵的老式机子，每次开机后都会发出一阵咝咝啦啦的乱响，接着冒出他们能够听懂的语言。那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节目，向普什图族人进行非共产主义的宣传。那是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时代。然后苏联人来了。

对马洛柯村来说，谁对谁错他们都无所谓，也不怎么关心。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共产党总统已经得罪了苏联老大哥，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国家。村民们关心的是，苏联的千军万马从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渡过阿姆河，穿过萨朗山口，攻占了他们的首都喀布尔。这已经不是伊斯兰教与无神论的对抗了，这是侮辱。

伊兹玛特・汗受过的教育非常有限。他已经学会了用《古兰经》做祈祷，尽管使用的是他不懂的阿拉伯语。当地的伊玛目并不常驻在村里，所以通常是努里・汗主持做祷告，他还教村里的男孩们基本的读写，但仅限于普什图语。是努里・汗教给了儿子普什图规则，也就是普什图人的生活规则。荣誉、好客和受侮辱时的复仇，都是这个规则的内容。现在莫斯科已经侮辱了他们。

山区人首先开始抵抗苏军。他们自称为“上帝的勇士”，即穆斯林战士。但山民们需要召开一次大会，以决定该怎样抵抗，由谁领导。

他们对于冷战一无所知，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有了强大的朋友——苏联的敌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敌人的敌人——首先是邻国巴基斯坦，其领导人是原教旨主义的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哈克将军还与一个叫美国的信奉基督教的超级大国结了盟，还有美国的朋友英国——山民们曾经的敌人。

食髓知味。经历过战斗行动之后，麦克・马丁已经喜欢上了战斗。后来他又去北爱尔兰对付爱尔兰共和军。那里条件很艰苦，而且危险性很大，后脑勺随时可能挨上一颗狙击手的子弹，同时，巡逻任务也枯燥乏味。因此他想跳槽，换一个部队。他于一九八六年申请加入特别空勤团。

特空团的相当一部分官兵来自伞兵部队，因为两者的训练和作战任务相类似，但特空团声称他们的考核更为严格。麦克・马丁的档案被送到了位于赫里福德的特空团团部，他流利的阿拉伯语能力得到了关注，于是他获准参加选修的训练课程。

特空团只录用身体非常强壮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再训练。马丁与其他从伞兵、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工程兵部队中调过来的人一起，参加了为期六周的标准基础训练课程。相比之下，另一支特种部队特别海勤团，则只从海军陆战队中挑选人员。

这是一门简单的课程，只基于一个理念。训练的第一天，一位中士教官微笑着告诉他们全体学员：“在这个课程里，我们并不是要努力训练你们，而是想努力整死你们。”

他们说到做到。最后，只有百分之十的申请者通过了基础训练。马丁通过了。接下去是野战训练，在伯利茨的丛林进行。最后是回到英格兰的反审讯训练。所谓的“反审讯”是指，在受到极不愉快的对待时保持沉默。幸好特空团和志愿者随时都有权选择回去，返回原部队。

马丁在一九八六年夏末正式加入第二十二特别空勤团，担任上尉指挥官。他选择的专业是自由跳伞的A中队，作为一名伞兵，这个选择是很自然的。

在伞兵部队里他没有用上阿拉伯语，现在在特空团，他的阿拉伯语派上用场了。英国特空团与阿拉伯世界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九四一年在埃及西部的沙漠里形成的，特空团对阿拉伯沙漠的特殊感情从来没有淡化过。

特空团是唯一实际盈利的部队，这是一个有点玩笑性质的声誉，不是十分正确，但基本接近。因为特空团官兵是世界上最吃香的保镖和保镖教官。在阿拉伯地区，一些苏丹国和酋长国竞相请求特空团培训他们的私人保镖卫队，而且他们出手大方。马丁的第一次任务是去利雅得培训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但在一九八七年夏天，他被召回英国。

“我不喜欢这种事情，”指挥官在赫里福德的特空团团部办公室里说，“一点也不喜欢。但‘绿泥’要借用你。是阿拉伯方面的任务。”

“绿泥”是军人对情报人员的偶尔的友善称呼，指的是秘密情报局，即“企业”。

“他们自己不是有说阿拉伯语的人吗？”马丁问道。

“哦，有，有很多呢。但问题不在于会说这种语言。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去阿拉伯。他们要派一个人渗入阿富汗的苏军后方，去支持那里的抵抗运动，帮助穆斯林游击队。”

当时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已经公开下令，西方的现役军人不得取道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他不希望看到取道巴基斯坦渗入阿富汗的美英现役军人被苏联人抓获，游街示众。但他没有说，他自己下属的联合情报局很乐意把美国的救助物资发送到穆斯林战士的手中。

苏军占领阿富汗的中期，英国决定扶持的人不是巴基斯坦选定的希克马蒂亚尔，而是塔吉克人沙阿・马苏德，因为马苏德没有躲到欧洲或巴基斯坦，而是在英勇抵抗苏军的侵略。问题是如何把援助物资送到他的手里。他的根据地在阿富汗北方。

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穆斯林游击队中找几个好向导倒不成问题。早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只要花几枚金币，就能让他们带你走很远。有句老话说：“阿富汗人的忠诚是买不到的，但可以租用。”

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当时还在大象堡附近的世纪大厦，在那里，秘情局的人告诉马丁：“上尉，在任何阶段你都可以拒绝。所以，从技术角度而言，你必须从部队辞职。当然，你回来之后——”他很好心，说的是“你回来”，而不是“如果你能回来”——“你可以恢复军籍，而且官复原职。”

麦克・马丁清楚地知道，在特空团内部已经有了一支极为秘密的“革命战争联队”，其任务是尽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混乱。他提及了这个情况。

“我们比他们更加隐蔽，”秘情局官员说，“我们把这支部队称为‘独角兽’，因为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人数从来没有超过十二个，现在这支部队只有四个人。我们真的需要先派遣一个人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阿富汗，找一个当地的向导，再由向导陪同我们前往沙阿・马苏德在开展抵抗运动的潘杰希尔山谷。”

“要带上礼物吗？”马丁问。

那位情报官做了一个无助的手势。

“恐怕只能带一点点。一个人能带多少东西呢？但以后，如果马苏德能派他自己的向导南下到边境来接应的话，我们也许能用骡队驮上更多的装备。要紧的是先接上头，明白了吗？”

“那礼物呢？”

“鼻烟，他喜欢我们的鼻烟。哦，还有两根地对空‘吹管’，带导弹的。他吃够了苏军空袭的苦头。你还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我估计你要离开六个月的时间。怎么样？”

在苏军入侵的前六个月里，显然有一件事是阿富汗人一直无法做到的，那就是团结。阿富汗众多各自为战的游击队在白沙瓦和伊斯兰堡开会争论了几个星期，巴基斯坦军队坚持只能把美国的资金和武器派发给经认可的抵抗组织，在这个原则之下，游击队的数量才最后减少到了七个。每支游击队都有一个政治领导人和一名军事指挥官。这就是“白沙瓦七雄”。

这七雄里只有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是普什图人，他就是拉巴尼教授，他的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极具领袖气质，两人都是来自遥远北方的塔吉克人。其他六支游击队的指挥官们，有三个很快就获得了“古奇指挥官”的绰号，因为他们极少进入被占领的阿富汗，而是喜欢身着西服，安全地待在国外。

剩下的三个中有两个，萨耶夫和希克马蒂亚尔，都是极端伊斯兰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狂热支持者。希克马蒂亚尔尤其残忍，报复心极强，到后来，他处决的阿富汗人要比他杀死的苏联人还多。

在伊兹玛特・汗出生的楠格哈尔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是莫尔维・尤尼斯・哈利斯。他是一位毛拉，即伊斯兰学者，也是一位布道者。他看不惯希克马蒂亚尔的嗜杀成性，希克马蒂亚尔也不喜欢他。

尤尼斯・哈利斯虽然年过六十，是七个游击队领导人中最年长的，但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常常杀入被苏军占领的阿富汗，亲自领导他的游击队员。在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军事指挥官是阿布达尔・哈克。

一九八○年，战火烧到了白山山区。山脚下的贾拉拉巴德到处是涌动的苏联人。苏联空军开始对山村实施惩罚性的空袭。在马洛柯村，努里・汗已经宣誓效忠于尤尼斯・哈利斯，并由此获得授权，可以组建自己的义勇军。

在发生空袭时，努里・汗可以把村里的大多数牲畜和财产藏匿到山上迷宫般的天然洞穴里去，村民们同样也能躲进里面。但他还是决定让妇女和儿童跨越国境去巴基斯坦避难。

这支小小的逃难队伍在旅途上需要一位男性的陪护，将他们一路护送到巴基斯坦并留在白沙瓦，可能要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作为村长，他指定了他的父亲，一位年过六十、腿脚不便的老人。旅途上要用的毛驴和骡子已经备妥了。

八岁的伊兹玛特・汗要被遣送出去了。他强忍泪水，与父兄拥抱告别，牵上他母亲骑着的骡子，转身走向高山，走向巴基斯坦。他这一去就是七年，当他返回时，他要向苏联人发起猛烈的反击。

为在世人眼里显得合法化，阿富汗商定每个军阀或游击队都要成立一个政党。尤尼斯・哈利斯的党派叫伊斯兰真主党，他手下的每个人都要加入。在白沙瓦郊外，一座庞大的帐篷城已经匆忙搭建起来了，还标着联合国“UN”的字样，伊兹玛特・汗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联合国已经同意，每个军阀——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政党领袖，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难民营，不是这个党派的人不得进入。

除了联合国，还有另一个组织在分发食品和毯子，它的标记是一个粗短的红色十字。伊兹玛特・汗也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但他见过热汤，经过艰苦的翻山越岭，他喝了满满一碗热汤。对于难民营的难民和通过联合国接受西方捐助的人，还有一项要求：男孩子必须在各自的难民营里上古兰经学校。不是学习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而是无休止地诵读《古兰经》。除此之外，他们学到的只有这场战争。

这些学校的伊玛目大多是沙特人，主要是由沙特阿拉伯提供资金。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在沙特阿拉伯唯一许可的经文版本：瓦哈比教派版本，这是伊斯兰世界最严格、最苛刻的经文。这样，在分发食品和药品的红十字标记底下，阿富汗整个年轻一代将要接受狂热主义的洗脑。

努里・汗尽可能来难民营探望家人，一年两到三次，他不在时，义勇军由他的长子领导。旅程很艰辛，努里・汗看上去一次比一次见老。一九八七年他过来的时候，看上去满脸皱纹、神情疲惫。伊兹玛特的兄长在一次空袭时组织义勇军战士去山洞隐蔽，结果自己却被炸身亡。那年伊兹玛特十五岁，当父亲让他回去参加抵抗运动，当一名穆斯林战士时，他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当然，女人们哭得很伤心，还有说话含糊不清的祖父，在白沙瓦郊区的平原上已经活不过冬天了。于是，努里・汗带上他唯一健在的儿子，以及另外八个他带过来探视家人的族人，向西边进发。他们要翻越崇山峻岭进入阿富汗的楠格哈尔省，再次投身战争。

伊兹玛特回到阿富汗后，发现他的祖国已经面目全非，千疮百孔。所有的山谷里，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小石屋。苏军的“苏霍伊”战斗轰炸机和“雌鹿”武装直升机已经摧毁了从潘杰希尔以北的众多山谷，那正是沙阿・马苏德的战区——帕克蒂亚省和兴凯山脉。平原上的人们已被阿富汗军队控制，或被经苏联克格勃调教过的秘密警察驯服。

但山里人，以及那些从平原和城里逃出来加入抵抗的人，仍是倔强的，不好对付的。后来，时间证明他们也是不可征服的。虽然现在有空中掩护——以前英军入侵时没有过——但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一路上，苏军正在遭受着当初英国人的同样命运，经常被炸得人仰马翻。

这一带道路很不安全，因为有游击队的埋伏；山区无法接近，除非有空中掩护。自从一九八六年九月穆斯林战士装备了美国的“毒刺”导弹以后，苏军的战机被迫到高空去飞行，但太高了又会影响对地攻击的准确性，而太低了则有被击落的危险。苏军的损失正在不断攀升，再加上伤病减员，即使在苏联这么一个有序的国家，士气也大大下降了。

这是一场野蛮、残酷的战争。很少有俘虏活着被抓，苏军战士能很快死去算是很幸运了。山民们尤其痛恨苏军的飞行员。山民们如果活捉了飞行员，会把他们用钉子钉在太阳底下，再在他们肚子上轻轻地划上一刀，让肠子流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直至最后活活痛死。或者把他们交给手持尖刀的妇女们。

苏军的报复是对一切活动目标——男人、女人、孩子和动物，实施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他们漫山遍野撒下了数以百万计的空投地雷，最终开创了一个遍布拐杖和假肢的国度。截至战争结束，有一百万阿富汗人丧生，一百万人致残，还产生了五百万难民。

伊兹玛特・汗在难民营期间懂得了枪械知识，当然，他最喜欢的是“卡拉什尼科夫”AK-47冲锋枪。这真是好枪。这种苏联制造的武器，世界上持不同政见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广泛使用的攻击性武器，现在被用来反击苏联人自己了。美国人提供这种枪支给游击队是有理由的：每一个阿富汗人都可以在打死的苏联人身上找到弹盒来补充子弹，免得在弹药供应不上时还需要翻山越岭运送进来。

除了枪支，其他可选择的武器有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俗称火箭筒或火箭弹，简单易学，装弹方便，中短程距离杀伤力很强。这也是西方提供的。

伊兹玛特・汗已经十五岁了，他长大了，渴望着能在下巴周围蓄上胡子，山区很快就把他磨炼得无比坚强。普什图山民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健步如飞，跑得像山羊一般快，双腿似乎不知疲倦，在其他人气喘吁吁时他们仍能保持正常的呼吸。

在他回到家里一年后的某一天，父亲把他叫了过去。父亲身边有个陌生人：脸晒得黑黑的，留着一把黑胡子，身上穿着一件短短的无袖紧身皮衣，足下蹬着一双结实的行军靴。在他身后的地上，放着一只这男孩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大的背包，还有两根用羊皮包裹起来的管子。陌生人头上戴着普什图人的头巾。

“这是一位客人，也是我们的朋友，”努里・汗说，“他来这里帮助我们，还要与我们一起战斗。他要把这两根管子带到潘杰希尔山谷，交给沙阿・马苏德。你做向导，陪同他去那里。”

5

年轻的普什图人凝视着这个陌生人。他似乎并没有明白努里・汗刚才所说的话。

“他是阿富汗人吗？”男孩问道。

“不，他是英国人。”

伊兹玛特・汗迷茫了。这可是宿敌呀。正是古兰经学校里伊玛目经常用恶毒的语言咒骂的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异教徒，一个基督徒，注定要在地狱里被烧死的。现在要他陪同这个人走一百多英里的山路去北方的大峡谷？几天几夜与这个人相伴？但他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现在他称呼这个人为朋友。这怎么可能呢？

英国人用两根食指轻点自己的胸部，用阿拉伯语说：“敬祝和平[14]，伊兹玛特・汗。”

父亲努里・汗不会讲阿拉伯语，虽然这一带山脉的深处现在有许多阿拉伯志愿者。阿拉伯人自成圈子，所以没有必要与他们混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但伊兹玛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过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古兰经》，而且他的伊玛目只会说阿拉伯语。所以伊兹玛特已经学会了这种语言。

“敬祝和平，”他点点头，“该怎么称呼你呢？”

“麦克。”那人说。

“麦——克。”伊兹玛特试着说。奇怪的名字。

“好，我们喝茶吧。”父亲说。他们躲在离已被摧毁的村庄约十英里的一个山洞里。在洞穴的深处，燃着一堆小小的篝火，因为离洞口较远，所以不会有浓烟冒出招来苏军的战机。

“我们今晚睡在这里。明天早上你们就动身去北方。我去南边参加阿布达尔・哈克的游击队。在贾拉拉巴德通往坎大哈的路上将会有一场伏击战。”

他们啃了一些山羊肉和饼，然后就睡下了。黎明前，两个要去北方的人就被唤醒动身了。他们的旅程要穿越一条条迷宫般的山谷，沿途有一些隐蔽处。但山谷之间是山梁和陡峭的山坡，布满了小石块和页岩，很少有藏身之处。所以白天最好躲在山谷里，夜晚再在月光下翻越山梁，走过山坡。

第二天，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天还没亮他们就拔营出发了，当东方的天际出现第一抹曙光时，他们发现前面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布满了石块和页岩，在翻过下一道山梁之前几乎没有什么隐蔽处。如果等待，那意味着要躲藏整整一天，直至夜幕降临。伊兹玛特・汗提议白天穿过这片开阔的坡地。他们才走了一半，便听到一架武装直升机引擎的轰鸣声。

两人迅速扑倒在地，一动不动地躺着，但还是太晚了。在前方的山顶上空飞来了一只致命的大蜻蜓——一架外号为“雌鹿”的苏制米-24D武装直升机。其中一位飞行员肯定是看到了坡地上有动静，或者有金属的闪光，于是这架“雌鹿”偏离原先的航向，朝他们飞了过来。两台“伊索托夫”发动机的咆哮声和主桨叶旋转的咔嗒咔嗒声，在他们的耳边越来越响。

麦克・马丁把头埋在臂弯里，冒险迅速地瞥了一眼。毫无疑问，他们已被发现了。两名苏军飞行员，一前一后坐在座椅上，后面那个比前面的位置稍高一些，都在凝视着他，这时候“雌鹿”进入了进攻模式。在开阔地上被一架武装直升机盯住，是每一个步兵战士的噩梦。马丁朝周围扫了一眼。一百码开外有一丛岩石，虽然不及一个成人的身高，但可以在后面躲避。他朝阿富汗男孩大叫一声，站起来狂奔，留下他那只一百磅重的背包，但带上了让男孩格外好奇的两支“吹管”中的一支。

他听到了男孩在他身后跑动的脚步声，自己的血脉在耳边涌动的奔流声，还有“雌鹿”在俯冲时的号叫声。刚才如果他没有看到武装直升机的某种情况而有了一丝希望，他是绝不会冲出去的——“雌鹿”的火箭架空荡荡的，吊钩下也没有炸弹。他在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希望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事实果然如此。

黎明时分，苏联飞行员西莫诺夫和他的副驾驶格里戈利耶夫在执行一项巡逻任务，去骚扰一条狭窄的山谷。因为情报官报告说，那里隐藏着穆斯林战士。他们已经在高空投下了炸弹，然后飞到低空用火箭袭击山洞。一群山羊从洞穴里狂奔出来，意味着那里确实有人藏匿其中。西莫诺夫用他的三十毫米航炮把山羊打得尸横遍野，消耗了大部分炮弹。

随后他上升到了安全的高度，正朝着贾拉拉巴德郊外的苏军基地返航，这时候格里戈利耶夫发现了左舷下方的山坡上有动静。当西莫诺夫看到人影开始跑动时，他让航炮进入发射模式，并俯冲下去了。下面的两个人影在跑向一丛岩石。西莫诺夫在两千英尺的空中稳住“雌鹿”，注视着两个人影跑进岩丛里，于是他开火了。在炮弹喷射出去时，双管的GSH航炮颤抖着，然后就戛然而止——炮弹用完了。西莫诺夫咒骂了一声。刚才他把炮弹倾泻到了羊群身上，现在真碰到穆斯林战士，弹药却没了。他拉起机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弧，避开山峰。“雌鹿”在山谷上空“咔嗒、咔嗒”响着。

麦克・马丁和伊兹玛特・汗蹲伏在岩丛后面。阿富汗男孩注视着英国人飞快地打开他的那只羊皮盒子，从中取出一支短短的管子。他依稀觉得有人拍了一下他的右大腿，不疼，只是有些麻木。

英国特空团军人正在组装一支“吹管”导弹，本来是要带给潘杰希尔山谷的沙阿・马苏德的。它没有美国的“毒刺”导弹好，但是更基本，更轻巧简易。

有些地对空导弹需由地面的雷达定位为其制导，有些在弹头里携带着自己的微型雷达，还有些能发射它们自有的远红外光束。这些都是光束制导型的。此外还有寻热导弹，其弹头锥体能“嗅”出飞机发动机的热量，并朝它奔袭而去。“吹管”比这些都更为原始，它是直接瞄准式的，也就是说，操作者必须站在原地，用一条微型的控制棒不断地发射无线电信号给火箭头上的活动鳍，从而制导火箭一路奔袭，去击中目标。

“吹管”的缺点是操作者要一直站着不动，对着迎面扑来的武装直升机，这常常会使操作者丧命。马丁把两级导弹推进发射管，开启电瓶和罗经[15]，通过瞄准器发现“雌鹿”已经飞回来直接面对着他。他稳住瞄准器内的准星开了火。随着一团气体腾起，火箭从他肩膀上的管子里喷射而出，朝着空中盲目地飞去。因为不是全自动的，所以现在它需要人工为它进行制导。他估算“雌鹿”距离大约是一千四百码，而且正在迅速接近。此时西莫诺夫用机关枪开火了。

在“雌鹿”的机头，四支机枪枪管开始旋转，喷洒出一阵手指粗细的机枪弹雨。然后苏军飞行员看到从“吹管”射出一团微小的火焰，朝着他奔袭过来。现在是双方的心理对抗战了。

弹雨射进岩石，把石片炸得四处飞溅。虽然射击只持续了约两秒钟，但以每分钟两千发子弹的速率，大约有七十发子弹击中了岩石。随后，西莫诺夫试图避开导弹，于是弹雨洒向了旁边的开阔地。

有证据表明，遇到紧急情况时，人们会出于本能通常向左边避让。所以少数几个国家里，公路上的汽车是靠左行驶的，这样更为安全。因为惊慌失措的汽车司机会转向路边的草地，以避开正面相撞。西莫诺夫惊慌了，他把“雌鹿”转向了左方。

一级火箭已经从“吹管”中脱落，导弹现在进入了超音速飞行。在西莫诺夫转向之前，马丁把弹道朝右边稍稍调整了一下。他猜中了。“雌鹿”暴露了它的机肚，弹头“砰”的一声撞了进去。它的重量不足五磅，而“雌鹿”则庞大结实。但即使这种尺码的弹头，时速一千英里的打击力也是很可怕的。它穿透钢板，钻进机身爆炸了。

在寒冷的山坡上，马丁出了一身冷汗，他看到“雌鹿”开始左右摇摆，机身冒出一缕青烟，然后朝下面的山谷一头栽了下去。

飞机撞到山谷的河床后，噪音停止了。一朵牡丹花状的火焰静静地绽放开来，把两名飞行员烧死在里面，然后一股黑色的浓烟冲天而起。这会引起贾拉拉巴德基地苏联空军的注意。地面上的旅程是漫长而艰苦的，但一架“苏霍伊”对地攻击战斗机只要几分钟时间就可飞抵这里。

“我们走吧。”马丁用阿拉伯语对他的向导说。男孩想站起来，但没有成功。这时候，马丁看到男孩的大腿旁有一摊血迹。他一声不响地放下能重复使用的“吹管”发射管，去拿来了他的背包。

他用军刀割开伊兹玛特的裤腿。伤口小小的，很干净，但看上去很深。如果是航炮的弹片所造成的创伤，那么弹片应该很小。也可能是被石片击伤的，但他不知道伤口是不是离股动脉很近。他在英国赫里福德医院受过训练，具备良好的急救知识，但在阿富汗的荒山野岭，在苏联空军就要杀过来的这个时候，不可能做复杂的外科手术。

“我们会死吗，英国人？”男孩问道。

“不会，今天不会，伊兹玛特。今天不会。”他回答说。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需要背包里的所有装备。他要么带上背包，要么带上男孩，不可能两个都带上。

“你熟悉这里的山地吗？”他边扎绷带边问。

“当然了。”阿富汗人说。

“那我带上一位新的向导再返回这里。到时你必须告诉他这里的确切位置。我把背包和火箭埋起来。”

他打开一个扁扁的铁盒子，取出一支皮下注射器。男孩脸色发白地注视着他。

只能随他摆布了，伊兹玛特・汗心里想道。如果这个异教徒要折磨我，那也随他了。我不会吭声的。

英国人把针头扎进了他的大腿。他没有吭声。几秒钟之后吗啡起作用了，他大腿上的疼痛开始减轻。他又试着站起来。英国人已经取出一把小小的折叠式挖掘工具，开始在页岩坡面上掘洞。挖好之后，他把背包和两支“吹管”放了进去，上面用石块掩盖起来，使之看上去与周围无异。但他已经用心记住了这个石堆的模样。只要他能回到这片山坡上，他就能够找到并取出他的装备。

男孩坚持说他能自己走路，但马丁不由分说一把把他背上了肩膀。由于瘦得皮包骨头，身上只剩下肌腱，男孩的体重与背包差不多，也就是一百磅左右。但在稀薄的空气中背负一个人在上坡路上行走，也是很累人的。马丁斜穿着翻过山梁，然后慢慢地走下了山谷。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坠落的苏军飞机总会吸引普什图人来淘宝，以期找到什么能用的或者有价值的物品。浓烟尚未被苏联人发觉，西莫诺夫最后发出的信息只是一声尖叫，因此没人能知道他的方位。但浓烟已经吸引了一群穆斯林战士从旁边的一条山谷赶过来。他们与马丁和伊兹玛特在距山谷谷底一千英尺处相遇，并互相对视着。

伊兹玛特・汗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山民们绽出了开心的笑容，他们拍着这个英国特空团军人的后背以示崇敬。马丁解释说他的向导需要帮助，而且不是山区的一碗热茶就可解决的。这孩子需要外科手术。其中一位穆斯林战士认识一个人有一头骡子，与这里只相隔两条山谷。他去叫那个人了。直到夜幕降临时那个人才赶到。马丁给伊兹玛特扎了第二针吗啡。

在新向导的指引下，伊兹玛特・汗骑上骡子，他们三个人动身了。黎明时他们来到了白山的南坡，这时候那位向导停下了脚步，指向前方。

“贾基，”他说，“阿拉伯人。”

他赶着骡子回去了。马丁背上男孩走完了最后的两英里路程。贾基是一个有五百多个洞穴的复杂山区。三年来，所谓的阿富汗阿拉伯人一直在那里施工，扩建，挖深，把那里建成一座游击队的大本营。马丁所不知道的是，洞穴里面有复杂的兵营，一座清真寺，一个藏有经文的图书馆，还有厨房、储藏室和一座设备齐全的外科医院。

当马丁走近时，他被外层的几个卫兵拦住了。但马丁的处境是很显而易见的，他背负着一个受伤的人。卫兵们讨论着该如何处置这两个人，马丁听出来他们说的是北非阿拉伯语。有一个显然是上级的人走过来打断了他们，那人说的是沙特口音的阿拉伯语。马丁能听懂每一个词语，但他认为最好还是不说话。他用手势语言表达，他的朋友需立即动手术。那个沙特人点点头，做了一下手势，并在前面引路。

伊兹玛特・汗在一个小时内就动了手术，医生从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块航炮的弹片。

马丁等着小伙子苏醒。他以当地人的习惯，蹲在病房角落的阴影里，谁也没去特别留意他，无非当他是一个把朋友带过来的普什图山民。

一小时后，两个男人走进了病房。其中一个个子很高，很年轻，留着大胡子。他在阿拉伯的袍子外面穿了一件迷彩军服，头戴一条白头巾。另一个人矮胖敦实，年纪不会超过三十五六岁，有一只圆圆的鼻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穿着一件外科医生的白大褂。在检查了他们自己的两个病号以后，这两个人走向了阿富汗人。高个子用沙特阿拉伯语说话了。

“哦，我们这位年轻的阿富汗战士感觉如何？”

“没事，我好多了，酋长。”伊兹玛特也用阿拉伯语回答，他以尊称称呼这位年长者。高个子男人很高兴。

“嗯，你会说阿拉伯语，还这么年轻。”他微笑着说。

“我在白沙瓦的古兰经学校学习了七年。去年我返回阿富汗参加战斗。”

“那么，你为谁而战呢，小伙子？”

“我为阿富汗而战。”男孩回答。

一丝阴云出现在这个沙特人的脸上。阿富汗人意识到或许不该这么说。

“我也为真主而战，酋长。”他补充说。

脸上阴转多云，温和的笑容也重现了。沙特人俯身向前，轻轻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

“有一天，阿富汗将不需要你，但仁慈的真主将永远需要像你这样的勇士。现在，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伤愈情况怎么样了？”他问那位匹克威克式的医生。

“我们看一下吧。”大夫一边说，一边揭开了纱布。

伤口很干净，周边有红肿，但在缝了六针之后已经闭合了，而且没有受到感染。他满意地点点头，重新缠上了纱布。

“一星期后你就可以下地走路了。”艾曼・扎瓦希里大夫说。

然后他就与奥萨马・本・拉登一起离开了病房。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蹲在角落里的满脸汗渍的穆斯林战士，他的头枕在膝盖上似乎睡着了。

马丁站起来走向小伙子的病床。“我要走了，”他说，“阿拉伯人会照顾你。我设法去找到你父亲，向他再要一名向导。愿真主与你同在，朋友。”

“你多保重，麦克。”男孩说，“这些阿拉伯人和我们不一样。你是一个异教徒。他们就像我在古兰经学校里的那个伊玛目，他们憎恨所有的异教徒。”

“如果你不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将十分感激。”英国人说。

伊兹玛特・汗闭上了眼睛。他宁愿被拷打致死也不会出卖他的这位新朋友。这是规矩。当他睁开眼睛时，英国人已经走了。后来他听说，这人抵达了潘杰希尔山谷的沙阿・马苏德那里，但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越过苏军防线进入阿富汗活动了六个月之后，麦克・马丁经巴基斯坦悄悄回到了英国，还学会了一口过得去的普什图语。他获准去休假，然后回特别空勤团报到，并再次被派遣去北爱尔兰。但这次情况不同了。

特空团是真正使爱尔兰共和军感到害怕的部队；能杀死特空团的战士，最好是活捉，再将其折磨致死，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最大梦想。这次，麦克・马丁与简称“特遣小分队”的第十四情报连协同作战。

这支小分队承担着监视、跟踪和窃听的任务。他们的行动是要摸清爱尔兰共和军杀手的下一步袭击计划，这些行动必须非常隐蔽，决不能被对方发现。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些高超的技艺。

他们翻屋顶进入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的住宅，在阁楼安装窃听器。他们还把窃听器安置在棺材里，因为“教父”们会一边装作向灵柩内的死者表示崇敬和哀悼，一边召开会议。他们用长焦照相机拍摄到嘴唇的运动，再由专家根据口形破解出谈话内容。他们还用装在步枪上的话筒录下门窗紧闭的房间里的对话。小分队获得了珍贵情报之后，就把任务转交给行动队的战士。

行动的规则很严格，必须是爱尔兰共和军人先开火，而且必须是朝特空团开火，特空团战士才能反击。如果敌人在枪口下缴械投降，就要被当成俘虏对待。所以开枪这件事，特空团和空降兵战士们必须十分谨慎。英国的政治家和律师近来宣布了一条新政策：英国的敌人有公民权，但英国军人却没有。

尽管如此，麦克・马丁作为一名特空团的上尉，还是在那里待了十八个月，其间他曾多次参与夜间的伏击战。每一次，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帮武装分子都会莫名其妙地被截住；每一次，他们都愚蠢地试图拔枪顽抗；每一次，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都会在次日早晨发现那些尸体。

但在第二次交火时，马丁中弹了。他运气很好，是左臂二头肌的皮肉伤，但他只能飞回英格兰，安排去利特黑德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遇上了护士露辛达，经过一番简单地追求后，她成了马丁的妻子。

一九九○年春，马丁重返伞兵部队，不久便被派往位于伦敦白厅的国防部机关工作。他在乔伯姆附近租了一座小房子，安了家，这样露辛达就可以继续上班。马丁发现自己平生头一次成了一个身穿深色西装，每天挤公交车的上班族。他的军衔是三级参谋，工作部门是特别项目局军事行动处。没过多久，又一个外国侵略者再次将他从安逸的生活中拉了出来。

那年的八月二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悍然入侵邻国科威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表示了愤慨和坚决反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赞同她的主张。一星期之内英美两国制订了一个紧急计划，组成了一支反侵略的多国部队，去解救那个富饶的石油小国。

即使麦克在国防部特别项目局军事行动处这种机关，秘密情报局还是追踪到了他，并“建议”他参加几位“朋友”的午餐会。

午餐安排在圣詹姆斯街一个隐蔽的俱乐部，东道主是“企业”的两名高级情报官。同行的还有一位政府通讯总局的分析专家，他生于约旦，后来加入了英国籍。他的工作是监听和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无线电通信。但在今天的餐桌上，他另有任务。

他用阿拉伯语与麦克・马丁交谈，语速飞快。马丁对答如流。最后他朝两位情报官点点头。“百闻不如一见，”他评论道，“就凭这副面孔和说话的声音，他能行。”

说完后这个人就离席告辞了，显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

“如果你能潜入科威特去看看那里发生的情况，我们将不胜感激。”其中一位资深的情报官说。

“部队那边怎么办？”马丁问道。

“我认为他们会予以理解的。”另一位情报官轻声说。

马丁的部队长官发了几句牢骚，但还是放他走了。几个星期以后，马丁装扮成一个贩运骆驼的贝都因人[16]，悄悄地越过沙特边境，潜入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在北上去科威特市的路上，他遇上了几支伊拉克巡逻队，但他们都没去注意这个蓄着大胡子、赶着骆驼去集市的游牧民。贝都因人向来与世无争，不问政治，几千年来，他们旁观着入侵者在阿拉伯世界打得天翻地覆，从来不加干涉。所以侵略者通常也不理会他们。

在进入科威特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马丁联络上缺乏经验的科威特抵抗力量，提供了协助，教给他们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还摸清了伊军的布阵情况，优势和弱点，然后就撤出了。

海湾战争中他的第二次任务是深入伊拉克内部。他从沙特边境进入伊拉克西部的沙漠，然后搭上伊拉克的一辆长途汽车前往巴格达。他伪装成一个伊拉克农民，傻乎乎地提着一篮母鸡。

回到熟悉的巴格达市后，他在一栋富人的别墅里伪装成一名花匠安顿下来，住在花园尽头的一间棚屋里。他的任务是接送情报，为此他带进去一只小小的折叠式卫星天线和一台微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以把情报压缩后发射到沙特首都利雅得，不会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截获。

海湾战争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保守得最好的机密之一，是他们在萨达姆政权的高层中有一个“内线”人物。马丁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他只是按事先约定在“死信箱”里收取情报，然后发送到在沙特阿拉伯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总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萨达姆投降了，于是麦克・马丁撤了出来——只是在夜间穿越边境时险些遭到了法国外籍军团的枪击。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占领阿富汗的苏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独自走过横跨在阿姆河上的友谊桥，回到了苏联一侧的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他的整个部队已经在他之前过了桥。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这场“苏联的越战”以失败告终。苏联的那些原本十分安分的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叛，苏联的经济在崩溃。十一月柏林墙被推倒，整个苏联帝国四分五裂。

许多分析家认为，苏联人留下的阿富汗政府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取得胜利的军阀们将会接管政权并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但权威们猜错了。被苏联人遗弃在喀布尔、喜好威士忌的纳吉布拉总统，靠两个因素撑了下来。其一是阿富汗政府军显然比国内其他所有武装力量都强大，加上秘密警察的支持，这个政府能够控制城市，从而控制绝大多数的民众；其二，军阀们互相争吵，割据地盘，不但没有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恰恰相反，他们挑起了内战。

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伊兹玛特・汗。父亲依然是一家之长，虽然他身体没有以前那么硬朗了，也上了年纪，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他们重建了马洛柯村。他们清理了炸弹和火箭留下的废墟，在桑树和石榴树旁边重新砌起了宅院。

伊兹玛特・汗在腿伤痊愈后，已经重新投入到了战争中，并担当了他父亲那支义勇军的领导人，手下的战士都愿意跟随他，因为他流过血。当和平来临时，他的游击队缴获了苏联人不愿意带回家的一大箱武器。

他们带着这些武器翻过白山，来到巴基斯坦的帕拉奇纳镇上的军火交易市场。在那里，他们用苏联人的遗留物换回了奶牛、山羊和绵羊，重新开始放牧。

如果说以前的生活很艰苦，那么新生活就更艰苦了，但他热爱劳动，因此沉浸在马洛柯村将重获新生的喜悦之中。一个人必须要有根，他的根在这里。二十岁的他，每逢星期五领头在村里的清真寺做祷告。

库奇游牧民经过这里，带来了平原上的消息。忠于纳吉布拉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军队依然控制着城市，但军阀们占据了各地农村，他们的行径近乎强盗土匪。他们在主要道路上强行设卡，过路的商旅常常被抢走钱物，遭到殴打。

巴基斯坦根据其联合情报局的意见，支持希克马蒂亚尔成为整个阿富汗的领导人。在希克马蒂亚尔统治的地区存在着极端的恐怖行为。当年的“白沙瓦七雄”，现在你争我斗，互相掐着脖子，对人民的呻吟充耳不闻。穆斯林游击队已从昔日的英雄，沦为了现在的暴君。伊兹玛特・汗感谢仁慈的真主使他免受平原地区的苦难。

随着战争的结束，那些阿拉伯人几乎都已从山区和他们所钟爱的洞穴撤走了。日后将成为他们的无冕之王的那个来自洞穴医院的高个子沙特人，也离开了。大约有五百个阿拉伯人留了下来，但他们并不受欢迎。他们分散在各地，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

伊兹玛特・汗二十岁那年，有一天他去邻村走访，看到一个姑娘在溪边洗衣服。由于溪水潺潺流动，姑娘没有听到马蹄声，当她发觉时已来不及用头巾遮面了。姑娘惊慌尴尬地逃走了。但他已经看见她长得很漂亮。

伊兹玛特像所有年轻人那样行动了。他征询了母亲的意见。母亲很高兴，两位姨妈也迅速加入，快乐地帮忙出谋划策，设法打听那个姑娘家的情况，并说服努里・汗去向对方的父亲提亲。那女孩名叫玛尔亚姆，婚礼在一九九三年暮春举行。

婚礼是在室外举行的，春风吹拂着胡桃树，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婚宴很热闹，新娘骑着一匹装饰华丽的白马从邻村过来。果树下，人们吹起长笛跳起舞，当然只是男人们在欢闹。由于受过古兰经学校的熏陶，伊兹玛特反对唱歌跳舞，但他父亲很高兴，让他也放开些。于是这一天，伊兹玛特抛开了他那严格的瓦哈比教条，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而新娘的目光则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

从他们在溪边的一见钟情到婚礼举办，中间必须有一段时间的等待，双方都要做结婚的准备工作，女方要置办嫁妆，男方要在自家的院子里搭建婚房。当夜幕降临、村民们疲惫地散去之后，伊兹玛特把他的新娘带进了新房。他的母亲站在四十码开外的地方，听到黑暗中传来一声姑娘的尖叫，这说明她的儿媳已经成为一个女人，她微笑着点了点头。三个月以后，新娘的肚子显示出她将在来年雪花飞扬的二月生个孩子。

当玛尔亚姆怀上伊兹玛特的孩子时，那些阿拉伯人回来了。那个领头的高个子沙特人没和他们在一起，那时他还在遥远的苏丹。但他送来了很多钱，通过向军阀们捐款捐物，他获得准许，建立了几个训练营。在卡利德瓦利德、法鲁克、萨迪克、卡尔丹、吉哈德瓦伊和达伦塔，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成千上万的新志愿者集中到这里接受战争训练。

这是什么战争？据伊兹玛特・汗观察，这些人在部落的内战中并没有站在哪一边，那么他们接受训练后要与谁作斗争？他听说这全是因为那个高个子，也就是被追随者称为“埃米尔”的那个人。此人已经宣布，要与自己的祖国——沙特阿拉伯政府和西方展开圣战。

但伊兹玛特・汗与西方并无矛盾。是西方提供了资金和武器，帮助他们打败了苏联人，而且他认识的唯一一个异教徒还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不是他的圣战，他想。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家园正被卷入混乱之中。

6

空降兵部队顺利地接受了马丁的归队，什么都没问，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但麦克・马丁已经获得了“神秘人物”的名声，四年间，两次无理由的失踪，每次为期六个月，部队的官兵自然会感到惊奇。一九九二年，他被送往设在坎伯利的参谋学院深造，然后又被派回国防部，军衔是少校。

这次又是军事行动局，但在三处，即巴尔干处。此时，南斯拉夫的内战依然如火如荼，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人占着上风，那里的种族清洗令世界震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马丁没有任何参加战斗的机会，每天只能穿着深色西装从郊区到伦敦去上班。

在特别空勤团服役过的军官，还可以再回去，但前提是必须获得特空团的邀请。麦克・马丁在一九九四年年底时接到了特空团从赫里福德发出的邀请。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圣诞礼物，但妻子露辛达可没那么高兴。

他们还没有孩子，因为夫妻二人都在各自发展他们的事业。露辛达获得了一次升职的机会。她觉得这是“人生的机遇”，但新职位要去英格兰中部地区工作。婚姻亮起了红灯。麦克・马丁接到的命令是去指挥第二十二特空团的B营，把战士们悄悄地带到南斯拉夫的波黑共和国。表面上，他们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是去追捕战犯。他无权向露辛达透露真相，只说他必须再次离开。

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露辛达再也忍不下去了。她猜测这次又是调他去阿拉伯地区，于是向他摊牌，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么选择伞兵、特空团和该死的沙漠，要么跟我去伯明翰维持我们的婚姻。他仔细考虑后选择了前者。

在白山山脉那些高高的隐蔽的山谷外面，年迈的伊斯兰真主党领导人尤尼斯・哈利斯去世了。伊斯兰真主党的领导权彻底落入希克马蒂亚尔的手中，他的残忍是伊兹玛特所厌恶的。

一九九四年二月，伊兹玛特的孩子出生时，纳吉布拉总统已经下台，但仍然活着，被软禁在首都喀布尔的一座联合国宾馆内。他的继任者本应该是拉巴尼教授，但拉巴尼是塔吉克人，是普什图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喀布尔以外，军阀们割据着各自的地盘，国家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自从苏军撤离后，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青年返回巴基斯坦的古兰经学校完成教育。而其他那些由于年纪太小而从未参加过战斗的人，则越过边境去接受教育——任何教育。结果他们得到的是多年的瓦哈比洗脑。现在，他们也回来了，但他们与伊兹玛特・汗不一样。

老尤尼斯・哈利斯虽然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心中仍有一丝温和和克制，所以在他的那座难民营古兰经学校里，传授的伊斯兰教也是温和而有节制的。其他人则专注于那些从神圣《古兰经》中找出来的、极富攻击性的刀剑之章。老努里・汗虽然也很虔诚，但十分宽容，他认为唱歌、跳舞、体育和宽容他人都没有什么害处。

但现在归来的那些人都没受过什么教育，只听过那些精于教条的伊玛目讲的课。他们对生活、对女人，甚至对本部族的文化都一无所知。除了《古兰经》，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战争。他们大都来自南方，那里是全阿富汗奉行伊斯兰教最严酷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夏天，伊兹玛特・汗和一位表弟离开山区去了一次贾拉拉巴德。这是一次短暂的走访，但他们却目睹了希克马蒂亚尔的部下如何野蛮地血洗一个村庄，只因为村里人拒绝供奉钱财。他们两人见到男人们惨遭折磨和杀戮，妇女们受到殴打，村庄被烧毁。伊兹玛特・汗对此深恶痛绝。但在贾拉拉巴德，他听说他见到的只是很普通的事情。

后来，遥远的南方发生了一件事。自从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倒台以后，先前的阿富汗政府军倒向了出价最高的军阀一边。在坎大哈城外，一些士兵把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抓到兵营里实施了轮奸。

士兵们所在村庄的一位教士——也是当地宗教学校的校长，率领着三十个学生，扛着十六支步枪冲进了那座军营。他们以寡敌众，取得了胜利。最后，他们把那个司令官吊死在一辆坦克的炮筒下。这个教士名叫穆罕默德・奥马尔，人称毛拉奥马尔[17]。他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眼。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纷纷来求他帮助。他和他的队伍深得民心，所以迅速扩大。他们不奸淫掳掠，不蹂躏庄稼，也不要报酬。他们成了当地的英雄。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已经有一万两千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戴上了这位毛拉的标志性饰物——黑头巾。他们自称为“学生”，在普什图语中，“学生”是“塔利博”，复数就是“塔利班”。他们由维持村庄的治安开始，掀起了一场运动。当他们夺取坎大哈市时，已具备问鼎政权之势。

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一直在努力支持希克马蒂亚尔，推翻喀布尔的塔吉克人，但希克马蒂亚尔老是打败仗。由于联合情报局内部人员逐渐被极端穆斯林渗透，巴基斯坦转为支持塔利班。攻占坎大哈后，新政权获得了一大批武器，还有坦克、装甲车、卡车、大炮、六架前苏联“米格”21战斗机和六架重型直升机。他们开始攻打北方。一九九五年，伊兹玛特・汗吻别妻子和孩子，走出大山加入了塔利班。

日后，在古巴的一座监狱牢房里，他将回忆起，那些在山上与妻儿共度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年他二十三岁。

太晚了，当他了解到塔利班的阴暗面时已经太迟了。尽管普什图人已经算是最虔诚的教徒了，但他们在坎大哈面临的严酷统治也是穆斯林世界前所未有的。

所有的女子学校都被立即关闭。妇女们不准离家，除非有男性亲属的陪同。任何时候必须用长袍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女性穿着凉鞋在地上踏出的嗒嗒声也被认为太性感而遭到禁止。所有的唱歌、跳舞、演奏音乐、体育运动和全民的休闲活动——放风筝，都被禁止了。按要求，人们必须每天祈祷五次；男人被强制蓄须。执法者通常是十几岁的狂热分子，他们戴着黑头巾，只懂得激进的语言、残忍和战争。他们从昔日的解放者转而成了新的暴君，但他们前进的步伐势不可挡。他们的使命是摧毁军阀的统治。因为人们痛恨军阀，所以大家也就默默接受了这些严酷的新规矩。现在至少有了法律和秩序，没有了腐败、强奸和犯罪，只剩下狂热的正统。

毛拉奥马尔只是战士们的精神领袖。自从在炮筒下吊死一个强奸犯从而掀起一场革命之后，他就隐居到南方坎大哈附近的一个堡垒里去了。他的追随者仿佛一群来自中世纪的武士，无所畏惧。他们崇拜着深居简出的独眼毛拉，在塔利班倒台前，大约有八万人愿意为他捐躯。在遥远的苏丹，那位高个子的沙特人遥控着现在以阿富汗为基地的两万个阿拉伯人。他注视着，等待着。

伊兹玛特・汗加入了由楠格哈尔省同乡组成的一支义勇军。他很快赢得了战友们的尊重，因为他经验老到，曾经抵抗过苏联人，而且受过伤。

塔利班军队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军队，它没有指挥作战的将领，没有参谋部，没有军官，没有军衔，没有基础设施。每支义勇军都在其部落首领的领导下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领导人往往凭借他们的人格、勇气和对宗教的虔诚来支配他们的队伍。如同第一个哈里发时期的那些原始穆斯林战士那样，塔利班凭借狂热的勇气横扫敌人，这使他们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名声，使他们的对手闻风丧胆，不战而降。当最后遇到真正的战士——塔吉克人沙阿・马苏德的部队时，他们遭到了重创。由于没有医护兵，塔利班伤员只能躺在路边活活痛死。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在向前推进。

在喀布尔城外，他们与马苏德进行了谈判。但马苏德拒绝了他们提出的要求，不愿撤回他曾经抗击过苏联人的北部山区。于是一场新的内战开始了，一方是塔利班武装力量，另一方是由塔吉克人马苏德和乌兹别克人拉希德・杜斯塔姆组成的北方联盟。那是一九九六年。全世界只有暗中组建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和出钱资助它的沙特阿拉伯，承认这个新的怪异的阿富汗政府。

对伊兹玛特・汗来说，现在木已成舟。他昔日的盟友沙阿・马苏德如今成了他的敌人。此时在遥远的南方，一架飞机降落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正是八年前在贾基的一个洞穴里和他说过话的那个高个子沙特人，从他腿上取出苏军弹片的那个矮壮的大夫，仍陪同着他。这两人立即对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表示了尊敬，并献上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以及对奥马尔毕生不渝的忠诚。

喀布尔沦陷后，战事暂时停顿下来。塔利班在喀布尔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已被推翻的前总统纳吉布拉从软禁宾馆里拖出来，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并处决，最后把他的尸体挂在了一根灯柱上。这确定了塔利班今后要实施的专政路线。伊兹玛特・汗厌恶残忍。他在内战中经过艰苦战斗，从一名志愿兵成为统帅一支义勇军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最后成为塔利班四个作战师中的一个。他要求返回家乡楠格哈尔，于是他被任命为楠格哈尔省省长。住在贾拉拉巴德，他可以经常回家去探视家庭、妻子和孩子。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一个叫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人。但他对设在自己国家的一个叫“基地”的组织却所知不少。他还知道这个组织的信徒们对所有的异教徒发动了全面的圣战，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一个叫美利坚的国家。但这不是他的圣战。

他在与北方联盟打仗，以求祖国的最终团结和统一。现在北方联盟已被打败，退缩到两个边远的山洞里。其中一支是哈萨拉族人的抵抗力量，现正蜷缩在达拉伊素夫的高山上；另一支是马苏德的部队，躲在无法攻克的潘杰希尔山谷和东北部的巴达克山。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发生了炸弹爆炸。伊兹玛特・汗对此一无所知。收听国外电台是禁止的，他只得服从。八月二十日，美国向阿富汗发射了七十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发射自游弋在红海的“考本”号和“希洛”号两艘导弹巡洋舰，以及巡游在巴基斯坦南部阿拉伯湾的“布利斯科”号、“埃利奥特”号、“海勒”号、“米利乌斯”号驱逐舰和“哥伦比亚”号潜艇。

导弹攻击的目标是“基地”组织的几个训练营，还有托拉博拉的一些洞穴。有几枚导弹偏离了目标，其中一枚钻进了马洛柯村旁高山上的一个天然洞穴。导弹在山洞深处爆发，炸裂了整个坡面。上千万吨的石块从山上滚落到下面的山谷里。

当他赶到山区时，那里已是面目全非了。整个山谷都被掩埋了。溪流、农场、果园、畜栏、院子、清真寺，全消失了。他的家人和所有的邻居都不见了。他的父母、叔伯、婶母、姑妈、妻子和孩子全都被几百万吨花岗岩埋在了下面。已经无从下手挖掘，也挖掘不到什么了。他忽然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既无亲眷也无氏族。

在炽热的八月烈日下，他跪倒在埋葬家人的页岩上，转向西方的麦加，叩首祈祷。但这次祈祷与以往不同，面对灭族之恨，这是沉重的宣誓，宣告他不共戴天的复仇，他个人至死方休的圣战，针对夺走了他一切的那些人的战争。他向美国宣战了。

一星期之后，他辞去省长的职务，回到了前线。他与北方联盟浴血战斗了两年。在他离开战场的那段日子里，战术高明的马苏德进行了反攻，并再次对战斗力不太强的塔利班造成了重创。在马扎里沙里夫发生了一次血腥屠杀，首先哈萨拉族人发动武装起义，杀死了六百名塔利班战士，然后塔利班进行了报复，屠杀了两千多个平民。

《代顿协议》[18]的签订，从理论上说结束了南斯拉夫的波黑内战。但战争留下的创伤却是噩梦般的。波黑的穆斯林聚居区曾经是战争的主战场，穆族人、塞族人和克族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战争。

克族人和塞族人拥有先进的武器，他们挑起并制造了大多数的血腥屠杀。被彻底羞辱的欧洲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设立了战犯法庭，准备起诉和审判第一批战犯。问题在于，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是不会自己举起双手走进法庭的。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根本无意提供任何配合和协助，事实上，他正在酝酿在另一个穆斯林省——科索沃制造新的事端。

波黑总人口有三分之一是塞族人，他们宣告在塞族人聚居区成立塞尔维亚共和国，大多数战犯就躲藏在那里。现在欧洲面临的任务是找到他们，确定他们的身份，把他们捉拿到海牙并推上法庭的被告席。于是，一九九七年，擅长野战和丛林战的英国特别空勤团承担了追猎战犯的任务。

一九九八年，麦克・马丁回到英国，并作为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中校和教官回到了伞兵部队。次年，他被任命为伞兵第一营指挥官。北约再次对巴尔干地区事务进行了干涉，这次比以前更迅速，阻止了一场媒体称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英美情报机关说服政府相信，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打算对反叛的科索沃省进行彻底“清洗”，要把一百八十万穆族人驱赶到西边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去。北约盟国向米洛舍维奇发出了最后通牒，但米洛舍维奇不予理会。于是一队队赤贫如洗、哭泣流泪的科索沃人被驱赶着翻山越岭进入了阿尔巴尼亚。

北约对此的反应是空袭而不是地面战。空袭持续了七十八天，把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炸得千疮百孔。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成了废墟，米洛舍维奇最终只得让步了。北约军队开进了科索沃，去接管残局。指挥官是英国空降老兵麦克・杰克逊将军，伞兵一营随他一起进入了科索沃。

要不是为了那些“西部小子”，这很可能是麦克・马丁的最后一次海外行动。

二○○○年九月九日，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被刺杀。消息传遍了塔利班军队，战士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真主伟大”；在伊兹玛特・汗驻扎的巴米扬城外，欢乐的枪声响彻军营上空。塔利班的敌人已经死了。马苏德曾凭借超凡的领导力，重整拉巴尼造成的混乱局面；他机智勇敢的游击战曾令苏联人闻风丧胆；他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把塔利班打得落花流水。但现在，这个人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马苏德是被两个人弹暗杀的。两个极端狂热的摩洛哥人，持偷来的比利时护照，以游客的身份进入阿富汗。其实那两个人是奥萨马・本・拉登献给他的朋友——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礼物。当时沙特人本・拉登并没有想到暗杀马苏德的阴谋，是聪明过人的埃及人艾曼・扎瓦希里认为，如果“基地”组织为奥马尔办成这事，那么无论今后发生什么，这个独眼龙毛拉都不会驱逐他们。

九月十一日，四架客机在美国东海岸上空被劫持。在九十分钟内，两架飞机摧毁了纽约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另一架撞坏了五角大楼，第四架由于乘客冲进驾驶舱与劫机者搏斗而坠毁在田野里。

几天之内，十九个劫机者的身份被确定了。又过了几天，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向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下了最后通牒：交出罪魁祸首，否则就承担一切后果。“基地”组织为塔利班清除了马苏德，奥马尔不能过河拆桥。那是“规矩”。

在西非沿海的塞拉利昂，多年的内战给这个昔日的英国殖民地富国留下了一系列的混乱、匪患、罪恶、疾病和贫穷。几年前，英国决定予以干预，联合国派去了一万五千名士兵，但这支维和部队每天只是坐在他们设在首都弗里敦的兵营里。城市以外的丛林太危险了。但联合国维和部队中有一支英国的精英部队，至少他们还坚持在边远地区巡逻。

二○○○年八月下旬，皇家爱尔兰兵别动队的一支由十一名战士组成的巡逻队，被诱离大路进入通往村庄的一条小路。那个村庄是叛匪的大本营，匪徒们自称“西部小子”。他们其实是一帮无法无天的精神变态，每天沉湎于酒精，嚼着蘸了可卡因的口香糖，或者干脆在手臂上划一条口子把毒品抹进伤口以求“快速见效”。他们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无法言喻的灾难和恐惧，但他们有四百人之众，而且武装到了牙齿。特种兵战士们很快就被俘了，并被劫持为人质。

麦克・马丁在结束科索沃的任务后，已经奉命率领伞兵一营来到弗里敦，在滑铁卢营安顿下来。经过与“西部小子”们的艰苦谈判，五名战士在支付赎金后被释放了，但其余六个似乎注定要被剁成肉泥。伦敦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爵士发出命令：派人进去，用武力把他们解救出来。

突击队由四十八名特别空勤团士兵、二十四名特别海勤团士兵和九十名空降兵一营士兵组成。进攻发起前一个星期，身着丛林迷彩服的十名特空团战士空降到匪窝村庄周围的丛林里。他们负责隐蔽，观察，倾听，随时向队部报告他们所了解到的情报。“西部小子”的一切言行都被几码之外的特空团战士监听、监视到了，并用无线电报告了突击队总部。由此英方知道，以和平方式解救人质是没有希望了。

第一波进攻的突击队员遭到了匪徒迫击炮反击，有六人受伤，包括指挥官，他们立即撤出了战斗。麦克・马丁是随第二波进攻冲进去的。

那个村庄其实是两个并联的村庄，分别叫格利巴纳和马格本尼，中间隔着一条又窄又臭的名为罗克尔溪的小河。七十名特空团和海勤团战士攻占了人质所在的格利巴纳村，把他们全都解救出来，还击退了匪徒一系列猛烈的反击。九十名空降兵去攻打马格本尼。到黎明时，他们发现溪流两边各有约两百名“西部小子”。

战斗结束时，战士们抓了六名匪徒，他们都被捆住双手后带回弗里敦去了。有几个匪徒逃进了丛林里。没人去统计过留在两个已成废墟的村庄及周围丛林里到底有多少具匪徒的尸体，但也没人质疑过对方死亡三百人这个数字。

突击队共有十二人受伤，特空团战士布拉德・蒂尼昂因伤重死去。第一波进攻失去指挥官之后，麦克・马丁乘坐第二架“奇努克”直升机进去，指挥了对马格本尼村的最后扫荡。这是老式的战斗——近距离射击和格斗。在罗克尔溪南岸，由于刚才那枚击中他们指挥官的迫击炮弹，伞兵们损失了他们的无线电台。所以盘旋在空中的直升机无法报告他们自己迫击炮的弹着点，而丛林又是那样稠密，看不清炮弹下落。

最后，伞兵们直接冲了上去，他们热血沸腾，尖叫着、咒骂着与匪徒们进行厮杀。拷打农民和俘虏很在行的“西部小子”死的死，逃的逃，最终一个也没留下。

麦克・马丁返回伦敦后，过了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正在吃早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镜头——坐满乘客、加满燃油的客机一头撞进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楼。一星期以后，美国人明确宣布要进入阿富汗追捕罪魁祸首，不管喀布尔的塔利班政府同意与否。

伦敦当即同意提供任何所需的资源，当务之急是空中加油机和特种部队。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说，他也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

本来这是秘密情报局总部的事务，但英国驻伊斯兰堡使馆的武官也请求协助。麦克・马丁又一次奉命离开位于奥尔德肖特的空降兵总部，作为特种部队联络官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他抵达那天正是世贸中心倒塌后两周。这一天，盟军开始了对阿富汗的第一次空袭。

7

伊兹玛特・汗仍在巴达克山前线指挥塔利班部队，此时喀布尔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轰炸。当世人们在评点喀布尔和南方的牵制战术的时候，美军特种部队潜入了巴达克山，去协助已经接管马苏德部队的法希姆将军。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役要打响的地方，其他的只不过是做给媒体看的。战役的关键是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地面进攻和美军的空中打击。

简陋的阿富汗空军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化为乌有了。阿军的坦克和大炮，一经发现，也被摧毁了。曾在边境外面安全地消磨了几年的乌兹别克人拉希德・杜斯塔姆，被说服回来在西北地区开辟第二战线，以呼应法希姆在东北方的战线。二○○一年十一月，阿富汗战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关键的技术是目标标定，自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后，这项技术正悄悄地兴起。

特种兵战士隐蔽在盟军的部队里，用高倍望远镜观测并确定敌军所挖掘的工事、大炮、坦克、弹药库、后勤供应和指挥部的位置。每个位置都被用肩扛式远红外线发射器做了标记，“上了色”。然后通过无线电联系招来战机对目标实施空中打击。

塔利班军队与北方联盟部队对阵时所遭到的毁灭性打击，有些来自在遥远的南方阿拉伯海上游弋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有些来自从乌兹别克起飞的坦克杀手A-10——当然，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不错的回报。由于炸弹和火箭追随远红外光束不可能偏离目标，一支又一支的塔利班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塔吉克人胜利地向前推进着战线。

随着阵地一个个摧毁，一个个失去，伊兹玛特・汗所率领的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后撤。开始时在北方作战的塔利班军队有三万多人，但现在每天都损失近千人。军中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没有救护。受重伤的塔利班战士做着祈祷，像虫蚋般地死去。他们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冲进枪林弹雨之中。

原先的塔利班志愿兵已经所剩无几。塔利班的征兵队已经强制征集了成千上万名新兵入伍，但许多人不愿意打仗。真正的狂热分子人数正在锐减。伊兹玛特・汗只得带着部队不断后退，因为他觉得，每次作战都在前线，他自己也要支撑不住了。十一月十八日，他们抵达了昆都士城。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地区的周围都是塔吉克人和哈萨拉族人，而昆都士却是讲普什图语的南方吉尔扎人的聚居区，一块小小的飞地。因此塔利班军队能在那里避难，也是在那里同意投降的。

阿富汗人认为，经过谈判后的投降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而且只要有谈判的机会，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有可能被考虑甚至接受。于是，整个塔利班军队向法希姆将军投降了，法希姆同意受降。

在塔利班内部，有两支非阿富汗军队。当时，有六百个阿拉伯人是本・拉登派遣来阿富汗的，全都效忠于奥萨马・本・拉登。三千多个阿拉伯人已经战死，而美国人的态度是，就算其余的阿拉伯人都去见真主，他们也不会感到遗憾。

塔利班武装力量里还有大约两千个巴基斯坦人，如果他们被发现，巴基斯坦政府将十分尴尬。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穆沙拉夫将军在九一一事件之后面临两难选择：要么铁心投靠美国，从而获得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要么通过其联合情报局继续支持塔利班以及本・拉登，但要承担直接的后果。他选择了美国。

但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仍有一支小规模的特工队在阿富汗活动，而且那些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巴基斯坦志愿兵也难免会把在阿富汗战斗过的事情透露出去。于是法希姆利用三个夜晚，通过一条秘密的空中通道，把大多数巴基斯坦人遣送回去了。

另一个秘密交易是，大约四千名战俘根据需要，被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和俄罗斯。俄罗斯买下了所有的车臣人，以及所有的反政府的乌兹别克人，以此来讨好乌兹别克。

原先投降的士兵超过一万四千人，但这个人数在这些秘密交易后削减了不少。最后，北方联盟对涌向北方采访战事的全世界媒体宣布，他们只受降了八千名战俘。

紧接着，五千名俘虏移交给了乌兹别克指挥官杜斯塔姆将军。他想把这些人发送到遥远的西边，他自己的地盘希巴尔甘。于是战俘们被装进了铁制的货运集装箱内，没有水，没有食物，而且因为人数太多，他们只能站着，还得踮着脚尖才能靠近头顶上方的气孔。半路上，战俘们听说同意给他们增加通气孔。结果重机枪在他们身上打出了许多通气孔，直至尖叫声停止。

在剩余的三千零一十五名战俘中，那些阿拉伯人被挑了出来。他们来自各个穆斯林国家，有沙特人、也门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埃及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极端狂热的乌兹别克人已被押送回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了。车臣人也被送回去了，但有少数几个留了下来。在整个战争中，车臣人赢得了最勇猛、最残忍和最富有自杀精神的名声。

挑剩下的两千四百个俘虏留在了塔吉克人手中，此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音信了。阿拉伯人来挑人的时候，他们问话，伊兹玛特・汗用阿拉伯语作答，于是他被当作是阿拉伯人。他没有佩戴军衔，身上脏兮兮的，脸色憔悴，又饿又累。他被推向了一边，因为太疲惫了他没有反抗。结果他与另五个阿富汗人一起，要被押解到西边的马扎里沙里夫去，落入杜斯塔姆以及乌兹别克人手中。这一次，西方媒体都在盯着，新近抵达的联合国官员表示会保证战俘们的人身安全。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些卡车，六百个人被装上了车，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始了西行去马扎里沙里夫的旅程。但他们的最后目的地不是马扎里沙里夫城，而是再往西十英里的一座巨大的监狱城堡。

于是他们来到了地狱的门口，地狱的名字叫卡拉伊贾吉城堡。

如果从投下第一颗炸弹起算，直至首都喀布尔落入北方联盟手中，征服阿富汗用了大约五十天时间。但美英的特种部队此前早就在阿富汗开展行动了。麦克・马丁渴望与特种部队一起行动，但英国驻伊斯兰堡的使馆官员坚持，他们需要马丁在巴基斯坦军队的高级军官之间进行沟通联络。

直到他去巴格拉姆参加行动。巴格拉姆是前苏联在喀布尔北部的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显然在日后盟军占领期间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停放在那里的塔利班飞机已经成了一堆废铁，控制塔也成了废墟，但那些跑道、机库和前苏联曾经用作警备司令部的营房，只要花上一些时间和资金，还是能够全部修复的。

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巴格拉姆就被盟军攻下了，英国特别海勤团的一组官兵进去后标上了英国的记号。这个消息给马丁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于是他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机场搭上美国飞机，飞了过去。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片荒凉，美国人来接管全部设施之前，英国海勤团腾空了一座机库，在尽可能远离寒风的那一面开始了艰苦的改造工作。

士兵们通常善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安家，而特种兵对此最为擅长，他们似乎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安顿好自己。海勤团的二十名官兵开着他们的陆虎越野车去外面找了一些铁制的货运集装箱，把它们拖进机库。

加上一些油桶、木板和灵巧的心思，这些集装箱就变成了临时宿舍，里面有床、沙发、桌子和电灯，还安装了一只插座，电水壶插电后可以烧茶水。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告诉战士们：“在马扎里沙里夫以西一个叫卡拉伊贾吉的地方似乎出了点儿事。一些战俘在监狱暴动，抢夺了卫兵的武器，正在挑起一场暴动。我认为我们应该去那里看看。”

于是他选了六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安排两辆陆虎越野车加满了燃油。出发前，麦克・马丁问道：“不介意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也许你们需要一名翻译呢。”

这支海勤团小分队的指挥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尉，而马丁是一名空降兵上校。当然没人反对。马丁上了第二辆车，坐在了司机旁边。在他的身后，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蹲伏在一架点三○口径的机关枪后面。他们驱车朝北驶去。这是一次长达六个小时的行程，穿过萨朗山口来到北方平原，继而是马扎里沙里夫，最后抵达卡拉伊贾吉城堡。

卡拉伊贾吉屠杀战俘事件的起因在当时颇具争议，这种争议以后还将持续下去。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

西方媒体从不会因为把事情完全搞颠倒而感到难为情，他们坚持把那些战俘称为“塔利班”，其实不然。事实上，除了六个偶然混进去的阿富汗人，这帮战俘都是战败的“基地”组织的人。他们来到阿富汗是专门为了“圣战”——战斗和捐躯的。所以，从昆都士用卡车运送到卡拉伊贾吉来的，是亚洲最危险的六百个人。

在这六百名战俘中，大概有六十个人不是阿拉伯人。这些非阿拉伯人又分为三种。首先是车臣人，他们认为在昆都士被选中后发回俄罗斯等于是去送死，于是躲开挑选来到了卡拉伊贾吉。还有反政府的乌兹别克人，他们也认为回乌兹别克斯坦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也躲了起来。再就是巴基斯坦人，他们由于偶然的差错没被遣送回国，其实他们如果返回巴基斯坦，是会获得自由的。

剩下的就是阿拉伯人了。与许多留在昆都士的塔利班成员不同，他们是志愿兵，而不是被强征当兵的。他们全都是极端狂热分子，都经过“基地”训练营的战斗训练，知道如何凭勇气和技术去战斗。而且他们对生死并不关心。他们祈求真主的无非是在死去时能够搭上几个西方人或西方人的朋友，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一名烈士了。

战俘们在卡拉伊贾吉遇到的是一百名受过部分训练的乌兹别克卫兵，卫兵的指挥官是能力不怎么样的赛义德・卡梅尔。拉希德・杜斯塔姆本人不在，他的副手赛义德・卡梅尔临时替代他的职位。

卡拉伊贾吉的建造格局与西方的城堡不同。这是一个占地十英亩的露天大院，里面种着树木，还有一些平房。整个地方围着一道五十英尺高的围墙，但墙的两面都是斜坡，人可以沿着斜坡跑上去，在墙顶上窥视胸墙对面的情况。

这道厚墙里面有迷宫般的兵营、仓库和通道，地下又有同样如迷宫般的地道和地窖。充当卫兵的那些乌兹别克人只是在十天前才刚刚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此前塔利班在城堡的南端储藏着枪支和弹药。他们刚好把战俘赶到了那里。

当初在昆都士投降的时候，俘虏们只是被收缴了枪支和火箭弹，但没人对他们进行搜身。假如安排搜身，那么差不多每个战俘都会被搜出一两颗手雷，隐藏在他们衣袍里。他们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坐卡车抵达了卡拉伊贾吉。

事件最初的苗头是在他们抵达的那个周六晚上。伊兹玛特・汗当时坐在第五辆卡车上，他听到了一百码开外的一声爆炸的闷响。坐在几个乌兹别克卫兵中间的一个阿拉伯人拉响了他的手雷，把他自己和周围的五个卫兵炸得血肉横飞。当时夜幕刚刚降临，院子里没有电灯。杜斯塔姆部队的官兵们决定第二天早上进行搜身。他们把战俘赶进院子里，让他们蹲在地上，不给他们水和食物，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神经紧张的卫兵。

黎明时，搜身开始了。身心疲惫的战俘表现得很听话，任凭卫兵把他们的双手反绑起来。由于没有绳子，乌兹别克人就用囚犯的头巾。但头巾可不是绳索。

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站直身子接受搜身。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手枪、手雷，还有钱。当钱越堆越高时，赛义德・卡梅尔和他的副手便把它们收集起来，拿到了另一个房间。过了一会儿，一个乌兹别克士兵透过窗户向内窥视，看到那两个人把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衣兜里。那个士兵走进房间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立即滚蛋。但他很快就又回来了，带着一支步枪。

有两个刚刚努力挣脱了双手的战俘目睹了这一幕。他们尾随那个士兵走进房间，一把夺过步枪，用枪托把三个乌兹别克人全砸死了。由于没有开枪，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这事。但这时候的院子正渐渐演变为一个火药桶。

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人麦克・斯潘和戴夫・泰森当时已经进入了院子，斯潘就在露天里开始审问战俘。他的周围是六百名狂热分子，他们在去见真主之前唯一的愿望是杀死一个美国人。接下来，一个乌兹别克卫兵发现了持枪的阿拉伯人，大叫着发出了警告。阿拉伯人开枪打死了他。火药桶终于爆炸了。

伊兹玛特・汗蹲在地上，等待着卫兵过来搜身。与其他战俘一样，他也已经挣脱了双手。中弹的乌兹别克卫兵倒地之际，墙头上的其他卫兵赶紧亮出机关枪。屠杀开始了。

一百多个俘虏当即就死在了泥地上，双手仍被反绑着。后来事件平息后，联合国观察员进去察看时，看到的就是这种状态。其他战俘互相解开绑在手上的头巾，这样他们就能战斗了。伊兹玛特・汗率领一伙人，包括他的五个阿富汗同胞，躲避着子弹，穿过树林，跑到了南墙。这座城堡以前在塔利班控制下，他曾去参观过，所以知道那位置有个军火库。

麦克・斯潘周围的二十个阿拉伯人扑到他身上，拳脚齐下地把他活活打死了。戴夫・泰森把一梭子子弹射向暴徒，打死了三个人，而后听到手枪的撞针撞在空枪膛里的“咔嗒”一声，幸运的是，他已经及时跑到了大门口。

不到十分钟，这个宽敞的院子已经变得空荡荡了，只剩下躺在地上的尸体，以及那些不停地呻吟直至死去的伤员。乌兹别克人现在已经撤到了围墙外面，大门“咣当”一声合上了，那些囚犯全被关在了里面。围攻开始了。这场战斗将会持续六天六夜，而且谁也不想留下活口。双方都深信是对方违反了投降协议的条款，但到了此刻，再追究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军火库的门很快就被砸开，储藏的枪支被迅速分发出去。这些武器装备一支五百人的小部队绰绰有余。囚犯们拥有了步枪、手雷、火箭弹和迫击炮。他们拿上各自得心应手的武器之后，分头穿过地道和通道，展开扇形阵形，占领了整个城堡。只要有乌兹别克卫兵在墙头上探一下脑袋，就会有一个阿拉伯人从院子对面的某个缺口射出一颗子弹，将其击倒。

杜斯塔姆的部队别无选择，只得紧急求援。杜斯塔姆将军立即调来了几百名乌兹别克士兵，他本人也匆匆赶回卡拉伊贾吉。赶来支援的还有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的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四名战士，一名美国空军人员，来标定空中坐标，以及六名第十山地师战士。这些西方人的工作基本上是观察、报告情况，招来空袭以粉碎囚犯的抵抗。

午时，从最近被攻占的首都喀布尔北方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开来了两辆加长型的陆虎越野车，车上载着来自特别海勤团的六名英国特种部队官兵，以及一名翻译——特空团的麦克・马丁中校。

周二，乌兹别克人的反攻开始成形。他们用一辆轻型坦克开路，重新进入院子，开始对暴动的囚犯阵地实施打击。伊兹玛特・汗已被众人认出是一位高级军官，于是他负责指挥南翼的对抗战。当坦克开火时，他命令手下人员进入地窖，轰炸停止后，他们又回到了地面上。

他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无法突围，也不会得到仁慈对待。他并没指望这个。二十九岁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葬身之地，死在这里跟其他地方相比，没有什么不好。

美军的空袭也在星期二开始了。四名绿色贝雷帽战士和一名空军人员趴在墙头上的胸墙外侧，为战斗轰炸机标定目标。那天共投下了三十枚炸弹，其中有二十八枚钻进俘虏们藏身的地下水泥工事里，炸死了大约一百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塌落的石块砸死的。有两枚炸弹偏离了目标。

第一颗跑偏的炸弹落下时，麦克・马丁就站在绿色贝雷帽战士们的墙下面，离他们大概一百码。炸弹正落在五个美国人围成的圈子中间。如果这是一颗弹着即爆的人员杀伤弹，那他们都会炸成肉酱。他们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只是耳鼓破裂，有几个人骨折。

这是一颗J-DAM炸弹，即钻地炸弹。弹头着地之后，要钻入地下四十英尺处才爆炸。结果这些美国人发觉自己经历了一次地震，被气浪抛到一边，但命都保住了。

第二颗炸弹更离谱。它击中了乌兹别克人的那辆坦克以及其后的指挥所。

周三，西方媒体赶到了。记者们在城堡周围乱窜。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由于他们的到来，最终让乌兹别克人不敢把反叛的战俘斩尽杀绝。

在六天六夜的对峙期间，有二十个囚犯企图借夜色掩护逃走。他们全被当地农民抓住并用私刑处死。这些哈萨拉族农民对三年前塔利班屠杀自己族人的血腥罪行记忆犹新。

麦克・马丁趴在土墙顶上，透过胸墙窥视下面的院子。第一天的尸体仍躺在那里，臭气熏天。那些美国人虽然仍戴着黑色羊毛帽子，但已经揭开了蒙脸的布片，让记者们拍了好多照片和录像。七个英国人还是宁可蒙面，全都用棉布把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沙尘和苍蝇的侵袭以及旁观者。到了周三，头套又多出一项功能：过滤空气中的恶臭。

太阳快下山时，死里逃生的中情局特工戴夫・泰森冒冒失失地带着一个想获奖的电视摄像组进了院子——他在马扎里沙里夫只待了一天便又匆匆返回来了。他们在墙边爬行前进，马丁就在对面的墙上趴着，注视着他们。英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趴在他的身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囚犯的一个抓捕队忽然从墙上一扇暗门出来，抓住那四个西方人，把他们拖了进去。

“得有人进去把他们救出来。”海军陆战队上尉说。他朝周围看了看。六双眼睛无声地凝视着他。

他说了声“上”，随即翻过胸墙，跑下倾斜的内墙，进入空旷的院子里。三名海勤团的战士也随着他一起冲了过去。另两名战士和马丁为他们提供狙击掩护。暴乱的囚犯现在已经退缩到了南墙。四名海军战士径直闯入，把暴徒们吓住了。一直到他们抵达远处的墙边，都没人开枪。

上尉率先进去。解救人质是特别空勤团和特别海勤团的队员们反复演练过的，他们可以在几秒钟时间之内完成任务。在赫里福德，特空团有一座专门用于人质解救训练的“死亡屋”；在普尔的队部，海勤团也有一栋相同的房子。

四名特别海勤团官兵毫不迟疑地闯进门，靠服装和胡子确认了三名暴徒后立即开火。射击手法是“双发点射”，即两颗子弹直接射向脸部。那三个阿拉伯人的枪口都朝着另一个方向，他们连一颗子弹也没来得及发射就被击毙了。当时，戴夫・泰森和英国电视记者当即表示绝不提及这次事件。后来，他们确实再也没有提起过。

到周三晚上，伊兹玛特・汗意识到他们已经根本无法在地面上停留了。炮兵已经抵达，大炮把城堡的南边炸成了废墟。地窖是最后的堡垒。仍然活着的战俘人数已经不足三百。

有些囚犯不愿龟缩在地下，宁愿死在上面。他们展开了一次自杀性反攻，但只冲了一百码的距离，杀死了几个警惕性不高、反应不够敏捷的乌兹别克人。随后，赶来增援的乌兹别克坦克上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把那些阿拉伯人打成了筛子。他们大多数是也门人，还有一些是车臣人。

周四，根据美国人的建议，乌兹别克人把几桶坦克用的柴油倒进地沟，流入下面的地窖里，然后点了火。

伊兹玛特・汗并没在地窖的着火区域。尸体的焦臭味盖过了柴油的气味，但他听到了火焰燃烧的“呼呼”声，感受到了热量逼近。更多的人死去了，幸存者踉跄着冲出烟雾，朝他跑来。他们都被烟熏得剧烈地咳嗽。在最后的那个地窖里，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与伊兹玛特・汗在一起。他关上门，插上铁闩，把烟雾挡在外面。门外，濒死者的敲门声越来越弱，最后停止了。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炮弹在空房间里爆炸、轰响。

最后的这个地窖有一条通道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出口，但发现那只是一条地沟。当晚，乌兹别克的新指挥官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灌溉渠里的积水引到那条地沟，灌到地窖里去。经过十一月的雨季，灌溉渠里积满了雨水，冰寒刺骨。

到午夜时，幸存者都泡在了齐腰深的水中。他们又饿又累，十分虚弱，不少人滑倒在水里淹死了。

地面上，联合国接管了指挥工作，周围是各国的媒体机构。联合国发出的指示是要保留战俘们的性命。透过头顶上倒塌的瓦砾堆，最后的抵抗者能听到喇叭的广播声，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走出来。二十个小时后，第一个人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向阶梯，其他人也跟了上去。已被彻底击败的伊兹玛特・汗，这个活到最后的阿富汗人，与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最后八十六名暴乱的战俘走到地面上，踩着城堡南面的断垣残壁，发现他们面对着一大片黑洞洞的枪口和火箭弹。在周六黄昏的残阳下，他们看上去活像是恐怖电影里的一群稻草人。他们浑身发臭，蓬头垢面，身心疲惫，满脸胡子，被烟火熏得满面漆黑，还打着冷战。他们蹒跚地走着，不时有人摔倒。伊兹玛特・汗走在他们中间。

在从一堆石块走下来时，他绊了一下，想稳住身体，于是伸出手去抓住了一块石头。结果他扳下来一片石块，捏在了手里。一名年轻的乌兹别克士兵神经紧张，以为他要反击，于是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呼啸而来的火箭弹擦过阿富汗人的耳边，击中了他身后的一块巨大的岩石。那石头顿时被炸得粉碎，其中一块棒球大小的石块以惊人的力量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伊兹玛特・汗没有戴头巾。六天前，他的头巾被用来绑缚他的双手，后来再也没有找着。假如那块石头是以九十度的角度射过来的话，那么他的脑袋就会立即开花。但它在地上弹了一下，倾斜着砸中了他的后脑，把他击成浅度昏迷。他倒在乱石堆上，鲜血从伤口里喷涌而出。其他人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城堡外面等待着的几辆卡车。

一个小时后，七名英国军人开始在院子里检查，做记录。麦克・马丁正在统计死亡数字，回去后要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虽然他这次是以一个翻译的身份来参加行动的，但他毕竟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心里明白，有数十人，可能会达到两百人，埋在了地下。忽然，一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它正在流血，尸体是不会流血的。

马丁把这个骨瘦如柴的人翻了过来。身上的衣服不对劲，那是普什图人的服装。这里不该有普什图人。他从自己的头上摘下蒙面布，擦去了那个人脸上的烟尘和污垢。这张脸似乎有点眼熟。

当他取出军刀时，一名旁观的乌兹别克战士咧嘴笑了。如果这个外国人想虐待一下这个受伤的俘虏，有什么不可以呢？马丁用刀割开了阿富汗人的右裤腿。

那块伤疤还在那里，缝了六针后有所缩小，那是十三年前苏军的弹片留给他的伤疤。平生第二次，麦克・马丁像消防员那样把伊兹玛特・汗一把提起，扛到肩上，朝前走去。在大门口，他看到一辆有联合国标记的白色陆虎越野车。

“这个人还活着，但受伤了，”他说，“他的头部受了重伤。”

把伊兹玛特・汗交给了联合国人员后，马丁便登上英国特别海勤团的那辆陆虎，返回巴格拉姆去了。

三天后，美国的一支巡逻队在马扎里沙里夫医院发现了这个阿富汗人，要求对他进行审问。他们用卡车把他拉到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方的那一侧。两天后，阿富汗人在那里渐渐苏醒过来。这是一间临时牢房，他坐在冰冷的地上，戴着镣铐，但还活着。

二○○二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批战俘从阿富汗坎大哈抵达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他们戴着头罩和镣铐，浑身尘土，又饿又渴。伊兹玛特・汗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麦克・马丁上校在二○○二年春天回到了伦敦，在位于切尔西的约克公爵兵营特种部队总部当了三年的副参谋长。他于二○○五年十二月退役，临行前和朋友们聚了一次。在那次聚会上，有一大群朋友，包括乔纳森・肖、马克・卡尔顿-史密斯、吉姆・戴维森和马克・杰克逊，他们想把他灌醉，让他钻到桌子底下去，结果没有得逞。二○○六年一月，马丁在汉普郡梅恩河谷买下了一座谷仓，并于当年的夏末动工改造，要把它改造成一座乡间住宅。

联合国后来的记录表明，在卡拉伊贾吉，共有五百一十四个“基地”组织的狂热分子丧生，八十六人幸存，但都受了伤。他们都被关在关塔那摩湾。乌兹别克族的守卫有六十人被打死。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当上了阿富汗新政府的国防部长。

第三部

撬 棍

8

“撬棍行动”的首要任务是给它找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掩饰说法，这样即使是内部人员也无从打探麦克・马丁，或猜出要安插人到“基地”组织内层的事情。

他们选定的“剧本”是：美英将联合起来打击日益升级的毒品走私行为。阿富汗将罂粟偷运到中东去加工，提炼后得到的海洛因再运往西方，不仅毒害人们的身体，也会给恐怖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

接下去的“情节”发展，大意是西方要努力通过世界各国的银行切断恐怖主义的活动资金，迫使那些狂热分子不得不依赖现金交易。

最后，虽然西方已经有了强大的打击毒品的机构——如美国缉毒署和英国海关——美英两国政府达成共识，“撬棍行动”是一个目标单一、针对性强的行动。为此，除了外交努力之外，可以动用特工机关去袭击和摧毁对此置若罔闻的各国毒品加工厂。

至于运作方法，“撬棍行动”的工作人员在报到时将获知，为确定高层犯罪分子的身份，他们将会采用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去监听、监视可能会涉及的运输路线、储存设施、提炼工厂以及船舶和飞机。结果，新来的工作人员都对此深信不疑。

这只是一套托词，这套说法会延续下去，直至再也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但在美国米德堡会议以后，西方的情报机构不想把鸡蛋全都放在“撬棍”这只篮子里。因此，查询“伊斯拉”的真实含义的工作还将会在其他方面继续开展，只是更为隐蔽。

可是情报机关还是举棋不定。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里，他们的确有几十个内线，但有些是心甘情愿的，有些则是迫不得已。

问题在于，在恐怖组织的头目发现我们已知道“伊斯拉”之前，我们能走多远？最好是让“基地”组织相信，我们从白沙瓦死去的财务总管的笔记本电脑里一无所获。

在与一些公开同情极端主义者的《古兰经》学者沟通时发现，提到“伊斯拉”这个词，只引发他们礼貌而空泛的回应，由此可以确认，消息并未走漏出去。

无论谁知道这个短语的真正含义，“基地”组织必定把知情者的范围控制得极小。美英情报机关很快搞清楚，知情者里并不包括西方渗透进去的内线，所以他们决定用秘密来对付秘密。西方的反击措施就是“撬棍”，寓意为用撬棍撬开“伊斯拉”这个秘密。

“撬棍”的第二项任务是要在外地找一个新的行动总部。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都同意避开伦敦和华盛顿。他们的第二个统一意见是“撬棍”的基地应该设在英伦三岛。

经过对行动规模、所需房屋、活动面积、交通等条件的分析，结论是一个废弃的空军基地最为理想。这种地方远离城市，有餐厅、食堂、厨房和许多宿舍。还有可以储备物资的机库和可供秘密客人来访时使用的飞机起降跑道。除非废弃时间太久，在一般情况下，让皇家空军把它修复到可供使用是不用花太多工夫的。

他们考察了前美国空军基地。冷战期间，英国修建了几十个美国空军基地。他们对登记在册的十五个基地进行了检查，包括奇克桑兹、奥尔肯伯里、莱肯希思、费尔福德、莫尔斯沃思、本特沃特斯、上黑福德和格林汉康芒。但是这些基地全被否决了。

这些基地有的还在使用，部队员工人多嘴杂；有的已被房地产商买下了；有的已把跑道退耕还田了。有两个依然是情报机关的训练基地。“撬棍”需要的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没有闲杂人等的空军基地。最后，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特工戈登・菲利普和美国中情局反恐处特工、阿拉伯问题专家迈克尔・麦克唐纳选定了皇家空军的埃泽尔基地，分别报给各自的上级并获得了批准。

尽管埃泽尔的领土主权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皇家空军，但该基地已租给美国海军多年。它距海岸有几英里的距离，具体位置是在苏格兰的安格斯县，即苏格兰高地南缘的布里金以北、蒙特罗斯西北的地方。

埃泽尔远离从福法尔通往斯通黑文的A90号高速公路。一些村庄零星散落在一大片树林和石南属植物之间，北埃斯克河从村庄之间穿流而过。

两位高级特工发现埃泽尔基地符合他们的所有要求。它远离人们探究的视野，有两条状态良好的跑道，有控制塔，还有供人员工作和居住的所有建筑物。需要增添的只是一个球形的圆顶，以隐藏极为敏感的监听天线——这种天线能听到地球另一边一只甲壳虫爬动的声音。此外还需要把前美国海军作战室改建成通讯中心。

这个通讯楼将与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和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相连，还有直接的安全线路通往沃克斯霍尔和兰利，使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能够立即接听。此外，美英另外八个情报搜集机构也可向埃泽尔反馈他们获得的情报，包括华盛顿的国家侦察署控制下的人造卫星从太空发过来的信息。

项目获得批准后，皇家空军的工程建筑队闪电般地完成了任务，让埃泽尔恢复了功能。埃泽尔的村民们发觉那里有动静，但他们只是眨眨眼睛，摸摸鼻子，便接受了此地又要热闹起来的前景，如同往日的美好时光。当地的酒馆老板特意多进了一些啤酒和威士忌，希望能让这个空军基地遭废弃前的兴旺场景重现。除此之外，没人发表过什么意见。

当油漆工人正挥舞着刷子，为苏格兰的一个空军基地粉刷墙壁的时候，在伦敦，在一条不起眼的名为“十字架修士”的街上，“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迎来了一位客人。

艾哈迈德・楠榜先生，此前通过往来于伦敦与雅加达的电子邮件约定了这次见面，他如约抵达了。被引进了公司创始人的儿子——西伯特先生的办公室。如果这位伦敦的航运经纪人有相应的知识，他就会知道，“楠榜”只是指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小语种，而他的这位印度尼西亚客人正是来自这个岛屿。但是他不知道。尽管那本完美无瑕的护照上白纸黑字地印着这个名字，可是其实这是个假名。

楠榜先生的英文很流利，措辞温文尔雅。他在与亚历克斯・西伯特寒暄时，说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掌握英语的。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生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名应该对巴厘岛爆炸案负责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狂热分子。

他出示的苏门答腊国际贸易公司高级合伙人证书是完美的，他的银行信用证明也一样。他提出想先说明一下他的问题，西伯特先生立刻表示洗耳恭听。作为开场，楠榜先生首先严肃地把一张纸放在了这位英国航运经纪人面前。

纸上有一个长长的清单，从英国海峡群岛的奥尔德奈开始，接着是安圭拉、安提瓜和阿鲁巴。这些都是以字母A开始的地名。清单上一共有四十三个地名，最后以乌拉圭、瓦努阿图和西萨摩亚结束。

“这些都是避税国家，西伯特先生。”这位印度尼西亚人说，“而且都能提供隐蔽的银行业务。有些非常可疑的生意，包括犯罪团伙，就是把他们的资金隐藏在这样的地方。而这些，”他拿出第二张纸，“他们的方式也同样可疑。这些是商船的方便旗[19]国家。”

安提瓜又出现在名单的前面，接下来是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百慕大、玻利维亚和缅甸。这张纸上总共有二十七个国家，以圣文森特、斯里兰卡、汤加和瓦努阿图结尾。

名单里还有像赤道几内亚这样的非洲穷国，世界地图上的弹丸之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科摩罗群岛，以及珊瑚礁国家瓦努阿图。更有趣的是，还列上了卢森堡和蒙古这些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西伯特先生看糊涂了，虽然这些名字对他来说并不新鲜。

“把两份名单加在一起，您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楠榜先生用胜利的姿态问道，“欺骗，亲爱的先生，大规模的、不断升级的欺骗。啊，上帝，我和我的合伙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欺骗最盛行的行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从此只与信用可靠、久负盛名的伦敦公司做生意。”

“谢谢，”西伯特先生喃喃地说，“要咖啡吗？”

“货物偷窃，西伯特先生。频繁的、不断升级的货物偷窃。谢谢，我不要咖啡，刚才吃过早饭了。我们的货物托运了，珍贵的货物，然后它们就消失了。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船舶、租船人、经纪人、船员、货物、更不用说还有船东。全都隐藏在这一大串方便旗和银行之中。因此，我们损失惨重啊。”

“真糟糕，”西伯特先生表示理解，“我能提供什么帮助吗？”

“我的合伙人和我已经达成共识，我们再也不愿上当受骗了。没错，也许我们的成本是会增加一点，但今后我们希望把货运生意只托付给由英国船长指挥的悬挂米字旗的英国商船，并由伦敦的航运经纪人开具远洋运费发票。”

“很好，”西伯特露出了笑容，“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我们还应该向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投保全额的船舶和货物运输险。你们要托运的是什么货物呢？”

给船舶找货和给货物找船，正是航运经纪人所做的工作，而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是伦敦古老的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的长期支柱会员。

“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楠榜先生一边说，一边取出了更多的信件，“我们一直在与这家公司洽谈。这是一家进口商，他们常把英国的豪华轿车和跑车送到新加坡。至于我们这边，我们出运高档家具木料，如加里曼丹岛出产的青龙木和鹅掌楸，从印度尼西亚运往美国。但这只是一部分。其他的货物是苏门答腊和爪哇的绣花丝绸，可以装在甲板上的海运集装箱里，也是去美国的。”他把一封精美的信件放到桌子上，又补充说，“这个，是我们的苏门答腊客户的情况。我们全都同意与英国人做生意。显然，对任何英国船舶来说，这将是一条三角航线。针对这些业务，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艘在英国注册的合适的货船？我希望我们能达成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

亚历克斯・西伯特有信心能找到十几艘合适的、挂米字旗的商船来承担这项租船运输业务。他需要了解的是船舶的吨位、运费和装载期。

最后他们商定，他将给楠榜先生提供一份这两票货物运输所需要的船舶吨位和租金的报价单。而楠榜先生，在与他的合伙人协商之后，将会提出两个远东港口和美国港口的提货日期。他们在互相鼓励和祝福之后便分手了。

在鲁尔斯餐馆吃午饭时，亚历克斯・西伯特跟父亲讲了这件事，老头子深有感触地说：“太好了，就应该与老派、有教养的绅士做生意。”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是麦克・马丁不能露面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埃泽尔空军基地。好在秘情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交际甚广，在各行各业都有熟人，所谓“老伙计联络网”。

“今年冬天我基本上不待在家里。”在特种部队俱乐部里吃午饭时，希尔的客人说，“我要去加勒比海晒晒太阳。所以你可以借用这个地方。”

“当然，我会付房租的，”希尔说，“只要我的微薄的预算能够付得起。”

“只要别把这房子拆了就行。”客人说，“好吧，什么时候可以还给我？”

“我们希望不会晚于二月中旬。办一些研讨会，会有一些讲师来往进出，顶多这样了。没什么特别的。”

马丁从伦敦飞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一位他很熟悉的前特空团中士安格斯过来接他。这是一个坚强的苏格兰人，已经退伍回到了家乡。

“你混得怎么样，老板？”安格斯恢复了特空团士兵与长官说话的口气。他提起马丁的背包，放进后备箱，把汽车从机场停车场开了出来。行至阿伯丁郊区，他转向北方，沿着A96号公路朝因弗内斯方向行驶。几英里之后，他们就进入苏格兰高地的山区。在转弯后七英里，他左转驶离了主公路。

前方的路牌只写着：凯姆内。他们穿过莫尼麦斯克村，驶上了阿伯丁-阿尔福公路。过了三英里，陆虎越野车右转经过怀特豪斯，向基格行驶。路边有一条河。马丁心想：不知道河里有三文鱼还是金枪鱼，也许什么都没有。

快到基格时，一条支路跨过河流，变成了一条长长的、蜿蜒曲折的私家车道。绕过两个弯之后，一座石砌的古堡赫然耸立在荒山和峡谷之中。

主门口出现两个人，他们走上前来作自我介绍。

“我是戈登・菲利普，这是迈克尔・麦克唐纳。欢迎你来福布斯城堡。路上辛苦了，上校。”

“我叫麦克。你们在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安格斯没打过电话呀。”

“哦，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安排了一个人。只是为了安全起见。”菲利普说。

麦克・马丁哼了一声。他没有发现这条尾巴，显然，他的特工敏感有些荒疏了。

“没事，麦克。”中情局特工麦克唐纳说，“你已经到这里了。现在有许多讲师要轮番对你进行十八周的培训。你先去洗漱一下吧，午饭后我们开始作情况简介。”

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各地有许多安全屋。有些是在市内的公寓，用于召开秘密会议，因为与会者不想在总部大楼抛头露面。另一些设在隐蔽的农村地区，例如经改装的农场房屋，特工们完成紧张的任务回来后可以去度假休息，还可以详细汇报他们在国外工作的情况。

还有些安全屋的地理位置选择得很偏僻，情报局把投诚的苏联间谍安置在那里，与此同时派人去核实他的真假，而在苏联大使馆或领事馆工作的克格勃特工则无法找到、接触他。

回想起克格勃上校尤尔琴科事件，中情局的老员工至今依然感到心悸。尤尔琴科是在罗马向西方投诚的，却令人惊讶地被允许在美国乔治城与他的审讯官一起外出吃饭。在饭店里，他去了一次洗手间，却再也没有回来。事实上，克格勃已经接触过他了，提醒他别忘了留在莫斯科的家人。他悔恨不已，愚蠢地相信了克格勃会赦免他的承诺，于是再次投向苏联，就此销声匿迹。

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对兰利总部主管安全屋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手头上最遥远、最隐蔽、最难以进入和撤出的安全屋是哪一座？

主管房地产的同事立即就给出了答案：“我们称它为‘木屋’。是在喀斯喀特山脉的帕赛顿荒野，那里远离人烟。”

古米尼要他们提供所有的详细资料和图片。在接到资料夹半个小时后，他作出了决定，并下达了命令。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东北，是绵延不断的喀斯喀特山脉，那里山势陡峭，林木繁茂，冬天则是白雪皑皑。在山区里有三个区域，分别是国家公园、伐木林场和帕赛顿荒野。国家公园和林场是有路可通的，附近也有一些居民。

喀斯喀特国家公园开放期间，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去游玩，那里有迷宫一般的土路和小径，前者还能行驶越野汽车，后者只能是骑马或徒步行走。那里的管理员对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

伐木的林场因安全原因，是不对公众开放的。但林区里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土路，以供卡车装运树干去锯木厂。隆冬季节因大雪封山，林场和土路只能关闭。

再往东北方向，在靠近加拿大边境的地方则是一片荒山野岭。这里甚至连土路也没有，仅有一两条小径，只有在大山南边靠近哈特山口才有几座小木屋。

冬天和夏天，荒野里到处是野生动物。几座小木屋的主人常常是夏天来荒野里避暑消夏，之后便切断所有的电器和设备，关门落锁返回城市。这里大概比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更荒凉、更偏僻。除了佛蒙特北部被称为“王国”的地区，在那里，假如一个人失踪，在春天冰雪消融时人们会发现他冻成了一块石头。

多年前，一座偏远的木屋盖起来后挂牌出售，中情局把它买了下来。当时购买只是一时冲动，他们很快就后悔了，只是有时候把它用作高级情报员的夏季度假屋。十月份，当马雷克・古米尼副局长问到这里时，这座小木屋正大门紧锁。尽管冬天即将来临，启用它成本将会很高，但他还是命令对其进行改造，并重新启用。

“如果你要的是这种小屋，”房地产办公室主任说，“为什么不用西雅图的西北拘留中心呢？”

尽管面前是一位同事，古米尼还是别无选择，只能说谎。

“这并不是要把某个重要人物藏起来避人耳目，也不是要防止他逃走。我必须考虑他的安全——即使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也发生过死人的事情。”

安全屋管理负责人明白了领导的意图。至少他认为他明白了。绝对要避人耳目，绝对要防止逃跑，而且至少在六个月时间内要完全自给自足。这不是他的专长。他找来了加州塘鹅湾监狱安全设施的设计组。

想去这座木屋几乎无路可走。一条小路延伸到小镇梅扎马北边几英里后就结束了，还剩下十英里距离。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一切都只能依赖直升机吊运。马雷克・古米尼副局长调用了西雅图南郊麦科德空军基地的一架重型“奇努克”直升机。

施工队伍来自陆军工程兵部队。根据华盛顿州警方的提议，建筑材料在当地采购。按照“无须知道”原则，参与施工的人只获知这座木屋要被改造成一个高度安全的研究中心。实际上，它将成为只关押一个人的监狱。

在苏格兰高地的福布斯城堡，培训工作已经紧张有序地开始了，而且还将越来越紧张。麦克・马丁已按要求脱下西服，换上了普什图部落人的衣袍和头巾。同时，他的头发和胡子也在任其疯长。

清洁女工被允许住在这里，不过她对“兽穴”里的这位客人没有丝毫兴趣，花匠赫克托也是一样。第三个留在城堡里的人是前特空团中士安格斯，他已经当上了福布斯伯爵这块领地的总管和保安。任何想私自闯入的人将会发现，在安格斯的地盘上动手是不明智的。

其余的“客人”则来来往往，除了两个必须长期留下来的。一个是纳吉布・库雷希，他是阿富汗人，曾在坎大哈当过教师，在英国避难时入籍英国，现在是政府通讯总局的翻译。他从原先的工作岗位上被抽调到了福布斯城堡。他是语言教师，负责讲解普什图人的所有语言和行为规范。他还要讲授身体语言、手势、如何下跪、如何吃饭、如何走路以及祈祷的姿势。

另一个是塔米安・戈弗雷博士。她六十五岁左右，一头银发在脑后结了一个发髻。多年前她嫁给了保安局（军情五局）的一名高级官员，两年前丈夫去世。由于她是“我们的人”——正如秘情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所说的，她对安全程序，即“无须知道”原则并不陌生，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及她曾经在苏格兰逗留过。

而且她无需别人告知就知道，她要教导的这个人将要赴汤蹈火、深入敌后，因此她决心，不能由于自己的疏忽而导致他出错。她的专长是《古兰经》，她本人就像一本活的《古兰经》。此外，她的阿拉伯语也炉火纯青。

“你有没有听说过穆罕默德・阿萨德？”她问马丁。

他承认没听说过。

“那么我们就要从他开始讲起。他出生时的名字是奥波特・魏斯，是一个德国犹太人，后来他转信伊斯兰教并成为伊斯兰教的最伟大学者之一。他写下了也许是最好的关于‘伊斯拉’的评论，关于这段从阿拉伯通向耶路撒冷继而通向天堂的旅程。这是构成一天五次祈祷的原则，是信仰的基石。你小时候应该在古兰经学校里学过这个。还有你的伊玛目，他是一个瓦哈比教派的教徒，他必定坚信这是一次真真切切的旅程，而不是梦想或幻觉。所以你也要这么相信。现在我们学习每日祈祷，请跟我念……”

旁边的纳吉布・库雷希颇有感触。她对《古兰经》知道得比我还多，他沉思着。

在课间的户外活动时间，他们穿上保暖的衣服去爬山，安格斯跟在后面，名正言顺地扛着他的那支猎枪。

虽然自认为懂得阿拉伯语，麦克・马丁深知他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纳吉布・库雷希教他带有普什图口音的阿拉伯语。至于伊兹玛特・汗的声音，关塔那摩湾监狱曾经把他用阿拉伯语与狱友说的话录了音，以防他会吐露什么秘密。他从没有吐露过什么，但对库雷希先生来说，他的口音是珍贵的，可以教学生模仿。

虽然在苏联侵占阿富汗期间，麦克・马丁曾与穆斯林游击队一起在山区逗留过六个月，但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他已经忘记了很多。尽管大家都认为马丁肯定无法以普什图人的身份混入该族群，但库雷希先生仍坚持用普什图语训练他。

其实最关键的只有两件事：祈祷仪式，还有那个阿富汗人在关塔那摩湾时发生过什么。而关塔那摩湾D营的审讯官主要来自中情局。马雷克・古米尼副局长已经找到了从伊兹玛特・汗抵达开始就担任审讯官的三四个中情局员工。

迈克尔・麦克唐纳飞回美国兰利去与那几个人一起待了几天，榨干了他们能够回忆起来的每一个细节，拿到了他们所做的记录和录音。他此行的借口是，根据“不再危险”规则，中情局想确认一下是否可以释放伊兹玛特・汗。

审讯官们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个普什图山区的勇士、塔利班指挥官是所有在押囚犯中最顽固的。他很不合作，极少说话，从不抱怨，能忍受惩罚和最艰苦的条件。但大家都认为，如果你凝视他的黑眼睛，便能看出他想拧断你的脖子。

了解到所有这些情况之后，麦克唐纳搭乘中情局的“格鲁曼”飞机飞回英国，降落在埃泽尔空军基地。然后一辆小汽车载上他去了北方的福布斯城堡，在那里，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向马丁作了通报。

塔米安・戈弗雷博士和纳吉布・库雷希集中训练马丁每日祈祷。到时候，马丁不得不跟其他人一起祈祷，他必须说得准确无误。在库雷希看来，要通过还是有一线希望的。那个人也并非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而《古兰经》只用经典的阿拉伯语写成，没有其他语言。如果说漏了一个词，可以用发音不准加以掩饰。不过，一个在古兰经学校里待过七年的男孩是不可能整段说错的。于是，马丁在纳吉布・库雷希带领下不停地起身、鞠躬、叩首，塔米安・戈弗雷因膝盖僵硬的老毛病不得不坐在椅子里，也与他们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经文。

在苏格兰的埃泽尔空军基地，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美英的工程技术队正在安装连接美国和英国所有情报机关的设备。住宿设施已经竣工，可以使用了。以前在美国海军驻留期间，这个基地除了宿舍和办公室，还有棒球场、保龄球场、健身房、美容室、食堂、邮局和剧院。戈登・菲利普明白这项改造的预算资金本来就很少，史蒂夫・希尔又盯得很紧，于是就留用了原先那些便宜而又花哨的装饰。

英国皇家空军派来了炊事班，还承担了周边的安全警卫工作。没有人怀疑这个基地正在成为一个毒品走私活动的监听站。

巨大的“银河”和“运输星”运输机从美国运来了可以扫描全世界的监听监视设施。没有进口阿拉伯语翻译设备，因为这项工作将由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和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两个机构都将频繁地联系这个代号为“撬棍”的新监听站。

圣诞节前夕，十二台计算机工作站终于建立起来，可以投入运行了。这些工作站将是神经中枢，六名操作员将日夜坐在键盘前进行监控。

“撬棍中心”不是一个新的情报机构，它只是一个短期的、专门的、只为一个目的而设立的行动中心。多亏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的无界限授权，美英各情报机构为此提供了全面的合作。

“撬棍”的计算机安装了顶级的安全系统ISDN布伦特线路。每个工作站有两把布伦特钥匙，都配备了自己的移动硬盘，不使用时可以取出安放在戒备森严的保险箱里。

随后，“撬棍”的计算机就与沃克斯霍尔的秘密情报局总部、以及格罗夫诺广场的美国使馆中情局情报站通讯系统直接连接起来。

为了阻止一切与此无关的干扰，“撬棍”的通讯地址隐藏在一个登录密码为STRAP3的系统内，访问名单只限于少数几位高级情报官。

就这样，“撬棍”开始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倾听阿拉伯语通话的每一个词语。这些都只是其他情报机构都已经在做的事情，但表面文章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

投入运行后，“撬棍”还有一个功能，除了声音，它还可以捕捉图像。全美侦察办公室投放在阿拉伯上空的KH-11人造卫星拍摄的图片，以及越来越多的“掠食者”无人驾驶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也都传送到了这个隐蔽的苏格兰空军基地。这些从两万英尺上空拍摄到的高清晰照片同时也传送到了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美军中央司令部。

埃泽尔空军基地里，一些头脑灵活的人明白，“撬棍”已经做好了准备，并正在等待某件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二○○六年圣诞节前夕，亚历克斯・西伯特先生再次与楠榜先生的印度尼西亚公司联系，他提出，有两艘在英国利物浦注册的杂货船，其中一艘能满足楠榜先生的要求。恰巧这两艘船都同属一个小型船舶公司，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以前租用过这两艘船，客户都很满意。这家小公司名叫麦肯德里克航运公司，是一个老字号的家族企业，从事航海贸易已有百年之久。公司的负责人莱姆・麦肯德里克——这个家族的家长，兼任着“里士满伯爵夫人”号的船长，他的儿子肖恩是另一艘船的船长。

里士满伯爵夫人号是一艘重达八千吨的货船，悬挂英国国旗，租金不高，可以在二○○七年三月一日由英国港口载货出航。

亚历克斯・西伯特并没有提及，他极力向莱姆・麦肯德里克推荐这单生意，而且老船长也同意了。如果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能给他找到从美国到英国的回程货，那么春天时这便是一条利润丰厚的三角航线。

他们两人都不知道的是，楠榜先生联络了英国伯明翰市的一个人，阿斯顿大学的一位学者。那人驱车去了利物浦，用高倍望远镜把里士满伯爵夫人号从头到尾看了个通透，又从不同的角度用长焦距镜头给它拍摄了一百多张照片。

一个星期后，楠榜先生回了西伯特先生的电子邮件。他对没有及时回复表示歉意，解释说他在外地视察锯木厂，还说他觉得根据亚历克斯的描述，里士满伯爵夫人号的确是一艘合适的货船。接下来，他在新加坡的朋友会跟西伯特先生联系，提供从英国运往远东的那批高档轿车的详细情况。

实际上，那些新加坡的朋友不是华人，而是马来人，而且不是普通的穆斯林，而是伊斯兰狂热分子。他们从已故的塔菲克・库瓦先生在百慕大开设的一个新账户里取得资金，此前库瓦把钱存进维也纳的一家小小的私人银行里然后再转账到百慕大。他们甚至打算，这批高档汽车的钱不能白白损失，任务完成后他们会出售汽车收回投资。

马雷克・古米尼副局长对中情局审讯官的解释是，伊兹玛特・汗也许会被提审，此话倒并非谎言。他确实想这么安排，还想宣判无罪释放他。

二○○五年，美国的一个上诉法院曾经宣布，战俘的权利在“基地”组织成员身上不适用。联邦法院支持布什总统的命令，即对恐怖主义嫌疑分子应由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四年来囚犯第一次获得了辩护的机会。古米尼的设想是，伊兹玛特・汗从来没有参加过“基地”组织，只是阿富汗的一名陆军军官。他虽然是在塔利班领导之下，但与“九一一”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任何联系。他想让法院接受这个说法。

这就需要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请他的老朋友、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出面，去与本案的军事法官“递个话”。

麦克・马丁腿上的伤口正在痊愈。当初在果园里达成契约后，他在阅读伊兹玛特・汗的那份薄薄的卷宗时，已经留意到那个人从来没有提及他的右大腿上为什么会有一块伤疤。马丁也认为没有必要提及。后来中情局特工迈克尔・麦克唐纳从兰利返回，带来了更多的对伊兹玛特・汗的审讯记录，马丁注意到审讯官曾试图迫使阿富汗人说出这块伤疤的来历，结果还是没有得到解释。如果这块伤疤的存在是“基地”成员人所共知的，而麦克・马丁却没有这块伤疤，那么他就会露馅。

这事马丁没有反对，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想法。一位外科医生从伦敦飞到了埃泽尔，然后一架“贝尔”直升机把他带到了福布斯城堡的草坪上。这是一位通过了安全审查的、非常可靠的大夫，即使让他动手术取出一颗子弹他也什么都不会说出去。

在当地一位麻醉师的协助下，手术很快就完成了。手术很简单，因为根本没有子弹或弹片需要取出来。主要问题是要使伤口在几个星期内愈合，但看上去还得像是经年的伤疤。

詹姆斯・牛顿大夫在切口下面和周围塞上一些纱布，使伤口加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弄出来过，并在软组织上形成一个坑洞。他缝合的针脚很大、很乱，也不够平直，只是把伤口边缘拉在一起，这样在愈合时就会收缩。他努力使这次手术看上去像是在一个洞穴里的野战医院做的，一共缝了六针。

“你要知道，”他在离开时说，“如果一个外科医生看到，那么他很可能会看出这不像是十五年前的旧伤。外行人是看不出的。但伤口愈合需要十二周的时间。”

那是十一月初。到圣诞节时，由于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一个四十四岁的强壮的人新陈代谢还不错，伤口痊愈得很好，红肿已经消退了。

9

一次在每天的例行散步时，塔米安・戈弗雷博士问马丁：“年轻人，如果你要去的正是我认为你要去的地方，那么你必须掌握你很可能会遇到的不同层次的妄言和狂热。核心就是自我吹嘘的圣战，但不同的派系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和行为达到这个目标的。他们相互间差别很大。”

“这好像是从瓦哈比主义开始的。”马丁说。

“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忘记瓦哈比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而奥萨马・本・拉登已经向沙特宣战，称他们是异教徒。有许多教派是从超越了穆罕默德・瓦哈比教条的极端派系里演变出来的。

“瓦哈比本人是十八世纪的一个传道士，来自内志沙漠，那是阿拉伯半岛上最荒凉最严酷的内陆。他留下了《古兰经》里许许多多最严酷的和最偏执的教义。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已经落伍了。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没有向西方或基督教宣战，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屠杀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妇女和儿童了。瓦哈比只是留下了偏执的温床，而今天的恐怖头目正是把年轻的幼苗安插在这个温床上，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杀手。”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被限制在阿拉伯半岛上？”马丁问道。

纳吉布・库雷希插话说：“因为三十年来，沙特阿拉伯用石油和美元使它的国家教义国际化，这包括了世界上的每一个穆斯林国家，也包括我的出生地阿富汗。他们都还没能明白一个恶魔正被释放出来，也没意识到它会转变成大规模杀戮。”

“那为什么‘基地’组织要对自己教义的发源地和资助国宣战呢？”

“因为其他先知们已经崛起了，更偏执、更极端的先知们。他们布道的教义是，对所有非伊斯兰教完全不容忍，进攻和摧毁他们是义务。沙特政府由于与西方打交道，并且允许美军在它神圣的领土上驻扎，所以备受谴责。当然，穆斯林世界每一个世俗政府都遭到同等对待。因为对那些狂热分子来说，他们和基督徒、犹太人一样有罪。”

“那么，你觉得在我的这次旅行中，会遇到一些什么人呢，塔米安？”马丁问道。

塔米安・戈弗雷博士发现了一块椅子大小的石头，于是坐上去歇歇脚。

“有许多团体，但其中有两个是核心组织。你知道‘萨拉菲’这个词吗？”

“我只是听说过。”马丁说。

“他们是想回到原点的一个组织，想恢复伊斯兰的黄金时期。回到初期执政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也就是大约一千年之前。大胡子、凉鞋、长袍、严厉的穆斯林法规，抵制西方和西方带来的任何现代化事物。当然，地球上是没有这样的天堂的。但狂热分子不会因为不现实就踯躅不前，在追求疯狂梦想的过程中，纳粹分子、独裁政权、波尔布特的追随者屠杀了千百万人，其中有一半是他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只是因为这些人不够极端。”

“你说的‘萨拉菲’，应该是指塔利班吧？”马丁说。

“塔利班只是他们的一小股。人弹袭击者通常就是这种人，头脑简单，信任他们的头目，服从他们的精神导师，不是很聪敏，但绝对听话，坚信他们所有的狂乱仇恨都能取悦万能的真主。”

“还有更糟的吗？”马丁问道。

“哦，当然喽。”塔米安・戈弗雷博士说。她站起身，开始带领这个小小的团队返回城堡。虽然隔了两条山谷，但还是能够看到城堡的塔楼。

“那些极端分子，真正的极端分子，我用一个专用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塔克菲尔’。不管在瓦哈比时代它是什么意思，现在它已经改变了。‘萨拉菲’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不听音乐，不与西方妇女为伴。根据一个人的服装、长相及其宗教信仰，能立即分辨出他是什么人。但从内部安全的角度来看，辨明身份只完成了战斗的一半。

“但还有些人，会融入西方的习俗，不管他心里有多厌恶，但他为了不致引起怀疑而完全西化。九一一事件的所有十九个自杀炸弹袭击者之所以能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混过去，是因为他们的样子和举动与常人无异。伦敦大爆炸的四个炸弹袭击者也是一样，看上去都是正常的年轻人，去健身房，打板球，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其中一人还是一个专业教师，整日笑容可掬，实际上却在策划大屠杀。这些人才是最危险的。

“这些人经常理发，不留胡子，仪表整洁，身着西服，受过教育，获有学位。这种人是变色龙，他们只是暂时违背他们的信仰，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为了他们的信仰去实施屠杀。哦，我们到了，我的腿也走累了。该是做午间祷告的时候了。麦克，由你主持做祷告。等会儿可能还要向你提问呢。”

二○○七年元旦刚过，一份电子邮件从伦敦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的办公室发往雅加达。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将于三月一日从利物浦起航，载运“捷豹”轿车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卸完货后，她将空载驶向加里曼丹岛，在货舱里装上木材，然后去泗水，在甲板上装载丝绸。

在美国喀斯喀特山脉的帕赛顿荒野，建筑工程队在二○○七年一月底完成了那座木屋的改造任务。他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为了赶进度，工人们都在工地上过夜，暖气系统开始供暖之前，都要忍受极度的寒冷。但奖金很可观，很诱人。因此尽管条件艰苦，他们仍然十分卖力。工程终于如期完成了。

乍看上去，这座木屋跟原先没什么不同，只是变大了一点。实际上，它的里面已经变了样。为供两名情报官住宿，原先的几个卧室就够用了；为了满足八个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监视，另外建造了一座简易小屋，还在旁边搭了一个餐厅。

宽敞的客厅保留着，又扩建了一间娱乐室，里面设有台球、图书馆、等离子电视和DVD播放机。这两个房间都用了隔热保温的松木。

第三处扩建的房间看上去是用不保暖的带皮树木搭建的。它的外墙采用劈开的树干贴面，而内墙则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这个囚室从外面不可攻入，从里面也无法逃遁。

从警卫居室有一扇铁门可以通向囚室，门上有一个送饭口和一个窥视孔。门内是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铁床，床腿铸在了混凝土地面里，徒手绝对无法移动。墙上的搁架也与混凝土浇铸在一起，也是无法移动的。

然而地上铺着地毯，一个不可打开的地下凹槽里还不断向里吹暖风。这个房间在铁门对面还有一扇门，囚犯可随意开启或关闭。这道门只通往那个放风的院子。

院子里空荡荡的，在离围墙较远的院中央有一把混凝土凳子。围墙高十英尺，墙面很光滑，任何人都无法爬上墙头。

至于卫生设备，房间里有一个凹陷处，在地面上挖了一个孔，可供方便，上面还有一个淋浴喷头，但开关则由外面的警卫控制。

因为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由直升机运来的，所以从外面看，雪地上只是多了一块停机坪。除此之外，这座木屋矗立在五百英亩的土地上，虽然四周一百码范围内树木都被砍光，但从外围看上去，周围全是松树和云杉。

随后警卫人员来到了。他们大概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十名监狱看守，包括来自兰利的两名中级情报官，另外八名是初级特工，刚从中情局培训学校“农场”通过了心理和体能测试。他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能令人血脉贲张，可眼前只是一片林海雪原。不过，他们具备一流的体能，渴望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审判在二○○七年一月底前开始了，是在审讯楼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不少这样的大房间已经重新装修成了司法室。如果有谁指望看到像电影《义海雄风》里面杰赛普上校那样近乎疯狂的表演[20]，他肯定会大失所望。审判的程序是低调的、有秩序的。

共有八名囚犯被认为“没有进一步的危险”而可以考虑释放，其中七个大声叫嚷他们是无罪的。只有一个人傲慢地保持着沉默。他的案子被安排在最后听证。

“囚犯伊兹玛特・汗，你希望审讯翻译成哪种语言？”主持审判的上校问。他坐在房间尽头的讲台上，背面的墙上是美国国徽，他的两边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位少校，女的是一位上尉。他们三人都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司法处。

囚犯面对着他们，他身边的海军陆战队卫兵把他拉起来站直了。两张台子已面对面地放置好了，以供控方和辩方律师就席，控方律师由军方派出，而辩方律师则来自民间。囚犯慢慢耸了耸肩，盯着那位女上尉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把目光定在了法官头顶上方的墙面上。

“本法庭知道囚犯懂阿拉伯语，所以本法庭将使用这种语言。有反对意见吗，律师？”

这是向辩护律师提问的。律师摇摇头，在他接手这个案子时，就有人针对这位当事人向他提出了警告。根据他从各方面所收集到的消息，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当然，如果当事人能够配合，那么情况会好一些，至少自己不会太尴尬。他摇了摇头。没有反对意见，可以用阿拉伯语。

那位阿拉伯语翻译走上来，站在几个海军陆战队卫兵旁边。用阿拉伯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关塔那摩湾只有一个普什图语译员，他已经与美国人耗了很长时间，没能从他的阿富汗同胞的那里套出什么话来。现在他无事可做了，感受到了完成任务的轻松。

关塔那摩湾只有过七个普什图人囚徒，这七个人都是五年前在昆都士被错误地归到外国武装分子一边的。四个已经回去了，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农家男孩，他们都真诚地放弃了穆斯林极端主义；另两个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仍在接受心理治疗。这个塔利班军队的指挥官是最后一个了。

控方律师开始发言，译员随之说了一连串咝咝作响的阿拉伯语。其大意是：美国人要把你发回大牢里，关上一辈子，你这个骄傲自大的塔利班狗屎。伊兹玛特・汗缓缓低下头，把目光转向译员那边。这双眼睛说明了一切。黎巴嫩出生的美国译员继续翻译。这个阿富汗人也许会被套上一件滑稽可笑的橙色连身囚衣，戴着手铐脚镣，但你永远无法知晓这个混账在想些什么。

检察官的发言很简短。他强调了被告长达五年的沉默，还拒绝提供任何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同伙姓名。还有，被告是在参与一场残忍杀害一个美国人的监狱暴动时被抓获的。说完他就坐下了。他对结果没有疑问，这个人应被继续关押。

辩方律师的辩护词稍长。作为一个阿富汗人，被告与“九一一”暴行没有任何瓜葛，这点值得庆幸。当时被告正在参与的战争纯属阿富汗内战，他与“基地”组织的阿拉伯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至于毛拉奥马尔，以及阿富汗政府对本・拉登及其同伙的庇护，那是独裁政权的行为，而伊兹玛特・汗先生只是一名军官，不属于决定政策的领导层。

“我真诚地希望法庭承认这个事实，”律师总结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问题，那也只是阿富汗的问题。现在阿富汗已经有了新的民选政府。我们应该把他遣返回去交给那边处理。”

三位法官退庭了。他们离开了三十分钟，回来时，那位女上尉因愤怒而涨红了脸。她无法相信她刚才听到的话。但上校和少校曾经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见过面，知道他的命令。

“囚犯伊兹玛特・汗，站好。本法庭获悉，卡尔扎伊总统已经同意，如果你回到你的祖国阿富汗，你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因此，本法庭再也不愿为了你而加重美国纳税人的负担。我们将把你遣返回喀布尔。你返回将会与你到来一样，戴着镣铐。本案到此结束。休庭。”

大为震惊的不止上尉一个人。控方律师在想这案子会对他今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什么影响；辩护律师感到格外轻松；那个译员愣了一会儿，还以为这个疯子上校会下令卸去手铐，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他——一个贝鲁特良民的儿子，将会无地自容。

英国外交部坐落在伦敦查理国王大街，离白厅很近，从查理一世被砍头的议会广场窗户可以一眼望到。在前一年夏天成立的那个礼宾小组，在过完二○○七年元旦后又开始上班了。

他们的工作是与美国人协调即将到来的二○○七年西方八国会议的细节事宜。二○○五年，全球最富有的八个国家在苏格兰鹰谷酒店召开了峰会，这次会议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这个意义，与往常一样，就是诘问的抗议人群逐年增多。在鹰谷酒店周围，珀斯郡如画的风景被充当警戒线的绵延几英里的铁栅栏玷污。进出酒店的路不得不设置了隔离栏和警卫。

在两个过气明星的带领下，抗议队伍呼喊着“联合全球一百万贫困抗议者”的口号，向附近的爱丁堡进军。这仅仅是反贫困的游行队伍，之后是反全球化的抗议人群，他们挥舞着标语，向酒店投掷面粉包。

“这些傻瓜难道不明白全球贸易正是为反贫困创造财富吗？”其中一位外交官愤愤地说。答案是，显然不明白。

热那亚会议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二○○七年的举办国美国抛出了他们的宗旨：简约、优雅、高效。会议的地点可以豪华、富丽堂皇，但必须绝对隐蔽和避人眼目、安全可靠、严密可控。这个礼宾小组关心的是细节问题，还有美国的中期选举，就在即将到来的四月举行。所以英国外交部的这个礼宾小组接受了上述要求，投入紧锣密鼓的行政工作中。

在遥远的东南方，美国空军两架巨大的“运输星”飞机开始向阿曼苏丹国降落。它们是从美国东海岸出发的，中途在亚速尔群岛上空由一架加油机给它们添加了燃油。这两架巨型运输机从夕阳西下的佐法尔山丘飞过来，面向东方，要求在美英的图姆莱特沙漠空军基地着陆。

在两架大型飞机的多个货舱里，装载着足够配备一支军队的物品。一架运输机上载着生活设施，从活动临时营房到发电机、空调、冷冻机、电视天线，甚至还有供十五人技术小组使用的葡萄酒开瓶器。

另一架货机装运的是被称为“尖端品”的货物：两架“掠食者”无人驾驶侦察机及其导航和摄影设备，还有操作人员。

一个星期后，脚手架搭起来了。在这个空军基地一个偏远的角落里，在平民视线不及的地方，平房搭建起来了，空调机嗡嗡响着运转起来了，厕所修建起来了，厨房配置了厨师，在环形的掩体内，两架“掠食者”在等待着分派给它们的任务。天线设施已经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和苏格兰的埃泽尔连通了。某一天，它们将接到命令，得知要监视什么，之后就会不分昼夜、不论晴雨地去拍照并把照片传输回去。在此之前，人和机器都在炎热的沙漠里等待着。

麦克・马丁的最后准备工作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搭乘那架“格鲁曼”专机飞了过来。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也从伦敦赶了过来。两位间谍头子与他们的高级情报官麦克唐纳和菲利普会合了。

房间里就他们五个人，由戈登・菲利普亲自操作他称为“幻灯片演示”的那台机器。这台幻灯机比起以前的机器有了很大的改进，它能够把高清晰度的彩色幻灯片一张接一张投放到等离子屏幕上。只要按动遥控器上的按钮，便能够显示图片的任何指定部分，还能把这个细节放至全屏。

最后的准备工作，重点是让麦克・马丁观看情报机构提供的、他也许会遇到的人的全部资料。

这些资料的来源并不仅仅是美英情报机关——四十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一直在把他们的发现传输到中央数据库里。除了像伊朗、叙利亚那样的无赖国家，还有索马里那样内乱不断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共享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信息。

摩洛哥提供了自己国家的一些目标人物；也门传来了他们南方地区的一些姓名和人物肖像；沙特阿拉伯尽管羞于启齿，也还是报送了一份本国名单上的恐怖分子照片。

马丁凝视着屏幕上闪现的这些人。有些是在警署里拍摄的大头照，其他的是用长焦距相机在大街上或宾馆里抓拍到的。还放映了同一张脸可能的变化：留胡子或不留胡子，穿长袍或西装，长发、短发或是光头。

这些人，有的是极端教派的毛拉和伊玛目，有的只是跑腿打杂的小喽啰，还有的是已知的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运输和安全屋的人。

当然还有那些大人物，那些掌控全球各分支机构并直接与最上层联络的人。

有些已经死了，如行动处处长穆罕默德・阿蒂夫，在阿富汗被美国人的一枚炸弹炸死。他的继任人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接下来的继任人也已经死了。再就是现任的。

屏幕上也出现了塔菲克・库瓦博士的脸，这人已在五个月前从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座房子的阳台跳楼身亡。接下来的几副面孔，是“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的新头目萨乌德・哈穆德・乌塔伊比，他很可能还活着。

也有些名下是空白的，只有头部的轮廓，白色背景上一个黑洞洞的头。这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头目汉巴利，这人很可能就是最近印尼巴厘岛爆炸案的幕后策划者。令人惊奇的，还有“基地”在英国的负责人。

“六个月之前，我们知道了他是谁，”戈登・菲利普说，“但他很快就消失了。他回到了巴基斯坦，日夜都在躲避追捕。巴基斯坦联合情报局总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而且会把他押解到我们在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哼了一句。他们都知道，喀布尔北方的这个美军基地里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设施，每一个被关进去的人最终都会全盘招供的。

“你要留意这个人。”当一个一脸严肃的伊玛目出现在屏幕上时，史蒂夫・希尔提醒说。这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张抓拍照片。

“还有这个。”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也是一张抓拍的照片，好像是在一座码头旁边，背景是碧蓝的海水。这张照片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迪拜提供的。

他们休息，吃饭，睡觉，然后再继续工作。只有在管家端着盘子走进房间送食物时，菲利普才会关掉电视屏幕。塔米安・戈弗雷博士和纳吉布・库雷希则留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或一起去山丘上散步。最后，准备工作全部结束了。

“我们明天坐飞机走。”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说。

戈弗雷女士和纳吉布・库雷希来到直升机停机坪为马丁送行。论年纪，马丁可以做这位《古兰经》学者的儿子了。

“麦克，你多保重。”她说，然后咕哝了一句，“唉，瞧瞧我，都要哭了。愿上帝与你同在，小伙子。”

“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成功，那么愿真主眷顾你。”库雷希说。

这架“贝尔”直升机只能搭乘两位领导和马丁。两名高级情报官将驾车去埃泽尔，继续他们在那里的工作。

直升机降落在避开旁人耳目的地方，三个人跑向中情局的那架“格鲁曼”飞机。苏格兰的暴风雪让他们都穿上了防水的连帽外套，所以没人注意到其中一个人穿的不是西方服装。

“格鲁曼”的机组人员以前见到过长相奇特的乘客。他们知道，如果有副局长和这位英国客人的陪同，那么最好不要对这位将与他们一起飞越大西洋的、留着大胡子的阿富汗人表露出惊奇。

他们没有飞往华盛顿，而是飞到了古巴东南沿海一个偏远的半岛。二○○七年二月十四日，黎明时分，他们降落在关塔那摩湾，并直接滑进了一座机库，库门立即关上了。

“恐怕你得留在飞机上，麦克。”马雷克・古米尼说，“天黑后我们才能把你弄出来。”

热带地区天黑得很快，到下午七点时已是漆黑一片了。这时候，四个来自“特别任务小组”的中情局特工进入了伊兹玛特・汗的囚室。他站起来，感觉到不太对劲。正常的警卫已在半小时前撤出了牢房外面的廊道。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这四个人并不粗鲁，但他们也不愿多费唇舌。两个人抓住那个阿富汗人，一个扣住双臂，另一个抱住双腿。那块氯仿布只用了二十秒就起了作用。挣扎停止了，囚犯的身体软了下来。

他被放到了一副担架上，然后被抬上了一辆推车。一块白布盖在他的身上，他被推到了外面。一只大木箱在等待着他。整栋牢房暂时没有警卫人员。谁也没有看见什么。几秒钟后，这个阿富汗人已经在木箱里面了。

作为一只木箱，它的设施并不差。从外面看，它只是一只货运大木箱，就连标记都绝对规范。内部是隔音的，以防止任何声音外泄。顶部有一块小小的活动木板，可透入新鲜空气。但这块木板不会被拿掉，除非木箱已经安全地装上飞机飞在空中了。里面有两把舒适的扶手椅，用电焊焊在了地上，还有一盏小功率电灯。

失去知觉的伊兹玛特・汗被放进了那把配有带子的椅子里。他们把他绑了起来，不是太紧，以免影响血液循环，也不是太松，以免他挣脱。他仍然昏睡着。

一切都弄好之后，第五个中情局特工，那个要全程待在木箱里的人，朝他的同事点了点头，随后木箱的开口被关上了。一辆叉车把木箱提至离地一英尺，然后朝停机坪驶了过去。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在那里等待着，这是特种部队使用的AC-130“魔爪”，配置着超长距离的备用油箱，能轻松地到达目的地。

神秘的航班进出关塔那摩湾，就像敲钟那样正常。在收到这个突兀的起飞要求之后，控制塔很快发出了允许起飞的指令，于是大力神升空了，朝华盛顿州的麦科德空军基地飞去。

一小时后，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轿车开到了关塔那摩湾E营，在同一栋牢房前停了下来，另一组人下了车。在那间空囚室里，进来一个穿着橙色连身囚衣和软底凉鞋的男子。刚才失去知觉的阿富汗人，在被盖上白布抬走之前，已被拍了照片。他们参照这些照片对这个冒名顶替者的胡子和头发做了些修剪。落在地上的每一根毛发都被捡起来拿走了。

一切都结束后，这几个人低声向他道别，然后就离开了，从外面锁上了牢门。二十分钟后，警卫人员回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神秘，但没有好奇，也没去打听。

他们望着这名熟悉的囚犯，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当AC-130运输机对准麦科德的总部基地缓缓下降时，清晨的太阳刚刚从喀斯喀特山脉的峰顶升起。基地司令官已获知这是中情局的货物，是他们荒野森林里那个研究所的最后一件高科技设施。即使是他这个级别，也无须知道得太多，于是他也没多问。书面手续一应俱全，“奇努克”直升机就在旁边等待着。

在航程中，阿富汗人苏醒过来了。箱顶上的那块活动板开启着，大力神机舱内的空气已经加了压，空气很充足，也很新鲜。那个负责押送的人微笑着，递上食品和饮料。囚徒要了汽水，用吸管吸饮。

使押送人感到惊奇的是，那囚徒还能说几句英语，显然是在关塔那摩羁押的五年间学到的。犯人在旅程中只问了两次时间，还有一次他低下头做祈祷。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说。

在飞机降落前，箱顶上的木板归位了，等在旁边的叉车司机绝对想不到，他从大力神机舱尾部叉起来准备装上奇努克直升机的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货物。

艉舱门又关上了。木箱内的一盏照明小灯依然亮着，但从外面是看不到光亮的，也听不到声音。那个囚犯的表现，就像押送员后来向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报告的那样，像一只乖乖的猫，一点儿麻烦也没有。

虽然是二月中旬，但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只是寒风刺骨。在那座木屋外面的停机坪上，巨大的双桨式奇努克直升机降落下来，开启了后舱门。那只大木箱仍留在飞机上。让两名乘客直接从木箱里出来卸到雪地上比较简便。

当木箱的后壁打开时，两个人都已冻得瑟瑟发抖。关塔那摩的劫持小组也随着大力神运输机和奇努克直升机飞了过来。他们等待着办理最后的手续。

在绑绳松开之前，囚犯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然后他听从吩咐站起身来，走下跳板，来到雪地里。驻守的警卫人员，共有十个，站成了一个半圆，枪口都指着他。

在如此庞大的押送阵容下，他们走得很慢。阿富汗人走过停机坪，走进木屋，进入为他准备的居室。房门关上，冷空气被挡在了门外，他这才停止了颤抖。

在这间宽敞的囚室里，有六名警卫站在他的周围监视着他，最后他的镣铐被卸去。之后，警卫们缓慢地倒退着离开了房间，铁制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打量了一下四周。这屋子还算不错，但无论怎样，还是一间囚室。他回忆起在法庭上的宣判。那个上校法官告诉他，他将被送回阿富汗。他们又说谎了。

晌午时分，炽热的阳光照耀着古巴，这时候，另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呼啸着掠过天空准备着陆。这架飞机也配有长途航程的装备，但与那架魔爪不同，它没有武装到牙齿，而且也不属于美军特种部队。它来自美国空军运输部，载运一名乘客去地球的另一边。

舱门“呼”的一声被打开了。

“囚犯伊兹玛特・汗，站起来！面朝墙。摆好戴手铐的姿势。”

一条链子缠在囚犯腰部，铁链垂落下去与脚踝上的镣铐拴在一起，另一副铐住手腕，让两手紧靠在一起垂在身前。囚犯这个姿势只能拖着脚步行走。

在六名武装卫兵的警戒下，走到牢房的尽头只是一段很短的距离。那辆戒备森严的卡车车厢尾部装有踏板，在司机与囚犯之间有网状隔板，车窗也是全封闭的。

当囚犯被命令从车上下来，走到机场上时，他在强烈日光的刺激下不停地眨着眼睛。

他摇摇他那头发蓬乱的脑袋，看上去一脸迷惘。眼睛习惯了强光以后，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看到了等待在那里的大力神飞机，还有一群美国军官在凝视着他。其中一个军官走上来招手示意。

他顺从地走在被太阳烤得发烫的沥青路面上。虽然他戴着手铐脚镣，但仍有六名卫兵一直走在他的周围。他转过身来，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度过了五年悲惨岁月的地方。然后，他慢慢地走入飞机的机舱。

在机场控制塔调度室下面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两个男人站在那里注视着他。

“你们的那个人上路了。”美国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说。

“万一他们最后发现了他的真面目，”英国秘情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说，“唯愿真主对他慈悲。”

第四部

旅 程

10

这是一次漫长而疲惫的航程。机上没有昂贵的加油设施。这架大力神只是押运囚犯的飞机，是帮阿富汗政府一个忙，本该由他们去古巴押解他们自己的人，但阿富汗根本没有飞机能完成这项工作。

他们飞过了位于亚速尔群岛和德国拉姆斯泰因的美军基地。第二天傍晚，这架AC-130运输机朝着荒凉的沙马利平原南缘的巨大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缓缓降落。

航班的机组人员已经换了两次班，但押送组一直坚持着，他们有的看书看报，有的打扑克，有的打瞌睡。舷窗外的四台涡轮螺旋桨推动着他们一直飞向东方。那个囚犯仍戴着镣铐。他也在尽可能地睡觉。

大力神飞机朝着巴格拉姆基地美国领地内巨大的机库滑行过去，接收组在等待着他们。负责押送的美军宪兵少校欣喜地看到，在场的除了那辆囚车，还有二十名阿富汗特种部队的战士，率领该部队的指挥官是尤素夫准将。

少校走下飞机的跳板，去完成手续上的文书工作，然后才能交付囚犯。这只花了几秒钟时间。然后他朝他的同事点了点头。他们解开了把阿富汗人与机舱中段拴在一起的铁链，把他带了出来，走入阿富汗冬季的寒风中。

阿富汗特种部队战士围住犯人，把他拉上囚车，扔进车厢。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美军少校彻底松了一口气，他朝阿富汗少将敬了一个礼，后者回了礼。

“请你们看管好他，先生，”美国人说，“他是一个很顽固的人。”

“你放心吧，少校，”阿富汗军官回答，“他将在波尔-伊-查基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

几分钟之后，囚车开动了，后面跟着装载阿富汗特种部队战士的卡车。他们驶入朝南通往喀布尔的公路。到天完全黑下来时，囚车与卡车分开了，这段情景后来官方会描述为一次不幸的事故。囚车独自前行。

波尔-伊-查基监狱坐落在喀布尔东边、靠近喀布尔平原东缘的大峡谷里，是一栋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在苏军占领期间，这座监狱由阿富汗的秘密警察控制，里面经常传出刑讯时的凄厉尖叫。

阿富汗内战期间，那里有几万人再也没能活着走出来。自从阿富汗共和国新的民选政府诞生后，这里的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但它的石头城垛、巷道和地牢似乎仍然回荡着鬼叫声。幸运的是，那辆囚车永远没能抵达那里。

在甩掉那辆监护的军用卡车后，一辆皮卡车从前方十英里的一条支路驶出来，跟在囚车的后面。皮卡闪了几下灯光，囚车司机就停在了事先侦察好的一丛矮树后面的路边平地上。在那里，犯人“逃跑”了。

囚车一离开巴格拉姆周边的警戒范围，囚犯的镣铐就被卸去了。在囚车行驶中，他已经换上了暖和的灰色羊毛衣袍和靴子。就在停车前，他已经把一条令人生畏的塔利班黑头巾围在了额头上。

尤素夫准将早已从卡车的驾驶室出来，坐上了那辆皮卡，现在是他在指挥。皮卡后部的敞开式车厢里有四具尸体。

这四具尸体都是刚从市殡仪馆里取来的。其中两具蓄着胡子，身着塔利班服装。其实他们都是建筑工人，在捆扎得不够牢固的脚手架顶端作业，脚手架倒下来他们两人都摔死了。

另两个死于交通事故。阿富汗的公路大都是坑坑洼洼的，要想平稳地行驶就得开到道路中央去。如果对面有车过来就避让，会被视为胆小鬼，当然逞强的结果就是车毁人亡。这两具没留胡子的尸体穿着狱警的制服。

人们将会发现，这两个狱警已经拔出了手枪，但还是死了。几颗子弹射进尸体。路边伏击的塔利班武装分子也有两具尸体分散在路旁，显然是警卫死前开枪打死的。囚车门已被鹤嘴锄砸坏，敞开着。这就是第二天晚些时候，这辆囚车被发现时的情景。

场景布置完毕后，尤素夫准将坐到皮卡车副驾驶座上。被解放的囚犯爬进后车厢，与带他过来的两名特种部队战士坐在一起。他们三人都把头巾下垂的那一端拉上来遮住脸，以抵御寒冷。

皮卡车绕过喀布尔，穿过乡间，最终抵达了南下通往加兹尼和坎大哈的公路。在那里，每天晚上都有一长溜大篷车在路边等待，这幅景象全亚洲人都知道。

这些汽车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世纪前生产的。它们行驶在中东和远东地区的道路上，发出隆隆的响声，喷出一长溜浓烟。还经常能看到它们抛锚停在路边，司机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买到所需的配件。

这些车能沿着石子路或土路穿行在荒凉的山坡上，并能翻越高高的山岭。有时候人们会在道路下方的峡谷里找到已经摔散的大篷车骨架。但它们是这个大洲的商业运输的主力，载运着五花八门的商品，运到那些偏远的小村镇去。

多年前，因为它们的装饰，英国人把它们称为大篷车。车身上的每一个空白处都被仔细地涂上了宗教历史场景，分别代表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和佛教，还常常混合起来。车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饰品、彩带和箔片，甚至还有铃铛。所以它们在行驶时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在喀布尔南方那条公路上，有好几百辆大篷车在等着，司机都在驾驶室里睡觉，等待着黎明到来。皮卡在长长的车队旁边停了下来。麦克・马丁从车厢里跳下来，走到驾驶室旁。方向盘后面的那个人用方格子头巾遮掩着脸。

在另一边，尤素夫准将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这里是道路的尽头，旅程的开始。马丁转身时，听到了司机的声音：“祝你好运，老板。”

又是这种称呼。只有英国特空团战士才称他们的军官为“老板”。在巴格拉姆办理交接的美军少校不仅对那个囚犯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阿富汗特种部队是英国特空团帮助组建和训练的。

马丁转过身子，朝着车队前方走了过去。在他身后，那辆皮卡车掉头返回喀布尔去了，尾灯渐渐暗淡下来。在驾驶室里，特空团中士用手机拨打了喀布尔的一个号码。接听电话的是情报站长。中士咕哝着说了两个词，然后通话就结束了。

驻阿富汗的英国情报站长也用保密线路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是喀布尔的凌晨四点，英国苏格兰的晚上十一点钟。在一块屏幕上出现了一条线状的信息。菲利普和麦克唐纳早就在房间里等着了，就等待着看到这一幕：“撬棍行动开始运行。”

在一条寒冷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麦克・马丁最后看了一眼身后。皮卡车的红色尾灯已经消失了。他转身继续前行。现在，他已经成了那个阿富汗人。

他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但一直走过了一百辆卡车后他才找到——一辆挂着巴基斯坦卡拉奇牌照的卡车。这种卡车的司机不大可能是普什图人，所以不会注意到他的普什图语说得不太标准。这人很有可能是一个俾路支人[21]，正在返回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家中。

现在让司机们起床还为时过早，所以还不该叫醒被选中的这辆卡车的司机。通常情况下，劳累了一天、正在沉睡的人如果突然被叫醒，脾气会很坏，而马丁需要司机有一个好心情。于是他蜷缩在那辆卡车底下，颤抖着度过了两个小时。

六点时，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片朝霞，车队中有了响动，有人开始生火，把铁锅架到火堆上去烧水。在中亚地区，生活中离不开茶水，只要有一堆火，就可以沏上一壶茶，围上一伙人。马丁站起来，走到火堆旁去烘烤冻僵了的手。

烧茶的是普什图人，但沉默寡言，这正合马丁之意。他已经解下头巾，塞进了挂在肩上的那只马桶包里。在取得对方的同情之前如果表露出自己是塔利班成员，那是不明智的。他用一些阿富汗钱币买了一杯茶，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几分钟之后，那个俾路支人睡眼惺忪、摇摇摆摆地钻出驾驶室，走过来喝茶。

天已破晓。有些卡车开始发动，冒出了一缕缕黑烟。俾路支人返回自己的驾驶室，马丁跟了过去。

“你好，兄弟。”

俾路支人应答了，但有些疑惑。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去南方的边境和斯平布尔达克镇？”

如果那人是要返回巴基斯坦，那他必定要经过坎大哈南侧的这座边境小镇。到那时候，马丁知道，那里应该已经在悬赏他的人头了。他将不得不徒步绕过边境检查站。

“如果这能使真主高兴的话。”俾路支人回答说。

“看在仁慈的真主的份上，你能不能让一个可怜人与你同行，好让他回家跟家人团聚？”

俾路支人想了想。一般跑长途去喀布尔，他的表弟会和他做个伴，但这次表弟生病留在了卡拉奇。所以这次他是单独驾车，路途十分劳顿。

“你会开车吗？”他问道。

“事实上，我开过多年的车。”

他们默默无语，相伴着驾车朝南方驶去，听着从仪表板上方破旧的塑料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东方流行音乐。声音尖锐刺耳，像在吹口哨。马丁不知道这到底是静电的干扰，还是声音本身的缘故。

太阳在渐渐升高，他们驾着隆隆作响的卡车穿过加兹尼，朝坎大哈驶去。半路上，他们停下来喝茶吃饭，添加燃油，都是马丁付钱，于是俾路支人渐渐友好起来。

虽然马丁既不会说乌尔都语，也不懂俾路支方言，而这个卡拉奇人只会说一些结结巴巴的普什图语，但两人用《古兰经》里学来的几句阿拉伯语，加上手势，相处得倒是颇为融洽。

俾路支人不喜欢开夜车，所以到了坎大哈东北方，他们又要停车过夜了。已经是查布尔省境内了，这里是阿富汗的荒凉地区，盗贼出没。在车水马龙的白天行车比较安全，匪徒喜欢夜晚。

在坎大哈北郊，马丁声称要睡觉，就爬上了坐椅后面那张窄窄的床铺。坎大哈曾经是塔利班的总部和堡垒，马丁不想让前塔利班成员看到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辆路过的卡车上。

到了坎大哈南郊，他又替代俾路支人驾车。下午三点左右，斯平布尔达克镇快到了。马丁说他就住在镇子的北郊，于是他十分感激地与主人道了别，在离边境检查站还有好几英里处下了车。

因为俾路支人不会说普什图语，所以刚才他一直把收音机定在流行音乐频道上，因此马丁没有听到那条新闻广播。国境线上，等候通过的车辆队伍排得比往常要长。等到俾路支人把卡车开到栏杆前时，阿富汗边防警察给他看一张通缉的照片。一张留着黑胡子的塔利班的脸在凝视着他。

他是一个诚实勤奋的人。他想快点回家去与老婆和四个孩子团聚。生活本来就已经够艰苦的了，为什么要多耽搁几天，甚至可能几个星期，在阿富汗的一座监狱里，努力解释说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

“看在真主的份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发誓说。于是他们放他走了。

再也不能随便让人搭车了，当他驾车继续行驶在南行通往基达的公路上时他这么想着。阿富汗人不是他的同胞，为什么要卷进去呢？他不知道刚才那个塔利班曾经干过什么。

马丁得到过警告，劫持囚车、谋杀狱警，以及关塔那摩湾囚犯逃脱事件是不可能瞒天过海的。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将头一个闹得沸沸扬扬。

由于囚车没能按计划抵达监狱，警方向巴格拉姆那条路派出了一支巡逻队，他们发现了“谋杀”现场。押运军车居然跟丢了，这事被指是因为缺乏责任心。但囚犯能逃脱显然是塔利班残余势力的一伙暴徒协助了他。针对他们的缉捕行动已经展开了。

不幸的是，美国使馆给阿富汗政府提供了囚犯照片。这是不能拒绝的。中情局和秘情局的情报站长努力想让这事放慢节奏，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当所有的边防检查站都收到照片传真件时，马丁仍在斯平布尔达克镇北方。

马丁对所有这些一无所知，但他也还是认为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地通过关卡。他蹲伏在斯平布尔达克镇上方的山坡，等待着夜晚的到来。在山上这个位置，他能够看清地形以及他即将要走的路线。

斯平布尔达克小镇在他前方五英里、身下一英里处。他能看到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以及在路上行驶的卡车，还能看到一座巨大的旧城堡，过去曾经是英军堡垒。

他知道，一九一九年攻占那座城堡，是英军最后一次使用中世纪的云梯。当时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接近堡垒，没有惊动守方，除了骡子的叫声、勺子在炊锅里的撞击声和战士们踢痛了脚趾的咒骂声，四周像坟地般寂静。

可云梯短了十英尺，于是云梯连同爬在上面的一百名战士一起掉了下来，砸进了干涸的护城河。幸运的是，蹲伏在城墙后面的普什图守卫者以为进攻军队肯定人数众多，从后门逃到山上去了。该城堡不费一枪一弹就攻下了。

半夜前，马丁静静地沿着这座城堡的围墙绕了过去，穿过镇子，进入巴基斯坦。到太阳升起时，他已经在通往基达的公路上走了十英里。在那里，他等到了一辆卡车，司机愿意有偿让他搭车去基达。到了这里，在其他地区会被立即认出的黑色塔利班头巾，终于成了可以炫耀的资本，而不是风险。所以，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了。

如果说白沙瓦是一座伊斯兰色彩相当浓重的城市，那么基达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地区对“基地”组织的强烈同情只有米拉姆沙能超过。这些都是西北边境的省份，诸事都是按照当地部族的规矩。虽然这里已经越过了阿富汗国界，但普什图人仍占居民的多数，也通行普什图语，信奉极端传统的伊斯兰教。塔利班的头巾在这里标志着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虽然从基达南行的主公路可以抵达卡拉奇，但马丁得到过指示，要走西南方向的小路，抵达已经荒废的港口瓜达尔。

这个港城坐落在俾路支斯坦的西南角，几乎到了伊朗的边境。瓜达尔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臭气熏天的渔村，现在已发展成一个大港口和货物集散中心，走私贸易猖獗，尤其是鸦片。伊斯兰教反对吸食毒品，但那是针对穆斯林而言。如果西方的异教徒愿意花大笔的钱毒死自己，那与信仰真主的善男信女毫不相干。

于是伊朗、巴基斯坦，尤其是阿富汗，都在大量种植罂粟，然后罂粟在当地被提炼成最基本的吗啡，再走私运输到西方，成了海洛因，成了死亡。在这个神圣的贸易中，瓜达尔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基达，马丁尽可能避免与普什图人交谈，以免被识破。他找到了另一个俾路支族卡车司机，要南下去瓜达尔。到了基达他才获悉他的人头值五百万阿富汗尼，但缉捕令只限于阿富汗境内。

在听到那句“祝你好运，老板”后第三天早上，马丁从那辆卡车上跳下来，走进路边的一家咖啡店，坐下来开始舒适地享用甜绿茶。有人在期盼着他，但不是本地人。

二十四小时前，两架“掠食者”侦察机中的第一架已经从阿曼苏丹国图姆莱特起飞了。这两架无人驾驶飞机将轮换着对指定区域进行每天二十四小时的侦察巡逻。

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的“掠食者”UAV RQ-1无人驾驶侦察机，看上去其貌不扬，很像是飞机模型爱好者随意涂鸦的小东西。

它只有二十七英尺长，像铅笔那样纤细。它的梯形海鸥式机翼翼展是四十八英尺。尾部有一台“罗塔克斯”发动机，从容量为一百加仑的油箱里吸取燃油，为螺旋桨提供飞行动力。

然而这种简单的动力却能使它达到一百一十七节[22]的航速，或者以七十三节的速度巡航。它的最大飞行时间是四十八小时，但它更多的是执行基地周围、半径四百海里以内的任务，二十四小时后就返回基地。

由于发动机是后置式的，导向控制设备能够安在前部，可以由控制员进行手动操作，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遥控操作，让它执行得到的指令。

掠食者真正的关键设备安装在它的圆鼻子里，那里配备着可拆卸的“天球”航仪吊舱。

吊舱里头所有的通讯器材都是面朝上安装的，可以与太空中的人造卫星通话，可以接收照片和图像，并把监听到的会话一起发送到基地。

朝下的设施是“天猫座”合成孔径雷达和L-3“威斯卡姆”照相装置。这种摄影设备的最新型号，与在阿曼上空所使用的一样，配有分光定位系统，能穿透黑夜、云雾、雨雪和冰雹。

美英入侵阿富汗后，发现有时看到目标却不能及时实施打击，于是回去找掠食者的制造商，于是一种新的版本开发出来了。它携带着“地狱火”导弹，给空中的眼睛配上了相应的武器。

两年后，来自也门的“基地”组织头目离开他那座十分隐蔽的院子，与四位同事坐上一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他完全不知道，好几双眼睛在佛罗里达州通过一个屏幕在注视着他。

一声令下，“地狱火”导弹离开了掠食者的机腹，几秒钟之后，那辆陆地巡洋舰连同它的乘客一起灰飞烟灭了。这一切全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块等离子屏幕上全景显示出来。

现在从图姆莱特起飞的这两架掠食者并没有配置武器。它们的全部任务是在无人能看到、听到，雷达也探测不到的两万英尺高空执行巡逻，监视身下的地面和海面。

瓜达尔有四座清真寺，英国人悄悄地询问了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后，得知第四个也就是最小的那个是煽动原教旨主义的温床。与大多数伊斯兰小型清真寺一样，这个小寺院只有一名伊玛目，靠善男信女的捐助维持。它的创立者和管理者是伊玛目阿卜杜拉・哈拉比。

他熟知这个地方的全体教徒，当他在那把高椅子上引领祈祷仪式时，他一眼就发现来了一个新人。即使是在寺院的后部，那块黑色的塔利班头巾仍然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随后，那个留着黑胡子的陌生人还没来得及换回凉鞋，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伊玛目便拉住了他的袖口。

“我们仁慈的真主向你表示问候。”他咕哝着说。他讲的是阿拉伯语，而不是乌尔都语。

“也问候你，伊玛目。”陌生人说。他回答的也是阿拉伯语，但伊玛目注意到了普什图语口音。疑问得到了确认，这个人来自部落地区。

“朋友们和我现在要去休息室，”他说，“跟我们一起去喝茶好吗？”

普什图人想了想，然后严肃地点点头。大多数清真寺都有一间休息室，可供祈祷者休闲、聊天、社交和进行宗教培训。在西方，对青少年进行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常常就是在那种地方完成的。

“我是伊玛目哈拉比。请问我们这位新祈祷者的姓名？”他问道。

马丁毫不犹豫地报出了阿富汗总统的名字和特种部队准将的姓氏。

“我叫哈米德・尤素夫。”他回答说。

“好，欢迎你，哈米德・尤素夫。”伊玛目说，“我注意到你戴着塔利班的头巾。你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吗？”

“自从一九九四年我在坎大哈加入毛拉奥马尔那时候起，一直都是。”

休息室是清真寺后面一间破败的棚屋，里面有十几个人。茶端了上来。马丁注意到其中一个男人在凝视着他。随后，这个人急切地把伊玛目拉到旁边，狂乱地耳语起来。他解释说，他是做梦也不会想去看电视及其肮脏的画面的，但他经过一家电视商店时刚好看到橱窗里的电视机。

“我敢肯定就是这个人，”他压低声音说，“他从喀布尔逃脱了，就在三天前。”

马丁不懂乌尔都语，更不用说带着俾路支口音了，但他知道他们正谈论他。那位伊玛目也许会强烈反对所有西方的、现代的东西，但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发现手机是一件很方便的工具，虽然是西方基督教国家芬兰的诺基亚公司生产的。他让三个朋友去稳住那个陌生人，与他攀谈，设法不让他离开。然后他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居室并拨打了好几个电话。在他返回时，他感到大有所获。

此人一开始就是一个塔利班战士；家人和亲属都死于美国人之手；在美国佬入侵期间指挥塔利班部队在前线抵抗；后参与卡拉伊贾吉监狱的暴动；在美军的关塔那摩湾地狱被关押了五年；最近在亲美的喀布尔政权手中逃脱——这个人不是一名难民，而是一个英雄。

伊玛目哈拉比是巴基斯坦人，但他厌恶与美国合作的巴基斯坦政府。他完全同情“基地”组织。公平地说，能使他后半辈子富足的五百万阿富汗尼赏钱丝毫没有打动他。

他回到休息厅，把那个陌生人招呼过去。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他低声说，“你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阿富汗人。你和我在一起是安全的。但瓜达尔不行，联合情报局的密探到处都是，他们在悬赏你的人头呢。你住在哪里？”

“我没有住所。我从北方过来，刚刚抵达这里。”马丁说。

“我知道你从哪里来，新闻一直在播放。你留在这里，但不能久留。你还是要离开瓜达尔的。你将会需要新的证件，新的身份证，安全地离开这里。我认识一个人。”

他派遣他的古兰经学校里一个小男孩去了港口。他要找的那条船没在港内，得在二十四小时后才能抵达。小男孩在它通常会停泊的码头上耐心地等待着。

费萨尔・本・萨利姆是阿拉伯湾的卡塔尔人。他出生在海湾旁的一座渔民棚屋里，附近的渔村后来成了繁忙的首都多哈。不过，那是在发现了石油，英国人撤退、美国人到来以后，在金钱像潮水般涌进来之前。

童年时，他就尝到贫困的滋味，自觉地尊敬那些傲慢的白皮肤外国人。但他从小就立志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来。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他唯一了解的——海洋。他做了一艘沿海货船的水手。那艘船的航线是在阿曼国佐法尔省的马西拉岛、萨拉至波斯湾纵深处科威特和巴林的众多港口之间，凭着他聪敏的脑袋，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知道，总有人想出售某些商品，而且愿意低价出售。而在某个地方，也总有人想购买这些商品，而且愿意高价购买。在两者之间，就是那个叫作海关的监管机构。费萨尔・本・萨利姆通过走私发了财。

旅途中，他看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东西：漂亮的布匹和挂毯、古老的伊斯兰艺术品、珍贵的手稿和富丽堂皇的清真寺。他还看到了他鄙视的东西：富裕的西方人、在太阳底下被烤得发红的猪一般的脸、令人作呕的穿着比基尼的妇女、醉鬼，以及所有的不义之财。

他还发现，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从沙漠里滚滚流淌的石油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也崇尚西方的习俗，喝洋酒泡洋妞，因此他也鄙视他们。

二十年前，他四十五岁时，费萨尔・本・萨利姆身上发生了两件事。

当时，他已经积聚了足够的金钱，买下了一艘运输木材的独桅三角帆船。那是阿曼最好的工匠打造的，名为“珍珠”。他已经成了一名狂热的瓦哈比主义者。

当新的先知们起来响应穆杜迪和赛义德・库塔布的教导时，他们向异教和衰退势力宣布圣战，他加入了他们。当年轻人去阿富汗抗击信仰无神论的苏联人时，他祝福他们。当有人劫持客机撞向西方的摩天大楼时，他跪下来祈祷他们能真正进入真主的花园。

在世人面前，他保持做事认真、彬彬有礼、生活俭朴的形象，是珍珠号帆船虔诚的船长和船主。他装上货物，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航行。他从不制造麻烦，但一旦真正的教徒有求于他，不管是要救济金还是去避难，他都乐意相助。

他已经引起了西方情报机关的注意，因为在哈德拉茅被抓获的一名沙特“基地”组织成员在利雅德招供时，无意中说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本・拉登的绝密情报，有时候是口述给一名信使，该信使必须用心记住并做好被抓住之前自杀的准备；之后信使坐船离开阿拉伯半岛，他会在巴基斯坦西南方的俾路支沿海上岸，然后北上把口信带给居住在瓦济里斯坦某个洞穴里的本・拉登酋长。这艘船就是珍珠号。经巴基斯坦联合情报局的同意并在他们的协助下，英美情报机关没有拦截这艘船，而是严密监视着它。

费萨尔・本・萨利姆抵达了瓜达尔，满载着在迪拜的免税货栈里购买的家用电器。这些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电视机，比自由港外的商店零售价要便宜很多。

回程他接了一单从巴基斯坦运送地毯到海湾去的业务。这些地毯是由童工用纤细的手指编织的，注定要被正在迪拜和卡塔尔附近海岛上建造豪华别墅的富裕西方人踩在脚下。

他认真倾听了那个小男孩带来的口信，点了点头。两个小时后，在他的货物没有惊动海关、安全地卸上岸以后，他把珍珠号留给他的阿曼水手照看，自己则信步穿过瓜达尔街巷，走向那座清真寺。

与巴基斯坦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这位温文尔雅的阿拉伯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乌尔都语，他和那位伊玛目就用这种语言交谈起来。他品了几口茶，吃了几块甜饼，用一块小小的麻纱手绢擦了擦手指。他不时点点头，瞟一下那个阿富汗人。听到从囚车成功逃脱那里，他赞许地微笑起来。然后他开始用阿拉伯语说话：“你想离开巴基斯坦吗，兄弟？”

“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马丁回答说，“这位伊玛目说得对。秘密警察会找到我，把我送回喀布尔的那些走狗手里。那我宁愿在此之前结束我的生命。”

“真遗憾，”卡塔尔人耳语着说，“你的这些遭遇……那么，如果我把你带到海湾国家去，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会努力寻找到真正的信徒，向他们贡献我的力量。”

“那又是什么呢？你能干什么呢？”

“我能战斗。我愿意为真主的圣战而牺牲。”

文质彬彬的卡塔尔船长想了一会儿。

“那批地毯将在黎明时装船。”他说，“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要装在甲板下面，以免被浪花打湿。然后我将驾船离开，首先会贴着港口的防波堤尽头驶过。这时如果有人从堤岸跳上船，没人会注意到的。”

礼节性的互相致意之后，他离开了。黑暗中，马丁由那个男孩引领着到了码头。他在那里审视着珍珠号帆船，以便次日早上他能够认出它。

上午十一点不到，珍珠号从防波堤旁经过。船身与岸边距离八英尺，马丁经短距离助跑后纵身跳上了船。

那位阿曼水手在掌舵。费萨尔・本・萨利姆带着和善的微笑招呼了马丁。他给客人端来了淡水让他洗手，还拿来了从马斯喀特棕榈树上摘下来的美味枣子。

中午时分，年长的卡塔尔人在宽敞的舱口旁边铺上两片蒲席。两个男人并肩跪下来做午间的祈祷。对马丁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不是在人群中做祈祷。如果是一大群人，有一个音跑调会被其他人的声音淹没，但此时他必须说得一字不差。

当特工被派往国外去从事危险任务时，管理员会在国内焦急地等待着某种信号——他是否还活着，是否还是自由的，是否还在活动。这种信号可以是他本人发过来的，比如电话、在一份报刊上登载一条特定的信息、某面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或是通过事先约定的“死信箱”；也可以是没有直接接触、但一直在观察的盯梢人员报告回来。这种信号被称为“活着的信号”。经过几天的沉默，等待“活着的信号”的管理员开始变得十分焦躁。

这会儿阿曼南方的图姆莱特是中午，英国苏格兰是早饭时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还是凌晨。图姆莱特和坦帕的美国人能够看到掠食者侦察机拍到的情况，但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并不知情。但苏格兰的埃泽尔空军基地却知道这是什么。

图像非常清楚。那个阿富汗人一会儿把额头叩向甲板，一会儿仰面朝天，这样交替着。他在珍珠号帆船上做祈祷。埃泽尔空军基地的控制室里响起了欢呼。几秒钟之后，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在他的早饭桌上接听了一个电话，之后给了老婆一个出人意料的热吻。

两分钟之后，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在老亚历山大住宅的卧室床上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醒过来，听了听，微笑了，低声自言自语道：“上路了。”然后继续睡觉。

阿富汗人仍在航程途中。

11

借助南方的风力，珍珠号扯起风帆，关上了发动机，于是甲板下面隆隆的机器声被平静海面上的声音所替代——海水在船首下面的拍击声、海风在船帆上面的吹拂声，以及滑车和索具在受到风力时发出的吱嘎声。

在肉眼所看不到的四英里上空，一架掠食者侦察机注视着，珍珠号帆船沿着伊朗的南海岸西行，进入了阿曼海。在这里，它的航向朝右舷转了过去，由于是顺风，它调整了风帆，向着夹在伊朗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狭窄海域——霍尔木兹海峡驶去。

在这条狭窄水道里，从阿曼的穆桑达姆半岛的尖头到波斯湾海岸只有八海里宽，大型油轮频繁地穿行而过。有些吃水很深，满载着运往西方的原油，有些则是空载驶过，去海湾里面的沙特和科威特装载原油。

像这艘帆船一样的小船都是贴着海岸航行的，以给远洋巨轮让出足够的深水航道和回旋余地。超级油轮一旦在航路上遇到什么情况，不是轻易就能停住的。

由于并不急着赶路，珍珠号帆船在阿曼的库姆扎尔军港东边的岛屿间抛锚过了一宿。在苏格兰一个空军基地里的等离子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温暖的夜间，马丁坐在向上突起的尾楼甲板上。他借着月光看见了两艘“烟草船”，听到了挂在船舷外的发动机的轰鸣，这两艘船正在快速穿过阿曼水域，驶向伊朗的南海岸。

这就是他听说过的走私船。这些走私者们不从属于任何国家。在伊朗或俾路支某些空旷的海滩，他们在黎明时分与接货人碰头，卸下廉价的香烟，装上在阿曼很值钱的安哥拉山羊。

这种铅笔状的铝合金舟艇在舷外装有两台二百五十马力的发动机。船体中部绑上货物后，如果船员们愿意冒险，在平静的海面上航速可达五十节以上。加上船员们熟悉每一处暗礁和浅滩，习惯于熄灯航行，能在黑暗中穿越油轮的航路，抵达对岸的隐蔽处，所以根本没人能抓住他们。

费萨尔・本・萨利姆宽容地微笑了。他自己也是一个走私商人，但他比这些海湾流浪走私者高贵得多。

“那么朋友，我把你带到阿拉伯后，你会做些什么呢？”他静静地问道。那位阿曼水手在船首忙活，想给早餐打条鱼。他已经与另两个人一起做了晚间祈祷。现在是愉快的交谈时间。

“我也不知道。”马丁坦诚地说，“我只知道如果我待在祖国必死无疑。巴基斯坦对我关上了门，因为他们是美国佬的走狗。我希望能找到其他的真正信徒，并与他们一起战斗。”

“战斗？可现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战事。他们也是完全站在西方那边的。内陆，沙特阿拉伯，你一入境就会立即被发现，并被押送回去。所以……”

阿富汗人耸耸肩：“我想为真主服务。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要把我的命运交给真主安排。”

“你是说你愿意为真主而死。”温文尔雅的卡塔尔人说。

麦克・马丁回想起他在巴格达的童年时代和在预科学校的那段时光。大多数学生是伊拉克男孩，但他们都是富家子弟和社会精英子弟，他们的父辈要求他们能说完美的英语，将来当大公司的老板，与伦敦和纽约做生意。学校的全部课程都用英语教授，也包括学习传统的英语诗歌。

马丁最喜欢的长诗是《桥边的霍拉提斯》。面对塔克文王朝军队的入侵，罗马人毁掉了所有通向罗马城的桥梁，霍拉提斯勇敢地在最后一座桥边迎战敌人，终于打退援军，保住了罗马城。马丁和同学们经常一起吟诵：

芸芸众生，

谁人无死？

为了先辈的遗骸，

为了神灵的殿堂，

何惧危险，

迎向死神。

“如果能为真主的圣战事业而牺牲，那么我当然愿意。”马丁回答。

帆船船长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换了个话题。

“你穿着阿富汗人的衣服。”他说，“你会马上被发现的。等一下。”

他走到舱下，拿来了一件刚刚熨烫过的棉布白袍，可以把人从肩头到脚踝都包裹起来。

“穿上。”他吩咐道，“把塔利班的衣服和头巾扔到海里去。”

马丁换上衣袍后，本・萨利姆递给他一条新的头巾，这是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常用的那种带红点的布头巾，用一条黑带子绑缚。

“好多了。”当他的客人改变了装束以后，老人说，“你现在只要不开口说话，已经完全像一个阿拉伯人了。在基达地区有一个阿富汗人聚居区。他们在沙特阿拉伯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他们说话和你很像。你就说是来自那个地方的，陌生人会相信的。现在我们睡觉吧。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航程，我们要在黎明时起身。”

空中的掠食者看到他们起锚离开岛屿，缓慢地绕过礁石丛生的加纳姆海角，转向西南方向，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驶去。

阿联酋由七个酋长国组成，但通常人们只记住最大和最富裕的那几个名字：迪拜、阿布扎比和沙迦。迪拜因为出产石油，因而成了七个酋长国中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

其余四个很小，很穷，也没什么名气。阿治曼和乌姆盖万紧贴着迪拜，富查伊拉酋长国坐落在半岛的另一边，面朝东边的阿曼湾。

第七个酋长国就是哈伊马角。它与迪拜位于同一条海岸线上，但更靠北，邻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极为贫困、传统的地区。因此，它很热切地接受了沙特阿拉伯的馈赠，包括投资建设清真寺和学校——不用说都是宣讲瓦哈比教义的。在西方人的眼里，哈伊马角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同情“基地”组织和圣战。它在缓慢航行的珍珠号左舷出现了，这将是他们第一个要停靠的地方。太阳快下山时，帆船抵达了哈伊马角。

“你没有证件，”本・萨利姆船长对他的客人说，“我也提供不了。但不要紧，证件都是西方搞出来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要紧的是钱。这些你拿着。”

他把一卷阿联酋货币迪拉姆塞进了马丁手里。这时候他们正迎着落日的余晖，在离岸一英里的水面上缓缓经过哈伊马角城。岸上，第一批灯火开始闪亮。

“我在前面的海岸让你上岸。”本・萨利姆说，“你会找到那条沿海公路，然后往回走。我知道在老城区有一座小小的招待所。很便宜，很干净，也很隐蔽。你就住在那里，不要外出。在那里你是安全的，我有几个朋友也许可以帮助你。”

珍珠号在向岸边靠拢。当马丁看到一座旅馆的灯光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本・萨利姆很清楚，这个旅馆原先是哈姆拉城堡，后来改造成了一个海滩俱乐部，专门招待外国客人，还有一座码头可供小船停靠。天黑以后那里完全没人。

“他要下船上岸了。”苏格兰埃泽尔空军基地的控制室里，有人这么说了一声。虽然漆黑一片，但两万英尺上空的掠食者热像仪依然能够看到那个敏捷的身影从帆船跳上码头，然后帆船倒退着驶向深水，回到大海。

“别理那艘船了，注意跟踪这个移动的身影。”戈登・菲利普说着，俯身在操作员肩头上审视着。指令传到了图姆莱特，掠食者被命令去跟踪沿着海岸公路走回哈伊马角的那个热像图影。

经过五英里的步行，马丁在半夜抵达了老城区。他问了两次路，终于来到了这座招待所。这里离谢赫家只有五百码的距离，九月十一日劫持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南楼的马尔万・谢赫就是来自这个家庭。他在当地依然是一个英雄。

房东阴沉着脸满腹狐疑，直至马丁提到费萨尔・本・萨利姆，再加上一叠迪拉姆钞票，疑云才立刻消散。马丁进了门，并被引到了一个简陋的房间里。这里似乎还住着另两个付费的客人，但他们已经回自己的房间去休息了。

房东随和地邀请马丁在上床就寝前一起喝杯茶。在喝茶时，马丁解释说他来自基达，是普什图人的后裔。

马丁那黝黑的长相、满脸的黑胡子，反复提及真主，使得房东深信他也是一名真正的信徒。他们互道晚安后便去睡觉了。

那艘帆船继续夜航。目的地是迪拜市中心被称为“海湾”的港口。曾几何时，那里是一个污浊的海湾，散发着死鱼的腥臭；人们在烈日下织补渔网。现在，这里已经成了这座生气勃勃都市的最后一道“风景线”。对面是黄金市场，头顶是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酒店。从事航海贸易的帆船入港，并排停泊，游客们在这里观赏残留的最后一小片“古老的阿拉伯”。

本・萨利姆招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把他载去往北三英里的阿治曼酋长国，那是七个酋长国中最小的，也是第二穷的。在那里，他打发了出租车，摇摇摆摆地走进一座有顶棚的农贸市场，里面迷宫般的过道和熙熙攘攘的摊位很快就把他淹没了，使他摆脱了所有跟在身后的“尾巴”，如果有的话。

其实没有。掠食者侦察机正关注着哈伊马角城中心的一座招待所。帆船船主从市场里闪身出来，走进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向伊玛目提出了一个要求。一个男孩被派了出去，他匆匆穿过城区，带回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确实是当地工程技术学院的学生，但他也是达伦塔训练营——二○○一年之前“基地”组织在贾拉拉巴德郊外的一个培训中心的毕业生。

老船长在年轻人耳边轻轻地耳语一番，年轻人点点头并向他致谢。然后船长就返回了，他再次穿过那座有顶棚的农贸市场，钻出来后招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海湾”里他那艘货船上。他已经尽了力，现在要看那位年轻人的了。

同一天，但由于时差关系在时间上要晚一些，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缓慢地驶出利物浦港口外的默西河口，进入了爱尔兰海。麦肯德里克船长驾驶着船舶向南航行。货轮将以左舷经过威尔士，驶出爱尔兰海，驶过蜥蜴角，进入英吉利海峡和东大西洋。然后继续南下，经过葡萄牙，穿越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印度洋。

三月冰冷的海水拍击着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的船首。甲板下面的货舱里，装载着运往新加坡的、用木条箱仔细包装着的“捷豹”轿车。

四天后，隐居在哈伊马角的阿富汗人迎来了他的客人。遵照吩咐，他一直没有出门，至少没有上街，只是他到屋子后面封闭的院子里透过气。后院与外面的街巷之间有两扇八英尺高的厚重的大门，常有送货的面包车从那里进进出出。

他站在院子里时，被空中的掠食者看到了，苏格兰的管理员注意到他已经换了衣服。

他迎来的客人可不是来送食物、饮料或衣物的，而是来取东西的。他们倒车，把面包车贴近房子的后门。司机留在车上，另外三个人走进了房子。

其他两名房客都出去工作了，房东根据约定在外面的商铺里忙活。三个来人都清楚他们接到过的指示。他们径直走向那扇事先指认清楚的门，未经敲门就走了进去。屋里那个正坐着阅读《古兰经》的身影慌忙站起来，但发现他正面对着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握枪的是一个在阿富汗接受过培训的人。三个人都戴着面罩。

他们很安静，但动作很麻利。马丁见过许多战士，他发觉这几位很内行。一只头罩套上他的头部，垂落至他的肩膀。他的双手被扭到背后，并被戴上了塑料手铐。然后他迈步向前，确切地说，是被推着向前——走出门，走过铺着地砖的走廊，进入面包车的后部。他在车厢里侧卧着，听到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感觉到面包车颠簸着驶出大门，到了街上。

掠食者监测到了这辆车，但管理员以为它是来送洗熨衣物的，所以没有在意。几分钟之后，面包车就不见踪影了。现代化的侦察技术可以创造许多奇迹，但再高明的机器也会被愚弄。这个劫持小分队并不知道在头顶上方有一架掠食者，但他们聪明地选择了上午，而不是夜半时分来实施劫持，愚弄了苏格兰埃泽尔的那些管理员们。

足足过了三天他们才反应过来，他们的人没有出现在院子里发送“活着的信号”。简言之，他消失了。他们正在监视着一座空房子。他们根本不知道来过的面包车是哪一辆把他带走的。

事实上，那辆面包车并没开太远。哈伊马角港城的腹地后面是荒凉的岩石丛生的沙漠，一直延伸到杰拜尔角的山区。在这里，除了山羊和蝾螈，没有其他生物可以生存。

他们劫持的人质可能正被人监视着，所以劫匪们绝不冒风险。沙漠里有几条土路通往山里，他们驶上了其中一条。在车厢后部，马丁感觉到汽车离开沥青路面，开始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

假如有尾随的车辆，它肯定会被发觉。即使保持远距离，不能被直接看到，在沙漠上行驶扬起来的沙尘也会暴露它的行踪。如果是直升机在跟踪监视，那就更明显了。

面包车在山里的土路上行驶了五英里之后停住了。劫匪中的头目，也就是那个拿手枪的人，举起一副高倍望远镜审视他们身后老城区方向的山谷和海岸。后面没有尾巴。

他满意之后，让面包车掉头从山丘里驶了出来。真正目的地是城区郊外一栋有围墙、带院子的别墅。面包车驶进围墙后，大门重新上锁，车尾对向一扇洞开的房门。马丁被推搡着下了车，走向一条铺着地砖的走廊。

他的塑料手铐被卸下，但左手又被套上了一只冷冰冰的金属铐子。他知道，还会有一条链子拴在墙上的螺栓上，无法挣脱。面罩被摘下后，他发现劫持者们还蒙着面。他们向后退去，“哐当”一声关上房门。然后他听到插销插上的声音。

这里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囚室，只是底楼的一个经过加固的房间。窗户被砌上砖头封住了，虽然马丁看不到，但在外墙又画上了一扇窗户，这样，拿着望远镜在围墙对面窥视的人就会被蒙骗过去了。

对于在特空团经历过反审讯培训的马丁来说，这种待遇算舒服的了。房间的天花板上有一个灯泡，外面由一层金属丝网保护着，以防被砸破。灯光是暗了一点，但也够了。

房内有一张行军床，拴在他手上的铁链长度正好够他在床上躺下来睡觉。还有一把直背椅子和一个便池，都在不同方向上，但都够得着。

铁链的长度让他正好不能抵达门边，劫匪们通过这扇门给他送水和食物。门上还有一个窥视孔，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而他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当初在苏格兰福布斯城堡时，情报专家曾长时间激烈地讨论过一个问题：马丁要不要在身上安装追踪仪？

现代化的发射器已经微小到能够植入皮下，而且不用割开表皮。它的体积只有大头针那么大。它们由血液提供热量，无须动力源。但它们的发射距离是有限的。更糟的是，如果使用超级敏感的探测器就能发现它们。

“这些人肯定不是笨蛋。”菲利普强调说。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同事也表示赞同。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麦克唐纳说，“他们掌握高新技术的程度是惊人的，尤其是计算机方面。”

大家一致认为，万一敌人用仪器探测马丁从而发现他身上的秘密设施，那么他会立刻被弄死，这一点毋庸置疑。最后，大家决定不在马丁身上安装追踪仪或发射器。

一个小时后，绑匪们又来到马丁身边，仍然戴着面罩。

搜身很仔细，很彻底。先是衣物，他被脱得一丝不挂，然后衣物被拿到另一个房间去检查。

他们没有进行喉咙和肛门的搜查。这些工作由扫描仪来完成。仪器探测了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如果检测仪发出嘀嘀声，就说明发现了非身体组织的物质。只有在检测口腔时，仪器“嘀嘀”地叫了起来。他们让他张大嘴巴，检查了每一颗镶牙。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发现。

他们归还了他的衣物，准备离开。

“我把我的《古兰经》留在了招待所里，”囚犯说，“我没有手表和蒲席，可我知道现在应该是祈祷的时间。”

那个头目通过窥视孔盯着马丁。他什么也没说，但两分钟以后他拿来了《古兰经》和蒲席。马丁严肃地向他致谢。

食物和水定时送进来。每次有人端盘子进来，都先挥舞着一把手枪把他逼退到后面，然后再把食物放到他能够得着的地方。清洗便池的时候也是这样。

三天后，对他的审讯开始了，这次他被戴上了面罩，以免他看到窗外，然后他被引领着走过了两条通道。当面罩被摘去时，他吃了一惊。他面前有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张雕花的餐桌后面，活像一位雇主在面试一名求职者。这人年轻、优雅、文明，具有大都市派头，没戴面具，说一口纯正的海湾阿拉伯语。

“我认为戴面罩毫无意义，”他说，“使用假名也一样。呃，我叫哈塔卜博士。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如果你能让我相信，你确实是你自己所声称的那个人，那么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会背叛我们的。如果你不是，那么，恐怕你会被立即处死。伊兹玛特・汗先生，你真的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阿富汗人吗？”

“他们将会集中关注两个问题，”当初在福布斯城堡讨论时，戈登・菲利普曾警告过他，“你真的是伊兹玛特・汗吗——参加过卡拉伊贾吉监狱暴动的那个伊兹玛特・汗？在关塔那摩湾的五年时间是不是把你变成了另一个人？”

马丁回望着这个微笑着的阿拉伯人。他回想起塔米安・戈弗雷的警告：“别担心那些留着大胡子、尖声叫嚷的人；要留意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抽烟喝酒、与女人相伴的人，能混同于我们中间的人，全盘西化的人，人类的变色龙，满腔仇恨而又深藏不露的人。这种人，绝对致命。这有一个词语……‘塔克菲尔’。”

“阿富汗人有许多，”他说，“谁称我是‘那个阿富汗人’？”

“哦，你的消息已经闭塞五年了。在卡拉伊贾吉监狱事件之后，外面对你有许多传闻。你不认识我，可我对你却很了解。我们的一些人已从关塔那摩湾被释放了。他们对你评价很高。他们说你从来没有招供。这是真的吗？”

“他们问了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我告诉了他们。”

“但你从来没有谴责过别人，也没有说出任何名字。其他人是这么说你的。”

“他们杀害了我全家。当时我的大部分已经死了。你能怎样惩罚一个死人呢？”

“回答得好，朋友。那么，我们谈谈关塔那摩湾。跟我说说那里的情况。”

关于阿富汗人在古巴半岛上那个监狱里的事，马丁已经被反反复复地灌输过多遍了。他们于二○○二年一月十四日抵达，又饥又渴，浑身尘土，臭气熏天，戴着面罩和镣铐。之后胡子和头发被剃去，穿上了橙色的连身囚服，套着面罩踉踉跄跄地走路……

哈塔卜博士做了大量笔记，用一支老式的自来水笔写在黄色的记事本上。有一长串问题，现在他都知道了答案。他停了下来，向他的囚徒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下午晚些时候，他拿来了一张照片。

“你认识这个人吗？”他问道，“你见过他吗？”

马丁摇摇头。照片上那张脸是杰弗里・米勒将军，他是监狱长里克・巴库斯将军的继任者。巴库斯将军曾旁听过审讯，但将相关事宜向中情局情报小组作介绍的是米勒将军。

“对，”哈塔卜说，“根据我们释放出来的朋友的说法，他见过你，但你因为不予合作所以总要戴着头罩。那么，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呢？”

他们一直谈到太阳落山，最后那个阿拉伯人站了起来。

“我要去做大量的核对工作，”他说，“如果你说的一切属实，那么我们过几天再继续。否则的话，恐怕我将不得不向我的部下苏莱曼下达适当的指令。”

马丁返回了囚室。哈塔卜博士迅速向警卫班下达了指示，然后就离开了。他驾着一辆普通的租赁汽车，回到哈伊马角城区俯瞰沙克尔深水港的希尔顿酒店。他在酒店房间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他身穿一套裁剪非常合身的热带地区常见的奶油色西服，在迪拜国际机场英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他的英语流利得无懈可击。

事实上，阿里・阿齐兹・哈塔卜出生在科威特，是一位资深银行职员的儿子。在海湾地区，这意味着他家境富裕，享有特权。一九八九年，他父亲升任科威特银行伦敦分行副经理，于是他们举家迁往英国，从而避开了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祖国的战祸。

当时，阿里・阿齐兹已经能说一口十分流利的英语了。他十五岁时进入一所英国学校学习，三年后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和优异的成绩毕业。当父亲举家迁回科威特时，他选择留在英国，考入拉夫伯勒理工学院。四年后他获得化学工程专业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在伦敦，他开始经常去一座清真寺，那个清真寺是一个仇视西方、挑动反叛的布道者主持的，他成为了那种媒体所称的“激进分子”。二十一岁的他已被彻底洗脑，成了一名“基地”组织的狂热支持者。

一位“聪明的伯乐”建议他去巴基斯坦看看，他接受了建议，穿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在“基地”组织的恐怖训练营待了六个月。组织认定他适合“卧底”，应该在英国过低调的生活，绝不能引起当局的注意。

回到伦敦后，他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他向科威特使馆报告说丢失了护照，申领了一本新的，上面没有可疑的巴基斯坦出入境印章。如果任何人问起来，他会说去过海湾地区探访亲友，但从来没去过巴基斯坦附近，更不用说阿富汗了。一九九九年，他在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谋得了一个讲师的职位。两年后，美英联军入侵了阿富汗。

起初几个星期，他一直坐立不安，唯恐他去过恐怖训练营的蛛丝马迹被发现，但“基地”组织的人事部长阿布・祖拜德把他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哈塔卜去过那里的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了。所以他一直没被外界发觉，并升任为“基地”组织在英国的头目。

哈塔卜博士飞往伦敦的班机起飞时，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苏丹国，爪哇星辰号货轮正缓慢地离开泊位，向公海驶去。

它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弗里曼特尔港，挪威籍船长克努特・赫尔曼完全想不到这次航程会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他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但不是因为有浅滩、激流、礁石、风暴或海啸。这一带的危险是猖獗的海盗活动。

从西边的马六甲海峡到东边的苏拉威西海，每年都会发生五百余起海盗袭击商船事件和一百起劫持船员事件。有时船东支付赎金后，船员会得以释放。但也有时，船上人员全部被杀，尸骨无存。货物通常会被劫走在黑市上出售。

赫尔曼船长却怀着轻松的心情驾船去弗里曼特尔，因为他深信他载运的货物对海盗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但他想错了。

第一段航程是北行的，与他最终目的地背道而驰。他用了六个小时，经过摇摇欲坠的古达城，来到了沙巴和加里曼丹岛的最北端，由此转向东南进入苏禄群岛。

他计划取道塔威塔威岛与和乐岛之间的深水航道，避开珊瑚礁和丛林岛屿。进入苏禄群岛南部后，就可以一直南下穿越苏拉威西海，最终抵达澳大利亚。

在文莱，监视他的人看到他起锚后，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如果截听这个电话，会发现只不过是在说一位患病的叔叔再过十二天就可以出院了。其实这意味着十二个小时后实施拦截。

这个电话打到了和乐岛上的一个小港湾，接听的人是伦敦航运经纪人亚历克斯・西伯特先生的新客户——楠榜先生，他再也不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那位商人了。

在热带地区夜幕的掩护下，楠榜指挥着十二名冷血杀手开始行动。这些杀手的报酬很高，所以他们很听话。除了刑事罪犯，他们同时也是穆斯林极端分子。菲律宾南方，阿布沙耶夫的反政府武装的最后一个半岛根据地与苏禄海仅相隔几英里。他们不但宗教上走极端路线，而且还充当赏金杀手。而为楠榜先生工作能使他们兼顾这两个目的。

黎明时分，他们的两艘快艇驶抵两个岛屿之间的预定位置，等待着。一小时后，爪哇星辰从苏禄海进入苏拉威西海，逼近了他们。拿下它是小菜一碟，这些匪徒都经过严格的训练。

赫尔曼船长夜间一直在亲自指挥驾驶，当太平洋的黎明在左舷出现时，他把驾船的工作交给了印度尼西亚大副，到下面的舱室去了。十名船员都睡在首楼的舱房里。

印尼籍大副先是看到两艘快艇一左一右从船尾追了上来。几个皮肤黝黑、赤着双脚、身手敏捷的人轻松地从快艇攀上了甲板，朝着船上建筑和他站立的驾驶台跑过来。他刚刚按下紧急情况按钮通知船长，那些人就已经从驾驶台的侧门冲了进来。一把尖刀横在大副的咽喉部位，一个声音尖叫着：“船长，船长……”

其实没这个必要了。疲惫的克努特・赫尔曼船长正走上来察看。他和握着一支微型冲锋枪的楠榜先生同时走上了驾驶台。挪威船长明白最好不要反抗。这些海盗会与澳大利亚的船舶公司总部谈妥赎金数额的。

“赫尔曼船长……”

这家伙还知道他的名字，显然是有备而来。

“请问问你的大副，他在刚刚过去的五分钟内是否发射过无线电信号？”

没有必要问。楠榜说的是英语。对挪威船长和他的印尼大副来说，英语是他们的工作语言。大副尖叫着说，他根本就没去碰过无线电报机的按钮。

“好极了。”楠榜说，接着就用当地的方言发出了一连串命令。赫尔曼船长一个词也不懂。不过，当匪徒把大副的脑袋往后一扳，一刀切开了喉咙时，他就全明白了。大副抽搐了几下就死了。赫尔曼船长在海上漂泊了四十年，从来没有晕过船，但现在他倚靠在舵轮上把胃里的一切都呕吐空了。

“这两摊污物需要清洗，”楠榜说，“从现在起，船长，如果你拒绝服从我的命令，那么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名船员受到这样的‘款待’。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挪威船长被押进驾驶台后面小小的无线电报务室，调到十六频道国际求救频率。楠榜取出了一张纸。

“你不能用平静的语调读，船长。我按下‘发射’按钮并点头以后，你要用惊恐的语调喊出这条信息。不然的话，你的人就得死，一个接一个。准备好了吗？”

赫尔曼船长点点头。这种极度惊恐的状态已经用不着他假装扮演了。

“求救、求救、求救，爪哇星辰、爪哇星辰……机舱火灾，无法自救……我的位置……”

他一读出来就知道这个位置是错的，这是往南方一百海里左右的苏拉威西海域。但他不想争论。楠榜关掉无线电发报机，用枪口顶着挪威人，将他带回驾驶台。

有两名水手在驾驶台的地板上奋力擦洗血迹和呕吐物。船长能看到另八名船员惊恐万状地一字排开站在舱口盖上，六名匪徒正在监视着他们。

另外两个匪徒留守在船桥上，剩下的四个把救生筏、救生带和两件充气救生衣扯了下来，扔进了一艘快艇里——就是船体中部、带备用油箱的快艇。

一切就绪后，四人驾着那艘快艇离开爪哇星辰的船舷，朝南方疾驶而去。在平静的热带海面上，如果以十五节的航速，七小时内他们就能向南行驶一百海里，再有十小时，即可返回他们的海盗小港湾。

“改变航向，船长。”楠榜说。虽然他的语调十分温和，但他那双射向挪威人的眼睛却流露出一种刻骨的仇恨。

爪哇星辰号掉头驶往东北方向，离开苏禄群岛的众多岛屿，穿过国际分界线进入菲律宾领海。

棉兰老岛的南方省份三宝颜，有一部分地区是菲律宾政府军不敢涉足的。这里是阿布沙耶夫[23]的地盘，他们能在这里安全地招兵买马，组织训练并享用战利品。爪哇星辰号货船上的货物虽然不能在市场上出售，但仍然是战利品。楠榜用当地话与海盗的头目商量了一下。那人指点着前方一个浅水海湾的入口，两边是茂密的丛林。

楠榜刚刚问的是：“你们的人能把这艘船开到那里去吗？”海盗头子点点头。楠榜向围着海员的那伙人下达了命令。那些人迫不及待地把船员们赶到栏杆旁，然后开枪了。水手们尖叫着翻落进温暖的海水里。在水下的某处，鲨鱼循着血腥味游了过来。

赫尔曼船长大吃一惊，两三秒钟后才反应过来，可已经来不及了。楠榜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也翻滚着从船桥的侧翼落进了海里。半小时后，在一艘几周前偷来的小拖轮的拖带下，在一片尖叫声和欢呼声中，爪哇星辰号货船靠上了结实的柚木建成的新泊位。

丛林将这艘货轮密实地遮掩起来。同样遮掩着的，还有两座长长的、低矮的白铁皮顶车间，里面放着钢板、切割机、电焊机、发电机和油漆。

爪哇星辰号轮船通过十六频道发出的绝望求救信号被十几艘船舶接收到了。离它所给出的位置最近的船舶是一艘冷藏船，载运着新鲜易腐的水果横跨太平洋去美国。在芬兰船长拉科纳的指挥下，该船立即掉头驶往出事地点。在那里，他发现海面上漂着救生筏，就是那种遇水自动打开的充气筏垫。他绕了一圈，又发现了救生带和两件救生衣，全都标有爪哇星辰轮船字样。拉科纳船长尊重《海商法》，于是他降低船速，放下船载小艇，去查看救生筏内的情况。里面都是空的。于是他只得下令将其沉入海中。他已经损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能再滞留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他心情沉重地用无线电报告说，爪哇星辰轮已经沉没，船员全体遇难。在遥远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收到了这条消息。于是在英国伊普斯威奇，劳埃德商船名册上注销了这艘船。在这个世界上，爪哇星辰轮已经不复存在了。

12

事实上，哈塔卜博士离开了一周时间。马丁一直待在那间囚室里，与一本《古兰经》相伴。他觉得自己快要成为备受尊敬的、记住全部六千六百六十六首诗文的《古兰经》专家之一了。不过，多年的特种部队生涯，使他具备了一种罕见的能力：保持长时间静坐，耐得住寂寞和单调，不会烦躁不安。

就这样，他继续自学，调整心态，让自己在单独囚禁的状况下不致发疯。

但是，这种能力并没有缓解苏格兰埃泽尔空军基地控制室里日益紧张的气氛。他们已经弄丢了跟踪对象，中情局马雷克・古米尼副局长和秘情局中东处史蒂夫・希尔处长不停询问，压力越来越大。掠食者已被命令执行双重任务：俯瞰整个哈伊马角以防“撬棍”再次出现；另外监视珍珠号帆船，一旦它在海湾出现、停靠阿联酋地区就随时报告情况。

哈塔卜博士核实了关塔那摩湾方方面面的情况之后回来了。这工作并不容易，在询问从那里释放的其他犯人时，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更困难的是，伊兹玛特・汗由于不肯合作一直被单独囚禁，所以其他犯人都对他不甚了解。他承认他学会了一些零星的英语，是在没完没了的审讯期间，他倾听中情局审讯官和普什图语译员的翻译时学到的。

哈塔卜博士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是，他的囚徒没出过一次错。从阿富汗方面获知的零星信息表明，巴格拉姆与波尔-伊-查基监狱之间的劫囚车事件是真实的。他并不知道，这个插曲是设在英国使馆下的秘情局情报站那聪明能干的站长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尤素夫准将事发后对此大发雷霆，另外现在已经恢复活动的塔利班情报人员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就是这么回答“基地”组织的问询的。

“让我们回到你早先在托拉博拉山区的时期吧，”审讯恢复后，哈塔卜提议说，“跟我讲讲你童年的事。”

哈塔卜是一个聪明人，但他不知道，尽管面前这人的确是个冒牌货，但却比他更了解阿富汗的山区。这个科威特人在恐怖训练营只逗留了六个月，他接触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他的阿拉伯同胞，而不是普什图山民。

哈塔卜仔细地做着笔记，甚至把马洛柯村果园里各种水果的名字也记了下来。他的手在笔记本上快速移动着，一页接一页地做着记录。

在恢复审讯的第三天，马丁讲到了导致伊兹玛特・汗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那一天：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山坡上爆炸了。

“哦，是的，真是一场惨剧，”哈塔卜博士表示同情，但他接着说，“不过也很奇怪，你没有任何活着的亲人能证明你是那个阿富汗人。这是一个巧合，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不喜欢巧合。那次事件对你有什么影响？”

事实上，在关塔那摩湾期间，伊兹玛特・汗拒绝谈论他为什么如此憎恨美国人。其他几个卡拉伊贾吉监狱暴动中的幸存者，后来也一起被关押到关塔那摩D营的士兵提供了一些信息，才补上了这块空白。在塔利班部队里，伊兹玛特・汗早已成了一个英雄，他勇敢无畏的故事在军营里四处流传。其他犯人给监狱审讯官讲了这个全家遇难的惨剧。

哈塔卜停顿了一下，凝视着他的囚徒。他仍有所保留，但有一件事已经确定了。这个人确实是伊兹玛特・汗；现在，他的疑点在于第二个问题：他是不是已被美国人“收买”了？

“你已经宣布了一场个人的战争？你自己的圣战？你从来没有后悔过吗？你具体做了些什么？”

“我与北方联盟作战，他们是美国人的同盟。”

“但那是二○○一年十一月之前的事。”哈塔卜说。

“秋天美国人就进驻阿富汗了。”马丁说。

“没错。那么你为阿富汗而战……但失败了。现在你希望为真主而战。”

马丁点点头。“正如酋长的预言。”他说。

哈塔卜博士平生第一次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温文尔雅。他凝视着桌子对面那张留着一把黑胡子的脸，足足盯了半分钟之久，他的嘴巴半张着，握着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最后他开口了，犹如轻声耳语：“你……真的见过酋长？”

当初在训练营时，哈塔卜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奥萨马・本・拉登。只有一次，他看到一辆车窗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黑色“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从身旁经过，但没有停下来。而他愿意一刀割破自己的左腕换来一次与酋长见面的机会，更不用说能交谈了，因为他对酋长的崇敬超过世间一切。

马丁迎着他的目光，点了点头。哈塔卜恢复了镇静。

“这一段，你从头开始讲，精确地描述一下来龙去脉。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于是马丁讲出来了。他讲了他是如何从白沙瓦的古兰经学校出来，作为一名小战士参加了他父亲的义勇军。也讲了他怎样与别人一起巡逻，在一个山坡上遇到了敌情，而那里只有一丛岩石可供隐蔽。

他没有提那个英国军官、“吹管”导弹，也没有提那架“雌鹿”武装直升机被击落的情况。他只讲述了震耳欲聋的机枪射击声，周围弹片横飞，岩石火星四溅，直至“雌鹿”最终弹药告罄，飞走了。

他也叙述了他大腿上好像被砸了一拳或被锤子敲了一下的感觉，然后，战友背着他穿过山谷，终于他们遇见了一个牵着骡子的人，于是让骡子驮上了他。

他还描述了被驮到了贾基的洞穴里，被交托给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沙特人的情景。

“可是酋长呢？跟我说说酋长吧。”哈塔卜催促说。于是马丁继续讲。科威特人逐字逐句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那段对话。

“他对我说：‘有一天，阿富汗将不需要你，但仁慈的真主将永远需要像你这样的勇士。’”

“后来呢？”

“给我更换了腿上的纱布。”

“酋长更换的？”

“不，是与他在一起的那位大夫。是个埃及人。”

哈塔卜博士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然，那位大夫正是酋长的同伴和密友，艾曼・扎瓦希里医生。是他率领埃及伊斯兰圣战战士与酋长会合，创建了“基地”组织。哈塔卜开始收拾纸笔。

“我不得不再次离开。我要走一个星期，也许更长。你只能继续留在这里，恐怕还得戴着镣铐。你见到的太多了，知道的也太多了。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位信徒，真的是‘那个阿富汗人’，那么你将会光荣地加入我们。如果不是……”

马丁回到了囚室，科威特人离开了。这一次，哈塔卜没有直接返回伦敦。他去了希尔顿酒店，在他的房间里闭门不出，认真地写了一天一夜。写完后，他用一部新买的“干净”手机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就去了深水港湾。他的手机通话没有遭到截听，但就算有人截听，从他的话中也听不出什么特别意义。由于哈塔卜博士行事谨慎，从不出纰漏，所以他从未引起当局的怀疑。

他打的几个电话是安排与珍珠号船长费萨尔・本・萨利姆会面。珍珠号帆船现在停泊在迪拜港口，当天下午，哈塔卜博士驾着一辆廉价的租赁汽车去了迪拜，与那位老船长见面。本・萨利姆船长接过一封长长的私人信件，小心地藏在袍子里。在两万英尺上空，掠食者仍在盘旋侦察。

伊斯兰恐怖组织损失了许多高级指战员，这些人露马脚都是因为没搞明白，不论他们多小心，使用手机和卫星电话都会带来危险。西方的通讯截听、窃听和解码技术太先进了。

恐怖组织的另一个弱点是，他们会通过正常的银行系统转移资金。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始使用“汉地”系统[24]。虽然经历过一些改变，这个方法几乎第一个哈里发时期就在使用了。“汉地”建立在绝对信任的理念上，律师们绝对会反对使用这种方法。但它能行得通，因为如果有任何洗钱者欺骗客户，那他会很快被挤出游戏，或者有更糟糕的下场。

付款人在甲地把现金交给“汉地”，收款人就能在乙地收到这笔等额的钱款，只是扣除给“汉地”的佣金。这位“汉地”在乙地有一位值得信赖的伙伴，通常是亲戚，“汉地”会通知这个伙伴，指示他备妥现金，交给能证明身份的收款人。

有千百万穆斯林打工者通过这种方法给国内的家人汇款，他们既不用电脑又没有可供核查的记录，而且全都是现金交易，加上付款人和收款人都可以使用假名，因此实际上这种资金流动是无法截取或追踪的。

至于通讯方面的危险，解决办法是把恐怖活动的信息编成三位数编码，用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发往全世界。收件人手头上有一本译码本，里头多达三百个这种数字组合，只有他能破译信息。这种方法可以用于简单的指令和警告。有时候，长篇的文本信息必须辗转半个地球。

西方人总是急急忙忙，东方人可有的是耐心。如果一件事要花很长时间，那就让它花这么多时间吧。珍珠号帆船在当晚就开航，返回巴基斯坦港口瓜达尔了。一位忠心耿耿的使者骑摩托车从卡拉奇沿着海岸一路赶到那里。他接过那封信，骑车北上穿过巴基斯坦，到达了小小的但极端狂热的米拉穆沙镇。

一个深受信赖、可以进出南瓦济里斯坦高山地区的人，会在镇上一个指定的地点等他，于是这个密封的包裹再次易手。酋长的回复也以同样的路线传回来。这个过程花了十天时间。

不过哈塔卜博士并没有待在阿拉伯湾。他飞往开罗，然后继续往西到了摩洛哥。在那里，他面试挑选了四个北非人，他们将成为第二批船员的一部分。因为哈塔卜博士还没有受到监视，所以他的行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如同玩扑克游戏拿到了一手臭牌，韦文利先生长得又矮又胖，身材活像一只癞蛤蟆，肩头上顶着一只足球般的脑袋，脸上布满了麻子。但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爪哇星辰号沉没前两天，韦文利和他的工作小组就已经抵达了菲律宾三宝颜半岛的隐蔽港湾。他们是广东黑社会的人，所以护照和签证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他们直接登上了一艘货船，船长已经被买通了。就这样，他们到了和乐岛外海，从菲律宾小港湾里钻出来的两艘快艇从那里把他们接走了。

韦先生已经见过了他的雇主楠榜先生，还有作为推荐人的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的当地头目，也已经看过了提供给他们十二个工作人员的宿舍，接受了支付给他的百分之五十的预付款。他提出去察看一下车间。经过仔细视察，他清点了氧气瓶和乙炔气瓶的数目，并对这里的设施表示满意。之后他审视了在英国利物浦港拍摄的那些照片。爪哇星辰号最终进入港湾时，他已经很清楚做些什么工作，于是着手做了起来。

船舶改装是他的专长，东南亚海域里航行的五十多艘用假名、假证书和假船型的货船，都是经韦先生之手改装的。他对雇主说，这次改装需要两周时间，但对方却给了三周时间，条件是一个小时也不能延期。在这段时间里，爪哇星辰将摇身一变，成为里士满伯爵夫人。这个韦先生并不知道。他不需要知道。

在他审视的那些照片里，船名已被刮去了。韦先生并不在乎船名和船舶证书，他关心的是船型。

爪哇星辰号有几个部分要切割开，还有些部分要去掉。还要做出一些焊接钢板的特点。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制作六个长长的海运集装箱，成三对排放在从船桥到首尖舱的甲板上。

从外表看来它们是标准的集装箱，上面还有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的标志。然而，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集装箱。即使站在几英尺外检查，它们都能以假乱真，但它们里面没有内层箱壁；从里面可以打通成一条长廊，顶部装上铰链就可以开合。从驾驶台下面的横舱壁上会开一道门通向里面，除非知道暗闩的位置，否则外人根本无法发觉这扇门。

韦先生和工人们不需要做油漆工作。这活儿会由菲律宾的恐怖分子干，新的船名也会在他们离开之后才会漆上去。

韦先生把乙炔切割机点上火的那天，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正在经过苏伊士运河。

回到那座别墅时，阿里・阿齐兹・哈塔卜好像换了一个人。他命令卸去囚犯身上的镣铐，并邀请他共进午餐。博士的眼睛因为激动而闪闪发光。

“我已经与酋长本人取得了联系。”他得意地低声说。显然，他感到万分荣幸。回复不是书面的，而是酋长口述给一位信使，信使要用心记住。在“基地”组织的高层，这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那位信使一路被带到了阿拉伯湾，当珍珠号帆船靠岸停泊时，他把这条信息逐字逐句告诉了哈塔卜博士。

“还有最后一个手续，”哈塔卜说，“请你把衣袍拉到大腿部位好吗？”

马丁照办了。他不知道哈塔卜是什么专业的，只知道他有博士学位，但愿不是医学博士。科威特人仔细察看了这块皱巴巴的伤疤。伤疤就在别人告诉他的那个部位，上面缝过六针，十八年前在贾基的一个洞穴里他所崇敬的人施行的外科手术。

“谢谢你，朋友。酋长本人向你转达他的问候。真是不胜荣幸。他和大夫都还记得当年那位年轻的勇士和说过的那些话。

“他已经授权给我，让你加入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行动将使恶魔撒旦遭受一次沉重打击。在这次打击面前，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的毁灭会显得无足轻重。

“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给真主安排，现在你的愿望已被接受了。你将会光荣牺牲，成为一名真正的烈士。从现在起，你和其他烈士的丰功伟绩将会被千古传诵。”

哈塔卜博士损失了三周时间，现在有些着急了。整个海湾地区的“基地”组织资源都被调动起来。一位理发师来把马丁乱糟糟的头发理成了一个西式发型。理发师还想给他刮掉胡子，马丁表示反对。作为穆斯林和一个阿富汗人，他要留着胡子。哈塔卜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马丁可以在下巴处修出一块整齐的三角形胡须，但不能太长。

哈塔卜的副手苏莱曼给阿富汗人拍了几张正面照，二十四小时后拿来了一本完美的护照，该护照显示其持有人是亲西方的巴林苏丹国的一位水利工程师。

裁缝也过来了，为阿富汗人量了尺寸，然后拿来了鞋子、袜子、衬衣、领带和一套深灰色西服，用一只小背包装着。

这支小小的旅行队伍准备第二天出发。阿布扎比人苏莱曼将一路伴随阿富汗人。另两个保镖是在当地招募的，属于“肌肉发达”型，用完随时可以舍弃。那座别墅已经完成了使命，将被彻底清洗，人员也会全部撤空。

在准备先走一步之前，哈塔卜博士转向了马丁。

“我嫉妒你，阿富汗人，你想象不出我多羡慕你。你曾经为真主战斗，为他流血，为他而受尽了异教徒的折磨和痛苦。现在，你将为他而牺牲。我真希望能与你在一起。”

他以英国人的方式伸出右手，然后忽然想起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于是他拥抱了阿富汗人。在门口，他最后一次转过身来。

“你将在我之前先进天堂，阿富汗人。在那里给我留一个位置，朋友。”

博士走了。他总是把那辆租赁的汽车停在几百码外，而且要绕过两个街角。在别墅的大门外，他与往常一样蹲下来系了系鞋带，抬头察看了一下前方的路面情况。路上没什么异常，只有两百码开外一个年轻女孩在试图发动一辆轻骑摩托车。女孩是当地人，戴着面纱，遮住了头发和半张脸。不过，女人开摩托车还是令他感到不快。

他转身走向他的汽车。那个姑娘已经发动了摩托车，在发动机的震响中，她俯身对着前挡泥板上方车篮里的一件东西说了一句话。她那简单扼要的英语表达是从英国切尔特纳姆女子学院里学的。

“猫鼬一号出动了。”她说。

英国诗人吉卜林所说的“大博弈”也好，中情局的詹姆斯・安格利顿描述的“映像的荒野”也罢，任何卷入其中、尝过个中滋味的人都会同意，最厉害的对手是“没想到的因素”。

隐蔽行动的夭折，可能因为有人叛变投敌，也可能因为对方高明的反间谍手段，但是更多的很可能是因为各种“没想到的因素”。它几乎直接导致“撬棍行动”提前结束。可笑的是，这一切全都因为在新的合作氛围中，每个人都在努力提供帮助。

在阿联酋和阿拉伯海上空轮流盘旋的掠食者发回来的照片，从图姆莱特不断反馈到苏格兰埃泽尔空军基地，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照片同时也传送到了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美军通讯中心，但美国人还以为英国人是在进行一些日常的空中侦察活动。马丁曾要求，知道他进入敌人心脏的人数不能超过十二个，现在这个人数依然是十个。这十个人都不在坦帕。

掠食者在阿联酋上空拍到了成群结队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还有汽车、出租车、码头和房屋。由于数量过于庞大，不可能所有的人、车、船都进行核查。但珍珠号帆船和老船长已在监控之下了，所以这艘船靠岸期间任何上过船的人都要进行追踪。

可是上过船的人有几十个。珍珠号要装货卸货、添加燃油和供应品。那个阿曼籍水手一边擦洗舱面，一边热情地与过路人打着招呼。游客在旁边徘徊，想看看真正用传统柚木制成的用于航海贸易的帆船。当地的代理和朋友也登轮看望船长。当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白色的长袍、戴着银丝草帽的年轻海湾阿拉伯人来与费萨尔・本・萨利姆船长交谈时，他只是众多客人中的一位。

埃泽尔空军基地的控制室里，存着上千张被怀疑是“基地”组织成员或同情者的面部照片。掠食者发回来的图像都跟图片库里的照片作了对比。哈塔卜博士的脸没有引发红色警示，因为他尚未被美英情报机构列入怀疑对象。所以埃泽尔错过了他。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这位访问珍珠号帆船的身材优雅的阿拉伯年轻人也没有引起坦帕的美国人的注意，但军方为摆出合作的姿态，还是把这些图像发送给了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和华盛顿的国家侦察办公室。美国国家安全局又转发给了他们的英国伙伴——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后者作了仔细的审视，还是错过了哈塔卜。他们又把图像转给了反间谍机构——英国保安局，又称军情五局。

从议会大厦沿泰晤士河岸往下游不远，就是在泰晤士大楼里办公的军情五局。一位急于干出点成绩来的见习生，正在浩瀚的“面容辨识数据库”中苦苦寻找所有登上过珍珠号帆船的客人面孔。

不久以前，面容的辨认还依靠具有这方面天赋的情报人员，他们在半明半暗的办公室里拿着放大镜依次照看抓拍的照片，试图解答两个问题：照片上的人是谁？是不是我们以前见过的？这常常是一项孤独的艰苦的工作，一个专业分析员有时候要花上几年时间才会产生一种第六感，回忆起照片中的那位“朋友”曾在五年前印度德里的一次越南外交鸡尾酒会上出现过，因此推定他是克格勃。

后来有了电脑，开发出了软件，可以把人类的脸分解为六百个微小的比对单元，并储存这些单元。这种软件似乎意味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脸都可以被分解成各种尺寸：眼睛的间距、鼻子的宽度、眉毛的距离、嘴唇的尺寸都可以准确到微米，还有耳朵……

哦，耳朵。面部分析家喜欢耳朵。每个人耳朵的褶皱、纹路、曲面、折弯和耳垂，都是不同的。它们就像指纹。即使同一个脑袋的左右耳朵也不尽相同。整形外科大夫对此不太重视，但一位技术娴熟的面部观察员能区分出两个耳朵的差异。

与埃泽尔空军基地所储存的一千张面孔相比，电脑软件的记忆库要大多了。这个数据库里，那些表面上没有政治主张、但只要价钱合适也会为恐怖分子效劳的罪犯信息也储存进来了。这里头有几万张示威游行者的脸。每次游行的抗议者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在大街上走过，他们都会被隐藏的照相机拍摄下来。而且不局限于英国人。简言之，这个数据库拥有全世界几百万个人的脸。

与珍珠号船长交谈的那张脸被电脑分解了，确定了这张脸的六百个比对单元，并开始跟数据库里的脸作比对。这个软件甚至还能针对脸部毛发的变化而作调整。

虽然电脑的运行速度很快，但还是整整运行了一个小时。最后它找到了他。

这张脸的主人在九一一事件刚刚发生之后曾出现在一座清真寺外面，为台上的演讲热烈欢呼。情报部门现已掌握了当时那个演讲人的情况，他是“基地”组织在英国的狂热的支持者，名叫阿布・卡塔达，而二○○一年九月下旬那天他面对的人群，都是支持圣战的极端主义者。

军情五局的见习生把这个人的面部照片从文档中提取出来，去找领导汇报。由此，这张照片转到了令人敬畏的局长伊莱萨・曼宁厄姆夫人那里。她下命令对此人实施追踪调查。至此，谁也不知道那位见习生找到的是“基地”组织在英国的头目。

追查又花了一些时间，查获的结果是：这个人叫阿里・阿齐兹・哈塔卜，经过正式学习途径获得了博士学位，已经高度融入了英国社会，现正在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任教。

根据当局所掌握的情况，他要么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长期卧底人员，要么是一个在学生时期与极端主义沾了边的傻瓜。如果把属于后者的公民全抓起来，这个人数将会超过警察。

自从那年在清真寺外面露面后，表面上他再也没接近过极端分子。但如果他只是同情极端主义的一个愚蠢年轻人，他是不应该去阿布扎比港口的珍珠号与船长交谈的……所以，他属于第一类，即“基地”组织的一名卧底，除非另有证据。

进一步的秘密核查显示，他已经回到了英国，继续他在实验室里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逮捕他还是监视他？不过，一张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航拍照片不能证明他有罪。所以他们决定对这个学者实施监视，虽然成本较高。

一个星期后，这个难题解决了，因为哈塔卜博士买了一张返回阿拉伯湾的机票。现在要“特别侦察团”上场了。

多年来，英国一直有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侦察部队，名字叫第十四情报连，简称特遣队。这是一支特别隐蔽的部队。与特空团和海勤团不同，它的特长不是骁勇善战，而是极为隐秘、技巧高超地进行窃听、偷拍和盯梢。特遣队在北爱尔兰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很有一套。

在好几个案子里，都是特遣队提供情报，再由特空团去设下埋伏把一个恐怖团伙一网打尽。特遣队与野战部队不同，它有相当数量的女兵。女兵们盯梢一般不会引起警惕和恐惧，但收集情报的能力却令人叹服。

二○○五年，英国政府决定将特遣队扩编、升级成“特别侦察团”。在特侦团成立的阅兵式上，每个人，包括指挥这支部队的将军，都被拍了照，但只许拍腰部以下的下半身。它的总部依然是个秘密，特空团和海勤团已经够神秘的了，相比之下特侦团简直是隐身的。因此这次军情五局局长伊莱萨・曼宁厄姆夫人请上级派遣特侦团，她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当哈塔卜博士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登上飞往迪拜的客机时，机上有六名特侦团的侦察员分散、混杂在三百名旅客之中。其中有一位年轻的会计师，就坐在那个科威特人后面。

因为这只是一次跟踪行动，他们可以要求阿联酋特种部队提供配合。炸毁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分子马尔万・谢赫来自阿联酋，阿联酋已经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极为敏感了，白宫扬言要对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实施轰炸后，他们就更为重视了。重中之重是迪拜——特种部队司令部的所在地。

于是，特侦团降落后，接应人员已经备好了租赁的两辆汽车和两辆轻便摩托车，以防哈塔卜博士被汽车接走。特侦团队员注意到他只携带了随身行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博士去租了一辆小型日本轿车，这使得他们有时间做好准备。

特侦团先是尾随着博士从机场来到迪拜的那个海湾，珍珠号帆船从瓜达尔返回后还是停泊在那里。这一次，博士没有走近船舶，而是站在一百码开外的汽车旁等着，直至本・萨利姆船长看到他。

几分钟之后，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从珍珠号甲板下钻出来，穿过人群，在这个科威特人耳边耳语了一番，传达了瓦济里斯坦山区的人发回来的答复。哈塔卜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随后，他驾车沿着通往海岸的拥挤道路行驶，穿越阿治曼和乌姆盖万，到了哈伊马角。他开到希尔顿酒店，登记后就去房间里换衣服了。他还真是考虑周到，这么一来，特侦团盯梢小组的三名年轻女兵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女洗手间里换上长袍，裹住全身，又返回车上。

哈塔卜博士身着白色长袍再次出现，驾车离开酒店去了城里。他使了几个惯用花招甩掉万一跟着的“尾巴”，但没有成功。阿拉伯湾到处都是摩托车，男女老少都骑，而且人们的衣服都很相似，骑手们很难分出彼此。而且自从接受这个任务以来，盯梢组已经详细查阅了七个酋长国的所有道路图，记住了每一条公路。就这样，他们一路跟踪他到了那座别墅。

特侦团的人此前还存有一丝怀疑，觉得他也许是一个正常的人，但他那套甩尾巴的伎俩让他彻底暴露了。清白无辜的人是不会那样做的。他没在那栋别墅里过夜，特侦团的女侦察员们尾随他返回了希尔顿。三名男侦察员留下来，在对面山头上找了一个能俯瞰别墅的位置，开始了整夜监守。但别墅没人进出。

第二天情况有了变化，有客人来了。盯梢员们不可能知道，但那些客人是拿新护照和衣物来的。不过他们的汽车牌照被记了下来，稍后会被跟踪、逮捕。第三个人是理发师，后来也被跟踪了。

第二天快结束时，哈塔卜最后一次露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女侦察员凯蒂・塞克斯顿假装在路边发动摩托车，向她的同事发出警告：目标出动了。

这位科威特学者在希尔顿酒店房间里说的话暴露了他的计划，因为他不在时房间已经安上了窃听器。他预订了第二天上午从迪拜飞往伦敦的航班机票。特侦团又一路跟着他回到伯明翰的家中，但他丝毫没有察觉。

至此，军情五局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次漂亮的行动以“仅供阅览”的方式通报给了英国情报界的四个人，其中包括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

掠食者接到命令，在哈伊马角郊外的沙漠上空重新对那座别墅实施监控。这时候在伦敦是正午，在海湾是下午。这只“大鸟”看到清洁工进去了。这时，有一拨人突然袭击了这栋别墅。

他们是阿联酋特种部队的一个追捕队，指挥官是前英国军官戴夫・德福雷斯特。要阻止他们肯定是来不及了，结果只能让德福雷斯特的朋友，秘情局驻迪拜情报站长立即赶了过去。随即他们放出风声，说这次袭击只是因为跟别墅主人有积怨的邻居举报。

两个清洁工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来自一个家政服务机构，工钱预付了，钥匙也事先交给他们了。他们还没打扫完，地上有一堆黑色的毛发，显然有头发有胡子，能从质地上看出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曾经住过人。

据邻居说，来过一辆门窗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面包车，但谁也没记住车牌号码。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这辆车，已遭遗弃，据查是被偷的，但为时已晚，没什么用了。

那位裁缝和理发师倒是一大收获，他们马上就招认了。通过他们的描述获知，别墅里一共有过五个人。哈塔卜是已知的。苏莱曼的模样当时就根据照片确认了，因为他在当地嫌疑分子的名单上。两人也描述了两个保镖，但没能对上号。

房子里的第五个人，引起了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德福雷斯特的重视。秘情局情报站长随后也加入了审讯。裁缝和理发师都是来自阿治曼的海湾阿拉伯人，只是普通的手艺人。

当时讯问他们的人对阿富汗人的事毫不知情；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详细的笔录，交到伦敦去了。谁也不知道护照的事，因为那全是苏莱曼自己制作的。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伦敦会对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留着一脸大胡子的这个大个子这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所能报告的是，他现在已经把须发剃得干干净净，而且很可能穿上了两件套深色马海毛西服。

然而，理发师和裁缝讲述的最后一段内容，让史蒂夫・希尔、马雷克・古米尼和埃泽尔空军基地的团队兴奋起来。

那些海湾阿拉伯人是把那个人当作上宾对待的。显然，他正在做出发的准备——他并没有死在阿拉伯湾一座房子的地砖上。

在埃泽尔，迈克尔・麦克唐纳和戈登・菲利普虽然有些纳闷，但还是分享了这份喜悦。他们知道，他们派出的特工已经通过了所有的考验，被接受为一个真正的圣战战士。经过几周的担忧，他们现在获得了马丁依然活着的第二个信号。

但他们的特工是否找到了“黄貂鱼”计划的任何情报，或者整个行动的目标？他去了哪里？他有没有办法联系他们？

实际上，即使他们和特工联系上也是徒劳的。他也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也对计划一无所知。

而且谁也不知道，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正在新加坡卸载捷豹轿车。

13

虽然上路的这伙人并不知道，追捕队只落后他们几个小时，但他们一开始就碰上了好运气。

要是他们沿着分布着六个酋长国的海岸行进，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被抓住。但事实上他们朝东出发，翻过多山的峡谷地带，奔向面临阿曼湾的第七个酋长国——富查伊拉。

不久他们就离开最后一段沥青路面，驶入坑坑洼洼的土路，被伊比尔山区炽热的褐色山丘包围了。他们翻过山岭，沿着下坡路向小港口迪巴赫前进。

在同一条海岸线的南方，富查伊拉市警察局收到了迪拜发过来的通缉令和详细描述，于是在进城的山路上设置了路障检查岗。他们拦下了许多面包车，但这些车里都没有那四个恐怖分子。

迪巴赫是一个小地方，只有一片白色的房屋，一座绿色圆顶的清真寺和一个小小的港口，供渔船和偶尔前来的西方游艇停泊。两个海湾之外，一艘铝合金小艇在等待着这四个人。小艇停在海滩上，硕大的船舷都露在水面外，船中部位的货舱里放置着几桶燃油。一共只有两名船员，都躲在岩丛中一棵骆驼刺的阴影中乘凉。

对那两个当地招募的保镖来说，他们的旅行就到这里了。他们要把那辆偷来的面包车开到山区里遗弃，然后他们将消失在马尔万・谢赫生活过的那个街区里。苏莱曼和阿富汗人的西服仍放在袋子里，以免被飞溅的海水打湿，几个人一起把这艘香烟走私船倒退着推到了齐腰深的海水中。

两名乘客和两名船员都上船以后，走私艇缓缓向前行驶，到了姆沙丹半岛的尖角。走私船要等夜间才会高速穿越海峡。

太阳西沉二十分钟后，掌舵的水手叮嘱乘客抓紧扶手，随后便加大了马力。走私船从阿拉伯最后一个岬角礁石丛生的水域里猛蹿出来，朝伊朗疾驰而去。在船尾强大的五百马力发动机的推动下，船首翘了起来，快艇开始贴着海面飞驰。马丁估测现在的航速差不多达到了五十节，碰到水面上的小波浪也像是硬锯开一块木头，水花劈头盖脸地喷溅到他们身上。这四个人刚才用头巾遮住脸挡住阳光照射，现在则用它来挡水了。

不到半个小时，伊朗海岸的第一批灯火就已经在左舷隐约出现了。走私船向着东方的瓜达尔和巴基斯坦飞驰。这是一个月前马丁乘坐那艘神秘的珍珠号帆船走过的航线，现在他正以十倍的速度返航。

面对瓜达尔的万家灯火，船员减慢航速，然后停了下来。船上的人都如释重负。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那些油桶搬到船尾，给发动机加满了燃油。

费萨尔・本・萨利姆船长告诉过马丁，这些走私船能在一夜间从阿曼水域抵达瓜达尔，在黎明时带着新的货物返回。这一次，他们显然还要继续往前走，而且白天也要继续走。

拂晓时他们已经进入了巴基斯坦海域，但紧贴着海岸，像是一艘在捕鱼的渔船，只不过鱼不会游得那么快。然而这里没有官方巡查的迹象，只有光秃秃的棕黄色海岸从左舷掠过。到中午时，马丁确定目的地肯定是卡拉奇。为什么是卡拉奇，他就不得而知了。

他们在海上再次添加了燃油。当太阳在身后西沉时，他们在巴基斯坦最大的海港城市卡拉奇郊外一个礁石丛生的渔村上了岸。

也许苏莱曼本人从没到过这个地方，但肯定有人详细侦察过情况并向他进行了描述。马丁知道“基地”组织善于详细调查，不计时间和成本。这是“基地”组织为数不多的让他欣赏的地方之一。

这位海湾阿拉伯人找到了村里唯一的可供出租的汽车，并谈好了价钱。两个陌生人乘坐走私船非法上岸并没有引起惊奇。这里是俾路支斯坦地区，只有傻瓜才遵纪守法。

车里充斥着鱼腥味和人的体味，破发动机最高时速不到四十英里，路况也很糟糕。但他们还是找到了高速公路，抵达了卡拉奇机场，时间还有富余。

阿富汗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惊讶和笨手笨脚的样子。他只坐过两次飞机，两次都是乘坐美国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都是作为囚犯戴着镣铐。他没见过机票，不知道怎样办理登机手续，检查护照。苏莱曼带着一丝挖苦的微笑引领着他。

在熙熙攘攘的卡拉奇国际机场大厅里，海湾阿拉伯人找到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售票柜台，买了两张去吉隆坡的经济舱单程票。他们俩需要详细填写签证申请表，这些都由苏莱曼办理了，用的是英语。他还用世界上最通用的货币——美元现金付了款。

这次航班的飞机是欧洲的“空中客车”A-330，飞行时间是六个小时。目的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机上提供了一顿早餐，于八点半降落了。马丁第二次把他那本新的巴林护照递了过去，想着不知道能不能过关。过关了，这份护照是完美的。

苏莱曼引领着马丁从国际到达区走到国内出发区，又买了两张单程机票。直到看到登机牌，马丁才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拉布安岛。

他听说过拉布安，但只知道个大概。拉布安岛位于加里曼丹岛北海岸的外海，属于马来西亚。虽然当地的旅游宣传吹嘘它是一个热闹的岛屿，周围水域有美丽的珊瑚礁，但在西方的黑社会犯罪记录里，这地方的名声可是极其混乱的。

拉布安岛曾经是文莱苏丹国的一部分，与加里曼丹岛海岸只相隔二十英里。英国在一八四六年占领了它，除去“二战”时日本曾占领三年，在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时间里它一直是英国殖民地。一九六三年英国去殖民化时，拉布安被交给了沙巴国，后于一九八四年并入马来西亚。

这个五十平方英里的椭圆形岛屿没有支柱产业，于是它就自己创建了一个。由于拉布安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免税港口、方便旗船籍港和走私集团总部这些便利条件，它吸引了一批极为可疑的顾客。

马丁知道他正在飞入世界上最恶劣的劫持商船、偷窃货物、杀害船员等等罪恶勾当的中心。他需要与总部联系，发出他还活着的信号，他需要想出一个办法，而且要快。

客机在古晋作了一次短暂停留，这是在加里曼丹岛上的第一站。但直航旅客不下飞机。

四十分钟后，飞机沿着跑道再次起飞，在海上绕了一个大弯，朝着东北方向的拉布安飞去。在飞机下方的海面上，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正空载驶向亚庇，去装载青龙木。

飞机再次起飞后，空中小姐分发了入境登记卡。苏莱曼拿了两张，开始填写。马丁还是装作不懂书面英语，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点儿。他能听到周围旅客说的话。此外，虽然他和苏莱曼在吉隆坡机场换上了衬衣和西装，但他没有笔，也没有理由借一支。表面上他们是巴林的一位工程师和阿曼的一位会计师，来拉布安履行一个天然气项目的合同，苏莱曼在登记卡上就是这样填写的。

马丁说了声要去上洗手间。他站起身来，先走向有两个洗手间的后舱。其中一个空着，但他装作两个洗手间里面都有人，又转身朝前舱走。他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波音737客机分成两个客舱，经济舱和商务舱，中间用一道帘子相隔。马丁需要这道帘子。

他走到商务舱洗手间门口，朝那位发放入境登记卡的女乘务员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说了声抱歉，从她身后的口袋里抽出了一张新的登记卡和一支笔。洗手间门“咔嗒”一声打开了，他走了进去。时间不多，只能在登记卡背面潦草地写下一条简短的信息，然后折起来放进西装前兜里。他走出来归还了圆珠笔，然后返回自己的座位。

苏莱曼知道这个阿富汗人已经获得了组织的信赖，但他一直像一个闭着壳的河蚌一样保持着沉默。或许他希望避免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缺乏经验而犯错误，或许是因为受过“基地”组织的多年训练，总之他的警惕性一刻也没有放松，即使在祈祷时也一样。

拉布安机场与卡拉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巧而整洁。马丁还是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去哪里，但他认为机场也许是最后一个可以把情报送出去的机会，他希望能有好运气。

时机稍纵即逝，但在集散大厅外面的人行道边，它还是降临了。苏莱曼记在心里的指示肯定是非常准确的。他已经带着马丁穿越了半个地球，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马丁无从知道这位海湾阿拉伯人加入“基地”组织已经十年了，参加过伊拉克和远东地区的行动，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的行动。他也无从知晓苏莱曼的专长是什么。

苏莱曼正在观察着进出港大厅的路，想找一辆出租车。正好有一辆朝他们开过来了。车内有人，但显然要在人行道边下车。

车上下来两个男人，马丁立即听出了他们的英国口音。两人都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都穿着咔叽布短裤和印花海滩衬衣。在烈日下和闷热的空气中，他们已是汗流浃背。其中一人取出马来西亚货币付车费给司机，另一人去后备箱拿行李。他们带着深海潜水装备包。看样子两人应该是为英国杂志《潜水运动》工作，已经在外海的礁石丛中潜游过了。

后备厢旁边那个人没法一下子拿四个大包——两个装着各自的衣物，另两个是各自的潜水装备。苏莱曼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马丁就过去帮他把其中一只装备包提到了人行道上。就这样，那张折叠的入境登记卡塞进了装备包侧面的一个口袋里。

“谢谢，朋友。”潜水员说完就跟同伴走向出发柜台办理登机手续了，他们将会飞往吉隆坡，继而飞往伦敦。

苏莱曼用英语对马来司机作了指示，出租车载他们到了海港中心的一家船舶代理公司。在那里，终于有人来接待这两位长途旅客了。他自称是楠榜先生，带他们去了码头边一艘五十英尺长的游艇，就是用于垂钓的那种。几分钟后，他们就驶出了海港。

整个旅程漫长而疲惫，他们只在飞机上打了几个瞌睡。现在海浪的轻摇让人很舒服，而且经过拉布安桑拿般的蒸烤，清凉的海风也让人惬意。两位乘客都睡着了。掌舵的水手来自阿布沙耶夫的恐怖团伙，他熟悉航路——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西沉，热带地区的黑夜很快就会降临。游艇在夜幕下航行着，经过灯火辉煌的库达特，穿过巴拉巴克海峡，越过看不见的国境进入了菲律宾水域。

韦文利先生提前完成了船舶改装任务，现在已经在返回祖国的路上了。他简直归心似箭，但至少他已经坐上了一艘中国船，吃上了美味的中国菜，比那个海湾工地上海盗提供的食物可口多了。

至于他留下的是什么，他既不知道，也不在乎。阿布沙耶夫的杀手们和那几个印尼狂热分子每天跪地五次做祈祷，韦文利与他们不同。他是三合会的一名蛇头，他没有什么可祈祷的。

事实上，他的成果是一艘精确到每一颗铆钉的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的复制品，船型、吨位和尺寸都一模一样。他并不知道原先那艘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新船叫什么。他关心的是已故的塔菲克・库瓦先生安排好的从拉布安银行转来的大把钞票。

与韦文利先生不同，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船长麦肯德里克是祈祷的，虽然他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多。他生长在利物浦一个很有教养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他在驾驶台的舵盘前安放了一尊圣母像，在自己舱室的墙壁上挂了一幅耶稣受难图。每次出航前，他总是祈祷航程平安，返航后，又感谢天主让他安全返回。

当沙巴的引航员引领着里士满伯爵夫人号驶过暗礁，进入亚庇港的指定泊位时，他终于可以不用祈祷了。

麦肯德里克船长再次用印花手帕擦拭了汗津津的头颈，谢过了引航员。他终于可以关上所有的门窗，打开空调休息了。空调，还有冰啤酒是他的最爱。压舱水可以第二天上午再排放。在码头的灯光照耀下，他能看到他的木材货物。如果装卸效率够高，次日晚上他就可以重新起锚了。

两位年轻的潜水员在吉隆坡转机，登上了英国航空公司赴伦敦的班机，他们在飞机上喝了很多啤酒，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航程大概要花十二个小时，但由于有七小时的时差，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时候正好是黎明。他们的两只旅行箱已经托运，但潜水装备则随身带着，放在他们头顶上方的行李厢内。

装备包里面有脚蹼、面具、橡胶潜水服、调节器和浮筒控制服，只有潜水刀拿出来放到旅行箱里托运了。其中一个装备包里有一张还没发现的马来西亚入境登记卡。

在菲律宾三宝颜半岛的一个小海湾里，在船尾上方的泛光灯照耀下，一名熟练的油漆工正在为这艘系泊的船舶刷上船名的最后一个字母。货轮的桅杆上飘扬着一面英国的米字旗。船首的两侧和船尾都刷好了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这个名字，船尾的船名下面还有船籍港——利物浦。最后油漆工走下梯子，灯光熄灭了，船舶改造全部完工。

拂晓，一艘假扮成垂钓船的游艇缓慢地驶进了海湾，带来了最后两名新船员，他们将驾驶着前“爪哇星辰”号、假冒的“里士满伯爵夫人”号，驶向最后的航程，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航程。

黎明，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开始装货，这时候空气还比较凉爽宜人。三个小时后，气温将恢复往常桑拿般的高度。码头上的起重机不是很现代化，但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他们用铁链拴住这些珍稀的木材，吊到船上，由船员接应，安置在货舱里。

在燠热的午后，就连当地的加里曼丹人也停工休息了。中午的四个小时，这个古老的木材输出港全部都尽可能在阴凉处歇息。春天的季风再过一个月才会来临，但这里空气湿度从来不会低于百分之九十，已经在向百分之百冲刺了。

麦肯德里克船长喜欢在海上航行。太阳西下时，货物装完了，盖板盖上了，不过引航员要第二天早上才会来把这艘货船引领到公海上。这意味着还要在蒸笼里度过一个晚上，麦肯德里克叹了一口气，回到甲板下面的空调舱房里去了。

早上六点半，当地的代理和引航员上了船，在最后的文件上都签上了字，离港手续全都完成了。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驶出港口，进入中国南海。

与之前的爪哇星辰号一样，它也转向东北绕过加里曼丹岛北角，然后南下进入苏禄群岛去爪哇岛。船长相信六集装箱的东方丝绸正在泗水港等待着他去装运。他根本不知道，泗水是没有任何丝绸的，从来没有。

游艇把三位乘客放到了海湾一座摇摇欲坠的码头上。楠榜先生带着苏莱曼和马丁来到了水面上一栋长长吊脚楼，这既是宿舍又充当食堂，就是这里面的人将出发去执行马丁知道的“黄貂鱼”行动、楠榜认为的“伊斯拉”旅程。还有些人——劫持爪哇星辰货船的人，留守在这座长房子里。

这伙人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有些是“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也就是制造巴厘岛大爆炸的恐怖团伙，其他人来自印尼的各个岛屿，也有阿布沙耶夫非法武装的菲律宾人。他们说的话混杂着菲律宾的泰加洛语和爪哇的方言，偶尔还有几句阿拉伯语。

马丁逐个辨明了这些船员的身份和专长。

驾驶员、轮机员和无线电报务员都是印尼人。苏莱曼声称他的专长是摄影。在他最后牺牲前，他在这次行动中的工作是要用数码相机拍摄事件的高潮部分，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把整个过程发送到半岛电视台。

人群中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看上去像是巴基斯坦人，但楠榜和他说话时用英语。男孩说自己是在英国出生长大的，父母是巴基斯坦人。他讲话带有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口音，应该是利兹或布雷德福一带。马丁猜不出这个小家伙是干什么工作的，或许是一名厨师。

除此之外就剩下了三个人：马丁，他是奥萨马・本・拉登介绍过来的；第二位是真正的化学工程师，很可能也是一位炸弹专家；还有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现在不在场。他们稍后才能见到他。

午时，当地的行动指挥员楠榜接到了一个卫星电话。电话的内容十分简短，还加了密，但很明确。里士满伯爵夫人号已经离开亚庇，将在日落时分经过塔威塔威群岛与和乐岛。前去截击它的快艇船员再等四个小时就可以出发。苏莱曼和马丁已经脱下西装，换上了提供给他们的休闲裤、当地的印花衬衣和凉鞋。他们被允许走下台阶，到海湾的浅水中去沐浴一番，然后做祈祷，吃米饭和鱼构成的晚餐。

马丁现在能做的只是观察、理解和等待。

两位潜水员很幸运。从客机上下来的大多数旅客是马来西亚人，要排长队走非英国公民通道，这样为数不多的几个英国人可以轻松地通过护照检查关口。由于他们的行李是第一批放上行李传送转道的，因此他们很快便拿到了背包，走向没有物品申报的绿色海关通道。

也许是他们那剃得光光的脑袋、下巴上的胡茬儿以及短袖花衬衣下露出来的肌肉发达的手臂，这一切都与英国三月春寒料峭的天气极不相符，一位海关官员把他们招呼到了行李检查凳旁边。

“请出示一下你们的护照好吗？”

这只是一个手续。他们的护照是真实无瑕的。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马来西亚。”

“去干什么？”

其中一位年轻人指了指他的潜水装备包，那表情仿佛在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装备包上印着一家著名深海潜水设备公司的标志。嘲弄海关官员是一个错误。那官员脸上不动声色。在漫长的生涯中他曾在来自远东的旅客中多次查获违禁烟酒和毒品。他朝其中一只潜水包做了一下手势。

包里没有其他物品，都是通常的潜水装备。当他拉上拉链时，手指碰到了侧边的口袋。从其中一个口袋里，他取出了一张折叠的卡片，看了一遍后问道：“这东西是哪里来的，先生？”

这位潜水员十分困惑：“我不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几步之外，另一位海关官员发现了这边的情况，走了过来。

“请你们待在这里别动。”第一个海关人员说，然后他走进一扇门。

海关大厅里安装那么多镜子并不是让那些爱虚荣的人整理他们的仪容的。这些镜子都是单面透光的，后面有国内安全部门的官员在值班，在英国就是军情五局，即保安局。

几分钟之内，两名潜水员带着他们各自的行李被分别带到了不同的审讯室。海关官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行李物品，包括橡胶脚蹼、面具和衬衣。没有违禁物品。

穿便衣的那个人审视着展开的那张卡片。

“肯定是有人把它塞在那里了，但不是我。”那位潜水员辩解说。

已经九点半了。在沃克斯霍尔克罗斯，史蒂夫・希尔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这时候他的私人电话响了起来。

“请问你是谁？”一个声音问道。

“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你，你打错号码了吧。”他回答说。

军情五局的值班警官已经看过了那张字条。他倾向于相信那人的解释。这样的话……

“这里是希思罗机场三号楼，我是保安局官员。我们拦截了从远东来的一名旅客。他的潜水包里塞着一张简短的手写字条。‘撬棍’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对史蒂夫・希尔来说，这就像在他的肚子上砸了一拳。没有打错号码，也没有串线。他赶紧说明了自己的单位和职务，请对方暂时扣留那两个人，他自己马上赶过去。五分钟之内，他就驾车从地下车库里驶出，跨过沃克斯霍尔桥，转向赴希思罗机场的克罗姆威尔路了。

两个潜水员白白搭上了整个上午，运气真是糟透了。但经过一个小时的盘问，史蒂夫・希尔确定他们是无辜的，只是被利用了。他安排员工餐厅给他们送来了分量充足的早餐，请他们回忆一下是谁把这张折叠卡片塞进了侧袋里的。

他们回忆了他们打包后遇见的每一个人。最后，其中一人说：“马克，你记不记得有个阿拉伯人长相的家伙在机场外帮你提行李？”

“什么阿拉伯人长相的家伙？”希尔问道。

两人根据记忆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那个人。修剪得很干净的黑头发，黑胡子，黑眼睛，橄榄色皮肤，年纪大概在四十五岁，身材结实，穿深色西装。希尔得到过哈伊马角理发师和裁缝的描述。是撬棍。他真诚地感谢了他们，派车把他们送回了埃塞克斯的家。

他打电话给埃泽尔空军基地的戈登・菲利普和华盛顿早餐桌边的马雷克・古米尼，这时候他才说出了这份潦草书写的信息的内容，上面只有两行字：“如果你热爱祖国，回家后请拨打×××这个号码。告诉他们，‘撬棍’说那是某种船只。”

“取消所有休假，”他告诉埃泽尔，“调查了解全世界失踪的船只。”

与爪哇星辰号船长赫尔曼一样，莱姆・麦肯德里克也是亲自驾船绕过岛屿和海峡，过了塔威塔威与和乐岛之间的海峡后再让部下驾驶。前方是宽阔的苏拉威西海，航程直接向南去望加锡海峡。

他有六个船员：有五个是印度喀拉拉邦人，都是基督徒，忠诚可靠，工作效率也很高；另一个是他的大副，直布罗陀人。船长交出舵盘，下去休息了，这时候那艘快艇从船尾追了上来。与爪哇星辰一样，船员们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几秒钟之内，十名匪徒就已经爬过栏杆朝驾驶台冲了上来。指挥劫船的楠榜先生，信步走上前来。

这一次，连开场白或者威胁都省略了。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唯一的任务就是消失，与船员一起永久地消失。它装载的珍贵货物，当初把它引诱到这个海域来的名贵木材，就要全毁了。这真是一大遗憾，但事到如今只能忍痛割爱了。

匪徒把船员都赶到船尾的栏杆边，用机枪扫射。船员的尸体纷纷滚落，似乎在表达对这种不公正死亡的抗议，翻过栏杆落入海里。甚至没有必要绑缚重物以让它们沉入海底。楠榜了解这个海域的鲨鱼。

莱姆・麦肯德里克船长最后受死，他愤怒地痛斥这些杀人凶手，骂楠榜是一头野蛮的猪猡。这位穆斯林狂热分子不喜欢被称为猪猡，于是下令用机枪把这位利物浦航海家打得浑身窟窿，但落到海里去时依然活着。

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的海盗们已经弄沉过无数船舶，清楚地知道船上的海底阀在什么部位。当货物下面的船舶龙骨开始进水时，海盗们迅速撤离了里士满伯爵夫人号，在几十米远处观望着，直至船尾倾斜下去，船首翘起，而后慢慢滑进水中，沉入苏拉威西海海底。看到它彻底沉没后，杀手们便转身返航回家了。

菲律宾小海湾那座长房子里的人一直在等待着，直到楠榜从海上打来又一个简短的卫星电话，才确定了他们的出发时间。他们鱼贯走下系泊在梯级底部的那艘快艇。马丁注意到，留下来的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轻松的感觉，相反，只有深深的嫉妒和羡慕。

当了半辈子特种兵，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参加行动之前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现在他被他们包围着，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在苏格兰福布斯城堡，他大量阅读过对这些人心理状态的描述：他们坚信他们做的事是为了一项真正神圣的事业，抱有一种必然能得到真主保佑的心态，能保证自己立即进入天堂，相信这样的牺牲绝对胜过苟延残喘地度过余生。

他也开始明白，这些人热爱真主的同时还有一种仇恨与之共存，这种仇恨的范围和深度无边无际。二者缺一不可。仇恨像沉浸在灵魂之中的一支腐蚀剂，而他正身处这种仇恨的包围之中。

马丁已经见过了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匪徒的面孔，他们热衷于创造一切机会去杀死西方人；他已经洞察了一些阿拉伯人的心灵，他们祈祷在死去时能尽可能多杀死几个基督教徒、犹太人、俗人和不够虔诚的穆斯林；他更多地见过了哈塔卜和楠榜眼中流露出来的那种仇恨，这种仇恨恰恰因为他们不得不混入敌人中间，而这对他们绝对是一种玷污。

快艇突突地响着，缓慢驶向海湾深处。丛林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遮住了头顶上的天空。马丁审视着他的伙伴。他们全都流露着那种仇恨和狂热。他们都相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信徒都能得到更多的保佑。

马丁深信他身边的这些人并不比他更了解他们要去作什么牺牲，去什么地方，对什么目标以及使用什么武器。

他们只知道他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组织接受并筛选出他们，派他们去打击恶魔。他们的丰功伟绩将会流芳百世、千古传诵。他们与从前的先知一样，正踏上奔赴天堂的伟大旅程——他们称之为“伊斯拉”的旅程。

前方的海湾分叉了。突突作响的快艇转向那条较宽的水道，绕过一个海角后，一艘系泊的船只进入了视线。它面向下游，正准备起锚驶向外海。它在前甲板上装运了六个海运集装箱。这艘船的名字叫里士满伯爵夫人号。

有那么一瞬间，马丁想逃进周围的丛林里去。在特空团的伯利兹热带培训学校时，他受过几个星期丛林训练。但这个念头刚刚在他脑海中闪现，他就明白这是行不通的。没有指南针和大砍刀，他走不出一英里远，追捕队用不了一小时就能抓住他。然后，将是难以言状的痛苦折磨，逼他道出这次使命的详情。这没有意义。他得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能来临的话。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绳梯，走到货轮的甲板上。印尼人轮机工程师、驾驶员和报务员；阿拉伯人化学师和摄影师；那个带有英格兰北方口音的巴基斯坦人——他的口音可以应付任何外界用无线电与伯爵夫人号联络的工作；以及阿富汗人——他可以学习掌舵和驾驶。马丁在福布斯城堡接受培训时，曾长时间浏览嫌疑分子的脸，但从来不曾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当他走上甲板时，要指挥和带领他们去执行这项光荣任务的人就在那里迎接他们。这个人马丁倒是认了出来，在福布斯城堡浏览照片时见过。眼前这个人就是尤素夫・易卜拉欣，巴格达屠夫扎卡维[25]的副手和得力干将。

马丁在福布斯城堡时见的第一批照片之中，就有这个人的脸。他身材矮壮，一如情报官们预料的那样，他短小的左臂垂落在体侧。在阿富汗英勇地抵抗苏军时，他的左臂在一次空袭中挡了好几块弹片。他不愿接受截肢，宁愿让这条没有用的左臂垂在身边。

曾有谣传说他已经死在了那里。其实不然。他在洞穴里做了急救缝合，然后被偷运进巴基斯坦接受更先进的外科手术。苏军撤出后，他就失踪了。

这个左臂无力的人失踪期间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基地”组织一个营地任安全部长。二○○三年联军入侵伊拉克后，他又现身了。

麦克・马丁的心一阵狂跳，他唯恐那人在阿富汗期间认识伊兹玛特・汗，要和他叙叙旧。但这位行动指挥官只是用审视陌生人的眼神凝视着他。

二十年来，这个人一直在杀人，他喜欢杀戮。在伊拉克，作为穆萨布・扎卡维的助手，他曾经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砍下人质的头颅。他喜欢听到他们的恳求和尖叫。马丁凝视着这双空洞、狂乱的眼睛，道了一声习惯性的问候。愿你安息，尤素夫・易卜拉欣，卡尔巴拉的屠夫。

14

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被摧毁的二十四小时后，前爪哇星辰号从菲律宾那个隐藏的海湾出发了。它驶出莫罗湾，朝着苏拉威西海航行，航向是西南偏南，进入伯爵夫人原先要走的穿过望加锡海峡的航线。

一个印尼水手在掌舵，英籍巴基斯坦男孩和阿富汗人站住他身旁。他在教他们如何在海上让船只保持正确的航向。

近年来国际航运界的反恐机构早已注意到一种现象，并一直迷惑不解。这一带海域经常有船只遭劫持，劫持者把船员锁进储物柜，让船在海上兜几个小时的圈子然后就遗弃。

其实原因很简单。“九一一”的劫机者在美国的飞行训练有所“成就”之后，远东的劫船者就一直在练习如何操纵大型船只。新伯爵夫人号上的这位印尼水手就是其中的一个。

机舱下面的那位轮机工程师倒是一个真正的海船轮机员。他以前工作的那艘船被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劫持，面对生死选择，他同意加入恐怖组织，成为一名恐怖分子。

第三个印尼人曾在加里曼丹岛北方的一个贸易港口的海事局工作，其间他学会了船岸无线电通讯，后来他接受了伊斯兰激进思想并被接纳为“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他还参与协助在巴厘岛迪斯科舞厅安放炸弹。

这三个人是八个船员中真正需要懂得船只专业知识的。那个阿拉伯化学师最终将负责引爆货物，而来自阿联酋的苏莱曼将拍摄这些将使世界震惊的图像。巴基斯坦的小伙子，视情况需要，将模仿麦肯德里克船长的英格兰北方口音，应付外界的联络。而阿富汗人则要准备在以后几天的巡航时替换那位水手掌舵。

已经是三月底了，但春风还没有吹到美国西北部的喀斯喀拉山区。天气依然很冷，那间木屋围墙外面的林子里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屋内温暖舒适。面对日日夜夜的电视、DVD电影、音乐和棋牌，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无聊。与灯塔工人一样，人们无所事事，六个月的时间是对个人承受孤独和自我满足能力的一次极大考验。

值班卫兵可以穿上雪鞋蹬上雪橇去滑雪，也可以在林子里踏雪散步，锻炼身体，调剂一下平房、食堂和游戏房里的单调生活。然而，对于不能与看守们交流的囚犯来说，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伊兹玛特・汗在关塔那摩湾听到了军事法庭庭长宣判放他走，他深信波尔-伊-查基监狱至多只会关他一年。当他被带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时——就他目前所知，这次关押是无限期的——发自内心的愤怒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穿上配发给他的木棉条纹囚服，到外面的院子里散步。十步长，五步宽。他闭上眼睛也不会撞上混凝土墙壁。唯一的变化偶尔出现在头顶上方的空中。

多数情况下，空中是厚厚的、铅灰色的云团，雪花从那里飘落下来。但早些时候，基督徒们装饰圣诞树、歌唱赞美诗的那天，天空是蓝色的，一派清冷。

然后，他看到过老鹰和渡鸦在头顶盘旋；小鸟也曾飞上墙头，俯瞰着他，也许它们在纳闷，他为什么不出来与它们一起自由玩耍。但他最喜欢看的是飞机。

他能分辨出军用飞机，虽然他既没有听说过他现在所在的喀斯喀特山脉，也没有听说过往西五十英里处的麦科德空军基地。但他曾经见过美军战机在阿富汗北方俯冲投弹，他知道飞过这里的是同样的飞机。

还有民航班机。它们有不同的机身标志，尾翼的设计也各不相同，他知道这些不是表示国籍，而是航空公司的徽标。除了枫叶。不少客机尾翼上都有枫叶，它们总是在爬升，而且它们总是出现在北方。

辨别北方很容易，他能够看到太阳下山，因此那里是西方；而他则朝着相反的方向祈祷，朝着遥远的东方，麦加的方向。他怀疑自己还是在美国，因为卫兵的口音显然是美国腔。那为什么另一国家的不同标志的班机会从北方过来呢？那只能是再往北还有一块国土，那块国土上的人民对着白底上的红色叶子祈祷。所以，他来回踱步，心里想着有红叶的国家。事实上，他看到的是从温哥华机场起飞的加航班机。

在中美洲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码头边一家破败的酒吧里，当地团伙袭击了两名商船船员。两人当即身亡，都是被刀子捅死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警方赶到时，证人们已经集体失忆了，他们只能回忆起袭击者有五个人，是本国人，他们首先挑起了斗殴。警方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也没能把凶手捉拿归案。

事实上，这些杀手是当地的黑社会人物，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任何联系。但付钱给他们的人是“基地”组织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分支机构——穆斯林祈祷团的一名资深恐怖分子。

虽然在西方媒体中依然很低调，穆斯林祈祷团几年来一直在持续发展，正如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团伙。这个地区以基督教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为主导，伊斯兰教团伙的发展壮大，是靠大批大批地从中东、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移民。

穆斯林祈祷团支付的这笔杀人钱款，来自已故的塔菲克・库瓦先生设立的一个信贷资金，而下命令的则是依然留在岛上的哈塔卜博士的一位信使。

凶手没有窃取死去船员的钱包，所以西班牙港警方得以迅速确认受害人是委内瑞拉公民，是当时停泊在港口内的一艘委内瑞拉商船上的水手。

船长巴勃罗・蒙塔尔班闻讯极为震惊，对于船员的死他十分伤心，但他不能在港口等待太长的时间。

把尸体运回加拉加斯的善后工作由委内瑞拉使馆安排，蒙塔尔班船长则联系当地代理要求补充水手。代理去周围寻找，运气不错。他带来了两个来自印度喀拉拉邦的热切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商船上都工作过，虽然没有入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但他们有完美的海员证书。

他们被带上船，加入其他四名船员，之后“玛利亚女士”号仅仅耽搁了一天之后就开航了。

蒙塔尔班船长只是粗略地知道，大多数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但他不知道在印度还有一亿五千万穆斯林。他也不清楚印度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的一样狂热，而喀拉拉邦这个曾经的共产主义温床，一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猖狂的地区。

他的两名新船员确实在印度当过水手，但那是按命令去积累经验的。最后，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委内瑞拉船长根本不知道，虽然这两个人都没有去实施自杀袭击的心理准备，但他们是为穆斯林祈祷团工作的。那两个倒霉鬼在酒吧里被杀，就是为了把这两个印度水手安插到他的船上。

得到来自远东的报告后，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准备飞越大西洋去英国。这次他带上了另一位专家。

“阿拉伯专家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史蒂夫。”他坐飞机前告诉英国秘情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现在我们需要懂得国际航运的专家。”

他带上的人来自美国海关与边防局海运处。史蒂夫・希尔从伦敦赶赴北方，也带上了另外一个同事，是秘情局反恐处海事科的。

到了苏格兰埃泽尔空军基地，两位年轻的海运专家碰面了：来自美国纽约的查克・海明威和来自英国伦敦的萨姆・西摩尔。通过阅读或听取反恐报告，两人均对对方有所耳闻。他们接到命令，要在十二小时内完成对当前面临威胁的评估，并提出对应措施。

当他们向古米尼、希尔、菲利普和麦克唐纳汇报时，查克・海明威首先发言：“我们面临的不是一次追猎，而是大海捞针。追猎通常有一个已知的目标。而我们所要寻找的是某个会漂流的物体。

“让我坦率地说吧。在当今世界的几个大洋上，有四万六千艘商船在从事着航海贸易。其中一半悬挂着方便旗，而且几乎可以按照船长的意愿随时改变。

“地球表面的七分之六是海洋，在如此广阔的洋面上，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成千上万艘正在航行的船只是看不到陆地或其他船只的。

“国际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仍依赖于海运，这意味着海运的货运量有六十亿吨。而且全世界大约有四千个商港。

“最后，我们要找的是一艘船，可我们并不知道它的船型、尺寸、吨位、轮廓、船龄、船东、船籍和船长姓名。要想追踪这艘船，目前我们只能称之为‘鬼船’，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或者遇到好运气。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吗？”

一阵令人压抑的沉默。

“这太悲观了，”马雷克・古米尼说，“萨姆，你能否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

“查克和我都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恐怖分子要去打击的是何种目标，也许我们就有办法了。我们可以核查要去那个目标的所有船只，然后对船只和货物实施武装检查。”英国海运专家萨姆・西摩尔说。

“有道理，”史蒂夫・希尔说，“恐怖分子最有可能袭击的是哪一类目标？”

“我们这一行的人已经担心很多年了，相关报告也写了很多年。海洋是恐怖分子活动的舞台。事实上，‘基地’组织选择空中打击作为它的首次壮举是不合乎逻辑的。他们原先只指望能把世贸中心的双子楼摧毁四个楼层，即使那样他们也是出乎意料的幸运。这几年以来，海洋一直在向他们发出召唤。”

“海港的安全保卫工作已经极大地增强了，”马雷克・古米尼说，“我知道，我看到过这方面的预算。”

“可是还不够，先生。我们知道，自进入新千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周围的商船劫持活动越来越猖獗。有些是为恐怖活动筹集资金。但其他的海上事件则完全不合逻辑。”

“举例说明一下。”

“有十个案子，海盗抢劫了拖轮。这些拖船再也没有找到过。它们没有再出售的可能，因为太引人注目了，也很难进行伪装。那它们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认为，它们是要用来拖带遭劫持的超级油轮进入繁忙的国际港口的——比如新加坡。”

“然后把油轮炸毁？”希尔问道。

“没有必要。只要打开货舱让它自己沉没就可以了。这个港口将会关闭十年。”

“好的，”马雷克・古米尼说，“那么……这是可能的一号目标。劫持一艘超级油轮，用它去封住一个商业港口。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吗？听起来很平常嘛，除了对那个港口本身……没有人员伤亡。”

“更糟的是后续影响，”查克・海明威说，“一艘沉没的油轮还会摧毁很多其他东西，世界经济会遭到重创。本・拉登在二○○四年十月的那次电视录像里声称，他正在转向‘经济破坏’。

“购物中心或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意识到整个世界的贸易现在正趋向‘即时配送’。没人愿意储存商品了。星期一在美国达拉斯出售的中国生产的T恤衫，很可能是上个星期五才运到码头的。汽油也一样。

“想象一下如果目标是巴拿马运河呢？或者苏伊士运河？它们关闭后，全球经济立刻会陷入混乱。我们在谈论的是千万亿美元的损失。世界上还有十个狭窄的、重要的通航海峡，如果把一艘大货船或大油轮横过来沉下去，那么这些海峡都只能封航。”

“好吧，”马雷克・古米尼说，“我要向我的总统和五位主管汇报。你，希尔，也要向你的首相汇报。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撬棍’的这条信息上。我们也不用悲伤流泪。我们必须提出具体的措施。所以，请诸位先列出一些可能的袭击破坏行为，再提出对应的措施。我们并不是没有反击的能力。”

查克・海明威取出一张纸，这是他与西摩尔早先一起准备的。

“好吧，先生，我们认为一号可能是劫持并接管一艘大型商船——油轮、货船、矿船，让它沉没在一个狭窄而重要的航运瓶颈处。那么，对应措施是什么呢？确定所有这类的瓶颈地带，派军舰在两头监守。所有进入的船只都要由海军陆战队去登轮检查。”

“天哪，”史蒂夫・希尔叫道，“这会造成混乱的。别人会说我们这是海盗行径。领海的主权国会怎么样呢？难道他们会一言不发吗？”

“如果恐怖分子得逞，所有船只和沿海国家都会遭到毁灭。这么做不会耽搁船期，海军陆战队可以在货船不减速的情况下登轮。而且，坦率地说，如果真是‘鬼船’，恐怖分子是不会允许登轮检查的。他们会开枪抵抗，从而暴露自己，并仓促逃窜。我认为船东会赞同我们的意见的。”

“那么，二号可能呢？”史蒂夫・希尔问道。

“驾驶一艘装满了炸药的‘鬼船’，撞向一个海上大设施，如油港或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把它炸成碎片。这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由此引起长达几年的经济瘫痪。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就来过这么一手，在联军进入时，把科威特的所有油井都点上了火，所以，他给科威特人留下了一片焦土。至于对应措施，也是同样的。辨明并拦截每一艘驶向该设施的船舶。在十英里范围外设置安全警戒线。”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军舰，”史蒂夫・希尔说，“每一个岛屿，每一座海岸炼油厂，每一个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海岸国家都要分担成本。而且也不是非要军舰不可。如果拦截船只时遭到火力攻击，那么‘鬼船’就暴露了，也许可从空中把它击沉，先生。”

马雷克・古米尼用手抹了一把额头。

“还有其他可能吗？”

“还有三号可能，”西摩尔说，“用船装运炸药对人群实施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很可能是挤满了度假者的一个海滨旅游胜地。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想想一九一七年那艘军火船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内爆炸的惨案[26]吧。那次大爆炸把整个城市都从地图上抹去了。迄今为止，它依然是历史上最大的非核武器爆炸事件。”

会议结束后，马雷克・古米尼和史蒂夫・希尔走到了外面。

“我必须去汇报，史蒂夫，可我一点也不愿意这样做。”在停机坪上握手道别时，马雷克说，“顺便说一下，如果采取应对措施——我们肯定得采取某种措施，那么这事在媒体那边我们恐怕是瞒不住的。我们应该尽可能编造一个完美的故事，把那些家伙的注意力从马丁上校身上转移开。但是，如你所知，虽然我很欣赏他，可你必须接受现实。我的意思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美国空军少校拉里・杜瓦尔看了一眼在亚利桑那州的阳光照耀下的机群，惊奇地看到了正在等待着他的那架F-15E“战鹰”。每次看到自己的战机他都会惊奇。他已经驾驶F-15E型战斗机飞了十年，他觉得这是他最钟爱的机型。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驾驶过F-111“土豚”和F-4G“野鼬鼠”。它们都是美国空军中很厉害的战斗机，但飞了二十年，成为一名王牌飞行员之后，战鹰仍是最适合他的战机。

那天，这架准备从卢克空军基地飞往华盛顿州的战斗机仍在进行保养检查。它静悄悄地蹲伏着，一大群穿着连体工装的男女工作人员在它那硕大的机身上爬来爬去，它没有表露出任何爱恨、喜怒或恐惧的情绪。拉里・杜瓦尔羡慕他的战鹰，尽管结构复杂，但它没有感情，永远不会害怕。

这架飞机刚刚在卢克空军基地完成了基本大修和地勤服务，根据规定，结束车间里的程序后，必须进行试飞。

所以战鹰在亚利桑那州清晨明媚的春光下等待着。战鹰机身长六十三英尺，高十八英尺，翼展四十英尺，空重四万磅，最大起飞重量是八万一千磅。拉里・杜瓦尔的火力控制员尼基・琼斯上尉走了过来，他刚刚完成了设备检查。在战鹰中，火力控制员坐在飞行员后面，他的周围是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航空器材。在长途飞行去麦科德空军基地之前，他必须对这些仪器进行测试检查。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把两位机组人员送到半英里之外的那架等待着的战斗机旁边。地勤人员工作出现疏漏的概率极低，但他们还是又用了十分钟做好起飞前的检查。

登上飞机后，他们扣上了安全带，向地勤人员最后点了一下头。地勤员爬下梯子，走到远处，让他们两人安静地待在飞机上。

拉里・杜瓦尔发动了两台功率强大的F100引擎，座舱罩咝咝响着归位，战鹰开始滑行。它在跑道前方转向上风向，暂停了一下，接到起飞的指令，蹲伏着作了最后一次制动测试。然后，三十英尺长的火苗从加力燃烧室的双尾管喷射出来。杜瓦尔少校加足了动力。

战机在跑道上狂奔了一英里之后，速度已经达到了一百八十五节，这时候，轮子离开了沥青路面，战鹰升空了。起落架收起来，翼襟翘起来，油门收小，发动机结束耗油的加力燃烧模式进入正常的动力模式。杜瓦尔把爬升速率设在每分钟五千英尺，在他的身后，火控员给了他目的地的罗盘方位。在三万英尺高度，在一片纯蓝的空中，战鹰放平了机身，把机首指向了西北方向的西雅图。在机肚下面，落基山脉覆盖着皑皑白雪，一路伴随他们。

在英国外交部，英国代表团及其随行顾问人员的最后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完成了，他们是去参加二○○七年四月份在美国举行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的。整个代表团将租用一架包机，从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赴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在那里他们将受到美国国务卿的正式迎接。

美国之外的其余六个代表团，也将从他们各自的首都飞往肯尼迪机场。

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将留在距机场周边一英里的停机坪上，避开游行抗议的人群。美国总统不愿意看到他的客人遭到任何形式的尖叫侮辱和诘问指责。西雅图和热那亚会议的混乱场面再也不能重演了。

代表团从肯尼迪机场将沿一条空中走廊——一系列的直升机，被送到第二个完全封闭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轻松地步入会场，在豪华、隐蔽和全封闭的状态下参加持续五天的会议。这样安排很简单，没有漏洞。

“这种安排以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过的，现在想来，真的很完美。”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更好的消息是，”一位年长的更有经验的同事咕哝着说，“鹰谷会议后，有好几年轮不到我们呢。先让其他国家去头痛安保问题吧。”

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很快又回到英国，再次与史蒂夫・希尔相聚了。他陪同局长去过白宫了，他们向总统和五位主管解释了他们可能面临的威胁，都是根据从拉布安的岛屿这个闻所未闻的地方发过来的一条奇怪的信息作出的演绎。

“他们说的与以前大致相同。”古米尼对希尔说，“无论它是什么，无论它在哪里，去找到它，摧毁它。”

“我们英国政府也是这种观点。”史蒂夫・希尔说，“没有条框限制。当场摧毁。他们要求我们就此事通力合作。”

“没问题。史蒂夫，我们的人深信美国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目标，因此我们的海岸警卫已经空前地加强了对来自中东、亚洲、欧洲等地的船只的检查。如果能够在我们外海的水域确定那艘‘鬼船’，我们会立即调动我们的资源去把它摧毁。”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授权中情局把美国要采取的措施，以“仅供阅览”的方式，通报给他们的英国伙伴。

防卫战略分三个阶段：空中侦察、辨识船只身份和核查。任何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任何未作解释的偏离航向，都将实行登轮检查。任何抵抗都会引来灭顶之灾。

为确定海上侦察的范围，先以拉布安岛为圆心画了一个半径三百海里的圆圈。贴着这个圆圈的北部圆弧，画一条直线从太平洋一直到阿拉斯加南海岸的安克雷奇。从南部圆弧画第二条直线，从印度尼西亚向东南方延伸，跨过太平洋直抵厄瓜多尔海岸。

划出的这个海域范围包含了太平洋的大部分，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到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运河的整条西海岸构成了一个大三角形。

白宫已经决定，现在还没有必要对外宣布，但现在就要监视这个三角形海域内朝东驶向美国海岸的所有船只。离开这个三角形或驶向亚洲的船，就不去管它了。其他的则必须辨认身份、接受核查。

幸亏多年来有些机构坚持施加压力，这方面国际上有一个大家认同的程序。著名的轮渡运输公司都同意报备航行计划，将其作为一项日常的例行工作，就像航空公司报备飞行计划一样。在核查区内有百分之七十的船只是执行报备制度的，而且这些船只的公司可以联络他们的船长。根据新规则，如果船只平安无事，船长们将始终用一个与船东约定的专门词语。如果船长没能使用这个约定的词语，则意味着他已经处在胁迫之下。

在白宫会议结束后七十二小时，第一颗KH-11“锁眼”人造卫星进入了空间轨道，并开始对着印尼周围的大圆圈拍照。它接收到的指令，以拉布安岛为圆心，半径三百海里范围内的所有船只都要拍照，不管它们朝着哪个方向航行。当KH-11人造卫星开始拍照时，朝着正南方向穿越望加锡海峡的里士满伯爵夫人号，正位于拉布安以南三百一十海里处。它没有被拍到。

以伦敦的观点来看，白宫一心只想着袭击肯定是针对太平洋沿岸的，这只是整个画面的一半。埃泽尔会议的警告同时报告给了美英两国政府，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调研的结果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唐宁街和白宫通了一次长长的热线电话，商定了马耳他以东的两条最重要狭窄水道的联合安全保卫协议。根据协议，英国皇家海军将与埃及合作，监控苏伊士运河的南口，拦截所有从亚洲过来的船只，除了非常小的舟艇。

在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上的美国海军军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27]巡逻。这一带的威胁只能是第一种可能：巨型船只在海峡中间的深水航道上自沉。这里主要往来的船只都是超级油轮，空载从南方进入，到伊朗、阿联酋、巴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油港，装上原油后满载驶出。

美国人的好消息是，拥有这些超级油轮的船舶公司数量相当有限，而且都愿意提供合作，防止灾难发生。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从“海马”直升机降落到三百海里之外朝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来的超级油轮甲板上，快速检查一下驾驶台，这用不了多少时间，也不会降低船只的航速。

至于二号和三号威胁，每一个有海港的欧洲政府都接到了警告，可能有一艘恐怖分子指挥操纵的“鬼船”。丹麦要保护哥本哈根，瑞典要照顾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德国要注视汉堡和基尔，法国必须保卫布雷斯特和马赛。从直布罗陀起飞的英国皇家海军飞机开始巡逻夹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狭长水道上空，盯住从大西洋过来的所有船只。

在落基山脉上空飞行这一路上，杜瓦尔少校都把战鹰设置在巡航速度，飞得很平稳。在他的身下，天气已经发生了变化。

亚利桑那州无云的蓝天上出现了第一批马尾状的云絮，当他离开内华达州向俄勒冈州飞行时，这些云絮愈发浓厚了。掠过哥伦比亚河进入华盛顿州时，他身下的云已经厚重结实，从树梢一直绵延到两万英尺的高空，正从加拿大边境飘移过来。在三万英尺高度，他仍处在碧空之中，但降落时必须穿过浓厚的云雾。在距目的地二百英里时，他呼叫麦科德空军基地，要求地面指挥飞机下降和着陆。

麦科德要求他贴着东边，越过斯波坎，并按指示下降。战鹰正在向着麦科德左转，这时候，夹在右舷发动机内一条扳手从两根液压管之间滑了出来。战鹰结束转弯刚放平机身，扳手就掉进了涡轮风扇的桨片里。这恐怕要成为美国空军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只扳手了。

刀刃般锋利的、高速旋转的压缩机桨叶开始撕裂，第一个结果是右舷F100发动机深处一声巨大的闷响。被撕裂的桨叶又堵塞了其余的桨叶。两位机组人员面前同时闪起了红灯。尼基・琼斯上尉惊叫：“怎么回事？”

在琼斯的前面，拉里・杜瓦尔只觉得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大喊：快点关闭！

经过多年的飞行，杜瓦尔的手指几乎不用吩咐就会立即工作，关去一个个开关：燃油、电路、液压管路。但右舷发动机起火了。内置式灭火器自动开启，但已经太晚了。右舷的F100发动机正被撕成碎片，这是灾难性的引擎故障。

在杜瓦尔身后，火控员在向麦科德呼叫：“求救、求救、求救。右侧发生火灾……”

呼救声被他身后又一声呼啸打断。右发动机不但没被关闭，其碎片反而冲破防火墙蔓延到了左舷。更多的红灯亮了起来。第二台发动机也起火了。本来一台发动机仍在运转，还剩下少量燃油，战鹰在杜瓦尔的驾驶下还可以降落。但在两台发动机都停转的情况下，现代化的战斗机不可能像很久以前的战斗机那样滑翔，它就像一颗发射出去的子弹。

琼斯上尉后来回答询问时说，飞行员的声音始终保持着平静。他把无线电开关拨到发射模式，这样在麦科德的空中管制员可以实时听到他们的情况。

“两台发动机都失灵了。”杜瓦尔少校说，“准备弹射跳伞。”

火控员最后看了一眼他面前的仪表。高度：两万四千英尺。飞机在俯冲，急速俯冲。外面阳光依然灿烂，但云层正朝他们迎面扑来。他回过头去最后看了一眼。战鹰已经成了一支火炬，从头到尾都在燃烧。他听到了前面那个仍然平静的声音：“弹射，弹射。”

两个人都伸手到坐椅旁边的那只把手，拉了一下。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了。现代化弹射坐椅自动化程度相当高，即使飞行员失去了知觉，座椅也能自动完成后面的动作。

拉里・杜瓦尔和尼基・琼斯都没能目睹战机坠毁。在几秒钟之内，他们的身体被弹起来，穿过粉碎的座舱罩被抛进寒冷的同温层。坐椅仍束缚着他们的手脚，保护着它们不会乱舞或被气流冲击得脱落。坐椅还能保护他们的脸部免受狂风的猛烈吹打。

两把下落的弹射椅在微小的拖靶的作用下稳定了，向着地面直冲而下。刹那间，他们迷失在云雾之中。两位机组人员能够通过目镜向外观看，但他们看到的全是疾驰而过的潮湿的灰色云团。

坐椅感受到他们已经接近了地面，于是释放了载重。束缚的带子弹开，现在已经相距一英里的两个人分别脱离了他们的坐椅。空载的坐椅落到了下方的地面上。

降落伞也是自动的，也配有一个小拖靶以稳住跳伞人的身体，然后打开主伞。下降速度突然从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骤减到十四英里，两人都感到了被猛地拽紧的感觉。

他们只穿着薄型飞行服和重力服，开始感到寒冷了。他们似乎处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一个怪异、潮湿的灰色边缘地带，最后他们碰到了松树和云杉的顶端枝杈。

在云层下面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杜瓦尔少校落在了一片开阔地上，一层厚厚的、富有弹性的枝叶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经过几秒钟的眩晕，他喘了几口气，解开腰上的主伞搭扣站了起来。然后他开始用无线电联络救援队，以便让他们确定他的位置。

尼基・琼斯上尉也是砸到树枝落下来的，但没落到开阔地，而是在浓密的树丛中。他碰到树枝时，下落的雪块把他全身淋了个透。他等待着落地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始终没来。在他的头顶上方，透过灰蒙蒙的寒气，他看到他的降落伞挂在树上了。向下，他能够看到地面。地上是积雪和松针，他估算高度在十五英尺左右。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放开降落伞搭扣，落了下去。

如果运气好，他落地后就能站起来。可事实上，他感到左腿胫骨“啪”的一声折断了，因为它滑进了雪下两条粗壮的树枝之中。这意味着寒冷和休克将开始毫不留情地消耗他的体能。他也解开无线电开始呼救。

机组人员弹射出去之后，战鹰又飞了几秒钟。它抬起机首，摇摆着，倾斜着，又俯冲下去，一头扎进云层里爆炸了。肯定是油箱也起火了。

战鹰爆炸解体时，两台发动机都从机身上脱离，翻滚着落了下去。从两万英尺的空中，每台重达五吨、烈焰腾腾的两只引擎，以每小时五百英里的速度落到了下面的喀斯喀特山区。一台发动机摧毁了二十棵树，另一台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在“木屋”担任警卫队长的那位中情局特工，过了两分钟时间才回过神来，他急忙从正在吃午饭的食堂地上爬了起来。他感到头晕目眩，还有点恶心。他倚靠在尘土飞扬的木屋墙上，呼唤同事的名字。他听到了几声呻吟。二十分钟后，他搞清了部下的状况。在游戏房里打台球的两个人死了。其他三个受了伤。那几个在外面散步的人比较幸运，当那颗陨石——他们以为是陨石——击中木屋时，他们都在一百码之外。总共十二名中情局员工中，两个已死，三个需要住院动手术，两个散步的完好，其余五个只是吓坏了，在警卫班确认了这些情况之后，才去检查那个囚徒。

后来有人指责他们行动缓慢，但讯问后又认为他们先寻找自己人是正当合法的。他们透过窥视孔看了一眼那个阿富汗人的房间，发现那里亮堂了许多。他们进去之后，发现居室与院子之间的那扇门洞开着。房间本身由于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没受到什么损坏。

但院子的围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管是不是混凝土墙，那台坠落的F100喷气飞机发动机在落到宿舍区之前，把围墙砸出了一个五英尺的大豁口。那个阿富汗人不见了。

15

当美国撒下那张从菲律宾、加里曼丹岛和印尼东部横跨太平洋到美国海岸的大网时，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正驶出佛罗勒斯海，穿过巴厘岛与龙目岛之间的龙目海峡，进入印度洋。之后它把航向定在了正西方，朝着非洲航行。

濒死的战鹰发出的求救信号，至少被三个监听站听到了。麦科德空军基地当然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实际上正在与机组人员通话。在麦科德北方惠德贝岛的一个海军航空站，也一直在监听十六频道的通话；还有设在贝林汉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同样。收到呼救信号后几秒钟之内，他们已经在互相联系了，准备三方合作测定机组人员降落的位置。

飞行员躺在橡皮救生筏上或是树林里等待救援队发现的日子，早就成为历史了。现代机组人员的救生衣上配有最先进的信标，体积小，功率强大，还有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可用于语言通讯。

这些信标当即就接收到了，三个监听站把那两个机组人员的位置标定在几平方米之内。杜瓦尔少校降落在国家公园的中心，琼斯上尉落到了一个伐木林地里。两个地方都因正值冬季而封闭着。

覆盖在树梢上的云团，妨碍了最便捷的直升机救援。施救只能采用传统的方法了。越野车和半履带车辆将把救援队运送至最近的地点，从那里到机组人员的降落点，只能依靠两条腿的艰难跋涉。

现在的麻烦在于低温，尤其是对断了一条腿动弹不得的琼斯来说。沃特肯郡警长用无线电报告说，他的副手已经准备出发了，他们将于三十分钟后在林子边缘的格雷西亚小镇会合。他们距离摔断腿的火控员尼基・琼斯最近。格雷西亚附近居住着几个伐木工人，他们知道每一条伐木路径。在得到琼斯的确切地点之后，警长上路了。

为了鼓舞伤员的士气，麦科德基地把警长的无线电接到了火控员随身的收发报机上，这样，警长可一边向这位机组人员靠拢，一边鼓励他。

华盛顿州立公园管理处展开了对杜瓦尔少校的营救行动。他们富有经验，每年都能救出几个滑倒摔伤的露营者。他们知道穿越公园的每一条道路、小径和每一个岔路。他们乘上履带式雪上汽车和四轮自行车出发了。由于杜瓦尔少校没有受伤，所以用不着携带担架。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组人员的体温开始缓慢下降，琼斯的体温下降得更快，因为他无法活动。救援队必须争分夺秒赶在那两个人被冻死之前给他们送去手套、靴子、毛毯和热汤。

没人告诉救援队，因为没人知道，那天在荒野上还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在被砸烂的木屋里，多少能让中情局警卫班挽回一点面子的是，他们的通讯设备没被砸中。警卫班长只要拨打一个号码就够了。这个电话由保密线路转到了兰利的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那里。在相隔三个时区的美国东部，此时下午四点刚过，古米尼接听了电话。

他听着听着就沉默了。他没有责骂或怒吼，虽然他听到的是中情局的一场大灾难。在喀斯喀特山区的下属还没有说完，他就已经在分析这次灾祸了。在冰冷的气温下，两具尸体也许可以放上几天。三个伤员需要紧急外科手术。而那个逃犯则必须迅速追捕归案。

“能派直升机到那里把你们接走吗？”他问道。

“不行，先生，我们这边的云层就压在树梢上，而且可能还要下雪。”

“离你们最近的有土路可通达的镇子叫什么名字？”

“叫梅扎马，在荒野之外，有一条土路从镇子通往哈特山口。那山口也离我们有一英里多，是没有土路的。”

“你们那里是一个秘密的研究机构，明白吗？现在你们那里出了一个很大的意外事故。你们需要紧急援助。联络梅扎马镇警长，让他带上必要的设备来救援你们。半履带式汽车、雪上汽车、越野汽车，尽可能靠近你们。最后的一英里路程使用滑雪板、雪鞋和雪橇。把那几个伤员送去医院。另外，你们还能保持取暖吗？”

“能，先生。两个房间被砸烂了，但我们还有三间完好的。中央供暖系统瘫痪，我们在堆积柴禾，准备生火取暖。”

“好的。救援队抵达后，锁好所有的物品，砸毁所有的秘密通讯设备，带上所有的密码本，与伤员一起撤出来。”

“就这些吗，先生？”

“就这些。”

“那个阿富汗人怎么办？”

“我来处理。”

马雷克・古米尼思考了一会儿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在“撬棍行动”开始时给他的那封信。无限权力。没有限制。该是让军队出力效劳的时候了。他拨打了五角大楼的电话。

多亏了多年的中情局工作，以及情报共享的新精神，他在国防情报局里有几个密友，而他们在特种部队里也有好朋友。二十分钟后，他觉得他这最糟糕的一天终于获得了第一个突破性进展。

在距离麦科德空军基地不超过四英里的地方，坐落着美国陆军的刘易斯堡。这是一个很大的军营，其中有一个角落必须要经过特许才能进入，这就是美军第一特种部队“阿尔法”143分队的队部。最后一个数字“3”表示这是一个山地连。连长是迈克尔・林内特上尉。

连队的中尉副官接听了这个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不过，尽管对方是一位二星上将，他也是爱莫能助。

“长官，现在人都不在基地里。他们在雷纳山区参加战术训练。”副官回答说。

在华盛顿工作的这位将军从来没有听说过皮尔斯郡塔科马东南方向的这座高山。

“你能用直升机把他们载回到基地吗，中尉？”

“我想是可以的。现在云层已经够高了。”

“你能把他们空运到梅扎马吗？那是靠近哈特山口荒野边缘上的一个村镇。”

“这个我要核查一下，长官。”他要离开三分钟时间。将军等待着。

“不行，长官。那里的云层太厚，似乎还要下雪。要去那里只能用卡车。”

“哦，那就送他们去那里，用最快的方式，走最短的路线。你刚才说他们在操练？”

“是的，长官。”

“那他们是否携带着在帕赛顿荒野里开展行动需要的所有装备？”

“严寒气候下荒野里需要的一切装备，将军。”

“实弹呢？”

“有。这是在雷纳山国家公园里举行的一次追猎恐怖分子的模拟行动。”

“嗯，现在不是‘模拟’了，中尉。把整个部队拉到梅扎马镇的警长那里去，与一个叫奥尔森的中情局特工协同行动。随时与‘阿尔法’队部保持联络，随时向我报告进展。”

为了节省时间，林内特上尉一边从山上往下走，一边报告说情况紧急，要求派飞机帮助他们撤离。刘易斯堡配有自己的“奇努克”运兵直升机。三十分钟后，直升机在山脚下的游客停车场接上了“阿尔法”分队。

“奇努克”把他们载运到云层能允许的尽可能往北的地方，降落在伯林顿西边的一个小机场里。一辆卡车一小时前出发朝这边赶来。他们几乎同时抵达。

20号公路从伯林顿开始沿着蜿蜒曲折的斯卡吉特河通向喀斯喀特山区。这是一条荒凉的土路，冬天车辆禁行，除非是官方车辆或配有特殊装置的车辆。特种部队的这辆卡车配有适合各种地形行驶的装置，但行进速度很慢。四个小时后，筋疲力尽的司机才把汽车吱吱嘎嘎地驶进了梅扎马镇。

中情局警卫班也已经疲惫不堪，但至少他们那几个受伤的同事在打过吗啡之后，坐上了真正的救护车，往南方去搭乘直升机，最终转往塔科马总医院去了。

中情局警卫班长奥尔森只把他认为要通报的内容报告给了林内特上尉。但林内特厉声说他是经过安全审查的，坚持要求了解所有情况。

“这个逃犯，有没有携带高寒地带的御寒衣物和鞋子？”

“没有。他只穿着旅行靴、保暖裤和轻便外套。”

“没有滑雪板、雪鞋？他有武器吗？”

“没有，没有这些装备。”

“现在天已经黑了。他有夜视镜吗？他有夜行的装备吗？”

“没有，肯定没有。他之前是一名囚徒，被严加看管。”

“他完蛋了。”林内特说，“在这种气温下，没有指南针在一米深的雪地里跋涉，他肯定在兜圈子呢。我们会抓住他的。”

“还有一件事。他是一个山民，生长在山区里。”

“这里的山区？”

“不。在托拉博拉山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林内特上尉默默地凝视着前方。他曾经在托拉博拉山区战斗过。他是入侵阿富汗的第一批部队中的一员，当时美英联合特种部队在斯平加哈尔搜寻一小群逃跑的沙特阿拉伯人，其中一人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他也曾回来参加“蟒蛇行动”。那次行动也没有获得成功。不少精英战士在“蟒蛇行动”中牺牲。林内特曾发誓要与托拉博拉山区的普什图人决一雌雄。

“准备出发。”林内特喊道。“阿尔法”分队的战士又爬上了他们的卡车。汽车将载着他们驶完通往哈特山口的剩余路段。此后，他们的交通工具将是沿用了三千年的滑雪板和雪鞋。

他们离开后，警长的无线电里传来消息：两名身体冰冷但依然活着的机组人员都已找到，并带了出来。两人都已被送进了西雅图的一家医院。这是个好消息，但对于一个叫莱缪尔・威尔逊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

参加“撬棍行动”的美英海运调查员们仍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号威胁上，也就是“基地”组织也许在阴谋策划封闭一条狭窄的海峡，从而阻断一条对全球极为重要的海上高速公路。

就这个可能性来说，船只的尺寸是关键，货物则关系不大，只是如果发生溢油，会让从事水下爆破的潜水员几乎无法工作。各种问询满世界乱飞，海上的每一艘大吨位船只都需要确定身份。

显然，船只的吨位越大，其总数量越少，而且几乎都为几家声誉卓著的大型船只公司拥有。主要的五百艘大型和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所谓“超级油轮”，都核查过了，没发现有遭到袭击的。然后吨位下降到十万吨级的船只。当五万吨以上的所有船只也都核查了之后，“封堵海峡”说开始平息下去了。

当今世界上，劳埃德商船清单很可能仍然是最详尽的商船档案，埃泽尔工作小组设立了一条专线与劳埃德航务进行沟通，这条线路变得非常繁忙。根据劳埃德的意见，调查人员把注意力转到了那些悬挂方便旗，在避税港口注册登记，而且船东信誉不良的船只上。劳埃德和秘情局反恐处海运科与美国中情局、海岸警卫队联手，悄悄给两百多艘商船标上了“不得靠近海岸”的标签进行严密监视，但没发现哪怕一点儿线索能给他们指明方向。

林内特上尉了解这一带的山区。他明白，一个没有专用鞋子的人，在迷宫一般的树丛、树根、沟坎、山谷和溪流里穿行，能在一个小时内走出半英里路就算是幸运的突破了。

这样的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在冰雪碎块上行走，很可能会跌进一条流动的溪涧之中，弄湿双脚，体温就会开始以惊人的速度降低，导致体温过低、脚趾冻伤。

中情局的奥尔森从兰利发来的信息是明白无误的：绝对不能让这个逃犯抵达加拿大，或让他接触到电话。要预防万一。

林内特很有信心。逃犯没有指南针，他将会兜圈子，每走一步都会跌跌撞撞。在大树的遮掩下，在黑暗中，他什么也看不见，即使没有两万英尺冰冷云层的阻挡，月光也无法穿透这些茂密的枝叶。

没错，这个人在时间上领先了他们五个小时，但即使以直线行走，他的行进速度也不会超过每小时三英里。蹬在滑雪板上的特种部队战士能以三倍于他的速度行进，如果岩石和树干迫使他们换上雪鞋行走，他们也能以双倍于逃犯的速度追赶。

林内特选择使用滑雪板真是选对了。从土路的尽头下车开始，他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了那座已损毁的木屋。他和战士们简单地检查了一遍，看看逃犯是否折回来过拿了什么设备。没有这种迹象。两具冻得僵硬的尸体，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现在已被安放在冰冷的长方形餐桌上。等云消雾散后，直升机会来接走它们。

“阿尔法”小分队一共有十二个人。林内特是唯一的军官，他的副手是一名一级准尉。其余十个全是老兵，最低的军衔是中士。

他们中有两个擅长爆破的工兵，两名无线电通信兵，两名医疗兵，一名有两项专长的军士长，一名情报中士和两名狙击手。当林内特在被炸塌的木屋内察看时，那位具有追踪专长的军士长去侦察外面的地形。

预报的大雪还没下，梅扎马镇的救援队刚才抵达过的直升机停机坪和前门附近，有一大片糨糊状的雪鞋印迹。但被砸塌的围墙处，有一长溜脚印通向北方。

难道是巧合吗？林内特沉思着。这是逃犯不应该去的方向。这个方向通往加拿大，距离是二十二英里。但对这个阿富汗人来说，是四十四小时的跋涉。他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即使他能保持直线行走。不管怎么说，“阿尔法”小分队肯定能在半路上截住他。

接下来的一英里路程用雪鞋走了一个小时。这时候，他们发现了另一座木屋。没人告诉他们在帕赛顿荒野还有另外几座木屋，因为在禁止建其他建筑的规定出台前它们早就在那里了。而且这座木屋有人进去过了。被砸碎的三层玻璃和留在豁口旁边的石块足以证实这个推断。

林内特上尉第一个走了进去，卡宾枪指向前方，保险栓拉开。在玻璃碎片的散落处，两名战士为他提供掩护。他们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就确定里面没人，木屋里没有，旁边的木柴库房里没有，车库里也没有。但有人进来过的迹象到处都是。林内特试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不亮。显然电力来自车库后面的一台发电机，但房东不在时把它关闭了。他们拧亮了手电。

在主客厅的大壁炉旁边有一盒火柴和几支细长的蜡烛，显然是为点燃炉栅里的木头所备的。还有一捆照明蜡烛，以备发电机故障之需。闯入者曾用火柴和蜡烛来照明。林内特转向他的一名通信兵。

“联络郡警，问问这地方的业主是谁。”他说完就开始在屋内检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遭到损坏，但所有物品都被翻过了。

“业主是西雅图的一位外科医生。”通信兵报告说，“夏天来这里度假，到秋天时把它关闭了。”

“姓名和电话号码。警长办公室里肯定有这些信息。”

通讯员得到业主姓名电话后，联络了刘易斯堡，让他们呼叫在西雅图家中的那位外科医生，并把电话直接接过来。外科医生是一个幸运的突破。外科医生都有传呼机，以备紧急之需。这个情况肯定是有价值的。

“鬼船”根本没接近过泗水。没有名贵的丝绸要在泗水装到船上，里士满伯爵夫人号前甲板上的六个海运集装箱早已就位了。

它行驶在爪哇以南的海面上，经过圣诞岛，进入了印度洋。对麦克・马丁来说，船上的例行工作成了一种习惯。

好在精神变态的尤素夫・易卜拉欣一直晕船晕得很厉害，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待在自己的舱房里。至于其余的七名船员，轮机员忙着照顾船舶的主机和辅机，他设置了最快速度，不在乎耗油多少。不管伯爵夫人号要去哪里，反正它不需要返程的燃油。

对马丁来说，那两个谜团依然没有解开。它要去哪里？它的甲板下装载着什么炸药？似乎没人知道，也许除了那个化学工程师。但那人从来没有说过话，这话题也就从来没提起过。

无线电专家一直在倾听，他肯定已经知道了整个太平洋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入口处都在实施海上大搜查。他也许已经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易卜拉欣，但没对其他人谈起过。

另外五个人轮流下厨房，端上来一盘盘冷冰冰的罐头食品，并轮流当班掌舵。驾驶员设置好航向——一直向西，然后折向西南去好望角。

在其他时间里，他们一天祈祷五次，诵读《古兰经》，凝视大海。

马丁考虑过夺取这艘船。除了在厨房里偷的一把菜刀，他没有武器，而且还要杀死七个人。在这些人中，他推定易卜拉欣有枪，可能不止一支。而且这些人分散在各处：机舱、无线电报务室、前甲板。如果他们靠近岸上的一个明显目标，那么他知道自己只得动手。但在浩瀚的印度洋上，他仍在等待时机。

他不知道塞进潜水包里的那张纸片是否已被发现，还是未经阅读就随同袋子束之高阁了。他也不知道他已经触发了一场全球性的船舶追查行动。

“我是贝伦森医生。请问您是？”

迈克尔・林内特上尉从中士手里一把夺过话筒，撒了一个谎。

“我是梅扎马镇警长办公室的。”他说，“现在，我正站在树林里你的那座木屋内。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有人入室盗窃。”

“见鬼，该死的。损坏严重吗？”从西雅图传过来的这个微弱的声音问道。

“盗贼是用石块砸破前面的窗户闯进去的，大夫。这似乎是木屋仅有的结构性破坏。我只是想与你核对一下物品失窃情况。你这里有任何武器吗？”

“绝对没有。我有两支猎用步枪和一支短枪，但秋天时我把它们都带回来了。”

“好的。现在核对衣物。你有贮存冬装的大衣柜吗？”

“当然有，就在卧室门边上。”

林内特上尉朝他的军士长点了一下头。军士长用手电在前面引路。衣柜很宽敞，里面装满了保暖衣被和用具。

“里面应该有我的一双北极地区的雪靴，有棉裤和一件带帽的派克大衣。”

都不见了。

“有滑雪板或雪鞋吗，大夫？”

“都有。都在同一个柜子里。”

也不见了。

“有没有任何武器？指南针呢？”

衣柜门内应该有一把带鞘的长猎刀，指南针和手电应该在书桌的抽屉里。都被拿走了。除此之外，这个逃犯还洗劫了厨房，但那里没有新鲜食物。操作台上放着一个被打开并被掏空了的烤扁豆罐头，一把开瓶器和两只空了的汽水瓶。还有一只空的咸菜坛子，里面曾经装满腌制的咸肉，但这个情况没人知道。

“谢谢，大夫。待天气好转后我带一班人过来，把窗玻璃重新配好，并对损失情况做个笔录。”

阿尔法小分队指挥官林内特上尉切断通讯，环视了一下他的部队。

“我们走。”他只是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他知道，这木屋和阿富汗人拿走的那些物品，缩小了他们的差距，现在逃犯的实力也许可以与他们抗衡了。他们在木屋待了三十分钟，据此推测逃犯在木屋逗留了一个小时，那样的话对方应该已经领先他们两到三个小时，而且前进速度要比原先快得多了。

林内特暂时放下他的自尊，决定请求某个机械化部队协助。他让小分队战士们暂停一下，又与刘易斯堡通了次话。

“告诉麦科德基地，我需要一架‘幽灵’，现在就要。向上级申请，哪怕是五角大楼，如果必须他们同意的话。我要它抵达喀斯喀特山区上空，与我直接通话。”

在等待他们新的伙伴露面的同时，阿尔法143特种小分队的十二个人仍在迈着步子顽强行进。军士长在前方侦察，引路，用手电在雪地上辨明逃犯留下的雪鞋的鞋印。他们在强行军，但他们的负重要比前方那个人多许多。林内特估算，他们速度已经相当快，但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在缩短吗？这时候开始下雪了。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柔软的雪片从他们周围的针叶林间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覆盖了岩石和树桩，让他们能够再次暂停一下，脱下雪鞋，换上速度更快的滑雪板。但同时，雪片也会掩盖逃犯的踪迹。

林内特需要空中的指路助手，午夜后，它来了。它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一架大力神AC-130武装运输机，盘旋在两万英尺的高空。它虽然在云层上方，但能够穿透云层直接观察地面情况。

在特种部队配置的诸多装备中，幽灵武装运输机对地面的敌人来说，简直与它的名字一样令人胆战心惊。

原本的那架大力神运输机从驾驶舱到机尾都进行了改装，配上一系列技术设备，让它能在高空直接确定和杀死地面上的目标。它就是价值七千两百万美元的一个终结者。

它第一个功能——“确定目标”不受黑夜、风雨或雾雪的影响。设计者为幽灵提供了一套合成孔径雷达和远红外热像仪，能捕捉到地面上发出体热的任何形象。图像清晰到足以区分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不过这强大的功能还是没能搞清楚莱缪尔・威尔逊先生的怪异举动。

莱缪尔・威尔逊也有一座木屋，在帕赛顿荒野外的罗宾逊山低坡上。与西雅图的那位外科医生不同，威尔逊在大都市里没有居所，他为自己有能耐在木屋里过冬而自豪。

他在没有电力的条件下生存，用柴禾取暖，用油灯照明。每年夏天，他在野外打猎，腌制腊肉，以备冬天食用。他自己伐木劈柴，给他的那匹山地矮种马喂草料。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爱好。

他有不少所谓“公民波段”短距离无线电通讯设备，用微型发电机驱动。他可以在漫长的冬天里扫描警方、应急机构和公用事业机关的波段。就是这样，他收听到了两名飞行员如何落在荒野、以及救援队赶赴出事地点的报告。

莱缪尔・威尔逊自豪地自称是“热心居民”。但当局常常把这种人称为“爱管闲事的人”。两位机组人员刚刚报告完他们的困境，当局测定了他们的确切位置后，莱缪尔・威尔逊就挂上鞍子，骑上马出发了。他打算穿越荒野去公园里营救杜瓦尔少校。

他的波段扫描设备太笨重了，不便携带，所以他永远没能听到两名飞行员已被救走的消息。但他确实遇到了人。

他没看见有人朝他走过来。前一秒钟他还在策马走过一片积雪较深的地段，后一秒钟一个雪堆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雪堆是一个人，身着极具未来感的银白色太空棉大衣。

但那把长猎刀却一点也没有“未来感”，那是一八三六年阿拉莫战役时的产物，但依然相当锋利。一条臂膀勾住威尔逊的脖颈，把他从矮种马上拖了下来。他倒在地上，刀锋从背后的肋骨捅入，切开了他的心脏。

热像仪能检测出人体的热量，但莱缪尔・威尔逊的尸体——被扔到距死去地点十码的一条冰隙里——很快就变冷了。三十分钟后大力神AC-130幽灵开始在喀斯喀特山区上空盘旋时，莱缪尔・威尔逊的影像根本就没有显示出来过。

“‘幽灵’EF呼叫‘阿尔法’小分队。听到请回答，‘阿尔法’。”

“听到了。”林内特上尉报告说，“我们这里有十二个人，蹬着滑雪板。你能看见我们吗？”

“笑得灿烂一点，我给你们拍照。”远红外仪器的操作员在他们头顶上方四英里的高空说。

“玩笑留着以后再开吧。”林内特说，“我们正北方大约三英里处有一名逃犯。孤身一人，朝北方滑雪行进。看见了吗？”

一次停顿，一次长时间的停顿。

“没有，没有这种影象。”空中的那个声音说。

“肯定有。”林内特坚持说，“他就在我们前方某个地点。”

最后一片枫树和落叶松林被特种部队战士甩在后面了。现在他们已经从林中出来，来到一条光秃秃的山脊上。他们继续向北爬坡，没有了树枝的阻挡，雪片直接飘落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身后，拉戈山和墓碑峰在黑暗中耸立着。林内特带领的战士们看上去活像一群“幽灵”——白色大地上的一帮白色僵尸。如果他们有麻烦了，那么那个阿富汗人也一样。看不到他的影像只有一种解释：他躲进山洞或雪洞里了。头顶上方的掩体挡住了他的热量散发。林内特正在向他逼近。滑雪板在山梁上能够轻快地滑行，前方出现了更多的树林。

幽灵就林内特的位置测量了一下距离。距加拿大边境还有十二英里。到黎明还有五个小时。

林内特给了幽灵一个小时。幽灵在高空盘旋，观察，但还是没发现什么可报告的情况。

“再检查一遍。”林内特上尉说。他开始想也许事情出了差错。那个阿富汗人已经死了？有可能，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没有检测到热源影像。正匍匐在一个洞穴里？也有可能，但那是在等死。或者他会跑出来继续逃跑，然后……

伊兹玛特・汗骑着那匹活泼的但已经疲惫了的矮种马走完山梁，进入了树林里。其实他已经拉大了与追捕队之间的距离。指南针告诉他，他仍在北行，他身下的矮种马行进的角度告诉他，他在爬坡。

“我以你为圆心，在向北进行九十度扇面扫描。”空中的图像操作员报告说，“一直到边境。在这个扇形范围内，我能看见八个发热的活物，其中有四只鹿，两只正在冬眠的黑熊，反应迟钝，一只看似正在掠食的山狮，还有一只麋鹿，正在向着北方缓驰而去，在你们前方大约四英里处。”

那位外科医生的北极保暖服真是太好了。矮种马浑身冒汗，筋疲力尽，但骑在上面的人俯身匍匐在它背上，驱使它不停地前进，他几乎与这匹马融为了一体。

“上尉，”一名工兵说，“我来自明尼苏达州。”

“这话你去讲给牧师听吧。”林内特厉声回答。

“我的意思是，”他身边这个脸上挂着雪霜的士兵说，“在这种天气下，麋鹿不应该进入深山。它们应该下山到山谷里寻找草料和地衣。那不是一只麋鹿。”

林内特命令战士们停下来。这命令颇受大家的欢迎。他凝视着前方纷纷扬扬正在飘落的雪花。他不知道那人是如何做到的。也许另有一座孤独的木屋，一个在这里越冬的白痴正好有一个马厩。不管怎么说，看来这个阿富汗人搞到了一匹矮种马，正骑着它逃离。

在前方四英里的树林深处，刚刚袭击了莱缪尔・威尔逊的伊兹玛特・汗，现在自己要遭袭击了。那只山狮虽然已经很老了，要去袭击一只鹿动作稍嫌慢了一点，但它很狡猾，而且饥肠辘辘。它从两棵树之间的一块突出的石崖上下来。矮种马要不是已经累坏了，本来应该是能嗅出山狮的体味的。

阿富汗人反应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个黄褐色的东西快速地、猛地撞向那匹马，矮种马倒向一边。骑手及时抓住了威尔逊的那支步枪，把它从马鞍前桥上的枪套里抽了出来。他已经被掀到了马屁股后面，他站定后转过身来，瞄准后射击。

算他运气好，刚才山狮扑向了矮种马，而不是他，但他失去了他的坐骑。这匹矮种马还活着，但头部和背部都被重达一百三十五磅的山狮用爪子抓破了，站不起来了。伊兹玛特・汗用第二颗子弹结束了它的痛苦。矮种马死了，倒在了山狮的尸体上，把山狮的身躯和前腿压在了身下。

伊兹玛特・汗解开拴在马鞍后面的雪鞋，套在他的靴子上，背上步枪，看了一下指南针，继续向前行走。他前方一百码处有一块悬空的大岩石。他走到下面稍事休息，躲避一下风雪。虽然他没有意识到，那块岩石恰好为他挡住了身上的热量散发。

“干掉那只麋鹿。”林内特上尉说，“我认为它是一匹马，上面骑着那个逃犯。”

幽灵上的那位操作员重新审视了一下影像。

“你说得对。”他说，“我能看到六条腿。他停下来在休息呢。”

幽灵的武器有三个系统。最重型的是一百零五毫米的M102榴弹炮，它的威力十分强大，用一发炮弹去打一个人实在有些过分了。

接下来是四十毫米的“博福”式航炮，多年前从瑞典的防空高射炮演变过来。这是一种快速连发的炮弹，能把房屋和坦克撕成碎片。在得知目标是一个骑马的人之后，幽灵的机组人员选择了第三种，GAU-12/U“加特林”机关枪。这种可怕的火器每分钟可发射一千八百发子弹，每颗子弹有二十五毫米粗——直径约一英寸。只需一颗这种子弹，就能把人体撕裂。由五条枪管组成的旋转式“加特林”机枪火力威猛，如果对一个足球场扫射三十秒，上面任何比老鼠大的动物就都没活路了，而这只老鼠会被吓死。

GAU-12/U“加特林”机关枪的最大射程是一万两千英尺，于是正在盘旋的“幽灵”把高度降到了一万英尺，锁定目标后射击了十秒钟，把三百发子弹都倾泻到了冰雪中的那匹矮种马的尸身上。

“什么也没留下，”图像操作员说，“人和马，都完蛋了。”

“谢谢你，EF。”林内特说，“我们现在就去察看。”

任务已经完成，幽灵返回麦科德空军基地去了。

雪停了。滑雪板在新雪上咝咝地响着，轻轻滑行着，在战士们熟练的操纵下达到了它们应有的速度，“阿尔法”小分队来到了矮种马的残体旁边。雪地上没几块比人的手臂更大的碎片，但它们肯定是马的碎片，而不是人的。除了几片黄褐色的皮毛。

林内特用了十分钟时间寻找北极御寒服、靴子、雪鞋、猎刀、股骨、头颅和胡子的碎片。

那副滑雪板就躺在那里，但其中一只已经折断。应该是在矮种马倒下时折断的。有一只羊皮套筒，但步枪没在里面。没有雪鞋，没有阿富汗人。

离黎明只有两个小时了，现在发展成了一次竞赛，一个穿雪鞋的人与十二个蹬滑雪板的人。双方都筋疲力尽，都近乎绝望。“阿尔法”小分队携带着GPS，即全球定位系统。当东方的天空露出一抹鱼肚白时，负责侦察的那位中士轻声说：“离边境只有半英里了。”

二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悬崖边，俯瞰下去是一条从左到右的山谷。一条伐木道路构成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在他们的正对面也有一片悬崖，上面有一块开阔地，坐落着一片木屋。这是加拿大伐木工人在冰雪消融后的工作和生活设施。

林内特俯卧下来，用前臂举起望远镜，观察着对面的风景。没有活动的物体。天光更亮了。

用不着吩咐，两名狙击手就从枪套里抽出他们的武器，装上瞄准镜，分别推入一颗子弹，卧倒，透过瞄准镜的凹槽注视着对面的情况。

在部队里，狙击手是一群怪异的人。他们从来不接近他们要杀的人，但显然他们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更逼近地看清目标。在肉搏战几乎已经灭绝的今天，大多数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敌人的电脑。从另一个大洲或从某个海域水下发射出一枚导弹，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从他们既看不见又听不见的高空，一架飞机扔下来一颗聪明的炸弹，把他们炸毁。在近距离，杀手躲在盘旋在空中的直升机机枪后面，只是模糊地看到他们的身影在跑动、躲避，试图开枪回击，不像是真正的人。

狙击手就是这么看敌人的。他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卧在地上，看到他的目标已经有三天没刮胡子了，这个人在伸懒腰，在打哈欠，在把铁罐里的扁豆舀出来，在拉开裤子的拉链准备撒尿，或者在一英里外正凝视着他看不见的瞄准镜镜头。狙击手是特殊的人，他们能够洞察心灵。

他们生活在一个隐蔽的世界里。他们是如此讲究精准，因此他们偏好宁静，只着迷于弹头的重量、火药的威力、子弹受风影响的程度、子弹在不同距离下的射程以及枪械能否再进行更细微的改进。

与所有专家一样，他们也有对设备的偏好。有些狙击手喜欢一种很轻的子弹，如“雷明顿”M700点三○八，这种子弹是如此细小，以致必须戴上套子才能滑入枪管里。

其他人坚持使用M21，这是M14标准作战步枪的狙击手版。最重的是“巴雷特”50轻型，这种怪物能射出食指般粗的子弹，在一英里之远仍有足够的力度把人体炸裂。

伏在林内特上尉身旁的是他的首席狙击手彼得・比尔鲍军士长。他是印第安父亲与西班牙母亲的混血儿，来自底特律的贫民区，部队是他的全部。他长着一副高高的颧骨，眼睛像狼一般斜视着。他是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中最优秀的神枪手。

他斜着眼睛扫描对面的山谷时，胸前是一支由爱达荷州夏泰兵工厂生产的点四○八“夏延”狙击步枪。这是一种新近改进的枪械，经过靶场里三千多发子弹的试射，他选中这把作为他的武器。这是一把拉栓式步枪，是他最钟爱的，因为完全关上枪膛能在子弹击发的瞬间额外增加枪械的稳定性。

他已经推上了一颗又长又细的子弹，在此之前他已经擦亮了弹头，以彻底消除在飞射过程中极微小的震动。枪膛上安装着一面“莱瑟伍德”二十四倍的瞄准镜。

“我看见他了，上尉。”他轻声说。

望远镜没能发现这个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但瞄准镜找到了他。在山谷对面的那片木屋中，有一个三面是木墙一面是玻璃门的电话亭。

“个子很高，头发很长，留着一蓬黑胡子？”

“是的。”

“他在干什么？”

“他在一个电话亭里，长官。”

在关塔那摩湾被囚禁期间，伊兹玛特・汗很少与狱友接触，但有一个约旦人，与他在同一座牢房关押过几个月，也是单独监禁。此人九十年代中期曾在波黑作战，后来成了“基地”组织训练营的教官，是一个死硬分子。

趁圣诞节期间监狱的警卫有所松懈，犯人们可以从一个囚室到另一个囚室去与狱友说上几句话。如果你能从这里出去，那时约旦人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曾一起在训练营里待过。他绝对可靠，愿意帮助真正的信徒。只要提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于是他有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虽然伊兹玛特・汗并不知道这个人住在哪里。他不太清楚该如何拨打长途电话。他倒是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作为话费足够。不过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从加拿大拨往海外的长途号是什么。所以他塞进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接话务员。

“请问您要拨打什么号码？”线路里传来了加拿大电话接线员的问话。

缓慢地，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读出了他记住的那串数字。

“这是英国的号码，”接线员说，“您在使用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吗？”

“是的。”

“可以接受。请投进八枚硬币，然后我会为您接通。当您听到‘哔哔’的声音时，如果想继续通话，就再投进硬币。”

“你瞄准目标了吗？”林内特上尉问道。

“是的，先生。”狙击手彼得・比尔鲍回答。

“干掉他。”

“可是他在加拿大呀，长官。”

“干掉他。”

彼得・比尔鲍军士长慢慢地、静静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他的距离仪显示，射程是静止空气中的两千一百码，超过了一英里。

伊兹玛特・汗正在把硬币投进槽内。他没有抬头看。电话亭的玻璃门碎裂了，子弹掀去了他的后脑勺。

话务员在耐心等待着。伐木营地里的那个人只塞进了两枚硬币，然后好像就离开了亭子，话筒垂落在那里。最后，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挂断，取消了这次通话。

因为跨国境射击的敏感性，此事没有写过正式的书面报告。

林内特上尉向他的指挥官作了汇报，后者又转告了在华盛顿的马雷克・古米尼。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当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伐木工人们返回来时，这具尸体被发现了。悬挂的话筒已经断了线。验尸官没能发现什么重大线索，于是写了一份简单的笔录。那人身穿美国衣物，但在边境地区这并不奇怪。他没有身份证，当地人谁也不认识他。

聚集在验尸官办公室的人，大都猜测那人是猎人打鹿时猎枪走火的牺牲品，又一次粗心或子弹崩飞的意外。他被埋葬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坟墓里。

由于边境南边的美国没人愿意掀起波澜，所以从来没人想起过去问问那个逃犯要拨的是什么号码。当然如果去询问就会暴露射击的来源，所以也就没人去问。

事实上，他要拨打的号码是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套小公寓的。那是阿里・阿齐兹・哈塔卜博士的住所，而这部电话正被英国军情五局监听着。反恐特工人员在等待截获足够的证据之后进行突袭和逮捕。证据一个月以后他们才得到。

那天早晨，阿富汗人试图通话的是苏伊士运河以西唯一知道那艘“鬼船”名字的人。

16

两周以后，追猎“鬼船”的热情开始减退，因为“鬼船”显然并不存在，这种观点来自华盛顿。

就为了在一座听都没听说过的岛上有人塞进潜水包里一张潦草写就的纸条，还要浪费多少时间，产生多少麻烦、多少费用？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飞到伦敦去与史蒂夫・希尔会谈了，这时候秘密情报局海运专家萨姆・西摩尔从劳埃德航务的伊普斯威奇总部打来一个电话，把事情弄得更糟了——他改主意了。希尔命令他来伦敦作解释。

“从各种迹象来看，”西摩尔说，“‘基地’组织用一艘大船来堵住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从而破坏全球贸易，是可能性最大的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你现在为什么认为这路子错了？”马雷克・古米尼问。

“因为，先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全世界每一艘大船都已经被检查过了。它们都是安全的。那就剩下了二号和三号选择，这两种是可以互相变换的，只是目标不同。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关注三号选择——在一个海滨城市实施大屠杀。本・拉登公开声称转移到经济目标很可能是一个骗局，或者也许他已经改变了主意。”

“好吧，萨姆，你来说说。史蒂夫和我都有上面的领导在逼我们拿出方案，不然就要我们的脑袋。如果他们不是要弄沉一艘大船，那会是什么？”

“对于三号威胁，比起船只来，我们更应注重核查的是货物。货量不需要很大，只要绝对致命就行。劳埃德航务有一个危险货物部门，当然保险费是不同的。”

“军火船？”希尔问，“又一次哈利法克斯爆炸事件？”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如今的军火不会这么容易发生爆炸了。现代的军火在船舱内爆炸是需要条件的。一家鞭炮工厂爆炸都会产生更大的破坏，但与‘九一一’相比，这种算不上什么‘壮举’。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化学品泄露远比这个更为严重，二恶英，一种致命的除草剂。”

“那是一辆槽罐车，载运着二恶英开上了伦敦公园路，再用塑胶炸药完成任务。”希尔提示说。

“但这些化学品在制造工厂和仓库里是严加看管的。”古米尼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怎么能够不被发觉而拿到这种货物呢？”

“而且现在范围已经缩小了，运载工具是一艘船。”西摩尔说，“这种货物如果被劫持，会立即引发反击。”

“除了在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那些地方无法无天。”古米尼说。

“但这些超级致命毒物已经不在那些地区生产了，劳动力成本再低也不去了，先生。”

“那么，我们又回到了船上？”希尔说，“又一艘油轮爆炸？”

“原油是不会爆炸的。”西摩尔指出，“‘托利峡谷’号超级油轮[28]在法国海岸附近触礁溢油后，用了燃烧炸弹才把原油点火烧掉。油轮漏油，只会造成经济破坏，而不是一场大屠杀。但一艘小小的液化气运输船却能达到这个目的。液化气是一种可以加压浓缩、适合运输的危险品。”

“液态天然气？”古米尼问道。他马上在想美国有多少个港口在进口浓缩天然气用于工业燃料，港口的数量很难确定，不过，码头设施肯定都建在远离居住区的地方吧？

“液化天然气，即LNG，不易起火燃烧。”西摩尔解释道，“它可以在零下二百五十六华氏度的温度下，储存在特殊的双层船舱里运输。即使你劫持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种物质也先要在大气中挥发几个小时才能成为可燃气体。但专家们提示，它们中最危险最可怕的是LPG，即液化石油气。

“这种物质非常可怕，一艘小型运输船的载运量，如果经过十分钟的裂变烧烤，将释放出相当于三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将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非核爆炸。”

泰晤士河畔的这个房间里一片沉默。史蒂夫・希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四月的阳光下缓慢流过的河水。

“请用通俗的语言说说你的观点，萨姆。”

“我认为，我们一直在错误的海洋寻找错误的船只。我们唯一的突破是，这是一个极特殊的、很小的市场。液化石油气最大的进口国是美国。我知道华盛顿的观点是这一切也许是在捕风捉影。我认为我们应该走完最后的那段路。美国应该检查即将进入其水域的每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仅仅是从远东开过来的。对每艘这样的船进行拦截，登轮检查。劳埃德航务那边，我可以核查世界上其他国家液化石油气的海运状况，不管是什么航向的。”

马雷克・古米尼搭乘下一次航班返回华盛顿去了。有一些会议要开，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当他从伦敦希思罗机场起飞时，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正绕过南非的厄加勒斯角，进入大西洋。

船的航速很快。印尼驾驶员估算，厄加勒斯海流和由南往北的本格拉海流能使船节省一天船期，抵达目的地还有充裕的时间。

厄加勒斯角外海的洋面上，很多船只正从印度洋驶往欧洲和北美。有大型矿船，也有杂货船，把亚洲低成本产出的商品运到欧美销售。还有一些是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超级油轮，电脑在由东向西的航线上自动驾驶，船员们都在玩扑克。

所有这些船只都被注意到了。在人们无法看见的高空中，人造卫星在内层空间遨游，它们的摄像机把拍摄到的船只、每只船尾上的船名图像源源不断地发往华盛顿。而且，根据最近的法律规定，每只船都配有发射机应答器，船只的所有呼叫都会报告给当局。船只的身份都核实了一遍，包括里士满伯爵夫人号——劳埃德航务与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航运公司共同证明它是一艘小货船，注册港是英国利物浦，正载着合法的货物从印尼泗水驶往美国巴尔的摩。对美国来说，没必要深究它，因为它距离美国海岸还有几千海里呢。

在马雷克・古米尼抵达华盛顿几个小时后，美国的预防措施有了改变。太平洋的警戒线设到了离海岸一千海里的海面上。从拉布拉多到波多黎各，从加勒比海到墨西哥尤卡坦半岛，这片大西洋上也建起了相同的警戒线。

没有吵吵嚷嚷，没有公开宣布，检查的重点已经从超级油轮和大型货船（其实都已经核查过了）转移到委内瑞拉与圣劳伦斯河之间航行着的几十艘小型化学品运输船上了。每一架空闲的EP-3“猎户座”电子侦察机都接到命令去参与海岸巡逻，飞翔在热带和亚热带上空几万平方英里的范围里，寻找小型化工船，尤其是那些载运液化气的船舶。

美国的产业界给予了全面合作，提供了预期到港的每票货物的详情，包括接卸地点和时间。产业界提供的信息与在海上所观察到的情况进行了交叉核实，全都能够对应起来。液化气运输船可以进港和停泊，但必须在二百海里外让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或海岸警卫队的检查监护小组登船，在他们的武装监护下进入美国海港。

玛利亚女士号回到了西班牙港，这时，两名安插进来的恐怖分子船员看见了他们等待的信号。按照事先给他们的指示，他们开始行动了。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为美国提供各种石油化工产品。玛利亚女士号停泊在海边的一个岛上，上面建有化工罐区和码头，可供大大小小的化学品运输船进港、停泊、装货和离港，用不着进入市区。

玛利亚女士号是一艘小型化工船，只在有小型码头设施的岛屿之间航行，这些设施是接待不了大型油轮的。

与另外两艘小型化工船一起，玛利亚女士号停泊在化工码头远处一个特殊的区位。毕竟它要装运的货物是液化石油气，所以装货期间，没人愿意靠得太近。下午晚些时候，货装完了，巴勃罗・蒙塔尔班船长正张罗着准备开船。

船只解开缆绳从泊位启航，此时热带的天光再过两个小时才会黑下来。距海岸一海里处，它与一艘充气式快艇擦肩而过，艇上有四个人在垂钓。这就是等待中的那个信号。

两名印度水手离开工作岗位，跑向甲板下他们的储物柜，拿来了手枪。一个去了船体中部，那里距水面最近，是人员登船的地点。另一个去了驾驶台，把枪口直接对准了蒙塔尔班船长的太阳穴。

“请不要乱动，船长。”他礼貌地说，“没有必要减低船速。我的朋友将在几分钟内登轮。不要试图广播，否则我将不得不向你开枪。”

船长已经吓呆了，不可能违背对方的旨意。他回过身来，瞟了一眼驾驶台一侧的无线电设备，但印度人捕捉到了他的目光，并摇了摇头。就这样，抵抗被压制下去了。几分钟后，四名恐怖分子上了船，反抗的机会已经完全失去了。

最后一个登船的人用一把利刃割破了充气快艇。解开缆索后，瘪了气的快艇在船尾的水流中沉了下去。其余三个人提起帆布背包穿行在布满了管线和舱口的前甲板，朝船尾走来。

一会儿工夫，两个阿尔及利亚人和两个摩洛哥人就出现在驾驶台上，他们是哈塔卜博士一个月之前派遣过来的。他们只会说北非阿拉伯语，但那两个彬彬有礼的印度人可以给他们做翻译。四名南美船员被召唤到前甲板，在那里待命。一条新的航线将会制订出来，船只即将改变方向。

天黑后一小时，那四名船员就被杀了，脚踝被拴上从前舱储物柜取来的铁链，然后被抛进了海里。如果说此前蒙塔尔班船长还有一丝想反抗的念头，这时候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些恐怖分子杀人的动作很机械化。那两个阿尔及利亚人曾经是国内“伊斯兰武装团体”的成员，屠杀过几百个孤独无助的内地农夫——为了向阿尔及尔的政府发送一个信息。他们杀过很多男女老少和老弱病残，所以，杀掉这四名船员只是小事一桩。

玛利亚女士号整晚一直在向北航行，但不是去原计划的目的地波多黎各。船的左舷是浩瀚的加勒比海，一直延续到墨西哥。右舷分别是向风群岛和背风群岛。那里温暖的海水是公认最适宜度假的，但那里也活跃着几百艘小型货船和化工船，为这些岛屿的居民和游客送去他们所需的物资和日用品。

玛利亚女士号将消失在这些迷宫一般的岛屿和沿海货船之中，而波多黎各方面至多只会认为它是延误到港。

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抵达了赤道无风带，此时海面上风平浪静。尤素夫・易卜拉欣从他的舱室里出来了。他脸色苍白，因为晕船而显得憔悴，但在下达命令时他那双充满了仇恨的黑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船员们从机舱的储藏间里搬来了一艘充气快艇。充足空气后，二十英尺长的小艇被挂在船尾的两根吊艇柱上。

六个人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从甲板下扛来一台一百马力舷外发动机，装在快艇的尾部，然后用绞车把快艇放到船尾下面平静的水面上。

油箱也吊着放下去，扣在挂钩里。试了几次点火，引擎突突响着发动起来了。印尼籍的驾驶员坐到舵盘后面，驾驶快艇环绕“伯爵夫人”迅速地转了一圈。

然后，其他六个人通过船舷边的软梯下到快艇上，只留下那个残疾杀手易卜拉欣在大船的驾驶台上掌舵。显然他们在排练。

排练的目的是用快艇把摄影师苏莱曼载到距货船三百码开外的地方，用数码设备把这只船拍摄下来，好让他用笔记本电脑连上卫星电话，把这些图像发送到地球另一边的某个网站去制作、播放。

麦克・马丁完全明白他正在看的是什么。对恐怖主义来说，互联网和电子空间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每一次暴行只要能在新闻里播放就是一次成功；每一次暴行只要能让七十个国家的穆斯林青年看到就是一次胜利。这就是招募新人的办法——让他们看到暴行并渴望效仿。

当初在苏格兰的福布斯城堡，马丁看过伊拉克制作的恐怖袭击录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对着镜头微笑着，然后驾车赴死。这种情况下摄影师没死。显然，到时候这艘转圈的快艇要对目标进行监控和拍摄，直至艇上的七个人全部丧生，似乎只有舵轮旁的易卜拉欣能活下来。

但马丁不知道这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也不知道那些海运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可怕的物质。他考虑是否有可能第一个返回伯爵夫人号，想法破坏充气快艇，干掉易卜拉欣并接管这艘货轮。但显然没有机会。汽艇的速度很快，六个人将在几秒钟之内一拥而上，爬上船来。

操练结束后，充气艇被吊上来挂在吊艇柱下面，看起来跟其他船上的附属小艇没什么两样。轮机员加大了动力，伯爵夫人号朝西北方向驶去，掠过了塞内加尔的海岸。

从晕船中恢复过来的尤素夫・易卜拉欣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驾驶台上，或是船员们聚集的起居室里。气氛本就已经很紧张了，他在场更是加剧了紧张程度。

这八个人都下定决心要成为烈士。但这并不能消除等待的焦虑，以及令他们煎熬的无聊。只有不时地做祈祷和诵读《古兰经》，才能让他们保持镇静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除了化学师和易卜拉欣，没人知道里士满伯爵夫人号驾驶台前面那几个铁制集装箱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而且显然只有易卜拉欣知道最终的任务和目标。另外七个人只能相信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垂不朽。

马丁发现，行动指挥官与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他那双空洞疯狂的眼睛经常盯着自己看。

疑虑开始让马丁不安。易卜拉欣是否在阿富汗见到过伊兹玛特・汗？这个变态会不会提出他回答不了的问题？在一天几次的祈祷中他有没有说漏嘴过哪怕一个单词？易卜拉欣会不会让他背诵他没学过的那些段落作为对他的考验？

事实上，他猜的对错各半。坐在餐桌对面的约旦狂人从来没有见过伊兹玛特・汗，虽然他听过这位传奇的塔利班勇士的事迹。马丁的祈祷也没有出过错。易卜拉欣只是嫉妒这个阿富汗人战斗英雄的名声，他自己从来没有获得过。因此，由于仇恨，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阿富汗人应该是个叛徒，应该被揭发，被干掉。

但他克制着他的愤恨，依据的是这世界上最古老的理由——他害怕山民，即使他在衣袍里面的腰带上随身带着枪，而且已经发誓准备赴死，他还是抑制不住对这个托拉博拉山民的敬畏。所以，他盘算着，注视着，等待着，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

如果“鬼船”确实存在，西方对它的搜捕也已经第二次受到了挫折。英国秘情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被逼着提供信息，一切信息，以抚慰已被挫折搞得焦头烂额的唐宁街。

这位中东处的主管无法回答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压到他头上的四个问题：这艘船是不是确实存在？如果存在，那它是什么？在哪里？哪座城市是它的目标？每天的例会简直是炼狱。

秘密情报局局长沉默着。白沙瓦事件之后，上级一致认为有一次特大恐怖行动正在酝酿和准备之中。但情报界不是一个混日子的地方，上头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自从海关查获了那张写着潦草信息的入境登记卡以后，一直没有“撬棍”的消息。他是死是活没人知道，有些人已经不关心了。四周过去了，每过一天都有人觉得“他已经是过去式了”。

有些人嘀咕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被抓住、被杀了，所以恐怖分子的阴谋也应该已经流产了。只有希尔告诫大家要小心行事，继续搜寻未知的威胁。他心情沉重地驾车去伊普斯威奇，去与萨姆・西摩尔以及劳埃德航务危险品处的两位专家开会商讨。

“萨姆，伦敦那次你用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形容，‘相当于三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一条小小的化学品运输船怎么可能比整个‘曼哈顿项目’还要厉害呢？”

