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课件》系列丛书（1-10）

中信出版社

书名：《经济学课件》系列丛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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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课件I：
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

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1]

珍妮特·耶伦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逾五年，国内经济复苏悄然推进，或有星火燎原之势。2009年以来非农就业岗位已增加逾800万个，与本轮经济衰退过程中减少的就业数目基本持平。在汽车业强劲复苏的带动下，制造业产出已接近恢复到危机前的峰值水平。房地产行业复苏进程相对缓慢，但亦已出现回暖的迹象。不少分析人士乐观地预测，市场将在中期内实现充分就业，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也意识到任重而道远，我们长期期待的充分就业至少要两年以后才能真正实现。

本文中，我首先介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下简称FOMC）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并阐释FOMC如何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促进充分就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经济前景可期，但经济增长路径并不确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及时应对意外的波折变化。本文将重点讨论货币政策框架如何应对意外的经济变化，并分析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的相互作用。

一、经济前景预测

FOMC维持自2013年秋季以来的预测，即美国经济将持续温和复苏。最近几个月，一些指标显示经济出现转弱迹象，但经济前景是否出现了本质转变呢？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3年冬天，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极寒天气，FOMC认为这正是近期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主要论据包括：

劳动力市场方面，就业状况持续改善。目前，失业率为6.7%，较2013年下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他就业指标也反映出相同的趋势：一是待业人数、兼职工作人数下降，并且降幅均大于失业率降幅；二是前期持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今年以来开始出现回升。

通胀水平方面，私人消费物价指数走低，从2012年初的2.5%降至今年2月份的1%以下[2]，显著低于FOMC确定的2%长期目标。许多先行指标同样显示出通胀率疲软的迹象。但我们认为，导致通胀率走低的因素是暂时性的（例如：最近几个季度能源价格上升速度减缓，主要进口产品价格显著下降等），但长期通胀预期仍保持稳定。随着短期因素影响的减弱以及劳动市场继续回暖，预计通胀率将逐步回升至2%的水平。

因此，FOMC预计2016年末失业率将降至5.2%—5.6%左右，通胀率约为1.7%—2%左右[3]。如上述预测能够兑现，美国经济将在危机后的十年中首次达到就业充分、物价稳定的理想平衡状态。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然而，如果经济增长路径能被完全预测，央行行长的工作岂不成了小菜一碟，货币政策也就乏善可陈了。事实上，经济形势变化总是出人意料，所以FOMC仍需关注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FOMC关注的三大问题

（一）劳动力市场疲软现象是否显著？

就业最大化是FOMC的政策目标之一。但准确评估“就业最大化”的条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前正处于经济复苏初期，距离“就业最大化”状态尚有明显距离，上述难题并不突出。然而，随着目标逐步接近，判定“就业最大化”将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FOMC需要形成一套严谨的方法，准确地测度劳动力市场复苏是否全面实现。FOMC在其长期目标及货币政策声明中强调，这种判断往往具有不确定性，需对一系列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4]。

所谓劳动力市场疲软（labor market slack），是指实际就业水平与FOMC政策目标之间的缺口，最佳判定指标是失业率。目前失业率为6.7%，比FOMC的长期失业率预测值（5.2%—5.6%）高出逾[5]1个百分点，就业缺口较为明显。我们认为上述缺口需要两年以上才能弥合。其他相关指标显示，劳动力市场疲软程度可能比失业率所反映出的情况还要严重。例如，非自愿兼职人员在劳动力中的占比仍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求职时间长达半年以上的失业人员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尽管较2010年的峰值已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危机前的水平[6]。长期失业率为何居高不下？在经济回暖后将降至何种水平？尽管市场对此一直存在争论。我认为，随着经济复苏形势明朗化，长期失业率水平将显著降低[7]。

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另一个表现是劳动参与率持续低迷。尽管劳动参与率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自然降低，但这一趋势在经济复苏期间明显强化。我个人认为，劳动参与率降低的部分原因正是劳动力市场疲软[8]。

工资上涨也是经济学界考察劳动力市场的常用指标。目前，工资上涨速度仍低于历史水平，但已经显现加速迹象。随着劳动力市场逐步回暖，FOMC将密切监测各项就业指标，判断劳动力市场是否仍处于疲软状态，并决定是否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就业。

（二）通胀水平是否回归2%的政策目标？

FOMC最近发表的声明中指出，通胀水平若持续低于2%，将对经济运行构成不利影响。因此，FOMC将采取措施以防止通胀率显著低于2%的政策目标，不利的经济表现更容易导致经济陷入通缩局面。历史上仅有的几次经验表明，通缩通常一发而不可收，导致长期经济萧条[9]，并可能伴生其他风险。例如，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低位的前提下，通胀率降低意味着实际利率水平升高，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将被削弱[10]。又如，长期通胀预期一直维持在2%，并已经反映在长期债务利率定价中，如实际通胀率显著低于这一预期值，居民及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将会加重，对经济复苏构成拖累。

那么，如何判断通胀率能否逐步回升到2%的政策目标呢？我认为应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尽管我们预期劳动力市场回暖将减少对于通胀水平的拖累，但同时应看到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劳动力市场持续低迷似乎并未对通胀水平构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劳动力市场回暖是否有助于通胀率回升，还需进一步观察确认[11]。第二，尽管我们认为通胀预期长期稳定在2%，通胀率将自然趋向该水平，但同时应考虑到当前这次经济复苏是史无先例的，上述回归趋势究竟有多强，仍需拭目以待。另外，尽管未来几年通胀走低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通胀率高于2%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通胀的威胁不能完全忽视，FOMC必须对预期之外的经济变化做好预案。

（三）哪些因素导致经济复苏偏离预测的轨迹？

过去几年，经济复苏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一波三折。例如，联邦政府的“财政悬崖”问题、欧债危机及其伴生的欧元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都曾令脆弱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FOMC始终密切关注这些预料之外的变化因素，并相应地调整经济前景预期。

预料之外的经济变化在货币政策制定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2010年4月，经济前景的预测曾一度非常乐观。美联储的紧急贷款计划规模已从危机期间的峰值水平明显回落；首轮资产购买计划即将完成；4月份的蓝筹调查（Blue Chip survey）中，私人部门预测失业率将逐步降至2011年四季度的8.6%。结果正是如此，2011年底的失业率如期降至8.6%[12]。

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2010年4月，蓝筹调查不仅预测失业率下降，还预期FMOC将很快提高联邦基金利率，2011年二季度联邦基金利率将被提高至1.3%[13]。但是，2010年7月，当时的经济复苏表现逊于预期，FOMC也对经济增长前景表示担忧，蓝筹调查将2011年中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值下调至0.8%；2010年10月，该调查预期2011年全年联邦基金利率仍维持0—0.25%的低位———事实果然如此[14]。美联储不仅没有收紧货币政策，而且于2010年11月启动了6000亿美元规模的新一轮资产购买计划。由此可见，尽管失业率在2011年上半年确实如市场预期的那样逐步下降，但这是FOMC采取超预期的宽松政策的结果。

上述情形在次年重现。2011年4月，蓝筹调查预测2012年四季度失业率将下降到7.9%，同时预测2012年中联邦基金利率将提高至1%左右[15]。失业率预测再次被印证，而FOMC再次采取超预期的宽松政策以促进就业改善。2011年8月，为应对疲弱的经济复苏，FOMC首次在前瞻性指引中明确了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期限，明确声明联邦基金利率将在2013年中之前维持低位。2011年9月，FOMC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启动展期计划（Maturity Extension Program）继续变相扩张资产负债表[16]。

综上所述，尽管失业率走势与市场预期一致，在2011年和2012年逐步下降，但同时经济增速却低于预期，进而促使FOMC不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正是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就业，使得失业率按照预期路径稳步下降[17]。上述事例说明，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要密切关注经济运行中超出预期的变化因素，并采取系统性措施予以应对。

三、本轮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政策挑战

近年来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促进市场正确理解和预期央行行为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特别是央行应充分阐释其政策立场，说明其自身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如何应对预期外的变化因素，熨平经济的意外波动。如果公众普遍预期央行将以系统化的政策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那么市场对当前不利局面的反应将趋于理性。由此可见，央行有效管理市场和公众的预期，则能够形成一种“自动稳定机制”，避免市场过激反应。值得注意的是，FOMC根据经济变化相应地调整政策工具，必然使联邦基金利率的未来走势难以预测，但同时能显著降低通胀及就业指标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复苏的路径更趋明朗。

回顾本轮危机前的几十年间———有时被称作“大稳健时期”。当时，联邦基金利率是FOMC的主要政策工具，该利率远高于零，具有充裕的调整空间，足以应付一般的经济冲击。许多研究证实，规则简洁、表述准确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冲击时最为有效。这些政策通常考虑就业、通胀相对于目标值的偏离程度，并通过简单的规则确定联邦基金利率[18]。著名的泰勒规则即是如此[19]

在本轮复苏过程中，FOMC仍坚持认为，应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措施应对经济冲击。但上述理念在实施中却是困难重重。联邦基金利率已接近于零，FOMC不得不启动两项非常规的政策工具，一是通过前瞻性指引指明未来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二是通过大规模的资产购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些非常规政策如何根据经济变化作出反应呢？由于政策工具和经济走势都是史无先例的，我们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在此情况下，FOMC必须与公众保持有效的沟通，说明它如何运用政策工具以应对经济条件的重大变化。

在非常规性政策工具启动初期，FOMC采取的政策沟通策略相对简单。例如，2008年12月FOMC声明，“一段时期内”（some time）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接近于零的水平；此后维持低利率的时间表述越来越精确，期限也一再拉长，从最初的“一段时期”变为“更长的期间”（an extended period），再依次演变为“2013年中”、“2014下半年”及“2015年中”[20]。这种设定明确期限的前瞻性指引的优势在于简洁，但其“自动稳定机制”则相对欠缺。它不能反映出当前货币政策的原因及逻辑，也不能说明在经济形势变化演进过程中货币政策将如何动态调整。

近期，美联储及其他国家的央行都致力于提升政策沟通中的“自动稳定机制”[21]。2012年12月，FOMC调整前瞻性指引，声明“只要失业率高于6.5%，未来一两年的通胀预期不高于2.5%，更长期限的通胀预期维持在2%的政策目标水平，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接近于零的水平”。上述指引向市场表明，在经济复苏取得重大进展之前，当前的低利率环境将持续下去，并无具体的结束期限。当时，失业率为7.7%，FOMC预计失业率降至6.5%需要两年半时间，大约在2015年中。FOMC强调指出，这些量化指标并不必然导致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正如时任主席伯南克所言，要综合考虑一系列指标，方可做出退出宽松政策的决策[22]

美联储有关资产购买计划的沟通策略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最初两轮量化宽松计划均设定具体的期限和规模（尽管也会进行后续调整）。2012年秋，FOMC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计划，将资产购买进度与经济走势明确联系起来。在计划实施初期，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为850亿美元。FOMC指出，只要通胀压力可控，资产购买将持续进行，直至劳动力市场显著回暖[23]。2013年12月，考虑到计划实施已取得一定成效，劳动力市场也企稳向好，FOMC决定缩减每月资产购买的规模，并声明“如果多方面证据均能表明劳动力市场日渐改善，通胀正逐步回归长期政策目标，FOMC在未来的会议上可能以可计量的节奏（in further measured steps）减缓资产购买的速度”[24]。目前，美联储每月购买资产的规模已降至550亿美元。美联储在本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沟通策略更为成熟，强调计划实施并不拘泥于既定的进度，FOMC将根据经济前景的变化动态调整资产购买的进度。

四、前瞻性指引的最新变化

在2014年3月的会议上，FOMC再次调整了联邦基金利率的前瞻性指引，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失业率可能很快降至6.5%以下；二是新修订的指引能更准确地反映FOMC应对经济前景变化所进行的调整。需要指出的是，调整前瞻性指引并不是因为FOMC的政策意图发生改变，而是要澄清FOMC在经济持续复苏过程中的政策思路。

首先，新修订的指引明确了FOMC确定加息时点的决策框架。FOMC声明将持续关注就业及通胀目标的进展情况[25]，也就是说，如果就业或通胀未达到目标，或向目标回归的进程出现滞后，联邦基金利率可能在更长期间内维持目前的0—0.25%。上述声明强调了FOMC将持续采取必要的量化宽松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同时也重申了FOMC一贯的观点，即加息决策将综合考虑就业、通胀、金融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并非基于单一的量化指标。

其次，指引进一步阐释了在基准情景下FOMC如何评估该决策框架下的政策路径。FOMC认为，从当前的经济和金融状况看，联邦基金利率将在第三轮量化宽松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在当前区间内；特别是在长期通胀预期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若通胀率继续低于FOMC设定的2%长期目标，FOMC不会轻易加息[26]。

最后，指引具体说明了加息之后可能采取的货币政策。FOMC认为，当前的经济复苏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回归正常状态，因此加息之后仍将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FOMC指出了多方面论据，主要包括：本轮危机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实体经济产能的恢复相对缓慢；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均表明，长期维持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27]。随着经济进一步企稳复苏，我们将掌握更丰富的论据，并对指引做出相应修正。

五、结论

FOMC始终致力于以系统化的方式应对预料之外的经济变化，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向充分就业状态回归。值得欣慰的是，经济复苏之路终现曙光，FOMC的政策目标预计将在中期内实现。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FOMC将竭尽所能，为目标的最终实现贡献力量。

（银监会国际部王胜邦、中国银行司库徐惊蛰 译）

[1] 本文为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女士2014年4月16日在纽约经济学俱乐部（Economic Club）发表的演讲。

[2] 通胀率是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的变化。

[3] 预测数据来自FOMC 2014年3月会议上提交的“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SEP）。SEP是FOMC会议纪要的附件，详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4），“Minutes of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March 18-19，2014，”press release，April 9。

[4] 参见2014年1月28日修订的“FOMCs Statement on Longerrun Goals and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可在美联储网站上查阅。

[5] 参见美联储理事会的SEP，即2014年4月9日发布的“Minutes of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March 18-19，2014”附注2。

[6] 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就业数据中非自愿兼职工作人员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从危机前的3%上升至2009年11月的6.5%，随后降至5%。求职时间长达26周以上的失业人员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从危机前不足1%升至4.5%，随后降至2.5%以下；此前这一数据的峰值是1983年的2.5%。为期最长的一次失业始于1948年。

[7] 参见Janet L.Yellen（2014），“What the Federal Reserve Is Doing to Promote a Stronger Job Market”，3月31日在芝加哥举行的National Interagency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nference上的演讲。

[8] 关于“退休是劳动参与率近期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参见Shigeru Fujita（2014），“On the Causes of Declines in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special report，Research Rap，Feb 6。关于“劳动参与率近期下降主要出于周期性因素”这一观点，参见Christopher J.Erceg and Andrew T.Levin（2013），“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第57届波士顿联储银行经济年会“Fulfilling the Full Employment Mandate-Monetary Policy and the Labor Market”会议论文。

[9] 参见Ben S.Bernake（2002），“Deflation：Making Sure‘It’Doesnt Happen Here”，2002年11月21日在华盛顿举办的National Economist Club上发表的演讲。

[10] 如假设企业和家庭的开支仅仅取决于长期利率，那么当短期名义利率已趋近于零时，短期实际利率因通胀走低而暂时升高将不会构成显著的经济影响，因为短期实际利率暂时走高后还会回落。但是企业和家庭的开支不仅取决于长期利率，也部分取决于短期实际利率，通胀率走低将对经济构成不利影响。

[11] “就业疲软与通胀之间的实证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观点参见James H.Stock and Mark W.Watson（2009），“Phillips Curve Inflation Forecasts，”in Jeff Fuhrer，Yolanda K.Kodrzycki，Jane Sneddon Little，and Giovanni P.Olivei，eds.，Understanding Infl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for Monetary Policy：A Phillips Curve Retrospective（Cambridge，Mass.：MIT Press）。此外，由于近年来长期失业在失业人口中的占比上升，一些研究关注短期失业、长期失业对通胀的不同影响，参见Robert J.Gordon（2013），“The Phillips Curve Is Alive and Well：Inflation and the NAIRU during the Slow Recovey，”r i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9390（Cambridge，Mass.：National Bureau ofEconomic Research，August）；Mark W.Watson（forthcoming），“Inflation Persistence，the NAIRU，and the Great Reces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2] 参见Aspen Publishers（2010），Blue Chip Economic Indicators，Vol.35，No.4（April 10）。这些预测与2010年4月FOMC会议上对于2011年末失业率的预测相一致，在8.1%—8.5%之间。另参见Board ofGovernors of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0），“Minutes of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April 27-28，2010，”press release，May 19。

[13] 参见Aspen Publishers（2010），Blue Chip Financial Forecasts，vol.29，no.4（April 1）。

[14] 参见Aspen Publishers（2010），Blue Chip Financial Forecasts，vol.29，no.7（July 1）；Aspen Publishers（2010），vol.29，no.10（October 1）。2010年8月FOMC会议声明指出“经济复苏和就业回暖的速度在近几个月有所放缓”，参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0），“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August 10；另参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0），“Minutes of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August 10，2010，”press release，August 31。

[15] 参见Aspen Publishers（2011），Blue Chip Economic Indicators，vol.36，no.4（April 10）；Aspen Publishers（2011），Blue Chip Financial Forecasts，vol.30，no.4（April 1）。

[16] 关于FOMC首次明确时间期限的前瞻性指引具体内容，参见Board of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1），“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August 9。关于2011年9月启动的展期计划的具体内容，参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1），“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September 21。

[17] 有一系列研究来评估FOMC政策的有效性，相关综述参见Ben S.Bernanke（2012），“Monetary Policy since the Onset ofthe Crisis，”speechdelivered at“The Changing Policy Landscape，”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Kansas City，held in Jackson Hole，Wyo.，August 30-September 1。

[18] 参见John B.Taylor andJohn C.Williams（2011），“Simple and Robust Rules for Monetary Poliy，”c chap.15 in Benjamin M.Friedman and Michael Woodford，eds.，Handbook ofMonetaryEconomics，vol.3B（San Diego：NorthHolland），pp.82959（该章节的2010年4月工作论文版本可在Federal Reserve Bank ofSan Francisco网站上查阅）。

[19] 参见John B.Taylor（1993），“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vol.39（December），pp.195214。

[20] 有关表述参见FOMC于2008年12月、2009年3月、2011年8月、2012年1月、2012年1月的政策声明。参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08），“FOMC Statement and Board Approval of Discount Rate Reques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s of New York，Cleveland，Richmond，Atlanta，Minneapolis，and San Francisco，”press release，December 16；Board of Governors（2009），“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March 18；Board of Governors（2011），“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August 9；Board ofGovernors（2012），“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January 25；and Board of Governors（2012），“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September 13。

[21] 2013年8月，英格兰银行开始采用基于指标（Threshold-based）的前瞻性指引，自2014年2月起，前瞻性指引中更为注重定性分析，参见Bank of England网站中“Forward Guidance”栏目。欧洲央行近期加强了前瞻性指引与经济疲软指标之间的联系，参见Mario Draghi（2014），“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with Q＆A），”European Central Bank，Frankfurt，March 6。

[22] 参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2），“Transcript of Chairman Bernankes Press Conference，December 12，2012”。

[23] 参见Board of Governors，“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September 13，2012，注19。

[24] 参见Board of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3），“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December 18。

[25] 参见Board of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4），“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press release，March 19。

[26] 参见Board of Governors，“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March 19，2014，注24。

[27] 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4），“Perspectives on Global Real Interest Rates，”World Economic Outlook：Recovery Strengthens，Remains Uneven，第3章（Washington：IMF，April）。

从欧洲病夫到超级经济明星
德国经济再崛起[1]

C. 杜斯特曼 B. 非岑博格 U. 舍恩贝格 A. 施皮茨-恩纳

在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德国经常被称为“欧洲病夫”（Economist，2004），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就是这样评价在19世纪中期面临困境的奥斯曼帝国的。的确，在1998—2005年，德国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1.2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还出现了衰退），失业率从1998年的9.2%上升为2005年的11.1%（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如今，大衰退过后，德国被称为欧洲的“经济明星”（如电影《德国制造：欧洲的超级经济明星》[2]）。德国的失业人数从2005年的500万下降到2008年的300万，而且到2010年，其失业率下降至7.7%（据德国联邦就业局的相关数据）。与大多数欧洲邻国及美国相比，德国虽然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GDP的明显下滑，但在整个大衰退期间失业率几乎没有增长（Moller，2010；Burda and Hunt，2011）。2011年，德国的出口额达到1.738万亿美元的最高水平，几乎等于德国GDP的一半，占世界出口总额的7.7%。甚至欧元危机也没能阻止德国经济和就业的强盛。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继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德国如何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从“欧洲病夫”转变为“超级经济明星”？一个普遍认同的答案是源于200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劳动力市场立法改革，即“哈茨改革”。另一种解释将侧重点放在德国经济和贸易平衡在欧元区大背景下的演化。然而，本文认为，这些因素不是德国经济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是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和竞争力的增强助推了德国的出口。本文将给出证据表明：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特定治理结构增加了特殊经济环境下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这一特性成为过去十年德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3]

本文首先讨论，德国制造业部门及其他部门单位劳动力成本（即总劳动成本/总产出）的演变在贸易制造业的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紧接着，我们研究了允许工资限制及工资分配底端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的机制。

我们强调的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特性不是根植于立法，而是出现在三方（雇主协会、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契约和相互协议中。这一体系的制度设立受制于全行业的工资谈判，并且基本维持不变。然而，许多指标显示其运作方式发生了改变。例如，被各式工会协议覆盖的德国工人的比例显著下降，并且公司层面对全行业工会协议的偏离自1990年代以来显著增加。总体来看，体系内的这些渐进变化使得工资制定权从行业层面下放到公司层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可以将这一过程看作是德国劳资关系的逐渐本土化。

德国工资制定权的下放与许多邻国形成对比，在邻国，法定最低工资通常较高（相对于生产率），并且工会工资和工作时间规定适用于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制度性变革需要政界的广泛共识。

我们之后讨论，为什么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在欧洲大陆如此特别？一方面，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两德统一的巨额成本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导致宏观经济长期低迷。另一方面，又让德国雇佣者有机会进入东欧邻国，这些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体制和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在此之前，这样的机会一直被“铁幕”封锁。这些因素改变了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力量平衡，迫使雇员不得不以一种比原本许多人预计的更灵活的方式作出反应。最后，本文讨论我们所分析的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灵活性与2003年德国哈茨改革以及1999年欧元诞生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

一、德国如何提高其竞争力？

1.相对单位劳动成本

在图1中给出了样本国家整体经济的“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经不断变化的市场构成调整后的，以美元计价）。这一指数由OECD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同比变化计算而得，在用当前汇率转换为美元后，与贸易伙伴国的加权平均作对比，表示单位劳动成本随时间的相对变化（以1995年为基年作标准化处理）。贸易伙伴国的权重根据贸易模式的改变逐年调整。该指数的上升代表竞争地位的恶化，该指数的下降表示竞争力的改善。指数的下降由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1）工人人均（或每小时）工资的下降；（2）生产率的提升（工人人均或每小时）；（3）一国名义汇率的贬值。

自1995年以来，德国的竞争地位持续改善，与此同时，一些主要欧洲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出现了恶化（西班牙和意大利），或基本维持在1995年的水平（法国）。英国的竞争力同样出现了恶化，尽管由于2007—2009年英镑相对其他货币的快速贬值使英国的竞争力有了明显改善。由于1990年代末美元相对于欧洲货币出现了升值，使得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相对于德国失去了竞争力，而在2001年衰退之后美国竞争力持续改善，部分原因是美元的贬值（例如，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在2001年为1，到2009年下降为0.8）。然而，德国相对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竞争力提升，不能归结为货币贬值（事实上欧元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相比几乎都出现了升值），因为这些国家都使用欧元，所以其竞争力的增强必然是因为与其他欧元区国家相比，德国的工资增速慢于生产率。

2.工资的变化趋势和工资的不平等性

图2显示了自1990年以来西德实际工资的演变趋势。该图还显现了过去15年西德工资的不平等性迅速加剧（Dustmann、Ludsteck and Schonberg，2009；还可参见Antonczyk、Fitzenberger and Sommerfeld，2010；Card、Heiningand Kline，2013）[4]。从1990年代中期起，位于工资分配15百分位的实际工资急剧下降。

图1 样本国家1994—2012年竞争力加权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的演变趋势

注：该指数表示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加权平均相比，i国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的累计年度变化情况，指数中的劳动成本用美元表示，权重根据贸易模式的变化作了年度调整。年度变化取对数的计算公式为，其中，为i国在t时期的单位劳动成本，计算方法为总工资额除以该国Yit行业的增加值。单位劳动成本用汇率eit转化为美元，单位劳动成本和汇率均以特定年份作为基年。权重逐年调整该指标解释，了这些国家商品部门进出口市场的竞争力结构。更多计算方面的细节请参见OECD Economic Outlook报告（2012，第2卷，第92期）及OECD Economic Outlook方法与资料来源（http://www.oecd.org/eco/sources-and-methods）。

资料来源：OECD Economic Indicators

从21世纪初开始，位于工资分配50百分位的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只有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上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本报告所描绘的工资曲线代表了西德的情况，因为东德的发展受到德国统一后转型的强烈影响。

如果工资不平等加剧和整体工资的适度增长使德国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欧元区国家出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有利演变趋势，人们会预期，这一发展在贸易制造业部门应更为明显。贸易制造业部门作为德国出口行业的支柱部门，其出口额占德国总出口额的80%。这一洞见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按照人们预期的方式起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我们根据出口额进行分类：将1995年出口额在25百分位以下的部门归为“非贸易部门”；将出口额高于这一限额的部门归为“贸易部门”。“贸易制造业部门”是那些属于制造业的贸易部门；“贸易服务业部门”是其他贸易部门[5]。图3分别揭示了非贸易部门、贸易制造业部门（此处标记为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部门随工资分配的实际工资演变趋势。通过测算，在工资分配的所有百分位，制造业的实际工资直到2005年均维持增长，2005年之后在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仍继续增长。在非贸易部门，整个1990年代期间，德国的实际工资在工资分配的任何百分位几乎没有增长，21世纪早期甚至在85百分位开始下降，在15百分位下降最明显。不平等加剧最明显的是贸易服务业部门，在1990—2008年间，实际工资在50百分位没有出现增长，在85百分位增长了12%，在15百分位几乎下降了15%。乍看之下，这些图似乎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即制造业部门的工资限制是该部门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图2 西德1990—2008年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的指数化工资增长

注：数据样本为SIAB年龄在20—60岁的西德全职工人，该图以1990年为基年，显示了工资分配分别在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的指数化实际工资增长情况。其中，名义工资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1995＝100，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进行了缩减。

图3 西德1990—2008年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分部门指数化工资增长

注：数据样本为SIAB年龄在20—60岁的西德全职工人，该图以1990年为基年，显示了工资分配分别在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的指数化实际工资增长情况。其中，名义工资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1995＝100，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进行了缩减。子图A显示了非贸易部门相关指标的演变趋势，子图B和子图C分别为贸易制造业部门和贸易服务业部门。我们根据出口额进行分类：将1995年出口额在25百分位以下的部门归为“非贸易部门”；将出口额高于这一限额且属于制造业的部门归为“贸易制造业部门”；将出口额高于这一限额但不属于制造业的部门归为“贸易服务业部门”。

3.出口、贸易制造业和国内投入

然而，制造业最终产品包含了很多其他部门的产品作为投入：在德国，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仅略等于其最终产品价值的1/3，增加值的剩余部分则来源于其他产业的投入贡献，包括国内部门和国外部门（目前侧重于研究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的，参见Geishecker，2006；Sinn，2006；OECD，2007；OECD，2012）。因此，制造业部门可能会从国内其他部门的低水平工资和廉价进口产品中获益。另外，也可能是德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超过了工资水平的提高。

更多详细的证据表明，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都在起作用[6]。在德国，制造业部门在1995年大约提供了33.2%的就业岗位，但到2007年仅提供了28.4%的就业岗位，而这一部门的增加值（以现价计算）基本保持不变，1995年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为22.7%，到2007年这一比重为22.5%。这一模式说明，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大于其他部门，而同一时期其他部门的就业份额还有所上升，增加值却基本维持不变。这一模式在高收入国家较为普遍[7]。然而，与增加值情况相反，制造业产值（最终产品价值）占总产值的份额从1995年的35%稳步上升为2007年的39.3%。这一情况反映：制造业部门确实依赖于国内其他部门和进口产品的投入增加（因为最终产品所占份额增加，而增加值所占份额基本不变），也可能因此受益于国内其他部门低水平工资和廉价进口产品。

如表1所示，更细致深入地分析数据发现，制造业部门的投入产出比几乎为其他两个部门的2倍（1995年制造业部门为66.1%，而贸易服务业部门为37.8%），这一份额在200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达到了72.9%。同一时期国内的投入份额维持在51%的水平。因此，德国制造业部门投入产出比的增加，主要是其增加的投入更多源于国外部门而非国内产业部门。然而，即使在2007年，德国制造业部门仍有70%的投入由国内提供。所以，“德国制造业部门不过是外国投入产品的加工厂”的论断不免有失偏颇。事实上，当德国制造业增加对进口投入的使用时，国内投入占制造业最终产值的份额在1995—2007年间保持较高水平且相对稳定。

表1 1995—2007年分部门总投入及国内投入占总产出份额的演变趋势

注：基于德国统计局的投入产出统计表（ Fachserie 18，Reihe 2，1995—2007年）计算而得。部门分类方法同图3。

德国国内投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和其他两个部门的竞争力？在图4中，我们描绘了三个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演变趋势，图中两个可贸易部门的权重与它们的出口额有关[8]。在计算单位劳动成本时，我们首先只考虑部门的增加值，如图4中的实线所示。其次考虑部门最终产值，即部门增加值和总投入的总和，在图4中用虚线表示。由于使用了其他国内部门的投入，这一指数（最终产品单位劳动成本）包含了部门竞争力的提升。我们还给出了三个部门的平均实际工资（用德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工资进行调整）。从图4中可以看出，制造业部门的真实工资增长水平相对温和，在11年的时间里约增长了8.2%，而这一时期，其他两个部门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分别下降了1.2%和4.1%。

图4 1995—2007年分部门实际日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的演变趋势

注：该图显示了分部门指数化实际平均日工资（ 1995＝100）。名义工资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1995＝100，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进行了缩减。这些指标的相关数据在附录中表A2的第（1）列、第（4）列和第（7）列。该图还显示了分部门的“增加值”和“最终产品”指数化单位劳动成本。相关指标数据在附录中表A2的第（2）列、第（3）列、第（5）列、第（6）列和第（8）列。表A2详细描述了这些数据和计算方法。

如图4所示，在考虑了其他部门的产品投入后（最终产品），整个制造业总产出的国内单位劳动成本比增加值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更快，而总产值中进口投入份额的增加并不能解释这一下降情况。另外，最终产品单位劳动成本从观察期伊始的1995年就开始下降，而增加值单位劳动成本从2003年才开始快速下降，与此同时，平均工资尤其是位于工资分配15百分位的工资水平实际上也开始下降（如图3所示）。

因此，德国的制造业部门从多个方面提高了竞争力。第一，制造业吸收了来自国内非贸易部门和贸易服务业部门的投入，而这两个部门的实际工资在1995—2007年处于下降状态。第二，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与制造业平均实际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超过了工资水平的提高。相比之下，总的单位劳动成本在非贸易部门下降较慢（-22.2%），在贸易服务业部门下降更慢（-9.7%），即使这两个部门的名义工资增长也比贸易制造业部门慢许多。还要注意的是，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已经超过其他两个部门。第三，为了增加自身最终产品的竞争力，制造业部门通过进口投入，加强了与东欧国家（远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多）的贸易一体化。这些进口投入占制造业部门总产出的比重在1995年为14.5%，在2007年为21.5%。伊格尔（Egger，2003）用OECD投入产出表和OECD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统计数据，计算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进口投入的外购指数（outsourcing indicator），结论显示，2000年德国从这几个国家进口的投入额占到德国总投入额的8.5%，而这一比重在意大利为2.5%，在法国为1.9%（相对于GDP）。

二、竞争力的提升和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

在德国，人们普遍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极度僵化，而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工资变动说明这歪曲了事实。相反，我们认为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特殊治理结构为德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多种灵活性。在1990年代中早期，这些机制允许包括工资制定、工作时间及其他工作条件在内的权力从行业和区域层面逐步下放到单个企业甚至单个工人层面，从而拉低了工资分配底端的工资水平。即使行业范围内主要工资商定体系的制定架构基本保持不变，权力下放依然发生了。

我们这里要强调的特性是，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治理结构不是根植于立法，也不受政治过程左右，而是依赖于三方的契约和相互协议：工会、雇主协会和工人委员会（由中大型企业的工人代表组成）[9]。为此，德国曾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应对1990年代早期所面临的挑战。

工资议价的自主权原则依赖于德国宪法，这意味着，工资协商不直接受政府的影响。而且，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内，德国没有政治强加的法定最低工资，而是周期性地由工会和雇主协会在行业和区域层面商定最低工资体系。

这一劳资关系模式在德国曾非常成功，由工会和工人委员会参与协商的这一决策过程，被广泛认为是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甚至提升生产率的重要基石。其结果是，协商通常带来比其他国家更普遍的共识和更少的对抗。例如，1991—1999年间，德国每年每1000名雇员通过罢工和停业导致的不工作天数平均为11天，而2000—2007年间平均仅为5天。在这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美国每1000名雇员平均不工作天数为40天和32天，英国为30天和30天，法国为73天和103天，意大利为158天和93天，加拿大为220天和164天（Lesch，2009）。

德国文化中的共同利益与美国关于工人代表的观点不甚相似。一个最近的美国例子是，德国大众公司尝试在田纳西州查特努加市的生产车间引进工人委员会。大众公司认为工人委员会参与管理决策是公司策略成功的基石，它进一步扩大了共同利益。查特努加市的市长比尔·哈斯拉姆已经明确反对车间任何形式的工会组织，原因是他担心这些工会组织会损害该地区的招商引资（Greenhouse，2013）。美国与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一个关键区别是，美国企业设立的工人委员会自然而然地将公司工会化，而德国由雇员推选出的工人委员会不一定必须是工会代表（虽然事实上大多数工人委员会都是工会代表）。如此，德国的工人委员会可以在公司面临危险时采取相对独立（独立于工会）的行动。

1.工会和雇主协会

在德国，工会和雇主协会对契约关系的谈判要么在地区行业层面，要么在公司层面。除了工资，工作时间也是谈判的重要内容。

与美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相比，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德国企业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认可工会，工会契约仅覆盖那些认可相关部门工资谈判合同的企业的员工———无论该员工是否为工会成员（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见OECD，2004；Dustmann and Schoenberg，2009；Fitzenberger、Kohn and Lembcke，2013）。而且，先前认可工会契约的德国企业也可自行决定退出。即使是在行业层面商定的工会工资合同，只要在员工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公司层面也可通过所谓的开放条款（opening clause）或硬条款（hardship clause）对工资进行调整（例如，Hassel，1999；Hassel and Rehder，2001；Carlin and Soskice，2009；Brndle、Heinbach and Meier，2011；Bispinck、Dribbusch and Schulten，2010）。若退出集体协议，企业仍须根据集体协议支付现有员工工资，直到在公司层面达成新的协议，但是它们不需要遵循新的工资上涨集体协议，也不需要对新雇员适用旧的集体协议。因此，一段时间后，企业可能在征得员工同意的情况下，通过退出工会契约大幅降低工资成本。

1995年后，德国工会的覆盖面曾明显缩小[10]。这一缩小主要是受行业层面协议减少的影响。从1995年到2008年，受行业层面协议覆盖的员工份额从75%下降到56%，与此同时，受公司层面协议覆盖的员工份额从10.5%下降到9%。1995—1997年间，不受任何协议覆盖的德国工人的比例在贸易服务业部门是最高的（22%），在贸易制造业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这一比例分别为9.8%和12%。2006—2007年，未受任何协议覆盖的员工比例在三个部门均明显上升，分别为贸易服务业部门40%、贸易制造业部门27%和非贸易部门32%，并且这一上升趋势仍在继续。截至2010年，根据德国收入结构调查，在不少于10名员工的制造业、采矿业和服务业企业，41%的企业员工没有被任何集体工资协议所覆盖（StaBu，2013）。

工会覆盖率的下降是否导致工资增长的下降，并加剧了工资的不平等？我们在图5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在依据工资分配情况对1995—2008年间的真实工资取对数后，我们描绘出其变化趋势。另外，假设工会覆盖率保持在1995年的水平，我们用迪那多等人（DiNardo、Fortin and Lemieux，1996）的再加权方法———这一方法实质上是采用优势比率法（odds-ration，即基于2008年的覆盖率状况去观察一名有特殊可观察特征的员工在1995年被覆盖的情况，并与之2008年被观察到的覆盖情况对比）对2008年观察到的工资水平重新赋权，继而描绘出其可能的变化趋势。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虚拟试验（counterfactual exercise）不是因果关系型的（causal），因为它忽略了去工会化的一般均衡效应。该图显示，如果工会覆盖率在整个工资分配中保持在1995年的水平，德国2008年的工资水平将会更高，但是在工资分配的最底端差异会扩大。

图5 1995—2008年随工资分配的工资增长观测值与虚拟值对比情况：去工会化的作用

注：该图显示了1995—2008年工资增长观测值和虚拟值的百分位情况。如果工人被行业层面协议或公司层面协议所覆盖的份额保持在1995年的水平，则虚拟工资增长很可能成为现实。虚拟工资分配采用DiNardo、Fortin和Lemieux（1996）提出的再加权计算方法。计算样本基于LIAB。

2.工人委员会和开放条款

被工会覆盖的雇员间工资不平等也在明显扩大，这显示出，即使在工会化部门，德国劳资关系体系也允许调整工资。这一模式如图6所示，图中描绘了工资分配在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的演变趋势，对于被工会覆盖的部门（子图A）和不被工会覆盖的部门（子图B），1995年的工资增长指数均为0。该图显示，在被工会覆盖的部门，工资不平等在工资分配的最底端和最高端均大幅加剧；而在不被工会覆盖的部门，工资不平等在工资分配的最底端几乎维持不变，只在最高端有所增长。然而，我们注意到，由于进行了指数化处理，相对于被工会覆盖的部门，该图掩饰了不被工会覆盖的部门在特定百分位工资水平的更大差异：1995—2008年间，在被工会覆盖的部门，85百分位—50百分位和50百分位—15百分位的差异平均为0.4和0.34，而在不被工会覆盖的部门，其差异约为0.5。于是，在考察期内，三个因素促使了总体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工人从被工会覆盖部门转换到不被工会覆盖部门（由于不被工会覆盖部门工资水平的差异较大，这一转换导致了低尾部不平等的扩大）；被工会覆盖部门工资不平等的增加；不被工会覆盖部门的工资分配最高端的不平等。

我们认为，在被工会覆盖部门，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源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工资制定权下放。当时，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受到来自雇主的不断增大的压力，雇主们期望有更多适合企业的具体化和差异化的规则。为了保护就业，德国的工人委员会接受了这一权力下放，同时这也增强了它们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另一个反应是，工会和雇主协会在行业层面的集体商议中达成了更多“开放条款”。开放条款允许企业偏离行业范围内集体商定的标准。最初，这些开放条款侧重于工作时间，随后开始影响工资。另外，开放条款设置的初衷仅仅是为了避免破产，之后它们的实施一般来说也是为了确保竞争力。企业通过开放条款与工人委员会在工资支付、工作时间等细节方面进行协商。在德国法律框架下，没有工人委员会的企业不能使用开放条款，但这类企业也可能不再认可工会契约。设有工人委员会但没有覆盖在工会契约下的企业，也可与工人委员会达成工资方面的协议。

图6 1995—2008年西德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根据工会覆盖状况的指数化工资增长

注：计算基于LIAB样本中年龄在20—60岁的西德全职工人，该图以1995年为基年，显示了工资分配分别在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的指数化实际工资增长情况。名义工资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1995＝100，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进行了缩减。

有学者（Brndle、Heinbach and Meier，2011）分析指出，针对工资的开放条款在1995年才开始发挥作用（针对工作时间的开放条款在1995年之前就存在）。在制造业行业层面协商的集体契约中，1995年只有不到5%的开放条款涉及工资，但到200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0%。根据2005年对工人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在认可集体契约的所有企业中，约75%的企业使用开放条款（Bispinck，2007；Bispinck、Dribbusch and Schulten，2010）。

总而言之，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特殊治理结构使工资制定权下放迅速扩展，导致实际工资出现下降，尤其是在工资分配的底端。这主要由两方面所推动：（1）被工会契约所覆盖的工人比例出现急剧下降；（2）开放条款增加，相对于工会，这更强化了工人委员会在工资确定方面的作用。这一论断与“公司层面工资差异化上升导致工资不平等上升”的观点相一致（Antonczyk、Fitzenberger and Sommerfeld，2010；Card、Heining and Kline，2013）。

三、什么使德国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

为什么德国工资限制和工资分配底端的实际工资下降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而不是更早？毕竟，德国公司有不遵守工会契约的选择权，并且在雇员接受的情况下，它们可以支付低于工会规定的工资。开放条款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就有可能出现。我们的答案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早期德国发生的重大经济变革，这些变革与德国统一及相邻的东中欧经济体的开放密切相关。

一方面，德国统一的巨额成本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导致德国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出现了经济低迷。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报告（2004版，表100，第644页）估计，1991—2003年间从前西德向前东德的净转移支付约为9000亿欧元。净转移的资金总额约等于该时期德国一年GDP的一半。另一方面，中东欧邻国的开放为德国产业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机会。它们为德国提供了稳定的投资环境，并且与德国有着悠久的贸易和交流史（尽管几十年来一直被“铁幕”封锁）。例如，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产业结构和教育体系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匈牙利和波兰，职业培训在教育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德国非常相似。德语在中东欧部分国家也被广泛使用。同时，这些国家的工资显著低于德国，工作规定也更灵活（例如，Geishecker，2006；Marin，2006）。德国向这些国家转移生产的速度并不快。例如，德国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2000年相当于德国GDP的1%，2003年占德国GDP的2.3%[11]。无论如何，德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这些低工资国家是可信的，并且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12]。

德国统一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加之面临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环境，使德国企业支付的工会工资越来越高。将生产转移到国外（虽然仍在附近）的新机会，改变了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的力量平衡，迫使工会和/或工人委员会接受因偏离行业协议而导致的工人工资缩减。博达（Burda，2000）预测，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将会降低老牌欧盟成员国（包括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德国的工会和工人委员会意识到为了不被边缘化，它们必须作出让步，而且，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特点允许德国工会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并作出让步。其结果是，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比人们预计的要灵活得多。

为什么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不像德国一样采取类似的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90年代初期，由于德国统一带来的困难经济形势只出现在德国，在其他欧洲国家并不存在。德国与中欧国家在地理上的毗邻，让德国较早感知到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窘况。在德国被称作“欧洲病夫”的十年，经济增长困难甚至停滞，人们首次看到战后不平等急剧上升后，也使他们愿意为了经济增长接受妥协。

此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劳资关系体系不能像德国体系一样内在灵活地适应劳动力市场。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工会工资的协定通常在国家层面，不管企业是否明确地认可工会契约，经济中的所有企业必须执行。工会工资契约的覆盖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法国为90%，意大利为80%（OECD，2004、2012；Visser，2013）。更进一步，与德国不同，这些国家的工会工资契约往往延伸到某一行业内的所有工人（OECD，2004，表3.4，第148页；Visser，2013，表4，第96—98页）。在这些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增加集体契约的灵活性需要国家层面的政治改革。通常，由德国劳动合同决定的大多数规则在其他国家要么由法律强制执行（如法国的最低工资），要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例如，工会契约延伸到经济中的所有企业），因此规则修订和改革需要更高层级（国家层面或政治层面）的共识。对于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劳资关系体系中，工资制定权（及其他工作条件）的下放空间非常有限。

总之，工会契约的权力下放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些变革是否会发生以及何时会发生仍不能确定。

四、讨论与展望

我们认为，德国经济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从“欧洲病夫”到经济强国的显著转变，根源于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内在灵活性。该体系允许德国产业对德国统一和全球新经济形势的挑战作出灵活恰当的反应。然而，这种固有的灵活性在德国统一十年后发现自己处于经济极度困难和极端压力下才显现出来。就德国竞争力提升的其他两种可能的解释：2003年德国哈茨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使用欧元所带来的变化，如何与我们的分析融合在一起？

施罗德所领导的德国政府在2003年实施了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所谓“哈茨改革”，这个改革通常被认为刺激了德国的经济（例如，Rinne and Zimmermann，2012、2013；详见Fitzenberger于2009年对哈茨改革的评论）。这些改革在当时具有极大的争议。哈茨改革降低了失业救济并缩短了领取失业救济的时间，放开了劳务派遣（agency work），改革了“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重组了联邦劳工局，但在工资制定程序上没有任何制度性变革。

哈茨改革始于2003年，大约是在德国工资制定权开始下放，竞争力开始提升的十年之后。可以说，是德国劳动力市场业已发生的变化为哈茨改革作了政治铺垫。另外，随着改革的核心内容日渐明晰，可以看出，这种幅度的改革并不足以带来德国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和失业率的大幅下降，也不足以使德国劳动力市场顺利挺过2008—2009年的大衰退。更进一步，由于改革焦点是为激励人们找工作，其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见证的限制工资举措贡献甚微，而这才是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解释因素。

因此，我们相信，尽管哈茨改革使长期失业率下降、工资分配底端的工资不平等持续扩大，但是它们在德国产业竞争力提升中既不是最核心的也不是最本质的因素。而且，虽然有人不时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即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应该集中政治意愿，采用适合它们自己的哈茨改革，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建议可能具有误导性。在我们看来，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特殊治理结构（在极端压迫下被激活）为工资制定权从行业层面下放到单个公司层面甚至单个劳动者层面作了铺垫，再加上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最终提升了德国的竞争力。假如德国不存在工资议价的自主权，这一政治过程是否还能实现如此程度的工资制定权下放，值得怀疑。在我们看来，对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来自德国的政策建议不应该是哈茨改革（建议通常是政策制定者提出的，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3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而应该是这样一种改革：即通过下放工资议价权到公司层面以及让工人代表参与，确保雇员在经济状况改善时能够再次获益，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劳资关系体系。

一些人认为，欧洲适用共同货币是德国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欧元的诞生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首先，回忆一下，德国是在1990年代中期改变其劳动力市场制度，并提高竞争力的，但欧元直到1999年才诞生。其次，2001年之后，同样是在共同货币区，德国相对于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如意大利、西班牙，其竞争力仍持续提升。再次，欧元相对于美元持续升值，导致美国竞争力获得提升，正如图1所示。似乎看来，德国马克（如果没有欧元）也不会像欧元那样大幅升值，至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前不会如此。最后，至少从中期来看，德国货币升值（这在2008年以前或许不会发生）会不会对德国整体竞争力有显著影响不甚明确，因为它还低成本进口投入品，并且可能促生比上述更强的劳动力市场调整。例如，英镑在2008—2009年贬值近30%，却对英国的制造业出口影响甚微。

当然，欧元货币区的存在为欧元区国家带来一些问题。在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情况下，对于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提高竞争力（相对于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即提高实际工资的生产率。这些国家的努力能否获得成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相对于德国，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集权化和被法律固化，使得它们在调整中处于不利境地。博埃里（Boeri，2011）对南欧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作了政治经济学评估。他认为，这一政治过程通常只允许双重改革（只能影响一部分雇员），不能做到完全改革，这或许并不能带来竞争力的提升。

德国不平等的上升引起很多人对其社会后果以及对贫困和社会公正的影响的强烈争论。例如，近期德国雇主和雇员协会之间谈判显示，未来工资协议将试图弥补近几十年来许多工人所经历的实际工资下降。似乎一些劳动和工资规定未来将会进入法律程序。举个例子，德国大联盟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制定最低法定工资标准。如此，德国依赖其分权决策的劳资关系体系改善其竞争力境况的做法可能会受挫，并且这可能会限制德国以类似方法应对今后面临的经济挑战的能力。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未来德国竞争力的提升只能通过生产率提升幅度超越工资增加幅度来实现。这一模式或许会使欧元区国家的竞争力趋同。

（张彩琴 刘宇 译）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Christian Dustmann，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Bernd Fitzenberger，德国弗莱堡大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Uta Schnberg，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副教授；Alexandra SpitzOener，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教授。Christian Dustmann感谢与Wendy Cerlin的有益讨论。我们感谢Wendy对早期版本的评论。我们感谢Marina Furdas、Stefanie Lickleelerer、Olga Orlanski和Florian Weiss出色研究协助，Bernd Fistzenberger将他在文中的贡献归功于他的劳动经济学导师John Pencavel的。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8 No.1（2014年冬季）第167～188页。

[2] http://films.com/ItemDetails.aspx？TitleId＝29218.

[3] 我们的讨论本质上类似于Carlin and Soskice（2008；2009）。他们认为，是德国的私人部门基于雇主——工人合作的传统德国制度进行的调整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非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福利改革。

[4] 关于工资的相关数据在附录A中，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

[5] 关于这些分类的更多细节在附录A中，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

[6] 参见附录C中的表1和表A1，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

[7] Pilat、Cimper、Olsen and Webb（2006）指出，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增长与制造业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有关（这就是“鲍莫尔成本病”）。如此，以现价计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低估了以不变价计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这是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保持不变的原因。

[8] 关于单位劳动成本如何计算，可参见附录A和附录C，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

[9] 工人委员会是根据雇员的需要设立的，其建立必须超过5个雇员。在超过50个雇员的工人委员会中，约92%的工人委员会的雇员人数超过50人，只有18%的雇员所在的工人委员会规模较小（Addison、Schnabel and Wagner，1997；Beckmann、Fhr and Krkel，2010）。

[10] 参见附录A及附录C中的表A3，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得。

[11] 相关计算和数据可参见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FDI＿POSITION＿PARTNER。

[12] 来源于德国媒体文章，详见于DIHK（2003）；Mihm and Knop（2004）；Hawranek、Hornig and Jung（2004）。

阿根廷悖论
微观解释与宏观迷局[1]

艾伦·泰勒

1.引言

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不清楚最初是谁提出来的）：“综观历史，世界上只有四种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日本以及阿根廷。”

通过观察图1所示的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系列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我们能更好、更具体地理解这一说法。全世界范围内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显著提高，但是众所周知的大分流也相当明显。一些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而大部分较为贫穷的国家平均都发展得较为缓慢。在每一类经济体中，都有明显的例外，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几乎没有改善。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历经反转，从一种经济体转换为另一种经济体的国家。

曾经为穷国但现在已跻身富裕国家或地区的包括日本（其转型约始于100年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它们的转型始于50年前，现已基本完成）。但是从另一边来看，只有一个特例国家开始时相对富裕但之后却相对贫穷：这就是令人迷惑不解的阿根廷。19世纪晚期，阿根廷位列人均收入前5名，比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都富裕，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相当。它在最富裕经济体中的地位于1913年达到顶峰，此后收入趋同停止。即使到1929年，它仍然是富国俱乐部的一员，但之后不得不面对收入增长缓慢且与其他富国日益分化的局面。目前，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只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是西欧12个核心国家平均人均收入的40%。

图1 大分流和阿根廷

资料来源：Maddison(2007)

1.1“微观解释”：贸易和投资

卢卡斯·拉奇（Lucas Llach）在其附录章节中，着重阐述了一些重要背景，这些背景为此处的观点做了铺垫。拉奇讨论了为什么1913—1929年间阿根廷的繁荣具有潜在脆弱性，并且易于反转：1914年以前，阿根廷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实物资本，如铁路和可耕种土地，而通过产业和人力资本获得更多增长的潜力受到了限制。从人力资本发展的指标看，包括教育和医疗，阿根廷落后于它的富裕竞争对手，而从区域来看，它的财富主要集中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边省市。这就是阿根廷1929年左右独特的初始经济状况。

作为补充，本部分还从其他两个不同方向进行了论述：一是通过追溯已有的“深层决定因素”理论，并看看它们与阿根廷的经济萎靡的关系；二是看看大萧条之后这些初始经济状况的演变情况。我认为，阿根廷“宏观迷局”的主要特征是人均收入开始出现大分流并于1929年之后加剧，同时参考了前人对此提出的一些定量解释，尤其是对贸易和投资壁垒发挥核心作用的解释。

在阿根廷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扭曲，对那些喜欢用最少参数的简单模型给出单一解释的经济学家来说，扭曲也许太多了。但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国家有着杂乱无章的经济发展史：就经济政策而言，几乎任何地方都可能出错，而且的确也出了不少错。在这个怪异的历史大实验室中，过去200年中开展过许多奇怪的经济政策实验，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却很少产出持续性的影响。总之，关注一些关键的“微观解释”能帮助我们理解将公共政策与经济表现对应的过程中容易出错的地方。

1.2“宏观迷局”：难以捉摸的深层决定因素？

除了寻求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s），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寻求经济结果所谓的“深层决定因素”，包括可能被当作初始因素或外生因素的间接因素（distant factors，通常是暂时的），而这些因素可以解释近因（proximate cause），进而解释经济的惨淡表现。广被引用的解释有：一国的地理情况（包括土地、资源禀赋和气候环境）、殖民经历以及法律起源。

我们逐一回顾这些对阿根廷分析后发现，与其他国家相反，这些解释并不适用于阿根廷。例如，阿根廷是一个典型的温带气候国家，它曾被欧洲人殖民统治，拥有较高的识字率（尽管并不均等），以法律起源来看是普通法与大陆法系的特殊混合体。因此，在讨论经济成败的原因时，阿根廷是一个特例，那些似乎处处适用的多数规则压根儿不适用于阿根廷，这进一步加深了“阿根廷之谜”。

这一鲜明对比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宏观迷局”：为了弄清楚阿根廷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是怎样的政治经济机制让阿根廷在20世纪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轨道？一个世纪以前，这个国家尽管有些起伏，但整体还是繁荣的，国民教育水平也较高，地处温带，经济开放，对法治的适度容忍，而且正在向宏观经济稳定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迈进。这和其他殖民国家并无太大差异。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看起来非常不同。

1.3有待解释的问题

在本文接下来的两大核心部分，我们会分析阿根廷经济下滑背后的一些近因，这些因素多已被广泛讨论。我们还试图将这些因素置于某种经验视角，来评判它们对阿根廷的经济放缓到底影响几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主要关注这些效应对产出的稳态影响。在各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扭曲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在标准新古典模型（经验或理论）下，这些扭曲会逐渐趋于稳态，在任何一个标准化的动态模型中，这些因素都有很强的历史惯性，会持续数年或数十年。

鉴于强大的惯性力量，我们有必要记住那些要解释的收入差距。今天，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约8000美元）基本是西欧富裕国家（约20000美元）的2/5。因此，我们想找出一个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当这些因素强加给一个富裕国家时，可以将其收入拉低至2/5水平（或者下降60%）；或者类似的，当将这些因素从一个贫穷经济体剔除时，可以将其收入拉高至原来的5/2倍（或者增加150%）。又或者更简单一些，以对数（Log）形式来表示，我们将试图解释相对收入1.000个对数点的变化。

2.20世纪的阿根廷贸易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的贸易量（占GDP的比重）是非常低的，不管是相对于其1900—1914年间的初始水平，还是相对于一个规模相当、地理位置相似的经济体的贸易水平而言。

图2描绘了阿根廷贸易份额（进出口总额/GDP）随时间推移的演变趋势。这一比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80%以上下降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20%以下，并且自此以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Berlinski，2003）。即使在1990年代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这一比例也没有提升。这就是20世纪阿根廷贸易的主要经验事实。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摩擦所解释？另外，更重要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那些摩擦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阿根廷的政策？从1930年代至1960年代，全球经济的贸易壁垒几乎都很高。正如迪亚斯·亚历杭德罗（Díaz Alejandro）等人所解释的，阿根廷的政策决策并非那么不同寻常，与其他多数国家一样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s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只是路径依赖和政治经济动态变化的一种反映：当1920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全球富裕核心经济体选择自给自足（战争所致）时，外围国家在短期内必须寻求另一种经济策略，开放并专业化生产不确定性很大的初级产品曾经令它们陷入下行风险，所以，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寄希望于一个稳定的、全球化的、自由开放的世界贸易市场。阿根廷正是如此。

图2 阿根廷的贸易量

资料来源：Berlinski（2003）

然而，尽管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阿根廷的立场并不那么特殊，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内向发展策略是正常的；但以富裕国家的标准来看则不同寻常，因为富国认为阿根廷从表面来看希望自己属于（或者说仍然是）富裕国家。1945年之后，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以及1957年之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项目）迅速推进贸易一体化，但是直到乌拉圭回合谈判（约1990年），阿根廷仍然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远离这一贸易发展进程，其政策仍然带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配额制带来的扭曲尽管缺乏数据支撑，但在阿根廷这些壁垒非常明显，无论是直接壁垒，还是通过外汇限额配给（1940年代至1950年代早期）所带来的间接壁垒。贸易税更容易证明，图3显示了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平均进口税和出口税（Berlinski，200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口税并不低，这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出口税为0。随后，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平均贸易税开始攀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外汇管制时代，贸易税有所下降。1960年代之后，进口税和出口税都迅速攀升，均达到15%的水平，或者说总的扭曲达到了30%。从1980年代两个不相称的拐点来看，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出口税往往会急剧下降，而进口税会增加，以补偿出口税的减少，但这些数字也可能只是核算问题。在1990年代的自由贸易主义时期，出口税被取消，但进口税仍然较高，尽管其他方面的贸易政策或多或少开始倾向于自由化（例如，依据GATT/WTO承诺取消了配额制，试图组建区域性的贸易区划，即南方共同市场）。

图3 贸易税

资料来源：Berlinski（2003）

这些贸易壁垒对收入水平最可能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不能冒险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能基于校准模型或计量经济学估计给出一些简单的答案。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我将忽略标准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因为由静态消费和生产扭曲引起的效用损失非常小（通常最多1%—2%），所以在讨论大分流时可以忽略不计。我进一步缩小关注点，只检验贸易摩擦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降低收入的两种渠道的影响，这两种渠道受到人们的热议。

首先，更高的贸易成本增加了进口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成本。这些成本不容忽视，越是在开放度高、在生产这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这些成本越发不能忽视。阿根廷就是这种国家的典型，理解这类成本如何拖累经济表现可追溯到亚历杭德罗（1970）对战后经济表现不佳的经典分析。亚历杭德罗指出，许多重要的进口资本投入品（如农业或工业机械）对国内价格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那些国内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很多的产品。

我们现在将数据带入能捕捉这些影响的模型中，这些模型得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支撑。如上所述，假设贸易壁垒使得贸易成本增加了50%（大约相当于1950年以来贸易税负的量级），同时假设，一个初始开放的经济体的进口额占到GDP的40%（该数字在阿根廷最后一次看到约是1910年，也是阿根廷和世界其他国家接近完全开放的时间）。让我们再假设，中间投入品占到进口额的50%，资本品占到25%，这是在阿根廷几十年历史数据中看到的大致稳定的数字（Berlinski，2003）。

用埃斯特瓦德奥尔达尔和泰勒（Estevadeordal andTaylor，2013）的标准开放经济新古典模型，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给定上述进口份额，在长期稳定状态下，贸易税将降低GDP约0.200个对数点，或者说20%。这其中2/3是由更高的中间投入品成本引起的（类似于负的生产率冲击效应），1/3是由更高的资本品成本引起的（类似于负的储蓄率冲击效应）。当可解释的缺口是1.000个对数点时，这些效应是相当大的，因为它们解释了阿根廷经济下滑的1/5。