萨姆・西摩尔已经殚精竭虑。三十二岁的他似乎看到自己在英国情报机关那颇具前途的事业正在转向中央档案馆文档管理。他的任务日益变得更难完成。

他解释道：“史蒂夫，一颗原子弹爆炸，其杀伤力来自四种波。光波非常强烈，它能烧灼人的眼角膜，除非此人有黑色镜片的防护；接着是热浪，那种热量非常可怕，所到之处会点燃一切物体；再就是冲击波，能推倒几英里以外的建筑物；而第四种伽玛辐射是长期的，能使人产生癌变和畸形。液化石油气在爆炸时，没有其他三种威力，这种爆炸只产生热浪。

“但这是一种非常强劲的能量，它能使钢铁像蜂蜜般流动，让混凝土碎成粉末。你听说过‘油气炸弹’吧？它的威力异常强大，让固体汽油相形见绌。它们都来源于石油。

“液化石油气比空气重。在运输时，它不像液化天然气必须保持在极低的温度下，它只需要加压。所以，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船舱是双层的。如果这种船的船体破裂，液化石油气就会喷发出来，但通常肉眼是看不见的，然后它与空气相混合。这种气体比空气重，因此它将盘旋在溢出地点附近，形成一个巨大的油气炸弹。一旦遇火，整船货物都将炸成一片火海，可怕的火海，温度迅速升至摄氏五千度。然后它开始滚动。它呼呼生风，从源头向外滚动，形成一个咆哮的火球，席卷一切，吞噬一切，直至消耗殆尽。然后，它像一支点完的蜡烛那样熄灭。”

“火球能滚多远？”希尔问道。

“嗯，根据我这两位新朋友的说法，一艘小型液化气运输船，姑且定为八千吨吧，完全喷发点火后，半径五公里内它会扫平一切，杀死所有生命。最后一件事，我刚才说它呼呼生风，它能把空气从周边吸入中心，供自己燃烧，所以即使人躲在距爆炸中心五公里以外的掩体内也会因为缺乏空气而死于窒息。”

史蒂夫・希尔的脑海里浮现出这种可怕的爆炸之后一座港口城市的惨状，恐怕连郊区都难以幸免。

“这类的化工船是否都在检查？”

“每一艘都检查过了，大型的、小型的、微型的。我们的危险货物小组只有两个人，但他们都是好样的。事实上，刚才他们已经进行到了最后几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

“至于杂货船，它们数量太多，我们不得不去掉一万吨以下的船只。除非它们进入美国东、西海岸的禁区。之后将由美国人去检查。

“至于其他的，世界上每一个港口都已接到通知，西方情报机关认为公海上也许有一艘遭劫持的‘鬼船’在航行，他们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但坦率地说，可能成为‘基地’组织目标的港口，肯定应该是在西方的某个发达国家，不会是尼日利亚、柬埔寨，不会是穆斯林国家、印度教国家或佛教国家。这样，剩下的非美国港口就不到三百个了。”

有人敲了一下门，接着一个脑袋探了进来，脸颊红扑扑的。这是个年轻人，名叫康拉德・菲普斯。

“刚刚检查了最后一艘船，萨姆。‘威廉米娜・桑托斯’轮，从委内瑞拉港口加拉加斯出发，要去美国南方的加尔文斯顿，情况正常。美国人准备登轮检查。”

“全都检查完了？”希尔问，“世界上每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都没问题？”

“这种船的数量并不多，史蒂夫。”西摩尔解释。

“看来，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这个想法也是一条死胡同。”希尔说完就站了起来，准备返回伦敦了。

“有一件事让我有些担心，希尔先生。”危险品运输专家说。

“叫我史蒂夫吧。”希尔说。在秘密情报局，除了局长，大家都不分职位高低直呼姓名，体现出一个团队的团结精神。

“嗯，三周之前，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全体船员遇难。”

“哦？”

“其实，没人看见船只下沉。船长曾用无线电呼救，说他船上机舱发生火灾，无法自救。然后就消失了。船名叫爪哇星辰。”

“有什么线索吗？”

“嗯，线索有。在船长结束通讯之前，他报出了船只的确切位置。首先赶到现场的是一艘从南方过来的冷藏船。该船长报告说在现场发现了自动充气小艇、救生衣和遇难船只的各种漂浮物。没有人员幸存的迹象。此后再也没有这艘船的船长和船员的任何消息了。”

“一场悲剧，但那又怎么样呢？”希尔问道。

“是海难发生的地点，先生，哦，不……史蒂夫。在苏拉威西海，距离那个叫拉布安岛的地方只有两百海里。”

“哦，糟糕。”史蒂夫・希尔说，然后他就返回伦敦去了。

史蒂夫・希尔驾车返回伦敦时，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已经穿过了赤道。它朝着西北偏北方向航行，只有驾驶员知道确切位置。它正在奔赴亚速尔群岛以西八百海里、美国海岸以东一千二百海里的一个地点。如果朝正西延伸，这个航向指向美国人口稠密的切萨皮克湾顶端的巴尔的摩。

伯爵夫人号上的人开始为进入天堂而作准备。包括剃去身上的体毛，书写最后的信仰声明。这些声明是对着镜头、由书写人大声宣读的。

阿富汗人也宣读了他的声明，但他选择了用普什图语。尤素夫・易卜拉欣在阿富汗待过一段时间，也会几句普什图语。他尽力试图理解，不过，即便他精通这种语言，他也挑不出这份声明的毛病。

这个阿富汗山民在声明中说到，他被美军的火箭搞得家破人亡，而很快，在他得以对撒旦伸张最后正义的时刻，他就能与家人相会，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宣读时明白，这些声明实际上都抵达不了彼岸。这一切都将由苏莱曼用数码设备发送出去——在他自己死去之前，在他的设备与他同归于尽之前。似乎没人知道他们将如何死，美国将遭到哪种形式的正义惩罚——除了那位爆炸专家和易卜拉欣本人。但他们什么也没有透露。

由于所有船员一日三餐都在吃冷餐的罐头食品，所以没人发现厨房里少了一把七英寸长的切肉刀。

在没人注意的时候，马丁悄悄地在磨刀石上把刀刃磨得极为锋利。他想在夜深人静时潜往船尾去割破那艘小艇，但经过再三考虑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与另五个人共居在首尖舱内。操舵水手的驾驶台就在船尾通道旁边，那人一直不离左右；无线电报务员就居住在驾驶台后面小型报务室里；而轮机员总是在船尾驾驶台下面的机舱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探头出来看见他。

而且损坏也会被发现。他们立即就会知道船上有人蓄意破坏。快艇损失将是整个行动的一个挫折，但还不至于放弃行动。而且或许还有时间来弥补这个损坏。马丁丢掉了这个念头，但那把刀用布片包起来插在了他的后腰带上。每次轮到他在驾驶台上值班时，他都试图弄清楚他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以及他也许可以破坏的那几个海运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直都没有浮出水面，伯爵夫人号继续朝着西北偏北的方向航行。

全球性的检查改变了方式并缩小了范围。所有的远洋巨轮，所有的油轮和所有的液化气运输船都已被核查并验明了身份。所有的船只身份识别应答机都符合它们应该回答的内容，所有的航线都符合计划的路径，三千个船长已经亲自和他们的船舶公司总部以及代理通过话，报出了各自的生日和个人背景情况——即使有人胁迫船长，劫匪也无从知道他们是否在说谎，而这些信息也都一一对应了。

美国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正在对准备进港挂靠的每一艘货船实施登轮检查和监护。这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不便，但与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可能遭遇的实质性破坏相比，这些不足挂齿。

根据英国伊普斯威奇提供的信息，爪哇星辰号的来历和船东都被仔细核查了。因为这是一艘小船，船舶公司挂靠在一个空壳公司，而该空壳公司又寄居在远东地区的一家银行里。供货的加里曼丹炼油厂是合法的，但他们并不清楚船只的情况。造船厂也派人调查过了——这条船换过六次东家——厂方提供了船只的图纸。然后找到一艘相同尺寸的姐妹船，于是美国人纷纷拿着卷尺赶了过去。电脑图像显示出与爪哇星辰号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但毕竟不是它。

爪哇星辰号的船旗国也走访过了。那是波利尼西亚的一个环礁共和国，调查人员很快就搞清楚这艘液化气运输船从来就没到过那里。

西方世界需要得到三个问题的答案：爪哇星辰号真的失事了吗？如果没有，那么它在哪里？它的新船名是什么？在太空中遨游的KH-11人造卫星接到指令专门去搜寻与爪哇星辰号相类似的货船。

四月的第一周，苏格兰埃泽尔空军基地的联合行动结束了。它的使命现在由西方的主要情报机构正式展开行动。

迈克尔・麦克唐纳轻松地返回华盛顿去了。他继续参与追查“鬼船”的工作，但不是在兰利总部。中情局有个任务，要在局里各处的秘密拘留所继续反复审讯那些被捕前也许听说过“伊斯拉”项目的囚犯。另外他们打电话给他们认识的每一个伊斯兰恐怖主义内部的线人、卧底，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关于先知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神奇旅程的短语，似乎只在埃及财务总管那里存在，又随着二○○六年十月份他从白沙瓦阳台上跳下去而消失了。

遗憾的是，现在只能推定麦克・马丁已在行动中牺牲。能做的他肯定都已经做了，如果爪哇星辰号，或者别的漂浮炸弹正在驶向美国，必须假定他阻止过。但没人指望还能再见到他。自从上次他在拉布安的一只潜水包放进他还活着的信息后，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

在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前三天，各方人员根据英国的告诫进行了大规模全球性检查，现在他们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从兰利办公室用保密线路给史蒂夫・希尔打了一个电话。

“史蒂夫，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们那位麦克・马丁。但我们这里的结论是他已经完了，而且根据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布网检查商船的情况来看，他肯定是搞错了。”

“那萨姆・西摩尔的理论呢？”希尔问道。

“也同样没用。我们已经检查了这个星球上差不多每一艘各种类型的油轮和化工船。还剩下大约五十艘需要确定位置和身份，然后就结束了。不管‘伊斯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要么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要么它没有任何意义，要么它早就已经消失了。等等……我接一下另一个电话。”

一分钟后，古米尼又继续与希尔说话了。“有一艘船延误了。四天前启程从特立尼达赴波多黎各，应该昨天到，但一直没有露面。呼叫她也没有应答。”

“是什么类型的船？”希尔问。

“一艘化工船。八千吨的。嗯，也许已经沉没了。但我们还在核查。”

“装运的是什么货物？”希尔问。

“液化石油气。”古米尼回答。

波多黎各炼油厂的总部——美国休斯敦的一家石油公司，接到了厂方的情况报告。六个小时之后，一颗KH-11“锁眼”人造卫星发现了“玛利亚女士”号，发出了警告。

“锁眼”卫星装备了照相机和监听设备。卫星在东加勒比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上空以五百英里的搜索幅度巡游，听到了下面有一声自动应答机信号，它的计算机确定这是从失踪的“玛利亚女士”号轮船发出来的。

这个情报立即发给了各个机构，所以刚才马雷克・古米尼在与伦敦通话时被打断了一下。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开始忙碌了。他们全都收到了这艘失踪船只准确的方位坐标。

这些劫匪没有关掉那个应答机，不是太傻就是在碰运气。应答机回应，会立即暴露船名和船位；应答机关闭，会立即引起怀疑。不过劫匪们只是在按命令行事。

这艘小小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仍由吓得半死的蒙塔尔班船长在驾驶。他已经有四天没睡觉了，只偷偷打过几个瞌睡，但每次都被踢醒。玛利亚女士号在夜色中掠过波多黎各，从西边经过特克斯群岛和凯科斯群岛，有一段时间消失在巴哈马群岛的七百多个岛屿中间。

当锁眼人造卫星找到它的时候，它正在巴哈马群岛最西端的比米尼岛以南，朝西航行。

坦帕的美军司令部对它的航线进行了判定和延伸，航向直指迈阿密港口，直捣迈阿密市中心。

不到十分钟，这艘小小的化工船吸引了几个“朋友”。从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起飞的一架P-3“猎户座”反潜飞机找到了它，降低到距海面几千英尺高度，盘旋着从各个角度给它拍照。它的形象出现在坦帕昏暗的作战指挥中心内一块整面墙大小的等离子屏幕上。

“天哪，快看。”一名作战参谋轻声说。

货船在海上时，有人拿着刷子和白漆爬到船尾，在船名“Doa Maria”（玛利亚女士）字母“i”上面加了一条横杠。于是船名被改为“Doa Marta”（玛尔塔女士），但白漆涂抹得非常粗糙，稍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破绽。

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有两艘海岸警卫队的快艇这时候都正在海上巡逻。它们是“梅隆”号及其姐妹船“摩根索”号。距离更近的梅隆号转向那艘被劫持的商船，从巡航速度增加到了侧翼包抄速度。船长迅速计算出他们将在九十分钟后，即太阳西下时实施拦截。

快艇这个词用在梅隆号上实在是不太相称。它有一百五十米长，排水量三千三百吨，几乎是一艘小型驱逐舰。它一边在四月初的大西洋海面上劈波斩浪航行，水兵们一边去准备武器，以备万一——那艘化工船已被定为“可能有敌意”。

梅隆号上的武器可不是摆设。它的三个武器系统中最轻型的是六支枪管组成的二十毫米“加特林”机关枪，这种枪械能作为反导弹武器使用。从理论上说，一颗飞射过来的导弹碰到这种弹雨会被撕裂。但这种密集弹雨也并不是只能打导弹，它可以撕裂任何物体，但是要在近距离内。

它还装备着两门“丛林王”二十五毫米舰炮，速度不是很快，但威力更猛，对一艘小型化工船肯定是致命的。此外，它的甲板上配置着一门“奥托・梅拉拉”七十六毫米速射舰炮。

玛利亚女士号还只是海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时，所有的三个武器系统就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水兵们摩拳擦掌，他们以前都只是在训练，现在出现了一个可以用真枪实弹打击的敌对目标，他们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猎户座”反潜飞机在上空盘旋，把拍摄到的照片实时发送到坦帕。梅隆号武装快艇在水上划了个弧，绕过这艘化工船的船尾，来到了她的侧翼，在二百码开外减低了航速。然后梅隆号开始用扩音器朝玛利亚女士号喊话。

“身份不明的化工船，这里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梅隆号。减速停船。再说一遍，减速停船。我们要上船检查。”

通过功率强大的望远镜能看到驾驶台上那个舵手的身影，以及他两侧的另两个人。没有应答。化工船没有减速。喊话重复了一遍。

第三次喊话之后，艇长命令向化工船的船首前方海面上发射一枚炮弹以示警告。海面上激起的浪花掠过化工船的首尖舱，打湿了此前盖在舱面纵横交错的管线上以免暴露这艘船真正用途的篷布。驾驶台上的那些人肯定已经明白了这个警告。但船还是没有减速。

然后两个身影出现在驾驶台后面的尾楼舱室门口。其中一人脖子上挂着一挺M60轻机枪。这个姿态完全无用，只能决定这艘船的命运。那人显然是一个北非人，在落日下清晰可辨。他点射了几下，子弹掠过了梅隆号上空，然后他的胸部中了一枪，从梅隆号甲板上向他瞄准发射的四颗M16卡宾枪子弹，有一颗打中了他。

谈判就这么结束了。阿尔及利亚人倒下去的时候，他走出来的那扇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梅隆号艇长请示是否击沉这艘负隅顽抗的船。但请示被否决了。来自总部的命令很明确。

“离开它。保持距离，快点儿。它是一颗漂浮的炸弹。在离这艘化工船一海里处警戒。”

梅隆号无奈地掉转船头，加大航速，留下这艘船任其自生自灭。两架F-16“猎隼”战斗机已经升空了，三分钟后就可以抵达这里。

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的彭萨科拉空军基地，驻扎着一个战斗机中队，每天二十四小时值勤，可以在五分钟内做好起飞和战斗准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毒品走私活动，不断有人试图从空中和海上偷运毒品到佛罗里达和周边几个州，尤其是可卡因。

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战机飞了过来，锁定比米尼岛西边的这艘化工船，激活了“小牛”导弹。两位飞行员的仪表板上都出现了“导弹备妥，目标锁定”的字样，这艘化工船的灭亡是相当程式化、相当精准、冷酷无情的。

随着战机飞行员一声简短的命令，两枚小牛导弹脱离了战机的翼下，顺着机头的方向飞驰而去。几秒钟以后，两枚各装载着一百三十五公斤炸药的弹头击中了化工船。

即使玛利亚女士号没有装载剧烈爆炸物，单是“小牛”导弹的雷管深入到货舱里，杀伤力就已经足够了。

一英里之外，梅隆号水兵们注视着玛利亚女士号起火燃烧。他们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热浪，闻到了浓缩汽油在火中燃烧的恶臭。整个过程很短。水面上没留下任何仍在缓慢燃烧的物品。船只断成两截，沉了下去。船上最后一批重油在海上闪烁了五分钟，然后大海把这一切全都吞噬了。

这正是阿里・阿齐兹・哈塔卜博士所期望的。

一小时后，美国总统正在举行国宴款待贵宾，其间有人在他耳边简短地耳语了一番。他点点头，要求第二天上午八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向他作口头汇报，然后他继续喝汤。

差五分八点，中情局局长在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的陪同下，被引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古米尼此前来过这里两次，对这个地方印象很深。总统和另五位主管都在场。

程序很简单。马雷克・古米尼要就“撬棍”反恐行动的进度和结果情况进行汇报。

古米尼的报告简短扼要，他明白，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不喜欢冗长的解释。“十五分钟，然后闭嘴。”马雷克・古米尼把这项复杂的行动压缩到了十二分钟。

他说完时，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那么，英国人的那张纸条上说的还是对的？”副总统问道。

“是的，先生。他们安插到‘基地’组织内的那位特工，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去年秋天我见过他，但我们推定他肯定已经死了——如果没死，他现在应该发出他还活着的信号。但他送出了那份情报。恐怖武器确实是一艘船。”

“我原先不知道这么危险的货物每天都在全世界运送着。”国务卿在接下来的沉寂中这么嘟囔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总统附和道，“现在，关于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你们有什么建议要告诉我吗？”

国防部长瞟了一眼国家情报局局长，点了点头。显然，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份联合报告要向总统作汇报。

“总统先生，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对这个国家，或者说对迈阿密市的恐怖威胁，已在昨天晚上被粉碎了。危险已经过去。至于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在整个大会期间，您将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海军保证绝对没有安全问题。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您尽管放心地去参加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吧。”

“嗯，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美国总统说。

17

戴维・冈拉克认为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或者第二好的工作，要是能在袖口上或肩章上挂上第四条金杠从而成为船长当然更好，但能当一名大副他仍然感到由衷的快乐。

四月的一个晚上，他站在庞大的驾驶台的右舷边，俯瞰着他身下二百英尺处新布鲁克林码头上蜂拥的人群。整个布鲁克林市区都臣服在他的脚下；在相当于二十三层楼的高处，他俯视着广袤的城区。

坐落在布特米尔克航道上的十二号泊位是在那天晚上投入营运的，应该不算是一个小泊位，但这艘邮轮就把它全部占满了。邮轮全长一千一百三十二英尺，宽一百三十五英尺，吃水三十九英尺，是世界上最大的营运客轮。整条航道已经专门为它进行了疏浚和挖深，晋升后第一次出海的冈拉克大副越看越觉得它雄伟壮观。

下面码头建筑物后面，市区街道方向，他可以看到那些遇挫的愤怒的示威者。纽约警方已经高效地封闭了整个码头。港口警察的快艇在码头附近的水面上巡逻着，以防示威游行者乘船接近。

即使示威者能从水上接近也没有用。这艘远洋邮轮的船壳钢板出水很高，船舷最低处也在水面以上五十多英尺。因此，那天晚上登轮的人能享受到绝对的私密，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示威者感兴趣的也不是他们。到目前为止，登轮的只是一些低级工作人员：速记员、秘书、初级外交人员、专题咨询人员以及其他杂务人员。显然，要是没有这些人，世界上的要员和大人物们就没法开会讨论饥饿、贫困、安全、贸易壁垒、防务和联盟事项了。

当安全这个念头在脑海里闪过时，戴维・冈拉克皱起了眉头。他和船员们花了一整天时间陪同白宫警卫局特工检查了船上的每一个角落。特工们看上去全都一模一样，全都聚精会神地板着脸；全都对着他们的袖口嘀嘀咕咕地说话，显然那里隐藏着话筒；全都戴着耳机——要是没有它们，他们会觉得跟没穿衣服差不多。冈拉克最后得出结论，他们是职业偏执狂。但他们没在邮轮上发现任何疏忽或漏洞。

一千二百名船员的背景情况已被仔细审核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对他们不利的证据。留给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豪华舱室，经过细心搜查后已经封闭起来了，并由白宫警卫局的特工人员把守着。戴维・冈拉克看一眼就明白，这些人肯定会一直围着这位总统转。

他看了一下手表。三千名工作人员还要两个小时才能登轮完毕，之后八国政府的领导人才会抵达。与伦敦的外交官一样，他欣赏这种简单的方法——租赁这艘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邮轮来举办世界上最大、最具声望的会议，从美国纽约到英国南安普顿跨越大西洋的五天航程，时间刚好。

这个办法可以有效避免每年都会发生的各种反对团体试图扰乱八国首脑会议的局面。“玛丽女王二世”号邮轮能满足四千二百名游客的住宿、餐饮、会议和娱乐等一切活动，租用邮轮这个主意比在一座山上或是一座岛上更好。

当船上低沉的汽笛拉响、向纽约告别之时，冈拉克将站在船长旁边。他将按要求设置好船上四台“美人鱼”推进器的速度，而船长只需用仪表板上一只微型驾驶盘，就可以驾船离开泊位进入东河，转向浩瀚的大西洋。船上的控制设备十分精妙，船尾的两台侧向推进器也十分灵巧，可以作三百六十度旋转，因此，邮轮在码头开航时无需使用拖轮协助。

在远处的东方，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正以右舷经过加那利群岛。许多欧洲人隆冬季节想离开冰天雪地的家乡，享受十二月份非洲海岸的阳光，就会到这片岛屿度假。慢慢地，这些岛屿在视线里消失了，但用望远镜依然能看到耸立在海平线上的天德山的峰顶。

距离它的历史性时刻还有两天时间。印尼籍驾驶员指示他在机舱里的同胞把主机动力减低到“低速前进”，在四月的这个晚上，它正以步行的速度航行在轻波荡漾的大西洋上。

天德山主峰慢慢地退出了视线，舵手把航向朝左舷稍微转了几度，前方一千六百海里，就是美国的东海岸。在高空中，它再次被看见了，计算机再次读取了它的应答，核对了记录，发现它的位置与陆地相距颇远，于是再次发出了通行许可：“合法商船，没有危险。”

第一批抵达的政府团队是日本首相及其随行人员。按计划，他们从东京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之后从机场，由直升机直接把他们带离牙买加湾，避开示威抗议的人群，到达布鲁克林。

直升机着陆区设在那座新码头的仓库和货栈中心旁。日本客人只能看到被挡在围栏外的抗议者口型在动，无声地呼喊着口号，接着那些人就退出了视线。当直升机桨叶的转动变缓，代表团受到了高级船员们的迎候，然后被引领着走过封闭的通道，到了船边的入口处，由此通往其中一个豪华舱室。

然后，直升机返回肯尼迪机场去接刚刚抵达的加拿大代表团。

戴维・冈拉克一直在驾驶台上。这艘远洋邮船的驾驶台从左舷到右舷有五十码宽，透过巨大的全景舷窗可以眺望前方的大海。驾驶台高出水面二百英尺，但舷窗前面的雨刷表明，当玛丽女王二世号遇上冬季大西洋高达六十英尺的巨浪时，溅上来的海水依然能够打湿驾驶台。

不过根据气象预报，这次跨越大西洋的航程将会是温和平静的，只有一些轻浪和微风。这艘豪华邮轮将走南边的大圆航线，这样比较适宜游览观光，因为这条航线上气候温和，海面平静。这条航线是以最短的距离跨越大西洋，划一道大弧线，弧线最南端切着亚述尔群岛的北缘。

俄罗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代表团相继顺利抵达。黄昏时分，玛丽女王二世号的船东——英国代表团乘坐最后一批往返直升机到了。

将在当晚八点主持第一次宴会的美国总统，像往常一样乘坐深蓝色白宫专用直升机在六点整抵达。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码头上奏响了《星条旗永不落》，总统迈步登上邮轮，走进船舱。舱门关闭，外部世界关在了外面。六点三十分，最后一批缆绳解开了，船身张灯结彩，像一座漂浮的城市一般的玛丽女王二世号邮轮缓缓离开码头，进入东河。

河里小船上，港口周围路边，人们目送着它离去，并挥手致意。高踞在他们上方、强化玻璃后面的八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领导人也挥手回应。被灯光照得雪亮的自由女神像退出了视线，岛屿被甩到后面，女王号慢慢地加大了动力。

担任护航任务的是隶属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两艘导弹巡洋舰，分别在它两侧相距几链[29]的位置，向邮轮的船长报了到。左侧是“莱特湾”号，右侧是“蒙特雷”号。根据海上的礼仪，船长表示已知会并向他们表达了谢意。然后他离开驾驶台去换衣服准备用晚餐，戴维・冈拉克大副到驾驶台上掌舵，指挥航行。

这次航程没有潜艇护航，因为这不是一个航母战斗群，而且潜艇不参与还有两个原因：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潜艇都无法躲避导弹巡洋舰的探测袭击；此外，女王号的航速太快了，没有哪艘潜艇能跟上它。

当长岛的万家灯火退出视线后，冈拉克大副把动力增加到巡航速度。四台“美人鱼”主机能发出十五万七千马力的功率，根据需要，可以推动女王号以最快三十节的速度航行，通常的巡航速度也有二十五节，护航的军舰必须开足马力才能跟上。

头顶上也有空中护航力量：美国海军的一架EC2“鹰眼”预警机，其机载雷达能探测到这支船队周围方圆五百海里内海面上的情况，还有一架EA-6B“徘徊者”电子战机，如有任何进攻性武器系统胆敢锁定这支船队，它可以扰乱敌人的频率，并用“哈姆”导弹把它摧毁。

飞离美国后，战机们通过空中加油和轮班接替的方式将一路护航，直至亚速尔基地起飞的同类战机来接班。继而从英国起飞的空中力量会来接替。整个行程万无一失。

晚宴开得相当成功。政治家们春风满面，夫人们容光焕发，食物精致可口，斟满了佳酿的水晶玻璃杯闪闪发光。

由于各国代表团刚刚经过长途飞行，根据美国总统的提议，宴会早早就结束了，客人纷纷回去休息。

第二天上午举行了全体会议。船上的大剧场已改装了能容纳所有代表的大会场，主宾后面坐了一大群随行工作人员，似乎个个都不可或缺。

第二天晚上与头一天相同，只是宴会的主人换成了英国首相，地方改在了能容纳二百人的烧烤餐厅。职位不高的客人可以去宽敞的英国餐馆，或其他提供餐饮的餐厅和酒吧。饭后，从纷繁的外交工作中脱身的年轻人纷纷跑去各自喜欢的舞厅和夜总会。

在他们上方的高处，驾驶台上的灯光已经暗下来了，戴维・冈拉克在那里指挥着邮船夜航。在他身前，一排等离子屏幕在前窗下面一字排开，显示着船只各系统的运行状况。

最前面的是雷达，扫描着半径二十五海里的海面上的情况。他可以看见两翼的那两艘巡洋舰发出闪动的亮点，还有更远处航行的其他船只。

船上有一台自动身份识别系统，这种设备简称AIS，可以读取周围几海里范围所有船只的无线电应答。这些应答经过电脑交叉查询后（电脑中装有劳埃德船舶登记数据库系统），不但能判定对方的船名，还能了解它的计划航线和货载，以及无线电频道等信息。

在女王号的两翼，两艘巡洋舰的雷达员也俯身在屏幕上注视着海面上的动态。他们的任务是确保远处的威胁绝对不能靠近他们中间疾驰的这个巨大怪物。即使是已经检查无误的无害的货船，最近距离也不得低于三公里。实际上第二天晚上，十公里之内都没有其他船只。

EC2“鹰眼”预警机的扫描范围要大得多，这是由于高度的原因。它的视线活像一个巨大的圆形光束，在大西洋上由西向东一路照射过去。它主要关注远处的海面，而不是船队附近的海域。它要在船队前方开辟一条十海里宽的通道，并向巡洋舰汇报前方是否有情况。针对这次任务设定的限度是前方二十五海里，也就是一个小时的巡航航程。

第三天晚上将近十一点钟时，“鹰眼”发出了一次小警告。

“前方二十五海里处有一艘小货船，在它预定航线以南两海里处。看起来停止不动。”

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船并不是完全停着不动。它的机舱设在船体中部，螺旋桨在水中慢悠悠地旋转着，海上的流速有四节，这使它有足够的动力把船头迎向海流，保持朝西的方向。

那只充气快艇已经漂在水中了，一条系绳把它拴在船舶的左舷，在海流中轻轻晃荡着。一把绳梯从船栏垂挂到海面上。四个人已经在这艘依附在货船边的小艇上了。

另四个人在驾驶台上。易卜拉欣在掌舵，他凝视着前方的海平线，搜索着正在接近的第一批灯光。

那个印度尼西亚无线电专家在调试发射话筒的音量和清晰度。他身边站着英国约克郡利兹市出生的巴基斯坦年轻人。第四个是阿富汗人。一切调试完毕后无线电操作员朝年轻人点了点头。年轻人也点点头，坐在船只控制设备旁边的一把凳子上，等待呼叫。

呼叫来自女王号右舷相聚六链远的那艘巡洋舰。戴维・冈拉克清楚地听到了，其他值夜班的人也听到了。使用的频道是北大西洋航行的船舶公共波段。口音带有美国南方地区特有的长音。

“里士满伯爵夫人，里士满伯爵夫人，这里是美国海军蒙特雷号巡洋舰。听到没有？”

旧货船上的无线电设备不太先进，回话显得稍微有点走音，回话声带有英国兰开夏或约克郡口音。

“哦，听到了，蒙特雷，这里是伯爵夫人。”

“你好像是在顶流停船。说明一下情况。”

“里士满伯爵夫人发生了一些过热，”——咔嚓，咔嚓——“桨轴”——停顿——“我们正在抢修。”

巡洋舰的舰桥上一阵短暂的沉默。

“再说一遍，里士满伯爵夫人，我重复，再说一遍。”

回答传过来了，口音比先前更浓重了。在女王号的驾驶台上，冈拉克大副看到那个亮点进入了雷达屏幕，位置在正前方稍偏南一点，距离在五十分钟航程左右。里士满伯爵夫人号的详情也进一步显示出来了，包括它的自动应答机的真实回答，信号准确性的确认。他插入了无线电通话。

“蒙特雷，这里是玛丽女王二世号。让我来试一试。”

戴维・冈拉克生长在英格兰柴郡的威勒尔县，与利物浦相距不足五十英里。伯爵夫人号上答话的口音，据他判断不是约克郡就是兰开夏的，都是他的家乡柴郡的近邻。

“里士满伯爵夫人，这里是玛丽女王二世号。我听说你的桨轴主轴承发生过热，你们在海上进行修理。请确认。”

“没错，是这样。希望能在一个小时内修复。”扬声器里传来回答。

“伯爵夫人，请详细说明一下。你的船籍港、出发港、目的港和载运的货物。”

“玛丽女王，我们是杂货船。在利物浦登记注册，载重量为八千吨，从爪哇出发，装载着锦缎和东方木材，去巴尔的摩卸货。”

冈拉克低头看屏幕上显示出来的由利物浦麦肯德里克航运公司、伦敦的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航运经纪人，以及劳埃德航运保险公司提供的信息。全都是正确的。

“请问您是哪一位？”冈拉克问道。

“我是麦肯德里克船长。您是谁？”

“我是戴维・冈拉克大副。”

蒙特雷号导弹巡洋舰有点困难地听完这段通话，又开始说话。

“这里是蒙特雷。女王，你要改变航向吗？”

冈拉克又去看屏幕的显示。驾驶台上的计算机指引着女王号按照预定的航线航行，自动根据海况、风向和潮流调整航向。绕航意味着要从自动改为手动，或者重新设定程序，然后再返回原来的航线。他将在四十分钟内以右舷相距两海里或三公里经过这艘逆流停着的货船。

“没必要改变航向，蒙特雷。我们将在四十分钟后经过它。与我们相隔两海里以上。”

由于处在女王的右翼，蒙特雷与伯爵夫人的间距将小于两海里，但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在空中，“鹰眼”预警机和“徘徊者”战斗机扫描着这艘货轮，寻找有没有导弹锁定或电子活动的迹象。没有任何发现，但它们将继续监视，直至伯爵夫人远远地落在这支船队的后面。另有两艘船只也在警戒范围之内，但处于更远的前方，它们将被要求改变航向，向左或向右。

“收到。”导弹巡洋舰蒙特雷号回答。

这段对话全都传到了伯爵夫人号的驾驶台上。易卜拉欣点点头，表示船员们应该离开了。无线电报务员和那个年轻小伙子急忙爬下绳梯到了那艘快艇上，艇上的所有六个人都在等待着阿富汗人。

马丁深信已经发疯的约旦人易卜拉欣将加大马力驾船撞向迎面而来的其中一艘船只。他很清楚，他无法离开里士满伯爵夫人号。唯一的希望杀掉船员，夺取这艘船。

他背朝外爬下了软梯。在小艇中的横向座板上，苏莱曼正在架设数码相机设备。从伯爵夫人号的栏杆处垂下一条缆绳，其中一个印尼人站在快艇的船头附近，迎着大船边淌过来的海流，紧紧地拉住这条绳索。

马丁攥住绳梯，转过身来，拔刀猛砍这艘灰色的石头般坚硬的充气快艇，把它划开了一条六英尺长的口子。他的动作是如此迅猛和出人意料，以致在两三秒钟之内没人反应，只有海流马上改变了。空气从汽艇里喷出，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由于船上已经有六个人，那一边的船体开始下沉进水。

马丁探出身子去砍那条缆索。他没有砍中，但刀子划破了那个印尼人的前臂。那些人此时才作出反应。但印尼人已经松开了缆绳，海水淹到了他们身上。

狂乱的手伸过来想抓住他，下沉的快艇却向后退却。舷外的大马力发动机使得船尾下垂，更多的海水涌了进来。小艇的残骸漂离了货船的尾部，进入了大西洋黑夜茫茫的黑暗之中。在海流下游处，它被发动机拖着沉了下去。在货轮船尾微弱的灯光下，马丁看到水中挥动挣扎着的那些手，很快它们就不见了。任何人都没法顶着四节的海流游过来。他回身爬上了绳梯。

这时候，易卜拉欣拉了一下炸弹专家留给他的三支控制杆的其中一支。马丁还在爬梯子，船上突然响起了微型炸药爆炸的一连串尖锐的噼噼啪啪声。

当初韦文利先生在爪哇星辰号甲板上伪装了六个海运集装箱，在空箱上方设置了箱顶，用的是一块铁皮，在四个角上作了加固。

炸弹专家在这四个加固点上安放好了炸药，并用电线把这些点全都连接起来，以船舶的主机作为起爆动力。当炸药爆炸时，箱盖的铁皮会被掀开好几英尺高。安放的炸药是不对称的，所以被掀起的箱盖会一侧高于另一侧。

当爆炸发生时，马丁刚刚爬上绳梯的最高处，嘴里咬着刀子。巨大的铁皮箱盖从侧面被掀到海里，马丁卧倒在船栏边，然后他藏好刀子，走进驾驶台。

“基地”组织杀手易卜拉欣站在舵盘边，透过舷窗玻璃凝视着前方。在海平线上，一座漂流的水上城市以二十五节速度迎面而来，十七层甲板承载着十五万吨的灯具、钢铁和人。在里士满伯爵夫人号的驾驶台下面，掀去了顶盖的箱子暴露在星空之下。这时候马丁才明白它的作用：它既不是为了盛放什么，也不是为了隐藏什么。

一弯明月下面的云朵飘开了，前爪哇星辰号的整个前甲板都显露在月光下。马丁第一次明白，这不是一艘装载着炸药的杂货船，这是一艘化工船。从驾驶台一直到船首，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管路、阀门、桶舱口和消防龙头，这一切说明了船的用途。

在甲板上冲着首尖舱的方向均匀排列着六个原形排气桶舱。

“你应该留在小船上，阿富汗人。”易卜拉欣说。

“那里挤不下了，兄弟。苏莱曼差点掉到海里。我暂时留在软梯上。然后他们就开走了。现在，我留下来与你一起赴死。”

易卜拉欣似乎很平静。他看了一眼时钟，拉动了第二根操纵杆。电线从控制杆通到下面的电瓶上，获取电能再进入通道，在海上一个月的航行期间，炸弹专家通过秘密门道进去工作的就是那里。

又有六包炸药爆炸了。货舱的六个小舱盖被炸飞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是肉眼看不见的：实际上有六条垂直的气体如火山般喷发出来。逸出的气体升到一百英尺的空中，接着失去了原动力，重力开始起作用。这片看不见的云雾迅速与空气相混合，跌落到海面上，开始向外围滚动扩散。

马丁明白他已经失败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知道从菲律宾开始，他一直乘坐在一颗浮动的炸弹上，从六个失去盖板的小舱口里喷发出来的是看不见的死亡，现在已经不可控制了。

他原先一直认为，里士满伯爵夫人号——前爪哇星辰号，将冲向一个港湾，引爆安置在甲板下面的炸药。

他原先认为，它将撞向某个有价值的东西，与之同归于尽，他曾经徒劳地等待能有一次机会，杀掉船上的七个人然后接管船只。但这种机会没有出现。

已经太迟了，他明白爪哇星辰号并不是要去投放一颗炸弹，她本身就是这颗炸弹。随着气体快速逸出，它不需要移动寸步。迎面而来的那艘远洋邮轮将在它身旁三公里处被吞噬。

他刚刚听到了巴基斯坦男孩与玛丽女王二世号邮轮大副之间的通话。他这才知道，爪哇星辰号不会加大马力迎上去。担任护航任务的巡洋舰绝不会允许这样，而它也不需要这样做。一切都太迟了。

易卜拉欣右手边有第三个控制器，一只按钮。马丁顺着电线看见了一把信号枪，搁在驾驶台前方的窗台上。只要一发信号弹，只要一颗火星……

舷窗外，海平线上耸立着那座灯火辉煌的水上城市。十五海里的距离，三十分钟的航程，届时燃料与空气的混合将会达到最大限度。

马丁看了一眼仪表板上的无线电话筒。最后一个呼叫警告的机会。他的右手滑向他的衣袍开口处，那把刀子就绑在衣袍里面的大腿上。

约旦人易卜拉欣捕捉到了马丁的眼神和动作。如果没有这种野兽般的本能，他是无法从阿富汗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也逃不出约旦的监狱，躲不过美国人在伊拉克对他的追捕。

他的潜意识告诉他，尽管语言相通，但这个阿富汗人不是他的朋友。原始仇恨的种子在这个狭小驾驶台上的紧张气氛中爆发了，就像是沉默中的一声尖叫。

马丁的手伸进衣袍里摸刀子，但易卜拉欣的动作更快，手枪事先放在桌子上的海图下面。枪口对准了马丁的胸膛。双方的距离是十二英尺。远了十英尺。

战士都接受过快速估算机会的训练，马丁在一生中多次做过这种估算。在里士满伯爵夫人号的驾驶台上，在致命毒气的包围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扑向他的对手，要么扑向那个按钮。两者都不会有存活的机会。

他的脑海里涌现了一段诗文，那是很久以前在学校的课堂上吟诵过的诗句：

芸芸众生，谁人无死……

他还回想起“潘杰希尔雄师”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在篝火旁说过的话：“我们全都免不了一死，英国人。但只有受真主保佑的勇士才会被允许选择如何去死！”

麦克・马丁上校作出了他的选择。

易卜拉欣看见他扑过来了，他熟悉一个行将赴死的人眼中的光芒。这个杀手尖叫着开火了。冲上来的人胸口中弹，就要死了。但在疼痛和震动中，还有意志力，还能使生命维持一秒钟。

在这一秒钟结束时，这两个人和船都被一片玫瑰色的火焰吞噬了。

戴维・冈拉克惊异地凝视着。前方十五海里，在这艘世界上最大的邮船再过三十五分钟就要抵达的地方，海面上腾起一团火山爆发般的巨大火焰。在驾驶台上值夜班的另外三个人那里传来了一声尖叫：“上帝，这是什么啊！”

“蒙特雷呼叫玛丽女王二世。转向左舷。重复一遍，转向左舷。我们正在调查。”

在右舷方向，冈拉克看见那艘导弹巡洋舰把马力增加到进攻速度，朝着火焰燃烧的方向疾驰而去。还在观看时，海面上的火焰开始闪烁，火势已经在减弱。显然，里士满伯爵夫人号遭受了某种可怕的意外事故。他的工作是要避开，如果海上还有人活着，蒙特雷号将会去找到他们。但最好还是去把船长叫来。当船长到达驾驶台时，大副解释了刚才看到的情况。现在他们与出事地点相隔十八海里，而且正在快速远离。

在左舷方向，美国海军的莱特湾号巡洋舰依然与他们平行航行着。蒙特雷号正在直接驶向前方腾起火球的海面。船长同意，万一还有幸存者，就由蒙特雷号去救助。

火焰更小了，最后的那团火焰是船只的残骸在燃烧。所有的高挥发物在蒙特雷号抵达现场之前已经烧完了。

玛丽女王二世号豪华邮轮的船长向电脑下达了指令：恢复驶向南安普顿的航线。

附 录

主要人物表

英国人

麦克・马丁上校 英国特种部队退役军官，本书的主角之一

特里・马丁博士 伦敦大学阿拉伯问题专家，《古兰经》学者

史蒂夫・希尔 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

戈登・菲利普 秘密情报局中东处特工

萨姆・西摩尔 秘密情报局反恐处海运专家

亚历克斯・西伯特 伦敦航运经纪人

戴维・冈拉克 “玛丽女王二世”号邮轮大副

美国人

马雷克・古米尼 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

迈克尔・麦克唐纳 中央情报局反恐处特工、阿拉伯问题专家

迈克尔・林内特上尉 美军第一特种部队143分队指挥官

查克・海明威 海运专家

“基地”组织成员

奥萨马・本・拉登 “基地”组织头目

艾曼・扎瓦希里 “基地”组织二号人物

塔菲克・库瓦 “基地”组织财务总管

艾哈迈德・楠榜 “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恐怖分子

阿里・阿齐兹・哈塔卜 “基地”组织在英国的头目

费萨尔・本・萨利姆 卡塔尔富商，“基地”组织的支持者

尤素夫・易卜拉欣 “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分子

阿富汗人

伊兹玛特・汗 塔利班部队高级指挥官，本书的主角之一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苏军占领时期的游击队领导人

尾 声

事情免不了要经过一番调查。这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调查事故原委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的，电视里播放的新闻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小组去调查了真正的爪哇星辰号货轮的情况。从它安放龙骨开始，到装载着液化石油气驶离文莱，开往目的地澳大利亚西部弗利曼特尔港的整个过程。

证人们证实，该船由赫尔曼船长指挥，一切都很正常。此后不久，在绕过加里曼丹岛东北角的时候，海上有两个船长还见到过它。由于它载运货物的特殊性，两位船长都特别注意到它与他们相距很远，他们还在航海日志上记录了它的船名。

爪哇星辰号船长简短的求救信号播放给一位挪威的心理学家试听。该专家确认，确实是由他的挪威同胞用流利的英语说出来的，但似乎处于胁迫之下。

那位听到爪哇星辰号的位置并赶赴现场的水果船船长，也被追寻到了，并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他重复了他听到和见到的情况。但海上消防专家认为，如果爪哇星辰号机舱内的火势是赫尔曼船长无法控制的，那么大火势必会引燃它载运的货物，引起整艘船爆炸燃烧。在那种情况下，在它沉没的水域里就不应该有救生衣在漂流。

在美军武装直升机的支援下，菲律宾特种部队对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三宝颜半岛发动了一次袭击。经过仔细搜索，他们抓住了两个居住在丛林里的猎人。

这两位猎人偶尔也为恐怖分子做点事，但他们不想面对行刑队的枪口。他们供认，曾在丛林深处的一个狭窄的小海湾里看见过一艘中型化工船，有一群工人拿着乙炔气割机和电焊机在船上忙活。

爪哇星辰号调查小组一年后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报告声称，爪哇星辰号并不是因为船上起火而沉没，而是被完整无损地劫持了，此后不厌其烦地做了一番刻意的准备工作，为的是使航运界深信它已经不复存在。“全体船员已经死亡”只是一个推断，还需要得到核实。

根据“无须知道”的原则，在各层面工作的所有调查取证小组都不知道深层原因。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次海上保险案件的调查，没人怀疑。

另一个小组去调查真正的里士满伯爵夫人号的命运。他们从伦敦市十字架修士街上的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办公室开始，直至利物浦，调查核实了整个家族公司及其船员。他们确认，当伯爵夫人号在新加坡卸下载运的捷豹轿车时，情况一切正常。麦肯德里克船长在新加坡的码头上还遇到过利物浦的一个老乡，开航前结伴去喝了几杯啤酒。他还给家里打过电话。

证人证实，伯爵夫人号在哥打基纳巴鲁装上名贵的木材时，仍在它合法船长掌控之下。

但对爪哇岛泗水港的现场调查表明，伯爵夫人号根本没去那里停留，装载第二批货物——亚洲丝绸。然而，伦敦的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收到过托运人的确认，说已经装上了货物。因此，这是伪造的。

“楠榜先生”的大致图像绘制出来了，印度尼西亚的内务安全部据此认出了一名嫌疑人，但无法证明他是“伊斯兰祈祷团”的资助人。警方组织了一场搜捕，但这个恐怖分子已经消失在东南亚的茫茫人海之中。

调查小组得出结论，里士满伯爵夫人号是在苏拉威西海被劫持的。同时匪徒还劫走了所有的船只证书、船只身份的无线电代码和自动应答机。船本身应该已经随同全体船员沉没了，船员的家属分别收到了通知。

决定性的事实来自阿里・阿齐兹・哈塔卜博士。对他住所的电话监听显示，他预订了一张去中东地区的机票。泰晤士大厦的军情五局总部召开会议讨论之后决定，该是收网捕鱼的时候了。当监听人员确认他正在浴缸里洗澡时，伯明翰警方和特种分队砸破了这个科威特学者的公寓门，然后他裹上浴袍就被带走了。

但哈塔卜博士很聪明。对他的寓所、汽车、办公室、手机和电脑的全面、彻底的搜查，都没能找到可以指控他刑事犯罪的任何证据。

他温和地微笑着，他的律师也提出了抗议：如果警方提不出正式起诉的依据，那么二十八天后必须释放嫌疑人。不过他刚走出英国贝尔马什监狱，就被重新逮捕了，他的微笑消失了，这一次是根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的一份引渡要求。

依据这项法案，引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哈塔卜又返回了同一间囚室。这一次，他的律师坚决要求不予引渡。作为一个科威特人，哈塔卜不是阿联酋公民。但问题不在这里。

阿联酋港口城市迪拜的反恐中心出乎意料地查获了一沓照片。照片上显示，哈塔卜与一个受监视的已知“基地”组织信使、一艘帆船的船长在亲切交谈。其他照片表明，哈塔卜进出过哈伊马角郊外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已证实是恐怖分子的秘密据点。伦敦的法官来了兴致，并同意引渡。

哈塔卜提出了申诉，但又失败了。他将待在前途未卜的英国贝尔马什监狱，或者被引渡去海湾，在阿联酋特种部队的沙漠基地里接受严刑审讯。他要求留在英国。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英国人解释说，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关押他，更不用说审讯和判刑了。在被解送去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路上，他与英国当局达成一项交易，于是他招供了。

他一开口，就吸引了美国中情局客人旁听。他把自己所知的情况全都招了。他供出了当时仍十分清白、不为美英情报机关所知晓的一百多个“基地”组织成员和二十四个秘密银行账户。

当审讯官提及“基地”组织代号为“伊斯拉”的项目时，这个科威特人震惊得一阵沉默。他完全不知道居然已经泄漏了。于是他全都讲了。

伦敦和华盛顿已经知道的或者已经怀疑的，他都确认了，然后他作了些补充。除了那三个印度尼西亚人，里士满伯爵夫人号最后那段航程上的其余五人他都确认了身份。

他知道那个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巴基斯坦男孩的父母和家庭背景情况。小伙子替代麦肯德里克船长在船只的无线电通讯中说话，并愚弄了戴维・冈拉克大副。

他承认玛利亚女士号货船以及船上的人员是他们故意牺牲的，虽然船员们自己并不知情。这只不过是一次佯攻，分散安保人员的注意力，而且这样美国总统就会毫不犹豫、毫不怀疑地登上那艘邮轮。

审讯官们温和地把话题引到了阿联酋的一座别墅，他们知道哈塔卜曾在那里审问过一个阿富汗人。事实上，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们只是怀疑，但哈塔卜几乎没有犹豫。

他确认，这个神秘的塔利班指挥官在喀布尔郊外，制造了勇敢血腥的事件，成功出逃，到了他们那里。他说，事件所有细节已由“基地”组织在喀布尔的同情者进行了仔细的审核，是真实的。

他承认他按照“基地”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的指示，去海湾地区尽可能详细地盘问这个亡命天涯的人。他还透露，是酋长本人证明了这个阿富汗人的身份，依据多年前在托拉博拉山区一个洞穴医院里的一次谈话。是酋长亲自批准这个阿富汗人参加“伊斯拉”行动，是他，哈塔卜本人把阿富汗人与其他人一起派去马来西亚的。

英美审讯官们十分高兴地告诉了他这个阿富汗人的真实身份，好让他在极度内疚和悔恨中度过他的余生。

最后有一个小细节：一位笔迹专家研究了已失踪的马丁上校的笔迹，在拉布安岛塞进潜水包里的那张潦草写就的纸条确实是同一个人的手笔。

“撬棍”委员会最终一致认为，麦克・马丁在拉布安之后的某个地点登上了里士满伯爵夫人号，一直扮作一个恐怖分子，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及时离开了这艘船。

至于伯爵夫人号为什么会提前四十分钟爆炸，则在案卷里留下了空白。

在英国，一个人失踪后通常要过七年时间才能从法律上推定已经死亡并签发死亡证书。

对哈塔卜博士的审讯得出结论后，伦敦市的一位验尸官应邀参加了圣詹姆斯街布鲁克斯俱乐部的一次隐秘的晚餐。在场的只有另外三个人，服务员上完菜离开之后，三个人对这位验尸官解释了许多事。

接下去的那一周，验尸官将一份死亡证书签发给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位叫特里・马丁的学者，死者是他的哥哥——十八个月前失踪的空降兵部队麦克・马丁上校。

在赫里福德郊外英国特空团总部，有一座被称为“钟楼”的古怪建筑。几年前团部从原先的基地搬迁到现在的地方时，钟楼被一砖一瓦地拆了下来。然后又被重建起来。

可以想象，这个建筑物上面有一口钟，但钟楼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的四面镌刻着在战斗中牺牲的所有特空团官兵的名字。

那份死亡证书签发后不久，在钟楼下面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十二个穿军服的人，十个穿便服的人，以及两位女士。其中一位女士是军情五局即保安局的局长，另一位是死者的前妻。

在战斗行动中失踪不太容易让人接受，但汇报了所有的已知事实之后，保安局局长、特种部队司令和空降兵部队指挥官都同意了这个说法。麦克・马丁上校肯定不是在遥远的地方永远失踪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

这个简短的仪式举行时，二月冰冷的太阳正从西方地平线威尔士的黑山上落下。仪式最后，牧师引用了《约翰福音》中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人世至情莫过于此，为友付出整个生命。”

只有聚集在钟楼周围的这些人知道，伞兵团和特空团退役上校麦克・马丁付出生命是为了四千个完全陌生的人，而他们中的任何人从不知晓他的存在。

[1]旁遮普人，南亚民族。主要居住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印度的哈里亚那邦和旁遮普邦等地区。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混有蒙古人种血统。

[2]瓦济里斯坦，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一片山区，地理条件复杂，面积有一万多平方公里，属于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一九四七年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与西北边境的其他五个部落一起被称作“联邦部落地区”。分为南瓦济里斯坦和北瓦济里斯坦，享有高度自治权。

[3]原教旨主义是指一种宗教现象，即一旦感到传统的、被人们接受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就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回击，有必要时，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态度。原教旨主义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和战斗性。

[4]撒克逊时代，指英国历史上从公元五世纪起，罗马人撤出不列颠，日耳曼民族撒克逊人入侵并统治的时期。一般认为撒克逊时期直到十世纪晚期才结束。

[5]四大哈里发时期指阿拉伯帝国早期，自公元六三二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由最初四个继任者统治的时期。哈里发意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这四大哈里发共执政二十九年，其间对外军事扩张并传播伊斯兰教，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阿拉伯的开拓时代”。

[6]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soud，1953—2001），阿富汗军事领导人。一九七九年，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马苏德率领阿富汗游击队展开抵抗运动，因其在潘杰希尔山谷的活动对苏军造成重创而被阿富汗人尊称为“潘杰希尔之狮”。二○○一年九月九日，马苏德在阿富汗北部被“基地”组织谋杀。

[7]费萨尔王朝是英国在伊拉克一手扶植起来的封建政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加齐一世突然死于车祸，年仅四岁的太子继位，史称费萨尔二世，由其堂叔、亲英的阿卜杜勒・伊拉摄政。一九五八年伊拉克发生政变，费萨尔二世、王储及其他王室成员全部被杀，哈希姆家族费萨尔支系自此绝嗣。

[8]伊玛目，穆斯林的领袖、政教首领、清真寺的教长的称号。

[9]由于对《古兰经》中某些经文的分节标准有不同的主张，故专家对《古兰经》节数有近十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少者为六千两百零四节，最多者为六千六百六十六节，中国明、清两代的穆斯林学者都采用后一种说法。

[10]《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一九五九年由玛丽莲・梦露主演的著名喜剧电影。

[11]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早晨，以色列出动了几乎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所有机场进行了闪电式袭击。空袭半小时后，以色列地面部队开始发动进攻，阿拉伯国家进行抵抗。六月十日战争结束，阿拉伯国家失败。这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日战争”。

[12]大博弈(The Great Game)，或译作大竞争、大狩猎，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之战略冲突。“大博弈”一语之提出者，一般认为是亚瑟・康诺利，后因英国小说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小说《基姆》使用该词而流传开来。

[13]这里指英美盟军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至二十六日间在荷兰阿纳姆地区对德国军队的空降作战行动，是二战中盟军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空降作战。

[14]原文为Salaam aleikhem，穆斯林见面时用的一种欢迎词。

[15]罗经，测定方向基准的仪器。船舶常用罗经以确定航向和观测目标方位。

[16]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或北非沙漠地区游牧的阿拉伯人。

[17]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 (Mullah Mohammad Omar，1964—)，阿富汗武装派别塔利班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

[18]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经过两周的艰苦谈判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草签了波黑和平协议，结束了波黑战争，该协议被称为《代顿协议》。 

[19]在公海上，悬挂本国国旗以表明国籍的船舶受船旗国的专属管辖和保护，无国籍的船舶在公海上会被认为是海盗船，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但实际上，有些国家允许别国商用船舶悬挂其旗帜，于是，很多外国船舶为了逃避本国的税务和其他强制措施而购买这些国家的旗帜，这种船旗被称为方便旗。

[20]《义海雄风》是美国一九九三年的一部军事法庭电影，片中的基地指挥官杰赛普上校以近乎疯狂的偏执为军队中的不当行为进行辩护。

[21]俾路支人属于南亚和西亚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信德省和旁遮普省西南部。该族文化受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影响较深，许多部落名称都来自阿拉伯语。俾路支人，特别是俾路支省的俾路支人，处于游牧部落阶段。他们除从事畜牧业外，还赶骆驼经商。妇女操持家务和编织地毯。

[22]节，航海与航空速度单位，一节等于一海里/小时。一海里约等于一点八五二公里。

[23]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是东南亚一个由伊斯兰恐怖分子所组成的分离主义组织，其势力范围包括菲律宾南部岛屿，曾与菲律宾军方发生多次大小规模冲突。阿布沙耶夫组织颇为极端和危险，曾绑架多名外国游客。

[24]Hundi，类似中国古代的“飞钱”，指在银行系统之外，用事先约定好的票据或身份证明进行异地转账、汇兑的交易方法。

[25]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本・拉登的副手，“基地”组织三号人物。生于约旦，伊斯兰激进分子，激进的伊斯兰游击组织网络统一圣战组织领导人。二○○六年六月七日晚，在驻伊美军的空袭中被炸身亡。 

[26]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六日，载满军用物资的法国货轮“蒙勃兰号”与挪威货船“伊莫号”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省会哈利法克斯的港口意外相撞，这次事故引发的爆炸是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悲惨、损失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事件，它几乎毁灭了整个哈利法克斯城。 

[27]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之间。 

[28]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利比利亚超级油轮“托利峡谷”（Torrey Canyon）号在英吉利海峡触礁，溢油十一万吨，造成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生态灾难。 

[29]链，海上测距单位，相当于十分之一海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 : 万无一失的杀手 / (英) 福赛斯著 ; 

舒云亮译.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77-1152-1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舒… Ⅲ.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英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50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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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课：万无一失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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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207千字

定  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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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献给凯莉

万无一失的杀手

爱尔兰没有蛇

倒霉的日子

敲 诈

谨慎的人

特 权

天 职

诈 骗

用作证词

鱼 王

献给凯莉

万无一失的杀手

马克・桑德森喜欢女人。这就跟他喜欢五成熟、拌上生菜色拉的阿伯丁安古斯里脊牛排一样——这二者他同样欣赏。要是觉得饿了，他会打电话给一家合适的餐馆，让人把他想吃的菜肴送到他的顶楼公寓。他消费得起，因为他是一个身价几百万的富翁，而且单位是英镑——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英镑也可以抵上两美元。

与大多数事业有成的富人一样，他有三重生活：作为伦敦市成功人士、钻石王老五的公开的职业生活；他的私生活——私生活这个词儿现在未必就是字面的意思，很多人喜欢将自己的私生活曝光于公众之下；还有他的秘密生活。

他的第一种生活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专栏和电视节目里。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头脑聪明。六十年代，他开始在伦敦西区从事房地产代理工作，两年后他就学会了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钻法律的空子。二十三岁时，他独自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在仅仅二十四小时内就敲定了圣约翰林地的一处住宅，挣得了一万英镑的利润。此后他创建了哈密尔顿股份公司，这份产业十六年来一直是他的主要财富。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第一笔交易房产位于哈密尔顿街。这是他最后一次感情用事。七十年代初，赚够一百万英镑后，他不再从事住宅买卖业务，转而去做写字楼开发了。到七十年代中期，他的财富已接近五百万英镑，开始搞多种经营。他如同得了点金术一般，在金融、银行、化工品和地中海度假旅游项目上，都搞得与圣约翰林地的房地产业一样红火。报纸报道了，人们相信了，哈密尔顿旗下十个产业的股票价格也在持续上涨。

就在同一份报纸的其他版面上，可以看到他的私生活。拥有摄政公园的顶层套房、伍斯特郡的伊丽莎白时代庄园、卢瓦尔河谷的古堡、昆蒂布的别墅，以及游艇、兰博基尼和劳斯莱斯汽车，还不断有年轻漂亮的新晋女明星跟他合影，或分享那张四米宽的大床。这样的一个人，免不了会成为报纸八卦专栏读者所关注的人物。如果这是在五十年前，诸如身价百万美元的女演员的离婚听证、选美小姐的生父提出诉讼之类的丑闻一旦见报就能毁掉他的前程，但在现在这个年代，八十年代，这些报道只能证明他有能力搞定这种事，这在伦敦西区的时髦人士中，甚至被认为出色得引人羡慕。他真是个相当受公众瞩目的人物。

马克・桑德森的秘密生活则是另一回事，可以归纳为一个词：厌烦。他从心底里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马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酸溜溜的笑话。他三十九岁，身体强壮，长得并不难看，有点像马龙・白兰度，但依然是孤身一人。他知道他需要某个人，不用很多，只要一个就够了。他们可以一起生几个孩子，在乡间拥有一个共同的家。他也知道，他很难找到这个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的人是什么样，而十年来他还从没有遇到哪怕一个这样的人。与大多数喜欢女性的富人一样，他只会喜欢不看重他的地位、钱财、权力和名声的女人。与大多数追求女性的富人不同的是，对此他还能够保持足够的自我分析能力，还能时常自我警醒——公开地如此声明只会死得很难看。

他认定永远不会遇到她了，但在初夏的一个日子里，他遇到了。那是在一次慈善事业的晚会上，大家度过了一个乏味的晚上，而门票那点余钱只够给孟加拉国的孩子们送去一碗牛奶。她在房间的另一边，倾听一个拿着一支大雪茄的矮胖男士说话。她静静地听着，面露微笑，看不出她是对趣闻逸事感兴趣，还是被矮胖子的滑稽动作所吸引。那人正尽力讨好她。

凭着与这位矮胖的电影制片人的点头之交，桑德森信步走过去，作了自我介绍。她名叫安吉拉・萨默斯，握住他的那只手微凉且细长，指甲完美漂亮。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杯看上去像是金汤力的饮料——后来他发现只是汤力水，没有加酒——但在无名指上有一枚纤细的金戒指。桑德森对此毫不在意——有些已婚妇女更容易被勾引。他把那位电影制片人晾在一边，引着女人到旁边去交谈。她的外表让他印象深刻，这有点不寻常；同时也使他激动万分，这就更不寻常了。

萨默斯夫人身材高挑，身板挺直，一张脸算不上时髦艳丽，但可以说文静俊秀。她的身材按照八十年代骨感美女的标准来看，绝对不够时尚：她胸部丰满，腰身纤细，双腿修长。她那亮晶晶的栗色头发盘在脑后，看上去很健康，而不是富贵奢华。她身上穿了一件朴素的白色连衣裙，衬托出她那略有晒黑的金黄色肌肤。她没戴首饰，只在眼睛周围略施粉妆，这使她显得与房间里的其他社交圈女士很不相同。他猜测她的年纪是三十岁，后来获悉是三十二岁。

他猜测那晒黑的肌肤可能是因为冬天常常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或春天在加勒比海旅游，反正说明她或者她丈夫很有钱，可以过上这种生活，就像这房间里大多数女人一样。两个猜测全都错了。后来他得知，她和丈夫居住在西班牙海岸边的一座农舍里，靠丈夫写作关于鸟类的书籍和她自己教英语的微薄收入过日子。

有那么一会儿，他以为这深色的头发和眼睛、金色的肌肤和举手投足间的气质，也许意味着她是西班牙出生的，但她实际上是英国人，与他一样。她告诉他，她来探望住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父母亲，她的一位老同学提议，回去之前应该在伦敦逗留一周时间。

她是一个随和的人。她没有奉承他，这正合他的心意，当他说了些稍稍有趣的事，她也不会夸张地大笑去迎合。

“你对我们伦敦西区的社交生活怎么看？”他们背靠墙壁观望晚会的时候，他问道。

“很可能不是我该过的生活。”她若有所思地回答。

“他们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一群鹦鹉。”他刻薄地说。

她扬起了眉毛。“我还以为马克・桑德森是这里的一根支柱呢。”她在嘲笑他，口气柔和，但很坚定。

“我们社交活动的八卦都传到西班牙了吗？”他问道。

“即使在白色海岸，我们也能看到英国的《每日快报》。”她不动声色地说。

“也包括对马克・桑德森私生活的报道吗？”

“是啊。”她静静地说。

“你感兴趣吗？”

“我应该感兴趣吗？”

“那倒不必。”

“那我就没兴趣。”

她的回答让他松了一口气。“我很高兴，”他说，“可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她思考了一下。“这真是很虚伪。”她说。

“包括我吗？”

他在低头看她那朴素的棉布织物里面缓慢起伏的胸部，这时候她回过头来看着他。

“我不知道，”她认真地说，“我想，也有一定的可能，你会是个还不错的人。”

这个回答使他大吃一惊。

“你也可能是错的。”他反驳说。但她只是宽容地微笑了一下，像是在对待一个喜欢争吵的小男孩。

过了一会儿，她的朋友们来叫她，她对桑德森客套了几句，准备离开。在走向大堂的时候，他轻声问她可否明天请她出去吃晚饭。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向某位女士发出邀请了。她并没反问他怕不怕被别人看到，也许她觉得他肯定会找个没有狗仔记者的地方。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的，我想我很高兴去。”

那天夜晚，他一直在想她，对下半夜他从安娜贝尔找来、现在躺在他身边的皮包骨头的模特毫不理会。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海里出现的全是她闪亮的栗色头发，好像此刻她就躺在他旁边，而他正抚摸着她金色的肌肤。他深信，她一定睡得很安稳、很平静，如同她做其他事情那样。黑暗中，他伸手去摸那个模特的胸部，但只摸到了像小狗耳朵般因为节食而发育不良的乳房。他走进厨房，烧了一壶咖啡，到一片漆黑的起居室坐下来慢慢喝。直到太阳从远处的旺斯台德沼泽地里升起，他依旧坐在那里，向外看着公园里的树木。

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一桩风流韵事来说并不显得漫长，但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或者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生活。第二天晚上，他去接她，她来到他的汽车边。她把头发高高绾起盘在头顶，身上穿了一件带褶皱的白衬衣，袖子收窄，袖口镶着花边，搭配黑色长裙和一条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有一种爱德华时期的复古风格，他很喜欢，因为这与他昨晚私下想象中的她完全相反。

她谈吐聪明自如，还耐心地听他讲生意上的事情。这些他很少对女人说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明白，他对她所产生的感觉并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直白的情欲。他欣赏她。她有一种内在的娴静和沉着。这种平静的感觉使他感到安心和放松。

他发现，他越来越多地跟她谈论一些他通常不会与别人谈起的话题：他的资产状况，他对这个悲观社会的厌烦——他鄙视这个社会，但同时又猛禽般地掠食，加以利用。与其说她见多识广，更多的其实是善解人意，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种品质比知识广博更可贵。午夜后，他们还在角落的桌子边交谈，这时候，饭店要打烊了。他邀请她一起去他的顶楼套房里再喝一杯夜酒，她婉言谢绝。这种事好几年没发生过了。

到了这一周的第四天，他承认自己已经像一个十七岁的男生那样为她神魂颠倒了。他问她最喜欢什么香水，她回答说是迪奥小姐，这种香水她有时候会在飞机上供应的免税商品中买上四分之一盎司。他派手下去邦德街买了最大的一大瓶，当天晚上就送给了她。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但马上又埋怨太大瓶了。

“这太奢侈了吧。”她告诉他。

他感到有点窘迫。“我只是想给你一件特别的东西。”

“肯定很贵。”她真切地说。

“这点钱我是花得起的。”

“这倒也是。这香水真好，但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为我买东西了。这太过分了。”她坚定地告诉他。

周末前一天，他打电话到他的伍斯特郡庄园，让人提前给游泳池水加温。星期六，他们驱车去那里游泳。五月的风吹来还是有点冷，他不得不在游泳池三面都拉上屏风。她从更衣室里出来，身上穿着连体泳衣，裹着一条浴巾。看到她这个样子，他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他对自己说，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是一位绝妙佳人。

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她返回西班牙的前一晚。他把劳斯莱斯汽车停在她居住的公寓旁的一条小街上，在黑暗的车内，他们长时间拥吻。但当他想把手伸到她衣服里面去时，她轻轻地但坚定地把他的手推回到他的膝头上。

他请求她离开她丈夫，离婚，然后他们结婚。因为他说得很认真，所以她也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提议，然后她摇摇头。

“我不能那样做。”她说。

“我爱你。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全心全意的。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

她凝视着挡风玻璃外黑暗的街道。“是的，你是爱我的，马克。我们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我本应该早点注意到你的感情，不再与你见面就好了。”

“你爱我吗？哪怕只是一点点？”

“说这话有点过早。我不能那样冲动。”

“但你会爱我吗？现在或是将来？”

她又表现出女人的矜持，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会爱你的，或者说，我可能爱上你。你并不像你的外在、你的名声那样。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你其实很脆弱，这很好。”

“那就离开他，与我结婚吧。”

“我不能那样做。我嫁给了阿尔奇，我不能离开他。”

桑德森感到一阵愤怒，他憎恨西班牙那个挡道的未曾谋面的男人。“他有什么比我强呢？”

她苦笑了一下。“哦，没什么比你强的。他很脆弱，也没什么能耐……”

“那你为什么不肯离开他？”

“因为他需要我。”她简单地说。

“我需要你。”

她摇摇头。“不，这话不对。你想要我，但没有我你照样能过日子。他就不行了，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不仅仅是我想要你，安吉拉。我爱你，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我欣赏你，我渴望你。”

“你不明白，”停顿了一下后，她说，“女人喜欢被人爱，愿意被人欣赏，渴望被人渴望，但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女人需要被人需要。阿尔奇需要我，就像需要空气那样。”

桑德森把寿百年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了。

“那么，你与他厮守……‘至死不渝’。”他咬着牙说。

对于他的嘲笑，她没有生气，反而点点头，转过身来凝视着他。“是的，是这样。至死不渝。我很抱歉，马克，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换个时间，换个场合，假如我没有嫁给阿尔奇，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很可能不一样了。可我已经嫁给了我的丈夫，所以我们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

第二天她就走了。他让司机驱车送她去机场赶赴巴伦西亚的飞机。

爱、需要、渴望和情欲之间有微妙的差异，任何一种情感都会使一个男人为之着魔。在马克・桑德森的情况里，这四种情感都交织在一起。从五月到六月，随着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他的执念也越来越严重。他以前从来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与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十多年来，他早就已经把道德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他来说，从渴望到决心到设想到计划到执行，只有严密的逻辑和精确的步骤，而这些事情最终总能获得成功。六月初，他决定要把安吉拉・萨默斯搞到手。在设想如何实施的阶段，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公祷书》里的那个词：“至死不渝”。假如她是别的女人，能轻易被财富、奢侈、权力和社会地位打动，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他可以用金钱去迷惑她、得到她；但话说回来，那样的女人不会让他迷恋到这种程度。他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打转很久，简直要发疯了，要冲破这个怪圈只有一个办法。

他用电话联系了一位房地产代理人，以迈克尔・约翰逊的名字租了一套小公寓，以现金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现金是用挂号信寄去的。他解释说，他将在第二天凌晨抵达伦敦，所以希望代理把钥匙放到门口的垫子下面。

他以这套公寓为基地，给伦敦的一个私家侦探事务所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是从不过问业务是否合法的那种——说明自己的要求。听到客户要求匿名，事务所提出要预付费用。他用专递送去了五百英镑现金。

一星期后，一封写给约翰逊先生的来信说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差二百五十英镑的费用。他把钱寄过去，三天后，收到了他要的资料。有一份简历，他粗粗看了一遍。一张头像，是从一本关于地中海鸟类的图书扉页上剪下来的，这书销量惨淡，早就绝版了。还有几张用长镜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个子、窄肩膀的男人，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长着瘦瘦的下巴。阿尔奇博德・克拉伦斯・萨默斯少校（“还是个少校！”他心怀恶意地想）是一位外派的英国军官，居住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与阿利坎特之间的一座小别墅里，距离一个落后的海滨小村半英里。资料里有几张该别墅的照片，还有一份文件记录了别墅的日常活动：在小庭院喝早间咖啡；妻子上午去伯爵夫人家里为三个孩子做家教；她下午三点到四点必定会去海边晒太阳、游泳，而这段时间少校要作关于白色海岸鸟类的研究。

他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行动。他通知公司员工，说自己要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其间可以用电话联系。接下来，他要改变容貌。

关于这方面，在杂志上刊登过广告的一家小小的美发店帮上了忙。桑德森在那里将长发理成平头，并把原来天然深栗色的头发染成淡黄色。做头发花了一个小时，效果可以保持两个星期，他的发型还赢得了理发师的一番赞美。

然后桑德森驾车直接驶入他的公寓楼地下停车库，坐电梯回到他的顶楼公寓套房，避开了门厅里的管理员。他从公寓里打电话给弗利特街的一个熟人，问到了伦敦顶尖的一家大型图书馆的名字和地址。那里专门收藏当代事件的资料，拥有顶级的专著和大量剪报及杂志。三天后，他弄到了一张迈克尔・约翰逊署名的借阅卡。

他从“雇佣军”这个大标题开始查阅。这份卷宗有一些分目录，分别标着“麦克・霍尔”“罗伯特・德纳尔”“约翰・彼得斯”和“雅克・施拉米”等名字。还有的分目录是以地名开头的，如加丹加、刚果、也门、尼日利亚/比夫拉、罗德西亚和安哥拉。他把这些资料全都翻阅了一遍，里面有新闻报道、杂志专题、评论、书评和采访。文章内每提及一本书，他都把书名记下来，到公共阅览室找出那本书阅读。这些书包括安东尼・莫克勒的《雇佣军史》、麦克・霍尔的《刚果雇佣军》，还有专门写安哥拉的《战火威力》。

一星期后，这些资料中终于浮现出一个名字。那人参加过三次战役，即使最大胆的作者在提及他时也小心翼翼。他不接受采访，档案里也没有他的照片，但他是英国人。桑德森猜测他还生活在伦敦的某个地方。

几年前，在接管一家绩优股公司时，桑德森获得了一份其他公司的清单，包括一家雪茄公司、一家胶卷加工厂和一家文学代理公司。在文学代理公司的资料里，桑德森找到一个私人地址，是他在图书馆里读过的其中一部回忆录的作者地址。

作者的原出版商丝毫没有怀疑，并确认这是正确的地址，当初他们就是把微薄的稿费支票寄送到那个地址的。

当富豪桑德森以出版商的名义去拜访这个雇佣兵兼作者时，他发现对方已经在走下坡路，并且沉湎在了酒精和对过去的回忆之中。这位前雇佣军人指望访客也许能够重新出版他的书，从而再赚上一笔稿酬，获悉不是这么回事，他很是失望。但他听到可以赚到介绍费时，又眼前一亮。

桑德森说自己是约翰逊先生，并说，他们公司听说前雇佣军人的一个战友想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们不想让其他公司得到版权。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那人的下落……

听到那个名字后，前雇佣军人哼了一声。

“哦？他想坦白从宽了是吧？”他说，“这倒真是新鲜事。”

他一直不肯帮忙，直到喝下六大杯威士忌、拿到一大叠钞票后，才在一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一个地址。

“如果这家伙在城里，总会在那里喝酒。”他说。

那天晚上，桑德森找到了那个地方，是位于伯爵酒店后面的一个安静的俱乐部。第二天晚上，那人来了。桑德森没看过他的照片，但在回忆录里读到过一段关于他的描述，提到他下颚有条伤疤。酒吧服务员与他打招呼时，叫的名字也符合。他身材瘦长，肩膀很宽，看上去很结实。从吧台后面的镜子里，桑德森看到，那人目光阴郁、嘴角严肃，正喝着一杯啤酒。他尾随那人回家，来到了四百码之外的一栋公寓楼。

过了十分钟，他从街上看到房间的灯亮了起来，便去敲门。雇佣军人穿着汗衫和深色的宽松衣裤。桑德森注意到，那人在开门之前先关了门厅里的灯，让自己站在阴影之中。廊道里的灯光照亮了来访的客人。

“休斯先生吗？”桑德森问道。

那人扬起了眉毛。“你是谁？”

“我是迈克尔・约翰逊。”桑德森说。

“出示警官证。”休斯以命令的口气要求。

“别开玩笑了，”桑德森说，“我是普通公民。可以进来吗？”

“谁告诉你来这里找我的？”休斯反问道。

桑德森报出情报提供人的名字。“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忘记的。这几天他醉得恐怕连他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休斯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但他可不是因为欣赏这话的幽默。

“嗯，是那么回事。”他说，然后把头朝里面一偏。桑德森从他身边擦过去，进入起居室。里边家具很少，相当寒酸，是伦敦地区那种最寻常的出租房，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休斯跟在后面，示意桑德森坐到桌边。

桑德森坐下后，休斯拖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

“有什么事？”

“有一件工作要办。一份合同。我想，应该说是去杀一个人。”

休斯凝视着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你喜欢音乐吗？”最后他这么问。桑德森吓了一跳，他点点头。

“我们来点音乐。”休斯说。他站起来，走向角落里床边的一个床头柜，打开柜子上的一部便携式收音机，然后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索。当休斯转回身时，桑德森看到柯尔特点45手枪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他大吃一惊，紧张地吸了一口气。休斯调整音量，音乐声加大了。雇佣兵的手伸进床边一个抽屉里，眼睛依然盯着枪口上方的桑德森。他取出一支笔和一个便笺本，回到桌边，用一只手在纸上潦草地写下两个字，推到桑德森面前。纸上只写着：“脱光。”

桑德森的胃部一阵搅动。他听说过这种人有可能很邪恶。休斯用枪口示意桑德森离开桌边。他顺从了，脱掉上衣，解开领带和衬衫，都扔到地上——他没穿背心。枪口又动了，指向下面。桑德森拉开拉链，让裤子落到地上。休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然后开口说话。

“好了，穿上吧。”他说。他的手里依然拿着枪，但枪口指向地面。他走过去，把音量调小，然后又回到桌子边。

“把外套扔给我。”他说。桑德森已经穿上裤子和衬衣，他把外套放到桌子上。休斯拍了拍软绵绵的西服。

“穿上。”他说。桑德森照办，然后就坐下了，他觉得自己需要坐下来。休斯坐在他对面，把自动手枪放在靠近他右手边的桌子上，点上一支法国雪茄。

“你这是什么意思？”桑德森问道，“你以为我带着武器吗？”

他慢慢摇了摇头。

“我看得出你没带武器，”他说，“但如果你带着录音设备，那么我就把话筒绑到你的卵蛋上，把录音带送到你的雇主那里去。”

“我明白了，”桑德森说，“没有武器，没有录音，没有雇主。我自我雇用，有时候也雇用别人，而且我是认真的。我要干成一件事，我准备出高价。我也很谨慎，我必须这样。”

“对我来说还不够谨慎，”休斯说，“帕克赫斯特监狱里的许多硬汉，就是因为客户嘴巴太大脑仁太小才进去的。”

“我需要的不是你。”桑德森平静地说。休斯又扬起眉毛。桑德森继续说：“我不想要住在英国的人，或跟英国有瓜葛的人。我自己住在这里，这就够了。我要一个外国人，到外国去干。我需要一个名字。我准备为这个名字付钱。”

他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叠五十张面额为二十英镑的崭新纸币，放到桌子上。休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桑德森把这些钱分成两堆，把其中一堆向休斯推过去，另一堆仔细地撕成两半。这二十五张半截纸币又放回他的口袋里。

“前面的五百英镑是预付金，后面的一半事成之后支付。我说的这个‘名字’必须与我见面并同意去干。别担心，这事并不复杂。目标不是什么名人，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休斯看着面前的五百英镑。他没有伸手去拿。

“我也许知道一个人，”他说，“多年前与我共事过。我不知道他是否洗手不干了。我得弄清楚。”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桑德森说。休斯摇了摇头。

“我不喜欢国际电话，”他说，“窃听太多，尤其是目前的欧洲大陆。我得亲自动身去看他，这要再加两百英镑。”

“可以，”桑德森说，“找到那人后支付。”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骗我呢？”休斯问道。

“你没法知道，”桑德森说，“但如果我骗你，我觉得你会来追杀我。我真的不想发生这种事情，就为区区七百英镑。”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没在骗你呢？”

“同样，我也没法知道，”桑德森说，“我最终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勇夫的。无非是一个合同变成两个合同，可我有的是钱。我不喜欢被人蒙骗。这是原则，你应该懂。”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一直对视着。桑德森觉得自己的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头。过了一会儿，休斯绽露出笑容，这次笑得很灿烂，说明他真心欣赏这话。他把五百英镑的整张纸币和另五百的半张纸币都拢到自己面前。

“我会把你要的名字告诉你，”他说，“并定下会合地点。你见过他并同意交易之后，再把另一半钱寄给我，外加两百英镑的费用。邮件留局待领，伯爵宫邮局，收信人写哈格里夫斯。要寄普通邮件，不用挂号，但封口要严实。如果会合后一周内不给我寄钱，我的伙伴就会认为你是骗子，他就会中止合同。怎么样？”

桑德森点点头。“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那个名字？”

“一周以后，”休斯说，“我到哪里找你？”

“你不用找我，”桑德森说，“我会找你的。”

休斯并没有不高兴，他说：“打电话到今晚我去的那个酒吧。晚上十点钟。”

一星期后，桑德森按约定的时间打电话过去。酒吧服务员接了电话，然后换休斯来接听。

“巴黎米奥利大街有一家咖啡馆，你要找的人就在那里聚会，”他说，“下周一中午去那里。那人会认出你。拿上一份当天的《费加罗报》，把大标题冲外，他就知道你是约翰逊。之后，就看你的了。如果你周一没去，他在周二和周三中午还会在那里。再不去，事情就吹了。你要带上现金。”

“多少？”桑德森问道。

“保险起见，五千英镑左右吧。”

“我怎么知道我不会直接被抢了呢？”

“你不知道，”那声音说，“但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酒吧什么地方藏了一个保镖。”线路上一声咔嚓，听筒里传来一阵滴滴声。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在米奥利大街的那间酒吧，桑德森背对着墙壁在看《费加罗报》的最后一版，这时，他面前的椅子被拉开，一个男人坐了下来。这人之前就在酒吧里，跟一帮人在聊天。

“约翰逊先生？”

桑德森放下报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这人高高瘦瘦，黑头发黑眼睛，下巴往外突出，是个科西嘉人。两个人交谈了半小时。科西嘉人只说名叫卡尔维，实际上这是他出生的那个镇的名字。二十分钟后，桑德森把两张照片递过去。其中一张是一个男人的面部照片，背面写着：阿尔奇・萨默斯少校，西班牙阿利坎特市翁达拉镇普拉亚卡尔德拉的圣克里斯平别墅；另一张照片上是一栋白色的小别墅，配着鲜黄色的百叶窗。科西嘉人缓慢地点点头。

“必须在下午三点到四点间动手。”

科西嘉人点点头。“没问题。”他说。

他们又在价钱的问题上交谈了十分钟，桑德森递过去五叠纸币，每叠五百英镑。国外的工作是很贵的，科西嘉人解释说，西班牙的警察对某些游客很不客气。最后，桑德森起身准备离开。

“要多长时间？”他问道。

科西嘉人抬起头来，耸耸肩。“一星期，两星期，也许三星期。”

“事情干完我要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你明白吗？”

“那你得给我联系方式。”杀手说。英国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号码。

“一周后开始的三周时间内，你在上午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打伦敦的这个号码。别想去追查这个号码，也别把事情搞砸。”

科西嘉人淡淡一笑。“我不会搞砸的，因为我还想要另一半报酬。”

“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客户说，“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不能有任何可能追查到我身上的蛛丝马迹。要把这事弄得像是入室抢劫的人出了差错。”

科西嘉人还在微笑。“你要考虑你的名声，约翰逊先生。可我要考虑的是我的生命，或者是会不会在托利多监狱里至少蹲上三十年。放心吧，不留痕迹，万无一失。”

英国人走后，卡尔维也离开了咖啡馆。他检查了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之后在市中心另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逗留了两个小时。他在七月初的阳光下陷入沉思，思考着这件工作。合同内容本身并不麻烦，直接射杀一个毫无警惕的人。问题是怎样把枪械安全地带进西班牙。他可以带枪从巴黎坐火车到巴塞罗那，在海关那里碰运气，但如果他被抓住了，就得面对西班牙警方，而不是法国警察，西班牙人对职业枪手有些老派的看法。飞机也不行——由于国际恐怖分子活动猖獗，从巴黎南郊奥利机场起飞的每一个航班，都会进行严格的武器搜查。他在西班牙有几个熟人，是以前他在法国秘密军组织的同事——这些人现在住在阿利坎特和巴伦西亚之间的海岸边，不会回法国来冒险——他认为或许可以从他们中的某个人那里借一支枪。但他决定还是不去惊动他们，因为背井离乡的这帮人无所事事，说不定就随口说出去了。

最后科西嘉人站起来，付完账单去购物。他在西班牙旅游问讯处花了半个小时，又在伊比利亚航空公司待了十分钟。最后他在里沃利街的书店和文具店里买了几样东西，就返回了他的郊区公寓。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巴伦西亚最豪华的都市宾馆，预订了两周后的两个单人房间，各住一夜，一个入住客人是卡尔维，另一个是他护照上的名字。在电话里，他自称是卡尔维，并同意立即写信确认房间预订。他也预订了巴黎到巴伦西亚的往返机票，抵达的时间正是他入住预订宾馆的那个晚上，第二天返回巴黎。

打完给巴伦西亚的电话，他写了房间预订的确认信。信件内容简单扼要，确认预订这两个房间，并补充说卡尔维先生抵达巴伦西亚之前一直在旅行。他订购了一本关于西班牙历史的图书，准备从巴黎寄过去，由都市宾馆代收转交卡尔维，请求宾馆代为保管，直至他抵达。

卡尔维估计，这本书万一被查获并打开，当他以自己的真名去询问时，服务员肯定会露出出事的表情，他可以借机逃走。即使被抓住，他也可以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只是为朋友帮个忙，受没露面的卡尔维的委托，完全不知道这书里有什么猫腻。

他用左手在信上签下卡尔维的名字，封好信口，贴上邮票准备寄出。之后，他开始在下午买来的那本书上捣鼓起来。这确实是一本关于西班牙历史的书，又昂贵又厚重，纸张很好，图片很多，让这本书分量变得更沉。

他把书的封面封底向后折，用橡皮筋箍住，再用两只木匠用的夹子把里面的四百页纸夹在厨房的桌子上。

他用下午买来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把书页的中间部分挖空，这花了他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他挖出一个方洞，四周各留下一英寸半的边缘，中间是一个七英寸长、六英寸宽、三英寸深的空洞。他在这个方形的空洞内侧涂上一层厚厚的胶水，之后抽了两支烟。等胶水凝固后，四百页纸就再也打不开了。

他把一块发泡橡胶剪成方洞的大小，塞了进去。他用厨房的秤称过重量，这刚好能替代被挖去的一点五磅重的纸页。然后，他拆开一支小巧的勃朗宁大威力手枪，那是两个月前他从比利时搞来的，替代了上次他用过后扔进阿尔伯特运河里的柯尔特点38手枪。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从来不会两次使用同一件武器。勃朗宁手枪的枪管突出了半英寸，枪口经过加工后可以装上一支消声器。

实际上，自动手枪的消声器从来都做不到真正消音，虽然在电视上的惊险片里，声效人员会假装手枪消音后完全静音。自动手枪与左轮手枪不同，其枪膛不是闭锁的。当子弹离开枪管时，自动手枪的枪机被迫后退，把用过的弹壳弹射出去，并顶上一颗新的子弹。正因为这个过程，它才被称为自动枪械。但在枪膛开启退出弹壳的一瞬间，火药爆炸的一半声音便已从敞开的枪膛里传出来，枪口处的消声器只能起到一半的作用。本来卡尔维更愿意使用左轮手枪，因为在射击时它的枪膛是闭锁的，但他需要一支枪身扁平的手枪，以便放进书本的空洞中。

与勃朗宁手枪的机件放在一起的消声器是最大的部件，长度有六点五英寸。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知道电视剧里用的那种香槟酒瓶塞大小的消声器，其真实作用如同拿着一只手提灭火器去扑灭维苏威火山。

他把包括消声器和弹夹在内的五个部件并排放在橡胶垫子上。要全部塞进书本的空洞里还有点困难，因此他把弹夹插进枪柄内，以节省空间。然后，他用鹅毛笔在泡沫橡胶上给四个部件做好记号，画出形状，又拿起一把新的手术刀进行切割。到半夜时，手枪的各个部件都整齐地放进了泡沫橡胶底座里，长长的消声器竖着安放，与书脊平行，枪管、枪柄和枪膛则并排横放，在书中从上到下排列着。

他在这些部件上覆盖了一块薄薄的塑胶泡沫，在前后的内侧都抹了一层胶水。合上书本后，他将书放在地板上，再把桌子反过来压在上面。一个小时后，这本书已经变成一块实心砖头了，必须得用刀子才能撬开。他又称了一下，只比原先重了半盎司。

最后，他把这本西班牙历史书装进一只塑料袋里，就是书商用以保护高质量图书免受沾污损坏的那种袋子。大小正好，他把袋口合上，把刀在煤气灶上加热后，封住了袋子的封口。假如这个包裹被打开，他估计检查员看到透明的塑料袋里面确实是一本无害的书，就会再封上。

他又把这本书放进一只装印刷品的厚信封里，封口处用一个金属夹夹住，只要扳动夹子的两只金属软脚，把它从信封封盖的洞中抽出来就可以开启了。他用一台自助印刷的机器，印上一家著名书店的标签，打印上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西班牙巴伦西亚都市宾馆收，转阿尔弗雷德・卡尔维先生。他还用这台印刷机弄了一个“印刷品”字样的图章，印在包裹的信封上。

第二天上午，他把信用航空邮件寄出，而印刷品包裹则用平邮寄出——这就意味着会走陆路，要比那封信晚到十天时间。

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飞抵巴伦西亚的马尼塞斯机场，在夕阳西下时降落。天气依然很热，三十名乘客大都是在这儿有别墅的巴黎人，过来度假六周。他们在海关大厅围聚着，抱怨行李来得太慢。

卡尔维只有一件手提行李，是一只中等大小的手提箱。这个箱子被打开作了仔细检查，然后他就走出机场大楼，来到外面。他先在机场的停车场兜了一圈，高兴地看到有很大一片都被树木挡着，阻隔了从航站大楼那里望来的视线。一排排小汽车停放在树下，等待着它们的主人。他决定第二天上午来这里搞一辆车作为交通工具，他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

酒店的服务热情周到。科西嘉人到服务台出示护照后，服务员马上想起来有这个预订，卡尔维先生还写过确认信，于是去后面的办公室取来装着那本书的包裹。科西嘉人解释说，很不凑巧，他的朋友来不了了，第二天上午两个房间都由他来买单。他还掏出卡尔维的一封信，信上委托他代为领取那本书。服务员看了看信件，感谢他支付两个房间的费用，然后就把包裹递给了他。

到了自己的房间，卡尔维查看了一下厚重的信封。封口被拆开过，金属装订夹子的两只脚曾被扳到同一边，然后又被一台封口机扳回原处。黏在金属夹一只脚上的胶水已经脱落。但里面的书原封未动，仍用原来的塑料袋包裹着，不破坏这个塑料袋是不可能开封的。

他打开袋子，用折叠刀撬开书的封面，取出手枪的部件，全部装配起来，旋上消声器，并检查了弹夹里的子弹。子弹都在里面，那是他专门制作的子弹，拿掉一半的火药以降低子弹发射时的爆裂声。即使火药减少一半，一颗九毫米的子弹仍可以在十英尺的距离内射进人的脑袋，而卡尔维行动时从来没在十英尺以外开过枪。

他把手枪锁进衣柜底部，钥匙揣进口袋，到阳台上去抽烟。他凝视着宾馆前面的斗牛场，思考着明天的事。晚上九点，他下楼来，依然穿着那身巴黎名裁缝制作的深灰色西服，与宾馆古雅豪华的气氛相当协调。他在里亚托特拉萨饭店吃了晚饭，半夜前回到房间睡觉。他从宾馆服务员那里获悉，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有一班飞机飞往马德里，他定下早上六点钟的叫醒服务。

第二天早上，他七点钟结完账，坐出租车去了机场。他站在航站楼门外，看到十几辆轿车驶进停车场。他用心注意着车型、车牌和驾车人的长相。其中有七辆小车都是由一位男士单独驾驶，没有其他乘客，驾车人看上去都穿着西装。从机场大楼的瞭望平台上，他观察着旅客们排队搭乘飞往马德里的飞机。队伍中有四位他刚看到的驾车人。他看着自己在一个信封背面记下的信息，发现自己有以下几个选择：一辆西姆卡、一辆奔驰、一辆捷豹和一辆西班牙产的小型西亚特，也就是菲亚特600的一种当地型号。

飞机起飞后，他去洗手间脱下西装，换上奶油色的牛仔裤、淡蓝色的运动衬衣和蓝色的尼龙拉链风衣。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只航空公司的旅行包，把那支枪用一条毛巾包起来放进去。他把手提箱留在机场寄存处，确认了当天晚上飞往巴黎的机票，然后走回停车场。

他选择了西亚特，因为那是西班牙最普通的汽车，车锁也最容易撬开。这时有两个人驾车驶入停车场，他等了一会儿，他们离开后，他走近那辆小小的红色甲壳虫一般的西亚特。他从袖子里顺出一支金属小管，插进车门把手，用力往下一戳，车锁发出轻微的咔嚓声，开了。他从车内开启前盖，在电瓶正极上搭上一只带导线的夹子，另一头连到发动机上。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按动按钮，汽车发动了，他离开停车场，驶上巴伦西亚方向去南方阿利坎特的新建N332海滨公路。

从巴伦西亚去翁达拉有五十五英里，途经栽种着柑橘的冈迪亚和奥利瓦。他不疾不徐地驾驶着，用了两个小时到达那里。在早晨的阳光下，整片海滨波光粼粼，狭长的金色沙滩上点缀着身穿五颜六色的泳衣、肌肤晒成棕色的游人。天热得没有一丝风，海平线上有一层淡淡的雾气。

他进入翁达拉镇，经过了帕尔玛拉旅馆，他知道，法国将军拉乌尔·沙朗的前书记就住在那里，那人也一度是法国秘密组织的头头，如今却在靠不断回忆往事度日。他在镇中心毫不费力便问到了去普拉亚卡尔德拉的路。热心的城里人告诉他，出城后两英里就到了。快到中午时，他驶入大都属外国人所有的别墅区，开始兜圈子。别墅的照片他早就销毁了，圣克里斯平别墅的模样他早已熟记于心，当然，他可以向人们打听去海滩的路，但查问一栋特定的别墅势必会给人留下印象。

快到一点钟时，他发现了那座墙体漆成白色、带黄色百叶窗的别墅。他看了一眼大门柱子的瓷砖上刻着的名字，把汽车停在房子前方两百码处。他肩上斜挂着旅行包，就像一个游客，假装闲步朝海滩方向走着，察看了别墅的后门。太简单了。别墅的土路尽头，有条小径通向一排房子后面的一个柑橘园。在柑橘树的遮掩下，他可以看到，柑橘园与别墅的后花园和庭院之间只有一道低矮的篱笆，他可以看到那个人正在花园里用一把水壶浇花。通过一扇落地窗，可以从后花园进入别墅，现在这落地窗正大开着通风。他看了眼手表，是午饭时间了，他驾车返回翁达拉。

他在弗莱明大夫大街上的巴伦西亚酒吧一直坐到三点钟，吃了一大盘烤虾，喝了两杯当地产的无醇白葡萄酒，然后才结账离开。

当他驾车折回到普拉亚时，降雨云团终于从海上飘移过来了，水面上响起沉闷的雷声。在白色海岸地区，七月中旬出现这种天气很少见。他在通往柑橘林的一条小径附近停好汽车走进树林，装好消声器的勃朗宁手枪插在皮带里，风衣的拉链一直拉到了下巴。他从柑橘林中走出来，跨过低矮的篱笆进入别墅后花园。四周静悄悄的，天气炎热，当地人都在睡午觉。雨点开始击打柑橘树叶，他走过铺着地坪石的庭院时，几颗豆大的雨点落在他肩上。等他走到落地窗户前面，雨下得更大了，敲在粉红色的屋顶瓦片上砰砰作响。他很高兴，这样就更没人会听到动静了。

他听到打字机发出的嗒嗒声从客厅左边的一个房间里传出来。他拔出手枪，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中央，打开保险准备开火。然后他踏着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走向敞开的书房门。

阿尔奇・萨默斯少校全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他书房门口，正要起身问他有什么事情。然后他看到这位不速之客手里拿着的家伙，正准备张嘴。这时候，雨声中只听到噗噗两声，他的胸部就中了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从两英尺处垂直向下，射入了他的太阳穴，但他对此已经没有感觉了。科西嘉人在尸体旁跪下来，用食指去探测脉搏。他没来得及站起来，就突然转身看客厅的门……

第二天晚上，在巴黎米奥利大街的那家酒吧里，杀手和雇主又碰面了。头天半夜时分，卡尔维就从巴伦西亚返回了巴黎，一早打电话报告了消息。桑德森当即从英国飞过来。这位雇主把剩余的五千英镑递过去，看上去非常紧张。

“没遇上麻烦？”他再次询问。科西嘉人无声地微笑着，摇了摇头。

“非常简单，你那位少校已经死透了。两颗子弹射进心脏，一颗穿透了脑袋。”

“没人看见你？”英国人问道，“没有目击证人？”

“没有。”科西嘉人站起来，把这叠钞票塞进衣服的胸袋里，“虽然最后时刻有一个小插曲。因为下着大雨，有个人走进来看到我蹲在尸体旁边。”

英国人惊恐地凝视着他。“什么人？”

“一个女人。”

“高个子，深色头发？”

“是。长得还不错。”他看着雇主脸上恐惧的样子，在对方的肩头拍了拍。

“别担心，先生，”他安慰说，“事情办得万无一失。我把她也杀了。”

爱尔兰没有蛇

隔着写字台，麦奎因怀疑地打量着这个求职的新人。他从来没有雇用过这样一个人。但麦奎因并不是铁石心肠，如果这个求职者缺钱，而且愿意干活，那么他是不会反对给对方一次机会的。

“这活很苦，你知道吗？”他问道，声音中带有宽厚的贝尔法斯特口音。

“知道，先生。”求职者说。

“这是速战速决的活。别提问，不犯法。干的是包工活，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奎因先生。”

“嗯，意思是，给你的钱是有不少，但用现金支付，不经任何手续。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不会缴纳所得税和医疗保险。他似乎还应该补充说，这工作不属于国家工伤保险的范畴，而且压根儿就无视健康安全标准。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能拿钱，当然由他拿大头，因为他是承包商。求职者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尽管其实他并没有。麦奎因打量着他。

“你说你是医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念最后一年？”又一次点头。

“正放暑假？”又是一次点头。

求职者显然是一个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读完医学院。麦奎因坐在班戈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经营着这种鸡鸣狗盗的生意，资产只有一辆破卡车和一堆二手长柄大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理念。对于能够认同这种理念的人，不管对方看起来什么样，他都不会拒之门外。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里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来回的话，不可能按时上下班。我们早上七点钟开始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你就会被炒掉，就像铁铲上的屎一样被扔出去。好吗？”

“好的，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去什么地方？”

“卡车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到火车站广场接人。星期一早晨到那里集合。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我会告诉他你的情况的。”

“好的，麦奎因先生。”求职者转身准备离开。

“最后一件事，”麦奎因拿起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麦奎因看着自己手里的铅笔和桌上的工人名单，又看了看这个学生。

“我们就叫你拉姆好了。”他说。他在名单上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

学生走出门，屋外是七月的班戈，阳光灿烂。这地方位于北爱尔兰，唐郡的北海岸。

星期六傍晚，他在车站街上一家破旧的寄宿房里找到了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小旅馆的集中地，而且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一早，卡车就会从那里出发。透过房间里那扇肮脏的窗户，他可以一直看到路基的另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间房，在此之前，他问过好几家窗上贴着“提供床铺加早饭”的寄宿房，前台却都告诉他已经客满。确实如此，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房东麦格克夫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她还有几个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里头大都是医学教科书。下午，他躺在床上，想起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再实习一年，他就可以回老家给乡亲们治病。这是他的梦想。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要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再往后，他就会有自己的工资收入了。

星期一早上六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叫醒，用冷水洗漱后，刚过六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找了一家开门较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这就是他的早饭了。六点一刻，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着破卡车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是该走过去向他们作自我介绍，还是该在远处等着。他选择了等待。

六点二十五分，工头开着自己的汽车来了。他在一条小路边停好车子，大步走向卡车，手里拿着麦奎因开列的名单。他扫了一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于是点了点头。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瞪着他。

“你就是麦奎因招来干活的那个黑鬼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停住脚步。“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的。”

不用问比利・卡梅伦是怎么得到“大个子”这个外号的，他不穿鞋就有六英尺三英寸高，再加上脚上一双带钉子和钢趾的硕大靴子。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从宽阔的肩膀上垂下来，脑袋上长满了乱蓬蓬的姜黄色头发。他的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俯视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人。他显然不太高兴，还朝地上啐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梅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车厢之间没有隔板。车厢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几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的人个子矮小，但很结实，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看上去颇为友好。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

“嗯，哪里啊？”汤米・伯恩斯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回答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最后他这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伯恩斯惊诧地问道。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个人连基督徒都不是。”他并不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

卡梅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哇，”他叫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遮篷。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隆隆驶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大家。工友中有一位姓克雷格的，一位蒙罗，一位帕特森，一位博伊德，还有两位姓布朗。拉姆・拉尔来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姓氏上识别出他们都来自苏格兰，这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北爱尔兰人里新教徒占了多数，而长老会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纷纷朝他点头回礼。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年长的帕特森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来不及叫房东准备。”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烧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道。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需要一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双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回去他能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店铺，就去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方小镇康默驶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的本职是干什么的？”克雷格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学医，”拉姆・拉尔说，“希望明年能毕业。”

汤米・伯恩斯很高兴。“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如果我们谁碰伤了，拉姆小伙子可以给我们治疗。”

大个子比利哼了一声。“他甭想碰我一根手指头。”他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他们一路开到工地，谁也没有再吭声。出了康默，司机又向西北开去。车子在通向敦唐纳德的路上行驶了两英里，右转驶上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那座将要拆除的建筑物。

这地方曾经有过两家酒厂，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就是其中之一，常年弃置。它坐落在康默河畔。河水从敦唐纳德流到康默，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继续向下流淌，注入斯特兰福德湾。马车沿着那条土路将麦芽拉过来，又沿着同一条路将一桶桶的威士忌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甘甜河水，也曾经倒入酒缸中酿酒，但如今酒厂已人去楼空、废弃多年。

后来本地的孩子们当然就溜了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地方政府来调查，才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房主的祖上曾是当地显赫的乡绅，来自过惯了好日子的大家族，他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把房子拆掉，于是，便找来麦奎因。用重型机械拆除很快，但价格高，而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房队则使用大锤和撬棍拆房子。麦奎因还与一个建筑装修商达成协议，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和数百吨旧砖转卖给他。毕竟，现在的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新房子有点“格调”，也就是看上去要古色古香。既然能让有钱的高官们得以装饰自己看似古旧的新居大宅，经过风吹日晒的旧砖头和旧木梁自然要价不菲。麦奎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卡车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里。我们从屋顶的瓦片开始，你们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七磅重的大锤子；六英尺长、一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起钉器，尖上分叉弯着，以便拔起钉子；还有短柄榔头和各种木锯。唯一能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工具，是一些带有合扣的安全网带和几百英尺长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看建筑物，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楼房有四层高，而他有恐高症，但他不能晕倒或摔下去，因为脚手架可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自觉地走向建筑物，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木板撕碎，生起了一堆火。很快，一壶从河里提来的水烧开了，接着茶也沏好了。除了拉姆・拉尔，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搪瓷杯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跟着买一个。这活干起来灰尘多，容易口渴。汤米・伯恩斯喝完自己的一杯茶，又满上，递给了拉姆・拉尔。

“你们在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茶杯。茶水已经泡好了，甜丝丝的，呈米白色。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开始第一天上午的工作。瓦片不用留存，所以他们用手掰下来，抛到远离河岸的地面上。他们接到过指示，不能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把瓦片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拴在一起，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上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就能够拉住他。由于没有了瓦片，屋梁之间露出了大窟窿。他们的脚下就是顶层的地板，下面是麦芽仓库。

上午十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他们又烧了一壶茶水。拉姆・拉尔没有早饭可以吃。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其他人都吃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又暗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里拿出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这里还有。”

“你这是在干什么？”大个子比利隔着火堆问道。

伯恩斯看起来很戒备。“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自己带三明治，”大个子比利说，“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默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到一边去，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到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屋顶上一半的瓦片已经被掀掉了。再过一天，就要用锯子和起钉器来拆除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曾经壮观的建筑，如今已被拆掉了椽子、木板和大梁，空荡荡地矗立在那里。洞开的窗户像睁着的眼睛，期盼着死神的来临。

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长满了血泡，但因为需要钱，他挣扎着坚持了下来。

他已经买了一个饭盒、一只搪瓷杯、一双硬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他们的手经过多年体力活的磨炼，都已十分耐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听说拉姆・拉尔怕高，比利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事情终于爆发了。

木料都拆光了，现在他们要拆除砖石。让这栋庞大的建筑物在远离河边的一侧倒下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墙角处埋上炸药。但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在北爱尔兰的任何地方，想使用炸药都必须申请特许证，这样做会惊动税务人员，而麦奎因和他的手下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奎因还得另外支付一笔国家保险费。所以，他们只能冒险站在摇摇欲坠的地板上，把墙面一块块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开裂，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了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楼外墙上很大的一块墙体拆下来。他转向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上面去，”他说，“在墙体要倒下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抬起头看了看那块墙面，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这块墙面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平静地说，“谁站在那上面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

卡梅伦凝视着他，脸涨得通红，连眼白都变红了。“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来指点。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愚蠢的黑鬼。”他转身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起来，尖声说道：“卡梅伦先生……”

卡梅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这个大个子工头走了过去。

“有一件事我们要说说清楚。”拉姆・拉尔说，他的声音清脆响亮，空地上的人都能听到，“我是印度北部的旁遮普人，我也是刹帝利血统，属于武士的种姓。我现在或许没有足够的钱完成医学学业，但在两千年以前，我的祖先是武士、王子、达官和学者，而你的老祖宗还在赤身裸体地用四肢爬行。请你不要再污辱我。”

大个子比利俯视着这个印度学生，他的眼白变得通红发亮。其他的工人坐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

“是这样吗？”大个子比利平静地说，“现在还是这样吗？啊，今非昔比了，你这个黑杂种。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说着，他抡起胳膊张开巴掌，“啪”的一声甩到拉姆・拉尔的脸上。这个小伙子一下子跌出几英尺远，摔在了地上。他的脑袋嗡嗡作响，还听到汤米・伯恩斯在喊：“躺着别动，小伙子。你要是站起来，大个子比利会打死你的。”

拉姆・拉尔仰视着阳光。那个巨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握拳。他突然意识到，他与这个高大的北爱尔兰人打架是占不了便宜的。一种羞愧的耻辱感涌上了心头。他的先祖曾经手握宝剑长矛，在百倍于北爱尔兰这六个郡县的原野上策马驰骋，所向披靡。

拉姆・拉尔闭上眼睛，躺着不动。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大个子走了，其他人开始小声议论。他紧紧地闭住双眼，不让耻辱的泪水流淌出来。在冥冥的黑暗中，他看到了灼热的旁遮普原野，看到人们在原野上放马奔驰。那些勇猛而骄傲的男人戴着头巾，长着鹰钩鼻和黑色的眼睛，留着大胡子，他们是五大河土地上的武士。

很久以前，世界伊始，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一世曾经瞪着一双贪婪似火的眼睛，策马扬鞭，飞驰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亚历山大，年轻的神，被人们称为大帝，他在二十五岁时曾经遗憾落泪，因为已不再有什么地方可供他征伐。而那些骑手都是大帝手下将领们的后代，也正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的祖先。

他躺在尘埃里，而他们在驰骋，从他的身边经过，低头看他。每个疾驰而过的人对他说的都只有一个词：复仇。

拉姆・拉尔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事已至此，该做的事就必须去做，他的民族就是这么行事的。当天的其余时间里，他都在默默地干活。他不跟别人说话，也没人跟他说话。

那天傍晚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开始准备。他把旧梳妆台上的刷子和梳子都挪开，拿走脏兮兮的垫布，又把镜子从架子上拆了下来。他取出印度教经书，从书里裁下一页象征着权力和正义的沙克蒂女神的画像。他把画像钉在梳妆台上方的墙上，把梳妆台变成了一个神龛。

他还在车站的小摊上买了一束花，编成一个花环。在女神像的一侧，他放了一只盛着半碗沙子的浅碗。他在沙上插了一支蜡烛，再点燃。他从衣箱中取出一个布卷，从中抽出六支香，又从书架上取下一只廉价的细颈花瓶，把香插在里面点着。一股沁人的烟香充满房间。屋外，从海上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神龛备妥后，他站在跟前低下头，手持花环，开始祈求神灵指点迷津。第一声霹雳在班戈上空滚过。他说的不是当代的旁遮普语，而是祈祷用的古梵语：“提毗沙克蒂……沙克蒂女神……神圣的母亲……”

又是一声霹雳，雨滴开始落下来。他摘下第一枝花，放在沙克蒂像前。

“我遭遇了极大的不公，我祈求向对方复仇。”他摘下第二枝花，放到第一枝旁边。

他祈祷了一个小时，雨也一直下着。雨点砸在瓦片上，在他头顶上方发出鼓点般的声响，再顺着他身后的窗户流淌下来。祈祷结束时，暴风雨也变小了。他要知道惩罚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他需要他的女神给出一个信号。

他祈祷完毕时，香正好烧完，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蜡烛也烧短了，神像前的梳妆台台面上洒满了花。沙克蒂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他转身走到窗边朝外看去。雨已经停了，窗外的一切都在淌水。他全神贯注地看着，一股雨水突然从窗口上方的流水槽淌下来。一抹细流顺着满是灰尘的玻璃往下流，在污垢中冲出一条小径。尘土令水流无法垂直往下流淌，只能蜿蜒流转，于是，他的视线随着那条水路被引向窗角。水流停止时，他的视线落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他的睡衣正挂在那儿的一颗钉子上。

在下暴雨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睡衣带子掉到地上，盘成一团。打结的一端看不见，另一头露在地毯上，上面十多条流苏中只有两条露了出来，像一条带叉的舌头。这条睡衣带子在角落里看上去活像一条蛇。拉姆・拉尔明白了。

第二天，他乘火车到贝尔法斯特去看望一位锡克教徒。

兰吉特・辛格也是医学院学生，但却幸运得多。他的父母很富有，给他的生活费很丰厚。他在自己的宿舍——一间装饰考究的房间中接待了拉姆・拉尔。

“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拉姆・拉尔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很遗憾，”兰吉特・辛格说，“向你表示同情。”

“他要求见我。我是长子，我应该回去。”

“那当然，”辛格说，“父亲去世时，长子是应该守在身边的。”

“是飞机票的事情，”拉姆・拉尔说，“我正在打工，挣钱很多，但现在手头上还不够。如果你能把差的钱借给我就好了。我回来后继续打工，会还给你的。”

锡克教徒不会拒绝借贷，只要利息合适并且还钱有保障就行。兰吉特・辛格答应星期一上午到银行去取款。

星期天晚上，拉姆・拉尔到麦奎因位于格鲁姆斯波特的家中拜访。这位承包商坐在电视机前，手边放着一听啤酒，他喜欢以这种方式度过星期天的夜晚。妻子把拉姆・拉尔领进屋，他把电视机音量调小了。

“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拉姆・拉尔说，“他病危了。”

“哦，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小伙子。”麦奎因说。

“我得回去看看他。这个时候，长子是要守在父亲身边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麦奎因有个儿子在加拿大，已经有七年没见面了。

“是呀，”他说，“就应该这样啊。”

“我已经借了机票钱，”拉姆・拉尔说，“如果我明天走，周末就能回来。可关键是，麦奎因先生，我现在更需要这份工作，我得还借款，还有下学期的学费。如果我周末就回来，你能为我保留这份工作吗？”

“可以，”承包商说，“你不在的几天我不会付钱，也不会再为你多留一周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够在周末回来，还是可以来干活的。条件不变，你要明白。”

“谢谢你，”拉姆说，“你真好。”

他留着车站街的房间，却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宿舍过夜。星期一上午，他陪兰吉特・辛格去了银行，锡克教徒取出所需的钱交给这位印度教徒。拉姆坐出租车到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乘短途飞机飞到伦敦，又买了一张经济舱机票，乘下一个航班去印度。二十四小时后，他在热浪滚滚的孟买着陆了。

星期三，在格兰特路桥边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市场里，他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这位腋下夹着爬行动物教科书的年轻学生逛进查特基先生的热带鱼和爬行动物商店时，店里还没有顾客。他发现老店主坐在半暗半明的店铺后部，周围全是一个个鱼缸和前面装有玻璃的箱子。在炎热的白天，箱子里面的蛇和蜥蜴都在打盹。

查特基先生对学术界人士并不陌生。他向几个医疗中心提供研究和解剖的标本，偶尔还有利润丰厚的国外订单。当学生向他解释要买什么东西时，他会意地点了点长着白胡子的脑袋。

“哦，是的，”这位年老的商人说，“我知道那种蛇。你来得巧，我正好有一条，是前几天刚从拉杰普塔纳送来的。”

他把拉姆・拉尔领进一间密室，两个人默默地透过玻璃凝视着这条蛇。

教科书里把这种蛇称为Echis Carinatus，书的作者当然是一个英国人，但他用了一个拉丁学名。在英语里，这是锯鳞蝰蛇，在所有致命的蛇类中，它体型最小，毒性也最强。

教科书说，这种蛇分布很广，从西非向东北直到伊朗，从印度到巴基斯坦，都有它们的存在。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从潮湿的西非丛林，到冬季寒冷的伊朗高原，乃至炽热的印度山地，它们几乎能在任何环境下生存。

箱子里的树叶下面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教科书介绍说，这种蛇身长九到十三英寸，很细。身体呈褐绿色，有浅色的斑点，有时会和周围的环境混在一起，难以分辨；身体侧面有一条颜色稍深的波浪形线条。它是干热环境中的夜行动物，白天炎热时则会躲起来。

箱子里的叶子又唰唰地骚动起来，一个小小的脑袋出现了。

教科书解释说，抓捕这种蛇特别危险，它杀的人比赫赫有名的眼镜蛇更多，主要是因为它太小，稍不注意，手脚就会碰上。教科书的作者还加了一个脚注，其大意是吉卜林在他的名作《里基・蒂基・塔维》中提到的那种小小的致命毒蛇，肯定不是能长到两英尺长的金环蛇，更有可能是锯鳞蝰蛇。作者显然很乐意搬出名人吉卜林来证明其描述的准确性。

箱子里，一条黑色的叉形小舌头正从玻璃的另一侧伸向这两个印度人。

警惕而易怒，这是那位过世已久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对Echis Carinatus的总结。它的攻击没有预告，毒牙很小，像两根纤细的荆棘，咬人后留下的痕迹不易被察觉。被咬伤的人也没有疼痛，但几乎必死无疑，通常只能活两到四小时，存活具体时间取决于被咬者的体重，还有被咬时以及被咬后身体的抵抗力。死因都是脑出血。

“这个要多少钱？”拉姆・拉尔低声问道。

老店主无助地摊开双手。“这么珍贵的品种，”他遗憾地说，“而且来之不易。五百卢比吧。”

拉姆・拉尔以三百五十卢比敲定这笔买卖，把蛇装进一个坛子里带走了。

作为返回伦敦的准备工作，拉姆・拉尔买了一盒雪茄，把盒子倒空，在盒盖上扎了二十个透气的小孔。他知道，这条细小的蝰蛇可以一周不吃东西，两三天不喝水，它只需要一点点空气。所以，他把蝰蛇和叶子装在雪茄盒里，重新封上，包装好，又裹上几条毛巾，这样即使是在旅行箱内，蓬松的毛巾也会留有足够的空气。

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手提包，但回程买了一只廉价的软壳旅行箱，又从市场小摊上买了几件衣服装到箱子里，把雪茄盒放中间。在离开旅馆去孟买机场的前几分钟，他才锁上箱子。在回伦敦的航班上，他把箱子交给航空公司托运，手提行李则被要求检查，但并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星期五上午，印航的喷气客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拉姆・拉尔排到了前往英国的印度人长队之中。他证明自己是医学院学生而非移民，于是很快就被放行了。他赶到行李认领处时，正好撞见第一批行李翻滚着从传送带转出来，他的箱子就在这一批的二十多件行李之中。他提着箱子走进洗手间，从里面抽出雪茄盒，放进手提包。

在无申报通道处，他又被拦下了，但受检查的只是他的箱子。海关人员扫了一眼他肩上的挎包，让他通过了。拉姆・拉尔坐上免费大巴，穿过希思罗机场来到一号航站楼，搭上了中午的机场班车到了贝尔法斯特。在喝下午茶的时间，他抵达了班戈，终于可以检查他带来的东西了。

他从床头柜上取下一片玻璃，小心翼翼地将它插到雪茄盒盖与里面的致命毒蛇之间，然后才把盒盖打开。透过玻璃，他看到蝰蛇在里面转来转去。它停下来，一双愤怒的黑眼睛朝他瞪着。他放下盒盖，很快抽出了玻璃片。

“睡吧，小朋友，”他说，“如果你想睡觉的话。明天上午，你就要为沙克蒂履行她交给你的使命了。”

天黑前，他买了一小罐旋盖咖啡，把里面的咖啡倒入房间里的一只瓷壶中。早上，他戴着厚手套把蝰蛇从盒子转移到罐子里。愤怒的蛇一口咬住了他的手套，但他并不介意。到中午时，它又会有毒液了。他观察了一会儿玻璃咖啡罐里的那条盘成一堆的蛇，把盖子最后一次拧紧，放在饭盒里。然后，他就去赶工作班车了。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有个习惯，他一到工地就会脱下外套，就近挂在钉子或树枝上。拉姆・拉尔注意到，在午饭期间，这个高大的工头一吃完饭，必然要走到外套那里，从右边口袋里掏出烟斗和烟叶袋，天天如此。惬意地抽完一斗烟后，他会磕掉烟灰，起身喊道：“好了，小伙子们，去干活了。”说完再把烟斗放回外套口袋里。在他转身回来时，每个人都得站起来。

拉姆・拉尔的计划很简单，但不能出错。上午他要把毒蛇偷偷放进挂着的外套的右边口袋中。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在吃完三明治后，会从火堆旁站起来，走到外套跟前，把手伸进口袋里；那条蛇将遵照伟大的沙克蒂的旨意，实现它长途跋涉、横穿半个地球来执行的使命。为这个北爱尔兰人处以死刑的将是这条蝰蛇，而不是拉姆・拉尔。

大个子比利将会骂骂咧咧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蝰蛇挂在他的手指上，毒牙深深扎入皮肉之中。拉姆・拉尔将一跃而起，扯掉毒蛇摔到地上，踩住它的头。这时，它已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液已经排泄完。最后，拉姆・拉尔将以一种厌恶的姿态，将踩死的蝰蛇远远甩进康默河里，河水会把这个罪证带到海里去。这也许会引起怀疑，但也仅此而已。

刚过十一点，哈尔基尚・拉姆・拉尔借称去找一把新的大锤，趁机打开饭盒拿出咖啡罐。他旋开盖子，把里边的东西抖落到挂着的外套的右边口袋里。不到一分钟，他又回去干活了，没人注意到他的行动。

午餐时，他觉得吃不下饭。大家与平时一样，围着火堆坐成一圈。干裂的旧木板烧得噼啪作响，水壶里的水在火上咕咕地沸腾着。工人们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互相打趣。大个子比利狼吞虎咽地吃着他老婆给他准备的一大块三明治。拉姆・拉尔早就选了一个火堆旁边靠近那件外套的地方坐下来。他强迫自己吃饭。胸腔里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的精神也越来越紧张。

终于，大个子比利把吃完的三明治纸袋揉成一团扔到火里，打了一个饱嗝。他咕哝一声站起来，朝他的外套走了过去。拉姆・拉尔转过脸去看，其他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大个子比利走到上衣旁，把手伸进右边口袋里，拉姆・拉尔屏住了呼吸。卡梅伦的手在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烟斗和烟叶袋。他开始把烟丝装到烟锅里，发现拉姆・拉尔在盯着他。

“你在看什么？”他挑衅似的问道。

“没什么。”拉姆・拉尔说着，把脸转向火堆。但他坐不住，于是站起来伸展一下身体，趁机把身子偏过去。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卡梅伦把烟叶袋放回口袋中，又从中掏出一盒火柴。工头点着烟斗，惬意地抽了起来，然后信步走回火堆旁边。

拉姆・拉尔又坐回原先的位子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火焰。怎么回事，他问自己，伟大的沙克蒂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那毒蛇是她的工具，是按她的旨意带来执行任务的道具，但她却打退堂鼓，拒绝使用这样的报复手段了。他转过头去，又偷偷看了那件外套一眼。在衣服衬里的左边紧靠接缝的最底部，有个东西动了一下，然后安静了。拉姆・拉尔震惊得闭上了双眼。一个洞，衣服衬里中有个小洞，这把他的整个计划给毁了。下午余下的时间里，他工作时一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

坐卡车返回班戈时，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与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由于天热，他把外套叠起来放在膝上。在车站前，拉姆・拉尔看到他把仍然叠着的外套扔到自己汽车的后座上，然后驾车离去了。拉姆・拉尔追上正在等公共汽车的汤米・伯恩斯。

“告诉我，卡梅伦先生有家小吗？”他问，

“当然有，”这位小个子工人爽快地说，“老婆和两个孩子。”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远吗？”拉姆・拉尔说，“我看他开着车。”

“不远，”伯恩斯说，“在基尔库利小区那边。我想应该是加纳威花园。你想去拜访他？”

“不，不，”拉姆・拉尔说，“星期一见。”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拉姆・拉尔盯着正义女神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我无意害死他的老婆和孩子，”他告诉她说，“他们并没有伤害我。”

女神从远处凝视着他，没有回答。

这个周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都是在忧虑的煎熬中度过的。那天傍晚，他走到环路旁的基尔库利小区，找到了加纳威花园。这地方就在欧文罗花园旁边，对面是沃尔本路。在沃尔本路的角落里有一个电话亭，他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小时，装作打电话的样子，观察着路对面那条不长的街道。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大个子比利・卡梅伦的身影出现在某个窗口前，便记住了那座房子。

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从那屋子出来，与几个朋友相会。一时间，他真想追上前去，告诉她此刻有个恶魔正隐藏在他父亲的外套里，可是他没有勇气。

接近黄昏时，一位妇女提着购物篮从屋里走出来。他尾随她来到克兰德博伊购物中心。为了方便那些周六才领到工资的人购物，那里关门较晚。那位妇女走进了斯图尔特超市，她应该就是卡梅伦夫人。拉姆・拉尔跟着她走到货架前面，他想鼓起勇气走上去，告诉她家中的危险，但他还是不敢。毕竟，他有可能认错人，甚至还有可能看错了房子。那样的话，人们就会把他当成疯子带走。

那天夜晚，他没有睡好，脑子里老是浮现出那条锯鳞蝰蛇的影子，它从外套衬里的藏身处无声无息地溜出来，在全家酣睡的房子里游走，带去死亡的威胁。

星期天他又去基尔库利小区附近徘徊，而且认准了卡梅伦家的房子。他清楚地看到大个子比利在后花园里。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他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他意识到，他要么得大胆地走到正门前，承认自己所干的事；要么就得走开，一切听从女神的摆布。想到要与可怕的卡梅伦面对面，并且讲出实情，说卡梅伦的孩子正处于致命危险的威胁下，他简直怕得要命。于是，他又走回到车站街。

星期一早上五点三刻，卡梅伦全家起床了。这是八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六点钟时，全家四口人在房子后部的小厨房里吃早饭。儿子、女儿和妻子都穿着睡衣。大个子比利已经穿好上班的衣服了。他的外套还在过道的衣柜里，整个周末都没动过。

刚过六点钟，他的女儿珍妮一边往嘴里塞果酱吐司面包，一边站了起来。“我去盥洗室。”她说。

“姑娘，先去衣柜里把我的外套拿来。”她父亲一边说，一边吃着盘子里的麦片粥。过了一会儿，小姑娘拎着外套的领子回来了。她把衣服递给父亲，他连头也没抬。

“挂到门后去。”他说。女孩照办了。但是外套领子里没有悬挂用的标签，挂钩也不是一颗生锈的钉子，而是个镀铬衣钩，非常滑。外套在钩子上挂了一会儿，就滑落到厨房的地板上。姑娘正要走出房间，她父亲抬起头来。

“珍妮，”他喊道，“把那玩意儿捡起来。”

在卡梅伦家中，谁也不敢与一家之主犟嘴。珍妮走回来，捡起外套在衣钩上挂好。这时候，有个又细又黑的东西从衣服缝里滑落下来，蜿蜒地游到角落里，在油地毡上发出了干涩的沙沙声。她惊恐地瞧着它。

“爸爸，你衣服里那东西是什么啊？”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往嘴里送麦片粥的动作停了下来，卡梅伦夫人从炉灶边转过身，十四岁的儿子鲍比也停止往吐司面包上抹黄油的动作，朝这边看过来。那小东西盘曲在一排柜橱旁的角落里，紧紧弓着身子，一副防卫的样子。它盯着周围看，小小的信子在快速地一伸一缩。

“天哪，这是一条蛇。”卡梅伦夫人说。

“别犯傻了，老婆子，你难道不晓得爱尔兰没有蛇吗？人人都知道。”她丈夫说，放下勺子，“是什么东西，鲍比？”

尽管大个子比利在家在外都像个暴君，但他对儿子的学识还是有点敬佩的，儿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好，知道不少奇闻趣事。男孩透过他那猫头鹰般的眼镜看着那条蛇。

“肯定是一条无脚蜥，爸爸，”他说，“上学期别人弄了几条到学校里在上生物课时解剖用，是从海对面搞来的。”

“我看不像是蠕虫[1]。”他父亲说。

“无脚蜥不是蠕虫，”鲍比说，“它是种没有脚的蜥蜴。”

“那为什么人们还管它叫蠕虫？”他那不轻信的父亲如此追问道。

“我不知道。”鲍比说。

“那你他妈上学是去干什么的？”

“它会咬人吗？”卡梅伦夫人害怕地问。

“根本不会咬人，”鲍比说，“它是无害的。”

“弄死它，”卡梅伦说，“扔到垃圾箱里去。”

他儿子从桌旁站起来，脱下一只拖鞋，像拿苍蝇拍似的握在手中。他光着脚向角落走去，这时候，他父亲改变了主意。大个子比利抬起头来，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等一等，别动，鲍比，”他说，“我有个主意。老婆，给我拿个罐子来。”

“什么样的罐子？”卡梅伦太太问。

“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罐子？有盖子的罐子就行了。”

卡梅伦夫人叹了一口气，绕过那条蛇，打开了碗柜。她审视着里面满满当当的瓶瓶罐罐。

“有一个果酱罐，里面装着干豆子。”她说。

“把豆子放到别的地方去，把罐子给我。”大个子比利命令道。她把罐子递给了他。

“你要干什么，爸爸？”鲍比问。

“我们工地上有个黑鬼，一个异教徒，他来自一个多蛇的国度。我打算跟他开个玩笑，一个小小的玩笑。把微波炉手套递给我，珍妮。”

“你不必带手套，”鲍比说，“它不会咬你的。”

“我不想碰那个肮脏的东西。”卡梅伦说。

“它不脏，”鲍比说，“它是很干净的生物。”

“你这个傻瓜，小子，你被学校里教的那点东西弄傻了。《圣经》里不是说，‘汝必须用肚子爬行，以土为生……’哦，何止吃土呀。我不想用手碰它。”

珍妮把微波炉手套递给她父亲，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左手拿着开了盖儿的果酱罐子，右手戴着手套，站到蝰蛇跟前。他的右手慢慢伸下去，快到地面时，快速地一抓。但小蛇的动作更快，它那微小的利齿下意识地刺进了手套填料内部的掌心处。卡梅伦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视线被他自己的手挡住了。转眼间，他就把蛇抓进了果酱罐里，然后盖上了盖子。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它在里面疯狂地扭动着。

“我讨厌这些东西，不管它是不是有害，”卡梅伦夫人说，“谢谢你，快把它弄出去吧。”

“这就弄出去，”她丈夫说，“我都快要迟到了。”

他把果酱罐放进肩包，里面已经装好了饭盒，他又把烟斗和烟叶袋装到外套的右口袋里，再把包和衣服都放进汽车里。抵达车站广场时，他已经迟到了五分钟。他惊异地发现那个印度学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看他以后是不会这样看我了，在他们朝南驶向纽敦纳兹和康默的路上，大个子比利心里想道。

到半晌午时，工地上其他人都知道了大个子比利的秘密玩笑，但都忍着不让那个“黑鬼”知道。当然不会让他知道——既然可以确定这条无脚蜥蜴完全无害，那么他们也认为这只是个小小的恶作剧。只有拉姆・拉尔蒙在鼓里，他埋头干活，私下里又在担心和忧虑。

吃中饭时，他本该感到怀疑，他周围的气氛明显很紧张。虽然大家与平时一样，围坐在火堆旁，但谈话有些不自然。要不是心事重重，他本该注意到其他人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和朝他看过来的眼光，但他没有注意到。他把饭盒放在膝头上，打开了盖子。盘曲在三明治和苹果之间，倏地回头发起袭击的，正是那条蝰蛇。

印度人的尖叫响彻空地的上空，紧接着是工人们的哄然大笑。他边叫边全力将饭盒抛向空中。食物向各处飞散，纷纷落入周围茂盛的蒿草、金雀花和荆棘丛中。

拉姆・拉尔边喊边跳起来。大家直笑得在地上打滚，其中笑得最厉害的是大个子比利。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

“那是蛇，”拉姆・拉尔尖叫道，“是毒蛇。快跑开！大家都快跑！它会杀人！”

笑声变得更响亮了，工人们简直难以自控。玩笑对象的反应超乎他们的预料。

“请相信我。这是蛇，是一条致命的毒蛇。”

大个子比利笑得满脸通红。他擦去笑出来的泪花，坐到拉姆・拉尔对面的空地上。印度人站在那里，发疯般地扫视着四周。

“你这个无知的黑鬼，”大个子比利喘着气说，“难道你不知道爱尔兰是没有蛇的吗？一条也没有。”

他肚子都笑疼了，于是向后仰倒在草地上，用双手支撑着身体。他没有注意到两根荆棘般细小的刺，已扎入他右腕内侧的血管里。

玩笑开完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大口吃起午饭。哈尔基尚・拉姆・拉尔勉强坐下来，却还一直在环顾四周。他右手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只用左手吃饭，并远离那些长得高高的青草。午饭后，他们继续干活。古老的酒厂即将被拆倒，一堆堆瓦砾和可用的木料都盖满尘土，沐浴在八月的阳光下。

下午三点半，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停下工作，站了起来。他拄着鹤嘴锄，抹了一下额头，然后他用舌头舔了舔手腕内侧的微小肿块，接着又干了起来。五分钟后，他又站直了身子。

“我感到不太舒服，”他告诉身旁的帕特森，“我去树荫里休息一下。”

他在一棵树下坐了一会儿，然后用双手捧住头。他一直这样紧紧地抱着剧痛欲裂的脑袋。四点一刻时，他突然抽搐了一下，倒向一边。几分钟后，汤米・伯恩斯才注意到他。他走了过去，呼喊帕特森。

“大个子比利病了，”他叫道，“他不答我话了。”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聚集到工头躺着的树荫下。他那无神的眼睛凝视着咫尺之遥的青草。帕特森俯下身去。他已经干了多年的体力活，见过几次在工地上死人的事。

“拉姆，”他说，“你是学医的。你看是怎么回事？”

拉姆・拉尔用不着检查，但他还是做了。他站直身子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但帕特森明白了。

“你们都待在这里，”他指挥大家，“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再通知麦奎因。”他顺着土路向大路走去。

半小时后，救护车先到了。车子沿着土路倒车进来，两个人把卡梅伦抬到一副担架上。他们把他送到纽敦纳兹总医院，那是最近的急救医疗点。在那里，医生宣布该病人已经死亡。又过了三十分钟，万分忧虑的麦奎因赶到了。

由于死因不明，必须进行尸检。尸体被转运到纽敦纳兹市立停尸所，在那里由负责北康郡地区的法医病理学家进行尸体解剖。那天是星期二。到晚上时，法医的尸检报告就已经送往位于贝尔法斯特北康郡地区的验尸官办公室了。

报告没有特别提及什么。死者为一个四十一岁的男子，身材高大、健壮。他的体表有多处轻微划伤和挫伤，多位于手掌和腕部，都是干粗活造成的，与死因无关。无疑，死亡是由大面积脑溢血所引起的，脑溢血则很可能是在高温下劳累过度所致。

有了这份报告，一般说来，验尸官不用安排审讯，就可以向班戈的民政部门签发因自然原因致死的死亡证书了。但是，有些事情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所不知道的。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曾经是非法的北爱志愿军班戈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个走强硬路线的新教徒准军事组织。在北爱尔兰死亡的任何人，无论多清白，都会被输入位于勒根的计算机系统中。电脑显示出他的背景，于是，勒根的某个人拿起电话，向卡斯尔雷的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报告了情况。

那里的人给贝尔法斯特的验尸官办公室打了电话，命令展开正式审理。在北爱尔兰，意外死亡不能只是报告，还必须有人见证。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必须这样。审理于星期三在班戈市政厅举行。对麦奎因来说，这意味着许多麻烦，因为税务局来参加了。强硬的北爱志愿军委员会也派来两个人，他们静静地坐在后排。死者的工友们大都坐在前面，离卡梅伦夫人只有几英尺远。

只有帕特森被要求作证。在验尸官的提示下，他把星期一的事情叙述了一遍。由于没有什么异议，其他工人一个都没被传唤，也没传唤拉姆・拉尔。验尸官大声宣读了法医病理学家的报告。事情已经够清楚了。读完后，他总结了一下，然后作出了结论。

“法医的报告相当明确。我们都听到了帕特森先生所说的午饭时的事件，以及死者对印度学生开的那个愚蠢的玩笑。看来卡梅伦先生似乎是太开心了，笑得近乎中风，随后在烈日下手拿镐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大脑中的一条大血管破裂，造成了正像病理学家用医学术语所说的疾病——脑溢血。本庭对其遗孀及子女深表同情，同时认定威廉・卡梅伦先生是意外死亡。”

在市政厅外面的草坪上，麦奎因与他的工人们谈话。

“我要对你们说几句公道话，小伙子们，”他说，“这工作还是要干下去，但我不得不扣除税款和其他费用，我不能让税务局的人老盯着我不放。葬礼安排在明天，你们可以休息一天。想要继续干的，星期五来报到。”

拉姆・拉尔没去参加葬礼。当葬礼在班戈公墓地举行的时候，他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康默。他让司机在路边等着，自己从那条土路上走过去。司机是班戈人，也听说了卡梅伦的死讯。

“到现场去致哀，是吗？”他问道。

“差不多吧。”拉姆・拉尔说。

“这是你们民族的习俗吗？”司机问道。

“可以这么说。”拉姆・拉尔说。

“哦，到现场致哀，与我们的墓边致哀相比，我也说不出哪个好、哪个不好。”司机说，他准备在等待的时候看报纸。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沿土路来到那片空地上，站在曾经燃起篝火的地方。他打量着四周生长在沙土地上的蒿草和金雀花。

“蛇呀，蛇，”他朝着看不见的蝰蛇喊道，“啊，你这条毒蛇，听到我在叫你吗？我特地把你从遥远的拉杰普塔纳山区带过来，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本该死掉的。假如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那么应该由我来亲手弄死你，把你那肮脏的躯体扔到河里去。

“你在听着吗，你这致命的毒物？那么你就听好了：你或许还能多活一阵子，但你终究还是会死的，万物都会死亡。而你会孤独地死去，不会有雌蛇来与你交配，因为爱尔兰没有蛇。”

这条锯鳞蝰蛇没有听到他的话，即使听到了，也没有任何表示。在拉姆・拉尔脚下温暖沙土中的一个深深的洞穴里，它正忙碌着，全身心地忙于自然界所赋予它的使命。

在蛇尾的底部有两块叠接着的鳞片，遮盖着它的生殖孔。蝰蛇的尾巴竖立着，身体以原始的节奏抽动。鳞片分开了，从它的生殖孔里，透明液囊一个接一个地被分娩出来，每个都有一英寸长，自出生伊始就像母亲那样能致人死命。这条母蛇把它的十几个蛇卵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倒霉的日子

从法国勒阿弗尔开来的“圣基利安”号渡轮驶入迎面的一片海域，庞大的船体逐渐逼近爱尔兰。在A层甲板上，司机利亚姆・克拉克凭栏远眺，试图分辨出越来越近的韦克斯福德郡上那一座座山丘。

再过二十分钟，这艘爱尔兰洲际航运公司的渡轮就会在罗斯莱尔港口的小码头停靠，完成又一趟欧洲大陆的旅程。克拉克扫了一眼表：下午一点四十分。他希望能赶上和都柏林的家人共进晚餐。

渡轮又一次准时进港。克拉克离开船栏，回到客舱收拾自己的旅行包。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等待，于是下到第三层的汽车甲板，他的重型货车和其他人的车都停在这里。随车旅客要再过十分钟才能上岸，但他想最好是坐进驾驶室里等。船只在码头停靠的热闹场面他早就看腻，相比之下，在船上买来的爱尔兰报纸的赛车版面，即使是昨天的，也要有意思得多。

他爬进温暖舒适的驾驶室，坐下来等待船头的大舱门打开，让他驶上罗斯莱尔码头。他面前的遮阳板上夹着一叠整齐的海关手续单据，以备在过关卡时查验。

两点差五分时，“圣基利安”号经过港口防波堤。两点整时，舱门打开。随着急不可耐的游客们发动引擎，下层的汽车甲板响起轰鸣的噪音。他们总是这么心急火燎。一百多条排气管冒着尾气，但重型卡车在前面，先下船。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克拉克按下启动按钮，这台巨大的沃尔沃的引擎运转了起来。他排在第三位，水手挥手示意时，他们就往前开。前两辆卡车喷射着尾气，驶上通往码头的隆隆作响的钢铁斜坡。克拉克紧随其后，在隔音的驾驶室里，他听到液压制动系统松开时的咝咝声，然后驶上了钢铁斜坡。

其他车辆的轰鸣，加上身下车轮辗上钢板时发出的吱嘎声，令他没有听到从自己卡车下后方发出的尖锐爆裂声。从“圣基利安”号渡轮的船舱出来，他沿着两百码长的鹅卵石路面向前，又开进了巨大拱顶下阴暗的室内海关大棚。透过挡风玻璃，他看见一名海关人员挥手示意他驶进前面那辆卡车旁边的停车位，他照做了。进入车位后，他熄了火，从遮阳板上拿出那叠单据后下了车。作为常客，他认识大部分的海关人员，不过这一位他并不认识。那人点点头，伸手接过单据开始翻阅起来。

只花了十分钟，他很满意地看到手续都很齐全：执照、保险、货物舱单、关税付讫、许可证等。即使在欧洲共同市场内，这显然也是把货物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全套程序。他正要把单据还给克拉克，突然看到了什么。

“喂，那是什么？”他问道。

克拉克顺着他的目光，看到卡车的驾驶室下面有一摊正持续扩大的油污，是从靠近后轴的部位漏下来的。

“噢，天哪，”他绝望地说，“好像是差速器壳体盖子出了问题。”

海关人员找来一位克拉克认识的高级海关官员。两个人弯腰察看油从哪里流出来。已经有超过两品脱的油流淌到大棚地面上了，这样下去其他三品脱油也会流出来。那位高级海关官员站起身来。

“这车不能开了，”他说，然后转向他的同事，“我们让其他车辆从旁边绕过去。”

克拉克钻到驾驶室下面，想从近距离看个仔细。连接前面发动机的一根粗大的传动轴捣坏了差速器的钢铸外壳。在这个壳体里面，传动轴的旋转动力侧向传输给后轴，由此驱动卡车前进。这些都依靠壳体里面一组复杂的齿轮来完成，而齿轮必须时刻浸泡在润滑油里才能运转。没有这种油，齿轮很快就会咬死。现在油不断地流出。钢铸外壳开裂了。

绞盘在这条轴的上面，载货的拖车部分就挂在这上面。克拉克从下面钻了出来。

“全漏光了，”他说，“我需要向公司报告。能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吗？”

那位高级海关官员把脑袋朝玻璃墙办公室那边一扬，就去检查其他卡车了。克拉克走向电话机时，几名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对他爆了几句粗话。

都柏林的公司里没人，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当最后一批游览车辆离开大棚驶向内陆时，克拉克仍在海关大棚内闷闷不乐地来回走动。三点钟时，他终于联系上了塔拉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向他解释了所遇到的麻烦。那人咒骂了几声。

“我这里没有备件，”他告诉克拉克，“我必须去沃尔沃卡车的代理商那里搞一套。一个小时后再打我电话。”

四点钟时仍没消息。五点钟时，当天的最后一班渡轮也已经从菲什加德抵达，海关人员要关门了。克拉克又打了个电话，告知对方自己将在罗斯莱尔过夜，过一个小时再联系。一位开车的海关员工好心地把他捎带到镇上，给他指点了一家经济型旅馆。克拉克去登记住宿。

六点钟时，公司总部告诉他，他们将在明天早上九点钟拿到差速器壳盖，之后，公司的一位修理工会开一辆面包车把它送过来，预计中午十二点能到克拉克这里。克拉克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他得晚一天到家。他随后就去喝茶了，还去了酒吧。在三英里之外的海关大棚内，塔拉公司那辆与众不同的绿白相间大货车孤独地停着，下面有一大摊油。

第二天，克拉克睡了个懒觉，九点钟才起床。十点钟时，他给总公司打了电话。总部告诉他，替换的零件已经装上面包车，五分钟后出发。十一点，他搭便车回到港口。公司说到做到，修理工驾着小面包车从码头开过来，在十二点驶进海关大棚。克拉克正等在那里。

快活的修理工像雪貂一样灵活地钻到卡车下面，克拉克听到那人发出了啧啧声。当他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沾满了油污。

“壳体的盖子，”他说，“整个裂开了。”

“多长时间能够修好？”克拉克问。

“如果你来当帮手，我能让你在一个半小时后上路。”

实际花的时间稍微多了点。他们首先得擦干那摊油污，把五品脱的油清除干净很费时。然后修理工拿起一把重型扳手，小心地拧下连接主壳体盖子上的一圈螺栓。完成后，他拆下两个半轴，开始松开传动轴。克拉克坐在地上看着他，偶尔按照吩咐递一下工具。海关人员看着他们两个——没有船舶靠岸的时候，他们也没其他事情可做。

快到一点时，破损的壳体被拆了下来。克拉克肚子饿了，想到公路旁的咖啡店去吃点午饭，但修理工想接着干。在远处的海面上，比“圣基利安”号小一点的姊妹船“圣帕特里克”号渡轮正驶来，准备返回罗斯莱尔港。

修理工开始按相反的程序进行安装：装上新壳体，固定传动轴，两个半轴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点半的时候，对任何在那儿观望的人来说，“圣帕特里克”号已经清晰可见了。

墨菲正在观察。他趴在码头后面高坡上的枯草丛中。一百码以外，谁也看不到他，当然也没有人在看他。他把野战望远镜举在眼前，监视着正在驶近的渡轮。

“来了，”他说，“很准时。”

布兰登哼了一声。他身体强壮，此时正趴在墨菲旁边的长草丛里。

“你认为能成功吗，墨菲？”他问道。

“当然，我把计划做得像是一次军事行动，”墨菲说，“不可能失败。”

更加在行的罪犯也许会告诫墨菲，对他这个经销废旧金属、偶尔搞一些来路不明的旧汽车作为副业的商人来说，这样的犯罪行为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但他已经花了几千英镑来策划和准备这次行动，绝不会半途而废。他继续注视着越来越近的渡轮。

在海关大棚里，修理工给新的壳盖拧上最后一颗螺帽，钻出车底，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

“好了，”他说，“现在，我们去加五品脱油，然后你就可以上路了。”

他打开差速器壳体边上的一个小法兰螺帽，克拉克去面包车那里提来一桶油并带来一只漏斗。大棚外头，“圣帕特里克”号缓缓驶进泊位，系紧缆绳，打开了船头舱门并降下跳板。

墨菲握紧望远镜，盯着“圣帕特里克”号船头黑乎乎的舱门。第一辆出来的卡车棕褐色，有法国的标记。第二辆开到午后阳光下的车是白绿相间的颜色，拖车的侧面用绿色涂料写着硕大的“塔拉”二字。墨菲松了口气。

“来了，”他喘着气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现在去吗？”布兰登问道。没有望远镜，他看不清楚，快要不耐烦了。

“别急，”墨菲说，“我们先等它从海关出来。”

修理工拧紧加油嘴的螺帽，转向克拉克。

“好了，”他说，“可以开了。我要去洗洗干净，很可能会在回都柏林的路上超过你。”

他把油桶和剩下的工具放到面包车上，拿上一瓶洗涤液朝卫生间走过去。塔拉运输公司的那辆大货车已经从码头轰隆隆地驶过入口，进入海关大棚。一名海关人员挥手让它停到其同伴旁边的停车位上去。司机爬下了卡车。

“你怎么回事，利亚姆？”他问道。

利亚姆・克拉克对他作了解释。一名海关人员走过来检查新来司机的单据。

“我可以开走了吗？”克拉克问。

“走吧，”海关人员说，“你把这地方弄脏已经够久了。”

时隔二十四个小时，克拉克重新爬进驾驶室，发动引擎、挂进排挡。他对公司的同事挥挥手，松开离合器驶出海关大棚，进入到外面的阳光下。

看到大货车出现在内陆一侧时，墨菲调整了一下握在手里的望远镜。

“他已经出来了，”他告诉布兰登，“没遇到什么麻烦，你看见没有？”

他把望远镜递给布兰登。布兰登爬到高地的顶部，俯视下面。在五百码开外的地方，大货车正转弯离开港口，驶上通往罗斯莱尔郡的公路。

“我看见了。”他回答道。

“车上装有七百五十箱上好的法国白兰地，”墨菲说，“也就是九千瓶。每瓶市场零售价超过十英镑，我能拿到四英镑。你认为怎么样？”

“好多酒啊。”布兰登渴望地说。

“那可是好多钱，傻瓜，”墨菲说，“好，我们开始。”

两人爬下高坡，猫着腰跑向停在下面沙土路上的汽车。

他们开车回到码头通向郡内的公路与土路的会合点，只等了几秒钟就看见司机克拉克驾着大货车轰隆隆地驶了过去。墨菲开着前两天偷来的、现在挂着假牌照的黑色福特格雷那达轿车，跟在这辆大货车后面。

克拉克想快点到家，一路上都没有停顿。当他驶过斯莱尼河大桥、离开韦克斯福德，朝北驶上都柏林公路时，墨菲决定可以打电话了。

此前他就注意到这间电话亭，并预先把听筒膜片取了出来，以确保自己来时没人使用。现在里头确实没人，但有人或许被这个没用的摆设惹火了，把底座上的电线扯断了。墨菲咒骂一声，继续向前开。他在恩尼斯可西北面的一家邮局旁又发现一间电话亭。踩下刹车后，前面的大货车轰响着渐渐淡出了他的视线。

他把电话打给戈里北部公路边的另一间电话亭，他的两个同伙布雷迪和基奥正等在那里。

“你死到哪里去了？”布雷迪问道，“我和基奥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别着急，”墨菲说，“他上路了，很准时。你们只要在路边停车处的灌木丛里藏好，等他下车就行。”

他挂断电话后继续行驶。凭速度的优势，还没到弗恩斯村他就追上了大货车，之后则尾随其开到开阔的公路上。快到卡莫林时，他转向了布兰登。

“是时候变身为法律卫士了。”说完，他驶离公路，进入一条事先侦察好的狭窄乡间土路。那里空无一人。

两人下车后从后座取来一只手提包，拉开拉链，里面是正规警服的蓝衬衫和黑领带。两人事先已经穿上黑色的鞋袜和裤子，只需再穿上手提包里的两件制服，他们便完成了伪装。墨菲的制服上有三条杠，是警长；布兰登则穿着普通的警员制服。两人都佩戴着爱尔兰警察的徽标，头上戴着之前藏在手提包里的大盖帽。

包里最后的物品是两卷黑色塑胶带。墨菲拉开胶带，扯去衬布，小心拉开后在福特格雷那达汽车的前车门两侧各贴了一条。黑胶带与车身的黑漆融为一体，胶带上白色的“警察”字样就凸显了出来。偷车时，墨菲专门选了一辆黑色格雷那达，因为那是最普通的警察巡逻车。

布兰登从后备箱里取出最后一件装备，那是一件两英尺长、截面为三角形的家伙。三角形的底部安装了强磁铁，可以牢牢地吸在车顶上。另两面都是玻璃，上面刷有“警察”字样。

里面并没有照明的灯泡，但大白天谁会注意这个呢？

两人钻回汽车里，从小路上倒车出来。不管怎么看，他们都是一对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现在布兰登开车，“警长”墨菲坐在他旁边。他们发现那辆大货车正在等戈里镇的一个红灯。

戈里镇北面有一条新建的四车道公路，就在这座古老的集镇与阿克洛之间。沿这条路北行的途中有个路边停车处，那就是墨菲选中的伏击地点。进入双车道公路时，跟在大货车后面一长溜汽车的司机纷纷欣喜地超过大货车。墨菲注视着所有这一切。他摇下车窗，对布兰登说了声：“动手。”

格雷那达流畅地开到卡车驾驶室旁边，与其并排行驶。克拉克低头看到一辆警车在他旁边，一位警长正向他挥手，他于是摇下车窗。

“你的一个后轮胎瘪了，”墨菲迎风大声叫道，“开到前面停车处去。”

克拉克望向前面，看到路旁指示牌上巨大的停车标记。他点点头开始减速。警车开到前面去，驶入停车处停了下来。大货车也跟着在格雷那达后面停下。克拉克下了车。

“在后面，”墨菲说，“跟我来。”

克拉克顺从地跟着他绕过自己卡车的车头，沿着绿白相间的车身走到后面。他没有看到瘪掉的轮胎，因为他根本没机会看。身穿连体工装裤、戴着头罩的布雷迪和基奥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一只戴手套的手捂住克拉克的嘴巴，一条有力的胳膊捆住他的胸部，另一双胳膊抱起他的腿。他像一只麻袋一样被扛了起来，消失在灌木丛中。

不到一分钟，他那件胸袋上饰有“塔拉”标志的工作服就被扒了下来，他的手腕、嘴巴和眼睛也都被贴上了胶带。在大货车庞大车身的掩护下，过路司机压根儿看不到这一幕。他被塞进“警车”的后座。一个嘶哑的声音让他躺在地上别动，他照做了。

两分钟后，基奥穿着“塔拉”工作服从灌木丛里出来，走到驾驶室车门边的墨菲那里。强盗头子正在检查倒霉的克拉克的驾驶执照。

“一切尽在掌握，”墨菲说，“现在你叫利亚姆・克拉克，这些货运单证也齐全。不到两个小时以前，在罗斯莱尔海关不是已经通过了吗？”

基奥在蒙特乔伊国家监狱服刑前曾经当过卡车司机。他哼了一声，爬进卡车的驾驶室环顾了一下。“没问题。”他说，然后把那叠单证放回到遮阳板上。

“一小时后农场见。”墨菲说。他注视着这辆被劫持的大货车重新加入到北上都柏林的车流之中。

墨菲回到警车上。布雷迪坐在后排，双脚搁在被蒙上眼睛、侧身躺着的克拉克身上。他已经脱去连体工装裤、摘去头罩，穿了一件花呢夹克。克拉克有可能看见了墨菲的脸，但只有几秒钟，而且当时墨菲还戴着警帽。他不可能看到另外三个人的模样。这样，即使他指控墨菲，其他三个人也会给墨菲提供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墨菲扫了眼公路。没什么车，空荡荡的。他看向布兰登并点了点头。两人撕下车门上的“警察”标记，团起来后扔到汽车后部。他们朝周围看了眼，有辆车飞驰而过，什么也没察觉。墨菲一把扯下车顶上的警灯，扔给了布雷迪。再看了一眼，没有其他车辆。他脱下警服，扔给布雷迪，然后穿上风衣。当这辆格雷那达驶出停车处时，它只是一辆普通轿车，里面坐着三个平民。

他们在阿克洛北面追上了大货车。现在是墨菲开车，格雷那达超越大货车时，他轻轻按了一下喇叭。基奥举起一只手，大拇指朝上，做了个“没问题”的手势。

墨菲继续向北直达基马卡诺格，然后驶入一条叫落基山谷的小路，由此可通往人迹罕至的卡拉利沼泽地。此前他已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农场，里面有个大谷仓，足以将那辆大货车悄悄藏个几小时，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农场有一条泥泞的土路通向外面，还有一丛松柏作遮挡。

他们在黄昏前到达，比大货车早了五十分钟，比跟北方人及其四辆厢式货车的约定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墨菲为做成这笔生意颇感得意。在南方处理这九千瓶白兰地并不容易。这些酒是保税的，每箱每瓶都有编号，迟早会被发现。但在战争不断的爱尔兰北部，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个地方无法无天，到处都是地下酒馆和无证酒吧。

地下酒馆按基督教派和天主教派严格分隔，都被牢牢地控制在了黑社会手里。而黑社会则早已被流窜到那里的所谓爱国精英们接管。墨菲跟其他人一样清楚，那些打着“为北爱尔兰的荣誉而战”的旗号所进行的宗派杀戮，与其说是爱国主义，倒不如说是在保护绑架勒索。

因此，他与其中一个势力强大的头目达成交易。那人是好多家地下酒吧的主要供货商，白兰地卖到他那里绝不会有人来盘问。那人会带着司机在农场和他碰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他们会把白兰地卸到他的四辆厢式货车里，穿过错综复杂的乡间小路，跨过弗马纳郡和莫纳亨郡边上的湖区之间的边界，赶在黎明前把货物运进北方。

他吩咐布兰登和布雷迪把倒霉的司机带进农场，在那里，克拉克被扔到废弃厨房角落里的一堆麻袋上。三名劫匪坐下来等待。晚上七点时，熄着灯的绿白相间的大货车在黑暗中开了过来。三人跑到外面，借着昏暗的手电光拉开破旧的谷仓大门。基奥把卡车开到里面。大门关上后，基奥下了车。

“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说，“来杯酒怎么样？”

“你干得不错，”墨菲说，“你不用再开这辆卡车了。午夜就能卸完货，然后我把它开到十英里外扔了。你想喝点什么？”

“来点白兰地怎么样？”布雷迪提议，他们都大笑起来，这是个不错的玩笑。

“我不会只为了几杯酒就开箱的，”墨菲说，“再说，我喜欢威士忌。来点威士忌怎么样？”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酒壶，大家都想来点。八点差一刻时，天全黑了。墨菲拿上手电筒到路口去给北方人引路。他已经告知北方人详细的行驶路线，但他们还是有可能找不到。八点十分，他指引着四辆厢式货车回来了。车在院子里停下后，一个穿着驼色大衣的大个子男人从第一辆车的乘客座位上下来。他提着一个手提箱，表情严肃，没有一丝幽默感。

“墨菲吗？”他问道。墨菲点头。“货搞到了吗？”

“刚从法国来的船上卸下，”墨菲说，“就在谷仓里的卡车上。”

“如果你已经拆开了卡车的海关封条，我就要按箱检查。”那人威胁着说道。墨菲咽了口唾沫，暗自庆幸刚才抵住了想看看战利品的诱惑。

“法国海关封条原封没动，”他说，“你可以自己检查。”

来自北方的男人哼了一声，对随从点了点头。随从拉开了谷仓的大门。手电筒照在车后门的两把锁上，海关封条原封不动地扣在锁上。北爱尔兰人又哼一声，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的一名随从拿起一根撬棍走向车门锁。北方人把头一扬。

“我们去里面。”他说。墨菲拿着电筒在前面引路，进入这座旧农场里所谓的起居室。北方人把手提箱放到桌上，打开了箱盖。成捆的英镑让墨菲两眼放光，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九千瓶，每瓶四英镑，”他说，“那就是三万六千英镑，对不对？”

“三万五，”北方人嘟哝着说，“我喜欢整数。”

墨菲没有争论。他清楚地知道，与这人争论是不明智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满意的。给每位弟兄发三千英镑，扣去支出后，他还能净得两万多。“成交。”他说。

另一个北方人在破窗户那边出现，对自己的老板说了句话。

“你最好来看看。”他只说了这一句话。

然后他就走了。大个子“啪”的一声合上箱盖，抓起箱子的提手，拉开门迈步跟了过去。谷仓里，四个北爱尔兰人，还有基奥、布雷迪和布兰登，都围在卡车敞着的车门周围。六只电筒照亮了车厢里面。他们看到的不是整齐码放、印着世界驰名的白兰地制造商名字的木箱，而是别的货物。

里面堆放着一排排塑料编织袋，每只袋子上面都印着一个有名的园艺商的名字，下方印着“玫瑰花肥料”的字样。来自北方的男人瞪着那堆货物，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

“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责问道。

墨菲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惊得合不拢嘴。“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嘶哑，“我发誓我不知道。”

他说的是实话。他的消息绝对不会搞错，毕竟花了不少钱。他得到了正确的船名和货车信息。他也知道当天下午抵达的“圣帕特里克”号上只有一辆这样的卡车。

“司机呢？”大个子咆哮起来。

“在里面。”墨菲说。

“去问问他。”大个子说。墨菲在前面带路。倒霉的利亚姆・克拉克还像一只鸡似的被绑着扔在袋子上。

“你装的是什么货物？”大个子劈头盖脑地问道。

克拉克愤怒地在胶布后面咕哝着。大个子朝一个随从点了点头，那人走上前去，一把从克拉克嘴上扯下医用胶布。司机眼睛上还蒙着一条胶布。

“我说你装的到底是什么货物。”大个子重复着，克拉克咽了一下唾沫。

“玫瑰花肥料，”他说，“运单上写着呢。”

大个子用手电照了照从墨菲那里拿过来的那叠单证，然后把运单伸到墨菲鼻子底下。

“这个你没看过吗，白痴？”他问道。

墨菲把火气发泄到司机身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怒道。

虽然克拉克看不见是谁在呵斥，但狂怒使他勇气陡增。“因为我嘴上贴着该死的胶布，这就是为什么。”他吼了回去。

“这倒是真的，墨菲。”布兰登实事求是地说。

“闭嘴。”墨菲几近绝望，他逐渐靠向克拉克。“白兰地会不会在下面？”他问。

克拉克看起来明显不知情。“白兰地？”他重复着，“为什么会有白兰地？比利时又不出产白兰地。”

“比利时？”墨菲咆哮着，“你难道不是从法国的科涅克驾车到勒阿弗尔的吗！”

“我这辈子都没去过科涅克，”克拉克大喊，“我拉了一车玫瑰花肥料，是泥炭藓和干牛粪做的。我们从爱尔兰出口到比利时，我上周运的货。买方在安特卫普开包验货后认为不合格，不肯收货，于是都柏林的老板要我把货拉回来。我在安特卫普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单据理清楚。没错，都在运单上写着。”

来自北方的男人一直在用电筒查看手里的单据，确认克拉克的说法。他厌恶地哼了一声，把单据扔到地上。

“跟我来。”他边对墨菲说着，边率先朝外走去。墨菲跟了上去，争辩自己并不知情。

大个子在黑漆漆的院子里打断墨菲的辩解。他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抓住墨菲的风衣前襟，一把将他提起来摔进谷仓内。

“听着，你这个天主教的杂碎。”大个子骂道。

墨菲先前不知道自己在与北爱尔兰哪一拨不法商人做生意，现在他终于知道了。

“你，”大个子低沉的耳语使墨菲感到浑身冰冷，“真是不折不扣地劫持了一车狗屎，还白白浪费了我和我弟兄们的钱和时间……”

“我向你发誓……”墨菲声音嘶哑，感到喘不过气来，“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一定是下一艘船，明天下午两点钟抵达。我可以重新开始……”

“别费心了，”大个子低声说，“生意吹了。你给我听好，如果以后再跟我耍这样的花招，我就让两个兄弟过来敲断你的腿。记住了吗？”

天哪，墨菲心里想，这些北方佬是一群野兽，只知道讨好英国人。他心知，要保命的话，这些话是不能说的，于是点了点头。五分钟后，北方人和四辆空车都开走了。

在农舍里，墨菲和几个沮丧的同伙借着手电光喝干了那壶威士忌。

“现在怎么办？”布雷迪问道。

“这样，”墨菲说，“我们清除证据。除了我自己，大家都没捞着，但也没亏。”

“那我们之前说好的三千英镑呢？”基奥问。

墨菲想了想。在北爱尔兰人的恐吓之后，他可不想再受到自己人的威胁。

“弟兄们，只能每人一千五，”他说，“但你们得等一阵子，等我弄到钱。为了这次行动，我已经赔了老本。”

即使不满意，他们也平静多了。

“布兰登，你，布雷迪，还有基奥，把这里打扫干净。每一处刮擦痕迹、脚印和泥里的车辙，全都清除掉。做完这一切之后，驾驶那辆轿车把司机扔到南方的路边，扔掉他的鞋子，嘴巴、眼睛和手腕的胶布继续贴着，这样他就是报警，也得花些时间。然后转向北方，开回家去。

“我说话算数，基奥，我开着卡车把它扔到去基普尔的山丘上，然后我步行下山，在返回都柏林的大路上说不定可以搭一辆顺风车。同意吗？”

他们都同意了，也别无选择。那些北方佬已经砸烂了拖车后部的铁锁，所以这帮人不得不四处找来木条以便把两扇车门的锁扣扣住。随后，他们把装着让人失望的货物的车厢门关上。墨菲驾驶着这辆大货车轰隆隆地从农场出来，返回到那条土路上，继而左转朝朱斯树林和威克洛山区驶去。

此时刚过九点三十分，墨菲在经过朗德伍德公路边上的树林时，遇上一辆拖拉机。一般说来，这么晚的时候农民是不会开着拖拉机出来的，而且这辆拖拉机一只大灯不亮，另一只则沾满了泥，后面的挂车上还装着十吨干草捆。但这个农民就开着这样一辆拖拉机在黑夜里外出了。

当墨菲看到拖挂货车迎面而来的庞大身影时，他正在两道石墙之间疾驰。他立即踩下急刹车。

拖挂货车虽然能够比同等长度的固定结构卡车更灵活地转弯，但刹车时却很危险。如果起拖曳作用的车头与载货的拖车不在一条直线上，它们就会呈V字形弯折。笨重的拖车会把车头挤到旁边打滑。墨菲的货车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幸亏有威克洛山区随处可见的石头墙挡着，他才没有滚下去。那个农民加大油门冲进旁边的农场大门，身后载着草捆的拖车则避让不及。当拖拉机的拖车撞上来时，墨菲的车头开始打滑。货车的刹车咬死了，装载的肥料向他挤过来，草捆因为压力爆裂开来，撒落到他的驾驶室上面，几乎把驾驶室埋了起来。他身后拖车的尾部撞上一道石墙，弹回到路面后，又撞到了对面的石墙上。

当金属与石墙摩擦的嘎吱声停下时，农用拖车脱开了与拖拉机的连接，滑行了十英尺后，直直地停在了那里。冲击力把农夫从座位甩到了一堆青贮饲料里；他正在大声尖叫。墨菲则坐在草捆下的昏暗驾驶室里。

与石墙的撞击导致拴住货车车厢后门的木条双双断裂，两扇车门洞开着。一些玫瑰花肥料散落在卡车后面的道路上。墨菲打开驾驶室车门，扒开草捆下车。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可能远离这里，越远越好。黑暗中，那农夫不可能认出他。但当他爬下驾驶室时想起来，还没擦掉自己留在驾驶室里的指纹。

农夫已经从青贮饲料堆里钻了出来，正站在货车驾驶室旁边的道路上，浑身散发出一股现代须后水制造商无论如何也炮制不出来的气味。显然，他在等待墨菲出来。墨菲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要让农夫消气，还要主动帮着把草捆重新装上拖车，然后，他将抓住机会擦掉驾驶室里的指纹，在黑暗中溜走。

就在这时，来了一辆警察巡逻车。警车总是很奇怪，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哪里都找不到；可你才把对方的车擦掉一点点漆，它就会突然冒出来。这辆警车刚刚护送一位部长从都柏林回到安纳摩尔附近的乡间住宅，正在返回首都的途中。当墨菲看到汽车前灯时还以为只是一辆普通汽车，车灯熄灭时，他才看出这是真家伙。车顶上有警察局的标记，而且会发亮。

一位警长头衔的警察和一位警员慢慢绕过已经不会动弹的车头和拖车，打量着四处散落的草捆。墨菲明白他只能撒谎了。黑暗中，他仍可以趁机逃走。

“你的？”警长朝着货车点头示意，问道。

“是的。”墨菲说。

“在主路上行驶很久了？”警长说。

“是啊，天也晚了，”墨菲说，“今天下午到罗斯莱尔的渡轮晚点了，我想交完货回家睡觉。”

“证件。”警长说。

墨菲钻进驾驶室，把利亚姆・克拉克的那叠单据递给了他。

“利亚姆・克拉克？”警长问道。

墨菲点点头。单据都符合。那名警员刚才在检查拖拉机，现在回到了警长身边。

“你的一个大灯坏了，”他朝农夫点了点头，“另一个灯沾着泥土，十码外根本看不见这辆货车。”

警长把单据还给墨菲，把注意力转向农夫。农夫刚才还理直气壮，现在开始担心了。墨菲反而来了精神。

“我不想小题大做，”他说，“但警察说得对，根本就看不见拖拉机和拖车。”

“你有驾照吗？”警长问农夫。

“在家里。”农夫回答。

“也有保险，对吧，”警长说，“希望都是齐全有效的，我们等会儿去看看。车灯坏了，你现在不能再开了。把拖车推到田野里去，把干草从路面上清理掉，天亮后你再来收拾吧。我们送你回家，顺便也看看你的证件。”

墨菲的精神更加高涨，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警员开始检查卡车的车灯。前灯完全正常，他走过去检查尾灯。

“你装的什么货物？”警长问道。

“肥料，”墨菲回答，“苔藓牛粪各一部分，对玫瑰花很适用。”

警长哈哈大笑起来。他转身去看农夫，农夫正把干草扔到拖车后面去。路面已经差不多清理干净了。

“这车拉了一车肥料，”他说，“可你却栽了进去，淹到脖子根。”他被自己的风趣逗笑了。

警员从大货车的拖车后面回来了。“车门撞开了，”他说，“几只袋子掉到地上摔破了。我认为你最好去看一看，警长。”

他们三人沿着车身走向车尾。

有十二只袋子从洞开的车门掉了出来，其中四袋散了包。月光洒在裂开的塑料编织袋之间的一堆堆褐色肥料上。警员拿出手电查看。如同后来墨菲对他的狱友们所说的那样，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

在月光和手电光下，从破损的袋子里露出来的赫然是火箭筒和机关枪。墨菲的胃部翻腾起来。

爱尔兰警察一般不携带手枪，但在执行护送部长的任务时，他们是带枪的。警长的自动手枪对准了墨菲的腹部。

墨菲叹了一口气，这真是一个倒霉的日子。他不但没能劫到九千瓶白兰地，反而截获了别人的走私军火，他心里明白这个“别人”应该是谁。他能够想象出今后两年自己可能会待在哪几个地方，但都柏林的大街不会包括在内。

他慢慢地举起双手。

“我能交代的情况不是很多。”他坦承。

敲 诈

那天早晨，在从艾登布里奇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假如塞缪尔・纳特金没把眼镜盒掉在座位垫子的夹缝中，这事就不会发生了。但他偏偏掉了眼镜盒，偏偏又把手伸进坐垫之间去摸索，于是，事情便发生了。

他摸来摸去，手指头不仅碰到了眼镜盒，还触及一本薄薄的杂志，显然是这个座位先前的旅客塞在那里的。他以为是一份火车时刻表，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它抽了出来。倒不是说他需要一份火车时刻表。这趟通勤火车他已经坐了二十五年，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安宁的艾登布里奇小镇到伦敦的查令十字街车站，傍晚也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坎农街车站抵达肯特，他不需要火车时刻表，只是一时间感到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就脸红了，赶快又把它塞回座垫下面。他打量了一下隔间，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的发现。在他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泰晤士报》和一份《卫报》正随着火车的节奏一上一下地晃动，房产价格版面遮住了读者们的脸。在他的左边，老福格蒂在全神贯注地玩填字游戏；在他右边的车窗外，希瑟格林站飞驰而过。纳特金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光亮。上部印有“新圈子”的字样，显然是这份出版物的名字。封面的底部是：“单身、夫妇、团组——两性联谊杂志。”两行字之间、封面正中的位置是一位大块头女士的照片，她胸部高耸，脸部用一个白色方块遮住。照片上面写着：“广告者H331”的字样。纳特金先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杂志，但在前往查令十字街站的一路上，他一直想着他所发现的这样东西的暗示。

到站后车门一齐打开，上班族都涌到了熙熙攘攘的六号站台。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着文件包、雨伞和圆顶礼帽，直至隔间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鼓起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之间抽出来，塞进文件包，然后手里拿着季度车票加入到朝着检票口蜂拥过去的圆顶礼帽海洋中去了。

从火车换乘地铁，再从曼森大厦地铁站出来，踏上台阶进入三一巷，又沿着坎农街走到他当小职员的保险公司大楼。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他曾经听说过一个人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在那人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叠艳照。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脑海里。这种事情，谁能解释得清楚呢？那种羞耻和尴尬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躺在病床上，一条腿吊在半空中，自己的秘密口味变得人尽皆知。那天上午他过马路时特别小心，直至抵达保险公司的办公楼。

由此可以推测，纳特金先生并不习惯这种事情。有人曾经说过，人会倾向于模仿自己平时得到的外号：叫一个男人“壮汉”，那么他就会昂首阔步、神气活现；称他为“杀手”，他就会眯起眼睛到处走动，努力去模仿鲍嘉[2]说话的样子；“风趣先生”会一直讲笑话、扮小丑，直至大家都摆脱压力、开怀大笑。塞缪尔・纳特金十岁时，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看了比阿特丽克斯・波特[3]的童话故事，给他起了个“松鼠”的外号，他的命运就这么被框定了。

自从二十三岁起，他就在伦敦工作了。战争结束时，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候，他能找到这份工作可谓很幸运。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稳定，最后还有退休金。这家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支机构，如同五百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安全稳固。这份工作标志着纳特金进入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方圆一英里，触角遍及全球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大本营。

四十年代后期，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午休时，他会在街上闲逛，看看那些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古老街道。那时候，面包街、玉米山、家禽街确实是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而伦敦墙也确实标志着伦敦城的边界。在这些外表朴素的石头建筑物内，冒险商人们得到资金支持，远渡重洋去中东、非洲和远东开拓贸易往来、开矿或寻宝，再把战利品送回这座城市，进行保险、放贷和投资。这一平方英里之中的董事会和账房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到上百万穷人的生计。这些事情让塞缪尔・纳特金感动，但他却从没想过这些人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强盗。总体来说，纳特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光阴荏苒，二十五年后，原先的神奇感觉已经消退，他成了每天潮水般涌进这座城市的上班族中的一员。他穿着办事员灰西装、拿着雨伞、戴着礼帽、拎着公文包，在这里工作八个小时，然后返回近郊的家中。

在这片都市丛林中，一如他的外号，纳特金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工作已经使他适应了办公桌，他是一个身材圆胖的快乐男子，今年刚满六十岁，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为的是能够阅读和近距离看东西。他性情温和，对秘书总是彬彬有礼。她们都认为他很亲切，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下流杂志，更不用说随身携带了。但今天上午他这么做了。他溜进洗手间，插上插销，把《新圈子》杂志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

他感到新奇。有些登广告的人附有照片，显然主要是家庭妇女，她们穿着内衣，摆出一些非常业余的姿势；其余的没有照片，但文字内容更为明确。有几条广告所说的服务让人摸不着头脑，至少对纳特金先生来说是如此。但大多数他是明白的，而且大多数女士刊登的广告都表示她们希望结识慷慨的职业男士。看完后，他把杂志塞进公文包最深处，匆匆回到办公室。当晚，他设法把杂志带回到了艾登布里奇的家中，一路上没遭到警察的拦截和搜查。他把它藏到壁炉旁的地毯下，莱蒂斯绝对不会发现。

莱蒂斯是纳特金太太。她总是躺在床上，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弱，而布尔斯特罗德大夫则认为这是严重的臆想症。她是一个脆弱憔悴的妇女，长着尖鼻子，爱发牢骚。她已经多年没给纳特金带来任何床笫内外的生理愉悦了。他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为了不使她伤心，他本愿意做任何事。幸好她因为腰背不好从来不做家务，所以不会去掀开壁炉旁边的地毯。

整整三天时间里，纳特金先生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他主要是在想着其中一位登广告的女士。从广告中的简介来看，她身材高挑、体态丰满。第三天，他鼓起勇气坐下来，给那条广告写答复。他写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普通纸片上，内容简单扼要。他写道：“亲爱的女士……”然后解释说他看到了她的广告，很想与她见面。

杂志的插页向读者解释了如何答复广告：写好你的回信，与一枚写着你的地址并贴好邮票的信封一起，装进一个普通信封中封好，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上你所回信的广告者号码，再把这个信封和中介费一起装入第三个信封，把它寄到该杂志在伦敦的办公地址。纳特金先生全部照办了，只是在写自己地址的信封上写上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由亨利・琼斯转交。那是他的真实地址。

在之后的六天里，每天早晨邮件抵达的时候，他都会立即下楼去门厅收信。第六天，他发现了写有亨利・琼斯名字的信封。他把信件放进口袋里，上楼去收拾老婆的早餐盘子。

那天上午坐火车去城里时，他溜进厕所，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信封。里面是他自己的信，信的背面有一份手写回复，其文字是：“亲爱的亨利，谢谢你答复我的广告。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许多乐子。打电话给我吧，号码是……爱你的萨利。”那个电话号码属于伦敦西区贝斯沃特一带。

信封上没有其他信息。塞缪尔・纳特金把电话号码抄在一张纸条上，塞进裤子后插袋里，然后把信和信封丢到马桶里冲掉。回到座位上时，他感到很紧张，觉得人们一定都在盯着他。实际情况是，对面的老福格蒂刚刚填出了十五个字母的单词。没人抬头看他。

午休时，他在附近地铁站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拨打了那个号码，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接了电话：“喂？”

纳特金先生把一枚五便士的硬币塞进投币孔，清了清嗓子说：“呃……你好，是萨利女士吗？”

“是呀，”那声音说，“你哪位？”

“哦，呃，我的名字是琼斯，亨利・琼斯。今天早上我收到你的一封信，是关于我给广告回复的事情……”

电话的另一头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那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哦，是的，我记得，亨利。嗯，亲爱的，你来看看我好吗？”

塞缪尔・纳特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旧皮革一般僵硬。“好的。”他的声音低哑。

“好极了，”那边的女人满意地说，“但有件事，亨利，亲爱的。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带给我一件小礼物，就是说，帮我解决点房租问题。是二十英镑，但不用着急，这样行吗？”

纳特金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话筒说：“行。”

“好的，”她说，“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

“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市区上班，晚上要回家的。”

“那好吧。明天可以吗？好，那就十二点半？我把地址给你……”

他还是感到很紧张。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当他来到贝斯沃特西伯尼街旁边那个地下室公寓的门口时，他心里的那种紧张感已经变成为蠢蠢欲动了。他忐忑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的过道里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短暂的停顿，有人正透过门上的猫眼窥视，那孔眼正可以看到他所站立的位置。然后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等他进入后，就关上了门。“你就是亨利吧。”她柔声说。他点了点头。“嗯，去客厅吧，我们可以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走过廊道，进入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他的心脏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象的要老一些，三十五六岁，浓妆艳抹，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但部分是因为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刚才当她在前面领他进走廊时，从那拖地睡袍下的臀部宽度来看，她块头很大。她转身把他引进客厅时，衣袍前襟敞开了一下，露出了里面镶有红边的黑色尼龙胸衣。她让门开着。

房间中家具简陋，似乎只有很少的几件个人用品。那女人朝他露出了鼓励的微笑。

“你把我的小礼物带来了吗，亨利？”她问他。

塞缪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袋里的二十英镑纸钞递给她。她接过钱，塞进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里。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的。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的边缘，他感觉自己嘴里就像是塞满了快干水泥。“这很难解释。”他咕哝着说。

她又笑了。“用不着害羞。你想做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了她。她没有表现出惊讶。

“没事，”她轻松地说，“许多男士都喜欢那种事情。现在，脱下外套、长裤和鞋子，然后跟我去卧室。”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着她再次走过廊道进入卧室。房间里的灯光出人意料地明亮。进屋后，她关门上锁，把钥匙放进睡袍口袋，然后脱下睡袍，挂在门后。

三天后，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投递到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塞缪尔・纳特金在前门的蹭鞋垫上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捡起来，拿到早餐桌上。一共有三封信：一封是莱蒂斯姐姐写来的，一封是家政公司的盆花账单，第三封信件是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的邮戳是伦敦，信是写给塞缪尔・纳特金的。他毫无疑心地打开，以为是一份商业广告，但不是。

当六张照片掉出来、正面朝上摊在桌上时，他迷惘地盯着这些东西，愣住了。当他终于明白过来时，迷惘立刻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些照片，无论是清晰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都能清楚看见那女人的脸，在至少两张照片上，他自己的面孔也清晰可辨。他慌忙去看信封里面，想知道还有什么，但信封里面已经空了。他把六张照片都翻过来，但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信息都在正面，是黑白的图片，没有文字。

塞缪尔・纳特金陷入了恐慌。他把照片塞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下，发现那本杂志还在那里。他一转念，便把全部东西拿到外面，在车库后面烧了，又用鞋跟把灰烬踩进潮湿的泥土里。回到屋里后，他想请病假在家里待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蒂斯的怀疑，因为他身体完全正常。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撤下她的早餐盘子，匆匆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视着车窗外面，心中还是一团乱麻。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个头绪。在过了新克罗斯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气，“外套和钱包。”

老福格蒂正低头研究七个字母的填空，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说，“字母太多了。”

塞缪尔・纳特金悲哀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部的郊区慢慢被火车甩到后面。他不习惯这种事情。整个上午，一种冰冷的恐惧始终攥着他的胃，他根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饭时，他试着拨打萨利给的电话号码，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但门上挂着锁、钉着木条，在与人行道齐平的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三四点钟时，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无法追查。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人会说，最近一个月他出门在外，回来时发现门被撬了，此后常常接到找萨利的电话，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再过一天，那人也会消失。

他回家后，莱蒂斯比以往更牢骚满腹，埋怨说来了三个电话，都指名道姓要他接听，打搅了她下午的休息。这可不妙。

刚过八点钟，第四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蒂斯一个人看电视，自己走到门厅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铃响了好几声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很模糊，好像有手帕捂在话筒上似的。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

“或者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

塞缪尔・纳特金的胃在上下翻腾。

“你是谁？”他问道。

“名字并不重要，朋友。你早上收信时看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想干什么？”

“我问你，朋友。那些照片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仔细看过了，是吗？”

塞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恐惧得直咽唾沫。“是的。”

“嗯，你是一个淘气的家伙，对不对？我应该给你的公司老板也寄去一套同样的照片。是的，我知道你的公司，还有总经理的名字。然后，我也可能给你老婆寄去一套，或者还有网球俱乐部的秘书。你钱包里的东西可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听着，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对方的声音打断了他。

“我不会在电话里跟你多说的。别想去报警，警察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要冷静，朋友，你可以把一切都拿回去，底片和所有照片。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你几点钟去上班？”

“八点二十分。”

“我明天早上八点再给你打电话，祝你晚安。”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纳特金先生只听到嘟嘟的拨号音。

这夜他很不安宁，可以用“可怕”来形容。莱蒂斯上床后，他借口去给壁炉添加燃料，把钱包里的东西挨个检查了一遍。火车季票、支票本、网球俱乐部会员卡、两封写给他的信、他和莱蒂斯的两张照片、驾驶执照、保险公司社交俱乐部会员卡，这一切足以辨明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

阿卡西亚街的路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半明半暗的亮光下，他看向对面床上莱蒂斯那张不高兴的面容——她总是坚持分床睡觉——心中想象着在他上班时，她打开第二次投寄过来的写给她的牛皮纸信封时的情景。他努力想象着公司领导本森先生收到同一套照片后的情景，或者网球俱乐部组委会召开特别会议，传阅那些照片并“重新审查”塞缪尔・纳特金会员资格的情景。他无法想象。但有一点相当肯定，这个打击是可怜的莱蒂斯无法承受的……她肯定承受不了。必须阻止这样的事情。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他不习惯这种事情，直至黎明前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八点整，那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正在门厅里等候，与往常一样，他身穿铁灰色西装和白领子衬衫，头戴圆筒礼帽，手里提着雨伞和公文包，准备按时赶赴火车站。

“你考虑过了，是吧？”那个声音问道。

“是的。”塞缪尔・纳特金的声音颤抖。

“想拿回那些底片吗？”

“是的。”

“嗯，恐怕你得出钱来买呢，朋友。只是为了抵付我们的成本，同时也许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纳特金先生咽了咽口水。“我不是有钱人，”他恳求说，“你要多少？”

“一千英镑。”那人在电话另一头毫不犹豫地回答。

纳特金先生惊慌失措。“可我拿不出一千英镑。”他争辩着说道。

“那你得去凑钱了，”那人在电话里轻蔑地说，“你可以贷款，用你的房子、汽车或其他什么东西作抵押。但你必须搞到，而且要快。今天晚上搞到。我今晚八点再打你电话。”

那人又挂断了电话，只有拨号音的响声留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耳边。他上楼，在莱蒂斯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就离家去上班了。但那天他没有登上八点三十一分开往查令十字街的火车。他去了公园，孤独地坐在一把长凳上。一位身着西装、头戴礼帽的绅士本应该去伦敦市区上班，却古怪地独自坐在树木花草丛中。他觉得应该好好想一想，坐在总是没完没了地玩填字游戏的老福格蒂旁边，他不能静下心来思考。

他认为，如果努力一下的话，是能够借到一千英镑的，但那会引起银行职员的怀疑。假如他提出要用过的旧钞，那么银行经理更是会大惊失色。他可以说，要去还赌债，但没人会相信，他们知道他不赌博。他也不酗酒，只是偶尔喝一杯葡萄酒，而且他不抽烟，只在圣诞节时才抽上一支雪茄。他猜测，他们会认为他有了一个女人，然后他又丢掉这个念头，他们知道他不会养一个情人。怎么办？怎么办？他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可以去找警察。警察肯定能追查到那些人，即使他们用的是假名和租赁的房子。但那就要开庭审讯，他得去作证。他们会用代称来指被敲诈者，他在报上看到过，但圈子里的人通常会知道那是谁。一个人不可能一次次去法院而不被察觉，对于一个三十五年来一直过着刻板生活的人来说，这是瞒不住的。

九点半时，他离开公园的长凳，去了一个电话亭。他打了个电话到办公室，告诉自己的部门主管说，他身体不舒服，但下午会去上班。然后，他朝银行走去。在路上，他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回想起他在报上看到过的所有关于讹诈的案件。法律上叫什么来着？敲诈勒索钱财，是这个说法。一条漂亮的法律短语，他痛苦地想道，但对受害人没多少用处。

假如他是个单身汉，他想，再年轻点，他会告诉他们真相。但他已经太老，不能再换工作了。而且，还有莱蒂斯，可怜脆弱的莱蒂斯，这个打击她承受不起，对此他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他必须保护莱蒂斯，这一点，他已经铁了心。

走到银行门口时，他就没有勇气了。他不能面对银行经理提出这种奇怪而又说不清楚的要求。那等于是说：“我被敲诈了，我要贷款一千英镑。”而且，在给了第一次的一千英镑后，他们就不会再来索取了吗？把他榨干后再寄还照片？这很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在家门口的银行贷款。只有先回伦敦了，他勉强作出这个决定，毕竟他还是一个诚实的正人君子。因此，他坐上十点三十一分的火车。

他来到伦敦，但现在去办公室显得太早，于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决定去购物。由于生性谨慎，他不能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在口袋里揣上一千英镑，这不自然。所以，他到一个商场的办公用品柜台买了一个带锁的铁皮小钱箱。在其他商店里，他买了一磅糖粉（他解释说给妻子做生日蛋糕用）、玫瑰花用的一罐化肥、厨房里抓耗子用的捕鼠夹子、楼梯下配电箱里用的一些保险丝、手电筒用的两节电池、修理水壶用的一把电烙铁，以及遵纪守法的普通家庭会需要的一些其他无害的用品。

下午两点钟，他到了办公室，向部门领导报告说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然后便埋头于公司的账务工作。幸好塞缪尔・纳特金先生根本就没想过要从公司的账目上非法挪用钱款。

晚上八点钟，他又与莱蒂斯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这时候，门厅里的电话响了。当他去接听时，耳边响起的又是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

“你搞到钱了吗？纳特金先生？”那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个……搞到了，”纳特金说，不等那人开口，他接着说，“听着，你干嘛不把底片寄来，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作个了断？”

电话里一阵沉寂，好像线路另一头的那个人愣住了。

“你疯了吗？”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终于说话了。

“没有，”纳特金认真地说，“我没疯，我只是希望你明白，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会有人痛苦的。”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疯子，”那声音恼火地说，“你必须按该死的指示去做，不然的话，我就把照片寄给你的老婆和老板，让你去见鬼。”

纳特金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说，“你说吧。”

“明天吃中饭的时候，坐出租车到艾伯特桥大街。拐入巴特西公园，沿着西车道背河走，半路上左转进入中央车道，一直朝前走。走到一半时，会看到那里有两把长椅，这个季节那里不会有人。用棕色纸包好包裹，放到第一把长椅下面，然后继续前行，从另一边走出公园。明白了吗？”

“明白了。”纳特金先生说。

“好，”那声音说，“最后一点，你一进入公园，就会有人监视你，你放包裹的时候也会有人监视。别以为警察能帮你，我们知道你的长相，但你不认识我。如果有一丝麻烦的迹象，或者有警察监视，我们就开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纳特金？”

“是的。”纳特金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好，嗯，那你就按吩咐去做吧，别犯错误。”

然后那人就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塞缪尔・纳特金对老婆说要去房子侧面的车库。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第二天，塞缪尔・纳特金严格按照指令行事。他沿着公园西侧的西车道走，刚要拐进中央车道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那人在几步之外，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在看地图，他戴着头盔、风镜，脸上还蒙着一条围巾。他透过围巾叫道：“喂，朋友，能帮个忙吗？”

纳特金先生停住了脚步。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他走到两码外街沿石边的摩托车那里，弯腰去看地图。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咝咝响了起来：“我要拿走那个包裹，纳特金。”

他感觉到包裹从手里被夺走，听到引擎发动起来的轰鸣声，看到包裹被扔进摩托车把手前面的车篮中。一眨眼的工夫，摩托车就开走，汇入了中午艾伯特桥大街的车流中。这件事在几秒之内就结束了。那人动作敏捷，迅速逃离，即使有警察监视，也不大可能抓住他。纳特金悲伤地摇摇头，朝市区的办公室走回去。

那个关于外号和名字的理论，在刑事调查处斯迈利侦缉警长的身上一点也不符合[4]。一周以后，当他来找纳特金先生时，他那长长的马脸和忧郁的棕色眼睛看上去很阴沉。在黑暗的冬夜，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大衣站在门口，活像一个送葬者。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呃，是的，是我。”

“我是斯迈利警长，先生。能与你说几句话吗？”他掏出了警官证。纳特金点头表示认可，说：“进来吧。”

斯迈利警长有点不太自在。

“这个……我要讨论的事情，纳特金先生，有点私密的性质，也许还有点尴尬。”他说。

“天哪，”纳特金说，“没必要尴尬的，警长。”

斯迈利凝视着他，“没必要……？”

“哎哟，没必要的。肯定是警察舞会的一些票子，我们网球俱乐部一直会派发。作为本年度的秘书，我是想……”

斯迈利重重咽了一下口水，“恐怕不是警察舞会的事情，先生。我是来开展一项调查的。”

“嗯，那还是没有必要尴尬的。”纳特金先生说。

斯迈利下颚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我考虑的是你会尴尬，先生，不是我，”他耐心地说，“你夫人在家吗，先生？”

“哦，在家的，但她上床了。她总是很早休息，她身体欠佳……”

恰好这个时候，一个暴躁的声音从楼上飘到门厅里。“是谁呀，塞缪尔？”

“一位先生，警方的，亲爱的。”

“警方？”

“别操心，亲爱的，”塞缪尔・纳特金喊了回去，“呃……只是最近与警察运动俱乐部的网球锦标赛的事情。”

斯迈利警长对他的遁词点头表示赞同，跟在纳特金后面走进客厅。

“现在，你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会使我尴尬？”纳特金关上了门。

“几天前，”斯迈利警长开始说，“我们伦敦警察厅同事去了伦敦西区的一套公寓。在实施搜查时，他们碰巧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系列信封。”

塞缪尔颇感兴趣地盯着他。

“总共大约有三十个信封，每个里面都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都是不同的人——以及家庭住址，有的还有工作地址。信封里面还装有十几张照相底片，拍摄的都是男人的照片，通常是年长男士在与一个女人胡搞。”

塞缪尔・纳特金的脸色变白了，他紧张地舔着嘴唇。斯迈利警长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在每个事件里，”他接着说，“照片里的女人都是相同的，是警方已知的一个有罪的妓女。恐怕我不得不告诉你，先生，有一个信封里有你的名字和地址，还有六张底片，表明你跟那个女人混在一起。我们已经肯定，那女人，以及与她在一起的某个男子，就是那套被搜查公寓的居住者。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塞缪尔・纳特金羞愧地双手捧着头，一双憔悴的眼睛盯着地毯。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噢，天哪，”他说，“照片。肯定是有人偷拍了照片。噢，这事情如果传出去，就太丢人了。我向你发誓，警长，我根本不知道那是非法的。”

斯迈利快速眨了几下眼睛，“纳特金先生，让我把事情说个明白，你的行为不是非法的。对警察来说，你的私生活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就行。找妓女并不违法。”

“可我不明白，”纳特金的声音颤抖着，“你说你是来调查……”

“但我不是来调查你的私生活的，纳特金先生，”斯迈利警长坚定地说，“我继续说下去好吗？谢谢。伦敦警察厅认为，通过个人联系或广告联系，男人们被诱骗到这个女人的公寓里，然后被偷拍照片，之后会受到敲诈勒索。”

塞缪尔・纳特金抬头凝视着警长，眼睛睁得圆圆的。他确实很不习惯这种事情。

“敲诈，”他低声说着，“噢，老天爷啊，那就更糟了。”

“确实如此，纳特金先生，现在……”侦探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你能认出这个女人吗？”

纳特金凝视着一张与那个叫萨利的女人极为相似的照片。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警长说，他把照片收了起来，“那么，先生，你能用你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你是怎么跟这个女人认识的吗？在这个阶段，我不需要做任何记录，你的话是保密的，除非现在或以后能证明与案件有关。”

停顿了一下后，带着羞愧和窘迫，塞缪尔・纳特金开始从头说起这件事：什么情况下发现的那本杂志，在公司洗手间里的阅读，要不要写一封回信的三天思想斗争，经不起诱惑以亨利・琼斯的名字写了信。他叙说了此后收到的那封信，和自己记下电话号码、然后销毁信件的过程，也说了他在当天午饭时打的那个电话，定下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的一次会面。他讲述了在地下室公寓里与那个女人的见面，她是如何告诉他把他的外套留在客厅里、然后带他进入卧室的，还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做那种事情，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后，他把那份杂志用火给烧了，并发誓以后再也不干那种事情了。

“嗯，先生，”在他说完后，斯迈利警长说，“有一点很重要。那天下午以后，你是否接到过电话，或听说过有打给你的电话，以便利用这些拍摄的照片向你敲诈钱财？”

塞缪尔・纳特金摇摇头。“没有，”他说，“没有那样的事情。看来，他们还没来找我。”

斯迈利警长最后微笑了，笑得很严肃，“他们还没来找你，先生，他们不会来了。毕竟，警方已经缴获了这些照片。”

塞缪尔・纳特金抬起头来，眼睛里含着希望。“当然，”他说，“因为你们的调查。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我，就被你们发现了。告诉我，警长，那么这些可怕的照片会……如何处理呢？”

“在我向苏格兰场说明你的那些照片与我们的调查无关后，他们会把照片烧掉。”

“哦，我很高兴，也可以放心了。但请告诉我，那两个男女掌握了可以对许多男士进行敲诈的把柄，那么他们肯定已经对某个人实施敲诈了吧？”

“那是毫无疑问的，”警长说，他起身准备离去，“而且毫无疑问，警官们根据苏格兰场的指令，正在走访照片里出现的几十名男子。在展开调查询问工作的时候，我们无疑能查出那些已被敲诈了钱财的人。”

“但你怎么知道谁被敲诈了、谁没被敲诈呢？”纳特金先生问道，“毕竟，一个人可能被敲诈后交了钱，但害怕了，不敢道出真相，即使对警察也不敢。”

斯迈利警长朝这位保险公司职员点点头。“银行账单，先生。大多数平头百姓只有一两个银行账户，要筹集大笔钱款，他就得去银行提取，或者变卖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总会留下一些痕迹。”

现在他们已经走到门口。

“嗯，我想说，”纳特金先生说，“我真佩服那个向警方揭露恶棍的人。我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他们对我敲竹杠，我也有勇气这样告发。顺便说一下，我不用作证了，是吧？我知道这应该是保密的，但你知道，最终人们还是会发现。”

“你不用作证了，纳特金先生。”

“我同情揭露坏蛋的那个可怜人，但总得有人去揭露。”塞缪尔・纳特金说。

“名单上所有参与这种事情的人都不用作证了，先生。”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已经揭露了那两个人，证据确凿。你们肯定是要去逮捕他们。那你们的调查……”

“纳特金先生，”斯迈利警长倚在门框上，“我们并不是在调查敲诈。我们是在调查谋杀。”

塞缪尔・纳特金惊呆了。“谋杀？”他发出了尖叫声，“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杀了人？”

“谁杀了人？”

“那两个敲诈者？”

“不，先生，他们没杀人，某个顽皮的人把他们杀了。问题是，谁干的？但这也是敲诈者会遇到的麻烦。到现在，他们也许已经敲诈了一百多人，但最后其中一位受害人追踪到了他们的隐藏处。他们之间的联络很可能都是通过公用电话亭，除了针对现在这些受害人的刑事证据外，没有其他记录。问题是：该从哪里着手？”

“是呀，哪里呢？”塞缪尔・纳特金喃喃地说道，“他们是……被枪杀的？”

“不，先生。干这事的人，只是把一个包裹送到了他们的门口。所以，那人一定知道他们的地址。包裹里有一个钱箱，盖子上显然用胶带粘着一把钥匙。在用钥匙去开锁时，盖子在一只捕鼠夹弹簧的压力作用下弹开来，一个精巧制作的反拆卸装置触发了炸弹，把他们二人炸得粉身碎骨。”

纳特金盯着他，似乎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真想不到，”他喘着气说，“但一个老老实实的公民上哪里去搞到一颗炸弹呢？”

斯迈利警长摇了摇头。

“这年头，先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爱尔兰人，阿拉伯人，许多外国人，还有制作炸弹的书。与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现在，只要有一些合适的材料，几乎每个学过化学的中学六年级学生都能制作炸弹。嗯，晚安，纳特金先生。我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第二天，纳特金来到市区的古塞特镜框商店，取回两周前存放在那里的照片。他曾经嘱咐店里为他保管好，换上一个新镜框，到时候他自己会来取。那天晚上，这张照片又被骄傲地摆放在了壁炉旁边的桌子上。

这是一张旧照片，上面有两个年轻人，穿着皇家陆军工程兵拆弹部队的制服。他们骑坐在一颗德国制造的“德国大兵”五吨重磅炸弹的壳体上。在他们面前的一块毯子上，摆放着几十个原来设在炸弹里组成六个单独反拆卸装置的零件；背景是一座村庄的教堂。其中一个年轻人有一张瘦瘦长长的脸，佩有少校的肩章；另一个圆圆胖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照片下面有一行字：“炸弹专家麦克・哈洛伦少校和塞缪尔・纳特金下士惠存，斯蒂普诺顿村全体村民衷心感谢你们，一九四三年七月。”

纳特金先生自豪地看着照片。然后他轻蔑地哼了一声。

“中学六年级学生，没错。”

谨慎的人

蒂莫西・汉森一生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能从容不迫地谨慎对待。他引以为豪的是，这种冷静分析继而作出最佳选择、最终不懈追求的习惯，使他在中年的时候就拥有了现在所享受的财富和地位。

一个清新的四月清晨，他站在德文郡大街一座房屋前最高的台阶上，考虑着自己的处境。这里是伦敦高级医疗中心。他身后两扇黑亮的大门先后慢慢地关上了。

顾问大夫是一位老朋友，多年以来一直是他的私人医生。即使是对陌生人，这位大夫也总是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和惋惜，而面对一位老朋友，他就更为难了。他那副表情，看起来比病人还要痛苦。

“蒂莫西，在我职业生涯中，我只告知过三次这样的消息。”他说道，一双干瘪的手放在X光片和病历卡的夹子上，“请你相信我，在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人生中，这是最可怕的经历。”

汉森示意他完全相信他。

“假如你不是我所了解的那种人，我也许会对你说谎的。”医生说。

汉森感谢他的恭维和直率。

顾问医生亲自把他送到咨询室的门口。“如果有任何事情……我知道这是陈词滥调……但你明白我的意思……任何事情……”

汉森抓住医生的胳膊，对他的这位朋友报以微笑。这已经足够了，他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些。

穿着白衣的接待员陪同他走到门外。汉森站在那里，深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昨晚的东北风把城里荡涤干净了。他站在台阶的顶部俯瞰街上那些朴素优雅的楼房。现在，它们大都是金融顾问办公室、高级律师事务所和私人诊所。

在人行道上，一位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子正轻快地朝马里波恩购物街走去。她看上去漂亮妩媚，双眸闪闪发光，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汉森遇上了她的目光，一时冲动，朝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她看上去吃了一惊，他们并不认识。她突然明白这是一种挑逗，而不是问候。她报以嫣然一笑，继续快步向前，屁股摇摆的幅度加大了。司机理查兹装作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全看到了，还露出赞许的神情。理查兹正站在那辆劳斯莱斯轿车的后面等待着。

汉森走下台阶，理查兹拉开了车门。汉森钻进去，在温暖的车内放松下来。他脱去外衣，小心地折叠起来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又把黑礼帽放在衣服上面。理查兹坐到方向盘后面。

“去办公室，汉森先生？”司机问道。

“肯特。”汉森说。

劳斯莱斯银魂向南驶入大波特兰街，朝泰晤士河驶去。这时候，理查兹大胆地提了一个问题。

“心脏没什么事吧，先生？”

“没事，”汉森说，“还跳着呢。”

确实没什么问题，要说心脏的话，他简直健壮如牛。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来与司机谈论那些正在疯狂地、贪得无厌地吞噬着他肠子的癌细胞。劳斯莱斯汽车驶过皮卡迪利广场的爱神雕像，汇入到涌向干草市场的车流之中。

汉森靠向椅背，看着车顶的内饰。如果你刚刚被判了刑或双腿骨折被送去医院时，六个月的时间是漫长的，他心里想道。但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六个月，那就没那么长了，一点也不长。

医生说最后一个月他肯定得住院。当然，在身体变得非常糟糕时——肯定会的——还有镇痛剂。那些新药药效非常强……

轿车左转开到西敏寺桥路，然后驶上桥头。隔着泰晤士河，汉森看着对面庞大的奶油色市政厅大楼在向他逼近。

他提醒自己，新的社会党政府实行了惩罚性的高额税收，但他的财富仍非同小可。他是伦敦稀有珍贵钱币经销商，事业有成，在同行中享有威望，而且他独立拥有那座钱币大楼，没有其他合伙人或合股人。

劳斯莱斯汽车经过大象与城堡地区的交通岛，朝着旧肯特路驶去，马里波恩那些优雅的建筑早已不见踪影。汽车还经过了商贸繁华的牛津街，以及横跨西敏寺桥的两大权力中心——白厅和市政厅。从大象与城堡这里再往前，景象就显得萧索了，这里是象征财富权力的市中心与整洁安逸的市郊之间的过渡地带。

汉森蜷缩在一辆价值五万英镑的高级轿车里，行驶在每英里造价一百万英镑的道路上。他注视着那些老旧的建筑物在身边闪过，欣然想着正要去的肯特郡庄园。庄园坐落在一片绿地中，占地二十英亩，周围种植着橡树、椴树和山毛榉。他不知道这栋庄园将来会怎么样。他在市内富人区也有一套公寓，有时候，他喜欢工作日在那里过夜，这样就用不着驾车返回肯特了；他有时还会在那里招待一些外国买家——比起酒店，家里的气氛更能使人放松，对生意也有好处。

除了他的生意和两处房产，他还有些私人钱币藏品，都是多年来悉心收集起来的。此外，他还持有大批股票和股份，他在各家银行的存款账户和现在乘坐的这辆轿车就更不用说了。

想到这里，汽车突然在旧肯特路一个贫民区的行人过街横道线上停住了。理查兹发出不满的咂咂声。汉森望向窗外，一队儿童在四名修女的带领下正在过马路，两个修女在前，另外两个殿后。队伍后面的一个小男孩在斑马线中间停下来，兴趣盎然地盯着这辆劳斯莱斯。

那孩子长着一张好斗的圆脸和朝天鼻，蓬乱的头发上歪戴着一顶帽子，帽子上印着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的英文缩写字母“St”和“B”；一只长袜子已经滑到了脚脖子上，上面的松紧带无疑是被用到了弹弓这种更重要的地方。他抬起头来，看到车内一位尊贵的白发老人通过贴膜的车窗玻璃在看他，于是毫不犹豫地做了一个鬼脸，把右手大拇指顶到鼻子上，其余的手指晃来晃去，向他挑衅。

蒂莫西・汉森不动声色，也把自己的右手拇指放到鼻尖上，朝那个男孩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在后视镜里，理查兹很可能看到了这个手势，但他只是扬了一下眉毛，又透过挡风玻璃凝视前方。过马路的男孩看上去愣住了。他放下手，然后咧开嘴笑。这时候，他被一个慌慌张张的年轻修女从斑马线上拉走了。孩子们重新排好队，朝着栏杆后面路边的一栋灰色大楼走去。道路畅通后，劳斯莱斯继续沿着通向肯特的公路行驶。

三十分钟后，他们离开了杂乱无章的郊区，宽敞的M20高速公路出现在前方。过了灰白色的北唐斯，他们进入了如同英格兰花园一般的山丘和溪谷。汉森想起了他那已经去世十年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确实很幸福，但可惜没有孩子。或许他们应该收养孩子，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多次考虑过。她是独生女，父母早就过世了。他有一个妹妹，但他从心底里不喜欢这个妹妹，也反感她的丈夫和他们那个同样令人讨厌的儿子。

高速公路在梅德斯通南边到头了，又开了几英里后，理查兹在哈利特沙姆附近驶离干线公路，转向南方，朝着威尔德驶去，那里是一片原生态果园、田地、树林和蛇麻园。蒂莫西・汉森的乡间别墅就坐落在这片美丽的乡野地区。

还有财政大臣，这个国家的金融大师，他肯定想要分一杯羹，汉森心里想，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份。不管怎么样，拖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必须立一份遗嘱。

“庞德先生现在可以见您，先生。”秘书说。

蒂莫西・汉森站起来，走进马丁・庞德的办公室，庞德是戈加蒂与庞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律师从书桌后面起身迎接他，“我亲爱的蒂莫西，又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汉森与许多富裕的中年人一样，早就与他的四个最重要的顾问——律师、经纪人、会计师和医生——建立了私人友谊，而且互相直呼名字。两个人都坐了下来。

“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很长时间以来，马丁，你一直在催促我立一份遗嘱。”汉森开口说。

“是啊，”律师答道，“早作打算才明智，但你一直不当回事。”

汉森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用一个很大的红色蜡封封了口。他把信封递给书桌对面一脸惊讶的律师。

“就在这里。”他说。

庞德接过信封，他那张平时光滑的脸，现在由于疑惑而皱了起来，“蒂莫西，我真的希望……像你那样拥有大量财产的……”

“别担心，”汉森说，“这确实是一位律师准备的。已经及时签署见证了。没有含糊其词，没有任何争议的余地。”

“我明白了。”庞德说。

“别见怪，老朋友。我知道你纳闷为什么不让你来准备，而找了一家外地的律师事务所。我有我自己的原因，请相信我。”

“那当然，”庞德急忙说，“没问题。你是希望我把遗嘱妥善保管起来吗？”

“是的。还有一件事，在遗嘱中，我要求你作为唯一的执行人。我知道你肯定想看看遗嘱，但我向你保证，这份遗嘱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不管是从职业道德上还是个人良知上来讲。你能接受吗？”

庞德把这个沉重的包裹放在手里掂了掂。

“好的，”他说，“我向你承诺。不管怎么说，我们谈论的无疑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你的气色很好，让我们面对现实，你很可能会活得比我长。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汉森也同样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玩笑。十分钟后，他走出来，踏上格雷客栈路，步入五月初的明媚阳光之中。

直到九月中旬，蒂莫西・汉森都像多年来一样忙碌不停。他到欧洲大陆跑了几次，去伦敦市区的次数则更加频繁。没有几个人能在死前把自己的繁杂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汉森却力图确保后事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

九月十五日那天，他请理查兹来家里见他。这位司机兼勤杂工与他的妻子一起，已经照顾汉森十多年了。他在书房里找到了雇主。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汉森说，“我打算在年底时退休。”

理查兹吃了一惊，但没有表现出来。他估计后面还有话。

“我想移居国外，”汉森说，“去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在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里度过晚年。”

原来是这样，理查兹心里想道。老头子提前三个月告诉他，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他还是得立即去找工作。不单单是工作，随之而去的还有那座漂亮的小房子。

汉森从壁炉架上拿来一只厚厚的信封，递了过去。理查兹不知所措地接了过来。

“我担心，”汉森说，“如果这栋庄园将来的主人不再雇用你和理查兹夫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另找岗位。”

“是的，先生。”理查兹说。

“当然，在离开之前，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汉森说，“不过，由于生意上的原因，在有必要公布的那天来临之前，如果你不在村里或在任何人面前透露这事，我会非常感激的。而且，我希望你能在十一月一日之后再开始找工作，我不想让我即将离开的消息现在就传出去。”

“很好，先生。”理查兹说。他依然拿着那个信封。

“这样的话，”汉森说，“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就是这个信封。这十二年来，你和理查兹夫人一直对我很好、很忠诚。我要你知道，对此我是很欣赏的，一直很欣赏。”

“谢谢您，先生。”

“我出国以后，如果你能如同我记忆中一样保持忠诚的话，我将会非常感激。我知道，要你在六周之内不去找工作也许会有一些难度。除此之外，我还想对你们将来的生活提供某种帮助。在这个信封里装着一叠面值二十英镑的钞票，都是用过的旧币，是无法追踪的，数额是一万英镑。”

理查兹终于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他惊讶地扬起眉毛，睁大了眼睛。

“谢谢您，先生。”他说。

“不用谢，”汉森说，“我把这钱换成了现金，因为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愿意拿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去交付高额的税款。”

“太对了。”理查兹动情地说。透过信封，他能够感觉到里面有厚厚一叠。

“收到一笔这么多的钱，你是要缴纳赠与税的，因此我建议你不要去存银行，而是把它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花钱的时候也别一次花得太多，以免引起注意。等你们俩几个月后开始新生活时，希望这些钱能提供一些帮助。”

“放心好了，先生，”理查兹说，“我心里有数。现在人人都在向钱看。我代表我们二人，非常感谢您。”

理查兹穿过砾石院子，继续去擦洗那辆崭新的劳斯莱斯汽车，心情非常舒畅。他的工资一直不低，而且那座小房子不用花钱，因此他已经积下一笔不小的数目。现在加上这笔意外的收入，或许他不用再去那个令人畏怯的劳务市场了。他还想到了家乡威尔士波斯考尔的那栋小小的寄宿房，这是他和妻子梅根在今年夏天发现的……

十月一日早晨，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完全露头，蒂莫西・汉森就离开卧室下楼了。现在距理查兹夫人过来准备早饭和打扫卫生，还有足足一个钟头。

昨晚，他又被折磨了一夜。锁在床头柜里的那些药片，对于小腹部的阵阵剧痛已经越来越不顶事了。他看上去脸色灰白，形容憔悴，和他的实际年龄相比明显见老。他明白已经没有办法，是时候了。

他花十分钟时间给理查兹写了一张简单的便条，对两周前的善意谎言表示报歉，并要他立即给马丁・庞德家打电话。他故意把便条放在书房门槛边的地板上，使之在深色的拼木地板上格外显眼。然后，他打电话给理查兹，告诉睡意蒙眬的司机，他不需要理查兹夫人来做早饭了，但他要这位司机三十分钟后来书房。

打完电话后，他从上了锁的柜子里取出一支霰弹枪。枪管已经被他锯短了十英寸，以便更加灵活地使用。他在枪膛里压上两颗大口径子弹，然后去了书房。

最后一个细节也一丝不苟，他用一块厚厚的马毯把自己那把心爱的皮革扶手椅盖起来，现在它已经属于别人了。他坐在椅子里，怀里抱着霰弹枪。他最后一次打量了一下周围，看看那一排排他所钟爱的图书，看看那几只曾经收藏着他所珍爱的珍稀钱币的柜子。然后，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摸准扳机，深深地吸上一口气，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马丁・庞德先生关上与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门，坐到长条桌的上首。他右手边，桌子靠中央的地方坐着阿米蒂奇夫人、他的客户兼朋友汉森先生的妹妹，他听说过她。她的旁边坐着她丈夫，两人都穿着一身黑衣。桌子对面坐着他们俩的儿子塔奎因，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一副厌烦和懒散的样子，不停地抠着他那大得出奇的鼻子。庞德先生正了正眼镜，开始对这三个人说话。

“你们要明白，已故的蒂莫西・汉森先生要求我作为他遗嘱的唯一执行人。正常情况下，按照我们的权利，一接到死讯，我就应该立即打开遗嘱，看看是否有需要立即执行的重要事项，比如葬礼的准备。”

“这遗嘱不是你写的吗？”老阿米蒂奇问道。

“不，不是我写的。”庞德回答。

“那么，里面的内容你也不知道？”小阿米蒂奇问道。

“对，我不知道，”庞德说，“事实上，已故的汉森先生在他去世房间的壁炉架上给我留了一封私人信件，以防止有人打开遗嘱。在信中，他对一些事情作了说明，具体内容，现在我可以转达给你们。”

“我们还是看遗嘱吧。”小阿米蒂奇说。

庞德先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安静，塔奎因。”阿米蒂奇夫人温和地说。

庞德继续说下去。“首先，蒂莫西・汉森并不是在神志不正常的状态下自杀的。实际上，他正处在癌症晚期，这件事他在今年四月就知道了。”

“可怜的家伙。”老阿米蒂奇说。

“后来，我把这封信给肯特郡的验尸官看了，他的私人医生和尸检部门也确认过了。这样，就必须办理死亡证明、尸检证明，取得在两周内尽快安葬的许可等手续。其次，他明确表示，在这些手续全部完成之前，不能打开和宣读遗嘱。最后，他还明确地表示，要求正式宣读遗嘱，不能采取邮寄的方式，要当面宣读给他仍在世的亲属听——即他的妹妹阿米蒂奇夫人，以及她的丈夫和儿子。”

室内的另外三个人朝周围打量了一下，不是因为悲痛，而是因为惊奇。

“但这里只有我们啊。”小阿米蒂奇说。

“确实如此。”庞德说。

“这么说来，我们就是仅有的受益人了。”阿米蒂奇先生说。

“未必这样，”庞德说，“今天通知你们来这里，只是根据我已故客户信件作的安排。”

“如果他是在跟我们开什么玩笑的话……”阿米蒂奇夫人沉着脸说。她的嘴撇成一条细细的直线，似乎在故作轻松。

“我们现在宣读遗嘱可以吗？”庞德问道。

“好的。”小阿米蒂奇说。

马丁・庞德拿起一把纤细的裁纸刀，小心翼翼地把手中鼓鼓囊囊的大信封的一头割开。他从里边抽出另一个又厚又大的牛皮纸信封和一份由三张纸构成的文件，文件左边空白处被用窄窄的绿色带子装订了起来。庞德把大信封放到一边，展开那几张折叠着的纸张。他读了起来。

“这是我，蒂莫西・约翰・汉森的最后遗嘱……”

“这个套路我们都知道的。”老阿米蒂奇说。

“念下去。”阿米蒂奇夫人说。

庞德从眼镜的上方厌恶地挨个看了他们一眼。他继续念道：“首先，我声明，我的这份最后的遗嘱要按照英格兰的法律进行解释。第二，我在此撤销过去所作的一切遗嘱和安排……”

小阿米蒂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显得不耐烦了。

“第三，我指定一位律师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就是戈加蒂与庞德律师事务所的马丁・庞德先生，由他来掌管我的财产并支付应付的税款。第四，我要求现在读信的这位执行人，拆开封着的信封。他会发现信封内有一笔钱，这笔钱将用于支付我的葬礼、他的业务费以及在执行遗嘱中所需的其他开销。如果信封里的钱在支付了各项费用后还有剩余，那么，我授权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选择，把余款捐赠给任何慈善团体。”

庞德先生放下遗嘱，又拿起了裁纸刀。他从那只未经开封的信封里抽出五叠面额二十英镑的簇新纸币，每叠纸币都扎着一张牛皮纸条，标明一叠是一千英镑。室内一片寂静。小阿米蒂奇停下了抠鼻子的手，像色情狂观察少女那样凝视着那堆钞票。马丁・庞德又拿起遗嘱。

“第五，我要求我的唯一执行人，以我们的长久友谊为重，在我葬礼的次日承担起他的执行职责。”

庞德先生又从眼镜上方扫视了一下。

“在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已经走访了汉森先生在市内的公司和他的其他已知资产，以确认这些财产都处在正常运作和维护之下，不至于因为对财产的疏忽而使受益人遭受经济上的损失，”他说，“但因为我只是刚刚被指定为唯一执行人，所以我还没来得及去做。现在看来，要等完成葬礼之后，我才能开始执行遗嘱。”

“听着，”老阿米蒂奇说，“这个疏忽应该不会降低房地产的价值吧？”

“这个我说不准，”庞德回答，“恐怕不会。汉森先生在业务上有几个得力的助手，他一定深信他们能把事情办好。”

“你不能快点开始吗？”老阿米蒂奇问。

“葬礼的次日。”庞德说。

“那好吧，让我们尽快举行葬礼。”阿米蒂奇夫人说。

“如你所愿，”庞德回答说，“你是他的亲属。”他又继续念下去：“第六，我把……”

在此，马丁・庞德停顿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似乎念不下去了。他咽了一口唾沫，“我把其余的房地产全都给我亲爱的妹妹，我深信，她能够与她可爱的丈夫诺尔曼和他们优秀的儿子塔奎因共同分享这笔财产。但上述分享必须遵循第七段的条件。”

房间里一片沉寂。阿米蒂奇夫人在用一块亚麻布手帕轻抹眼角，不过与其说她是在擦眼泪，还不如说是在掩饰挂在嘴角的一丝微笑。拿开手绢后，她瞟了丈夫和儿子一眼，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就像一只超龄的老母鸡抬起屁股时发现身下躺着个金蛋似的。阿米蒂奇父子俩张着嘴巴呆坐着。

“他有多少钱？”老阿米蒂奇终于问道。

“我真的说不上来。”庞德说。

“得了吧，你肯定知道，”儿子说，“大概数字总是知道的。你处理过他所有的事务。”

庞德想起了起草他手中这份遗嘱的那位不知名的律师。“差不多所有。”他说。

“哦……？”

庞德勉强忍受着。不管阿米蒂奇一家人多无聊，他们毕竟是他已故朋友的遗嘱仅有的受益人。“我认为，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假定把所有的房地产都标价出售的话，应该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英镑之间。”

“天哪。”老阿米蒂奇说，他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景象，“那么，遗产税要多少呢？”

“恐怕是一笔很大的数额。”

“多少？”

“这么多的房地产，恐怕要按最高税率计算，即百分之七十五。总的说来，我想差不多在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还能净剩一百万？”儿子问道。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你们要明白。”庞德无助地说。他回想起他的朋友汉森曾经的形象：有文化、幽默、生性仔细。怎么回事，蒂莫西，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怎么回事？“这里还有第七段。”他指出。

“怎么说的？”阿米蒂奇夫人说，她憧憬着未来自己会在社交生活中突然走红，这才回过神来。

庞德又开始读起来：“我的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巨大的恐惧，害怕有一天会被埋在地下，遭受虫咬菌噬。为此，我不得不制作一口衬铅的棺材，现存放在阿什福德郡的贝内特和盖恩斯殡仪馆内。我希望这口棺木成为我的最后安息处。此外，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被人或机器挖掘出来。鉴于此，我要求把我葬在海里，具体方位是在德文郡海岸正南方二十英里处，那是我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曾经服役过的海域。最后，终生都给予了我深情的妹妹和妹夫，我指定由他们亲自把我的棺材推入大海。对于我的遗嘱执行人，我的指示是，如果这些愿望没能实现，或者我的受益人对这种安排制造任何障碍，那么上述一切都将自动失效，我的所有财产都转而捐赠给英国政府。”

马丁・庞德抬起眼皮。私下里，对于已故朋友的这种担心和想法，他也颇感惊讶，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好了，阿米蒂奇夫人，我必须正式询问你，对于你亡兄遗嘱的第七段，你有什么异议吗？”

“愚蠢，”她回答说，“还要海葬。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允许呢。”

“这非常罕见，但并不违法，”庞德回答，“我以前只听说过一个案例。”

“那一定很费钱的，”她儿子说，“比在墓地埋葬要贵得多。干嘛不火化呢？”

“葬礼的开销并不影响遗产的继承，”庞德愠怒地说，“丧葬费开支在这里。”他拍着胳膊旁边的五千英镑，“那么，你们反对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必须向你们指出，如果你们反对，遗产的继承就会无效。”

“这是什么意思？”

“全部归国家所有。”她丈夫没好气地说。

“对极了。”庞德说。

“没有反对意见，”阿米蒂奇夫人说，“可我还是觉得很荒唐。”

“那么，作为最近的亲属，你是否授权让我来作这种安排？”庞德问道。

阿米蒂奇夫人突然点了点头。

“越快越好，”她丈夫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遗嘱认证和遗产继承了。”

马丁・庞德很快站了起来。他已经受够了。

“这是遗嘱的最后一段。每一页都有两次签字和见证。因此，我认为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将着手去进行必要的安排，并通知你们举行葬礼的时间和地点。再见。”

十月中旬的英吉利海峡中部可不是个好玩的去处，除非你真热衷于去那里旅游。渔船还没离开港口的防波堤，阿米蒂奇夫妇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他们绝不是什么热情的游客。

庞德先生叹了一口气。他站在后甲板上，不愿进入舱内与他们待在一起。他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才把事情安排好，随后还在德文郡布里克萨姆码头上租了一条船。这是一艘近海拖网渔船，三个渔民要了个他们觉得满意的价格，并确认这事儿不违法，才接受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出海差事。毕竟，他们这些日子在海峡捕鱼收获不大。

当天早上，在肯特郡殡仪馆的后院，殡葬人们用了一个滑轮组才把重达半吨的棺材吊上一辆一吨的小卡车，一行人长途行车奔赴西南方向的海岸，律师的黑色轿车则跟在后面。一路上，阿米蒂奇一家人怨声载道。到了布里克萨姆，小货车停在了码头上，棺木则用拖网渔船的吊杆吊到了船上。现在，棺材就搁在宽敞的后甲板上的两根横梁木上，上过蜡的橡木板和抛光的铜扣件在秋日的天空下闪闪发亮。

塔奎因・阿米蒂奇坐在轿车里一直跟到布里克萨姆，但他看了一眼大海后，就选择待在镇里一家暖和的招待所里。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非得参加葬礼不可。庞德在海军部牧师处费尽周折找来一位退休的皇家海军牧师，只有他乐意接受一笔丰厚的报酬来主持这个仪式。现在，牧师也坐在这个小小的舱室里，他在白色法衣外面穿了一件厚大衣。

拖网渔船的船长下到甲板上，来到庞德那里。他拿出一张海图，在微风吹拂下，用食指指点着从出发地往南二十英里的那片海域。他扬起眉毛征询意见，庞德点了点头。

“深水区域。”船长说，他朝棺材点了点头，“你和他很熟？”

“相当熟悉。”庞德说。

船长咕哝了一声。他和胞弟以及一个表弟在运营这艘拖网渔船，与大多数渔民一样，他们都有些沾亲带故。他们三人都是顽强的德文郡人，双手和脸膛都晒得黑黝黝的，当德雷克[5]还在学习主桅与后桅的区别时，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片险恶的水域里打鱼了。

“一个钟头可以到那里。”他说完，脚步沉重地走开了。

到达指定地点后，船长将引擎调至空挡，并把船头转到迎着海浪的角度，停在了海面上。他的表弟拿来一块由三块木板拼接起来的长木板，木板下面衬着木条，用螺栓固定着，有三英尺宽。他把长木板搭在右舷的栏杆上，光面朝上，让这块长木板的中间支在船栏杆上，像跷跷板一样，一半搁在甲板上，另一半伸向舷外波浪起伏的大海。船长的弟弟去操纵吊杆，表弟把吊钩挂到棺材的四只铜把手上。

马达转起来，吊杆的钢丝绳收紧了，沉重的棺材被吊离了甲板。吊机手把它吊到三英尺高处后停住，表弟把这口橡木灵柩拉到木板上方，并使之头部朝向大海，然后点了点头。吊机手把钢丝绳松下来，好让棺材直接落在栏杆的木板上。他进一步松下钢绳，棺材叽叽嘎嘎响着就位了，一半在船内、一半在舷外。表弟扶住棺木，吊机手走下来摘掉卸扣，帮着把内侧的木板抬平。现在，他们抬在手里的重量已经不那么大了，因为棺材稳定平衡了。其中一人扭头向庞德征询指示，庞德从舱内叫来了牧师和阿米蒂奇夫妇。

六个人默默地站在那里，天空中云团低垂，船舷边涌动的浪尖，偶尔会溅上来些许细小的水花，他们在颠簸的甲板上竭力站稳身子。公平地说，牧师也已经尽量把仪式缩短了，意思到了就可以了，他的银发和白色法衣在微风中飘拂。诺尔曼・阿米蒂奇也没戴帽子，看上去一副万分失望的样子，他感觉有种深入骨髓的寒冷。他已故的内兄现在躺在由樟木、铅板和橡木制成的棺材里，而且就在他跟前。对于这位内兄，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就只能凭猜测了。至于阿米蒂奇夫人，那就更是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她裹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扎着毛围巾，只露出一个朝外突出的冷冰冰的鼻子。

当牧师以低沉的声调祷告时，庞德正凝视着天空。一只孤独的海鸥在风中盘旋，它不畏潮湿，不畏寒冷，不会晕船，对于税费、遗嘱和亲属也一无所知，它自食其力，以优美的姿势自由自在地翱翔在空中。律师回头看着棺材及下方的大海。这也是不错的，他心里想，如果你在意这些事。就其个人来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在意过死后会怎么样，之前也不知道汉森会这么关心，但如果真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安息确实不错。他看到橡木棺盖儿上有些浪花的水珠，但无法渗入进去。嗯，在这里，他们永远不会骚扰你了，蒂莫西老友，他心里想道。

“……通过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位蒂莫西・约翰・汉森兄弟托佑在您永久的庇荫之下，我们的主，阿门。”

庞德一惊，意识到祷告结束了，牧师正若有所盼地看着他。他朝阿米蒂奇夫妻点点头，他们两人分别走到扶着木板的渔民旁边，把一只手放在棺材后部。庞德向两位渔民点点头，他们慢慢抬高木板，木板另一端朝大海倾斜过去，棺材终于开始滑动。阿米蒂奇夫妇用力一推，棺材刮擦了一下，然后快速向木板另一头滑了过去。渔船在摇晃。棺材掉了下去，砸在一个浪头边上，发出“砰”的一声，然后瞬间就不见了。庞德捕捉到上方驾驶舱里船长的目光。船长抬起一只手，指向他们刚才过来的方向，庞德又一次点头。引擎加大了马力，那块木板也被收了起来。阿米蒂奇夫妇和牧师急忙跑回舱内。风力增加了。

他们驶过防波堤返回布里克萨姆时，天快黑了，码头后面的房屋都已经开始出现灯光。牧师自己的小汽车就停在附近，他很快就走了。庞德跟船长结了账，船长很高兴，一个下午挣到的钱抵得上一周捕获马鲛鱼的收入。殡仪馆工作人员还有那位喝得醉醺醺的塔奎因・阿米蒂奇等在那辆轿车里面，庞德让他们坐汽车走，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坐火车返回伦敦。

“你要马上计算出房地产的价值，”阿米蒂奇夫人尖声叮咛，“还有遗嘱的验证事宜。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假模假式的表演了。”

“请你放心，我不会浪费时间的，”庞德冷冷地说，“我们保持联系。”他抬了抬帽子，随后便朝火车站走去。这事情不会拖得很长，他猜测，他已经知道了汉森的房地产数量和底细。这事肯定会安排得井井有条，汉森一直是个很谨慎的人。

直到十一月中旬，庞德才觉得可以再次联系阿米蒂奇一家。虽然他只邀请了遗嘱唯一受益人阿米蒂奇夫人到他在格雷客栈街的办公室来，但她却与丈夫和儿子一起来了，一个也没落下。

“我发现事情有点难办。”他告诉她说。

“什么事情？”

“你亡兄的房地产，阿米蒂奇夫人。让我解释一下。作为汉森先生的律师，我知道他在各处的房地产数量和地点，所以，我可以立即着手去逐一进行核查。”

“都有些什么？”她急忙问道。

庞德不想被催促或追问。“实际上，他有七处资产。合计起来后占他财产的百分之九十九。首先是在伦敦商业区领头地位的珍稀钱币业务。你们也许知道，这间公司是独资私营的，是他自己创立起来的，他是唯一的业主。这个公司办公的大楼产权也属于他，是战后不久房价很低时，他以按揭的方式买下来的。按揭款早就还清了，公司拥有该楼房的自有产权，而他拥有这家公司。”

“这些值多少钱？”老阿米蒂奇问道。

“这方面没问题，”庞德说，“算上大楼、珍稀钱币和储备品，加上大楼内其他三家公司尚未到期的房屋租金，正好是一百二十五万英镑。”

小阿米蒂奇从牙缝里吹出一声口哨，露出了微笑。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阿米蒂奇问道。

“因为他卖了那么多钱。”

“他什么……”

“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经过简单洽谈后，他把公司全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荷兰商人。那人多年来一直想买这间公司。支付的金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数目。”

“但他差不多直到去世都一直在那里工作呀，”阿米蒂奇夫人表示不同的意见，“还有谁知道这事情？”

“没人知道，”庞德说，“甚至连员工都不知道。大楼易手的买卖是由一位外地律师操办的。他口风很紧，不愿透露内情。交易的剩余部分，是他与荷兰买主之间的一份私人契约。附加条件是，五名员工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他自己作为唯一的经理留任到年底或到他亡故，不管哪种情况先行发生。当然，买主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

“你见过这个人吗？”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德容格先生？见过的。嗯，他是阿姆斯特丹一位享有盛名的钱币商人。我也看过文件，完美有序，绝对合法。”

“那么，他把钱弄哪里去了？”老阿米蒂奇问道。

“他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

“嗯，这就没有问题了。”儿子说。

“他的另一份固定资产是他在肯特郡的庄园，很漂亮的房子，建在二十英亩的绿地上。今年六月份，他把这份房产的百分之九十五抵押了出去。在他死去的时候，只付了四分之一的分期付款。他一死，建设银行就成了主要债权人，现在已经把所有权收回去了。同样，这一切也是合法合理的。”

“这个庄园，他得了多少钱？”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二十一万英镑。”庞德说。

“这个，他也存银行了吗？”

“是的。然后还有他在市内富人社区的一套公寓。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也把这个以私人契约的形式卖掉了，是雇了另一名律师操办交易的，卖了十五万英镑。这钱也存到银行里了。”

“这是三项固定资产。还有什么？”儿子问。

“除了这三份房产，他还有一份珍贵的私人钱币收藏。这些是通过公司分散出售的，大约卖了几个月，共得款五十万英镑多一点。但发票都是分开来保管的，在他庄园的保险箱里找到了，都是合法的，而且每次销售都有详细的记录。每次出售后，他都把钱存进了银行。他的经纪人按照指示，在八月一日之前把他的股票和证券都兑现了。倒数第二项，还有他的劳斯莱斯轿车。这个，他卖了四万八千英镑，并另租了一辆汽车。租车公司已经收回了这辆车。最后，他在各家银行有许多账户。按照我能追踪得到的——而且我确信没有遗漏——他的全部资产在三百万英镑稍微出头一点。”

“你的意思是，”老阿米蒂奇说，“在死去之前，他把每一份财产全都变卖，兑成现金并存进银行，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引起熟人或者员工的怀疑？”

“你说得对，我也给不出更好的解释了。”庞德承认说。

“嗯，我们不需要那么一大堆废话，”小阿米蒂奇说，“我们想把钱都取出来。看来，他最后的几个月是在为你工作呢。把总数加起来，付清债务，估算一个总数，然后钱交给我们。”

“这个，我恐怕办不到。”庞德说。

“为什么办不到？”阿米蒂奇夫人发出怒气爆发前的最后一声尖叫。

“变卖所有财产后他存进银行的钱……”

“怎么啦？”

“他取出来了。”

“他什么……？”

“他把钱存进去，然后又把钱全都取出来了。在几周时间内，从二十家银行分期分批地……反正他全都取出来了，都是现金。”

“三百万英镑的现金是取不出来的。”老阿米蒂奇难以置信地说。

“哦，可以的，确实可以，”庞德温和地说，“当然不是一次性取出来，但大银行，事先通知的话，一次可以取款五万英镑。好多买卖都需要大笔现金，赌场和彩票销售点什么的。还有几乎所有二手货市场的经销商……”

他的话被越来越响亮的嘈杂声打断了。阿米蒂奇夫人在用一只胖拳头敲桌子；她的儿子已经站起来，一根食指在指点着桌子；她丈夫则摆出一副法官的样子，在酝酿一个措辞严厉的句子。他们全都立即大喊起来。

“他不可能就这样把钱都卷走了……他肯定是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了……你最好是去找到钱……这事你们两个人是合谋的……”

最后的这句话使得马丁・庞德失去了耐心。

“安静……”他大喝一声，突然爆发的怒吼一下子让那三个人都安静了下来。庞德用一根手指头直指向小阿米蒂奇，“你，先生，必须立即收回你最后的那句话。我说得够明白了吗？”

小阿米蒂奇缩回座位里。他望向父母，他们都对他瞪起眼睛。“对不起。”他说。

“嗯，”庞德继续说，“这一招以前也有人用过，通常是为了逃税。但我对蒂莫西・汉森感到惊讶，这办法很难行得通。一个人可以取出大笔现金，但怎么处置这些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可能把钱存进了一家外国银行，但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这就没有意义了。他不想让那些已经富裕的银行家更加富裕。不，他一定是把钱放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买了什么东西。这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但结果是同样的。如果钱被存起来了，那么总能找到。如果是买了什么固定财产，也是可以追踪到的。即使没有别的，还有资本利得税和房地产税，在出卖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时需要缴纳。所以，税务局是会知道的。”

“那你能做什么呢？”老阿米蒂奇终于问道。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他的遗嘱授权范围内，联系了英国的每一家大银行和商业银行。现在，什么都联网了，但都没发现以汉森为户头的存款。我还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布了广告，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还访问了他以前的司机兼管家理查兹先生，他退休后，现在住在南威尔士，但他也提供不了帮助，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大堆的钞票——相信我，那肯定是大堆的钞票。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还要我做什么呢？”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那三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私下里，马丁・庞德被他这位亡友的企图搞得很伤心。你怎么可能把这些钱搞得无踪无影呢？他追问这个亡魂。你对税务局就这么不信任吗？你要惧怕的根本不是现在这几个贪婪和浅薄的人，蒂莫西，而是那些税收人员。他们不屈不挠，不知疲倦。他们永远不会停止；他们永远不缺资金。不管这钱藏得如何隐蔽，在我们放弃了的时候，就轮到他们上场了，他们会去追寻。只要他们还没找到这钱藏在什么地方，就会一直追查，在获悉钱的下落之前，他们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只有在他们确信这钱已经不在英国而且超越了他们的管辖权时，他们才会放弃。

“你能再找找吗？”老阿米蒂奇问道，口气比刚才略微客气了一些。

“短时间内可以，”庞德同意说，“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要管理事务所里的业务，不能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这事上。”

“那你有什么建议？”阿米蒂奇问。

“税务局，”庞德和气地说，“这事情，我早晚得向他们报告，很可能得尽早。”

“你认为他们会去追查吗？”阿米蒂奇夫人急切地问道，“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益人呀。”

“他们肯定会的，”庞德说，“他们想要他们的那一份。他们手头上掌握着全国的资源。”

“他们要花多长时间？”阿米蒂奇问。

“哦，”庞德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经验是，他们通常是不慌不忙的，如同上帝的磨坊慢慢磨，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几个月？”小阿米蒂奇问道。

“更有可能是几年。他们永远不会中止追查，但他们并不着急。”

“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阿米蒂奇夫人尖声说，她的上层社交生活腾飞的梦想似乎就要破灭了，“肯定是有捷径的。”

“那么，找一个私家侦探怎么样？”小阿米蒂奇提议说。

“你能去雇一个私家侦探吗？”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我倒认为应该是私家调查员，”庞德说，“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称呼的。是的，这是可能的。我以前曾经请过一位令人尊敬的调查员，去追寻失踪的受益人。现在呢，受益人是在的，而财产不见了。但是……”

“嗯，那就去联系他，”阿米蒂奇夫人厉声说，“告诉他，要他去搞清楚那死鬼把钱都放在哪里了。”

贪婪，庞德心里想。假如汉森能知道他们有多贪婪就好了。

“很好。但这里有个费用问题。我必须告诉你们，用来支付所有费用的五千英镑，已经所剩不多了。这笔额外的费用，可不是一般的开支……他的服务不便宜。但当然，他是最棒的……”

阿米蒂奇夫人望向丈夫。“诺尔曼。”

老阿米蒂奇咽了一下口水。刚才他脑海里的汽车和夏季度假计划正从指缝间溜走。他点了点头。“这个，他的费用……五千英镑剩余的钱花完以后……由我来承担。”他说。

“很好，”庞德说着站了起来，“我把这事交给尤斯塔斯・米勒先生，让他独自去办理。我坚信他一定能够追查到失踪的财产，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随后他就把他们送出去了。回到办公室后，他给私家调查员尤斯塔斯・米勒先生打了电话。

四个星期过去了，米勒先生那里杳无音信，但阿米蒂奇夫妇这边倒是风雨交加。他们不停地催促马丁・庞德，要求尽快查明他们应得的失踪财产的下落。最后，米勒向马丁・庞德报告说，他的调查已经抵达了一个转折点，他认为应该来汇报他的进展情况。

这一次，庞德几乎与阿米蒂奇一家同样好奇，于是，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次会面。

如果阿米蒂奇一家期待能遇上一位像菲利普・马洛[6]那样的人物，或者是大众心目中那种强悍的私家侦探形象，那么他们肯定会大失所望。尤斯塔斯・米勒个子矮矮的，身体滚圆，面目慈祥，几乎全秃的脑袋上只有几缕白发，戴着一副半月形的眼镜。他穿着一件朴素的西服，马甲上挂着一条金表链。现在，他那本来就不高的身子站了起来，开始汇报。

“在我开始调查时，”他边说边从半月形眼镜上方挨个扫了每人一眼，“假设三种情况。第一，已故的汉森先生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内，以一个坚定的目标，有意识地做出了非同一般的安排；第二，我当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汉森先生的目的，是堵住他的遗产继承人和税务局在他死后接近他财富的门路……”

“这个老混蛋。”小阿米蒂奇厉声说。

“他一开始就不想把遗产留给你们，”庞德温和地插话，“说下去，米勒先生。”

“谢谢。第三，我设想汉森先生既没有把钱烧掉，也没有冒险试图把钱偷运至国外，因为他得考虑到那么多钱换成现金后的体积。简而言之，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用这钱买了什么东西。”

“黄金？钻石？”老阿米蒂奇问道。

“没有。我核查了所有这些可能性，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都排除了。然后我在想另一种商品，价格很高、但体积较小。我咨询了做贵金属生意的庄信万丰公司。于是，我找到了。”

“钱？”阿米蒂奇一家三个异口同声地问道。

“揭晓答案，”米勒慢慢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纸，说道，“这是汉森先生与庄信万丰公司的交易单据。他买了两百五十锭高等级的铂，即白金，每锭五十盎司，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

房间里的人全都惊呆了，一片寂静。

“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措，”米勒先生略带遗憾地说，“买方也许会销毁他的全部购买记录，但卖方是不会销毁其销售记录的。喏，在这里。”

“为什么是白金呢？”庞德随口问道。

“这就很有意思了。根据目前工党政府的规定，购买和持有黄金必须要有许可证。钻石在行业内马上会被辨明身份，而且对钻石的处置，并不像人们从语焉不详的惊悚小说里读到的那么容易。白金不需要许可证，其价值与黄金相同，除了铑以外，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之一。在他购买这种金属的时候，他付的是自由市场的价格，每盎司五百美元。”

“他花了多少钱？”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接近他变卖所有财产后得到的三百万英镑，”米勒说，“是用美元交易的，这个市场通常是用美元计算的，合六百二十五万美元，总共是一万两千五百盎司。或者，如同我刚才说的，两百五十锭，每锭五十盎司。”

“他把这些白金都带到哪里去了？”老阿米蒂奇问道。

“带到他在肯特的那个庄园去了。”米勒说。他在卖关子，在从抖包袱中获得乐趣。

“可我去过那里的呀。”庞德表示了异议。

“你是用律师的眼光，我是用调查员的眼光，”米勒说，“而且我知道要寻找什么。所以，我没有从房子入手，而是从外围建筑入手的。你知道汉森先生在原先的马厩后边的谷仓里，有一个设备完善的木工车间吗？”

“当然知道，”庞德说，“那是他的业余爱好。”

“对极了，”米勒说，“我就是着重调查了那里。那地方已经被彻底清扫过，像用真空吸尘器彻底打扫过一样干净。”

“可能是理查兹打扫的，他是司机兼勤杂工。”庞德说。

“有可能，但很可能不是他。尽管打扫了，我还是在地板上看到了污渍，并进行了取样分析，是柴油。我认为，是某种机器，也许是一台发动机。发动机这个行业，圈子很小，一个星期后我就找到了答案。五月份的时候，汉森先生买了一台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安装在他的木工车间里。在死去前，他把它当废品处理掉了。”

“肯定是为了驱动他的一些电动工具。”庞德说。

“不，他原有的工具用电源线就足够了。他是要驱动别的什么东西，某个需要大功率的设备。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也追踪到了，是一个小型的、现代化的、高效率的熔炉，但也早已不见了。但我可以肯定，那些料勺、石棉手套和火钳等一定是扔进河底或湖底了。可是，我认为我比汉森先生考虑得更全面一点。就在地板缝里，在厚厚的锯末覆盖下，在他的操作过程中掉落下去的东西，被我发现了。”

他此时才呈上得意之作，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一片白色纸巾，慢慢地展开来，从中拿起一小颗凝冻状的银色金属。这东西在灯光下熠熠闪亮，那肯定是从料勺边滴落下来后凝固了的。所有人都凝视着这个东西，米勒等了一会儿。

“当然，我对这个进行了化验分析。它是高品质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的纯白金。”

“其余的你也追查到了吗？”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还没有，夫人。但我会追查到的，别担心。你们看，汉森先生在挑选白金时犯了一个大错，有一个相当独特的特性他肯定是低估了——它的重量。现在，至少我们知道是在寻找什么。比如某种木箱，看上去并不显眼，但关键在于，它的重量差不多有半吨……”

阿米蒂奇夫人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声受伤野兽般的沙哑号叫。米勒吓了一跳。阿米蒂奇先生的脑袋低垂，用双手捧着。塔奎因・阿米蒂奇站了起来，他那长满粉刺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他尖声叫了起来：“这个该死的老混蛋。”

马丁・庞德难以置信地盯着这位惊呆了的私家调查员。“天哪，”他说，“好家伙，他是随身带着那东西走的。”

两天后，庞德先生把案子的全部事实报告了税务局。他们审查了这些事实，虽然这让他们很没面子，但还是决定不予追查。

巴尼・斯米心情舒畅、步履轻快地向银行走去，他深信可以在圣诞假期关门前赶到那里。使他开心的理由就是放在他胸前口袋里的东西：一张支票，数额相当大。几个月以来最后的几张支票，让他获得了一笔很高的收入，比他二十年来冒险经营珠宝加工业废弃贵金属的收入还要多得多。

这步棋他是走对了。他为自己庆贺，这无疑是冒了风险的，而且是高风险。现在谁都在逃避税款，这么大的一个财源，就因为那人希望用现金交易，他能去责怪谁呢？巴尼・斯米完全理解那位白头发的投资者，他自称是理查兹，并以驾驶执照作为证明。那人显然是几年前买进了五十锭的铂锭，那时候还很便宜。假如通过庄信万丰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那无疑会让他卖一个好价钱，但那样的话，所得税要多少呢？这个只有他心里明白，而巴尼・斯米是不会去探究的。

不管怎么说，整个行业都流行用现金做交易。那些铂锭都是真的，上面甚至还有庄信万丰的纯度印记，说明它们来自那里。只是序列号已经被熔掉了。这会使老头子损失不少钱，因为少了序列号，斯米就不会按合理的市价购入。他只能出一个废旧货的价钱或者是出厂价格，每盎司大约四百四十美元。但如果有序列号，税务局就能辨认出原主，所以，这个老头子还是很精明的。

最后，巴尼・斯米在行业内又把这五十块铂锭全都脱手了，每盎司净赚十美元。现在他口袋里的这张支票是最后一笔销售所得，是最后两锭的售价。他并不知道，在英国的其他地方，另有四个像他那样的人，整个秋天也都通过二手交易，各自出售了五十锭五十盎司的白金，而且之前都是用现金从一位白头发的卖主那里购入的。他拐出那条小街，进入旧肯特路，这时候，他与一个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人撞了个满怀。二人互相道歉并互祝圣诞快乐。巴尼・斯米继续向前赶路。

另一个人是从格恩西岛过来的律师。他打量了一下他下车地方的这座房子，正了正帽子，朝入口处走去。十分钟后，他在一间密室里与略带疑云的女院长开始了谈话。

“请问院长嬷嬷，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是不是按照慈善法案注册登记的一家慈善机构？”

“是的，”女院长说，“是这样的。”

“好，”律师说，“这样的话，就不会违法，也不用申报资本转让税了。”

“什么？”她问道。

“通俗的叫法是‘赠与税’，”律师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有一位捐赠人——当然，根据客户与律师之间业务保密规定的要求，他的名字我不能透露，他要向贵院捐赠一大笔钱。”

他等待着对方的反应，但白发苍苍的老修女只是迷茫地凝视着他。

“我的客户——他的名字您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专门指示我在圣诞前夜的今天，专程前来见您，把这个信封交给您。”

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一只厚实的信封，递给院长嬷嬷。她接了过来，但没有打开。

“据我所知，这里面是一张银行支票，在格恩西岛上一家很有名望的商业银行购得，是由那家银行签发的，受益人是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我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但这是我得到的指示。”

“不用缴纳赠与税？”她问道，手里拿着信封，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慈善捐款是很少的，通常很难争取到。

“在海峡群岛，我们的财政制度与英国本土是不同的，”律师耐心地说，“我们那里没有资本转让税，我们还实行银行保密制度。在格恩西岛内或在海峡群岛内进行捐赠，是无需纳税的。如果受捐人的户籍或居住地是在英国本土，那么，他或她就要受本土税法的约束，除非已经享有豁免权，比如说，根据慈善法案的规定。好了，如果您愿意签收这封内容不明的信函的话，那么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我的佣金已经结清，我想早点回去与家人团聚。”

过了一会儿，只剩下院长嬷嬷一个人了。她慢慢地用一把开信刀裁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那是一张保付支票。看到上面的数额时，她慌乱地去摸索自己的念珠，开始快速地诵念起来。在稍微镇静一点后，她走到墙边的祷告台，跪下去祷告了半个小时。

回到书桌边时，她依然感到虚弱，她又去凝视那张数额为二百五十万英镑的支票。天底下谁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她努力思考该如何去花这笔巨款。一笔捐赠，她心里想，一份信托基金，为孤儿院建立一份永久性的基金足够了。实现她的终生愿望当然也足够了：把孤儿院搬出伦敦贫民区，建到空气新鲜的乡间。她可以把收容的儿童数量翻个倍。她可以……

脑海里有太多的想法，有一个在努力挤到前面来。这是什么想法呢？哦，是的，是上上个星期的星期日报纸。有一条消息曾经引起过她的注意，使她产生了一种渴望的冲动。就是它，那就是他们孤儿院要去的地方。现在，她手头上有了足够的钱，可以把它买下来，并且可以为它设立一份永久性的基金。一个梦想实现了。那是房地产专栏里的一条广告：肯特郡一栋庄园出售，周边绿化面积二十英亩……

特 权

刚过八点半，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由于是星期天上午，比尔・查德威克还在睡懒觉。他不想接，但电话响个不停。铃声响了十次之后，他从被窝里钻出来，下楼去客厅。

“喂？”

“嗨，比尔吗？我是亨利。”

是这条街上的亨利・卡彭特。他认识这个人，但不熟。

“你好，亨利，”查德威克说，“星期天早上你不睡懒觉吗？”

“哦，不，”那个声音说，“我通常去公园里跑步。”

查德威克哼了一声。这人会的，他心里想道，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打了个哈欠。

“大冬天的，一大早找我有事吗？”他问道。在电话的另一头，卡彭特似乎有点犹豫。

“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卡彭特问道。查德威克朝客厅门后的蹭鞋垫扫了一眼，他的两份报纸还放在那里，没有打开。

“没有，”他说，“怎么啦？”

“你订了《星期日信使报》吗？”卡彭特问道。

“没有。”查德威克说。电话里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我想你应该看一看今天这份报纸，”卡彭特说，“上面有关于你的事情。”

“哦，”查德威克说，他来了兴致，“说什么了？”

卡彭特更加犹豫了，他的声调明显比较尴尬。显然，他认为查德威克应该看过那篇文章，可以与他展开讨论了。

“嗯，你最好自己先看看吧，朋友。”卡彭特说完就挂了电话。查德威克盯着嗡嗡作响的话筒，把它挂了回去。与所有听说报纸上有文章提及自己但还没有看到的人一样，他感到很好奇。

他拿上《快报》和《每日电讯报》回到卧室，把报纸交给妻子，然后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高领毛衣，又穿上一条长裤。

“你去哪里？”他妻子问道。

“到街上去买一份报纸，”他告诉她，“亨利・卡彭特说那报纸上有关于我的事情。”

“啊，你终于出名啦，”他妻子说，“我去准备早饭。”

街角的报亭只剩下两份《星期日信使报》了。这是一份厚厚的有很多副刊的报纸，在查德威克看来，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写给装腔作势的读者看的。街上很冷，他不愿意在一大堆栏目和副页里寻找，宁肯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走几分钟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中再阅读。他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把橙汁和咖啡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

开始看报时，他才意识到卡彭特没有告诉他版面的页码，所以他从一般新闻版面下手。在喝第二杯咖啡时，他已经把新闻看完了。他撇下文艺版，又跳过体育栏，只剩下彩色专版和商业评论了。作为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公司老板，他选择看商业评论。

第三版上的某个名字吸引了他的眼球——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家公司。这个最近倒闭的公司曾经与他有过生意上的往来，而且令他损失惨重。文章刊登在一个自称“调查版”的专栏里。

看着看着，他放下咖啡，张大了嘴巴。

“他不能这么说我，”他嗫嚅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啦，亲爱的？”他妻子问道。显然，她注意到了丈夫脸上的惊讶表情。他默默地把报纸折叠起来递给妻子，以便她马上就能看到那篇报道。她仔细地读着，读到一半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喘气。

“太可怕了，”看完后她说，“这家伙暗示你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一场欺诈。”

比尔・查德威克已经站了起来，在厨房里踱步。

“不是暗示，”他说，已从吃惊转为愤怒，“而是在明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该死，我以前上过他们的当，被蒙在鼓里。我信任他们，才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倒闭，我与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

“这对你有什么伤害吗，亲爱的？”妻子问道，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何止伤害？这简直要了我的命，而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都从来没见过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盖洛德・布伦特。”他妻子看着文章的署名说。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也从来没与我联系或核实过。他不能那样污蔑我。”

星期一下午，当他与自己的律师私下商谈时，用的也是同样的表述。律师表示看了那篇文章后他也感到非常厌恶，并且深表同情地倾听了查德威克的解释——关于他与那个最近遭清算的销售公司的关系和事情的真相。

“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这篇文章显然对你构成了初步的诽谤。”律师说。

“那他们就得撤回这篇文章，而且还要道歉。”查德威克愤然说道。

“原则上是的。”律师说，“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最好由我代表你给编辑写一封信，解释说，我们认为你受到报社一位雇员的诽谤，要求撤回文章并致以道歉。当然，致歉信要刊登在显眼的位置上。”

最后，他们确实这么办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星期日信使报》的编辑部杳无音信。这两个星期中，查德威克不得不忍受着手下几名员工的异样眼光，尽可能避开与他有业务联系的人；两份本来有望签订的合同也泡汤了。

终于，律师收到了《星期日信使报》的回信。信件是由一位秘书代表编辑签署的，其调子是客气的回绝。

回信说，编辑已经认真考虑过代表查德威克先生的律师函，并且准备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刊登查德威克先生的信函，但报社有权对该信件进行编辑。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信件改得面目全非。”在再次面对律师坐下后，查德威克这么说，“这是回绝，难道不是吗？”

律师考虑了一下，决定实话实说。他认识这位当事人已经好多年了。

“是的，”他说，“是回绝。之前，这种事情我只与国家级报纸打过一次交道，但这封信件是一篇相当标准的回复。他们不愿意公开声明撤回文章，更不用说赔礼道歉了。”

“那我该怎么办？”查德威克问道。

律师出了一个主意。“当然，还有报业协会，”他说，“你可以向他们投诉。”

“他们会怎么处理？”

“他们也处理不了什么。他们接受的申诉，大多是由于报纸在出版时的疏忽或记者的不实报道引起的无关痛痒的异议。他们会避开诽谤投诉，把皮球踢给法院。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多指责一番。”

“报业协会不会要求坚决撤回文章并道歉吗？”

“不会。”

“那还有什么办法？”

律师叹了一口气。“恐怕只能打官司，向高等法院起诉诽谤罪，要求损害赔偿。当然，如果法院真的发出传票，那么报纸也许会阻止事情升级，从而可能会刊登你所要求的赔礼道歉。”

“会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案子。”

“实话告诉你吧，”律师说，“在诽谤案中，根本没有什么简单明了。一方面，实际上还没有诽谤法。或者说，它只归属于习惯法。几个世纪来，有许多判例。这些先例也许可作不同的解释；而你的案例，或任何案例，都与以往的先例在细节上有某些微妙的不同。

“另一方面，人家还会争议你当时的神志状态和思维状态，即在特定情况下，一个人的感知是明白的还是无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但当然，我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吧？”

“实际上，你要这么做。”律师说，“嗯，你是原告，报社、编辑和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是被告。你必须证明，在你与最近被清算的那家公司往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不可靠。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你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谤。”

“你是不是建议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道，“你真的要我接受那家伙未经核实就发表的谎言吗？你真的要我不管自己生意的死活也不去投诉？”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坦率告诉你。有时候，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去鼓动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么做我们就能挣到大笔律师费。实际上往往恰恰相反，通常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怂恿他去起诉。他们当然不用承担诉讼费，对于外行人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有趣。我们搞法律的，对于诉讼的费用，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这事情他以前倒是很少考虑。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平静地问道。

“会毁掉你。”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的。现实中，常常很不相同。”律师说，“你是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做一点小生意，这年头做生意如同走钢丝，随时可能破产。我一辈子辛辛苦苦，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我有自己的房子、汽车、衣服、一份个体户的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

“我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当今社会，只有富人才能起诉富人，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也许能打赢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单是一场漫长的官司，还不包括上诉，其费用可能已是获赔金额的十倍。

“大报纸、大出版社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此来应付因诽谤而造成的赔偿。他们聘得起伦敦西区的精英律师，甚至是最昂贵的王室法律顾问。当他们面对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会把他搞垮。稍微耍耍手腕，一桩案子就会拖上五年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会一再增加，光是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英镑。到以后，律师的费用会直线上升，更别提律师还带着年轻的助手，那还得加钱。”

“费用会达到多少？”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是一桩冗长的官司，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至少要几万英镑，”律师说，“这还不算完。”

“还有什么？”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你赢了官司，得到了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的诉讼费，那么你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作出判决——当然，他们只有在那些最恶劣的案件中才这么做——你还得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如果你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你赢了，报社还可以把案子上诉。为此你可能要花费双倍的费用。即使你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作出判决，你也会破产。

“而且，还会背上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原先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这事在法庭上会被反复提及，还有大量的增补材料和申辩。虽然是你在起诉，但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为了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诋毁你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朝你泼大量脏水，有些还洗不掉。吃这种亏的人，可以说不胜枚举，虽然赢了官司，却名誉扫地。法庭上的所有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那么法律援助呢？”查德威克问道。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调查过。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你得表明你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你。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死。”查德威克说。

“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你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但我真心感觉到，我对你最好的帮助，就是指出这种事情真是既危险又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官司，最后落得终身后悔。其中一些人，一直没能从多年诉讼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负担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真诚，我向你表示感谢。”他对律师说。

那天的晚些时候，他从自己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询问他的名字。他报出自己的名字。

“你找巴克斯顿先生有什么事？”她问道。

“我想与他约个时间，见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线路上一阵停顿，他听到打内线电话的声音。然后女秘书回话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面见巴克斯顿先生呢？”她问道。

查德威克简单解释说，他想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他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或许，你可以写封信，他也许会考虑读一读。”

她搁下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市中心，出现在信使报社大楼的前台。

他在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填写了一张会客单，写上姓名、地址、要会见的人以及事由。会客单拿走后，他坐下开始等待。

半个小时后，电梯门开了，一位优雅、苗条的年轻人走了出来，身上散发着须后水的香味。他朝门卫扬起眉毛，门卫则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是阿德里安・圣克莱尔，”年轻人说道，他把自己的姓发音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你有什么事？”

查德威克解释了署名为盖洛德・布伦特的那篇文章，说想向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说文章中对他的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生意。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不为所动。

“哦，是啊，可以看出你为此在担忧，查德威克先生，但你恐怕不能与巴克斯顿先生会面。他是一个大忙人，你明白吗？我……呃……知道一位律师已经代表你跟编辑交换过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回信是一位秘书写的。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先听听我这边的意见。”

圣克莱尔淡淡一笑。“我已经解释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代表编辑本人写封信。”

“那么，我能见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道。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你或你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把查德威克带到旋转门外面。

他在弗利特街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份三明治午饭。吃饭时，他一直在沉思。下午，他早早坐进伦敦中心区一座参考资料图书馆里，那里专门提供当代档案和剪报。他仔细阅读了最近的诽谤案件的卷宗，发现他的律师并没有夸大其词。

有一件案子使他大为震惊：一名中年男子在一本书里遭到一位时尚作家的严重诽谤，他起诉并且获胜，获得三万英镑的损失赔偿费，并由出版商承担诉讼费。但出版商上诉了，上诉法院撤销了原判赔偿，让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官司打了四年，面临破产的原告把案子呈递到上议院。上议院纠正了上诉法院的判决，重新判给他损失赔偿费，但没有判决诉讼费。他赢回了三万英镑的赔偿费，但五年后的诉讼成本是四万五千英镑。出版商的法律费用与他相似，总共损失了七万五千英镑，但这笔金额的大部分是有保险的。原告虽然赢了，但一辈子也毁了。打官司的第一年，他在照片里还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六十岁男士。五年后，由于案子缠身、精神紧张、债台高筑，他变得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没有人样。他的名誉是恢复了，人却在破产中死去。

比尔・查德威克决定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去西敏寺的公共图书馆，拿上一部霍尔斯伯里的《英格兰法典》，坐进阅览室。

如同他的律师所说，对于诽谤，没有像道路交通法那样的成文法，但有一八八八年的诽谤法补充法案，其中对诽谤或毁誉下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

诽谤之辞，一般说来就是贬低他人之言辞，旨在促使社会上正常思维的人们在评价该人时降低其身份，或使别人对其回避，或使其遭受仇恨、蔑视或嘲笑，或使其在公务、专业、职业、行业或生意中受到诋毁或中伤。

嗯，至少最后那部分是适合我的，查德威克心里想道。

他的律师关于法庭的那套说教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在法庭上，所有的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难道真是这样吗？

律师是对的，这部一八八八年的法案就说得很清楚。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报道和出版，记者、编辑、印刷厂和出版商都不必担心被指控诽谤，只要该报道是“公正、及时和准确的”就可以了。

这个规定，查德威克心里想道，一定是为了保护法官、治安推事[7]、证人、警官、律师，甚至被告，使他们敢于讲真话，用不着考虑案子的结果。

任何人的言辞，不管多么侮辱、中伤、诋毁或诽谤，只要是当庭申辩的，都有豁免权；任何人准确报道、印刷和出版上述言辞的，也有豁免权。这种豁免被称为“绝对特权”。

在乘地铁返回郊区的途中，比尔・查德威克的脑海里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

经过四天的搜寻，查德威克终于发现，盖洛德・布伦特住在汉普斯特德一条时尚小街上。在随后的星期天上午，他来到这条街上。估计报纸的记者星期日应该不会上班，他希望布伦特一家不会到乡下去度周末。他踏上台阶，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一位长得和蔼可亲，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开了门。

“布伦特先生在家吗？”查德威克问道，马上又补充说，“是关于《星期日信使报》上他文章的事情。”

这不是撒谎，能让布伦特夫人相信，来访者是弗利特街报馆的人。她微笑着转身朝门厅喊“盖洛德”，然后回过头来面对查德威克。

“他马上就来。”她说，随后循着屋里小孩发出声音的方向走了过去，没有关上门。查德威克等在那里。

一分钟后，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浅色亚麻布宽松裤和粉色衬衫，样子优雅，年纪在四十五六岁光景。

“什么事？”他询问说。

“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查德威克问道。

“是的。”

查德威克展开手中拿着的剪报，凑了上去。

“是关于你在《星期日信使报》上写的这篇文章。”

盖洛德・布伦特看了看剪报，手没去碰。他的脸上露出困惑和恼怒的表情。

“这是大约四周前的，”他说，“怎么了？”

“很抱歉星期天早上来打扰你，”查德威克说，“但看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得承担的风险。你要明白，在这篇文章里你诽谤了我，相当严重地诽谤了我。这给我的生意和社交生活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布伦特脸上的表情依然很困惑，但很快就变成怒火中烧。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质问道。

“哦，很抱歉。我叫比尔・查德威克。”

一听到这个名字，盖洛德・布伦特终于明白过来，顿时勃然大怒。

“你听着，”他说，“你根本就不该跑到我家来投诉。有正常渠道，你必须让你的律师写……”

“写了，”查德威克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想见你们的编辑，但他不接待。所以，我只好找你。”

“真是太可恶了。”盖洛德・布伦特抗议说，他正打算把门关上。

“你瞧，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查德威克温和地说。布伦特正要摔门的手停住了。

“什么东西？”他问道。

“这个。”查德威克说。

他抬起右手，握紧拳头，结结实实但并不特别凶狠地砸在布伦特的鼻尖上。这一拳，打断不了鼻梁骨，也伤不到鼻中隔软骨，却使盖洛德・布伦特后退一步，发出了“嗷……”的叫声。他用手捂住鼻子，眼睛淌出泪水，开始抽吸鼻子里流出来的第一溜鲜血。他瞪了一眼查德威克，似乎正面对着一个疯子，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查德威克听到门厅里的脚步声远去了。

他在希思大街的街角上找到了警察，是一个年轻人，正无所事事地享受着周末上午的清新和安宁。

“警官，”查德威克走到他面前说，“你最好跟我来。本地的一位住户遭到了袭击。”

年轻警察来了精神。“袭击，先生？”他问道，“在哪里？”

“只隔了两条街，”查德威克说，“请跟我来。”

不等警察多问什么，他用食指示意让警察跟上，随即转身沿原路轻快地走了回去。他听到身后的警察对着领口无线电说话的声音和靴子走路时的敲地声。

警官在布伦特居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追上了查德威克。为了制止警察的疑问，查德威克依然快步行走，同时告诉警察：“就是这里，警官，三十二号。”

他们抵达时，房门依然关着。查德威克比了个手势。

“这里。”他说。

那警察停下来，疑惑地看了一眼查德威克，然后踏上台阶，按响门铃。查德威克也跨上台阶，与警察站在一起。门开了，布伦特夫人小心翼翼地从门后露出脸，看到查德威克后，她的眼睛睁大了。没等警察开口，查德威克就抢先说话了。

“布伦特夫人，这位警官可以与你丈夫说句话吗？”

布伦特夫人点点头，飞快地跑回屋里去，两位来访者可以听到从屋内传出的嘀嘀咕咕的耳语声。“警察”和“那个人”的词语依稀可辨。过了一会儿，盖洛德・布伦特出现在门口。他左手拿着一块湿漉漉的洗碗布捂住鼻子。在洗碗布的后面，他不断发出抽鼻子的声音。

“什么事？”他说道。

“这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你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警官问道。

“是的。”盖洛德・布伦特说。

“几分钟以前，”查德威克说，“布伦特先生的鼻子被人故意打了一拳。”

“这是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是的。”布伦特点点头，眼睛从洗碗布上方瞪向查德威克。

“我明白了。”警官说，实际上他并不明白，“那么，是谁干的？”

“我干的。”查德威克在他身边说。

警察转向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你说什么？”他问。

“我干的。我打了他的鼻子。一次普通的袭击，对吗？”

“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洗碗布后面的那颗脑袋点了点。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警察问查德威克。

“这个嘛，”查德威克说，“等我到警署后，才能解释。”

警察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他说：“好吧，先生，那么，你得跟我去警署。”

这时，一辆巡逻警车来到希思大街，正是这位警察五分钟前呼叫的。警察与车内两个穿制服的人简单交流了一下，然后和查德威克一起爬进了汽车后座。不到两分钟，警车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警署。查德威克被交到一位值班的警长手里。他静静地站在原地，听年轻的警察向警长解释发生的事情。警长是个中年人，有经验、有耐心，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查德威克。

“你打的那个人是谁？”他终于开口问道。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不喜欢他，对吧？”值班警官问。

“是的。”查德威克说。

“为什么找这位警察自首呢？”警长问道。

查德威克耸耸肩。“这是法律，对不对？发生了一件触犯法律的事情，得报告警察。”

“说得对。”警长表示赞同，又转向那位警察，“布伦特先生伤得重吗？”

“看上去不重，”年轻的警察说，“只是鼻子被轻轻撞击了一下。”

警长叹了一口气。“地址。”他说。警察把地址给他。“在这里等着。”警长说。

他退回里屋去了。电话簿上没有登记盖洛德・布伦特的家庭号码，但警长还是查到了。他拨打那个号码，又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看来不想告你。”他说。

“问题不在这里，”查德威克说，“告不告由不得布伦特先生，这里不是美国。事实是，显然已经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触犯了国家法律，该由警方来决定是否起诉。”

警长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哦，你还懂点法律呢，先生？”他说。

“学过一点。”查德威克说。

“你觉得我们都不懂吗？”警长叹了一口气，“嗯，警方也许决定不予起诉。”

“如果那样的话，我别无选择。我得说，如果你们不起诉，我就去那里再打他一次。”查德威克说。

警长慢吞吞地把一份起诉表格朝他推了过去。

“那就起诉吧。”他说，“姓名？”

比尔・查德威克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并被带进看守室。他拒绝陈述，只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向治安推事解释他的行为。他的话经由打字员记录下来，他在上面签了名。他被正式起诉了，并且自己缴纳了一百英镑保释金，由警长保释，第二天上午要去北伦敦的治安推事那里。然后他被允许离开。

第二天，他以还押的身份出现。听证会进行了两分钟。他拒绝进行抗辩，因为他知道这种拒绝会被法庭理解为在适当的时候请求作无罪判决。他被还押两周，又交了一百英镑的保释金。由于只是一次还押听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没有到庭。本次还押是基于普通的袭击起诉，因此，地方报纸上的报道只是一块豆腐干那么大的篇幅。比尔・查德威克居住的那个小区，谁也不看那份报纸，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案子审理的前一周，有几通匿名电话打给了弗利特街及其周边的主要日报、晚报和星期日报纸的新闻编辑。

在每通电话中，致电者都向新闻编辑透露，《星期日信使报》的明星调查记者盖洛德・布伦特因卷入一起袭击案，将于下周一在北伦敦法院出庭；该案由警方起诉查德威克，比起报业协会的法律报道组，若是派出自己的记者将会大有收获。

大多数编辑都去核查了该法院当天的庭审清单，查德威克的名字确实在上面，于是安排了自己的记者。尽管谁都一头雾水，但他们都抱有最大的期望。如同工会运动中缺乏真挚的团结精神一样，弗利特街的行业友谊也早就名存实亡。

比尔・查德威克的保释在上午十点整期满，他在法庭等候传唤。庭审于十一点一刻开始，步入被告席时，他快速扫了一眼记者席，确认那里已坐得满满当当。他注意到作为证人而被召来的盖洛德・布伦特坐在法庭外大厅里的一张长凳上。按照英国法律，证人在被传唤作证之前是不能进入法庭的，只有作证完毕后才可以坐到法庭后部，旁听剩余的审讯。所以查德威克对此略感惊讶。他决定采用不服罪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治安推事建议本案被告有了职业律师后才开庭审理，但查德威克拒绝了，解释说他要自我辩护。治安推事耸耸肩，表示同意。

公诉人列举了该案的事实，或者说那些已知的事实，当他提及正是查德威克本人那天上午在汉普斯特德找警察克拉克报告袭击消息时，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讶。随后，他要求传唤警察克拉克。

年轻的警官先宣誓，然后讲述了拘捕的证据。其后，查德威克两次拒绝了反询问的机会。克拉克警官退下后，坐到后排的一个位子上。现在传唤盖洛德・布伦特。他踏上证人席，宣了誓。查德威克在被告席站了起来。

“阁下，”他以清晰的声音对治安推事说，“我已经反复考虑了，我希望改变抗辩，承认有罪。”

治安推事朝他瞪起眼睛。已经站起来准备验证的公诉人，又坐了下去。在证人席上，盖洛德・布伦特默默地站着。

“我明白了。”治安推事说，“你确定吗，查德威克先生？”

“是的，阁下。绝对确定。”

“卡吉尔先生，你有什么异议吗？”治安推事询问公诉人。

“没有异议，阁下。”卡吉尔说，“我推定，被告对我刚才列举的事实没有争议。”

“一点争议也没有，”查德威克在被告席上说，“完全符合事实。”

治安推事转向盖洛德・布伦特。“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布伦特先生。”他说，“现在看来你用不着在这里作证了。你可以离开，也可以坐到法庭后面去。”

盖洛德・布伦特点点头，离开证人席。他与记者席上的那些人互相点头示意，坐到后排的一个位子上，紧挨着作证完毕的警察克拉克。法官开口对查德威克说话。

“查德威克先生，你已经由抗诉转为认罪。这当然意味着你承认对布伦特先生进行了袭击。你还想找证人为你作证吗？”

“不用了，阁下。”

“如果你想的话，你或许还可以找证人，或者由你自己举证以减轻罪责。”

“我不想找证人，阁下。”查德威克说，“至于减轻罪责，我想在被告席上作一份申诉。”

“这是你的特权和权利。”治安推事说。

查德威克现在站着对治安推事说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折叠的剪报。

“治安推事阁下，六个星期以前，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在他效力的报纸《星期日信使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如果阁下能过目，我将不胜感激。”

一位传达员从律师席旁边站起来，拿起剪报，走向治安推事的席位。

“这与本庭的案子有关系吗？”治安推事问道。

“我向您保证，阁下，很有关系。”

“好吧。”治安推事说。他接过由传达员递过来的剪报，快速看了一遍。看完后，他把剪报放下来，说：“我明白了。”

“在这篇文章里，”查德威克说，“盖洛德・布伦特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和严重诽谤。您可以看到，阁下，文章涉及销售某样产品的一家公司面临破产，在罚没抵偿过程中，该公司的一些合作伙伴遭受损失。不幸的是，我也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与其他人一样上了那家公司的当。我与许多人一样都曾经相信该公司很可靠，产品也信得过。实际上，我也因此蒙受了损失，但那是因为我自己的错误。但在这篇文章中，突然间我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指控，被含混地污蔑为共犯，这个人在动笔之前甚至都没好好作过调查。”

法庭上响起一阵骚动，然后安静下来。之后，记者席上的人们开始在本子上疾书起来。

公诉人站了起来。“阁下，这对于减轻罪责真有必要吗？”他苦着脸问道。

查德威克插话了：“我向您保证，阁下，我只是解释本案的背景情况。我感觉到，如果能明白这事的原委，您就能更准确地对案件作出判决。”

治安推事盯着查德威克看了一会儿。

“被告的话有道理。”他承认说，“继续进行。”

“谢谢您，阁下。”查德威克说，“好，假如这个所谓的调查记者在写这篇垃圾文章之前稍微屈尊与我联系一下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档案资料、财务报表和银行账单都拿给他看，由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与其他投资者一样，都是受误导上了当的，而且损失惨重。虽然通过电话号码簿和业务指南都可以找到我，但他根本不想与我联系。这似乎表明，这个自以为是的记者隐藏着恶毒和狂妄的用心，热衷于道听途说，不愿去调查事实……”

盖洛德・布伦特气得脸色通红，他从法庭后边站了起来。“请听我说……”他喊道。

“肃静，”传达员吼道，他也站了起来，“保持法庭安静。”

“我理解你的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治安推事严肃地说，“但我很想知道，这与减轻罪责有什么关系。”

“阁下，”查德威克谦恭地说，“我只是希望唤起您的正义感。当一位守法的、过着平静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个人时，弄清楚他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肯定很有必要。这一点，我认为，应该会影响审判者对本案的判决吧？”

“那好，”治安推事说，“解释一下你的动机，但请注意用词。”

“好的，我会的。”查德威克说，“这篇充斥着谎言的文章出现在貌似严肃的报纸上后，我的生意受到了严重影响。很显然，我的一些商业伙伴不明真相，不知道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所谓的真相揭露不是来自于深入的调查，而只是出自酒醉后的胡说八道，于是他们倾向于相信这种诽谤。”

盖洛德・布伦特在法庭后面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用胳膊肘碰了碰身边的那位警察。

“他不能这样公然扯淡，是吧？”他咬牙切齿地说。

“嘘。”警察说。

布伦特站了起来。“阁下，”他大声说，“我要说两句……”

“安静。”传达员喊道。

“如果还有人在法庭上捣乱，我就把他轰出法庭。”治安推事说。

“因此，阁下，”查德威克继续说，“我很纳闷，一个不了解情况而又懒得去核实的小丑，凭什么能躲在一家大报的法律权力和雄厚财力的保护伞下，居高临下地诋毁一位他不屑见面、老实厚道、操劳终生的小人物呢？”

“对付诽谤还有其他办法的嘛。”治安推事评论说。

“确实如此，阁下，”查德威克说，“但作为一位法律人士，您一定很清楚，当今社会很少有人能顶得住一个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还有那篇他们搞错了也不屑改正的文章，想找编辑解释，他却拒绝见我，永远不会见我。于是我想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由于他们不让我在他的办公室见他，我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治安推事说，“你也许遭到了严重诽谤，但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不，阁下，”查德威克惊讶地说，“我根本不是去揍他的。我是想跟他理论，要求他核对证据。我认为这会使他明白，他写的东西与事实根本不符。”

“哦，”治安推事饶有兴致地说，“动机终于来了。那你到他家去请求他了？”

“我确实是这么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清楚，和公诉人一样，他在被告席上发言前未经宣誓，因此不会受到盘问。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治安推事问道。

查德威克的肩膀垂了下来。“我试过，”他说，“但他用与报馆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呢？”治安推事问道。

“我承认我当时是冲动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瞬间，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这位朋友呀，治安推事心里想道，就像飞上半空的玩具飞机一样失去了控制。他不禁想起几年前有一次，他因为在其他法庭上作出的某个判决，受到媒体粗暴无礼的对待。他当时气极了，事后一切也都证明，他当时的判决没有错。现在，他大声宣布：“这是一起非常严肃的事件，法庭应接受你的申诉。即便你那天上午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里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可是，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以社会公德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去打国家级报纸记者的鼻子。罚款一百英镑，外加五十英镑诉讼费。”

在比尔・查德威克填写支票的时候，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都急着去打电话和叫出租车了。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他感觉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已经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我其实可以，”查德威克说，“在被告席上时，是的，我可以。这叫作绝对特权。”

“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布伦特说，“再说，你也不能这样诽谤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查德威克温和地说，“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嘛。”

天 职[8]

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车子正处于一座陡峭蜿蜒的山坡上。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别把我困在这个地方，别把我丢弃在这片荒凉而又美丽的法国乡野。

妻子伯纳黛特在我身边惊恐地看着我。我伏在方向盘上，脚踩油门，想让这台奄奄一息的机器运转起来。显然，前盖下面的某个部件出了什么故障，而对于这样的技术活，我肯定是天底下最笨拙的人。

这辆老式凯旋五月花刚刚爬上山丘，终于在喘了几口气后在山顶上熄火了。我关掉点火器、拉上手刹，从车里钻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下了车。我们俯瞰山丘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条乡间道路伸向山谷。

不可否认，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夏日夜晚是很美丽的。那时候，多尔多涅河的这个地区还完全没被“发现”——至少是没被时髦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没有伸向天空的工厂烟囱或输电铁塔，没有因修建高速公路而在青翠的山谷里留下一条疤痕。一座座小村庄栖息在狭窄的小路两边，村民靠种地为生，收获的庄稼装载在用两头牛拉动的吱呀作响的木制大车上。那年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到这里旅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国外度假——第一次离开爱尔兰乃至英格兰。

我从车上找出交通图研究了一下，指向多尔多涅河谷北边的一个点。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我说。

伯纳黛特凝视着我们前方那条路。“前面有个村庄。”她说。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没错。”

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还有谷仓的屋顶。我犹豫地看了一眼汽车和山丘。

“没有发动机的动力，我们或许也能到那里，”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里好呀。”妻子说。

我们回到车里。我挂到空挡，完全松开离合器，放下手刹。五月花开始缓慢地向前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一种怪异的寂静中，我们朝着山下、朝着远处的教堂尖塔方向滑行过去。

重力的作用把我们带到村口，原来这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汽车的惯性又把我们带进村子街道的中央，然后停了下来。我们下车时，黄昏开始降临。

街上空荡荡的。在一座砖砌大谷仓的墙边，一只鸡孤零零地在尘土中扒食，两辆运草大马车被遗弃在那里，车辕落在地上，车主不知去向。就在我打定主意去敲开一户门窗紧闭的人家，用我那蹩脚的法语努力解释一下我的困境时，一个孤独的人影从一百码远的教堂后面出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等他走近时我看出来，他是这个村子的神父。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系着腰带，戴着宽边筒帽。我搜肠刮肚想找出一句法语与他打招呼，可是没有找到。当他走到我们身边时，我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不管怎么说，这声招呼就足够了。他停下来，露出询问的微笑。我用手指向我的汽车，他笑得更欢了，并点点头，好像在说“好车”。怎么去跟他解释我现在并不是一个自豪的车主，并不是在炫耀我的靓车，而是一个遭遇了汽车抛锚的游客呢？

拉丁语，我心里想。他上了年纪，但他肯定记得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些拉丁语。可是，我会说什么拉丁语呢？我绞尽脑汁。基督教兄弟会曾经花了几年时间教我学拉丁语，但撇开“Mass”这个词语之外，我从未用过拉丁语。祈祷书里也没有关于凯旋汽车故障的语句。

我指向汽车的引擎盖。

“Currus meus fractus est.”我用拉丁语告诉他。这话的确切意思是：“我的马车坏了。”但这么表述好像起到了作用，他那张圆脸明朗起来了。

“Ah, est fractus currus teus, filius meus? [9]”他重复道。

“In veritate, pater meus.[10]”我告诉他。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要我们在这里等他。他加快脚步匆忙往回走，走进一座房子。我后来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那是村里的咖啡馆，显然是这个村庄的生活中心。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几分钟后，他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个子男人，身穿蓝色帆布裤子和一件典型的法国农民汗衫，脚上穿着帆布鞋，脚步沉重地踏着尘土朝我走来，在他旁边的神父却步履轻快。

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时，这位神父快速地说起了法语，比画着这辆汽车，又指指前后的路。我感觉他是在告诉他的信徒：这辆汽车不能整个晚上堵在路上。农民默默地点点头，走开了。现在剩下牧师、伯纳黛特和我孤独地站在汽车旁边。伯纳黛特走过去，静静地坐在路边。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等待某件事情发生，同时还得面对一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人。只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点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点头并微笑。我们都点头微笑。最后，他打破了沉默。

“英格兰人？”他用法语问道，指着伯纳黛特和我。我耐心地摇了摇头。历史上，爱尔兰人常常被错当成英格兰人。

“爱尔兰人。”我说，希望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他的脸色明朗起来。

“哦，荷兰人。”他说。我又摇摇头，拉上他的胳膊来到汽车后部。车尾侧面贴着的标牌上，有白底黑字写着爱尔兰的三个字母：IRL。他笑了，似乎是面对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

“爱尔兰人？”我点点头并微笑。“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格兰的一部分。”他说。我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真是争论也无济于事，再说，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对这位好心的神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伯纳黛特的父亲和伯父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

这时候，那个农民出现在石板镶边的砖砌谷仓之间的一条小巷里，他高高地坐在一辆老旧的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在这个由牛马拉车的世界里，这也许是村里唯一的一辆拖拉机。它的发动机响声听起来比我这辆五月花汽车在熄火前好不了多少。它突突响着开到街上，停在我的车前面。

这位穿着蓝色服装的农民，用一条结实的绳子把我的汽车与拖拉机的拖钩连在一起。随后，神父示意我们上车。就这样，神父在旁边行走，我们被拖拉机拖曳着朝前行驶，转过一个路口，进入一个院子。

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我发现这也是一座砖砌的谷仓，一块油漆斑驳的木板上写着“修理厂”。显然，现在已经关门落锁了。农民摘下我的汽车拖绳，开始收拾。神父指了指自己的手表和这个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开门，到那时候，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在此之前我们怎么办呢？”伯纳黛特在我耳边说。我为了引起神父的注意，将双手合掌放在脸颊一侧，再把脑袋一歪，用这种国际通用的手势来表示我们想睡觉。神父明白了。

神父与农民又开始了一番快速的交流。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一条胳膊在指点着什么。我听出“普雷斯”这个对我没有意义的词语，但我看到神父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朝我转过身，示意我们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并站在拖拉机的后踏板上，用手紧紧扶好。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院子，上了公路。好心的神父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并肩站在拖拉机的踏板上，感觉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提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拖拉机。

沉默的司机驶上村子对面的一条公路，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一座山丘。快到山顶时他转入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他把拖拉机停在农家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发动机还在运转，发出很大的响声。

农民走近门前，敲了敲。不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她个子矮矮的，扎着一条围裙，她身后的煤油灯光照出她的轮廓。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对她说了几句，她点点头。司机满意地回到拖拉机上，朝那扇敞开着的门指了指，然后就驾着拖拉机离去了。

刚才他们俩在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天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子。这是迄今我所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子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物品东一堆、西一堆的。院里有奶牛棚、马圈和牛栏，在一个手压泵旁边有一只木制的饲料槽。一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历经雨打日晒，没有现代化、没有高效率，但正是上百万这种传统的农家小院构成了法国农业经济的支柱。

我听到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斧头有节奏的一起一落的声音，那是劈木柴的重击声，还伴随着木头的破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柴禾。这时候，门口的女人召唤我们进屋去。

里面也许有个起居室、客厅或休息室——不管叫什么都可以——但我们被带到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厨房。这是一间铺着石板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水槽、一张餐桌，明火炉灶旁边有两张破旧的沙发。石头水槽旁还有一个手压泵，表明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我把行李放了下来。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她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般的脸庞，灰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还有一双饱经风霜的手。她穿着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微笑着发出鸟鸣般叽叽喳喳的欢迎声。她自我介绍是普雷斯夫人，我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对她来说，这名字的发音相当难。交流显然被限制在了更多的点头和微笑范围内，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在山上的困境，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待着，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普雷斯夫人示意伯纳黛特可以去看看房间并洗漱一下——显然这种细节对我来说无所谓。两个女人拿着行李，手拉着手上楼去了。我走向窗口，窗户敞开着，夜晚暖风习习。窗户后面是屋后的另一个院子，那里有辆马车停放在一个木棚旁边的杂草丛中。棚屋的外围有一道栅栏，大概有六英尺高。栅栏里，一把大斧一起一落，劈木头的声音在继续着。

十分钟后，伯纳黛特下了楼。她刚才把瓦缸里的凉水舀入一个瓷盆里洗了把脸，看上去气色好多了。水从上面的窗户里泼到院子里，原来这就是我听到的奇怪的流水声。我对她耸了耸肩。

“一个很不错的小房间。”她说。正看着我们的普雷斯夫人绽出笑容。她手忙脚乱的，除了赞许的语调，其实什么也没听懂。“我希望，”伯纳黛特带着同样欢乐的笑意说，“这里不会有什么虫子。”

我担心也许会有。我妻子总是被跳蚤和蚊子之类的昆虫叮咬，蚊虫常常会在她那凯尔特族人特有的白皙肌肤上拱出几个大包。普雷斯夫人做着手势，示意我们坐到旧沙发上。我俩坐下来，开始闲聊，而她则去厨房另一头的黑色铸铁炉灶边忙碌了起来。饭菜的香味很是诱人，我感到饿了。

十分钟后，她吩咐我们坐到餐桌边来，并在我们面前放上瓷碗和汤匙，还分发给每人一长条美味松软的白面包。最后，她在桌子中央放上一个大砂锅，锅盖处露出一只铁勺子，她示意我们随便吃。

我给伯纳黛特盛了一份蔬菜肉汤。这是一种浓汤，主料是土豆，既好吃又有营养，还能填饱肚子。我们两人都吃了三碗。我要给普雷斯夫人盛一份，但她谢绝了。显然当地没有这个习惯。

“Servez-vous, monsieur, servez-vous.[11]”她重复着说，于是我又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我们痛快地吃了起来。

没过五分钟时间，劈木头的声音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后门开了，那位农夫进来吃晚饭了。当他夫人向他解释我们的来历时，我起身和他打招呼，但他对两个陌生人坐在他的餐桌旁没表示出一丝兴趣，于是我又坐下了。

他是一个大个子男人，脑袋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他走路的样子缓慢笨拙，给人的印象就是——四肢发达，反应迟缓。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灰白头发剪得短短的。我注意到他长着一对圆圆的小耳朵，而他的眼睛——虽然在看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问候的表示——则是纯真无邪的淡蓝色。

这个巨人一言不发地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妻子马上给他盛了满满一碗汤。他双手黑乎乎的，沾着泥土，而且我知道还沾着别的什么东西，但他没去洗手。盛完汤，普雷斯夫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又朝我们露出灿烂的微笑，而且频繁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吃饭。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这位农夫用勺子大口大口地舀汤喝，而且旁若无人地掰了好几块面包。

这对夫妻之间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她不时地用深情和宽容的目光看他，尽管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和伯纳黛特尽量找话说，至少我们之间能说点什么。其目的与其说是交流信息，倒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种沉闷气氛。

“希望明天汽车能够修好，”我说，“如果是大毛病，也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购买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想到修车费也许会增加我们这次战后短暂旅行的负担，我不禁担忧起来。

“最近的大城镇是哪里？”伯纳黛特一边舀汤一边问道。

我努力去回想汽车里的那份地图：“我想是贝尔热拉克。”

“有多远？”她问道。

“大概是六十公里。”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沉默。这样过了足有一分钟时间，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句英语：“四十四。”

当时我们二人都在低头吃饭，伯纳黛特抬起头来看我，我的样子与她一样迷惑。我望向普雷斯夫人，她高兴地微笑，继续吃着饭。伯纳黛特冲着那位农夫微微点了点头。我转向他，他还在狼吞虎咽地喝汤吃面包。

“你说什么？”我问道。

他没有显露出听到了的样子，又喝了几口汤、吃了几块面包。过了一小会儿，他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四十四，到贝尔热拉克，四十四公里。”

他并没有看我们，只是继续吃东西。我看向对面的普雷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似乎在说：“哦，是的，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惊讶地放下了勺子。

“你会说英语？”我问农夫。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是在英格兰出生的吗？”我问道。

更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去了五十秒钟。

“威尔士。”他说完，又将一块面包放进嘴里。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不加快对话的速度，那么读者是会感到厌烦的。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之间缓慢的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因为我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之间总有一个漫长的间隔。

起初，我还以为他听力不好。其实不然，他能够清楚地听到。然后我想，他也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人，要仔细考虑他回答的含义，如同一名棋手，每走一步都要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不然。事情很简单，他完全没有心计，是那种思维迟缓的人。他要消化一个问题，琢磨出它的意思，构思一个答案，再把它表达出来。这样一圈下来，几十秒，甚至整整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也许，我本不该有浓厚的兴趣去耐心地与他长谈近两个小时，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英国威尔士人会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乡村当农民。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原因展现了出来。这个故事如此令人着迷，把我和伯纳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的姓氏不是普雷斯，而是普赖斯，按法语的发音是普雷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威尔士军团的一名二等兵。

当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他身负重伤，在一家英军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政府宣布停战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他由于伤势太重无法动身，于是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

在这里，他得到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当他因为伤痛而卧床不起，这位姑娘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来到法国南方的多尔多涅，在她父母的小农场里安顿了下来。他再也没有回过威尔士。岳父岳母去世后，他妻子作为唯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在这个如此缓慢的叙述过程中，普赖斯夫人一直坐在这里倾听着。每当偶尔听懂一两个词语时，她便会绽出快乐的微笑。我努力想象她在一九一八年时的模样：身材苗条，像一只快活伶俐的麻雀，一双深色的眼睛，干净整洁，干起活来十分欢快。

这位法国小护士在佛兰德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里，悉心照料这个巨大、无助、头脑简单而又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并最终爱上了他。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伯纳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回报。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互相对视了一下。

“你是在那里工作吗？”

“不是。”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在那里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兰德地区的。此前，他在英国陆军的爱尔兰警备司令部。

伯纳黛特微微打了个寒战。她来自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家庭。也许我本不该去理会，不该去进一步探究。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驻扎在哪里？”

“都柏林。”

“啊，我们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对这个地方是很自豪的。我们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品质。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后期部分的经历一样，展现得十分缓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尔士朗达地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生活艰难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就当兵入伍，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饱穿暖和有营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

我猜想，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单调乏味的，所以他才会说他不喜欢都柏林。简陋的兵营宿舍，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只有微薄的津贴，愚蠢地没完没了地打扫卫生和整顿军纪军容，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当兵的那点津贴是消费不起的，只能在食堂里喝点啤酒，极少或从不与当地天主教居民往来。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他很可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或者这位动作笨拙、反应迟缓的男人，也曾为什么事情高兴或悲伤过？

“没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是什么事情？”

“是一次处决。”他说，然后又专注地喝起汤。

伯纳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里僵住了。房间里的氛围有点寒气逼人。只有那位夫人，她一个词也没听懂，而她丈夫则过于迟钝，因此，他们二人根本没有在意。我本不该再继续问下去的。

毕竟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蒙特乔伊监狱被绞死，不过他们是被狱警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部队来干这活吗？而且根据军规，英国军人中的杀人犯和强奸犯，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是要被处决的。但犯人是被绞死的还是被枪决的？这个我并不清楚。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处决？”我问道。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抬起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住我，然后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许在说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清楚了。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像通常那样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没有躲躲闪闪，只是耐心地探询。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处决的那个人是谁？”

但这对他来说难度太大了。无论他如何努力，还是没能想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很久以前。”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对普赖斯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告诉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钟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此时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没在抽烟，也没在看书，他凝视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灯。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我脱下衣服，躺到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在旁边，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们回忆起了一九一六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划了一场在当时不得人心的运动——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冲进了邮政局和其他几座大楼。

我们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过去，要用枪炮把他们驱赶出来。但其中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兵营里无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赖斯，不然的话，他会提及这个事件的；我们想起了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尸体和伤员，有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我们还想起了邮政大楼内最终被打败的起义者被押解出来，想起他们挂在楼顶上的那面奇怪的绿橙白三色旗被轻蔑地扯了下来，并再次被英国的米字旗取代。

现在学校当然不教这些了，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事实：当起义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要经由水路去利物浦监狱时，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作出了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决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间，在基尔曼汉姆监狱处决十六名起义的带头人。不到一年，民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选中，独立党横扫全国。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爱尔兰的独立终于获得了认可。

伯纳黛特在我身边辗转难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之中。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想起了当年五月份那几个凄凉的早晨，马路上响起行刑队士兵们带铁掌靴子的踩踏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从兵营向监狱进发。她想起了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远处墙壁的一根木桩旁边。

她想起了她的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肯定会想起他。伯父是她所崇敬的人，但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在监狱里，他拒绝与狱警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在刑场上，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他面对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她还想起了其他人……奥康纳、克拉克、麦克多诺、帕特里克・皮尔斯[12]——当然，肯定有皮尔斯。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恼，忍不住低声嘟哝。所有这些都没意义。还有其他犯人，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英国军队的逃兵，在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也都被枪决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罪犯都被强制执行了死刑，而战争时期，获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是在夏天。”普赖斯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从五月到九月下旬。在一个小国家的历史里，一九一六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谓重大事件。默默无闻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我放弃这些念头，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醒来了，因为刚过黎明不久，阳光就从窗外照进来，而且，院子里家禽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二人都用水缸里的水洗漱了一下，我尽可能把胡子刮得干净一些，然后把脏水从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能够湿润一下焦渴的土地。我们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楼梯。

普赖斯夫人已经在厨房的餐桌上为我们二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还有黄油面包，吃起来味道很好。她丈夫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我还没有喝完咖啡，普赖斯夫人就把我召唤到屋前。在堆着牛粪、靠近大路的院子前面，停着我的那辆凯旋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就是修理厂的老板。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可是哪里都没见到他的身影。

修理工滔滔不绝地解释着，我只听懂了他反复提及的一个词语：Carburateur[13]。他随后又做手势对着管子吹气，以清除管子里的尘土。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去学汽车修理。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乐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岁月里，一千法郎大约是一英镑。然后，他把汽车钥匙递给我并与我道别。

我和普赖斯夫人结了账，又是一千法郎（在那个年代，确实只要一小笔钱就可以去国外度假了），随后叫来伯纳黛特。我们装上行李，上了车，一下子就发动了引擎。最后挥手道别后，普赖斯夫人就进屋去了。我倒了一次车，转过车头，经过农房门口朝道路驶去。

刚刚驶上道路，我忽然听到一声大喊，随即停下汽车。透过驾驶位旁敞开着的车门玻璃，我看到普赖斯先生从院子对面朝我们跑来，他手里提着那把大斧，斧子在他脑袋旁晃来晃去，如同一根牙签般轻盈。

我张大嘴，以为他是来袭击我们的。假如他想那么做，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汽车剁成碎块。但接着，我看到他脸上兴高采烈，原来叫喊和挥动斧子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让我们停车。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窗前，一张大脸盘出现在车窗处。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吃了一惊。他像一个孩子做了一件能让父母特别高兴的事情一样，绽出欢快的笑容。

“想起来了？”我问道。

他点点头。“想起来了，”他重复着，“我那天早上枪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诗人，叫皮尔斯。”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车上惊呆了，身子完全僵住，面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要让我们高兴，但失败了。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动用他那可怜的脑袋瓜冥思苦想了一整夜，为的是回忆起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某个信息。经过那么久的努力，他在十秒钟之前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追上我们，而我们却呆呆地凝视着他，既无表情、也无言语。

他的肩头松弛下来，直挺挺地站着，然后转身走向木棚后面那堆柴禾。很快，我又听到那种有节奏的砰击声。

伯纳黛特坐在汽车里，凝视着挡风玻璃的前方。她脸色惨白，双唇紧抿。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多年前，一个来自威尔士朗达山谷的笨拙的小伙子，从爱兰布里奇兵营的军需官那里领取了一支步枪和一发子弹。

伯纳黛特开口说话了。“恶魔。”她说。

我看向院子对面，看那把斧子一起一落的地方。握着斧子的那个人曾经用一颗子弹触发了一场战争，并使一个民族走上独立的道路。

“不，亲爱的，”我说，“不是恶魔。只是一名军人，在履行他的天职。”

我松开离合器，我们开始沿着山下那条道路，向贝尔热拉克驶去。

诈 骗

科明法官在火车一等包厢的角落座位里舒服地坐下来，打开当天的《爱尔兰时报》，扫了一眼标题，把报纸放到了膝盖上。

慢车到特拉利要四个小时，有的是看报纸的时间。他悠然地注视着窗外金斯布里奇车站的忙乱景象，几分钟之后，这列从都柏林到特拉利的火车就要离站，把他悄悄送往凯里郡城关镇去审案了。他暗想，这个包厢如果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就好了，他就能静心处理文件了。

可惜事与愿违。这个想法在脑海里刚刚闪现，包厢门就被打开来，有人进来了。他不想抬头。门滑过去又关上，来人把手提包扔到行李架上，然后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中间隔着闪闪发亮的胡桃木小桌子。

科明法官瞟了他一眼。这位旅伴身材瘦小，额前有一缕沙色的头发淘气地竖立着，褐色的眼睛透出无限忧郁和哀伤。他的西装是旧粗呢的，搭配着相得益彰的马甲和针织领带。法官估计，他不是和马打交道的，就是公司小职员。想罢，他继续看着窗外。

他听到外面的列车员对着线路上喷着气的老式蒸汽机车司机喊话，然后是列车员的尖利哨声。正当火车发出第一声欢快响亮的汽笛声、车厢随之缓缓开动时，车外有一个全身黑衣的高大身影跑过他的车窗。法官听到咫尺之外的车厢门打开时的撞击声，以及有人踏上车厢廊道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喘着粗气的黑色身影出现在包厢门口，然后宽慰地坐到远处的一个角落里。

法官又瞟了一眼。新来者是个红脸膛的神父。法官再次看向窗外，他是在英格兰受的教育，不喜欢搭讪。

“天哪，你差点就赶不上了，神父。”他听到小个子男人这么说。

黑衣人又喘了几口气。“还真是有点悬呢，孩子。”神父回答说。

幸好那之后他们都陷入了沉默。科明法官看着金斯布里奇车站渐渐退出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几排被烟熏黑了的丑陋房子，那时的都柏林西郊尽是这样的景色。这列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加大马力，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节奏也随之加快。科明法官拿起了报纸。

标题和头条新闻是关于埃蒙・德・瓦莱拉[14]总理的，昨天他在国会下议院就马铃薯价格一事大力支持农业部长。版面的最底端是一条豆腐干大的报道，提到有位希特勒先生接管了奥地利[15]。编辑有权决定刊登什么新闻，科明法官心里想道。报上再也没有能让他提起兴趣的消息了，五分钟后他折起报纸，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法律资料翻阅了起来。在他们驶离都柏林市区不久，基尔代尔地区的绿色田野也从窗口一闪而过。

“先生。”他对面一个声音怯生生地说。天哪，他想，那个人想说话了。他抬起眼皮，正好遇上对面那人西班牙猎狗般恳求的眼神。

“占用一点桌子，您不会介意吧？”那人问道。

“不介意。”法官说。

“谢谢，先生。”那人的英语听起来明显带有爱尔兰西南地区的土音。

法官继续研读一起复杂民事案件的处理文件，那是他从特拉利返回都柏林后要审的案子。这次他作为巡回法官到凯里郡去主持当季的听证会，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以他的经验，这些农村地区的巡回法庭，只会提供些最简单的案件让地方陪审团来作决定，且结论通常一目了然。

小个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副不怎么干净的扑克牌，发出几张后排成列，打发无聊的时间。他不想去看，过了一会儿，他的注意力被一阵咯咯声吸引住，这才再次抬起头来。

为了集中精神，小个子用舌头舔着牙齿，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响声。他直勾勾地盯着每列末尾翻开的牌面。科明扫了一眼，注意到一张红9没有接到一张黑10上。虽然很显眼，但小个子没看出搭配关系，又发出三张牌。科明法官抑住冲动，把注意力转回文件上。与我无关，他心里想道。

但一个人玩牌戏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他玩得很臭的时候。不到五分钟，法官就神不守舍，再也看不进民事诉讼案卷了。他转而盯着那些翻开的纸牌，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右边有一个空列，而第三列一张翻开的K应该移到空位上去。他咳嗽了一下，小个子警觉地抬起头来。

“这张K，”法官温和地说，“应该移到空列的头上去。”

玩牌的人低头一看，发现了这点，把那张K移动过去。现在翻开的牌正好是一张Q，于是他接到K的后面。他又顺利地挪动了七次，现在，K打头的那列是以一张10结尾。

“这是一张红9，”法官说，“现在可以移过去了。”

那张红9及其连带的六张牌被移动到10那边去。又一张牌可以翻开了，是一张王牌，他放到了上面。

“我相信你肯定能够玩到底。”法官说。

“唉，我不行，先生。”小个子边说边摇了摇脑袋，他长着双忧郁的眼睛，“说实在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通关过呢！”

“继续玩，继续。”科明法官说，他的兴趣更浓厚了。在他的帮助下，这次游戏确实通到了底。小个子惊奇地凝视着已经解开的游戏牌局。

“通关了，你看。你做到了。”法官说。

“哦，但没有大人您的帮助是不行的，”这个眼神忧郁的人说，“您对扑克牌很在行啊，先生。”

科明法官不清楚玩牌的人知不知道他是个法官，但又觉得那人不过是在用当时爱尔兰通用的方式称呼一个多少值得尊敬的人。

那位神父也已经放下手里那本已故红衣大主教纽曼的布道选集，上前来看纸牌了。

“哦，也不怎么样。”法官说。在基尔代尔街俱乐部，他偶尔会与老朋友打打桥牌、玩玩扑克。

私下里，他对自己的那套理论颇感自豪：聪明的法律思维，加上训练有素的观察力、演绎推理能力和敏锐的记忆力，总能打出一手好牌。

小个子停止了牌戏，开始漫不经心地玩起五张牌的梭哈。他翻看了一下牌面，收起来放回盒子里。最后，他把整副纸牌放下，叹出一口气。

“到特拉利路途遥远。”他若有所思地说。

事后，科明法官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提到“扑克”这个词的，但他怀疑也许是他自己。不管怎么说，他拿过那副牌来，发了几手自己玩。他高兴地注意到，其中有一手是一把“葫芦”：三张J和两张10。

小个子面带一丝微笑，似乎对自己的大胆颇为惊讶，他抓起一手牌拿到自己的眼前。

“我敢打赌，先生，假设赌一个便士，你肯定拿不到比这手更好的牌。”

“好的。”法官说，然后发了第二手牌，拿到面前看。这次不是“葫芦”，但有一对9。

“好了吗？”科明法官问道。小个子点了点头，他们都亮出了牌。小个子有三张5。

“唉，”法官说，“但我没有摸新牌，我应该摸的。再来，伙计。”

他们重来了一次。这一次，小个子摸了三张新牌，法官两张。法官的牌大。

“我赢回了‘一便士’。”法官说。

“是的，先生，”对方说，“真是一手好牌。您玩牌有技巧，我能看出来，虽然我自己没有。真的，先生。您有技巧。”

“只不过是清晰的推理和概率的计算。”科明法官纠正说。

这时候，他们交换了名字，按当时的惯例只说姓氏。法官省掉自己的头衔，简单地告诉对方他叫科明，对方自称是奥康纳。五分钟后，在萨林斯和基尔代尔之间，他们友好地玩了一会儿扑克。五张牌的梭哈似乎不错，他们心照不宣地开始了。当然，不赌钱。

“问题是，”在玩过第三把后，奥康纳说，“我记不住谁下了多少赌注。大人您记性好，帮忙记记吧。”

“我有办法。”科明法官说，他得意洋洋地从公文包里翻出一大盒火柴。他喜欢早饭后享用一支雪茄，晚饭后再来一支，但绝不会用汽油打火机去点四便士一支的上好哈瓦那雪茄。

“好极了。”当法官给每人分了二十根火柴梗时，奥康纳开心地说。

他们颇有兴致地玩了十几把，双方各有输赢，不分上下。但两个人玩扑克不过瘾，因为只要一方牌不好，想“扣牌”放弃的话，另一方也玩不下去。眼下刚过基尔代尔镇，奥康纳问教士：“神父，和我们一起玩玩怎么样？”

“哦，恐怕不行，”红脸膛的教士笑着说，“我不太会玩牌，不过，”他补充说，“在神学院时，我倒是与小伙子们玩过一次惠斯特[16]。”

“规则是一样的，神父，”法官说，“一旦学会，终身不忘。总共是五张牌，如果你觉得手里的牌不好，就可以摸新牌，摸到五张为止。然后你估计一下自己手里的牌是好是坏。如果是好牌，你可以押上超过我们的赌注；如果不好，你就别下注，然后扣牌。”

“要赌钱的话，我恐怕……”神父带着疑虑说。

“这只是火柴梗，神父。”奥康纳说。

“不会有人耍花招吧？”神父问道。

奥康纳惊讶地扬起眉毛。科明法官有点傲慢地笑了。

“不会耍花招的，”他说，“规则很清楚，谁大谁小一目了然。瞧……”

他在公文包里翻了一阵，取出一张印有横条线的白纸，又从内口袋里掏出一支镀金的自动铅笔，开始在纸上书写。神父凑过去仔细看。

“这些牌里最大的，”法官说，“是至尊同花顺，就是王牌开始的五张同花色牌，也就是说，其他的牌必须是K、Q、J和10。”

“我猜也是。”神父谨慎地说。

“然后是四张一样的牌，叫炸弹。”法官说，他在至尊同花顺下面写上这个词语，“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四张王牌、四张K、四张Q，依次到四张2，再随便带一张牌。当然，四张王牌比四张K或其他的都大。明白了吗？”

神父点了点头。

“接下来是葫芦。”奥康纳说。

“恐怕不是，”科明法官纠正说，“朋友，接着是同花顺。”

奥康纳拍了一下脑门，像是承认了自己是傻瓜。“对，对，没错。”他说，“你看，神父，同花顺很像至尊同花顺，只是开头的不是王牌，但五张牌必须同一花色，而且得按顺序。”

法官在纸上的“炸弹”条目下写上他的描述。

“现在才是奥康纳说的葫芦，意思是三张同点和两张同点的牌，构成一副三带二。如果三张牌是10，另两张是Q，这就叫葫芦。三张10的葫芦。”

神父再次点头。

法官在清单上继续写下去，解释着每一手牌，从“同花”“顺子”“三张”“两对”“一对”到“以王牌为首的散牌”。

“那么，”写完后他说，“显而易见，‘一对’‘以王牌为首的散牌’或者杂牌，通常就是一副臭牌，是很糟糕的，你不能以此下注。”

神父盯着这份清单。“我可以看看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科明法官说，“你拿着吧，神父。”

“嗯，既然只赌火柴梗……”神父说着就加入进来。偶尔来场友谊赛毕竟算不上罪恶，赌上火柴梗也无所谓。他们把火柴梗平均分成三堆，开始打牌。

在前两把牌局中，神父早早放弃了，他看着另外二人叫牌，法官赢了四根火柴梗。到第三把时，神父的脸色亮了起来。

“这牌好吗？”他问道，一边把手里的牌给那两个人看。牌很好，是一手葫芦，三张J加两张K。法官懊恼地收起自己的牌。

“哦，这牌很好呀，神父，”奥康纳耐心地说，“但您不应该给我们看，明白吗？因为一旦知道您有什么，而我们的牌没您的好，我们就不会下注。您自己的牌应该……嗯，就像忏悔室里的话，是保密的。”

这个神父听得懂。“像忏悔室里的话那样保密，”他重复着，“啊，我明白了。一个字也不能告诉别人，对吧？”

道过歉后，他们又开始了。在抵达瑟勒斯前的六十分钟时间里，他们玩了十五把。法官的火柴梗堆成一座小山，神父快输光了，眼神忧郁的奥康纳也只剩下一半，他出错太多，神父看上去还是一知半解。只有法官玩得很好，他用训练有素的法律思维估算获胜概率。牌局证实了他那“头脑胜过运气”的理论。刚过瑟勒斯时，奥康纳走了神，法官不得不两次提醒他回到牌局上来。

“玩火柴梗恐怕没什么劲，”在第二次走神后，他坦言说，“要不我们就此打住吧？”

“哦？我倒是乐在其中。”法官说。大多数赢家都会觉得乐在其中。

“要不我们玩点有意思的？”奥康纳带着歉意说，“我天生不是赌徒，但几个先令应该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愿意，”法官说，“但你已经输了一些火柴呢。”

“哎呀，大人，我的手气马上就要来了。”奥康纳露出淘气的微笑。

“那我就退出，”神父口气坚决地说，“我的钱包里恐怕只有三英镑，那是我与母亲在丁格尔度假时要用的。”

“但是，神父，”奥康纳说，“没有你我们玩不成啊。就几个先令……”

“即使是几个先令，孩子，对我来说也太多了，”神父说，“圣母教会可不是想赚钱的人要去的地方。”

“等等，”法官说，“我有办法了。奥康纳，你我之间分一下火柴梗。然后我们每人借给神父等量的火柴梗，从现在起火柴梗就有了价值。如果他输了，我们不向他要债。如果他赢了，他把我们借给他的火柴梗还给我们，还清后是他的盈利。”

“大人，您真是天才。”奥康纳惊喜地说。

“但我不能赌钱。”神父反对说。

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就把赢的钱全都捐给教会的慈善事业，怎么样？”奥康纳提议，“这样上帝应该不会反对了吧？”

“主教会反对，”神父说，“我得先取得他的同意。不过……丁格尔有个孤儿院，我母亲在那里做饭。冬天北风很冷，可是泥煤的价格……”

“捐款。”法官得意地叫道，他转向那两个迷惑不解的同伴，“神父赢的话，超过我们借给他赌金的那部分，无论多少，算是我们给孤儿院的共同捐款。你们说呢？”

“我想，即使是我们的主教，也不会拒绝给孤儿院的一笔捐款。”神父说。

“捐款是一点心意，算是你陪我们玩纸牌的回报，”奥康纳说，“这主意好极了。”

神父同意了，于是他们又重新开始。现在法官和奥康纳把火柴梗分成两堆。奥康纳发现，火柴梗不到五十根，他们也许会用完筹码。科明法官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火柴梗折成两段，有火柴头的半根价值，是半根光火柴梗的两倍。

奥康纳说，他身上带着度假用的三十多英镑，这是他的上限。谁也不反对科明使用支票——他显然是一位绅士。

这么决定后，他们借给神父十根有头的火柴和四根没头的，两人各出一半。

“那么，”科明法官边洗牌边说，“赌注是多少？”

奥康纳举起没有头的半根火柴梗。

“十先令怎么样？”他说。这使法官有点吃惊。他从盒子里倒空的四十根火柴梗，现在成了八十个半根，代表六十英镑。在一九三八年可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额。神父面前有十二英镑，另外两位每人有二十四英镑。法官听到神父叹了一口气。

“一不做，二不休，上帝保佑我。”神父说。

法官突然点了点头。他用不着担心，头两把他就赢了，几乎赢了十英镑。第三把时，奥康纳早早扣了牌，输了十先令，又下注。神父押了四根一英镑的火柴梗。科明法官看着自己手里的牌，他有一副葫芦，三张J和两张7。这牌已经很大了，神父只剩下七英镑。

“我跟你的四英镑，神父，”他说着把自己的火柴推到中间，“我再加五英镑。”

“天哪，”神父说，“我差不多要输光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想让科明先生再押上你不能跟的赌注，只有一个办法，”奥康纳说，“你把五英镑推到前面去，要求看牌。”

“我要看牌。”神父像是背诵一句仪式词，一边把五根有头的火柴梗推向前去。法官亮出一副葫芦，等待着。神父亮出了四张10。他把自己的九英镑收回，加上法官的九英镑，还有三十先令的底金。他手里原先有两英镑，现在变成了二十一英镑十先令。

此时，他们抵达了利默里克枢纽。在爱尔兰铁路系统中，这个站并不靠近利默里克，而是在蒂珀雷里郊外。因为这个站台没有下行列车，所以货车驶过主站台后，又倒了回去。有几个人上下车，但不影响这场牌局，也没人进入这个包厢。

到查尔维尔时，神父赢了奥康纳十英镑，奥康纳看上去忧心忡忡，牌局的节奏慢了下来。奥康纳现在一直早早扣牌，而只要另外两人中有一人扣牌，那一局就结束了。这样过了许多局。快到马洛时，他们商定，扔掉所有小牌，留下7以上的大牌，凑成一副三十二张牌的扑克，牌局的速度加快了。

到了海德福德，可怜的奥康纳输了十二英镑，法官输了二十英镑，都输给了神父。

“我现在归还开始时借的十二英镑，这个主意不坏吧？”神父问道。

另两个人都同意，他们各自拿回出借的六英镑。神父还有三十二英镑。奥康纳继续谨慎地玩着，只加注了一次，用一手葫芦胜了两个对子和一副同花，赢回了十英镑。基拉尼湖区此时从窗外掠过，没人欣赏这湖光山色。

过了法兰福后，法官发现他终于等来了他要的牌。摸了三张牌后，他兴奋地看着手里的四张Q和一张梅花7。奥康纳肯定也有一手好牌，因为当法官跟了神父的五英镑又加了五英镑时，他也跟了牌。当神父跟了五英镑又加注十英镑后，奥康纳慌慌张张扣了牌。他又回到开始玩牌时的十二英镑了。

法官咬着大拇指指甲。随后，他跟了神父的十英镑又加注十英镑。

“还有五分钟到特拉利。”列车员把脑袋探进包厢门说。神父沮丧地凝视着桌子中间的火柴梗，和代表了他自己的十二英镑的那小堆。

“我怎么办呢？”他说，“噢，天哪，我可怎么办呢？”

“神父，”奥康纳说，“你不能再加注了，你必须跟定，并要求亮牌。”

“我想也是。”神父悲伤地说。他把十英镑的火柴梗推到桌子中央，自己就留下两英镑，“刚才我玩得很不错，有三十二英镑，我本应该把它们留给孤儿院的，但现在我只能给他们两英镑了。”

“我来补到五英镑，神父，”科明法官说，“看，四位女士。”

奥康纳吹起了口哨。神父看了看摊开的四张Q，然后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牌。

“K没有Q大吗？”他疑惑地问道。

“比Q大，如果你有四张的话。”法官说。

神父把牌摊到桌子上。

“可是我有呀。”他说。他还真有。“上帝保佑，”他喘着气说，“我还以为要输光了。我还想你手里肯定有一把至尊同花顺呢。”

火车驶进特拉利时，他们清理了纸牌和火柴。奥康纳收回自己的扑克；法官把折断的火柴放进烟灰缸。奥康纳从口袋里取出十二张一英镑的钞票，数了数，递给神父。

“上帝保佑你，孩子。”神父说。

科明法官遗憾地掏出支票本。“应该是正好五十英镑吧，神父？”他说。

“是这样，”神父说，“没错，可我忘了我们开始时是怎么说的。”

“我向你保证，我欠孤儿院五十英镑。”法官说，他准备开支票，“你说的是丁格尔孤儿院？那我就写上这个抬头？”

神父似乎迷惑了。

“这个，我认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那是一个小地方。”神父说。

“那我最好开到你的名下。”法官说，他等着对方报出一个名字。

“可我也没有银行户头，”神父窘迫地说，“我从来没有管过钱。”

“那就只能这样了。”法官礼貌地说。他很快写完，撕下支票，递给了神父：“这是付给持票人的，特拉利的爱尔兰银行能够兑现，我们刚好来得及。他们三十分钟后关门。”

“你是说在银行里凭这个他们会给我钱？”神父问道，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支票。

“当然喽，”法官说，“但当心别弄丢了。这是付给持票人的，所以谁拿了都可以去兑现。好了，奥康纳、神父，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旅程，虽然不便宜。我祝你们今天好运。”

“我也一样，”奥康纳悲凉地说，“上帝一定是偏向您这边的，神父。我很少见到这样一手牌。这对我是个教训，以后不能在火车上玩牌了，尤其是绝对不能与刚教会的人玩。”

“我负责在日落前把钱送到最需要的孤儿院那里去。”神父说道。

他们在特拉利车站的月台上分手。科明法官去了自己的酒店，他想早点安寝，因为明天上午要开庭审案。

上午一开始的两个案子简单明了，由于被告都对轻微过失认罪，他以罚款结了案。特拉利选出的陪审团一直在旁边闲坐着。

第三名被告被传唤时，科明法官正低头写着什么。从被告席看去，只能看到他的法官假发。

“带罗南・夸克・奥康纳到庭。”书记员以低沉的声调如此喊道。

一阵脚步拖地的走路声传来，这时，法官仍在写字。

“你是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问新来的被告。

“我是。”那个声音说。

“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说，“你被指控利用纸牌进行诈骗，触犯了一八四五年《赌博法》第十七条规定。案件中，你，罗南・夸克・奥康纳，于今年五月十三日在凯里郡，利用扑克牌，靠欺骗或非法设备或非法手段，从一个叫勒根・基恩的人那里赢得一笔钱，并借此以欺诈行为从勒根・基恩处获取了该笔钱。你对指控有无异议？有罪还是无罪？”

在陈述过程中，科明法官异常小心地放下笔，又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文件，似乎想一直这样处理整个审讯，最后，他抬起眼皮。

长着一双西班牙猎狗般的眼睛的小个子，在法庭下方吃惊地凝视着他。科明法官也同样惊恐地凝视着这个被告。

“没有罪。”奥康纳以耳语般的声音说。

“等一下。”法官说。整个法庭安静下来，都在看他。他不动声色地坐在凳子上，内心却是一片混乱。他可以马上停止这起案子的审理，声称自己认识这个被告。

随后，有一个念头告诉他，这将意味着重审：被告现在已被正式起诉，这样一来会产生额外的费用，须由纳税人承担。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心里想道，他能不能公正且正确地审案，并向陪审团作出一个真实公正的结论呢？他认为自己能做到。

“请向陪审团宣誓。”他说。

书记员照做了，然后询问奥康纳是否有律师。奥康纳说他没有，但希望能自我辩护。科明心里暗暗发誓。现在，公平要求他站在被告一方去对付公诉人。

这位公诉人现在站起来陈述事实，他说的这个事实很简单。五月十三日，特拉利一个叫勒根・基恩的杂货商人，在都柏林登上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回家。他碰巧随身带了一些现金，有七十一英镑。

旅途中，他偶然参加了与被告及另一个人的赌局，使用的是被告提供的一副扑克牌。他输的钱太多，于是产生怀疑。在法兰福，即特拉利的前一站，他找了个借口下车，找到铁路公司的一名员工，要求特拉利警察到站台上等待。

他的第一证人是特拉利警队的一个警长，这位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为逮捕做了证。他宣誓说，五月十三日得到消息后，他在特拉利火车站等着都柏林的火车进站。有个曾向他举报的人，为他指出了被告，后来得知举报人是勒根・基恩先生。

警长要求被告与基恩一起去特拉利警署，被告去了。在警署，被告被要求掏空口袋，物品中有一副扑克牌，经基恩指认，就是在火车上玩牌戏的那副扑克。

警长说，这些东西已被送到都柏林检查，在收到都柏林的检查报告后，奥康纳被指控触犯了法律。

到目前为止，案子很清楚。下一个证人来自都柏林爱尔兰警方诈骗科。他昨天显然也在那趟火车上，法官心里沉思着，他坐的是三等车厢。

这位刑警发誓说，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副扑克是动过手脚的。公诉人拿起一副纸牌，刑警仔细分辨。这副牌又传回公诉人手里。公诉人询问这副牌是如何动的手脚。

“通过两种方法，大人，”刑警告诉法官，“用所谓的‘阴影法’和‘修边法’。在四种花色的每张纸牌背面的不同部位，都进行了修边，牌的上下两头都修过，这样，无论拿牌的时候哪一头朝上都不影响。在修边法中，图案边缘与纸牌边缘之间的白色界限，被修改成了不同的宽度。这种变化虽然很细微，但从桌子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为骗子指明了对家持牌的花色。我说清楚了吗？”

“完全清楚了。”科明法官说，他的眼睛凝视着奥康纳。

“大牌，从王牌到十，是用阴影法区分的，也就是用化学药水轻微改变纸牌背面小区域内图案的色泽，使之暗淡或明亮。区域很小，有时候并不比图案里的一个漩涡大，但足以让桌子对面的作弊者发现，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看哪里。”

“骗子在发牌的时候也能作弊吗？”公诉人问道。他知道陪审团现在来了兴趣，这毕竟与偷马案大为不同。

“发牌时也许能作假，”诈骗科的刑警承认说，“但没有必要。”

“有可能赢过这样的赌徒吗？”公诉人问道。

“不可能，先生，”证人对法官席说，“扑克牌作弊者知道对方有一手好牌时，会拒绝加注；知道自己有更好的牌时，可以多押赌注。”

“没有问题了。”公诉人说。奥康纳又一次放弃了对证人的盘问。

“关于证人的证词，你有权向他提出任何问题。”科明法官告诉被告。

“谢谢，大人。”奥康纳说，但他还是保持着沉默。

第三个公诉人，也是最后的主要证人，是特拉利的杂货商勒根・基恩。他走进证人席，像一头公牛进入了斗牛场一样，狠狠瞪着奥康纳。

经公诉人提醒，他开始陈述。那天他在都柏林做一桩生意，所以身上带有大量现金。在火车上，他受诱骗参加了一场扑克赌博。他以为自己是个老手，但还没到法兰福就输掉了六十二英镑。他起了疑心，因为无论他的牌多么好，都比不上另一个人。

在法兰福，他下了趟火车，确信自己上当受骗了，就要求警察到特拉利车站来。

“我猜得没错，”他向陪审团大声说道，“那个人的纸牌动过手脚。”

陪审团里那十二位坚信真理的人纷纷严肃地点头。

这时候，奥康纳站起来准备盘问证人。他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忧郁，就像是牛棚里的一头无辜的小牛。基恩先生怒视着他。

“你说我掏出了那副纸牌？”他以抱歉的口吻问道。

“是的。”基恩说。

“是怎么掏出来的？”奥康纳问道。

基恩有点迷糊。“从你的口袋里。”他说。

“对，”奥康纳赞同地说，“从我口袋里。但我拿纸牌干什么了？”

基恩想了一想。“你开始玩接龙游戏。”他说。

科明法官几乎要相信这是个天大的巧合了，他的心突然咯噔一沉。

“是我先与你搭讪的吗？”被告问道，“还是你先找我说话的？”

身材魁梧的杂货商人看上去很沮丧。“我先与你说话的，”他说，然后他转向陪审团补充说，“那个人玩得太差劲了，我忍不住说了话。黑牌连在红牌上面，红牌连在黑牌上面，他连这个都没看出来，所以我指点了他几下。”

“但玩扑克的时候，”奥康纳追问说，“是我建议玩友谊赛，还是你建议的？”

“是你，”基恩热切地说，“你还建议说我们来点刺激的，加点赌注，赌钱。六十二英镑是很多钱呢。”

陪审团又点头。确实如此，这些钱差不多够一个工人一年的开销了。

“我说是你，”奥康纳对基恩说，“是你建议玩扑克，是你提议赌钱的。之前我们在玩火柴梗。”

杂货商人仔细回想着。他一脸忠厚老实，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许是我。”他承认说，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于是转向陪审团，“但那不就是整桩骗局吗？那不就是骗子想干的事情吗？他诱骗受害人参加赌博。”

基恩显然喜欢“诱骗”这个词语，但对法官来说这是一个新词。陪审员纷纷点头，显然他们也不喜欢受到诱骗。

“最后一点，”奥康纳悲伤地说，“当我们清账的时候，你付给我多少？”

“六十二英镑，”基恩愤怒地说，“那是血汗钱啊。”

“不对，”奥康纳在被告席上说，“你输给我本人多少？”

特拉利的杂货商仔细回想着。他的下颚拉长了。“没付给你，”他说，“没有。是那个农民赢了。”

“我从他那里赢钱了吗？”奥康纳问道，他快要哭出来了。

“没有，”证人说，“你大概输了八英镑。”

“没有问题了。”奥康纳说。

基恩先生正要走下去，这时候法官叫住了他。“等一下，基恩先生。你说‘那个农民赢了’？那个农民到底是什么人？”

“火车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大人。他是来自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玩得不好，但手气特别好。”

“你没问他名字吗？”科明法官问道。

基恩看上去一副迷惑的样子。“没问，”他说，“是被告拿出的扑克，他要诈骗我。”

案件的指控结束了。发过誓后，奥康纳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做证。他的陈述相当简单平淡。他以贩卖马匹为生，这并不违法。他喜欢玩纸牌，友谊赛，且玩得不算好。五月十三日火车旅程的前一周，他在都柏林酒吧里安静地喝着黑啤酒，感觉长椅上靠近他大腿的地方有个硬东西。

那是一副旧扑克牌，显然是这个卡座里的前一位客人落下的。他想交给店员，但又想，旧扑克已经不值钱了，于是他信了自己，收下了牌，好在贩卖马匹的漫长旅途中消磨时光。

如果这牌动过手脚，那么他是毫不知情的。他不懂那位刑警所说的什么阴影和修边处理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副从酒吧椅子上捡来的扑克牌背面能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诈骗，诈骗难道不该赢钱吗？他问陪审团。在那次旅途中，他已经输了八英镑十先令，输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因为那个农民手气太好了。如果基恩先生比他下了更大的赌注、输了更多的钱，那也许是因为基恩先生比他冲动。但说到诈骗，那与他没关系，不然他肯定不会输掉那么多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在盘问环节，公诉人试图找出这份陈述的破绽，但这个小个子谦恭又顽固地进行抗辩。最后，公诉人不得不坐了下来。

奥康纳回到被告席，等待法庭的结论。科明法官朝他看过去。你真是个可怜虫，奥康纳，他心里想道。要么你的故事是真的——那你就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倒霉蛋；要么你的故事是假的，那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窝囊的骗子。不管怎么样，你两次都输了，用你自己的扑克，在火车上把钱输给了陌生人。

但在总结中，他不能说出这番话。他向陪审团指出，被告声明自己是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发现了这副纸牌，并且完全不知道那牌动过手脚。私下里，陪审团也许相信、也许不信，但事实是，原告无法推翻被告的辩护，按照爱尔兰的法律，原告负有举证的责任。

其次，被告声称不是他而是基恩先生要求玩扑克赌钱，并且基恩也承认可能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起诉的案子是：被告用欺诈手段从证人勒根・基恩那里赢了钱。不论诈骗是真是假，证人基恩已经宣誓承认被告没赢他的钱。他们两个人，即证人和被告，都输了钱，只是数额悬殊而已。就此而言，这案子一定是败诉。法官有责任指示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他了解这个法庭，他指出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午饭时间了。