进一步考察贸易摩擦对产出影响可以看技术转移进程。这里有很多候选理论模型，但对于能很好地拟合数据的结构和校准模型，学者们没有一致意见，也没有与此相关的可靠统计证据。因此，我们将依赖最近的经验估计，并且鉴于这些效应都比较小，我们将计算这一效应的上限。在最近的研究中，阿查里雅和凯勒（Acharya and Keller，2008）在控制技术领先国进口水平和研发强度的情况下，检验了技术领先国扩大进口对追随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他们的研究基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并且以美国作为技术领先国。

本文中，我们考虑对阿根廷这个追随国进行类似的分析，其中，将OECD视为研发来源国。阿查里雅和凯勒（2008，表8）对上限的估计结论显示，在研发密集型部门，当地全要素生产率对进口额的弹性的一个高估计值（95百分位）是0.06（对于多数部门而言，这一效应很小或者为负，反映了可能的抗衡力量，也就是说，进口竞争力对一个追赶不及的产业具有破坏力）。

运用这些估计，如果将0.06的弹性适用于1914年以后阿根廷贸易量的一半，就意味着，由于技术转移不强所致的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为3%。在稳态下，给定资本积累为内生，对收入的影响将会更大，可能总收入效应会达到5%或者0.050个对数点。因此，通过进口渠道的技术转移将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总的来说，这一渠道的统计证据是非常微弱的，即使我们修正假设，尽可能让其影响变大。总而言之，相对于抑制技术转移带来的收入损失（约收入的5%或0.05个对数点），贸易政策摩擦引起的收入损失（收入的-20%或者-0.200个对数点）主要源自进口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增加。

3.20世纪的阿根廷投资

我们要检验的第二个能解释阿根廷低收入的因素是资本的稀缺性。此处我们的意思是，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资本/劳动比k＝K/L是次优的。在最简单的模型中，工人人均产出y＝Y/L可表示为y＝Aka ，其中，A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份额a＝1/3，这是现代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典型指数（Gollin，2002）。

在工人人均资本水平为k*，工人人均产出水平为y*的情况下，模型的稳态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假设来实现，特别是可以运用索洛或拉姆齐增长模型。在其中任何一个模型中，k*和y*均随着TFP（或A）的增长内生地增长。因此，在一个“水平核算”（levels accounting）中，一国的收入水平（相对于某个参照国0）可以分解成：（1）TFP的下降，即A低于A0；（2）阻止k到达假设的最优水平k*的摩擦力，因为投资税或其他扭曲产生了一个楔子，使得资本边际产出（MPK）高于其最优水平MPK*。由于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MPK＝aAPK与APK＝Y/K呈比例关系，因此，基于霍尔和琼斯（Hall and Jones，1999）的研究，其公式可以改写为：

其中，根据比例关系，K/Y被替换为a/MPK，为简单起见，额外的人力资本忽略不计，另外，给定a＝1/3，该方程的指数为1/2。

自霍尔和琼斯以来，学术界对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收入大分流的共识是，上述A/A0比MPK/MPK0对分化程度更有解释力（例如，Easterlyand Levine，2001；Gourinchas and Jeanne，2006；尤其是Caselliand Feyrer，2007）。的确，对于阿根廷，霍尔和琼斯运用1988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发现上述MPK仅能解释阿根廷与美国收入差距的5%。这是否意味着应该放弃解释变量MPK呢？

未必。近期实证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阿根廷资本存量的演变。经过恰当计算发现，MPK的扭曲对收入差距有显著贡献。例如，运用霍尔——琼斯方法，基于永续盘存法（PIM）中的已投入资本（installed capital），图4给出了美国和阿根廷隐含的MPK。霍尔——琼斯的估计截至1988年，因为他们引用的PWT5.6的数据就到1988年。但是我们现在有PWT 6.2，数据可以覆盖到2004年，而且从中我们看出1988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阿根廷在债务危机之前曾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1988—1990年间，由于经济陷入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产出出现下滑，已投入资本大量闲置。如果想找出阿根廷的APK以及MPK看起来非常低的一个时点，就应该选择这样一个年份，在这个年份中MPK扭曲较小，而且在价格调整之后根本不存在，资本也不稀缺。因此，在这类计算中，测量不准是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

我们看到，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是非常不同的。运用追溯到1960年的数据，以及霍尔——琼斯PIM 6%的标准折旧率，阿根廷的MPK水平看起来平均比美国高出50%，这是相当大的差距。我想说的是，1980年代以及2000—2003年间，对这一模式的偏离较易理解，而且应该打一些折扣，因为这些时期经济严重衰退，所测量的已投入资本与在用资本并不相同。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修正用于衡量产能利用率的阿根廷资本投入时间序列的测量方法（目前还没有统计员做这项工作），很可能即使在衰退时期，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差距。

这些楔子的存在是否完全因为我们已经考虑到的因素，即资本的相对价格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用怀疑其计算方式了，即这就是需要用当地价格而非世界价格来评估MPK。图4显示，这确实会引起一些差异。以当地价格评估的差异很明显没有那么大，但在统计上仍然显著，而且与近期其他人用不同方法做的资本存量估计相匹配。例如，科雷伯格（Coremberg，2003）将阿根廷和美国1998年的资本产出比分别设定为2.85和1.95，转换成APK后则分别为0.351和0.513，相应的，在假设a＝1/3的情况下，MPK分别为0.117和0.171。

这些对特定国家的独立估计与图1运用当地价格调整后的粗略估计（其中1998年美国和阿根廷的MPK水平分别为0.129和0.180）非常匹配。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上述讨论的贸易扭曲：换句话说，这些是资本品贸易壁垒之外的额外资本摩擦证据。它们还显示，阿根廷的MPK比美国高出50%。

这些数据把普遍运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不振上的“是A而非K”式的争论往后推了一步。即使赞同基于TFP的解释的传统部门工作的研究者们，也不得不承认，1990年代，MPK的巨大差距是阿根廷资本浅化（capital shallowing）的证据。也就是说，即使在近些年经济成功运行的大部分年份，资本积累的速度也跟不上人们认为生产率快速上升时期所期望的速度（Kydland and Zarazaga，2002）。这些结论表明，即使有利可图，阿根廷在动员充足的资本积累方面确实面临一些困难。1960年代至1980年代，投资增加缓慢与生产率下降相伴而生，并且阿根廷一直伴随着资本基础的折旧和适度的净资本存量增加。但随后的1990年代，TFP促进增长的机会出现，但资本很明显没有被充分动员。

这些差距对收入的作用并非微不足道。假设，正如上述对1990年代所估计的，无论数据来源于PWT还是科雷伯格，阿根廷的MPK都平均高于美国50%或者0.500个对数点。那么，在上述收入差异的表达式，适用1/2的指数，则这一资本积累的差距解释了两国25%或0.250个对数点的收入差异，从而，我们又解释了1/4的阿根廷之谜。

与新古典主义的基准相比，如果资本较低而MPK较高，则存在一些疑问：为什么阿根廷的投资不足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使资本边际产出远远高于参照水平？投资楔子的实质是什么？是什么潜在因素造成了这一扭曲？我无法量化每一种可能的渠道，但是我能提出几种解释，这些解释均围绕能增加资本成本或投资风险的因素展开。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论证。

首先，存在宏观经济小概率事件带来的风险。众所周知，依据风险厌恶模型，高风险投资通常有高额回报（Mehra and Prescott，1985）。然而，罕见的“猛烈冲击”或价值跳水，会通过巨大的资本损失使财富蒸发，这对于解释迷局来说足够了（Rietz，1988；Barro，2005）。毫无疑问，阿根廷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剧烈冲击，严重影响了投资回报。有好几次高的或恶性通货膨胀侵蚀了名义债务。这些以及其他大的经济危机经常给银行业部门带来毁灭性打击，导致了信贷萎缩和一系列金融工具的巨大损失。因此，如果阿根廷的投资回报更易受到冲击，则投资者们可能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来补偿波动性和/或不对称性，这意味着一个总体更高的均衡MPK。这些风险也可能出现在一个有着较低货币乘数和杠杆率的受压制的金融体系中，从而进一步收紧信贷。

其次，存在违约风险和产权问题。除了市场波动引起的小概率事件，可能在应对宏观经济的政策中，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直接没收或重新分配财富，或其他产权保护不力，都曾在阿根廷历史上多次出现。除一系列违约（Reinhart and Rogoff，2004）外，还包括银行止付、强制债务转换、比索化（pesifications）及其他没收财产的情况。虽然从事后来看，在发生这些事情时，偶尔会区别对待当地人与外国人，但大多数时候，尤其是事前，人们并没有预期会有这种区别对待。

如果资本价格扭曲（如贸易政策）解释了0.250个对数点的收入差异，资本积累摩擦（较高的MPK）又解释了0.250个对数点，则我们已经解释了1.000个对数点的收入差异的一半。这可不是一小部分了。人均收入增加50%将使阿根廷从8000美元的水平上升至13000美元的水平（大致与希腊、葡萄牙相当，接近于韩国）。即使在1913年，在其相对峰值时期，阿根廷的收入水平约为美国或英国的70%—80%，因此，即使当前的收入差距缩小一半，我们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说“阿根廷之谜”了。

接下来，我们对阿根廷与OECD的差距，能否给出更多的解释？我们有多个理由认为，我们可以给出几个尚未考虑到的重要经验因素。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予以考虑。

第一，投资质量问题。所有对MPK的计算都基于对资本存量的计算，而资本存量的计算基于永续盘存法或HV方法以及多个标准化的假设。但是，在较贫穷国家，资本的“质量”一般较低。由于治理水平较低，贫穷国家的公共投资更容易闲置，并且大部分公共投资支出可能会流于贿赂和腐败（Tanzi and Davoodi，1997）。一些国家的企业数据显示，私人部门的投资也存在类似的情形（Bu，2006），这或许是由于私人部门腐败，或者是由于技术维护的高成本或障碍，或者是由于管理不当的公共资本的不利影响，使得私人部门投资早早夭折或运营不善。因此，资本的效率和能力低于它本可以实现的最好水平，更高的折旧率是必然的。例如，霍尔——琼斯方法假设所有资本的折旧率均为6%。但是，如果将该折旧率统一运用到富国和穷国，这些折旧率未免有些太低了。有人（Bu，2006）估计了1990年代所有企业固定资产的一个较低的中值折旧率，其中菲律宾为16%，韩国为12%。在印度尼西亚和一些非洲国家，据称中值折旧率更高，在25%—60%之间。这给资本存量和MPK估计抛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这些估计结果对折旧率高度敏感：折旧率每增加1%，永续盘存法测量的资本存量下降1%，MPK上升0.67%（如果a＝1/3）。如果资本质量比典型假设低而折旧率比之高，那么阿根廷的资本稀缺程度甚至可能比普遍认为的更严重。

第二，投资错配的问题。MPK的计算还基于如下假设：资本在经济中有效配置，或者MPK在各部门是均等的。但是反对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出于各种原因，投资可能会出现错配，如私人金融部门的腐败和低效，或者国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谢长泰等人（Hsieh and Klenow，2009）对中国和印度的研究显示，与美国相比，对资本进行有效再配置可以将TFP提高50%或更高。一种合理的假设是，阿根廷也存在类似的错配问题（虽然可能没这么严重），并有助于解释我们先前及上述测算不能解释的余下的收入差距。这可能是未来运用产业普查数据和其他测量数据进行研究比较容易出成果的领域。

第三，投资多样化问题。投入品价格扭曲可能是20世纪贸易拖累阿根廷经济的主要原因。1914年以后，尤其是1930年代至1950年代，这一情形主要归因于对开放贸易非常不利的全球环境，但是，尽管全球贸易随后开始繁荣，自身的贸易政策扭曲仍然是问题的主要原因。上述估计（0.200个收入对数点）也可能较为保守，因为它仅关注所谓的“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即给定进口商品的数量。但是，近期贸易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表明，针对“集约边际”的投入壁垒也会影响可比的经济成本，比如限制进口商品的种类。如果这些结果会转嫁到中间产品和资本投入品上（很明显会的），这就是对投资的另一种贸易壁垒。量化这一壁垒对一系列国家（包括阿根廷）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三个额外因素———投资质量、配置和多样性———是有效投资的额外壁垒，并且有可能已经拖累了阿根廷的经济，即使到底幅度有多大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4.结论性思考：深层决定因素

讨论到这里，我们知道“微观解释”意味着，在一定边界之内，阿根廷的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缺陷如何导致了其不佳的经济表现。并且，从经验分析来看这些因素似乎大到足以解释我们所见的收入大分流的大部分。但是，这仅仅使问题更深了一步：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对此有什么解释？

对于所有国家，不只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试图解释大分化的深层次和内在原因。问题是，就像我在论述这一部分时所说的那样，已有的、在其他国家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应用到阿根廷经济发展史上时，说服力似乎下降了一半还不止。

4.1地理与帝国

在讨论之初，让我们基于已有文献给出一个常规因果排序。上述我们提出，政策会影响产出，我们可以简单表示为“政策→人均收入”。一些学者担心的问题是从收入到政策的潜在反向因果关系，这暗示我们要寻找到能解释政策的深层决定因素。例如：

X→ 制度 → 政策 → 人均收入

如果X是一个外生的深层决定因素，它可以成为一个工具变量，以避免收入对政策或制度回归时出现内生性问题（如，可参见：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Rodrik、Subramanian and Trebbi，2004）。

X到底是什么，现有文献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地理决定论者将关注点放在纬度、气候/农作物、疾病上。疾病可能对劳动生产率有直接影响（Gallup、Sachs and Mellinger，1999）。农作物可能影响生产组织及其制度（如奴隶制），从而影响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进程（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Easterly and Levine，2003）。另外，疾病和气候的影响也可能更间接，欧洲殖民者不太可能（倾向于）在热带（温带）区域定居，并且更倾向于建立“掠夺性”制度（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

在所有这些解释中，历史制度选择至关重要（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它对现在的关键影响通过一种持久性政治经济机制发挥作用，即使这些地方获得独立后，高度的不平等性仍然在保护着殖民时期的掠夺体制，这些体制有利于精英群体，导致了收入和教育的高度不平等，使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低。

为什么这些理论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阿根廷的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朗了。阿根廷位于温带区域而非热带区域，尤其是该国的经济核心区潘帕斯大平原和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许多都有欧洲血统，他们在体格上和文化上都与殖民中心阿尔蒂普拉诺有所不同。奴隶制虽存在过，但比较短暂和本土化。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并没有出现持久的不发展：无论其独立时继承了怎样的物质和政治遗产，1900年以前它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机制，选举权范围在扩大；最重要的是其有一个像样的教育体系，同时，有着令人称赞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的论述，参见Llach、Campante and Glaeser）。

在1900年，阿根廷更像加拿大而不是喀麦隆。要解释的问题不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发展过，而是它有成功的潜力，并且曾经做到了，之后又倒退回到了欠发展状态。当制度、不平等和经济缺陷随着时间并没有太大改变时，就很难用地理和历史的深层决定因素来解释这种逆转。另外，为了进行更直接的反驳，对拟议的基于不平等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微观层面的研究，提出了进一步质疑：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并不纯粹是殖民时期的遗产（Arroyo Abad，2008），事实上1820—1914年间，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的起伏大都源于外部冲击（贸易条件、移民），因此，独立时的不平等程度被证明并不是衡量1914年不平等性的良好指标。

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关注外生因素，但也要关注备选的深层决定因素（如法律），或者关键时刻来自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强大外部冲击与初始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文章最后，我将就这两个主题给出一些推测。

4.2法律起源

格莱泽和施莱弗（Glaeser and Shleifer，2002）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显示，经济成功另一个可能的深层决定因素是法律起源：无论一个国家是普通法系还是民法系。从经验来看，法律起源与殖民权力有关，并据此形成一个广泛认同的观点：在所有殖民帝国中，英国比其他帝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把更好的制度带到了殖民地（Ferguson，2003）。普通法在较富裕的英属殖民国较为流行，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法在欧洲大陆国家以及他们先前统治的贫穷的殖民地较为盛行。在其他英国统治过的殖民地，即非洲和亚洲较为贫穷的地区，独立后的法律结构是普通法和民法的混合体。

对于那些寻求深层因素的人而言，阿根廷提供了又一个有趣、独特且有些反常的个案，它并不容易被归为某一类。一般认为，无论是普通法系还是民法系，从长期来看，都有某种程度的混合，例如，在民法系中司法机关行使其权力；在普通法系中，立法者创设法典。但阿根廷是个非同寻常的国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混合体。

早期的阿根廷法律体系是从独立时期（1813年试图建立统一政府的集会失败）到国家最终统一（1859年）长期政治斗争的产物。早期编写宪法的努力失败，主要是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集权主义者与其他地方反对势力的紧张关系。1853年，在阿尔韦迪的学术影响下（主要受到美国、瑞士和其他早期宪法的启发），除布宜诺斯艾利斯外的其他省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阿根廷的民法典仅始于统一以后的1869年，由贝莱斯·萨斯菲尔德（Vélez Sársfield）编纂。

这些体系在现实中如何共存，它们有什么样的经济效应？在不同时期，某一个是否会占据上风？表面上看来，似乎普通法的特性，尤其是司法审查和其他权力，在19世纪运用较多。但在20世纪，摆钟已转向纯粹的民法操作（在民主与独裁下均是），以至于在过去十年，该国常常号召外国专家帮助重建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体系的主要功能。大部分法律起源证据本质上是截面性质，但有一个奇怪的国内时间序列变量的例子。经济下滑与阿根廷宪法和普通法衰弱是否纯属巧合，或许值得那些对法律起源理论适用性感兴趣的人进一步仔细研究。

4.3贸易潜力

最后，一个似乎已经影响到阿根廷制度路径和政策的重要外生因素是全球经济环境，也就是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潜力。1914年之前，基于放开资本流入、扩大开放边境，以及强烈追求初级出口品比较优势的增长策略使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这一策略在1914年之后还可行吗？考虑到那时开始并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回归闭关自守的倾向，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维持一体化会如何？阿根廷经济史又会怎样？如果没有转到经济孤立主义的轨道上，高生活标准和高增长还能维持吗？毫无疑问，20世纪早期阿根廷越来越接近经济发展前沿，意味着阿根廷的结构逐渐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Di Tella and Zymelman，1967）。但是，这一转型并没能很快压倒阿根廷基于自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然而，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国外强加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促进了阿根廷的结构转型，但这并非国内政策所愿；但1940年代至1950年代出现并持续至今的阿根廷的自给自足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结构转型，这期间世界核心经济体早就解除了贸易和金融壁垒。

用什么来解释这一转型？在同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种转变单单对阿根廷的影响更大？先从第二个问题说起，我认为与阿根廷丧失的东西更多有关，可以从两个层面看。首先，某些方面阿根廷的发展程度像一个发达经济体，有着功能完善的市场体制、稳定的货币体系（1891年之后）以及民主政治法治基础。相比较而言，其他近代才实现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没有哪个国家1914年的发展水平能超过阿根廷。第二，与同时期其他多数国家不同，阿根廷通过贸易获利的机会更多，无论是在产品市场还是在资本市场。但如果开放的贸易环境遭到破坏，这些收益就岌岌可危。阿根廷的贸易开放度很高，其大约一半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供给来源于国外。其他贸易份额较小和资金流入较少的国家在第一次全球化结束后只需要进行比较麻烦的调整；阿根廷却要进行彻底的、极度痛苦的重新定位，而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阿根廷并没有着手进行调整，原因是寄希望于1914年以前的自由秩序会奇迹般地恢复。

对于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转变———我们应该考虑经济开放度、既得利益者和国内政治经济动态三者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一般认为，大西洋贸易扩张的冲击给欧洲西北角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商人和资本家带来了利益，使这一区域在现代化早期进行了经济和政治改革，提高了其开放度和竞争力（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5）。在阿根廷，我们看到了相似的由贸易冲击驱动形成的路径依赖，只是反了过来：全球贸易萎缩的冲击摧毁和削弱了旧的外向型秩序，只能通过更加自给自足来创造新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的极度比较优势也影响了这一动态。阿根廷的贸易收益比其他国家大，考虑到特殊的要素禀赋，鉴于相同的原因，闭关锁国的重新分配效应也将会很大（对于任意的贸易扭曲，当哈伯格三角形很大时，则测量收入再分配的矩形也很大，权力也一样，参见Rogowski，1989）。

这些观测结果符合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宽泛的主题，即认为经济和政治竞争通过释放“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成为关键互补因素（North、Weingast and Wallis，2009）。用另一种方式表述，是全球化和民主齐头并进，并且，基于合理工具的实证检验显示，这一命题相当成立（López、Córdova and Meissner，2008）。

不利的外部冲击对政治制度造成威胁，并可能通过路径依赖对经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阿根廷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有最多的东西可以失去，20世纪中期不利的全球冲击对阿根廷的损害几乎也是最大的，如我所写，这可能是使世界力图摆脱另一次大萧条最发人深思的思考。

（山西省统计局晋中市调查监测中心 张彩琴 译）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Alan M.Taylor，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和管理研究生院教授。该文是由Rafael Di Tella、Edward Glaeser和Lucas Llach在哈佛大学组织举办的“ExceptionalArgentina”研讨会上的参会论文。感谢举办方、编辑们、匿名审稿人和参会人员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者文责自负，所阐述的观点不代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观点。

经济学课件II：
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增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丹尼·罗德里克[1]

1.引言

过去十年对于发展中国家及其贫困的公民来说都极其美好，以至于许多人将这些国家看作世界经济的救星。它们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造就了极端贫困的大幅缩减以及中产阶级的显著膨胀。最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增至5个百分点，部分是由富裕国家的经济下滑导致的（图1.1）。中国、印度和少数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表现最好，拉丁美洲和非洲经济增长也有所恢复，正赶超（而且往往超越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经历的增长速度（图1.2）。

经济增长是改善发展中国家公民生活水平和提高预期寿命的先决条件。最近的增长表现能否持续至未来，果断地扭转19世纪以来世界分化为富国和穷国的“大分流”？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乐观者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改善政府治理和宏观经济政策；要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力，通过外包和技术转让在贫困地区培育新兴产业。悲观者则发愁于富裕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拖累，全球化面临的威胁，以及工业化后起之秀的国家必须克服的、来自中国以及其他老牌出口国的竞争压力。

图1.1 1950—2011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Rodrik（2011b）自己搜集的数据，有更新

图1.2 1950—2011年按地区划分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Rodrik（2011b）搜集的数据，有更新

这些因素（或许还有其他因素）的权重取决于一个人对落后国家经济增长最终动力的看法。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外推法并不一定奏效。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各国和全球范围内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变革最有利于快速增长和相互趋同？这是关于所需政策的规范性而非实证性问题。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弄明白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研究得越透彻，对政策的含义越明朗。

本文从长期视角来看经济增长，以加深对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和约束力的理解。

本文给出了一个由经验证据推动的分析框架，并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经济增长。尽管在许多方面都很正统，但框架强调某些不同的战略重点，以更好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增长。

本文强调了增长背后的两个主要推动力。一是以人力资本和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基础能力的发展。长期增长最终要依赖于这些能力的积累———从教育卫生到更好的监管框架和政府治理（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Allen and others，2013；Behrman and Kohler，2013）。但是基础能力是多维度的，初始成本很高，并表现出互补性。因此，投资于此往往收效甚微，直至积累出充分的、广泛的能力，也就是说，直至发展过程的相对后期。依靠基础能力积累的增长是缓慢的、旷日持久的。

二是结构转型，即新兴（更高生产率）产业的诞生和扩张，劳动力从传统或低生产率活动转移至现代化的生产活动。除非自然资源丰裕，极高的增长率几乎都是结构快速转型特别是工业化的结果。所谓增长奇迹就是在基础能力水平低下时由工业化促进的快速经济增长：贫穷国家即使技能较低，制度不健全，也可以经历结构转型。这有助于解释“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快速起飞，从1950年代末期的中国台湾地区到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大陆。

积累基础能力所需的政策和促进结构变化所需的政策无疑会有重叠，但它们是不同的。第一类政策要求在技能、教育、管理能力、政府治理等更广范围内的投资；第二类则可以采取范围较窄的、有针对性的补救措施。如果宏观经济不稳定，产权保护不利，新兴产业就不会出现。但一国也无须达到瑞典那样高质量的制度水平，才能够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同瑞典生产商竞争。此外，正如我将在下面所探讨的，培育新兴产业往往需要与基础能力有所冲突的非常规次优政策。一旦成功，非正统的政策会发挥恰当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弥补基础能力的不足。

随着经济发展，现代和传统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消失，整个经济活动变得更为复杂。相应的，两个驱动力以及一系列支撑政策交汇在一起。基础能力超过结构转型成为主导力量。换句话说，如果强劲的基础能力没有最终发挥作用，由结构转型推动的增长会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本文的结构如下：接下来的第2部分描述近期经济增长表现对全球收入分配的影响。从分析中得出的显著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对全球的“平均公民”来说是一种福音，已在全球范围内催生出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第3部分考察经济史，突出反映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导致的世界经济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巨大贫富差异。第4部分总结了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记录中的六条经验规律（“典型化事实”）。其中的关键是制造业中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无条件趋同。第5部分根据这些经验规律来解释成功国家的政策经验。第6部分提出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部门：技术停滞的传统行业；生产率取决于（增长迟缓的）基础能力的现代服务业；受益于非常规趋同的工业部门。第7部分根据能力演化和结构转型速度，运用分框架提出一个“2×2”型的增长结果。分析四种情形：无增长、缓慢增长、阶段式增长和快速可持续增长。第8部分分析了限制工业化的因素。第9部分检验了工业化的数量限制，将分析框架扩展至全球供应链（第9部分）和自然资源出口国（第10部分），随后是预测（第11部分）和政策含义的讨论（第12部分）。

2.“平均人”是如何做的？增长和全球收入分配

“平均人”可以被定义为处于全球收入分配中间位置的人，即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衡量全球不平等程度的一种方法是将中位收入和全球平均收入（即人均全球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如果收入分配均等，中位收入和平均收入相同。全球经济越是不平等，两者的差距越大。如表2.1所示，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甚至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社会（如巴西）的两倍。因此全球不平等要远高于一国内部的不平等。[2]

表2.1 1988年和2005年世界和样本国家的中位收入和平均收入（单位：美元）

注：n.a.表示没有可用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Milanovic（2011）整理的数据计算而得

好消息是，这一比例自1980年代以来显著下降。主要是受全球中位收入增幅远超平均收入增幅的推动。1988年，全球中位收入为846美元（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美元计算）。到2005年，全球中位收入已经升至1209美元，在不到20年时间内增长了43%。同期全球平均收入的增幅仅为12%（从3523美元增至3946美元）。因此，全球不平等程度大幅降低，至少这一指标测量的结果确实如此，[3]尽管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如美国和中国，而不是巴西）内部的不平等有所上升（如表2.1所示）。

图2.1显示了1998年和2005年全球人际收入分配的变化。[4]图中分布曲线向右偏移，表明平均收入上升。更引人注目的是分配形状的变化。1988年，全球分配在两端呈现明显的凸起，一个是贫穷国家的，另一个是富裕国家的（后者凸起不如前者明显）。到2005年，两个凸起几乎都消失了，在收入分配的中间融合。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在1980年代贫困人口占世界很大比例的国家，已经填补了收入分配的中间部分。自1980年代起，中国已经从一个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低于全球中位收入的贫穷国家，转变为一个国内中位收入水平赶超全球中位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见表2.1）。如今，中国的收入分布位于全球收入分配的中间位置。因此全球经济现在拥有了一个更庞大的中产阶级，其中中国家庭占了很大一部分。

图2.1 1988年和2005年全球收入分配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Milanovic（2011）的数据计算而得

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收入分配的影响反映出全球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大部分的全球不平等是由国家间平均收入的差异而不是国家内部收入的差异造成的。相关数据可参见表2.2，表中将全球不平等分解为国家内部成分和国家间成分。基于比平均收入——中位数收入比率更多的信息，表2.2展示了不平等的三种测量方法：基尼系数、对数偏差均值和泰尔指数。其中只有后两种是可分解的。根据测量方法和时间段，国家间的不平等———即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异———解释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75%—80%；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仅占1/4或更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全球中产阶级迅速扩张，尽管中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再加剧。

表2.2 1998年和2005年全球不平等分解

注：n.a.表示没有可用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Milanovic（2011）的数据计算而得

更长期的视角可以通过将这些数据与布吉尼翁和莫里森（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2002）提供的全球收入分配历史证据相结合得出，这些历史证据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全球不平等中的国内不平等成分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但国家间不平等成分却大幅攀升，从1820年的5%提高到1929年的33%，再攀升至2005年的76%（图2.2）。国家间不平等所占全球不平等的份额从1820年的12%增至2005年的73%。由于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模式各不相同，一个人的出生国越来越决定了他的经济财富（Milanovic，2011）。

为了把这一点讲清楚，我经常询问读者是愿意做一个穷国的富人，还是一个富国的穷人？为了明晰这个问题，我阐释了此处“富人”和“穷人”的含义。我告诉他们，所谓富人是指位于一国收入分配中的前10%，穷人则位于一国收入分配中的后10%。同样，按照人均收入排名，富裕国家位列所有国家的最高10%组，贫穷国家位列最低10%组。他们将如何选择？

大多数人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做一个穷国的富人，这是错误的选择。正确的选择是“做富国的穷人”，做一个穷国的富人远不如做一个富国的穷人。依照上面的划分，按购买力平价在国家间进行调整后，富国的“平均”穷人的收入是穷国“平均”富人的3倍（Rodrik，2011b）。其他福利方面的差异，比如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的差距。因此，一个富国的穷人要比一个穷国的富人好得多。

图2.2 1820—2005年全球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Milanovic（2011）的数据计算而得