绝不让克里郡的陪审团错过午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十二位好人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返回法庭，作出了无罪判决。奥康纳被释放后，离开了被告席。

科明法官在法庭后的更衣室换下法袍，把假发挂到钩子上，然后离开大楼去吃午饭。脱下法袍、摘去假发后就不容易被人认出来了，他穿过法庭大楼前人行道上的人群。

他正朝镇上的大酒店走去，那里有上好的香农河大马哈鱼值得享用，这时，他看到从酒店前院驶来一辆闪闪发光的漂亮轿车，开车的是奥康纳。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一个迷惑不解的声音在他旁边问道。他朝右侧瞟了一眼，发现特拉利的杂货商站在他旁边。

“看到了。”他说。

豪华轿车驶出酒店的院子，坐在奥康纳旁边的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人。

“你看到谁坐在他旁边吗？”基恩惊奇地问道。

汽车朝他们驶来，那个本该去帮助丁格尔孤儿的神父露出亲切的微笑，向人行道上的二位比了一个僵硬的V形手势。然后汽车向街上驶去。

“那是教会的祝福吗？”杂货商问道。

“也许是吧，”科明法官应承说，“虽然我十分怀疑。”

“他穿那身衣服干什么？”勒根・基恩问道。

“因为他是神圣教会的一位神父。”法官说。

“他根本就不是，”杂货商急切地说，“他是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

用作证词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这是英国和爱尔兰警察对疑犯的正式警告之一。

一辆宽大的警车缓缓停在街沿石旁边，约五十英尺外，一道警戒线横在路上，将看热闹的人群拦在外面。司机开着引擎，雨刷有节奏地刮去落在挡风玻璃上的毛毛雨。后座上，威廉・汉利总警司透过车窗，看着警戒线外围观的一群人，还有里面三三两两不知所措的官员。

“你待在这儿。”警司告诉司机，并准备下车。司机很乐意照办，因为车内温暖舒适。他觉得，这种下雨天不适合在贫民窟的街上走来走去。他点点头，关掉发动机。

警司“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车门，再次用深蓝色的大衣裹紧身子，朝警戒线的缺口走去。一位浑身湿淋淋的警官在那里注视着警戒区出入的人。看到汉利后，他敬了个礼，站向一旁让他进去。

大个子比尔[17]・汉利从一个自由党人社区的小警察干起，用了二十七年才升到现在的位子。他身高超过六英尺一英寸，身材像卡车一样结实，很适合干这行。三十年前，他曾经是爱尔兰阿斯隆郡英式橄榄球队中的最佳前锋，后来他穿上绿色的爱尔兰队球衣，加入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球队。在队长卡尔・穆伦的率领下，球队在三角赛中横扫英格兰队、威尔士队、苏格兰队和法国队，夺得了三连冠。他成为警察后，打球也并没有影响他的晋升。

他喜欢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低、工时长，但从中能获得满足感。当然，每个行业里都会有棘手的任务，今天上午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驱逐住户。

两年来，都柏林市政府一直致力于拆除一片破败杂乱的旧房子，其所在地叫格洛斯特钻石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个谜。那地方既没有英国格洛斯特王室的财富和名气，也没有昂贵炫目的钻石，它只是坐落在利菲河北岸码头后面的一片工棚贫民窟。现在，这里的大部分楼房已被夷为平地，原先的居民被安置到了政府建造的公寓楼里。透过雨丝，人们能够看到半英里外那些毫无生气的楼房的轮廓。

但这里是比尔・汉利管辖区的中心，所以，今天上午的事情由他负责，尽管这使他颇感头痛。

被两条警戒线隔开的地方，是以前梅奥路的中心地段。现在，这里与十一月的天气一样荒凉。街道的一边只有一堆瓦砾，推土机很快就要开工，为一座新的购物中心开挖地基。街道的另一边才是人群注目的焦点。这几百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一座建筑物。整个区域如一张馅饼一样平整，雨水在光滑的黑色沥青上闪闪发亮。这是一座停车场，面积有两英亩，是供将来在附近办公楼上班的人们使用的。整整两英亩的场地，已经围上一道两米多高的栅栏。事实上，这两英亩还差一点儿就要被全部围起来了。

场地中央，面朝梅奥路的地方还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好像一排整齐漂亮的牙齿里嵌着一颗破旧的残牙。房子两边已经被推平，因此这座仅存的房子两侧都用木条支撑着。曾经与这座孤独的房子相连的所有房屋都不存在了。周围三个方向的地方都已铺上沥青，这座房子就像海滩上被海水包围的一座孤零零的沙堡。正是这座房子，还有住在里面被吓坏了的老头，成了上午的事件中心和人们茶余饭后的焦点。已经迁居到新公寓楼的居民都赶过来，围观他们最后的一位老邻居是如何被赶走的。

比尔・汉利朝正门对面走去。那里聚集了好多官员，他们都盯着这座破房子，似乎世界末日来临，而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里没什么好看的。面对人行道的是一面矮砖墙，把人行道与所谓的前花园隔开。这花园也没有花园的样子，只有几英尺高的杂草互相缠绕着。正门在房子的一侧，已经被无数扔过来的石子砸得伤痕累累。汉利知道，门内一定是个一码见方的小门厅，正对面是一条狭窄的通往楼上的楼梯；门厅的右边应该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单间的客厅，门边的客厅窗户已经破碎，用纸板挡着；两者之间是廊道，通向一个脏兮兮的小厨房，还有一扇门，通向后院和露天茅厕；客厅里应该有一个小壁炉，因为房子的一侧有一根烟囱伸向细雨蒙蒙的空中。汉利从侧面已经看到，房子后面有一个院落，与房子一般宽，长度约有二十五英尺。这个院子用六英尺高的木板栅栏围着。之前汉利已经得知，院子的地面上到处是鸡屎，因为那老头儿在院子边紧靠后栅栏那里修了一个鸡窝，养着四只芦花鸡。情况就是这些。

市政厅已经尽量为老头作了安排，提供了他一套明亮又干净的新公寓，甚至还在别处另送了他一座小房子。社工、救济人员和教会工作人员轮番去看望他。他们劝他，给他讲道理，一次又一次答应他推迟搬迁日期；但他就是不搬。他住处的前后左右都已经被拆光了，他还是拒绝搬走。工程有条不紊在进行中，停车场已经修建平整，浇上了沥青，老头的房子周围也被围起了栅栏。然而，这老头依然按兵不动。

当地新闻媒体热闹了一番，并以《梅奥路隐士》的标题作了报道。当地小青年也聚拢来，朝着窗口投掷石子和泥块，把窗玻璃砸了个七零八落。老头隔着破窗户大声叫骂，这使得他们更加起劲。

最后，市政厅下达了驱逐令，地方法官也下令对住户实施强制动迁。在这个潮湿的十一月上午，许多市民也汇集到这座房子的正门前。

房管局局长招呼汉利。“真是麻烦事，”他说，“这就是麻烦，我真讨厌这种强制驱逐。”

“是啊。”汉利说。他扫了一眼人群，有两名法警前来执行任务，他们长得膀大腰圆，但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另有两位市政厅的官员、两个汉利手下的警察、一名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一个当地医生，还有几名小官吏。当地报纸的资深摄影记者巴尼・凯莱赫也在场，身后跟着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年轻小记者。汉利与当地媒体的关系一向很好，与那些老员工交情也不错。双方各司其职，没必要钩心斗角。巴尼眨了眨眼睛，汉利点点头表示回应。小记者认为这是亲密的象征。

“你们要用武力把他轰出来吗？”他轻快地问道。

巴尼・凯莱赫瞪了他一眼。汉利把灰色的眼睛转向这个小青年，盯住他看，直到小记者开始后悔刚才不应该多嘴。

“我们会尽可能温和的。”汉利认真地说。小记者急忙记下来，倒不是怕忘记这么短的一句话，而是为了找点事情做。

地方法官命令的时间是九点钟，现在已经是九点零两分了。汉利对房管局局长点了点头。

“开始。”他说。

市政厅官员走到房门前，大声地敲起门来。没人答应。

“拉金先生，你在里面吗？”他喊道。没人答应。那官员回头看汉利，汉利点点头。官员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市政厅的驱逐令。他的声音洪亮，里面完全能够听到，却仍然没有回答。他回到路上的人群中。

“不如我们给他五分钟时间？”他问道。

“好的。”汉利说。现场警戒线的外面，格洛斯特钻石区的前居民们在这里越聚越多，人群中开始传出小声的议论。终于，后排的一个家伙壮起了胆子。

“别折腾他了，”那声音说，“可怜的老头。”

汉利信步走到警戒线那边，不慌不忙地挨个巡视着一排排面孔，凝视着每一双眼睛。大部分人都避开了视线，没人敢吱声。

“你们这是在同情他吗？”汉利温柔地问道，“去年冬天把他的窗户全都砸碎，让他在里面挨冻，这是同情他吗？向他扔石头和泥块，这是同情他吗？”一阵漫长的沉默，“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汉利说完就回到门前的人群里。两名法警正盯着他，汉利朝他们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动手了。”他说。

两人都拿着撬棍。其中一人绕到房子侧面的网状栅栏与砖砌墙角之间。他熟练地轻轻一撬，就撬开三块栅栏木板，进入后院。他走到后门，用撬棍连连敲门。他的同事在前面听到响声后，也敲响了前门。前后门都无人应答。待在前门的那个人把撬棍尖头插到门和门框之间，一下子就把门撬开了。门开启了一条三英寸的缝后就不动了——里边有家具挡着。法警无奈地摇摇头，转向门的另一边，撬掉两个合页，把门拆下来放在前花园里。接着，他把堆在门厅里的椅子、桌子一件件搬出来，直至房间被清空。最后，他走进去喊道：“拉金先生？”后边传来有东西破碎的声音，他的朋友从厨房那头进来了。

两人在一楼搜寻着，街上的人们鸦雀无声。接着，他们发现，楼上卧室的窗前出现了一张惨白的脸。

“他在楼上！”人群里三四个声音喊道，就像是比骑手先发现狐狸的侍从。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帮上点忙。一个法警从前面的门框探出头来。汉利朝楼上的卧室窗户点头示意，于是那两人踏上了狭窄的楼梯。窗边的脸不见了。没有发生扭打，很快，他们就下来了，前面的人怀里抱着那个虚弱的老头。他走进毛毛细雨中，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救援人员拿着一条干毛毯急忙走了过来。法警支撑着老头站稳，把毯子裹在他身上。老头看上去已经饿得没了力气，并且有些晕眩，但主要是被吓破了胆。汉利作出了决定。他转向自己的汽车，招呼司机把车开过来。市政厅之后可以把老头送到老人院去，但现在得先让他好好吃顿早饭，喝杯热茶。

“扶他到后座去。”他对法警说。等老人被安置到温暖的汽车后座上后，汉利也上了车，坐在他的旁边。

“走吧，”汉利对司机说，“从这儿出去半英里，第二个路口左转，那儿有家公路咖啡店。我们去那里。”

当汽车倒出去，穿过警戒线、经过围观的人群时，汉利看了一眼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老人穿着一条破旧的宽松裤和一件薄夹克，里面的衬衣没扣上。据说，他这几年里一直邋里邋遢、愁眉苦脸的。老人默默地盯着前排座位的靠背，对汉利的凝视毫无反应。

“这天迟早要来的，”汉利温和地说，“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

汉利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如果高兴，他能把码头上的小流氓们揍得尿裤子。虽然满脸横肉，鼻子还被打折过两次，但大个头比尔・汉利是个善良的人。老头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但没有说话。

“搬家，我的意思是，”汉利说，“他们会找个好地方安顿你，冬天暖和，吃得也好。你会明白的。”

汽车在小饭馆前停了下来。汉利下车后，转向司机。

“带他进去吧。”他说。

温暖的餐馆里热气腾腾，汉利朝角落的一张空桌子点了点头。警车司机扶着老头走到角落，帮他靠墙坐下。老头一语不发，既没说谢谢，也没表示异议。汉利看着柜台后墙上的菜单。饭店老板用湿抹布擦了擦手，露出探询的眼光。

“两个鸡蛋、培根、西红柿、香肠和薯条，”汉利说，“给角落里的那个老家伙先来一大杯茶。”他把两镑纸币放在柜台上，“我等会儿回来拿找头。”

司机从角落的餐桌回到柜台前。

“待在这里看着他，”汉利说，“我自己来开车。”

司机心想，今天真是好运气，先待在暖和的汽车里，现在又在温暖的咖啡馆里，正是喝杯茶、抽支烟的好机会。

“我要跟他坐一起吗？”他问道，“他身上有股味儿。”

“看着他。”汉利重复道。他自己则开车回到了梅奥路的工地上。

施工队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不想浪费时间。承包商的工人从房子里进进出出，把原主人那些脏兮兮的家什物件都搬出来堆在路边，任凭雨淋。现在雨下大了，房管局局长撑起雨伞，在一边看着。停车场里，两辆橡胶轮子的挖土机正在待命，准备从屋后开始，把后院和茅厕逐一碾平。挖土机的后边是一排翻斗卡车，一共十辆，准备运走房子的砖瓦碎片。屋里的水、电和煤气供应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切断了，所以，房子里又潮又脏。那里从来没有装过下水道，所以，配有地下化粪池的露天茅厕也很快会被填埋起来，浇上永久性混凝土。看到汉利又从汽车上下来，房管局局长向他走去，并朝一辆敞着后门的市政局货车示意了一下。

“我已经把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他主动介绍，“旧照片、硬币、几枚奖章、一些衣物，还有装在一个雪茄盒里的一些私人证件，大部分都已经发霉了。至于那些家具……”他指着雨中的一堆老古董，“都在那儿，卫生局官员建议一把火全烧了。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

“好的。”汉利说。那官员说得对，但那是他自己的事。汉利似乎还是想在道义上帮老人一把。

“他能拿到一点赔偿费吗？”汉利问道。

“噢，当然。”局长急切地说，极力解释他的部门并不是没人性的禽兽，“房子是他的私有财产，家具、设施、固定设备以及一切个人物品所受的损失，我们都作了一个合理的估价。还有搬家安置的补贴……虽然坦率地说，相比于他长时间拒绝搬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他的这点损失算不上什么。”

这时，一名工人从房子一侧走出来，双手各拎着一只鸡，都耷拉着脑袋。

“这些家伙怎么办呢？”他问道，并不是特别在问什么人。

他的一个同事回答了他。巴尼・凯莱赫抓拍了一张照片。不错的照片，他心里想——“梅奥路隐士”最后的几个伙伴，很好的注释。一名承包方的人说，他家里也养着鸡，可以让这几只加入到他那里的鸡群中。于是，他找来一个纸箱子，把这两只湿漉漉的鸡塞到里边后放到了面包车上，以便之后送到家里去。

不到一个小时东西就搬完了，这座小房子已被清理一空。身穿闪闪发亮的黄色油布雨衣的大个子工头走到市政官员面前。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他问道，“老板要求停车场完工，并用栅栏围起来。如果今晚浇上混凝土，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铺沥青了。”

官员叹了一口气。“开始吧。”他说。工头转过身去，朝一辆移动式吊车挥了挥手。吊车的吊臂下悬挂着一只半吨重的大铁球，现在它正慢慢向房子的侧面开过去。定位后，随着一阵轻柔的咝咝声，车身被液压脚抬了起来。铁球开始摆动，起初很慢，然后摆动的幅度加大了。人群饶有兴趣地观望着。他们已经见识过自己的房子被这样拆毁，但这种情景总是看不厌的。终于，铁球撞向烟囱附近的房子侧面，打飞了十多块砖头，在墙面上留下两条裂缝，一路向下延伸。“啊……”人群发出一阵长长的低沉感叹。对于闲得无聊的人来说，没有比搞破坏更振奋人心的事了。在第四次撞击时，楼上的两扇窗户从窗框上掉下来，落到停车场上。房子的一角与其余部分分裂开来，慢慢地转了半圈后，倒向后院。过了一会儿，结实的砖砌烟囱也被拦腰撞断，上半部分砸穿屋顶和地板，落在一楼地面上。这座旧房子已经四分五裂，人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汉利警长重新坐上汽车，回到那个小饭馆。

小饭馆里比原先更温暖潮湿了。他的司机坐在吧台前，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汉利走进去时，司机掐灭了手中的烟头，从凳子上滑下来。老头似乎还在角落里忙活。

“他吃完了吗？”汉利问道。

“他吃了好长时间了，长官，”司机说，“那些黄油面包下肚的速度，就好像他明天没饭吃了似的。”

汉利看到，老头又把一块黄油抹在又白又软的面包上，开始咀嚼起来。

“面包得另外加钱，”店老板说，“他已经吃了三份了。”

汉利看了看手表，现在十一点半。他叹了一口气，坐上一张凳子。

“来一杯茶。”他说。他已经通知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三十分钟后来碰头，把老人转给市政厅去照管。然后，他就可以回办公室，去处理他的案头工作。他很欣慰这件事马上要了结了。

巴尼・凯莱赫和他的见习小记者走了进来。

“你给他买了早饭？”巴尼问道。

“我会把钱要回来的。”汉利说，虽然凯莱赫知道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拍了几张照片了吧？”

巴尼耸了耸肩。“还可以，”他说，“鸡的那张很不错，还有烟囱倒下来的，还有他裹在毯子里被弄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还记得一万人住在这个钻石小区的日子。那时候，他们都有工作。钱是少得可怜，但都在工作。当时，把一个地方变成贫民窟要花五十年时间；现在只要五年就够了。”

汉利哼了一声。“这是进步。”他说。

第二辆警车在门前停下来。刚才在梅奥路的一名年轻警官下了车，透过玻璃看到他的长官与记者在一起，便犹豫地停住了脚步。小记者没有注意到这些，巴尼・凯莱赫则装作没看见。汉利从高凳上滑下来，走向门口。在门外的雨中，那名警察对他说：“您最好回去一下，长官。他们……发现了一点情况。”

汉利招呼他的司机，两个人一起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我要回去一趟，”他说，“看住那个老头儿。”他又朝咖啡馆里看了一眼。

远处的角落里，老头已经停止了进食。他一手拿着叉子，一手拿着卷了半截香肠的一块面包，一动不动地默默盯着人行道上三个穿制服的人。

工地上，所有动作都停了下来。身穿雨衣、戴着安全帽的承包队工人在房子的废墟旁边围成一圈，剩下的那名警察也与他们在一起。汉利下了车，从瓦砾堆穿行过来，走向正往下看的那一圈人。身后，还未散去的人群中传来了七嘴八舌的议论。

“一定是那老头的宝贝！”人群中一个人大声说。有人应声附和着：“他把财宝都藏在那里，怪不得死也不肯搬走呢。”

汉利走到那伙人中间，去看引起他们注意的地方。剩下的半截烟囱仍然矗立着，有五英尺高，周围是一堆瓦砾。烟囱底部，一个黑乎乎的旧壁炉依然可见。在一边，还有两三英尺的房屋外墙仍旧竖立着；内侧的墙根边上是一堆倒下的砖头，里面伸出一条干枯萎缩但依然清晰可辨的人腿，一片像是长统袜的布条还依附在膝盖下面。

“是谁发现的？”汉利问。

工头走上前来：“汤米用镐头在壁炉腔那儿干活。他清掉了几块砖，这样抡镐头更顺手些。他看到这个，就向我报告了。”

汉利一眼就找出了那名目击证人。

“那么，是在地板下面发现的吗？”汉利问道。

“不。这里整个住宅区都是建在沼泽地上面的，屋子里是水泥地。”

“那么是在哪里？”

工头弯下腰，指向壁炉的残余部分：“从客厅里看过来，壁炉好像是与墙壁齐平的，但其实不是。这壁炉原本是从房墙里突出来的，后来，有人在烟囱突出部位和房间尽头之间砌了一道简易的砖墙，一直通到天花板，形成一个十二英寸深的夹层。为了对称，壁炉的另一边也砌了一道墙，但那一边是空的。尸体就在假墙与屋墙的夹层里。为了掩饰，这个房间还重新贴过墙纸。你看，烟囱的突出部位与假墙用了同样的墙纸。”

汉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几片破碎的墙纸都带着相同的霉斑，不但依附着壁炉架上方的壁炉腔正面，也贴满了砖墙，包括掩盖了尸体的那部分。这是一种老旧的墙纸，上面印有玫瑰花蕾的图案，但在壁炉旁边，在房屋原先的墙壁上，一层年代更加久远的肮脏条纹图案墙纸也依稀可辨。

汉利站起身来。“好吧，”他说，“你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你最好把工人们叫下来，让他们回去。这里现在由我们接管。”工人们纷纷走出瓦砾堆。汉利转向他手下的两名警察。

“继续保留警戒线，”他说，“把这个地方封锁起来。再多叫点人来，多设几个路障。我要你们把这个地方四面都围起来，谁也不准进来。我去加派更多人手来这里，还有刑事技术人员。未经他们允许，什么也不要碰。明白吗？”

两个警察敬了礼。汉利又回到汽车里，给总部打电话。他吩咐了几件事，然后，又把电话转到刑事调查部门的技术科。技术科设在赫斯顿火车站后面一座模样刻板的维多利亚式旧兵营里。他很幸运，接电话的是刑侦队长奥基夫，他们是多年的老相识了。汉利告诉他自己的发现以及需要的帮助。

“我这就派他们过去，”奥基夫的声音在电话里噼啪作响，“你要谋杀组的人也去吗？”

汉利抽了抽鼻子：“不用了，谢谢。我认为我们分局可以应付。”

“那么，你们有疑犯了吗？”奥基夫问道。

“噢，是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汉利说。

他又自己开车返回那个小饭店。他从巴尼・凯莱赫身边驶过，凯莱赫正试图穿过警戒线到里面去。这一次，值勤的巡警可没这么好商量了。

在餐馆里，汉利发现司机还坐在吧台前。那老头坐在后面，已经吃完了饭，正小口喝着茶。他凝视着这位向他走来的高大警察。

“我们已经找到她了。”汉利说。他朝桌子俯下身去，说话的声音很轻，不让餐厅里的其他人听到。

“我们还是走吧，嗯？拉金先生？去局里，怎么样？我们要谈谈，行吗？”

老头一言不发地迎视着他。汉利意识到，到现在为止他还没开过口。老头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恐惧？放心？很可能是恐惧。怪不得那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害怕。

他默默地站了起来，汉利一只手坚定地挽住他的胳膊，他们一起朝警车走去。司机跟过去，坐到方向盘后面。雨已经停了，萧瑟的寒风把太妃糖纸吹得满街飞舞，就像秋天的落叶，但街上没有一棵树木。汽车驶离了街边。老头躬身坐着，默默地凝视着前方。

“回局里。”汉利说。

任何国家的谋杀案调查都不会像电视里放的那样，充满振奋和猜测。实际上，百分之九十都是单调乏味的程式和手续，还有行政工作，大量的行政工作。

大个子比尔・汉利亲眼看着老头被关进拘留所后面的一间拘禁室里。老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不要求找律师。汉利还不想起诉老头，毕竟，他还能以嫌疑人的名义拘留老头至少二十四个小时。首先，他需要的是更多事实。他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打电话。

“按规章办事，小伙子，按规章办事。我们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曾这么告诫他。很好的忠告。由于手续不全而在法庭上败诉的案子，要多于靠聪明才智的胜诉。

汉利正式通知市验尸官办公室，报告一起死亡事件。他的电话打得正是时候，在那位资深公务员要去吃午饭前找到了人。接着他又通知位于长途汽车站后面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说下午有一具尸体需要彻底尸检。他追踪到了法医蒂姆・麦卡锡教授。教授在基尔德尔俱乐部的门厅里静静地听完电话，然后叹了一口气——菜单上美味的野鸡胸脯肉看来是吃不成了。他答应马上过来。

要组织人去找些帆布屏障，还要安排一些人带上铁锹和十字镐到梅奥路去报到。他把正在食堂吃午饭的三名刑警叫来办公室，自己准备了两份三明治和一品脱牛奶，边工作边吃了起来。

“我知道你们很忙，”他告诉他们，“我们都很忙。所以，我想把这个案子尽快了结，应该用不了多久。”

他任命首席侦缉督察为犯罪现场调查员，让他立即去梅奥路；又让两名年轻的侦缉警长分头执行任务，其中一个去详细调查那座房子。房管局局长说过，那房子归老头所有，是自由产权。市政厅地税局会有该房屋过去的交易和所有权变动的登记，详细信息在财产注册中能找到。

另一名侦缉警长干跑腿工作。他要去查访梅奥路的每一家老住户，他们现在大都被安置在政府建造的公寓大楼里。找到老邻居，打听流言蜚语，还要走访小店老板，该小区拆毁前十五年间的巡警和当地牧师——所有了解梅奥路和老头情况的人，年头越久越好。而且，汉利还强调，调查对象还包括知道已故拉金夫人的任何人。

他还派出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开车到房管局，把上午他在拆房现场看到的被房管局货车运走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家具等，都拉回警察局的院子。

当他站起来伸懒腰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他让人把老头带到审讯室去。他自己喝完牛奶后，又等了五分钟。他走进审讯室时，老头坐在桌子旁，双手抱在胸前，眼睛凝视着墙壁，一名警察站在门边。

“他说过什么没有？”汉利轻声问那个警官。

“没有，长官。什么也没说。”

汉利点点头示意他离开。

只剩下他们两人了，他在老头对面坐了下来。市政厅的记录显示，老头的名字叫赫伯特・詹姆斯・拉金。

“嗯，拉金先生，”汉利温和地说，“你觉不觉得，把情况坦白告诉我才是明智的做法？”

经验告诉他，没必要去吓唬这个老人家。在他面前的人不是黑社会的街头地痞。他曾经处理过三个杀害老婆的凶手，全都胆小而温顺。他在桌子对面显得高大而富有同情心，他们就纷纷把不堪的细节交代了出来，并很快显得如释重负。这个老头儿慢慢抬起头来看他，看了一会儿后，又低头去看桌子。汉利掏出一包烟，打开烟盒。

“抽烟吗？”他问道。老头没有动。“其实我也不抽。”汉利说，但他把敞着盒盖的香烟放在桌子上，旁边是一盒火柴。

“你本事不小，”他承认道，“在那座房子里坚持了好几个月，但迟早还是斗不过市政厅。这点你也懂的，对不对？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派法警过来，那滋味儿一定不好受。”

他等着对方发表评论，等着老头显露出任何打算交流的迹象，但没有。没关系，等待一个人开口说话时，他总是很有耐心的，而且他们迟早会说出来。说出来才会轻松，才会卸去负担。教会最清楚一个人在忏悔之后的轻松了。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多少年的担惊受怕和等待？从第一辆铲土机开到那个地方起，已经多少个月了，嗯？老兄，你肯定没少受折磨。”

老头抬起眼皮，与汉利的目光相遇，他也许在寻找着什么。一个多年自我封闭的人或许是在寻求一丝同情。汉利觉得他快要开口说话了。老头的眼光飘移过去，掠过汉利的肩头望向后墙。

“这事结束了，拉金先生。全结束了，迟早会水落石出的。我们会追溯过去那些年月，慢慢地，一点点把真相拼凑起来。你知道的，是拉金夫人，对吗？为什么呢？她有了别的男人？或者只是吵了一架，还是只是一场意外？所以你害怕了，然后你就那么干了，过上了隐士那样的生活。”

老头儿的下唇颤动了，他用舌头去舔。

有突破，汉利想，现在快了。

“你一定过得很糟糕，这么多年了，”他继续说，“孤身独居，没有以前那样的朋友，就你自己。心中老是想着她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就在壁炉旁边的砖墙里面。”

老头儿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对往事的震惊？或许休克疗法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他眨了两下眼睛。我差不多要成功了，汉利想，我马上就成功了。但当老头的目光转移回来与他的目光相遇时，那双眼睛又变得空洞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汉利又耗了一个小时，但老头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随你便吧，”汉利边说边站了起来，“我会回来的，我们还得谈谈。”

当他来到梅奥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围观人群比先前更多了，但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房子废墟的四周都被帆布围了起来，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足以挡住那些试图窥探里面工作情况的好奇的目光。在罩住了包括部分路面的这个方块里面，二十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带着搜查装备，徒手在废墟堆里翻找。每一块砖头和石板，楼梯和栏杆扶手的每一块碎木头，每一块瓦片和天花板，都被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有没有什么痕迹，没有的就被扔到路上。那里的废墟越堆越高。橱柜里的物品都检查过了，橱柜本身也被拆下来，看看后面是否藏着什么。所有的墙体都被敲打了一遍，听听里面是不是有空心的夹层。一块块砖头被拆下来扔到了路上。

壁炉周边的两个人干得格外小心。尸体上面的砖头被轻轻拿开，只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覆盖着尸体。尸身侧卧，像一个胎儿那样蜷缩着，不过，她在夹墙里原先很可能是脸朝侧面坐着的。麦卡锡教授仔细察看着剩下的屋墙，指挥着那两人的工作。在他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他走进遍地砖瓦的夹层里，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那样，用一把软刷子刷去尸体上的尘土。

在清理掉大部分灰尘后，他近距离检查了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把它从夹墙里弄出来。

“是一具干尸。”他告诉汉利。

“一具干尸？”

“是的。砖头或混凝土的地面上，在六面封闭的环境中，两英尺外的壁炉的热气熏烤让尸体发生了干化，脱水了，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也许完好无损，但硬得像块木头。今晚是不可能切开了，我要用热甘油把它泡一泡，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利问道。

“十二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或许更久。我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要花上几天时间。”教授看了看表，“快四点钟了。我争取五点钟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会去停尸所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始解剖。”

“糟糕，”汉利说，“我还想尽快解决这个案子呢。”

“这就有难度了，”麦卡锡说，“我会尽力而为。实际上，我认为内脏器官说明不了多大问题。根据我的观察，尸体脖子周围有勒痕。”

“勒死的？”

“有可能。”麦卡锡说。市殡仪馆接到的运送尸体工作通常都是在市内。送葬灵车停在了屏障外面，在法医的监护下，两名工作人员抬起依然侧卧的僵硬尸体，把它放到一个尸架上，盖上一条大毯子，抬到殡仪车上。他们让教授跟在后面，驱车去斯托尔大街的停尸所。汉利走到技术科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道。

那人耸耸肩：“这里全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干净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利又问该科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长官。我要等到他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才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如果他们搞不完，那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承包商的工头漫步走了过来。按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为什么她那么肯定？”汉利问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风骚。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

“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的猜想。”

是昨天少校自己的猜想，汉利心里说。殷勤的英国礼节让少校把这事儿归功于他们两个人。

“二等兵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乘坐都柏林的渡轮，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抵达利物浦并志愿参军。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兵营参加了基本训练后，转到国王重骑兵卫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乘坐运兵船被派去加入埃及的军团。然后，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混上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隆美尔那年的秋季攻势中被德国人俘虏了。他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在那儿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苏联红军解放。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被遣返，正好赶上五月份欧洲战事的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情况的信息？”汉利问道。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部队也有档案记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伦敦埃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当时她十七岁。你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光荣复员，留在埃德蒙顿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这是部队当时了解到的他的最后地址。”

汉利向道金斯表达了深切的谢意，然后挂上电话。拉金娶那位十七岁姑娘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快要三十五岁的年纪。当他们搬到梅奥路时，她可能只有二十六岁，活泼可爱，而他已经四十三岁，不那么有活力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她死去时，才三十五岁，风韵犹存，而且很可能相当性感；而他则已经五十二岁，变得乏味不堪，对别人也提不起兴趣。是的，这也许会出问题。他焦急地等待着麦卡锡教授的到来。

这位法医倒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在了汉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掏出烟斗，开始悠闲地装上烟丝。

“解剖室里不能抽烟，”他抱歉地说，“但烟味能盖住福尔马林味儿。你应该会喜欢的。”

他惬意地吐出一团烟雾。

“搞到了你要的情况，”麦卡锡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用一只长筒袜以人力勒颈，导致窒息，并伴有休克。这里的舌骨，”教授指着自己下颚与喉结的部位，“有三处骨折。死亡之前，头部受过一记猛击，造成头皮破裂，但没有死。很可能是把受害人打晕了，然后又勒死了她。”

汉利身体往后一仰。“太好了，”他说，“死亡时间呢？”

“哦，”教授说，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他把手伸到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旧报纸碎片，约有六英寸乘四英寸大小。

“受害者头皮的伤口肯定流了一点血。为避免弄脏地毯，凶手肯定是用报纸把头皮伤口包了起来。这无疑是在他砌假墙密室的时候干的。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看出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日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汉利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薄膜，用台灯和放大镜来看这张新闻纸片。然后他坐直了身体。

“当然，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他说。

“是啊，是很旧了。”麦卡锡说。

“是一份旧报纸。用来包住头上伤口的时候，已经是过期的旧报纸了。”汉利坚持说。

麦卡锡耸了耸肩。

“也许你是对的，”他表示同意，“这样的干尸，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亡年份的，只能是合理地推定。”

汉利轻松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宽慰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来这张报纸，把它垫在抽屉或柜子里，留在那里多年没去动它。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锡说，“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很可能与这张报纸上的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

汉利用一双眼睛瞪住了他，半天没有转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他说。

麦卡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边重新点燃烟斗。“我认为，”他温和地说，“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停尸所的那具尸体。”汉利说。

“我也是啊。”麦卡锡说。

“拉金和他老婆是一九五四年从伦敦抵达这里的，”汉利缓慢地说，“他们买下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原先的房主和住户在头一年死了。拉金夫人被认为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丢下丈夫离家出走的。昨天在拆毁那座房子时，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砌在一道假墙里面。”

“你并没有告诉我，拉金夫妇在那座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锡合理地指出，“你要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

“但尸体已经干化了，”汉利坚持着，“在那样的情况下，死亡时间的范围肯定是很大的吧？”

“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

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

鱼 王

“还有一件事。”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

出租车里，坐在她身边的丈夫不由得暗暗叹了一口气。无论境况多么顺利，只要与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在一起就总会“还有一件事”，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的生活从来就离不开喋喋不休、唠唠叨叨的抱怨和不满。总之她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吹毛求疵。

年轻的希金斯默不作声地坐在司机旁边。他是总部的一位执行官，银行选送他度假一周，费用全部由单位支付，原因就是在年度考核中他是最有前途的新人。他在外汇部工作，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十二小时之前，他们才刚刚在希思罗机场见面，在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喋喋不休的饶舌下，这位年轻人天生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

出租车司机是克里奥耳人。因为他们乘坐他的车去宾馆，几分钟之前他还是满面堆笑、满口恭迎之词，此刻也因领教了后座女乘客的唠叨而陷入沉默。虽然他的母语是克里奥耳法语，但他完全能够听懂英语。毕竟，毛里求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时间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的唠叨话就像泉水一样汩汩流淌。她一会儿自我怜惜，一会儿又愤愤不平。穆加特罗伊德看着窗外，普莱桑斯机场渐渐消失在他们身后。前面的路通往马埃堡，是原法属岛国的首府。一八一〇年，他们试图保卫这座破败的城堡，抵御英国舰队。

穆加特罗伊德凝视着车窗外面，着迷于他所看到的景色。他决心要在这个热带岛屿上尽情享受一周的假日，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临行之前，他已经看了两本厚厚的毛里求斯旅行指南，研究过从北到南的大比例地图。

他们穿过一个村庄，进入盛产甘蔗的乡野。在路边农舍的台阶上，他看到了印度人、华人、黑人和混血的克里奥耳人，他们一起生活，和睦相处。印度教寺庙、佛教寺院与天主教教堂仅咫尺之遥。他从书中读到过，毛里求斯是由六个民族和四大宗教混合而成的国度，但他以前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至少没想到会如此和谐。

他们经过了更多村庄，都不富裕，当然也不整洁。不过，村民都朝着他们微笑和招手。穆加特罗伊德也向人们挥手。突然，四只瘦骨嶙峋的鸡扑打着翅膀从汽车前面蹿过，差点儿撞上。当他回头看时，它们又回到路上，在尘土中扒找零星食物。经过一个弯道时，汽车慢了下来，一个泰米尔族男孩从一间棚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直筒衣服，站在街沿石边，把衣服的下摆提到腰部，下身赤裸。在出租车经过时，他开始撒尿，一只手提着衣服，另一只手朝他们挥动。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哼了一下鼻子。

“讨厌。”说完后，她俯身向前，拍拍司机的肩膀。

“他为什么不去厕所呢？”

司机朝后甩了甩头，笑了起来。然后转过脸来回答她，他减缓车速转过两个弯道。

“Pas de toilette, madame.”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意思好像是，路就是厕所。”希金斯解释说。

她嗤之以鼻。

“喂，”希金斯说，“看，大海。”

当他们沿着悬崖向前行驶了一段路后，看见了右手边在上午阳光的照耀下一片蔚蓝的印度洋，视野一直延伸到海平线。距离海岸线半英里处，翻腾的浪花形成一条白线，标志着把毛里求斯与汹涌澎湃的海洋分隔开来的大珊瑚礁。在大环礁内部，他们可以看见澙湖，淡绿色的湖水波澜不起，清澈明亮，水下二十英尺深处的珊瑚丛清晰可见。接着，出租车重新回到甘蔗田中间。

五十分钟后，他们穿过一个叫清泉湾的渔村。司机指着前方，“到宾馆还有十分钟。”他说。

“谢天谢地，”穆加特罗伊德夫人松了一口气，“我再也忍受不了这么颠簸的旅程了。”

他们驶上一条车道，两边是修剪齐整的草坪和棕榈树。希金斯转过身来，微微一笑。

“从庞德斯恩德来这里真是千里迢迢啊。”

穆加特罗伊德报之以微笑。“是啊。”他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庆幸自己在伦敦郊区的庞德斯恩德上班。在那里，他是银行的分行经理。附近有一家轻工业工厂刚刚开工六个月，他当时突发奇想，去了解工厂的内部管理和劳动力状况，并提出用支票来支付周工资，以减少发放工资时遭抢劫的风险。使他颇感惊讶的是，工厂的大多数人都同意采纳他的方案，结果他的分行开了几百个新账户。这次漂亮的行动引起银行总部的重视，有人提出对外地分行和普通员工采用激励机制，这个计划实行的第一年，他就获得了嘉奖，奖品是由银行全额付费去毛里求斯度假一周。

出租车终于在圣詹冉宾馆高大的拱廊前停下了，两名行李生跑上前来，从后备箱和车顶行李架上拿下行李。穆加特罗伊德夫人立即从后座下车。尽管她以前只去泰晤士河口游玩过两次——通常只是去博格诺她姐姐家度假——但她马上不停地训斥起行李生来，颐指气使的样子像是旧时一位位高权重的爵爷。

他们三人跟在行李生后面，穿过拱形廊道走进凉爽的圆顶大堂。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走在前头，她的印花连衣裙已经因为乘飞机和汽车的这一路颠簸被弄皱了。希金斯身着整洁漂亮的米色泡泡纱西装，而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则是一身庄重的灰色服装。大堂的左边是服务台，一位印度员工微笑着对他们表示欢迎。

希金斯承担了介绍的任务：“这是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和夫人，我是希金斯先生。”

服务员核对了预订清单。“没错，是这样。”他说。

穆加特罗伊德打量着周围，大堂是由粗凿的当地石头装饰而成的，显得宏伟壮观。在头顶上方，深色的大梁支撑着屋顶。大堂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柱廊，另有一些柱子将两侧托起，让凉爽的微风能够吹进来。从大堂的尽头，能够看到璀璨明媚的热带阳光，听到游泳池里喧闹的人声。在大堂的半路上往左，有一道石头楼梯可以通到楼上一侧的客房；一楼的另一个拱门可以通往下面的套房。

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从服务台后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一头金发，穿着鲜亮的衬衫和淡雅的宽松裤。

“早上好，”他面带微笑招呼道，“我叫保罗・琼斯，是这里的总经理。”

“我是希金斯，”希金斯介绍说，“这是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和夫人。”

“非常欢迎，”琼斯说，“我给你们安排一下房间。”

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子从大堂那边过来，信步走向他们。他穿着运动短裤，露出两条精瘦的小腿，一件花色图案的海滩衬衣在身上飘动。他光着脚板，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一只大手抓着一罐啤酒。他在穆加特罗伊德不远处停住脚步，低头盯着他看。

“你们好，新来的吗？”他打招呼说，语调里有明显的澳大利亚口音。

穆加特罗伊德先生有些吃惊。“哦，是的。”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澳大利亚人毫无客套地问道。

“穆加特罗伊德，”银行经理回答，“罗杰・穆加特罗伊德。”

澳大利亚人点了点头，记下这条信息。“你从哪里来？”他又问道。

穆加特罗伊德误解了，他以为那人问的是“你从哪个单位来”。

“米德兰分部的。”他说。

澳大利亚人举起啤酒罐喝干，打了一个嗝：“他是谁？”

“是希金斯，”穆加特罗伊德说，“来自总部。”

澳大利亚人开心地笑了。他眨了几下眼睛，以便能看得清楚一些。“很好，”他说，“米德兰的穆加特罗伊德，还有总部的希金斯。”

直到这个时候，保罗・琼斯才发现澳大利亚人，他从服务台转过来，拉住这个高个子的胳膊，把他引回到大堂去：“好啦，好啦，福斯特先生，请你回到酒吧去，我好把新客人安顿下来……”

福斯特被彬彬有礼而又坚定地推回大堂那边去了。

在离去时，他友好地向服务台这边挥手。“祝你好运，穆加特罗伊德。”他叫道。

保罗・琼斯回到他们这边。

“这个人喝醉了。”穆加特罗伊德夫人一脸的冷漠和失望。

“他在度假，亲爱的。”穆加特罗伊德说。

“那不应该是借口，”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他是谁？”

“哈利・福斯特，”琼斯回答说，“来自珀斯。”

“他讲话不像苏格兰人。”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

“是澳大利亚的珀斯，”琼斯补充说，“我带你们去房间。”

穆加特罗伊德心情愉快地从二楼房间的阳台环视四周。下面是一块草坪，向前延伸到闪闪发光的白色海滩，上面点缀着棕榈树，海风习习，树影婆娑。此外，还有十几个圆形的用茅草铺顶的亭子，能遮阴避日。澙湖暖洋洋的，白浪拍打着沙滩。外面是碧绿的海水，再远处变得一片蔚蓝。他能够看到澙湖里五百码远处的乳白色珊瑚礁。

一个有着浓密的稻草色头发的年轻人在一百码之外冲浪，全身红通通的。一阵海风吹来，他在小巧的滑板上灵活地保持着平衡，身体贴向冲浪板，轻松娴熟地掠过水面。两个黑头发黑眼睛、棕色皮肤的孩子在浅滩上喊着叫着打水仗。一位中年的欧洲人穿着蛙人鸭蹼从水中跋涉上岸，拖着面具和潜水通气管，露出圆滚滚的肚皮，闪闪发亮的海水从他身上纷纷滴落。

“噢，天哪，”他用南非口音向阴凉处的一个女人叫道，“真不敢相信，那里有许多鱼呢。”

在穆加特罗伊德右边的主楼那里，围着腰布的男男女女正朝台球吧走去，赶在午餐之前去喝一杯冰镇饮料。

“我们游泳去吧。”穆加特罗伊德说。

“如果你帮我把箱子打开，我们马上就能去了。”他妻子回答道。

“先放着吧。午饭之前，我们只需要游泳装备就够了。”

“不行，”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我不能让你像一个当地人那样去吃午饭。这是你的短裤和衬衣。”

过了两天，穆加特罗伊德已经适应了在热带度假的生活节奏，或者可以说，在他被许可的范围内达到了这一节奏。他清晨早早就起来了，反正以前也总是早起。不同的是，在家里透过窗帘所看到的通常是雨水冲刷过的人行道，而现在他坐在阳台上观看着一轮红日从珊瑚礁外的印度洋上冉冉升起，原先黑暗平静的水面，突然间变成一片闪闪发光的碎玻璃。他七点钟去晨泳，留下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倚坐在床上，戴着满头的发卷，不停抱怨早餐服务太慢——送餐速度实际上是很快的。

他在温暖的水中泡上一个小时，有一次竟然游出去将近二百码，他对自己的胆量颇为惊讶。游泳并不是他的强项，但他越游越好。值得庆幸的是，妻子没有看到他的冒险行为，因为她坚信澙湖里有鲨鱼和梭鱼出没。她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些食肉鱼类是跃不过珊瑚礁的——其实澙湖与泳池一样安全。

他加入其他的度假者中间，开始在游泳池旁边的露台上吃早餐。他选了西瓜、芒果、木瓜，加上麦片粥，没去碰鸡蛋和培根。在这个时间，大多数男士都穿着泳装和海滩衬衫，而女士们则在比基尼外面穿上一件淡色的棉布套裙或披肩。穆加特罗伊德穿着齐膝运动短裤和网球衫，都是从英国带来的。每天快到十点钟，他妻子来与他会合，坐在海滩上的草顶亭子下，一天内不断地喝饮料，涂上几次防晒油，尽管她很少让自己真正晒到太阳。

有时候，她会把她那红润的身体浸到宾馆的环型游泳池里，游泳池中间是遮阴的小酒吧，她会用带饰边的浴帽把一头卷发护住，在池中稍微慢慢游几下就赶紧上岸。

虽说希金斯是单独一人，但他很快就与另一伙更年轻的英国人混熟了。穆加特罗伊德夫妇很少见到他。他把自己看作一位时髦人物，在宾馆的时装店里把自己打扮了一番。他模仿海明威在照片里的样子，戴上一顶宽边草帽。同样地，他每天也穿着泳装衬衣，在晚餐桌上露面时，他与其他人一样，身着淡色的宽松裤和带有胸兜与肩饰的猎装衬衫。晚饭后，他经常去光顾赌场或迪斯科舞厅。穆加特罗伊德先生不知道那里会是什么情形。

不幸的是，那位哈利・福斯特先生并没有独享自己幽默的发现。这家宾馆的大多数客人是南非人、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在他们当中，“米德兰分部的穆加特罗伊德”这个名字深入人心，尽管希金斯极力想甩掉“总部”这个标签来融入其他人。穆加特罗伊德反而不知不觉间成了受欢迎的人物。当他穿着中裤和胶底鞋轻松地走上早餐露台时，就会迎来好多笑脸和欢快的问候声：“早上好，穆加特罗伊德。”

有的时候，他会遇到为他起这个名号的那个人。有几次，哈利・福斯特让开路绕过他，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他的右手似乎只为扔掉一罐啤酒而张开，并为再拿一罐而合上。每次遇到的时候，这位友好的澳大利亚人会咧嘴一笑，举起空着的一只手打招呼，大声说：“祝你好运，穆加特罗伊德。”

第三天早上，穆加特罗伊德在早餐后游过泳，从海水中出来，躺在草亭子下面，背靠在中柱上打量着自己。太阳已经升高了，像一团火球，而时间才过九点半。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尽管他自己很当心，妻子也在不断忠告，他的身体还是变成了龙虾的颜色。他羡慕那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能晒得黝黑的人。他知道，诀窍在于晒黑后要一直保持下去，不能让身体在假日以后再变回乳白色。他想，那是他在英国博格诺度假时就曾经有过的打算。但是，过去的三次度假，不是在下雨就是阴天。

他的双腿从方格条纹的游泳裤中伸出来，那是一双瘦瘦的长满汗毛的腿，活像是被拉长了的醋栗。滚圆的肚子架在两条腿上，胸前的肌肉已经下垂。常年坐着伏案工作，使得他臀部变宽，头发稀疏。他的牙齿倒是完好无缺，视力也很好，只是在阅读时才戴眼镜，主要是看公司的报告和银行账目。

这时候，水面上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他抬起头，看到一艘小快艇在加速疾驶。小艇的尾部拖着一条绳子，绳子末端露出一颗脑袋在水面上跳动。在他观望着的时候，绳子突然绷紧，小艇出了澙湖，一道浪花飞溅，出现一名滑水者。他浑身褐色，是宾馆里的一位客人。他单独滑水，两只脚一前一后踩在滑板上，他在船后加快速度，身后激起了一串泡沫。船上的舵手转动方向盘，滑水者在水上画出一个大圆弧，在穆加特罗伊德面前的海滩附近掠过。那人肌肉绷紧、双腿紧张，承受着快艇尾波的冲击，就像一尊木雕般傲然挺立。随着他从水面上迅速滑过，他那胜利的笑声回荡在澙湖上空。穆加特罗伊德观看着，对这个年轻人羡慕不已。

但他已经五十岁了，身材矮胖，并不健壮，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是在夏天下午的时候，才到网球俱乐部去消遣一下。再过四天就是星期日，届时他将登上一架飞机离开，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他很可能会在伦敦郊外的庞德斯恩德再干上十年，然后退休，极有可能去博格诺度过晚年。

他环顾四周，看见一个年轻姑娘从左边的海滩上走来。出于正人君子的礼貌，他不能盯着她看，但他还是禁不住去看了。她光着脚行走，显示出岛上女孩脊梁挺拔的风姿。她的皮肤没有涂抹防晒油膏，是一种深深的金色。她披着一条带暗红色花边的白棉布裹裙，在左臀下方打着结。裙子下摆刚好盖住屁股。穆加特罗伊德猜测，她里面一定穿着衣服。突然一阵风吹起了棉布裹裙，眨眼间，她那年轻坚挺的乳房和纤纤细腰的轮廓露了出来。风停了，裹裙又落下来遮住了身体。

穆加特罗伊德发现她是一个淡色皮肤的克里奥耳人，长着一对间距较宽的深色眼睛和高高的颧骨，深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翻卷着垂到后背。当她走过来与他平行时，她转过头来露出灿烂的微笑。穆加特罗伊德吃了一惊，他并没发现周围还有别的人。他慌乱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看看这位姑娘是在向谁露出笑容。周围没有其他人。当他回身再次面对海滩时，姑娘又笑了，洁白的牙齿在早晨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他肯定他们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没有什么人引见过他们。因此，这微笑一定是自发的。穆加特罗伊德摘下太阳镜，也对她报以微笑。

“早上好。”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先生。”姑娘说着，向前走了过去。穆加特罗伊德注视着她远去的背影，深色的长发垂到臀部，屁股在白棉布下微微颤动。

“你就打消这种念头吧。”他背后的一个声音说。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走到他这边来了。她也正盯着刚刚走过去的女孩。

“小贱人。”她说完后在阴凉处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他去看妻子埃德娜。她肯定又被某个流行女作家笔下的哪部历史浪漫小说迷住了，这种书她带了许多本。他又转回头去看澙湖，心里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她对浪漫小说如此沉迷，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却十分厌恶？他们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即使在新婚阶段她还没宣称她不喜欢“那种事情”之前，他也已经知道，想让“那种事情”发展下去是不可能的。此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禁锢着。这种沉闷、单调和令人窒息的状态，只是偶尔被互相厌烦而产生的争吵打破。

有一次，在网球俱乐部的更衣室里，他无意中听到有人对另一个人说，他应该“在几年前就狠狠地打她一顿”。当时，他很气愤，差一点要从衣柜后面冲出来揍他们。不过他还是忍住了，内心承认那家伙说的也许是对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是那种能动手打人的人，而且他怀疑即使打了，她那种人也不见得就会改过。他的性格一贯温良宽厚，年轻时就这样。在外面，他能够管理好一家银行，但在家里，他的温良宽厚蜕变为逆来顺受。他内心的想法使他感到压抑，因此不由得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埃德娜从眼镜上方看着他。“如果你着凉了，就回去吃点药吧。”她说。

星期五晚上，穆加特罗伊德正在大堂里等待妻子从洗手间出来，这时候，希金斯悄悄地走上前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单独地。”希金斯从嘴角挤出一句话，样子神秘兮兮的，似乎能把别人都吸引过来。

“好吧，”穆加特罗伊德说，“不能在这里说吗？”

“不行，”希金斯咕哝着说，他在观察一个蕨类盆景，“你老婆随时会出来的。跟我来。”

他漫步走开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几步进入花园，来到一棵树后，靠上去等待着。穆加特罗伊德轻手轻脚地跟在他后面。

“什么事情？”在跟上希金斯走到灌木丛的阴影里时，他问道。希金斯透过拱门朝明亮的大堂那边看了看，确信穆加特罗伊德夫人没有跟过来。

“去钓鱼，”他说，“你以前钓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穆加特罗伊德说。

“我也没有。不过我很想去，哪怕只有一次。去试试吧。听着，眼下有三个约翰内斯堡的商人预订了明天上午的一条船。现在，他们有事去不了了，所以，我们可以去用那条船，租金的一半已经预付，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你看怎么样？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吧？”

听到这话，穆加特罗伊德有点惊异。“你为什么不从你那些伙伴中找两个一起去呢？”他问道。

希金斯耸耸肩：“他们都想与女朋友一起度过最后一天，而那些女孩子不想出海。来吧，穆加特罗伊德，我们去试试吧。”

“租金是多少？”穆加特罗伊德问道。

“通常是每位一百美元，”希金斯说，“不过，一半租金已付，每人只要五十美元就够了。”

“就为几个钟头的时间？那可是二十五英镑啊。”

“二十六英镑七十五便士。”希金斯脱口而出。他毕竟是在银行的外汇部工作的。

穆加特罗伊德计算了一下：雇出租车去机场，再回到庞德斯恩德家中一路上的花费，加在一起，他手上的钱还有一点剩余。可是穆加特罗伊德夫人一定会用剩余的钱买一些免税商品和礼品，送给她在博格诺的姐姐。他摇摇头。

“埃德娜不会同意的。”他说。

“别告诉她。”

“不告诉她？”听到这个主意他吓了一跳。

“是啊。”希金斯怂恿说。他凑过来时，穆加特罗伊德闻到一股植物的香气，“就这么办。事后她会责备你的，但她什么时候没在责备呢？你想想吧，这地方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很可能再也看不到印度洋了，所以，为什么不去呢？”

“这个，我不知道……”

“老兄，就一个上午，乘上小船到海上去。让海风吹吹头发，放出鱼钩去钓鲣鱼、金枪鱼或者大王鱼。我们说不定能钓上一条呢，至少回到伦敦以后这也算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历险。”

穆加特罗伊德僵住了。他想起那个冲浪的年轻人在澙湖里风驰电掣般驶过的身影。

“我去，”他说，“按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他掏出钱包，撕下三张十英镑的旅行支票，只留下两张，他在支票下面签字后交给希金斯。

“明天一早出发，”希金斯接过支票，小声说道，“我们四点钟起床，四点三十分坐车离开这里。五点钟到达港口，五点四十五分出海，争取在七点前抵达渔场。黎明前后是最佳的捕鱼时间。活动的向导陪同我们一起出海，他懂门道。我们四点半在大堂见。”

他大步走回大堂，朝着酒吧走去。穆加特罗伊德跟着走进去，对自己鲁莽的决定有些茫然，他看到妻子在不耐烦地等待着，于是就陪同她去用晚餐。

那天夜里，穆加特罗伊德几乎没有睡着。虽然他有一个小闹钟，但他不敢定时，唯恐闹钟闹响时吵醒老婆，更不能睡过头，让希金斯在四点半来敲门。他迷迷糊糊地打了几个瞌睡，看到闹钟的夜光指针指向四点钟。窗外依然是一片漆黑。

他蹑手蹑脚溜下床，看了一眼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她像往常一样仰面睡着，呼吸伴着鼾声，头上的发卷由一个网兜罩着。他悄悄地把睡衣扔在床上，穿上内衣裤，拿上运动鞋、短裤和衬衫，轻轻走到外面关上房门。在黑暗的走廊里，他穿上其余的衣服，意料不到的寒气让他打了个冷颤。

在大堂里，他见到希金斯和向导，一个高高瘦瘦的南非人，名叫安德雷・基里安，他负责客人们所有的体育活动事宜。基里安看了看他的装束。

“黎明前，海上很冷，”他说，“日出后又很热，太阳能把人烤焦。你没带长裤和长袖风衣吗？”

“我没想到，”穆加特罗伊德说，“这个，没有，我没带。”他现在不敢再回房间去取。

“我有一件备用的，”基里安说着递给他一件套衫，“我们走吧。”

他们开车走了十五分钟，穿过黑暗的乡村，经过一些棚屋，其中一间透出一抹淡淡的灯光，说明已经有人起床了。最后，他们的汽车从主干道驶下来，抵达一个叫清泉湾的小港口。之所以这么叫，肯定是因为很久以前，一位法国船长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可以饮用的泉水。渔村的房屋很破旧，黑乎乎的，但在码头附近，穆加特罗伊德可以分辨出停泊在那里的一条船，以及船上在火把照明下的一些忙碌的身影。他们在木码头边停下汽车，基里安从一个车门的杂物柜里取出一只盛着热咖啡的保温瓶，递了过去。咖啡深受大家欢迎。

南非人下了汽车，沿着码头走向那条船。空气中断断续续飘来了人们用克里奥耳地方法语低语的声音。奇怪的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人们说话总是那么轻声细语。

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现在，东方天际出现了一抹鱼肚白，天边几道低垂的云丝微微发亮，海水也发出自己的光亮，码头、渔船和人们的轮廓都显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可以把装备拿到船上去了。”基里安说。

他从汽车后部拖出一只冷藏箱，希金斯帮着他一起把它从码头上抬了过去，以便之后可为大家提供冰镇啤酒。穆加特罗伊德提起午餐饭盒和另两个装咖啡的保温瓶。

这船并不是新式豪华的玻璃钢游艇，而是一艘船舱宽大的旧木船。前端有一个小舱室，里面似乎布满了各种操纵设备。靠近右边舱门的是一把由一根杆子支撑着的高椅子，上面铺着软坐垫，面对着舵盘和控制装置。这部分是舱内。船的后部则敞开着，两边安放着硬木凳子。船尾只有一把转椅，就像在城市的办公室里常能看到的那种，不同的是这把转椅固定在甲板上，还垂挂了一些系带。

在后甲板两边各有两根长杆子，都以同一个角度伸展出去，像是细细的天线。起初，穆加特罗伊德还以为那是钓鱼竿，后来才知道是舷外支架，用来固定外侧的渔线，以免与内侧的渔线发生缠绕。

一位老人坐在船长的椅子上，一手把着舵盘，静静地注视着最后的准备工作进行的过程。基里安把啤酒箱子放进其中一条木凳下面，示意大家就座。一个年轻船工，年龄在十三四岁的样子，伸手解开船后的缆绳，扔到甲板上。在他们旁边的码头上，一个村民把船头的缆绳解下后扔上船，并把船推离码头。老人发动引擎，他们脚下响起沉闷的机器轰鸣声。船头慢慢地转向了前方的澙湖。

此刻，太阳上升很快，快要浮出海平面了。阳光掠过水面照向西方。穆加特罗伊德能够清晰地看到澙湖边的村舍和缕缕炊烟，表明家庭主妇们已经在生火准备早上的咖啡了。一会儿工夫，最后几颗星星消退了，天空变成蛋青色，阳光洒满了水面。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微风，吹皱了平静的水面，大海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波光粼粼。突然，风消失了，水面又恢复平静，水上能看到的只有船尾离开码头后激起的长长的尾波。穆加特罗伊德遥望远处，能够分辨出珊瑚礁丛，它们长在水下有四英寻[18]深。

“现在，”基里安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随着光线的增强，他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了，“这条船叫Avant，法语的意思是‘前进’。船是老了点，但坚如磐石。它有过风光的日子，捕捞过一些大鱼。这位是船老大帕蒂安先生，这是他的孙子让・保罗。”

老头转过头来朝客人点头致意，他没有说话。他身穿粗糙的蓝色帆布衬衫和裤子，一双关节突出的大脚垂在裤脚管下面。他脸色黝黑，瘪瘦枯萎的脸颊活像一颗老核桃，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他凝视着海面，由于长年累月盯着明亮的海水，两只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

“帕蒂安先生从小到大一直在这一片海域捕鱼，至少已经有六十年了。”基里安说，“甚至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具体有多长时间，其他人就更记不清了。他熟悉这里的水，熟悉这里的鱼。这就是他捕鱼的诀窍。”

希金斯从肩包里取出一只照相机。“我想拍张照片。”他开口说道。

“等一会儿吧，”基里安说，“稳住。我们马上就要穿过珊瑚礁群了。”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前方逐渐靠近的珊瑚礁。从宾馆的阳台上看过去，珊瑚礁显得像羽毛般柔软，而且毛茸茸的，浪花拍上去就像泛起的乳汁。靠近后，他能听到大海波涛惊天，猛烈地拍打着分布在水面下的珊瑚，海浪被一排排尖利的珊瑚峰割得粉碎。他看不到浪花线的缺口。

老帕蒂安刚好在没有泛起水沫的地方转了一个右舵，“前进”号与泛着白沫的浪花线平行，距离相隔二十码。接着他看到航道，两边是一排排珊瑚礁，中间是一条狭窄的水道。过了一会儿，他们进入航道，与东边半英里外的海岸线平行。左右两边浪花飞溅，海浪扑向他们，“前进”号剧烈地颠簸起来。

穆加特罗伊德看向下面，船两边波浪翻滚。在船边，水沫刚刚退去，他却能够看到十英尺外的珊瑚，它们看上去像羽毛般脆弱，但摸上去其实却像剃刀一样锋利。船或人如果与其发生碰擦，很容易被开膛破肚。船老大似乎什么也没看，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扶住舵盘，另一只手搭在油门控制杆上，凝视着挡风玻璃的前方，就像在接收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从浩瀚的海平线远处的灯塔传来的信号。他不时转一下舵盘或加大油门，让“前进”号避开新的威胁。穆加特罗伊德看到他们一次次转危为安。

惊险只延续了一分钟，但感觉好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终于过去了。在渔船的右边，珊瑚继续延伸，不过船的左边已经没有礁群了。他们已经通过了狭窄的航道。船老大又打了一下舵盘，“前进”号船头指向了开阔的大海。他们马上就遇到了印度洋的涌浪。穆加特罗伊德明白，胆小的人是不适合这种航程的，他希望自己不会丢脸。

“嗯，穆加特罗伊德，你看到那些讨厌的珊瑚礁了吧？”希金斯说。

基里安微微一笑：“很刺激，是不是？要咖啡吗？”

“经历了这种刺激，我想喝点酒。”希金斯说。

“我们全都准备了，”基里安说，“这里有白兰地。”他打开第二个保温瓶。

船工立即着手准备鱼竿。他从船舱里拿出四根用强化玻璃纤维制成的鱼竿。鱼竿长度约有八英尺，后部的两英尺用软木包着，以便握紧。每一根竿子上面都装有一个硕大的绕线轮，附有八百码尼龙丝线。鱼竿的柄用实心黄铜制成，并开有槽口，以便与船上的插孔相吻合，防止转动。他把每根鱼竿都放进船上的插孔里，用绳子和狗扣加以固定，以免掉到海里去。

一轮红日在海上露出一个弧度，把阳光洒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没多长时间，深色的海水就变成靛蓝色，随着太阳冉冉升起，海水的颜色进一步变淡变绿。

渔船纵横颠簸，穆加特罗伊德努力稳住身体，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小男孩船工做准备工作。只见他从一只很大的渔具箱里取出几根长短不一的钢丝当引线，又取出几种不同的鱼饵。有的看上去像是用柔软的橡胶制作的小鱿鱼，做成了鲜亮的粉色或绿色；另有一些红色和白色的公鸡羽毛，以及闪光的勺形或旋转的鱼饵，都设计成可在水中闪烁摆动，用以吸引捕食的鱼；还有许多雪茄形的铅坠，每一个上面都装有一个夹子，可以固定在线上。

男孩用克里奥耳语问了爷爷一个问题，老人咕哝着作了回答。男孩选了两条小鱿鱼、一根羽毛和一只勺形的鱼饵。每一个鱼饵上面都有一段十英寸长的钢丝引线，下面做成一个或三个鱼钩。男孩把鱼饵上的扣子搭在一条较长的引线上，另一端接在一条鱼竿的线上，每一段也都装上铅坠，这样鱼饵就能正好在水面下游动了。

基里安观察着所用的鱼饵。“那个旋转的鱼饵，”他说，“适合用来垂钓零散漫游的梭鱼；鱿鱼和羽毛可以引来鲣鱼、剑鱼，甚至很大的金枪鱼。”

帕蒂安先生突然改变航向，他们抻着脖子想去看个究竟，可是前方的海面上并没有什么，过了一分钟他们才弄清楚老人刚才看到了什么。在远处的海平线上，一群海鸟正在海上俯冲盘旋，远远看去只是一些小小的斑点。

“燕鸥，”基里安说，“它们找到了大群的小鱼，正在潜水捕捉。”

“我们是去那里捕小鱼吗？”希金斯问道。

“不，”基里安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小鱼，它们是其他鱼的食物。鸟为我们发来鱼群的信号，而鲣鱼和金枪鱼都是捕食鲱鱼的。”

船老大转过来对孙子点了点头，男孩就把准备好的渔线投进尾波之中。渔线在水沫上激烈跳动，他拉开绕线轮上的一个销子，绕线轮开始自由转动起来，拖力把鱼饵、铅坠和引线远远地拉出去，直至完全消失在尾流之中。男孩继续放线，一直放出去一百多码他才满意地收住线，再次锁定绕线轮。鱼竿的前端稍稍弯曲，线绷紧了，拖动着鱼饵。在远处的碧波里，鱼饵和鱼钩平稳地在海面下追逐，如同一条快速游动的鱼。

船尾固定着两根鱼竿，一根在左，一根在右，另外两根安插在后甲板两边的插孔里。它们的渔线分别夹在大衣钩上，钩子上拴有绳索，与舷外的支架相连。男孩把这两根竿子的鱼饵抛入海中，然后把大衣钩拉到支架的顶端。舷外伸展的架子可以分开内外侧的渔线并使两者平行，如果有鱼上钩，它就会把线从钩口里拉出来，拉力会从绕线轮直接作用于竿子和鱼。

“你们有谁钓过鱼吗？”基里安问道。穆加特罗伊德和希金斯都摇摇头。“那我最好还是讲一下鱼咬钩时的情形吧。到时候再讲就太晚了。请过来看。”

南非人坐在钓鱼的那把椅子上，拿起一根鱼竿。“鱼咬钩时，渔线会突然从绕线轮拉出，绕线轮在旋转时会发出一种很尖锐的声音，这个你们应该是知道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谁坐在这把椅子里，让・保罗或者我，就会把鱼竿交给他，明白吗？”

两个英国人点头答应。

“现在，拿起这根竿子，把竿柄插在两腿中间那个插座里。然后扣上这个狗扣，它的系带连在座椅的框架上。如果竿子脱手，我们也不至于会损失昂贵的鱼竿和渔具了。现在看看这个东西……”

基里安指向从绕线轮上突出的一个黄铜轮子。穆加特罗伊德和希金斯都点点头。

“这是一个滑动离合器，”基里安说，“当设定承受比较轻的拉力时，比如五磅重量，在鱼咬钩时线就会自动放出，绕线轮会转动，发出的咔嚓声快得如同尖叫。在作收线准备时，动作要快，因为放出的渔线越长，你要把它收回来的时间也就越久。你可以这样慢慢向前转动离合控制器，其作用是使绕线轮收紧，直到渔线不再放出。这时，咬钩的鱼就会被船拖着走，而不是拉出更长的线。

“然后你就收线，把鱼拉近。左手握住这里的软木柄，往里面收线。如果真是一条大鱼，用双手握紧，用力向后拉，直至鱼竿竖立起来。然后右手马上抓住绕线轮继续收线，同时在船尾把鱼竿朝下放。这样，收线时就容易了。再练习一次。双手握紧，向后拉竿，一边收进渔线，一边朝船尾下放鱼竿。最终你会惊喜地看到，你的猎物在船尾的泡沫中出现。然后，那个男孩会叉住鱼，把它弄到船上来。”

“滑动离合器和绕线轮铜壳上的那些标志是什么意思？”希金斯问道。

“它们标明渔线的最大拉力限度，”基里安说，“这些渔线的拉力限度是一百三十磅，湿线拉力要减去百分之十。为安全起见，绕线轮做上了标记，以便在这些标记相互对应时，也就是在渔线另一端的拉力达到一百磅的时候，滑动离合器将只会放出渔线。但要长时间地拖住一百磅的物体，别说把它拖过来，即使一直拖着，人的胳膊也会受不了的。因此，我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呢？”希金斯坚持这样问下去。

“那样的话，”基里安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鱼拖累，把它拖垮。这会是一场拼搏和较量。你只有让它拖走线，把线收进来，再让它顶着压力拖走线，再收线，就这样反复放线和收线，直到鱼筋疲力尽再也不能拖线为止。但如果真的遇上一条大鱼，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它的。”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前进号”在三十分钟内驶过三海里，进入了上下翻飞的燕鸥群中。帕蒂安先生减小油门，渔船开始在他们身下看不见的鱼群上方巡航。小鸟不知疲倦地翩翩起舞，在离海面二十英尺的低空盘旋，头朝下、双翅平直，直到它们锐利的眼睛发现汹涌浪峰上的某个亮点，然后它们就会降下来、翅膀后缩，尖尖的喙朝下，一头扎进涌浪里。

须臾间，一只鸟就从水中出来，嘴里衔着一条拼命挣扎的银色小鱼，它随即把这鱼吞进自己细细的咽喉里。它们就是这样，生命不息，捕食不止。

“我说，穆加特罗伊德，”希金斯说，“我们最好确定一下谁先钓第一条鱼，我们抛钱币来决定吧。”

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枚毛里求斯的卢比硬币。他们分别掷了一下，结果希金斯赢了。不一会儿，内侧的一根鱼竿被猛烈地拉弯，渔线咝咝响着放了出去。绕线轮转动起来，先是发出呜呜声，然后是吱吱的尖叫声。

“我的。”希金斯欢快地喊道，随之跳进转椅里。让・保罗把鱼竿递给了他。绕线轮还在转动出线，但这会儿慢了下来。希金斯把竿柄朝下插进插口里，扣上狗扣和绳索，开始关上滑动离合器，几乎是同时，出线停止了。鱼竿的尖梢弯曲着。希金斯左手握竿，右手去收线。竿子更弯了，但收线在继续。

“我感觉到它在拖线。”希金斯喘着粗气说。他继续收线，这时候，渔线收进来时已经没有拖力了，让・保罗在船尾探出身，用手捏住渔线，把一条僵硬的银色海鱼扔到船上。

“鲣鱼，大概有四磅重。”基里安说。

小男孩船工拿起一把钢丝钳子，把鱼钩从鲣鱼嘴里摘了下来。穆加特罗伊德看到那条鱼银白的肚子上长着和鲭鱼类似的蓝黑色条纹。希金斯有些失望。大群的燕鸥在船尾俯冲，它们现在已经穿过了鲱鱼群。这时刚过八点钟，渔船的甲板上暖洋洋的，令人感到舒适。帕蒂安先生以一个舒缓的弧度把“前进”号调转回来，朝着鱼群及标志着它们的位置、正在俯冲的燕鸥驶过去，他的孙子则把鱼钩和鱼饵重新抛入海中，开始下一轮。

“或许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晚餐的菜肴。”希金斯说。基里安遗憾地摇了摇头。

“鲣鱼是作鱼饵用的，当地人只用它做汤，但味道不怎么样。”他说。

他们在鱼群上方开始第二轮垂钓。鱼儿第二次咬钩了。穆加特罗伊德拿起鱼竿，感到一阵惊喜。这可是他第一次出海钓鱼，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当他握住软木柄时，能够感觉到渔线下方两百英尺处鱼儿的震颤，仿佛它就在他身边。他慢慢向前转动离合器，最后，松出的渔线静止了，鱼竿的尖梢朝海面弯曲。他左臂肌肉使力，惊奇地感受到回拖所需要的力度。

他绷紧左臂的肌肉，右手去转动绕线轮。绕线轮转动起来了，但他要用上前臂的全力。另一端的拖力大得让他吃惊。也许是一条大鱼，他心里想，甚至是一条巨型鱼。这真令人激动。他不清楚在尾流下面的海水里挣扎的是一条多大的鱼。如果不是什么大家伙，只是希金斯钓到的那样的小鱼，那可就见鬼了。他继续慢慢转动绕线轮，感觉胸口都在绞痛。当那条鱼离船边只有二十码时，它似乎不再挣扎了，渔线很容易就收了进来。他以为鱼儿已经脱钩了，但其实它还在那里。接近船尾时，它拼命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停止了。让・保罗用渔叉把它叉上船。又是一条鲣鱼，但更大一些，约有十磅。

“很不错。”希金斯激动地说。穆加特罗伊德点点头，露出了微笑——回到庞德斯恩德那边就有故事可讲了。在上面驾驶台把持舵盘的老人帕蒂安，看到几英里外的一片深蓝色海水，就调整航向朝那里驶去。老人看着孙子从鲣鱼嘴里摘下鱼钩，对这个孩子咕哝了一句话。男孩解下引线和鱼饵，把它们放回渔具箱里。他把鱼竿安放在插孔上，线头上那只小小的钢制龙虾扣在自由地晃动着。然后，他走过去接过舵轮。爷爷对他说了些什么，指向挡风玻璃的前面。男孩点了点头。

“我们不用那根鱼竿了吗？”希金斯问道。

“帕蒂安先生一定另有主意，”基里安说，“就看他的吧，他心里有数。”

老人轻松地下到颠簸不定的甲板上，走到他们站立的地方，一声不响地盘腿坐到排水口旁边，选了那条小的鲣鱼，开始把它制作成鱼饵。这条小鱼死后就像一块木头一般僵硬地躺着，弯月形的尾鳍上翘，嘴半张，小小的黑眼睛一片空洞。

帕蒂安先生从渔具箱中取出一个单倒刺的大鱼钩，钩杆上连接着一条二十英寸长的钢丝和一条十二英寸像织针那样的尖头钢条。他把钢条的尖头插进鲣鱼的肛门，直至带血的尖头从鱼嘴伸出。在钢条的另一端，他接上一根钢丝引线，用钳子把钢针连同引线一起穿过鱼腹拔出来，让引线就露在鱼嘴外面。

老人把钩柄塞进鱼肚子深处，这样留在鱼饵外面的就只有鱼钩的弯头和锋利的倒钩了。这部分在鲣鱼的尾部僵硬地朝下突出，钩尖向前。他把引线的其余部分从鱼嘴里拉出绷紧了。

他取出一支更小的钢针，差不多只有妇女用来织补袜子的针那么大，穿上一条一码长的双股棉线。死鲣鱼的单条背鳍和两条腹鳍都平垂着。老人把棉线从背鳍的主脊中穿过，拍打了几下，然后把钢针从鱼头后面的肌肉部位穿过去。他把棉线抽紧后，鱼的背鳍竖了起来，这是一排能在水中保持稳定的脊刺和膜皮。他用同样的方法让两条腹鳍也伸直了，最后老人把鱼嘴缝合起来，针脚细密匀称。

完成这一番制作后，那鲣鱼看上去就像活的一般。它身上三片鱼鳍的伸展角度完全对称，能防止翻滚或旋转。垂直的尾巴在快速前进时能保持方向，紧闭的嘴巴能避免产生水流和水泡。只有从抿紧的双唇里伸出来的钢丝和悬垂在尾部的鱼钩，才显露出这是一个诱饵的真相。最后，老渔民把从鲣鱼嘴里伸出来的一段引线与从鱼竿尖端垂下的引线，用一只小小的龙虾扣连了起来，这才把这个新鱼饵投向大海。鲣鱼两眼圆睁，在尾波上跳了两下，就被铅坠拖了下去，开始它在水下的最后一次航程。他让它拖出去两百英尺长的渔线，尾随着其他鱼饵，然后他把鱼竿重新固定好，回到舵手的位子上。他们身边的海水已经从蓝灰色变成明亮的蓝绿色。

十分钟后，希金斯的机会来了，鱼又咬钩了，这次咬到的是旋转的鱼饵。他用力拖住，足足用了十分钟的时间绕线才把鱼拖过来。不管被他钩住的是一条什么鱼，反正它一直拼命挣扎。大家从它拖拽的劲头来看，都以为是一条较大的金枪鱼，可是拉上船来时，却是一条一码长的又瘦又长的鱼，身体前段和鱼鳍呈金黄色。

“剑鱼，”基里安说，“干得不错。这些家伙很会拼命，吃起来味道很好的。我们请圣詹冉宾馆的厨师把它烹调一下当晚餐吧。”

希金斯兴奋得满面红光。“我感觉好像是拖住一辆失控的卡车。”他喘着粗气说。

男孩重新调整好鱼饵，又把它投入到尾流之中。

此刻海面汹涌起来，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穆加特罗伊德抓住甲板前部木遮篷的一根柱子，以便看得清楚一些。在翻滚的海浪中，“前进”号在剧烈颠簸。在浪谷里，他们看到四面八方全是巨大的水墙，奔腾的浪涛在阳光的照耀下隐藏着可怕的能量；在浪峰上，他们看到几海里远处一排排海浪翻滚着白色的浪花，西边的海平线上则是毛里求斯岛模糊的轮廓。

巨浪从东方滚滚而来，一波接着一波，就像一队队高大的绿色卫兵在朝海岛不停地前进，只有在碰到礁石时被击得粉碎，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他为自己没有晕船而感到惊奇，以前在从多佛尔乘坐渡轮去布洛涅时，他曾感到恶心难受。不过那是一条大船在海上乘风破浪，乘客呼吸着混合了油味、烹调味、快餐味、酒味等气味的空气。这条小小的“前进”号无意与大海抗争，只是在随波逐流。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海水，几近惊恐之中又有了一种敬畏的感觉。人们乘坐小船出海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吧。一艘船舶停靠在一个漂亮港口的平静水面上，会显得威严高傲，昂贵强壮，为人们所羡慕，也彰显出它主人的富有。然而到了海上，它就要与臭气熏天的拖网渔船和锈迹斑斑的货船相伴，成为一个遍体焊缝和螺栓的可怜的小东西，像是一只脆弱的蚕茧，以其绵绵之躯与难以想象的力量抗争，像是巨人手掌上一件易碎的玩具。虽然身边有四个人相伴，但穆加特罗伊德感觉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这条渔船的渺小，以及大海使他感受到的孤独。那些航海、航空的人，那些跨越雪原和荒漠的人，都知道这种感觉。一切是那样的无边无际，那样的残酷无情，然而，最令人敬畏的是大海，因为大海在涌动。

刚过九点钟，帕蒂安先生口中喃喃自语。“Ya quelque chose, ”他说，“Nous suit.”

“他说什么？”希金斯问道。

“他说那边有什么东西，”基里安说，“什么东西在跟随着我们。”

希金斯望向翻腾的海水，但除了海水什么也没有。“他是怎么知道的？”他问道。

基里安耸耸肩：“这是本能，就像你知道一行数字出错了一样。”

老人关小油门降低船速。“前进”号慢了下来，直到几乎停止不前。随着主机动力的减小，船身的颠簸加剧了。希金斯满口的唾沫，他咽了好几次。这时候是九点一刻，其中一根竿子开始猛烈抖动，渔线开始放出，不是剧烈地，而是轻快地，绕线轮咔嚓咔嚓地转动起来，发出轻踢足球般的咯咯声。

“是你的。”基里安对穆加特罗伊德说，他从横档的插口上把竿子用劲拔出来，放在钓鱼的座位上。穆加特罗伊德从阴凉处出来，坐在椅子上。他在鱼竿的把柄上扣上一只狗扣作为标记，用左手紧紧地握住软木把。绕线轮是大号的美国奔乐牌，模样活像一只啤酒桶，此时它仍在轻快地转动。他开始关上滑动离合器的控制器。

他的胳膊承受的力量在增加，鱼竿弯成了弓形，但渔线仍在放出。

“快拉紧，”基里安说，“不然它会把线全部拖走。”

银行经理绷紧胳膊的肱二头肌，继续关紧离合器。鱼竿的尖端持续下垂弯曲，直至与他的眼睛平行，放线的速度减慢了，接着又恢复，继续不停地放出去。基里安低头去看离合器，内侧和外侧的刻度几乎就要相反了。

“这家伙的拖力达到了八十磅，”他说，“必须再关紧一点。”

穆加特罗伊德的胳膊开始作痛，握住软木柄的手指有些僵硬。他继续转动离合器的控制把手，直到两个标记正好对应。

“别再转了，”基里安说，“现在有一百磅了，到极限了。用双手握紧竿子，稳住。”

穆加特罗伊德稍微松了一口气，他把另一只手也搭在鱼竿上，双手一起握紧了，用那双橡胶底帆布鞋鞋底蹬住船尾挡板，撑住大腿和小腿，把身体靠在椅背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鱼竿的把柄在他两腿中间呈垂直状，尖头垂向船尾。渔线在慢慢地、稳稳地继续拖出。在他的眼皮底下，留在绕线轮上的渔线变得越来越少。

“天哪，”基里安说，“是一个大家伙呢。它的拖力超过了一百磅，它拖线就好像从盒子里抽取纸巾那样。稳住，伙计。”

激动中，他的南非口音更加明显了。穆加特罗伊德再次撑紧双腿，捏紧手指，绷紧手腕、前臂和二头肌，弓起肩，低下头，努力稳住。以前从来没有什么人要求他顶住一百磅的拉力。过了一会儿，绕线轮终于停止转动。下面是一条什么鱼呀，居然拖走了六百码的渔线。

“我们最好把你拴起来。”基里安说。他把安全带穿过穆加特罗伊德的两条胳膊，扣在他的肩头上，再用两条带子系住腰围，另一条宽带子从大腿中间兜了上去。这五条网带都扣在肚子上的一个中心插孔里。基里安把带子都扣紧了一些，好让他的两条腿轻松点，但肩头前面的网带勒进了棉纱网球衫里。穆加特罗伊德第一次体验到海上太阳的灼人，赤裸的大腿上部开始刺痛。

老人帕蒂安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操控着舵盘。从开始时他就一直在观察渔线的放出。他突然说了一声：“枪鱼。”

“你真幸运，”基里安说，“你好像钩住了一条枪鱼。”

“这鱼好吗？”希金斯问道，他的脸色发白了。

“它是垂钓鱼类之王，”基里安说，“许多富人年复一年来到这里，花费了大把钱来玩钓鱼，可是从来没能钓到枪鱼。不过你要当心，它会跟你拼命搏斗，恐怕你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挑战。”

虽然渔线已经停止放出，鱼在跟着船游动，但它还是在拖拽。鱼竿的尖端弯向了尾流。这条鱼的拉力还有七十到九十磅。

在穆加特罗伊德努力稳住的时候，另外四个人都默默注视着。他紧握鱼竿，过了五分钟，汗水从额头和面颊冒出来，汗珠滚落到他的下巴上。慢慢地，鱼竿的尖梢抬了起来，因为那鱼加快了速度，以便减轻嘴上的拉力。基里安在穆加特罗伊德的身边弯下腰来，开始指点他，就像飞行教官对待首次单独放飞的学员那样。

“现在收线，”他说，“慢慢地、稳定地，把离合器的承受力降低到八十磅，这是为你着想，而不是为了鱼。当它要挣扎时，就让它挣扎好了，你把离合器再锁回到一百磅。它挣扎的时候，千万不要收线，不然它会挣断你的渔线，就像挣断一条棉线一样。如果它朝船游过来，就尽快收线。决不能让渔线松弛，否则，它就会拼命吐出鱼钩。”

穆加特罗伊德按吩咐的去做。在鱼儿再次拼命挣扎之前，他设法收进了五十码渔线。它这次挣扎时用的力量很大，几乎把鱼竿从他手中拉走。穆加特罗伊德及时用另一只手抓住竿柄，用双手捏紧了。那条鱼又把渔线拖出一百码才停下来，继续跟在船后游着。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拖走了六百五十码线，”基里安说，“你总共只有八百码线。”

“那我该怎么办呢？”穆加特罗伊德咬着牙问道。鱼竿松弛了，他又开始收线。

“祈祷吧，”基里安说，“在拉力超过一百多磅时，你是挺不住的。所以，如果它把绕线轮里的线全都拖出来后，它就会把渔线挣断。”

“天气越来越热了。”穆加特罗伊德说。

基里安看了看他的短裤和衬衫。“你在外边会被烤焦的，”他说，“等一下。”

他脱下自己那套运动服的裤子，依次把两只裤腿塞进安全带里面，盖在穆加特罗伊德的大腿上。然后他尽可能把这两个裤腿往上拉，由于网带的阻碍，无法盖住穆加特罗伊德的腰部，但至少能把大腿小腿都遮盖住，这马上减弱了太阳曝晒的伤害。基里安从船舱里取来一件备用的衣服，那是一件散发着汗臭味和鱼腥味的长袖运动衫。

“我要把它从你头上套下去，”他告诉穆加特罗伊德，“可是要往下拉，就必须把网带解开一会儿，但愿这条枪鱼这时候不会挣扎逃命。”

他们很幸运。基里安解开双肩上的带扣，把运动衫套进去后拉到腰部，然后重新扣上肩上的带子。鱼一直随着船游动，渔线绷紧，但拉力不是很大。套上运动衫后，穆加特罗伊德胳膊上的刺痛没那么强烈了。基里安转过身去。老人帕蒂安从他的座位上递过来他那顶宽边草帽。基里安把它戴在了穆加特罗伊德的头上。一片阴凉遮住他的眼睛，使他感觉更加轻松了一点，但他的脸已经晒红烤焦了。阳光从海面的反射比直射更加灼人。

穆加特罗伊德趁着枪鱼现在顺从的机会，继续收线。他已经收进了一百码渔线，每收进一码，都使他捏在绕线轮上的手指发痛，因为在鱼冲撞的时候，渔线上依然有四十磅的拉力。就这样，在三十秒钟内，他顶着一百磅的拉力，用滑溜溜的绕线轮收进整整一百码的渔线。纵横交错的安全带勒进他的皮肉里。这时候是上午十点钟。

在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他开始尝到疼痛的滋味。他的手指僵硬，开始一阵阵抽搐。他的手腕拉伤了，从前臂到肩头都在痉挛。肱二头肌紧缩，肩膀发出咯咯的响声。即使隔着运动服和套衫，无情的阳光还是穿透进来，又在炙烤他的皮肤了。在这段时间里，有三次他抓住机会拉住鱼，把渔线收进了一百码；鱼也挣扎了三次，又把渔线拖了出去。

“我是再也收不回来了。”他咬着牙说。

基里安站在他身边，双手捧着一罐开了盖的冰镇啤酒。他也是光着两条腿，但多年的日晒让他的皮肤变得黑黝黝的。他似乎不怕太阳的烤灼。

“挺住，伙计。这是一场搏斗。你凭的是渔具和计谋，它凭的是力量。然后就是耐力的较量，你与它之间。”

刚过十一点钟，那条枪鱼第一次跃出水面，尾鳍在空中挣扎了几回。穆加特罗伊德趁机把距离拉到了五百码。一时间，渔船冲上一排涌浪的浪峰。在下面的尾流里，那鱼从一道绿色的水幕边穿了出来。穆加特罗伊德的嘴巴张大了。枪鱼上颚的针状嘴喙直刺天空，短短的下颌向下张开着。眼睛的上方后部是脊冠鳍，如同公鸡的红冠，伸展挺立。接着，出现了它那闪闪发光的身躯，当它钻出来的那片海浪退下去时，枪鱼似乎用它那弯月形的尾鳍立在了那里。它庞大的身体在颤抖，就像是在用尾巴行走。在它站立的瞬间，它的眼睛掠过白浪翻滚的海面凝视着他们。然后它的身体后倾，撞到涌上来的一排巨浪之中消失了，深深地潜入了它那寒冷黑暗的世界里。老人帕蒂安第一个开口说话，打破了沉寂。

“C'est l'Empereur.”他说。

基里安转过身去面对着他：“Vous êtes sur?”

老人只是点点头。

“他说什么？”希金斯问道。

穆加特罗伊德紧盯着枪鱼消失的地方。然后，他又开始慢慢地、稳定地收线。

“渔民们知道这条鱼在附近水域出没，”基里安说，“如果是同一条鱼，我想老人是绝不会搞错的。它是一条蓝枪鱼，估计比世界纪录的一千一百磅还要大。这意味着，它肯定是既老练又狡猾。人们称它为‘鱼王’。它是渔民们的一个传说。”

“但他们怎么能确定是那条鱼呢？”希金斯说，“它们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

“这条鱼被钩住过两次，”基里安说，“而且两次它都挣断渔线逃掉了。第二次钩住是在黑河外，它已经靠近了渔船。人们看到第一个鱼钩还挂在它的嘴上。它在最后时刻挣断渔线，带着第二个鱼钩逃走了。每次被钩住，它都会几番跃出水面用尾鳍划水掠过海浪，所以人们都看清楚了。有人甚至还用相机拍下了它跃在半空中的姿势，因此它是一条有名气的大鱼。相隔五百码，我认不出它，但帕蒂安有多年的经验，眼神如塘鹅一般锐利，他是不会看错的。”

中午时分，穆加特罗伊德看上去又老又疲惫。他弓身坐着，紧握鱼竿，独自承受着痛苦，内心感觉到他一生中从没有过的坚定。两只手掌上的水泡已经磨破在流水，被汗水湿透的安全网带深深地陷在了受太阳曝晒的肩膀里面。他低着头，用力收线。

有时候，线收进来比较容易，好像鱼也在休息。渔线上的拉力松弛时，他有一种轻松快乐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强烈，是他后来都无法形容的。当鱼竿被拉弯，浑身疼痛的肌肉再度收紧去与枪鱼拼搏时，那种痛楚则难以想象。

刚过正午，基里安在他身边弯下腰来，又递给他一罐啤酒：“我说老兄，你都快弯成钩子了。整整三个小时，你也累了。没必要拼命的。如果需要帮手，或者想歇一会儿，就说一声。”

穆加特罗伊德摇摇头。由于太阳的曝晒和海水的溅泼，他的嘴唇已经干裂。

“我的鱼，”他说，“走开。”

太阳烘烤着甲板，这场人鱼大战在继续着。老人帕蒂安像一只机智的棕色鸬鹚，栖息在他那把高凳子上，一手把住舵轮，把引擎稳定在微速前进档，脑袋转过去望着尾波，扫视着鱼王的踪迹。让・保罗蹲在遮篷下，早已把另外三根鱼竿收起，并把渔线收回来了。现在谁也不愿意去钓鲣鱼了；而且，更多的渔线只会相互缠结。希金斯这会儿已经晕船了。他坐下来，痛苦地把头伏在一只桶上，把早午餐吃的三明治和两瓶啤酒全都吐了出来。基里安面朝他坐着，在喝他的第五罐冰镇啤酒。他们偶尔会看一眼那个戴着一顶当地人的草帽，弯腰坐在转椅上的稻草人般的身影，倾听着绕线轮收线时发出的嘀咯嘀咯的响声，或是渔线被拖出去时那种令人心悸的吱吱声。

枪鱼跟进到三百码了，这时候它又在海面上行走。这一次，渔船处于波谷，鱼王跃出水面，直指向他们，它跳上来抖落背上的水珠。随着它那跳跃的弧度落入尾波，渔线突然完全松弛了。基里安站了起来。

“快收线，”他尖叫起来，“它会把钩子吐出来的。”

穆加特罗伊德用疲劳的手指转动鼓形的绕线轮手柄，把松弛的渔线收紧。他收线收得正是时候。当枪鱼潜回到水中后，渔线又绷紧了，这次他收回了五十码。然后，枪鱼又把这五十码线全都拖出去了。在依然黑乎乎的水下，在波浪和阳光下几英寻深的海水里，这位伟大的海洋猎手，凭借其百万年进化磨炼出来的本能，在与敌手拼搏，以骨骼结实的嘴角拖住拉力，深深地扎入大海。

在椅子上，小个子银行经理又躬起了身子，用疼痛的手指攥紧湿漉漉的软木柄，他感觉到肩上的保险带像细细的钢丝一样勒进皮肉里。他支撑着，看着依然湿淋淋的尼龙线在他眼皮底下一英寻又一英寻地被拉出去。已经拉出去五十码了，然而那鱼还在下潜。

“它肯定会转身再游回来的，”基里安从穆加特罗伊德身后观望着说，“那时就可以收线。”

他俯下身注视着穆加特罗伊德像红砖般脱皮的脸庞。两滴泪水从半闭着的眼睛里挤出来，顺着下垂的面颊流下来。南非人把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

“我看，”他说，“你不能再撑下去了。让我坐下来接替你吧，就一个小时，怎么样？最后，鱼接近船边无力挣扎时，再由你来接管。”

穆加特罗伊德凝视着正在减速的渔线。他开口想说话，嘴唇上一个小裂口一下子扩大了，一溜鲜血流到下巴上。血从他手掌上流出来，把软木柄涂得滑溜溜的。

“我的鱼，”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这是我的鱼。”

基里安站直了身子：“好吧，英国佬，你的鱼，没错。”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太阳把“前进”号的后甲板烘烤得如同一块铁砧。鱼王停止了下潜，渔线的拉力松弛到四十磅。穆加特罗伊德又开始收线了。

一小时后，枪鱼最后一次跃出海面。这一次，它只有一百码远。它的腾跃吸引了基里安和年轻的水手，他们都到船尾去观看。它在海水的泡沫上悬立了两秒钟时间，把头甩来甩去，想挣脱那个把它无情地拉向敌人的鱼钩。在它抖动时，嘴角上一段松弛的钢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随着一声轰响，它的身躯落入大海消失了。

“就是它，”基里安敬畏地说，“就是鱼王。确切地估计，它有一千两百磅重，从尖嘴到尾巴有二十英尺长。当这条枪鱼以每小时四十节全速冲击时，它那又长又尖的喙能穿透十英寸的木头。真是个大家伙。”

他回头对帕蒂安先生说：“Vous avez vu?”

老人点点头。

“Que pensez vous? Il va venir vite? ”

“Deux heure sencore，”老人回答说，“Mais il est fatigué。”

基里安蹲到了穆加特罗伊德身边。“老人说，它已经很疲惫了，”他说，“但它可能还会挣扎一两个小时。你想坚持下去吗？”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枪鱼入水的地方。因为疲惫，他的目光已经游离不定，全身火烧火燎般疼痛。他的右臂有一条肌肉被拉裂，使得整条胳膊感到一阵阵针刺般的疼痛。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最大和最后的毅力发挥出来过，所以他不知道是否还能坚持下去。他点了点头。渔线静止，鱼竿弯曲着。鱼王在拉扯，但没有达到一百磅。银行经理坐着、坚持着。

在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时间里，双方较量着，一方是伦敦庞德斯恩德区的人，另一方是一条大鱼。它又猛烈地拉了四次线，但它的拖拽时间一次比一次短，离合器的一百磅拉力正在渐渐消耗它的体力。这四次，穆加特罗伊德忍受着极度的痛楚把它拉进来，每次都拉回来了几码。体力耗尽了的他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大腿、小腿的肌肉就像是即将熔断的灯丝那样，在剧烈抽搐。他的视线更加模糊。到下午四点半时，他已经连续拼搏了七个半小时，即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也会受不了的。现在，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用不了多久，其中一方肯定会垮掉。

五点差二十分时，渔线松弛了。这使穆加特罗伊德吃了一惊。随即，他开始收线。这次，渔线较轻松地收了进来。线上依然有拉力，但已经相当被动，而且颤动已经停止。基里安听到绕线轮转动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嘀咯嘀咯声，他从船边的阴凉处走过来，去看船尾。

“来了，”他喊道，“鱼王来了。”

随着黄昏的降临，大海宁静了下来，翻滚的白浪不见了，已经被静静地荡漾着的轻微涌浪所替代。让・保罗，还有依然感到眩晕恶心但已经不再呕吐的希金斯，都过来观看。帕蒂安先生关去发动机，锁定舵轮，然后从高凳子下来加入到他们中间。宁静中，大家注视着船后的水面。

一个物体冲破涌浪的海面，滚动着、摇晃着，随着尼龙渔线的召唤朝渔船靠了过来。它的脊鳍竖立起来，随即倒向一边。它尖长的喙刺向天空，然后沉入了水下。

在距离二十码时，他们能看清鱼王巨大的身躯。现在，除非它骨子里和肌腱里还潜藏着某种最后的爆发力，否则它就再也不能挣脱了。它已经屈服了。在二十英尺的距离处，钢丝引线出现在鱼竿的尖头。基里安戴上一只结实的皮手套，一把抓住引线，用手把它拉了进来。大家已经顾不上穆加特罗伊德了，他已经瘫倒在椅子里了。

八个小时里，他第一次松开竿子，鱼竿跌落到前面的船尾挡板上。他慢慢地、痛苦地解开身上的保险带子，带网落到一边。他把重心转移到脚上，挣扎着想站起来，但他的双腿软绵绵的不听使唤，跌到那条死去的剑鱼旁边的排水孔上。其他四人都在审视船尾下面摆动的东西。当基里安把手套里捏着的钢丝引线慢慢拉上来时，让・保罗跳起来站到船帮上，一把大渔叉高高地举过头顶。穆加特罗伊德望向上面，看到男孩在那里摆好了姿势，把尖尖的、弯弯的渔叉举得高高的。

他沙哑着开口说话，没有呼喊。

“不。”

男孩僵住了，他低头去看。穆加特罗伊德手脚并用趴在甲板上，在看渔具箱。上面有一把钢丝钳。他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夹住钳子，放进血肉模糊的右手掌心。慢慢地，他把手指头合拢起来，握住了钳柄，再用空着的手帮自己站起来，然后靠到船尾处探身去看。

鱼王就躺在他的下方，已经筋疲力尽，差不多就要死了。它那巨大的身躯侧向横卧在渔船的尾波里，嘴半张着。一边嘴角垂着一段钢丝引线，是上次与海钓者搏斗所留下来的，钢丝依然锃亮如新。下颌处挂着另一个钩子，早已生锈了。基里安手里握着的钢丝连着第三个鱼钩，是他自己的，已经深深扎入它的上唇软骨里，只有部分钩柄露在外面。

海浪一个接一个拍打着枪鱼深蓝色的身躯。在距离渔船两英尺处，那鱼用一只大理石般光亮溜圆的眼睛瞪着穆加特罗伊德。它还活着，但已经没有力气再次搏斗了。从它嘴里连到基里安手上的钢丝绷得紧紧的。穆加特罗伊德慢慢俯下身去，把右手伸向鱼嘴。

“等一会儿再拍，老兄，”基里安说，“我们先把它拉到船上来。”

穆加特罗伊德谨慎地用钢丝钳的两个钳爪夹住与钩柄连接的钢丝。他捏紧钳柄，鲜血从手掌上流下来，掠过枪鱼的头，滴入海水之中。他又捏了一下，钢丝被剪断了。

“你在干什么？它会逃走的。”希金斯喊道。

又一个浪打在鱼王身上，它凝视着穆加特罗伊德，晃了晃它那疲惫而又苍老的脑袋，把尖长的喙插入凉爽的水中。接下来的一个浪头使它翻回了肚子朝下的体位，它把脑袋深深地扎入水下。在左侧，它那巨大的月牙形尾巴竖起又落下，费力地钻入水中。触及水面时，鱼尾摇摆了两下，随即推动身体朝前下方游去。他们最后所看到的是它的尾巴，疲惫中，那尾巴奋力地推动枪鱼回归大海，回到波浪下面寒冷和黑暗的家乡。

“操。”基里安说。

穆加特罗伊德挣扎着努力站起来，但热血直冲脑门。他只觉得天空慢慢地转了一大圈，黄昏来得很快。甲板升起来，先撞到他的膝盖，再撞上他的脸。他昏了过去。落日悬挂在西边毛里求斯岛的山峦上方。

“前进”号驶过澙湖返航回来，穆加特罗伊德苏醒时，太阳下山已经一个小时了。航程中，基里安取回了长裤和运动衣，以便让凉爽的晚风吹拂烤焦了的四肢。穆加特罗伊德一气喝下三罐啤酒，瘫坐在一条凳子上，他弓起双肩，双手伸进用来清洗甲板的装满海水的桶里。他没有注意到渔船已经靠上了木结构的码头，让・保罗下船后蹦蹦跳跳朝村子跑过去。

老先生帕蒂安关上发动机，确认缆绳都已经系牢了。他把大个的鲣鱼和剑鱼都抛到码头上，又把渔具和诱饵安置妥当。基里安把冷藏箱扛上码头，又跳回到船上。

“走吧。”他说。

穆加特罗伊德努力站起身来，基里安扶着他走上了码头。他的短裤裤腿边沿垂落到膝盖下，衬衫敞开着，晒干了的汗渍显得黑乎乎的。他脚上穿着的那双胶底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一些村民列队站在狭窄的码头上，他们只好鱼贯而行。希金斯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帕蒂安先生。穆加特罗伊德很想去与他握手，可是双手痛得太厉害了。他朝老船长点点头，露出了微笑。

“谢谢。”他用法语说。

老人已经重新戴上他的那顶破草帽，这时候，他从头上摘下帽子。“Salut, Maître.”他回答说。

穆加特罗伊德慢慢走过码头，村民们纷纷点头说：“Salut, Maître.”他们走到木头栈桥的尽头，踏上村里的砾石街道。那辆汽车的四周已经围了一大群人。“Salut, Salut, Salut, Maître.”他们静静地说。

希金斯把备用的衣服和空饭盒装上汽车，基里安则把冷藏箱放到后拦板里，“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走到穆加特罗伊德等待着的后排乘客座位。

“他们在说什么？”穆加特罗伊德轻声问道。

“他们在问候你，”基里安说，“他们称你是超级渔民。”

“就是因为鱼王吗？”

“在这一带，它可是一个传奇呢。”

“是因为我把鱼王捉到了吗？”

基里安轻柔地笑笑：“不，英国人，是因为你把它放生了。”

他们爬进汽车，穆加特罗伊德欣喜地坐到后座松软的垫子上，手背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掌火烧火燎般疼痛。基里安坐到方向盘后面，希金斯坐在他旁边。

“嗯，穆加特罗伊德，”希金斯说，“这些村民似乎认为你很了不起。”

穆加特罗伊德看向车窗外那些微笑的棕色脸庞和挥手致敬的孩子们。

“在回宾馆之前，我们最好在弗拉克医院停留一下，让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基里安说。

一位年轻的印度医生请穆加特罗伊德脱光衣服，看到的情况使他关切地发出啧啧声。屁股前后在钓鱼椅子上磨出了水泡；肩上和背上是一条条深深的紫色伤痕，那是被安全带勒破的部位；胳膊、大腿和小腿颜色通红，被太阳烤得脱了皮，脸部因为炎热而肿胀；两只手掌看上去像生牛排一般。

“噢，天哪，”医生说，“看样子要花些时间。”

“过两个小时我再来接他，可以吗？”基里安问道。

“不必了，”大夫说，“圣詹冉宾馆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可以顺路把他带过去。”

当穆加特罗伊德走进圣詹冉宾馆的大门，来到灯光明亮的大堂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医生还陪着他。一个旅客看到他进来，马上跑到餐厅告诉那些还在用餐的人。消息很快传到了外面的台球吧，响起一阵椅子的挪动声和餐具的碰撞声。一群度假者转过角落，来大堂见他。大家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穆加特罗伊德看上去怪模怪样的。他的胳膊和双腿涂抹着护肤油膏，干了后像粉笔灰一样白；他的双手缠着白色的绷带，一张脸如同红砖一般，涂在上面的膏药闪闪发光；他的头发蓬乱地遮在脸上，那条卡其布短裤还是搭在膝盖上；他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一张照相底片。慢慢地，他走向人群，大家为他让开了路。

“真棒，老伙计。”有人说。

“是啊，是啊，棒极了。”另一个人说。

要去握手是不可能的了。当他走过去的时候，有人想去拍拍他的背，但医生挥手让他们走开；有人举起酒杯向他致意。穆加特罗伊德走到通往楼上房间的石头台阶下面，开始爬楼梯。

这时候，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被丈夫归来的喧哗所惊动，她从美发室里走出来。半晌午时，她在海滩上他们常待的那个地点发现他不在，感到很纳闷。然后她到处找了一遍，并查明了他的去向，此后她一整天都在生气。她满脸通红，不是因为日照，而是因为气愤。她为回家做的烫发还没有完成，头上的发卷就像喀秋莎火箭炮组一样傲然挺立。

“穆加特罗伊德，”她大声吼叫——她在生气时总是直呼他的姓氏，“你往哪里走？”

穆加特罗伊德刚爬上楼梯的一半，他转身去看下面的人群和老婆。基里安后来会告诉他的同事说，当时穆加特罗伊德的眼神很异常。众人安静了下来。

“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吗？”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抬着头，朝他愤怒地喊道。

这时候，这位银行经理做出他多年来一直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大喊了一声。

“安静……”

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张开嘴巴，张得与那条鱼的嘴巴一样大，只是没有那种神威。

“二十五年了，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平静地说，“你一直威胁说要去博格诺与你姐姐一起生活。现在你会高兴地听到，我再也不会阻拦你了。明天我不会和你一起回家，我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个岛上。”

人们都吃惊地抬头凝视着他。

“你不用担心会成为穷人，”穆加特罗伊德说，“我会把我们的房子和我的银行积蓄全都转到你的名下。我只留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单支取的现金。”

哈利・福斯特对着啤酒罐喝了一大口，打了一个酒嗝。

希金斯颤动着声音说：“你可不能离开伦敦，老伙计。你会一无所有的，怎么生活下去呀？”

“我当然可以生活下去，”银行经理坚定地说，“我已经作出决定，不会后悔的。在医院里，帕蒂安先生来看望我时，我把一切都想好了。我们谈妥了一笔交易。他把船卖给我，我还有足够的钱在海边造一间棚屋。他愿意留下来当船长，并送他的孙子上学，直至读完大学。我在船上当水手，他会用两年时间教我海上的生活技能和垂钓技巧。此后，我就带游客出海钓鱼并以此为生。”

度假的人群继续惊奇地抬头凝视着他。

还是希金斯打破了沉默：“但是穆加特罗伊德，老伙计，那银行怎么办，庞德斯恩德区怎么办？”

“还有我怎么办呢？”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呜咽着说。

他慎重地考虑了每一个问题。

“让银行见鬼去吧，”他最后这么说，“让庞德斯恩德区见鬼去吧。还有你，老婆，你也见鬼去吧。”

说完后，他转身踏上最后几级楼梯，他的身后爆发出一片喝彩声。当他从廊道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身后传来一声醉醺醺的道别。

“祝贺你，穆加特罗伊德。”

[1]无脚蜥的英文是slowworm，而蠕虫的英文是worm，所以当鲍比说无脚蜥时，比利·卡梅伦会以为他是在说蠕虫。——译注（本书中的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演员，曾主演电影《北非谍影》。

[3]比阿特丽克斯・波特（1866～1943）：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4]原文中人名Smiley，与英文单词“微笑（smile）”形似。

[5]弗兰西斯・德雷克（1540～1596）：出生在德文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后成为英国著名的航海探险家。

[6]菲利普・马洛：探案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在《长眠不醒》和《漫长的告别》等小说中塑造的一位私家侦探。

[7]治安推事是英国地方法院审理轻微刑事犯罪的审判员。

[8]有人对我说，这个故事与集子里的其他故事风格不同，不能归类。这纯粹是我的一种表现手法，但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收进这本集子。一位爱尔兰的朋友对我发誓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绝对真实。因此，与其他故事不同，我选择了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作者注

[9]拉丁语：“啊，你的车坏了吗，孩子？”

[10]拉丁语：“是的，神父。”

[11]法语：“你吃，先生，你吃。”

[12]帕特里克・皮尔斯（1879～1916）：爱尔兰教师、律师、诗人、作家，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3]法语：化油器。

[14]埃蒙・德・瓦莱拉（1882～1975）：爱尔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和第三任总统。

[15]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

[16]惠斯特：类似桥牌的一种牌戏，由四个人分成两对一起玩。

[17]比尔：威廉的昵称。

[18]英寻是测水深的单位，1英寻等于6英尺或1.8288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 最精妙的骗局 / (英) 福赛斯

(Forsyth,F.) 著 ; 舒云亮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

社, 2014.3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Veteran

        ISBN 978-7-5399-5872-9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舒…  Ⅲ.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65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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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TERAN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 © 2001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4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035号

书       名   间谍课：最精妙的骗局

著       者   （英）弗·福赛斯

译       者   舒云亮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杨菊蓉 杨芳州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872-9

定       价   3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献

最精妙的骗局

老 兵

奇 迹

公 民

轻柔说话的风

献给仍设法容忍着我的

桑迪

最精妙的骗局

十一月

下雨了。雨水像一道缓慢移动的幕墙降落到伦敦市内的海德公园，在轻微的西风的吹拂下，又像一道下落的水帘，飘向公园小径和分隔南北向车道的狭窄的悬铃木绿地。一个湿淋淋的忧郁的男人站在光秃秃的树下观察着。

格罗夫纳豪斯酒店的舞厅入口在弧光灯和连续不断的照相机闪光灯照耀下，如同白昼一般明亮，里面温暖、舒适、干燥。门前的雨篷下只有一片受了潮的人行道，穿制服的看门人站在那儿，熠熠发光的雨伞拿在手里随时准备待命；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驶上前来。

每当一辆被雨水打湿的轿车在雨篷下停住时，就会有一个看门人跑上前去，为低头弯腰的电影明星或名人撑起雨伞，为他们在汽车到遮篷的几步路上遮风挡雨。然后他们便可以挺直身体，把面孔转向镜头，绽放出训练有素的微笑。

狗仔队们站在雨篷两侧，浑身湿漉漉的，还要尽力保护他们那些珍贵的采访设备免受雨淋。他们的叫喊声越过马路传到了树下那个人的耳朵里。

“这里，迈克尔。这边走，罗杰。笑得灿烂些，夏奇拉。真可爱。”

电影界的名人和要人们朝溜须谄媚者和蔼地点点头，对着照相机和摄像机镜头，同时也对遥远的影迷观众露出笑容。他们没理会那几个身穿带帽防水夹克、流露出恳切目光的奇怪而又执著的签名收集者，如同轻风一般飘进了酒店。在那里，他们将被引到预留给他们的桌前。他们会不时停下脚步，面带微笑与熟人打招呼，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1]的颁奖仪式。

树下的小个子男人继续观察着，眼里饱含壮志未酬的渴望。他也曾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许会加入其中，成为一位电影明星，或至少为自己的同行所知晓。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了，太晚了。

三十五年以来，他一直是演员，演的几乎全部是电影。他扮演过一百多个角色，从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开始，转而扮演微不足道的跑龙套的小角色，但从来没有演过真正的大角色。

他曾经是与彼得・塞勒斯[2]擦身而过的旅馆行李搬运员，并在银幕上出现了七秒钟；他曾经是军用卡车司机，让彼得・奥图尔搭车进入开罗；他曾经手持一把古罗马长矛，立正站在距麦克・帕林咫尺之遥的地方；他曾经是飞机机械师，帮助克里斯托弗・普卢默爬进一架“霹雳火”战斗机。

他曾经扮演过服务员、行李搬运员，以及从《圣经》到二战时突出部战役里每一支军队中的战士。他曾经出演过出租车司机、警察、同席的客人、过马路的人、推着小车的叫卖小贩和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角色。

但情况总是相同：在拍摄地待上几天，在银幕上出现十秒钟，然后是老朋友再见。他曾经在赛璐珞胶片里与每一位已知的明星仅仅相隔咫尺距离，曾经见过好人与坏蛋，见过遵守纪律的和爱耍脾气的演员。他知道他可以绝对令人信服地出演任何角色；他知道他是人类里的变色龙，但没有人认识到他坚信自己所具有的那份天赋。

因此他在雨中注视着他的偶像们纷纷下车进入晚会大厅，并在此之后返回他们入住的那些豪华气派的高级公寓和套房。当最后一位名人进去之后，灯光暗淡了下来，他步履艰难地顶着风雨，走回位于马伯拱门的公交车站。在公共汽车上，他站在走道里，雨水一直从他身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淌。下车后，他又步行了半英里路，才回到位于白城区和牧羊人森林地区之间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

他脱下已被雨水淋透了的衣物，用一条从西班牙的旅馆里拿来的旧毛巾睡袍裹住身子（当时在拍摄由彼得・奥图尔主演的电影《梦幻骑士》，他在影片中牵着马），然后打开了一台单管取暖器。湿衣服里的水汽会在夜里蒸发，到第二天早晨，就只剩下一些潮气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找到工作了；这个职业即便对于矮个子的中年男人来说，竞争也相当激烈，而且前景黯淡。他的住宅电话已经停机，所以，如果他想与他的代理人联系，只得亲自找上门去。这事他已做好决定，明天就去。

他坐下来等待。他总是坐着等待。这是他生活中的片场。终于，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他认识的一个人走出来。他跳了起来。

“你好，罗伯特，记得我吗？我是特鲁比。”

罗伯特・鲍威尔[3]吃了一惊，显然记不起眼前的这张面孔。

“《意大利任务》，都灵。当时我驾驶出租车，你就坐在后排座位上。”

罗伯特・鲍威尔一贯的幽默反应救了这个场面。

“哦，是的，在都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怎么样，特鲁比？过得好吗？”

“还好。不太坏，没什么可抱怨的。突然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你的熟人是不是有什么活可以让我干。”

鲍威尔注意到对方的衬衫和旧防水风衣袖口已经磨损。

“我会让他留心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祝你好运，特鲁比。”

“也祝你好运，老朋友。振作起来，对吗？”

他们握手后分开了。代理是一个好心人，可是没有工作能让特鲁比干。一部古装戏要在谢珀顿开拍，但演员都已选定。这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唯一的动力是保持乐观并相信明天会轮上一个大角色。

回到公寓后，特鲁比绝望地盘算着。每星期可以领到几英镑的社会救济金，但伦敦物价十分昂贵。他刚刚与房东科扎基斯先生又进行了一次交涉。科扎基斯再次催讨拖欠的房租，并称他的忍耐并不像他故乡塞浦路斯的阳光那样没有限额。

情况很糟；实际上，没法更糟糕了。当暗淡的太阳钻进院子对面的高楼后消失时，这位人到中年的演员走到碗柜前，取出一件用麻布包着的物品。多年来，他常常自问，为什么要保留这件讨厌的东西。毕竟这不符合他的品位。是感情用事，他猜测。三十五年前，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还是一个被剧团认为将来会成为明星、聪明而又渴望成功的年轻演员时，他的米莉姑奶奶留给他的。他打开了包裹着的粗麻布。

这是一张不大的油画，不包括镀金画框在内的话，约十二英寸见方。多年来他一直没拆开过包装，但即便在他刚得到的时候，油画就已经很脏了，布满了污垢和积尘，使得画中人物成了模糊的轮廓，只比影子稍微清楚一点。尽管如此，米莉姑奶奶在世时，总是声称它也许值几个英镑，但这很可能只是老太太的美好遐想。至于它的来历，他一无所知。实际上，这幅小小的油画还真有一个故事呢。

一八七○年，一个会说点意大利语的三十岁英格兰人，怀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带着他父亲的一小笔赠款，移民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时是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顶峰时期，女王的沙弗林金币很是吃香。相比之下，意大利则处在其习以为常的混乱之中。

五年之内，这位极富开拓进取精神的布莱恩・弗罗比舍先生做成了四件事。他在基安蒂山区发现了一种美味的葡萄酒，于是开始用大木桶把它们出口到他的故乡英格兰，以较低的价格与传统的法国葡萄酒抢生意，由此奠定了滚滚财源的基础。

他购置了一套漂亮的连排别墅，还添了马车、雇了马夫。他娶了当地一位贵族的女儿为妻，为新房置备了许多装饰，还在韦奇奥桥附近码头边的一家二手商店购买了一幅小油画。

他并不是因为这幅油画很有名或摆放得很显眼才买的。它积满灰尘，而且几乎是藏在店铺最深处。他买下这幅画是因为他喜欢。

三十年来，他成了英国驻佛罗伦萨的副领事，成了布莱恩勋爵，这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而且三十年来，每一天的晚上，他都会在油画下抽一支饭后雪茄。

一九○○年，一场流行性霍乱横扫佛罗伦萨。病魔夺走了弗罗比舍夫人的生命。葬礼之后，这位六十岁的商人决定返回他先辈的故土。他典卖家当，回到英格兰，在萨里郡购置了一座漂亮的庄园，还雇了九个佣人。最低级别的是一个当地村庄的姑娘，名叫米莉森特・戈尔，她是位用餐女侍。

布莱恩爵士一直没有续弦。一九三○年，他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过世了。他曾经从意大利带回来差不多一百只木条箱的物品，其中一只箱子里装的是一幅现在已经褪了色的小小的镶金框架油画。

因为这是他送给夫人露西亚的第一件礼物，而且她一直都很喜欢，所以他又把画挂在了书房里。在那里，烟尘和污垢把曾经鲜亮的色彩熏黑了，画中人物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又结束了，战争使这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因为投资在俄国皇家铁路的股票在一九一七年化为泡影，布莱恩勋爵的资产所剩无几。一九一八年以后，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

佣人们四散离去，但米莉森特・戈尔留了下来。她从用餐侍女升为管家助理，一九二一年以后又升为管家和室内的唯一佣人。在布莱恩勋爵生命中最后的七年时间里，她像护士般照顾着体弱多病的主人。在他一九三○年去世前，他没忘记她。

他留给她一座小屋的终身租赁权和一笔信托资金，据此，她可以过上不愁吃穿的小康生活。他的其他房地产通过拍卖兑换了现金，但有一件物品除外：一幅小小的油画。她为这幅画感到自豪，因为它来自于一个陌生的地方：外国。她把画挂在她那座小屋的小客厅里，离一口敞开的柴灶不远。在那里，油画变得越来越脏。

戈尔小姐终身未嫁，忙于村里和教区的工作，于一九六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她的哥哥结过婚，育有一子，儿子又生了一个男孩，是这位老太太唯一的侄孙。

她过世时没留下什么遗产，因为小房子和那笔基金属于她恩人的不动产，但她把油画留给了侄孙。又过去了三十五年，这幅肮脏的、沾有污渍和尘垢的艺术品，才在伦敦牧羊人森林地区的一套破败单室小公寓里被拆开，重见天光。

第二天上午，油画的主人来到享有盛名的专门从事美术品拍卖和估价的达西大厦前台，他将一件用麻布包裹的物品紧紧抱在胸前。

“我知道你们可为公众提供艺术品估价服务。”他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说。她也注意到了顾客身上穿着的衬衫和防水风衣已经破旧磨损。她给他指了指标有“估价”字样的一扇门。室内的装潢没有前厅那么豪华，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和另一位姑娘。这个穷演员重复了一遍他的询问。姑娘伸手取出一张表格。

“姓名，先生？”

“我的名字叫特鲁平顿・戈尔。嗯，这幅画……”

“地址？”

他报出地址。

“电话号码？”

“呃，没有电话。”

她瞟了他一眼，似乎他刚才说的是他少了颗脑袋。

“是什么东西，先生？”

“一幅油画。”

慢慢地，有关该艺术品的具体情况从他口里被套了出来，而她的表情也越来越厌烦。年份？不知道。流派？不知道。时期？不知道。画家？不知道。国家？估计是意大利。

估价室的这位女子对“经典酒会”里的一位年轻人十分动心，而现在是半晌午，正是去街角乌诺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如果这个带着拙劣图画的矮男人能够离开，她就可以和女伴一起溜出去，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抢到阿多尼斯[4]旁边的那张桌子呢。

“最后，先生，你自己对此估计多少？”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带它过来。”

“我们必须要有顾客的估价，先生。保险起见，我说一百英镑怎么样？”

“好的。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有消息吗？”

“到时候会通知你的，先生。储藏室里有大量艺术品等待鉴定。要花时间的。”

显然，以她个人的观点，那样的东西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老天，有些人把破烂货放到她案头，他们还以为发现了稀世珍宝呢。

五分钟之后，特鲁平顿・戈尔先生已经在表格上签好字，取走了他的那一联，把麻布包裹留下后，他便踏上了骑士桥附近的街道。他仍然赤贫如洗，只能步行回家。

用麻布包裹的那幅油画被放进了地下储藏室，在那里，它被标上写有“D 1601”的识别标牌。

十二月

二十天过去了，“D 1601”仍然包着麻布倚靠在地下储藏室的墙边，特鲁平顿・戈尔仍在等待消息。得到的解释很简单：工作大量积压。

与所有著名拍卖行一样，达西大厦拍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油画、瓷器、珠宝、佳酿、猎枪和家具，都是他们知道来路并已经过核实的。出处或来源的提示常常出现在预售目录中。“一位绅士的财产”是一件珍品的常见介绍。“来自于已故的某某的遗产”也很寻常。

有人不赞成对公众开放免费估价业务，其理由是，这样会带进来太多浪费时间的破烂货，而达西真正希望拍卖的物品又太少。但这一业务是其创始人乔治・达西爵士想出来的，已经成为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偶尔也有个别运气好的人，发现其爷爷留下来的一把旧银制鼻烟壶原来是乔治时代的珍宝，但这样的事毕竟不常有。

在早期绘画大师作品方面，鉴定委员会每两星期召开一次会议，由打着领结、生性挑剔的部门主管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主持，并由两位副手协助。离圣诞节还有十天时，莫特莱克决定清理所有积压下来的鉴定工作。

这次清理的结果是连续开了五天的会，最终把他们全都搞得筋疲力尽。

莫特莱克先生很看重画作送过来时所填写的厚厚的表格。他最喜欢艺术家的信息已经写明的作品，这样至少可以为最终的目录编写者提供一个名字和大致日期，这样作品的信息自然一清二楚。

他选定的可进行拍卖的作品被放置在一边。秘书会写信给作品的主人，询问其是否愿意按建议的估价出售。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原先的表格上就会设定一个条件：该画作不得被挪往别家。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作品的主人就要把该艺术品取回，不可拖延。放在这里是要钱的。一旦选定，并且在收到主人的出售授权后，莫特莱克就会挑选作品，放入即将到来的拍卖会，并据此准备目录。

那些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认为勉强可以通过的，由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创作的名不见经传的作品，简介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词语：“有吸引力”，意思是“如果你喜欢这类东西”；或者“不同寻常”，意指“一定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创作这个的”。

在鉴定了大约三百幅画作后，莫特莱克和他的两位评估助手对没名气的作品的鉴定工作已经进行了大半。他只选了十幅，其中有荷兰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5]画派的一件惊人作品，不是阿德里安本人所创作的，是一位学生的作品，但可以接受。

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从来不会为达西大厦选择拍卖价格低于五千英镑的物品。骑士桥的著名拍卖行是不经手便宜货的，而且，低于此价出售时，拍卖人所得的佣金也微不足道。小拍卖行也许会受理起拍价为一千英镑的油画，但达西大厦不会。而且，定于一月下旬举行的下一次拍卖会已经有了许多拍品。

在第五天临近午饭时，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伸伸懒腰，揉了揉眼睛。他已经鉴定了二百九十份破烂货，什么宝贝也没找到。看来，十件“可接受”物品是极限了。他对员工说：“我们要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们不是慈善机构。”

“还有几件，本尼？”他扭过头去问身后一位年轻的助理估价师。

“只有四十四件了，塞贝。”年轻的本尼回答。他用的是大家互相熟悉的名字。莫特莱克十分坚持，为了营造亲密友好的工作氛围，在他的专业工作小组里，大家都要这么称呼彼此。即便秘书也要直呼他的名字；只有搬运工的称呼是用姓的，而他们都叫他“老板”。

“有宝贝吗？”

“恐怕没有。都没说明归属、时期、年代、画派或出处。”

“也就是说，都是业余的家族收藏。你明天还来吗？”

“来的，塞贝，我想我会来的。要整理一下。”

“好的，本尼。那么，我要去参加董事会午餐了，然后就回郊区的家去。你帮我处理剩下的那些，好吗？你知道套路。写一封有礼貌的信，一封象征性的评估报告，让女秘书迪尔德丽录入电脑，打印出来，然后把信全都寄出去。”

在欢快地说了声“各位圣诞快乐”后，他就走了。几分钟之后，两位参加鉴定会的助手也跟着离开了。本尼把经过鉴定（且已被淘汰）的最后一批画放回储藏室，并把余下四十四幅带到灯光更为明亮的鉴定室。下午他要来鉴定一批，其余的留待第二天处理，之后回家过圣诞节。做完这些，他从口袋里取出几张午餐券，朝职工食堂走去。

那天下午，他设法完成了三十幅“没名气”作品的评定，然后回到位于伦敦北部拉德布罗克丛林路的公寓里。

二十五岁的本尼・伊文思能够进入达西大厦工作，其本身就是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前沿的办公室职员，即要与公众实际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是衣冠楚楚、谈吐优雅的人物；相应地，内勤工作人员则由年轻漂亮的女士所组成。

介于他们中间的是那些穿制服的门卫、招待，以及承担着把艺术品挂上摘下、搬来搬去的穿工装裤的搬运工们。

在这些门面和花瓶之后的是专家，其中的精英就是估价师，没有他们的专业技能，整幢大楼就会坍塌。他们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惊人的记忆力，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辨别出平庸中的精华、赝品中的真迹以及精品中的糟粕。

在高级管理层里，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那班人可谓大人物，因为累积了三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和业务技能，他们有权拍板做主。本尼・伊文思则与众不同，敏锐的莫特莱克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因此把本尼招进了达西大厦。

他看上去不像是搞这一行的。要成为伦敦艺术圈的一分子，必须首先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他没有文凭，没有气质，头发乱糟糟的，东一撮西一簇地歪在脑袋上，要是他光顾杰明街上的理发店，恐怕连资深理发师也对此束手无策。

在他抵达位于骑士桥的达西大厦时，他那副破损的塑料眼镜架上还缠着胶带。他根本没有必要在星期五穿得随便一些——因为他平常就已经这样穿了。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兰开夏郡口音。面试时，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曾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看。直到他考完本尼关于文艺复兴的知识时，才不顾其外表和同事们的反对，坚持录用了他。

本尼・伊文思来自布特尔一条小街上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名工厂工人。他在小学里并不突出，初中毕业时也成绩平平，此后没再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但在他七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其他情况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的老师给他看了一本书。

书里有许多彩色图片，不知什么原因，那孩子看得入了迷。书中有年轻女子的图片，每个人都抱着婴儿，身后都有长着翅膀的天使飘浮在半空中。来自布特尔的这个小男孩第一次看到由一位佛罗伦萨画派艺术大师创作的《圣母和圣婴》。此后，他的胃口变得贪得无厌。

他经常去公共图书馆，整日研读乔托[6]、拉斐尔、提香、波提切利、丁托列托和提埃坡罗的作品。他消化起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作品来，就如同他的小伙伴们大口咀嚼廉价汉堡包。

少年时代的他洗过车、送过报纸，还替富人遛过狗，有了积蓄后，他搭便车去欧洲大陆游览乌菲兹美术馆和彼提宫[7]。参观完意大利，他又去研究西班牙风格，搭车到托莱多，在大教堂和圣多美教堂里花了两天时间钻研埃尔・格列柯[8]的大作。然后他沉浸在了德国、荷兰和佛兰德斯画派里。到二十二岁时，他仍然身无分文，但却成了古典艺术方面的活字典。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是在带领这个年轻求职者在大厅旁的画廊里参观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但即便是这位浮华而又聪明的莫特莱克，也还是忽视了某个因素：直觉。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这位来自布特尔小街的衣衫褴褛的男孩有这方面的直觉，但是没人知道，即便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第二天又来工作，还剩下十四幅画需要鉴定，这时的大楼几乎已是空荡荡的了。严格来说，拍卖行仍然对公众开放，保安仍在门口值班，但只有极少数人还在上班。

本尼・伊文思走进鉴定室，开始鉴定最后那批艺术品。它们的尺码和包装类型各不相同。倒数第三幅画用麻布包裹着。他不经意地看到上面标着“D 1601”。当他看到画时，对它的状况吃了一惊：原先的人物形象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污垢。要辨明很困难。

他把那幅画翻了个面。木头，一块木板。很少见，更为少见的是，它不是橡木。北欧人如果在木头上作画，主要用的是橡木。意大利的土地上没有橡木。难道这是杨木？

他把这幅小油画放到台面上，打开一盏明亮的灯，努力透过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烟尘和煤炭熏烤而造成的污渍，察看画面内容。画中有一位坐着的妇女，但没有孩子。一个男人弯腰面对着她，而她在仰视他。女的有一张樱桃般的小嘴，男的有一个圆圆的鼓起的前额。

由于灯光的刺激，本尼感到眼睛生疼。他改变灯光角度去研究那位男士。有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他的记忆：那姿势、那身体语言……男子在说着什么，还用双手打手势，女的则一动不动，听得全神贯注。

关于手指弯曲的样子，他以前没见过那样弯曲的手指吗？但最关键是脸部。又一张抿紧的小嘴，还有眼睛上方三条细微的竖向皱纹。他以前曾在哪里见过前额上竖向而不是横向的细细皱纹？他以前肯定见过，但想不起是在何时何地。他看了一眼交进来时所填写的表格。一位名叫特・戈尔的先生，但没留电话号码。该死。他把最后两幅画作为不值钱的破烂货处理后，带上那些表格去找本部门留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一个女秘书迪尔德丽。他口授了表示遗憾的一般格式信件，并把表格交给她。每张表格上都列着一件交进来然后被回绝了的画作的估价，以及主人的姓名和地址。

虽然共有三十四封信件，但在电脑里只是每一件作品的名称和估价不同，其余内容都是相同的。本尼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他对电脑只知皮毛，只会开机和在键盘上敲打，其他的具体操作就不行了。十分钟以后，迪尔德丽已经在打信封了，纤纤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着。本尼祝她圣诞快乐后就离开了。与往常一样，他搭乘公交车到了拉德布罗克丛林路的小区。看天色，似乎要下雨夹雪了。

睡醒时，床头旁的小钟告诉他，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他可以感觉到睡在身旁的女朋友苏茜那性感而又温暖的身体。在睡觉前他们做了爱，那通常能带来一个无梦的夜晚。但这次他却醒了，脑海在翻腾，好像心灵深处的某种念头把他从睡梦中踢了出来。他努力思索，除了苏茜之外，在三小时前入睡时曾经想过什么事情。那幅麻布包裹的画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他的脑袋从枕头上抬了起来。苏茜在睡梦中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声。他坐起身来，朝漆黑的卧室吐出一句话。

“讨厌，见鬼去吧。”

第二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他又回到了达西大厦。这一次，拍卖行是真的关门了。他从一扇边门走了进去。

他要去的地方是绘画大师资料室。进门处有一块电子键盘锁，他知道密码。他在里面待了一小时，出来时手上拿着三本参考书。他把书带到鉴定室。那件麻布包裹的物品仍在他之前放着的高架子上。

他又开亮了功率强大的聚光灯，还从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的抽屉里取来一面放大镜。在书籍和放大镜的帮助下，他把那个低头弯腰的男人的面孔与参考书中艺术家画笔下的其他面孔作了比较。其中一个人物是一位僧人或圣人：棕色衣袍，脑袋剃得光光的，有个圆鼓鼓的前额，眉心的正上方，有三条因为担忧或者陷入沉思而形成的细微的竖向皱纹。

完成鉴定后，他独自坐在只有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就好像一个人被石头绊倒，却发现了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也还没有得到证明。他有可能搞错了。画上的污垢十分严重。但他至少可以提醒他的领导。

他把画作重新用麻布包好，留在了莫特莱克的书桌上。然后他来到打字室，打开迪尔德丽的那台电脑，试着弄明白如何操作。不到一小时他便动工了，用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键入，打成了一封信件。

完成之后，他要求电脑打印两份。电脑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信封，一个写上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的名字，另一封写给董事会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佩里格林・斯莱德。他把第一封信连同那幅画一起，放到了部门领导莫特莱克的办公桌上，又把第二封信塞进了斯莱德先生已经上了锁的办公室门缝底下。然后他便回家去了。

佩里格林・斯莱德在距圣诞节这么近的时间里回到办公室不太寻常，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就住在街角上，他的妻子埃莉诺几乎一直生活在汉普郡，现在肯定是被她那些讨厌的亲戚们围住了。他告诉过她，他要等圣诞夜才能回到汉普郡。那样就能缩短圣诞假期，减少作为主人去招待她那边令人头痛的亲戚的时间了。

除此之外，还要去打探一下资深同事们的一些情况，这需要秘密进行。他从一个小时之前本尼・伊文思离去的那扇边门进入了达西大厦。

大楼内温暖如春——毫无疑问，在放假期间供暖系统是会关闭的，而且有些部门装有先进复杂的防盗报警器，包括他的办公套间。他关掉自己办公室的警报系统，穿过现在空荡荡的普里西拉・贝茨小姐的外间办公室，进入他自己的内部私室。

在这里，他脱下西装，从手提包里取出他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主网络。他看到有两封新电子邮件，不过可以等会儿再处理。在此之前，他想喝点茶。

这事通常当然是由秘书贝茨小姐为他效劳的，但现在她没上班，他只得自己动手烧茶。他在她的碗柜里寻找水壶、格雷伯爵茶、骨瓷茶杯和柠檬。他找到了他所要的水果和一把刀。然后，在为水壶寻找电源插座时，他看到了门后地毯上的一封信。烧水时，他把信件扔到了自己的书桌上。

泡好茶之后，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阅读了那两封电子邮件。两条信息都不重要，完全可以等到新年以后再处理。输入一串密码之后，他开始浏览各部门头头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的数据库文件。

浏览好这些信息，他的思路转到了自己的个人问题上。虽然薪水很高，但佩里格林・斯莱德并非富人。作为一位伯爵的儿子，继承的也仅仅是名号，没有拿到任何遗产。

他娶了一位公爵女儿为妻，可那女人从小娇生惯养、爱耍脾气，深信她有权获得在汉普郡的一座大庄园，包括周围的一块地皮，还有一群名贵的马匹。迎娶斯莱德夫人绝非易事，但她使他很快获得了进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这对于事业常常有所助益。

他还锦上添花地在骑士桥添了一套漂亮公寓，他对此的辩解是，这套屋子方便他去达西大厦上班。他凭借岳父大人的影响在达西得到工作，并最终爬上了副董事长的职位，仅次于刻板尖酸的董事长盖茨黑德公爵。

精明的投资也许已经带给他财富，可他坚持自己操作，而这也是他作出的最糟糕的决定。外汇交易市场最好留给懂行的怪才去操作，对这点毫无认识的他，把重金投到了欧元里，并眼睁睁看着欧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下跌了三十个百分点。更糟糕的是，他是大量借钱投资的，而他的债权人已经明确表示，要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总而言之，他债台高筑。

最后，还有他在伦敦的情人。这是他犯下的最见不得人的错误，是他所不能摆脱的一个习惯，开销也极其惊人。他的眼光落到了那封信上。它装在一只达西大厦信封里，因此是一封内部信件。信是写给他的，但信封上的笔迹他不认识。那家伙难道不会使用电脑或者没去找秘书？它肯定是今天出现的，要不然贝茨小姐在头天晚上就会见到。他感到好奇。谁在通宵达旦工作？谁在他之前来过？他撕开了信封。

写信人显然对文字处理软件不太在行。段落的输入格式都不太正确。抬头“亲爱的斯莱德先生”字样是手写的，落款处签名是本杰明・伊文思。他不认识这个人。他瞟了一眼信头：绘画大师鉴定处。

肯定是某个心怀不满的职员在发牢骚。他开始阅读，最后，第三段文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相信它不是一幅很大的祭坛画打破之后的一块碎片，因为其形状和木板边缘不像是从一幅更大的画面中分离出来的。

它有可能是一张单幅的虔诚画作，也许是一位富商为其私宅定制的。即使经过几个世纪的积尘和污染，它似乎仍与一位绘画大师的已知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佩里格林・斯莱德看到名字时，他猛地呛了一下，把满口的格雷伯爵茶喷到了他的苏尔卡领带上。

虽然要花些费用，但我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把画作清理干净，恢复原貌，画面清晰以后，可请求科伦索教授研究一番，以增加权威性。

斯莱德把那封信又读了三遍。在骑士桥旁边的这栋大厦里，他办公室里的灯光孤独地刺破黑暗，他一直在思考他可以做什么。他用自己的电脑查阅客户记录，想搞清是谁把它送进来的。特・戈尔。一个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电子邮箱的男人。只有一个位于贫民区的廉价单室户公寓的真实地址。所以，是一个贫民，而且肯定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那就剩下本杰明・伊文思了。嗯。信件内容结束了，在签名下面有这么一行字：抄送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佩里格林・斯莱德站起身来。

十分钟后，他从绘画大师鉴定处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麻布包裹和抄送的信件。后者可在以后烧毁。这绝对是副董事长该做的事情。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佩里？”

他立即听出了那个声音。他嘴里发干，声音拘谨又沙哑。

“是的。”

“你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是的，玛丽娜。”

“你说什么？”

“对不起。是的，玛丽娜小姐。”

“这还差不多，佩里。我不喜欢你把我的抬头省略掉。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真的很抱歉，玛丽娜小姐。”

“你上次来看过我以后，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嗯？”

“圣诞节前夕工作很忙。”

“这段时间你变得很淘气呢，是吗，佩里？”

“是的，玛丽娜小姐。”

他的胃液似乎在搅动，手心也在出汗。

“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有所作为，你说呢，佩里？”

“听你的，玛丽娜小姐。”

“好，听我的，佩里，听我的。七点整，小伙子。别迟到。在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最讨厌等人了。这个你是知道的。”

电话挂断了。他的双手在颤抖。她老是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即使是电话里的嗓音也是如此。而那嗓音，以及之后在教室里发生的事情，才是重点。

一月

“我亲爱的佩里，我真的感到既荣幸又好奇。为什么要安排如此丰盛的午餐，而且是在刚过完新年这么早的时候？我倒也不是在抱怨。”

他们在圣詹姆斯街旁佩里格林・斯莱德的俱乐部里。这天是一月四日，自我放纵的英国人刚刚结束新年假期开始工作。斯莱德做东，客人雷吉・范肖是庞特街上的范肖画廊的业主。这时候，范肖正赞许地看着餐桌上斯莱德所点的龙船庄葡萄酒。

斯莱德微笑，他摇摇头表示旁边桌子上就餐的人离他们太近了，现在还不方便说。范肖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使我越发感兴趣了。现在我必须等待，按捺住好奇心，等到喝咖啡的时候。”

他们二人去楼上的书房喝咖啡。斯莱德简明地解释说，六个星期前，一个陌生人从街上走进来，带着一幅他认为也许会有些价值的脏得难以形容的旧油画。碰巧，由于绘画大师鉴定处工作量过大，只有一个人审查了这幅画，一个年轻但显然很聪明的助理估价师。

他把伊文思的鉴定报告从桌面上推向那位美术馆业主。范肖开始阅读，一边放下手中那杯珍藏的波尔多，唯恐把酒打翻，然后说：“上帝呀。”唯恐上帝没有听到，他又重复了一遍。

“显然你得听从他的建议。”

“那倒未必。”斯莱德说。他仔细解释了心中的打算。范肖的咖啡冷了，他的葡萄酒也一口未喝。

“显然还有一封同样的信。塞贝・莫特莱克会怎么说呢？”

“那封信已被烧毁。塞贝在前一天去了乡下。”

“那电脑里还有记录。”

“已经没有了。昨天我请来一位电脑专家。数据库中的那部分内容已经被删除了。”

“那幅画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我的办公室，已经被安全保管起来了。”

“告诉我，你们下一次绘画大师作品拍卖会安排在什么时候？”

“二十四号。”

“这个年轻人，他会注意到的，他会向塞贝・莫特莱克抗议。塞贝也许会听信他。”

“如果让他待在苏格兰的北方就不会了。我在那里有一位朋友，我可以去打电话安排。”

“但如果这幅画没遭到拒绝，没返回它的主人那里，应该要有一封评估报告。”

“有的。”

斯莱德从口袋里取出另一张纸递给范肖。画廊老板开始读这封捏造的报告，其内容是关于一件美术作品，很可能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早期作品，画家不详，题目不详，没有出处，价值在六千至八千英镑。范肖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举起酒杯表示祝贺。他评论说：“我在学校里教你的几招已经起作用了，佩里。你能浑水摸鱼了。很好，就按你的主意办。”

两天后，特鲁平顿・戈尔收到一封信。信纸上印有达西大厦的信头。下面没有签名，但盖有绘画大师鉴定处的印章。信中要求他在一份所附的表格上签字，授权拍卖行拍卖出售他的油画，该油画的估价为六千至八千英镑。里面还附有一只贴上了邮票的回邮信封。而他有所不知的是，回邮信封上的地址可使信件原封不动地到达佩里格林・斯莱德的办公桌上。

他欣喜若狂。即便只有六千英镑，也可让他再支撑六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肯定能够找到演戏的工作。夏天适合电影的外景拍摄。他在授权表格上签上名字，把回信寄了出去。

当月二十日，佩里格林・斯莱德打了一通电话给绘画大师鉴定处主管。

“塞贝，我有件尴尬的事情，不知道你能否帮我一下。”

“哦，力所能及的话，我一定帮忙，佩里。是什么事呢？”

“我在苏格兰有一位很要好的老朋友。他有点丢三落四，显然忘记了他的藏画的保险已经到期。续保要从月底开始，但保险公司的那些家伙坚持公事公办。他们要等重新估价完成之后才肯签发新的保险单。”

为保险目的而对大量或少量的艺术收藏品估价，是伦敦所有著名美术机构通常会提供的一项服务。这种服务当然能够赚取一笔可观的收入。但人们通常很早就会提出预约。

“这事不好办，佩里。我们自己在四天内就有一项大型拍卖活动，现在我们这里人手紧张，已经忙得团团转了。能留待以后再办吗？”

“恐怕不行。嗯，两年前你招进来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怎么样？”

“本尼吗？他怎么啦？”

“他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处理这事？藏品不是很多。主要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作品。他可以替我们去作评估，只是为了上保险。”

“嗯，好的。”

二十二日，本尼・伊文思搭乘夜班火车，动身去苏格兰北方的凯思内斯。他要去一个星期。

达西大厦二十四日的拍卖会斯莱德是肯定要参加的。那天早上，他提醒莫特莱克，还有一件额外的作品没包括在目录里，是后来加上去的。莫特莱克被搞糊涂了。

“什么额外的作品？”

“一幅拙劣的小图画，有可能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是你的年轻同事伊文思估价师负责处理的一幅没有名气的油画。在你离开这里去过圣诞节时，他审查了一下。”

“这事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我还以为那些画全都退还原主了呢。”

“都是我的错。我忘了，他肯定也忘了。圣诞节前夕，我碰巧来这里处理一些杂事，在走廊里见到他。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你要他审查最后的四十多幅画。”

“是的，我是这么要求的。”莫特莱克说。

“嗯，有一幅画他认为也许值得拍卖。我从他那里接过来看了一下，没太大兴趣，就留在了我的办公室，后来忘记了。”

他向莫特莱克展示了声称是来自本尼・伊文思的简单估价，上面当然有他的签名，让绘画大师鉴定处主管看了一下后就收了回来。

“可我们得到画主人的授权了吗？”

“嗯，是的。昨天我看到那件该死的东西还在我的办公室时，我打了一个电话给画的主人。他很高兴，昨天晚上把授权书传真过来了。”

那天上午，塞贝・莫特莱克要干的事情有许多，而且都比一幅匿名、没有出处、只与他的底薪五千英镑差不多价值的拙劣油画重要得多。他看中的是一幅委罗内塞[9]的油画，还有一幅罕见的米歇尔・迪・鲁道夫作品，和一幅萨诺・迪・彼得罗的画作。他咕哝了一声表示同意，然后就匆匆赶回拍卖厅去监督那里的准备工作了。上午十点，佩里格林・斯莱德登上台，拿起木槌。拍卖会开始了。

他喜欢参加最重要的那些拍卖会。坐在台上，主持会场，控制局面，朝着著名商人、投标人，以及来自伦敦美术品界的圈内老友们频频点头，还有不动声色地辨认出场内那些谁都没有机会见到本人的亿万富翁的代理人。

这天的拍卖会很成功。价格拍得很高。委罗内塞的画作以超出估价两倍的价格落入一家有名的美国画廊囊中。米歇尔・迪・鲁道夫的作品在报价升至估价的四倍时，在座的人纷纷倒吸了一口气。

拍卖会进行到最后二十分钟时，他注意到雷吉・范肖溜到了后排他们之前商量好了的一个靠边的座位里。当目录中最后一件艺术品被一槌敲定时，斯莱德朝着已是空荡荡的大厅宣告：“还有一件编外的艺术品，没包括在目录里。是在目录付印后添加的。”

一名搬运工默默走向前方，把一幅裱装在缺了口的镀金框里的脏油画放在一只画架上。有几个人伸长脖子，试图透过覆盖在图案上的污垢，看清它所具有的内涵。

“有点玄乎。很可能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是在木板上使用蛋彩画法创作的，内容是某类虔诚的场景。画家不详。有人愿出一千英镑吗？”

会场内一片寂静。范肖耸耸肩并点点头。

“已经有人同意一千英镑了。有超过一千的吗？”

斯莱德的目光扫过大厅，在范肖就座的遥远的另一头发现了个信号。其他人没有看到这个信号，因为它并不存在，但因为眨巴一下眼睛就可以构成一次投标，所以没人感到奇怪。

“有人出了一千五，超过了你，先生，是左边的那个人。”

范肖又点点头。

“两千英镑。有超过……两千五百……三千……”

范肖对着那个虚构的对手投标，并以六千英镑敲定了这笔买卖。作为知名的画廊老板，他的信誉良好，于是，他带着那幅画走了。三天之后——非同寻常的迅速——特鲁平顿・戈尔先生收到了一张金额刚刚超过五千英镑的支票，是拍卖定锤价减去佣金和增值税后的数额。他很高兴。到了月底，本尼・伊文思回到伦敦，对于能够离开一月严冬里的凯思内斯，以及那荒凉且冰雪封盖的古堡，他感到十分欣慰。他从来没向塞贝・莫特莱克提过那幅肮脏的油画，以为莫特莱克的沉默表示不赞同，而且那种沉默还暗示着斥责。

四月

月初时，一件新闻震惊了艺术界。范肖画廊的橱窗全部被黑色丝绒装饰了起来。一幅小小的油画，已经卸去了它那缺了边的镀金框架，正单独陈列在玻璃后面的小架子上，上方有两只射灯明亮地照射着，旁边还有两名身材魁梧的保镖日夜守卫。

这幅杨木蛋彩画就如同画家刚完成时的样子，油彩就像是五百年之前刚刚调和时那样鲜艳。

圣母玛利亚坐在画面里出神地仰视着，报喜天使加百列为她带来了喜报：她将很快怀上上帝的儿子。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锡耶纳画派权威古伊多・科伦索教授已经在十天前毫无疑议地宣告，这幅画是真迹。没人会对科伦索的判断说三道四。

画作下面的一张小纸条简简单单地写着一行字：“萨塞塔，一四○○至一四五○”。斯特法诺・迪・乔瓦尼・迪・康索罗，人称萨塞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油画巨匠之一。他创立了锡耶纳画派，并影响了整整两代追随他的锡耶纳画派和萨罗伦萨画派绘画大师。

虽然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且主要是比较大的祭坛画，其价值却比钻石还要贵。因为第一次发现由这位大师创作的《圣母领报》单件作品，范肖画廊一举成为世界级艺术品藏家。

十天之前，雷吉・范肖通过一份秘密协议，敲定了以超过两百万英镑的价格出售该画作。分成是在苏黎世悄悄进行的，二人各自的财务状况都得到了改观。

艺术界被这一发现震惊了。本尼・伊文思也是如此。他查阅了一月二十四日的拍卖交易目录，但没有记录。他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才获悉是最后添加进去的拍品。达西大厦的内部气氛充满了敌意，他遭遇了许多指责的目光。事情传开来了。

“你本应该把它带来给我。”丢了面子的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厉声说，“什么信？根本没有信。别对我说那个。我看了你给副董事长的报告和估价。”

“那你肯定看到了我提到科伦索教授。”

“科伦索？别提什么科伦索。是范肖那家伙征求了科伦索的意见。听着，小伙子，你看走眼了。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宝贝。范肖发现了，而你却错过了。”

楼上，董事会正在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刻薄的董事长盖茨黑德公爵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而佩里格林・斯莱德坐在被发落席上。其他八位董事散坐在会议桌周围，都在认真审视自己的手指头。没人提出异议，实力强大的达西大厦不但失去了大约二十五万英镑的佣金，而且把已经到了手的一幅萨塞塔真迹，以区区六千英镑的低价拱手让给了一个慧眼识货的人。

“这事是我处理的，责任由我来承担。”佩里格林・斯莱德静静地说。

“这我们全都知道，佩里。在得出结论之前，你能不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斯莱德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知道现在是在为自己的生涯说话。要找一个替罪羊。他不想让自己成为替罪羊。但他知道哀诉和喋喋不休的埋怨很有可能产生最坏的效果。

“你们肯定都知道，我们为公众提供免费的鉴定服务。每次都这样，这是达西大厦的一项传统，有些人赞同，另一些则不然。不管人们的观点如何，事实就是，这样做很费时间。

“有时一件真正的珍宝确实是由公众带进来的，在得到鉴定、经过认证后，卖得好价钱，我们当然也能得到一大笔佣金。但人们拿来的大多数物品都是破烂货。

“繁重的工作负担，尤其是圣诞节前夕人手严重不足，这意味着，那些最破烂的玩意儿将由从业经验不足三十年的初级评估员作出鉴定。这就是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讨论的这幅画作，是由一个根本没拿它当回事的人交进来的。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画，要不然他是决不会拿来的。它当时处于一种很吓人的状态，脏得连污垢下面画的是什么都快看不清了。而且它是由一位资历非常浅的估价员鉴定的。这是他的鉴定报告。”

他把那天深夜由他亲自在电脑里操作并打印出来的、估价为六千至八千英镑的报告复印件分发出去。九位董事神情严肃地开始阅读起来。

“你们看到了，本尼・伊文思先生曾认为它也许是佛罗伦萨画派的，创作年份大约是一五五○年，画家不详，所以定了一个谨慎的估价。唉，他搞错了。那是锡耶纳画派，是由一位大师在一四五○年左右创作的。他被表面的污垢给蒙蔽了。也就是说，他的鉴定非常草率，简直是不加考虑。然而，现在在这里向董事会引咎辞职的，却是我。”

有两个人在专心致志地凝视天花板，但有六个人在摇头。

“我们不接受，佩里。至于那个工作马虎的年轻人，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留给你去处理。”

那天下午，佩里格林・斯莱德把本尼・伊文思召到他的办公室。他没有让这位年轻人就座。语气十分轻蔑。

“用不着我解释你也知道，这次事件对我们达西大厦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新闻媒体已经吹得沸沸扬扬了。人们全都在说这个。”

“可我不明白，”本尼・伊文思表示不服气，“你肯定已经看到了我的报告。我把它塞进你的门缝里了。我写到了我怀疑它也许是一幅萨塞塔的真品，也写了要做清理工作和保存的建议，还有关于要请教科伦索教授的提议。这些我全都写进报告里了。”

斯莱德冷冰冰地递给他一张印有信头的信纸。伊文思不明就里地阅读起来。

“可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写的报告。”

斯莱德气得脸都变白了。

“伊文思，你工作马虎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我没法容忍你满口胡言。任何胆敢这样对我撒谎的人，在这座大厦里都没有立足之地。去找外间办公室的贝茨小姐。一小时内清理完办公桌走人。就这样。”

本尼试图找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谈谈。这位仁慈的部门主管听了几分钟，然后带他去到迪尔德丽的办公桌旁。

“请查找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估价报告文档。”他说。电脑顺从地显示出那个时段的一系列报告，其中一份是关于“D 1601”号物品的。它正是本尼・伊文思刚才在斯莱德办公室里见到过的那份报告。

“电脑不会说谎，”莫特莱克说，“你走吧，小伙子。”

本尼・伊文思也许成绩不好，也许对电脑所知不多，但他绝不是傻瓜。当他踏上人行道时，已经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是怎样发生的了。他也知道人人都在对他指指点点，而且今后他再也不能在艺术界工作了。

但他仍然有一位朋友。苏茜・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而且她那朋克青年的发型和涂成绿色的指甲，使得有些人不是那么看得惯她。但本尼喜欢，而且她也喜欢他。本尼对苏茜讲了一个小时，详细地解释了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是怎样发生的。

苏茜对美术品几乎一无所知，但她有另一种天赋，正好与本尼相反。她是一位电脑天才。要是把一只刚孵出壳的小鸭子扔进水里，它立即就会游泳。念书时，第一次接触电脑和网络的苏茜便有小鸭子来到水里的感觉。如今她二十二岁了，她运用电脑的技艺，已经堪比耶胡迪・梅纽因[10]之于斯氏琴般出神入化。

她在一家小公司工作，老板是一个改邪归正的电脑黑客。他们设计安全系统，以保护计算机免受非法侵入。如同要开锁最好是找锁匠一样，要入侵一台电脑最好是求助于设计防护系统的人。苏茜・戴就是设计那些防护系统的人。

“那么你想怎么办，本尼？”当他讲完时，她问道。

本尼也许只是来自小城布特尔市井的无名小卒，但他的曾祖父曾经是“布特尔青年队”的一名队员。小伙子们于一九一四年奔赴征兵站，当上了兰开夏燧发枪团的战士。在佛兰德斯的战场上，他们英勇抗战，许多小伙子壮烈牺牲了。在开赴战场的两百名年轻人里，只有本尼的曾祖父和另外六个人回来了。祖宗的基因是顽固的。

“我饶不了斯莱德那个狗杂种。我要让他一败涂地。”他说。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时，苏茜有了一个主意。

“这事肯定还有一个人与你一样愤恨难平。”

“谁？”

“油画原先的主人。”

本尼坐了起来。

“你说得对，姑娘。他被骗走了两百万英镑。而且他大概还蒙在鼓里呢。”

“他是谁？”

本尼努力回想着。

“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下递进来的表格。好像是个叫特・戈尔的人。”

“电话号码？”

“没填。”

“地址？”

“我没记住。”

“地址会登记在哪里？”

“数据库里。卖主记录或存储清单里。”

“你能访问吗？你有个人密码吗？”

“没有。”

“谁可以？”

“资深职员吧，我想。”

“莫特莱克？”

“当然。塞贝可以查阅他所需要的任何资料。”

“快起床，本尼。亲爱的，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苏茜花了十分钟登录到达西大厦的计算机数据库里。她提出询问。数据库要求询问者提供身份识别码。

苏茜身边放着一张清单。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到底用的是什么名字？他是用“S”“Seb”还是“Sebastian”的全称？是用小写字母、大写字母，还是大小写字母混合？在名与姓之间，用的是一个点、一个连词符号，还是什么都不用？

苏茜每一次都试用一种不同的格式，但都不对，数据库拒绝了她。她祈祷系统里没有对输入错误设置次数限制，不会在超出限制后向达西大厦发出警告继而关闭该账户。幸好设置这套系统的信息技术专家考虑到达西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老学究，知道他们电脑知识相当粗浅，很可能会忘记自己设的名字。连接渠道依然通畅。

在第十五次尝试后，她成功了。绘画大师鉴定处主管使用的是“seb-mort”，全是小写字母，名字和姓氏都缩短了，中间是一个半字线。达西大厦的数据库接受了“seb-mort”的登录，并询问了密码。

“大多数人使用对他们来说较为接近或亲近的名字或数字，”苏茜告诉本尼，“妻子的名字，宠物的名字，自己生活的城市，他们喜欢的一组数字。”

“塞贝是个单身汉，独自生活，没有宠物。他只为名画而活。”

他们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尝试，然后转向荷兰/佛兰德斯画派，接着是西班牙大师。凌晨四点十分，当春天的阳光照进窗户时，苏茜搞定了密码。是戈雅[11]，莫特莱克使用的是“seb-mort”和“GOYA”。数据库询问她要什么。她要求查阅编号“D 1601”的储存品的所有者信息。

位于骑士桥的计算机筛选了一遍存储器，然后告诉她：特・戈尔先生，W.12.白城切森特花园三十二号。苏茜删去她侵入过的所有痕迹并关闭电脑。他们抓紧时间睡了三小时。

那地方只有一英里远，他们坐着本尼的速可达摩托穿越正在苏醒的城市。那里原来是一室户小套房组成的破败街区。特・戈尔先生住在地下室里。听到敲门声，他穿着那件西班牙旧浴袍来到门边。

“戈尔先生吗？”

“是的，先生。”

“我叫本尼・伊文思。这是我的女朋友苏茜・戴。我是……曾经是达西大厦的。去年十一月份，你是不是拿来过一幅框架有缺口的小小的旧油画供出售？”

特鲁平顿・戈尔似乎有些慌张。

“是啊。没问题吧，我猜？它在一月份的拍卖会上被卖掉了。不是赝品吧，我猜？”

“哦，不，戈尔先生，它不是赝品。恰恰相反。外面有点冷。我们能进来吗？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好客的特鲁比与两位不速之客分享了他那壶早茶。自从三个月前得到五千多英镑的意外收获后，他再也用不着把袋泡茶泡两遍了。两位年轻人坐下来喝茶时，他开始阅读本尼带给他的占据了《星期日时报》一整个版面的那篇报道。他的下颚拉长了。

“这是真的吗？”他指向萨塞塔作品的那张彩色图片。

“是真的，戈尔先生。你的那幅旧油画曾用一块棕色的麻布包裹着。经清洗和恢复后，被鉴定为非常稀有的萨塞塔真迹，是锡耶纳画派的，创作年份约为一四二五年。”

“两百万英镑呢，”穷演员大叹道，“啊，天哪。要是我早知道的话，要是达西早知道的话。”

“达西是早就知道了的，”本尼说，“至少他们当时就已经怀疑了。我曾经是那幅画的估价人。我提醒过他们。你被骗了，而我则被毁了前程，遭到了和这家画廊相勾结的一个奸人的暗算。”

他从头说起。当初交进来的艺术品数量浩大，一位忙得焦头烂额的部门主管撒手去乡下过圣诞节了。当他讲完时，那位演员凝视着报纸上的那张《圣母领报》图片。

“两百万英镑，”他喃喃地说，“要是有这笔钱，我可以舒舒服服过我的下半辈子了。当然，法律……”

“法律顶个屁用，”苏茜说，“记录上会说是达西犯了个错误，判断失误，而且范肖装扮得卑躬屈膝，但到头来是赢家。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奈何不了他们。”

“请告诉我，”本尼说，“当初你在表格的职业栏里填了‘演员’。这是真的吗？你是演员吗？”

“这一行我干了三十五年了，年轻人。几乎在一百部电影里出现过。”

他克制着没有提及，在这些影片中，他大多只出现了几秒钟。

“我的意思是，你能装扮成某个人而不被识破吗？”

虽然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旧浴袍，但特鲁平顿・戈尔自豪地在椅子上挺直了腰杆。

“先生，我扮谁像谁，与随便什么人在一起都不会被识破。这是我的专业特长。实际上，我干的就是这类事情。”

“听着，”本尼说，“我有一个主意。”

他说了二十分钟。在他说完后，那位穷得叮当响的演员在心里打着算盘。

“复仇，”他喃喃地说，“最好是应该冷静看待。是的，事情是已经告一段落。斯莱德不会再提防我们了。本尼小伙子，我想我愿意加入你们。”

他伸出手去，本尼握住了。苏茜也把手搭在他们的手上。

“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我们齐心协力。”

“好，我喜欢这样。”本尼说。

“达达尼昂[12]。”特鲁比说。

本尼摇摇头，“我对法国印象派从来就知道得不多。”

四月余下的日子都很忙碌。他们把资金合并在一起，完成了计划的制订。本尼在获得了佩里格林・斯莱德的所有私人电子邮件后，还需入侵其私人通讯录。

苏茜选择通过斯莱德的私人秘书普里西拉・贝茨小姐进入达西大厦的计算机系统。贝茨小姐的电子账户很快就查到了。她在数据库里的登录名是P-Bates，问题在于她的密码。

五月

特鲁平顿・戈尔像影子般尾随着贝茨小姐。每次跟踪他都以不同面目出现，她根本没有察觉。确定了她居住在奇姆市的地址后，本尼在夜里去翻找了她的垃圾箱，并用塑料袋装走了满满一袋垃圾。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贝茨小姐为人正直，生活无可指责。她是一位老姑娘，独自居住。她把自己的小公寓收拾得干干净净。通勤时，她搭乘火车和地铁到骑士桥，最后五百码距离则靠步行。她订阅《卫报》——他们试图把《卫报》的英文名字“Guardian”当作密码，但没有成功，她还与妹妹和妹夫一起，去弗林顿度假。

他们是在垃圾里的一封旧信件中发现这一情况的，但“弗林顿”（Frinton）也不是密码。他们还找到了六个伟嘉猫粮的空罐子。

“她有一只猫，”苏茜说，“它叫什么名字？”

特鲁比叹了口气。这意味着他又要跑一趟奇姆市了。知道她星期六上午会在家里，他选在那时出现了。这一次，他装扮成宠物用品推销员。令他惊喜的是，她竟然对猫抓板很有兴趣，要是不用猫抓板，无聊的猫咪会把沙发套刨成碎布。

他站在门口，戴着假龅牙和厚重的眼镜，一只花斑猫出现在了贝茨小姐身后的客厅里，轻蔑地注视着他。他热情地赞美这只小动物，称它为“小猫咪”。

“过来，阿拉曼，到妈咪这里来。”她唤道。

阿拉曼：一九四二年在北非打响过的一次战役。在她还是个一岁婴儿的时候，她父亲战死在那里。在伦敦市拉德布罗克丛林路的住宅区里，苏茜这次登录成功了。达西大厦的数据库里，佩里格林・斯莱德的私人机要秘书普里西拉・贝茨小姐的用户名和密码是“P-Bates”和“ALAMEIN”。而且她有查看她老板所有私人电子邮件的权限。苏茜假冒贝茨，下载了一百多封私人邮件。

本尼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才选定目标。

“斯莱德在《观察家报》艺术部门里有一个朋友。有三份邮件都来自于那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利・道森。有时候，道森会打探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行的动态，并把消息透露给斯莱德。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苏茜利用她的电脑专长，编造了一份由查利・道森发给佩里格林・斯莱德的邮件，留待以后使用。本尼则在研究达西大厦下次要举办的一场大型拍卖会的目录。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拍了拍报纸上那幅小小的帆布面油画的图片。

“就这张。”本尼说。苏茜和特鲁比注视着它。这是一碗树莓的静物画：一只荷兰代尔夫特白釉蓝彩瓷碗，旁边是几枚贝壳。一个古怪的组合。那只碗被放在一张破了边的旧桌子边缘。

“柯尔特是什么人？”特鲁平顿・戈尔问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许多人都没听说过他，特鲁比。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十七世纪中期荷兰米德尔堡画派的，不过只画些小巧的静物画，全世界只有六十几幅。所以……很珍贵。他总是画一些类似的物品：草莓、树莓、芦笋，有时候还有贝壳。单调得很，但也有欣赏他的人。看看估价。”

目录上的建议价是十二万至十五万英镑。

“那为什么要选柯尔特呢？”苏茜问。

“因为有一位做啤酒生意的荷兰亿万富翁对柯尔特非常着迷，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收集他同胞的艺术品。他不会亲自来这里，但会派代表来，还会带着一张空白支票。”

五月二十日上午，达西大厦内人声鼎沸。佩里格林・斯莱德又将亲自主持，秘书贝茨小姐注意到有封他的电子邮件时，他已经去了拍卖大厅。这时是上午九点，拍卖会将于十点开始。她读了发给她老板的这条信息，认为事情也许很重要，于是她用激光打印机打印了一份。她拿着这张打印纸，锁上办公室门后匆匆赶去拍卖大厅。

她找到斯莱德时，他正在台上检查位置、测试话筒。他谢过她后看了看那封邮件。这是查利・道森发来的，很可能极有帮助。

亲爱的佩里，昨晚饭局上，我听说有一个叫马丁・盖蒂的人进了城。他与朋友们住在一起，希望能保持低调，继续隐匿身份。

你很可能知道，他在美国肯塔基州有一处很大的种马饲养场。他还有一些非常私人的、从没展示过的艺术收藏品。我认为，他此次进城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并致问候，

查利

斯莱德把信件塞进衣服口袋，来到大堂的接待桌旁边。除非是拍卖人所熟知的客人，一般来这些拍卖行投标的人按照惯例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并领取一块“牌子”，即一张上面标有号码的塑料卡片。

人们可以把牌子举起来以示投标，但更重要的是，这块牌子能证明夺标者的身份，因为当人们举着牌子，工作人员就会注意到卡片上的号码，而这意味着姓名、地址和开户银行。

时间还早，才九点十五分。到现在为止只有十份表格，没有一份是马丁・盖蒂的。但光是那个名字就足以使斯莱德垂涎的了。他与桌子后面三位可爱的女接待员简短交待几句后，回到了拍卖大厅里。

九点四十五分时，一位个子矮小、并不特别英俊的男子走到接待桌前。

“你是来投标的，先生？”其中一位姑娘说，一边把一张表格拿到了自己面前。

“是啊，姑娘。”

美国南方人慢吞吞的口音甜美得如同灌了蜜糖。

“姓名，先生？”

“马丁・盖蒂。”

“还有地址？”

“这里的，还是家里的？”

“家里的详细住址。”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比切姆种马场。”

详细情况填写完毕后，美国人领好牌子，漫步来到拍卖厅。佩里格林・斯莱德正要登台。他刚刚走到最底层的台阶时，感觉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他扭头朝下看去。一位女接待员明亮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马丁・盖蒂，矮个子，灰头发，山羊胡子，衣冠不整。”她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坐在倒数第三排，中间走道边，先生。”

斯莱德欣喜地微微一笑，继续登上台阶，走向他的位置。拍卖会开始了。第十八号克莱斯・莫勒纳尔[13]的作品卖了一个好价，台下的工作人员记录了所有的细节。搬运工把名作、重点作品和一般作品，一件一件地搬过来放到主席台旁边和下面的画架上。那个美国人没有投标。

托马斯・黑雷曼斯的两件作品敲定了价格，科内利斯・迪海姆的一件作品经过激烈竞争后涨到了估价的两倍，但美国人还是没有投标。斯莱德至少认识在场三分之二的人，他还认出了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年轻买家扬・迪霍夫特。但那位美国富豪到底想要什么？穿着寒酸，确实。他以为可以愚弄他面前的专家——德高望重的佩里格林・斯莱德吗？阿德里安・柯尔特的那件作品是第一百○二号。它在十一点十五分登场了。

刚开始时有七个人参加投标。当价格拍至十万英镑时，五个人退却了。然后那个荷兰人举起了牌子。斯莱德得意洋洋。他知道迪霍夫特代表着什么人。亿万财富来自于泛着泡沫的啤酒。在拍至十二万英镑时，又有一个投标人退出了。剩下的一个伦敦代理人，继续与不动声色的荷兰人竞争。但迪霍夫特击败了他。他的衣袋里装着更大额度的支票本，而且他知道自己能获胜。

“十五万英镑，还有更高的吗？”

美国人抬起头并举起了牌子。斯莱德凝视着。他要把柯尔特的作品添加到他在肯塔基州的收藏中去。很好，好极了。盖蒂与范登博世的一次对抗。他转向荷兰人。

“向你挑战了，先生。走道那边有人出价十六万英镑。”

迪霍夫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的身体语言几乎是轻蔑的。他朝走道边的那个身影瞟了一眼并点点头。斯莱德内心一阵窃喜。

“我亲爱的荷兰小伙子，”他想道，“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与什么人抗衡。”

“十七万英镑，先生，还有……”

美国人晃动牌子并点了点头。竞拍价持续上升。迪霍夫特因囊中羞涩而失去了他那傲慢的神气。他皱紧眉头感到紧张了。他知道他的主顾说过“把它买来”，但价钱当然是有限度的。在竞拍到五十万英镑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小的手机，输入十二位号码，低声而又诚恳地用荷兰语开始交谈。斯莱德耐心等着。没有必要给别人制造尴尬。迪霍夫特点点头。

在涨到八十万英镑时，大厅肃穆得像一座教堂。斯莱德以每次两万英镑的幅度往上拍。迪霍夫特进入大厅时就脸色苍白，此刻他的脸活像一张白纸。他偶尔对着手机咕哝几句，并继续投标。当拍上一百万英镑时，阿姆斯特丹人终于被理智打败。美国人扬起头，缓慢地点了点。荷兰人则摇摇头。

“按一百一十万英镑拍卖出售，牌号二十八。”斯莱德说。大厅里的人群不约而同地舒出了一口气。迪霍夫特关掉手机，瞪了一眼美国肯塔基人，随即快步走出大厅。

“一○三号作品，”斯莱德以他自己也没有感觉到的冷静口气说，“安东尼・帕拉梅德斯[14]的风景画。”

众目睽睽之下的美国人现在起身走出了大厅。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跟在他身后。

“干得好，先生，你胜利了。”她奉承说。

“差不多整整一个上午呢。”肯塔基人慢吞吞地说，“你知道男士洗手间在哪里吗？”

“哦，厕所。好的，朝前走，右边第二扇门。”

姑娘看着他走了进去，仍带着他那只整个上午一直没有离过手的大手提袋。她在外面守着。当他出来时，她就会陪同他去财务部办理具体手续。

在洗手间里，特鲁平顿・戈尔从大手提袋里取出一只牛皮公文箱，并拿出一双黑色的中跟牛津鞋。不到五分钟，他那撮山羊胡子和灰色假发就不见了，淡黄色休闲裤和旧的外套也不见了。这些物品都被装进了大手提袋，大手提袋又被扔出窗户，落到下面的院子里。本尼及时拾取后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派头十足的伦敦商人出现了。他那稀疏的黑发拢到了脑后，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的身高增加了两英寸，身着裁剪得体但其实是租来的细条纹西装，还有名牌托马斯・品克衬衫和军团条纹的领带。他转身径直从门口等待着的姑娘身边走了过去。

“拍卖会真讨厌啊，对吧？”他忍不住发起牢骚来，“眼睁睁看着美国佬把他喜欢的宝贝搞到手了。”

他朝身后的门点点头，继续迈步前行。那姑娘继续盯着洗手间的门。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捅了大娄子，但这个时候，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经再三询问后，盖蒂家族给出答复：虽然成员众多，但他们家族里没有一个叫马丁的人，而且谁也没在肯塔基拥有一个种马饲养场。当消息传开来时，达西大厦，尤其是佩里格林・斯莱德本人，成了人们的笑柄。

这位不幸的达西大厦副董事长试图说服老头子范登博世的代表——当初竞拍失败的扬・迪霍夫特——以一百万英镑成交。但根本没可能。

“要不是你们这出了骗子，我原来可以以十五万英镑拿下，”荷兰商人迪霍夫特在电话里告诉他，“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价格成交。”

“那我与卖主去商量一下。”斯莱德说。

这幅画是一位新近过世的德国贵族名下的资产。这位贵族曾经是党卫军装甲部队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军去过被占领的荷兰。这种不幸的巧合，总是给“他当初是如何得到这份收藏品的”这个问题投下阴影，但老头子在世时一直声称是在战前得到荷兰大师的作品的，还巧妙地伪造了相关发票充当佐证。如果没有变通，艺术界就无法运作了。

但代理德国老贵族所有财产的是斯图加特的一家律师行，和佩里格林・斯莱德打交道的是他们。德国律师发起脾气来样子可不好看，而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的律师行资深合伙人伯恩德・施利曼即使在开心的时候，模样也很吓人。那天上午，在获悉了他当事人的财产在伦敦所发生的详细情况以及十五万英镑的提议后，他勃然大怒。

“不，”施利曼对着电话听筒，朝派过去谈判的同事咆哮起来，“不，门都没有。[15]把画作撤回。”

佩里格林・斯莱德一点也不傻。半小时后，终于有一位男同事闯进洗手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这事让他起了疑心。那姑娘详细描述了从里面出来的唯一一名男子的外貌。但这样一来应该是有两个人，二者的外表完全不同。

查理・道森在受到责备时被完全搞糊涂了。他没有发过邮件，也从没有听说过马丁・盖蒂。斯莱德给他看他发的电子邮件。身份识别显示，邮件出自他的电脑，但负责达西大厦整个计算机系统安装的承包商承认，一个真正的电脑高手可以伪造邮件的来源。就是在这个时候，斯莱德才确信自己被玩弄了。但这是谁干的？又是为什么？

他被叫去董事长盖茨黑德公爵办公室的时候，刚刚下达完指示，要求达西的电脑系统得像诺克斯堡[16]般坚固。

他的领导也许不像施利曼先生那样狂暴，但怒火也同样旺盛。佩里格林・斯莱德听到“进来”的指示，踏入办公室，这位领导正背对门站着。董事长正透过窗户凝视五百米之外的哈洛德百货公司的屋顶。

“不开心，我亲爱的佩里。”他说，“一点也不开心。生活中，有些事情人们是不喜欢的，其中之一就是被人嘲笑。”

他转身走向办公桌，张开五指，把手掌按在那张乔治时代的桃花心木书桌上，身体稍稍前倾，蓝色的双眼恶狠狠地瞪着他的副手。

“一个人走进俱乐部，被人公然嘲笑，你难道不明白吗，亲爱的老伙计？”

亲切的口吻如同阳光下的匕首。

“你是在责怪我无能。”斯莱德说。

“难道我不应该吗？”

“这是故意破坏。”斯莱德说，并呈交了五张纸。公爵微微挺直身体，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眼镜，迅速看了一下。

一封是伪造的来自查利・道森的邮件。第二封是道森发誓从来没有发过这封邮件的证明。第三封是专门请来的一位顶级电脑专家的陈述，其大意是，一个计算机技术天才可以编造这封邮件，并把它塞进斯莱德的私人电子邮箱里。

第四和第五份材料是那天在拍卖室里的两位姑娘写的，其中一位详细叙述了那个假冒的肯塔基人是如何自我介绍的，另一位姑娘描述了他是如何消失的。

“你有没有关于这个骗子身份的线索？”公爵问道。

“还没有，可我打算去查清楚。”

“哦，你去查吧，佩里。立即去调查。等你抓到了他，得确保让他蹲够大牢。即便没坐牢，也要保证用这种口气让他知道，再也不准出现在我们周围一英里之内的地方。与此同时，我还要去努力平息董事会的怒火——又一次。”

斯莱德正想离开时，他的领导又补充了一番。

“之前是萨塞塔事件，现在又是这件事，我们需要采取一些专门措施来恢复形象。留心注意这种机会。如果失败了，再加上这次假冒事件，那么董事会也许不得不考虑作一番小小的……调整。就这些，我亲爱的佩里。”

斯莱德离开董事长办公室时，那个在心理压力十分巨大或在情绪高度激动时常会出现在左眼附近的神经性痉挛的部位，现在如同风中的油灯般疯狂地颤动了起来。

六月

斯莱德并不像他佯装的那样失去了主见。有人已经对达西大厦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他思考着动机。得利？可这事无利可得，除了柯尔特作品现在转向了另一家拍卖行。但竞争对手会干这种事吗？

如果无利可得，那就是复仇了。谁对他恨之入骨，又有足够的了解，会猜到范登博世的代理人将携带巨额支票来到拍卖大厅，把柯尔特作品的价格抬到一个荒唐的数字？

他怀疑过本尼・伊文思。这小子既怀恨在心又具有专业知识。但他见到过的“马丁・盖蒂”不是本尼・伊文思。但那人了解情况，只是静静地坐着，直至那幅画落锤定音。所以……是一个同谋。仅仅是一个雇来的帮手，还是另外的仇人？

六月二日，斯莱德来到了林肯律师学院，那是英格兰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在接待室里，律师西德尼・艾弗里爵士放下那份诉书，捏了一下鼻梁。

“你的疑问是，这个人是否触犯了刑法？”

“正是。”

“他乔装成某个并不存在的人？”

“是的。”

“可是，这样做并不违法，除非是为了骗取钱财。”

“这次乔装打扮还使用了一封显然是伪造的介绍信件。”

“确切地说，是通风报信，但的确是伪造的。”

西德尼爵士私底下觉得这种骗局非常滑稽。这类事情常在伦敦律师协会的食堂饭桌上提起，但他的表情则仿佛眼前发生的是大屠杀。

“他有没有——在任何时候——声称是财大气粗的盖蒂家族的成员？”

“确切地说，没有。”

“那么是你以为的了？”

“我想是的。”

“他是否打算带走这幅荷兰名画，或者任何其他的油画？”

“没有。”

“你一点也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

“你是否能回想起，有哪个心怀不满的前职员会动这种坏脑筋？”

“只有一个，但在大厅里的不是他。”

“你把那个雇员开除了？”

“是的。”

“什么原因？”

斯莱德最不愿意谈及的就是萨塞塔骗局。

“能力不够。”

“他是计算机天才吗？”

“不是。他用都不太会用，但对于绘画大师，他却是一部活字典。”

西德尼爵士叹了一口气。“我很抱歉给你泼冷水，可我认为警方根本不会管这事。检察院也不会立案。问题是证据，你懂吗？你的那个演员家伙刚刚还是留着山羊胡子、长着灰头发、穿着寒酸、带有美国口音的肯塔基人，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身着条纹西装、说话干脆利落、军人出身的商务人员。不管你要追踪的是谁，你能证明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否留下了指纹，或者清楚的签名？”

“一个潦草的签名。”

“就是嘛。他可以全盘否认，而且警察也没有办法。那个被你除名的活字典，只要他声称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那你照样没办法。没有丝毫证据。而且，在他幕后似乎有一位电脑高手。对不起，我爱莫能助。”

他站起来伸出手。“我要是你，就忘掉这件事算了。”

但斯莱德不想忘掉。当他进入到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的院子里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西德尼・艾弗里爵士使用过的一个词。他以前在哪里见到或听到过“演员”这个词呢？

回到办公室后，他查阅萨塞塔油画的卖主。答案找到了：职业，演员。他从伦敦最隐蔽的私家调查机构雇了一个侦探小组。该小组由两个人组成，原先都在伦敦警察厅当过督察。为了加快追查速度，斯莱德给了他们双倍报酬。一星期后他们来汇报了，但没调查到什么情况。

“我们对嫌疑人伊文思跟踪了五天，但他似乎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正在低三下四地找工作。我们的一位年轻同事和他在一家酒吧里搭上了话。他显然对荷兰油画事件毫不知情。

“他和朋克范的女朋友一起居住在原来的地方。那女的头发染得怪模怪样，脸上的脂粉厚得足以弄沉一艘巡洋舰，很难跟你说的电脑专家挂上钩。

“至于那位演员，他似乎已经蒸发了。”

“现在是二○○○年，”斯莱德表示异议，“人是不可能随意蒸发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私家侦探说，“我们可以追查任何银行账户、信用卡、汽车相关的记录、驾驶执照、保险单、社保号码——只要你列出来，我们都可以查到所有者的地址。但这个人不行。他穷困潦倒，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嗯，他领取失业救济金，或者说，他曾经领取过，但后来不领了。社保处登记的他的地址，和你提供给我们的一样。他有演员工会会员卡，地址也相同。至于其他，现在每个人的身份情况都电脑数据化了，但这个特鲁平顿・戈尔先生并没有。他已经从系统的某道裂缝中钻出去消失了。”

“我给你们的地址。你们去过了？”

“当然去过，先生。是我们查访的第一站。我们装扮成市政府的公务员，询问有关欠税的事项。他已经搬走了。那套单室的公寓里现在住着一位开出租车的巴基斯坦人。”

就这样，斯莱德这次花费昂贵的追踪行动结束了。他推测，在裤兜里装进五千英镑之后，那位未曾见过的演员去了国外，这就是私家侦探所调查到的，或者说，所没能查到的详细情况。

实际上，此刻特鲁平顿・戈尔正在两英里之外波多贝罗路边的咖啡馆里，和本尼、苏茜在一起。这三个人都在担心。他们逐渐明白，一个有钱有势的愤怒的人可以采取何种程度的报复行动。

“斯莱德肯定是盯上我们了。”本尼说。他们端着三杯廉价的家酿葡萄酒。“几天前在一家酒吧里，有个人来跟我搭话。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但十足的私家侦探派头。他试图扯到在达西拍卖大厅发生的那件事。我装作一无所知，算是骗过去了。”

“我也被两个人跟踪了，”苏茜说，“他们交替出现，我只得两天不去上班。我觉得他们已经离开了。”

“你怎么知道已经把他们甩掉了？”特鲁比问。

“最后我转身面对年轻的那个，提议只要二十英镑就可以为他吹箫。他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溜烟就不见了。我想这能让他们相信我根本不是搞电脑的。搞电脑的人很少会去做那种生意。”

“恐怕我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特鲁平顿・戈尔喃喃地说，“两名私家侦探来到了我的破屋子，说是市政府的。我施展演技，扮演了一个开出租车的巴基斯坦人。可我想，我最好还是搬家。”

“除此之外，我们的钱也快用完了，特鲁比。我的积蓄已经告罄，房租也到期了，而且我们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孩子，我们已经得到了乐趣，实施了一次痛快的复仇，也许我们应该结束了。”

“对，”本尼说，“但鬼家伙斯莱德还在那里，把我的职业生涯和你的百万英镑坐在屁股底下。听着，虽然难度是有一点，可我有个主意……”

七月

七月一日，达西大厦英国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部门主管艾伦・利-特拉弗斯，收到了一封显然出自一位十四岁男孩之手的措辞礼貌的信件。男孩解释说，他正在为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而研究美术，对拉斐尔前派[17]尤其感兴趣。他请教哪里在公开展示罗塞蒂、米莱和亨特的杰作。

艾伦・利-特拉弗斯是一位讲究礼节的人，他当即口述了一封回信，完整地答复了年轻人的疑问。当信件打印出来后，他签上自己的名字：你诚挚的，艾伦・利-特拉弗斯。

伦敦市内研究、识别和鉴定美术作品最负盛名的学术机构，毫无疑问是科尔伯特学院。在它的地下室深处，有一个科学实验室，那里安放着一排排强大的研究用技术仪器。那里的首席科学家是斯蒂芬・卡彭特教授。他也收到了一封信，好像是一位正在准备论文的女研究生写来的。

写信人解释说，她选定的题材是二十世纪艺术品欺诈阴谋，以及科学如何发挥其在揭露骗子时的积极作用。

卡彭特教授很高兴地作了回答，并建议她阅读他写的有关这个题材的书——可在学院门厅的书店买到。他也亲自在复信上签了名。

到七月七日那天，本尼・伊文思已经有了两份真实的手写签名样本。

苏茜・戴知道，她的老板在坐牢之前，曾是全国有名的技术高超的电脑黑客，出狱后改邪归正、创办公司，开发防止非法侵入客户电脑的保安系统。

一天吃午饭时，苏茜问他，在他落难蹲监狱期间，是否遇到过另外一种类型的诈骗犯。他爱莫能助地耸耸肩，装作根本不知道，可是，他有着淘气的幽默感和惊人的记忆力。

三天后在办公室里，苏茜・戴发现她的电脑键盘上贴了张纸条。纸上只写着“画家彼得”，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其他一个字也没有。

七月十日，特鲁平顿・戈尔进入达西大厦的后门，也就是从装卸货物的后院进去的那扇门。这是一扇自动关闭的门，由装在外面的一块电子键盘控制，不过本尼仍记得开门的那组密码。他以前常从那里进进出出，为的是抄近路去一家价格便宜的咖啡馆吃午饭。

这位演员身穿一件胸袋上有达西标志的浅棕色防尘罩衣，与其他所有搬运工极为相像，而且他还带着一幅油画。这时候是午饭时间。

一位穿着防尘罩衣的搬运工，捧着一幅画在艺术品拍卖行的廊道里走过，这堪比雷雨时落下的一颗雨点，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说了若干次对不起后，特鲁比花了十分钟找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他走进去返身锁上门后，直接翻找写字台抽屉。当他原路返回时，还带走了两张印有信头的信纸和两只印有商标的信封。

四天以后，他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去参观科尔伯特学院，记下了那里的工作人员穿的防尘罩衣，之后他又以科尔伯特的搬运工面目出现，做了同样的事情。根本没有人曾回头打量过他。

七月底时，画家彼得只索要了一百英镑，就为他们写了两封精美的信件和一份实验室报告。

在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尼一直在查找他多年前听说过的一个人，一个令艺术界闻之色变的人。使他大为欣慰的是，那个老人仍活着，在戈尔德斯格林过着贫困的生活。在艺术品欺诈的编年史上，科利・伯恩赛德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

多年前，他以一个具有天赋的年轻艺术家的身份，挤进了波西米亚战后社交圈——缪丽尔・贝尔彻[18]开办的殖民地俱乐部，以及在皇后大道的艺术家聚会处和贝斯沃特画室。

他认识了俱乐部里的那些年轻人：弗洛伊德、培根、斯宾塞，甚至还有小男孩霍克尼。后来他们都成名成家了，但他没有。不过，他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被忌讳的才能。他不能创作出人们愿意掏钱购买的他自己的作品，却能够仿制出别人的作品。

他研究了几个世纪之前的作画技术、颜料的化学成分、蛋彩画中蛋黄的作用以及茶水和葡萄酒可使画作变得经世般陈旧的技巧。不幸的是，他虽然放弃了喝茶，却开始嗜酒。

在那个时代，他把从委罗内塞到范戴克[19]的一百多幅帆布油画和木板油画，推销给了那些既贪心又容易上当的人。甚至在他被捉住之前，人们都认为，他在午饭之前就可以为你迅速赶出一幅相当漂亮的马蒂斯[20]画作。

午饭之后就有问题了，原因出在他口中的“小朋友”身上。科利爱上了这种液体红宝石，而且通常是产自法国波尔多山坡上的那种。因为试图把午饭后所画的作品推销给他人，他捅了娄子。

又羞又恼的艺术界坚持要将他绳之以法，于是把他送进了铁窗后面的一座灰色大楼里。在那里，他成了深受狱警和囚犯们喜爱的大叔。

艺术界的人们花了好多年时间才搞清楚，他们墙上挂着的画作，有多少幅是伯恩赛德仿制的。他自己在全盘招供之后，得到了减刑处理。出狱后，他渐渐被人们忘却，靠为游客画速写过着清贫的日子。

本尼带着特鲁比去见这位老人，因为他认为他们可以合作，而结果也确实如此。二人同是被艺术界拒之门外的天才。科利・伯恩赛德倾听着，高兴地品味着本尼带来的法国上梅多克葡萄酒，这比他平常喝的从乐购买来的廉价智利梅洛葡萄酒要好得多。

“太邪恶了，孩子，邪恶透顶了。”在本尼讲完事情原委，特鲁比证实自己损失了两百万英镑之后，伯恩赛德喷着唾沫星子说，“他们还说我是骗子，可我根本没法和他们相提并论。但是过去的那种事情，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年纪太大，不中用了。”

“会有报酬的。”特鲁比说。

“报酬？”

“百分之五。”本尼说。

“什么东西的百分之五？”

本尼俯身向前，在他耳边一阵低语。科利・伯恩赛德那双湿乎乎的眼睛发亮了。他仿佛看见了在火光下闪耀着深红色光芒的拉菲红酒。

“为那种报酬，孩子，我可以为你制作一幅杰作。不，不是一幅，而是两幅。科利的最后一击。先生们，让他们见鬼去吧。”

有些绘制在旧木板上的画，虽然极为古老，但因为损毁严重，原先的颜料几乎消褪殆尽，因此不怎么值钱。只有那旧木板尚有一些价值。本尼在造访了上百家声称出售古董但实际上只卖旧破烂的古玩店之后，买来了这样一幅破烂画。

在一家类似的商场里，他用十英镑买到了一幅非常丑陋的维多利亚时期油画。画中有两只死鹧鸪挂在一只钩子上，还有一把双管霰弹枪倚在墙边。画的名字是《猎袋》。科利・伯恩赛德用不着费多大劲就可临摹出来，但他必须努力使自己表现得如同原作那样缺乏灵气。

七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留姜黄色胡子、口音浓重的苏格兰人，走进了位于萨福克县圣埃德蒙兹伯里的达西大厦分部。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但分管东英吉利亚的三个郡。

“姑娘，”他对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女士说，“我带来了一幅价值非凡的作品。是我的祖父在一百年前创作的。”

他自豪地向她展示了那幅《猎袋》。姑娘不是专家，但她也认为那鹧鸪看上去像是被车撞过了。

“你想对它估价吗，先生？”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

伯利的办公室没有估价所需的设备，只能送到伦敦去评估，不过她接下了这幅画并记录了卖主的详细情况。卖主哈米什・麦克菲声称住在萨德伯里。这一点，她没有理由去怀疑。实际上，这地址属于一个小小的报亭，但经营者同意让麦克菲先生作为通信地址暂时使用并代为保管往来信件，为此他每月能获得十英镑外快。这幅拙劣的维多利亚时期油画由下一班货车运往了伦敦。

在离开达西分部的办公室之前，麦克菲先生注意到，他祖父的真迹已被标上储存标记：“F 608”。

八月

八月像一股麻醉剂般横扫并弥漫在伦敦西区。大街小巷到处是熙熙攘攘的外地游客，而在市区居住和工作的本地人则试图逃出去。对于达西大厦的高级职员来说，他们有若干目的地可选择：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度假别墅、法国多尔多涅的庄园、瑞士的度假小屋和中美洲加勒比海的游艇。

艾伦・利-特拉弗斯是一位狂热的游艇业余爱好者。他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有一艘双桅小帆船，不出海时系泊在特雷利斯岛后面的一个船坞里。他打算在为期三周的假期里出海往南方去，一直到格林纳丁斯群岛。

佩里格林・斯莱德也许以为他已经使达西大厦的电脑系统变得像诺克斯堡那样坚不可摧，但他错了。他请来的那位信息技术专家使用的其中一个系统是由苏茜的老板开发的，苏茜曾经协助其完善了系统内的某些细节。开发系统的人要比系统本身更高明。她战胜了系统。本尼需要达西大厦所有八月份度假者的名单、目的地及应急联系地址。这些她都在自己的电脑里完成了下载。

本尼知道利-特拉弗斯将去加勒比海泛舟，而且他留有两个联络号码：他的全球通手机号码和他在游艇上的无线电接收频率。苏茜把这两个号码都改了一位数。虽然利-特拉弗斯先生并不知道这回事，但他将完全不会受到电话的打扰，度过一个真正平静的假期。

八月六日，那位留有姜色胡子的苏格兰人风风火火地闯进伦敦达西大厦，要求取回他的那幅油画。他的要求没有遭到拒绝。他报出了油画的储存标号。十分钟之后，一名搬运工把它从楼下取来，交给了他。

夜幕降临后，苏茜注意到电脑里的记录显示，那幅画是在七月三十一日交到圣埃德蒙兹伯里作鉴定的，但在八月六日由其主人取回。

她修改了最后一部分内容。新的记录表明，根据安排，那幅画被科尔伯特学院派来的一辆面包车提走了。八月十日那天，从没听说过、更没见到过《猎袋》的利-特拉弗斯先生，离开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赴迈阿密，继而转机去圣托玛斯和比夫岛，他的那艘双桅小艇就在那里等着他。

佩里格林・斯莱德属于那些不想在八月份出游的人。以他的观点，道路、机场和名胜古迹到处人满为患。但他也不想待在伦敦；他回到了汉普郡首府所在地。他的妻子埃莉诺要出门去朋友在意大利埃尔科莱港的别墅做客，所以他可以单独住在家里，与温水游泳池、大片的草地和数量虽少但足以使唤的几名佣人待在一起。他的联系号码也在清单上，所以本尼知道他会去哪里。

八月八日，斯莱德离开伦敦去了汉普郡。十一日，他收到了一封信，手写的，寄自于伦敦希思罗机场。他立即认出了笔迹和签名：这封信来自艾伦・利-特拉弗斯。

亲爱的佩里，我是在候机厅里匆忙写就这封信的。为了度假，以及为使本部门九月份的拍卖会有序进行，临行前琐事繁多，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向你提及。

十天前，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幅画带到伯里的办公室要求鉴定。当画作抵达伦敦时，我看了一眼。坦率地说，这是一幅丑陋的后维多利亚时期作品，画面上是两只死鹧鸪和一支枪，根本没有什么才气，而且通常是会直接退回去的。但画中的某个方面引起了我的兴趣。

你知道，后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既有画在木板上的，也有画在帆布上的。这幅是画在一块木板上的，而且看上去极为陈旧，属于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

我以前见过这种木板，通常是在塞贝的那个部门。但不是橡木，所以我来了兴致。它看上去有点像杨木。因此我认为，也许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破坏分子在一幅更早年代的作品上进行了涂鸦。

我知道这要进行一番研究，如果到头来是在浪费时间，那我说一声“对不起”。但我已经把它送到科尔伯特学院去了，请斯蒂芬・卡彭特看一下并进行X射线扫瞄。因为我要出门，而斯蒂芬说他也要外出，所以我请他直接把报告寄到汉普郡给你。月底见。

艾伦

佩里格林・斯莱德躺在游泳池旁的一把躺椅上，一边啜饮着当天第一杯粉色杜松子酒，一边把这封信读了两遍。他也来了兴致。英国艺术家，即使他们在木板上作画，也从来不会使用时隔几个世纪的杨木。北欧人使用橡木，意大利人使用杨木。而且一般来说，木板越厚，年代越久，因为古时候的锯木技术几乎不可能把木板锯得特别薄。

利用他人的旧画在上面绘制新画其实很常见，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在美术史上，曾有一些毫无天赋的白痴在早期的真迹作品上作画。

现代技术可以确定一小片木头、帆布或颜料的年代和日期，不但可鉴定其原产地，有时甚至能判定是来自哪个画派，还可用X射线看清表层画面之下的模样。

利-特拉弗斯这么做是对的，以防万一。斯莱德本打算第二天去伦敦，与玛丽娜进行一次令他极其痛苦的会面，他想，也可以顺便去一次办公室，核查一下那份记录。

记录确认了寄自希思罗机场的信件中所说的一切。一个叫哈米什・麦克菲的人闯进伯里的办公室，留下一幅题为《猎袋》的维多利亚时期静物画。它已被标上“F 608”的储存号码。

储存记录显示，那幅油画在八月一日抵达伦敦，并于八月六日被送往科尔伯特学院。斯莱德关掉电脑，尽管从未曾谋面，但他满心期待着传奇人物斯蒂芬・卡彭特的鉴定报告。

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伦敦的下午六点钟，在加勒比海是下午一点钟。他用了一个小时时间，试图通过利-特拉弗斯的手机或他船上的无线电联系上他，但一直发现自己是在与别人通话。最后，他放弃了，转而去赴与玛丽娜的幽会。

八月十八日，一个身穿科尔伯特学院防尘罩衣的矮个子搬运工穿过达西大厦正门，来到前台边。他携带着一幅用气泡布包装着的小油画。

“早上好，亲爱的，科尔伯特学院按计划送货来了。”

柜台后面的年轻女士被搞得一头雾水。送货员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看了一下。

“达西储存编号‘F 608’。”他念道。女士豁然开朗，她在身后的电脑键盘上输入号码。

“等一下。”她说。查阅电脑后她得知，这件物品已经提离储存仓库，送去让科尔伯特学院作鉴定了，下指令的是正在度假的英国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部门主管。现在，物品送回来了。她打电话叫来自己单位的搬运工。

在她签收了科尔伯特学院送货人的回执单后，这幅有防护包装的油画回到了储存处。

特鲁平顿・戈尔走上外面热烘烘的人行道，心里想道：“假如我在那栋楼里再待下去，我就要付他们房租了。”

八月二十日，斯蒂芬・卡彭特教授的鉴定报告以创纪录的速度，抵达了佩里格林・斯莱德位于汉普郡的庄园。佩里格林・斯莱德在泳池里畅游一番后，在吃早饭时收到了这封信件。读信时，他那盘鸡蛋变凉了，咖啡的表面也结了一层膜。这封信件说：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

我敢肯定，你在眼下一定知道了，在艾伦・利-特拉弗斯出发去度假之前，曾请我鉴定一幅维多利亚后期的小油画。

我不得不说，这项任务原来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最终结果令人相当振奋。

这幅标题为《猎袋》的图画，粗看之下，似乎相当丑陋、缺乏优点，大约是一百年前某位业余庸才的涂鸦之作。但画作的木板引起了艾伦的注意，因此我也对其重视了起来。

我把木板从其维多利亚时期的框子中取出，潜心研究了一番。毫无疑问，它是杨木，而且相当陈旧。在它的边缘，我发现了古代乳香脂或胶水的痕迹，这表明，它很可能是一块碎片，是一幅比这大得多的画作——比如祭坛画——锯开之后的其中一部分。

我从木板后面取了一点小碎片，以测定其年代和可能的原产地。你也知道，树木年代学不适用于杨树，因为这种树与橡树不同，它没有能显示所经历的岁月的年轮。然而，现代科学还有其他方法可对其进行测定。

我已经可以证明，这片木头与十五和十六世纪那些意大利的木材相一致。用分光显微镜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了锯木工使用的十字锯锋口留下的微小裂口和切口。锯条锋口上的一处细微的不规则状态，和在该时代、该地区其他作品上所发现的痕迹相一致，这也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作品有共同之处。

两只死鹧鸪和一支霰弹枪的这幅维多利亚时期作品，毫无疑问是在更早时期的画作之上创作的。我从颜料中取了一小片，测定了其下面的颜料不是油，而是蛋彩。

从蛋彩中取下更微小的一块后，我对它进行光谱分析，发现了其中有那个时期的若干位大师们使用的混合调料。最后，我对这幅画进行了X射线扫描，搞清楚了下面到底是什么。

底下是一幅用蛋彩调和颜料绘制的油画，由于那个不知名的维多利亚时期破坏者的厚重涂抹，使底下的油画无法更清晰地呈现。

远景是那个时期的一处乡间风景，包括几座平缓的山丘和一座独立的钟楼。中景似乎有一条从浅浅的山谷中延伸出来的土路。

近景只有一个孤单的身影，显然是可在《圣经》中找到的那一类，眼睛直直地盯着观赏者。

我无法给出该作品的确切作者，但你现在手头上所拥有的被遗漏的杰作，也许正是契马布埃[21]、杜乔或者乔托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作品。

你诚挚的，

斯蒂芬・卡彭特

佩里格林・斯莱德呆坐着，信件摊放在他面前的小桌子上。契马布埃……噢，天哪。杜乔……耶稣哭了。乔托……糟糕。

他左眼附近的那个部位又因为神经性痉挛而开始跳动。他用一根手指去按住那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起苏富比拍卖行最近的两项发现（对他都是相当程度的打击）。在苏福克海岸的一个庄园内，他们的估价师在一只旧衣橱里发现了一块木板，认出它出自一位名家之手。那结果是契马布埃的作品，是其中最稀有的，最后卖了几百万英镑。

就在近期，另一位苏富比职员对霍华德古堡的内部进行了评估。在一个漏看的装满低档画作的文件夹里，他发现了一幅画有一位双手抱头的悲痛妇女的作品，于是要求对此作出更专业的鉴定。这幅未曾引起注意的作品完成于三百年前，原来是由米开朗基罗创作的。询问价格？八百万英镑。而现在，在伪装成两只死鹧鸪的画作之下，他似乎也拥有了无价之宝。

显然，再与雷吉・范肖联手制造一次骗局是行不通了。把初级技术人员本尼・伊文思甩掉是一回事，艾伦・利-特拉弗斯则完全是另一种人。机场寄出的那封信，即便艾伦没有留过副本，董事会还是会听信他。不管怎么说，再也不能用范肖了。艺术界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上当的。

但他想使、也能使自己出名并树立信誉，还能让达西大厦恢复往日的荣耀。如果这都不值一份六位数的圣诞奖励，那就没有东西可以比得上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已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坐进宾利跑车向伦敦疾驶而去了。

画作储藏室里空无一人，他得以静下心来慢慢找，直到他找到那份标号为“F 608”的物品。透过气泡布包装，他依稀能够分辨出挂在一只钩子上的两只死鹧鸪的形状。他把画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作进一步检查。

在办公室里注视着它时，他内心想：天哪，这实在是丑陋。但在它的下面……显然，不能把它拿到大厅里去拍卖，应该先由达西大厦把它买下来，然后再“偶然”发现它。

问题在于卡彭特教授，他是一位正直的人，肯定会把自己的报告留一份副本存档备查。如果一位不幸的平民——即那幅涂鸦画的原主人——在受到某位佩里格林・斯莱德的欺骗时，教授一定会愤怒到拍案而起。

另一方面，教授也没说藏在内层的画肯定是一幅杰作，只不过是也许。没有什么法规禁止一家拍卖行搏一把。赌博有风险，没有永远的赢家。所以，考虑到其中还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他向画作主人提供一个公平的价格……

他在电脑里查询卖主记录，追查到了在萨福克郡萨德伯里的哈米什・麦克菲，还有一个地址。斯莱德写了一封信，贴上邮票后寄出，愿向那位悲惨的麦克菲支付五万英镑以购买他祖父那幅“最有趣”的作品。为使这事保密，他还附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他坚信那个傻瓜会同意，这样他将亲自把支票送往萨德伯里。

两天之后，他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一个操浓重苏格兰口音的人，而且听起来，他深深地受到了冒犯。

“我的祖父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斯莱德先生。他在世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梵高那时候也一样。如今的我相信，这个世界在见到他的作品时，会承认这位真正的天才。我不能接受你的报价，我要报出我自己的条件。我祖父的作品应该出现在下个月初你们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上，不然我就把它撤回来，拿到克里斯蒂拍卖行去。”

斯莱德放下电话时浑身颤抖。梵高？那人有毛病吗？但他别无选择。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已定于九月八日举行。目录已经付印，再过两天就印好了，要修改已经来不及了。可怜的鹧鸪画作只能之后添加上去，这也不是不寻常。不过，他留有自己的信件副本和给麦克菲的报价，还把最近的那通电话录了下来。以五万英镑的报价去使卡彭特教授让步是远远不够的，但达西董事会将最大程度地支持他去对付今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指责。

他不得不“为达西大厦”购买这幅画作，那意味着，大厅里要有一位投标人，其一举一动都要确切地按吩咐去做，但看上去又不能像是达西的高级职员。他打算用伯特伦，那是搬运工的头头，马上就要退休了。工作了四十年，他绝对忠心耿耿，虽然有点爱拍马屁，但足够服从命令。

在电话的另一头，特鲁平顿・戈尔已经放下听筒，转向本尼。

“亲爱的小伙子，你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五万英镑可是一笔巨款呢。”

“相信我。”本尼说。他的语气听起来相当自信，但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向愤世嫉俗的早期绘画大师之神祈求：斯莱德会因为过于贪心而对正直诚实的卡彭特教授隐瞒自己的打算。

到月底时，达西大厦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返岗了。秋季主要拍卖会的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九月八日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

九月

佩里格林・斯莱德打定注意要对那天将要完成的这件事保持沉默。他欣喜地发现，艾伦・利-特拉弗斯也是守口如瓶的典范，甚至根本没提起过那件事。尽管如此，他们每次在走廊相遇时，斯莱德都会向他露出灿烂的笑脸。

利-特拉弗斯开始担心了。以前他常常认为这位副董事长是位花花公子，他也曾听说过，中年男士因婚姻单调乏味，偶尔会在外面搞同性恋。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由衷希望斯莱德没有看上他。

九月八日上午，达西大厦拍卖大厅响起了熟悉的激动人心的嗡嗡声，那是肾上腺素激发的冲动，是对身处艺术界为鉴别糟粕而辛勤劳动的一种补偿。

斯莱德已经关照受人尊敬的搬运工头头伯特伦早点来，并向他交代了所有细节。在为达西大厦服务的岁月里，伯特伦已经见证了达西大厦所有权的五次更替。作为一名刚从部队转业的年轻人，他继承父业当上了一名搬运工。他参加过达西家族最后一位继承人——达西老先生的退休送别派对。达西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即使是当时刚入职的搬运工，也被邀请来参加派对，但这是最后一次全体参加的活动。后来的管理层再也没有这样款待过他们这些普通职员。

伯特伦是达西大厦最后一位戴着黑色圆顶硬礼帽工作的人；他曾经在大楼内搬运过总值几十亿英镑的艺术品，从来没对这些东西动过坏脑筋。

现在他坐在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穿过他那海象般的大胡子，把一杯又一杯的茶送进嘴里。他接到的命令很简单：他要穿上一套蓝色哔叽西服坐在大厅后方，手里拿一块投标牌子，而且他只为一件作品投标。他已经看过挂在钩子上的两只死鹧鸪，这样他就不会错误地为其他静物画投标。他也已经被告知，要记住作品的题目是《猎袋》，斯莱德先生会在台上清楚地念出那个名字。

最后，保险起见，他还被告知，要注意斯莱德的脸部表情。如果斯莱德要他投标，而他还在犹豫，斯莱德会快速地眨巴一下左眼。那是要他举起手中牌子的暗号。伯特伦又去泡来一杯茶，然后去上了第四次厕所。斯莱德要求的最后一件事，是要他的托儿在关键时刻离开现场去洗手间。

艾伦・利-特拉弗斯已经选定了一份颇具价值的油画清单。最耀眼的是两幅前拉斐尔派的画作，一幅是米莱的杰作，来自于一位最近过世的收藏家；另一幅是霍尔曼・亨特的作品，已有多年未与公众见面了。紧随其后的是另两幅同样重要的油画，两幅出自约翰・弗雷德里克・赫尔林之手，另一幅则是詹姆斯・卡米克尔创作的怒海征帆图景。

拍卖于十点整准时开始。投标很勇跃，大厅里坐满了人，甚至还有人倚靠在后墙边。斯莱德有三幅静物画，题材都与猎物和猎枪有关，他决定把那幅苏格兰作品作为这一批次中未列名的第四幅进行拍卖。谁也不会感到惊奇，事情可在几分钟内解决。当他与挤满大厅的人群打招呼时，表现得极为和蔼可亲。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伯特伦坐在拍卖大厅后方，眼睛凝视着前面，牌子放在膝盖上。

在台上，当一批批拍品在接近或超过高位估价卖出时，佩里格林・斯莱德表现得相当幽默，甚至笑容可掬。他能够认出大多数投标人，但也有十几个是他不认识的。他偶尔会看见天花板上的电灯反射在厚玻璃镜片上的一道光芒，那属于坐在倒数第三排的一个穿深色西服的人。

在工作人员搬走一幅图画、把另一幅放置于画架上的短暂间歇里，他示意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到他身边来。他俯身向前，轻轻咕哝了一句：“坐在倒数第三排左边的那个日本人是谁？”姑娘走开了。

在下一次更换画作时，姑娘回来，把一张小纸条递到他手里。他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展开那张纸条。他看到的内容是：

“山本义弘先生，大阪画廊，东京和大阪。他带来了由东京银行签发的金额为十亿日元的一份信用证汇票。”

斯莱德绽开了笑容。十亿日元相当于两百万英镑呢。没有问题。他确信以前听说过或读到过山本这个姓氏。他没记错，那是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他不可能知道，这个同姓的日本人这次是来达西大厦搞一次类似的偷袭行动的；他也不会知道，东京银行的那份信用证汇票是苏茜用电脑完成的杰作。

山本先生在一些寻常作品的拍卖初始阶段投了几次标，但没有坚持不放。在画作最终拍定成交之前，他撤出来让给了其他投标人。尽管戴着难以看透神情的厚眼镜片，他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一位真诚买主的形象。

四幅静物画中的第一幅拿上来了。那三幅列上目录的画都是由相对来说不太出名的艺术家创作的，分别以五千至一万英镑的拍卖价售出了。当第三幅画被搬走之后，斯莱德用一种淘气的幽默口吻说道：“还有没包含在目录里的第四幅静物画，是后来加上去的。一幅很不错的小画作，由来自苏格兰高地的艺术家科伦・麦克菲创作。”

科利・伯恩赛德没能抵挡住诱惑，他还是把自己姓名——至少是名字的一部分——放进了那位艺术家的称呼里。这是唯一一个能认出他的地方。

“标题是《猎袋》，”斯莱德清晰地说道，“有投标的吗？一千英镑有人要吗？”

伯特伦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后面有人同意一千英镑。有超过一千的吗？”

另一块牌子举了起来。那人肯定是近视眼。其余投标人、交易人、收藏人、代理人和画廊主都难以置信地盯着看。

“向你挑战了，先生，出价两千英镑。”斯莱德说着，眼睛盯住伯特伦。他闭了一下左眼皮。伯特伦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三千英镑，”斯莱德说，“有出四千的吗？”

大厅内一片沉默。然后日本人点了点头。斯莱德迷惑了。他能够看见那人厚重的黑发中夹杂着白丝，但那杏仁色的眼睛被啤酒瓶底般的厚镜片遮盖得不可捉摸。

“你这是投标吗，先生？”他问道。

“嗨。”山本先生说着又点了一次头。他的声音像是电影《大将军》里的三船敏郎[22]。

“请你把牌子举起来好吗？”斯莱德说。日本人清楚地说：“哦，好的。”他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四千英镑。”斯莱德说。他依然很镇静，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任何人出价高于反应迟钝的伯特伦。在接到暗示后，伯特伦又举起了牌子。

大厅里最迷惑的人莫过于此刻倚靠在后墙上的艾伦・利-特拉弗斯。他从来没看见过或听说过《猎袋》，要是他见过或者听说过，这画早就在回萨福克的货车上了。目录已经印成之后，要是斯莱德想在拍卖时添加一件作品，他应该会提起。还有，麦克菲是谁？他从来没听说过。也许是斯莱德打猎时的同伴的先人。现在价格已经超过了五千英镑，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也没有关系，任何物品都可以获得一个体面的价格，对这件破烂货来说，这已经是个奇迹。赚取的佣金可使董事们喝上一阵名贵红葡萄酒了。

在此后的三十分钟时间里，利-特拉弗斯开始感到不安。他能够看见后脑勺的那个日本人一直在点头，口中说着“嗨”，而坐在更靠后部，在柱子后面、在他视野之外的某个人，一直在与他咬价。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这是一幅丑陋的烂画，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拍卖大厅已经陷入了沉静。价格已经上涨到五万英镑。

利-特拉弗斯拖着脚步沿后墙走过去，走到柱子旁边才抬头看。他差点心脏病发作。看在上帝的份上，神秘的投标人原来是伯特伦。那只能意味着，斯莱德想把它买下来，为达西大厦。

脸色灰白的利-特拉弗斯遇上了大厅另一头的斯莱德的目光。斯莱德微微一笑，又向他挑逗地眨了眨眼。这就明朗了。他的副董事长一定是疯了。他匆匆走出大厅来到了分发牌子的姑娘们那里，抓起一部内线电话打到董事长办公室，要求盖茨黑德公爵接听，因为他有急事要汇报。

在他回到大厅之前，价格已经拍上了十万英镑，而且山本先生仍然不想退出。斯莱德现在正以一万英镑一次的加价往上拍，心里已经非常着急。

只有斯莱德一个人知道，两只死鹧鸪下面是一幅价值几百万英镑的杰作，但日本人为什么还在出价？难道他也知道一些内情？不可能，这幅画是在无意间闯进圣埃德蒙兹伯里分部的。难道卡彭特教授在远东的某个地方说漏过嘴？同样不可能。难道是山本先生独独钟情于这幅画？难道他一点品位也没有？难道他认为，东京和大阪的那些大亨会涌向他的画廊，用昂贵的价格买下这幅破烂画？

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他不能拒绝山本先生的出价，更何况是当着整个大厅人群的面。但因为知道鹧鸪下面是什么，他也不能暗示伯特伦停止投标，让这幅作品流向日本。

其余竞拍人意识到眼前出了怪事。这种事情他们以前谁也没见过。台上展示的是一幅极为丑陋的作品，一般也就只能在地摊上看到，而现在两个投标人却把它的价格抬上了天。一个是蓄着海象般大胡子的古怪老头，另一个是寸步不让的日本武士。他们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有内幕。

他们全都知道，美术界不适合胆小鬼涉足，和这个行业里的某些诡计比起来，科西嘉的杀手看上去简直像是牧师。在场的每位专家都记得那件真实发生过的事：两个艺术品商人去一座残破古旧的庄园参加展卖会，其中一人发现了一幅画有一只死野兔的静物画，这幅画就挂在楼梯井旁，甚至没有参展，但他们基于第六感把它买了下来。死野兔原来是一代大师伦勃朗记录在册的最后一幅油画。谁能肯定卧病在床的伦勃朗不会画出眼下这幅那么难看的鹧鸪呢？于是他们现在睁大眼睛盯着看，寻找隐藏在其中的天才手笔，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拍卖仍在继续。

在拍至二十万英镑时，门口有一阵骚动。人们让出一条通道，脸色阴沉的盖茨黑德公爵走了进来。他靠在后墙边，像是一只随时要啄食活肉的秃鹰。

拍上二十四万英镑时，斯莱德的自我控制开始崩溃。一层细密的汗珠出现在他的前额上，在灯光的照耀下特别显眼。他的音调已经高了好几个八音度。他内心有个声音正在尖叫，想让这场闹剧停下来，但他没法停住。他那精心编写的剧本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二十五万英镑时，他左眼周围又因为神经性痉挛开始跳动。大厅的另一头，老头子伯特伦看他不停地眨眼就继续投标。这个时候，斯莱德想要他停下，但伯特伦知道他所接到的命令：一次眨眼，一次投标。

“超过你了，先生。”斯莱德朝日本人发出粗砺的叫声。一阵长时间的停顿。他祈求这场噩梦能够就此结束。山本先生以清晰的声音说道：“嗨。”斯莱德的左眼飞快地颤动起来，于是伯特伦又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在达到三十万英镑时，利-特拉弗斯愤怒地在公爵耳边说了些什么，秃鹰于是果断地从墙边朝他的雇员伯特伦移动。静悄悄的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日本人身上。他突然起身，把牌子往座位上一放，朝佩里格林・斯莱德恭敬地鞠了一躬，然后走向大门。人群让出一条通路，就像红海为摩西让路那样。

“一，”斯莱德有气无力地说，“二。”

他的槌子敲在台子上，整个大厅沸腾了，一如每次不堪承受的紧张局面过去之后，每个人都想和邻座说点什么。斯莱德有点恢复过来了，他擦拭脑门，把余下的拍卖工作交给利-特拉弗斯后走到台下。

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伯特伦走向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准备去泡一壶好茶。

公爵转向他的副董事长，厉声道：“我的办公室。五分钟内，劳驾。”

“佩里格林。”当董事长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俩时，公爵开始说话了。没有叫他“佩里”或是“老伙计”。连表面的友善也不见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刚才是在干什么？”

“主持拍卖。”

“别对我装疯卖傻，先生。两只鹧鸪的涂鸦画，那是垃圾。”

“初看时是这样。”

“你想把它买下来。为达西大厦。为什么？”

斯莱德从胸袋里取出那两页信件，以及科尔伯特学院的卡彭特教授出具的那份报告。

“我希望这能够解释一切。原本最多五千英镑就能拿下。要不是那个发了疯的日本人，我早就到手了。”

盖茨黑德公爵在窗户前的阳光里仔细阅读了报告。他的表情变了。他祖先靠杀人抢劫成了名门望族，与本尼・伊文思一样，祖宗的基因是顽强的。

“情况不同了，老家伙，情况完全不同了。还有谁知道这事？”

“没了。我是上个月在家里收到这份报告的，一直亲自保管着。斯蒂芬・卡彭特、我，现在还有你。就这些。我认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那么原主人呢？”

“一个白痴苏格兰人。原先我向他报价五万英镑，但那傻瓜回绝了。我留着那封信和他拒绝时的电话录音。现在嘛，当然，我希望他当时就同意了。可我没法料到今天上午那个疯狂的日本人会来这么一出。该死的，他差点把宝贝从我们手中夺走。”

公爵想了一会儿。一只苍蝇在窗玻璃上发出嗡嗡的响声，如同寂静时响起的电锯声一样。

“契马布埃，”他喃喃地说，“杜乔。天哪，我们达西大厦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们的作品了。七百万？八百万英镑？听着，立即与这画的主人结清账。我会批准的。你希望谁来负责修复呢？科尔伯特学院？”

“那是一家大机构，人多嘴杂。我想把任务交给爱德华・哈格里夫斯。他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他单独工作，口风很紧。”

“好主意。就这么办吧。由你负责。修复工作完成后告诉我。”

爱德华・哈格里夫斯确实是独自工作，他生性阴郁、行踪隐秘，在哈默史密斯开了一家私人画室。在修复以及去除名画表面图层方面，他无可匹敌。

他阅读了卡彭特的报告后，想与这位教授进行一次面谈。但要是卡彭特教授获悉一笔可观的佣金落入别人的腰包，也许会勃然大怒，于是哈格里夫斯决定保持沉默。但他知道科尔伯特学院的信纸、信封和教授签名的权威性，所以他以这份报告作为他自己的工作基础。在斯莱德亲自把这幅苏格兰静物画送到他的画室时，他对这位达西大厦的副董事长说，他需要两个星期时间进行修复。

他把画作放在朝北窗户下的画架上，头两天里，他只是盯着它看。必须极为细心地把上面那层维多利亚时期的厚重油彩去掉，这样才不会损坏底下的那幅杰作。等到第三天，他开始工作了。

佩里格林・斯莱德在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接到电话。他已经等不及了。

“嗯，怎么样，我亲爱的爱德华？”

“工作已经完成。静物画下面的作品现在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

“色彩怎么样？与画上去的时候一样鲜艳吗？”

“哦，这是毫无疑问的。”线路上的那个声音说。

“我派车来接你。”斯莱德说。

“也许我该带着这幅画一起来。”哈格里夫斯谨慎地说。

“好极了，”斯莱德绽开笑容，“我的宾利车半个小时内来接你。”

他致电盖茨黑德公爵。

“干得好，”董事长说，“让我们来揭开它的面纱。我的办公室，一千两百点钟[23]。”

他曾经在冷溪近卫步兵团[24]当过兵，在与部下讲话时喜欢加一些军事术语。

十二点差五分时，一名搬运工在董事长办公室支起一只画架后离开了。十二点整，爱德华・哈格里夫斯在佩里格林・斯莱德的陪同下，用软毯子包裹着那幅蛋彩颜料的木板画，走进房间。他把画作放在了架子上。

公爵已经打开了一瓶唐培里侬香槟王。他为每位客人倒上一杯。斯莱德欣然接受了。哈格里夫斯犹豫着没有接受。

“那么，”公爵绽出笑脸说，“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杜乔的作品？”

“呃，这次不是。”哈格里夫斯说。

“给我个惊喜，”斯莱德说，“是契马布埃的作品？”

“确切地说，不是。”

“我们等不及了，”公爵说，“来吧，揭开毯子。”

哈格里夫斯照办了。该画显然确如科尔伯特学院的来信所描述的。画面精美，是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画派的风格。

背景是中世纪的风景，有平缓的山丘，远处还有一座古钟楼。近景是唯一的活体。那是一头毛驴，或者说，是《圣经》中的驴子，正绝望地凝视着观赏者。

它的生殖器官软绵绵地垂向地面，就好像不久前刚被彻底拉了出来。

中景是浅浅的山谷，还有一条土路朝下通往中央。在土路上，从山谷里出现的，是一辆虽小但完全足以辨认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

哈格里夫斯盯着房间里的某个地方沉思着。斯莱德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于心脏病发作，接着，他变得希望自己立刻就能死去，然后开始害怕，怕自己没能立即死掉。

在盖茨黑德公爵的内心深处，五个世纪的教养在努力控制住自我。最终，教养占了上风，他一言未发地走出了房间。

一个小时后，佩里格林・斯莱德被永久性地请出了这座大楼。

尾声

九月份余下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事。

在回答日常电话询问时，萨德伯里的那位报亭老板确认了第二封印有浮雕图案的信件正在等待麦克菲先生。特鲁比装扮成留着姜色胡子的苏格兰人，坐火车去取那封信。信封内有一张来自达西大厦的支票，金额为二十六万五千英镑。

他使用由苏茜精心制作的电子文件，在海峡群岛根西岛的圣彼得港的巴克莱银行开了个账户，那里是英国领土中最后的免税天堂之一。支票过户并兑现之后，他当天坐飞机返回伦敦，在街边的一家加拿大皇家银行，又以特鲁平顿・戈尔的名字开了另一个账户。然后他又去巴克莱银行，把哈米什・麦克菲先生名下的整笔款项，转到了伦敦市区戈尔先生的账户上。巴克莱银行的副总经理对于这个苏格兰人的开户和关户速度之快甚为惊奇，但没有反对。

加拿大银行对英国大陆的税法不屑一顾。特鲁比从那里支取了两张银行支票。

一张支票的金额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英镑，寄给了科利・伯恩赛德。老头子余生都能沉浸在佳酿红葡萄酒中了。

特鲁比提取了一千七百五十英镑现金作为他自己的基本生活费。第二张支票是给本尼・伊文思和苏茜・戴的，金额为十五万英镑。余下的十万英镑由乐于帮助的加拿大银行建立一项长期高收益的基金，在特鲁平顿・戈尔的余生中，每月支付给他约一千英镑的生活费。

本尼和苏茜结婚后回到了本尼的故乡兰开夏。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画廊，苏茜则成了一名自由职业的电脑程序员。一年之内，她的头发褪尽了过氧化物染色剂，脸上也卸去了厚重脂粉，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

特鲁比从海峡群岛返回家中后，收到了来自永世制片公司[25]的一封信。信里说，他曾经在其中出演过一个小角色的《007之黄金眼》，该片的男主角皮尔斯・布鲁斯南希望他能够在下一部邦德影片中出演一个大角色。

有人把情况透露给了查利・道森，而他在卡彭特教授饶有兴趣的帮助下，把这桩艺术界的丑闻掩盖了起来。

警方继续搜寻哈米什・麦克菲先生和山本先生，但苏格兰场对破案并不抱有很大希望。

玛丽娜把她的回忆录卖给了《世界新闻报》。埃莉诺・斯莱德夫人随即与伦敦最负盛名的离婚律师菲奥娜・沙克尔顿召开了漫长的会议。她与佩里格林・斯莱德先生达成协议，后者净身出户，没能得到任何财产。

斯莱德离开了伦敦。人们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说他在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经营着一家名声不怎么样的酒吧。而盖茨黑德公爵，则再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风光了。

老 兵

第一天，星期二

街角上一家小便利店的老板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至少，他声称看到了。

当时他在店里靠近橱窗的位置，正在重新布置，好让陈列的商品看起来更怡人。他抬起头时，看见一个人正在过马路。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他走路有点跛，店主肯定很快就会把目光移开。店老板之后作证，当时街上没有其他人。

那天天气炎热，空气似乎凝固了，让人感到闷热难受。在一层薄薄的灰云笼罩下，这条名字极其可笑的天堂路一如既往地荒凉、破败，位于充斥着涂鸦、毫无生气、滋生罪恶的一片住宅区的中心，玷污了莱顿、埃德蒙顿、达尔斯顿和托特纳姆之间这一带的风景。

三十年前，在盛大的开盘典礼上，青林园小区被誉为“为劳动人民提供的新型经济适用型政府公房”。光是小区的名字就够让人起疑的了。这里没有青草、没有树林，且自中世纪起就没有见到过果园。实际上，它是由崇尚世界共产主义的市政委员会规划，并由那些其实喜欢住在乡间小别墅里的建筑师们设计的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古拉格。

此后，青林园走下坡路的速度比比利牛斯山上的环法自行车赛选手还要快。到一九九六年，那些连接着阴森住宅区的拥挤的走廊、地下通道和小巷子到处都是污痕和尿渍，只有到了晚上，这里才显得有些活力，流氓地痞、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自己的地盘上徘徊漫游，与当地的毒品贩子进行肮脏的交易。

那些相当受人尊敬的退休工人们试图保卫自己年轻岁月里的旧品德，整日守在防盗门后，唯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团伙。

这个街区的楼房都有七层高，楼门前都有一条露天通道，两头都有一座油腻的楼梯井，楼房之间曾经是青草地。几辆锈迹斑斑的废弃汽车已被掏空了内部零件，匍匐在横跨公共娱乐广场内的几条小路上。穿过这几条狭窄的通路，就是天堂路。

曾几何时，这条购物街的商铺也有过繁荣兴旺的时期，但偷盗行窃、恶意毁坏，被砸碎的窗玻璃和因种族歧视而滋生的欺凌行为，把店主们搞得筋疲力尽，大多数商店后来都关门停业了。半数以上的店铺门面上都覆盖着被涂满了涂鸦的胶合板或卷帘门，少数仍在苦心经营的商店都装上了护栏网。

街角上，维吉・帕特尔先生仍苦苦支撑着他的店面。十岁那年，因为再也无法忍受伊迪・阿敏[26]的暴政统治，他跟随父母亲从乌干达移民到这里。英国接纳了他们。他十分感激，他热爱他的第二祖国，遵纪守法，努力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九十年代道德水准的持续堕落退化困惑不已。

有块地方被伦敦警察厅称为东北象限，陌生人晃到那里去很不明智。那个跛脚男子就是个陌生人。

在他距那个街角只有十五码距离时，两个男人从两家钉上了板条的商店之间的一条水泥路面小巷里冒了出来，走到他面前。帕特尔先生僵住了，继续注视着。他们长得不一样，但都来势汹汹。他对这两种人都很了解。其中一人很壮，剃了个光头，长着张猪脸。即使相隔三十码距离，帕特尔先生也能够看见他左耳垂上闪着光的耳环。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衫，硕大的啤酒肚垂在他的宽皮带上。他在陌生人面前摆好了四平八稳的架势，陌生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停下脚步。

第二个人的身材较为苗条，穿着淡色斜纹裤和灰色的拉链开襟防风衣，长而油腻的头发贴在耳后。他溜到陌生人背后守着。

大个子举起右拳，伸向将遭抢劫的那个人。帕特尔先生看见拳头上有金属的反光。他听不见他们的交谈，但他看到大个子嘴唇张合，在对陌生人讲话。在这种时候，被害人应该交出钱包、手表以及身上带着的所有值钱物品。运气好的话，抢劫的人夺得战利品后就会跑开，受害者说不定可以幸免于皮肉之伤。

陌生人可能太傻了才会这么做。他在数量和重量上，都敌不过对手。根据他的灰白头发可以推断，他已经人到中年，加上跛脚，他显然无法行动自如。但他反击了。

帕特尔先生看见陌生人的右手从身侧提上来了，动作相当快。他似乎稍稍摆动了一下臀部，并转动双肩以增加打击力度。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个子的鼻梁上。即使隔着玻璃墙，帕特尔先生也能听到，原先如哑剧般的沉默被一声痛苦的尖叫所打破。

大个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用双手捂住脸。帕特尔先生看见，那人的指缝间隐约淌着血。后来在录口供的时候，这位老板不得不停顿一下，以便更仔细地回顾当时及之后发生的事。长头发从陌生人背后出手，一记重拳打在他腰上，然后又在中年人的腿凹这儿踹了一脚。这就够了。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青林园住宅区，人们穿的鞋子，要么是运动鞋（可以快速奔跑），要么就是皮靴（可以踢人）。这两个行凶者都穿着皮靴。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像胎儿般蜷缩着身体以保护要害部位，但有四只皮靴向他身上轮番踢来，那个一只手仍捂着鼻子的大个子歹徒，还朝他的脑袋踢了上去。

据这位店主估计，他们踢了差不多有二十几下，也许更多，直到受害者停止了扭动和翻滚。长头发弯腰拉开陌生人的夹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帕特尔先生看见那只手伸出来，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只钱包。然后那两个人都直起身来，转身跑回那条水泥路小巷，消失在了住宅区那迷宫般拥挤的小巷子里。在离开之前，大个子从牛仔裤里拉出T恤衫，捂住鼻子里流出来的鲜血。

店老板帕特尔先生看着他们消失，然后走到他放了部电话的柜台后面。他拨了999报警电话，因为女接线员坚称，报警者表明身份后她才能召来应急服务机构，他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完成这些手续后，帕特尔先生要求接线员派警察和救护车来。然后，他回到了橱窗前。

那人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没人去照料他。这里不是人们喜欢凑热闹的那种街道。帕特尔先生很想穿过马路去提供帮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识，担心在搬动那人时反而会帮倒忙，也担心自己的小店，担心歹徒会折返。所以，他只好原地等着。

警车首先抵达，花了不到四分钟时间。车内的两名巡警在接到电话时，碰巧正在半英里之内的公路上巡逻。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区以及天堂路的位置。春季种族骚乱时，他们也都在当班。

当警车“吱”的一声停下，警笛声渐渐减弱时，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察下车朝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跑了过去。另一名留在方向盘前，用无线电确认救护车已经出发。帕特尔先生能够看见，两位警察都在察看街对面他的商店，核实拨打999报警电话的门牌号码，但他们都没有朝他走来。这事可留待以后做。当救护车闪烁着灯光、鸣着喇叭从街角转过来时，警察们都把视线转了过去。目瞪口呆的路人已在天堂路两头聚集起来，但人们都保持着距离，没有走近。警方之后会找他们要目击者的证词，但那无疑是浪费时间。在青林园小区，人们只看热闹，从来不帮助警方。

车上下来两名专业而又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对他们来说，对警察也同样，程序就是程序，必须照规矩办。

“看起来他被抢劫了，还被打了一顿，”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员说，“好像被揍得挺厉害的。”

急救人员点点头，开始工作。没有外伤需要止血，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脖子。对遭受冲撞或重击外伤的受害人而言，如果颈椎已经受损，再被外行人的胡乱搬动进一步伤害，很可能会当场死去。这两个人迅速给受害者安上一只半硬质的护颈以防止脖子左右摆动。

下一步是把他抬上担架，以固定颈椎和脊椎。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在此之后，才能把那人放到担架车上，再抬上救护车。急救人员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不到五分钟，他们就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员说，“受害人也许要录一份口供。”

应急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十分清楚谁干什么和为什么。这可以节省时间。急救人员点点头。救护车是他的岗位，负责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他已经明白伤员开口说话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只是轻轻地说：“离得远一点。这可是个重伤员。”

警员爬上救护车，坐在靠近驾驶室的安全隔板那儿。司机“砰”地关上车尾的门，跑向驾驶室。他的同伴俯身察看担架上的伤员。高音喇叭一经拉响，那些瞪着双眼的旁观者便让开一条路。不消两秒钟，救护车就飞驰过天堂路，驶上交通堵塞的公路。警员仍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员。

气管，气管必须畅通。气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会使病人窒息，致死的速度几乎与被子弹击中一样快。急救员用一只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个吸烟者体内会有的量，不过没什么血。气管畅通后，呼吸还是较浅，但足以维持生命。安全起见，急救员把与氧气袋连接的一只氧气面罩盖在了肿胀的脸上。快速的肿胀使他忧虑，这种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脉搏检查：正常，但非常快，这是颅脑可能损伤了的另一种迹象。人脑的意识状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说，最高为十五。完全清醒、意识清晰时是十五比十五。指数表明，伤员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断下降。数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伦敦医院，”他高声喊道，盖过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急诊室，还有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其他轿车和卡车都已经靠边停下了车，于是他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家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不过，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很有必要。

司机与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南托特纳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预计抵达皇家伦敦医院的时间，要求急诊室的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坐在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是对的。头部重伤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袭击之后，是整个脸部和头部的软组织会迅速隆起，变成一张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肿胀的滴水嘴兽[27]的脸。这个伤员还躺在人行道上时，面孔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皇家伦敦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了。救护车后门被迅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初级医生；另外还有三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担架要还给我。”急救员喊道，但没人理他。他不得不第二天再来取回担架。警察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道。

“去那里，”急救员说，“但别挡路。”

警员顺从地点点头，从旋转门进去了。他仍想着能从伤员这里得到口供，但他唯一听到的话来自一位高级护士。

“坐在这里，”她说，“别碍事。”

不到半个小时，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在当地被称为“多佛尔监狱”的多佛尔街警署派来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负责侦查工作。案发现场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开来，十几名警察在那里忙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层公寓。案发现场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重视，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敲门查询的工作还在继续。

那位督察很快便致电刑事调查局的同级警官，因为这显然是侦缉人员的工作了。在“多佛尔监狱”，正在食堂里悠闲地喝茶饮酒的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被艾伦・帕菲特侦缉警司叫去，艾伦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抢劫案。杰克声称正在处理一系列窃车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他的申诉没有成功。人手紧张，没有办法。八月，讨厌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他与搭档卢克・斯金纳侦缉警长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顾问同时抵达现场。警方搜查顾问团队从事的是一份极不愉快的工作。他们身穿厚厚的连体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任务是在犯罪现场寻找线索。但线索通常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装袋，之后再去分拣、辨认。这工作又脏又累，还得手脚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厌的场所爬着进行。青林园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地方。

“他们偷走了一只钱包，杰克，”已经与帕特尔先生谈过话的那位督察说，“而且其中一名袭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他逃跑时，撩起T恤衫用下摆捂住了脸。也许有血洒到了地上。”

伯恩斯点点头。警方搜查顾问们手脚并用地在发臭的水门汀路面上寻找物证，穿制服的警察们则努力在找其他的目击证人。这时，杰克・伯恩斯走进了维吉・帕特尔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员，”他自我介绍，并出示了证件，“这位是斯金纳警官。我想，你就是拨打999报警电话的人？”

帕特尔先生给杰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伦敦警察厅已经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尔监狱”。在他的家乡德文郡，人们随时随地愿意尽力帮助警察，但伦敦东北地区则完全不同。帕特尔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帕特尔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帮助。他的证词详细、清楚、准确。在斯金纳做的冗长笔录中，他确切地解释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袭击者的衣着。杰克・伯恩斯很喜欢这样的人。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顿地区发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维吉・帕特尔那样的证人就好了。当他在斯金纳警长的手写笔录上签名时，黄昏开始降临青林园小区。

“如果你愿意，先生，我想让你到警署来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后这么说，“你也许能指认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应该找的是什么人，那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帕特尔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请你们谅解。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而我晚上十点才关门。但明天我弟弟会回来，他去度假了。你们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节。明天上午我可以出来。”

伯恩斯想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半去法院，有个犯人要取保候审。这事只能交给斯金纳了。

“上午十一点钟怎么样？你认识多佛尔街警署吗？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当他们穿过街道走向他们的车时，斯金纳说：“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我喜欢这个人，”伯恩斯说，“当我们抓住那些狗杂种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结果。”

在驱车返回多佛尔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过无线电话了解到那个伤员被送到了何处，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五分钟之后，他们联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装袋送到警署，”他告诉年轻的警官，“还有身份证。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他的身份。你拿到所有这些后，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派人来接替你。”

卡尔・贝特曼大夫并不关心躺在担架车上的伤员的名字和地址，也不关心是谁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活下来。担架车从停车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抢救小组立即开始工作。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处受了伤，但规则很清楚：首先要对付致命的，然后再治疗其他。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开始了抢救。

A是气管（Airway）。急救员做得很好。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喘息声，但气管是畅通的，颈部已经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顾问医生撕开伤员的外套和汗衫，用听诊器检查胸部和背部。

他发现有两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关节粉碎性骨折或嘴巴里的牙齿缺损了一样，都不会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边。尽管肋骨骨折，但伤员仍有规律地呼吸着。如果伤员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术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倒是脉搏使他担忧。脉搏已经超过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太快了：这是可能有内伤的一种症状。

C是循环（Circulation）。还不到一分钟，贝特曼医师就备妥了两根静脉留置针。通过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验。接着，在其他检验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伤者的两条手臂把一升晶体液输入他体内。

D是伤残（Disability）。这方面情况不好。伤者的脸和头已经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数现在是六比十五，而且还在不断下降，非常危险。伤者的大脑受了重伤，卡尔・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员，幸亏他多花了几分钟时间把伤员送到了设有神经外科的皇家伦敦医院。

贝特曼大夫打电话给扫描室，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他马上把伤员送过去。然后，他又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资深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威利斯大夫。

“我这里有一个颅内积血的伤员，保罗。格氏指数现在是五，而且还在下降。”

“拍完片子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吧。”神经外科医生说。

当初被打倒在地时，那人穿着袜子、鞋子、内裤、领口敞着的衬衫，系有一条皮带的长裤、夹克和一件轻便防水外套。腰部以下的裤子和鞋袜不成问题，已经直接被脱掉。为防止颈部和头部的震动，外套、夹克和衬衫则被剪去了。然后，所有这些衣物连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装进塑料袋，交给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员。不久，当接替警员抵达后，他带上这些物品返回多佛尔街警署，呈交给一直等待着的杰克・伯恩斯。

头部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伤员有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大脑，这种压力足以致命，而且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

晚上八点十五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扫描清楚显示了颅内受压迫的部位，主治医师威利斯大夫根据扫描结果来寻找，他知道，从某个点进去可以径直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三个小孔，然后按照标准脑外科手术的方法，用锯子把孔连起来，锯出一块正三角形的颅骨。

移去这块三角形的颅骨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了起来。血块去除后，压力随即消除，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原有的范围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后，将头皮缝合起来，随后扎上厚实的绷带，直至两者都自然结合并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满希望地认为手术很及时。

人体是一套很不可思议的古怪装置。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经受大面积创伤而存活。当血肿被清除、大脑完全恢复其内腔尺寸后，病人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志。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于麻醉药仍未消退，没人知道手术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还没有恢复，人们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清洗双手和双臂之后，换掉衣服，回到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没有。”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半包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带着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不值钱，而且修补过，但擦得很亮。裤子也不值钱，已经穿旧了，但裤缝笔挺。衬衣，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了，但也被烫过了。这个人一贫如洗，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一张信用卡，或者是写给他本人的一封信。”伯恩斯说。他在按要求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目前，我只得暂时称他为UAM了。”

美国人称这种人为“约翰・多伊”，伦敦警察厅则称之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 Adult Man）。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热。两位刑警把文件资料柜锁上，在回家之前还有时间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里之外，那个整洁的人仰面躺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他的呼吸浅显，但有规律，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为他检测脉搏，还是太快。

杰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别担心，伙计，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卢克・斯金纳说。但是他错了。

第二天，星期三

对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来说，这是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这一天有两项收获、两个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过这在破案过程中也稀松平常。如同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那样手到擒来的案子，刑警们极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归功于帕特尔先生。这位烟杂店老板在十一点整来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帮助。

“我想让你看一些照片。”当他们在一个像是电视屏幕的东西前坐下来之后，伯恩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刑事档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夹在一大本或者好几本相册的塑料薄膜里的。伯恩斯仍喜欢这种老式的方法，因为证人可以前后翻动，直到他们作出选择。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现在了荧光屏上。

首先出现的是一百张照片，是警方认定的伦敦东北地区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倒不是说仅限于这一百个，实际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从“多佛尔监狱”所熟悉的那些先开始。维吉・帕特尔先生是刑警们梦寐以求的帮手。

当第二十八张面孔在屏幕上闪现时，他说：“这个。”

他们凝视着的是一张残忍的面庞，还含有相当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恶。身材粗壮，剃着光头，戴着耳环。

“你能肯定吗？以前从没见过他？比如说，以前从没到过你的店里？”

“没有，以前没见过。但他就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个人。”

图片说明中显示，该人叫马克・普赖斯，下面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当第七十七张面孔闪现时，帕特尔先生作出了第二次指认。那人长着一张灰黄色的长脸，一头直发垂在两侧的耳后，名叫哈利・科尼什。帕特尔指认这两张面孔时都毫不迟疑，对于其他面孔，他审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两秒钟。伯恩斯关掉机器。刑事档案室会有那两个人的全套档案。

“当我追踪并抓住这两个人后，要请你来参加列队辨认。”伯恩斯说。店老板点点头。他很愿意。在他离去之后，卢克・斯金纳评论说：“哇，伙计，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啊。”

在等待刑事档案室的电脑调出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全套资料期间，杰克・伯恩斯把头探进了刑事侦缉科的警卫室。他要找的那个人俯身在一张写字台上填写表格。

“查利，能跟你说一句话吗？”

查利・库尔特比伯恩斯年长，但仍然是一名侦缉警长，他已经在“多佛尔监狱”干了十五年。对于当地的歹徒，他了若指掌。

“那两个吗？”他哼了一声，“十足的畜生，杰克。不是本地人，大约是三年前搬来的。犯的都是低智商的小案子。行凶抢劫、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足球流氓，加上一些人身伤害什么的。两人以前都蹲过牢。怎么了？”

“这次是严重的人身伤害，”伯恩斯说，“昨天把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踢成了昏迷。有他们的地址吗？”

“手头上没有，”库尔特说，“最后听说的是，他们合住在公路旁一座抢占来的空房里。”

“不是在青林园里吗？”

“应该不是。那里通常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一定是偶然经过那里。”

“他们背后有没有帮派？”

“没有。他们都是单干的。只是会一起出没。”

“是同性恋吗？”

“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估计不是。科尼什曾犯过一次猥亵罪，对一个姑娘。但后来让他给逃脱了。女的改变了主意。很可能是受到了普赖斯的恫吓。”

“吸毒吗？”

“这方面不知道。更像是酒鬼。酒吧斗殴是他们的专长。”

这时，库尔特的电话响了，于是伯恩斯就走开了。刑事档案室的资料送过来了，上面记载着那两个人的地址。伯恩斯去见他的上司——艾伦・帕菲特警司，让他批准自己的请求。下午两点钟，地方法官对那处列名的房产签发了搜查令。两位有持枪证的警官从枪械室里领取了随身武器，加上伯恩斯、斯金纳与其他六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门用的冲击锤，组成了一个十人搜查小组。

突击搜查安排在下午三点。那座房子既陈旧又破败，一旦某个房地产商获得了该地块的开发权，肯定会把它拆掉。在过渡时期，门窗封上了板条，水电和煤气也已经被切断。

油漆斑驳的房门在轻推之后没能推开，于是警官用冲击锤把门锁撞落，一行人跑上楼梯。两个歹徒各自住在楼上肮脏、简陋的房间里。两个人都不在家。两位武装警官把手枪收进枪套。搜查开始了。

搜查小组在寻找一切可疑物品。钱包及其原先的内容、衣物、靴子……他们可不客气。如果说他们到达时这里还算一处花哨俗气的抢占住房，那么当他们离开时，它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温馨的家了。但他们只获得了一份战利品。那是团起来塞在旧沙发后面的一件污秽的T恤衫，前襟沾有血渍。它被装进塑料袋，并做上了标记。所有其他衣物也被同样处理了。如果取证科的人员能在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从受害人衣物上掉下来的织物纤维，那就能证明这两个歹徒当时确实在现场，而且曾与跛脚男子有过肢体接触。

当搜查员们在屋内寻找物证时，伯恩斯和斯金纳来到了街上。邻居们大都见过那两个歹徒，谁也没说他们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后吵吵嚷嚷地回家，况且，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八月的一个中午会在什么地方。

回到警署后，杰克・伯恩斯开始打电话。他要求全面搜寻这两个不见了的人。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咨询皇家伦敦医院的急救外科医师卡尔・贝特曼大夫，然后分别致电了另三家医院的急救室。圣安妮路医院的一位初级医师为他带来了好消息。

“明白了。”伯恩斯搁下电话时喊了一声。一位优秀的侦探具有猎人的直觉，证据正慢慢拼凑到一起的良好感觉引起了肾上腺素的飙升。他转向斯金纳警长。

“去圣安妮路。找急救科的梅尔罗斯医生做一份详细的笔录，再让她签个字。带一张马克・普赖斯的照片去作辨认。把昨天整个下午的急救医疗记录本复印下来。然后把所有这一切带回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斯金纳问，他注意到了伯恩斯说话的语气。

“与普赖斯描述相符的一个破了鼻子的男人，昨天去了那里。梅尔罗斯医生发现他的鼻子伤了两处。在我们找到他时，那只鼻子已经被重新矫正过并扎上了厚实的绷带。而梅尔罗斯会作出确凿的指认。”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猜猜。刚好五点，昨天下午。”

“天堂路袭击事件之后三个小时。这案子我们快要得到结果了。”

“是的，小伙子，应该是的。快去那里吧。”

斯金纳离开后，伯恩斯接到了警方搜查顾问团队的警长打来的电话。消息令人失望。前一天太阳下山前，他们手脚并用爬遍了犯罪现场的每一寸土地，对那里作了彻底的检查。他们已经爬进了每一个角落和裂口，检查了每一条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块污秽的草皮和滑溜的排水沟。他们已经搬移并倒空了能够找到的仅有的五只公用垃圾桶。

他们找到了一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肮脏的注射器和油腻的食品包装袋等这种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但他们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找到钱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只偷来的钱包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等到有空时再去检查里面的钱物。现金他会拿走并花掉，其他物品则扔在某个地方，但不会是青林园小区里。而且他居住在半英里之外。那是很大一片地方，会有太多垃圾箱、太多条巷子、太多废铁桶。钱包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也有可能——要是幸运的话——仍留在他的口袋里。他和普赖斯可不是参加《智多星》[28]的料。

至于普赖斯，他用T恤衫捂住流血的鼻子，以防鼻血落在人行道上，直到离开这个小区。不管怎么样，一位优秀的目击证人，以及袭击之后三个小时在圣安妮路医院治疗鼻子创伤的证据，对于一天的侦查工作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他的下一个电话是贝特曼大夫打来的。消息也有点让人失望，但还不是灾难性的。他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则令人鼓舞。那是库尔特警长打来的，他对该地区比其他人都熟悉。库尔特在电话里告诉他，科尼什和普赖斯正在达尔斯顿打桌球。

伯恩斯下楼梯时，卢克・斯金纳刚好步入前厅。他从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完整的证词，还有身份证明和医疗记录的复印件，普赖斯是用真名挂号就医的。伯恩斯让斯金纳锁上这些物证，然后与他一起坐车出发。

当警察抵达时，那两个歹徒仍在玩桌球。伯恩斯尽量长话短说，公事公办。他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和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作为后援，现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窗。打桌球的其他人只是用幸灾乐祸的神色注视着。

普赖斯用他那双猪眼睛狠狠盯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一大块石膏。

“马克・普赖斯，昨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你涉嫌参与了在埃德蒙顿对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恶性人身伤害。我现在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后你要在法庭上据以陈述的问题，那么对你的辩护是非常不利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普赖斯慌乱地看了被视为主脑的科尼什一眼。科尼什轻轻地摇了摇头。

“滚开，该死的。”普赖斯说。他被转过身来，扣上手铐后押解出去。过了一会儿，科尼什也跟着出来了。两个人都被带上了警方的面包车，与六名警官坐在一起，随这支小小的车队回到了“多佛尔监狱”。

手续，总是需要办理手续。在返程的车上，伯恩斯请部队医疗警官立即赶到警署。他不想在以后受到投诉，指责警方粗暴地对待疑犯的鼻子。而且他还需要一份血液样本，以便与T恤衫上的血迹进行比对。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证据。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样送来的时候，他就右手拳头询问了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复，陷入了沉思。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逮捕是在下午七点十五分，这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此后，要么他的上司能再给他十二个小时，要么地方法官让他延长二十四个小时。

作为一名实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须再写一份报告，签好名，附上连署人的姓名。他需要医疗警官的证词，以证明那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适合接受审问。他还需要他们所有衣物和口袋里的物品，以及他们的血样。

卢克・斯金纳一直像老鹰一般盯着那两个人的举动，确保自他们从桌球房被带出后押上警车起，没从口袋里往外扔过东西。但没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现在就想要一位律师的请求。在此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其实，这个要求他不是说给警察，而是说给他的同谋听的。普赖斯清楚地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办理手续花了一个小时。黄昏开始降临。医疗警官离开了，他留下了证词，即这两个人都适合受审，还有关于拘留时普赖斯鼻子的状况。

两个歹徒被分开囚禁起来，都穿上了纸质的连体囚服。两人都喝了茶，之后还会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照规定来，一切都照着规定来。

伯恩斯把目光转向了普赖斯。

“我想简单了解一下案情。”普赖斯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科尼什也同样。他只是微笑着坚持要律师来。

当班的律师是卢・斯莱德先生。他的晚饭被耽搁了，但他坚持说要在上床就寝前会见他的当事人。临近九点时，他抵达了多佛尔街，见到了两个当事人，并在会见室里与他们二人待了半个小时。

当他出来时，他对伯恩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可以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他们了，侦缉督察。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当事人不会招供。他们否认这项指控。他们说，事件发生时他们不在那里。”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案子。他已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且一个字也不相信，但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伯恩斯说，“但这个案子很清楚，而且证据确凿。如果他们承认，我也许会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时把脑袋跌伤了。根据他们的前科记录……也许要在‘维尔’待上两年吧。”彭顿维尔监狱在当地被称为“维尔”。

私下里，伯恩斯知道那位伤者的身上多处被踢伤，而且斯莱德也意识到他知道了。

“该死的家伙，伯恩斯先生。我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想否认。根据规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证据。”

“会及时给你的，斯莱德先生。我也需要及时得到不在场证明。你跟我一样清楚那些规定。”

“你能把他们拘押多长时间？”斯莱德问。

“到明天晚上七点十五分。从我的上司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二小时还不够，明天我肯定还要从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延续拘押，晚上最后的听证会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

“我不会反对。”斯莱德说。他知道不应该浪费时间。这是两个歹徒，已经把人打得半死。地方法官毫无疑问会同意延长拘押。“至于审问，我想你们是坚持要进行的，但根据我的意见，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吐露的。”

“恐怕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家去吧。明天上午九点钟怎么样？”

这样约定之后，斯莱德回家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里过夜。伯恩斯还有最后一通电话要打。他接通了皇家伦敦医院，找重症监护室的值班护士。那个伤者也许，只是也许，已经苏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保罗・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他为一位年轻的摩托车手动了手术，那人从阿奇韦山冲下来时似乎想打破陆上速度记录。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里明白，摩托车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在值班护士放下听筒后，他接听了伯恩斯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的麻醉药效已经过去了。既然药效过去了，他希望能见到苏醒的迹象。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个跛子伤者。

没有变化。监视器显示了有规律的心跳，但血压还是太高，这是大脑损伤的一种迹象。根据格氏指数，伤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再观察三十六小时，”他告诉值班护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够脱离危险期，我星期六上午再来。如果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我就不来了。情况好转时，你留个信息让我知道，留在这里也行，留到我家里也行。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点仍没有变化，我就需要重新扫描拍片。请为我做好预约。”

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吃饱喝足后，在“多佛尔街监狱”的拘留室里发出了如雷般的鼾声。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蓝色灯光照明下的病房里，他的身上连着三台监视仪器，他的思绪则漂到了遥远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暂时抛开他脑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圣约翰林地的优雅住宅里，开始观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卢克・斯金纳警长及时赶上了与汉普斯特德学校戏剧系的一名漂亮学生的约会，他们是一个月前在戏院酒吧里遇见的，当时他们都去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这种（听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约会的）情调是他在“多佛尔监狱”的食堂里断然不会提及的。

杰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镇的家里，给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为晚餐。家里空荡荡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儿子们能从他的家乡德文郡萨尔科比度假归来。他曾指望能及时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度假。八月份，他想，讨厌的八月份。

第三天，星期四

对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审问一无所获。这不是杰克・伯恩斯无能；他是一位老练而又经验丰富的审讯官。他知道普赖斯是两个人里比较笨的那个，于是先提审他。审讯室里，卢・斯莱德律师静静地坐在他的当事人旁边，伯恩斯开始了。

“听着，马克，我们已经知道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这案子有一位目击证人，他从头至尾全都看到了，而且他会出庭作证。”

他等待着。没有回应。

“说明一下，我的当事人拒绝陈述。”斯莱德律师轻声说。

“那么，他击中了你的鼻梁，马克。砸破了你的鼻子。怪不得你发火了。为什么老家伙会那么做呢？”

普赖斯也许咕哝了一声“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伙”。那是陪审团所希望听到的话。他承认了自己在犯罪现场。普赖斯瞪着双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后还有你的血，马克。从受伤的鼻子上流下来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血样，小伙子。”

他很仔细，没说明血样仅仅是从T恤衫上，而不是从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没有说谎。普赖斯朝斯莱德投去了惊慌的一瞥。斯莱德也显得焦虑不安。私下里，这位律师知道，如果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他当事人的血样，通过DNA化验证明是普赖斯而不是其他人的血，那就无法进行辩护了。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有时间改为抗辩。根据公开原则，他将坚持要求伯恩斯把获得的全部证据呈交出来，并将延迟开庭预审。所以他只是摇摇头，于是普赖斯继续保持沉默。

伯恩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被告身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宣告结束。

“我要申请延长警方的拘押。”普赖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后，他这么告诉斯莱德，“今天下午四点如何？”

斯莱德点点头。他将会到场，但不会说什么。没必要说。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圣安妮路安排两队人员供辨认。如果我得到两个结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后是拘押等待预审。”他补充了一句。斯莱德点头后离去了。

在驾车返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斯莱德律师认为，事情并没有照着他当事人的意愿发展。伯恩斯干得很好：仔细、彻底，不会犯下辩方所指望的愚蠢错误。私下里，他也认为他的当事人绝对有罪。他已经看过他们的案底；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会看到这些材料。不管神秘的目击者是谁，如果他是一个受尊敬的人，而且坚持他的证词，那么普赖斯和科尼什将会在铁窗后面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里安排列队辨认。新办法是在市里的不同地点进行辨认。与“多佛尔监狱”最近的地点是在圣安妮路上，离梅尔罗斯医生工作和普赖斯曾去治疗过鼻子的那家医院不远。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每一个地点都配有最新的列队平台、灯光和单面透视镜用于辨认，证人不会被疑犯看见，不会发生疑犯用目光威胁证人保持沉默的事情。这些场所还有一系列随时听候召唤，外貌、肤色和身材、体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时间内组成一支供辨认的队伍。这些志愿者每出场一次可得到十五英镑的报酬，在队列中站立一会儿，然后就可以离开。伯恩斯要求安排两排人，并仔细说明了疑犯的身材、外貌，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

卢克・斯金纳留下来对付新闻媒体，因为伯恩斯对媒体颇为反感。反正，斯金纳能应付得更好。他是那种相当稀有的人，是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警察，在食堂里饱经冷嘲热讽，但在有些场合很有用。

所有的媒体询问都要通过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有一个新闻处，专门处理公众事务；现在他们要求一份简短的声明。这仍然是一个没怎么引起公众兴趣的案件，但重伤的被害人仍身份不明，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陈述。斯金纳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关于受害人的完整描述，而且肯定没有图片，因为伤者头部肿大且裹着绷带，无法为之画像。

于是斯金纳只能求助于公众，自星期二以来，在托特纳姆或者埃德蒙顿地区，有没有离家或离开工作单位后就此失踪的人。一个走路时明显跛脚的男人，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一头短短的灰发，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八月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月份；媒体也许会发表这篇报道，但不会作为重点新闻。

但有一份报纸也许会对此大肆宣染，因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报社。他与《埃德蒙顿和托特纳姆快报》的一位记者一起吃了顿午饭。这是覆盖着与“多佛尔监狱”管辖范围相同的本地报纸。那位记者做了笔记并答应尽力去办。

民事法庭也许会在夏天休庭度长假，但刑事法庭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违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审理的，执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进行。日常的许多工作是由非职业治安法官承担的，他们不拿报酬，而是作为履行公民义务来工作的。他们处理大量的轻量级违法事件——交通违章、签发拘留令或搜查令、饮酒执照延长、小偷小摸和公共场所的打架斗殴。还有批准警方提出的延长拘留，以及还押监狱等待开庭的要求。如果地方法庭遇到严重违法案件，现代的惯例是由一位领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师，来进行审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职业治安法官负责的，庭长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案件非常简单，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审理结束后，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走，用车送回了多佛尔街。杰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进行汇报。

“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杰克？”多佛尔街警署刑事调查局警司问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开始时发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击者声称从头到尾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是马路对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对指认身份毫不犹豫，并准备作证。我还缺少从受害人那里偷走的钱包，以及普赖斯和科尼什当时在现场的证据。我已经知道了普赖斯鼻子受了伤，以及三个小时后在圣安妮路治疗鼻子的情况。这与证人的陈述完全相符。”

“那么，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与恶棍联系起来的钱包，需要取证工作加快速度，还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他现在依然是一个UAM。”

“你准备指控他们吗？”

“如果帕特尔先生明天能在队列中指认他们，我是想指控的，先生。他们休想逃脱这个案子。他们两人都有罪。”

艾伦・帕菲特点点头。

“好吧，杰克。我会尽量催促取证小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和皇家检察院。”

在皇家伦敦医院，黄昏又降临了，但重症监护室里的那个人没能看见。手术之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动也不动。他的思绪依然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第四天，星期五

报纸上刊登了那篇报道，按卢克・斯金纳的要求，安排在了一个较好的版面上：头版第二条新闻。记者为文章起了一个很好的标题：“警察询问：神秘的跛脚男子——他是谁？”该报道还附有对袭击事件的描述，并提及两位当地人“在帮助警察查询”。这与医院发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极度痛苦的人描述成为相当“舒适”，其实恰恰相反，而且人尽皆知。

记者详细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体型、短短的灰白头发以及明显的跛脚，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的询问作为结束：“有人见过这个跛足的男人吗？”斯金纳警长抓起一份报纸带着去食堂吃早餐。他对报道的内容相当满意。一条小小的侧边栏提及了对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长了二十四个小时。

十一点钟，普赖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车去到圣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认场所。伯恩斯和斯金纳与帕特尔先生一行也随后抵达。辨认安排了两个队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长相类同的群众。由于普赖斯鼻子的伤情，他所在队列里，其他八个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尔先生毫不犹豫。在二十分钟时间内，他成功指认了那两个人，并再次确认，愿意为自己的证词出庭作证。伯恩斯很高兴。两个歹徒都没有看见他，都没有帮派同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帕特尔先生不会受到恫吓。

他们驾车把帕特尔送回他的小商店。志愿者们得到报酬后离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关进了囚室。伯恩斯打算回去后对他们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纳刚走进警署准备安排起诉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长叫住了他们。

“杰克，有人打电话找过你。”他看了下记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伯恩斯感到糊涂了。他没有订购过鲜花。不过话说回来，妻子珍妮再过一星期就要回来了。一束鲜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气氛。好主意。

“是关于一位跛脚男人的。”警长说。

伯恩斯拿起地址，与斯金纳一起回到了车上。

阿米蒂奇小姐还有个孪生姐妹。她们在上高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摆放在店堂里，另一半陈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业区的车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滚而来的汽车尾气。

“也许是那个人，”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说，“他似乎与描述的相符。你们说是星期二上午，对不对？”

伯恩斯督察与她确认，星期二上午没错。

“那人买了一束鲜花。不是很贵的那种，实际上，差不多是店里最便宜的花。六枝法兰西菊。从样子上来看，他没有多少钱，真是个可怜的人。现在报纸上说他被打伤了。”

“受了重伤，小姐。他不能说话，处于昏迷状态。当时他是怎么付费的？”

“哦，他付的是现金。”

“是硬币吗？从裤袋里掏出来？”

“不。他拿出了一张五英镑纸币。从一只钱包里。我记得当时他把钱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捡起来的，因为他脚不太利索。”

“是什么样子的钱包？”

“便宜货，塑料的，黑色。然后我就还给他了。”

“你看见他把钱包放在哪里了吗？”

“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夹克衫口袋。内袋。”

“你能让我看一下法兰西菊吗？”

他们返回多佛尔街警署食堂吃午饭。伯恩斯因为失望而显得忧郁。信用卡是会留下记录的：姓名，还能从信用卡公司获知地址或银行账号。但是现金……

“在八月份的一个下午，手里拿着一束鲜花？会去干什么呢？”他问斯金纳。

“把花献给女朋友？送给母亲？”

两个人都把盘子推到一边，对着茶杯皱起了眉头。

“先生？”

这是一声羞怯的呼唤，来自于长餐桌的另一头，是由一位刚从培训学校毕业的非常年轻的女警官发出来的。杰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头看去。

“嗯？”

“我有个想法。请问你们是在谈论那个跛脚男人吗？”

“是的。我正需要别人能给个好主意。你有什么想法呢？”

她脸上一片绯红。年轻的新警察通常是不会去打断资深刑警谈话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应该是走向前方五百码远的公路和公交车站。而他身后五百码处，有一个墓地。”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问那姑娘。

“档案分类，先生。”

“那可以留着以后再做。我们去墓地看一看。来吧。”

与往常一样，斯金纳开车。出身当地的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几百个墓穴。墓地由当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他们从一个角落开始，一排排墓碑逐个巡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姑娘先找到了。

当然，花已经凋谢了，但确实是法兰西菊，在一潭污水中淹淹一息。墓碑上显示，里面埋葬着梅维斯・琼・霍尔的遗骨。上面还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样。死者是一位老妇人，去世时已经七十岁，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一九○六年八月。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但她与跛脚男人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他母亲吧。”

“有可能。那么他也许是姓霍尔。”伯恩斯说。

回去时，他们在经过阿米蒂奇的花店时停了下来。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证实那些法兰西菊应该是从她的店里购买的。回到多佛尔警署后，斯金纳与失踪人口调查局联系，要求查找姓霍尔的人。失踪的霍尔有三个，但其中两个是女的，另一个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这个家伙。可为什么没人报告他的失踪呢？”伯恩斯怒气冲冲地说。现在的挫折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位聪明漂亮的女警察回档案室了。伯恩斯和斯金纳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的羁押室。这两个歹徒已被正式起诉恶意伤害一个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四点差一刻，两位警察出发去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法院的书记官长已经努力在最后一刻把这个案子排上了日程。这一次，两个歹徒不会返回到多佛尔街了。照伯恩斯的意思，他们应该在一个星期的在押候审后，被关进一座真正的监狱。很可能是彭顿维尔监狱。

法院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他们被安排在一号法庭，被告席设在中央，面对着法官席，而不是在角落里。这次的地方法官是乔纳森・斯坦，他是一位领薪的法官，经验丰富，审案老练。

普赖斯和科尼什再次坐警方面包车抵达，但另有一辆标有“英国皇家监狱管理服务部”字样的面包车候在一旁，准备把他们送进大牢。卢・斯莱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边，而检察院方面，一位年轻的律师将提出候押申请。

多年前，一直是由警方充当公诉人到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的，而且许多老派人都喜欢那种方式。但后来，从初次出庭到最后的审判，所有的起诉事宜都移交给了统一的公诉机构：皇家检察院。他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警方准备的案子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是否具有定罪的实际可能。如果检察院没有认可，则案子就要被撤回。已经有不止一个心怀不满的刑警，在经过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之后，眼看就要把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案子却遭撤回，因此，他们把皇家检察院（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缩写名字CPS戏称为“罪犯保护院”（Criminal Protection Service）。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很好。

皇家检察院的一个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摊子太大、薪水不高。可以预见，有时候该机构只是被当作垫脚石，年轻人和经验不足的生手在这里干了一阵子后，跳槽去民营的律师行挣大钱。

检察官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聪明又漂亮，是她出生于斯里兰卡的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也是第一次接手大案，但这案子应该不成问题。

还押将是一个手续。法官斯坦先生不会同意让普赖斯和科尼什假释的。他们两个的暴力前科很是吓人，斯坦法官现在已经把他们传唤到了面前。还押期只能有一个星期，所以在辩护方选定、准备和备妥之前，还会有几次还押。然后是收监的过程，在指控证据全部呈交后，地方法官会把这两个歹徒送交刑事法庭，由法官和陪审团出席审判。到那时候，森德兰小姐将会协助一位由检察院选定的经验丰富的律师——甚至是王室的法律顾问——竭尽所能给嫌疑人定罪。她要做的无非是装装样子。这是程序，只是程序。

在斯坦法官点头之后，森德兰站起来，看着笔记，简要地提出了指控。被告律师斯莱德站了起来。

“我的当事人否认指控，而且到时还会准备进行全面抗辩。”他说。

“我们要求一个星期的还押羁留，法官。”森德兰小姐说。

“斯莱德先生？”地方法官是在询问斯莱德先生是否打算保释。斯莱德摇摇头。斯坦法官冷笑了一下。

“很好。还押一个星期。我将会……”他从半月形的眼镜上方瞟了一眼两位律师，“在下星期五上午再次听取你们的意见。”

整个法庭内的人全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将会听取并同意再还押羁留一个星期，并依此类推，直至控方和辩方都做好了上刑事法庭的准备工作。

普赖斯和科尼什仍戴着手铐，但现在是被狱警押着，朝着彭顿维尔监狱的方向去了。斯莱德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等到星期一上午，应该就能得到他的司法协助申请的答案了。他的当事人没有财产支付辩护费，他不得不从伦敦的四个法学院中，找到一名可以以极低的报酬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

他心里已经有了几个人选，那些神通广大的书记官长会考虑这个案子，但他也有可能去找一个刚刚获得资格、正需要积累经验的新手，或者是一个想赚点钱的老行家。这都无所谓。在一个暴力犯罪不断增多的社会里，一宗严重的人身伤害案是不会激起太多浪花的。

杰克・伯恩斯回到了多佛尔街。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卷宗。为使工作不致积压起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关于这个跛脚男人的案件，他还有些问题要解决。

第五天，星期六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按照承诺，于星期六上午九点钟来到了病房。他的病人没有任何变化，这让他很担心。再次扫描拍片之后，这位外科医师仔细审视了检查结果。

肯定没有新的脑出血导致持续的昏迷。经他结扎的血管也没有损伤。没有淤血在压迫大脑。大脑已经很迅速地充分扩张到了原来的体积。其他部位也没有新的出血形成压迫。

然而颅内的压力依然偏高，血压也是。他开始害怕神经外科医生的噩梦会成真。要是踢打造成了灾难性的弥漫性轴突损伤，那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即使扫描拍片也无法察觉。但如果脑干或大脑皮层遭到了无法自我修复的损伤，病人会变成植物人，直到生命维持系统关闭，或者直接死掉。他决定过了周末做脑干测试。现在，他的妻子正等在楼下的汽车里，热切盼望去牛津郡，与他们在希腊科孚岛认识的那帮人一起参加午餐会。他又看了眼躺着的病人，然后就离开了。

游击队在靠近旧石头堡垒的射击死角出现了，人数很多。以前与B中队一起参加这场悲惨而秘密的战争时，他见到过他们，但当时他们在远处的棕褐色山丘那儿，而且是单个或两个一组零星出现的。这次则是大规模的全线进攻，狂热的游击队员们正蜂拥而来。

他和他的同伴只有十个人；来自北方的土著兵、当地的宪兵和一些征集来的未经训练的士兵混合组成的队伍，加起来则约有五十个人。他自己的人员中，有两名军官、两名中士、一名准下士和五名士兵。而游击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两百，正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

他趴在培训队营房的屋顶上，用SLR自动步枪准星瞄准了三个游击队员，他们在弄明白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以前，就被击倒了。这并不奇怪，因为迫击炮弹的爆裂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一直没有间断过。

一个小时之前，当反抗军冲向杰贝阿里的哨所时，要不是一声枪响，他们早就完蛋了。枪声的警告使他们获得了一些宝贵的时间，赶在涌向铁丝网的袭击者的第一轮进攻之前，占据了有利位置。但是寡不敌众的形势正在把他们逼入绝境。

他朝下看，只见一名土著兵的尸体脸朝下俯卧在被当做主街的一条泥路上。拉巴拉巴下士是一位勇敢无畏的斐济族人，他的半边下颚已被子弹撕裂，仍在用一门老式的二十五磅型野战炮，在开阔地面上与近距离蜂拥而至的部落成员正面交火，麦克上尉则试图穿越四百码距离去救他。

两个包着头巾的人从堡垒后面探出头，他把他们一一击毙。又有三个人越过低矮的山脊，出现在他左边。他们试图撂倒正在开阔地面上左右躲闪着前进的麦克上尉。他把弹匣里剩余的子弹全向他们扫射过去，击毙了一个，吓退了另两个。

他翻过身去换弹匣，这时，从卡尔・古斯塔夫火箭筒发射出来的一枚火箭弹从他头上呼啸着掠过。如果火箭弹再低十英寸，他就会被炸成肉泥。在他躺着的屋梁下，能听见自己的军官正用无线电与基地联络，要求他们不要理会低云，赶紧派“攻击手”喷气机前来支援。换上新弹匣后，他发现开阔地面上另有两个游击队成员，他赶在他们偷袭麦克上尉之前，把他们全都击毙了。上尉趁此机会与卫生员托宾一起躲进掩体里，准备去搭救那两个斐济人。

当时尽管不知道，但他以后会获悉，勇敢无畏的拉巴拉巴刚刚中了第二颗子弹，这一次子弹穿过了前额，他没能活下来；他也不会知道，托宾刚为战士泰伊包扎好便遭受了致命伤，而泰伊中了三颗子弹，却竟然幸存了下来。他凑巧看见了正在操纵那枚差点炸死他的火箭筒的恐怖分子，那个游击队员在铁丝网撕裂处附近的两座沙丘之间。他把一颗镍铜合金衬套的7.62毫米北约标准弹准确地射入对方的喉咙。火箭炮沉默了，但游击队使用的迫击炮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沉闷爆炸声仍在继续着。

最后，“攻击手”喷气机飞过海面、穿破云层，来到一百英尺的低空，终于出现在眼前。倾泻的炸弹和扫射的机枪最终摧毁了部落人的斗志。进攻变得犹豫不决，随后分崩离析。他们带上伤员和大多数尸体，开始撤退。他以后才会知道，原来他和他的同伴击退了对方三四百人，并把其中大约一百人送上了天堂。

当枪炮声静寂下来时，他卧在屋顶上轻松地大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梅姨现在会怎么看待他。

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病房里，跛脚男子的思绪依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第六天，星期天

杰克・伯恩斯的乐趣不多，其中一样是星期天上午睡懒觉。那天，他没能睡成懒觉。电话在七点十五分响了起来。是“多佛尔监狱”的值班警长打来的。

“一个大清早去遛狗的男人刚刚来到这里。”警长说。

伯恩斯睡眼惺忪，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恨死这个警长了。

“他拿着一只钱包，”警长继续报告，“说是他的狗在荒地上发现的，离住宅区大约半英里。”

伯恩斯很快清醒过来。“是便宜货，黑色的塑料钱包？”

“你看见过？”

“把他留住。别让他走。我二十分钟之内赶到。”

遛狗的是一个退休人员，罗伯特・惠特克先生，他穿戴整洁，直挺挺地坐在一间会客室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惠特克先生做了一份笔录，签上字后就离去了。伯恩斯打电话给警方搜查顾问团队，请脾气粗暴的组长对那块半英亩的荒地进行彻底搜查。他要求在日落时见到搜查报告。已经有四天没下雨了，但天空阴沉灰暗；他不希望钱包里的物品被雨水打湿。

最后，他仔细检查了钱包。能够看到狗咬出来的几道浅痕和一溜唾沫的痕迹。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他用镊子夹起皮夹，放进一个塑料证据袋里，然后打电话给指纹技术专家。是的，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他一再说明，但这件事很紧急。

这一天，搜查队从那块荒地和曼德拉路边的枯草堆里捡来的垃圾，装满了八个垃圾袋。他们对这些物品进行检验，一直忙到夜里。

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来自那个钱包。如惠特克先生的口供，以及伯恩斯所确认的那样，钱包空空如也。

第七天，星期一

他蜷缩着身体躺在一片黑暗中，心里充满恐惧。房间尽头一盏摇曳闪烁的夜灯，把怪模怪样的运动着的影子投射到了天花板上。从这座孤儿院宿舍的另一边，传来了其他男孩睡梦中的呓语和偶尔因为做噩梦而发出的呜咽。现在爸爸妈妈都走了，他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他只知道，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很孤独，也很害怕。

他大概就要睡着了，但房门被打开时，他又醒了。从外面的廊道里投进来一片椭圆形的光。然后她朝他弯下腰来，用柔软的手掖紧了他周围的床单和毯子，还把他那被汗濡湿的头发从脸上拂开。

“小伙子，还没睡着吗？要像乖孩子那样睡觉，上帝和天使会照顾你的，明天早上梅姨还会来的。”

他感到很舒服，于是慢慢进入到了无尽夜晚的漫长而温暖的黑暗之中。

是皇家伦敦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那位值班护士发现情况的。她已经打电话到“多佛尔监狱”去过，还好伯恩斯之前在重症监护室留了自己的住宅电话号码，以防出现紧急状况。

“是伯恩斯侦缉督察吗？我是皇家伦敦医院的。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你关照的伤员，就是那个重症监护的身份不明的男人，已于今天上午六点十分去世。”

杰克・伯恩斯搁下电话，又有一天要忙了。他手上的这个案子现在成了谋杀案，至少应该获得优先处理。要进行一次尸体解剖，而且他必须参加。关在彭顿维尔监狱里的那两个畜生，必须被押回海伯利法院重新接受指控。

那就意味着必须通知地方法官的书记员，还有辩护律师卢・斯莱德。手续，更多的手续，但这些必须得办，而且不能出差错。聪明的律师钻技术性细节的空子使普赖斯和科尼什获得无罪释放也不是不可能。伯恩斯要让他们遭受长久的牢狱之苦。

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停尸间，还有一个病理科。中午时分，在内政部病理学家劳伦斯・汉密尔顿先生的带领下，尸体解剖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私下里，伯恩斯认为法医病理学家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从事着的工作，使他感到恶心。有些人兴高采烈，边把尸体切割成碎块，边轻松愉快地说着笑话。另一些人显得更有学究气，对他们的发现充满孩子般的热情，好比昆虫学家发现了一只新奇的蝴蝶。还有些人阴沉严肃，说话单调冷漠。汉密尔顿先生属于第一类。对他来说，生活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他的工作也再精彩不过了。

在刑警生涯中，杰克・伯恩斯参加过几次尸体解剖，但是乙醚和福尔马林的气味常常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圆盘锯插入头盖骨时，他转过身去看墙上的图表。

“天哪，他被人殴打过。”汉密尔顿说。他们审视着仰卧在解剖台上的遍布淤痕的苍白尸体。

“是上星期二，被踢死的，”伯恩斯说，“在医院里躺了六天才死。”

“不过，‘踢死’不会是我要作出的结论。”汉密尔顿和蔼地说。他开始解剖，把他的发现一一口授给一位女助手，后者将连着录音机的话筒递到在解剖台周围移动的汉密尔顿的面前。

尸检花了整整一小时。尸体身上有许多伤。汉密尔顿先生检查了旧伤，右股骨和臀部在多年前粉碎性骨折，接上了钢条，是这些伤导致了那个人在余生岁月里成了一个跛子。

“看上去他似乎被卡车撞过，”汉密尔顿说，“很严重的伤。”他指向那些疤痕，骨头曾穿透那部分肌肉，外科医生曾切开那里以治疗创伤。

还有其他许多伤是上星期二才有的：左手粉碎性骨折，摔在人行道上，门牙脱落，三根肋骨开裂，颧骨破裂。伯恩斯检查了一下右手，卡尔・贝特曼大夫是对的。右手没受伤，很奇怪。

“死亡原因呢？”他最后问道。

“嗯，伯恩斯先生，这一切都会写在我的正式报告里的。”当然，他还将作为控方的一名主要证人出庭。“可我告诉你，致死原因是颅脑大面积轴突损伤。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不可能发现这个。这在扫描拍片时是看不出来的。虽然单一伤都不足以致命，但由于多处受伤，合起来后就产生了叠加效应。我会把尸身缝合起来转交给亲属的。他有亲属吗？”

“我不知道。”伯恩斯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整个下午，伯恩斯在办理第二天工作所需的所有手续：给地方法官的书记员的，还有彭顿维尔监狱的。卢・斯莱德适时表达了遗憾。他的法律协助已获同意，整个上午，他一直在试图找个能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与伯恩斯一样，他也遭受了八月综合征；他致电过的半数的人都外出度假了。但他认为，内殿律师学院的某位年轻人会接手这个案件。至少，谋杀案会使他产生更大的兴趣。凡事有利也有弊……

“我还得为他们辩护。”他说。

“不用太卖力，斯莱德先生。”伯恩斯说完后搁下了电话。

那天下午有坏消息传来，但之后又被好消息所取代。在侦缉警司帕菲特要求加快进度的催促下，取证小组汇报了查验结果，普赖斯和科尼什衣物上没有任何血迹或纤维样本可以证明他们与死者有过身体接触。T恤衫上的血迹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衣服的主人普赖斯。

伯恩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他们有过身体接触的搏斗，那么就会有衣物的纤维从一个人身上沾到另一个人身上。普赖斯和科尼什那么笨，不可能知道二十年以来的司法取证技术先进了多少。现代的侦查技术是年轻时在佩恩顿当片警的伯恩斯根本预料不到的。

但跛脚男子是被一拳和踢在腿凹的一脚给撂倒的。在地上时，与他身体有接触的部位只有脚尖而已，而且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从普赖斯和科尼什脚上脱下来的皮靴经过又一天的步行和磨损，因此没能检测出可以作为有力证据的痕迹。

但指纹技术专家打来的那通电话则令人振奋。那只钱包上有狗的唾液和三组指纹。一组是死者的，毫无疑问他是钱包的主人。一组与惠特克先生相符，这位先生录完口供后顺从地留下了他的指纹。第三组是由哈利・科尼什留下的。伯恩斯兴奋得跳了起来，手里抓着电话听筒。

“你有把握吗？不会搞错吧？”

“杰克，要使结果完全相符，我需要十六个相同点。现在我已经获得二十一个相同点。这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指纹技术室的这位专家在庭审时也将是一名重要证人。伯恩斯谢过他之后搁下电话。

“逮到你了，混账。”他对着一棵盆栽植物说。

还有一个问题仍在困扰他。死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来到埃德蒙顿？只是为了把廉价鲜花放到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坟墓前吗？他有家庭吗？家人也像他自己的妻子珍妮那样去海边度假了吗？他有工作、有同事吗？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失踪了？他是如何只用一拳就打破普赖斯的鼻头而指关节却丝毫没有留下淤青的？而且他为什么要反抗呢？就为了保护里面只有区区几张纸币的那只破钱包吗？

卢克・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主意。

“抵达现场的第一个警察。他弯腰去看那个人时，在脸部开始肿大之前看清了他的面孔。还有第一位急救员，就是在人行道和救护车上照料他的急救员。如果我们把他们请来，再请上警方的一名肖像专家……”

伯恩斯在伦敦急救中心追踪到了那位急救员。那人在获悉伤者已经去世后，同意提供帮助。第二天他上早班，但下午两点钟以后就有空了，他很乐意到时过来。

那个警察就在多佛尔街警署，通过值班记录和案情记载也查到了。伦敦苏格兰场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为警察画素描的艺术家，同意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赶过来。

在与艾伦・帕菲特详细讨论完之后，伯恩斯结束了这一天。侦缉警司核查了伯恩斯呈交给他的每一份证据，最后他同意了。

“这案子我们会有一个结果，长官。我们有帕特尔先生的证词，帕特尔对他们身份的辨认，鼻梁上的伤，三小时后由梅尔罗斯医生对鼻子的治疗，以及钱包。我们能把他们打入大牢终身监禁。”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帕菲特说，“我会支持你的。明天我要到皇家检察院去见一位上面的人，我认为我能说服他，让这个案子畅通无阻。”

证词，证词，更多的证词。卷宗已有两英寸厚。尸检科和指纹技术室的详细报告还要等送过来了再加上去。但这两位警官都同意了案子的起诉，而且帕菲特认为，他肯定能就这个案件说服皇家检察院。

第八天，星期二

第二天，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带到了海伯利科尔内法院一号庭的被告席上，案件由斯坦法官审理。森德兰小姐代表检察院出席，她的双亲面露微笑，站在玻璃隔板后面看她处理她的第一宗刑事案件。斯莱德先生则显得有些阴郁。

斯坦法官工作效率很高，他审理得简短扼要。书记员宣读了对案件的新起诉：谋杀。斯莱德先生站起来再次说明，他的当事人否认该项指控并保留他们的辩护权。斯坦法官朝森德兰小姐扬起了眉毛。森德兰要求再羁留一个星期。

“斯莱德先生有什么意见？”斯坦法官问道。

“没有保释请求，先生。”

“那就同意了，森德兰小姐。听证会安排在下星期二上午十一点钟。把他们带下去。”

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向监狱的囚车。森德兰小姐现在有了完整的卷宗，对此她感到由衷高兴。早在办公室里时，她就已经得知这个案子肯定会进行预审，而且她会参加。最好这个卷宗能够在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由检察院转交给斯莱德先生。然后，辩护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讨厌的辩护。”即使在案子的初始阶段，斯莱德也是这么认为，“我需要一位聪明的律师，使被告得到无罪释放。”

肖像画的绘制进行得很顺利。急救员与警官对于一星期前在人行道上的那个男子的大致模样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于是画家开始工作。这是一项需要集体配合的工作。画家画了擦，擦了画。一张面孔呈现了出来。眼睛的特征、短短的灰白头发、下颚的线条。这两位只看见过那人闭着眼睛。画家让双眼睁了开来，于是一个人在望着他们，这个人曾经存在过，现在已是遍体鳞伤，成了躺在一格冰柜里的一堆尸肉。

卢克・斯金纳警长接过画。他在苏格兰场的宣传处里有一位熟人，他要求《标准晚报》第二天把它刊登出来。那天夜晚，他们两个去会见了首席刑事记者。他们都知道八月是特殊的月份，新闻很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刑事记者采纳了。他拟好了标题：“被殴打致死。你知道他是谁吗？”除了肖像草图，还会配上一份详细描述，重点说明其曾经遭到过粉碎性骨折的右腿和右臀，以及走路时明显跛脚。斯金纳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机会，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第九天，星期三

《标准晚报》是伦敦唯一的晚报，发行范围遍及伦敦和大部分东南地区。斯金纳运气很好。那天晚上新闻不多，所以《标准晚报》把瞪着眼睛的那个人的草图画像刊登在了头版。“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图像上面的标题这么询问，然后是一条说明，让读者转到其他版面去阅读详情。

该报道大致描述了那人的年龄、身高、身材，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袭击当时所穿的衣物，推定那人先前曾去过当地的一个墓地，把花束放在梅维斯・霍尔的坟墓前，然后在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约二十年前粉碎性骨折的那条大腿，以及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特征。

伯恩斯和斯金纳一整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没人打电话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希望渐渐破灭。

验尸官法院正式开庭并很快地休庭。验尸官拒绝市政府在一个无名墓穴里进行埋葬的请求，担心死者的亲属可能会来认领。

“这种现象既奇怪又悲惨。”在走回警署的路上，斯金纳对伯恩斯说，“你可以居住在伦敦这样一个讨厌的大城市里，周围有几百万人口，但如果你不与别人交往，就没人会知道你的存在，跛子肯定是那样的。”

“总会有人知道，”伯恩斯说，“某位同事、某位邻居。也许外出了。八月，讨厌的八月份。”

第十天，星期四

尊敬的英国皇家法律顾问詹姆斯・范西塔特站在办公室的凸窗边，凝视着窗外花园远处的泰晤士河。他今年五十二岁，是伦敦律师协会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人之一。在年仅四十三岁时，他就已经身披绸袍，成为皇家法律顾问了，更不寻常的是，他在伦敦律师协会的时间总共只有十八个年头。但运气和他自己的才能一直在关照他。十年前，他还是一位年长的皇家法律顾问的助手。老顾问在处理一个案子时病倒了，而法官不想中途放弃该案或留待以后重新开始，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即在他的领导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皇家法律顾问团冒了一次险，结果大获全胜——被告被宣判无罪。律师协会认为，是范西塔特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卓越的口才改变了陪审团的意见，而之后表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则已经无关紧要了。

第二年，范西塔特要求加入皇家法律顾问团的申请，基本上没遭到当时由保守党政府任命的大法官办公室的反对。他的父亲埃森顿伯爵是上议院的保守党组织委员，他很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律师协会和圣詹姆斯俱乐部里的人们普遍认为，约翰尼・埃森顿的二儿子是个合适的人才。这种意见很巧妙，但对他的成长并没有起到实际的帮助作用。

范西塔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走到书桌旁按了一下内部通信器，找他的书记官长。麦克・克里迪以钟表般的精准度管理着事务所三十位律师的事务，而且他已经这样干了二十年。年轻的范西塔特刚来协会不久就被克里迪发掘，后者还说服协会主席邀请这个年轻人加盟。他的判断没有错，十五年之后，原先的助理当上了协会的副主席，还成了司法界的明星。一位迷人而有才华的画肖像画的妻子，一座在伯克郡的庄园，和两个在哈罗公学念书的儿子，构成了范西塔特家庭的完美画面。门打开了，麦克・克里迪进入了这间装饰优雅、墙壁上排满了书籍的房间。

“麦克，你知道我是很少接手法律援助案子的，对不对？”

“就我所知，很少，先生。”

“有过多少？大概一年一次吧？为的是做做表率、给公众留个好印象吧？”

“平均差不多是一年一次。再多就没意思了，范先生。”

范西塔特笑了起来。克里迪主管着协会的财务，他认为协会平时财源滚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律师们接报酬极低的法律援助案子。怪念头归怪念头，总得放纵一下。不过不能经常这样。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克里迪问道。

“我听说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有一个案子。两个年轻人被控抢劫和杀害一个路人。他们声称自己没干过。或许是真话。他们的名字叫普赖斯和科尼什。你去查一下他们的律师是谁，并请他等我的电话好吗？”

一个小时后，卢・斯莱德坐在办公桌旁凝视着电话机，似乎突然间它变成了镶有钻石的黄金。

“范西塔特吗？”他轻轻地说，“是詹姆斯・范西塔特找我吗？”

他随后镇静下来，并对着话筒重新开始交谈。线路的另一头是麦克・克里迪。

“是的，没错。嗯，我很荣幸，说实话，也很惊讶。好的，我等着。”

过了一会儿，电话被转接之后，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来接听了。

“斯莱德先生，你能接听我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说话声轻松、自信、优雅、彬彬有礼。可能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毕业生，斯莱德想。

这是一次简短的交谈，但该说的都说了。斯莱德很高兴地把女王诉讼普赖斯和科尼什的案子介绍给范西塔特先生。是的，他已经有了起诉案卷，是上午刚刚送到的，他愿意到位于圣殿的律师会馆，与他当事人的新律师进行第一次有关策略事宜的探讨。会面定在下午两点钟。

范西塔特确实是斯莱德所期望的那种人：大都市派头、举止优雅、彬彬有礼，用骨瓷茶具盛着茶招待客人，在发现对方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的一抹淡黄色之后，他递过去一只装有巴尔干寿百年香烟的银制烟盒。斯莱德欣喜地点上一支。范西塔特盯着卷宗，但没打开。

“告诉我，斯莱德先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案子的？就给我说个大概吧。”

这些不经意间的举动让斯莱德感到荣幸。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从吃晚饭时被召唤到“多佛尔街监狱”时说起，粗略地讲述了过去八天内的这起事件。

“那么，看来帕特尔先生是一位关键人物，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证人。”在斯莱德讲完后，范西塔特说，“其余是侦缉技术或细节性的东西。所有证据都在这里了吧？”

“是的，都在这里。”

斯莱德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了一小时检察院的起诉材料，又在出租车里看了一个小时，但证据已经足够了。

“可我认为这案子相当清楚。而且除了他们自己互相证明之外，当事人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们的证词里说了，要么是躺在抢占来的房间内的床上，要么就是一起在街上闲荡。”

范西塔特站起身来。这使得斯莱德放下才喝了一半的茶，掐灭烟头，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能亲自过来真是太好了。”在把斯莱德引向门口时，范西塔特说，“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打算一起工作，尽早会面是最好的。我也很感激你的忠告。”

他说他计划在晚上看完整个文件，并在第二天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斯莱德。斯莱德解释说，整个上午他都会在法院里，于是打电话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

第十一天，星期五

范西塔特的电话在三点准时响起。

“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啊，斯莱德先生，你说呢？情况是很清楚，但也许并不那么无懈可击。”

“是够清楚了，如果帕特尔先生的证词能够成立的话，范西塔特先生。”

“这正是我的结论。告诉我，关于钱包上的指纹，或是抢劫发生三小时后治疗破鼻子的情况，我们的当事人是否做过什么解释？”

“没有。他们只是重复说‘不知道’和‘记不清了’。他们没那么聪明。”

“哦，这倒也是。可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有正当解释。我感觉我们的第一次协商很顺利。我想到监狱去看看他们。”

斯莱德跳了起来。事态发展得太快了。

“恐怕星期一我整天都在法院里。”他说，“星期二是继续还押羁留的听证会。我们可以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会面室里，在他们被带走之前见一面。”

“呃……好吧。我原指望在星期二干预一下。最好能在此之前了解清楚我要接手的事情。我不愿牺牲别人的周末，但明天怎么样？”

斯莱德又一次跳了起来。干预？他没想到一位飞黄腾达的皇家法律顾问竟然会提出一次正式的还押更新申请。他们商量好，在彭顿维尔监狱的会面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斯莱德会与监狱当局去作安排。

第十二天，星期六

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九点差一刻时，范西塔特先生就来到了监狱。在探监接待室的狱警面前，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坚持说明他的探监时间是九点，不是十点，而且他是一个大忙人。斯莱德律师毫无疑问会晚一步过来。经请示上级之后，狱警请一位同事把这位律师引到了一间会面室。九点零五分，两个囚犯被带了进来。他们怒视着这位律师，但范西塔特并没有慌张。

“对不起，斯莱德先生要稍微晚点才能来。”他说，“但毫无疑问，他肯定会来的。另外，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你们的辩护律师。坐下来吧。”

陪同的狱警离开了房间。那两个人在范西塔特对面的桌子前坐下。他自己坐下后取出了起诉文件。然后他把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推到了桌子对面，两个人都贪婪地点上了烟。科尼什把剩余的香烟都装进了口袋。范西塔特朝他们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你们两个年轻人在这里遇到了点麻烦。”

在他们两人透过烟雾观察他的时候，他翻动着案卷。

“科尼什先生……”他抬头去看长着直头发的哈利・科尼什，“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那只钱包。显然，在上星期天上午，它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了，躺在一块废弃地上，陷在青草丛中，就在曼德拉路边的篱笆后面。毫无疑问，它是属于死者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不幸的是，也有你的指纹。”

“我可不知道。”科尼什说。

“不，嗯，人们在忙碌的时候，记忆力是会衰退的。但肯定有一种清白的解释。现在，我推测，你打算告诉我，在星期三上午，也就是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你正沿着曼德拉路行走，想去咖啡馆搞一顿午饭吃，这时候你看见水沟里躺着一只钱包？”

科尼什也许是头脑简单，但还不至于愚不可及。不管怎么说，他的眼睛发亮。

“对，”他表示同意，“是那么回事。”

“如果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那么，我当然会相信这种说法喽。而且毫无疑问，你的陈述是，如同其他人一样，你看到水沟里的钱包会好奇，所以你弯腰捡了起来，于是在钱包上留下了你的指纹。”

“对，”科尼什说，“我就是那么做的。”

“但不幸的是，钱包是空的，对不对？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你想也没想，就像扔一张扑克牌一样把钱包扔过篱笆，然后钱包掉进了篱笆后面的荒地上，落在了草丛中，后来一条狗发现了它。大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科尼什说，他有点兴奋。聪明的老家伙。范西塔特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快速写就了一份证词。

“喏，我已经做了这个解释的笔录。请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你同意上面写的就是实际发生的事，那么，这就是一份相当好的辩词。然后你就可以签名了。”

科尼什阅读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他还是潦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鼻子，普赖斯先生。”

石膏已经被取下，但鼻子还是又肿又疼。

“诊疗记录上显示，在那个不幸的人在天堂路上遭袭击的当天下午五点钟光景，你到圣安妮路上的医院去包扎鼻子了。控方会就此大做文章。”

“嗯，可是鼻子受伤了呀。”普赖斯说。

“你们两人会外出喝啤酒吗？”

他们点点头。

“那个星期一晚上出去了吧？”

他们一脸迷茫。然后科尼什点了点头。

“去了法罗街的国王啤酒馆。”

“你们在那里饮酒，其他人看到了，包括酒保？”

他们又点点头。

“是星期一晚上，也就是袭击发生之前的那天晚上？”

点头。

“嗯，你们可以这样告诉我，普赖斯先生比平常多喝了几杯。于是，在你们回家的路上，他要到水沟边小便，但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撞在了旁边停放的一辆轿车上，在倒下去时跌破了鼻子？”

科尼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普赖斯。

“你应该记得，马克。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鼻子就破了，一路上流着血。所以，你脱下T恤衫捂住脸直到回到家，那时流血也止住了。然后，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你倒头就睡，直到星期二中午才醒过来？”

科尼什微笑了。

“是这么回事。没错吧，马克？”

“但从那个时候到去医院还有五个小时的间隔。毫无疑问，你打算告诉我，你不想显得大惊小怪，不知道鼻子也许已经破了，而且因为鼻子一直疼痛不止，最后是你的同伴说服你去诊治的。所以，大概在五点钟左右，你去那家医院检查治疗了。”

普赖斯热切地点点头。

“但那当然是午饭以后的事情。也许你们在某个地方的小店吃了一顿快餐，在餐馆里从一点钟坐到了两点半？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太阳报》，于是翻阅了一下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诸如此类？记不起那家小吃店的名字了，对不对？”

他们都摇头表示记不清了。

“没有关系。那里有许多这样的便民小吃店。但这一整天你们肯定没去过青林园附近，对吧？”

“没有，”科尼什说，“我们只是去了那家小吃店，吃了些鸡蛋和薯片，一直到两点半左右。”

“不是你们平时吃午饭的地方，对吧？”

“不是。只在那条街上徘徊了一阵子。记不清名字了。”

“好，这样似乎很有说服力。陪审团应该会信。只要你们能坚持这种说法。不要变动。保持简短扼要。明白吗？”

他们点点头。范西塔特根据普赖斯关于鼻子的说法，写成了第二份证词。普赖斯识字不多，但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律师把两份证词都装进了胀鼓鼓的卷宗里。卢・斯莱德满脸疑云地走了进来。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非常抱歉，我搞错了时间。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九点钟呢。但没有关系。我们的当事人和我刚刚结束了会面。”

他转向普赖斯和科尼什，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我们星期二法庭上再见，但届时我们不会交谈。对于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要说什么。他们中有些人是警察的眼线。”

他让满脸不高兴的斯莱德律师搭乘他的宾利汽车回家去。斯莱德在路上阅读了那两份新的证词。

“好。”他说，“好多了。两份非常有力的辩词。我倒有些奇怪，他们原先没告诉我这事呀。这就使帕特尔……”

“哦，对，维吉・帕特尔先生。一位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或许诚实得足以承认，他也许，仅仅是也许，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

斯莱德先生自有他的疑虑，但接着他想起来，在交叉询问方面，范西塔特先生有着仅次于乔治・卡门的声誉。他的前景看起来更明亮了。而且那位大律师打算星期二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露面，出其不意的举措应该会使某些人坐立不安。斯莱德露出了微笑。

第十五天，星期二

有些人确实坐立不安了。当詹姆斯・范西塔特进入法庭，在辩护律师的座位上就座时，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正坐在几英尺远的一张长条桌旁。她的眼睛眨巴了好几次。那律师朝着她友好地点点头并致以微笑。

在法官席上，乔纳森・斯坦法官一直在做前面一个案子的记录。多年的锻炼使他养成了遇事不动声色的习惯。卢・斯莱德坐到了范西塔特的后面。

“把普赖斯和科尼什带上来。”书记官长叫道。

两个暴徒戴着手铐，被带入被告席，两侧是狱警。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尊敬的法庭，我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的助手是路易斯・斯莱德先生。”

他坐了下来。地方法官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

“范西塔特先生，我明白这次意见听取会是为了使被告继续还押一个星期。”

他差一点就要使用“仅仅”这个词语。范西塔特点点头。

“确实如此，先生。”

“很好。森德兰小姐，你可以开始了。”

“谢谢你，先生。检察院就马克・普赖斯和哈利・科尼什的案子申请再还押一个星期。”

乔纳森・斯坦法官偷偷瞟了一眼范西塔特。他肯定不会建议什么吧……

“不申请保释，先生。”大律师说。

“很好，森德兰小姐。同意了。”

斯坦法官搞不明白了，现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但辩方愿向法庭提出另一项申请。”

“好的。”

“辩方希望知道，阁下，控方是否还有事项要进一步调查，或者，控方根据公开原则提交给辩方的指控，现在是否已经完整？”

他坐下来凝视着森德兰小姐。她保持镇静，内心却忐忑不安。她已经习惯于法学院教过的按部就班的既定工作方式。现在，有人刚刚把这种处事方式给搅乱了。

在她身后，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俯身向前，在她的耳旁说了一番话。

“我明白，阁下，死者的身份还未查清，有关这方面的查询仍在进行。”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尊敬的法庭，辩方并不否认一个人已经悲惨地死去。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生为本案提供任何证据。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变得不是十分相关了。辩方必须因此而重复这个问题：检察院是否准备好了进入审判程序？”

法庭内一片静寂。

“森德兰小姐？”斯坦法官温和地询问。

森德兰像是一名飞行学员在初次单独驾驶飞机。飞机的发动机刚刚发生爆炸，而且有人在问她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检方的案子已经完整了，阁下。”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这样的话，地方法官先生，我想申请在本周内进行全面的审判程序。我们双方都明白‘正义的延误就是正义的否认’这句谚语。我的当事人到现在已被羁押两个星期，为的是一项他们声称没有犯下过的罪行。既然控方和辩方现在都已做好准备，我们要求不能再继续延误了。”

乔纳森・斯坦法官陷入沉思。范西塔特正要实行的是高风险的策略。在羁押期间，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发现被告没罪还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把案子呈交给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老贝利”进行全面审判。一般惯例下，资深律师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出庭。如果这位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已经决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看来他似乎要进行一次“无辩可答”的战术。

“那就同意了，”他说，“这个星期。”

“先生，辩方将会请求，不是现在请求，届时控方要带来其所有的证人，以进行交叉询问。”

那么，这要成为一次实打实的彩排了。当辩方律师交叉询问时，他将揭示被告讲话的要点。照理来说，该由控方把其掌握的证据向辩方展示，而辩方则保持其战略的机密直到审判阶段。辩方突然出示一项使警方没有时间去核查的不在现场证明，只有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同意。森德兰小姐，请在本星期内准备好你们的证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来。”

第十六天，星期三

普拉芭妮・森德兰心烦意乱。她带着恐惧去见皇家检察院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星期二，我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的指导。我对付不了范西塔特。”

“普拉芭妮，你必须去对付他。”她的部门领导说，“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现在是讨厌的八月份，这你是知道的。其他人也都忙得焦头烂额呢。”

“可是，先生，那个范西塔特。他会折磨控方的证人。”

“听着，这只是一次审讯。一个手续。他要进行一次战略冒险，这风险太大了。法庭的审理笔录能使我们了解他的整个辩护过程。好极了。我倒希望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呢。”

“但如果斯坦法官否决指控呢？”

“你听着，普拉芭妮，你扯得太远了，而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斯坦不会否决的。他看到这个案子时，就知道这是一个确凿的案件。我们已经获得了帕特尔先生的指认以及他磐石般坚定的口供。如果他能出庭作证，斯坦就会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不管怎么说，没有帕特尔，我们就赢不了这个案子。现在去做准备工作吧。”

那天下午，事情变得更糟。地方法院的书记官长来电话了。工作计划出了问题，星期五整整一天没事情，书记官问她是否同意安排在星期五，普拉芭妮・森德兰快速思索了一下。除了证人帕特尔先生和遛狗的惠特克先生，她那边的其他人全是专家。他们肯定会同意。她要求给她一个小时，并开始到处打电话联系。四点钟时，她致电书记官答应了这项变动。

詹姆斯・范西塔特在五点钟接到电话。他也同意了。彭顿维尔监狱也被通知到了。庭审被安排在一号法庭，时间是星期五上午十点钟，由乔纳森・斯坦法官主持。

第十八天，星期五

检察院方面有十一个证人，首先由那位第一个抵达犯罪现场的警员作证。他证实，在那个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他与一位同事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里，这时候控制中心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去天堂路，那儿的人行道上有一位遭到袭击的受害者。于是他们去了，在接到电话后四分钟内赶到。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照料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而他的同伴则打电话请求支援。不到五分钟，一辆救护车抵达，把受害者送去了医院。之后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一位穿制服的督察到达后接管了现场。

詹姆斯・范西塔特朝这位年轻人露出笑脸。

“没有问题。”他说。完成任务的警察回到位于法庭后方的位置。第二名证人是那位穿制服的督察。他的陈述过程也是由森德兰小姐引导的。最后，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督察，在你抵达现场时，街上是否已经聚集起了一些人来？”

“是的，先生。”

“是否有其他警察与你在一起？”

“是的，先生。总共有十位警察在场。”

“你是否为找到可能目击了袭击事件的目击证人，派他们和每一位在场的群众面谈？”

“是的，先生。”

“你是否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要求你的十位同事查访了有可能看到该现场的每一套公寓和每一座房屋？”

“是的，先生。”

“在深入到该小区，沿着歹徒逃走的巷子追踪时，你的同事们是否继续查访以期找到目击证人？”

“是的，先生。”

“总的说来，在这项工作上花了多少时间？”

“黄昏降临时，我让他们收工了，大概在八点钟左右。”

“这么说来，你的十名警员在小区里截住行人，并且挨家挨户查访了将近六个小时？”

“是的，先生。”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是否找到了袭击案的目击证人，或者只是看到与我的当事人相符的两个人在小区内跑过的证人？”

“没有，先生。”

“那么，经过了一百多次查访后，你们是不是没有找到丝毫证据可以把我的当事人与该时间、该地点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谢谢你，警官。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一个是杰克・伯恩斯。在他的冗长证词中，他从食堂里接到的第一通电话讲起，一直到最后对普赖斯和科尼什提起谋杀指控。然后范西塔特站了起来。

“你已经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调查，伯恩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先生。”

“没有一丁点儿遗漏的地方？”

“我是这么认为的。”

“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有几位警官？”

“大约十二位，先生。”

“但是，他们没有在犯罪现场及其附近发现普赖斯先生的血液痕迹？”

“没有，先生。”

“受损那么严重的一只鼻子，血流如注，但血液一滴也没有滴落到那里的人行道上？”

“没有找到，先生。”

伯恩斯不会被一位律师所诱导。

“你是明白的，伯恩斯先生。我的当事人会说，他的血迹没在那里被发现，那是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地方搞破鼻子的，因为星期二那天他根本没去过那里。嗯，伯恩斯先生……”

范西塔特在问题的核心处一带而过。他知道，陪审团不在场，用不着去施加影响。他是在向地方法官乔纳森・斯坦陈述。地方法官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拿着笔做笔记。森德兰小姐在快速潦草地做记录。

“在该地方搜寻时，你们的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是否寻找了其他的也许是歹徒留下的物品？”

“是的，先生。”

“那么他们装满了几只垃圾袋？”

“二十只，先生。”

“里面的内容是否经过了最仔细的检查？”

“是的，先生。”

“在二十袋物品中，是否有任何证据可把我的当事人与当时当地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但是，第二天中午，你们却积极地寻找普赖斯先生和科尼什先生，为的是逮捕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时，我已经确定了二人的身份。”

“是从刑事档案照片中得到的吗？”

“是的，先生。”

“是由当地的一位小店老板维吉・帕特尔先生指认的吗？”

“是的，先生。”

“告诉我，警官，帕特尔先生查验了多少张照片？”

杰克・伯恩斯查阅了一下手头上的笔记。

“七十七张。”

“为什么是七十七张呢？”

“因为他指认第二十八张照片是马克・普赖斯，第七十七张照片为哈利・科尼什。”

“七十七张照片是伦敦东北地区受到警方注意的所有白人年轻小伙的总数吗？”

“不是，先生。”

“数字其实比这个大吗？”

“是的，先生。”

“那天上午在你手头上有多少张照片，伯恩斯先生？”

“大约四百张。”

“四百张。但你却在第七十七张时停止了。”

“目击者指认时非常肯定。”

“但帕特尔先生从来没有机会查看剩余的三百二十三张？”

法庭内一阵长时间的静寂。

“没有，先生。”

“伯恩斯侦缉督察，只看颈部以上的话，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是一个壮实的、理着光头的二十五六岁白人小伙子。你能告诉法庭，在你的四百张照片中没有其他人与其相像吗？”

“这我不知道。”

“我认为有许多。当今时代，脑壳剃得光光的年轻壮实小伙子比比皆是。然而，帕特尔先生却从来没有机会把普赖斯先生的照片，与你的四百张照片里余下部分的相似面孔去作比较？”

沉寂。

“你必须回答，伯恩斯先生。”地方法官温和地说。

“没有，先生，他没有。”

“在后面的照片里，也许会有另一张面孔与普赖斯先生十分相像。但帕特尔先生没有机会去比较，没有机会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凝视两张面孔，然后作出选择？”

“也许会有。”

“谢谢你，伯恩斯先生。没有其他问题了。”

这对控方造成了损害。理光头的年轻壮实小伙子“比比皆是”的说法给斯坦法官留下了印象。他也在电视里看到过，看球赛的许多足球流氓都剃着光头。

卡尔・贝特曼大夫纯粹是技术性的陈述。他简单描述了那个昏迷的人到达医院的情形，以及他对那人所尽的最大努力，直至伤员被转到神经外科。但当他讲完时，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贝特曼大夫。你是否检查了伤员的右拳？”

贝特曼皱起了眉头，他感到迷惑。

“是的，我检查了。”

“在收进来的时候还是之后？”

“之后。”

“是在某个人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吗？”

“是的。”

“那么，是谁的要求？”

“伯恩斯侦缉督察。”

“那么伯恩斯先生是否要求你寻找指关节的损伤？”

“是的，他要求了。”

“那么有没有损伤？”

“没有。”

“你在抢救室工作多久了？”

“十年。”

“一位经验相当丰富的医生。你肯定看到过许多使用拳头的暴力袭击的结果，即对人的脸部以及对拳头本身造成的结果？”

“是的，我相信我看到过。”

“当一个人的拳头以那么大的力度实施打击，以致把另一个强壮的人的鼻梁打断时，你难道没有想到会有指关节上的损伤吗？”

“我也许想过。”

“那么，发生这种损伤的概率是多少？百分之八十吗？”

“我想是吧。”

“指关节皮肤的挫伤？手背上腕部与指关节之间细长脆弱的掌骨头的青肿？”

“更像是掌骨青肿。”

“与拳击运动员的损伤相似？”

“是的。”

“但是现在已经惨死的那个人，他的右拳上没有那种损伤？”

“没有。”

“谢谢你，贝特曼先生。”

卡尔・贝特曼不可能知道的是，跛子在打破普赖斯面孔时，没有使用握紧的拳头，而是一次更危险的打击。他使用的是手掌的硬缘，从腰部向上发力，自下而上砸在了对方的鼻子上。假如普赖斯没有牛一般的力气，不经常打架斗殴的话，他会被打翻在地并失去知觉。

脑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作证完毕后离开了证人席。他没有遇到范西塔特的询问，但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大夫就不同了。

“告诉我，梅尔罗斯医生，在那个星期二下午五点至五点半，当你检查普赖斯先生的鼻子时，鼻孔里有没有血？”

“有，出血了。”

“已结块还是仍是液态？”

“两者都有。鼻孔底部附近有血块小片，但再往上的血呈液态。”

“而且你发现鼻梁有两处骨折，软骨被推向了一侧？”

“是的。”

“所以你矫正鼻骨、矫正鼻梁并把鼻子固定住，为的是让它自然痊愈？”

“是的，我是这么做了。”

“假如伤员在去医院之前，曾经不顾疼痛，愚蠢地试图自行矫正鼻子，那是否会引起新的出血？”

“会的。”

“那样的话，在看到那个鼻子时，你能说它是几个小时之前遭受的损伤？”

“数个小时之前，当然了。”

“嗯，是三个小时？十个小时？还是更长时间？”

“这很难说。说不准确。”

“那我给你一种可能性。星期一晚上，一个年轻人出门去，在酒吧里喝得烂醉，在回家路上想在水沟里小便。结果他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重重地倒向停在路边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的后板上，因此摔破了鼻子。那样的话，是否能造成你所看见的损伤？头天晚上的？”

“有可能。”

“嗯，梅尔罗斯大夫，是或者不是？是可能的吗？”

“是的。”

“谢谢你，大夫。没有其他问题了。”

范西塔特现在是在对乔纳森・斯坦法官说话，照本宣科，但清楚响亮。他说的是：这就是我的当事人所讲述的确切情况，而且如果他不改口，我们双方都知道控方是不能推翻的。

在法庭后方，杰克・伯恩斯不由得暗暗叫苦。梅尔罗斯为什么不坚持那损伤不可能在治疗的四个小时之前造成？这没人知道。认真诚实的医生真是讨厌。

保罗・芬奇先生是取证室的头头。他不是警官，因为多年来伦敦警察厅都根据合同让平民科学家承担司法取证工作。

“你从被告合住的那套公寓里收集了大量衣物？”范西塔特问道。

“是的，我收集了。”

“还有受害人遭袭击时所穿戴的每一件衣物？”

“是的。”

“而且你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检查，为的是想在一处衣物里发现来自于另一处衣物的任何纤维？”

“是的。”

“那么有没有这种痕迹？”

“没有。”

“你还收到了一件沾有干涸血迹的T恤衫？”

“是的。”

“还有来自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的一份血样？”

“是的。”

“它们是否相符？”

“是的。”

“T恤衫上是否还有其他人的血液？”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天堂路地段人行道或者青林园小区的血样？”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法罗路上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下面或者附近的血样？”

芬奇先生完全被搞糊涂了。他朝那把长凳看了一眼，但没能得到任何提示。伯恩斯侦缉督察把脑袋埋在双手里。森德兰小姐看起来也爱莫能助。

“法罗路？没有。”

“很好。没有其他问题了。”

汉密尔顿法医用他那欢快而又自信的语气叙述了尸体解剖的报告。死亡原因，他说，是由于脑部被皮靴多次踢打，导致脑干严重受损。

“在解剖时，”詹姆斯・范西塔特问道，“你是否检查了尸身上的每一处？”

“当然了。”

“包括右手？”

汉密尔顿先生查看了一下笔记。

“关于右手我没有提到。”

“是因为右手没有损伤吗？”

“原因必然如此。”

“谢谢你，汉密尔顿先生。”

与专业人员不同，那位遛狗的年长的惠特克先生有点紧张。他的服饰是精心挑选的，运动衣上挂着皇家炮兵部队的徽标。他有这个权利：在部队服役时，他曾经是一名炮手。

当初在老人俱乐部里，听说他要为一桩谋杀案的预审出庭作证时，大家曾十分激动，而且对立下大功又感到迷惘的米奇也倍加宠爱。

他向以森德兰小姐为首的控方人员描述，他是如何在黎明刚过时带米奇进行每日一次的散步的，后来由于担心要下雨，他又是如何穿过一个缺口进入到有墙隔开的那块废弃地，抄近路回家的。他还解释了自由奔跑的米奇是如何叼着一件物品跑回到他身边的。那是一只钱包，所以，在回忆起星期五报纸上登载过的请求时，他带着钱包去了多佛尔街警署。

当他讲述完后，另一个人站了起来，是那个身穿高档西服的人。惠特克先生知道他代表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坏人。在惠特克的年轻时代，那些坏人是会被绞死的，他们是社会的渣滓。所以这个人是敌人。但他非常友善地示以微笑。

“夏日早晨的最好时光？凉爽、安静，附近没有人吧？”

“是的。所以我很喜欢。”

“我也是。我以前也常常带着我的杰克罗素梗去散步。”

他又微笑了，真的很友好。毕竟不是一个很坏的家伙。虽然米奇是一条杂种猎狗，但惠特克先生以前当公交车司机时，也曾有过一条杰克罗素梗。那个金发男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坏。

“那么，你在穿越那块荒地时，米奇在自由地奔跑？”

“是的。”

“那么，它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回到你身边，嘴里叼着一件东西？”

“是的。”

“你是否确切地看见了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现那个物品的？”

“没有确切看见，没有。”

“是否有可能，譬如说，在距篱笆十码处？”

“嗯，当时我在那块地的二十码纵深处。米奇从我身后过来。”

“那么，它有可能是在距铁皮篱笆十码处发现了钱包？”

“是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你，惠特克先生。”

这位老年人被搞糊涂了。一名引座员向他招手，让他离开证人席。怎么回事？他被引到法庭后方并找了个座位坐下。

指纹技术也是伦敦警察厅承包给平民专家的一项工作。其中一位专家是克利夫・亚当斯。

他描述了交给他的那只钱包；他发现的三组指纹；他如何消除了发现者——惠特克先生的那一组，和属于已经死去的钱包主人的那组指纹，以及第三套指纹与哈利・科尼什的指纹是如何精确匹配的。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有任何污渍吗？”

“有一些。”

“污渍是怎样造成的，亚当斯先生？”

“嗯，一枚指纹覆盖到另一枚指纹上会造成一处污渍，那就不能作为证据。与另一处表面相摩擦也会造成污渍。”

“如同衣袋的内面吗？”

“是的。”

“哪些指纹最清晰？”

“惠特克先生和科尼什先生的。”

“这些指纹是在钱包的外面？”

“是的，但科尼什的两枚指纹在里面，内表面。”

“那么，当惠特克先生拿着钱包的时候，他的指纹留在了钱包的塑料面上，而且没有被塞进过绷紧的口袋里，因此没有被弄脏过？”

“应该是这样。”

“那么，科尼什先生的指纹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留下的，而且也保留得相当清晰，因为此后钱包没有与衣袋的内袋发生过摩擦？”

“应该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在逃离抢劫现场后打开钱包，抽去里面的所有内容，然后塞进他的牛仔裤后袋里，这样会在钱包的塑料外表面上留下他清晰的指纹？”

“是的，会留下。”

“但是那种斜纹布织物、绷紧的牛仔裤口袋和奔跑的运动，会在——譬如说——半英里距离内，使得指纹变模糊吗？”

“也许会有那种作用。”

“那么，这个人在奔跑了半英里后，为了扔掉钱包，用食指和拇指从屁股口袋里把它抽出来，他只会留下被你所发现的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是的。”

“但是，如果冒出来一个发现钱包的人，并在钱包的塑料表面留下他自己的指纹，他不会污损上述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我认为他也许会污损。”

“你看，你的报告中说，指纹有些污渍，被新鲜的指纹所覆盖，那有可能来自于另一只手。”

“它们只不过是污渍。污渍下面的指纹也可能是钱包主人的，或者是科尼什的。”

在法庭的后方，杰克・伯恩斯一阵慌乱。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她曾经在花店的地上捡起过这只钱包。

“亚当斯先生，这只钱包是半个月前的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从死者的衣袋里被掏走的。星期三相同时刻或此后不久，科尼什先生被警察拘留了。他一定是在那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把指纹留在了钱包上？”

“是的。”

“但钱包在星期天上午才被发现。它肯定在那片草地上躺了四天半到五天半。然而指纹却相当清晰。”

“没有发现水渍，先生。在晴朗干燥的条件下，那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你能否确切说明，科尼什先生的指纹是在星期二下午还是在星期三上午留在钱包的塑料面上的？”

“不能，先生。”

“星期三上午，两个年轻人沿着曼德拉路行走，这时候他们看见一只钱包躺在水沟边。在常人都会有的好奇心的驱动下，其中一人停下脚步，把它捡了起来。他打开钱包看看有什么。但里面一无所有，既没有钱，也没有纸片。那是一只廉价的钱包，一文不值。他举起钱包，高高地扔过了分隔曼德拉路与某片荒地的铁皮隔离栏；它落在了大约十码之外的青草丛中，直至星期天上午被一条狗发现。可能吗？”

“我认为应该有可能。”

“是或不是，亚当斯先生？当时的指纹是否与你所发现的指纹相符？”

“是的。”

又是一条给乔纳森・斯坦法官的信息。哈利・科尼什打算坚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他那套关于把自己的指纹留在钱包上的解释是完整的。乔纳森・斯坦法官若有所思地低头做着笔记。

剩下来的证人是维吉・帕特尔先生。他的两份指认和证词毫不含糊。森德兰小姐一步一步地引导他的证词。在后方，伯恩斯放松了。他将会获得胜利。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帕特尔先生，你是一位诚实的人。”

“是的。”

“一个人，假如他认为——仅仅是认为——他也许犯了一个错，那么他是不是会骄傲自大到否认犯错的可能性？”

“我希望不会。”

“你在证词中说，你相当清楚地看见了普赖斯先生，因为他正面朝着你。”

“是的。他在我的右边，透过商店的玻璃，大半个面孔朝着我。”

“但他也是面朝着受害人。也就是说，受害人是背朝着你。所以你后来无法帮助辨认他的脸部。”

“是的。”

“你还说，第二个抢劫者——对此你认为是科尼什先生——正站在受害人的身后。他肯定也是背对着你的？”

“嗯，是的。”

“那你怎么能看见他的面孔？”

帕特尔先生看上去有点担心。

“当时我没有看见。直到后来他们围着倒在地上的人，绕圈子开始踢他。”

“帕特尔先生，假如你用脚踢地上的某个人，你的眼睛会看什么地方？”

“嗯，当然是那个人了。”

“也就是说，朝下看？”

“是的。”

“请法庭宽容，先生。科尼什先生，你可以站起来吗？”

哈利・科尼什在被告席上站了起来，把他铐住的狱警们也跟着站起身来。斯坦法官看上去显得惊讶，但范西塔特没有停顿。

“科尼什先生，请你看着自己的脚。”

科尼什照着做了。他那一头直发垂落下来形成了一道屏风，从法庭内的各个角度都无法看清他的脸部。庭内一片寂静。

“请坐，科尼什先生。”范西塔特说。然后，他相当温和地对小商店老板开始说话。

“帕特尔先生，我假设，你在三十码距离外见到了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第二天，当你看到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的照片时，你便以为那肯定是同一个人。是那么回事吧？”

“我想是吧。”维吉・帕特尔咕哝着说。伯恩斯试图去捕捉他的眼光，但没有成功。他不敢与别人对视。他已经受到了恫吓，伯恩斯绝望地想。有人已经向他发过警告了，半夜里，一个静静的声音提醒他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哦，天哪，这种事情又来了。

“现在，关于普赖斯先生。你去海布里看过阿森纳队的比赛吗，帕特尔先生？”

“没有，先生。”

“嗯，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你从马路对面看过去，看到的是一个剃着光头、身材粗壮的白种年轻男子，不是吗？”

“是的。”

“而如果你去海布里看阿森纳队的比赛，你会看见上百个那样的人。在伦敦北部的公路上，每天那百分之五十的追逐着其他司机的白色面包车里，如果你透过这些汽车的挡风玻璃看，又会有上百个那样的人。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穿戴的吗，帕特尔先生？蓝色牛仔裤，通常很脏，还有宽皮带和沾满尘土的T恤衫。这差不多是一种制服了。那样的人你以前见到过吗？”

“见到过。”

“伦敦市内满街都有吧？”

“是的。”

“在电视里，看到外国警察在对付英格兰足球流氓的镜头时，我们全都感到羞辱，是吗？”

“是的。”

“帕特尔先生，受害人不可能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拳打袭击者。那会使他的右手手指关节擦伤，很可能会造成他的手部骨头青肿。我猜你见到他举起了右手，很可能是为了挡开他认为是朝着他来的一次袭击。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

“但如果你会犯下这种差错，难道你不会也犯了在三十码距离处看不准人脸的差错吗？”

伯恩斯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不管是谁对这位吓坏了的小店老板吩咐了什么，都做得相当成功。帕特尔并没有从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当作一个敌对证人。他只是把“绝对”改为“可能”，把“确切”改成“也许”。“也许”是不够的；陪审团不能靠“也许”去认定有罪。

当可怜的帕特尔先生离开证人席后，森德兰小姐对斯坦法官说：“这是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先生。我们将按谋杀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请囚禁。”

地方法官朝詹姆斯・范西塔特扬起了眉毛。这两个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法庭内静得连一枚针掉落也能听见。

“地方法官先生，我们都知道法律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证据，据此，如果没有自相矛盾的话……”范西塔特拖长最后一个单词的语调，为的是强调这是极不可能的，“……一个公道的陪审团，在正确的引导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而这里并非如此，先生。控方曾有三件真正的证据。帕特尔先生、受伤的鼻子和钱包。帕特尔先生显然是一位完全诚实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把两个仅仅是长相相似的人，认作是他那天下午见到的人了。

“那就剩下普赖斯先生的破鼻子，以及科尼什先生留在一只被扔掉的空钱包上的指纹了。先生，虽然今天在这里的你并不会特别介意在另一个日子另一个法庭里会如何判定，或者确实不会介意辩方在本案中的明显的观点，但根据你的经验，肯定相当清楚，关于鼻子和钱包的指控将会遭到广泛且强烈的驳斥。

“对于受伤的鼻子和钱包有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我认为我们两人都知道，陪审团不能万无一失地作出判定。我必须请求撤销起诉。”

是的，乔纳森・斯坦想，而且陪审团会看到你的当事人打扮得潇洒整洁、西装革履；陪审团永远看不到这两个杀人犯的记录。你们将会被宣判无罪，并浪费大量的公众时间和金钱。

“虽然无奈，但我只能同意范西塔特先生。本案撤销。释放被告。”他说。由于对自己刚才不得不说的话感到十分厌恶，他随即离席而去。

“全体起立。”书记员喊道，但有点晚了，大多数人已经冲向大门。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手铐，他们试图从被告席与范西塔特握手，但他昂首阔步从他们身边经过，走向廊道。

从三楼到一楼要花些时间：几部电梯通常都很忙碌。杰克・伯恩斯刚好随着第一批人群走了出来，他阴郁而愤怒地瞪着双眼。

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获得自由，他们昂首阔步从一部电梯里出来，嘴里骂骂咧咧、狂呼乱叫，一起走向大门。伯恩斯转过身来。他们在相隔二十英尺距离时面对面。

两个歹徒不约而同地举起僵硬的中指，挑衅地朝这位刑警上下乱比划。

“你完蛋了，臭狗屎。”普赖斯尖叫。他们趾高气扬地结伴走出大门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们占据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他身边一个静静的声音说道。伯恩斯见到了那头柔顺的金发、那双慵懒的蓝眼睛和那种优雅而自信的举止，心头涌起了对范西塔特及其一举一动的厌恶。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范西塔特先生。他们杀害了那个善良的老人，就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托你的福，他们现在逍遥法外了。直到下一次再行凶。”他现在已是怒火中烧，甚至顾不得礼节了，“上帝呀，难道你为伦敦的阔佬们赢的官司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还要为蝇头小利来这里提供法律援助，让那两个十恶不赦的歹徒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范西塔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讥讽的神色，更像是同情。然后他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边轻声说话。刑警闻到了一股高贵而稀有的香水味。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那声音耳语着，“但这与正义的胜利有关。”

然后他就离开了，通过旋转门走了出去。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辆宾利轿车驶了过来。范西塔特把公文包扔进轿车后座，随后钻了进去。宾利汽车起动加速，从视线里消失了。

“呸，胜利个屁。”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饭时间。他决定步行两英里回警署去。走到半路时，他的传呼机响了起来，是警署在呼他。他用手机回电。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听了。

“有位老家伙在这里等着见你。他说他认识死者。”

那人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员，而且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伯恩斯在一间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块“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正安静地抽着香烟。他们立即交谈起来。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诺比。”

伯恩斯和诺比・克拉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这位侦缉督察翻开笔记本。

“为作记录，请告诉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在记载诺比居住的城镇时，他停下了。

“威尔斯登？那有几十英里远呢。”

“我知道它在哪里，”那位退休人员说，“我就住在那里嘛。”

“死者呢？”

“当然也在那儿。那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不是吗？”

他是那种喜欢在陈述句后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疑问词，把句子变成疑问句的伦敦人。

“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似乎这样才对，他已经死了。”诺比说，“你们应该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把他们关起来。”

“我抓住他们了，”伯恩斯说，“法庭刚刚把他们放走了。”

诺比・克拉克大吃一惊。伯恩斯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烟灰缸，老头子把香烟掐灭了。

“真是无法无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好吧，谈谈那个死者。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