当然，穷国也有自己的超级富豪，但这些超级富豪家庭在穷国仅占非常小的比例———或许不会超过总人口的万分之一。当将收入分配规模扩大至包括一个典型穷国最高收入10%的人群时，所达到的收入水平不过是一个富国最贫困人口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已。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健康和其他福利指数）要比国家内部大得多。你的出生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可能生活。

观察国家层面总经济增长的强大影响力的另一种方法是，比较不同时点的收入分配水平。图2.3按照10分位或20分位（取决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描绘了1988年和2005年巴西、中国、印度、美国的收入水平。印度和中国的比较特别能说明问题。1988年，印度每个10分位的收入水平都要稍高于中国相应10分位的收入水平。到2005年，在收入分配的所有点上，中国已经远超印度。同样，1988年任意中国20分位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全球相应20分位的收入水平。到2005年，中国较贫穷的一半人群的收入水平已经高于全球一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从全球收入分配的最新证据中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图2.3 1988年和2005年，世界和样本国家的收入分配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Milanovic（2011）的数据计算而得

. 全球收入分配的中间位置近几十年来已被填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的崛起。

. 各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差异仍然是全球不平等背后的主导力量。

. 最贫穷国家的总经济增长是降低全球不平等最强有力的工具。自1990年代以来，贫穷国家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已成为降低全球不平等的关键。

3.长期增长：工业化与大分流

工业革命到来之前，世界上最富有和最贫穷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大约为2∶1，在全球不平等中，国家间不平等的成分很小。如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贫穷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80∶1。这期间世界部分经济体，如西欧、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世界其他地区增长却十分缓慢，虽然经历短暂增长但通常是在倒退（图3.1）。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1997）将这个过程称为“大分流时代”。

资料来源：Maddison(2010)

没有比从全球不同地区的工业化经历来分析“大分流”更好的视角了。表3.1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据，来自保罗·贝罗奇所做的开创性工作（Bairoch，1982）。为了便于跨地区和跨时期的比较，将1900年英国人均工业产值固定为100。1750年，工业革命到来之际，这一指数在英国为10，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当时为8。现在的发达国家和现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两者在1750年的人均工业产值指数几乎没有差别。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西欧相当。

表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均工业产值指数（英国＝1900年为100）

注：“——”表述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Bairoch（1982）

从19世纪起，该指数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拉开差距。英国人均工业产值指数从1750年的10上升至1860年的64，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又增至115。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沿着一条类似的、较平缓的轨迹上升。但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不仅在于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以及亚洲（日本除外）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是在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经历了去工业化。中国人均工业产值指数从1750年的8缩减至1913年的3，同一时期印度则从7跌至2。数值下降是因为工业产出未能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罪魁祸首是19世纪第一个全球化时期促进的全球劳动分工。来自欧洲以及后来来自美国的廉价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充斥了周边地区以原料和自然资源为主的市场。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到1870年代，进口的棉纺织品已经接近国内纺织市场75%的份额，而1820年代仅占3%（Pamuk and Williamson，2009）。这次全球劳动分工不仅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而且也是由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国势力推动的：欧洲列强，以及后来的美国，轰开了印度、中国、日本和奥斯曼帝国的国门，强迫它们开放市场，而且它们的海军可以确保商人和金融家的安全。

世界上接受工业革命的地区拥有两种共同优势。[5]第一，它们拥有足够的接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有一定技能的工人，可以满足新式工厂运行的需要。第二，它们的制度比较健全：运行良好的法律体系，稳定的政局，对国家征用的限制，这激励了私人投资和市场扩张。有了这些前提条件，大部分欧洲大陆很容易吸收英国开发和应用的新型生产技术。其他地区，工业化依靠“进口”技能和制度。

洲际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巨大优势。凡是欧洲人大量定居的地区，他们都给当地带去了技能，推动制度朝更具代表性和市场友好型的方向发展，促使经济活动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但对原住民造成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原住民在欧洲的侵略中大量消亡。但是在被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2001）称作“西方旁支”的地区，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能够获得先决条件，这主要归功于大规模的移民。在大规模欧洲资本流入的支持下，这些经济体最终成为工业的“核心”地区。

殖民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却有很大差别。当欧洲人遇到阻止他们大规模定居的不友好情况时，或者需要大量人工开采自然资源时，他们设置的制度完全不同于针对西方旁支的制度。设计这些纯粹的“榨取式”制度是为了尽可能廉价地将原材料运往工业化核心地区。这导致了极大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使得极少数社会精英———通常是白种人和欧洲人，统治数量庞大的原住民或奴隶。建立在榨取模式基础上的殖民统治几乎无益于保护普遍产权，也不利于支持市场开发或刺激其他经济活动。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经济模式和非洲矿业经济模式是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证实，这种制度发展的早期经验———或者是制度缺失———对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的负面效应，时至今日仍然存在（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

一旦工业化国家和原材料输出国之间拉开距离，强劲的经济动力会进一步加大这一距离。原材料输出国实现经济多元化的激励或机会非常小。随着19世纪运输成本的下降和工业化核心国家的需求增长，这些国家经历了商品繁荣。这种繁荣有利于攫取了矿产和种植园的少数人，但不利于制造业，制造业受到了挤压。国际贸易正如教科书中的模型那样：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利润增加，拥有比较劣势的地区利润减少。

国际贸易促使工业化国家持续投资于技能、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其他推动因素。由于现代制造业部门给技能带来了高回报，这鼓励了家庭少生优育。外围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专注于初级商品生产并不鼓励技能积累，也延迟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直到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像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就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用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等人（Oded Galor and Andrew Mountford，2008）的话来说，原材料出口国以生产率为代价换取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依然在试图摆脱这种劳动分工的长期影响。根据1914年之前第一个非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来看，摆脱这种后果是可能的，这个国家是日本。

19世纪中叶，日本和其他外围国家没有什么两样。它主要依靠出口原材料———生丝、纱线、茶叶和鱼类———来换取制成品。在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强迫日本开放和自由贸易后，日本商业蓬勃发展。如果任其自行发展的话，日本或许会和其他外围国家走一样的发展道路。但日本本土拥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实业家和商人，更重要的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政府一心一意想搞经济（和政治）现代化。那时的日本政府面对西方政治精英中盛行的自由放任思想毫不动摇。日本官僚明确表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明治时期的官僚推行改革的目的是建设现代国民经济需要的基础设施：统一的货币、铁路、公共教育、银行业和其他立法。在今天所称的产业政策方面也做出很多努力：国家努力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在许多领域成立并运营国有企业，包括棉纺织品和造船业。尽管很多企业以失败告终，但它们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同时培养了许多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这些人随后将这些技能应用于私人企业运营中。国有企业最终被私有化，促使私营部门在国有部门基础上成立。政府还出资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购买技术，并资助日本学生出国接受培训。此外，随着日本从国际条约中恢复关税自主权，政府提高很多工业品的关税，以鼓励本国制造。这些努力在棉纺织业中的效果最为显著：到1914年，日本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棉纺织业，不仅取代了本国市场甚至还取代了亚洲邻国市场上的英国进口棉纺织品。

日本在二战中奉行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抹杀了它所取得的成就，但该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也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实现工业化，使一国经济摆脱对原材料生产的依赖。即使一国最初面临的国际劳动分工不利，但如果有一个意志坚定且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以及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日本的经验可以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个榜样。尽管具体政策有所不同，这些模仿者都依赖于和日本相同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通过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和政府诱导的共同作用得以实现（唯一的例外是中国香港，政府对产业的干预仍然很小）。下面我会着重探讨这些增长策略。

4.经济增长的六个典型化事实

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导致了一种看似永无止境的争论。这些国家是成功的国家指导型工业化的案例吗？或者是依靠市场和全球化所推动的工业化的案例吗？沿此思路，这一问题会引起更多关注。真正起作用的是市场和政府支持两者明智的组合，而不是牺牲其中之一。

但是，为什么需要这种组合，“明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理念是如何操作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的典型化事实开始说起。本部分选取与政策背景特别相关的六个典型化事实。接下来的部分会对这些典型化事实进行解读，并基于这一经验背景，试图弄清楚世界各地的成功与失败。

典型化事实1：增长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攀升

当工业革命席卷英国和其他早期工业化国家时，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增长非常缓慢，几乎觉察不到。当前，很难精确界定工业革命或者现代经济增长的开端时间，因为根本不存在清晰的时间分界线。经济史学家估计1780年后的那个世纪内，全要素生产率以0.5%的年增长率不断提升。这种增长显然要比前几个世纪中几近零增长率的技术进步好得多，但这仅仅是20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一部分而已。

图4.1描绘了随时间推移增长率的情况，图中给出了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也给出了表现特别成功的国家的情况。图中显示了每个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增长率。二战之前，最成功的时期是1870—1913年，即金本位时期，期间人均GDP以超过1%的年均增长率在扩大。这一比率与1950年代以后的扩张相比，就相形见绌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世界年均增长率接近3%。尽管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远远超过二战之前的速度。

图4.1 世界以及特别成功的国家的历史增长率

资料来源：Maddison（2010）

图4.1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二战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惊人增长率的国家：1950—1973年间的日本，1973—1990年间的韩国，以及1990年以来的中国。这些“东亚虎”以及一些邻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8%，生活水平快速趋同于西方。这些增长奇迹源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制成品出口。显然，战后全球经济为那些采取正确政策的落后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典型化事实2：趋同是例外而非规律

经济史学家和当代增长理论家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也有其优势：可以引进和采用先进国家开发的技术，可以抄近路追赶。全球市场使小型经济体可以专注于它们擅长的领域，全球市场上有充足的资本和廉价的中间投入品。全球金融市场为投资扩大了资金来源，而不仅仅依靠国内储蓄。

然而在实践中，极少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这些优势。东亚经济增长领先国家的经验是规律中的例外。与理论预期相反，并没有趋势显示贫穷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超过富裕经济体。过去十年的经验根本不足以代表历史。透过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就能发现，各国经济增长率与其初始生产率或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图4.2）基本不相关。中等收入国家或富裕国家可能与贫穷国家一样经历快速的增长。

图4.2　增长相同，无趋同的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Maddiosn(2010)的数据计算而得

在经济增长经验研究文献中，这种结果被称为缺乏“无条件”趋同，与“条件”趋同不同，后者在跨国数据方面具有较强的规律。当增长率用一部分变量如人力资本、投资、制度水平、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稳定性等来控制时，增长残差与初始人均GDP水平呈系统性负相关关系。巴罗（Barro，2012）的经验分析将条件趋同率确定为每年2%左右。换言之，只有在条件变量相似的国家中，经济趋同才会出现。

条件趋同的结果乍看起来是有用的，能够揭开经济增长的秘密。不幸的是，在增长回归模型中通常被引入的条件变量本身可能就是增长的结果或内生变量，对推动增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而言，没有现实意义。例如，它可能有助于说明高水平的投资和人力资本或更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没有说明，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到底要怎样增加人力资本：是建造更多的学校，降低教师缺勤率，还是向父母提供更好的信息？是通过减少行政审批还是提供税收优惠来推动私人投资？是通过借鉴国外的法律和制度还是通过设计本国方案来提高治理能力？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最终都必须得到解决。

不幸的是，运用直接政策变量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并未产生有用的结果。政策改革背景性极强，不允许大而化之（Rodrik，2007；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2008）。下面我将会详细阐述这一点。

典型化事实3：经济发展与生产多元化齐头并进

贫穷经济体并非富裕经济体的缩小版，它们在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当现代增长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这一重要洞见常常被遗忘。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传统和新兴部门的生产率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距。因此，发展的本质是结构转型，促使劳动力从传统的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现代的高生产率部门。后者在区位、组织、技术等方面不同于前者。快速增长的国家更易消除结构转型的瓶颈。

这种结构转型可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一项特别重要的研究成果来自伊姆波斯和瓦奇亚克（Imbs and Wacziarg，2003），他们发现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其经济专业化程度逐渐降低，会越来越多元化。贫穷经济体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范围相对较窄；随着不断增长，经济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过了某一时点，多元化停止，在高收入水平上会出现更高水平的专业化。但这一转折点会出现在发展进程的后期，收入水平大致类似于爱尔兰。

从结构主义发展思路的角度来看，伊姆波斯他们的结果并不意外。然而，这的确与强调贸易和比较优势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方法有些出入。毕竟，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国从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获益。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看起来似乎是增长的有效途径，通常被用于强调全球化收益这样的政策讨论中。无论贸易收益是什么，专业化都不是致富之路，还恰恰相反。

典型化事实4：历史上看，工业化与制成品出口是推动持续快速增长最可靠的工具

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增长奇迹都是基于快速的工业化。其他赶超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只有极个别的小国是从自然资源中获得暴利（并且尽量不挥霍浪费这些资源）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经历了几十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都是先从制造业开始。工业化是英国和其他早期模仿国迈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促使后来者赶超的关键。

表4.1列举了历史上所有经历了持续极高速增长的情况。我所定义的“极高速增长”是指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至少为4.5%，而“持续”是指增长至少保持30年。这样的实例并不多，事实上很多都少于30年，也正因为此才能称之为“增长奇迹”。

表4.1 持续至少30年人均年增长率至少为4.5%的经济体

资料来源：Rodrik（2011），基于Maddison（2010）的数据计算

表4.1中有两个明显的重要趋势。第一，几乎所有的增长奇迹都发生在1950年之后。只有三个实例发生在1950年之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西方旁支，得益于19世纪资源扩张热引发的移民潮），以及委内瑞拉（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石油繁荣）。相反，自1950年以来已经出现了24个不同的增长奇迹实例。这种模式与典型化事实1中所指的随着时间推移，增长率不断攀升，是一致的。

第二，大部分1950年后的增长奇迹都发生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如表4.1所示，它们来自两个群组。一个群组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西欧外围国家，它们首先得益于二战结束后的欧洲重建，随后又得益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对这一群组的大部分国家来说，这样的增长模式持续到1970年代后期。唯一的例外是爱尔兰，是1970年代后才经历了繁荣的国家。

第二个群组中包括著名的东亚和东南亚的“亚洲虎”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不同于第一个群组，这些国家并不共享（至少在初期）地理优势。但一战前日本的工业化，以及1950年代恢复经济增长的事例，为该地区提供了示范效应。韩国的战略直接受日本的影响，中国大陆则受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影响。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看到所谓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成功后，明确要致力于工业化。所有这些经济体几乎都发展具有高竞争力的制造业，都迅速提高了对制造业出口市场的占有率。

表4.1中第三类1950年后经历增长奇迹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博茨瓦纳等，这些国家从自然资源（石油和钻石）的持续繁荣中获益。这些情况会让人联想到1950年以前的一些情况。我会在文章的后面讨论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获得成功的实例。

典型化事实5：制造业“特殊之处”在于它往往表现出无条件趋同

我在典型化事实2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向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趋同的趋势。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产业部门似乎颇为不同。正规制造业显示了令人惊讶的高度趋同性（Rodrik，2013）。图4.3中的每个点代表的是特定国家两位数制造业近十年来的经历。很明显散点图中呈现的斜率为负，即远离劳动生产率前沿的产业经历了更快速的生长率增长———即使没有控制常规变量（usual variables），如人力资本和制度水平。

图4.3　（正规）制造业中存在生产率无条件趋同

资料来源：Rodrik(2013)

每年的趋同率约为2%，类似于工人人均GDP总量的条件趋同率，如果分解数据似乎趋同率会更高。该结果对不同的参数设定、时间段和样本似乎是稳健的（在我2013年的研究中，基础样本覆盖了118个国家和2000多个两位数产业的观测值）。数据（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包括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最小的或非正规的制造业企业。因此这一趋同结果仅适用于有组织的、正规的制造业部门。

尽管有这样的附加说明，但研究发现仍然引人瞩目。它并没有贬低好的政策或有利的外部环境的作用：如我（2013）之前所述，条件趋同率甚至更快，就意味着制度和政策较好的国家经历了更快速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特别是，贸易较多、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很可能为制造业趋同提供更好的条件）。但这也表明，正规制造业是自然“提升”的产业，即使面临糟糕的政府治理、不利的政策和环境，往往也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我2013年的数据包括的国家范围从位于低端的埃塞俄比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到位于高端的日本和美国）。生产率趋同在经济的这些部门，相比其他部门，如传统农业或大部分服务业，似乎更容易实现。部分原因可能是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和跨国技术转让相对更容易。同时，制造业趋同在最近几十年内更广泛的全球化和更多地使用外包的情况下，似乎并未加快速度。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的趋同率和1990年代以来的趋同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下文的分析框架部分我会重新谈论这些问题。

这一研究发现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制造业呈现无条件趋同，为何不足以产生总的趋同？低收入国家的正规制造业部门规模往往很小，雇佣人数不足最贫穷国家人口总数的5%。尽管如此，人们仍期望随着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技术停滞的产业转移到自动“提升”的产业，可以实现国家层面的趋同。

困难之处在于，必要的结构转型不是自动实现的。这种转型过程往往充斥着政府和市场失灵（Rodrik，2008b）。实践中，正规制造业的扩张往往受阻于政府政策（如进入壁垒和对正规企业的高额税收）和市场不完善（如协作问题和学习的外部性），两者共同导致投资于现代产业的回报率要低于社会回报率。这些因素相应的权重取决于国家和内外环境。

因此，几乎所有地方的制造业生产率都有趋同的趋势。成功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们能够快速地扩大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制造业趋同和快速的工业化。经济表现欠佳的国家只经历制造业趋同而已。

典型化事实6：最成功的国家并非国家干预最少的国家

图4.4概括了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的经济政策。其中，过去几十年亚洲国家经济表现明显好于拉丁美洲国家。正如美国传统基金会指数评级所表明的，亚洲国家的特征还包括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内市场方面更多的政府干预。

政府的标准措施（如税率或市场限制指数）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难以找到很强的相关性。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严重阻碍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式的极端控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处于中央计划和自由放任之间的国家———也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较少的干预不一定有利于经济运行。

图4.4 最成功的国家并非干预最少的国家

资料来源：http://www.heritage.org/index/

5.改革策略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都会阻碍结构转型。相关的政府失灵众所周知：过度的管制和行政审批、高税收、腐败、限制性的劳动法、金融压制、产权保护乏力、合同执行不到位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扼杀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度依赖制度环境的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精神。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的努力正是“华盛顿共识”及其后续共识等这些“正统”发展日程的核心内容。

专注于消除政府失灵的改革日程，似乎是释放可行的结构转型的最显著和最直接的方式。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市场失灵的盲点。新兴产业无法培育，不只是因为它们面临高税负或过多的行政审批，还在于低收入环境下的市场不足以给企业家的投资提供足够的社会回报。两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协调失灵和示范效应（Rodrik，2008a）。当规模经济阻碍了原本有利可图的互补性投资时，便出现了协调失灵。例如，一个成功的食品加工企业既需要上游的投资（确保稳定的、高质量且符合国家健康和卫生检验标准的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下游的投资（确保与国外市场连同的高效、及时的运输和物流网络）。一个企业要盈利，各个环节都要到位，而且必须运运作良好。

示范效应是指无偿的学习溢出效应。在一个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的任何潜在投资者都必须考虑失败的风险。如果破产，他需要承担全部成本；如果成功了，他就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换言之，新兴产业大部分收益是社会化的，但损失是私人的。这种现象就像是对新兴产业征税一样。标准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采取补贴或政府干预的措施。

第二，改革派政府的标准方法假设太多。自华盛顿共识的推崇者们发现1990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后，列出的需要弥补的政府失灵的清单又长又不明确。清单认为减少补贴、正式的贸易壁垒和国有规模是不够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为了消除政府失灵，呼吁进行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制度改革：从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到减少腐败，从更好的法院到更好的政府治理等。显然，如果基础制度薄弱，标准的政策改革并不会产生持久性的效果。恰当的政策需要良好的制度土壤。

因此，正统的改革议程变得越来越无定论。有时看起来，设定待办事项列表是为了确保政策建议者不会出现失误：若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后经济运行仍然不佳，就总是指责政府的不足，没有继续进行更多的改革。这种论点的典型就是2004年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演讲的题目“本意甚好，浅尝辄止，大都失败”。按此逻辑得出的结论，这种改革路径的设计是完全无用的。本质上应该这样说“如果想变得富裕，就应该有富裕国家的样儿”。

由于大多数的正统改革具有内在互补的特性，许多分析人士会沿此进行分析。为了一项改革成功，国家需要同时进行多项其他改革。例如，如果财政制度不足以弥补贸易收入，资本市场不能够为逐渐扩张的产业部门融资，海关官员既不称职也不诚实，劳动力市场制度不能够很好地减少转型性失业，等等，贸易自由化将无法推进。

要完全看清这个问题，可以看看经济被中央计划体制高度扭曲的中国在1978年推行的传统改革议程。分析人士可能会认为恰当的改革要从农村开始，因为那里居住的人口最多。如果考虑得足够周全，分析人士也会意识到要采用传统的改革方法，即每一项改革需要获得其他改革的支持才会更有效。农业低生产率需要价格改革，这又要求产权改革的支撑。农业价格改革迫使税制改革，因为价格管制是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城市居民就要求更高的工资。国家必须给国有企业一些自主权，以应对价格和工资的变化。但由于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任何价格自主权都必须匹配相应的提升竞争力的政策，如贸易自由化。进口的增加会逼迫企业改制，这又迫使政府要为下岗工人提供更好的金融和社会安全网。图5.1诠释了这些相互关联的改革的因果关系。

第三，标准方法忽视了非正统捷径的贡献。几乎没有国家的快速增长是通过刚刚讨论过的全面制度改革的方式实现的：成功的经济转型的标志是渐次放开“硬性约束”（binding constraint），采用适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工具（Rodrik，2007）。正因为此，在看起来扭曲的制度环境中快速增长才有可能，而按照常规的教科书标准，任何政策补救措施都是非正统的。中国经济为这些原则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但所有的东亚国家都遵循类似的改革议程。[6]

图5.1 作为反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正统改革

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清单可能很长，政府和市场失灵都包括在内。然而，以远低于发展潜力的方式运营经济的优点在于，要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不需要一切都到位。旨在放松最严格限制的补救措施便可以产生大量的投资反应。盲目地试图解决尽可能多的问题，如果没有针对性，可能未必有效。例如，如果投资的最大障碍是信贷成本高，降低产品市场的管制可能无济于事。相反，如果投资是受阻于合同执行不力，降低信贷成本反而更加有利。

接着考虑需要解除的一项特定限制。假设创业受到低私人回报的抑制，低私人回报可能是高风险的或不良的制度环境造成的。最直接的补救措施是针对相关扭曲，从源头上切除。但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这样做可能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上，可能无法准确指出有关扭曲。政治上，政策制定者可能不愿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另外一种更可行的策略是通过其他方式提高企业家的利润———通过补贴或其他政策工具———来补偿他们由于无法消除的扭曲而产生的成本。

一些为外向型工业化所做的努力都是这种次优策略的结果。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直接进行出口补贴。新加坡给外国投资者补贴。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并通过直接补贴和低估的汇率间接补贴出口。毛里求斯设立出口加工区。在这些事例中，没有一例是因为进口自由化或全面的体制改革导致了向高增长的转型。

一旦成功，这种非正统的次优策略就可以从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障碍中开辟出一条发展道路（Rodrik，2008c）。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在边缘创立了新的企业和出口机会，并未触动受到高度保护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传统的全面进口自由化会使这些国有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导致城市地区的就业减少，出现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样，通过试探性的价格激励，农业中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使政府财政收入免受激励改革的不利影响。

成功的促进增长的改革的底线是求真务实，抓住机遇。特别是通常由非常规政策激励的工业化，补偿了企业家和投资者由恶劣的市场和制度环境导致的高税收。在这种次优环境下，有时干预较多比干预较少要好。对抗市场或政府失灵最有效的方式是间接地弥补这种失灵，而不是试图消除这种失灵。

6.一个分析框架

现在我根据上面所讨论的经验背景的关键因素，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框架聚焦于经济活动的结构性差异，并将其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主要特征，而将结构转型作为推动增长的关键动力。我的目的有三：明确我所构思的“增长模型”背后的一系列假设，对这些观点进行一致性检验，为探讨的未来增长议程构建分析框架。

根据各自的动态特征，我把经济划分为三个部门。第一个是传统部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非正规经济部门），该部门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雇佣了大量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为了方便起见，将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中的固定劳动力供给统一设定为：y T ＝l＝1。

其他两个属于现代部门，一个是“制造业部门”，另外一个是“服务业部门”（这种区分既不判定这些名称下的多种活动，也不会根据下面所强调的特征互相重叠。我现在这样使用是为了确立一些观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整个经济的能力，记为θ，具体来说，θ决定部门潜在的（或稳定状态的）劳动生产率y * （θ），这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y s，趋同率为γ，

y是总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变量上的符号“∧”表示比例的变化 。服务业生产率呈现条件趋同，每个部门长期生产率水平由该部门的能力决定。

我使用术语“能力”来代表人力资本和制度水平。内生增长和金融发展模型都将部分内生化了这种能力，尽管政策选择最终仍然是此类模型的决定性因素。我把基础能力视为发展的外生驱动力之一。我假设θ和y * 之间的关系如图6.1所示。潜在产出最初增长缓慢，随着技能和制度能力的积累，在θ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之后即开始加速增长。这里我想到的是，θ代表的能力具有多维性，而且多个维度之间具有互补性。如前所述，某一经济领域的有效改革往往需要其他改革的配合。例如，一个运行良好的医疗体系需要有恰当的激励机制，高效的服务提供机制，以及充足的医疗专业人员供给（见Behrman和Kohler 2013年关于提高人力资本有关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不仅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也需要更加可问责的政治体制和选贤任能的官僚文化。一个产业供应链需要供应商网络和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提高每个领域的潜在产出所需要的具体能力很难孤立地形成。[7]特别是由于服务业的非贸易性，主要依赖国内需求，其经营规模严重依赖其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像制造业）。一个服务业部门的改革成功需要其他部门成功改革的支持。

这种情况造成了贫困陷阱和协调失灵，而这又阻碍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发展；需要“大推进”才能跳出这个怪圈（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Rodrik，1996；Sachs and others，2004）。“大推进”往往受规模报酬的驱动，但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制度安排互为补充，且需要初始成本的情况。不幸的是，“大爆炸”式的制度改革通常并不可行。极少数情况下是通过战争（如日本）或让渡主权（如加入欧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实现的。在其他情况下，制度能力只能逐步积累。

图6.1 能力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关系

制造业不同于服务业之处在于，生产率也从一个无条件趋同成分中获益。我2013年对这一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有组织的制造业的无条件趋同率每年约为2%。因此，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可以用条件部分和无条件部分之和来表示：

表示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率前沿。公式（2）意味着低生产率国家也可以出现快速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即使该国的整体能力θ值很小———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国家的技能低下、政策不当、制度薄弱、区位不利。θ值变大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设置（specification）与我2013年文章一致，该文中预测条件趋同率大约是无条件趋同率的两倍。

随着制造业接近技术前沿，自动趋同效应逐渐消失。进一步提升生产率就需要一系列复杂的能力，就像现代服务业那样。

分别用 表示三部门的就业比例。工人人均实际GDP通过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来衡量：

（为了不失普遍性，将基期相对价格统一固定。）我用π i表示每个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因此 对方程（3）求微分并且两边同除以y就得出了工人人均GDP增长的表达式：公式（4）为下面的讨论提供了组织框架。它给出了四种不同的增长渠道。第一种是伴随基础能力（如技能和良好的治理）不断积累的趋同过程（A）。这可以称之为“基础”渠道，因其依赖于对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的广泛投资。第二种是推动制造业无条件趋同的力量（B）。而通过劳动力从传统部门重新配置到更高生产率的制造业部门（C）和现代服务业部门（D），可以潜在地增强这两种动态效应。

这些渠道的力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推动经济增长各有差异。考虑一个位于发展初期的贫穷国家，这样的国家面临许多障碍。不仅基础能力θ值很小，根据θ值和潜在产出的对数关系，即使θ值逐渐变大，得到的回报也很小。因此，通过渠道A获得的增长最多也只能是温和的。

由于 和 之间巨大的差距，制造业存在强劲的趋同力量。但由于贫穷国家内仅极少数劳动力在有组织的制造业内就业（即αM值很小），即使制造业增长迅速，所带来的总GDP增长也微不足道。

例如，假如一国位于国家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分配的最低10分位，因此 。假设 ，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些数据貌似是合理的。通过渠道B实现的年增长仅为1.4%（＝0.05×4×0.03×2.30），尽管制造业增长率至少为6.9%。因其在经济中所占份额极小，制造业趋同的影响力难以发挥。

在其余的两种渠道中，将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制造业部门（渠道C）可能是目前最为重要的力量。沿用上面所使用的参数， 值约为3（由于 以及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传统部门雇佣了大量劳动力）。因此，如果每年有1%的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东亚国家曾经设法进行的结构转型方式———增长率会提高3个百分点。这是纯粹的制造业趋同（渠道B）所能取得增长的两倍。

相比之下，在低收入水平下，劳动力重新配置到服务业部门（渠道D），几乎不会带来增长，这是因为，按照定义，贫穷国家的θ值和 值都很小，因此πS值不会超过πT值很多。的确，服务业部门很可能由小型服务业和非正规活动主导。当农民迁移到城市只能从事非正规、低生产率的经济活动时，不会大幅推动经济增长。

总之，低收入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最好方式是将劳动力重新配置到正规制造业部门（渠道C），并寄希望于制造业的趋同（渠道B）。这两种渠道一起每年可以产生工人人均GDP4%—5%的增长率。经济其他部门很难有这样的贡献，因为必要能力的积累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换句话说，即使一国技能低下、政府治理不利，仍然可以同瑞典的许多制造业展开竞争，但要达到瑞典那样的制度水平，可能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鉴于此，快速工业化是所有增长奇迹的共同要素。

但是，工业化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速会随着愈来愈趋向于技术前沿而不断放缓（公式2），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αM有一个上限。从历史上看，αM很少超过30%。后面我会考虑这个上限的决定因素，这些都与需求、技术和贸易模式等相关。现在要注意的是αM的上限意味着，制造业对整个经济发展驱动只有这么多。随着工业的就业比例达到上限，除非其他渠道可以继续推动，否则经济总体的增长会放缓。