伯恩斯记了下来。

“姓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我们认为，那个星期二他大老远来伦敦东部，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坟上。那是他母亲的吗？”

“不，他没有双亲。自幼就没了双亲，是个孤儿。在巴纳多孤儿院里长大。你说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她是他的监护人。”

伯恩斯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妇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在她去世二十年后，他依然在她生日时把鲜花放到她的坟前。十八天前的这次献花，要了他的命。

“那么你是在哪里遇见这位彼得的？”

“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社会服务管理局。我们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样。他们给我们椅子。我有关节炎，他有条瘸腿。”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们坐在社会服务管理局里，等待其他领取的人群渐渐退去。

“那么在你们坐着等待的时候，你们聊天吗？”

“是的，聊了些。”

“可你从来没问过他姓什么？”

“没有，他也从来没问过我，不是吗？”

“你去那里是领取养老金吧？他去那里干什么？”

“残疾抚恤金。他可以领取百分之三十的残疾抚恤金。”

“是那条腿。他有没有说起过腿是怎样弄残的？”

“当然说过。他当过兵。在空降兵部队。有一次夜间空降，遇上大风，把他摔向一堆岩石。降落伞拖着他在乱石堆里翻滚了半英里。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的右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他失业了吗？”

诺比・克拉克不屑一顾。

“彼得？从来没有。不属于他的钱，他一分也不会拿。他是个守夜人。”

当然。孤身居住，孤身工作。没人会上报他的失踪。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八月份放假歇业了。讨厌的八月份。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报纸。他的死讯刊登在了《标准晚报》上。”

“那是九天之前登载出来的。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

“八月份。八月份我总是要去怀特岛的女儿家住上两个星期。昨晚才回来。真高兴回到城里，海上的大风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他轻轻咳了一声，又点上一支香烟。

“那你是怎么会看到九天前的一张报纸的？”

“土豆。”

“土豆？”

“马铃薯。”诺比・克拉克耐心地说。

“我知道土豆就是马铃薯，诺比。但土豆与死者有什么关系？”

作为回答，诺比・克拉克把手伸进夹克衫侧面的口袋，取出一张撕破了的旧报纸。那是九天前的《标准晚报》的第一版。

“今天上午我去一家蔬果店买土豆。回到家，打开土豆的包装，他就在厨房桌子上盯着我。”

一家老式的蔬菜水果店。用旧报纸包装土豆。从这张沾有泥土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跛脚男子脸朝上凝视着。在背面，即第二版，就是那篇详细报道，包括“多佛尔街监狱”伯恩斯侦缉督察的联系方式。

“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不是吗？”

“让你搭车回家好吗，诺比？”

这位退休职员高兴了。

“有四十年没坐警车了，告诉你，”他慷慨大方地补充说，“那时候我们曾经有过真正的警察。”

伯恩斯打电话给卢克・斯金纳警长，让他带上从死者口袋里取出来的那把拴有红丝线的钥匙，并把汽车开到前面来。

在了解了当地社会服务管理局的详细地址后，他们把诺比・克拉克送到了他的家门口，然后驱车去管理局。那里快要关门了，但办事员很通情达理。伯恩斯晃了晃他的警察证件，要求找主任说话。

“我在找一个人。名叫彼得。姓氏不详。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灰白头发、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以前常常坐在……”他打量了下周围。墙边有几个座位。“那里，与诺比・克拉克一起。有印象吗？”

管理局不是闲聊的地方，至少隔着柜台和铁栅的办公室职员与外面领取年金的人是不太会闲谈聊天的。最后，一位女职员回想起是有那么一个人。彼得・本森？

余下的工作交给了电脑。管理局主任在键盘上输入彼得・本森的姓名，查到他的档案。由于骗取社保的事情常有发生，因此多年来申请人一直被要求附上照片。现在，电脑荧屏上出现的是一张小小的证件照，但这已经足够了。

“地址？”伯恩斯问道。斯金纳把它记了下来。

“他差不多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来这里了，”办事人员说，“很可能去度假了。”

“不，他死了。”伯恩斯说，“你们可以关闭他的档案了。他再也不会来了。”

“你能肯定吗？”主任问道，显然是在担心谣传，“我们必须得到正式通知。”

“不可能的。”伯恩斯说，“忘了他吧。”

翻阅伦敦黄页并询问了几位邻居之后，两位刑警找到了那个地址。它在另一个住宅小区里，是位于四楼的一室一厅小公寓。电梯已经坏了，他们踏上楼梯，进入公寓。

这是一套破旧的公寓，但很整洁。室内已经积了三个星期的灰尘，窗台上有几只死苍蝇，但没有腐烂发霉的食物。洗涤过的盘子和杯子搁在水槽旁边的滴水架上。

床头边的一只抽屉里有一些零星的部队纪念品，其中还有包括军功勋章在内的五枚奖章，那是授予战斗英雄的。书架上的图书都是翻旧了的平装本，墙上的装饰画也是些印刷品。伯恩斯最后在客厅墙面上的一张镶有镜框的照片前停下了脚步。

照片里有四个年轻人，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着。背景看上去像是沙漠里的一条壕沟，一边还有一座古旧的石头堡垒。照片下面印着“米尔巴特，一九七二年”。

“米尔巴特是什么？”斯金纳问，他已经走过来站在了伯恩斯身后。

“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庄。在佐法尔省，位于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的阿曼。”

年轻人都穿着沙漠伪装服。其中一人戴着一条格子的阿拉伯布头巾，用两条黑带子扎着。另三个人戴着沙色贝雷帽，帽子上有帽徽。伯恩斯知道，如果手头有放大镜，他就能够分辨出帽徽里带翼匕首图案上面的三个字母，和下面三个简短的单词。

“你是怎么知道的？”斯金纳问。

“女王曾来过一次德文郡。当时我在皇家警卫团值勤。特别空勤团部队派了两个人来协助我们。警卫值勤会有长时间的等待。我们都谈起了往事。他们告诉了我们关于米尔巴特的事件。”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一次战役。那里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秘密战争。南也门的恐怖分子跨过国境进入阿曼，想推翻阿曼苏丹。英国派去了陆军训练团。一天，一支由三四百名恐怖分子组成的武装力量，向米尔巴特的那个村庄和要塞发起进攻。守卫在那里的是英国特空团的十名官兵和来自当地的一群应征士兵。”

“谁赢了？”

伯恩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照片。

“他们赢了。当然。损失了两名战士，在打死、打伤一百多个恐怖分子之后，突出重围转移了。”

照片中三个人站着，第四个人单膝着地蹲在他们前面。这是二十四年前，在一个被遗忘了的沙漠村庄的合影。前面的人是士兵；他后面是一名中士、一名下士以及他们的年轻军官。

斯金纳走上前，用手轻敲蹲着的士兵。

“是他，彼得・本森。可怜的家伙。经历了那么多场枪林弹雨，却在埃德蒙顿被踢死了。”

伯恩斯已经辨明了这个士兵的身份。他正凝视着军官。柔软的金发上面戴着一顶贝雷帽，一双傲慢的蓝眼睛因阳光的照耀而眯缝了起来。而这名年轻的军官，正打算退伍回家去上法学院，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成为一位全国著名的大律师。斯金纳已经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伯恩斯耳边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明白，”这位侦缉警长说，“歹徒踢死了他的战友，他还千方百计把他们放走。”

伯恩斯似乎能够感觉到回响在他耳边的那种公学毕业生的细语声。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

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看这四位年轻勇士的面孔，杰克・伯恩斯这时候才明白，说话故意慢吞吞的大律师并不是在谈论“旧贝利”（刑事法院）的正义，而是《旧约》里的正义。

“杰克，”在他身边依然感到迷惑的年轻警长说，“现在普赖斯和科尼什重新获得了自由，要是中士和下士遇到他们，会发生什么呢？”

“别问，小伙子。你可不会想知道。”

第二十四天，星期四

在赫里福德基地附近，特别空勤团在其专用的一块土地上举行了一次葬礼。一位老兵的遗体入了土。在场的军号手吹响了《最后岗位》；墓穴上空还鸣响了礼炮。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次葬礼，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大律师。

那天晚上，人们在伦敦东部旺斯特德沼泽地附近的湖边发现了两具尸体。它们被认出是马克・普赖斯先生和哈利・科尼什先生。负责验尸的法医病理学家认为，那两个人都是被勒死的，而且凶器极不寻常，好像是钢琴丝。该案件的调查随即展开，但永远都没有结案。

奇 迹

锡耶纳[29]，一九七五年

太阳像一团火球挂在天空，把赤热洒向托斯卡纳地区的这座围有城墙的古城，洒向城里一簇簇屋顶和中世纪的瓦片上。在烈日下，这些瓦片有些呈粉红色，但大多数则在长时间的阳光烘烤下，变成了红棕色或灰白色，在炎热的空气中闪着微光。

突出的房檐排水槽在窗户的上部投下夜晚一般的阴影，但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那些抹了灰泥的墙壁和古老的砖块则反射着灰白的热光。木制的窗台开裂了，油漆也已剥落。在锡耶纳老城区狭窄的铺有鹅卵石的小巷深处，还有一些阴凉的休憩处，偶尔有几只想打盹的猫在寻找避暑的场所，但当地的居民却不见踪影，因为这一天是赛马节。

在其中一条这样的巷子深处，在比成人肩膀宽不了多少的圆石小路的迷宫里，一位美国游客在匆匆赶路，脸被晒得像牛肉一样发红。汗水淌下来浸透了他的短袖棉质衬衣，身上的薄夹克感觉如同挂在肩膀上的一条毯子。在他身后，他的妻子因为平底凉鞋不合脚，走得踉踉跄跄。

他们曾试图在城里订旅馆，但在这个季节，他们订得太晚了，最后终于在卡索莱德尔萨订到一个房间。租来的那辆汽车因为发动机过热跑不动了，后来他们在城墙外面找到一个停车场，把汽车停在了那里。现在，他们从奥维勒门匆匆奔赴他们的目的地。

没过多久，他们就在这些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小巷子里迷失了方向，步履蹒跚地在滚烫的卵石上行走，脚下像是着了火。这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牛仔不时地朝人声鼎沸的方向竖起耳朵，试图往那里赶。他那穿戴齐整的妻子只想着赶上丈夫，一边用一本旅游指南手册作扇子扇风。

“等等我。”她叫道。现在他们正在穿越城内两幢住宅之间的又一条狭巷，这些房子曾见证过美第奇家族[30]的科西莫[31]耀武扬威地进城，但即便是那时候，这些房子也已经很古老了。

“快点，亲爱的，”他回过头说，“我们要错过游行了。”

他说得对。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聚集在田野广场[32]上的人群正努力挤向前去，想抢先看到游行队列。临时演员们穿着曾经统治和管理这座城市的锡耶纳十七个主要同业公会的服装，正拉开一场中世纪式的古装游行。根据传统，十七个堂区中的十个要在那天进行赛马比赛，获胜的一方可以为他们的会馆赢得象征荣誉的锦旗。这就是赛马会。不过，首先是游行。

头天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这位美国人已经把旅游手册里的内容念给他妻子听了。

“锡耶纳的堂区或市区，是在十二世纪末叶与十三世纪初叶之间建立的。”他大声朗读。

“那是在哥伦布之前。”她表示反对，就好像在伟大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帕罗斯起航、沿着力拓河进入大海后西行前，在他被人遗忘或是获得荣耀以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对。那是一四九二年。是在哥伦布之前三百年。这里说，开始时有四十二个堂区，三百年后减为二十三个，后来到一六七五年时只剩下十七个。我们明天去看游行。”

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庆典队列中几百名第一批服饰鲜亮华丽的鼓手、乐师和旗手开始进入田野广场。广场周围的十六座宫殿挂满条幅、彩旗和标识物，窗户前和阳台上挤满了有钱人，四万名群众正聚集在赛道的圈子内热烈欢呼。

“快点，亲爱的。”他朝身后叫道。前方的喧闹声变得响亮起来。“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这个。我终于能看到那座塔楼了。”

确实如些，曼吉亚塔楼的尖顶已经出现在了前面的屋顶上方。就在这个时候，她被绊倒了，她的脚踝因为鹅卵石和鞋子而扭到了。她叫了一声，随即坐倒在石头路面上。她的丈夫转身朝她跑来。

“哎哟，亲爱的，你怎么回事？”他朝她俯身，关切地皱起眉头。她攥着一只脚踝。

“我可能扭到脚踝了。”她说完哭了起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现在却万事不顺。

她丈夫朝巷子两头打量，但这些古旧的木门全都上着锁、上着闩。相距几码远的高墙上有一道拱门，从一旁围住了这条巷子。阳光从门洞照进去，那里头好像有一处露天空地。

“我扶你到那儿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说。

他把她从鹅卵石路面上拉起来，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她走向那个拱门。原来那里是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里面有一盆盆玫瑰花。谢天谢地，墙边的阴凉处还有一条石头长凳。美国人把他的老婆扶到凉爽的石凳上，她如释重负地坐了下去。

远处，游行队伍的尾巴还在主教座堂广场[33]时，打头阵的人们已经进入了田野广场，市民判官们已经在对旗手的人员、举止和舞旗水平进行品评。之后赛马时，不管谁赢，装备最精良的堂区参赛小组将获得“Masgalano”——一只精工雕刻的银盘。这件奖品很重要，而且在场的观众都知道。美国旅游者弯腰察看妻子的脚踝。

“需要我帮忙吗？”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美国人吃了一惊，转过身去。陌生人背对太阳站在他的上方。游客站直身子。那人细高个子，有一张神情冷静的脸。他们年龄相仿，五十五六岁，不过陌生人头发已花白。他穿着褪了色的帆布休闲裤和牛仔衬衫，看上去像是流浪汉，或是已不再年轻的嬉皮士。他说起英语来很有教养，但有点口音，也许是意大利语。

“我不确定。”美国人狐疑地说。

“你夫人跌倒了，伤了脚踝？”

“是的。”

陌生人跪到院子的石板上，脱去他妻子的凉鞋，轻轻按摩受了伤的脚踝。他的手指很温柔，手法娴熟。美国人在旁边盯着，准备在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妻子。

“脚踝没有骨折，但恐怕是扭伤了。”那人说。

“你怎么知道？”丈夫问。

“我确实知道。”那人说。

“是吗？你是什么人？”

“我是园丁。”

“园丁？这里的吗？”

“我种养玫瑰花，打扫院子，保持清洁卫生。”

“但今天是赛马节。你没有听见吗？”

“我听见了。伤处需要包扎。我有一件干净的T恤衫，可以把它撕成布条。还要用冷水敷，以免肿胀。”

“赛马节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看赛马。”

“为什么？人人都去看了呢。”

“因为是今天这个日子。七月二日。”

“这个日子这么特殊吗？”

“这也是解放日。”

“什么？”

“三十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第二天，锡耶纳从德军的占领下获得了解放。而且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就在这座院子里，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奇迹。我去取水。”

美国人吃了一惊。这位来自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美国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做弥撒和忏悔，他相信奇迹——罗马主教认可的那些。他这次的意大利夏季之行主要是去罗马，锡耶纳是后来加进行程里的。他朝这座空荡荡的院子打量了一番。

院子三十码乘二十码这么大，两边围有高墙，至少有十二英尺高，其中一面墙体上开有一个门洞，两扇大门敞开着，他就是从那个门洞进来的。另两边的墙更高，五十多英尺，墙上除了一些裂缝外，一片空白，墙头有屋顶，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型建筑的外墙。在院子的最远端，嵌在大楼墙体里的，是另一扇门。它不是木板做的，而是由一根根木梁用螺栓固定而成，以阻止外人进攻。木门紧闭。门的木料与城市本身一样古老，因为长年累月暴晒在阳光下，除了几处污渍外，早已被晒得泛白。

在院子的一边，从一头到另一头，有一条长长的柱廊，斜屋顶由一排石柱支撑着，在屋檐下形成一个幽深而凉爽的避荫处。这时候，园丁取来了布条和一杯水。

他又跪下来，把布条绷带结结实实地扎到受伤的脚踝上，又把水浇上去浸透布条，当作冷敷。美国人的妻子松了口气。

“你还能去看赛马会吗？”丈夫问道。

妻子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脸立即扭成一团。脚踝仍在疼。

“你觉得呢？”游客问园丁。对方耸耸肩。

“这些巷子路面不平整，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又非常闹腾。而且，没有梯子和高台的话，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庆祝活动会持续一整晚，你们可以在那时候看露天盛装庆祝，每条街上都有。或者，八月份还有一次赛马节。你们能等到那时候吗？”

“不行。我要养牛。下星期必须回家。”

“哦。那么……你夫人现在能走路了，但得走慢些。”

“我们等一下好吗，亲爱的？”她问道。

游客点点头。他朝院子四周打量了一下。

“是什么奇迹？我没看见有什么圣殿。”

“这里没有圣殿。没有圣人。现在还没有。可有一天会有，我希望。”

“那么，三十一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

园丁的故事

“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园丁问。

“那当然。美国海军。太平洋战区。”

“不是在意大利这儿？”

“不是。可我的弟弟是在这里。他曾与马克・克拉克将军[34]一起战斗。”

园丁点点头，似乎在回忆往事。

“整个一九四四年，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边战斗边向前推进，从西西里岛朝北到达奥地利边境。那一年，德军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是一次漫长的撤退。一开始他们是意大利的盟国，但在意大利投降之后，他们成了占领军。

“在托斯卡纳这里，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陆军元帅凯塞林[35]统帅着德军。与他对峙的，是由克拉克上将率领的美军、亚历山大上将[36]指挥的英军和朱安上将[37]统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到六月初时，西部战线已经抵达翁布里亚北界和托斯卡纳南方。

“南部这里，地形崎岖不平，群山连绵不断，山势陡峭险峻，山谷里溪涧成百上千。盘山而上的公路是车辆通行的唯一道路。公路上很容易埋地雷，还能从对面的山坡上用机枪朝路上扫射。隐藏在山上的侦察兵还能指挥他们身后的炮兵把炮弹准确无误地朝敌军砸去。双方都伤亡惨重。

“锡耶纳成了繁忙的医疗中心。德国陆军的医疗队在这里建起了几座野战医院，而且常常满员。后来实在容纳不下了，便征用了几座修道院。而同盟国军队的战线还在向前推进，凯塞林元帅下令把所有轻伤员送到北方去。德军救护车队昼夜不停地驶向北方，但有些伤员无法动弹，只能留下来。许多士兵因伤重死去，被埋在郊外，床位紧张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但到了六月下旬，战斗变得空前激烈，已接近尾声。在六月下旬的十多天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德国外科医生来到了这里。他没有临床经验，只能在一旁观看，边学边做。用来睡觉的时间很短，供应也严重短缺。”

夏日的天空中传来一阵欢呼，在视野之外，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部分进入了田野广场。每一个堂区的参赛小队都在铺着圆石的宽大沙土赛道上绕行一周。一辆中世纪战车入场了，牛拉着的战车上载有象征盛典与赛马节的锦旗，人群中传来一阵更为响亮的欢呼声。

“锡耶纳这里的德国守军是第十四集团军，指挥官是利默尔森上将[38]。别看报纸上把他们吹得很厉害，因为连续几个月作战，其实许多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且兵员不足。第十四集团军的主要分遣队是施勒姆上将[39]的第一空降军部队，施勒姆把他从海上得到的所有部队和装备都布置到了锡耶纳南方的山区里。这是利默尔森上将的右翼部队。在左翼内陆更深处的，是已经疲惫不堪的德国陆军第九十装甲掷弹兵师，他们设法挡住哈蒙将军的美军第一装甲师。

“在马克・克拉克上将的美军第五集团军的中央，面对着锡耶纳城的是朱安上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两翼是他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师。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这五天的激战中，这些就是被德军拖住的同盟国部队。然后美军的坦克部队插入到德军的装甲兵阵地，锡耶纳遭到了两面夹击，先是东侧的美军，接着是西侧的法军部队。

“后撤的德军连队退了回来，带来了他们的伤员，有掷弹兵、装甲兵、空军野战师和伞兵。六月二十九日，这座城市的南面发生了最后一次激战，随后同盟国军队突破了防线。

“战斗打得激烈残酷，最后演变成白刃战和肉搏战。德军担架兵在夜幕的掩护下进入，尽最大努力救治数百名伤员，既有德军的，也有同盟国军队的，最后把他们带回了锡耶纳。眼见两侧受敌，而且在锡耶纳，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兵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利默尔森上将请求凯塞林元帅同意拉平他的防线。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伞兵们撤回城内。锡耶纳到处是当兵的。伤员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连古旧的女修道院大墙下的这个院子，也被征用为临时掩蔽所和野战医院，以供最后抵达的大约一百名德军和同盟国军队的伤员使用。新来的年轻外科医生被指派去负责这里的医务工作。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

“这里？”美国人问，“这里曾经是野战医院？”

“是的。”

“可这里没有设备，没有水，没有电。条件肯定很艰苦。”

“是很艰苦。”

“我当时正搭乘运输舰回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疗养院供伤员使用。”

“你算幸运的。在这里，伤员就躺在担架兵把他们放下的地方。美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有一百多名德国重伤员。他们确实是躺在这里等死。最后，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人。”

“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呢？”

那人耸耸肩。

“哦，他开始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上级军医派来三名勤务兵协助他。他们去附近的民居里找来床垫、草褥和任何可以躺卧的用具。他们还到处去偷床单和毯子。床单都被用来当作绷带。锡耶纳城里没有河流穿过，但许多个世纪前，锡耶纳人已经建造了错综复杂的地下供水渠网，把山里的溪水引到城内的街道底下，让人们可以从井里打水。勤务兵在最近的一个井上安装水桶、链条和辘轳，把水接到了院子里。

“从附近房子里抬过来的一张巨大的厨房桌子放在这里，就在院子中央的玫瑰花丛之间，作为手术台。药品相当缺乏，卫生就更不讲究了。整个下午到黄昏，他一直全力以赴做着手术。夜幕降临时，他跑到当地的部队医院讨煤油灯。在煤油灯照明下，他继续做手术。但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他知道会有伤员死去。

“许多伤员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没有止痛药了。有些伤员就在与战友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被地雷炸中，另外一些伤员体内嵌着炮弹或手榴弹的弹片，还有一些人的手臂或者腿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天黑后不久，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是一个本地姑娘，一个意大利姑娘，他猜想。姑娘很年轻，也许二十岁刚出头，模样很奇特。他看到她在盯着他看。他点点头，姑娘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说模样奇特？”

“鹅蛋脸、肤色苍白，看起来相当平静。一头短发，但不是当时流行的波波头，而是发梢有点内卷的童花头。相当优雅，不是非常轻浮的那种发型。穿的则是一件淡灰色的棉布衬衣。”

“她来帮忙了？”

“不，她走开了。她在那些士兵之间静静穿行。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了一下，然后去擦拭他们的额头。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了那张手术台，他仍在工作。即使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还是继续工作着。他才二十四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却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尽力不出差错。骨锯用渣酿白兰地[40]消毒一下就用来截肢，家用的棉线涂上蜂蜡就开始缝合伤员，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伤员们痛得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

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说，“你就是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就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

那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就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感觉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呢。”

“安静点，亲爱的。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田野广场，游行队伍离开了竞技场，参赛者已经面对着宫殿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堂区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用旗帜和编队来展示各自的技巧，随着鼓乐的节拍编排出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的敬礼，这也是为他们各自堂区赢得银质圣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外科医生的故事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勤务兵跟我一样累了，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桌子上，而我在尽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段空闲。从拱门进来的担架在减少，最后停止了。我有时间去洗手，并在伤员中清点夜间死去的人数，以便安排埋葬事宜。”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七月一日早晨太阳升起时也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三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还有一个人双腿粉碎性骨折。我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手术的。他们都是很坚强的人，仰面静静躺着，也许回想起了来这里为法兰西战斗并牺牲以前，在马格里布荒凉和干燥的山丘间的各自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正等着真主来召唤他们。但他们没有死。

“就在你夫人坐着的地方，曾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抬进来时，他双手交叉按着肚子。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是想设法把肠子塞回被撕裂了的肚子里去。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肠子放回原来的位置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可我没有血浆给他输血。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唤母亲。我估计他能撑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过后，虽然阳光还没从屋顶上直射进来，但气温已经升高了。当阳光直射时，这个地方将成为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廊柱下的阴凉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他们能够熬过失血和昏迷，但也没法对付毒辣辣的阳光。

“在廊道下面的那些人很幸运。那里有三个英国人，全都来自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要过烟。当时我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全世界通用。我告诉他，肺部被弹片撕裂的话，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烟。真是疯狂的英式幽默。不过，他们很勇敢，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但还是不忘开玩笑。

“担架手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三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谢天谢地，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三名勤务兵在角落里蜷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游客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寻找绳子、带子和更多床单。我们在院子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搭上去并用衣夹夹住，形成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在上升。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勤务兵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曝晒了十二个小时后，太阳西下，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利默尔森手下的一名年轻上尉意外地走进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后追赶，大声喊‘我这里需要帮助’。他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也许他确实做了些事情。一个小时以后，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推车的药品。有止血包、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伤员来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二十人，加上他们，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城墙外面，炮声似乎终于停止了。我猜同盟国军队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进攻，以摧毁锡耶纳的防线。我祈求我们能幸免于难，尽管希望渺茫。到最后，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哭声和偶尔的尖叫声，院子里很静。

“我听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时发出的窸窣声，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装甲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半边下颚。我转过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伤员间穿行，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敷料，但她没理会。”

“那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是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人。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细节。她穿着的不是棉布衬衫，而是某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衣服。然后我意识到，她一定来自锡耶纳市内的某个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个图案，深灰色盖在浅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垂下来，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夹角。”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41]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地方怎么像一个藏尸所啊，’他说，‘这里就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长官。’

“‘伤员有多少？’

“‘约二百二十人，将军。’

“‘国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们的同胞，约一百名是同盟国战士，长官。’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没有，长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大声说：‘Unmögl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着询问，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伤势的类型、轻重和存活概率。跟随他的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即将死去的伤员进行临终祈祷。军医总监巡视完毕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倦容满面，浑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吃饭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消息在败兵中传得很快。

“他对身后的军人下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他们，把同盟国士兵留给同盟国军队。他在德军伤员中徘徊，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达米兰的伤员，到那里后，他们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德国人，他让担架兵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下达命令后，七十名德军伤员被抬走了。于是，剩下了五十个德国人，还有同盟国军队的伤员。然后他回到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屋后，快要下山了。空气正慢慢变凉爽。他的举止不再粗鲁，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意味着要成为战俘。’

“‘我知道，长官。’我说。

“‘好了，对你来说战争毕竟短暂。等到回国以后，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

“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将军向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没法回敬。然后他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空袭轰炸。我独自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死去。太阳下山，黑夜降临，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给伤员们分发水。等我转过身时，她又回来了。”

此时，田野广场上传来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选手，他们已经跨上马背，都手持短柄马鞭，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来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搞破坏是赛马会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什么无所谓，胜利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么事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被当作起跑线的一条粗绳后面有十匹马，它们按照抽签得出的顺序进行排列。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区的鲜艳盛装，头戴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预先来到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匹马就位后，发令员抬头看地方行政长官，等他点头便放下绳子开始比赛。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发出响亮的吼声。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晚。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像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即便是意大利语。我们从来没有过肢体接触。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更多井水，还换了几次药。军医总监留了新的药品和敷料给我。到黎明时，这些补给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各有一块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我没去细想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回身时，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升起后，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都飘起了旗帜，没有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不会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同盟国军队的旗帜，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四处飘扬。大概七点钟时，我听见外面巷子里的脚步声正渐渐逼近。我很害怕。我从来没见过荷枪实弹的同盟国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们宣传过，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过了一会儿，五名士兵出现在门洞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土和汗水，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什么部队。然后我看到了洛林十字。那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我都不懂，只好微笑着耸耸肩。我在国防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们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显眼的国防军军靴。他们在锡耶纳以南遭受了重大伤亡，此时此地的我，无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院子，大声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们手里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这时，角落里的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轻声叫唤。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语气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作为友谊的象征逼着我点上火。

“到了九点钟，城里到处是法国人。狂热的意大利居民夹道欢迎他们，姑娘们更是送上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后来，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一样。我解释说，我是一名德国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中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同盟国军队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他跑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援助。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士长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与此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在逐个检查伤员。这一次，他们全都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他们能够吃的营养品。

“下午，上校军医来到护士长办公室。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蒙莎贝尔，会说英语。‘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人里有一半原本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已有的设备和药品竭尽全力救治。

“他们用法语交谈。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什么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牌，送进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上校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留下来协助我的同事。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德军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还要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会杀死我的。之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就地躺倒睡着了。

“经过一天一夜二十小时的睡眠，洗了澡、吃过饭，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工作了。在过去的十天里，由法国人治疗的所有法军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和罗马。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都是从院子里转移过来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要拆开来，里面的损伤要进行妥善修补。然而，原本会发炎并由此致命的伤口却出奇的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行愈合了；出血也已经被止住了。上校是来自法国里昂的一位名医；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没有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涌向北方。我被允许与上校军医住在一起。朱安上将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此后，我被派去专门照料五十名德军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撤离到了南方的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还想再打仗，经由红十字会的安排，他们被遣送回国。”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用船舶从奥斯蒂亚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亚人回到了谢南多厄河谷。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喊妈妈的奥斯汀小伙子返回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体内，腹壁也已经愈合了。

“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也带走了我。英军亚历山大上将曾来罗马的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里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就可以去一家英国医院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到战争结束。于是我做出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一九四五年德国最终投降，和平来临了，我经许可回到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德国汉堡。”

“那么，三十年后你来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清晰的尖叫声从田野广场传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余下的九匹马在继续比赛。尽管铺了沙子，但底下的卵石还是会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步伐狂乱，人仰马翻经常发生。

那人耸了一下肩膀，朝四周慢慢地打量了一遍。

“这座院子在那三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名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仅此而已。这与那个姑娘有关。”

“赛马会以后还会有的，”游客说，“跟我说说那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军占领下。开始时，我在英国人的一家大医院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一九四九年，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非纳粹国家——联邦德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后，我成了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也繁荣富强了起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诊所，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结婚十五年后，我的婚姻宣告结束。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很痛苦，但也表示理解。我有了自己的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

“那么你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找到了。已经过去二十四年，我猜想她应该有四十多岁，跟我差不多。我假定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要是她还俗了，那么应该是一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我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寻找她。

“首先我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女修道院。共有三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查访了每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其中的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的。当我描述了我在找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找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修女，从来没见到过。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得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来自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一九四四年德军占领的最后那个星期里，她是在锡耶纳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地区闲逛，寻找她所在的女修道院，但一无所获。在我的翻译失去耐心以后，我研究了从前到现在各个修女团体的着装，共有好几款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折断了的横杠的十字标志的款式。

“六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希望渺茫。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二十四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擦拭过濒死士兵们的面孔，还安慰过他们。她触碰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通过触摸就能使伤口愈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好，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道。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仍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有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两份报纸上各刊登了一份四分之一版面的寻人启事。同时见报的还有一张画，是我画的她所穿过的那件棉衣的式样，这张草图连同文字一起刊登了出来。启事中还许诺，提供相关线索的人将得到奖励。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早上，这份启事上了报。

“我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下了楼，预约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内抵达，可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也错过了那天的航班。

“在大厅里等待着的是个满头银色短发的小老头，僧人打扮，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腰带，脚上穿着凉鞋。他手里拿着一份《锡耶纳报》，翻在登有我的启事的那一版。我们转移到大堂咖啡厅坐下。他会说英语。

“他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刊登那则启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锡耶纳的年轻女士，她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前帮助过我。他告诉我，他叫弗拉・多米尼科，属于一个信奉禁食、祈祷和学习的宗教团体。他自己毕生的研究课题是锡耶纳历史及其中的各种宗教团体。

“他看起来既紧张又激动，要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是如何在锡耶纳遇到一位衣袍上有这种特殊图案的年轻女士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告诉他。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请告诉我一切’，于是我告诉了他。”

一匹赛马以半个身位的优势越过终点线时，广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九个堂区的会员发出绝望的抱怨声，而第十个，也就是被叫作“豪猪”的堂区会员，则迸发出欢乐的尖叫声。那天晚上，输掉了比赛的九个同业公会免不了在各自的公馆里喝上几杯，佐以颓丧的摇头叹息和惆怅的空想；而在“豪猪”的会馆里，庆祝活动将是一场狂欢。

“说下去，”美国人催促道，“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对他说了一切。那正是他想知道、他坚持要了解的。从头至尾，所有细节情况，我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出租车来了，我没理会。但我忘了一个细节，直到最后才想了起来。那双手，姑娘的双手。最后我告诉了他，在月光下我看见的姑娘手背上黑斑的具体情形。

“那僧人的脸色变得如同他的头发一般雪白，他开始用手指拨动念珠，双眼紧闭，嘴唇默默翕动。那时我还是一名路德教教徒，不过后来改变了信仰。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祈祷，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为什么，兄弟？’我问道。‘为我不朽的灵魂，也为你的。’他说，‘因为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然后我请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仁慈凯瑟琳的故事。”

弗拉・多米尼科的故事

“‘你知道锡耶纳的历史吗？’他问。

“‘不知道，’我说，‘几乎一无所知。’

“‘锡耶纳历史悠久，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有些世纪繁荣太平，但大多数世纪充满战争、鲜血、暴政、世仇、饥荒和瘟疫。但最可怕的，是一三五五年到一五五九年那两个世纪。

“‘在这两百年里，锡耶纳城内外掀起了连绵不断、毫无意义且无利可图的战争。整个城市不断遭受着可怕的雇佣兵的掠夺和袭击，软弱的政府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城民。

“‘你一定知道，那时候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是一些公国、侯国、小小的共和国和城邦国，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经常想攻占其他人的领地，有些甚至真的打起仗来。锡耶纳是一个城邦共和国，时常受到佛罗伦萨公国的觊觎，最终，我们被归到了美第奇家族科西莫一世的掌控之下。

“‘但那件事发生在最糟糕的时代，一五二○年至一五五○年，那就是我要说的那段时间。在被称为蒙蒂的五个宗派的统治下，锡耶纳城邦国的政府处于混乱状态。蒙蒂集团内部相互之间争斗不断，最后毁掉了这座城市。一五一二年之前，锡耶纳一直在潘多尔福・佩特鲁齐[42]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施行暴政，但至少局势得到了稳定。潘多尔福死后，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之中。

“‘市政府本应该是巴利亚，那是一个由地方行政官组成的永久性的委员会，佩特鲁齐是巴利亚的主席，老练而无情。但巴利亚的每位委员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蒙蒂集团的成员。他们没有为管理城市通力协作，而是忙着倾轧相争，结果把锡耶纳给毁了。

“‘虽然潘多尔福本人已死，但该家族仍统治着巴利亚。一五二○年，佩特鲁齐家族的一支旁系生了一个女儿。女孩四岁时，佩特鲁齐家族失去了对巴利亚的控制，于是蒙蒂集团的其他四个宗派便肆无忌惮地争斗了起来。

“‘女孩长大后既美丽又虔诚，颇为她的家族增光。他们全家都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庞大宫殿里，远离街上的贫困与混乱。其他富家娇生惯养的姑娘们变得即便称不上放荡，也十足任性、邪恶，而凯特琳娜・佩特鲁齐[43]却仍然端庄、娴静，心思都放在宗教事业上。

“‘她与父亲的唯一隔阂是婚姻问题。当时，女孩子十五六岁出嫁司空见惯，但年复一年，凯特琳娜回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的小伙子，这让她父亲十分恼火。

“‘一五四○年，灾难降临锡耶纳，也波及了周围的乡村地区；饥荒、瘟疫、骚乱、农民暴动和内部派系斗争，把这个城邦国家搅得一团糟。因为有宫殿围墙和父亲的卫兵保护，再加上时间都用来在家看书、做女红和上家庭小教堂做弥撒，凯特琳娜本应该是能幸免于难的。但在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去参加一个舞会，却永远没能抵达。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因为她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写过一份文件留存了下来，老神父是佩特鲁齐家族的精神导师。那天，她带着一名侍女坐上马车，因为街上很危险，同行的还有六名卫兵。

“‘半路上，她的马车被斜停在街上的另一辆马车挡住去路。她听到了喊声，一个男人在痛苦地尖叫。她不顾身旁伴媪的反对，撩起窗帘朝外看。

“‘另一辆马车属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好像有一名老乞丐在街上跌倒了，使得拉车的马匹受惊后转向。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位性格暴戾的年轻贵族，他勃然大怒，跳下马车夺过卫兵手中的棍子，残忍地抽打起乞丐来。

“‘凯特琳娜也毫不犹豫地跳下马车，泥泞的地面弄脏了她的丝绸绣花鞋，她朝那人大喊，要他停下。男子抬起头，她看到那是她父亲希望她与之结婚的一个年轻贵族。对方看到她马车门上的佩特鲁齐盾形标志，停下手里的棍棒，回到自己的马车上。

“‘姑娘蹲在泥地里，扶住老乞丐污浊的身躯。他被打得快要死了。虽然这样的人身上有寄生虫，而且又脏又臭，但在他死去时，她还是用双臂挽着他。传说里是这么讲的：当她俯视着那张精力耗尽、痛苦不堪、沾满泥水和血污的面孔时，她认为她看到了基督临死时的面孔。我们的古代编年史书上说，耶稣在死去前轻声说，照顾好我的人民。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目击者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我们只有一位老教士多年后在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写下的文字。但无论发生的是什么，那些事都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回到家里，在宫殿的院子里烧掉了自己所有的衣物。她还告诉父亲，她要远离尘世，遁入空门。父亲当然没有同意，断然阻止了她。

“‘违拂父亲的意愿，这种事情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她去到城内每一座尼姑庵和女修道院，要求当见习修女，但她父亲派出的信使跑在她前面，于是她到处遭到谢绝。她们全都知道，佩特鲁齐家族余威仍在。

“‘如果她的父亲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她，那他可错了。她从家里拿走自己的嫁妆财宝，又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秘谈，商定了某座庭院的长期租赁事宜。这院子不大，是圣则济利亚修道院的地方，与修道院仅一墙之隔。僧尼们已经不用这块地了。它大约有二十米宽，三十米长，一边有一排廊柱，立在高高石墙下的阴影之中。

“‘为进行更彻底的分隔，院长神父在修道院通往院子的唯一一座拱形门洞里装上了一扇用橡木做成的厚实木门，并用粗大的插销锁住。

“‘在这个院子里，年轻的女士为大街小巷的穷人和贫民们建立起提供庇护的避难圣所。如今，我们称之为贫困救济所，但那时候，当然是没有这种机构的。她剪去飘逸长发，穿上一件普通的灰色棉布衬衣，赤着脚穿行在穷人中间。

“‘在这座院子里，穷人、社会弃儿、跛子、乞丐、贫苦人、流浪汉，因怀孕而被逐出大户人家的女佣人、盲人，还有病人，都找上门来。

“‘他们躺在院子里，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与老鼠和跳蚤为伴。她为他们擦拭身体，照料他们的伤口和脓疮，用她剩余的嫁妆买来食物，为了维持这项事业，还到街上讨钱。当然，她的家庭已经与她划清界限。

“‘但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人们开始称她为仁慈凯瑟琳，这个院子开始收到来自富人和罪人的匿名捐助。她的名声越过高墙，传遍城内大街小巷。另一个年轻女子放弃优裕的家庭，加入她的慈善事业。然后又有两名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到了第三年，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听说过她。她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

“‘你肯定知道，先生，那时候是天主教会最可怕的时期。即使我也不得不这么说。由于长期享有特权和财富，天主教会开始贪污腐败。教会的许多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过着君主般的生活，骄奢淫逸，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

“‘这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群众，他们在寻找新的指引。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情况甚至更糟糕。马丁・路德[44]掀起宗教改革，英格兰国王已经与罗马分道扬镳。在意大利这儿，关于真正的信仰的争议炸开了锅。在仅仅相隔几英里的佛罗伦萨，布道的僧人萨佛纳罗拉[45]遭到严刑拷打，人们要求他认错并放弃新教信仰，之后，他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但即便他死了，反抗的声音仍在继续传播。

“‘教会需要改革，但不是分裂，然而许多当权者看不清这种形势，锡耶纳的主教鲁多维科就是其中之一。他最担惊受怕，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宫殿变成了一个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场所。他包庇纵容富人，以此换取他们的财富。然而在他的城里，差不多就在他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士以自己的行动做出榜样，使他蒙受羞辱，而且人们全看在眼里。她没有像萨佛纳罗拉那样进行宣讲或煽动群众，但鲁多维科还是感到害怕。’”

在田野广场的裁判台上，赛马会优胜奖被颁发给了获胜的堂区领导人。饰有“豪猪”图案的旗帜得意洋洋地狂舞着。他们即将高歌欢呼，奔赴胜利的宴会。

“我们全都错过了，亲爱的。”美国人的妻子说。她又试了一下受伤的脚踝，发觉现在好多了，“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

“故事只剩一点点了。我答应你，我们等会儿去看所有的庆祝活动和盛装表演，这些会一直闹腾到黎明呢。那么她后来怎么样了？仁慈的凯瑟琳后来怎么啦？”

“‘第二年，主教的机会来了。那年夏天特别热。大地被烤焦了，河流也干涸了，大街上躺满了人和牲畜的尸体，老鼠大量繁殖。然后，一场瘟疫降临。

“‘那是可怕的黑死病，成千上万人病倒死去。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淋巴腺鼠疫，是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愤怒的神明显灵，降难于世，要安抚愤怒的神，得有一个牺牲品。

“‘当时，为使自己和三名助手与城里的其他修女有所区别，凯特琳娜设计了一个图案，绣在她们四人所穿的衣袍上：耶稣的十字架，但有一条横杠折断了，以表示上帝为他的子民以及他们的行事方式感到悲痛。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一情况，是因为那位年迈的告解神父在多年以后写下了这些回忆。

“‘主教宣称这个图案代表异教，并煽动了一伙暴徒，其中的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了报酬。他宣称，这次瘟疫来自那座院子，是由晚上睡在那里但白天聚集在街头的乞丐们传播的。人们愿意相信该有人对他们的病负责。暴徒们于是向这座院子奔去。

“‘年迈的记录者现已作古，但他声称，自己从多个来源听说了所发生的事。听说暴徒们冲过来时，三个助手把破毯子披在棉衣外头，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凯特琳娜留了下来。暴徒们破门而入，殴打了在那里的男女老少，把他们赶到城墙外，任凭他们在乡野中挨饿，自生自灭。

“‘然而，暴徒们把愤恨都发泄在了凯特琳娜身上。她必定是处女，但他们按住她，对她多次施暴。暴徒中一定有主教卫队的士兵，蹂躏完之后，他们把她钉在了院子尽头的木门上，她最后死在了那里。’

“就这些，”德国人说，“七年前弗拉・多米尼科在酒店咖啡厅里就告诉了我这些。”

“没有了？”美国人问道，“他没有再说别的吗？”

“还有一些情况。”德国人承认道。

“告诉我，请告诉我所有情况。”美国游客请求说。

“嗯，根据那位老僧侣所说，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在谋杀发生的当晚，城里来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山丘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天黑得使太阳，乃至后来的月亮和星星，全都失去了光辉。然后就开始下雨了。那场雨前所未有，它凝聚了极大的力量和愤怒，似乎整个锡耶纳城遭到了高压水枪的喷淋。暴雨下了整整一夜，并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然后雨过天晴，云开日出。

“‘锡耶纳已经被荡涤干净，聚积在每一处裂缝内的污垢都被冲走了。洪水冲过街道，从城墙的缺口流淌出去，汇入到下游的山溪中。雨水带走污物和老鼠，如同基督的泪水一般，洗刷了坏人的罪行。

“‘几天后，瘟疫开始收敛，不久便消失。那些参加了暴行的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其中一些人回到这个院子，里面空荡荡的。他们从门上取下那具残破的遗体，想按基督教习俗掩埋，但神父们害怕主教，怕担上异教徒的指控，于是，几个胆子大的人把尸体装上一辆垃圾车，拉出城来到乡间。他们把尸体烧了，把骨灰撒进山溪里。

“‘佩特鲁齐家族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记载了这一切，他没有写确切的年份，甚至没有写明月份和日期。但在另一本编年史中，提到了那场特大暴雨的确切时间。那是一五四四年的七月份，大雨是在二日傍晚开始下的。’”

结局

“赛马节的日子，”美国人说，“也是解放日。”

德国人微微一笑。

“赛马节的日期是后来定的，德军的撤退则是巧合。”

“可她回来了。四百年之后，她回来了。”

“我相信是这样。”德国人静静地说。

“照料战士们，就像照料那些强暴了她的人。”

“是的。”

“那么她手上的标记呢？是被钉到木门上时钉子穿过的孔？”

“是的。”

美国游客凝视着那扇橡木门。

“那些污渍，是她的血？”

“是的。”

“噢，天哪。”游客说。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那么你是在照顾这个花圃？为了她？”

“我每年夏天来这里。清扫院子，料理玫瑰。这只是向她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今天是七月的第二天。她还会来吗？”

“也许会来，也许不会。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男女老少，锡耶纳今晚没人会死。”

“这肯定会有开支，”游客说，“要使这里保持原样是有成本的。如果有什么事……”

德国人耸耸肩。“也不一定。墙边的凳子上有一只捐款箱，是在为锡耶纳的孤儿们募捐。我觉得她会喜欢这种方式。”

这位游客在美国人里也算是慷慨大方的。他把手伸进夹克，摸出厚厚一叠纸币。他转向捐款箱，抽出六张塞了进去。

“先生，”他一边扶起他的妻子，一边对德国人说，“我很快就要离开意大利，飞回美国堪萨斯了。我要去经营农场，养牛。但我不会忘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曾经来过她死去的这座院子，而且只要我活着，就会永远记住仁慈凯特琳娜的故事。来吧，甜心，我们也去看热闹。”

他们离开院子，转入巷子，朝通往远处传来欢庆喧闹声的街道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从她原先一直藏身的廊柱阴影深处走了出来。

她也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上衣，头发编成紧凑的玉米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串具有民族特色的珠子。她的肩上还斜挂一把吉他，右手晃荡着一只沉重的背包，左手拿着她自己的手提袋。

她站到男人身边，从自己的胸袋里掏出一支大麻烟卷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递给他。

“他留下多少？”她问。

“五百美元。”男的说。他说话已经没有了德国口音，完全是英国伍德斯托克西部的腔调。他倒空木箱内的美元，把钱塞进自己的衬衣口袋。

“这故事很棒，”他的伴侣说，“我喜欢你讲故事的风格。”

“还行吧。”嬉皮士谦逊地说，一边提起自己的帆布背包准备离开，“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总是信以为真。”

公 民

他最喜欢回家的航程。三十多年来，在驾驶英国航空公司大型客机环绕世界的飞行生涯中，他去过七十多个大城市，其中大多是首都，原先的新奇感早已消退。

三十年前，身穿袖口上有金光闪闪的两圈纹饰的初级副驾驶制服，机警灵活的他曾经热衷于遥远和陌生的地方。在飞机中途停留期间，他探访过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夜生活，游览过远东地区的寺院和庙宇。现在，他只想早点回到位于英格兰多尔金附近的家中。

以前，他曾与几位漂亮的空姐有过一些短暂而炽热的风流韵事，但在苏珊嫁给他以后，这种事情就自然而然停止了。在宾馆床榻上度过的五千个夜晚早就成了过去，现在他只想跳上自家的床，闻一闻身旁苏珊身上的薰衣草香。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查尔斯是苏珊在蜜月时怀上的，现在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从事电脑编程工作；女儿詹妮弗刚满十八岁，在约克大学攻读艺术史。孩子们给了他家庭的稳定感，为他增添了更多想家的理由。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届时，驾着他那辆两厢轿车驶上水车巷，而苏珊在家门口等候着，这种情景的魅力远胜于他国异乡的任何景致。

在运送机组人员的大客车上，走廊的另一面，他的后备机长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司机的后脑勺。在他左边，他手下两名副驾驶的其中一位，还在好奇地凝视着不断被抛到身后的曼谷城内的霓虹灯海。

在这辆冷气十足的员工大巴后部，坐着机组人员：一位乘务长以及十五名乘务员，其中四个男的，十一个女的。两天前，法龙和他们一起从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过来，乘务长能处理从驾驶舱舱门到尾翼间的一切事务，和他一样，乘务长也是个老手。

机长阿德里安・法龙的任务，只是把载有四百多位能让他赚到工钱的旅客的这架波音747-400珍宝客机，从曼谷飞到希思罗，如同他飞行日志里即将记录的那样，从BKK（曼谷国际机场）到LHR（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起飞前两小时，这辆机组人员的大客车开到机场周界，在门口警卫点头之后，朝着英国航空公司办事处驶去。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法龙机长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而从英航办事处传来的消息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十五分从悉尼飞过来的一○号航班“快鸟”，将准时于曼谷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五分降落。事实上，飞机已经在作着陆准备了。

在机组人员乘坐的大巴后方一英里处，有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车上只搭载了一人，乘客舒舒服服地坐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轿车和司机都属于高档的文华东方酒店，而这位打扮得无可挑剔的高管人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三天。汽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他的旅行箱，那是一只硬壳箱，真皮制作，搭配实心铜锁，让高级商务人员出行时显得轻松又体面。他的身边还放着一只公文包，真鳄鱼皮制作。

在他那件剪裁得体的奶油色丝质西装的胸袋里，放着他的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是雨果・西摩，口袋里还有从曼谷返回伦敦的机票——当然，是头等舱的。当一○号航班“快鸟”离开跑道，朝英航候机室滑行时，这辆豪华轿车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大厅外停下了。

西摩先生没有自己推行李车。他举起一只白净的手，一名小个子泰国搬运工立即跑了过来。付过司机小费后，西摩朝敞开的汽车后备箱内的那只旅行箱点了点头，随后便跟着搬运工进入候机大厅，朝英航头等舱柜台走去。他暴露在热带地区黏糊糊的热空气中的时间，大约只有半分钟。

办理头等舱登机手续用不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柜台后面的年轻英航职员正空着。不到十分钟，那只牛皮行李箱就已经由皮带输送机送到行李处理区去了，在那里，它会被贴上写明英航飞往伦敦航班的标签。西摩先生拿到了登机牌，头等舱候机室的位置也已获悉，就在护照检查柜台的另一边。

穿制服的泰国移民局官员瞟了一眼玫瑰红的护照，接着检查登机牌，最后去看玻璃屏风后面的那张脸：中年，略有晒黑，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头修剪打理过的铁灰色头发，一件毫无汗渍的柔软丝质白衬衫，从吉姆・汤普森商店买的丝质领带，奶油色的丝质西服出自曼谷著名的裁缝店，这类店铺不用三十个小时就能做出一件萨佛街[46]名牌货的仿制品。他从玻璃屏风底下把身份证件递了回去。

“萨瓦迪卡。”英国人西摩轻轻说了一句。听到用泰语表达的感谢，泰国官员点点头，露出一丝赞许的笑容，外国人一般可不会这么说。

在视线以外的某个地方，从悉尼抵达曼谷的旅客正从波音客机上鱼贯而出，踏上通往移民局卡口的一条长长的廊道，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转旅客。飞机上的乘客全都走空后，清洁工将登机打扫机舱里的五十九排座位，清理出十四袋分类垃圾。西摩先生提着鳄鱼皮公文包，静静走向头等舱候机室，在那里，他受到两个极为漂亮的泰国女服务员的热情招待。她们将他引到座位前，还给他端来一杯清甜可口的白葡萄酒。他安静地埋头阅读《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这间宽敞、凉爽且豪华的休息室里，还坐着另外十九位头等舱旅客。

他不会劳神去注意的是，他办理头等舱登机手续的地方与公务舱的登机手续柜台仅相隔咫尺。英国航空公司这架波音747-400客机共有十四个头等舱座位，十个座位已经售出，这其中有四人是从悉尼赴伦敦的旅客。西摩先生是六名从曼谷登机的头等舱旅客之一。公务舱的二十三个座位已全部售出，其中，十八位乘客将在曼谷登机。当时，这些公务舱旅客在与他相隔咫尺的柜台前排队办理登机手续。

在他们旁边的是经济舱旅客的队伍。柜台前挤了一大群人，缓慢地向前挪动。十只柜台全力应付着差不多四百名旅客。旅客中有自己拖着行李的希金斯一家人。他们乘坐机场班车过来，车上虽然开着空调，但有那么多乘客呼出来的热气，即便开了空调也无济于事。经济舱旅客汗流浃背，一副狼狈相。希金斯一家花了将近一小时才进入候机室，匆匆去过免税商店后，总算在禁烟区里坐了下来，还有三十分钟时间才能登机。机长法龙和机组人员早已经在飞机上了，但最早登机的是客舱的乘务员。

机长及机组人员照例在办公室里花了十五分钟处理文书工作：最重要的飞行计划告诉他航程距离、需装载的燃料的最低限量，以及今天晚上他必须遵照执行的航线细节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已经提交给了曼谷到伦敦航线上的各个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他仔细看了一下航路上的气象资料，另一端的英国将会迎来一个平静的夜晚。他驾轻就熟地翻阅“机组人员须知”，记住与他有关的那几页内容，对无关紧要的大部分文字未加理会。

当最后一份文件被保存好或是签字退还后，四位飞行员做好了登机准备。他们比旅客提前了很多时间，而那些从悉尼抵达的人早就走光了。清洁工还在飞机上，但那是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负责的事情，他会不慌不忙地以惯常的优雅姿态予以处理。

乘务长所关心的并不单单是泰国的清洁工，所有的洗手间也都要通风和打扫，然后进行检查。为四百位旅客准备的充足食物和饮料正在装上飞机，他甚至还从另一架刚从希思罗飞来的喷气客机那里搞到一些伦敦刚出街的报纸。帕尔弗里先生的工作忙过半时，机长和飞行员们登机了。

在夏天，法龙机长只需两名副驾驶陪伴，但现在是一月下旬，迎面而来的西北风使飞机的飞行时间增加到十三个小时，这就需要一位能换班的机长了。

阿德里安・法龙自己认为这没必要。驾驶舱后部的左手边有一个小舱室，里面有两张床铺，而且，机长将飞机转为自动驾驶模式交由另外两位飞行员控制，自己抓紧时间睡上四五个小时，这再寻常不过了。但规定必须执行，因此这班客机安排了四名飞行人员，而不是三名。

当四个人沿着长长的通道走向几乎是空荡荡的飞机时，法龙朝那位年轻的副驾驶点了点头。

“劳驾，吉姆，去巡视检查一下。”

刚才在机组人员大巴上凝视远去的曼谷的那位年轻人点了点头，打开入口通道尽头的一扇门，走进闷热又黏腻的夜幕中去了。这是他们全都讨厌的例行工作，但又不得不做，于是通常会被派给他们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那个人。如果把这架珍宝客机从机艏到尾翼、从一侧翼尖到另一侧翼尖，整个装入一只四方盒子里，那么这只盒子的占地面积将会超过一英亩。巡视检查员要做的就是绕整架飞机走一圈，看看该在的东西是否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就这一件事。一块嵌板也许有一半脱落了，一摊地勤人员没能发现的液体也许意味着泄漏。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虽然有地勤人员，但航空公司总是喜欢由自己的人员去做最后的巡视检查。

有时候，外面天寒地冻或者赤日炎炎，这种时候运气就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勤奋的副驾驶二十分钟后回来时一定汗流浃背，还带着被虫子咬的几个小包。不过飞机各方面情况都很正常。

机长法龙从入口舱门处的舷梯爬上上层舱，然后经由驾驶舱门走进他的领地。没过几分钟，两位机长及另一位副驾驶已经脱下西装并挂到休息室门后。他们已经坐在了各自的位子上。法龙自然是坐左边，资深的副驾驶坐在他右边。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替班的机长走进休息舱室研究起股票行情来。

法龙事业刚起步、从贝尔法斯特的常规飞行转为长途飞行时，他还处在需要一名领航员和一名机师的那个年代。但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他的机师现在是他头顶和面前的一排排技术设备；仪表盘、操纵杆和电钮多到足够承担机师的所有工作，甚至更多。他的领航员现在是三套惯性基准系统，其中的“黑匣子”可以完成领航员的一切任务，而且更快。

大副正在浏览五份独立的安全检查单的第一份——启动前检查，法龙则看了一眼装载单，在所有的行李确认装载完毕、乘务长帕尔弗里按人头清点完旅客人数后，他要签署这份文件。机长的噩梦倒不是旅客登机了，行李却没装上——那可以由下一班飞机装运过去——而是行李已经装载完，旅客却没登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行李必须卸下，直至排除无人认领的行李。天知道那种行李里会有什么东西。

整架飞机仍由其辅助动力装置供电，这种辅助动力装置实际上是几乎没有旅客知道的第五代喷气式发动机。这架巨型飞机上的辅助动力装置足以驱动一架小型战斗机；它能使客机不依靠外界的帮助独立发电，提供照明、驱动空调、发动引擎，等等。

在经济舱旅客的休息大厅里，希金斯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朱莉都已经累了，而且孩子开始变得躁动不安。他们四个小时之前就离开了下榻的二星级酒店，按现代化的旅行方式来说，这一路上他们是够累的。把行李装上大客车，确保没有遗漏任何物品，排队等待，坐在狭小的座位里，遇到交通堵塞，担心迟到，又是一拨塞车，从班车转到机场，同时找行李、找孩子、找小推车，在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排队等待，随身行李接受X射线安检设备检查，因为皮带扣子触发了警报系统，还要进行身体检查，孩子因为玩具娃娃被拿走并放到安检设备上而哭闹，在免税商店选购一些糖果，继续排队等待……最后，总算，坐到了登机前的硬塑料椅子上。

朱莉已经对无尽的等待感到厌烦了，她抱着在当地购买的一个玩具娃娃开始到处走动。几码距离外，一个男人叫住了她。

“嗨，小朋友，这洋娃娃真漂亮。”

她停下来盯着他看。他一点也不像她爸爸。他穿着中跟牛仔靴、脏兮兮的破牛仔裤和牛仔衬衫，还挂着一串民族风格的珠子，身边放着一只小小的背包。他的头发已经结块，很可能好长时间没洗了，下巴上留着一大把杂乱的胡子。

假如朱莉・希金斯知道远东地区有许多西方来的背包客，就会意识到，这个刚刚与她搭话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她才八岁，不太可能知道。远东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一部分是因为那里生活轻松、物价便宜，另一部分原因是，那里通常更容易搞到他们所依赖的毒品。

“她是新的，”朱莉说，“我叫她普吉。”

“好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呢？”那嬉皮士拖长声音说。

“因为她是爸爸在普吉岛买的。”

“我知道那里。黄金海滩。你刚刚在那里度完假吗？”

“是的。我和爸爸一起游泳了，我们还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鱼。”

这时候，希金斯夫人用脚趾头碰了下她丈夫的脚，并冲他们女儿所在的方向点点头。

“朱莉，快回来，亲爱的。”希金斯先生用他女儿能听懂的一种声调叫道。这种声调意味着不赞成。朱莉快步朝他们走了回来。希金斯盯着那个嬉皮士。这是他所厌恶的那种人：自由散漫，肮脏邋遢，而且几乎个个吸毒，他最不希望女儿和这种人说话。嬉皮士觉察到了这一点。他耸耸肩，掏出一包香烟，看到头顶上方有禁烟标志，便慢慢晃到吸烟区去点火了。希金斯夫人嗤之以鼻。这时，广播开始呼叫旅客准备登机，首先是34排到57排。

希金斯先生看了一下他的登机牌：第34排，座位号D、E和F。他召集家人，检查了每个人的随身行李，然后排到队伍的末尾。

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的起飞时间肯定是要延误的，那只是对外公布的时刻，一般来说都是假的。法龙机长关心的是，他是否能从曼谷机场控制塔得到在零点零五分前起飞的时限，他想赶在那个时限起飞。在现代民航界，获得起飞或着陆的时限才算数。如果你在西欧或北美错过这个时限，就有可能要在空中盘旋一个小时才能等到下一个时限。

延误二十分钟没有关系，他知道他可以在飞行途中补回来。由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南部上空的强逆风，他的飞行计划中的预计航程为十三小时二十分钟。因为伦敦位于零时区，时差应该是七个小时。在这个一月份的寒冷早晨，他大约会在六点二十分抵达伦敦。伦敦的室外气温接近零摄氏度，而此时此地，在午夜的曼谷，气温二十六摄氏度，湿度则高达百分之九十。

有人敲了敲驾驶舱门；乘务长拿着一份载客名单走了进来。他和手下的乘务员已经按人头数清点过了。

“四百零五名旅客，机长。”

人数相符。法龙签好装载清单，递回给帕尔弗里。乘务长随即走下楼梯回到最后一扇开着的舱门边，把单子交给英航地勤人员。在这架庞大的飞行器外面，最后一批地勤服务人员的工作即将完成。行李舱的门已经关上，输油软管也已卸去，车辆退回到了安全位置。这个庞然大物即将发动四台硕大的劳斯莱斯引擎开始滑行。

在头等舱里，西摩先生已经脱去他那件优雅的丝质西装，挂在了前面的衣柜里。他仍戴着丝质领带，但已经松开结头。一杯香槟酒在他手肘边冒着气泡，乘务长已经为他送来了最新的《金融时报》和《每日电讯报》。乘务长帕尔弗里先生卑躬屈膝，他喜欢那些他看作是“高素质人群”的乘客。即使是服侍那些打扮得像露宿街头的流浪女人的好莱坞明星，对他来说也很满足。

法龙监视着飞行甲板上的发动前检查工作。他能够看到前方和下方的牵引车。牵引车虽小，但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牵引车，“快鸟”一○号就无法动弹，因为它现在面对着航站大楼，在没有外力协助的情况下无法调头。

法龙从曼谷机场的地面管制室得到了发动引擎的许可。在牵引车开始把这架747-400型客机朝后推动的同时，四台劳斯莱斯524发动机开始运转。法龙不需要地面协助来启动引擎，靠辅助动力装置便可完成。

在法龙的命令下，副驾驶把手伸向头顶上方的仪表板，拉动四号发动机的开关，同时，他的另一只手在操作这个发动机的燃油控制开关。然后，他又把这些动作重复了三遍，相继启动了四号、三号、二号和一号引擎。同时，自动燃油控制系统将发动机慢慢推升至“闲置”状态。

牵引车现在正以九十度的角度移动“快鸟”一○号，使它的鼻艏对准滑行道，以免飞机的喷射气流会掀翻它身后的东西。完成牵引后，牵引车司机通过其佩带的耳机通信系统向驾驶舱报告，车辆的拖杆仍插在飞机的鼻轮旁边。他要求飞机制动。

他这么做是对的。要与飞机脱开，他必须从牵引车上下来，走到珍宝机的鼻轮旁，把拖杆从插座中拉出来。如果飞机未制动，他就会被前轮碾成肉饼。法龙采取了制动措施，并知会司机。在他下方五十英尺的地面上，牵引车与飞机脱开后驶到一边，司机按程序举起了从拖杆插座处拿来的一面旗帜。法龙朝他挥挥手以示感激，然后牵引车就开走了。地面管制中心同意飞机开始滑行，并把它交给了管制塔台调度管理。

希金斯一家人终于在34排的座位上坐停当了。他们运气很好。座位G没有人，所以一整排的四个座位都归他们了。约翰・希金斯坐在了靠一侧走廊的D座；他的妻子坐在靠近另一侧走廊的G座。朱莉坐在他们中间，不停地哄着普吉，向她保证她会舒舒服服地度过一个平安的夜晚。

“快鸟”一○号沿着滑行道滑向起飞点，它那庞大的机身全凭鼻轮导向，由法龙左手下的舵柄操纵。法龙机长一直保持着与塔台的通信联络。抵达主跑道终端时，他发出起飞请求并立即获得了允许。这意味着他可以不经停顿从滑行直接起飞。

珍宝客机转入跑道，把鼻艏对准了中心线。位于跑道上方的机长把油门杆朝前推，然后用手指按下起飞增速开关。四台发动机的功率全都自动升到了预置的数值。

珍宝客机加速时，旅客们能觉察到隆隆声在不断变大。他们和在飞行甲板上的机组人员，都听不见舱外四台喷气发动机的号叫声，但他们能够感受到发动机的动力。远处航站大楼的灯光一闪而过。控制钮一经按下，鼻轮便离开了沥青跑道。头等舱里的乘客听到了他们脚下的第一阵金属声，但这是重量消失后油压减震器的伸展声。十秒钟之后，主起落架提了上来，飞机升空了。

在飞机离开地面后，根据法龙的指令，副驾驶按动开关收起整副起落架；又是一阵沉闷的金属声，然后所有的噪音和震动都停止了。客机以每分钟一千三百英尺的速度爬升到一千五百英尺，然后放慢了速度。在增速时，法龙命令副驾驶把襟翼按次序收回来，从二十度到十度、五度、一度、零度，到了这时，飞机的所有部件便全都归位了。

在34排D座，约翰・希金斯原先紧紧抓着座椅扶手的双手终于松开了。他不习惯坐飞机，更讨厌起飞，但他尽力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他瞥了眼走廊，看到那个嬉皮士的位置就在斜对面，离他只有四排，30排C座。长长的走道向前延伸，一直到分隔经济舱与公务舱的横舱壁。那里有一整间厨房和四个洗手间。他能看到四五个空姐已经在来回走动，为迟来的晚餐做着准备。上一顿饭是六个小时前在酒店里吃的快餐，现在他已经饿了。他转过头帮助朱莉摆弄机上的娱乐系统，从里头找到卡通频道。

从曼谷机场启程的飞机一般都朝向北方。法龙把正在爬升的客机稍稍朝左舷转向并朝下面望去。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在他们的后方是曼谷所处的泰国湾，越过整片国土的那一边，是安达曼海。两处水域之间是泰国，月光映照着一望无际的稻田，整个国家好像都是水做的。“快鸟”一○号爬上三万一千英尺高空，开始平飞，客机沿着飞往伦敦的其中一条航线，沿途将经过加尔各答、德里、喀布尔、德黑兰、东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德国上空。他将“快鸟”一○号转为自动驾驶模式后伸了一下懒腰，上甲板的一位女乘务员适时端来咖啡。

在30C，嬉皮士看了一下送过来的晚餐菜单。他的胃口很小，真正想享用的是香烟。航程有十三个小时，加上在希思罗机场行李提取处等待他那只硕大的帆布旅行包的另一个小时，然后才能溜到外面去点上一支烟。

“牛肉。”他对站在旁边满面笑容的空姐说。听他的口音似乎是美国人，但他的护照写着是从加拿大来的，名叫多诺万。

在伦敦西区一间相当隐蔽的办公室里，一部电话响了起来。坐在书桌后面的那个人瞟了一眼手表。五点三十分，天已经黑了。

“你好。”

“老板，英航010航班已经离开曼谷起飞了。”

“谢谢。”

他挂断电话。威廉・“比尔”・布特勒不喜欢在电话上长时间交谈。他其实根本就不喜欢交谈。人们知道他的个性，也知道他是一位好领导，是个惹不起的人。他的所有部下都有所不知，他曾经有个深爱着的女儿，那是他生命中的骄傲，但她上大学之后却因为吸食过量海洛因而去世。比尔・布特勒不喜欢海洛因，更不喜欢把毒品走私进来的人。就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他是毒品的死对头。他的部门代表英国海关对毒品发起了永不妥协的战争。这个部门被简称为“重击组”，比尔・布特勒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投身于打击毒品的工作。

五个小时过去了。几百份盒装的加热食品已经被分发一空，塑料盘子也已被收走。廉价的小瓶装葡萄酒的空瓶子也被撤走了，或是被塞进了座椅背后的布袋里。在舱位的横舱壁后，人声嘈杂的经济舱旅客终于安静了下来。

在头等舱下面的电子设备室里，两台航管计算机从三台惯性基准系统接收信息，经由无线电信号及人造卫星获取数据后，用电子器件互相联络。它们测算出飞机的位置，并指导自动驾驶仪进行微调，以使“快鸟”一○号保持在预定的航线上。

飞机下方是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崎岖山地。在北方的潘杰希尔山区，狂热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与沙阿・马苏德[47]交战。位于阿富汗高空的这些旅客被包围在黑暗的夜空、致命的寒冷、发动机的噪声以及严酷的地形和战争之中。

舷窗的遮光板全都放下来了，灯光也已调暗，人们都拿到了薄毛毯。大多数旅客都设法睡一会儿，有几个人在观看飞机上的电影，还有些人调频道看起音乐会来。

在34G座位里，希金斯夫人已经睡着了，毯子一直拉到下巴，嘴巴半张，轻柔地呼吸着。座位E和F中间的扶手已经被推上去，两个座位并成了一个，朱莉伸直双腿躺在那里，身上盖着暖和的毛毯，胸前抱着玩具娃娃，她也已经进入了梦乡。

约翰・希金斯没能睡着。他在飞机上从来没有睡着过。所以，尽管很累，他仍然开始回想他们在远东度过的假期。这是一次团队度假游，当然，要不是跟团，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是不可能走到那么远的泰国来度假的。即使如此，出行仍然花费了一大笔积蓄，但这很值得。

其间他们住在普吉岛上的潘西酒店，远离灯红酒绿的芭堤雅。他绝对不想自己的家庭与那一类事情沾上边，因此非常仔细地与旅行社核实过。令他惊奇的是，妻子和女儿全都同意了。他们租自行车，骑车游览了岛上的橡胶种植园和泰族村庄。他们也曾在金碧辉煌的佛教寺院驻足，见到了身穿袈裟、诵念经文的僧人。

他在酒店为他自己和朱莉租借了潜水面镜、呼吸管和脚蹼；希金斯夫人不下海游泳，只在池子里玩了几下。戴上这些装备后，他和他女儿曾经游到近岸处的一丛珊瑚礁旁。他们在水下看到匆匆游过的鱼：三色刺蝶鱼、蝴蝶鱼、四只眼和七带豆娘鱼。

朱莉激动极了，她忍不住抬起头来大喊，唯恐父亲没有看见这些漂亮的鱼。他当然是看见了，于是做手势让她戴回咬嘴，以免喝进海水。但为时已晚，她猛烈地咳了起来，他赶紧把她带回了沙滩。

酒店曾向他提供佩戴水肺潜水的训练课程，但他婉拒了。他曾在哪里读到过，这一带的水中也许会有鲨鱼，希金斯夫人也对此大惊小怪。他们这一家确实想稍微体验一下刺激的活动，但不能太冒险。

朱莉在酒店的商场里发现一只泰国小姑娘造型的洋娃娃，他为她买了下来。在物价高昂的阿曼度假村里的潘西酒店逗留了十天之后，他们假期的最后三天行程安排在了曼谷。他们在市区跟随团队游览玉佛和巨大的卧佛，闻到从湄南河飘来的臭味以及满大街汽车排气管里不断排出的尾气，差点喘不过气来。但一切都挺值的，这是人生中千载难逢的假期。

他面前的椅背上有一块小屏幕，不断显示着飞行进程。他无所事事地看着。上面有无穷无尽的数字：曼谷时间、飞过的里程、离目的地的距离、航行时间、机外温度（零下七十六摄氏度）、顶头风的风速等等。

在播放数字期间，还闪出来一张图，是这片地区的地图，还有一架白色的小飞机朝西北方向的欧洲缓缓移动。他不知道这架小飞机是不是也会像数绵羊那样，能帮助他进入梦乡。这时，珍宝客机遇上一团湍急的气流，开始颠簸，他的睡意荡然无存，又紧紧抓住了座位扶手。

他注意到走廊斜对面离他四排远的嬉皮士也醒着。他看见那人瞄了下手表，掀起毯子，站了起来。

那人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看没人注意，沿走廊朝前方的横舱壁走了过去。那里挂着一条帘子，但只拉了一半，因此有一束光从厨房区射出来，照亮了一块地毯和洗手间的两扇门。嬉皮士到门边，看了看两扇门，但哪扇也没有推。两个洗手间里无疑都有人，尽管希金斯没见到过任何人走动。嬉皮士倚在其中一扇门上，等在那里。

半分钟后，另一个人也走到嬉皮士那里。希金斯来了兴致。这个人和嬉皮士很不一样，他穿戴优雅，显然是个富人。他是从前面过来的，公务舱，甚至是头等舱。但为什么呢？

在厨房灯光的照明下可以看见，他穿着奶油色的西装和一件丝质衬衣，戴着松着结头的领带，也是丝质的。他的打扮像是来自头等舱。难道他特地走这么远来上洗手间？

然后他们开始交谈：优雅先生和嬉皮士。谈话声音很轻、很认真。主要是前面过来的那个人在说话，他身体前倾，面对着嬉皮士。嬉皮士频频点头，表示明白。从二人的身体语言可以知道，优雅人士在下达一系列指示，而嬉皮士答应按吩咐去做。

约翰・希金斯是喜欢观察周围情况的那种人，他对此开始好奇。假如优雅先生想小便，头等舱里就有五六个洗手间。在下半夜的这种时候，不可能每个洗手间都有人。不，是他们原先就约定了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会面。这不像是两个碰巧在一起排队等待的人在聊天，这不是在闲聊。

他们分开了。穿西服的那个人从视线里消失，回到前方的舱室去了。嬉皮士根本不想上洗手间，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约翰・希金斯心绪不宁。他意识到自己目击了一件奇怪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却猜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嬉皮士在幽暗中再次打量是否有人在观察时，他闭上眼睛佯装睡觉。

十分钟后，约翰・希金斯相信他得到了答案。那两个人是约好了在那里碰头的，这是一次预先计划好了的会面。但他们是如何约定的？他确信当时在经济舱候机室里没见过任何身穿奶油色西装的优雅商人。不然一定会很显眼。登机和落座以后，嬉皮士没走动过。他也许从空姐的手里拿到过一张纸条，但希金斯没见到过这样的事，所以无从证明。

假如不是那样，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在深更半夜的这个时刻，在经济舱与公务舱的交界处的这次会面，是在泰国时就安排好了的。但为什么？商谈什么事情？交换进度报告？由优雅人士下达最后关头的指示？嬉皮士是商人的私人助手吗？肯定不是。穿戴成那种模样？他们的样子有天壤之别。希金斯开始担心了。进一步来说，他开始怀疑了。

当那两个悄悄交谈的人分开时，伦敦正是晚上十一点钟。比尔・布特勒看了一眼在身旁睡觉的妻子，叹了口气，关了灯。他的闹钟定在凌晨四点半，时间足够了。到时，他将起床洗漱、穿衣、坐进汽车，能够在五点十五分抵达希思罗机场，比飞机着陆提前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就是家常便饭的那些工作了。

刚刚过去的一天十分漫长。有哪天不是如此吗？他已经很累，但仍然睡不着。他的脑子在飞速转动，想的还是同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是他可以做的呢？

这是大洋彼岸美国缉毒局的一位同事给的一条线索，他们为此开始追查。

英伦三岛百分之九十的吸毒者，乃至西欧大多数瘾君子，所消耗的海洛因都来自土耳其，因此，都是棕色的。这个生意为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土耳其黑手党所掌控。土耳其黑手党是全世界最残暴的组织之一，但平常极其低调，英国公众大多数都不知道。

他们的产品来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种植的罂粟。看上去像粗制黄糖。大多数人是放一撮在铝箔里，然后隔着烛火吸食。英国的瘾君子不喜欢注射——那是美国人的做法。

从金三角和远东走私进来的不是这种土耳其毒品，而是泰国的白粉。这种毒品看上去像是烘焙用的面粉，而且通常混合了类似的白色粉末，好把剂量稀释成二十比一。这就是美国人喜欢的毒品。

因此，如果英国的贩毒团伙能够定期获得价格公道的白粉，卡萨・诺斯特拉[48]会感兴趣的。他们不做买卖，而是交换。可以用上等哥伦比亚可卡因以三比一的比例去换取：六公斤可卡因换两公斤泰国白粉。

美国缉毒署的那条线索来自他们的迈阿密办事处。混迹于黑社会的一名卧底报告说，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特拉菲坎特家族[49]三次派出运毒人（或者说是“毒驴”）赴英国，带去了六公斤哥伦比亚纯可卡因，换回来两公斤泰国白粉。

数量不大，但很稳定，每次前往都给英国方面的策划者带去价值二十万英镑的交易量。这种数量使比尔・布特勒开始怀疑除轮船和卡车以外的交通工具：飞机，旅客的行李。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设法睡上四个小时。

约翰・希金斯也没能睡着。他曾隐约听说过那个度假天堂的阴暗面。他回想起读到过的一篇文章，里面提起过被称为金三角的一个神秘地带：漫山遍野种满了罂粟——鸦片花。文章曾提及泰国军队难以穿越的、设在边境密林中的提炼工厂，鸦片汁在那里先被制成吗啡，然后经过进一步提炼，成为白粉状的海洛因。

乘客们都在睡觉，但约翰・希金斯因为拿不定主意而辗转难眠。卫生间门口的这次特殊会面也能有若干种清白的解释，但问题是，他一种也想不出来。

屏幕上的那只白色小飞机正飞行在土耳其东部安纳托利亚上空。这时，约翰・希金斯解开保险带，站起来取下他放在头顶上方行李架上的公文包，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是嬉皮士。

重新落座后，他在公文包里寻找纸和笔。后者很容易就够到了，然后他找到四张印有信头的信纸，是从潘西酒店的客房里拿的。他仔细撕去信纸上部印有酒店商标和地址的那部分，留下他所需的白纸。他把公文包当作书桌，开始用大写字母写信。半小时后，他完成了。

写完信时，那只白色的小飞机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上空缓缓移动。他把纸折起来，放进由英航提供的一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信封里，并在正面用大写字母写上：机长亲启，紧急。

他站起身，静静地走到洗手间门边的帘子旁，窥视了一下厨房。一位年轻的男乘务员背对着他，正在准备早餐盘子。希金斯缩回身子，没有被察觉。这时，蜂鸣器响了。他听到乘务员离开厨房，朝前面走去。厨房没有人了，希金斯穿过帘子，把那封信笔直地放在配餐区的两只咖啡杯之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

半小时后，当乘务员在准备更多份早餐盘时，才注意到那封信。起初，他还以为那是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款，然后他看到了信封上写的字。他皱起眉头想了想，最后走到前面去找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

“有人把这封信放在了两只咖啡杯中间，哈利。我认为应该交给你，而不是直接拿去驾驶舱。”

哈利・帕尔弗里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好，西蒙，你做得对。大概是个怪人留下的。把它给我吧。现在，早餐盘子……”

他目送这个年轻人离开，注意到制服裤子下绷得紧紧的屁股。他与许多男乘务员共事过，也与其中一些人同床过，但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尤其迷人。也许到了希思罗机场……他看了一眼信封，皱起眉头，想把它拆开，但最终还是走上前方的舷梯并敲响了驾驶舱门。

这只是个形式。乘务长可随意进入驾驶舱。他径直走了进去，替班的机长坐在左边的椅子上，正注视着前方迎面而来的海岸灯光。法龙机长不在里面。乘务长敲了敲休息舱的门。这一次，他敲门后等在原地。

半分钟过后，阿德里安・法龙边用手指梳理他那正变得灰白的头发边打开了门。

“哈利？”

“这事有点怪，机长。有人把这个留在了中舱厨房间的两只咖啡杯之间。没有签名。我怀疑是一封匿名信。”

他把信件递了过去。

阿德里安・法龙的胃在搅动。在英航驾驶飞机的三十年间，他从来没遇到过劫机或炸弹威胁事件，但他知道有几位同事经历过。这是永远的噩梦。现在，似乎这个噩梦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撕开信封，坐在床沿读了起来。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机长，很遗憾我不能在信中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绝对不想被卷入其中。然而，我希望当一名尽职的公民，所以应该把我目击到的事情向你报告。在你的飞机上，有两名乘客的行为极为奇怪，而且难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信中接下来详细描述了目击者所看到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这事奇怪得让人起疑心。结尾是这样的：

该事件涉及到两名旅客，其中一人看上去像是嬉皮士：穿着褴褛，一副邋遢相，是那种可被称为渣滓的人；他的座位号是30C。另一人的座位我不清楚，但他肯定来自头等舱或公务舱。

接下来是对那个优雅人士的描述，结尾写着：

希望我没有造成麻烦。但如果那两个人是在合谋什么事情，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当局希望能提前知晓的。

自作聪明、夸夸其谈的家伙，法龙想道。什么当局，不就是英国海关吗？还有，窥探他航班里的乘客，这种行为他也不喜欢。他把信递回给哈利・帕尔弗里。乘务长看过后抿紧了嘴唇。

“半夜幽会？”他猜测道。

法龙了解哈利・帕尔弗里，哈利也知道法龙对他有所了解，所以机长仔细地斟酌话语。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互相喜欢对方。而且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在曼谷，他们之前能在哪里会面呢？那为什么不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碰头？为什么要在洗手间门口？真讨厌。哈利，把旅客名单拿给我好吗？”

乘务长去跑腿时，法龙梳理头发，理了理衬衫。他问替班的机长：“现在的位置是？”

“前方是希腊海岸。出岔子了吗，阿德里安？”

“希望没有。”

帕尔弗里拿着名单回来了。30C座位上是一个叫凯文・多诺万的旅客。

“另一个人呢？那个优雅人士？”

“我想我见过他，”帕尔弗里说，“头等舱，2K座位。”他翻动旅客名单，“是雨果・西摩先生。”

“在采取下一步措施前，让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个人。”机长说，“悄悄巡视到头等舱和公务舱去。寻找毛毯下面露出来的奶油色丝质西裤。在衣柜里找到能与之相配的奶油色丝质西装。”

帕尔弗里点点头，走下舷梯。法龙打电话要了一杯很浓的黑咖啡，并检查了飞行状况。

起飞九个小时以前输入飞行管理系统的航路，确保“快鸟”一○号按照预定时间飞行在正确航线上。系统显示，客机正在飞越希腊上空，再过四小时即可降落。现在是伦敦时间凌晨两点二十分，希腊时间凌晨三点二十分，外面仍是漆黑一片。机身下方有一些零星的云彩，偶尔能望见地面灯光，飞机上方则是一片灿烂的星光。

阿德里安・法龙的公民责任心不是很强，肯定比不上坐在经济舱里的那个匿名旅客，但他有点犹豫。那张纸条并不意味着他的飞机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去理会。

但麻烦在于，英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下面设有一个安全委员会，而他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果在希思罗机场出了什么状况，无论是西摩还是多诺万因触犯法律而遭警方或海关拘押，要是被人知道他曾经得到过明确警告，却没有对这两名旅客采取任何行动，那他将很难为自己辩解。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当希腊国土在身后远去，飞经巴尔干地区时，他作出了决定。哈利・帕尔弗里已经见过那张纸条，更不用说写下这张纸条的那位“尽责公民”了，如果在希思罗机场真的发生了什么事，谁又会保持沉默为他撑腰呢？所以，最好是采取安全措施，以防万一。他决定拍发一份不致引起恐慌的预警无线电报，不是发给海关，而是发给此刻正在希思罗机场值夜班的哈欠连天的公司调度员。

在公开频道上发送信息，无疑是告诉了正朝希思罗飞去的半数飞行员，而此时起码有二十多架飞机正飞往伦敦，这么做简直像是在《泰晤士报》上登广告。还好英航的客机上装有一台叫ACARS的小仪器。

ACARS即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能用来向希思罗的英航调度处发送加密信息。发完后，这个皮球就从他那里踢出去了。

乘务长从下面的客舱回来了。是雨果・西摩，他说，毫无疑问。好，法龙说完，发出他的简讯。这时候，他们正在飞越贝尔格莱德。

比尔・布特勒没在四点半被闹醒。四点差十分时，电话响了。是他手下在希思罗机场四号航站楼值班的人打来的。他边听电话边把双腿从毛毯里伸出来，很快就清醒了过来。二十分钟后，他已经坐进汽车，边驾驶边做起了打算。

他对圈套和匿名举报了如指掌。这些差不多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老的诡计了。起先，会有一通从市内某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匿名电话，检举在一架正朝这里过来的飞机上，有一名走私者。

海关不可能对这通电话置之不理，尽管他们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肯定，电话里所描述的游客是清白的，他只是被选中，当作转移视线的工具。而打电话的人则自然是在伦敦活动的犯罪团伙的成员。

被描述的人将会被截下，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个长得如朝露般纯洁无辜的真正走私者，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可是，机长发过来的警告呢？这倒是头一回。警告来自机上一名乘客的纸条？两个旅客被检举行为可疑？布特勒开动脑筋，试图透过所有这些表象与事件背后的主谋一较高下。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从中捣乱。

他在四号航站楼停好车，走进这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建筑物。此时是凌晨四点半，十几架有着英航标志的巨型喷气式客机，正分别从非洲、远东和美洲飞往这座几乎被英航独占的航站楼。两个小时后，这个地方将会重新喧闹起来。

下午六点钟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迈阿密起飞的航班，经过七小时的顺风飞行，再加上五个小时的时差，将会在这里遇上飞行了十三个小时、再减去七个小时时差的那些东面飞来的航班。上午六点到六点四十分这几十分钟时间里，第一批走下飞机的旅客便会如潮水般涌入。他手下的十名“重击组”队员已经从伦敦周围各郡出发，穿越黑暗的公路朝四号航站楼赶来。布特勒需把他的人员悄悄安排在下飞机的廊道、护照检查处和海关大厅等各个区域。他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有漏网之鱼。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清楚自己行李箱里装了什么的走私者临阵畏缩，不敢去取那件行李。行李厅的皮带机一圈又一圈地旋转，海关官员也监视着，但剩下的那只旅行箱就是没人认领。走私者以后要如何面对痛苦而愤怒的黑社会头目是他自己的事，无疑有人会因此性命难保。可布特勒要的不仅仅是一只无人认领的箱包。他要的是人赃俱获。

按照伦敦西德雷顿空管中心的指令，“快鸟”一○号正在飞越英吉利海峡，向苏福克海岸飞近。飞机先要飞到机场北面，然后经过一次长而缓慢的向左转向，使客机能从西面对准并飞向主跑道。

驾驶舱里，阿德里安・法龙回到了左边的驾驶座，听着从西德雷顿发来的指示。747客机已经下降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度，法龙可以看见伊普斯维奇的灯光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他的其中一位副驾驶递给他一份ACARS发来的信息。ACARS委婉地要求，在客机停稳打开舱门的第一时间，由乘务长把那封神秘信件递交给地勤人员。法龙嘟哝了一声，从衬衫口袋里取出那两张叠着的纸递给副驾驶，并传达了给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的指示。他们此时正越过海岸，时间是六点零五分。

降落前的那种期盼气氛开始在三个客舱内显露。电灯大放光明，早餐盘已撤走并堆置在了一起，椅背屏幕上的娱乐节目也已停止。客舱乘务员们全都穿上了制服，并在头等舱和公务舱里为乘客递送外套。靠窗的旅客百无聊赖地看着从他们身下掠过的一串串灯光。

雨果・西摩先生从头等舱洗手间里出来了。他刚刚剃过胡子，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显得干净整洁，身上散发着名贵须后水的香味。回到座位后，他整了整领带，扣上背心的纽扣，接过他那件奶油色的丝质西装，叠好放在膝头留待之后穿上。那只鳄鱼皮公文包则放在了双脚之间。

加拿大嬉皮士在经济舱里不耐烦地变换着姿势，他很想抽一支烟。由于坐在走廊边，他看不到舷窗外的景色，也没有想看的意思。

在后方隔着四排座位的希金斯一家已经完全醒了，他们做好了着陆的准备。朱莉坐在父母中间，正耐心地告诉普吉布娃娃她在新的家园即将见到的各种迷人景象。希金斯夫人正在把最后一件随身物品装进手提行李中。喜爱整洁的希金斯先生已经把那只塑料公文包放在了大腿上，双手叠放在上面。他已经尽了义务，心里感到舒畅。

座椅背上的那只白色小飞机终于转了个弯，指向希思罗机场。接着显示的数字表示，还有二十英里就要降落了。这时是六点十二分。

驾驶舱里，飞行员们能够看到下方仍然漆黑一片的伯克郡田野，以及把温莎城堡照得通亮的灯光。起落架放下来了，襟翼依次打开，按要求开至二十五度。对地面上的观察者来说，“快鸟”一○号像是在飘移，几乎一动不动地掠过最后几英里；实际上，它还在以一百七十节的航速飞行，但正在减速并下降。

阿德里安・法龙又检查了一遍所有的仪器仪表，确认了希思罗机场塔台允许他降落的指令。在他前方，一架从迈阿密飞来的波音飞机刚刚滑过跑道，而在他后方十英里处，有一架从波士顿出发的西北航空客机，但它们的乘客将在三号航站楼下飞机。在英国航空公司专用的四号航站楼，他的飞机将是早晨抵达的第一架客机。当机翼掠过科恩布鲁克水库上空后，他把高度降到了一千英尺，并且把航速降至一百三十八节的着陆速度。六点十八分，“快鸟”一○号降落了。

十分钟后，阿德里安・法龙最终把巨型喷气式客机停在了一台移动式登机桥旁边，拉上停机制动后，他让副驾驶关引擎。电力由主发动机转为辅助动力装置供应，舱内灯光闪烁了一秒，然后又大放光明。在他下方，机艏的客舱乘务员们注视着旅客登机桥呜呜作响地向他们靠近。与客机对接之后，他们打开了舱门。

门口站着的是一位年轻人，身穿机场技术人员的连衣裤。他看到哈利・帕尔弗里后扬起了眉毛。

“乘务长吗？”

“你是来取那封信的？”

年轻人点点头，从帕尔弗里手中接过两张叠着的信纸后就走了。乘务长转过身，朝等在他身后的头等舱旅客绽出了职业笑容。

“再见，先生，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

乘客们开始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第八个走下飞机的雨果・西摩先生不像是干坏事的人。经过了漫长的飞行，他那依然整洁的外表显得鹤立鸡群，俨然是位讲究身份的人物。哈利・帕尔弗里真诚地希望后面的某个傻瓜旅客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麻烦。

头等舱之后是公务舱旅客，有些从后面过来，另一些从上层客舱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波音客机下层，为数众多的经济舱乘客已经全都站了起来，互相挤来挤去，即使只剩十分钟的等待时间，他们也已急不可耐，像是畜栏里的牛羊一样渴望早点被放出去。

此时，移民局大厅的各个卡口空荡荡的，护照检查官们守在柜台后面，等待着人海涌来。大厅一边的上方有一道玻璃幕墙，这其实是单向透明玻璃镜，后面有一个房间。比尔・布特勒正站在那个房间里朝下观望。

他的下方有十名护照检查官员，两名负责查验英国和欧盟护照，八名负责其他国家的。他的一位助手已经向他们作了简略的情况通报。移民局与海关之间时常合作，不管怎么说，此次情况通报给这一个无聊的上午平添了一分小小的骚动。头等舱旅客中只有四个英国人，其余是泰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这四位英国公民很快就通过了必经的检查柜台，当第三位英国旅客收回自己的护照时，移民局女检查官抬起头朝玻璃幕墙轻轻地点了点。比尔・布特勒手里拿着那封信。奶油色丝质西服只有他一个，是雨果・西摩。布特勒向手里抓着的小型通信器迅速地说了几句话。

“出来了。奶油色丝质西服。鳄鱼皮公文包。”

兰吉特・古尔・辛格是一位锡克教徒，也是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艺术硕士和海关关员，隶属于“重击组”。那天上午，他在旅客的眼里只是一个清洁工。他在护照检查卡口后面的走道上，手里拿着长柄簸箕和扫帚。他从塞在右耳洞里的一只小小耳塞中听到了消息。不一会儿，一位穿奶油色西服的旅客从低垂着脑袋的他身边迅速走过。

辛格官员注视着这位商人进入走道中途的男士洗手间。他轻轻地对着左边袖口咕哝了一番。

“他直接进了男厕所。”

“盯住他，看他在干什么。”

锡克教徒进入洗手间，把地上的一些垃圾扫进簸箕。那个身穿奶油色西服的人没有进小隔间，而是在洗手。古尔・辛格取出抹布，开始擦拭洗手台盆内外。对方没有注意他。锡克教徒继续忙着这些卑微的工作，但他留心检查了一下那些小隔间里是否隐藏着其他人。这里是会合点吗？是移交的场所吗？当他仍在擦洗时，那位商人烘干双手，提起公文包离开了。没有在这里碰头。他报告了比尔・布特勒。

这时候，非英国公民检查柜台后面的一位护照查验官，朝从他面前经过的一个形象不佳的嬉皮士点点头，并朝玻璃幕墙使了个眼色。布特勒接收到信号，打了个电话。在通往海关大厅的走道上，一位装作刚从飞机上下来的年轻女士佯装系鞋带，然后她直起身子，注意到了她前面那个穿牛仔裤和牛仔衬衫的人。她跟了上去。

雨果・西摩进入走道后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混在一大帮经济舱旅客中。他是在消磨时间，比尔・布特勒想，把自己混入到人群中。但为什么要穿这么显眼的西服呢？这时候，一个匿名电话打了进来。布特勒从通信器里接听了总机话务员汇报的有关该匿名电话的情况。

“美国口音，”总机话务员说，“追踪到一个穿牛仔裤和牛仔衬衫的加拿大嬉皮士，留着一头脏兮兮的长发和一把胡子，他的帆布背包里装着一票货。然后挂断了。”

“盯住他。”布特勒说。

“动作好快啊，头儿。”总机话务员的口气很是羡慕。布特勒沿着不对公众开放的廊道，快步走到另一面玻璃幕墙后面就位，但这里是海关查验区域，特别要注意的是没有物品申报的绿色通道。如果嫌疑人中有任何一个走向红色通道，那反倒奇怪了。

他对刚才的匿名电话颇为高兴。这就和之前想到的模式对上了。嬉皮士是打掩护的，是表象。实际携带货品的是那位令人尊敬的商人。真是个不错的花招，但这一次，多亏那位失眠的尽责公民，这招行不通了。

来自曼谷的行李将从六号皮带机出来，现在已经有两百多人围在那里。大多数人已从大厅尽头推来行李车。西摩先生在旅客之中。他那只真皮硬壳旅行箱早已随第一批行李出来，但他刚才没在那里。头等舱的其他旅客已经走了。真皮箱子已经转了二十圈，但他一直没去看它，却盯着墙边与外面行李装卸操作区相连的入口。

嬉皮士多诺万站在十码距离之外，仍在等待他那只黑色的大背包。希金斯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儿推着两辆行李车，刚刚走到行李提取转盘旁。这是朱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坚持要有单独的一辆行李车放置她的小箱包和普吉娃娃。

旋转的箱包一件又一件地被各自的主人认出，从转盘上拖下来装上行李车。绿色通道前已经开始排起长队，另两架珍宝喷气式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美国人和一些从加勒比海度假返回、经迈阿密转机过来的英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现在队伍已经壮大。十几个穿制服的海关官员，一些在行李大厅，另外一些在通道内，他们佯装厌倦，暗地里观察着。

“在那里，爸爸。”

几位旅客回头看了看，然后宽容地笑了。朱莉・希金斯可不会认错自己的箱子。那是一只中等尺寸的新秀丽牌旅行箱，上面贴着她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图案：史酷比、威利狼和哔哔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她父母的两只旅行袋也出现了。爱整洁的约翰・希金斯小心翼翼地把箱包摆上行李车，以防它们倒下来。

嬉皮士看到了自己的帆布背包，他一把提起包背上双肩，对行李车不屑一顾，然后迈开大步朝绿色通道走去。西摩先生终于拿起他的真皮旅行箱，放上一辆行李车并跟在后面。绿色通道里，比尔・布特勒站在玻璃墙后面，看着这些疲惫的人们列队从玻璃墙幕前经过。

行李大厅里，一名闲着的搬运工朝袖口简短地说了一句话。

“嬉皮士在前，现在过来了，丝质西服在他身后十码的地方。”

嬉皮士没能走远。他在距离象征解脱与好运的出口还有一半路程时，被两名穿制服的海关官员挡住了去路。当然是有礼貌的，绝对有礼貌。

“对不起，先生，请你往这边走好吗？”

加大拿人勃然大怒。

“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跟我们走一趟，先生。”

加拿大人提高了嗓门。

“你们他妈的给我站住。我在飞机上熬了十三个小时，现在不要跟我说这种屁话，你们听到没有？”

他后面的队伍如同收到命令一样停了下来。然后，人们按照英国人的习俗，在别人吵架的时候努力看别的地方，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继续排队朝前走。雨果・西摩就在他们之中。

被卸下小包和大背包之后，加拿大人仍在大声叫喊提出抗议。他被推往一扇边门，进入了一个搜查室。后面的旅客跟上了队伍。穿奶油色西服的商人差不多已经到了出口的拱门那里，这时候，他也遭到拦截。两名海关官员挡住他的去路，另两名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开始，他似乎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他黝黑的脸上露出苍白的神色。

“我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请您跟我们走，先生。”

他也被带走了。比尔・布特勒在单向透明玻璃镜后面叹了一口气。这才是大鱼呢。追捕结束了。那些箱包，还有里面装的东西。

搜查花了三个小时，在两间相互隔绝的套房里分别进行。布特勒一会儿走到这间，一会儿走到那间，挫折感在不断增加。当海关打开行李时，如果里面装了他们要找的东西，那么这会儿应该早就找到了。他们把嬉皮士的两只背包倒空，还搜查了衬里和框线。除了几包好彩香烟，他们一无所获。这并没有使比尔・布特勒感到奇怪。打掩护的人决不会携带任何违禁品。

让他感到气馁的是雨果・西摩。他们把那只真皮旅行箱在X射线安检设备里反复检查了十多遍，还量了内外尺寸，试图找到藏在里面的夹层，结果什么也没找到。那只鳄鱼皮公文包也一样，里面只有一瓶解酸药片。他们把两片药丸捣碎后，对药粉进行了化验。化验结果仍然是解酸药片。他们还要求西摩脱去衣裤，用安检设备扫描衣物。然后，他们还让他光着身子过了遍安检，以查明他体内是否携带任何物品。什么也没有。

到了大约十点，还有十五分钟，就得放了那两个人。西摩已经在大声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布特勒未加理会。受检查的旅客通常都会那样。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海关真正拥有的权力。

“要跟踪他们吗，头儿？”脸色阴沉的副手问他。布特勒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

“很可能是假消息。如果他们是清白的，那么我们去跟踪也没有意义。如果他们不是清白的，我怀疑在确认没被跟踪之前，背后的曼谷主使不会联络他们。算了吧。下次再说。”

首先获得释放的加拿大人搭乘机场大巴进入伦敦市区后，登记住进了靠近帕丁顿的一家破旅馆。雨果・西摩先生坐上出租车，去了一家豪华宾馆。

下午刚过两点钟，在伦敦不同街道上的四个人接到电话。根据事先安排，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他们都得到电话通知，要去一个地点报到。其中一人另外打了个电话，然后离开电话亭去赴约了。

下午四点，比尔・布特勒独自坐在他的汽车里。汽车停在一栋酒店式公寓外，是那种可按星期甚至按天出租的公寓。

四点零五分，他一直在等待的那辆没有标志的货运面包车在他后方停下来，十名“重击组”队员下了车。没时间介绍具体情况了。虽然观察了半小时都没有见到窗帘被掀动过，但那帮人很有可能安排了人盯梢。他只是点点头，然后带着队员走进公寓楼大门。门厅里有一张办公桌，但没有门卫人员。他留下两名略感失望的队员守着电梯门，随后领着其余八名上了楼梯。那套公寓在三楼。

“重击组”可不拘泥于礼节。一记重锤砸落门锁后，他们就进去了。队员们都很年轻，身体结实，积极性很高，但都没有携带枪械。

公寓客厅里的五个人没有反抗。他们坐在那里，被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惊得呆若木鸡。队员们纷纷把手探进衣服内袋掏出身份证明。布特勒最后一个进来，很有领导样子。他首先对付那个愤怒地瞪着他的美国人。

之后的语音测试将会表明，就是他在希思罗机场拨打了海关热线电话，告发加拿大嬉皮士是打掩护的人。他身边的一只旅行包里装着六公斤哥伦比亚纯可卡因。

“萨尔瓦托・波诺先生，我以伙同他人向本国走私违禁物品的指控逮捕你……”

手续完成后，来自美国迈阿密的这个人被戴上手铐押了出去。布特勒接下来对付嬉皮士。当一脸阴郁的加拿大嬉皮士被带出去时，布特勒朝他同事喊道：“上我那辆车。我要跟那家伙谈一谈。”

雨果・西摩先生已经脱去丝质西服，换上更适合在英国一月下旬穿着的粗呢西装和宽松裤子。他是第二个打掩护的人。因在本次行动中的作用，他也收到一大叠钱，总共是一万英镑，都是五十英镑面值的钞票。他也默默地被押走了。布特勒转向剩下的那两个人。

货物在他们之间的桌上，跟过海关时一个模样，还在旅行箱内。假箱底已被剪开，底下的夹层露了出来，装在其中塑料袋里的物品，后来被检测出是两公斤泰国白色海洛因。旅行箱上仍然能看见史酷比和夏奇狗的贴纸。

“约翰・希金斯先生，我以伙同他人向本国走私违禁物品的指控逮捕你……”

这位尽责的公民不得不在陪同下走进卫生间呕吐一番。当他被带走后，布特勒转向最后一个人——曼谷毒品走私行动的主谋。他坐在那里，阴郁地望着窗外的伦敦天空，他知道，这种景致以后很难再见到了。

“我盯着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不应声。

“真是聪明的诡计。不是一个掩护，而是两个。排在后面走，避开绿色通道的喧闹，清白的希金斯先生，带着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这计谋成功了。”中年人抢白道。

“很好。哈利・帕尔弗里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布特勒留下两名队员搜查屋子，看是否还有在他们砸门时被处理掉的证据，其余的人随他一起下楼到了街上。一直到半夜都有活干了，但这是他喜欢的工作。他的副手已经坐在他那辆汽车的驾驶座上，于是他钻进后排，坐到了沉默的加拿大人身旁。

当轿车驶离上街沿时，布特勒说：“我们把事情理一下。你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西摩是这次双重掩护中的同伙的？”

“就是刚才在公寓里嘛。”嬉皮士说。

布特勒十分震惊。

“那半夜三更在飞机洗手间门口的谈话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谈话？什么洗手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布特勒大笑起来，他难得如此大笑。

“哦，当然了。很抱歉你在希思罗机场遭到那样的对待。可你知道规矩，我不能暴露你的身份，即便在那里也不能。不管怎么说，感谢你打来那通电话，肖恩。今晚请你喝啤酒。”

轻柔说话的风

一直有传闻说，卡斯特将军[50]统帅的部队在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小大角河的大屠杀中，没有一个白人士兵活下来。这并不确切，其实是有一位幸存者的。他是一名边防侦察兵，年龄二十四岁，名叫本·克雷格。

这是关于他的故事。

是年轻的边防侦察兵灵敏的鼻子先闻到了味道，那是由草原上的微风吹来的淡淡烟熏味。

他们在罗斯巴德河的西岸行进，侦察兵独自骑马走在前头，离身后十名巡逻侦察的骑兵有二十码距离。

侦察兵没有转身，提起右手把缰绳勒住。在他身后，布拉多克中士和九名骑兵也跟着勒住马缰。侦察兵跳下马，让马儿安静地吃草，自己小步跑向骑兵与溪流之间的一道低低的河岸。他在那里卧倒，爬到岸顶，躲在长草丛中窥视前方。

在山脊与河岸之间的小小的营地里，有四五间印第安式帐篷，只有一户大家庭。这种圆锥形帐篷表明，他们是北夏延人[51]。这位侦察兵对印第安人的帐篷很了解。苏人的圆锥形帐篷又高又窄；夏延人则把圆锥形帐篷底部建得很宽大，显得更矮更胖。彰显狩猎战利品的象形图画装饰在每只帐篷的侧面，这也是夏延人的风格。

侦察兵估算，这个营地能容纳二十至二十五人，但他从矮种马的数量上可断定，十来个男人外出打猎去了。这里只有七匹矮种马在帐篷附近吃草。要搬迁这么一个营地，男女老少，加上折叠起来的帐篷，连同装上雪橇的其他行李，应该需要差不多二十匹马。

他听到中士在他身后爬上了河岸，于是朝身后做手势，让中士趴下。随后，那只绣着三道人字形标识的蓝色制服袖子出现在了他身旁。

“你看见什么了？”中士用嘶哑的声音轻声问他。

此时是上午九点，天气已经很热。他们已经骑行了三个小时。卡斯特将军喜欢清早拔营出发，但侦察兵已经能闻到从旁边的中士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士忌气味了。这是一种劣质的边防威士忌，味道很难闻，比用野山梅、樱桃和在罗斯巴德河岸漫山遍野生长的犬蔷薇制成的香水味道还浓烈。

“夏延人的五座帐篷。营地里只有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去河对面打猎了。”

布拉多克中士没有询问侦察兵是怎么知道的，只是接受了侦察兵的解释。他张开嘴打哈欠，露出满口黄牙，喷出一股酒气。侦察兵滑下堤岸站了起来。

“别去管他们。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但布拉多克中士已经随第七骑兵团在平原上当了三年兵，其间没参加过什么行动。在林肯堡度过的那个漫长而无聊的冬天里，他与一个兼职妓女的洗衣女工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但他来平原，实际是想杀印第安人，可不想被谁阻止。

这场屠杀只花了五分钟。十名骑兵轻易就翻过山脊，飞快冲了下去。侦察兵爬上山脊，厌恶地在上面看着。

其中一名骑兵刚入伍不久，骑术太差，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其他人大肆屠杀。佩剑都留在了林肯堡，于是他们使用随身佩戴的柯尔特转轮手枪或者新配发的斯普林菲尔德73型步枪。

马蹄声传来时，正在照看营火和炉灶的那些印第安妇女，试图召集孩子们跑向河里。但为时已晚。在她们抵达水边之前，骑兵们已经冲到她们周围，然后又折回杀向帐篷，向所有移动的目标射击。当所有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死去后，他们才收手，跳下马去搜帐篷，寻找可以送回家的有趣战利品。当发现有仍然活着的孩子时，帐篷里又响起了几声枪响。

侦察兵骑着马从山脊一路跑下来，穿过四百码距离走到营地察看。当骑兵们点火焚烧帐篷时，没有什么东西剩下，也没有活人了。其中一名骑兵不过是个大男孩，他没见过这种场面，把早饭时吃的硬面包和豆子都呕了出来。他把身子探出马鞍，以免吐到自己身上。布拉多克中士得意洋洋。他打了个胜仗，还找到了一顶羽毛头饰，把它固定在马鞍上原本只许装溪水的水壶旁边。

侦察兵数了数，十四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各自倒下的地方。一名士兵递给他一件战利品，他摇了摇头，骑马穿过帐篷，到河岸边让他的战马饮水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躺在地上，身子半掩在芦苇丛中，鲜血汩汩地顺着一条光腿流下。一颗步枪子弹在她奔跑时穿透了她的大腿。假如侦察兵的动作稍稍再快一点，他肯定会转过头，回到正在燃烧的帐篷旁。但正在注视着他的布拉多克注意到他的视线方向，于是策马跑了过来。

“你发现了什么，小伙子？嗯，是不是有一条害虫，而且还活着？”

他从枪套里拔出柯尔特手枪去瞄准。芦苇丛中的姑娘转过脸来凝视着他们，空洞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侦察兵伸出手紧紧抓住中士的手腕，把枪口抬向空中。布拉多克那张被威士忌熏红了的粗俗面孔，因为愤怒而变得阴沉。

“别打死她。她也许知道一些事情。”侦察兵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布拉多克踌躇了会儿，想了想后点点头。

“好主意，小伙子。我们把她带回去当礼物献给将军。”

他把手枪插进枪套，回去检查自己的人马。侦察兵跳下马，走进芦苇丛照看那个姑娘。所幸，她的伤口很干净。当她在逃跑时，子弹在短距离内射穿了她的大腿。枪洞有两个，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都又小又圆。侦察兵用他的手帕和清澈的溪水擦洗了伤口并包扎止血。

处理完毕后，他去看她。她也在回视他。一头瀑布般的黑发松散地披在她的双肩，深色的大眼睛笼罩在痛苦和恐惧里。在白人眼里，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女人都漂亮，但在所有部落人中，夏延人最美丽。芦苇丛中的这个姑娘大概有十六岁，有着惊人而雅致的美貌。侦察兵今年二十四岁，读《圣经》长大的他，从来不曾知道《旧约全书》意义中的女人。他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狂跳，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别处。他把她扛在肩膀上，走回到被摧毁了的营地。

“把她放到矮种马上。”中士喊道。他又拿着杯子喝起酒来了。侦察兵摇摇头。

“雪橇，”他说，“不然她会死。”

燃烧殆尽的帐篷旁的地上有几个旧式雪橇。这种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雪橇，由两根细长而富有弹性的美国黑松木杆组成，木杆交叉扎紧后安放在矮种马背上，叉开的两头在马尾处延伸开去，分得很开，中间放上一张展开的牛皮用以载重。这是一种很舒适的旅行工具，对于伤员来说，比白人使用的二轮马车更平稳，马车遇到路面不平时颠簸得比较厉害。

侦察兵赶拢一匹正要逃窜的矮种马。现在只剩下两匹矮种马；五匹已经跑到了远处。矮种马在被系上缰绳时胆怯地后退，它已经闻到了白人的气息，这种气味会使白斑色矮种马发狂。反过来也一样：美国骑兵的战马如果闻到平原印第安人的体味，也会变得难以驾驭。

侦察兵朝矮种马的鼻孔轻轻吹了一口气，等它接受他并平静下来。十分钟后，雪橇也准备好了。负伤的姑娘躺在野牛皮上，身上裹着一条毯子。巡逻队整装出发，原路近返，去寻找卡斯特将军及其领导的第七骑兵团主力部队了。这是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那年夏天在蒙大拿州南方平原上发生的战役，其起因可追溯到若干年之前。在南达科他州神圣的布莱克山区发现的金矿，使得淘金者蜂拥而至。但布拉克山已经被永久性地赠与苏人部族了。对此，平原印第安人自认为被出卖了，他们怒火万丈，袭击淘金者和马车队当作报复。

这种暴力让白人们感到很愤怒；虚构而又夸张的野蛮暴行传说，更是使事情火上加油。随后，白人群体向华盛顿提起申诉。政府的反应是草率地取消了《拉勒米堡条约》[52]，并把平原印第安人限制在一些贫瘠的保留地上。这和他们曾经得到过的庄严承诺相比，只等于一个零头。这些保留地在南、北达科他州的领土上。

但华盛顿也让与了一块被称为“未割让领土”的区域。那是苏人传统的狩猎地，仍充满着野牛和鹿。该土地的东部界线，是竖向垂直的北达科他州西部边界。其西部界线是一条南北向的虚线，在往西一百四十五英里处，是印第安人难以想象也从未见过的界线。未割让土地的北部边境，是流经蒙大拿州进入南、北达科他州的黄石河；南部边境是怀俄明州境内的北普拉特河。在这片土地上，起初是允许印第安人打猎的，但西进的白人并没有停下脚步。

一八七五年，苏人开始走出达科他保留地，向那块未割让的狩猎土地进发。那年下半年，印第安人事务局向苏人发出最后通牒：限一月一日之前返回保留地。

苏人及其盟友没有就这个警告提出抗辩，直接忽略了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最后通牒。他们继续打猎，当冬天过去、春天来临时，他们去追寻传统猎物了：大量的野牛、性情温和的鹿和羚羊。早春时候，印第安人事务局把这事交给了军方。其任务是：找到他们、赶拢他们，并把他们押回达科他保留地。

有两件事情军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走出保留地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关于第一件事，军队受骗了。那些保留地是由印第安人的代理人管理的，他们都是白人，而且许多人是地痞流氓。

这些代理人从华盛顿领到牲畜、玉米、面粉、毯子和钱，然后分发给他们所管理的印第安人。许多人大肆骗取印第安人钱财，导致妇女和儿童挨饿，并由此使得印第安人作出返回狩猎平原的决定。

这些代理人之所以说谎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他们宣称应该留在保留地上的人确实全都在那里，他们就能领到百分之百的津贴。如果留守的印第安人数量下降，那么分配下来的钱物也会随之减少。这样的话，代理人自己的好处也会减少。在一八七六年春天，这些代理人告诉军队，只有一小撮勇敢的印第安人消失了。他们撒了谎。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都不见了，他们越过边界去未割让领土上打猎了。

至于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派军队去蒙大拿找到他们。于是，军方制订了一份计划，拟派遣由步兵和骑兵混编的三支部队前往。

阿尔弗雷德・特里将军从达科他北部的林肯堡出发，沿着黄石河西行，去狩猎地的北方边界。约翰・吉本将军将从蒙大拿的莎堡南下去埃利斯堡，然后转向东面沿黄石河挺进，与从另一个方向赶过来的特里将军的部队会合。

乔治・克鲁克将军则会从南方怀俄明州的菲特曼堡向北进军，跨过疯女溪源头，越过汤格河朝大角峡谷行进，最终与另两支部队合流。他们推测，三支部队中总有一支能找到苏人的大部队。他们都在三月份出发了。

六月初，在汤格河北端汇入黄石河的地方，吉本与特里会师了。他们连一个印第安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据此至少可以了解到，平原印第安人应该在他们南面的某个地方。吉本与特里商定，特里继续西行，吉本现在已与他会合，那就和他一道回到西面。于是他们向西进发了。

六月二十日，这支联合部队抵达罗斯巴德河汇入黄石河的地方。他们在此处决定，从林肯堡起就一直陪伴特里的第七骑兵团，应该沿罗斯巴德河去上游，直至抵达源头，以防印第安人有逗留在罗斯巴德河上游地区的可能。卡斯特也许能找到印第安人，或者是找到克鲁克将军。

没人知道，克鲁克在十七日那天遇到由苏人和夏延人组成的大批人马，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已经折返前往南方，正在快乐地狩猎。他没有派骑兵去北方寻找并通知兄弟部队，所以，吉本和特里都不知道，南方已经没有接防部队了。他们只能靠自己。

在罗斯巴德河谷向前行进的第四天，前方的一支巡逻队回来，报告了在夏延人小村庄的胜利以及有一名俘虏的消息。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自豪地骑行在他的骑兵大部队前头，但他急于赶路，不想为了一个俘虏而让整支部队停下来。看到布拉多克中士归来，他只是点点头，命令他去自己的连长那里报告。那个印第安女人要是知道什么情况，可以留待他们在晚上扎营以后再处理。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夏延姑娘都躺在雪橇上。侦察兵把那匹矮种马牵到后面，把它的缰绳系在一辆行李搬运车上。拖着雪橇的矮种马跟在马车后面快步走着。由于现在不需要去前方侦察，这位侦察兵留在了雪橇附近。刚加入骑兵七团没多久，他就觉得自己不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既不喜欢自己的连长，也不喜欢连队的这个中士，而且，他认为大名鼎鼎的卡斯特将军，其实是一个大放厥词的蠢货。但这个想法他没说出来，而是藏在了心底。他的名字是本・克雷格。

他父亲约翰・诺克斯・克雷格是苏格兰移民。在被一个贪财的地主从小农场赶出之后，这位硬汉于一八四○年左右移民到了美国。他在东部的某个地方遇上一个姑娘，随后结了婚。她和他一样，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徒。他们发现城市里的发展机会不多，便西行去了边疆。一八五○年，他抵达蒙大拿南方，决定在普赖尔山区附近的荒野里淘金来谋得财富。

他是那时候的第一批淘金者之一。在森林边缘小河旁的一座小木棚里的生活，既单调又艰难，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森林只有在夏天才会显露田园风光，到处是丰饶的景象，溪流里游着鲑鱼，草地上开满了各种野花。一八五二年，妻子珍妮・克雷格生下了他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两年后，小女儿在婴幼期不幸夭折。

本・克雷格十岁时，是一个属于山林和边疆的男孩。那一年，他的父母死在了克劳族[53]远征队的手上。两天后，一个叫唐纳森的捕兽人发现了他。当时，克雷格坐在被烧成灰烬的木屋旁，又饥饿又悲伤。他们一起把约翰・克雷格和珍妮・克雷格埋在水边的两个十字架下。约翰・克雷格是否藏有砂金将永远不得而知。要是克劳人发现了，他们也只会认为是沙土，把这种黄色粉末直接扔掉。

唐纳森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山里人，他专门设置陷阱，捕捉狼、熊、河狸和狐狸，然后每年把猎物带到附近的集贸市场出售。出于对这个孤儿的同情，老光棍收留了他，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

在母亲的熏陶下，本只知道一本书：《圣经》。母亲曾经大段大段地读给他听。虽然他读书写字并不熟练，但脑海里已经记住了母亲称为“好书”的《圣经》中的一篇篇短文。父亲教过他如何淘金，但是唐纳森教会了他如何在野外生活，让他知道各种鸟的名字，怎样根据动物的足迹跟踪，以及如何骑马和射击。

在与唐纳森一起时，他遇到了一个夏延人。那人也是布设陷阱的捕兽者，与唐纳森在农贸市场做过生意。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他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

一八七六年夏季战争的两年前，老人唐纳森在荒野里死去。他在捕猎一头老黑熊时，错过了自己做的记号，被疯狂的野兽抓死了。本・克雷格在林中小屋附近掩埋了他的养父，带上他所需的东西后，一把火烧掉了其余的物品。

老唐纳森在世时常说：“孩子，当我走了以后，带上你需要的东西。这些全归你了。”于是，他带走了一把锋利的鲍伊猎刀，连同以夏延人方式装饰的刀鞘，一支一八五二年制造的夏普斯步枪，两匹马，鞍具，毯子，以及旅途上要吃的一些干肉饼和硬面包。其他的都不需要了。然后他走出山区，到了平原，一路骑行北上去了埃利斯堡。

一八七六年四月，吉本将军的部队骑马经过当地时，他在那里正以捕猎、设陷阱和驯马为生。将军要找了解黄石河以南地带的侦察兵，而部队的待遇又很不错，于是本・克雷格加入了。

他参加了抵达汤格河河口的行军和与特里将军的会师，还与联合部队一起折返，再次到达罗斯巴德河口。在那里，卡斯特率领的第七骑兵团接受了南下去罗斯巴德河源头的派遣。部队开始寻找会说夏延语的士兵。

卡斯特已经有至少两名会讲苏语的侦察兵。一个是黑人士兵，是七团唯一的黑人，名叫艾赛亚・多尔曼，曾与苏人一起生活过。另一个是侦察队长米奇・波耶尔，是法国人和苏人的混血儿。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夏延人与苏人血缘最近，而且是最传统的同盟，但二者的语言却相差很大。克雷格举手报了名。吉本将军安排他加入了七团。

吉本还向卡斯特提供由布里斯宾少校指挥的三个骑兵连，但被谢绝了。特里向他提供加特林机枪，也被回绝了。当他们沿着罗斯巴德河溯流而上时，七团有十二个连队，一共六名白人侦察兵、三十几名印第安人侦察兵，一个马车队和三位平民，总共六百七十五人。这个总数包括了马医、铁匠和赶骡人。

卡斯特已经把他团里的军乐队留给了特里，所以当他在最后冲锋时，号角声不再是他钟爱的《加里欧文》。不过，在他们南下溯源的一路上，挂在流动炊事车两边的水壶、水盆、铁锅和勺子相互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克雷格不知道，卡斯特是否希望能凭此出其不意地捕捉到某支印第安人部落。有这三千只马蹄发出的噪声和扬起的尘土，印第安人在数英里之外就能发现他们。

在从汤格河往罗斯巴德河行进期间，克雷格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观察大名赫赫的七团及其偶像般的指挥官，而他越看心情越沉重。他担心，他们也许会遇上一大群准备好要战斗的苏人和夏延人。

大部队整日沿着罗斯巴德河骑马往南走，但没有再看见印第安人。然而，有好几次当微风从大草原往西面吹时，骑兵部队的战马似乎受到了惊吓，甚至是惊恐。克雷格确信，它们已经闻到了风中的某种气味。燃烧着的圆锥形帐篷不可能一直不被注意到。草原上的冲天烟炷在几英里之外就能看见。

下午刚过四点，卡斯特将军命令部队停下来扎营。太阳开始向远处视线之外的洛基山脉西沉。军官的帐篷很快就搭了起来。卡斯特和他的亲信总是使用救护帐篷，那是最大也是最宽敞的帐篷。折叠式营地桌椅支了起来，战马在溪边饮水，食物准备妥当，篝火也点起来了。

那位夏延姑娘静静地躺在雪橇上，凝视着正在暗下来的天空。她已经准备好赴死了。克雷格在溪流边灌了一壶水，拿来给她喝。她用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凝视着他。

“喝吧。”克雷格用夏延语说。姑娘没有反应。他把一小股清凉的溪水浇到她的嘴上。她张开嘴唇，喝了下去。他把水壶留在了她身边。

暮色愈发暗沉时，B连的一名骑兵到营地来找他。

找到他之后，骑兵回去报告了。过了一会儿，阿克顿上尉骑马过来了。陪同他一起来的有布拉多克中士、一名下士和两名骑兵。他们跳下马围住了雪橇。

六个白人、一小群克劳人和三十个左右的阿里克拉人[54]，七团所有这些边疆侦察兵，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形成一个小组。他们全都了解边疆和边疆的生活方式。

晚上围坐在营火旁时，他们习惯在就寝前互相交谈。他们从卡斯特将军开始，谈论那些军官，还有连队的指挥官。克雷格惊讶地发现，将军在他的部下中间非常不受欢迎。倒是他的弟弟，C连连长汤姆・卡斯特，深受士兵们喜爱，但是，军官中最令人厌恶的，是阿克顿上尉。克雷格也有同感。阿克顿是一名职业军人，十年前南北战争刚结束便参军，在卡斯特的庇护下，在七团里得到晋升。他出生于东部的一个富裕家庭，长得瘦瘦的，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一张残忍的嘴。

“那么，中士，”阿克顿说，“这就是你的俘虏喽。让我们来弄弄清楚，她知道些什么。”

“你会说野蛮人的土话？”他问克雷格。侦察兵点点头。“我想知道她是谁，属于哪一族，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苏人的大部队。现在就问。”

克雷格弯腰凑近躺在野牛皮上的那个姑娘。他突然说起夏延语，辅以表示数字的手势，因为平原印第安人词汇量很有限，需借助于手势才能表达清楚意思。

“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姑娘。不会伤害你的。”

“我叫轻柔说话的风。”她说。骑兵们站在周围听着。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能明白她在摇头。终于，克雷格直起腰来。

“上尉，姑娘说她的名字叫轻风，是北夏延人。她的家庭属于高麋部落。今天上午被中士摧毁的是她家的屋子。村里包括她父亲一共有十个男人，当时他们都去罗斯巴德河东岸猎杀鹿和羚羊了。”

“那么苏人的主要聚居地呢？”

“她说她没见过苏人。她的家族来自南方，汤格河。之前有很多夏延人跟他们在一起，但一星期前，他们分道扬镳了。高麋人喜欢单独狩猎。”

阿克顿上尉凝视着扎上了绷带的大腿，俯身向前，狠狠地掐了一把。姑娘痛得深深吸了一口气，但没有叫出声来。

“也许可以鼓励一下士气呢。”阿克顿说。布拉多克中士咧开嘴在笑。克雷格伸手抓住上尉的手腕，把他的手拉开了。

“那不行，上尉，”他说，“她已经把她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了。如果苏人不在我们之前经过的北边，而且也不在南边和西边，那他们一定是在东边。你可以这么报告将军。”

阿克顿上尉像是怕被传染似的，把手腕从克雷格手里挣脱出来。他挺直身子，取出一只半猎式银怀表[55]看了一眼。

“将军帐篷里开饭了，”他说，“我要走了。”他显然已经对俘虏失去了兴致，“中士，天黑以后，把她带到草原上干掉。”

“有没有什么规定说我们不能先跟她玩一玩，上尉？”布拉多克中士问。其他士兵发出一阵赞同的笑声。阿克顿上尉骑上了马。

“坦率地说，中士，我才不管你想干什么呢。”

他策马朝营地前头卡斯特将军的帐篷奔去。其他士兵也跟着跨上了马。布拉多克中士在马背上俯身斜眼看着克雷格。

“要让她活着，小伙子。我们会回来的。”

克雷格走到最近的一辆炊事车，取了一盘腌猪肉、硬面包和扁豆，找到一只弹药箱坐下，开始吃起来。他想起了他的母亲，十五年前，她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圣经》给他听。他想起了他的父亲，耐心地在从普赖尔山脉上流下的溪流中不停地淘金。他还想起了老唐纳森，只有一次，老人愤怒地解下皮带要抽他，那是因为他粗暴地对待一头被捕获的动物。

快八点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营地。克雷格站起身，把盘子和勺子放回车上，走到雪橇旁边。他没对姑娘说话，只是把两根木杆从白斑色矮种马背上卸下，放在了地上。

他从地上扶起姑娘，只轻轻一抱，就把她抱上了矮种马的背上，又把缰绳递给她。然后，他手指向开阔的草原。

“去吧。”他说。她盯住他看了两秒钟。他在矮种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不一会儿，它就走了。那是一匹坚定、顽强、没钉过蹄铁的矮种马，能在辽阔的草原上穿过数英里土地，直到闻到自己同族的气味，找到自己的路。几个阿里克拉的侦察兵在五十英尺开外好奇地看着。

九点钟光景，他们怒气冲冲地来找他了。两名骑兵抓着他，让布拉多克中士揍他。他倒下去后，他们拖着他穿过营地去卡斯特将军那里。此刻，在几盏油灯的照明下，将军正坐在帐篷前的一张桌子旁，身边围着一群军官。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永远神秘莫测。但他显然有两面：一面好、一面坏；一面亮堂、一面阴暗。

他亮堂的一面总是很欢乐，经常笑声不断，喜欢像孩子般开玩笑，与人相处愉快。他具有无尽的精力和强健的体格，总是投入到一些新事物中去：要么是在平原上收集野生动物，然后送到东部的动物园去，要么就是学习制作动物标本。尽管常年在外，他对妻子伊丽莎白却是绝对忠诚。

自从年轻时有过一次醉酒经历，他变得滴酒不沾，绝对禁酒，甚至在晚饭时也不喝酒。他从不骂人，也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说脏话。

十四年前的南北战争期间，他曾表现出惊人的勇气，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使他迅速从中尉升至少将，战后又服从安排，在规模不如从前的军队里担任中校。他曾经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之中冲杀，却从未挂过彩。他被无数老百姓视为英雄，却没有受到自己部下的信任和爱戴。

这是因为，对于那些冒犯了他的人，他也会实施残酷的报复手段。战争中，虽然他自己未曾受伤，但他部下官兵的伤亡人数，比任何其他骑兵部队都多。这使他变得更为急躁和鲁莽。士兵们不想爱戴和拥护一位要让他们去捐躯的指挥官。

在平原战争期间，他下令使用皮鞭来维持纪律，由此导致逃兵的数量比西部其他部队都要多。因为不断有人员趁夜色出逃，七团不得不经常征募新兵，但卡斯特没有兴趣把他们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熟练骑兵。虽然在林肯堡度过了漫长的秋天和冬天，但在一八七六年六月，七团的状态依然不是很好。

卡斯特的虚荣心很强，野心很大，一有机会就在报纸上抛头露面。深褐色的鹿皮套装、一头柔顺的赤褐色卷发，他的装束和打扮都是为此准备的。如今第七骑兵团的随军记者马克・凯洛格也是这副样子。

但作为一名统帅部队的将军，卡斯特有两个缺陷会导致他和他的大多数官兵在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丧命。一是他经常低估敌人。他有着“印第安人克星”的名声，对此也沾沾自喜。八年前，他的确曾消灭了一整村熟睡中的夏延人。那是夏延族领袖黑壶酋长的村庄，位于堪萨斯州沃希托河边。他率领部队，在夜间包围了那些睡得正香的印第安人，并在太阳升起时分，屠杀了其中的大多数人：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当时，夏延人刚刚与白人签订了一份新的和平协议，因此他们还以为自己很安全。

其间，他也曾四次被卷入与印第安主战派的小规模冲突中。这四次的兵力损失加起来不到十二人。跟南北战争时的重大兵员伤亡相比，与当地印第安人的这些遭遇战根本不值一提。但东部的读者需要有一个英雄人物来崇拜，他们所虚构的边疆野蛮人则是恶魔般的反派角色。热情洋溢的报纸宣传和他的自传《我的平原生涯》，让他获得了声望和偶像般的地位。

第二个缺点是，他听不进任何人说的话。在沿罗斯巴德河行军的路上，他有一些经验极为丰富的侦察兵同行，但他对一次次的警告都置若罔闻。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本・克雷格就是被拖到了这个人的面前。

布拉多克中士解释了发生的事情，而且还告诉卡斯特，这事有目击证人。在六名军官的簇拥之下，卡斯特将军打量着他面前的这个人。在他面前的是个比他年轻十二岁的小伙子，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身穿鹿皮衣服，有一头卷曲的栗色头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显然是白种人，甚至不是其他侦察兵那样的混血儿，但他的脚上却穿着软皮靴子，而不是硬皮骑兵靴，而且后脑勺的头发上插着一支有白色尖头的山鹰羽毛。

“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当中士叙述完毕时，卡斯特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将军。”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克雷格解释了之前对姑娘的审讯，以及那天晚上后来的计划。卡斯特的脸绷着，相当不满。

“在我统帅的部队里，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即便是对印第安女人。是这样吗，中士？”

这时候，坐在卡斯特身后的阿克顿上尉插了进来。他说起话来圆滑得很，很有说服力。他说他亲自进行了审问。完全是口头形式的，旁边有翻译。整个过程中没有对姑娘进行体罚。他的最后指示是，要彻夜看守她，但不得碰她，等到上午时，可交由将军作出决定。

“我的骑兵中士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他最后说了这句话。

“是的，长官，事实就是如此。”布拉多克说。

“案子属实。”卡斯特说，“把他关起来，等军事法庭来判决。叫宪兵中士过来。克雷格，你私自放走俘虏，等于让她加入敌人的主力部队并给他们发出警告。这是通敌，要被判处绞刑。”

“她没去西方。”克雷格说，“她骑马往东走，去找她还活着的家人了。”

“她现在仍然可以把我们的位置通报给敌人。”卡斯特快速反驳说。

“他们知道你的位置，将军。”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整天都尾随着你。”

军官们目瞪口呆，怔住了好长时间。这时候，宪兵中士出现了——一个大个子老兵，名叫刘易斯。

“把这个人看管起来，中士。关起来。明天太阳升起时，军事法庭会有场快速审判，很快便能作出判决。就这样。”

“可明天是礼拜天。”克雷格说。

卡斯特想了想：“你说得对。我不会在星期天安排绞刑的。那就星期一吧。”

团部副官加拿大人威廉・库克上尉在一旁做着记录，事后他会把本子装进马鞍袋里。

这时，侦察员鲍勃・杰克逊骑马来到帐篷前。与他一起来的有四名阿里克拉人和一名克劳人侦察兵。日落时他们一直在前方侦察，回来晚了。杰克逊是黑白混血儿，他的报告使卡斯特激动得跳了起来。

就在日落前，杰克逊的几个土著侦察兵发现了一个大营地的痕迹：草原上有许多圆锥形帐篷支起时留下的圆形记号。踪迹从营地一路蔓延，离开罗斯巴德河谷，向西面延伸。

令卡斯特激动的理由有两个：他从特里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是朝罗斯巴德河的源头进发，但如果有新情况出现，他可以自行作出判断。现在新情况出现了。卡斯特现在可以自由决定他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用不着执行命令了。第二个理由是，他似乎终于发现了捉摸不定的苏人主群体。西面离此地二十英里处，在另一条山谷里还有一条河流，叫小大角河，它流向北方，汇入大角河，然后再流入黄石河。

在两三天之内，吉本和特里的联合部队将抵达这个河流汇合处，然后沿大角河南下。这些苏人将会受到钳制。

“拔营出发，”卡斯特喊道，他的军官们散开后返回各自的部队。“我们今天连夜赶路，”他回头对宪兵中士说，“管住囚犯，刘易斯中士。把他绑在马背上，跟在我后面。现在他可以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朋友身上。”

他们彻夜行军。山谷外面的乡间地形复杂，崎岖不平，朝分水岭去的一路上都在上坡。士兵和马匹都累了。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凌晨两三点钟，他们抵达了分水岭。这是两条山谷间的制高点。天空一片漆黑，但星光灿烂。过了分水岭不久，他们发现一条小溪，侦察兵米奇・波耶尔认出这是丹斯阿什伍德溪。它朝西流淌，在山谷底下汇入小大角河。部队沿着溪流继续行进。

快黎明时，卡斯特命令部队停下来，但没有让他们扎营。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就地躺倒，抓紧时间睡上一会儿。

克雷格和宪兵中士跟在卡斯特身后五十码处，在司令部的队伍中骑行。克雷格仍骑在马背上，但他的夏普斯步枪和猎刀已被刘易斯中士收缴。他的脚踝被皮鞭束着，绑在马鞍的肚带上，双手则被绑在了背后。

刘易斯长得五大三粗，但心地倒还善良。黎明前的休息时间里，他解开克雷格脚踝的皮鞭，悄悄地让他坐在地上。克雷格的双手仍被反绑着，但刘易斯用水壶喂了他几口水。即将到来的白天依然会很炎热。

就在这个时候，卡斯特作出了他当天的第一个错误决定。他召来他的三把手弗雷德里克・本蒂恩上尉，命令他带上H连、D连和K连，去南面的荒地看看那里是否有印第安人。克雷格听到，在相隔几码远的地方，部队里最专业的军人本蒂恩对命令提出了异议。如果前方小大角河两岸有敌人的大部队，那么，把兵力分散是明智的举措吗？

“你就执行命令吧。”卡斯特厉声说完就转身走了。本蒂恩耸耸肩，执行命令去了。卡斯特率领的大约六百名士兵中，有一百五十名奔赴荒山野岭，去执行这徒劳的搜索了。

克雷格和刘易斯中士将再也无法知道，本蒂恩和他筋疲力尽的人马会在几个小时之后返回这条河谷。要解救这些人已经来不及了，但正因为回来得太晚，使他们逃过了被消灭的厄运。卡斯特下达命令后，又整队出发。七团顺溪流而下，朝着小大角河进军。

黎明时分，在大部队前方探路的几名克劳人和阿里克拉人侦察兵回来了。他们在丹斯阿什伍德溪与河流的交汇处附近，发现了一座小山坡。由于熟知整个地区，他们也了解这个山坡。山坡上有一些松树，爬上树后能看见前方整个山谷。

两名阿里克拉人曾爬到树上，看见了前方的一切。他们获悉卡斯特打算继续前进，觉得这简直是去送死，于是就地坐了下来。

太阳升起来了，气温随之节节攀升。在克雷格的前面，身穿奶油色鹿皮装的卡斯特将军脱下外套，卷起来绑在身后的马鞍上。他身着一件蓝色棉布衬衫策马前行，头戴一顶宽边奶油色草帽遮阳。部队来到了那个山坡。

卡斯特爬上半山腰，用望远镜观察前面的情况。他们在溪流岸边，距河流汇合处还有三英里。当他走下山坡与剩余的军官商议时，谣言在部队里已经传开了。他见到了一部分苏人村庄，村里有炊烟正冉冉升起。这时是上午。

在丹斯阿什伍德溪对面，黄石河以东，有一丛低低的山丘挡住了平地上的人们的视线，但卡斯特还是发现了他要寻找的苏人。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人，也听不进侦察兵向他发出的警告。他决定发起攻击，这也是他字典里唯一的招数。

他选定的作战计划是一次钳形攻势。他不打算插入到印第安人南翼并等待特里和吉本从北面包抄过来，而是决定用七团剩余的兵力组成钳子V型的两条边。

缚在马背上等待军事法庭审判的本・克雷格，听到卡斯特下了令。他命令第二把手马库斯・雷诺少校带上A连、M连和B连三个连队继续西行。他们要抵达河边，涉水过河后转向右边，从南路冲向那座村庄地势较低的一端。

卡斯特将军留下一个连队守卫骡马车队和后勤供给。他自己则将率领余下的五个连队快速北上，抵达山丘背面，从北边这一端逼近。随后他将冲到河边，跨越河流，从北面进攻苏人。在雷诺少校的三个连队和他自己的五个连队的夹击下，印第安人将被打得落花流水。

克雷格无法知道视线以外的山丘另一边的情况，但他可以观察克劳人和阿里克拉人侦察兵的举止。他们已经明白，并且准备好了要赴死。他们所见到的，是苏人和夏延人在同一个地点空前绝后地集结到了一起。六个大部落来到一块儿合作狩猎，他们把营地扎在了小大角河的西岸。营地里有来自平原地区所有部族的一万到一万五千个印第安人。

克雷格知道，在平原印第安人的社会里，十五岁到三十几岁的男子会被视为战士。因此，平原部落中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战士。这就意味着，河边有两千个这样的战士。而且，他们刚刚得知西北平原上到处是鹿和羚羊，这个时候，他们是不会老老实实回保留地去的。

更糟糕的是，没有人料到这些印第安人已经会合，并且在一星期前打败了克鲁克将军。他们对这些蓝衣士兵没有丝毫恐惧，也没有像前一天的高麋人那样外出打猎。事实上，在二十四日晚上，他们为战胜了克鲁克将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庆典会延迟一个星期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在为十七日与克鲁克交战时死去的亲人进行哀悼，为期正好一周，所以庆典只能在七天后举行。二十五日上午，战士们刚从头天晚上的活动中清醒过来。他们没有外出打猎，而且全身仍涂着油彩。

即使如此，克雷格也明白，这里和沃希托河边沉睡着的黑壶部落的村庄不一样。午后，卡斯特最后也最致命的一次分散了他的兵力。

克雷格注视着雷诺少校离开，后者带上队伍顺溪流而下朝过河处奔去。在B连的前头，阿克顿上尉看了一眼差不多已经被自己判了死刑的这个侦察员，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然后继续骑马前行。在他后面的布拉多克中士经过时，朝克雷格发出一声冷笑。在两个小时之内，这两个人都将死去，而被放逐到山头的雷诺，连同三个连队的残余官兵，则会被困在原地。他们会设法守住阵地，等待卡斯特回来营救他们，但卡斯特一直没有回来，是特里将军在两天之后把他们解救出来的。

克雷格看着另外一百五十名畏缩的官兵朝溪流下游走去。虽然他不是士兵，但对他们也没抱什么信心。卡斯特的部下中，百分之三十的军人是刚刚招募的新兵，只接受过最基本的训练。有些人刚刚在练习中学会骑马，但一上战场就会失去控制。其他人甚至还没学会使用斯普林菲尔德步枪。

还有百分之四十的士兵虽然入伍时间较长，但从不曾对印第安人开过枪，也没在遭遇战中碰到过他们，而且，许多人只见过保留地上受着管教的温顺印第安人，从没见过真正的印第安人。一大群嚎叫着、身上涂满油彩的游牧部落战士，为保护老婆、孩子而冲杀出来时，他不知道士兵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而且这预感真的应验了。但等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知道，卡斯特对此不屑一顾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与传说相反，平原印第安人把生命看得很神圣，极为珍惜。即使在征途上，他们也无法承受重大伤亡，通常在损失了两三名优秀的战士之后，便会停止战斗。可是，卡斯特要攻击的，是他们的父母、老婆和孩子。光是为了捍卫荣誉，就会使他们奋起应战直至最后一名战士牺牲。决不会心慈手软。

当雷诺少校率领的三个连队顺着溪流绝尘而去时，卡斯特下令，让行李搬运车辆留在原地，由剩余六个连队中的一个守卫着。他带上E连、C连、L连、I连和F连这五个连队，转向北方。那里有山丘遮挡，河谷里的印第安人没法看见他，但他也看不见他们。

他扭头对宪兵中士刘易斯说：“带上囚犯。当七团冲杀进去后，他就能看到他朋友们的下场了。”

然后他转身策马朝北快步跑去。五个连的官兵跟在他身后，总共是二百五十人。克雷格意识到，卡斯特仍没有觉察到危险。他带了三个平民去观战，其中一位，就是精瘦的戴眼睛的随军记者马克・凯洛格。更夸张的是，卡斯特还带着两个年轻的亲戚一起前行，他肯定是要对他们负责任的。这两个亲戚，一个是他最小的弟弟波士顿・卡斯特，十九岁；另一个是十六岁的外甥，名叫奥蒂・里德。

士兵们排成两路纵队，队伍有半英里那么长。在卡斯特后面骑行的是他的副官库克上尉，再后面的是将军当天的勤务兵，也是团部的号手，约翰・马丁。他的真名叫吉斯帕・马蒂诺，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曾经当过加里波第[56]的男管家，到现在英语水平仍相当有限。刘易斯中士和被缚住的本・克雷格，走在卡斯特后面三十英尺处。

他们纵马驰入山丘，虽然仍在山峰下，但他们能在马鞍上转过身，看见雷诺少校和他的人马正在跨越小大角河，准备从南方发起攻击。这时候，卡斯特注意到克劳人和阿里克拉人侦察兵哭丧着脸，于是叫他们骑马回去。他们立马掉头离开，最后幸存了下来。

部队就这样行进了三英里山路，不再被左面的山峰挡住视线，终于能俯视下面的山谷了。大个子刘易斯中士拉着克雷格那匹马的马勒。他倒吸一口冷气，轻声说：“噢，我的天哪。”远处的河岸上是一片帐篷的海洋。

即使相隔那么远的距离，克雷格仍能分辨出那些帐篷的形状、装饰颜色，并能辨认出它们分别属于哪个部落。这些帐篷分属于六个不同的村庄。

平原印第安人在迁徙时会列队前行，一个部落跟着一个部落。当他们停下来扎营时，不同村庄各自分开落脚，因此，整个营地就显得又长又窄。在对面的河岸往下游的方向，一长溜地排着六个圆圈。

他们一直在朝北迁徙，直到几天前停顿下来。开路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北夏延人，因此他们的村落在最北端。接下来是他们最亲密的盟友奥格拉拉[57]苏人。再接下来是圣阿克苏人，然后是黑脚。从南面数过来第二个村庄是明尼孔焦，在最南端的，也是此时正受到雷诺少校进攻的，是队伍的尾巴胡克帕哈村庄，其首领，也是苏人最崇敬的萨满，就是老练的坐牛[58]。

在场的还有其他人，与各自的亲属们住在一起的有桑蒂、布鲁尔和阿西尼本苏人。七团所看不见的是，在仍挡住视野的山坡背面，雷诺少校对南端胡克帕哈部落的进攻将变成一场大灾难。胡克帕哈人已经从他们的帐篷中蜂拥而出，许多人骑着马，全都拿着武器展开反攻。

这时差不多是下午两点，骑着矮种马的战士们，在草原上从左翼迂回包抄过来，雷诺的人马已经被逼得退到刚刚跨过的那条河边，躲在附近的一片杨树林中。

许多士兵已经在林中下了马，剩下的要么是驾驭不住骑着的马，要么就是已经被马甩了下来。一些人丢了步枪，被胡克帕哈人欣喜地捡去了。很快，剩余的士兵将不得不从同一条河涉水回去，躲到一个山头上，忍受三十六小时的围困。

卡斯特将军审视着他眼前的情景，相距咫尺的克雷格则在打量这个印第安人杀手。营地里能见到女人和孩子，但没有战士。卡斯特认为这是意外之喜。克雷格听到卡斯特向围在他身旁的连长们喊道：“我们从这里冲下去，占领这个村庄。”

然后他召来库克上尉，口授了一道命令。这命令是发给早已被派遣到荒野里去的本蒂恩上尉的。库克草草记下命令：“来吧。大村庄。快点。带上包裹。”他指的是弹药。他把这道命令交给了号兵马蒂诺。

意大利人马蒂诺奇迹般地找到了本蒂恩上尉，因为机警的本蒂恩已经放弃在荒野里徒劳追击，回到了溪水边，并且最后在被围困的山丘上与雷诺少校会合了。但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无法突围去解救遭遇灭顶之灾的卡斯特了。

当马蒂诺沿着小径骑马跑回去时，克雷格从马鞍上转身看他。他看见耶茨上尉的F连中，有二十四名士兵也擅自骑马逃跑了。没人阻拦他们。克雷格转回身看前方的卡斯特。这个自以为是的人难道一点也没有警觉吗？

将军站在马镫上，把奶油色的草帽举过头顶，朝他的部队官兵喊道：“好哇，小伙子们，看到他们了。”

这是正在离开的号兵马蒂诺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在接受询问时，他也报告了这句话。克雷格注意到，与许多长着金棕色头发的人一样，年仅三十六岁的卡斯特也已经有点秃了。虽然被印第安人起了个“长发”的诨号，但卡斯特已为夏季的战役剃短了头发。也许正因为如此，奥格拉拉妇女们后来没能在他倒下的地方认出他。战士们也认为，不值得把他的头皮剥下来当作战利品。

举帽致礼之后，卡斯特策马跑向前方，剩余的二百一十名官兵跟了上去。通向河岸的前方地形较为平坦，适合从山上冲下去。半英里之后，部队折向左行，一个连队接一个连队跑下山坡，涉过河流，准备发起进攻。这时候，夏延人的村落炸开了锅。

战士们像一群大黄蜂般倾巢而出，大多数人打着赤膊，身上涂着战斗油彩，“噫、噫、噫”地尖声怪叫着冲到河边，涉过河流登上东岸，冲向卡斯特的五个连队。蓝衣士兵们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克雷格旁边的刘易斯中士勒住了马缰，克雷格再次听到他轻声惊叹“我的天哪”。夏延人刚淌过河就纷纷跳下矮种马步行前进。登上河岸后，他们钻到高高的野草丛中不见了身影，站起来向前跑几步，然后再次消失。第一批箭雨开始射向骑兵队。一匹战马的侧腹中了箭，它痛苦地哀嚎着，抬起前腿把它的骑手甩了下去。

“下马。用马作掩护。”

喊声来自卡斯特。没有人需要第二轮命令。克雷格注意到，有些士兵从枪套里拔出柯尔特点45手枪，把子弹直接射进他们战马的前额，然后用马匹的尸体作为防御物。他们这么做算是聪明的。

山丘上没有防御物，没有岩石或巨砾可用来躲藏。士兵们跳到地上后，有几个离开了各自的连队，牵着十几匹马的缰绳，把它们带回到山顶上去了。刘易斯中士让他自己的马和克雷格的马都调过头来，快步跑回到山上去。在那里，他们加入到刚才由十几名骑兵牵出来的徘徊的马群之中。没过多久，战马们开始闻到印第安人的气息。它们躁动地奔走，或者抬起前腿，把背上的骑兵甩来甩去。刘易斯和克雷格在马鞍上看着他们。第一次进攻之后，战场平静了下来。但印第安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正在移动，准备包抄过来。

后来有人传言，在那天击溃卡斯特的是苏人。其实不然。发起大多数正面进攻的，是夏延人。夏延人的村庄是卡斯特的第一个进攻目标。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同族的奥格拉拉苏人听从了夏延人的建议，赶过来增援，从侧翼往前移动，切断了联邦军队的退路。克雷格从他的有利位置可以看到，奥格拉拉人溜进了远处左右两翼茂盛的草丛之中。用不了二十分钟，部队就会失去退却的希望。呼啸的弹雨和箭雨逼近了。一名骑兵喉部中箭后倒在地上，边喘气边发出尖叫。

这些印第安人有一些步枪，甚至还有几支老式的燧发枪，但数量不多。黄昏时，他们会大量使用新型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和柯尔特手枪，重新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主要使用弓箭，这对他们来说有两个优势。弓是无声的武器，不会暴露射手的位置。那天下午，许多蓝衣士兵还没看见目标，就胸部中箭而死。另一个优势是，雨点般的箭可以高高地射向空中，然后几乎是垂直地落到骑兵们身上。这用来对付战马效果尤其好。不到一个小时，十几匹战马被落下的箭射中。它们甩下骑手，挣脱缰绳，沿着小径快步跑了回去。其他未受伤的马匹也跟着跑了。在士兵们死去之前，战马已经跑了，所有的逃生希望也随之消失。恐惧像野火般在士兵中间蔓延。几位老军官和军士对部下已经失去了控制。

那座夏延人村落的首领是“小狼”，但他碰巧不在。当他返回时，战斗结束已经有一个小时。他因为缺席，遭到众人指责。其实，他刚才率领着一支侦察队在罗斯巴德河上游寻找卡斯特的踪迹，并越过分水岭到了小大角河边。

外出期间，他把领导权交给了一个老练的战士，那是来自南方夏延人部落的一位客人，人称“跛脚白人”。他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既不是跛脚也不是白人。当大约三十人的一群骑兵在军官的指挥下试图向河边突围时，他孤身冲过去，摧毁了他们的士气，自己却英勇地牺牲了。但那三十个士兵再也没能回到山坡上。他们的阵亡让战友们也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刘易斯和克雷格在山头上听到了士兵们面对死亡时的祈祷声和哭喊声。一个骑兵小伙子像小孩一样哭喊着突破包围，跑上山来想找到那最后一两匹马。几秒钟之内，四支箭射入他的后背。他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马背上的刘易斯和克雷格已经进入射程范围，几支箭“嗖”地从他们身边掠过。下面的山坡上也许还有五十到一百名士兵仍然活着，但他们中半数的人肯定已经中箭或者中弹。有时候，一名追求个人荣耀的战士会突然策马冲上来，不顾枪林弹雨，直接越过蹲伏在地上的士兵们，然后竟能安然无恙地骑马离开，并由此获得伴随着高声尖叫的喝彩。

在场的每一位士兵都认为这是作战时的呐喊。克雷格知道得更多。印第安人冲锋时的号叫，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死亡：他自己的死亡。他只是在向无处不在的神灵吐露自己的心声。

不过，那天真正毁灭第七骑兵团的，是士兵们对被俘和受刑的恐惧。每个士兵都被印第安人会把俘虏折磨死的故事彻底洗脑了。总的来说，这些故事都不对。

平原印第安人没有战俘文化。他们没有设施处置战俘。不过，如果敌方的人员损失已经过半，那可以光荣地投降。七十分钟以后，卡斯特肯定已经失去了一半人马。但按印第安人的传统来说，如果对方一直坚持战斗，那通常会杀个片甲不留。

如果被活捉，那么，囚犯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遭到拷打：如果这个人被认出来，发现他曾经正式发誓决不与这个部落的印第安人交战，却食言了；或者，被人发现这个人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这两种情况中，无论发生了哪一种，都会让人名誉扫地。

在苏人和夏延人的文化中，一个人只要拥有坚忍、刚毅的意志，能承受住痛苦，那他的名誉就可以恢复。应该给予说谎的人或者懦夫机会，使他们经受痛苦。卡斯特曾经对夏延人发誓再也不跟他们打仗。两名部落妇女在倒地的官兵中间认出卡斯特以后，用钢锥捅他的耳膜，让他下次能听得清楚一些。

夏延人和苏人的包围圈在不断收紧，恐惧像丛林大火般在仍活着的士兵中间蔓延开来。由于那个时代没有不冒烟的弹药，当时打仗，能见度都不太好。一个小时后，这座山丘就笼罩在了火药的硝烟之中。而现在，烟雾中走来了这些身上涂着油彩的野蛮人。那些士兵开始胡思乱想。多年以后，一个叫吉卜林的英国诗人会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你受了伤，被留在了阿富汗平原上，

妇女们出现，要割你的肢体，

为什么，你抓起步枪，射穿自己的脑袋，

像一名军人那样，去见上帝。

山上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没有人能活下来听到吉卜林的诗，但他所描写的，正是他们所做的。克雷格听到了第一阵手枪的射击声，这是伤员们为免受折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转向刘易斯中士。

他旁边的这位大个子男人脸色煞白，他们的两匹马都快要失去控制了。回去的小道已经不能用作逃生之路；那里到处是奥格拉拉苏人。

“中士，你不会让我像头被捆住的猪那样死去吧。”侦察兵朝他喊道。刘易斯想了想，他的职责已经结束，于是从马背上滑下来，抽出佩刀，割开了把克雷格的脚踝与马匹的肚带缚在一起的两条皮带。

这时候，三件事情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支箭从不超过一百英尺的距离内射进了中士的胸部。他略感惊讶地看了看胸口的箭，手上还拿着刀，然后双膝一软，扑倒在了地上。

在离克雷格更近的地方，一名苏人从高高的野草丛中站起来，用一支老式燧发枪对准克雷格开火。为了增加射程，他显然填了太多黑火药，糟糕的是，他忘了取下通条。枪膛轰然爆炸并燃起一片火焰，把那人的右手炸成了肉浆。他要是把枪举到与肩齐平开火的话，就会失去大半个头颅，不过他是拿在低处开火的。

火枪的通条像一支颤抖的标枪，从枪管中射了出来。克雷格刚才面对着那个人。通条射进了他的战马胸部，直刺心脏。马匹倒下时，双手仍被绑住的克雷格力图挣脱开来。他背着地摔倒，脑袋砸在岩石上昏了过去。

不到十分钟，卡斯特部队在山丘上的最后一个白人士兵死去了。虽然侦察兵克雷格因为失去了知觉而没能看到，但战斗结束得极其快。苏人战士们后来这么描述这一分钟：十几名最后的幸存者刚刚还在抵抗，无处不在的神灵下一秒就把他们全都消灭干净了。事实上，大多数士兵只是“滚到他们的步枪边”或者使用了他们的柯尔特手枪。一些人帮助受伤的战友结束生命，另一些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本・克雷格苏醒过来时，他的脑袋仍然因为岩石的撞击而痛得嗡嗡作响。他睁开一只眼睛，自己正侧身躺在地上，双手仍被绑着，一边的脸颊贴着地面。草叶近在他眼前。头脑清醒后，他觉察到周围有人穿着软底鞋走来走去的声音，激动的说话声，时不时还有胜利欢呼声。他的视线也恢复了过来。

山坡上有人光腿穿着鹿皮软鞋跑来跑去，这是苏人战士在寻找战利品。肯定是有人看到他眼皮在眨动。先是响起了得意洋洋的喊叫，接着，几只强壮有力的手把他扶了起来。

他周围有四名战士，脸上涂满了歪歪扭扭的油彩，仍沉浸在杀戮的狂热之中。他看到有人举起一根石棍，想砸烂他的脑袋。他坐着等死的那一瞬间，没来由地想到，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会是怎样。石棍没有砸下来，有一个声音说：“住手。”

他抬头去看。刚才说话的那个人骑在一匹矮种马上，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西沉的太阳照在骑马人的右肩，在耀眼的光芒下，那人的形象成了一个剪影。

他的头发未经梳理，像斗篷般披在双肩和背上。他没有拿长矛，甚至没有提钢斧，所以显然不是夏延人。

那人胯下的矮种马朝旁边走了一步；阳光被挡在了他的身后，亮光更弱了。骑马人的身影对着克雷格的脸，他看得更清楚了。

那匹白斑色矮种马不是大多数印第安人骑的黑白斑，也不是花斑，而是浅褐色的，常被人们称为金鹿皮色。克雷格曾听说过这种矮种马。

骑在上面的人赤裸着身体，只在腰上围着一圈布条，脚上蹬着鹿皮软鞋。他的穿着打扮像是名战士，但实际上是首领。他的左前臂上没有盾牌，意味着他不喜欢个人防护，但他的左手上晃荡着一条石棍。因此，是苏人。

石棍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把手有十八英寸长，头部是一个叉。嵌在叉里的是一块鹅蛋大小的光滑的石头。石头用皮带绑住。这些皮带以前被浸湿了用来鞭打，在太阳底下晒干后，皮带就会缩水收紧，所以那块石头不会掉下来。这种棍棒打起人来，会砸断手臂、肩骨或肋骨，敲人脑袋就像是敲核桃。这种武器只能近距离使用，因此更能带来殊荣。

当他再次说话时，说的是奥格拉拉苏语，这种语言最接近夏延语，所以侦察兵能够听懂。

“你们为什么把敌人这么捆绑起来？”

“我们没有，首领。我们发现他时就是这个样子，他是被自己人绑住的。”

深邃目光落到了仍绑住克雷格双踝的那些皮带上。苏人首领注意到了，但没说什么。他坐在马鞍上，陷入沉思。他的胸部和肩部涂抹着代表冰雹的一个个圆圈，一道黑色的闪电从他的发际边沿，一直延伸到他下颚的子弹疤痕处。他没有佩戴其他饰品，但克雷格知道他的名声。在他眼前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疯马”，是过去十二年间，奥格拉拉苏人无可争议的首领。自二十六岁起，他就因为无畏、神秘和自我克制而受到崇敬。

河边来的一阵晚风吹拂着那位首领的头发，吹拂着地上的长草和侦察兵后脑勺上的那根羽毛。现在，羽毛已经落到了他身披鹿皮的肩膀上。疯马也注意到了。这是由夏延人赋予荣誉的一种标记。

“别杀他，”这位军事首领命令道，“带他去坐牛首领那里接受审判。”

失去这个掠夺机会让战士们颇感失望，但他们服从了命令。克雷格被拖着站起来，走下山丘去河边。在走过的半英里路上，他看到了这场大屠杀的结果。

减去侦察兵和逃兵，五个连队中一共有二百一十名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山坡上。印第安人正从尸身上搜寻一切可作为战利品的东西，然后根据各个部落的不同传统切割尸体。夏延人砍烂腿，这样死者就不能追赶他们了；苏人用石棍砸烂脑壳和面孔；其他部落的人肢解手臂和腿，并割下头颅。

克雷格在山丘下五十码处见到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尸体。他全身赤裸，只有脚上套着一双蓝色棉质短袜，尸身在阳光下白得像块大理石。他没被肢解分尸，只有耳膜被捅穿了。之后特里将军的官兵们发现他时，仍然是这个模样。

口袋和鞍袋里的物品都被拿走了：步枪，当然还有手枪，以及余留的充足弹药、烟叶袋、全钢表壳手表、放有家庭照的钱包，所有可以作为战利品的东西。然后是帽子、靴子和军服。山坡上到处是印第安战士和妇女。

河岸边有一群矮种马。克雷格被扶上其中一匹，然后他和四名护送人涉过小大角河到了西岸。当他们穿越夏延人的村落时，妇女们走出来对这个幸存的白人尖声叫嚷，但看到那根山鹰羽毛，她们就不再吭声了。这是朋友，还是叛徒？

五个人骑着马一溜小跑经过圣阿克苏人和明尼孔焦人的营地，来到胡克帕哈人的村庄。营地里的吼声震天响。

这些战士们没在山丘上迎战卡斯特；他们遇上了雷诺少校并击退了他。过了河的雷诺的余部仍被围困在山头上，本蒂恩及骡马车队已经与他们会合了，他们在那时仍苦苦思索，为何卡斯特不从山上骑马下来解救他们。

黑脚、明尼孔焦和胡克帕哈的战士们一边骑马四处走动，一边炫耀着从雷诺部下的尸身上取得的战利品。克雷格看到一张张留着金发或姜色头发的头皮在空中飞舞着。在尖叫声不断的妇女们的围观下，他们一行来到了伟大的萨满和判官坐牛的棚屋中。

担当护送的奥格拉拉人解释了疯马的命令，把他交出后，骑马回到山坡去找战利品了。克雷格被粗暴地扔进一座圆锥形帐篷里，两名老年妇女遵照命令，手持尖刀看守着他。

有人前来提审他时，已经是深夜。十几名战士进来把他拖了出去。篝火已经点燃。火光下，身上仍涂着油彩的战士们看上去很可怕，不过，气氛已经平静了下来。一英里之外，在越过杨木林和河流的地方，在视线以外的黑暗中，偶尔还有零星的枪声传来。那意味着苏人仍在爬山，在向断崖上的雷诺的防御圈发起进攻。

整个战役中，在这个巨大营地的两端，苏人损失了三十一人。虽然共有一千八百名战士参战且敌人已被消灭，但他们仍感到损失惨重。营地里到处是对着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号啕大哭的妇女，在为他们走完最后一程作准备。

胡克帕哈村落中心的篝火比别处的都要大，十几位首领围在旁边，坐牛是其中的最高首领。他那时刚好四十岁，但看上去更老成，他那古铜色的脸庞在火光下显得更黑，皱纹也更深。与疯马一样，他因为有一次预言了他的人民和平原上野牛的命运而受人尊敬。那个预言的景象十分黯淡：他曾看到自己的族人全被白人消灭了。人们都知道，他憎恨白人。克雷格被扔到了坐牛左边二十英尺的地方，这样就不会被火光挡住视线。他们都盯住克雷格看了一会儿。坐牛下了一道克雷格听不懂的命令。一位战士拔出一把刀，走向克雷格身后。他等待着致死的一刀。

刀子割断了绑住他双腕的绳索。二十四个小时以来，他第一次可以把双手放到身前。他意识到，双手现在还没有感觉。血液开始回流，先是一阵尖锐的刺痛，然后是疼痛。他不动声色地忍耐着。

坐牛又说话了，这次是对他说的。他听不懂，但用夏延语作了回答。人群中一片惊讶。其中一位叫“双月”的夏延人首领说话了。

“最高首领问，为什么白人把你绑在马上，双手反绑？”

“我冒犯了他们。”侦察兵回答说。

“很严重吗？”在接下来的审问中，双月承担了翻译工作。

“蓝衣军队的首领要绞死我。明天。”

“你干了什么？”

克雷格想了想。布拉多克摧毁高麋的营地是前一天上午吗？他从那次事件开始说起，直至他被判处绞刑。他注意到，提及高麋的营地时，双月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了。他每说完一句话都要停顿一下，让双月译成苏语。当他讲完时，人们轻声议论了片刻。双月叫来了他手下的一个人。

“骑马回我们的村落。把高麋和他女儿带到这里来。”

那位战士走向被缰绳拴住的矮种马，跨上去骑走了。坐牛又开始提问。

“你们为什么要与‘红人’交战？”

“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这里是因为苏人正从南北达科他州的保留地上出走。没有提过要杀人，但后来‘长发’发疯了。”

又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长发来这里了吗？”是双月在问。克雷格头一次意识到，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打仗。

“他在河对面的山坡上，已经死了。”

首领们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安静了下来。开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没有必要匆匆忙忙。一个半钟头之后，双月问道：“你为什么要佩戴这根白色的山鹰羽毛？”

克雷格作了解释。十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时，加入了一个年轻夏延人的群体，和他们一起到山上打猎。除了克雷格，其他人都有弓箭，他被允许借用唐纳森的夏普斯步枪。他们遭到一只老灰熊的突然袭击。那是一只性格暴躁的老家伙，牙齿差不多已经掉光了，但它的前爪力道大得很，只需一掌就会致人于死命。它从灌木丛中钻出，发出巨大的吼叫声冲了过来。

这时，双月身后的一位战士要求打断一下。

“我记得这个故事。这发生在我堂兄弟的那个村庄。”

在营火边，没有什么比一个好故事更吸引人的了。人们邀请这位战士接着讲故事，苏人们等不及听双月的翻译了。

“老灰熊像是一座山，速度极快。夏延男孩们四散逃开爬到树上去了。但白人男孩仔细瞄准后开了火。子弹掠过灰熊的下颏，钻进它的胸膛。它用后脚站着，有松树那么高，虽然快要死了，但仍向前猛冲。

“白人男孩退出弹壳，塞进另一颗子弹，又开了一枪。第二颗子弹射进它怒吼的大嘴，穿过上颚，击穿大脑。老灰熊又朝前走了一步，然后扑倒在地。它那巨大的头颅近在眼前，唾沫和污血溅到了男孩的膝头上。但他一动也没动。

“他们派了位信使去村里，战士们带着一张雪橇过来，剥下那怪物的皮，带回去给我堂兄的父亲做了一件睡袍。然后他们办了个宴会，并给白人男孩起了个新名字，叫‘无畏杀熊’。还给了他一根猎人才能有的山鹰羽毛。很多个月以前，在我们迁入保留地之前，这是在我们村里流传着的一个故事。”

首领们频频点头。这是个很好的故事。一队人骑着矮种马来了。后面是一张雪橇。克雷格从来没见过的两个男人走到篝火前。根据穿着和梳的辫子来看，他们是夏延人。

其中一人是小狼。他述说自己在河东打猎时，看到罗斯巴德河水上空腾起了烟雾。他前去察看，发现了遭到屠杀的妇女和儿童。他在那里听说蓝衣军人回来了，于是昼夜跟踪，尾随着他们来到营地所在的山谷。但他到达得太晚，错过了这场大厮杀。

另一个人是高麋。大部队离开之后，他才狩猎回来。他的女儿回来时，他仍在为遇害的女眷和孩子们而悲痛。她受了伤，但仍活着。他和另外九名战士一起夜以继日地骑行，想找到夏延人的营地。战斗打响前，他们刚刚抵达，于是自愿加入了战斗。他想在卡斯特所在的那座山丘上杀身成仁，结果杀死了五个白人战士，但无处不在的神灵没把他召唤去。

雪橇上的那个姑娘最后一个说话。伤口的痛楚和从罗斯巴德河一路赶来的劳顿让她脸色苍白，但她讲得很清楚。

她说了屠杀事件，以及袖子上有条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她听不懂他的话，但她明白，在她死去之前他想干什么。她诉说了这个穿鹿皮衣服的人是如何给她水喝、喂她食物，并抱她坐上一匹矮种马，让她返回家人怀抱的。

首领们开始交换意见。他们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后，交由坐牛宣布。这个白人可以活着，但他不能回到他自己人那里去。他会被他们杀死，或者他会把苏人的位置告诉他们。他应该交由高麋照看。高麋可把他当作囚犯或客人对待。等到春天，他可以获得自由，或继续留在夏延人那里。

营火周围的战士们纷纷表示赞同。这很公正。克雷格随同高麋骑马回到了分配给他的一座圆锥形帐篷里，由两名战士彻夜看守。第二天上午，这个大营收拾东西准备动身。但黎明时回来的侦察员带来消息说，北面的蓝衣军人更多，于是他们决定南行去大角山，看看那些白人是否会跟过来。

高麋慷慨大方，把克雷格接纳进自己家族。克雷格在印第安人找到的四匹未受伤的战马中挑了一匹。印第安人更喜欢耐力型矮种马，在他们眼里，战马没有太大的价值。这是因为能适应平原严酷冬季的马匹很少。战马需要干草，可是印第安人从来不采集这些，它们很难像矮种马那样，靠地衣、苔藓和柳皮就能活过冬天。克雷格选了一匹他觉得应该能适应的栗色母马，模样粗犷、瘦瘦高高，并起名为“罗斯巴德”，以纪念他与轻风姑娘相遇的地方。

因为印第安人从不使用马鞍，他很快便选中了一副。他还找到了被其他人收为战利品的夏普斯步枪和猎刀，尽管对方不太情愿，最后也物归原主了。在山头上他那匹死去了的战马的鞍袋里，他发现了夏普斯步枪的弹药。山坡上被洗劫一空。印第安人把他们喜欢的物品全都拿走了。他们对白人扔在草丛里随风飘扬的那些纸片不感兴趣。这其中，就有威廉・库克上尉写下的第一次审讯记录。

拆卸村落花了一上午。他们拆下圆锥形帐篷，收拾好炊具，把妇女和孩子们的包袱装在许许多多雪橇上。午后不久，部落人上路了。

死者被留了下来，躺在他们原先的圆锥形帐篷外面，被涂上了去另一个世界的油彩，身上披着他们最好的衣袍，旁边还放着象征各自级别的羽毛头饰。不过，他们所有的日常手工制品都按照传统留在了地上。

从北方山谷过来的特里将军的部队在第二天发现这一情况时，会认为苏人和夏延人是匆匆离去的。其实不然：把死者的物品分散地摆在地上是种习俗。不管怎么说，这些物品都将被掠走。

即便平原印第安人会辩解说，他们只想打猎、不想打仗，但克雷格知道，联邦军队将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找他们复仇。就算现在不来，以后也一定会来。坐牛的议事委员会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们在几天之内就达成共识，各部落分成更小的群体，各自行动。这将给蓝衣官兵的工作增加难度，也会让印第安人有更大的机会在荒野里度过冬天，而不是被赶回达科他州的保留地，捱过一个半饥不饱的冬天。

克雷格与高麋家族的剩余成员一起骑马行走。在罗斯巴德河畔失去女眷和孩子的十个猎人中，两个已在小大角河畔战死，还有两个负了伤。腰部受了轻伤的一位战士选择骑行。另一个伤员在近距离内被步枪子弹射穿了肩膀，他躺在一张雪橇上。高麋和另外五名男子将会找到新的女人。为此，他们已经与另两个大家庭会合，组成了一个有六十名男女老少的部落。

当关于分开行动的集体决定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找委员会商量自己该去哪里。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南下去怀俄明，躲进大角山脉中。他们要求克雷格发表意见。

“蓝军官兵会去那里。”他说。他用一根棍子画出大角河的线条，“他们会到南方，在这里寻找你们，还有东部的这里。可我知道在西部的一个地方，叫普赖尔山。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他向他们讲述了普赖尔山脉。

“低缓的山坡上到处是猎物。森林很密，茂密的树枝可以遮挡炊烟。溪水里鱼虾成群，山上还有湖泊，湖里也有许多鱼。白人从来不去那里。”

部落同意了。七月一日，他们离开了夏延人的大部队，在克雷格的引导下朝西北方向的蒙大拿南部行进。特里将军的巡逻队以大角山为中心，朝四面八方搜寻印第安人的踪迹，但他们不会深入到那么远的地方。七月中旬，他们抵达普赖尔山。那地方果然和克雷格描述的一样。

在树枝的遮掩下，半英里以外就看不见这些圆锥形帐篷了。在今天被称为“孤峰”的一块附近的岩石上，看守者能看见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没人过来。猎人们在林中捕获了许多鹿和羚羊，孩子们在溪流里垂钓鲑鱼。

轻风姑娘年轻又健康。

干净的伤口痊愈得很快，现在，她又能像一只轻盈的小鹿那样奔跑了。当她给部落的男子们送饭时，克雷格偶尔会与她四目相交，每当这时，他的心就会狂跳不止。她则不动声色，遇到他的眼神时，她就低头朝下看。当她看到他那双深蓝色眼眸，体内似乎有某种东西要溶化了，胸腔也快要爆炸，这些他都无从得知。

那年初秋，他们相爱了。

女人们注意到了。她为男人们送完饭回来时，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鹿皮束腰外衣的胸口总是急剧地起伏着。年长的妇女会开心地咯咯笑。她的母亲和姨妈都没有活下来，部落里的女子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但那十二个未婚、同时也是合格的战士的男人中，有她们的儿子。她们不知道是谁点燃了这个美丽姑娘的激情。她们逗她快点说出来，免得她的情人被另一个姑娘偷走。但她告诉这些女人，她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

九月份，树叶开始掉落，营地迁到更高的山上，躲在针叶树林的遮蔽之下。到了十月份，夜间变得寒气逼人，但打猎还是很容易，矮种马吃完最后一批草料，然后才会转去吃地衣、苔藓和树皮。罗斯巴德已经像周围的矮种马那样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克雷格时常下山去草原，带回一袋新鲜的青草，用猎刀切细了喂它吃。

假如轻风有母亲，那么她也许会与高麋商量此事，但问题是，她没有母亲，所以当她最终亲自去告诉父亲时，他顿时勃然大怒。

她怎么能去想这种事情？白人摧毁了她的家庭。这个人将会回到他自己人那边去，而她在那里不会有容身之地。更何况，在小大角河畔肩部中弹的那位印第安战士，现在差不多已经痊愈。断裂的肩骨终于接合了，不是局部，而是完全愈合。他是“走鹰”，也是一位优秀而又勇敢的战士。他将成为她的未婚夫。这事第二天就要宣布。就这么办。

高麋心绪不宁。很可能那个白人也是如此。从现在起，必须不分日夜地监视他。他不能回到白人那里去；他知道他们扎营的地方。他要留在这里过冬，但得有人看管着。就这样。

克雷格突然被安排住到了另一户家庭的帐篷里。有另外三名战士与他合住同一间屋子，他们警惕地注视着他在夜间的一举一动。

十月底的时候，轻风来找他了。他睁着眼睛躺在帐篷里，心中正思念着她。这时候，一把刀子缓慢而悄无声息地划破了圆锥形帐篷的一边。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钻出破洞。她站在月光下迎视他。他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炽热的爱在他们之间流动。

她挣脱开来，后退一步并招了招手。他跟了上去，一起穿过树林来到营地视野以外的一个地方。罗斯巴德已被挂上马鞍，一件野牛皮睡袍卷好了放在马鞍后面。他的步枪挂在马肩上的一只长筒枪套里。鞍袋里装满了食物和弹药。一匹白斑色矮种马也已经配上缰绳。他转过身来，和她吻在一起。寒冷的夜晚似乎在他周围旋转。她在他耳边轻声说：“带我去你的山里，本・克雷格，让我成为你的女人。”

“现在，直到永远，轻风。”

他们跨上马轻轻地穿越树林来到一片开阔平地，然后一路下坡经过孤山，朝着平原疾驰而去。日出时，他们回到了山脚下。黎明时，一小队克劳人远远地看见他们，然后转向北方，沿着博兹曼小道朝埃利斯堡前行。

夏延人来追他们了；一共六个人，速度很快。他们轻装出发，肩上斜挂着步枪，腰里插着斧子，屁股下垫着手工编织的毯子。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走鹰的未婚妻要活着带回来，那个白人则应该去死。

克劳人小分队朝北骑行，走得很艰苦。其中一人夏天时在军队里当过侦察兵，知道蓝军部队已经贴出布告，重金悬赏捉拿那个白人叛徒，赏金多得足以购买许多马匹和物品。

他们最终没有去博兹曼小道。在黄石河以南二十英里处，他们遇上了由一个中尉带领的巡逻小队，一共有十个人。克劳人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情形，他们基本是在用手势比划，但中尉能明白。他让巡逻队去南面的山区，要克劳人充当向导，在前面探路。

那年夏天，卡斯特及其部下遭屠杀的消息如同冷空气般横扫美国。在遥远的东部，国家领导人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城聚集，庆祝一百周年国庆。来自西部边疆的那条消息令人难以置信。当局下令要立即展开调查。

那次战斗之后，特里将军的士兵们已经清理了那片不祥的山坡，期望能找到对这场灾难的解释。苏人和夏延人已于二十四小时之前离去，特里也没有心思追击。雷诺少校的残余部队已被解救出来，但除了当时看着卡斯特率领官兵骑马走出视线进入山丘后面以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在山坡上，每一片证据都被收集并保存了起来，正在腐败的尸体要赶快掩埋。在收集到的物品中，有夹在草丛中的几张纸片，其中有库克上尉所作的笔录。

当时站在卡斯特身后参与审问本・克雷格的官兵们，没有一个活下来，但上尉副官所记录的内容足以说明一切。对于这场灾难，军队需要一个理由。现在他们有了一个：那些野蛮人预先得到了警告，并已做好准备。毫不知情的卡斯特中了大埋伏。而且，军方有了一个替罪羊。经验不足不能作为理由被接受，但背叛可以。悬赏一千美元捉拿侦察兵克雷格的布告贴出来了，不论死活。

叛徒克雷格已失去踪迹多时，直到这一小队克劳人看见了这个逃亡者，后面还跟着一个印第安姑娘，两人在十月最后那几天里骑马跑出了普赖尔山区。

中尉部下的马匹在夜里休息过，而且已经吃饱喝足，现在它们精神饱满。于是，他率领战士们骑上马朝南方奔去。他的职业生涯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日出后不久，克雷格和轻风抵达了普赖尔山口，这是夹在主山脉和西普赖尔峰之间的一道低矮的隘口。他们越过隘口，策马慢跑穿过西普赖尔山脚来到荒野之中。崎岖的山区里都是长满荒草的山脊和隘谷，向西绵延达五十英里。

克雷格不需要太阳来指引方向。在清冷蔚蓝的天空中，他能够看到远处的目标在早晨的阳光下熠熠发亮。他正在朝阿博萨洛卡荒原行进，那是他孩提时与老唐纳森一起打猎的地方。那个地方很荒凉，只有一片荒芜的森林和岩石裸露的高原，很少有人能追来，而且，从那里可上行通往熊牙山脉。

即使相隔那么远，他也能看到山上的几座雪峰——雷山、圣山、药山和熊牙山。在那里，一个人只要有一支上好的步枪就能抵挡一整支军队。他稍作逗留，让浑身冒汗的坐骑喝上几口水，然后继续向着仿佛把大地与天空连接起来的那些山峰进发。

在他身后二十英里处，六个印第安战士边仔细察看地上留下的马蹄铁痕迹，边策马飞驰，这样既能节省矮种马的体力，又能长时间奔跑。

北面三十英里处，骑兵巡逻队正南下寻找踪迹。他们于中午时分在西普赖尔峰以西处找到了。几个克劳人侦察兵突然勒住缰绳让马绕起圈来，他们双眼盯着被太阳晒干了的一块土地，朝下指了指那些铁蹄印迹，以及紧跟在后面的未钉铁掌的一匹矮种马的踪迹。

“嗯。”中尉轻声说，“我们有了竞争对手。没关系。”

尽管马匹已经有点疲倦，他仍下令继续西行。半个小时后，他爬到平原的一个高坡上，取出望远镜观察前方地平线上的动静。逃亡者倒是没看到，但他见到了一丛飞扬的尘土，下面是六个微小的人影骑坐在白斑色矮种马上，向着山区快步跑去。

夏延人的矮种马也累了，但他们知道，前方逃亡者的坐骑肯定也一样。战士们在布里吉村下方的布里吉溪旁让马匹喝水并休息了半个小时。一位战士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于是他们上马继续前进。一英里之后，他们的领头人拐到一边，把他们带到一个小山包后面躲起来，然后爬到山顶瞭望。

他看到了三英里之外的骑兵队。夏延人不知道山坡上的什么记录纸，也不知道对那个流亡白人的悬赏。他们认为，肯定是因为他们逃出保留地，那些蓝军官兵才会追来。因此他们一边观察一边等待。

骑兵巡逻队在抵达土路的分岔点时停了下来，克劳人侦察兵下马察看地面。夏延人看到克劳人一直在指西方，骑兵巡逻队也继续朝那个方向跑去。

夏延人与他们齐头并进，保持平行，如同小狼当时尾随卡斯特沿罗斯巴德河北上那样尾随着这些蓝军战士。但在下午三四点钟时，克劳人发现了他们。

“夏延人。”克劳人侦察兵说。中尉耸耸肩。

“没关系，让他们打猎去。我们有我们的猎物。”

两路追捕者持续行进，直至夜幕降临。克劳人跟随那些踪迹，夏延人尾随巡逻兵。当太阳落到山峰后面，两路人都意识到，他们得让马匹休息了。如果他们非要接着往前走，身下的坐骑会累垮的。此外，地面变得越来越崎岖不平，追踪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没有带马灯，在黑暗中，没有马灯根本不可能赶路。

在他们前方十英里处，克雷格也明白这一点。罗斯巴德是一匹高大、强壮的母马，但它已经载着装备和一个人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跑了五十英里。轻风不是一个熟练的骑手，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在雷德洛治镇东边不远的熊溪旁扎了营，但不敢点火，唯恐被发现。

夜幕来临后，气温急剧下降。他们蜷缩在那件野牛皮睡袍里，轻风姑娘很快就睡着了。克雷格没有睡觉，他可以之后再睡。他钻出睡袍，把自己裹在一条红色的手工编织毯里，注视着他钟爱的姑娘。

没有人来，但他在黎明前就起来了。他们拿出风干的羚羊肉，和她从自己的圆锥形帐篷里带出来的玉米面包，和着溪水匆匆咽下，然后便离开了。当第一道曙光照下，小径显露出轮廓的时候，追捕者也起来了。他们落后了九英里，但正在逼近。克雷格知道夏延人会追来；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但他对骑兵追捕队则一无所知。

地面更崎岖了，前进的速度也更慢了。他知道追捕者会追上来，他需要布下假的踪迹来拖延他们的时间。在马背上骑行两小时之后，逃亡者来到了两条溪水的交汇处。左手边从山上翻滚流淌下来的是罗克溪，根据他的判断，这条路无法通到荒野。正前方的是西溪，水更浅，石头也更少。他跳下马，把矮种马的缰绳拴到他自己马匹的鞍子上，然后牵着罗斯巴德的马勒在前方领路。

他带领这支小小的马队以一个朝向罗克溪的角度离开岸边，进入水中，然后折回来走另一条水路。他的双脚被冰冷的溪水冻麻了，但他踩着溪底的砾石和卵石坚持行走了两英里。接着他转向左边的山区，牵引着坐骑走出溪流，进入到一片浓密的森林里。

在此地，树林底下的土地变得陡峭起来，太阳也被遮住了，树林里阴森森的。轻风用毯子裹住身体，骑在矮种马的光背上以步行的速度前进。

在后方三英里处，骑兵巡逻队抵达水边停了下来。克劳人指的方向似乎是朝罗克溪而去。中尉在与中士商议以后，命令巡逻队朝那条假踪迹追去。当他们消失之后，夏延人来到了两溪会合处。他们无需踏入溪水来掩盖足迹，但他们选择了正确的溪流，快马加鞭上了岸，打量着远处马儿出水的痕迹，朝着上山的方向进发了。

两英里之后，他们发现了溪水对面一块软土上的痕迹。他们骑着马大步踏过溪流，进入到那片山林之中。

中午时分，克雷格抵达了记忆中多年以前打猎时经过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岩石高原，叫银径高原，可以直接通往山区。他和轻风不知道的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来到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山上了。

站在岩石边缘俯视，能看见他曾经沿着走来而后又离开的那条溪水。在他的右边，下方有人影。那是两条溪流的分岔处。他没有望远镜，但因为空气很稀薄，能见度特别好。半英里之外的那些人不是夏延人，而是十名士兵，还有四个克劳人侦察兵。他们这路巡逻队在发现自己走错路之后，从下面的罗克溪折返了回来。这个时候，本・克雷格方才明白，因为他放走了那个姑娘，部队仍在追捕他。

他从皮套里取出那支夏普斯步枪，塞进一颗子弹，找到一块可以卧倒的岩石，举枪瞄向下面的山谷。

“干掉马。”老唐纳森以前总是这么告诫，“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失去坐骑的话，只能掉头回去。”

他瞄准了军官坐骑的前额。子弹射击时发出一声爆响，声音如雷声般在山峦间回荡许久。子弹擦过马的脑袋，射中右肩上部。战马颓然倒地，军官也跟着跌倒了。中尉倒下去时，扭伤了一只脚踝。

骑兵们四散逃入林中，但中士没有逃跑，他冲向身后倒在地上的战马，试图去帮助中尉。那匹马已经受了致命伤，但还没死。中士用手枪了结了它的痛苦，然后把中尉拖进树林里。枪声没有再次响起。

夏延人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下了马，停留在落满松针的土地上。他们之中，有四个人带着从七团缴获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但与平原印第安人一样，他们的枪法也很差劲。他们知道那个年轻的白人能熟练使用夏普斯步枪，可以在各种射程内射击。他们开始往上爬行，这使得他们的速度慢了下来。六人中的一人殿后，引领着六匹矮种马。

克雷格把一条毯子割成四片，分别包住罗斯巴德的四只蹄子。夹在铁掌和岩石之间的这些布料很快就会磨破，但能隐藏五百码距离的蹄印。然后他策马朝西南方向去，越过高原向山峰挺进。

过了银径后再走五英里，周围变得光秃秃的。两英里之后，这位边防战士扭头看身后，有一些微小的人影越过山脊到了石梁上。他继续策马前进。他们射不中他，也抓不住他。过了一会儿，人影更多了；骑兵们已经引着马匹穿过树林，也到了那块岩石上，而夏延人在他们东面一英里处。此时，克雷格来到了一个裂口处。他以前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山上，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裂隙。

这道裂口里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山溪，叫莱克福克溪，两岸长着松树，溪水冰冷刺骨。克雷格沿着溪边行走，想找一处较浅的堤岸跨过去。他在雷山的影子下发现了合适的地方，但这花去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引领马匹下到深谷，又上了对面的坡顶，到了另一块也是最后一块岩石上，那是赫尔罗林高原。当他从溪谷中走出来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在山谷对面，一个骑兵发现了松林里的动静。他这一耽搁，不但使追捕队赶了上来，而且还暴露了他穿越山溪的路径。

在他前方还有三英里平地，然后才是后卫山高耸入云的岩壁。在峰峦叠嶂、洞穴遍布的高山上，世上再没人能抓住他。两个人和两头牲畜在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吸着气。他仍在顽强挺进。夜幕很快就会降临，他将消失在后卫山、圣山和熊牙山之间的峰峦沟壑之中。没人能跟踪到这里。过了圣山是分水岭，翻过去一路下坡就能到怀俄明州了。他们将远离敌境，结婚，在荒野里生活，直到永远。天光退尽时，本・克雷格和轻风甩掉了后方的追捕队，朝后卫山的山坡前进。

他们在黄昏时爬上岩原，来到山顶终年冰雪封盖的雪线地带。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平坦的突岩，五十英尺长、二十英尺宽，后面还有一个深深的洞穴。山上最后的几颗松树遮挡着洞口。

夜幕降临时，克雷格拴住马，让它们在树下吃松叶。山上寒气逼人，但他们有野牛皮睡袍。

侦察兵卸下马鞍和随身带着的毯子进入山洞，他在步枪里塞入子弹后放在身边，然后在洞口附近摊开野牛皮。克雷格和轻风躺了上去，他拉起另一半盖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体在这个大茧包里逐渐回暖。轻风姑娘投入他的怀抱。

“本，”她轻轻对他说，“让我成为你的女人。现在。”

他开始把鹿皮束腰衣从她那热切的身体上剥下来。

“你这么做是错误的。”

这么高的山上万籁俱寂。这个声音虽然苍老虚弱，但用夏延语说出来的话却一清二楚。

克雷格已经脱去皮衬衣，在冰冷的空气中光着上身。他提起步枪很快就到了洞口处。

他不明白为什么此前没有看见这个人。他盘腿坐在松树下的一块平石边缘，铁灰色的头发垂到赤裸的腰部，脸上布满皱纹，活像一只被烤过了的核桃。他已经相当苍老了，但十分虔诚，他是一位部族的萨满，是未来的预卜者，来到荒芜人烟之处是为了辟谷、沉思，并寻找神灵的指引。

“是你在说话吗，圣师？”侦察兵用了一个称呼年长智者的称谓。他猜不出老人来自哪里。老人是如何爬上这么高的山区的？他也无从知道。他是如何在没有衣物的情况下顶住严寒的，这倒不是不可想象。克雷格只知道，有一些朝圣者能抵御所有已知的恶劣环境。

他感觉到轻风来到洞口处，站在他身边。

“在圣人和无处不在的神灵眼里，这是不对的。”老人说。

月亮尚未升起，但在清冷的空气里，星星倒是很明亮。那块宽大的岩石沐浴在一片淡淡的亮光下。克雷格能够看到树下老人眼中反射出的闪烁星光，那双苍老的眼睛正凝视着他。

“为什么不对，圣师？”

“她已经被许配给了另一个人。她的郎君曾英勇地抗击白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可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她会成为你的女人，山里人，但不是现在。无处不在的神灵是这么说的。她应该回到她的族群和她的郎君那里去。如果她去了，那么有一天你们会重新团聚，她会成为你的女人，你也会成为她的男人，直到永远。无处不在的神灵是这么说的。”

他拿起身边地上的一根拐杖，撑着站了起来。他那赤裸的肌肤又黑又老，在寒风中显得病怏怏的，全身只围了腰布，穿了鹿皮鞋。他转身缓慢地穿越松林走下山去。慢慢地，他的身影在克雷格的视野里消失了。

轻风朝克雷格仰起脸。眼泪流过她的脸颊，但没有掉下来，在淌到下巴之前，泪滴已经冻住了。

“我必须回到我的族人中去。这是我的命运。”

他们没有争论。争论也没有用。她围上腰布并把毯子裹上身体的时候，他备妥了她的矮种马。他最后一次抱住她，把她抱上马背，再递给她缰绳。她默默地把矮种马引到那条下山土路的起点处。

“轻柔说话的风。”他叫道。她转过身来，在星光下长久地凝视着他。

“总有一天，我们会团聚的。神灵是这么说的。当莺飞草长、江河化冰时，我会等待着你。”

“我也会等你的，本・克雷格。”

她走了。克雷格仰望星空，直至寒气更加深沉。他把罗斯巴德牵进山洞深处，为它准备了一大把松叶，然后在黑暗中铺开野牛皮，躺上去拉起一边往身上一裹，就睡着了。

月亮升了起来。印第安战士们看到轻风穿过岩石平原朝他们走来。她看见下方峡谷边有两堆燃烧着的篝火，听到左边那堆篝火边传来一声低沉的鹰叫。于是，她朝那里走去。

他们没说什么，有什么话应该让她父亲高麋说。但他们还有一项任务没完成：洗劫了他们村庄的白人必须死。他们在等待天亮。

下半夜一点钟，大片云朵飘到了熊牙山上空，气温开始下降。两堆篝火旁边的人全都瑟瑟发抖。他们裹紧身上的毯子，但那没用。不久，他们全被冻醒，又往火堆里加了些柴禾，但气温仍在下降。

夏延人和白人都曾在严酷的达科他过冬，也都知道寒冬是什么滋味，可现在才十月底，冬季还没到，温度却还在下降。凌晨两点，漫山遍野下起了鹅毛大雪。在骑兵队的营地里，克劳人侦察兵起来了。

“我们要走了。”他们对军官说。中尉的脚踝还在疼，但他知道，如果能抓到犯人获得悬赏，他在部队的仕途就会大为改观。

“天是很冷，但很快就到黎明了。”中尉告诉他们。

“这不是正常的寒冷，”他们说，“这是‘长眠之寒’。任何衣袍都无法抵御。你要找的那个白人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也会在太阳升起之前死去的。”

“那你们走吧。”军官说。已经不需要追踪了，他的猎物就在山上，他在下雪前的月光里看到过那座山。

克劳人骑上马离开。他们折回去跨越银径高原，走下山坡去那条山谷。当他们离开时，其中一人发出一声夜鸟鸣叫般的刺耳叫声。

夏延人听到了叫声，他们面面相觑。那是警告的叫声。他们把雪块扔到篝火上，然后骑上马带着姑娘离开了。气温还在降。

凌晨四点钟左右，雪崩了。铺天盖地的雪块从山上崩落到了高原上。积雪像一道高墙般一边发出咝咝声，一边滑向莱克福克溪，将一路带下的所有东西都卷进了沟壑里。留在原地的骑兵巡逻队人马已经无法动弹；寒气把他们固定在了各自躺着或站着的地方。白雪填满了溪谷，只有松树的树梢隐约可见。

到了上午，云开日出。山里一片白茫茫。成百上千个山洞里都是山上和森林里的动物们，它们知道冬天已经来临。它们应该一觉睡到开春。

高山上的那个洞穴里，裹在野牛皮睡袍里的那位年轻边防战士也在睡觉。

他醒来后，一时记不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是在高麋的村庄里吗？但他没有听到妇女们准备早餐时的声响。他睁开眼睛，透过野牛皮的折缝窥视外面。他看到山洞粗糙的洞壁，突然间，一切都想起来了。他坐起身，努力消除头脑中最后一丝睡意。

他能够看到外头覆盖着冰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一块白色大石板。他光着上身走出去呼吸早晨的空气。这感觉很好。

罗斯巴德还拴着，但它已经走出山洞，在那块石板的边缘啃着一些小松树的嫩芽。上午的太阳在他的右边，他面朝北方，凝视遥远的蒙大拿州平原。

他走到石板的前沿坐下，俯视前方的赫尔罗林高原。莱克福克溪那边没有炊烟飘来，看来追捕队已经走了。

他回到洞穴，穿上鹿皮衣、扎上皮带、拿上猎刀后又回到罗斯巴德身边，解开了系住它的缰绳。母马轻声嘶叫，还用天鹅绒口套轻轻蹭他的肩膀。这时，他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罗斯巴德啃食的那些绿色柔软嫩芽，是春天才会长的植物。他打量四周。熬过了严寒的最后几颗松树迎着太阳，都长出了淡绿色的嫩芽。震惊之余他意识到，像荒原动物一样，整个严冬他都在冬眠。

他听说过这样的例子。老唐纳森曾经提起过，一名捕兽人在一个熊洞里度过冬天，没有死去。他像他身边的幼兽那样睡着了，直至春天来临。

他在鞍袋里找到最后一块风干肉。这些肉硬得难以咀嚼，但他强迫自己咽了下去。为了润喉，他双手捧起一丛雪，用手掌揉搓然后饮下雪水。他知道雪最好不要直接吃。

鞍袋里还有那顶暖和的狐皮帽，他取出来戴在头上。为罗斯巴德披上马鞍后，他检查了夏普斯步枪和剩余的二十发子弹，然后把枪插进皮套，准备离开。那件野牛皮睡袍重是重了些，但他把它卷起来，绑在鞍后。洞穴里的东西全都收拾妥当了。他抓住罗斯巴德的马勒，牵着它沿着那条土路走下高原。

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到底去做什么，但他知道，山下的森林里有许多猎物。光是用陷阱捕猎，一个人就能在山区生活得相当滋润。

他慢慢走过第一个高原，等着前方的动静，甚或是从溪谷边飞来一颗试探的子弹。但都没有。当他抵达裂口时，没有发现追捕队仍在猎杀他的迹象。他不会知道，那些克劳人已经报告说，所有的蓝军士兵都死于那场奇特的雪灾，而且他们的猎物也肯定已经死了。

他又找到了下山通往莱克福克溪的那条土路，然后淌过溪水上了对岸。当他走过银径高原时，太阳已经升得差不多一竿子高了。他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他穿越松林往山下走，直到周围出现了阔叶树。他在那里停下来，扎下他的第一个营地。这时候是中午。他用一些细嫩的树枝和从鞍袋里取出的一段麻线，做了一个兔子陷阱。一小时后，一只野兔未起疑心，从洞穴中跑出来，被逮住了。他杀了它，剥下皮，用一盒火绒和发火石生火，然后品尝起这顿野味烧烤来。

他在森林边的营地里生活了一个星期，体力渐渐恢复。林中鲜肉丰足，他还可以在溪流里抓到鲑鱼，口渴了则有溪水喝。

到那个星期结束时，他决定走出山地去平原，昼伏夜行，回到普赖尔山。他可以在那里搭一座木屋，建一个家。然后他可以去打听夏延人去了哪里，并等待轻风获得自由。轻风会是他的女人，他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神灵就是这么说的。

第八个晚上，他挂上马鞍离开了那片森林，披星戴月朝北行进。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大地沐浴在一片淡白色的亮光之中。他走了一个晚上，白天则在一条干涸的溪谷旁扎营，那里没人能够看见他。他没再点火，用在林中烤熟了的熏肉充饥。

第二天夜晚，他转向东面普赖尔山横卧的方向，很快就跨过了一条两头望不到边的狭长的黑色硬石地带。黎明前，他又跨过了一条，但此后就没有了。接着，他进入荒野。地面崎岖不平，很难骑行，但适宜躲藏。

有一次，他看到月光下站着一些牛羊，对那些拓荒移民放任自己的牲畜不管的愚蠢行为感到纳闷。要是被克劳人发现的话，他们就有口福了。

在骑行的第四天早晨，他看见了一座城堡。他有一回在一个小山包上扎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看到过西普赖尔山脚下的那个城堡。他观察了一个小时，看看那里是否有人居住，风中会不会传来军号声，部队厨房里有没有炊烟升起。但那里什么也没有。日上三竿后，他躲进一片灌木丛的阴影中睡觉去了。

吃晚餐时，他想好了他要做的事。这里仍然是一片荒野，一个人单独行走常会遇到危险。那座城堡去年秋天还没有，显然是新建的。这么说来，军队已经扩大了对克劳人部族的土地管制。一年前，距这里最近的城堡还是东面大角河边的史密斯堡，距西北方向博兹曼小道最近的则是埃利斯堡。埃利斯堡他没法去，那里的人会认出他来。

但如果驻守在那座新城堡里的不是七团，也不是由吉本将军统帅的部队，那应该不会有人认出他来，而且，如果他报的是假名……他为罗斯巴德配上马鞍，决定在夜间悄悄侦察一下这座新城堡。

他在月光下抵达这座城堡。旗杆上没有部队军旗飘扬，里面没有一丝灯光，也没有人的声响。因为安静，他的胆子也大了。他骑马到正门口，门洞上方有两个单词。他认出第一个单词是“城堡”（FORT），因为他以前见到过这个词，知道它的形状。第二个单词他没能回想起来，第一个字母是由两条竖杠和中间一条横杠组成的。在左右两扇高大的城门外边，一条铁链和一把挂锁紧紧锁住了城门。

他骑在罗斯巴德背上，绕着十二英尺高的围墙栅栏走了一圈。为什么部队建起一座城堡后又丢下不管了呢？它是否遭到过攻击，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里面的人都死了吗？但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还挂一把大铁锁？半夜时，他站到罗斯巴德背上，伸长双手搭上护墙。翻过墙头后，有一条高出地面七英尺，比护墙矮五英尺的内沿走道。他跳上走道，俯视下方。

他分辨出一些军官和士兵的营地，马厩和厨房，还有军械库、水桶、储物仓库和铁匠铺。一切应有尽有，却是个被遗弃的空城。

他轻手轻脚地走下里面的楼梯，手里端着步枪开始探查。没错，这是一座新城堡。这可以从榫头和大梁上的新鲜锯痕看出来。驻地司令官的办公室上着锁，但其他地方都敞开着。那里有两间平屋，一间给士兵住，另一间是给旅人的。他没能找到茅坑，这倒是很奇怪。在远离主门、贴着后墙的地方有一座小教堂，旁边的主墙上有一扇门，一条木杠从里边把门拴住了。

他卸去木杠到外面沿着护墙走过去，把罗斯巴德牵了进来。然后他重新用木杠封住门。他知道自己绝对没有能力孤身守住这座城堡。如果一批印第安人来进攻，战士们能与他一样轻易地翻墙而入。但在他查明高麋的部族去了什么地方以前，可以把这城堡当作临时基地。

白天他去察看了马厩。里面的分隔栏可容纳二十匹马，饲料充足，外面的水槽里还有新鲜饮用水。他卸下罗斯巴德的马鞍，在它吃燕麦的时候，用一把硬刷子为它上上下下刷了一遍。

他在铁匠铺子里找到一罐润滑油，把步枪擦拭到金属和木柄都重又闪闪发亮。储物仓库里有猎人使用的捕兽器和毯子。他把毯子拿到供旅客使用的木屋，在角落里的床铺上铺好。现在他唯一缺乏的是食物。不过，他最后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罐糖果，于是就当作晚餐吃掉了。

第一个星期似乎过得很快。每天上午，他骑马出去捕兽打猎，下午，他把那些捕获的动物皮晾干，以便将来出售。他有了所需的新鲜肉类，而且他知道，荒野里有几种植物的叶子拿来熬汤营养很好。

他在储存库里找到一块肥皂，就在附近的溪流里洗了个澡。那里的溪水虽然很冷，但洗过以后精神大振。溪边还有罗斯巴德可以吃的鲜嫩青草。他在厨房里找到了碗和锡盘。他搬来干燥的越冬柴禾，忙着生火烧水、刮胡子。在他从唐纳森的木屋里拿来的物品中，有一把锋利的旧剃刀，他一直把它保存在一只细长的钢盒子里。有了热水和肥皂，他对于剃须变得那么容易大感惊讶。在荒原里或与部队一起行军时，他曾经不得不在没有肥皂的情况下用冷水刮胡子。

春天已转为初夏，但仍然没人来。他开始纳闷，他该到哪里去问夏延人去了哪里，他们又把轻风带到哪里去了呢。只有等打听清楚之后，他才能去找她。但他不敢骑马去东面的史密斯堡和西北面的埃利斯堡，在那里，他肯定会被认出来。如果他获悉部队仍要绞死他，他将使用唐纳森这个名字，并希望能由此不知不觉蒙混过去。

他在这座城堡生活了一个月之后，有客人来了，但他当时刚好去山里捕猎了。客人共有八个，是坐两辆长长的铁管车来的。车下滚动着几只黑乎乎的轱辘，但不是用马拉的，轱辘的中间是银色的。

八个人中，其中一个是向导，其余七个是他的客人。那导游是博兹曼蒙大拿大学西部历史系主任约翰・英格尔斯教授。他最重要的客人是一位资历尚浅的州参议员，是大老远从华盛顿赶来的。还有三位是来自蒙大拿州首府海伦娜的议会议员和三位教育部的官员。英格尔斯教授打开城门挂锁，让这群人走进去。他们好奇而又饶有兴致地打量四周。

“参议员、先生们，欢迎你们来赫里蒂奇堡。”教授说完，绽露出欢快的笑容。他是一位说话幽默的人，热爱自己据以为生的专业。他研究古老的西部和西部历史中的具体细节，工作是他毕生的爱好。他对旧时蒙大拿、平原上的战争，以及曾在这里交战和狩猎的土著美洲人有着惊人的了解。赫里蒂奇堡是他精心照看了十年并在委员会会议上吹嘘了无数次的一个梦想。这一天，是十年来最关键的一个日子。

“这里的城堡和商栈按原来尺寸真实再现，逼真还原了当年不朽的卡斯特将军所在的地方。我亲自监督了每一处细节的施工，可以向你们打保票。”

在带领团队参观周围的木屋和设施时，他解释说，这个项目是他向蒙大拿历史学会和文化基金会申请之后才立项的，项目资金来自基金会内部闲置的煤炭税费，经他多次说服后才得以落实。

他告诉他们，设计时做到了尽善尽美，使用的是当地森林出产的木材，而且，因为他追求完美，甚至钉子也是原来用的那种，铁螺丝是禁止使用的。

他的热情感染了客人们。他告诉他们：“我希望，赫里蒂奇堡不但为蒙大拿，而且将为周边各州的儿童和年轻人，提供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基地。预订旅游大客车的团队中，已经有来自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的游客了。

“在克劳人保留地的边缘，我们在墙外有二十英亩的围场可供马匹使用，而且，我们会及时备妥干草来喂养它们。专家们会用当时所使用的那种长柄大镰刀割草。游客们将会看到一百年之前的边疆居民的生活方式。我向你们保证，这在整个美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错，我很喜欢。”参议员说，“那么，你准备如何配备人员呢？”

“这真是至高荣耀，参议员。这儿不是博物馆，而是一座功能齐全、可以投入使用的一八七○年代模样的城堡。该项基金可以雇用六十名人员，在正好包含了国定节假日和学校假期的整个夏季工作。员工主要是年轻人，从蒙大拿州各大城市的戏剧学校里抽调过来。学生们热情高涨，他们将会完成一项极有价值的任务，也会对这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另有六十名志愿者。我自己担任骑兵二团的英格尔斯少校，统帅这个据点。我手下有一名中士、一名下士和八名骑兵，都是些会骑马的学生。马匹是由一些友好的农场主出借的。

“此外，还会有一些年轻妇女扮作炊事员和洗衣工。服装式样与那时候的一模一样。其他学戏剧的学生将扮演来自山区的捕兽者、来自于平原的侦察兵，以及要西行跨越洛基山脉的移民。

“一位真正的铁匠已经同意加入我们，所以游客们能看到钉马掌。我会主持小教堂里的仪式，我们会唱响那时候的赞美诗。当然，姑娘们会有她们自己的寝室，还会有一位小组监护人，那是我们系里的助教——夏洛特・贝文女士。战士们会拥有一座宿舍，平民们另有一座。我向你们保证，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考虑到了。”

“肯定还有些现代年轻人离不开的设施。关于个人卫生、新鲜水果和蔬菜是怎么安排的？”来自海伦娜的一位议员说。

“完全正确，”教授露出微笑，“实际上有三处技术处理。兵营里不能有荷枪实弹的火器。所有手枪和步枪都是复制品，除了少数几支能在监管之下放空枪的武器。

“至于卫生，你们看见那边的军械库了吗？那里有存放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架子，不过，在一堵假墙后面有一间真正的浴室，配有自来水、厕所、水龙头、台盆和淋浴装置，能提供热水。盛放雨水的大桶呢？我们铺设了地下自来水管。大木桶背后有个秘密入口。里面有一只燃气冰箱，用来放置牛排、猪肉、蔬菜和水果，使用瓶装煤气。就这些。没有电，照明只有蜡烛和油灯。”

他们走到旅客宿舍的门边。一位官员朝里面窥视。

“好像已经有人抢先住进来了。”他说道。他们全都盯着角落里那张铺着毯子的行军床看，之后还发现了其他痕迹：马厩里的马粪，火堆里的炭。参议员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一些游客似乎等不及了，”他说，“也许已经有一位真正的边防战士住在这里了呢。”

听到这话，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说真的，教授，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保证，我们都赞同。向你表示祝贺。这里是我们蒙大拿州的一张名片。”

他们随即离开了。教授转身锁上正门，心里还在纳闷，不知道那张床铺和马粪是怎么回事。三辆车沿着土路驶向一条狭长的黑石带，即三一○号高速公路，然后朝北方的比灵斯和机场疾驰而去。

两个小时以后，本・克雷格从设陷阱的地方回来了。外人进来过的第一条线索，是小教堂旁边主墙上的那扇门，被人从里面插上了木杠。他记得他曾经把门关上并插入木楔。不管插木杠的人是谁，要么已从大门离去，要么仍滞留在城堡里。

他检查了那两扇高大的主门，但它们仍上着锁。外面的一些奇怪痕迹是他所不明白的，那似乎是马车轮子留下的，但更宽，还有锯齿形的花纹。

他提着步枪登上墙头，但经过一个小时的检查后，他满意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卸下门上的木杠，把罗斯巴德牵进来，看到它在马厩里安顿下来并开始吃草后，又去检查阅兵场上的印迹。那里有鞋印和靴印，还有更多的锯齿形痕迹，但没有蹄印。而且大门外也没有鞋印。这倒是很奇怪。

两星期后，城堡居民工作团组抵达。克雷格又一次外出，去普赖尔山脚下设陷阱了。

人员浩浩荡荡。一共来了三辆大客车、四辆轿车和装有二十匹马的银色拖车。客货全都卸下后，汽车开走了。

这些工作人员在比灵斯就已经换上各自扮演的角色服装。每个人都有一只装有替换衣物和个人用品的背包。教授已经检查了每一件物品，并坚持禁止他们带来任何“现代化”的东西。任何电器或电动用具都是不允许的。有些人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分手，但合同的规定必须遵守，甚至连二十世纪出版的图书也不允许。英格尔斯教授坚持认为，无论从真实性的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彻底变换为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模样至关重要。

“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相信自己就是当下所扮演的角色，是生活在蒙大拿历史上最关键时期的边民。”

很快，戏剧系的学生们开始欣喜地探索起他们周围的环境来。他们不仅想在暑假里志愿从事一份远比餐馆打工要好的工作，还希望这份具有教育意义的工作，能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

骑兵们把马匹牵到马厩，在营房里安顿了下来。有人把拉蔻儿・薇芝[59]和乌苏拉・安德丝[60]的美艳照片钉在墙上，但立即被没收了。城堡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人们变得越来越兴奋。

来自遥远东部的平民工人、小商贩、钉马蹄铁的铁匠、厨工、侦察兵和移民占据了第二座大营房。贝文小姐把八位姑娘安排到女生宿舍。两辆由白帆布作篷的四轮大马车，由雄壮高大的马匹拖曳抵达后，停在了城堡大门附近。这对于未来的参观者来说，将构成一个重要的景点。

本・克雷格在半英里之外勒住罗斯巴德的缰绳，警觉地审视着城堡，这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大门敞开着。隔着这段距离，他能够看到停在大门内的两辆有篷马车，以及在阅兵场上穿行的人群。星条旗在大门上方的旗杆上迎风飘扬。他看见两名蓝军士兵。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想找人打听夏延人的去向，但现在他有点不确定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思量，他骑马前行。他在两名士兵正要关门的当口穿过门洞进入城堡。他们好奇地看看他，但没有说话。他跳下马，想把罗斯巴德牵向马厩，却在半路上被拦住了。

夏洛特・贝文小姐是个好心人。她善良认真，充满了美国人式的热情。她长得金发碧眼，鼻子上有几颗雀斑，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看到本・克雷格，她绽出灿烂的微笑。

“嗨，你好。”

天太热，已经戴不住帽子了，所以这位侦察兵无法脱帽致意，只能点点头。

“女士。”

“你是我们团里的成员吗？”

作为教授的助手和研究生，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项目，还参加过无数次面试以确定最终人选。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

“我想是吧，女士。”陌生人说。

“你的意思是，你想加入？”

“我想是的。”

“哦，这有点不合常规，你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但现在天色晚了，不适合在外面草原上过夜。我们可以让你在这儿过夜。你把马牵到马厩去，我去和英格尔斯少校谈谈。请在半小时后去司令官办公室好吗？”

她穿过阅兵场走到司令官办公室，在门上敲了敲。教授穿着骑兵二团少校的制服，坐在办公桌后埋头处理公文。

“坐吧，夏莉[61]。年轻人全都安顿好了吗？”他问道。

“是的，而且我们又多了一位。”

“是谁？”

“一位骑马的年轻人。二十三四岁。刚从草原上骑马过来。看起来像是一个迟到的当地志愿者。他想加入我们的队伍。”

“这我不一定能同意。我们的编制有名额限制。”

“哦，不过，他已经带来了自己的所有装备。马、很脏的鹿皮装，还有马鞍。马鞍上甚至还挂着一张卷起来的动物毛皮。他显然很能干。”

“他现在在哪里？”

“在马厩里。我已经告诉他，让他半小时内来这里报到。我想你至少可以见他一面。”

“哦，好吧。”

克雷格没有手表，他是根据落日来判断时间的，误差在五分钟以内。他前来敲门，听到许可后走了进去。约翰・英格尔斯坐在写字台后面，已经扣好军服的纽扣。夏莉・贝文站在一边。

“你要见我是吗，少校？”

教授立即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逼真打扮吸引住了。他手里抓着一顶圆形狐皮帽。开朗而诚恳的栗色面孔上，有着一双沉静的蓝眼睛。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修剪的栗色头发，在脑后用皮带扎着马尾，旁边还插着一支山鹰羽毛。身上的鹿皮装甚至还有手工缝制的歪歪扭扭的针脚，和他以前所见到过的那种真品一样。

“哦，好吧，小伙子，这位夏莉告诉我，你想加入我们的队伍，相处一阵子？”

“是的，少校，我很愿意。”

教授作出决定。该项目的操作基金留有一些余裕，以备偶尔“应急”之用。他判定，这个年轻人的加入就是一次应急情况。他把一张长长的表格挪到面前，拿起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

“好吧，让我们了解一些细节。姓名？”

克雷格犹豫了。到目前为止，还丝毫没有被认出的迹象，但他的名字也许会使人们回想起来。可这位少校身材丰满，脸色有点苍白，看上去像是刚来边疆。也许东部地区的人们没有提起过头一年夏天在这里发生的事件。

“克雷格，长官。我叫本・克雷格。”

他等待着。少校对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反应。他那胖乎乎的手工整地写下：本杰明・克雷格。

“住址？”

“什么？”

“你住在哪里，小伙子？你从哪里来？”

“外面，长官。”

“外面是草原，然后是荒野。”

“是的，长官。在山区里出生并长大，少校。”

“天哪。”教授曾听说过有些人居住在荒山野岭的油毛毡棚屋里，但那通常是在洛基山脉的森林中，在犹他、怀俄明和爱达荷。他仔细地写下“无固定住所”。

“父母名字？”

“都死了，长官。”

“哦，对不起。”

“是在十五年前过世的。”

“那么，是谁把你抚养长大的？”

“是唐纳森先生，少校。”

“噢，那么他……”

“他也死了，是被熊抓死的。”

教授放下了钢笔。他没有听说过有人因遭受野兽攻击而丧命，只知道有些游客处理野餐的垃圾残余时非常粗心。这完全是对野生动物了解多少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位长相英俊的年轻人显然没有家庭。

“没有亲属吗？”

“什么？”

“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应该与谁联系？”

“没有，长官。没有人可以联系。”

“我明白了。出生日期？”

“五二年。应该是十二月底吧。”

“那么，你快要二十五岁了？”

“是的，长官。”

“好。社会安全号码？”

克雷格睁大眼睛。教授叹了一口气。

“唉，你确实像是一条漏网之鱼。好吧。在这里签字。”

他把表格掉了个头，推向书桌对面，并把钢笔递过去。克雷格接过来。他看不懂“申请人签名”这几个单词，但哪里是空白的地方还是能明白。他弯腰签上自己的记号。教授取回表格，不可置信地凝视着。

“小伙子呀小伙子……”他把表格转了一个方向以使夏莉能够看清。她看到空白处是一个墨水笔画的十字架。

“夏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想你今年夏天有一个额外的小任务。”

她露出笑容。

“是的，少校，我明白了。”

她今年三十五岁，结过一次婚，后来分道扬镳，从未有过孩子。她认为这个来自荒野的年轻人就像一个小弟弟，天真、脆弱，需要她保护。

“好的，”英格尔斯教授说，“本，如果你现在还没安顿好的话，那就先去安顿，然后和我们一起在食堂的搁板桌前吃晚饭。”

晚餐菜肴很好，这位侦察兵心里想，而且很丰富。饭菜是盛在搪瓷盘里端上来的。他用自己的猎刀、一把勺子和一块面包作为餐具吃晚饭。周围坐着的人窃窃暗笑，但他没有注意到。

与他同住一间寝室的年轻人都很友好。他们好像来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城镇，似乎以后还要返回东部。但这一天已经够累的了，而且除了蜡烛，没有电灯可供看书阅读，所以他们很快吹熄蜡烛睡着了。

以前从没有人教过本・克雷格要对同龄人表示好奇，但他注意到周围的这些年轻人在许多方面都很怪异。他们应该是侦察兵、驯马人和捕兽人，但似乎对这些技能知之甚少。不过他回想起卡斯特统领的那些新兵，他们对马匹、枪械和西部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知识也是少得可怜。他猜想，在他与夏延人一起生活而后孤身独居的这一年里，世间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

在旅游团队到来之前，他们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安顿和排练。这段时间的安排是：把城堡照料得井井有条，参加日常事务训练以及听英格尔斯少校讲课。这些活动主要在露天进行。

克雷格对这些安排一无所知，他又准备外出打猎了。当他穿越阅兵场朝着敞开的大门走去时，一个叫布雷德的年轻牧马人喊住了他。

“你那里面放着什么家伙，本？”他指向马鞍前方挂在克雷格左膝边的一只羊皮套筒。

“步枪。”克雷格说。

“能让我看看吗？我正在熟悉枪械。”

克雷格从套筒里取出夏普斯步枪，递到马下。布雷德欣喜若狂地接了过来。

“哇，真漂亮。一件真正的古董。是什么型号的？”

“点52口径夏普斯。”

“真是难以置信。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复制品。”

布雷德用这支步枪瞄准大门上方框架内的一口大钟。这口钟一般在发现或报告敌情时敲响，由此通知在外面劳作的人们快快返回。他随后扣动扳机。

他刚要说“砰”，夏普斯步枪替他发出了声响，他被反冲力击倒在地。假如那颗重磅子弹击中大钟，肯定会把它打碎。子弹射偏了，呼啸着飞入半空。但大钟还是发出了叮当声，城堡里的一切活动都停了下来。教授跌跌撞撞地从办公室跑出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叫道，然后看到布雷德坐在地上，手里抓着一支重型步枪，“布雷德，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布雷德站起来作了解释。英格尔斯遗憾地看着克雷格。

“本，我好像忘了告诉你，这个基地规定不准携带火器。我必须把这支枪锁进军械库。”

“不用枪支，少校？”

“不用枪支。至少不用真枪。”

“那么苏人呢？”

“苏人？据我所知，他们在南、北达科他的保留地。”

“但是少校，他们也许会回来。”

教授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宽容地露出了笑脸。

“当然，他们也许会回来。但我认为不会是今年夏天。在他们到来之前，这把家伙必须放进军械库。”

第四天是星期天，全体员工在小教堂参加早礼拜。因为没有牧师，所以由英格尔斯少校担任主持。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他走到讲台上准备读经。一本大部头的《圣经》翻开在夹着书笺的那一页。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从第六句诗开始。这里一段讲的是，当上帝的和平将降临到我们万民的土地上的时候。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

他在这时翻页，但两页纸粘在了一起，因为上下文不连贯，他停了下来。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面前第三排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声音响了起来。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小教堂内一片寂静，众人都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这个身穿肮脏鹿皮装、后脑勺上插着老鹰羽毛的身影。约翰・英格尔斯找到了接下来的那段文字。

“对，非常准确。第一课到此结束。”

“我真弄不明白那个年轻人，”午饭后他在办公室里对夏莉说，“他不会读书写字，却能背诵小时候学过的一段段《圣经》。你说这个人怪不怪？”

“别担心，我想我已经猜到了，”她说，“他确实是荒原里独居的一对夫妇所生的孩子。双亲去世时，确实有人领养了他，是非正式的，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一个孤身老头把他当作儿子抚养长大，所以他确实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三件事情具有渊博的知识：他母亲曾教过他的《圣经》、荒原里的生活，以及关于旧西部的历史。”

“他是从哪里学的呢？”

“从那位老人那里，大概。毕竟，假如一个人在八十岁高龄去世，比如说，在仅仅三年之前，那么他应该是上个世纪末出生的。那时候，这里周围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肯定对男孩讲过他想得起来的那些故事，或者是他从幸存者那里听来的关于边民拓荒的故事。”

“那么，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能扮得这么像？他会不会是个危险人物？”

“不会，”夏莉说，“根本不会。他只是很着迷。他认为他可以像以前的人那样，随意去打猎和设陷阱捕野兽。”

“角色扮演？”

“是的，不过，难道我们不都是在玩角色扮演吗？”

教授哈哈大笑起来，还用手拍了一下大腿。

“当然，我们就是在玩角色扮演。他只是扮得特别惟妙惟肖。”

她站起身来。

“因为他深信不疑。他是最佳演员。你把他交给我吧，我会看着他不让他伤着别人的。顺便告诉你，有两位姑娘已经在朝他抛媚眼了。”

营房里，本・克雷格仍在感到奇怪。他的同伴们脱衣上床时，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而他则穿着那条平时穿着的长及脚踝的白色里裤睡觉。一星期之后，这成问题了，几位年轻人去向夏莉反映。

分派完搬运木头的工作后，她去找克雷格。他正挥舞着一把长柄斧，把松木劈成小块以供厨房烧火用。

“本，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当然可以，女士。”

“叫我夏莉吧。”

“好的，夏莉，女士。”

“本，你以前洗过澡吗？”

“洗澡？”

“喏，就是脱光衣服擦洗身体，洗涤全身，不光是洗手和洗脸那种？”

“那当然了，女士。经常洗。”

“嗯，这么说就对了，本。你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

他想了想。老唐纳森曾教育他要定期洗澡，但溪水里都是融化的积雪，没必要当成习惯。

“怎么了，最近一次是上个月。”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再洗一次澡吗？就现在？”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他从马厩里牵出罗斯巴德，挂上了全套马具。

“你去哪里，本？”

“去洗澡，夏莉，女士。按你的吩咐。”

“可你是要去哪儿洗？”

“去溪水里。还有其他地方吗？”

他每天晃到外面的草地上方便。他在马槽里洗脸、洗手。他用折断的柳枝刮抹牙齿，能保持一个小时白净，但他可以边骑行边反复刮抹。

“把马拴起来，然后跟我走。”

她把他引到军械库，用拴在裤带上的一把钥匙打开锁，把他带进去。铁链拴住的摆放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一排排架子后面，有一道后墙。她在墙上的木板节孔里找到一只按压的旋钮，打开一扇暗门。门里还有一个房间，配置了台盆和浴缸。

在埃利斯堡的两年间，克雷格见到过热水浴缸，但那都是木桶浴缸，眼前的这些全是铸铁搪瓷做的。他知道，要把浴缸注满得从厨房里提来一桶桶热水，但夏莉转了下其中一边的一只奇怪旋钮，冒着蒸汽的热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

“本，我过一会儿回来。我要求你脱下全身衣裤，放在门外，除了那件需干洗的鹿皮装。

“然后我要你带上刷子和肥皂跳进去擦洗身体。全身清洗。再用这个洗头发。”

她递给他一瓶散发着松芽香味的绿色液体。

“最后，我希望你穿上放在架子上的内衣裤和衬衫。全部完成以后再出来。好吗？”

他按吩咐去做了。他以前从未在浴缸里洗过澡，发现感觉很好，但他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关水龙头，水溢出来流了一地。洗完身体后，他用香波洗头发，水成了暗绿色。他在浴缸底部找到塞子拔出，然后看着水渐渐流完。

他从房间角落的架子上挑选了棉布短裤、白色T恤和暖和的格子衬衣，穿上后，把那支羽毛插进后面的发束里，然后走了出来。夏莉正等着他。阳光下有一把椅子。她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把梳子。

“我不是专家，但修一下总比不修要好，”她说，“来，在这儿坐下。”

她修剪他那栗色的头发，只有插着羽毛的那束头发未去触及。

“这样好多了，”剪完后她说，“你闻上去不错。”

她把椅子放回军械库，锁上门。她心里指望能得到热情的感谢，却发现这个侦察兵神情严肃，甚至有点沮丧。

“夏莉，女士，你愿意与我一起散步吗？”

“行，本。你有心事？”

私下里，她为此感到高兴。现在她也许可以理解这个谜一般的奇怪山里人了。他们穿过大门出去，由他引路越过原野，走向一条溪流。他默默无语，心事重重。她强忍着不去打破这种沉寂。到溪水边有一英里距离，他们走了二十分钟。

草原上有股干草的气味。年轻人好几次抬头，眺望南方高耸入云的普赖尔山。

“到外面来感觉真好，可以看看大山。”她说。

“那是我的家。”他说完又陷入沉思。当他们走到溪岸时，他在水边坐了下来。她折起棉布长裙的裙摆，与他面对面坐下。

“什么事，本？”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女士？”

“叫我夏莉。能，你当然可以问。”

“你不会对我说谎吧？”

“不说谎，本。只说真话。”

“今年是哪一年？”

她吃了一惊。她原先指望他说出一些秘密，比如关于他与团组内其他年轻人之间的关系的秘密。她凝视着那双大而深沉的蓝眼睛开始纳闷……她比他大十岁，可是……

“哦，今年是一九七七年呀，本。”

假如她希望看到的是他不置可否地点头，那么她落空了。这位年轻人把头埋在双膝间，双手捂住脸。披着鹿皮装的双肩开始颤抖起来。

她以前只见过一次成年男子哭泣，那是从博兹曼到比灵斯的高速公路上，在一堆汽车残骸旁边。她膝盖着地，身子朝前倾，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什么事，本？今年怎么啦？”

本・克雷格曾感到过恐惧，比如在小大角河畔的山坡上面对那只北美大灰熊时，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怖过。

“我生于一八五二年。”他最后说。

她没有吃惊。她知道这里头有问题。她用双臂搂住他，把他抱在胸前，抚摸他的后脑勺。

她是一位摩登的年轻女士，这些事情她在书本里都读到过。半数的西部年轻人被东方神秘的哲理迷住。她知道关于轮回转世的理论，以及人们对此所持有的不同程度的信念。她读到过有些人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认为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

这是一个问题，是一种幻觉现象，是精神病学曾经研究且仍在研究的课题。得病的人能得到帮助、咨询以及治疗。

“没事，本，”她轻声说，一边像摇晃孩子般轻摇着他，“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这么想也没有关系。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住在这座城堡里吧，我们会像一百年前的人们那样生活。等到秋天，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博兹曼，我会找人来帮助你。你会好转的，本。相信我。”

她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棉布手帕擦了擦他的脸，不禁同情起这个来自山区的困扰的年轻人来。

他们一起走回城堡。夏莉对于自己身上穿着的现代人的内衣裤感到欣慰，万一皮肤划破、出现青肿或者生病，手头也有现代药品可及时医治，而且，搭直升机去比灵斯纪念医院只有几分钟路程，她开始喜欢起棉布连衣长裙、简单的生活和边疆城堡的日子来。而且，现在她知道，她的博士论文肯定能通过。

英格尔斯少校讲课时，全体人员都要出席。六月下旬天气温暖，他把课堂设在阅兵场，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的一排排长凳上，他自己备妥了黑板架和图片资料。只要是讲到旧西部的历史，他就变得口若悬河。

十天后，他讲到了平原战争时期。他身后挂着苏人首领的大尺幅照片。本・克雷格看到了一张坐牛的特写照片，是在他晚年拍的。这位胡克帕哈部族人的萨满曾去加拿大避难，但之后带着剩下的族人向美军投降，获得大赦。黑板架上的这张照片是在他被谋杀之前拍摄的。

“但他们中最奇怪的首领之一，是奥格拉拉的首领疯马，”教授讲解说，“他出于自己的个人理由，从来没有同意让白人给他拍照。他相信照相机会夺走他的灵魂。所以，他也是众多没有留下照片的人物之一，我们也无从得知他的长相。”

克雷格张开嘴巴欲言又止。

在另一堂课上，教授详细描述了小大角河畔战役的另一场战斗。这是克雷格第一次获悉雷诺少校率领的三个连队所发生的事，以及本蒂恩上尉从荒原折返后，曾与他们在遭围困的山头会师的情形。大多数士兵被特里将军解救了出来，他非常高兴。

最后一堂课上，教授讲解了分散的苏人和夏延人于一八七七年被赶拢后，回到了他们的保留地。当约翰・英格尔斯要求学生提问时，克雷格举起了手。

“说吧，本。”一个从未念过书的学生能够举手提问，教授很高兴。

“少校，有没有哪里提到过一个叫高麋的部族首领，还有一个叫走鹰的战士？”

教授脸红了。他在院系办公室里有一卡车参考书，而且，书里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已经印在了脑子里。他原先指望能听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在脑海里搜索了一番。

“没有，我相信没人听说过他们，而且平原印第安人后来也没有提到过他们。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我听说的是，高麋离开大部族，躲开特里将军的巡逻队，就在普赖尔山这里度过了冬天，长官。”

“哦，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如果是你说的那样，他们的部落肯定在春天时被发现了。你必须去莱姆迪尔打听，那里现在是北夏延人的保留地中心。达尔纳夫纪念学院也许会有人知道。”

本・克雷格记住了这个名字。等到秋天，他会去莱姆迪尔，不管它在哪里，他都会找到，然后去那儿打听。

周末，第一批游客团队来了。此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团队抵达。他们主要是坐大客车来的，也有一些人是坐私家小汽车。有些团由老师领队，其他的则是家庭团。不过，他们都把汽车停在视线之外半英里远的地方，然后乘坐遮篷四轮大马车抵达城堡的大门边。这是英格尔斯教授提倡的“逼真气氛”策略的一部分。

这方法奏效了。游客中大多是孩子，他们对坐马车欣喜万分，这对他们来说很新奇，在接近大门的最后两百码马车行程中，他们想象自己是真正的拓荒边疆的移民，纷纷兴高采烈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克雷格被指派去加工绷在架子上晒干了的动物毛皮。他在毛皮上抹上盐，刮了一遍，让它们能够软化成革。士兵们在操练，铁匠在铁铺里拉动风箱，姑娘们穿着棉布连衣长裙，正在洗大木桶里的衣服，英格尔斯少校带领游客团到处参观，对游客解释城堡内各处的功能，以及在平原的生活中为什么这些必不可少。

两个土著美洲人学生扮演住在城堡里的友好的印第安人，充当猎人和向导，移民们在平原上遭到游离保护地的远征队袭击时，由他们向部队通风报信。他们身穿棉布长裤、蓝色帆布衬衣，扎着腰带，高筒礼帽下还戴着长长的假发。

最吸引人的似乎是铁匠和正在摆弄动物毛皮的本・克雷格。

“是你亲自设陷阱捕捉动物的吗？”来自海伦娜某所学校的一个男孩问。

“是的。”

“你有许可证吗？”

“什么？”

“如果你不是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在头发里插一根羽毛？”

“那是夏延人给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打死了一只大灰熊。”

“真是个精彩的故事。”陪同的老师说。

“不，这不是故事，”男孩说，“他跟其他人一样，也是演员。”

每当有马车载着游客抵达，克雷格就会在人群中寻找有披肩长发和深色大眼睛的姑娘。但她没有出现。七月过去，八月到了。

克雷格请了三天假回荒野。他在黎明前骑马出发。他在山里发现一片樱桃林，于是取出他从铁匠铺借来的一把手斧，开始工作。他砍下木材，削成一把弓架，因为没有动物腿筋，他把从城堡里带来的麻线装了上去。

他从笔直而又坚硬的白蜡树幼苗上砍下木头削成箭头，从一只呆头呆脑的野火鸡屁股上拔下羽毛做成箭翼。他在一条溪水边发现燧石，经过一番敲击打磨后做成箭头。夏延人和苏人都使用过燧石和铁做的箭头，嵌在箭顶端的裂缝处，用超细的皮绳捆绑固定住。

这两种箭头中，平原人更害怕燧石箭头。铁箭头可顺着箭杆的方向倒钩拔出来，但燧石箭头通常会断裂，深入肌理，必须进行一次没有麻醉的外科手术。克雷格做了四支燧石箭头。第三天上午，他猎得一只雄鹿。

他骑马返回，那只鹿横挂在马鞍上，箭仍插在心脏里。他把猎物带进厨房，挂起来开膛剖肚、剥皮切块，最后，当着一群瞠目结舌的城堡居民的面，向厨工提供了六十磅新鲜鹿肉。

“是我的厨艺不好吗？”厨师问道。

“不，很好。我喜欢有五颜六色小颗粒的那种奶酪馅饼。”

“那叫比萨饼。”

“我只是觉得，我们还可以吃一些野味鲜肉。”

侦察兵在马槽边洗手时，厨工拿着那支带血的箭快步走向司令官办公室。

“这是一件精美的手工艺术品，”英格尔斯教授仔细审视着说，“我肯定在博物馆里见过。那些有条纹的火鸡羽毛可以判定，这无疑是夏延人的杰作。他是在哪里找到的？”

“他说是他自己做的。”厨工说。

“不可能。现在再也没人能这样打磨燧石了。”

“好吧，这样的箭他有四支，”厨师说，“这一支射中了一只雄鹿的心脏。今晚大家能尝到新鲜的野味了。”

员工们在城堡外津津有味地享受了一顿鹿肉烧烤。

隔着火光，教授惊恐地观察克雷格用一把极为锋利的猎刀切割烤熟了的鹿肉，不禁回想起夏莉对他作出的保证。也许是多心，但他仍有所怀疑。这个奇异的年轻人会不会变成一个危险人物？他注意到，现在已有四位姑娘在努力引起这个未经驯服的小伙子的注意，但他的思绪似乎总在遥远的地方。

到了八月中旬，本・克雷格开始感到沮丧和绝望。他的内心仍在试图相信，无处不在的神灵没有对他说谎、没有出卖他。他所热爱的姑娘是否也遭到了命运的捉弄？他周围那些兴高采烈的年轻人里，谁也不知道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到夏天结束，他还没能找到预知未来的老人答应过他的爱情，他将骑马进山，靠自己的努力在精神世界里与她团聚。

一个星期后，又有两辆马车滚动车轮驶进门洞，驾车人勒住满头大汗的马匹。第一辆马车里跳下一群叽叽喳喳的激动的孩子。他把在石头上磨过了的猎刀插进刀鞘，走上前去。一位小学女教师正背对着他，她有一头黑玉般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间。

她转过身来。是一个日裔美国人，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侦察兵转身大步走开。他顿时觉得很愤怒，停住脚步，朝空中举起握紧的拳头，大声喊叫。

“你骗了我，神灵。你骗了我，老头。你们让我等，可你们把我抛进荒野，成了被世人和上帝驱逐的人。”

建筑物间的阅兵场上，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他看。走在他前面的是一个“驯服”了的印第安人。听到他的声音，这个人也停了下来。

这是一张干瘪的褐色面孔，活像一只用火烤过了的核桃，与熊牙山的岩石一般古老，脸颊两边有一簇簇雪白的头发，高筒礼帽下的两只眼睛正注视着他。这位预卜者的眼神里含着无尽的悲伤。他随后抬起眼皮，默默点点头，朝侦察兵身后看去。

克雷格转过身，什么也没看见，于是又转回来。帽檐下是布里安・哈维希尔德的脸，他是两位土著美国演员之一。他正凝视着克雷格，就像在看一个疯子似的。克雷格回到了大门边。

第二辆马车上的游客都下了车。一群孩子围在他们的老师身边。女教师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头上戴着棒球帽。她俯身去分开两个正拳脚相向的男孩，然后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头。帽舌很碍事，她索性摘下棒球帽，一头瀑布般的黑发顿时翻滚着垂到腰际。她感到被人盯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朝他转过身来。一张鹅蛋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是轻风。

他的双脚似乎被钉在了地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应该走过去，但他没有说话，没有迈步，只是凝视着。她脸红了，感到很窘迫，于是赶紧转移视线，召集学生们开始游览。一小时后，他们到达马厩。夏莉领路，担任他们的导游。本・克雷格正在饲弄罗斯巴德。他知道他们会来，马厩是游览路线的其中一站。

“这是我们养马的地方，”夏莉介绍说，“有些是骑兵的战马，其他的属于住在这里或从这里经过的边民。这位本正在照料他的马，罗斯巴德。本是一个猎人、捕兽人、侦察兵和山民。”

“我们要看马。”一个孩子叫道。

“好的，亲爱的，我们会去看马。不过请大家不要靠得太近，以防被马蹄踢着。”夏莉说。她带领学生们沿畜栏走去。留下克雷格和那位姑娘互相对视。

“对不起，我刚才一直盯着你看，女士，”他说，“我的名字叫本・克雷格。”

“你好，我叫琳达・皮基特，”她伸出手去。他握住她的手，又小又暖和，和他记忆中的一样。

“我能问你件事情吗，女士？”

“你把每一位女性都称为女士吗？”

“差不多。别人就是这么教我的。这么称呼不好吗？”

“太正式了。像是旧时代的称呼。你要问什么？”

“你记得我吗？”

她皱紧了眉头。

“恐怕不记得。我们见过吗？”

“很久以前。”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让他想起曾经回响在高麋棚屋边篝火旁的笑声。

“那肯定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哪里呢？”

“来吧，我指给你看。”

他把这位困惑的姑娘引到外面。木栅栏外，南面的普赖尔山在远处耸立着。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是熊牙山脉吧？”

“不，熊牙山在西面更远的地方。那是普赖尔山。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可我从来没去过普赖尔山。小时候我哥哥常带我去露营，但从来没去过那里。”

他转过身来盯着这张可爱的脸庞。

“你现在是学校的老师？”

“嗯，在比灵斯。怎么啦？”

“你还会回到这里来吗？”

“我也不知道。按计划，以后还有其他团要来。也许会指派我陪同。怎么啦？”

“我希望你还能来，求你了。我一定要再见到你。答应我。”

皮基特小姐又脸红了。她太漂亮了，肯定收到过男孩子递来的纸条。她通常会笑着把纸条推到一边，这样既传递了她不为所动的信息，又不致冒犯对方。这个年轻人却非同一般。他没有奉承，也没有谄媚。他看起来很严肃、很诚挚、很天真。她凝视着这双直率的钴蓝色眼睛，不禁心旌摇荡。夏莉带着孩子们从马厩里出来了。

“我不知道，”姑娘说，“我会考虑的。”

一小时后，她带着学生团离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她又来了。她学校里的同事临时要去照顾病榻上的亲戚，旅游团的陪同出现空缺，于是她自告奋勇陪同前来。这天天气很热。她只穿着一件棉布印花衬衣。

克雷格托夏莉为他查阅旅游团的名录，寻找来自学校的预订团队。

“你看上谁了吧，本？”她调皮地说。她并没有失望。与一位明白事理的姑娘建立恋爱关系，对于让他回归现实世界具有极大帮助。她对他学习阅读和写字的速度之快，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她已经搞到两本比较简单的教科书，供他逐字逐句阅读。秋天过后，她可以帮他在城里找到住所，以及一份商店营业员或饭店服务员的工作，而她则可以就他的恢复过程撰写论文。

一群学生和老师从马车上下来时，他正等在旁边。

“你能跟我来吗，琳达小姐？”

“跟你走？去哪里？”

“去外面的草原上。这样便于我们交谈。”

她表示反对，说孩子们需要她照顾，但比她年长的同事朝她微微一笑，在她耳边轻声说，她要是乐意的话，可以跟随这位仰慕者离开。她当然愿意。

他们一起走出城堡，在一处树荫下找到一堆岩石，坐了下来。他沉默不语。

“你从哪里来的，本？”她问道。她觉察到他害羞，还挺喜欢的。他朝远处的山峰点点头。

“你是在那里长大的，在山区？”

他又点点头。

“那么你在什么学校念过书吗？”

“没念过书。”

她试图去想象这种生活。在狩猎和设陷阱捕野兽中度过整个少年时代，从未迈进过学校大门……这太奇异了。

“山里一定很安静。没有交通，没有广播，没有电视。”

他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但猜想她提到的是会发出噪音的东西，是和树叶的飒飒声、鸟儿的鸣叫声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自由的声音，”他说，“告诉我，琳达小姐，你听说过北夏延人吗？”

她吃了一惊，但话题的转变让她松了口气。

“当然了。我外婆的母亲其实就是夏延人。”

他猛地把头转向她，山鹰羽毛在热风中一阵狂舞，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她，请求她说下去。

“请告诉我关于她的事。”

琳达・皮基特回忆起外婆曾给她看过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干瘪的老太婆，那是外婆的母亲。虽然年代久远，但在这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中，老太太的大眼睛、精巧的鼻子和高颧骨都表明，她年轻时很漂亮。她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事，那些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如今已过世了的外婆告诉过她的事情。

那位夏延妇女嫁给了一位战士，生下一个男孩。可是，在一八八○年左右，一场流行性霍乱横扫印第安人保留地，夺走了战士和男孩的生命。两年后，一位边疆的传教士不顾白人同伴们的反对，娶了年轻的寡妇为妻。他有着瑞典血统，身材高大，金发碧眼。他们生了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就是皮基特小姐的外婆，生于一八九○年。

外婆又与白人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小女儿生于一九二五年，名叫玛丽，十八九岁时，她来比灵斯找工作，在新开办的农业银行当上了一名文员。

在她隔壁柜台工作的，是一个诚挚而勤勉的员工，名叫迈克尔・皮基特。他们于一九四五年结婚。琳达的父亲因为近视没有参军。琳达有四个哥哥，都是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她生于一九五九年，今年十八岁。

“不知道为什么，我生下来就有一头黑发和一双深色眼睛，一点也不像我的爸爸妈妈。就这些情况。现在轮到你说说你的身世了。”

他没有理会她的要求。

“你的右腿上有什么印记吗？”

“我的胎记？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让我看看。”

“为什么？这是我的隐私。”

“求你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拉起棉布裙子，露出一条金棕色的纤纤大腿。印记仍在那里。两个皱巴巴的凹痕，是当年在罗斯巴德河畔边被骑兵的一颗子弹洞穿的孔洞。她有点愠怒地把裙子放了下来。

“还有什么呀？”她带着一丝嘲讽问道。

“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Emos-est-se-haa’e’在夏延语中是什么意思吗？”

“天哪，怎么可能知道。”

“意思是轻柔说话的风。轻风。我可以叫你轻风吗？”

“我不知道。我想可以吧。如果这样能使你高兴。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曾经是你的名字。因为我梦见过你。因为我在等你。因为我爱你。”

她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

“这太疯狂了。你根本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再说，我已经订婚了。”

她走开了，回到她的团队之中，再也不愿与他说话了。

可是，她又回到了城堡。她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止一百遍告诉自己，她一定是疯了、是傻瓜，已经糊涂了。但在她那混乱的脑海里，那双沉静的蓝眼睛正紧紧盯住自己，她深信自己应该去告诉这位害相思病的年轻人，他们不应该再见面，那毫无意义。至少，她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在离开学还有一个礼拜的那个星期天，她在市中心搭上一辆游览车，在城堡外的停车场下了车。他好像知道她要来。他等在阅兵场上，每天都这么等着，身边的罗斯巴德配好了全套马具。

他帮她骑上马，让她坐在他身后，然后骑到草原上。罗斯巴德认识去溪边的路。在波光粼粼的溪水边，他们下了马。他向她讲述在他幼年早早去世的父母，以及后来一位山民把他认作义子抚养长大的事。他解释说，他没上过学，但他会辨别荒原里各种动物的踪迹、不同鸟的叫声和每种树木的形状和特征。

她解释说，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长期受到正规和传统的教育，做事考虑周到。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来自殷实家族的年轻人，就如同她母亲所说的那样，这样的年轻人能为她提供一个女人所需或要求的一切。所以，他们再次见面完全没有意义……

于是他吻了她。她想推开他，但当他们的嘴唇碰在一起时，她的手臂失去力气，反而抱住了他的脖子。

他的嘴里没有她未婚夫的那种酒味和难闻的雪茄味。他没有摸索她的身体。她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鹿皮味、炊烟味和松树味。

她激动地挣脱开来，朝城堡走去。他在后面跟着，但没有再碰她。罗斯巴德也不吃草了，跟着走在后面。

“留下来，和我在一起，轻风。”

“我不能。”

“我们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神灵在很久以前就是这么说的。”

“我没法答应你，我必须考虑一番。这太疯狂了。我已经订婚了。”

“告诉他，他得等着。”

“这不可能。”

一辆四轮大马车正离开大门，驶向视野之外的停车场。她走过去，跳上马车。本・克雷格跨上罗斯巴德跟在马车后面。

到了停车场，乘客们纷纷跳下马车，登上一辆大巴士。

“轻风，”他喊道，“你回来好吗？”

“不行，我要嫁给别人了。”

几位妇女向这个外表粗野的年轻骑手投去了不悦的目光，这人显然是在纠缠一位年轻的好姑娘。司机关上车门，发动了汽车。

罗斯巴德发出一声惊恐的嘶鸣并抬起前蹄。大巴士动了起来，在通向沥青公路的土路上开始加速。克雷格夹紧罗斯巴德的双肋，骑着它追了上去。汽车加速后，罗斯巴德也由小跑变为快跑。

这匹母马对身边的怪物有点害怕。汽车对着它又是喷气又是怒吼。风速加大了。车厢里的乘客听到一声叫喊。

“轻风，跟我一起去山里，做我的妻子。”

司机瞄了一眼后视镜，看到马儿翕动的鼻孔和滴溜溜转动的眼睛，他踩下油门。大巴士在土路上颠簸着向前猛冲。几位妇女一阵尖叫，抱紧身边的孩子。琳达・皮基特从窗边的座位上站起来，推开滑动窗。

大巴士慢慢超过飞奔的马匹。罗斯巴德受到惊吓，但它没有背叛骑在背上拉着缰绳的主人的意愿。一颗黑黝黝的脑袋从车窗里探了出来。她的回答随着汽车带出的气流飘来。

“好的，本・克雷格，我愿意。”

骑手勒住缰绳，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尘土之中。

她小心翼翼地写了一封信。因为领教过对方的脾气，她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之情，希望这封信不至于触怒他，让他为此大发雷霆。写完第四稿后，她签上名字寄了出去。她一整个星期都没有得到回音，之后等来的，却是一次简短而又不讲理的会面。

迈克尔・皮基特是单位里的栋梁，他是比灵斯农业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珍珠港事件前夕，他从一名卑微的出纳员开始，一步一步升上经理助理的职位。他勤奋工作、办事认真、天资聪颖，引起了银行的创始人和业主——一位毕生单身且没有亲属的老先生——的注意。

这位老先生在退休时主动把他的银行卖给了迈克尔・皮基特。他要找个人继承他的传统。于是，迈克尔筹集贷款资金，买下银行的产权。购置的大部分贷款都及时偿还了，但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度开发，抵押品赎回权取消，坏账以及死账……皮基特不得不通过出售股份，向公众筹集能使银行起死回生的资金。危机过去了，资金周转也流畅了。

在女儿的信件抵达对方一星期后，皮基特先生被召唤而不是被邀请，去和未来的亲家会面。会面安排在比灵斯西南面黄石河畔的一座豪华气派的T吧牧场里。他们曾在双方儿女订婚时见过面，但那是在牛仔俱乐部的餐厅里。

银行家被引进一间硕大的办公室，那里铺着抛光木地板，护壁板豪华昂贵，墙上装饰着各种纪念品，有装在镜框里的各种证书和作为打猎纪念的牛头。宽大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个人，他没有起身打招呼，只是朝对面唯一的一把空椅子做了个手势。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坐下的客人看。皮基特先生感到很不自在，他心里明白事出有因。

这位牧场大亨故意表现得慢条斯理。他取出一支大雪茄烟，点上火，等烧通畅后，把书桌上唯一的一张纸推了过去。皮基特一看，是他女儿的信。

“对不起，”银行家说，“她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她写了一封信，但我没看过。”

牧场主向前俯身，举起食指正准备教训人。他在室内也不愿摘下斯泰森牛仔帽，帽子底下的那张脸活像是一块牛肉，怒目瞪视着银行家。

“没门，”他说，“门都没有，懂吗？没有姑娘可以这么对待我儿子。”

银行家耸耸肩。

“我跟你一样失望，”他说，“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他们都很年轻，也许这门婚事太匆忙了？”

“跟她谈谈。告诉她，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已经和她谈过了。她母亲也跟她谈过。她希望解除婚约。”

牧场主朝后靠在椅背上打量房间，脑子里回想起他当初从一个放牛娃到现在发迹所走过的道路。

“在我儿子这儿可不能反悔。”他说。收回那封信后，他把一叠纸从桌上推了过去，“你最好看看这些资料。”

威廉・“大比尔”・布拉多克确实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他的祖父出生在北达科他州俾斯麦，后来搬到西部。祖父是私生子，祖父的父亲曾是一名骑兵中士，战死在了平原的战争中。这位祖父在一家商店找了份工作，干了一辈子，既没有得到提升，也没有被解雇。他的儿子继承了他卑微的职业，但孙子却在牧场里找到一份工作。

男孩长得高大、强悍，生来就横行霸道，经常用拳头解决问题，而且几乎每次都让他占到了便宜。但他也很聪明，战后，他抓住了一个能赚钱立业的商机：用冷藏卡车，从饲养菜牛的地方往蒙大拿运送牛肉。

他独自筹措，从买卡车、涉足屠宰加工业开始，发展到控制了从牧场到烧烤一条龙的整条业务链。他开创了自己的品牌：大比尔牛肉，自由放养，汁多味鲜，当地超市有售。当他搬回来经营牧场业务、填补牛肉供应链中的最后一环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大老板。

十年前购买的这座T吧牧场经过重建，成了黄石河沿岸最为壮观的大厦。他的老婆是一个从不敢大声说话的小女人，几乎难得看见她的身影。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凯文，但长得一点也不像父母亲。凯文今年二十五岁，从小娇生惯养，飞扬跋扈。但大比尔宠爱自己的后代，对这个独生子有求必应。

迈克尔・皮基特看完这些材料后脸色灰白。

“我不明白。”他说。

“你瞧，皮基特，这再清楚不过了。我花了一星期时间，买下本州内你所拥有的每一件产业。这意味着，现在我拥有控股权，拥有你的银行。这花了我一大笔钱。全是因为你女儿。她很漂亮，这我承认，但很愚蠢。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她遇到的另一个家伙是谁，可你必须告诉她，得把他甩掉。

“让她再写一封信给我儿子，承认她犯下的错误。他们的婚约照旧。”

“但如果我没能说服她呢？”

“那你就告诉她，她将对你的彻底毁灭负责。我将接管你的银行、你的住房，我将接管你所拥有的一切。告诉她，你在本县恐怕连喝一杯咖啡都没法赊账。听见了没有？”

在驾车返回的路上，迈克尔・皮基特心情极为沮丧。他知道布拉多克不是在开玩笑。他曾经对反对他的人来过这一手。皮基特还被警告说，婚礼必须提前到十月中旬举行，离现在还有一个月。

家庭会议开得很不愉快。皮基特夫人一会儿指责，一会儿安抚。琳达究竟明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她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嫁给凯文・布拉多克，这能让她立即获得其他人工作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得到的所有东西：一座漂亮的房子，宽敞的可供孩子们玩耍的花园，最好的学校和社会地位。她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傻乎乎的、既没读过书也没有固定工作、只是在暑假期间扮演边民和侦察兵的演员，就抛弃这一切？

她的两位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哥哥也来参加了家庭会议。其中一位兄长提议，由他去一趟赫里蒂奇堡，与第三者当面谈一谈。两个年轻人都担心，复仇心切的布拉多克会从中作梗，使他们俩都丢掉饭碗。说话的那位哥哥在州政府机关工作，但布拉多克在州府海伦娜有好些个财大气粗、呼风唤雨的朋友。

心烦意乱的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他那副厚镜片近视眼镜，脸上痛苦万分。最后是他的痛苦使琳达・皮基特作了让步。她点点头，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一次，她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给凯文・布拉多克。她承认，自己为一个偶遇的年轻牧马人犯下了愚蠢而幼稚的错误，但这已经结束了。她告诉他，她原先那么写信给他真是太蠢了，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她希望能维持他们之间的婚约，并期待能在十月底之前成为他的新娘。

第二封信是写给本・克雷格的，通过蒙大拿州大角县赫里蒂奇堡转交。两封信都在第二天寄出。

英格尔斯教授虽然热衷于还原当时古堡内的生活，但还是对两样现代化设施作了让步。尽管电话线没有通到城堡，但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部无线电话，由镍镉电池供电。此外，便是邮政服务。

比灵斯邮局同意把所有寄给城堡的邮件，全都交到城里最大的一家旅游汽运公司，需递交的邮袋由下一班出发的司机带过去。四天后，本・克雷格收到了给他的信。

他试图读信，但遇到了困难。多亏夏莉的辅导课，他已经会读大写字母，甚至小写的印刷体字母，但年轻女士龙飞凤舞的手写体让他傻了眼。他带上信去找夏莉。女教师看了一遍后遗憾地看着他。

“对不起，本。这是你喜爱的那位姑娘寄来的。琳达？”

“请读给我听，夏莉。”

“‘亲爱的本’，”她开始读信，“‘我在两星期前干了一件傻事。当你从马背上朝我喊，我也从客车上朝你回喊时，我说过我们要结婚。但回到家后，我才明白自己有多愚蠢。

“‘事实上，我已经与相识若干年的一个好小伙子订了婚。我意识到，不能随意与他解除婚约。我们即将在下个月完婚。

“‘请祝福我将来幸福快乐，我也这么祝愿你。就此吻别，琳达・皮基特’。”

夏莉折起信纸，递了回去。本・克雷格遥望着远处的群山，陷入沉思。夏莉伸出手搭在他手上。

“我很抱歉，本。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你们萍水相逢，她显然是一时冲动，对你有了好感。我大致能理解。但她现在已经决定，继续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

克雷格凝视远处的群山，然后问道：“谁是她的未婚夫？”

“我不知道。她没有说起。”

“你能查到吗？”

“我说，本，你不会去捣什么乱吧？”

很久以前，曾有两个年轻小伙子争风吃醋，为了夏莉大打出手。她还感到自己很吃香、很风光。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她不想让这个年轻的学生为一个只来过城堡三次的姑娘跟人打架，伤害他脆弱的感情。

“不，夏莉，不是要捣乱。只是好奇。”

“你不会骑马去比灵斯，去找人打架吧？”

“夏莉，我只想找回在世人和无处不在的神灵眼中，那本就属于我的东西。神灵在很久以前就这么说过了。”

他又在说谜语了，她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不是琳达・皮基特吧？”

他咀嚼着一根草梗，想了一会儿。

“不，不是琳达・皮基特。”

“你保证，本？”

“我保证。”

“我想办法去打听一下。”

夏莉・贝文在博兹曼的学院有一位记者朋友在《比灵斯报》工作。她打电话给她，要求尽快查阅过期报刊上登载过的有关一名叫琳达・皮基特的年轻女士的订婚的消息。消息很快就查到了。

四天后，夏莉收到一封邮件，里面装有初夏时的一份剪报。迈克尔・皮基特夫妇和威廉・布拉多克夫妇欣喜地宣告，他们的女儿琳达和儿子凯文订婚了。夏莉扬起眉毛吹了声口哨，怪不得那姑娘不想解除婚约。

“那一定是大比尔・布拉多克的儿子，”她告诉克雷格，“你知道那位牛肉大王吗？”

侦察兵摇摇头。

“不，”夏莉遗憾地说，“你只是一厢情愿，而且这事儿不光彩。你看，本，对方的父亲确实很富有。他住在北面的一个大牧场里，靠近黄石河。你知道黄石河吗？”

克雷格点点头。从埃利斯堡、汤格河与黄石河的交汇处，到罗斯巴德河东面他们折返的地方，他曾与吉本将军一道踏遍了黄石河南岸的每一寸土地。

“夏莉，你能打听到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吗？”

“你还记得你的诺言吗？”

“我记得。不是为了琳达・皮基特。”

“这就对了。那么你心里有什么打算？一个小惊喜？”

“嗯。”

夏莉又打了一个电话。九月结束，十月来临。天气仍然晴朗温和。长期气象预报说初秋将会风和日丽、气候宜人，晴好天气一直会持续到十月底。

十月十日，旅游巴士带来一份《比灵斯报》。由于学校早已开学，旅游团队大幅减少。

夏莉在朋友带来的报纸上，发现了由社会版专栏记者采写的一篇专题报道。她读给克雷格听。

那位专栏记者以激动的笔触描述了凯文・布拉多克和琳达・皮基特即将到来的结婚典礼。婚礼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劳雷尔城南边雄伟壮观的T吧牧场举行。由于天气持续晴好，婚礼仪式将于下午两点在牧场巨大的草坪上进行，届时将邀请上千位客人，包括蒙大拿州的社会名流和工商界精英。她一口气读完这篇新闻。本・克雷格点点头，记在心里。

第二天，驻地司令官召集全体员工，在阅兵场上致辞。他说，赫里蒂奇堡的夏季仿古演出将于十月二十一日结束。这次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州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议员们纷纷发来贺信。

“在结束前的四天里，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英格尔斯教授告诉年轻员工们，“薪水将会在结束前一天支付。我们必须把所有设施打扫干净，在离开前归置好每个角落，迎接严酷冬天的到来。”

会后，夏莉把本・克雷格拉到一边。

“本，这里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她说，“结束后，我们全都可以回去穿上平常的衣服。哦，我想你身上穿的就是你平常的衣服了吧。到时，你会收到一笔钱。我们可以去比灵斯，为你购置鞋子和衣物，还有过冬的保暖外套。

“然后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博兹曼。我会为你找到不错的住处，然后把你介绍给一些能给你帮助的人。”

“好的，夏莉。”他说。

那天晚上，他敲响了教授的房门。约翰・英格尔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角落的炉子里烧着柴火，驱走晚间的寒意。教授热情欢迎这位身穿鹿皮装的客人。他对这个年轻人以及他所具备的西部荒原和旧时边疆的知识印象颇深。有他的这种知识，再加上大学文凭，教授可以为他在校园里找到一份差事。

“本，小伙子，有事吗？”

他期望自己能像慈父一般，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关于未来生活的忠告。

“你有地图吗，少校？”

“地图？我的天哪。有，我想我应该有。你要哪个地区的？”

“城堡这里的，还有往北到黄石河的，长官。”

“好主意。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和周边地区的情况，总归会派上用场。喏，这个。”

他把地图摊在书桌上开始解释。克雷格以前见过作战地图，但那些地图上除了有几个布陷人和侦察兵所做的标记，大部分是空白。这张地图上布满了各种线条和圆圈。

“这里就是我们的城堡，在西普赖尔山脉北边，朝北是黄石河，朝南是普赖尔山。这里是比灵斯，然后我就是从这里——博兹曼——过来的。”

克雷格的手指移动在这两个相距一百英里的城镇之间。

“博兹曼小道？”他问道。

“没错，但那是过去的叫法。现在当然是一条沥青公路。”

克雷格不知道沥青公路是什么，但他觉得，可能就是他在月光下见过的狭长的黑色岩石地带。这张大比例地图上标有几十个小城镇，而且在黄石河南岸与克拉克溪汇合的地方，有个叫T吧牧场的房子。他猜想，它应该在城堡的正北偏西方向处，穿过乡野，再走上大约二十英里。他谢过少校，递回地图。

十月十九日晚上，本・克雷格吃过晚饭后早早上床了。没人感到奇怪。这一天，所有年轻人都在打扫卫生，为抵御冬天的霜雪给金属器件上油，把工具放进木屋留待来年春天使用。平房里的其他人十点左右就寝，很快就进入梦乡。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盖着毯子的同伴是合衣而卧的。

他在半夜时起床，戴上狐皮帽，折起两条毯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没人看见他走向马厩，闪身进去，为罗斯巴德装备马具。他已经为它配备了双份燕麦口粮以增加所需的额外体力。

备妥鞍具后，他让马留在原处，自己进入铁匠铺，取来他在头天晚上就已经注意到的那几件物品：一把放在皮护套里的手斧、一根撬棍和一把铁剪。

他用撬棍撬落军械库门上的挂锁进入里面，用铁剪子迅速剪断了拴住步枪的铁链。它们全是复制品，只有一支是真枪。他取回他那支夏普斯52型步枪后就离开了。

他牵着罗斯巴德走向小教堂旁边的后门，卸下门上的木杠走了出去。他的两条毯子塞在马鞍下面，野牛皮睡袍卷起来绑在后面。步枪插在皮套里，挂在他左膝前方，右膝处挂着一只皮筒，里面插着四支箭，他的背上斜挎着一把弓。牵着马匹静静走离城堡半英里后，他跨上了马背。

就这样，本・克雷格，这位边民、侦察兵，小大角河畔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骑马走出一八七七年，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他根据正在落山的月亮估摸，现在应该是凌晨两点钟。他有足够的时间走完二十英里路抵达T吧牧场，并能节省罗斯巴德的体力。他找到了北斗星，在它的指引下，他在正北向的小路上往偏西方向走去。

草原渐渐变成农田，面前的路上不时插有木杆，杆子之间还拉着铁丝。他用剪子剪断后继续前进。他越过县界从大角县进入了黄石县，但他对此一无所知。黎明时，他找到克拉克溪，于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溪流北上。当太阳从东边的山丘后面升起时，他发现了一道长长的白色木栅栏，以及钉在上面的一块告示牌：“T吧牧场。私人宅地。非请莫入。”他猜测出这些词语的意思，继续前行，直至发现通向牧场大门的一条私人道路。

他在半英里之外就能看见大门，里面是一座宏伟的房子，四周簇拥着一些气派的谷仓和马厩。大门口的路上横着一条涂有条纹的木杆，旁边还有一座警卫屋，窗户里有一抹淡淡的灯光。他后退半英里，来到一片树丛中，卸下罗斯巴德的鞍具，让它休息、吃一些秋天的青草。他整个上午也在休息，但没有睡着，他像野生动物那样保持着警惕。

事实上，那位报社记者低估了大比尔・布拉多克为他儿子准备的婚礼的排场。

他坚持让儿子的未婚妻接受一次由他的家庭医生进行的身体检查，深感羞辱的姑娘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当他读到这份详细的体检报告时，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她什么？”他问医生。医生顺着那根香肠般的手指所指的方向看去。

“哦，对，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对完好无损。”

布拉多克会意地斜眼一瞥。

“好，凯文这小子运气不错。其他情况呢？”

“无可挑剔。她是一个非常美丽又健康的姑娘。”

用金钱可雇到的最时尚的室内设计师，把那座大厦改造成了一个童话般的城堡。外面占地一英亩的草坪上，在距栅栏二十码处搭起了一个圣坛，面朝牧场。圣坛前面是一排排供客人使用的舒适的椅子，中间留出一条走道供新人行走，先是凯文和陪同他的伴郎，随后，新娘和她没用的父亲也会随着《婚礼进行曲》的旋律走上这条过道。

婚宴菜肴将摆放在椅子后面的搁板桌上。该花钱的地方都花到位了。盛着香槟的水晶酒杯堆成一座座金字塔，各种让人弹眼落睛的名牌法国香槟和佳酿汇成一片片海洋。他要保证，即便是那些最见过世面的客人也挑不出丝毫不足之处。

北极对虾、螃蟹和牡蛎装在冰盒里从西雅图空运了过来。对于那些嫌香槟酒不过瘾的人，一箱箱芝华士也已备妥。婚礼前夜，爬上那张有四根床柱的睡床后，大比尔唯一担心的还是儿子。那孩子又喝醉了，需要冲一个小时的澡才能在上午清醒过来。

在新婚夫妇更换衣服、准备去巴哈马一座私人岛屿度蜜月之前，为更好地招待客人，布拉多克已经安排好在花园旁边举行一场狂野西部的竞技表演。这些竞技演员同服务员和工作人员一样，全是雇佣的。布拉多克唯一没有雇佣的是保安人员。

十分讲究个人安全的他，设有一支私人军队。三四名贴身保镖时刻不离他左右，其余的人平常以牧场上的牧马人作为身份掩护，但他们全都接受过火器射击训练，都具有实战经验，都会严格执行命令。他们拿钱就是干这个的。

为了这次婚礼，他把三十名士兵全都安排到了房子周围。两名守卫大门；他的个人卫队在一位前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军人的率领下，跟随在他身边；其余的人则扮作服务员和引座员。

整个上午，川流不息的豪华轿车和面包车把客人从比灵斯机场接来，驶到牧场大门口停下，经检查后得以通过。克雷格在树丛深处观察着。刚过中午，教士来了，后面跟着一队乐师。

另一些运送食品的汽车和竞技表演者从另一道大门走了进去，但他们在他视线以外。一点钟刚过，乐师们开始奏乐。克雷格闻声备好了马鞍。

他把罗斯巴德的头引向开阔的草原，沿着栅栏一路骑行，直到警卫屋落到视线之外。然后他迎向白色木栅栏，从慢走加速至慢跑。罗斯巴德看见正在逼近的栅栏，调整了脚步，纵身一跃跨了过去。侦察兵发现自己落在了一个很大的围场内，与最近的一些谷仓相距四分之一英里。一群长角菜牛在附近吃草。

克雷格发现，在田野的远处是谷仓区域的大门，门还敞着。当他穿过谷仓，经过铺有地坪石的院子时，两名巡逻警卫与他打了招呼。

“你一定是属于盛装竞技表演队的吧？”

克雷格看着他们点了点头。

“你走错地方了。到那边去，你们的人在屋子后面。”

克雷格沿巷子走去，等到他们继续前行后再折返回来。他朝乐声方向走，不过他可不知道这是《婚礼进行曲》。

圣坛上，凯文・布拉多克身穿纯白的无尾夜礼服，与他最要好的朋友站在一起。他比父亲矮八英寸，体重比父亲轻五十磅，有着窄窄的肩膀和宽宽的臀部。脸上还长着几颗脓疮，但他拍了点母亲的散粉加以掩饰。

皮基特夫人与布拉多克的双亲坐在前排座位上，中间隔着走道。在走道的另一头，琳达・皮基特挽着父亲的手臂出现了。她那件白色丝质婚纱是由巴黎世家定做后从巴黎空运过来的，穿在她身上如同天仙般美丽。她的脸看起来苍白肃穆。她凝视着前方，没有一丝笑容。

当她开始走向圣坛，上千颗脑袋都转过去看她。一排排客人后面夹杂着一些服务员，他们也驻足观看。在他们身后，出现了一个独行的骑马人。

迈克尔・皮基特让女儿站到凯文・布拉多克旁，他自己则坐到妻子身边。她正在抹眼角。传道士抬起眼，开始发言。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参加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的神圣婚礼。”乐曲声渐渐停止后，他开始说话。看到走道上五十码开外有个骑马人站在那里，他有点迷惑，但没作出什么反应。当那匹马朝前迈进几步时，十几名服务员被挤到了两边。即便是草坪周围的十二名保镖，也在盯着面向传道士的那对新人。

传道士继续往下说话。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这两个人现在即将结合。”

皮基特夫人当众哭了起来。布拉多克隔着走道怒视着她。传道士惊奇地看到，新娘的眼眶里涌出两颗泪珠流淌到脸颊上。他只当这是喜不自禁的泪水。

“因此，如果有任何人能说明他们不能合法结合，那就请现在说明，不然，以后只能保持沉默。”

他的视线离开手里的书，抬头朝众人露出笑容。

“我要说话。她与我订了亲。”

说话声显得年轻有力，当那匹马向前冲时，声音传到草坪上的每一个角落。服务员被掀翻在地。两名保镖奋力扑向骑马人，但脸上各被踢了一脚，仰身倒在最后两排客人身上。男人们在大喊，女人们在尖叫，传道士的嘴巴张得圆圆的。

罗斯巴德很快由慢走加速为慢跑，然后快跑起来。骑手勒住它，把缰绳拉向左边。他朝右侧俯身，轻舒右臂，一把搂住姑娘披着丝质婚纱的纤纤细腰，抱了上来。她刚刚还横在他面前，现在已经滑到他身后，一条腿跨过那卷牛皮坐稳后，用双臂抱住了他的腰。

那匹马冲过前排座位，越过白色栅栏，快步在齐腰深的草地上跑远了。草坪上乱作一团。

客人们全都站了起来，口中大呼小叫。那些菜牛拐过角落，来到了平整的草坪上。布拉多克四名贴身保镖的其中一个，原先坐在他主子那排椅子的远处，他这时候跑过传道士身边，拔出手枪，仔细瞄准了正在远去的那匹马。迈克尔・皮基特发出一声“不……”的叫喊，扑向枪手，抓住他的手臂推向空中。在他们互相推搡的片刻，手枪射出了三颗子弹。

人群和牛群这下都乱套了，全都惊慌地四处乱窜。椅子翻倒了，一盘盘对虾和螃蟹被碰翻后落到草坪上。当地市长被推倒在一堆金字塔形的香槟酒杯上，洗了一次昂贵的玻璃碎片澡。传道士一弯腰钻到圣坛底下。他在那里遇见了新郎。

外面的主车道上停着当地警方的两辆巡逻车，一旁还有四名骑警。他们在那里疏导交通，并有免费的快餐作为午餐。他们听到枪声，对视了一下，随后扔掉手里的汉堡包跑向草坪。

其中一人在草坪边缘撞上一个正在飞跑的服务员。他扯住那人的白西服。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另外三名警察张口结舌地凝视着草坪上的疯狂场面。资深警官听完服务员的回答后，转身告诉他的一位同事：“回到车上去，告诉警长，我们这里出了点问题。”

警长保罗・刘易斯星期六下午通常不在办公室，但他想在新的一周开始前处理一些公文。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值班副主任来到他的办公室门边。

“T吧牧场那里出了问题。”

他的手里拿着电话听筒。

“你知道布拉多克家的婚礼吗？埃德警官打来电话，说新娘刚刚被绑架了。”

“什么？把他转接到我的线路上来。”

电话转接完成时，红灯闪亮。刘易斯警长一把抓起了听筒。

“埃德，我是保罗。你们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他听部下从牧场里向他报告情况。与所有执法人员一样，他厌恶绑架。因为首先，这是卑鄙的犯罪，通常针对富人的老婆和孩子；其二，这触犯了联邦法律，意味着联邦调查局会去追捕他。在卡本县当警察的三十年生涯里——其中包括了十年的警长生涯——他曾听说过三次扣押人质的事件，全都安然无恙得到解决，但从未发生过绑架。他猜想，歹徒应该有一帮人，动用了大马力汽车，甚至还可能有直升机。

“一个独行的骑马人？你疯了吧？他去了哪里……跨过栅栏穿过草原。好吧，他肯定在某个地方藏有一辆汽车。我会请求邻县警力的协助并封住主要道路。听着，埃德，询问看到了这一事件的每个人，并做好笔录：他是怎么进来的、做了什么，又是如何制服那姑娘、如何逃走的。然后向我汇报。”

他花了半个小时召集后备警员，并在卡本县东南西北的主要公路上安排了巡逻车。公路巡警们接到命令，要检查每一辆汽车和每一个后备箱。他们要找的是一位身穿白色丝质连衣裙的貌美褐发女士。三点刚过，埃德警官从Ｔ吧牧场外的警车里打来电话。

“这事很奇怪，警长。我们从目击者那里获得了将近二十份笔录。那个骑马人能进来，是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参加狂野西部竞技表演的。他穿着鹿皮装，骑着一匹高大的栗色母马，戴一顶狐皮帽，头上还插着一支摇摇晃晃的羽毛，还带着蝴蝶结[62]。”

“蝴蝶结？什么样的蝴蝶结？粉红色绸带做的吗？”

“我说的不是蝴蝶结的意思，警长，而是弓，弓箭的弓。这就越发奇怪了。”

“不用奇怪。说下去。”

“目击证人都说，当男的冲到圣坛前俯身去抱新娘时，她主动配合了他。人们说，她好像认识他，而且还用双臂紧紧地抱住他，一起骑马跨过了栅栏。她要是没有抱紧他，就会从马背上掉下来，现在就会在这里了。”

警长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运气好的话，他碰到的不是绑架案，而只是一次私奔。他露出了微笑。

“证人是不是都是这么证实的，埃德？男的没打她，没把她打昏，没把她扔到马鞍上，没把她作为俘虏带走？”

“显然没有。不过，他造成了许多破坏。婚礼搞砸了，宴会泡汤了，新娘跑了，新郎在闹。”

警长笑得更开心了。

“哦，这是有点可怕，”他说，“知道那男的是什么人吗？”

“好像知道。新娘的父亲说，女儿曾与夏天在赫里蒂奇堡扮作边民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有过一段交往。你知道吗？”

刘易斯知道关于那座城堡的事情。他自己的女儿也曾带孩子去那里游玩过一天，而且都很喜欢。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段关系，姑娘中断了与凯文・布拉多克的婚约。她的双亲觉得她这么做是在发疯，并说服她重续婚约。他们说，男的名字叫本・克雷格。”

埃德警官又回去做笔录了。刘易斯警长正想与赫里蒂奇堡联系，英格尔斯教授来电话了。

“这也许不算什么大事，”他开始报告，“我手下的一名年轻员工跑了。就在昨天夜里。”

“他有没有偷走什么东西，教授？”

“哦，那倒没有。他有自己的马匹和服装，还有一支步枪。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枪给没收了。但他破门闯入军械库，把枪给拿走了。”

“他要那东西干什么？”

“打猎，但愿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就是有点野。他在普赖尔山区出生并长大，乡亲们好像都是山民。他甚至从来没上过学。”

“听着，教授，这也许很严重。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吗？”

“哦，我希望不会。”

“他还带了什么？”

“嗯，他有一把猎刀，还有一把手斧失踪了。加上一把夏延人的弓和四支燧石箭。”

“他拿走了你的古董？”

“不，那是他自己制作的。”

警长想了想。“这个人是不是本・克雷格？”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继续说下去，教授。他是不是跟一位从比灵斯到城堡来游览的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恋爱了？”

他听到，电话另一头的教授在与身后某个叫夏莉的人商议。

“他似乎深深爱上了这样一位姑娘。他认为姑娘接受了他的爱，可我听说姑娘写信给他，要求终止恋爱关系。他受到很大的打击，甚至还打听她的婚礼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我希望他没有干出傻事。”

“很不幸，他刚刚从圣坛边劫走了姑娘。”

“噢，天哪。”

“听着，他会不会把马换成汽车？”

“不会。他不会开车，也从来没有坐过汽车。他会和他最爱的马一起，在荒野里露营。”

“他会跑向哪里？”

“几乎可以肯定是南方，普赖尔山。他毕生在那里打猎和捕兽。”

“谢谢你，教授，你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他下令取消路障，并打电话给卡本县的直升机飞行员，请他升空并报到。随后，他等待大比尔・布拉多克必然会打来的那通电话。

保罗・刘易斯警长是一位优秀的执法人员，遇事沉着镇定，心肠又好。他更愿意帮助人们脱离困境，而不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但法律就是法律，他在执法时是不会犹豫的。

他的祖父曾经是一名骑兵战士，后来在平原上战死，在林肯堡留下一个寡妇和一个男婴。这位战争寡妇又嫁给了另一位驻守在蒙大拿的战士。他的父亲是在蒙州长大的，结过两次婚。一九○○年第一次结婚后，有过两个女儿。妻子死后，他又结婚了，在一九二○年四十五岁的中年时期，有了唯一的儿子。

刘易斯警长今年五十八岁，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他打算之后去蒙大拿和怀俄明的一些湖泊，那里有凶猛的鳟鱼可供他垂钓。

他没被邀请参加这次婚礼，为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在过去的年月里，他的警官们曾四次处理涉及凯文・布拉多克的酗酒斗殴事件。每一次，酒吧老板都获得了大方的经济赔偿，不愿提起指控。警长见惯了年轻人的打架斗殴，但小布拉多克有一次因为一位吧女不肯满足他的奇特要求而殴打了她，这让刘易斯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警长把凯文・布拉多克关进拘留所，准备对他提起指控，但姑娘突然改变主意，记起来是自己不小心摔到楼下跌伤的。

还有一个情况，警长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三年前，他接到过一位海伦娜市警察局的朋友的电话。他们在警察学校里曾经是同学。

那位同事讲述了海伦娜警方曾对一家夜总会进行的一次突击检查。那是一个吸毒窝点。当时警方记录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就有凯文・布拉多克。如果他手头上有毒品的话，那么肯定是及时脱手了，因此得以释放。但那个夜总会是个同性恋的聚会场所。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瓦伦蒂诺，大比尔・布拉多克的私人律师打来的。

“你也许已经听说了今天下午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警长。你的助手们在几分钟之后到场了。”

“我听说，事情并没有完全照计划进行。”

“请不要包庇，刘易斯警长。这是一次野蛮的绑架，必须把罪犯捉拿归案。”

“这是你的说法，律师。可我手头有好多客人和送货员的口供，其大意是，那位年轻女士自愿配合骑上了马，而且她与这个小伙子，也就是骑马人，曾谈过恋爱。因此，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次男女私奔。”

“花言巧语的狡辩，警长。假如姑娘要想毁婚，那什么都挡不住她，但现在她是被用暴力劫走的。那罪犯非法侵入此地，踢中布拉多克先生两位员工的脸部，还对私人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坏。布拉多克先生准备起诉。是你去把歹徒抓来，还是由我们去抓？”

刘易斯警长不喜欢被威胁。

“我希望你和你的当事人不至于去私自执法吧，律师？那将是最不明智的举措。”

律师对反威胁置之不理。

“布拉多克先生对他儿媳妇的安危深为关切。他有权去寻找她。”

“婚礼完成了吗？”

“婚礼什么？”

“你当事人的儿子与皮基特小姐按法律来说，是否确实已经结婚？”

“这个……”

“那样的话，她还不是你当事人的儿媳妇。她与他们没有关系。”

“在获得进一步的消息之前，她仍是我当事人儿子的未婚妻。他这是热心公民的举动。那么你到底会去抓歹徒吗？别忘了还有海伦娜。”

刘易斯警长叹了口气。他知道比尔・布拉多克能对州府的议员们施加多大影响。对此他倒也不怕，但这位年轻人本・克雷格，无疑是惹恼了这位大人物。

“查明他的行踪后，我会立即赶过去的。”他说。放下电话后，他想，赶在布拉多克的那帮人之前找到那对爱情鸟，会比较稳妥。直升机飞行员来电话了，这时候已接近四点钟，离太阳下山、天色变黑还有两个小时。

“杰里，我要你找到T吧牧场。然后朝南飞向普赖尔山。注意观察前方和左右两侧。”

“要我找什么呢，保罗？”

“一个独行的骑马人，朝南走的，很可能往山区去了。身后还有一位披着白色婚纱的姑娘。”

“你在开玩笑吧？”

“没有。某个骑马的流浪汉刚才从圣坛边劫走了比尔・布拉多克儿子的未婚妻。”

“我觉得这个人很棒啊。”警方直升机飞行员说。他刚刚离开比灵斯机场。

“帮我找到他，杰里。”

“小事一桩。如果他在那里，我就能找到他。我出发了。”

五分钟之后，他飞到T吧牧场上空，把航向转到了正南。他保持在一千英尺的空中，这样既能看清身下移动的骑马人，又能扫视前方和左右两边十英里范围内的情况。

他能看到右手边的三一○号公路，以及朝南通往沃伦村、继之越过平原进入怀俄明的铁路线。在前方，他能够看到普赖尔山的群峰。

为防止骑马人躲开追踪、转向西方跨越道路，刘易斯警长要求公路巡警沿三一○号公路巡视，并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草地上是否有一个骑马人的身影。

大比尔・布拉多克也没有闲着。留下工作人员收拾草坪上的残局后，他和手下的警卫人员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他本身就没有幽默感，可周围的人也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勃然大怒。他在书桌后面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身边围着十二个人，等着他下命令。

“我们怎么办，老板？”其中一人最后这么问道。

“思考，”牧场主咆哮着说，“思考。他孤身单骑，负荷沉重，行走距离有限，能去哪里？”

前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军人马克斯，此刻正审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卡本县地图。

“不会去北方，不然他得跨越黄石河，可水太深了。所以，是南方。回到山丘边的那座复制城堡？”

“对。我要你们中的十个人，骑上马、带上武器，去南方，分散开后形成一条五英里宽的阵线。快马加鞭，追上他。”

当十个牧马人备妥马鞍时，他在外面向他们交代任务。

“你们每个人都有无线电话。保持联络。要是发现了他，打电话请求增援，包围他以后，把姑娘带回来。如果他试图威胁她或威胁你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要求把姑娘带回来，不要其他人。去吧。”

十名骑手策马慢跑出了大门，散开形成一个扇面后疾驰而去。逃亡者是四十五分钟之前出发的，但马背上坐着两个人，还驮着鞍袋、步枪和一张厚重的野牛皮。

牧场里，瓦伦蒂诺律师回来报告情况。

“警长对这事似乎很不重视。但他会组织一次搜索。巡逻车已经上路了，而且很可能还会派去一架直升机。”他汇报说。

“我不希望他们先到达那里。”布拉多克厉声说，“可我想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消息。马克斯，去无线电室。我要求对本县警方的所有频道进行扫描，建立永久性监听。让我们的直升机升空，赶在骑马追捕队前头找到那个狗杂种，把骑手们引向他。我们需要不止一架直升机，在机场另租两架。出发，就现在。”

他们全都搞错了。教授、警长和布拉多克。这位边民没朝普赖尔山行进。他知道那太明显了。

他在牧场以南五英里处停了下来，把一块鞍毯裹在轻风身上。毯子是鲜红色的，可以遮住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升机。短暂逗留后，他斜向往西南方向去，他记得春天时曾在那里穿越过一条狭长的黑石地带。

他能够在一英里之外分辨出一排笔直的杆子，上面拉着线。这些杆子从他面前横向穿过，延伸到视野范围以外。那是架在与公路平行的伯林顿铁路上方的电话线。

下午三点半，在空中盘旋的警方直升机飞行员杰里报告情况。

“保罗，你不是说是一个独行的骑马人吗？可这儿下面有一整支军队。”

布拉多克的追捕队，警长想道。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杰里？”

半空中传来的声音夹着噼噼啪啪的杂音。

“我数过了，至少有八个骑手，排成一列横队，朝南方疾驰。看上去像是牧场里的帮手，而且他们全都轻装骑行。此外，前方还有另一架直升机在山脚上空盘旋，离那座复制城堡很近。”

刘易斯轻轻咒骂了一声。他希望自己现在就坐在警方直升机里，而不是留在办公室中。

“杰里，如果逃亡者在前方，要努力抢先赶上他们。如果布拉多克的手下抓住那小伙子，恐怕他就性命难保了。”

“明白了，保罗。我会接着找的。”

在牧场的房子里，无线电室的负责人来到了办公室门口。

“布拉多克先生，老板，警方的直升机就在我们追捕队员的头顶上。”

“这样就有一个目击证人了。”马克斯说。

“告诉我们的人员，继续寻找，”布拉多克厉声说，“法庭上的事情，我们之后再去摆平。”

坐在办公室里也能控制局势，刘易斯警长对此颇感高兴。五点差五分，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有个声音激动地喊道：“看到了。”

“说话人，亮明身份。”

“巡逻车T-1，在三一○号公路上。他刚刚穿过公路，朝西南方向骑行。我看到他进树林了。”

“三一○号公路的哪一段？”

“布里吉尔以北四英里处。”

“确认目标在公路西边。”刘易斯命令道。

“是的，警长。”

“留在公路上，以防他折返回来。”

“明白了。”

刘易斯警长察看墙上的地图。如果骑马者接着前进，他会遇上另一条铁路线，还有穿越山区进入怀俄明州帕克县的更宽大的二一二号州际公路。

州际公路上有两辆巡逻车在巡视。他要求巡逻车继续南下，并睁大眼睛注意试图由东往西穿越公路的人。然后他呼叫警方的直升机飞行员。

“杰里，找到他了，在你的西面。他刚刚越过三一○号公路，朝西南骑行。你能赶去那里吗？大概在布里吉尔北面四英里处。他又回到空旷的荒原了。”

“好的，保罗，可我的燃油快用完了，而且天色也黑了。”

警长又看了一眼地图上叫作布里吉尔的小村镇。

“布里吉尔有一个简易机场。油省着点用，飞到那里去。你也许要在那里过夜。你老婆珍妮那边，我会去通知的。”

这些话全被牧场房子里的人听到了。马克斯审视着地图。

“他没去普赖尔山，这太明显了。他在朝荒原和熊牙山走。他想一直骑行，穿过那里，然后进入怀俄明州隐藏起来。够聪明的。换成我，也会这么做。”

布拉多克的无线电操作员转告十名骑手转向正西，穿过公路继续寻找。他们同意了，并且克制住没有对他发出提醒：他们已经冒着累垮的危险，快马加鞭跑了十五英里。而天又快黑了。

“我们应该派出两辆汽车，配上人员，去州际公路，”马克斯说，“如果他想去荒原，他就必须穿过州际公路。”

两辆硕大的越野车出发了，车内坐着另外八名人员。

临近州际公路时，本・克雷格跳下马，爬到小山包的一颗树上，审视前方的这条障碍带。公路在平原之上，还有一条铁路与之平行。偶尔有一些南来北往的车辆经过。他的四周是一片荒野，布满了溪流和乱石，地面高低不平，长着一些牲口不吃的齐马肚高的荒草。他溜下树，从鞍袋里取出铁盒子和打火石。

一阵微风从东方吹来，荒草烧起来后，迅速形成一条一英里宽的火线，朝西边的公路方向蔓延开去。一缕缕青烟升入正在黑下来的天空。东风把烟雾吹向西面，比火焰跑得更快，道路消失在了烟雾中。

北面五英里外的巡逻车看见了烟雾，于是开到南面来调查。当烟雾变浓变黑时，巡警们停了下来，但还是为时已晚。他们很快被包围在了浓烟之中，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倒车。

一辆朝南驶向怀俄明州的牵引式挂车在看见前方的尾灯时，马上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以避免撞上警车。制动系统精确运作，车头停住了，但后面的挂车就没那么幸运了。

挂车一般情况下能够互相适配运行，但也会像折叠刀那样发生弯折。后面的挂车由于惯性作用，撞上了前面的拖车，两者折叠了起来，侧滑着横在了路中间，阻断了公路两头的交通。公路两边都是断崖，人们也无法驾车绕过障碍。

巡逻车的警官跳下汽车，随前方道路上的卡车司机们一起逃离这片烟雾熏人的地方。在弃车前，只来得及打了一通电话。

不过这通电话的信息已经足够。消防车和起重车很快就南下处理这次事故了。排障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夜，终于，道路在黎明时恢复畅通。传到怀俄明的消息使得山区南面的交通全都瘫痪，只有那些已经上了路的车辆在荒野里度过了夜晚。

混乱中，一个独行的骑马人借着烟幕的掩护慢慢穿过公路，进入到西面的荒原之中。男子用手帕捂住脸，骑坐在他身后的女孩则用一条毯子包裹着。

骑手在公路的西边下了马。罗斯巴德的身体因为体力耗尽而颤抖着，而到达前方的树林还需要走十英里路。轻风移坐到马鞍上，不过她的体重只有她情人的一半。

她从肩头上取下了毯子。黄昏中，她的婚纱显得白亮耀眼，披散着的长发飘落到腰际。

“本，我们去哪里？”

他指向南方作为回答。熊牙山的群峰在晚霞的映照下像火焰般耸立在森林线上方，守卫着另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

“穿过大山，进入怀俄明。没人能在那里找到我们。我会为你建一座小木屋，为你打猎、捕鱼。我们将自由自在地永远生活在一起。”

她笑了，因为她非常爱他，也相信他的诺言，她重又高兴了起来。

布拉多克的私人飞行员没有其他选择，只得返航。他的存油已经不多，而且身下的地面太暗了，什么都看不清楚。他用油箱里最后剩下的一些油降落在了牧场里。

追捕队的十名骑手坐在筋疲力尽的马匹上，一腐一拐地进入布里吉尔小镇并要求借宿。他们在一家路边小饭店里吃了饭，用他们的鞍毯铺好了床。

杰里把直升机降落在布里吉尔简易机场，机场经理为他安排了一张过夜的床铺。

牧场里，现在由前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军人马克斯接管了追捕计划。这支私人军队的十名士兵连同他们的马匹，被困在了布里吉尔；另八名战士坐在汽车里，被堵在州际公路上进退不得。这两拨人马都将在那里过夜。马克斯站在布拉多克以及剩余的十二名战士面前。他是部队里的精英，在越南制订作战计划时就胜人一筹。墙上挂着卡本县的一张大地图。

“方案一，”他说，“切断通路。这里有一条深深的裂谷或者是峡谷，穿越山区进入怀俄明州。它的名字叫罗克溪。溪水旁边是一条公路，公路盘山而上，最后出现在山脉南边。

“他也许会顺着公路旁的草地南行，避开两边的高山。州际公路上的拥堵状况一经清除，我们的人员要追向那里，超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把守在位于州界的道路上。如果他出现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同意，”布拉多克粗声粗气地说，“要是他打算彻夜骑行呢？”

“不可能，老板。他的马肯定已经疲惫不堪。我猜测，他之所以穿越道路，是因为他在朝树林行进，然后去山区。你们看，他不得不穿过辽阔的卡斯特国家森林保护区，一路上坡，跨越西福克峡谷，然后继续爬坡，去这片高原，也就是银径高原。对此，我们有方案二。

“我们用两架租来的直升机，飞到他前方，路上再把布里吉尔的那十个人捎上。这些人员在这个高原上设置一条防线，蹲伏在半坡上的巨石后面。当他出现在森林里登上石坡时，就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行，”布拉多克说，“还有吗？”

“方案三，老板。我们剩下的这些人等到黎明，骑马进入那片森林，把他逼到山顶的高原上。不管采取哪个方案，我们都能瓮中捉鳖。”

“那如果他在林中转身面对我们呢？”

马克斯露出欣喜的笑容。

“别担心，老板。我是一个经过丛林战训练的战士。还有三四个人则参加过越战。我会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如果他在林中逃跑时想停下来反抗，那就会成为我的猎物。”

“现在公路受阻，我们怎么把马匹弄到那里去呢？”其中一人问道。

马克斯的手指沿地图上的一条细线移动。

“这里有一条支线公路。从这里西面十五英里处的比灵斯公路出发，穿越荒原到这里的雷德洛奇为止，正好位于罗克溪峡谷附近。我们连夜用拖车把马运到那里，等黎明时骑上马去追他。现在，我提议，去睡上四个钟头，等到半夜起床出发。”

布拉多克点头表示同意。“还有一件事，马克斯少校。我跟你们一起去，还有凯文。这个人今天羞辱了我，现在该是我们看到他完蛋的时候了。”

刘易斯警长也有一张地图，而且他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请求雷德洛奇警方的协助。对方答应，日出时备妥十二匹吃饱喝足休息够了的马，而且会配备全套马具。杰里也将在同一时刻为直升机加满燃油，做好起飞准备。

警长去核查州际公路上的应急排障工作进度，得到的报告表示，他们将在凌晨四点完成道路的清理。他要求让自己的两辆巡逻车优先通过。他可以在凌晨四点半抵达雷德洛奇。

即使在星期天，他也可以轻易找到志愿参加行动的警员。这里的老百姓心平气和、遵纪守法，因此县里很少有重大事件发生，但一次真正的追捕会使人激动亢奋。除了已在他头顶上方的杰里外，他还召来了开侦察机的一名私人飞行员以及十名警官与他一起实施地面追捕。靠这些警力去对付一个骑马人应该是足够了。他又慢慢地仔细审视地图。

“可别到森林里去啊，小伙子，”他喃喃地说，“那样就很难找到你了。”

在他说这些话时候，本・克雷格和轻风进入森林线，消失在了树丛中。树林在云杉和松树的遮盖下一片黑暗。进去半英里之后，克雷格扎了营。他把姑娘从筋疲力尽的罗斯巴德身上抱下来，再卸下鞍具、步枪和毯子。罗斯巴德在树林中找到了一涓细细的溪流和多汁的松叶，它开始休息，以便恢复体力。

侦察兵没有生火，轻风也不需要。她钻进野牛皮袍子后就睡着了。克雷格提起斧子走开。他离开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小睡了一小时便拔营动身。他知道前方某处就是那条溪流，很久以前，他在那里拖延了骑兵和夏延人。他想赶在追捕队进入步枪射程之前，跨越溪流抵达对岸。

罗斯巴德的疲劳已有所消除，但还没有从头一天马拉松式的奔跑中完全恢复过来。他拉着它的缰绳，引领它前进。虽然已休息过，但它的体力正在流失，而且，要抵达山峰上的安全之处，他们还需行走很长一段路。

他以树梢上方的星光作为导向，行进了一个小时。在遥远的东方，在达科他神圣的黑山上空，一轮红日已经染红天际。他来到了前进小径上的第一条峡谷——被称为西福克的险峻陡峭的溪谷。

他知道自己以前曾来过这里。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前提是他能再次找到它。找路花去了一个小时。罗斯巴德饮着清冷的溪水，一路边滑溜边努力稳住脚步，他们爬上了对岸的高坡。

克雷格又让罗斯巴德休息了会儿，并找到了一个能俯视溪流的隐蔽处。他想知道有多少人在追赶他。他们无疑将骑坐体力充沛的马，还会有不同的装备。这些追捕队拥有奇异的能在空中飞翔的铁箱子，如同头顶上装有旋翼的山鹰，还会发出如同公鹿发情一般的吼声。头一天，他在荒原上空见过这些飞翔的箱子。

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倒是说到做到。刚过凌晨四点，州际公路就恢复畅通了。在交警的指挥下，刘易斯警长的那两辆巡逻车绕到排队等候的车列前头，加大油门朝南方十五英里外的雷德洛奇疾驶而去。

八分钟后，他们被两辆疯狂行驶的宽大的吉普车超过了。

“我们要追上去吗？”驾车的警官问道。

“让他们去。”警长说。

越野吉普车怒吼着穿过正在苏醒的雷德洛奇小镇，冲进了州际公路与罗克溪并行的那条山谷。

山隘越来越狭窄，崖坡也越来越陡峭。公路右边是落差达五百英尺的溪流，左边是树木苍翠的悬崖峭壁。S形的弯道角度越来越大了。

领头的那辆吉普车在转过第五个弯道时速度过快，司机没能及时看见新近倒下、横在路上的一颗松树。吉普车车身冲到了树干南边，而四只轮子仍留在树木的北边。车内有五个人，他们的十条腿中断了四条腿，还有三条胳膊和两处锁骨骨折，一只骨盆错位。

留给第二辆越野车司机的选项一览无遗：右转坠入万丈深渊或者左转撞上山崖。他把方向盘朝左打去。汽车猛烈地撞上了石崖。

十分钟后，伤势最轻的那个人爬回到公路上寻求救援，这时候，第一辆牵引式挂车从弯道上驶来。制动系统精确运作，大卡车及时停住了，但车头与挂车发生了弯折。然后，那辆挂车似乎对这些无礼举动提出了无声的抗议，悄悄地侧身卧倒了。

刘易斯警长和七名警察组成的小分队已经抵达雷德洛奇，他们和当地的一位警官见面，借用了一群马匹。在场的还有两位国有森林看守官。其中一位把地图展开来后，摊在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盖子上，指向卡斯特国家森林公园的路标。

“这片森林被这条西福克溪分割成了东西两块，”他说，“溪流的这一边有土路和营地，是供夏季游客使用的。越过溪水就进入了真正的荒原。如果你们的那个人去了那里，我们将不得不进去追他。那个地方汽车开不进去，所以我们备了这些马。”

“那里的树林密度如何？”

“很浓密，”护林官说，“由于气候暖和，宽叶树仍然枝繁叶茂。然后是松林，还有岩石高原，一路通上高峰。你们的那个人能在那里活下来吗？”

“据我所知，他是在荒原里出生并长大的。”警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没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技术。”另一位护林官说，“直升机、侦察机、对讲机。我们会帮你们找到他的。”

小分队正要弃车出发时，比灵斯机场的空管员来了一个电话，是由警长办公室转接过来的。

“我们有两架直升机等待起飞。”控制塔里的空管员说。他与刘易斯警长相识多年，曾一起捕钓鲑鱼，交情很深。

“它们被比尔・布拉多克租用了，我一会儿得让它们出发。它们计划飞往布里吉尔。杰里说你那里出了个问题。是关于T吧牧场的那场婚礼的吧？这消息上了所有的早间新闻。”

“拖住它们。给我十分钟时间。”

“好的。”然后，控制员对等待着的直升机飞行员说：“起飞推迟。有一架飞机过来了，需要着陆。”

刘易斯警长回想起杰里曾告诉过他，有一群带着武器的骑手从牧场出发南下，去追捕那个逃亡的人。他们必然已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遇上黑夜，并已经在开阔的草原或布里吉尔过了夜。可是，如果他们被召回牧场，为什么不骑精力充沛的马赶往那里呢？他要求打电话给另一位朋友——在海伦娜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负责人。联邦航管局官员在家里被唤醒后，接听了这个电话。

“怎么回事，保罗？星期天别来打扰我好不好？”

“我们出了一点问题，两名逃亡者要进入阿博萨洛卡荒原。我正要率领一支小分队和两名护林官去把他们带回来。这里有几位关心此事的公民，似乎想把他们当作猎物追杀，而且新闻媒体也会闻风而来。你能否对外宣布今天荒原地区为禁飞区？”

“可以。”

“比灵斯机场有两架直升机正等待起飞。”

“比灵斯控制塔谁在当班？”

“奇普・安德森。”

“把这事留给我处理吧。”

十分钟后，那两架直升机接到了控制塔的电话。

“对不起，那架飞机不来降落了。你们现在可以起飞，不过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专有区今天不能飞。”

“什么专有区？”

“五千英尺以下的整个阿博萨洛卡荒原。”

在航管区和空中安全方面，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话就是法律。这几位受雇的飞行员不想被吊销驾驶执照。发动机关闭了，桨叶慢慢停止了旋转。

大比尔・布拉多克和他剩余的十名保镖顺着那条支线公路，已经在黎明前抵达了雷德洛奇。他们在距镇子五英里的森林边缘从卡车上卸下马匹，检查了武器后，骑马进入了树林。

布拉多克还带着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与牧场里的无线电室保持联系。当曙光照亮骑手头顶上方的树林时，他获悉，他的十名手下在罗克溪中段的州际公路上被担架抬走了，另外十名士兵则流落在布里吉尔，没有空中运输工具能把他们带往逃亡者前方的岩石高原。马克斯少校的一号和二号方案成了历史。

“我们亲自去逮那个狗杂种。”这个牛仔咆哮着说。他的儿子在马鞍上坐得很不自在，于是从屁兜中取出一只便携式酒瓶喝了一大口。这个武装团伙排成四分之一英里宽的一排横队，在森林里边前进边扫视地上的新鲜蹄印。半小时后，其中一人发现踪迹，是罗斯巴德的蹄印，在前方引领这串蹄印的脚印很可能是印第安人的鹿皮软鞋所留下的。他用无线电通信器把其他人召了过来，然后他们聚到一起继续前进。在他们后方一英里处，刘易斯警长和他的警察小分队也骑马进入了林中。

过了十分钟，目光尖锐的护林官就发现了情况。

“这个人有几匹马？”一位护林官问道。

“只有一匹。”刘易斯说。

“这里的痕迹不止一匹马，”护林官说，“我数了数，至少有四匹。”

“该死的家伙。”警长说。他用无线电通信器接通他的办公室，要求转接瓦伦蒂诺律师的私人电话。

“我的当事人对这位年轻女士的安全深为忧虑，刘易斯警长。他也许已经组织了一支搜索队。我向你保证，他完全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事。”

“律师，如果这两个年轻人受到了任何伤害，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被杀害了，我首先要以谋杀罪立案。你把这话告诉你的当事人。”

他在律师提出反对意见之前关掉了无线电话。

“保罗，这家伙绑架了一位姑娘，而且他还有一支步枪，”他的副手汤姆・巴罗咕哝着，“看来我们也许不得不先开枪后提问呢。”

“有许多证人证实，那姑娘是自己跳到他的马上去的，”刘易斯反驳说，“我可不想因为这个小伙子打碎了一些玻璃杯就给他定罪。”

“还有在人家脸上踢了两脚。”

“没错，还有踢的那两脚。”

“还有一场草原火灾，并导致了州际公路关闭。”

“好吧，罪名是多了点。但他孤身一人在那里，带着个漂亮姑娘、一匹筋疲力尽的马和一支一八五二年制造的步枪。哦，对了，还有弓和箭。我们拥有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他没有。注意这种对比。还有，要紧跟那些踪迹。”

本・克雷格隐藏在树丛里，观察抵达溪岸的第一批人马。他能够分辨出五百码之外身材魁梧的大比尔・布拉多克和他个子矮小的儿子，后者坐在马鞍上不停地扭动，好减轻摩擦给臀部带来的痛苦。布拉多克旁边的那个人没穿西部人服装，而是穿着迷彩战斗服，足蹬丛林靴，头戴贝雷帽。

他们用不着寻找从陡岸进入水中的小径，或是从对岸爬上去的路径，只需要沿着罗斯巴德的踪迹行进。他知道他们会那样做。轻风穿着丝质拖鞋无法行走，而罗斯巴德也无法在软土上掩盖踪迹。

他看着他们靠近潺潺流动的清澈溪水，停下来喝上几口，又掬起一把水来洗脸。

没人听见箭飞来的声音，也没有人看见它们从哪里来。当他们把步枪里的子弹全都射进对岸树林中时，弓箭手已经离开了。他脚步轻盈地穿过森林，回到他的马匹和姑娘身边，未留下任何痕迹，然后引领她们继续攀登山峰。

箭射中目标，穿过柔软的肌肤直接触及骨头，燧石箭头断在了肌肉里。两个人倒在地上痛苦地大声叫喊。越战老兵马克斯追上南岸后卧倒，审视进攻者失去踪影的树林。他什么也没看见。要是那个人还在那里，他的火力掩护可以保护溪流中的追捕队。

布拉多克的部下把伤员们抬回到他们来的路上。伤员们一路尖叫。

“老板，我们得让他们离开这里，”其中一名保镖说，“他们需要治疗。”

“好吧，让他们骑马回去。”布拉多克说。

“老板，他们没法骑马了，也没法走路。”

没有其他办法，他们只得砍下树枝做成两副担架，然后需要另外四个人去抬这些担架。损失了六名人员和一个小时时间以后，布拉多克的追捕队在马克斯少校的武器保护下，在对岸重新集合了。四个人又开始在林中穿行。他们可不知道，使用雪橇会容易得多，还能节省人力。

警长已经听到武器射击声，担心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在密林中，策马跑上去才是愚蠢之举，说不定会挨上对方的一颗子弹。在马匹踩出来的那条小径上，他们遇到了抬着担架的那几个人。

“怎么回事？”警长问道。布拉多克的士兵们作了解释。

“他逃走了吗？”

“是的。马克斯少校越过了溪流，可是他已经离开了。”

担架队继续往回走向开化之地，而警长的小分队则匆匆向前方的那条溪水赶去。

“你们不要笑。”警长厉声说。他已经对前方某处的那位年轻山民失去了耐心，“谁也没法靠弓和箭在战斗中取胜。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是一九七七年了。”

他们看见的两名伤员，都是脸朝下俯卧在临时担架上，屁股上垂直插着一支夏延人的火鸡羽毛箭。警长的小分队淌过溪水。他们拉着马匹的缰绳，一步三滑，深一脚浅一脚地抵达对岸，重新集合。这里不会有野餐的营地了。这儿有远古世界的原始景色。

杰里在直升机上。他在树林上方一千英尺的空中盘旋，直至发现正在淌过溪水的那批人马。这缩小了他的搜索范围。逃亡者必定在追捕队前方，在溪流与前方深山之间的某处。

可是，他的技术设备现在有一个问题。由于森林十分茂密，他无法用对讲机通知警长。当他使用对讲机时，警长能听见他的呼叫，但分辨不出他在说什么。静电干扰太厉害了，声音变得支离破碎。

杰里是在说：“我找到他了。我看到他了。”

他其实瞥见了一匹被人牵着缰绳的独行的马，马背上有一个披着毯子的姑娘的身影。逃亡者刚才穿过了林中的一小块开阔地面，空中巡视的直升机朝一边倾斜着，使飞行员能够得到最佳的俯视视线，就在此时，直升机飞行员有那么一秒钟看见了他们在那片林地里。但仅仅只有一秒钟，之后逃亡者又钻进了树林里。

本・克雷格抬头，透过树梢仰望头顶上方咔嗒作响的怪物。

“里面的人会把我们的位置告诉追捕队的。”轻风说。

“噪音那么响，他们怎么听得见呢？”他问道。

“这没有影响，本。反正他们有办法。”

这位边民自有办法对付。他从皮套里抽出那支古旧的夏普斯步枪，推进一颗长长的重磅子弹。为获得更好的视线，杰里已经下降了六百英尺高度，现在离地面只有两百码。他盘旋着，机鼻微微下倾，凝视着他们也许会穿越的又一片小小的林中开阔地。底下的那个人仔细瞄准后开火了。

一颗重磅子弹穿透直升机地板，从飞行员的两条大腿之间飞过，又擦过他的面孔，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星形弹孔。从地面上看到的是，直升机狂乱地绕了一圈，随后朝一侧边拖曳边急剧上升。它丝毫没有放慢速度，直到往侧面及上空移动了足有一英里远。

杰里这会儿正对着话筒尖声叫喊。

“保罗，那小子在我的机身上钻了一个孔。穿透了我的座舱罩。我得走了，必须回布里吉尔检查机身。要是他击中的是主旋翼，那我现在已经上西天了。我不能再冒险了，对吧？”

警长根本没听清这些话。他听见了老式步枪在远处发出的一声震响，也看见直升机在空中做了一个芭蕾舞动作，他还看见直升机朝地平线方向飞了过去。

“我们拥有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一位护林官咕哝着说。

“算了吧，”刘易斯说，“那小伙子在林中生活了许多年。继续走吧，备妥步枪，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次真正的追击。”

还有一名猎手听见了这支步枪的射击声，而且他的距离更近，大约半英里远。马克斯已经提议他走在追捕队的前方进行侦察。

“他正牵着马行走，先生。这意味着我可以移动得更快。他不会听见我接近的。如果我能看清楚，就能在与姑娘相隔几英尺的地方把他击倒。”

布拉多克同意了。马克斯朝前面跑去。他悄悄地边寻找掩护边前进，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躲进灌木丛。步枪的射击声给了他一个明确的追踪方向，大概是在他前方稍靠右侧、相距半英里的地方。他开始朝那里跑去。

前方的山坡上，本・克雷格已经把步枪插回皮套并恢复行军。只要再走上半英里，他就能走出森林，到达被称为银径高原的那块大石板了。从树梢上方望去，能够看到大山正在缓慢地向他靠近。他知道自己已经延缓了追捕队的速度，但没能使他们折返。他们仍在身后，仍在追赶。

一只鸟儿叫了，声音从他身后高高的树枝上传来。他知道那是什么鸟，也知道那种叫声，一种重复着的呱呱声。声音随着鸟儿逐渐飞远而慢慢消退。另一只鸟应和着，是同样的叫声，那是它们的警告声。他让罗斯巴德留下来吃草，自己走到蹄印左边二十英尺处，然后穿越松林朝后方走了过去。

马克斯沿着蹄印边隐蔽边向前跃进，直至来到一片林中空地。迷彩服和脸上涂抹的黑炭为他在光线昏暗的树林中提供了最好的伪装。他审视那片林中空地，见到地面中央有一枚亮晶晶的黄铜弹壳，不禁露出微笑。如此愚蠢的诡计。他知道，最好不要跑上前察看，免得挨上暗处的枪手的一颗子弹。他知道对方肯定就在那里。这个诱饵过于明显，刚好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寸一寸地检视空地对面的植物。

这时，他看到一条嫩枝在晃动。那是一颗灌木，是空地对面的一颗又大又密的灌木。微风吹动枝叶时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摇摆。这条树枝却摇向另一边。他盯住灌木细细察看，分辨出离地面六英尺处有一片淡淡的褐色污渍。他回想起头一天戴在骑马人头上的那顶狐皮狩猎帽。

他携带着自己最喜欢的武器：M16卡宾枪；枪管短、重量轻，绝对可靠。他用右手拇指把射击方式静静地推到自动挡，然后就开火了。半匣子弹射进那丛灌木，茶褐色的污渍消失了，然后倒下，重新出现在地上。等到这个时候，马克斯才不顾遮掩冲上前去。

夏延人从来不使用石棍。他们喜欢用斧子，可以从马背上用斧子朝侧面和下方砍去，或者准确又快速地抛出去。

飞来的斧子击中了马克斯少校右手的二头肌。皮肉被切开了，里面的骨头也被砍碎。M16卡宾枪从他软绵绵的手中滑落到地上。马克斯脸色灰白，他朝下看，把小斧从手上拔出。鲜血立即喷射出来。他用左手夹住伤口来止血，然后转身沿着原路跑下山去。

侦察兵扔下左手捏着的刚才用来拉动树枝的50英尺长细皮带，捡回自己的手斧和帽子跑去找他的马匹了。

布拉多克、他的儿子和剩余的三个人赶上前去，发现少校倚在一颗树上，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刘易斯警长和他的人马也听到了自动步枪的连续射击声。已经是第二次了，但这次跟逃亡者单发的枪声很不同，于是他们连忙策马赶了上去。资深的护林官看了一下少校受伤的手臂，说了声“止血带”，随即打开携带着的急救包。

在护林官包扎少校血肉模糊的手臂时，刘易斯警长听布拉多克讲述了事情经过。他厌恶地凝视着这个牧场主。

“我应该把你们全都抓起来，”他厉声说，“要不是我们现在身处远离文明的荒郊野岭，我一定会这么干。现在嘛，你们给我滚开，布拉多克先生，别来插手。”

“这事我要管到底，”布拉多克喊道，“那个野蛮人偷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而且把我的三名员工弄成重伤……”

“你们本来就不应该来这里。现在，我要把那个小伙子抓起来审问，可我不想发生流血事件。因此，我要收缴你们的武器，全部收缴，就现在。”

若干支步枪对准了布拉多克的追捕队员。几名警官上前收缴了几支步枪和手枪。警长转向为少校包扎手臂的护林官。

“伤员怎么样？”

“要撤离，而且要快，”护林官说，“他可以由人陪同骑马返回雷德洛奇，但一共有二十英里路，而且地面崎岖不平，中间还夹着西福克溪，路上肯定不好受，他也许坚持不到那里。”

“前方是银径高原。无线电话在那里应该会畅通。我们可以在那里呼叫直升机。”

“你有什么建议？”

“直升机，”护林官说，“少校需要外科手术，而且不能耽搁，不然他的手臂就保不住了。”

他们继续骑马前进。来到林中开阔地面时，他们发现丢弃在那里的一支自动步枪和散落在四周的子弹壳。护林官仔细审视着。

“燧石箭头、一把飞斧、一支野牛枪。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警长？”

“我原以为我知道，”刘易斯说，“可现在也搞不清楚了。”

“嗯，”护林官说，“但他肯定不是一个无业的演员。”

本・克雷格站在森林边缘，眺望前方那块闪闪发光的平坦岩石。要去那条隐蔽的溪流，还有五英里路程；继续行走两英里就能跨过赫尔罗林高原，再走完最后的一英里，就能登上高山。他抚摸着罗斯巴德的脑袋和它那天鹅绒般柔软的鼻子。

“在太阳下山之前再辛苦一会儿，”他告诉母马，“再骑一段路，我们就自由了。”

他骑上马背，策马在岩石上慢跑起来。十分钟后，追捕队到达这个高原。但克雷格已经是岩面一英里之外的一个微小身影了。

离开树林后，无线电又能发挥作用了。刘易斯警长联系杰里，获悉小型直升机所受到的损伤。杰里已经回到比灵斯机场，另外借用了一架大型的贝尔直升机。

“快来这里，杰里。别担心狙击手。他已经在一英里之外，超出射程了。我们这里有一个人需要紧急救援。还有，侦察机的平民志愿飞行员怎么样了？告诉他，我现在就需要他。我要他到银径高原上空，不要低于五千英尺高度。告诉他，让他去找一个向着高山进发的独行骑马人。”

这时已经过了下午三点，太阳正向着西边的群峰移动。当太阳落到斯普里特山和熊牙山后时，黑暗就会很快降临。

杰里驾着贝尔直升机首先抵达。直升机“咔嗒—咔嗒”响着，从蓝色的天空中飞来，降落在那块平坦的岩石上。少校在搀扶下登上直升机，另有一名警官陪同着他。警方飞行员起飞了，他用无线电通知前方的比灵斯纪念医院，要求在停车场降落，还要求做好外科大手术的准备。

剩余的骑手们开始穿越高原。

“前方有一条暗溪，他不一定知道。”资深护林官赶上警长，一边并肩前进，一边说道，“那是莱克福克溪，溪水很深、很窄，溪岸很陡。只有一条路可供马匹涉水过去。他要找到那条路，恐怕会花很长时间。我们可以追上去，在那里抓住他。”

“可要是他埋伏在树林里，用步枪瞄准我们呢？我不想为此让你们受伤。”

“那我们怎么办？”

“别担心，”刘易斯说。“他没路出山的，甚至没法南下去怀俄明州。我们有空中的侦察，他逃不掉的。”

“如果他彻夜行军呢？”

“他的马已经筋疲力尽了，身边还有一位穿白色丝绸婚纱和拖鞋的姑娘。他已经不行了，而且他应该知道这一点。我们只要保持一英里左右的距离盯住他，然后等侦察机来。”

他们盯着前方那个遥远的微小身影继续骑行。侦察机在将近四点时飞了过来。年轻的飞行员是从比灵斯的工作岗位上被召唤来的，他平时在一家野营用品商店打工。莱克福克溪陡峭堤岸上方的树梢进入了视线。

飞行员的声音在警长的无线电设备上噼啪作响。

“你们要找什么？”

“我们的前方有一个独行的骑马人，还有一位裹着毯子的姑娘坐在他背后。你能看见吗？”

高空中的派珀飞机飞向那条溪水。

“能看见。这里有一条狭窄的溪流。他正在进入树林。”

“离远点。他有步枪，而且他是神枪手。”

他们看到派珀飞机爬升，然后在前方两英里处的溪水上方倾斜着转了个弯。

“好的。我还能看见他。他已经下了马，正牵着马往溪水里走。”

“他过不去的，”护林官表示不屑，“现在，我们能够追上他了。”

他们开始策马慢跑。布拉多克、他的儿子和剩余三名枪手带着空空的枪套跟在警官们后面。

“保持距离，”警长再次发出警告，“如果靠得太近，他仍然可以从树林中射击。他曾经对杰里来过这一手。”

“杰里是在六百英尺的低空盘旋，”飞行员的声音从空中噼噼啪啪地传了过来，“可我现在是在三千英尺的空中，以一百二十节的速度飞行。哦，他似乎已经找到了上岸的路，正在攀登赫尔罗林高原。”

警长看了看护林官，哼了一声。

“你认为他以前来过这里。”迷惑不解的护林官说。

“也许是来过。”刘易斯厉声说。

“不可能。谁来过这里，我们一清二楚。”

这群人抵达峡谷边沿，但松林挡住了视线，他们无法看见那个筋疲力尽的人拉着负重的马匹爬上了对岸。

护林官知道涉过溪流的唯一小径，但罗斯巴德的蹄印显示，他们也知道这条通路。当他们登上第二个高原时，逃亡者又成了远处的一个小点。

“天越来越黑了，油也快用完了，”飞行员说，“我要回去了。”

“最后盘旋一圈，”警长敦促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已经到了山上，又下了马在前方引路，正在爬北坡。不过，看起来他的马快支撑不住了，一路上踉踉跄跄的。我估计你们可以在日出时抓住他。愿你们大显身手，警长。”

派珀飞机在暮色渐浓的空中转了一个弯，嗡嗡作响地飞回比灵斯去了。

“我们要继续前进吗，警长？”一名警官问道。刘易斯警长摇摇头。这里空气稀薄，他们全都在大口喘气，黑夜正迅速降临。

“夜里没法赶路。我们在这里宿营等天亮。”

他们在溪岸上方的最后一片树林中扎了营。和面前苍茫暮色中的南方大山相比，岩石上的人和马匹宛如细小的尘埃。

他们取出厚实暖和的羊皮夹克穿在身上，还在树下找到一些枯枝。很快，一堆明亮而又温暖的篝火燃了起来。在警长的提议下，布拉多克、他儿子和剩余三个人在一百码之外安了营。

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在这么高的山区过夜，没有带被褥或者食物。他们围着篝火坐在马毯上，背靠着从马上卸下来的鞍具，吃着糖果。刘易斯警长凝视着火焰。

“明天你打算怎么办，保罗？”他的副手汤姆・巴罗问道。

“我想一个人进山。不带枪。我要举着停战旗，带上一只喊话器。我要努力说服他，带着那个姑娘一起下山来。”

“那很危险。他是野孩子，也许他想杀死你。”护林官说。

“他今天原本可以杀死那三个人。”警长沉思后说，“他可以这么做，但他没有。他必然明白，在包围之下根本保护不了那个姑娘。我猜他应该不会朝一个打着白旗的执法人员开枪。他会先听别人说的是什么。这值得一试。”

寒冷的夜色包围了山区。本・克雷格连推带拉、连催带哄地引领罗斯巴德爬完最后一段山路，登上了那个洞穴外的大石板。罗斯巴德站在那里，浑身颤抖，眼睛迟钝麻木，而它的主人则把姑娘从它背上抱了下来。

克雷格做手势示意轻风走向那个古老的熊洞，他自己解下野牛袍为她铺在地上。他摘下还剩两支箭的箭筒，从背上取下弓，把它们放在一起。最后，他松开缰绳并卸下马鞍和两只驮袋。

卸去负担之后，这匹栗色母马朝灌木丛和底下干枯的枯叶走了几步。它后腿一曲，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前腿也蜷了起来，侧躺在了地上。

克雷格跪在罗斯巴德旁边，捧起它的脑袋放在他的膝盖上，用手抚摩它的鼻子。在他的摩挲下，母马轻柔地嘶叫着，然后，它那勇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位年轻人也耗尽了体力。他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几乎没吃过什么东西，而且已经骑行加步行了将近一百英里。现在还有事情要做，他拖着步伐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他在大石板的边缘俯视，远远看见底下朝北方向有追捕队的两堆篝火。他在那位老人曾经坐过的地方砍了一些树枝和树苗，点起一堆火。火光照亮了岩脊和山洞，还有他深爱着的姑娘那身着白色丝绸的身影。

他打开驮袋，取出他从城堡里带来的一些食物。他们并肩坐在野牛皮上，吃他们头一次一起吃的一顿饭。

他知道，他的马倒下以后，追捕也即将结束。但能预知未来的老人承诺过，这个姑娘将成为他的妻子，而且，无处不在的神灵也是这么说的。

底下的平原上，那些筋疲力尽的追捕队员们的谈话声渐渐消失。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庞。他们静静坐着，望着火焰出了神。

高山上空气稀薄，万籁俱寂。一阵微风从山峰上吹来，但没有打破寂静。然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那声音划过夜空传到他们耳际，是由猫掌风[63]从山上带下来的。这是种叫声，又长又清晰，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这不是痛苦或悲痛的叫声，而是一个人在欢愉过后松弛下来的喊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也无法重复。

警官们面面相觑，然后低头看着地面。警长看到他们的肩头在抽搐和颤抖。

一百码之外的比尔・布拉多克从火堆旁站了起来，他的部下这时候不敢看他的眼睛。他凝视着高山，脸部因为愤恨和憎恶而变得扭曲。

半夜里，气温开始下降。起初，这些人还以为是高山和空气稀薄引起的夜寒。他们颤抖着裹紧了身上的羊皮夹克。但牛仔裤抵御不了寒风，于是，他们蜷缩着身体往篝火跟前靠。

气温落到零摄氏度后还在往下降。警官们抬头看天空，一团团厚重的乌云遮住了群峰。他们看见高耸的后卫山侧翼有一抹微小的火光，随后火光便在视野内消失了。

这些人全都是蒙大拿当地人，对严酷的冬天习以为常，但十月下旬不应该这么寒冷。下半夜一点钟时，两位护林官估计，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二十度，而且还在下降。到两点钟时，他们全都站了起来，睡意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跺着脚以保持血液循环，不停往手心吹热气，还往火堆里又添了些树枝，但都不起作用。厚重的雪花开始落下，飘进火堆里发出咝咝响声。篝火的火势也变小了。

资深的护林官冻得牙齿咯咯作响，他走到刘易斯警长旁边。

“我和卡尔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卡斯特森林里去避寒。”他提议说。

“那里是不是暖和一些？”警长问。

“也许是。”

“这里到底怎么回事？”

“你会认为我胡说八道的，警长。”

“我倒想听听。”

雪下得更密了，星星已经不见了，一道寒冷刺骨的白色幕帘正朝他们落下来。

“这地方曾经是克劳人的地盘和肖松尼人[64]的区域的交会点。多年前，在白人到来之前，战士们在这里战斗并且牺牲。印第安人相信，他们的灵魂仍在这些山上行走，他们认为这里是片神奇的地方。”

“真是个迷人的传说。可这鬼天气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这听起来像是胡说八道。可他们说，有时候，无处不在的神灵也会来这里，并带来‘长眠之寒’，没人承受得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奇特的天气现象，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这儿。如果我们留下来，熬不到日出就会被冻僵。”

刘易斯警长想了想，然后点点头。

“备上鞍具，”他说，“我们骑马出去，也和布拉多克他们说一声。”

过了一会儿，这位护林官冒着暴风雪回来了。

“布拉多克说，他准备退回到溪边的避寒处，但不会再往后撤了。”

警长、两位护林官和警官们打着寒战重新淌过溪流，骑上马越过银径高原，回到了稠密的松林之中。林中的气温回升到零摄氏度。他们又点了堆篝火，活了过来。

凌晨四点半，山上的一层白色积雪崩裂，朝平原横扫下来。一道无声奔涌的密集雪浪如同一堵墙般盖过岩石，翻滚着跌入溪流，填满后又溢出来，冲上银径高原又奔腾了半英里，才终于停了下来。空中的乌云开始消散。

两个小时后，保罗・刘易斯警长站在森林边沿遥望南方。群山银装素裹。东方的朝霞染红了天际，预示这一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靛蓝色的天空变成了蛋青色。无线电通信器被他整晚贴身焐着，现在还能使用。

“杰里，”他呼叫着，“我们需要你开着贝尔直升机来这里，快点。我们这里下了一场暴风雪，情况看起来不太妙……不，我们已经回到森林边缘，就是昨天你把少校接回去的地方。你会在这里找到我们的。”

四座直升机从初升的太阳那边飞过来，降落在冰冷但没有积雪的那块岩石上。刘易斯让两名警官坐进后座，他自己爬上去坐到飞行员身边。

“回山上去。”

“那个枪手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不会有人开枪了。他们能活下来就算运气好的了。”

直升机沿着头一天追捕队行走的路线飞行。莱克福克溪只有岸边的一些松树树梢还能看见。林中没有那五个人的踪影。他们继续朝那座山头飞去。警长在寻找他在空中见到过的那团淡淡的营火。飞行员很紧张，保持在高空中，在离地六百英尺的上空盘旋着。

刘易斯先看见了。高山上，山洞的入口处有片污黑的痕迹，前面是一块积着冰雪但宽度足够贝尔直升机降落的大石板。

“降下去，杰里。”

飞行员仔细地操纵飞机，张望着岩石堆里的动静，寻找一个举枪瞄准的人或者使用旧时黑火药的步枪的反光。没有动静。直升机降落在大石板上，桨叶仍在快速旋转，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

刘易斯警长握着手枪跳出舱门。警官们提着步枪钻出机舱，跳到了地上，跑到洞口作掩护。没有动静。刘易斯开始喊话。

“出来吧，举起双手。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没有应答，没有动静。他走着“之”字形的路线来到洞口边，然后朝四周打量。

除了地上的一堆东西，此外什么也没有。他好奇地钻进洞穴察看。地上有一团似乎是动物毛皮一样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曾经是什么，如今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彻底腐烂了。毛已经褪光，只剩下纤维把它连在一起。他掀开这张动物皮。

姑娘身着白色丝绸婚纱躺在那里，一头瀑布般的黑发沾满冰霜，披在双肩上，她看起来好像是在婚床上睡着了。但当他伸手去触碰时，感觉她的身体像石头般冰冷。

警长不顾附近是否还埋伏着枪手，把手枪插进枪套的他一把抱起姑娘，跑到山洞外面。

“把皮夹克脱下来裹住她，”他朝部下喊道，“把她放进后座，用你们的身体为她取暖。”

警官们脱下身上暖和的皮衣，包住姑娘的身子。一名警官抱住这个年轻女子爬进直升机后座，开始揉搓她的手脚。警长把另一个警官推到前排的空座椅上，对杰里喊道：“送她去雷德洛奇诊所。快点。通知他们，你会带一个快要冻死了的人过去。路上开足机舱里的暖气。她也许还有一丝获救的希望。之后再回来接我。”

他看着贝尔直升机隆隆响着升上天空，掠过高原和一直延伸到荒原的那片森林，飞向远方。他随后去探查洞穴和前面的石板。完成之后，他找到一块岩石坐了上去，眺望北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在雷德洛奇的诊所里，医生和护士开始抢救那位姑娘。他们剥下那件冰冷的婚裙，摩擦她的手脚、手臂、腿和胸膛。她的体表温度低于冻伤界限，体内温度则处于危险范围。

二十分钟后，医生探察到了体内深处的一次微弱心跳，那是年轻的心脏为活命在奋斗。心跳停止了两次；医生进行了两次电击抢救，直至重新有了心跳。身体的温度开始回升。

她的呼吸停止了一回，医生嘴对嘴对她实施了人工呼吸，以使肺部恢复正常功效。抢救室内的温度像是桑拿浴室，裹住她下肢的电热毯也已调至最高一挡。

一个小时后，眼皮出现颤动，嘴唇上的青紫色也开始消退。护士测了体温：已经到危险界限之上，而且还在上升。心跳稳定了，而且强度也有所增加。

又过了半个小时，轻风睁开她那双深色大眼睛，张开嘴轻轻呼唤：“本？”

医生稍作祈祷，以表示对希波克拉底[65]以及所有在他之前的先驱们的感谢。

“我是路克，不过这不重要。我还以为我们救不活你了呢，孩子。”

警长在那块石头上注视着回来接他的贝尔直升机。他能够看到它出现在几英里之外的宁静的半空中，能够听到它的转叶在空气中快速划过时发出的怒吼。山上是如此静谧。杰里降落后，刘易斯警长招呼坐在前座上的警官。