理论上，基础能力θ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果所讨论的国家已经在技能和制度方面进行充分投资，使该国经济接近图6.1的拐点，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趋同的新动力会被激活，也就是公式（4）中的渠道A和渠道D。该国会开始出现生产率增长中的“条件趋同”成分，此时，即使以去工业化为代价，将劳动力转移至服务业部门也能潜在地促进经济增长（渠道B）。在这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将更加依靠广泛的能力而不是将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

因此，去工业化对人力资本充足和制度健全的国家而言几乎不构成威胁。在这样的经济体内，被替代的劳动力可以被吸纳到高生产率的服务业，几乎不会对经济增长或公平性产生不利影响。

香港是经历这一过程的典型案例。作为原东亚四小龙之一，香港依靠快速的工业化和制成品出口，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自1980年代以来，它同样经历了快速的去工业化进程。如图6.2所示，1990—2005年间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服务业（金融、保险、物流和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平均生产率已经高过了制造业。此外，随着去工业化，从制造业中退出的技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被重新配置到可贸易服务业部门。公式（4）渠道D的收益远远超过了渠道C的损失。实践证明香港的去工业化促进了经济增长。

图6.2　1990—2005年香港的部门生产率和就业比例的变化

注：圈的大小代表了1900年的就业比例，线形显示的是拟合值。

资料来源：McMillan and ROdrik(2011)，根据Timmer and de Vries (2009)的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即使是在更发达的国家，虽然具备了所有的能力但分布并不合理时，这种双赢的局面往往也不会出现。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服务业（金融、商业服务和信息技术）虽然都很发达，但未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弥补工业部门就业机会的萎缩。低生产率服务业与先进服务业一并扩张，导致一个分叉的工资结构和增长减弱的结构转型。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如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等国，大部分劳动力仍然被先进行业拒之门外，随着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的减少，除了被吸纳到非正规行业之外，选择的余地很小（McMillan and Rodik，2011）。

7.增长结果的分类

第6部分展示的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关键的“增长动力变量”：工业化率（d αM）和能力水平（θ）。结果可以通过表7.1中所示的2×2矩阵来概括，给出了这些变量演化的四种增长结果。

表7.1 给定工业化率和能力水平可能的增长结果

框（1）代表未能刺激工业就业或积累重要的人力资本和制度能力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表现是无增长或极少增长。大多数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国家一直就是这种情形。它们偶尔经历了工业化井喷（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或商品繁荣（2000年左右）所带来的些许增长，而且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改善政府治理，多数国家的“基本能力”已经有所提高。但是工业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能力改善非常有限。

框（2）中的经济体经历了显著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快速增长了一段时期，但一旦工业化达到极限，最终都偃旗息鼓，因为能力θ值仍然很小。这种情形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基于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实现了快速增长的许多国家最终发现它们就属于这种情况，巴西和墨西哥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的增长不成比例地依赖于“基础能力”，因此增长率仍然显著低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1950—1980年）。中国很可能最终也会发现自己属于这种情况，因其制度发展，特别是有关的政治制度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发展。

框（3）中的经济体遵循传统的增长模式：它们非常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改进。但是在缺乏专门推动工业化的互补性政策的情况下，出于前面已探讨过的原因，特别是收入水平很低时，增长微不足道。这是严格遵守“华盛顿共识”以及后续共识的国家的典型命运。例如，萨尔瓦多，在1980年代的国内战争后，进行了广泛的制度和政治改革。批准实施新宪法、加强司法独立、强化财政、革新税收体系、开放贸易和银行业、改善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和监督、私有化其大部分国有资产、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并授予地方教育体系自主权。然而，除了至1997年的初期复苏外，收入停滞，人均GDP与美国之比只相当于1970年代末的一半多（Hausmann and Rodrik，2005）。

表7.1中框（4）表示的是长期成功的增长，依靠工业化驱动，一旦工业化达到极限，不断积累的人力资本和制度水平等基础能力可以维持服务业驱动型的增长。当今先进的工业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尽管它们也感受到前面所提到的去工业化的压力。东亚经济体中，只有少数经济体可归为此类，包括韩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

除了提供一个有用的分类，表7.1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跨国数据中更令人费解的一个特征。制度质量与人力资本水平都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但制度和人力资本的改善并非经济增长的可靠指标。分析框架表明这种情况并不矛盾。只有那些稳步提高基础能力的国家才能逐渐致富。[8]但投资于θ，并非致富的最简便方式，至少在发展初期是如此。在发展早期是快速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实现快速工业化需要的政策与传统的基础能力相差很大。那些完全依赖广泛的基础能力培养的国家只能实现温和的增长，结果很容易导致这些国家偏离那些政策。

表7.1还阐明了在解释现有增长模式上，区分“基础能力”和“结构转型渠道”的重要性。在一二十年间经历了经济快速井喷式增长的国家往往（一般来说的确是）未能从人力资本或制度的显著优势中获益。其实存在可以弥补基础能力缺乏的捷径。专注于基础能力的观点更容易解释滞胀而不是1960年代的韩国以及1970年代后期的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起飞。同时，离开长期对基本能力的投资，快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8.工业化的限制是什么？

工业化的极值αM，在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决定了工业化的历程。αM值越高，一国经济在不必依赖θ值的情况下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越长，或者说，在不会对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留给θ值达到要求水平的时间越长。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决定了αM的上限。

以GDP平减指数计价，φ（＜ 1）为制造业占国内支出的比例，b为制造业贸易盈余（以占GDP的比例衡量）。此前，基期相对价格固定为1。由于需求模式取决于相对价格的变动，用pM代表制成品的（相对）价格。制造业市场出清方程式可以表示为：

为了对此方程式给出解释，首先考虑长期均衡情形，此时贸易盈余为零（b＝ 0），以价值表示的跨部门相对生产率被均等化 ）。在这种均衡情形下，等式（6）简化为 。因此，制造业就业比例的上限由制造业占国内总支出的比例决定。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这一比例都是下降的，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需求模式更趋向于健康、娱乐和各类专业的服务。

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生产率通常要高于其他部门（以价值表示），导致αM进一步下降。我（2003）利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数据表明，位于国家间收入分配中间10分位的国家， 值在2—3之间。如果pM πM ＝ 2.5，αM值仅能提高到φ值的40%。

还请注意， 与技能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活动直接相关。如果全球技术发展趋势要求提高制造业的技能和资本，πM值会上升，进一步拉低αM的上限值。可以肯定的是，鉴于劳动力的成本更低，发展中国家通常更依赖劳动密集型技术。但是实践中要素可替代程度是有限的。

φ）＞ 0，通过减少制造业贸易赤字或增加贸易盈余，制造业规模在任何收入水平上都能够增大。贸易平衡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考量。它使诸如本币低估的重商主义政策成为低收入国家青睐的手段，以从工业化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Rodrik，2008b）。

9.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变革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2011）所说的“第二次分离”，即促进了生产全球分布的供应链的发展。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例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韩国沿袭的模式，各国必须构筑产业的所有环节，从投入阶段到制成品阶段。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即使不具备大的产业基础或国内市场，各国依然可以在全球供应链上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中国通常被看作这种模式的典范，当然，中国两种优势都具备。库普曼等人（Koopman、Wangand Wei，2008）估计，来自国外的投入占中国出口额的一半，这一比例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而在技术精密的电子产品领域，这一比例甚至高达80%。中国作为苹果3G产品的组装地，只贡献了产品最终成本179美元中的6.5美元（Rassweiler，2009，引自Xing and Detert，2010）。

鲍德温（2011）认为全球生产链通过降低进入成本促进了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只需贡献廉价的劳动力即可，所有的技术要求、资本密集型的投入等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但正因为此，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变得更小。技术吸收和溢出效应仍然由控制着供应链的国外跨国公司掌控。当地产业吸纳的就业（αM）取决于全球供应链管理者分配给特定国家的各种外包生产量。

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充分抓住工业化带来的机遇，各国采取的政策与过去产生过作用的策略并不需要有太大的不同。问题的核心仍然是需要鼓励人们投资于那些在现有环境下私人不愿意投资的现代化产业（或其中的一部分）。近期可能需要更多地聚焦于行业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行业，更多地专注于国外投资者而不是本地投资者。但最终我（2007，2008a）讨论了，基于公私伙伴关系的合作产业政策仍然适用。

事实上，如果不理解中国决策者针对投资制定的各种政策，不可能解释中国成功利用全球供应链的原因。这些政策包括直接补贴、国产比率要求以及本币汇率低估。当苹果公司寻找能够迅速切割一种新型玻璃模板用于iPhone屏幕的工厂时，一家中国供应商利用政府补贴已经建成了新工厂，并可以提供金融优惠和灵活劳动力供应，其他供应商很难做到。一位苹果公司的高管如是说，“现在整个供应链在中国，需要1000只橡胶垫圈？隔壁的工厂生产。需要100万个螺丝钉？距离该生产工厂一街区之隔。需要的螺丝钉有一点点不同？距离该工厂三个小时车程。”（Duhigg and Bradsher，2012）

正如这段引文所表明的，全球供应链并未消除集聚经济。中国等国家已经建成一个庞大的国内制造基地，通过集廉价劳动力、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政府支持于一体，它们发现自己能够更好地吸引新的投资。

10.自然资源出口国如何适应？

自然资源行业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制造业：由于能够利用现成的引进技术，该行业既能够快速趋同于全球前沿，但它属于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型，因此所能吸纳劳动力有限。此外，其上下游的关联极其微弱，因而对经济其他部门的溢出效应很小。该行业产生的收入以租金或利息的形式归国家、少数（通常是外国）投资者和一些特权工人享有。采矿业和其他自然资源活动在繁荣时期可以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其代价是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一旦自然资源繁荣时期结束———由于资源枯竭或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往往会陷于崩溃。这种崩溃通常被宏观经济扭曲和与资源繁荣有关的分配冲突所放大（Rodrik，1999）。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史充满了这种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循环。

理论上，可以通过自然资源财富来维持对人力资本和制度的持续投资，形成广泛的基础能力。这样做可以将自然资源繁荣转变为长期的经济成功。然而，这种转变途径往往受阻于与自然资源驱动的繁荣相关的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动态。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租金满足了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团体，其权力来自政治垄断，因此他们对扩大政治参与度和提高人民教育水平都不感兴趣（Sokoloff and Engerman，2000）。基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会降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延缓其积累（Galor、Moav and Vollrath，2008）。随着自然资源带来的繁荣，本币的实际价值会上升，这会抑制对制造业或其他非传统贸易部门的投资（Rajan and Subramanian，2011）。这就是著名的“自然资源诅咒”综合征。一旦自然资源繁荣的初始影响消退，它们的综合效应便是阻碍确保持续增长所需能力的积累。

一些国家已经将自己的资源财富用于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一些国家已经从特殊的初始条件中获益。按照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的逻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发展早期就制定了合理的公共制度。挪威和荷兰则是在已经富裕、制度健全且积累了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之后获得了意外的收益（分别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当自然资源繁荣出现在具有良好制度和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国家或者是处于相对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国家时，是不太可能变成“资源诅咒”的。

博茨瓦纳的经历正属于这种情况。从196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晚期，这个非洲南部内陆国家依靠钻石热潮经历了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增长之初，博茨瓦纳既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没有与现代、民主治理有关的制度。阿西莫格鲁等人（2003）将博茨瓦纳的成功根源归于“鼓励广泛参与”的部落做法；农林牧业利益集团长期拥有政治权力，这减少了典型的非洲政权对城市的偏向；独立后政治领袖“高瞻远瞩”的决策。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形成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对腐败和寻租产生了制衡，并且提高了政府机构的效率。尽管并非所有领域的公共政策都成功（例如，博茨瓦纳国内艾滋病肆虐），阿西莫格鲁等人（2003）认为，“领导力”，以及根深蒂固的历史环境，确实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维持经济的多元化方面，领导力也有重要的作用。要让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国家切断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尤其需要积极的政策来刺激现代产业发展，预防“荷兰病”。亚洲再次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模式。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开始时在制造业上都不具备比较优势。一些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泰国，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如果政府没有强调工业化，它们仍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家。多亏它们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有管理的汇率制度预防了货币高估，尽管都从类似的专业化模式开始，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要比拉丁美洲国家高得多。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过去10年中经历的商品繁荣也让未来充满了希望。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决策者们都在试图避免过去的错误，预防自然资源带来的巨额财富导致不可持续的消费和过度借贷。其中有些国家已经立法要求保存出口收据。它们在教育、卫生和减贫上进行了大量投资。这种基础能力的改进有助于减少自19世纪就困扰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和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

同样，由于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高企，非洲过去20年中经历了勉强称为经济复兴的阶段，为非洲可能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点燃了希望。增长率一直较高，民生和社会指标有所改善，民主治理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也有一些积极的结构性变化迹象，尽管大部分的收益来自城市服务业而非制造业（Martinez and Mlachila，2013；McMillan，2013）。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如果大宗商品价格不再高企，这些国家的快速增长还能够持续多久。人力资本和制度水平的提高缓解了波动，推动了更可持续的增长。但制造业部门通常受到货币升值的打击和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挑战。然而，认为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代服务业将取代大宗商品出口成为增长新引擎的乐观看法还为时尚早。

11.诊断

上述分析框架展示了基础能力的改善（技能和制度进步）和针对快速的结构转型（特别是工业化）政策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带来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长期来看，趋同于富裕国家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高质量的制度。但致富的最快捷方式是制定有助于现代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使其吸收劳动力的比例不断增加。此类政策与培育基础能力的政策有所重叠，但二者并不等同，往往还相去甚远。如果过分注重“基础能力”，转移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其注意力偏离了能使现代产业起飞的（通常是非常规的）政策，则可能导致增速放缓。同样，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没能构建必要的技能和制度，过分强调工业化也可能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理论上，这个广泛适用的药方未来可以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所用。特别是，它可以使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进行亚洲式的结构转型和快速增长。但一些考虑表明发展中国家未来数十年将面临较强的阻力。

全球背景

未来全球经济活力可能要明显低于近几十年的活力。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陷入公共债务困境，这往往会导致低增长，催生防御性的经济政策。欧元区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即使欧洲能够维持现状，但这些问题仍会继续削弱欧洲的“动物精神”。这些富裕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仍将忙于应付国内的挑战，无暇展示其全球领导力。

全球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更加严苛。世界贸易组织（WTO）禁止使用一系列产业政策（补贴、当地含量要求、专利产品的授权），而这正是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国家用于推进结构转型并收效良好的政策。[9]幸运的是，这些限制并没有适用于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困难，贸易将变得更加政治化，可以预见要求发展中国家缩小政策空间的压力会更大。之前实施的补贴计划在更严格监控下可能会被诉至WTO并遭到打击报复。无论有无WTO的默许，欧洲和美国都将更愿意保护本国产业免遭受进口激增的冲击。通过干预外币市场或控制资本流入使本币价值低估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被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旨在保持货币竞争力的策略———东亚国家的另一标志性特征———迄今为止一直在回避全球准则。但这些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一直致力于对货币价值进行监督，WTO将币值低估视同出口补贴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即使这些多边努力未见成效，国内政治压力也会迫使美国政府对被认为不公平地利用了全球贸易优势的一些国家（如中国）采取单边行动。

与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很难想象华盛顿或布鲁塞尔的政策制定者们在研究埃塞俄比亚或萨尔瓦多的产业政策。这意味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在结构转型政策方面很少受到外部阻力的限制。这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较大且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如印度和中国，其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比例仍然很高。在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即2008年，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世界人口中，其中62%居住在中国和南亚；仅23%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Chen and Ravallion 2012，）。这些人口大国的持续增长对全球减贫依然至关重要。

制造业内部的变化

相关的第二个阻力是制造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技术变革使制造业更趋资本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降低了工业化的就业弹性和制造业从农业和非正规部门吸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能力。全球供应链或许有助于能够吸引国外投资的低成本国家进入制造业，但也减少了制造业同经济其他部门的关联以及发展当地上游供应商的潜力。位于生产链顶端的跨国公司可轻易地变换供应商，导致这些行业仅是昙花一现。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制造业实际上越来越像自然资源飞地：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与国内经济脱离，短暂性。一种潜在的弥补趋势是一些服务业也具有类似制造业的属性。[10]某些服务行业，如食品和服装零售业，也开始逐渐吸收国外技术，雇佣相对非熟练的工人，与国内经济建立重要的联系（超级市场是其中一个例子）。如果此类服务业活动也服从于绝对生产率趋同（似乎也合情合理），那么它们未来可以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上升行业。

全球竞争加剧

还有其他不利于制造业的要素。标准化制造业部门的新进入者们面临的全球竞争，要比1960年代和1970年代韩国或台湾地区以及1990年代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大得多。尽管生产成本一直上涨，但中国对任何试图进军全球市场的生产者而言都是强大的竞争挑战。亚洲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强国都发迹于受保护的国内市场，这样就为它们提供了积累经验的国内平台，并确保在国内获得的利润用于补贴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大多数非洲制造商目前面临着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出口国的廉价进口品的冲击，这使得它们很难在本土生存，更谈不上跨界补贴其国际活动了。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政策所担负的培育和发展本国制造业企业的责任也相应加大了。

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较之过去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发展传统的“污染行业”的成本更高，如钢铁、造纸和化工。根据比较优势和经济逻辑，这些行业迁移到较贫穷的国家。但所有地区的生产者都将面临压力采用技术以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Steer，2013）。环境问题提高了运营这些行业的技术要求，因此会弱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绿色技术对资本和技能的要求也更高。人们经常呼吁对这些新技术进行补贴并推广到贫穷国家。但这种情况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2.政策含义

以上这些分析表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东亚增长模式自身将难以维系，也很难被下一代效仿。未来的增长与刚刚过去的增长会有很大不同。二次战结束后的60年也可能被证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穷国和富国的趋同率相较于过去20年可能会大幅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仍可能快于发达国家，但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

最终，增长还是要依赖于国内的发展。即使世界经济提供的阻力要比动力多，但过去成功国家采取的合意政策的很多特征现在仍然通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框架；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多元化的激励（既包括市场主导的，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应对不平等和包容性问题的社会政策；持续对人力资本和技能投资；持续不断地加强监管、司法和政治制度。这些方面做得较好的国家要比做得差的国家发展得更好。

然而，除了这些共性外，主要的政策含义是未来增长战略的重点，将与过去有所不同。特别是，要逐渐用国内（某些情况下是区域）市场和资源取代对国外市场、国外金融和国外投资的依赖。而国内市场的升级使得将收入分配和中产阶级的健康作为增长战略的组成部分非常必要。换言之，社会政策和发展战略要在更大程度上互为补充。

从全球角度看，追求金融和贸易方面广泛的一致和协调政策，不仅不可持续也不合意，因为世界各地的需求和偏好千差万别。国际机构最好适应全球化步伐的放缓（或者是去全球化），而不是给各国制定不适用的规则。工业化国家需要开辟一些政策空间来重启社会协商，正如发展中国家需要政策空间进行经济调整一样（Subramanian and Kessler，2013）。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大国之间需要制定新的解决方案，因为后者不再认为自己是搭了前者政策的便车。

正如伯兹奥尔（Birdsall）在她的论文里所强调的，全球经济对良好的全球治理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也可参见Rodrik，2011b）。其中一些供需差距可以通过改革和新的方法来解决，例如通过公民个人和国家在采取行动时能更加意识到自身决策所造成的全球性后果，激进分子和监管机构扩大其跨国网络，以及多边经济机构提高自身治理。然而，这些变化至多出现在具有较强离心力的环境中，其特点是参与者越来越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如果能有效控制这些力量，便不会危及经济全球化本身。但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顾及这些，它们更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对开放全球经济的支持。

最终，一个健康的世界经济依靠的是各国健康的经济和社会。严格限制国内政策空间的全球规则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会压缩促进增长和公平的政策的空间，从而削弱了对全球开放经济的支持，甚至全球开放经济的合理性。当前面临的挑战是设计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尊重各国对国内事务的优先权，同时确保能够应对主要的跨境溢出效应和全球公共品问题。

（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 孙丽燕）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Dani Rodrik，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2] 根据世界银行的Branko Milannovic整理的数据计算而得（Milannovic，2011）。由于数据来自全国住户调查，与人均GDP统计数据中反映的收入水平不匹配（一般来说都低于GDP统计中的收入水平）。

[3] 如表2.2所示，有些衡量指标显示全球不平等加剧了。

[4] 将国家内部收入按10分位或20分位记（取决于数据可获得性）进行核密度平滑处理得到这一分布。

[5] 本节其余部门大量借鉴了Rodrik（2011b）第7章的内容。

[6] 双轨制改革，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是中国人缩短制度的互补性的一些创新（Rodrik，2007）。

[7] 我使用的“能力”一词类似于，同样也受启发于Hidalgo and Hausmann（2009），但我不仅将它应用于可贸易产品，也应用于非贸易的复杂服务业。Sutton的“能力竞争”是另外一篇重要的参考文献，尽管Sutton所指的更多是私人企业的能力而不是整体经济的能力（Sutton，2012）。而此处我所用的“能力”只的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私人的，可被视为让所有企业获益的公共投入（Ricardo Hausmann也是这个意思）。

[8] 对制度质量或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是推动收入增长的长期动力，争辩非常激烈，参见Acemoglu、Robinson and Johnson（2001）与Glaeser and others（2004）之间的争论。我对争辩保持中立，融合了二者醒目标注的“能力”。

[9] 中国和印度都使用当地含量要求来迫使外国投资者发展国内高效一流的供应商（Sutton，2004）———如今这成了一项非法策略。

[10] 我很感谢Kemal Dervi爧的这个建议。

再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乔纳森·奥斯特里 安德鲁·伯格 哈拉兰博斯·昌加赖兹[1]

一、引言

不平等加剧、危机风险和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拉詹（Rajan，2010）着重指出了不平等如何加剧了金融杠杆和金融周期，从而播下了危机的种子。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12）强调了危机到来前促使金融过度膨胀的政治经济要素（特别是富人的影响）。伯格和奥斯特里（Berg and Ostry，2011）则以数十年的多国数据证明，更加平等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本研究基于围绕经济增长的文献所达成的初步共识，即：不平等侵蚀医疗卫生和教育进步，引发政治和经济动荡，从而导致投资下降；而当面对重大社会冲击需进行调整时，不平等又阻碍形成必要的社会共识；概言之，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Easterly，2007；Berg et al.，2012）[2]。

平等似乎可驱动更快速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这一点本身并不能支持与再分配有关的努力。特别是，不平等可能会阻碍增长，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会催生通过财政系统进行再分配的行动，而这恰恰会损害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平等有损增长，税收和转移支付可能恰恰是错误的药方。尽管现有的研究对此尚存争议，但再分配和经济增长难以兼得的理念，在决策者脑海中似乎已根深蒂固。事实上，再分配政策损害经济增长，是亚瑟·奥肯（Arthur Okun）1975年出版的名著的核心主题。在该书中，奥肯集中讨论了效率和公平的取舍，并认为减少不平等的行动会导致效率损失。

我们不应急于下结论，认为治疗不平等的药方，或者说再分配，会比不平等本身更损害经济增长。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促进平等的干预措施，是否像奥肯等人假定的那样，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仔细想想，这实在是一个太过于大而化之的结论。我们都熟知，能同时改善效率和平等的双赢政策是存在的。例如，对有负外部性的行为课税，这些行为（比如说金融领域的过度冒险）损害了穷人，课税的绝大部分则由富人承担；再如，发展中国家旨在鼓励初等教育的现金转移支付，以及在公有资本或教育上的支出，这些都会惠及穷人。大量研究（如Roland，2000；Bleaney et al.，2001；Roland，2002）都指出，某些类型的政府支出，可以既推动经济增长，又促进平等，如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在教育、卫生和提供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而另外一些类型的支出，则可能暗含着奥肯特别关注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再分配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可能反映了财政组合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而在实践中，再分配究竟是利于增长，还是阻碍增长，看起来是一个经验研究问题。

在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时，一个有价值的路径是，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情景中，认真审视再分配性财政政策具体要素方面的事实，并努力借鉴最有效率的再分配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从正面来提出更具概括性而又相辅相成的问题：从历史上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不平等、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如何？更具体地讲，能否找到证据，表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超过了降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为了厘清不同路径，我们需要一个同时分析再分配性转移支付和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框架。这不仅需要一个恰当的计量经济学的设定和准确测量不同效应的标准，还需要对政策的理性探讨。这种联立分析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同时需要多个国家在课税和转移支付前的不平等（即所谓“市场不平等”）和课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不平等（即所谓“净不平等”）这两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都非常稀缺，而且很不完善。本文是首份利用最新编辑的跨国数据库（Solt，2009）展开的研究。该数据详尽区分了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从而使我们得以利用同时覆盖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国别和年度观测数据来计算再分配性转移支付[3]。在这里，再分配性转移支付是指度量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异。

我们分析了五年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面板回归）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duration of growth spells）。经济增长期（growth spells）的定义参见伯格等人2012年的研究（Berg et al.，2012）[4]。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是评价经济增长过程更有效的方式，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的主要发现可总结如下：

首先，越是不平等的社会，越倾向于再分配更多。在OECD成员国中，较高的不平等水平和较高的再分配水平之间大体上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之间几乎没有总体上的相关性。在非OECD成员国中，尽管这种效应要弱得多，但它依然是存在的。因此，要试图理解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区分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是很重要的；同样，在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研究中，独立控制再分配这个变量也很重要。

其次，在既定的再分配水平下，较低的净不平等可推动更快、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我们先前的研究，而且不仅包含了持续时间分析（duration analysis），以及早期文献中常用的面板回归方法，还控制了净不平等/市场不平等的影响。

再次，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而言是良性的；只有在极端的案例中才有证据表明，它可能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综合考虑再分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包括它们降低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而言，再分配是有利于增长的。

对于上述结果，我们须切记的是，这些有关再分配的数据，比有关不平等的数据甚至都更为稀缺，可靠性也更差。事实上，对于我们得出的这个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再分配的数据没有包含足够的信息来推论出直接的负面（或正面）影响。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信我们做出的研究结果是有意义的。我们将目前可得的最好数据，用于分析许多国家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期的研究，不可避免要用到更早但可能也是更不具可比性的数据，但即使仅限于用最可靠的近期数据进行分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论也依然是成立的。

当然，在从跨国数据回归分析中得出明确的政策含义时，我们应保持审慎。鉴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点上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建立具有完全置信度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微观经济分析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仍给人们留下这样的疑惑：总体关系是怎样的？通过观察森林而不是树木，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的发现是，不应假定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重大取舍———因为目前可用的最好的宏观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这样展开：第二部分我们将通过回顾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方面的文献，为后面的分析做准备；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将呈现我们用于经验研究的数据；第四部分呈现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而第五部分将讨论持续时间分析，建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平等、再分配以及一些传统决定因素之间的关联。最后是结论。

二、对平等、再分配和经济增长相关文献的回顾

已有大量文献考察了本文感兴趣的这三个变量，并就其关系给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提法。在对事实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花些时间来理解各种可能的路径（总结为图1），进而来理解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理论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指导。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图1中的线E）的积极影响，可通过如下方式：（1）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提供激励（Lazear and Rosen，1981）；（2）若富人的储蓄占其收入的比例更高，不平等提高了储蓄和投资（Kaldor，1957）；（3）使至少一些人能积累到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以及获得良好的教育；这一点可能在一些穷国里更有意义（Barro，2000）。但不平等也可能损害经济增长，这是因为：（1）它剥夺了穷人保持健康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能力（Perotti，1996；Aghion et al.，1999；Galor and Moav，2004）；（2）导致政治和经济动荡，从而减少投资（Alesina and Perotti，1996）；（3）阻碍针对冲击进行调整和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共识的形成（Rodrik，1999）。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例如，贝哈鲍比（Benhabib，2003）的理论模型即指出，当不平等从较低的水平上升时，它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但当不平等超过某一点再上升时，则会刺激寻租行为，削弱经济增长。

对于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图1中线A），我们着重阐述梅尔策和理查德（Meltzer and Richard，1981）在其开创性论文中所强调的影响机制。他们提出，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会带来再分配的压力。其中的道理在于，至少在民主政体中，政治权力的分配要比经济权力的分配平均得多，因此大多数投票者有权力和动力投票支持再分配。但是恰如罗兰（Roland，2000）曾指出，且斯蒂格利茨（2012）也强调的那样，如果富人比穷人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情况就未必如此。

在第三个议题（再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政策研究主要讨论直接影响（图1中线D），并通常假定再分配损害经济增长（Okun，1975）。其原因在于，较高的税收和补贴抑制工作和投资的激励。给定无谓损失（deadweight costs）函数的凸性，那么损失是税收或补贴水平的增函数。再分配导致的损失在税率低时较小，但会随着税率或补贴率的提高而急剧上升（如Barro，1990；Jaimovich and Rebelo，2012）。但也有研究认识到，再分配对经济增长并不是天然地具有破坏性，比如当再分配涉及减少税收支出（tax expenditure）和堵塞导致富人得益的税收漏洞，或者是作为更广泛的税收改革的一部分时（例如，征收高额遗产税的同时降低对低工薪收入的课税），便不会如此。更广泛地讲，再分配的方式还包括，以累进税方式为公共投资筹资，以社会保险支出来提高穷人的福利和风险承受能力（Roland，2000），或者，以更高的卫生和教育支出造福于穷人，帮助他们克服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SaintPaul and Verdier，1993；Saint Paul and Verdier，1997）。在这些情况下，再分配政策将同时促进平等和经济增长。已有研究经常忽略再分配的总体效应，这包括直接影响（图1中的线D）以及通过不平等发生的影响（线C和线E）。这是因为很少有研究同时考察不平等和再分配。下面我们将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显而易见，理论最多能为这些议题提供部分指导，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经验研究。关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统计数据通常支持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至少在中期是这样的。而后，关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的风向发生了变化，学者开始考察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变化（Alesina and Rodrik，1994；Perotti，1996；Persson and Tabellini，1996）、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Easterly，2007）

图1 不平等、再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注：这张图呈现了本文考察的主要影响路径。我们从经济计量角度评估了再分配（线D）和净不平等（线E）的影响，在实际的每种情形中，都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我们还计算了再分配对增长的总影响。我们假定，再分配不影响市场不平等，因此再分配对净不平等的影响是一一对应的。因此，总影响是估算的直接影响（线D）和间接影响之和，其中，间接影响是再分配对净不平等的影响（线C）和估算的净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线E）的组合。在图中还可以画出其他箭头，如从经济增长指向不平等和再分配。此外，还有一些与收入水平、不平等和再分配有关的可能路径。如在文中所讨论的，本文重点关注图中已呈现的这些路径。

以及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Berg et al.，2012），并发现不平等与更慢、更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相关。少数几个例外（Forbes，2000；Banerjee and Duflo，2003）则倾向于得出模棱两可的短期相关性（Aghion et al.，1999；Banerjee and Duflo，2003；Oechslin et al.，2010）。

关于不平等和再分配性转移支付之间关系的证据并不清晰。这种模糊性部分是源自很多研究在评估再分配时，都用社会支出或税率等来替代（Perotti，1996；Bassett et al.，1999），但这种替代是有瑕疵的。我们所认为的一些再分配性支出（如教育或社会保险支出），在实际运行中未必真是再分配性的，比如说很多贫困国家对中等以上教育的支出，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正规部门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支出。米拉诺维奇（Milanovic，2000）的研究表明，当使用再分配的直接测量时，梅尔策和理查德（1981）的假设能得到事实的支持，即越不平等的社会，的确实施了更多的再分配。

关于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分歧的。当考察再分配的假定指标（如税收或政府支出）时，倾向于得出再分配多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收入方面，则会出人意料地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提高税率会降低中长期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很难证明坦茨等人（Tanzi and Zee，1997）得出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有些一般性的指标表明，经济增长和总税负水平或所得税之间存在负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健，并且对模型设定很敏感。至于支出，林德特（Lindert，2004）注意到，一些再分配性的公共支出（如医疗卫生、教育和以税收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社会性支出是“免费的午餐”。

值得强调的是，已有研究表明，要在这些关系中明确地分清原因和结果，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分析考察了不平等的变化，及其对收入水平产生的影响；在这里，不平等被视为外生变量[5]。其他研究依赖使用滞后信息来试图梳理出原因和结果。运用这两种方式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则考察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对不平等的影响这一反向问题。对我们而言，主要关注点是高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平等。在此情形中，我们需特别担心的是，我们得到的可能是经济增长对平等的影响，而不是平等与高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集中探讨较高收入水平是否与较高或较低的不平等相关的研究文献，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认为总体而言没有净效应（Dollar and Kraay，2002；Dollar et al.，2013）。我们将把增长与滞后的不平等关联起来，并运用统计方法将单向因果关系提取出来，这样做更为恰当。最后，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在建立经济增长与滞后的不平等之间关联的同时，控制滞后的收入水平，从而控制了收入水平和不平等水平之间任何长期的关系，如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变得更平等或更不平等。换言之，我们探寻的是，在一国给定的收入水平下，不平等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有何影响？

在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再分配方面的研究都假定，市场不平等通过政治经济学/梅尔策——理查德效应推动再分配。例如，一些学者（Caminada et al.，2012；OECD，2011；Paulus et al.，2009）的研究都假定，在一定的市场不平等水平下，再分配性财政政策减少净不平等。IMF（2014）在其财政再分配分析中，本质上也做出了同样的假定。但是，再分配无疑会以影响那些可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工资的行为来影响市场不平等。鉴于两种潜在的相互抵消的影响，很少有事实证据可以指明这种效应的方向和大小。再分配把富人的钱取来给穷人，这可能会同时减少富裕和贫困群体的劳动力供给———前者被征收了更多的税，而后者得到了家计调查补助金，减少了努力工作的激励。无论这对市场收入带来何种影响，只要对富人和穷人两个群体的影响是沿相同方向的，这些影响大体上可能相互抵消。

那么，如何来看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呢？这些研究强调了四个方面的教训。首先，针对问题使用合适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分析不平等如何影响增长的基础实际上关注（税后的）净不平等，它在影响激励的同时，也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共识的前景。然而，大部分先前的研究很少注意到这一关键区别，他们经常同时使用税前和税后数据。第二个教训是，要认识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同变量———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联，这意味着要放在一起进行经验研究。第三个教训是，要对经验研究呈现的结果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一个理论通过很多条可能的路径发挥作用。对于再分配的各种替代品及其对增长的影响（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在事前看来似乎都是可能的）更是如此。最后一个教训是，要意识到数据的稀缺性。特别是，对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的分析需要回溯足够长的时间来观察持续周期的始点，这样就要考虑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更早期同时也可能是更不具可比性的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转向下一部分，讨论我们所用的数据和一些典型事实。

三、不平等与再分配：一些事实

先前研究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问题受到的主要限制，是缺乏在很多国家可比基础上衡量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的数据。这使研究者难以区分不平等的影响和再分配的影响。在调查的质量和覆盖范围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更久远年代的调查更是如此。最突出的问题也许是，尽管有很多再分配方面的家计调查数据，但它们通常是不可比的。例如，一些调查测量的是人均收入，而另一些测量的则是家庭的平均收入；一些试图测量可支配收入，而另一些则测量总支出。

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索尔特（Solt，2009）呈现了最佳的成果。他整合了来自各种可资利用的调查得出的信息，推算出可比的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序列，该序列尽可能覆盖更多国家和更多年份[6]。他从可利用的调查中收集不平等度量的数据，并决定哪些调查数据质量好，值得收录到其数据集中。再分配被定义为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序列之间的差异。如此产生的序列在统计上是不确定的，需要判断哪些观测值满足了某种最低的信息阈值[7]。

表1呈现了我们对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的测量和此前研究中所采用的各种再分配的替代品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大致分布在1/2到3/4之间。我们发现，这既保证了我们的测量与很多对转移支付的常识性直观测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又包含了独特的信息（因为相关系数大大低于100%）。这与观察到的情况一致，即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很多被认为是转移支付性的再分配并非如此。它同时也反映，索尔特（2009）定义的净不平等通常并没有反映出政府提供的非现金形式的商品和服务的影响或间接税的影响，因为作为其基础的家计调查通常并未采集到这些数据。

表1 再分配与转移支付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SWI ID[8]3.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3）、OECD国民账户数据库（2012）和作者的计算。其中，再分配的计算方法为市场不平等和净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差值。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不平等和再分配的趋势。图2展示了数十年间不平等的演进。其中，每个箱线图呈现了OECD成员国和非OECD成员国样本的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水平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从上面的图形来看，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不平等的中位数非常稳定。第二，这种稳定性背后隐藏着不同组别之间的重要差异：OECD成员国过去30年间市场不平等正在扩大（中间图形）；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在下降（下面图形）。第三，工业化国家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之间的差异要比发展中国家显著得多（比较中间和下面的图形），这表明前者有更广泛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但是OECD成员国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净不平等已在上升，因为再分配没能跟上市场不平等上升的步伐（OECD，2011；IMF，2014）。

我们已强调了各组国家的平均不平等水平及其随时间是如何演进的。另一个视角则关注国家间变化。例如，市场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国家是否更倾向于进行再分配？图3比较了纵轴的净不平等和横轴的市场不平等（每一个点代表了

图2　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的演进（1960—2010）

注：以基尼系数来测量不平等，其取值范围为0（完全平等）到100（所有收入集中于一人）。框线图/箱线图表示顶层四分位和底层四分位的四分位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箱体的中间线代表中位数。虚线下端表示比下分位数小不超过1.5倍四分位距的最小数据；而虚线的上端则表示比上分位数大不超过1.5倍四分位距的最大数据[9]。

资料来源：SWIID 3.1和作者的计算

图3　不同国家组的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分布（1960—2010）

注：采用的是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可得的最新年份的数据，中间的斜线表示45度线。

资料来源：SWIID 3.1和作者的计算

一个国家可以获得的最近一年的数据）。落在45度线上的国家具有完全相同的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水平。远落在这条线之下的国家，其净不平等水平比市场不平等水平要低得多（大量的转移支付）。大多数国家位于这条线之下，这意味着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一般说来，到这条线的距离随着市场不平等水平的增大而增大，这表明相对不平等的国家确实倾向于再分配更多。OECD成员国进行了大量的再分配（中间图形）。事实上，在这一组中，市场不平等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其净不平等水平仅略高于平均水平（图形中的这些点大体上沿着水平线聚集）。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均结果，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或者甚至整个组都不是随时间保持不变的。换言之，给定了市场不平等水平，不平等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就是那些再分配较少的国家。

表2在统计上证实了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这种估计的效应是相当显著的：在我们的基准设定中，市场不平等水平从样本的第50百分位上升到75百分位（也即，以2005年为例，市场基尼系数从菲律宾的45，上升到尼加拉瓜的51），与再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个点相关联。这种关系在OECD成员国样本中较其他国家样本更强，但是对于后者而言仍然是显著的[10]。

表2 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相关性

注：本表报告了对三组国家样本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标记*、**、***表示，该处括号中的稳健标准差分别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SWIID 3.1和作者的计算

四、不平等、再分配与经济增长：经验研究结果

现在我们来观察有关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关系的事实。我们采用两种经济计量方法。第一，我们仿效已有的研究，考察中期经济增长和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具体而言，我们将探寻五年期的平均经济增长是如何依各种滞后指标，包括收入水平、制度质量以及在我们的设定中特别重要的不平等水平、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程度等变量而变化的。第二，我们考察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遵循平稳的模式，而是经常在停滞期、起飞期、平台期和低谷期之间突然切换（Pritchett，2000）。很多经济增长起飞数年以后就消失了。因此，保持而不是启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成功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我们遵循伯格等人（Berg et al.2012）的研究，将经济增长期定义为至少五年的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高于2%，并显著高于前面的一些年份[11]。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净不平等水平和随后一段时间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上图），而在再分配水平和随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间则存在较弱的关系（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正相关）。对于经济增长期的时长方面，我们能观察到大体相似的简单相关（图5），即在不平等水平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之间存在强的负相关；而在再分配水平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之间则存在弱相关（在这个案例中是微小的负相关）。

（一）中期经济增长

超越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是很重要的。在驱动经济增长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此外，我们认识到，我们感兴趣的变量本身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我们需要观察，当同时包含不平等和再分配并包含标准控制变量时，这种关系是如何存续的？在定义基准设定时要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在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中并未就要包含的精确的控制变量集达成共识，我们的研究案例中，控

图4　经济增长、不平等与再分配

注：样本随后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与平均净收入不平等和转移支付的简单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SWIID 3.1和作者的计算

制变量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例如，不平等可能不仅通过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还可能通过其他路径），使得基准设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2]。

我们的基准设定是一个简约的标准模型，在该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初始收入、净不平等水平和再分配强度（表3第1列）。我们发现，更高的不平等似乎会减缓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再分配具有微小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微小的负面）的影响。

图5 经济增长周期持续时间、不平等与再分配

注：经济增长期时长与该增长期内平均净收入不平等和转移支付的简单相关关系。包含样本内结束的持续时间，最短持续时间为5年。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SWIID 3.1和作者的计算

表3 不平等和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续表

注：系统广义矩估计。括号中的稳健标准差中标记了 *、**、*** 的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收入、投资/GDP和开放度（Penn World Tables 7.1）；再分配和基尼系数（SWIID 3.1）；人口增长（WEO）；初等和中等教育平均年限（Barro＆Lee，2012）；政治制度从－10（最专制）到10（最民主）（Polity IV）；外债/GDP（Lane＆MilesiFerretti，2007，更新数据）；商品进出口价比率，当年度变化在后3/10时取值为1（WEO）。具体参见：Berg et al.（2012）

这些结果与通过再分配来减少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重大的取舍关系的见解相互矛盾。如果这种取舍关系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增长与再分配的相关系数就应不仅是负值，而且还应比增长与不平等的相关系数负得更多。如果这种情形属实，考虑到更高再分配的直接影响及其导致的更低不平等的影响，那么降低不平等水平的再分配一般说来是损害经济增长的。第1列显示的结果明确地否定了上述假设：净不平等的相关系数显然是负值，而再分配的相关系数则接近于0。这表明，从样本中得出的平均结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双赢的局面。计入潜在负面的直接影响及其导致的更低不平等的积极影响，再分配的总体效应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13]。

图6以图形方式呈现了这些结果。为了以尽可能一致的测量进行比较，柱的高度代表将讨论的变量的值从样本的中位数上升到60百分位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保持再分配和初始收入不变，净收入基尼系数从37（2005年的美国）上升到42（2005年的加蓬），经济增长率平均降低了0.5个百分点，也即从每年增长5%下降至4.5%。我们还可以发现，保持不平等和初始收入不变，再分配从50百分位数上升到60百分位数，经济增长率只有极微小的下降。在第3列，我们还展示了这种10个百分位数的再分配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总影响。这个总影响是下列两个影响之和：（1）保持净收入基尼系数不变时改变再分配的直接影响；（2）基尼系数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净的影响是将年增长率提高了约0.5个百分点。

图6 不平等和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这张图呈现了表3第4列的结果。对于每一个变量，柱形图高度表示该变量从50百分位增长到60百分位而其他变量保持50百分位数不变时相关的5年期平均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的变化；再分配柱形图的阴影颜色较浅，表示其影响是不精确的估计，并且其并非显著不为0。计算再分配的总影响时假定再分配对市场不平等没有影响。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SWIID 3.1和作者的计算

当标准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也包含其中时，我们的结果是否还成立呢？表3的第2—4列呈现了各种似乎合理的设定：首先加入了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而又加入了许多其他标准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如外部冲击、制度质量以及贸易开放度。来自这些列（以及其他我们没有在此展示的因素）的经验表明，加入这些其他决定因素并未改变我们在不平等和再分配关系方面得出的结论。特别是不平等始终是显著的，而再分配则不是[14]。

如文献回顾中所讨论的，如果不平等水平已很高，不平等水平再有所上升，貌似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损害。然而，如果用数据说话，当不平等水平已很高时，我们允许不平等的影响有所变化，我们几乎没有观察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是非线性的证据。类似的，我们也没有找到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证据。

我们得出这些结果所使用的基准样本，体现了在使用全样本和用最严格的准则来剔除一些可能价值较低的数据之间的折中。表4描述了我们在这个维度采取不同选择所带来的变化。采用表3第1列的设定，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上得出的结果都是类似的（见表4）：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较低的经济增长相关，但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不显著的，在最小的样本上尤其如此（第3列）；仅在全样本上（第1列）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正相关，但并不显著[15]。

综上所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始终是有害的，即使控制了再分配也依然如此。但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现有的数据趋向于拒绝奥肯提出的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而言存在取舍关系这一假设。相反，基于这些回归，我们从这些样本看到的一般情形是：考虑到它对不平等的影响，再分配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并且这些结果看起来并不依赖于不平等或再分配水平。此外，无论是采用以相对保守的假设来选择部分数据进入回归分析的受限样本，还是采用所有可利用数据的全样本，这一结论都是有效的。

表4 不同样本下的不平等、再分配与经济增长

注：（1）该表报告了采用基准样本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工具化内生变量的结果。工具变量、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的联合有效性满足标准检验。括号中的稳健标准差中标注*、**、***的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2）全样本包括Solt（2009）观测的所有变量；“基准”样本始于全样本进而移除了一组Solt推断原始调查不可靠的特定观测值；此外，一个观测值要被包含其中，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设定每一个条件都是为了确保再分配测量是有充分信息的：（a）该国包含至少一次某种“净”概念（如可支配收入或支出）和“市场”概念（如个人市场收入）的调查，从而使这个国家有来自其自身调查数据的国别再分配数据；或（b）与估算的再分配相关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再分配水平来说是非常小的。而“受限”样本出现在Solt（2009）中，剔除了发展中国家1985年以前和发达国家1975年以前的所有观测值。它还要求至少三次（而不是像基准样本那样只需一次）标准（a）中每一种收入概念下的调查，但不需满足标准（b）。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SWIID 3.1、Lane and MilessiFerretti database、Polity IV和作者的计算

（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

现在我们转向经济增长期。这里我们沿用伯格等人（Berg、Ostry and Zettelmeyer，2012）采用的方法。这一方法是从医学文献中借用来的。在医学研究中，这一方法用来测量比如说一个人在是否吸烟以及体重、性别和年龄等诸如此类条件下的死亡风险（测定“停留在周期内”的时间）。在这里，我们假定，以本年度（相对于潜在的周期终结滞后一年）或从周期的始点来度量，经济增长期将在下一年终结的可能性（风险）依赖于它当前的持续时间和各种可能的决定因素。在我们的面板回归中，除了我们感兴趣的两个变量（不平等和再分配），我们还聚焦一组有限的协变量，从而考察即使在一组更广泛的控制变量和不同子样本下，研究结果是否仍然成立。

在基准设定中，我们将风险同经济增长期始点时的初始收入以及经济增长期内的不平等和再分配关联起来，参见表5第1列。每一个协变量的相关系数，代表独立变量保持不变时，该协变量的单位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期将会在下一年结束的概率之变化。在这样的回归中，相关系数通常以比率来表示。相关系数为0.9意味着回归因子（自变量）1单位的变化，使经济增长期的预期持续时间缩短10%；相关系数为1.1意味着预期的持续时间延长10%；而相关系数为1则意味着该变量对持续时间没有影响。

就经济增长的回归而言，可以先验地认为不平等和/或再分配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然而，从数据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是非线性关系。因此，我们的基准设定包含的仅是线性影响。与此不同的是，我们的确发现有证据表明，再分配和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是非线性关系。鉴于此，表5第1列的基准设定将观测值分成两组，一组是再分配非常巨大的（所有观测值的前25百分位数），另一组则是再分配相对温和的（其余的分布）[16]。

从第1列中，我们得出的第一个主要结论是，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测度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增长1个点，经济增长期将在下一年结束的风险高6%（或者，这相当于经济增长期的预期持续时间缩短约7%）。这印证了伯格等人（Berg and Ostry，2012）的研究结果，但不同的是现在控制了再分配影响。

对于再分配，我们发现（表5第1列），当再分配水平已很高时（超过75百分位），有证据表明，如奥肯提出的“重大取舍”假设，进一步扩大再分配的确会损害经济增长。但是当低于这一水平时，则没有证据表明进一步的再分配对增长有任何影响。图7呈现了样本国家的再分配；当超过约13个基尼点数时，进一步再分配似乎开始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表5 不平等和再分配对经济增长周期持续时间的影响

注：这个表报告了采用基准样本、以有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的比例风险模型（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估值的结果，这把经济增长周期将会终结的概率与各种经济和政治变量联系起来。风险比（hazard ratio）为0.9表示回归因子变化一个单位，预期持续时间减少10%，风险比为1表示没有影响，而风险比为1.1则表示持续时间增加10%。我们检验了真实风险比为1的概率。10%、5%和1%的统计显著水平分别用*、**和***标示。

资料来源：同表3。

图7 再分配：顶部25%和底部75%

注：为简便起见，只给出了人口最多的20%的国家。距实线的距离代表再分配的规模。虚线下面的国家为再分配顶部25%的国家。那些正好在线上的国家，市场收入和净收入基尼系数的差距（也即再分配规模）为13个基尼点。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

SWIID 3.1，以及作者的计算

鉴于此，就经济增长回归而言，我们发现，与重大取舍的假设不同，再分配的总体影响是有利于增长的，只有当再分配水平非常高时才可能有所例外。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它带来的更低的不平等，看起来亦与更长的经济增长期相关。对于非常高的再分配水平而言，再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点估计为负值，且其绝对值大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估计值（为正），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再分配水平很高的情形下，鉴于再分配促进公平和减少激励的效应大体上是相互平衡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有阻碍作用。对于较少的转移支付，如那些低于13个基尼点数的，证据表明，再分配的总体效应可能是促进增长的，换言之，再分配的直接影响大体上是中性的，但是再分配也带来了不平等下降的预防性效应（图8呈现了这一结果）。

图8 不平等和再分配对增长期持续时间的影响

注：该图显示了表5第4列的结果。对于再分配，第一个柱状的高度代表当再分配从75百分位上升到85百分位时（期间其他变量维持在中位水平）增长期持续时间的增加（百分比）。对于其他变量，相关柱状的高度代表那一变量从50百分位增加到60百分位时（期间其他变量维持在中位水平）增长期持续时间的增加（百分比）。第三和第四个浅灰色的柱状图表示为非精确估计，且都并非显著不为0。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SWIID 3.1，以及作者的计算

表5的第2—4列呈现了类似的结果，但此时控制了很多潜在的影响因素（如实物投资、教育和制度）。我们再次发现，控制这些因素后与不平等相关的结果保持不变。关于再分配的结果则更脆弱。特别是，当控制了某些其他因素，如外部冲击、制度、债务责任和开放度（第4列）时，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负面影响看起来消失了。

尽管我们不可能展示所有可能的组合，基于上述经济增长的回归，我们推断，关于不平等方面的结果是相当稳健的，它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模型中所包含的协变量；但是我们发现，大规模再分配的显著负面效应则是不稳健的。

在我们考量增长时，数据的稀缺性问题尤为严重。这也并不奇怪：为了分析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我们需要观察它的起始点及随后至少数年。这更重视长时间的序列，因此使用更早的数据。在表6中，我们考察了我们的基准经济增长期回归（表5的第1列），现在我们来考察上面讨论的三组样本。我们能观察到，就经济增长回归而言，全样本的结果与基准样本的结果相呼应。与经济增长回归不同，较受限的样本（剔除1985年以前发展中国家数据后的更严格的样本）中的数据对经济增长期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更不用说最受限的样本了）。

表6 替化样本：不平等、再分配和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

注：该表显示了利用全样本、基准样本和受限样本以及比例风险模型对时间变化协变量的回归结果。该协变量与经济增长期演变成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变量的概率相关。风险比为0.9意味着，回归因子每变化1单位，增长持续到预期时间的概率降低10%；风险比为1意味着没有影响；风险比为1.1意味着，回归因子每变化1单位，增长期持续到预期时间的概率增加10%。我们检验了实际风险比为1的情况。*、**、***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7.1，SWIID 3.1，以及作者的计算

五、结论

我们利用最新的综合性数据的优势，考察了不平等、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早期研究，通常混杂了再分配和不平等的影响。我们聚焦于中长期，同时关注了超过五年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首先，不平等始终是中期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稳健和有力的影响因素，即使控制了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也是如此。鉴于此，伯格等人（Berg and Ostry，2011）得出的结论看起来是很稳健而又具有说服力的。仅聚焦经济增长而把不平等放在一边，仍然可能是一个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不平等在伦理上不受欢迎，更因为它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并不可持续。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宏观层面，财政再分配会破坏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我们的确观察到一些混杂的证据表明，大规模的再分配可能会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通过降低不平等带来的正面影响，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可能大体上是中性的。不是过激的再分配，不会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一般水平的再分配，以及相关联的不平等水平的降低，通常与更高、更可持续的增长相联系。

我们需要警惕对这些结果的过度解读，特别是用于政策目的。从这类相关性中得出严格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未解释再分配对市场不平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已强调缺少可靠数据、特别缺乏再分配方面的数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例如，我们对再分配的测量仅抓住了直接税负和补贴，我们并没有直接阐明政府提供的卫生和教育等实物形态再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么从逻辑上来说，这比我们解释的测量对经济增长更为友好。最后，我们从历史和基本原理中得出，超过一定水平的再分配会破坏经济增长；同样，超过一定水平的极端平等对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有益的。

尽管如此，通过考察宏观图景，我们还是得出了重要且积极的结论。对于再分配的过度谨慎，以及因此不作为，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是恰当的。通常来说，跨国和长期的研究表明，政府通常所做的再分配，看似并不会导致坏的经济增长结果，除非他们做得过于极端。除了道德、政治和更广泛的社会方面的考虑之外，缩小不平等也有助于支持更快、更持续的经济增长。

这方面留待大量研究和政策议程。即使给定这些关于平均影响的结果，促使再分配尽可能有效率依然是重要的。对于其中作用机制的进一步观察，将会有助于深化我们的理解和政策建议。我们在此呈现的研究结果凸显了这方面议程的紧迫性。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徐晓新博士 译）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作者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 其他学者的研究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他们集中讨论了发达经济体不平等加剧趋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如Wilkinson and Picket，2009；Reich，2011）。

[3] 有很多致力于考察市场不平等或净不平等的文献，但Scolt（2009）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的努力使许多不同国家、不同年份、不同来源的基础性数据具有了可比性。

[4] 经济增长期指的是经济增长加速和减速之间的时间周期。

[5] Easterly（2007）考察了与殖民地土地占有模式相关联的不平等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由地形决定的、以种植园为基础的农业制度的遗产，一些国家目前变得更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变化，看似降低了人均收入。

[6] 我们遵照Solt（2009），并在我们的基准样本中限于选择更可靠的次级样本。下面我们探讨并呈现了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两组不同样本的敏感性。一个更具解释性的研究使用了所有可利用的数据，而另一个则像Solt（2009）一样限制得更为严格。表4的注释对所有样本进行了描述。

[7] Solt将调查分成了21种类型，进而使用整个数据库来推断如何将21种调查的每一种调查映射为对净不平等和市场化不平等的标准化测量。他将净不平等定义为与直接税和补贴之后的收入相关，而市场不平等则与税前和补贴前的收入相关。本文采用的是Solt（2009）数据库的3.1版本，它包含了153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1960年到2010年间尽可能多年份的数据。Solt（2009）追踪了大量文献，对处于观测年之间但接近实际观测年份的某些观测点进行了插值。Lustig、Pessino and Scott（2013）呈现了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更为完善的图景，但这并未形成实现我们研究目标所需的足够广泛的样本。

[8] SWIID，即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具体参见Solt（2009）———译者注。

[9] 在上下四分位数向外1.5倍四分位距处画的线段，称为内限，落在这两条线段之外的数值为异常值———译者注。

[10] 另外的估计量控制了再分配的其他决定因素，如民主水平、投资、人口增长以及可能的非线性（为了简单起见，没有在此呈现）。表2的估计量控制了国别的固定效应，从而关注国家内部跨时间的变化。当我们采用同时探究国家间变化（随机效应）的估计方法时，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当采用滞后不平等时，尽管有所减弱，但结果依然类似。

[11] 回顾过去的40年，所有时间都处于经济增长期（按如下定义）的国家比那些仅有1/5时间处于增长轮换的国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出约3.5%。

[12] 如果不平等或再分配主要通过改变投资行为来影响经济增长，那么将投资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结果可能造成微弱的不平等或再分配效应（保持有形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为常量，基准设定会产生不平等或再分配效应）。

[13] 考虑两种估计不确定性的统计检验拒绝了这种差异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观点。统计检验正式地明确拒绝了平等系数和再分配系数相同的假设。

[14] 结果是以系统广义矩（System－GMM）报告的，其中潜在的内生右侧变量采用适当的后滞值和一阶差分来工具化。该技术适合处理数据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变化。所有呈现的结果，都满足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以及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性的标准检验。

[15] 将样本进行分离后，我们发现，无论是在OECD成员国还是非OECD成员国，过高的不平等都损害经济增长，其中前者的损害程度要高于后者；而再分配的影响则依然是不显著的。这与Thewissen（2013）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Thewissen（2013）使用LIS不平等数据库和世界高收入经济体（World Top Income）数据以部分OECD成员国（比我们考察的国家数量少）为对象研究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发现，无论是不平等还是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都没有稳健的相关关系。与我们不同的是，他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方法，这一方法没有解释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横截面变化（在他和我们的界定中，存在滞后因变量时）。

[16] 第1列再分配的两个相关系数检验的P值等于0.095。如果我们仅线性地列入再分配（即不区分再分配水平很高的案例和其他案例），我们发现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总体上具有负面影响。但如第1列的基准设定所示，这是由高再分配水平导致的。

经济学课件III：
七大经济学家问诊中国发展

寻求竞争力
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

菲利普·阿吉翁 [1]

1. 引言

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的政府普遍将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全球化的到来已经驱动这些政府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经济的竞争力方面。也就是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的产品出口到国外的程度，从而可以用其较为充裕的商品和服务来交换它所短缺的商品和服务（Altomonte et al，2012）。 [2]

同时，针对如何提高竞争力，贸易经济学家的看法也在变化。就像伯纳德等人（Bernard et al，2011）所解释的，过去的国际贸易理论常常强调产业间贸易，从而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每个国家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竞争，而最新的理论则强调世界范围内企业层面的竞争力和产业内贸易。阿托蒙第等人（Altomonte et al，2012）也指出，实际上并不是国家而是企业在交换商品和服务。根据这一观点，让一个国家变得有竞争力主要是要让这个国家内的单个企业具有竞争力。

能够让单个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企业的生产率，二是企业的规模。在这方面，梅利兹（Melitz，2003）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企业内贸易模型。该模型指出，只有具备足够生产能力的企业才能成为出口企业，因为生产能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负担出口的固定成本。 [3]

这一模型的预测得到了跨国企业层面证据的支持（可以参见Altomonte et，2012），并且它在如何提升国内经济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特别是，“纵向”或者“自上而下”的政策往往强调基于国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新的理论则呼吁针对国家中单个企业生产率增长和规模增长的横向政策。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部分概述最新贸易文献中关于企业层面实现竞争力的主要观点。第3部分将企业层面的竞争力和生产率联系起来。第4部分将讨论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长的潜在决定因素。第5部分考虑企业规模增长的潜在障碍。第6部分重新审视纵向目标政策（或者部门政策）的作用。7部分基于我们的讨论，就中国的新增长战略给出一些建议。第8部分进行总结。最后，在附录中，我们提出了一个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简单模型 [4] 。