“拿上两条毯子，到这里来。”当桨叶变为缓慢的空转时，他喊道。当警官走到他身边时，他又指着说，“把他也带上。”

年轻的警官皱起鼻子。

“这个……警长……”

“动手吧。他曾经也是人，应该得到一次基督教的葬礼。”

马的尸骨侧卧着。每一块皮毛或肌肉的碎片都早已被啄得干干净净。尾毛和鬃毛也没有了，很可能被叼去当作筑鸟窝的材料了。不过，咀嚼过平原粗饲料的牙齿仍留在口腔里。马勒几乎都化成灰了，但铁制的马嚼子仍在牙齿间闪着光。

棕色的蹄子完好无损，上面是很久以前由骑兵队某个铁匠钉上去的四块马蹄铁。

那人的尸骨在相隔几码处仰卧着，就好像他是在睡觉时死去的。他的衣物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几片破烂的鹿皮依附在肋骨上。警官铺开一条毯子，把遗骨全都放了进去。警长跑回去把这位骑手曾经拥有过的物品都收集了起来。

无数个季节的风吹雨打，已经使马鞍、肚带和驮袋化成一堆烂皮革。但在这堆破烂里，有几枚黄铜子弹在闪闪发光。刘易斯警长带上了这些子弹。

饰有珠子的皮鞘中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猎刀，可是手一碰上去，刀鞘即刻化成了灰。曾经是边民使用的步枪羊皮套筒，已经被飞鸟叼走了，那件火器躺在冰霜中蒙上了一层陈年的锈迹，但仍然是一支步枪。

使警长感到困惑的是插在箭筒里的两支箭和一把斧子。它们看上去几乎是全新的。上面还有只皮带扣子，以及仍附在上面的一段古旧的皮带。

警长把它们都带上，用第二块毯子包了起来。他最后打量了一下四周，以免遗漏什么物品，然后登上直升机。那位带着另一包物品的警官坐在了后座。

贝尔直升机最终升至半空离开了那里，在上午的阳光里，飞回到两处高原和国家森林公园的大片绿色树丛的上空。

刘易斯警长俯视着冰封雪盖的莱克福克溪。他将派救援组去那里，把那些尸体带回来，他知道没人能够活下来。他凝视着下方的岩石和树林，对他在这片无情的土地上追捕过的那个年轻人感到迷惑不解。

在五千英尺的空中，他能够看到右下方的罗克溪，还能看见，州际公路上的那颗倒下的松树和汽车残骸已经被清理掉了，交通重又恢复通畅。他们飞过雷德洛奇上空，杰里与留在那里的一位警官通了话。警官报告说，姑娘得到了悉心护理，她的心脏仍在跳动。

他们顺着公路飞回去，在布里吉尔北方四英里处，他能够看到被火烧焦了的一百英亩草原。又往前飞行二十英里后，他看到了T吧牧场里那些经过修剪的草坪和菜牛。

直升机掠过黄石河和西行去博兹曼的公路后，开始下降。就这样，他们回到了比灵斯机场。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二月下旬，雷德洛奇的一个小小公墓地里出奇地冷。远处的角落里有一只新挖的墓穴，上方的两条横木上放着一具廉价的薄皮松木棺材。

牧师顶着寒风裹紧了衣服，两名教堂司事戴着手套握紧拳头等待着。一个穿着雪靴和棉大衣的送葬人站在墓穴边，她没戴帽子，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

墓地远处的边缘地带，有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站在一棵浆果紫杉树下观望，没有走上前去。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抵御寒冷，警衔标识别在胸前。

这是一个奇怪的冬天，树下的那个人沉思着。成了寡妇的布拉多克夫人显得更为轻松，而不是悲伤。她已经从孤独中走出来，接管了布拉多克牛肉公司的董事长职位。她做了头发，脸上化了妆，还穿上漂亮衣服，经常参加各种派对。

她去医院探视了那个姑娘，很喜欢她，还免去房租，向她提供了牧场里的一座小屋和一份私人秘书的工作。这两项提议都已被接受。她还签下赠与证书，将银行的控股权转让给了皮基特先生。

“‘尘归尘，灰归灰，土归土’。”牧师拖长声音吟诵着。两片雪花在寒风的吹拂下，落到了那头黑发上，如同绽开了两朵白色的野玫瑰。

两名教堂司事提起绳子，踢开横木，把棺材吊进了墓穴里。然后他们往后一站，又开始了等待，眼睛瞄向插在新翻掘的土堆里的铁锹。

博兹曼的法医病理学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鉴定结果是，那些遗骨属于一个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点的男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体力强壮。

骨骼上没有裂痕，也没有可能致死的任何伤痕，因此推测，他可能是冻死的。

牙科医生对那副牙齿产生了兴趣：整齐、洁白、平整，没有一处蛀牙。他们推算，那个年轻人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五至二十九岁之间。

科学家检测了身外之物。碳-14化验表明，那些有机物——鹿皮、皮带、皮帽——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箭筒、箭、弓和斧子仍是未解之谜。同样的化验表明，这些物品就是最近的东西。科学家的结论是，一群土著美洲人最近去过那个洞穴，并把他们的战利品留给了多年前死在那里的人。

那把猎刀已被重新擦亮并恢复了原状，根据骨质刀柄确定了年代后，被赠送给了英格尔斯教授。他把猎刀挂在了办公室里。警长讨取了那支步枪。他也精心把它恢复了原貌，并把它挂在自己办公桌背后的墙上。他打算退休时带走它。

“‘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阿门。’”

结束等待后，两位教堂司事重新挥起铁锹，把泥土铲进墓穴之中。牧师对唯一的送葬人说了几句话，拍拍她的手臂，随后便匆匆离开去教堂内殿避寒了。她没有动。

姑娘在医院里做了一份单方面事实陈述后，那场追捕逐渐停止了。新闻媒体推测，那个男的肯定是连夜骑马翻过大山，消失在了怀俄明州的茫茫荒原之中，留下她在山洞里等死。

教堂司事填满墓穴，很快用山石在地上搭起边界，往界内倒入了四袋沙砾。

然后他们朝姑娘抬了下皮帽子，带上铁锹离去了。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静静地走上来站到她身后的一侧。她仍然没有动。她知道他在身后，也知道他是谁。他摘下帽子，拿在了手里。

“我们没能找到你的朋友，皮基特小姐。”他说。

“没有。”

她手持一枝花，单枝的长梗红玫瑰。

“恐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了。”

“是的。”

他从她的手指间拿走那枝玫瑰花，上前几步，弯下腰，把花插在坟墓上。墓基的顶端是一只木制十字架，是由雷德洛奇的好心人捐赠的。在刷上清漆之前，一位当地的手工艺人已用烙铁在木头上烙了几行字：

这里埋葬着一位边民

他于公元一八七七年死于山区

唯有上帝知道他是谁

愿他安息

那人直起腰来。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忙的吗？你要搭车回家吗？”

“不用了。谢谢你。我自己有车。”

他重新戴上帽子，帽檐朝她倾斜了下。

“祝你好运，皮基特小姐。”

他走开了。他的汽车，那辆刷着县警察局标识的汽车，停放在了公墓外面。他抬起头，眺望西南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熊牙山群峰。

姑娘又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向大门。

山峰上来的一阵微风吹拂着她，吹开她那件长长的棉大衣，露出了她那已有四个月身孕的肚子。 

[1]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简称：BAFTA）：即英国学院奖，相当于英国的奥斯卡奖。——译注（本书中的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彼得・塞勒斯，以及后文提到的彼得·奥图尔、麦克·帕林、克里斯托弗·普卢默等，都是英国著名电影演员。

[3]罗伯特・鲍威尔（1944～ ）：美国著名演员，曾主演电影《三十九级台阶》（1979）。

[4]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掌管每年植物死而复生的一位俊美的神。

[5]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1610～1685）：荷兰绘画黄金时代的风俗画画家。

[6]乔托以及后文提到的拉斐尔、提香、波提切利、丁托列托和提埃坡罗等，都是意大利著名艺术家。

[7]乌菲兹美术馆和彼提宫：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著名美术馆。

[8]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

[9]委罗内塞以及后文的米歇尔·迪·鲁道夫、萨诺·迪·彼得罗，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

[10]耶胡迪・梅纽因（1916～1999）：著名的美国小提琴家，后文中的斯氏琴即十七世纪意大利著名提琴制作师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梅纽因对斯氏琴推崇备至，在专业演奏会上都会使用它。

[11]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

[12]达达尼昂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根据真实人物查理・德・巴兹-卡斯德尔莫・达达尼昂所刻画的虚构人物，最早是作为主人公出现于《三个火枪手》中。

[13]克莱斯·莫勒纳尔，以及后文的托马斯·黑雷曼斯和科内利斯·迪海姆，都是荷兰绘画黄金时代的画家。

[14]安东尼・帕拉梅德斯（1601～1673）：荷兰绘画黄金时代的肖像画家。

[15]此处楷体字部分说的是德语。

[16]诺克斯堡：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北部，官方名字是美利坚合众国金库，而大多数人把它称作诺克斯堡，因为它像是一座铜墙铁壁的堡垒，任何侵入者都将无功而返。

[17]拉斐尔前派：又叫前拉斐尔派，是一八四八年在英国兴起的美术改革运动。这个画派的活动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给十九世纪的英国绘画史及方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后一句中提到的三位英国画家便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

[18]缪丽尔・贝尔彻（1908～1979）：是伦敦私人品酒会所殖民地俱乐部的创办人和女业主，同时也是几幅油画里的人物，包括由弗兰西斯·培根创作的《坐着的女人》。后文提到的几位是活跃于20世纪中期的英国艺术家。

[19]安东尼・范戴克（1599～1641）：比利时弗拉芒族画家，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

[20]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著名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也是雕塑家和版画家。

[21]契马布埃和后文的杜乔、乔托，都是著名的意大利中世纪时期画家。

[22]三船敏郎（1920～1997）：出生于中国青岛市，是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日本电影演员。电影《大将军》（1980）是由美国导演杰里・伦敦拍摄的美国电影。

[23]即中午十二点整。

[24]冷溪近卫步兵团：英国陆军近卫师的一支部队，由乔治·蒙克将军于一六五〇年在苏格兰冷溪创建。

[25]永世制片公司：总部设在伦敦皮卡迪里广场，是一家以拍摄007系列电影而闻名的英国电影公司。

[26]伊迪・阿敏（1926～200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乌干达前军事独裁者，曾任第三任乌干达总统。

[27]滴水嘴兽：是西方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物上的雨漏，位于输水管道喷口终端，一般是动物或鬼怪的模样。许多中世纪的大教堂上都有，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圣母院上的。

[28]《智多星》是英国BBC电视台的一档老牌智力问答节目，自一九七二年开播以来长盛不衰。

[29]锡耶纳：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一座城市，是锡耶纳省的首府，也是意大利著名旅游景点之一。其老城中心区在一九九五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30]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十三至十七世纪时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

[31]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佛罗伦萨僭主（非官方国家首脑），大商人。也被称为老科西莫，或者国父。

[32]田野广场：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锡耶纳的主要广场，也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之一。

[33]主教座堂广场：位于锡耶纳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侧翼，呈“L”形。

[34]马克・韦恩・克拉克（1896～1984）：美军四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指挥在意大利的登陆作战行动。

[35]阿尔伯特・凯塞林（1885～1960）：纳粹德国空军元帅，意大利战役期间任德军西南战区总司令。

[36]哈罗德・亚历山大（1891～1969）：英军上将，意大利战役期间任地中海战区同盟国军队最高副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晋升元帅。

[37]阿尔方斯・朱安（1888～1961）：法军上将，意大利战役期间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一九五二年晋升为法国元帅。

[38]约阿希姆・利默尔森（1888～1954）：德军上将，意大利战役时任德军第十四集团军指挥官。

[39]阿尔弗雷德・施勒姆（1894～1986）：德军空降兵二级上将，意大利战役时任德军第一空降军指挥官。

[40]渣酿白兰地：风味类似葡萄酒，也是以葡萄为原料的酒，据信源自意大利北部。

[41]教皇庇护十二世（1876～1958）：意大利籍教皇，是天主教会第二百六十任教宗，任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42]潘多尔福・佩特鲁齐（1452～1512）：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锡耶纳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期间，锡耶纳的艺术和科学都得到了发展。

[43]凯特琳娜（Caterina）：是凯瑟琳（Catherine）的变体。

[44]马丁・路德（1483～1546）：宗教改革的发起人，他的改革终止了中世纪罗马公教教会在欧洲的独一地位。

[45]吉洛拉谟・萨佛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46]萨佛街：伦敦市中心梅费尔的购物街区，以传统的男士服装定制行业而闻名。

[47]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1953～2001）：塔吉克族，阿富汗军事领导人，绰号潘杰希尔之狮。

[48]卡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这是意大利文，意思是“我们自己的事”。这句话通常用来指代主要由意大利黑社会各帮派联合组成的美国黑手党。

[49]特拉菲坎特家族：美国黑手党，主要势力范围在佛罗里达州。

[50]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839～1876）：毕业于西点军校，南北战争时身经百战，二十三岁时晋升准将。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蒙大拿州袭击小大角河附近的苏族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

[51]夏延人以及后文出现的苏人，都是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名称。

[52]一八六八年白人和印第安人签署的《拉勒米堡条约》曾保证整个黑山归当地印第安苏族人所有。

[53]克劳族：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54]阿里克拉人：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55]半猎式银怀表：罩壳上有一部分是透明的，不用打开盖子即可看时间。

[56]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

[57]奥格拉拉、明尼孔焦、黑脚和胡克帕哈：这些和后文提及的桑蒂、布鲁尔和阿西尼本苏人等，都是不同的印第安人的部落。

[58]坐牛（1831～1890）：印第安人拉克塔族胡克帕哈部落的领袖。

[59]拉蔲儿・薇芝（1940～ ）：好莱坞电影女演员，曾主演电影《性感女神》《蛮荒世界》和《百支快枪》等。

[60]乌苏拉・安德丝（1936～ ）：好莱坞著名女演员，一九五五年首次登上银幕，一九六二年在007系列电影第一部《诺博士》中出演邦女郎。

[61]夏莉：夏洛特的昵称。

[62]此处原文说的是“bow”，在英语中，既有“蝴蝶结”的意思，也有“弓”的意思。

[63]猫掌风：在平静的天气里吹皱水面的微风。

[64]肖松尼人：曾经活跃于北美洲美国西部与墨西哥北部的大部族。

[65]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著名医生，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 暗杀名单 / (英) 福赛斯 (Forsyth,F.) 著;

姜焜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807-9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姜…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6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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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LL LIST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 © 2013 BY FREDERICK FORS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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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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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48号

书       名   间谍课：暗杀名单

著       者   （英） 弗·福赛斯

译       者   姜 焜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读客夏文彦 读客杨菊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陈艳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1千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07-9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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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 子

第一部 任务

第二部 世仇

第三部 终结

谨以此书，

献给规模庞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以及人员极其精干的英国开拓者。

愿前者永远忠诚；

而后者，真高兴还有你们。

人 物

传教士 恐怖分子头目

追踪者 执行任务的人

格雷・福克斯 技术行动支援局（TOSA）指挥官

罗杰・肯德里克 又称爱丽儿，电脑天才

易卜拉欣・萨米尔 又称洞穴巨人，电脑天才

贾瓦德 中情局在巴基斯坦情报所间谍

本尼 摩萨德分部主席，非洲之角，特拉维夫

奥珀尔 摩萨德在基斯马尤的间谍

穆斯塔法・达达里 马萨拉辛辣食品厂董事

阿德里安・赫伯特 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

劳伦斯・弗斯 军情五处官员

哈里・安德森 瑞典船运大亨

斯蒂格・伊克鲁德 马尔默号船长

奥夫・卡尔森 马尔默号实习生

阿弗莱特 索马里氏族头领，海盗头儿

加里斯・伊万斯 谈判官

阿里・阿布迪 谈判官

艾米莉・布尔斯特罗德 侍茶者

贾玛 传教士私人助理

大卫、皮特、巴里、戴、卷毛克里和提姆 开拓者部队

引 子

在华盛顿漆黑隐蔽的中心，有一份简短的绝密名单，上面列有一串恐怖分子的名字。这些恐怖分子被认为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华盛顿判处了他们死刑，并且从未试图对他们实施逮捕、审判或任何正常的程序。这份名单被称作“暗杀名单”。

每周二早上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和另外六个人都要审议这份“暗杀名单”是否存在“修订”的可能，永远是这七个人，不会多、不会少。这些人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有指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威力的秘密部队的四星上将。那就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组织。

201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天很冷，“暗杀名单”上又多了个新名字。抓这个人非常困难，人们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美国庞大的反恐怖主义国家机器都没有他的照片。和在网络上宣扬仇恨的也门裔美国狂热分子安瓦尔・奥拉基一样，新补充进来的这个人也在网络上传教。他的布道极具影响力，移民社区中的年轻穆斯林不断成为伊斯兰教极端激进分子，并以它的名义进行杀戮。安瓦尔・奥拉基的名字曾经也在“暗杀名单”上，不过，2011年，北也门一枚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将他从名单上抹了去。

和奥拉基一样，这个新上榜的人也说得一口纯正的英语。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人们把他叫作“传教士”。

任务被交给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将命令下达至技术行动支援局。技术行动支援局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机构，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国现役军官从没有听说过它。

事实上，技术行动支援局是一个非常小的部门，它位于北弗吉尼亚州，专门从事于追捕那些试图逃避美国司法惩罚的恐怖分子。

这天下午，技术行动支援局的局长、官方通信中的格雷・福克斯走进他的高级“猎人”办公室，在办公桌上放下一张纸，上面只有几个简单的词：

传教士。确认身份。确认位置。消灭。

底下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也就是美国总统——的签名。这张纸因而成为了一份美国总统令。

一个神秘男子盯着这纸命令，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今年四十五岁。无论是这座大楼里面还是外面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代号：追踪者。

第一部  任务

第一章

如果去问杰瑞・德莫特，他肯定会把手放在心口，发誓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任何人，他不应该去死。但这并没能救他。

三月中，美国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市。冬天很不情愿地慢慢放松着它的掌控。首府周边环绕的山顶上都还积着雪，风从山峰上掠下，依旧冰冷刺骨。街上走着的人，都缩在暖和的外套里。

州议员从杰斐逊西街700号州议会大厦走了出来，出现在大厦宽大的入口处。他顺着砂岩墙，朝停在街边的轿车走去，车已经启动就绪。他用他惯常的方式，朝柱廊门边台阶上的警官点点头，然后看见了他的司机乔。乔跟随了他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的。这会儿，他正从轿车那边绕过来，打开了车后部的门。议员没有注意到，人行道那头的一张椅子上站起来一个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开始向这边走过来。

那人头上戴了顶没有檐的便帽，身上穿着件黑色的长大衣，前面没有系扣，他用手从里面勒紧了衣服。唯一令人奇怪的就是他的大衣底下穿的不是牛仔裤，而是一种白色服饰。后经证实，这件衣服是阿拉伯人穿的那种长至脚踝的大袍。

“议员。”声音响起的时候，杰瑞・德莫特差不多走到了打开的车门边，他朝声音转过身去。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看到的，是一副盯着他的黝黑面孔，但那人目光空洞，仿佛在看着远处的什么东西。大衣滑落开来，一把锯短了的枪管从衣服里悬空的位置处抬了出来。

警察后来发现，两支枪管同时开的火，子弹是那种猎兽用的大型铅弹，不是打鸟用的那种小型弹丸。射击距离差不多有十英尺。

由于枪管被锯短，弹着点撒得很开，钢珠射穿了议员的身体，其中几发击中了乔，使他转向其他的方向，并且向后仰倒。乔的上衣底下有一支手枪，但他的手去捂脸了，一直都没用上。

台阶上的军官看到了所有这些。他拔出左轮枪，跑了下来。刺客的双手在空中挥舞，右手抓着那把短枪，尖声叫着什么。军官不知道他第二个枪管是否发射过了，连开了三枪。在二十英尺的距离上，以他所受的训练，不可能打不中。

那个人大声喊叫着。三枪都击中了他胸部的中央位置，把他打得向后退去，撞上了汽车尾部的行李箱。他弹了起来，向前倒下，脸朝下埋在水沟里，死了。门廊下出来的人看到了这一切——两个人倒下了，司机盯着自己流血的双手，警察站在刺客的尸体旁边，双手握着枪，向下指着。他们向楼内跑去，呼叫支援。

两具尸体被移至市里的停尸所。乔的脸上被打进三粒霰弹，进了医院。议员死了，胸部被射入超过二十粒钢珠，击中了心脏和肺部。刺客也死了。

后者被剥光了衣服放在停尸板上，没有一点和身份有关的线索，没有个人文件。令人奇怪的是，除了胡须，体毛都被剃干净了。通过在晚报上刊登他的面部照片，两名知情人提供了信息：一个是市郊一所学院的校长，他认出死者是一名约旦裔学生；另一个是寄宿式出租屋的女房东，她认出死者是她的一名房客。

警探们彻查了该名男性死者的房间，拿走许多阿拉伯文的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的数据被下载到警察的技术实验室。博伊西市警察总部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硬盘里装着一系列演讲和布道——一个蒙脸人的眼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屏幕，用流利的英语在传播“教义”。

内容简单而残忍。真正的信徒要完成自己个人的转变——从异端到信仰真谛的穆斯林。他只能依靠自己，不信任任何人，皈依圣战，成为一名真正忠诚的安拉战士。然后他应该找出那些侍奉“大撒旦”[1]的显要人物，把他们送去地狱，之后要像“萨伊德”[2]一样死去，然后升入安拉的天堂，永远生活在那里。他那儿有很多条视频，里面都是同样的信息。

警方把这些证物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博伊西办公室。后者将全部卷宗呈送至华盛顿特区的约翰・埃德加・胡佛大厦。联邦调查局总部对此一点都不惊讶。他们之前就曾听说过这个“传教士”。

1968

11月8日，露茜・卡尔森夫人开始分娩。她被径直带往加利福尼亚彭德尔顿基地的海军医院孕产部，和丈夫一起入住。两天后，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降生了。

孩子的姓名取自他祖父的名字，叫作克里斯托弗。他的祖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常被称作克里斯，为了避免混淆，孩子的爱称就成了“基特”。提起这位年长的拓荒者只是因为巧合。

他的生日也很巧，11月10日。1775年的这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建军。

阿尔文・卡尔森上尉之前在越南。那里的战事极其惨烈，在之后的五年里也是如此。但他的轮值结束了，所以他被允许回家过圣诞节，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小女儿重聚，并迎接他的第一个儿子。

新年结束后他回到了越南。1970年，他最终回到了彭德尔顿海军陆战队基地。给他的下一个委派不是外派。他在彭德尔顿基地待了三年，看着他的儿子从一个学步的小孩长到了四岁半。

这里远离致命的丛林，夫妇俩在已婚军官宿舍、办公室、社交俱乐部、小卖部和基地教堂之间过着正常的基地生活。他还可以在德马尔锚地教儿子游泳。他有时会想起在彭德尔顿基地那些年的美好时光。

1973年，他接到委派，协同家眷到紧邻华盛顿外围的匡提科。那时的匡提科还是蚊子和虱子成群出没的荒野之地，小男孩可以在这里的林间追逐松鼠和浣熊。

亨利・基辛格和北越的黎德寿[3]在巴黎郊外会谈时，卡尔森一家仍然生活在基地。会谈达成了一致，正式结束那场长达十年的屠杀，也就是现在美国所称的“越南战争”。

卡尔森现在已经是少校了，他第三次回到越南。由于北越军队准备违反巴黎协定，进攻南部，那里仍然危机四伏。不过他被召回得比较早，早在骚乱从大使馆蔓延到机场最后一架飞机起飞前就回来了。

这些年来，他的儿子基特经历了一般美国小男孩都会经历的阶段——美国少年棒球联合会、童子军、小学。1976年夏，卡尔森少校和他的家庭迁移至海军陆战队第三大基地——北卡罗来纳州的勒琼基地。

作为他所辖营的第二指挥官，卡尔森少校在C街第八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工作。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一起，住在已婚军官宿舍。从没有人说起过这个正在成长中的男孩长大以后可能喜欢做什么。他降生在两个“家”的中心：卡尔森家和军队。通常认为，他会追随他的祖父和父亲，进入军官学校，穿上军装。

1978年到1981年，卡尔森少校接受早就应该完成的海上委派任务，去往北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南岸的诺福克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家里人住在基地，少校作为尼米兹号航母的长官出海执勤，这艘航母可是航母船队中的骄傲。他在海上的有利位置让他目睹了“鹰爪行动”的惨败——那也叫作“沙漠一号”，几个美国外交官被一群受控于阿亚图拉・霍梅尼[4]的“学生”绑架至德黑兰作为了人质，但那是一场令人绝望的营救。

卡尔森少校站在尼米兹号的舰桥上，用远距离望远镜看着八架重型海种马直升机轰鸣着飞向海岸。“绿色贝雷帽”[5]和“游骑兵”负责本次“抢人”行动——他们将解救外交官们，并把他们带离海岸，回到安全地带。海种马是去支援他们的。

他见证了他们大多数人的艰难返航。第一批的两架在伊朗海岸飞入一场沙暴，因为没有滤沙装置而发生了故障。另一架从正面飞入风暴墙，飞机起火。其他直升机带着伤者返航。在他生命剩下的日子里，每次想起这段记忆和那次愚蠢的计划，他都感到十分痛苦。

1981年夏天到1984年，阿尔文・卡尔森已经是中校了，他和他的家人被派往伦敦，在格罗夫纳广场的美驻英大使馆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参赞。基特在圣约翰伍德的美国学校上学。后来，男孩回忆起他在伦敦的那三年时，充满了感情。那时正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举世瞩目的伙伴时代。

福克兰群岛遭到入侵，旋即被解放。英国伞兵部队进驻斯坦利港一周前，罗纳德・里根到伦敦进行国事访问。查理・普里斯被任命为大使，成为这座城市里最受欢迎的美国人。自此，晚会与舞会不断。在大使馆一次列队迎接活动中，卡尔森一家见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十四岁的基特・卡尔森第一次迷恋上了一个女孩儿。而他的父亲，已在部队里待满了二十个年头。

卡尔森中校被提升为海军陆战队第三团第二营指挥官，他的家庭也随着他迁至和伦敦气候迥异的夏威夷群岛的卡内奥赫湾。对十几岁的男孩来说，这段时间就是冲浪、浮潜、潜水、钓鱼，还有对女孩子愈发感兴趣。

十六岁的他，体魄之强健令人惊叹。学习成绩也表明他拥有一个飞速运转的大脑。一年后，他父亲升职到了总参谋部，被派回大陆。基特・卡尔森是鹰级童子军，同时也是后备军官训练营的新生。多年以前所做的推测正在变成事实——就像飞机开始着陆无法停止一样，他正在步父亲的后尘，即将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一员。

回到美国本土，大学学位向他发出召唤。他被送往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在那里寄宿修学了四年，主修历史和化学。其中三个长暑假，分别花在了美国陆军伞兵学校、水肺潜水学校和匡提科候补军官学校。

1989年春天，他二十岁，毕业拿到学位的同时，肩膀上也多了一条杠，成为一名海军少尉。在授衔仪式上，已是准将的父亲和他的母亲都感到无比的骄傲。

作为荣誉学员，他先被委派去海军军官基础学校，过完圣诞后，再去陆军军官学校，直到1990年3月，随后是乔治亚州本宁堡的游骑兵学院。获得游骑兵徽章后，他被载往加利福尼亚的二十九棕榈镇海军基地。

二十九棕榈镇海军基地又被称作“树桩”空地作战中心，他被派往这个基地的第七团第一营。之后，1990年8月2日，一个叫萨达姆・侯赛因的人入侵了科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重返战场，基特・卡尔森少尉也随同参战。

1990

英美两国声称不能容忍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的行径，于是从波斯湾到约旦边境，沿着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沙漠边境线，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

美国海军陆战队加入到由沃尔特・布隆梅将军统帅的海洋远征军中，其中第一师由麦克・迈亚特将军指挥。基特・卡尔森少尉的军阶离他们还很远，他被分配在了第二师。这一师被配属在联盟战线的最东端，从他们的位置向东，就是波斯湾蓝色的海洋。

第一个月，八月，热得让人恍惚、紧张而忙乱。全师，包括所有的装甲武器、火炮都必须卸载登陆，沿防区配置。庞大的运输编队抵达了至今为止仍在昏睡的朱拜尔油港，卸下所需要的物资，给一个全建制美国师提供给养，用以装备、居住。直到九月，基特・卡尔森才被召见分派任务。那是一个资格很老的少校，讲话尖酸刻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无法晋升，而且对此很不高兴。

杜兰少校慢慢读着这个新军官的档案。他的眼睛终于捕捉到了一些不太寻常的东西。他抬头望去。

“你的儿童时代在伦敦？”

“是的，长官。”

“古怪的混蛋。”杜兰少校看完，合上了档案，“紧挨在我们西边的就是英国第七装甲旅。他们称自己为‘沙漠之鼠’。就像我说的，古怪。他们叫自己的士兵老鼠。”

“事实上，是跳鼠，长官。”

“是个什么？”

“跳鼠。一种沙漠动物，像猫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在利比亚沙漠同隆美尔作战赢得的称号。隆美尔就是沙漠之狐。跳鼠虽然较弱，但更难捉摸。”

杜兰少校并不感到惊奇。

“别跟我耍小聪明，少尉。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必须和这些沙漠老鼠相处。我向迈亚特将军建议，派你过去他们那儿作为我们的联络官。解散。”

联军还得在沙漠里再流五个月汗——司令官诺尔曼・施瓦茨科夫将军要求联盟的空军先把伊拉克部队打到半残，他才会进攻。这段时间里，基特・卡尔森向指挥第七装甲旅的英国将军帕特里克・科丁利报到后，一直在两支部队间做联络工作。

极少有美国士兵能对沙特阿拉伯本地的阿拉伯文化产生兴趣或是同情。但天性好奇的卡尔森是个例外。他从英国人里找到两名略懂阿拉伯语的军官，并从他们那儿背了些短语。去朱拜尔的时候，他听着祷告者每日五次的祷告，看他们穿着长袍俯卧在地，不停地以前额触地完成礼拜。

有机会和沙特人碰面时，他都很重视地使用正式的问候语As-salamu alakhum（祝你平安），还学会了用Wa alaikum assalaam（也祝你平安）来回应。他注意到由此所引发的惊愕，不过这不用外国人担心，惊愕之后，友善接踵而至。

三个月后，英国装甲旅规模增至一个师。施瓦茨科夫将军命令英国人向东挺进，这让迈亚特将军很是懊恼。当地面部队最终行动时，这成了一场短促、残酷、激烈的战斗。伊拉克人的装甲部队被英国的挑战者二型坦克和美国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撵走了。和过去几个月一样，制空权完全被联军控制。

萨达姆的陆军躲在堑壕里，被美军B-52轰炸机地毯式的轰炸碾为齑粉，纷纷投降。对美军来说，这场屠杀是向科威特的快速挺进，这令他们感到兴奋；同时，这也是向伊拉克边境渗透的最后一次进攻，所以上级命令他们可以停止了。地面战争一共才打了五天。

基特・卡尔森少尉肯定做对了些什么。1991年夏天，他回来时，作为全营最佳少尉被调到了八十一毫米迫击炮排。为了更高的目标，他又做了件不同寻常的事——这是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他申请并且获得了欧姆斯泰德奖学金。他被问及原因时，回答说，他想被派往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市普里西迪奥的国防语言学院。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承认他想学习阿拉伯语。这个决定后来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的长官被他弄得有些迷惑，但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由于欧姆斯泰德奖学金，他在蒙特利待了一年。其后的第二、第三年他获得了开罗的美国大学为期两年的实习机会。他在这里发现，他是唯一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也是唯一曾经见证过战斗的军人。1993年2月26日，他还在那里的时候，一个叫拉姆齐・由塞夫的也门人试图炸毁曼哈顿世贸中心的世贸大厦。那个人失败了，但美国当局忽略了一点，即：他打响了针对美国的“伊斯兰圣战”第一枪。

那会儿还没有电子刊物，不过卡尔森少尉可以通过无线电，在大西洋这头同步了解事件调查的进展。他既迷惑又好奇。最后，他给他在埃及认识的最有智慧的人——哈立德・阿齐兹教授，艾资哈尔大学的老师——打了电话。艾资哈尔大学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古兰经》研究中心之一。这位教授有时会到美国大学做讲座。他在艾资哈尔大学自己的住处接待了这位美国青年。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基特・卡尔森问。

“因为他们恨你们。”老人平静地说道。

“但是为什么呢？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对他们个人？对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家人？没有。也许你们给他们捐过些美元。但那不是重点。对恐怖主义来说，这从来都不是重点。对恐怖分子而言，不管是法塔赫[6]还是黑九月[7]，抑或是新的教派，首先是愤怒和仇恨，然后才是所谓正当的理由。伊朗共和军的正当理由是爱国主义，红色旅[8]是政治，萨拉菲斯特[9]圣战分子是虔诚——虚假的虔诚。”

教授用酒精炉为他俩准备茶饮。

“但他们声称是追随神圣的《古兰经》教义。他们说自己是在遵从先知穆罕默德的旨意。他们说自己是在侍奉安拉。”

水开了，年长的学者微微一笑。他注意到在《古兰经》之前插入的那个词——“神圣的”，一个出于礼节但令人高兴的词。

“年轻人，我被称为‘哈菲兹’，这是说一个人可以记得全部六千二百三十六节《古兰经》经文。和你们的《圣经》不一样，我们的《古兰经》不是由成百上千个作者编写而成，而是由一个人书写，准确地说，依口授而成的，而且其中有些篇章相互间似乎还有些抵触。

“圣战分子所做的，就是从整个文本里抽出那么一或两句，稍微曲解一点，然后就假装他们有了神圣的正当理由。他们没有。我们的圣书里没有任何文字命令我们必须屠杀妇女和儿童以取悦我们所称之仁慈的、悲天悯人的安拉的。所有的极端分子都那么做，包括基督徒和犹太教分子。别让我们的茶凉了，得在它热得咕嘟咕嘟冒泡的时候喝。”

“可是，教授，对这些矛盾，从来没有人研究、解释、纠正过吗？”

教授亲手给这个美国人又加了点茶。他有仆人，但他喜欢自己亲自烹茶。

“一直都有。一千三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钻研那本书，给它写评注，汇编辑录为《圣训》，大约有十万则。”

“您看过吗？”

“没看全。十辈子才看得完。不过还是看了不少的。而且还写了两则。”

“其中一个炸弹袭击者，奥马尔・哈立德・拉赫曼谢赫[10]，过去……呃……现在也是……一名学者。他们叫他盲先生。”

“一个理解不正确的学者。对任何宗教而言，这没什么新鲜的。”

“可我还是要问，他们为什么仇恨？”

“因为你不是他们。那些不是自己人的人曾经让他们极度愤怒。我们称犹太人、基督徒为卡菲勒——那些不信仰真主，无法皈依唯一真正信仰的人，不过它也指那些不是纯正穆斯林的人。在阿尔及利亚，圣战分子在他们针对阿尔及尔的圣战中，血洗几个村庄的穆斯林游击队战士，屠杀村民，连妇女和孩子都不放过。永远记住，少尉，首先是愤怒和仇恨，之后那些正当的理由、十分虔诚的姿态，全都是伪装。”

“您呢，教授？”

老人叹了口气。

“我憎恶他们，鄙视他们。因为他们给我挚爱的伊斯兰教义抹了黑。他们呈现给世界的伊斯兰教被愤怒和仇恨扭曲了。不过共产主义灭亡了，孱弱自利的西方人只关心享乐和贪欲。会有很多人听从新思想的。”

基特・卡尔森看了下手表。快到教授做礼拜的时间了。他站起身。学者注意到他的举动，面带微笑，站了起来，陪着他的客人来到门边。当美国人离开的时候，教授从后面喊住他。

“少尉，恐怕我所挚爱的伊斯兰教正在进入漫长的黑夜。你还年轻，你会看到结局的，印沙安拉[11]。我祈祷自己不要活着去见证它的黑暗。”

三年后，这位老学者死在自己的床上。但杀戮已经开始了，一枚巨型炸弹轰炸了沙特阿拉伯一栋美国平民聚居的公寓楼。一个叫奥萨马・本・拉登的男人离开苏丹，作为新一届塔利班政府的尊贵客人返回了阿富汗，彼时，塔利班已经横扫了整个国家。西方世界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自己，还在继续享受着秋后蚂蚱的时光。

当下

夏天的英国萨默赛特郡，格兰嵇康比小镇上，一些游客在17世纪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漫步。这里远离所有通向西南部海滩和港湾的主要干道，非常宁静。不过它也有它的历史、皇家特许状、镇议会和一位镇长。2014年4月，到了贾尔斯・马特拉沃斯——一位退休的裁缝，出任镇长的时候了。

他戴着三角帽，身穿毛皮流苏的礼服，佩着镇长的饰链，正在给商业街后面的一座商会大厦做开幕礼。围观的那一小群人里冲出来一个人，在所有人能够反应过来之前，越过和马特拉沃斯之间的那十码的距离，用一把宰牲用的屠刀，刺入他的胸膛。

现场有两名警察，不过都没有佩枪。镇议会委员和其他人徒劳地照顾着垂死的镇长。警察上前制服杀手，但他无意逃跑，反复喊叫着没人能听懂的话。事后专家确认，他喊的是“真主至大”或是“伟大的真主”。

杀手被两名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官扑倒在地，其中一名警官的手被刀子划了一道口子。郡府汤顿市的探员迅即赶到，着手开始正式审讯。刺客坐在警察局里，一言不发，拒绝回答问题。因为他身穿一袭阿拉伯式长至脚踝的袍子，所以警方从郡警察总部召来了一名会说阿拉伯语的警员，但他也没能有所斩获。

该名男子是当地一家超市的货品上架员，住在寄宿屋一户一室的起居室里。房东太太供述，他是一名伊拉克人。起初人们以为，他的行为源于对正在他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义愤，但内政部发现，他是作为难民来到英国的，并被准予政治避难。镇里的年轻人前来作证，说法鲁克三个月之前一直热衷于聚会、喝酒、约会。之后他似乎变了个人，沉默寡言，对自己之前的生活方式十分鄙夷。

在他的起居室里，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什么也没发现。但他电脑里的东西，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警察一定会很熟悉——一则又一则的布道。一名戴着面具的男子坐在一块印有《古兰经》铭文的黑布前，要求信徒们铲除卡菲勒[12]。茫然无措的萨默赛特警官们看了一部分那些布道，只发现布道者说一口地道的英语，没有丁点儿口音。

杀手被传讯时，依然一言不发，同时，档案和笔记本电脑被送往了伦敦。首都警队的警员将详细材料送往内政部。内政部又向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咨询。后者已经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派驻人员那里获得了一份有关爱达荷州事件的报告。

1996

回到美国，基特・卡尔森中尉被派驻彭德尔顿基地三年。他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头四年。就在那段日子里，他的爷爷在北卡罗来纳州自己的房子里去世了。老人是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上校，曾参加过硫磺岛海战。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见证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基特的父亲，晋升为一星准将，老人自豪得连气都喘不匀。

基特・卡尔森在自己出生的那家医院结识了一位海军护士，并和她结了婚。三年来，他们一直试图生个孩子，后来检查表明，女方不能生育。他们达成一致，将来收养个孩子，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1999年夏天，他被派往参谋学院，回到了匡提科。2000年，他升任少校。毕业后，他和他的妻子又收到了委派任务。这次他被派往日本的冲绳。

正是在那儿，那个与纽约隔着好几个时区的地方，当他在睡前看着午夜新闻的时候，他目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那个后来被称作“9・11事件”的画面。

他和其他人一起一声不吭地在军官俱乐部坐至深夜，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两架飞机撞向双塔的慢动作回放——先是北塔，然后是南塔。

和他边上的人不同，他懂阿拉伯语，了解阿拉伯世界，了解伊斯兰教。他知道在这个星球上，有超过十亿的人信奉它。

他想起了哈立德・阿齐兹教授温和有礼地给他奉茶，预言伊斯兰世界的漫漫长夜。是十九个阿拉伯人干的，其中包括十五个沙特阿拉伯人。随着情况逐渐明朗，他听到周围逐渐升腾起愤怒的骚动声，他想起了其他人。他记得当他用朱拜尔人的母语向他们问候时，那些店主笑逐颜开。恐怖分子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吗？

傍晚的时候，全团集合，列队听团长训话。他的讲话令人沮丧——这是一场战争，海军陆战队像以往一样，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受到何种的召唤，都将保卫国家。

基特・卡尔森少校想到这些年所浪费的时光，十分痛苦。在非洲和中东，针对美国一次又一次的袭击只导致了那些政客们维持一周的愤怒，但他们却对阿富汗洞穴群里的屠杀计划没有一点点认识，甚至连屠杀的规模也不知道。

“9・11事件”给美国以及她的人民所造成的伤痛怎么评估都不过分。一切都变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和从前一样。巨人在这过去的这二十四个小时里，苏醒了。

卡尔森知道，会有报复行动，他希望能参与。但他被绊在这个日本的岛上，还需要在这个职位上服役好几年。

不过，正如这次事件永远地改变了美国一样，它也改变了基特・卡尔森的生活。他并不知道，在华盛顿，一名中央情报局高级军官、冷战老兵汉克・克兰普顿正在搜索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寻找一种极其少有的人。他正在找那些懂阿拉伯语的现役军官，行动的名称叫“清洗”。

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二号楼他的办公室里，电脑以远快于人眼可视或是人脑可以处理的速度筛选着所有的档案。姓名和履历不停翻滚，大多数都被剔除，其中的一小部分项目被留了下来。

屏幕上方突然跳出一个名字，边上有颗星星不断闪烁。海军陆战队少校，欧姆斯泰德奖学金，蒙特利国防语言学院，派驻开罗两年，双语，精通阿拉伯语。“他在哪？”克兰普顿问道。“冲绳。”电脑回答。“好的，我们要他来这儿。”克兰普顿说道。

花了点时间，还有些争吵。海军陆战队不愿意，但中情局更胜一筹。中情局局长只对总统负责，乔治・W.布什对乔治・特内特局长言听计从。椭圆形办公室否决了海军陆战队的反对。卡尔森少校即刻被临时调派给中央情报局。他并不想换工作，但至少这让他摆脱了冲绳。他发誓有机会时一定重回海军陆战队。

2001年9月20日，一架运输星飞机从冲绳起飞，朝着加利福尼亚飞去。飞机后座上坐着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他知道海军陆战队会照顾苏珊，稍晚些会送她去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住所。那里会离在兰利的他近一些。

遵照命令，卡尔森少校被从加利福尼亚转运至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以便去往中央情报局的总部。

面试、阿拉伯语测试，强制着便装，最后是去二号楼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它离一号楼本部顶楼的中情局高官们有几英里远。

他们给了他一堆截获的阿拉伯语无线电通联，让他研读、注释。他有些恼怒。这是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路上的米德堡国家安全局的活儿，他们有侦听员、窃听员、密码破译员，他加入海军陆战队，可没有分析过开罗收发报机的新闻广播。

之后，谣言传遍了整个大厦。奇怪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首脑毛拉[13]奥马尔，拒绝交出“9・11事件”的罪犯。阿富汗将保证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国内的所有行动的安全。而谣言是这样的：我们将入侵。

细节很少，但有些还是很准确的。大量海军将要启航，进入波斯湾，输送大规模空中武装力量。巴基斯坦虽然不情愿，提了很多条件，但会配合行动。美国地面部队只出动特种部队。他们的英国伙伴将和他们一起。

除了间谍、特工和分析员，中央情报局还有一个部门，参与业内称之为“积极手段”的活动中去——一种对杀人勾当的委婉说法。

基特・卡尔森有个明确的立场，他要向某些人推销自己。面对特别行动处的负责人，他说得很直接：你需要我。

“长官，让我像鸡舍里的母鸡一样待在笼子里没有任何价值。我可能不会说普什图语或者达里语[14]，但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本・拉登的恐怖分子——他们全是阿拉伯人。我能听懂他们的话。我可以讯问犯人，读懂他们写的指令和记录。在阿富汗你需要我，这里没人需要我。”

他找到了盟友，被调了过去。当布什总统10月7日发表入侵声明的时候，特别行动处的先遣部队已经去和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会合了。基特・卡尔森和他们一起出发了。

第二章

沙伊赫考特山谷[15]的战斗一开始就很糟糕，之后更是每况愈下。随同特别行动处先遣队的海军陆战队少校基特・卡尔森本来应该回家的，但他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进行支援。

当暴动的塔利班囚犯像割麦子一样被北方联盟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撂倒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马扎里沙里夫[16]。他看到特别行动处的小伙子强尼・迈克・斯潘被塔利班俘虏殴打致死。从巨大的山谷的远端，他看到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舟艇中队的人营救斯潘的同伴戴夫・泰森免遭类似的命运。

然后是疾风骤雨般向南蜂拥挺进，绕过巴格拉姆前苏联空军基地，占领喀布尔。他错过了托拉博拉地块的战斗。美国收买的阿富汗军阀背叛了他们，让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护卫随从溜过边境，进入巴基斯坦。

帕克蒂亚省的沙伊赫考特山谷仍有少数死硬分子顽抗。这次的情报又是垃圾。那不是一小撮，而是有好几百人。

被打败的塔利班分子当中，阿富汗人有地方可去：他们本国的村庄。他们可以悄悄溜掉，消失于无形。不过“基地”组织的战士都是阿拉伯人、乌兹别克人，以及他们当中最凶悍的车臣人。车臣人不说普什图语，普通的阿富汗人也恨他们。他们要么投降，要么死战。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者。

美军指挥部针对这个消息制订了一个小规模计划，叫做“蟒蛇行动”，并把任务交给了海军的海豹突击队。三架重型支努干直升机满载着海豹突击队员，起飞前往他们本以为是守备空虚的山谷。

降落地面的时候，领头的直升机抬起机头，尾部向下，兼做跳板的机舱门在离地还有几英尺时打开。这时，隐藏着的“基地”组织人员向他们开火。一发火箭弹离得太近了，直接穿过机身，没有爆炸。炮弹空中飞行时间太短，来不及爆炸。所以它从一侧飞入，谁也没打着，又从另外一侧飞了出去，留下两个弹孔，呼呼灌着风。

真正造成伤害的是机枪。从覆盖着积雪的岩石隐蔽处射来的子弹扫过机身，虽然也没有打中飞机上的人，但却把控制面板打坏了，把它从飞机甲板上打了下来。飞行员把垂死的飞机在空中拉起，奇迹般又飞了三英里，直到他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面，紧急摔机着陆。另外两架直升机跟在它的后面。

可是有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士官长尼尔・罗伯茨松开了自己的牵绳，踩到了一摊水上，滑出了飞机后部。他掉到了地上，没有受伤，但周围都是“基地”组织的人。在战场上，无论死活，海豹突击队从来都不丢下同伴。飞机着陆后，他们冲了回来，营救士官长罗伯茨，同时呼叫支援。沙伊赫考特战役开始了。战斗持续了四天。尼尔・罗伯茨和另外六名美军士兵阵亡。

距离较近，可以响应呼叫的部队有三支。一支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特种舟艇中队，一支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的特别行动处的部队，前来支援的规模最大的部队是第七十五游骑兵团的一个营。

天很冷，气温在零度以下。一场暴风雪刺得眼睛生疼。每个人都在想，那些阿拉伯人是怎么熬过这里的冬天的。但他们熬过来了，还做好了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人。他们不留俘虏，也没指望自己做俘虏。据目击者后来证实，他们从岩石的缝隙里，看不见的洞穴里，还有藏匿机枪的隐蔽处冲了出来。

任何老兵都会告诉你，战斗很快就会乱作一团，沙伊赫考特战役比大多数战斗乱得都快。班排脱离了大部队，单兵脱离了班排。基特・卡尔森发现，除了寒冰和暴风雪，只剩下他光身一人。

他看见大约四十码外的另外一个美军士兵，也是一个人，戴着头盔和头巾。一个穿着长袍的家伙从地上蹿起来，向身着迷彩的士兵发射了一枚火箭弹。这一回炮弹没有哑火。炮弹没有击中美军士兵，但在他的脚下爆炸。卡尔森看见他倒了下去。

他用自动步枪撂倒了那个打火箭弹的。又有两个人蹿出来，朝他射击，还喊着“真主至大”。他把他们都放倒了，第二个人距离他的枪口只有六英尺远。卡尔森来到那个美军士兵那儿，他还活着，可是状况很糟。火箭弹弹壳上白热化的弹片切进了他的左脚踝，伤得很重。穿着战斗靴的脚只连着根肌腱和一些肌肉组织，骨头不在了。他还处于最初的震惊状态，在剧痛来袭之前，还不知道疼。

两个人的衣服都蒙着厚厚一层雪。不过卡尔森能辨认出游骑兵徽章的闪光。他试图用他的无线电寻找其他人，但只听到静电的噪声。他解下伤员的背包，取出急救包，将整支吗啡注入伤员裸露的小腿肚里。

游骑兵开始觉得疼了，紧紧咬着牙。吗啡开始起作用，他重重地跌坐下来，有些神志不清。卡尔森知道，如果他们待在这儿，两个人都会死。狂风阵阵，能见度只有二十码。他看不见任何一个人，就用肩膀把受伤的游骑兵架在背上，开始行进。

他正在徒步穿越地球上最糟糕的地形：一英尺厚的白雪下面，是光滑的鹅卵石，每个都有足球那么大，很容易摔断腿。他的负载包括：他自己，一百八十磅；背包，六十磅；游骑兵，另外的一百八十磅；还有自动步枪、手榴弹、子弹和水。他把游骑兵的背包扔了。

后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艰难跋涉走出那个死亡峡谷的。有那么一刻，游骑兵的吗啡过劲儿了。卡尔森把他放下来，给他注射了自己那支。仿佛过了一整年，卡尔森终于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他用失去知觉的手指抽出他的红褐色信号棒，用牙齿撕开，朝着噪声高高地举起。

担负伤亡撤离任务的黑鹰直升机机组人员后来告诉他，信号棒离机舱太近了，他们以为自己被击中了。他们安静下来朝下看时，发现飞机下面有两个雪人，一个倒着，另一个在招手。救援行动非常危险。黑鹰直升机悬浮于积雪上方仅仅两英尺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把游骑兵绑在轮床上，拖入机舱。卡尔森用尽最后的力气爬上飞机，然后就晕了过去。

黑鹰直升机把他们送到坎大哈后——这里如今是美国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又去忙活别的了。游骑兵被带走，进行优先诊疗和重症护理。基特・卡尔森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第二天，游骑兵被注射了镇静剂，躺着被送往遥远的德国拉姆斯坦美国空军基地。那里的基地医院是世界一流的。

这会儿游骑兵的左脚已经没了，完全没有办法保住了。一场干净利落的截肢手术，完成了炮弹开了头却没有做完的工作。留给他的，是没有脚的腿、假肢、跛足、一副拐杖，还有游骑兵生涯走至终点的前景。他就是戴尔・柯蒂斯中校。身体经得起旅行的时候，他又被送往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做战后康复，以适应他的假肢。基特・卡尔森少校之后很多年没有再见到他。

坎大哈的中央情报局负责人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命令，然后卡尔森就被送往迪拜。中情局有很多人都在这里。他是从沙伊赫考特山谷出来的第一个目击者。之后是给一系列“大佬”作漫长的情况汇报，讯问他的人来自海军陆战队、海军和中情局。

在军官俱乐部，他碰到了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子。他是一名派驻迪拜的海军指挥官，那里也有一个美国海军基地。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指挥官说他来自海军罪案调查处。

“你回国后为什么不调到我们那儿去呢？”他问道。

“当警察？”卡尔森问道，“我可没那么想。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我们比你想的要大得多，”指挥官说道，“不是只有水手上岸超期滞留那点事。我说的是重大罪行，追踪那些偷窃数百万的罪犯，我们还有阿拉伯语地区十个最大的海军基地。这可是个挑战。”

这句话说服了卡尔森。海军陆战队也隶属美国海军，他只是在这个大机构里做了下调整。他觉得，自己回到美国后肯定还得去兰利的二号楼，回去分析那些阿拉伯材料。他提交了去海军罪案调查处的申请。他们把他挖走了。

这让他离开了中央情报局，某种程度上让他回到了海军陆战队的怀抱。他被派往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的朴茨茅斯海军基地。苏珊在这里的大型海军医院很快就找到职位，和他生活在了一起。

在朴茨茅斯，他可以经常去看自己的母亲。母亲患有乳腺癌，正在接受治疗。三年后，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那一年，他的父亲卡尔森将军最终退休，同时成为鳏夫。在朴茨茅斯也可以离自己的父亲近一些。老将军去了弗吉尼亚海滩边上的一家养老院。在那里，他可以玩他最喜欢的高尔夫球，还可以和其他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一起，在海滩上参加老兵晚会。

他在海军罪案调查处待了四年，将十名负有罪案的重要逃犯抓捕归案。2006年，他被调回海军陆战队，升任中校军衔，被委派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勒琼军营。他的妻子苏珊在乘车穿越弗吉尼亚前去和他会合的时候，被一名喝醉酒失去控制的司机撞到了头部，去世了。

当下

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三起刺杀事件，这一次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名高级警官。一个晴朗的春天早上，他正要出门，弯腰拉开车门的时候，被人从后面刺中了心脏。虽然濒临死亡，他还是抽出自己的佩枪，打了两发。行刺他的杀手当场毙命。

随后的调查证实，这个年轻的杀手出生于索马里，也是一名因得到同情而被准予政治避难的难民，他在市环卫部门工作。

他的同事证实，他性情突变已有两个月了，孤僻、离群，对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十分不满。最终，因为他变得非常难相处，和他同一个清洁车的乘员都很排斥他。他们把他的性情改变归咎于他对故土的思念。

事实却不是那样。查抄他的住处时发现，这是因为皈依极端圣战主义所致。房东太太听见从他的房间里传出布道的声音。看来他是因为沉迷于一系列的在线布道才变成那样的。一份完整的报告被送往奥兰多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然后被送至华盛顿特区的胡佛大厦。

这件事在这儿已经不再引起惊讶了。同样的事件在美国已经报告了四起；在英国，联邦调查局已知的有两起。一名中东传教士，说着一口地道的英语，在网络上布道。有些人在长时间收听这些布道后，悄悄地皈依了。之后便是突然冒出来的，完全无法预见的谋杀。目标都是当地民众中的名人显要。

中央情报局、反恐主义中心和国土安全部都已经查过了。所有美国情报机构，即使只是和对付伊斯兰恐怖分子沾点边儿的，都被告知并记录在案。但没有人能够给出有帮助的情报。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来？他在哪儿录制的节目？他开始登上“最有价值目标”的名单，但他的标签只有一个词——“传教士”。

传教士持续不断地号召人们，只要他们皈依，给大撒旦全力一击，就可以得到安拉永远的祝福。在美国的移民人群之中，有超过一百万穆斯林。他们或是自己在生活中皈依伊斯兰教，或是通过他们在中东和中亚的父母。对传教士的极端圣战布道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皈依群体。

在周二早上总统办公室的通报会上，传教士被提请讨论，最终进入了那份“暗杀名单”。

人们用各不相同的方式应对悲痛。对有些人来说，只有歇斯底里地大哭一场才能证明自己的真诚。另外一些人的反应则是，静静的，突然崩溃，无助地啜泣，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公开场合。不过也有人就像动物一样，只在私密的地方独自疗伤。

他们独自悲伤，只和墙壁分享他们的眼泪，除非他们需要紧紧拥抱另外一位亲人或是伴侣。基特・卡尔森去他父亲的住处探望他。因为他的岗位在勒琼兵营，所以待不了很久。

他一个人待在基地空空的房间里，把整个人都投注到工作上。他孤身一人去野外跑步，或是在健身房长时间运动，直到肉体的痛苦让内心的伤痛变得迟钝，直到基地的医生告诉他要放松些。

战场猎人计划，是一门教授海军陆战队员在野外、乡村和城市环境下追踪和抓捕技巧的课程。核心思想就是：永远做猎人，不要成为被猎捕的对象。基特是思考创制这门课程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朴茨茅斯和勒琼的时候，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9・11事件”引发了美国空军和政府对威胁的突变，哪怕这种对美国的威胁只有最微小的可能。国家预警系统慢慢开始考虑如何对付偏执狂了。其结果就是“情报”机构的爆炸性增长。美国原有的十六家情报收集机构一下增加到超过一千家。

到2012年，根据准确的估算，美国解密的绝密文件有八十五万份。超过一千两百家政府组织和两千家私人公司，在从事和反恐主义以及国土安全相关的绝密计划。涉及的场所超过一万个，遍布全国。

回溯2001年时的目标：基础情报机构永远不可以拒绝在彼此间分享各自所获取的情报，以免再次让十九个热衷于大规模屠杀的狂热分子溜过预警系统。但是十年后，在付出破产的代价下，其结果却大多和2001年时的情形一样。整个自我防卫的国家机器一年制造了差不多五万份绝密报告，远远多于任何人可以阅读的数量，更不要说理解、分析、综合或是核验了。所以那些报告只是被归了档。

基本上，大多数的增长来自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简称J-SOC。在那十九个人之前，这个机构就已存在多年，只是很低调，基本上来说只是个国防机构。有两个人，将把它变成世界上最大、最具攻击力、最致命的私人部队。

“私人”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总统的个人工具，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它可以进行秘密战争，而不用寻求国会的任何批准；它获得每年几十亿美元的预算，也从不用烦劳国务院拨款委员会；它可以取走你的小命而不会破坏总检察长办公室四平八稳的工作日程。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密的。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第一个改革者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是华盛顿的圈里人，为人狠辣、渴望权力，对中央情报局的特权很是不满。根据章程，中情局只需要对总统负责，而不是国会，它拥有特别行动处的部队。局长开口的话，它就可以在海外进行秘密而致命的行动。这就是权力，真正的权力。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决心要拥有这种权力。但是五角大楼的很多事都要听命于国会，受制于它无限的干涉可能。

如果有机会和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竞争，拉姆斯菲尔德需要在国会监控之外有一支武装部队。一个充分改革了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就是这样一支武装部队。

经乔治・W.布什同意，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规模、预算和权力上不断扩充。它吸收合并了全国所有的特种部队，包括第六海豹突击队（后来击毙了奥萨马・本・拉登）、三角洲部队（或称为D男孩，从绿色贝雷帽部队选拔而来）、第七十五游骑兵团、空军特种航空团（拥有长程直升机，擅长夜间潜入）等等。它还收编了技术行动支援局。

2003年夏天，正是伊拉克问题炙手可热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关注别的地方。这时发生的两件事完成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再造。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被任命为新的司令。如果有人以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还将继续扮演主要以国内本土事务为主的角色，那这个想法可就走到头了。2003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得到总统的同意，签署了美国总统令。

总统令有八十页，字里行间深深镌刻着美国最高指示的痕迹，但却没有具体的内容。它有点像一份大型的“总统调查”。总统令实际上说的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差不多那个时候，一个名叫戴尔・柯蒂斯的跛脚游骑兵中校正处于康复期的带薪休息状态，不过就快结束了。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运用左腿假肢的技巧。实际上别人甚至无法觉察出他腿脚不好。但是第七十五游骑兵团不是为那些装假肢的人准备的。他的职业生涯看来完结了。

不过就像海豹突击队一样，游骑兵也不会置身处困境的伙伴于不顾。麦克里斯特尔将军也是名第七十五团的游骑兵，他听说过柯蒂斯中校。这位将军刚刚掌管了包括技术行动支援局在内的整个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而行动支援局的指挥官快要退役了。指挥官的位子并不需要战地职位委派那样的标准，这只是个办公室工作。会谈非常短暂，柯蒂斯中校抓住了这个机会。

这个秘密部队有句老话：如果你想要保密，不要试图把秘密藏起来。因为那些恶心的媒体人会嗅出来的。给它起个无害的名字，一个完完全全无聊的工作描述——TOSA，就是技术行动支援局的缩写。甚至不使用“机构”“管理部门”或是“当局”这样的字眼。行动支援局可以指换个灯泡，或者，剔除第三世界令人讨厌的政客。不过在这件事上，很可能说的还是后者。

“9・11事件”之前，技术行动支援局就已经存在。它猎捕的人中，有哥伦比亚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就是它所做的事。如果别人都被难住了，这支缉捕武装就被征召出来。它只有二百五十个员工，以有毒化学研究中心的幌子驻扎在北弗吉尼亚州。没有人会去拜访。

为了使自己更隐秘，它不断改名，甚至还曾被简称为“行动”，当然也包括“影子委托人”“心中的刺儿”“麻烦终结者”“墓地之风”和“灰狐狸”等。指挥官对最后一个名字的喜爱程度足够使它能被用作他自己的代号。获得任命后，戴尔・柯蒂斯中校消失了，他成为了灰狐狸。后来，该部门改名为“情报支援部”，但“情报”这个词比较引人注意，所以又改成——TOSA，技术行动支援局。

2009年，格雷・福克斯[17]最重要的猎手退役。这时的福克斯，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任职了六年，满脑袋都装着真正的秘密。他出发去蒙大拿州的一间档案室，去找寻自己的得力干将。办公桌上只有一台电脑，柯蒂斯中校只能坐在办公桌后面来找。不过，拥有进入美国国防部系统的所有口令已是很不错的开局了。过了一周，屏幕上出现的一副面孔把他愣住了。克里斯托弗・基特・卡尔森中校——那个把他从沙伊赫考特山谷背出来的人！

福克斯查阅了卡尔森的履历表。实战士兵、外语奖学金、阿拉伯问题专家、通晓多国语言、“猎人”。福克斯伸手抓向桌上的电话。

基特・卡尔森不想第二次离开海军陆战队了。不过第二次争执的结果还是上面赢了。

一周之后，他走进格雷・福克斯的办公室。办公楼不高，坐落在北弗吉尼亚一片树林中。他注意到走过来迎接他的人有些跛。墙角支着一根拐杖，贴着游骑兵第七十五团的标志。

“还记得我吗？”中校问道。基特・卡尔森想起了那刺骨的寒风，战斗靴下那些鹅卵石，背上快要把他压断的重量，还有想立时死在那里的筋疲力尽的感觉。

“很久了。”他说道。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海军陆战队，”格雷・福克斯说道，“但我需要你。另外，在这栋楼里，我们只用第一个名字。其他的，比如‘卡尔森中校’，从此都不再用了。对于这栋楼以外的整个世界，你只是‘追踪者’。”

多年以来，追踪者都是一个人单干，在追踪六名国家通缉的头号敌人时也一样。贝图拉・马哈苏德，巴基斯坦塔利班，于2009年在南瓦济里斯坦[18]的一间农舍里，被无人机炸上了天。阿布・耶齐德，“基地”组织创始人、“9・11事件”的资助人，于2012年在巴基斯坦另外一起无人机空袭中死亡。

是他第一个确认了库威迪是本・拉登的私人信使。库威迪最后一次长途驱车穿越巴基斯坦时，无人侦察机一直跟着他。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开往山区，而是走的另外的路。他因此发现了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一处据点。

也门裔美国人安瓦尔・奥拉基被发现用英语在网络上布道，是因为他在北也门邀请自己的美国同伴萨米尔・汗——圣战分子刊物《激励》的编辑——加入他的组织。库索，一直被追踪到他在南也门的住所。无人机在他睡觉时发动了另外一次空袭，一枚地狱火导弹从他卧室的窗户飞了进去。

2014年的某个早晨，树木刚刚发芽，格雷・福克斯走过来，拿着一份信使从椭圆形办公室递来的“总统调查”。

“又是个网络吹鼓手，追踪者。不过很奇怪，没有名字，没有面貌。完全没有线索。他是你的了。想要什么尽管说吧，‘总统调查’会满足你所有的要求。”说完，他一瘸一拐地出去了。

有一份档案，不过内容很少。2011年9月2日，大约两年前，奥拉基和他的同伴死在北也门的一条道路旁边。之后不久，这个人做了他的第一次网络直播布道。奥拉基生长在新墨西哥州，有很明显的美国口音，而这个传教士听起来更像是英国口音。

已经有两个语言实验室做过尝试，追踪这个声音的源头。其中一个位于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庞大的国家安全局总部。那里的侦听员可以截听世界上任何通过手机、电缆、传真、电子邮件或是无线电进行空间传输的对话的任何部分。不过他们也从事一千种语言和方言的翻译工作，还有密码破译。

另外一个隶属于陆军，在亚利桑那州的瓦丘卡堡。他们和他想得大体一致。最接近的想法是：巴基斯坦人，出生于一个有文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传教士的语调和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有些类似，每个词发音都结束得很短促。不过有个问题。

奥拉基说话时以本来面目示人。传教士和他不同，一直盯着镜头，但从来没露出过自己的容貌。他戴着传统的阿拉伯头巾，但用头巾的尾部从脸上蒙过去，塞在另外一边，只有炯炯有神的眼睛露在外面。档案里说，纺织物可能会使声音失真，这更可能使实验结论沦为猜想。代号为“编队”的计算机能分辨世界范围内的口音，但它也无法给这个声音归类。

追踪者向所有的站点和情报机构发出请求，希望得到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情报。该请求将发往和圣战者对抗的二十个海外情报机构。首先是英国的情报机构，他们尤其重要。他们曾经统治过巴基斯坦，至今还和那里有着很好的联系。他们在伊斯兰堡的秘密情报机构规模庞大，而且和相对更大些的中央情报局关系紧密。这些情报局都会收到他的信息。

他的第二步行动是征集所有传教士在圣战分子网站上的在线布道。两年来，传教士不断向网络空间上传布道视频，听完它们，肯定要很久。

传教士说的内容很简单，这可能是他为什么能成功地实现极端主义转换、让很多人投身到极端圣战主义事业中来的原因。他在镜头前说的是，作为一名优秀的穆斯林，必须真的深爱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让他们的名字受赞颂，让他们享有安宁。不过只有言语是不够的，真正的信徒会有化爱为行动的冲动。

这种行动只能是惩罚那些对安拉、他的子民和全世界的穆斯林群体制造战争的人。那些人里最主要的，就是大撒旦美国和小撒旦英国。对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进行惩罚，是他们应得的，而且这让惩罚成为神圣的控诉。

传教士号召他布道的观众和听众要避免向别人吐露秘密，甚至是对那些声称思想相近的人。因为即使在清真寺里，也会有叛徒为了卡菲勒的黄金而告发那些真正的信徒。

所以，真正的信徒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悄悄皈依真正的伊斯兰教，并且不向任何人透露。他得独自礼拜，并且只听从将给他指点明路的传教士。

他警告说，不要策划涉及奇怪化学品和很多同伴的复杂计划，因为会有人注意到你购买或是储存制作炸弹的材料，或者，其中一个同谋变节。关在异教徒监狱里的人，都是被那些他们觉得可以信任的人无意间听到、看到、查到或是被穆斯林兄弟出卖的。

传教士的话既简单又致命。每个真正的信徒都要自己从社会上找出一名显要的异教徒，把他送去地狱。完成使命之后，自己也会死去。但在安拉的庇佑下，他将去往永恒的天堂。

这是奥拉基“只管去做”理论的延伸，只是表达得更好、更有说服力。它的秘诀就是极致的简单，使得人在孤立状态下更容易下决心付诸实施。从两个目标国家不断增加的突发性刺杀事件的数量来看，很显然，即使他的话只让百分之一的年轻穆斯林产生共鸣，那就是一支数千人的部队。

追踪者把所有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回复查了一遍，没有人曾经听到过穆斯林世界提起过什么“传教士”。这个称谓是西方世界赋予他的，因为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不过显然他来自某个地方，住在某个地方，从某个地方传播布道，而且有个名字。

他开始相信，这个答案在网络上。但米德堡的那些近乎天才的计算机专家都失败了。不管是谁向网络上传的，这些布道都无法追踪。因为它们看来源自一个又一个源点，这些源点遍布全球，瞬息变换。定位了一百个可能的地址，全是假的。

追踪者拒绝带任何人去他在树林里的隐蔽处所，即使这个人通过了安全检查。整个单位都崇尚保密，他也不例外。如果可以避免，他也不喜欢去华盛顿的其他办公室。他只愿意去见他想要与之谈话的人。他知道自己越来越有不守常规的名声，但他就喜欢路边小店。没有身份，没有名字，只有自助餐和顾客。在巴尔的摩一家路边的小旅馆里，他与米德堡的一个网络高手会面。

咖啡很烫，没法喝。两个人都坐着，各自搅动着咖啡。他们在之前的调查活动中相互认识了对方。和追踪者一起坐着的这个男人，号称是国家安全局最棒的计算机探员。这个名头可不小。

“那你为什么找不到他呢？”追踪者问道。

国安局的探员看着咖啡，皱着眉。女招待端着咖啡壶，想走过来给他们续杯。他摇了摇头，女招待走开了。在任何人看来，这只是两个中年男子。一个身体健硕，浑身肌肉；另一个开始发福，脸色苍白——那是常年待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的结果。

“因为他聪明得让人生气。”最后他说道。他讨厌被迷惑。

“跟我说说，”追踪者说道，“如果可以的话，讲得通俗点。”

“他可能是用摄像机或者笔记本摄像头录制的布道，这没什么特别。他将布道传送到一个叫‘伊斯兰教历纪元’的网站。就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去麦地那的那段[19]。”

追踪者面无表情，他不需要伊斯兰教的相关解释。

“你能追踪‘伊斯兰教历纪元’吗？”

“不需要。它只是个工具。他是从德里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手里买过来的。那家公司已经停业了。他有新的布道要在世界范围内传送时，就把它上传到‘伊斯兰教历纪元’上，但对确切的地址进行了加密。他让上传的内容源自一系列源点，通过另外一百台电脑相互传递，向外发送。这些源点遍布全球，瞬息变换。显然，这一百台电脑的主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布道可能是从任何地方上传的。”

“他怎么防止按照转移的线路反向溯源呢？”

“通过制作一个代理服务器，做一个假的网络协议。网络协议就像你家自带邮编的地址。进入这个代理服务器，他用恶意软件或是通过僵尸网络将他的布道发往全世界。”

“翻译一下。”

国安局的男人叹了口气。他一辈子都在和同伴们说网络术语，他们的话完全会明白他在说什么。

“恶意软件。恶意，就是不好的或者有害的。是种计算机病毒。BOT，机器人程序的缩写，一种执行你的指令而不提问或是暴露程序为谁服务的程序。”

追踪者仔细考虑着。

“那么说，强大的国家安全局真的被打败了？”

政府的计算机王牌没觉得开心，但他还是点点头。

“我们当然还要继续尝试。”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别处试试。”

“请便。”

“我这么问吧。控制一下你的懊恼本能，假设你是这个传教士，你最不愿意让谁来追踪你？谁会关心你做的那些东西？”

“比我强的人。”

“有这样的人吗？”

国安局的男人叹了口气。

“可能有。这以外的某个地方。我猜在年轻人里。各行各业那些老枪，早晚都会被一些嘴上没毛的孩子超越。”

“你认识哪个嘴上没毛的孩子吗？某个具体的嘴上没毛的孩子？”

“你看，我甚至从来都没见过他。但我最近在一次研讨及商贸展会上听说，就在弗吉尼亚这儿，有个年轻人。告诉我的人说，他没来商贸展是因为他和父母住一起，从来不离开家。从来不。从、来、不。他很特别。他在通常的世界里比较神经质，很少讲话，可一进入他自己的世界，就像王牌飞行员一样飞翔。”

“哪种世界？”

“网络。”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或者地址？”

“我料到你会问。”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了过来，然后站起身，“如果他帮不上忙，别怪我。这只是个传言。我们这行的怪人中间到处是小道消息。”

他离开后，追踪者把松饼和咖啡吃完，也离开了。在停车场，他看了下纸条。罗杰・肯德里克。地址是弗吉尼亚的森特维尔，那是过去二十年里，雨后春笋一样出现的无数卫星城中的一个。“9・11事件”之后，那里的人口爆炸式地增长。

所有的追踪者，所有的探员，无论什么样的追踪，无论在哪里追踪，无论找谁，都需要一个突破口。只要一个。基特・卡尔森这次会很幸运，他将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十几岁的男孩，和父母住在弗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后街的房子里，不敢离开他的阁楼卧室；另外一个是阿富汗的农民，他的风湿病终于迫使他放下枪，从山里出来了。

第三章

巴基斯坦正规军穆沙拉夫・阿里・沙做过的最不寻常或者最冒险的事，就是结婚。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婚姻本身，而是他娶的那个女人。

1979年，二十五岁单身的他很快就被派往锡亚琴冰川地区。那个地方在他的国家最北端，是一处蛮荒的山口，国界线毗邻巴基斯坦的死敌印度。后来，在1984年到1999年之间，锡亚琴爆发了一场低烈度的边境战争，战事不断加剧。不过回过头再去看，那只是一个冰冷的山口，一份艰难且艰苦的委派。

那时，阿里・沙少尉就像巴基斯坦大多数的旁遮普人一样，被认为需要一桩“好”婚姻。他父母就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是一名高级军官的女儿，以便助力他的事业；或者是个富商的女儿，好对他的银行存款余额有帮助。

他本应该很幸运，因为他不仅不是一个追求刺激的人，而且还是那种一丝不苟遵守命令的人。他循规蹈矩，也很正统，就像恰巴提[20]一样。但就在那个蜿蜒逶迤的山区，他碰上了一个当地女孩并且爱上了她。女孩名叫苏拉娅，长得非常非常漂亮。虽然家里不允许，也不祝福他们，但他还是结婚了。

女方家很高兴，觉得和一名国家正规军军官的结合可以让他们去往平原上那些大城市，也许可以在拉瓦尔品第[21]有所大房子，或者甚至是在伊斯兰堡。另外，穆沙拉夫・阿里・沙是那种按部就班的人。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会完成中校的年限，显然会升得更高。1980年，他有了个儿子，叫佐勒菲卡尔。

阿里・沙少尉隶属于装甲步兵，1976年他获得军衔时才二十一岁。他在那个艰苦的岗位上待了四年，回来时被升为上尉，妻子也怀了身孕，挺着大肚子。他在位于首都伊斯兰堡数英里外的拉瓦尔品第军官聚居区分到了一所普通的房子。

婚后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了。所有的巴基斯坦军官，每隔两三年会变换一次委派。委派分为“艰苦的”和“舒服的”两种。像拉瓦尔品第、拉合尔或是卡拉奇这样的城市就是比较舒适的，可以带家属。而木尔坦要塞、卡里扬、白沙瓦、通往阿富汗的咽喉要地开伯尔山口，或是藏族人聚居的斯瓦特山谷，都被认为是较艰苦的地方，一般只委派未婚军官。在一个又一个委派中，小男孩佐勒菲卡尔已经上学了。

巴基斯坦所有的要塞城市都有军官子弟学校，大致分为三个等级，最差的是国家的公立学校，然后是军方的公立学校，顶级私立学校是为那些有钱的家庭服务的。除了一份非常普通的薪水，阿里・沙没有其他收入。佐勒菲卡尔读的军队学校，学校的口碑很好，而且是免费的。很多军官的妻子在那里做老师。

十五岁的时候，男孩被陆军专科院校录取，遵照他父亲的命令学的工程学。这个专业可以保证军队肯定会录用他，或是授予他军衔。1996年，他的父母注意到，他们已经三年级的儿子有了一个变化。

阿里・沙这时已经是少校了。他当然是个穆斯林，遵守教义，但并不狂热。如果每个礼拜五不能去清真寺，或是在需要时无法做礼拜，那是不可想象的，但也就到这种程度。出于荣誉的原因，他通常穿军装，但如果必须穿便装，他会穿这个国家男士的传统服装纱丽克米兹：上宽下紧的裤子加长开襟的长袍。

他注意到他的儿子长出了连鬓胡子，还戴着虔诚信徒的那种有边饰的无檐帽。他每天五次俯身做礼拜。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军官们常喝的威士忌时，他会生气地冲出屋子，以表达自己的不认可。他的父母认为这种投入和强烈的宗教虔诚只是个过渡阶段。

他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克什米尔的书。从1947年开始，这段有争议的边界领土就一直在毒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他开始偏向极端暴力组织拉什卡・塔巴伊。这个恐怖组织后来制造了孟买惨案。

他父亲试图安慰自己，想着他的儿子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参军或是一份工程师的好工作，那都是巴基斯坦精英孜孜以求的结果。可是，2000年的夏天，他在最后一学期退学了。这在他父亲看来就是一场灾难，并且认为这是他不务学业、开始研读《古兰经》所致。他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这是想要学习《古兰经》必须学习的语言。

这件事第一次在父子之间制造了一系列激烈的争吵。阿里・沙少校想尽一切办法，申辩说他的儿子身体不适，为他争取一次机会，重新继续最后一学期的学业。正在这时，“9・11事件”发生了。

和全世界有电视的家庭一样，他们全家人在恐惧中看着飞机撞向世贸双塔——除了他们的儿子。电视里反复播放这个镜头时，佐勒菲卡尔非常高兴，大声欢呼。那时他的父母意识到，在极度的宗教虔诚下，由于经常阅读圣战创始人赛义德・库特布[22]和他的信徒阿萨姆的著作，加上对印度的仇恨，他们的儿子对美国和整个西方充满了仇恨。

那年冬天，美国入侵阿富汗。六周内，在美军庞大的特种部队和空中力量帮助下，塔利班政府被颠覆了。塔利班政府的客人奥萨马・本・拉登经由某个方向，越过边境逃入巴基斯坦。塔利班相貌古怪的独眼领导人毛拉奥马尔逃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在奎达市，和奎达人民立法会达成协议。

对巴基斯坦而言，这远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巴基斯坦陆军，事实上，所有巴基斯坦部队都被三军情报局——就是世人常称的ISI——有效控制。所有巴基斯坦军人都对三军情报局心存敬畏。是三军情报局首先创造的塔利班。

而且，大多数的三军情报局军官都属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尽管不得不假装，他们还是不会放弃自己创造的塔利班或者“基地”组织的客人们，转而忠于美国。这个脓包史无前例地困扰着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三军情报局的高层军官们不仅知道本・拉登躲在阿伯塔巴德筑有围墙的院子里——那还是他们为他建的。

2002年早春时分，三军情报局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奎达和毛拉奥马尔还有他的立法会进行磋商。正常情况下，他们并不需要屈尊邀请低调的阿里・沙少校陪同。但有一个问题，三军情报局的两名高级将领不会说普什图语，而毛拉和他的普什图追随者不会说乌尔都语。阿里・沙少校也不会说普什图语，可他的儿子会。

少校的妻子是北部荒野山区的帕坦人，她的本民族语言就是普什图语，她的儿子两种语言都很流利。佐勒菲卡尔激动不已，对随同代表团感到无比光荣。返回伊斯兰堡之后，他和他极度传统的父亲再次爆发激烈的争吵，最后，他冲出家门，留下父亲僵直地注视着窗外。父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老肯德里克先生打开前门，面前是一位身穿军装的人。对方没穿礼服，熨过的迷彩服非常整洁，戴着部队的徽章、军衔标志和其他佩饰。他认出他的客人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位中校，对此他印象深刻。

追踪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技术行动支援局，因为全套西装容易引起注意，所以追踪者几乎从来不穿。关注，是他在自己的环境里不惜代价避免的东西。但吉米・肯德里克是当地一所学校的锅炉工，他负责学校的中央供热系统以及打扫走廊。他不太习惯门口台阶上有位海军陆战队中校，他肯定会被镇住的。

“肯德里克先生？”

“是的。”

“我是杰克森中校。罗杰在家吗？”詹姆斯・杰克森是他的假名之一。

罗杰当然在家。他从来都不出门。吉米・肯德里克对他唯一的儿子非常失望。男孩患有严重的公共场所恐惧症，害怕离开他所熟悉的阁楼隐蔽所和他母亲的陪伴。

“当然，他在楼上。”

“我能和他说句话吗？可以吗？”

他领着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往楼上走。房子不大，楼下两间，楼上两间。铝制的楼梯通向楼上的复式结构。孩子的父亲抬头冲上叫道。

“罗杰，有人来看你。下来。”

楼上传来一阵拖着脚走路的声音，有张脸出现在楼梯上面的开口处。面色苍白，就像习惯了晦暗光线的夜间生物；年少、脆弱、焦虑。他十八九岁的样子，很紧张，目光也不和人接触，仿佛在看着下面这两个男人中间铺着的地毯。

“你好，罗杰，我是詹姆斯・杰克森。我需要你的建议。我们聊聊好吗？”

男孩认真地考虑着这个请求，看不出一点好奇。他只是接受了这个陌生访客和他的要求。

“好的，”他说道，“你想上来吗？”

“上面没地方。”孩子的父亲嘴里挤出句话，然后大声说道：“下来，儿子。”又对追踪者说道，“你最好在他的卧室和他说话。除非他妈妈在那儿，否则他不喜欢下楼去客厅。她妈妈是杂货店的收银员。”

罗杰・肯德里克从楼梯上下来，进到自己的卧室里。他坐在单人床的床沿上，盯着地板。在一个小壁橱和衣柜的边上，有把直背椅。追踪者在椅子上坐下。他的日常生活就在屋顶的空间里。追踪者看了眼孩子的父亲。父亲耸了耸肩膀。

“阿斯伯格综合征。”他无助地说道。孩子的这种健康状态显然让他很挫败。其他人的孩子可以和女生约会，可以培养成为汽车技师，而他的孩子……追踪者朝他点点头。意思很明白。

“贝蒂一会儿就回来。”他说道，“她可以弄点咖啡。”然后，他离开了。

来自米德堡的男人小心地用词，但他不知道该小心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之前，追踪者把阿斯伯格综合征和公共场所恐惧症都研究了一下。

和唐氏综合征以及脑瘫一样，两种健康状况都有轻重之分。和罗杰・肯德里克常规性地聊了几分钟后，追踪者认为，很明显，不需要像对孩子一样对待他，也不用像对孩子一样讲话。

这个年轻人对于人与人的对话非常胆怯，对家庭以外环境的恐惧加深了这种胆怯的程度。不过追踪者想，如果他能够将对话转换至这个十几岁孩子感到舒服的领域——网络空间——他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对的。

他想起英国网络黑客加里・麦金农的案例。美国政府想要审判他，伦敦方面宣称他非常脆弱，无法承受旅途劳苦，更不要说坐牢了。但他侵入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和五角大楼的机密部门，就像用刀切黄油一样，渗入了迄今为止设计最为复杂的若干道防火墙。

“罗杰，外面有个人，躲在网络的某个地方。他恨我们的国家。他的名字叫传教士。他用英语在网络上做布道，要求人们皈依他的思想，去杀美国人。我的工作就是找到他并且阻止他。

“但我做不到。在那里，他比我聪明。他觉得他自己是网络空间里最聪明的。”

他注意到，那双不断挪动的脚停了下来。这是第一次，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抬起头，和他的目光保持接触。他在考虑回到唯一的那个世界。天性注定他要生活在那里。追踪者解开了一个口袋，取出了一个存储卡。

“罗杰，他传东西到网上，但他把他的IP地址藏了起来，这样就没人能知道他在哪儿了。如果我们知道，就可以阻止他。”

少年用手指玩着那个存储卡。

“罗杰，我来这里就是为了问你，是否能够帮我们找到他？”

“我可以试试。”少年说道。

“告诉我，罗杰，你在楼上有什么样的装备？”

少年告诉了他。不是市场上最烂的机器，但也只是很普通的商店里卖的那种东西。

“如果有人来问你，你真的喜欢什么？你最想要的配置是什么样的，罗杰？”

男孩活了过来。脸上激情四射。他又一次看着追踪者。

“我的最爱是一台双六核处理器的系统，32G的内存，红帽企业版Linux第六版或者更高版本。”

追踪者不用做笔记。他戴的勋章里的微型麦克风把一切都记了下来。而且，他也完全不明白这个孩子在说些什么。不过，那些书呆子会明白的。

“我会明白我能做什么的。”他说着，站了起来，“看看这个材料。也许你也搞不定。不过谢谢你愿意尝试。”

两天内，一辆载着非常昂贵的电脑设备的厢式货车和三个男人来到森特维尔后街的那栋房子。他们在复式结构上爬来爬去，直到把一切都装好。然后丢下这个非常脆弱的十九岁男孩离开了。男孩盯着屏幕，飘飘欲仙。他看了一些圣战分子网站的布道，开始敲击键盘。

杀手在他的小型摩托车上伏下身，假装在修引擎。路的那头，州参议员离开住处，把他的高尔夫球杆塞进汽车行李箱，坐到方向盘前。这是夏日的一个早上，阳光灿烂，时间刚过七点。他没有注意到身后小摩托车上的那个男人。

杀手不需要离得太近。这种事他之前已经做过两次了。之前穿得和这次不一样，牛仔裤和带头巾的上衣，非常不显眼。参议员是去高尔夫球场。他跟着参议员的车穿行于弗吉尼亚比奇市，走了五英里。他看到参议员停好车，拿了球杆，进入球场，不见了。

杀手驶过俱乐部入口，左转开上支路，消失在树林里。他在支路上开了两百码，然后又向左转，开上了林荫道。尽管骑手装束古怪，但从对面开来的车还是没有看到他。

他刚剪过头，戴着钩针编织的白色无檐便帽，一身雪白的长袍从颈部一直盖到脚踝。他顺着林荫道，开过几个乡间的小屋，到球场第五个球洞区“瀑布球区”时，开出了林荫道，进入早晨的阳光中。然后，他开下车道，把摩托车扔进第四球洞区“落羽松球区”边上高高的灌木丛。

其他洞的球区已经有人在打球了，不过他们玩得全神贯注，没有人注意他。穿白衣的年轻男子平静地沿着“落羽松球区”走去，一直走到桥边钻进灌木丛，直到自己隐身不见，然后等在那儿。他之前来观察过，知道凡是打整场球的人，都会来第四洞的球道并穿过小桥。

他在那儿待了半个小时。有两对男女完成了“落羽松球区”，走向第五洞的“瀑布球区”。他从隐蔽深处看着，让他们走了过去。然后他看见了参议员。他和另一个年纪相仿的人走在一起。参议员今天在球场穿的是件绿色的防风夹克，他的搭档和他穿的衣服颜色差不多。

两位老人穿过小桥的时候，年轻男子从树丛里走了出来。两个打高尔夫的人扫了他一眼，没在意，脚步也没有停。可能是他穿的衣服，又也许是他超然的沉静，他朝两个美国人走到还有十步远时，其中一个问他道：“要帮忙吗，孩子？”

这时，他正把右手从长袍里抽出来，好像要给他们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是一把手枪。在他开火前，两个人都没有机会再说什么。两位老人穿得很像，都是绿色的防风夹克，宽边棒球帽，这让他稍微有些困惑。他从非常近的距离，向他们每人开了两枪。

一发子弹打飞了，再也没有找到。两发命中参议员的胸部和喉部，参议员当场死亡。剩下那发击中另外一个人的胸部中间位置。两个中枪的人挨个儿蜷成一团。枪手抬起双眼，看着早上鸭蛋壳般蓝色的天空，喃喃说道：“真主至大。”然后把手枪的枪管伸进嘴里，开枪自尽。

之前四个打球的人就快走过第四洞的“落羽松球区”。后来，他们都说自己朝枪声的方向转过身，刚好看到吞枪自尽者的头颅鲜血四射，然后落在了地上。两个人朝事发地跑去；第三个人已经坐在了他的电动小车上，他调了个头，发动电动引擎，朝杀手开过去；第四个人张着嘴，看了几秒钟，然后掏出电话，拨打911。

电话接入了安妮公主路警察局总部后面的电信中心。值班电话员做了基本情况记录，然后通知了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和大楼对面的警察总部。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富有经验的当地居民，不需要指引，直接开到了安妮公主高尔夫俱乐部。

第一个到达案发地点的是一辆警用巡逻车，之前它正在第54大街巡逻。警察们在林荫道上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第四球洞区，一点儿也不严肃地穿过犯罪现场的草坪。警察总部的值班探员雷・豪尔十分钟后赶到，对现场进行控制。维京路上，派恩赫斯特中心的救护车从三英里外向这儿驶来时，警方已经控制了局面。

豪尔探员确认，两名男子已经死亡。他认识参议员，报纸上不时有他的照片，而且六个月前的一次警察颁奖典礼上，他也见过这名参议员。

那个留着黑色连鬓胡的年轻男子被四名惊恐万状的高尔夫球手指认为杀手，他右手还握着枪，倒在受害人二十英尺外，也已经死亡。第二个遇袭的人胸口中了一枪，伤势严重，但还在呼吸。探员向后退去，让救护人员做事。他们一共三个人，外加一个是司机。

他们看了一眼，还挂着露珠的草坪上的三个人只有一个需要他们照顾，另外两个已经不用浪费时间，不用像对溺水或者煤气中毒的人那样进行心肺复苏救治了，可以等着直接送去停尸所。救护人员称这种情况为“装上就走”。

他们配有ALS——高级生命支持系统，在冲去弗吉尼亚比奇市总医院的三英里路途上，他们需要这套系统来稳定中枪者的情况。他们把伤者装上车，拉响警笛，飞驰而去。

他们从第一殖民大道开过去，路上用了不到五分钟。早上的车流较少，而且是周末，也没有通勤的上班族。警笛开道，路上的其他一些车辆纷纷让开路，司机一路都把油门踩到底。

车后部是另外两名救护人员，他们在尽力使这个濒死之人的情况保持稳定。与此同时，第三个人通过无线电将他们发现的所有情况提前上报。在急救中心的入口，一个专业创伤救治小组已经集结待命。

大楼里，已经准备好一间手术室，一支外科手术小组也已经准备完毕。心血管外科医生亚历克斯・麦克雷早餐才吃了一半，就匆忙赶至急救室。

探员豪尔还在第四洞的球道。留给他的是两具尸体，一群吓坏了的人，乱哄哄不明就里的弗吉尼亚比奇市市民，以及许多令人费解的事。他的同伴林迪・米尔斯在查姓名和地址，而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两件事。所有的目击证人都很确定，只有一名杀手；该杀手射杀那两个老人之后，立刻吞枪自杀。看来不需要去找同谋犯。警察还在球道那边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一辆小型单人摩托车。

他可以确定的第二件事是：目击者都是理智而成熟的人，沉稳冷静，所提供的证据也都非常可信有效。但这还是令人疑惑，首先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不管是什么，这和宁静、从容、遵守法纪的弗吉尼亚比奇市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都不同。杀手是谁？那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男人又是谁？

豪尔探员把第二个问题放到了首位。不管那个伤者是谁，他一定住在什么地方，也许有妻子和家庭，或者在哪儿还有亲戚。以他看见的胸口处的创伤情况，今天天黑前肯定非常需要找到他的亲人。

犯罪现场隔离带之外看来没有人知道参议员的同伴是谁。钱包或是皮夹一定被救护车带走了，除非他们把它放在了俱乐部会所。雷・豪尔丢下林迪・米尔斯和另外两名继续常规调查的警员，自己跳上一辆球场电动小车，返回会所。在那里，面如死灰的俱乐部工作人员解决了他其中的一个问题。已故参议员的同伴是一名退役将军。他是个鳏夫，一个人住在几英里外一个封闭式退休社区。工作人员在几秒钟之内就从名单中找出了确切的地址。

他用手机给林迪打了个电话，让其中一名警员留下和她一起，叫另外一个警员把小组的警车开过来。

他们在路上的时候，豪尔探员用警用频率和他的警长商量了一下，由总部来应对那些媒体——问题已是铺天盖地了，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答案。总部还要做件令人难过的事，那就是在新闻公布前，通知已故参议员的妻子。

警长告诉他，第二辆救护车——或者说，运尸车——已经在路上了，医院停尸间的法医已经准备好了。

“警长，请先检查杀手。”豪尔对着麦克风说，“他穿的那身看起来像是一个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他一个人行动，但背后肯定还有别人。我们需要知道他是谁——是独行侠还是团伙中的一分子。”

他要求对杀手的指纹进行取样，在AFIS（自动指纹识别系统）里进行比对。他还要求在弗吉尼亚州车辆牌照管理局核查那辆摩托车。是的，是周末，但必须把他们从床上喊起来去干活。然后他挂断了电话。这时，他来到了将军的住处外面。

高尔夫球俱乐部给出的这个封闭社区显然还没有听说“落羽松球区”上发生的事。这里有四十多间平房，散落在草坪和树林间。中心位置处有个小湖泊。社区经理的房子也在这里。

经理早餐吃得晚，才刚吃完，正要修剪自家的草坪。听到探长的消息，他脸若白纸，重重地坐到花园的一张椅子上，低声反复说了无数遍“噢，我的上帝”。最后，他从自己门厅的一块板上取下一把钥匙，领着豪尔探员去往将军的住处。

将军的房子位于四分之一英亩修葺得整齐干净的草坪中间。地下的花坛里种了些开花的灌木，品位优雅，没有太多劳作的痕迹。房间里很整洁，井然有序，像一个习惯了良好秩序和纪律的老兵的住所。豪尔开始了他的不太优雅的工作——彻底翻查他人的私生活。经理尽可能地给予了帮助。

这名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大约五年前住进这个社区，那时他的妻子因为癌症刚去世不久。“有其他家人吗？”豪尔问道。他正在查看办公桌，试图寻找信件、保险单以及亲属的痕迹。看起来，将军把他大多数的私人文件都交给律师或者银行了。经理给将军在这个社区里的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那是住在这里的一位退休建筑师，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经常请将军去家里，一起分享真正的家庭烹制的菜肴。

建筑师接听了电话，非常震惊。他想直接开去弗吉尼亚比奇总医院，但豪尔探员接过电话阻止了他，因为这时候医院不会允许探望的。“他有什么亲人吗？”他问道。“他有两个女儿，在西边什么地方，”建筑师说，“还有一个儿子，现役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一名中校，不过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回到总部后，豪尔和林迪・米尔斯会合，还有他那辆没有标记的警车。有新消息。摩托车查到了，它属于一名二十二岁的学生，名字显然是阿拉伯语或者阿拉伯语的分支。他来自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现在是诺福克以南十五英里一所高等技术学院工程专业的学生。车辆管理局通过一张照片进行了翻拍。

照片上的脸很干净，没有黑色的连鬓胡，和雷・豪尔在球道草地上看到的那张脸不太一样。由于子弹爆炸的巨大威力，草地上的那张脸扭曲得厉害，后面的头颅部分也没了。不过，和这张已经足够像的了。

他给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拨了通电话。司令部在阿灵顿公墓旁，和华盛顿只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他一直等待着对方接听，不挂断电话，最后，一位负责公共事务的少校接了电话。豪尔向对方说明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打来，同时简要介绍了一下五个小时之前，安妮公主高尔夫球场都发生了些什么。

“不，”他说道，“我不能等到周末之后。我不管他在哪儿，我现在就要和他讲话。少校，现在！如果他的父亲能看到明天的日出，那可能就是奇迹。”

一段很久的沉默。最后，那个声音说道：“探长，请在电话边等一下。我或者其他人很快会过来接听。”

只等了五分钟。换了不同的声音。另外一位少校，这一次是人事档案部门。“你想与之通话的军官无法联系。”他说道。

豪尔生气了。“你我都知道，除非他在太空或者马里亚纳海沟沟底，否则一定能联系到他。你有我的私人电话。请把号码给他，让他给我回电话，尽快。”说完，他挂断了电话。现在，全凭海军陆战队做主了。

他抓了一根能量棒，拿了杯咝咝冒泡的苏打水作午餐，然后和林迪一起离开总部去医院。以健康饮食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们沿着第一殖民大道的支路前进——那条支路有个奇怪的名字——叫“鬼火路”，然后掉头弯进急救中心的入口。第一站是停尸房，那里法医差不多正要完事。

钢制的托盘上有两具尸体，用布盖着。一名助手正要把他们存入冷柜。法医让他停下来，揭开了其中一块布。豪尔探员向下看着那张脸。那脸上满是伤痕，变形得很厉害，不过仍然看得出是那个车辆管理局照片中的年轻人。黑色的连鬓胡子向上突出来，眼睛已经合上了。

“你知道他是谁了吗？”法医问道。

“是的。”

“哦，你比我知道得多。不过也许还是有些事是你不知道的。”

法医把布褪至脚踝部位。

“注意到了吗？”

雷・豪尔努力看了很久。

“他没有体毛，除了胡子。”

法医把布盖上，对助手点点头，示意他将钢制的托盘和它装载的货物推进冷柜。

“我从没亲眼见过，只看过照片，在两年前一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学术研讨会上。这是宗教仪式洗脱罪孽的标志，是为去往安拉的天堂作的准备。”

“一个人体炸弹？”

“一个自杀式杀手。”法医说道，“一摧毁大撒旦的一个重要人物，极乐之门就对那些殉道的仆人敞开。在美国，我们很少看到这些，但在中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很寻常。研讨会就此还有过一次讲座。”

“但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豪尔探员说道。

“那么，肯定有人让他皈依了。”法医说道，“顺便提一句，你们案组的人已经取走了他的指纹。除了指纹，这个人身上再没什么东西了。至于那把枪，我相信已经和枪伤匹配上了。”

豪尔探员下一站是楼上。他在办公室找到了亚历克斯・麦克雷医生。午餐时间早就过了，他正在吃金枪鱼罐头午饭。

“你想知道什么，探长？”

“一切。”豪尔说道。外科医生于是都告诉了他：

将军伤得很重，他被送进急救室时，麦克雷医生下达指令，立即做静脉输注。然后他们测量了生命体征：氧饱和度、脉搏和血压。

麻醉师顺着他的颈静脉找到一处较好的静脉输注位置，插入一支大口径插管，立即开始滴注生理盐水，以及两个单位的O型Rh阴性血浆，给他做维持性处理。最后，麻醉师拿了份病人的血液样本去实验室做交叉匹配。

患者刚一稳定，麦克雷医生就立刻开始检查他的胸腔内部情况，可以看见一个子弹射入的孔洞，但找不到穿透而出的伤口。显然，子弹嵌在了里面。

他仔细考虑是用X光还是CT做扫描。最后他决定不移动轮床上的患者，而是将神志不清的患者身下的托盘滑至X光机下方，从上面进行X光造影。

X光显示，将军肺部中枪，子弹嵌在肺的根部，离肺门很近。他有三种选择可以赌一下。使用一根心肺导管做手术是个不错的选项，但这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肺损伤。

第二个选择是立刻做开膛手术，靠目视取出子弹。但那也会有很高的风险。因为伤害的具体程度仍然不清楚，而且也可能是非常致命的。

他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二十四小时内不再进一步干预。尽管到目前为止，恢复知觉已经耗费了老人大量的体力，但他还是有望恢复部分知觉并且稳定下来的。这可以使开膛手术有更高的成功率。

然后，将军被移往重症监护室。探长和医生商议的时候，他躺在那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颈部一侧是中心静脉导管，另一侧是静脉套管。鼻镜式氧气管向上伸入鼻孔，确保持续不断提供氧气。床边有台监视器，上面显示着血压和脉搏，一眼就可以看到心跳状况。

最后是一根胸腔引流管，在左腋窝下的第五、第六根肋骨之间。它可以截住被打穿的肺部不时泄漏出的空气，并将气体向下导入地板上一个大玻璃罐内，玻璃罐里盛了三分之一的水。气体排出胸腔，从水底冒出来，形成一个个气泡，浮向水面。

之后这些气体也不能被送回胸膜腔，否则会造成肺衰竭，导致病人死亡。病人必须通过鼻孔内的氧气管吸氧。

豪尔探员被告知，几天内都绝对不可能有机会和将军说话。他随后离开，回到急救中心入口后面停放着的车里。他让林迪替自己开车，他得打几个电话。

他首先打给那个杀手穆罕默德・巴里就读的威洛比学院。探长拨通了招生办主任的电话，请主任帮他核实巴里先生是否是威洛比的学生。主任确认了，一点都没犹豫。但当他告诉她安妮公主高尔夫球场所发生的事情后，电话那边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

他告诉电话那边，今天早上这起凶杀案杀手的身份还没有对媒体公布。他二十分钟后到学校。他需要主任届时准备好这个学生的所有档案记录和他宿舍的钥匙。这期间，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这个学生在密歇根的父母。

第二个电话是给指纹鉴定处的。是的，他们从停尸间弄到一套质量非常好的十个手指的指纹，并且通过自动指纹识别系统进行了比对。没有匹配的，死掉的这个学生没在系统里。

如果他是个外国人，移民局就会有记录，上面会有护照申请时间。不过情况渐渐明了了，巴里先生是美国人，他的父母是移民。但他们是从哪儿移民来的呢？生为穆斯林，或者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谁给他改的名？

第三通电话打去了弹械鉴定科。瑞士造格洛克十七式手枪，装满的弹夹，打了五发。他们正试图追踪枪械登记的持枪人。枪的主人不是巴里，而是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什么人。枪是偷来的？买来的？学校到了。

死掉的这个学生是索马里裔。威洛比学院认识他的人说，大约六个月前，他似乎性情大变。原本蛮正常的一个学生，外向、活泼，之后变得沉默寡言、离群孤僻，像个隐士。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宗教。学校里还有另外两个穆斯林学生，不过他们没有变成那样。

死者不再穿牛仔裤和防风夹克，开始喜欢穿长袍，每天上课都会抽出时间做五次祈祷。他的这种行为得到了准许，校方没有任何异议。这里对宗教信仰非常宽容。他慢慢蓄了须，黑色连鬓的胡子，非常浓密。

这是今天第二次，雷・豪尔发现自己在搜查另外一个人的私人物品，不过和之前那次完全不同。除了工程学的课本，所有的书本上都是阿拉伯语的文章，豪尔探员一个字也看不懂，只能全部收走。关键是那台电脑，至少可以让雷・豪尔知道他之前在做什么。

他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布道，说的不是阿拉伯语，而是流利的英语，非常有说服力。布道者脸上戴着面具，两眼炯炯有神，号召人们顺从安拉，做好万全的准备来侍奉真主，为他而战，为他而死。还有最重要的，为他杀戮。

豪尔探员从未听说过“传教士”。他关上电脑，先扣了下来。所有他收走的东西，他都做了签收，还允许学校通知这个学生的父母。只是，如果他们要来取走儿子的遗物，必须得给他打电话；他同时也会通知迪尔伯恩的警察。他装了满满两个垃圾袋的书、课本和笔记本电脑，回到警察总部。

电脑里还有其他东西，包括克雷格列表网络的一份搜索记录：一个男人有把手枪要卖。这条记录会让卖家受到严重的指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

他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是晚上八点整。一个声音介绍自己是那名受伤的将军的儿子。他没说自己在哪儿，只说他得到消息，正坐直升机前来。

天已经黑下来了。警察总部后面有块空地，不过没有泛光灯。

“最近的海军基地在哪儿？”那个声音问道。

“奥西安那。”豪尔说道，“不过你能获得许可在那儿降落吗？”

“是的，我可以。”那个声音说道，“从现在算起，一小时后抵达。”

“我来接你。”豪尔说道。头半个小时等着的时候，他在全国的警察记录中寻找近期发生的类似刺杀事件。让他惊讶的是，一共有四起。高尔夫球场的这起凶杀案是第五件。之前的四件中，有两个案件的凶手都立刻自杀了。另外两个案子的凶手被活捉，正等着一级谋杀罪的审判，而且都是单独行动。所有的凶手都是被网络布道转化成极端主义分子的。

九点钟，他在奥西安那基地接到了将军的儿子，开车带他去往弗吉尼亚比奇市。路上，他讲述了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事。

他的客人非常仔细地问他都从穆罕默德・巴里的学校宿舍找到了些什么，然后低声说了句：“传教士。”豪尔探员以为他说的是一种职业，没觉得那会是一个代号。

“我想是的。”他说道。他们到了医院的大门，没有再说话。

“重症监护室里那个将军的儿子到了。”前台通知了个什么人，亚历克斯・麦克雷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他们往重症监护的那层走，医生解释伤势有多严重，甚至妨碍了做手术。

“康复的希望很渺茫，”他说道，“现在还很危险。”

将军的儿子走进房间。他拖过一把椅子，借着昏暗的灯光，注视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苍老面孔。老人被固定在自己的床上，靠机器维持着生命。整个晚上，他都坐在那儿，握着沉睡中的老人的手。

早上快四点的时候，将军睁开眼，心跳也快起来。他的儿子所看不见的，是那床后面地板上的玻璃罐这会儿正迅速地被鲜红的动脉血灌满。胸腔深处，一根主血管断裂开来，将军失血速度太快，没法救了。

他的手感受到自己握着的那双手极其轻微的一点握力。他的父亲盯着天花板，嘴唇轻轻动着。

“永远忠诚，儿子。”他低声说道。

“永远忠诚，父亲。”

屏幕上的示波线从波峰滑落，走平；短促的哔哔声变成了长鸣。急救小组出现在门口。亚历克斯・麦克雷也在这些人中间。将军的儿子坐在那儿。麦克雷迈步走过他的身旁，查看床后的瓶子，然后冲着急救小组举起一只手臂，轻轻摇了摇头。组员们退了出去。

几分钟后，将军的儿子站起身，离开了房间。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对外科医生点了点头。重症监护室里，一名护士向上拉起被单，将它盖在将军的脸上。将军的儿子拾阶而下四段楼梯，走向停车的地方。

豪尔探员坐在自己的车里，离着二十码就感觉到了些什么，从瞌睡中醒来。将军的儿子穿过停车场，停下来抬头看着。还有两个小时天才亮。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还黑着，远远地，有星光闪动，或明或暗，无止无休。

这些隐没在暗蓝色天空里的星星此时也照着另外一个男人，一个隐身在某个荒漠深处的男人。

这个站着的男人向上看着星星，说了些什么。弗吉尼亚的探员没有听清。追踪者说的是：

“你把这件事弄成私人恩怨了，传教士。”

第二部  世仇

第四章

在以代号隐藏真实身份的世界里，追踪者给自己的新帮手化名爱丽儿。选择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精灵的名字让他觉得比较有趣，这种精灵可以隐身飞行，总是肆意胡闹。

如果说罗杰・肯德里克在地球上是挣扎生存的话，那他坐在美国纳税人给他买的令人陶醉的设备面前的样子，可算是判若两人。正如米德堡的男子所说，罗杰会成为战斗王牌，现在，这个少年被收买了。

他花了两天时间研究传教士建来隐藏自己IP地址以及他的位置的结构。他也看了那些布道，而且从一开始就非常确信一件事：另一个计算机天才可不是那个传播宗教仇恨的面具人。爱丽儿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他真正的对手，一个劲敌：技术精湛、高深莫测，有能力发现爱丽儿任何可能的错误，然后将他挡在门外。

事先没人知道，爱丽儿的网络敌手是易卜拉欣・萨米尔。他出生在英国，是曼彻斯特理工大学的学生，父母是伊拉克人。肯德里克视他为“洞穴巨人”。

就是他设置的代理服务器，好让他的主机躲在这个代理服务器所制造的假IP地址后面，隐藏主机的真实位置。不过，在布道活动的最开始，肯定有一个真正的IP地址，一旦爱丽儿找到这最原始的IP地址，他就能在地球上找到这个源头。

很快，他就发现有一个粉丝群，狂热的信徒能帮传教士发帖。爱丽儿决定加入。

他知道，洞穴巨人不会轻易上当的，除非爱丽儿能把虚拟账户的每一个细节都设置得非常完美。爱丽儿虚拟了一个叫法赫德的美国青年，两个约旦裔移民的儿子，在华盛顿特区出生长大。不过他首先要学习。

他使用了已经死去很久的恐怖分子扎卡维[23]的背景。扎卡维是约旦人，在被特种部队空袭击毙前，一直领导着伊拉克的“基地”组织。网络上有许多他的传记。他来自约旦农村扎尔卡。爱丽儿编造的一对父母也是这个村子的，住同一条街。如果被问起，他可以用网络上的信息作答。

他重新塑造了自己。他的父母到达美国后两年生了他。他可以讲他曾经念过的学校，那个学校里有一些穆斯林的孩子。

他从线上的国际课程学习了伊斯兰教的内容，研究了他声称他和他父母一直去的清真寺和驻寺伊玛目[24]的名字。然后，他申请加入传教士的粉丝群。他受到了一些质询——不是来自洞穴巨人本人，而是另外一个加利福尼亚死忠粉。他回答了问题，等了几天，然后被接纳了。这期间，他一直藏着自己的病毒——他的恶意软件——时刻准备使用。

阿富汗加兹尼省的首府也叫加兹尼。首府郊外的村子里，有一间砖制的办公室，里面有四名塔利班战士。他们都坐着，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按他们喜欢的方式，坐在地上。

他们用长袍和披风把自己包裹起来，虽然已经进入五月，但从山区吹来的风还是很冷，这座砖结构的政府大楼也没有保暖设施。

从喀布尔来的三名政府官员也坐着，还有两个来自北约的欧洲佬。他们是北约的军官。山里来的人脸上没有一点笑意。他们从来不笑。他们唯一看见欧洲佬士兵（外国的白人）的时候，是在卡拉什尼科夫[25]的准星里。不过山里人来到这个村子，是来放弃那种生活的。

在阿富汗，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计划，叫作“重返社会”。这是喀布尔政府和北约联合风险投资的一个项目，由一名叫大卫・胡克的英国少将实际运作。

那些聪明的脑袋很久以来就一直有着很前卫的思想——光靠数塔利班武装的尸首是永远无法获得胜利的。当英美联军的司令官们庆祝干掉了一百名、两百名或者三百名塔利班士兵时，看来似乎更多的塔利班武装又冒了出来，速度一点不亚于前者。

他们有些人原本是——也永远是阿富汗农民。有的人加入志愿者团队，是因为亲属被迷航的导弹、目标错误的空袭或是不长眼睛的炮弹杀死。在那种社会里，一个大家庭可以有三百人，其他人则是因为他们部族的长者命令他们去战斗。这些人都很年轻，和男孩没什么差别。

还有些年轻人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学生，他们长年累月在宗教学校里研习《古兰经》，听到的只有那些极端主义的伊玛目的话。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这里，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不过塔利班军队和其他任何军队都不一样。它的部队极具地域性，而且完全出于对那些有经验的指挥官的崇敬。干掉这些老兵，再转变那些氏族首领，搞定部落的头，那么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战斗都会停止。

英国和美国的特种部队很多年来一直化装成这边山区的人，从山里潜入，刺杀塔利班中高级指挥官。他们认为“小鱼”不是真正的问题。

和夜间猎杀行动同步进行的，就是“重返社会”计划，策反老兵，让他们接受喀布尔政府伸出的橄榄枝。那天在首府的小村子里，胡克少将和他的澳大利亚助手克里斯・霍金斯上尉就在讲述“重返社会”计划。沿墙蹲坐的四名干瘦干瘦的人，是塔利班的首脑。他们被从山里劝诱出来，准备重返乡村生活。

凡是要钓鱼，总得有鱼饵。重返社会人员需要参加课程以去除教化。作为交换，村民将免费得到一所房屋、一群羊（以使其可以继续从事养殖业）、一道特赦令，以及每周等同于一百美元的阿富汗货币。那个晴朗却寒冷的五月天里的会议就是试图说服这些老兵：他们多年来所受到的宗教宣传，事实上是错的。

他们说普什图语，看不了《古兰经》。和所有非阿拉伯裔的恐怖分子一样，他们皈依是因为圣战分子的说教。很多圣战分子都伪装成伊玛目或者毛拉，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会议达到目的，到场的还有一个普什图毛拉或者说，大毛拉，他向这些老兵解释，他们是如何被蒙蔽，《古兰经》事实上是一本和平之书，只有一些杀戮的段落，被恐怖分子故意断章取义。

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台电视，山里来的人对这个东西很着迷。这会儿屏幕上放的不是电视节目，而是与之相连的DVD机里的视频。屏幕上讲话的人说的是英语，不过毛拉有一个“暂停”键可以停下画面，向他们解释传教士都说了些什么。然后根据神圣的《古兰经》向他们揭示那全是胡扯。

蹲坐在地上的四个人之中，有一个是马哈茂德・居尔。从“9・11事件”开始，他就是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他不到五十岁，但十三年的山区生涯让他倍显沧桑。黑色的头巾之下，他的脸像胡桃一样，满是皱纹。手指粗糙，轻微的关节炎不时隐隐作痛。

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教化了，不过那会儿不是针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倒是他们帮助他的人民从俄国人那里获得了自由。他不太知道本・拉登和他的那些阿拉伯人。但就他所知道的，他都不喜欢。他听说过所有这些年在曼哈顿市区发生的事，自己也并不赞同。他加入塔利班是为了反抗北方联盟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可是美国人不理解普什图瓦里[26]。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神圣规则禁止毛拉奥马尔将他的塔利班客人们交给美国人。所以他们就入侵了他的国家。他因此和他们作战，至今仍在战斗。

马哈茂德・居尔感到衰老和疲惫。他看到过许许多多的人死去。有些人伤势太重，至多只能痛苦地活几小时或是几天。他就用自己的枪，帮他们从痛苦中解脱。

他杀过英国人，也杀过美国人，不过他记不得杀过多少了。他的骨头总是疼，手变得像爪子一样。他那被打碎的髋关节从未让他在山里的冬天消停过。他的家人有一半都死了，他很久没看见过孙子孙女了，只是在夜里匆匆地去看他们，不过在黎明前他必须回到山洞里去。

他想退出了。十三年已经够了。就要夏天了。他想坐在暖和的地方，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他希望他的女儿给他带粮食来，老的时候就该是这样的。他已经决定接受政府的特赦、房子、羊和一份津贴，即使这意味着他要去听那个愚蠢的毛拉还有电视上那个面具人讲话。

电视关掉了，那个毛拉还在絮叨。马哈茂德・居尔用气息声叨唠了句什么，说的是普什图语。坐在他旁边的克里斯・霍金斯也懂这种语言，但他不懂加兹尼乡下的土话。他觉得他应该是听明白了，但也不敢确定。讲座结束了，毛拉连忙回到他的车上，和他的保镖在一起。茶已经泡好了，黑黑的，很浓，欧洲佬的军官还带了糖来，味道很不错。

霍金斯上尉在马哈茂德・居尔身旁坐下来。他们呷着茶，谁也没说话。然后，澳大利亚人问道：“讲座结束的时候，你说的什么？”

马哈茂德・居尔重复了一遍，说得很慢，而且没有低下声来。这句话只说了一件事。他说的是：

“我认得那个声音。”

克里斯・霍金斯在加兹尼又待了两天，在别的地方又出席了一次“重返社会”的会议，然后回到喀布尔。他在英国大使馆有个朋友，他十分肯定对方是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人。他觉得自己得提一下那件事。

爱丽儿对洞穴巨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从曼彻斯特来的伊拉克人极度自负。他知道自己是网络大神。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他经手的事，都做得绝对完美。他一直坚持如此。这是他的招牌。

他不仅录制传教士的布道，还亲自把它们发往全世界供人观看，天知道都有多少人看过。他还管理着日渐庞大的粉丝群。他在接受任何一条评论或是作任何回复之前，都严格审查那些申请者的资质。不过他还是没有注意到，从弗吉尼亚森特维尔一个漆黑的小阁楼里，有种“温和的”病毒，渗入了他的程序。

爱丽儿的恶意程序只是让洞穴巨人的网站慢下来，程度上很轻微，而且只是偶尔才是这样。效果就是传教士讲话时，画面传输会有小小的暂停。洞穴巨人立刻就发现了这个暂停给他的完美杰作带来的细微异常。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很恼火，最终十分愤怒。

他试图修正它，可问题依然如故。所以他得出结论，如果一号网站出现了问题，他必须做个二号站，然后“搬”过去。他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他必须把粉丝群迁去新网址。

他用代理服务器生成虚假的IP地址之前，会有一个真实的地址，这个IP地址将被用来作为邮件地址。为了把整个粉丝群从一号站搬去二号站，他必须通过这个真实的IP地址回溯。这只耗费百分之一秒，也许更少。

就在这个转移过程中，源IP会被暴露。虽然暴露的时间是以纳秒计的，转瞬即逝，不过爱丽儿一直在等这个微乎其微的时间窗口。这个IP地址告诉他一个国家的名字，同时还有它的所有者——法国电信。

如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超级计算机对加里・麦金农不是障碍，那法国电信的数据库也不会阻挡爱丽儿太久。一天之内，他就进入了法国电信的数据库，没被发现也没被怀疑。像所有的优秀盗贼一样，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现在有了一个经度和一个纬度——一个城市。

不过他给杰克森中校发了条信息。他非常懂行，所以没有发邮件。邮件那种东西会被人监听的。

澳大利亚上尉判断对了两件事。塔利班老兵的随口一说确实值得提一下，而且他的朋友也确实是英国大使馆里那个庞大而有效的情报机构的一分子。这个消息立即被进行了处理，通过安全的加密渠道发往伦敦，然后是技术行动支援局，丝毫没有迟延。

一方面，英国已经有了三名被那个没有相貌和姓名的传教士蛊惑的故意杀人犯；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对盟友的情报机构发出了全面请求。考虑到传教士有重大嫌疑为巴基斯坦人，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伊斯兰堡和喀布尔的站点尤其警觉。

二十四小时之内，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架格鲁曼“湾流”五百型商务机，载着一名乘客在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加了油，又在卡塔尔的多哈美军基地再次加油，第三站来到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美军基地。

追踪者选择不进入喀布尔市。他不需要去，而且在巴格拉姆的戍卫下，他的飞机比在喀布尔国际机场更有保障。但他的需求比他自己更重要。如果“重返社会”计划有任何金融限制，他们就不会再找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了。这时候就显示出美元的作用了。霍金斯上尉被直升机带到巴格拉姆。加满油后，还是这架直升机，带着他们和一个游骑兵连的近程保护小组，飞往加兹尼的那个小村庄。

中午时分，他们在这个贫困的小村庄外降落。春天的太阳很暖和。他们看见马哈茂德・居尔正在做他长久以来就想做的事：坐在阳光里，和他的孙辈们玩。

女人们一看见头上轰鸣的黑鹰直升机，就立刻跑进了屋里，使劲地关上门和窗户。直升机在公共的打谷场上降落，士兵们从机舱里倾泻而出。男人们默默地站在这个村子唯一的街道上，全都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白皮肤的外国佬来到他们的家园。

追踪者命令游骑兵们守在飞机旁，自己顺着街道走去，边走边不时地左右点着头，用传统的额手礼[27]致敬。虽然有些勉强，但他还是得到了一些同样的还礼。他只叫了霍金斯上尉陪着，给自己做介绍人和翻译。澳大利亚人知道马哈茂德・居尔住在哪儿。那个老兵正坐在住所外面。几个孩子被惊得四散跑开，只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孩好奇心胜过了恐惧，抱着他祖父的斗篷，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两个白人盘腿坐在了老兵的面前，向他致礼问候。老兵也向他们还礼。

阿富汗人前后看了看街上。没看见士兵。

“你不怕吗？”马哈茂德・居尔问道。

“我相信我是来拜访一位爱好和平的人。”追踪者说道。霍金斯给他翻译成普什图语。老人点点头，冲着街上喊了句什么。

“他在告诉村民没有危险。”霍金斯低声说道。

追踪者让马哈茂德・居尔回忆上个星期五做完礼拜后，和“重返社会”小组会谈的事。他只在等待翻译的时候停了停。阿富汗人一直盯着他，深棕色的眼睛眨也不眨。最后，他点点头。

“很多年前了。不过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可电视上他说的是英语。你听不懂英语，是怎么知道的呢？”

马哈茂德・居尔耸了耸肩膀。

“他讲话的方式。”他说道，似乎不需要再考虑什么别的。莫扎特据称拥有完美的音高辨识能力——他能记录并且重现声音的原貌，完全一模一样。马哈茂德・居尔可能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但如果他的判断是对的，那他一定也拥有这样的耳朵。

“请告诉我事情的始末。”

老人停了一下，目光看向美国人从街上走过来时带着的包裹。

“该给礼物了。”澳大利亚人小声说道。

“请原谅。”追踪者说道，伸手解开包裹的绑绳，摊开他带来的东西：两件在印第安人纪念品商店购买的水牛皮长袍，衬里是暖和的羊毛。

“很久以前，我们国家的人曾经为了肉和毛皮猎杀水牛。这是目前人类已知的最暖和的皮革。冬天的时候你穿它，睡觉的时候一个盖在上面，一个垫在下面，你再也不会觉得冷了。”

马哈茂德胡桃一样的脸上绽开了笑容。这是霍金斯上尉头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虽然只剩下四颗牙齿，但他还是尽可能地把嘴咧得很大。他用手指从厚厚的毛皮上掠过。就算是希巴女王[28]的珠宝箱也无法给他比这更多的喜悦。于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

“那是在对美国人的战斗里，就是在美国刚刚入侵，反对毛拉奥马尔政府之后。东北部飞地的那些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人纷纷跑了出来。我们本来能够对付他们，但他们有美国人支持。外国佬指挥着飞机，带着炸弹和火箭弹，从空中俯冲下来。美国兵能和飞机通话，告诉他们我们在哪儿，所以炸弹很少不命中。情况很糟糕。

“在巴格拉姆的北面，向萨朗山谷撤退的时候，我在野外被发现。一架美军的战斗机向我开火打了很多次。我藏在岩石后面，它飞走之后，我发现我的臀部中了一枪。我的人背着我来到喀布尔。在那儿，我被放到一辆卡车上，继续向南走。

“我们穿过了坎大哈，在斯平布尔达克越过边界，进入巴基斯坦。他们是我们的朋友，给我们提供庇护。我们来到奎达。这时才第一次有医生来看我，我的臀部得到了治疗。

“到了春天，我又开始能走了。那时候，我年轻，也很健壮，打碎的骨头痊愈得很好。但总是疼，于是我拄了个拐杖。春天的时候，我得到邀请，参加奎达人民议会，和毛拉一起坐在议会里。

“还是在春天，从伊斯兰堡来了个代表团到奎达，和毛拉奥马尔开会。有两个将军不懂普什图语，只会说乌尔都语。不过有名军官带了他的儿子来，他还是个孩子，但可以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普什图语，并带有锡亚琴高原地带口音。他给旁遮普的将军们做翻译。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假装帮美国人做事，但他们永远也不会抛弃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塔利班运动被毁掉。就是这样。

“我和那个从伊斯兰堡来的孩子讲过话。就是那个在白色屏幕上讲话的人，面具后面一定是他。另外，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

追踪者谢过他，然后离开了。他顺着街道走回打谷场。男人们或坐或立，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女人们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偷偷地瞟着。孩子们躲在他们的父亲和叔叔身后。不过没有人干扰他。

游骑兵们脸冲外围成一圈。他们先把两名军官引上黑鹰直升机，然后自己才登机。直升机起飞了，尘土和谷壳被吹向四面八方。他们朝巴格拉姆返航。基地的军官宿舍相当舒适，饭食精美，只是没有酒。不过追踪者只需要一样——睡上十个钟头。他睡觉的时候，他的情报已经被传往中情局在喀布尔大使馆的站点。

尽管存在部门内部的竞争，追踪者离开美国的时候，中情局还是告诉他，他们会从旁充分配合他。有两个原因，让追踪者很需要这些。

一个原因是，中情局在喀布尔和伊斯兰堡有庞大的机构。任何访问这两个大都市的美国人都可以被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兰利，中情局有一个超级机构，可以制造假文件在海外使用。

他醒来的时候，情报站的副站长已经应邀从喀布尔飞来开会。追踪者把自己的需要列了个单子，情报局的军官仔细地做了记录。详细内容将被加密，当天发往兰利。他没有意见。当需要的文件准备好，信使会从美国专门带过来。

中情局的人从巴格拉姆美军基地乘直升机起飞，返回喀布尔，降落在大使馆的院子里。与此同时，追踪者乘坐早已等候在那儿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公务机，飞往波斯湾卡塔尔的巨大美军基地。根据官方记录显示，这个国家里甚至从来没有过一个叫卡尔森的人。

在卡塔尔也是一样。他还得打发三天时间，等着他在美军基地里所需要的文件准备好。在多哈郊外降落的时候，他让格鲁曼商务机返回本土，然后从基地里订了两张飞机票。

一张是本地航空公司的短途经济舱客票，沿着海岸飞往迪拜，用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卡尔森先生。另外一张是从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旅行社订的，从迪拜经伦敦飞往华盛顿的英国航空公司商务舱客票，用的是假名约翰・史密斯。收到等待着的消息后，他飞去了迪拜。

落地后，他直奔中转大厅。这里巨大的免税商贸中心人满为患，数以千计的游客塞满了这座中东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他没有打扰中转大厅的问询台，直接走进了会员俱乐部中转候机厅。

从兰利来的信使已经在事先说好的男洗手间入口处等着了。他们小声交换了一下识别暗号。程序很老套，有一百年历史了，不过仍然有效。他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和两把位置较偏僻的扶手椅。

两个人都只带了随身行李。他们长得不像，不过这不要紧。信使来的时候用的是那本真的美国护照，名字是约翰・史密斯，刚好配上那张同样姓名的返回美国的机票。他将从楼下英国航空公司的柜台换取登机牌。约翰・史密斯是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在中途令人愉快短暂停留后，将乘坐不同的航空公司航班离开回国。不过不会有人知道这些。

他们还交换了手提箱。追踪者给信使的东西不重要。他拿到的是个轮式箱包，里面装着衬衫、套装、化妆用品、鞋子，以及所有短程旅途旅行者的随身物品。散落在衣服和机场买的惊悚小说之间的，是各种账单、收据和信件，表明主人的身份是丹尼尔牧师。

他把所有用卡尔森名字的纸质物品都交给了信使。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在美国。他拿到的是一个钱包，里面的证件是情报局花了三天给他准备的。

有一本姓名是丹尼尔牧师的护照。他是《华盛顿邮报》的高级职员。护照上有巴基斯坦驻华盛顿领事馆签发的有效签证，许可牧师先生进入巴基斯坦。这份签批的签证意味着巴基斯坦警察知道他要来，他们会恭候大驾。记者对敏感的政体总是极其感兴趣的。

还有一封《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写的信，确认牧师先生正在就“伊斯兰堡——一个成功的现代都市的建成”准备一个大型系列文章。还有一张经伦敦返回的机票。

其他还有信用卡、驾驶证、通常的纸质文书，以及一个遵纪守法的美国公民和高级主管钱包里都会有的那些塑料卡片。此外还有一张伊斯兰堡塞雷纳酒店的房间确认函。酒店的汽车会来接他。

追踪者很了解情况，他不会从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到处是人的旅客大厅，跟着人流蜂拥进入机场外面的一片混乱之中，然后让自己被塞进随便一辆老旧的出租车里。

信使给他的还有从华盛顿飞往迪拜的登机牌存根，以及没有用过的从迪拜飞往“斯兰米”（特种部队的人都这样称呼伊斯兰堡）的续程票。

彻底搜查他的房间只会表明，丹牧师是一名合法的外国记者，从华盛顿来，持有有效的签证，在巴基斯坦逗留的原因符合逻辑；而且，他会待上几天，然后回国。

身份和故事交换完毕，两个人去楼下不同的航空公司柜台换登机牌，继续他们下一段航程。

现在差不多已是午夜，可追踪者的EK612次航班凌晨三点二十五分才起飞。他随便逛着，打发时间，回到候机厅登机口时还有一个小时。他退了回来，打量着和他同一个航班的旅客。他知道，如果有风的话，他应该站在他们大多数人的上风处。

正如他所想，经济舱的旅客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劳工。他们在建筑工地完成了法定两年的强制劳作，现在返回家乡。通常建筑行业的工头们在这些劳工来的时候会没收他们的护照，在两年合同终止时才会还给他们。

在合同期间，这些劳工住在只有最最基本设施的简陋小屋里，在令人生畏的高温下辛苦工作，得到的工钱十分微薄，其中一部分他们还要寄给家里。他们涌向登机口时，他闻到了第一股污浊的汗味儿，里面还夹杂着咖喱的味道，这是经常吃咖喱导致的。很幸运，经济舱和商务舱很快就被隔离开了。前面的座位都装了软垫，他觉得很舒适。和他在一起的是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还有巴基斯坦商人。

航程时间也就三个小时多一点。阿联酋航空公司的波音777-300型客机当地时间七点三十分准点降落。透过舷窗，他看见飞机慢慢滑行经过停放在机场的军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和总统的波音737座机。

在出入境大厅，他和挤拥成群的巴基斯坦人分离开来，排在外国人的护照检验队伍里。新证件上面的名字是丹尼尔牧师，上面只有几个欧洲国家的海关出入印章，和巴基斯坦签证。护照被一页一页仔细地查验。问题很简单，问得也很有礼貌，非常容易回答。他出示了自己在塞雷纳酒店的预订单。便衣警察站在后面挺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一切。

他拖着轮式箱包，努力穿过行李大厅吵吵嚷嚷、推推搡搡的人群。他知道，和外面的混乱比较起来，这里简直是日耳曼式的秩序井然。巴基斯坦人不排队。

最后一个大厅外面，阳光普照。看着似乎来了有好几千人——全家人都来了，迎接从海湾回来的人。追踪者扫视着人群，直到发现有个穿着塞雷纳酒店制服的年轻人，他举着块牌子，上面写着“牧师”。他打了个电话，然后被护卫着走向航站楼的右侧。那里有块很小的VIP停车区，汽车停在那里。

飞机场坐落在拉瓦尔品第老城区里。出了这个航空枢纽港，便拐上了通往首都的伊斯兰堡高速路。塞雷纳酒店则位于市郊，是“斯兰米”唯一的一家防震酒店。车子猛然拐进一小截急弯路段，把追踪者吓了一跳：向右，然后又向左，越过了一个路障。客人的汽车来时，路障会放下；如果是酒店自己的车，就会抬起来。车子继续向上开过一小段较陡的坡路，来到了酒店大门口。

酒店前台对丹尼尔牧师的到来表示欢迎，然后送他去房间。有封他的信。上面有美国大使馆的标识。他满脸堆笑，给了行李员小费，装作不知道反间谍警察已经彻查过这间屋子，还打开过那封信。信是大使馆新闻参赞写来的，欢迎他来巴基斯坦，并且邀请他当晚在参赞官邸共进晚餐。署名：格里・拜恩。

他让酒店接线员帮他接通大使馆，要求和参赞通话。电话接通了格里・拜恩，他们很平常地互致寒暄。是的，旅途飞行很好，酒店很好，房间很好，他很高兴晚餐时候过来。

格里・拜恩也很高兴。他住在城里，F7区，第43大街。道路有些复杂，他会派车来。这太好了。只有一小拨人，都是朋友，有美国人，还有些巴基斯坦人。

两个人都知道，这番对话的另外一端，坐在地下室控制台边的人很可能一点也不高兴，觉得无聊透了。草坪和喷泉之间集聚着一组砖砌的建筑。看起来更像是一所大学或是一座普通的医院，而不是秘密警察的总部。不过，坐落在卡亚班・苏拉瓦底大道的三军情报局总部，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

追踪者把电话放回原位，想着：目前为止，一切还不错。他冲了个澡，把胡子刮了，换了身衣服。快到中午了，他决定早点吃午餐，然后睡一会儿，补一补昨晚没睡的觉。午餐前，他在房间里要了一大瓶冰啤酒，还签了一份声明，确认自己不是穆斯林。巴基斯坦是严格的伊斯兰教国家，全国禁酒。不过塞雷纳有许可证，尽管只针对顾客。

汽车七点准时到的。出于某种考虑，只是一辆很普通的四门日本车。在“斯兰米”的街道上，像这样的车有好几千辆，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开车的是大使馆雇的巴基斯坦司机。

司机知道路——从阿塔图尔克大道向上，穿过吉纳大街，然后左转，沿着纳兹穆丁路开。追踪者也认得路，不过只是因为这都写在兰利来的信使在迪拜机场交给他的摘要里。只是个预防措施。他发现了三军情报局的跟梢儿。和塞雷纳在一个街区。它一路跟着他们的汽车，穿过高楼大厦，开上马尔维路，朝第43大街开去。这不意外。追踪者不喜欢意外，除非是他自己制造的。

房子的门上并没有贴“政府配发”的字样，不过可能已经贴了。房子很不错，非常宽敞，只有十二分之一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住在使馆外面。迎接他的是格里・拜恩和他的妻子，他们领着他穿过房间，来到后面的草坪，给他上了杯酒。

除了些小细节，这几乎就像是座美国郊区的房子。43大街的每间屋子周围，都用七英尺高的水泥墙围着，钢制的大门也是同样的高度。没有任何通报，大门就开了，似乎里面有人看门。门卫穿着黑色的制服，戴着棒球帽，配着把手枪。在郊区通常都这样。

一对巴基斯坦夫妇已经在这儿了，是名医生和他的妻子。其他人也来了。另外一个大使馆的车开进了院子。其他车停在了街上。有对夫妇是一个救援机构的。他们知道说服巴焦尔特区的宗教狂热分子、给当地孩子种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有多难。追踪者知道，他是来见今天出席者中的其中一个的，那个人还没到。其他客人都是掩护，就像整个晚宴一样。

那个人和他的父母一起来了。他的父亲情绪高涨、喜好交际。他在巴基斯坦甚至阿富汗，都有开采半宝石的特许经营权。这会儿他正滔滔不绝地讲着当下的形势对他的生意造成的困难。

他的儿子三十五岁，材料上只是简单地说他是军人。不过他今天穿的便装。追踪者之前得到过他的简介。

另外一个介绍给他的美国外交官是文化参赞斯蒂芬・丹尼斯。这个掩护很不错，因为新闻参赞设宴招待美国明星记者，同时邀请文化参赞非常自然。

追踪者知道他，他实际是中情局情报站的二把手。站长只是名义上的情报军官，这就是说，中情局对他的情况完全公开——他是谁，他都做什么。在任何情势复杂国家的大使馆，最有趣的就是找出那个没有被公开的人。所在国的政府通常会有些怀疑的对象，虽然有一定的准度，但他们永远都没法确定。这些未被公开的人从事谍报工作，通常都是找一些被策反的当地人来执行新主子的命令。

宴会轻松愉快，宾客们喝着红酒，然后品着尊尼获加的黑方，不论是不是伊斯兰教徒，所有军官都经常喝这种酒。客人们端着咖啡相互应酬的时候，斯蒂芬・丹尼斯冲着追踪者点点头，走到外面的草坪上。追踪者随后跟着。加入他们的第三个人是那个年轻的巴基斯坦人。

几句话一说就很清楚了——他不仅仅是个军人，还是三军情报局的军官。由于他父亲之前能够供他接受西式的教育，他被挑选出来派往这个城市的英国和美国社交圈，向总部报告任何他听到的有用的东西。事实上，相反的事情也发生过。

斯蒂芬・丹尼斯是这几天发现他的，并且将他策反。贾瓦德成为了中情局在三军情报局的卧底。追踪者就是要把任务给他。他找了个借口，悄悄地潜入档案室，查找2002年以及毛拉奥马尔的档案。

“无论你的线人是谁，牧师先生，”他在草坪上低声说道，“他记性很好。2002年，毛拉奥马尔确实曾经在奎达有过一次秘密会晤。领头的是沙乌卡特，他当时是准将，现在已经是整个军队的司令官了。”

“那个说普什图语的男孩呢？”

“事实上，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说代表团里有一名装甲步兵少校，名叫穆沙拉夫・阿里・沙。在飞机的座位安排里，还有在奎达的住宿名单里，有一个是他的儿子，佐勒菲卡尔。”

他拿出一张字条，递了过来，上面有伊斯兰堡的一个地址。

“还有什么那个男孩的情况吗？”

“有一些。我用他和他父亲的名字又查了一遍。看起来他变坏了。有提到他离开家，去部落地区加入虔诚军。那里有我们的几名潜伏得很深的特工，已经很多年了。曾经有报告说，虔诚军之中有个叫那个名字的年轻人，是非常狂热的圣战分子，总是伺机行动。

“他获准加入三一三旅。”

追踪者以前听过三一三旅，是以和先知穆罕默德一起抗击成百上千敌人的三百十三名勇士命名的。

“然后他又消失了。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称，传言说，得益于他的普什图语，他加入了哈卡尼家族，他们都说那种语言。不过他在哪儿呢？应该是三个部落区域的某个地方——南、北瓦济里斯坦，或者是巴焦尔。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无声无息。再没有阿里・沙的情况了。”

草坪上的其他人也想加入他们。追踪者把纸条装进口袋，谢过贾瓦德。一个小时之后，大使馆的车送他回到塞雷纳酒店。

他查了下自己在房间里布置的三四个微型标记：用唾液粘在抽屉上和轮式箱包锁上面的头发。它们都不见了。房间被搜查过了。

第五章

追踪者有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还有约翰・史密斯在迪拜转机大厅走前交给他的一张伊斯兰堡的道路图。他同时十分确定，明天早上他离开酒店的时候，会有人盯他的梢儿。睡觉前，他去了趟前台，订了辆明天早上的出租车。服务员问他想去哪儿。

“哦，就是随便转转，看看这个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他说道。

第二天早上八点，出租车已经等在那儿了。他冲司机满脸堆笑，就像寻常的“无害美国游客”一样，然后一起出发了。

“朋友，我需要你帮我个忙，”他向前排座位靠过身去，说道，“你有什么推荐的景点吗？”

汽车顺着宪法大道开去，经过了法国和日本大使馆。最高法院、国家图书馆、总统官邸，还有议会，司机一一指给他看。追踪者事先记过道路图，他“非常兴奋”地点着头，一边记下来。他还扫了几眼后车窗，没有“尾巴”。没必要。开车的这个就是三军情报局的。

车开了很远，中间只停了两次。司机载着他，经过费萨尔清真寺的前门。这座建筑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追踪者询问是否允许拍照，得到许可后，他从车窗里拍了一些。

他们蜿蜒穿行于蓝色区域[29]的高档商业街。第一站停在一家叫作“英国呢”的服装店。

追踪者告诉司机说，自己一个朋友曾经提到这里两天就能做好一件高档的手工西服。司机说确实如此，然后看着自己的美国客人消失在店里。

工作人员殷勤周到，很是热情。追踪者挑了一块精纺羊毛料，深绿色，有一点淡淡的细纹。服务员恭维他很有品位，他笑容满面。量体只花了十五分钟，工作人员让他明天再来，先试一下是否合体。他预存了一笔美元，很受欢迎。离开前，他又问是否可以借用洗手间。

不出所料，洗手间就在商场的后面，需要穿过成捆堆着的面料。洗手间的门旁边还有一扇门，等服务员离开后，他推了一下。门开了，是条小胡同。他关上门，回到隔壁，上了趟洗手间，然后回到店里。服务员领着他走出前门。出租车正等着。

他虽然没有看见，但可以猜得到——他从后面出来之前，司机进过商场查看。服务员告诉司机，他的客人“去后面”了。试衣间也在那个方向。司机点点头，回到车上。

另外一次逗留是在库赫萨尔购物中心，一个主要的地标性建筑。追踪者在这里表示说想喝杯上午的咖啡，然后他被带到了高乐雅咖啡馆。喝过咖啡，他在AM食品店买了些英国巧克力饼干，然后告诉司机，现在可以掉头回塞雷纳了。

到了酒店，他付了司机车费，还给了笔不少的小费，他确信小费不会进到三军情报局的预算里，肯定会落入司机的腰包。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一篇全面的报告，英式服装店也会接到电话接受核查。

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他给《华盛顿邮报》编了篇报道。题目叫“令人陶醉的伊斯兰堡清晨之旅”。文字很无聊，永远都不会见之于世。

他没带电脑来。因为他不想自己的硬盘被人卸下来换掉。他用的是塞雷纳的电信室。这份电传被截收复读出来。还是那个待在封闭地下室里的公务员做的，新闻参赞的信件他们都是要复制存档的。

他在酒店的餐厅吃的午餐，然后去前台，说他要散散步。他离开的时候，一个蛮胖的年轻人从大堂沙发上站起身，掐灭了烟，折上报纸，跟在他后面。他比追踪者大约小十岁，不过已经开始发福了。

追踪者年纪是更大一些，但他是海军陆战队员，非常习惯这样的快步行进。才走了两条街，“尾巴”就得一路小跑跟着了。他气喘吁吁，浑身都汗透了。最后“猎物”跟丢了的时候，他想起早上的那份报告。美国人今天第二次出门肯定是去“英国呢”方向的。于是这个警察也朝那个方向走。他忧心忡忡，因为他有个很不体谅人的上司。

他把头伸进裁缝店的大门时，所有的忧虑都一下释然了。是的，那个美国人真的在里面，但他“去后面”了。他在巴基斯坦电信外面闲逛，觉得一个门廊不错，过去靠在了墙上，打开报纸，又把烟点上了。

事实上，追踪者没去试衣间。店员迎接他的时候，他显然因为肚子不舒服而非常窘迫。能用下厕所么？当然。他认得路。

一个外国佬在这里肠胃出状况就和日出一样可以预料。他溜出后门，一路小跑穿过小巷，进入主干道。一辆过路的出租车看见他招手，急忙停在了路边。这是辆真正的出租车，司机就是个简单的讨生活的巴基斯坦人。外国人总是去景点，路途都是比较远的，而且还不认道——那可是美元啊！

追踪者知道他会被绕路，不过这好过浪费气力。二十美元再加上五美元的小费，他就被带到了他想去的地方——粉红色区域两条街道的接合部，就在拉瓦尔品第和军人住宅区的边上。出租车走了。他自己步行走了最后的两百码。

这是座普通的乡间小别墅，虽然不甚奢华，但很整洁。牌匾上用英语和乌尔都语写着：M.A.沙上校。追踪者知道军人都早睡早起。他敲了敲门。屋里响起踢里趿拉的脚步声。门开了，不过只开了几英寸，里面很黑。一张黝黑的脸，有些憔悴，不过曾经肯定很漂亮。沙太太？他们家不是很富裕，没有女仆。

“下午好，夫人。我来找阿里・沙上校，想和他聊聊。他在家吗？”

里面有个男人的声音说了句乌尔都语。她转过身，应了一句。门开得大了些，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须发都修剪得很整齐，脸刮得很干净，非常典型的军队风格。中校没有穿军装，换的便服。即便如此，周身上下也散发出自负的气息。不过看到身着黑色外套的美国人时，他是真的很惊讶。

“下午好，先生。我能有幸和阿里・沙上校讲话吗？”

虽然他还只是名中校，不过阿里・沙不打算反驳。来人所说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坏处。

“是的，当然可以。”

“真是我的幸运日，先生。我本想打电话的，但我没有您的手机号码。我希望我来的时候您没有不方便。”

“哦，呃，没有，不过，你想……”

“事情是这样的，上校，我的好朋友沙乌卡特将军，昨天晚上晚宴的时候告诉我，您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们可以……”

追踪者朝屋里示意了一下，军官有些迷惑，向后退去，把门拉开了。如果总司令这会儿从这经过，阿里・沙中校肯定背冲着墙，用哆哆嗦嗦的手敬礼。沙乌卡特将军，他和这个美国人共进晚餐！

“哦，当然，我的礼貌都哪儿去了？请进请进。”

他把客人领进屋。起居室装修得很普通。他的妻子在边上看着。“茶。”中校喊道。女人连忙跑去准备茶。这是欢迎贵宾的礼节。

追踪者递上自己的名片：丹牧师，《华盛顿邮报》的高级撰稿人。

“先生，这是我的编辑交给我的任务，在你们政府的许可下，给毛拉奥马尔写一篇报道。就像您所知道的，经过了这些年，他一直与世隔绝，没人了解他。将军让我相信您，您见过奥马尔，还和他说过话。”

“哦，我不知道……”

“喔，说吧，您太谦虚了。我的朋友跟我说，十二年前，您陪着他去过奎达，在双边会议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美国人恭维他时，阿里・沙中校的身板挺得更直了。这就是说，沙乌卡特将军已经注意到他了。他双手指尖相抵，呈尖塔状，承认了自己确实和那个一只眼睛的塔利班领导人说过话。

茶来了。阿里・沙夫人奉茶的时候，追踪者注意到她有着一双非常漂亮的碧绿色眼睛。他以前听说过，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荒凉的边界线上，沿杜兰德线的山区部落的人就是这样。

据说，2300年前，年轻的世界早晨之神、马其顿王国伊斯坎达尔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行军经过这片山区，他横扫波斯帝国，来到他想要征服的印度。可他的士兵疲惫不堪，被无休止的战争耗尽了精力。他从印度河战役撤退的时候，成批的士兵们被遗弃在当地。如果他们没能回到马其顿的群山，那就是在这里的山区和峡谷定居下来，娶了老婆，在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再没有行军打仗了。

在加兹尼那个小村，藏在马哈茂德・居尔长袍后面的小孩就有着明亮的绿色眼睛，而不是像旁遮普人那样是棕色的。阿里・沙失踪的儿子呢？

谈话结束的时候，茶都还没有喝。他没想到结束得这么突然。

“我想，您儿子陪您去的吧，上校，他会说普什图语。”

陆军军官从椅子里站起来，身体僵直，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冒犯。

“你错了，牧师先生。我没有儿子。”

追踪者也站了起来，摘下帽子，向他致歉。

“可我听说……有个叫佐勒菲卡尔的小孩……”

中校走到窗户旁，手背在身后，站在那里注视着窗外，气得浑身发抖。这是冲谁来的，客人还是儿子？追踪者无法确定。

“我再说一遍，先生。我没有儿子。我想恐怕我帮不了你什么了。”

沉默，仿佛定格了一般。美国人显然被下了逐客令。他扫了一眼中校的妻子。

碧绿色的眼睛满是泪水。显然这个家庭的伤痛一直在继续，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

追踪者假装说了些笨拙的道歉话，退向大门。中校的妻子陪着他。她帮他拉开门的时候，他小声说道：

“我很抱歉，夫人，非常非常抱歉。”

显然她不说英语，可能也不说阿拉伯语。不过“抱歉”这个词是非常国际化的，她可能会略微明白些。她抬起头，看见那双眼睛里充满同情，然后点了点头。

追踪者走了半英里才走到机场路，拦了辆出租车，向城里开去。到了酒店，他从自己的房间给文化参赞拨了个电话。如果这个电话被监听了——这是肯定的——那也不打紧。

“嗨，我是丹牧师。我刚才正在想，你以前是否找到过有关旁遮普和部落传统音乐的材料？”

“我当然有。”中情局的人说道。

“太好了。我可以用它好好写一篇。你能来我住的塞雷纳酒店一趟吗？到客厅喝点茶？”

“为什么不呢，丹。七点钟你方便吗？”

“没问题，到时见。”

晚上喝茶的时候，追踪者说了下自己明天的需要。第二天是周五，是穆斯林神圣的日子，中校会去清真寺礼拜，他不敢错过的，可陪老婆不是必须的。这里不是勒琼军营。

中情局的人走了，追踪者通过前台给自己订了张晚上离开卡塔尔的机票，是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然后通过英国航空公司在伦敦转机去华盛顿。

第二天早上，他结清房费，拿着自己的那个箱子走出酒店。车已经在那儿了。通常都是没有什么特色的车。不过因为有CD播放器，所以不能进酒店，不然里面的人会被吵到。

开车的是一名中年美国白人，灰色的头发——是大使馆的一名资深服务人员。他在这个城市里开车开了太久，对它了如指掌。有个年轻人和他在一起，他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初级工作人员，曾经回国进修过一门语言课程。他选了普什图语作为自己的专业，并掌握了这门语言。追踪者爬进车的后部，说了个地址。他们从塞雷纳的斜坡上驶下，三军情报局的“尾巴”也在他们后面从坡上开下来。

他们把车停在中校阿里・沙房子所在街道的末端，一直等着，直到所有的男性都上路离开，去清真寺做周五的礼拜。然后他们才按追踪者的指令，开车停在中校的门口。

又是沙夫人来开的门。她显得有些紧张，解释说她的丈夫不在，大约一小时内回来，也许更长些。她说的普什图语。大使馆的人回答说，中校命令他们等他。她不太确定，因为她丈夫没有给他这样的指示。不过她还是让他们进了屋，带他们来到起居室。她在边上徘徊着，有些局促。她既不坐下来，也不离开。追踪者冲着自己对面的扶手椅向她示意。

“请坐，沙夫人。再看到我不用担心。我来是为昨天的事道歉的。我并没想让您的丈夫感觉不舒服。我带了点小礼物来表达我的歉意。”

他拿了瓶黑方放在咖啡桌上。这是按照要求，车里事先准备的。翻译把追踪者的话译给她听，她露出一丝紧张的微笑，坐了下来。

“我没想到在他们父子之间存有嫌隙。”追踪者说道，“真是个悲剧。我听人说，你们的孩子，是佐勒菲卡尔吧，说他非常聪明，英语说得和乌尔都语、普什图语一样好——他肯定是跟你们学的。”

她点点头，又热泪盈眶了。

“告诉我，你们难道没在哪儿给佐勒菲卡尔拍过照片吗？小的时候呢？”

大颗的泪珠从两只眼睛里，顺着脸颊分别滚落下来。孩子的母亲是不会忘记曾经在自己腿上的那个漂亮的小男孩的。她慢慢地点点头。

“我可以看看吗……可以吗？”

她站起身，离开了房间。她没有听她丈夫的话，留了张她失落已久的孩子的照片。她把它藏在某个秘密的地方。她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张皮革边框的照片。

这是一张毕业照。相框里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冲着镜头，很高兴地咧着嘴笑。这张照片是在他皈依圣战之前照的。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的结束，一卷中学毕业证书，以及没有任何麻烦的友谊。不用问他的孩子是哪个了。左边的那个有着明亮的琥珀色眼睛。追踪者把照片递还给她。

“乔，”他平静地说道，“打电话叫我们的司机过来敲门。”

“但他应该等在外面的。”

“按我说的做。”

他的部下打了电话。沙夫人一个字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前门响起敲门声，很响。沙夫人吓了一跳。不会是她的丈夫。太早了，而且他会直接进来，也不会有别的宾客拜访。她站起身，无助地四下看着，拉开墙边书橱的一个抽屉，把照片放了进去。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她离开了房间。

追踪者两步就跨过了屋子。他取出照片，用自己的iPhone手机拍了两张照片。沙夫人领着茫然不解的司机回来的时候，她的年纪大一些的客人已经坐回了自己的椅子，年轻一点的站在他的身边，有些不知所措。追踪者站起身，温和地微笑着。

“啊，到了该走的时间了，我想。我还得赶航班。非常抱歉没能等到您的丈夫。请代我向他转达我最诚挚的祝福和歉意。抱歉让他不愉快了。”

这句话被整个翻译给她听了。他们走出中校的家。他们走后，沙夫人拿回她的宝贝照片，放回了她的秘密位置。

在去机场的车里，追踪者把照片放大，久久地凝视着。追踪者不是一个残酷的人，并不愿意欺骗这个曾经美丽的绿眼睛女人。他陷入沉思，该怎么告诉一位母亲，自己正要去追捕他的儿子，然后还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魔鬼而杀掉他？她还在为他失落的宝贝哭泣呢。

二十小时后，他抵达了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

追踪者趴在森特维尔的小房子阁楼上仅有的一点狭小空间里，注视着屏幕。旁边的是爱丽儿，坐在他的键盘前，就像钢琴演奏家坐在自己的三角大钢琴前面一样。通过技术行动支援局所赠予的设备，他完全控制了局面，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了。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随着屏幕上的图像瞬息来去，他解释着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洞穴巨人的网络流量来自这里。”他说道。

这些图像都来自谷歌地球。不过他通过某种方法把它们的效果提升了。就像那个空中冒险家菲利克斯・鲍姆加特纳跃向地球一样，最初屏幕上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随着镜头向下推进，看的人似乎从天而降向下俯冲，画面从耳旁呼啸而过，这种疯狂的俯冲最终停了下来，追踪者看到了一个屋顶：灰白色、方形。看着似乎是一个庭院，有一扇门，院子里停着两辆厢式车。

“传教士不像你可能想的那样在也门，他在索马里。这是基斯马尤，在这个国家南端的海岸线上。”爱丽儿说道。

追踪者凝视着，非常着迷。他们都错了——中情局、技术行动支援局、反恐主义中心——他们都以为猎物是从巴基斯坦移居也门的。他可能曾经是在那儿，但又转移了，去寻找自己的新庇护；不是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而是控制着非洲之角的另外一个狂热组织，之前叫作“伊斯兰青年军”。在世界上最为疯狂的国家环伺之下，他们牢牢控制着索马里南部的半壁江山。

需要做很多调研。就他目前所知，自从“黑鹰坠落”事件后，除了还有点象征意义的首都摩加迪沙周围重兵把守的飞地，整个索马里事实上已经不被允许进入了。在那次“黑鹰事件”中，美国的十八名游骑兵被屠杀，这成为美国军事记忆中的死亡印戳。

如果说索马里还有什么名声的话，那就是它的海盗数十年来一直在海岸线上劫持过往船只，就船只、货物和船员索取数百万美元的赎金。不过海盗都在北面，在邦特兰[30]。在那些极度荒芜和偏僻的地方，只有宗教氏族和部落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爵士曾经称他们为世界上最野蛮的人。

基斯马尤在最南部，肯尼亚边界以北两百英里。在殖民地时代，它曾是繁荣的意大利商贸中心，现在到处是贫民窟，被圣战狂热分子控制着。他们比其他任何伊斯兰教众都更极端。

“你知道那个建筑是什么吗？”他问爱丽儿。

“不知道，一个仓库吧，一个很大的藏身之处。我不知道。不过洞穴巨人在那里管理粉丝群。他的计算机定位在那里。”

“他现在知道你了吗？”

年轻人安静地微笑着。

“哦，没有。他从没有发现过我。他还在运行他的粉丝群。如果他知道我在看着他的话，他会关闭的。”

追踪者退出楼上的复式结构，下楼梯去底下的时候让身体舒展一下。他会把所有情况转呈技术行动支援局。几天之内，他会调一架无人机，围着那个藏匿点悄悄地盘旋，不让洞穴巨人发现。监听、监视任何网络数据，感应人体热源移动，给所有来这里或是从这里离开的人和物拍照。无人机会将所有的一切实时传送回内华达州的克里奇基地，或是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基地，然后再转给技术行动支援局。同时，他还有很多从伊斯兰堡带回的情况要处理。

追踪者凝视着他从阿里・沙夫人珍藏的照片盗拍来的相片，一直看了好多个小时。他让实验室提升相片的质量，直到相片达到高清的程度。他看着两张微笑的面孔，想着他们现在在哪里。右边的人和这件事没有关系，他一直研究的是那个有着琥珀色眼睛的男孩。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蒙哥马利将军，审视德国的“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面孔，试图猜想他的下一步会怎样。

照片中的男孩只有十七岁。这是在他皈依极端圣战主义之前，也是在“9・11事件”之前，是在他参加“基地”组织之前，是在他离开家、去和虔诚军的杀手们一起生活之前，是在他参加三一三旅和哈卡尼组织之前。

这些经历、仇恨、杀戮、在山区部落的艰苦生活——所有这些都会让这个男孩的笑脸留下沧桑的印记。

追踪者把传教士现在的一张清晰照片发给了一个专业机构，尽管照片中他戴着面罩——以及从伊斯兰堡偷拍来的照片的左半边。联邦调查局在西弗吉尼亚州克拉克斯堡有一个机构，叫刑事司法信息服务部，它有一个实验室，专门从事相貌老化模拟。

他请他们给传教士模拟一张脸——一张当下的面孔。然后，他去找格雷・福克斯。

技术行动支援局局长赞赏地查看着所有的证据。他们最终拿到了名字，很快还会有面貌特征。他们知道他在哪个国家，甚至也许会知道他在哪个城市。

“你觉得他住在那儿吗，在基斯马尤的一个仓库？”他问道。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他对飘忽不定有偏好。我的话，会赌他住在别的地方，在单独一间屋子里，用摄像头录制他的布道。背后是个床单那么大的幕布，上面写着一般的《古兰经》经文，就像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那样。然后，他让他的助手——我们现在叫他洞穴巨人——把布道拿走，从基斯马尤传送出去。目前为止，他没有掉进任何陷阱，不过快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

“我需要一个无人机在那个仓库上空设置一个固定站点，进行实时监控。除此以外还有件事，我还要求进行一次低空飞行任务，对那座建筑实施侧向航拍，看看是否有什么公司的名字在上面。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浪费时间，但我必须弄清楚那座房子是谁的。”

格雷・福克斯从远处盯着那张图，已经很清晰了。不过军事技术可以做到从五万英尺高空数清屋顶有几个铆钉。

“我去找那些弄无人机的家伙。他们向南至肯尼亚、西至埃塞俄比亚、北至吉布提的区域都发射过无人机。中央情报局在摩加迪沙的飞地内部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单位。你会拿到你要的照片的。这家伙似乎非常希望掩盖自己的相貌。可现在你有了他的相貌和名字，你要一拳打掉他的面具吗？”

“现在不。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你决定吧，追踪者。去干吧。”

“最后一件事。我希望得到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支持，这会很有帮助。中央情报局或是其他什么人在南索马里有没有潜伏的秘密特工？”

一周之后，发生了四件事。追踪者整天把自己泡在索马里的悲惨故事里。索马里曾经包括三部分。最北部的法属索马里兰，现在叫吉布提。法国在那里的影响仍然很大，外国常驻军队的营地，以及巨大的美军基地的大笔租金对索马里经济至关重要。之前的英属索马里兰也在北部，就是现在的索马里兰，安定、和平，甚至民主；不过很奇怪的，没有被承认为一个国家。

中间部分是以前的意属索马里兰，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收回，交由英国管理了一段时间后获得独立。经过几年独裁统治，这个曾经繁荣、优雅的殖民地陷入内战，再不是曾经那个意大利富人喜爱的度假胜地了。氏族混战、部落混战、军阀混战，人人都想成为最高的统治者。最终，摩加迪沙和基斯马尤成为一片瓦砾。外面的世界完全放弃了这里。

从前的恶名声又回来了——北部一贫如洗的渔民又去做了海盗，南部的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崛起的伊斯兰青年军并不是某个流派的分支，而是“基地”组织的同盟，它控制了整个索马里南部。摩加迪沙只是一个脆弱的形式上的首都，腐败政府靠援助维持，影响仅限于由联合军队守卫的飞地。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布隆迪的军队驻守在它的边界上。

在枪炮形成的防线里面，外国资本流入各种援助项目。各色各样的间谍扮成不同的样子活跃其间。

追踪者双手抱着头，在自己办公室的等离子显示器上读着这些材料，研究着那些图片。与此同时，一架RQ-4型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基斯马尤上空设置了站点。由于任务不需要，机上没有装备武器系统，但具备高空和滞空时间长的特点。

这架无人机发自附近的肯尼亚某地。一群美国大兵和技师就像是在外景地的电影摄制组。赤道地区热得发昏，他们住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完全靠空中补给维持。他们有四架全球鹰无人机，其中两架正在执行任务。

在新的指令到达之前，其中一架已经升空，任务是监视肯尼亚和索马里两国边界和沿岸水域可能的袭击和海盗劫持。新命令是在基斯马尤从前一处商业区上空盘旋，监视一座建筑物。由于全球鹰需要进行轮值，这就意味着四架飞机现在全部有活干了。

全球鹰的滞空时长性能卓越，有三十五个小时。在基地附近执勤的话，可以在目标上空盘旋三十个小时。一天之内，它能从六万英尺高空，扫描四万平方英里的区域。这个高度几乎是普通客机的两倍。或者，它也可以缩小它的扫描范围至四平方英里，然后放大提供高清照片。

基斯马尤上方的全球鹰无人机装备有合成孔径雷达、光电和红外传感系统，能够在昼夜、晴朗或是多云天候下执行任务。它能“听”到在它下方那些极细微的电流传输，还能“嗅”出像人这样四处移动时的热源改变。所有的情报汇集起来，在一个纳秒内，就能直接发送至内华达。

第二件事是：照片从克拉克斯堡返还。那里的技术人员注意到，电视画面上那个戴面具的形象，面具的结构比面具下面的脸显得要大一些。他们就此推论，那下面可能是一捧黑色的胡子。所以他们发了两张可能的照片，一张是有胡子的，一张是没胡子的。

他们在人像的前额和眼部周围加上了皱纹，新的脸谱明显年纪更大。嘴部和下巴显示出人物残酷的个性，看起来就很难对付。男孩的温和与快乐都不复存在了。

追踪者刚刚才研究完这些新照片，爱丽儿就发来一条短信。

“那所房子里似乎有了第二台计算机，”他说道，“但它没有发送布道，我觉得是洞穴巨人在用它。不过不管他是谁，他回复‘谢谢’确认收到了邮件。没有迹象证明是洞穴巨人。不过肯定有别的人通过邮件和那座房子联系。”

格雷・福克斯回来了。全都没有。没有人在伊斯兰青年军的地盘有秘密特工。

“这条消息似乎是说：如果你想下地狱，那就自己去吧。”

第六章

他在伊斯兰堡的时候就该想到这个疏忽的，追踪者在脑海里踢了自己一脚。贾瓦德，那个中央情报局在三军情报局里的卧底，曾经告诉过他，2004年，年轻的佐勒菲卡尔・阿里・沙在加入反喀什米尔恐怖组织虔诚军之后，就从所有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从那以后——什么情况都没了。可只是那个名字的全部情况都没了。当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盯着那张脸的时候，想起了另外一条线索。他请中情局再次联系贾瓦德，问题很简单：在致命的边境地区那些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中，他们有没有哪个潜入的特工听说过一个琥珀色眼睛的恐怖分子？

给兰利的要求没有效果。他同时又打了一个电话，也是同样的要求。

他又要了辆较为正式的汽车，不过这次他穿的便装，西服、衬衣和领带。从“9・11”之后，位于马萨诸塞州大街的英国大使馆也受到重点保护。那座宏大的建筑就在海军气象天文台的旁边。海军气象天文台是副总统的官邸，也是重兵守卫。

他没有从大使馆有圆柱门廊的前门进，而是走的大使馆一侧的一条小马路。车停在了路障杆旁边的小屋处。他从打开的车窗递上自己的名片。门卫用电话联系了一下。不管电话那头是如何回答的，总之已经足以让横杆抬起，让他的车开进院子里那个小小的停车场了。空间有限，不太重要的人只能把车停在外面，步行进入。

这个门比前门小得多，出于安全原因，现在很少用。现在一般只是大使和高级别的美国客人才用。进了门，追踪者转向镶有玻璃窗的岗亭，再次出示自己的身份证。证件上是詹姆斯・杰克森中校。

又是一通电话询问，然后警卫请他坐下。两分钟之内，电梯门开了，出来了一位年轻男子，显然级别不高。

“杰克森中校？”门厅里没有别人。他又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份证，“请随我来，长官。”

追踪者知道，大使馆武官是在五楼。美国的保洁人员从来都没去过那一层。那里的保洁工作只能由大使馆低级别的工作人员来做。虽然都是英国人，各自的生活并不一样。

在五楼，年轻男子领着追踪者走过一条走廊，经过的几扇门上都有铭牌标明里面是谁。最后，他们来到一扇没有标志的门前。门上没有把手，装了一个门禁刷卡装置。他敲了敲门，武官从里面刷了下卡。他把门推开，示意追踪者进去，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上，没有跟进去。

房间很雅致，窗户是防弹的，朝向外面的街道。这是间办公室，不过肯定不是专门用来召开最高级别会议的“泡泡屋”。“泡泡屋”在大楼的中心，六个面都用真空隔离，连窗户也没有。冷战时期，在莫斯科，曾经对美国大使馆使用过一种技术，用一束红外线投射到窗户玻璃上，通过屋内谈话所造成的震动读出谈话的内容。不过那需要重建整个建筑。

武官也穿着西装，系了根有条纹的领带。他从自己的办公桌角那儿绕过来，伸出了手。追踪者在伦敦待过几年，所以能判断出那是一所相当好的学校的标志。不过他不是太擅长识别哈罗公学的颜色。

“杰克森中校吗？欢迎你。我想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康拉德・阿米蒂奇。我冒昧地叫了咖啡，你来点儿吗？”

他本可以从这层楼那些年轻迷人的女秘书里喊一个从侧门进来做这些的，但他选择自己亲自来弄。康拉德・阿米蒂奇最近刚从伦敦回来，他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这里的情报站站长。

站长从他的前任那里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他的客人是谁，也非常乐于与之会面。他们都明白，彼此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一个奇怪的要求，不过很简单。我本可以用通常的方式呈送给您。但我想，不管怎样，我们很可能必须找一天会面，所以我就没兜圈子。”

“非常对。什么要求呢？”

“您的机构和索马里的伊斯兰青年军里的什么人有联系吗？或者更理想些，在他们那儿有你们的人潜伏吗？”

“喔。确实不同寻常。不过不是我的专长。当然，我们有部门负责此事。我得问一问。我可以打听一下，是传教士吗？”

阿米蒂奇不是未卜先知。他已经知道追踪者是谁、是做什么的。英国刚刚发生了第四起谋杀，凶手是被传教士的网络布道蛊惑的一名年轻的狂热分子；而针对美国的已经发生了七起，两国的情报机构都知道，他们的政府都想要终结那个人。

“可能是。”追踪者说道。

“哦，那非常好。就像你知道的，和你在兰利的朋友们一样，我们有人在那儿，在摩加迪沙内部。但如果他们在外面的荒野中也有什么人，却没有建议联合行动，我会很惊讶的。不过我明早之前会向伦敦办公室提交这个请求。”

回复只用了两天，但和中情局的一样。阿米蒂奇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在南索马里有一个内线，那实在是太有价值了，所以无论是代价还是成果，都不能分享。

从三军情报局内部贾瓦德处得到的答复非常有帮助。他假装把自己对美国人的谍报侦查汇报给自己的汇报对象。在这些汇报对象中，有一个人是臭名昭著的三军情报局战略处的联络人。战略处使用一切手段，保护所有那些投身于圣战和暴力的组织，这些组织居住在从克什米尔到奎达的边界地带。

贾瓦德直接去问太危险了，那会破坏他的伪装，暴露他的真实老板。不过他在三军情报局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被授权去接近美国人，并且经常出入于他们的公司。所以他假装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偷听到一则外交官们的对话。出于好奇，战略处的人来查档案数据库，贾瓦德就站在他身后，把战略处的人去查的档案都记了下来。

这个战略处的军官发现没有那个鸡尾酒会上的美国佬的记录，就关闭了数据库。之后，晚上的时候，贾瓦德重新打开数据库，调出了那份档案。

这份档案里提到一件事，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了。情报来自一名埋伏在三一三旅的三军情报局间谍，那里全是狂热分子和杀手。档案提到从虔诚军来了个新人，很狂热。对他来说，那些针对克什米尔的袭击都太驯顺了。这个年轻人会说阿拉伯语、普什图语和乌尔都语。这帮助他获得了三一三旅的接纳。三一三旅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与说普什图语的哈卡尼家族合作紧密。报告还说到，这只是他的有用之处。可他还证明了他是一名战士。他有着琥珀色的眼睛，称自己为阿布・阿萨姆。

所以，这就是他十年前就消失了的原因。他换了个恐怖组织，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

美国反恐主义中心有一个关于圣战恐怖分子的庞大数据库，输入“阿布・阿萨姆”得出的结果非常多。

追溯到前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有七个主要的军阀组织了圣战游击队。西方世界十分赞许，支持他们，称他们为“爱国者”“游击队”和“自由战士”。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流入阿富汗的山区。那是给他们的，而且只给他们，让他们用来打败俄国人。但是，当最后一辆前苏联的坦克撤回俄罗斯，其中的两个军阀重新变成了邪恶的屠夫。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一个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另外一个是贾拉鲁丁・哈卡尼。

虽然哈卡尼只是他自己的帕克提亚省的军阀和主人，塔利班横扫军阀开始当权时，哈卡尼改弦易帜，成了塔利班武装的司令。

在他们被美国和北方联军击败后，他又再次转移，穿过边界，在边界的巴基斯坦一侧瓦济里斯坦地区安顿了下来。由于他三个儿子的成功，他创建了哈卡尼网络，从根本上讲，就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这里成为恐怖袭击活动的核心，对象包括边界上的美国、北约武装部队，以及成为美国盟友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他吸引那些还没死或者在监狱里的塔利班武装，以及任何狂热的圣战者加入他的哈卡尼网络。易卜拉欣・克什米尔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带来了他的三一三旅，它也是影子军队的一部分。

追踪者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狂热的、渴望向上的佐勒菲卡尔・阿里・沙——现在他自称为阿布・阿萨姆——就在他们中间。

他不会知道，阿布・阿萨姆避免在袭击阿富汗陷入致命危险的同时，已经发展出杀戮的爱好，成为了三一三旅最狂热的行刑者。

哈卡尼、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三一三旅的领导人一个一个地被美国人确认了身份，并利用当地情报进行了定位，成为了空袭的目标。他们藏在那些山区的堡垒中，可以免受军队的攻击，巴基斯坦人光是找出这些堡垒就遭受了重大损失。不过他们还是逃不过隐身的、无声无息的无人机在他们脑袋上空无休止的巡航，它们监视一切、监听一切，给所有东西拍照。

那些高价值目标被炸成了碎片，其他的继任者们也挨个被炸死。领导人位置实际上成了死刑判决。

不过他们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战略处之前的联系从来没有结束。三军情报局把塔利班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从来不会忽视任何一种可能。美国佬有的是时间表，阿富汗人则有的是时间。总有一天，他们推测，美国人就会卷铺盖走人。塔利班可以重新夺回阿富汗——巴基斯坦可不希望自己的边界上有印度和阿富汗两个敌人。一个已经够了，只能是印度。

追踪者找到的海量数据里还有一篇。三一三旅的领导人，包括克什米尔在内都被炸死了。三一三旅逐渐没落，并被更为狂热和残暴的呼罗珊圣战联合会所取代。而阿布・阿萨姆就是它的核心成员。

呼罗珊圣战联合会人数不到二百五十人，这些极端分子大多是阿拉伯人和乌兹别克人，专门针对卖情报（尤其是那些头号目标的行踪）给美国特工的当地人。呼罗珊圣战联合会没有能力自己收集情报，但在用公开的折磨恐吓当地人方面本事很大。

任何时候，只要有空袭的导弹扫平一座里面有恐怖组织领导人的房子，呼罗珊圣战联合会就到事发地，抓一批当地人严刑拷打，这就是所谓的“法庭”。所进行的审讯极其残忍，包括电击、电钻或是用烙铁烫。法庭由一名自封为伊玛目或是毛拉的人主持。几乎肯定都会招供，几乎肯定都是死刑。

通常死刑的方式是割喉。比较“仁慈”的程序是把刀的刀锋向前，从颈旁刺入，向外快速切下，割断颈静脉、颈动脉、气管和食道，使受刑者瞬间毙命。

杀羊不是这样的，因为杀羊需要放大量的血，以软化肌肉。于是刀从前面将喉咙来回锯开。为了让囚犯更痛苦，同时表现出对犯人的鄙视，他们用的就是杀羊的方式。

宣判结束，主持法庭的神职人员就坐着观看行刑。他们当中的一个，便是阿布・阿萨姆。

档案里还说到一件事。大约2009年，有个云游传教士开始在南北瓦济里斯坦的山区清真寺传教。反恐怖主义中心的档案没有他的名字，只是说他会讲乌尔都语、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是个非常擅长演说的人，能够让他的听众对宗教极度狂热。之后，大约2010年，他消失了。从那以后，在巴基斯坦再没有听说过他。

没有人注意到，在华盛顿文华东方酒店酒吧的角落里，坐着两个男人。也没什么理由需要注意他们。两个人都是四十岁出头，穿着深色的西装、衬衣和暗色的领带。从外表看，都显得精明强干，还略带些军人的感觉，莫名让人觉得他们都曾打过仗。

一个是追踪者。另外一个他自己介绍说叫西门・约旦，相对于在大使馆里面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会面，他更喜欢选在外面。所以这次会晤选在了这个不起眼的酒吧里。

在他的祖国，他的名字实际是塞门，而他的姓则和约旦河没有关系。他是以色列大使馆摩萨德情报站站长。

追踪者对他的要求和他给康拉德・阿米蒂奇的一样，结果也大体相同。西门・约旦也非常清楚追踪者是谁，也知道技术行动支援局实际是做什么的。身为以色列人，他完全认同追踪者和技术行动支援局。但他现在所掌握的消息完全不能回答追踪者的问题。

“当然，在本土总部有人负责那片区域。我会把问题向他转达。我猜，你很着急？”

“我是美国人。我们曾经有过别的样子吗？[31]”

约旦大笑起来，由衷地欣赏这一点。他喜欢自嘲，非常“以色列”。

“我马上去问，会要求他们不得延误。”他拿出追踪者给他的那张杰克森的名片，“我猜这个电话号码是保密的？”

“非常保密。”

“那我就用我们的秘密专线打这个电话了。”

他很清楚美国人会监听从以色列大使馆里传出来的一切，不过盟友之间还是要努力保持必要的礼节的。

他们就此分手。有辆车在等以色列人，专门配了司机。车会把他直接送到大使馆门口。他不喜欢炫耀，不过他是被公开宣称的站长，这就是说他会被认出来。为了防止被绑架，自己开车或是坐出租车可不是个聪明的法子。由前戈兰旅[32]突击队员开车，车后部再配一把乌兹别克冲锋枪会比较好些。另一方面，作为对外公开的站长，他不用冗长繁琐的例行程序——绕两圈，然后从侧门进入。

追踪者不喜欢坐司机开的车，能免则免，这是他让官方不满的众多习惯之一。他也不喜欢在交通拥堵上浪费时间。可在华盛顿市区和他自己在森林里的办公室之间，交通经常陷入全面的堵塞。所以他开摩托车，车后座下面的储物盒里配有头盔和护目镜。这可不是带轮子的扶手椅，而是一辆本田火刃——一种毫无争议的高品质交通工具。

看完贾瓦德的材料，尽管还不能确定，但追踪者相信，阿布・阿萨姆已经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极具风险的山区逃往了更为安全的区域——也门。

2008年，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尚在初创阶段。但在它的领导人中，有一名美国裔也门人，名叫安瓦尔・奥拉基，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他针对美国和英国人数众多的移民社区，让自己成为卓有成效的网络布道者。同时他还成为了也是说英语的巴基斯坦新移民的导师。

奥拉基出生在新墨西哥州，父母是也门人，他的父亲研究农业。奥拉基事实上自小在美国长大，第一次去也门是1978年，当时他才七岁。他在那里读完了中学，然后回到美国，在科罗拉多州和加州的圣迭戈接受大学教育。1993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去了阿富汗，看来他似乎是在那里皈依了极端暴力的圣战组织。

和大多数圣战恐怖分子一样，他完全没有研习过《古兰经》，只接触过极端主义的宣传。不过，他回到美国后，设法成为了圣迭戈拉巴特清真寺的驻寺伊玛目。后来他又去了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的另外一家清真寺。在因为伪造护照被捕之前，他放弃了那里，去了英国。

他在那里四处演讲，足迹很广。然后发生了“9・11事件”，整个西方世界最终觉醒了，网络也被严密管控。2004年，他离开英国回到了也门。不久，他就因为绑架和恐怖主义被指控，锒铛入狱。不过由于他所在的部落非常有影响，在其施加的压力下，最终他获得了释放。2008年，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以网络作为自己的讲坛，进行煽动性布道。

他做得很有成效。一些听取了他号召杀戮和破坏的讲座而皈依的极端分子制造了几起刺杀事件。他还和一名出色的沙特炸弹专家易卜拉欣・阿西里结成了伙伴关系。是奥拉基劝说年轻的尼日利亚人哈立德・穆塔拉同意，在内裤里携带无法侦测到的炸弹，在飞机飞临底特律上空时进行自杀式攻击。不过由于故障，飞机幸免于难，不过尼日利亚人的生殖器就没那么幸运了。

随着奥拉基在YouTube上的布道变得越来越有效，日均下载量达到十五万次，阿西里做炸弹的技术也日益熟练。

他曾经遭到过两次追杀。一次是也门军队，包围了他所在的村庄，但他逃脱了。另外一次，美国的无人机用一枚导弹摧毁了他的住所，但他在那之前已经离开了。

2011年9月30日，在北也门的又一次追捕中，他终于被绳之以法。他待在哈谢夫村的时候，被一名拿钱告密的低级辅祭人员认出。几小时之内，一架掠食者无人机从沙特阿拉伯沙漠的一处秘密基地起飞，越过边境，飞抵他的上空。

三辆停放在村子广场上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基地”组织的交通工具）一直处在内华达基地的监控之下。不过因为附近有妇女和儿童，它没有获批发射导弹。30日早上拂晓时分，监控人员发现奥拉基爬进领头的那辆车。摄像头性能非常好，他抬头向上看的时候，整张脸都显示在了克里奇空军基地的等离子监视器屏幕上。

两辆陆地巡洋舰出发了。第三辆似乎碰上了点麻烦，引擎盖被支了起来，有人在修发动机。监控人员不知道的是，还有另外三个人要搭乘那辆车。而美国人对他们每一个都很感兴趣。

一个是阿西里，炸弹制造专家。另外一个是法赫德・库索，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代表，地位仅次于奥拉基，他还是2000年亚丁港科尔驱逐舰爆炸案的幕后主使之一。那次事件中有十七名美国水手死亡。后来他在2012年5月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中丧命。

第三个人美国人不认识。他从来不向上看，头一直缩着，戴着防沙尘的头巾。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不过没有人看到。

领头出发的两辆越野车，沿着一条满是尘土的小路开往焦夫省。不过他们彼此分开走的，所以内华达基地的监控人员不知道该袭击哪一辆。之后他们停下来吃早餐，两辆车并排停放在一起。车子周围一共有八个人：两个司机，四名保镖。另外两个是美国人：奥拉基自己，还有萨米尔・汗，他是圣战分子的英文网络杂志《激励》的编辑。

克里奇基地的军士告诉他的长官，目标范围内都有什么。华盛顿轻轻地传来一声：“开火。”说话的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少校，也是一位尽责的母亲，正准备带她的孩子去参加晚上的足球训练。

内华达基地的触发器被摁了下去。北也门上方，六万英尺的高空，旭日东升。两枚地狱火导弹从掠食者无人机上脱开，圆锥形的弹头像猎狗一样，“嗅”着目标，斜着向沙漠掠下。十二秒钟之后，两辆陆地巡洋舰和那八个人被炸成了气体。

六个月内，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有充分证据表明，年仅三十岁的阿西里还在继续制造炸弹，而且技术越来越先进。他开始试验将爆炸物植入人体，并可以不被扫描仪发现。

他派自己的兄弟去刺杀沙特的反恐怖主义首脑，穆罕默德・本・纳耶夫王子；自己则声称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希望能回到故乡。还说自己有大量的情报，希望与王子面谈。王子同意见他。

年轻的阿西里走进房间，整个人突然爆炸。王子很幸运，被炸得从他进来的门里退了出去，只受到一些擦伤和瘀伤。

阿西里在自己的肛门里塞了一个很小但极其强力的炸弹。引爆器是一个用手机做的移动装置，这是他在边境之外的亲兄弟设计的，并且也是他引爆的。

一个继任者替代了死去的奥拉基。人们只知道这个人叫传教士。他开始向网络发送布道，和以往的布道一样有力、充满仇恨，极其危险。也门的无能总统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下野。一个新人接管了政权，更年轻，更有活力，准备与美国合作，以交换大量的发展援助。

无人机在也门的覆盖面扩大了。美国雇佣的特工迅速滋生。军队发起行动，反对阿拉伯半岛的领袖们。库索死了，但传教士（不管他是谁）估计仍然还在也门。现在，因为森特维尔那个复式结构里的男孩，追踪者知道的比原来更多了。

追踪者刚刚合上奥拉基的生平档案，那些被格雷・福克斯称之为“弄无人机的家伙”就发来了一份报告。这次行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没有使用中情局在内华达基地外的无人机设施，而是用的自己单位的波普空军基地，那里靠近费耶特维尔，在北卡罗来纳州。

报告很简洁，直奔主题。发现有卡车去基斯马尤的目标仓库，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来的时候装有货品，离开的时候都卸空了。有两辆卡车的载货区顶篷是敞开的，看起来运送的货物是水果和蔬菜。报告完毕。

追踪者转过身，盯着墙上传教士的肖像，若有所思地说道：“你到底想用水果和蔬菜做什么？”

他站起身，走进夏日暖暖的阳光里。他没有理会停车场冲他微笑的那些人，径直把自己的“火刃”从车位里拖出来，戴上有护目镜的头盔，一路冲出大门。到了高速路，他转向南方，先是朝华盛顿特区方向，随后又离开大路，朝森特维尔开去。

“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他蹲在昏暗的阁楼上，告诉爱丽儿，“基斯马尤有人在买水果和蔬菜。你能找出它们从哪儿来，又被送到哪儿去吗？”

他本可以找在电脑控制台的其他人，只是在那座满是军火商和间谍的大厦里，到处是竞争对手以及嘴巴不严的人。而爱丽儿有两个无法用钱买到的优点：他只对一个人报告，而且他从来不对其他任何人说。爱丽儿的手指又跃动起来。索马里地势较低区域的地图出现在视野里。

“那里并不都是沙漠。”爱丽儿说道，“沿下朱巴河谷两岸，有茂密的森林和农作物区。看，你能看见许多农场。”

追踪者看着星罗棋布的果园和农场，洒落在毫无生气的黄褐色沙漠上。这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土地肥沃之地，是南部的粮仓。如果那些货物是从他盯着的这些农场收获，被运到基斯马尤，它们之后又去了哪里？当地的市场或者出口了？

“去了基斯马尤港口地区。”

和其他地方一样，港口也是支离破碎的。这里曾经很繁荣。可现在码头破碎成很多小块，陈旧的起重机斜在那里，都坏得不能用了。可能偶尔会来一艘货轮，但也不卸货。伊斯兰青年军已经破产了的袖珍政府会进口什么，又用什么来支付呢？是挑点东西运走吗？水果和蔬菜？也许吧。不过目的地是哪儿呢，又是为了什么呢？

“搜索全球的商业活动，爱丽儿。看看是否有哪个公司和基斯马尤做贸易？有没有谁买下朱巴河谷种植的水果和蔬菜，如果有，他们是谁？也许那个仓库是他们的。”

他把问题丢给爱丽儿，回到了技术行动支援局。

在特拉维夫最北面的郊区，通往赫兹利亚的公路上，有一条从食品市场过来的安静街道，那里有一片很大的没有标识的办公楼，里面的人都只把它叫作办公室。这就是摩萨德的总部。追踪者和西门・约旦在文华东方酒店会面两天后，三名身穿短袖开领衬衣的男子在局长的办公室里开会。这间屋子曾经开过很多很重要的会议。

1972年，慕尼黑夏季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遭到屠杀。这之后的秋天，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兹维・扎米尔下令让他的手下出击，寻找并且杀死制造此次事件的黑九月狂热分子。这次行动名叫“上帝之怒”，是总理果尔达・梅厄亲自批准的。四十年之后，这里还是那么寒酸。

屋子里的男人年纪、军阶各不相同，但相互间只称呼名字。年纪最大的那位已经在这儿待了二十年，这期间被人称呼他的姓的次数，只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清。头发斑白的那个是局长，名叫乌里，大卫是行动处长，最年轻的那个叫本尼，他的办公室负责非洲之角地区。

“美国人请我们帮忙。”乌里说道。

“我有点意外。”大卫轻声说道。

“看来他们找到了那个传教士。”

他不用解释。圣战恐怖分子暴力袭击的目标清单上，以色列和美国一样，排名非常靠前。世界上排在前五十名的那些恐怖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甚至他们南边的哈马斯、北边的真主党、东边的伊朗圣城军的名单上，这些恐怖分子都是排在首位的。传教士的布道以美国和英国为目标，不过他们知道他是谁。

“看来他在索马里，受青年军保护。美国的要求很简单。我们在南索马里有安插内线吗？”

两个年长一点的都看向本尼。本尼很年轻，以前是以色列参谋本部侦搜突击队的精英。他能说一口地道的阿拉伯语，穿越边境的时候完全不会引起注意，因而成为“阿拉伯排”[33]的一员。这会儿，他一直盯着手里的铅笔看。

“喔，本尼，我们有吗？”大卫轻轻问道。他们都知道他这是在干什么，特工指挥官讨厌把自己的“宝贝”借给外国情报机构。

“是的，我们有。就一个。他在基斯马尤港。”

“你和他怎么联系？”局长问道。

“极其困难，”本尼说道，“而且很慢，很费时间。我们不能发信息。他也不能寄卡片。他们在那里训练人体炸弹。那儿有人受过西方教育，很懂技术，甚至网络联系都会被监控。我们为什么要联系他？”

“如果美国人想要用他，我们就得强化通信方式。可以用微型双向收发报机。”大卫说道，“这对他们来说肯定够了。”

“哦，那肯定是可以的。”局长说道，“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我来吧。我会告诉他们‘也许’，我们得讲讲价钱。”

他并不是说的钱，而是许多别的方式——伊朗核弹计划、非常高科技的装备。他要的东西能好好开张单子。

“他有名字吗？”大卫问道。

“奥珀尔。”本尼说道，“特工奥珀尔。他是海产码头的理货员。”

格雷・福克斯一点时间也不浪费。

“你和以色列人聊过了？”他说道。

“是的。他们给回信了吗？”

“给了，不过有些咄咄逼人。他们有那么个人。潜伏得非常深，在基斯马尤港。他们准备帮忙，不过胃口很大。你了解那些以色列人的。他们连内盖夫[34]的沙子都不会撒手。”

“他们想讲讲价钱？”

“是的。”格雷・福克斯说道，“不过不是在我们这个层级。那些东西不是我们这个级别能给的。他们大使馆的头儿直接去找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去了。”

他说的是威廉・麦克瑞文海军上将。

“他拒绝他们了？”

“真令人惊讶。没有！将军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你可以出发了。你的联系人是他们的情报站站长。你认得他吗？”

“是的，一面之缘。”

“好吧，你去吧。告诉他们你要什么，他们会尽力满足你的。”

追踪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爱丽儿发来一条消息。

“看来是有个买家，他买索马里的水果、蔬菜和香料。公司名叫马萨拉泡菜，生产热的酸辣酱和泡菜，就是英国人就着咖喱吃的那种，然后在基斯马尤的工厂里装瓶或者装罐，或者冷冻起来，运往更大的工厂。”

追踪者给他打了个电话。对监听员来说，这通电话毫无意义，所以他也没加密。

“收到你的信息了，爱丽儿。干得好。只有一件事。那个大工厂在哪儿？”

“哦，对不起，中校。它在卡拉奇。”

卡拉奇。巴基斯坦。当然是这样。

第七章

拂晓之前，一架双引擎螺旋桨推进的比奇空中国王商务机从特拉维夫北部斯德多福空军基地起飞，转向东南，开始爬升。飞机越过贝尔谢巴，穿过迪莫纳核电站上空的禁飞区，从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离开以色列领空。

飞机通体雪白，机身上写着“联合国”的字样。尾翼上巨大的字母“WFP”代表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如果有人查验它的注册号，会发现飞机属于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被世界粮食计划署长期租用。所有这些都是伪造的。

飞机实际上属于摩萨德的马萨达师（特种部队），机库位于斯德多福。以色列空军的缔造者埃泽尔・魏茨曼的黑色喷火战斗机就曾经停放在那里。

空中国王选择的航线在亚喀巴湾以南，介于东面的沙特阿拉伯陆块和西面的埃及、苏丹之间。飞机一直在国际空域沿红海飞行，然后越过索马里兰海岸，进入索马里。这些国家都没有截听机构。

银色的飞机从摩加迪沙北部再次飞越索马里的印度洋海岸，然后转向西南，在近海位置与海岸线保持平行飞行，高度五千英尺。由于它没有外置油箱，显然航程受到限制，所以任何观察员都会以为它来自附近的慈善援助基地。不过观察员不可能看见，在飞机的内部，有两个巨大的油箱，占据了大部分的飞机内部空间。

飞到摩加迪沙以南的时候，摄影师准备好设备，从马尔卡开始录影。整个海滩，从马尔卡到基斯马尤以北五十英里，跨度总共有两百英里。拍摄到的图像非常清晰。

然后，摄影师关闭了设备。空中国王飞离了海岸，照着来时的航线原路返回。燃油的供给从内部油箱切换到了主油箱，飞机开始返航。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进入埃拉特机场，加好油，继续飞往斯德多福。一个摩托车手把相机包送往摩萨德照片分析部门进行图像分析。

本尼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个沿海岸公路上的明确会合地点，不会弄错。他将带着最新的指令和必要的设备，在那里和特工奥珀尔碰头。他想要的地点对高速路上的摩托车手以及从海上乘充气皮艇过去的人来说，都不会弄错。

他找好了会合地，开始准备给奥珀尔发消息。

多尔蒂典狱长试图经营一座令人心仪的监狱，所以自然就有了监狱的这座小教堂。不过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在这座教堂里结婚。作为新娘的父亲，他准备让女儿的大喜日子真正令人难忘，所以婚礼被安排在圣弗兰西斯・沙维尔天主教堂，接待处设在市区的克莱伦登酒店。

《共和国凤凰报》的社交日志专栏几次提到这场婚礼，包括时间和地点。所以当这对幸福的夫妇出现的时候，教堂门外簇拥着一群满心好奇或是来祝福的人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人群里有一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子，穿着一身白色长袍，凝视着远方。一直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直到他猛然蹿过围观的媒体人员，右手拿着什么东西跑向新娘的父亲，看上去好像是送上了一件礼物。不过那不是礼物，而是一把柯尔特点四五口径的手枪。他朝多尔蒂典狱长开了四枪。典狱长被这四发子弹的力量打得向后倒下，瘫作一团。

通常当人们还没意识到真正的恐怖时，总会因为还没弄明白而沉默两秒钟，然后才会反应过来——尖叫、大喊。在这宗案件里，由于两名当值的凤凰城警官拔枪射击，因此有了更多的枪声。凶手也倒下了。多尔蒂夫人一直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痛哭的新娘被带走了。警车和救护车拉响了报警器。惊恐的人群四散奔逃。在这随后的混乱中，其他人把中枪者和凶手在地上放平。

现场随后被国家机器接管。罪案现场被用胶带隔离开来。手枪被找到了，装进了一个塑料的证物袋。凶手的身份随后得到查证。那天晚上，亚利桑那州的新闻广播告诉所有美国人，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那个狂热分子工作的汽修场楼上，人们在他的复式公寓里找到了笔记本电脑。经过修复，发现上面有许许多多传教士的在线布道。

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是负责美军录影相关工作的单位，位于弗吉尼亚的尤斯蒂斯堡。该机构通常制作教学片或纪录片，解释、赞美军队工作和职能的各个方面。所以司令部丝毫没有犹豫，立刻同意了杰米・杰克森中校要求会见的要求。这个杰米・杰克森中校服务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

即使是在军队内部，追踪者也不认为有理由暴露自己实际是来自技术行动支援局的基特・卡尔森中校和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在同一个州，并且离它只有几英里远。这就是所谓的“有必要才知道”。

“我想拍个短片，”他说道，“绝密级的，短片制成后只有极有限的人能看到。”

司令官有些好奇，暗暗一惊。不过他并不担心，他对于自己单位制作电影的才能非常自豪。他想不出之前有过类似的奇怪要求，不过这让这份差事更有趣了些。基地里就有摄影设施和录音室。

“片子很小，很短，只有一个场景。没有外景拍摄。需要一个小组，很可能要去基地之外拍摄。除了一台有音频和视频的便携式摄像机，不需要其他摄像机。事实上，短片只能在网上看到。所以摄制组会非常小，可能不超过六个人，所有人必须宣誓保守秘密。我要一名精通电影的年轻摄影师。”这位“顾客”说道。

追踪者得到了他想要的——达米安・梅森上尉。司令官可没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他的无数疑问的答案。不过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名中将告诉他，必须服从这个人的命令。

达米安・梅森很年轻，十几岁在纽约白原市的时候就是个电影迷。他在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服役的时候，想去西边的好莱坞，拍真正的电影，那种有剧本和影星的电影。

“这会是一部教学片吗，长官？”他问道。

“我希望它是有教育意义的，以它的方式。”海军陆战队中校回答道，“告诉我，有没有那么一个名录，上面有这个国家所有演员的照片？”

“有个东西差不多算是。我想你说的是学院演员名录。这个国家所有星探都有一本。”

“基地有吗？”

“没有，长官。我们不用职业演员。”

“我们现在要用了，或者至少用一个。你能给我找一本吗？”

“当然，中校。”

联邦快递用了两天就送到了，很厚的一本，一页一页都是怀揣梦想的男女演员的头像，从新手到有经验的都有。

全世界的警察和情报机构都有另外一门本事，那就是相貌比对。这能帮助探员们追踪那些在逃的、想要改变外貌的罪犯。

通过计算机的编纂，警察的这种小手段成为一种科技。在美国，这种软件被称作“编队”，由联邦调查局位于马里兰州匡提科的电子研究所研制。

首先，要对成百上千人的脸部尺寸进行采集、存储。耳朵要单独进行，它和指纹一样——永远不会相同。不过因为长发的缘故，并不总是能从照片上看到。度量两眼瞳孔之间的间距精确到微米，可以在瞬间排除或者确认一个比对样本。“编队”不会被做过全面整形手术的重犯所欺骗。

恐怖分子被无人机的摄像头捕捉到后，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确认他们的身份是排名靠前的目标人物，而不是普通的搬运工。这样可以节省昂贵的导弹。很快，追踪者回到东部，给“编队”布置了一项任务——扫描演员名录的所有男性脸谱，给我找这个人的替身。他把传教士没胡子的照片给了他们。胡子回头可以加回去。

“编队”扫描了大约一千张男性的脸谱，最终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比其他任何人都像那个叫阿布・阿萨姆的巴基斯坦人。这个人是西班牙裔，名字叫托尼・苏亚雷兹。履历表明，他演过一些小角色，跑过龙套，在电影中总是出现在人群里，有时还有几句买烧烤架之类的台词。

追踪者回到自己在技术行动支援局的办公室。有一份爱丽儿的报告。他父亲找到一家卖外国食品的商店，给他买了一罐马萨拉泡菜和另外一罐芒果酸辣酱。计算机显示，几乎所有的水果和香料都产自下朱巴河谷的农场。

还不止这些。商业数据库显示，马萨拉的辛辣食品还有印度的咖喱，在巴基斯坦、中东地区还有英国，都经营得非常成功。公司由它的创立者穆斯塔法・达达里完全拥有。他在卡拉奇有一所大宅子，在伦敦有一座联排别墅。最后，还有一张这位大亨微笑的照片，是从一张董事会会议室照片上放大得来的。

追踪者盯着那张脸。皮肤光滑，胡子刮得很干净，面带笑容，隐约有些熟悉。他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他在伊斯兰堡用iPhone拍回来的最初的那张照片。照片中他不需要的那一半从中间被折了起来。这会儿他有需要了。另外一个十五年前咧着嘴在笑的男生。

追踪者是独生子。他知道，像这样的两个从学生时代就最要好的伙伴，他们之间的纽带有时候永远都不会消失。他想起来爱丽儿的警告——有人从基斯马尤给那座仓库发送网络信息。洞穴巨人收到后都会回复“谢谢”确认。传教士在西方世界有个朋友。

梅森上尉仔细看着可能是传教士的那张照片，还有之前的佐勒菲卡尔・阿里・沙，再之前的阿布・阿萨姆，以及照片旁边毫不知情的托尼・苏亚雷兹的相片。这个龙套演员现在没工作，住在马里布一所闲置的空房子里。

“这确实可行。”他轻轻敲着传教士的照片，最后说道，“化个妆，做个头发，弄身行头，戴副隐形眼镜，照着剧本排练，再弄个提词机。”

“这个家伙曾经讲过台词吗？”

“偶尔。”

“声音不像。”

“声音的问题交给我了。”追踪者说道。

梅森上尉穿了身便装，打扮成梅森先生，带了一大叠钞票飞去好莱坞。回来的时候，带着苏亚雷兹先生一起。他住在离尤斯蒂斯堡二十英里的一家连锁酒店的套房里，房间很舒适。为了确保他不到处乱逛，梅森安排了一名十分可靠的下士看着他。下士金发碧眼，非常漂亮。为了她的国家，所有她需要做的就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防止这位加利福尼亚客人走出酒店或者进入她的卧室。

苏亚雷兹先生是不是真的相信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要为一位有大把银子的中东客户拍一部不公映的电影进行前期制作并不重要。这部电影是否有什么情节也和他无关。他非常满足于住在带有香槟吧的奢华套间里，钱多得足够买好几年的烧烤架，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美得让人抬不动腿的美女相伴。梅森上尉在这家酒店订了一间大会议室，并且告诉他，明天试镜。

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小组到了。他们坐的两辆车都没有标识。另外还开来了辆小型家具搬运车。他们进驻会议室，把所有的窗户都用黑纸和遮蔽胶带盖起来。弄完这些之后，他们又搭了个世界上最简陋的电影摄制现场。

基本上，只是弄了条床单钉在了墙上。床单也是黑色的，上面有草体的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经文。床单是事先在尤斯蒂斯堡录音棚准备的，是传教士做所有节目时背景幕布的复制品。床单前面放了一张很简单的木制扶手椅。

在大厅的另一头，用椅子、桌子和灯做了“服装”和“化妆”两个工作区。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人有哪怕一点点质疑的念头。

摄影师对着椅子架好摄像机。他的一个同事坐在椅子里，配合他调适距离、焦距和清晰度。音响师检查好音量。提词机操作人员把屏幕放置在摄像机镜头的正下方，这样讲话者的目光看起来会像是直视镜头。

苏亚雷兹先生被领了进来，带到服装区。那里有一位中年女性高阶军士，拿着苏亚雷兹要穿的长袍和头巾在等他。她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也穿着便装。这些衣服也是追踪者从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海量资源里挑出来的。后来又经服装保管员对着传教士的照片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修改。

“我不用讲阿拉伯语吧，需要吗？”托尼・苏亚雷兹申辩道，“没人跟我说过。”

“绝对不用。”梅森“先生”给他吃了定心丸，这会儿他貌似是个导演了，“呃，只有几句话。不过怎么念不重要。这里，先看一下，只要对上口型就可以了。”他递给苏亚雷兹一张纸片，上面写了几句阿拉伯文。

“扯淡，伙计。这太复杂了。”

有个年纪大一些的男人一直靠在墙边等着。这会儿他走上前来。

“试着模仿一下我。”他说道，然后说了句外文，听着像是阿拉伯语。苏亚雷兹学着说了一遍，完全驴头不对马嘴，不过嘴唇动作是对的。配音可以完成剩下的工作。托尼・苏亚雷兹走向化妆椅。化妆用了一个小时。

化妆师经验丰富。他加深了皮肤的色调，让他看起来稍微有些发黑。然后又给他贴上了黑色的连鬓胡和上唇的八字胡。脑袋上的头发被用阿拉伯头巾盖了起来。最后是隐形眼镜，让他的眼睛变成了动人的琥珀色。他站起来，转过身。追踪者非常肯定，面对着他的“就是那个传教士”。

托尼・苏亚雷兹被领到椅子那儿坐下。摄像机、音量、焦点和提词机又对着他稍稍调适了一下。男主角坐在化妆椅里，花了一个小时看台词。等会儿会有提词机提示他读出来。他把大部分台词都背了下来。虽然他的阿拉伯语发音不像阿拉伯人，可也不再打磕巴了。

“开拍。”梅森上尉说道。他梦想着，有一天，他可以对着布拉德・皮特和乔治・克鲁尼说这句话。那位临时电影演员开始说台词了。

追踪者在梅森耳边嘀咕了一下。

“再严肃点，托尼，”梅森说道，“那是忏悔。你是伟大的维齐尔[35]，你在告诉苏丹[36]，你完全错了，你感到很抱歉。好，再来一遍。开拍。”

拍了八条，苏亚雷兹已经到了极限，表现开始下滑。追踪者叫了停。

“好了，各位，停机。”梅森说道。他喜欢这样说。组员们把搭起来的东西拆掉。托尼・苏亚雷兹重新穿上牛仔裤和衬衣，把胡子去掉。卸妆油的气味很不好闻。服装区和化妆区重新把包装箱放回卡车上。床单取了下来，卷好，也拿走了。窗户上的黑纸还有胶带都被弄掉了。

众人忙活的时候，追踪者让摄影师给他挑了最好的五条演说的录影。追踪者从中挑出自己想要的那条，把其他的都删了。

男主角的声音还是那种纯正的加利福尼亚腔。不过追踪者知道有个英国电视模仿演员，他用幽默的方式模仿那些社会名流的声音，让他的观众开怀大笑。今天他会乘飞机过来，获得丰厚的报酬。技术人员会把口型对得丝丝入扣。

他们把租来的会议室退还给酒店。托尼・苏亚雷兹非常遗憾地退掉他的套间，被带回华盛顿国际机场，乘晚间航班飞回洛杉矶。尤斯蒂斯堡的小组离总部要近得多，日落时分就要到了。

他们今天过得很愉快。不过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那个传教士，对自己今天做的事也没有一点想法。只有追踪者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等他把自己手里录像带上的东西发到网上，圣战分子的各个组织肯定一片大乱。

一名男子从摩加迪沙机场的土耳其航班上走下来。他对索马里略知一二。护照显示他叫戴恩・詹森，其他证件用包括索马里语在内的五种文字证明，他为拯救儿童基金会工作。

其实他不叫詹森，而是为摩萨德情搜部工作，负责通常的谍报。昨天，他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到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更换了姓名和国籍，然后继续飞往伊斯坦布尔。

飞机在吉布提中途停靠。他在商务舱转机大厅无聊地等了很久，准备继续往南飞去往索马里。只有土耳其航空公司是唯一还在为摩加迪沙服务的航空公司。

早上八点，沥青铺就的地面已经很烫了。五十名乘客涌入到达大厅。从经济舱出来的索马里人用肩膀把三名商务舱乘客挤开。戴恩没什么急事，他在海关官员面前排队等着轮到自己。

当然，他没有签证。他以前来过，就他所知，签证都是在到达后买的。海关官员仔细看了看他之前的出入境章，又查了一张禁止出入的名单，没找到有叫詹森的。

戴恩从玻璃屏下面塞了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进去。

“签证。”他用英语低声说道。海关官员把钱拿了过来，发现护照的内页里还有另外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给您孩子的一点小意思。”戴恩低声说道。

海关官员点点头，面无表情地盖上了签证章，扫了眼黄热病的保单，合上护照点点头，递了回去。给他孩子的，当然。一份体面的礼物。碰到懂规矩的欧洲人真不错。

外面有两辆破旧的出租车。戴恩就一个手提箱。他拎着上了第一辆出租车，说道：“和平酒店，谢谢。”司机朝机场大楼的入口处开去。门口有乌干达士兵在站岗。

非洲联盟的军事基地在摩加迪沙飞地的内部，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尖刺铁丝网、沙包和防爆墙，还有卡斯帕装甲运兵车巡逻。在要塞的内部，是另外一个堡垒：班克罗夫特军营是白人区，里面有好几百个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救援机构人员、媒体人员，还有一些以前给那些大亨做保镖的雇佣军。

美国人住在跑道尽头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这里是大使馆人员的家。还有几座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的飞机库，一所培训索马里年轻人的学校。未来有一天，这些年轻人会作为美国特工，回到那个危险的索马里。那些长久以来对索马里不再抱有幻想的人们，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希望。

透过行驶中的车窗，能看到在这个避难所里面的另外一个小一点的聚居区，里面住着联合国工作人员、非洲联盟的高级军官、欧盟工作人员，甚至还有老土的英国大使馆人员。他们或因激情，或因谎言，坚持认为这里不是另外一个“幽灵中心”[37]。

戴恩・詹森不敢住在班克罗夫特里。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另外一个戴恩或者一个真正的拯救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去的是防爆墙以外的一家酒店。白人住在那里，安全比较有保证。

出租车穿过最后一道有人把守的大门，然后是一道又一道红白相间的横杆和乌干达士兵。这样走了一英里，才终于来到摩加迪沙的中心地带。尽管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戴恩还是十分震惊，二十年的内战，让昔日非洲这座优雅的城市沦为一片瓦砾的海洋。

汽车开上了一条小路。一堆尖刺铁丝网旁边站了个小孩，这是酒店雇的。他让车停了下来。九英尺高的钢制大门吱嘎作响地打开了，没人通报，有人从门上的小洞看着。

戴恩付了车钱，在酒店做了登记，被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屋子很小，只有基本的功能。窗户是磨砂的，防止外人窥探住客，还挂着窗帘，可以隔热。他脱掉衣服，在只有些许微热的淋浴喷头下站着冲了一会儿，尽量用肥皂把自己洗干净，然后擦干身子，换了套衣服。

他穿得很像索马里当地人的打扮——人字拖，粗燥的帆布牛仔裤，没有纽扣的棉质长衬衣，肩膀上挎着个背包，环绕式的黑色墨镜。两只手早就被以色列的太阳晒黑了。只有苍白的面孔和金色的头发说明他显然是个欧洲人。

戴恩知道一个租摩托车的地方。他通过和平酒店叫了第二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去那里。在车里，他从包里取出阿拉伯人常用的头巾，把金色头发的部分包起来，让头巾的末段从脸上遮过去，把头巾的边儿塞进另外一边的衣服褶缝里。这样完全不会引起任何怀疑。那些戴头巾的人通常都这样保护鼻子和嘴不受风沙的侵袭。

他租了一辆快散架了的比亚乔机动脚踏两用车。以前他也来过，老板认识他，知道他总是给很多美元的定金，车子还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没什么损伤，所以对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走那些愚蠢的手续流程，像什么有没有驾照之类的。

马卡・穆卡拉马高速路从摩加迪沙的中心穿过。戴恩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出门办事的索马里人，驾驶着机动脚踏两用车，钻进了高速路上的滚滚“车流”，一路开去——驴车、快散架的卡车、皮卡、各种摩托车，还有不时需要躲闪的骆驼和行人。

戴恩驶过闪闪发光的朱巴河谷清真寺。它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伤，这让他印象深刻。他的目光掠过公路，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目标。从他上次来索马里到现在，达若沙难民营就一直没换过地方，也没什么改善。脏兮兮的小房子无边无际，里面住着一万名饥饿恐惧的难民。他们没有卫生设施，没有食物，没有工作或者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地上的一摊摊小便里玩耍。他觉得，这些人真是像弗朗兹・法农[38]所说的，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达若沙是这块飞地上最为贫穷的十八个城市之一。西方援助机构曾经努力过，但那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戴恩看了一眼自己那块便宜的表。他来得很准时，会面总是在中午十二点。他今天来见的人会朝老地方看的。如果他不在那里，另外一个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忙自己的去了。如果他在那里，就会互相交换信号。

摩托车载着他来到已经被摧毁了的意大利区。来这里的白人不带上一大队武装护卫，肯定是个傻瓜。危险并不是谋杀，而是绑架。欧洲人或者美国人能值两百万美元。不过因为穿着索马里人的拖鞋、非洲人的衬衣，脑袋和脸部都蒙着阿拉伯人的头巾，以色列特工觉得自己待的时间不长的话，还是很安全的。

乌鲁巴饭店对面有一个小小的马蹄形海湾。每天早上，岸边都会有鱼来。印度洋的海浪把那些捕鱼的小舢板都推上了海滩。然后，那些皮肤黝黑、打了一夜鱼的渔民就扛着他们的鲭鱼、石首鱼，冲进集市的大棚，等着顾客光顾。

集市离海湾有两百码，是一个九十英尺长的大棚。棚里有灯，到处弥漫着鱼的臭味，有的鱼是新鲜的，有的不是。戴恩的特工是集市的经理。每天中午，卡玛尔・杜阿勒先生都会走出他的办公室，望着那群盯着集市的人。

大多数人来是买鱼的，但是还没到时候。那些带着钱的人会买到新鲜的鱼。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任何形式的冷藏设备，鱼很快就有异味了。然后讨价还价才会开始。

如果说杜阿勒先生在人群中看见他的上司有些惊讶，那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来。他只是盯着看，点点头。跨在比亚乔上的男人点头回应，然后抬起右手横在胸前，五指张开又并拢，然后又张开。两个人又轻轻点了下头，摩托车手推着车走开了。接头地点定了：老地方，明天早上十点。

第二天，戴恩八点钟下楼吃早餐。他很幸运，有鸡蛋可以吃。他拿了两个煎蛋，要了点面包和茶。他不想吃太多，因为他在努力避免使用厕所。

他的摩托车停在酒店的墙旁边。九点三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发动，等着钢制的大门打开，让自己出去。他朝非洲联盟的军营大门开去。当他靠近那个钢筋混凝土区域的岗楼时，他伸出手，摘掉了自己的阿拉伯头巾。金色的头发立刻让他得以通行。

一名乌干达士兵从掩体里走了出来，端着枪。不过因为没有障碍杆，金发骑手一下就冲了过去。他抬起一只手，冲警卫喊道：“Jambo[39]。”

这个乌干达士兵听到了自己的家乡话，把枪口放低了。又一个白人疯子。他自己就想回家，不过这份差事薪水不错，很快他就够钱买牛、娶老婆了。白人冲进大门入口处旁边的乡村咖啡馆停车场，停好车，走了进去。

渔市的经理在一张桌子边喝咖啡。戴恩走向吧台，要了一份和他一样的饮料。点咖啡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在特拉维夫办公室里喝的那种浓郁芬芳的咖啡。

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乡村咖啡馆的男卫生间交换了东西。戴恩给他的是美元。这是这个世界上流通性最好的货币，即使在敌对的土地上也是这样。索马里人数着钱，目光中透着满足。

早上还得给那个把消息往南带去基斯马尤的渔民一部分钱。不过他付给那个人的其实只是没什么价值的索马里先令。杜阿勒要把所有的美元都存着，以便将来攒够了移民。

然后是要托运的货物——一根短的铝管，样子就像那种上等的雪茄用的外包装。不过这根是定做的，比那个要沉得多，强度也大。杜阿勒把它藏进自己的腰带里。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很小但很结实的发电机，是这个以色列人秘密提供的。它烧的是最差的煤油，不过可以产生电能，给他的空调和冰箱供电。他是那个渔市里唯一一个总是有新鲜鱼类的人。

冰箱里有一条大约一码长的石首鱼。是他昨天早上买的，现在冻得和石头一样硬。铝管会被塞进鱼的体内，晚上就由他的渔民带着它向南航行，一路打渔，两天后停靠在基斯马尤的渔港码头。

渔民会在那里把这条鱼卖给一个集市的理货员，告诉他这是从他的朋友那儿来的。那会儿鱼肯定已经不是太新鲜了。渔民不知道原因，也不关心。他只是又一个可怜的索马里人，正在尽力养活四个儿子，等着他们哪一天准备好了，可以接过他的小渔船。

乡村咖啡馆里的两个人从卫生间走了出去，喝完自己的咖啡，然后各自离开。杜阿勒先生带着铝管回家，把它使劲塞进那条冷冻的石首鱼的鱼腹深处。金发男子又戴上阿拉伯头巾，把脑袋和脸包上，骑摩托回到租车场。他把比亚乔还了，拿回了大部分的保证金。租车老板开车送他去酒店。这周围没有出租车，他不想失去一个优质客户，如果他能常来的话。

戴恩得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乘坐八点的土耳其航空公司航班离开。他在房间里读英文小说打发时间，然后吃了一碗炖骆驼肉就睡了。

黎明的时候，那个渔民把石首鱼包进湿帆布，放进他的小渔船的储鱼柜。他在鱼尾巴上划了一道，以便他打到别的鱼时方便区分。然后他出海向南，一路撒着他的渔网。

第二天早上九点，登机口像往常一样混乱。在此之后，土耳其航班起飞了。戴恩目视着班克罗夫特军营的建筑物和碉堡朝身后远去。向南很远的地方，一艘小渔船迎风扯满了它的三角帆，慢慢地驶过马尔卡。飞机转向了北方，在吉布提加上油，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在伊斯坦布尔降落。

拯救儿童基金会的戴恩在机场航空活动区稍作停留，一路冲过所有的转机手续，搭上了去拉纳卡的最后一班飞机。他在酒店的房间里更换了自己的名字、护照和机票，搭乘第二天的头班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

“有什么问题吗？”本尼少校问道。就是他派“戴恩”带着最新指示去摩加迪沙给奥珀尔的。

“没有。一切正常。”戴恩说道。现在他又重新成为摩西了。

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西门・约旦发来一封加密的邮件。他和那个叫追踪者的美国人碰过面了。他希望在酒店的酒吧作第二次碰面，不过酒店和第一次的不是一家。第二次会面的地点是乔治敦区的四季酒店。

时值盛夏，他们在花园酒吧的凉棚下会面。这里另外还有几个中年男子，他们没穿外套，在喝鸡尾酒。不过他们看起来都比坐在后面的那两个人要胖。

“我被告知，你在南方的朋友现在已经联系上了，”西门・约旦说道，“所以，我必须问你：你具体要他做什么？”

西门很专注地听着追踪者向自己解释他脑子里的想法，若有所思地搅着自己的苏打水。对于这位在自己旁边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脑海里为那个传教士设计的命运，他一点都不怀疑。那肯定不是去古巴度假。

“如果我们的人能够用这种方式帮助你，”西门慢慢地说道，“而你们却让他在搜集情报的时候被导弹袭击终结了，那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配合你们的问题上，我们都将严词拒绝。”

“我从来没想过导弹袭击。”追踪者说道。

“我只是希望我们对此事能了解得更清楚些，追踪者。我们了解得够清楚吗？”

“清楚得就像你杯子里的那些冰块。不会有导弹袭击的，除非奥珀尔跑出好几英里之外。”

“非常好。那我会考虑你所给出的指示。”

“你想去那里？”格雷・福克斯问道。

“只是去伦敦。他们和我们一样非常希望传教士闭嘴。他的那些外围分子就住在那儿。我想离事件的中心近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得离这个传教士近一些。我和康拉德・阿米蒂奇说过了。他说非常欢迎我，他的人会尽力帮我。我只是打了个电话。”

“保持联系，追踪者。我必须就此事向海军上将汇报。”

基斯马尤的码头上，一个黑皮肤的年轻人拿着个有纸夹的笔记板，扫视着从海上来的一个个渔民。2012年，经过之前的一年血战，基斯马尤被青年军收复，脱离了政府军的控制。狂热分子们依然十分警觉。他们的宗教警察遍布四处，以确保人们保持绝对忠诚。怀疑从北方来的人是间谍是非常普遍的。甚至那些通常生龙活虎卸下自己收获的渔民，也会因为恐惧而默不作声。

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发现一张他认识的脸。他已经有好几周没见过他了。他用板上拴着的笔在笔记板上记下卸到岸上的货物尺寸，走向他认识的那个渔民。

“真主至大，”他吟诵道，“你都打到些什么？”

“有些鲭鱼，还有三条石首鱼。印沙安拉。”渔民说道。他指了指其中一条石首鱼。那条鱼已经失去了鲜鱼才有的银色光泽，尾巴还被划了一道。“你的朋友给的。”他低声说道。

奥珀尔示意这些全都可以买。渔民把鱼卸到石板上。奥珀尔把那条有记号的鱼装进一个粗麻布的布袋里。即使是在基斯马尤，也是允许理货员拿条鱼做晚餐的。

他独自一人在自己城外岸边的小屋里，把那根铝管掏出来，拧下盖子。里面有两卷东西，一卷是美元，一卷是指令。后者必须记下来，然后烧掉。美元被埋到了地下。

这卷美元是十张一百美元。指令很简单。

“首先，用这笔钱买一辆性能可靠的摩托车，越野摩托车或者机动脚踏两用车，再买几罐燃料放到后座里。需要骑摩托远行。

“其次，买一台好一点的收音机，要能收得到《以色列之声》的。周日、周一、周三和周四在第八频道有子夜脱口秀节目，名叫《夜猫子》，晚上十一点半开始。

“节目开始一般都是天气预告。在沿着去往马尔卡的高速路上，标注了一个新的当面接头地点。你可以在这次送去的地图上找到。不可以弄错。

“当你听到密码指令，等到第二天黄昏再出发，骑摩托去往那个接头地点，拂晓时抵达。你的联系人会在那里，给你最新的指示、装备和经费。

“天气预报里，你要听的内容是：‘明天在阿什凯隆有小雨。’好运，奥珀尔。”

第八章

渔船又老又破，不过就是这么设计的。船体全生锈了，需要重新油漆，或者做更多的保养，但这也是故意的。在到处是近海渔船的海上，它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深夜时分，渔船从海湾里悄悄起锚。拉菲・纳尔逊过去常在埃拉特城外的海湾开他的海滩酒吧。拂晓的时候，船开到了亚喀巴海湾的南面，突突突地驶向红海，越过著名的水肺潜水胜地——埃及西奈海岸。渔船经过塔巴高地和达哈巴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一些早起去潜水的人已经驾着船来到了珊瑚礁的上方。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邋遢的以色列渔民。

船长在开船，他的大副在厨房里做咖啡。船上只有两个真正的海员。他们是真正的渔民，当渔船需要表演自己的角色时，他们负责处理那些渔网和拖绳。另外八个人是以色列参谋本部侦搜突击队队员。

储鱼舱被擦得锃亮，陈年的恶臭已被清理干净。为了安置突击队员，沿墙有八张铺位，还有一块公共活动区域。舱门盖关着，所以当火热的太阳升到天上时，那个狭小空间里的空调就派上用场了。

渔船在沙特阿拉伯和苏丹之间顺红海而下的时候，变换了身份，成了来自阿曼塞拉莱港的奥马尔・达利号。它的船员看起来也很像一回事。凭着相貌打扮和说话方式，所有人都能通过阿拉伯湾。

在吉布提和也门的狭窄水道，渔船沿着也门的丕林岛海岸行驶，然后转向亚丁湾。从这开始，他们就是在海盗的地盘上了，但实际上却不会有危险。索马里海盗的目标都是有商业价值、有能力支付赎金的船只。一艘阿曼的渔船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船上的人看见一艘国际舰队的护卫舰，它们让海盗们的日子变得很艰难，但它甚至都没顾得上搭理这艘渔船。强力双筒望远镜向渔船望来，镜片映着太阳闪闪发光，不过也就如此而已。来抓海盗的人对一艘阿曼的渔船也没有任何兴趣。

渔船启航后的第三天，来到了瓜达富伊角附近，这是非洲大陆最靠东的地方。渔船从这里转向南行，船头冲着摩加迪沙和基斯马尤之间海岸线上的行动地点，索马里在船的右侧。抵达目的地后，两个渔民仍然照常撒网，继续保持伪装。然后一则简短而且无害的消息，通过邮件发给了摩萨德总部那个假想出来的女友米利亚姆，告诉她船已经抵达待命。

本尼处长也正朝南去，不过他要快得多。他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到罗马，然后转机继续飞往内罗毕。长久以来，摩萨德在肯尼亚的地位十分强大。当地的情报站站长穿着便装，开了辆普通的汽车来接他。这时距离那个带着臭烘烘的石首鱼的索马里渔民把货物交给奥珀尔已经有一周了。本尼希望这会儿他已经弄到某种类型的摩托车了。

周四晚上，快子夜的时候，以色列之声的脱口秀像往常一样开始广播。首先是天气预报。这一次，报告说到，尽管热浪控制着绝大多数地区，但阿什凯隆会有小雨。

英国人对追踪者的全面配合是意料之中的。英国已经遭受了四起年轻狂热分子实施的谋杀。他们受到传教士的蛊惑，或是为寻求荣誉，或是为了升入天堂，或是两者都要。当局和美国人一样迫切地希望传教士能闭嘴。

追踪者住在美国大使馆在梅菲尔的一处安全的住所里。房子不大，但设施齐全，院子里的地上铺着鹅卵石。他和大使馆国防事务人员中，负责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工作的负责人，还有中情局的情报站站长开了个短会。然后被带去位于沃克斯豪交叉口大厦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总部开会。追踪者曾经来过泰晤士河边的这座绿色砂岩建筑两次。不过这次他见到的人不是以前的那个。

阿德里安・赫伯特和他年龄相仿，四十多岁。1991年，鲍里斯・叶利钦终结了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的时候，他还在上大学。作为一名新生，他进步神速。他先是在林肯大学修得历史学学位，然后是牛津大学，后来又在伦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研修了一年。他的专长是中亚问题，能说乌尔都语和普什图语，还能讲点阿拉伯语。

秘密情报局的老大把头伸出房门，说了声“你好”，就丢下阿德里安・赫伯特一个人陪他的客人了。人们通常知道——也是唯一知道的事——他是秘密情报局（常被称为军情六处）的“头儿”。出于礼貌，陪同的还有安全局或者军情五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都在泰晤士河畔的这栋房子里，离泰晤士河北岸有五百码。

一如往常，礼节性地提供咖啡和饼干之后，赫伯特看了一眼他的三位美国客人，低声说道：

“你们认为我们该提供怎样的帮助？”

两名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追踪者。在场的人，没有人忽略这件事——这个技术行动支援局的人负责此事。追踪者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到目前为止自己都做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或者下一步他想做什么。即使在朋友和盟友之间，也总是要有“有必要才知道”的原则。

“传教士不在也门，他在索马里，”他说道，“具体他住在哪儿，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的电脑，并因而知道他做播报的源头是在基斯马尤港的一间用作瓶装厂的仓库里。我非常肯定他本人不在那里。”

“我相信康拉德・阿米蒂奇告诉过你，我们没有人在基斯马尤。”赫伯特说道。

“看来是没有，”追踪者没说实话，“不过这不是我到这儿来要提的要求。我们发现有人和那间仓库联系，他还收到了确认，他发送的信息还收到了表示感谢的回复。这间仓库属于卡拉奇的马萨拉泡菜公司所有。你可能听说过。”

赫伯特点点头。他喜欢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食物，有时他的特工来伦敦的时候，他还带他们去咖喱饭店吃饭。马萨拉芒果酸辣酱很有名。

“出于某种奇妙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的巧合，马萨拉是完全属于穆斯塔法・达达里的。而他是这个传教士在伊斯兰堡少年时的伙伴。”

赫伯特看了一眼军情五处的人，那人点了点头。

“也许有可能，”那人低声说道，“他住这儿吗？”

追踪者知道，尽管军情五处在这座主要的情报站派驻了代表，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国内工作。而秘密情报局尽管主要负责针对女王陛下在国外的那些假想敌的国外谍报和反谍报工作，但它也拥有能从本土发动行动的机构。

他还知道，就像美国的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有很多时候，本土和海外的秘密情报机构之间的竞争最终造成双方之间的芥蒂。而对于大家共同的威胁——极端主义圣战分子和它的各恐怖主义分支——让彼此在这十年间有了空前的合作。

“他搬走了，”追踪者说道，“他在卡拉奇有一座房子，在伦敦的佩尔汉姆新月社区还有栋别墅。我得到情报，他三十三岁，单身，英俊潇洒，在社交圈很活跃。”

“我可能见过他，”赫伯特说道，“在两年前的一次私人午宴上，是巴基斯坦的一位外交官主办的，我似乎想起来了。你希望他受到监视？”

“我想去他的房子里偷东西，”追踪者说道，“我要在他的平板电脑里安装音频和视频的侦测装置，不过我最想要的是他的电脑。”

赫伯特看了一眼军情五处的劳伦斯・弗斯。

“联合行动？”赫伯特建议道。弗斯点点头。

“当然，我们有单位可以胜任。我需要从上级接到‘行动’的指令。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会儿他在城里吗？”

“不知道。”追踪者说道。

“好吧，弄清楚不是问题。另外我猜，今天这个茶会不能被发现？”

“是的，”追踪者想，“这个茶会确实是不能被发现。”不会有任何治安官会批准两家情报机构暗中行动的——换句话说，行动完全是非法的。不过两名英国特工都非常确定，由于传教士在英国全境范围内造成的血案和死伤，即使报告到内阁大臣级别，内阁也不会有反对意见。他们只会像往常一样做个政治性的事前说明：你们觉得必须做就去做吧，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一线的人主导的事一向如此。

追踪者一边乘大使馆的车回自己的公寓式小院，一边盘算着找到传教士具体位置的两种可能。一个是达达里的台式电脑，假如可以侵入那台机器的话；另一招是他准备的杀手锏，这会儿还没到时候。

第二天天刚破晓，马尔默号内燃机船起锚，慢慢驶出哥德堡港，朝大海开去。黄蓝相间的瑞典国旗在船尾迎风招展。这是一艘两万两千吨的普通货轮，而在航运界，这种船被称为“灵便型散货船”。

它是哈里・安德森庞大船队的一部分。哈里・安德森，是瑞典硕果仅存的船运业巨头。在很多年前，安德森用一条老旧的蒸汽机船建立了他的船运公司，苦心经营，使自己拥有四十艘船舶，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海运大亨。

尽管税收高昂，但他从来不移居国外，也从来不因为费用让他的船只悬挂可以带来便利的其他国家国旗。除了在海上，他从来不“浮”，也从来不涉足股票交易。他是安德森航运公司的唯一所有人，身家十亿，这在瑞典是十分少见的。他结过两次婚，有七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孩子想成为像他那样的水手。那是他最小的儿子，年纪差不多可以做他的孙子了。

马尔默号这次要把一批沃尔沃汽车运去它的目的地：澳大利亚的珀斯。路途十分遥远。舰桥上的是船长斯蒂格・伊克鲁德。大副和二副是乌克兰人，轮机长是波兰人。船员是菲律宾人，一共十个：一名厨师、一名客舱服务员和八名水手。

海军学员奥夫・卡尔森是船上唯一的编外人员。这是他第一次长途旅行。他现在正在学习拿到“船票”以成为商船官员。他才十九岁。船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是船长伊克鲁德。那位年长的大亨决定，如果他的小儿子要坐一艘他自己的船去海上，那这个年轻人既不能受到出于愤恨所导致的恐吓，也不应该被那些寻求好处的人逢迎。

所以，年轻的商船实习生这次旅行，用的是他母亲少女时代的名字。政府的一位朋友用这个假名核发了一本真正的护照，瑞典的商船管理机构也用同样的名字核发了相关文件。 实习生和四名官员待在舰桥上的时候，客舱服务员给他们送咖啡过来。这是一个夏日的早晨，马尔默号圆钝的船鼻，迎着斯卡格拉克海峡[40]逐渐涨升的潮汐，向前驶去。

奥珀尔特工真的弄到了一辆结实的山地摩托车。车主是一名索马里人，正想方设法要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逃出这个国家，去肯尼亚重新开始生活，他需要美元。按青年军的法律，他在做的事完完全全是违法的，绝对会让他遭受鞭笞之刑，如果他被抓住的话，可能还要糟糕。不过他也有辆破皮卡，他相信如果自己白天躲在基斯马尤和肯尼亚边境茂密的丛林里睡觉，晚上开车的话，应该可以越过边境。

奥珀尔在后座上绑了一个大箩筐，就是大家拿着去买东西用的那种。不过他在里面放的是一大罐汽油。

他从石首鱼腹部取出的地图上标着他的上级所选定的会面地点——从这向北差不多有一百英里，在海岸线附近。虽然海岸高速路现在坑坑洼洼的，全是被车压出的车辙印儿，但他应该能在傍晚和拂晓之间赶到。

另外他还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虽然很旧，但可以用。他可以用它来收听各种外台——这也是被青年军禁止的。不过他一个人住在远离城镇的小屋，收听以色列之声广播时，他把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声音开小，几码之外谁都听不到。他就是这样收听到阿什凯隆有降雨的。

那个快乐的自治城市的居民第二天抬头看的话，一定会很疑惑，碧蓝的天空，连一丝云彩也没有。不过，那是他们的事了。

本尼已经到渔船上了。他乘直升机来的。飞机属于另外一名以色列人，飞机的主人亲自驾驶送他来的。对外声称则是有一名富有的游客包机，从内罗毕飞往马林迪北面海岸的瓦塔穆海洋体育酒店。

事实上，直升机飞过海岸线之后，就转向北飞，越过拉姆岛，从索马里拉斯坎伯尼东面一直飞过去，直到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出了下方的渔船。

直升机在船只上方二十英尺处悬停，本尼通过绳索，速降至上下起伏的甲板上。有人伸出手，接住了他。

这天晚上，奥珀尔在黑夜的掩护下出发了。今天是星期五，因为做礼拜的缘故，街上差不多空无一人，路上也没什么车。有两次，他看见身后有卡车车头灯的灯光照过来，于是把车开到路边停下躲起来，直到卡车从身旁开过去。前方地平线上有灯光闪烁时，他也如此处理。他只是借助月光，一路骑行。

他到早了。当他估计自己离接头地点只有几英里的时候，他又把车开到路边，等着天亮。曙光初现的时候，他再次动身，不过开得很慢。他找到了接头地点——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从他左边的沙漠方向过来，很宽，上面搭着一座桥。季风来的时候，这里会发洪水，湍急的水流从水泥桥下呼啸而去。公路和海岸之间，是巨大的木麻黄树组成的林带。

他离开公路，小心翼翼地把摩托车开到离水边只有几百码的地方，停下来用耳朵听着。十五分钟之后，他听到了微弱的舷外悬挂式马达声。他把车灯开关先上后下地弄了两次，车灯亮了两下。嗡嗡声朝着他过来了，漆黑的海上，出现了充气式橡皮筏的身影。他看了看自己身后的公路。没人。

本尼登上了海滩。双方交换了接头暗号。然后本尼给了特工一个拥抱，给他带来了家里的消息——这是奥珀尔一直都盼望着的。然后是任务简介和装备。

最受欢迎的是家里的来信。当然，他得把它埋到自己小屋的地里，然后上面用胶合板盖上。还有一台最先进的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它能接收来自以色列的消息，给特工留出三十分钟时间转译和记忆消息，然后消息会被自动清空。

奥珀尔也可以用它给总部发信息。正常语速的话可以被压缩成一段只有十分之一秒的音频脉冲。任何人想要听到这些信息或者想把它录下来，都需要很尖端的科技手段。这些音频流将在特拉维夫被展开，恢复成正常的语流。

然后是任务介绍：需要知道谁住在那个仓库。他们是否曾经离开过。如果是的话，去的哪里。对住在仓库里的每个人，或者经常去那儿的人所乘坐的车辆进行描述。去那里的人如果住在仓库以外，对那个住所以及它的准确位置进行全面的报告。

不过奥珀尔不需要知道——就连本尼也只是猜测——一架美国无人机会在那里的上空某处持续地慢慢盘旋，从空中俯瞰、监视着一切。要么是捕食者，要么是全球鹰，或者是新式的哨兵[41]。但是，由于基斯马尤情况复杂，这些监控也还是可能在几百辆车中跟丢目标，除非这个目标被精确定位并放大至可以看见细节。

两人又拥抱了一下，然后分手了。四名武装突击队员驾着充气艇，驶向大海。奥珀尔给自己的摩托车加好油，向南朝自己的小屋开去。他的收发报机用的是太阳能电池，他得把发报机和电池埋起来。

本尼通过直升机上悬挂的绳梯被拉离了海面。他离开后，突击队员们又待了一天。游泳、捉鱼，以免无聊。他们的任务结束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必须待在那儿。

本尼被放在了内罗毕机场，搭乘去往欧洲的航班，然后才飞往以色列。奥珀尔在仓库周围的街道上找到一间出租屋，从它扭曲的百叶窗缝隙里，他可以监视仓库入口那扇对开的大门。

他还得继续做他理货员的工作，不然就会引起怀疑。他还得吃饭、睡觉。除了这些，他尽可能地监视那座仓库。他希望能发生点事。

在遥远的伦敦，追踪者正努力弄出点事来。

佩尔汉姆新月社区住房的安全系统程序员对自己的技术非常自信，非常乐意告诉别人自己是谁。外墙屋檐下，钉着一块非常雅致的标牌：本物业由代达罗斯安全系统保护。追踪者从新月社区林木茂密的中心花园，小心翼翼地拍下照片。

追踪者看到照片时沉吟了一下，代达罗斯，希腊著名工匠，他给自己的儿子设计了一对不是那么安全的翅膀。粘羽毛的蜡熔了，他的儿子栽进大海淹死了。不过他也建造了极具智慧的克里特迷宫。毫无疑问，现代代达罗斯试图唤醒建筑大师的技术，设计出没人能攻克的复杂系统。

这位现代的代达罗斯名叫史蒂夫・班平，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目前仍在经营。公司针对高端人士，为那些富人提供防盗保护系统。弗斯和追踪者得到了军情五处G分局局长的许可，前去见他。开始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要求，他直接拒绝了。

弗斯一直没能说服他，直到追踪者拿出一摞照片，在班平先生的办公桌上摆了两排。一共十二张。“代达罗斯”盯着这些照片，有些迷惑。每张照片上都是一名死者，躺在停尸板上，双眼紧闭。

“这些都是谁？”他问道。

“死人，”追踪者说道，“八名美国人，四名英国人。全都是良好市民，为各自的国家努力工作。他们全都是被圣战者的冷血杀手谋杀的。这些杀手都是受到了一个在网络上被称为‘传教士’的人的蛊惑。”

“达达里先生？他肯定不是。”

“不是他。传教士是从中东发起他最近的战斗的。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在伦敦的帮手是你的客户。这就是我们越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原因。”

史蒂夫・班平继续盯着那十二张死者的脸。

“仁慈的上帝，”他喃喃道，“那你们想怎么办？”

弗斯告诉了他。

“有授权吗？”

“在内阁级别得到了授权，”弗斯说道，“但我没有内务大臣签发的任何一纸文件证明。如果你想和军情五处的局长聊聊，我可以给你他的直线号码。”

班平摇摇头。他看过弗斯的个人证件——军情五处反恐分局的军官。

“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外传。”他说道。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弗斯说道，“无论什么情况。”

佩尔汉姆新月社区安装的系统属于黄金等级。每扇门、每扇窗都装有肉眼无法发现的红外线报警装置，并与中央电脑相连。系统启动的时候，业主本人都只能从前门进入。

前门看起来很正常，装有使用钥匙的布拉马锁。如果开门时触动警报系统，蜂鸣器会报警，但时间不会超过三十秒，之后就被关闭，但同时安全系统会以无声方式向代达罗斯应急中心发送警报。中心随即报警，最终警察乘车而至。

不过让所有想碰碰运气的盗贼最头疼的，是那个在橱柜上的蜂鸣器，方向和电脑完全相反。业主只有三十秒，他要走到那个正确的橱柜边，再找到电脑，在荧光的键盘上输入一个六位密码，这种运算量是百万次级别的。一个人只有知道正确的密码，并且在三十秒之内完成一切，才能阻止安全系统启动。

系统还设置了一门电话，如果他弄错了，或者超过三十秒，他可以输入四位号码接通应急中心。然后他需要背诵个人密码，取消警报。有一个数字错误就等于告诉应急中心，他正被胁迫，无论他之后的反应有多礼貌，“住所闯入警报”程序即时启动。

另外还有两种预防措施。肉眼无法发现的红外线贯穿前厅和楼梯井，被碰上就会发出无声的警报。关闭红外线的开关非常小，安装在远处的电脑机箱后面。即使业主遭到胁迫，被枪指着头，也不用关闭红外线。

最后，还有一个隐蔽的针孔摄影机，能覆盖整个大厅，而且永远都不会关闭。达达里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位置拨打一个电话号码，将自己住所门厅的影像传送到他的iPhone上。

不过，就像班平先生后来充满歉意地给他的客户解释的那样，即使是高科技系统偶尔也会失灵。达达里先生在伦敦时，有一次离家外出，安全系统记录了一次假警报，所以必须传唤他，这让他很不高兴。代达罗斯的工作团队十分抱歉，伦敦市的警察也很有礼貌。他平静下来后同意让一名技师去把那个小毛病修好。

达达里先生让他们进了屋，看到他们开始鼓捣电脑柜，觉得很无聊，就走进起居室，给自己调一杯鸡尾酒。那两名技师都是军情五处的军官，全是电脑专家。他们过来向他报告，他放下自己的饮料，带着高傲的兴趣，同意进行一下测试。他走出房子，然后又进来。蜂鸣器响起来，他走向橱柜，关闭蜂鸣器。为保万一，他站在门厅里，拨通了自己的针孔摄像机。他从屏幕上看见了门厅中央的自己和两名技师。他谢过他们，然后技师离开了。两天以后，他也走了，不过是去卡拉奇待一个礼拜。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的问题在于，计算机控制一切。如果计算机出了乱子，它就不仅仅只是没有用，而且会成为敌人的帮凶。

军情五处的小组去的时候没有使用诸如煤气公司的卡车，或是电话局的厢式车之类老掉牙的装备。邻居可能知道旁边这户人家外出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和胶底的鞋，在凌晨两点悄然而至。还为此让路灯灭了几分钟。几秒钟之内，他们就通过了正门，整个新月社区没有一盏灯被惊扰点亮。

领头的人迅速解除了警报，伸手到机箱后面，关闭了红外线。他在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告诉”摄像机定格在一小段空无一人的门厅，摄像机很听话。达达里先生从旁遮普打电话回来的话，看到的就是空荡荡的门厅。事实上，这会儿他还在飞机上。

这次他们来了四个人，行动十分迅速。最重要的三个房间被装上了微型麦克风和摄像头，分别是起居室、餐厅和书房。完事的时候，外面还是一片漆黑。行动小组组长的耳机收到确认，外面街上没人。他们离开了，没人看到。

唯一剩下的问题是那个巴基斯坦商人的个人电脑。他把它带走了。不过六天后他就回来了。之后又过了两天，他外出参加一个正式晚宴。于是他的房子迎来了“客人们”的第三次拜访，也是时间最短的一次。电脑就在他的办公桌上。

硬盘被拆了下来，插入一个硬盘复制器。技术人员们称它为“匣子”。达达里先生的硬盘被插进匣子的一侧，另一边插的是块空硬盘。一共花了四十分钟，所有的数据都被提取出来，用镜像的方式制成了副本。硬盘随后又被装了回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往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然后，他们把电脑打开，插了个U盘，植入木马程序，给计算机设置指令，今后监控所有键盘输入和收到的全部邮件。这些数据随即会被传送至安全局的监听电脑。这个巴基斯坦人每次使用电脑，安全局的监听电脑都会存下一份日志文件，而他自己则完全不知道。

追踪者很高兴，觉得军情五处的人非常棒。他知道这些被窃取的资料会被送往切尔腾纳姆市格洛斯特郡郊外的一座环形大厦。那是英国国家通信总部，类似于美国的米德堡。密码专家将对后台文件进行分析，判别它有没有用密码编写。如果是，就必须破解密码。两大机构的这些顶尖专家的工作，绝对可以让巴基斯坦人的生活完全曝光。

不过追踪者还想要点别的，而他的东道主也不反对——把之前得到的那些往来通联，还有所有未来的键盘输入，全都同步传送给趴在森特维尔一座昏暗阁楼的电脑前的那个年轻人。他特别要求，这些东西只能给爱丽儿。

很快就有了第一份情报。毫无疑问，穆斯塔法・达达里经常和索马里基斯马尤那个罐装仓库里的电脑联络。他和洞穴巨人交换信息和示警，洞穴巨人是传教士的个人网络代表。

与此同时，密码破译专家正试图发现他到底说了什么，以及洞穴巨人给他回复了什么。

奥珀尔特工持续监视了仓库一个礼拜，由于缺乏睡眠而精力不济，不过一切都有了回报。这天晚上，仓库的门开了，出现一辆卡车，不是卸完货的空车，而是来装东西的。车已经很有年头了，非常破旧，就一个驾驶室，后部也没搭车棚。这是索马里半岛的标准车型，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要是在车后面再架一挺机枪，围着它摆上六个氏族战士，这就是“高科技”武装了。奥珀尔从缝隙里看到这辆车从街上开过，又钻进仓库，车上只有一个司机，车后面是空的。

这个人就是洞穴巨人，不过奥珀尔并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上司给他的命令——有任何东西离开，除了工厂生产用车，必须跟踪。他离开自己租住的房子，打开摩托车的锁，跟了下去。

一夜狂奔，开了很久，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天都快亮了。头一段路他已经认识了。海岸公路顺着海岸线朝向东北，穿过干涸的河道，以及和本尼碰面的木麻黄树林，一直通往摩加迪沙。大约晌午时分，他的备用油箱都快空了。这时，皮卡车拐进了海滨城市马尔卡。

和基斯马尤一样，2012年之前，马尔卡一直都是伊斯兰青年军的坚强堡垒。之后，联邦部队因为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强力支援，从圣战分子手中夺回了控制权。但情势在2013年发生逆转。狂热分子疯狂反扑，几番血战，重新占领了城市及其周边的土地。

疲惫不堪的奥珀尔一路跟着那辆皮卡车，感到有些头晕目眩。车终于停了。那是一个院子，有门卫把守着。卡车司机摁了摁喇叭。木质的大门上出现了一个小洞，里面露出半张脸，朝外看着。然后，大门慢慢旋开。

奥珀尔下了车，趴在他的摩托上，装作修理前轮轮胎的样子，从车辐条中间偷偷看着。看起来他们认识司机，有人和司机打招呼。司机把车开了进去，门又开始关上了。在大门闭合，截断他的视线之前，他看到那座建筑是一个有着三间灰白色低矮房子的院子。房子都装着百叶窗。

马尔卡的大多数房子都是这样，几间低矮的灰白色房子错落在一起。只有清真寺的宣礼塔才会比这些房子高。在山区和海滨地区有很多这样的房子。这座宅子外表看起来也一样。

奥珀尔在周边杂乱的小巷中又转了转，找到一处阴影来抵挡逐渐升高的热度。他把头巾拉起来包住头，躺下睡觉。他醒来后在城里四处逛，直到找到一个人，他有一桶汽油和一个手泵。这回不能用美元了，太危险了。要是那样，他会被人向宗教警察告发的。那些警察拿着警棍，双眼充满仇恨。他用一沓先令付的账。

他再度发动摩托车，在凉爽的夜晚中急驶，及时赶上了自己在渔市的轮班。他只能在下午编制一小段语音信息，把他用帆布包起来的收发报机挖出来，连到新充好的电池上，摁下“发送”钮。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接收到了信息，依据协议，他们将信息传送到了弗吉尼亚的技术行动支援局。

一天之内，美国在也门发射基地的全球鹰无人机就发现了那座建筑物。这件事花了点时间，不过从摩萨德来的消息提到了一个水果市场，离那座建筑物只有一百码，各种摊位铺了一大片。两个街区之外，还有一座宣礼塔。这座多出口的环形建筑是意大利人造的，在它的北面，直线距离六百码的地方，摩加迪沙高速路从城市旁边绕过。像这样的建筑，只可能有一座。

追踪者和坦帕郊外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无人机控制中心有联络通道，可以连通美国大使馆。他坐在那儿，盯着环绕着那座建筑物的三间房子。是哪一个呢？或者都不是？即使传教士在那里，他也能逃过无人机的轰炸。一枚地狱火导弹或者硫磺石导弹会将那些挤在一起的房子夷为平地，那里有妇女和儿童。他的战争和他们无关，而且，他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传教士在那里。

他想要这个证据，他需要这个证据。他估计，密码专家完事的时候，那个卡拉奇的酸辣酱生产商会给他这个证据的。

奥珀尔在基斯马尤自己的小屋里睡觉的时候，马尔默号内燃机船加入了等候进入苏伊士运河的商船队伍。人们待在埃及的日头下面一动不动，都热得昏昏沉沉的。菲律宾人里有两个跳下了船，想抓条活鱼做晚餐。钢制的海运货柜里装的是汽车。其他的人都坐在货柜背阴里搭建的天篷下面，人人都像散热器。不过欧洲人都待在船舱里。备用引擎带动的空调，让生活变得舒适多了。乌克兰人在玩牌，波兰人待在他的引擎室，伊克鲁德船长在给自己的妻子写电子邮件，实习生奥夫・卡尔森正在看他的航海课程。

由此向南，很远的地方，一名圣战狂热分子正在看他打印出来的从基斯马尤发来的信息。他对整个西方世界和他们做的所有的事都充满了仇恨。

在加拉阿德湾后面的山里，有一座土坯搭建的堡垒。堡垒里的氏族首领阿弗里特——阿语里意为“恶魔”——正在计划派遣他的年轻士兵冒险回到海上，寻找猎物。

第九章

伦敦的达达里和基斯马尤的洞穴巨人之间的往来信息确实是用密码编辑的，不过现在密码被破译了。因为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和马里兰的米德堡原本都怀疑那两人之间用密码编文，所以特别留心解码，现在他俩之间的通信就相当清楚了。

海量的商务和产业通联信息都通过网络传递，不可能接受全面的严格审查。所以，上述两大中心的监听人员根据其所掌握的证据，对可疑目标设置了优先级。索马里属于可疑等级非常高的地区，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要进行最优先级的密码测试，只有表面看来完全无害的信息才直接读取。之前伦敦和基斯马尤之间的通信都逃脱了审查，不过，这种状态现在结束了。

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位于伦敦的大型食品生产商和他的原材料产地经理之间的通信。从伦敦发出的信息貌似问的是一些关于当地有哪些水果、蔬菜、香料以及它们的价格这样的问题。从基斯马尤发出的信息看起来则是产地经理的回复。

切尔腾纳姆的英国通信总部和爱丽儿几乎同时发现：密钥就藏在价目单里。它与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每年那个时段的真实价格不一致，有的时候非常高，有的时候又非常低。其中一些价格是真实的，但其他的则不是。后者这一类数字指的是字母，字母组成单词，单词组成信息。

伦敦西区的这栋时尚别墅和基斯马尤仓库数月以来的往来信息表明，穆斯塔法・达达里是传教士在索马里之外的自己人。达达里不仅提供资金，还充当眼线，必要时给出建议或者警告。

达达里订阅了主要涉及西方对反恐怖主义思考的专业技术类刊物，研究各个智库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还收集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美国同类智库的研究报告。

他和朋友之间的电子邮件显示，他经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这些活动的宾客中，通常都有公务员、军人和国安局官员。简单地说，他是一名间谍。在彬彬有礼、完全西化的外表之下，他和他在索马里孩提时代的朋友一样，同时也是一名萨拉菲斯特极端圣战分子。

爱丽儿还发现了一些情况。在信息的行文中，存在单个字母的输入错误，但这个现象并不是随机发生的。非专业的录入人员，很少能输入很长的一段文字而不偶尔敲错键，产生某个字母的录排错误。在杂志社和出版社，校对人员就是专门负责修正这些错误的。不过只要文字的意思正确，很多非专业文字并不需要这样麻烦。

洞穴巨人的文字使用校对，但达达里的没有。因为达达里的录排错误是有意安排的。每发送一或两次信息才会出现一次错误。出现的频率很有节奏。它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但常常是前一则“录排错误”的后一个位置。爱丽儿推测，这些字母是不为人注意的警示信号，如果它们没有出现，那就是告诉读到信息的人，发送信息的人受到了胁迫，或者他的电脑是敌人操控的。

追踪者需要的情况之中，有两件没有从这些通联的信息中得到确认。信息里提到“我的兄弟”，但这可能是穆斯林同伴之间的称呼。它们只提到“我们的朋友”，而不是“佐勒菲卡尔・阿里・沙”或是“阿布・阿萨姆”。信息内容也没有确认“我们的朋友”是住在马尔卡市中心的一座建筑里，而不是基斯马尤。

要想获得这两个证据，以便让有关当局实施一次突击终结此事，只有一个法子——由可靠的消息人士确认。或者，传教士受到刺激，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并且从他自己的住处上网。马尔卡那个建筑上空的全球鹰将即刻监控到并截取它们。

实现第一点需要有个人，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穿戴好头巾或是棒球帽，站在场院里，抬头向天上看，并且点点头。坦帕能看到他向天上看的脸，就像克里奇之前看到安瓦尔・奥拉基向天上看一样——在内华达州的一个地下堡垒里，他露出来的脸充斥了整个电视屏幕——这最终招致了他的死亡。

至于第二件，追踪者自己还有张王牌可以出。

马尔默号内燃机船从苏伊士港驶出运河，进入红海。船只等候启航，从埃及领航员身旁经过时，伊克鲁德船长向他致敬并道别。不过他并不知道，几个小时之后，他会登上另外一艘朝北航行的货船。

马尔默号在自己的船长指挥下，向南朝曼德海峡行驶，然后要向东进入亚丁湾。伊克鲁德船长很满意。到目前为止，马尔默号一直按计划行驶。

奥珀尔从渔市下班后查看了一下，确认自己绝对是一个人，没有被人跟踪，然后从房间地板下面取出自己的收发报机。他知道，在他的间谍生涯里，在伊斯兰青年军的堡垒里每天查看是否有新的消息发来是最危险的时刻。

他取出收发报机，连上已经充好电的电池，戴上耳机，拿好笔和记录本，准备抄报。消息被调解成正常语速后，也只有几分钟。他用希伯来语在纸上记录，每次都笔走龙蛇，写得飞快。

消息很短，直奔主题。祝贺他成功实施对仓库去往马尔卡的皮卡车的跟踪。下次再发生时，不要立刻跟踪。返回并取出收发报机，给我们预警，告诉我们它朝北开就可以了。完毕。

中国籍拖网渔船在索马里海岸正东，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开。并没有什么原因需要停下来。一架低飞的巡逻机发现有一支国际海军部队正在保护各国渔船免受索马里海盗的打扰。飞机降低高度飞下来看了一下，又飞走了。

很显然，这艘船就是一艘中国台北的远洋深海捕鱼船。它还没有下网，不过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也许它正在寻找新的更好的水域。几周前，它被阿弗里特俘获，还见了报，不过那会儿用的是它真正的名字。现在名字改了。中国的船员被胁迫，在船首和船尾都刷上了一个新名字。

两名船员，只要两名就够了，现在正在舰桥上。十名索马里海盗蜷伏在看不见的地方。巡逻机的机组人员用野战望远镜扫视的时候，看见两名东方人在驾驶，没有任何怀疑。那两个人曾被海盗警告说，任何企图求助的示意行为都将导致死亡。

这种把戏并不新鲜，不过国际部队仍然很难侦测。如果他们伪装成无辜的渔民，乘坐索马里小船，只要被发现并被截停，很快就会暴露身份。他们也许会辩称自己需要AK-47自卫，不过有火箭弹就很难解释了。解决的法子是一种很轻的铝制梯子。你并不需要它来捕鱼，但你需要用它来证明自己是商人。

索马里海盗已经遭受了好几次毁灭性打击。大多数大型船只，装载货物价值高的，都有专职的武装。他们以前都是军人。船东给他们佩枪，他们也知道如何使用。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船只就是这样自我保护的。现在在吉布提之外用飞机进行巡逻，一天之内大约可以巡视四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四个国家派遣了小型舰队。它们的战舰，在直升机的帮助下，可以作为远程的护卫。最终，在国际力量的支持下，有很多海盗被捕，简单地审判之后，被判有罪，拘禁在了塞舌尔。海盗的好日子结束了。

不过，有一种策略仍然奏效：母船。骊山八号——这就是它现在的名字，就是这样一艘母船。它在海上待的时间比一艘小艇要长得多，航程也非常远。外挂引擎的攻击小艇都藏在甲板下。从外表来看，母船没有问题，但在海上，那些攻击小艇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做好攻击准备。

出了红海，进入亚丁湾，伊克鲁德船长小心翼翼地沿着国际上推荐的海上走廊行驶。这是国际武装打造的，能够给过往商船进出危险的亚丁湾时提供尽可能的保护。

走廊与亚丁港和阿曼港的海岸线平行，横跨东经45度至东经53度。这八个经度之间的区域可以让商船通过邦特兰，从这里开始就是海盗盛行的区域，想要绕行印度南部的船只，走这条走廊的话，需要绕很远，这条走廊离南部转弯点有好几海里。但这条走廊得到了国际武装的重点保护，能庇佑商船的安全。

伊克鲁德船长沿着航运界所说的走廊，驶出了东经53度地区，转向南行，朝印度开去。他觉得自己安全了。飞机确实能够在一天之内巡视四万平方英里的海域，但印度洋有数百万平方英里。一艘船在如此广袤的海域航行，完全可能失踪。北约和欧盟的海军战舰，全都聚集在海上走廊里。但相对于宽广的海洋，它们彼此之间十分分散。在印度洋只有法国派出的一支海军舰队。他们叫它“印度洋特遣编队”。

马尔默号的主人觉得，他已经到达了非常靠东的海域，远离了可以威胁到他的索马里海岸。现在白天和夜晚都已经开始闷热难耐了。

几乎所有要在这片海域航行的船只，在家的时候都会让工程师在船上建造一个内部堡垒：用可以从内部锁住的钢制的门进行防护。堡垒里配有食物、水、铺位和卫生间，能支撑好几天。堡垒内部还配有航控系统，能让引擎系统摆脱外部的干扰，从内部操控引擎和航行系统。它还能通过桅杆顶部向外传送预先设置的求救信号。

如果船员们能够及时将自己锁在这种堡垒里，在堡垒的保护下，他们可以等待肯定会向这儿赶来的外部救援。尽管海盗已经控制了船只，但他们无法驾驶，也没法威胁到船员。不过他们会尝试突破堡垒。这时，船员们就只能寄希望于护卫舰或驱逐舰的到来了。

可是，当马尔默号驶过拉克代夫群岛[42]时，船员们都在自己舱房里睡觉。这里显然比堡垒里要舒服得多。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攻击小艇破浪而来，更没听见索马里海盗趁着月色登上舷梯时的脚步声。舵手发出警报，不过已经太晚了。皮肤黝黑的精干小伙端着枪，冲进船的上部舱室，爬上舰桥。五分钟之内，马尔默号就被俘获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皮卡出现了。奥珀尔看到仓库的大门又打开了。和之前那个是同一辆车，转向的方向也和之前一样。他发动了自己的摩托车，跟着它来到基斯马尤的北部郊区，一直到他确信，那辆车开上了朝马尔卡去的海岸高速路。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小屋，从地板下面的洞穴里拿出他的收发报机。报文已经编好了。他把它压缩成瞬时的音频脉冲。奥珀尔从太阳能充电器上取下电池，安在了收发报机上，然后敲了一下“发送”键。

摩萨德总部常年监听的工作人员立刻收到了报文。他们的负责人将报文解码，发给了还在办公室里的本尼。本尼的办公室和基斯马尤在同一个时区。本尼编辑了一条很短的指令，加密后发给了距离索马里海岸二十英里的一艘塞拉莱港的“渔船”。

几分钟之后，渔船的一侧放下一艘充气艇，朝着海岸迅速驶去。船上有七名突击队员，指挥官是一名上尉。虽然这片海滩十分荒僻，但船上的人借着月光，一发现海岸上的沙丘，就将皮艇的引擎关到很低的挡位，以免有人听见。

船首冲上沙滩后，上尉和六名队员跳上海滩，朝公路跑去。目的地他们已经认识了。那是一条长有木麻黄树林的干涸的河谷，河谷上架着一座水泥材质的桥。剩下的一名队员顺着通往基斯马尤的公路，慢步向前跑了三百码，在公路南侧的芦苇丛里找好位置，趴下，把强力夜视双筒望远镜架了起来。他已经事先告知了需要被搜索的车辆的特征，甚至还包括车牌号码。在他身后，伏击队员也在路边的隐蔽处趴好，等着目标出现。

上尉趴在那儿，手里拿着通信器。目标出现时，通信器上的红灯会闪烁，他不会错过的。路上过去了四辆车，不过没有一辆是他们要等的目标。

然后，公路这头的突击队员从夜视望远镜晦暗的绿色光影中发现：目标出现了。他不可能弄错：车很脏，原本灰白的颜色在夜视镜中看来完全是绿色的；破旧的散热器护栅，显然已经不能起到防护作用的扭曲的前保险杠，还有前面的车牌号码。就是他要找的车。他按下了脉冲器的“发送”键。

在他身后，上尉看到手中的通信器红光闪烁。他对着他的队员们轻轻地用气息说了句：“上！”突击队员们从路两边的地上站起身，手里拉着红白相间的隔离带。在漆黑的夜里，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横着的路障杆。上尉站在“路障杆”的前面，用加了灯罩的手电照着地面，另外一只手高高举起。

他们没有穿迷彩服，而是白色的长袍和索马里式头巾。所有人都端着AK-47。没有索马里人胆敢穿越宗教警察设置的路障。皮卡朝这边开过来，引擎振动了一下，换低了一挡，然后又换低了一挡。

海盗们留下两个人看守中国籍的船长和大副。其他八个人登上马尔默号。其中一个略微懂些英语，他来自加拉阿德的海盗巢穴，这是他第三次劫持船只。他知道规矩。不过，伊克鲁德船长不知道。尽管之前在哥德堡，有个瑞典海军军官曾经给他讲过。

他知道自己曾经有机会，从自己的舱室里按下“发送”键，发出持续的求救信号。他知道信号会从桅杆顶部发送出去，让负责监听的人听到自己遭到了劫持。

海盗头目名叫吉马里，二十四岁。他也知道这些，可他并不在意。让那些异教徒的海军来吧，现在来也已经晚了。他们怕引发血腥的屠杀，永远都不会攻击的。他知道卡菲勒执迷于所谓人类生命的想法，对此他完全不以为意。一个优秀的索马里人不怕痛苦，也不畏惧死亡。

五名管理人员和十名菲律宾人被聚拢在甲板上。伊克鲁德船长被告知，如果发现有人躲起来，其中一名管理人员就会被扔进大海。

“没有了，”船长说道，“你们想怎样？”

吉马里向他底下的人做了个手势。

“粮食。不要猪肉。”他说道。伊克鲁德船长告诉菲律宾厨师去厨房准备食物，其中一名海盗跟着他。

“你。过来。”吉马里指了指船长，他们走上舰桥，“你。开船。加拉阿德。你们活命。”

船长查了下他的航海图，顺着索马里海岸线，找到了那个村庄——在埃勒以南一百英里，是另外一个海盗的聚居地。他大致辨别了一下方向，转舵启航。

黎明时分，法国印度洋特遣编队的一艘护卫舰第一个发现了他们。它在距离马尔默号几链[43]的地方减速，保持着与马尔默号之间的距离。法国船长并没有试图让他的海军陆战队员冲上马尔默号。吉马里早就知道是这样，他隔着大海从舰桥侧面的翼台望过去，几乎就是在挑衅“异教徒”放马过来。

外表来看，这种场面仿佛没有什么异常——一艘法国护卫舰正在给一艘瑞典货船护航，在他们后面较远的位置，还有一艘中国籍的拖网渔船，可是在远方，突发的电磁通信量却骤然上升。

马尔默号一直处于迪拜市郊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巴林市郊的美国海事联络处的监控之下。通过它的自动身份系统，马尔默号瞬间被识别出来。就像吉马里早就知道的那样，若干北约欧盟的战舰已收到马尔默号遇上麻烦的预警，但没有一艘战舰发动攻击。

安德森航运公司在斯德哥尔摩有间二十四小时值守的办公室。它立刻得到了通知，并通过航运中心一直对马尔默号进行呼叫。吉马里示意伊克鲁德船长接受呼叫，但必须通过舰桥扩音器进行播放，并且只能转换成英语。在伊克鲁德船长开口之前，斯德哥尔摩已经知道，他正面对着索马里武装人员，每个字都被监听着。

伊克鲁德船长确认了马尔默号是在晚上遭到的劫持。船上人员全都安然无恙，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没有人受伤。他们接受指示，正在开往索马里海岸。

船东哈里・安德森这会儿身处斯德哥尔摩的奥斯特马尔姆，在自己修有围墙的宫殿一般的庄园里，他刚起床，正在吃早饭。等他穿戴好，车开到了门前，载着他直奔公司的控制室。夜班的船队控制员已经在待命了。他向安德森讲述了整个突发事件，还告诉他，现在可以和伊克鲁德船长通话。

相对于安德森先生的其他才能而言，他能得以如此成功并且富有，都是源于两件非常有用的才华。第一个就是能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搞清楚情况，然后根据实际而不是空想，制定行动计划；第二个就是全力以赴实施计划。

他站在自己的控制室里，陷入沉思。没有人敢打扰他。这是他的船第一次被海盗劫持。在海上进行武装攻击会引发一场屠杀，显然不能尝试。所以，马尔默号将会到达索马里海岸，并且在那里停泊。他的首要责任是解救十五名雇员，其次，如果有可能，才是拿回船和货物。然后才是那个问题——其中一名雇员，是他的儿子。

“让我的车到门口来，”他说道，“给比约恩打电话，无论他在哪儿，告诉他，让飞机做好立刻起飞的准备。计划飞往伦敦的诺索尔特。给我在康诺特订个套间。汉娜，你带护照了吗？那好，跟我来。”

几分钟之后，他坐在自己的宾利车里。他的私人助理汉娜在他旁边。汽车向布罗马机场飞驰而去。他拿出手机，为自己后面的日程做着安排。

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事了。他向劳埃德的专业保险承销商投的保，现在该是他们表现的时候了，因为他们赚的就是风险的钱。这也是为什么他每年向他们支付那么大笔保险金的原因。

在他起飞前，他知道了自己的保险承销商的决定——他们之前肯定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给他找了家名叫昌西・雷诺兹的公司。这家公司在通过谈判让海盗返还船物方面记录优良。他知道自己会在船只抵达索马里海岸之前就飞抵伦敦。所以在他的里尔专机飞到瑞典海岸之前，他已经和律师约好六点碰面。他们肯定要忙到很晚。

他在诺斯霍特机场跑道上滑行的时候，昌西・雷诺兹的工作人员正在做各种准备。他们联系了萨里郡。那是他们选定的谈判代表住的地方。虽然已经半退休了，但在这个不寻常的行业里，他是谈判专家中的王牌。他的妻子把他从花园蜂箱的中间拖了出来。

他在伦敦市警察局时是人质谈判专家，他就是在那儿学的这些本事。他叫加里斯・伊万斯，威尔士人，讲话很慢，很有迷惑性。

奥珀尔到的时候，洞穴巨人已经死得透透的了。路这边负责瞭望的突击队员发现并且认出了奥珀尔。上尉之前和本尼一起在海滩上时，见过他。上尉手里通信器的红灯再次闪烁起来。他们又架起了路障。

奥珀尔从他昏暗的车头灯里，猛然间看到这一群穿着长袍的人，手电筒摇晃着，还有冲锋枪指着他。所有在敌后从事秘密特工工作的人，一旦暴露就要面对死亡。奥珀尔和他们一样，这会儿也略微有些惊恐。

他的证件都齐全吗？他去马尔卡找工作的理由站得住脚吗？夜里这么晚了，这些宗教警察在公路上想干什么？

月亮从云堆里钻了出来，预示着季风的来临。拿着手电的人走近他身旁，盯着他的脸看。黑夜里，两张“黑”脸只隔了几英寸远，一个是天然肤色，另外一个是因为突击队员涂了夜战油彩。

“你好，奥珀尔。别在公路上待着。有卡车来了。”

队员们闪进树林和草丛里消失了，把他的摩托车也推走了。货车被开到一边，然后上尉指给奥珀尔看撞车的地点。

洞穴巨人的皮卡左前轮胎爆了，钉子还戳在轮胎上。失去控制的皮卡肯定发生了侧滑。不过运气不好，这个位置就在水泥桥的中间。

车子高速翻过了桥沿，狠狠地撞上河谷陡峭的崖壁。冲击力把司机猛地推向前挡风玻璃，方向盘插进了他的胸口。力量很大，脑袋和胸口都烂了。有人把他从驾驶室弄了出来，放在车边。尸首的眼睛无神地望着自己和月亮之间的木麻黄林的树冠。

“现在，我们谈谈吧。”上尉说道。他把本尼通过拖网渔船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加密线路告诉他的话，都告诉了奥珀尔，逐字逐句。然后，给了他一顶红色的棒球帽，还有一沓纸。

“这是那个要死的人挂掉之前给你的。你干得很棒，不过不用再指望他了，他已经死透了。有问题吗？”

奥珀尔摇摇头。这个故事说得通。他把纸塞进防风夹克里。侦搜突击队的上尉伸出手。

“我们得回海上去了。祝好运，我的朋友。Mazel tov.[44]”

他们花了几分钟，一边走向水边，一边把留在地上的脚印抹掉，给奥珀尔省了事。然后他们离开了。越过黑色的海洋，回到等着他们的渔船上。奥珀尔发动摩托车回到公路上，继续朝北开去。

这会儿在昌西・雷诺兹公司办公室里聚集的人，都与海盗打了十年交道，对于双方的规矩都很熟悉。这些海盗都是邦特兰的氏族首领，他们控制着从摩加迪沙向上，北起博萨索、南到梅雷格的八百英里海岸线。

他们做海盗只是为了钱。他们声称，这是因为很多年以前，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渔船来到这里，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渔业基础。不管对还是错，他们转行干了海盗，而且从此发了大财，比几条金枪鱼能卖出的钱要多得多。

他们一开始只是劫持并且登上通过他们近海的商船。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也越来越有经验，他们的范围越来越向东部和南部扩展。起初他们劫持的都是小船，和他们谈判也很简单，从肯尼亚用轻型飞机运几箱美元，投放到事前约定的海上投放区域就可以了。

不过，在那片海岸，人们互相之间没有信任。这些海贼也没有荣誉感。一个氏族劫持的船只停泊的时候，也会被其他团伙抢走。团伙之间还抢夺投下的装钱的箱子。最终，一种大家认可的程序逐渐形成。

被劫持船只的船员很少被带上岸。除非有风暴时要用锚把船固定在岸边，不然的话，被劫持的船只都会停泊在距离海岸两英里的地方。船上的管理人员和水手们住在船上，享有基本合理的待遇。船东和氏族首领之间讨价还价的时候，会有一些守卫看着船。

西方国家这边，某些保险公司、律师随着经验的积累，成了这方面的专家。索马里那边，受过教育的谈判专家控制了谈判。他们不是普通的索马里人，而是来自同样的氏族。现在这些都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计算机和iPhone。甚至连钱都很少从高处像炸弹一样扔下来了。索马里人有很多银行账户，钱可以通过这些账户立刻消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边的谈判专家们逐渐彼此了解，每一方都只关注赶紧完事。不过相对而言，王牌在索马里人手里。

对保险公司来说，货物延迟一天就有一天的损失。对船主来说，船不赚钱就是在亏损。再加上被扣押的船员和他们歇斯底里的家人，迅速了结就成为他们十分紧迫的目标。索马里人对此非常了解——他们拥有全部的时间。这就是讹诈的基础：时间。有些船一直停靠在岸边，能达数年之久。

加里斯・伊万斯曾经通过谈判赎回了十条价值不等的船只和货物。他像研修博士学位一样，仔细研究过邦特兰和它谜一样的部落结构。他一听说马尔默号正在朝加拉阿德开，就知道是哪个部落控制着那片海岸，那个部落有多少氏族。那里的几个部落都使用同一名谈判专家，名叫阿里・阿布迪。他是美国中西部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个性温和、彬彬有礼。

在这个夏日的傍晚，所有这些都向哈里・安德森先生做了说明，而半个地球之外，马尔默号正在朝加拉阿德进发。会议室里准备了自助式的晚餐。另外，布尔斯特罗德夫人经过允许留了下来，给客人们的咖啡续杯。

会议室的旁边，工作人员为加里斯・伊万斯准备了一间房间作为总控室。如果指定了新的索马里谈判专家，伊克鲁德船长需要告知斯德哥尔摩方面应该拨打哪个伦敦号码，以便开始磋商。

加里斯・伊万斯仔细研究了马尔默号的情况，以及它装载的货物——那些闪闪发光的高档新轿车，私下估算了一下，解决此事大约需要五百万美元。他知道，第一次的报价肯定会比这高很多。而且，欣然同意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会招致价格瞬间翻番。期望迅速解决也会自毁长城，那样同样会抬高价格。至于那些被囚禁的船员，只能把这些归咎于他们的坏运气。他们只能耐心等下去。

听那些后来被遣返的船员说，船上的那些索马里人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都是山区部落里的。在双方拉锯的那几周里，他们把一艘光鲜亮丽的货船变成了恶臭四溢的狗窝。他们完全不使用卫生间，不论是在舱内还是舱外，有需要时随地小便。剩下的事就交给炎热的天气了。汽油都供给发动机了，所以空调就停了。食物不冷藏都会腐烂，他们就给船员吃索马里的羊肉大餐，直接在甲板上屠宰。仅有的娱乐就是钓鱼、下棋、纸牌或者读书。但是在海湾待那么久，这些只会让他们觉得日子更加无聊。

谈判晚上十点开始。如果开足马力的话，马尔默号大约会在伦敦时间中午左右进入加拉阿德湾。然后很快，他们就会知道是谁劫持了她，以及谁是指定的谈判专家。届时，如果需要的话，加里斯・伊万斯会自我介绍。之后上演的曲目，就是跌宕起伏的加伏特舞曲了。

奥珀尔到达马尔卡时，整个城市被笼罩在午后的炙热里，昏昏欲睡。他找到了那座宅院，使劲砸了砸门。院子里的人没在睡觉。他听到有人说话，还有跑动的脚步声。他们好像是在等什么人，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厚重木门上的门闩被拉开了。门里闪出一张脸。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索马里人。那人向街上看了看，没发现皮卡，然后才去看奥珀尔。

“干吗？”声音很短促，透着愠怒，显然没人能指望得到任何许可。

“我给谢赫带了些文件。”奥珀尔用阿拉伯语说道。

“什么文件？”那人有些好奇，但声音里显然充满了敌意。

“我不知道，”奥珀尔说道，“公路上那个男的让我这么说的。”

木门后面传来低低的对话声。第一张脸闪到了一旁，又一张脸取代了它的位置。这次既不是索马里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不过他说阿拉伯语。难道是巴基斯坦人？

“你从哪来？带的什么文件？”

奥珀尔在防风夹克里摸索着，拿出一袋封着的文件。

“我从马尔卡来。我在路上碰到个男人。他的皮卡撞坏了，让我带着这些，告诉我怎么找到这里。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他试着把文件袋塞进门洞。

“别，等一下。”一个声音喊起来，门开了。四名蓄着络腮胡的男子站在那儿。奥珀尔被抓着拽了进去。有个十几岁的男孩跑了出去把他的摩托车骑了进来。门又关上了。两个人抓着他。那个可能是巴基斯坦人的男子从上方俯视着他。男子仔细看了看文件袋，深吸了一口气。

“你从哪儿拿到这些的，混蛋？你把我们的朋友怎么了？”

奥珀尔装作很害怕的样子，这对他并不难。

“从那个开卡车的人那儿，先生。我怕他是死了……”

他刚说到这，就被人用右手全力猛扇一记，直接被撂倒在地。他听到一通喊叫，除了他的母语希伯来语外，还混杂着英语、索马里语和阿拉伯语，完全听不明白。六只手把他抓了起来，推搡着他走向院墙边修的一个窝棚。他被扔了进去，同时听见门闩被重重地拉上。里面很黑，臭气熏天。他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他趴到一堆破旧的布袋上，用手抱着头——这是世界通行的放弃抵抗的姿势。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回来了。其中两三个像是保镖，还有一个人没见过。这个人是索马里人，说话声音显得比较有教养，也许是上过学吧。那人向他示意。奥珀尔跌跌撞撞地走进强烈的阳光下，使劲眨着眼。

“过来，”索马里人说道，“谢赫要见你。”

奥珀尔被架着走向朝着正门方向的一间大屋。他在门厅里被彻底搜了身，手法非常熟练。他的破钱包被拿走了，递给那个索马里人。索马里人把那些通常的证件掏了出来，逐一看着，就着奥珀尔的脸和那些老旧的照片比对。然后他点点头，把钱包放进口袋，转过身继续走。奥珀尔被推着跟在他后面。

他们走进一间布置考究的起居室。天花板上有个很大的风扇在转。有张桌子，上面有些纸和文具。一个男人坐在转椅里，背对着门。索马里人走上前去，在那人的耳边用低低的声音嘀咕了几句。不过奥珀尔可以发誓，那人说的是阿拉伯语。索马里人把钱包和身份证给了那个男人。

奥珀尔能看到，他带来的那个文件袋被打开了。桌上有几张纸。坐着的那个男人转过身，从钱包上抬起眼来，盯着奥珀尔。他有一捧漆黑的络腮胡，眼睛是琥珀色的。

第十章

马尔默号刚把锚抛到加拉阿德湾二十英寻深的水里，吉马里一行人就看见三艘铝制小艇从村里朝他们开过来。

吉马里和他的七名海盗同伙急着上岸。他们已经在海上漂了二十天，大多数时间都被禁锢在这艘中国籍的渔船上。新鲜的食物供给早就没了，靠着欧式和菲律宾料理，他们已经将就两周了。他们想重新吃到自己家乡的炖羊肉大餐，重新踏上家乡的沙地。

从海岸开来的小艇离马尔默号还有一英里远。船上簇拥着的那些黑色脑袋，是来换班的。他们在马尔默号停锚期间，会一直看守着它。

他们都是些衣衫褴褛的氏族成员，只有一个索马里人和他们不同。他规规矩矩地坐在第三条小艇的后部，穿戴整洁，一身剪裁考究的浅褐色旅行夹克，膝盖上放着一个手提箱。他就是阿弗里特选的谈判专家，阿布迪先生。

“从现在开始，”伊克鲁德船长说道，他用英语说的，船上的瑞典人、乌克兰人、波兰人还有菲律宾人都听得懂，“我们一定要耐心。所有的话，由我来说。”

“别讲话。”吉马里喊道。他不喜欢他的俘虏讲话，因为吉马里的英语没那么好。

舷梯从船体一侧被放了下去，替换的守卫爬了上来。他们大多都只有十几岁，看着几乎都够不着舷梯的横档。即使离岸只有一英里，阿布迪先生也不喜欢在海上待着。他爬得很慢，每一步都牢牢抓着舷梯两边的绳索。他的脚刚一沾甲板，手提箱就被人递了过来。

伊克鲁德船长不认识他。但从他的衣着和举止上判断，这至少是个有教养的人。他走上前去。

“我是伊克鲁德，马尔默号的船长。”他说道。

阿布迪先生伸出手。“我是阿里・阿布迪，索马里这边指定的谈判专家。”他的英语非常流利，有一点美国口音，“您之前没有……我该怎么说呢……做过索马里人民的客人？”

“是的，”船长说道，“而且我希望，如果可以，现在也不要。”

“当然当然，从您的角度，非常令人烦恼。不过，是否有人给您介绍过？没有吗？有些例行公事必须要过一下，这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谈判才能开始。越早达成和解协议，您就能越早上路。”

伊克鲁德船长知道，他在远方的老板会和保险商还有律师开会，他们也会指定一名谈判专家。他希望那个人也是有经验的行家，能够迅速达成赎金的协议，让他们获得自由。船长显然不懂行，现在只有欧洲这一方会关心速度。

阿布迪首先关心的，是船长陪他去舰桥，通过船上的卫星电话，和斯德哥尔摩的控制中心以及谈判办公室取得联系。谈判办公室预计会在劳埃德的总部伦敦。那里是整个讨价还价的中枢。阿布迪站在舰桥上审视甲板的时候，低声说道：

“最好在甲板货物之间的空间上搭一个帆布棚。这样你的船员呼吸海上的空气时就不会被太阳烤了。”

斯蒂格・伊克鲁德曾经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说的是绑架者和被绑架人之间，由于彼此接近而生成了一种友谊关系。但对这些劫持了他的船的人，他一点也没有想过要舒缓自己内心的憎恶。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个有教养、衣着整洁、讲话得体的索马里人阿里・阿布迪对他而言，起码是一个可以按照文明的方式沟通的人。

“多谢。”他说道。大副和二副就站在他身后，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伊克鲁德冲他们点点头，两个人随即离开舰桥，去搭帆布棚了。

“现在，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得和你们在斯德哥尔摩的人联系了。”阿布迪说道。

卫星电话只用了几秒钟就接通了斯德哥尔摩。听说船东和昌西・雷诺兹公司的人这会儿都在伦敦，阿布迪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曾经两次为了其他氏族的首领，与昌西・雷诺兹公司谈判，释放了被扣押的船只。每次都只用了几周的时间。阿布迪拿到了号码，让伊克鲁德船长呼叫伦敦的律师。朱利安・雷诺兹接的电话。

“啊，雷诺兹先生，我们又通话了。我是阿里・阿布迪。这会儿我正在马尔默号的舰桥上，伊克鲁德船长在我旁边。”

伦敦这边，朱利安・雷诺兹看来也挺高兴。他用手盖住话筒说道：“还是阿布迪。”包括加里斯・伊万斯在内，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伦敦这边的每个人都听过阿弗里特的恶名——那是一个残忍的老独裁者，控制着加拉阿德海域。不过指派温文尔雅的阿布迪仿佛黑夜中闪现出了一丝曙光。

“早上好，阿布迪先生，祝你平安。”

“也祝你平安。”阿布迪通过电波回应道。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他怀疑瑞典人和英国佬会很乐意拧断他的脖子。不过穆斯林式的问候是一种很不错的礼节性尝试。他喜欢有礼貌。

“我帮你把电话转给一个人，我想你早就认识他了。”雷诺兹说道。他把听筒递给加里斯・伊万斯，然后拨至电话会议状态。从索马里海岸传来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就和正在米德堡及切尔腾纳姆记录的人听到的一样。

“你好，阿布迪先生。我是加里斯。我们又碰面了，要是当面见就更好了。我被要求处理伦敦方面的事情。”

伦敦这边有五个人，一名船东，两名律师，一名保险商，还有加里斯・伊万斯。他们从音箱喇叭里听见阿布迪哈哈大笑。

“加里斯先生，我的朋友。我真高兴是你。我确定我们能够让这件事有个好结果。”

阿布迪有个习惯，他会在对方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两个字。这是他在过于正式和太过亲近之间拿捏分寸的方式。他总是称加里斯・伊万斯为“加里斯先生”。

“我在伦敦的律师事务所里有间办公室，就在旁边。”伊万斯说道。“我去那里，然后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好吗？”

这对阿布迪来说进展太快了。程序是必须遵守的。欧洲人需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只有他们才想要迅速解决。他知道，斯德哥尔摩肯定已经算出了马尔默号每天的费用。保险商也一样。这件事涉及三家保险公司。

一家公司负责船体和机械装置，另外一家负责货物，第三家公司则是战争险保险商，他们负责船员。随着事件的进展或搁置，他们各自都会有不同的损失。他想，还是让他们再多体味一下损失数字吧。所以他说道：

“啊，加里斯先生，我的朋友，你已经走到我前面了。为了解决这件事，在我给你提供一个合理的、你们肯定可以承受的数字之前，我还需要点时间查看一下马尔默号和它的货物。”

阿弗里特的巢穴是一座被风沙侵蚀的堡垒，就在加拉阿德湾后面的山上。那里有间专门为阿布迪准备的房间。阿布迪在那里已经上网了解过了情况，诸如船龄、船况、货物的易朽性、可能损失的未来收益等等。

他早就做完了功课，而且决定先从两千五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开始。他知道最终很可能达成一致的数额是四百万美元，如果瑞典人很着急的话，也许是五百万。

“加里斯先生，我建议我们明天早上开始。比如说，伦敦时间九点？这边是中午。届时我就回到我在海边的办公室了。”

“非常好，我的朋友。我会在这里等你的电话。”

面部表情会泄漏太多东西，所以他们不使用Skype，而是用卫星电话，通过电脑连接。

“咱们今天结束之前，还有一件事。你能否给我确认，滞留在船上的船员——包括那些菲律宾人——是否都很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

其他索马里人没有听到这些。舰桥上的通话在其他马尔默号上的索马里人听力范围之外，而且他们也不懂英语。不过阿布迪听懂了。

通常索马里的军阀和氏族的首领们对待俘虏都很人道。不过确实有一两个很有名的例外，阿弗里特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最糟糕的，他是臭名昭著的老恶魔。

阿布迪个人为阿弗里特工作，报酬是赎金的百分之二十。当海盗的人质谈判专家让他成为富人，而且比通常的富人要年轻很多。不过他并不用喜欢他的老板，他也确实不喜欢，甚至很憎恶。不过这个老板身边没有一群保镖环伺。

“我很确定，所有船员都会留在船上，受到良好的对待。”他慢慢地说道，然后挂断了电话。阿布迪只能祈祷自己说得对。

琥珀色的眼睛盯着这个年轻的囚犯，一直盯了几十秒钟。屋子里一片寂静。奥珀尔能感觉到自己身后是那个领他进院子的有教养的索马里人，还有两名保镖。那人开始说话，是阿拉伯语，声音温和得令人惊讶。

“你叫什么名字？”

奥珀尔告诉了他。

“这是索马里人的名字吗？”

他身后的索马里人摇了摇头。巴基斯坦人有些不理解。

“不是的，谢赫，我是埃塞俄比亚人。”

“那个国家大多数人都是卡菲勒。你是基督徒？”

“感谢宽厚仁慈的安拉，不，不是的，谢赫，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奥加登[45]人，跨过索马里边界就是。”

有着琥珀色眼睛的那张脸点了点头，认可他的话。

“那你为什么来索马里？”

“我们村子里都在传，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征兵官就要来了，要抓壮丁去参军，入侵索马里。于是我就逃了，来到这里，和信奉安拉的兄弟们一起。”

“你是昨天晚上从基斯马尤来到马尔卡的？”

“是的。”

“为什么？”

“我在找工作，谢赫。我在码头有份理货员的工作。不过我想在马尔卡再找份更好些的。”

“那你怎么会有这些文件的？”

奥珀尔讲了他之前说过的故事。为了躲避白天的炎热和沙暴，他骑了一晚上摩托车。他发现自己的汽油不太多了，就停下来用自己准备的油罐加油。那是在一座干涸河谷之上的水泥桥上，完全是碰巧。

他听到一丝微弱的叫声。起初他以为是风从附近生长的高大树冠上掠过的声音。然后他又听到了那个声音。看来声音是从桥下传来的。

他从河岸上爬下去，进入河谷，发现一辆皮卡，完全摔毁了。看起来是从桥上掉下来，一头扎进了河岸。开车的是个男人，伤得很严重。

“我想帮他来着，谢赫，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的摩托车载不了两个人，我也没法把他弄上河岸。我把他拖出驾驶室，怕万一卡车起火。可是他已经快死了，印沙安拉。”

那个快死的人求奥珀尔把自己身上的挎包送去马尔卡。那人描述了一下院子的情况：靠近街上的市场，从意大利人建的那些建筑一直向前，有扇对开带门闩的木制大门。

“他死的时候，我扶着他，谢赫，但我没法救他。”

披着长袍的人想了想他说的话，然后转过去看挎包里的那些文件。

“你打开过挎包吗？”

“没有，谢赫，那和我无关。”

琥珀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

“包里还有钱。也许我们碰上了一个诚实的人。贾玛，你怎么看？”

索马里人哂笑着。传教士冲那些巴基斯坦人说了一通乌尔都语。他们抓着奥珀尔走上前。

“我的人会回到那个地方。车子的残骸和我手下人的尸首肯定还在那，他们会检查的。如果你说谎，你肯定会希望你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期间，你就待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奥珀尔又被关了起来，不过这次不是院子里那间破窝棚。机灵的人晚上肯定能从那里逃跑。他被带去了地下室。里面一片漆黑，地面是沙质的。他被锁在里面两天一夜，只给了他一塑料瓶水。奥珀尔慢慢呷着喝，喝得很省。放他出来，在上台阶的时候，百叶窗里射出来的阳光刺得他眼睛都眯了起来。他使劲眨着眼，随后又被带去了传教士那儿。

披着长袍的人右手拿着个什么东西，在手指上转来转去。琥珀色的眼睛转向了囚犯，盯住了惶恐不安的奥珀尔。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小朋友，”他用阿拉伯语说道，“我的手下确实开车撞上了河谷的堤岸，死在那儿了。原因是……”他伸出手，手指上捏着那个东西，“这个钉子。我的人在轮胎上发现了它。你说的是真的。”

他站起身，穿过房间走过来，站在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面前，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你怎么会说阿拉伯语的？”

“我自己业余学的，先生。我想看《古兰经》更容易些，也希望能读得更明白。”

“还会其他语言吗？”

“会一点点英语，先生。”

“你怎么会的那个？”

“我们村子边上有个学校。是个英国的传教士办的。”

传教士忽然不说话了，阴森可怖。

“异教徒。卡菲勒。那你从他那儿也学得亲西方了吧？”

“没有，先生。恰恰相反，这让我明白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给我们所造成的苦难，我恨他们。他教会了我去学习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话和生活，愿他安息。”

传教士想了想，脸上终于浮现出微笑。

“这就是说，我们碰上了一个年轻人，”他显然是对他的索马里秘书说的，“他很诚实，不窃取钱物；非常有同情心，去完成一个将死之人的遗愿；而且希望只侍奉先知。他会说索马里语、阿拉伯语，还会说点英语。你觉得怎么样，贾玛？”

这种情形下，为了取悦他，秘书也同意，他们真的很幸运有这样的发现。不过传教士有个问题。他失去了他的计算机专家——这个人从伦敦给他带来下载的信息，而且从来不会暴露他实际是在马尔卡而不是基斯马尤的事实。只有贾玛能够在基斯马尤替代他，其他人都不会用电脑。

只是这样就少了一个秘书。不过现在面前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识文断字，包括奥加登方言，他能说三种语言，而且正在找工作。

这十年来，传教士能够得以幸存，靠的是近乎偏执的谨慎。他已经见证了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被尾随、被追踪、被锁定、被消灭。虔诚军、三一三旅、呼罗珊圣战联合会、哈卡尼氏族，还有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也门军，都是这样。有超过一半的人被人出卖。

而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镜头，经常换地方住，改换名字，总是遮着脸，掩饰眼睛的颜色，所以一直还活着。

他的随从都是他确定可以信任的人。他的四名巴基斯坦人可以为他去死，但他们没有脑子。贾玛很聪明，但他现在需要他去照看基斯马尤的两台电脑。

刚来的这个新人让他很满意。有证据表明他为人正直，也很诚实。如果让他为自己所用，就能昼夜保持监控了。他不用和别人交流此事。他需要一个私人秘书，且无法想象面前这个年轻人是个间谍。他决定冒险一试。

“你愿意做我的秘书吗？”他轻声问道。贾玛惊得倒吸了一口气。

“这真是太荣幸了，让人无以言表，先生。我一定对您忠心耿耿。印沙安拉。”

命令下达了。贾玛从院子里挑了一辆皮卡，开往基斯马尤，去接管马萨拉的仓库，以及用来传播传教士布道的电脑。

奥珀尔就住贾玛的房间，开始熟悉他的职责。一个小时之后，他戴上了那顶有着纽约标志的明红色棒球帽。这是在失事的卡车那儿拿到的，它之前属于一艘以色列渔船的船长。特拉维夫传来新命令时，船长只得放弃自己的帽子。

奥珀尔把外面院子里自己的摩托车开进墙边的窝棚里，停在那里以免被太阳晒到。中间他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点点头，才接着向前走。

坦帕郊区的一个地下控制室里，一直盘旋的全球鹰发现并且记录下在它下面很远处的那个影像。示警的电话通报后，图像被截取下来，传送至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间办公室。

追踪者看着这个穿长衬衣的细长影像，还有那顶红色的棒球帽，凝视着远方的马尔卡天空。

“干得漂亮，小子。”他低声说道。特工奥珀尔就在那个堡垒里，而且刚刚确认了追踪者需要知道的一切。

最后一个杀手既不是超市理货员，也不是汽修场杂工。他是叙利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牙科学位，是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市郊外一名很成功的牙齿整形医生的技师。他的名字叫塔里克・侯赛因。

十年前他从阿勒颇[46]来的时候，既不是难民也不是学生，而是通过了所有司法准入考试的合法移民。他的住所在郊区，干净整洁。弗吉尼亚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冲进他的房子，从他写的东西里发现他仇恨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不过他们一直也无法确定，这种仇恨是他很早以前就有的，还是后来在他住在美国期间慢慢产生的。

他的护照显示，十年间，他曾经三次回到中东。估计他是在这三次的旅行中受到感染，才变得那么愤怒、充满憎恨的。他的日记和笔记本电脑揭示了一些答案，但并不是全部。

他的雇主、邻居以及他的社交圈子都被严密查问过。不过看起来，他把他们都愚弄了。在他礼貌、微笑的外表下，是名狂热的萨拉菲斯特圣战分子。萨拉菲斯特是圣战派中最卑劣、最残暴的一个分支。在他的日记里，字里行间都充斥着他对美国社会的蔑视和憎恨。

和其他萨拉菲斯特分子一样，他不觉得应该穿着传统的穆斯林长袍，也不需要蓄须或是停下来做每日五次的祷告。他每天都把胡子刮得很干净，黑色的短发也一直干净整洁。他一个人住在郊区的一所独立住宅里，从来不和同事或是其他人往来。美国人喜欢用昵称称呼名字以示友好，所以他被称作特里・侯赛因。

他和当地酒吧的那些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解释说自己为了“保持体型”，所以严格禁酒。这个原因大家都能接受；大家甚至都没发现他不吃猪肉——即使餐桌上有也从来不碰。

他是单身，有些女孩关注他时，他总是温柔又礼貌地拒绝。附近常去那个酒吧的有一两个同性恋，他们曾经问过他几次，是否也和他们一样。他仍然很礼貌地否认，回答说他在等自己的Miss Right。

日记显示，他认为男同性恋应该被石头一块一块慢慢地砸死。一想到要躺在肥胖的吃猪肉的白人异教徒母牛身边，他就感到极度恶心。

他的愤怒和仇恨并不是传教士的说教导致的，那些只是诱因。他的笔记本电脑显示，他狂热追随传教士有两年之久。不过尽管一直都渴望有所贡献，但他从来没有加入传教士的粉丝群。最终，他决定遵从传教士的教诲：用终极的牺牲行动让自己对安拉和先知的崇拜达到完美，然后去到他们永恒的天国。

他需要尽可能杀死更多的美国人，然后作为萨伊德殉教士死在那些异教徒警察的手里。所以他需要一把枪。

他有弗吉尼亚驾照，证件上有他本人的照片。不过证件是侯赛因的名字。他看过今年春夏两季关于数起已经发生的谋杀案的媒体报道，所以他觉得这可能是个问题。

他盯着自己镜子里的脸，意识到自己的黑色头发、眼睛和黝黑的皮肤，让自己看起来明显是从中东来的。他的姓氏也能证明这一点。

他的一个实验室的同事长得和他有些像，他是西班牙裔的。于是，塔里克・侯赛因决定再弄本驾照，证件上的名字发音像西班牙语。他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

一切简单得让他惊讶。他甚至不需要本人亲自去，也不需要写什么材料。他只是用米基尔・赫尔南德斯的名字从新墨西哥州进行了在线申请，昵称“米奇”。当然，这是有费用的：七十九美元的全球通用智能身份识别卡，外加五十五美元的特快专递费用。弗吉尼亚州政府用电子邮件致函他，准许他用这张卡替换之前“遗失”的那张。

不过，他上网主要搜的是枪！一把合适的枪。在花了很多时间认真研究了数千个有关枪支和枪械杂志的网页之后，他多少知道了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做。他开始为该买什么枪寻找建议。

他反复研究了桑迪・胡克枪击案[47]中枪手使用的大毒蛇步枪。不过他最终放弃了，因为大毒蛇步枪的子弹口径为五点六毫米，重量较轻，他想要更重些的，这样子弹的穿透力更强。最终他选择了黑克勒-科赫公司的G3。G3是A4军用突击步枪的改进型，使用北约军械标准，子弹口径七点六二毫米。他很确定，G3子弹可以穿透镀锡钢板，而不只是打碎它。

网络搜索引擎还让他知道，基于美国现有法律，他不可能获得完全自动的型号。不过半自动的型号已经可以满足他的目的了。扳机每次拉起都可以射出一轮子弹——对他脑子里要做的事情来说，已经够快了。

如果说，他对弄到一本驾照的简单程度感到十分惊讶，那购买枪支的简单程度更是让他感到困惑。他去了马纳萨斯的威廉王子郡枪械展，就在弗吉尼亚州，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他在各个展厅之间穿行。这里提供一系列合法枪械，种类和数量足以发动几场战争了。他最终找到了黑克勒-科赫公司的G3自动步枪。他递上自己的驾照和现金，体格强壮的销售人员非常高兴地把这支“猎枪”卖给了他。他就这么拿着枪走了出去，把枪放进自己汽车的后备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二十发装的弹夹需要用的弹药也没什么难的。他从福尔斯彻奇市的一家枪械店买了一百发子弹、一个备用弹夹和一个弹夹锁，这就可以把两个弹夹固定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一次射击四十发子弹，不用换弹夹。他备齐了自己需要的一切，悄悄地开着车，回到了自己的房子，准备迎接死亡。

第三天的下午，阿弗里特又来拜访他的新战利品。伊克鲁德船长从舰桥上发现它的时候，那艘大型单桅帆船已经驶到马尔默号和海岸的中间了。船长从双筒望远镜里看到，帆船上有个凉棚，凉棚下有个人，穿着白色的长袍。阿布迪就在那人的旁边。

吉马里和他那组海盗之前已经被另外十二个年轻人替换掉了。这些年轻人举手投足一看就是索马里人。瑞典船长从来没见过他们。他们上船时带了大捆大捆的绿叶植物，不是那种带叶子的枝条，而是整捆整捆的灌木。这是他们的阿拉伯茶，他们一直都在嚼这个。斯蒂格・伊克鲁德注意到，日落的时候他们已经嚼得很嗨了。整个人一会儿昏昏沉沉，一会儿又十分易怒。

站在他身边的索马里人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发现了那艘单桅帆船，立马清醒了，顺着升降梯跑下甲板，冲着凉棚下自己的同伴大喊。

老族长从铝制的舷梯爬上甲板站直身子，四下看了看。伊克鲁德船长取下帽子向他致意。与其造成什么遗憾，不如先确保安全，他想。阿布迪先生给他们互相作了介绍，他是随行的翻译。

阿弗里特满脸皱纹，肤色黑得像煤一样。他的残忍可是家喻户晓的。在伦敦的加里斯・伊万斯本来想提醒伊克鲁德船长的，但他不知道谁会在船长旁边，所以没有说。阿布迪也没说。所以船长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囚犯。

他们在舰桥和船上的管理人员的起居室转了转，阿布迪跟在后面做翻译。然后，阿弗里特命令所有的外国人在甲板上排好队。他从队伍前面慢慢走过，没有理睬那十个菲律宾人，而是死死地盯着那五个欧洲人。

他盯了十九岁的实习生奥夫・卡尔森很久。卡尔森穿着整洁，头戴一顶热带地区人常带的白色鸭舌帽。他让阿布迪转述，命令男孩摘下帽子。阿弗里特盯着他淡蓝色的眼睛，然后伸出手，摸了摸像玉米颜色一样的金色头发。卡尔森向后退去，试图躲开他。索马里人看来有些生气，不过还是把手拿开了。

这群人离开甲板朝舷梯走去的时候，阿弗里特终于说了一通索马里语。他带来的四个警卫冲上前来，抓住实习生，把他摁在了甲板上。

伊克鲁德船长冲出队伍，想要抗议。阿布迪抓住他的胳膊。

“什么也别做，”阿布迪轻声说道，“没事的，我确信没事。我了解这个人。不要激怒他。”

实习生被强迫爬下舷梯，被单桅帆船上更多的手抓住。

“船长，救我。”男孩喊道。

阿布迪最后一个下船。伊克鲁德船长怒火中烧，脸色通红，严厉地对阿布迪说：“我要你对这个孩子的安全负责，”他喊道，“这不是文明的方式。”

阿布迪十分忧虑，他一只脚踩在舷梯上，面色苍白。

“我会拦着酋长的。”他说道。

“我会通知伦敦方面。”船长答道。

“我不允许您这么做，伊克鲁德船长。这是谈判，非常微妙。让我来处理。”

然后他离开了。帆船乘风破浪返回海岸。阿布迪坐在阿弗里特的旁边，一言不发，心里一个劲地诅咒这个老魔头。如果这家伙想要挟持这个实习生，给伦敦方面施加压力、提高赎金的话，那可是会毁掉一切的。阿布迪是谈判专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除此之外，他很担心这个男孩。对待囚犯，阿弗里特早就“名声在外”了。

当天晚上，追踪者给森特维尔阁楼上的爱丽儿打电话。

“你还记得我上次给你的那个短视频吗？”

“当然，杰克森中校。”

“我要你把它弄到圣战分子的网上频道播放。就是传教士经常用的那个。”

一小时后，视频传到了世界各地。传教士坐在他常坐的椅子里，正对着摄像机演讲。他就是这样对整个穆斯林世界讲话的。事先录制好的讲话时长大约一小时，听众包括传教士的整个粉丝群，数百万有兴趣但还没有被转化成极端分子的信徒，以及全世界的所有反恐怖主义机构。

所有人都惊呆了，旋即被牢牢地吸引住。他们看见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相貌丑陋。这次他没有头巾遮挡自己脸的下半部。他有一捧黑色的络腮胡，眼睛是那种奇怪的琥珀色。

观众里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双眼睛戴了隐形眼镜，那个演讲人是托尼・苏亚雷兹，住在马里布的一所闲置的房子里，对身后背景布上的《古兰经》经文没有一点概念。

配音非常完美。英国的配音演员录制前只听了两个小时的布道，便配出了一模一样的声音。

“我的朋友，信奉安拉的兄弟姐妹们，我有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了。不过我没有浪费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典籍，研究我们极致美好的信仰——伊斯兰教义。我思考了很多事，已经有了改变，印沙安拉。

“我在想，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听说过Muraaja'aat，它是萨拉菲斯特圣战主义的修订版。这就是我在研究的东西。

“之前有很多次，我曾经要求你们所有人，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奉献给安拉，愿真主之名得赞美，同时还要憎恨他人。但修订版教导我们，这是错误的。我们极致美好的伊斯兰教义的真谛绝不是痛苦和仇恨，即使是对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

“修订版最为著名的，就是对一系列概念的勘误。就像从埃及出来的人教会我们仇恨一样，也有伊斯兰集团[48]为我们写就了这个勘误。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才是正确的，而不是那些满心憎恨的偏执导师。”

追踪者在大使馆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格雷・福克斯从弗吉尼亚打来的。

“我听到的是真的吗，还是有什么异常？”他问道。

“多听会儿。”追踪者回答道，然后挂断了电话。

屏幕上，其实什么都不懂的托尼・苏亚雷兹继续道。

“这个修订版的英译版本我已经读了几十遍。所有的人，不论你是否认识阿拉伯文，是否会说阿拉伯语，我推荐你们看这本书。

“因为我现在很清楚，我们的兄弟，伊斯兰教集团，说的是对的。民主政体和真正的伊斯兰教义彼此兼容得很完美。而仇恨和嗜血才和先知穆罕默德说的所有话完全格格不入。愿他安息。

“那些人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信徒，却号召人们进行大规模杀戮，使用残忍的手段折磨人，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他们其实就像是攻击圣门弟子的哈瓦利吉派[49]叛逆。

“现在我们必须把所有圣战分子和萨拉菲斯特分子看作是哈瓦利吉派。我们这些只崇拜世间唯一的真主安拉和他保佑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必须铲除这些异端分子。就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领着真主的子民走上歧途。

“我们这些真正的信徒必须铲除那些鼓吹仇恨和暴力的人。就像古代时，圣门弟子曾经铲除哈瓦利吉派一样。

“不过现在是时候来宣布我的真实身份了。我生在伊斯兰堡，名叫佐勒菲卡尔・阿里・沙，一直被教育要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可我堕落了，变成了阿布・阿萨姆。是杀害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刽子手。”

电话再次响起。

“这家伙到底是谁？”格雷・福克斯喊道。

“听他说完，”追踪者说道，“差不多快结束了。”

“那么，在全世界面前，尤其是在你们，信奉安拉的我的兄弟姐妹们面前，我要忏悔。悔悟之前我出于错误的动机，所作和所说的一切。我宣布我完完全全错了。之前我说的和布道的所有与仁慈悲悯的真主安拉相违背的话，现在我完全给予否定。

“因为我没有表现出一点仁慈和悲悯。现在我必须祈求你们给予我慈悲。就像《古兰经》教诲我们去给予的一样——给予那些真的摒弃了从前罪行的罪人。”

屏幕渐渐暗下去。电话又响了起来。事实上，在乌玛——全世界的伊斯兰社区——无数的电话在响。很多人愤怒得尖叫起来。

“追踪者，你究竟干了什么？”格雷・福克斯问道。

“我希望我刚才已经把他毁了。”追踪者说道。

他想起那个智慧的艾资哈尔大学的老学者的话。多年前，在他还是开罗的一名学生时，那位老学者告诉他：

“贩卖仇恨的人将憎恶对象分为四个等级。你可能认为你们基督徒在这个层级中的最高位置。不是的，因为你们还是信徒，和犹太教徒、亚伯拉罕诸教教徒一样有一个唯一的上帝。

“高于基督徒的是无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者没有神明，只有假的人偶。这就是阿富汗的圣战战士更仇恨共产党人的原因，他们是无神论者。

“对宗教狂热分子来说，无神论者之上就是不信奉他们那一套的普通穆斯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圣战战士摧毁亲西方的穆斯林政府的原因，他们在超市引爆炸弹，屠杀无辜的穆斯林同胞。

“所有这些人中，级别最高的，无法被原谅的首恶分子，是叛教者，那个放弃圣战主义，或者公开谴责圣战主义，放弃自己之前的主张，回归他的祖先信仰的人。”

老学者说完，把茶倒掉，开始祈祷。

阿布迪先生的套间在加拉阿德湾的后面，里面有卧室和办公室。这会儿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指关节在桌面上显得非常白皙。墙壁是隔音的，但房门不是。他能听到走廊那头鞭笞的声音。他想，又是哪个可怜的仆役惹得他的主人不高兴了。

刑具在上下挥舞中发出了碎裂声，那可能是鞭打骆驼用的手柄，对此没什么好掩饰的，更别想用粗制滥造的木门掩盖每次鞭打下那令人战栗的尖叫声了。

尽管意识到烈日中被劫持在船舱的海员非常不幸，阿里・阿布迪也不会更卖力地谈判，因为拖延时间可能可以榨取更多的赎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残忍的人。他也认为完全没有理由虐待——即使是对索马里的雇工。他开始有些后悔答应帮这个海盗头子谈判了。这家伙是个暴君。

鞭笞的间隙中，他听到那个倒霉蛋求饶。那人说的是瑞典语。阿布迪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传教士对托尼・苏亚雷兹向全球播报的颠覆性言论的反应绝对是歇斯底里的。

他三个星期都没上线布道了。所以视频播放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伊斯兰圣战士的帖子。他的一个巴基斯坦保镖能懂一点英语，是他提醒传教士的。传教士看了个尾巴，完全难以置信，于是又从头放了一遍。

他坐在自己的台式电脑前，满心惊恐地看着。这是假冒的，当然是假冒的。不过它很有说服力。一切都像得可怕：胡子、相貌、穿着、那块黑布，甚至那双眼睛——他正在看自己的二重身。而且还是他自己的声音。

不过，和视频里说的话比起来，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正式放弃主张等于死刑。现在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说服那些忠诚的人，他们是被一个巧妙的骗局骗了。他的仆人在书房外面，听见他冲着屏幕上的人物形象嘶喊，忏悔是假的，自己放弃教义不是真的。

美国演员的脸从画面上慢慢消失了，传教士在椅子里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然后他犯了个错误。他想：“至少那个人会绝对相信他。”他联系了那个真正的朋友——在伦敦的盟友。他写的邮件。

切尔腾纳姆一直在监听，米德堡也一样。海军陆战队的中校安静地待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间办公室里。格雷・福克斯在弗吉尼亚，办公桌上放着来自追踪者的请求。追踪者告诉他，传教士可能已经被毁掉了，但这还不够。传教士手上有太多的血债，现在必须干掉他。追踪者列出了几种方案。格雷・福克斯要亲自把这份请求递交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威廉・麦克瑞文海军上将。他确信这件事需要讨论，决定权在椭圆形办公室。

邮件从马尔卡发出的几分钟之内，确切的内容、每台电脑的精确位置和各自的主人，都被核实了。传教士的情况完全没有疑问了，他的同伙穆斯塔法・达达里也是一样。

格雷・福克斯通过技术行动支援局和大使馆之间的保密线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回复了追踪者。

“我试过了，追踪者，但回复是不可以。用导弹袭击那片地区被总统否决了。部分原因是周边有密集的平民，部分原因是奥珀尔还在里面。”

“那其他请求呢？”

“都不可以。不允许登陆那片海滩。伊斯兰青年军遍布马尔卡。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或者他们的武器装备怎样。高层认为他会潜入那个到处是胡同的迷宫，我们可能会永远找不到他。

“像对本・拉登一样用无人机轰炸的申请也被否决了。不可以使用游骑兵，不可以使用海豹突击队，甚至不可以使用空军特种航空团。从吉布提和肯尼亚去那儿距离太远，从摩加迪沙去又太张扬，而且还有被击落的危险。‘黑鹰坠落’这四个字至今仍能招致梦魇。

“抱歉，追踪者。你干得漂亮。你证实了他的身份，找到了他，毁了他的信用。不过我想，一切都结束了。那个混蛋躲在马尔卡，不可能出来的，除非你能有非常好的诱饵。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奥珀尔。我想你最好收拾一下回来吧。”

“他还没死，格雷・福克斯。他双手沾满的鲜血能灌满整个大洋。他可能没法再传教了，但他仍然是个危险的混蛋。他可能会向西转移去马里。让我结束他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格雷・福克斯又说道。

“好吧，追踪者。再多一周。然后你就收拾行囊。”

追踪者挂上电话，意识到自己误算了。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在全世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圈子里摧毁传教士的信用，把他从巢穴里逼到外面来。他希望传教士被自己人追得四处逃窜，没有掩护，重新成为一个难民。他从没想过自己的上司会让自己停止追捕。

他发现自己面临道德危机。尽管他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投票选举，有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种种好处，还对长官绝对忠诚——也就是他服从上级，但这件事，他不能听命行事。

他被分派了任务，但任务还没有结束；他被交付了使命，但使命还没有完成。情况发生了变化。从现在开始，这是个人的恩怨了。他曾向那躺在弗吉尼亚海滩重症监护室里的老人——那个他深爱的老人——许下承诺，但现在他要放下这个许诺了。

这是从作为军校学员起，他第一次考虑从部队退役。不过几天后，他的职业生涯被那名他从没听说过的牙医挽救了。

阿弗里特把一张恐怖照片捏在手里留了两天。当照片猛然间闪现在昌西・雷诺兹控制中心的屏幕上时，大家都吓了一跳。加里斯・伊万斯一直在和阿布迪先生协商。谈判的主题显然是赎金和时间表。

阿布迪把价码从两千五百万降到了两千万，不过对欧洲人来说，时间被拖长了。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但这对索马里人来说不算什么。阿弗里特想拿到所有的钱，他现在就要。阿布迪向他解释，瑞典船东不会考虑两千万的。伊万斯私下里一直坚持的观点是最终以五百万解决。

然后，阿弗里特接手了，他把自己准备好的照片发了过去。碰巧当时雷诺兹和哈里・安德森都在办公室，安德森先前被建议飞回斯德哥尔摩的家等消息，但他并没有回去。那张照片令三个人沉默了，他们感到一阵反胃。

照片上实习生的脸朝下，冲着一张非常粗糙简陋的木头桌子，一名身材硕大的索马里人摁着他的手腕。他的两个脚踝被分开绑在两边的桌子腿上，裤子和内裤都被脱掉了。

他的臀部被藤条打得血肉模糊，脸侧着朝向木质的桌子，显然在尖叫。

伊万斯和雷诺兹意识到，他们在对付的，是一个暴虐的疯子。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事。哈里・安德森的反应则更极端。他大叫一声，冲进洗手间。有人听见他跪在地上，脑袋冲着马桶干呕。他回来的时候脸色灰白，除了脸颊两边红色的印记。

“那是我儿子！”他喊道，“我的儿子！用的他母亲年轻时的名字。”他抓住加里斯・伊万斯的领子，把他从椅子里拖出来，直到脸对着脸，只有几英寸远。

“你把我儿子弄回来，加里斯，你把他弄回来！那些混蛋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无论是什么，你听到了吗，你告诉他们，我给五千万，我要我的儿子，你告诉他们！”

他冲了出去，留下两个英国人面色惨白，浑身战栗。屏幕上，是那张恐怖的照片。

第十一章

今天是塔里克・特里・侯赛因的殉教日。早上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窗帘拉着，他按照古老的礼仪，净化自己的身体。床单挂在卧室的墙上，上面有相关的《古兰经》经文。他坐在床单前面，打开摄像机，把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记录下来。然后，他登录圣战频道，把它发往全世界。各国当局注意到它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黎明。他开着车，穿行于早上第一批上下班的车流中。有些人从马里兰来，去弗吉尼亚；有些人则去相反的方向。大多数人都朝着哥伦比亚特区方向。侯赛因不着急，但他想让自己准时。

他把车停在马路的外侧车道。这里是主要的通勤大动脉，不能长时间停车。太早的话，那些上下班的人会减慢车速，造成拥堵。他们还会使劲砸喇叭，这会引起注意。附近盘旋的直升机很快就会召唤州政府的警车来。虽然穿过拥堵的车流很费劲，但肯定会有两名持枪警察过来的。这是侯赛因想要的结果，不过现在时机还没到。

太晚的话，他想好的目标可能就从这儿过去了，他没法等到下一个目标出现。七点十分，他抵达凯伊桥。

这个华盛顿地表有八段桥，五段横跨在波托马克河上，将弗吉尼亚与华盛顿分开；另外两个在华盛顿州这边，穿过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和K大街。这里云集了代表各大企业利益的驻华盛顿的游说集团。第八段桥是另外一条人们经常使用的通勤线路，在弗吉尼亚州那边，横跨乔治・华盛顿纪念大道。

29号公路有六条车道，侯赛因从外侧车道接近大桥。汽车行驶到华盛顿纪念大道中间位置时，他踩下刹车，紧凑型轿车慢慢停了下来。后面的车辆开始愤怒地绕过他。他下了车，走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他从里面拿出两个红色三角形“故障”标志牌，放在了马路上。

他打开侧面两扇车门，和护栏一起围成一个小“包厢”。他钻进去，拿出枪，俯身趴在护墙上，眯着眼，从瞄准镜里看着下面穿梭的钢铁洪流。枪上装了两个可转换弹夹，里面有四十发子弹。这会儿有人从后面经过的话，就能看见两扇车门中间的这个人在干什么。不过他们要么是不相信自己所看见的，要么是探了下头，缩回去的时候忙着打方向盘，免得撞上。

现在是七点十分。桥下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车是公交巴士。特区地铁系统也有些运营的线路，有些线路的车身是蓝色的，有的是橘色的。橘色的是23C线，从罗斯林地铁站开往弗吉尼亚的兰利。终点站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大门。

桥下的交通并不算堵，不过车辆首尾相连，行进得也很慢。塔里克・侯赛因之前在网上搜过，他知道要找哪种车。他几乎就要放弃的时候，发现了远处的那个橘色的车顶。直升机一直都能看见这辆停在桥中间的车，但它调转了方向，离开波托马克河，朝远处飞去。侯赛因祈祷着，希望橘色的巴士开得更近些。

第一次点射的四发子弹直接打穿了挡风玻璃，打死了司机。车厢一个急转弯，撞上了旁边的一辆轿车，受到阻挡，停了下来。方向盘上趴着的人穿着地铁公司的制服，已经死了。人群开始反应过来。

桥下那辆侧面被撞的轿车也停了下来。司机从车里爬出来，冲着撞他的巴士车激动地喊着什么。这时，他注意到司机是趴在那儿的。他想，可能司机是突发心脏病，于是掏出了手机。

两辆车后面的司机开始按喇叭。还有些司机也从车里钻了出来。其中一个朝上看了看，发现了护墙上的人影，大声喊着，发出警告。直升机越过阿灵顿，朝凯伊桥飞来。侯赛因不断射击。子弹穿透了那辆静止的巴士。二十发子弹过后，撞针撞上了打空的弹夹。他卸下弹夹，倒过来，插入备用的，然后继续射击。

在他下面是一片大乱。消息传了开来。司机们纷纷跳出轿车，趴到了车的后面。至少有两个人在打手机，冲着电话大喊。

桥上有两名妇女，沿着马路向后跑去，边跑边高声尖叫。23C线公交巴士的车顶已经被撕裂开来，里面就像是一间血染的停尸房，到处是尸体和歇斯底里的人。这时，第二个弹夹的子弹倾泻而下。

终止这一切的不是直升机上的枪手，而是一名下了班的巡警。他也在第29号公路上，就在侯赛因身后十辆车的地方。他正在抽烟，开着车窗散味，以免回头他的妻子察觉出异味。他听到了射击声，从枪声上辨别出这是一支火力很强的步枪。他下了车，抓起自己的佩枪，朝着枪声跑去。

侯赛因身旁打开的车门的窗户玻璃忽然粉碎，他知道有人来了。他转过头，看见有个男人朝他跑过来。侯赛因朝那人举起枪，弹夹空了。不过还在向这边跑过来的警官并不知道。警官停在了距离二十英尺的位置，屈膝蹲下，双手握枪，把子弹全打向车门和门后面的那名男子。

后来才知道，枪手身中三枪，足以致命了。警官来到轿车那的时候，枪手已经躺在路边，气息微弱。三十秒钟之后就死了。

这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第29号公路一片混乱。道路封闭，法医小组把尸体、枪支和汽车都取走了。不过和桥下华盛顿纪念大道发生的一切比起来，这就不算什么了。

从罗斯林开往兰利的公交巴士车厢里就像个屠宰场。事后向公众公布的数字显示，七人死亡，九人重伤（其中五人做了截肢手术），二十人轻伤。车顶完全被掀掉了。

消息传来，兰利的数千名工作人员都惊呆了。这就像是有人对美国宣战，只不过宣战的是一个死人。

弗吉尼亚州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一刻也没耽搁。他们通过驾照颁发机构追踪到杀手的汽车。特战小组冲进了费尔法克斯郊外的那座房子。屋子里都空了。不过法医小组还是穿着严严实实的连体衣裤，先是剥去了所有的墙皮，然后又挖地三尺。

二十四小时之内，讯问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反恐怖主义专家仔细研究了枪手的笔记本电脑和日记。听着枪手的死亡宣言，联邦调查局胡佛大厦各个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都沉默不语。宣言被拷贝给了中央情报局。

被袭击的公交巴士还停靠其他站点，所以车上的人并不都是为中情局工作的。但大多数人都是去往终点站——麦克林区的兰利。

太阳落山之前，中情局局长行使了他的特权，与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走廊上的工作人员说，总统一直怒火中烧，脸色发青。

极少有一个国家的特工首脑喜欢敌方的对手的，不过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冷战期间，西方很多人都不得不尊重东德间谍机构的掌舵人。

马库斯・沃尔夫，代号“米夏”，他的经费很少，可他的敌人很强大——西德和北约。他甚至都不试图策反波恩政府的内阁部长们。他的目标是那些高层权力部门办公室里的隐形人。她们穿着寒酸，整天跑来跑去，可没有她们，整个办公室都无法运转。她们就是部长们的私人机要秘书。

他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机要秘书通常都是老姑娘，一个人独自生活，日子乏味、单调。于是就以她们为目标，给她们派去年轻英俊的情人。这些“罗密欧”很有耐心，行动很慢。让她们冰冷的生活拥有温暖的拥抱；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许诺退休后厮守终身。得到所有这些只需要扫一眼那些永远流转于部长们办公桌上的愚蠢文件就可以了。

她们确实这么做了，这些英格丽和瓦尔陶德们。当部长走开去吃四道菜的午餐时，她们把丢在办公桌上没人管的机要文件都进行了复制，传递了出来。对波恩政府的渗透程度已经严重到连北约盟国都不敢告诉波恩今天是星期几的地步。因为在一天之内，与波恩联系的情报就会传到东柏林，然后是莫斯科。

最终警察来了，“罗密欧”也消失了。办公室的小白鼠缩成一团，泪眼蒙眬。很快，她们就被两个大块头警察带走了。她们之前独自生活的小房子换成了监狱里的小单间。

米夏・沃尔夫是个冷酷的混蛋。东德瓦解后，他退了休，留在了西德，最后老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四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军情六处也想窥探昌西・雷诺兹的办公室，想知道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他们都说了什么。不过，朱利安・雷诺兹的整个房间都由一支高水准的电子专家小组彻底检查过。小组里的某些人事实上就是从国家情报机构退役的。

所以，这个夏天，在加里斯・伊万斯的私人办公室里，虽然军情六处并没有使用最先进的秘密技术，但他们派了艾米莉・布尔斯特罗德。所有的一切，她都能看到、读到、听到。她端着茶杯的托盘，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

哈里・安德森冲着加里斯・伊万斯的脸大喊那天，布尔斯特罗德在街角的熟食店买了她常吃的那种三明治，走进她最喜欢的那个电话亭。她不喜欢人们放在口袋里的那些时髦东西。开会的时候它们总是响。她喜欢去那些仅存的刷着红漆的投币式电话亭。她拨通了沃克斯豪尔交换台，要求连线。她只简单说了几句之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下班后，她步行去了圣詹姆斯公园，坐在事先约好的椅子上，一边等着来接头的人，一边用自己三明治上的面包渣喂鸭子。白天的时候，她一直在想，她挚爱的查理在莫斯科。查理每天都去高尔基公园，从前苏联叛徒奥列格・潘科夫斯基那儿取走最高机密的缩微胶卷。这些国家机密最终摆放到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让他能够智取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且在1962年，让古巴的那些讨厌的导弹被拆除掉。

一名年轻男子走过来，在她身旁坐下。他们通常需要做些无害的闲聊以确定真实的身份。她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毛头小子，她想。她之前为了公司穿越铁幕，潜入东德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个实习生，或者甚至都还没出生吧。

年轻男子假装在看《伦敦标准晚报》，他没有做笔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录音器正在默默地工作。艾米莉・布尔斯特罗德也没做笔记。她有她自己的两样法宝：完全无害的个人气质，以及超强的记忆力。

于是，她逐字逐句，详详细细地告诉“实习生”今天早上在律师事务所发生的一切，和实际情况一字不差。然后她站起身，走向车站，乘通勤地铁去往自己在库尔斯东的小房子。她一个人坐着，看着城南郊区的景致从车窗外飘过。她也曾努力摆脱那些可怕的秘密警察，而现在，她七十五岁了，只是给律师们弄个咖啡而已。

黄昏的时候，年轻男子回到沃克斯豪尔，开始写报告。他注意到一个标注，处长已经同意，所有关于索马里的消息需要与美国大使馆的对口部门共享。他并不明白加拉阿德湾那个残忍的军阀和追捕传教士有什么关系。不过命令就是命令。所以他给中情局抄送了一份。

追踪者的栖身之处在大使馆外半英里。他的黑莓手机震动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收拾好了行囊。追踪者不断翻屏，把消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关上它，想了一会儿，把行李又打开了。仁慈的上帝刚刚给了他想要的诱饵。

加里斯・伊万斯约阿布迪第二天早上会谈。索马里人来的时候闷闷不乐。

“阿布迪先生，我的朋友，我一直当你是个文明人。”加里斯开场道。

“我是文明人，加里斯先生，我是。”加拉阿德湾的谈判专家回答道。伊万斯能察觉他的声音因为忧虑有些发紧。他相信这很可能是真实的。当然，永远没有人能百分之百保证。毕竟阿布迪和阿弗里特都是豪巴尔・吉迪尔部族的，不然的话，阿布迪不会在信任之下出任谈判专家。

伊万斯想起许多年前，他在非洲之角的英国海关与消费税局的时候，自己所得到的忠告。他当时的导师是一名年长的殖民地主管。那人的皮肤像羊皮纸一样，眼睛因为疟疾泛出黄色。他告诉伊万斯，索马里人有六件重要的事，永远不会变。

第一件就是他自己，然后是家人、氏族和部落，最后是国家和宗教。最后两项只有在和外国人打仗的时候才涉及。就剩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打来打去。根据自己判断的优势、仇恨和不满，频繁变换联盟和主子。

当殖民地当局威胁这位年长的主管，要将快退休的他遣送回多雨的英国本土时，他打爆了自己的头。他最后对年轻的伊万斯说的话是：

“通常来讲，你不可能买到索马里人的忠诚，但你可以暂时收买。”

在这个仲夏的早上，加里斯・伊万斯在梅菲尔，脑子里有了个想法：要看看阿里・阿布迪到底是忠于他自己，还是更忠于和他相同部落的那个人。

“您委托人对待其中一名人质的方式十分可耻，让人无法接受。这会让我们的整个磋商脱离正常的轨道。而且我必须告诉你，之前我非常高兴这件事是在你和我之间进行，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是体面的人。”

“我也觉得是这样，加里斯先生。”

伊万斯不知道这条电话线的保密程度。他没考虑米德堡和切尔腾纳姆——他知道那是意料之中的事——但那个军阀的手下人里，正在听这通电话的人中是否有哪个英语说得很流利呢？不过他必须赌阿布迪能听懂这句话。

“所以我想，我的朋友，你看我们都到了舒拉亚[50]的地盘了。”

长时间的静默。伊万斯押宝，如果有别的索马里人在听，他们的教育程度不够，听不懂自己说的是什么，而阿布迪肯定会明白。

阿布迪终于开口讲话了。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加里斯先生。”

舒拉亚电话是一款卫星通信系统。索马里的移动通信由四家电话公司控制：国立联通电信、霍尔姆德公司、瑟玛电信和法国电信。它们都需要天线。而舒拉亚只需要在太空里围着地球慢慢转动的那些美国卫星。

伊万斯和阿里・阿布迪说的话意思是：如果他有，或者他能弄到一部舒拉亚电话，他可以一个人骑个什么进沙漠，找个岩石后面给伊万斯打电话。这样他们就能讲些非常私密的话了。阿布迪的回答表明，他已经明白，而且会这么做。

两个谈判专家又聊了三十分钟，把赎金讲到了一千八百万美元，双方都保证，与各自的委托人协商后会再联系。

午餐是追踪者在军情六处的联系人阿德里安・赫伯特订的。他选的马舍姆街的“牧羊人家”。隐秘起见，他要了个隔间。不过追踪者坚持这些由美国政府买单。

会晤的气氛很友好，双方也都很温和。但两个人都知道，所有这些的意义绝对不只是吃吃喝喝。当美国人抛出自己的想法时，赫伯特很惊讶，他放下了咖啡。

“你说‘挖出来’是什么意思？”

“‘挖出来’有点抽象，就是拖出来以和他人隔离。”

“你是说绑架。在伦敦的大街上？不经授权或者不通过起诉？”

“他在帮助一个著名的恐怖分子。这个恐怖分子已经在你们的国家制造了四起谋杀事件了，阿德里安。”

“是的。但是强行绑架后如果走漏了消息，后果绝对是毁灭性的。我们需要有关当局来做此事，还需要内政大臣的签字。她会咨询律师的。他们会要求一次正式的起诉。”

“阿德里安，你之前的表现棒极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是的。不过他们是在已经完全扫清各种问题的街道上。你要知道，骑士桥[51]可不是卡拉奇。而且达达里表面上也是一名令人尊敬的商人。”

“你和我都知道不是那样。”

“确实是。但这只是因为我们侵入了他的宅邸，安装了窃听器，破解了他的电脑。公开审理的话，一切都会非常完美。抱歉，追踪者，我们是想帮忙的，但那已经是我们目前为止所能做的一切了。”

阿德里安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

“不行，这样不行，老伙计。我们得像‘特洛伊木马’那样，得到准许来做这种事。”

他们结了账，从人行道上不同的方向离开。阿德里安・赫伯特走回沃克斯豪尔的办公室。追踪者叫了辆出租车。他坐在车后座，反复琢磨阿德里安最后说的那句话。

那个典故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上网查起来。他花了些时间，但最终还是找到了。“木马成就”——一家专门从事安保业务的小公司，位于多赛特郡汉姆沃斯郊外。