2. 从产业层面的竞争力到企业层面的竞争力

直到梅利兹（2003）在贸易经济学方面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之前，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普遍建立在每个国内经济都有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假设之上。这包括两方面，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强调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相反，克鲁格曼（1980）和赫尔普曼（1981）近期的理论则把收益递增和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作为贸易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最新的证据表明，上述两种驱动力都在起作用，一国同一产业内企业间异质性的程度很高，而且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企业层面的生产率、规模、企业层面的技能和工资，以及资本密集度等多个方面。另外，就像梅利兹（2003）所预测的，这种异质性，尤其是生产率方面的异质性，是企业是否参与国际贸易、参与到什么程度以及作为出口企业表现如何的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赛弗森（Syverson，2004）举例证明了产业内差异的程度。在美国一个一般性的部门内，生产能力最强的10％企业，其生产能力平均是生产能力最差的10％企业的2倍。最近，谢长泰和克雷诺（Hsieh and Klenow，2009的研究表明，在新兴经济体中，这种产业内的差异甚至更大。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在一个一般性的产业中，生产能力最强的10％企业，其生产能力往往是生产能力最差的10％企业的5倍还多。

此外，无论是用生产率还是企业规模来衡量，企业层面的绩效分布趋向于高度倾斜（典型的帕累托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也就是说，有很多绩效不好的企业，而绩效好的企业很少。这反过来说明，就平均绩效而言，产业内的异质性要比国家间、产业间的异质性大得多。换句话说，忽视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只是关注产业层面或国家层面，会导致“归并偏差”（aggregation bias Altomonte et al，2012）。而且，如果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是通过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出口能力的异质性来反映的话，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政策处方。

现在，正如梅利兹模型（2013）所假设的，只有在一定绩效水平以上的企业才能够出口。阿托蒙第等人（2012）也解释到，任何政策如果仅仅盯着提升产业层面的平均生产率，而不对该产业内企业绩效的分布、特别是不对具备出口门槛条件的企业数量产生影响，那么该政策也不会对这个产业的整体出口以及竞争力产生影响。事实上，下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少数幸运儿”的案例，即只有在特定绩效门槛以上的少数企业才能够成为出口企业或走向更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化”。因此，直接观察企业层面的差异和理解企业层面的特征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5]，也就是说，不仅要考察单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还要看这种生产率水平能否达到出口的门槛条件。

对这一部分做一下评论总结。在这里，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生产能力强的企业更易于从事国际性活动。但是，也存在从贸易开放度到企业层面生产率增长的反向因果关系。例如，通过1996—2007年间包括12个欧洲国家企业层面的新面板数据，布鲁姆等人（Bloom et al，2011）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使这些国家中的企业加速了技术变革（无论这种技术变革是用信息技术扩散、研发开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是管理实践的改善来测量）。在附录中，我们就贸易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3.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和其他关键特征

表1是伯纳德等人（2011）在2002年美国制造业普查数据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它将企业的不同特征（规模、生产率、技能等）分别对企业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这些都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表中列出的结果（第一列包括了非固定效应，第二列包括了产业固定效应，第三列包括产业固定效应并把企业就业的对数作为额外控制条件）给出了分别用公司规模（用就业的对数或货运的对数来表示）、生产率（用人均劳动力增加值的对数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来表示）、技能（直接用人均技能的对数或者工资的对数来表示）或者资本密集度（用人均劳动力资本的对数来表示）表示的“出口商溢价”（exporter premium）。

表1

资料来源：Bemard et al（2007）

最近，阿托蒙第等人又前进了一步，对多个国家的企业特征和企业层面开放度的关系进行了观察，并提出了开放度的几个维度。为了进行更可靠的比较分析，在Bruegel智库的支持下，他们实施了一个被称为“EFIGE”的企业层面大型跨国调查项目。为了构建这一数据库，他们选择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和匈牙利7个国家，在每个国家中又选择了大量企业来发放调查问卷。所有这些公司的雇员人数都在10人以上；在整个样本中，前4个国家各有3000家企业，英国有2000多家企业，奥地利和匈牙利大约有500家企业。基于问卷的答案，作者构建了“开放度”这个指标，来反映企业参与国际活动的性质或程度。当一家企业被问到是否在国外销售产品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这家企业就可以被称为“出口商”。同样，构建的二元指标主要是用来区别进口和非进口企业，或者用来区别是否参与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包业务的企业。

阿托蒙第等人（2012）在表2中对不同维度的企业绩效和企业开放度的不同指标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描述性统计。实践中，我们看到较大的或者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趋向于更开放。另外，出口绩效的门槛要比外国直接投资的门槛低一些。表3显示，当观察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无论是用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还是劳动生产率来衡量）时，该结论也同样适用。也就是说，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趋向于更开放，同时，出口绩效的门槛看上去要比外国直接投资的门槛低。

表2

资料来源：EFIGE数据库，Altomonte et al（2012）

表3

注：数据为样本数据的加权平均值。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函数的索洛余值。

资料来源：EFIGE数据库，Altomonte et al（2012）

绩效好的企业趋向于更开放。同时，当我们观察绩效的十分位数时，这种与不同开放度相联系的绩效门槛排序会显得更清晰。阿托蒙第等人的研究显示，在相应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10％企业中，大约85％的企业是出口商，大约45％的企业是全球出口商，而参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少于15％，仅有5％的企业参与了外包活动。

接下来，阿托蒙第等人在表4中，用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的开放度虚拟变量进行了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可以看到，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和不同的开放度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都为正且显著。第二，参与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要比成为一个出口商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溢价要求，这与参与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固定成本要高于出口成本的观念相符。

当然，上述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尤其是，上述相关性反映的到底是企业层面的绩效导致开放，还是不断提升的开放度导致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梅利兹模型（2003）指出了绩效导致开放的因果关系，而我们在附录中提出的模型则揭示了开放导致生产率增长的反向因果关系。在该模型中，再分配效应（倾向于生产能力更强的企业）和通过创新逃避竞争效应，都有助于国内经济平均生产率的增长。从最新的关于贸易、再分配和企业异质性的实证文献看，这两种因果关系都存在。 [6]

表4

资料来源：Altomonte et al（2012）

4. 提升生产率

这一部分将基于以下两个问题来考察生产率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第一，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分别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第二，从不同国家的技术浪潮及其扩散模式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首先提出了一个思考生产率增长来源的简单框架，然后我们对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的来源进行考察，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最后，我们对科技浪潮进行分析，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技术浪潮的扩散模式而得出一些启示。

4. 1 一个思考生产率增长来源的框架

1956年，罗伯特·索洛提出的模型表明，如果缺乏科技进步，人均GDP很难实现长期增长。另一方面，历史证据表明，生产率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可参阅Helpman，2004），但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是什么？“熊彼特”范式是一个用来思考生产率增长及其决定性因素的很好的框架。这个范式包括四个主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生产率增长依赖于利润驱动的创新。创新可以是过程创新，即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的提升；或者是产品创新（引入新产品）；或者是组织创新（更有效地组合生产要素）。能够提升创新预期收益的政策或制度，会引发更多的创新，进而促进生产率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研发税收减免、更激烈的竞争、更多的好学校和大学等都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个观点：创造性破坏。也就是说，新的创新会逐步淘汰旧的创新、旧的技术和旧的技能。这反过来强调了再分配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观点：创新可能是“前沿性创新”，它会推动特定部门的技术前沿外移；创新也可能是“模仿性创新”或“适应性创新”，它会让某一企业或者部门追赶上已有的技术前沿。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创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制度。

第四个观点：熊彼特浪潮。即科技历史是由大的科技浪潮所塑造的，伴随着新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如蒸汽机、电气、信息通信技术等）在不同经济部门的扩散。

4. 2 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升

由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更多依赖于前沿性创新，为了提升这些国家的生产率，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大学，让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最大化，并且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股权融资的金融体系。

图1显示了竞争（用滞后的外国企业进入率来衡量）如何影响国内在位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上面的曲线显示，某一产业中接近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内企业（相对于中位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我们看到竞争越激烈，这些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越快。这反映了一种“逃避竞争效应”，即这些企业有足够的创新，使他们可以避开激烈的竞争。相反，那些相较于中位企业大大落后于技术前沿的企业，其生产率增长速度与激烈的竞争呈现负相关。这反映了一种沮丧效应（discouragement effect）。这说明，一国的生产率越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它所拥有的中位值以上的企业就越多，也就会存在有利于生产率提升的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

图1　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Aghionetal（2009a

同样可以证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越大（这可以让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更容易）就越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

影响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是研究生教育：事实上，前沿创新需要前沿研究。源自阿吉翁等人（2009b）的图2说明了在美国经济水平处于前列的州，即人均GDP高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等）中，其研究型教育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相反，在人均GDP低的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等）中，两年制大学教育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一结论在不同国家间也适用。越是人均GDP高的国家，其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图2 美国各州人均1000美元教育支出的长期增长效应

资料来源：Aghion，Boustan，Hoxby and Vandenbussche（2005）

影响生产率增长的第四个因素是金融部门的组织形式。如图3显示（引Koch，2014），在欠发达国家，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在发达国家，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

用信息通信技术占总增加值的份额这一指标，阿吉翁等人对生产率增长进行了跨国面板回归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有意思的是，一旦控制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这种相关性就不再显著。这反过来表明，在发达国家产品市场的自由化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关键，也因为这能够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在不同经济部门的扩散。

图3 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左图）和以市场为基础（右图）

的国家的平均增长以及与前沿的距离

表5

注：面板数据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时期：1995—2007。因变量：每小时劳动生产增长率（工具变量法）。括号中的标准差，*** P＜0.01，** P＜0.05，* P＜0.1。

这个结果得到盖特和洛佩兹（Cette and Lopez，2012）的证实。盖特和洛佩兹在图4中表明，信息通信技术在欧元区 [7] 和日本的扩散要滞后于美国。

图4 其他国家滞后生产率增长波幅图

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盖特和洛佩兹从制度层面解释了这种扩散的滞后性：平均而言，工作年龄人口的教育水平较低，对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过多监管等。这个结论意味着，通过实施结构性改革，当这些国家追赶上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水平时，其生产率也会得到迅速提升。

最近，盖特、洛佩兹和马里斯（Cette、Lopez and Mairesse，2013）分析了针对（服务业）上游部门的反竞争监管措施对下游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利用1987—2007年间15个OECD国家的不均衡国家产业面板数据，他们发现对上游部门的反竞争监管对下游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部分（但不是全部）是通过影响下游产业在研发和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起作用的。

4. 3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

现在，我们来考察新兴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适应性创新和要素积累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谢长泰和克雷诺（2009强调了投入再分配效应的重要性。特别是，如果我们比较美国和印度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情况，在图5中，我们会发现美国生产率低的企业要少于印度，而生产率高的企业要多于印度。换句话说，与美国相比，在印度，生产率高的企业很难成长，但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很容易生存下来。再换句话说，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美国运作得更有效率。

图5 美国和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分布

注：美国均值＝1。

资料来源：Hsieh and Klenow（2009）

这种差异归因于多方面的潜在因素：特别是，印度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更僵化；劳动力技能低于美国；印度基础设施的质量很差；印度缺乏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合同履行的有效制度。这些因素反过来又通过几条潜在的渠道影响生产率增长。一个特别有趣的渠道是管理实践，最新的研究（参见Bloom et Van Reenen，2010）表明，印度的管理实践严重落后于美国，不同国家平均的管理实践得分与该国人均GDP的水平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5. 科技浪潮

5. 1 两波生产率增长浪潮

利用1890—2012年间13个国家（G7国家加上西班牙、荷兰、芬兰、澳大利亚、瑞典和挪威）以及重新组建的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和季度数据，博古德、盖特和莱凯特（Bergeaud、Cette and Lecat，2014，以下简称BCL）指出，在这段时间有两次大的生产率增长浪潮。

第一次浪潮在1941年达到顶点，第二次浪潮在2001年达到顶点。第一次浪潮对应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电气、内燃机和化学（Gordon，2000）。第二次是信息通信技术浪潮。这次浪潮的强度要小于第一次，同时第二次浪潮在美国是否已经结束还是个大问题。

5. 2 扩散模式

BCL的研究（其中的图6）表明，日本、英国和欧元区都受益于这两次浪潮，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滞后。因此，第一次浪潮是在“二战”之后才在上述地区完全扩散开。至于第二次生产率浪潮，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和日本都还没有出现。可以用市场的僵化来解释这种滞后，研究和高等教育的质量不高也是部分原因。

5. 3 全球性突破

在1890—2012年间生产率增长的演变中，可以观察到几次全球性的突破。BCL（2014）指出存在三种全球性突破：（1）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全球性突破；（2）由1929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突破；（3）与全球石油供给冲击相关的全球性突破。

通过观察这几次全球性突破，BCL（2014）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首先，世界大战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说得更精确点，对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参与战争的国家有向下的冲击作用；但对没有直接卷入冲突的美国而言，却有向上的冲击作用。第二，美国和加拿大从大萧条中的反弹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强烈。而且，大多数国家是通过战争走出了大萧条。第三，全球石油供给冲击的影响是普遍化的，尽管美国比其他国家受到和走出冲击比较早，部分原因是采取了放松市场监管等措施。

5. 4 具体国家受到的冲击及改革的角色

BCL（2014，图7）指出了1990年后瑞典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次积极突破。这与（图8中显示的）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日本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突破，相反，从1980年起，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下降。我们的解释是瑞典在1990年代早期实施了全面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旨在减少公共赤字的公共支出体系改革，以及鼓励劳动力供给和企业家精神的税收改革。而过去30年日本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改革举措。

BCL（2014）的研究指出了在过去30年中，有四个国家是改革的领跑者。瑞典在1990年代早期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从1976—1992年间平均0.4％的增长速度，提升到了1992—2008年间的1.9％。同样，荷兰1982年采取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从1977—1983年间的0.5％，提升到了1983—2002年间的1.5％。加拿大1990年代早期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从1974—1990年间的0.3％，提升到了1990—2000年间的1.1％。最后，澳大利亚1990年代早期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从1971—1990年间的0.4％，提升到了1990—2002年间的1.4％。这些发现与跨国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相一致。这种回归分析表明结构性改革在促进科技浪潮的扩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6. 企业成长的障碍

在第3部分中已经说明，最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指出了企业规模对竞争力的重要性。更准确地说，我们在寻求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强调生产率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让企业具备“开放性”（首先是成为出口商，然后是能够参与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包活动）所需要的规模门槛。

在企业动力及其对总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方面，有一整套的文献研究。就理论而言，不少学者（Klette and Kortum，2004；Acemoglu et al，2012；Akcigit，2014）就增长、再分配和企业动态变化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献建立在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基础上（Aghion and Howitt，1992；Aghion、Akcigit and Howitt，2013），该范式把企业视为有多条生产线的生产商和创新者。创新提升了企业在生产特定中间投入品方面的生产率，允许在位企业扩张自己的生产范围，也就是增加生产线的数量［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在位企业发明了一条新的生产线，那么这家企业将通过伯特兰德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淘汰在旧生产线上竞争的生产商］。同时，如果外来者在在位企业拥有的某一生产线上进行了成功创新，将会把在位企业拥有的这条生产线从其生产范围中淘汰掉，从而使在位企业的生产线数目减少。

这一分析框架产生了一个关于企业规模的遍历稳态分布（ergodic steady－state），它取决于技术创新、针对在位企业或潜在市场进入者的政策走向、监管或信用市场的特征（这种市场特征会影响企业进入市场或进入市场后成长的能力）等因素。

特别是，这一框架能够解释有关企业动态变化和企业规模分布的典型化事实。这些事实包括：（1）企业规模分布是高度倾斜的；（2）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限高度相关（在这个框架中，新的企业都是单一生产线企业，如果想成为拥有多条生产线的大企业，它需要创新出这些生产线，并且已有的生产线要经受住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洗礼）；（3）小的企业会经常退出（只要有一个来自外部的创新就能够淘汰掉一个单一生产线企业，但要淘汰一个拥有多条生产线的企业则需要好几个成功的外部创新），但是只要这个企业存活下来，它就能够以超过平均增速的速度快速成长起来（它极可能成为一个高效的创新者，同样也可能研发出多条生产线之间的合成效应）；（4）在美国，大量的研发活动往往由在位企业进行；（5）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之间在投入方面的再分配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

这个框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妨碍企业规模成长的因素也妨碍了总生产率的增长。例如，阿克吉特（Akcigit et al，201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合约摩擦会非常突出。随着企业控制的生产线数量增加，要避免企业经理人的要挟将会越来越难。这反过来妨碍了更有效率的企业（即那些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成长，也就是说由于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想要减少企业经理人的要挟问题，所以促进企业成长的激励就很低。这样，在被效率更高的企业取代之前，那些效率低的企业可能存活的时间会更长。

虽然合约不完备以及缺乏信任会明显阻碍企业成长，但先前的研究表明还存在其他障碍：（a）在位企业进行研发或者广告活动产生的成本；（b）创立一家新公司的行政成本；（c）劳动力市场监管。

阿吉翁和其他两位合作者（Aghion、Fally and Scarpetta，2007，以下简称AFS）曾就金融市场发展对不同规模新企业的进入和进入后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他们采用了经过调整后统一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这种统一性主要体现在新进入企业和进入后企业的行业、规模等级和时间等方面，样本主要来自工业化国家、转型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Bartelsman et al，2014）。他们提出了金融市场发展的两个主要指标：即私人信贷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率，并用一系列描述银行和证券市场的监管指标来说明这些金融发展的变量。同时，他们采用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 and Zingales，1998）的办法，在尽量使遗漏变量偏差和其他缺失设置最小化的基础上，考察了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同指标和相应部门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AFS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在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能够促进新企业的进入；第二，进入的企业规模越小越能受益于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然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大企业的进入要么没有作用，要么有负面作用；第三，对于更多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即使控制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不变，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能促进进入后企业的成长。 [8]

监管对企业动力和企业规模的影响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但之前很少有人涉及。有学者（Garicano、Lelarge and Van Reenen，2012）分析了法国50雇员监管门槛以上的企业的静态福利效应，指出了一种配置无效率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规模正好在门槛以下的企业存在无效集中）。然而，这种门槛或其他类型的监管是如何影响企业规模分布和总生产率增长的，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7. 我们还需要纵向定位政策吗？

7. 1 争论

从强调产业层面的竞争力转向强调企业层面的竞争力，然后提出关于企业层面竞争力和企业层面生产率关系方面的证据，到最后我们讨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政策。所有这些都指向了“横向定位”政策，即采取提升所有部门生产率的政策（竞争、自由劳动力市场、专利和研发政策等），而不是只关注“纵向定位”，即只是瞄着提升某一产业（包括在其他国家的该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力的政策。

在“二战”后，纵向目标的政策非常流行。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都提倡在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当地的产业都受益于国内需求。同时，它们支持东亚国家（像韩国和日本）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比如通过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或部分通过维持本币汇率低估等。至少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间，由于这两类国家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些通常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

然而，到了1980年代早期，学界和国际金融机构政策建议者对纵向目标政策的批评逐渐增加。特别是，允许政府选择成功者或失败者，并因此造成政府被既得利益者俘获的范围不断增加这一点，受到极大批评。不少学者Frankel and Romer，1999；Wacziarg，2001）的经验研究都指出了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正如关于竞争力和增长方面的最新研究一样（参见Aghion et al，2005；Aghion et al，2008），这些新的研究进一步增强了对纵向定位政策的反对。

但是，近期发生的三种现象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首先，气候变化及其给我们带来的警醒，即如果没有政府对清洁生产和清洁创新的支持，全球变暖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且会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负外部性（干旱、森林退化、移民、冲突）。其次，最近的金融危机揭示了自由放任政策已经导致一些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非贸易部门发展（特别是房地产）的失控，这是以牺牲能够带来长期趋同和创新效应的贸易部门为代价的。第三，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得这么杰出，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持续的产业政策。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在美国）开始谴责自由放任政策带来的危险。特别是这种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发达国家要更多地关注上游部门的研发和服务，而把制造业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指出，像德国或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对价值链的中间制造业部分就管理得很好，这回过头来也使这些国家从外包价值链的其他部分中受益颇丰。

正如上面提及，对产业干预主义最常用的反驳是“挑选赢家”（picking winner）的观点。确实，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挑选赢家”，但是就像英国现任商务大臣文森特·凯博（Vincent Cable）指出的，这里的“赢家”是指我们判断未来可能需要的技能以及支持的部门。然而，下面的讨论可能认为“挑选赢家”的观点失去杀伤力。首先，政府挑选的是一个部门而不是企业；第二，政府是以保持甚至增强该部门竞争和熊彼特选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对传统产业政策的第二个批评是其中存在被俘获和寻租行为的风险。在这里，对部门的选择以及政府支持方式（包括竞争力、退出机制等）设定清晰的原则，应该会有助于解决这一批评。

更为基本的是，支持促进增长的部门政策的一个主要理论观点，是存在知识溢出效应。例如，选择在治污科技方面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把未来的收益内部化，但现在拥有这方面的技术优势也会使未来治污科技的创新变得有利可图。更普遍的是，当企业选择在哪里生产和创新时，它并没有考虑可能给其他企业或部门带来正的或负的外部性。一个更有力的论点是，信用约束可能进一步限制或者延缓企业向新的领域拓展（可能促进更多增长的领域）。但是，现在有人认为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成为产业干预的理由。

另一方面，有一些活动特别是高科技部门的活动会给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同时由于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所以企业很难获得私人资本的支持来从事这些活动。因此，事实上可能需要对这些部门的企业进入和创新给予补贴，同时确保部门内的公平竞争。注意，这些部门通常也就四五个，即能源、生物科技、信息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

7. 2 反思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治理

据我们所知，最先为支持恰当设计的产业政策进行令人信服的经验研究的是纳恩等人（Nunn and Trefler，2009）。他们用一组国家的微观数据来分析是否如关于幼稚产业的争论那样：一国的关税保护措施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即更为密集地使用技术工人）部门和活动，会对生产率提高产生积极影响。他们发现，生产率提高与关税保护的“技术偏向”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然，这一相关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有“技术偏向”的保护和生产率提高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两个变量可能本身就是第三个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相关国家的制度质量。然而，纳恩等人的研究显示，至少25％的相关性对应着因果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政策目标设计得当（这里指技术密集型）确实会促进增长，不仅在获得补贴的部门中，而且是在整个国家中。

最近，阿吉翁等人（Aghion、Dewatripont、Du、Harrison and Legros，2012，下文简称ADDHL）指出，部门政策并不必然与竞争政策相悖。首先，他们设定了一个简单模型来说明，定向扶持可以在同一部门中引入不同的企业，一个部门竞争越激烈，越能引发企业为“逃避竞争”而进行创新（Aghion et al，2005）。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政策的设计。这一政策应该定位于部门，而不是特殊企业（或者说“全国性领军企业”）。这反过来意味着，在新的经验研究中，应该用生产率增长、专利及其他创新形式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变量来回归一些部门性干预措施与该部门竞争程度的交汇项，同时这些干预措施不应集中在一个企业，而应分布于很多企业。

不幸的是，欧盟国家中关于各部门所获国家援助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为了考察国家对某一部门的补贴与该部门产品市场的竞争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ADDHL使用了中国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更准确起见，他们考察了中国国家商业调查中所有的工业企业。该调查是针对所有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企业进行的年度调查，取样时间为1988—2007年，调查内容包括投入产出信息、企业层面的国家补贴等。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用1减去勒纳指数（Lerner Index）来衡量，该指数是经营利润减去资金成本所得值与销售额的比值。ADDHL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产品创新（定义为新产品产值与所有产品产值的比率）都与国家对某部门的补贴同该部门的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接受补贴的部门竞争越激烈，定向国家补贴对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产品创新的积极影响就越显著。事实上，ADDHL认为对于竞争程度低的部门该影响为负，反之，该影响会在部门的竞争程度足够高时转为正。最后ADDHL指出，国家补贴的集中程度越低，则国家补贴与部门中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相互影响越显著。实际上，如果只注意国家援助的集中程度（涉及国家援助不太集中的部门）的第二个四分位，那么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于中位水平的所有部门中，国家援助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创新都有积极影响。

7. 3 环境

在放任自流的经济体中，企业创新可能走向错误的方向，例如，污染性能源行业的活动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类活动的专业技术，而不会考虑他们的做法给环境和知识带来的外部性。因此，阿吉翁等人（Aghion et al，2010）搜集了一组关于汽车行业专利权的跨国面板数据。他们区分了“肮脏创新”（涉及内燃机）和清洁创新（例如电动汽车）。他们认为，某一企业家过去的“肮脏创新”存量越大，该企业家当前的创新就“越肮脏”。这种路径依赖现象再加上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创新都是肮脏的，就意味着若没有政府干预我们的经济体会产生过多的“肮脏创新”。因此政府干预的作用就是将技术创新的方向转向清洁创新。

正如阿西莫格鲁等人（Acemoglu et al，2012）所言，延迟这类方向性干预不仅会导致环境的持续恶化，而且肮脏创新机制会继续强化，使得肮脏技术更具生产力而且会拉大肮脏技术和清洁技术之间的差距。这一逐渐拉大的鸿沟会使清洁技术赶上和取代肮脏技术所需要的时间更长。因为追赶阶段的特征是较为低速的增长，所以延迟干预的成本，也就是放弃的增长，将会更高。换句话说，延迟干预是要付出代价的。

毫不意外，延迟的时间越短且贴现率越高（即赋予未来的价值越低），则成本就会越低。这是因为延迟干预的收益最初就以较高消费的形式实现了，然而将来遭受的损失会通过更严重的环境恶化和更少的消费来体现。此外，因为根本上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环境问题和创新问题，用两个工具比用一个要好。最理想的政策是用（i）碳价格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同时（ii）对清洁研发进行直接补贴（或对肮脏技术征收利润税）来解决知识外部性的问题。这样的政策同样需要纵向定位。 [9]

7. 4 总结

总之，本部分的讨论说明目标得当的部门干预（即针对技术密集度更高或竞争更充分的部门）可以驱动增长。同时，我们赞成同一部门中企业间的补贴分配不应集中。然而这只是我们研究如何管理产业政策才能造就更加竞争友好和创新驱动的产业这一更宏大的研究课题的起点。特别是如何设计产业政策才能确保不良项目不会得到再融资？政府应该如何调整其关于竞争政策的宗旨和实践，才能将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新思想融入其中呢？气候变化、近期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新的优势地位同时出现，使我们更坚定地相信市场竞争确实是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专业化也不能完全依靠放任自由的市场。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凭借最发达国家专注于上游研发和服务业而将其余所有产业外包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专业化模式，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8. 对中国一揽子新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卓越的增长成就理应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使得谦逊如我者也受邀为其提供经济建议。然而中国目前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追赶式增长，也就是说，增长建立在模仿和改造从别处引进的技术上。

1980年代早期的双轨制市场化改革和省级领导之间以增长为考核指标进行的锦标赛竞争刺激了追赶式增长。这有助于资源和投资从农业向工业、从国有企业向（受信贷约束的）新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再配置。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更进一步强化了技术追赶模式。

通过提高对现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参见上述讨论）、使劳动力从农村更自由地流向城市、加快发展金融部门、令资本流动自由化（如中国计划的那样）都可以进一步实现追赶式或再配置式的增长，然而有一些原因也使人们认为，这在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i）从农业向工业再配置和吸收进口技术所获得的效率会在再配置完成时消耗殆尽；（ii）工资上涨会减小中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

于是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国如何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从追赶式增长转为创新引导式增长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增长？上文关于将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提高作为竞争力的根本源泉的讨论，以及关于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力的讨论，指出了创新型经济体的四大支柱：

（1）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相对于模仿来说，前沿创新更大程度上是由竞争和自由进入所推动的。原因有二，处于技术前沿的在位企业会通过创新来逃避竞争和威胁新进入者，同时大多数开创性的创新是由新进入者进行的。相互制衡对保证自由进入和充分竞争非常必要，因为这有助于将地方政府和在位大企业之间的串谋降至最小。

（2）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即在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非常靠前的大学。近期对该主题的研究表明，要获得高的排名，学校不仅需要更多的投资，而且要在预算管理、工资政策、雇佣和解雇决定及项目设计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自主权会与大学之间和研究人员之间更有效率的竞争相伴而生。因此，同经济体的其他部门一样，较少的向上问责制应该被较多的向下问责制和竞争压力所取代。（3）动态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包括：（i）公司雇佣和解雇的灵活性；（ii）能够帮助工人从一份工作转向另一份工作的良好培训体系；（iii）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即发达的可携带社会保障、随工作转移的养老金和慷慨的失业保障体系（条件是失业工人接受培训并获得新工作）。这样一种灵活且有保障（flexsecurity）的体系能够充分推动创造性破坏和创新引导型增长。

（4）更多依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证券市场的金融体系，因为创新型投资的风险较大，所以投资者既要求好的回报，又要求控制权。

如何确保创新导向型增长是高质量的呢？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层目前担忧增长的两个副产品，即不断恶化的环境和快速上升的不平等水平。换句话说，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创新导向型增长是一个挑战。事实上，施行上述支柱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i）竞争、教育和灵活的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有助于增强社会的流动性；（ii）保障充分竞争的地方制衡有助于改善环境。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要全力以赴地转向创新导向型增长（如果可能）需要实施哪些组织上或制度上的变革呢？显然，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答案，因为我们对中国现行制度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缺乏了解。

然而经验和因果证据表明，一个智慧之邦能够激发创新引导机制。（1）设立财政制度来实现三重目标：（i）增加收入以投资于教育、大学和基础设施等有利于创新的领域；（ii）实行再分配以避免过度不平等和贫困陷阱；（iii）不向创新者征敛，以鼓励创新。（2）通过建立适当的制度化机制来强化对各级政府的制衡，在保证充分竞争的同时，使致力于加强创新的国家投资得到正确的定位和监督。

一方面建议从模仿导向型增长向创新导向型增长转变，另一方面又建议中国通过简单模仿当前创新型国家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一转变，这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中国必须自己寻找改革其国家制度的方式，来确保上述支柱的充分运作。它必须自己寻找下列问题的答案：（i）如何在当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建立充分有效的竞争政策工具和机制？（ii）中国（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为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应该引入哪种合约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变革？（iii）在评价地方官员和建立官员考核指标时，应该如何将环境和社会（即包容性）因素纳入GDP增长中呢？（iv）应该如何完善税收和福利制度，以达到创新型国家的最优标准和实践呢？特别是，如何协调对再分配的需要以及为创新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需要？

9. 总结

本文中我们运用了现代贸易经济学，特别是将国家竞争力归结为单个企业竞争力的想法。随后我们综述了近期阐释企业竞争力与其生产率和成长潜力有关的经验研究。接着我们考虑了决定企业生产率的因素和可能抑制企业规模扩大的潜在障碍。最后我们认为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首先需要横向政策（产品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高额的教育投资等），或许也需要设计和管理得当的纵向定位（部门）政策。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想谈谈宏观经济政策这一微妙的话题。近期跨国／跨行业的研究 [10] 表明，更多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促进增长。逆周期财政政策是指国家在经济衰退时增加公共赤字和债务，在经济回暖时减少公共赤字和债务。逆周期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衰退时降低短期实际利率，在回暖时提高短期实际利率。这些政策能够帮助衰退时期受信贷约束或流动性约束的企业继续进行创新投资，也有助于在经济周期中维持总消费从而维持企业的市场规模（详见Aghion and Howitt，2009）。这就意味着创新经济体会从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中获益。衰退时赤字越大实际利率越低，繁荣时赤字越小实际利率越高，这可以帮助受信贷约束的创新型企业在经济周期中维持其研发投资和促进增长的其他投资。

（徐兰飞 贺瑞珍 译）

因篇幅所限，附录和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Philippe Aghio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新经济增长理论领军人物，法国总统奥朗德唯一经济顾问。本文由作者在2013年12月18—19日“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演讲修改而成。感谢《比较》特邀编辑李一南对译稿的校定。

[2] 最近，通过引入CICE（Credit d'Impot Competitivite）所致的法国财政贬值，引发了需求导向型政策的拥护者和主张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学者之间的热烈讨论。

[3] 在实践中，信贷约束、劳动力管制和其他类型的市场不完善都可能阻止更有生产力的企业成长为出口者所必须具备的足够规模。

[4] 因篇幅所限，附录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5] 例如，通过引入产业内企业绩效的异质性，Antras et al（2010）对所谓的“西班牙悖论”进行了解释。即，在2000—2009年间，尽管企业平均生产率（用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在恶化，但西班牙整体的竞争力（用占世界出口的份额来衡量）在提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虽然处于出口门槛条件以下的企业的生产率在严重恶化，但处于出口门槛条件以上的企业的生产率在提升。因此，出口企业的数量还是一样的，而且随着生产率提升，他们出口的产品更多。

[6] 尤其是，可以参阅Bernard et al（2011）的2.3和2.4部分中的内容。

[7] 欧元区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和芬兰的加总。2012年，这7个国家占了欧元区全部GDP的88.5％。

[8] 之前对这一主题也有不少研究，Beck、Demirgü－Kunt、Laeven and Levine（2004）发现，金融市场发展能够促进更多依赖于小企业的产业（用美国小企业这个产业中的份额来衡量）的增长。同样，Beck、Demirgü－Kunt and Maksimovic（2004）通过一次企业调查来评估企业对金融约束的感受。他们发现，相对于大企业，小企业更容易受到金融约束、法律和腐败等问题的影响。

[9] 当然，有人认为碳价格本身就可以同时解决环境和知识外部性这两个问题（不鼓励使用肮脏能源也就不鼓励肮脏技术的创新）。然而单纯依靠碳价格会导致短期消费大幅减少。因为双工具政策降低了短期成本，即放弃的短期消费；它增加了即刻施行的可行性，标准模型考虑到贴现率的原因而建议延迟施行。

[10] Aghion、Hemous and Kharroubi（2009），Aghion、Farhi and Kharroubi（2012）.