他知道，那里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地盘。他们庞大的基地就在附近的普尔[52]。有很多人，在特种部队度过了自己的一生，退休之后就住在了他们的老基地附近。他们常常几个伙伴一起，成立一家私人的保安公司——通常的业务包括：保镖、财产保护、贴身护卫。如果出资人给的钱少，他们就在家里干活。进一步搜索发现，木马成就位于一个住宅区。

追踪者按照网上的电话打过去，订好了第二天的约谈。然后他给梅菲尔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打电话，订了一辆大众高尔夫，约谈前三小时起租。他解释说，他是一名美国游客，名叫杰克森。他有美国驾照，在有效期内。他需要用一天车，和朋友一起去南部海岸。

他刚挂上电话，黑莓手机就震了一下。是来自技术行动支援局的，消息经过加密，可以反截收。识别码显示，这是格雷・福克斯发来的。不过识别码无法显示的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四星上将指挥官刚刚带着最新指令，离开椭圆形办公室。

格雷・福克斯从不浪费时间。他的消息只有几个字：传教士。不要活的。

第三部  终结

第十二章

加里斯・伊万斯真的住到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了。一张轮式矮床被搬进控制室。他还占用了套房里的洗浴室，里面有淋浴、马桶和洗脸池。吃的东西就是街角熟食店提供的外卖和沙拉。他不再按照通常的会晤程序，按照固定的时间守着索马里那边的电话了。他希望如果阿布迪按照他的建议从沙漠里打电话来时，自己就在控制室里。一直没人搭理他的时间并不长。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阿布迪。

“加里斯先生？是我。我找到一部卫星电话。不过我不能打太久。”

“那我们就长话短说吧，我的朋友。从你的委托人对那个男孩做的事来看，我们觉得：他想逼我们快点结束。这不寻常。正常的情况是，索马里人是世界上最有的是时间的人。这一次，双方都对迅速了结感兴趣，不是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沙漠里传来的声音答道。

“我的委托人也这样认为。不过不是因为那个实习生。这是讹诈，而且太过粗鲁，所以不会有效果。我的委托人希望重新拿回他的船。关键是最后的价格。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你的委托人的建议很关键。”

那个男孩的价值是船和货物的十倍。伊万斯知道，如果他说漏了嘴，就等于是在自杀。

“加里斯先生，你的建议是？”

“最终价格，五百万美元。我们都知道，这是很公平的。我们本来很可能在三个月前就敲定这个价格的。我想你知道这一点。”

阿布迪先生这会儿趴在沙漠里，离加拉阿德湾后面的堡垒有一英里远。他听着电话，同意加里斯的意见，但什么也没说。他感觉加里斯还有话是关于自己的。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五百万元里，你的那份只是一百万。我可以现在就支付一百万到你的私人账户。船只启航时，再付你第二个一百万。没有别人知道这些，仅限于你和我。关键是迅速解决。这就是我所希望，也是我想要为之付费的。”

阿布迪在考虑。阿弗里特还会付给自己第三个一百万。这是自己通常收费的三倍。而且他自己也有其他的考虑。他现在就想脱离目前的处境，和其他任何因素都无关。

轻轻松松劫条船、很容易就获得赎金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西方国家和他们的海事力量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行动。但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

已经发生了两起西方国家突击部队针对临海滩涂的攻击。海军陆战队员从悬停的直升机上通过绳索从天而降。一艘滞留的船只被营救了。索马里警卫开火迎击，打死了两名海军士兵，但索马里人就惨了——除了两个人，全都被击毙。那些人现在还全部关在塞舌尔的监狱里。

阿里・阿布迪不是英雄，他也一丁点儿都没有想过要成为那样一个人。一想到那些“猛兽”戴着夜视镜，穿着黑色制服，拎着闪闪发光的冲锋枪，横扫他现在正住着的砖头和泥巴建成的堡垒，他就恐惧得脸色发白。

另外，他终于想退休了。弄一大笔钱，离索马里远远的，去一个文明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他对着卫星电话说道：

“成交，加里斯。”然后他告诉加里斯一个账号，“从现在开始，我为你工作，加里斯先生。但你要明白，我会尽快以五百万美元解决，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准备需要四周时间。”

伊万斯想，现在已经过去十四天了。但从被劫持到被释放只有六周时间，已经是创纪录了。

“谢谢你，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结束这桩可怕的生意，回归文明的生活吧……”

他挂断了电话。远方的阿布迪也把电话挂了，回到那个堡垒。两个谈判专家可能是没有使用索马里的电话网，但这对米德堡和切尔腾纳姆来说完全没有影响，他们听到了他们俩人说的每一个字。

遵照命令，米德堡将电话的内容跨越美国各州，传送至技术行动支援局。后者又将该内容拷贝一份发给了在伦敦的追踪者。一个月时间，追踪者考虑着。时钟咔嗒咔嗒在响。他把自己的黑莓手机放进口袋。北部郊区的普尔港已经进入了视野，追踪者努力找寻着汉姆沃斯的踪迹。

“头儿，这可是很多钱。”

木马成就显然是家很小的公司。追踪者估计，公司是以历史上那个经典的骗局命名的。但眼前这个男人和当年的希腊大军相比实在是差太远了。

这是郊区的一排普通的房子，公司就在其中的一间。追踪者估计公司只有两三个人。餐桌对面冲着他的这个人显然是其中的主要角色。追踪者觉得他是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是一名高级军士。

维勒说的是一摞砖头那么厚的五十美元的钞票。

“那么你到底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希望不招惹任何麻烦地，把一个人从伦敦的街道上弄走，带他去一个安静、偏僻的地方。在那儿待一个月，然后从哪儿来，放回哪儿去。”

维勒仔细想了想。他非常清楚绑架是违法的。不过他的哲学是军人式的，非常简单。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后者有太多太多都逍遥法外呢。

把人弄死也是违法的。不过他有两个小女儿在上学，如果有哪个蠢货胆敢惹到她们，他会毫不犹豫地送那个家伙去另外一个可能更美好的世界。

“这家伙有多坏？”

“他帮恐怖分子，悄悄地提供资助。他现在正在帮的这个已经杀了四名英国人和十五名美国人。他自己就是个恐怖分子。”

维勒哼了一声。他曾经去过阿富汗的赫尔曼德三次，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死在面前。

“有保镖？”

“没有，偶尔会租辆车，有个司机。通常是辆黑色的出租车，停在街边。”

“你有地方让他待吗？”

“还没有。不过我会有的。”

“作决定前，我得踩下点儿。”

“你要是不那么做，我现在就走。”追踪者说道。

维勒的目光从那摞美元上挪开，审视着桌子那边的这个美国人。他没说话，也不需要说什么。他确信这个美国佬也亲历过战斗，听见过子弹呼啸而来，看到过战友中弹倒地。

“我开车去伦敦。明天可以吗，头儿？”

追踪者微微一笑，他意识到这个男人当面对他的称呼，就是英国特种部队的士兵称呼军官的方式，不过在背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通常是鲁伯特[53]，有时候更糟。

“明天很好。再给你一千美元。你说‘可以’，就拿去花，不要就还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会说‘好’还是会还给你？”

追踪者站起身，准备走了。

“维勒先生，我想我们都知道规矩。这一带你和我都很熟。”

追踪者走了，留了个接头地址和时间。那里离大使馆很远。布莱恩・维勒把那块“砖”拿过来数了数。两千五百美元。开销只需要五百美元。美国佬会提供藏身地点的。他有老婆，还有两个要上学的女儿。他要养活全家，可这身本事在教区牧师的茶会上并不太有销路。

他记下地址，找了个和自己一个突击队的战友，花了一个礼拜准备这件事。然后他告诉追踪者：可以。

阿里・阿布迪鼓起勇气去见阿弗里特。

“事情进展顺利，”他报告说，“我们能从马尔默号上拿到一大笔赎金。”

然后他又说起另外一件事。

“那个白人小男孩。如果他死掉的话，事情就麻烦了。时间会向后拖，赎金也会少。”

他没有指望欧洲国家的突击部队在营救行动中横扫海滩。那只是他自己的噩梦。倒是很可能激怒他面前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死？”军阀大声问道。

阿布迪耸耸肩。

“谁知道呢？感染，败血症？”

他的策略对头。加拉阿德湾有一个医生，至少还懂点基本的急救常识。实习生还被关在地窖里，伤口已经消过毒了，还绑了绷带。阿布迪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也不敢做什么。

“那个地方到处都是鹿，”中介公司的人说道，“雄鹿都快发情了，狩猎季就快到了。”

追踪者微笑着。他在扮演无害的美国游客。

“噢，雄鹿很安全，不用担心我。不，我只想去写我的书。所以我需要绝对的安静。没有电话，没有公路，没有人来，没有打扰。林间小径旁的一间小屋，可以让我在那里写那部美国小说。”

房产经纪对作家有点了解。一群怪人。他又敲了敲键盘，盯着屏幕。

“我们的目录上有一间捕猎住的小房子，”他确认道，“到狩猎季之前都是空的。”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地图前面，查了查坐标，在地图上一块原生态的区域轻轻敲了敲。那里没有城镇、乡村的标识，甚至连公路的标识都没有，只有一些像蜘蛛网一样的小路穿过那里。那是在凯斯内斯郡的北面，是到彭特兰湾地区之前，苏格兰的最后一个郡。

“我有些照片。”

他把客户带回电脑屏幕前，滚动屏幕，展示一组照片。那是一个圆木搭建的小屋，坐落群山之中的一个峡谷，四面是无边无际、起伏无垠的石楠木海洋。在那种地方，如果那个都市混蛋试图逃跑，不出五百码就会被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抓住。

房子里有两张床，厅很大，还有厨房和浴室，一个大壁炉，还有一堆圆木。

“我想，我很确定我找到了自己的香格里拉。”作家游客说道，“我还没来得及弄银行的账号。美元现钞可以吗？”

现钞很好使。具体的方位和钥匙几天之内就会送来，不过是送往汉姆沃斯的。

穆斯塔法・达达里在伦敦自己没车，他也不开车。一直以来停车都是开车人的噩梦，没有车就不用担心这些。他住在骑士桥地区，只要出价高，出租车不是问题，肯定有，而且非常方便。不过打着黑色领结，衣冠楚楚地赴晚宴的话，他就得找车辆租赁公司了。他总是找同一家公司，通常都是同一个司机。

他在离住处一英里外的地方和朋友一起共进晚餐。餐毕道别后，他用移动电话告诉司机来饭店的门廊，不过门廊边上有黄色警示线，整日禁止停车。在街角的司机接了电话，发动引擎，踩下油门。车只挪动了一码远，后轮的车胎就爆了。

司机下车检查，发现自己在方向盘后面打盹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无赖在车胎下面悄悄放了一小块方形的胶合板，板上插了根钢钉。司机给他的客户打电话，解释情况。他得换轮胎。不过因为这辆豪华轿车车体很大，非常沉，所以需要些时间。

达达里先生站在门廊下，其他客人从他身旁陆续离开。这时，街角开来一辆出租车，空驶灯亮着。他抬起手，出租车调转方向，朝他开过来。真走运，他想。他钻进出租车，告诉司机地址。出租车朝那个方向开去。

顾客坐下后，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一般会将后门锁上，这是为了防止顾客不给钱逃逸，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企图钻进车里骚扰顾客的人。不过这次这个蠢货看来是忘了。

豪华轿车的司机蹲在那里，正在摆弄他的汽车千斤顶。出租车差不多开出他的视野，然后突然转向，朝路边开去。一个壮汉拉开车门钻了进来。达达里出言抗议，表示这车已经有人坐了。可那个壮汉重重地关上车门，说道：

“说得没错，老爷，不过是我。”

这个巴基斯坦大亨被一只胳膊死死地夹住，嘴和鼻子则被用一大块泡了麻醉剂的垫子使劲捂住。二十秒钟之内，他就不再挣扎了。

出租车开出一英里远，然后换了一辆小型厢式车。开车的是第三名前突击队队员。出租车是他们另外一个战友讨生活用的，他们借了来。这会儿按照事先说的把车停好，车钥匙放在了车座底下。

两个人坐在司机后面的长条座位上，他们的客人人事不省，夹在他们俩中间。车从伦敦北部远远开出后，他们把他塞进车座后面的一个单人床上。中间有两次，他试图醒来，但随即又被迷晕了。

路途很远，不过有车载卫星导航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指路，他们只用了不到十四个小时。最后一截路需要推车，花了点时间，不过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就开到了。布莱恩・维勒打了个电话。这附近没有天线，他事先买了部卫星电话。

追踪者给爱丽儿打了个电话。他用的是自己的保密专线，米德堡或是切尔腾纳姆都监听不到。弗吉尼亚的森特维尔这会儿差不多是下午三点左右。

“爱丽儿，你还记得你调慢的那台伦敦的电脑吗？你现在能发个邮件，弄得好像是从那台机器发出来的吗？”

“当然，中校。我从这就可以连上它。”

“你不需要离开弗吉尼亚，对吗？”

爱丽儿很困惑：这些人但凡有口气儿的，在网络的事情上怎么都这么幼稚呢。他敲几下手指，就能“变成”穆斯塔法・达达里，还能从伦敦的佩尔汉姆新月社区发邮件。

“那你还记得那个人用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做的编码吗？你能用同样的编码给邮件的内容加密吗？”

“当然了，先生。我能破解它，就能重新编辑它。”

“和它的方式一模一样？就像那个老家伙在电脑键盘后面自己输入的一样？”

“一模一样。”

“太棒了。我要你用伦敦的网络协议地址发一封邮件，给基斯马尤的那个接收人。你有纸笔吗？”

“我有什么？”

“我知道这很过时，不过我想用保密电话告诉你，不是用电子邮件，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通话中断了一会儿。爱丽儿爬下楼梯，回来的时候拿着那些他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装备”。追踪者把邮件内容念给他听。

邮件内容用达达里之前用的密码一模一样地编辑好，然后发出。由于达达里给索马里发送的一切都会被监听记录，所以这封邮件也被米德堡和切尔腾纳姆监听到，并且又重新解码了一次。

两个地方的监听哨位都注意到了这封邮件，但命令是只能监听，不许干涉。遵照命令，米德堡给技术行动支援局发送了一份拷贝。这份拷贝然后又转发给了追踪者。他接到这份拷贝，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基斯马尤收到这封邮件的人已经不是洞穴巨人了。洞穴巨人已经死了。替代他的，是之前的那个秘书，贾玛。他用洞穴巨人之前留下的对照表，逐字逐句地解码。不过他不是很在行，就算是有漏洞也发现不了，更何况根本没有错漏。连要求的打印错码都按规则编辑在了内容里。

用乌尔都语或是阿拉伯语发电子邮件很麻烦，所以达达里、洞穴巨人和传教士总是用英语。这份邮件的内容也是用的英语。贾玛是索马里人，他懂英语，但用得没那么自如。不过他的英语水平足以让他知道，这个消息很重要，必须立刻带给传教士，不能拖延。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网上那个表面上看是传教士放弃自己所有主张的视频是伪造的。他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人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没有发布任何布道了。他曾经连续很长时间看那些贴出来的评论。他知道，在西方国家的整个穆斯林移民社区，很多粉丝群都表示了憎恶。但他自己的忠诚并没有因此减弱。这里离马尔卡路途遥远，虽然旅途劳顿，他还是要带着从伦敦来的消息回去。

就像贾玛确信他收到了达达里的信息，米德堡和切尔腾纳姆也以为这个腌菜大亨正在伦敦他自己的办公桌前，帮助他在索马里的朋友呢。

刚刚进入九月的伦敦，大雨倾盆而下。此时，真正的达达里正痛苦地盯着外面。在他身后是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焰。火焰前面是三名前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他们回首往事，大笑着，说起他们曾经经历的所有战斗。幕布一样的灰色云朵笼罩着整个峡谷，把雨水猛泼在房顶上面。

基斯马尤这会儿却是酷热难挡。忠心耿耿的贾玛给皮卡车的油箱加满油，准备晚上出远门去马尔卡。

伦敦的加里斯・伊万斯将哈里・安德森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汇入了阿布迪在开曼群岛的秘密账户，想着再有三个礼拜，他就可以让马尔默号、货物和船员，在北约的驱逐舰护卫下，回到公海。

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间保密室里，追踪者在想，他的鱼儿会咬钩吗？暮色降临弗吉尼亚的时候，他拨通了技术行动支援局总部的电话。

“格雷・福克斯，我想我需要一架格鲁曼。你能让它返回诺斯霍特机场接我吗？”

第十三章

传教士坐在自己位于马尔卡那所宅院的书房里，琢磨着自己的敌人。他不是傻瓜，知道外面某个地方肯定有这么一个人。在他自己网站上的那个假布道证明了这一点。那个布道非常有效地摧毁了他的声誉。

十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是最难被发现踪迹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他在南北瓦济里斯坦的山区里，从一个安全屋换到另一个安全屋，一直改名换姓，不断改头换面。他严禁任何相机靠近自己。

他的同伴至少有一打人，现在都已经死了。他不像他们那样，他从来不用手机。因为他非常了解美国人的能力——他们能从网络里侦测到最细微的耳语，然后循声而至，找到那所房子，把房子和里面的人都炸成齑粉。

只有一件事是例外，让他现在觉得十分后悔——他从来没有从现在的住处给任何人发过电子邮件。他总是从远离自己住处的地方发布自己的仇恨布道。

不过还是有人能穿越他的防护。假布道上的那个演员太像自己了。长得像，说话也像。“他”对着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自己在呼罗珊圣战联合会用的假名。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出卖的，或者为什么被出卖，被谁出卖，但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追踪他的人肯定能查到他在基斯马尤电脑的真实IP。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洞穴巨人和他保证过，那是不可能的。不过，连洞穴巨人都死了。

他知道无人轰炸机。他从西方媒体印的专栏里读到过，知道它们能做什么。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具体细节他甚至从来没有向他的技术专家泄漏过。他必须推测，他已经被追踪到了——就在他的脑袋顶上，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有一架机器不断盘旋，监视着他所在的城镇，甚至是他的这所房子。

所有这些都让他得出结论：他必须中断现有生活中的所有联系，再次消失。这时，贾玛从基斯马尤来了，带来他在伦敦的朋友穆斯塔法的消息。一切都改变了。这关系到五千万美元。他召见了自己的前任秘书——他现在已经替代洞穴巨人了。

“贾玛，我的兄弟，你累了。距离太远了。休息一下，睡个觉，吃点东西。你不回基斯马尤了。放弃那里。不过你还得再跑一趟。明天，也许就是明天。”

格雷・福克斯很疑惑。他在保密专线中的声音说明了这一点。

“追踪者，你是说，要让这个伦敦的帮凶和他在马尔卡的同伙之间多进行通信吗？”

“是这样。为什么这么问？”

“他已经把他在贝尔戈维亚晚宴上从一个半吊子律师那里听来的消息传给传教士了。”

追踪者仔细考虑着自己的回答。撒谎和“隐藏部分真相”——一名英国前内阁大臣曾这样说过，差别很微妙。

“看来达达里是那么说的。”

“英国人怎么考虑的？”

“他们觉得，”追踪者很真诚地说道，“这个混蛋坐在他位于伦敦的别墅里，给他在南边的朋友传递消息。顺便说一下，我的请求还是没有得到高层的许可吗？”

他想转移话题，不去讲穆斯塔法・达达里从伦敦以外发消息的事。这会儿达达里正在凯斯内斯，有三个前突击队员陪着看下雨呢。

“是这样，追踪者，由于奥珀尔还在那里，所以不允许进行导弹打击，不允许进行登陆攻击，也不允许从我们在摩加迪沙的驻地派直升机进行攻击。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起索马里灾难——一枚火箭弹打掉了三角洲部队悬停的直升机。你得再想别的法子。”

“好的，头儿。”追踪者答道，一边挂断了电话。

传教士是对的。他在基斯马尤用来秘密发送的电脑已经没有用了。但他不知道他在伦敦的盟友——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秘密的支持者——也已经暴露。他用蔬菜价格设计的密码所编辑的消息，也被破解了。所以他从马尔卡给达达里发送了一个要求，同样破坏了自己的安全。这个要求也被截听，并且破译了。

“杰克森中校？”

“是我，爱丽儿。”

“在马尔卡和伦敦之间有些奇怪的东西在传来传去。”

“你要知道，爱丽儿，是你在用达达里的名字发邮件。”

“是的。但马尔卡刚刚回复了。他问他的朋友借一百万美元。”

他早该料到的。自己的预算肯定能够支付得起。比起一枚导弹，这只是很少的一个数额。不过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呢？

“他说了他想怎么给他钱了吗？”

“叫什么德哈比希尔[54]。”

追踪者一个人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点点头。他知道那是什么。巧妙、安全，几乎无迹可寻。一种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借贷体系。

搞恐怖主义是要花钱的，很多钱。那些人体炸弹一般都是孩子，在他们背后操纵的，通常都是不想死的成年人。这些人的背后，是那些戴着戒指的谢赫们。谢赫们的背后是那些出资人。这些出资人表面上常常都过着体面的生活。

对反恐怖主义机构来说，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是块宝地，可以通过那些提供资金的账户的操作追踪纸质的记录。因为资金的转移一定会留下纸质的凭单。可那些汉地人不这样做。在中东，这个系统可以追溯到好几世纪之前。

它的起源是因为，在过去，如果没有一小支军队护卫，带着钱财穿过到处是土匪的地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汉地人在A国家收取资金，然后授权自己的表亲向B国的受益人支付同样的数额，并扣除相应的手续费。不需要现金在边界上往来，只需要打个加密电话或者发个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德哈比希尔1970年成立于索马里的布尔奥，现在的总部在迪拜。在索马里语中，它的意思是“炼金厂”，成千上万在异国他乡工作的人把自己挣的钱通过它寄给自己祖国的家人。大多数的索马里移民社区都在英国，所以它在伦敦有很多办公室。

“你能破解进入达达里的银行系统吗？”追踪者问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中校。给我一天时间好吗？”

爱丽儿回到他的电脑屏幕前，进入一种至高的愉悦中。他开始翻查这个巴基斯坦大亨的支付事项，还有他完成购买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系列离岸账户，其中最主要的在开曼群岛。那个账户有非常复杂的防火墙保护，技术十分先进。这个十几岁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待在弗吉尼亚的阁楼里，十个小时就渗透进去，给达达里的伦敦个人账户转了一百万美元。离开的时候，除了像达达里自己之前所做的那样做了个合法性确认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钱款从伦敦的一家银行正式转到了德哈比希尔的伦敦办公室。随款送达的，还有传教士之前在邮件里列示的受益人的具体情况。爱丽儿收到邮件后就进行了解码。索马里的金融经纪人提醒说，这么一笔数额的美元在索马里境内需要三天才能凑齐。是的，他们在马尔卡有一家分号。

米德堡和切尔腾纳姆对着伦敦那台计算机进出的通信进行了截听，还做了记录。不过他们的情报也仅限于推测，这是达达里发送和接收的。

“贾玛，我有个任务给你，需要非常小心。因为要打交道的都是索马里人，所以这件事必须由索马里人做。”

西方国家所有的先进技术也没法监听信使。奥萨马・本・拉登十年来，根本没有住在山洞里，而是在一连串的安全隐蔽处。他和全世界的支持者联系从来不用手机，也从来没被监听到。他就是用的信使。他最后用的信使就是库威迪。库威迪暴露后，被全世界追踪。跟踪他的人最终跟到了阿伯塔巴德镇的一处建筑物。

传教士让贾玛站在自己面前，用阿拉伯语把消息念给他听。贾玛在脑子里把它翻译成索马里语，反复念诵着，直到一个字不差。他带了一名巴基斯坦保镖一起离开了。

他还是开轻卡，两天前正是这辆皮卡车让他把伦敦来的消息从基斯马尤带到了这儿。高空中，外国势力目睹他装上了另外五加仑塑胶油罐。

坦帕郊外地堡里的人看到他们给燃料罐盖上油布，不过这只是普通的预防措施。两个人钻进驾驶室。既不是包得严严实实的传教士，也不是那个戴着红色棒球帽、身材苗条的年轻人。皮卡车离开了，转向基斯马尤，朝南开去。车子离开了全球鹰的视野时，全球鹰又被指示继续监视那座建筑物。然后皮卡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把油布取下，把驾驶室的顶部刷成黑色。这样伪装之后，又开了回来，绕过马尔卡往西，然后再往北。太阳落山的时候，它来到摩加迪沙飞地边上，继续朝邦特兰开去。那里有数不清的海盗窝。

路上到处是车辙印儿，坑坑洼洼的，还常常驶过满是锋利石头的沙漠。他们加油，换轮胎；换轮胎，加油。开了两天，来到了加拉阿德。

“加里斯先生，是我。”

阿里・阿布迪从加拉阿德打电话来，看起来他很兴奋。加里斯・伊万斯则既疲惫又紧张。这些海盗对时光流逝或是快点解决问题完全没有最起码的概念，无休止地和他们谈判，对欧洲人来说这十分消耗精力，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就是为什么顶尖的人质谈判专家数量非常少，报酬也很高。

伊万斯也一直受到来自哈里・安德森的压力。安德森每天至少打一通电话过来询问自己儿子的消息。伊万斯试图解释说，伦敦方面要是表现出即使是些微小的着急迹象，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会比现在的境遇糟糕十倍，更别说露出绝望的迹象了。瑞典的百万富翁毕竟是个商人，所以起码他有一半是接受这个逻辑的。不过他也是一名父亲，所以电话永远响个不停。

“早上好啊，我的朋友，”伊万斯平静地说道，“今天天气这么好，你的委托人想说点什么？”

“我想我们又靠近了，加里斯先生。我们现在提出七百万美元解决此事，”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即使他只是在无意中听到为阿弗里特服务的这个讲英语的索马里人这么说，这句话也不会显得冒昧。伊万斯意识到，这意味着加拉阿德湾的谈判专家想要挣到他的第二个一百万美元了。不过地中海南北两边对于“尽快”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非常好，阿布迪先生，不过只是到目前为止。”伊万斯说道。两天前，阿弗里特最低能接受一千万美元，伊万斯出价三百万。他知道哈里・安德森瞬间就会同意用一千万解决此事。他也知道，如此一来，那些本以为应该是四五百万美元的索马里人就会立刻警觉起来。

如果欧洲人突然退让，那就是表明他们慌乱了。那么价格就很可能涨回一千五百万美元。

“你看，阿布迪先生，我差不多整晚都在和斯德哥尔摩打电话，我的委托人尽管极其不愿意，但还是同意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支付四百万美元到你的委托人的国际账户上；然后再一个小时，马尔默号起锚。这可是非常好的报价，阿布迪先生。我想我们都知道，你的委托人一定也能明白这一点。”

“我会立刻把这个新报价转告他，加里斯先生。”

挂断了电话，加里斯・伊万斯反复回想之前和索马里海盗成功交易的历史。外行人对先把钱汇进账户后放船总是会非常惊讶。怎么来防止这些海盗拿了钱却不放船呢？

但这就是奇怪之处了。在他们和谈判专家约定的一百八十次协议中，无论是纸质的、传真的或是电子邮件的，只要双方签了字，索马里人违约的事情只有三起。

基本上，整个邦特兰的海盗都知道，他们做海盗是为了钱。他们没有必要也不想要那些船、货物或者囚犯。把交易弄砸了会破坏他们的营生。他们可能是狡猾、残忍的，但是为自己赚钱就是赚钱，这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通常都是如此，但这次并不寻常。那三起事件中，有两起是阿弗里特干的。他和他的氏族一样臭名昭著。他是萨塞德人，是豪巴尔・吉迪尔部落的一个分支。该部落中最出名的人物法拉赫・艾迪德是一名残酷的军阀，他窃取了国际社会给那些缺乏食物的人们的救援物资。这使得美国人在1993年来到了索马里。结果，他把黑鹰直升机打下来，杀死了美国游骑兵，拖着他们的尸体游街。这就是萨塞德氏族。

阿里・阿布迪和加里斯・伊万斯通过卫星电话秘密商定，如果在那个泥巴堡垒里的老怪物同意，而且没有怀疑他自己的谈判专家已经被收买了的话，他们就用五百万美元了结此事。不管什么情况，五百万美元对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数字。哈里・安德森贿赂阿布迪的额外两百万美元，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让时间拖延不超过十天。

海面上的马尔默号暴晒在阳光里，东西都开始发臭了。为了省油，冰箱被断了电。欧洲带来的食物都没了，要么被吃掉了，或是腐烂变质了。索马里卫兵把活羊带上了船，就在甲板上宰杀。

伊克鲁德船长想用水冲洗甲板，但电泵和空调一样，也是用油的。所以他让船员们拿桶去海里打水，用扫帚刷。

幸运的是，周围的海域有很多鱼，都是被船边上扔下的羊下水引来的。欧洲人和菲律宾人都很喜欢新鲜的鱼。但总吃就很乏味了。

电力淋浴坏掉之后，他们就用海水冲洗。淡水就是液体黄金，只能用来喝。不过放了净化剂之后，味道令人作呕。令伊克鲁德船长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只不过偶尔有人腹泻。

不过他不确定这样会持续多久。索马里人要排便的时候，就在船尾的栏杆那儿解决，连屁股都不撅起来。菲律宾人怒火中烧地看着，只得在无休无止的热浪里，反复用刷子把那些秽物冲进泄水孔。

伊克鲁德船长甚至不能再和斯德哥尔摩通话了。他的卫星电话被他称之为“穿西装的小个子混蛋”切断了。阿里・阿布迪和昌西・雷诺兹的办公室进行复杂微妙的谈判时，不希望有任何外行人的干扰。

瑞典船长正想着，他的乌克兰大副喊道：有船来了。通过双筒望远镜，他能辨别出那艘单桅帆船，还有舰桥上那个穿着旅行夹克、干净整洁的小个子。船长迎接了到访的客人。他又有机会问一下那个叫卡尔森的商船实习生的状况了。在这一带，他是唯一知道那个孩子真实身份的人。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那个少年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阿布迪只是告诉他，奥夫・卡尔森很好，他被留在堡垒里只是为了确保船上的这些船员能够行为得体。伊克鲁德船长恳求放卡尔森回来，但那只是徒劳。

阿布迪先生在马尔默号上的时候，一辆满是尘土的皮卡车开进了村子后面堡垒的院子。车上有个大块头的巴基斯坦人，既不说英语也不说索马里语。另外还有一个人。

巴基斯坦人留在卡车上，另外一个人被领进去见阿弗里特。阿弗里特认识一个哈蒂・达罗德氏族的人，也就是从基斯马尤过来的人。这个萨塞德军阀不喜欢哈蒂的人，事实上，他不喜欢所有从南方来的人。

尽管严格说来，阿弗里特也是穆斯林，但他事实上从来不去清真寺，也极少做礼拜。在他的脑子里，南方人都是伊斯兰青年军和疯子。那些人折磨人是为了真主，而他只是为了自己高兴。

来人自我介绍，名叫贾玛，用对酋长的礼节表示了恭敬。他说他是马尔卡一名谢赫的信使。他带的口信儿只能对加拉阿德之主说。

阿弗里特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名叫阿布・阿萨姆的圣战主义传教士。阿弗里特有一台电脑，不过他的人里面只有年轻人知道怎么用。但即使知道电脑的功能，他做梦也想不到去看圣战分子的网站。阿弗里特听着，越来越有兴趣。

贾玛站在他面前，背诵着自己记下的消息。开始是通常的大段致敬的话，然后才是内容的重点。他背完消息，站在那里没有说话，老萨塞德人盯着他看了几分钟。

“他想杀了他？割断他的喉咙？还要拍下来？然后放给全世界看？”

“是的，酋长。”

“付我一百万美元？现金？”

“是的，酋长。”

阿弗里特仔细考虑着。杀掉那个白人异教徒，这个他懂。但是放给全世界看他的所作所为，这太疯狂了。那些异教徒会来报复的，他们有很多武器。阿弗里特抢他们的船，拿他们的钱，但他还没疯狂到要挑起他和整个异教徒世界的仇怨。

最后，他作出决定——暂缓决定。他让他的客人去客房，在那儿休息，给他们提供了食物和水。贾玛走后，他下令不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车钥匙，身上不许带任何武器，也不许带手机。他自己腰带上跨着一把也门双刃弯刀，但他不喜欢有任何其他武器在自己附近。

一个小时后，阿里・阿布迪从马尔默号回来了。之前他不在，所以没看到卡车从南方来，也没看见那两个访客。更不知道其中一个是信使，负有奇怪的使命。

他知道自己之前答应加里斯・伊万斯的那通电话的时间。因为伦敦在非洲之角以西三个时区，所以他们是在加拉阿德时间晌午的时候通的电话。那么，明天他没有理由离开自己的房间太早。

天刚破晓，阿弗里特对他最信任的一个手下说了很长时间。那个人叫优素福，是个一只眼睛的野兽。阿布迪没在，所以并不知情。他也没看见一个小时后，那辆车顶被刷成黑色的皮卡车开出了院门。

他隐约听说过有个圣战狂热分子在网站上对全世界宣传死亡和仇恨。不过他没听到那个人自毁声誉的事，也没看到他在网上声明，说自己是被异教徒的阴谋恶意中伤的。不过，就像阿弗里特一样，虽然原因不同，但他讨厌萨拉菲斯特分子和圣战分子，讨厌所有其他极端主义的疯子。他对恪守教义的理解仅限于使自己免于罪责的程度。

早上和他的委托人碰面时，他既惊讶又高兴地发现，他的委托人情绪相当不错。好到他建议他们降低要求，从七百万降到六百万，这样很可能就可以了结这件事，而这个氏族的首领居然同意了。

他和加里斯・伊万斯通话的时候，流露出一丝自满。他真想说“我们几乎就要成功了”。不过他知道，这句话只能表明，他们俩是在密谋一个协议的价格。他私底下想：再有一个星期，也许只要五天，那个怪物就会让马尔默号启航了。

第二笔一百万加入他的积蓄时，他已经能感到文明社会舒适的退休生活正向他招手。

追踪者开始担心了。用钓鱼的术语来说，他向水里放了一大块诱饵，就等着怪兽前来咬钩了。但是水面上的浮子没有动。甚至连上下起伏都没有。

他在伦敦的大使馆办公室里，能够实时看到坦帕郊区地堡里所看到的画面。空军的一名高级军士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手里握着操纵杆，指挥马尔卡那座建筑物上空的全球鹰飞行。他能看见军士长看见的画面——狭窄的街道，尽头是一个水果市场，乱糟糟的；围墙里面有三座房子，一片寂静。

那座建筑物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没有人离开，也没有人进去。全球鹰并不仅能监视，还可以监听。它能听见那座建筑里最细微的耳语的声波。不管他们使用计算机还是手机，它都能从网络里把他们说话的音节提取出来。拥有内太空卫星的米德堡国家安全局同样也能做到。

可所有这些技术都落空了。他没看见贾玛驾驶的皮卡把车顶刷成黑色，然后又兜了回来朝北开去，而不是向南。他也不知道，这会儿它正在回来的路上。他更不可能知道，他的饵已经被咬了。在加拉阿德湾那个暴虐的萨塞德酋长和马尔卡这个歇斯底里的巴基斯坦人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笔交易。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不同寻常的逻辑来说，他现在面临一个未知的不确定因素。

他只能怀疑。他怀疑自己输了，被比自己聪明的野蛮人算计了。这时，保密电话响了。

是军士长奥德从坦帕打来的。“中校，有辆敞篷车接近目标。”追踪者重新盯着屏幕。那座建筑物占据了屏幕中心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小。门边上有辆皮卡车，车顶是黑色的。他没认出那辆车。

有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从场院侧面的房子里出来，穿过沙地，打开大门。皮卡车开了进去，大门关上了。卡车上闪出三个人影，走进了主屋。传教士有客人来了。

传教士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三个人，保镖回自己屋去了。奥珀尔给传教士介绍这位从北方来的信使。优素福，萨塞德人；他只有一只眼睛，但目光炯炯有神。他带的消息也是背诵下来的。传教士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可以开始了。阿弗里特的话简洁明了。

他准备用他的瑞典俘虏换一百万美元。他要现钞。他的仆人优素福得看到那些钱，并且数清楚，然后告诉他的主人，他确实见到了那些钱。

剩下的内容是说，阿弗里特不会进入伊斯兰青年军的地盘，他们可以在边境上进行交换。优素福知道交换的地点，可以指引装着钱的汽车过去，同时看着钱。北方人会带着囚犯去接头地点。

“碰面的地方在哪里？”传教士问道。优素福只是盯着他，摇了摇头。

传教士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帕坦人中，见过这样的部落的人。你可以拔掉这个人所有的指甲、手指和脚趾，但他开口说话之前就会死掉。传教士点点头，脸上露出微笑。

他知道，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真正的南北方交界。不过地图是给那些异教徒用的。部落人的脑子里有他们自己的地图。他们能知道上一代人各种事件的准确位置，诸如氏族和氏族为了争夺一匹骆驼的所有权而相互厮杀的地方、人死的地方等等。这些被标注的地方就是世代仇怨的起源。他们知道，如果不属于当地氏族的人越过了边界，那他就会死。他们不需要白人的地图。

他同样知道，他可以把钱藏起来。但能有什么结果呢？加拉阿德的氏族首脑无论如何都会拿到钱，对他来说，那个瑞典男孩有什么用呢？只有他，传教士，知道那个斯德哥尔摩的商船实习生让人难以置信的价值。因为他在伦敦的好朋友告诉了他。巨额的赎金能让他重新富有，即使是在那些可能很虔诚的伊斯兰青年军里也是一样。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钱不仅能表态，它还有绝对的话语权。

有人在敲门。

院子里新来了一辆车，这次是辆小轿车。五万英尺高空上面，全球鹰一直在盘旋，监视着一切。还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穿过沙地，和司机说了几句。坦帕和在伦敦的美国人都看见了。

汽车没有开进院子。司机递上一个大手提箱，穿白衣服的人做了签收，朝主屋走去。

“跟着轿车。”追踪者说道。建筑物的轮廓从屏幕上滑过，平流层上的那组摄像头盯上了轿车。车没走多远。开出不到一英里，就停在了一个小型的写字楼区外面。

“推近点。让我看看那栋楼。”

写字楼逐渐拉近。马尔卡这会儿烈日当空，所以没有影子。太阳落到西边沙漠里的时候就有影子了，很长很黑。淡绿色和深绿色；有一个标志，还有个罗马字母拼的词儿，D打头的。德哈比希尔。钱到了，已经被送来了。天上的监控返回了传教士的住处。

一摞一摞百元大钞被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了光滑的长桌上。虽然传教士离他在拉瓦尔品第的老家很远，但他喜欢传统的家具。

优素福已经声明，他必须数一下赎金。贾玛继续把阿拉伯语翻译成索马里语。这是优素福唯一会的语言。奥珀尔把手提箱拎了过来，待在原地，以免还有需要他的地方。他在两名私人秘书中较为年轻。奥珀尔看见优素福在摸那些成捆的钱，就用索马里语问道：

“需要帮忙吗？”

“埃塞俄比亚狗，”萨塞德人咆哮道，“我自己数！”

他数了两个小时，然后哼了一声。

“我要打个电话。”他说道。贾玛把他的话翻译过去。传教士点点头。优素福从袍子里拿出一部手机，试图打电话。在四面都是砖墙的屋子里，他找不到信号。他被护卫着去到外面露天的院子里。

“院子里有个人在打电话。”坦帕的军士长奥德说道。

“截下来。我要知道电话的内容。”追踪者突然说道。

电话传进了加拉阿德那座土坯造的堡垒。电话接通了，声音有些颤抖。通话极其简短。马尔卡那边说了四个字，回答只有两个字。然后电话就断了。

“怎么样？”追踪者问道。

“是索马里语。”

“问国安局。”

差不多一千英里外的马里兰州，一名索马里裔美国人摘下头戴式耳机。

“一个男人说，‘钱已运到’；另外一个回答，‘明晚’。”

坦帕给伦敦的追踪者打电话。

“我们知道那两句话是什么了。”通信监听员告诉他，“他们用的是本地的一个电话网络，叫霍尔姆德。第一个说话的人在马尔卡。我们不知道回答的那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别担心，”追踪者想，“我知道。”

第十四章

马尔卡上空的无人机能看见的，伦敦大使馆办公室里的屏幕也能看见。“中校，他们在移动。”声音是从连接坦帕郊外地堡控制中心的通话器中传出来的。那是重新当值的军士长奥德。追踪者正趴在屏幕前打盹，

他猛然惊醒，看了下表。伦敦时间凌晨三点，四周一片漆黑，黎明将至。这会儿马尔卡是早上六点。

之前那架全球鹰燃油耗尽之前，另外一架加满了油、有充足续航时间的全球鹰替换了它。印度洋依旧是漆黑一片。夜色笼罩着马尔卡的大街小巷。沿着索马里海岸，东面的海平面上，有一抹极其微弱的红色，就像是点燃的烟头。

不过传教士房子里的灯早已经亮了。红色的小点四处移动——那是无人机的人体感应器捕捉到的热源。它的摄像头还处于红外模式，这样就可以在黑暗中看见六英里以外的地面上发生着什么。

追踪者看着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升起，天光渐渐放亮。底下远处的红点慢慢变成了黑色的身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三十分钟后，车库的门开了一扇，有辆车开了出来。

不是那辆满是尘土和凹陷的皮卡，而是一款漂亮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车窗是黑色的。这是索马里最常见的人员和货物的全能型运载工具。从本・拉登第一次抛头露面开始，这就是“基地”组织的车辆首选。追踪者知道，这辆车能坐十个人。

四千英里之外，伦敦和弗罗里达的观众看见八个黑色的人影登上了那辆越野车。不过他们距离不够近，看不见前排坐着的是两名巴基斯坦保镖。一个是司机，另外一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全副武装。

他们后面坐着传教士，他的索马里秘书贾玛，还有奥珀尔。传教士穿着索马里式的长袍，脑袋也包裹着，完全看不出身形。在他们身后，是另外两个巴基斯坦警卫。这四名警卫是传教士真正信任的人。他们所有人都是传教士在呼罗珊杀手组的时候带过来的。优素福也坐在后面，还有从北方来的那个萨塞德人。

马尔卡时间七点的时候，其他仆人拉开大门，越野车开了出去。追踪者面临困境。真是偷梁换柱吗？目标现在肯定知道无人机就在他脑袋顶上，他还在房子里，准备等无人机盯着别的地方的时候偷偷溜走吗？

“长官？”

坦帕地堡里握着操纵杆的人需要知道怎么做。

“跟着汽车。”追踪者说道。

车子穿过迷宫一样的街道和小巷，朝镇外开去。汽车离开街道，开进了一个巨大的石棉瓦屋顶的仓库，然后就看不见了。

追踪者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惊慌情绪，命令无人机回去盯着传教士的住处。房子和院子都静静地待在阴影里。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无人机又回来盯着仓库。二十分钟后，那辆巨大的黑色越野车出现了。它慢慢开回了传教士的住所。

车子肯定开到什么位置的时候摁了下喇叭，有个仆人从房子里出来，打开了门。丰田车开了进去，停住了。没有人下车。为什么？追踪者想。然后他明白了：没有人下车，因为除了司机，车上没有别人。

“回去仓库那儿，快！”他给军士长奥德下命令。佛罗里达的操控员立刻反应，调宽了摄像头的视野，从近景换成了广角。虽然景物的细节呈现有些减弱，但整个城镇都在视野之中了。他们改得时间刚刚好。

皮卡一辆接着一辆，从仓库里开了出来。不是一辆，是四辆。都是半截子的，就是所谓的敞篷车。看到这种变化，追踪者差点摔倒。

“跟着车队，”他告诉坦帕，“看他们去哪儿。我得走了。我会开着手机。”

加拉阿德湾，阿里・阿布迪被窗外引擎的轰鸣声吵醒。他看了下自己的手表，早上七点，离他和伦敦方面的会谈还有四个小时。他从百叶窗里看出去，发现两辆敞篷车离开了堡垒的院子。

这不算什么。他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昨天晚上他已经定好了今天和阿弗里特最后商谈。这个老海盗会和昌西・雷诺兹还有那些保险公司，就马尔默号和它的货物、船员，商定一笔五百万美元的赎金。

尽管还有点美中不足，但阿布迪很确定，如果加里斯先生知道，老海盗在迪拜的银行确认美元到账后两小时，就会让马尔默号启航，他一定也会很高兴。那时，西方国家在这一带海岸的驱逐舰就可以护送马尔默号去安全的地方了。有些敌对的氏族已经派出了小艇，围着这艘瑞典商船在转，他们希望万一船只疏于看管，就好把它再次劫走。

阿布迪想到了钱。他就要拿到自己的第二个一百万美元了。只要他们还想打交道，加里斯・伊万斯一定不会骗他。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要退休，移居突尼斯，在一栋美丽的别墅里，过着安全、平静的生活，远离自己家乡的这些混乱和杀戮。他又看了下表，翻了个身，继续打盹。

追踪者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在考虑几种可能。他已经掌握了很多情况，但他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

在全球鹰下方六英里处，四辆敞篷车在沙漠里穿行。他知道，自己有一名特工在敌人的阵营里，很可能就在这四辆车中的一辆上，离传教士只有几英尺远。但他不能联系这个人，这个人也不能联系他。奥珀尔的收发报机还埋在基斯马尤城外海滩上的一座小房子下面。除了在木麻黄树林那儿给他的那些表面看起来无害的东西，如果他想带任何其他东西去马尔卡，无异于自杀。

追踪者估计，他们会在某个地方会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因为他知道，那个斯德哥尔摩实习生和那个老海盗在一起要比和这个传教士在一起危险得多。连老海盗自己氏族的人都给他起了个“魔鬼”的绰号；而传教士会让实习生好好活着，好拿赎金。

交接之后，传教士估计会回马尔卡。那个地方对追踪者来说鞭长莫及。想消灭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把他引到索马里的沙漠里来，这里十分空旷，也不会伤及平民。

但导弹袭击也不被允许。格雷・福克斯昨天晚上已经再次讲清楚了。肆虐在索马里上空的烈日，这会儿才给伦敦带来第一丝曙光。追踪者反复斟酌着自己的选择。尽管他反复请求，但那些大佬一点也不体谅。

第六海豹突击队的基地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半岛。不过现在没时间让他们横跨半个地球了。空军特种航空团和他们的远程直升机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这也不用考虑了。他担心直升机噪音太大。他自己在丛林和沙漠待过，所以知道，夜晚的丛林就是地狱，数不清的青蛙和昆虫叫个不停；而沙漠则静得可怕，生活在那里的生物都有大耳狐一样的听觉。直升机螺旋桨的噪音在晚风的传送下，几英里外都听得见。

他还听说过一支部队，不过从来没见过他们执行任务，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但他知道他们的声名和特种能力。他们不是美国人。只有两支美军部队在名声上能和他们匹敌，那就是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不过这两支部队都在大西洋的另外一头。

军士长奥德把他从思绪中叫醒。

“中校，他们看来要分头行动了。”

追踪者回到屏幕前，和起初一样，恐慌的情绪就像一记重拳，打中了他。下面沙漠里，四辆敞篷车排成一行，彼此间的距离有四百码，离得很远。

这是传教士的预防措施，用来确保美国人不使用导弹，以免错失他乘坐的那辆车。不过传教士并不知道，其实他很安全。因为那个埃塞俄比亚年轻人就在他身后。但是现在，这四辆车不再远远地排成一行。它们各自驶向了不同的方向。

车队位于重兵把守的摩加迪沙飞地的北部，头冲西北，朝着谢贝利峡谷开去。在埃塞俄比亚和大海之间，有六座大桥跨越谢贝利河。现在这四辆敞篷车彼此分开，仿佛是朝不同的桥开去。追踪者只有一架无人机，不可能跟着所有的车。

即使屏幕的宽度调到最大，也只能观测到两辆车，而且每辆车都小得快看不见了。操控员从坦帕传来的声音非常急迫：

“哪一辆，长官？”

加里斯・伊万斯八点过后才来到办公室。律师很少有起那么早的，他常常是第一个出现在办公室的人。除非在办公室楼上睡觉，值夜的人现在已经习惯了从前台后面的工位里出来，打开玻璃门上的锁，放谈判专家进去。

昌西・雷诺兹给他在附近的酒店安排了一个房间，谈判期间让他在那里休息。他今天从酒店带了一保温瓶的咖啡。稍晚一点，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就会出现，然后会去熟食店给他买一份早餐。她回来的时候，早餐都还是热的。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谈判的每一个阶段，都被如实地汇报给了英国军情六处。

八点三十分，一个闪烁的红灯告诉他，阿布迪先生来电话了。加里斯・伊万斯从来都不喜欢自己被乐观的情绪左右。以前他就失望过。不过他想，他确实和索马里的中间人快要就五百万美元赎金达成一致了。这个数目他得到了完全的授权。汇钱不是他的事，有别人会处理。他知道，在离那一带海岸不远处，有一艘英国的护卫舰，到时候可以护送马尔默号到安全的区域。

“你好，阿布迪先生，我是加里斯・伊万斯。有新消息给我吗？你今天比平常早。”

“确实有新消息，加里斯先生。非常好的消息。最好的。我的委托人同意只要五百万美元了结此事。”

“那太好了，我的朋友。”他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不显得太喜悦。这是他做成的案例中最快的一次了。“我想，我可以让他们今天就汇款。所有的船员都好吗？”

“是的，都很好。就是有点……你们英语怎么说……油膏里有黄蜂[55]，不过并不严重。”

“我想，英语是用的‘苍蝇’或者‘问题’。不过不用管它，‘黄蜂’也可以。这个黄蜂有多大，阿布迪先生？”

“那个瑞典男孩，那个实习生……”

伊万斯浑身僵硬。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正往这边走，手里拎着早餐。伊万斯伸出手，制止了她。

“你是说奥夫・卡尔森。出了什么问题，阿布迪先生？”

“他不能回来了，加里斯先生。我的委托人……我恐怕……这和我无关……他得到一个报价……”

“卡尔森出了什么状况？”伊万斯的声音完全没有往日的好情绪了。

“我恐怕他已经被卖给了南部的伊斯兰青年军。不过不用担心，加里斯先生。他只是个实习生。”

加里斯・伊万斯取下耳机，身体前倾，把自己的脸埋进双手。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放下他的早餐，离开了。

奥珀尔特工坐在车门和贾玛之间。传教士在另外一头。没有“巡洋舰”上那样的减震悬架，敞篷车压过每一处坑洼或是石头都会猛然弹起，左右乱晃，车体剧烈震动。他们已经开了五个小时，时间已经快中午了。天气很闷热。车上曾经有过空调这件事，早就成为“历史档案”了。

传教士和贾玛都在打瞌睡。如果不是颠簸，奥珀尔也会睡着的。现在他错过了。

传教士醒了，他把身子前倾，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了些什么。他说的乌尔都语，不过意思很快就表达明白了。从马尔卡离开后，他们一直保持纵队前进。他们的车是四辆中的第二辆。司机的肩膀被拍完之后，车子便偏离了前面那辆车的轨迹，朝另外的方向开去。

奥珀尔朝外面和后面看了看。第三辆和第四辆都做了同样的动作。座位的安排和在“巡洋舰”上不同。司机在最前面，传教士、贾玛和奥珀尔一起坐在司机后面的长条座位上。那三名保镖和萨塞德的优素福坐在后面敞开的车厢里。

从天上看下去，所有这四辆车看起来都一样。和索马里其他皮卡的相似度也在百分之八十。车队的另外三辆敞篷车都是从马尔卡当地租来的。奥珀尔知道有无人机，他在摩萨德特工学校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训练。他开始有些干呕。

贾玛警惕地看着他。

“你没事吧？”

“太颠了。”奥珀尔答道。传教士也朝这边看过来。

“你要是晕车的话，就坐到外面去。”他说道。

奥珀尔打开自己旁边的车门，把上身探了出去。沙漠里的风把他的头发都吹到了脸上。他朝卡车后面的车厢伸出手，一个巴基斯坦壮汉抓住了它。他被悬在急速转动的车轮上方，片刻之后就被拽进了车的后部。贾玛探过身，从里面把门重重地关上。

奥珀尔脸色苍白，冲着三名巴基斯坦保镖和一只眼的优素福笑了笑。他们都没搭理他。他从自己的长衬衣里面拽出他在木麻黄树林拿到的东西。这东西他已经用过一次了，这会儿他又把它戴上了。

“我们跟踪哪一辆，长官？”提问已经变得非常紧急。全球鹰调宽了镜头，沙漠看起来离得更远了。四辆卡车全在画面的边缘。忽然，追踪者觉得其中一辆敞篷车有些碍眼。

“那个人在干什么？”他问道，“第二辆车。”

“看来他是爬出车外透气，”军士长奥德答道，“他戴上了个什么东西。一个棒球帽，长官，鲜红色。”

“对着二号车推近镜头，”追踪者猛然喊道，“不用管其他车了。他们都是掩护。跟着二号车。”

镜头移向了第二辆皮卡。它被放在了画面的中间。镜头慢慢拉近，车后面的五个人变得越来越大。其中一个人戴着顶红色的帽子。观测人员能分辨出非常模糊的“纽约”二字。

“上帝保佑你，奥珀尔。”追踪者深深吸了口气。

武官住在伊肯纳姆。每天早上他都要在这里的乡间小路上跑个五英里。今天他刚跑完回来，就被追踪者“抓”住了。时间是早上八点。武官之前是“呼啸之鹰”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上校。

“我肯定认识他。那可是个好人。”

“你有他的私人电话吗？”

武官翻着自己的黑莓手机，念了个号码给他。片刻之后，追踪者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一名英国少将。追踪者希望能和他见面谈。

“来我的办公室。九点。”

“一定到。”追踪者说道。

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的办公室设在奥尔巴尼军营。奥尔巴尼军营位于奥尔巴尼街，就在优雅的摄政公园住宅区。一道十英尺高的院墙将军营里的建筑和马路隔离开来。对开的大门有卫兵站岗，很少对陌生人开放。

追踪者没有考虑太多，他没穿军装，坐出租车去的。卫兵仔细看了看他的大使馆通行证上面的军衔，打了个电话，然后才让他进去。另外一名士兵领着他进入主楼，爬上二楼，来到后面的指挥官办公室。

两个人年龄大致相仿，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看起来都是个性刚强的人，身体素质也很好。英国人比中校高两级，他穿了件长袖上衣，衣领领角上别着代表总参谋部的领花。两个人都有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身经百战的气质。

威尔・查姆尼起初是一名警卫，然后调到了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他通过了极其严格的课程筛选，然后做了三年D中队第十六小队的指挥官。

简单来说，在部队里，军官或者“鲁伯特”不能选择再回原部队，除非他得到邀请。可查姆尼回来了，升任中队长，正好赶上解放基斯马尤和之后的塞拉利昂特别行动[56]。

他和皇家特种空勤团的特种小队一起，通过伞降，营救出一组被叛军俘虏的爱尔兰士兵。叛军虽然孤立无援，但他们的营地在丛林的深处。这帮嗑药的叛军称自己为“西部男孩”，不到一小时就伤亡了一百多人，最终撤入丛林。他第三次去位于赫里福德皇家特种空勤团基地时，已经是团指挥官了，军衔也升至上校。

他和追踪者面谈时，制下的特种部队一共有四支：皇家特种空勤团、皇家特种舟艇团、特种支援大队以及联合特种侦察团。

由于他在特种部队担任军官时，在赫里福德基地期间三次任务所表现出来的高度适应性，阿富汗赫尔曼德地区和英国本土的空中突击部队均由他指挥。

他听说过追踪者，知道他就在城里，也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虽然技术行动支援局领先一步，但铲除传教士长期以来都是联合行动。传教士在英国的土地上，已经煽动了四起谋杀事件了。

“我能为你做什么？”通常的礼节和握手之后，他问道。

追踪者的回答同样简短。他需要帮助，而且安全许可不是问题。特种部队指挥官静静地听着。他一开口就直击要害。

“你有多少时间？”

“我估计是到明天拂晓前。这里和索马里之间有三个时区，那时候索马里刚过正午。今晚我们就能消灭他，不然我们就重又失去他，而且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了。”

“你们正在用无人机跟踪他？”

“我们说话的这会儿，一架全球鹰就在他脑袋顶上。我相信他停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夜里了。那里晚上有十二个小时，前半夜六个小时，后半夜也是六个小时。”

“不能用导弹？”

“没错。和他一起乘车的，还有一名以色列特工。必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说得委婉些，如果损失了他，摩萨德会不高兴的。”

“这不奇怪。你肯定不想去惹那些麻烦。那你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些什么？”

“开拓者。”

查姆尼慢慢扬起一道眉毛。

“HALO[57]?”

“我想，这是唯一能够奏效的方式。您在那一带现在有开拓者吗？”

开拓者可能是英国军队最鲜为人知的部队，规模最小，只有三十六个人。成员大多选自空降部队，然后进行再训练。训练极其严酷，极少有人能幸存下来。

他们共分为六组，每组六人。即使加上他们的支援部队，总数也不超过六十人。从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能在常规部队数英里之前行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他们比美军先头部队还要深入战区六十英里。

在地面时，他们使用简装强化版路虎，用“沙漠红色”伪装，他们叫它“小手指”。一个战斗小组有两辆小手指，每辆车三个人。

或者他们也可以通过HAHO[58]方式进入战区。离开飞机后就开伞，然后操纵伞翼“飞行”很远的距离，无声无息地进入敌占区，像麻雀一样从天而降，不被人发现。

查姆尼将军把电脑屏幕转向自己，在键盘上敲了一会儿，然后紧盯着屏幕。

“我们碰巧有一个小组在塞迈里特[59]，是沙漠入门训练课程。”

追踪者知道塞迈里特，那里有美军的一个空军基地，在阿曼的沙漠里。1990年至1991年，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期间，那里是美军的一个中转站。他在脑子里合计了一下，特种部队选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四个小时就能到达吉布提。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美国空军基地。

“您需要什么样的许可才能把他们借给山姆大叔？”

“最高级别的。”特种部队指挥官说道，“派去那里的话，我估计，需要我们的首相批准。如果他说可以，那就可以。其他所有人都只会把信息向上通报。”

“那谁最能说服首相？”

“你们的总统。”将军答道。

“那如果他能说服首相的话呢？”

“那内阁就会给防务大臣下达命令，然后是国防参谋部长、总参谋长、作战部长，然后是我。然后我就做我该做的事。”

“那会花掉一整天时间的。我没有一整天。”

特种部队指挥官想了一会儿。

“你看，那些小伙子们正在返程的路上，途径巴林和塞浦路斯。我可以让他们改变路线，经吉布提去塞浦路斯。”他看了下表，“索马里时间，现在是下午一点。如果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出发，日落时分就能在吉布提降落。你能找人接待一下他们，给他们加油吗？”

“绝对没问题。”

“你们付账？”

“我们买单。”

“你能去那儿给他们介绍情况吗？包括照片和目标？”

“我亲自去。我在诺斯霍特机场有一架格鲁曼商务机。”

查姆尼将军微微一笑。

“想飞去那里，只能那样了。”运输机后机舱的座位和石头一样硬，这两个男人都有过太多经历了。

“我必须走了。我得打很多电话。”

“我来让大力神转向。”特种部队指挥官说道，“我不会离开办公室。祝好运。”

三十分钟后，追踪者回到大使馆。他冲进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看着屏幕上面坦帕拍下的照片。传教士的敞篷车还在赭石棕色的沙漠里颠簸前进。那五个人还坐在车后面，其中一个带着红色的棒球帽。他看了看表。伦敦时间上午十一点，索马里时间下午两点，华盛顿时间才刚刚早上六点。格雷・福克斯睡得正美呢。去他妈的。他拨通了福克斯的电话。接电话的声音显然还没睡醒。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七个电话了。

“你想怎么样？！”他冲着电话嚷道。追踪者向他解释今天早上在伦敦发生的一切。

“拜托……让总统去和英国首相说，请首相帮个小忙。并且授权我们在吉布提的基地以全力配合此事。”

“那我就必须先把海军上将弄醒！”格雷・福克斯说道。他说的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

“对你来说这只是早上七点，可他是个水手，老早就醒了。三军总司令为了保持健康，每天起得很早。他会接电话的。就让他去和他在伦敦的朋友讲讲，帮个忙。朋友就是派这样的用场的。”

追踪者还有别的电话要打。他告诉诺斯霍特机场的格鲁曼飞机的驾驶员，让他草拟一份去吉布提的飞行计划；然后向伦敦格罗夫纳广场下的大使馆基地停车场订了辆车，三十分钟之内出发去诺霍特机场。

他最后给佛罗里达的坦帕去了个电话。虽然他不是电子专家，不过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是能做到的。他要在格鲁曼客舱里装个东西，通过坦帕的地堡控制索马里沙漠上空的全球鹰。他无法接收视频，但他需要实时掌握最新的皮卡穿越沙漠和它的最终停泊地信息。

他告诉吉布提基地的通信中心，他要一条和坦帕地堡的直线，要有音频和视频信号。他还要求吉布提配合自己和即将到来的英国伞兵。基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美国武装部队的影响，这些他全办到了。

美国总统做完早锻炼，冲了个淋浴，然后接了来自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电话。

“我们为什么需要他们？”听了将军的请求，他问道。

“该目标是您在今年春天的时候选定的目标之一，长官。选定时，只知道他是‘传教士’。他煽动了八起在美国本土的暗杀事件，其中包括巴士屠杀事件，车上有很多中情局工作人员。我们现在知道他是谁，在哪里。但是他可能会在拂晓时分再度失踪。”

“我想起他来了，海军上将。不过到下一个拂晓还有差不多二十四个小时呢。我们自己派人去那儿来不及吗？”

“索马里现在不是拂晓，我的总统，那里现在差不多是日落时分。这支英国部队碰巧就在那一带，他们在附近有训练任务。”

“我们不能用导弹吗？”

“友军情报机构的一名特工正和目标同行。”

“也就是说距离目标非常近，而且是近身的？”

“这是唯一的法子，长官。我们在现场的人是这样说的。”

总统犹豫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知道这样的帮忙就是欠了个人情，将来总要还的。

“好吧，”他说道，“我会打电话的。”

英国首相在唐宁街的办公室里。现在是下午一点，他有个习惯，穿过议会广场去下议院之前，午餐要吃点清淡的沙拉。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首相的私人秘书接过唐宁街总机转来的电话，把手罩在话筒上，说道：

“是美国总统。”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个人之间的交往，互相都很熟悉。这种交往虽然不是必须的，但是非常有用。他们两人的妻子都很时尚，孩子年纪也都不大。彼此寒暄问候，询问了近况。伦敦和华盛顿都有看不见的工作人员，记录下了对话的每个字。

“大卫，我想请你帮个忙。”

“说吧。”

美国总统的话不超过五句。要求很奇怪，首相有些惊讶。电话是通过送话器打的，内阁大臣、高级文职官员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的上司。官僚们讨厌意外。对可能的结果需要认真考虑。让开拓者在他国伞降可以被认为是战争行为。不过，是谁在统治索马里那片蛮荒之地？没有人称得上。他摇了摇手指，警示众人。

“我必须和我的人核实一下。二十分钟内给你回电，我肯定。”

“这会非常危险，首相。”内阁大臣说道。他说的不是那些涉及到的士兵，而是指国际影响。

“让国防参谋长和军情六处处长依次来我办公室。”

首先来的是那位职业军人。

“是的，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也知道他们的请求，”他说道，“威尔・查姆尼一个小时之前告诉我了。”

他想，首相应该知道谁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

“那么，我们做得到吗？”

“当然可以。只要他们在开拓者们进入目标区域之前能提供准确的情况介绍就行。这件事由我们的盟友负责。如果他们有架无人机在对方头顶，那就能把目标看得一清二楚。”

“开拓者目前在哪里？”

“在也门那边，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不到两个小时航程。他们将在那里着陆加油，也可以到时听取详细的介绍。如果负责的年轻军官对情况满意，他会告诉奥尔巴尼军营的威尔，并请求许可。但这个许可只能您来下达，首相。”

“一小时内我会给你最后的决定。我的意思是，我会给你政治决策。技术层面的决策需要你们这些专业人士作出。我要打两个电话，然后再联系你。”

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或者就叫“六处”）的人来了，不是处长，而是阿德里安・赫伯特。

“处长不在国内，首相。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朋友们处理此事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能帮到您什么吗？”

“你知道美国人的请求吗？要借我们的一支部队，开拓者。”

“是的，”赫伯特答道，“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做了大量监听工作，首相。”

“那你也知道美国人不能用导弹，是因为在那个匪徒的随从里有一名西方的特工？”

“是的。”

“他是我们的人吗？”

“不是。”

“还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吗？”

“日落时分，可能会有一名瑞典商船的职员到达那附近。他是一名人质。”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首相。”赫伯特答道。他脑子里想着，这事之后要给布尔斯特罗德奖励。

“这事办得到吗？营救出两个人，消灭目标？”

“这是一个军事问题。这样的事，我们都交给军队处理。”

首相不是那种眼光不够犀利、看到不好处的政客。如果英国开拓者能从那里救出瑞典职员，瑞典人肯定会非常感激。这种好意可能会直接上呈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后者可能会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及此事。不会造成任何弊端，一点危害也没有。

“我会批准此事，由军队去考虑可行性。”十分钟之后，他告诉了国防参谋部部长。然后，他给椭圆形办公室回电话。

“可以了，”他告诉总统，“如果军队说这能做到，开拓者就是你们的了。”

“谢谢，我不会忘记的。”白宫的那个男人说道。

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挂断的时候，格鲁曼双引擎飞机已经进入了埃及领空。飞越埃及和苏丹之后，飞机降低高度，朝吉布提飞去。

三万三千英尺高空之上，飞机外面的天空依然很蓝。太阳还在西方的地平线上，像一只红色的喷火球。不过在索马里境内，太阳已经就要落到地平线之下了。追踪者的头戴式耳机里传来坦帕的声音。

“他们停下来了，中校。敞篷车开进了一个小村子。它在埃塞俄比亚边界和海岸线之间，周围几英里之内，什么都没有。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大概有二十座泥坯的房子，一些灌木，还有一个羊圈。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名字。”

“你确定他们没有继续走吗？”

“看来是这样，没有再走。他们都下了车，在伸胳膊伸腿。我把焦距拉近了，能看见目标中的一个在和一些村民说话。戴红色棒球帽的那个小伙子在摘帽子。等一下，另外两辆敞篷车从北面接近。太阳就快下山了。”

“用全球定位系统锁定村子。在你进入红外监控之前，趁着最后的阳光，从尽可能多的角度，给我拍一组多种比例尺的照片，然后把它传送到吉布提基地的通信室。”

“遵命，长官。执行命令。”

副驾驶员从飞机甲板上走了过来。

“中校，我们刚刚接到吉布提控制中心的呼叫。一架印有英国皇家空军标记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刚刚在阿曼降落。”

“告诉吉布提，好好照顾他们，给大力神加满油。告诉英国人，我马上就到。顺便问一句，预计离到达时间还有多久？”

“刚刚飞过开罗，长官。大约九十分钟后就能抵达机场。”

窗外，太阳已经落山了，没有月亮。几分钟之内，南苏丹、东埃塞俄比亚和整个索马里都将被笼罩在漆黑的夜里。

第十五章

沙漠在白天热得像烤炉，晚上却能寒冷刺骨，不过吉布提的位置有阿登暖流，所以气候比较温和。基地指挥官派了一名美国空军上校到格鲁曼舷梯旁接追踪者。追踪者穿了件浅色热带沙漠迷彩服，当他跟着空军上校穿过停机坪，来到工作区为他准备的两间屋子时，他惊讶于这儿的夜晚竟如此凉爽。

除了这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秘密行动，还有他必须全面配合技术行动支援局的军官，以及该名军官是杰米・杰克森中校之外，美国空军总部事先告诉基地指挥官的情况非常少。这个名字是追踪者自己选的，因为他有这个名字的所有配套证件。

他们经过了英国皇家空军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除了飞机尾翼上有一个标准的圆形标志外，再没有其他标志了。追踪者知道，它来自空军特种联队第47中队。借着飞行甲板上的微光，队员们选择留在了飞机上，喝着真正的英国茶，而不是美国人提供的那种。

他们从机翼下经过忙碌的地勤人员，走进指挥中心。“全面配合”指令的一部分也包括迎接这六位外形邋遢的英国“自由落体”速降伞兵。他们这会儿正聚在一起，看着墙上一排照片。

一名相貌温和的美军军士长转过身，向他们敬礼。从他的臂章上看，他是通信方面的专业军士。追踪者向他还礼。

追踪者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这六名英国人都穿着沙漠迷彩服，但谁都没有军衔，或是部队的徽章。他们的脸和手都被晒得黝黑，下巴上都是胡茬儿。除了其中一个人脑袋光得像个桌球之外，全都头发乱糟糟的。

追踪者知道，他们其中一定有个人是初级军官，负责指挥这支部队。他想，最好把手上这件事直截了当和盘托出。

“先生们，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杰米・杰克森中校。你们的政府，通过你们的首相，慷慨地允许我，今晚借用你们和你们的服务。你们谁负责指挥？”

他想，如果提到首相能引起任何的谦卑，那他就选错了部队。六个人中的一个迈步向前。他说话的时候，追踪者认出了他的声音。那种声音源自多年前的一所私立学校。聪明的英国人总是反着说，称它为公学。

“中校，我叫大卫，负责指挥。在我们的部队，不使用姓氏、军衔，也不敬礼。当然，除非拜见女王。”

和那个白头发的女王相比，追踪者明白自己永远无法企及。所以他说道：

“好的。只要今晚你们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叫我杰米。大卫，你给我介绍一下吧？”

另外五个人中，有两名中士，两名下士，一名士兵。尽管他们从来都不使用军衔，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专长。皮特中士是医护兵，具备的医疗技能不仅限于急救。另外一名中士叫巴里，他是各种武器的专家，大块头，浑身肌肉结实，看起来就像是一头犀牛和一辆主战坦克的完美结合。下士戴，绰号“威尔士男巫”，负责通信，还背着各种增强开拓者能力的神奇玩意儿。一旦着陆，他负责与吉布提和坦帕保持联系，并确保卫星视频连接，使他们能够看见头顶上那架无人机能看见的情况。那个光头叫卷毛克里，他几乎是个天才的车辆技师。

年纪最小、军衔最低的那个年轻人起初在后勤部队服役，后来接受了各种爆破和拆弹培训。

追踪者转向美军军士长，指了指墙上的显示器，说道：“我要用这个通话。”

这是一面巨大的显示屏，正在显示坦帕郊外迈克迪尔空军基地无人机操控员所监视的画面。军士长递给追踪者一副耳麦。

“我是杰克森中校，我在吉布提基地，”他说道，“是坦帕吗？”

飞来这里的时候，他一直通过奥德军士长与坦帕保持联系。不过飞机向西越过了八个时区，所以轮值人员也换了。现在是一名女性，浓重的南方口音，甜得就像蔗糖上又洒了蜜。

“这里是坦帕，长官。操控员，专业军士简・奥尔布赖特。”

“我们都掌握了什么，简？”

“就在日落之前，目标车辆抵达一个独立的小村庄，周围什么也没有。我们清点了车里下来的人。车后部下来的有五人，包括那名头戴红色棒球帽的，另外三名从前面的驾驶室下的车。

“这队人的头领受到了村长的礼遇。然后光线慢慢暗了，人物外形变成了红外模式下的一些热源点。

“借助最后一丝余辉，我们发现另外两辆敞篷皮卡从背面抵达。他们一共八个人，其中一个被另外两人半架着。囚犯似乎是金色头发。天很快黑了，从南边来的人中的一个加入了从北面来的那一队。金色头发的囚犯和从北面来的那队人在一起。

“通过红外热源信号判断，院子中间停了三辆车，他们住在两侧的两座房子内。引擎热量逐渐消退，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两边屋里的人都没有再出现。唯一还可见的热源信号来自院子另一边的羊圈。还有些小的、四处游动的热源，我们认为那些是狗。”

追踪者谢过了她，走到显示器那儿。一架新换上的全球鹰正在实时监视这个村庄，这架RQ-4型的续航时间有二十五小时，足够长了，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红外光电摄像头，能看见下面任何活动的的东西。

追踪者花了几分钟，看着那些野狗呈现出的红色小点，在黑色的房子方框之间游走。

“你们有什么东西对付这些狗吗，大卫？”

“射杀。”

“那太响了。”

“我们不会打不中的。”

“有一只叫，就会影响其他狗，然后就都会狂吠起来。”

他转过身，冲着军士长。

“叫个人去医疗中心好吗？去要点可食用的强力速效麻醉剂。然后再去军需处弄几块生牛排。”

军士长去打电话。开拓者们互相看了一眼。追踪者走向那排照片，最后一张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

村子的颜色和当地的砂石一样，蒙着厚厚一层沙，确实很难发现。周围有些灌木林，这一片的中间便是它的生命之源——一口井。

黑色的阴影在落日的余辉中，自西向东拉得很长。三辆敞篷车在靠近水井的地方并排停着，依然清晰可见。车周围有几个人，不过不是十六个。其中一些人一定直接进屋了。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一共有八张，但画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知道进攻应选取的角度——南面。

马尔卡来的那些人住的房子在南侧。有一条小路从房子伸向沙漠。追踪者走到照片旁边，墙上钉了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有人已经帮着在沙漠的降落地点上标注了一个小红十字。追踪者让开拓者们围拢在他周围，花了三十分钟讲述他的构想。他没到之前，这些开拓者已经自己弄明白了其中的大部分。

不过他知道，这些具体情况原本需要研究好几天的，但他们现在必须在三个小时之内掌握。他看了看表，现在是晚上九点。出发时间最迟不能超过夜里十二点。

“我建议我们降落在目标以南五公里[60]。剩下距离强行军[61]抵达。”

他对英军俚语很熟悉，知道“click”代表“千米”，“tab”代表“强行军”。开拓者扬了下眉毛。

“你说的是‘我们’，杰米。”

“没错。我不只是飞来这里给你们作情况介绍。你负责指挥，但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们通常不和闲散人员一起跳伞，当然，要是这个闲散人员必须在队列里，那就只能把他绑在巴里身上。”

追踪者看了一眼面前俯视着自己的这个大块头。他不喜欢在刺骨寒冷的夜色里被绑在这个庞然大物身上，一路颠上五英里。

“大卫，我不是闲散人员。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兵。我亲历过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做过水肺深潜和高空速降跳伞。指挥时，你可以把我配置在任何你希望的地方，但我会与我的降落伞一起加入，我说明白了吗？”

“明白。”

“你想在什么高度出舱？”

“两万五千英尺。”

这是合理的。四台轰鸣的艾利逊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几乎无法被听见，对任何警觉的“听众”来说，都像是一架经过的民用航班。一半高度的话，听起来就如同拉警报了。追踪者只跳过一万五千英尺，这次可不一样。一万五千英尺不需要绝热保温服或是氧气瓶；两万五千英尺，必须装备那些。

“好的，那就没问题了。”他说道。

大卫让最年轻的提姆去外面大力神运输机那儿，回来时拿一套备用的装备。他们通常都会多带些装备，因为他们要在阿曼待十四天，然后才回国。大力神机舱里塞满了各种落地后可能有用的东西。几分钟后，提姆回来了，另外还有三个人，都穿着作战训练服。其中一人扛着一件开拓者们一直用的法国产BT-80降落伞。像所有的英国特种部队一样，他们有权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的装备。

这一次，除了法国产的降落伞，他们还选了美国的M4突击步枪，比利时勃朗宁十三发手枪，以及英国特种空勤团的标配战术匕首——卡巴军刀。

负责通信的戴会配备美制PRC-152型手持式无线保密收发报机，还有英国风暴公司生产的光电感应视频信号传送器。

距离出发还有两个小时。作战室里的七个人一件件穿戴起来，就像中世纪穿着铠甲的骑士，没人帮忙的话，几乎都无法挪动，这些装备最终都会被遗弃。

他们给追踪者找了一双跳伞靴。很幸运，他的身材很标准，其他的穿戴尺寸都很合适，没有问题。然后是卑尔根公司的背包，里面装着夜视护目镜、水、弹药、手枪和其他的东西。

在新来的那三个跳伞调度员的帮助下，他们把背包背在了身上，尤其照顾了追踪者。就像过去搀扶财主一样，他们会护送开拓者们去飞机斜坡板那儿，给他们系好绳索以免滑倒，然后看着他们起飞升空。

所有人都一言不发，一个个套上降落伞，卑尔根一个在背上，另一个在前胸，束带收得非常紧，一直勒到肉里。然后是自动步枪——枪口朝下——手套、氧气瓶和头盔。追踪者惊讶地发现，开拓者的头盔和他的摩托车头盔很像，开拓者这款只是多了个黑色橡胶氧气面罩在下面，护目镜也更像是他水肺潜水的眼罩。最后，他们又把装备脱了下来。

现在是十点三十分。从吉布提到他们要去攻击的索马里沙漠中的空降地点要飞五百英里，所以出发时间不能晚于子夜十二点。追踪者计算了一下，飞行时间要两小时，还要再加上强行军的两个小时，预计凌晨四点出击，那正好是他们的敌人睡得最熟、反应最慢的时候。他给他的六名同伴作最后的任务介绍。

“这个人是目标。”他说道，递上一张明信片大小的人物头像。所有人都仔细看着那张脸，记到脑子里。他们知道，六个小时之内，在索马里人臭烘烘的窝棚里，这张脸可能就会出现在他们夜视镜的微光下。明信片里向外看着的那张面孔是托尼・苏亚雷兹，他仿佛正在享受着十一个时区之外的加利福尼亚阳光。不过他们即将迎来的阳光和照片上的一样明媚。

“他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基地’组织目标，有经验的杀手，十分痛恨我们两国。”

追踪者走向墙上的那些照片。

“他乘坐一辆敞篷的皮卡车，从南面的马尔卡来。那里是伊斯兰青年军的地盘。就是这辆。同行的还有他的七个手下，包括一名向导。这件事结束后，向导会重新回到自己的组织。这样一来，目标一伙一共就有七个人。不过其中一个不会开火。在这群匪徒中，有一名第三国的特工，他为我们工作。他的相貌像这样。”

他递上另外一张大一点的照片。奥珀尔在马尔卡那座建筑物院子里朝天上看的时候，脸就对着全球鹰的镜头。这是他脸部的放大照片。

“希望他运气好，听到枪声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他很有可能会戴上他的红色棒球帽——就是你们在这里看见的。他不会和我们交火。任何情况下，不允许向他射击。一共还剩下六个人，他们全部会还击。”

开拓者们盯着那张黑色的埃塞俄比亚面孔，记忆着。

“那另外一伙人呢，头儿？”车辆专家卷毛克里问道，他新刮了脸。

“好的。无人机正在监视我们的目标和他的那伙人。他们住在这间屋里，村子场院的南侧。院子对面是他们来会面的那伙人。他们是从北方来的海盗，全都是萨塞德族人。他们还带来一名人质，从外形来看是一名年轻的瑞典商船实习生——就是这个。”

追踪者拿出他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是他从军情六处的阿德里安・赫伯特那儿拿来的，赫伯特是从布尔斯特罗德夫人那儿得来的。实习生的父亲哈里・安德森给他交了一份商船身份证的申请表，布尔斯特罗德夫人就是从那上面翻拍得来的。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金发男孩，穿着公司的制服，无辜的眼神盯着镜头。

“他在那儿干什么？”大卫问道。

“他是把目标引出巢穴的诱饵。目标随身带了一百万美元，想要买下这个男孩。他们可能已经完成了交易，这样一来，那个男孩就会在目标的屋里，而那一百万美元就去了院子对面。双方也可能约定在早上出发前进行交易。不管怎样，所有人留神一个金发男孩，不要朝他射击。”

“目标为什么想要这个瑞典实习生？”这次是那个大块头巴里。追踪者小心翼翼地组织语句回答。没有必要说谎，但要遵守原则——“有必要才知道”。

“几周前，北方的萨塞德人在海上劫持了他。目标告诉他们，想要在摄像头前砍下他的头，作为对我们这些西方国家的威胁。”

屋子里一下非常安静。

“这些海盗，他们也会和我们交火吗？”队长大卫又问道。

“一定会。不过我想，等他们被枪声弄醒，一定会因为他们喝了一肚子阿拉伯茶的劲儿而睡眼蒙眬的。我知道那东西要么让他们昏昏欲睡，要么让他们极端暴力。”

“如果我们对着他们的窗户进行长点射，他们一定不会认为是西方国家的伞兵到了，而是正被自己的生意伙伴攻击，好拿回钱，或者把男孩带走不给钱。我希望他们从院子那边向这边开火。”

“他们有多少人，头儿？我是说海盗。”

“我们数过，日落之前他们来了两辆敞篷车，从里面下来八个人。”

“那就是说，敌人一共有十四个。”

“是的，我希望他们从床上爬起来之前就死了一半。不要活口。”

六个英国人围在照片、图片和地图周围开会，互相低声交谈着。追踪者听到几句像是“锥形爆破”和“碎片手雷”的话。他知道，第一个说的是一种爆破厚重门锁的装置；第二个是指一种高爆碎片手雷。他们对照片中余晖里的村庄指指点点，照片已经被放大了。十分钟后，会议结束了。年轻的队长走过来，脸上带着微笑。

“走吧，”他说，“我们去穿装备。”

追踪者知道，他们同意进行的这次行动，是经美国总统请求，然后获得了他们自己首相的批准的。

“很好。”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话。他们离开作战室，走了出去。外面的天气依然很凉爽。他们在研究任务的时候，三名跳伞调度员很忙碌。机库的门开着，里面的灯光射出来，照着排成一条直线的七堆装备。这个顺序，就是他们走进大力神机舱的顺序，也是他们在两万五千英尺高空，自己跳入夜空的顺序——只是和走进机舱的顺序相反。

在跳伞调度员的帮助下，他们开始“爬”进各自的装备。稍微年长些的调度员对追踪者格外关照。他是一名有经验的中士，只知道他的名字是“约拿”。

追踪者是穿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热带迷彩服来到这儿的，那是他在格鲁曼商务机上换上的，现在，他在指导下，换上了那套备用的沙漠迷彩跳伞服。其他六人都已经穿好了。然后是各种负重，分量越来越沉。

约拿举起三十公斤重的降落伞，放到追踪者的背上，用搭扣把各组粗帆布带扣好，调整到正确的位置，然后收紧束带，直到追踪者感觉勒得不行才住手。两边的腹股沟位置各套了一组束带。

“别让睾丸碰到这里，长官。”约拿低声说道，“降落伞猛然打开的时候，伞兵的‘那家伙’如果在束带里的话，以后会觉得性生活实在太无趣了。”

“我一定照办。”追踪者说道，感觉了一下下面，以便确定腹股沟束带下面没有勒住别的东西。

下一件是卑尔根背包，这是挂在胸前的。它有四十公斤重，一下就把他坠得向前倾。背包的束带也要被紧紧地绑在胸部。追踪者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伞兵学校学习过，他知道所有这些都十分重要。

卑尔根背包在伞兵的胸前，所以他们必须先面朝下跳出。最终开伞时，降落伞从伞兵的背部升起，在他的上方打开。伞兵背朝下跳出的话，会直接钻进打开的降落伞，然后就像被裹尸布包着，坠地身亡。

卑尔根背包的重量主要是食物、水和弹药——后者是包括自动步枪的多余弹夹和手雷。背包里还有伞兵的个人用手枪和夜视镜。夜视镜在跳伞时绝对不能戴上，否则会被气流扯掉。

约拿给他装上氧气罐，通过软管能够给他戴着的面罩提供氧气。

最后是头盔和紧贴脸部的护目镜，这能保护他的眼睛不被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气流（他跳伞时就能感受到了）吹爆。然后，他们取下卑尔根背包，跳伞的时候再背上。

这七个人这会儿仿佛是从特效部门走出来的外星人。他们没法走路，只能蹒跚前进，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大卫上尉点了下头，队员们走过水泥地面，朝着等候的大力神运输机后舱走去。舱门已经开了，斜坡板也放了下来。

上尉发布跳伞顺序的命令。第一个是大块头巴里，因为他在这些人中最有经验。然后是追踪者，他后面是队长。剩下的四个人里，最后一个是另外一名中士克里，他也是个老兵，所以他不需要别人从背后照看他。

七名伞兵在三名调度员的帮助下，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斜坡板，进入C-130的机舱。还有二十分钟到零点。

机舱的一侧有一排红色的帆布座位，他们坐在上面。调度员继续做着各种检查。约拿对队长和追踪者非常关注。

追踪者注意到，机舱里现在非常暗。只有机库门上方弧顶的反光照进来。他知道，斜坡板抬起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坐在黑暗里了。他还注意到有些被固定住的板条箱。那是这只部队的其他装备，要带回英国的。在货物区和驾驶舱之间靠近墙的位置，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这是两名降落伞打包员。部队去哪儿，他们就去哪儿，为队员们拆伞、装伞。追踪者希望，给他背上降落伞打包的人真的了解自己的工作。伞兵里有一句古谚：永远不要和你的打包员争执。

约拿俯下身，打开追踪者伞包的上部，检查两根红色的棉线是否正常。都是密封的。皇家空军的中士把追踪者的氧气面罩连在飞机的供气孔上，然后点点头。追踪者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氧气面罩，觉得很贴合，气密性很好，他吸了一口气。

扑鼻而入的是一股近乎纯氧的空气。他们就一路呼吸这样的气体，直到跳伞的高度，以便将血液里的氮气都冲出来。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快速减压时产生减压症。约拿合上追踪者的氧气阀，然后走向队长，为他做了同样的检查。

外面传来剧烈的轰鸣声，四台艾利逊发动机点燃了起动电机，慢慢进入正常运转程序。约拿走向前，把追踪者膝盖上的安全带扣死。最后又为他把氧气面罩连上C-130的机载供气系统。

后面的斜坡板抬了起来，隔断了吉布提基地的最后一缕光线。“咔嗒”一声，空气阀关闭了。噪音越来越大，发动机咆哮起来。机舱里一片黑暗。约拿取出荧光棒，让自己和另外两名调度员坐到了位置上。他把背靠在了舱壁上。这时，大力神开始滑行了。

所有人都坐着，向后靠进各自降落伞的伞包里，四十公斤重的卑尔根背包放在腿上，他们就好像在噪音梦魇的重压下沉睡。机组人员开始检测飞机的襟翼，耳边传来液压检测系统的哀怨声，以及燃油喷射器的尖锐声响。

他们看不见，只能感觉——四引擎的主力机型调整了方向，开上主跑道。飞机停顿了片刻，机身有些向下沉，然后头部猛然跃起。虽然体型巨大，但大力神运输机加速非常快。滑行了五百码之后，它已经机头向上，离开了停机坪，然后开始以很陡的坡度爬升。

就算没有任何无用装置，最简单的飞机也无法和C-130相比。它没有隔音系统，没有暖气，没有加压系统，显然也没有餐车服务。追踪者知道，它会一直这么吵。不过等空气稀薄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冷。不过后面的密封舱不会。他脸上虽然戴了氧气面罩，但还是能闻到这里现在充满航空汽油的臭味。

队长在他旁边，解开了头盔的束带，把头盔拿了下来，然后拉出一副耳机戴上。卡槽里还有一副，他把它递给追踪者。

靠在前舱壁上的约拿已经戴上耳机了。他需要听着驾驶舱的动静，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准备P时间——“P”是指降落伞，意思是跳伞时间。追踪者和上尉能实时听见驾驶舱里传来的声音——那是第四十七中队的英军中队长，他和他的“大鸟”在地球上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起飞降落过。

“通过一万英尺高度，”他说道，“P时间，一百分钟倒数。”距离跳伞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晚些时候，他又说道：“高度，两万五千英尺。”时间又过去了八十分钟。

耳机阻挡了引擎的轰鸣，但温度已经降至几乎零度。约拿解开自己的束带，抓着沿舱壁的一根扶手杆走了过来。现在没办法交谈，一切都只能用手语。

他在七个人面前逐一做着手势。右手举高，食指和拇指做成“O”状，就像水肺潜水员。一切正常？开拓者们用同样的手势回答他。然后他举起手，握拳，用嘴吹了一下，握拳的五指张开，然后竖起五根手指，意思是：降落地点风速预计为五节。最后，他把拳头举高，五根手指张开了四次。意思是：距离跳伞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他演完《奥德赛》[62]之前，大卫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一个扁平的盒子塞到他的手里。约拿点点头，咧开嘴笑了。他拿着那个盒子，消失在驾驶舱的区域。他回来之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机舱里黑黢黢的，但还能看见他依旧咧着嘴。

十分钟之后，他又起来了。这一次他在七个人面前伸出十个手指。七个人点点头，抱着卑尔根背包，全都站了起来。然后他们转过身，先把四十公斤重的背包支在座位上，然后提到胸前，用束带绑紧。

约拿走上前来给追踪者搭把手。他帮追踪者收紧束带，直到美国人觉得自己的胸部要碎了。可是，俯冲时的速度会有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不能有任何东西移位，哪怕只有一英寸。然后，他帮追踪者把机载供氧换成了追踪者自己的氧气罐供氧。

这时，追踪者听见一个新的声音，很吵——引擎的轰鸣声中传来机载送话系统播放的音乐，声音非常响。追踪者现在知道刚才大卫交给约拿拿去驾驶舱的是什么了，那是张CD。C-130宽大的机舱淹没在瓦格纳铿锵有力的歌剧《女武神》里。

七个人沿机身的右侧站着，听着打开密闭阀时发出的沉闷的金属声，这意味着斜坡板放下来了。约拿和他的两名调度员助手把各自的绳索挂好，以免滑出机外。

斜坡板缓缓下沉，机舱后部出现了一个车库门那么大的张口，冲着外面的天空。一股刺骨的狂风呼啸而入，中间夹杂着航空汽油和汽油燃烧的臭味。

追踪者站在队列的第二位，就在大块头巴里身后。他越过领头伞兵的肩膀朝外面望去。那里除了令人晕眩的黑暗，刺骨的寒冷和噪音的轰鸣，什么也没有。机舱里回荡着铜管乐器演奏的响亮的《女武神》乐曲声，他们即将踏上去往瓦尔哈拉殿堂[63]的疯狂之旅。

现在是最后一次检查。追踪者看见约拿张着嘴，但他听不见一个字。顺着队列，排在最后的卷毛克里为他前面的伞兵提姆检查，确保他的同伴的降落伞和氧气没有问题。然后他喊道：“七号完毕。”

约拿肯定是听见了，因为他朝提姆点点头。提姆同样为自己前面的医护兵皮特检查。相互之间的检查沿着队列次第进行。追踪者感觉到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也同样为自己前面的巴里做了检查。

约拿这会儿站在大块头的前面，脸冲着他。追踪者给巴里做最后的检查时，他点了点头，朝旁边迈出一步。没什么事要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七名伞兵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扔进索马里沙漠上方五英里的夜空。

巴里朝前迈了一步，放低姿态一跃而下，消失了。队列之所以彼此挨得那么紧，是因为在空中，过宽的间隙可能会十分危险。黑夜之中，三秒钟的间隔就可能让两名伞兵相距过远，彼此再也看不见对方。遵照之前的讲解，巴里的脚后跟消失不到一秒钟，追踪者就跟着跳了出去。

他的感官立刻就回来了。半秒钟不到，噪音就没了，C-130的四台艾利逊发动机和瓦格纳，全消失了。替代它们的，是夜空的宁静，只有他坠落的身体加速超过时速一百英里时的风声划破这一片沉寂。

他觉得正在飞离的大力神运输机螺旋桨造成的滑流要把自己翻过来，先是脚被抬到了脑袋上方，然后又在“推”他的背。他努力抗衡着。方圆两千英里的沙漠都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所以尽管没有月亮，但沙漠里的星星显得又大又亮，一直放射出寒光，把天空也稍微照亮了点。

追踪者向下看去，下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影子。他知道在自己肩膀后面，最近的是伞兵队长大卫，依次向上是其他四个人。

大卫出现在了他的旁边，离他只有几臂远。他采用羽箭一样的姿态以提升速度，朝巴里追去。追踪者也采取同样的姿势。慢慢的，眼前的那个大黑影离得更近了。巴里的姿势像个海星。他戴着手套，双手握拳，手臂和腿半张开，以减缓坠落的速度至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上尉和追踪者与巴里高度一致时，也像巴里一样换成了海星一样的姿势。

另外四个人也一个一个加入了进来，大致形成了一个梯形编队。他看到上尉看了一下手腕上的高度表。高度表根据沙漠上空四周的气压进行数据变换。

高度表显示，编队刚刚降到了一万五千英尺。不过追踪者是看不到的。他们将在五千英尺高度开伞。作为领先跳下的伞兵，巴里的任务是第一个开伞，同时还要用他的经验和微弱的星光，找出一片尽可能平坦且没有石头的降落区域。

即使是从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用自由落体的方式坠落，时间最多也只有九十秒钟。巴里现在只比其他六个人的高度稍低一点点。他扫视着朝他迎面而来的地面。其他人慢慢地组成锯齿状交错阵型，互相之间保持目视的距离。

追踪者把手伸进自己降落伞包的口袋里，以便确定他能够着降落伞的开伞装置。开拓者们不用D型拉环开伞。他们用无液气压计的压力激发开伞。不过机械装置会出故障——也确实出过。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的速度坠落，没有时间去发现那些小玩意儿坏了。大卫和其他人都更愿意手动开伞。

追踪者伸手去摸的就是这个东西。那是块降落伞形状的布，连在一根绳索上，放在伞包顶部的口袋里，很容易够到。把它扔进滑流里，它就会把整个BT80从伞包里拖出来，展开。

在他下方，追踪者看见巴里到达了五千英尺的高度，降落伞打开了——夜色的包裹中，隐约闪烁着一点灰色。他用眼角的余光看见大卫把自己的开伞浮标扔进空中，然后消失在了自己的上方。

追踪者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几乎同时，他就感觉到巨大的降落伞猛地把他向后拉去——或者只是看起来是那样。事实上，降落伞只是减慢了他的坠落速度。这种感觉就像开车高速撞上墙，安全气囊瞬间弹出。不过这只持续了三秒钟，然后他就开始漂浮了。

BT80和伞兵部队在军事演习中跳伞使用的半球型的降落伞完全不同。它的形状像一块垫子，是用一块巨大的方形丝绸制作的滑翔翼。在一定高度打开后，能让伞兵滑翔至敌后数英里，雷达和肉眼都无法发现。

开拓者们喜欢它就是因为这个。另外还有个原因，它打开时没有声音，而其他的降落伞则会有类似甩鞭的声音。这会惊动伞兵下方的警卫。

在八百英尺的高度，伞兵上尉解开了自己的卑尔根背包。背包掉了下去，通过上面系着的绳索，挂在上尉下方十二英尺的地方。追踪者跟着照做。在他们头上更高些的地方，另外四个人相继都照此行动。

星光下，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看着扑面而来的地面，十分清楚。“扑通”一声，卑尔根背包砸到了沙地上，他立刻开始最后的制动动作——他把手向上伸出，抓住控制翼伞的两个手柄，使劲向下拉。降落伞向外展开，速度慢了下来，使得他可以在接触到地面后迅速跑动。之后降落伞不再保持形态，折了起来，软塌塌地落在了地上，绸布和尼龙绳缠成了一堆。他松开胸部和腿部的束带，降落伞包的剩余部分也掉在了沙地上。它已经完成了使命。六名开拓者在他周围做着同样的动作。

追踪者看了看表，凌晨两点零四分，如期按计划完成。不过部队编队进行强行军需要花不少时间。

七套降落伞必须收集起来，还有那些已经用不上的头盔、氧气面罩和氧气罐。他们把这些堆在一起，三名开拓者把它们用石头遮盖起来。

他们从卑尔根背包里取出手枪和夜视镜。因为星光足够亮，所以行军时并不需要这些。不过在对村子发起进攻时，这些装备能将漆黑的夜晚变成淡绿色的白昼，给他们提供无法匹敌的优势。

威尔士技术奇才戴正在仔细检查自己的装备。因为有了先进的科技，他们的任务才比有无人机之前简单了。

在他们脑袋顶上的某个位置，有一架RQ-4型全球鹰无人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通过坦帕的迈克迪尔空军基地控制着它。全球鹰盯着追踪者他们，也盯着那座小村庄，它能同时看到这两个目标。通过体温，它能侦测到任何有生命的物体，并把它用一个圆形的白色光点显示在画面里。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把坦帕观测到的一切拍成了图像，拼接起来，通过音频和视频传送到了吉布提的通信室。戴正在设置，测试他和吉布提之间的无线电直联。这样吉布提就能告诉他：他们的确切位置，那个村子在哪里，降落地点和村庄之间的行进路线，以及目标所在区域是否有什么活动。

他低声和吉布提说了一会儿，然后向其他人做了报告。两名操控员都能看到他们——沙漠里有七个白色的圆点。村子没有任何动静，看来都睡得正香。房子外面没有人，屋子里他们侦测不到。不过村民们的财产——一群羊、四匹驴子和两只骆驼——都在圈里，或是用绳子拴在外面空地上，他们看得很清楚。

有一些比较小的圆点四处游动，那些是野狗。距离村庄有四点八公里，最佳行进路线是朝指北针的北偏东二十度角方向。

伞兵队长自己有席尔瓦指北针和SOPHIE热成像系统。尽管有坦帕的保证，他还是打开了它，用热成像仪的光束在他们周围扫描了一圈。所有人都僵在了那里——成像仪上出现了一个小圆点，就在巴里选择作为着陆点的这个沙漠盆地边沿的沙脊上。

相对人类而言，这个点太小了，但如果是一个窥视的脑袋，就足够大了。不过那个东西低低地吼了一声，消失了。是一只沙漠豺狼。两点二十二分，他们组成一路纵队，朝北面走去。

第十六章

卷毛克里是尖兵，他负责在发现敌人时给出警示，其他人跟在他后面，采用散兵队形行进。不过一个敌人也没碰上。队长大卫走在第二位，一直拿着热成像仪在左右两侧挥动。不过再没有其他温血生物出来亮相了。

戴背着他的通信器，他把它放在卑尔根背包顶部的小背囊里，就在他的脑袋后面。他一个耳朵里塞着耳机，随时听着坦帕通过吉布提传来的任何消息。吉布提方面这会儿正在平流层上面看着他们呢。三点五十的时候，他走到大卫旁边，小声说道：

“还有半英里，头儿。”

背上背着四十公斤的负重，他们弓着身子，又走了八百码。他们正走着，天上开始有云，光照水平随之降低。

上尉停了下来，一只胳膊轻轻挥了挥，示意停下。其他人立刻在沙地里蹲下。大卫取出一只单筒夜视镜，朝前方望去。他发现了目标——一座低矮的方形房子，是那个村子的。席尔瓦指北针指引他们来到目标的入口。

星光逐渐暗淡下来。上尉收起单筒望远镜，取出护目镜戴上。其他六个人也都跟着戴上。眼前的景物变成较为明亮的浅绿色，但视野变得很狭窄。夜视仪的功能在于捕捉周围环境中极其微弱的光源，把它集中在当前的视野里。佩戴者会失去空间感，看左边或者右边任何东西都必须转头。

已然发现目标，伞兵们就不再需要卑尔根背包，而只需要里面的弹药和手雷。他们把背包放到地上，轻轻脱去肩带，在迷彩服的所有口袋里都塞满弹药。M4自动步枪和手枪已经换好了装满的弹夹。

他们所看到的，和之前在吉布提时全球鹰为他们定格的各个角度的画面完全一样。大卫和追踪者沿着从村子中心伸向沙漠的小路，一起匍匐向前。这条路的另一头，在道路的左侧有一间大屋，那是村长的房子，现在住着传教士那伙人。

一只小野狗沿着路向这边跑过来，然后停下来嗅着。又来了一只。它们很脏，可能都有狂犬病。它们一直都在垃圾堆里找吃的，吃粪便，或者在宗教节日杀羊的时候吃些羊下水。它们又闻了闻，怀疑外面有什么东西，不过还没开始叫，以至于让所有的狗都一起狂吠示警的地步。

追踪者从胸前的口袋里拿了些东西出来，然后像棒球投手一样朝那些狗扔过去。东西掉到了小路的沙地上，轻轻地发出“砰”的一声。两只狗都跳了一下，不过叫之前又闻了闻。是生牛排。它们走上前来，又再闻了闻，第一块肉被领头的那只一口吞了下去。另外一只跟它的朋友一样，一口把第二块肉吃掉了。

追踪者冲着小路的路口把肉一块块扔过去。又有狗来了，一共九只。它们看到自己的头领吃了肉，也都跟着吃了。追踪者一共准备了二十块。每只狗有两块还富余，野狗们各自至少吃到了一块。它们吃完还继续闻着，看还有没有。

最开始吃的那两只开始晃悠了，四肢发软，侧着倒在地上，腿轻轻地抽动了一会儿，最终完全不动了。剩下的七只也一样。从扔第一块肉开始，十分钟之内，所有的狗都晕了过去。

大卫爬了起来，蜷着身示意向前。他端着枪，手指搭在扳机上。其他五个人跟着他。巴里扫视了一下屋外。没有任何东西在动，只有村子的深处传来驴子的哼哼声。面前的敌人要么是在睡觉，要么是在打埋伏。追踪者觉得是前者。从马尔卡来的人对于这个村子来说也是陌生人，狗也会对他们叫的。追踪者是对的。

攻击小队走上小路，向着左边的房子靠过去。那是面对院子的第三幢房子。他们带着面具，能够辨别出小路尽头有扇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厚木板做的门。门旁边有些骆驼刺一类的灌木丛。木门分左右两扇，但没有锁。大卫用手指推了推。门没有动，是从里面栓上的。这种方式很原始，但很有效，得用破门装置。上尉指了指门，朝负责军需用具的提姆示意了一下，向后退去。

提姆拿着一个小圆环。他把那东西放在左右两扇门的缝隙处。如果门是金属的，可以用磁铁或者油灰。这扇门是木头的，所以他用的是图钉。不能槌击，只能用拇指按压。他把小圆环固定好，安好引信，挥了挥手，让其他人退后。

其他人向后退了十五英尺，蹲在地上。爆破用的是聚能炸药，所以爆破时爆炸力不会向外。太安[64]塑胶炸弹的冲力向前，能在一瞬间像链锯一样切断木头。

爆破时的声音那么低，让追踪者觉得很是惊讶：“咔”的一声，非常轻，就像树枝折断一样，门内的门闩被炸断了。前面四个人轻轻推开门，闪身进去。院子里停着三辆皮卡车，驴都拴着，羊在圈里。提姆和戴留在外面，控制着这片区域。

伞兵上尉在最前面，追踪者和他并排站在一起。有三个人从地上爬起来，半梦半醒的。夜晚的寂静被处于自动模式的M4自动步枪打破了。这三个人都是从马尔卡来的那伙。他们是传教士的保镖，还没站直就挂了。里屋门后面传来喊叫声。

队长停顿了一下，以便确认三个人都死了。皮特和卷毛克里从小路上进到屋里。追踪者踹开里屋的门，冲了进去，一边祈祷奥珀尔无论是在哪里，听见了刚才那通扫射，已经趴在地上——最好是在床底下。

屋里有两个人。和外面的人不一样，他们睡在床上——那种很简陋的用厚木板搭的简易床，上面盖着驼毛的毯子。两个人已经起来了，不过屋子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其中一个身材魁梧，他是第四名保镖。显然他负责值夜，应该没有睡，只是打个盹，并没有睡沉。他站了起来，握着把手枪，朝这边开火。

子弹掠过追踪者的脑袋，匪徒打中的其实是夜视镜射出的光。光线经夜视镜放大很多倍后，再从光口位置射出，就像是头戴式探照灯。追踪者立刻开始盲射，用的自动模式，从右到左扫了过去。子弹击中了这两个人，一个是第四名巴基斯坦保镖，还有一个应该是传教士的私人秘书贾玛。

提姆和戴站在院子的出入口，按照事先的约定，朝院子那边的房子射击。房子里是从加拉阿德湾来的那些萨塞德人。两名伞兵一通长点射，子弹从每扇窗户里打了进去。窗户上没有玻璃，都是毯子，用钉子固定住。两个人知道射击的高度在床的上面，所以迅速更换了新弹夹，等着敌人回击。他们没有等多久。

追踪者听见屋里传来低低的窸窸窣窣声，有人在动。他转身朝向那里。那是一张带轮子的矮床，抵在墙角。底下有个人，戴了顶棒球帽。

“待在那儿，”他喊道，“别动！别出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停止了，那顶帽子缩了回去。

追踪者转过身，冲着自己后面的三个人。

“这里完事了，去帮忙对付北方的那伙匪徒吧。”

外面院子里有六名加拉阿德湾来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被马尔卡来的那伙人出卖了，端着AK-47朝院子这边射击。他们躲在停着的三辆车和驴子之间。那些驴子被缰绳拽着，后腿直立，大声叫着。

不过他们在暗处，这会儿星星都被云彩遮住了。提姆和戴各自发现了一个，便朝他们射击。枪口喷出的火光足以让另外四名匪徒发现他们。匪徒们的俄制冲锋枪喷出了火舌。提姆和戴迅速趴下。皮特、克里和上尉刚来到小路上，看见AK-47的火舌，也立刻趴下。

从斜坡的位置，五名伞兵发现了另外两名正在跑动的匪徒。第五个人子弹打光了，停下来换新弹夹。他在羊圈边上很显眼，两发M4自动步枪的子弹直接爆了他的头。

最后一个人蜷缩在其中一辆敞篷车的后面，在视线之外。交火停了下来。那个人试图在黑暗中寻找目标。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有夜视镜，他从引擎前面探出头来，就像一个绿色的足球。又是一发子弹，打爆了他的脑袋。

四周一下安静下来。海盗的房间里一点动静都没了。伞兵们有八个目标，击毙了六人，还差两个。他们不惜冒着受伤的危险，准备冲过去。不过没有必要了。他们听见村子后面的路上传来更多枪声，一共三枪，每枪间隔不到一秒。

巴里对村里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他跳起来，放弃在小路外围的警戒，绕到房子后面。他戴着夜视镜，看见三个人影从海盗房间的后面跑出来。两个人穿着长袍，第三个跌跌撞撞的，不断在乞求什么，被两个索马里人架着跑。他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巴里连问都没问，从骆驼刺灌木丛那儿站起身，等他们跑到离自己二十码的距离，直接开火。先打中的是那个一只眼睛的优素福，他端着AK-47。后面一个年纪大一些，胸口中了两枪，事后证实，他就是那个恶魔阿弗里特。

大块头伞兵走向他射杀的目标，来到那个男孩身边。金黄色头发的男孩就在两具死尸中间，他缩成一团，像胎儿一样轻轻地哭泣着。

“没事了，孩子，”饱经战阵的军士长说道，“都结束了，是时候送你回家了。”

军士长试着让他自己站起来，可男孩的两条腿不争气，于是军士长把男孩像玩具一样搁在了肩膀上，大步跑回村子里去。

追踪者通过夜视镜看着屋里。所有从马尔卡来的人都死了，除了一个人。房子的侧面有一个出入口，不是门，只是个洞，上面挂了条毯子。

追踪者一个滚翻钻了过去，蹲在屋内的枪手可能的射击线之下。进屋之后，他贴着门端枪前进。没有人开枪。

他朝房子四下看了看。这是最后一间屋，也是最好的一间，是村长住的。屋里有张床，床上罩着床罩，不过上面没有人。毯子被掀在了一边。

屋里还有个壁炉，里面还有些余烬，从夜视镜里看去，闪着刺眼的白光。屋里有一把大扶手椅。木头做的。一名老者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他们对视了几秒。老人说话了，非常地镇定。

“你可以开枪打我。我老了，我的时候到了。”他说的是索马里语。但追踪者懂阿拉伯语，也能听懂。他用阿拉伯语回答道：

“我不想开枪打你，酋长。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老人毫无畏惧地凝视着他。显然他看见的是一个怪物，穿着沙漠迷彩服，还有青蛙一样的眼睛。

“你是卡菲勒，可你会说《古兰经》的语言。”

“是的，我在找一个人，一个非常坏的人。他杀了很多人，包括穆斯林、妇女，甚至孩子。”

“我见过他吗？”

“你见过他，酋长。他就在这。他的眼睛——”老人肯定从来没有见过琥珀，“颜色就像新采的蜂蜜。”

“啊——”老人鄙夷地摇了摇手，就像是要撵开他不喜欢的东西，“他穿着女人的衣服跑了。”

有那么一瞬，失望如同一记重拳，击中了追踪者。逃跑了。他裹了一身波卡[65]藏在沙漠里，肯定找不到。忽然，他注意到老人的目光扫了一下上面，追踪者立刻明白了。

村里的女人用井水洗衣服时，不会晾在院子里。院子里养着羊，会去吃骆驼刺，那会把衣服刮成碎片。所以她们在屋子的平顶上搭了个晾衣架。

追踪者穿过屋子，走出房门。房子侧面有一截向上的楼梯。他把M4靠在墙上，拔出手枪。他穿着防滑伞兵靴，上台阶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追踪者爬上房顶，四下观察。一共有六个晾衣架。

晦暗之中，他仔细看着所有的东西。女人的波卡、男人的头巾搭在两根支架上晾着。有个人在动，他又高又瘦，穿着白色的巴基斯坦长灯笼裤。追踪者能看见他的脑袋和浓密的胡子。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三件事，速度之快险些要了追踪者的命。

一轮满月最终从云朵后面冒了出来，亮得令人炫目。追踪者的视力瞬间就毁了——光线经夜视镜聚集之后，使他短暂失明。

面前的男人朝他冲过来，追踪者扯掉夜视镜，举起自己的十三发装勃朗宁手枪。袭击他的人右手高举，手里握着的东西闪着寒光。

追踪者扣下布朗宁的扳机，撞针向前撞去——枪膛里是空的！哑火了！他又抠了一下，还是空的！太罕见了，不过还是有这个可能。他知道自己的弹夹是满的，但枪膛里没有。

他用空着的左手抓住一条棉纱笼，团成一团朝砍下的刀锋扔过去。刀碰到了挥舞开来的棉布，缠到了一起，砍在追踪者肩膀上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锋利了。追踪者右手扔掉勃朗宁手枪，从大腿右侧的刀鞘里抽出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战术匕首——这差不多是他从伦敦带来的唯一还在身边的装备了。

络腮胡子的男人用的不是也门双刃弯刀，那种刀比较短，有弧度，主体部分都是装饰。他用的是索马里短刀，一种刀口锋利的大匕首，只有索马里人才用。这种刀两下就能砍断一只胳膊。刀尖非常锐利，一下就能从前到后捅穿人体。

袭击他的人改变了刀的握法，就像街头混混一样，手腕拧动，把刀刃放低，准备向上挑刺。追踪者的视力恢复了，他注意到面前的这个男人光着脚，这会让人在黏土做的屋顶上站得更稳。不过追踪者自己穿着胶底防滑伞兵靴，不会输给他。

很快，索马里短刀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从左侧下部，朝追踪者的腹部袭来。不过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用自己的左手迎上对方的手腕，抓住了它，刀尖离自己的身体只有三英寸远。他感觉到对方也抓住了自己的右手腕。

传教士比他小十二岁，一直像苦行僧一样在山区生活。如果比蛮力的话，传教士会赢。索马里短刀的刀尖又向追踪者的上腹部靠近了一英寸。追踪者想起了他在布拉格堡伞兵课程的教官，他除了教高空速降跳伞外，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有一次在士官俱乐部，他喝了两三杯啤酒，士官跟他说过，“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黎波里以南地区的人都不太会打架。他们只会用刀，不知道怎么用头和鼻梁。”

追踪者把头向后仰，然后猛地向前撞去。前额疼了一下，他知道那会肿个包，不过他听到了另外那个人的鼻梁碎裂的声音。

追踪者挣脱抓着他手腕的那只手，腾出手来向后掣肘，然后猛地向前挥出。战术匕首干净利索地插进对手的身体左侧，就在第五和第六根肋骨之间，正中心脏。那双充满仇恨的琥珀色眼睛就在追踪者的眼前，离他只有几英寸远。生命之光逐渐暗淡下来，脸上只留下他难以置信的表情。

月光下，追踪者看见琥珀色的眼睛渐渐变成了黑色。手上的匕首也随那个人身体的重量向下坠去。他想起了重症监护室床上的父亲。追踪者伏过身去，嘴唇就在黑色的络腮胡子上方，他用低低的声音说道：“永远忠诚，传教士。”

开拓者们组成环状防御阵型，一直等到天亮。坦帕的监控员向他们确认，没有任何朝他们这个方向的敌对行动。整个沙漠有的只是那些豺狼。

队员们取回自己的卑尔根背包。皮特还取回了自己的急救包，对获救的实习生奥夫・卡尔森进行医疗救治。男孩在加拉阿德的地窖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被寄生虫感染了。除了惊吓过度，还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皮特只能尽力而为，还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实习生躺在床上，在熊熊的炉火前，他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沉沉睡去。

卷毛克里用手电仔细检查了院子里的三辆敞篷车，有一辆被M4自动步枪和AK-47打成了筛子，显然没法再开了，另外两辆还可以开。他检查完发现，车上都有五加仑装的汽油罐，足够开几百英里。

天一亮大卫就和吉布提联系，向他们确认他的小队可以驾驶两辆敞篷车去埃塞俄比亚边境。如果他们能够抵达，过了边境，在沙漠里就有一条简易飞机跑道，这是他们事先确定的最佳撤离地点。卷毛克里估计，如果没有受到攻击，加上加油和换轮胎的时间，大约要开两百英里，也就是十个小时。C-130大力神运输机早就返回了，吉布提向他们确认飞机会在那里等候他们。

特工奥珀尔——就是那个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终于免除了日益危险的卧底生活，感觉十分轻松。伞兵们打开食品包，吃了顿还不错的早餐——主要是有温暖的壁炉，还有几大杯又浓又甜的奶茶。

尸体都被拖到了院子里，留给村民们去掩埋。传教士的身上有一大卷索马里当地货币，他们把它给了村长，作为所有一切的补偿。

他们在传教士逃上房顶的那间屋子的床下，发现了那个装着一百万美元现钞的箱子。伞兵队长说，他们在沙漠里扔掉的那些降落伞和跳伞装备价值五十万美元，回去找也不是个好主意，他们能不能不归还战利品？大家都表示同意。

拂晓的时候，他们给还在昏睡的奥夫・卡尔森准备了一张轮床，把它放到了一辆敞篷车的后部。七个卑尔根背包被装到了另外一辆车上。然后他们和村长道别，离开了村子。

克里的估计非常准确。从村庄到埃塞俄比亚边界花了八个小时。他们越过边境时，坦帕告诉了他们，并且指引他们开去那个简易的飞机跑道。其实那并不是飞机跑道，没有水泥，只是大约一千码长的平地，地上都是坚硬的砾石，没有控制塔，没有机库，只有一个风向袋在蒸笼天的微风里间歇摆动。天热得要死。

他们首先看见的，就是奥加登沙漠的跑道尽头那架标有皇家空军第四十七中队标志，宽敞“舒适”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距离他们有一英里。他们走近飞机，飞机后部的斜坡板已经放下，约拿和他的两名调度员助手，还有两名打包员，一路小跑出来迎接他们。不过没有活计给他们做了：五万英镑一个的那七顶降落伞都没了。

他们意外地发现，大力神运输机的旁边还停着一架白色的比奇空中国王商务机，机身印着联合国世界粮食援助计划署的标记。飞机旁边站着两个人，穿着沙漠迷彩服，皮肤晒得黝黑，这两名士兵各自的肩上，都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六角星。

两辆卡车停了下来。坐在头一辆皮卡车后面的奥珀尔跳下车，朝那两个人跑过去，疯狂地和他们抱在一起。追踪者有些好奇，他走了过去。

以色列少校本尼没有自我介绍，不过他知道这个美国人是谁。

“就一个问题，”追踪者说道，“然后我就说再见。你们是怎么让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为你们工作的？”

少校看起来有些惊讶，仿佛这是想当然的事。

“他是法拉沙[66]，”他回答道，“和我一样是犹太人。”

追踪者隐约想起来，大约是上一代人的时候，这个埃塞俄比亚犹太小部落一直在谋求从埃塞俄比亚和他残忍的独裁统治者手中独立。他转身朝向那个年轻的特工，向他行了个军礼。

“那么，谢谢你，奥珀尔。Todah rabah, mazel tov.[67]”

比奇先飞走了。燃料足够它飞到埃拉特。大力神随后也飞走了。两辆破旧的皮卡车被丢了下来，随便让哪个游牧部落的人碰巧路过捡去吧。

坦帕的迈克迪尔美国空军基地地堡里，奥德军士长坐在那儿看着他们起飞，他还看见有个车队从东边开过来。一共四辆车，朝着边境的方向。那是伊斯兰青年军的追击部队，不过他们行动得太晚了。

奥夫・卡尔森被送进吉布提技术最先进的美国基地医院，直到他的大亨父亲乘专机抵达，前来接他。

追踪者和六名开拓者道了别，然后登上自己的格鲁曼商务机，经伦敦的诺斯霍特机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华盛顿。皇家空军们睡了一天。油加满了，他们又可以出发了。

“如果我再有什么疯狂的事要干，能再喊你们跟我一起吗？”追踪者问道。

“没问题，伙计。”提姆说道。美军中校想不起自己最后一次被一名列兵叫作“伙计”是什么时候了。不过他很喜欢这个称呼。

子夜刚过，他的格鲁曼就起飞了。飞机越过利比亚海岸之前，他一直在睡觉。飞机一路追着升起的朝阳，飞向伦敦。现在是秋天，北弗吉尼亚的树叶肯定都变成了红色或者金色，他真高兴自己又能再看见那些美丽的景色。

尾 声

当氏族首领的死讯传遍加拉阿德，马尔默号上的萨塞德人径自离开上岸了。伊克鲁德船长不需要解释，他抓住这个机会，起锚驶向公海。萨塞德人敌对氏族的攻击小艇试图再次劫持马尔默号，一架英国驱逐舰上的舰载直升机从海平面上飞来，巨大的轰鸣声让他们的脑袋又有了新想法——他们立刻就被吓跑了。驱逐舰护送马尔默号抵达安全的吉布提港口。它在这里加好油，和别的商船一起，继续自己的航程。

阿布迪先生也听说了海盗头子的死讯。他告诉了加里斯・伊万斯。男孩被营救的消息也已经传开了。接着是马尔默号逃逸的消息。伊万斯立刻停止支付那五百万美元。时间刚刚好。

阿布迪已经收到了自己的第二个一百万酬劳。他退休了，去了突尼斯海岸的一座舒适的别墅。六个月后，匪徒闯了进去。他试图阻止他们，被当场打死。

穆斯塔法・达达里在凯斯内斯“短暂逗留”之后，被释放了。他被蒙着眼睛送了回来，扔在了伦敦的大街上。然后他碰上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一名警官拒绝相信他这段时间不是在自己的别墅里，原因是他无法证明自己是在别处。警官认为达达里对自己遭遇的解释是荒唐可笑的。另外一件，是他收到了驱逐出境的法令。

开拓者们回到了他们在科尔切斯特的基地，继续他们的事业。

奥夫・卡尔森完全康复后，开始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父亲的公司，但再也没有出过海。

爱丽儿发明了一个防火墙，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渗透。他一下在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小也很难理解的圈子里变得非常有名。他的系统被广泛应用于银行、国防承包商和政府部门。在追踪者的建议下，他聘请了一名诚信睿智的职业经理为他获取了很多专利合同，过着非常舒适富庶的生活。

爱丽儿的父母搬进了一座更大些的平房，他还是和他们住在一起，依旧讨厌外出。

克里斯托弗・基特・卡尔森中校、杰米・杰克森、追踪者，这些名字都不再用了。他从部队退役，娶了一位漂亮的寡妇，开了家公司，为那些富豪海外旅行提供个人安全服务。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再也没有回到过索马里。

致 谢

由衷感谢所有为我在本书中所写的内容提供帮助的人。

和往常一样，这些人当中，差不多有一半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但无论你们是生活在阳光下，还是在阴影中工作，我都对你们充满感激，你们自己知道我说的是谁。

马上扫描读客图书二维码，并回复“暗杀名单”，就可以读到本书作者弗·福赛斯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erweima

[1]大撒旦：伊斯兰教极端激进分子对美国的称呼。——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萨伊德（shahid）：《古兰经》中意为见证者，也用于指代殉教士。

[3]黎德寿（1911—1990）：越南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1970年2月开始在巴黎与基辛格秘密会谈，后任巴黎和谈越方首席代表春水的顾问。

[4]阿亚图拉・霍梅尼（1902—1989）：革命家、政治家，1979年领导伊朗革命推翻美国支持下的伊朗王巴列维政权，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国领袖。

[5]绿色贝雷帽：美国陆军中规模最大的特种部队，真正的名字是美国陆军突击队。

[6]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简称。

[7]黑九月：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策划实施过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

[8]红色旅：意大利极左翼恐怖组织。

[9]萨拉菲斯特：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主义教派。

[10]谢赫：阿拉伯语中的一个敬称。

[11]印沙安拉：阿拉伯语，“如果真主意欲”。

[12]卡菲勒：在伊斯兰教用语中意为“不信教者”、异教徒。

[13]毛拉：在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毛拉是对知识分子的尊称，相当于汉语的“先生”。

[14]普什图语、达里语：两种语言均为阿富汗语言。

[15]沙伊赫考特山谷：位于巴基斯坦东北部。

[16]马扎里沙里夫：位于阿富汗北部，邻近乌兹别克斯坦边境。是阿富汗北部最大的城市与交通枢纽和商业、文化中心。

[17]格雷・福克斯是Gray Fox的音译，意思就是“灰狐狸”。

[18]南瓦济里斯坦：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一片山区，地理条件复杂。

[19]公元639年，伊斯兰教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为纪念穆罕默德于622年率穆斯林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决定把该年定为伊斯兰教历纪元，并将伊斯兰教历命名为“希吉来”，在阿拉伯语中有“迁徙”之意。

[20]恰巴提：一种薄面饼，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人的日常主食。

[21]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城市。与伊斯兰堡连为一体，构成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大城市区。

[22]赛义德·库特布（1906—1966）：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之父，是近代伊斯兰主要思想奠基人。是伊斯兰世界与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齐名的人物。

[23]扎卡维：本・拉登副手，“基地”组织三号人物。

[24]伊玛目：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尤指穆斯林社群领袖或清真寺内带领教徒做礼拜的人。

[25]即AK-47冲锋枪。

[26]普什图瓦里：指普什图人不成文的行事准则。

[27]额手礼：印度或伊斯兰国家的人弯腰并将右手掌放在额前的一种礼节。

[28]希巴女王：又称示巴女王，传说是一位阿拉伯半岛的女王，在与所罗门王见面后，慕其英明及刚毅，与其有过一场甜蜜的恋情，并孕有一子。传说中的希巴女王有两种形象，一是惊艳绝伦，一是丑陋无比。

[29]指地图上用蓝色标识的区域。

[30]邦特兰：位于索马里的东北部。事实上，邦特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地氏族1998年7月发表自治宣言，在努加尔州地区的加洛威建立了自治政府。

[31]意指美国人向来都很着急。

[32]戈兰旅：以色列国防第一旅。

[33]阿拉伯排：以色列国防军组建的一支假想敌部队。

[34]内盖夫：以色列南部地区，大部分是干旱的高原。

[35]维齐尔：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

[36]苏丹：某些穆斯林国家统治者的称号。

[37]幽灵中心：纽约曼哈顿的著名合住房大厦，1984年因成为《捉鬼敢死队》的取景地而被称为幽灵中心，并成为纽约地标性建筑。

[38]弗朗兹・法农（1925—196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相信暴力革命是第三世界结束殖民压迫和文化创伤的唯一途径。

[39]斯瓦西里语“你好”的意思。

[40]斯卡格拉克海峡：位于北欧的一个海峡，其北面是挪威，东面是瑞典，南面是丹麦的日德兰半岛。

[41]三个都是美军无人机机型。

[42]拉克代夫群岛：印度的群岛，在阿拉伯海东南部。

[43]链：海事长度单位，一链等于一百八十二点五米。

[44]希伯来语里的“祝你好运”。

[45]奥加登：位于埃塞俄比亚东部索马里州，大多数居民为索马里族群和穆斯林。

[46]阿勒颇：叙利亚西北部城市。

[47]桑迪·胡克枪击案：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48]伊斯兰集团：埃及逊尼派伊斯兰教运动，使命是推翻埃及政权，代之以伊斯兰政权。

[49]哈瓦利吉派：伊斯兰教早期教派之一。

[50]舒拉亚：卫星通信系统，其卫星网络覆盖包括欧洲、北非、中非、南非大部、中东、中亚和南亚等一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全球三分之一的区域。

[51]骑士桥：伦敦市中心西部的一条街道。

[52]普尔：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

[53]鲁伯特：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和特种空降团曾在行动中投下大量假人伞兵，以迷惑德军，那些假人就叫鲁伯特。

[54]德哈比希尔：索马里最大的转账公司。

[55]英语谚语，意为美中不足。

[56]2009年9月，英国对塞拉利昂“西部男孩”叛军组织的营地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击毙了二十五名叛军，并成功解救了六名被扣押的英国维和士兵和一名塞拉利昂政府军军官。

[57]HALO（High Altitude Low Opening）：就是俗称的高跳低开，是一种跳伞战术。通常在一万米以上高空跳伞，是特种部队在渗透等任务中喜欢选用的方式，可以使飞机在雷达搜索范围外，也就是通常对空导弹的射程之外，降速快，较难发现跳伞者，必须配备专用的装备和伞具才能完成。

[58]HAHO（High Altitude High Opening）：高开高跳，和HALO具有同等的危险性，都在一万米以上跳伞，但开伞高度在九千米左右。

[59]塞迈里特：阿曼地名。

[60]作者此处用词为“click”。

[61]作者此处用词为“tab”。

[62]奥德赛：古希腊长篇史诗巨著，这里是对约拿行为的一种幽默比喻说法。

[63]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

[64]太安：PETN，是一种威力强大的猛炸药，爆轰能力强，机械感度高。

[65]波卡：阿拉伯地区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女性的传统服饰，穿上后，妇女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只能透过眼前一小块网纱看东西。

[66]法拉沙：埃塞俄比亚犹太人。

[67]希伯来语里的“非常感谢，祝福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课 : 黑色宣言 / (英) 福赛斯 (Forsyth,F.) 

著 ; 舒云亮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99-7502-3

      Ⅰ. ①间… Ⅱ. ①福… ②舒…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32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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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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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299号

书  名 间谍课：黑色宣言

著  者 （英）弗·福赛斯

译  者 舒云亮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刘 雨 夏文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08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02-3

定  价 5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二部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尾 声

附录 主要人物表

献给桑迪

第一部

第一章

那个夏天，一小条面包的价格超过了一百万卢布。

那个夏天，庄稼连续三年歉收，恶性通货膨胀也已经到了第二年。

那个夏天，在俄罗斯边远地区，已经有人饿死在了偏僻的小巷子里。

那个夏天，俄罗斯总统在豪华轿车里突然发病，因远离医院而无法获得及时抢救；一个老清洁工从办公室里偷走了一份文件。

自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是1999年的夏天。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汽车喇叭响了好几声，看门人才慌忙地跑出小屋，费力地拉开内阁大楼沉重的木门。

总统警卫员摇下车窗，大声要求看门人打起精神。黑色的长车身梅赛德斯-奔驰600穿过拱门进入了老广场。坐着另外四名警卫员的俄制海鸥牌轿车紧随其后，可怜的看门人举起手，自认为还算像样地向第二辆车行了个军礼。随后，两辆车便都绝尘而去。

俄罗斯总统切尔卡索夫独自坐在奔驰汽车的后座上，陷入了沉思。汽车的前排坐着他的民兵司机和阿尔法小组安排给他的私人保镖。

死气沉沉的莫斯科郊区朝后退去，迎面而来的是乡间的田野和树木，俄罗斯总统陷入了深深的忧郁。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自从他赢得总统职位、取代了身体每况愈下的鲍里斯·叶利钦，入驻这间办公室以来，已经有三年了。在这期间，他眼见着自己的祖国落入经济衰退、贫困潦倒的境地，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

1995年冬天，他担任总理时，叶利钦便亲自任命他为“专家治国”型总理，希望他能够有效地治理经济。而那时的俄罗斯人已经跑去投票站，选举新一届的议会——或者说——国家杜马了。

国家杜马的选举很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权力已经逐渐从议会转移到了总统手中，这都要归功于鲍里斯·叶利钦。这位大个子西伯利亚人曾在1991年8月的政变中爬上一辆坦克。虽然政变失败，但他不仅赢得了俄罗斯人的支持，还被西方人奉为民主斗士，也因此，他为自己谋得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四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指望的人。

叶利钦在三个月里犯了两次心脏病，靠药物维持生命，躺在麻雀山（以前叫列宁山，位于莫斯科东北面）的诊所里。他通过电视观看了议会的选举情况，目睹了自己的手下在代表中被挤到第三位。这种选举结果并不像在西方民主环境中那样至关重要，在叶利钦的改革下，大部分实权其实已经掌握在了总统的手中。和美国一样，俄罗斯总统也拥有行政权；不同的是，美国国会可以对白宫行使否决权和决定权，但这在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叶利钦可以凭法令统治国家，而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不过，议会选举至少让人看清了当时风是往哪个方向吹的，对1996年6月举行的更为重要的总统选举，也预示了某些趋势。

讽刺的是，1995年冬天，作为新生力量重新出现在了政治地平线上的，是共产党。历经共产党人的七十年统治、戈尔巴乔夫的五年改革，以及叶利钦的五年执政，俄罗斯人民萌生怀旧之情，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

根纳季·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将过往描绘成一幅光明的图景：工作稳定，工资有保障，物价更便宜，秩序也更井然。对于克格勃的专制、古拉格群岛上的奴隶营，以及对所有民主运动和言论自由的镇压，倒是绝口不提。

俄罗斯选民对一度被视作救星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说起“民主”的时候，人们已经嗤之以鼻。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生活中充斥着的腐败行为和肆虐全国的犯罪活动，都已经证明了这一切都是谎言。经过议会的选票统计，隐秘的共产党人在杜马中占据最多席位，因此有权指派发言人。

另一个极端，显然是与其针锋相对的新法西斯党。讽刺的是，这个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党派，被叫作自由民主党。在1991年的选举中，这个粗鲁而又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竟以古怪的举止和低俗的措辞，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不过现在，他的光环正日渐暗淡，尽管如此，他领导的政党还是在议会选举中占据了代表人数比例的第二位。

位于这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还有许多个对自己所引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紧握不放的中间党派。他们属于第三大党派集团。

然而，这些选举的真正目的，是为1996年的总统竞选铺路。参与杜马选举的党派一共有四十三个，大党派的领袖都已经认识到，得有一个联合纲领才能有最大的赢面。

夏天来临前，共产党人已经与他们的天然朋友——农业党和农民党——结盟，组建了社会主义联盟（SU）。这个组织的称呼很巧妙，使用了前苏联（USSR）缩写中的两个字母。其领导人依然是久加诺夫。

极右翼的党派也在谋求联合的机会，这却遭到了日里诺夫斯基的极力反对。“疯子弗拉基”【1】认为，他不需要其他右翼党派的帮助就能取得总统职位。

与法国的选举一样，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也分为两部分。第一轮是所有候选人互相竞争，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有资格进入第二轮的决定性竞选，得第三名就等于输了。结果，日里诺夫斯基得了第三名。极右翼党派中，那些更为精明的政治思想家们对他很不满。

十二个左右的中间党派则结成了民主联盟。1996年的整个春天，他们都在怀疑，鲍里斯·叶利钦的身体状况是否还能参加竞选并赢得总统连任。

后来，历史学家把他的下台归咎于一个问题——车臣战争。

十二个月前，因为一个深山部落里自封为王的好战领袖坚持要脱离莫斯科、彻底独立出来，恼羞成怒的叶利钦派遣俄罗斯陆军和空军，对该处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战争。车臣人制造的麻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们的抗争可以追溯到沙皇甚至更早的时代。然而，历代沙皇的屠杀并没有把他们消灭，即便最残忍的约瑟夫·斯大林也没能把他们征服。面积不大的车臣虽然多次遭到破坏，车臣人也曾多次被逐出家园并遭受屠杀，但他们幸存了下来，仍在不断战斗。

调集俄罗斯武装力量对车臣人发动全面进攻是个鲁莽的决定，它未能很快取得辉煌战果，却是两败俱伤。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被彻底摧毁了，一列列火车从战场上运回了装有俄军士兵遗体的尸袋，这一切都被记者们用相机和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虽然首府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车臣人依然靠着从腐败的俄罗斯上将们那里买来的武器，全副武装。他们躲进地形颇为熟悉的大山深处抵抗搜捕。当年曾试图侵占阿富汗的那支俄军，如今又在高加索山脉的荒山野岭遭遇惨败，如同发起越战的美军一样狼狈不堪。

如果鲍里斯·叶利钦是想通过发动对车臣的战争，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俄罗斯强人，那他真是失手了。整个1995年，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最终能获得胜利，结果却一次次落空。当俄罗斯人民目睹自己年轻孩子们的尸体从高加索山区运回来时，他们对车臣产生了强烈的愤恨，对未能打赢战争的国家领导人也有了敌意。

经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叶利钦在决选中重新赢得了总统宝座。不过，一年之后他就离去了。该职务落到了俄罗斯祖国党的领袖，“专家治国”型的约瑟夫·切尔卡索夫的头上。那时，祖国党已经加入了浩大的民主联盟。

切尔卡索夫似乎开局不错。他借鉴了西方许多优越的方面，尤其是金融信用制度，以此保证俄罗斯经济能良好发展。他接受了西方的劝告，最终与车臣达成和平协议。虽然报仇心切的俄罗斯人不愿意让车臣人就这样逃脱惩罚，但士兵们能返回家园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但是十八个月后，问题出现了，原因有两方面：首先，俄罗斯黑手党的劫掠变得越来越棘手，国家经济不堪承受；其次是另一次愚蠢的军事冒险。1997年下半年，占有俄罗斯百分之九十的财富的西伯利亚威胁说，要脱离俄罗斯。

在俄罗斯的所有省份中，西伯利亚最不安分。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在那些几乎从未被开发过的永冻土层下，蕴藏着让沙特阿拉伯也会相形见绌的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此外，那里还有黄金、钻石、铝土矿、锰、钨、镍和白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西伯利亚依然是地球上最后的边界。

问题始于莫斯科最初接到的报告，说是一些日本人——但主要是韩国的黑帮密使——在西伯利亚地区到处徘徊、煽动分裂。切尔卡索夫总统听信了周围那些阿谀奉承者的愚蠢言论，犯了他的前任在车臣问题上类似的错误，向东面派遣了部队。这一举动导致了双重灾难：一是由于战争进行了十二个月却仍未取得军事成果，他不得不达成一项妥协：准许西伯利亚人对自己土地上的财富及所获取的收益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自治权和控制权；第二个后果则是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力图摆脱困境。到1999年夏天，九十年代中期那种五千卢布兑换一美元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1997年和1998年，库班农村黑土地上的小麦和其他作物连续两年歉收，西伯利亚的庄稼又因为游击队炸坏了铁轨而无法运出，烂在了地里；城市里，面包的价格则在不断上涨。切尔卡索夫虽然还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但他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

在农村，粮食原本至少能保证村民们自给自足，实际情况却最为糟糕。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基础设施分崩离析，农场被弃置，肥沃的土地上杂草丛生。火车沿途停靠时，农民——主要是老人——一哄而上，兜售家具、衣物和小摆设，以此换取钱币乃至食物，但买者寥寥。

在国家最为耀眼的首都莫斯科，穷困潦倒的人们在莫斯科河沿岸的码头和穷街陋巷里露宿。警察——在俄罗斯叫民警——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打击犯罪活动的职责，他们努力把那些人收容起来，用火车把他们送回老家去。可仍有更多的人不断来到莫斯科，寻找工作、食物和救济，其中许多人沦为乞丐，死在了莫斯科的街头。

1999年早春，西方国家终于对这个无底洞般的国家停止了经济援助，外国投资者，甚至黑手党的伙伴，也都纷纷撤离。俄罗斯的经济就像被多次掠夺过的战争难民一样，在路边躺着，死于绝望。

这就是炎热夏日乘车前往休憩居所度周末时，切尔卡索夫总统思索着的灰暗前景。

司机熟悉这条通往乡间宅邸的道路。出了乌索沃，在那儿的莫斯科河边，树荫下的空气特别阴凉。多年前，在莫斯科河的这段弯道两岸的茂密森林里，曾有许多苏共政治局的党务大员们的度假别墅。俄罗斯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变化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由于汽油昂贵，路上的车辆不是很多。他们遇到的卡车尾部都排出浓重的黑色烟雾。经过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后，他们跨过一座桥，然后沿着河边的公路行驶。河水在夏日的烟雾中静静地流向他们身后的那座城市。

五分钟后，切尔卡索夫总统觉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汽车里的空调已经开足，他还是按下按钮打开了紧贴着脸的后车窗，让自然风吹进来。外面的空气更热，他的呼吸稍微顺畅了一些。隔屏前的司机和警卫员什么都没察觉到。通往佩里德尔基诺的岔路出现在了右手边，经过这个岔路口时，俄罗斯总统一头栽向左边，横倒在了座椅上。

司机首先注意到的是，汽车的后视镜里看不见总统的脑袋了。他向警卫员低声说了些话，警卫员转过身看。奔驰汽车随即开到路边停了下来。

后边的海鸥汽车也停了下来，担任过前苏联特种部队上校的警卫队队长从汽车前座跳下，跑了过来。其他人也都下了车，拔出枪，围成了个保护圈。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校跑到奔驰汽车旁时，警卫员已经打开后车门，正要探身进去。上校猛地把他拉开，好亲自察看。总统半斜半卧，双手攥住胸口，双目紧闭，呼吸急促。

离这儿最近的拥有顶级医疗设备的医院，是位于几英里外麻雀山上的国家第一诊所。上校坐到昏迷的总统旁边，命令司机调头开回环城高速公路。司机面色苍白地照做了。上校用手机拨通诊所电话，命令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在半路接应。

半小时后，双方在分车道公路上相遇了。急救医生把昏迷不醒的总统从豪华轿车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三辆车一起朝诊所急驰而去。

到了目的地，值班的资深心脏病专家立即接手，把总统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动用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竭尽全力抢救，但还是太晚了。监测仪屏幕上的线条没有波动，始终是条长长的直线，还一直发出蜂鸣警报声。四点十分，主治的内科大夫直起身子，摇了摇头。拿着心脏除颤器的医生也退了回去。

上校在手机上按了几个号码。在第三次振铃时，有人接听了。“给我接总理办公室。”

六个小时后，在遥远的加勒比海的万顷波涛中，“性感女郎”号掉头返航了。后甲板上，船夫朱利叶斯收起渔线，解下引线，放妥了渔竿。船被租用了一整天，收获可观。

朱利叶斯把引线和鲜亮的塑料鱼饵整齐地卷起来，放进渔具箱内。这时，船上的那对美国夫妇打开两罐啤酒，坐在遮阳篷下心满意足地喝了起来。

鱼箱里有两条大刺鲅，每条差不多有四十磅重，还有六条大鲯鳅，几个小时前，它们还漫游在十英里外的大海里。

船长在驾驶台前检查返回岛屿的航线，然后把油门杆推向前去。船速由慢转快，他估计，不到一个小时，船就能驶入海龟湾了。

“性感女郎”号似乎知道它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提基小屋码头那儿的避风港湾正等待着它去停泊。它屁股一沉、翘起船头，深V形的船体划破蓝色海面向前驶去。朱利叶斯用吊桶从海里打起一桶水，又开始冲洗起后甲板来。

在日里诺夫斯基担任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时候，该党总部坐落于斯雷藤卡大街外鱼巷中的一栋破败建筑内。不了解“疯子弗拉基”奇特处世习惯的客人，对这栋破烂的楼房会感到十分意外。墙上的灰泥已斑驳，橱窗里展示的两张蛊惑人心的海报上面沾满了蝇屎，屋里的地板简直像是几十年没人打扫过。进入那扇吱呀作响的黑乎乎的房门后，客人会发现，阴暗的门厅里有个货摊在卖前胸印有领袖肖像的T恤衫，货架上则是支持者们必备的黑色皮夹克。

楼梯上没铺地毯，只是刷了一层暗棕色的油漆。来到第一个楼梯平台时，会看到一名脸色阴沉的警卫在铁栅栏围着的窗口后面，盘问每一位来客的意图。只有当警卫对来客的回答表示满意后，才会允许他们继续向上走，去到日里诺夫斯基在城里主持政务时的肮脏房间。这座建筑里里外外都是用坚硬的石头砌成的。这个乖僻的法西斯分子喜欢这样布置他的总部，其理由是：形象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而富丽堂皇会给人以负面的印象。不过日里诺夫斯基早已不在了，自由民主党已经与其他极右翼组织和新法西斯党派合并，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

该联盟现在公认的领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为了向穷人和那些无家可归的目标选民表示爱国力量联盟绝不追求富丽堂皇，他保留了鱼巷里的大楼，然后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设在了其他地方。

科马罗夫工程师出身，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过，但并不信仰共产主义。在叶利钦执政年代的后半期，他决定投身政治。他选择了自由民主党。虽然私下里对日里诺夫斯基的饮酒无度和放荡生活并不赞赏，他还是默默工作，由此跻身该党的核心圈子——政治局。此后，他参与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与其他极端右翼党派领导人共同商讨，最后把俄罗斯所有的极端右翼分子联合起来，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木已成舟，日里诺夫斯基勉强接受了该联盟的存在，并跌入了让他主持该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圈套之中。

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里诺夫斯基辞职，并随即抛弃了他。对于接替联盟领导职务的邀请，科马罗夫婉言谢绝，然后安排一个毫无领袖气质和组织才能的无名小卒接了班。一年之后，他轻而易举地利用联盟执行委员会对此人产生的失望感，甩掉了这位临时替补，亲自担任起了联盟的领导职务。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在1996年选举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它的秘密党员的威信开始下降。他们的支持者显然是些对筹集资金一点也不擅长的中老年人。没有大银行家资助，组织的经费就会短缺。社会主义联盟的资金和吸引力都在缩水。

到1998年，科马罗夫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极右翼党派的领袖。他眼下所要面对的，是俄罗斯人民无穷无尽的的绝望情绪。

然而，在这种贫困潦倒的年代，竟然还有多到叫人目眩的财富存在。有钱人的财富堆积如山，而且大部分还是外币。因为俄罗斯的吉尔汽车厂已经停产，他们就乘坐大排量、出产自美国或德国的加长型豪华轿车招摇过市，常常还是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保镖车辆随行。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休息厅里，在大都会酒店和国家大饭店的酒吧和宴会厅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跟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一些身穿貂皮大衣、浑身珠光宝气、散发着巴黎香水味的应召女郎。这些暴发户富得流油，即便是他们的前辈也望尘莫及。

在国家杜马，代表们大声疾呼，挥舞着命令文件，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一位英国驻俄记者说：“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人们从前说起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

唯一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曙光的人，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在领导右翼党派联盟的两年时间里，科马罗夫让俄罗斯国内外许多观察家们都感到意外。假如他仅仅满足于当一名优秀的政治组织者，那么他可能只是个寻常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变了，至少观察家们是这么认为的。他很可能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天才。

科马罗夫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充满热情和魅力、深受大家欢迎的演说家。当他登上演讲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记忆中他那种说话轻柔、一丝不苟的样子不见了。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他的声音抬高了，变成了高低起伏的男中音。他恰到好处地使用了俄语中的许多表达方式，以此产生更好的效果。他会把音调降到几乎是耳语的程度，此时，尽管备有麦克风，听众还是得竖起耳朵。然后，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的声音又变得铿锵有力，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连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例外。

他很快就掌握了面对群众的技巧。他避免在电视上进行非正式谈话或采访，因为他明白，虽然这一套在西方也许会见效，但在俄罗斯是行不通的。俄罗斯人很少邀请外人到家里做客，更不用说请整个国家了。

他也不喜欢落入那些不怀好意的提问者所设的圈套里。他做的每一次演讲都经过精心的准备，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他只对那些忠于自己党派的观众发表演说，摄影和摄像由他自己的摄制小组负责，整个团队由年轻优秀的导演利特维诺夫掌管。经过剪接和编辑后，这些节目会完全以他想要的形式在全国播放。他对新闻广播员们的奇思妙想不抱期望，而是购买了整段的电视播放时间，以保证节目完整、不被人删减。

他的演讲主题永远是俄罗斯，也一直很受欢迎。他猛烈抨击那些策划国际阴谋、迫使俄罗斯人屈服的外国人。他声称要驱逐所有“黑人”——这是俄罗斯老百姓习惯上对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南部地区民族的总称。他们中的许多人靠非法手段牟取暴利，成了富人。他为遭受压迫的俄罗斯平民百姓摇旗呐喊，深信有一天，俄罗斯人民将会与他一道站起来，重现过去的辉煌，把充斥祖国街头的污泥浊水一扫而空。

他对所有人都做出承诺：失业者将会找到工作，努力工作的人将会得到合理的薪酬；餐桌上会有食物，人们可以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尊严；终身积蓄遭到贬值的人们将会得到坚挺的货币保障，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身披古老的“祖国牌”手表制服的工人们也将一扫那些凭借国外资本扶摇直上的懦夫们带来的耻辱，重新赢得尊重与自豪。

人们听到了他的话。在辽阔的东欧大草原上，人们通过广播和电视听到了他的声音。在没完没了的撤退中，被从阿富汗、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驱逐回来，曾经光荣的俄罗斯军队战士们蜷缩在帐篷底下，听到了他的声音。

分散在这片辽阔大地上各个角落的农民，在农舍和木屋里听到了他的声音；破了产的中产阶级人士，倚靠在少量几件还没有拿去换取食物以及煤炭的家具旁边，听到了他的声音；甚至工厂老板也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们幻想着有一天，工业炉里能够重新燃起熊熊的炉火。他还向人们承诺：要把那些强奸和掠夺他们亲爱的俄罗斯母亲的骗子和强盗统统消灭。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爱戴。

1999年春天，在他的公共关系顾问——一位非常聪明的美国常青藤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建议下，伊戈尔·科马罗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人会晤。年轻的公关顾问鲍里斯·库兹涅佐夫认真地挑选了谈话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国家保守党中的议员和记者。接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安抚他们的恐惧心理。

这项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多数人在到来时，都期待着见到一位激进的极右翼政治煽动家、一个种族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或两者兼而有之。

结果，他们发现与之谈话的那个人衣着庄重、举止文雅、谈吐稳重。由于科马罗夫不会讲英语，他的公关助手坐在旁边既引导谈话又担当翻译。每当他所崇拜的领袖说了一些容易被西方人误解的话时，库兹涅佐夫就把那些话翻译成较容易接受的英语。这个情况谁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所安排的客人没有一个懂俄语。

于是，科马罗夫可以这样解释：作为政治活动家，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民；如果我们希望入选，就没有必要得罪他们。因此，有时候我们要讲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喜欢听的话，即便实际去做时会比我们以为的要困难许多。对此，参议员们都理解地点头表示同意。

他说，西方的民主历史比较长，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行为准则应当自觉遵守，因此，西方政府不用制定那么强硬的行为准则。但在所有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就不得不做得强硬一些，而这在西方是难以接受的。对此，下院议员们也都理解地点头同意。

他对保守党的记者们则这样解释：如果在短期内不对犯罪分子和腐败现象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就无法恢复货币稳定。记者们这样描述伊戈尔·科马罗夫：他这个人愿意听取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解说，譬如与西方的合作事宜。他不可能接受欧洲或美国式的民主，而他强大的煽动能力，使西方感到恐慌。但是目前的俄罗斯也许正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赢得2000年6月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有眼光的聪明人都支持他。

在各个西方国家的总理府、使馆、部长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政治家们在沉思，雪茄烟雾飘到了天花板上。最后，他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在莫斯科中心区北部的环城路内侧、基赛尔尼大街的半路上，有一条小街。小街中段的西侧有一个小小的公园，面积约半英亩。它三面由无窗的建筑物所环绕，前面安装了一道十英尺高的绿色钢板护墙，上方只露出一些针叶树的树梢。钢板墙上有两扇大门，也是钢铁制成的。

事实上，这个公园是十月革命前一座华丽的别墅或庄园的附属花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行过精心的修复。虽然内部的装修很现代很实用，但它古典式的门面却很清淡，门窗都涂着白色的泥灰。这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

来到大门前的访客，会被墙上的监控摄像头从上到下审视一番，然后他要通过内部通讯系统自报姓名，对大门内侧小屋里的警卫说明事由，再由警卫与房子里的保安室联系确认。

大门打开后，汽车进去开上十码，就会遇上一排道钉，不得不停下来。钢铁大门在滚轮的驱动下关上后，警卫就会走上来检查身份证件。确认无疑后，他再回到小屋内按下一枚电控按钮。道钉收回后，汽车方可继续前行，进入铺有砾石的前院，那里有更多的警卫等待着。

房子两边各有一排通到院子边缘的铁栅栏，都是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铁栅栏的后面有狗。这些狗分成两组，每组只听从一个训犬员的命令。训犬员轮流值班。天黑后，铁栅栏的大门会打开，狗可以在整个院子里前后跑动。此后，警卫就留在小屋里。如果晚上有人来，他必须与训犬员联系，把那些狗召回去。

为了避免内部工作人员被狗咬伤，房子后面有一条地下通道通往一条小巷，继之通到基赛尔尼大街。该通道有三道装有按键式密码锁的门，一道在房子里，一道在半路，另一道在街上。这是送货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进出通道。

晚上，在工作人员全都离去、狗在院内巡游时，房子里还有两名警卫人员值班。他们有自己的房间，里面有电视和简易的用餐设施，但没有床，因为他们不可以在当班时睡觉。他们还要轮流去三个楼层巡逻，直到第二天早饭时间，由白班人员来接替他们。科马罗夫在那之后才来上班。

当然，这么高级的办公室是容不得任何尘埃和蛛网的。因此，除了星期天，每天晚上后面通道的蜂鸣器发出响声时，一名警卫就会放清洁工进来打扫卫生。

在莫斯科，大多数清洁工都是女的，但科马罗夫希望他的周围全是男性，包括清洁工。这里的清洁工是一个名叫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老兵。他的姓氏在俄语里是“兔子”的意思。他看上去一副窝囊样，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磨旧了的军大衣，嘴里镶了三颗闪闪发光的不锈钢门牙（红军的牙科设施简陋）。房子里的警卫就称呼他为“兔子”。总统逝世的那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十点钟放他进来了。

凌晨一点钟，清洁工拿着水桶和掸子，身后拖着真空吸尘器进入了科马罗夫机要秘书阿科波夫的办公室。兔子仅在一年前见过他一次。当时，他来打扫卫生，发现一些高级员工加班到很晚。那人对他非常粗鲁，命令他滚出去，还对他骂骂咧咧。此后，他有时候会故意在阿科波夫那把舒适的皮旋转椅上坐一会儿。

由于知道警卫在楼下，兔子便在那把转椅里坐下来享受了一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一把椅子，将来也永远不会拥有。书桌上有一份文件，大约有四十页，是打印出来后用活页纸装订而成的，前后封面都是很厚的黑色纸板。

兔子纳闷，这份文件为什么会留在这里。通常，阿科波夫会把所有东西都收拾起来，放进他的壁式保险箱里。他肯定是这么做的，因为兔子以前从未见过任何文件，而且书桌的所有抽屉都是上着锁的。他翻开黑色的封面，看了一下标题，然后随意地翻看着。

他的阅读能力并不强，但他可以看懂。很久以前，他的养母教过他认字，之后又在公办学校里读过几天书，后来在部队里时，一位慈祥的军官也辅导过他学习。

看到的东西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段他读了好几遍，因为有些词语很长很复杂，但他还是看明白了。他那双患有关节炎的手边翻页边在颤抖。为什么科马罗夫要说这样的话？而且是对他所敬爱的像他养母那样的人？他没有完全明白，但这使他很担心。也许他应该去向楼下的警卫请教，但他们只会照着他的头来两下子，然后告诉他继续去干活。

一个小时过去了。警卫应该来巡逻了，但他们仍在看电视，因为新闻节目延长了，正在向全国播报：根据俄罗斯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总理已经暂时接替了总统的工作，期限为三个月。

兔子一遍又一遍反复读着那几段内容，直到明白了意思。但他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字里行间所包含的深层意思。科马罗夫是一位伟人，他会成为下一届俄罗斯总统，难道不是吗？那么，为什么他要对兔子的养母以及像她那样的人说这样的话，何况她早就已经过世？

凌晨两点钟时，兔子把文件塞进衬衫里，干完了活，要求出去。警卫人员不情愿地离开电视屏幕，打开门，兔子走出去，进入了夜色之中。他离开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一点，但警卫并没有在意。

泽伊采夫想回家，但又决定先不回去。太早了。与往常一样，公交车、有轨电车和地铁全都停运了。他一直都是走回家的，即使下雨天也一样，因为他需要这份工作。步行回家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他现在就回家，就会吵醒女儿和她的两个孩子。女儿不喜欢他这样做，因此，他在大街上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三点半时，他发现自己走到了克里姆林宫南墙脚下的克里姆林夫斯卡亚码头，那里有一些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在睡觉。他找到了一条宽敞的长椅，于是坐下来，凝视着河对岸。

他们接近岛屿的时候，海水已经平静下来了。下午总是这样，似乎大海在告诉每一个渔民和水手，白天的对抗已经结束了，海洋要休战了，明天再战斗吧。船长可以从左右两侧看到，有几艘船朝着惠兰德水道方向驶去，那是暗礁的西北缺口，是平静的澙湖通往外海的通道。

右舷边，岛民亚瑟·迪恩驾驶着他那艘敞篷的“银色深海”号疾驶而过，航速比“性感女郎”号快了八节。迪恩朝他挥手致意，这位美国船长也挥挥手以示回应。他看见“银色深海”号后甲板上有两个潜水员，猜想他们一定是去西北角一带探测珊瑚礁。今晚，迪恩家的餐桌上能吃到龙虾了。

他放慢“性感女郎”号的速度以便通过水道，因为两边尖利的珊瑚礁离水面仅有几英寸，经过以后，他们轻松地沿着海岸行驶，十分钟后就可抵达海龟湾。

船长钟爱他的这艘渔船，这是他的生计所依，也是他的情人。这船有十年的船龄，长度为三十一英尺，原名“伯特伦·莫比”，是以其设计者迪克·伯特伦妻子的名字命名的。虽然它不是海龟湾最大、最豪华的出租渔船，但它的船东和船长认为，它能够在任何海域和任何鱼类较量。五年前搬到岛上居住时，他看到《船艇交易》杂志上的一条小广告，于是去南佛罗里达的一家船厂买下了这艘二手船。此后，他日夜鼓捣这艘船，直到它成为附近岛屿上最漂亮的“姑娘”。虽然他仍在向金融公司分期付款，但他从不后悔在它身上花钱。

进了港湾后，他让“性感女郎”号驶入与他的美国同胞鲍勃·柯林斯那艘“崎墨”号相隔两个位子的专用泊位，然后关掉发动机，走过去问候他的客户是否玩得开心。客户说他们确实很开心，并支付了租船费，还给了他和朱利叶斯一笔慷慨的小费。客户走了以后，他对朱利叶斯眨了眨眼睛，让他带走所有的小费和鱼，然后摘下帽子，用手指梳理他那头乱糟糟的金发。

在此之后，他留下面带微笑的朱利叶斯，去船上打扫卫生，用淡水冲洗所有的鱼竿和绕线筒，让“性感女郎”号干干净净地过夜。回家之前他还要回来关门落锁，但这时候，他已经闻到了一股柠檬代基里酒的香味。于是，他沿一条木板步行道朝“香蕉船”餐馆走去，并与他遇见的每一个人互相问好。

第二章

在河边的凳子上坐了两个小时后，清洁工列昂尼德·泽伊采夫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他后悔拿了这文件，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偷拿文件。如果他们发现了，他就会受到惩罚。可是，他似乎总是受到生活的惩罚，他真不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

1936年，兔子出生在斯摩棱斯克西部的一个贫穷小村庄里。这是一个小地方，与这片土地上其他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普通：村里只有一条坑洼不平的街道，夏天尘土飞扬，秋天泥泞不堪，冬天冰雪覆盖。村里约有三十座房子和几个谷仓，原先的农民现在都被迫加入了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他父亲是农场的一个农工，他们家住在路旁的一座小屋里。

沿着道路过去，有一家小商店，店的楼上是住宅，住着村里的面包师。他父亲告诫过他，不要与面包师来往，因为他是“叶夫雷”。他不明白这个词语的意思，但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可他注意到，母亲会在那里买面包，面包的味道非常好。

他感到纳闷，为什么他不能与面包师说话？面包师是一个快乐的人，有时候会站在店门口朝列昂尼德眨眨眼睛，丢给他一片刚出炉的热面包。因为父亲的告诫，他总是躲到牛栏后面悄悄地吃完面包。面包师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他有时会看到女孩从商店的窗口朝外张望，但她们似乎从不出来玩耍。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死神降临到了这个村庄。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威胁。他听到隆隆的轰鸣声，于是跑出谷仓。几个巨大的钢铁怪物从大路进入了村庄。第一个怪物在村庄的房子间停了下来。列昂尼德站到了街上，想看得清楚些。

那怪物似乎身躯庞大，有房子那么大，但它靠履带滚动，前面还伸出一根长长的炮筒。怪物的顶端，在那炮筒的上方，站着一个人，他的上半身露在外面，还把厚重的钢盔摘下来放在了身边——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然后他转身俯视下面的列昂尼德。

列昂尼德看到那人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一双蓝色的眼睛淡得出奇，似乎夏日的阳光从后脑勺把他穿透了似的。那双眼睛没有表情，没有爱恨，只有一种空洞的无聊。那人慢慢地从侧身的枪套里掏出了手枪。

列昂尼德感到情况不妙。他听到手榴弹扔进窗后的爆炸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尖叫声。他吓坏了，转身跑了起来。这时，他的头顶上方响起了一阵爆裂声。他躲到牛栏后面开始哭泣，随后继续跑动，身后持续传来哒哒声，空气里还有房子燃烧和木头烧焦的气味。他看到前面有片树林，于是跑了过去。

他在林子里不知道怎么办。他还在哭泣，喊着爹妈，但他们没有来。他们再也不会来了。

他遇到一位在尖声叫着自己丈夫和女儿名字的妇女，认出那是面包师的妻子达维多瓦夫人。她拉住他，把他紧紧抱在了怀里。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他父亲会怎么想，她可是“叶夫雷”啊！

村庄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德国党卫军的装甲部队已经离去，林中还有其他几个幸存者。他们后来遇见一些游击队员，都是带着枪、留着胡子、住在林子里的硬汉。在一名游击队员向导的带领下，他们启程朝东面去，一直朝东面去。

他走累了，达维多瓦夫人就背着他。过了几个星期，他们终于抵达了莫斯科。她似乎认识那里的一些人，那些人帮他们安顿了下来，还提供食物、给予他们温暖。他们对他很好，长得都很像达维多夫先生，他们的卷发从太阳穴一直垂到下巴，都戴着宽边帽。虽然他不是“叶夫雷”，达维多瓦夫人还是坚持收养了他，并照料了他好多年。

战后，当局发现他不是她的亲生儿子，于是把他们分开，把他送进了一家孤儿院。分别时，他和达维多瓦夫人都哭得很伤心，但此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在孤儿院，人们告诉他，“叶夫雷”的意思是犹太人。

兔子坐在凳子上，还在为衬衣里面的文件感到纳闷。有些短语的意思他仍然没有明白，例如“彻底终结”或“完全灭绝”。对他来说，这些词语太长了。但他知道它们不是什么好的词语，他不理解为什么科马罗夫先生要对达维多瓦夫人那样的人采取这种行动。

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粉红色的朝霞。在河对岸索菲斯卡亚码头边的一栋大楼里，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拿着一面旗帜，开始踏上楼梯走向屋顶。

船长端起一杯代基里鸡尾酒从桌子边站起来，走到木栏杆那里。他低头去看下面的海水，然后抬头望远处暮色渐浓的港湾。

四十九岁了，他想道。四十九岁，却还在企业内部商店里赊账。杰森·蒙克，你已经不年轻了，过了这个年龄了。

他喝了一大口，感觉这种用柠檬和朗姆酒调制的鸡尾酒味道恰到好处。

管他呢，这一生还是不错的。不管怎么样，经历还是很丰富的。

他的人生刚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刚开始时，是在一座简陋木屋里，那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中南部一个叫克罗泽的小镇上，位于谢南多厄河的东面，离韦恩斯博罗至夏洛特维尔高速公路五英里远。

阿尔伯马尔是一个农业县，记忆中这里处处都有南北战争的痕迹，因为这场战争中百分之八十的战役都是在弗吉尼亚进行的，对弗吉尼亚人来说刻骨铭心。在当地的小学读书时，他同学的父亲们大都种植烟草或者大豆，要么养猪，三者必居其一。

杰森·蒙克的父亲则与众不同，他是在谢南多厄国家公园工作的护林工人。看护森林的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但这份工作对男人来说还是不错的，尽管钱不是很多。他父亲假期也没闲着，抓住一切机会去挣钱贴补家用。

他回忆起孩提时，父亲经常带他到包含了整个蓝岭山脉的国家公园，教他识别各种树木：云杉、白桦、冷杉、橡树和火炬松。有时候，他们也会在森林里遇见狩猎监督官，他会睁大眼睛，聆听他们讲述的关于黑熊和野鹿的故事，以及如何猎取火鸡、松鸡和野鸡。

后来，他学会了精准地用猎枪射击、追踪猎物、扎营以及在早上拔营时不留下任何痕迹；当他长大一些、有了一定体力时，他就在假期去伐木场打工。

从五岁到十二岁，他一直在县里的小学读书。过了十三岁生日后，他去夏洛特维尔的县中学就读，每天黎明前就起床，从克罗泽赶赴县城。中学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1944年，一名美军中士与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一起从奥马哈海滩撤退，一直行进到诺曼底腹地。他在圣洛附近与部队走散，进入了德军狙击手的视线。他还算幸运，敌人的子弹只是擦伤了他的上臂。这位二十三岁的美军战士设法爬到了附近的一座农房，那家人帮他清理了伤口并让他留下来避难。农户家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当她把冷敷料小心翼翼地放到他的伤口上时，他看着她的眼睛，心里知道，姑娘比德军子弹更重地击中了他。

一年后，他从柏林返回诺曼底，向她求婚。在一名美军牧师的主持下，他在她父亲的果园里娶了她。后来，因为法国没有在果园里举行婚礼的传统，当地的一位天主教牧师在村子的教堂里为他们重新举办了婚礼。之后，他带着新娘回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州。

二十年后，他已经是夏洛特维尔县中学的副校长。他的妻子则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要求在他的学校教法语。约瑟芬·布拉迪夫人漂亮迷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她的课程很快就吸引了许多学生。

1965年秋天，她的新生班级来了一个新同学，名叫杰森·蒙克。这个男孩有一头蓬乱的金发，样子很害羞，笑容很迷人。不到一年后，她便承认，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外国人的法语能够说得像他那样好。这是天赋，不是后天习得的。他就有这种天赋，不但精通语法，而且发音也很完美。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里，他常常去她家，和她一起阅读马尔罗、普鲁斯特、纪德和萨特的作品（当时萨特的作品充满了性爱的内容），但他们最喜爱的还是更早期的浪漫诗人：兰波、马拉美、魏尔伦和维尼。事情并不在预料之中，但还是发生了，也许应该责怪那些浪漫诗人。他们并不在乎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有过一段短暂的风流韵事。

十八岁的时候，杰森·蒙克已经能做两件他那个年龄的南弗吉尼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说法语和做爱，而且两样他都很拿手。那年，他参军了。

1968年，越南战争如火如荼，许多美国年轻人都想尽办法不去越南打仗。那些自愿签署三年兵役合同的人很受欢迎。

蒙克参加了基础的军训并填写了简历。在“外语”一栏，他填上了“法语”。军营的副官把他召去了办公室。

“你真的会说法语吗？”副官问他，蒙克作了解释。副官打电话到夏洛特维尔中学，与学校的秘书通了话，秘书找到布拉迪夫人，然后她回了电话。这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蒙克随后又被召唤过去，这一次的召见，有一名美军情报部队的少校在场。

除了越南语，在越南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上年纪的人大都会讲法语。蒙克坐飞机去了西贡。他一共去了两次，中间回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他退役那天，指挥官命令他到办公室报到。那里有两个平民在场，上校军官则离开了。

“请，中士，请坐。”两个人中年纪较长、较和蔼的一位对他说完，开始把玩一只石楠烟斗，另一位长相严肃的人开始用法语说话。蒙克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这样的交流持续了十分钟时间，随后，讲法语的人面露微笑，转向他的同事。

“他很棒，凯里，真的很棒。”说完他也离开了。

“那么，你认为越南怎么样？”留下来的那个人问道。他四十岁左右，脸上长着皱纹，神情愉快。那是1971年。

“那是纸牌搭成的房子，先生，”蒙克说，“正在倒塌。再过两年时间，我们就不得不从那里撤走了。”

凯里似乎表示同意，他点了好几次头。

“你说得对，但不要告诉军方。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还没拿定主意，先生。”

“嗯，我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你有才能，我自己都没有你这样的才能。刚才出去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和你我一样都是美国人，可他是在法国长大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如果他说你棒，那我就满意了。那么，你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

“您的意思是上大学？”

“是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可以承担你的大部分学费，山姆大叔认为你应该得到资助。抓住这个机遇吧。”

在当兵的那些年月里，蒙克已经把大部分积蓄寄给了母亲，以帮助抚养家里的其他孩子。

“即使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资助，还是需要一千美元的现金。”他说。

凯里耸耸肩。“如果你愿意主修俄语，我认为，一千美元是能筹到的。”

“如果我愿意呢？”

“那就给我打电话。我的工作单位应该能为你解决一些事情。”

“这可要花四年时间呢，先生。”

“哦，在我工作的地方，人们有的是耐心。”

“先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在越南的时候，我们的‘凤凰计划’小组发现了你和你的功绩。你对付越共很有一套，他们喜欢你。”

“是兰利对吧，先生？你是中情局的。”

“嗯，我不是大领导，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实际上，凯里·乔丹并非小人物，他后来晋升为中情局（行动）副局长，主管整个间谍活动部门。

蒙克接受了这个建议，又回到夏洛特维尔，在弗吉尼亚大学入学了。他又与布拉迪夫人一起喝茶，但仅仅是作为朋友。他进入斯拉夫语系，专修俄语。他的导师，一个俄罗斯人，认为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双语”程度。1975年，他二十五岁，从大学毕了业。第二年过完生日，他就加入了中情局。在被称为“农场”的皮尔利驻地受过基本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了位于兰利的中情局总部，接着到纽约，后来又回到兰利。

过了五年，在完成了许许多多课程之后，他才第一次被派往国外任职，他去的，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在7月16日这个晴朗的清晨，皇家海军陆战队梅多斯下士正在履行他的职责。他用扣锁把国旗加固了的那一条边与升旗绳扣住，把旗帜升到了旗杆顶部。米字旗在晨曦中迎风飘扬，似乎在告诉全世界，谁才是旗帜之下这片领地的主人。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英国政府从一个糖业大亨手里买下索菲亚码头边的这座漂亮的大厦，并把它改建成了使馆。此后，使馆历经风雨，始终屹立在那里。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寓所内，他每天早上起床后拉开窗帘，会看到河对岸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感到很不高兴。他多次施压要求英国把使馆迁走，但遭到了拒绝。

随着岁月的流逝，英国在莫斯科的外交使团日益庞大，这座大厦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工作部门，因此，使馆在市内各处又设立了许多分部。虽然苏联多次提议可帮助英方把所有部门都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但伦敦婉言回答说，他们愿意继续留在索菲亚码头。大厦是英国不可侵犯的主权领土，因此使馆一直没有挪过地方。

东方的山丘上出现了黎明的第一线曙光，此时的列昂尼德·泽伊采夫正坐在河对岸，注视着随风舒展的那面旗帜。这情景勾起了他对一件遥远往事的回忆。

十八岁那年，兔子应征加入红军，经过最基本的训练后，他随同坦克部队开赴东德驻防。他是一名列兵，他的教官们认为，他连当下士的实力都没有。

1955年的一天，在波茨坦郊外的一次例行行军期间，他在密林中掉队了。他迷了路，十分害怕地在林子里踉踉跄跄地行走，最终发现了一条沙土路。他在那里停下脚步，吓得僵住了。相距十码远处停着一辆敞篷吉普车，还有四名战士。显然，他们是在巡逻途中停下来休息的。

两名战士在车上，另两名正站在车边吸烟，他们手里拿着啤酒瓶。他立即明白过来，他们不是苏联人。他们是外国人，是根据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驻扎在波茨坦的占领军中的西方人，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会明白，是因为他被告知过，他们是敌人，是来摧毁社会主义的，也会来杀他。

他们看见他时，停止了交谈，把目光转向他。其中一个人说：“喂，喂，快看这里来了个什么人？一个苏联人呢。你好，伊凡。”

他一个字也没听懂。他的肩上斜挎着一支冲锋枪，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怕他，他倒是很怕对方。他们中有两个人戴着黑色贝雷帽，上面的黄铜帽徽闪闪发亮，后面还有一丛半红半白的羽毛。他并不知道，自己眼前的是英国皇家燧发枪团的羽饰徽标。

吉普车旁边的一个战士离开战友，漫步朝他走了过来。他吓得魂不附体，觉得简直要尿裤子了。那人也很年轻，有一头红色的头发和一张长着雀斑的面孔。他朝泽伊采夫露出了微笑，递给他一瓶啤酒。

“来吧，朋友，喝啤酒。”

列昂尼德感觉到手中玻璃瓶子的凉爽。外国兵点点头，示意他喝酒。酒里肯定下了毒。他提起瓶子，把瓶口对准嘴唇，脑袋朝后仰去，一股冰凉的液体流经喉咙。这啤酒劲大，比苏联的好，是好啤酒，但他被呛住了，咳了起来。红头发士兵笑了。

“喝吧，继续喝吧。”他说。对泽伊采夫来说，对方说的话只是一种声音。让他惊讶的是，外国兵转身走回到几码之外的吉普车那儿去了。这个人根本不怕他。他是携带武器的红军战士，但这些外国人在轻松地说笑打趣。

他站在树旁，喝着凉爽的啤酒，心里纳闷，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上校会怎样想。上校是中队指挥官，只有三十多岁，但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了。有一次，上校叫住泽伊采夫，询问他的家庭背景和家乡。这位列兵告诉他，自己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诉他可以把部队当作他的家。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吓坏了，不敢把啤酒朝他们扔回去。不过话说回来，这啤酒味道倒是真不错，哪怕是下了毒药的。他于是把啤酒喝光了。过了一会儿，车外的两名战士爬上汽车后座，戴上了他们的贝雷帽。司机发动汽车后，他们便走了，不慌不忙，也不怕他。红发战士还转过身来朝他挥手。他们是敌人，正在准备入侵苏联，却向他挥手。

他们走了以后，他把空酒瓶朝林子深处扔去，然后撒腿在树丛中奔跑。终于，他看到了一辆苏军卡车，于是搭车回到了军营。他因为掉队，被中士惩罚去伙房干了一星期的活，但他从没说起过关于外国人和啤酒的事情。

在外国人的汽车开走之前，他注意到汽车右侧车身上有一个类似团徽的图案，汽车后端还有一根拉得长长的天线，天线上有一面旗帜，约一英尺见方。旗帜上印有十字图案，一个红色的在正中央，还有两个在对角线上，由红白两色组成，这些十字全都印在蓝色的背景上，构成了一面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旗帜，很有意思。

四十四年后，这面旗帜又出现了，在河对岸的建筑物上迎风飘扬。兔子的问题有了解决办法。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偷走阿科波夫先生的这份文件，但现在他不可能再送回去了。也许并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份文件丢了。于是，他要把这份文件交给有着好玩的旗帜和请他喝过啤酒的人们。他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理。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开始沿着河岸走向横跨莫斯科河的石桥，走向索菲斯卡亚码头。

内罗毕

1983年

小男孩感到头痛，伴有低烧。他母亲起初以为他只是在炎热夏日里着了凉，但到了晚上，这个五岁的孩子因为头痛而尖叫不止，闹得父母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苏联使馆大院的外交官邻居们前来询问，因为房子墙壁薄，而且天热时大家都开着窗户睡觉，昨晚他们也被这孩子闹得没睡好。

上午，母亲带儿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集团的使馆都没有单独配备医生，但各使馆有一位共用的医生。斯沃博达大夫是捷克使馆的，但他也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使馆提供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好人，工作很认真。他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诊断完毕，告诉这位俄罗斯母亲，她儿子患了疟疾。他开了个处方，配了适当剂量的药物：当时苏联医药界常用的氯喹和百乐君的改良配方，还有一些每日服用的消炎药片。

治疗没有收到效果。两天后，孩子的病情加重了。他的发热和颤抖都加剧了，一直在尖叫，说头痛得厉害。大使马上批准他们去内罗毕总医院就诊。由于母亲不会说英语，她丈夫——主管商务的二等秘书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就陪她一起去了。

内罗毕总医院的温斯顿·莫伊大夫也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师。对于热带疾病，他很可能比捷克医生更内行。他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然后直起身来露出微笑。

“恶性疟原虫。”他做出诊断。那位父亲皱起眉头倾身向前，感到迷惑。他的英语很好，但没有好到能够听懂医学术语。“那是疟疾的变种，对斯沃博达医师所开的氯喹类药物具有抗药性。”

莫伊大夫给孩子开了广谱强力抗生素药物处方，还安排了静脉注射。起初，这似乎起作用了。过了一周，药效消退后，病情又出现了。这时候，做母亲的变得歇斯底里，她再也不相信外国药物，坚持要带儿子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到了莫斯科，男孩立即被送进克格勃的专门诊所。这是因为，商务二秘尼古拉·图尔金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诊所条件很好，因为克格勃间谍要去世界各地就职，那儿还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由于小孩的病情不容易诊断，于是被直接安排给了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进行诊治。他看了内罗毕的两份病历，进行了一系列CT和超声波扫描检查。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在苏联的其他部门是享受不到的。

检查结果使他深为担忧。扫描显示，男孩体内多个器官都有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夫人叫到办公室来，神情十分严肃。

“我知道这是什么病，至少，我能够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治不了。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你的儿子也许能活一个月。再长的话，就不大可能了。我很遗憾。”

母亲泣不成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助手把她送出办公室，并向她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作类鼻疽的疾病，在非洲确实少见，但在东南亚较为普遍，越战期间，美国人率先辨明了这种疾病。

当时，美军直升机飞行员最先出现这种新疾病的症状，它常常是致命的。研究发现，直升机在水稻田上空盘旋时，桨叶把田水搅起来，形成了一种微薄的水雾，一些飞行员吸入了这种水汽。田水含有杆状细菌，能抵抗所有已知的抗生素。当时虽然苏联人自己没有发现，但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因此知道这个情况。格拉祖诺夫教授订阅了他研究的专业领域的所有西方医学刊物。

图尔金夫人拨打长途电话，哭着告诉丈夫，他们的儿子患上了类鼻疽病，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写下这种疾病，然后去见上司——克格勃情报站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态度坚决。

“去跟美国人交涉？你疯了吗？”

“上校同志，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这种疾病，而且还是在七年前，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对付的办法。”

“但我们不能请求他们帮忙，”上校强烈反对，“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

“这关系到我儿子的生死。”少校喊了起来。

“够了。你走吧。”

图尔金冒着职业生涯被终结的危险去见大使。大使并不是铁石心肠，但也不为所动。

“我们的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很少，而且仅限于国家事务。”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情报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不知道你来我这里？”

“不知道，大使同志。”

“那么，为了你的发展前途，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你也不要向他提起。但我的回答是‘不’。”

“可假如我是政治局委员……”图尔金又说。

“但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少校，在肯尼亚任职。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走下楼梯，他痛苦地回想起，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每天就是靠着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活命的。然后他外出喝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并不容易。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泽伊采夫可以看见这座巨大的赭色楼房，甚至还可以看到由柱子支撑着的门廊顶部，下面是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进去的地方。

大楼正面的门窗依然紧闭，波纹状的钢板墙上开了两道大门，供汽车一进一出。这两道大门也是用波纹钢制成，由电机驱动，现在关得死死的。

右边是行人的入口，但设有两道铁栅门。人行道上有两名俄罗斯民警在值守，对步行进去的人实施检查。兔子不想受到民警的盘问。即使过了第一道铁栅门，还有通道和第二道铁栅门。两道铁栅门间设有使馆的警卫岗亭，由英国人雇佣的两名俄罗斯卫兵在站岗执勤。他们负责询问来访者的事由，然后与使馆内部进行确认。许多申请签证的人想通过这道门进入大楼。

泽伊采夫漫无目的地徘徊到了大楼后面，那里有一条小街，可通往签证处的入口。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距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但等待签证的人已经排起了百米长龙。显然，许多人排了通宵的队，如果现在才开始排队，那差不多还要等上两天时间。他漫步回到了大楼前面。这一次，民警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泽伊采夫害怕了，他拖着脚步走到码头那边，等待使馆开门办公、外交官来上班。

快到十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是坐轿车来的，车辆驶上了进口处的车道，大门随即遵照指示般隆隆作响着打开，放汽车进去后又缓慢地滑动着关上了。泽伊采夫从码头那儿观察着，他想接近汽车，但发现车窗都关着，而且民警就在近旁。车内的人会以为他是来请愿的，都不会摇下车窗。然后他就会被抓起来，警察就会对他进行盘查并发现他的所作所为，还会告诉阿科波夫先生。

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不想使问题复杂化，他感到迷茫，但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只是想把文件交给旗帜很有趣的那些人。因此，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上午，他观察着，等待着。

内罗毕

1983年

与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也有一份限定额度的外汇补贴，这其中包括肯尼亚货币。宜必思烧烤店、艾伦·鲍勃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略显奢侈。他去了基马蒂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在那里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花园里，在一棵古老的洋槐树旁边，他找到一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然后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

半个小时后，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子手里提着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瓶，从凳子边起身走过来。图尔金听到一个声音在用英语说：

“嗨，振作起来，朋友，也许不会有什么倒霉的事情。”

苏联人抬起头来。他依稀认出了这个美国人，是美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图尔金属于克格勃第一总局的K局，负责反间谍工作。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监视所有苏联外交官、保护当地克格勃的行动免受渗透，还要留心寻找机会招募容易动摇的西方人。因此，他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外交官打交道，包括西方人，这种自由是苏联使馆其他工作人员所没有的。

图尔金活动范围广，与人接触相当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对他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已为他制作了一份简单的档案，但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这个人在苏联政体中仍算是根正苗红。

图尔金呢，他也怀疑这个美国人很可能是中情局的，但他得到的告诫是，所有美国外交官都很可能是中情局的。这是一种盲目的说法，但小心不为过。

美国人坐下来，伸出了手。

“我叫杰森·蒙克。你是尼克·图尔金，对吧？我见过你，上星期在英国花园的宴会上。看你这副愁容，好像要去格林兰就职似的。”

图尔金审视着这位美国人，一绺玉米色的头发垂在前额，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从他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坏心，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中情局的，似乎是那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如果是在其他日子，尼古拉·图尔金会根据多年训练得来的经验，对他保持彬彬有礼，但不会说出心里话来。但今天不是其他日子，他需要有个可以倾诉的人。他打开话匣，把心事全都说了出来。美国人很关切、很同情，并且仔细地把“类鼻疽”这个词语写在了一块啤酒杯杯垫上。他们分别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苏联人返回到警备森严的使馆大院，蒙克则回到了哈利·图库路边的公寓。

西莉亚·斯通二十六岁，身材苗条，皮肤微黑，漂亮迷人，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新闻随员的助理。自两年前从牛津大学格尔顿学院俄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任职。她喜欢享受生活。

7月16日这天，她从使馆大门走出来，看了一眼停车场：她那辆小型路虎汽车就停放在那里。

在钢板墙以内，她可以看到泽伊采夫所看不到的使馆大院的内部景色。她站在五级台阶之上，由此可以通往下面的沥青停车场，那里点缀着整齐的草坪、小树、灌木和绚丽的花坛。越过钢板墙，她可以看到河对面高大雄伟的克里姆林宫，五彩缤纷的大教堂及其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耸立在把整个堡垒环绕起来的雉堞状的红墙上方，景色宏伟壮观。

在她的两旁，有两个斜坡通到高处的使馆大门口，只有大使的汽车可以开到上面去。低级别的人，只能把汽车停在坡下，然后步行进去。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外交官不顾自己的前途，在瓢泼大雨中把他的大众甲壳虫小汽车开到坡上，停在了门廊下面。几分钟后大使抵达，但发现路被堵住了，只得在台阶下面钻出劳斯莱斯汽车，步行进入使馆。他被雨水淋湿了，心里很不高兴。

西莉亚·斯通走下台阶，朝门卫点点头，钻进她那辆鲜红色的路虎车，发动了引擎。当她把汽车开到出口的大门停下时，钢板大门慢慢朝旁边滑开了。她驾车驶出大门，开到索菲亚河岸，然后左转向着石桥驶去，奔赴她的约会地点。她已与俄罗斯《今日报》的一名记者约好一起吃午饭。她没有注意到一个衣服肮脏的老头正拖着脚步跟在她的身后，她也不知道，这天上午，她的汽车是第一辆驶离使馆的。

石桥是横跨索菲亚河的最古老的一座固定式桥梁。过去，人们使用浮桥，在春天架设起来，到冬天拆除，因为等河水结冰，汽车就能通行。

这座石桥又高又大，不但跨过河流，还穿越了索菲亚码头。如果要从码头开车上桥，就必须再次左拐，行驶约一百码的距离，抵达引桥与道路的接坡处，然后调头才能驶上桥面。但行人可以通过台阶直接从码头走到桥上，兔子就是走台阶上去的。

当红色的路虎车开过来时，兔子就在石桥的人行道上。他举起双臂挥舞，但车内的女人吃惊地看了一眼便继续开车前行。泽伊采夫无望地去追赶汽车，他记住了汽车的俄罗斯登记牌照，看到车子在大桥北端稍微左转，进入了博罗维茨基广场繁忙的车流之中。

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兹纳蒙卡大街上的罗茜奥格雷迪酒馆。这家酒馆不像莫斯科人通常去的小酒馆，其实是爱尔兰人开的。爱尔兰大使要是在除夕夜能及时离开闹哄哄的外交宴会，多半喜欢去这儿消磨时间。酒馆也供应午饭。西莉亚·斯通选择在这里与俄罗斯记者见面。

因为许多俄罗斯人消费不起汽车或汽油，她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停车位。她把汽车停在一个角落，然后往回走。与往常一样，每当一个有明显特征的外国人接近饭店时，流浪汉和乞丐就会从门洞和人行道聚集过来，把外国人截住乞讨食物。

作为年轻的外交官，在赴任之前，伦敦的外交部就已经向她做了简单的情况介绍，但现实总是使她吃惊。她遇到过伦敦地铁站和纽约小街巷的乞丐，他们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只能在那里栖身，但在莫斯科这个遭遇了饥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不久前可能还是农民、战士、白领或店主。她想起电视里播过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纪录片。

身材高大的门卫瓦季姆站在酒馆门口，他看到了几码之外的她，于是跑过去粗暴地推开挡道的俄罗斯同胞，以便留出一条安全通道让这位贵宾进来，毕竟，她能给酒馆老板带来硬通货消费。

看到俄罗斯人这种侮辱乞丐同胞的做法，西莉亚很不高兴，发出了轻声的抱怨。但瓦季姆伸出颀长强壮的胳膊，挡住了将手伸向她的一排流浪汉，推开饭店大门，把她引到了里面。

对比非常强烈。外面是尘土飞扬的街道和饥饿的乞丐，里面是正在欢声笑语享受大鱼大肉的午餐的几十名客人。西莉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每当在外就餐，她总是想把自己的盘中餐和外面饿着肚子的人分享。和蔼的俄罗斯记者在角落的一张餐桌边向她招手，他没有这样的困扰。他正在研究菜单上的开胃菜俄罗斯冷盘，随后点了一盘大对虾。

兔子泽伊采夫还在脚步沉重地苦苦寻觅。他在博罗维茨基广场找那辆红色的路虎车，但它不见了。他又去检查广场左右两侧所有的街道，但都没有红色车辆的影子。最后他决定去广场远处的大街上看看，他看到了它，喜出望外，车子在前方两百码远处，就停在酒馆门口的一个角落里。

与其他许多耐心等待的普通人一样，泽伊采夫在路虎旁边找了个地方歇脚，又开始了等待。

内罗毕

1983年

杰森·蒙克十年前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如今的他已经和许多同学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记得诺尔曼·斯坦，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寻常。蒙克来自农村，身材中等，但肌肉强壮，是橄榄球运动员，斯坦则来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个犹太医生家庭，他不喜欢运动。相似的幽默感使他俩成为了朋友，如果说蒙克有语言天赋，那么斯坦差不多就是生物系的天才。

诺尔曼比蒙克早一年毕业，以最优异的成绩直接升入了学校的医学院。他们日常仍保持着联系，圣诞节时会相互寄贺卡。两年前，在蒙克还没去肯尼亚任职的时候，他曾在经过华盛顿一家饭店大堂时，看见他的老同学在独自用午餐。他们在一起交谈了半个小时后，斯坦的午餐伙伴才到达。其间，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的近况，蒙克撒了一个谎，说自己在国务院工作。

斯坦当时已经当上了医生，还获得了热带医学博士的学位，当时他喜气洋洋的，因为他刚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的陆军医院从事研究工作。杰森·蒙克在内罗毕公寓里查了一下通讯录，然后拨了一个电话。铃声响过十次以后，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来接听了。

“你好。”

“嗨，诺尔曼。我是杰森·蒙克。”他停顿了一下。

“好极了。你在哪里？”

“内罗毕。”

“好极了，内罗毕，当然。你那里现在是几点钟？”

蒙克告诉他，是中午。

“可我这里他妈的是凌晨五点钟哎，我的闹钟定在七点钟，昨晚照顾孩子，半夜里才睡下。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家伙正在长牙齿。多谢了，朋友。”

“别急，诺尔曼。告诉我，你听说过一种叫类鼻疽的疾病吗？”

诺尔曼停顿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再响起时，已经完全清醒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蒙克编了一个故事，当然，不是关于苏联外交官的。他说的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是他一个熟人的儿子，似乎那男孩很可能会死掉。他听说，好像美国有办法对付这种怪病。

“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斯坦说，“我要打几个电话，然后再联系你。”

蒙克的电话响了，这时候已经下午五点钟了。

“这个，嗯，也许是有这么回事，”内科大夫说，“你听着，这是一项完全创新的研究，还处在原型阶段。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到目前为止，似乎效果还可以，但我们还没有上报给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更不用说获批了。我们还没有完成实验。”

斯坦所描述的是一种早期的头孢类抗生素，在1983年时还没有名称，要到八十年代后期才进入市场，叫作头孢他啶，当时，这种药物被简称为CZ-1。今天，它是治疗类鼻疽病的标准药物。

“这也许有副作用，”斯坦说，“我们还不知道。”

“产生副作用要多长时间？”蒙克问道。

“说不准。”

“好吧，如果孩子三个星期后会死去，那还会有什么损失呢？”

斯坦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这违反所有规定。”

“我发誓，没人会知道的。帮个忙，诺尔曼。看在那时候我为你介绍过那么多女孩的分上。”

他听到从美国马里兰州切维蔡斯那边传来愉快的笑声。

“如果你敢告诉贝基，我可饶不了你。”斯坦说完后，他们就结束了通话。

两天后，蒙克在使馆收到一个包裹。包裹是通过国际空运快递公司邮寄过来的，里面有一个真空瓶子，瓶子里装着干冰。一张没有署名的便条上写着，干冰里有两个药瓶。蒙克给苏联使馆打了个电话，给商务处的二秘图尔金留了个口信：别忘了今晚六点钟我们一起喝啤酒。该信息被报告到了库利耶夫上校那里。

“这个蒙克是什么人？”他问图尔金。

“他是美国外交官。他似乎对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很失望，我想把他发展为我们的耳目。”

库利耶夫重重地点了点头。这是好事，是可以向亚谢涅沃【2】汇报的事情。

在荆棘树咖啡馆，蒙克把包裹递了过去。图尔金似乎很担心，因为他害怕被自己人看到他们在一起。包裹里有可能藏着钱。

“这是什么？”他问道。

蒙克告诉了他。

“这也许没有效果，但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是我们新研发出来的。”

苏联人紧张了，他的眼神变得冷漠。

“这件……礼物，你想得到什么回报？”显然，肯定是要有回报的。

“你是在为孩子着想，还是在演戏？”

“不是演戏，这次不是。你我这样的人一直在演戏，但这次不是。”

事实上，蒙克已经去内罗毕总医院核实过了，温斯顿·莫伊大夫确认了基本情况。很残酷，但这世界本来就很残酷，他心里想道。他从餐桌边站了起来。按理，他应该从这个人身上榨取一些情报，一些秘密情报，但他知道小孩子的生命不能作为一个条件，这次不行。假如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他也许就与纽约布朗克斯街头的清洁工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能起到作用。免费的。”

他走了，走到半路，他听到后面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

“蒙克先生，您懂俄语吧？”

蒙克点点头。“一点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你会理解‘斯帕西波’【3】这个词语的意思。”

刚过两点钟，西莉亚离开罗茜奥格雷迪酒馆，走到了自己汽车的驾驶座位旁。路虎车有中央锁控系统，在她打开驾驶座的车门时，旁边的副驾驶座车门锁也打开了。她坐进去，系上安全带，发动汽车准备离开。这时候，副驾驶座车门开了。她抬起头来，吃了一惊。一个老头弯着腰站在敞开的车门边，他穿着一件磨破了的旧军大衣，翻领上挂着四枚脏兮兮的奖章，下巴上留着胡茬。他张嘴说话时，露出了三颗亮晶晶的钢门牙。他把一份文件扔到她的膝盖上。她懂俄语，以后她会复述他所说的话。

“请交给大使先生，为了啤酒。”

他的出现使她大吃一惊。他显然是个疯子，也许患有精神分裂症，这种人有可能很危险。西莉亚·斯通脸色苍白，她急忙驾车到了街上，敞开的车门发出砰砰的响声，直到汽车的惯性把它关上。她把这份荒谬的请愿书——或者不管它是什么——扔到前排座位底下，驱车返回使馆去了。

第三章

也是在7月16日，快到中午时，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基赛尔尼大街别墅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内部通讯器与他的机要秘书通话。

“昨天我借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没有？”他问道。

“我已经看过了，总统先生。相当精彩，我可以这么说。”阿科波夫回答道。科马罗夫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指的是爱国力量联盟执委会的头领。他们深信，他在十二个月后也会成为国家总统。

“谢谢你，”科马罗夫说，“那就还给我吧。”

通话结束后，阿科波夫起身走向墙上的嵌入式保险箱。他早已熟记组合式密码，按要求把中心刻度盘旋转六次后，门打开了。他在里面寻找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没有找到。

他纳闷了，于是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一件件、一份份地过目，查找了一遍。他恐惧得浑身发冷，部分是因为惊慌，部分是因为疑惑。他缓了缓神，又开始寻找。他坐到地毯上，把所有文件分类整理，一份份、一页页仔细检查，还是没有黑色文件。他的额头上出现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整个上午，他一直在办公室里工作，他确信头天晚上在离开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机密文件锁进了保险箱里。他每次都是这样，已经形成了习惯。

检查过保险箱后，他开始在书桌的抽屉里翻找，还是没有。他去书桌底下找，然后查看了每一个柜子。快到下午一点钟时，他敲响了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房门，获准进入后，他坦白说，文件找不到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即将成为俄罗斯的下一届总统。他个性非常复杂，在非公开场合注重保护个人隐私，这与他的前任——已被废黜的日里诺夫斯基形成了再明显不过的对比。现在，他公开把已经下台的前任看作是一个小丑。

科马罗夫中等个子，中等身材，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他的诸多特点中，最显著的两个便是注重个人整洁和讨厌肢体接触。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喜欢勾肩搭背，互相敬酒以示友好。与他们不同，科马罗夫坚持在随行人员面前衣着整齐、谈吐文明。他不喜欢黑色卫兵制服，通常会穿一套双排扣的灰色西装，搭配衬衫和领带。

从政多年以来，很少有人敢声称与他关系密切，没有人敢冒充是他的知己。尼基塔·伊凡诺维奇·阿科波夫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已有十年时间，但他们依然是那种主人与奴隶般忠诚的主仆关系。

叶利钦生性随和，常常叫上一帮工作人员，像朋友般一起喝酒打网球。科马罗夫则不同，据说，迄今为止，他只允许一个人直呼他的名字：他的安全部长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

不过，和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在必要时，科马罗夫也会扮演变色龙的角色。偶尔必须屈尊亲自会见大众媒体时，他会以严肃的政治家面目出现。在他自己的集会场合，他则会变成另一个人，阿科波夫对此永远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讲台上，原先的工程师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口若悬河、热情洋溢且魅力四射的演说家，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能够准确而清晰地表达人民的心声、愿望、恐惧、期盼、愤怒和执着。面对他们，也只有在面对他们时，他才表现得亲切和蔼、平易近人。

在这两种面貌背后，还有令阿科波夫感到惊恐的第三张面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或警卫员尽管只是听说过这第三张面孔，不过光凭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便足以令他们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对他唯命是从。

尼基塔·阿科波夫在过去的十年里，只目睹过两次科马罗夫内心愤怒爆发继而情绪失控的情景。在其他若干个场合，他看到过科马罗夫极力克制住情绪，最后成功平静下来。在那两次情绪失控的时候，他看到他的领导、他所追随和崇拜的人，变成了一个尖声怪叫的狂暴的恶魔。

他愤怒地把电话机、花瓶和墨水瓶座纷纷砸向因冒犯他而吓得浑身发抖的工作人员，把黑色卫队的一名高级军官骂得狗血淋头、痛哭流涕。他使用了阿科波夫闻所未闻的肮脏语言，还会砸家具。有一次，他用一把沉重的黑檀木尺子痛打一个受害人，差点把那人打死。

阿科波夫知道爱国力量联盟的头领发怒时会露出什么样的神情。科马罗夫的脸色会变得惨白，他的举止甚至会变得比平时更正式、更客气，但在他的颧骨上方，会各自出现一个鲜红的斑点。

“你是说，你把文件搞丢了，尼基塔·伊凡诺维奇？”

“不是丢了，总统先生，显然是放错地方了。”

“你处理过的任何文件中，再也没有比这份文件更机密的了。你读过，能明白为什么。”

“我能理解，总统先生。”

“这文件只制作了三份，尼基塔，两份锁在我自己的保险箱里。这文件，只有我身边最可靠的少数几个人才允许阅读。这文件，甚至还是我亲自编写并且打印的。我，伊戈尔·科马罗夫，亲自打字、打印了整份文件，不是托付给秘书去做的，因为这是绝密文件。”

“您很英明，总统先生。”

“正因为把……把你视为身边最亲近的人员之一，我才允许你阅读。现在你对我说，你把它搞丢了。”

“是放错地方了，暂时放错了，我向您保证，总统先生。”

科马罗夫在用那双擅长迷惑人的眼睛盯着他。他的眼神可以说服怀疑论者成为合作者，或使退却者感到恐惧。他脸色苍白，两边的颧骨上方出现了愤怒的红斑。

“你最后一次看到文件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总统先生。我加班到很晚，以便秘密地阅读。我是八点钟离开的。”

科马罗夫点点头。夜间值班警卫员的登记记录可以证实或推翻他的离去时间。

“你带走了文件。竟然违抗我的命令，把文件带出了大楼。”

“总统先生，我发誓，我没带走。我把文件锁在保险箱里了。我从不把秘密文件到处乱放或带走。”

“但现在文件不在保险箱里？”

阿科波夫努力咽了几下，但他没有口水。

“在我打电话之前，你开过几次保险箱？”

“一次都没有，总统先生。在您打了电话后，我才第一次去开保险箱。”

“保险箱是锁着的吗？”

“是的，与往常一样。”

“被撬开过吗？”

“显然没有，总统先生。”

“你搜查过房间了吗？”

“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我也搞不明白。”

科马罗夫考虑了一会儿。在空洞的表情背后，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最后，他打电话给底层的警卫室。

“封锁整栋楼，不许任何人出入。去找格里辛上校，叫他马上来我办公室报到。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在干什么，我要他一小时之内到这里。”

他的食指离开内部通讯器上的按钮，眼睛盯住这位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的助手。

“回到你的办公室去，不要与任何人联系，在那里等待进一步通知。”

西莉亚·斯通是一个又聪明又现代的年轻单身女人，她喜欢与她所倾心的人一起享受人生。此刻，她正迷恋着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雨果·格雷。他两个月前刚从伦敦过来，比她晚来六个月，他的身份是使馆的文化随员助理，级别与她一样，但年纪比她大两岁，也是单身。

他们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公寓，虽然小了点，但很实用，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旁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住宅楼内。这是一栋方形楼房，中间有个大院子，可以停车，门口有俄罗斯民警站岗。即使在现代的俄罗斯，人们还是认为在那里进出是会受到监控的，不过，至少汽车停放在那里非常安全。

午饭后，她开车回到索菲亚码头旁的英国使馆大院，撰写她与记者午餐会面的报告。他们的谈话大都关于前一天切尔卡索夫总统去世以及随即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向记者保证，英国人民将继续密切关注俄罗斯的事态发展，希望他能够相信她。她还想知道，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刊登出来。

她五点钟驾车返回公寓，洗了个澡，稍事休息了一下。她已经与雨果·格雷约好八点外出吃晚饭，然后她想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她可不希望把夜里的时间全花在睡觉上。

下午四点钟，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已经确信丢失的文件肯定不在楼里了。现在，他正坐在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办公室里汇报情况。

四年来，这两个人一直相互依存，难以分离。1994年，格里辛辞去克格勃第二总局的上校职务。他对现状已彻底失望。以他的观点来看，1991年共产党正式结束统治以后，前克格勃已经消亡了。而在此之前的1991年9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把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机构解体，把各个部门分流到其他机构去了。

对外情报部门——即第一总局，其总部还保留在环城路以外的亚谢涅沃，但已经改名为俄联邦国外情报局，简称SVR。这已经够糟糕的了。

更糟糕的是，格里辛自己所在的第二总局，这个曾经负责国内安全、反间谍和镇压不同政见分子的机构，也已经遭到阉割，改名为俄联邦安全局，即FSB，并大量裁减了人员。

格里辛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俄罗斯人民需要纪律，需要强硬、有时甚至是苛刻的纪律，而第二总局正是执行这种纪律的部门。他忍耐了三年的改革，希望在晋升至少将后就离职。一年后，他开始担任伊戈尔·科马罗夫的警卫队长，当时科马罗夫还是原来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局委员。

这二人共同成长，都有了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以后还都会有更多的共通之处。几年来，格里辛已经为科马罗夫缔造了一支绝对忠诚的贴身警卫队伍，即黑色卫队。现在，这支由健壮的年轻人组成的卫队人数已达六千，并且由他亲自指挥。

黑色卫队的后备力量是青年战斗队，也由他来指挥。这支战斗队是爱国力量联盟的青年组织，人数多达两万，队员们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狂热的忠诚。他是少数几个可以对科马罗夫直呼其名的人之一。尽管街上卑微的平民也可以对着科马罗夫高呼“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但那是他作为“人民的一员”的一个方面，是俄罗斯人民期待的一种同志关系的体现。对他的部下，科马罗夫则有着非常严格的礼节要求，只有极少数几个密友除外。

“你肯定这文件已经不在楼内了吗？”科马罗夫问道。

“肯定不在了，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把楼内翻了个底朝天。我们检查了每一个柜子、每一个抽屉和每一个保险箱。每一扇窗户和每一个窗台也都检查过了，每一寸土地都搜过了，没有外人闯进来的迹象。

“保险箱制造厂方的专家刚刚完成了检验，那个保险箱没有外力撬动过的痕迹。要么是知道密码的人打开过，要么文件根本就没放进去过。昨晚的垃圾已全被封存，并进行了分拣检查。什么也没发现。

“晚上七点钟起，狗就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了，此后没人进入过大楼。夜班警卫晚上六点钟来接替白班，十分钟后白班的警卫就离开了。阿科波夫在办公室里待到八点。我们已经把昨晚的训犬员叫来了，可他发誓说昨晚一共拴了三次狗，是为了让三个加班的员工驾车离开。阿科波夫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夜间值班记录确认了这一事实。”

“所以呢？”科马罗夫说。

“所以应该是人为的无意失误，或者是有人蓄意为之。我们已经派车去兵营接昨晚值班的两个警卫来，他们马上就可以到这里。从昨晚八点阿科波夫离开，到今早六点白班人员抵达的这段时间里，是他们在楼内值班。然后是白班的警卫单独在这里值班，直到八点左右办公室工作人员上班，这中间有两个小时。但白班的警卫们发誓说，在他们第一次巡逻时，这个楼层的所有办公室门都是锁着的。楼层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阿科波夫，都证实了这一点。”

“你怎么看，阿纳托利？”

“要么是阿科波夫有意或无意地带走了文件，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把文件锁进去，一个夜班人员把文件拿走了。值班警卫都有办公室门的万能钥匙。”

“这么说，是阿科波夫？”

“他肯定是第一个要怀疑的对象。他的私人公寓已经搜查过了，他也在场，什么也没有。之前我还觉得，他有可能带走文件，然后把文件包搞丢了。国防部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当时我负责案子的调查工作，结果发现不是谍报活动，而是渎职。罪犯被送去劳改营了。但阿科波夫的公文包是他一直用的那只，这也得到了三个人的证明。”

“那么他是有意为之了？”

“有可能。可我有个疑问，那他为什么今天上午还要来上班呢？难道他想自投罗网？他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远走高飞。我是想……呃……对他进行详细的审问，为的是消除嫌疑或得到他的供认。”

“我同意。”

“在那之后呢？”

伊戈尔·科马罗夫把椅子转到面朝窗户的角度，他沉思了一会儿。

“阿科波夫一直是个很优秀的机要秘书，”他终于开口了，“但是，这个事件之后就要换人了。我关心的是，他已经看过文件，里面的内容是最高机密。如果他被降级或开除，他也许会愤然不平，甚至会泄露他知道的秘密。那就很遗憾了，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完全理解。”格里辛上校说。

这时候，两个稀里糊涂的夜班警卫到了，格里辛到楼下去审问他们。

到晚上九点钟，位于城外的黑色卫队营房里的夜班警卫宿舍，已经搜查完毕，只发现了一些预料之内的洗漱用品和色情杂志。

在别墅内部，两个警卫已被隔离，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盘问。格里辛亲自审问他们。他们显然对他十分畏惧，这很正常，他们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

格里辛偶尔还会在他们耳边大喊大骂，但对这两个浑身冒冷汗的人来说，最痛苦的折磨是他坐在他们旁边，小声叙说着撒谎者将会得到的种种惩罚的细节。到八点钟，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头天晚上他们值班时的情况。他知道了他们因专注于电视上总统死讯的新闻细节，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巡逻。而且，他第一次听说有一个清洁工的存在。

清洁工晚上十点钟抵达，与往常一样，是从地下通道进来的，而且，没有其他人陪他一起进来。要打开三道门，需要这两个警卫在场，因为一名警卫掌管着街门键盘的组合密码，另一名警卫掌握着内门密码。中间门的密码，两人都知道。

他获悉，两个警卫看到老头与往常一样，先去顶楼打扫。随后，警卫很不情愿地离开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去打开中层办公室，那个重要的办公套房的门。他还知道了，在清洁工打扫完科马罗夫办公室后，一名警卫会过来重新锁上房门，但在清洁工打扫中间楼层的其他办公室时，两个警卫都已经回到了楼下。一切都很正常。那么……清洁工独自在阿科波夫的办公室里待过。他昨晚比平常提前一点离开，大约在凌晨一两点钟。

九点钟的时候，脸色惨白的阿科波夫先生由警卫陪同着离开了大楼。他乘坐的是自己的汽车，但由一名黑色卫兵驾驶。汽车后座上，另一名卫兵坐在这位失宠的秘书旁边。汽车没有驶向阿科波夫的公寓，而是出城去了青年战斗队的一处兵营。

到九点钟时，格里辛上校已经看完了由人事部提供的一份档案，那是一个叫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雇员的详细资料。该人六十三岁，是办公室的清洁工。档案里还有他的家庭住址，但那人有可能已经离家。他本应该在十点钟来上班的。

可他没有出现。半夜里，格里辛上校和三名黑色卫兵出发去走访老头的住所。

这个时候，西莉亚·斯通带着满足的微笑，翻身从她年轻情人的身上下来，伸手取来一支香烟。她很少抽烟，但现在是开心的时刻。雨果·格雷躺在她床上喘着气。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经常打壁球和游泳，保持着良好的体型，但刚刚过去的两个小时耗尽了他的大部分体力。

他不止一次纳闷，为什么一个处于性饥渴状态下的女人，其胃口总是能够超过男人的能力。上帝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不公平的。

黑暗中，西莉亚·斯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感觉到尼古丁使她恢复了体力，她靠到情人身边，抚摸他那深褐色的卷发。

“你究竟是怎么当上文化随员的？”她调侃说，“你连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都搞不清楚。”

“我不需要搞清楚，”格雷咕哝着，“我需要向俄罗斯人推广我们的文化——莎士比亚、勃朗特，诸如此类。”

“所以你要经常去会议室和站长讨论吗？”

格雷急忙从枕头边支起身来，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别说了，西莉亚。这里可能有窃听器。”

西莉亚·斯通不开心了，翻身起来去煮咖啡。她不明白，格雷为什么会对一句小小的调侃如此大惊小怪。不管怎么样，他在使馆的身份已经完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当然，她是对的。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雨果·格雷一直是秘密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的第三情报官，也是资历较浅的一位。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冷战仍处在高峰期，该情报站曾经阵容强大。但如今时代不同了，预算减少了，俄罗斯目前正濒临崩溃，已经自顾不暇，不再构成巨大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过去百分之九十的秘密现在已经可以公开获取了，要么就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现在，连曾经的克格勃都有新闻发言人了。在莫斯科的美国使馆里，中情局情报官的编制已经减少到只有一支足球队的人数了。

但雨果·格雷是一位敏锐的年轻人，他深信大多数外交公寓仍装有窃听装置。共产主义时代也许已经结束，但俄罗斯的大国妄想依然十分狂热。他是正确的，俄联邦安全局特工已经盯上了他，对获悉了他的身份大为振奋。

名字奇特的“热心人大街”很可能是莫斯科城内最破旧、最低档的住宅区。它建于共产党统治时期，坐落在化学战研究所的下风方向。在该区居民中，唯一能感觉到的“热心”来自那些即将搬离的住户。

根据记录，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与其女儿、卡车司机女婿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大街旁的一套公寓里。这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半，夏日的夜晚依然相当暖和。司机驾驶着一辆黑色的豪华海鸥汽车，不时把脑袋伸出车窗努力辨认街名路牌，最后，他把汽车停在了公寓外面。

这户人家女婿的姓氏应该不是泽伊采夫。于是他们不得不唤醒底楼的一位睡眼惺忪的邻居，打听出那户人家住在四楼。楼内没有电梯，这四个人只得脚步沉重地踏上楼梯，敲响一扇漆皮脱落的房门。

开门的女人睡意未消，她肯定有三十五六岁了，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上十岁。格里辛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他的手下推开房门进屋，四散开去搜查房间。公寓里没什么可搜查的，因为它很小，实际上，一共只有两间房，外加臭烘烘的卫生间和用帘子隔开的厨房。

女人刚才与她六岁的女儿睡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大床上。孩子被吵醒了，呜咽了起来。为了检查床底下是否藏着人，家里的睡床也被掀翻了，孩子的呜咽声随即变成哭声。两个用胶合板制作的破柜子也被打开来搜查了。

在另一个房间，泽伊采夫的女儿无助地指着墙边她父亲睡觉的那张行军床，解释说她丈夫去了远方的明斯克，已经走了两天了。孩子不停地哭，引得她也哭了起来。她发誓说，父亲自昨天上午起就一直没有回来。她很担心，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报告父亲失踪。她认为，父亲肯定是在公园的长凳上睡着了。

黑色卫队很快便确认，公寓内里没有藏匿任何人。而且格里辛坚信，这个女人已经吓坏了，不可能撒谎。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走了。

格里辛带领海鸥汽车离开莫斯科市中心，驶往四十英里外关押着阿科波夫的那座兵营。在夜晚剩下的时间里，他亲自提审那位不幸的秘书。黎明前，泪流满面的阿科波夫承认，他肯定把绝密文件留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忘记把文件锁进保险箱里。他恳求宽恕，格里辛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背。

出了营房，他召来一名心腹。

“今天天气比较热，我们的朋友在这里很痛苦。我想，黎明前安排游个泳应该会很合适。”

他随后便坐车返回莫斯科去了。他琢磨着，如果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是落在阿科波夫书桌上了，那么它有可能被当作废纸扔掉，或者是被清洁工拿走了。前一个推断不成立：联盟总部的垃圾总要存放几天，然后才会在监督之下烧毁；昨晚的垃圾桶已经被仔细筛选过，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么，肯定就是清洁工了。可是，为什么一个半文盲的老头要做出这种事情？或者，在那之后他又干了什么？格里辛仍然想不出答案，只有老头本人能够解释。他会解释的。

早饭时间还不到，他已派出两千名手下，全员便装，在莫斯科各处寻找一名穿旧军大衣的老头。尽管他们没有他的照片，但他的特征很明确，而且，他有三颗钢做的门牙。

可是，即便有两千人在撒网搜索，这工作也并不容易。莫斯科的小街小巷和公园里到处都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其数量是搜索人员的十倍，各年龄层、各种身材的都有，而且都穿得破破烂烂。如果泽伊采夫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生活在街上，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检查。他们之中必定有一个人有着三颗钢门牙，还携带着一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人和文件，格里辛两者都要，而且不得耽搁。黑色卫队的卫兵虽然迷惑不解，但都很听话。那天天气炎热，他们穿上寻常的长裤和衬衣，分头去搜索莫斯科的各个区域。

美国，兰利

1983年12月

杰森·蒙克从书桌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想去军需站。从内罗毕回来已经一个月了，他获悉自己的业绩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几个案子做得特别出色，获得提升指日可待。非洲部的负责人对他特别满意，因此也为即将失去他而颇感遗憾。

蒙克回来后被安排去学习西班牙语，过完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就要开课。西班牙语是他学的第三门外语，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趁此机会进入拉丁美洲部门。

南美洲地域广大，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因为它不但是门罗主义【4】所描述的美国“后院”，也是苏联集团所觊觎的大目标，是苏联搞暴动、颠覆或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克格勃因此正在巴西的里奥格兰德南部开展一项很大的行动，中情局对此要坚决予以阻止。现年三十三岁的蒙克即将迈入人生的一个新舞台——南美洲。

他正搅拌着杯里的咖啡，感觉有人站到了他的桌前。

“晒得好黑啊。”一个声音说。他抬起头来，认出了正俯身朝他微笑的那个人。他想站起来，但那人却示意他坐着，展现出如同贵族对农民表示友善一般的姿态。

蒙克吃了一惊。曾经有人在走廊上指着这人和他提起过，此人是行动部的一个大人物，是新上任的苏联东欧处反间谍科的苏联组负责人。

蒙克惊讶的是，这个人看上去太普通了。他们俩身高差不多，都是六英尺差两英寸，但对方虽然只比他大了九岁，身体状况却不太好。蒙克注意到他头上抹了厚重的发油，头发整齐地从前额梳到脑后，嘴唇苍白乏力，上唇还被一层浓密的小胡子覆盖着，近视的一双眼睛如猫头鹰般瞪着他。

“在肯尼亚待了三年。”蒙克解释了晒黑的原因。

“然后又回到了寒冷的华盛顿，嗯？”那人说。蒙克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对方的眼睛里含有一丝嘲讽。我比你聪明多了，那双眼睛似乎在这样说，我真的极其聪明。

“是的，先生。”蒙克回答。一只被烟熏黄的手伸了过来，蒙克除了注意到对方的烟瘾，还看到了对方鼻头上那一丛丛弯弯曲曲的毛细血管——这往往意味着饮酒过度。他站起来，绽出一丝微笑，打字间的姑娘们私下里认为他的微笑特别迷人。

“那么你就是……”那人说。

“蒙克。杰森·蒙克。”

“很高兴认识你，杰森。我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通常，使馆工作人员星期六是不用上班的，更不用说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周六了。多数人一般会去林中或乡下度周末，但总统的死讯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即使周末也要去上班。

那天上午，假如雨果·格雷的汽车发动起来了，那么许多后来要死的人都不会死去，这世界也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他汽车上的点火装置出了故障，尽管格雷再三尝试，还是没把汽车发动起来，他只好跑向快要开到院子大门栏杆处的红色路虎，敲了敲车窗玻璃。西莉亚·斯通让他搭上了车。

他坐到她的旁边，她驾车转弯进入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经过乌克兰大酒店，朝阿尔巴特和克里姆林宫方向驶去。他的脚后跟踩到了什么东西，于是弯腰捡了起来。

“你要竞购《消息报》吗？”他问道。她瞟了一眼，认出了他手里拿着的文件。

“噢，天哪，是我昨天打算扔到垃圾桶里去的东西。一个疯老头把它扔进汽车，吓得我差点魂都没了。”

“又是一份请愿书，”格雷说，“没完没了的。当然，通常是为了得到签证。”他翻开黑色封面，去看标题页。“哦，好像是关于政治的。”

“太好了。我是‘疯子先生’，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图，把它交给大使。”

“他是这么说的吗？把它交给大使？”

“是啊，还说谢谢啤酒。”

“什么啤酒？”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疯子。”

格雷读完标题页，又翻开来看了几页。他安静了下来。

“确实是关于政治的，”他说，“像是某种宣言。”

“你想要就拿去好了。”西莉亚说。他们已经把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抛在了后面，转弯后朝石桥驶去。

雨果·格雷打算快速浏览一下这份没人要的东西，然后扔进废纸篓里去，可看了十页之后，他站起来，决定去见一下那位足智多谋的站长，一个精明的苏格兰人。

为了防止被窃听，站长的办公室每天都要打扫，但真正秘密的会议，总是安排在“泡沫室”里举行。这个有着奇怪名称的房间其实是个会议室，悬空吊在钢筋横梁上，关上房门后，房间四周的间隙会被空气填满。泡沫室里里外外定期会进行打扫，被视为敌对情报机构无法窃听的场所。格雷感觉站长办公室还是不够安全，他要求去泡沫室。

“是吗，小伙子？”站长说。

“嗯，乔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浪费您的时间。也许是吧，对不起。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位老人把这个东西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您知道吗？就是当新闻随员的那个姑娘。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的声音渐渐轻下去，站长从半月形镜片的上方看着他。

“扔进了她的汽车？”他温和地问道。

“她是这么说的。那人一把拉开车门，把这个扔进汽车，请她转交给大使，然后就走了。”

站长伸手接过文件，黑色的封面上有两个格雷的脚印。

“是什么人？”他问道。

“老头，衣衫褴褛，留着胡茬，像一个流浪汉。把她吓得半死。”

“也许是请愿书。”

“她就是这么认为的。她本打算把它扔掉，但今天上午我搭了她的车。我在路上看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似乎政治性很强。里面的标题页上盖有爱国力量联盟的标志印章，看上去像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

“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奇怪。好吧，小伙子，把这个留给我来处理吧。”

“谢谢，乔克。”格雷说完就站了起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提倡一种上下级之间直呼名字的亲密做法，旨在鼓励同志情谊和大家庭般的感情，强调了在这个奇特的行业里人人平等。只有局长本人被称为“局长”或“先生”。

格雷朝门口走去。他的手刚放在门把手上，就被他的上司叫住了。

“还有一件事，小伙子。苏联时期的公寓楼质量不好，墙壁很薄，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商务三秘昨晚没有睡好，今天上午双眼通红。幸好，他老婆还在英国。下次，你和那位快乐的斯通小姐能否把声音放轻一点？”

雨果·格雷的脸变得像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一样红。他离开后，站长把黑色文件放到了一边。他今天很忙，大使要在十一点钟见他。大使阁下是个大忙人，他才不想受到打扰，尤其是这种被流浪汉扔进工作人员汽车里的东西。直到夜里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的时候，这位间谍头子才会去看这份后来被称为《黑色宣言》的文件。

西班牙，马德里

1984年8月

在1986年11月搬迁新址之前，印度驻马德里大使馆设在一座华丽的跨世纪建筑物内，位于维拉斯奎兹大街九十三号。在1984年印度独立日那天，印度大使按惯例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款待西班牙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各国外交使团。与往年一样，这个日子是8月15日。

由于马德里8月天气极为炎热，而且8月通常被政府、议会和外交官员选为假日，许多高官已离开首都，由级别较低的官员代表他们去参加招待会。

以印度大使的观点来看，这相当遗憾，但印度人无法重写历史，不能去改变他们的独立日。

美国派出了他们的代办和商务二秘杰森·蒙克作为代表。使馆内的中情局情报站长也不在，蒙克已经升为情报站的二把手，现在临时代理站长职务。

蒙克在这一年里过得很不错。学了六个月西班牙语后，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级别也从GS-12晋升到了GS-13。这种政府官员的级别档次，对于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人来说也许意义不大，因为那是联邦政府公务员制订工资的依据。但在中情局，级别不但关系到工资的高低，还关系到职务、地位和职业生涯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高级情报官职位调整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刚刚任命了一位（行动）副局长，以替代原先的约翰·斯坦。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负责中情局的所有情报收集工作，由此掌管该领域的所有情报人员。新上任的副局长是凯里·乔丹，是当初发现并招募蒙克的伯乐。

最后，当蒙克完成西班牙语课程时，并没有被分配去拉美处，而是西欧处。西欧只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即西班牙本身。

倒不是说西班牙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对于一个三十四岁的单身情报官来说，迷人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绝对胜过南美洲的特古西加尔巴。

由于美国与其盟友西班牙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中情局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去对西班牙搞间谍活动，而是与西班牙的反情报机关合作，监视苏联和东欧这个敌对间谍成群的团体。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蒙克就与西班牙反间谍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该机构好多高级情报官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佛朗哥时期，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由于用西班牙语很难发出“杰森”的读音，常常会变成“夏森”，于是他们就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取名为“鲁比奥”，即金发小伙子。他们都喜欢他，蒙克有这种亲和力。

印度独立日的招待会气氛热烈。人们三三两两走动，喝着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槟，但酒杯在手里拿上十秒钟就开始变热，人们有礼貌地寒暄，言不由衷地交谈着。蒙克估摸着自己已经为山姆大叔尽了力，准备离开，这时，他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穿过人群，走到一位身穿铁灰色西装的男士后面，等到他与一位穿着纱丽【5】的女士交谈完毕、身边没有旁人时，他在后面用俄语说：

“你好啊，朋友。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那个人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然后露出微笑。

“谢谢你，”尼古拉·图尔金说，“他痊愈了，现在很健康。”

“我很高兴，”蒙克说，“看起来，你也混得不错呢。”

图尔金点点头。接受敌人的送礼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旦被人告发，他将永远不得离开苏联。但是，为了儿子，他只能去恳求格拉祖诺夫教授的帮助。老医生自己也有儿子，私下里认为，苏联应该在医学领域与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他无意去检举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并低调地接受了同事们对他攻克疑难病症的祝贺。

“是的，谢谢。还可以。”他回答说。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蒙克说。苏联人似乎颇为震惊，蒙克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动作：“不是策反，我承诺。”

图尔金这才放松下来。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蒙克的俄语讲得很好，这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国使馆商务处的外交官；蒙克估计图尔金应该是克格勃的，也许是在反情报部门工作，因为看到他能够自由地与美国人谈话。

蒙克使用的这个词语其实已经把他给暴露了。事实上，他以玩笑的方式说了出来，这表明他认为冷战已经处在一个短暂的休战期。“策反”或“冷策反”是专业术语，指的是一方的情报官鼓动另一方的某个人改换门庭。

过了三个晚上，这两个人分别来到马德里老城区的一条名叫磨刀匠街的小街。其实这街道比巷子大不了多少，走到一半时会看到一扇旧木门，进去后走下台阶，可以抵达一个砖砌的拱形地下室。这里以前是一个酒窖，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许多年来，这家餐厅一直挂着索布里诺德博坦的招牌，为客人提供传统西班牙菜肴。古旧的拱形地下室里设有卡座，卡座间放着餐桌，蒙克和他的客人坐进了其中一个卡座里。

菜肴味道很好。蒙克点了一瓶瑞格尔侯爵酒园的红酒。出于礼貌，他们不谈工作，只谈论老婆和孩子。蒙克承认他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图尔金的儿子尤里现在已经上学了，但暑假期间与爷爷奶奶待在一起。一瓶红酒慢慢喝完了，第二瓶又端了上来。

蒙克起先并没有意识到，图尔金虽然外表和蔼，其实内心极为恼火。他不是针对美国人，而是针对几乎要了他儿子生命的社会制度。当第二瓶侯爵红酒快喝完时，他突然问道：

“你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觉得开心吗？”

这是否意味着策反？蒙克纳闷了。这个笨蛋想招募我？

“相当快乐。”他轻松地说。他正在倒酒，眼睛看着酒瓶，没看苏联人。

“如果你有困难，他们会帮助你吗？你们的人？”

蒙克继续盯着流进杯子的红酒，他的手平稳地握着酒瓶。

“当然了。如果我需要帮助，我们的人是会来的。这是规矩的一部分。”

“能为生活在自由环境的人们工作，感觉肯定很好。”图尔金说。蒙克终于放下酒瓶，望向桌子对面。他曾许诺不搞策反，但现在这个苏联人主动提出来了，他自己想弃暗投明。

“是啊。听我说，朋友，你们的制度即将发生变化，很快就会有变化。我们可以帮助变化来得更快一些，尤里长大后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已经去世了，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他的接班人是另一个老家伙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站起来时必须有人搀扶。但克里姆林宫新近有传闻说，会有一个年轻人来接班，他的名字叫戈尔巴乔夫。到喝咖啡的时候，图尔金已经被策反了。此后，他人虽然留在克格勃，暗地里却为中情局工作。

蒙克很幸运，因为他的上司，即情报站长正外出度假。假如站长在，蒙克就要把图尔金交给其他人去管理。不过这次，他自己用加密电报向兰利总部报告了关于这次招募的消息。

人们一开始总是会起疑心的。成功策反一名克格勃K局的少校，意味着一次非凡的成功。在夏天的其他很多个日子里，蒙克与图尔金在马德里进行了多次秘密会面，蒙克了解了这位苏联同龄人的情况。

图尔金1951年出生在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父亲是军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十八岁那年，他因为大学梦没能如愿，去参了军。入伍后，他被分配到克格勃的边防军部队，在那里，他被发现是棵苗子，从而进入了捷尔任斯基高级学校的反情报专业学习英语。他表现得很出色。

后来，他与一组优秀学员一起转到了著名的安德罗波夫学院学习，那儿是克格勃的国外情报培训中心。与大洋彼岸的蒙克一样，他也注定会飞黄腾达。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被分配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K局，隶属于情报收集部门的反情报机构。

1978年，图尔金二十七岁时结婚了，同年有了儿子尤里。1982年，他第一次赴国外任职，到了内罗毕，主要任务是渗入肯尼亚的中情局情报站，招募在内罗毕或肯尼亚各地的间谍。由于儿子生病，这次国外任职提早结束了。

图尔金的第一份情报在10月份传递到了中情局。确定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全秘密的通信系统后，蒙克带上这份情报专程返回兰利汇报。结果，该情报价值很高，图尔金泄露了克格勃在西班牙的完整谍报行动。为保护情报源，美国人把他们掌握的情报逐个逐个地透露给西班牙，使得每次捕获为莫斯科效劳的西班牙间谍，都像是因为碰上好运气，或者是因为西班牙方面的努力。每个案子都让克格勃（通过图尔金）觉得，是由于间谍自己犯下错误才导致其本人被捕的。莫斯科没起疑心，但输掉了它在整个伊比利亚地区的情报行动。

在马德里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图尔金升上了副站长的位子，这使得他几乎能接触到所有的情报信息。1987年，他将奉调返回莫斯科，一年后出任克格勃K局在东德的情报站长，直到1990年柏林墙拆除、共产党下台、东西德统一。这些年里，虽然他通过死信箱存取点和联络点传递了数以百计的情报，但他一直坚持只接受一个人的管理，即柏林墙对面的朋友杰森·蒙克。这种安排不同寻常。大多数间谍在六年时间里要换好几个“管理员”或“控制员”，但图尔金坚持己见，中情局兰利总部拿他没办法，只能做出让步。

1986年秋天，蒙克返回兰利，去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办公室报到。

“我看过那些情报了，”中情局新任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说，“价值很高。我们原先以为他有可能是双料间谍，但他提供的西班牙间谍级别都很高。你那个人很可靠，干得很好。”

蒙克点头表示感谢。

“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乔丹说，“我也是刚刚才了解此事的，你报告里关于招募的战略很合适，但有一个问题，他自愿要求变节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呢？”

蒙克把报告里没有提及的情况告诉了副局长，包括那人的儿子在内罗毕生病，以及由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提供药品的事情。

“我真该把你给解雇了。”乔丹最后说。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白桦树和山毛榉树林一直延伸到波托马克河，通红或者金黄的树叶即将纷纷飘落。

“老天啊，”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局里的其他人会不会在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让他拿走药品。你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他。马德里的成功纯属侥幸。你知道拿破仑是怎样评价将军的吗？”

“不知道，先生。”

“他说，我不管他们好不好，我只希望他们运气好。你这种做法非常少见，但你很幸运。我们要把你的那个人转移到SE，这个你知道吗？”

中情局的最高领导是局长，他领导着两个大部门：情报部和行动部。情报部由情报副局长负责，其任务是把收集到的大量原始情报进行比较和分析，选编成一些情报摘要送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相关部门。

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由行动部承担，其负责人是行动副局长。行动部下面又按照世界的地域格局分为拉美处、中东处、东南亚处等等。但在长达四十年的冷战时期，在从1950年直至1990年东欧共产党垮台的这段时间里，最核心的部门是苏联东欧处，简称SE。

其他处室的情报官们对SE常有牢骚，即便他们在波哥大或雅加达挖掘或招募了有价值的苏联“资产”，招募后还是必须交由苏联东欧处操控管理。其理由是被招募者将来会从波哥大或雅加达调走，很可能调回苏联。

由于苏联是主要的敌人，苏联东欧处就成了行动部的香饽饽，大家都努力想挤进去。即使蒙克在大学里主修俄语，而且多年来经常阅读俄文报刊，他仍然被分配去了非洲处工作，此后也不过是调到了西欧处。

“知道的，先生。”蒙克说。

“你想跟他一起调过去吗？”

蒙克来了精神。

“好的，先生。请批准。”

“好吧，是你发现他并招募他的，就由你来管理他吧。”

不到一个星期，蒙克就被调到了苏联东欧处，他的任务是管理克格勃少校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他再也没有返回马德里常驻，而是经常去那里访问，在瓜达拉马山脉高处的野餐地点与图尔金秘密会面。他们在那里谈论许多事情，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及其改革和公开化的两手计划，使得政策开始宽松。蒙克很高兴，因为他不但把图尔金视为工作对象，还把他当成了朋友。

到1984年，中情局正在变成——或者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书工作上面，不再重视情报收集。蒙克讨厌官僚主义，不喜欢文书工作，深信写下来的东西有可能被偷或者被复制。苏联东欧处文书工作的绝密核心是“三○一号档案”，里面记录了为山姆大叔效劳的每一个苏联间谍的详情。那年秋天，蒙克“忘记”把图尔金少校——代号为来山得【6】的间谍——的详情记录放到三○一号档案中。

7月17日晚上，英国秘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乔克·麦克唐纳参加了一个无法推却的饭局。饭后他回到办公室，准备整理一下在饭局上记的笔记——他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公寓，认为免不了有遭窃的可能性。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上。他漫不经心地翻开文件看里面的内容，当然，这文件是用俄文书写打印的，但他懂俄语。

结果，那天夜晚他没能回家。刚过午夜，他给妻子打电话，解释说晚上要加班不能回家了，然后继续看文件。文件大约有四十页，分成了二十个小标题。

他读到了关于重建一党专制国家、恢复一系列劳改营以关押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段落。

他仔细阅读了关于解决犹太人群落问题的最终方案，还有关于车臣问题的处理意见，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

他研读了有关与波兰签署互不侵犯和约以期缓和西部边界的那几页，还有重新征服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在内的前苏联南部的共和国的部分。

他读到了有关重建核武器库，并把周围的敌人列为目标的段落。

他也集中精神阅读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所有其他宗教派别命运的描述。

根据这份宣言，那些受到屈辱、现在正忧郁地蜷缩在营房帐篷里的部队官兵，将被重新武装起来，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重新征战；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将作为奴隶为他们的俄罗斯主人生产粮食；俄罗斯人将会移民到外部领土，在由莫斯科委派的一名帝国总督的庇护下，对那里的人民实施统治和控制；国家治安将由黑色卫队来维持，其人数将增加到二十万人；他们还要对反社会分子——自由主义人士、记者、牧师、同性恋和犹太人进行特别处理。

该文件还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惑麦克唐纳和其他人的谜团：爱国力量联盟取之不尽的竞选资金的来源。

1990年之后，俄罗斯的黑社会一直由许多黑帮组成。早些时候，他们为争抢地盘相互残杀，搞得尸横遍野。1995年以来，他们开始推行联合策略。到了1999年，俄罗斯从西部的边界到乌拉尔山区的范围之内，有四个犯罪集团，为首的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多尔戈鲁基。如果他面前这文件的情况属实，那么，正是这些集团在资助爱国力量联盟，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回报，以便铲除其他帮派并取得霸权地位。

凌晨五点钟时，乔克·麦克唐纳已经把文件看了五遍，最后合上了这份《黑色宣言》。他往椅背上一靠，眼睛盯住天花板。他已经戒烟多年，但现在他很想吸一口。

最后他站起来，把文件锁进保险箱后走出使馆。他在黎明的晨曦中站在人行道上，凝视着河对面的克里姆林宫围墙。四十八小时前，在高墙的阴影下，一个身穿破旧大衣的老头也凝视过这座使馆楼房。

人们通常会认为间谍头子是不信教的，但外表和职业会误导人。在苏格兰高地，贵族们自古就有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传统。1745年，伯爵和男爵们与他们的亲族一起聚集在天主教快乐王子查理的旗下，一年以后他们在卡洛登的沼泽里被消灭了【7】。

站长来自这种传统的宗教中心。他父亲是法西芬的麦克唐纳家族的一员，但他母亲是洛瓦特的弗雷泽后裔，他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他迈开脚，先是沿着河堤走到下一座桥梁——莫斯特大桥，过桥后向东正教的圣巴西尔大教堂走去。他绕过大教堂的洋葱头尖顶建筑群，穿越正在苏醒的市中心，朝着新广场的方向走去。

正要离开新广场时，他看到清晨的第一批人群开始在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前排队领取热汤。广场后面就有一个流动厨房，那里曾是苏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些国外的慈善组织参与了对俄罗斯的救济，联合国则以官方名义在提供支援。西方像早先援助罗马尼亚孤儿院和波黑难民那样，也是慷慨解囊。可是，任务很艰巨，因为农村的贫民朝着首都蜂拥而来，遭民警收容遣返后又会再次出现，或者不过是又换了一批人。

他们站在黎明前的晨曦里，老人们衣衫褴褛，妇女们怀抱吃奶的婴儿。自从波特金时代以来，俄罗斯的农民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们像牛一样，迟钝并充满耐心。7月下旬天气温暖，他们还能过活。但当冬天来临，俄罗斯进入寒风刺骨的隆冬……今年的1月已经很冷了，那明年1月呢？想到这里，乔克·麦克唐纳摇摇头，继续朝前走去。

他来到了以前叫作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卢比扬卡广场。这里曾经有一座竖了几十年的铁腕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他是列宁时期的专政机关“契卡”【8】的创始人。广场后面矗立着一栋灰色和赭色构成的大楼，被称为莫斯科中心，那儿是克格勃的总部。

古旧的克格勃大楼后面，是臭名远扬的卢比扬卡监狱，在那里遭到刑讯逼供和处决的人不计其数。监狱后面有两条大街，分别是大卢比扬卡和小卢比扬卡。他选择了小卢比扬卡。街道的中段是圣路易教堂，许多外交官和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去那里做礼拜。

他身后两百码远的地方，在他视线以外的克格勃大楼的背后，一些流浪汉在儿童商店宽大的门洞里睡觉。

两个身材魁梧、穿着牛仔裤和黑皮夹克的人走到商店门口。他们把正在睡觉的流浪汉一个个翻过身辨认。其中一个流浪汉身穿破旧的军大衣，翻领上挂着几枚沾满了尘土的奖章。那两个人吃了一惊，再次弯腰查看，把他从睡眠中摇醒。

“你是泽伊采夫？”其中一人厉声问道，老人点了点头。另一个人从衬衣口袋掏出便携式电话，按下几个数字开始说话。很快，一辆莫斯科人汽车驶过来，转弯后停在了街沿石旁边。那两个人把老头架起来扔进车后座，随后也挤进了汽车。老头在上车前努力想说些什么，晨光中，他嘴里的几颗不锈钢门牙闪烁了一下。

汽车快速绕过广场驶到一座大楼后面，那里曾经是全俄保险公司，后来成了令人恐惧的楼房。车子随后咆哮着穿行在小卢比扬卡街上，经过了正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身旁。

在一位睡眼惺忪的教堂守门人的引导下，麦克唐纳进入教堂走到走廊的尽头，跪在了圣坛前。他抬头看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则在俯视他。他开始祷告。

教徒祷告是件很私密的事情，他正在祈祷：“亲爱的上帝，我祈求您，但愿它是假的。要是这是真的，那么，一股巨大的黑暗邪恶力量将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第四章

乔克·麦克唐纳在其他工作人员上班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通宵未眠，但没有人会察觉。他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已经在一楼的员工洗手间里洗漱并刮了脸，随后换上了放在办公桌里的一件干净衬衫。

他的副手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兹还在公寓里睡觉，一个电话把他叫醒，他被要求九点钟抵达办公室。现在正躺在床上的雨果·格雷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通知。八点钟，麦克唐纳通知两名以前是部队老军士的警卫人员把泡沫会议室准备好，九点十五分召开会议。

“情况是这样的，”会议准时开始后，麦克唐纳就对他的两名同事解释说，“昨天我得到一份文件。它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们了。可以这样说，假如它是伪造的，或是一场骗局，那么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可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也无从判断——那么它有可能是一桩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请你把背景情况给格雷西讲一讲，好吗？”

格雷把他所知道的，把西莉亚·斯通告诉他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最理想的状况是，”麦克唐纳用了他最爱说的其中一句话，两个年轻人都收起了微笑，“我们能搞清楚那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得到这份有可能是绝密级别的文件，以及他为什么要选择那辆汽车和那个地点投递文件。他以前是否认识西莉亚·斯通？他是否知道那是使馆的汽车？如果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此外，使馆里有人能画画吗？”

“画画？”菲尔兹问道。

“画一张图画，一张肖像画。”

“我记得有一位家属开办了一个美术班，”菲尔兹说，“她以前是伦敦儿童图书的插画师，嫁给了档案馆的某个管理员。”

“去查清楚。如果她能画像，就让她与西莉亚·斯通一起去琢磨。此外，我也要亲自与西莉亚谈一下。另外还有两件事情：首先，老人很可能会再次出现，试图接近我们，在我们大楼附近徘徊。我会让梅多斯下士和雷诺兹中士注意我们的大门，如果发现了，他们会来告诉你们，尽可能让他进来，坐下来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去别处尝试其他办法，搞不好会被抓起来。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没有熟人？”

菲尔兹点点头。他们三个人中，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时间最长，刚来的时候，他接手了莫斯科的一些低级别警官线人，后来他自己也发展了几个。

“诺维科夫巡官在彼得罗夫卡总部大楼里的刑侦处工作，偶尔会提供一些帮助。”

“请他关照一下。”麦克唐纳说，“别提起扔进汽车的文件，就说有个怪老头在街上缠住我们的人，要求面见大使。我们不想对此小题大做，但请他不要缠着我们。等有肖像画了，就给他看，但别留给他。下次你们什么时候见面？”

“没计划过，”菲尔兹说，“我是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的。”

“好吧，看他是否能提供帮助。我要去伦敦几天，格雷西，你看家。”

西莉亚·斯通来上班时在大堂被截住了。她吃了一惊，被告知要去麦克唐纳那里，不是去他的办公室，而是去A会议室。她不知道这个房间是带防窃听功能的。

麦克唐纳很耐心，和她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记下了每一处细节。她则接受了他的说法，相信那个老头还纠缠过其他工作人员，要求面见大使。他问她是否同意协助画出流浪汉的肖像，她当然同意尽力相帮。

午饭时间，她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指导档案室副主任的夫人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了一张流浪汉的草图，三颗钢牙用银色的记号笔突出显示了出来。画完后，西莉亚点点头说：“就是他。”

午饭后，乔克·麦克唐纳让梅多斯下士佩戴好武器，护送他去了谢列梅捷沃机场。他并不是担心会在途中遭到拦截，他只是不知道，公文箱里那份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想夺回他们的财产。作为额外的防范措施，他用铁链把公文箱铐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后盖上了一件夏季的轻便风雨衣。

当使馆的捷豹汽车驶出大门时，这些细节都是看不到的。他注意到索菲亚码头那边停着一辆黑色海鸥轿车，但它并没有来跟随捷豹，因此也没去在意。事实上，海鸥轿车在等待一辆小型的红色路虎汽车。

在机场，梅多斯下士陪同他来到检票口，他在那里出示了外交护照，免去一切检查手续。在候机室等了一会儿后，他登上了英国航空公司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飞机起飞后，他慢慢地松了一口气，要了一杯金汤力。

美国，华盛顿

1985年4月

要是天使长加百利降临华盛顿，询问苏联使馆内克格勃驻勤特工组长：在所有中情局情报官里面，他们最想策反谁，来为苏联效劳？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上校是不会多做犹豫的。

他会这样回答：“我要选择行动部苏联处反间谍科科长。”

世界各国的所有情报机构都在其内部配有反间谍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像其他同事那么受人欢迎，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审查每一个人。这工作分为三种职能。

反间谍人员会参加对另一方投诚者的审问，在这个环节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要努力确认该投诚者是真诚叛变，还是被精心安插进来的。一个假装投诚的人或许也能带来一些真实情报，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假情报，让他的新主人深信他们内部没有叛徒——实际上是有的；或者，设法把这位新主人引入迷宫和死胡同。一个老练的“安插者”可以使对手浪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

反间谍人员还要验证对方阵营里的某些人，他们人虽然没有过来，但愿意被招募，这样的人有可能是双重间谍。双重间谍会佯装投降，佯装被招募，实际依然忠于他自己的组织并执行组织的命令。他会提供少量真实情报以骗取信任，然后布置一个真正的骗局，在他应该为之效劳的团体中大搞破坏活动。

最后，反间谍部门还必须确保己方没有遭到敌人的渗透，在自己的内部没有潜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间谍部门必须了解全部行动。他们可以调阅所有投诚者的历史档案以及多年前对他们进行盘问时的材料。他们可以深入敌国，实地考察当前所有线人的工作经历和招募情况，有没有遭暴露和变节的危险。他们可以查阅己方每位情报官的人事档案，为的是检查员工的忠诚度和真实性。

按照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者方知”原则，管理一两个行动的情报官有可能变节，出卖自己所掌握的行动，但他们通常无法得知同事在进行什么行动。只有反间谍人员了解全部行动。所以假如天使长来询问，安德罗索夫上校就会回答，他要选择中情局苏联处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反间谍人员是忠诚者中最忠诚的人。

1983年7月，奥尔德里奇·哈森·埃姆斯被任命为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反苏联间谍科的负责人。由此，他可以完全了解两个下属小组的情况：一是苏联组，负责所有为美国工作，但留在苏联国内的线人；二是外勤行动组，负责当时在苏联境外的所有线人。

1985年4月16日，因囊中羞涩，埃姆斯走进位于华盛顿第十六大街的苏联使馆，要求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他自愿充当苏联间谍，要价是五万美元。

他带去了一些小礼物：透露了三个苏联叛徒的名字，他们已与中情局有了接触，愿意为之效劳。事后他会解释说，他们很可能是双重间谍，不是真正的投诚人员。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人从此销声匿迹了。他还拿去一份中情局的员工名单，将自己的职位高亮标出，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小人物。然后他就离开了，第二次经过了对准使馆前院的联邦调查局摄像头。但是，这段视频从来没有播放过。

他在两天后得到五万美元。那只是个开始，这个叛徒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损失，比历史人物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为严重，他如今开始行动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这样一个品行不正、业绩低下、经常酗酒的人，为何能够一路晋升到对忠诚度要求极高的职位上？其二，那年的12月份，高层领导已经知道内部隐藏着一个叛徒，但他怎么还能够继续潜伏长达八年时间，以至于给中情局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个问题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回答。中情局内部的无能、懒散和自满，还有叛徒的运气，以及克格勃为保护其特工而精心透露的假情报；兰利内部更深层的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和故意误导，以及叛徒额外的好运；最后，还有詹姆斯·安格尔顿造成的阴影。

安格尔顿曾经是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一度成为传奇人物，最后因偏执导致精神错乱收场。这样一个没有私生活及幽默感的怪人，逐渐相信兰利内部有个克格勃间谍，代号为“沙夏”。在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追查中，他毁了一个又一个忠诚情报官的仕途，直至把行动部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幸存下来并在1985年已经升到高级职务的人，一想起要再次清查卧底，便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毛骨悚然。

至于第一个问题，其答案是一个人名：肯·马尔格卢。

变节之前，埃姆斯已经在中情局工作了二十年，他在兰利以外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完全是浪费空间，资深情报官杜威·克拉里奇从一开始就讨厌他蔑视他。

不过，他在纽约办事处交了好运，有所成就，并因此获得了赞誉。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科在埃姆斯赴任之前就已经在为中情局工作了，他最终在另一名情报官的精心安排下，于1978年4月投靠美国，埃姆斯只是从中接手了这个苏联外交官。并且，那时候起，他就已经经常酗酒了。

他的第三次赴外任职是在墨西哥，那次的业绩一塌糊涂。他经常喝醉，侮辱同事和外国人，还曾经醉卧街头，由墨西哥警察送他回家。他违反了情报工作的所有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到。

埃姆斯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都很糟糕。在一次大范围的业绩评估中，在受测评考核的两百名情报官里，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位。

这种表现的人通常根本不可能升上高级职位。八十年代初，所有高层领导——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和保罗·雷德蒙……都认为他是一块废料。但肯·马尔格卢不这么认为，他成了埃姆斯的朋友和保护神。

马尔格卢对那份糟糕的业绩测评报告进行润色，为他清除了事业发展的障碍，并把他提拔了上来。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否决了反对意见，运用人事调配权，安排埃姆斯进了反间谍科。

基本上，他们俩属于酒肉朋友，臭味相投，经常喝得烂醉，以酒鬼自怜，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是中情局对他们不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久便会使许多人命丧黄泉。

兔子列昂尼德·泽伊采夫快要死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在经受极度的痛苦，这个他是知道的。

格里辛上校相信痛苦的作用。他相信痛苦具有说服力，能够震慑目击者。痛苦是惩罚。泽伊采夫犯了罪，上校的命令是，他必须在死去前深刻领会痛苦的意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问他什么他都招了。大部分时间是格里辛独自在盘问他，因为他不想让警卫听到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

上校相当温和地要求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他按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这个故事，直到上校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其实，要说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只是当他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时，上校的脸上才显露出难以置信的迷惘。

“啤酒？英国人给了你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深信自己已经获悉全部情况。他估计，在遇到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后，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会把文件扔掉，但他不敢肯定。他安排了一辆汽车，派了四个可靠的手下守在使馆门前，等那辆红色小轿车出现后跟踪到她的住所，随后再回来汇报。

三点刚过，他对卫兵下达完最后的命令便离开了。他的汽车离开院子的时候，一架尾翼上刷有英航标志的A-300空客飞机在莫斯科北部上空转向，朝西方飞去。他当然对此并不知晓。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基赛尔尼大街的房子去。

他们有四个人。兔子的腿已经站不住了，不过他们知道，于是其中两人把他拉起来，手指紧紧攥住他的上臂。另外两人一前一后站着。他们殴打着他，缓慢地、卖力地一拳一拳打他。

巨大的拳头上戴有厚重的铜套指节。拳头击碎了他的肾脏，撕裂了他的肝脏，打破了他的脾脏。一只脚踢上去，捣烂了他的睾丸。前面的人在攻击他的腹部，然后上升到胸部。他昏过去两次，在被浇了一桶冷水后，又苏醒过来，疼痛也恢复了。他的双腿已经无法站立，因此他们架起他清瘦的身体，只留脚尖点着地。

最后，拳头落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腔上。肋骨被打断了，两根断裂的肋骨深深地扎进了肺叶。他的喉咙里涌上一股热乎乎、甜丝丝的黏液，堵住了他的气管。

他的视线变窄，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兵营军械库后面的灰色混凝土房间，而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下有一条沙土路和一片松林。他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只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

“来吧，朋友，喝啤酒……喝啤酒。”

光线逐渐暗淡，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但他依然能够听到那个声音在重复他听不懂的词语。“喝啤酒，喝啤酒……”然后，光线便永远消失了。

美国，华盛顿

1985年6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得到第一笔五万美元现金起，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那天，他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几乎把中情局行动部整个苏联东欧处给摧毁了。

他在午饭前已经把三○一号绝密档案搞到了手。他把这份重达七磅的机密文件和往来的电报全部从书桌上收起来，装进两只塑料购物袋里。他带着这些东西穿过迷宫般的走廊，乘电梯到了一楼，用身份证刷了一下，随后通过旋转门走出大楼。卫兵没去拦住他询问袋子里装着什么。他在巨大的停车场里找到自己的汽车，行驶二十分钟抵达了乔治敦，那是华盛顿郊外的一个优雅小镇，以诸多欧洲风格的饭店而闻名。

他来到查德威克，一家位于K街高速公路下面的滨水酒吧兼饭馆。他在那里与安德罗索夫上校派来的人接上了头。作为克格勃的情报站长，安德罗索夫知道，如果他亲自来接头，很可能会有联邦调查局特工盯梢。接头人是一名普通的苏联外交官，名叫楚瓦金。

埃姆斯把带来的东西递给那个苏联人。他从不要价，但每次收到的现金总是数额巨大，从第一笔报酬起，总数就足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苏联人支付价值很高的硬通货美元时通常很吝啬，但他们自此之后便没有讨价还价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挖到了最关键的主矿脉。

离开查德威克后，那两个袋子被送进苏联使馆，随后送抵莫斯科，来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亚谢涅沃总部。在那里，情报分析员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次漂亮的行动立即使安德罗索夫成为明星，使埃姆斯成了天底下最宝贵的资产。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原先只是一名普通特工，在安德罗波夫把他塞进第一总局后，他慢慢爬上了高位。他立即下令组建一个绝密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埃姆斯提供的文件。埃姆斯的代号是“铃铛”，这个专案小组因此被称为“铃铛小组”。

购物袋里有十四名间谍的详细资料，几乎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在苏联的全部资产。档案里没有提到他们的实际姓名，不过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任何一名反间谍特工，只要告诉他在他所在的网络里有一个叛徒，告诉他该人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然后调到莫斯科、现在在拉各斯工作，他很快就能够得出结论：只有一个人符合这条描述。通常，只需查阅一下记录，情况就会一清二楚。

后来，根据中情局的一位资深情报官估算，1985年夏季过后，有四十五起反克格勃的行动遭遇失败。这实际上是中情局的全部项目。1986年春天之后，三○一号档案内提及的为中情局工作的所有高级间谍，全都失去了作用。

乔克·麦克唐纳在下午晚些时候抵达了希思罗机场，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位于沃克斯豪尔大厦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大楼。他一身疲惫，虽然冒险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但现在他很想去俱乐部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他和妻子都居住在莫斯科，他们在伦敦切尔西的公寓已经租给了别人。

但他还是想在休息之前，把锁在手腕上的公文箱内的文件交到总部。局里的公务汽车在希思罗机场接到他后，一路朝绿色玻璃和砂石建成的大楼开去。秘密情报局如今所在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是七年前从破败古旧的世纪大厦搬到这里来的。

到机场接他的年轻实习生协助他通过了大门口的安全系统，最后，他终于把文件放进了苏联处处长的保险箱里。这位处长同事热情欢迎他的到来，但颇感好奇。

“喝点什么吗？”秘密情报局的苏联处处长杰弗里·马奇班克斯，指着衬有木板看上去像是文件柜的家具问他。他们都知道，那实际上是鸡尾酒酒柜。

“好主意。今天一天够长够累的了。来杯苏格兰威士忌吧。”

马奇班克斯打开酒柜门，开始兑制鸡尾酒。麦克唐纳是苏格兰人，他要的是老祖宗酿造的纯酒。这位处长倒了一杯不加冰的双料麦卡伦威士忌，递了过来。

“我知道你要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告诉我吧。”

麦克唐纳把故事从头说了一遍。

“肯定是个骗局。”马奇班克斯听完后说。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麦克唐纳表示同意，“但这肯定是我听说过的最愚笨的骗局。那么，骗子会是什么人呢？”

“应该是科马罗夫的政敌吧。”

“那种骗术他早就领教过了。”麦克唐纳说，“可是，投递的方式真的很奇特，拿到的人很可能看也不看就扔掉了。那个年轻人格雷能够发现，纯属碰巧。”

“好吧，那下一步应该来读一下咯。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吧？”

“我昨晚看了个通宵。似乎是一份政治宣言，看起来……让人感到很不愉快。”

“是用俄语写的吧？”

“是的。”

“唔，我的俄语可能不行，估计会看不懂。我们需要一份译文。”

“我想亲自翻译，”麦克唐纳说，“以防万一它不是骗局。看完后你就会明白。”

“好吧，乔克，听你的。你现在想做什么？”

“先去俱乐部，洗个澡、刮个脸、吃顿饭、睡一觉，大概半夜时回到这里，一直工作到正常上班时间。到时候见。”

马奇班克斯点了点头。

“好的。你还是用这个办公室吧，我会通知警卫部门的。”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已经快第二天上午十点了。他发现乔克·麦克唐纳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外衣和鞋子已经脱去，领带也松开了。黑色文件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还有一叠未经装订的打印纸。

“翻译好了，”麦克唐纳说，“已经变成英语了。顺便说一句，磁盘还在电脑里，应该取出来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他要来咖啡，戴上眼镜，开始阅读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那人肯定是疯了。”

“如果是科马罗夫写的，那么他是疯了，或者很邪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样，都是潜在的危险。继续看下去吧。”

马奇班克斯继续往下看。看完后，他鼓起腮帮子，然后长长地呼了口气。

“肯定是一个骗局。谁也不会把自己心里的这种想法写下来。”

“或者他认为，这只是局限于内部的狂热分子范围之内。”麦克唐纳暗示道。

“然后被偷走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流浪汉是谁，他又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马奇班克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这份《黑色宣言》是伪造的、是个骗局，而秘情局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会白忙活一场。但如果这是真的，但他们没有认真对待，那后果会很悲惨。

“我认为，”最后他说，“我们要把这件事上报给部长，甚至是局长。”

东半球部部长戴维·布朗洛在中午十二点会见了他们，局长则在下午一点十五分请他们三人在顶层餐厅吃午饭，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和沃克斯霍尔大桥的全景。

亨利·库姆斯爵士年近六十，这是他在秘密情报局局长岗位上的最后一年。他与自己的几个前任一样，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在十年前结束的冷战中经受过磨练，积累了经验。这一点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局长是政治任命，通常不懂业务；而三十年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已经说服历届首相，为他们选拔久经考验的内行人来当局长。

这套方法很有效。1985年后，中情局前后三任局长都承认，在报纸披露之前，他们几乎都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秘情局局长亨利·库姆斯信任自己的部下，应该知道的细节他都知道，部下工作人员也知道他是个知情人。

局长边看文件边喝奶油浓汤。但他看得很快，没一会儿就全了解了。

“乔克，虽然这有点麻烦，但还是要由你从头再讲一遍。”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然后点了点头。

“杰弗里，你怎么看？”

问完苏联处处长之后，他又征询东半球部部长布朗洛的意见，两人讲得差不多。这是真的吗？我们需要了解。

“我在考虑的是，”布朗洛说，“如果所有这些真的都是科马罗夫的政治议程，那他为什么要写下来？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绝密文件也有可能被盗。”

亨利·库姆斯爵士那双看似温和的眼睛转向了莫斯科情报站长。

“乔克，说说你的意见。”

麦克唐纳耸了耸肩。

“为什么人们要把内心的想法和计划写出来呢？为什么人们要把心中的秘密写在日记里呢？为什么人们要千方百计地保存内部刊物呢？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情报机关要储存极其敏感的资料呢？也许这是一份非常秘密且简单的文件，只是让内部小圈子里的人使用，或者仅限其本人使用。也有可能这只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为的是陷害那个人。我不知道。”

“啊，你说到点子上了，”亨利爵士说，“我们不知道。但看了这文件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知道，这其中有太多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真的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吗？这是不是他上台执政后打算实施的令人震惊的疯狂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是怎么被偷的？是谁偷走的？为什么又把它扔给了我们？或者这一切都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他搅动杯中的咖啡，凝视着文件的原稿和麦克唐纳的译稿，表情极为厌恶。

“对不起，乔克，可我们必须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我才能去河对岸向领导汇报。乔克，你回莫斯科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干，那是你的事情，但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这位秘情局局长与他所有的前任一样，肩负着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业务性的，努力为国家管理好情报工作；另一个任务是政治性的，即联络政府的有关部门，包括联合情报委员会、秘情局的大客户官员、比较难对付的外交部，还要跟内阁办公室争取预算，并与政府的大臣交朋友。这后一项任务需要面面俱到，普通人可承担不了。

他不能草率地编个故事，说一个流浪汉把那份文件扔进了一名低级外交官的汽车里，现在该文件已沾有脚印，里面有一个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的又疯狂又残忍的计划。他知道，那样做的话，他会遭到严厉的批评。

“我今天下午就飞回去，局长。”

“不行，乔克，你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睡觉了。去看场演出，在床上睡八个小时，明天坐第一班飞机返回哥萨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手表，“对不起，我另有……”

三个人鱼贯而出。麦克唐纳既没能去看演出，也没能在床上睡八个小时。马奇班克斯的办公室收到一份信息，是密码室刚送过来的。西莉亚·斯通的公寓遭到袭击，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她吃过晚饭回到家里时，撞上两个蒙面人，被他们用椅子腿打了。她在医院里，但没有危险。

马奇班克斯默默地把纸条递给麦克唐纳。麦克唐纳看了一下。

“哦，糟糕。”他说。

美国，华盛顿

1985年7月

这条信息在刚得到时，如同情报界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看上去很含糊，是第三手的资料，很可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一名美国志愿者，在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实施的援助计划后，返回纽约休假。他约了一位老同学一起吃饭，该同学在联邦调查局工作。

吃饭时，他们谈及苏联对南也门提供的巨额军事援助。联合国志愿工作者描述道，有天晚上，他在亚丁岩石宾馆的酒吧里和一位苏军少校闲聊过一会儿。

与身在南也门的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少校不会讲阿拉伯语，因为也门原先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苏联人是用英语与也门人交流的。美国人知道，他们在南也门不受欢迎，于是习惯自称瑞士人。他就是这样告诉苏联少校的。

少校越喝越多，渐渐有了醉意，因为知道四周没有同胞耳目，他开始强烈批评起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谴责他们贪污腐败、挥霍浪费，根本不关心苏联在第三世界开展的援助工作。

后来，调查局的同学对一位朋友提起这事。恰巧该朋友是中情局纽约办事处的特工，于是志愿工作者在饭桌上讲述的轶事就有了下文。

中情局特工请示了办事处领导，再次安排了一个饭局，请那位志愿工作者吃饭，席间喝了许多酒。中情局采用激将法，故意哀叹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断增进的友谊，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志愿者急于卖弄自己的学问，他打断对方说，事情并非如此，根据他的亲身感受，苏联人不喜欢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连最简单的技术都学不会，还经常弄坏提供给他们的援助设备，苏联人对他们感到越来越厌恶。

“就拿我刚刚去过的南也门来说……”他开始叙述。

到饭局结束时，中情局特工已经大致了解了苏联大型军事顾问团的基本情况。团组成员因遭挫折，已经计穷力竭，他们认为，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开展援助是毫无意义的行动。他还描述了苏军团组中一名极度厌倦的少校，他个子高高的，肌肉很发达，一张脸长得有点像东方人，还有一个名字：索洛明。

报告发回兰利，放在了苏联东欧处处长的办公桌上。处长又去与副局长凯里·乔丹商量了。

“这事也许没什么要紧，也许有危险，”三天后，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对杰森·蒙克说，“你能不能去一趟南也门，与这位索洛明少校谈一谈？”

蒙克向内勤专家咨询了很长时间，了解有关中东的情况。他很快就明白，南也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与那里的共产党政府不合拍，但莫斯科则在极力讨好该政府。不过，除了苏联人以外，那儿竟然还有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许多外国人。联合国正在那里开展三个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帮助发展农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救助儿童，世界卫生组织在负责健康项目。

一个人的外语无论讲得如何地道，一旦遇到该国本地人，还是很快就会露馅。蒙克决定不去冒充英国人，因为真正的英国人马上就能听出差异，法国人也一样。

由于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对联合国的许多机构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力。经研究发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派往亚丁的代表团里，没有西班牙人或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于是，中情局决定创建一个新角色，为蒙克安排一份为时三十天的签证，让他在10月份访问亚丁，身份是粮农组织从罗马总部派去检查项目进度的特派员，名字则是埃斯特万·马丁内斯·罗尔卡。在马德里，依然感恩戴德的西班牙政府签发了一本真实的护照。

乔克·麦克唐纳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不能去医院探望西莉亚·斯通了。7月20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上午，他去了医院。新闻随员女助理缠着绷带，依然头昏眼花，但说话倒是没有问题。那天她是正常时间下班回家的，没发现有人跟踪，她毕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她在公寓里待了三个小时，然后与加拿大使馆的一个女孩一起外出吃饭。她大概是夜晚十一点半回到家里的。窃贼肯定是听到她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了，因为她进去的时候，里面很安静。她打开门厅的灯，发现通往起居室的房门开着，里面一片漆黑。她感到奇怪，因为她离开时留了一盏灯，起居室窗户面向中央的院子，窗帘后面亮着灯，以表明家里有人。她认为肯定是灯泡坏了。

她走到起居室门口时，两个身影突然从黑暗中窜出向她扑来。其中一人举起什么东西，砸在了她的脑袋侧面。她倒在地上，但依稀能听到或感觉到有两个人从她身上跨过去，奔向公寓房门。她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醒过来，立即爬向电话机，给邻居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她又失去了知觉，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她记得的只有这些。

麦克唐纳去了公寓。英国大使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很恼火，转而向内务部抱怨。内务部责成莫斯科民警局派出最优秀的刑警去调查此事，详细的调查报告很快就会出来——在莫斯科，这意味着：别抱太大期望。

发往伦敦的信息中有一个地方搞错了，击中西莉亚·斯通的，不是椅子腿，而是一个小瓷像。瓷器已经碎了，假如击中她的是金属，那她很可能就死了。

公寓里有几个俄罗斯刑警在忙碌，他们愉快地回答了英国外交官的提问。院子门口的两名民警当时没有放俄罗斯的汽车进来过，因此盗贼肯定是步行过来的。民警没看到有人进来。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麦克唐纳心里想。

公寓门没有被蛮力砸开，因此肯定是被撬开的，要不然就是盗贼有房门钥匙，这当然不太可能。当今时日艰难，也许他们是来偷取外币的。那就太遗憾了。麦克唐纳点点头。

他暗地里认为，窃贼肯定是黑色卫队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当地黑社会代为操办的，或者是为前克格勃跑腿的——这样的人到处都有。莫斯科的盗贼很少光顾外交公寓，那样的后果会很严重。马路上停着的汽车倒是可以攻击的目标，但不会是民警站岗的公寓楼。民警对公寓的搜查很彻底、很专业，但没发现丢失什么东西，甚至连卧室里的珠宝都没动过。窃贼显然具有针对性，是专门冲着某样东西来的，但没能找到。这是麦克唐纳最担心的地方。

回到使馆后，他有了个主意。他给民警局打电话，询问能否让负责此案的刑警到他这里来一下。下午三点钟，契尔诺夫警官来了。

“我也许能够帮助你们。”麦克唐纳说。

刑警扬起了眉毛。

“那真是太感谢了。”他说。

“年轻的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觉好一点了。好很多了。”

“谢天谢地。”警官说。

“她描述了其中一个袭击者。在被袭击之前，她借着门厅的灯光看见了那个人的脸。”

“她在第一次陈述时说，两个人都没看清楚。”契尔诺夫说。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力是可以恢复的。你昨天下午见到她了吗，刑警？”

“是的，昨天下午四点钟。她醒着。”

“可我认为，她那时候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今天上午，她清醒多了。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位家属是搞美术的，她在斯通小姐的帮助下画了一张人物肖像。”

他把一幅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的图画递到了书桌对面，刑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非常有用，”他说，“我这就把它拿到刑侦队去传阅。这种年龄的人，应该是有记录的。”他起身准备离开，麦克唐纳也站了起来。

“很高兴能帮上忙。”他说。他们握了手，刑警离开了。

午饭时分，西莉亚·斯通和肖像画家都被告知了这个新编的故事。她们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都同意在契尔诺夫警官来询问时统一口径，不过后来刑警再也没来问过她们。

莫斯科各地的刑侦队都没能认出那张面孔，但他们都把图画贴到了办公室的墙上。

苏联，莫斯科

1985年7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发了笔横财后，克格勃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在这个“大博弈”中有一条牢不可破的规矩：如果一个情报机关突然从敌人的核心人员那儿获得了一位宝贵的线人，那就必须对该人实施保护。因此，当这个人透露了一批叛徒时，其兴高采烈的新主子会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处置这些叛徒，每处置一个，都要编造一个不同的理由。

只有当他们的线人远离危险，安全地到了后方以后，才可以把被他出卖的叛徒一网打尽。不然的话，则无异于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的广告，宣称：“我们从你们机构内部里发展了一个大卧底，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由于埃姆斯依然处于中情局的核心职位上，而且很有前途，克格勃第一总局本打算按规矩把他透露的十四个叛徒慢慢地仔细剔除。不过，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视他们声泪俱下的抗议，将这个做法彻底否决了。

“铃铛小组”对来自华盛顿的丰沛收获进行分类整理，发现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认，另一些则需要仔细检验和追查。那些已被“立即辨认”出来的叛徒当中，有的仍在国外任职，必须巧妙地把他们诱骗回来，不能让他们闻到腥味。这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十四人当中，其实有一个长期为英国效劳的间谍。美国人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由于伦敦曾把他的成果与兰利分享过，中情局知道了一点有关他的事情，由此可推断出更多情况。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七十年代早期在丹麦被招募，为英国人工作了十二年。他已经受到了怀疑，但他还是作为苏联驻伦敦使馆住勤情报官，最后一次返回了莫斯科。埃姆斯的叛变，直接证实了这个苏联人的疑虑。

不过，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上校很幸运。7月份时，他觉察到自己受到全面监视，网在收紧，很快就要实施逮捕了，于是他发出了一个事先约定好的紧急信号。英国秘情局搞了一个快速的撤出行动，当这位身材精瘦的上校在莫斯科街上慢跑时，把他救出来，偷运到芬兰去了。他幸存了下来，后来在中情局的一座安全屋里，由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听取了他的汇报。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认为，也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在莫斯科的同事搞清楚《黑色宣言》是真是假。

麦克唐纳遇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合适的途径去接触伊戈尔·科马罗夫本人。马奇班克斯考虑过，如果与这位爱国力量联盟的领袖见面，并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或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线索，确定这位自认为是右翼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外表之下，是否隐藏着疯狂的纳粹野心。

他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安排这种会面。去年冬天，他参加过一次野鸡射击活动，客人中有一位新近被任命的、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旗下的日报编辑。7月21日，马奇班克斯给那位编辑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提起了上次射猎野鸡的活动，与他约定次日在圣詹姆士俱乐部共进午餐。

苏联，莫斯科

1985年7月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逃跑在莫斯科引起轩然大波。7月份的最后一天，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三楼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

这是一个灰暗的办公室，地球上最血腥的怪兽曾经在此办公。T形办公桌上签署过的命令，使许多人惨遭严刑拷打，冻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或是跪在凄凉的院子里被子弹击穿颅脑。

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将军的权力已经式微。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死刑命令必须由总书记本人亲自签署。不过，叛国者仍会被处以死刑，这天的会议，就是在讨论对叛徒的处置。

在克格勃主席办公桌的对面，坐着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当下的形势对他不利，因为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了。正在指责的是第二总局局长，一位矮矮胖胖的宽肩将军，名叫维塔利·博亚罗夫，他正在厉声痛斥。

“整个事情都被搞得……一塌糊涂。”他愤怒地说。即便在将军们之间，说话的用词也能显露出各自不同的背景，他用的词表现出了军人的粗率和工人阶级的出身。

“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了。”克留奇科夫嘀咕着为自己辩解。

“我们现在来商定一个框架，”主席说，“以便我们互相遵守。在苏联领土范围内，应由第二总局负责逮捕和审讯叛徒。如果再发现叛徒，就按这个实行。明白了吗？”

“还会有更多的，”克留奇科夫嘀咕道，“还有十三个呢。”

室内一片寂静，持续了好长时间。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主席静静地问道。

这个时候，克留奇科夫才把六星期前在华盛顿查德威克饭店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博亚罗夫兴奋得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一周之内，兴高采烈的切布里科夫将军把克格勃这次漂亮的行动，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了全面汇报。

这个时候，博亚罗夫将军正在筹备他的“捕鼠委员会”。叛徒一旦被确认身份并遭到逮捕，就由这个专案小组进行审讯。他打算挑选一位特殊人才来领导这个委员会。此人的档案就放在他书桌上，是一名上校，年仅四十岁，但经验丰富，是一位从来没有失败记录的审讯官。

这人1945年出生在莫洛托夫——那里曾经叫彼尔姆，但自从斯大林的追随者莫洛托夫于1957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使这个名字变得丢脸后，现在又改回彼尔姆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获得过英雄奖章，从战场返回家乡后有了一个儿子。

在那座灰色的北方城市里，小托尔亚在严格的正统教育下茁壮成长。根据档案记载，他父亲狂热崇拜英雄斯大林，十分厌恶对其进行贬低的赫鲁晓夫，男孩全盘接受并继承了父亲的观点。

1963年，他在十八岁时参军入伍，加入了内务部的内卫部队。该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监狱、劳改营和拘留所，也就是防暴部队。这位年轻的战士在部队里如鱼得水。

部队里奉行打压和群体控制。这小伙子干得很出色，获得了极为珍贵的嘉奖，被选拔进入了列宁格勒军事外语学院。那里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培训院校，在克格勃内部被叫作“干部学校”，出来后都是当官的料。干部学校的毕业生以冷酷、奉献和忠诚而闻名。年轻人在那里又一次显露才干，并再次获得嘉奖。

这一次，他被调任到克格勃第二总局莫斯科州（包括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区）分局，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被誉为聪敏的情报官、彻底的调查官和顽强的审讯官。他确实对审讯很在行，还撰写了一篇评价很高的有关审讯的论文，并因此被调到了第二总局的总部。

此后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莫斯科，一直以总部为基地。他的工作主要针对他所仇恨的美国人，监视他们的使馆，跟踪他们的外交人员。其间，他在调查机构工作过一年，然后又回到了第二总局。上级情报官和教官专门抽时间在档案中对他做出评价，叙述了他对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间谍和叛徒的刻骨仇恨，还有他在审讯时所施展的那种难以解释但还算可以接受的野蛮手段。

博亚罗夫将军微笑着合上档案。他找到了他需要的人选，如果想迅速得到结果又不把事情搞砸，那么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正是他要寻求的人。

在剩余的十三人当中，有一个人很幸运，或者说，很聪明。谢尔盖·博凯是苏联军事情报局驻希腊雅典的一名情报官。他突然接到返回莫斯科的命令，理由是他儿子在军事学院的考试出了问题。他碰巧知道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于是故意耽误，错过了已经预订好的回程飞机，与驻雅典的中情局情报站取得联系，然后被匆匆送出了雅典。

其他十二个人被悉数拿下，有些是在苏联境内被捕的，另一些是在国外被抓的。那些在国外的人被各种编造的理由骗了回来，在下飞机时全被逮捕了。

博亚罗夫选对了人。十二个人全接受了严厉的审讯，并且都招供了，要不然，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审讯。其中有两个人在劳改营被关了几年后逃了出来，如今居住在美国，其余十人则在遭受严刑拷打后被处决了。

第五章

圣詹姆士大街北行的单行线中段，有一座不起眼的玄武岩建筑，房门是蓝色的，外面摆放着一些绿色盆景植物。建筑没有名字，知道的人能够很快找到此地，未收到过邀请的普通人则对这里一无所知，只会径直从门前走过。布鲁克斯俱乐部只招待会员。

不过，这儿距英国政府白厅不远，是公务员最喜爱的消磨时光的酒馆。7月22日中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就是在这里与《每日电讯报》的编辑碰面的。

布赖恩·沃辛今年四十八岁，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两年前，加拿大业主康拉德·布莱克通过猎头公司把他从《泰晤士报》挖过来，填补了《每日电讯报》编辑职位的空缺。沃辛曾当过驻外记者和战地记者。年轻时，他报道过马岛战争，那是他第一次报道战地新闻，之后，他还报道过1990年至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

马奇班克斯预订的桌子在酒馆角落，桌子很小，远离其他客人，他们的谈话不会被人听到。不是所有人都想偷听别人的谈话，在布鲁克斯，没有人特意去偷听，可是，旧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在斯帕纳尔时我好像提起过，我是在外交部工作的。”马奇班克斯说。二人之间的餐桌上，放着一盆虾。

“我记得你是这么说过。”沃辛说。当初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该接受这个午餐邀请。他每天的工作总是从上午十点钟到日落以后，现在花上两个小时到外面吃午饭，再加上从金丝雀码头到伦敦西区的往返路程，总共需要三小时，这样做不知道值不值得。

“嗯，实际上，我是在河边国王查尔斯大街对面的另一栋楼里办公。”马奇班克斯说。

“哦。”编辑说。他听说过沃克斯霍尔大厦的许多传闻，但从没去过那里。也许这顿午饭最终还是会有所收获。

“我对俄罗斯特别关心。”

“可以理解。”沃辛说。他拿起一小片黑面包，与最后一只小虾一起吃了下去。他个子高大，胃口很好，“我认为，那里的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看起来是这样。切尔卡索夫去世后，接下来似乎要举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端来羊排和蔬菜，还上了一瓶家酿红葡萄酒，两个男人都不说话了。马奇班克斯开始倒酒。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沃辛说。

“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共产党的复兴计划以失败告终，改革派内部也是乱七八糟的。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选举了。”

“这样不好吗？”编辑问道，“我最近看到的是，他的谈话似乎有了一些实际意义。使货币回归理性，结束混乱现象，打击黑手党。诸如此类。”

沃辛自认为是一个很爽快的人，讲话直接，措辞有点不连贯。

“是啊，听起来很动人，但他依然是个谜。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会如何去贯彻他的意图？他说他不喜欢国外信贷，但是没有国外的贷款，他要如何过日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想用毫无价值的卢布来偿还俄罗斯的外债？”

“他不敢的。”沃辛说。他知道《每日电讯报》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驻记者，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关于科马罗夫的报道了。

“他现在还不敢吗？”马奇班克斯反问，“我们不知道。他的一些发言相当极端，但在私下的对话中，他又使客人相信，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可以要求我们驻莫斯科的记者找机会安排一次采访。”

“恐怕对方不会同意的。”间谍头子提醒说，“我相信，几乎每一个驻莫斯科的记者都隔三差五想去采访他，但他很少接受，而且，他讨厌外国新闻媒体。”

“嗯，这里还有糖浆馅饼呢，”沃辛说，“我想来一块。”

人到中年的英国人，大都喜欢小时候吃过的食物。女服务员为他们两人各上了一份。

“那么，如何去接近他呢？”沃辛问道。

“他有一位公关顾问，名叫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科马罗夫似乎很乐意听从他的建议。那人很聪明，在美国名牌大学接受过教育。要打开锁，就需要他这把钥匙。我们知道他每天会阅读西方报刊，尤其喜欢你们的杰斐逊撰写的文章。”

马克·杰斐逊是报社的工作人员，他撰写的评论文章经常刊登在《每日电讯报》的重要版面上。他的专长是国内外时政，能言善辩，笔锋锐利，是一位保守主义人士。沃辛咀嚼着糖浆馅饼。

“这倒是个办法。”他最后说。

“你想，”马奇班克斯来了精神，谈起了自己的想法，“驻莫斯科的记者多如牛毛，但如果有一位明星级的时政评论员来吹捧一下未来的领袖，这样的事情应该很有吸引力。”

沃辛考虑了一会儿。

“也许我们应该把三位候选人都吹捧一下，以保持平衡。”

“好主意，”马奇班克斯说，心里则另有想法，“不过，只有科马罗夫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迷惑了民众，另外两人其实无足轻重。我们去楼上喝咖啡好吗？”

“好啊，这主意不错。”沃辛表示同意。他们上楼后，在业余艺术家的一幅画像下就坐。“我看你对我们的新闻人物很关心呢。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这位编辑如此直率，让马奇班克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嗯，是的，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这样好向上司报告。最好不是报纸上的新闻，《每日电讯报》他们自己会去看。这个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将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有上千万人，而科马罗夫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想要如何重振俄罗斯的往日雄风呢？总而言之，这个人戴着面具，我们想看看他的面具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他有没有什么秘密计划。”

“如果真有什么秘密计划，”沃辛沉思着说，“他为什么要吐露给杰斐逊呢？”

“这就很难说了，人们会因为冲动而失去控制。”

“怎么去联系这位库兹涅佐夫呢？”

“你们驻莫斯科的记者一定认识他，让杰斐逊写一封亲笔信会让事情好办很多。”

他们走下宽敞的楼梯，来到底下的大堂。“好吧，”沃辛说，“我有数了。这主意不坏，如果那人有话要说，我会联系我们的莫斯科记者站。”

“如果计划可行，我回头还想对杰斐逊交待几句。”

“交待情况吗？他可是个刺头，不好对付呢。”

“那么我就是润滑刺头的橄榄油。”马奇班克斯说。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司机看到沃辛出来后，把汽车从三得利对面的违章停车处开过来，送他返回港区的金丝雀码头。间谍头子决定步行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里的馅饼和葡萄酒。

美国，华盛顿

1985年9月

早在1984年投靠苏联之前，埃姆斯就申请了中情局阵容强大的罗马情报站苏联科科长职务。1985年9月，他获悉，自己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当时，他不知道克格勃已被迫迅速处理了他出卖的所有叛徒，使得他处在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罗马去意味着他要远离兰利总部和三○一号档案，以及苏联东欧处下属的反间谍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罗马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职位也很重要。于是他去征求克格勃的意见。

他们对此予以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开展调查、逮捕及审讯工作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埃姆斯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但出于安全考虑，“铃铛小组”在莫斯科只进行了一点点，全面的资料分析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在过渡期间，埃姆斯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在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提供给苏联外交官楚瓦金的情报里，有在兰利登记的几乎每一个间谍管理员的背景材料，其中不仅有这些管理员的个人详细简历、任职情况和工作成果，还附有照片。得到这些预警之后，不管这些中情局情报官在何时何地出现，克格勃都能发现他们。

此外，克格勃还认为，罗马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的一个关键活动中心，埃姆斯去那儿赴任，可以掌握西班牙到希腊之间的地中海地区的中情局行动，以及美国与盟国的所有合作活动。莫斯科对这片地区也很感兴趣。

最后一点，他们还了解到，在罗马与他接头要比在华盛顿容易得多，因为在华盛顿时，他们经常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相当危险。因此，他们敦促他接受这项任命。

所以，埃姆斯在9月份去了语言学校学习意大利语。

在兰利，巨大的灾难还没有真正降临。他们与在苏联的两三个优秀间谍似乎失去了联系，这令人担忧，但还不算是巨大的灾难。

埃姆斯交给克格勃的间谍管理员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是关于刚刚调到苏联东欧处的一个年轻人的，他名叫杰森·蒙克。埃姆斯之所以要提到他，是因为局里有许多传言，说他是未来的明星。

根纳季老头多年来一直在林子里采蘑菇。退休后，他靠这种天然免费的资源贴补退休金，他把新鲜蘑菇卖给莫斯科的大饭店，或者风干后向几家熟食店供货。

蘑菇这个东西必须清早出门去采摘，最好的时段是黎明前。蘑菇在夜间生长，天亮后就会被田鼠或松鼠吃掉，更糟糕的是，还会有其他人来采摘。俄罗斯人爱吃蘑菇。

7月24日一大早，根纳季与平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带着狗，离开他居住的小村庄，奔赴他所熟悉的林地。那儿的蘑菇在温暖的夏夜里茁壮成长。他估摸着能在露水褪尽前采到一篮子蘑菇。

他挑的树林在明斯克高速公路旁边，公路上一辆辆卡车轰鸣着驶向白俄罗斯首都。他骑车进入林子，把自行车停在一棵树旁，提上篮子走向树林深处。

半小时后，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已经采了半篮蘑菇。这时候，他的狗发出呜咽的吠声，随即朝着一片灌木跑过去。他专门训练过这条狗，它能够嗅出蘑菇的气味，显然，它这会儿发现了别的什么东西。

到了那地方附近，他闻到一股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他知道那种气味。当年身为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从维斯瓦河向柏林挺进，征战的一路上闻够了这种味道。

尸体是被扔在那里的，或者是生前爬到那里然后死去的。那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眼睛和嘴巴张着，眼珠已被鸟啄去，三颗钢牙在露珠下闪闪发光。尸体上身赤裸，附近扔着一件旧大衣。根纳季又闻了一下，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下，他猜尸体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天了。

他思考了一会儿。他那一代人都有一种公民责任感，但采蘑菇毕竟很诱人，而且他也没有让尸体起死回生的能力。林子外面一百码外，公路上的卡车正发出隆隆声响，从莫斯科驶向明斯克。

他把蘑菇装满篮子，骑车返回了村庄。回家后，他把蘑菇从篮子里倒出来铺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去报告村苏维埃——即当地村委会。村委会的房子很小很破旧，里面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有一部电话。

他拨了“02”，接电话的是警方的调度指挥中心。

“我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报告说。

“姓名？”那个声音说。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他死了。”

“不是他的，白痴，你的。”

“那我挂机了？”根纳季说。

“别，别挂机。把你的姓名和所在位置告诉我。”

根纳季于是说了。警方调度室很快在地图上找到了出事地点，它位于莫斯科大区，即莫斯科州内，虽然在最西边，但仍属于莫斯科的管辖范围。

“在村苏维埃原地等着，警官会来找你。”

根纳季等待着。他等了半个小时，来者是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还有两名普通民警。他们是坐常见的草绿色乌日哥罗德吉普车来的。

“尸体是你发现的？”民警中尉问道。

“是的。”根纳季说。

“好吧，我们走，在哪里？”

“树林里。”

坐进警方的吉普车后，根纳季感觉自己成了重要人物。他们在根纳季指点的地方下了车，排成一行向前走去。采蘑菇的人找到他停放过自行车的那棵白桦树，于是沿着一条小径走了过去。很快，他们就闻到了那种气味。

“在那里，”根纳季指向一片灌木丛，“味道很难闻，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三个警察靠近尸体进行察看。

“去看看裤子口袋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警官对他手下一名警员说。接着又对另一个说：“去检查大衣。”

抽到了下下签的警察一手捏住鼻子，一手翻找两个侧边的裤袋，什么也没有。他用鞋尖把尸体翻了个身，尸身下面蠕动着蛆虫。他检查了后裤袋，退回来，摇了摇头。另外一名警察扔下大衣后，也空着手退了回来。

“没有？没有身份证？”民警中尉问道。

“没有。钱币、手帕、钥匙、证件，全都没有。”

“是交通肇事逃逸吗？”一个警察提示说。

他们倾听着公路上传来的汽车轰鸣声。

“这里到公路有多远？”警官问道。

“大约一百码。”根纳季说。

“交通肇事逃逸的司机通常很匆忙，他们不会把受害人拖曳一百码。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树林里顶多也就拖上十码距离。”中尉又对手下的一名警员说，“到公路上去，看看路肩上有没有被碾碎的自行车或被撞坏的轿车。也许他是在其他地方被撞伤后，自己爬到这里来的。然后留在公路上，想拦停救护车。”

警官用便携电话要求刑警、摄影师和医疗专家来现场，他看到的情形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虽然已确认该人没有生命迹象，他还是要求派一辆救护车过来。一名警察穿过树林走向公路，其他人走到了远离恶臭的地方等待着。

三个穿便装的人先来了，是乘坐一辆草绿色的乌日哥罗德吉普车抵达的。他们在公路上被拦下后，把汽车停到路边，穿过树林走了过来。其中的刑警朝中尉点了点头。

“有什么情况？”

“在那边。我叫你们来，是因为我认为这不是自然死亡。死者浑身伤痕累累，在路边一百码处。”

“是谁发现的？”

“那边那个采蘑菇的人。”

刑警朝根纳季走了过去。

“把事情经过从头告诉我吧。”

摄影师拍了照，然后医生戴上口罩，迅速检查了一遍尸体。他随后直起身，摘下橡胶手套。

“这肯定是凶杀案。对尸体进行解剖后，我们会得到更详细的情况。他死去之前受到过严刑拷打，但很可能不在这里。祝贺你，沃洛嘉，这是你今天发现的第一个挺家伙。”

他使用的是俄罗斯警察和黑社会常用的俚语，代指的是“尸体”。救护车上的两个勤务员抬着一副担架穿过林子来了。医生朝他们点头示意，他们把尸体装进尸袋，拉上拉链，然后抬回到了公路边。

“没我什么事了吧？”根纳季问道。

“还没完呢，”刑警说，“我要做一份笔录，跟我回警署。”

警察带上根纳季，驱车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了三英里，抵达了他们的警署——西区警察分局。尸体则要送往市中心第二医学院的停尸间，到了那里，尸体将被放进冷藏柜。法医忙不过来，他们人手很少，但工作量很大。

也门

1985年10月

10月中旬，杰森·蒙克进入了南也门。虽然又小又穷，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有个一流的机场，是原先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军事基地。大型喷气飞机可以在那里起降。

蒙克的西班牙护照和相关的联合国旅行证件引起了南也门移民局的极大关注，但最终，他们没能发现什么疑点。半个小时后，他提起旅行箱走出关卡。

罗马方面确实向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发去过通知，预告了有关马丁内斯先生要到来的消息，但下达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实际到达的日期整整晚了一周。机场的也门官员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没派汽车去接他。他坐出租车抵达并入住了新开的法国弗朗特尔酒店。这家酒店位于亚丁和内陆之间的接壤处。

尽管有着完美的证件，而且他预计这一程不会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他还是知道这任务有危险。这是违法的，彻底违法。

大多数间谍活动都是由使馆内的情报官去执行的，严格来说，他们算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一旦出了什么事，他们可以利用外交人员的身份渡过难关。有些情报官是“公开的”，他们不会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反间谍人员了解并接受这一点，但他们真正的任务则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在敌对国土上的一个大型情报站里，总是有几个“非公开”的情报官，他们披着贸易、文化、档案或新闻处工作人员的外衣，从事着隐蔽工作。其理由相当简单。

非公开的情报官走在街上不太会被跟踪，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通过死信箱传递或接收情报，或者参加秘密会面，而公开的情报官则容易被盯梢。

可是，一个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的间谍，是无法享受《维也纳公约》的外交豁免权的。如果一名外交人员暴露了真实身份，他可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他的国家会抗议说他是清白的，并驱逐对方国家的一个外交人员作为报复。在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束后，游戏又会恢复如常。

非外交人员搞间谍活动则是非法的。对于这样一个间谍来说，根据他被逮捕的国家政体的差异，暴露身份意味着受到可怕的刑讯、在劳改营长期关押或者孤独地死去。即便是派遣他的组织也几乎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民主国家会有一次公正的审判，在监狱里也能得到人道的待遇。专制的国家则没有民权，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民权。南也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1985年时，美国甚至还没在那里建立使馆。

10月份的天气还是相当炎热。星期五没有工作，是休息天。蒙克心想：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一个体格健壮的苏联情报官会干什么呢？游泳会是合适的消遣。

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没有再与当初在纽约提供消息的那个人接触，也就是与联邦调查局官员一起吃饭的那位老同学。他也许可以提供索洛明少校的准确描述，甚至可以帮助画出一幅肖像，他甚至还能回到也门，实地辨认出索洛明。但根据评估，他们认为，那人也是一个喜欢吹嘘的大嘴巴。

要找到苏联人很容易，市内到处都有。显然，他们可以与西欧社区的人自由交往，这在苏联国内可是闻所未闻。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炎热，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专家在他们的大院里待不住了。

岩石宾馆和弗朗特尔酒店都有充满诱惑力的泳池，此外，当地还有阿比扬海滩，那儿有着白浪追逐的宽阔沙滩，许多外国人下班后或休息日常去那里游泳消遣。最后，市内还有一个很大的苏联军需供应站，而且允许外国人去购物——苏联需要外汇。

混迹那些地方的苏联人显然基本都是军官。会讲阿拉伯语的苏联人寥寥无几，会英语的也不多。会说外语的人大多上过某类特殊学校，不是军官就是即将当军官的人才。普通士兵和军士不可能懂外语，于是无法与也门的学员交流，因此，军士级别的人仅限于机械师和厨师。勤务兵则是雇佣的也门当地人。苏联士兵没有钱，无法去亚丁的酒馆消费，军官则有硬通货的外汇津贴。

另一个可能性是，为联合国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发现那个苏联人独自在岩石宾馆的酒吧里喝酒。苏联人喜欢喝酒，并且喜欢一帮人一起喝。在弗朗特尔游泳池边的喝酒人群，旁人是插不进去的。那为什么索洛明要独自饮酒？那天晚上只是特殊情况吗？或者是他喜欢独来独往？

这里还有一条可能的线索。那个美国人说过，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黑头发、杏仁状眼睛，像东方人，但鼻梁较高。兰利的语言学专家根据名字判断，他应该是苏联远东地区的人。蒙克知道，俄罗斯人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公开鄙视非俄罗斯族的“黑人”。也许索洛明不喜欢听到对他亚洲人特征的嘲笑。

苏联军官全都过着单身生活，天黑以后，蒙克游荡在苏联军需站、游泳池和酒吧寻觅着。第三天，他穿着短裤，肩膀上搭着毛巾，在阿比扬海滩闲逛。他看见一个人从海水里走了出来。

那人身高约六英尺，手臂和肩膀肌肉发达，已经四十多岁，不年轻了。他头发乌黑，像乌鸦的翅膀。除了他举起手去挤干头发上的海水时露出来的腋毛外，没有其他体毛。东方人一般体毛不多，而黑头发的白种人通常体毛较多。

那人走到沙滩上，找到自己的毛巾，面朝大海一屁股坐了下去。他戴上一副墨镜，很快就陷入了沉思。

蒙克脱去衬衣朝海边走去，像是个第一次下海游泳的人一样。海滩上人很多，他很自然地在离那个苏联人一码远的地方找了块空地，取出钱包，用衬衣裹住，再用毛巾包了起来。他脱下凉鞋，把所有物品都堆在一起，然后朝四周看看，最后把目光投向那个苏联人。

“请问，”他说，苏联人把目光转向了他，“您还要再待一会儿吗？”那人点了点头。

“别让阿拉伯人偷走我的东西，好吗？”

苏联人再次点了点头，重又回头凝视大海。蒙克跑下海滩，在海里畅游了一番。当他浑身滴着水上岸时，朝黑头发的苏联人露出了微笑。

“谢谢。”那人第三次点了头。蒙克用毛巾擦干身子，坐了下来：“美丽的大海，美丽的沙滩，遗憾的是它们的主人。”

苏联人第一次开口说话，用的是英语。

“什么人？”

“阿拉伯人，也门人。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可我已经受够了。都是些饭桶。”

苏联人透过黑色的太阳镜看着他，但蒙克看不到他镜片后面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继续往下说。

“我是说，我在这里教他们使用基本的农具和拖拉机，为的是增加他们的粮食产量，使他们能够吃饱饭。但事情没那么容易，所有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都被搞坏了。这真的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联合国的钱。”

蒙克的英语很流利，但带有西班牙口音。

“你是英国人吗？”苏联人最后这么问道，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说话。

“不，我是西班牙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的。你呢？也是联合国的吗？”

苏联人咕哝着表示否定。

“苏联的。”他说。

“哦，嗯，对你来说，这里的气候要比你们国内热一些。我呢？基本上差不多。我真想马上就能够回家。”

“我也一样，”苏联人说，“我喜欢寒冷。”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已经两年了，还有一年。”

蒙克大笑起来。“天哪，我们都得再待一年。可我待不下去了，这工作没有意义。嗯，我得走了。告诉我，你在这里已经两年了，肯定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晚上可以去喝喝酒。有没有夜总会？”

苏联人带着嘲讽意味哈哈笑了起来。

“没有。没有迪斯科。岩石宾馆的酒吧倒是很安静。”

“谢谢。顺便说一句，我叫埃斯特万，埃斯特万·马丁内斯。”

他伸出了手。苏联人迟疑了一下，然后握住了。

“比奥特尔，”他说，“或者叫我彼得。彼得·索洛明。”

第二天晚上，苏联少校又来到了岩石宾馆的酒吧。这个前殖民地酒店建造在一块岩石上，连着大街的台阶可以通到一个小小的接待区，顶楼有一个酒吧，可以俯瞰港口的全景。蒙克已经坐在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凝视着外面的景色。通过窗户大玻璃的反射，他看到索洛明进来了，但他一直等那人拿到了酒才转过身去。

“哦，索洛明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坐到我这边来吧？”

他朝自己桌子的另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苏联人略为迟疑，然后坐了下来。他举起了手中的啤酒。

“祝你健康。”

蒙克也向他祝酒：“金钱、工作和爱情。”索洛明皱起了眉头，蒙克则微微一笑，“这三者，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顺序。”苏联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那是开心的微笑。

他们开始聊天，话题广泛，海阔天空。关于与也门人共事的各种艰难困扰，看到机器设备遭损坏的气馁，对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都感到没有信心。作为异乡来客，他们也谈起了遥远的家乡。

蒙克对他讲述了自己的出生地安达卢西亚。在那里，人们可在同一天里，既体验内华达山脉高山滑雪的滋味，又享受在索托格兰德海边温暖的海水里游泳的乐趣。索洛明则描述了苏联远东地区林海雪原的景象，西伯利亚虎仍在那里徘徊，还有狐狸、狼和鹿，等待着老练的猎人去捕猎。

他们连续四个晚上一起喝酒聊天，彼此谈得相当投机。第三天，蒙克要去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的负责人那里报到，负责的是一个荷兰人，正在巡回视察工作。罗马的中情局情报站，已经从设在该市的粮农组织得到了一份有关该项目的详细情况，蒙克已经把内容记住了。在农村长大的背景也有助于他理解这方面问题。他对这个项目大加赞赏，荷兰人对他印象很深。

经过几个夜晚的交谈，他欣喜地了解了关于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索洛明少校的情况。

他1945年出生在苏联远东，是在中国黑龙江与海洋之间的一个尖角地带，南端与北朝鲜接壤。那地方叫滨海边疆区，他出生的城市叫乌苏里斯克。

他父亲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但他用他们的乌德盖部落语言教儿子说话。一有时间，他就带上正在成长的儿子回到森林里去，所以这小伙子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森林、大山、河流和动物。

十九世纪，在沙皇俄国最后征服乌德盖人之前，作家阿尔谢尼耶夫曾访问了这块飞地，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些人的专著，这本书在俄罗斯依然很有名，书名是《远东虎》。

与西部和南部脸部平坦的矮个儿亚洲人不同，乌德盖人个头较高，长着鹰钩脸。许多世纪前，他们的一些祖先向北、向东跨过白令海峡，进入当今的阿拉斯加，然后又南下穿过加拿大，成为苏人和夏延人【9】。

看着桌子对面大个子的西伯利亚战士，蒙克眼前仿佛出现了美国普拉特河和波德河上那些早已逝去的水牛猎手的面孔。

年轻时的索洛明面临两种选择：进工厂或去部队。他乘火车北上去哈巴罗夫斯克当了兵。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去部队服役三年，两年后，优秀的战士会被选拔为中士。他表现出色，被选送到军官学校学习。两年之后，他晋升为中尉。

他当了七年的中尉和上尉，然后在三十三岁时升为少校，同年，他结了婚，后来有了两个孩子。没有走后门，也没有借他人之力，他全靠自己的奋斗获得了晋升，在被称为“木头”或“厚木板”的种族歧视言论中幸存了下来。有好几次，他动用了拳头才解决了争端。

1983年，他到也门赴任。这是他第一次被派到国外任职，他知道许多同事都羡慕这个美差。虽然这里条件不好、气候炎热、地形荒凉、缺乏娱乐，但他们的住房很宽敞，是以前的英国旧营房，这与苏联很不一样。这里食物丰盛，能在海滩上烤羊肉和海鲜。他们可以游泳，还可以订购欧洲的服装和音像磁带。

这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费文化所带来的新奇和愉悦，比奥特尔·索洛明都大为欣赏。但也有些事情，显然使他对自己服务的政体感到痛苦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他不能操之过急。

在他们一起喝酒聊天的第五个晚上，答案浮现了出来。他内心的愤怒爆发了。

1982年，也就是索洛明到也门赴任的前一年，他被调去莫斯科的国防部办公厅工作。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他在那里引起了一位副部长的注意，被安排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实际上，那位副部长在贪污国防预算资金，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尔基诺为自己建造夏季度假别墅。

副部长置党纪国法和最基本的道德于不顾，安排了一百多名士兵在河边的林地里为他建造豪华别墅，索洛明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他看到了用外汇从芬兰进口的、任何军嫂都会眼红的嵌入式厨具。他看到了安装在每个房间里的日本高保真音响系统、浴室里的斯德哥尔摩镀金洁具，还有鸡尾酒吧里的陈年苏格兰威士忌。目睹这一切后，他的思想转变了，他开始厌恶这个党和这个政权。从一开始的忠心耿耿转变为对这种腐败和专制的仇视，他绝对不是苏联军官中的第一人。

他在晚上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全球广播节目，自学英语。虽然这两个电台也用俄语广播，但他想直接收听英语节目。他听到的与他一直被灌输的截然不同，西方并不想与苏联交战。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来促成他最后的转变的话，那就是这次的也门之行。

“在国内，我们的人民挤在狭小的公寓里，而权贵们则住在豪宅公馆里。他们花着我们的钱，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我妻子连电吹风或质量好一点的鞋子都买不起，而他们则浪费几十亿资金，搞这种头脑发热的援外项目去感化……谁？这些人吗？”

“事情正在变化。”蒙克安慰说。西伯利亚人摇了摇头。

3月份以来，戈尔巴乔夫已经当权执政，但他的改革要到1987年下半年才开始有起色。此外，索洛明已经有两年没回过家乡了。

“没有变化，那些上层的官僚……我告诉你，埃斯特万，自从搬到莫斯科以后，我所看到的浪费现象和挥霍程度，你是不会相信的。”

“但那位新人，戈尔巴乔夫，他或许会让局面有所改变，”蒙克说，“我并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从这种专制中获得自由，他们会去参加投票，真正的投票。这个时刻，离现在应该不会太远……”

“太远了，还不够快。”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酷的策反是很危险的。在西方民主中，一名忠诚的苏联官员在接收到策反的信息后，可以去向他的大使抱怨，其结果可能导致一次外交事件。在暴政制度下，这会导致长期的监禁和孤独的死亡。蒙克毫无预兆地讲起了流利的俄语。

“你可以帮助加快这个变化，朋友。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使这样的变化发生，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

索洛明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克看了很久，蒙克也在回视他。

最后，苏联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会出卖我？你知道我在死去之前会受到怎样的折磨和痛苦，而你自己，将苟且偷生。”

索洛明继续凝视着他。然后他说话了：

“我是不会把头号敌人出卖给那些猴子的。可你也太大胆了，你的要求真是疯狂。我警告你管好自己。”

“也许你是对的。我是可以走，想走马上就可以走，可你会坐立不安。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无能为力。这样下去不会发疯吗？”

苏联人站起身来，留着杯子里的啤酒没喝。

“我要考虑一下。”他说。

“明天晚上，”蒙克继续用俄语说，“还是这里。你一个人来，我们就谈谈。如果你带卫兵，那我就死定了。如果你不来，我就坐下一班飞机离开。”

索洛明少校昂首阔步离开了。

按照所有的标准程序，蒙克都应该离开也门，而且要快。他没有遭到断然拒绝，但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是会改变主意的，而也门秘密警察的地牢则令人恐惧。

蒙克等了二十四小时。少校准时回来了，独自一人。又过了两天，蒙克带来了藏在洗漱用品里的基本通讯工具：显影墨水、安全地址以及含有暗号的普通短语。在也门，索洛明没多少情报可以透露，但一年后他将回到莫斯科。如果还是愿意，他就可以联络。

分手时，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过了好几秒钟才放开。

“祝你好运，朋友。”蒙克说。

“大显身手，我们家乡是这么说的。”西伯利亚人回答。

为了避免被人看见他们一起离开岩石酒店，蒙克继续坐着。他新招募的人需要一个代号。头顶上方的天空群星璀璨，只有在热带地区才能看到这么明亮的星星。

蒙克在群星中选了猎户星座。“猎户座”间谍于是诞生了。

8月2日，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收到一封信，那是英国记者马克·杰斐逊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纸的抬头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信虽然是用传真发给该报莫斯科记者站的，但投递时却派了专人送到爱国力量联盟总部。

杰斐逊在信中坦言，他个人对伊戈尔·科马罗夫十分欣赏，称赞他在反动乱、反腐败和反犯罪等方面所表现的态度，而且他本人已经对该党领袖最近几个月的发言作了一番研究。

他说，俄罗斯总统最近不幸去世，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未来走向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他本人希望能在8月上半月访问莫斯科。为保持平衡起见，他肯定还要采访左派和中间派的未来总统候选人。不过，这当然只是走个过场。

显然，外界唯一真正注意的候选人，是竞选的潜在胜利者伊戈尔·科马罗夫。如果库兹涅佐夫能设法向科马罗夫先生推荐，成功安排接见，那么他——杰斐逊，将不胜感激。他可以保证，会在《每日电讯报》以及欧洲和北美联合报业集团的报刊重点版面上，刊登长篇评论文章。

库兹涅佐夫的父亲曾在联合国任职数年，曾利用其地位让儿子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因此，相比欧洲，库兹涅佐夫对美国更为了解，当然，他也了解伦敦。

他还知道，美国的许多媒体更为自由化，在以前的会见中一直对他的老板持敌对态度。美国媒体最近的一次采访是在一年以前，当时的提问充满敌意。此后，科马罗夫再也不愿在美国记者面前曝光了。

但伦敦就不同了。伦敦几家主要的报纸和两份国家级的杂志，右倾程度虽不及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其公开宣言中的观点，但仍然是坚定的保守派。

“总统先生，我建议给马克·杰斐逊一个特例。”在第二天的每周例会上，他告诉科马罗夫。

“这个人是谁？”科马罗夫问道，他讨厌所有新闻记者，包括俄罗斯的。他认为没有理由去回答他们的提问。

“我准备了一份关于他的档案，总统先生。”库兹涅佐夫说完，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递了过去，“您会明白，他支持在他的国家恢复对杀人犯实施死刑，还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正在分崩离析的欧盟。他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他上次提到您本人时说，您是伦敦应该支持并且打交道的那种俄罗斯领袖。”

科马罗夫咕哝了一声，然后同意了。他的答复作为急件，于当天送到了《每日电讯报》莫斯科记者站。该答复的内容是，杰斐逊先生应于8月9日来莫斯科采访。

也门

1986年1月

索洛明少校和蒙克都不可能预计到，少校在亚丁的任务会提前九个月结束。1月13日，也门政权内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双方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决定，所有的外国人，包括苏联人在内，都得撤走。这项撤离行动从1月15日开始，花了六天时间。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一起乘船离开了。

机场遭到大火焚烧，海洋成了唯一的出口通道。碰巧，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正从红海南端驶来，要去澳大利亚，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巡回访问做准备。

在伦敦的海军上将接到了英国使馆从亚丁发来的一条信息。他急了，于是去和女王的私人秘书协商。秘书向君主报告后，伊丽莎白女王命令“大不列颠”号要尽全力予以帮助。

两天后，索洛明少校与其他苏联军官一起匆忙地奔向阿比扬海滩。“大不列颠”号派出的几艘轻便快艇在海岸边的波浪里颠簸着，英国水手把他们从齐腰深的海水中拉上船。不到一个小时，这些迷茫的苏联人就已经摊开他们借来的铺盖，在收拾干净的女王私人客厅地板上安顿了下来。

“大不列颠”号第一次实施救援就接纳了四百三十一名难民，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一共从海滩上接下五十五个国家的一千零六十八人。皇家游艇一次次驶往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卸下难民。索洛明和他的苏联同胞经大马士革，飞回莫斯科去了。

当时没人知道索洛明是否还心存疑虑、是否会真正投诚。与皇家海军的水手们以及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一起时的友善气氛，与后来在莫斯科受到严厉盘问时的冷漠所产生的强烈对比，使他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中情局所知道的是，他们在三个月前招募的人已经消失在莫斯科的茫茫人海中。他有可能会来联系，也有可能不来联系了。

中情局苏联处的行动小组在那年的冬天被一步步瓦解了。各个国外情报站为中情局效劳的苏联间谍，分别被以不同的理由秘密召回国内：你母亲病了；你儿子在学校里表现很差，需要父亲来教育；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晋升评定会议等等。他们一个个都信以为真，返回了苏联。一回来，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了格里辛上校的新基地——与勒福托沃监狱分隔开来的整整一栋侧楼。兰利对这些逮捕一无所知，只知道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至于常驻苏联境内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停止了“生活迹象”的常规发送。

在苏联，不能随便打电话给办公室的某个人说“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因为所有的电话都遭到了窃听，所有的外交官都有人跟踪。外国人，光是他们的衣着就与众不同，一眼就能认出，所以联系必须格外小心，频率降到最低。

一定要联系时，往往要通过死信箱。这种最基本的方法听起来很原始，但仍然管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直到最后都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投递情报。信箱只是某地一个小小的空洞或隐蔽处：一段空的排水管、一个缝隙，或一个树洞。

间谍可以把信件或微型胶卷放进信箱，然后用粉笔在墙上或灯柱上做个记号，以此通知雇主，他已经投放了情报。记号的位置表示：某个信箱里有东西要给你。使馆的汽车经过时，即使后面有当地反间谍人员的跟踪，也可以透过车窗发现这个标记，然后继续行驶。

之后，会由一名非公开的情报官设法避开监视，去收取该包裹。他很可能会在信箱里留下一些钱，或者是下一步的工作指令，然后会在某个地方也做上一个粉笔记号。间谍在驾车路过时会发现这个标记，从而知道他的包裹已被取走，但另有其他东西等待他去领取。到深夜时，他就会去收取。

一个间谍可以用这种方式与他的管理员保持数月乃至数年的联络，其间根本无须见面。

如果该间谍离开首都，去了外交官不能旅行的地方，或者他即使在市内，但没有可以投递的情报，那么按规定，他应该定期发送“生活迹象”信息。在首都，在外交人员可以驾车游荡的范围内，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粉笔记号，根据形状和地点，其意思是：我很好，但现在没有可提供的情报；或者是，我很担心，我可能受到了监视。

当路途遥远，无法传递秘密信号，或者是在美国外交官禁止去旅行的苏联边远地区，那么，在一家大报纸上刊登一条小广告，也是一种常用的表示“生活迹象”的方法。“鲍里斯有一条可爱的拉布拉多小狗出售，请致电……”在众多广告中，也许会出现这样一则无关紧要的启事。使馆内的间谍管理员会去浏览。广告词中暗藏玄机：拉布拉多也许意味着“我很好”，而西班牙猎狗的意思是“我陷入困境”；“可爱的”也许意指“我下周回莫斯科，将恢复死信箱的正常使用”，“高兴”或许是指“我至少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回到莫斯科”。

关键是，“生活迹象”必须出现，如果停止了，则可能是出了问题。也许是心脏病发作，也许是出了车祸，间谍住院了。如果都消失了，那就是出大问题了。

1985年秋冬到1986年，便发生了这种问题。所有“生活迹象”都停止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发了绝望的呼叫：“我遇上了大麻烦。”于是英国人把他救了出来。在雅典的博坎少校感觉不妙，立即投奔美国保全性命。其他十二个人则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兰利或美国以外的各个间谍管理员，都知道自己管理的间谍失踪了，会把情况汇报上去。但副局长凯里·乔丹和苏联东欧处的负责人了解全局，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讽刺的是，正是克格勃的奇特做法，救了埃姆斯的命。中情局推测，如果叛徒依然隐藏在兰利的心脏，那么谁也不会想到要对所有间谍发动这种闪电式的快速收捕。因此，他们想当然地说服自己深信，他们这支精英队伍的精英分子中，不可能存在叛徒。不过，他们必须搞一场大清查运动。运动是搞起来了，但目标却找上了其他人。

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爱德华·李·霍华德。当初他安全地隐藏在莫斯科的时候，曾领导过一次行动，结果遭遇惨败。他是中情局情报官，在苏联东欧处工作，马上要去驻莫斯科的使馆任职，他甚至已经获悉了行动的详情。就在他赴任前夕，他被发现有经济问题，而且还在吸毒。

中情局忘记了马基雅维利【10】的重要原则。他们放任了他两年才解雇了他。最后，中情局终于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联邦调查局火冒三丈，马上把霍华德监视了起来。可后来联邦调查局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找不到他了，可他却见到过他们。1985年9月，霍华德在两天之内就进入了墨西哥城的苏联使馆，并由此经哈瓦那，被转移到了莫斯科。

核查后，在消失了的间谍中，霍华德有可能出卖了三个，甚至也许有六个。事实上，他只出卖了他知道的三个间谍，但他们已经在6月份被埃姆斯泄露给了苏联人。结果，这三个人被出卖了两次。

另一条线索是苏联人自己透露出来的。为保护他们的线人，克格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声东击西和故意透露假情报的行动，为的是误导中情局，把他们引入歧途。他们成功了。东柏林那边显然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情报泄露，说一些密码已被破译，信号传输也已被截获。

这些密码，是中情局设在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一台大型秘密发射机所使用的。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沃伦顿的工作人员全都接受了极为严格和详细的审查，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本没有密码被破译的痕迹。假如密码遭破译，克格勃肯定也会了解其他的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对其他行动采取措施。因此，密码是安全的。

克格勃精心布的第三个局，是开展一些出色的侦查工作。与此同时，当时的兰利，由上至下普遍骄傲自大。中情局有一份报告认为：“每一项行动都在其内部埋有自我毁灭的种子。”换句话说，十四名间谍全都突然做出了白痴一样的举动。

在兰利，也有一些人并没有陷入骄傲自满中。这其中有凯里·乔丹和格斯·哈撒韦。在更低级别的人员里，还有杰森·蒙克。他通过内部小道消息得知，他所在的部门因为有严重问题，正在分崩离析。

当局曾对储存着所有细节的三○一档案进行过一次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总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有权查阅这份文件。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果你打入苏联内部，身处敌人的核心，以身犯险，你最担心的事情，是有一百九十八个完全陌生的人可以看到你的档案。

第六章

第二医学院地下停尸所的检验室里，库兹明教授刚刚做完尸检前的消毒。他即将面对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尸体，心里不太高兴。

“下一个是几号？”他一边用质量低劣的纸巾擦干手，一边问他的助手。

“一五八号。”助手说。

“详细情况？”

“白种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哼了一声，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许是流浪汉、无业游民或无家可归者。这具遗体在他解剖之后，或许还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的医学院学生理解，暴力殴打会对内脏器官产生什么伤害，其骨骼甚至还可用来上一堂生动的解剖课。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会出现大批尸体。不过，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话，教授和他的法医科同事就忙不过来了。

城市里发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医院里的，或是因为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死去的，医院和当地医生可以为之签署死亡证明。

接着就是“预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开具死亡证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发生在家庭、工厂工地，或者道路车祸导致的意外死亡。近年来，莫斯科还有两类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冻死的和自杀身亡的，多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不管身份是否明确，都可以分为三类：衣着整齐，体内没有酒精，是投河自杀；衣着整齐，但饮酒过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着泳装的是游泳时意外淹死的。

然后就是凶杀死亡。这些尸体会交给警方的刑警部门，再送到库兹明教授这里来。即使这样，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与其他城市一样，其中的大多数是“家庭内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凶杀，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员。警方通常在案子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就拿到了尸体。尸检只是为了证明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尸检只是帮助法庭尽快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酒吧斗殴和黑社会争斗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他知道警方的侦破率仅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并不难，颅脑中弹就是颅脑中弹，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凶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则不是教授关心的问题。

在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局知道死者是谁。他们偶尔也会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号尸体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开盖布的时候，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兴味索然地走了过去。

哦，他想道，奇怪，颇有意思。那种普通人闻到马上会感到窒息的恶臭，并没有对他起到什么作用。他早就习惯了。他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着这具破损的尸体。很奇怪。

头部看上去比较完整，只是眼眶内空空如也，不过，他明白，眼睛是被鸟儿叼走的。这尸体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躺了大约六天才被人发现。骨盆以下，双腿似乎已经脱色，还因时间过久而开始腐败，但没有受损。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青肿，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他放下解剖刀，把尸身翻过来，背部也是伤痕累累。他又把尸体翻回去，开始动手解剖，并把他的发现口述给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他要根据录音内容整理一份尸检报告，交给彼得罗夫卡大厦的民警局刑警。他的录音从日期开始：1999年8月2日。

美国，华盛顿

1986年2月

中旬的时候，杰森·蒙克很高兴，他的苏联东欧处领导则略微吃惊——比奥特尔·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没去接触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没有联系美国使馆。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柏林地址写了一封信。

提供这个地址，风险很大，但也经过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举报这个地址，那他就说不清了。审讯官知道，除非他已经同意为中情局效劳，否则是不会得到这个地址的。如果他争辩说，他只是假装为中情局效劳，那就更糟糕了。

审讯官会这样问他：为什么你没在第一时间向亚丁的军情局上校报告？为什么你让那个美国人逃走？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对整个事情只字不提，要么加入。来信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来往国外的邮件都要经过审查，所有电话、电报、传真和电传也一样。但苏联内部的信件数量庞大，不可能全部检查，除非发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为可疑分子。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集团内部，包括东德。

东柏林的地址属于一个地铁司机。他为中情局当邮递员，获得了不菲的报酬。他的公寓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一栋破败的楼房里，寄给他的信件总是以法兰茨·韦伯作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确实是这套公寓的房客，但已经过世了。如果地铁司机受到盘问，那么他会辩解说，是来过两封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信是寄给韦伯的，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都扔掉了。他是清白无辜的。

来信从来没有回信的地址或姓氏。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腔滥调：希望你过得不错，我这里一切都很好，你的俄语学习进展如何，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重逢叙旧。祝一切顺利，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即国家安全局，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测，韦伯在某次文化交流活动时遇到一个苏联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还是受鼓励的。

即使国安局破译了在字里行间用显影墨水写下的信息，那也只能表明，死去了的韦伯曾经是间谍，他逃过了惩罚。

在莫斯科那边，信件一旦投进邮筒，寄信人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收到苏联的来信后，地铁司机海因里希便将它送到柏林墙对面的西德。他传递信件的方法很奇特，不过，冷战期间，在被分隔的柏林市发生过许多更为奇特的事情。实际上，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从来没被抓到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希退休后过上了舒适的晚年生活。

1961年，为阻止东德人外逃而建立柏林墙之前，柏林有一个全城的地铁系统。柏林墙建起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许多隧道被堵住了。但东德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线路，地铁列车隆隆响着穿过西柏林的一小块地面。

这条线路从东柏林出来，驶过一小片西柏林地面后又返回东柏林。列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会被封闭起来。东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车厢里俯视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们无法踏上那片土地。

海因里希在高架铁轨上的列车司机室里独自驾驶着。他会打开车窗，在列车经过某一地点时，用弹射器把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物体，抛到外面一个废弃的炸弹坑里。那里总有一个中年男子在遛狗，他知道海因里希的工作班次时间。当列车哐当哐当响着从视线里消失后，他会捡起这个高尔夫球，带回去交给中情局阵容强大的西柏林情报站。球体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都是好消息。他回国后，先是详细地汇报了工作，接着是一周的假期。他已经返回国防部报到，等待新的工作分配。在大楼的门厅里，国防部副部长发现了他，就是三年前曾要索洛明帮助修建夏季度假别墅的那位副部长，现在已晋升为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戴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他其实是通过政治手段爬上来的。他很高兴地看到，他的随从人员中，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经验丰富的战士。对于那栋夏季度假别墅能按计划完工，他也很满意。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刚刚退休，于是，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并让他担任了副官的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假如克格勃截获并破译了这封信，那他肯定完蛋。但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使馆，所以他告知了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因为也门内战的阻碍，在离开亚丁之前，他没能领到更为先进的通讯用具包。

十天后，他接到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处罚通知，信封上印有交通总局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不会受到检审。信件和信封伪造得相当逼真，他差一点要给交通局打电话提出异议：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看到了从信封里漏出的沙子。

他与要送孩子去上学的妻子吻别，等到独自一人时，找到从亚丁带回来的洗漱用具包，取出偷偷放在里面的一瓶增强液，涂在通知上面。信息的内容很简单：下星期天半晌午时，在列宁大街的一家咖啡馆。

在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从他旁边经过，边走边穿上大衣，以抵御外面的寒冷。那人空荡荡的袖管里面掉出一包苏联产的万宝路香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他用手中的报纸遮住香烟。穿大衣的人离开了咖啡馆，没有回头观望。

烟盒里似乎塞满了香烟，但二十个过滤嘴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纸烟。空隙处有一架微型照相机、十个胶卷和一张卷烟纸，描述了三个死信箱，还有如何去找到它们的说明，还有六种类型的粉笔记号及其位置，表示信箱已经空了，或需要去提取。此外，里面还有蒙克个人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开头部分是这样的：“嗯，猎手朋友，我们将要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后，“猎户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并提取了更多的胶卷。他的情报来自苏联绝密的军工部门，其价值无法估量。

库兹明教授检查第一五八号尸检报告的稿件，动笔做了几处注释。他不想请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安排重新打印，就让刑侦处的刑警们自己去推理吧。

他确信，这份报告肯定会被送到刑侦处去。他同情每天超负荷工作的侦探，只要没什么疑问，他会尽可能签署“意外死亡”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亲属就可以领走尸体，按照他们的意愿料理后事。如果是身份不明的尸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里，则要留在停尸间里。他会通知“失踪人员”部门去核对，但如果他们也给不出对应的身份，则将由莫斯科民政部门做出安排，把尸体最终送去贫民墓地，或是医学院的解剖课堂。

但第一五八号尸体是被谋杀的，这基本上可以肯定。除了行人遭遇高速行驶的卡车撞击，他很少见到这么严重的内伤。一次重击，即使是遭到卡车的碰撞，也不会有那么多创伤。他假设遭受一群水牛的践踏也会出现那样的后果，但莫斯科周边很少有什么水牛，而且牛群也应该会同时踩踏头部和腿部。一五八号尸体的颈部与臀部之间，前后都遭到过钝器的多次重击。

做完注释后，他在报告结尾处签名，写下了尸检日期：8月3日，然后放在了“待寄发”的盘子里。

“是谋杀吗？”女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身份不明。”他确认说。女秘书在牛皮纸信封上打字后，把报告塞进去，放在了身边。晚上下班时，她会把报告交给住在底层小房间里的门卫，门卫会及时转交给面包车司机，司机会将它递送到莫斯科市内的目的地。

这个时候，第一五八号尸体依然躺在冰冷的黑暗之中，身上已经少了眼睛和大部分内脏。

美国，兰利

1986年3月

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凯里·乔丹站在办公室窗前，凝视着外面他最喜欢的景色。如今已是3月下旬，中情局主楼与波托马克河之间的林地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春芽。冬天透过光秃秃的树林可以看到的波光粼粼的流水，很快就会被绿叶遮挡，从视线里消失。他喜欢华盛顿，与他所知道的其他美国城市相比，这里有更多的绿地、树木、公园和花圃，春天则是他最喜爱的季节。

至少，过去一直如此。但1986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场噩梦。中情局在雅典的线人，苏联军情局情报官谢尔盖·博坎，曾多次明确向美国人表示，他深信，一旦自己飞回莫斯科，肯定会被处决。虽然他无法证实，但上司召他回国的理由，说什么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成绩欠佳，绝对是个骗局。因此，他已经“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从未有过任何闪失，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出卖了。

第一批碰到这个问题的有三个人，博坎是其中之一，中情局当时还不怎么相信。现在，他们没那么确定了。因为，又有五个身在世界各地的间谍，在工作中途突然被神秘召回苏联国内，随后便人间蒸发了。

这就有六个人了，再加上为英国人效劳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七个，还有在苏联国内悄悄消失的也有五个。现在，这些资源全都枯竭。多年的艰苦工作、耐心等待、精心策划和税款的巨额投资，全都泡汤了。只有两个除外。

乔丹身后，苏联东欧处负责人哈利·冈特坐在椅子里沉思。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受害者。冈特与行动副局长年龄相仿，都是一步步成长和晋升上来的，都在驻外情报站历经风雨，开发资源，与克格勃玩这场“大博弈”。他们彼此信任，情同手足。

这就是麻烦。在苏联东欧处，高级情报官们彼此信任。他们也必须这样。他们是内层核心，是最专业的一圈人，是隐蔽战争的尖刀班。然而，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恐惧的疑虑。霍华德事件、密码泄露事件，以及克格勃反间谍部门的高明侦破，或许会造成五个、六个，甚至是七个间谍的暴露。但是十四个呢？全军覆没吗？

不过，这儿应该是没有叛徒的，不可能有。苏联东欧处不会有叛徒。外面有人在敲门，两人的情绪放松了下来。最后剩下的成功故事，等着要进来了。

“坐吧，杰森。”副局长说，“我和哈利认为，你干得很棒。你的‘猎户座’已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情报分析员兴高采烈。所以，我们认为，发展这个间谍的人，应该晋升到GS-15级别。”

从GS-14晋升到GS-15，蒙克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

“你那位在马德里的‘来山得’情况如何？”

“他很好，先生，他在定期报告。并非无关紧要的信息，而是非常有用的情报。他的任期快满了，很快就会返回莫斯科。”

“他没被提前召回去吧？”

“没有，先生。为什么会那样呢？”

“随便问问，杰森。”

“我能坦率地说几句吗？”

“说吧。”

“处里在传言，说最近六个月，我们的情况不太好。”

“是吗？”冈特说，“嗯，不过是人们的谣传罢了。”

到这时候为止，灾难的消息仅限于局里的十位高层领导。虽然行动部有六千名员工，其中一千人在苏联东欧处，但蒙克那样的级别，只有一百人。但这依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群体内是会传播流言的。蒙克吸了一口气，说话了。

“谣传说，我们一直在损失间谍。我甚至听说，损失的数字已经达到了十个。”

“你知道我们的规定，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杰森。”

“是，先生。”

“嗯，也许我们是有一些问题。所有情报机构都会发生问题。会有好运，也有厄运。你说呢？”

“虽然数字是十个左右，不过，其实所有的资料都存放在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三○一档案。”

“我们知道这个机构是怎么运作的。”冈特厉声说。

“那为什么‘来山得’和‘猎户座’仍在自由活动呢？”蒙克问道。

“听着，杰森，”副局长耐心地说，“我说过，你是一个怪异的人。意思是：一个不守传统、不守规矩的人。但是，你很幸运。是的，我们确有一些损失，但不要忘记，你的两个资产也在三○一档案里。”

“不，不在那里。”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即使一颗花生掉到绒毛地毯上也能听到。哈利·冈特不再把玩手里的烟斗——他从不在室内抽烟，他的烟斗就像是演员的道具。

“我从来没在档案中心登记过他们的详细资料。这是疏忽，我很抱歉。”

“那原始报告在哪里呢？你自己写的报告，包括招募细节，以及每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呢？”冈特终于开口问了。

“在我的保险箱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所有的行动实施步骤呢？”

“记在我的脑子里。”

又是一阵寂静，这次时间更长。

“谢谢你，杰森，”副局长最后说，“我们保持联系。”

两星期后，中情局行动部高层开展了一场战略大运动。凯里·乔丹仅让两名分析员参与进来，把在过去一年内，理论上有可能接触过三○一档案的一百九十八个人，逐个加以分析排查，把范围缩小到了四十一个人。当时正在学习意大利语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也在这个短名单里。

乔丹与冈特、格斯·哈撒韦和其他两个人都认为，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无论多么痛苦，都必须对这四十一个人进行深入的审查。这意味着要对他们进行具有敌意的测谎仪检测和个人资产审核。

美国人发明了测谎仪，并对它寄予了厚望。可是，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它有许多缺陷。道理很简单，经验丰富的说谎者可以打败该设备。谍报活动是建立在骗术这个基础上的，但愿只是敌人的骗术。

此外，提问者需要了解有关情况，以便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但是，除非事件已经十分明了，否则他们是得不到这种背景情况的。要辨明说谎者，他们必须使心里有鬼的人会产生“噢，天哪，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了”的想法，从而使其脉搏加快跳动。如果说谎者能从提问中判定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那他就会很淡定，并一直保持淡定。这是善意测谎与敌意测谎的区别。如果对象是一个有所准备的老练伪君子，那善意测谎纯粹是浪费纸张。

副局长要求的重点，是对个人资产状况进行一次检查。他们不知道，经过吵吵闹闹的离婚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穷困潦倒，几近绝望，但在一年前再婚时，他手头阔绰，大把花钱，那全都是1985年4月以后积存起来的。

反对副局长观点的首要人物是肯·马尔格卢。他提醒说，当初詹姆斯·安格尔顿频繁审查忠诚的情报官，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他指出，检查私人资产是严重侵犯隐私，也是违反民权的。

冈特反驳说，在安格尔顿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在短短六个月内突然损失十二名间谍的情况。安格尔顿那时的调查是基于他自己疑神疑鬼的偏执病，而1986年中情局的现实问题是出了大乱子。

最后，鹰派失败了，民权派胜利了。对四十一个人进行“严格”审查的提议遭到了否决。

巴维尔·沃尔斯基巡官叹了一口气，因为又有一份案卷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一年前，他是有组织犯罪处的上士警官，工作很开心，至少有机会去袭击黑社会的仓库，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在把罚没的奢侈品上缴国库之前，一个聪明的警官会给自己留下一部分，并因此生活得有滋有润。

但他老婆想当刑侦警官夫人，因此，他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把握住，随后努力争取升职，最后被调到了刑侦处。

他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会被分配去“无名氏”科室工作。看着眼前潮水般涌进来的案卷，他常常希望能够回到沙波罗夫斯卡大街的有组织犯罪处去工作。

被害人身份不明大都是有原因的。在抢劫案中，钱包被劫后，受害人丢了钱、信用卡、家庭照片，以及记载了持有人照片和重要信息的身份证。当然，他还丢了命，要不然他就不会躺在停尸室冰冷的石板上了。

如果死者是良好公民，其钱包值得抢劫，那么他通常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他的家人会去失踪人员部门报告，那里每周都要挂出一批受害人的照片，往往能够找到与之相符的。然后，哭哭啼啼的死者家属就会被告知去哪里辨认和收尸。

在那些并非以抢劫为目的的案子中，尸体的衣服口袋里通常还留有身份证件，这类案件就不会转到沃尔斯基这里来了。

流浪汉的卷宗也不会送到他这里来。流浪汉都把身份证扔掉了，因为身份证会透露他们来自何处，他们不想让民警把他们收容后遣送回老家，但由于严寒或酗酒，他们还是在大街上死去。沃尔斯基只处理某些受害人身份不明的凶杀案件。他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很独特，但无关紧要。

8月4日放在他面前的这份案卷有点不同寻常。杀人的动机几乎不可能是抢劫。他从西区警察分局的现场报告中得知，尸体是由一个采蘑菇的人发现的，躺在恰好是莫斯科界内的明斯克公路旁边的树林里，离公路有一百码距离，不会是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随身物品相当寒碜。死者的穿着（由下而上）：鞋子，廉价的塑料制品，鞋跟处已开裂；袜子，商店购买的便宜货，沾满了污垢；短裤，也一样；长裤，单薄，黑色，油腻；皮带，塑料的，用旧了。就这么多。没有衬衣、领带或西装。只在附近发现了一件大衣，像是以前的旧军大衣，五十年前的，相当旧了。

案卷的末尾有一段简短的描述。口袋里没有东西，一无所有。没有手表，没有戒指，也没有其他个人用品。

沃尔斯基去看现场拍摄的照片。有人已经仁慈地合上了死者的眼皮，一张脸瘦瘦的，留有胡茬，年纪也许有六十五六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形容枯槁——可以这么描述，这也是他死去前的模样。

可怜的老家伙，沃尔斯基心想，我敢肯定，没有人会认为你有钱而来杀你。他转向尸检报告。看过几段文字后，他掐灭香烟，发出了咒骂。

“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来书写呢？”他不止一次地对着墙壁发问。全都是裂伤和挫伤，意思应该是伤口和青肿吧，他心里想。

看完这份术语连篇的报告后，他有几处迷惑不解。他查看了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正式印鉴，拨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他很幸运。库兹明教授在办公室里。

“是库兹明教授吗？”他问道。

“是啊。您哪位？”

“沃尔斯基警官，刑侦处的。我在看你的报告呢。”

“哦，好的。”

“我能坦率地说几句吗，教授？”

“说吧。”

“就是……有些词语难以理解。你写道，两条上臂都有严重青肿。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作为法医，我只能说这是严重挫伤。但私下里我可以告诉你，这伤痕是由人的手指头留下的。”

“有人抓伤了他？”

“这意味着他是被人架起来的，警官。在他遭殴打的时候，有两个壮汉抓着他。”

“那么，这一切全都是人力所为，没有动用什么器械？”

“假如他的头部和腿部伤势相同，我会说，他是从直升机里掉到水泥地上的，而且飞行高度不低。不过，不是这样，遭地面和卡车撞击会伤及头部和腿部。不，他身体的前后两面，从颈部到臀部之间，遭受过坚硬钝器的多次反复打击。”

“死亡的原因……是窒息？”

“这正是我所说的，警官。”

“请原谅，他被打成了肉泥，却死于窒息？”

库兹明叹了一口气。

“他的所有肋骨都被打断了，只剩下一根完好的，有些肋骨断了几处。有两根断裂后刺进了肺叶，致使肺部的血液进入气管，造成了窒息。”

“你的意思是，他是被喉咙里的血液呛死的？”

“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对不起，我是这里新来的。”

“我肚子饿了，”教授说，“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再见，警官。”

沃尔斯基又看了一遍报告。那么，这个老头是被打死的。这里都说是“黑社会犯罪”，可是黑帮人物通常要比他年轻。他肯定是得罪了黑手党的人。即使不是死于窒息，他也会活活痛死。

那么，这些杀手想要什么呢？消息？用不着这样，他就会把他们想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吧？是惩罚，杀鸡儆猴，还是虐待狂？也许这三者都有。但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和流浪汉差不多的老头，究竟拥有什么东西，让黑帮头目这么急于得到？或者，他是不是对黑帮头目做了什么，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沃尔斯基在“身份辨认标记”下面发现了一个情况。教授是这样写的：“身上没有任何物品，但嘴里的两颗门牙和一颗犬牙全都是不锈钢的，显然是部队牙医敷衍了事的结果。”意思是，这个人前部的牙齿里有三颗钢牙。

法医的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沃尔斯基。现在是午饭时间了，他已经与刑侦处的一位朋友约好一起吃饭。他站起来锁上这个简陋的办公室后就离开了。

美国，兰利

1986年7月

索洛明上校的来信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他已经通过莫斯科的死信箱投递了三次情报，现在想与管理员杰森·蒙克重见一面。由于他没有机会离开苏联，所以见面只能安排在苏联的领土上。

收到这样的建议后，任何情报机构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怀疑，他们的间谍已经被捕，是在逼迫下写了这封信的。

但蒙克坚信，索洛明既不是傻瓜也不是懦夫。如果是被迫写这封信的，他会想方设法避免使用某个之前约定好了的单词，还会尽可能在文中插入另一个单词。即使是被迫的，他也还是有可能做到其中一点。他从莫斯科发来的信中包含了应该出现的单词，没有不应该出现的单词。换句话说，这封信应该是真实的。

哈利·冈特早就与蒙克达成共识，莫斯科到处都是克格勃特工和盯梢员，去那里风险很大。如果是短期的外交职务，苏联外交部还是会要了解详情，并转交克格勃第二总局核查。即使乔装打扮，在逗留期间，蒙克也会一直受到监视，想要安全地与国防部副部长的副官会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索洛明都不会提出那样的建议。

索洛明说，他将在9月下旬休假，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个奖励——去黑海度假胜地古尔祖夫的假日公寓度假。

蒙克查了一下，那是克里米亚半岛海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是著名的部队度假胜地。当地还有国防部的一家大医院，负伤或生病的军官可在那里的阳光下疗养并恢复健康。

蒙克去咨询了在美国居住的两名前苏联军官，他们都没去过古尔祖夫，但都听说过。那儿从前是一个美丽的渔村，契诃夫曾居住在海滨的别墅里，从雅尔塔到那里的海边，坐公交车五十分钟，出租车二十五分钟。

蒙克转而去研究雅尔塔。从许多方面来说，苏联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按照现有的路线坐飞机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空中航线首先要到莫斯科，然后转机到基辅，再转机敖德萨，然后到雅尔塔。外国游客不可能那样飞过去，外国游客没有理由要去雅尔塔。那里是苏联人的度假胜地，要是一个外国人孤身出现在那里，就会显得与众不同，非常引人注目。蒙克去查看水路，然后有了主意。

由于需要外汇硬通货，苏联政府允许黑海航运公司经营地中海的海上旅游业务。虽然船员都是苏联人，其中也不乏克格勃密探（这是肯定的），但游客大都是西方人。

由于这种旅游价格低廉，旅游团体的游客主要是学生、学术界人士和年长的公民。1986年夏天时，有三艘邮船从事这条旅游航线：“立陶宛”号、“拉脱维亚”号和“亚美尼亚”号。从船期表上看，9月份的旅游船是“亚美尼亚”号。

根据黑海航运公司伦敦代理提供的船期信息，“亚美尼亚”号将离开敖德萨，前往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基本上是空载的。离开希腊后，船会向西航行，驶往西班牙巴塞罗那，接着调头经过马赛、那不勒斯、马耳他和伊斯坦布尔，然后进入黑海，去过保加利亚海港瓦尔纳后，驶向雅尔塔，最后返回敖德萨。大部分西方乘客是从巴塞罗那、马赛和那不勒斯登船的。

7月底，在英国安全局的协助下，他们在苏联黑海航运公司的伦敦代理那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渗入行动，出入都没留下痕迹。“亚美尼亚”号在伦敦订舱的记录都被拍摄下来了。

研究过这些订票游客后，他发现其中一些团体票是美苏友好协会的六个成员预订的。在美国，这些人的情况都已被审查过。他们都是中年人，诚恳又天真，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他们都居住在美国东北部地区。

8月初，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诺曼·凯尔森教授加入该协会，并申请参加文化交流。由此，他获悉协会将组织一次乘坐“亚美尼亚”号的旅游活动，将在马赛上船。他申请之后，成为了该旅游团的第七名成员。苏联国际旅行社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增订了一张船票。

这位诺曼·凯尔森实际上是前中情局的档案管理员，他已退休，住在圣安东尼奥，外貌很像杰森·蒙克，只是年纪比杰森大了十五岁。不过，这种差距可以用灰白色的染发剂，外加一副茶色眼镜来弥补。

8月中旬，蒙克答复索洛明，说他的朋友将在雅尔塔植物园的十字转门处等他。植物园是雅尔塔一个著名地标，位于城外，是在海边去古尔祖夫路上的三分之一处。那位朋友将于9月27日和28日中午在那里等待。

沃尔斯基警官约的午餐饭局要迟到了。在彼得罗夫卡这栋灰色的莫斯科民警总局办公大楼的走廊里，他快步走了过去。他的朋友不在办公室，于是他去会议室找，发现他正与一些同事在谈话聊天。

“对不起，我来晚了。”沃尔斯基说。

“没事，我们走吧。”

两个人靠工资到外面吃饭不成问题，但民警局办了一个价格便宜的食堂，可以用饭票去吃上一顿不错的午饭。两人转身向门口走去，门内有一块告示牌。沃尔斯基看了一眼，停住了脚步。

“走吧，”他的朋友说，“再晚就订不到餐桌了。”

“告诉我，”当他们在饭桌旁坐定，每个人面前都放上了一盘炖肉和一杯啤酒后，沃尔斯基对这位朋友说，“会议室……”

“会议室怎么啦？”

“那块告示牌，门里边的。上面有一张画像，类似炭笔画。画着一个老家伙，有几颗滑稽的牙齿。那是怎么回事？”

“哦，那个呀，”诺维科夫警官说，“是我们要找的一位神秘的人物。显然，英国使馆一名女职员的公寓闯进了两个窃贼，他们什么也没偷，但把房间翻得一塌糊涂。被她撞见后，他们把她打昏了。但她看清了其中一个人。”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约是两周之前，也许有三周了。反正啊，因为这事，英国使馆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外交部很恼火，转而向内务部投诉。内务部火冒三丈，要求刑侦处盗窃科找到嫌疑人，尽快破案。有人画了一张画。你知道契尔诺夫吗？不知道？他是刑侦处的大侦探。因为这个案子关系到前途，他屁股着火了似的到处奔波，但还是没能侦破。他甚至跑来我们这里，贴上了嫌疑人的画像。”

“有什么线索吗？”沃尔斯基问道。

“没有。契尔诺夫不知道嫌疑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每次来食堂，总是发现这个炖肉肥肉多、瘦肉少。”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在哪里。”沃尔斯基说道，诺维科夫把正往嘴边送的啤酒杯举在了半空中。

“操，在哪里？”

“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石板上。他的案卷是今天上午送过来的，身份不明，大约一周前在西边的林子里被发现。他是被打死的，没有身份证。”

“嗯，你最好去告诉契尔诺夫，他肯定会很感激你的。”

诺维科夫警官继续吃着盘子里的炖肉，他做事考虑周到。

意大利，罗马

1986年8月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带着老婆在7月22日就抵达不朽城（即罗马），到新岗位报到上任。虽然在外语学校参加了八个月的语言强化培训，但他的意大利语学得很一般，谈不上优秀。与蒙克不同，他没有外语的天赋。

发了横财之后，他的生活比以往好了很多，但罗马情报站的同事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去年4月以前的生活方式。

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埃姆斯经常酗酒，工作业绩落后。这似乎并没有使他的同事们担忧，更不用说苏联人了。像过去在兰利时那样，他把办公室里的大量秘密情报装进购物袋，带着这些东西信步走出使馆，去交给克格勃。

8月份，他的克格勃新管理员从莫斯科前来与他会面。与在华盛顿的安德罗索夫不同，这位管理员不在罗马居住。需要会面时，他就从莫斯科飞过来。在罗马，麻烦要比在美国少得多。新管理员弗拉基，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K分局的弗拉基米尔·梅楚拉耶夫上校。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埃姆斯就想对克格勃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抓捕了被他出卖的所有间谍，使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但弗拉基先表态了。他对这个草率的举动表示道歉，解释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驳回了他们的所有提议。然后他就谈起了正事，即他此次来罗马的目的。

“我们有一个问题，亲爱的里克，”他说，“你带给我们的情报数量很大，而且价值很高。其中的亮点，是你提供的中情局间谍管理员的简介和照片，就是那些操纵着苏联内部间谍的高级管理员们。”

埃姆斯纳闷了，努力想从酒精的迷糊中清醒过来。

“是的，有问题吗？”他问道。

“没有问题，只是疑惑。”梅楚拉耶夫说完，随后拿出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

“这个人，叫杰森·蒙克对吗？”

“对啊，是他。”

“你在报告中把他描述为中情局苏联东欧处‘未来的明星’。我们推测，你的意思是，他管理着苏联境内的一个或两个间谍。”

“我们内部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是我离开美国前最后了解到的情况。你们应该已经抓住了他管理的间谍。”

“哦，亲爱的里克，这就是问题。你好心透露给我们的所有叛徒，现在我们已查明、逮捕并且……谈话了。他们每一个都，我该怎么说呢……”这个苏联人回想起在审讯室里所看到的那些人，在审讯官格里辛介绍了他独特的要求对方配合的手段后，他们都吓得颤抖不已。

“他们都很真诚，都很坦白，极为合作。每个人都告诉了我们，谁是他的管理员，有些案子有好几个管理员。但是，都没有杰森·蒙克，一个也没有。当然，他有可能使用了假名，这是常有的事情。但这张照片，里克，没人认出这张照片。现在你理解我的问题了吗？蒙克在管理什么人？他们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他们肯定是在三○一号档案里。”

“亲爱的里克，我们也不明白，因为他们没在这个档案里。”

会面结束前，埃姆斯得到了一大笔钱和一份任务清单。他在罗马工作了三年，把能出卖的一切全都出卖了，这其中包括大量的机密和绝密文件，以及另外四个苏联以外的东欧集团国家间谍。如今的首要任务很明确、很简单：返回华盛顿后——或者最好在此之前，查明蒙克管理着苏联境内的哪些人。

当诺维科夫和沃尔斯基警官在民警局总部的食堂里一起吃饭并交换消息时，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在召开一次全会。

自从夏天休会之后，俄罗斯议会重新召集会议花了一定的时间，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许多代表需要不远万里赶来参加宪法的辩论。但这场辩论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关于宪法的修改议题。

根据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切尔卡索夫总统意外去世后，由总理暂时接替总统执政，为期三个月。

伊凡·马尔科夫总理已经接任了临时总统，但许多专家提醒他注意：俄罗斯总统大选预定在2000年6月举行，如果提前到1999年10月，则有可能造成混乱，甚至大乱。因此，杜马的提议是对宪法章程进行一次性的修改，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长三个月，并把2000年的总统大选从6月份提前到1月份。

杜马（Duma）这个单词源自俄语动词“dumat”，意思是思考或思虑，因此，议会应该是“思考的地方”。许多观察家感觉到，比起思考、思虑的地方，俄罗斯杜马更像是大喊大叫的地方。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杜马的讨论确实符合大喊大叫这样的描述。

讨论持续了一整天，在热情特别高涨的时候，主持人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大声嚷嚷着维持秩序，一度还威胁说要暂停议会讨论，等待进一步通知。

两名代表互相谩骂，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命令他们退场，他们随后发展到了拳脚相向的地步，这一切都被电视摄像机拍了下来，最后，他们被驱逐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这两个人因为观点截然不同，在人行道上即席召开了各自的记者招待会，进而演变成人行道上的互相斗殴，最终被警察驱散。

在议会大厦内部，由于不堪重负，空调已经趴下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排名第三的民主国家，汗流浃背的杜马代表在大喊大叫、大声咒骂，他们的立场已经很明显了。

爱国力量联盟遵照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指示，坚持按照宪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在切尔卡索夫总统去世三个月后，即1999年10月份，举行总统选举。他们的策略显而易见。到目前为止的民意测验表明，爱国力量联盟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提前九个月举行大选，他们就能够获取国家最高权力。

苏联新共产党和民主联盟的改革派这一次统一了意见。这两个党派在民意测验中都落后了，他们需要时间来恢复地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为提前选举做好准备。

这场辩论——或者说是喊叫竞赛，一直闹哄哄地进行到太阳下山。这时候，声嘶力竭的主持人终于总结说，各种意见都已经听够了，可以开始表决。左翼和中间分子联合起来击败了右翼，提议通过了。2000年6月的总统大选，提前到了2000年的1月16日。

一个小时之内，投票结果就由国家电视台作为头号新闻向全国播报了。首都各国使馆内灯火通明，都在加班加点，各国大使发往他们本国政府的加密电报如潮水般涌出莫斯科。

因为英国使馆的所有员工也都在加班工作，所以格雷西·菲尔兹在他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候，他接到了诺维科夫警官打来的一个电话。

苏联，雅尔塔

1986年9月

出租车离开雅尔塔，在沿海公路上隆隆响着朝东北方向行驶。天气有点热，但车内没有空调，后排座位上的美国乘客摇下车窗，让来自黑海的凉爽空气吹进车窗。他向车身一侧靠过去，张望司机脑袋上方的后视镜。后面似乎没有当地契卡车辆的跟踪。

从马赛出发，经过那不勒斯、马耳他和伊斯坦布尔，航程很长，很乏味，但还能够忍受。蒙克扮演的角色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头发灰白，戴着有色眼镜，表现得彬彬有礼，好像是一位退休的学者在参加暑假乘船旅游。

船上的美国同胞都认为，他与他们一样都真诚地相信，世界和平的唯一希望是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相互加强了解。游客中有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大龄单身女教师，她被这个得克萨斯人的奇特礼仪感动了，每当他们在甲板上相遇，他总是为她拉开一把椅子，请她入座，而且总是要抬一下他那顶低冠牛仔帽以示敬意。

在保加利亚港口瓦尔纳，蒙克没有上岸，说是要享受一下阳光。但在邮轮到访的所有其他港口，他都陪同五个西方国家的游客一起参观了多处遗址。

在雅尔塔，他生平第一次踏上了苏联的领土，他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听说过许多传言，但情况要比他预计的更为宽松。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亚美尼亚”号是港内唯一的旅游船，但还有十多艘来自苏联以外的货船，外国船员们都可以上岸游览。

邮轮上的游客自离开瓦尔纳后就被圈在了船上，此刻，他们像小鸟冲出牢笼一般奔下舷梯，码头上的两名苏联移民局官员只看了一眼他们的护照，便点头示意他们通过。凯尔森教授因其穿着打扮特别，使得他们看了好几眼，但那是赞同和友善的眼光。

蒙克不愿意以平平淡淡的面目出现，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使自己与众不同。他上身穿一件奶油色衬衫，打了一个丝带领结，用一只银制的领带夹扣住，搭配淡棕色的裤子和夹克，戴了一顶牛仔帽，脚上穿了一双牛仔靴。

“噢，天哪，教授，你看上去真帅。”女老师说，“你跟我们一起坐缆车去山顶游览吗？”

“不，女士，”蒙克回答，“我只想去码头上散散步，或许喝杯咖啡。”

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们带上各自的团组，朝着不同的方向出发，留下了蒙克一个人。他步行走出港区，经过海运码头大楼进入市区。路上有许多人看着他，但大都露出了微笑。一个小男孩停住脚步，双手往两侧腰上一靠，做了一个想象中的双手快速拔出两支手枪的动作。蒙克捋了捋男孩的头发。

他听说过，克里米亚地区的娱乐活动很单调，电视节目如同一潭死水，令人乏味，电影倒是很受欢迎。附近居民最喜爱的是政府允许观看的美国牛仔片，而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牛仔，甚至连高温下的一个无精打采的民警也在盯着他看，蒙克顶了一下帽子后，民警露出微笑，并朝他敬了个礼。过了一小时，在一家半露天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后，蒙克确信没被跟踪，于是在路边排队的几辆出租车里坐上一辆，要求去植物园。他手里拿着导览手册和地图，嘴里说着生硬的俄语，显然是刚从船上下来的一个游客。司机点点头，驾车出发了。著名的雅尔塔植物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前去参观游览。

蒙克在植物园大门口下车，付了车钱。他用卢布支付，还另外加了五美元小费，并眨了眨眼。出租车司机露出微笑，点了点头，离去了。

进口处的旋转栏杆前有一大群人，主要是苏联的学生和老师在搞教学实践活动。蒙克排在队伍里等待着，留心注意穿鲜亮西装的人，但没有看到。他买了门票，通过栅栏，发现有一个冰淇淋贩售亭。他走过去买了一个很大的香草味冰淇淋甜筒，找到一把隐蔽的公园凳子，坐下来开始舔冰淇淋。

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坐到了凳子的另一头，拿出一份植物园平面布局图研究起来。在游览图后面，没有人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蒙克的嘴唇也在动，他在舔冰淇淋。

“嘿，朋友，你好吗？”比奥特尔·索洛明问道。

“很好。见到你就更好了，老朋友，”蒙克咕哝着，“告诉我，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们？”

“没有，我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你没有被跟踪，我也没有。”

“我们的人对你很满意，彼得。你提供的详情，能帮助加快冷战结束。”

“我只想让那些杂种完蛋，”西伯利亚人说，“你的冰淇淋快化了，扔了吧，我再去买两个来。”

蒙克把正在滴落的甜筒扔到附近的垃圾桶里。索洛明漫步走到冰淇淋货亭前，买了两个甜筒。他回来时，根据蒙克的手势，坐得更近了一些。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东西，是胶卷，夹在了我的地图册的封面里。等会我把它留在凳子上。”

“谢谢你。可为什么不在莫斯科递交？我们的人起了疑心。”蒙克说。

“因为还有更多情况，但必须口述。”

他开始叙述1986年夏天在政治局和国防部发生的事情。蒙克的脸绷得紧紧的，以免自己不小心发出又长又低沉的口哨声。索洛明讲了半个小时。

“是真的吗，彼得？最后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

“跟我此刻坐在这儿一样真实。国防部长亲口确认的。”

“这会改变许多事情。”蒙克说，“谢谢你，老猎手，可我得走了。”

像与陌生人在公园的凳子上谈完话那样，蒙克伸出了手。索洛明惊奇地望着他。

“这是什么？”

这是一枚戒指。蒙克通常不戴戒指，但这是得克萨斯人的标志。在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人们大都戴着用绿宝石和天然银制作的纳瓦霍戒指。他看得出来，这位来自苏联滨海边疆区的乌德盖部落人很喜欢它。蒙克做了个动作，把戒指从自己手指上脱下来，交给了这个西伯利亚人。

“给我的吗？”索洛明问道。

他从来没有要过钱，蒙克想，如果给索洛明钱，他会反感的。从这位西伯利亚人的表情上看，这枚戒指要比酬金更重要，它的绿宝石和天然银产自新墨西哥山区，由犹特或纳瓦霍的银匠打造，价值一百美元。

蒙克知道，在公共场合不能拥抱，于是他转身准备离开。他回头去看，彼得·索洛明已经把戒指戴到了左手小拇指上，正在欣赏。这是蒙克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东方猎手。

“亚美尼亚”号驶入敖德萨港口，卸下了所有的乘客。海关检查了每一个箱包，但他们是在查找反苏的印刷品。蒙克已经得知，海关从来不对外国游客进行搜身，除非是由克格勃执勤，那只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蒙克把透明的微型胶片夹在两张膏药之间，粘在了一边的屁股上。他与其他美国人一起，合上自己的旅行箱，由国际旅行社的导游驱赶着通过各项检查，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第二天，在首都莫斯科，蒙克把货物交给了美国使馆，此后，该货物将通过使馆的外交包裹运回美国兰利。他自己则从莫斯科飞回了美国，有一份详细的报告在等着他写。

第七章

“晚上好，这里是英国使馆。”有人接起了索菲斯卡亚码头的电话总机。

“什么？”电话另一头的人用俄语说了一个困惑的词语。

“晚上好，英国使馆。”接总机的人用俄语重复了一遍。

“我找大剧院售票处。”那个声音说。

“对不起，你打错电话了。”接线员说完，挂上了电话。

俄罗斯政府通信和信息局的监听人员听到这个电话，并把它记录了下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多想。打错电话实在是太常见了。

在使馆内，总机值班员没有理会闪烁着的另外两个打进来的电话提示灯，他翻阅了一下小笔记本，然后拨了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菲尔兹先生？”

“是的。”

“这里是电话总机交换台，刚才有人打电话找大剧院售票处。”

“知道了，谢谢你。”

格雷西·菲尔兹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安全局人员会定期检查内线号码，应该是安全的。

“我的莫斯科警官朋友刚刚打来电话。”他说，“他使用的是紧急密码，要求回电。”

“有情况随时告诉我。”情报站长说。

菲尔兹看了看手表。两次电话间隔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在民警局总部大厦两个街区以外，银行大厅的公用电话机旁边，诺维科夫警官也看了看表，他决定去喝杯咖啡来消磨这五十分钟的间隔。然后，他要用相隔一个街区的另一部公用电话汇报并等待。

十分钟后，菲尔兹驱车离开使馆，慢慢地向位于米拉大街的科西莫斯酒店驶去。1979年按照莫斯科标准建造的科西莫斯酒店，是一座现代化建筑，酒店的大堂边上有一排公用电话亭。

在英国使馆接到那个电话一个小时后，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核对之后，开始拨号。公用电话对公用电话的通话，是反间谍机构的噩梦，因为数量很多，所以实际上是无法核查的。

“鲍里斯？”诺维科夫的名字不是鲍里斯，而是叶甫根尼，但在听到“鲍里斯”时，他知道了对方是菲尔兹。

“是的。你给我的那张图画，事情有点眉目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见个面。”

“好的。到俄罗斯宾馆，一起吃晚饭。”

他们两人都无意去奢华的俄罗斯宾馆，但他们都知道，那是指特维尔大街半路上的一个酒吧，名叫旋转木马。那里凉爽、幽暗、私密。时间间隔又是一个小时。

与英国其他大型驻外使馆一样，莫斯科的英国使馆里，也有一个叫军情五处的英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局是收集对外情报的秘密情报局姐妹机构，秘情局常被错误地称为军情六处。

军情五处的任务不是收集所在国家的情报，而是保证使领馆及其人员的安全。

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被关在里面的囚犯。他们夏天常去的一个地方，是莫斯科郊外一处非常漂亮的可以游泳戏水的地方，莫斯科河在那里拐了一个弯，露出了一片小沙滩。外交人员喜欢去那里野餐和游泳。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在被提升为警官并调到刑侦处之前，曾经负责那个郊区，包括被称为银色林子的这个胜地。

在那里，他认识了当时英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人又把他介绍给新来的格雷西·菲尔兹。

菲尔兹努力发展这个年轻的警察，后来提出每个月给他一小笔硬通货，让这个在通货膨胀年代靠死工资过日子的人能够生活得容易一些。诺维科夫警官成了一个提供消息的线人，级别不高，但偶尔也有用处。这个星期，这位刑侦处的侦探打算做出回报。

“我们有一具尸体。”当他们坐在旋转木马酒吧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喝着冰镇啤酒时，诺维科夫对菲尔兹说，“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给的图画里面的人。有几颗钢牙的老头……”

他把从同事沃尔斯基那里听来的情况讲了一遍。

“差不多三个星期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死了那么长时间，面部肯定很吓人，”菲尔兹说，“或许不是同一个人呢。”

“他只在林子里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在冰柜里待了九天。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我需要照片，鲍里斯。你能去搞一张吗？”

“我不知道，资料都在沃尔斯基那里。你认识契尔诺夫警官吗？”

“认识的，他来过使馆。我也给了他一张画像。”

“这个我是知道的，”诺维科夫说，“现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有老头的画像。契尔诺夫也快回来了，现在沃尔斯基肯定已经告诉他了。这样，契尔诺夫就会有尸体面部的照片了。”

“那是给他用的，不会给我们。”

“是有点难度。”

“努力一下，鲍里斯，去试试。你是刑侦处的，对吗？就说你想让黑社会的联系人去看看，什么借口都可以。现在这是谋杀案，是你分内的工作，对吧？侦破谋杀案？”

“应该是的。”诺维科夫承认说。他心里想，这个英国人是否知道，黑帮谋杀案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

“这事我们会给你奖励的，”菲尔兹说，“在我们的人员遭袭击时，我们是不会抠门的。”

“好吧，”诺维科夫说，“我去想办法搞一张。”

其实他根本不必去想什么办法。神秘人物的档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刑侦处凶杀科。两天后，他在一叠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边林子里拍摄到的死者面部的一张照片。

美国，兰利

1986年11月

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心情特别好。要知道，在1986年下半年，他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伊朗的反政府丑闻当时传遍了华盛顿，而乔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渗入深度。

但他刚刚去了局长威廉·凯西的办公室，受到了最热烈的表扬。老局长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仁慈，是因为杰森·蒙克从雅尔塔带来了苏联最高层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苏联制定了一系列高调的反西方政策。这是莫斯科最后的绝望企图，想通过威胁来搞垮北约联盟的意志。当时主政白宫和唐宁街的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不能被苏联吓倒。

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去世了，契尔年科来了又走了，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敌意仍在继续。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生长在红色的苏联时代，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与几位前任的区别，在于他讲究实效，拒绝接受编造的谎言。他坚持要求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和数字，看到结果后，他深受打击。

等到1986年夏天，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和国防部显然已经认识到，军工系统和武器采购计划的支出，消耗了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注定难以为继，人民也终于因为穷困而变得不安分了。

那年夏天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以测评苏联这种节奏究竟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调查报告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了。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各个层面都超过了苏联这条恐龙。索洛明带到雅尔塔植物园来的微型胶卷，正是那份报告。

报告中写的和索洛明口头确认的都说，如果西方再坚持两年，那么苏联的经济将会崩溃，克里姆林宫将不得不做出让步，拆除一些战争机器。像玩扑克牌游戏一样，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宫的整副牌全都亮给了西方。

消息报告给了白宫，并越过大西洋传到了撒切尔夫人那里。美英两位领导人都正为自己内部的敌意和怀疑所苦恼，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受到了白宫的表彰，并把领导的表扬转达给副局长凯里·乔丹。乔丹召来杰森·蒙克一起分享快乐。谈话结束时，乔丹说起了以前提到过的一个话题。

“你的那些档案，我真的有些不太放心，杰森。你不能总把它们留在你的保险箱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管理那两个资产——‘来山得’和‘猎户座’。你应该把这些档案与其他的归在一起。”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间谍失踪的灾难也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的时间。阴谋分子当时在罗马。从技术上来讲，追查内鬼的工作仍在推进，但已经不再紧迫。

“如果没有破损，就不用修理。”蒙克恳求说，“这两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们相互信任。还是就这么保持下去吧。”

乔丹早就知道，间谍与管理员之间会形成这种奇特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为情报机构正式赞同，其原因有两个：间谍管理员有可能会被调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会退休或死亡。个人关系过密有可能意味着，潜伏在苏联心脏的间谍，也许会不同意或不愿意与新的管理员合作。其次，一旦被招募的间谍出了什么事，情报局的管理员有可能情绪低落，从而影响工作。从长远的生涯来看，一个被招募的间谍应该有几个管理员。蒙克与他的两名间谍直接的一对一紧密关系，使乔丹感到担忧。这是……不规范的。

另一方面，从某个角度来说，蒙克自身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假如乔丹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蒙克坚持要确保在苏联境内的每个间谍（图尔金已经离开马德里回到莫斯科，在第一总局K局工作，并由此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都能够收到他亲自写的长信，以及日常的任务清单。

乔丹做出了妥协。那些人的详细档案，包括何时何地和如何接受招募，表现如何以及他们的任职变动，即除了姓名和能辨认他们身份的资料以外，都转移到了行动副局长的个人保险箱里。如有任何人想阅读这些档案，他必须去找副局长本人并解释理由。蒙克同意了，于是档案被转移了过去。

有一点让诺维科夫警官说对了，契尔诺夫警官确实再次来到了英国大使馆。他是在第二天的8月5日上午过来的。乔克·麦克唐纳让人把警官引到他的办公室，他自己则扮成使馆的档案科随员。

“闯进你们同事公寓的那个人，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契尔诺夫说。

“向你表示祝贺，警官。”

“不幸的是，他死了。”

“啊，你有照片吗？”

“有。身体的、面部的，还有……”他拍了拍放在身边的一个帆布包，“我还有他可能穿过的大衣。”

他把一张光面冲印的照片放在了麦克唐纳的办公桌上。照片看上去很可怕，但仔细看，那张脸确实就是肖像画里的那张。

“我把斯通小姐叫过来，让她看看是否能认出这个人。”

西莉亚·斯通由菲尔兹陪着过来了，但菲尔兹留在门口没进来。麦克唐纳告诉她，她要看到的东西不是太美观，但他很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看了一眼照片，用手捂上了嘴。契尔诺夫拿出那件破旧的军大衣，把它举了起来。西莉亚绝望地看着麦克唐纳，点了点头。

“是他。他……”

“你看到他跑出你的公寓。嗯，显然窃贼之间发生了争吵。我敢肯定，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会发生。”

菲尔兹陪同西莉亚·斯通离开了。

麦克唐纳对面露笑容的契尔诺夫说：“警官，我代表英国政府认为，你们干得很好。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可怜人已经死了。你们一定要写一份成功破案的报告，送交莫斯科民警局的领导。”

契尔诺夫高兴地离开使馆，钻进了汽车。一回到彼得罗夫卡大厦，他就把所有案卷从盗窃科转给了凶杀科。案卷里没有第二个盗贼的资料，但这无关紧要。没有描述，没有死者的证词，要找到他好比大海捞针。

契尔诺夫走后，菲尔兹回到了麦克唐纳的办公室。情报站长正在给自己倒咖啡。

“你怎么看？”他问道。

“我的线人说，那人是被打死的。他在身份不明科有个朋友，这位朋友发现了贴在墙上的画像，并对上了号。尸检报告说，老头的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林子里躺了大约一个星期。”菲尔兹说。

“那是什么时候？”

菲尔兹查了一下笔记，那是他在旋转木马酒吧谈话之后立即记下的。

“7月24日。”

“嗯……这么说来，大概是在17或18日被杀的，是在他把文件扔进西莉亚·斯通汽车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飞去伦敦的那天。那些家伙没有浪费时间。”

“哪些家伙？”

“哼，估计是恶棍格里辛指挥的那些暴徒。”

“科马罗夫的卫队长？”

“那是其中一种说法，”麦克唐纳说，“你看过他的档案吗？”

“没有。”

“应该看一下，找个时间。他是前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审讯官。非常恶心。”

“那个老头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他活活打死？”菲尔兹问道。麦克唐纳望向窗外，凝视着河流对岸的克里姆林宫。

“很可能就是窃贼本人。”

“一个流浪汉那样的老头，是怎么拿到文件的？”

“我只能假设，他是有幸受雇的一个底层员工。这是一起极其不幸的事件。我认为，你的那位警察朋友应该能够拿到丰厚的奖金。”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7年6月

中情局驻阿根廷首都情报站的一个年轻人，首先发现苏联使馆的瓦列里·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身上也许有空子可钻。美国情报站长于是向兰利总部咨询情况。

中情局拉美处已经有了他的资料，是自七十年代中期，克鲁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城任职时开始的。他们知道，他是苏联的拉美问题专家。在之后的二十年间，他在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中，曾三次赴拉美国家任职。由于他很友好、很外向，档案里甚至有他的履历。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出生于1944年，是一位外交官的儿子。父亲本人也是拉美专家，在他的影响下，儿子进入了享有盛名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是1961年至1966年的事。此后，他在南美洲有过两次任职，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十年后在墨西哥，然后才是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

中情局确信他不是克格勃，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档案里对他的描述是：一个崇尚自由、可能亲西方的苏联人，不是通常的那种强硬派。1987年夏天时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他与阿根廷官员的一次交谈被上报给了美国人。谈话中，克鲁格洛夫透露，他即将返回莫斯科，再也不会出国任职，他的生活质量将会有所下降。

由于他是苏联人，于是这个消息也传达到了苏联东欧处，哈里·冈特建议让一个生面孔去接触他。由于杰森·蒙克会说西班牙语和俄语，他建议派蒙克去。乔丹同意了。

这是一项很简单的任务。克鲁格洛夫只有一个月就要走了。如果引用一句俗语，那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马岛战争结束五年后，阿根廷已经恢复民主。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悠闲的都城，一位美国“商人”在美国使馆的一位小姐陪同下，在招待会上与克鲁格洛夫见面，这并不是难事。蒙克努力使双方谈得很投机，并提议一起吃饭。

这位苏联人是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和克格勃给了他相当多的自由。他觉得与外交官圈子以外的商人一起吃个饭很不错，于是欣然接受。饭局上，蒙克借用了他从前的法语老师布拉迪夫人的真实故事。他解释说，他母亲曾是苏联红军的翻译，攻克柏林后，她邂逅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并爱上了他。他们违反规定，悄悄溜到了西方结婚。蒙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能说英语和俄语，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于是他们开始用俄语交谈。克鲁格洛夫松了一口气。他的西班牙语说得很好，但英语很一般。

两个星期后，克鲁格洛夫真正的问题出现了。他已经四十三岁了，离婚后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与父母挤在一套公寓里。如果他有两万美元，那他就能在莫斯科给自己买一套小公寓。作为一名富有的马球玩家，蒙克是来阿根廷检验一些新的小马驹的，他愿意借给新朋友两万美元。

情报站长建议把他们交接现金的过程拍下来，但蒙克不同意。

“敲诈是行不通的。他要么自愿参与，要么就不会参与。”

虽然蒙克是下级，但站长还是同意由他自行做主。蒙克选用的是开明进步的反战主题。他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很受欢迎。克鲁格洛夫当然知道这些，他也感到高兴，因为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支持派。

蒙克提议说，戈氏真心想拆除战争机器，为苏美两国人民带来和平与信任。麻烦的是，双方都还是有喜好冷战的顽固分子，即使在苏联外交部的高层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试图破坏和平的进程。如果克鲁格洛夫能够把苏联外交部发生的事情告诉新朋友，那会有助于和平的到来。到了这个时候，克鲁格洛夫肯定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但他没有表现出惊奇。

对于已经喜欢上钓鱼的蒙克来说，这就像拖上了一条自愿咬钩的金枪鱼。克鲁格洛夫拿到了美元和通讯包。详细的人员、计划和职位等情况，将通过用显影墨水书写的普通信件寄给东柏林的一个活信箱。硬件情报（文件）将被拍摄下来，通过莫斯科市内两个死信箱的其中一个，转交给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

分别时，他们按照俄罗斯的方式相互拥抱。

“别忘记，瓦列里，”蒙克说，“我们……我们好人会胜利的。用不了多久，所有这些荒唐的局面都会结束，我们将从中起到推进作用。什么时候需要我，发个信息，我会来的。”

克鲁格洛夫飞回了莫斯科，蒙克也回到了兰利。

“我是鲍里斯。我搞到了！”

“搞到什么了？”

“照片。你要的照片。案卷转到了凶杀科，我在一叠最清楚的照片里面挑了一张。眼睛是闭着的，看上去不是很吓人。”

“好的，鲍里斯。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五百英镑。但我要你再去做一件事，完成之后信封里的钱会更多，会有一千英镑。”

诺维科夫警官在电话亭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甚至算不出来，那个信封里的英镑能兑换成多少亿卢布。无论如何，肯定会超过一年的工资。

“说吧。”

“我要你去爱国力量联盟总部，去见见人事部的负责人，让他看看这个。”

“去哪里？”

“爱国力量联盟。”

“他们与照片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只是一个想法。也许人事部长以前见过这个人。”

“他怎么会见过呢？”

“我不知道，鲍里斯，他也许真的见过呢。这只是一个想法。”

“那我以什么理由前去呢？”

“你是谋杀案的侦探。你在办案，在追查线索。那个人也许曾经在总部大楼周围徘徊，也许他试图闯入。警卫有没有看到他潜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这种事情。”

“好吧。但他们是重要人物。如果我搞砸了，那可都要算到你头上。”

“你怎么会搞砸呢？你是警察，在尽你的职责。这个亡命之徒曾在基赛尔尼大街科马罗夫别墅的周围转悠。即使他已经死了，你也有责任去提醒他们注意。他也许是黑帮的人，也许一直在踩点呢。你的理由很充分，去吧，一千英镑在等着你呢。”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又嘟哝了几声，然后挂电话。这些英国佬，他心想，全都疯了。毕竟，只不过是一个老头闯进了他们的一栋公寓。但为了一千英镑，还是值得去查问的。

苏联，莫斯科

1987年10月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因为挫折而心灰意冷，他的辉煌业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他无所事事了。

对埃姆斯出卖的间谍的审讯工作，早已全部结束，他们已经从浑身颤抖的囚犯嘴里挤出了最后一滴追忆和情报。总共有十二个人正在勒福托沃监狱下面的地牢里哭泣着过日子，一旦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审讯官提出要求，他们会被立即提审，如有反抗或失忆，则会被带回到格里辛的特殊审讯室里去。

有两个人没被执行死刑，只是被判在劳改营里做长期苦役，格里辛再三恳求也没用。这是因为他们为中情局效劳时间不长，或者他们职位太低，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其余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个被带到监狱后面的砾石院子里，被迫跪下来，等待后脑勺挨上一颗子弹。作为高级官员，每次行刑格里辛都出席了。

在格里辛的坚持下，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是这些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德米特里·波尔雅科夫将军在被出卖之前，已经为美国工作了二十年。事实上，在1980年最后回到莫斯科后，他已经退休了。

他从来没有拿过钱。他之所以为美国人工作，是因为他厌恶苏联的政权及其所作所为。他就是这样告诉审讯官的。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讲述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二十年以来所做的事情。他是所有人当中最有骨气和勇气的，从不恳求宽恕。由于已经上了年纪，他说出来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他对当前的行动一无所知，也说不出什么名字，只是几个中情局的管理员，他们也都已经退休了。

审讯完毕后，格里辛恨透了这个老将军，故意让他活着，以作特殊处置。现在，这个退休老人每天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哭泣，浑身上下沾满了自己的粪便。格里辛还不时去那里看望，以确认他还在喘气。直到1988年3月15日，在博亚罗夫将军的坚持下，他才最终被结果了。

“问题在于，亲爱的阿纳托利，”3月份时，博亚罗夫将军对格里辛说，“现在已经没事可做了。‘捕鼠委员会’必须解散。”

“还有一个人，就是第一总局提到的那个人。他在管理这里的几个叛徒，但还没有被抓起来。”

“哦，那个人是找不到的，只是一直被提起，但叛徒当中没有人听说过他。”

“如果我们抓到了他管理的人呢？”格里辛问道。

“那我们就去抓他们，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博亚罗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第一总局在华盛顿的人能把他们交给我们，你就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员，重新开始。你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们的小组，可以起名叫‘修道士委员会’。”

格里辛没有理解这话的意思，但博亚罗夫是理解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俄语的修道士（Monakh）就是英语的蒙克（Monk）。

如果巴维尔·沃尔斯基认为自己不会再次听到停尸所那位法医的声音，那么他错了。8月7日，也就是他的同事诺维科夫与英国情报局官员秘密交谈的那个上午，他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库兹明。”一个声音说道，沃尔斯基很迷惑。

“库兹明教授，第二医学院的。前几天我们还通过电话，是关于身份不明者的尸检。”

“哦，是的，教授，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我想应该是倒过来。我也许有事要让你去做。”

“那就谢谢你了，什么事？”

“上个星期，在利特卡里诺附近的莫斯科河里捞上来一具尸体。”

“那应该是他们那边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吧？”

“没错，沃尔斯基，但那边某个聪明的家伙认为，该尸体泡在水里约有两周时间。实际上他说对了，其间，尸体可能是从莫斯科市内被冲到下游来的。因此那些家伙把尸体运了过来。我刚刚做完尸检。”

沃尔斯基思考了一下。高温下，在水里泡了两周，教授还真有能耐忍受那种恶臭。

“谋杀的吗？”他问道。

“不是，只穿了短裤。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天气炎热而去游泳，遇到麻烦淹死的。”

“但那是意外事故，是民政部门管的。我这里是刑侦处凶杀科。”沃尔斯基提出异议。

“你听着，年轻人，听我说。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辨认身份的。但利特卡里诺的那些蠢家伙没能发现线索。死者的手指肿胀得很厉害，所以他们没能发现。有一枚结婚戒指嵌在肉里面，是实心的金戒指。我把它取了下来，为此不得不把手指切下来。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N.I. 阿科波夫，丽嘉赠’。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的线索？”

“是很好，教授，但如果这不是谋杀……”

“听我说，你们与失踪人员部门有联系吗？”

“当然有。他们每周送来一大叠照片供我们对照。”

“嗯，一个戴着结婚大戒指的人，也许是有家庭的。如果他已经失踪了三个星期，他的家属很可能已经报告了。我在想，或许你可以利用我的侦查天赋，与失踪人员部门的朋友一起去破一些案子。我不认识失踪人员部门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沃尔斯基面露喜色。他总是请失踪人员部门的朋友帮忙，现在，他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查清一个案子，还能获得奖励。他记下细节情况，谢过教授后，挂上了电话。

十分钟后，失踪人员部门经常与他联系的那个人打来电话。

“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失踪人员，叫N. I. 阿科波夫？”沃尔斯基问道。他的联系人查了一下记录，来回话了。

“有的，怎么啦？”

“告诉我详细情况。”

“7月17日报告失踪。自头天晚上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从此失踪了。报失人，阿科波夫夫人，是家属……”

“丽嘉·阿科波夫夫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已经来打听过四次最新消息了。他在哪里？”

“在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石板上，游泳时淹死的。上星期在利特卡里诺的河边被打捞了上来。”

“好的，老太太该高兴了——我的意思是，失踪的问题解决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或者，曾经是什么人？”

“不清楚。”沃尔斯基说。

“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

“那个政客？”

“应该是我们的下一任总统。谢谢你，巴维尔，我欠你一份人情。”

那是当然的，沃尔斯基心里这么想着，开始继续工作。

阿曼

1987年11月

11月份，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被迫离职，并不是因为间谍失踪的问题，而是因为“伊朗门”事件。几年前，中情局秘密地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对派。命令来自里根总统和已故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凯里·乔丹执行了总统和局长的命令。现在，那两个人一个得了健忘症，另一个死了。

韦伯斯特局长任命理查德·斯托尔茨为新的行动副局长，斯托尔茨已经从中情局退休六年，与“伊朗门”事件没有干系，对两年前苏联东欧处遭受的惨败也不知情。他还在熟悉情况的时候，官僚们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管工作。他们把三份档案从离任的副局长保险箱里取出来，与三○一档案的剩余部分合并了起来。这三份档案是代号为“来山得”“猎户座”和新招募的“徳尔斐”【11】的详细资料。

杰森·蒙克对这事一无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为寻找新的钓鱼好去处，他翻看了许多海钓杂志，得知11月和12月份，有大批的黄鳍金枪鱼成群结队游过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海岸。

美国驻阿曼使馆位于马斯喀特老城中心的苏丹宫殿附近。他礼节性地去拜访了一下，使馆的中情局情报站只有一名情报官。他们一起友好地喝了一杯，此后，他根本想不到还会再次见到这位同事。

度假的第三天，他觉得已经在海上晒够了太阳，于是想留在岸上，去市场购物。他正与国务院的一位金发美女约会，于是乘出租车去了米纳卡布斯港的露天市场，看看在众多的熏香、香料、布匹、银器和古董货摊中，他能为女朋友买点什么礼物。

他选中一把漂亮的长嘴银制咖啡壶，是从前高山上的工匠铸造的。古董商店的老板把咖啡壶包起来，放进一个塑料购物袋里。

在迷宫般的巷子和院子里完全迷路后，蒙克最后没能回到海边，而是到了一些小街巷里。当他从一条与他肩膀差不多宽的小巷里走出来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院子，一头有一个很窄的入口，另一头是一个出口。一个男子正在穿过这个院子，看上去像个欧洲人。

他的身后则有两个阿拉伯人。进入院子后，他们都从腰里抽出弯刀。他们持刀从蒙克身边跑过，扑向他们的目标。

蒙克不假思索地行动起来。他把购物袋用力扔过去，重重地砸在一个袭击者的侧脸。那人被几磅重的金属砸中后，倒在了地上。

另一个持刀人停顿了一下，现在他是腹背受敌，他转向蒙克。蒙克看到高举在空中的尖刀的闪光，他从那人的手臂下钻过去，扭住他的手臂，捏紧拳头透过对方沾满尘土的衣袍，砸中了上腹部的太阳神经丛。

那个人很坚强。他哼了一声，手里仍然攥着刀子，但随即拔腿跑了。他的同伙从地上爬起来，也跟着跑了，地上留下了一把尖刀。

欧洲人已经转过身来，一言未发地投入了行动。显然他知道，假如没有十码之外那个金发男子相救，他早就没命了。蒙克看到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人，有着橄榄色皮肤和深色眼睛，穿着白衬衣和深色西服，但不是当地的阿拉伯人。他刚要开口说话，那陌生人只是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悄悄地走了。

蒙克弯腰捡起匕首。它不是阿曼的刀具，而且在阿曼还没听说过行凶抢劫这种事情。那是也门的尖刀，刀柄很直、很简单。蒙克认为，他知道攻击者是哪里来的。他们是也门境内的奥达利或奥拉基部落人。他心里纳闷，他们大老远跑到阿曼海岸来干什么？为什么他们对那个年轻的西方人怀有如此深仇大恨？

他凭着直觉返回使馆，找到了中情局的情报官。

“你这里有没有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相册？”他问道。

自从1986年1月遭遇也门内战的惨败之后，苏联人已经全部撤出了也门，使得亲苏的也门政府忍辱负重，吃尽苦头，不得不低头向西方申请贸易贷款和现金，以维持经济运转。从那时起，苏联人在也门就有生命危险了。天知道，在由爱转恨之后，会变得……

1987年年底，苏联在明显反共的阿曼开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使馆，并极力去讨好亲英的阿曼苏丹。

“我没有，”他的同事说，“但我肯定英国人那里有。”

美国使馆迷宫般潮湿且弯弯曲曲的狭窄走廊，到精致漂亮的英国使馆，只有几步之遥。他们穿过带有巨幅雕刻图案的木门，朝门卫点点头，穿过院子朝里面走去。这里全部的建筑都曾属于一个富商的庄园，富有历史韵味。

院里的一道墙上，有古罗马军团留下的一块牌匾，当年他们进入沙漠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院子的中间有一根英国国旗的旗杆，很久以前，一个奴隶只要能够爬上旗杆，就能获得自由。他们左转，走向使馆大楼，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在等候他们。他们互相握了手。

“有什么问题吗，老朋友？”英国人问道。

“问题是，”蒙克回答说，“我刚才在露天市场见到了一个人，我认为有可能是苏联人。”

这其中有一个小细节：露天市场的那个人穿着白衬衣和西装，但他敞着衬衫的领口，还把领子翻到了西装的外面。这是苏联人的穿法，西方人可不会这么穿。

“好吧，我们去看看相册。”英国人说。

他带领他们穿过华丽的防盗安全铁门，到了下面由柱子支撑的凉爽的大厅，随后踏上楼梯，英国秘情局情报站在顶层。秘情局情报官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本影集，他们开始翻阅。

新抵达的苏联外交人员照片都在里面，是在机场、街上或露天咖啡馆拍摄到的。深色眼睛的年轻人在最后一张照片里，是在他抵达阿曼，穿过机场的集散大厅时被抓拍到的。

“这方面，当地人对我们很有帮助，”秘情局情报官说，“苏联人必须事先向这里的外交部申报，以获得认可。我们得到了详细资料，然后在他们到来时，我们也能得到通知，所以可以备妥长镜头的照相机。是他吗？”

“是的。有详细资料吗？”

秘情局情报官翻找着一大叠卡片。

“有了。如果没搞错的话，他应该是三等秘书，年龄二十八岁，名字是乌马尔·古纳耶夫。听起来像是鞑靼人。”

“不，”蒙克若有所思地说，“他是车臣人，是穆斯林。”

“你认为他是克格勃？”英国人问道。

“嗯，是的，他是密探。”

“好，谢谢。要我们为他做点什么吗？向当地政府投诉？”

“不，”蒙克说，“我们都要混口饭吃。最好知道他是什么人。如果把他赶走，克格勃只会派人来接替。”

当他们漫步回来时，中情局同事问蒙克：“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是直觉。”

不单单是直觉。一年前，古纳耶夫曾在亚丁的弗朗特尔酒店里喝橙汁。这一天，蒙克并不是唯一认出他的人。也门的两个部落人也发现了他，要为他们国家所遭受的屈辱报仇雪恨。

马克·杰斐逊乘坐8月8日下午的航班，抵达莫斯科郊外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受到了《每日电讯报》记者站站长的迎接。

这位明星时事政治评论家是中年人，身材瘦小，伶俐精干，有着一头稀疏的姜黄色头发和一脸同样颜色的短须。据说，他的脾气与他的身材和胡子一样，又急又躁。

为抓紧时间，他谢绝了与站长及其夫人一起去吃晚饭的邀请，而是要求直接把他送到位于马涅什广场的民族大酒店去。

到了酒店，他告诉同事，他要单独采访科马罗夫。如有必要，会通过酒店的服务，租用一辆带司机的轿车。好意遭谢绝后，记者站站长驾车离去了。

杰斐逊去登记入住，高个子的瑞典人酒店经理彬彬有礼，亲自为他办理手续。他的护照留在了酒店前台的服务员那里，因为要复印有关情况供旅游部存档。在离开伦敦之前，杰斐逊已经命令他的秘书通知该酒店，以便让对方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有何等重要。

一进入房间，他就拨打了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传真里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欢迎来莫斯科，杰斐逊先生。”库兹涅佐夫用完美的、略带美国口音的英语说，“科马罗夫先生正等待着与您的会面。”

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杰斐逊还是相信了。会面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因为俄罗斯政治家科马罗夫整个白天都不在市内。他们将派司机来接他。

马克·杰斐逊满意了。他独自在酒店里吃了饭，然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培根和鸡蛋的早餐后，马克·杰斐逊想去散步，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项活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剥夺。

“散步？”瑞典人总经理困惑地皱起了眉头，“您想去哪里散步？”

“随便哪里都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一下身体。或许去对面的克里姆林宫附近看看。”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酒店的豪华轿车，”经理说，“这样更舒服，也更安全。”

杰斐逊不愿意坐车，他要的是散步。但经理至少说服了他把手表和所有外汇现金留下，只带上了一叠百万票面的卢布以便应付乞丐。这些钞票对流浪汉来说足够了，也不会引起别人拦路抢劫——运气还算好的话。

这位英国记者虽然在时政评论部门工作得很出色，但他的记者生涯一直是以伦敦为基地做的时政报道，从来没有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过世界的热点新闻。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酒店，似乎不是很高兴。

他以前到过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叶利钦刚刚执政的时候。那两次，他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乘坐出租车离开机场，在豪华酒店和在英国外交官的圈子里。他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一个单调且肮脏的城市，没想到会有今天上午的经历。

他的外表特征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因此，即使是沿着河边的码头散步，或是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转悠，他总会遭到一些社会弃儿的纠缠，他们似乎到处睡觉。有两次，他认为身后有一伙年轻歹徒在尾随。他看到的轿车似乎都是军车、警车或权贵的豪车。因此，今晚他要向科马罗夫先生提几个尖锐的问题。

午饭前喝酒时，他决定留在酒店里不出去，等待库兹涅佐夫先生打电话给他。他发现酒吧里只有他和一个厌世的加拿大商人，没有其他客人。同是酒吧里的陌生人，他们二人开始聊天。

“你来莫斯科多久了？”加拿大人问道。

“昨天晚上才来。”杰斐逊回答。

“要住很久吗？”

“明天就回伦敦。”

“嗨，你倒是幸运。我来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想做些生意。可我告诉你，这地方有点怪异。”

“生意没做成？”

“哦，不，合同倒是签了一些。我有办事处，也有客户。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逊的桌子边，开始解释。

“我带着木材生意的介绍资料来到这里，在一座新的写字楼里租了个办公室。两天后，有人来敲门了。外面站着一个人，西装革履，穿戴干净时髦。‘早上好，怀亚特先生，’他说，‘我是你新的生意伙伴。’”

“你认识他？”杰斐逊问道。

“根本不认识。他是当地黑手党的代表，想与我达成交易。他们要从我的每一笔生意中提成百分之五十。作为交换，他们替我购买或伪造业务所需的许可证、配额、特许权或者其他书面文件。他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官方，确保及时交货，而且没有劳务纠纷，条件是百分之五十提成。”

“你叫他滚开。”杰斐逊说。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叫作‘保护伞’，可以提供保护。没有这个保护，就别想很快办成事情。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拒绝了他们，你就站不住脚根。他们会捣乱的。”

杰斐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他。

“天哪，我只听说过这里治安不好，但不知道有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共产党倒台后，西方观察家感到惊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俄罗斯黑社会（说得好听点是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即使俄罗斯人，也开始使用“黑手党”这个名词了。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实体，是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才出现的，其实不然。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黑社会活动。与西西里的黑手党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统治集团，从来没在海外活动过。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势力范围分布广泛，各地都有兄弟会，黑帮首领和成员极为效忠组织，愿为其卖命，并以相应的文身来证明这一点。

斯大林曾试图摧毁黑社会，把成千上万的黑社会成员送进了劳改营。其唯一结果是，在劳改营卫兵的默许下，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他们宁愿在里面过着平静的生活，也不想让他们的家人受到牵连或惩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黑手党的老板，实际上是在劳改营的棚屋里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的。

冷战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事例是，如果没有黑社会的存在，共产党的垮台时间很可能还会提早十年。最后，即使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与黑手党达成秘密协定。

原因很简单：黑手党是苏联境内唯一办事效率高的团体。一家工厂的厂长也许会发现，由于某个阀门的损坏，导致他的主机器停工，如果他通过官僚主义的层层渠道，那么他要等待半年到一年才能拿到新阀门，而在此期间，他的整个工厂将会停工。

或者，厂长可以通过亲戚联系黑手党帮忙。这样，阀门在一星期内就可以到货。随后，他厂里的一批钢板会出现在另一家急需钢板的工厂，而这位厂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位厂长都会伪造自己的记录，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正常供销”。

僵化的官僚主义，加上原材料的严重不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导致所有的齿轮和车轮停止转动，这时候，黑市是唯一的润滑剂。苏联靠这个润滑剂来维持生命，在最后的十年里，其经济完全依赖黑市。

黑手党完全控制着黑市。1991年之后，黑市从地下走向繁荣、走向扩展。其扩展的速度非常之快，从以往的非法营生，如酒类、毒品、保镖、卖淫，发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手党以极快的速度实质性地、无情地接管了经济。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种结果。首先，在遭受任何挫折时，俄罗斯黑手党有能力立即实施大规模暴力活动，其暴力程度，就连美国黑手党也会被吓倒。任何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要是胆敢拒绝黑手党渗入其企业，将会得到一次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纵火，然后是被处死。他们甚至对大银行的行长也采用这样的手段。

第二个因素是警察的无能。共产党倒台后，由于资金和人力不足，警方对大量出现的犯罪和暴力活动没有警觉，也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去对付。第三个因素是到处存在的腐败传统。1991年到1995年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不断持续，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是二比一，就价值和购买力来说，这种人为规定的汇率荒唐滑稽，但在苏联国内得到了强制实行。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钱，而是商品，问题是有钱买不到商品。通货膨胀耗尽了人们的储蓄，挣固定工资的职员变成了贫民。

当街上的警察一周的工资还买不起一双袜子时，就很难要求他们在查处伪造驾照时不接受钞票了。

但这只是小的方面。俄罗斯黑手党还渗透到了高级公务员群体中，几乎把整个官僚体系都招募为他们的同盟。在俄罗斯，官僚主义到处存在。因此，许可证、执照、地皮转让和特许经营权等等，全都可以很快地从颁证机关的公务员那里买到，从而为黑手党创造了惊人的利润。

俄罗斯黑手党的另一个能力也给人们留给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从传统的非法营生（依然牢牢地抓住不放）转向了合法生意。美国黑手党人花整整一代的时间才意识到，用非法经营产生的利润去搞合法经营，不但能增加利润，还能洗黑钱。这方面，俄罗斯黑手党只花了五年时间。到1995年，他们已经拥有并控制了国家经济的百分之四十，并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他们的三大专业领域是武器、毒品和侵吞，并以迅捷的暴力行动作为后盾，目标是整个西欧和北美。

麻烦的是，1998年时，他们把生意做过了头。贪得无厌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1996年，价值五百亿美元的俄罗斯财产被偷盗并非法出口，其中大部分是黄金、钻石、贵金属、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这些物资是用几乎不值钱的卢布从政府机构的官僚那里低价买来的，到国外后以美元出售。其中一些美元重新兑换成巨额卢布，带回国内开展更多的贿赂和犯罪活动，其余的美元则被藏在了国外。

“麻烦在于，”怀亚特先生喝干了啤酒，沮丧地说，“这种出血活动已经搞得过火了。腐败的政治家、更加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和黑帮人物，已经把他们赖以致富的金鹅杀掉了，不会再有金蛋了。你读过《第三帝国的兴起》吗？”

“读过，很久之前。怎么啦？”

“还记得有关魏玛共和国最后日子的描述吗？失业者排起长队，街道上到处都有人犯罪，人们耗尽了终身积蓄，还有施粥场，以及在国家即将破产的时候，侏儒们在议会大厦里的激烈争辩和大喊大叫。嗯，你现在看到的正是那种景象。历史重演了。哦，我要走了，与别人约好了在楼下碰面，一起去吃午饭。很高兴与你聊天，先生，您贵姓……”

“杰斐逊。”

这个姓氏并没有使他想起什么。显然，怀亚特先生不看伦敦的《每日电讯报》。

有意思，在加拿大人离开后，这位伦敦记者这么想着。他从报社资料室的剪报里所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今晚要与他见面的那个人或许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晚上六点半，杰斐逊正在门口等候，一辆黑色加长型海鸥轿车来到他面前。他总是很守时，并期望别人也是如此。他身穿深灰色宽松裤、鲜亮的西装和干净的棉布衬衣，还系了一条加里克俱乐部的领带。他看上去精干、整洁、讲究，百分之百英国人派头。

海鸥轿车穿行在傍晚的车流中，朝北驶向基赛尔尼大街，在花园环路口前转弯，进入一条小街。在接近绿色大铁门时，司机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通讯器，激活了上面的一个警示按钮。

墙上的摄像头摄录了正在驶近的海鸥汽车，门卫通过监控器检查了汽车及其牌照。车牌号码与他所期待的汽车相符合，然后大门滚动着打开了。

汽车进去后，大门又关上了，门卫走到司机的车窗前。他检验了身份证，朝后面瞟了一眼，随后点点头，把道钉放了下去。

接到门卫的报告后，库兹涅佐夫先生已经在别墅入口处迎候客人了。他把英国记者领到二楼一间设施齐备的接待室，这房间的一边与科马罗夫的办公室相邻，另一边是已故的尼·伊·阿科波夫的办公室。

伊戈尔·科马罗夫不允许别人当着他的面抽烟或喝酒，这个杰斐逊是不知道的。他从未听说过，因为根本没人提起过。不喝酒的俄罗斯人很少见，这毕竟是一个以喝酒来展示男性雄风的国度。杰斐逊看过科马罗夫的许多录像，他以人民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录像里，手里拿着酒杯，以俄罗斯人的方式频频举杯祝酒，看不出是不喝酒的。他有所不知，科马罗夫的酒杯里面装的都是矿泉水。那天晚上，只有咖啡可供选择，杰斐逊婉言谢绝了。

过了一会儿，科马罗夫进来了。他仪表堂堂，五十岁左右，头发灰白，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一双淡褐色的眼睛被他的支持者描述为具有“催眠功能”。

库兹涅佐夫马上站了起来，杰斐逊也跟着站起来，但动作稍慢了一些。这位公关顾问为他们做了介绍，双方握了手。科马罗夫自己先坐下来，那是一把皮椅子，比其他两人坐的椅子高一点。

杰斐逊从衣服的内侧胸袋里掏出微型录音机，询问对方是否介意。科马罗夫的脑袋朝旁边倾斜了一下，表示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不会使用速记表示理解。库兹涅佐夫朝杰斐逊鼓励地点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

“科马罗夫先生，当前的新闻是国家杜马的最新决定，即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长三个月，但把明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了1月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库兹涅佐夫很快进行了翻译，并倾听科马罗夫用响亮的俄语做出回答。科马罗夫说完后，翻译转向杰斐逊。

“显然，我和爱国力量联盟对这个决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为民主人士，我们还是接受了。你应该也知道，杰斐逊先生，我深深热爱的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无能的政府长期放任经济挥霍、腐败和犯罪。我们的人民深受其害。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就会越糟糕。因此，推迟总统大选非常令人遗憾。我深信，我们能够在今年10月份赢得大选，但即使是明年1月，我们也照样能够获胜。”

马克·杰斐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经历过多次采访，他明白这种回答太做作了、排练得过分了，好像一位政治家多次被问及同一个问题，能够现成地把答案背出来似的。在英美国家，政治家已经习惯于与媒体人士相处，他们会相当放松，叫得出许多记者的名字。杰斐逊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能够描绘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既有受访者的原话，又有他自己的印象，从而写出一篇真正的新闻报道，而不是那种冗长枯燥的陈词滥调。但眼前这个人就像是一台自动运作的机器。

多年的记者经验告诉他，相比英美的政治家，东欧的政治家一般更尊重新闻媒体，但这个人却不同。这个俄罗斯人很拘谨、很正式，就像裁缝师傅用的假人一样。

问到第三个问题时，杰斐逊明白了：科马罗夫显然讨厌媒体和整个采访的程序。这个伦敦人试图采用更为轻松的方法，但俄罗斯人没有表示出一丁点的幽默。政治家表现得非常严肃并不奇怪，但这个人极为自大，回答仍然像跟着自动提示机在朗读一样。

他迷惑地看了一眼库兹涅佐夫。这位年轻的翻译显然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是双语人才和外向型人才，久经世故，但他对待伊戈尔·科马罗夫就像狗一般忠心。他又尝试了一下。

“您知道，先生，在俄罗斯，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权力要大得多。如果您当选为总统，那么在开始的六个月里，人们能看到哪些变化？换句话说，您首先会做哪些事情？”

回答依然像政治宣传册子上的文字一样程式化。习惯性地提到了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改变官僚主义体制、恢复农业生产和改革货币。当进一步问及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回答依然是毫无新意的老一套。换作是西方的政治家，这样的回答肯定过不了关，但显然库兹涅佐夫期待杰斐逊能够完全满意。

回想起之前报社编辑对他的情况介绍，杰斐逊问科马罗夫，他打算如何重振俄罗斯民族的雄风。这时候，他看到对方第一次有了反应。

杰斐逊的话里似乎有什么触动了科马罗夫的某根神经，他好像受到了电击一般。这位俄罗斯人坐在那里，淡褐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杰斐逊被他盯得受不了，于是把目光转向了录音机。他和库兹涅佐夫都没有注意到，爱国力量联盟主席已经脸色惨白，两侧的脸颊上分别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点。科马罗夫突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进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房门。杰斐逊迷惑地朝库兹涅佐夫扬起了眉毛。显然，这个年轻人也感到茫然，但他很快就恢复了礼貌。

“我肯定，总统不会离开太久的。显然，他是突然想起某件急事，必须立即处理。完了之后，他会马上回来的。”

杰斐逊伸手关掉录音机。过了一会儿，在打了一通简短的电话后，科马罗夫回来了，他坐下来后字斟句酌地回答提问。他开始说话时，杰斐逊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一个小时后，科马罗夫示意采访结束。他起身朝杰斐逊僵硬地点了点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到门口时，他招手让库兹涅佐夫跟过去。

过了一会儿，公关顾问回来了，脸色颇为尴尬。

“恐怕我们的交通工具有点问题，”在陪同杰斐逊走下楼梯进入大厅时，他这么说，“您来时乘坐的那辆轿车临时有急用，其他汽车都是正在加班的员工私家车。您坐出租车返回民族大酒店可以吗？”

“嗯，我想应该可以吧。”杰斐逊说，现在他后悔没让酒店派车送自己过来了，要是那样，他可以让汽车等他，“也许你可以打电话帮我叫一辆车？”

“恐怕现在他们不接受电话订车了。”库兹涅佐夫说，“但我可以告诉您到哪里去打出租车。”

他把这位迷惑不解的时政评论员从主门领到铁门边。铁门缓缓打开后，他们来到外面的小街上，库兹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码远的基赛尔尼大街。

“到了大街上，您马上就可以拦到一辆出租车，这个时候马路上很空，十五分钟之内您就能回到酒店了。希望您能谅解。见到您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先生。”

说完后他就走了。马克·杰斐逊极为沮丧，他沿着狭窄的小巷走向大街，边走边摆弄着录音机。最后，在走到基赛尔尼大街时，他把录音机放回西装的内侧胸袋。他抬头前后张望，寻找着出租车。可以料想，马路上没有出租车。他烦躁地皱起眉头，转向左边，朝着莫斯科市中心走去。他不时地扭过头去，看看后面有没有出租车。

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人看到他从小街出来，朝他们走来，于是他们打开车门下了车。当英国人距离他们只有十码远时，他们不约而同把手伸进夹克里面，掏出上了消声器的自动手枪。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分别扣动扳机。两颗子弹都击中了记者的胸部。

子弹的冲击力使杰斐逊停住了脚步。他双腿一软，坐了下来，躯体开始倾倒，但两个杀手已经插到了他的两边。其中一人扶住他，另一人把手伸进他的西装里面，很快从一边的胸袋里掏出录音机，从另一边掏出了钱包。

他们的汽车驶过来，开到旁边，他们跳上了车。汽车轰鸣着开走后，一个路过的妇女看到了地上的身体，以为是一个醉汉，但在看到流淌的鲜血时，她尖声叫了起来。没有人记下汽车的车牌号。记下也没有用，车牌是假的。

第八章

离枪杀地点不远处的一家饭店里，有人听到妇女的尖叫声后张望窗外，然后用饭店经理的电话拨打03，呼叫救护车。

救护人员原以为是要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穿双排扣蓝色西服的人，胸前有弹孔，身下则是一摊鲜血。他们报了警，然后救护车朝着最近的医院疾驰而去。

一小时后，波特金医院的创伤科里，刑侦处凶杀科瓦西里·洛帕京警官阴郁地盯着推车上的尸体，夜间值班的外科医生在一旁摘下了乳胶手套。

“没希望了。”大夫说，“一颗子弹直接穿透心脏，是近距离射击的。子弹还留在体内，尸体解剖时会找到的。”

洛帕京点点头，出人命了。莫斯科枪支泛滥到足以装备起一支部队。他知道，要找到发射子弹的那支手枪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枪主了。他已经在基赛尔尼大街上确认，目睹枪杀案的那位妇女已经走了，她似乎看到了两个杀手和一辆轿车，但没有其他描述。

在不锈钢轮床上的死者皮肤苍白，满脸雀斑，姜黄色的络腮胡十分醒目，表情略显吃惊。勤杂工把一条绿色的床单盖在尸体上，遮住了照射在尸首身上的灯光。

现在尸体全身赤裸，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衣物，一只铁制的肾形盘子里盛着几件个人物品。刑警走过去拿起外套，看了看衣领内的商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是外国货。

“你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外科医生。

大夫查看西服里镶边的标签。

“兰……道，”他慢慢读出来，然后是该服装商店名字下面的字，“邦德街。”

“这个呢？”洛帕京指向衬衣。

“玛莎百货，”外科医生读了出来，“那是在伦敦，”他补充道，“邦德街应该也在伦敦。”

有关人的排泄物和两性生殖器的骂人词语，在俄语里有二十多个。洛帕京在脑子里把它们全都过了一遍。英国游客，噢，天哪。行凶抢劫搞错了对象，肯定是英国游客。

他翻看了一下个人物品，东西不多。当然，这其中没有硬币，俄罗斯硬币早就毫无价值了。里头有一块叠得很整齐的白手帕、一只透明塑料袋、一枚图章戒指和一块表。他猜测，也许是那个妇女的尖叫声把凶手吓跑了，所以没能来得及把手表从死者的左手腕摘下，也没能把戒指从小指头上脱下来。

但这些东西都证明不了身份。最糟糕的是，没有钱包。他又去翻找衣物。鞋子里面有“教会”的字样，是普通的黑色系带鞋；袜子是铁灰色的，没有商标；内裤出现了同样的“玛莎百货”字样；领带——根据医生的说法，是来自杰明街的滕博阿瑟时装店，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伦敦的。

绝望超过了希望，洛帕京又去看西装。医院的勤杂工忽略了一件物品，在有些男士放眼镜的上口袋里，有个硬东西。他取了出来，是一张穿了孔的硬塑料卡片。

这是酒店的房间钥匙，不是那种老式的，而是电脑的磁卡钥匙。为安全起见，钥匙上没有房间号码，这样可以防止小偷进入房间行窃，但上面有民族大酒店的商标。

“这里有电话吗？”他问道。

假如现在不是8月份，那么这会儿，民族大酒店的本尼·斯文森经理是会待在家里的。但最近游客众多，而且两名员工因患热伤风请了病假，所以他一直在酒店里工作到很晚。这时，酒店总机的电话响了。

“是警方来电，斯文森先生。”

他按下“连接”开关，接通了洛帕京的电话。

“什么事？”

“是经理吗？”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哪位？”

“洛帕京警官，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凶杀科的。”

斯文森的心往下一沉，对方说是凶杀科的。

“你们酒店是不是有一个英国游客？”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十二个。怎么啦？”

“我给你描述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想起来：身高一米七，姜黄色短发，姜黄色大胡子，深蓝色双排扣西装，领带上的条纹很怪。”

斯文森闭上眼睛，咽了一下口水。哦，天哪，这只能是杰斐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堂看到他在等车呢。

“出什么事了？”

“他遭到了抢劫，现在波特金医院。你知道那里吗？在马戏场附近。”

“当然知道。可你刚才说是凶杀科？”

“很抱歉通知您，他已经死了。他的钱包和所有身份证件似乎都被偷了，只剩下一张塑料的房间钥匙卡片，印有你们酒店的标志。”

“请别走开，警官。我马上过来。”

本尼·斯文森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好长时间，内心十分惊恐。他做了二十年的酒店生意，从来没有听说过客人被谋杀的事情。

业余时间，他唯一的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有个常常一起打牌的搭档，是英国使馆的职员。他查阅了自己的电话本，找到那位外交官的住宅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这时候已经快午夜时分，那人已经睡着了，但听到消息后很快就清醒过来。

“老天爷呀，本尼，是他吗？是为《每日电讯报》写稿的那位记者？我不知道他来这里了啊。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你。”

外交官放下电话。这事闹大了，他心里想。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都是领事部的职责范围，但他认为应该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于是，他拨打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苏联，莫斯科

1988年6月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有十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线人，回国后总是会有改变主意或不来联络的风险，会销毁已经得到的密码、隐形墨水和特殊纸张。

对此，招募间谍的情报机关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谴责那个间谍，但这样做也没有意义，而且残忍，也没有好处。在敌人内部从事反对暴政的工作，是需要头脑冷静的，但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与兰利的每一个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权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全体美国人民及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如果被捕，他会得到人道的待遇和公正的审判，他可以找最好的律师。

苏联人反对的，则是一个只代表了全国不超过十分之一人口的利益，却控制着其余百分之九十国民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抓，他会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处决，或者被送去劳改营。

但克鲁格洛夫信守了诺言。他已经三次通过死信箱，投递了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有价值的内部文件。经过适当的编辑并对信息来源进行捏造后，美国国务院得以在坐到谈判桌之前，就已经了解苏联人的谈判定位。在1987年到1988年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叛。波兰已经离去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闹得沸沸扬扬。关键是要了解苏联想采取的对策，重点是要知道莫斯科本身是不是已经力不从心、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披露了这些信息。

但5月份的时候，“德尔斐”表示想见个面。他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朋友杰森·蒙克。哈利·冈特烦恼了。

“当初雅尔塔的会面，我们就很担心，连觉都睡不安稳。还好让你得手了，没出什么事情，因为那有可能是个陷阱。这次也有可能。没错，密码表明这真的是他，但有可能他被抓住了。他有可能已经全盘招供了，这种事情你懂的。”

“哈利，现在有十万美国人在游览莫斯科，时代不同了。克格勃不可能实施全面的监控。只要伪装得好，混在十万人里面不成问题，除非是当场被抓。

“他们会拷打美国公民吗？现在？身份掩护是完美的，行动也会谨慎小心。我懂俄语，但假装不懂。我只不过是一个傻乎乎的美国游客，跟在导游的屁股后面。只有在确定没有监视之后，我才会行动。相信我吧。”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文艺联合基金会网络。其中一个基金会正在组织一个学生团，准备赴莫斯科参观研究各个博物馆，重点是访问奥布卡街上著名的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以一个成人学生的身份报了名。

6月中旬，当学生团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的机场时，菲利普·彼得斯博士的所有背景资料和证件不但完美，也非常可靠。克鲁格洛夫则已经得到了通知。

负责接待的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在机场接机，团组成员被安排在巨大无比的俄罗斯酒店居住。该酒店面积之大，堪比美国的恶魔岛【12】，但谈不上舒适。第三天，他们去参观了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在美国时就对该博物馆作过一番研究。陈列柜之间有足够的敞开式空间。他坚信，如果有人尾随克鲁格洛夫，他肯定能够发现。

他老老实实地跟着导游参观。二十分钟后，他看到克鲁格洛夫尾随在他们后面，身后没有尾巴。在走向餐厅的时候，他核实了这一点。

与苏联许多博物馆一样，东方艺术博物馆也有一个很大的咖啡厅，里面有间洗手间。他们二人各自喝着咖啡，但蒙克捕捉到了克鲁格洛夫的眼神。如果这个人被克格勃逮捕过，受过严刑拷打，已经屈服，那么他的眼里肯定会流露出某种神情：恐惧、绝望或警觉。克鲁格洛夫的眼睛笑眯眯的。要么他是世界上迄今最厉害的双料间谍，要么，他是清白的。蒙克起身走向男士洗手间，克鲁格洛夫跟了过去。等到最后一个上厕所的人离开后，他俩拥抱了。

“你好吗，朋友？”蒙克问道。

“我很好。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寓，有私密空间的感觉真好。孩子们可以来看我，我能留他们过夜了。”

“没有引起怀疑吧？我指的是钱。”

“没有。我出国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人人都在捞钱。高级外交官都从国外带很多东西回来。我太天真了。”

“这么说，事情真的是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推波助澜。”蒙克说，“这个专制体制很快就会结束，你将生活在自由之中。离现在已经不远了。”

一些男学生进来了，他们叽叽喳喳喧闹着，撒完尿就离开了。这两个人一直在洗手，直至最后离去。蒙克没有关水龙头，让水一直流淌着。这是一个老把戏，除非窃听器话筒是在很近的距离内，或者说话人提高了嗓门，否则流水声可以掩盖说话声。

他们又交谈了十分钟，克鲁格洛夫把带来的包裹交给了蒙克。里面的文件，是从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办公室里拿出来的。

他们再次拥抱，然后各自离开。蒙克重新加入到了旅行团中，两天后与团组成员一起飞了回去。离开前，他把包裹交给了美国使馆内的中情局情报站。

回到国内后，这些文件显示，苏联正在撤回其对差不多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各个援外项目，包括古巴。苏联的经济正在四分五裂，末日已经可以预见。苏联再也不能利用第三世界来敲诈西方了，国务院喜欢这种结果。

这是蒙克第二次去苏联执行非法任务。回来后，他获悉自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尼古拉·图尔金，即“来山得”间谍，也正奔赴东柏林去担任克格勃驻东德的整个K分局负责人。这个职务至关重要，可以了解苏联在西德活动的每一个间谍。

酒店经理和英国情报站站长差不多前后脚来到了波特金医院，他们被带往一个小小的病房，盖着床单的遗体就停放在那里，洛帕京警官也在那里等候着。大家进行了自我介绍，麦克唐纳只是简短地说：“使馆的。”

洛帕京最关心的是要尽快弄清死者的身份，这不成问题。斯文森已经带来了死者的护照，里面的照片与死者完全相符。他看了一眼遗体面容，就确认了死者身份。

“死因呢？”麦克唐纳问道。

“一颗子弹击穿了心脏。”洛帕京说。

麦克唐纳检查了西装。“这里有两个弹孔。”他温和地说。

他们都重新去查看西服，确实有两个弹孔，但衬衣上只有一个。洛帕京再次去看尸体，只有胸部上的一个弹孔。

“另一颗子弹肯定击中他的钱包，留在那里了。”他说完，严肃地微微一笑，“至少信用卡损坏了，那帮混蛋不能使用了。”

“我要回酒店了。”斯文森说。他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假如这个人当初接受酒店提供的豪华轿车，就不会出事了。麦克唐纳把他送到了医院门口。

“这事对你来说肯定很可怕。”他同情地说，瑞典人点点头，“我们尽快把事情理清楚。我想，他在伦敦一定是有家属的，我们要把个人物品都转交给她。也许你们可以去清理一下他的房间，整理好他的旅行箱。明天上午我派车去酒店接取物品。真是太感谢你了。”

回到病房后，麦克唐纳与洛帕京交谈起来。

“现在有个问题，朋友。这事比较难办。死者在圈内名气很大，他是记者，这事会被公开报道的。他的报社在这里有个记者站，他们会大肆宣扬。其他外国媒体也一样。这方面事情让使馆来处理怎么样？事实已经清楚了，对吧？这是一个拦路抢劫的悲剧事件。几乎可以肯定，劫匪用俄语叫唤过他，但他听不懂。可以想象，劫匪认为他想反抗，于是就开枪了，导致了惨剧的发生。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说呢？”

洛帕京听明白了。

“是的，是拦路抢劫发生的意外悲剧。”

“那么，你们努力去查找凶手，不过，同为专业人员，你我都知道，破案的难度相当大。遗体的遣返事宜，就让我们的领馆人员来安排吧。与英国媒体打交道的事情也由我们来做。你同意吗？”

“好的，这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我只需要他的随身物品，它们与本案已经没有关系了。最重要的是钱包——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其他则还有信用卡，我怀疑，应该没人胆敢使用他的信用卡了。”

洛帕京看着肾形盘子里放着的零星几件东西。

“这些物品需要你签收。”他说。

“这是当然的。准备转交的表格吧。”

医院提供了一个大信封，把一枚图章戒指、一块鳄鱼皮表带的金表、一块折叠的手帕和一个装有东西的小塑料袋全都装了进去。麦克唐纳签收后，把这些物品都带回了使馆。

这两个人都有所不知，杀手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无意中犯了两个错误。他们接到的指示是要拿走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和护照，并不惜一切代价拿走录音机。

杀手并不知道，英国人在国内是不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的，只有到国外旅行时才使用护照。老式的蓝色封皮英国护照硬邦邦的，很难放进衣服的内侧口袋，而且，杰斐逊已经把护照留在了酒店的前台。他们还忽视了胸袋里的房间塑料卡片钥匙。光凭护照和房门钥匙，就能在枪杀发生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完全验明死者的身份。

第二个意外错误应该不能怪杀手。其中一颗子弹根本没有击中钱包，它钻进了挂在胸前西装里面的录音机里。子弹损坏了录音机的零件，摧毁了微型磁带，再也无法播放了。

诺维科夫警官已经与爱国力量联盟人事部长约定，于8月10日上午十点钟在联盟总部会面。他有点紧张，担心会不会冷场或遭到冷遇。

人事部长季林先生穿着铁灰色的三件套西服，举止一丝不苟，他最明显的特征是牙刷状的小胡子和无框眼镜。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俨然是一位早期官僚主义者，实际上，他也确实如此。

“我的时间很紧张，警官，请说明你的来意。”

“是，先生。我正在调查一个死者，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是罪犯。一位目击者看到他在这儿附近徘徊。所以，我担心他也许想在夜间潜入进来。”

季林淡淡一笑。

“恐怕他没这么容易就能进来。现在世道很乱，警官，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栋楼房加强了安全警卫。”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季林一看到照片就认了出来。

“天哪，泽伊采夫。”

“谁？”

“泽伊采夫，这里的老清洁工。你说他是盗贼？不可能。”

“请给我说说泽伊采夫。”

“没什么可说的。大约是一年前招来的。以前当过兵，看上去人比较可靠。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来打扫办公室。”

“但最近没来吧？”

“没来。过了两天，我不得不另外雇了一个。泽伊采夫是鳏夫，老婆死于战争。但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来上班的？”

季林走到柜子前，抽出一份档案。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东西都会留有档案。

“在这里，在这个工作表里。7月15日晚上，他与平常一样来上班，与平常一样打扫卫生，离开的时间也与平常一样，大概是黎明前。第二天晚上没来，此后再也没来过。你们的目击证人看到的肯定正好是他下半夜离开这里的情形。这很正常。他不是在行窃，他是来打扫卫生的。”

“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诺维科夫说。

“还不完全，”季林厉声说，“你说他是盗贼。”

“离开这里两天后，他显然参与了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公寓的非法闯入案。房主认出了他。一星期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真丢脸，”季林说，“这种犯罪让人忍无可忍。你们警方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诺维科夫耸耸肩。

“我们是在努力，但是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们是想做些事情，但得不到上面的支持。”

“事情会改变的，警官，会改变的。”季林的眼睛里露出救世主般的光芒，“从现在起再过六个月，科马罗夫先生将会成为我们的总统。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变化。你读到过他的发言吗？打击犯罪，那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是伟人，我希望你能够投我们一票。”

“那还用说。呃，你有这个清洁工的家庭住址吗？”

季林在一张纸条上抄下地址，递了过去。

泽伊采夫的女儿泪流满面，但也只能认命。她看看照片，点了点头。然后她瞟了一眼放在客厅墙边的行军床。至少这里的空间能够稍微变大一些。

诺维科夫离开了。他会去通知沃尔斯基，但这个家庭显然没钱举行葬礼，最好是让莫斯科的民政部门去处理。如同这套公寓的情况一样，停尸间的问题也是一个空间的问题。

至少沃尔斯基可以结案了。对于刑侦处凶杀科来说，泽伊采夫的谋杀案也像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悬案一样，被高高地堆放了起来。

美国，兰利

1988年9月

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由美国国务院按例行程序转交给了中情局。理论物理学的硅谷大会当初邀请苏联代表团来参加时，基本上没指望对方会接受。

但到了1987年下半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初见成效，可以看出莫斯科的官方态度明显趋向缓和。会议组委会感到惊奇，苏联竟然同意派一个小型团组来。

代表团的名单和详情必须送到移民局那里去，移民局则请国务院核查。苏联对科学家的姓名及其所做的贡献都极为保密，因此西方只知道极少数苏联明星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成就，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名单转到兰利后就交给了苏联东欧处，放在了蒙克面前，他凑巧在家没出差。他在莫斯科的两名间谍，通过死信箱顺利投递着有价值的情报，在东柏林的图尔金上校，也将克格勃在西德的失败行动汇报给了他。

蒙克按照惯常的方法审查了准备参加11月加利福尼亚会议的八位苏联科学家代表名单，结果一无所获。名单上的人都是中情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更不用说去接近或招募他们了。

面对问题，他很顽强，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虽然中情局与其国内对手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部门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有时候甚至对立，自从霍华德事件以后，大部分时候是对立着的，但他还是决定去找调查局。

这次尝试希望渺茫，但他知道，对于要求到美国避难并获准的苏联人名单，相比中情局，调查局掌握得更多更详细。难点不是调查局是否同意提供协助，而是苏联是否同意在美国有亲戚的科学家出国。这一点，苏联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在美国有亲属的家庭，被克格勃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缺口。

代表团名单上的八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在调查局寻求避难的人士记录中也出现了。经检查发现，有一个姓名是碰巧相同，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家庭与即将到访的苏联科学家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人有点奇特。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曾经有过一个苏联犹太女性难民，她通过维也纳的美国使馆寻求避难，经批准后在美国生了个儿子，但给儿子登记了一个不同的姓。

叶甫根尼娅·罗季娜夫人如今住在纽约，她为儿子起名伊凡·伊凡诺维奇·布利诺夫。蒙克知道这名字的意思：伊凡·伊凡的儿子。显然，这男孩是个私生子。他是在美国，还是在奥地利临时难民营时期结合的产物？或者，是更早时候的？苏联科学家名单上有一位博士，叫伊凡·叶·布利诺夫教授。这个名字不寻常，蒙克以前从来没见过。于是，他乘坐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去纽约寻找罗季娜夫人。

诺维科夫警官想在下班后喝啤酒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事沃尔斯基。地点还是食堂，那里的啤酒便宜。

“猜猜看，上午我是在哪里度过的？”

“在床上，与一位风骚的芭蕾舞女在一起。”

“那倒好了。其实，我去了爱国力量联盟总部。”

“什么？在鱼巷的那个肮脏地方？”

“不，那里只是摆摆样子。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是在靠近环城大街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别墅里。顺便说一下，啤酒应该你来买单。我为你破了案。”

“哪个案子？”

“就是那个老头，在明斯克公路旁的树林里发现的。他曾经是爱国力量联盟总部的清洁工，后来当上了夜盗挣外快。这是详细情况。”

沃尔斯基看了一眼诺维科夫给他的那张纸。

“爱国力量联盟最近的运气不太好呢。”他说。

“怎么啦？”

“上个月，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也死了，是淹死的。”

“是自杀吗？”

“不，不是的。下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嗯，不是‘再也没有’。上个星期，他们在下游河道把他捞上来了。一位聪明的法医发现了他的结婚戒指，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这位聪明的法医说他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大概是7月中旬。”

诺维科夫细想了想，啤酒应该由他来买单了。毕竟，他从英国人那里拿到了一千英镑。现在，他还能再给对方爆点料，这次就免费给了吧。

美国，纽约

1988年9月

罗季娜夫人大约有四十岁，深色皮肤，充满活力，相当漂亮。当她从学校接了儿子到家时，蒙克正在公寓楼的大厅里等候着。男孩今年七岁，相当活泼。

在听到对方自我介绍说是移民局官员时，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对于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即使证件十分完善，一听到“移民局”三个字，即便不感到害怕，也多少会担心。她没办法，只能让他进门。

她儿子去厨房里专心做家庭作业了，他们则在客厅里开始谈话。公寓不大，但很干净。罗季娜夫人则很戒备、很警觉。

不过，和八年前她申请移民美国时遇到的那些板着面孔的官员相比，蒙克不太一样。他有亲和力，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于是她安心了一些。

“你知道我们公务员是怎样工作的，对吧，罗季娜夫人？档案，档案，永远是档案。如果档案齐全，领导就会高兴。然后呢？没事了。档案就在文件柜里慢慢积攒灰尘。但如果档案不全，领导就不安分。因此，就派我这样的小人物来收集详细材料了。”

“你想知道什么？”她问道，“我的证件齐全，是经济学家，也是名翻译。我支付自己的生活费，按时交纳税款，我没有成为美国的负担。”

“这些我们是知道的，夫人。你的证件没什么不规范。你是一位公民，入籍美国。一切都没问题。只是，你给你的小伊凡登记了一个不同的名字。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给他起了他父亲的名字。”

“当然如此。嗯，你看，现在已经是1988年了。非婚生的孩子，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档案毕竟是档案，你能告诉我他父亲的姓名吗？”

“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布利诺夫。”她说。

哦，正是名单上的姓名。这样的姓名在整个苏联都很难有第二个。

“你很爱他，对吗？”

她的眼睛里露出恍惚的神色，似乎在凝视遥远的回忆。

“是的。”她轻声说。

“请给我讲讲伊凡。”

在杰森·蒙克的诸多才能中，其中一项就是能说服人们与他交谈。在男孩拿着整齐的数学作业从厨房里出来之前的两个小时里，她一直在诉说有关孩子父亲的事。

他1938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父亲是大学物理教师，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父亲奇迹般地躲过了战前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但在1942年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期间不幸遇难。母亲怀里抱着五岁的凡尼亚获救了。1942年冬天，她乘坐一队卡车跨过冰冻的拉多加湖，逃离了这座饥寒交迫的城市。母子在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小镇里重新安顿下来，孩子在那里渐渐长大，母亲坚信，儿子将来会像他父亲那样优秀。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莫斯科，想进入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中最有名望的科技院校——理工学院。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录取了。虽然他地位卑微，但父亲的名气、母亲的培育，外加遗传基因，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努力，终于使天平发生了倾斜。虽然这所学院名字并不起眼，但这里是培养核武器领域尖端技术人才的摇篮。

六年后，依然年轻的布利诺夫被分配到某个科学城工作。这个地方很保密，西方在近年才听说它的名字——阿尔扎马斯-16。这里立即成为这位年轻才子可以享受特权的一个家，但同时也是一座监狱。

按照苏联的标准，这里条件很奢侈：一套小公寓，完全属于他自己；附近的商店比苏联其他地方的都要好；工资较高，可以无限使用的研究设施——他可以享用这一切，但他没有随便离开这个地方的权利。

他每年有一次去旅游胜地休假的机会，地点要经上级批准，费用比通常的价格便宜很多。然后便要回到铁丝网里去，那里的通信需经检查，电话都有窃听装置，朋友之间的交往则会受到严密监视。

三十岁之前，他遇到了瓦利娅，他们结婚了。瓦利娅是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兼英语老师，也在阿尔扎马斯-16工作。她教会了他英语，因此他可以大量阅读西方进口的原版技术书刊。起初他们都很幸福，但慢慢地，他们的婚姻由于某个原因出现了问题：他们很想要个孩子，但一直没能怀上。

1977年秋天，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基斯洛甫德斯克的水疗度假村休假时，伊凡·布利诺夫遇到了甑尼娅·罗季娜【13】。在那个镀金的笼子里有条规定，他和他的妻子必须错开时间休假。

罗季娜二十九岁，比他小十岁，与在明斯克的丈夫离了婚，也没有小孩。她活泼傲慢，经常收听外国广播（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阅读新奇大胆的杂志，例如在华沙出版的《波兰》——那是一本内容自由且丰富多彩的杂志，与枯燥且教条式的苏联杂志大不一样。不谙世事的科学家被她迷住了。

他们同意通讯往来，但布利诺夫知道自己的信件会受到检查（因为他掌握着许多秘密），因此他让她把信寄给在阿尔扎马斯-16的一个朋友那里。那人的信件不会遭到检查。

1978年，他们又见面了，根据约定，这次是在黑海的索契度假区。当时，布利诺夫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但他与罗季娜之间的关系却发展成风流韵事。1979年，他们在雅尔塔第三次见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双方都意识到，虽然彼此仍然相爱，但那是没有结局的爱情。

他认为自己不能与妻子离婚，假如有其他男人在追求她，那就另当别论。事实上，他的妻子并不漂亮，也没人在追她，但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个忠诚的妻子，如果爱情已经消亡，那就平平淡淡过日子吧。他们依然是朋友，他不愿意她遭到离婚的羞辱，在他们生活的那种小社区里，不能那样做。

罗季娜没有反对，但另有其他原因。她告诉了他一件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事情：假如他们结婚，会毁了他的事业。她是犹太人——光是这点就足够了。她已经向签证部门提出申请，准备移民以色列，这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颁布的一个新的特许令。他们亲吻并做爱，然后就分手了，之后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他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她说。

“你是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接触我们使馆的？”

“是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呢？”

“在雅尔塔度假后，过了六个星期，我发现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伊凡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是美国公民。至少他将会自由地长大成人。”

“你有没有写信给他，让他知道？”

“为什么呢？”她痛苦地问道，“他是有家庭的人。他生活在镀金的监狱里，像在劳改营里的囚犯一样。我能做什么呢？让他回想起这一切？让他去为爱莫能助的事情牵肠挂肚？”

“你跟儿子说过他父亲的事情吗？”

“说过。说他很了不起、很善良，但他在遥远的地方。”

“事情在发生变化，”蒙克温和地说，“现在他也许能够自由地来往莫斯科了。我有个朋友，是个商人，经常去莫斯科。你可以给在阿尔扎马斯-16有通信自由的那个人写一封信，请孩子的父亲去莫斯科。”

“为什么？告诉他什么？”

“他应该知道自己有个儿子。”蒙克说，“让孩子写信，我来安排，让他父亲能收到这封信。”

小男孩在睡觉之前，用破绽百出的俄语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信。信纸有两页，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

8月11日，格雷西·菲尔兹回到使馆时已经快中午了。他敲开麦克唐纳的房门，发现站长在认真思考。

“去泡沫会议室吗？”麦克唐纳问道。菲尔兹点点头。

来到一间泡沫会议室后，菲尔兹把一张照片扔到桌上，上面是一张死去了的老头的脸。

这是在树林里拍摄的其中一张照片，与契尔诺夫警官拿到使馆来的那张很相似。

“见到他了？”麦克唐纳问道。

“是的，浑身伤痕累累。他曾经是爱国力量联盟总部的清洁工。”

“清洁工？”

“是呀，办公室清洁工。就像切斯特顿写的小说《隐身人》一样。他每天夜晚去那里，但没人注意到他。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大约十点进去，从头到尾打扫办公室，黎明前离开。所以是一个穷老头，挣点小钱，住在贫民区。我还有其他消息呢。”

菲尔兹把尼·伊·阿科波夫的事情又叙述了一遍：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在7月中旬轻率地下河游泳，结果淹死了。

麦克唐纳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我们的工作，应该讲求事实、相信事实并且依赖事实。”他说，“不过，现在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阿科波夫把文件留在了书桌上。老清洁工看见了，翻了翻，不喜欢里面的某些内容，于是把它偷走了。这样说得通吗？”

“无懈可击，乔克。第二天他们发现文件不见了，阿科波夫遭解聘，但因为他已经看过文件，所以不能留下活口。他与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起去游泳，那两个人把他按到了水下。”

“很可能是在一个大水桶里淹死的，事后把他扔进河里。”麦克唐纳说，“清洁工没有出现，他们终于明白了，于是去追捕他，但他已经把文件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

“为什么，乔克？为什么选择她？”

“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他肯定知道她是使馆的人，他说为了啤酒，把这个交给大使先生。是什么啤酒啊？”

“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找到了清洁工，”菲尔兹提示道，“他全都招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干掉，并一扔了之。但他们是怎么找到西莉亚·斯通的公寓呢？”

“很可能是跟踪她的汽车，就从这里开始的。她没有觉察到。发现她的住处后，他们收买了大门的警卫，检查了她的汽车，但车内没有文件。于是他们就闯进了她的房间。她进去的时候，撞上他们了。”

“那么，科马罗夫知道他那珍贵的文件丢了。”菲尔兹说，“他知道是谁拿走的，他知道清洁工把它扔到了哪里，但他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注意到了这份文件。西莉亚可能已经把它扔了。俄罗斯的许多怪人都会给有钱有势的人递交请愿书，多得就像秋天的落叶。或许科马罗夫不知道这份文件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他现在知道了。”麦克唐纳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型录音机，是他从喜欢听音乐的一个打字员那里借来的。然后，他把一盒微型磁带塞进了录音机。

“这是什么？”菲尔兹问道。

“朋友，这是对伊戈尔·科马罗夫采访的全部录音，每一面一个小时。”

“我还以为杀手把录音机拿走了呢。”

“他们是拿走了录音机，他们还用子弹击中了它。我在杰斐逊西装的内侧右胸袋里发现了塑料和金属碎片。子弹击中的不是钱包，而是录音机。因此，录音机无法播放磁带了。”

“可是……”

“可是那位记者肯定在半路停下，取出这盒宝贵的采访录音带，放进了一盘新的。这是在他裤子口袋里的一个塑料袋中发现的。我认为，这说明了他为什么会被杀。听一下吧。”

他按下播放按钮，房间里响起了死去记者的声音。

“总统先生，关于外交事务，特别是与前苏联其他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您打算如何重振俄罗斯民族的雄风？”

一阵短暂的停顿，然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翻译。他译完后，有一段更长时间的停顿，接着是地毯上的脚步声。录音机随后被关掉了。

“有人起身离开了房间。”麦克唐纳说。

录音机重新开启后，他们听到了科马罗夫的声音，他在回答提问。至于杰斐逊把录音机关了多长时间，他们无从知道，但在关机之前，他们听到了库兹涅佐夫说的话：“我肯定，总统不会……”

“我不明白。”菲尔兹说。

“这很简单，格雷西。我亲自翻译了《黑色宣言》，那天在沃克斯豪尔大厦里搞了一个通宵。是我把‘Vozrozhdenie vo slavu otechestva’这个短语翻译成了‘重振祖国的雄风’。因为原意就是这样子的。

“马奇班克斯读了翻译稿，他肯定对报社编辑提过这个短语，而编辑又对杰斐逊讲过。杰斐逊喜欢这个说法，因此，昨天晚上他又对科马罗夫提起了。于是，那家伙发现他听到的正是自己说过的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有人用过这个短语。”

菲尔兹伸过手去，重新播放了那一段话。杰斐逊讲完后，库兹涅佐夫翻成了俄语。对于“重振雄风”，他使用的是俄语的对应短语“Vozrozhdenie vo slavu”。

“上帝啊，”菲尔兹低声说，“科马罗夫肯定认为杰斐逊看过整个文件，看过了俄语原文。他肯定认为，杰斐逊是我们的人，是来测试他的反应的。你认为是黑色卫队干的吗？”

“不，我认为是格里辛通过黑社会雇凶干的，是一次速战速决的行动。假如有更多的时间，他们会把他从街上抓回去慢慢审讯。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干掉他，拿回磁带。”

“那么，乔克，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返回伦敦，要动真格了。我们认为，科马罗夫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了。头儿说过，他需要证据来说明文件不是伪造的。因为这份邪恶的文件，已经死了三个人了。我不知道他还需要多少证据。”

美国，圣荷塞

1988年11月

硅谷真的是一条山谷，在两座大山之间伸展，西边是圣克鲁斯山，东边是汉米尔顿山脉。它从圣克拉拉开始，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门洛公园，这是1988年时的界限。此后，它又进一步扩展了。之所以得来这个绰号，是因为这里聚集的企业数量令人惊讶：总共有一两千家工厂和研究机构，都在此地致力于高科技的尖端研发。

1988年11月，国际科学大会在硅谷的主要城市圣荷塞举行，该城市原先是西班牙传教团的一个小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蓬勃发展、高楼林立的大都市。苏联代表团的八名成员被安排在圣荷塞的费尔蒙特酒店下榻。他们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蒙克就在酒店的大堂里。

这八名会议代表由一个阵容更大的保护团陪同着。有些是来自纽约的苏联驻联合国外交使团，一个来自旧金山的苏联领事馆，还有四名是专程从莫斯科赶过来的。蒙克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冰茶。他身穿一件花呢西装，旁边放着一本《新科学家》杂志，在观察现场情况。保护人员总共五名，显然都来自克格勃。

来这里之前，蒙克已经与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的一位资深核物理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美国科学家很兴奋，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见识一下苏联物理学家布利诺夫教授了。

“你必须明白，这人是个谜。他在过去十年里崭露头角。”利弗莫的科学家这么告诉他，“在这个圈子里，我们早就听到过有关他的传说。此前他就已经是苏联境内的一颗明星了，但不允许在国外发表文章。

“我们知道他得到过列宁奖章，还获得了其他许多奖项。他肯定收到过许多国外讲学的邀请，我们就给他发过两次。但我们只能把邀请函寄给苏联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而他们总是说：‘忘了他吧。’他已经有了卓越的贡献，我猜想，他肯定也想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我们毕竟都是人啊。因此，很可能是苏联科学院把邀请函都压下来了。现在他要来了，他会讲述先进的粒子物理学，我肯定要去。”

我也会去的，蒙克心里想。

他一直等到苏联科学家发言结束。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蒙克在大礼堂内倾听他们的演说，在喝咖啡时四处走动了一下，他觉得他们讲的话像外星人一样，他一句也没听懂。

他的身影融入了酒店大堂背景之中。他穿着花呢西装，脖子上挂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几份高科技杂志，即便是那四个克格勃和一个军情局的情报官，也已经对他的存在习以为常。

苏联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蒙克一直等到布利诺夫教授回到房间，才去敲房门。

“谁呀？”一个声音用英语问道。

“客房服务。”蒙克回答。

房门打开了，但因为有门锁铁链的阻碍，只是开了一条缝。布利诺夫教授朝外看，一个穿西服的人手里端着个盘子站在外面，盘子里装着水果，上面扎了一条粉色的丝带。

“我没有要求客房服务。”

“是没有，先生。我是夜班经理，请接受来自经理的致意。”

在美国待了五天后，布利诺夫教授还是对这个奇怪社会里毫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感到迷惑，只有关于科学的交流和严密的安全措施是他所熟悉的。不过，免费的水果倒是一件新鲜事。他不想失礼，于是违背了克格勃的关照，摘下了门锁铁链。人们都知道，半夜敲门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蒙克进来后放下水果，转身关上了门。科学家立即警觉起来。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马上给我出去，不然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人。”

蒙克微微一笑，用俄语说话了。

“当然，教授，随时可以。但首先，我想让你看一件东西。先看这个，然后再打电话。”

科学家疑惑地接过男孩写的家信，目光瞟向第一行。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抗议说，“你强行进来，而且还……”

“我们就谈五分钟，谈完我就走人。我会悄悄地离开，不会闹出动静的。但是，你要先听我说。”

“你说了我也不想听。我得到过警告，要警惕你们的人……”

“甑尼娅现在纽约。”蒙克说。教授不说话了，嘴张得老大。五十岁的他头发灰白，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见老。他弯腰去取眼镜，拿来后架在鼻梁上。他从眼镜上方窥视着蒙克，慢慢坐到了床沿上。

“罗季娜？在这里？在美国？”

“你们在雅尔塔一起度过最后一次休假后，她获准去了以色列。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她与我们使馆取得联系，我们给她发放了到美国的签证。在难民营时，她发现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现在，请读一读信吧。”

迷茫中，教授开始慢慢看信。看完后，他手里举着那两张奶油色的信纸，凝视着对面的墙壁。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慢慢地，两颗泪珠涌出眼眶，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我有儿子，”他轻声低语，“上帝啊，我有个儿子。”

蒙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了过去。照片里的男孩戴着一顶棒球帽，笑得很开心，他的脸上长有雀斑，嘴里缺了一颗牙。

“他的名字叫伊凡·伊凡诺维奇·布利诺夫。”蒙克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你，只有一张已经褪色的照片，是在索契拍摄的。但他很爱你。”

“我有儿子。”这位设计氢弹的科学家反复说道。

“你还有妻子。”蒙克低声说。布利诺夫摇摇头。

“瓦利娅去年患癌症去世了。”

蒙克的心一沉。他是个自由人了，他可能想留在美国。这是行动计划里没有的。布利诺夫先发制人了。

“你想要什么？”

“两年之后，我们会让你接受到西方讲课的邀请，留在这里。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会用飞机把你接到美国。这里的生活很优渥，我们会为你提供在一所重点大学担任高级教授的职务，在林子里为你安排一栋大房子，还有两辆轿车。罗季娜和伊凡将与你在一起。他们都爱你，我想你也是爱他们的。”

“两年。”

“是的，再在阿尔扎马斯-16待上两年，我们需要了解那里的全部情况。明白吗？”

布利诺夫点点头。黎明前，他背下了东柏林的那个地址，收下一罐泡沫剃须液，里面藏有一个小瓶子，装有一些隐形墨水，够写一封信。这些东西带进阿尔扎马斯-16应该没有问题。之后还会有一次会面和交接，最后，在两年之后带着他能带的所有东西逃离苏联。

走出房间来到酒店大堂时，杰森·蒙克内心的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你是最卑鄙的人。你应该让他现在就留在这里。”另一个声音则说：“你不是安排家庭团聚的慈善组织，你是一个讨厌的间谍。你就是干那种事情的，专干那种事情。”真正的杰森·蒙克发誓，有一天，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布利诺夫会来到美国，与妻儿生活在一起。山姆大叔会对他做出补偿，补偿那两年时间的每分每秒。

两天后，在伦敦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局长亨利·库姆斯爵士在位于沃克斯豪尔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这栋大楼被大家戏称为光明文化宫，名称来源于早就去世的一位名叫罗尼·布卢姆的老勇士。他是一个东方通，在北京时发现有座建筑物起了这个名字，这使局长想起了位于世纪大厦的他自己的总部。这个名字被一直延续了下来。

参加会议的还有东半球处和西半球处的两名处长，以及俄罗斯处的科长马奇班克斯和麦克唐纳。汇报情况的是麦克唐纳，他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的上司偶尔提了几个补充性的问题。

“嗯，先生们，你们的意见呢？”局长最后说。每个人都给出了回答，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推测，那份《黑色宣言》真的被偷走了，它确实是科马罗夫上台后要实施的蓝图：建立一党专制的暴政，推行对外侵略和对内种族屠杀。

“你把汇报的内容写成一份书面报告怎么样，乔克？请在下班前写好。然后，我们再向上头报告。我们应该让美国兰利的同事也知道这件事。肖恩，这事你去处理好吗？”

西半球处处长点点头。局长站了起来。

“真是恶毒的阴谋。我们一定要予以阻止。政治家必须为我们开绿灯，挫败他的计划。”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月底的一天，亨利·库姆斯爵士接到通知，要他去查尔斯国王大街，去见外交部常务副大臣。

作为常务副大臣，雷金纳德·帕菲特爵士不但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同事，而且还是所谓的“五位智者”之一，其他四位分别来自财政部、国防部、内阁部和内政部。他们有权向首相推荐秘情局局长的接班人。这两人认识很久了，彼此的关系也很友好，也都知道，他们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支持者。

“那份讨厌的文件，上个月你们的人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帕菲特说。

“《黑色宣言》。”

“对。标题倒是很好。是你的主意吗，亨利？”

“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的。听起来很贴切。”

“确实如此，‘黑色’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嗯，我们跟美国人分享了这个情报，但没告诉其他人。这份文件已经转到了高层。我们自己的老板，”他指的是英国外交大臣，“去意大利托斯卡纳度假之前，已经看过了。美国国务卿也看过了。不用说，大家都感到很厌恶。”

“我们要做出什么回应吗，雷吉【14】？”

“回应，当然要有，呃，但这里有个问题。政府只会对对方政府给出官方的回应，不能针对国外的反对派政治家。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他敲了敲书桌上《黑色宣言》的复印件，“这文件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两人都知道它确实是存在的。

“文件无疑是偷来的，所以从官方来说，我们不可能得到它。按照常理，恐怕任何政府都无法做出回应。”

“官方来说，就是这样。”亨利·库姆斯咕哝着，“不过，我们的政府当然是非常明智的，雇佣我的情报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做出回应，必要时，以非官方的姿态行事。”

“你要肯定，亨利，要再三确定。你指的无疑是某种形式的隐蔽行动。”

在使用“隐蔽行动”这个词语时，雷金纳德爵士脸上的表情，像是有人打开了窗户，把煤气的怪味放了进来。

“以前，一些邪恶的狂人遭到过暗算，雷吉。悄悄地。这是我们的工作，你知道的。”

“但成功的不多，亨利，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们似乎都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无论当时搞得多么隐蔽，后来似乎都会遭泄露，搞得政治家们非常难堪。

“我们的美国朋友有一连串的‘门’，能让他们保持清醒，水门、伊朗门、伊拉克门。我们自己的人也会想起那些泄露事件，接着就是调查委员会极其讨厌的调查和他们那些该死的报告。议会吃回扣、向伊拉克运送武器等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亨利？”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胆量。”

“话是粗鲁了一点，但很准确。你一直具有用词巧妙的天赋。我认为，如果这个人上台执政，那么英美政府都不会与他开展贸易往来，也不会为他提供贷款援助。仅此而已。至于采取主动措施，那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的政府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

常务副大臣陪同情报局长走向门口。他那双忽闪忽闪的蓝眼睛与间谍头子的目光相遇了。他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幽默。

“亨利，这事真的不行。”

司机驾车载着亨利·库姆斯爵士，从水流缓慢的泰晤士河边码头返回沃克斯豪尔大厦。他别无选择，只能面对现实，接受政府间做出的这个决定。在以前，这样的事情只要双方握个手就行了，各自可以保留斟酌处理权。在过去的十年间，因为有过几次官方的行动消息泄露，于是开始需要书面签字。而且他们习惯事后回来纠缠签字的人，追究其责任。因此，伦敦或华盛顿的官员都不肯为其隐蔽部门签署采取“主动措施”的命令，去阻止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科马罗夫前进的步伐。

苏联，弗拉基米尔

1989年7月

美国学者菲利普·彼得斯博士以前到过一次苏联，名义上，他的目的是研究东方艺术和古老的苏联文物。其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惊动过任何人。

十二个月后，更多的国外游客涌进了莫斯科，管控更加宽松了。摆在蒙克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再次使用彼得斯博士的名字。他决定继续使用。

布利诺夫教授的来信很清楚，他已经拿到了美国人想要的所有科学问题的答案，内容极为丰富。这份清单，是早在蒙克与教授在圣荷塞费尔蒙特酒店的房间里接触之前，由美国高层学术机构经过认真讨论后拟订，并让伊凡·布利诺夫带走的。现在他准备递交答案。但他的问题是，因为怕引起怀疑，所以他无法去莫斯科。

不过，高尔基倒是一座有众多科学研究机构的城市，从阿尔扎马斯-16乘火车过去只需要九十分钟，他可以去那里。经过他本人的多次抱怨，克格勃已经取消了在他离开核能研究区时惯常会安排在他身后的尾巴。他认为，毕竟他已经去过了加利福尼亚，为什么不能去高尔基？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政委的支持。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他可以乘火车继续前行，去大教堂城市弗拉基米尔。但到此为止，他必须在晚上赶回来。他把会面的日期定在7月19日中午，地点是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地下室。

蒙克对弗拉基米尔城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研究。那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因两座宏伟的大教堂而闻名，有许多十五世纪圣像画家鲁布廖夫的作品。其中较大的是圣母升天大教堂，较小的是圣德米特里大教堂。

兰利的研究部门找不到那个时段要去弗拉基米尔附近旅游的团组。因为没有团队的掩护，单独的游客去那里会很危险。最后，他们找到一个喜欢俄罗斯老教堂建筑的爱好者团组，准备在7月中旬访问莫斯科，19日乘大巴去札格尔斯克游览那座神话般的修道院。彼得斯博士加入了这个团组。

彼得斯博士满头银灰色卷发，手里一直捧着旅行册子在看。开始的那三天，他随团组游览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些精美的大教堂。第三天活动结束时，国旅的导游告诉他们，第二天早晨七点三十分在酒店大堂集合，准备上车去札格尔斯克。

早上七点十五分，彼得斯博士送了一张条子给导游，说由于肚子疼得厉害，他想卧床服药休息。上午八点钟，他悄悄离开大都会酒店，走到喀山车站，登上了一列开往弗拉基米尔的火车。十一点钟不到，他抵达了这座大教堂城市。

如他在研究时所预期的那样，那儿已经有许多旅游团队了。由于弗拉基米尔没有国家机密，游客几乎没有受到监视。他买了一张城市导游图，在圣德米特里大教堂四处游览，欣赏着教堂墙壁上一千三百个不同野兽、花鸟、怪兽、圣徒和先知的浮雕。十二点差十分时，他漫步走向三百米开外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他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于是走到唱诗班和祭坛下面的两个地下室去了。他在欣赏着鲁布廖夫的圣像画作时，旁边有人咳嗽了一下。如果他被跟踪了，那我就死定了，蒙克心里想。

“你好，教授，最近还好吗？”他平静地说，眼睛没有离开那些色彩鲜艳的油画。

“我很好，但有点紧张。”布利诺夫说。

“我们不都一样吗？”

“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甑尼娅写的一封长信，小伊凡写的另一封，还有他在学校里画的几张图画。对了，你儿子肯定是继承了你的聪明基因。他的数学老师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遥遥领先。”

科学家虽然很害怕，额头上也已经冒出了汗珠，但听到这话，他高兴地露出了笑容。

“慢慢跟着我走，”蒙克说，“眼睛继续看圣像。”

他走开了，看起来似乎想看完全部的拱顶。一个法国的游客团队离开了，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信件包裹，以及由美国核物理学家准备的第二份任务清单交给了教授。布利诺夫把东西都塞进了西装口袋里。他带给蒙克的东西要多得多——有一英寸厚，是他在阿尔扎马斯-16拷贝的一叠文件。

蒙克不喜欢那么厚的东西，但也没有办法。他把资料塞进衬衣里，让它滑下去，转到了背后。他摆摆手，露出了微笑。

“振作起来，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已经没多久了，再有一年时间。”

两人分开后，布利诺夫要返回高尔基，由此回到他那镀了金的笼子里去，蒙克则去赶回莫斯科的火车。在旅游大巴从札格尔斯克回来之前，他已经把资料交给了美国使馆，自己也已经躺到了床上。大家都很同情他，为他错过了一次人生乐事而颇感遗憾。

7月20日，该团组乘飞机离开莫斯科，经由北极上空前往纽约。当天晚上，另一架喷气式飞机抵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但它是从罗马飞过来的。飞机上其中一名乘客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他在意大利工作三年后回来了，继续在兰利为克格勃刺探情报。他有了两百万美元，更加富裕了。

离开罗马之前，他已经把莫斯科给他的九页纸的任务清单记在了脑子里，把纸片烧毁了。他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更多由中情局管理的苏联境内间谍，重点是克格勃、军情局、高级公务员和科学家。任务中还有一条附言：把精力集中到杰森·蒙克身上。

第九章

对于伦敦圣詹姆斯、皮卡迪利和蓓尔美尔大街的绅士俱乐部来说，8月不是好月份。那是休假的月份，其间许多职员希望与家人一起外出度假，会员也有一半在乡村和国外度假。

好多俱乐部关门了，由于各种原因留在首都的会员，只能去陌生的俱乐部聚会。因为根据俱乐部之间的协议，几家为数不多的仍在营业的俱乐部，同时也要接待已关门俱乐部的会员们来喝酒和吃饭。

不过，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怀特俱乐部又开张了。亨利·库姆斯爵士邀请一位比他年长十五岁的人来这里共进午餐，那是他的一位前辈，担任过秘密情报局的局长。

奈杰尔·欧文爵士七十四岁，已经退休十四年了。在前十年，他像之前离任的其他人一样，是以“发挥余热”的方式度过的。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世事的经验和对权力渠道的了解，担任了一系列董事职位，为他自己的晚年生活积累了一些资金。

到吃午饭那天为止，他已经彻底退休四年了。他回到了位于多塞特郡波白克半岛上斯沃尼奇附近的家乡，在那里读书写作，沿着自然粗犷的海岸线散步，眺望英吉利海峡，偶尔还会坐火车去伦敦看望老朋友。那些朋友中也有很年轻的人，他们认为他依然充满生机，相当活跃，因为在他那双温和的蓝眼睛底下，隐藏着剃刀般锋利的智慧。

最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所有见到的人都彬彬有礼，这种传统的礼仪掩盖了他偶尔显露出来的冷酷无情的钢铁般的意志。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但亨利·库姆斯对他相当了解。

他们两人都是传统的苏联问题专家。欧文退休后，秘情局局长职位相继落到了两个东方学家和一个阿拉伯学家那里，直到亨利·库姆斯上台，才标志着与苏联做艰苦斗争的人又重新掌权。奈杰尔·欧文担任局长的时候，库姆斯在柏林干得很好，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头脑与克格勃的东德情报网，乃至与东德间谍头子马库斯·沃尔夫周旋，证明了自己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特工。

欧文耐心地留在楼下拥挤的酒吧里和库姆斯聊些日常琐碎，但他像普通人一样好奇，为什么他以前的门生，要他特地坐火车从多塞特赶到高温潮湿的伦敦，来吃一顿午饭。直到他们换到楼上，在一张可俯视圣詹姆斯大街的靠窗桌子就座时，库姆斯才切入主题，提到了请他吃饭的事由。

“有一些事情正在俄罗斯发生。”他说。

“应该说是许多事情，全都是坏事，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欧文说。库姆斯露出了微笑，他知道，老领导的消息来源可远不止那些日报。

“我不想详谈，”他说，“这地方不行，现在这个时间也不行。我就说个大概情况吧。”

“好的。”欧文说。

库姆斯给他大致讲述了一下过去六个星期在莫斯科和伦敦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伦敦的那些事。

“上面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最终决定。”他说，“虽然令人惋惜，但事情只能顺其自然任其发展。两天前，我们尊敬的外交大臣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如果你认为我还能做些什么，能去推动查尔斯国王大街的官员改变主意，恐怕你是高估了我。”奈杰尔爵士说，“我老了，而且已经退休了。如同诗里说的那样：比赛都结束了，热情也耗尽了。”

“我有两份文件，想让您看一看。”库姆斯说，“其中一份，是我们所能确定的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报告，从一个勇敢而又愚蠢的老头，从科马罗夫机要秘书的办公桌上偷走一份文件开始。我们认为《黑色宣言》是真实的，但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可以由您自己判断。”

“另一份呢？”

“就是《黑色宣言》。”

“谢谢你的信任。我该拿这两份文件怎么办呢？”

“带回家去，都看一看，或许您会有什么看法。”

拌有果酱的米饭布丁空盘被撤走了。亨利·库姆斯点了咖啡和两杯俱乐部的佳酿葡萄酒，一种口味很好的芳塞卡。

“即使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即便这个邪恶的宣言真实存在，又怎么样呢？”

“我在想，奈杰尔……下周您要去美国见的那些人……”

“天哪，亨利，你不应该打听这事的。”

库姆斯遗憾地耸了耸肩，但心底里颇为高兴，他的直觉起作用了。委员会要开会了，欧文会去参加。

“用老话来说，我的耳目无处不在。”

“那么，我很高兴，在我退休以后情况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欧文说，“好吧，如果我到美国见到了某些人，那又怎么样呢？”

“留给您判断，由您自己决定。如果您认为这些文件是垃圾，您就把它们烧成灰好了；如果您认为它们应该伴随您跨越大西洋，那也是您的决定。”

“哎呀，有意思。”

库姆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扁平的密封包裹，递了过去。欧文把它放进自己的包里，与他在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买来的一些东西放在了一起，那是他为夫人买的一些刺绣用的帆布料子，老太太喜欢在漫长的冬夜钩织坐垫套子。

他们在大堂告别后，奈杰尔·欧文爵士坐出租车去火车站，赶返回多塞特的火车。

美国，兰利

1989年9月

到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返回华盛顿为止，他为克格勃充当间谍已经有九年，如此的生涯还会持续四年半的时间。财源滚滚而来，他用五十万美元的现金购买了一栋房子，还添置了一辆崭新的捷豹轿车，过上了全新的生活，可他一年的工资也就五万美元。但是，没人注意到这个反常的现象。

由于他在罗马时是负责苏联科的，所以，尽管罗马隶属于西欧处，埃姆斯本人仍一直留在关键的苏联东欧处。在克格勃看来，他能留在苏联东欧处很重要，因为这样他就有了权限，或许还可以再次接触三○一档案。不过，他在这方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米尔顿·比尔登在阿富汗结束了反苏隐蔽行动的监督工作后，也刚刚调回兰利。作为苏联东欧处的新负责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撵走埃姆斯。可是，与几位前任一样，他的努力依然失败了。

精英官僚肯·马尔格卢已在非前线岗位这块晋升为人事部主管，对人事的调配和任职有很大的影响力。埃姆斯如今有能力提供美酒佳肴了，他与埃姆斯便很快恢复了酒肉朋友的关系。马尔格卢挫败了比尔登的计划，让埃姆斯留在了苏联东欧处。

在此期间，中情局已经把大多数秘密档案输入了计算机，从而把其核心机密托付给了人类所发明的最不可靠的机器。埃姆斯在罗马时就已经自学过计算机，现在，他只需要密码就可以看到三○一号档案，甚至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他不仅不必再把大量文件装进塑料购物袋里，也不需要去签字来调取绝密文件了。

马尔格卢为他的朋友埃姆斯安排的第一个职务，是苏联东欧处对外行动科的欧洲组负责人。但该部门只负责在苏联或苏联集团以外的苏联间谍，不包括正在东柏林负责克格勃K局的斯巴达战士“来山得”、在位于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的“猎户座”，还有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高层的“德尔斐”，以及第四个，即那个想飞越大西洋的代号为“飞马座”的间谍，他在莫斯科与乌拉尔之间的一个秘密核研究所工作。埃姆斯利用职权很快查了一遍杰森·蒙克的底，但蒙克现在是GS-15级别，比他职位高，他仍然停留在GS-14上。调查一无所获。不过，尽管在对外行动科查不出蒙克的底细，他还是知道了一件事：蒙克管理的所有间谍全都隐藏在苏联境内。通过闲言碎语和马尔格卢，他了解到了其他情况。

苏联东欧处的人都说杰森·蒙克很厉害，在埃姆斯摧残之下，是这个部门最后的希望所在。传闻还说，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冒险，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个走下坡路的部门里颇有建树，他早就被排挤出去了。

与所有官僚主义者一样，马尔格卢讨厌蒙克。蒙克拒绝按常规的一式三份方式保存文件，马尔格卢不喜欢他这样自行其是，最使他气恼的是，蒙克甚至不理睬马尔格卢那样的领导的抱怨。于是，埃姆斯对这种不满情绪加以利用。他们两人中，埃姆斯酒量更好，在喝下许多酒之后，他还能继续思考，而马尔格卢则会变得稀里糊涂，喜欢吹牛说大话。

到了1989年9月的一个深夜，他们的话题又一次转向那个自行其是的人。马尔格卢脱口说出，他听说蒙克管理着某个“重量级”间谍，是两三年前他在阿根廷招募的。

没有名字，也没有代号，但不要紧，克格勃可以推测出其他情况。“重量级”，意味着是二等秘书或更高的职务；至于“两三年前”，他们推定是一年半至三年前的阶段。

克格勃与外交部核查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职名单，获得了十七个可疑对象。据埃姆斯透露，那人没有再次赴国外任职的经历，这就把名单缩减为十二人。

与中情局不同，克格勃的反间谍部门没有神经质的人。他们开始调查突然暴富、生活方式改善，甚至购买公寓等情况。

天气不错，是9月份的第一个好天气，微风从英吉利海峡吹拂过来，这边的悬崖与远处诺曼底海岸之间没有狂风巨浪，只有被海风吹皱的一片片微小的白色浪花。

奈杰尔爵士漫步在德尔斯顿岬角和圣阿尔班岬角之间的悬崖小路上，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他喜欢在这里散步，已经有好几年了，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室里开完会，或者研究了一晚上的秘密文件后，他都要来这里恢复一下、振作一下。他感觉这里能使他的大脑清醒、注意力更集中。海风吹散了无关紧要的和干扰性的内容，暴露了问题的核心。

整个晚上，他都在专心致志地研读亨利·库姆斯给他的两份文件，里面的内容使他大为震惊。侦查工作一直回溯至流浪汉往西莉亚·斯通的车里扔进东西，他颇为满意。换作是他，也会这么做。

他隐约记起了乔克·麦克唐纳，那个曾经在世纪大厦跑腿的年轻人，显然，他也已经与过去判若两人。他深信这一结论：《黑色宣言》既不是伪造的，也不是开玩笑。

这使他又去思考《黑色宣言》。如果俄罗斯这位蛊惑民心的政治家真的想实施宣言中的计划，那么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让他不由得回想起年轻时代那些可怕的往事。

1943年，他十八岁，那年他终于如愿加入英国陆军，开赴意大利战场。他在蒙特卡西诺的大规模进攻中负伤，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他要求重新加入战斗部队，却被分配到了军事情报局。

作为一名刚满二十岁的中尉，他随英军第八军跨过莱茵河，遇到了他那个年龄的人——或者说，任何年龄——都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一位大惊失色的英军少校召唤他，要他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步兵部队在行军途中的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地方给年纪比他大的那些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到达圣阿尔班岬角后，他转身朝内陆返回，沿着通往阿克顿村子的小道走去，到了那里再转弯，顺着巷子去兰顿马特拉弗斯。怎么办呢？究竟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对局势产生影响呢？现在就把文件烧掉，不再去理会吗？太诱惑了，它实在太诱惑了。或者，把文件带到美国去？那样的话，也许会遭到元老们的嘲笑，他将在那里与他们一起参加为时一周的会议。太可怕了。

他拉开花园的门闩，穿过佩妮在夏季栽种水果和蔬菜的小块绿地。花园里有一堆篝火，几根引燃的木条之下，中心的炭火依然烧得很旺很红。把两份文件扔进火堆里是举手之劳，可以就此一了百了。

他知道，亨利·库姆斯再也不会提起这事，不会询问他干了什么，或者问他想得怎么样了。确实，谁也不会知道文件的来源，因为他们两人都不会说出去，这是规矩。他的妻子在厨房的窗口叫唤他。

“你来了？茶放在客厅里了。刚才我去村里买了些松饼和果酱。”

“好，我喜欢松饼。”

“就知道你爱吃。”

佩内洛普·欧文比他小五岁，年轻时是有名的美人，是许多富家子弟的追求对象。只有她自己知道，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年轻情报官。他曾经为她读过诗，但在他那害羞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计算机一般聪明的脑袋。

他们有过一个儿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阵亡了。他们尽量不多想关于儿子的事，除了他的生日和忌日。

在丈夫三十年的秘密情报生涯中，她一次次地耐心等待他的归来。他在执行任务，把间谍派往苏联，或者在柏林墙阴影中的刺骨寒风里，等待着某个勇敢而又惊恐的特工拖着沉重的脚步通过检查站，走向满是灯光的西柏林。他回到家里时，炉火总是烧得很旺，松饼和茶水也早已备好。她已经七十岁了，但他依然认为她很美丽，依然深深地爱着她。

他坐下来，开始吃松饼，眼睛盯着火堆。

“你又要走了。”她静静地说。

“是的，要走了。”

“多久？”

“哦，先在伦敦住上几天，做一下准备，然后去美国一个星期。再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不会再离开了。”

“嗯，我没事。花园里有许多事情可做。有机会的话，给我打电话好吗？”

“当然。”

然后他说：“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

“当然不能。嗯，快把茶喝了。”

美国，兰利

1990年3月

率先响起警钟的是中情局的莫斯科情报站：间谍“德尔斐”关闭了通讯联络。事情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杰森·蒙克坐在书桌前，凝视着发送给他的译码后的电文。他一开始是担心，后来就发狂了。

如果克鲁格洛夫安然无恙，那么他违反所有的规定，是为什么呢？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已经两次在约好的地方用粉笔标上了某种记号，表明他们已经在某个死信箱里为这位“哲人”放好了东西。他应该去那个秘密隐藏地收取的，但两次信息都无人理会。他是不是离开莫斯科了？突然被派往国外任职了？

如果是那样，那他早就应该发来约定好的“我很好”确认信息。他们查阅了已约定的杂志，寻找表示“我很好”或相反内容“我有麻烦，请帮帮我”的小广告，但都没有。

到了3月份，“哲人”要么因为心脏病或其他重病而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要么就是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事故。或者是死了，或者被“拿下”了。

问题没有找到答案，蒙克疑虑重重。如果克鲁格洛夫被捕并受审，他会全盘招供的。抵抗是没有用的，只会延长痛苦。

他会说出死信箱的地点，还有提醒中情局去提取情报的加密粉笔记号。那么，为什么克格勃不利用这些粉笔记号，当场抓住美国外交官呢？这是显然应该做的事。如今其他事情都在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莫斯科会非常渴望这次行动能成功。

苏联的东欧部分正在四分五裂。罗马尼亚已经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总统；波兰已经离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正在公开反叛，柏林墙也已经在去年11月被推倒。在莫斯科当场抓住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多少可以抵消一点克格勃正在遭受的羞辱。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蒙克推测这意味着一个或两个可能。要么克鲁格洛夫的完全失踪是个意外事故，以后会得到解释，要么，是克格勃在保护情报源。

美国无奇不有，其中不乏一些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这种机构有成千上万，其范围从托管到无数个课题研究的捐款，面面俱到，有些晦涩难懂到简直超乎想象。政策研究中心、思想库、这样或那样的促进会、各种名目繁多的委员会，以及多到几乎无法列举的基金会，等等。

一些专事研究，一些从事慈善，一些组织讨论活动，一些致力于某个议题的宣传、游说、推广，提高公众对某个议题和反对其他议题的意识或废除某件事情。

光是华盛顿，就有一千两百个非政府组织，纽约还要再多一千个，而且，它们都有基金，有些来源于部分的税收，另一些来源于早年去世者的馈赠，有些来自民营工商企业的赞助，其他的是由异想天开、博爱或者精神错乱的百万富翁所提供的捐赠。

它们为学者、政治家、退位的外交官、空想社会改良家、爱管闲事的人——有时也有一些疯子——提供栖息之地。不过，这些组织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宣称自己实际存在，而且都在某个地方设有总部。但有一个例外。

也许是由于委员会规模很小，入会条件很高，会员信息不对外公开，并且组织保持绝对隐秘，1999年夏季的林肯委员会，很可能是所有非政府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在民主国家，权力就是影响力。只有在独裁国家，法律才会允许滥用权力的存在。在民主体制下，非选举产生的权力也可以影响经选举产生的政府成员。可以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动员、新闻媒体的报道、坚持不懈的游说或直接进行资金支援，但其最纯粹的形式，是运用丰富的经验、正直的品质和智慧，悄悄地向经选举产生的执政人提出忠告。这叫作“悄悄话”。

林肯委员会拒绝承认自己的存在。它很小、很隐蔽，也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组织，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评估和讨论，最终形成决议。根据委员的质量及能够接触当政最高领导层的能力，这个委员会所产生的真正影响力，很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民间团体，甚至超过这些团体加在一起的合力。

所有委员都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是该委员会的特征。委员会的真正成立时间是八十年代早期，是马岛战争之后，在华盛顿一家俱乐部就餐时商定的，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逆境中发展起来的强烈的伙伴意识。

新委员入会必须受到邀请，而且必须具有某种品格或能被其他委员所认可。这些人中，大多是些经验丰富、诚实正直、聪敏机智、小心谨慎的爱国主义者。

此外，曾任公职的委员必须是已经退休的人员，这样就不会遇到为自己所在机构开后门的问题，而在私人企业任职的人则可以继续保留职位。并不是所有委员都很富有，但至少有两个企业家，他们的个人财产估计有十亿美元。

来自私人企业的委员具有在商业、工业、银行、金融和科学方面的丰富经验，而曾在公共部门任职的委员，则具有政治、外交和公务才能。

在1999年的夏季会议上，共有六位英国委员和三十四位美国委员，其中包括一位英国妇女和五位美国妇女。

由于他们经历丰富，所以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六十岁以下的人很少，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但他身体很健康。

委员会的精神风貌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经过友好的电话磋商，该委员会决定每年选一处隐秘的场所，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都会由一名富有的委员作为东道主，从来没有人会拒绝这份荣誉。委员们自行支付往返会议地点的差旅费，到达目的地后，就由东道主负责接待。

在美国怀俄明州的西北角，有个叫杰克逊霍尔的山谷，这个名字来自第一个敢于在那里过冬的猎人。该山谷的西面是高耸的提顿山，东边与格若斯维崔山脉相邻，北面被黄石公园封口，南面群山起伏，斯内克河翻滚着白色浪花，奔腾穿越群山之间的峡谷。

在滑雪小镇杰克逊的北面，第一九一号公路经过机场，通往莫兰交叉口，然后延伸到黄石一带。经过机场后就是穆斯村，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抵达珍妮湖。

在公路西边的提顿山脚下有两个湖泊：由加尔尼特峡谷的急流形成的布拉德利湖和雪崩峡谷下游的塔格特湖。除了驴友，一般人很难进入湖区。两个湖泊之间有块平底平地，在位于南提顿山悬崖峭壁下的一块土地上，一个叫索尔·内桑森的华盛顿金融家在那里建了个度假庄园，面积达一百英亩。

那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为主人和宾客提供一个绝对私密的环境。这地方两面是湖泊，背后是高山。前面的小路低于庄园的地势，使得庄园本身成了一块高地。

大家共同商定，第一批客人将在9月7日到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内桑森会派一架格鲁曼私人飞机在那儿迎接他们，然后翻山越岭，去往杰克逊机场。离开航站楼走上不少路后，他们转乘他的直升机，飞行五分钟后抵达庄园。英国代表团已经在美国东海岸办完入境手续，因此他们不需要飞到丹佛机场，可在远处转机，避人耳目。

庄园里有二十套小屋，每套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客厅。由于天气暖和，阳光明媚，只有在太阳落山后才有一丝凉意，许多客人喜欢坐在房间前面的阳台上消遣。

伙食都经过精心烹调，食堂是一个大房间，是庄园的活动中心。吃完饭，桌子收拾干净后，那里就成了会议室。

庄园的职员都是内桑森自己的部下，都很谨慎，是专门被派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安全，庄园周边和下面的山坡上配备了私家警卫员，他们扮作露营者，防止有迷途的背包客误闯。

林肯委员会的1999年会议持续了五天。到会议结束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里有客人来过、住过并离开。

到达庄园后的第一个下午，奈杰尔·欧文爵士打开行李，冲了个澡，换上宽松的裤子和斜纹布衬衣，坐到了小屋前面的木露台上。他与美国的一位前国务卿同住这套木屋。

从这个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看到其他客人正在四处活动筋骨。他们在冷杉、白桦和黑松林中，在通往下面湖边的小径上，悠然地散着步。

他看到了英国前外交大臣和北约前秘书长卡林顿勋爵，那人瘦瘦小小，像一只鸟。与他并肩行走的是银行家查尔斯·普赖斯，曾经是美国驻英国圣詹姆斯宫最成功也最受欢迎的大使之一。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彼得·卡林顿是外交大臣，也是他的上司。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普赖斯像一座高塔般耸立在英国贵族身边。再往远处，他们的东道主索尔·内桑森坐在一把凳子上晒太阳，与他在一起的是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前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

前内阁大臣和文官长阿姆斯特朗勋爵正在木屋外敲门，木屋里的撒切尔夫人还在开包整理行装。

又一架直升机“咔嗒咔嗒”响着降落了，走下来的是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上前迎接他。在靠近中心木屋的一张桌子前，系着围裙的女服务员提着一壶茶水，走向另一位离任大使——英国的尼古拉斯·亨德森爵士，他正与伦敦的金融家、银行家伊夫林·德·罗思柴尔德爵士一起坐在桌子边喝茶。

奈杰尔·欧文看了一下为时五天的会议日程。当天晚上没有什么安排；第二天，与会人员将像以往那样分成三个小组，即地域政治、战略和经济小组；前两天都是分小组开会，第三天则是听取小组会议结果并就此展开讨论；第四天是全体会议。在他的请求下，在最后一天会议结束前，委员会为他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关于未来的行动和提议。

提顿山脉山坡上的密林里，一头孤独的公麋鹿到了发情期，正吼叫着寻找配偶。一只鱼鹰伸展着末梢黑褐色的翅膀，盘旋在斯内克河的水面上，它发现自己的捕鱼地盘被一只秃鹰侵占了，于是愤怒地发出了像猫叫一样的声音。真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美景，这位年迈的间谍头子心里想，只可惜，这一切都被他带来的邪恶的《黑色宣言》给毁了。

奥地利，维也纳

1990年6月

去年12月起，埃姆斯逐渐停止了在苏联东欧处对外行动科的工作。他再次失去了对三○一档案的查阅权，然后他开始了从罗马返回后的第三项工作——捷克行动小组的负责人。但这个小组没有得到密码授权，不能在电脑里访问绝密的三○一档案，以及那些储存着的在苏联集团内部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的详细资料。

埃姆斯向马尔格卢抱怨，说这样做毫无道理。他曾经负责过整个苏联东欧处的反间谍工作，再说，他需要交叉核实那些虽然是苏联人，但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的中情局间谍的情况。马尔格卢答应尽力帮助他。最后，在5月份，马尔格卢把电脑的访问密码给了他。此后，埃姆斯坐在捷克小组的办公桌前就可在电脑上访问那些档案，直至找到“蒙克管理的间谍们”。

1990年6月，埃姆斯飞往维也纳，再次与他的长期管理员弗拉基——即弗拉基米尔·梅楚拉耶夫上校会晤。自从返回华盛顿后，再与苏联外交官接触就很危险了，因为四周都有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所以，他选择去维也纳。

他在拿到大把现金前都忍住没喝酒，他带来了三份详细档案，这也使得梅楚拉耶夫上校欣喜若狂。

一份是一位陆军上校，很可能是军情局的，现于莫斯科的国防部任职，是在1985年下半年在中东被招募的。另一份是一位科学家，住在一座被严密隔离的城市里，是在美国加州被招募的。第三份是一名克格勃上校，根据记录是六年前在苏联境外被招募的，现在不在苏联，但在东欧集团内部，会讲西班牙语。

三天后，在亚谢涅沃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追捕开始了。

“兄弟姐妹们，你们没有听到晚风中的她的声音吗？你们没有听到她在向你们发出呼唤吗？你们难道没有听到我们敬爱的俄罗斯母亲的声音？

“朋友们，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我听到她在林子里叹息，我听到她在雪地上哭泣。‘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她问道，‘难道我被出卖得还不够吗？难道我为你们流血还不够吗？难道我遭受的痛苦还不够吗？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像娼妓那样卖到外国人和陌生人手中，让他们像吃腐肉的乌鸦一样来啄食我痛苦的身躯……’”

庄园内的大会议室墙壁上支起了一块能找到的最大的电影银幕，放映机架在了大厅的后面。

四十双眼睛凝视着影片里的人物。那是初夏时那人在俄罗斯图哈沃某次群众集会上的演讲，他用洪亮的俄语演说，声音高低起伏，影片中同时还配有低沉的翻译音轨。

“是的，兄弟们，是的，姐妹们，我们能听到她。而莫斯科那些身穿裘皮大衣的绅士及情妇们则听不到她。那些在她身躯上寻欢作乐的外国人和社会渣滓也听不到她。但是，我们能听到母亲在痛苦中呼唤着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伟大祖国的人民。”

年轻的制片人利特维诺夫拍摄得相当成功。他在影片中插入了激起同情的画面：一位年轻的金发母亲怀抱婴儿，抬头注视着上面的讲台；一名长相英俊的战士泪流满面；一个饱经风霜的农民脸上满是皱纹，肩上斜挎着一把长柄镰刀。

没人会知道，那些切换到的镜头是演员扮演后分别拍摄的。倒不是说那些人群是伪造的：从高处拍摄的其他镜头展示着万名支持者，他们一排排站立着，两侧是青年战斗队中穿着制服的啦啦队。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声音从高声呼喊降为低声的耳语，但话筒把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体育场。

“没人出现吗？没人上前一步说：够了，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了。要有耐心，俄罗斯的同胞们，再等一会儿，祖国的儿女们……”

话音又升高了，从低声细语升为高声呼唤。

“我来了，亲爱的母亲，我是您的儿子伊戈尔。是的，我现在来了……”

最后一个词语几乎被淹没了，集会的人群全都站起来齐声高呼：“科——马——罗夫、科——马——罗夫。”

放映机关掉后，人物影响渐渐从屏幕上消失。接着是一阵寂静，然后大家都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电灯开亮后，奈杰尔·欧文走到长方形的松木餐桌前头。

“我想，大家都知道刚才镜头里的人物，”他平静地说，“那就是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科马罗夫，爱国力量联盟的领导人。该党很有可能赢得明年1月份的大选，使科马罗夫当上总统。正像大家所看到，他是为数不多的有热情、有号召力的演说家，显然具有超凡的魅力。

“大家也知道，在俄罗斯，百分之八十的实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自从叶利钦时代起，我们的社会中仍在实行的那些对权力的审查和制约，在那里却都已经被废除了。当今的俄罗斯总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颁布任何法令和法律。这其中也包括恢复一党制国家。”

“鉴于俄罗斯目前的状况，这样难道不好吗？”一位前驻联合国大使问道。

“也许没有不好，夫人，”欧文说，“但我要求进行这次讲解的目的，不是要讨论伊戈尔·科马罗夫当选后，可能会执行的方针政策和会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而是向委员会提供科马罗夫未来方针政策的确凿证据和本质。我从英国带来了两份报告，用这里的复印机复印了三十九套。”

“我还在纳闷呢，为什么要我带那么多纸来。”东道主索尔·内桑森微笑着说。

“很抱歉磨损了你的复印机，索尔。可我不想带着四十套复印好的文件跨越大西洋飞过来。我不会要求你们现在就阅读这些文件，而是每人拿上一套，回去后慢慢看。请先看标有‘已核实’字样的报告，然后再读《黑色宣言》。

“最后，我还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份你们今晚要读到的文件，三个人已经死去了。这两份都是绝密文件，所以我要求看完后务必把它们全部退还，以便我在离开这个大院之前把它们全都烧毁。”

所有的疑云都消散了，林肯委员会的委员们拿着各自的复印件返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令食堂人员感到奇怪的是，开饭时间没有一个人来吃晚饭。委员们都要求把晚饭送到他们的木屋里去。

美国，兰利

1990年8月

从苏联集团的中情局各个情报站传来的消息很不好，而且越来越不好。到7月份时，情况已经明了，那位猎手，即“猎户座”，肯定是出事了。上个星期的一次例行“轻触会晤”时，索洛明上校没有出现，这类行动，他以前从来没有失约过。

“轻触会晤”是一种通常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简单办法。在事先约定好的某个时间，其中一方沿着一条街道行走，他身后也许有人跟踪，也许没有。突然间，他离开人行道，拐进咖啡馆或饭店的转门——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都可以。就在他进去之前，另一个人刚刚结完账，起身走向门口。他们不必进行眼神接触，互相擦肩而过。其中一人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包裹塞进另一人的侧身口袋里。然后，这两个人都继续走各自的路：一个进来，一个出去。如果有尾巴，那么盯梢者在从转门进来时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此外，“猎户座”已经两次未按照粉笔标记的明确要求，去死信箱领取信件了。唯一的推论是，“猎户座”已经切断联系，或者是其他人把这个联系切断了。而且，他也没有启用应急的表明生活迹象的程序。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一定都很突然，事先无法发出警告。心脏病、车祸，或者，他被捕了。

这还没完，来自西柏林的消息说，东德的安全地址也没有收到“飞马座”寄出的每月定期信件。苏联的养狗杂志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消息。

由于布利诺夫教授越来越难以离开阿尔扎马斯-16去苏联境内的其他地区旅行，蒙克建议他每个月给东柏林的一个安全邮政地址发一封没有危险信息的平安信。信件里不需要书写任何秘密内容，只要签上“尤里”的名字就行了。他可在隔离区外的任何信箱投递信件，即使该信件被截取，也永远不会追查到他那里。柏林墙倒塌后，再也不需要使用老把戏，偷偷摸摸地把信件送到西柏林去了。

此外，他还建议布利诺夫去买一对西班牙猎狗。在阿尔扎马斯-16里，养狗是允许的，对于这位搞学术的鳏夫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养狗更无害的呢？每个月，他都有正当的理由在莫斯科的某份关于养狗的周刊上刊登一条小广告，说有小狗要出售、要断奶、刚出生或者刚要出生等等，但每月照例会出现的小广告并没有出现。

蒙克现在已经计穷力竭了。他向高层领导抱怨说出事了，然后被告知要再等等，不要惊慌，要他保持耐心，联系无疑会重新建立起来的。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开始写报告，其大意是，他认为兰利内部有漏洞。

会重视他提出的问题的只有两个人，凯里·乔丹和格斯·哈撒韦，但他们都已退休了。新当政的领导大多数是1985年冬季以后进来的，他们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到厌烦。在这座大楼的另一个部门里，1986年春天开始的追查内鬼行动，仍在缓慢地进行着。

“我感到难以置信。”在早饭后全体会员参加的讨论会上，一位前美国司法部长说。

“我的问题是，我发觉很难不去相信，”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回答，“这事已经报告给了我们双方的政府了……奈杰尔？”

“是的。”

“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

其余三十九名委员围坐在会议桌四周，都盯着这位前间谍头子，似乎在寻找某种保证，告诉他们那只是一场噩梦、一种阴暗的虚构，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消失。

“按常规来说，”欧文说，“官方对此无计可施。《黑色宣言》的一半内容，有可能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民的心声。西方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份宣言，科马罗夫会指责那是伪造的。其产生的效果甚至反而会增强他的势力。”

一片肃静。

“我能说几句吗？”索尔·内桑森说，“不是作为东道主，而是作为一名普通委员。我曾经有个儿子，他在海湾战争中死了。”

大家肃穆地点点头。在座的委员中，有十二位曾经在海湾战争创建多国部队时担任过领导职务。桌子另一头，科林·鲍威尔上将凝视着这位金融家。由于内桑森家地位显赫，他收到了关于美国空军中尉蒂姆·内桑森在战斗结束最后时刻被击落的消息。

“如果说，这个损失有什么值得安慰的，”内桑森说，“那就是我知道他是在与邪恶做斗争时战死的。”

他停顿了一下，搜索着合适的词语。

“我已经很老了，足以理解邪恶的含义。我认为邪恶有时可以潜入人的身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还小，还不能参加战斗，二战结束时我才八岁。我知道在座的委员中有些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但当然，那是我后来知道的。我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是邪恶的，他做的事情也是邪恶的。”

会场一片寂静。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员们都习惯于讲究实际。他们明白，他们听到的是心里话。索尔·内桑森俯身向前，拍了拍《黑色宣言》。

“这文件是邪恶的，写文件的人也是邪恶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回避，不能让它再次发生。”

会议室里依然很安静。大家都知道，他说的“它”，指的是第二次浩劫，不单单是针对俄罗斯的犹太人，还有其他多个少数民族。

寂静被英国前首相打破了。“我同意。不能犹豫了。”

拉尔夫·布鲁克俯身向前，他是著名的洲际通信公司的负责人，全世界每一个股票交易所都知道“洲际通信”。

“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在外交上……通知北约各个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议。”一位前外交官说。

“科马罗夫会谴责说，这个宣言完全是伪造的，而且许多俄罗斯人会相信他。俄罗斯人的仇外心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另一个人说。

詹姆斯·贝克俯身向前，转过脸去与奈杰尔·欧文说话。

“是你把这份可怕的文件带给我们的，”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提议也没有。”欧文说，“但我要提个醒，如果，我们委员会准备批准——不是承诺，而是批准——一项倡议，那应该是非常隐蔽的，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绝对不会与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人联系起来，损毁我们的声誉。”

委员会的三十九名委员都清楚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隐蔽行动的失败，那会直接导致上层的垮台。

一位美国前国务卿在桌子一头用浓重的德语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可否承诺一项这么隐蔽的行动？”

两个声音异口同声地说：“可以。”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其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两人的领导之下的。

林肯委员会从来不会通过正式的书面决议，只会达成共识。然后每个委员利用其影响力，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权力渠道里去促成这些共识。

委员们对于这个《黑色宣言》达成的共识是，把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其考虑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委员只是一致同意：既不认可，也不谴责，甚至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苏联，莫斯科

1990年9月

在勒福托沃监狱，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坐在办公室书桌前，审视着刚刚收到的三份资料。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心情很复杂。

首先是成就。整个夏天，克格勃第一和第二总局反间谍部门的同事们，把三个叛徒一个接一个地，很快就交给了他。

第一个是外交官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露了馅：一是他在苏联驻阿根廷使馆担任过一等秘书，二是他回国后不久，就用两万卢布买了一套公寓。

他没有犹豫就全盘招供，把所有事情都向坐在桌子后面的审讯官和录音机彻底坦白了。六个星期后，他该说的都说了，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里的一间很深的地牢，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少超过一摄氏度。他浑身颤抖着坐在牢里，等待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就在上校办公桌上的一份资料内。

7月份，核物理学家布利诺夫教授被关进了监狱。到美国加州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缩小到四人。在对位于阿尔扎马斯-16的布利诺夫公寓的一次突击搜查中，他们从柜子里起获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里面藏有一小瓶隐形墨水。

他也很快就供认了一切。只要看到格里辛的审讯小组以及那些专业刑具，就足以使他松口了。他甚至透露了他向东柏林投寄密信的地址。

对东柏林地址的突然袭击任务，则交给了克格勃东柏林K分局的一位上校，但不凑巧的是，就在袭击发起的一个小时之前，公寓的租客已经穿过新近开放的城市，逃到了西柏林。

最后，他们在7月下旬逮捕了西伯利亚的军人索洛明。这是根据他在军情局的官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任职过的经历，对他实行严密的监视后敲定的。在监视期间，他们也对他的公寓进行了一次搜查，发现他的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礼物时看到过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比奥特尔·索洛明与其他人不同，他忍受了极大痛苦，大声辱骂表示蔑视。最终，格里辛还是击败了他，他总是能够成功。他威胁要把其老婆孩子发配到最严酷的劳改营里去，从而获得了突破。

他们每个人都描述说，那位笑容可掬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如何渴望倾听他们的心事，又是如何合理地提出了建议。这使得格里辛从内心产生了另一种情感，那是他对杰森·蒙克这个幕后人的刻骨仇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不止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接头，然后安然地离去，就在克格勃的鼻子底下。他越是了解这个人，就越是怒火中烧。

当然，他们也进行了各项检查。“亚美尼亚”号旅游船的航次旅客清单被检查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什么假名。船员们依稀回忆起有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身穿得州人的服装，与索洛明描述的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的模样相符。很可能蒙克就是诺曼·凯尔森，但这并没有得到证实。

在莫斯科的侦探工作收获颇多。他们通过签证申请记录和国旅的旅游团组记录，查出了那天在苏联首都的每一个美国游客的资料。最后，他们把疑点集中到了大都会酒店，还有碰巧因为肚子疼而没去游览札格尔斯克修道院的那个人。就是那天，蒙克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了面。菲利普·彼得斯博士，格里辛将会记住这个名字。

当三个叛徒向审讯小组坦白，他们在美国人的劝说下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时，克格勃情报官全都吓得脸色惨白。

格里辛把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总是喜欢听到最后的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局局长晋升为负责整个克格勃的主席。那天上午，他带着那三份死刑判决书，去了位于新广场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顶层，放在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办公室的书桌上，等待签字。经批准后，他又把死刑判决书送到了勒福托沃监狱，上面的标记是“立即执行”。

上校给后院里的罪犯半个小时的时间，去体会即将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如同他经常告诉学生们那样，没有时间去预料。他下楼去了，在太阳永远也照射不到的高墙下的院子里，那三个人已经跪在了砾石地面上。

第一个是外交官。他似乎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当军士长用九毫米马卡洛夫手枪顶住他的后脑勺时，他一直咕哝着“不，不”。看到格里辛一点头，军士长扣动扳机。一道闪光后，血肉飞溅，瓦列里·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扑倒在自己面前的砾石地上。

科学家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的，现在却开始祷告了，他乞求万能的上帝把他的灵魂带往安息之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咫尺之遥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外交官那样面朝下扑倒在了地上。

比奥特尔·索洛明上校是最后一个。他仰望着天空，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了家乡，那儿的森林和河流里有许多猎物和鱼虾。当他感觉到后脑勺冷冰冰的枪口时，他朝站在墙边的格里辛上校伸出左手，中指僵硬地竖了起来。

“射击！”格里辛一声叫喊，一切都随之结束了。他命令当天夜里就将尸体掩埋，地点是在莫斯科郊外林地里没有标记的墓穴。即使死了，也不能有丝毫的仁慈。他们的家人将永远找不到可以送去鲜花的地方。

格里辛上校走到西伯利亚军人索洛明的尸体旁，弯腰看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子大步走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准备写报告，这时候，电话机上的红灯亮了。打电话的人是他认识的第二总局调查小组的一名同事。

“我们快要查到第四个叛徒了，”那人说，“现在只剩下两个嫌疑人了。两人都是上校，都是反间谍部门的，都在东柏林。我们把他们都监视了起来，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在我们确定了以后，你想知道吗？你想参加我们的逮捕行动吗？”

“给我十二个小时，”格里辛说，“十二个小时后我会赶到。这个人，我是要定了。这个人，我有个人恩怨。”

调查官和审讯官都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情报官是最难突破的。他在K局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过许多年，知道要如何去发现针对他自己的反间谍行动。他不会在卷起来的袜子里放置隐形墨水，也不会去购买公寓。

过去，事情总是比较容易。如果某个人受到怀疑，他就会遭到逮捕和审讯，直至最终坦白交代或被证明是蒙受冤罪。到了1990年，当局坚持，必须要有证据，或者至少在实施盘问之前，要有确凿的证据。“来山得”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只能当场把他抓住。这需要计谋，还需要时间。

此外，柏林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从技术上讲，东部依然是苏联的领地，但柏林墙已经倒塌，如果受到追猎，罪犯很容易逃离笼子，驾车快速穿过街道进入到灯光明亮的西部，他就安全了。那时候就太晚了。

第十章

项目委员会的人数仅限五个，其成员有地域政治组组长、战略组组长和经济组组长，加上毛遂自荐的索尔·内桑森和奈杰尔·欧文。欧文差不多担任了主席的角色，回答了其他人的提问。

“我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吧，”经济组组长拉尔夫·布鲁克说，“你是否打算去暗杀这个科马罗夫？”

“不。”

“为什么不？”

“因为成功率很低，而且在这个案子里，即使成功，也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不能成功，奈杰尔？”

“我没说不能，只是非常困难。这个人安保措施极为严密，他的保镖和卫队长都不是饭桶。”

“但即使成功，也不解决问题？”

“是的。这个人会成为烈士，另一个人将踏着他的足迹继续横扫全国。很可能会执行相同的计划，继承先烈的遗志。”

“然后呢？”

“所有的政治家都害怕捣乱。我相信，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房间里有些人苦笑了一下。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一直想去给外国的几位左翼领导人添乱。

“需要准备些什么？”

“预算资金。”

“没问题，”索尔·内桑森说，“要多少，说吧。”

“谢谢。这个以后再说。”

“还有呢？”

“一些技术保障，大多数都是可以买到的。还需要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一个去俄罗斯干某些工作的人，一个优秀的人。”

“那是你的专长。如果——我说如果，经仔细考虑之后，能使科马罗夫名声扫地，使他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奈杰尔？”

“其实，”欧文说，“这才是主要的问题。科马罗夫不只是一个江湖郎中。他很老练，富有热情和人格魅力。他能够理解并迎合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他是偶像。”

“什么？”

“偶像。不是宗教圣像，而是一种象征。他代表了某种东西。国家是需要某种东西、某个人或某种象征的，人们可以对其效忠，各种不同的人群会因为它而产生认同，由此团结起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象征，人们就会发生内讧。俄罗斯幅员辽阔，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共产党的统治是残忍的，但它达成了团结。南斯拉夫也一样，高压政治下的团结一旦崩溃，我们看到过发生了什么。用意志去达成团结，必须要有这种象征。你们美国有星条旗，我们英国有皇冠。目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是他们的偶像，只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破绽百出的偶像。”

“他打着什么主意呢？”

“与所有的煽动家一样，他会利用人们的希望、欲望和爱憎，但主要是利用恐惧。由此他会赢得民心。有了民心，他就会有选票，有了选票，就有了权力。然后他就会利用权力去建立国家机器，去实施《黑色宣言》制定的目标。”

“但如果他被摧毁了呢？那就会回到混乱状态，甚至会引起内战。”

“很有可能。除非能在这个方程式里引入另一个更好的偶像，一个值得俄罗斯人民效忠的偶像。”

“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来没有过。”

“哦，曾经有过，”奈杰尔·欧文说，“很久以前有过。他是全俄人民的沙皇。”

美国，兰利

1990年9月

图尔金上校，也就是代号为“来山得”的间谍，发来了一封急件，是专门发给杰森·蒙克的。那是一张明信片，画面是东柏林的歌剧院咖啡馆露台。信息的内容简单而又无害。“希望再次见到你。祝好，何塞-玛丽亚。”它是寄给在波恩的一个中情局安全信箱的，邮戳说明是在西柏林的一个邮筒投寄的。

在波恩的中情局人员不知道这张明信片是谁寄来的，只知道是寄给兰利的杰森·蒙克。于是他们转寄过来了。邮件在西柏林投寄并不意味着什么。图尔金只是轻抬手腕，把贴足了邮票的信件通过敞开的车窗扔进了一辆路过的轿车，那是一辆挂西柏林牌照的汽车，正返回西部。他只是简单地对吃惊的司机嘀咕了一声“请帮忙”，然后继续向前走去。等到他的尾巴从街角拐过来时，已经错过了这一幕。好心的柏林人把明信片寄出去了。

这种接触后离开的方法是不值得推荐的，但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明信片上潦草写下的日期很奇怪，是错误的。明信片是90年9月8日寄出的，德国人或西班牙人书写日期的习惯是先写日期，再写月份，最后写年份，即：8/9/90。但卡片上的日期似乎是按照美国人的“月/日/年”顺序书写的：9/23/90，即90年9月23日。对杰森·蒙克来说，其意思是：我想在9月23日晚上九点钟会面。签名处的一个西班牙语名字，意为：情况很严重、很紧急。

会面的地点显然是在东柏林歌剧院咖啡馆的露台。

按计划，柏林城市的最后重新统一，以及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在10月3日。苏联对东部的法令将会结束。西柏林的警察将会进来接管。克格勃的行动范围将退缩到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使馆内。一些大型行动必须撤回到莫斯科去。图尔金有可能与他们一起撤走。如果他想逃跑，现在正是机会，但他的妻儿还在莫斯科。学校的秋季学期刚刚开始。

他想说点什么，他想亲口对他的朋友诉说。情况紧急。与图尔金不同，蒙克知道“德尔斐”“猎户座”和“飞马星座”的消失。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担心了。

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把《黑色宣言》的全部复印件，除了他本人的以外，都在他的亲自监督下付之一炬，留下的灰烬随风飘散了。

欧文与主人一起离开了，他感谢主人用格鲁曼飞机把他送回华盛顿。在飞机上，他用安全电话与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位老朋友通了话，定下了一起吃午饭。

然后，他在主人对面的高靠背皮椅里放松了。

“我知道我们不该再问下去了，”索尔·内桑森说，他倒了两杯佳酿的霞多丽葡萄酒，“但我可以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我亲爱的朋友，当然可以。可我不能保证答得出来。”

“那我就问了。你来到怀俄明州，是希望委员会能批准某种行动，对吗？”

“嗯，我想是这样的。但你们已经都说出来了，比我说得更好。”

“我们都感到震惊，真的。但与会人员中有七个犹太人。为什么是你呢？”

奈杰尔·欧文俯视着机身下面飘过的云层。在他们身下的某个地方，是广阔的麦田，现在或许正在收割麦子，那是粮食。他眼前又浮现出另一个地方，那是很久以前，路途遥远：英国士兵正在阳光下呕吐，戴着防毒面具的推土机司机在把堆积如山的尸体推到深坑里去，臭烘烘的床铺里伸出了骨瘦如柴的手臂，默默地乞讨食物。

“真不知道为什么。经历过一次，再也不想看到这一切重演。可能是我太老派了。”

内桑森大笑起来。

“老派。好，为老派干杯。你要亲自去俄罗斯吗？”

“哦，恐怕这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多保重，朋友。”

“索尔，情报机关有个说法：有老特工，也有大胆的特工。但没有大胆的老特工。我会小心的。”

因为奈杰尔·欧文要在乔治敦逗留，他朋友就建议去一家具有法国情调的令人愉快的小饭店，名叫拉夏米埃，距离四季酒店只有一百码远。

欧文先到了那里，在附近找了把凳子，坐下来等待。他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周围玩轮滑的年轻人纷纷划出一个弧度避开了他。

长期以来，英国秘情局局长要比美国中情局局长内行得多。过去他来兰利访问时，常与其情报同行负责行动和情报的副局长们交往，与他们在一起他感到更为投机。他们很有共同语言，但对白宫以政治目的任命的中情局局长，则并不总是能说到一起去。

一辆出租车停下来，一位差不多年纪的白发美国人下车后付了钱。欧文穿过马路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久不见，你怎么样，凯里？”

凯里·乔丹露出了微笑。

“奈杰尔，你在这里干吗呢？为什么安排午饭？”

“你有意见吗？”

“绝对没有，见到你很高兴呢。”

“那就好，到了里面我再告诉你。”

他们来得有点早，午饭的高峰人群还没出现。

服务员问他们是要吸烟区还是不吸烟区。吸烟区，乔丹说。欧文扬起了眉毛。他们两人都不抽烟。

但乔丹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被引到了后面一个隐秘的卡座里，在那里谈话别人是听不到的。

服务员拿来了菜单和酒单。两人都点了一份开胃菜，然后是一道肉。欧文看了一下酒单，发现了一种很好的龙船庄葡萄酒。服务员微笑了，这酒价格不菲，已经储藏了好长时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把标签递了过去，得到点头认可后，打开瓶塞开始倒酒。

“那么，”在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凯里·乔丹问，“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怀旧？”

“恐怕不是。应该是有个问题。”

“是不是与你在怀俄明州一起开会的那些高级人物有关？”

“啊，凯里，亲爱的凯里，他们真的不该辞退你。”

“这个我是知道的。是什么问题呢？”

“俄罗斯正在发生严重的事情，而且越来越糟了。”

“还有什么新鲜事呢？”

“就这个。比平常更加糟糕。我们两国的官方机构都已经警告要避开。”

“为什么？”

“我想应该是官方的胆怯吧。”

乔丹哼了一声。

“我说，还有什么新鲜事呢？”

“所以……这个……上星期的讨论意见是，也许应该派人去看一看。”

“派人？不顾警告？”

“这是总的看法。”

“那为什么来找我？我已经退出了，已经退出十二年了。”

“你还能与兰利说上话吗？”

“谁也不会再与兰利说话了。”

“所以就是要来找你，凯里。事实上，我需要一个人，能够去俄罗斯，不会引人注意。”

“去执行非法行动？”

“恐怕是的。”

“去与俄联邦安全局作对？”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遭废黜前夕，把克格勃分解了，原来的第一总局改名为俄联邦国外情报局，但仍在原来位于亚谢涅沃的总部办公；负责国内安全的第二总局改名为俄联邦安全局。

“很可能更棘手。”

凯里·乔丹咀嚼着银鱼，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不，他不会去的。再也不会了。”

“谁？谁不会去？”

“我刚才想到的一个人。也退出了，与我一样。但没有这么老。他很棒，冷静，聪明，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五年前被解雇了。”

“他还活着？”

“据我所知，是的。嘿，这葡萄酒味道不错啊。我一般喝不到这么好的酒。”

欧文加满了他的酒杯。

“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不愿去俄罗斯的人？”

“蒙克，杰森·蒙克。俄语说得与当地人一样好。是我领导过的最优秀的间谍管理员。”

“嗯，即使他不愿意去，你也给我讲讲这个杰森·蒙克吧。”

于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前副局长开始了叙述。

东德，东柏林

1990年9月

这是一个温暖的秋日晚上，咖啡馆露台上人头攒动。图尔金上校穿着德国布料、德国缝制的薄西装，显得很普通。看到人行道旁边一张小桌子的一对年轻恋人刚刚起身，他赶紧入座。

在服务员收拾起桌子上的杯子后，他点了一杯咖啡，翻开一份德国报纸看了起来。

因为他的专业工作就是反间谍，对监视很内行，被认为是一名反监视专家。因此，克格勃的盯梢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他们就在那边：一男一女坐在歌剧院广场对面的凳子上，他们年轻，无忧无虑，都戴着随身听的耳机。

他们都与停在街角的两辆轿车保持着通讯联系，汇报监视的情况并接收指令。抓捕小分队坐在那两辆汽车里，因为，最终的逮捕令已经下达了。

最后的两个情况使得图尔金露了馅。埃姆斯曾经说，“来山得”是在苏联境外被招募的，而且会讲西班牙语。光是外语这个情况就使调查组把核查档案的范围缩小到了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最近刚刚得到证实，另一个嫌疑人第一次去南美厄瓜多尔任职，是在五年前。但埃姆斯说过，“来山得”的招募发生在六年前。

第二个决定性的证据来源于一个聪明的主意，他们查阅了对中情局邮箱公寓发动袭击的那天晚上，从东柏林克格勃总部打出去的所有电话记录。那天晚上的袭击失败了，公寓的房客在袭击前一个小时逃跑了。

记录显示，有人曾用大厅里的公用电话拨打了那套公寓的号码。当晚，另一个嫌疑人在波茨坦。而率领袭击结果扑空的抓捕队长就是图尔金上校。

要不是一位高级情报官要从莫斯科赶过来，正式的逮捕行动会更早开展。他坚持要来逮捕现场，而且要亲自把这个嫌疑人押回苏联。突然，疑犯步行离开了总部的食堂，监视人员没有办法，只能尾随其后。

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摩洛哥擦鞋匠，拖着脚步从咖啡馆旁边的人行道走过来，向坐在前排的顾客做手势询问是否愿意擦鞋。顾客们接连摇头。东柏林人不习惯看到擦鞋匠在咖啡馆里转悠，而其中的西柏林人则大都认为，这个富有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

终于，流动擦鞋匠得到了一次点头，他赶紧把一个小凳子放到屁股底下，坐到客人面前，迅速挤出黑色鞋油，开始去擦亮那双系带的粗革厚底皮鞋。一个服务员走过来，想把他轰走。

“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让他擦完吧。”顾客用带有口音的德语说。服务员耸耸肩走开了。

“好久不见，科利亚，”擦鞋匠用西班牙语低声说，“你好吗？”

苏联人俯身向前，指向需要再上些鞋油的部位。

“不太好，我认为有些问题。”

“告诉我。”

“两个月前，我奉命袭击这里的一套公寓。那里被指控为中情局的一个邮箱。我设法打了个电话，那人及时逃离了。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有人被捕了……招供了？”

“有可能。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还有更多更糟的事情呢。两个星期前，就在我投寄明信片之前，从莫斯科来了一名情报官。我知道，他是情报分析部门的。他老婆是东德人，他们来参观访问。在一次聚会上，他喝醉了，吹嘘说莫斯科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有国防部的，还有外交部的。”

对于蒙克来说，这消息就好像是他快要擦完的那只皮鞋，抬起来朝自己的脸上踢了一脚。

“酒桌上有人说了一句，意思是：‘你们肯定在敌人阵营里有一个很好的内线。’那人拍了拍鼻翼，眨了眨眼睛，示意不要说下去了。”

“你必须出来，科利亚。今天晚上。过来吧。”

“我不能丢下柳德米拉和尤里。他们在莫斯科。”

“把他们带来这里，朋友。随便找个理由。苏联的这块领土只有十天时间了。然后，这里就变成西德了。此后，他们就不能来这里了。”

“你说得对。十天之内我们全家过来。你能照顾我们吗？”

“我会亲自处理这事。不要耽误。”

他递给擦鞋匠一把东德马克，这些钱可以放上十天，然后兑换成有价值的西德马克。擦鞋匠站起身来，点头表示感谢，收拾起东西后拖着脚步走开了。

广场对面的两名盯梢员从耳机里听到了一个声音。

“准备完毕。实施逮捕。赶快出发。”

两辆灰色的捷克塔特拉牌轿车从街角驶过来，进入歌剧院广场，冲到了咖啡馆的街沿石边。从第一辆车里窜出来三个人，他们冲到人行道上，用肩膀把两个行人顶开，上去抓住了咖啡馆前排的一位顾客。第二辆车又下来两个人，他们打开后车门，站在那里警戒。

顾客们发出了各种惊叫，那个顾客被架起来，扔进了第二辆车的后座。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汽车马上开走了，轮胎发出了尖锐的摩擦声。抓捕小分队的队员们跳上了第一辆车，也跟着开走了。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七秒钟时间。

在街区的尽头，杰森·蒙克距离袭击现场只有一百码远，他无奈地看着这一切，实在是无能为力。

“柏林后来发生了什么？”奈杰尔·欧文爵士问道。

一些吃午饭的人正在刷卡买单，准备回去工作或娱乐。英国人提起龙船庄葡萄酒瓶，发现瓶子空了，于是他示意服务员再来一瓶。

“奈杰尔，你是想把我灌醉？”乔丹苦笑着问道。

“啧，啧，我们都这么老这么丑了，可以放开来喝酒了。”

“这倒也是。不管怎么样，最近我很少有机会喝上龙船庄葡萄酒。”

服务员重新拿来了一瓶，得到奈杰尔爵士的点头后，打开瓶塞，开始倒酒。

“那么，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乔丹问道。“为这场大博弈？或者是为这场大惨败？”他痛苦地补充了一句。

“不，为过去的时光。也为立场坚定。我认为，这是我最想念的，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道义上绝对的立场坚定。”

“好，我为此而干杯。那么，说回柏林。嗯，蒙克回来后像发了疯一样。当时我不在，可我一直在与米尔特·比尔登那样的人说话。我的意思是，我们对此聊了很多。所以，我明白了整个情况。

“蒙克在兰利办公大楼内到处游说，说苏联东欧处内部有一个位居要职的内鬼。自然，当局肯定是不想听到这种话的。把情况写下来，领导说。于是他写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谴责了差不多每个人，说他们只会咋咋呼呼，没有实际能力。

“米尔特·比尔登最后终于把埃姆斯撵出了苏联东欧处。但那家伙如同水蛭一般黏附。在此期间，局长新组建了一个反间谍中心，里面有个情报分析科，下辖一个苏联小组。该小组需要一名前行动部的专案情报官；马尔格卢推荐埃姆斯，他竟然得到了那个职务。你可以想象，蒙克要向谁去抱怨。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本人。”

“这对于中情局的体制，肯定是有所触动的。”欧文喃喃地说。

“人们说，魔鬼照顾自己，奈杰尔。以埃姆斯的观点来看，他能控制蒙克是最好的事情了。他可以把那份报告扔进垃圾桶，他也那么做了。实际上，他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反告蒙克毫无根据地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他要求把这些事情的证据全都摆出来。

“结果，内部的调查询问倒是开始了。但不是调查内鬼的存在，而是调查蒙克。”

“相当于军事法庭的审批？”

凯里·乔丹痛苦地点点头。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我真想替杰森说句公道话，可那时我自己名声不佳。毕竟，当时负责这事的是肯·马尔格卢。结论是，他们认为蒙克编造了柏林的会面，为的是挽救他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职业生涯。”

“他们真坏。”

“非常坏。但那时候，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老职员，行动部上上下下都是官僚主义者。经过四十年，我们终于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苏联帝国正在垮台。应该是为大批人正名的时候，但内部依然是争吵不休、相互推诿。”

“那蒙克呢，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几乎把他炒掉了。最后他们把他降职。把他打入冷宫，调到了无所事事的档案部门什么的。把他埋没，不再让他做事。他真应该辞职，拿上养老金离去。但他一直很顽强。他坚持下来了，确信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坐在冷板凳上，消沉了三年。最后，他熬出了头。”

“证明他是对的？”

“是的，但太晚了。”

苏联，莫斯科

1991年1月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怒气冲冲地离开审讯室，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

审讯小组的情报官们满意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所要的全部供词。“修道士委员会”不用再次开会了。所有的口供都录在了磁带上，整个故事从1983年内罗毕的一个小男孩生病开始，到去年9月份在歌剧院咖啡馆的抓捕行动为止。

第一总局的人通过某个渠道得知，蒙克在中情局内部已经失宠、降职、完蛋了。这只能意味着他没有其他间谍了。总共是四个，但那是什么样的四个啊。现在只有一个还活着，但也活不长久了，格里辛相当肯定。

“修道士委员会”也就这样结束了、解散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应该很有成就感。但格里辛的怒气来自最后的阶段。一百码。悲剧性的一百码距离……

盯梢组在报告里坚持认为，在尼古拉·图尔金自由的最后一天，他没有与敌人的间谍接触。他一整天都待在总部里面，在食堂里吃晚饭，然后突然走出去了，他被跟踪到了一家大型的咖啡馆，在那里，他点了咖啡并接受了擦鞋服务。

是图尔金泄露这个情况的。广场对面的两名盯梢员看到擦鞋匠擦完皮鞋拖着脚步走开了。几秒钟之后，克格勃的汽车就从街角开过来了，格里辛坐在第一辆车的司机旁边。那个时候，在苏联统治的这片领土上，他与杰森·蒙克只相距短短的一百码。

在审讯室里，审讯小组的目光全都转向了他。这次抓捕行动是他负责的，他们似乎在这样说，但他错过了最大的奖项。

会有痛苦的，会有惩罚的。他这么发誓。然后他被否决了。第二总局局长博亚罗夫将军亲自告诉他，克格勃主席想尽快实施处决，担心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他的建议也许会遭驳回。那天，他带着死刑判决书去找总书记，按照惯例，死刑应该会在第二天上午得到执行。

时代确实在变化，正在以令人迷惑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他的机构遭到了各方的谴责，受到了刚刚获得了自由的媒体渣滓的谴责，这些渣滓他是知道如何去对付的。

当时他不知道的是，8月份他自己的主席，克留奇科夫将军将领导一场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但政变会遭到失败。作为报复，戈尔巴乔夫会把克格勃分解成几个部分，苏联本身也会在12月份最终解体。

在1月的这一天，当格里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沉思的时候，克留奇科夫将军把前克格勃上校图尔金的死刑判决书放在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戈尔巴乔夫拿起钢笔，迟疑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去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了科威特。现在美国的战机正在对伊拉克实施空袭。地面战很快就会打响。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正在试图斡旋，充当国际和平的掮客。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角色。其中一个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我接受这个人所犯的罪行，他应该被判死刑。”总书记说。

“这是法律。”克留奇科夫说。

“是的，但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死刑是不可取的。”

他打定主意，把死刑报告退了回去，没有签字。

“我有权实施宽容，就这么定了。七年苦役。”

克留奇科夫将军愤怒地离开了。这样的退步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他发誓。迟早，他和他的同伴们将发起反击。

对格里辛来说，在这个痛苦的日子里，这消息是最后的打击。他能做的，就是把图尔金发配到一个无法存活的劳改营去。

八十年代初期，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已经从交通比较方便的摩尔达维亚迁出来，向北转移到了彼尔姆附近地区，即格里辛的家乡。十几个劳改营分散在维塞亚茨科耶镇周围。最出名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彼尔姆-35、彼尔姆-36和彼尔姆-37。

但还有一个用于关押叛徒的非常特别的劳改营。下塔吉尔是一个连克格勃也会浑身发抖的地方。

卫兵不管有多么严厉，他们毕竟是住在劳改营外面的。他们的残忍是偶发的和制度性的：克扣伙食，增加工作量。为使“受教育”的罪犯能够经常接触现实生活，在下塔吉尔，他们被与最邪恶的、最凶狠的囚徒混合关在一起。

格里辛确认了把尼古拉·图尔金送到下塔吉尔去，在判刑表格的“管制方式”栏内，他写下了：特别-极严。

“嗯，”凯里·乔丹叹了一口气，“你应该能够回忆起这个传奇故事的结尾。”

“大概吧。提醒我一下。”他扬起了一只手，对在旁边走动的服务员说，“请来两杯浓咖啡。”

“嗯，在最后的一年，即1993年，联邦调查局终于接管了已经进行了八年的内鬼追猎工作。后来他们声称，在接管后十八个月内就获得了突破，但之前许多清洗工作已经完成了，只是进展太慢。

“为树立信誉，联邦调查局确实做了我们本应该去做的事情。他们侵犯隐私，从法院获取密令，对几个剩余嫌疑人的银行存款进行了检查。他们迫使银行老老实实把存款情况全都提供出来。这方法奏效了。1994年2月21日，天哪，奈杰尔，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的，他们把他抓起来了，就在与他的阿灵顿豪宅相隔几个街区的地方。然后一切都清楚了。”

“你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我认为联邦调查局不告诉我是明智的。假如当初我像现在一样知道，那么我会赶在他们的前面，亲手把他宰了。即使要坐电椅，我也是开心的。”

这位曾经主管行动的老副局长在凝视饭店的对面，但看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名字和面孔，都是早已离去的人。

“四十五次行动失败，二十二个人被出卖——十八个苏联人，四个东欧卫星国的人。其中十四人已被处决。全都是因为这个心理变态的系列杀手代理人，想要豪华别墅和捷豹汽车。”

奈杰尔·欧文不想打扰乔丹心中的悲伤，但他喃喃地说：“当初你们应该自己去做，内部审查。”

“是啊，是啊，现在我们全都知道。”

“那么蒙克呢？”欧文问道。凯里·乔丹短暂地笑了一下。饭店里空荡荡的，服务员想来收拾最后的这张餐桌，他走过来，手里晃动着账单。欧文示意把账单放到他面前。服务员一直在旁边磨蹭，等到信用卡放在了账单上，他才拿上走向收银台。

“是的，蒙克。嗯，他也是不知道的。那天是总统日【15】，是联邦公共假日。所以我猜想他是待在家里的。没什么新闻，直至第二天上午。一封信件抵达了。”

美国，华盛顿

1994年2月

信是在22日到来的，即总统日之后的第二天，邮政业务恢复正常了。

信件装在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从免费邮戳上，蒙克看出这是兰利的收发室寄过来的，但收信地址是他家里，不是办公室。

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有美国使馆的徽标。正面用打印机打上了“弗吉尼亚州兰利，中情局总部大楼，总收发室收，转杰森·蒙克先生”。有人还用潦草的笔记写了“反面”的字样。蒙克翻了过来。信封背面上，同样的笔迹写道：“这信是有人亲自递交到我们驻立陶宛维尔纽斯使馆的。可能是你认识的人。”由于信封上没有邮票，里面的信封显然是通过外交邮递袋送到美国的。

这里面还有第三个信封，质量差很多，纸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木浆的碎屑。上面用古怪的英语写着：“请（下面加了三道线）转交给中情局杰森·蒙克先生。来自一个朋友。”

真正的信件是在这个信封里面。写信的纸张很薄，似乎一碰就要裂开。是手纸？还是廉价的软皮旧书里面的扉页？都有可能。

信是颤抖的手用俄语写就的，使用的是黑墨水，笔尖不太流畅。信是这样写的：

下塔吉尔，1993年9月。

杰森，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那么在你收到的时候我已经离世了。我得了伤寒，是跳蚤和虱子传染的。现在他们正在关闭这个劳改营，要把它肢解，把它从地球表面上抹去，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样，其实不然。

十二个政治犯获得了特赦，是莫斯科一个叫叶利钦的人批准的。其中有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立陶宛人，是一位作家和知识分子。我信任他，并托付他寄信。他答应把信藏起来，回家后就寄出去。

我还要搭乘火车和牲畜卡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可我是到不了那里了。所以我向你道别，并告诉你一些消息。

信中叙述了三年半之前在东柏林遭逮捕后发生的事情。图尔金叙述了在勒福托沃监狱地牢里遭受的毒打，以及他认为还是彻底坦白为上策的想法。他描述了臭气熏天的地牢，那里的哭墙和无尽的寒冷、那里刺眼的灯光、厉声的盘问，以及在回答不够快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情景。

他讲到了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上校确信，图尔金必死无疑，因此他兴奋地吹嘘起他此前所获得的成就。图尔金由此知道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那些人的详情：克鲁格洛夫、布利诺夫和索洛明。他还得知，为了使西伯利亚军人开口，格里辛所使用的手段。

审讯结束后，我祈祷死去，就像我已经多次祈祷过那样。劳改营里有许多人自杀，但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坚持到我也许能够获得自由的那一天。现在你已经认不出我了，妻子柳德米拉和儿子尤里也认不出我了。我现在没了头发，没了牙齿，骨瘦如柴，伤痕累累，浑身发烧。我并不后悔我所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肮脏的政权。或许现在我们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其中有我的妻子，我希望她快乐。还有我的儿子尤里，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谢你为此做出的努力。再见了，朋友。

尼古拉·伊里奇

杰森·蒙克把信纸折叠起来，放在了旁边的小桌子上，双手抱住脑袋，像小孩一样痛哭起来。那天他没去上班。他没打电话说明原因。他拒绝接听电话。晚上六点钟，天黑了以后，他查阅了电话本，坐进自己的汽车，朝着阿灵顿驶去。

他找到了那座房子，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一位妇女打开了门，他朝她点点头说：“晚上好，马尔格卢夫人。”然后径直走进去了，把目瞪口呆的女主人留在了门边。

肯·马尔格卢在客厅里，他已经脱去了西装，手里拿着大号的威士忌酒杯。他转过身来，看到了闯入者：“嗨，怎么回事？你闯进……”

这是他挨揍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在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里，他每次说话都会发出令人难受的吹口哨那样的声音。蒙克打了他，打得凶狠，一记重拳击中了他的下颚。

马尔格卢个子高大，但状态不佳，而且午饭的酒劲还没有消退。那天他去过办公室，但没人在工作，员工们都惊恐地小声讨论着像山火般蔓延整栋大楼的那个消息。

蒙克总共打了他四拳，他代表所损失的每个间谍揍了他一拳。除了打裂他的下颚之外，还打肿了他的双眼并打断了他的鼻梁。然后他就走了。

“听起来像是个积极的举措。”奈杰尔·欧文说。

“也只能积极到这个地步了。”乔丹同意他的看法。

“后来呢？”

“嗯，还好马尔格卢夫人没有报警，她给局里打了个电话。他们派来了几个人，正好看到马尔格卢被搀上救护车，送去最近的医院急诊室。他们安慰了他老婆，她指认是蒙克。于是那些人驱车来到他的住处。

“他在家里，他们责问他为什么打人，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信。当然，他们是看不明白的，但他们把信带走了。”

“他被降级了吧，蒙克？”英国人问道。

“是的。这一次，他们把他彻底废黜了。当然，在听证会上读完那封信的译文时，有许多人表示同情。他们甚至让我帮他说话。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在埃姆斯被逮捕后，也不允许职员因为怨恨而把高级情报官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当即把他开除了。”

服务员又回来了，看上去一脸苦相。他们两人都起身朝门口走去。服务员终于松了一口气，点点头露出了微笑。

“马尔格卢怎么样了？”

“讽刺的是，一年后，在埃姆斯的所作所为已经广为人知的时候，他也被不光彩地辞退了。”

“那蒙克呢？”

“他离开了兰利。当时，他与一个女孩住在一起，但她在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她回来后，他们就分手了。我听说蒙克一次性拿上自己的养老金，离开了华盛顿。”

“他去了哪里？”

“我最后听说的是，他在你们那边。”

“伦敦？英国？”

“不太确切。是女王陛下的一个殖民地。”

“领地，现在不叫殖民地了。是哪一个？”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我是否说过他喜欢深海钓鱼？我最后听说他在那里搞了一条船，当起了出租船的船长。”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乔治敦看上去很美。他们站在拉夏米埃饭店前面的人行道上等待出租车，让凯里·乔丹回去。

“你真的要他回到俄罗斯去，奈杰尔？”

“总体上是这么个想法。”

“他不会去的。他发誓他再也不会回去了。午饭的酒菜很好，但这是浪费时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但他不会去的。不为钱，不受胁迫，不为其他。”

一辆出租车过来了。他们握了手道别，乔丹上了车，出租车开走了。奈杰尔·欧文爵士穿过马路向四季酒店走去。他有几个电话要打。

第十一章

“狐仙”号系上缆绳，关掉主机，准备过夜。杰森·蒙克道别了三位意大利客户。他们虽然收获不大，但似乎很欣赏这次海上垂钓，与享受他们带来的葡萄酒一样开心。

水手朱利叶斯站在码头旁边的长条桌子前，正在加工两条中等大小的剑鱼，他切下鱼头，挖出了内脏。他自己的后裤袋里，已经装进了今天的工资和意大利人给的小费。

蒙克漫步经过茅屋，走向“香蕉船”，餐馆的一侧敞开着，铺着木板的饮食区已经挤满了早到的顾客。他走到吧台前，朝酒吧服务员罗基点了点头。

“与往常一样吗？”罗基微笑着说。

“当然喽。我这个人习惯难改。”

几年来，他一直是这里的常客，双方还有一个默契，在他出海时，“香蕉船”会替他接电话。他已经把这家餐馆的电话号码印在名片上，分发给了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上的所有宾馆，以吸引客户来租船钓鱼。

罗基的老婆玛贝尔大声叫道：

“格雷斯湾俱乐部来过电话。”

“哦。有留言吗？”

“没有，只是要你回电。”

玛贝尔把放在收银台后面的电话机朝他推了过去。他拨了号码，接通了俱乐部前台的总机话务员。对方听出了他的声音。

“嗨，杰森。今天还好吧？”

“不错，露西。比平常好。你来过电话吗？”

“是啊。你明天有事吗？”

“你这个坏女孩，你想干什么呀？”

大个子开朗女人的咯咯笑声，从三英里外海滩边的酒店前台，通过电话传了过来。

普罗沃岛上的常住居民不是很多，居民外汇收入的唯一来源是旅游业，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社区内，不管是岛民还是外来户，几乎人人都相互认识，人们经常开玩笑打发时间。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依然保持着加勒比海人的性格：友好、随和、生活节奏缓慢。

“别紧张，杰森·蒙克。明天有个客户，你有空吗？”

他考虑了一下。他原本打算明天一整天都在船上干活，对船主来说，总有干不完的活。但租船毕竟是生意，迈阿密的金融公司依然持有“狐仙”号一半的产权，能收到分期付款是不会拒绝的。

“应该是有空的。全天还是半天？”

“半天。上午。大约九点钟可以吗？”

“好的。告诉团组到哪里找我。我会准备好的。”

“不是团组，杰森。只是一个人。一个欧文先生。我会告诉他的。再见。”

杰森放下了电话。单个客户通常是很少的，一般都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很可能是妻子不愿来，那也是相当正常的。他喝完柠檬代基里酒，回到船上，告诉朱利叶斯第二天七点钟见面，给渔船加满油并准备一些新鲜的诱饵放到船上。

第二天上午九点差一刻，客户来了。他比通常的垂钓者年纪大了一些，事实上是位老人，穿着淡黄色的宽松裤子和棉布衬衣，戴着白色巴拿马草帽。他站在码头上，大声叫道：

“蒙克船长？”

杰森从驾驶台下来，与他打招呼。根据口音，他显然是英国人。朱利叶斯扶他上了船。

“你以前玩过海钓吗，欧文先生？”杰森问道。

“实际上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算是个新手。”

“不用担心，先生。我们会照顾你的。海面很平静，但如果你感觉太颠簸了，就告诉我们。”

他一直感到奇怪，许多出海游客都认为大海会像礁石内侧的水面一样平静。旅游宣传册从来不会印上加勒比海白色浪花的图片，但有些海域确实相当颠簸。

他驾驶“狐仙”号缓慢地离开海龟湾，然后稍微右转向塞拉尔水道驶去。过了远处的西北点，海面会有些风浪，也许老人会受不了。但他知道，在另一个方向的松树岛附近，海面比较平静，而且报告说那里聚集了成群的剑鱼。

他开足马力巡航了四十分钟，然后看见了一大片浮草，当地人叫海豚的剑鱼，喜欢躲在水草底下。

船速降低后，朱利叶斯抛出了四副鱼钩和鱼线，他们开始环绕一片海草巡航。在绕到第三圈时，他们发现了动静。

一根鱼竿剧烈下沉，然后鱼线呼啸着从绕线筒里转了出来。英国人从遮篷下站起来，沉着地坐进了垂钓椅子里。朱利叶斯把鱼竿递给他，把竿柄插到客户双腿之间的插口内，然后开始收进其他三根鱼线。

蒙克让“狐仙”号船头离开海草，把发动机马力调得比怠速稍快一点，来到了后甲板上。鱼已经停止了拖线，但鱼竿弯曲弧度很大。

“往回拖，”蒙克温和地说，“往回拖，直到鱼竿垂直为止，然后向前放松一下就收线。”

英国人尝试了。过了十分钟，他说：

“恐怕我不行。这条鱼力量很大。”

“嗯，如果你愿意，就让我来。”

“你来就最好不过了。”

客人起身回到遮篷下面的阴凉处去了，蒙克坐进了椅子里。这时候是上午十点半，气温已经很高了。太阳照在船尾，阳光从水面反射回来，像刀片似的。

经过十分钟的搏斗，终于把鱼拖到了船舷边。看到船壳，那鱼又挣扎了一番，把鱼线拖出了三十码远。

“什么鱼？”客户问道。

“大海豚。”蒙克说。

“噢，天哪，我很喜欢海豚的。”

“不是瓶鼻海豚。名字是一样的，但品种不一样。也叫剑鱼。这是一种供垂钓的鱼，味道很好。”

朱利叶斯准备好了鱼叉，当剑鱼被提到船舷高度时，他熟练地伸出鱼叉，把这条四十磅重的大鱼从船边钩了进来。

“是条好鱼，先生。”他说。

“嗯，可我认为这是蒙克的鱼，不是我的。”

蒙克从椅子里出来，他从剑鱼嘴里摘下鱼钩，卸下了鱼线上的钢丝引线。朱利叶斯正要把捕获的鱼放进船尾的鱼舱，他吃了一惊。按照惯例，在把这条剑鱼钓上甲板后，应该重新把四条鱼线放出去，而不是把它们收拾起来。

“到上面去掌舵，”蒙克平静地告诉他，“我们回去。全速返航。”

朱利叶斯点点头，其实他不甚理解。他那精瘦黝黑的身子爬上梯子，到上面的驾驶舱去了。蒙克弯腰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都打开后，递了一罐给客户。然后他坐到冰箱上，凝视着遮篷底下这位英国老人。

“你其实不是出来钓鱼的，对吧，欧文先生。”这不是疑问句，而是陈述句。

“确实不是我的爱好。”

“嗯。你也不是欧文先生，对吧？整个航程，我一直在纳闷。以前，曾有一位要人访问过兰利，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大人物。”

“记性不错，蒙克先生。”

“似乎想起了奈杰尔爵士这个名字。好吧，奈杰尔·欧文爵士，我们不要兜圈子了好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没跟你说实话。只是想看看，想谈谈，私密地。没什么地方比海上更私密了。”

“那么……我们要谈话了。谈什么呢？”

“恐怕是俄罗斯。”

“嗯，大国家。不是我喜欢的。谁派你来这里的？”

“哦，没人派我来。凯里·乔丹跟我讲了你的事情。前两天我们在乔治敦一起吃了个中饭。他向你问好。”

“他是好人。下次见到他时，代我谢谢他。可是你肯定知道，他现在已经退出了。你理解我说的‘退出’意思吧？退出游戏了。嗯，我也一样。不管你是为什么而来，先生，你白跑了一趟。”

“哦，凯里也是这么说的。不要打扰你，他说。可我还是来了。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你介意我开展策反吗？难道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吗？我开展策反，提个建议？”

“是这个说法。嗯，今天太阳猛，天气热。你租了四个小时的船，还有两个小时。你要谈就谈吧，但答案还是否定的。”

“你听说过一个叫伊戈尔·科马罗夫的人吗？”

“我们这里有报纸，只是要晚几天，但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也听收音机。我没有安装卫星天线，所以看不了电视。是的，我听说过他。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对吧？”

“是这么说的。你听说过他的什么事情？”

“他领导着右翼党派，是民族主义者，宣扬爱国主义。这种事情。大肆宣扬。”

“你认为他在右翼道路上走得多远了？”

蒙克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相当远吧，我猜想。大概像美国南方某些极端保守的参议员那样吧。”

“恐怕还要厉害呢。他在极右的道路上已经走得离谱了。”

“嗯，奈杰尔爵士，那就太惨了。可我现在关心的是，明天是否还有人来租我的船，西北点十五英里以外的海域是否有刺鲅鱼群在游动。令人讨厌的科马罗夫先生的政治主张，与我没有关系。”

“嗯，恐怕会有关系。有一天。我……我们……一些朋友和同事，认为必须去阻止他。我们需要一个人去俄罗斯。凯里说你很优秀……曾经。说你是最佳的……曾经。”

“嗯，是的，但那是曾经。”蒙克默默地盯着奈杰尔爵士看了好长时间，“你说这甚至不是官方的。这不是英美政府的策略。”

“说得对。我们两国政府都认为，他们都对此无能为力。从官方角度。”

“你以为我会听从某些堂吉诃德式人物的指令，抛下锚，不远万里去俄罗斯找那个家伙吵架吗？那些堂吉诃德甚至都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呢。”

他站起来，一把捏扁空酒罐，扔进了垃圾桶。

“对不起，奈杰尔爵士。你真的是浪费了机票。我们返回港口。这趟航程不收费。”

他回到驾驶台，接过舵盘，驾船向塞拉尔水道驶去。进入瀉湖后十分钟，“狐仙”号回到了码头边的专用泊位。

“关于这次航程，你说错了，”英国人说，“我没有诚心租船，你是诚心出租的。半天的租金是多少？”

“三百五十。”

“给你的年轻朋友一点小费，”欧文从一叠纸币里抽出了四张百元美钞，“顺便问一下，你下午有租船计划吗？”

“没有。”

“那么，你要回家吗？”

“是的。”

“我也是。恐怕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我这个年龄的人午饭后要睡个午觉。但你坐在阴凉处避暑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不再钓鱼了。”蒙克说。

“噢，不再钓鱼了。”老人从他带来的肩包里拿出了一只棕色信封。

“这里有份文件。它不是闹着玩的。你去看一看。别让其他人看到，也别弄丢了。它比‘来山得’‘猎户座’‘德尔斐’或‘飞马座’曾经带给你的任何情报都要机密得多。”

他也许触动了杰森·蒙克的某根神经。当这位前间谍头子漫步走上码头，去寻找他租用的汽车时，蒙克目瞪口呆地站住了。最后他摇摇头，把信封塞进衬衫里面，走向茅屋去吃汉堡包了。

凯科斯群岛由六个岛屿组成，即西岛、普罗沃岛、中岛、北岛、东岛和南岛。在群岛的北面，礁石接近海岸，从那里可以很快抵达外海。在南面，礁石绵延几英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千平方英里的浅海，被称为凯科斯浅海。

他刚上岛时手头拮据，旅游者云集、旅馆林立的北海岸物价很高。在支付了港务费、燃料费、维修费、营业执照和海钓许可证办理费之后，蒙克带来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了。他花了少量的钱，在地段不是很好的人心果湾租了一间木结构的平房，那里北邻机场，面对凯科斯浅海，只有浅水船可以进出。平房和一辆破旧的雪佛兰皮卡车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他坐在木阳台上，注视着太阳在他的右边西沉，这时候从他房子后面传来了汽车停在沙土小路上、发动机熄火的声音。不一会儿，英国老人精瘦的身影就从房屋的转角处出现了。这次，在他的白色巴拿马草帽下面多了一件皱巴巴的羊驼呢热带西装。

“他们说我能在这里找到你。”他愉快地说。

“谁说的？”

“‘香蕉船’餐馆那个年轻的好姑娘。”

玛贝尔已经四十多岁了。欧文步履沉重地踏上台阶，朝一把空着的摇椅做了一下手势。

“我可以坐这里吗？”

蒙克露出了微笑。

“请吧，你是客人。啤酒？”

“现在不喝，谢谢。”

“那就来一杯普通的代基里酒吧，除了新鲜柠檬不加其他水果。”

“哦，这就比较好。”

蒙克兑制了两杯纯柠檬代基里酒，端了出来。他们品尝起来。

“那个看了没有？”

“看了。”

“怎么样？”

“令人恶心。也有可能是伪造的。”

欧文理解地点点头。太阳落到了浅滩对面西凯科斯岛的山丘上，把浅滩的水面染成了一片赤红。

“起先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显然是推论。但值得去核查。我们在莫斯科的人就是这么想的。进行一次快速核查。”

奈杰尔爵士没把证明报告拿出来。他把内容逐段口述出来。蒙克来了兴趣。

“三个人，都死了？”最后他说。

“恐怕是这样的。似乎伊戈尔·科马罗夫确实不想惹上这文件的麻烦。并不是因为它是伪造的。假如文件出自他人之手，他是绝不会知道的。这文件是真的，是他要实施的计划。”

“那你认为能把他终结吗？采用极端手段？把他干掉？”

“不。我说的是‘制止’，那是不同的。你们中情局的‘终结’，是行不通的。”

他解释了理由。

“可你认为可以去制止他，把他搞得威望扫地，失去有生力量？”

“是的，这正是我的想法。”

欧文目光犀利地从侧面盯着他。

“你还是喜欢追猎的魅力，是吧？你以为这种魅力会消失，其实一直存在，隐藏在心底里。”

蒙克已经陷入了梦幻之中，他的思绪回到了多年前和遥远的地方。他猛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站起身提起酒壶重新加满了他们的杯子。

“值得一试，奈杰尔爵士。也许你是对的。可以去制止他。但不是由我去制止。你必须另外找人。”

“我的赞助人不是小气鬼。费用当然是有的。雇人去做事是要有报酬的。五十万，当然是美元。即使是当今，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蒙克盘算着那笔钱。可以勾销“狐仙”号的债务，买下这间平房，买一辆好卡车。剩下一半的钱还可以去投资，每年可获利百分之十。他摇摇头。

“我从那个讨厌的国家出来了，是好不容易才出来的。我发誓过，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这是有诱惑力的，但回答是不行。”

“啊，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遗憾，但恐怕你一定得去。今天一早，这些东西放在了我旅馆的钥匙孔里。”

他的手伸进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个薄薄的白色信封，递了过去。蒙克从每个信封里抽出一张有正规抬头的信函。

一份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金融公司。信中说由于政策的变化，公司认为对某些地区投放的设施贷款风险太大。因此，“狐仙”号的贷款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付清，否则公司只能收回贷款物。信函的用词虽然有些含糊不清，但意思是明确的。

另一页信纸印有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总督的徽标。信中说，总督阁下遗憾地通知一个叫杰森·蒙克的美国公民，鉴于不便说明的原因，将终止其居住许可证和营业许可证，通知的生效日期为发信之日起一个月。写信人在信件的结尾处签名，并自称为岛民的勤务员。

蒙克把两封信都折起来，放在了两把摇椅之间的桌子上。

“手段很卑劣。”他平静地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奈杰尔·欧文说，他凝视着远处的海面，“但也别无选择。”

“你难道找不到其他人吗？”蒙克问道。

“我不要任何其他人。我就要你。”

“好吧，算我倒霉。以前也倒霉过。我幸存下来了。我还会幸存的。可我不想回俄罗斯去。”

欧文叹了一口气。他拿起了《黑色宣言》。

“凯里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你不为钱，不受胁迫。他是这么说的。”

“嗯，至少凯里还没变成老糊涂，”蒙克站了起来，“我不会说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但我认为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了。”

奈杰尔·欧文爵士也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很伤心。

“不应该就这样结束吧。遗憾，太遗憾了。哦，还有最后一件事。科马罗夫执政后，他不会孤身一人。在他的身边，有他的私人保镖和黑色卫队的指挥官。当种族屠杀开始时，他就是总负责，国家的刽子手。”

他拿出了一张照片。蒙克凝视着照片上那张大约比他老五岁的冷漠的面孔。英国人已经踏上了沙土小路，走向停放在屋后的汽车。

“他是什么人？”蒙克在他身后喊道。间谍头子的声音，在暮色渐浓中传过来了。

“哦，他呀。他是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

普罗维登西亚莱斯机场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港，但对于来往的旅客来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因为小，在办理手续时就不会有太多的耽搁。第二天，奈杰尔·欧文爵士带着唯一的手提箱到机场办理乘机手续。通过护照检查后，他漫步进入了出港候机区。飞往迈阿密的美国航空公司班机在阳光下等待着。

由于天气炎热，大多数的建筑物都是敞开的，只有一道栅栏把外面的露天停机坪隔开来。有个人在建筑物周围徘徊，站在栅栏边，朝里面张望。欧文走了过去。这时候，广播里呼唤登机，旅客们朝向飞机涌了过去。

“好吧，”杰森·蒙克隔着栅栏说，“何时何地？”

欧文从胸袋里抽出一张机票，从栅栏里递了过去。

“普罗维登西亚莱斯——迈阿密——伦敦，头等舱，当然。五天以后。这段时间，把这里的事情安排好。大概要离开三个月。如果等到1月份大选，我们就太晚了。你飞到希思罗机场后，会有人来接你。”

“是你吗？”

“恐怕不是。应该是其他人。”

“他们怎么知道我？”

“他们会知道你的。”

一名年轻的地面女服务员拉了一下他的外衣。

“欧文旅客，请登机。”

他转身朝飞机走去。

“顺便说一下。美元报酬依然算数。”

蒙克拿出那两封正规的信件，举了起来。

“这些呢？”

“喔，把它们烧了吧，小伙子。文件是真的，但这两封信就不是了。不想让年轻人有后顾之忧，明白吗？”

他已经离飞机只有一半路程了，女服务员从旁边走过，这时候他们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叫喊。

“你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姑娘吃了一惊，抬头去看他。他低头微笑了。

“但愿如此。”他说。

回到伦敦后，奈杰尔·欧文爵士立即投入了为时一周的高度紧张的准备工作。

对于见到的杰森·蒙克，他很喜欢，蒙克的前老板凯里·乔丹的叙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退出游戏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俄罗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国家已经从蒙克略知一二的老苏联脱胎换骨了。细节也发生了变化，差不多所有的地名都由共产党时代的称呼改回到十月革命前的名字了。如果不了解全面情况贸然进入莫斯科，蒙克是会对发生的变化不知所措的。要求英美使馆的协助不成问题。但那是越界的，所以他需要某个藏身之地，需要某个朋友。

其他情况变化不大。俄罗斯依然拥有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关，即俄联邦安全局，是从克格勃原第二总局改制过来的。阿纳托利·格里辛也许已经离开了那个机构，但他肯定还与之保持着联系。

即使这样也不是大问题。最大的危险是普遍流行的腐败风气。科马罗夫和格里辛得到了无限的资金，是力争巩固自己势力的多尔戈鲁基黑手党提供的，由此，政府各级公务员没有他们用钱搞不定的。

残酷的事实是，极度的通货膨胀迫使中央政府的公务员都在赚外快捞好处，纷纷寻找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只要有足够的钱，就能买到任何国家安全机关的全力合作，或者是由特种部队战士组成的私人武装的支持。

除了格里辛自己的黑色卫队和数千人的狂热的青年战斗队员，还有隐形的黑社会私设武装，科马罗夫有足够的喽啰去追猎敢于向他挑战的人。

有一件事这位年老的间谍头子是肯定的：阿纳托利·格里辛很快就会知道蒙克回到了他的私人地盘上，他是不会感到高兴的。

欧文做的第一件事，是组建了一个人数不多但相当可靠的专业小组，其成员来自英国自己的特种部队退役战士。

几十年来，在英国国内与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的斗争，公开的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还有从婆罗洲到阿曼、从非洲到哥伦比亚的许多次不公开的战争，以及对其他十二个“敌对领土”的渗透任务中，英国培养了一批世界上对秘密行动最有经验的人才。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部队，或者他们工作过的其他机构，充分利用他们的特殊才能在社会上谋生。自然地，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大多为警卫工作、财产保护、商业机密保护和安全咨询。

索尔·内桑森信守诺言，已经把一笔难以追踪的存款汇入了一家英国的海外银行，那里的保密措施是可以信赖的。一旦需要，通过普通电话输入密码后，欧文可以把他所需的款项转移到伦敦分行立即取用。四十八小时之内，他已经让六个年轻人随时听命了，其中两人能说流利的俄语。

乔丹说过的一件事情引起了欧文的兴趣，顺着这条线索，其中一个讲俄语的年轻人带着一捆硬通货现金飞到了莫斯科。他要在那里待上两周时间，但他回来时，带来的消息令人振奋。

另五个人被派去执行不同的任务。其中一人带上介绍信去了美国，去见洲际通信公司主席和总裁拉尔夫·布鲁克。剩余的人正在各个神秘的领域为欧文寻找他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在把人员都派出去之后，留下来的问题他想亲自处理。

五十五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身体康复回到了欧洲大陆后，他调到了霍罗克斯将军那里任情报参谋。当时，将军正指挥第三十军在荷兰沿奈梅根公路挺进，急于去解救守卫在阿纳姆大桥的英国伞兵部队。

英军第三十军部队里，有一个团是掷弹兵近卫团。年轻军官中，有一个叫彼得·卡林顿的少校，另一个欧文经常与之打交道的是奈杰尔·福布斯少校。

父亲过世之后，福布斯少校继承了福布斯勋爵的称号，成为苏格兰主要的勋爵。在给苏格兰打了几个电话后，欧文终于在伦敦皮卡迪利的陆军和海军俱乐部里找到了他。

“我知道这事把握不大，”在再次自我介绍后，他说，“可我想组织一个小型的研讨会。相当私密，真的。非常私密。”

“哦，那种研讨会。”

“是啊。想找一个隐秘的地方，离公路远一点，能够容纳十几个人。你熟悉苏格兰高地，能找个地方吗？”

“你什么时候想要？”苏格兰贵族问道。

“明天。”

“哦，这样啊。我自己的住处不行，太小了。很久以前我把城堡转给了儿子。但他可能不在家里。我落实一下。”

一小时后他来电话了。他儿子、继承人马尔科姆那年实际上已经五十三岁了，他确认说第二天要出发去希腊的海岛住一个月。

“我想你最好还是借他的地方，”福布斯勋爵说，“不要舞枪弄棒，要注意。”

“当然不会，”欧文说，“只是讲课、放幻灯片那样的事情。一切费用由我负责，还会多付一点。”

“那好吧，我会打电话给管家麦吉利夫雷夫人，通知她你们明天要来。她会照顾你们的。”

说完后，福布斯勋爵放下电话，继续去吃午饭了。

第六天黎明时分，头天晚上从迈阿密起飞的英国航空公司班机，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四号航站楼，杰森·蒙克随着四百名旅客走下飞机，进入了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空港。即使在这个时候，还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朝着护照检查卡口走去。蒙克坐的是头等舱，是第一批抵达护照检查卡口的旅客之一。

“商务还是旅游，先生？”护照检查官问道。

“旅游。”蒙克答道。

“祝你玩得愉快。”

蒙克把护照放进口袋，朝行李传送带走去。等了十分钟后，行李才从传送带上转过来。他的行李出现在第一批的二十个箱包之中。他走过海关的绿色通道，没被拦住。出来后，他看了看接机的人群，他们大都是司机，手里举着写有人名和单位名称的牌子。没有一个写着“蒙克”。

后面的人群涌过来了，他不得不继续前行。还是没看到什么。他走到了通往主集散大厅两道栅栏中间的过道里，这时候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说：“蒙克先生？”

说话的人大约有三十岁，穿着牛仔裤和淡黄色的皮夹克。他理着短发，看上去非常健壮。

“是我。”

“你的护照，先生，请拿出来看看。”

蒙克拿出了护照，那人查验了他的身份。他浑身上下一副退伍军人的样子，看到拿着护照那双手的粗壮指关节，蒙克猜测那人在部队里肯定不是搞文职工作的。护照递回来了。

“我的名字叫查兰。请跟我来。”

这位向导没有带蒙克去停车场找汽车，而是提着他的旅行箱走向区间接驳的免费大客车。他们静静地坐在车上，由大客车把他们带到一号航站楼去。

“我们不去伦敦吗？”蒙克问道。

“不去，先生。我们去苏格兰。”

查兰有他们两人的机票。一个小时后，伦敦——阿伯丁的商务航班起飞了，飞往苏格兰高地。查兰埋头阅读一份《军队与防务评论季刊》。不管他还能干其他什么事情，反正不擅长聊天。蒙克在这趟航班上又吃了一顿早饭，补上了在横跨大西洋飞行时失去的睡眠。

在阿伯丁机场，他们坐上了一辆长车身的路虎，发现驾车的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伍军人。他和查兰总共交流了几个词语，好像已经是一场长时间的交谈。

离开东海岸城市阿伯丁的郊区机场后，他们进入了苏格兰高地，这是蒙克从来没见过的地方。那个不知名的司机在走A96号因弗内斯公路，走了七英里后，他向左拐弯。路牌简单地写着“凯姆内”。他们穿过莫尼马斯克村，驶上了阿伯丁——奥尔福德的公路。行驶三英里后，路虎车右转，穿过怀特豪斯，朝基格驶去。

右边有一条河流。蒙克不知道河里是否有鲑鱼或鳟鱼。就在快到基格的时候，汽车突然离开公路，跨过河流驶上了一条车道。拐过两个弯道后，出现了一座庞大的石头古堡，坐落在一个略微隆起的高地上，面朝群山。司机转过头来说话了。

“欢迎来到福布斯城堡，蒙克先生。”

奈杰尔·欧文爵士瘦削的身影从石头门廊下面走了出来，他头戴平顶布帽，灰白的鬓发被风吹向了两边。

“旅途还好吗？”他问道。

“还好。”

“但还是很累的。查兰领你去房间。先洗个澡，休息一下。两个小时后吃中饭。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你知道我要到了。”蒙克说。

“是的。”

“查兰没打电话呀。”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边的米奇……”他指向正在卸行李的司机，“当时也在希思罗。在赴阿伯丁的飞机上，他坐在后面。在你前面出了阿伯丁机场，因为不用等行李。到路虎车里等了五分钟。”

蒙克叹了一口气。在希思罗机场和飞机上，他都没有发现米奇。坏消息是，欧文是对的，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好消息是，他加入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团队。

“他们与我一起去吗？”

“恐怕不是。你到那里时，是独自一人。今后三周内，我们要做的是尽力帮助你生存。”

午饭是一种碎羊肉，上面盖着一层土豆泥。主人称其为牧羊人馅饼，可以泡在一种加香料的黑色调味汁里吃。吃饭的一共是五个人：亲切和蔼的主人奈杰尔·欧文爵士、蒙克本人、查兰、总是称呼蒙克和欧文为“老板”的米奇，还有一个个子不高但显得机警的男士，他有一头稀疏的灰白头发，英语讲得很好，但带有一种口音，蒙克听出来那是俄语口音。

“英语还是要说一些的，”欧文说，“因为我们当中许多人不会讲俄语。但你每天至少要说上四个小时的俄语，与这位奥列格一起练习。你必须恢复到能说得像真正的俄罗斯人那样。”

蒙克点点头。他已经好多年没说这种语言了，他会发现他已经相当生疏了。但具有天赋的语言学家是不会永远忘记的，足够的实践后总是能够找回语感。

“嗯，”主人继续说，“奥列格、查兰和米奇是这里的常住居民。其他人则来来往往，包括我本人。过几天，等你们安顿下来后，我要飞到南方去，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如果蒙克认为会给他一点时间倒倒时差，那么他想错了。午饭后，他与奥列格一起待了四个小时。

俄罗斯人奥列格设置了一些情景。一会儿，他扮演街上的民警，拦下蒙克要他出示证件，要求他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为什么。接着他成了饭店服务员，询问非常复杂的菜单细节。然后，他又是俄罗斯的乡下人，向一位莫斯科人问路。四个小时之后，蒙克已经感觉到他正在找回俄语的语感。

在加勒比海拉鱼线时，蒙克还以为自己的身体相当健壮，只是腰围在增大。他错了。第二天黎明前，他第一次与查兰和米奇一起去参加越野长跑。

“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老板。”米奇说，因此他们在齐大腿深的石楠属植物丛中只跑了五英里。开始时，蒙克觉得自己要死了，后来他希望自己快点死去。

值班人员只有两个。女管家麦吉利夫雷夫人令人敬畏，男人们称她为麦吉夫人，她是寡妇，丈夫原是城堡里的工人。她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极不情愿地接待着来来往往的带有各种英语口音的专家人员。郝克托负责照看城堡和菜园，还要开车去怀特豪斯购买蔬菜水果。流动商贩从来没来过这里。麦吉夫人和郝克托住在城堡的两间小房子里。

一位摄影师来到城堡，为蒙克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以便在其他地方为他制作各种身份证件。发型师兼化装师也来了，他熟练地改变了蒙克的容貌，教会了蒙克如何重新进行化装，所用的化装品要尽可能少，市场上容易买到，放在行李里面不会引起怀疑。

蒙克的容貌改变后，摄影师又给他拍了一些照片，为的是制作另一本护照。欧文搞来了几本真护照，雕刻家和书法家把它们变成了蒙克的护照。

蒙克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莫斯科地图，尽力记住这座城市及其几百个新地名，这些名字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以已故的法共领导人命名的莫里斯·多列士码头，已经恢复了老名称，即索菲亚码头。所有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捷尔任斯基和当时其他共产党著名人士命名的地名都消失了。

他记住了一百多个最有名的建筑物及其位置，学会了怎样使用新的电话系统，了解了如何随时随地拦下出租车，以及支付司机一美元的车费。

城堡里有一个放映室，蒙克和另一个讲俄语的伦敦人坐在那里，观看屏幕上出现的一张张面孔。

有许多书要阅读，还有科马罗夫的演讲和俄文的报刊杂志。记数字不是他的专长，但他必须记住许多私人电话号码，数字不能搞错。最后他在大脑里储存了五十多个号码。

第二个星期，奈杰尔·欧文爵士回来了。他看上去很疲惫，但很满意。他没说去了哪里。他带来了一件东西，是他派专家小组的人去伦敦古玩店里买到的。蒙克把它拿在手里，翻了过来。

“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他问道。

“哈，我的耳朵很长呢。是一样的吗？”

“很像。据我回忆。”

“那么，它应该能起作用。”

他还拿来了一只手提箱，是由一名能工巧匠制作的。一般的海关检查员很难找到箱子里面的夹层，蒙克要把两份秘密文件藏在这个夹层里：俄文原件的《黑色宣言》，以及证明这份宣言的论证报告，已经译成了俄语。

到第二周，杰森·蒙克感到他的身体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佳状态。肌肉变硬了，耐力增强了，但他知道自己永远赶不上查兰和米奇。他们能够忍受痛苦和长时间负重行军，即使在濒临死亡的极度疲劳中，依然能够靠意志驱动双腿继续行进。

第二周的下半周，乔治·西姆斯来了。他与蒙克年纪相仿，曾经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一级准尉。第二天上午，他把蒙克带到草坪上。两人都穿着运动服。他转过身来，对相隔四码远的蒙克说话了。

“听着，先生，”他用轻快的苏格兰口音说，“如果你能尽力来杀死我，我将不胜荣幸。”

蒙克惊奇地扬起了眉毛。

“但别担心，因为你不会得手。”

他说对了。蒙克朝前逼近，虚晃一下，然后猛扑过去。苏格兰高地颠倒过来了，他发现自己仰面躺在了地上。

“进攻速度稍微慢了一点。”西姆斯说。

郝克托在厨房里，正准备午饭要吃的刚挖出来的胡萝卜，这时候蒙克又倒在了地上，于是他走到窗前去察看。

“他们两个在干嘛？”他问道。

“没你的事，”麦吉夫人说，“只是年轻人在闹着玩罢了。”

在外面的林子里，西姆斯向蒙克介绍瑞士制造的“西格-绍尔”九毫米自动手枪。

“我还以为你们习惯使用‘勃朗宁’十三发自动手枪呢。”蒙克说，他想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

“以前用过，但那是多年前了。十年前就换成这种了。嗯，你知道双手握枪和蹲伏吧，先生？”

蒙克在刚刚进入中情局的时候，在弗吉尼亚州皮尔利堡的“农场”接受过轻武器的培训。当时他是班里最好的学员，因为孩提时曾在蓝岭山脉跟随父亲打猎，有点基础。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苏格兰人设置了一个下蹲姿势的靶子，然后走开十五步，转身用五颗子弹击穿了靶子的心脏。蒙克击中了靶子的左耳、擦过了靶子的大腿。他们连续三天每天两次练习射击，每次一百发子弹。最后，蒙克能够把五发子弹中的三发射入靶子的面孔。

“这样就能使对方慢下来了。”西姆斯说，那口气似乎知道蒙克再也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了。

“碰上好运气，我就不需要使用这种讨厌的东西了。”蒙克说。

“是啊，先生，大家都喜欢这么说。但没碰上好运气怎么办？所以最好还是知道怎么使用，关键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第三周刚开始，蒙克见到通讯专家。那人相当年轻，叫丹尼，来自伦敦。

“这是一台很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丹尼解释说。确实如此。它差不多有一本书那么大，打开上盖后，内侧显露了一个屏幕，下面是键盘。这种东西，经理级别的人现在十有八九公文包里都装着。

“软盘……”丹尼把看上去像是一张信用卡的东西举起来，在蒙克的鼻子底下晃了晃，然后插进了电脑的侧面，“储存了你那样的商人所需要的普通信息。如果有人截获了它，那么他们得到的全是商业信息，除了机主本人，这信息对别人毫无价值。”

“哦？”蒙克说。他意识到这个人比他年轻很多，是在电脑前面泡大的，认为电脑的内部系统要比埃及的象形文字容易得多。但将来某一天，蒙克宁可去学习埃及的象形文宇。

“这个，”丹尼举起了另一张卡片，“知道是什么吗？”

“是VISA卡。”蒙克说。

“再看看。”

蒙克仔细观察了这张塑料薄片，它的背面有“智能”磁条。

“嗯，看上去像是VISA卡。”

“它也可以起到VISA卡的作用，”丹尼说，“但别把它当普通的信用卡使用，以防由于操作失误把内容消掉。把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管你住在哪里，最好是把它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必要时才拿出来使用。”

“它有什么用处？”蒙克问道。

“用处多着呢。它可以把你打字输入的内容译成密码。它已经记住了一百种一次性的密码本。这不是我的专业范围，可我认为它们是不可破译的。”

“这样啊。”蒙克说。他很高兴至少听懂了一个词语。这使他感觉好了一些。

丹尼把第一张软盘从电脑里取出来，在这个插孔插入了VISA卡。

“这台笔记本电脑由一块锂电池供电，其电力足以维持与卫星的联络。即使能获得交流电源，你还是应该使用电池以防电路中断或电压过高。用交流电给这块电池充电。现在，开启电脑。”

他指向电源开关，蒙克按了一下。

“把你给奈杰尔爵士的信息输入屏幕，用清晰的语言。”

蒙克输入了二十个单词的信息，以确认安全抵达和开始第一次联络。

“现在按这个键。上面写着是别的功能，但它可以下达译电的指令。”

蒙克按了这个键。没有反应。他写的词语留在屏幕上。

“现在按开关键。”

文字消失了。

“它们已经永远消失了，”丹尼说，“它们已经在电脑内存中被完全消除了。在一次性密码本中，它们在这张‘维吉尔’【16】VISA卡的里面，等待发送。现在重新开启电脑。”

蒙克照办了。屏幕亮了，但一片空白。

“按这个键。它写的也是其他功能，但在插入维吉尔的情况下，它的意思是‘发送/接收’。现在保持这个状态。卫星每天在地平线上方经过两次。当它接近你所在的位置时，它会按程序发过来一条指令。其发送的频率与维吉尔的频率相同，但只花了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而且是加密的。它说的意思是：‘你在吗，孩子？’维吉尔听到这个呼叫，辨认出是母亲的声音，确认后把你的信息传输出去。我们称之为握手。”

“就这样结束了吗？”

“还没有。如果母亲有信息要给维吉尔，她就会发送。维吉尔会收到该信息，全都在一次性本子的密码里面。然后母亲越过地平线消失了。她已经把你的信息转给了接收基地，不管它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

“机器工作时，我是否一直要在旁边陪着？”蒙克问道。

“当然没这个必要。你可以走开。回来后，看到屏幕依然发亮，你按一下这个键就行了。它并不显示译电功能，但只要维吉尔在机器里面，它就起到这个作用。维吉尔要做的事情，是把家里给你的电文解密。记住，只要按一下开关键，你就把它抹去了。永久地。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想摧毁维吉尔的系统，你可以依次按这四个数字。”他把写在一张卡片上的四个数字拿给蒙克看，“除非你想把维吉尔恢复到只有VISA卡的功能，不要其他功能，否则千万别输入这四个数字。”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一遍又一遍地熟悉这些程序，直到蒙克相当熟练为止。然后丹尼就离开了，去搞他那个领域的硅晶片高科技了。

在福布斯城堡的第三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所有的教官都满意了。蒙克把他们送走了。

“这里有电话可以让我用一下吗？”蒙克说，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与查兰和米奇一起坐在客厅里。

米奇正与查兰下棋，被对方杀得难以招架。他从棋盘上抬起头来，朝角落里的电话机点点头。

“打个私人电话。”蒙克说。

查兰也抬起了头，两位退伍军人都看着他。

“当然可以。”查兰说，“用书房里的电话。”

蒙克坐在福布斯勋爵的书房里，周围是图书和打猎的图画。他拨了一个海外的号码。在弗吉尼亚州南部克罗泽的一座小木屋里，电话铃响了，那里的太阳还斜挂在蓝岭山脉上空，比苏格兰晚五个小时。在铃声第十次振响时，有人来接听了，是一位妇女的声音：“喂？”

他可以想象出那边的情景：在那间小小的但很舒适的客厅里，整个冬天都有柴火在燃烧，母亲那些珍爱的结婚家具总是擦得一尘不染、闪闪发亮。

“嗨，妈，我是杰森。”

虚弱的声音因为快乐而升高了。

“杰森，你在哪里呀，儿子？”

“我一直都在旅行，妈。爸还好吗？”

自从中风以来，他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门廊下的摇椅里度过的，凝视着这个小镇和远处的大山和森林，四十年前，他能够整日跋山涉水，带着长子去打猎和捕鱼。

“他很好。他现在正在门廊里打瞌睡。天气很热，是一个漫长、炎热的夏天。我会告诉他你来电话了。他会很高兴的。你很快就要回吗？你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

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早就离开这个小家了。一个弟弟是保险理算师，另一个是房地产经纪人，在切斯皮克湾工作。他妹妹嫁给了一位乡村医生。他们都在弗吉尼亚州，都成家立业了，经常回家看望父母。只有他没做到。

“我会尽快回家的，妈。我保证。”

“你又要离开了，是吗，孩子？”

他知道母亲所说的“离开”的含义。在他去越南服役之前，她已经了解了那个国家，在他出国前，她总是把电话打到华盛顿，似乎感觉还有什么她不知道的情况。做母亲的总是那样……能够预感万里之外的危险。

“我会回来的，然后我就来看你们。”

“保重，杰森。”

他握着电话听筒，凝视着窗外苏格兰上空璀璨的群星。他真应该常回家看看。双亲现在年纪大了，他真应该抽出些时间。如果他从俄罗斯回来，他会抽出时间的。

“别担心，妈，我会很好的。”

一阵停顿，似乎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爱你，妈。告诉爸，我爱你们。”

他搁下了电话。两个小时后，奈杰尔·欧文爵士在多塞特家中读到了那份信息。第二天上午，查兰和米奇开车把蒙克送回到阿伯丁机场，陪同他登上了飞往南方的航班。

他在伦敦住了五天，在蒙特卡姆与奈杰尔·欧文爵士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安静、隐蔽的旅馆，隐藏在石牌楼后面一条纳什式小街上。在那几天时间里，老间谍头子详细解释了蒙克要做的事情。最后，再没有其他事情了，只有道别。欧文塞给他一张纸条。

“万一那个高科技的通讯系统出故障了，有一个人可以把信息送出来。当然，这是最后一招。嗯，再见吧，杰森。我不会去希思罗了。我讨厌机场。我认为你会成功。是的，我真的认为你会成功。”

查兰和米奇开车把他送到希思罗机场，一直送到关卡处。然后都与他握手告别。

“祝你好运，老板。”他们说。

航程平安无事。没人知道，他与差不多一个月前飞到第四航站楼的杰森·蒙克完全不一样了。没人知道，他其实不是护照上的那个人。他通过了关卡。

五个小时后，他把手表向前拨了三个小时。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他向护照检查关卡走去。他的签证没有问题，显然是在华盛顿的俄罗斯使馆申请并获批的。他通过了。

在海关检查处，他填写了冗长的外汇申报单，把他携带的唯一手提箱放在了检查台上。海关关员看了它一眼，然后朝他的公文包做了个手势。

“打开。”他用英语说。

美国商人蒙克微笑着点点头照办了。关员翻看了他的证件，然后拿起了笔记本电脑。他赞许地看着，说：“很漂亮。”然后就把它放回去了。他很快在箱包上用粉笔做了一个记号，转向了下一个旅客。

蒙克提起箱包，穿过玻璃门，进入到了他曾经发誓永不返回的土地上。

第二部 

第十二章

都市大酒店依然是蒙克记忆中的样子，那是用灰色石料建成的一座庞大的立方体建筑物，面朝广场对面的莫斯科大剧院。

进入酒店大堂后，蒙克走向服务台，做了自我介绍，并递上了自己的美国护照。前台服务员检查了一下电脑屏幕，输入了几个数字和字母，屏幕上出现了确认的信息。他看了看护照，又看看蒙克，然后点点头，露出了职业性的微笑。

蒙克的房间正是他要求的那一间。四个星期前，奈杰尔爵士派遣的一位讲俄语的战士，已经到莫斯科来侦察过了，是他提议蒙克住这个房间的。该房间位于八楼的一个转角，能看到克里姆林宫，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沿着建筑物的阳台。

由于莫斯科与伦敦存在时差，他安顿下来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了。10月份的莫斯科黄昏，对于街上的行人来说已经很冷了，他们大都穿上了大衣。那天晚上，蒙克在酒店里吃过晚饭，早早上床安寝了。

第二天上午，在服务台值班的是一个新的接待员。

“我有个问题，”蒙克对他说，“我要去一趟美国使馆，让他们检查一下我的护照。这应该是小事一桩吧……”

“可是，先生，客人住店期间必须把护照留在我们这里。”服务员说。

蒙克靠上服务台，手里卷着一张一百美元的纸币。

“这个我是理解的，”他认真地说，“可我的问题是，离开莫斯科后，我还要去欧洲各地旅行，护照已经快到期了，我的使馆准备给我换新的。我只离开两三个小时……”

服务员很年轻，才结婚不久，快要有孩子了。他盘算着一百美元能在黑市换来多少卢布。他左右观察了一下。

“对不起，你等一下。”他说完就走到办公室与服务台之间的玻璃隔墙后面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蒙克的护照。

“通常，只是在办理退房时才归还护照，”他说，“你还要交回来的，在你离店时再给你。”

“哦，我说过了，使馆签证部门办完手续后，我会马上交回来的。你什么时候下班？”

“下午两点钟。”

“嗯，如果到时候我办不完，那就在下午喝茶时间交给你的同事。”

护照拿回来了，一百美元递过去了。现在，这两个人成了同谋。他们互相点点头，微笑着分手了。

回到房间后，蒙克在门把手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锁上了房门。在卫生间里，他从洗漱用具袋里面取出标签上写着洗眼水的染发剂，并放了一杯热水。

菲利普·彼得斯博士那头灰色卷发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杰森·蒙克的金发。胡须用刀片刮去了，学者曾经戴过的那副茶色眼镜被扔进了酒店大堂的垃圾桶。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的护照，是他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照片，盖有机场移民局的入境章，是根据欧文的战士早先去执行任务时的入境章复制的，但日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护照的封皮里面，有一份货币申报单的副本，也加盖了海关的假印章。

半晌午时，蒙克下楼到了大堂，他穿过有拱顶的中庭，通过服务台另一边的一扇门出去了。都市大酒店外面停了一长溜出租车，蒙克坐进了一辆，现在他说的是流利的俄语。

“奥林匹克五环。”他说。出租车司机知道那家酒店，他点点头发动了汽车。

整个奥林匹克的体育场馆设施，是为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修建的，位于市中心的北部，在花园环路的外面。主体育场依然高出了周围的其他建筑，在其阴影下，是德国人建造的五环酒店。蒙克在酒店的门廊里下车，付了车费，然后走进了大堂。出租车开走后，他离开了酒店，剩余的路他步行走过去。距离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体育场南边的整个区域，由于缺乏适当的维修保养，已经破败萧瑟。共产党执政时期建造的楼房，包括十几个使馆、办公楼和饭店，都覆盖着一层夏天的尘土，随着天气变冷，尘埃将会结成硬壳。碎纸片和泡沫塑料在街上随风飞舞。

在杜罗娃大街旁边，有一片用栏杆围起来的土地，里面的花园和建筑物风格不同，引人注目。围栏里面有三座主要的建筑物：一家接待外地旅客的招待所、一座在九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漂亮的学校，还有一个做礼拜的地方。

莫斯科这个主要的清真寺建造于1905年，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早十二年，显露出早期建筑物的典雅。在共产党执政的七十年里，它变得陈旧了，与基督教堂一样，它也遭到了无神论国家的迫害。共产党统治结束后，沙特阿拉伯慷慨解囊，实施了一个扩建和修复的五年计划。招待所和学校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项目。

清真寺的面积没有发生变化，是一栋小小的建筑物，刷着淡蓝色和白色的漆，还有小巧的窗户，入口处是一对古色古香的雕刻橡木门。蒙克脱下鞋子，放在门厅左边的鞋架上，然后走了进去。

与所有的清真寺一样，这里的内部完全是开放式的，没有椅子或凳子。地上铺的是豪华的地毯，也是沙特阿拉伯捐赠的，柱子支撑着环绕建筑物中层的一圈画廊。

根据信仰，不能有雕刻的形象或图画。墙上挂着一块块《古兰经》的语录。

该清真寺的服务对象是莫斯科穆斯林社区的居民，为他们提供精神需求。但不包括外交官，他们主要是去沙特使馆祈祷。但俄罗斯有几千万穆斯林信徒，在首都有两个公共清真寺。由于今天是星期五，只有几十个人来祈祷。

蒙克在靠近入口处的墙边找了个位置，盘腿坐下来，开始观察。这里大都是老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印古什人、奥塞梯人。他们都穿着西服，旧是旧了点，但很干净。

半小时后，蒙克前面跪着的一位老人站起来，转向了门口。他注意到了蒙克晒黑了的脸庞、满头的金发、没戴祈祷珠，脸上浮现出好奇的表情。他犹豫着，然后靠墙坐了下来。

他肯定有七十多岁了，西装翻领上挂着三枚在二战中获得的奖章。

“和平保佑你。”他低声说。

“和平保佑你。”蒙克回答。

“你是信伊斯兰教的？”老人问道。

“呃，不是的，我是来找朋友的。”

“哦，一个特定的朋友？”

“是的，很久以前的朋友。我们失去联系了。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他。或许这里有人知道他。”

老人点点头。

“我们是个小社区。有许多小社区。他是属于哪个社区的？”

“他是车臣人。”蒙克说。老人又点点头，然后僵硬地站起身来。

“等一下。”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在外面找来了一个人。他朝蒙克那边点点头，微笑着离开了。新来的人年轻点，但也没年轻多少。

“听说你在寻找我们的一个兄弟，”车臣人说，“要我帮忙吗？”

“有可能，”蒙克说，“我很感激。我和朋友是多年前相遇的。现在，我在你们这里访问，我很想再见见他。”

“他叫什么名字，朋友？”

“乌马尔·古纳耶夫。”

老人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我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

“哦，那我很失望，”蒙克说，“因为我给他带来了一件礼物。”

“你要在我们这里待多久？”

“我想再坐一会儿，欣赏一下你们这座漂亮的清真寺。”蒙克回答。

车臣人站了起来。

“我去问问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他说。

“谢谢你，”蒙克说，“我会耐心等待的。”

“耐心是一种美德。”

两个小时后，他们来了，共有三个人，都很年轻。他们悄悄地走过来，穿着袜子的脚踩在厚厚的波斯地毯上悄无声息。一个人留在门边，跪在地上，身体靠后，双手放在大腿上面，看上去像是在祷告。但蒙克知道，没人能从他身边经过。

另两个人走过来，分别在蒙克的两边坐了下来。他们的衣服里面也许有什么东西，但隐藏起来了。蒙克凝视着前方。提问开始后，声音都很轻，以免打扰在他们前面祈祷的人。

“你讲俄语？”

“是的。”

“你在打听我们的一个兄弟？”

“是的。”

“你是俄罗斯间谍？”

“我是美国人，我衣服里有护照。”

“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拿出来。”那人说。蒙克取出了自己的美国护照，让它落到了地毯上。另一个人探身向前，把它捡起来，扫视着里面的页面。然后他点点头，把护照递了回去。他越过蒙克，用车臣语说话了。美国人担心他也许在说，美国护照是很容易伪造的。但蒙克右边的那个人点了点头，继续提问。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的兄弟？”

“我们见过面，是在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他留下了一件东西，我答应只要有机会来莫斯科，我就把它带来还给他。”

“你把东西带来了吗？”

“在公文包里。”

“打开。”

蒙克弹开公文包上的金属搭扣，翻开了盖子。里面有一个扁平的纸板盒。

“你要我们把这个交给他？”

“是的。非常感谢。”

左边的那个人用车臣语说了几句。

“不，这不是炸弹，”蒙克用俄语说，“假如是炸弹，那么现在打开的话，我也会死的。所以，打开吧。”

那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人俯身向前打开了纸盒的盖子。他们凝视着盒子里的东西。

“就这个？”

“就这个。是他留下的。”

他左边的那个人合上盖子，把纸盒从公文包里拿了出来。然后他站了起来。

“等着。”他说。

门边的那个人看着他离开，但没有任何表示。蒙克和两位看守人又等了两个小时。午饭时间到来了，又过去了。蒙克饥肠辘辘，很想吃一个大汉堡。小窗户外面的光线渐渐变弱了，这时候信使回来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朝他的两位同伴点点头，把脑袋往门口一扬。

“来吧。”蹲在蒙克右边的车臣人说。三个人都站起来了。他们在门厅里找到自己的鞋子，穿了上去。两个侧翼的人还是走在两边，门边站岗的现在殿后。蒙克被护送到了通往杜罗娃街的院子，那里有一辆宝马汽车等在街沿石边。在上车之前，他们熟练地从后面对蒙克搜身。

蒙克坐到了后排的中间位置，两边是侧翼的那两个人。第三个人坐到司机旁边的前座上。宝马汽车离开了，朝着环城公路驶去。

蒙克已经猜到，这些人决不会在清真寺里施展暴力，玷污圣地，但在他们自己的车里就不是一回事了，他太了解他周围的这种人了，他们都是些极其危险的人物。

一英里之后，前面的那个人从杂物箱里拿出了一副大墨镜。他示意蒙克把它戴上。镜片已被完全涂黑，但戴墨镜要比蒙眼睛好受。黑暗中，蒙克结束了旅程。

在莫斯科市中心，有一条最好不要随便进入的小街。街上有一个小咖啡馆叫卡什丹，是俄语“栗子”的意思，在街上已经开设好几年了。

如果有游客漫不经心地走向咖啡馆的店门，他会遇到一个身体健壮的年轻人，并被告知最好是去其他地方喝咖啡。甚至俄罗斯民警也不想去靠近那个地方。

蒙克被扶下车，引进了门内，他的黑色眼镜摘下来了。在他进去的时候，里面的车臣语嗡嗡交谈声静下来了。几十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然后他被领到了吧台后面的一间密室。如果他没能从那个房间里出来，没人会看到。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墙上有一面镜子。附近的厨房里飘来了大蒜、香料和咖啡的气味。在三个看守人当中，曾经坐在清真寺门口的那个是领导，现在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坐吧，”他说，“咖啡？”

“谢谢你。黑咖啡。加糖。”

咖啡端上来了，味道很不错。蒙克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尽量不去看镜子，他深信那是一面单向的镜子，他正被后面的人审视着。在他喝完咖啡放下空杯子时，一扇门打开了，乌马尔·古纳耶夫进来了。

他变了。衬衣的领子不再翻到西装外面了，西装也不是那种便宜货了，而是意大利的名牌。领带是真丝做的，很可能是在伦敦杰明街或纽约第五大街买的。

十二年来，这个车臣人已经变得成熟了，作为四十岁的人，他黝黑英俊，风度十足。他带着一种平静的微笑，向蒙克点了好几次头，然后坐下来，把那个纸盒放在了桌子上。

“我收到了你的礼物。”他说。他揭开盖子，取出里面的东西，对着亮光拿起那把也门的刀具，用指尖试了一下锋口。

“是这个？”

“他们的其中一人，把它留在了地坪石上面，”蒙克说，“我认为，你可以把它用作开信刀。”

这一次，古纳耶夫真的是开心地微笑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蒙克告诉他，在阿曼的英国人收集了抵达也门的苏联人大头照。

“此后，你又听说过什么？”

“许多事情。”

“好的还是坏的？”

“有趣的。”

“告诉我。”

“我听说，在克格勃第一总局服役了十年之后，古纳耶夫上尉终于对种族间的玩笑厌倦了，而且也没有希望得到提升。我听说，他离开克格勃去从事其他工作了。也是隐蔽的，但是不一样。”

古纳耶夫哈哈大笑。这时候，三个看守人似乎放松了。主人已经为他们定了调子。

“隐蔽的，但是不一样。嗯，没错。然后呢？”

“然后我听说，乌马尔·古纳耶夫在他的新生活中，成了乌拉尔以西车臣人黑社会无可争辩的霸主。”

“很有可能。还有其他吗？”

“我还听说，这位古纳耶夫是一个传统的人，虽然年纪倒是不大。他依然坚守车臣人的传统标准。”

“你听说得还真不少呢，美国朋友。那么，车臣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我听说，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车臣人依然遵守他们的信誉规矩。他们偿还欠债，好的和坏的。”

蒙克后面的三个人紧张了。这个美国人是否在愚弄他们？他们观察着他们的领导。最后，古纳耶夫点头了。

“你听说的都是实话。要我帮你什么呢？”

“隐蔽。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

“莫斯科有许多旅馆。”

“不是很安全。”

“有人想杀你吗？”

“现在还没有，但很快就会有的。”

“谁？”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

古纳耶夫轻蔑地耸耸肩。

“你认识他？”蒙克问道。

“我听说过他。”

“你知道他什么？你喜欢他？”

古纳耶夫又耸耸肩。

“他干他的，我干我的。”

“在美国，”蒙克说，“如果你想躲起来，我就可以安排你躲起来。但这里不是我的地盘，不是我的国家。你能安排我在莫斯科躲藏起来吗？”

“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蒙克大笑起来。

“我喜欢暂时的。”

“这个，我当然可以安排。这就是你的要求吗？”

“我的要求是能够活着，是的。我当然愿意活着。”

古纳耶夫站起身来对他的三名同伙说话了。

“这个人救过我的命，现在他是我的客人。谁都不许去碰他：他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一分子。”

三个同伙围上来，纷纷与蒙克握手，微笑着报出了他们的名字。阿斯兰、马戈茂德、谢里夫。

“针对你的追猎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古纳耶夫问道。

“没有，我想还没有。”

“那你肯定饿了吧。这里饭菜不好吃。去我办公室。”

与所有的黑手党头目一样，这位车臣宗族的领袖也扮演着两个角色。公开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拥有二十家生意兴隆的公司。这方面，古纳耶夫选择的专业领域是房地产。

早年，在共产党垮台、国有资产可以公开出售的时候，那些官僚把地皮买卖作为他们自己的礼物，喜欢给谁就给谁。古纳耶夫通过收买官员这一简单的权宜之计，买下了莫斯科各处主要的开发地皮。

古纳耶夫把这些地皮开发项目转到自己的名下，然后利用俄罗斯企业界大亨与西方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的高潮，从中谋利。在美国人和西欧人要建造写字楼和摩天大楼时，古纳耶夫就为他们提供建筑用地，还提供了建筑工人并保证不会罢工。由此他获得了这些合资项目的股份，以及利润和办公楼的租金。

这个车臣人用同样的手法，接管了莫斯科的六家高级酒店，其业务拓展到钢铁、水泥、木材、砖瓦和玻璃。如果有人想建造或改建一栋大楼，他就必须去与乌马尔·古纳耶夫拥有或控股的子公司打交道。

这就是车臣黑手党公开的一面。其比较隐蔽的一面，是与莫斯科所有的黑社会组织相同的，即在各地从事黑市交易和倒卖活动。

俄罗斯的国有资产，例如黄金、钻石、天然气和石油，按官方汇率，甚至以最低价格用卢布在当地买进。“卖方”是官僚，都可以用金钱把他们买通。出口国外时，这些资产是以美元、英镑或德国马克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卖出。

售价的一小部分用于再进口，以非官方的汇率兑换成巨额卢布，用以购买下一批货物，或者支付必要的行贿费用。余款，即国外销售的百分之八十那部分，就是利润。

起初，一些政府官员和银行家不了解套路，因此有些人拒绝合作。他们得到的第一次警告是口头的，第二次就要涉及整形外科手术，而第三次则是永久性的了。在前面的官员摆脱了人世的烦恼之后，后面的接班人通常就能遵守游戏规则了。

到九十年代末期，针对官员和合法企业家的暴力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到那个时候，私人武装也发展起来了，这意味着在必要时，黑手党的头领必须具备能够与其对手抗衡的能力。在所有讲究暴力的团体中，车臣人是最可怕的，他们发怒时，没人能与他们的速度和残忍相匹敌。

从1994年冬末开始，一个新的因素加入了这个平衡。那年的圣诞节前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令人难以置信地发动了愚蠢的车臣战争，想把搞分离、闹独立的车臣总统杜达耶夫赶下台。如果战争是一次快速的外科手术式行动，那么它也许能起到作用。结果，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军队遭到了游击队的重创。车臣人进入高加索山区，用轻武器展开了顽强的反击战。

在莫斯科，车臣黑手党对俄罗斯政府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遵纪守法的车臣人，本来日子就已经过得很艰难了。当每个人都来反对他们的时候，车臣人成为俄罗斯首都一支紧密团结、衷心耿耿的宗族力量，远比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或本地的俄罗斯黑社会组织更难攻破。在车臣人社团内，黑社会组织头目既是英雄，也是抵抗领袖。在1999年深秋，前克格勃上尉乌马尔·古纳耶夫就是这样的角色。

然而，作为商人的古纳耶夫依然可以到处自由走动，过着亿万富翁的生活。他的办公室，实际上是他的一家酒店的整个顶层楼面，这家酒店是与美国人合作开设的一个连锁店，位于赫尔辛基车站附近。

去酒店的这段路程，坐的是乌马尔·古纳耶夫的豪华奔驰防弹车。他有自己的司机和保镖，从咖啡馆出来的那三个人坐进了后面的宝马汽车。两辆汽车都驶入了酒店的地下车库，从宝马汽车下来的那三个人把地下室搜索了一遍之后，古纳耶夫和蒙克走向一部高速电梯，上到了顶层十楼。然后那部电梯的电源就被切断了。

十楼大堂内有更多的警卫员，但他们两人走进了车臣领导人私密、安静的公寓里面。古纳耶夫一声令下，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端来了食品和饮料。

“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蒙克说，“我希望你会发觉它很有趣，甚至具有教育意义。”

他打开公文包，激活两个控制按钮，揭开了里面的夹层。古纳耶夫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个公文包及其潜在的功能使他颇为赞赏。

蒙克先把论证报告的俄语译文递了过去，共有三十三页，装订在灰色的图画纸封面里。古纳耶夫惊奇地扬起了眉毛。

“一定要我看？”

“这是值得看的，请耐心看。”

古纳耶夫叹了一口气，开始阅读。他看得越来越投入，忘了喝咖啡，注意力集中到了文本的字里行间。他又看了二十分钟。最后，他把报告放回到他们之间的桌子上。

“嗯，这个宣言不是闹着玩的，是真家伙。那又怎么样呢？”

“这是你们下一任总统的讲话，”蒙克说，“这是他当选后要做的事情。而且他很快就要当选了。”

他把黑色封皮的宣言递到了桌子对面。

“又是三十页？”

“实际上有四十页。但更为有趣。请看一下。”

古纳耶夫很快浏览了前面的十页，看完了实施一党制国家、重启核武器库、重新征服已经独立的共和国，以及建立新的古拉格，即劳改营的计划。然后他的眼睛眯缝起来，放慢了阅读速度。

蒙克知道他已经看到哪里了。他可以想象，当初自己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面对人心果湾波光粼粼的海水，第一次读到那些救世主般言论时的情景。

“在俄罗斯大地上，最后和彻底清除地球上的每一个车臣人……摧毁那些耗子般的人，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把该部落的家园缩小成一个野山羊的牧地……不留下一砖一石……永远……周围的奥塞梯人、达吉斯坦人和印古什人将目睹这一进程，及时学会对他们的俄罗斯新主人表示适当的敬畏……”

古纳耶夫全部看完了，他放下了宣言。

“这个以前就尝试过了，”他说，“沙皇尝试过了，斯大林尝试过了，叶利钦也尝试过了。”

“他们用的是刀剑、冲锋枪和火箭。那么伽马射线、炭疽病和神经毒气呢？杀戮的武器已经现代化了。”

古纳耶夫站起来，脱下西装挂在了椅背上。他走到宽大的落地窗前，去观看外面的莫斯科景色。

“你想清除他？把他干掉？”他问道。

“不。”

“为什么不？这是可以办到的。”

“这不起作用。”

“通常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蒙克作了解释。这个国家已经处于混乱之中了，这样会被推入深渊，很可能导致内战。或者会有另一个科马罗夫冒出来，也许他自己的得力助手格里辛会趁乱夺取权力。

“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蒙克说，“善于思考和演讲的人，与善于行动的人。杀死一个，另一个会接管。毁灭你们人民的行动会继续下去。”

古纳耶夫从窗口边转过身，走了回来。他站到蒙克面前，表情颇为紧张。

“你想让我做什么，美国人？你一个陌生人来到了这里，但你救过我的命。因此，我欠你人情。然后你让我看这个肮脏的东西。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认为没关系，那就没关系。你拥有许多，乌马尔·古纳耶夫。你有大量的财富、巨大的权力，甚至还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可以走开，让即将发生的事情去发生。”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因为曾经有过一个小男孩。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他在北高加索的一个穷山村里长大了，他的家庭、朋友和邻居共同出资努力送他上了大学，此后他进入莫斯科成为一位伟大的人物。问题是：男孩是否已经变成了只为财富所驱动的机器人？他是否依然记得他自己的人民？”

“你说吧。”

“不。这要由你来做出选择。”

“那么你的选择呢，美国人？”

“相当简单。我离开这里，坐上出租车去谢列梅捷沃机场，飞回美国的家中。那里温暖、舒服、安全。我可以告诉人们，别去操心了，没什么关系，那里的人都不再关心了，他们都是财迷心窍。让黑夜降临吧。”

车臣人坐了下来，眼前仿佛出现了过去久远的事情。最后他说：“你认为你能够阻止他？”

“有这样的可能。”

“然后呢？”

蒙克解释了奈杰尔·欧文爵士及其赞助人设想的方案。

“你疯了。”古纳耶夫平静地说。

“有可能。但你会有什么命运呢？科马罗夫和他野兽般的指挥官执行的大屠杀，混乱和内战，或者其他。”

“如果我帮你，那你需要什么？”

“需要隐藏，但仍在一般人的视线里。能够活动，但不会被人认出来。能够见到我来这里想见的人。”

“你认为，科马罗夫会知道你在这里吗？”

“很快就会知道的。这个城市里有一百万个通风报信的人。这你是知道的。你自己就有许多。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收买的。科马罗夫不是傻瓜。”

“他可以收买所有的国家机关。这点我都做不到。”

“在宣言中，科马罗夫已经向其同伙和金融资助人、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和全世界做出了承诺。不久，他们就会控制整个国家。你会怎么样呢？”

“好吧。我可以把你隐藏起来。虽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在我们的社区内，没有我的命令，没人会找到你。但你不能住在这里。这里太显眼了。我有许多安全房子。你可以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

“安全房是好的，”蒙克说，“可以在里面睡觉。但如果想四处走动，我就需要证件，伪造得很完美的证件。”

古纳耶夫摇摇头。

“我们这里不伪造证件。我们购买真正的证件。”

“我忘记了。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

“你还需要些什么？”

“目前，我就需要这些。”

蒙克写了一张清单，然后递了过去。古纳耶夫去看这份单子。都没有问题。他的目光落在了最后一条上。

“你要那个干什么？”

蒙克作了解释。

“你是知道的，我拥有都市大酒店的一半股权。”古纳耶夫叹了一口气。

“那我就要试一试，就用另外的一半。”

车臣人没有理解这个玩笑的意思。

“格里辛什么时候会发现你在这个城市里？”

“这要看情况。大概两三天。在开始四处走动后，我肯定会留下一些痕迹。人们会谈论的。”

“好吧。我给你四个人。他们会保护你，带你去四处走动。负责人你已经见到过了，就是坐在宝马汽车前排的人，叫马戈茂德。他很能干。需要什么东西，随时可以把清单交给他，他会负责提供的。我依然认为你很疯狂。”

半夜时，蒙克回到了他在都市大酒店的房间里。在走廊尽头靠电梯那边有个宽敞的地方，放了四把皮椅子。其中两把坐着两个人。他们在默默地看报纸，整晚都会那样。下半夜两三点钟，两个手提箱送进了蒙克的房间。

大多数莫斯科人和所有的外国人都会认为，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肯定是居住在豪华的公寓套房里，位于中世纪的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中心，周围是白色的雉堞状的墙壁，还有复杂的大寺院和大教堂。

这当然是人们的一种印象，而且是一种精心养成的印象。在那座修道院的其中一个大办公楼里，在忠心耿耿的哥萨克士兵的保卫下，确实有大主教的办公场所，那里是莫斯科和全俄的教区中心，但大主教本人其实并不是住在那里。

他住在一套很普通的排屋里，位于基斯蒂佩鲁洛克五号，意思是“清洁巷”，是中心城区旁边一条狭窄的小街。

在这里照顾他的，有一位教士，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贴身仆人兼管家，两名男仆以及负责做饭和清洁卫生的三名修女。还有一名司机和两名哥萨克卫兵。与梵蒂冈的宏伟或希腊东正教大主教的华丽宫殿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1999年冬天，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持人依然是阿列克谢二世，是十年前共产党垮台之前当选的。现年五十出头的他，接手的是一个内部众叛亲离、外部迫害腐败的教会领导职务。

早年，厌恶教会教士的列宁明白，在争取广大俄罗斯农民的民心方面，教会是共产主义唯一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决心摧毁教会。经过系统性的野蛮和腐化打击，他和他的接班人差不多就可以成功了。

即使列宁和斯大林，也都对灭绝教士和教会的做法犹豫不决，唯恐会激起对抗性的反应，甚至连内务人民委员会【17】也无法控制。因此，在焚烧教堂、偷走教堂财产、绞死神父的第一次大屠杀后，政治局转而寻求诋毁名声的方法去摧毁教会。

措施是多种多样的。神学院是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后来的克格勃所控制的。有抱负的高智商学者不准进神学院学习，只有来自苏联边远地区，即西部的摩尔达维亚和东部的西伯利亚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才能入学。神学院的教育水平一直很低，教士的质量下降。

大多数教堂干脆关门或任其衰败。少数几个仍在运行，其赞助人主要是穷人和老人，即不会带来任何威胁的人。主持的神父们被要求定期向克格勃汇报，充当自己教区居民的告密者。

如果一个年轻人要求神父为其主持洗礼仪式，神父就会把情况报告给克格勃。这个年轻人将因此而失去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他的双亲很可能会被驱逐出他们居住的公寓。事实上，没有不向克格勃报告的事情。几乎所有的神职人员，即使没有参与什么，也会受到普遍的怀疑。

共产党人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一根可怕的大棒和一个有毒的胡萝卜。

教会的卫士指出，面对遭彻底根除的前景，只要能使教会存活下来，受点羞辱算不了什么。

因此，这位温和、腼腆、即将退休的阿列克谢二世，继承的是一个与无神论的政府相勾结的主教团体，以及一帮已经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誉的教士。

也有例外的，有些在教区以外巡回传教的神父逃脱了搜捕，未能逃脱的则被送进了劳改营。有些苦行僧留在修道院里，以自我否认和祈祷的形式追求信仰，但这些人很少与人民群众见面。

共产党统治的垮台给教会带来了一次重大的复兴机会，是教会的一次复活，福音回到了传统上深信宗教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中间。

然而，在宗教复兴的过程中，那些新的教堂最为卖力，教士们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四处奔波，去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传教。五旬节派教会的教徒人数倍增，美国传教士蜂拥而来，带来了他们的洗礼、摩门教和第7日复临教会。俄罗斯东正教领导层的反应，是乞求政府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俄罗斯。

辩护者争论说，对东正教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低层也是一塌糊涂。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神父质量很差，他们用古文讲解经文，布道时迂腐气、说教气十足，没有经过通俗大众演讲的训练。他们的布道对象是固有的听众，人数少，年纪大。

东正教错过了大量的机会，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已被证明是一个假神，而且民主和资本主义未能提供肉身，更不用说灵魂了，所以整个国家盛行追求享受的风气。问题基本上没有得到解答。东正教没有派出其最好的年轻神父出去传播信仰、游说民众皈依东正教，而是坐在主教管区、修道院和神学院里等候民众。但来者很少。

如果说共产党垮台后，东正教迫切需要一个充满激情和灵感的领袖人物，那么这位温和的学者阿列克谢二世是满足不了这个要求的。他的当选是各个教区内派系斗争的妥协结果：阿列克谢，诚如那些不够格的高僧所指望的那样，是一个不会兴风作浪的人。

然而他接受了一个包袱，而其本人又缺乏领袖的能力，但阿列克谢二世内心还是有勇气进行改革的。他干了三件大事。

他的第一项改革，是把俄罗斯划分成一百个主教管区，每个管区要比原先的小很多。这使他能够从最优秀最积极的神父中，创建一支新的年轻的主教队伍，与现在已经消亡了的克格勃没什么干系。然后，他走访每一个教区，在民众中露面的次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大主教。

第二是平息了圣彼得堡主教区约安大主教的反闪米特人【18】暴力行动，并表明态度说，任何主教如果对善男信女宣讲要把人类的仇恨置于上帝的仁爱之上，那么他是应该离职的。约安于1995年去世，私下里依然记恨犹太人和阿列克谢二世。

最后，阿列克谢不顾许多人的反对，表达了自己对格雷戈尔·卢萨科夫神父的支持。这位有着超凡能力的年轻神父，一贯拒不接受他自己的教区，也拒绝遵守他在巡回宣讲的各教区的纪律。

许多大主教的意见是谴责这个自行其是的教士，禁止他去布道宣讲，但阿列克谢二世拒绝这么做，而是顶住风头肯定了他的做法。于是格雷戈尔·卢萨科夫神父四处游走，充满热情地演讲布道，取得了许多年轻人和不可知论者的支持，这是主教们没能做到的事情。

1999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临近午夜时，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大主教在祈祷时被打扰了。他获悉来自伦敦的一位使者正在街门口要求召见。

大主教穿着普通的灰色袈裟。他站起来，穿过他那间私人小教堂，从秘书的手里接过了介绍信。

写公文的信纸上，印有总部设在肯辛顿的伦敦教区抬头，他认出了他朋友安东尼大主教的签名。但他皱起了眉头，对他的同事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与他联系感到纳闷。

信函是俄语写的，这种语言是安东尼大主教能说会写的。他请他的宗教兄弟紧急接见一名使者，因为那人带来了有关教会的消息，是非常机密和令人不安的消息。

阿列克谢大主教把信件折叠起来，他的目光转向了秘书。

“他在哪里？”

“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圣座。他是坐出租车来的。”

“他是教士吗？”

“是的，圣座。”

大主教叹了一口气。

“让他进来吧。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在书房里见他，十分钟以后。”

值夜班的哥萨克卫兵接到秘书轻声发出的命令，重新打开了街门。他看了一眼城市中心出租汽车公司的灰色出租车，以及汽车旁一位穿黑色衣服的教士。

“圣座现在见你，神父。”他说。教士付了车费。

到了室内，他被带进了一个小房间里等候。过了一会儿，一位胖胖的神父进来低声说：“请跟我来。”

客人被带进了一间显然是学者的书房里。除了白色石膏墙的角落里有一尊鲁布寥夫的圣像外，房间里全是一排排放满了古籍的书架，在书桌上一盏台灯的映照下闪闪发亮。书桌的后面坐着阿列克谢大主教，他做了个手势，示意客人坐到椅子上。

“马克西姆神父，请给我们拿些点心和饮料。咖啡？好的，两份咖啡和一些饼干。早上你去领圣餐吗，神父？是的？那么午夜前就吃些饼干吧。”

胖胖的仆人兼管家退下去了。

“孩子，我在伦敦的朋友安东尼好吗？”

客人的黑色袈裟看不出是假的，他头上戴着的高筒大礼帽也一样，现在他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了金黄色的头发。唯一奇怪的事情是他没留胡子。东正教大多数教士都留有胡子，但英国的就不一定了。

“恐怕我说不上来，圣座，因为我没有见到他。”

阿列克谢不解地看着蒙克。他朝面前的介绍信做了个手势。

“这个呢？我不明白。”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圣座，首先我要坦白，我不是东正教教士。这封信也不是来自安东尼大主教，但信纸是真实的，签名是巧妙仿冒的。这个小花招的目的，是因为我必须见您，私下里见您本人，而且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

大主教的眼睛闪动了几下，他警觉了。这个人是疯子？是刺客？下面有一名带枪的哥萨克卫兵，但能把他及时召唤过来吗？他依然不动声色。他的男管家马上就会回来的。也许那个时候可以逃离。

“请你解释一下。”他说。

“阁下，首先我是美国人，不是俄罗斯人。第二，我来自西方一个隐蔽而强大的团体，他们愿意帮助俄罗斯和教会，对两者都不会去加害。第三，我只是带来了我的资助人深信对你们很重要、但又会使你们烦恼的消息。最后，我是来寻求您的帮助，不是来杀您的。您旁边就有电话。您可以把人召来。我不会阻止您。但在您责怪我之前，我恳求您先看看我带来的东西。”

阿列克谢皱起了眉头。看来这个人显然不是疯子，不然他早就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杀了。傻瓜马克西姆怎么还没把咖啡端过来？

“很好。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蒙克把手伸进袈裟里面，取出两个薄薄的文件夹，放到了书桌上。大主教去看封面，一个是灰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

“里面是什么？”

“先看灰色的。那是一份论证报告，证明黑色文件不是伪造、不是玩笑、不是欺骗、不是诡计。”

“那黑色文件呢？”

“它是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马罗夫的秘密宣言，他似乎不久就要成为俄罗斯总统了。”

响起了一声敲门。马克西姆神父端着一只盘子进来了，盘子里有咖啡、杯子和饼干。这时候，壁炉架上的时钟正好敲响起了十二点的钟声。

“太晚了，”大主教叹了一口气，“马克西姆，你让我吃不成饼干了。”

“我非常抱歉，圣座。这咖啡……我得现磨……我……”

“我只是开玩笑而已，马克西姆。”他看了眼蒙克。这人长得既结实又强壮。如果他想行凶，很可能会把他们两人都杀掉。“去睡觉吧，马克西姆。愿上帝让你睡个好觉。”

男管家拖着脚步走向门口。

“那么，”大主教说，“科马罗夫先生的宣言都说了些什么？”

马克西姆神父把身后的门关上了，希望没有人注意到在听到科马罗夫的名字时他表现出来的吃惊的样子。他朝走廊两头观察了一下。秘书已经回去睡觉了，几小时之内，修女们是不会来的，哥萨克卫兵在楼下值班。他跪在门口，把耳朵贴在了钥匙孔上。

阿列克谢二世按要求先看了论证报告。蒙克喝着咖啡。最后，大主教看完了。

“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那位老人？”

“是的。”

“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您看了报告，他已经死了。无疑是被谋杀的。库兹明教授的报告坚持谋杀的说法。”

“可怜的家伙。我为他祈祷。”

“我们能猜测的是，他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些使他感到不舒服的内容，所以他甘愿冒险，要把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内心意图揭露出来，以致最后丢了性命。圣座，现在请您看看这份《黑色宣言》好吗？”

一个小时后，莫斯科和全俄大主教把身体靠在椅背上，眼睛凝视着蒙克的头顶上方。

“他不会是这个意思，”最后他说，“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是邪恶的。这里是俄罗斯，即将开始基督的第三个新千年。我们不会有这些事情。”

“作为上帝的人，您应该相信邪恶的力量，圣座。”

“当然。”

“有时候，这些邪恶的力量会以人的面目出现吧？希特勒、斯大林……”

“你是基督徒吗，你是……”

“我叫蒙克。我是基督徒，一个不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不都是一样的吗？都还有差距。那么你知道基督教对邪恶的看法。你就不需要问了。”

“圣座，除了涉及犹太人、车臣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内容之外，这些计划将把您的神圣教会打回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要么充当一个听话的工具和帮凶，要么成为这个法西斯国家的又一个牺牲品，就像共产党的无神论时代那样。”

“如果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人们不会为一份伪造的文件去追猎和杀人。获悉秘书阿科波夫书桌上的文件丢失后，格里辛上校的反应太快了。如果是伪造的，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在几个小时内，他们意识到丢了一件无价之宝。”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蒙克先生？”

“我要答案。全俄的东正教会是否反对这个人？”

“我要祈祷。我要寻求神灵的指导……”

“假如您不是大主教，而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普通人，一个俄罗斯人，假如答案是别无选择，那您怎么办？”

“那我就别无选择。但怎么去反对他呢？1月份总统选举的结果，似乎是没有悬念了。”

蒙克站起身来，把两份文件收起来放进了袈裟里面。他伸手去拿帽子。

“圣座，不久还会有一个人过来，也是西方来的。这是他的名字。请接见他。他会提议怎么去做。”

他把一张小小的硬纸卡片递了过去。

“你要车吗？”阿列克谢问道。

“谢谢，不要了。我步行回去。”

“愿上帝与你同行。”

蒙克离去了，留下大主教僵硬地站在鲁布寥夫的圣像旁边，心烦意乱。走到门口时，蒙克似乎听到外面的地毯上有沙沙的脚步声，但他打开门后，走廊里空荡荡的。他在楼下遇到了哥萨克警卫，把他带了出去。街上寒风刺骨。他紧紧地戴上教士的桶帽，迎着寒风朝都市大酒店走回去了。

黎明前，一个胖乎乎的身影溜出大主教的住宅，匆匆穿过几条街道，进入了罗西亚酒店的大堂。虽然他的深色大衣里面有一部手机，但他知道使用公共电话亭的线路要安全得多。

在基赛尔尼大街的别墅里，接听电话的是一名值夜班的卫兵，他答应带个口信。

“告诉格里辛上校，我是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明白了吗？是的，克利莫夫斯基。告诉他，我是大主教私宅的工作人员。事情很急，我必须向上校报告。上午十点钟，我再打这个电话。”

在约定的时间，他拨通了电话。线路另一头的声音显得安静，但很威严。

“是的，神父，我是格里辛上校。”

在电话亭里，神父用汗津津的手握着话筒，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

“听着，上校，你是不认识我的。可我热情支持科马罗夫先生。昨天夜晚，有个人来见大主教。他带来了文件。他把其中一份称为《黑色宣言》……喂，喂，你在听吗？”

“亲爱的克利莫夫斯基神父，我认为我们应该见个面。”对方说。

第十三章

莫斯科老广场东南端的尽头，是斯拉维扬斯基广场，那里有一座小巧、古老而漂亮的教堂。位于库里斯基的这座全圣教堂，最初是十三世纪用木料建成的，当时的俄罗斯国首都只有克里姆林宫和周边的几英亩土地。遭焚毁后，该教堂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又用石料重新修建起来了，一直使用到1918年。

当时的莫斯科，依然以教堂之都而闻名，因为市内有四百多座教堂。共产党关闭了百分之九十，并摧毁了四分之三的教堂。在被抛弃但依然完整无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堂中，库里斯基的全圣教堂是其中之一。

1991年共产党下台后，经过能工巧匠为期四年的精心修理，这座小小的教堂又重新开始作为一处祈祷的地方了。在打过电话的第二天，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来到了这里。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身穿标准的黑色长袈裟，头戴东正教教士的高筒帽，这样的人在教堂内外有好几个。他拿上一支许愿的蜡烛，点燃后走到入口处右边的墙壁，站在那里凝视着修缮后的圣像，似乎在祈祷和沉思。

教堂中央金碧辉煌，住持的神父站在祭坛后面，对着一小群善男信女在吟诵祷文，人们在附和作答。但在一系列拱顶后面的右边墙壁，没有其他人，只有这位孤独的教士。

马克西姆神父紧张地看了一下手表。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他不知道他已被对面小广场停着的一辆汽车发现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进入教堂后，有三个人从汽车上下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已经检查了他是否被跟踪，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

他听到身后有鞋子踏在地坪石上的轻微刮擦声，感觉有人走到他身边来了。

“克利莫夫斯基神父？”

“是的。”

“我是格里辛上校，我相信你有事情要告诉我。”

教士往旁边看过去。那人比他的个头高，身材苗条，穿了一件深色的冬大衣。那个人转过身来，俯视着马克西姆神父。与他眼神相碰，神父害怕了。他希望自己没做错事，将来不会后悔。他点点头，咽了一下口水。

“先告诉我为什么，神父。为什么要打电话？”

“你肯定理解，上校，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定地崇拜科马罗夫先生。他的政策、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全都是令人赞赏的。”

“谢谢。那么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个人来见大主教。我是大主教的男仆和管家。那人打扮得像教会的教士，但他金发碧眼，而且没留胡子。他的俄语很完美，但他有可能是外国人。”

“他有预约吗，这个外国人？”

“没有。所以很奇怪。他是不速之客，半夜里来的。我已经上床了。我被叫起来去准备咖啡。”

“那么说，陌生人最后还是受到接见了？”

“是的，这也很奇特。他一副西方人的样子，他到来的时间……秘书本应该告诉他正式预约一个时间。没人会在半夜三更贸然来见大主教。但他好像有介绍信。”

“所以你给他们送去了咖啡。”

“是的，离开的时候，我听见圣座问：‘科马罗夫的宣言都说了些什么？’”

“所以你就来了兴趣？”

“是啊。于是关上门后，我就从钥匙孔倾听。”

“很聪明。他们说了些什么？”

“没说多少。很长时间没有声音。我从钥匙孔往里看，看到圣座正在翻阅什么东西。他看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呢？”

“大主教似乎非常不安，我听到他说了些什么，还使用了‘邪恶’这个词语。接着他说：‘我们不会有这种事情。’陌生人在低声说话，我听不清楚。但我听到了‘黑色宣言’这个短语。是陌生人说的。就在圣座花一个小时阅读之前……”

“还有其他情况吗？”

这个人，格里辛心里想，说话傻乎乎的，而且神经紧张、满头大汗，不是因为教堂里太暖和。但他报告的事情则是切切实实可信的，即使神父本人并不知道这事的意义。

“还有个情况。我听到了‘伪造’这个词语，然后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的，陌生人说了些关于你的反应太快了这样的话。然后他们说到了一个老头，大主教说要为他祈祷。他们几次提到‘邪恶’这个词语。后来陌生人起身准备离去。我只得赶紧离开走廊，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离去。我听到街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这些。”

“你没看到汽车？”

“没有。我从楼上的窗户去窥视，但他是步行离开的。第二天，我看到圣座从来没有那么心烦意乱。他脸色苍白，在小教堂里面待了几个小时。所以我就溜出来打电话给你。我希望没做错事情。”

“朋友，你做得完全正确。现在，有反对爱国的势力在活动，到处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一位即将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伟大的政治家。你是爱国的俄罗斯人吧，克利莫夫斯基神父？”

“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净化科马罗夫先生所谴责的糟粕。那些外来的糟粕。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科马罗夫先生。”

“好极了，神父。相信我，你就是俄罗斯母亲盼望的人。我认为你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有一件事，这个陌生人……你是不是知道他从哪里来？”

蜡烛快烧完了。另两个做礼拜的人现在站在了距离他们左边几码远的地方，凝视着圣像在祈祷。

“不知道。他是步行离开的，但哥萨克卫兵后来告诉我，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是城市中心的出租车，那种灰色的。”

一个神父半夜三更去清洁巷。应该是有记录的。还有上车的地点。格里辛上校一把抓住身边这个穿袈裟神父的上臂，感觉到指甲陷进了松软的皮肉里，感觉到对方吃了一惊。他把克利莫夫斯基神父转过来，面对着他。

“听着，神父。你干得很好，很快就会得到奖励的。但还有事情要做，你明白吗？”

克利莫夫斯基神父点点头。

“我要你把房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谁来了、谁走了。特别是高级的主教或陌生人。发现情况后，就打电话给我。只说是‘马克西姆来电话’就行了，然后定一个时间。就这样。会面的地点就在这里，按照定下的时间。如果我需要你，我会让人送一封信过来。只是一张写着时间的卡片。要是你在那个时间抽不出身，会引起怀疑，就打电话另定时间。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上校。我会尽力为你去做的。”

“你当然会的。我可以肯定将来某一天，这片土地上我们会有一位新的主教。你最好现在走吧。我再晚一步走。”

格里辛上校继续盯着他所蔑视的神像，回味着他获知的事情。《黑色宣言》已经返回俄罗斯了，这个他是没有疑问的。穿袈裟的傻瓜是不会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但他的用词太准确了。

那么，在经过几个月的沉默之后，有人回来了，在悄悄地四处展示那份文件，但没有留下复印件。当然，是为了树敌，是为了影响事态的发展。

不管是什么人，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大主教。教会是没有权力的。格里辛得意地想起了斯大林的嘲笑：“教皇有几个师的兵力？”但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有可能造成麻烦。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人保留了他自己的宣言文本。这表明，他手头也许只有一两份文本。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去找到他并消灭他，不让这个陌生人和他的文件留下一片碎屑。

结果，这问题要比格里辛想象的容易得多。

至于这个新的告密者，他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多年来的反间谍工作实践已经让他学会了如何去衡量和评估通风报信的人。他知道这个教士是个懦夫，为了升官发财可以出卖自己的祖母。格里辛已经注意到当他提及要成为主教时，那人突然表现出来的渴望神色。

还有其他事情。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离开神像，从他布置在门内的那两个人中间穿行出去。他真的需要从青年战斗队里挑一个有魅力的人，去替代叛徒教士。

由四个戴黑色面罩的人发起的一场袭击行动，是快速高效的。袭击结束后，城市中心出租汽车公司的经理认为不值得向民警报告。在莫斯科普遍的无法无天状态下，即使最优秀的刑警也无法找到袭击者，而且他们也不会去认真调查。如果去报告，那么虽然东西没被偷走，人也没受到伤害，但还是要填写一大堆表格，并浪费几天的时间去陈述事情的经过，然后这案卷就被扔在办公室里任凭灰尘堆积。

蒙面歹徒闯进一楼调度室，关上门，拉下百叶窗，要求见经理。由于他们都带着手枪，员工不敢反抗，还以为是来要钱的。其实不然。当他们拿手枪对准经理的脑袋时，想要的只是三天前的夜班工作单。

领头的家伙审视着一大叠工作单，找到了一条他感兴趣的记录。虽然经理看不见那些表格单子，因为他面朝墙角跪在地上，但那是关于一次半夜里出车的记录。

“五十二号司机是什么人？”头目厉声问道。

“我不知道。”经理尖叫。他的脑袋被枪管敲了一下。“在员工档案里。”他尖叫着说。

歹徒让他取出员工花名册。五十二号司机是瓦西里，还有他在郊区的一个地址。

领头的警告他，如果他脑子闪过一丝要给瓦西里通风报信的念头，那么他很快就会从现在的居住地转移到棺材里面去，接着他把那张花名册撕下一大片，带上后离去了。

经理揉着脑袋，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想到了瓦西里。如果那傻瓜愚蠢到去欺骗这些人，那真是活该。显然，司机肯定是少找了某个顾客的钱，而且态度还很差，或者是非礼了他的女朋友。现在是1999年的莫斯科，他想，你要么没事，要么去招惹带枪的人。经理不想没事找事，他重新打开办公室的门窗，回去工作了。

门铃按响时，瓦西里正在吃一顿迟来的午饭，饭菜有香肠和黑面包。过了一会儿，他老婆面色苍白地回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人。那两人都戴着黑色的滑雪面罩，拿着枪。瓦西里张开嘴，一片香肠从嘴里掉了出来。

“我是穷人，我没有……”他开始说。

“住嘴。”其中一人说，另一人把浑身颤抖的女人推进了椅子里。瓦西里发现一张破纸片出现在他的鼻子底下。

“你是五十二号司机，城市中心出租汽车公司的？”那人问道。

“是的，但坦率地说，朋友……”

一只戴黑手套的手指，指向了工作单上的一行字。

“两天前，出车去了一趟清洁巷。就在午夜前，顾客是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

“别耍小聪明，朋友，不然我轰掉你的蛋蛋。想一想。”

瓦西里想了想，但没想起什么。

“一个教士。”那人提示说。

是的，有印象了。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清洁巷，一条小街。我还查了地图呢。在那里等了十分钟，然后他得到允许可以进去了。接着他付了车费，我就离开了。”

“描述一下。”

“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快五十岁了。一个教士，哦，他们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不，等等，他没留胡子。”

“是外国人吗？”

“应该不是。他的俄语说得很完美。”

“以前见过他吗？”

“从来没有。”

“此后呢？”

“也没有。我提出来要接他回去，但他说他不知道要待多久。听着，如果他出了什么事，那可是与我无关的。我只不过为他开了十分钟的车……”

“最后一件事情，他在哪里上的车？”

“当然是都市大酒店。我就是在那里载上他的。当时我上夜班，排队等候在都市大酒店外面。”

“他是从人行道上走过来的，还是从酒店的大门出来的？”

“从大门出来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车排在最前面，我站在车边。必须非常小心，不然的话，等了一个小时，哪个卑鄙的家伙会从后面插上来抢我生意。所以我一直注视着酒店的大门，等待着下一个客人。然后，他就出来了。黑色袈裟，高筒帽子。记得当时我还纳闷：教士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他前后看了看等候在门口的一排出租车，然后直接朝我走过来了。”

“一个人吗？有没有陪同的？”

“没有。孤身一人。”

“他说了名字吗？”

“没有，只是他要去的地址。用卢布现金付的车钱。”

“聊天了吗？”

“一个字都没有。只说了他要去的地方，然后就沉默了。到了那里后，他说：‘等着。’从门边回来后，他问：‘多少钱？’就这么个情况。听着，朋友们，我发誓我根本没碰他一根毫毛……”

“享受你的午饭吧。”盘问者说着朝那盆香肠点了点头。然后他们离开了。

格里辛不动声色地听取了汇报。这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人是十一点半从都市大酒店的门里出来的。他有可能就住在那里；有可能是去那里访客的；也可能是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到大堂后再出来的。但值得去核查一下。

格里辛在莫斯科民警总局大楼里有许多通风报信的线人。级别较高的有一位少将，是局领导。经常打交道的是档案处的一名高级警官。对于这项工作，前者级别太高，后者则局限于资料保管。第三个是刑侦处的德米特里·博罗金警官。

太阳快下山时，博罗金刑警来到了都市大酒店，要求见前台经理，他是一位奥地利人，已经在莫斯科工作了八年。博罗金晃了晃警官证。

“刑侦处？”前台经理关切地问道，“我们的客人没出什么事情吧？”

“据我所知是没有。只是例行公事，”博罗金说，“我要看看三天来的全部住宿客人名单。”

经理坐到办公室里，把信息输入了电脑。

“你要打印出来？”他问道。

“是的，我要纸面的名单。”

博罗金开始从头审核名单。按姓名来判断，六百个客人中只有十二个俄罗斯人。其他的人来自西欧的国家，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的。都市大酒店价格昂贵，接待对象主要是游客和商务人员。博罗金已接到过指令，要查找有“神父”头衔的客人。他没有找到。

“你们这里住有东正教教士吗？”他问道。经理吃了一惊。

“没有，据我所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以这样的身份来登记入住。”

博罗金浏览了所有的名字，但一无所获。

“我要把这份名单带走。”他最后说。经理高兴地看着他离去了。

格里辛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有时间亲自研究这份名单。刚过十点钟，别墅里的一名服务员把咖啡送进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位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脸色苍白、颤抖不已。

他胆怯地询问上校，是否有什么不舒服，但被恼怒地挥手赶走了。服务员走了之后，格里辛看着自己放在写字板上的双手，努力止住颤抖。他发怒是常有的事，现在看到这个情况，他差一点失去了控制。

美国学者菲利普·彼得斯博士的名字，出现在打印纸第三页的下半部分。

他知道这个名字，十年来他一直在提防着这个名字。十年前，他曾两次到以前的第二总局移民局查阅资料，因为每一个访问苏联的签证申请人，都由外交部把他们的表格复印件转给了移民局。他两次都发现了那个名字，都看到了签证申请表上的那张照片：茂密的灰色卷发，烟色玻璃的镜片后面隐藏着一双看似虚弱其实一点也不虚弱的眼睛。

在勒福托沃监狱的地牢里，他曾把那些照片扔到克鲁格洛夫和布利诺夫教授的鼻子底下，他们都确认，那就是与他们秘密会面的人，分别在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洗手间和弗拉基米尔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地下室里。

他不止两次发誓，如果长着那张面孔、使用那个假名的人胆敢再次踏上俄罗斯的领土，他将找他算账。

现在他回来了。十年过去了，他肯定以为他可以随便逃过惩罚，趾高气扬地回到阿纳托利·格里辛统治的地盘上来。

他站起身，走到文件柜前，去查找一份旧档案。找到后，他抽出了另一张照片，那是很久以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供的一张较小的照片的放大版。“修道士委员会”解散后，第一总局的一个熟人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这是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纪念品。但他像对待宝贝一样把它保存下来了。

那时的面孔要比现在更为年轻，但目光依然犀利。头发是黄色，乱蓬蓬的，没有灰色的胡子和烟色的眼镜。但那是同一张面孔，是杰森·蒙克年轻时的面孔。

格里辛打了两个电话，给对方留下的明确印象是，他不允许有任何耽搁。通过机场移民局的一个熟人，他想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抵达的、是从哪里来的、是否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在打给博罗金的电话中，他命令这位刑警回到都市大酒店，去调查清楚彼得斯博士是什么时候登记入住的、他是否已经离店，如果还没有，那么他住的是哪个房间。

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两个答案他都得到了。彼得斯博士是七天前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从伦敦抵达的，如果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么，他不是通过谢列梅捷沃机场走的。他从博罗金那里获悉，彼得斯博士是通过一家很有名气的伦敦旅行社，在他到达机场的当天为他预订的酒店，他还没有离开，他的房间号码是841。

博罗金报告说，只有一件事情颇为奇怪。彼得斯博士的护照哪里都找不到了。它应该是保存在服务台的，但已被拿走了。员工们都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格里辛倒不觉得奇怪。他知道一百美元能在莫斯科办成什么事情。入境的护照应该已经被毁。蒙克现在应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但在都市大酒店的六百个外国人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当他想离开时，他就走了，蒸发了，消失了，不会付账。酒店没有办法，只能无奈地注销这笔损失。

“最后两件事情，”他对仍在酒店里的博罗金说，“去搞一把万能钥匙，告诉经理，如果他胆敢对彼得斯博士透露一个字，那么他是不会被驱除出境的，他将在这里服苦役十年。给他编一个你认为说得通的故事。”

格里辛上校认为，黑色卫队不能去干这事。他们太引人注目了，弄不好会引起美国使馆的抗议。普通的歹徒可以去干这种事情并承担罪名。在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内部，有一个小组精通破门入室行动。

晚上，在给841房间打了几次电话，确信里面没人后，两个人用万能钥匙进入了这个房间。第三个人坐在大厅尽头的皮椅子上等候着，以防房间的客人回来。

他们对房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但没发现重要的东西。没有护照，没有文件，没有公文包，没有个人证件。无论蒙克去了哪里，他肯定是随身带着证件。房间被恢复了原样，和盗贼们进来时一模一样。

在走廊对面的房间，车臣人把房门开了一条缝，观察着那些人进去和离开，然后用手机把情况报告回去了。

晚上十点钟，杰森·蒙克进入了酒店大堂，像是一个吃完了晚饭、准备回房间去睡觉的人。他没有走向总台，因为自己带着房间的塑料钥匙卡。两个入口处都有人在监视，每处都有两个人，当他进入其中一部电梯时，两名监视员走向另一部电梯，还有两个去爬楼梯。

蒙克沿着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敲了敲对面的房门，接过从里面递出来的一只箱子，进入了841房间。第一批的两个歹徒乘坐第二部电梯上来后，出现在走廊的尽头，刚好看到房门关上。很快，另两个也从楼梯上来了。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然后，两个人坐在了椅子里，从那里可以观察走廊的情况。另两个下楼去汇报情况。

十点半时，他们看到有个人离开了目标对面的房间，从他们所在的大厅前面经过，朝电梯走去。他们没有在意。房间不对。

十点四十五分，蒙克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客房部打来的，询问他是否还需要毛巾。他说不需要，向他们道了谢，挂上了电话。

用箱子里的东西，蒙克进行了最后的部署并准备离开。十一点钟，他走到狭窄的阳台上，关上了身后的双扇玻璃门。由于不能在外面锁门，他用强力胶带把门粘住了。

他用腰上缠着的一条结实的绳子，慢慢地下降一个楼层，到了741房间的阳台上。从那里，他翻过四道隔栏来到了733房间的窗前。

十一点十分，一个瑞典商人赤条条地躺在床上，手里抓着自己的下体，在观看一部色情电影，听到敲窗的声音，他惊得目瞪口呆。

慌乱中他有两个选择：穿上毛巾布睡袍或按下暂停按钮，他先穿上了睡袍，然后去拿遥控器。遮好羞，他起身走到了窗前。一位男士在外面做手势，要求让他进来。瑞典人完全迷茫了，他拉开了阳台门的插销。那人进入房间，用美国南方那种甜腻的慢吞吞的口音对他说话了。

“邻居朋友，哦，先生。我猜你会纳闷，我在你的阳台上干什么……”

他说对了。瑞典人真的是一无所知。

“嗯，让我告诉你。真的是倒霉透了。我是你的隔壁邻居，因为不想在房间里抽烟，就到阳台上去抽。不知道你信不信，一阵风把门给关上了。所以，我没办法，只好跨过隔栏来看看你是否能让我过去？”

外面很冷，这个抽烟的人全身穿得严严实实，手里还拎了个公文包，外面没有风，而且阳台门也没有自动上锁机构，但瑞典商人不想去管那么多了。

不速之客走出房间，进入走廊时，嘴里还在叽叽咕咕地说着感激和道歉的话，希望瑞典人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这位做卫浴生意的瑞典商人重新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脱去睡袍，按下播放键，继续看他的经济节约型消遣节目。

蒙克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七楼的走廊走过去，走下楼梯到了街上，与等在宝马汽车里的车臣人马戈茂德会合了。

半夜时，三个人带着一只小小的公文箱进入了741房间，又是使用万能钥匙。他们鼓捣了二十分钟后离去了。

凌晨四点钟，一件后来被证明含有三磅塑胶炸药的设备在741房间的天花板下面爆炸了。刑事技术人员将会推断出炸药是安放在床上的家具堆顶上的，精确地炸毁了楼上房间的床铺中心。

841房间被彻底掏空了。床垫和羽绒被子被炸成了碎片，大部分已经烧焦了，散落在四处，地上有床架、衣柜和壁橱的木料碎片，还有镜子和灯具的玻璃碎片，以及人的骨头碎片。

四个应急服务机构都赶过来了。救护车来了，但很快又走了，因为除了走廊里三个房间歇斯底里的房客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救护。而那些大呼小叫的房客不会讲俄语，救护人员不会讲外语。看到没人受伤，他们把狂呼乱叫的房客交给夜班经理，然后就离去了。

消防队来了，但虽然受影响的两个房间里的东西都被爆炸时产生的高温所烤焦，但实际上没有物品在燃烧。刑事技术人员有许多事情要做，把每一件碎片都装进袋子里，包括人的残片，以便以后分析鉴定。

按照民警局一位少将的命令，刑侦处代表博罗金警官来到了现场。他只看上一眼，就明白房间里剩余的东西都没有巴掌那么大，地面上有一个吓人的直径四英尺的窟窿，但卫生间里有些东西。

卫生间门显然是关着的，因为它已被炸得粉碎，碎片落到了台盆里。门框的墙面崩落下来了，是受到了外侧的爆炸冲击力。

废墟下面有一只公文包，已被烤焦了，外表伤痕累累。但里面的东西倒还完整。显然，在发生爆炸之前，这个公文包肯定是放在了最隐蔽的地方，在卫生间内墙上面的抽水马桶和坐浴盆之间。从破裂的水管里流出来的自来水已经把公文包浸透了，但里面的内容倒没事。博罗金打量了一下，趁无人注意时把两份文件塞进了衣服里。

喝咖啡时，格里辛上校拿到了那两样东西。二十四小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他满意地凝视着那两样东西。一份是文件，是用俄语写就的，他认出来是《黑色宣言》。另一份是美国护照。里面的名字是杰森·蒙克。

“一个是进来，”他心里想着，“一个是出去。但这一次，朋友，你没能出得去。”

那天还发生了两件事情，但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一位持布莱恩·马克斯护照的英国人，乘坐下午的定期航班从伦敦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另两个英国人驾驶一辆沃尔沃轿车从芬兰边界穿越过来了。

对于机场的官员来说，新来的这个人只不过是几百个似乎不会讲俄语的旅客之一。与其他人一样，他通过机场的各项检查，最后走出机场，招了一辆出租车，要求去莫斯科市中心。

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他打发了出租车，确信自己没被跟踪后，步行走到一家小小的二等旅馆，他已经在那里预订了一个单人房间。

他的外汇申报单表明，他获准携带了数额不多的英镑，这个在他离开的时候，还必须重新申报或者出示外汇兑换的水单，他的一些旅行支票也要符合这些规定。他的外汇申报单没有提及那些砖头般厚的面值百元的美钞，他是用胶带把美元纸币分别捆在他的两条大腿后侧的。

他其实不姓马克斯，但与卡尔·马克思的马克思发音相同，为此还曾遭到为他制作护照的技师的取笑。在选择范围内，他保留了自己的布莱恩真名。实际上，他就是会说俄语的前特种部队战士，9月份被奈杰尔·欧文爵士派来执行过侦察任务。

安顿下来后，他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和采购任务。他从一家西方开办的租车行里租了一辆小轿车，去探察了一个郊区，那是在莫斯科最南边的伏龙索沃区。

两天时间里，在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前提下，他不断地去观察一栋特定的建筑物，那是一座没有窗户的大型仓库，白天不断有重型卡车进进出出。

晚上，他步行去观察那座仓库，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每次手里都拿着一个喝了一半的伏特加酒瓶。有几次，对面有人走过来时，他总是像醉汉那样左右摇晃着身子，人家当然不会去理睬他。

他对看到的情况较为满意。围成一圈的栅栏起不到阻碍的作用。卡车装卸货物的区域在晚上是上锁的，但仓库的后面有一扇小门，门上有一把挂锁，夜间只有一名警卫偶尔在外面巡逻。也就是说，这座建筑物是个软目标。

在老南港的二手车市场里，可以用现金买到各种类型的汽车，从破旧的小车到从西方偷盗来的几近全新的豪华轿车，他买了一副莫斯科车牌和各种工具，包括一把重型大力钳。

在市中心，他买了一打价格便宜、质量可靠的斯沃琪手表，还有各种电池、一卷卷电线和胶带。最后他满意了，因为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准确地找到那座仓库，并熟悉了返回市中心的多条不同路径，他回到旅馆，等待着从圣彼得堡南下行驶过来的那辆沃尔沃汽车。

与查兰和米奇的会合地点，是在特维尔大街的麦当劳。两位前特种部队战士的南下路途行程缓慢，但没发生意外情况。

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车间里，那辆沃尔沃汽车装上了不同寻常的货物。两个前轮拆下来后，换上了老式的带内胎的车轮。在此之前，每个内胎都被切开了一条裂口，几百个拇指大的塑胶炸药小球装进了内胎里面。然后把内胎补上，放回外胎里，充足了气。

车轮转动时，油灰状的炸药在内胎融化成一个内衬，性能特别稳定，除非使用雷汞雷管起爆。就这样，经轮船运到斯德哥尔摩后，沃尔沃汽车平静地行驶了一千公里，经由赫尔辛基朝莫斯科开过来了。雷管放在哈瓦那雪茄烟盒的下层，这雪茄烟似乎是在渡轮上买的，但实际上是在伦敦早就准备好的。

查兰和米奇住在另一家旅馆。布莱恩坐进他们的沃尔沃汽车，一起行驶到了靠近南港的一个废弃场地，在那里，他们用千斤顶把汽车顶起来，再用他们费心带来的两只备胎置换了两个前轮。没人注意到他们，莫斯科的偷车贼经常在南港区附近拆拼汽车。很快他们把轮胎放了气，拆下内胎，装进一只购物袋里，然后返回旅馆去了。

布莱恩带上被剪成了碎片的内胎，扔进了街上几个不同的公共垃圾桶里，查兰和米奇则在旅馆房间里组装设备。

他们把三磅重的塑胶炸药分成十二个小块，每块大约有一包硬壳香烟那么大，里面都装上了一根雷管、一个电池和一块手表，并在合适的部位装上了连接的导线。最后，他们用结实的塑料胶带把这些炸弹捆在了一起。

“谢天谢地，”在他们工作的时候，米奇说，“我们不必使用那种‘烂鱼垃圾’。”

塞姆汀-H炸药是所有旋风塑胶炸药衍生中最常用的一种，它一直是捷克的一种产品，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它是完全无味的，因此是恐怖主义分子最喜欢的设备。共产党下台后，捷克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立即同意西方的请求，改变了配方，在炸药里加入了一种特别难闻的臭味，使得其在运输过程中能被检测出来。那种气味与臭鱼相似，所以米奇称它为“烂鱼”。

到九十年代中期，检测设施已经发展得非常先进了，即使无味的炸药也可以检测出来。但热橡胶含有类似的气味，所以运输设备选用了轮胎。事实上，这辆沃尔沃汽车没被要求进行那种测试，但奈杰尔爵士行事十分小心，查兰和米奇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对工厂实施的袭击，发生在格里辛上校收到《黑色宣言》和杰森·蒙克护照的六天之后。

这辆可靠的沃尔沃汽车，现在由布莱恩在驾驶，它的前轮是新的，还挂有同样新的假冒的莫斯科车牌。如果半路上被拦下，他将用俄语去对付。

他们在离目标三条街的地方停下车，然后步行走完剩余的距离。房屋后面的栅栏被大力钳剪断了。三个人猫着腰跑过中间五十英尺的水泥地，躲进了一堆油墨桶的阴影之中。

过了一会儿，唯一的夜班警卫走过来了。他听到阴影处传来了一个响亮的打嗝声，于是转过身去，用手电筒查看声音的源头。他看到一个醉汉倒在仓库的墙边，手里抓着伏特加酒瓶。

他没时间去弄清楚醉鬼是如何进入这座封闭的院子的，由于背对着那堆油墨桶，他也没能看到一个穿黑色连裤工装的身影从油墨桶之间窜出来，举起一根铅管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警卫感觉眼前一阵火星乱舞，接着一片黑暗。

布莱恩用强力胶带缚住警卫的手脚，堵住了他的嘴巴。这时候，查兰和米奇把挂锁从门上撬了下来。门打开后，他们把昏迷的警卫拖进去，放在墙边，然后关上了门。

空洞的厂房里面，屋梁上点着一排夜灯，在内部空间投下了一抹淡淡的亮光。地面上堆放着一卷卷新闻纸和一个个油墨桶。车间的中心是他们此行的目标：三台大型卷筒纸胶印机。

他们知道，在厂房前门附近，第二名警卫蜷缩在温暖的玻璃岗亭里面，在看电视看报纸。布莱恩悄悄地从机器中间穿行过去收拾他。完成后他返回来，走到厂房的后门去望风警戒。

查兰和米奇对面前的三台机器并不陌生。那是贝克-帕金斯印刷机，是美国制造的，在俄罗斯没有可替换的备件。重新供货需从巴尔的摩经长途海运到圣彼得堡。如果主框架变形，那么即使波音747飞机也无法把所需的部件空运过来。

他们曾经假扮成芬兰报业的高管，打算用贝克-帕金斯印刷机重新装备他们的印刷厂，两人都被热情地邀请去参观了在英国诺威奇的一家公司，那里使用的是同样的机器。此后，一名退休的印刷工程师，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之后，给他们做了一次完整详细的培训讲解。

他们的目标是印刷机的四个部位。每台机器都由巨大的纸张滚筒供纸喂料，这些料斗是高科技的产物，能确保在一卷纸用完后另一卷纸会无缝地替补上去。料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每台机器有一个。查兰把小炸弹精确地安放到能够彻底摧毁料斗的部位。

米奇负责油墨供料的机械机构。那是四色连续卷纸印刷机，在印刷时，四种颜色的油墨能否在合适的时间提供准确的量，取决于一个混合装置，四个不同颜色的油墨桶就是把料喂给这个混合器的。把这两个机构都放上炸弹后，两名破坏分子转向了实际的印刷机。

他们选定的安放剩余炸弹的部位，是在压印滚筒的主框架和轴承上，每台机器都放了一颗炸弹。

他们在印刷车间里忙碌了二十分钟。然后米奇拍拍手表，对查兰点了点头。现在是凌晨一点钟，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是一点三十分。五分钟后，他们都回到了外面，身后拖着那个已经清醒、但依然无法动弹的警卫。外面冷是冷了点，但可以避开飞舞的碎片。前门的警卫躺在警卫室的地上，那里距离较远，不会受到伤害。

一点十分，他们已经坐进沃尔沃汽车离去了。一点半时，他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听不到那一系列几乎是同时响起的爆炸声，随着噼噼啪啪的一阵炸响，印刷机、料斗和油墨进料机被炸毁了，碎片纷纷落到了混凝土地面上。

爆炸的声音很小，几乎没有惊醒附近伏龙索沃郊区居民的睡眠。后来，躺在外面的警卫费力地蹦蹦跳跳绕过这栋建筑物到了前门，用胳膊肘按下警报按钮，报告了警方。

获得自由的警卫们发现电话仍可使用，于是按照钉在办公室墙上的号码，给厂长打了个电话。厂长在三点半时抵达了，他心惊胆战地查看了破坏程度。然后，他打电话通知鲍里斯·库兹涅佐夫。

爱国力量联盟的宣传部长在五点钟到达了，他听取了厂长对这件惨事的汇报。七点钟，他打电话给格里辛上校。

在此之前，租来的轿车和沃尔沃汽车都已被抛弃在马涅什广场旁边。在那里，租来的汽车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归还给租车行。沃尔沃汽车没上锁，钥匙插在点火器上，在太阳升起之前肯定会被偷走，确实如此。

一个小时后，三名退伍兵在机场里一个不怎么干净的咖啡厅里吃完早饭，登上了上午第一个航班，飞往赫尔辛基去了。

当他们飞出俄罗斯领空时，格里辛上校正在气急败坏地察看被炸毁的印刷厂。要调查，他要着手开展调查，让阴谋分子得到严惩。但根据职业经验，他猜测犯罪分子是内行人，他怀疑是否能找到他们。

库兹涅佐夫忧心如焚。在过去的两年里，每周六都要出版一期《觉醒！》小报，向俄罗斯五百万个家庭宣传伊戈尔·科马罗夫的讲话和政策。开办一份完全由爱国力量联盟独立拥有和控制的大型报刊，一直是科马罗夫的想法，还有《祖国》月刊。

这两份报刊包含了一些读者参与竞争的大奖、性事夜语和民族宣传，把领袖的讲话带到了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为他的竞选宣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你们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他问印刷工程师。那人耸耸肩。

“要等到我们有了新的印刷机，”他说，“这些机器已经修不好了。两个月时间吧，或许。”

库兹涅佐夫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还没有把事情告诉领袖本人。这是格里辛的失误，他自我安慰，这地方本应该加强警卫工作。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本周六的《觉醒！》是看不到了，两周后也不会有《祖国》特刊了。甚至八周内也不可能了。然而，总统的大选是在六周后举行。

对于博罗金警官来说，这个上午也不好过。但他早上去彼得斯罗夫卡的民警总局刑侦处上班时心情还不错。上个星期，同事们注意到他待人接物亲切和蔼，但猜不透个中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依然情况不明的都市大酒店炸弹爆炸案之后，他给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送去了两份相当有价值的文件，由此得到了每月的聘用费之外的一大笔奖金。

私下里，他认为继续调查酒店的爆炸事件毫无意义。修复工作已经开始了，保险公司几乎全是国外的，他们将会承担损失，美国客人已经死了，这是一个谜。如果他怀疑他按照格里辛上校的命令对美国人的调查与其暴毙有关，那么他博罗金是不想去做这个文章的。

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伊戈尔·科马罗夫就会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新总统，国家的二号人物将会是格里辛上校，在野党期间为他效劳过的人肯定能够得到丰厚的奖励。

办公室里谈论着昨天夜里爱国力量联盟印刷厂被炸的消息。博罗金认为那是久加诺夫的共产党干的，或者是某个受雇的黑手党匪帮所为，动机不明。他正要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博罗金？”一个声音说。

“是的，我是博罗金刑警。”

“我是库兹明。”

他搜索着记忆，但脑子里一片空白。“谁？”

“库兹明教授，第二医学院法医病理实验室的。你不是给我送来了从都市大酒店爆炸现场获取的样本吗？文档上有你的签名。”

“哦，是的，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

“嗯，你是个大傻瓜。”

“我不明白。”

“我刚刚检查完酒店房间里死者的残骸。还有一些与我没有关系的木头和玻璃碎片。”脾气暴躁的法医说。

“有什么问题吗，教授？他已经死了，对吗？”

对方的音调升高了。

“他当然死了，胆小鬼。如果他还能到处乱跑，就不会成为碎片在我的实验室里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刑侦处工作多年，从来没见过比这个死得更惨的。”

第二医学院那边的声音平静下来了，听上去像是在哄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孩。

“问题是，亲爱的博罗金，死者是什么人？”

“嗯，当然是美国游客喽，你那里有他的骨头。”

“我这里是有骨头，博罗金刑警。”话声中强调了“刑警”这个词语，意思是如果没有导盲犬，你这个警察恐怕连厕所都找不到，“我还指望能收到组织、肌肉、软骨、筋腱、皮肤、毛发、指甲、内脏的碎片，甚至是骨髓。可我这里有些什么呢？骨头、只有骨头，除了骨头什么也没有。”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骨头有什么错吗？”

教授终于发火了。博罗金不得不把话筒拿得离耳朵远一点。

“骨头是没有错，是实实在在的骨头，可我估计，其主人大概已经死了有二十年了。我要告诉你这个笨蛋的是，有人费心地把一具供解剖的骨骸炸得粉碎，那种玩意医学院学生宿舍里多的是。”

博罗金的嘴巴一张一合，像金鱼似的。

“当时美国人不在房间里？”他问道。

“炸弹爆炸时不在里面，”库兹明博士说，“假定他还活着，那么他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说是一个美国学者。”

“啊，也是知识分子，与我一样。嗯，你可以告诉他，我喜欢他的幽默感。你要我把报告送往哪里？”

博罗金不想让报告送到他这边来。他报出了民警局一位少将的名字。

当天下午，少将收到了报告。他打电话给格里辛上校，报告了这个消息。他没有得到奖金。

夜幕降临时，阿纳托利·格里辛动员了他的全部线人队伍，这是一支令人恐惧的力量。杰森·蒙克的几千张护照照片复印件分发到了黑色卫兵和青年战斗队员的手里，他们奔赴首都的大街小巷去寻找通缉要犯。行动的力度和人数，都超过了当时对清洁工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追猎。

其他的复印件则送到了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头目的手中，命令他们去查找。警方和移民局的线人都得到了通知。对这个亡命天涯者的悬赏高达一千亿卢布，数额之大令人窒息。

格里辛对伊戈尔·科马罗夫说，面对蝗灾般的耳目，美国人根本无处藏身。线人的网络可以渗透到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躲藏地和避难所、每一条缝隙和裂口。如果他没把自己圈在本国的使馆内，无法带来进一步的危害，那么他是肯定躲不过去的。

格里辛大体上说对了。但还有一个他们俄罗斯人无法渗透进去的地方：封锁严密的车臣人地盘。

杰森·蒙克就在那个地盘，在一家香料店楼上的一套安全公寓里，在马戈茂德、阿斯兰和谢里夫的保护之下，除此以外，还有隐形的社区居民这道屏障，在看到一英里外有俄罗斯人过来时，他们会用其他人听不懂的语言传递消息。

而此时的蒙克，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走访。

第十四章

在俄罗斯所有的军人当中，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的声望，绝对比得过其他几十位将军。

他已经七十三岁，再过几天就是七十四岁的生日，但依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身高六英尺一英寸，身板笔挺，满头银发，一张红润的脸饱经风霜，他那标志性的小胡子从上嘴唇顽皮地翘向两边。在任何场合，他都显得与众不同。

他一生都是坦克军人，是机械化步兵部队的指挥官，在五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经历了每一场战役，上过每一条前线。在他手下当过兵的，到1999年时总数已达几百万，在官兵们的眼里，他已经成为传奇人物。

部队里都知道，他本应该以元帅的军衔退休的，只是他脾气耿直，得罪了一些政客和趋炎附势者。

与兔子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一样，他也出生在莫斯科西边的斯摩棱斯克附近，但他决不会记得泽伊采夫，虽然他曾经在波茨坦郊外的军营里拍过泽伊采夫的肩背。将军比泽伊采夫早出生十二年，他于1925年冬天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

他依然记得与父亲一起经过一座教堂时，老头子忘乎所以地做了一个十字的动作。儿子问他那是什么意思。父亲又惊又怕，嘱咐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在那个时代里，又有一位苏联年轻人被官方授予英雄的称号，因为他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报告了父母的反党言论。双亲死在了劳改营里，儿子却被树立为苏联青年的学习榜样。

然而，年轻的柯利亚【19】热爱父亲，从来没有说起过一个字。后来他知道了那个手势的意思，但他接受了老师的观点，即那全都是一派胡言的宗教迷信。

1941年6月22日，西部爆发闪电战时，他才十五岁。一个月之内，斯摩棱斯克就被德军坦克部队攻占了，他随着几千个难民一起逃了出来。但他父母未能逃离，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这个身材高大健壮的年轻人，带着十岁的妹妹跑了一百英里，最后在一天晚上爬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他们不知道，那是一趟专列。与其他专列一起，这列火车在把一座拆解的坦克工厂运出危险的战区，驶向东方安全的乌拉尔地区。

孩子们忍饥挨饿，紧紧趴在车厢顶部，直至火车抵达乌拉尔山脚下的车里雅宾斯克停下来。工程技术人员在那里重新建起了一座坦克工厂，称为坦克格勒。

那是战争年代，不是上学读书的年代。妹妹嘉莉娜去了孤儿院，柯利亚被安排到坦克厂工作。他在那里干了将近两年。

1942年冬天，在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附近，苏军的人员和坦克损失惨重。他们的战术是传统的，因而也是致命的。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去仔细考虑，战士和坦克都被盲目地送到了德军的炮口之下，根本没想到或在乎损失。在苏俄的军事历史上，这种事情不足为奇。

在坦克格勒，要求是增产再增产。他们每天十六个小时轮班工作，困了就睡在机床下面。他们在制造的是KV-1型坦克，是以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字命名的，作为军人他是草包，但他是斯大林周围的马屁精之一。KV-1是一种重型坦克，是当时苏军的主战坦克。

到1943年春天，苏军在增援库尔斯克附近突出部位的兵力，那是一块飞地，南北纵深一百五十英里，深入德军战线一百英里。6月份，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接受了任务，要护送一列载运KV-1坦克的火车西行去库尔斯克突出部位，在火车站把坦克卸下来，交货后返回车里雅宾斯克。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但没有返回。

崭新的坦克整齐地排列在铁轨旁边，前来接收坦克的苏军团长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他非常年轻，不到二十五岁，上校军衔，留着胡子，形容憔悴，显得筋疲力尽。

“我没有司机。”他对坦克厂负责交货的官员尖声喊道。然后他转向了旁边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高个子年轻人。“你会驾驶这些家伙吗？”

“我会，同志。可我要返回坦克格勒去。”

“不行。你会驾驶，那你就参军入伍了。”

火车朝着东方隆隆开走了。列兵尼古拉·尼古拉耶夫穿上一身粗糙的棉布工作服，钻进一辆KV-1坦克，向普罗霍罗夫卡方向驶去。两个星期后，库尔斯克战役打响了。

虽然被称为“库尔斯克战役”或“库尔斯克会战”，但实际上它是跨越整个飞地、为期两个月的一系列猛烈和血腥的冲突。战役结束时，库尔斯克已经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坦克战场。双方投入了六千辆坦克、两百万兵力和四千架飞机。战役最终证明，德军的装甲部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比分只是差了一点点。

德国陆军正在部署其新式武器——虎式坦克，在炮塔上安装了可怕的88毫米加农炮，配备了穿甲弹后，它可摧毁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苏军KV-1坦克配置的是口径小得多的76毫米炮，虽然尼古拉刚刚交付的是一种新型号，即改进版的长射距ZIS-5型。

1943年7月12日，苏军开始反攻，关键是普罗霍罗夫卡。尼古拉刚刚加入的那个团被打得只剩下了六辆KV-1坦克，团长认为他看到对方有五辆马克IV型坦克，于是决定进攻。苏军坦克并驾齐驱，翻过一道山脊，进入到一个浅浅的山谷里面。德国人就在对面的山脊上。

年轻的苏军上校看到的其实不是IV型坦克，它们是德军的虎式坦克。它们用穿甲炮弹把苏军的六辆KV-1坦克挨个摧毁了。

尼古拉的坦克被击中了两次。第一颗炮弹把一边的履带全都炸掉了，还把车体揭开了。在下面的驾驶座位上，他感到坦克颤抖着停下来。第二发炮弹倾斜着击中了炮塔，使其转向了山坡那边。但炮弹的冲击力足以杀死里面的乘员。

这辆KV-1坦克有五名乘员，其中四个死了。尼古拉浑身疲惫，鼻青眼肿，吓得魂不附体，他努力从散发着柴油味的滚烫的钢板上爬出这个活人墓。战友的遗体挡了道，他把尸体推到了一边。

枪炮指挥官和炮手伸展四肢，趴在炮膛上，鲜血和黏液从嘴巴、鼻子和耳朵往外流淌。从车体的裂口处，尼古拉看到德军的虎式坦克从旁边隆隆驶过，穿过另一辆正在燃烧的KV-1坦克的烟雾。

他发现炮塔还可以使用，这让他又惊又喜。他从架子上拖过来一颗炮弹，推进炮膛，关上了炮闩。以前他从来没有装填过炮弹，但看到过别人这样做。装填炮弹通常需要两个人。由于在下面时脑袋受过爆炸的震荡，加上燃油的臭味，他感到恶心，但他把炮塔转过来，眼睛贴上潜望式瞄准镜，发现了前方大约三百码远处的一辆德军虎式坦克，他开火了。

结果，他选择的那辆坦克是德军五辆中的最后一辆。前边的四辆虎式没有察觉到后面的情况。他再次装弹，找到另一个目标，又开火了。虎式坦克的炮塔与车身的连接处挨了他的炮弹。在尼古拉脚下的某处有一种低沉的“呼呼”声，火苗开始在草地上烧了起来，遇上一摊摊燃油后，火焰蔓延开来了。在他发射了第二颗炮弹之后，剩余的三辆虎式坦克意识到它们背后受到了攻击，于是开始掉头。第三辆坦克正在掉头，他击中了它的侧面。另两辆坦克已经完成掉头，朝他扑了过来。这时候，他知道自己是死定了。

他急忙跳下去，从KV-1坦克侧翼的裂口处钻了出来，此时虎式坦克的报复炮弹刚好击中了他刚才站在旁边的炮塔。弹药爆炸了，他感觉到衬衣起火燃烧了。于是他在草地上打滚，一圈又一圈，直至远离坦克的残骸。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他没有料到，更没有看到的。苏军的十辆SU-152型坦克翻过山脊开过来了。德军坦克兵无心恋战，五辆坦克只剩下了两辆。它们朝对面的山坡和山脊疾驰而去。其中一辆虎式坦克翻过山脊消失了。

尼古拉感觉到有人把他拉了起来。那是苏军的一位上校。这个浅浅的山谷里布满了坦克残骸，六辆苏军的，四辆德军的。他自己的坦克周围有三辆被击毁的虎式坦克。

“这是你干的？”上校问道。

尼古拉几乎听不见他说话。他的耳朵仍在嗡嗡作响，感觉头晕。他点了点头。

“跟我来。”上校说。山脊后面有一辆小型的苏军加斯卡车。上校驾车行驶八英里，来到了一个露营地。在主帐篷的前面，有一张长条桌子，上面覆盖着几张地图，十几名高级军官正在研究那些地图。上校停车后，走过去敬了个军礼。一位年长的将军抬起头来。

尼古拉坐在卡车前排的旅客座上。他看到上校在说话，那些军官在看他。然后，年长的将军举起手来召唤他。尼古拉心里很害怕，因为他放跑了两辆虎式坦克，他从卡车上下来，走了过去。他的棉布衬衣已经烧焦，脸也熏黑了，身上散发着一股柴油味和火药味。

“三辆虎式坦克？”苏军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司令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上将问道，“从后面？从一辆KV-1坦克的残骸？”

尼古拉像白痴一样站着，没有说话。

将军微笑了，他转向一位矮矮胖胖、长着一对猪眼、戴着政委徽标的人。

“我认为这应该授予勋章吧？”

胖胖的政委点点头。斯大林同志会批准的。勤务兵从帐篷里拿来一只盒子，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把一枚苏联英雄的奖章挂在了这位十七岁战士的胸前。政委叫尼基塔·赫鲁晓夫，他观看着这一过程，再次点头表示赞赏。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按命令去野战医院报到，在那里，他那熏黑了的双手和脸部得到了处理，并被贴上了一块气味难闻的药膏，然后他回到了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他获得了军官资格，被授予中尉军衔，指挥一个排的三辆KV-1坦克。然后，他就回去参加战斗了。

那年冬天，库尔斯克突出部已经落在了他的身后，德军的装甲部队正在后撤，他晋升为上尉，指挥一个连队崭新的重型坦克。那是刚刚出厂的IS-2型，是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坦克装备了122毫米的火炮，装甲也增厚了，它们成了“老虎杀手”。

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因为作战勇敢，他获得了第二枚苏联英雄勋章；在朱可夫元帅指挥下的攻克柏林战役中，他得到了第三枚奖章。

就是这个人，五十五年之后，杰森·蒙克要去拜访了。

假如老将军在政治局领导面前表现得稍微圆滑一些，他就不但能得到元帅的军杖，还可以与其他权贵一样，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尔基诺获得一座国家赠送的夏季别墅，供退休后居住。但他总是表达心里的真实想法，这不是领导喜欢听的。

因此，他在通往图霍沃的明斯克公路旁边，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平房，用以安享晚年。那里有部队的营房，他至少可以与敬爱的军队靠得近一些。

他至今未婚——“我的生命不是给姑娘的”，他常常说起无数次驻扎在苏联帝国最荒凉前哨的军旅生涯。七十三岁时，他与一个忠实的男仆住在一起，那是一位前军士长，只有一只脚，与他们相伴的还有一条四只脚的爱尔兰猎犬。

向附近的村民打听柯利亚大叔住在哪里后，蒙克找到了那栋简陋的住宅。多年前，老将军中年的时候，他部下年轻的军官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并一直沿用下来了。他的头发和胡子提早变白了，所以看上去像是军人们的叔叔。报纸上还是称他为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但国内每一位退伍军人都知道他是柯利亚大叔。

那天晚上，蒙克驾着国防部的一辆公务轿车，身穿总参谋部的上校制服，村民们认为，没有理由不为这样一个人指出柯利亚大叔居住在哪里。

晚上刚过九点钟，外面一片漆黑，寒风刺骨，蒙克敲响了门。瘸子男仆应声前来开门，看到一个穿制服的军人，就让他进来了。

尼古拉耶夫将军没想到会有客人来，但看到总参上校的制服和公文包，只是使他稍稍有点惊奇。壁炉里柴火烧得很旺，他坐在旁边的沙发里，正在阅读由一位年轻的将军撰写的军事回忆录，不时发出几声嘲笑。书中的人物他全都知道，他知道他们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但不管他们现在怎么声称，都可以通过虚构历史来赚钱。

男仆沃洛嘉来通报说，来了一位莫斯科的客人，说完就离开了。他抬起头来。

“你是谁？”他大声问道。

“想来与您谈谈，将军。”

“从莫斯科来的？”

“是的，刚到这里。”

“好吧，既然来了，那就谈谈吧。”将军朝公文包点点头，“国防部文件？”

“不完全正确。文件倒是文件，但来自别处。”

“外面很冷，坐吧。嗯，快说，你有什么事情？”

“坦白地说，穿这套制服的目的，是想说服您接待我。我不是俄罗斯部队的，我不是上校，也不是什么参谋。事实上，我是美国人。”

在壁炉的对面，将军盯着蒙克看了好长一会儿，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那坚硬的小胡子也气得都竖了起来。

“你是骗子，”他厉声说，“你是卑鄙的间谍。我不接待骗子和间谍。滚出去。”

蒙克坐着没动。

“好吧，我会走的。但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只谈了半分钟恐怕不够吧，您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耶夫将军瞪着他。

“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五年前，鲍里斯·叶利钦请您出山，要您去指挥进攻车臣并摧毁其首府格罗兹尼。传言说您看了作战计划后，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说：‘我指挥的是战士，不是屠夫。这是屠夫要干的事情。’这是真的吗？”

“什么？”

“这是真的吗？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的。”

“好吧，是真的。而且我是对的。”

“您为什么要那么说？”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我还要不远万里回家去呢。请您告诉我吧。”

“好吧。因为我认为屠杀不是战士要做的事情。现在出去吧。”

“您知道您刚才在看的是一本烂书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废话连篇。”

“是的。那又怎样呢？”

蒙克把手伸进公文包内，取出了《黑色宣言》。他打开来，翻到他已经做了标记的那一页，朝壁炉对面递了过去。

“既然您有时间看垃圾文章，何不看看真正令人厌恶的文件呢？”

将军的内心，怒气与好奇在互相较劲。

“美国佬的宣传？”

“不。俄罗斯的未来。您看看。这一页，还有下一页。”

尼古拉耶夫将军哼了一声，接过了蒙克递来的文件。他很快看完了做有标记的那两页。他的脸涨红了。

“胡说八道，”他喊道，“谁写的这些大话？”

“您听说过伊戈尔·科马罗夫吗？”

“别傻了。我当然听说过。1月份要当总统了。”

“好事还是坏事？”

“我怎么知道呢？他们都很圆滑的。”

“那么他不比其他人更好，也不比其他人更坏？”

“差不多吧。”

蒙克描述了7月15日发生的事件，他尽快地讲完背景情况，唯恐老人分心，尤其是失去耐心。

“我不信，”将军厉声说，“你是来编故事的……”

“假如是编造的故事，那三个人就不会因为想掩盖它而死去了。但他们确实死了。您今晚要出去吗？”

“呃，不出去。怎么啦？”

“那就先把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回忆录放一放，读读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意图。您会喜欢读其中一些内容的。军队重新增强实力，但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祖国不存在外来的威胁。其目的是创建一支去屠杀的军队。您也许不喜欢犹太人、车臣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和亚美尼亚人，但请记住，他们曾经也是您的坦克兵战士。他们参加了库尔斯克和巴格拉季昂、柏林和喀布尔的战役。他们曾与您并肩战斗。请您再花一点点时间，看看科马罗夫打算怎么对待他们。”

尼古拉耶夫将军盯着这位比他年轻二十几岁的美国人，然后咕哝了一声。

“美国人喝伏特加吗？”

“在俄罗斯寒冷的夜晚，当然要喝。”

“那边有一瓶。你自己倒吧。”

老人看文件的时候，蒙克给自己倒了一杯绿牌伏特加，他想起了在福布斯城堡时的情况介绍。

“他也许是最后一位具有老式荣誉感的俄罗斯将军。他不是傻瓜，他无所畏惧。俄罗斯一千万老兵依然愿意听从柯利亚大叔。”俄语辅导教师奥列格曾这么告诉他。

攻克和占领柏林一年后，年轻的尼古拉耶夫少校被调回莫斯科，进入了装甲指挥学院学习。1950年夏天，他奉命去指挥远东鸭绿江边的一个重型坦克团，那里驻扎了苏军的七个重型坦克团。

朝鲜战争正处于高峰时期，美国人把北朝鲜人赶了回去。斯大林正在认真考虑，是否通过投入自己的新型坦克去对付美国人，从而使朝鲜幸免于难。有两件事情阻止了他的行动：明智的劝告和他本人的狂妄。当时IS-4型坦克是绝密的，其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斯大林担心这种先进的坦克会落到美军的手里。1951年，尼古拉耶夫晋升为中校，并被派往波茨坦任职。那年他才二十五岁。

三十岁时，他指挥一个坦克团在“匈牙利事件”中执行特别行动。这一次，他把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惹毛了。安德罗波夫以后将一路晋升担任十五年的克格勃主席，最后还会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耶夫上校拒绝使用坦克上的机关枪，去扫射布达佩斯街上的匈牙利游行抗议人群。

“他们大都是妇女和儿童，”他告诉大使和镇压动乱的总指挥，“他们在扔石块，石块是砸不坏坦克的。”

“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安德罗波夫喊道，“用机关枪去对付。”

尼古拉耶夫见到过重机枪在有限空间内对密集人群的杀伤力。1941年在斯摩棱斯克，他父母就是倒在了德军机枪的枪口下。

“你要做，那就你去做。”他告诉安德罗波夫。后来，一位高级将领把事态平息了，但尼古拉耶夫的前途岌岌可危。安德罗波夫会记恨，他不是宽宏大量的人。

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尼古拉耶夫被派往边疆地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驻防，河流的对面是中国。当时赫鲁晓夫在考虑是否要对中国展开一场坦克战。

赫鲁晓夫下台了，勃列日涅夫接了班，中苏危机平静了，尼古拉耶夫高兴地离开了远东边境荒凉的冻土，回到了莫斯科。

1968年，作为一位四十二岁的少将，他指挥了“布拉格之春”中的一个师，是那次行动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个师，为此赢得了空降兵部队的永恒感激，因为他把他们的一支部队从险境中救了出来。一个小规模的伞兵连队空投到布拉格市中心后，被捷克人包围，陷入了困境。尼古拉耶夫亲自率领一个坦克连进入市内，把他们解救出来了。

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当了四年的教官，讲述坦克战课程，培养了新一代的坦克兵指挥员，学生们都很敬佩他。1973年他担任叙利亚装甲兵军事顾问。那一年爆发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赎罪日战争”。

他可以留在后方，但由于他对苏联提供的坦克太熟悉了，所以他策划并发动了针对戈兰高地上以色列第七装甲旅的进攻。叙军不是以军的对手，但叙利亚的军事计划和战术是绝妙的。以色列第七装甲旅幸免于难，但叙利亚人让他们心惊胆战了一阵子，这是阿拉伯装甲部队对以色列造成的为数不多的麻烦之一。

经过在叙利亚的锻炼，他进入了苏军总参谋部，负责制订针对北约的进攻行动计划。然后在1979年，出现了阿富汗问题。五十三岁的他被任命为苏军第四十军军长，承担入侵阿富汗的任务，这意味着他能够由此从中将晋升为上将。

尼古拉耶夫将军看看计划，看看地形，看看当地的人民，他写了一份报告，指出军事入侵和占领阿富汗的行动将会是一场屠杀，是没有意义的，将会成为苏联的越战。他又一次把安德罗波夫搞得坐立不安了。

他们又把他发配到了荒凉地区，去搞征兵和新兵训练。去了阿富汗打仗的将军们一度得到了奖章和荣誉。他们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成千上万苏军战士的遗体装在尸袋里运回来了。

“这是垃圾。我才不相信这种垃圾呢。”

老将军把黑色文件扔向壁炉对面，落在了蒙克的膝头上。“你胆子够大的，美国佬。你闯进我的国家、我的房子……想在我的脑子里灌输这些险恶的谎言……”

“告诉我，将军，您是怎样看待我们的？”

“你们？”

“是的，我们。美国人民和西方人民。我被派到这里来了。我不是自由职业者。我为什么被派过来？如果科马罗夫是个好人，是未来的伟大领袖，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找麻烦？”

老人凝视着蒙克，他感到震惊，并不因为这话，这话他以前已经听到过许多次了，而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强烈情感。

“我花了毕生的精力来与你们作战。”

“不，将军，您是花了毕生的精力来反对我们。当然您是在为政权服务，但这个政权做出了可怕的事情……”

“这是我的国家，美国人。侮辱我的祖国是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蒙克把身子向前靠过去，敲着《黑色宣言》。

“但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都没有这么……”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老战士大声喊道，“这种东西谁都可以写出来。”

“那就看看这个。它讲述了《黑色宣言》是如何到了我们的手里。一位老战士为了把它拿出来已经献出了生命。”

他把论证报告递给了将军，并为他倒了一大杯伏特加。将军一口喝干了，俄罗斯人的风格。

直到1987年夏天，才有人爬上高高的档案架，把尼古拉耶夫在1979年写的报告拿下来，掸去灰尘，交给了外交部。1988年1月，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从阿富汗撤军。”

尼古拉耶夫终于晋升为上将，并由总参谋部把他调过去监督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苏军第四十军的最后一任指挥官是格罗莫夫将军，但他获悉撤军的总体计划是尼古拉耶夫制订的。令人惊奇的是，虽然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紧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但整个四十军在撤退时几乎没有遭受进一步的损失。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车队跨过友谊桥，回到了苏联一侧。尼古拉·尼古拉耶夫殿后。他本可以坐公务喷气飞机返回，但他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坐车回来。

他独自坐在一辆敞篷的加斯吉普车后座上，前面只有司机，没有其他人。他以前从来没有撤退过。他身穿作战服直挺挺地坐在车上，没戴肩章，因此看不出他的军衔。但战士们认出了满头的白发和挺立的胡子。

苏军战士们对阿富汗已经感到恶心和厌烦，虽然战败了，但还是很高兴能够回家。刚到桥北，欢呼就开始了。看到满头白发的将军时，战士们停车，从车上下来向他欢呼。其中有空降兵战士，他们听说过布拉格事件，也跟着欢呼起来。装甲运兵车大都由以前的坦克兵驾驶，他们在挥手和叫喊。

那时他六十三岁，回去后就要退休，去过那种讲课、写回忆录和聚会的生活。但他依然是战士们的柯利亚大叔，他正把他们带回家乡。

在他四十五年的坦克兵生涯中，他做的三件事情，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领导下的所有部队禁止了“侮辱行为”，即传统的老兵欺负新兵的行为，这种行为曾经导致数以百计的新兵自杀，其他将军也效仿了他的做法；他向后勤部门积极争取，为官兵们改善了条件和伙食；他还坚持团队荣誉感和经常性的强化训练，因此，他指挥的每个单位，从排级到师级，都成了优秀的团体。

戈尔巴乔夫授予他陆军上将军衔，然后他就退休了。假如他同意去为叶利钦屠杀车臣人，他就能够得到元帅的军杖和免费的度假别墅。

“你指望什么呢，美国人？”

尼古拉耶夫将军放下论证报告，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个人真的非常卑鄙。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老了，已经退休十一年了，退出江湖了……”

“他们还在呢，”蒙克说着站起来，把文件装进了公文包里，“几百万老兵。有些在您手下当过兵，有些记得您，大多数人听说过您。如果您站出来说话，他们还是会听的。”

“听我说，美国人先生。我的国家经受的苦难是你所无法理解的。我的祖国渗透了人民的鲜血。现在你说还会有更多的苦难。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很悲伤，但我无能为力。”

“那么部队呢？您的部队呢？”

“再也不是我的部队了。”

“是别人的部队，但同时也是您的部队。”

“那是一支败军。”

“不，没被打败。失败的是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但不是部队，不是您的部队。他们撤回来了。现在有人想重建这支部队，但有一个新的目的：实施侵略、入侵、奴役和屠杀。”

“为什么找我呢？”

“您有汽车吗，将军？”

老人的目光从炉火处抬起来，吃了一惊。

“有啊。一辆小车，能让我到处走动。”

“驾车去莫斯科，去亚历山大花园，去无名烈士纪念碑，去永恒的火焰旁边。去问那里的人们，他们想让您干什么。别问我。去问他们。”

蒙克走了。黎明时他回到了由车臣警卫守护的另一处安全房子里。那是印刷厂爆炸的夜晚。

在当今英国依然存在的许多神秘的、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中，很少有几个能超过纹章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理查德三世时期。这个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研究纹章和传令官的专家。

在中世纪，顾名思义，传令官最初的作用是在战场上打着休战的旗帜，在两军之间传递信息。在战争的间隙期间，他们的任务就不同了。

和平时期，骑士和贵族们喜欢聚在一起，举行模拟战争锦标赛和马上比武。由于骑士们一般都穿戴甲胄护身，而且还拉下了面罩，因此传令官要宣布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有一个如何去辨别盔甲里面人物身份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贵族们的盾牌上会有一个徽章或者装置。这样，传令官在看到盾牌上有熊的徽章时，就可以知道甲胄里面是华威伯爵。

由此，传令官变成了辨别人物关系的专家和仲裁员，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证明谁有权自称是什么人。他们追踪并记录了代代相传的贵族血缘。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势力问题。贵族头衔可以带来大量的房地产、城堡、农场和庄园。用现代的术语说，等于拥有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它涉及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

由于贵族临终之时常常会留下一大群子孙后代，有些是合法的，许多是不合法的，于是就会出现谁是合法继承人的纠纷。几派人争吵不休。这时，作为宗谱纹章档案保存人的传令官，可以最后裁决谁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并有权持有祖先的盾形纹章。

时至今日，该学院仍在裁定各派纷争，为新贵银行家或企业家设计盾形纹章，并为人们寻找家族宗谱提供免费服务。

自然地，纹章学家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他们致力于奇异的学术领域，研究神秘的诺曼法语和纹章学，要掌握这些学问需要多年的潜心研究。有些人专门研究与英国贵族经常通婚的欧洲贵族。经过悄悄的、孜孜不倦的调查，奈杰尔·欧文爵士发现有个英国人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家。据说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对罗曼诺夫皇室忘记的知识，比罗曼诺夫皇室知道的还要多。奈杰尔·欧文爵士在电话里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退休的外交官，正在为外交部准备一篇论文，是关于俄罗斯有可能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内容，他邀请对方到里茨宾馆喝茶。

普罗宾博士是一个逗人喜欢的小个子男士，说起自己的专业时妙语连珠，而且不摆架子。他使这位老间谍头子想起了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

在去皮黄瓜三明治与格雷伯爵红茶上来之后，奈杰尔爵士问：“我们能否谈谈关于罗曼诺夫王朝的继任问题？”

普罗宾博士享有盾形纹章之王的荣誉称号，但他的工资待遇并不高，这位身材圆滚滚的博士不习惯里茨的红茶。他大口地咬着三明治。

“嗯，罗曼诺夫皇室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是工作。”

“不管怎么说，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谢谢夸奖。你要问什么？”

“罗曼诺夫王朝的继任问题怎么样？是不是很清楚？”

普罗宾博士消灭了最后一块三明治，他的眼睛瞄上了松饼。

“一点也不清楚。很乱，一团乱麻。这个家族零星活下来的人乱七八糟的。提出权利诉求的人到处都有。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们假设，”奈杰尔爵士谨慎地说，“由于某种原因，俄罗斯人民决定恢复沙皇形式的君主立宪制。”

“嗯，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体制。自一七二一年以来，直到最后的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绝对的君主。俄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君主立宪制。”

“讲给我听听。”

普罗宾博士把最后一片松饼扔进嘴里，喝了一口茶。

“松饼很好吃。”他说。

“好吃就好。”

“嗯，由于发生了那次非常事件，皇室就有了一个问题。你是知道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都于1918年在叶卡捷琳堡被屠杀了。这就使直系家谱断了线。现在所有的诉求人，都是旁系的，有些人可以追溯到尼古拉的爷爷。”

“那么，有没有理由充分、证据确凿的诉求？”

“没有。回到办公室后我可以给你更详细的介绍。我有许多图表，这里无法展开，图表都很大，有许多名字，还有许多分支。”

“但从理论上来说，俄罗斯能否重新建立君主制？”

“你是认真的吗，奈杰尔爵士？”

“我们只是讨论理论问题。”

“嗯，从理论上讲，一切都是可行的。任何君主体制，在把国王或女王废黜后，都可以变为共和体制。希腊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任何共和国都可以选择创立君主立宪制。西班牙这么做了。两者都是在近三十年内发生的。是的，这是可行的。”

“那么，问题就是候选人了？”

“是的。佛朗哥将军选择在他死后立法恢复西班牙君主制。他选择了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王子，至今一直在位。但没有出现反诉求。他的血缘很清楚。反诉求会是很复杂很麻烦的。”

“罗曼诺夫血缘有反诉求的吗？”

“到处都有。极为复杂。”

“有人站出来了吗？”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没有。我要查一下资料。这个问题好久没人严肃地提出来了。”

“那你就再查一下吧？”奈杰尔要求说，“我要去旅行了。等我回来再聊吧。我会打电话到你办公室的。”

早先，当克格勃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位主席全面负责谍报、镇压和管控的时候，它承担着许多任务，因此，不得不划分为各个总局、局和部门。

其中的第八总局和第十六总局，是负责电子侦查、无线电拦截、电话窃听和间谍卫星的。因此，苏联的这两个部门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查署，或英国的政府通讯总局。

对于安德罗波夫主席这样的克格勃老派人物来说，电子情报收集属于高科技，他们几乎是不懂的，但至少知道其重要性。苏联的各种技术都落后于西方好多年，但军事技术和与间谍有关的技术除外。第八总局购买了最先进、最高端的技术设备。

1991年戈尔巴乔夫把克格勃分解后，第八总局和第十六总局合并，重新命名为俄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简称俄联邦信息局。

俄联邦信息局配备了最先进的计算机，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数学家和密码破译专家，以及可以用钱买到的任何截取技术。但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这个耗资巨大的机构遇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资金。

随着私有化制度的引进，俄联邦信息局到开放的市场去寻找资金。它为新兴的俄罗斯工商企业提供商业情报，是从它们的国内外竞争对手那里截获（偷来）的。到1999年，至少有四年的时间，俄罗斯的商业机构可以雇佣这个政府部门，去监视在俄外资企业的活动，监听该外企拨打的每一个电话，截取其发送的每一份传真、电报或电传，以及每一次无线电发射。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估计，无论杰森·蒙克在什么地方，他肯定要与派他来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通讯联络。这不可能通过美国使馆，因为使馆已经处于监视之中，除非他打电话，但电话都是可以窃听的，而且还可以追踪。

因此，格里辛推断，蒙克肯定带来了，或者在莫斯科搞到了某种类型的收发报机。

“假如我是他，”俄联邦信息局资深科学家、一位被格里辛用高薪聘来的顾问说，“我就使用电脑。生意人都喜欢使用电脑。”

“能收发信息的电脑？”格里辛问道。

“当然。电脑与卫星通话。通过卫星，电脑与电脑通话。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

“通讯流量肯定是很大的。”

“是的。我们的计算机也一样。这只是个信息过滤问题。电脑发出的百分之九十信息，都是聊天和白痴之间的相互交谈，百分之九是商业信息——公司讨论产品、价格、生产进度、合同、交货日期等等。百分之一是政府的信息。这百分之一通常占据了一半的空中流量。”

“加密信息有多少？”

“所有的政府信息和一半的商业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但大部分的商业密码，是我们可以破译的。”

“我的美国朋友会在哪里发送信息呢？”

俄联邦信息局这位官员的全部工作生涯，都是在隐蔽战线上度过的，他知道最好不要多问。

“很可能是混在商业信息流量中，”他说，“政府的信息，我们是知道来源的。我们也许无法破解，但我们知道它来源于某个大使馆、公使馆或领事馆。你的那个人是在使领馆里面吗？”

“不是。”

“那么，他很可能使用的是商业卫星。美国政府的设备，主要是用来监视和监听我们的。它们也发送外交信息。现在，天上有几十颗商业卫星在运行，公司租用时间，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通讯联络。”

“我认为，那个人是在莫斯科发送信息的。很可能也在这里接收信息。”

“接收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由卫星发出来的信息，在任何地方都能接收，无论是在阿尔汉格尔还是在克里米亚。只有在他发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他。”

“那么，如果一家俄罗斯商业公司要你们去找到发送信息的人，你们可以找到吗？”

“也许可以，但费用是很高的，取决于投入的人工和计算机使用的时间，还有每天必须保持的监视时间。”

“每天二十四小时，”格里辛说，“投入你们的全部人手。”

俄联邦信息局的科学家凝视着他。这个人是在谈论几百万美元的生意。

“这个订单是很大的。”

“我是认真的。”

“你想要信息吗？”

“不。我要发送人的位置。”

“这就更难了。如果我们能够截获信息，我们可以慢慢地进行研究，花时间去进行破译。信息发送的在线时间仅为十亿分之一秒。”

蒙克访问尼古拉耶夫将军后的第二天，俄联邦信息局捕捉到了一个信号。格里辛的联系人打电话到基赛尔尼大街的别墅汇报情况。

“他发信息了。”他说。

“你得到信息了？”

“是的，这不是商业信息。他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是无法破译的。”

“这个消息不太好，”格里辛说，“他是在哪里发送的？”

“莫斯科大区。”

“太好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需要确切的一栋楼房。”

“耐心点。我们知道了他所使用的卫星。洲际通信公司每天有两颗卫星从我们头顶上飞过，那很可能是其中的一颗。当时是有一颗在地平线上。以后我们会集中精力去关注它们。”

“好吧。”格里辛说。

六天来，蒙克躲过了格里辛派在街上的监视人员。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感到迷惑了。那人是必须吃饭的。他要么躲在某个小地方，害怕出门，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有多大的害处；要么乔装打扮成俄罗斯人四处活动，这样他不久就会被揭穿；或者他在与大主教徒劳地接触一次以后又溜出去了；又或者他处在保护之下：有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化装后在护卫下外出活动。但谁在保护他呢？这是阿纳托利·格里辛依然未能解开的一个谜团。

在里茨宾馆与普罗宾博士谈话两天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飞去了莫斯科。他由一名翻译陪同，因为虽然他学过一些俄语，但已经生疏了，不能进行复杂的讨论。

他带来的那个人，就是会讲俄语的退役军人布莱恩·马克斯，只是这一次马克斯使用的是他的真护照，上面的姓名是布莱恩·文森特。在移民局卡口，护照检查官把两个名字都输进了电脑，但都没有显示他们最近来过俄罗斯，也不是常客。

“你们是一起的吗？”他问道。一个显然是长者，瘦瘦的，满头白发，护照上写着他有七十多岁了；另一个人三十八九岁，穿着深色的西装，看上去很结实。

“我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文森特说。

“我的俄语不好。”奈杰尔爵士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

移民局官员的兴致消退了。外国商人经常需要译员。有些可从莫斯科的代理机构聘用，有些企业家自己带翻译。这是很正常的。他挥手让他们通过了。

他们住进了民族大酒店，就是倒霉的记者杰斐逊住过的酒店。服务台有一个信封是给奈杰尔爵士的，那是二十四小时前由一个橄榄色皮肤的车臣人放在那里的，当初谁也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信封递给了奈杰尔爵士，还有他的房间钥匙。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空白的纸条。假如它被截获或者丢失，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危害的。字不是写在纸条上的，而是写在信封的内侧，是用柠檬汁写的。

把信封拆开放平后，布莱恩·文森特从床头柜上的一盒赠送火柴里取出一根，点燃后去慢慢烘烤。当信封变成淡棕色时，七个数字显示出来了，是一个私人的电话号码。在把号码记住后，奈杰尔爵士命令文森特烧毁纸片，把灰烬扔进马桶里放水冲掉了。然后两人静静地在酒店餐厅里吃了晚饭，一直等到了十点钟。

电话铃响了，是由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亲自接听的，因为这是放在他办公室书桌上的私人电话。他知道很少有人有这个号码，他应该都认识他们。

“喂。”他小心地说。

回答的声音是他所不熟悉的，俄语讲得很好，但不是俄罗斯人。

“阿列克谢大主教？”

“您哪位？”

“圣座，我们未曾谋面。与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先生，我只是他的翻译。前几天，您友好地接待了来自伦敦的一位神父。”

“这事我记得。”

“他说，还有一个人要过来，一位资深人士，来与您私下里商谈要事。他现在就在我旁边，他要求您接见他。”

“现在？今晚？”

“越快越好，圣座。”

“为什么呢？”

“莫斯科的一些势力很快就会知道这位先生。他有可能受到监视。还是小心一点好。”

这位神经紧张的高级教士觉得这话听起来耳熟。

“好吧。你们现在哪里？”

“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那就半小时后见。”

这一次由于事先接到过通知，哥萨克卫兵很快打开了街门，马克西姆神父紧张而又十分好奇地把这两位客人引进了大主教的私人书房。奈杰尔爵士是乘坐民族大酒店的豪华轿车过来的，他让司机在路边等待。

大主教阿列克谢还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袈裟，脖子上挂了一枚简单的十字架。他招呼客人，请他们就坐。

“首先我很抱歉，因为我说不好俄语，所以我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会话。”奈杰尔爵士说。

文森特很快进行了翻译。大主教点点头，露出了微笑。

“唉，我是不会说英语的，”他回答说，“哦，马克西姆神父，请把咖啡放在桌子上。我们自己来吧。你可以走了。”

奈杰尔爵士开始自我介绍，但没说自己曾是与苏联对抗过的高级情报官，只说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名老员工（差不多是正确的），现在已退休，但受聘来进行这次的谈判。

他没有提及林肯委员会，只是说一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先生和女士，已经私下里传阅过了《黑色宣言》，他们全都深感震惊。

“无疑都与圣座您一样感到震惊。”

俄语翻译结束后，阿列克谢默默地点了点头。

“因此，我来这里，是提请您注意，目前的形势关系到我们大家，关系到俄罗斯国内外所有善良的人们。我们英国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没有人是孤岛。’我们全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如果再次落到残忍的独裁者手里，对我们西方人、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对神圣的教会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我赞同你的说法，”大主教说，“但教会本身不能干预政治。”

“公开是不行的。但教会必须与邪恶做斗争。教会一直是宣扬道德的，对不对？”

“当然。”

“而且教会有权保护自己免受毁灭，免受阴谋破坏，继续担当自己的使命。”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教会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话，号召广大的信徒与企图伤害教会的邪恶行为做斗争？”

“如果教会站出来反对伊戈尔·科马罗夫，而他还是当上了总统，那么教会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阿列克谢二世说，“一百多位主教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会选择保持沉默，我的提议会遭到否决。”

“但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奈杰尔爵士说。他用几分钟时间描述了君主立宪政体的改革框架，这使得大主教张大了嘴巴。

“你在开玩笑吧，奈杰尔爵士，”他最后说，“恢复君主制，请回沙皇？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形势，”欧文建议说，“我们知道，俄罗斯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难抉择。一方面是持续的混乱，有可能分裂，甚至出现南斯拉夫那样的内战。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俄罗斯就像大风大浪中一艘摇摇晃晃的航船，失去了锚和舵。它即将沉没，它的船体会裂开，它的人民面临死亡。

“或者可以选择独裁专政，让这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再次遭受暴君的统治。您为人民选择哪种方式呢？”

“我选择不了，”大主教说，“两个都太可怕了。”

“那么，请您记住，君主立宪制是防止专制统治的保障。两种体制不能并存，必须去掉一个。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象征，人的或者物的，这种象征能够让人民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能够跨越语言和宗族的障碍把人民团结起来。科马罗夫想把自己塑造成国家的那种象征、那种偶像。人们不会去投他的反对票，人们不喜欢出现真空。必须要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偶像。”

“但宣讲恢复……”大主教抗议说。

“不是宣讲反对科马罗夫，您是不敢反对他的，”英国人辩解道，“而是宣讲一种新的稳定，一个超越政治的偶像。对此，科马罗夫不能谴责您干预政治和反对他，即使私下里他也许会怀疑有什么小动作。还有其他的因素……”

奈杰尔·欧文巧妙地为大主教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教会和王位的联合，全面恢复东正教的繁荣，作为莫斯科和全俄人民的大主教，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大墙内的宫殿，在形势稳定下来后继续得到西方的信贷。

“你的说法很有逻辑性，符合我的心愿，”阿列克谢二世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过《黑色宣言》，知道它是最邪恶的。可是基督兄弟们和主教们都没看到过，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把这个宣言公布后，一半的俄罗斯人甚至会同意……不，奈杰尔爵士，我并没有过高地估计我的教徒。”

“但如果另一个声音站出来说话呢？不是您的声音，圣座，不是官方的，但很强烈很有说服力，那么您会暗中支持吗？”

他指的是自行其是的格雷戈尔·卢萨科夫神父，大主教曾以极大的道德勇气亲自批准让他去传经布道。

卢萨科夫神父年轻时曾经屡遭神学院拒绝。他热情洋溢，智慧过人，因而不对克格勃的口味。所以他去了西伯利亚的一个小修道院担任圣职，然后云游四方，巡回布道，没有固定的教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布道，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立即转移。

当然，他还是被抓住了，并被判五年劳改，罪名是散布反政府言论。在法庭上，他拒绝政府花钱雇佣的辩护律师，出色地进行了自我辩护，迫使法官承认他们是在践踏苏联的宪法。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教士特赦令，他获得了自由。出来后他热情依旧，继续布道宣讲，还严厉谴责那些懦弱和腐败的主教，因而得罪了大部分主教。他们跑到阿列克谢那里恳求他重新把这个年轻人管制起来。

阿列克谢二世身穿教区神父的长袍去参加格雷戈尔神父的一次演讲集会。他站在人群里未被发现，心里在想，如果我能够把他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演讲才能转而为教会服务该有多好啊。

关键是，格雷戈尔神父把观众都吸引住了。他用劳动人民的语言进行宣讲。他用在劳改营里学到的军旅语言使他的布道生动有趣；他能用年轻人的语言演讲；他知道他们的流行歌曲偶像名字和组合；他知道普通家庭过日子的艰难；他知道如何用酒浇愁。

三十五岁的他依然独身，是个禁欲主义者，但他比神学院的讲道更了解肉体带来的罪恶。两家青年杂志甚至建议把他作为一个性偶像向读者做宣传。

因此，阿列克谢二世没有报告民警去抓他。他邀请这位狂野的年轻人吃饭。由阿列克谢做东，他们在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的木桌上吃了一顿节俭的晚餐，然后彻夜长谈。阿列克谢解释了他所面临的任务，一个长期为专政体制服务的教会的缓慢改革历程，努力在俄罗斯一亿四千万基督徒中恢复牧师的作用。

黎明时，他们达成了协议。格雷戈尔神父同意敦促听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寻求上帝，而且回归教会，尽管教会可能还不够完美。大主教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一家大电视台安排了一个每周的专栏，播放格雷戈尔神父的大型演讲集会，由此，千百万无法去现场聆听的民众也能够通过电视观看他的布道。到1999年冬天，这位神父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最有说服力的演说家，甚至超过了伊戈尔·科马罗夫。

大主教沉默良久。最后他说：“我会与格雷戈尔神父谈谈关于恢复沙皇的事宜。”

第十五章

寒风裹挟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吹打着斯拉维扬斯基广场，每年的11月下旬都会下雪，预示着寒冬即将来临。

胖神父弓着头迎着寒风匆匆穿过外边的大门，跨过小院子，进入了库利斯基的全圣教堂，里面很温暖，还有一股湿衣服和熏香的气味。

他再次受到了停在外面的一辆轿车的监视。在确认没人跟踪后，格里辛上校下车跟在他后面进入了教堂。

“你打电话了。”他说。他们并肩站在远离几个祈祷者的地方，装作是在研究墙上的圣像。

“昨天夜晚。有一位客人。是从英国来的。”

“不是美国来的？你确定不是美国的？”

“不是，上校。刚过十点钟，圣座要我去接待一个来自英国的先生，让他进来。他与翻译一起来的，后者比他年轻许多。我让他们进来，陪同他们进了书房。然后，我端去了咖啡。”

“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在房间里时，年长的英国人正在为说不好俄语而道歉。年轻人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来。后来，大主教让我把咖啡放下，打发了我。”

“你在门口偷听了？”

“我是想偷听。但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似乎把围巾挂在门把手上。它挡住了我的视线，大部分的谈话我都没能听到。后来有人过来了，是哥萨克卫兵在巡逻，所以我只得离开了。”

“他说过他叫什么名字吗，那个年长的英国人？”

“没有，我在的时候没有说过。或许我在外面准备咖啡的时候说了。由于那条围巾，我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的也很少。我听到的话也没什么意义。”

“你听到什么了，马克西姆神父？”

“大主教只有一次提高了嗓门。我听到他说：‘请回沙皇？’他似乎很惊奇。然后他们放低了声音。”

格里辛上校站在那里，凝视着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的壁画，他感觉好像挨了一记耳光。他听到的话对于这个愚蠢的教士来说也许没什么意义，但对他来说就意义重大了。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君主就是国家元首，总统这个职位是没有的。政府的首脑是首相，虽然是组成政府的多数党领袖，但还得听从议会，即国家杜马。这与伊戈尔·科马罗夫一党专制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的长相？”他平静地问道。

“中等身高，瘦瘦的，一头银发，七十岁出头一点。”

“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

“哦，他与美国年轻人不同。他是坐轿车来的，汽车在外边等候。我送他们出去时，车还停在门口。不是出租车，是豪华轿车。汽车开走时，我记下了车号。”

他递给上校一张纸条。

“你干得很好，马克西姆神父。这事我们会记住的。”

阿纳托利·格里辛的侦探们没花多长时间就搞清楚了。他们给交管局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就得到了汽车的号牌。该汽车是民族大酒店的。

宣传部长库兹涅佐夫去跑腿了。他那几近完美的美国英语，能使俄罗斯职员以为他确实是美国人。刚过午饭时间，他出现在民族大酒店，朝礼宾部的门卫走了过去。

“嗨，对不起，你说英语吗？”

“是的，先生。”

“太好了。你看，昨天晚上我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饭店吃饭，隔壁一桌有一个英国人。我们聊了起来。他离开的时候，把这个忘在桌子上了。”

他举起一只打火机。是卡地亚，镀金的，很贵重。门卫迷惑了。

“是吗，先生？”

“我去后面追他，但来不及了。他已经坐车离去了……是一辆黑色的大奔驰。但饭店的保安认为那也许是你们的车。我就记下了车号。”

他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

“哦，是的，先生。是我们的车，对不起。”

门卫在本子上查看了一下昨天晚上的记录。

“那肯定是特拉肖先生。要我把打火机转交给他吗？”

“不用了。我会交给服务台的，他们可以把它放在他的房间钥匙存放格子里。”

库兹涅佐夫愉快地挥挥手，信步走向服务台。他把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

“嗨，你好。能告诉我特拉肖先生的房间号吗？”

服务台后面的俄罗斯女孩皮肤微黑，长得很漂亮，偶尔为外国人做一些兼职工作赚点外快。她绽出了微笑。

“请等一下，先生。”

她把名字输入桌子上的电脑，然后摇了摇头。

“对不起，特拉肖先生和他的同伴今天上午已经离开了。”

“哎哟，真讨厌。我希望能够赶上他。你知不知道他离开了莫斯科没有？”

她输入了更多的数字。

“是的，先生，上午我们确认了他的航班。他坐中午的飞机返回伦敦去了。”

库兹涅佐夫并不知道格里辛为什么让他去查询神秘的特拉肖先生的下落，但他还是把发现的情况作了汇报。他离去后，格里辛动用了他在内务部移民局签证申请处的联系人。申请人的详细资料用传真发给了他，申请表上的照片是从伦敦肯辛顿花园的俄罗斯使馆搞到的，由信使给他送了过来。

“把照片放大到八乘十英寸。”他告诉工作人员。这张英国老头的面孔，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但他认为对某个人来说也许是有意义的。

顺着特维尔大街走三英里，有一条已经两次改名的通往明斯克的公路，附近有一座凯旋门，它的一边是马罗塞卡大街。这里有两栋公寓大楼，专供退休的克格勃高级情报官居住，他们领取国家退休金，在那里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

1999年冬天，公寓的居民中有一位令人敬畏的年老的间谍头子——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他组织过克格勃在美国东海岸的所有行动，后来被召回莫斯科，出任极为秘密的“非法特工”局局长。

“非法特工”是指那些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而进入敌国领土活动的间谍。他们以商人、学者或其他身份蜷缩在陌生的环境里，去管理已经招募的本土间谍。这些特工一旦被抓，面临的不是被驱逐，而是逮捕和受审。多年来，德罗兹多夫一直在培训和派遣克格勃的“非法特工”。

格里辛曾经与他见过短暂的一面，德罗兹多夫在退休前的最后日子里，曾在亚谢涅沃领导过一个秘密的小组，专门分析研究由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供过来的潮水般的情报资料。格里辛当时是主审官，审讯被埃姆斯出卖的间谍。

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对方。德罗兹多夫欣赏的是技巧和精明，而不是残忍的暴力。格里辛除了一次短暂而不光彩的东柏林之行外，从来没有离开过苏联，他鄙视第一总局那些在西方工作过多年的人，认为他们已经受到了外国人言谈举止的感染。但德罗兹多夫同意在马罗塞卡大街的公寓里见他。格里辛把一张放大的照片放在了他面前。

“你以前见过他吗？”他问道。

使他惊恐的是，克格勃老间谍头子脑袋一扬哈哈大笑起来。

“见过他？没有，当面倒是没见过。但这张面孔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在亚谢涅沃工作的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不然我就不会来这里了。”

“嗯，他叫奈杰尔·欧文，我们称他为‘狐狸’。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针对我们搞过多年的谍报活动。后来，他担任了六年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职务。”

“一个间谍？”

“间谍头子，间谍的管理员，”德罗兹多夫纠正他的说法，“这不是一回事。他是最优秀的间谍头子之一，你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昨天他来莫斯科了。”

“天哪，你知道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格里辛撒谎了。德罗兹多夫专注地盯着他。他不相信这个“不知道”的回答。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已经退出了。你现在是在为科马罗夫管理那些黑色制服的暴徒，对吗？”

“我是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格里辛僵硬地说。

“没什么区别。”老将军喃喃地说。他把格里辛送到了门口。

“如果他回来了，告诉他，到我这里来喝一杯。”他朝正在离去的格里辛背影大声说。然后，他又咕哝了一声“讨厌”，并关上了门。

格里辛告诫他在移民局的线人，他要知道奈杰尔·欧文爵士，或者特拉肖先生，是否想再次进入莫斯科。

第二天，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接受了俄罗斯著名报纸《消息报》的专访。该报社把这事当作独家新闻看待，因为老将军从来不接受采访。

表面上，这次采访是为了庆祝老将军即将来临的七十四岁寿辰，所以询问是从他的健康问题开始的。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军官俱乐部的一间密室里，老将军身板笔挺地坐在一把皮背椅子里，告诉记者他的身体很健康。

“我的牙齿还是我自己的，”他大声说，“我不需要戴眼镜。我走路的速度，你们这个年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还赶不上我。”

记者四十岁刚出头，他相信他的话。摄影师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士，她敬畏地凝视着他。她听爷爷讲起过五十四年前，跟随这位年轻的坦克指挥官攻克柏林的故事。

采访的话题转到了国家的现状。

“可悲，”柯利亚大叔厉声说，“一团糟。”

“我想，”记者提示他，“在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您是准备把选票投向爱国力量联盟和科马罗夫吧？”

“决不会，”将军厉声说，“他们全都是一伙法西斯分子。我讨厌他们。”

“我不明白，”记者的声音有点颤抖，“我还以为……”

“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对科马罗夫那些虚假的爱国主义宣传信以为真。我见过爱国主义，小伙子。我看到过人们为之流血，看到过好人为之牺牲。要分清真假，明白吗？科马罗夫这个人根本不是爱国者，他的话全都是一派胡言。”

“我明白了，”记者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明白，完全是一片茫然，“但肯定有许多人认为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

“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是血腥的，”柯利亚大叔咆哮了，“想想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血腥事件难道还少吗？我是经历够腥风血雨了，再也不想见到了。那人是法西斯分子。听着，年轻人，我一生都在与法西斯做斗争。在库尔斯克与他们作战，在巴格拉季昂与他们作战，直至跨越维斯瓦河，最后攻克柏林，直捣纳粹德国总理府地下室。不管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法西斯就是法西斯，他们都是……”

他本想使用俄语里关于人体私处四十个词语中的某一个，但因为有女人在场，他使用了“恶棍”一词。

“但是，”记者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争辩说，“俄罗斯需要清除所有的污秽。”

“哦，是有污秽。但其中许多并不是种族的污秽，而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污秽。灵魂扭曲的政治家和贪污腐败的官僚，与歹徒手拉着手呢，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但科马罗夫先生准备清除歹徒。”

“这个讨厌的科马罗夫先生就是由歹徒提供资金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他那潮水般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牙仙送来的吗？在他当政之后，这个国家就由歹徒来随意买卖了。我告诉你，年轻人，任何正直的军人都不会允许他那帮黑色制服的暴徒来管理我们的祖国。”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将军伸手取出一份当天的报纸，朝后面的版面做了一个手势。

“昨晚的电视节目里，你看到这位教士了吗？”

“格雷戈尔神父，那个传教士？没有。怎么啦？”

“我认为他也许说对了。这些年来，我们也许都迷糊了。把上帝和沙皇请回来吧。”

这场访谈引起了轰动，倒不是因为采访的内容，而是因为被采访者。俄罗斯最著名的老战士强烈谴责了科马罗夫，俄罗斯国土上现役的军人，还有两千万老兵的大多数都会读到这条消息。

这次采访的内容，通过报业辛迪加，全文发表在《红星》杂志的继任刊物《我们的军队》周刊，由此传遍了每一个军营。电视台的国内新闻播报了摘要，电台也重复广播了。此后，老将军谢绝了进一步的采访。

在基赛尔尼大街旁的别墅里，面对脸色铁青的伊戈尔·科马罗夫，库兹涅佐夫几乎掉下了眼泪。

“我不明白，总统先生。我真的是不明白。我认为在这个国家，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最坚定地支持爱国力量联盟和您本人，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尼古拉耶夫将军。”

伊戈尔·科马罗夫，和站在旁边凝视着窗外院子里积雪的阿纳托利·格里辛，都默默地听到他出去了。然后，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返回自己办公室，继续拨打新闻媒体的电话，努力减少负面影响。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难去谴责柯利亚大叔是丧失理智的老糊涂，因为那显然是不真实的。他唯一的托辞是，将军把事情全搞错了。但关于爱国力量联盟的资金来源问题，则是越来越难以应付了。

要全面恢复爱国力量联盟的地位，就得在下一期的《觉醒》周刊和《祖国》月刊上，发表针对性的评论文章。不幸的是，这两份刊物都变成哑巴了，新的印刷机才刚刚从美国巴尔的摩港口启运。

在爱国力量联盟总裁办公室里，沉默最终被科马罗夫打破了。

“他看过我的宣言了，对吗？”

“我相信是的。”格里辛说。

“首先是印刷厂爆炸，接着是与大主教的秘密会面，现在又是这事。到底是怎么啦？”

“我们在被人捣乱，总统先生。”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声音表面上依然平静，太平静了。但他脸色惨白，两边的脸颊上各出现了一个鲜亮的红点。与已经去世的秘书阿科波夫一样，阿纳托利·格里辛也见过这位法西斯领袖发狂的情景，即使是他也感到恐惧。科马罗夫再次说话时，他的声音降低到了耳语的程度。

“你是我身边的人，阿纳托利，是与我最亲近的人，是注定要成为除我之外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你要保护我免受破坏。是谁在搞这些破坏活动？”

“一个叫欧文的英国人和一个叫蒙克的美国人。”

“他们两个？就两个人？”

“显然他们是得到了支持，总统先生。而且，他们手里有那份宣言。他们在四处宣扬。”

科马罗夫从书桌后面站起身来，拿起一把圆柱形的黑檀木尺子，开始敲击自己的左手掌心。他说话的声音提高了。

“那就去找到他们，制止他们，阿纳托利。搞清楚他们下步行动，加以预防。现在仔细听着：到1月16日，也就是再过几个星期，一亿一千万俄罗斯选民将有权投票选举产生俄罗斯下一届总统。我要求他们投我的票。

“按照百分之七十的投票率，就有七千七百万张选票。我想要其中的四千万张。我想获得第一轮的胜利，不想再有什么第二轮。一个星期之前，我还指望能够得到六千万张。那个愚蠢的将军，让我减少了至少一千万。”

“一千万”的词语，几乎是一次愤怒的尖叫。那把尺子正在上下起落，但科马罗夫现在是用尺子敲打桌面。毫无预兆地，他开始把怒火洒向他的迫害者，用木尺猛击他自己的电话机，直到塑料外壳开裂和破碎。格里辛僵硬地站在旁边。走廊里一片静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吓坏了，一动不动地待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

“现在，某个精神错乱的神父已经开始了一项新的动作，呼吁请回沙皇。除了我，这片土地上是不允许有沙皇存在的，在我执政以后，他们会明白纪律的意思，即使像伊凡雷帝那样残暴的人，看上去也会像唱诗班男童一般温顺。”

他叫喊时，不停地用檀木尺子反复敲打电话机的残骸，眼睛瞪着塑料碎片，好像这个曾经有用的通讯工具就是那些不服从管教的俄罗斯刁民，正在明白皮鞭下遵守纪律的含义。

“唱诗班男童”的最后一声尖叫消失了，科马罗夫把尺子扔回到自己的书桌上。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恢复了自我控制。他的话声回归正常了，但双手在颤抖，因此他把十根手指都按在书桌上，努力平复下来。

“今天晚上我要在弗拉基米尔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是整个竞选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明天会有全国性的广播电视转播。此后，我每天晚上都要发表讲话，直至选举之日。资金已经筹备好了。这是我的事情。宣传的事情由库兹涅佐夫负责。”

他从书桌后面伸出了一条胳膊，食指指向了格里辛的脸。

“你的工作，阿纳托利·格里辛，有一件，只有一件。阻止破坏活动。”

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声叫喊。科马罗夫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挥手示意退下。格里辛一言未发，静静地跨过地毯走到门边，闪身出去了。

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只有一家银行，即人民银行。苏联解体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俄罗斯的兴起，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总数已经达到了八千多家。

许多银行很快就消失了，卷走了储户的存款。另一些在一夜之间蒸发了，也带走了客户的储蓄款。那些幸存下来的银行则在边做边学，因为共产党时期缺乏银行工作的经验。

银行也不是一个安全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有四百多个银行家遭到了暗杀，通常是因为在无担保贷款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合作业务中，与歹徒闹矛盾了。

到九十年代末，金融业基本上剩下了四百家声誉较好的银行，其中前五十家是西方准备与之交往的。

银行大多集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主要是在后者。讽刺的是，银行业也借鉴黑帮的做法，进行了合并，其中所谓的前十强业务量占了整个行业的百分之八十。对于投资巨大的项目，往往由两家或三家银行组成一个联合体来进行操作。

1999年冬天，大银行的前几位有莫斯特银行、斯莫棱斯基银行，最大的是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

12月的第一周，杰森·蒙克到了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总部。那里的安保工作可与诺克斯堡【20】相媲美。

由于有生命危险，各大银行的董事长都设有私人卫队，其安保阵容能让美国总统逊色。至少有三位董事长已经分别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安了家，然后乘坐私人喷气飞机来办公室上班。在俄罗斯境内，他们的私人保镖有几百个。另有几千名保安负责保护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

没有至少提前几天的预约，想与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董事长进行私人面谈，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蒙克做到了。他带来了一件同样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在大楼的底层接受了搜身和公文包的检查后，他在银行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位于董事长办公套房下面三层楼的贵宾接待室。

在那里，他出示了一封信函，由一位办事精干、英语流利的俄罗斯年轻人做了检查。他请蒙克等一下，然后消失在一扇结实的电子密码大门后面。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两名武装卫兵监视着蒙克。使办公桌后面一位女接待员感到惊奇的是，董事长的助理回来了，让蒙克跟他走。进门之后，他被再次搜身，一台电子仪器把他上上下下扫描了一遍，年轻的俄罗斯人表示了歉意。

“我能理解，”蒙克说，“世道艰难嘛。”

又上了两层，他进入另一间接待室，然后被引到了列昂尼德·格里戈里耶维奇·伯恩斯坦的办公室里。

他带来的信件就放在办公桌上。银行家伯恩斯坦个子不高，身材宽阔，灰色卷发，目光敏锐，穿了一身做工精细的炭灰色西服，是在伦敦萨维尔街定制的。他站起身，与蒙克握了手。然后他挥手示意蒙克入座。蒙克注意到那位办事精干的年轻人坐在了房间的后面。他也许是牛津大学的留学生，但伯恩斯坦肯定也让他在昆亭可【21】靶场接受过武器射击的训练。

银行家朝信函做了一下手势。“嗯，伦敦情况怎么样？你是刚到的吗，蒙克先生？”

“前几天到的。”蒙克说。

信件是用非常昂贵的奶油色亚麻布编织而成，顶部印有五支箭的徽标，使人回想起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22】的五个儿子。信纸是完全真实的。只是末尾伊夫林·罗思柴尔德爵士的签名是伪造的。但这是由伦敦市圣斯温辛街的罗思柴尔德父子公司派来的特使，哪位银行家会拒绝接待呢？

“伊夫林爵士最近好吗？”伯恩斯坦问道。蒙克改用俄语说话了。

“据我所知很好，”蒙克说，“但这信件不是他签的名。”蒙克听到身后有一阵轻微的沙沙声。“请您那位年轻的朋友不要在我背后开冷枪。我没穿防弹背心，我不想死。而且我也没有携带什么危险品，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伤害您。”

“那你来干什么？”

蒙克解释了7月15日以来发生的事件。

“胡说八道，”伯恩斯坦最后说，“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我了解科马罗夫，是在做生意中了解的。他极端右倾，不合我的口味，但如果你认为侮辱犹太人是新鲜事，那你就太不了解俄罗斯了。他们全都那么做，但他们全都需要银行。”

“侮辱只是一个方面，伯恩斯坦先生。我文件包里的东西，要比侮辱严重得多了。”

伯恩斯坦紧紧地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

“那份宣言，你带来了？”

“是的。”

“如果科马罗夫和他那帮歹徒知道你在这里，他会怎么办？”

“他会把我杀了。现在他们那帮人正在市内到处找我。”

“你胆子够大的。”

“我同意做这份工作。在我看了宣言之后，我认为值得去做这工作。”

伯恩斯坦伸出手去。

“给我看。”

蒙克先给了他论证报告。银行家习惯以极快的速度阅读复杂的文件，他用了十分钟就看完了。

“死了三个人，嗯？”

“老清洁工、秘书阿科波夫，他愚蠢地把文件放在书桌上，结果被偷走了。还有英国记者杰斐逊，科马罗夫误认为他看过了宣言。”

伯恩斯坦按下了内部通讯系统的按钮。

“柳德米拉，进入7月底8月初的剪报档案系统，看看当地报纸上是否有关于两个人的报道，一个是俄罗斯人，名叫阿科波夫，另一个是英国记者，叫杰斐逊。按名字查询，也查看一下讣告。”

他凝视着桌上的电脑显示器，缩微资料显示出来了。他咕哝了一声。

“是的，他们都死了。现在你，蒙克先生，如果他们抓住了你。”

“我希望他们抓不到我。”

“好吧，既然你已经为我们冒了险，那我就看看科马罗夫先生对我们大家有什么企图。”

他又伸出手去。蒙克把薄薄的黑色文件递给了他。伯恩斯坦开始阅读。其中一页他看了好几遍，在阅读里面内容时，他的手指头来回轻弹着。他说话了，但没有抬头：

“伊利亚，你出去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小伙子，你走吧。”

蒙克听到了身后那位助手离去的关门声。最后，银行家抬起头来，盯住了蒙克。

“他不能那么做。”

“彻底清除？这事以前也尝试过的，先生。”

“俄罗斯有一百万犹太人呢，蒙克先生。”

“我知道，百分之十的人有能力离开。”

伯恩斯坦站起来走到窗边，去看莫斯科建筑物顶上的积雪。窗户的玻璃呈现一种微微发绿的颜色，它有五英寸厚，可以阻止反坦克炮弹。

“他不是认真的。”

“我们相信他是认真的。”

“我们？”

“派我来这里的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都很担心这个人。”

“你是犹太人吗，蒙克先生？”

“不是，先生。”

“你很幸运。他会获得胜利，对吗？民意测验表明，他是不可阻止的。”

“事情也许在发生变化。前几天，他遭到尼古拉耶夫将军的谴责。这也许起到了效果。我希望东正教会能扮演好角色。或许，他是能够被阻止的。”

“哼，教会。那可不是犹太人的朋友啊，蒙克先生。”

“你说得对。但科马罗夫对教会也有企图。”

“那么，你是想建立一个联盟？”

“差不多。教会、部队、银行、少数民族，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你看过那位云游教士的报告了吗？呼吁恢复沙皇？”

“看过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愚蠢的。但沙皇还是比纳粹好。你要我干什么呢，蒙克先生？”

“我？没想法。由你自己来做出选择。你是四家银行联合体的主席，控制着两个独立的电视频道。你的格鲁曼飞机停在机场吗？”

“是的。”

“坐飞机去基辅只需要两个小时。”

“去基辅干什么？”

“你可以去参观巴比亚尔山谷。”

列昂尼德·伯恩斯坦猛地从窗户边转过身来。

“你可以走了，蒙克先生。”

蒙克把桌子上的两份文件收起来，放进来了他带来的皮包里。

他知道他太过分了。巴比亚尔是基辅郊外的一条山谷。1941年至1943年期间，有十万平民在沟壑的边沿上被机关枪射死，尸体落入了山沟里。被害人当中，有些是人民委员和共产党官员，但百分之九十五是乌克兰犹太人。蒙克已经走到了门边，这时候列昂尼德·伯恩斯坦又说话了。

“你去过那里吗，蒙克先生？”

“没有，先生。”

“你听说过有关它的什么事情？”

“我听说那是一个凄凉的地方。”

“我去过巴比亚尔山谷。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再见，蒙克先生。”

在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大街纹章学院的总部，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的办公室又小又乱。每个平面空间都堆满了成捆的资料，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次序，但在这位宗谱学家看来，这样的堆放自有其道理。

当奈杰尔·欧文爵士走进来时，普罗宾博士跳了起来，把整个格里马迪王室【23】的资料扫到地上，招呼客人坐到由此腾出来的椅子上。

“嗯，继任的事情进展如何？”欧文问道。

“罗曼诺夫王位的继任人？如同我所预料的，情况不太好。有一个人可以提出要求，但自己不想要。一个想要的人因为两个原因已被排除在外。有个美国人还没有接触，但已经没戏了。”

“有那么糟糕吗？”欧文说。普罗宾博士跳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他在这个专业领域如鱼得水，沉迷于血缘、通婚和奇异规则的学术世界里。

“先从骗子人物开始吧，”他说，“你记得安娜·安德森吧？她一生都声称自己是安娜斯塔西娅公主【24】，在叶卡捷琳堡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全是谎言。她现在死了，DNA测试结果证明她是一个假冒的骗子。

“几年前，另一个人在马德里去世了，他生前自称是阿列克谢大公，结果是卢森堡的一个骗子。那就剩下了新闻媒体偶尔提及的三个人，通常是很不确切的。听说过格奥尔基王子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普罗宾博士。”

“嗯，他是一个年轻人，多年来一直被他那野心勃勃的母亲派往欧洲和俄罗斯兜售。他母亲是玛丽亚女大公，是已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女儿。

“弗拉基米尔本人，倒可以声称是在位皇帝的曾孙，但理由不是很充分，因为在他出生时，他母亲不是东正教的教徒，这不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

“不管怎么样，他的女儿玛丽亚不是他的合格继任人，尽管他不断声称她是。你知道《保罗法》吗？”

“这是……”

“沙皇保罗一世制定的。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只有男系才能具备继任权。女儿不算。性别歧视，但当时就是那样的，现在也一样。因此，玛丽亚女大公就是玛丽亚公主，她的儿子格奥尔基不是直系的。《保罗法》还规定，即使是女儿的儿子也不能算。”

“那么，他们只是希望能发生最好的事情？”

“完全正确。雄心勃勃，但申诉无效。”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美国人，普罗宾博士？”

“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十月革命前，沙皇尼古拉二世有一位叔叔，叫保罗大公，是他父亲最小的弟弟。

“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谋杀了沙皇、他的哥哥和他的叔叔保罗。但保罗有个儿子，是沙皇的堂弟。这个狂野的年轻人德米特里大公碰巧卷入了拉斯普京【25】的谋杀案。于是，在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的时候，他已经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这使他幸免于难。他逃跑了，经由上海最后到了美国。”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欧文说，“说下去。”

“嗯，德米特里活下来了，在美国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叫保罗，是美军少校，参加过朝鲜战争。保罗也结婚了，并有了两个儿子。”

“我觉得这是一条直接的男系血缘。你的意思是，沙皇真正的继任人也许是一个美国人？”欧文问道。

“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但他们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普罗宾说，“德米特里娶了美国的一个平民女子，他的儿子保罗也一样。根据皇室第一八八条规定，婚姻要门当户对，不然就不能指望子女的继任权。这条规定后来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大公还是一样。因此，德米特里的婚姻属于贵贱通婚，所以他在朝鲜打过仗的儿子不能继任，他的两个孙子由于也是与平民结婚所生的，也不能继任。”

“那么，他们都没戏了。”

“恐怕是这样。其实他们自己兴趣也不大。我认为，他们现在应该是住在佛罗里达州。”

“还剩下什么人？”

“最后一个，其血缘关系呼声很高。谢苗·罗曼诺夫王子。”

“他与被谋杀的沙皇有血缘关系吗？不是女儿生的，不是与平民生的？”欧文问道。

“是的，但说来话长。其间有四个沙皇。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父亲是亚历山大三世，祖父是亚历山大二世，曾祖父是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有一个小儿子，即尼古拉大公，他当然没能成为沙皇。他的儿子叫彼得，彼得的儿子是基里尔，基里尔的儿子就是谢苗。”

“因此，从被谋杀的沙皇开始，上溯三代人到他的太公，然后到一个旁系的小儿子，再经过四代人就是谢苗。”

“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这条线似乎拉得长了一些，普罗宾博士。”

“确实是很长，但这是他们的家谱。从技术上说，谢苗是我们能得到的最近的直系血缘。但这仅仅是学术上的。实际上还有好多难度。”

“什么难度？”

“首先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即使能够即位，他也不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其次，他没有子女，因此在他之后也会断线，俄罗斯将回到出发点。第三，他已经反复声明自己对此事没有兴趣，即使给他这个位子，他也不会接受。”

“希望不大。”奈杰尔爵士承认说。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他一直生活放荡，吃喝玩乐，钟情于飙车和里维埃拉【26】，喜欢玩年轻女子，通常是女仆。这个习惯已经导致了他的三次婚姻破裂。最糟糕的是，我听到传言说，他下棋时要作弊。”

“天哪。”

奈杰尔·欧文爵士真的震惊了。与员工偷情或许还能得到原谅，但下棋作弊……

“他住在哪里？”

“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苹果园里，种植苹果，酿制苹果白兰地。”

奈杰尔·欧文爵士沉思了一会儿。普罗宾博士同情地看着他。

“如果谢苗公开声明，他愿意放弃恢复沙皇的继任权，那是不是法律上的弃权？”

普罗宾博士鼓起腮帮子。

“我认为是的。除非真的恢复沙皇。那时候他也许会改变主意。想想有那么多的豪车和女佣。”

“但没有谢苗，情况会怎么样？如同我们美国朋友说的，底线是什么？”

“老朋友，底线是如果俄罗斯人民愿意，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人作为他们的君主。事情就这么简单。”

“选择一个外国人，这有先例吗？”

“有，太多了。历史上多次有过。你看，我们英格兰就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时是独身的，我们请来了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使之成为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经过四代国王，我们赶走了詹姆士二世，邀请奥兰治的荷兰人威廉来接替王位。安妮女王驾崩时，没有留下幸存的子女，我们邀请了德国汉诺威王朝的乔治来作为我们的乔治一世。他几乎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欧洲大陆也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有。希腊就有过两次。1833年，希腊人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赢得自由后，他们邀请巴伐利亚的奥托来担任希腊国王。他表现欠佳，因此他们在1862年把他废黜了，另外请了丹麦的威廉王子来接替。他成为乔治一世国王。然后，他们于1924年宣布共和制，1935年恢复君主制，1973年又废除君主制。老是拿不定主意。

“两百年前，瑞典人不知所措，因此他们四处寻觅，邀请拿破仑部下的贝纳多特将军担任他们的国王。他干得很好，他的后代还在位。

“最后是丹麦的查尔斯王子，在1905年，他应邀成为挪威的哈康七世，他的后代也还在位。如果王位发生空缺，而且想要一个君主，那么在国外找一个好的，肯定是胜过当地的窝囊废。”

奈杰尔爵士又沉默了，陷入了沉思。现在，普罗宾博士已经怀疑，他询问的事情已经不完全是学术性的了。

“我可以问一下吗？”纹章学家说。

“当然可以。”

“如果俄罗斯真的恢复了沙皇，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我的意思是，他们控制着钱袋子，是这个世界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

“美国人传统上是反对君主制的，”欧文承认说，“但是他们也不是傻瓜。1918年美国协助流放了德国皇帝，从而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动乱和权力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1945年，山姆大叔专门留下了日本的皇室，没去废除。五十年来，日本是亚洲最稳定的民主和反共国家，是美国的盟友。我认为华盛顿的观点是，如果俄罗斯人民决定走那条道路，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但这要由全体俄罗斯人民决定，通过全民投票？”

奈杰尔爵士点点头。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仅仅靠杜马是不够的，腐败的指控太多了。必须是整个国家的决定。”

“那么你心目中有什么人选？”

“这就是问题，普罗宾博士。没有人选。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来看，花花公子和江湖骗子都是不行的。现在我们设想，一个要复位的沙皇，都需要具备哪些资格和条件。你认为呢？”

纹章学家兴奋得两眼放光。

“比平常的工作有趣得多了。年龄怎么样？”

“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你说呢？十几岁的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合适。成熟，但不能太老。下一个条件呢？”

“必须是当政王室的王子，言行举止符合王室礼仪。”普罗宾说。

“是欧洲的王室吗？”

“噢，当然了。我认为俄罗斯人是不会喜欢非洲人、阿拉伯人或亚洲人的。”

“你说得对。那么应该是白人，博士。”

“他必须有一个活着的合法儿子，而且他们都必须皈依东正教。”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但还有一个难题，”普罗宾说，“在他出生时，他母亲必须是东正教的教徒。”

“哦。还有什么条件？”

“他的父母双方都必须有王室血统，最好至少一方是俄罗斯的。”

“他应该是现役或退役的高级军官。俄罗斯军方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会计师，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你忘了一件事，”普罗宾说，“他还必须能说流利的俄语。乔治一世来任职时只会说德语，贝纳多特只会说法语。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君主要对自己的人民讲话。俄罗斯人民不喜欢听到叽里呱啦的外国话。”

奈杰尔·欧文爵士站起来，从衣服的胸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支票，数额不小。

“这个，你这么客气啊。”纹章学家说。

“我知道学院里是有各种开支的。我亲爱的博士。听着，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如果我能帮得上。”

“睁大眼睛去找找。跑跑欧洲的各个当政王室。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克里姆林宫往北五英里的卡什金卢格郊区，有一个巨大的电视中心，所有的电视节目信号，都是从那里向俄罗斯各地发射出去的。

阿卡德米卡·科罗廖娃大街的两边是国家电视中心和国际电视中心。三百码以外，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的尖顶直插蓝天，是首都的最高建筑。政府控制的国立电视是从这里转播的，还有其他两家独立的商业电视台，靠播放广告维持生计。大楼是几家电视台合用的，但楼层不同。

爱国力量联盟的一辆奔驰汽车由司机驾驶着开到了这里，鲍里斯·库兹涅佐夫下了车。他带来了前一天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弗拉基米尔大型集会上所拍摄的录像带。

经过年轻的天才导演利特维诺夫的剪辑和编辑，这盘录像搞得很成功。面对欢呼的人群，科马罗夫谴责了要求恢复沙皇的巡回传教士，其口气略带讽刺，对唠唠叨叨的老将军则表示遗憾。

“昨天的人有昨天的希望，”他对支持者大声吼叫，“但我们，我的朋友们，你们和我，必须考虑明天，因为明天是属于我们的。”

集会有五千人参加，但经过利特维诺夫的剪接处理，在场的人数看上去多了两倍。集会的场面将向全国进行电视广播，虽然费用很高，但他们已经购买了整整一个小时转播权，这样，观众就不是五千，而是五千万，或者相当于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一人口。

库兹涅佐夫被直接引到了大型商业电视台节目总编辑的办公室，安东·古罗夫总编是他的私人朋友，也是伊戈尔·科马罗夫和爱国力量联盟的支持者。他把录像带放到了古罗夫的办公桌上。

“集会相当成功，”他热情地说，“我去参加了。你会喜欢的。”

古罗夫把玩着手里的钢笔。

“我还给你带来了更好的消息呢。一份大合同，是现金支付。从现在起到大选日之前的每个晚上，科马罗夫总裁希望对全国发表演说。想一想，安东，这是你们商业电视台有史以来所签的单笔最大金额的合同。还有给你的好处费呢，呃？”

“鲍里斯，你能亲自来这里，我感到很高兴。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

“哦，不是技术问题吧。你们解决不了吗？”

“不，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你知道，我是全力支持科马罗夫总裁的，对吧？”

作为电视节目高级策划人，古罗夫十分清楚电视广播的功能，在现代社会里，电视是最有说服力的媒体，能对即将到来的大选起到助跑的作用。

只有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一直通过国家电视频道转播不偏不倚的政治评论。在所有的东欧和西欧国家，多年来，执政的当届政府都利用国家电视业务，支持目前的政权。

在俄罗斯，政府的电视网络一再报道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的竞选活动，只有在缺少新闻素材的情况下，才偶尔提及其他两个候选人的存在。

那两个溜边的候选人，一个是新共产党社会主义联盟的根纳季·久加诺夫，另一个是爱国力量联盟的伊戈尔·科马罗夫。

前者显然存在竞选活动资金缺乏的问题，后者好像资金相当充足。科马罗夫利用那些资金，仿照美国的模式，在两家商业电视台购买了每天数小时的电视转播权，为其竞选开展宣传活动。购买这段时间，可以确保他的节目不会遭到裁剪、编辑或屏蔽。古罗夫一直十分乐意地安排黄金时间播放科马罗夫的演讲和集会。他不是傻瓜，他知道如果科马罗夫获胜，国家电视台将会有大量裁员。许多大人物将会离开，科马罗夫肯定会那么做。那些站对了阵线的人，将会获得调动和晋升。

但现在事情不对头了。库兹涅佐夫疑惑地凝视着古罗夫。

“事实是，鲍里斯，出现了某种策略转移。是董事会层面的，与我无关，你要理解。我只是个跑腿的。这事是上头的决定，是最高层的。”

“什么策略转移，安东？你在说些什么？”

古罗夫很不自在地蠕动着身子，心底里再次咒骂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总经理。

“你很可能知道，鲍里斯，与所有大企业一样，我们电视台也是由银行财团紧密控制的。如果来干涉，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有支配权。通常他们是不会来管我们的。利润回报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现在来釜底抽薪了。”

库兹涅佐夫惊得目瞪口呆。

“啊，安东，很遗憾。你肯定是很难受的。”

“我倒还好，鲍里斯。”

“但如果电视台破产了，那一切都付诸东流了……”

“是的，嗯，但他们好像不是那么说的。电视台可以存活，但有一个代价。”

“什么代价？”

“听着，朋友，此事与我无关。如果我能做出决定，那么我会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伊戈尔·科马罗夫，但是……”

“但是什么？快说呀。”

“好吧。电视台不会再播放科马罗夫先生的讲演或集会了。这是命令。”

库兹涅佐夫跳了起来，因为愤怒，他的脸涨得通红。

“你们疯了！别忘了，我们已经买下了这个时段。我们是付钱的。这是商业电视台。你们不可以拒绝我们的钱。”

“显然，我们可以拒绝。”

“但这个钱已经预付了。”

“我们可以退还。”

“我找另一家。你们又不是市内唯一的商业电视台。我可是一直照顾你的，安东。嗯，以后恐怕就没有了。”

“鲍里斯，他们也是那些银行拥有的。”

库兹涅佐夫又坐下了。他的膝盖在颤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鲍里斯，我只能说，他们盯上了某个人。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董事会昨天下达的命令。要求我们在三十天内不准播放科马罗夫先生，否则银行将撤回资金。”

库兹涅佐夫凝视着他。

“你们拒绝了那么多的屏幕时间，打算用什么节目来填补呢？哥萨克舞蹈？”

“不，事情有点怪异。电视台打算整个频道转播那个教士安排的集会。”

“哪个教士？”

“你知道的，就是鼓吹宗教复兴运动的那个传教士。老是敦促人们去信仰上帝。”

“上帝和沙皇。”库兹涅佐夫咕哝着。

“就是他。”

“格雷戈尔神父。”

“是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你们疯了。他能拿出几个卢布？”

“问题就在这里。资金似乎已经到位了。所以我们在新闻和专栏节目里安排了播放他的消息。他把时间表都排满了。想看看吗？”

“不，我才不想看他的时间表呢。”

说完，库兹涅佐夫就冲出去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的偶像、该怎么去报告这个消息。但三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他心底的一个疑问，现在终于确信了。当他汇报印刷厂，然后是老将军的消息时，科马罗夫和格里辛的神色不对。他们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但有一件事情他是知道的：灾难正在降临。

那天晚上，在欧洲另一边的英国伦敦，奈杰尔·欧文爵士的晚餐被打断了。俱乐部服务员把电话递给了他。

“是一位普罗宾博士来电，奈杰尔爵士。”

电话线路里传来了纹章学家快乐的声音，他还在办公室，显然在加班。

“我找到了你想要的人。”

“明天上午十点钟在你的办公室见面？好极了。”

奈杰尔爵士把电话递回给在旁边徘徊的服务员。

“我认为应该来点波特葡萄酒，特拉肖。请给我来一瓶俱乐部佳酿的。”

第十六章

西方国家叫警察局的机关，在俄罗斯叫民警局，隶属内务部管辖。

与大多数警察机构一样，它主要分成两条线：一条是联邦警察，另一条是本地、州或者区域警察。

俄罗斯的各个地区称为州。其中最大的是莫斯科州，它的地域包括俄联邦的整个首都及其周边的农村。它类似于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但包括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三分之一。

因此，虽然处在不同的办公楼里，莫斯科既是联邦民警的总部，也是莫斯科本地民警的总部。与西方的警察机关不同，俄罗斯内务部有一支可以调遣的自有部队，即人数多达十三万的重装内务部队，几乎可以与国防部下属的正规军相媲美。

共产党垮台后不久，荒草般蔓延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变得如此公开、如此普遍、如此令人难堪，迫使鲍里斯·叶利钦下令，在俄联邦和莫斯科州民警中组建几个整编师，以打击黑手党的扩散。

联邦民警的任务是打击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犯罪，但有组织犯罪在莫斯科相当集中，大都是经济犯罪，使得莫斯科的打击有组织犯罪部（打黑部）的规模几乎与其联邦的相应部门一般大。

九十年代中期之前，莫斯科打黑部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这时候，瓦伦金·彼得罗夫斯基民警将军接管了该部门的工作，成为主管这个部门的高级将领。他是异地赴任的，是从工业城市下诺夫哥罗德调任过来的，在那里，他建立了不受贿赂的“硬汉”名声。与埃利奥特·内斯【27】一样，他即位时的形势类似于艾尔·卡彭【28】掌控下的芝加哥。与“碰不得”领导人不同的是，他有强得多的火力和少得多的民权干扰。

他上台后开除了十二个高级警官，因为他们与有组织犯罪走得“太近了”。美国使馆的联邦调查局联络官大声疾呼：“太近了！他们在拿对方的工资呢。”

接着，彼得罗夫斯基秘密地测试了一些高级调查官是否接受贿赂。两袖清风、拒绝接受贿赂的人，得到了提拔和加薪。当身边有了一支诚实可靠、可以随时调遣的特警队伍时，他开始向有组织犯罪活动宣战了。他的反黑帮别动队使黑社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因此他获得了“莫洛托夫”【29】的绰号。这并不是对早已过世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及其支持者斯大林的崇敬，这个词语的意思是“锤子”。

与任何诚实的警察一样，他没有全部获胜。毒瘤太深了。黑帮分子在高层都有朋友。许多歹徒进入法庭后很快就出来了，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彼得罗夫斯基的反应是，逮捕时不必过于谨慎。为了支持他们的侦探，联邦和城市打黑部门都有武装部队。联邦民警的武装部队称为武警，彼得罗夫斯基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称为特警。

早先，彼得罗夫斯基亲自指挥袭击行动，事先不打招呼，以防泄密。如果遭袭击的歹徒乖乖地投降走出来，他们就会受到法院的审判；如果有人企图拔枪、负隅顽抗、销毁证据或者逃跑，彼得罗夫斯基会等到一切全都结束后，感叹道“啧、啧”，然后吩咐准备尸袋。

到1998年，他认识到最强大的、最难攻破的黑手党团伙是多尔戈鲁基黑帮，他们以莫斯科为基地，控制了乌拉尔以西的俄罗斯许多地盘，而且很有钱，有足够的财富去买通有影响的大人物。在1999年冬天之前的两年时间里，他亲自发动过对多尔戈鲁基的袭击，为此他们对他怀恨在心。

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车臣人乌马尔·古纳耶夫曾告诉蒙克，在俄罗斯他不需要伪造身份证：金钱可以买到真品。12月初，蒙克对他说的大话进行了测试。

他盘算着，想第四次冒名顶替去与俄罗斯一位要人进行约定的私下谈话。但伦敦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安东尼的信件，是在莫斯科伪造的。来自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信函也是当地仿冒的。尼古拉耶夫将军没要求看身份证，一身总参谋部的军官制服就足够了。瓦伦金·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每天生活在暗杀的威胁之中，日夜都由警卫员保护着。

蒙克从来没有打听过车臣的领导人是从哪里搞到证件的。证件看上去不错，里面贴着蒙克的金色短发照片，他的身份是民警上校，是联邦内务部打黑局第一副局长的副官。这样，彼得罗夫斯基就不会认识他了，只当他是联邦民警的一位同事。

共产党倒台后，俄罗斯没有改变的一个做法，就是依然把相同职业的高级官员集中安排在同一片公寓楼里居住。而西方的政治家、公务员和高级军官，通常是分散居住在各个郊区的私人住宅。莫斯科官员的想法是，尽可能住在免交房租的国有住宅楼里。

其主要原因是共产党下台后的新政府，从老的中央委员会手中接管了这些公寓楼，并创建了免费的住宅区。这种住宅楼过去和现在都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北边，勃列日涅夫和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那里居住过。彼得罗夫斯基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一栋九层楼房八楼的一套公寓里。其他十二名高级警官也住在这栋楼里。把这些同一职业的人集中在一栋楼里居住，至少有一个优点：平民百姓会被卫兵挡在门外。民警将军们完全理解这么安排的必要性。

那天晚上蒙克驾驶的汽车，是古纳耶夫奇迹般地搞来或“借来”的，是内务部联邦民警一辆真的黑色海鸥轿车，它在通往大楼内院的道闸前停了下来。联邦武警的一名卫兵示意把后车窗摇下来，另一名卫兵用冲锋枪对准了汽车。

蒙克把身份证和写有受访人名字的纸条递过去，然后屏住了呼吸。卫兵审视了一下证件和纸条，点点头，回到岗亭里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

“彼得罗夫斯基将军问你有什么事情。”

“告诉将军，我带来了切博塔廖夫将军的文件，是急件。”蒙克说。他报出了应该是他顶头上司的名字。联邦武警的卫兵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朝他的同事点点头，道闸升起来了。蒙克在一个空车位停好汽车，走进了公寓楼。

大楼底层接待台的一个卫兵点点头，让他通过了。到了八楼，电梯外面还有两名卫兵。他们对蒙克进行了搜身，查看了他的公文包，又检查他的身份证件。然后一名卫兵对着门上的电话说话了。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蒙克知道，他已经被人从猫眼里观察过了。

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白西装的男仆，他的个头和举止表明，必要时他完全可以胜任警卫员的任务，接着家庭气氛变浓了。一个小女孩从客厅里跑出来，凝视着他：“这是我的娃娃。”她举起了一个有着浅黄色头发的穿睡衣的洋娃娃。蒙克微微一笑。

“她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塔季扬娜。”

一位三十八九岁的妇女出现了，她满怀歉意地微笑着把小女孩引开了。她的身后走来一位穿衬衣的男子，他用毛巾擦着嘴，显然他的晚饭被打搅了。

“索罗金上校？”他问道。

“是的，长官。”

“来得不是时候。”

“对不起。事情比较急。你先吃饭，我可以等着。”

“不用了，刚刚吃完。嗯，现在是电视的卡通节目时间，不是我要看的。到这里来吧。”

他在前面引路，进入了客厅旁边的书房。在明亮的灯光下，蒙克可以看清楚面前这位打黑英雄年龄与他差不多，身材也与他一样结实。

前三次去拜访大主教、老将军和银行家，他都开门见山说明自己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都获得了成功。他盘算着，如果这次还是那样，他就死定了，还是事后道歉吧。他打开了公文包。外面的卫兵已经检查过这个公文包了，但看到里面只有两份俄语文件，就没有细看。蒙克拿出了灰色文件，即论证报告。

“是这份文件，将军。我们认为，这相当令人不安。”

“我等会再看可以吗？”

“最好现在就看。”

“噢，讨厌。你喝酒吗？”

“工作时不喝酒，长官。”

“这么说内务部的风气正在好转呢。咖啡？”

“好的，今天太忙了。”

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微笑了。

“哪天不忙呢？”

他召来男仆，吩咐准备两杯咖啡。然后，他开始阅读了。男仆端来咖啡后离去了。蒙克自己喝了起来。最后，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抬起头来。

“这文件是从哪里来的？”

“英国情报机关。”

“什么？”

“但这不是虚构的，已经核查过了。明天上午，你可以再检查一次。把文件留在桌子上的尼·伊·阿科波夫秘书已经死了。老清洁工泽伊采夫也死了。还有英国记者，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

“我记得他，”彼得罗夫斯基沉思着说，“看上去像是一次黑帮的残杀，但没有动机。对于一个外国记者，缺乏动机。你认为，这是科马罗夫的黑色卫队干的？”

“或者是多尔戈鲁基的杀手，受雇去干这活的。”

“那么，这份神秘的《黑色宣言》呢？”

“在这里，将军。”

蒙克拍了拍公文包。

“你带来了复印件？”

“是的。”

“但根据这份论证报告，《黑色宣言》先是去了英国使馆，然后到了伦敦。你是怎么拿到手的？”

“有人给我的。”

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凝视着他，一脸狐疑。

“内务部是怎么得到复印件的？……你不是内务部的。你到底是哪里来的？SVR？FSB？”

他说的这两个机构是俄联邦国外情报局和俄联邦安全局，是原先克格勃的第一和第二总局。

“都不是，长官。我是从美国来的。”

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没有显露出害怕。他只是紧紧地盯着这个客人，看他有什么威胁的痕迹，因为他的家人就在隔壁，这个人也许是一个受雇的杀手。但他可以看出来，这个冒名顶替的人没有携带炸弹或枪支。

蒙克开始说话了，他解释了《黑色宣言》是如何到了英国使馆，接着是伦敦，后来又到了华盛顿。英美两国政府的几十个人又是如何读到了该文件。他没有提及林肯委员会，如果彼得罗夫斯基将军认为蒙克是代表美国政府的，那也没有什么坏处。

“你的真名叫什么？”

“杰森·蒙克。”

“你真的是美国人？”

“是的，长官。”

“嗯，你俄语说得很好。那么，《黑色宣言》里面都有些什么呢？”

“里面包括了科马罗夫对你和你部下大多数人的死刑宣判。”

寂静中，蒙克听到了隔壁房间里传过来的电视里的俄语说话声“那是我的孩子”。电视里正在播放《猫和老鼠》。塔季扬娜尖声笑了起来。彼得罗夫斯基伸出手去。

“给我看。”他说。

他用半个小时读完了有二十个小标题的四十页纸。然后他把文件扔了回来。

“一派胡言。”

“为什么？”

“他不会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成功了。一支装备精良、薪水丰厚的私人黑色卫队。加上一支规模更大，但训练稍差的青年战斗队。还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两年前，多尔戈鲁基的黑帮头子与他达成了交易，向他提供一笔两亿五千万美元的竞选资金，用以收买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你没有证据。”

“这宣言就是证据。这里提及了要对提供资金的人进行奖励。多尔戈鲁基黑帮组织将会狮子大开口，想拿到所有竞争对手的所有地盘。在消灭了车臣人，驱逐了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之后，这不成问题。但他们还想得到更多，想报复那些曾经迫害他们的人。首先要拿打黑部队的领导层开刀。

“他们新设立的劳改营，需要劳动力去开采金矿、盐矿和铅矿。什么人能比得上你指挥的年轻特警呢？还有联邦武警？当然，你是不会活着看到这些的。”

“他也许不会获胜。”

“没错，将军，他也许不会获胜。他的明星地位正在下降。几天前，尼古拉耶夫将军就谴责了他。”

“我看了那个节目。令人惊奇。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可能有吧。”

“干得好。”

“现在，商业电视台已经停止播放他的节目了。他的报刊也已经停止了。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已经从上个月的百分之七十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

“那么，他在降级，蒙克先生。他也许不会获胜。”

“但如果他获胜了呢？”

“我不能去反对总统竞选。我也许是一位将军，但我依然只是个警察。你可以去找代总统。”

“你害怕了。”

“我还是无能为力。”

“如果他认为无法获胜，他是会袭击这个国家的。”

“如有任何人胆敢袭击这个国家，蒙克先生，国家是会奋起自卫的。”

“你听说过Sippenschaft吗，将军？”

“我不懂英语。”

“这是德语。能告诉我你这里的私人电话号码吗？”

彼得罗夫斯基朝旁边的电话机点点头。蒙克记住了号码。他把文件收拾起来，放进了公文包里。

“那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

“是‘家庭株连’的意思。二战期间，一部分德国军官反对希特勒，他们被钢琴丝勒死了。根据《株连责任法》规定，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送进了集中营。”

“即使共产党也没做过那种事情，”彼得罗夫斯基厉声说，“家人失去的是住房和升学机会，但不会去劳改营。”

“嗯，他是疯子。在他那优雅的外观后面，他的大脑很不正常。但格里辛将会执行他的各项命令。我可以走了吗？“

“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不然我很想把你抓起来。”

蒙克已经走到了门边。

“假如我是你，我就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如果他获胜，或者看上去会输掉，你也许就要为妻子和孩子而战斗了。”

然后他就走了。

普罗宾博士激动得活像小学生似的。他自豪地把奈杰尔·欧文爵士领到了办公室的一道墙前面，墙上钉着一张约一米见方的图表。显然，这是他亲手制作的。

“怎么样？”他问道。

奈杰尔爵士看着这张图表，但不甚明白。人名，几十个人名，用横线和竖线连接着。

“好像是未经翻译的蒙古地铁图。”他评论说。普罗宾吃吃地笑了。

“不错，你现在看到的是四个欧洲王室的交织联系图。丹麦、希腊、英国和俄国的。有两个依然存在，一个已经离任，还有一个已经绝种了。”

“你解释一下。”欧文请求说。普罗宾博士拿起几支大号的记号笔，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黑色的。

“我们从最上面的开始。丹麦人，他们是这一切的关键人物。”

“丹麦人？为什么是丹麦人？”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奈杰尔爵士。一百六十年前，有一位丹麦国王，他有几个子女。喏，他们就在这里。”

他指向图表的上面，那里有丹麦国王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下面的一条横线上，排列着他的几个子女。

“嗯，长子成为王储，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我们对他不感兴趣。但这个最年轻的……”

“威廉王子应邀成为希腊国王乔治一世。上次我来这里时，你说起过的。”

“对极了，”普罗宾说，“记性真好。嗯，他在这里。他匆匆来到雅典，成了希腊的国王。他做了什么？他娶了俄国的奥尔嘉女大公【30】，他们生下了尼古拉王子，是希腊王子，但在种族上，他是一半丹麦血统、一半俄国血统，也就是罗曼诺夫血统。现在，我们暂时先把尼古拉王子放在一边，这时候他还是个单身汉。”

他把尼古拉王子涂成蓝色，表示希腊，然后回过来指向上面的丹麦人。

“老国王还有女儿，其中两个混得相当好。达格玛公主嫁到莫斯科，成为俄国沙皇皇后，改名玛丽亚，皈依东正教，生下了全俄沙皇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二世全家都在叶卡捷琳堡被屠杀了。”

“完全正确。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来到这里，与我们的王子结婚，王子成为爱德华七世。他们生下了乔治五世。明白吗？”

“那么，沙皇尼古拉和英王乔治是表兄弟。”

“是的。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沙皇和英格兰国王是表兄弟。当乔治国王称沙皇为‘尼基表弟’时，他的用词绝对准确。”

“只是这在1917年结束了。”

“确实如此。现在来看英国这条线。”

普罗宾抬起手臂，把国王爱德华七世和王后亚历山德拉都画上了红圈。红笔向下延伸到乔治五世这一代，也画了一个圈。

“英王乔治五世有五个儿子。约翰在孩提时就夭折了，其他四个都长大了。他们是：大卫、艾伯特、亨利和乔治。最后一个是我们感兴趣的，即乔治王子。”

红笔从乔治五世下滑到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即温莎王朝的乔治王子，在那里画了个圆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乔治王子死于飞机失事，但他有两个儿子，现在都活着。喏，在这里，但我们的重点是这个小儿子。”

红笔触及底线，把第二个英国王子用红笔圈上了。

“现在顺着这条线返回来，”普罗宾博士说，“他的父亲是乔治王子，他的祖父是乔治国王，但他的曾祖母是沙皇母亲的姐妹。两位丹麦公主，达格玛和亚历山德拉。通过婚姻关系，这个人与俄国罗曼诺夫王室联系起来了。”

“嗯，漫长的追溯。”奈杰尔爵士说。

“哦，还有呢。看这里。”

他把两张照片放到了书桌上。两张留着胡须的忧郁的面孔，凝视着镜头。

“你怎么看？”

“他们是两兄弟？”

“哦，不是的。他们之间相隔了八十年。这一张是已经死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另一张是现在活着的英国王子。看面孔，奈杰尔爵士。他们不是典型的英国人面孔。不管怎么样，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血统是一半俄国、一半丹麦。他们也不是典型的俄国人面孔。他们是丹麦人的面孔，他们身上有丹麦的血统，来自两位丹麦的姐妹公主。”

“就这个？通过婚姻的联系？”

“远远不止。好戏还在后头呢。记得尼古拉王子吗？”

“暂时搁在旁边的希腊王子？但其实是一半丹麦、一半俄国血统？”

“就是他。嗯，沙皇尼古拉二世有个堂妹，叶莲娜女大公。她做了什么呢？赶到雅典嫁给了尼古拉王子。那么，尼古拉王子是一半罗曼诺夫血统，叶莲娜女大公则是百分之百。因此他们的后代是四分之三的俄国罗曼诺夫血统。这个后代就是玛丽娜公主。”

“她来这里了……”

“嫁给了温莎王朝的乔治王子。所以这两位活着的男士，也就是乔治王子和玛丽娜公主的两个儿子，都是八分之三的罗曼诺夫血统，这是目前与你的要求最接近的人选。这并不意味着是直系的——中间隔了许多女人，而女人是《保罗法》所禁止的。但婚姻联系是通过父系的，血缘则是通过母系的。”

“两兄弟都适用吗？”

“是的。而且在他们两人出生时，他们的母亲玛丽娜已经是东正教教徒了。这是东正教教会领导层能够接受的一个关键条件。”

“两兄弟都适用吗？”

“当然。而且他们两人都在英国军队服役过，都晋升到了少校军衔。”

“兄长的情况怎么样呢？”

“哦，你说过年龄的问题，奈杰尔爵士。兄长大王子六十四岁，超出了你要求的范围。弟弟小王子今年五十七岁，差不多是你要求的年龄。他出生时即是当政王室的王子，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堂弟。他结过婚，娶了一位奥地利的女伯爵，有个二十岁的儿子，熟悉王室礼仪，依然精力充沛，是一位退役军人。但重要的是，他是在情报部队服役的，学过全套的俄语课程，能讲英语和俄语两种语言。”

普罗宾博士从他的彩色图表后退一步，绽出了灿烂的笑容。奈杰尔爵士凝视着照片里的面孔。

“他住在哪里？”

“平常在这里的伦敦，周末住在乡村寓所。德布雷特出版的《王室与贵族指南》里能够查到他的地址。”

“或许我应该去与他谈谈，”奈杰尔爵士沉思着，“最后一件事情，普罗宾博士。是不是还有更合适的人选？”

“这个星球上是没有的。”纹章学家说。

到了周末，奈杰尔·欧文爵士按照约定，驾车去了小王子在英格兰西部的乡村寓所。王子有礼貌地接待了他，认真听取了他的叙述。最后，王子陪他走到了汽车旁。

“奈杰尔爵士，如果你所说的有一半是真的，那么我觉得这事非常特殊。当然，我也从新闻媒体中了解到了俄罗斯事态的发展。但这个……我要认真考虑一下，广泛征求我家人的意见，当然还要请求与女王陛下私下里谈谈。”

“这事也许永远不会有，先生。也许永远不会有公民投票。或者人民的回答是否定的。”

“那就让我们等到那一天吧。一路顺风，奈杰尔爵士。”

都市大酒店的三楼是博亚尔斯基餐厅，那是莫斯科最好的传统俄罗斯饭店之一，是以一群曾经围绕在沙皇身边、在他病弱的时候替他执政的贵族团体命名的。餐馆的天花板是拱形的，里面镶着护壁板，还有精美的装饰品，能使人回想起遥远的年代。餐馆里有上好的葡萄酒，可与冰镇伏特加媲美，还有产自河里的鲑鱼、鲟鱼和三文鱼，以及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野兔、鹿和野猪。

12月12日晚上，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将军由他唯一活着的亲属引领，来这里庆祝他的七十四岁寿辰。

嘉莉娜是他的妹妹，曾经由他驮在背上穿过斯摩棱斯克硝烟弥漫的街道，她长大后当了教师，并于1956年二十五岁时，与一个叫安德烈耶夫的教师同事结了婚。当年晚些时候，他们的儿子米沙出生了。

1963年，她与丈夫死于车祸。对方喝醉了酒，驾车直接撞向他们，造成了愚蠢的交通事故。

尼古拉耶夫上校从远东军区飞过来参加葬礼。但事情不止于此，他妹妹两年前写过一封信。

“如果我和伊凡发生了意外，”她在信中写道，“请你照顾好小米沙。”尼古拉耶夫站在坟墓前，旁边是一个肃穆、坚强的七岁小男孩。

由于双亲都是国家职工——共产党执政时期，人人都是国家的职工——他们的公寓被收回了。当时，三十七岁的坦克兵上校在莫斯科没有公寓。回来休假时，他总是住在伏龙芝军官俱乐部的单身宿舍。司令官同意孩子与他住在一起，但只能是暂时的。

葬礼后，他把孩子带到食堂吃饭，但两人都没什么胃口。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米沙？”他问道，但这问题更多的是在问他自己。

后来，他让男孩睡到他的单人床上，把几条毯子扔到沙发上作为自己的床铺。隔着墙壁，他听到孩子终于哭了起来。为排解烦恼，他打开了收音机，新闻里传来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刚刚在达拉斯遇刺的消息。

这位获得了三枚英雄奖章的军人，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通常，男孩们要等到十岁时才有可能进入享有声望的纳希莫夫军校学习，但作为个案，当局同意破例接收。七岁的小男孩怀着恐惧，穿上军校制服，跨进了纳希莫夫的大门。然后，他舅舅返回远东去履行他的职责。

多年来，尼古拉耶夫将军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每当来休假时，总是去看望孩子，调任总参谋部时，他在莫斯科有了自己的公寓，于是正在成长的少年可在假期里住到他的公寓来。

十八岁那年，米沙·安德烈耶夫从军校毕业，获中尉军衔，他很自然地选择了装甲兵部队。二十五年后，他四十三岁了，已经成长为驻扎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支精锐坦克师的少将师长。

这两个人在刚过八点钟的时候进入了饭店，他们的餐桌已经预订好了，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领班服务员维克托也是装甲兵出身，他匆匆跑上前来，伸出了手。

“见到您真高兴，将军。您不会记得我的。我原先是第131‘迈科普旅’的炮手，1968年时驻扎在布拉格。您的餐桌在那边，面对戏台。”

就餐的客人都转过头来，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美国人、瑞士人和日本商人好奇地看着他们。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俄罗斯人低声嘀咕着：“那就是柯利亚·尼古拉耶夫。”

维克托准备了两只平底玻璃杯，倒满绿牌伏特加，是他免费赠送的。米沙·安德烈耶夫举起酒杯，为他的舅舅，也是他记忆中的父亲祝酒。

“干杯。再活七十四岁。”

“胡扯。干杯。”

两个人都把酒灌进嘴里，停顿了一下，惬意地喝了下去。

博亚尔斯基餐馆的酒吧上面是一个戏台，就餐的人可以欣赏俄罗斯民歌。那天晚上，歌手是一个神色庄重的金发女子，身穿罗曼诺夫公主的长袍，还有一个穿夜礼服的男中音。

他们唱完一首二重唱民歌后，男歌手独自走向前来。戏台后面的现场乐队停顿了一下，一个深沉、浑厚的声音唱起了士兵怀念家乡姑娘的爱情歌曲《卡林卡》。

俄罗斯人停止了闲谈，静悄悄地坐着，外国人也跟着安静下来了。男中音的歌声回荡在整个大厅……“雪球花，雪球花，美丽的雪球花……”

当最后的和音渐渐消失时，在场的俄罗斯人起立，为背靠挂毯坐着的白胡子寿星敬酒。歌手鞠躬，接受了掌声。维克托站在有六个日本人的一张餐桌旁边。

“那位老人是谁？”一个日本人用英语问道。

“战斗英雄，伟大的卫国战争。”维克托回答。

讲英语的人为其他人做了翻译。

“哦，原来如此，”说完后，日本人纷纷举起了手中的酒杯，“干杯。”

柯利亚大叔点点头，绽出了灿烂的笑容，他朝歌手和大厅举起杯子，一口喝了下去。

饭菜很好，有鲑鱼和鸭肉，还有亚美尼亚的红葡萄酒和餐后咖啡。按照博亚尔斯基的价格，这顿饭要花去少将一个月的薪水。他认为，为了舅舅，这是值得的。

很可能是一直到三十岁以后，在见到了一些坏透了的高级军官之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舅舅能够成为坦克兵中的传奇人物。他具备的一些品质，是那些坏军官从来没有过的，那是对部下官兵的一种热情关怀。当安德烈耶夫少将第一次指挥一个师，第一次去参加征战时，他环顾车臣四周的断墙残垣，认识到如果俄罗斯能再出现一位像柯利亚大叔那样的人，算是幸运了。

这位外甥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十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情。1945年到1965年之间，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不想在莫斯科为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建造纪念碑。他们自己的个人崇拜更为重要，其实如果没有1941年至1945年期间几百万战士的流血牺牲，他们都不可能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登上列宁陵墓去检阅苏军部队，接受致敬。

1966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政治局最终下令修建一座纪念碑，并设置永恒的火焰，以缅怀那些牺牲的无名烈士。

纪念碑没占用空地，隐没在亚历山大花园的树木下面，靠近克里姆林宫红墙，避开了去瞻仰列宁遗体的长龙队伍。

那年的“五·一”节阅兵游行，十岁的军校学员睁大眼睛好奇地观看了在红场上隆隆驶过的坦克、大炮和火箭，正步走过的士兵方队和载歌载舞的体操运动员。然后，舅舅牵着他的手，走进了花园和马涅什广场之间的克列姆廖夫小径。

树木下面竖着一座抛光的红色花岗岩平台。旁边的一个青铜碗里，有一束火焰在燃烧。

石碑上刻着：坟墓无名，功绩不朽。

“孩子，我要你做出承诺。”上校说。

“好的，舅舅。”

“从这里到柏林，牺牲了一百万烈士。我们不知道他们躺在什么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曾经与我一起战斗，他们是好人。明白吗？”

“明白，舅舅。”

“不管他们答应你什么，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晋升，或者授予你什么荣誉，我要你永远不去背叛这些人。”

“我承诺，舅舅。”

上校慢慢地把手举到帽檐，行了个军礼。军校学员也跟着举手敬礼。一群路过的外地游客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带队的导游颇为尴尬，他的任务是告诉游客列宁是一位伟人，他赶紧带他们拐过角落，朝列宁陵墓走去。

“那天在《消息报》上看到你的评论了，”米沙·安德烈耶夫说，“在军营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尼古拉耶夫将军紧紧地盯着他。

“不喜欢吗？”

“只是惊奇。”

“我是认真的，嗯。”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您总是很认真的。”

“他是恶棍，孩子。”

“这是您的说法，舅舅。尽管如此，看来他很可能获胜。或许您应该保持沉默。”

“年纪大了，憋不住。心里有什么想法就一定要说出来。”

老人似乎一时陷入了沉思，凝视着戏台上正在唱歌的“罗曼诺夫公主”。外国客人认为他们听出了歌曲名，那是《往日情怀》。其实，这不是西方歌曲，而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然后，将军伸手过去抓住了外甥的手臂。

“听着，年轻人。如果我发生什么不测……”

“别傻了，您会比我们大多数人活得更长。”

“听我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要你把我埋葬在诺夫德维奇修道院。好吗？我不想要那种凄惨的民间仪式，我要一位主教来主持，全套的宗教仪式。明白吗？”

“主教？宗教仪式？我还以为您是不信那一套的。”

“别傻了。我遭遇过德军88口径炮弹的轰击，但炮弹在我身边相距六英尺落地时没有爆炸，我不可能不相信那是上帝在帮忙。当然，我还是要装样子的，大家都一样的。党员，宣传教育，那都是工作需要，全是空话。所以，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现在我们喝完咖啡走吧，你有公务轿车吗？”

“有的。”

“好，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你可以送我回家了。”

一列卧铺夜班火车，从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出发，隆隆响着穿过寒冷的黑夜，向着莫斯科驶去。

六号车厢的2B包厢里坐着两个英国人，他们在玩“金罗美”纸牌游戏。布莱恩·文森特看了一下手表。

“再过半个小时就到边界了，奈杰尔爵士。最好做好上床的准备。”

“我也是这么想的。”奈杰尔·欧文说。依然穿戴整齐的他，爬到上铺，盖上毯子，拉到了下颚处。

“看上去像吗？”他问道。退役军人点点头。

“其他的就由我去对付，先生。”

火车在边境线上停了一会儿。车上的乌克兰官员已经检查过这两个英国人的护照。停车时，俄罗斯官员登上了火车。

十分钟后，卧铺包厢有人在敲门。文森特打开了门。

“谁呀？”

“请出示护照。”

虽然外面过道的黄色灯光很亮，但包厢里只有一抹昏暗的蓝色灯光，所以俄罗斯官员看得很费劲。

“没有签证。”他说。

“当然没有。这是外交护照，不需要签证。”

那位乌克兰人指着两本护照封面上的英文字。

“外交官。”他说。

俄罗斯官员点点头，稍微有些尴尬。他得到过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的指示，在所有跨越边境的旅客中，要注意一个名字和一张面孔，或者两者都要注意。

“这位老人。”他朝第二本护照做了个手势。

“他在上面，”年轻的外交官说，“他年纪很大了，感觉身体不舒服。你一定要惊动他吗？”

“他是什么人？”

“嗯，实际上他是我们驻莫斯科大使的父亲。所以，我要陪他过去。去看望他儿子。”

乌克兰人指向铺位上斜躺着的人。

“大使的父亲。”他说。

“谢谢你，我懂俄语。”俄罗斯人说。他感到困惑，护照里那位圆脸秃头的人与他所得到的描述没有什么关系。名字也不符。没有特拉肖，没有欧文。只有阿斯奎斯勋爵。

“过道里肯定是很冷的，”文森特说，“冷彻骨头，请拿上这个。为了我们的友谊。是我们乌克兰使馆的特别礼物。”

那瓶伏特加质量很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乌克兰人点点头，微笑着用胳膊肘碰了碰俄罗斯官员。俄罗斯人“嗯”了一声，在两本护照上盖了章，往前面走过去了。

“我蒙着毯子没听到什么，但似乎情况还不错。”包厢门关上之后，奈杰尔爵士说。他从上铺爬下来了。

“但愿那样的事情少一点。”文森特说，他在水槽里把那两本假护照销毁了。碎片会从厕所的下水道撒落到俄罗斯南部的雪地上。一本用来进来，一本用来出去。两本出境护照都已经漂亮地伪造了入境印戳，锁在箱子里。

文森特好奇地打量着奈杰尔爵士。文森特今年三十三岁，知道这位老人可以当他父亲，甚至爷爷。作为前特种部队的战士，他去过一些恶劣的地方，包括匍匐在伊拉克西部的沙漠里，等待着去拦截从空中飞过的“飞毛腿”导弹。但每次行动总有战友和武器相伴，有反击的手段。

奈杰尔·欧文爵士把他带进的一个天地，虽然报酬丰厚，但那是一个充满了欺骗、误导，以及无尽的烟幕和镜像的天地，使他想多喝几口伏特加壮壮胆。幸好他的包里还有一瓶，于是他给自己倒了一杯。

“你来一杯吗，奈杰尔爵士？”

“我不要，”欧文说，“那东西既伤胃又烧喉咙。我想来点别的。”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银制的扁平小酒壶，旋开盖子，往配套的银杯里倒了一些。他朝文森特举起杯子，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那是从圣詹姆斯俱乐部里带来的特拉肖先生珍藏的波特葡萄酒。

“我其实认为，这些酒你都喜欢的。”前中士文森特说。

“小伙子，这样的乐趣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享受了。”

刚过黎明，他们在莫斯科终点站下了火车。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十五度。对于那些匆匆赶回家中、回到了暖和的壁炉边的人来说，冬天的火车站也许是清冷的，但比外面的街上还是要温暖得多。当奈杰尔爵士和文森特从基辅的夜班快车下来后，库尔斯克车站的中央大厅里，到处都是又冷又饿的都市贫民。

他们围在暖乎乎的火车头旁边，试图抓住咖啡馆里偶尔飘出来的热气，或者干脆躺在水泥地上，打算再熬过一个夜晚。

“尽量靠近我，先生。”文森特低声说。他们向检票口走去，外面就是车站广场。当他们走出大门朝出租车停靠点走过去时，一大群流浪汉向他们靠拢，他们纷纷伸出手来，脑袋蜷缩在围巾里面，脸上胡子拉碴的，眼窝深深下陷。

“天哪，太可怕了。”奈杰尔爵士嘟哝着说。

“不要掏钱，不然会引起骚乱的。”他的保镖厉声说。尽管上了年纪，奈杰尔爵士还是自己提着旅行袋和公文包，让文森特空出一只手。这位前特种部队战士把这只手放在自己的左腋下面，表明他有枪，必要时就会拔出来使用。

他保持这种姿势，引导着走在前面的老人，穿过人群，走向停放着几辆出租车的外面人行道。当他把一个乞丐的手拨到一边时，奈杰尔爵士听到那乞丐在他背后叫喊：

“外国人！讨厌的外国人！”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富人，”文森特在他耳边说，“我们是外国人，是富人。”

叫喊声尾随着他们到了人行道上。“该死的外国人，看科马罗夫怎么来收拾你们。”

他们坐到了吱嘎作响的出租车后座上，欧文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

“没想到情况会这么可怕，”他咕哝着说，“上次我是从机场直接到民族大酒店，然后又从机场出来的。”

“现在已经是隆冬了，奈杰尔爵士。冬天的情况一直都是最糟糕的。”

当他们离开站前广场时，一辆民警卡车开到了他们的前面。两个面无表情的民警身穿厚厚的大衣、头戴裘皮帽，坐在温暖的驾驶室里。卡车从他们旁边超了上去，他们能够看到车厢里面的情况。

随着卡车的行驶和颠簸，车厢的帆布晃来晃去，车里露出了一排排脚，穿着破烂鞋子的人的脚丫子。尸体，冻得僵硬的尸体，像木头一般一层一层堆放着。

“运尸车，”文森特简短地说，“黎明收尸的班车。每天晚上，码头边的门洞边有五百人死亡。”

他们已经在民族大酒店预订了房间，但想在下午晚些时候入住。因此，出租车把他们载到了皇宫酒店，他们在那里的客人休息区皮沙发里度过了白天的时光。

两天后，杰森·蒙克用笔记本电脑发送了一条加密的短信息。信息虽短，但说明了问题。他已经拜访了彼得罗夫斯基将军，事情似乎都进展顺利。他依然由车臣人保护着在市内四处活动，经常打扮成神父、军官、警官或者流浪汉。大主教已经准备再次接待英国客人。

这条信息远渡重洋，到达洲际通信公司的总部后，依然在加密的状态下转发给了在伦敦的奈杰尔爵士。奈杰尔爵士也有自己的一次性解码本。

就是蒙克的这条信息，把奈杰尔爵士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带到了基辅，继之转乘火车来到了莫斯科。

但这条信息也被俄联邦信息局截获了，他们现在几乎连续不停地在为格里辛上校工作。基辅至莫斯科的那班火车彻夜行驶时，俄联邦信息局局长正与格里辛商量情况。

“我们差不多快要逮住他了，”局长说，“他在阿尔巴特区，而上次他是在索科尔尼基附近。因此，他是在四处移动的。”

“阿尔巴特？”格里辛气愤地询问。阿尔巴特区离克里姆林宫红墙只有半英里远。

“我应该告诉你，这里还有一个难度，格里辛上校。如果他在使用我们所推测的那种电脑来发送或接收信号，那么他可以不在现场。他可以预先设置好，然后离开。”

“去找到机器，”格里辛命令，“他必须返回到发射机那里去，在他回去时，我就等待着。”

“如果他再发送两次，或者有一次发射时间有半秒钟，我们就能找到源头。在市内的一个街区，或者是一栋楼房。”

这两个人都不知道的是，根据奈杰尔·欧文爵士的计划，蒙克至少还需要向西方发送三次信息。

“他回来了，格里辛上校。”

电话里，马克西姆神父的声音紧张得在颤抖。这时候是晚上六点钟，外面漆黑一片，寒风刺骨。格里辛还在基尔赛尼大街的办公室里。他刚要离开，电话打了过来。按照指示，接线员听到马克西姆这个名字，就把电话直接转给了安全部长。

“镇静点，马克西姆神父，谁回来了？”

“英国人。那个年老的英国人。他已经与圣座待了一个小时。”

“这不可能。”

格里辛已经在内务部移民局和俄联邦安全局反情报处花了一大笔钱，以期得到预告，但没有消息过来。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

“不知道，但他使用的是同一辆豪华轿车。”

民族大酒店，格里辛心里想。老傻瓜去了同一家酒店。他依然痛苦地记得，上次由于特拉肖先生跑得快，他没能逮住间谍老头。这次不会再出错了。

“你现在在哪里？”

“在街上，在用手机打电话。”

“这不安全。到老地方去等我。”

“我要回去了，上校。不然他们会找我的。”

“听着，傻瓜。打个电话回去，告诉他们说你身体不舒服。就说你去药店买药了。然后到会面地点等待。”

他啪地一声搁下电话，然后又拿了起来，命令他的副手，一位前克格勃边防总局的少校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来报到。

“带上十个人，要最好的，穿便衣，安排三辆汽车。”

十五分钟后，他把奈杰尔·欧文的照片放到了他的副手面前。

“就是他。很可能有一个年轻人相伴，深色头发，看上去身体健壮。他们在民族大酒店。我要求派两个人去大堂，守住电梯、总台和大门。两个在楼下的咖啡厅里。两个在街上，四个留在车内。如果他到了，盯着他进去，然后向我报告。如果他从宾馆里出来，务必要让我知道。”

“要是他坐车离开呢？”

“那就跟着他。如果他是去机场的方向，那就安排一场车祸。不要让他到达机场。”

“是，上校。”

当副手去向部下布置任务的时候，格里辛给薪水册上的另一位专家打了电话。那是以前的一名小偷，专长于酒店行窃，据说能打开莫斯科任何一家酒店的房门。

“收拾好工具包，去国旅酒店，坐在大堂里，保持手机畅通。我要你今晚去酒店打开一个房间，时间未定。需要你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你的。”

国旅酒店距民族大酒店只有两百码，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转角处。

半小时后，格里辛上校来到了库里斯基的全圣教堂。神父在等候着他，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头上已经热得冒出了汗珠。

“他什么时候到的？”

“没有事先宣告，大约是四点钟。但圣座肯定是一直在期待着他。我按要求直接把他引到了楼上。还有他的翻译。”

“他们在一起待了多长时间？”

“大概是一个小时。我给他们沏了一壶茶，但我送茶进去的时候，他们停止了谈话。”

“你在门口偷听了吗？”

“我试过了，上校。这不太容易。旁边有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两个修女。还有副主教，他的私人秘书。”

“你听到了多少？”

“一点点。大多是关于某个王子的。大致情况是英国人向大主教推荐一位外国王子。我听到了‘罗曼诺夫血缘’和‘非常适合’这几个短语。老头子讲话的声音很轻柔，但问题不在这里，我是不懂英语的，幸亏翻译的说话声要响亮一些。

“主要是英国人在说话。圣座主要是在倾听。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审视一份计划什么的。然后，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我敲了门，进去后问他们是否需要添加茶水。室内很安静，因为圣座正在写信。他说不需要，挥手要我离开。”

格里辛陷入了沉思。“王子”这词语，对这个神父没什么意义，对他来说则是意义重大。

“还有其他的吗？”

“有的，还有最后一件事。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衣服，在外面等待着。我听到大主教说，‘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尽快去与代总统调停。’那话很清楚，是我所听到的唯一完整的句子。”

格里辛转向马克西姆神父，露出了微笑。

“恐怕大主教正与外国人合谋反对我们未来的总统呢。这是很悲伤、很不幸的，因为它根本就行不通。我敢肯定，圣座的用意是好的，但他太愚蠢了。大选之后，我们可以忘掉所有这些胡说八道。但是你，朋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在克格勃工作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认定叛徒和爱国者之间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叛徒也许能够得到原谅，例如圣座。但真正的爱国者永远都会得到奖励。”

“谢谢你，上校。”

“你有休息时间吗？”

“一周有一个晚上。”

“竞选之后，你一定要到我们青年战斗队的营房里来一起吃饭。队员们全都是外表强悍的年轻人，但心地善良。当然，身体是非常健壮的。全都是十五岁到十九岁的小伙子。我们把其中最优秀的人选拔到黑色卫队了。”

“这真是……太好了。”

“大选后我肯定会向科马罗夫总统建议，卫队和战斗队需要一位名誉牧师。肯定是主教级别的。”

“你真好，上校。”

“你会发现，我确实是好心的，马克西姆神父。现在回到你的住处去吧。与我保持联系。你最好带上这个。你知道该如何处置。”

线人离去后，格里辛上校命令司机把他送到民族大酒店。是时候了，他心里想，该是让搅混水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了解现代莫斯科某些实情的时候了。

第十七章

格里辛命令司机把汽车停在离民族大酒店一百码远的猎人街上。民族大酒店坐落在马涅什广场，猎人街位于广场的西北边。

从汽车里他可以看到，盯梢组的两辆汽车，已经停在了酒店对面的购物中心附近。

“在这里等着。”他告诉司机，然后就下了车。即使才晚上七点钟，气温就已经差不多到了零下二十度。几个行人弓着腰拖着脚步走了过去。

他穿过街道，敲了敲司机的车窗。电动车窗玻璃下降时，在寒冷中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声音。

“你好，上校。”

“他在哪里？”

“如果他在我们之前已经进去了，那么他现在肯定还在里面。离开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个模样。”

“打电话给库兹涅佐夫，叫他来这里。”

二十分钟后，宣传部长抵达了。

“我要你再次扮演美国游客。”格里辛说。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让库兹涅佐夫过目。

“我要找的是这个人，”他说，“你试试特拉肖或者欧文的名字。”

十分钟后，库兹涅佐夫回来了。

“他在里面，是以欧文的名字登记的。他在自己的房间里。”

“房间号？”

“252号。就这事吗？”

“就这事。”

格里辛回到自己的汽车里，用手机拨打在国旅酒店大堂里的撬锁窃贼。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上校。”

“你先等着。在我下达命令后，去搜查252号房间。我要求不得拿走任何东西，但每件物品都要检查。我的一个人在大堂里。他会与你一起去的。”

“明白了。”

八点钟，格里辛安排在大堂里的一个人出来了。他朝马路对面最近一辆汽车的同事点点头，然后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两个身穿冬天厚大衣、头戴裘皮帽子的人出现了。格里辛可以看到，其中一顶帽子下面露出了几缕白发。那两个人出门后左转，沿着街道朝大剧院方向走去。

格里辛打电话给小偷。

“他离开了酒店。房间里现在没人了。”

格里辛的一辆汽车开始慢慢地跟在了那两个步行者的后面。又有两名盯梢员从民族大酒店底层的咖啡吧出来，去跟踪两个英国人。街上有四个步行的，两辆汽车里还有四个。格里辛的司机说话了。

“我们把他们抓起来吗，上校？”

“不，我要看看他们去哪里。”

欧文有可能去接触美国人蒙克。那样的话，格里辛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在特维尔大街与广场之间的交通灯下，两个英国人停下了脚步，等绿灯亮起后穿过了马路。不一会儿，那个小偷从特维尔大街的转角处出现了。

他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窃贼，目标总是瞄准那些住得起莫斯科高级酒店的外国高管。他的大衣和西装都产自伦敦，都是偷来的，他那自信的样子，能骗过几乎所有的酒店员工。

格里辛看着他推开了酒店的旋转门，消失在里面了。上校高兴地注意到，奈杰尔·欧文没带公文包。如果他有公文包，那肯定是留在了房间里。

“开车。”他告诉司机。奔驰汽车离开街沿，跟在了那些步行的人后面一百码处。

“嗯，我们被跟踪了。”文森特说。

“前面两个步行的，后面也有两个，对面的人行道边有一辆汽车在爬行。”奈杰尔爵士说。

“我真服了你了，先生。”

“孩子，我也许是老了，头发也白了，但如果是目标大、行动笨拙的尾巴，我还是能够发现的。”

由于大权在握，原先的克格勃第二总局很少去掩饰其在莫斯科街头的盯梢行动。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国家安全局不同，隐秘的跟踪行动从来不是克格勃的专长。

走过灯火明亮的大剧院正面，又经过小一点的梅利剧院后，这两个行人接近了一条狭窄的小街——戏院巷。

快到转弯处时，旁边有一个门洞，尽管寒风刺骨，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那里睡觉。奈杰尔爵士停下了脚步。

前后跟踪的黑色卫兵，努力假装去欣赏空空荡荡的商店橱窗。

在门洞里，在街灯暗淡的灯光下，那流浪汉醒过来了，他抬起头来。他没有喝醉，是一位老人，一张饱经沧桑、布满皱纹的疲倦的面孔裹在毛毯里面。他的旧大衣翻领上挂着一些已经褪了色的勋章。一双深陷的疲惫的眼睛，抬起来去看面前的这个外国人。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奈杰尔·欧文曾经花时间研究过苏联的勋章。在一排脏兮兮的勋章里，他认出一个。

“斯大林格勒？”他用俄语轻柔地问道，“你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裹着毛毯的那颗苍老的脑袋缓慢地点了点。

“斯大林格勒。”老人嘶哑着说。

他当时肯定还不到二十岁，在1942年的严冬，为保卫伏尔加河畔的那座城市，曾与冯·保卢斯元帅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展开了艰苦的巷战。

奈杰尔爵士把手伸进裤袋，掏出了一张纸币。五千万卢布，大约是三十美元。

“食物，”他说，“热汤。一杯伏特加。为斯大林格勒。”

他直起腰来继续前行，身子僵硬，心里很不高兴。文森特赶了上来。那些尾巴离开了商店的橱窗，继续跟踪。

“老天爷啊，他们怎么会那样呢？”欧文自言自语着，然后拐进了那条小街。

格里辛车内的无线电“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他的一名跟踪者正使用对讲机。

“他们转弯了。他们要去一家饭店。”

“白银时代”也是一家传统的俄罗斯老饭店，坐落在那些剧院后面的一条小巷里。它早先是俄罗斯中央大澡堂，墙上贴着瓷砖和描绘从前乡村风景的镶嵌瓷画。从街上刺骨的寒风中走过来的这两位客人，进入饭店后感觉到一阵暖风迎面扑来。

饭店里人满为患，几乎没有空的餐桌了。领班服务员匆匆迎上前来。

“恐怕我们这里客满了，先生们，”他用俄语说，“是一个大型的私人派对。我很抱歉。”

“我看到还有一张桌子呢，”文森特用俄语回答，“喏，那边。”

后面的墙边确实还有一张可供四人就餐的桌子。服务员看上去有些为难。他明白这两个游客是外国人，那意味着会有美元进账。

“我去问一下晚会的主人。”他说完就匆匆离开，走向餐厅里最大的一张饭桌。那里围着好多人，他对中间一个长相英俊、橄榄色皮肤的人嘀咕了几句。那个人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两个客人，点了点头。

领班服务员回来了。

“可以了。请跟我来。”

奈杰尔·欧文爵士和文森特并肩坐在了墙边的长条形软座上。欧文抬头去看对面的人群，向私人聚会的主人点头表示感谢。那个人也向他点头示意。

他们点了云莓调味的鸭肉，接受了服务员推荐的一种克里米亚红葡萄酒，结果却使人回想起公牛血【31】。

在外面，格里辛的四名步兵战士已经把巷子的两头封锁了。上校的奔驰汽车在这条小街的入口处停了下来。他下了车，对手下人快速交待了几句。然后他回到车上打电话了。

“事情进展如何？”他问道。

从民族大酒店二楼的走廊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还在开锁。”

安排在民族大酒店里的四个人，两个留在原处。一个人守在走廊的尽头，靠近电梯。他的任务是观察是否有人从电梯出来朝252房间走去。如果那样的话，他会抢在他们的前面，吹口哨传递消息，提醒窃贼离开房门走远。

第四个人正与盗贼待在一起，小偷在尽其所能鼓捣252房间的门锁。

“你们进去时告诉我一下。”格里辛说。

十分钟之后，门锁发出一声低沉的“喀嚓”，开启了。格里辛接到了通知。

“每一本证件、每一份文件、每一张照片都要放回原处。”他说。

在奈杰尔的房间里，搜索进行得快速而又彻底。窃贼在卫生间里待了十分钟，然后摇摇头出来了。柜子的抽屉里发现了可以预见的领带、衬衣、短裤和手帕。床头柜的抽屉里空荡荡的。搁置在衣柜上面的小箱子，以及衣柜里的两套西装的口袋里也是空空如也。

小偷跪到地上，发出了一声低沉而又满意的叫喊：“啊……”

公文箱被推到了床底的正中央，远离视线。小偷用一只衣架把它勾了出来。密码锁的开启花了他三分钟的时间。

箱盖打开后，他失望了。里面有一个塑料信封，装有旅行支票，如果没有接到过命令，他是肯定会拿走的。一只钱包，里面有几张信用卡和伦敦怀特俱乐部的一张酒吧账单。一个银制的扁平小酒壶，酒味是他所不熟悉的。

箱盖内侧的口袋里有一张从莫斯科返回伦敦的回程机票和一份莫斯科的市区地图。他检查了一下地图，想看看上面是否有什么标记，但没有找到。

他用一只小型相机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了照。与他在一起的黑色卫兵向格里辛上校报告了他们发现的情况。

“应该有一封信。”一个金属般的声音从五百码开外的街上传了过来。

得到提示后，小偷重新检查了公文箱，发现箱底有一个夹层。夹层里装有一个奶油色的长信封，里面有一张配套的信纸，信头上标着莫斯科和全俄大主教的字样，是压花印刷的。这封信，他拍了三张照片，以确保效果。

“收拾好，准备离开。”格里辛说。

那两个人把公文箱恢复原样，信件放回到信封里，信封回到了箱底的夹层内。箱子的密码锁也按照发现时的顺序恢复了原来的号码，然后箱子被放回到了床底下。在房间完全恢复了原样，好像奈杰尔·欧文爵士离开后没人进来过之后，这两个人就离去了。

“白银时代”的门轻轻打开后又关上了，发出了一阵柔和的咝咝声。格里辛和四个人穿过小小的门厅，拨开了通往就餐区的厚厚的门帘。领班服务员跑了过来。

“对不起，先生们……”

“滚开。”格里辛看也不去看他。

服务员大吃一惊，他看了看这个穿黑色大衣的高个子后面的四个人，后退着走开了。他知道遇上麻烦了。四个保镖虽然穿着便服，但都身材魁梧，面露凶相。即使他们没穿制服，这位年长的服务员还是认得出那是黑色卫队的人。他在电视上见过他们身穿制服，以整齐的方队昂首阔步行走，朝着检阅台上的领袖振臂欢呼。他明白服务员是不能去与黑色卫兵争论的。

领头的那个人扫视了一下餐厅，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坐在远处桌子边吃饭的两个外国人身上。他朝一个部下点点头，示意跟着他，其他三人留在门口支援。他知道他是不需要支援的。两个英国人当中的那个年轻的也许会有一些麻烦，但挣扎不了几秒钟。

“你的朋友吗？”文森特静静地问道。他感到没带武器就像没穿衣服一样无助，不知道盘子里那把锯齿状的牛排刀能让他抵挡多长时间。不会很长的，他想。

“我认为，他们就是几周前被你们捣毁了印刷机的先生们。”欧文说。他抹了一下嘴巴。鸭肉味道很好。穿黑大衣的人走过来，停住脚步，俯视着他们。黑色卫兵站在他的身后。

“欧文爵士？”格里辛只会说俄语。文森特进行了翻译。

“确切地说，是奈杰尔爵士。我有幸见到的是哪位？”

“别玩游戏了，你是怎么进入这个国家的？”

“通过机场。”

“谎话。”

“我向你保证，上校……是格里辛上校，对吧？我的证件是完美的。当然，现在放在酒店的总台那里，不然我是可以拿给你看的。”

格里辛一时举棋不定。当他对大多数国家安全机关下达命令，并进行了必要的贿赂时，这些命令都得到了执行。但也可能失败。或许有人会被收买。

“你在干涉俄罗斯的内部事务，英国佬。我不喜欢那样。你的美国傀儡蒙克很快就会被抓住，我要亲自找他算账。”

“你说完了吗，上校？因为如果你说完了，而且大家都很坦率，那么让我也同样坦率地说几句。”

文森特很快进行了翻译。格里辛疑惑地凝视着。谁也不会那样与他说话，更不用说一个无能为力的老头了。奈杰尔·欧文的目光离开酒杯，抬起来直视着格里辛。

“你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你服务的那个人，则更是令人厌恶。”

文森特张开嘴又闭上了，然后用英语低声说：“老板，这么说明智吗？”

“翻译过去，小伙子。”

文森特照办了。格里辛前额上的血管在有节奏地跳动着。他身后的那个暴徒，看上去好像已经快要气炸了。

“俄罗斯人民，”欧文继续以谈话的声调说，“或许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们不应该，任何国家也不应该，有你们这样的人渣。”

文森特在翻译到“人渣”这个词语时停顿了，他咽了一下口水，使用了俄语的单词“pizdyuk”。格里辛额头上的血管跳得更快了。

“总而言之，格里辛上校，你和你的主子将永远无法统治这个伟大的国家。俄罗斯人民正在慢慢地看穿你们的面目，在一个月之内，你也许会发现，人们将会改变主意。嗯，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认为，”格里辛谨慎地说，“我首先要杀了你。你肯定不会活着离开俄罗斯的。”

文森特翻译了，然后用英语补充说：“这个，我认为他是做得出来的。”

整个房间里静悄悄的，通过文森特的翻译，餐厅里吃饭的人都听到了格里辛与欧文的俄语对话。格里辛并不担心。在外面吃饭的莫斯科人既不会来干预，也不会回忆起他们所见到的事情。民警局刑侦处还在毫无目标地寻找杀害伦敦记者的凶手呢。

“这个选择是不太明智的。”欧文说。

格里辛发出一声冷笑。

“你以为谁会来帮你呢？这些猪猡？”

猪猡这个词用错了。格里辛左边的一张饭桌上发出了一记重响。他微微转过身去看。一把明晃晃的弹簧刀扎在了桌面上，仍在颤动。这有可能是吃饭人的牛排刀，但他手里已经握了一把。在左边，另一个食客掀去了面前的白色餐巾，露出来一支斯太尔9毫米口径的手枪。

格里辛越过肩头对身后的黑色卫兵嘀咕了一句。

“这些是什么人？”

“他们是车臣人。”卫兵咝咝响着回答。

“全都是吗？”

“恐怕是的，”欧文温和地说，文森特翻译了，“而且他们真的不喜欢被称为猪猡。穆斯林，你知道的。他们的记性很好。他们甚至还记得格罗兹尼。”

当提到他们被摧毁的首府时，响起了一阵金属的喀嚓声，五十名就餐者中间，好些人拉开了枪械的保险。七支手枪对准了门帘边的三名黑色卫兵。领班服务员蜷缩在收银台后面，祈祷着能够再次活着回家见到孙儿孙女。

格里辛俯视着奈杰尔爵士。

“我低估你了，英国佬。但永远不会有下一次了。滚出俄罗斯，滚得远远的。不要再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别再指望能见到你的美国朋友了。”

他转身迈开大步朝门口走去。四个卫兵也跟着他出去了。

文森特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你了解我们周围的人，是吗？”

“嗯，我希望我的信息已经传送过去了。我们走吧？”

他举起杯中余留的烈性红葡萄酒，向餐厅里的人们致意。

“先生们，非常感谢，并祝你们身体健康。”

文森特进行了翻译，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全都走了。车臣人彻夜守候着宾馆，第二天上午陪同客人到了谢列梅捷沃机场，送他们登上了去伦敦的航班。

当英国航空公司的喷气飞机在莫斯科河上空倾斜转弯朝西方飞去时，文森特说：“不管出价多少，奈杰尔爵士，我再也不想回到莫斯科了。”

“嗯，好的，因为我也不想再回去了。”

“那个美国人是谁？”

“呃，恐怕他还在下面的某个地方，生活在危险的边缘，相当边缘。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乌马尔·古纳耶夫没有敲门就闪身进来了。蒙克坐在桌子边，正审视着一张大比例的莫斯科地图。他抬起头来。

“我们必须谈谈。”车臣人领袖说。

“你不高兴吧，”蒙克说，“我很遗憾。”

“你的朋友们已经离开了。活着。但昨晚发生在‘白银时代’饭店的事情是疯狂的。我同意了，因为我很久以前欠了你一笔债。但我们正在偿还。而且那笔债是我一个人欠下的。不能因为你的朋友要玩疯狂的游戏，而让我的人陷入不必要的危险之中。”

“对不起。老人家不得不来莫斯科。他有一次会面，非常重要。除了他，别人处理不了。所以他来了。格里辛发现他在这里。”

“那他本应该待在酒店里用餐，在那里他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显然，他需要见见格里辛，与他谈谈。”

“就那样与他谈话？我坐在相隔三张桌子的地方。他实际上是在找死。”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乌马尔。那是他的指示。”

“杰森，这个国家有两千五百家私人保安公司，其中莫斯科有八百家。他可以从任何一家公司雇佣五十名保镖。”

随着黑社会的兴起，另外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就是私人卫队。乌马尔的数字是相当准确的。保安公司招募的人，也是来自以前的部队：陆军、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空降兵、警察和克格勃，都是可以花钱雇佣的。

到1999年，整个俄罗斯雇佣的保安人员总数为八十万，其中三分之一在莫斯科。从理论上说，民警局是为所有保安公司颁发许可证的权力机关，根据法律有责任去审查花名册上的所有招募人员，审查他们是否有犯罪记录、是否符合条件、是否有责任心，武器的携带情况：有多少、什么型号和什么用途。

但那是理论上。实际上，一只厚实的信封可以买到所有必要的证件。“保安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掩护，黑帮可以组建和注册自己的保安公司。这样一来，城里的每一个歹徒都可以出示证件，说明他是保安，允许随身携带武器。

“问题是，乌马尔，他们会被收买。他们了解格里辛，他们知道可以得到双倍的报酬，他们会改变立场，反戈一击。”

“所以你使用我的人员，因为我们不会背叛你们？”

“我别无选择。”

“可是你知道吗？格里辛现在完全明白了是谁一直在保护着你们。如果他以前还有过迷茫，现在他完全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日子会变得很艰难。我已经听到了街上的传言，说多尔戈鲁基在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黑帮战争。我最担心的就是黑帮战争。”

“如果科马罗夫执政，多尔戈鲁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小问题了。”

“你们在这里搞什么名堂？你们和你们那份讨厌的黑色文件？”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乌马尔。”

“我们？这一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来找我，请求帮助。你需要避难的地方，我慷慨地提供了，这是我们的行事方式。现在，我受到了公开战争的威胁。”

“我可以尽力去阻止。”

“怎么阻止？”

“去与彼得罗夫斯基少将谈谈。”

“他？那个契卡【32】分子？你知道他的打黑部门已经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你知道他对我的俱乐部、仓库和赌场发动过多少次袭击？”

“相比之下，他更加痛恨多尔戈鲁基。我还要去见大主教。最后一次。”

“为什么？”

“我需要与他谈谈，要告诉他一些事情。但这次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脱身。”

“没有人怀疑他，打扮成教士去见他好了。”

“事情有点复杂。我认为，那位英国人使用了酒店的一辆豪华轿车。格里辛很可能会去检查记录，所以他会知道英国人去拜访过大主教。清洁巷的那座房子很可能已经处在监视之下了。”

乌马尔摇摇头。

“嗯，朋友，你那个英国人是个老糊涂。”

格里辛上校坐在别墅里的办公桌前，相当满意地审视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

最后，他按下了内部通信器的按钮。

“总统先生，我有事要向您汇报。”

“来吧。”

伊戈尔·科马罗夫打量着照片。那是从奈杰尔·欧文爵士的公文箱里找到的信件照片。它是用大主教教区的正式信纸书写的，信函的开头称呼是“殿下”，信尾的签名和印章是阿列克谢二世圣座。

“这是什么？”

“总统先生，国外反对您的阴谋是很清楚的。它分成两个部分。内部是在这里的俄罗斯，有选择地找几个人，向他们展示了您的私人宣言，捣乱您的竞选活动，并散布恐慌和失望的言论。

“这导致了对印刷机的破坏、银行施压终止全国性的电视广播和一个老糊涂将军的谴责。这造成了损害，但阻止不了您的胜利步伐。

“阴谋的第二部分更为危险。那是以恢复全俄沙皇来取代您的一个计划。大主教从其自身利益考虑，已经参与进来了。放在您面前的这封信就是他写给在西方居住的某一位王子的，他支持恢复王室的理念，如果能为对方接受，教会将提议向这个人发出邀请。”

“那你有什么好主意，上校？”

“很简单，总统先生。如果没有候选人，阴谋就会流产。”

“你知道有一个人能……阻止这个贵族先生？”

“永久地。他很棒，习惯于在西方工作。能讲好几种语言。他为多尔戈鲁基效劳，但可以雇佣。他的最后一次合同涉及两名黑手党的叛徒，他们被控把存放在伦敦的两千万美元窃为己有。两周前，他们在伦敦郊区温布尔登的一套公寓里被发现了。”

“那么，我认为我们需要这个人来提供服务，上校。”

“这事交给我吧，总统先生。十天之内，就不会有候选人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格里辛想象着事情的前景：当奈杰尔爵士那位珍贵的王子躺在冰冷的大理石停尸台上，杰森·蒙克被俄联邦信息局追踪到后吊死在一个地窖里，那个时候我们要给奈杰尔·欧文爵士寄去一叠照片，作为他的圣诞礼物。

莫斯科民警局打黑部的负责人吃完晚饭，把女儿塔季扬娜抱到膝盖上，陪她观看她最喜欢的卡通片。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他的妻子接听了。

“是找你的。”

“谁呀？”

“他只说是美国人。”

民警将军把女儿放到地上，站起身来。

“我去书房里接听。”

他关上房门，拿起话筒后，听到了“喀嚓”一声，那是他妻子把分机搁下了。

“喂？”

“彼得罗夫斯基将军？”

“是的。”

“那天我们谈过话的。”

“是的。”

“我有一些信息，也许对你有用。你有笔和纸吗？”

“你是在哪里打电话的？”

“电话亭，我不能停留太长的时间。请你快一点。”

“说吧。”

“科马罗夫和格里辛已经说服了他们的朋友多尔戈鲁基黑帮，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他们的目标是车臣黑手党。”

“哦，狗咬狗呢。我有点担心。”

“只是世界银行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谈判下一轮的财政信贷计划。代总统马尔科夫想在世人面前为他的竞选留下一个良好印象，如果莫斯科街头子弹横飞，他是不会高兴的。他也许会纳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生。”

“说下去。”

“六个地址，请记下来。”

蒙克报出了一连串的地址。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做了笔记。

“都是些什么场所？”

“前面两个是军火库，里面储存着多尔戈鲁基的武器。第三个是赌场，地下室里存放着他们的大部分财务账本。最后三个是仓库。里面储藏着价值两千万美元的违禁品。”

“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两个级别不高的朋友。你知道这两位警官吗？”

蒙克把两个名字告诉了他。

“当然知道。一个是我的高级副官，另一个是特警的班长。怎么啦？”

“他们都在多尔戈鲁基的工资名册上。”

“你最好没搞错，美国人。”

“我没搞错。如果你要发起袭击，我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出通知，把那两个人排除在外。”

“我知道怎么做。”

电话挂断了。彼得罗夫斯基将军若有所思地放回了话筒。如果这个怪异的外国特工没搞错，那么这个情报是无价的。他要做出选择。要么让黑帮战争自行爆发，要么在能够得到代总统表扬的某个时刻，对主要的黑手党团体发动一系列打击。

他有一支三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特警部队主要由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组成。关于伊戈尔·科马罗夫和他上台后的计划，如果有一半让那个美国人说对了，那么在新俄罗斯，他本人、他的打黑团队和特警部队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他回到了客厅。

动画片已经播完了。现在他无从知道，小狼威利是否把走鹃叼来当晚餐了。

“我要去办公室，”他告诉妻子，“整个晚上和明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待在那里。”

每到冬天，市政当局总要给高尔基公园的小径和道路浇上水，使之很快结成坚冰，从而成为国家最大的溜冰场。这个溜冰场绵延好几英里，是莫斯科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们玩耍的地方，他们带上冰鞋和伏特加酒，在冰上自由滑行，暂时忘却人间的烦恼和忧愁。

一些车道没有冰，其尽头是几个小型停车场。圣诞节前十天，两个裹得严严实实、戴着皮帽的人，冒着严寒驱车来到了这里的一个停车场。他们各自下车，走到了面对溜冰场的林子旁边。在溜冰场里，滑冰的人们或独自轻快滑行，或互相追逐嬉戏。

这两个人，一个是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另一个是隐居者，在下层社会里被称为“机械师”。

在俄罗斯，雇佣杀手是很便宜的。但有几个黑帮，尤其是多尔戈鲁基，认为“机械师”是一个特殊人才。

实际上，他是乌克兰人，是前陆军少校，多年前他被调到特种部队，由此进入了军事情报部门，即军情局工作。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他在西欧任职两次，干得很好。退役后，他意识到可以充分利用他的英语和法语专长，在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是外星人的、奇怪的社会里，轻松地开展活动，于是，嗜杀成性的他把杀人变成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

“听说你想见我。”他说。

他知道格里辛上校是什么人，知道在俄罗斯国内，这位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是不需要他的。在黑色卫队内部，更不用说在该党的联盟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内，有足够的杀手在随时待命。但去国外执行任务，就很特殊了。

格里辛递给他一张照片。“机械师”瞟了一眼，随即把照片翻了过来。背面打印了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地址，那是在遥远的西欧乡间的一座庄园房子。

“哦，一位王子啊，”他低声说，“这么说，我的社会层次提高了。”

“把幽默感留给你自己享受吧，”格里辛说，“这是一个软目标。没有个人安保。圣诞节完成。”

“机械师”考虑了一下。时间太紧了。他需要做准备。他之所以还活着而且能够自由活动，是因为采取了谨慎的预防措施，而这需要时间。

“元旦。”他说。

“好吧。你开个价。”

“机械师”说了个数字。

“可以。”

他们两人嘴里呼出来的气，冻成了一缕缕白色雾气。“机械师”记得在电视里看到过一次宗教集会，现场一位有魅力的年轻神父，一直在呼唤恢复上帝和沙皇。那么，这就是格里辛的游戏了。他后悔没有加倍报价。

“就这些？”他问道。

“你还想知道什么？”

刽子手把照片放到了大衣口袋里。

“不用了，”他说，“我认为，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很高兴与你合作，上校。”

格里辛转身抓住了那人的胳膊。“机械师”低头看着那只戴手套的手，直至对方松了手。他不喜欢肢体接触。

“目标和时间，都不允许失误。”

“我不会失误的，上校。不然你就不会来找我了。我会把我在列支敦士登的账号邮寄给你的。再见。”

在高尔基公园溜冰场会面结束后，过了午夜到凌晨的时候，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同时发起了六场袭击。

与黑帮有勾结的那两个警官，被邀请到联邦武警兵营的警官俱乐部里，参加一场私人晚宴，被灌下了足够的伏特加，完全醉倒了。房间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以便他们休息和醒酒。为保险起见，在他们房间的门口都安排了警卫。

白天安排的战术“演习”，快半夜时变成了实战。起先，满载部队的卡车都被关在兵营的车库里面。凌晨两点钟，司机和指挥官都接受了任务，得到了他们需要的地址。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奇袭行动。

三个仓库都没什么大问题。守卫财产的四名卫兵企图负隅顽抗，结果全被撂倒了。另外八个很快就投降了。仓库里储存着一万箱进口的伏特加酒，都没有上税，都是两个月前从芬兰和波兰运来的。由于小麦饥荒，俄罗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伏特加消费国，不得不以原产地三倍的价格，从国外进口它自己的烈酒。

仓库里的其他货物是洗碗机、洗衣机、电视机、录像机和电脑，都来自西方，都是从车上抢劫来的。

从两个军火库里起获的武器，足以装备一个整编的步兵团，其类型从普通的突击步枪到肩扛式反坦克火箭和火焰喷射枪，一应俱全。

彼得罗夫斯基亲自指挥了对赌场的袭击。赌场里面挤满了赌客，看到警察，他们尖叫着逃入了夜色之中。赌场经理一直在抗议，他坚持说他从事的是完全合法的生意，有市里颁发的营业执照，直到他办公室里的书桌被移开，地毯被揭开，通往地下室的翻板门被掀开。然后他就昏倒了。

上午，特警部队还在一箱又一箱地往汽车里搬运财务账本，运往沙波罗夫卡大街六号的打黑部总部，去进行分析和处理。

到中午时，内务部领导层的两位将军，已经从五百码远的日特尼广场办公大楼打来了电话，表示祝贺。

上午的无线电广播第一次报道了这次行动，中午时电视开始了详细播报。歹徒的死亡人数，新闻播音员拖长声调说，已经上升到十六人，而特警部队，仅一人重伤，系腹部中弹，和一人轻伤，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肉。二十七名黑手党徒被抓，其中七人已送医院救治，两人正在打黑部录制详细口供。

最后这条新闻其实不是真的，但彼得罗夫斯基故意透露给新闻媒体，以便在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领导人中间造成进一步的恐慌。

多尔戈鲁基确实遭受重创，在离莫斯科河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大桥一英里半以外的郊区，他们在一座豪华的、戒备森严的别墅里召开了会议。会议室内弥漫着恐慌的气氛，但更多的是愤怒。大多数人深信，他们的两个线人的兼职、特警部队的成功奇袭，以及对方情报的准确性，都充分说明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漏洞。

当黑帮老大们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在街上活动的人来报告说，坊间的传闻是一名黑色卫队的高级军官不小心说漏了嘴。考虑到多尔戈鲁基为伊戈尔·科马罗夫的竞选活动投入了千百万美元，他们的心情沉重了。

他们永远无从知道，街上的传言，实际上是根据杰森·蒙克的建议，由车臣人开始散布的。不管怎么样，黑帮头目决定今后在给爱国力量联盟提供资金之前，必须得到一个认真的解释。

刚过三点钟，在私人保镖的严密护卫下，乌马尔·古纳耶夫来看望蒙克了。这一次，蒙克住在一户车臣人家里，那是在索科尔尼基公园展览中心北边的一套小公寓。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朋友，但昨晚一颗大炸弹爆炸了。”

“这是一个个人兴趣表现的问题，”蒙克说，“在世界银行代表团访问期间，彼得罗夫斯基想取悦他的上司和代总统。就这么回事。”

“好吧。嗯，现在多尔戈鲁基没有能力对我发动一场战争了。他们要弥补损失，这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

“还要在黑色卫队中查找漏洞。”蒙克提醒他。

乌马尔·古纳耶夫把一份《今日报》放在了膝头上。

“看看第三版。”他建议。

来自俄罗斯主要民意测验组织者的一篇报道说，公众对爱国力量联盟的竞选支持率是百分之五十五，而且还在下降。

“这些民意测验主要是在城市里进行的，”蒙克说，“主要是因为方便。科马罗夫在城市里的势力较强。问题的关键将取决于被忽视了的广大农村人口。”

“你真的以为科马罗夫会在竞选中败北？”古纳耶夫问道，“六个星期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蒙克说。

现在还不能告诉这位车臣领袖，竞选失败并不是奈杰尔·欧文爵士的打算。他想起了那位老间谍头子，在“大博弈”的国际情报界仍被尊为误导骗术的伟大实践者，坐在福布斯城堡的书房里，面前摊放着一本翻开的家庭《圣经》。

“关键是基甸【33】，年轻人，”奈杰尔·欧文爵士说，“要像基甸那样思考。”

“你在想什么？”古纳耶夫说。蒙克立即从冥想中清醒过来了。

“对不起，你说得对。今天晚上我还要去拜访大主教。是最后的一次。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帮你进去吗？”

“应该是帮我出来。我已经告诉过你，格里辛很可能已经把那个地方监视起来了。一个人就够了，但我在里面的时候，这个人会召来其他人。”

“那我们现在就制订计划吧。”车臣人说。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在自己的公寓里正准备睡觉，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不用对方介绍他就听出了声音。

“他在这里。他又来这里了。”

“谁？”

“那个美国人。他回来了，他现在与圣座在一起。”

“他没起疑心吧？”

“应该没有。他是一个人来的。”

“打扮成教士？”

“不是的。穿了一身黑色服装，但是便服。主教似乎在期待着他。”

“你在哪里？”

“配餐室，在准备咖啡。我要走了。”

电话挂断了。格里辛努力抑制着心中的狂喜。那个可恨的美国特工差不多就可以到手了。这一次不会再像东柏林那样了。他打电话给黑色卫队的内层核心小组组长。

“我需要十个人、三辆汽车，带上乌兹微型冲锋枪，现在就要。把一条叫清洁巷的小街两端封锁起来。我三十分钟后在那里与你们会合。”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过了半小时。

一点十分，蒙克站起来，向大主教道别。

“我想，我们不会再次见面了，圣座。我知道您会尽心尽力的，为这片土地和为您所热爱的人民。”

阿列克谢二世也起身，陪着他走到了门口。

“有上帝的恩典，我会尽力的。再见，孩子。愿天使保护你。”

下楼梯时，蒙克心里在想，现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几位勇士【34】可以大显身手了。

那位胖胖的男仆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把他的大衣递了过来。

“不要大衣了，谢谢你，神父。”他说。他不想让什么东西来妨碍他的行动。他掏出手机，按了一个号码。在第一次铃声时，就有应答了。

“修道士【35】。”他说。

“十五秒钟。”一个声音回答说。蒙克听出了是马戈茂德，乌马尔派来保护他的保镖组长。蒙克把临街的房门拉开一条缝，朝外面张望。

在狭窄的巷子一头，昏暗的街灯下，有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在等待着。车里有四个人，一个是司机，其他三人手里拿着乌兹微冲。寒夜里，汽车后面冒出的白色尾气表明，发动机没有熄火。

在另一个方向，清洁巷通往一个小广场。在广场的阴影中还有两辆黑色汽车在等待着。任何人，不管是徒步还是坐车，要想离开巷子就必须经过埋伏区。

在奔驰汽车的那一头，开来了另一辆车，黄色的出租车标示灯在挡风玻璃上面亮着。监视员让它进来了。显然，它是来接上他们的目标。这下出租车司机要倒霉了，他也会死去。

当出租车与奔驰汽车并排时，两个葡萄大小的金属球落到结冰的路面上，发出了两声轻微的“喀嚓”声，然后蹦蹦跳跳钻到了轿车的下面。出租车刚离开奔驰车，在街门后面的蒙克就听到了两声手雷的爆炸声。

这时候，一辆送货的大卡车开进了巷子另一头的广场，隆隆响着驶进街口后就停了下来。司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沿着巷子快步跑过去了。

蒙克朝浑身颤抖的神父点点头，打开门，走到了街上。出租车差不多就在他的对面，后车门打开了。他钻进了车内。从前座伸过来一条强有力的胳膊，把他拉到了后座的内侧。卡车司机也跟着进来了。

出租车挂进倒挡，轰鸣着从它进来的道路倒退行驶。在停放着的卡车后面，有人趴在地上用微型冲锋枪射出了一排子弹。然后卡车底盘下的两颗炸弹爆炸了，射击停止了。

有个人挣扎着从奔驰汽车里爬出来，他踉踉跄跄地站在后车门附近，试图举枪射击。这时候出租车的后保险杠撞上了他的小腿，把他撞得飞了起来。

出了巷子后，出租车朝一侧转弯，车轮在冰上滑了一下，恢复正常后，挂上前进挡，加速开走了。奔驰汽车的油箱爆炸了，从而结束了任务。

马戈茂德从前面座位上转过身来，蒙克看到了在黑色的萨帕塔式小胡子下他牙齿的闪光。

“你给生活增加了趣味，美国人。”

在巷子另一头的小广场内，格里辛上校站在那里，打量着堵住了路口的那辆被炸毁的卡车。车下面，他的两个人已经死了，是被从驾驶室里触发的缚在底盘下面的两颗小炸弹炸死的。从卡车的边缘望过去，他可以看到他的另一辆汽车在小街的尽头起火燃烧。

他拿出手机，按下了七个号码。他听到对方的手机响了两声。然后一个惊慌的声音轻轻地说：“喂？”

“他逃走了。我要的东西，你拿到了吗？”

“拿到了。”

“老地方。今天上午十点钟。”

那个时候，位于库里斯基的小小的全圣教堂里几乎是空荡荡的。一位司仪在照料祭坛，两个戴头巾的妇女在打扫卫生。一名年轻的教士走进来，在祭坛前面跪下来，在胸前画着十字，然后穿过墙上的一扇木门，去了祭坛后面的法衣室。

马克西姆神父站在右手边的墙壁旁，手里拿着一支从门口商店里买来的火光摇曳的蜡烛，这时候格里辛上校出现在他的身边。

“美国人逃跑了。”他平静地说。

“很抱歉。我是尽力了。”

“他是怎样猜出来的？”

“他似乎怀疑住宅也许已经受到了某种监视。”与往常一样，神父的身上在冒汗，“他从腰带上取出手机，给某个人打了个电话。”

“从头说起。”

“他大概是在十二点十分到达的。我正打算上床就寝。圣座还没睡下，在书房里工作。那个时间他总是在书房里。街门的门铃响了，但我没有听到。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值夜班的哥萨克卫兵开了门。然后我听到了声音。我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他就已经进来了，站在门厅里。

“我听到圣座从楼上呼唤。‘带那位先生上来。’他说。然后他倚在扶栏处，看见了我，让我准备咖啡。我回到配餐室，给你打了电话。”

“过了多长时间你才进入那个房间？”

“时间不长，也就几分钟。我尽快准备好咖啡，以便尽量少漏掉他们的谈话内容。五分钟后，我进了房间。”

“我给你的那个录音机呢？”

“我送咖啡进去之前就把录音机打开了。在我敲门时，他们停止了谈话。端咖啡时，我把几块方糖碰落到地上了，于是我跪下去把它们捡起来。圣座说没关系，但我坚持要去捡。跪在地上时，我悄悄地把录音机塞到了书桌下面。然后我就离开了。”

“最后呢？”

“他独自下楼来了。我拿着他的大衣在下面等候他，但他不要大衣了。哥萨克卫兵在门边的小房间里。美国人似乎很紧张，他掏出一部手机，拨了号码。有个人应答了，他只说了声：‘修道士’。”

“没说别的？”

“没有，上校，只是修道士。然后他就只是听了。我没听到回答，因为他把手机紧贴着耳朵。然后他等待着。他把街门开了一条缝，向外望去。我还是拿着他的大衣。”

格里辛想了一下。英国老头很可能已经告诉蒙克他本人因为酒店的轿车而被跟踪了。这就足以提醒美国人，大主教的住宅很可能受到了监视。

“说下去，神父。”

“我听到一辆轿车的马达轰鸣声，接着是两声爆炸。美国人推开门，跑了出去。然后我听到了射击声，于是赶紧从敞开的街门跳回到了里面。”

格里辛点点头。美国人很聪明，但他根据错误的理由得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格里辛，确实对大主教的住宅实施了监视。但是通过内部，通过这个叛徒神父。

“磁带呢？”

“外面发生爆炸后，哥萨克卫兵拿着枪冲出去了。美国人跑出去时把门敞开了。哥萨克人朝外张望，喊了声‘土匪’，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跑上楼去，圣座刚从书房出来，倚在栏杆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乘机收拾了咖啡杯，拿回了录音机。”

格里辛默默地伸出手去。马克西姆神父从袈裟口袋里掏出了一盒小磁带，是上次他们见面时，神父得到的微型录音机用的那种磁带。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神父颤抖着说。格里辛有时感觉到，他真想徒手掐死这个讨厌的家伙。也许有一天他会这么做的。

“你做得完全正确，神父，”他说，“你做得非常好。”

在返回办公室的汽车里，格里辛上校又去看那盒磁带。凌晨时，他损失了六个优秀的人手，还损失了猎物。但他手中的录音带准确地记录了来捣乱的美国人与大主教之间的谈话。他发誓，有一天，那两人都要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不管怎么样，这一天对他来说，还是有所收获的。

第十八章

在上午的其余时间和中饭时间，直至下午，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直坐着倾听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与杰森·蒙克的谈话录音。

有几段声音很含糊，还有杯子搅拌时发出的叮当声，但大部分还是很清楚的。

录音的开始是开门的声音——马克西姆神父端着一盘咖啡进来了。这一段声音很模糊，因为当时录音机还在他的袈裟侧边口袋里。

格里辛听到盘子放在了书桌上，然后一个模糊的声音说：“没关系。”

还有一个模糊的声音，那是马克西姆神父跪到地毯上去，似乎是去捡起落到地上的方糖。

当录音机悄悄地放到了书桌底下后，录音的质量有了改善。大主教的话声很清楚，他对马克西姆神父说：“谢谢你，神父，这里没你的事了。”

接着是一阵静音，直到一记关门的声音，线人退下去了。然后大主教说：

“嗯，也许你可以解释一下，你有什么事情要来告诉我。”

蒙克开始说话了。格里辛可以分辨出，美国人的俄语说得很流利，但带有稍许的鼻音。他开始做笔记了。

他把四十分钟长的谈话录音听了三遍，然后开始动笔把谈话的内容逐字逐句写下来。这工作不能交给秘书去做，无论多么可靠都不行。

他用整齐的西里尔字体写下了一页又一页。有时候他停下来，把磁带倒回去，伸长脖子仔细去听，然后继续记录。确信把每个词语都准确地记了下来后，他停止了书写。

磁带里传来了椅子朝后拖拉的声音，然后蒙克的声音说：“我想，我们不会再次见面了，圣座。我知道您会尽心尽力的，为这片土地和为您所热爱的人民。”

两个人在地毯上走动的脚步声。到门口时，声音更加微弱了。格里辛听到了阿列克谢的回答：“有上帝的恩典，我会尽力的。”

显然，房门在蒙克身后关上了。格里辛听到了大主教坐回到椅子里去的声音。十秒钟后，磁带走完了。

格里辛往椅背上一靠，思考着他听到的内容。消息不好，情况不妙。他感到纳闷，一个人怎么能够造成如此系统性的损害呢？这是难以理解的。当然，关键是由于已经死去的尼·伊·阿科波夫，那家伙愚蠢地把宣言留在桌子上，结果被偷走了。由此造成的损失已经是无法计算了。

显然，主要是蒙克在说话。阿列克谢二世早先的插话只是表明他的理解和同意。他自己说话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美国人一直没有闲着。他透露了已商定元旦后要开展一场运动，通过诋毁名声和大众宣传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伊戈尔·科马罗夫的竞选获胜机会。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将军似乎会继续接受一些报纸、广播和电视的采访，强烈谴责爱国力量联盟，号召每一个现役和退役军人断绝与该党派的关系，把选票投向别处。在全国一亿一千万选民中，有两千万是老兵。尼古拉耶夫要造成的损失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两家商业电视台停止播报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所有宣传活动，是银行家们干的，四个银行家里面，有三个是犹太人，为首的是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列昂尼德·伯恩斯坦。这两笔账以后是一定要清算的。

蒙克的第三个故事，是有关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格里辛早就把他们看作是社会的渣滓，将来都是要送去集中营的。但在目前阶段，他们的资金支持还是十分重要的。

在俄罗斯，要想通过全国竞选活动当上总统，没有哪个政治家不是耗资几万亿卢布的。与乌拉尔西部最强大、最富有的黑手党的秘密交易，已经为爱国力量联盟的竞选提供了一个金库，其数额大大超过了其他候选人能够得到的资金。有几个候选人，由于经费难以与爱国力量联盟匹敌，已经偃旗息鼓了。

头天下半夜发起的六场袭击，对多尔戈鲁基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最大的损失是财务记录被发现了。打黑部门难得获得这么准确的情报。显然是某个黑手党竞争对手的告密。但在这个封闭的黑帮圈子里，尽管是互相残杀的敌对状态，但没人会去向可恨的打黑部通风报信。可是，蒙克却在此间告诉大主教，消息泄露的源头，竟然是格里辛黑色卫队的一个高级军官，一个卑鄙的叛徒。

如果多尔戈鲁基能证实此事——格里辛知道现在满大街都是谣言，对这种谣言他是坚决否认的——那么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就结束了。

更糟糕的是，磁带里透露说，一个业务熟练的财会小组，已经开始检查在赌场地下室里起获的财务报表，他们有信心，到元旦时，就能证明该黑手党与爱国力量联盟之间的资金联系。证明材料将会直接上报给代总统。在此期间，打黑部软硬都不吃的彼得罗夫斯基少将，还将发动一次次袭击，继续对多尔戈鲁基黑帮施加压力。

如果那样的话，格里辛心想，那么多尔戈鲁基黑帮就不会再相信他做出的保证，即打黑部不是从黑色卫队得到情报的。

大主教在录音结束时的插话，也许具有最大的潜在破坏力。

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将与家属一起离开莫斯科去外地过新年。他将于1月3日返回。那天他将接见大主教。届时大主教打算请求和敦促马尔科夫，根据现有的证据，把伊戈尔·科马罗夫作为一个“不合适的人选”，从而取消其竞选资格。

在彼得罗夫斯基提供的与黑帮有联系的证据面前，在莫斯科和全俄大主教的干预之下，代总统马尔科夫极有可能做出那样的决定。抛开其他事情不说，马尔科夫本人也是一个候选人，他不想在投票选举时去与科马罗夫竞争。

四个叛徒，格里辛沉思着。新俄罗斯肯定会在1月16日以后诞生，到那时候，他就是二十万人的精英黑色卫队指挥官，时刻准备去执行领袖的命令。嗯，他一生都在挖掘和惩罚叛徒。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

他自己动手把手稿打印了一份，请求科马罗夫在晚上安排两个小时不受打扰的会见。

杰森·蒙克已经从索科尔尼基公园旁边的公寓搬迁到了另一处，从那里，他可以看到第一次遇见马戈茂德时的那座清真寺的尖顶。马戈茂德现在发誓要把他保护好，但那天蒙克自己差点轻易地丢了命。

他要给伦敦的奈杰尔·欧文爵士发送一条信息。如果一切都按照老头子的计划，那么这是倒数第二条信息。

他仔细地把信息输入到笔记本电脑，如同以往那样。完了后，他摁了一下“编码”按钮，信息从电脑屏幕上消失了，安全地加密到了一次性解码本的杂乱的数字中去了，并记录在软盘上，等待着洲际通信公司卫星的下一次经过。

他无须管理这台电脑，电池已经充足了电，而且开着，正等待着与在太空遨游的商业卫星的握手。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里基·泰勒，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从来不想见到他。但这个脸上长着痘痘的十几岁少年，很可能救了他的命。

里基十七岁，是一个电脑奇才。他是那种伴随着电脑时代成长起来的、失常的年轻人，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盯着单调乏味的荧光屏中度过的。

七岁那年，他初次接触到个人电脑，后来的各个阶段他都进步很快，直至对合法的挑战渐渐失去了兴趣，只有非法的领域才会对他产生刺激，才能找到那种真正瘾君子所需要的周期性的“尽兴”。对里基来说，外面自然界的季节变换、男孩子之间的伙伴友情，甚至对女孩子的欲望，都激发不了他的兴趣。里基的目标，是要攻破防护最严密的数据库。

到1999年时，洲际通信公司不但在全球的战略、外交和商业通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还是复杂的电脑游戏的卓越设计商和销售商。里基在因特网上冲浪，直到感到厌烦：他已经掌握了每一个已知的和可以自由访问的游戏程序。他渴望能够进入到洲际通信公司的超级程序中去。问题是，合法登录进去是要花钱的。里基的零花钱不够交费。所以，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试图从后门进入洲际通信公司的主机。经过艰苦的努力，他认为他差不多要成功了。

在莫斯科以西八个时区的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他的屏幕第一千次显示出这样的文字：“请输入密码”。他键入他认为应该行得通的数字，但屏幕又一次告诉他：“拒绝访问”。

在安纳托利亚山区南部的某处，洲际通信公司的这颗商业卫星正在太空遨游，朝向北方的莫斯科。

当多国的技术人员在设计蒙克的加密发送／接收机时，他们按指令设计了一个四位数的彻底清除密码。这是为了在被捕时能够保护蒙克，只是他必须在被抓走之前把这个密码输入进去。

但如果他被捕时电脑没有损坏，那么首席编码员、来自沃伦顿的退休返聘的前中情局密码专家认为，敌人就能够利用这台机器发送虚假信息。

因此，为了证实他的真实性，蒙克必须在信息中掺入按顺序排列的无害词语。如果发送的信息没有这几个词语，前中情局的专家就会知道，不管操作机器的人是谁，反正不是自己人。这时，他可以利用计算机服务器的主机通过卫星登录到蒙克的个人电脑，使用同样的四位数字抹去它的记忆，给坏人留下一台无用的电脑空壳。

里基·泰勒键入那四位数字，已经进入到了主机。这时候，卫星在莫斯科上空飞过时朝地面发送了“你在吗，孩子？”的呼叫。蒙克的笔记本电脑回答“是的，我在”。于是卫星顺从地遵照指令把电脑的记忆抹掉了。

蒙克首先知道的是，当他去查看电脑时，发现他的信息又清楚地回到了屏幕上。这意味着，信息被退回来了。通过手动操作，他取消了那条信息。他明白，由于未知的原因事情出了岔子，他失去了联系。

在蒙克离开伦敦前，奈杰尔·欧文爵士给过他一个地址。他不知道那个地址在哪里，也不知道是谁住在那里。但这是他的全部联系渠道了。为节约起见，他可以把最后两条信息合并成一条，这是间谍头子必须知道的。把信息发送出去也许是可行的，但要接收新的信息则不可能了。他第一次要完全依靠自己了。不会再有更多的进度报告，不会再有已采取行动的确认，不会再有新的指示了。

在价值十亿美元的设备损坏后，他只能依赖“大博弈”中最古老的同盟：直觉、胆量和运气。他祈祷它们不会让他失望。

伊戈尔·科马罗夫看完打印稿的最后一页，身子靠在了椅背上。他通常脸色红润，从来没有病态，但现在，格里辛注意到，他的脸色像纸一般惨白。

“情况糟糕。”科马罗夫说。

“非常糟糕，总统先生。”

“你应该去把他抓住的。”

“他躲藏在车臣黑手党那里。这个我们是现在才知道的。他们像老鼠一样，生活在阴暗角落里。”

“老鼠是可以灭绝的。”

“是的，总统先生。他们会遭灭绝的。当您成为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时候。”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他们会的。一个都逃不掉的。”

科马罗夫还在用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凝视着他，但目光难以集中，似乎其主人正在展望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方，一个未来的时间，一个与敌人进行清算的地方。两个鲜亮的红点出现在他的两侧颧骨上方。

“惩罚。我要对他们进行惩罚。他们攻击了我，他们攻击了俄罗斯，攻击了祖国。对于这样的社会渣滓，是不能仁慈怜悯的……”

他的音调在升高，双手开始颤抖，愤怒已经突破了通常的自我控制。格里辛知道，如果能巧妙地提出他的观点，他是能够赢得这场争论的。他从书桌上方探过身去，迫使科马罗夫来看他的眼睛。慢慢地，那种恶魔般的怒气消退了，格里辛知道他已经引起了科马罗夫的注意。

“听我说，总统先生。请听着。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彻底扭转局面。您将达到您的报复目的。给我下命令吧。”

“你是什么意思，阿纳托利·格里辛？”

“反间谍行动的关键，总统先生，就是了解敌人的意图。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由此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个，已经在着手进行了。几天之内，就不会再有全俄王位的候选人了。现在，我们又发现了他们的意图。我必须再次建议采取预防和惩罚的措施，都一次性予以解决。”

“所有的四个人？”

“别无选择。”

“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哦，还不行。现在还为时过早。”

“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银行家？在过去十年间，有多少个银行家被杀害了？五十个？至少是有的。蒙面人带着武器来算账，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警察？多尔戈鲁基黑帮会很高兴去执行这个合同的。有多少个警察被清除掉了？同样，这种事情也一直都在发生。

“至于老糊涂将军，可以是入室行窃失手的结果。这种事情再普通不过了。还有那个教士，可以是仆人在夜间洗劫他的书房时被抓，被哥萨克卫兵击倒。小偷临死前反击，把卫兵也杀死了。”

“人们会相信吗？”

“我在那座住宅里有个内线，他会发誓证实。”

科马罗夫凝视着他刚刚看过的录音稿及其旁边的录音带，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你当然是有内线的。这些事情我不需要知道得更多了。我坚持这一切我都是不知情的。”

“但您确实希望，让那四个要摧毁您的人不再存在？”

“当然了。”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需要知道的就这些。”

斯巴达克酒店的那个房间，是以库济奇金先生的名字预订的，他本人确实来登记入住了。办完手续后，他又出去了，在离去时把房门钥匙悄悄塞给了杰森·蒙克。蒙克上楼时，车臣卫兵渗入到了酒店的大堂、楼梯和通往电梯的走廊。在这里打二十分钟的电话应该是安全的，即使被追踪到，这也不过是一个远离闹市区、不是车臣人所拥有的旅馆房间。

“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吗？”

“又是你。”

“你捅了马蜂窝呢。”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美国人，但这个消息似乎很好。”

“谢谢你。但科马罗夫和格里辛是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的。”

“那多尔戈鲁基呢？”

“他们是小角色。主要的危险是格里辛和他的黑色卫队。”

“是不是你散布的谣言，说消息是从黑色卫队的一个高级军官泄露出来的？”

“我的朋友们。”

“很聪明，但很危险。”

“格里辛的软肋是被你们查获的那些财务资料。我认为，它们能够证明该黑手党一直在资助科马罗夫。”

“资料正在清理之中。”

“你也一样，将军。”

“你是什么意思？”

“你妻子和女儿塔季扬娜在家吗？”

“是的。”

“我希望你把她们送出城去。现在，今晚。送到某个遥远和安全的地方。你自己也要转移。搬出去。住到特警部队的营房里去。请吧。”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要出什么事情吗，美国人？”

“请吧，将军。快离开。趁时间还来得及。”

他放下电话，等了一小会儿，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在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总部，列昂尼德·伯恩斯坦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只有一台录音电话在应答。因为没有那位银行家的住宅电话号码，蒙克只能希望伯恩斯坦能在几个小时内得到他的电话留言。

“伯恩斯坦先生，我是向你提起过巴比亚尔山谷的那个人。无论业务多么紧急，请你不要去办公室。我敢肯定，科马罗夫和格里辛现在已经知道，谁是关闭他们电视广播的幕后人物。你带上家人出国去吧，等到安全的时候再回来。”

他又搁下了电话。虽然他不知道，在几英里之外一栋戒备森严的别墅里，控制台上的一个指示灯闪亮了，列昂尼德·伯恩斯坦正在静静地倾听着蒙克的留言。

第三个电话打给了一处住宅。

“喂？”

“圣座？”

“是的。”

“您听出了我的声音？”

“当然。”

“您应该去札戈尔斯克的修道院。到了就待在里面。”

“为什么？”

“我在替您担心。昨晚的事情证明，情况变得危险了。”

“明天我在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有一场大弥撒。”

“那边的主教可以替代您。”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

电话放下了。第四个电话在铃声响了十下后才有一个粗哑的声音来应答：“喂？”

“尼古拉耶夫将军？”

“谁呀……等等，我知道你了。你是那个讨厌的美国人。”

“是我。”

“嗯，再也不接受采访了。你要求的事情已经做了，我要说的话也已经说了。没有更多的了，就这样吧。你听到了吗？”

“我们长话短说。你应该离家去与你的外甥一起住在基地里。”

“为什么？”

“因为某些恶棍不喜欢你说的话。我认为，他们也许要来拜访你。”

“暴徒，哦？嗯，胡说八道。让他们都来吧。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退却过，孩子。现在要退却已经太晚了。”

电话挂断了。蒙克叹了一口气，搁下了话筒。他看了一下表。二十五分钟。该走了。该回到肮脏拥挤的车臣人下层社会去了。

两天后，12月21日晚，四个暗杀小组开始行动了。

人数最多、装备最精良的小组去袭击列昂尼德·伯恩斯坦的私家别墅。那天晚上，别墅里有十二名警卫在值班，其中四个在交火中战死。两名黑色卫兵也被撂倒了。别墅的大门被聚能炸药炸开了，穿黑色战斗服、戴黑色滑雪面具的人冲进了房子里面。

活着的警卫和工作人员被围拢后赶进了厨房里。警卫队长被暴打一顿，但他坚持说他的雇主两天前就飞到巴黎去了。在女人的尖叫声中，其余的工作人员确认了这种说法。最后，穿黑色衣服的人撤回到了卡车上，带上了他们两个同事的尸体。

第二个袭击目标，是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一栋公寓楼。一辆黑色的奔驰汽车开到拱门下，在道闸前停住了。一名联邦武警的卫兵从暖和的岗亭里出来检查证件。蹲伏在汽车后面的两个人跳出来，用装上了消声器的自动手枪朝他防弹背心上方的脖子根开枪。第二个卫兵还没现身就被干掉了。

在底层的门厅里，接待台旁边的警卫员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四名黑色卫兵从大街上跑进来，守住了门厅。其他六个坐电梯上楼。这次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袭击者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公寓的门，尽管是钢铁镶边的，还是被半磅塑胶炸药炸开了，六个人冲了进去。穿白西装的管家击伤了其中一人的肩膀，然后他自己被击倒了。一次彻底的搜查之后，没发现公寓里有其他人，袭击小组只好沮丧地撤退了。

回到底层后，他们与从大楼后面赶过来的另两名联邦武警的卫兵发生交火，打死了对方一名卫兵，他们自己也损失了一个。在火力掩护下，他们两手空空，撤回到大街上，坐进等候在那里的三辆加斯吉普车离去了。

在大主教的住宅，他们采取了巧妙的方法。只有一个人去敲街门，其余六人分别蹲伏在他的两边，处在猫眼的视线以外。

里面的哥萨克卫兵从窥视孔去看外面，用对讲系统询问来人是谁。门口的那人举起一份有效的民警证件说：“警察。”

信以为真的哥萨克卫兵打开了门。他当即被子弹击中，尸体被搬到了楼上。

行动的计划是用哥萨克卫兵的枪械杀死秘书，用杀哥萨克卫兵的枪杀死大主教。然后这支枪就被放到死去的秘书的手里，等着在书桌后面被发现。

马克西姆神父将被迫发誓，哥萨克卫兵和大主教打搅了正在抽屉里偷东西的秘书，在接下来的交火中他们三人都死了。这样一来，这次事件只是教会的一个大丑闻，民警就能结案了。

但杀手们只看见了一个胖胖的神父，穿着脏兮兮的睡袍，站在楼梯上面尖叫：“你们在干什么？”

“阿列克谢在哪里？”其中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咆哮着。

“他不在，”神父唠唠叨叨地说，“他去了札戈尔斯克。”

对各个房间搜查之后发现，大主教和两名修女都不在。暗杀小组丢下哥萨克卫兵的尸体，也撤离了。

对明斯克公路旁边那座孤独的小房子，只派去了四个人。他们下车后，一个人走向房门，其他三人等候在黑暗的树林里。

开门的是老管家沃洛嘉。他的胸部被子弹击中了，四个人冲进了房子。一条猎狼犬从客厅里跑过来，扑向领头的黑色卫兵的喉咙。他抬起一条胳膊去阻挡，猎狗的牙齿深深地扎进了他的皮肉。他的同伴开枪把猎狗的脑袋轰掉了。

在壁炉柴火余烬的旁边，一个白胡子倒竖的老头用一支马卡罗夫手枪对准门道里的团伙，并开了两枪。第一颗子弹钻进了门框里，第二颗击中了刚才枪杀猎狗的黑色卫兵。

然后是三颗子弹的连续快速射击，击中了老将军的胸部。

上午刚过十点钟，乌马尔·古纳耶夫就来电话了。

“我刚才开车到办公室。路上很热闹呢。”

“怎么啦？”蒙克说。

“库图佐夫斯基大街戒严了。到处都是民警。”

“为什么？”

“昨晚在高级警官居住的一栋楼房，发生了袭击事件。”

“真快啊。我需要一部安全电话。”

“你那里的电话怎么样？”

“会受到追踪的。”

“半个小时之内，我给你派几个人过来。”

十一点钟，蒙克转移到了一间小办公室，那是在一座仓库里，旁边堆满了违禁酒。一位电话工程师刚刚忙完了工作。

“这电话连接了两个转换器，”他朝电话机做了个手势，“如果有人想跟踪这部电话，他们就会找到两英里以外的一家咖啡馆。那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破了那条防线，他们就会被引到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到那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

蒙克首先拨通了尼古拉耶夫将军的私人号码。应答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找尼古拉耶夫将军。”蒙克说。

“哪位呀？”对方问道。

“我也可以问你是哪位。”

“将军不在，你是谁？”

“马林科夫将军，国防部的。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将军。我是诺维科夫警官，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的。恐怕尼古拉耶夫将军已经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袭击。看上去像是进了盗贼。杀了将军和他的管家。还有他的狗。清洁女工在刚过八点钟时发现了他们。”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是我的朋友。”

“很遗憾，马林科夫将军。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你忙工作吧，警官。我会报告给部长的。”

蒙克放下了电话。看来，格里辛终于失去理智了，这正是蒙克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但他责怪的是老将军的固执。然后，他拨通了位于沙波罗夫卡大街的打黑部的电话。

“给我接彼得罗夫斯基将军。”

“他正忙着呢，是哪位？”电话接线员说。

“打搅他一下。告诉他是关于塔季扬娜的事情。”

不一会儿，彼得罗夫斯基来接电话了。他说话的口气很是担心受怕。

“我是彼得罗夫斯基。”

“是我，深夜的访客。”

“该死的，我还以为孩子出了什么事呢。”

“她们是否都已经出了城，你的妻子和女儿？”

“是的，在很远的地方。”

“我相信你家里发生了一次袭击事件。”

“他们有十个人，都戴着面罩，武装到了牙齿。他们杀死了四名联邦武警的卫兵，还有我自己的管家。”

“他们是来找你的。”

“当然。我接受了你的建议。我现在住在兵营里面。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是土匪？”

“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是黑色卫兵。”

“格里辛的暴徒。为什么呢？”

“我认为，那是因为你起获的财务资料。他们很可能担心，你可以据此证明多尔戈鲁基黑手党与爱国力量联盟之间是有联系的。”

“哪里呀，全是废纸。大都是赌场的发票存根。”

“这个，格里辛是不知道的，将军。他害怕会发生最坏的事情。你听说过柯利亚大叔吗？”

“坦克兵将军。他怎么了？”

“他们杀了他。一个类似的暗杀小组。昨天夜晚。”

“天哪。为什么呢？”

“他谴责过科马罗夫。记得吗？”

“当然记得。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走这一步。这帮狗娘养的。谢天谢地，政治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对付的是恶棍。”

“嗯。你与民警局领导有联系吗？”

“当然。”

“请你告诉他们，你是从下层社会的一个联系人那里得到消息的。”

蒙克放下话筒，又打电话给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

“我找伊利亚，伯恩斯坦先生的私人助手。他在吗？”

“请等一下。”

线路上传来了伊利亚的声音。

“是哪位？”

“我说，那天你差点就要在我的背后放冷枪了。”蒙克用英语说。

一阵低沉的笑声。

“是的，是差点。”

“老板安全吗？”

“他在很远的地方。”

“建议他别回来。”

“没问题。他的私宅昨天夜晚遭到了袭击。”

“伤亡情况？”

“我们死了四个人，他们死了两个。他们还搜查了整栋别墅。”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知道。”

“格里辛的黑色卫队。显然是为了惩罚。因为关闭了科马罗夫的宣传广播。”

“他们也许会付出代价。老板是很有势力的。”

“关键在于商业电视公司，他们的记者应该去采访一下民警局的几位高级将领。问他们是否愿意见见格里辛上校，讨论一下有关广泛传播的谣言等等……”

“他们最好能够拿出一些证据。”

“不。那是新闻记者的工作。他们会去打听、会去发掘的。你能与老板联系上吗？”

“可以，如果有大事要事。”

“那就把这些情况向他报告。”

他的下一个电话打给了国家级的报刊《消息报》。

“新闻部。”

蒙克用粗哑的口音说话。

“我找资深记者列平。”

“你哪位？”

“告诉他，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有急事要找他。他应该记得的。”

列平就是上次在伏龙芝军官俱乐部采访过尼古拉耶夫将军的记者。他的声音从线路上传了过来。

“喂，将军。我是列平。”

“我不是尼古拉耶夫将军，”蒙克说，“将军已经死了，昨天晚上他被谋杀了。”

“什么？你是谁？”

“只是一名前坦克兵。”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无关紧要。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不知道。”

“他在明斯克公路旁边有一座房子，靠近科布雅科沃村庄。你带上摄影师过去看看，可以向诺维科夫警官了解一些情况。”

他放下了电话。另一家大报是《真理报》，前共产党的喉舌，它在政治上支持新共的社会主义联盟。但为了证明社联是新兴的非共党派，该党一直在寻求东正教的支持。蒙克已经仔细研究过这份报纸，记住了首席刑事记者的名字。

“请给我接帕姆菲洛夫先生。”

“他现在不在办公室。”

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与其他记者一起，大声叫嚷着，要求了解彼得罗夫斯基公寓遭受袭击的详细情况。

“他有手机吗？”

“当然有，但我不能把号码告诉你。等会要他给你回电吗？”

“不用了。与他联系，说他在民警局的一个通讯员急需与他通话。有一个重要的爆料。我需要他的手机号码。五分钟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第二次通话时，他得到了帕姆菲洛夫的手机号码。在他打电话过去时，对方在高级警官公寓大楼外面的汽车里。

“帕姆菲洛夫先生？”

“是的。你是谁？”

“我不得不说谎才拿到了你的手机号码。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我有事情要告诉你。昨天晚上还有一次袭击。是在大主教的住宅。有人企图暗杀他。”

“什么？企图暗杀大主教？不可能。缺乏动机。”

“黑手党就不一定了。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

“他不住在那里。他住在清洁巷五号。”

帕姆菲洛夫坐在自己的汽车里，倾听着电话挂断后的“嘟嘟”声。他愣住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即使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会是他经手的最大新闻。

抵达清洁巷时，他发现那里已被封锁了。通常，他只要亮出记者证就可穿过警戒线，但这次不行了。幸好他看到了一位他认识的民警局刑事警官，于是大声叫了起来。刑警走到警戒线这边来了。

“这里怎么啦？”记者问道。

“盗窃。”

“你是刑侦处的凶杀科的。”

“他们杀死了守夜人。”

“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他安全吗？”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这里？”

“这不要紧。他安全吗？”

“是的，他在外地的札戈尔斯克。你看，这只是盗贼失手行凶杀人。”

“我听说他们的目标是大主教。”

“胡说。只是强盗抢劫。”

“要抢什么？”

刑警看上去有点忧虑。

“这个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哪里听来并不重要。这是真的吗？他们偷了什么东西？”

“没偷什么。只是枪杀了卫兵，搜查了房子，然后就跑了。”

“这么说他们是在寻找某个人。但他不在。朋友，很好的一个故事。”

“你最好小心点，”刑警警告他，“没有证据。”

但这位刑警开始担心了。当一位民警招手把他叫到汽车那边去的时候，他更加担心了。车载电话里是一位上将局领导找他。刚说了几句话，将军就开始暗示刚才记者说起过的同样事情。

12月23日，新闻媒体热闹起来了。在早晨的版面上，各家报纸按照蒙克的爆料和指点，重点报道了特别新闻。记者们读到其他的报纸后，发现有许多重复报道，把四次袭击行动糅合在了一起。

上午的电视新闻，分别播放了四次暗杀行动的综合报道，其中一次成功了。新闻报道说，在其他三次行动中，被袭击的目标完全是靠运气才幸免于难。

没人会相信盗贼失手的说法。记者们悲愤地指出，盗贼光顾一位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将军住宅是说不通的，专门瞄上一位高级警官的公寓而忽略同一栋楼里的其他住户，也是说不通的，针对大主教住宅的袭击则更说不通了。

盗窃非常富有的银行家列昂尼德·伯恩斯坦的住宅，也许还能说得通，但别墅里幸存下来的警卫作证说，屠杀行动完全像是军事进攻。此外，他们还报告说，进攻者一直都在专门寻找他们的雇主。有可能是来绑架，或者谋杀。在其他两次事件中，绑架是说不通的：在将军的案子中，并没有实施绑架。

许多权威人士认为，罪犯肯定是来自到处泛滥的下层社会，多年来他们搞过无数次谋杀和绑架。有两个评论员讲得更为透彻，他们指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也许有理由去仇恨打黑英雄彼得罗夫斯基少将，有些也许去找银行家伯恩斯坦算账，但有谁会去仇视一位获得过三枚英雄勋章的老将军？还有莫斯科和全俄的大主教？

社论文章的作者们一遍又一遍地谴责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天文数字般的刑事犯罪案子。有两人呼吁代总统马尔科夫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在大选前二十四天里发生法律和秩序彻底崩溃的局面。

第二天上午晚些时候，蒙克又开始打匿名电话了，这时候，文人们经过头天的艰苦和劳累之后，已经陆续抵达办公室了。

蒙克在两颊各塞进一团织物，以使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头天打电话的人。他把相同的信息，传达给了报道过这四次暗杀事件的七家早报和晚报的文章署名人，先从《真理报》的帕姆菲洛夫和《消息报》的列平开始。

“你不认识我，也不会知道我的名字。这件事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作为俄罗斯同胞，请你相信我。

“我是黑色卫队的高级军官，但我也是参加宗教活动的基督徒。好几个月以来，由于爱国力量联盟内层，主要是科马罗夫和格里辛，所表露出来的不断增强的反基督和反教会的情绪，我越来越苦恼。在他们公开宣称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对教会和民主的仇恨，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像纳粹那样的一党专制国家。

“现在我忍无可忍，我必须站出来说话了。是格里辛上校杀死了尼古拉耶夫将军，因为老人识破了他们的伪装，谴责了科马罗夫。银行家伯恩斯坦也遭到了袭击，因为他立场坚定。你或许不知道，伯恩斯坦利用其影响力，迫使电视台终止了爱国力量联盟的宣传报道。大主教遇袭，是因为他害怕爱国力量联盟，他打算把事情公开。打黑部的将军遇险，是因为他冲击了出钱资助爱国力量联盟的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如果不信，你可以去调查我说的事情。是黑色卫队发动了这四场袭击行动。”

说完后他挂断了电话，把莫斯科的七位记者惊得目瞪口呆。回过神来后，他们开始去核查了。

列昂尼德·伯恩斯坦在国外，但那两家商业电视台悄悄地放出话来说，编辑策略的改变，是控制他们资金的银行财团的要求。

尼古拉耶夫将军死了，但《消息报》摘录报道了早先对他的采访，并配上了通栏大标题：“这就是他死去的原因吗？”

打黑部在深夜里对多尔戈鲁基黑帮的仓库、武库和赌场发动的六场袭击，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只有大主教依然隐居在札戈尔斯克的修道院里，无法证实他是否也被爱国力量联盟当作了敌人。

到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位于基赛尔尼大街的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总部别墅，受到了媒体的围攻。里面则笼罩着一种几近恐慌的气氛。

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已经脱去西装，只剩下衬衣了，两个腋窝下面都汗湿了一片，几年前戒的烟，现在又一支接一支地抽了起来，他在接听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

“不，这不是真的，”他对接连不断的询问大声喊叫，“这是卑鄙的谎言，是恶毒的诽谤，如果谁敢进一步扩散谣言，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要把他告上法庭。不，本联盟与黑手党没有关系，财务方面或其他方面都没有关系。科马罗夫先生已经公开宣称要净化俄罗斯……什么资料正由打黑部调查？我们没什么可害怕的……是的，尼古拉耶夫将军确实对我们的政策发表过保留意见，但他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的死是个悲剧，但绝对没有关系……你不能那么说……任何把科马罗夫先生比作希特勒的人，都将立即面临法律诉讼……什么黑色卫队的高级军官……”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他自己的问题而烦恼。作为在克格勃第二总局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情报官，他的任务是追猎间谍。蒙克已经制造了麻烦，很大的麻烦，这是他深信不疑的。但这些新的指控更为糟糕：在他自己极端忠诚和狂热的精英黑色卫队里，有个高级军官已经变节？这六千名黑色卫兵，每一个都是他精心挑选的。高级军官都是他亲自任命的。其中有个是基督徒，在已经能够看到权力顶峰的时候，成为懦夫成为叛徒？不可能。

但他回想起，以前耶稣会会士曾经这么说：给我一个七岁男孩，我会还你一个成年男子。他手下最优秀的人员中，是否有一个已经在多年前回归宗教？他将不得不去核查。每一个高级军官的档案，都必须经过仔细的梳理。

“高级”是什么意思呢？有多高级？低两级的有十人，低三级的有四十个人，低五级的差不多有一百人。这将是一项耗费时间的任务，而他没有时间。在短期内，他也许不得不清理他的全体高层，把他们全都隔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审查他手下最优秀的指挥官。他自我承诺，总有一天，造成这个灾难的那些人是会付出代价的，看看他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首先是杰森·蒙克。想到这个美国特工的名字，他气得连搁在书桌边沿上的手指头都变白了。

快到五点钟时，鲍里斯·库兹涅佐夫与科马罗夫约定了一次会面。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确定这次会见，使他能有机会见到他崇拜的英雄，以便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库兹涅佐夫就研究过花言巧语和公关包装的力量，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经过吹嘘和包装也能使之得到广泛的认同。除了他的偶像科马罗夫之外，他还崇拜语言的力量，以及那种能够感动人，具有说服、迷惑，以至最后征服所有反对派别的力量。即使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是谎言，也无关紧要。

与所有的政治家和律师一样，他也善于言辞，深信没有言辞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一天，言辞会用尽并失去说服力，或者其他人会用更好的言辞超越和打败他，或者他和领袖的言辞会失去信任，那么，这样的一天对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人所说的公共关系，是一个能创造几十亿美元的产业，它能把无能的蠢材吹成名人，把傻瓜说成贤人，把卑鄙的机会主义者捧成政治家。在俄罗斯，人们把公关称作宣传，但那是相同的工具。

运用这个工具，加上利特维诺夫卓越的制片和剪辑能力，库兹涅佐夫已经协助一个口若悬河、具有演说天赋的工程师转变为一位伟人，使其走到了俄罗斯总统宝座的门槛边。

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习惯于共青团那套粗放和平淡的宣传方式，好像是容易上当的小孩，遇上了他为伊戈尔·科马罗夫策划的圆滑和具有说服力的宣传。现在事情出了差错，很严重的差错。

现在出现了另一个声音，一个热情似火的教士的声音，通过库兹涅佐夫认为是属于他个人领地的广播和电视媒体，回响在俄罗斯大地上，鼓励人们信仰更伟大的上帝，并崇拜另一个偶像。

这个教士的背后，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他已经获悉了匿名电话战役——在散布谎言，但是，嗯，这些谎言太有说服力了，已经灌进了那些资深记者和评论员的耳朵里。

对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来说，解决问题的答案依然在于伊戈尔·科马罗夫的言辞，那是不能不信服的言辞，是从来没有失败过的言辞。

进入领袖办公室后，他对眼前的变化大吃一惊。科马罗夫坐在办公桌后面，目光呆滞。地上摊满了各种报纸，谴责的大标题极为醒目。库兹涅佐夫已经看过这些报纸了，都是关于尼古拉耶夫将军、袭击、暴徒和黑手党资金的指控。以前，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谈论伊戈尔·科马罗夫。

幸好，库兹涅佐夫知道应该怎么做。伊戈尔·科马罗夫必须公开讲话了，然后一切都会顺畅。

“总统先生，我真的认为，您明天应该召开一个大型的记者招待会。”

科马罗夫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似乎在设法理解他说的话。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涯中，在库兹涅佐夫的赞同下，他一直在避免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的效果是不可预测的。他更喜欢专访，问题是事先递交的，演讲是设定的，讲话是有准备的，集会的人群都是崇拜他的。

“我不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厉声回答。

“阁下，这是消除这些恶毒谣言的唯一办法。媒体的猜测已经不着边际了。我再也指挥不了媒体。没人能够指挥，它正在自我发展。”

“我讨厌记者招待会，库兹涅佐夫，这个你懂的。”

“但您善于对付媒体，总统先生。有理、冷静、具有说服力。他们会听从您的。您自己就能够谴责那些谎言和谣言。”

“民意测验结果如何？”

“全国对您的支持率是百分之四十五，但还在下降。从八个星期前的百分之七十下跌。社会主义联盟的久加诺夫是百分之二十八，正在上升。代总统马尔科夫的民主同盟略有上升。但这没有包括那些举棋不定的选民。我必须说，阁下，这两天可能又下滑了百分之十。如果这样下去，也许还会下降。”

“我为什么要召开记者招待会？”

“这是全国性的电视报道，总统先生。每一家大的电视台都会抓住您说的每一句话。演说开始之后您就会明白，没人能够抵挡您的说服力。”

最后，伊戈尔·科马罗夫点了点头。

“那就安排吧。我会自己准备好演讲稿的。”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记者招待会在都市大酒店的大宴会厅里举行了。库兹涅佐夫首先对到会的国内外新闻记者表示欢迎，然后他及时指出，最近这几天社会上针对爱国力量联盟的政策和行为，流传着一些难以启齿的恶毒的指责。他有权对那些卑鄙的诽谤进行彻底的有信服力的反驳，并欢迎“下一届俄罗斯总统伊戈尔·科马罗夫”上台讲话。

爱国力量联盟领袖大步从舞台的幕后走到了演讲台。就像以前在那些忠于他的群众集会上一样，他开始谈论，一旦人民拥护他当上了总统后，他将创建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五分钟后，在一片寂静中，他感到了不安。强烈的反响到哪里去了？热烈的掌声到哪里去了？啦啦队到哪里去了？他抬起眼皮去看远处的云彩，描绘他的祖国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但现在控制在外国银行家、不法商人和罪犯的手中。他慷慨激昂的讲话声在大厅里回响，但听众并没有起立，并没有举手向爱国力量联盟致敬。他结束演讲后，人们继续沉默着。

“也许要提问吧？”库兹涅佐夫提议说。这是一个失误。至少三分之一的记者来自外国的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来自伦敦的《时报》和《每日电讯报》的记者，都能说流利的俄语。

“科马罗夫先生，”《洛杉矶时报》记者大声说，“我猜想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为竞选活动花费了大约两亿美元。这肯定是世界纪录了。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科马罗夫怒视着他。库兹涅佐夫在他耳边轻声提醒。

“来自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公共捐献。”他说。

“这差不多是俄罗斯所有人一年的工资，先生。这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其他人也一起附和。“你打算清除所有的反对党，建立一党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吗？”

“尼古拉耶夫将军在谴责你三周之后被谋杀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是不是准备否认，两天前的暗杀行动是黑色卫队搞的？”

国家电视台和两家商业电视台的摄像机和麦克风，在整个大厅内漫游，把外国记者尖锐的提问和结结巴巴的回答都摄录下来了。

《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也接到过一个匿名电话，而且他的同事马克·杰斐逊7月份在莫斯科街头遭到枪杀，现在他站了起来。照相机镜头都对准了他。

“科马罗夫先生，你听说过一份叫《黑色宣言》的秘密文件吗？”

大厅里一片寂静。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和其他外国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伊戈尔·科马罗夫倚靠着讲台，保持着自我控制，他的脸色变白了。

“什么宣言？”

又是一个失误。

“先生，根据我的消息，那份宣言描述了你所设想的各个计划：创建一党制的国家，重新启用古拉格【36】关押你的政治对手，用二十万黑色卫兵统治国家，入侵相邻的共和国。”

会场静极了。大厅里有四十个记者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俄罗斯的一半新闻媒体支持注定要被废除的党派，如果这个英国人是对的，那么这些党派的领袖将被送去劳改营，随之还有这些媒体。他们的眼睛都盯住了科马罗夫。

这时候，场面开始混乱了。然后，他犯了第三个错误。他发脾气了。

“我不想站在这里听你们胡说八道了。”他尖声叫着，高视阔步地离开了讲台，身后跟着倒霉的库兹涅佐夫。

在大厅的后面，格里辛站在垂挂的幕布阴影里，怒视着在场的新闻媒体。不会太久了，他对自己做出承诺。不会太久了。

第十九章

在莫斯科中心区的西南角，莫斯科河在那里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形成了一片突出的土地，上面矗立着中世纪修建的诺夫德维奇女修道院，在其围墙的阴影下，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地。

这个墓地占地二十英亩，荫蔽在松树、桦树、椴树和柳树的林子里面。那里有两万两千个墓穴，埋葬着两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贵族和名人。

墓地分为十一个墓园。一至四号墓园是十九世纪的墓地，其一边是女修道院的围墙，另一边是中央界墙。

五至八号墓园位于界墙和边沿之间，边沿以外是赫莫夫尼奇斯基大道，有卡车在隆隆驶过。这里埋葬着共产党时代的伟人和坏人。小径和巷道的两边是元帅、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和航天员的坟墓。墓碑有些很简单，有些因自我崇拜而相当华丽。

宇航员加加林，因酒后驾驶样机遇难，就埋在这里，距离尼基塔·赫鲁晓夫圆形石雕头像仅咫尺之遥。飞机、火箭和枪炮的模型，表明了这些人生前从事的行业。其他人物胸前饰有花岗石的勋章，但大都被遗忘了。

中间的小径上有一道墙，上面开了一个狭窄的入口，通向三个小墓园，即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号墓园。由于地皮珍贵，到1999年冬天，剩下的地块几乎没有了，但还是为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保留了一块。12月26日，就是在这里，米沙·安德烈耶夫埋葬了柯利亚大叔。

他尽量按照他们上次一起吃饭时老人提出的要求去做。参加葬礼的有二十位将军，包括国防部长和莫斯科两位主教中的一位。

老战士生前要求的是全套宗教礼仪，于是寺僧们摇起了薰香炉。带有芳香味的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袅袅升上了云霄。

墓碑呈十字状，用花岗岩制作，但没有死者的肖像，只有他的名字，下面凿刻着几个字：一位俄罗斯战士。

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宣读了悼词。悼词很短，柯利亚大叔也许是想在最后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进入坟墓，但他讨厌过分热情的词语。

他读完后，当主教在拖长音调吟咏离别时，他把三条洋红色的绶带和苏联英雄金质勋章放在棺材上面。来自他自己的“塔曼斯卡亚”坦克师的八名战士担当了抬棺人，他们把棺木降到了墓穴里。安德烈耶夫后退一步，举手敬礼。两位部长和其他十八位将军也跟着敬礼。

当他们沿着中央小道向出口处和等候在外面的豪华轿车走去时，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上将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太可怕了，”他说，“走得太惨了。”

“总有一天，”安德烈耶夫说，“我会找到他们的。他们将会付出代价。”

布托夫显然有些困惑。他是政治任命的，是个文职军人，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部队。

“是的，嗯，我能肯定，民警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他说。

在人行道上，将军们一个个庄重地与他握手道别，然后钻进他们的公务汽车，匆匆离去了。安德烈耶夫找到自己的汽车，驾车返回基地去了。

五英里以外，冬日的天光在下午两三点钟就消退了，一个身穿袈裟、头戴筒帽的矮个子教士在积雪中匆匆穿行，摇摇摆摆地走进了位于斯拉夫扬斯基广场的那座洋葱头教堂【37】。过了一会儿，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也进来了。

“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上校静静地说。

“我害怕极了。”教士说。

“不用害怕，马克西姆神父。事情是有曲折的，但没有我搞不定的。告诉我，为什么大主教那么突然地离开了？”

“我不知道。21日上午，他接到了札戈尔斯克的一个电话。对此，我一无所知。电话是他的私人秘书接的。我得到通知去收拾行李，才知道这事。”

“为什么是札戈尔斯克？”

“后来我获悉了。札戈尔斯克修道院邀请了巡回传教士格雷戈尔神父的布道活动，大主教决定去参加。”

“这等于他认同了格雷戈尔的异端邪说，”格里辛厉声说，“他一句话都不用说。亲自到场就表明了他的立场。”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询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秘书说不用了，圣座将带上一名哥萨克人做司机，还有他的秘书。两个修女放假去走亲戚了。”

“你没有及时通知我，神父。”

“我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人要来？”神父悲哀地说。

“说下去。”

“后来我不得不给民警打了电话。哥萨克卫兵的尸体躺在楼上。上午，我给札戈尔斯克的修道院打了电话，把情况告诉了秘书。我说有武装抢劫，还开了枪，没说其他的。但后来民警改变了说法。他们说，袭击是针对大主教的。”

“然后呢？”

“秘书给我回了电话。他说，圣座深为不安。可以说是心烦意乱，主要是因为哥萨克卫兵的被害。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留在札戈尔斯克，与僧人们待到圣诞假期结束，直到昨天才回来。他回来的主要事由，是主持哥萨克人的葬礼，然后要把遗体送到顿河他的亲属那里去。”

“那么大主教回来了。你打电话把我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当然不是。是关于选举的。”

“你用不着担心选举，马克西姆神父。我们虽然有些损失，但代总统肯定会在第一轮投票后遭淘汰。在决赛中，伊戈尔·科马罗夫还是能够战胜共产党的久加诺夫。”

“就是这事，上校。今天上午，根据圣座自己的请求，他去老广场与代总统进行了私下的秘密会晤。似乎在场的还有两位民警将军和其他的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赶回来吃午饭的，与他的私人秘书一起在书房里吃。我给他们上菜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继续讨论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最后做出的决定。”

“什么决定？”

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像筛糠般浑身颤抖。他手里的蜡烛火光也在不断摇曳，柔和的烛光不停地在墙上图画内圣母和圣子的脸上晃动。

“冷静点，神父。”

“我冷静不了，上校，你必须理解我的处境。我已经尽了全力来帮助你们，因为我相信科马罗夫关于新俄罗斯的愿景。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对住宅发起的袭击，今天的会面……这一切都太危险了。”

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上臂，他畏缩了。

“你已经陷得太深了，现在要退出来已经太晚了，马克西姆神父。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一方面，你回去后要继续在餐桌边当好服务员，别去理会教会和圣座的命令。另一方面，你再等二十一天，到时候伊戈尔·科马罗夫和我本人就会获胜，你将会上升到做梦都想不到的高位。现在告诉我，他们与代总统会面时都说了些什么？”

“不会有选举了。”

“什么？”

“哦，选举还是有的。但科马罗夫没有参加。”

“他们不敢，”格里辛耳语着，“他不敢宣称伊戈尔·科马罗夫是不合适的人选。这个国家的一半以上是支持我们的。”

“事情不止这些呢，上校。显然那些将军们也很顽固。老将军被害以及企图谋杀银行家和民警将军，尤其是圣座，已经激怒了他们。”

“到了什么程度？”

“1月1日是新年元旦。他们认为，每个人都会像以往那样喝酒庆祝，没能力协调行动。”

“什么每个人？什么行动？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们的每个人，你指挥的每个人。保卫你们自己的行动。他们已经集中了四万人的队伍，包括总统卫队、特警部队和联邦武警，还有几支特种部队以及内务部驻扎在市内的精英部队。”

“要干什么？”

“要把你们全都抓起来。罪名是阴谋反对国家。要粉碎黑色卫队，把黑色卫兵在兵营里逮捕起来或杀掉。”

“他们不能那样做。他们没有证据。”

“显然，黑色卫队的一名军官已经准备站出来作证。我听到秘书也是这么认为的，那是大主教的回答。”

格里辛上校站在那里，像是受到了电击似的。他有一个想法：那些懦夫是没有胆量采取行动的。他的另一个想法认为，这也许是真的。伊戈尔·科马罗夫从来没有屈尊加入到杜马的舞台。他一直是一名政党领袖，但他不是杜马成员，因此没有议员的豁免权。他，阿纳托利·格里辛，也没有这个豁免权。

如果真的有一名黑色卫队的军官出来作证，那么莫斯科地方检察院就会签发拘留证，把他们至少拘禁到大选日期。

作为审讯官，格里辛目睹过人们在极度恐慌时的举动：跳楼、卧轨、碰触电网。

如果代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总统卫队、打黑的警察将军和民警局长都意识到，科马罗夫上台执政后他们会面临什么前景，他们也许是会处于那种极度惊恐状态的。

“你回去吧，马克西姆神父，”他最后说，“记住我说过的话，你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的当局是不会宽恕你的。对你来说，爱国力量联盟必须获胜。我要知道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听到的所有事情、每件事情的进展情况、每次会面和每次会议的情况。从现在起，直至新年元旦。”

怀着感激的心情，这位惊慌失措的神父急忙离开了。六个小时后，他的老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炎。他向大主教请假，得到了恩准，同意他回家去照顾老母亲。夜幕降临时，他已经坐上了开往日托米尔的火车。他认为，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已经按要求做了所有的工作，甚至更多。但米迦勒及其天使们【38】，不会让他在莫斯科再作停留了。

那天晚上，杰森·蒙克给西方写了最后的一份信息。没有了电脑，他用大写字母慢慢地仔细书写，满满当当地写了两张纸。然后在台灯下，他用乌马尔·古纳耶夫给他买来的小型照相机，把两张纸分别反复拍摄了好几次。最后，他烧毁信纸，把灰烬倒进厕所的马桶里冲走了。

黑暗中，他把未曝光的胶卷从照相机里取出来，塞进了事先买来的一只铅笔般粗细的小瓶子里。

九点半，马戈茂德和两名保镖开车，把他护送到了他指定的地址。那是一处破烂的住所，一座独立的小房子，位于远离莫斯科的东南郊纳加蒂诺区。

应声来开门的老人留着胡茬，瘦骨嶙峋的身躯上裹着一件羊毛衫。蒙克不可能知道，他曾经是莫斯科大学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后来由于为学生发表了一篇呼吁民主政府的文章，与共产党政权决裂了。

那已经是改革以前很久的往事了。后来，他还是得到了平反，但已经太晚了，他只得到了一份微薄的国家养老金。当时，他侥幸没被送去劳改营。当然，他们剥夺了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公寓。他被贬为扫马路的清洁工。

这么多年他能够活下来，应该归功于一位同龄人。有一天，那人在街上站在他旁边，用可以听懂的、但带有英语口音的俄语与他谈话。他从来不知道奈杰尔·欧文的名字，只是称他为“利卡”，即狐狸。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事情，英国使馆代号为狐狸的间谍说，只是有时候可以帮个忙。小事情，小风险。他建议俄罗斯教授接受饲养信鸽的业余爱好，还有一百美元以使他的灵魂和身体得到一丝慰藉。

二十年后的这个冬夜，他凝视着门口的年轻人，问道：“什么事？”

“我有一件小物品要交给狐狸。”蒙克说。

老人点点头，伸出手去。蒙克把小瓶子放进他的手心里，老人退回去，关上了门。蒙克转身朝汽车走回去了。

半夜里，小“马尔蒂”的一条腿上绑了一个小瓶子，被释放了。它是几个星期前，由米奇和查兰从芬兰出发经长途行驶带来莫斯科的，然后由能够看懂莫斯科地图并找到这个模糊地址的布莱恩·文森特交付给老人的。

“马尔蒂”在架子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展开翅膀，盘旋着升上了莫斯科寒冷的空中。它升到了一千英尺上空，夜空的寒气可以把人冻僵。

洲际通信公司的一颗卫星，这时候正好飞临冰冷的俄罗斯大草原上空。按照指令，卫星开始向这座城市发射下行的“孩子，你在吗？”的加密信息，它不知道自己之前已经摧毁了这个电子小孩。

在莫斯科郊外，俄联邦信息局的网络监听员在进行计算机扫描，以期捕获格里辛上校要求查找的那个外国间谍所发射的信号亮点，这样，三角测定法就能把信号发射源的范围确定在某一栋建筑物。

卫星飞走了，没有出现尖峰亮点的信号。

在“马尔蒂”的小脑袋里，一个磁性脉冲告诉它，三年前它刚刚孵出、还睁不开眼睛、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的时候，它的家乡是在北方。于是它转向北方，迎着凛冽的寒风穿越黑暗飞了过去。在黑暗和寒冷中，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它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欲望，回到属于它的家里去。

没有人看到它。没有人看到它离开这座城市，没有人看到它掠过右边圣彼得堡的万家灯火，跨过了海岸。它只是飞呀飞，带着那份信息，带着它要回家的渴望。在离开莫斯科十六个小时之后，饥寒交迫的它拍着翅膀飞进了芬兰赫尔辛基郊外一座住宅的阁楼。一双温暖的手从它的腿上取下了那份信息，三个小时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在伦敦读到了该信息。

看完信息内容后，他微笑了。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蒙克还有最后一项任务，然后他就应该转入地下，直至最终平安撤出。但欧文无法预测这个自行其是的弗吉尼亚人心里有什么打算。

当“马尔蒂”悄无声息地在头顶上方飞过的时候，伊戈尔·科马罗夫和阿纳托利·格里辛正在该党领袖的办公室里开会。作为总部的这座小楼房，除了一楼有卫兵在值勤外，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人了。在外面的黑暗中，狼狗在自由地跑动。

科马罗夫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灯光下他的脸色一片惨白。格里辛刚刚汇报完毕，他向爱国力量联盟的领袖报告了他从变节的教士那里得到的消息。

格里辛刚刚汇报情况时，科马罗夫似乎已经萎缩了。以前那种冷静的控制力消失了，那种毫不犹豫的决断力不见了。格里辛知道这种现象。

大多数令人敬畏的独裁者突然间被剥夺了权力时，都会有这种现象。1944年，曾经趾高气扬的意大利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疲于逃命的丧家犬。

当企业界大亨的抵押物赎回权被取消，喷气飞机被没收，豪华轿车被扣押，信用卡被撤销，高管职员离去，整座大厦轰然倒塌时，确实是会消沉的，其往日敏锐的头脑，会变得一片空白。

格里辛知道这种现象，因为他见到过将军们和部长们在地牢里吓得缩成一团的样子。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党务大员们，可怜地等待着党的无情判决。

事情正在发生剧变，操纵言辞的日子结束了。他自己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一直看不起库兹涅佐夫玩弄文字和形象的把戏，似乎搞一份正式的公报就能够产生权力。在俄罗斯，权力是来自枪杆子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讽刺的是，他在世间最恨的人，那个美国的超级英雄，带来了现在的这种局面，搞得爱国力量联盟领袖现在似乎已经丧失了意志，几乎随时准备听从格里辛的建议。

阿纳托利·格里辛不想败给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的民警部队。他不会摒弃伊戈尔·科马罗夫，但他可以帮他免除祸殃，继而登上梦寐以求的宝座。

在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内心世界里，他现在像理查德二世【39】那样呆坐着，面对这么短时间内所遭受的灾难嘀嘀咕咕地发牢骚。

11月初的时候，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赢得1月份的大选。在这个国家里，他的政党效率比其他政党高了一倍。他的演说使民众着迷。民意测验表明，他将在全国获得百分之七十的选票，足以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

他不明白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局面，尽管他能够意识到，事情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

“暗杀敌人的行动是个错误。”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坦率地说，总统先生，这次行动在战术上是稳当的。那三个人当时没在家里，只是我们运气不好。”

科马罗夫哼了一声。也许是碰上了坏运气，但此事引发的反响则更为糟糕。新闻媒体有什么理由认为，他是该事件的幕后人？是谁泄露风声的？以前媒体总是着迷于他的每一句话，现在他们竟然恶语辱骂他。记者招待会是一场灾难。那些外国人的提问是粗暴的刁难。他从来没有被如此傲慢无礼地对待过。这是库兹涅佐夫安排的。在以前的私下采访时，他一直受到尊敬，他的观点都会得到认真倾听，都会得到点头同意。然而那个年轻的傻瓜却提出了记者招待会的馊主意……

“你对消息来源有把握吗，上校？”

“有，总统先生。”

“你相信他吗？”

“当然不。但我相信他的欲望。他是唯利是图的腐败分子，追求高位，沉迷安逸，这两方面他都得到了承诺。他透露了英国间谍和美国特工对大主教的两次访问。您读过了蒙克第二次与大主教会面时的录音文字材料，我根据其中的威胁，做出了要让反对派永远安静下来的决定。”

“但这一次……他们真的胆敢打击我们？”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轻视。用拳击的术语说，要动真格了。傻瓜代总统心中明白，他无法战胜您，但或许能够战胜久加诺夫。指挥民警的将军们及时认识到了您要对他们清洗的意图。利用爱国力量联盟与黑手党财务关系的指控，他们可以捏造罪名。是的，我认为他们也许会做出这种尝试。”

“假如你是他们，作为设计师，你会怎么做，上校？”

“也一样会那么做。当我听教士讲起他在桌子边端菜服务时大主教在讨论的事情时，我认为这不会是真的。但后来我越想越觉得这是行得通的。1月1日的黎明是一个极好的时间。有什么人不受头天晚上的宿醉影响？有什么卫兵依然头脑清醒？有什么人能够快速果断地做出反应？新年的早晨，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醉醺醺的，除非他们被关在营房里滴酒不沾。是的，这是行得通的。”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要完蛋了吗？就因为一个惊慌失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一个狂热的教士和一些提拔得太高的民警，难道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难道伟大的愿景永远不会实现了？”

格里辛站起来，从书桌上探身向前。

“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得到现在这个结果吗？不，总统先生。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敌人的意图。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他们把我们逼上了绝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背水一战，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打击？打击谁？”

“拿下莫斯科，总统先生。拿下俄罗斯。一夜之间，莫斯科和俄罗斯都将落到您的手里。除夕夜，我们的敌人将会庆祝新年的到来，他们的部队整夜都被关在兵营里。我可以组织一支八万人的部队，在夜里拿下莫斯科。一旦莫斯科到手，下一步就是俄罗斯。”

“政变？”

“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总统先生。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就是有远见的人抓住瞬间机会夺取国家权力的故事。墨索里尼拿下了罗马和整个意大利。希腊的军官们拿下了雅典和整个希腊。没有发生内战，只是一场速战速决的行动。战败者逃跑了，他们的支持者吓破了胆，想寻求加盟。到元旦那天，俄罗斯就是您的了。”

科马罗夫陷入了沉思。他将占领电视台，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将声称，他已经采取行动，阻止了取消选举的反人民阴谋。人们会相信他的。那些将军们会被逮捕起来，校官们会转变立场，站到他这边来以期得到晋升。

“你干得了吗？”

“总统先生，在这个腐败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所以，祖国需要伊戈尔·科马罗夫，去荡涤污泥浊水。我可以用钱买到我所需要的所有军队。给我下命令吧，在元旦的中午，我把您领进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公寓。”

伊戈尔·科马罗夫用手托着下巴，凝视着桌面上的写字板。过了一会儿，他抬起眼皮去迎视格里辛上校的目光。

“干吧。”他说。

如果格里辛从零开始，要在四天内组建一支去夺取莫斯科的军队，他是绝对做不到的。

但他并不是从零开始。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知道，一旦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选举，就会立即把所有的国家权力转移到爱国力量联盟。

政治方面的事情，正式废除各个反对党派，将由科马罗夫负责，他自己的任务就是镇压或者解除和解散国家的武装部队。

为准备这个任务，他早就确定了谁是他的天然盟友，谁是他的明显敌人。后者主要包括总统卫队，这是一支由三万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其中六千人驻扎在莫斯科市内，一千人布置在克里姆林宫里面。指挥这支御林军的科林将军，是叶利钦手下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继任人。他们都是已故总统切尔卡索夫提名和任命的，他们都会为保卫合法政权而与暴乱做斗争。

在他们的后面是内务部队，有十五万军人。格里辛感到欣慰的是，这支庞大的部队大部分分散部署在辽阔的俄罗斯各地，首都周边只有五千人。内务部队的将军们不久就会知道，他们将第一批被用牛车送去古拉格，他们会明白，与总统卫队的高级军官一样，在新俄罗斯和格里辛的黑色卫队里，他们是不会有存在空间的。

排在第三位的，是与多尔戈鲁基黑手党水火不相容的两支打黑队伍，即由内务部管辖的总部在日特尼广场的联邦武警，以及位于沙波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市内机构——打黑部，由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指挥。在格里辛统治下的俄罗斯，这两个机构及其联邦武警和特警部队，毫无疑问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劳改营，或者是接受处决的刑场。

然而，在1999年即将崩溃的俄罗斯，还有许多部门或私人的武装，格里辛知道，他还是有天然的和可以收买的同盟。胜利的关键是要使部队保持无知、迷茫和内讧，最终失去战斗力。

他自己的直属部队是六千人的黑色卫队和两万人的青年战斗队。

前者是他多年来精心培育的一支精锐部队。其军官梯队全部来自战斗经验极为丰富的前特种部队、空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内务部队，在入伍仪式上都通过了严格的考验，都证明了他们的残酷无情和对极右翼党派的无限忠诚。

然而在四十名高级军官中肯定有一个叛徒。显然，某个人与当局和媒体有过接触，谴责了12月21日的四次暗杀行动是由黑色卫队干的。这个推论太快了，不可能是自发产生的。

他别无选择，只能禁闭并且隔离那四十名高级军官，这事已经在12月28日完成了。详细审讯和揭露叛徒的工作只能安排在以后进行。为保持士气，低级军官得到了提拔去补缺，而且还被告知，他们的指挥官正在外地参加培训。

格里辛俯视着一张大比例的莫斯科州地图，在准备他的除夕战役计划。他最大的优势是那天莫斯科的街道几乎是空荡荡的。

除夕的下午，人们实际上是不工作的，莫斯科人带着酒菜去自家的度假小屋，或去参加通宵的团体派对。下午三点半夜幕就降临了，此后只有那些意犹未尽的人，才会冒险进入寒冷的黑夜去买酒。

每个人都要庆祝，包括那些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岗回家的守夜人和加班人员，他们把酒带到工作岗位去喝。

格里辛盘算，到六点钟时，他就能把街道全都拿下了。六点钟时，国家机关各部和政府办公大楼里，除了夜间值班人员以外没有其他人了。到十点钟时，即使是这些值班人员和还在兵营里的战士也全都喝醉酒自身难保了。

一旦他的进攻部队开进市内，首先要从外围封锁莫斯科。这任务他交给了青年战斗队。进入莫斯科有大小道路五十二条，要把它们全都封锁起来，他需要一百零四辆重型卡车，车厢里装上混凝土块压载物。

他把青年战斗队分成一百零四个基本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经验丰富的黑色卫队战士来担任指挥官。卡车可以从长途运输公司那里租赁，或者在除夕的上午用枪口指着去抢劫。在指定的时间里，每一对卡车必须就位，按要求从十字路口开出去，到了公路上就面对面地横过来停放，然后就趴着不动了。

在进入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路上，在莫斯科州与相邻各州的边界上，都有内务民警的岗亭，里面有一部电话和几个无精打采的战士，还有一辆停在外面的装甲运兵车。除夕夜，装甲运兵车里面不会有人，乘员们都会在岗亭内庆祝新年。在格里辛需要进城的公路上，必须拔除这个哨位。对于其他的哨位，青年战斗队将把卡车堵在城乡接合处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让民警像往常一样去喝得酩酊大醉。二百多人的青年战斗队各个小组将埋伏在卡车的城区一侧，以阻止任何驰援车队进入莫斯科。

在市内，他需要拿下七个目标，其中两个是主要的，五个是次要的。由于他的黑色卫队驻扎在城外乡下的五个基地里，城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兵营为科马罗夫的住宅提供安保，最简单的进城方法是分五路长驱直入。但是要协调行动，就会有大量的无线电通讯。他更喜欢在无线电静止的状态下，把整个部队拉进城内。因此他倾向于使用一支卡车车队。

由于他的主要基地和总部基地是在东北边，他决定在12月30日把六千名全副武装的黑色卫兵全都用车辆集中到那个基地，然后沿着主公路向市内挺进。这条路在开始时叫雅罗斯拉夫斯科耶路，在接近内环路时叫米拉大街（和平大街）。

两个主要目标的其中一个，是庞大的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离那条道路只有半英里，为此，他打算在六千名黑色卫兵中，抽出一支两千人的分遣队去对付那里。

剩下的四千人由他亲自指挥，他将向南行驶，经过奥林匹克体育场，跨过环城路，直插莫斯科市中心，去夺取最大的奖品——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是堡垒的意思。在俄罗斯，每一座古老的、设有城墙的城市市中心都有一个堡垒。长期以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直是俄罗斯最高权力的象征和体现。在黎明时，他必须拿下克里姆林宫，征服其卫戍部队，并使其无线电室无法求援，不然的话，天平也许会偏向另一边。

对于五个次要目标，虽然时间已经相当局促，但他还是打算把它们交给应该能够结成联盟的四支武装部队。

这些目标，一是位于特维尔大街上的市政府大楼，那里有一个可以发出求援信号的通讯室；二是在日特尼广场的内务部，其通讯网络可与散布在俄罗斯各地的内务部队相连接，还有隔壁的联邦武警兵营；三是在老广场周边的总统府和政府部门办公大楼；四是驻扎在科丁卡机场的军情局营房，如果他们发出求援的信号，那里会是一个理想的空投点；最后一个是议会大厦，即俄罗斯杜马。

1993年，鲍里斯·叶利钦曾经把他的坦克炮口对准杜马的办公大楼白宫，迫使造反的议员们举着双手走出来，白宫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四年来，杜马已经转移到了马涅什广场的前国家计委办公楼，但在损坏修复后，俄罗斯议会又搬回到河边新阿尔巴特街尽头的白宫去了。

新年除夕，市政府大楼、杜马和位于老广场的各部大楼都将成为空壳。用炸药把大门炸开后，这些地方很容易就能占领。如果打黑部队或者在老机场的一小股伞兵和军情局情报官试图反击，那么在联邦武警的兵营和科丁卡基地，有可能会爆发一些战斗。这两个目标，他打算交给准备花钱雇佣的特种部队。

第八个目标，即暴乱中最明显的目标，是国防部。在位于阿尔巴茨基广场的这座灰色石头大楼内，值班的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但里面有一个通讯总部，可立即与分布在俄罗斯各地的陆海空军基地取得联系。他不会派部队去冲击国防部，对此他有一个专门的计划。

在俄罗斯，要为极右翼党派的暴乱找到自然的盟友，并不是一件难事。首先可以选择的是俄联邦安全局。这个机构的前身，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克格勃内威力强大的第二总局，过去经常按照政治局的命令，对苏联的各个阶层实施镇压。自从推行所谓的民主理论之后，它昔日那强大的威力已经衰落了。

俄联邦安全局总部在著名的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中心，那里现在改名为卢比扬卡广场，后面就是同样闻名和令人恐惧的卢比扬卡监狱。它依然负责反间谍工作，也有一个专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部门。但后者的效果还不及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打黑部的一半，因此并没有激起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强烈的报仇心态。

为协助其工作，俄联邦安全局还有两支快速反应部队，“阿尔法”小组和“信号旗”小组。

这两支队伍曾经是苏联最精锐、最可怕的特种部队，有时可与英国的特空团相媲美。但关键是忠诚问题。

1991年，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合谋发动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政变失败了，虽然它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和叶利钦的兴起。起先，“阿尔法”小组参加了政变，但中途他们改变了主意，允许鲍里斯·叶利钦从杜马中出现，爬上一辆坦克，在世人面前成了英雄。当身心受到创伤的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的软禁中得到释放，飞回莫斯科之后，他发现老对手叶利钦在负责这两支特种部队，于是对“阿尔法”小组的怀疑一直没有消散。“信号旗”小组也一样。

到1999年，这两支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部队依然声誉不好。但对格里辛来说，它们有两个优势。与许多特种部队一样，它们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新兵很少。这些老兵在政治上是右倾的：反对闪米特人，反对少数民族，并且反对民主。再者，他们已经六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

格里辛给出的承诺像海妖的歌声一般诱人：恢复克格勃原来的权力，真正的精英部队应该享受特级待遇，双倍的薪水，从科马罗夫的政变时刻开始发放。

新年除夕，“信号旗”部队要带上武器，离开军营，奔赴科丁卡机场和陆军基地，把两者都拿下来。“阿尔法”小组的任务是去对付内务部和相邻的联邦武警兵营，另外派出一个分遣的连队，去拿下沙波罗夫卡大街后面的特警部队兵营。

12月29日，格里辛去莫斯科郊外参加一个会议，地点是在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一栋华丽的乡间度假别墅。在那里，他见到了这个黑帮组织的高层委员会，并向他们作了讲话。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黑手党看来，他有许多解释工作要做。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发动的袭击依然在刺痛着他们。作为资助人，他们要求爱国力量联盟做出解释。但在格里辛讲话的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当他讲到有一个计划要宣称伊戈尔·科马罗夫是不合格的人选，不能参加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时，原先的敌对情绪变成了恐慌。他们都把赌注押在了科马罗夫的竞选成功上。

更重大的打击是格里辛接下来透露的内容。他说，这一想法已被另一个所取代：国家准备逮捕科马罗夫，摧毁黑色卫队。不到一个小时，黑手党头目反过来向他问计。当他宣布了他的解决意图后，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横行霸道、欺骗谋杀、黑市交易、敲诈勒索、毒品走私和组织卖淫，都是他们的专长。但政变，这个赌注实在是太高了。

“这只是一次最大的窃取，窃取这个共和国，”格里辛说，“你们如果拒绝，那就回去继续遭受内务部和俄联邦安全局等部门的追猎。如果接受，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了。”

他使用的词语是zemlya，即英语的land，其含义是国家、国土及其范围内的一切。

桌子的上首坐着一位资深而年长的黑手党徒，他是一个老“贼人”，与其父亲和家族里所有的人一样，出生在下层社会，在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内部是最接近西西里长老的人物。现在，他盯着格里辛看了好长时间，其他人都在等待。然后，这个歹徒开始点头，他那布满皱纹的脑袋，在一上一下地掀动，活像一条老蜥蜴在发信号表示赞同。最后的资助款项同意了。

这也是格里辛所需要的第三支武装力量。莫斯科城里的八百家私人保安公司中，有两百家是多尔戈鲁基的前线部队。他们将提供两千人，都是全副武装的退伍军人或克格勃恶棍，其中八百人去冲击并占领空荡荡的白宫，即杜马的办公大楼。一千两百人去进攻集中在老广场的总统府和政府各部，除夕夜，那里也将是空荡荡的。

同一天，杰森·蒙克打电话给彼得罗夫斯基少将。他还是住在特警部队的兵营里。

“哪位？”

“还是我。你在干什么呢？”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在整理行装？”

“你怎么知道？”

“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想与家人一起度过除夕夜。”

“听着，我的飞机一个小时后要起飞。”

“我认为你应该取消行程。除夕每年都会有的。”

“你说什么，美国人？”

“上午的报纸，你看到了吗？”

“看了一些。怎么啦？”

“最新的民意测验分级。媒体报道了前几天爱国力量联盟和科马罗夫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情况表明他的支持率为百分之四十，而且还在下降。”

“那么，他会在选举中败北。新共产党的久加诺夫会替代他。对此，我能怎么办呢？”

“你认为科马罗夫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吗？我告诉过你，他神志不正常。”

“他将不得不接受。如果他在两周之内失败，那就没戏了。情况就是这样。”

“那天晚上，你还对我说了其他的。”

“什么？”

“你说，如果俄罗斯国家遭到攻击，国家是会开展自卫的。”

“你还有什么秘密藏着掖着？”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怀疑。你难道不知道怀疑是俄罗斯人的特长吗？”

彼得罗夫斯基凝视着话筒，然后去看营房行军床上收拾了一半的行李。

“他不敢的，”他平静地说，“没人敢。”

“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就干过了。”

“那是在1991年。现在情况不同了。”

“只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为什么不留在城里度假呢？以防有什么事情发生。”

彼得罗夫斯基少将放下电话，开始打开行李。

12月30日，格里辛在一家啤酒馆里的会面上，敲定了他的最后一个盟友。对方是一个有啤酒肚的暴徒，是新俄罗斯运动的街头打手头目。

尽管名称自命不凡，但新俄罗斯运动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成员都是些刺文身、剃光头的极右街头恶棍，他们靠拦路抢劫和虐待犹太人获利和取乐，他们习惯于以俄罗斯的名义向路人尖声喊叫。

格里辛取出砖头般的美元，放在了他们之间的桌子上。新俄运的打手头目贪婪地盯着这些钱。

“我随时都有五百个优秀的小伙子听我使唤，”他说，“什么任务？”

“我会派五个黑色卫兵过来。你们要听从他们的战斗命令，不然就取消交易。”

战斗命令听起来不错，有军事行动的味道。虽然从来没有与爱国力量联盟联合过，因为他们不喜欢纪律的约束，但新俄运成员为能够成为新俄罗斯的战士而感到自豪。

“目标是什么？”

“除夕夜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冲击、夺取并占领市政府大楼。有一条规定。黎明之前不许喝酒。”

新俄运指挥官思考了一下。他也许反应愚钝，但能够感觉到爱国力量联盟正在搞一项大行动。也该是时候了。他从桌子上探身过去，他的手接近了那捆砖头般厚的美元。

“行动结束后，我们要犹太人。”

格里辛微笑了。

“作为我给你们的个人礼物。”

“行。”

他们为新俄运制订了在普希金广场花园集合的详细计划，那里离莫斯科市政府大楼只有三百码，而且很好找。广场就在麦当劳中心店对面。

在坐车离去的路上，格里辛陷入了沉思，在适当的时候，确实应该考虑莫斯科犹太人的归宿问题，还有新俄运的这些社会渣滓。把他们装在同一列火车上是很有意思的，一路东行去沃尔库塔【40】。

12月31日上午，杰森·蒙克又打电话给彼得罗夫斯基少将。他在沙波罗夫卡大街打黑部的总部办公室里，那里现在只剩下一半人在工作。

“还在岗位上？”

“是的。你这个讨厌鬼。”

“打黑部有直升机吗？”

“有啊。”

“能在这种天气飞行吗？”

彼得罗夫斯基透过防盗窗去看低垂在空中的铅灰色云团。

“不能飞到云层上面去。但在云层下面应该是可以的。”

“你知道格里辛黑色卫队的城外兵营位置吗？”

“不知道，但我可以找到。怎么啦？”

“你可以飞到这些兵营的上空去看一看。”

“那里有什么情况？”

“嗯，如果他们是热爱和平的公民，那么所有的兵营都应该是亮着灯的，每个人都会待在温暖的室内，午饭前喝一点小酒，在为晚上的庆祝活动做点准备。去看看吧。四个小时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电话再次打过来时，彼得罗夫斯基信服了。

“四个兵营似乎已经关闭了。他自己的大本营，在这里的东北边，则像蚁冢一样热闹。几百辆卡车在忙着装卸。他似乎把整个部队都集中到一座兵营去了。”

“他在干什么，将军？”

“你告诉我吧。”

“我也不知道。可我不喜欢那样。看上去像是要搞夜间演习。”

“在除夕夜？别神经病了。除夕夜，每个俄罗斯人都会喝醉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午夜时，莫斯科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喝得烂醉如泥，除非他们接到过禁酒的命令。但这样的命令是不受欢迎的，但我说过了，每年都会有除夕的。你认识联邦武警部队的指挥官吗？”

“当然认识。科兹洛夫斯基将军。”

“总统卫队的指挥官呢？”

“认识，科林将军。”

“他们现在都与家人在一起吗？”

“应该是吧。”

“听着，坦率地说，如果发生最坏的事情，如果科马罗夫最终获胜，那么你、你的妻子和女儿塔季扬娜会有什么结果？熬上一个晚上，打几个电话问问。这是值得的。”

放下电话后，杰森·蒙克拿起了一张莫斯科及其周边郊区的地图。他的手指在首都的东北地区转来转去。那里是彼得罗夫斯基说过的爱国力量联盟和黑色卫队的大本营。

从东北方向过来，主要的公路是雅罗斯拉夫斯科耶路，然后变成米拉大街。这是一条交通大动脉，经过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他又拿起了电话。

“乌马尔，朋友。我要你最后帮个忙。是的，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一辆有车载电话的轿车，要用一个通宵……不，我不需要马戈茂德和其他人，我不想打扰他们的新年聚会。就一辆汽车和一部电话。哦，还要一支手枪，如果问题不是太大的话。”

他听着电话另一头传来的笑声。

“是不是要特殊型号的？嗯，好吧……”

他回想起在福布斯城堡的射击培训。

“你能搞到瑞士制造的西格-绍尔手枪吗？”

第二十章

在莫斯科以西两个时区，气候就相差很大了，那里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气温只有零下两度，“机械师”快速穿越林子，朝着庄园的房子逼近。

跨越欧洲的旅程准备，他与往常一样十分谨慎，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问题。他喜欢驾车。枪支与飞机是一对矛盾，不可能既携带枪支又乘坐飞机，但汽车里有许多可以藏匿的部位。

他的莫斯科牌照沃尔沃汽车在经过白俄罗斯和波兰时没有引起丝毫注意。他的证件表明他是俄罗斯商人，要去德国参加会议。对他汽车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俄罗斯黑手党在德国的势力很强，他在那里做了一下休整，把沃尔沃汽车换成一辆德国牌照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轻松地搞到了一支猎用步枪、一只瞄准镜和一些中空弹【41】，然后他继续西行。在欧盟的新政策下，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跟在一长溜汽车后面，一个不耐烦的海关官员挥手让他们全都通过了国界。

他已经搞到了此行目的地的一张大比例交通图，辨认出离目标最近的村庄，还有庄园的房子。他按照路牌所示穿过那个村庄，抵达一条短短的车道入口处，注意到了一个路标，确认没有搞错地址，然后继续向前行驶。

他在五十英里外的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一宿，于黎明前驾车返回，在离庄园两英里远的地方停好汽车，穿越林子走完剩下的路程，出现在房子后面的树林边缘。当冬日虚弱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他在一棵巨大的山毛榉树干旁边找了一个可以躺卧的位子，安顿下来后就地等待着。从坐着的地方，他可以俯视下面三百码远处的那栋房屋和院子，而他隐藏在树后，是不会被发现的。

大地恢复了生机，一只大公鸡昂首阔步走到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怒视着他，然后急急走开了。两只灰色的松鼠在他头顶上的山毛榉树枝上嬉戏。

九点钟，院子里出现了一个人。“机械师”举起望远镜，稍微调整了一下焦距，那人看上去就像在十英尺远的地方。这不是他的目标，是一个男仆，从院墙下的棚屋里取了一篮子木柴，返回里面去了。

院子的一边是一排马厩，其中两间在使用。一匹枣红色的大马和一匹栗色大马正在矮门的上方探头探脑。十点钟，它们有东西吃了，一个姑娘出来，给它们带来了新鲜的干草。然后她就回到里面去了。

快到中午时，一个年长者出现了，他穿过院子走到马厩旁，拍拍马儿的鼻口部。“机械师”通过望远镜审视着这个人的面孔，又低头去看放在旁边霜冻的草地上的一张照片。没错。

他举起猎枪，从准星看出去。粗花呢外套占据了整个瞄准圈。那人面朝马儿，背对着山坡。保险拉开了，枪杆握紧了，扳机慢慢扣动了。

枪声在山谷里回荡。院子里，穿粗花呢外套的长者似乎被推进了马厩的门内。脊背上心脏部位的弹孔消失在粗花呢的图案之中。子弹出口处的伤口贴在了白色的马房门上。那人膝盖弯曲了，身子慢慢地下滑，在漆面上留下了污渍。第二颗子弹削掉了他半个脑袋。

“机械师”站起身，把猎枪插进羊皮套里，挂到肩膀上，开始慢跑。他的行进速度很快，因为他已经记住了六个小时前走过的路径，返回汽车的路径。

在乡下，冬日上午的两声枪响并不是很奇怪，可能是农夫在射猎野兔或乌鸦。然后会有人去看窗外，跑到院子对面。会有尖叫声，他们会难以置信，接着试图抢救，所有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然后他们会跑回屋子里，给警察打电话，语无伦次的解释，冗长的官腔询问。然后会来一辆警车，最终也许会设置路障。

一切都太晚了。十五分钟后，他就回到了汽车里，二十分钟后，他已经动身了。开枪后三十五分钟，他已经驶上了最近的高速公路，混杂在几百辆汽车里面。那个时候，乡村警察已经做了笔录，正用无线电联系最近的城市，请求派刑警过来。

开枪后六十分钟，在早先选好的一座桥上，“机械师”拿起装在盒子里的猎枪，举过桥梁的护墙把它扔进河里，看着它消失在黑色的河水之中。然后他开始了驾车返回的长途旅程。

第一批车灯的光束在刚过七点钟时出现了，穿透黑暗缓慢地朝着灯火通明的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楼群移动。杰森·蒙克坐在汽车的方向盘后面，发动机在运转着，以驱动暖气抵御寒冷。

他的汽车停在阿卡德米卡·科罗廖娃大街旁边的一条小路上。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他可以直接看到大街对面的电视中心主大楼，还有他身后的电视发射塔尖顶。当发现这些车灯不是一辆轿车，而是一队卡车时，他关闭了车上的发动机，让可能会暴露他的汽车尾气散尽了。

大约有三十辆卡车，但只有三辆直接驶入了主楼的停车场。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裙楼有五层，宽三百码，有两个主入口；主楼有一百码宽，共十八层。通常有八千人在里面工作，但除夕夜的工作人员不到五百人，他们要确保整个夜晚的电视广播服务。

穿黑衣服的武装人员从停下的三辆卡车上跳下来，直接跑进了两个接待区。几秒钟后，在枪口下，惊恐的大厅工作人员按命令在后墙边排队站好了，在外面的黑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蒙克看到他们被带离了视线。

主大楼内，在一个吓得半死的搬运工的引领下，尖兵小组直扑总机房，使得那里的话务员们大吃一惊，然后一个像他们同行的前电信公司技术员把所有的进出线路都切断了。

一个黑色卫兵走出来用手电向车队的其他车辆发送了信号，于是这些卡车纷纷涌进停车场，把办公大楼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几百个黑色卫兵下车后跑进了楼内。

虽然蒙克只能看到楼上窗户里的模糊身影，但按照他们的计划，黑色卫兵正分散到一个个楼层，从呆若木鸡的夜班人员手里把所有的手机都抢过来，扔进了帆布旅行袋里面。

在蒙克的左边，有一栋小一点的次要建筑物，也是电视中心的一部分，那里是财务部、计划部和行政部的办公楼。工作人员都在家里庆祝新年，楼里黑灯瞎火的。

蒙克伸手拿起车载电话，拨了一个他记住的号码。

“彼得罗夫斯基。”对方说。

“是我。”

“你在哪里？”

“奥斯坦基诺外面，坐在冰冷的汽车里。”

“嗯，我可是在相当暖和的兵营里，与一千个闹着想喝酒的年轻人在一起。”

“稳住他们。我看到黑色卫队占领了整个电视中心。”

一阵沉默。

“别傻了。你肯定搞错了。”

“好吧。那么，现在有一千名黑衣武装人员，分乘三十辆开着近光灯的卡车抵达了，他们用枪口指向工作人员，是来夺取奥斯坦基诺的。这就是我在两百码以外，透过挡风玻璃看到的情况。”

“天哪。他真的动手了！”

“我告诉过你，他已经疯了。可能还没有那么狂暴。他或许能赢。今天晚上莫斯科是不是还有清醒的人，能够保卫国家？”

“把你的号码告诉我，美国人，挂电话吧。”

蒙克把号码给了他。执法机构很快就要忙碌了，顾不上来追踪行驶的轿车。

“还有最后一件事，将军。他们不会中断正常的节目播出，还没到时候。他们会让已录制的节目正常播放，直到他们做好了准备。”

“这个我是可以看到的。我现在正在看一频道的节目，是哥萨克歌舞团的演出。”

“那是一场录制好的演出。在主要新闻开始之前，都是播放预先录制的节目。现在，我认为你应该打电话了。”

但彼得罗夫斯基少将已经挂了电话。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兵营将在六十分钟内遭到攻击。

太安静了。夺取奥斯坦基诺的计划，不管是谁制订的，真的制订得很好。这条大街上有许多住宅楼，大多数公寓里都亮着灯，里面的居民热得只穿着衬衣，挽着袖管，拿着酒杯，在观看相同的电视节目，他们不会想到，咫尺之遥，电视台已经悄悄地遭到了劫持。

蒙克已经花时间研究过奥斯坦基诺区的道路交通图。现在去主大街是自找麻烦，但他身后有许多房屋之间的小街小巷，最终可以由此向南到达市中心。

合乎逻辑的路径是穿行到米拉大街，这是通往市中心的主路，但他怀疑，这条公路今晚也不是他能去的地方。他没有开启车灯，在路上掉了头，然后下车，蹲下来，把自动手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都射向了那些卡车和电视大楼。

相隔两百码，手枪的射击声就像是在放鞭炮，但子弹可以射出那么远的距离。大楼的三块窗玻璃被击碎了，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裂开了，一颗子弹有幸击中了一名黑色卫兵的耳朵。他的一个伙伴吓坏了，举起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向夜空中扫射。

由于天气寒冷，莫斯科的窗户都是双层玻璃，加上电视的喧哗声，很多居民依然没听到什么。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击碎了公寓楼的三块窗玻璃，惊恐的居民从窗户里探出了脑袋，然后有几个人从窗边消失，跑回去打电话报警了。

黑色卫兵开始集结，朝他这边过来了。蒙克钻进汽车，加速离开了。他没有开车灯，但卫兵们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于是继续在他身后射击。

在日特尼广场的内务部大楼，值班的高级警官是联邦武警部队的指挥官伊凡·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此刻他正在兵营的办公室里，与三千名闷闷不乐的战士在一起。当天早些时候，他违背自己的判断取消了战士们的假期。说服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四百码之外沙波罗夫卡大街的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现在对方又来电话了，科兹洛夫斯基在对他喊叫。

“纯属胡说八道。我正在看电视呢。嗯，谁说的？你是什么意思，你已经得到了情报？等一下，等一下……”

他的另一部电话在闪烁。他一把抓起听筒，大吼一声：“喂？”

线路上传来了话务员紧张的说话声。

“很抱歉打搅您，将军，但您应该是大楼里级别最高的警官了。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住在奥斯坦基诺，说街上有人开枪了。一颗子弹打破了他的窗户。”

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语调变了。他平静而清楚地说话了。

“从他那里把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打电话给我。”

他对另一个电话说：

“瓦伦金，你可能是对的。刚才有个公民打来电话，说那里有枪声。我准备进入一级战备。”

“我也一样。顺便说一下，我早先已经给科林将军打过电话了。他同意让总统卫队的一些卫兵做好准备。”

“好。我会打电话给他的。”

从奥斯坦基诺地区又来了八个电话，都是有关街上发生枪战的消息，然后是一个工程师打来的电话，他住在电视中心大街对面的顶层公寓。他的电话清晰明了，转接到了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那里。

“我在这里全都看得很清楚。”工程师说。与俄罗斯许多男性公民一样，他也在部队服役过。“二十多辆卡车组成的一支车队，大约有一千人，都是全副武装的。前面的停车场有两辆装甲运兵车，都是朝向外面。我认为，应该是BTR-80A型的。”

谢天谢地，科兹洛夫斯基想，幸亏这位退伍军人能够讲得清楚。如果说他原先还有疑虑的话，现在他已经坚信不疑了。BTR-80A型是一种八轮的装甲运兵车，车上配备了一门30毫米的加农炮，可乘坐一位指挥员、一名司机、一个炮手和六个战士。

如果进攻者身穿黑色制服，那就不是军队。他自己的联邦武警部队也穿黑色制服，但他们都在楼下。他打电话给下面他自己部队的指挥官。

“备好卡车，马上出发，”他下达了命令，“我要求两千人去街上，一千人留下来保卫这里。”

如果是在发生政变，那么进攻者肯定要去拿下内务部及其兵营。幸好后者修建得如同堡垒一般坚固。

外面，其他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但那不是科兹洛夫斯基的部队。那是阿尔法小组在向内务部逼近。

格里辛的问题在于时间的掌握。他需要协调他的各个进攻行动，计划在最后的时刻才使用无线电通讯。进攻时间太早，有可能意味着防卫者还没有完全进入庆祝活动的狂欢状态；太晚将会失去夜间的几个小时。他已经命令阿尔法小组在晚上九点钟发起进攻。

八点半，两千名联邦武警突击队员乘坐卡车和装甲运兵车，从他们的兵营出发了。他们刚刚离开，留守的战士就把这座堡垒封锁起来，进入了防御阵地。九点钟，他们受到了火力的攻击，但对进攻者来说，这已经不是一场奇袭了。

反击的火力喷射在内务部周边的街道上，子弹在日特尼广场上弹跳。阿尔法小组的战士们不得不寻找隐蔽，心里想现在有大炮就好了。但他们没有。

“美国人？”

“是我。”

“你在哪里？”

“正离开电视中心向南行驶，避开米拉大街。”

“内务部队已经出发了。有我的一千人和联邦武警的两千人。”

“我能提个建议吗？”

“要说就说吧。”

“奥斯坦基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假如你是格里辛，你的目标会有哪些？”

“内务部和卢比扬卡。”

“内务部，是的。卢比扬卡，不是。我认为，他在第二总局的老同事是不会为难他的。”

“也许你说对了。还有其他目标吗？”

“当然有，在老广场的政府办公楼，还有杜马。所有的执法机关，以及有可能出现抵抗的地方。你的打黑部、科丁卡机场的伞兵部队。还有国防部。但最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他必须拿下克里姆林宫。”

“那里是有防卫的。科林将军已经得到了通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不知道格里辛有多少人马。”

“大概是三万到四万人。”

“天哪，我们连一半都不到。”

“但你们素质较高。而他已经损失了百分之五十。”

“什么百分之五十？”

“奇袭的因素。增援情况如何？”

“科林将军现在应该在与国防部联系了。”

谢尔盖·科林上将是总统卫队的指挥官。他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兵营里了，在格里辛的主力快要进入马涅什广场之前，及时用木杠封闭了他身后具有多重防御功能的库塔菲亚大门。过了库塔菲亚大门，是庞大的三位一体塔楼，楼内的右侧是总统卫队的营房。此刻，科林将军正在办公室里给国防部打电话。

“给我接值班的高级军官。”他大声吼叫。一阵停顿，线路上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

“我是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

“谢天谢地，是你在值班。我们遇到了危机。现在发生了政变。奥斯坦基诺已经丢了。内务部在遭受攻击。克里姆林宫外面有一队装甲车和卡车。我们需要增援。”

“好的。你需要什么？”

“什么都要。‘捷尔任斯基’怎么样？”

他指的是一个特种行动的机械化步兵师，是自1991年动乱以后专门组建起来的反政变防御部队。

“这个师在梁赞。我可以让它在一小时内出发，三小时后到你那里。”

“越快越好。空降兵部队呢？”

他知道有一支精锐的伞兵旅，坐飞机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把空投区为他们标示出来后，可以在科丁卡机场实施空降。

“你要哪一支部队都可以，将军。坚持住。”

在重机枪的掩护下，黑色卫队的一个尖刀小组冲上去，到达了鲍罗维茨基大门的门楼里，在大门的四个铰链上都放置了塑胶聚能炸药。当他们跑回来的时候，两个人被从围墙顶上射过来的子弹击倒。几秒钟后，炸药爆炸了。大门的铰链被炸裂了，二十吨重的大木门颤抖着，摇晃了几下，然后轰然倒在了地面上。

一辆装甲运兵车从道路上驶过来，轻武器根本奈何它不得，它开到了拱门下面。木头大门的里面有一道巨大的铁栅栏。再里面是停车场，是游客通常散步的地方。总统卫队一名队员出来了，在铁栅栏后面用反坦克火箭筒瞄准装甲运兵车。但他还没来得及开火，装甲运兵车上的加农炮就把他炸得四分五裂了。

黑色卫兵从装甲车里跳出来，又把炸药安放在铁栅栏上了。当进攻者回到车上后，装甲运兵车开到了安全距离以外，直至炸药爆炸，铁栅栏像喝醉酒那样摇摇晃晃地悬挂在一只铰链上，然后向前一扑，瘫倒在地上了。

黑色卫兵冒着枪林弹雨，开始冲向这座堡垒，他们人数多，与总统卫队的比例是四比一。守卫者撤退到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各个阵地去了。黑色卫兵冲进去后，分散到了占地七十三英亩的克里姆林宫各个处所：宫殿、博物馆、大教堂、花园和广场，在一些地方，战斗已经演变成徒手格斗了。慢慢地，黑色卫队占据了上风。

“杰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载电话里响起了乌马尔·古纳耶夫的声音。

“朋友，格里辛在企图夺取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

“你还好吧？”

“目前还好。”

“你在哪里？”

“从奥斯坦基诺向南行驶，想避开卢比扬卡广场。有什么事情吗？”

“我手下的一个人正好在特维尔大街行驶。那里有一大群新俄运的暴徒在袭击市政府大楼。”

“你知道新俄运是怎样看待你们的？”

“当然知道。”

“可以让你的一些年轻人去算清这笔旧账。这一次，没人会来干涉你们。”

一小时后，三百名车臣武装人员来到了特维尔大街，新俄运暴徒正在莫斯科市政府门口横冲直撞。马路对面是莫斯科创建人尤里·多尔戈鲁基【42】的石雕像，他骑在马上，轻蔑地凝视着。市政厅的大门被砸烂了，入口处洞开了。

车臣人拔出他们携带的高加索长刀、手枪和乌兹微型冲锋枪，冲到里面去了。他们都没有忘记1995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遭摧毁，以及此后两年车臣遭蹂躏的情景。十分钟后，新俄运暴徒就被击溃了。

杜马大厦，即白宫，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落入了保安公司的雇佣兵手中，因为那里只有几个管理员和守夜人在值班。然而在老广场，特警部队的一千名战士，与多尔戈鲁基黑帮两百家保安公司的武装人员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莫斯科民警打黑部队的特警凭借重武器，在与人数众多的对手对抗。

在科丁卡机场，“信号旗”特种部队的进攻遇到了出乎意料的抵抗。在那里的少数伞兵部队和军情局情报官及时得到了通知，他们躲进工事里面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蒙克转到了阿尔巴特广场，惊奇地停下了汽车。灰色花岗岩的国防部大楼静静地独自矗立在这个三角形广场的东侧。没有黑色卫队，没有枪战，没有入侵的迹象。政变的策划者在考虑所有的目标时，国防部肯定是首当其冲要去尽快占领的重要目标。在五百码以外的兹纳蒙卡大街和鲍罗维茨基广场对面，他可以听到枪战的交火声，克里姆林宫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为什么国防部没被攻占或围困？紧急求援的电文肯定已经通过楼顶上林立的天线发给了俄罗斯各地的部队。他查阅了一下随身携带的电话号码本，用车载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在科比雅科瓦基地，在与大门相距两百码的宿舍里，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整理了一下领带，正准备离开。他一直纳闷，为什么一定要穿制服去主持军官俱乐部的除夕晚会。到了早晨，制服肯定会搞得很脏，必须送到洗衣房去洗。除夕夜的庆祝活动是坦克兵指战员们最高兴最得意的时刻，他们可以不听上级军官的指令。

电话铃响了。肯定是副官来催促他，会抱怨说小伙子们想快点开始：首先是伏特加，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敬酒，然后是午夜时的食物和香槟。

“来了，来了。”他对着空房间说，伸手去抓电话听筒。

“安德烈耶夫少将？”他没有听出对方的声音。

“是的。”

“你不认识我。可以说，我是你已故舅舅的一个朋友。”

“哦。”

“他是好人。”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尽了努力，在那次采访时谴责了科马罗夫。”

“你在说些什么？你到底是谁？”

“伊戈尔·科马罗夫在莫斯科发动了一场政变，就在今晚。由他的走狗格里辛上校指挥。黑色卫队正在攻打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

“好了，玩笑开得够长了。回去喝酒吧，别打电话了。”

“少将，如果不信，你可以给莫斯科市内的熟人打个电话问问。”

“我为什么要打电话？”

“莫斯科城内枪声不断。半个城市都能听到。最后一件事情，杀害柯利亚大叔的是黑色卫队，他们是执行格里辛的命令。”

米沙·安德烈耶夫凝视着话筒，听着已经切断了的嗡嗡声。他生气了，因为他的私人电话被骚扰了，因为他的舅舅遭侮辱了。如果莫斯科发生了严重事件，国防部会立即通知首都一百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各个部队。

这个占地两百英亩的科比雅科瓦基地，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四十六公里，他知道这个距离，因为他在乘车时核对过里程表。这里也是他所指挥并为之自豪的“塔曼斯卡亚师”的家乡，这些精英坦克军人被称为“塔曼卫兵”。

他放回电话听筒。铃声又响了。

“快来吧，米沙，我们就等你来开始呢。”

是副官从俱乐部打来的电话。

“来了，科尼。我要打两个电话。”

“嗯，时间不要太长。否则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拨通了一个号码。

“这里是国防部。”一个声音说。

“请接夜间值班军官。”

很快，线路上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哪一位？”

“安德烈耶夫少将，‘塔曼斯卡亚师’师长。”

“我是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

“哦，对不起，打搅您了，长官。莫斯科一切正常吧？”

“当然了。为什么不正常呢？”

“没理由不正常，部长。我刚才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可以动员……”

“留在基地里，少将。这是命令。所有部队都必须留在基地。回到军官俱乐部去吧。”

“是，长官。”

他又放下了电话。国防部副部长？除夕夜十点钟还待在电话总机室里？他为什么没与家人待在一起？为什么没与情妇在乡间某个地方幽会？他绞尽脑汁去想一个名字，那是以前在参谋学院时的一个同学，后来加入情报部队，在军情局当上了情报官。最后，他查阅了保密的军用电话号码本，拨了那个号码。

他听到电话铃声响了好长时间，于是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差十分。肯定都喝醉了。科丁卡机场有人来接听电话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到一个声音在尖叫：“喂，谁呀？”

他听到对方的背景中传来了一阵“哒哒”声。

“你哪位？”他问道，“德米多夫上校在吗？”

“我怎么知道？”那声音尖叫着，“我正趴在地上躲避子弹呢。你是国防部吗？”

“不是。”

“嗯，听着，朋友，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赶快派兵增援。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什么增援？”

“叫国防部从城外派兵，这里闹翻天了。”

说话人“砰”的一声搁下了电话，可能是爬到旁边去了。

安德烈耶夫少将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响着忙音的话筒。不，国防部不会的，他心里想道。国防部不会派遣援兵的。

他接到的命令是正式的，也是坚决的，是来自一位四星上将和政府部长的命令。留在基地里。他可以执行命令，由此他的事业将一帆风顺。

他凝视四十码开外白雪覆盖着的砾石路，军官俱乐部的窗户灯火通明，夹杂着笑声和欢乐的祝酒声。

但他在雪地里看到了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旁边依偎着一个军校的小学员。不管他们答应你什么，那位高个子说，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晋升，或者授予你什么荣誉，我要你永远不去背叛这些人。

他伸手按下电话，结束了通话，然后又拨了两个数字。他的副官来接听了，后面传来了雷鸣般的欢笑声。

“科尼，我不管现在有多少辆T-80坦克和BTR装甲战车能开动，我要求在一个小时内，让基地里所有能移动的装备都做好出发的准备，每一个能站起来的战士都全副武装起来。”

线路上一阵静寂。

“头儿，这是真的吗？”科尼问道。

“是真的，科尼。‘塔曼斯卡亚师’准备开赴莫斯科。”

2000年元旦凌晨零点刚过一分钟，“塔曼卫兵”的第一辆坦克隆隆响着离开科比雅科瓦基地，朝着明斯克公路和克里姆林宫驶去。

从基地到公路之间只有三公里的狭窄乡间道路，在这段路面上，由二十六辆T-80主战坦克和四十一辆BTR-80装甲运兵车组成的车队，只能排成一路纵队减速行驶。

外面的主公路分左右车道，安德烈耶夫少将下令占据所有的车道行驶，并把车速提高到了最大的巡航速度。白天的云团已经碎裂成云块，其间露出了明亮而脆弱的星星。在轰鸣前进的坦克车队两边，松林在寒气中发出了轻轻的噼噼啪啪的响声。现在他们在以每小时六十多公里的速度巡航。前方一辆孤独的小汽车开过来了。透过车灯，司机看到一大堆灰色的钢铁在轰隆隆响着朝他扑过来，他直接把汽车开到林子里去避让了。

距莫斯科还有十公里的时候，坦克纵队来到了边界上的警察哨所。在铁皮棚屋里面，四位民警从窗沿向外张望，看到车队后缩回去了。坦克车队经过时的震动，使得岗亭的棚屋不停地颤抖，他们提着酒瓶子，相互抱成了一团。

安德烈耶夫在领头的坦克里，他首先看到了堵路的卡车。之前，一些私家车在夜间到达过路障前面，等了一会儿，然后掉头返回了。坦克车队不可能在这里耽搁时间。

“自由射击。”安德烈耶夫说。

炮手斜眼瞄了一下，用炮塔上的125毫米加农炮发射了一颗炮弹。相隔四百码的距离，炮弹依然是刚刚离开炮口时的初速，它击中了一辆卡车，把它炸得四分五裂。在安德烈耶夫坦克的旁边，公路另一边与他并行的，是他副官的坦克，他们也发射了一发炮弹，把另一辆卡车炸毁了。路障后面的掩体里，各种轻武器开火了。

在坦克炮塔的钢板圆顶内，安德烈耶夫的机枪手用12.7毫米的重机枪向他那边的路面猛烈扫射，轻武器的射击停止了。

当坦克车队雷鸣般地驶过时，青年战斗队员们吓呆了，他们凝视着被摧毁了的路障和掩体，逃进了夜色之中。

又行驶了六公里后，安德烈耶夫把车队的速度降到每小时三十公里，命令分出两拨人马。他派遣五辆坦克和十辆装甲运兵车右转，去解救科丁卡机场兵营里被围困的驻军，根据预感，又派出另外五辆坦克和十辆装甲车向左边，去保护东北方向的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在花园环路上，他命令剩余的十六辆T-80坦克和二十一辆装甲运兵车拐向右边去库德林斯卡亚广场，然后左转去国防部。

坦克车队现在又是单列行进了，车速降到了每小时二十公里，履带碾过柏油路面，朝着克里姆林宫进发。

在国防部的地下通讯室里，布托夫副部长听到了在他头顶上方响起的隆隆声，他知道，战争中的城市里只有一种装备才会产生那种重击声。

坦克纵队一路轰鸣，穿过阿尔巴特广场，经过国防部，现在直接朝着鲍罗维茨基广场驶去，广场的另一边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坦克和装甲车里的战士们都没有注意到与其他汽车一起停在广场边上的一辆轿车，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身穿棉衣、脚蹬靴子的身影离开那辆轿车，一路小跑跟在了他们后面。

在红玫瑰酒馆，俄罗斯首都的爱尔兰人确信这个新年过得不错，庆祝活动很热闹，从街上和广场对面的克里姆林宫方向不断传来一阵阵爆竹炸响的声音，这时候第一辆T-80坦克咆哮着从窗户外面驶过去了。

爱尔兰使馆的文化随员手里拿着一杯吉尼斯黑啤酒，他看了一眼窗外，对酒吧服务员说：“天哪，帕特，那是坦克吗？”

鲍罗维茨基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卫队的BTR-80装甲运兵车，车上的加农炮在扫射围墙。最后一批总统卫兵就是从围墙上面撤离的。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地面上已经勇敢地战斗了四个小时，等待着援军的到来，他们不知道科林将军的其余部队在莫斯科郊外遭遇了伏击。

到凌晨一点钟，黑色卫队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内所有的区域，但围墙顶部除外，该围墙周长两千两百三十五米，顶部很宽，可以五个人并列行走。最后几百名总统卫兵就是蜷缩在墙顶，守卫着从下面通上来的狭窄的石阶，阻止格里辛武装人员最后的征服。

安德烈耶夫的领头坦克，从鲍罗维茨基广场的西侧进入到这片开阔地，看到了黑色卫队的那辆装甲运兵车。一发近距离射击的炮弹把装甲车炸成了碎片。坦克纷纷从装甲车的残骸上碾过去后，履带把装甲车的碎片甩到旁边去了。

凌晨一点零四分，安德烈耶夫将军的T-80坦克穿过两边树木成行的入口道路，到达克里姆林宫前面的塔楼和大门，驶进拱门下，碾过被炸毁的大门和铁栅栏，进入了克里姆林宫。

如同以前他的舅舅那样，安德烈耶夫也不喜欢蹲在封闭的炮塔下面，通过瞭望镜去窥视外面。炮塔盖子掀到后面去了，他的脑袋和躯干出现在寒风之中，钢盔和风镜遮住了他的脸部。

T-80坦克一辆接一辆驶过大殿、弹痕累累的报喜大教堂和天使长大教堂【43】，经过沙皇钟王，进入了伊万诺夫广场。这个广场以前是莫斯科发言人宣读沙皇法律的地方。

黑色卫队的两辆装甲车试图攻击他，结果都被炸成了滚烫的金属碎片。

在他的旁边，7.62毫米轻机枪和12.7毫米重机枪在持续发出“哒哒”的响声，朝着被坦克探照灯所照到的四处逃窜的暴乱分子射击。

在克里姆林宫七十三英亩的土地上，还有三千多个勇猛的黑色卫兵，如果安德烈耶夫的地面战斗小组离开战车，那是没有意义的。差不多两百人的战斗小组，失去了战车保护的同等条件下，与对手的区别不大。但他们有装甲的保护，就不是同等条件了。

格里辛没料到会有装甲部队，他没有携带反坦克武器。“塔曼斯卡亚师”的装甲运兵车重量轻，行动灵活，可以穿过小巷，而坦克则不行。在外面的开阔地上，坦克上面的机关枪在等待时机，不在乎反击的火力。

然而真正可怕的是心理作用。对步兵战士来说，坦克是怪兽，里面的乘员通过看不见的装甲玻璃向外窥视，炮塔上机枪枪管旋转着，寻找和捕捉更多晕头转向的目标。

在五十分钟内，黑色卫兵们崩溃了，他们四处逃窜，在教堂和宫殿里寻找避难处所。有些人找到了，其他人在开阔地上被装甲车的炮弹或坦克的机关枪击中了。

在市内的其他地方，不同的战斗处于不同的阶段。“阿尔法”小组就要对内务部联邦武警的兵营发起冲击时，其中一个人从无线电里听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一声尖叫。那是一名极度惊恐的黑色卫兵在呼叫求援。但他错误地提到了T-80的干预。“坦克”这个词语迅速传遍了“阿尔法”小组，于是他们决定到此为止。事情并不像格里辛原先答应他们的那样。他曾经发誓这是一次奇袭行动，具有火力的优势，能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结果事情全都不是这样。他们撤退了，为的是保全自己。

在市政厅，新俄罗斯运动的街头匪帮已经被车臣人打得落花流水。

在老广场，在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的特警部队支援下，联邦武警部队已经把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保安公司雇佣兵赶出了政府大楼。

在科丁卡机场，潮水正在转向。五辆坦克和十辆BTR装甲运兵车已经从侧面打败了“信号旗”特种部队，一些轻装备的特种部队战士正在基地内迷宫般的机库和仓库之间夺路逃跑。

杜马依然由保安公司的私人武装占领着，但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事可干，只能用无线电监听来自其他地方的消息。他们也听到了从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求救尖叫声，认识到坦克的威力，开始撤退了，每个人都在自我安慰，希望能碰上好运气，永远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奥斯坦基诺依然属于格里辛，但预定早晨要发布的胜利宣言看来要先搁置了。两千名黑色卫兵从窗口上看到坦克慢慢地从大街上开过来，他们自己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起火燃烧。

克里姆林宫修建在河岸的陡坡上，坡上布满了树木和灌木，其中许多是常青的。西墙下面是亚历山大花园。树丛中有几条小径可通往鲍罗维茨基塔门。围墙内的战士们都没有看见一个孤单的身影从树丛中出来，向敞开的大门移动过去，他们也没有看到他爬上最后的一段斜坡，悄悄地溜到了里面。

当他出现在拱门时，安德烈耶夫手下一辆坦克的探照灯照到了他，但坦克乘员把他当作自己人了。他的棉衣与他们自己的棉背心相类似，他的圆皮帽看上去更像是他们自己的头盔，而不像格里辛部队的黑色钢盔。探照灯后面的“塔曼卫兵”战士把他当成是一名坦克兵，从受损的装甲车下来，在拱门下寻求掩护。

探照灯光束从他身上掠过，去照别处了。灯光移去后，杰森·蒙克离开拱门，在松树的掩护下，跑到了大门的右侧。黑暗中，他观察着，等待着。

克里姆林宫周边有十九座塔楼，但只有三座设有可通行的大门。游客通过鲍罗维茨基大门或三位一体大门进出，车马走的是救世主塔楼大门。现在这三道大门中只有鲍罗维茨基塔门是敞开的，他就在这道大门的旁边。

如果有人想逃走，他就必须离开围墙内这个封闭的区域。黎明后，政府军将把败兵全都赶出来，把他们从最后的门洞、教堂的法衣室、配餐间和食品柜，甚至是救世主花园下面的指挥部密室里抓出来。想活命又不想进监狱的人，都知道必须通过这个唯一敞开的大门尽快离去。

从站立的地方，蒙克可以看到对面的珍宝馆，那是俄罗斯有着千年历史的珍宝屋。馆门已被一辆转弯的坦克屁股给撞坏了，支离破碎地悬挂在门框上。一辆黑色卫队的装甲运兵车正在燃烧，火光映照在珍宝馆的门面上。

交战的潮水，从鲍罗维茨基塔门涌向了堡垒东北部的元老院和兵器馆。正在燃烧的车辆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刚过两点钟，他发现大殿的墙边有了动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跑过来了，他猫着腰，很快跑到了珍宝馆的正面。在燃烧的装甲车前，他停顿了一下，回头去看是否有人在追踪。一只轮胎着火了，燃起了火焰，迫使那个逃跑的人很快转过身来。借着黄色的火光，蒙克看清到了那张脸。他以前只见过一次。是在一张照片上，是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人心果湾海滩上看到的。他从隐藏的树木后面走出来了。

“格里辛。”

那个人抬起头来，去看松树下面的阴影处。然后他看到了喊他的人。他携带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是枪托能够折叠的AK-74型。蒙克看到枪管抬起来了，躲到了一棵冷杉后面。一阵枪声响起，树木的碎片从树干上纷纷落下。射击停止了。

蒙克从树干侧面去看。格里辛不见了。他与大门之间相距五十码，但蒙克与大门只相隔十码。他还没有跑出大门。

蒙克及时发现AK-74的枪口从损坏的门道里伸出来，于是又退回去隐蔽。子弹击中了他前面的一棵树。枪声又停止了。他估计两次射击应该已经用去了一个弹夹的子弹。他离开冷杉树，跑到通道对面，身子贴在博物馆赭色的墙面上，把西格-绍尔自动手枪举到了胸前。

突击步枪的枪管又从门洞里出现了，枪手在寻找道路对面的目标。由于没有看见目标，格里辛又向前走了一步。

蒙克的子弹击中了AK的枪托，强大的冲击力把枪械从上校手中打落下来。突击步枪落地后滑移到路面上，超出了伸手可及的范围。蒙克听到里面的石砌地面上响起了脚步跑动的声音。他迅速离开正在燃烧的装甲车，蹲伏到了珍宝馆门厅内的黑暗之中。

这座博物馆有两层，共设九个大厅、五十五个展品橱柜。里面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历史文物，这些都是俄罗斯曾经拥有过的财富和权力，包括历代沙皇的所有物品，从皇冠、御座、兵器和衣袍到马勒，镶嵌着黄金、白银、钻石、翡翠、宝石和珍珠。

在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蒙克可以分辨出前面通往楼上的台阶轮廓。他的左边是圆形的拱门，通往底层的四个大厅。他听到里面响起了一记轻微的撞击声，好像是有人碰到了展品橱柜。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伞兵的翻滚动作，迅速穿过拱门，然后在黑暗中继续翻滚，到了一道墙边。在穿过门洞时，他隐约看到了枪口火焰的蓝白色闪光，他头顶上方的一个橱柜中了弹，玻璃碎片落在了他的身上。

虽然他看不见，但这个大厅又长又窄，两边都是长条的玻璃橱柜，中间还有一个展示区，也是夹在玻璃柜子之间。一旦点上电灯，这些展柜展现在游客面前的，将是价值无量的加冕黄袍，有俄罗斯的、土耳其的和波斯的，全都是俄国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历代沙皇的遗物。如果从这些衣袍上剪下任何一小片织物，连同上面的珠宝，是足以让一个工人生活好几年的。

蒙克身上最后的一片玻璃落到了地上，他竖起耳朵，终于听到了一声喘气，似乎有人在呼吸时尽量憋住不致喘气。他捡起一块三角形的平板碎玻璃，用投高球的方式朝黑暗中发出声音的方向抛了过去。

碎玻璃落到了一个玻璃橱柜上，又是一次疯狂的射击，枪声与回音之间响起了脚步跑动的声音。蒙克蹲起来，弯着腰向前跑去，躲进了中心展区的橱柜后面，这时候他明白格里辛已经退到了下一个展厅里，在等待着他。

蒙克进入到连通的拱门里，手里又拿上了一片玻璃。做好准备后，他用力把玻璃扔到了大厅的远处，然后穿过拱门，立即躲进了旁边一只柜子后面。这一次没有子弹射过来。

在黑暗中恢复视力之后，他明白自己位于一个较小的展厅里，里面陈列着镶有珠宝和象牙的御座。虽然他并不知道，但伊凡雷帝的加冕御座就在他左边咫尺之遥，后面是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御座。

蒙克前面的那个人显然一直在奔跑，因为蒙克在树林里休息过了，呼吸一直很均匀，他可以听到他前面的格里辛正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他举起胳膊，用自动手枪的枪管敲了敲头顶上方的玻璃，然后放下了手。他看到黑暗中一支枪口的闪光，于是迅速回击。在他的头顶，更多的玻璃破碎了，格里辛的子弹把沙皇阿列克谢御座上的许多宝石击落了。

蒙克的子弹肯定是很接近了，因为格里辛一个转身，跑到下一个展厅去了。蒙克是不知道的，而格里辛肯定已经忘记了，那是最后一个展厅，是一条死胡同，那里摆放的是古代的马车。

听到前面匆忙的脚步声，趁格里辛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新的狙击位置，蒙克很快跟了过去。

他到达了最后一个展厅，躲在了一辆装饰华丽、有金色水果浮雕的十七世纪四轮大马车后面。这些马车至少可以提供隐蔽，但也把格里辛隐藏起来了。每一辆马车都放在一个突起的平台上面，周边不是用玻璃柜子封住，而是用绳子和立柱，把游客挡在外面。

他前面的那辆四轮大马车，是1600年由英王伊丽莎白一世赠予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他从马车的背后向外窥视，试图发现敌人，但大厅里漆黑一片，只能模糊地分辨出那些马车的轮廓。

他观察的时候，在高高的小窗户外面，云块散开了，一抹月光滤进了窗内。这些窗玻璃都是防盗和双层的，透进来的月光相当暗淡。

然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黑暗中有一个小亮点，在女沙皇伊丽莎白那辆豪华镀金的马车轮子后面。

蒙克努力回想起射击教官西姆斯先生在福布斯城堡培训时的教导。双手握枪，年轻人，握紧握稳。别理会《龙虎双侠》里的那一套，那是虚构的。

蒙克用双手举起西格-绍尔手枪，瞄准了亮点上方四英寸的部位。缓慢呼吸，双手握稳，开火。

子弹穿过车轮的辐条，击中了后面的什么东西。当回声渐渐消散，耳鸣停止以后，他听到有个沉重的物体砰然倒在了地上。

有可能是花招。他等了一会儿，然后看到马车旁边地面上的那个模糊的轮廓确实没有移动。他以一辆辆古董木质马车为掩护，慢慢靠近过去，看到了一个躯干和一颗脑袋，面朝下趴在地上。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走上去，手里握着枪，把地上的身体翻了过来。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的左眼上方被子弹击中了。西姆斯先生肯定会说，这能使对手的动作稍微减慢一点。杰森·蒙克俯视着他的仇人，心中没有任何感觉。这是罪有应得。

他把枪放进口袋，弯腰拿起死者的左手，把一个东西拉了出来。

在黑暗中，那个小物品躺在他的手心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那是美国的天然银质物品，镶嵌在上面的发光绿宝石，是由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犹特人或纳瓦霍人在山里开采出来的。那是从他自己国家的山区里带来的一枚戒指，在雅尔塔公园里的凳子上赠予了一个勇敢的人，又在勒福托沃监狱的院子里被从一具尸体的手指上扯了下来。

他把戒指放进衣服口袋，返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回去。莫斯科战斗结束了。

第二十章

在莫斯科以西两个时区，气候就相差很大了，那里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气温只有零下两度，“机械师”快速穿越林子，朝着庄园的房子逼近。

跨越欧洲的旅程准备，他与往常一样十分谨慎，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问题。他喜欢驾车。枪支与飞机是一对矛盾，不可能既携带枪支又乘坐飞机，但汽车里有许多可以藏匿的部位。

他的莫斯科牌照沃尔沃汽车在经过白俄罗斯和波兰时没有引起丝毫注意。他的证件表明他是俄罗斯商人，要去德国参加会议。对他汽车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俄罗斯黑手党在德国的势力很强，他在那里做了一下休整，把沃尔沃汽车换成一辆德国牌照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轻松地搞到了一支猎用步枪、一只瞄准镜和一些中空弹【41】，然后他继续西行。在欧盟的新政策下，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跟在一长溜汽车后面，一个不耐烦的海关官员挥手让他们全都通过了国界。

他已经搞到了此行目的地的一张大比例交通图，辨认出离目标最近的村庄，还有庄园的房子。他按照路牌所示穿过那个村庄，抵达一条短短的车道入口处，注意到了一个路标，确认没有搞错地址，然后继续向前行驶。

他在五十英里外的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一宿，于黎明前驾车返回，在离庄园两英里远的地方停好汽车，穿越林子走完剩下的路程，出现在房子后面的树林边缘。当冬日虚弱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他在一棵巨大的山毛榉树干旁边找了一个可以躺卧的位子，安顿下来后就地等待着。从坐着的地方，他可以俯视下面三百码远处的那栋房屋和院子，而他隐藏在树后，是不会被发现的。

大地恢复了生机，一只大公鸡昂首阔步走到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怒视着他，然后急急走开了。两只灰色的松鼠在他头顶上的山毛榉树枝上嬉戏。

九点钟，院子里出现了一个人。“机械师”举起望远镜，稍微调整了一下焦距，那人看上去就像在十英尺远的地方。这不是他的目标，是一个男仆，从院墙下的棚屋里取了一篮子木柴，返回里面去了。

院子的一边是一排马厩，其中两间在使用。一匹枣红色的大马和一匹栗色大马正在矮门的上方探头探脑。十点钟，它们有东西吃了，一个姑娘出来，给它们带来了新鲜的干草。然后她就回到里面去了。

快到中午时，一个年长者出现了，他穿过院子走到马厩旁，拍拍马儿的鼻口部。“机械师”通过望远镜审视着这个人的面孔，又低头去看放在旁边霜冻的草地上的一张照片。没错。

他举起猎枪，从准星看出去。粗花呢外套占据了整个瞄准圈。那人面朝马儿，背对着山坡。保险拉开了，枪杆握紧了，扳机慢慢扣动了。

枪声在山谷里回荡。院子里，穿粗花呢外套的长者似乎被推进了马厩的门内。脊背上心脏部位的弹孔消失在粗花呢的图案之中。子弹出口处的伤口贴在了白色的马房门上。那人膝盖弯曲了，身子慢慢地下滑，在漆面上留下了污渍。第二颗子弹削掉了他半个脑袋。

“机械师”站起身，把猎枪插进羊皮套里，挂到肩膀上，开始慢跑。他的行进速度很快，因为他已经记住了六个小时前走过的路径，返回汽车的路径。

在乡下，冬日上午的两声枪响并不是很奇怪，可能是农夫在射猎野兔或乌鸦。然后会有人去看窗外，跑到院子对面。会有尖叫声，他们会难以置信，接着试图抢救，所有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然后他们会跑回屋子里，给警察打电话，语无伦次的解释，冗长的官腔询问。然后会来一辆警车，最终也许会设置路障。

一切都太晚了。十五分钟后，他就回到了汽车里，二十分钟后，他已经动身了。开枪后三十五分钟，他已经驶上了最近的高速公路，混杂在几百辆汽车里面。那个时候，乡村警察已经做了笔录，正用无线电联系最近的城市，请求派刑警过来。

开枪后六十分钟，在早先选好的一座桥上，“机械师”拿起装在盒子里的猎枪，举过桥梁的护墙把它扔进河里，看着它消失在黑色的河水之中。然后他开始了驾车返回的长途旅程。

第一批车灯的光束在刚过七点钟时出现了，穿透黑暗缓慢地朝着灯火通明的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楼群移动。杰森·蒙克坐在汽车的方向盘后面，发动机在运转着，以驱动暖气抵御寒冷。

他的汽车停在阿卡德米卡·科罗廖娃大街旁边的一条小路上。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他可以直接看到大街对面的电视中心主大楼，还有他身后的电视发射塔尖顶。当发现这些车灯不是一辆轿车，而是一队卡车时，他关闭了车上的发动机，让可能会暴露他的汽车尾气散尽了。

大约有三十辆卡车，但只有三辆直接驶入了主楼的停车场。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裙楼有五层，宽三百码，有两个主入口；主楼有一百码宽，共十八层。通常有八千人在里面工作，但除夕夜的工作人员不到五百人，他们要确保整个夜晚的电视广播服务。

穿黑衣服的武装人员从停下的三辆卡车上跳下来，直接跑进了两个接待区。几秒钟后，在枪口下，惊恐的大厅工作人员按命令在后墙边排队站好了，在外面的黑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蒙克看到他们被带离了视线。

主大楼内，在一个吓得半死的搬运工的引领下，尖兵小组直扑总机房，使得那里的话务员们大吃一惊，然后一个像他们同行的前电信公司技术员把所有的进出线路都切断了。

一个黑色卫兵走出来用手电向车队的其他车辆发送了信号，于是这些卡车纷纷涌进停车场，把办公大楼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几百个黑色卫兵下车后跑进了楼内。

虽然蒙克只能看到楼上窗户里的模糊身影，但按照他们的计划，黑色卫兵正分散到一个个楼层，从呆若木鸡的夜班人员手里把所有的手机都抢过来，扔进了帆布旅行袋里面。

在蒙克的左边，有一栋小一点的次要建筑物，也是电视中心的一部分，那里是财务部、计划部和行政部的办公楼。工作人员都在家里庆祝新年，楼里黑灯瞎火的。

蒙克伸手拿起车载电话，拨了一个他记住的号码。

“彼得罗夫斯基。”对方说。

“是我。”

“你在哪里？”

“奥斯坦基诺外面，坐在冰冷的汽车里。”

“嗯，我可是在相当暖和的兵营里，与一千个闹着想喝酒的年轻人在一起。”

“稳住他们。我看到黑色卫队占领了整个电视中心。”

一阵沉默。

“别傻了。你肯定搞错了。”

“好吧。那么，现在有一千名黑衣武装人员，分乘三十辆开着近光灯的卡车抵达了，他们用枪口指向工作人员，是来夺取奥斯坦基诺的。这就是我在两百码以外，透过挡风玻璃看到的情况。”

“天哪。他真的动手了！”

“我告诉过你，他已经疯了。可能还没有那么狂暴。他或许能赢。今天晚上莫斯科是不是还有清醒的人，能够保卫国家？”

“把你的号码告诉我，美国人，挂电话吧。”

蒙克把号码给了他。执法机构很快就要忙碌了，顾不上来追踪行驶的轿车。

“还有最后一件事，将军。他们不会中断正常的节目播出，还没到时候。他们会让已录制的节目正常播放，直到他们做好了准备。”

“这个我是可以看到的。我现在正在看一频道的节目，是哥萨克歌舞团的演出。”

“那是一场录制好的演出。在主要新闻开始之前，都是播放预先录制的节目。现在，我认为你应该打电话了。”

但彼得罗夫斯基少将已经挂了电话。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兵营将在六十分钟内遭到攻击。

太安静了。夺取奥斯坦基诺的计划，不管是谁制订的，真的制订得很好。这条大街上有许多住宅楼，大多数公寓里都亮着灯，里面的居民热得只穿着衬衣，挽着袖管，拿着酒杯，在观看相同的电视节目，他们不会想到，咫尺之遥，电视台已经悄悄地遭到了劫持。

蒙克已经花时间研究过奥斯坦基诺区的道路交通图。现在去主大街是自找麻烦，但他身后有许多房屋之间的小街小巷，最终可以由此向南到达市中心。

合乎逻辑的路径是穿行到米拉大街，这是通往市中心的主路，但他怀疑，这条公路今晚也不是他能去的地方。他没有开启车灯，在路上掉了头，然后下车，蹲下来，把自动手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都射向了那些卡车和电视大楼。

相隔两百码，手枪的射击声就像是在放鞭炮，但子弹可以射出那么远的距离。大楼的三块窗玻璃被击碎了，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裂开了，一颗子弹有幸击中了一名黑色卫兵的耳朵。他的一个伙伴吓坏了，举起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向夜空中扫射。

由于天气寒冷，莫斯科的窗户都是双层玻璃，加上电视的喧哗声，很多居民依然没听到什么。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击碎了公寓楼的三块窗玻璃，惊恐的居民从窗户里探出了脑袋，然后有几个人从窗边消失，跑回去打电话报警了。

黑色卫兵开始集结，朝他这边过来了。蒙克钻进汽车，加速离开了。他没有开车灯，但卫兵们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于是继续在他身后射击。

在日特尼广场的内务部大楼，值班的高级警官是联邦武警部队的指挥官伊凡·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此刻他正在兵营的办公室里，与三千名闷闷不乐的战士在一起。当天早些时候，他违背自己的判断取消了战士们的假期。说服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四百码之外沙波罗夫卡大街的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现在对方又来电话了，科兹洛夫斯基在对他喊叫。

“纯属胡说八道。我正在看电视呢。嗯，谁说的？你是什么意思，你已经得到了情报？等一下，等一下……”

他的另一部电话在闪烁。他一把抓起听筒，大吼一声：“喂？”

线路上传来了话务员紧张的说话声。

“很抱歉打搅您，将军，但您应该是大楼里级别最高的警官了。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住在奥斯坦基诺，说街上有人开枪了。一颗子弹打破了他的窗户。”

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语调变了。他平静而清楚地说话了。

“从他那里把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打电话给我。”

他对另一个电话说：

“瓦伦金，你可能是对的。刚才有个公民打来电话，说那里有枪声。我准备进入一级战备。”

“我也一样。顺便说一下，我早先已经给科林将军打过电话了。他同意让总统卫队的一些卫兵做好准备。”

“好。我会打电话给他的。”

从奥斯坦基诺地区又来了八个电话，都是有关街上发生枪战的消息，然后是一个工程师打来的电话，他住在电视中心大街对面的顶层公寓。他的电话清晰明了，转接到了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那里。

“我在这里全都看得很清楚。”工程师说。与俄罗斯许多男性公民一样，他也在部队服役过。“二十多辆卡车组成的一支车队，大约有一千人，都是全副武装的。前面的停车场有两辆装甲运兵车，都是朝向外面。我认为，应该是BTR-80A型的。”

谢天谢地，科兹洛夫斯基想，幸亏这位退伍军人能够讲得清楚。如果说他原先还有疑虑的话，现在他已经坚信不疑了。BTR-80A型是一种八轮的装甲运兵车，车上配备了一门30毫米的加农炮，可乘坐一位指挥员、一名司机、一个炮手和六个战士。

如果进攻者身穿黑色制服，那就不是军队。他自己的联邦武警部队也穿黑色制服，但他们都在楼下。他打电话给下面他自己部队的指挥官。

“备好卡车，马上出发，”他下达了命令，“我要求两千人去街上，一千人留下来保卫这里。”

如果是在发生政变，那么进攻者肯定要去拿下内务部及其兵营。幸好后者修建得如同堡垒一般坚固。

外面，其他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但那不是科兹洛夫斯基的部队。那是阿尔法小组在向内务部逼近。

格里辛的问题在于时间的掌握。他需要协调他的各个进攻行动，计划在最后的时刻才使用无线电通讯。进攻时间太早，有可能意味着防卫者还没有完全进入庆祝活动的狂欢状态；太晚将会失去夜间的几个小时。他已经命令阿尔法小组在晚上九点钟发起进攻。

八点半，两千名联邦武警突击队员乘坐卡车和装甲运兵车，从他们的兵营出发了。他们刚刚离开，留守的战士就把这座堡垒封锁起来，进入了防御阵地。九点钟，他们受到了火力的攻击，但对进攻者来说，这已经不是一场奇袭了。

反击的火力喷射在内务部周边的街道上，子弹在日特尼广场上弹跳。阿尔法小组的战士们不得不寻找隐蔽，心里想现在有大炮就好了。但他们没有。

“美国人？”

“是我。”

“你在哪里？”

“正离开电视中心向南行驶，避开米拉大街。”

“内务部队已经出发了。有我的一千人和联邦武警的两千人。”

“我能提个建议吗？”

“要说就说吧。”

“奥斯坦基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假如你是格里辛，你的目标会有哪些？”

“内务部和卢比扬卡。”

“内务部，是的。卢比扬卡，不是。我认为，他在第二总局的老同事是不会为难他的。”

“也许你说对了。还有其他目标吗？”

“当然有，在老广场的政府办公楼，还有杜马。所有的执法机关，以及有可能出现抵抗的地方。你的打黑部、科丁卡机场的伞兵部队。还有国防部。但最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他必须拿下克里姆林宫。”

“那里是有防卫的。科林将军已经得到了通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不知道格里辛有多少人马。”

“大概是三万到四万人。”

“天哪，我们连一半都不到。”

“但你们素质较高。而他已经损失了百分之五十。”

“什么百分之五十？”

“奇袭的因素。增援情况如何？”

“科林将军现在应该在与国防部联系了。”

谢尔盖·科林上将是总统卫队的指挥官。他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兵营里了，在格里辛的主力快要进入马涅什广场之前，及时用木杠封闭了他身后具有多重防御功能的库塔菲亚大门。过了库塔菲亚大门，是庞大的三位一体塔楼，楼内的右侧是总统卫队的营房。此刻，科林将军正在办公室里给国防部打电话。

“给我接值班的高级军官。”他大声吼叫。一阵停顿，线路上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

“我是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

“谢天谢地，是你在值班。我们遇到了危机。现在发生了政变。奥斯坦基诺已经丢了。内务部在遭受攻击。克里姆林宫外面有一队装甲车和卡车。我们需要增援。”

“好的。你需要什么？”

“什么都要。‘捷尔任斯基’怎么样？”

他指的是一个特种行动的机械化步兵师，是自1991年动乱以后专门组建起来的反政变防御部队。

“这个师在梁赞。我可以让它在一小时内出发，三小时后到你那里。”

“越快越好。空降兵部队呢？”

他知道有一支精锐的伞兵旅，坐飞机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把空投区为他们标示出来后，可以在科丁卡机场实施空降。

“你要哪一支部队都可以，将军。坚持住。”

在重机枪的掩护下，黑色卫队的一个尖刀小组冲上去，到达了鲍罗维茨基大门的门楼里，在大门的四个铰链上都放置了塑胶聚能炸药。当他们跑回来的时候，两个人被从围墙顶上射过来的子弹击倒。几秒钟后，炸药爆炸了。大门的铰链被炸裂了，二十吨重的大木门颤抖着，摇晃了几下，然后轰然倒在了地面上。

一辆装甲运兵车从道路上驶过来，轻武器根本奈何它不得，它开到了拱门下面。木头大门的里面有一道巨大的铁栅栏。再里面是停车场，是游客通常散步的地方。总统卫队一名队员出来了，在铁栅栏后面用反坦克火箭筒瞄准装甲运兵车。但他还没来得及开火，装甲运兵车上的加农炮就把他炸得四分五裂了。

黑色卫兵从装甲车里跳出来，又把炸药安放在铁栅栏上了。当进攻者回到车上后，装甲运兵车开到了安全距离以外，直至炸药爆炸，铁栅栏像喝醉酒那样摇摇晃晃地悬挂在一只铰链上，然后向前一扑，瘫倒在地上了。

黑色卫兵冒着枪林弹雨，开始冲向这座堡垒，他们人数多，与总统卫队的比例是四比一。守卫者撤退到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各个阵地去了。黑色卫兵冲进去后，分散到了占地七十三英亩的克里姆林宫各个处所：宫殿、博物馆、大教堂、花园和广场，在一些地方，战斗已经演变成徒手格斗了。慢慢地，黑色卫队占据了上风。

“杰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载电话里响起了乌马尔·古纳耶夫的声音。

“朋友，格里辛在企图夺取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

“你还好吧？”

“目前还好。”

“你在哪里？”

“从奥斯坦基诺向南行驶，想避开卢比扬卡广场。有什么事情吗？”

“我手下的一个人正好在特维尔大街行驶。那里有一大群新俄运的暴徒在袭击市政府大楼。”

“你知道新俄运是怎样看待你们的？”

“当然知道。”

“可以让你的一些年轻人去算清这笔旧账。这一次，没人会来干涉你们。”

一小时后，三百名车臣武装人员来到了特维尔大街，新俄运暴徒正在莫斯科市政府门口横冲直撞。马路对面是莫斯科创建人尤里·多尔戈鲁基【42】的石雕像，他骑在马上，轻蔑地凝视着。市政厅的大门被砸烂了，入口处洞开了。

车臣人拔出他们携带的高加索长刀、手枪和乌兹微型冲锋枪，冲到里面去了。他们都没有忘记1995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遭摧毁，以及此后两年车臣遭蹂躏的情景。十分钟后，新俄运暴徒就被击溃了。

杜马大厦，即白宫，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落入了保安公司的雇佣兵手中，因为那里只有几个管理员和守夜人在值班。然而在老广场，特警部队的一千名战士，与多尔戈鲁基黑帮两百家保安公司的武装人员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莫斯科民警打黑部队的特警凭借重武器，在与人数众多的对手对抗。

在科丁卡机场，“信号旗”特种部队的进攻遇到了出乎意料的抵抗。在那里的少数伞兵部队和军情局情报官及时得到了通知，他们躲进工事里面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蒙克转到了阿尔巴特广场，惊奇地停下了汽车。灰色花岗岩的国防部大楼静静地独自矗立在这个三角形广场的东侧。没有黑色卫队，没有枪战，没有入侵的迹象。政变的策划者在考虑所有的目标时，国防部肯定是首当其冲要去尽快占领的重要目标。在五百码以外的兹纳蒙卡大街和鲍罗维茨基广场对面，他可以听到枪战的交火声，克里姆林宫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为什么国防部没被攻占或围困？紧急求援的电文肯定已经通过楼顶上林立的天线发给了俄罗斯各地的部队。他查阅了一下随身携带的电话号码本，用车载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在科比雅科瓦基地，在与大门相距两百码的宿舍里，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整理了一下领带，正准备离开。他一直纳闷，为什么一定要穿制服去主持军官俱乐部的除夕晚会。到了早晨，制服肯定会搞得很脏，必须送到洗衣房去洗。除夕夜的庆祝活动是坦克兵指战员们最高兴最得意的时刻，他们可以不听上级军官的指令。

电话铃响了。肯定是副官来催促他，会抱怨说小伙子们想快点开始：首先是伏特加，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敬酒，然后是午夜时的食物和香槟。

“来了，来了。”他对着空房间说，伸手去抓电话听筒。

“安德烈耶夫少将？”他没有听出对方的声音。

“是的。”

“你不认识我。可以说，我是你已故舅舅的一个朋友。”

“哦。”

“他是好人。”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尽了努力，在那次采访时谴责了科马罗夫。”

“你在说些什么？你到底是谁？”

“伊戈尔·科马罗夫在莫斯科发动了一场政变，就在今晚。由他的走狗格里辛上校指挥。黑色卫队正在攻打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

“好了，玩笑开得够长了。回去喝酒吧，别打电话了。”

“少将，如果不信，你可以给莫斯科市内的熟人打个电话问问。”

“我为什么要打电话？”

“莫斯科城内枪声不断。半个城市都能听到。最后一件事情，杀害柯利亚大叔的是黑色卫队，他们是执行格里辛的命令。”

米沙·安德烈耶夫凝视着话筒，听着已经切断了的嗡嗡声。他生气了，因为他的私人电话被骚扰了，因为他的舅舅遭侮辱了。如果莫斯科发生了严重事件，国防部会立即通知首都一百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各个部队。

这个占地两百英亩的科比雅科瓦基地，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四十六公里，他知道这个距离，因为他在乘车时核对过里程表。这里也是他所指挥并为之自豪的“塔曼斯卡亚师”的家乡，这些精英坦克军人被称为“塔曼卫兵”。

他放回电话听筒。铃声又响了。

“快来吧，米沙，我们就等你来开始呢。”

是副官从俱乐部打来的电话。

“来了，科尼。我要打两个电话。”

“嗯，时间不要太长。否则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拨通了一个号码。

“这里是国防部。”一个声音说。

“请接夜间值班军官。”

很快，线路上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哪一位？”

“安德烈耶夫少将，‘塔曼斯卡亚师’师长。”

“我是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

“哦，对不起，打搅您了，长官。莫斯科一切正常吧？”

“当然了。为什么不正常呢？”

“没理由不正常，部长。我刚才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可以动员……”

“留在基地里，少将。这是命令。所有部队都必须留在基地。回到军官俱乐部去吧。”

“是，长官。”

他又放下了电话。国防部副部长？除夕夜十点钟还待在电话总机室里？他为什么没与家人待在一起？为什么没与情妇在乡间某个地方幽会？他绞尽脑汁去想一个名字，那是以前在参谋学院时的一个同学，后来加入情报部队，在军情局当上了情报官。最后，他查阅了保密的军用电话号码本，拨了那个号码。

他听到电话铃声响了好长时间，于是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差十分。肯定都喝醉了。科丁卡机场有人来接听电话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到一个声音在尖叫：“喂，谁呀？”

他听到对方的背景中传来了一阵“哒哒”声。

“你哪位？”他问道，“德米多夫上校在吗？”

“我怎么知道？”那声音尖叫着，“我正趴在地上躲避子弹呢。你是国防部吗？”

“不是。”

“嗯，听着，朋友，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赶快派兵增援。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什么增援？”

“叫国防部从城外派兵，这里闹翻天了。”

说话人“砰”的一声搁下了电话，可能是爬到旁边去了。

安德烈耶夫少将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响着忙音的话筒。不，国防部不会的，他心里想道。国防部不会派遣援兵的。

他接到的命令是正式的，也是坚决的，是来自一位四星上将和政府部长的命令。留在基地里。他可以执行命令，由此他的事业将一帆风顺。

他凝视四十码开外白雪覆盖着的砾石路，军官俱乐部的窗户灯火通明，夹杂着笑声和欢乐的祝酒声。

但他在雪地里看到了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旁边依偎着一个军校的小学员。不管他们答应你什么，那位高个子说，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晋升，或者授予你什么荣誉，我要你永远不去背叛这些人。

他伸手按下电话，结束了通话，然后又拨了两个数字。他的副官来接听了，后面传来了雷鸣般的欢笑声。

“科尼，我不管现在有多少辆T-80坦克和BTR装甲战车能开动，我要求在一个小时内，让基地里所有能移动的装备都做好出发的准备，每一个能站起来的战士都全副武装起来。”

线路上一阵静寂。

“头儿，这是真的吗？”科尼问道。

“是真的，科尼。‘塔曼斯卡亚师’准备开赴莫斯科。”

2000年元旦凌晨零点刚过一分钟，“塔曼卫兵”的第一辆坦克隆隆响着离开科比雅科瓦基地，朝着明斯克公路和克里姆林宫驶去。

从基地到公路之间只有三公里的狭窄乡间道路，在这段路面上，由二十六辆T-80主战坦克和四十一辆BTR-80装甲运兵车组成的车队，只能排成一路纵队减速行驶。

外面的主公路分左右车道，安德烈耶夫少将下令占据所有的车道行驶，并把车速提高到了最大的巡航速度。白天的云团已经碎裂成云块，其间露出了明亮而脆弱的星星。在轰鸣前进的坦克车队两边，松林在寒气中发出了轻轻的噼噼啪啪的响声。现在他们在以每小时六十多公里的速度巡航。前方一辆孤独的小汽车开过来了。透过车灯，司机看到一大堆灰色的钢铁在轰隆隆响着朝他扑过来，他直接把汽车开到林子里去避让了。

距莫斯科还有十公里的时候，坦克纵队来到了边界上的警察哨所。在铁皮棚屋里面，四位民警从窗沿向外张望，看到车队后缩回去了。坦克车队经过时的震动，使得岗亭的棚屋不停地颤抖，他们提着酒瓶子，相互抱成了一团。

安德烈耶夫在领头的坦克里，他首先看到了堵路的卡车。之前，一些私家车在夜间到达过路障前面，等了一会儿，然后掉头返回了。坦克车队不可能在这里耽搁时间。

“自由射击。”安德烈耶夫说。

炮手斜眼瞄了一下，用炮塔上的125毫米加农炮发射了一颗炮弹。相隔四百码的距离，炮弹依然是刚刚离开炮口时的初速，它击中了一辆卡车，把它炸得四分五裂。在安德烈耶夫坦克的旁边，公路另一边与他并行的，是他副官的坦克，他们也发射了一发炮弹，把另一辆卡车炸毁了。路障后面的掩体里，各种轻武器开火了。

在坦克炮塔的钢板圆顶内，安德烈耶夫的机枪手用12.7毫米的重机枪向他那边的路面猛烈扫射，轻武器的射击停止了。

当坦克车队雷鸣般地驶过时，青年战斗队员们吓呆了，他们凝视着被摧毁了的路障和掩体，逃进了夜色之中。

又行驶了六公里后，安德烈耶夫把车队的速度降到每小时三十公里，命令分出两拨人马。他派遣五辆坦克和十辆装甲运兵车右转，去解救科丁卡机场兵营里被围困的驻军，根据预感，又派出另外五辆坦克和十辆装甲车向左边，去保护东北方向的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在花园环路上，他命令剩余的十六辆T-80坦克和二十一辆装甲运兵车拐向右边去库德林斯卡亚广场，然后左转去国防部。

坦克车队现在又是单列行进了，车速降到了每小时二十公里，履带碾过柏油路面，朝着克里姆林宫进发。

在国防部的地下通讯室里，布托夫副部长听到了在他头顶上方响起的隆隆声，他知道，战争中的城市里只有一种装备才会产生那种重击声。

坦克纵队一路轰鸣，穿过阿尔巴特广场，经过国防部，现在直接朝着鲍罗维茨基广场驶去，广场的另一边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坦克和装甲车里的战士们都没有注意到与其他汽车一起停在广场边上的一辆轿车，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身穿棉衣、脚蹬靴子的身影离开那辆轿车，一路小跑跟在了他们后面。

在红玫瑰酒馆，俄罗斯首都的爱尔兰人确信这个新年过得不错，庆祝活动很热闹，从街上和广场对面的克里姆林宫方向不断传来一阵阵爆竹炸响的声音，这时候第一辆T-80坦克咆哮着从窗户外面驶过去了。

爱尔兰使馆的文化随员手里拿着一杯吉尼斯黑啤酒，他看了一眼窗外，对酒吧服务员说：“天哪，帕特，那是坦克吗？”

鲍罗维茨基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卫队的BTR-80装甲运兵车，车上的加农炮在扫射围墙。最后一批总统卫兵就是从围墙上面撤离的。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地面上已经勇敢地战斗了四个小时，等待着援军的到来，他们不知道科林将军的其余部队在莫斯科郊外遭遇了伏击。

到凌晨一点钟，黑色卫队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内所有的区域，但围墙顶部除外，该围墙周长两千两百三十五米，顶部很宽，可以五个人并列行走。最后几百名总统卫兵就是蜷缩在墙顶，守卫着从下面通上来的狭窄的石阶，阻止格里辛武装人员最后的征服。

安德烈耶夫的领头坦克，从鲍罗维茨基广场的西侧进入到这片开阔地，看到了黑色卫队的那辆装甲运兵车。一发近距离射击的炮弹把装甲车炸成了碎片。坦克纷纷从装甲车的残骸上碾过去后，履带把装甲车的碎片甩到旁边去了。

凌晨一点零四分，安德烈耶夫将军的T-80坦克穿过两边树木成行的入口道路，到达克里姆林宫前面的塔楼和大门，驶进拱门下，碾过被炸毁的大门和铁栅栏，进入了克里姆林宫。

如同以前他的舅舅那样，安德烈耶夫也不喜欢蹲在封闭的炮塔下面，通过瞭望镜去窥视外面。炮塔盖子掀到后面去了，他的脑袋和躯干出现在寒风之中，钢盔和风镜遮住了他的脸部。

T-80坦克一辆接一辆驶过大殿、弹痕累累的报喜大教堂和天使长大教堂【43】，经过沙皇钟王，进入了伊万诺夫广场。这个广场以前是莫斯科发言人宣读沙皇法律的地方。

黑色卫队的两辆装甲车试图攻击他，结果都被炸成了滚烫的金属碎片。

在他的旁边，7.62毫米轻机枪和12.7毫米重机枪在持续发出“哒哒”的响声，朝着被坦克探照灯所照到的四处逃窜的暴乱分子射击。

在克里姆林宫七十三英亩的土地上，还有三千多个勇猛的黑色卫兵，如果安德烈耶夫的地面战斗小组离开战车，那是没有意义的。差不多两百人的战斗小组，失去了战车保护的同等条件下，与对手的区别不大。但他们有装甲的保护，就不是同等条件了。

格里辛没料到会有装甲部队，他没有携带反坦克武器。“塔曼斯卡亚师”的装甲运兵车重量轻，行动灵活，可以穿过小巷，而坦克则不行。在外面的开阔地上，坦克上面的机关枪在等待时机，不在乎反击的火力。

然而真正可怕的是心理作用。对步兵战士来说，坦克是怪兽，里面的乘员通过看不见的装甲玻璃向外窥视，炮塔上机枪枪管旋转着，寻找和捕捉更多晕头转向的目标。

在五十分钟内，黑色卫兵们崩溃了，他们四处逃窜，在教堂和宫殿里寻找避难处所。有些人找到了，其他人在开阔地上被装甲车的炮弹或坦克的机关枪击中了。

在市内的其他地方，不同的战斗处于不同的阶段。“阿尔法”小组就要对内务部联邦武警的兵营发起冲击时，其中一个人从无线电里听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一声尖叫。那是一名极度惊恐的黑色卫兵在呼叫求援。但他错误地提到了T-80的干预。“坦克”这个词语迅速传遍了“阿尔法”小组，于是他们决定到此为止。事情并不像格里辛原先答应他们的那样。他曾经发誓这是一次奇袭行动，具有火力的优势，能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结果事情全都不是这样。他们撤退了，为的是保全自己。

在市政厅，新俄罗斯运动的街头匪帮已经被车臣人打得落花流水。

在老广场，在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的特警部队支援下，联邦武警部队已经把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保安公司雇佣兵赶出了政府大楼。

在科丁卡机场，潮水正在转向。五辆坦克和十辆BTR装甲运兵车已经从侧面打败了“信号旗”特种部队，一些轻装备的特种部队战士正在基地内迷宫般的机库和仓库之间夺路逃跑。

杜马依然由保安公司的私人武装占领着，但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事可干，只能用无线电监听来自其他地方的消息。他们也听到了从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求救尖叫声，认识到坦克的威力，开始撤退了，每个人都在自我安慰，希望能碰上好运气，永远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奥斯坦基诺依然属于格里辛，但预定早晨要发布的胜利宣言看来要先搁置了。两千名黑色卫兵从窗口上看到坦克慢慢地从大街上开过来，他们自己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起火燃烧。

克里姆林宫修建在河岸的陡坡上，坡上布满了树木和灌木，其中许多是常青的。西墙下面是亚历山大花园。树丛中有几条小径可通往鲍罗维茨基塔门。围墙内的战士们都没有看见一个孤单的身影从树丛中出来，向敞开的大门移动过去，他们也没有看到他爬上最后的一段斜坡，悄悄地溜到了里面。

当他出现在拱门时，安德烈耶夫手下一辆坦克的探照灯照到了他，但坦克乘员把他当作自己人了。他的棉衣与他们自己的棉背心相类似，他的圆皮帽看上去更像是他们自己的头盔，而不像格里辛部队的黑色钢盔。探照灯后面的“塔曼卫兵”战士把他当成是一名坦克兵，从受损的装甲车下来，在拱门下寻求掩护。

探照灯光束从他身上掠过，去照别处了。灯光移去后，杰森·蒙克离开拱门，在松树的掩护下，跑到了大门的右侧。黑暗中，他观察着，等待着。

克里姆林宫周边有十九座塔楼，但只有三座设有可通行的大门。游客通过鲍罗维茨基大门或三位一体大门进出，车马走的是救世主塔楼大门。现在这三道大门中只有鲍罗维茨基塔门是敞开的，他就在这道大门的旁边。

如果有人想逃走，他就必须离开围墙内这个封闭的区域。黎明后，政府军将把败兵全都赶出来，把他们从最后的门洞、教堂的法衣室、配餐间和食品柜，甚至是救世主花园下面的指挥部密室里抓出来。想活命又不想进监狱的人，都知道必须通过这个唯一敞开的大门尽快离去。

从站立的地方，蒙克可以看到对面的珍宝馆，那是俄罗斯有着千年历史的珍宝屋。馆门已被一辆转弯的坦克屁股给撞坏了，支离破碎地悬挂在门框上。一辆黑色卫队的装甲运兵车正在燃烧，火光映照在珍宝馆的门面上。

交战的潮水，从鲍罗维茨基塔门涌向了堡垒东北部的元老院和兵器馆。正在燃烧的车辆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刚过两点钟，他发现大殿的墙边有了动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跑过来了，他猫着腰，很快跑到了珍宝馆的正面。在燃烧的装甲车前，他停顿了一下，回头去看是否有人在追踪。一只轮胎着火了，燃起了火焰，迫使那个逃跑的人很快转过身来。借着黄色的火光，蒙克看清到了那张脸。他以前只见过一次。是在一张照片上，是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人心果湾海滩上看到的。他从隐藏的树木后面走出来了。

“格里辛。”

那个人抬起头来，去看松树下面的阴影处。然后他看到了喊他的人。他携带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是枪托能够折叠的AK-74型。蒙克看到枪管抬起来了，躲到了一棵冷杉后面。一阵枪声响起，树木的碎片从树干上纷纷落下。射击停止了。

蒙克从树干侧面去看。格里辛不见了。他与大门之间相距五十码，但蒙克与大门只相隔十码。他还没有跑出大门。

蒙克及时发现AK-74的枪口从损坏的门道里伸出来，于是又退回去隐蔽。子弹击中了他前面的一棵树。枪声又停止了。他估计两次射击应该已经用去了一个弹夹的子弹。他离开冷杉树，跑到通道对面，身子贴在博物馆赭色的墙面上，把西格-绍尔自动手枪举到了胸前。

突击步枪的枪管又从门洞里出现了，枪手在寻找道路对面的目标。由于没有看见目标，格里辛又向前走了一步。

蒙克的子弹击中了AK的枪托，强大的冲击力把枪械从上校手中打落下来。突击步枪落地后滑移到路面上，超出了伸手可及的范围。蒙克听到里面的石砌地面上响起了脚步跑动的声音。他迅速离开正在燃烧的装甲车，蹲伏到了珍宝馆门厅内的黑暗之中。

这座博物馆有两层，共设九个大厅、五十五个展品橱柜。里面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历史文物，这些都是俄罗斯曾经拥有过的财富和权力，包括历代沙皇的所有物品，从皇冠、御座、兵器和衣袍到马勒，镶嵌着黄金、白银、钻石、翡翠、宝石和珍珠。

在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蒙克可以分辨出前面通往楼上的台阶轮廓。他的左边是圆形的拱门，通往底层的四个大厅。他听到里面响起了一记轻微的撞击声，好像是有人碰到了展品橱柜。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伞兵的翻滚动作，迅速穿过拱门，然后在黑暗中继续翻滚，到了一道墙边。在穿过门洞时，他隐约看到了枪口火焰的蓝白色闪光，他头顶上方的一个橱柜中了弹，玻璃碎片落在了他的身上。

虽然他看不见，但这个大厅又长又窄，两边都是长条的玻璃橱柜，中间还有一个展示区，也是夹在玻璃柜子之间。一旦点上电灯，这些展柜展现在游客面前的，将是价值无量的加冕黄袍，有俄罗斯的、土耳其的和波斯的，全都是俄国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历代沙皇的遗物。如果从这些衣袍上剪下任何一小片织物，连同上面的珠宝，是足以让一个工人生活好几年的。

蒙克身上最后的一片玻璃落到了地上，他竖起耳朵，终于听到了一声喘气，似乎有人在呼吸时尽量憋住不致喘气。他捡起一块三角形的平板碎玻璃，用投高球的方式朝黑暗中发出声音的方向抛了过去。

碎玻璃落到了一个玻璃橱柜上，又是一次疯狂的射击，枪声与回音之间响起了脚步跑动的声音。蒙克蹲起来，弯着腰向前跑去，躲进了中心展区的橱柜后面，这时候他明白格里辛已经退到了下一个展厅里，在等待着他。

蒙克进入到连通的拱门里，手里又拿上了一片玻璃。做好准备后，他用力把玻璃扔到了大厅的远处，然后穿过拱门，立即躲进了旁边一只柜子后面。这一次没有子弹射过来。

在黑暗中恢复视力之后，他明白自己位于一个较小的展厅里，里面陈列着镶有珠宝和象牙的御座。虽然他并不知道，但伊凡雷帝的加冕御座就在他左边咫尺之遥，后面是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御座。

蒙克前面的那个人显然一直在奔跑，因为蒙克在树林里休息过了，呼吸一直很均匀，他可以听到他前面的格里辛正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他举起胳膊，用自动手枪的枪管敲了敲头顶上方的玻璃，然后放下了手。他看到黑暗中一支枪口的闪光，于是迅速回击。在他的头顶，更多的玻璃破碎了，格里辛的子弹把沙皇阿列克谢御座上的许多宝石击落了。

蒙克的子弹肯定是很接近了，因为格里辛一个转身，跑到下一个展厅去了。蒙克是不知道的，而格里辛肯定已经忘记了，那是最后一个展厅，是一条死胡同，那里摆放的是古代的马车。

听到前面匆忙的脚步声，趁格里辛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新的狙击位置，蒙克很快跟了过去。

他到达了最后一个展厅，躲在了一辆装饰华丽、有金色水果浮雕的十七世纪四轮大马车后面。这些马车至少可以提供隐蔽，但也把格里辛隐藏起来了。每一辆马车都放在一个突起的平台上面，周边不是用玻璃柜子封住，而是用绳子和立柱，把游客挡在外面。

他前面的那辆四轮大马车，是1600年由英王伊丽莎白一世赠予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他从马车的背后向外窥视，试图发现敌人，但大厅里漆黑一片，只能模糊地分辨出那些马车的轮廓。

他观察的时候，在高高的小窗户外面，云块散开了，一抹月光滤进了窗内。这些窗玻璃都是防盗和双层的，透进来的月光相当暗淡。

然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黑暗中有一个小亮点，在女沙皇伊丽莎白那辆豪华镀金的马车轮子后面。

蒙克努力回想起射击教官西姆斯先生在福布斯城堡培训时的教导。双手握枪，年轻人，握紧握稳。别理会《龙虎双侠》里的那一套，那是虚构的。

蒙克用双手举起西格-绍尔手枪，瞄准了亮点上方四英寸的部位。缓慢呼吸，双手握稳，开火。

子弹穿过车轮的辐条，击中了后面的什么东西。当回声渐渐消散，耳鸣停止以后，他听到有个沉重的物体砰然倒在了地上。

有可能是花招。他等了一会儿，然后看到马车旁边地面上的那个模糊的轮廓确实没有移动。他以一辆辆古董木质马车为掩护，慢慢靠近过去，看到了一个躯干和一颗脑袋，面朝下趴在地上。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走上去，手里握着枪，把地上的身体翻了过来。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的左眼上方被子弹击中了。西姆斯先生肯定会说，这能使对手的动作稍微减慢一点。杰森·蒙克俯视着他的仇人，心中没有任何感觉。这是罪有应得。

他把枪放进口袋，弯腰拿起死者的左手，把一个东西拉了出来。

在黑暗中，那个小物品躺在他的手心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那是美国的天然银质物品，镶嵌在上面的发光绿宝石，是由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犹特人或纳瓦霍人在山里开采出来的。那是从他自己国家的山区里带来的一枚戒指，在雅尔塔公园里的凳子上赠予了一个勇敢的人，又在勒福托沃监狱的院子里被从一具尸体的手指上扯了下来。

他把戒指放进衣服口袋，返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回去。莫斯科战斗结束了。

尾 声

1月1日元旦早晨，莫斯科和俄罗斯人民一觉醒来，就知道了他们的首都发生的严重事件。电视摄像机把镜头转播到了这片辽阔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看到这个情况，全国人民震惊了。

克里姆林宫围墙内一片狼藉：圣母升天大教堂、天使报喜大教堂、天使长大教堂的正面，都是弹痕累累，雪地上和冰面上撒满了碎玻璃。

多棱宫的外部被起火燃烧的车辆熏黑了，元老院和克里姆林宫大殿的墙面被机关枪扫射得面目全非。

两具缩成一团的尸体，躺在沙皇炮王下面。清理小组还在兵器馆和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搬出了其他的尸体，那是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躲起来避难的人。

在其他地方，黑色卫队的装甲运兵车和卡车，在晨光下已被烧焦烧黑。曾经被火焰熔化了的沥青路面表层，又在严寒中冷却，变得像海浪般起伏不平。

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立即从度假屋飞回来，并于午后不久抵达了。下午晚些时候，他接见了莫斯科和全俄大主教。

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阿列克谢二世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干预。他敦促说，按计划继续在1月16日进行新的总统大选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一天，应该就恢复君主制的议题进行全民公决。

讽刺的是，马尔科夫对这个主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是傻瓜，四年前，作为一名老练的官员和有石油界工作背景的大人物，他被已故的切尔卡索夫总统任命为总理。虽然根据俄罗斯的体制，大部分权力是在总统手里，总理的权力要少得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欣赏行政职务的权力。

在切尔卡索夫因心脏病去世后的六个月里，他更加体会到了大权在握的乐趣。

从竞选的角度来看，爱国力量联盟已经消亡了，他知道竞选将在他本人和社会主义联盟的新共产党之间进行。他还知道，他很可能会败北。但君主立宪制，则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来担任政府首脑，即首相，并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这个首相，他心里想，难道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吗？

那天晚上，伊凡·马尔科夫发布总统令，要求杜马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

1月3日，代表们从俄罗斯各地陆续回到了莫斯科，他们来自西伯利亚的偏远角落，有些来自北部荒凉的阿尔汉格尔。

杜马的紧急会议，于1月4日在基本未损坏的白宫召开了。会议的气氛很严肃，尤其是爱国力量联盟的代表，他们都很痛苦，向愿意倾听的人们解释说，他们对伊戈尔·科马罗夫在除夕夜的疯狂举动一无所知。

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建议1月16日依然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但议题是关于恢复君主立宪制。由于不是杜马代表，他不能正式提出这个动议。这事由议长提出来了，他是马尔科夫的民主联盟党成员。

新共产党眼睁睁地看着总统的权力在从他们的手指缝中溜走，他们的全体党员代表都投了反对票。但马尔科夫早就有所准备。

当天上午，担心自己安全的爱国力量联盟代表，都被逐个安排了秘密谈话。他们得到的承诺是，如果支持代总统，他们就能保留议员的拘捕豁免权，还意味着他们可以保留在议会中的席位。

民主联盟的票数，加上爱国力量联盟的，超过了新共产党的票数。该项动议获得了通过。

从技术角度来说，从大选改为全民公决的变化并不是难以操作的。投票站都已经建立就位了，唯一的任务是加印和发行一亿零五百万张选票，印上一个简单的问题和两个方框，一个表示“赞成”，另一个表示“反对”。

1月5日，在俄罗斯北部小港口维堡，一个叫比奥特尔·格罗莫夫的港口安全警察，为历史添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刚过黎明时，他注视着瑞典货船“英格丽B”号准备起航驶向哥德堡。

他正要转身回小屋去吃早饭的时候，发现码头上的一堆木条箱后面出现两个穿蓝色雨衣的身影，朝着马上就要收起的舷梯走过去。凭着直觉，他大喝一声要他们站住。

那两个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快步跑向舷梯。格罗莫夫掏出手枪，朝空中鸣枪示警。这是三年来他在码头上第一次开枪，他感到很开心。两个海员停住了脚步。

他们的证件表明，他们都是瑞典人。较年轻的人能说英语，而格罗莫夫只懂几个英语单词。但他已经在码头上工作多年，瑞典语倒是说得不错。他用瑞典语对年长者厉声喝问：“为什么这么匆忙？”

那人一言未发。他们两人都听不懂他说的话。他伸手摘去了年长者头上戴着的圆皮帽。面孔似乎有点熟悉。他以前在哪里见到过。民警和试图逃跑的俄罗斯人对视着。这张面孔……在电视里……在集会的讲台上……朝着欢呼的人群大声叫喊。

“我认识你，”他说，“你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科马罗夫和库兹涅佐夫被捕了，并被带回了莫斯科。前爱国力量联盟的领袖立即被指控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他被扣押起来等候审判。讽刺的是，他被关押在勒福托沃监狱。

十天来，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引起了报刊、广播和电视的充分关注，权威人士一个接一个高谈阔论，发表他们的观点。

1月14日星期五下午，格雷戈尔·卢萨科夫神父在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场组织了一场信仰复兴运动的集会。如同科马罗夫以前在那里演讲过那样，他的宣讲传遍了俄罗斯大地，据民意测验专家后来估计，受众约有八千万人。

他的主题简单明了。七十年来，俄罗斯人民一直在崇拜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但都被出卖了。十五年来，他们在试探共和制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发现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敦促听众次日上午返回他们的先辈所崇拜的上帝那里，去教堂祈求神灵的指点。

外国观察家们长久以来就有一种印象，即经过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俄罗斯人口的大部分是城市居民。这个推测是错误的。即使是时至1999年的冬天，在从白俄罗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横跨六千英里、穿越九个时区的辽阔的土地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俄罗斯人，依然居住在许多不起眼的、没有记录的小镇、村庄和乡间。

在这些不起眼的土地上有十万个教区，包含了上百位俄罗斯东正教主教，每个教区都有其或大或小的洋葱头式的圆顶教区教堂。1月16日星期天上午，百分之七十的俄罗斯人冒着严寒涌进了这些教堂，在每一个讲道坛上，教区的牧师都在宣读大主教的书信。这封后来被称为伟大的教皇通谕的信件，很可能是阿列克谢二世发表过的最有影响力、最感动人心的书信。那是上星期在一次大主教辖区和教区的秘密会议上通过的，虽然未能获得一致同意，但投票结果还是令人信服的。

上午的仪式结束后，俄罗斯人从教堂走向投票站投票。由于地域辽阔以及农村地区缺乏电子技术设备，计票花了两天时间。在有效选票中，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五赞成，百分之三十五反对。

1月20日，杜马接受并批准这个结果，还通过了另外两个动议。其一是进一步延长伊凡·马尔科夫的代总统任期至3月31日。第二是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把全民公决的结果载入法律之中。

2月20日，代总统和全俄的杜马向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一位王子发出了邀请，请他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中接受全俄沙皇的称号并担当相应的职责。

过了十天，一架俄罗斯客机经过长途飞行后，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

冬天即将过去。气温已经上升到了零上好几度，太阳出来了。在这座供专机起降的小机场后面，桦树和松树林里有了一股潮湿泥土的芳香，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端。

马尔科夫率领一个大型的欢迎代表团，等候在机场航站楼的前面。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杜马的议长、各主要政党的领袖、俄军总参谋长和大主教阿列克谢。

杜马邀请的那个人迈步走出了飞机，他是英国温莎王室五十七岁的王子。

在西方遥远的英格兰，在兰顿马特拉弗斯村庄外面，在一座原先的马车房里，奈杰尔·欧文爵士在观看电视里的这个欢迎仪式。

欧文夫人在厨房里洗刷早餐的碗碟，她总是在清洁工莫伊尔太太来打扫卫生之前完成这事。

“你在看什么，奈杰尔？”她一边放掉水槽里的洗涤水，一边问道，“你上午从来不看电视的。”

“在俄罗斯发生的一件事情，亲爱的。”

这是一场比分相当接近的竞争，他沉思着。他遵从自己的原则，以最少的力量摧毁了一个更富有、更强大、人数更多的对手，这种摧毁的成功只能依靠计谋和骗术。

他的第一阶段，是要求杰森·蒙克寻找在看过《黑色宣言》后会畏惧或鄙视科马罗夫的那些人，与之建立起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当中的第一类，是注定要被俄罗斯纳粹摧毁的——车臣人、犹太人和曾经迫害过科马罗夫盟友黑手党的民警；第二类是教会和军队，其代表人物是大主教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将军尼古拉·尼古拉耶夫。

下一个任务是在敌人阵营里安插一个线人，不是去偷取内部情报，而是把假情报渗透进去。

蒙克还在福布斯城堡受训的时候，这位间谍头子就已经悄悄地去了一趟莫斯科，与一些低层的卧底间谍重新取得了联系，那是他在多年前招募的长期潜伏人员。其中就有前莫斯科大学教授克利莫夫斯基，他饲养的信鸽在过去就已被证明是相当有用的。

当教授在苏联时期因为提倡民主改革而失去工作之后，他儿子马克西姆也失去了进高中读书的机会，上大学更是无从谈起。这个年轻人漂泊到教堂，在各个教区待过后，最终被接纳为大主教阿列克谢的男仆和管家。

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奉命四次向格里辛上校出卖欧文和蒙克。这只是为了获取敌人阵营内黑色卫队指挥官的信任，争取当一个线人。

前两次，欧文和蒙克分别都在格里辛出现之前逃走了，但最后两次他们都未能及时离开，不得不经过拼杀才突围出来。

欧文的第三个规则，不是要使敌人相信没有反对他的行动，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使敌人确信危险存在于某个地方，经过应付后，已经消除了。

在第二次访问大主教的住宅后，欧文不得不继续待着，以给格里辛及其同伙留出时间，让他们在他外出的时候去袭击他的房间，去发现他的公文包，去给那封有牵连的信函拍照。

信件是伪造的，是在欧文前一次访问大主教的时候，根据马克西姆神父搞到的大主教的真实信纸和他的手迹样本，在伦敦制作的。

在信中，大主教显然告诉收信人，他热情支持在俄罗斯恢复君主制的主意（这不真实，因为他只是正在考虑这事），他催促收信人接受这个职位。

不幸的是搞错了王子。收信人的名字是谢苗王子，他与女朋友和几匹马一起住在诺曼底的一座石砌农房里。他注定会成为牺牲品。

杰森·蒙克对大主教的第二次访问，标志着第四阶段的开始——鼓动敌人对一种感觉到的、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威胁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这是通过那盘捏造的蒙克与阿列克谢二世谈话的录音磁带来完成的。

大主教的真实话音样本，是在欧文第一次访问时获得的，因为他的译员布莱恩·文森特身上带有录音机。蒙克在福布斯城堡期间，就曾经在录音带上把他的话音录制了几个小时。

在伦敦，一位俄罗斯的模仿演员提供了阿列克谢二世显然在磁带上说过的话语。利用电脑的话音技术，把那盘录音磁带制作出来了，包括咖啡杯的搅动声音。马克西姆神父，从经过门厅的欧文手里接过那盘磁带后，只是把它从一台录音机转录到格里辛交给他的另一台上。

磁带上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彼得罗夫斯基少将不会继续去袭击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因为蒙克从车臣人那里收集到的有关该黑手党对手的所有情况，都已经转给他了。而且赌场下面的财务资料，并不能证明多尔戈鲁基在资助爱国力量联盟的竞选活动。

尼古拉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在新年后的一系列访谈中继续谴责科马罗夫。该说的他都说了，一次就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大主教根本无意去干预代总统，没去敦促说科马罗夫应被宣布为不合格的人选。他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他不会去干涉政治。

但科马罗夫和格里辛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还以为掌握了对手的动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危险，他们反应过激过火，发动了四次暗杀行动。预料到他们会动手，蒙克向所有的四个目标都发出了警报。只有一个人没把警告当一回事。直到12月21日夜晚，甚至更后面，科马罗夫仍有希望以相当大的优势赢得大选。

12月21日后，第五阶段开始了。蒙克把对科马罗夫的仇视范围，从极少数几个看过《黑色宣言》的人，扩大到媒体的强烈抨击，从而激起了过度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蒙克渗入了虚假情报，其大意是科马罗夫所遭受的持续耻辱，都是黑色卫队的一个高级军官所泄露的。

在政治上，以及在人们的许多事务上，成功会孕育更多的成功，而失败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失败。随着对科马罗夫批评的增多，潜伏在所有暴君身上的偏执也增加了。奈杰尔·欧文的最后一着棋就是利用这种偏执，并抱着一线希望，指望马克西姆神父这艘不太适航的船不致使他落水。

大主教从札戈尔斯克回来后，根本没去找过代总统。新年前四天，俄罗斯的国家机关，根本没想过要在元旦那天突然进攻黑色卫队并逮捕科马罗夫。

通过马克西姆神父，欧文使用了老规则，使敌人相信他的对手人数更多、力量更强，而且下定了决心，其实不然。对第二个“骗局”深信不疑后，科马罗夫决定先发制人。接到了蒙克的预警后，俄罗斯国家机关进行了自卫。

虽然奈杰尔·欧文爵士并不经常去教堂，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刻苦钻研《圣经》，其中的人物，他最喜欢的是希伯来勇士基甸。

如同他在苏格兰高地时对蒙克所解释的，基甸是特种部队的第一个指挥官，也是开展夜间奇袭的第一个提议者。

面对一万名志愿者，基甸只选择了三百名精兵，是最坚强和最优秀的人员。当他对在耶斯列平原安营扎寨的米甸人发起夜袭时，他使用了三个战术，即猛烈的惊醒、明亮的火光和破碎的噪音，使更为强大的部队感到迷惑和惊慌。

“他所做的事情，年轻人，就是使处于半惊醒状态下的米甸人相信，他们正面对着一场大规模的非常危险的进攻。因此他们惊慌了，他们逃跑了。”

他们不仅逃跑了，而且还在黑暗中自相砍杀【44】。通过另一种误导，格里辛信以为真，逮捕了他自己的所有高级军官。

欧文夫人走进来，关掉了电视。

“来吧，奈杰尔，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得去挖早熟的土豆了。”

间谍头子站了起来。

“当然，”他说，“春天的早熟作物。我去穿靴子。”

他讨厌挖掘，但是他确实非常爱佩妮·欧文。

加勒比海，刚过中午，“狐仙”号离开海龟湾，朝着出海水道驶过去了。

在去暗礁的半途中，亚瑟·迪恩驾着“银色深海”号驶过来与之并行。他的船尾有两位潜水游客。

“嗨，杰森，你回来了啊？”

“是的。在欧洲待了一阵子。”

“那里怎么样？”

蒙克想了一下。

“有劲。”他说。

“很高兴看到你回来，”迪恩去看“狐仙”号的后甲板，“你没有租船的客人？”

“没有。在岬角外十英里处，有大批刺鲅在游动。我打算给自己去搞一些。”

亚瑟·迪恩露出了微笑，表示理解。

“绷紧鱼线，朋友。”

“银色深海”号加大油门，快速离去了。“狐仙”号穿过了水道，蒙克感觉到脚下大海浪潮的涌动，还有吹拂在脸上的带有一丝甜味的海风。

他加大航速，驾着“狐仙”号离开岛屿，朝着外面孤独的大海和天空驶去。

附录    主要人物表

美国人

杰森·蒙克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

凯里·乔丹 前中央情报局（行动）副局长

奥尔德里奇·哈森·埃姆斯 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代号“铃铛”

肯·马尔格卢 前中央情报局特工，埃姆斯的朋友

哈利·冈特 前中央情报局苏联处处长

索尔·内桑森 华盛顿和怀俄明州的金融家

英国人

奈杰尔·欧文爵士 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佩内洛普（佩妮）·欧文 奈杰尔的妻子

西莉亚·斯通 英国驻莫斯科使馆助理新闻随员

乔克·麦克唐纳 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情报站长

雨果·格雷 英国驻莫斯科使馆秘密情报局特工

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兹 英国驻莫斯科使馆秘密情报局特工

亨利·库姆斯爵士 秘密情报局局长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 秘密情报局伦敦总部俄罗斯处处长

布赖恩·沃辛 伦敦《每日电讯报》编辑

马克·杰斐逊 《每日电讯报》优秀专栏作者

威廉·帕尔默爵士 外交部常务副大臣

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 伦敦纹章学院宗谱专家

查兰、米奇、布莱恩·文森特 前英国特种部队战士

苏联人 / 俄罗斯人

伊戈尔·科马罗夫 俄罗斯极右翼党派爱国力量联盟领导人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 前克格勃情报官，后成为爱国力量联盟安全部长

鲍里斯·库兹涅佐夫 爱国力量联盟宣传部长

伊凡·马尔科夫 1999年7月以后的俄罗斯代总统

乌马尔·古纳耶夫 前克格勃情报官，后成为莫斯科黑手党老板

根纳季·久加诺夫 俄罗斯新共产党领袖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 自由民主党领袖

尤里·安德罗波夫 苏共中央总书记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继任

列昂尼德·泽伊采夫 爱国力量联盟总部清洁工

尼基塔·阿科波夫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

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 克格勃情报官，后被蒙克招募，代号“来山得”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上校 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克格勃情报站长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克格勃上校，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招募（198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1985—1991）

约瑟夫·切尔卡索夫 至1999年7月的俄罗斯总统

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将军 克格勃主席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 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后晋升为克格勃主席

维塔利·博亚罗夫将军 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

彼奥特尔(彼得)·索洛明 苏联军事情报局情报官，后被蒙克招募，代号“猎户座”

弗拉基米尔·梅楚拉耶夫上校 克格勃情报官

伊凡·布利诺夫教授 核物理学家，后被蒙克招募，代号“飞马座”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 苏联外交官，后被蒙克招募，代号“德尔斐”

格奥尔基·库兹明教授 莫斯科法医

瓦季姆·契尔诺夫 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刑警

巴维尔·沃尔斯基 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刑警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 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刑警

瓦西里·洛帕京 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刑警

阿列克谢二世 莫斯科和全俄大主教

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 大主教的仆人和管家

德米特里·博罗金 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刑警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将军 前苏联坦克部队退役的老军人（爱称：柯利亚大叔）

格雷戈尔·卢萨科夫神父 复兴运动的巡回传教士

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 前克格勃间谍头子

列昂尼德·格里戈里耶维奇·伯恩斯坦 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董事长

安东·古罗夫 莫斯科商业电视台高级主管

瓦伦金·彼得罗夫斯基将军 莫斯科民警局打黑部负责人

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 “塔曼斯卡亚师”师长

维亚切斯拉夫·布托夫将军 国防部副部长

谢尔盖·科林将军 克里姆林宫总统卫队长

阿斯兰、马戈茂德、谢里夫 车臣土匪及保镖

【1】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外号。——译注（本书中的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 亚谢涅沃：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所在地和代名词。

【3】 俄语：“谢谢”。

【4】 门罗主义：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此观点由詹姆斯·门罗总统发表于第七次对国会演说的国情咨文中，是美国涉外事务的转折点。

【5】 印度妇女的传统服饰。

【6】 来山得（？—前395年）：斯巴达人，古希腊军事家。凭借出色的外交手段，在获得波斯的支持之后，指挥斯巴达舰队于公元前405年在埃果斯河战役中，击溃了比自己强大的雅典海军，从而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7】 卡洛登战役：1746年4月6日，查理·爱德华率领的苏格兰詹姆斯党人在此迎击由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塔斯统率的英格兰军。这场著名战役仅仅持续了40分钟即以苏格兰军的惨败而告终，标志着詹姆斯党人使斯图亚特家庭重登英王宝座的幻想彻底破灭。

【8】 契卡：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俄文的缩写音译，是前苏联的一个情报组织，于1917年12月20日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创立。

【9】 苏人和夏延人都是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

【10】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一书，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11】 德尔斐：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殿而出名。

【12】 恶魔岛：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内的一座小岛，面积0.0763平方公里，四面峭壁深水，1963年之前曾用作监狱。

【13】 即叶甫根尼娅·罗季娜夫人，甑尼娅是叶甫根尼娅的昵称。

【14】 雷吉：雷金纳德的昵称。

【15】 总统日：每年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这一天美国人会用特殊的方式来重温历史，缅怀人们心中备受尊敬的伟大总统，学校和家长也会在这一天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了解和熟悉美国的历史。

【16】 维吉尔：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公元前19）。

【17】 内务人民委员会（NVKD）：相当于公安部和武警，其前身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分子特别委员会”，简称“肃反委员会”或“契卡”。1946年起改称为内务部（MVD）；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也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分离出去。

【18】 闪米特人，或闪族人：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19】 柯利亚：尼古拉的小名。

【20】 诺克斯堡：位于美国肯塔基州，是美联储的金库所在地。

【21】 昆亭可：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所在地和代名词。

【22】 罗思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号称欧洲“第六帝国”。

【23】 格里马迪王室：摩纳哥王室。

【24】 安娜斯塔西娅公主：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女儿，下文中的阿列克谢王子是尼古拉二世的儿子，两人都在1918年7月17日遭到屠杀。但世间一直传说，他们两人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25】 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

【26】 法国地中海的度假和旅游胜地，主要游览城市包括尼斯和戛纳。

【27】 埃利奥特·内斯（1903—1957），美国芝加哥人，1927年加入联邦禁酒局（当时美国实行禁酒令），组建了一支禁酒执法队，外号“碰不得”，与艾尔·卡彭的黑帮做斗争。

【28】 艾尔·卡彭（1899—1947），绰号“疤面”，生于纽约，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二十年代芝加哥黑社会老大，甚至被认为是芝加哥的“地下市长”。

【29】 莫洛托夫（1890—1986），苏联政治家、外交家，原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早年参加革命时，他把姓氏斯克里亚宾改为莫洛托夫，取俄语“锤子”之意。

【30】 女大公：在俄国，女大公是指沙皇的女儿、姐妹和儿媳，也叫公主。

【31】 公牛血：匈牙利的一种葡萄酒。

【32】 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简称，后发展成克格勃。

【33】 基甸：以色列人，曾率领三百犹太勇士击败米甸人。详见《圣经》旧约全书《士师记》。

【34】 指车臣人。车臣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北侧。

【35】 俄语的修道士“Monakh”就是英语的“Monk”，即蒙克。

【36】 古拉格：前苏联时期的劳改营。

【37】 洋葱头教堂：东正教教堂的俗称，因为教堂的尖顶像洋葱头形状。

【38】 米迦勒：大天使米迦勒是正义压倒暴力与邪恶的象征。这里指的是科马罗夫及其爱国力量联盟。

【39】 理查德二世：英格兰国王，1377年—1399年在位，1399年遭废黜后被囚禁在伦敦塔。

【40】 沃尔库塔：位于俄罗斯科米自治共和国东北角，距北极圈160公里，距莫斯科2000多公里。三十年代起设有劳改营。斯大林曾陆续驱赶两百万劳工到那里开采煤矿，其中180万人死于严寒，15万人遭到枪杀。

【41】 中空弹：又叫空尖弹，是弹头尖端中空的子弹，在种类上属于扩张型弹头，因会对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生理痛苦和巨大的心理恐慌，且会导致受害人缓慢死亡，是1899年《海牙公约》所禁止使用的弹头，但民间狩猎除外。

【42】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1099—1157），基辅大公，他于1147年建立了莫斯科城，他的雕像是在1954年设立的，用以纪念莫斯科建城800周年。

【43】 天使长大教堂：建于1505年—1508年，里面供奉着大天使长米迦勒，是历代沙皇的主要墓地。

【44】 基甸发动夜袭，以少胜多击败米甸人，源自《旧约全书·士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