中国面临的挑战
通过制度改革提升政府能力

蒂莫西·贝斯利 托尔斯滕·佩尔松 [1]

1. 引言

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改造成就之一。目前的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且正如2011—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所描述的那样有着更远大的发展目标。然而中国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希望从低成本制造业升级到价值链上的更高位置，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国已明确认识到处理好高速增长带来的污染和职业安全事故等副产品的必要性，并且在寻找加强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办法，应对收入差距扩大、快速的城市化和老龄化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改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医疗和教育）的供给。 [2]

政府的参与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最为突出的是政府在生产领域中的帮助，为经济变革提供了必需的基础设施。这个领域还包括监管和法律体系的建设，例如，从2007年开始中国正式承认私人财产权。通过增加公共医疗和教育的提供，集体服务领域也得到了改善。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在财政收入领域同样取得了进步，税收收入大量增加，并且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实现了大规模结构调整。可以说在这些过程中，中国已经完成了若干制度改革。但许多制度结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部分，还保留着50多年前的某些原来的核心要素。

在本文中，我们将借助自己近期发表的一本学术专著（Besley and Persson，2011）和若干基础论文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政府能力。我们认为，中国的政府能力可以在三个方面（即生产支持、财政收入和集体服务）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根据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我们认为这种提升也是中国现行制度结构所隐含的基本激励机制的反映。我们相信有长远眼光的领导人可以预见到这些基本趋势。因此，本文将探讨一系列配套性的制度改革，它们结合起来，可以强化不同层级政府的能力，改善中国应对未来重大挑战的能力。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是关于政府能力建设、制度和激励以及某些国际经验的简要背景论述；第3节从我们的视角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概述；第4节和第5节分析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1）维持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转型，（2）以恰当的政策应对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指出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来推动进步；第6节是总结某些关键结论。

2. 制度和政府能力

任何成功的市场经济体都需要足以支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高效政府作为基础。在本文中，我们将借用“政府能力”（state capacity）一词来代表三种类型的政府功能：（1）选择和应对公众的共同需求的集体服务能力；（2）帮助市场经济发展的生产支持能力；（3）筹集政府运转所必需的资金的财政收入能力。对任何时点而言，这三个方面的共性在于，现有的政府能力影响着政府能够有效采取的政策行动。例如，为了在未来获得更多税收，现任政府可能不得不改进税收制度，增强财政收入能力，以便在税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拓宽税基，或者减少逃税避税现象。

高效政府的必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可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各国政府都拥有支撑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能力。此外，直到最近以前，这个课题还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然而历史上和当今世界的很多发展失败案例都可以归结为政府失灵，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也可能出现政府能力薄弱的问题。比如有关欧元区危机的讨论多集中在短期的金融问题，但事实上，南欧国家相对于北欧国家的发展表现不佳，其实反映着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希腊的政府架构未能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反映出政府的生产支持能力不足，另外也没有在财政收入能力上进行必要的投资。 [3] 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双重欠缺，正是希腊在近期的危机中表现得尤其脆弱的根源。政府能力薄弱的缺陷正在削弱希腊未来的发展前景，有可能使该国从高收入国家下滑到中等收入水平。如果不解决导致这些问题的政府能力的基本缺陷，其命运将难以被扭转。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创建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的大力支持。在增长率方面，中国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从类似收入水平起步的许多国家。不过，本文的第3—5节将指出，这些增长表现有赖于一套特殊的制度，但为了实现将来的发展目标，需要对制度环境进行重新评估。要想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过去能有效服务某些目标的制度可能需要改革。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思考如何继续对政府能力进行投资，以及开展能促进此类投资的制度改革。但在展开这方面的讨论之前，我们将首先借鉴历史和国际上的经验，选择性地简要陈述我们对影响政府能力投资的各种因素的理解，并由此分析政府的制度架构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2. 1 对政府的投资

数据显示，政府能力的不同维度之间具有惊人的相关性，并且都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财政收入能力较高的政府，往往也有着较高的生产支持能力和集体服务能力。还有，富裕国家的政府能力通常较强。不过这些相关表现并不能证明政府能力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有关的研究成果（Besley and Persson，2011），我们的核心观点包含两个假设：

假设1 政府能力（及其影响的收入水平）反映了基本治理架构所包含和对应的激励机制所决定的投资决策。

假设2 投资决策的相互强化具有产生良性循环的可能性。

图1 各种类型的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和经济支持（司法）能力

具体说明

上述研究（Besley and Persson，2011）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相关性，也就是图1所描述的2000年前后约120个国家的情况。图中纵轴所代表的财政收入能力（fiscal）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测算，横轴所代表的生产支持能力（legal）以产权保护指数（0—1）来测算。 [4]

图中的数据显示两种政府能力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右上角可以看到丹麦和瑞典等国，它们的政府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一半，同时能非常好地保护产权。与之相反，在左下角则是马里和尼日尔等国，其政府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同时也不能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

这些数据虽然只是表象，但还是显示政府能力与收入水平（人均GDP）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5] 右上角浅灰色小点的集合代表着在世界收入水平上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国家，通常有着较强的财政收入和司法能力。 [6] 由空心圆圈所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集中在向上倾斜的回归线附近，而左下角附近的黑色小点所代表的低收入国家在财政收入和司法能力上都较为薄弱。图1只是个较为粗略的描述，但显示出了政府能力随收入水平提高的总体趋势。

在该图中，中国是由中等收入国家里面的一个黑色方框来代表，距离回归趋势线并不远。因此可以说，以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对中国政府能力的指标测算结果大体上位于趋势所对应的正常位置附近。

对政府能力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将论述为什么政府能力建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是导致各国收入水平出现差距的原因之一。如果这个理论成立，则意味着建设更为高效的政府将成为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一步。

拥有强大的政府能力显然不是偶然的幸运所致。在之前的研究（Besley and Persson，2011）中，我们已指出，政府能力建设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现任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有战略和有目标的投资，来增强政府未来的政策实施能力。例如，一个政府必须建立规范的所有权登记制度，并能够通过司法部门进行强制实施，才有能力做好产权保护。还有，这些行动必须依靠法律的制定、法官的教育、法院体系的建设以及必要的治理改革。下面，我们将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反映基本治理架构的影响（假设1）。

一旦把政府能力视为战略性投资决策的结果，我们马上就能够得出后面的论点。我们所强调的三个方面的政府能力都具有互补的特征，增加对某个方面的投资会强化对其他方面投资的激励。例如，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拥有较强的集体服务能力）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成本往往较低，这通常会增加对税收收入的需求，继而促进对税收征管工作的投资，也就是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能够有效促进私人部门发展、扩大市场规模（拥有较强的生产促进能力）的政府，也会产生改进税收体制的动力，因为税收的征收成本较低，而且在税率既定时，由于税基更宽，也能得到更多税收收入。

至于不同维度的政府能力为什么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互补性也可以提供一个自然的解释。我们还能由此推测，不同维度的政府能力背后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相同的，有助于强化政府某一方面能力的因素往往也对另外两方面能力具有正面作用。这些观察形成了假设2的基础。

政府能力的决定因素

那么根据上述理论框架，政府对不同能力的投资受哪些重要推动因素的影响？一个基本因素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要驱动机制。如果公共利益相对于不同集团的特殊利益占据上风，就会形成对政府能力进行投资的强烈激励。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某个国家面临邻国的外来入侵威胁的时候。上述理论反映了经济和政治史上的一个核心观念，从奥拓·亨兹（Otto Hinze）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战争对各个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财政收入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动力。互补机制还可以带来如下推论，也就是说，战争威胁对其他两方面的政府能力投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图2显示，一个国家历史上发生外来冲突的频繁程度与同时期政府的其他两方面能力之间也存在偏相关关系（假定理论中的其他决定因素不变） [7]，以前面临的外来威胁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能力建设的有利条件与后来的财政收入能力和生产支持能力有着清晰的同向变化趋势。

图2　政府能力与对外战争

治理架构

如果把政府能力作为建设目标，则治理规则就是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它们影响着决定未来政府能力的人的激励。治理规则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如何影响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例如，如何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并鼓励保护那些由于人数或社会地位使其可能被剥夺参与权的群体。如果治理规则能确保更为平等的权力分配，我们就说这样的制度架构更有凝聚力，它们可以减少把公共政策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能性。

有充分理由认为，有凝聚力的治理架构能强化建设政府能力的激励，并把投资引向能产生广泛的共同利益的政府能力建设。例如，发展生产性的市场经济始终会面临一个风险，即经济治理架构向老牌企业倾斜，从而失去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活力。把发展机遇平等地延伸到所有公民的生产支持能力，则是防止上述保护主义倾向的最好手段。同样，当治理规则能够从制度上保证，把最广泛的公民利益反映到决策中，避免对特殊集团实行税收优惠的时候，这种税基较为广泛的税收体制通常也更有效率（因为减少了扭曲），也更容易执行。

作为进一步的证明，图3利用跨国数据显示出与图2类似的偏相关性。不过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一国行政权力过去受到的有力约束（以下简称为行政约束）。与之前相同的是，我们确实观察到了以前的政府能力建设的有利条件与后来的财政收入能力和生产支持能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尽管这仍然不是一般性的证据，却支持了假设1和我们关于有凝聚力的基本治理架构有利于建设高效政府的看法。

图3　政府能力与行政约束

无论哪个利益集团执政，有凝聚力的治理架构都可以促进政策更具公益性质，这有助于防止政治动荡。而在缺乏有凝聚力的治理架构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会显得更加突出。当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较大把握继续执政时，他们对政府能力进行投资的动力可能更强。

不过就像希腊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缺乏凝聚力的政局动荡往往会削弱政府能力。希腊的两大精英集团（PASOK和Neo Democratia）在过去40年里轮流执政，竞相利用政府给自己的利益集团输送大量好处，而没有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政局不稳与特殊利益集团的统治相结合，导致希腊对政府能力的投资严重不足，国家滑向破产边缘。

有利于强化集团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那些因素，往往会削弱建设政府能力的激励。因为主要代表某个集团利益的政府会担心，一旦失去权力，将来的政府会被别人用来对付自己的集团。可见，极端化和分散化社会所面临的治理挑战将会更大。

收入

基本的经济结构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各国的增长和变化，对政府能力进行投资的动力也在改变。处于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体的增长会增强投资于生产支持能力的动力，尤其是优化市场结构、减少交易成本的部分。同时，由于可征税的潜在交易将会增加，这还有助于扩大税基。随着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更多到正规部门就业，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也更容易得到充实。

自然禀赋和其他非市场收入也会发挥作用。在其他情况相同时，来自外国援助和自然资源的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国家，相对而言，投资于税收和生产支持能力的动力就较弱。

在经济结构既定时，有充分理由认为，国民收入水平与政府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但这种相关关系是由双向因果关系所致，也就是假设2所包含的逻辑。能力较强的政府更有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维持较高的收入水平。这种双向正反馈的连续作用，可能是图1所显示的政府能力与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的重要原因之一。

2. 2 制度、治理和激励

针对治理架构为什么会影响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这一问题，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重点关注了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总结的某些经验可以成为经济治理架构研究的重要参考。

为推动后文的某些分析和建议，本小节将简要评述不同的治理架构如何系统性地影响政策选择的几个渠道，特别是改变在这些制度架构的约束下进行运作的决策者的激励。

利益代表

所有政府体制都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是，在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制定政策。这个挑战如何应对，取决于不同集团的利益在决策机构中如何得到代表。有凝聚力的组织通常来自这样的体制，允许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广泛的代表，并有意识地采取步骤来消除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是，监管和立法程序有多大可能被权势集团所俘获，为他们的局部利益服务。例如，经常有人指责华尔街的游说团体要求放松监管，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

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制度架构对制定的政策类型有很大影响。如果政治代表的形式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可以推测，选举制度等政府组织架构会对财政政策等结果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议会制相对于总统制，比例选举制相对于多数选举制，具有较为广泛的政治代表性，更容易让决策者建立更广泛的政治联盟，来支持政府政策。对于这个观点，有研究（Persson and Tabellini，2003）通过实证数据显示，在全球的民主政体中，实行议会制和比例选举制的国家的公共支出水平高得多，服务范围也更广泛。 [8]

虽然某些广义的制度类型可以表现在数据上，并可以进行跨国和跨时期比较，但政治代表制度中的细节却极其复杂。即使那些有意识地参照其他国家的模式来设计制度架构的国家，通常也需要根据本国情况进行调整和适应。因此各国的规则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代表人如何遴选，以及他们在当选之后如何制定政策。

问责制

任何政府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领导人和决策者的任命。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但是因为它决定着如何选择领导人和决策者的技能和素质，而且任命过程本身就有助于规范权力的使用。在某些情况下，领导人很重视保住其政治职位，他们的任命或连任取决于其行为操守，例如克制以权谋私的诱惑，对突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自然灾害做出迅速反应等。换句话说，在任命程序能良好运转时，通过领导人和潜在领导人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就可以削弱腐败动机，鼓励政府对情况变化做出响应。设计良好的制度所能产生的这些优势非常关键，因为控制腐败和满足民众需求是任何社会和任何治理架构都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政治经济学研究已分析过，民主选举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环境下把领导人的激励同委任他们的选民的偏好联系起来（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可以参考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Besley，2005）。在标准的选举激励体制下，候选人主要就选民所关注的过去或未来的业绩指标向下对其选民负责。这个原则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例如在不同的非选举程序中，如中央集中任命地方决策者时，这些领导人是向上对其选拔人负责（参见de Mesquita et al，2003），此时的问题同样是选拔人最关心哪些业绩指标。

与政治代表的问题一样，落实决策者的问责制的办法也多种多样。此外需要对公众负责的职责范围各不相同，极少数国家甚至会用选举来决定法官、监管机构负责人或警察局长的人选。有关的研究分析了选举的后果，包括选出了什么类型的人以及他们执政以后的表现。但关键点在于，好的表现如何得到奖励，糟糕的表现如何受到惩罚，这是在面临挑战时做出政策反应的核心内容。治理架构的一个关键之处，是确保政府的结构设计让决策者专注于为广大民众提供良好的政策产品。在许多方面，如果政策制定者的成绩能够根据直接测算的结果来评价，这个目标将更容易实现。

可信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分析了制度架构之所以重要的另一个更微妙的原因。早前的创见性研究指出（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私人决策要基于对未来政府行动的预期，而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激励可能随时间发生改变时，则会带来可信性问题。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专利政策。为鼓励私人发明家对新项目投入更多资源，政策制定者应该承诺通过新的专利来保护他们对所有成功创新的垄断权。不过一旦这些发明已经实现，也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来放弃对专利的保护，因为不进行保护就能让其他企业自由使用新的发明，从而以更低廉的价格给用户提供新产品。还有，如果政府是为（短期）公共利益服务，这种放弃专利保护的激励将变得更为强烈。因此一旦专利政策没有可靠的承诺来约束，上述的事后激励就会导致可信性问题，发明者不会相信关于专利的事前承诺，也就不会积极开拓新的项目。在资本税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投资发生之前的最优选择是承诺低税率，但事后的最优选择则是对已投入的资本执行高税率，以扭曲地降低其他税收。

另一个与信用问题（跨时一致性问题）有关的案例，是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倾向。在经济下滑时，政府可能希望制造突然的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刺激措施的一部分。但这会导致民众首先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损害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承诺的可信度。

治理制度的架构可以预防上述问题。专利政策能行之有效，往往是通过创建独立的司法体系，用法律制度来防止政府背弃专利保护的承诺。为防范通货膨胀的倾向，许多国家把货币政策授权给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制定。提高可信性的关键在于，逆转这些制度改革的成本远远高于放弃执行紧缩货币政策的成本（关于这些议题的综述，可参见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虽然采用独立机构的做法看起来可以限制政治权力，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设计合理的治理架构可以克服可信性难题，让政府取得从其他途径不可能实现的政策效果。

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到，治理架构演化出了在某些领域增强政策可信度的各种机制。然而，治理架构的恰当平衡点依然存在争议。由中央银行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做法已被广泛接受，对财政政策进行独立审查则不然。正如我们近期所见，许多国家的政府依然采取了过分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引发了财政危机。欧元区目前正在讨论的措施，就是针对制约成员国财政自主权的可能性。

责任分配

制度架构的另一挑战是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责任进行恰当的垂直分配。这个挑战在联邦制国家中显而易见，而几乎所有单一制国家也都建立了若干地方性的决策层级。各国对政策任务、政治代表和责任制的分配组织所采取的办法各不相同。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责任分配问题经常叙述为如何实现分权化的成本——收益平衡。分权化的收益包括，较低层级的政府能实现更好的利益代表和更多地了解本地信息，另外还可以鼓励政府间的某些形式的有益竞争，以及提供试点空间。决策集权化则能在有外溢效应或外部性时让政府有更强的政策协调能力。集权化还有助于政策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同样重要的是可以由中央政府进行风险分担或收入再分配。这些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不过，责任分配问题还包含其他不那么为普通人熟知的内容。其中之一关系到给不同层级的政府能力建设提供恰当激励。例如，只有在同一层级的政府掌握了所有相关领域的政策工具时，本文第2.1节强调的政府能力互补性才会发挥作用。这一点在下文关于中国的讨论里还会提到。

另一个重要内容关系到经济控制与政治控制的一致性。以欧盟为例，其初期的政府能力建设的重点在于开发共同市场，通过欧盟内部的贸易和资源流动实现最大收益。在1980年代后期走向共同市场时，一个有意打造的重要支柱就是把成员国政府的某些职能（如竞争政策和对夕阳产业的补贴等）转移到欧盟层面。然而，欧洲的政治制度并未开展相应改革，最重要的权力制衡至今依然保留在各个国家的层面。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欧盟层面的权力受到削弱，在受到成员国挑战时，欧洲委员会有时甚至没有能力强制执行共同市场规则。

除新的欧洲中央银行外，通过加入货币联盟来寻求更深入经济一体化的欧元区国家之间，也采取了类似的治理架构。但这些行动也没有同时建立起共同的财政收入来源，也没有关于财政政策的集权化政治授权。就像欧元区危机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其结果导致财政政策缺乏约束，并引发了政治危机。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办法，是退回到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架构，与现有的制度安排相适应。另一个办法则是通过更深入的政治一体化来巩固经济一体化，要求在全欧洲层面建立独立的政治权力组织。

欧盟的趋势表明，国家层面与超国家层面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不匹配会造成严重后果，以及这些缺陷如何会被环境的变化所暴露。因此，提前预见到问题会好得多，如果坐视问题在危机高潮时凸显，那时操作空间就会受到严重限制。

中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层级的关系时也遇到了挑战。经济改革时期的趋势是走向经济分权，而非集权。下文将讨论这个趋势的影响及其潜在问题。

制度改革

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治理架构如何影响政策有了深刻认识，不过，对现实中的治理改革的推动进程却知之较少。治理架构方面的重大变化较为罕见，通常是发生在革命或战争这样的巨变之后。当然也存在渐进式改革的例子，例如欧盟目前所采取的做法，渐进式改革符合其大多数成员国历史上的传统。

可以认为，许多治理改革会直接促进政府能力建设。例如，1952年建立的欧盟内部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Justice），其权力和管辖范围根据后来的一系列条约有所调整。司法能力的建设通常与影响司法体制及司法机构所处位置的治理架构有密切联系。

治理的改变也可能关系到政府的集体服务能力建设。例如，许多国家目前依靠独立机构来管理医疗资源配置、新药品审批等重大事项。独立的大学越来越多地在制订研究计划和鼓励创新方面发挥了生产性的作用。

在财政收入领域，预算制定与税收征管的程序架构也是重要议题。如上文所述，可以利用独立机构来审查公共预算和财政政策。

因此，影响政府能力建设的因素和渐进式制度改革之间没有绝对界限。成功的政府政策要求这些制度架构能妥善处理代表性、问责制、可信性和责任分配等问题。

3. 中国的政府架构

本节将借助上文所开展的制度讨论，来描述我们所理解的中国的政府架构。中国的情况并非一目了然，它虽然不是联邦制国家，其巨大的规模却导致必须把经济和政治任务分配给不同地区的不同层级。中国广泛采用的分权化经济架构其实是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共产党组织又在所有各级政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在中央层级，中国的领导人追求集体服务目标，最主要是经济增长。这种压倒性的增长导向鼓励中央重点加强几个方面的政府能力建设。不过随着经济分权化的推进，除税收领域以外的大多数经济政策都在地方层级实施，从各省向下推行。

在这些地方层级，经济分权化与党的领导相结合，导致地方领导人对政策拥有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性的裁量权促进了富有成果的政策创新尝试，给整体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它也让某些地方官员能借助权力谋求私利，造成了腐败和治理失败等，这在市、县和乡级政府中表现特别突出。在本节和下一节，我们将论证，中国政府架构的这种断裂状态反映了经济、财政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协调，并提出了严峻挑战。对这些不协调现象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经济增长

在经济方面，中国采取的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1950年的中国还主要依靠农业，到1980年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工业化。虽然受到“大跃进”等事件的冲击，1950—1980年时期的增长速度依然很快。当然1978年之后的改革时期的增速更快，年均增长率达到10％。

在此过程中，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正在迅速接近1万美元的水平。增长主要来自投资与出口，在不足两代人的时间里，把一个落后经济体改造成了全球工业强国，其进步的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自邓小平时代发起改革以来，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也正是这个目标的顺利实现，让大量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状态。

政府能力

中国的政府能力建设涉及上文所述的全部三个方面，例如扩大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在1980—2000年，儿童死亡率减半，预期寿命增长了近5年，文盲率降低了四分之三。这些成绩表明中国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以及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但后文将会指出，某些社会服务和收入支持项目相对来说依然发展不足。

在生产支持能力方面，中国对许多公共物质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此外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也在试图提高政府的司法能力，根据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等标准指标，中国在产权保护和人身自由上的国际排名也的确有显著提高。

在财政收入能力方面，情况没有那么透明。我们难以判断税收收入的确切状况，因为有很大部分公共收入属于预算外性质。 [9] 至今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处理依然很不清晰。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所述，由于国有企业利润被价格改革和乡镇企业的竞争所蚕食，（尤其是中央政府）预算收入在1978—1994年间下滑，不过自1994年的重大财税改革后又出现回升。世界银行估计现有的税收在GDP中的份额略低于19％（World Bank，2012，chapter 3）。

不过，如果把社会保障及其他收入加进来，这个比例会达到27％左右。有人在研究中加入了预算外的政府基金，主要是较低层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这些数据显示，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32％，比10年前提高10个百分点。不过，下文将会讨论，土地出让收入反映了特殊形式的财政收入能力，与正式的财产税体制相比，这种收入形式的任意性和特殊性更强。与其他许多收入较低的国家相似，中国的法定税率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似，但覆盖面较低，由于行政和执法体系较为薄弱，税基的范围也更小。 [10]

政治与司法制度

共产党较为稳定的持续执政，可以使中国领导人对许多政策领域进行较为深远的考虑。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在所有层级都发挥作用，从中央到省市，以及县乡村级。虽然各级的机构设置从法律上都意味着政府的立法和行政职能有所区分，但由于执政党的统一领导，这些职能的界限在实践中被模糊了。

在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关系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研究表明，在人事任免、资源分配以及某些重要案件的审判上，党组织的决定对法院关系重大（Ji，2012）。这在中央层级是如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挑战法院的判决，甚至包括最高司法机构（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其他所有层级也同样，法官的任免都受到地方党委决定的影响。其结果导致，地方官员具有干预司法决定的权力。联系到上文谈到的可信性问题，就意味着给公民个人或企业提供普遍权利或特定权利保护的法律，由于事后干预的风险，其信誉度会打折扣。本文的第4节和第5节还将探讨这个问题。

这种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不但特定政府层级上存在，而且也存在于上下级政府之间。各级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获得的行政权力很大，但需要和来自中央部委对下级机构的垂直领导协调配合。由于缺乏机构的独立性，导致出现了条块关系所引发的矩阵式管理难题。 [11]

政治任命与问责制

在政治职位的任命方面，村委会层级通常举行有多位候选人参加的直接选举，但也只有少数选举真正有竞争性质（Brown，2011）。至于以上各级主要官员的任命，则都是由上级政府来决定。例如，省委书记与省长的任命，由中央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决定，本文第2.2节已经讨论过这种来自上层的选拔机制。提拔到中央的最高管理部门，则是通过合作来产生。尽管常委会的新成员是由党代会正式选举，但是真正的决策来自常委会成员自己的协商。

借用本文第2.2节的术语，在中国的体制下，直接对下负责制的使用还非常有限，主要机制还是通过提拔和任命程序的对上负责制。根据之前讨论的逻辑，人事提拔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将通过官员对职业生涯的考虑来深刻影响他们的激励机制。在共产党执政的前面几十年里，高级官员的任命是非常缺乏规范的。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规则，最高领导层级执行的是两个五年任期的限制，某些职位还设置了最高年龄限制。尽管有这些制度化措施，提拔和继任看起来依然主要取决于人际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不过，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建立起了内部问责制度，中央或省级官员的任命，系统性地反映了各级干部在之前领导岗位上取得的业绩，尤其是经济增长方面（可参见Li and Zhou，2005；Xu，2011）。 [12] 党的组织部门负责收集并提供各级候选干部的业绩表现（Lieberthal，2004）。

总之，对上负责制所形成的晋升动机为强烈重视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关键机制，并已经深刻融入中国现有的政府体制中。这同时还形成了追求增长业绩的问责机制。

财政制度

中国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另一个显著的制度差异，是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分配。最令人惊讶的是，税收权力与公共支出之间存在严重失衡。中央掌握着税收收入的70％左右，但仅负责大约30％的公共支出（参见Bahl，2011）。

在改革之前，许多公共服务是由生产单位直接提供的，例如国有企业或农业生产单位。在改革深入推进之后，大多数公共支出项目依然主要由较低层级的政府负责，超过50％的支出是由省级以下政府负责。例如在集体服务方面，公共医疗项目的最大部分支出是在市、县、乡和村级；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省级政府的支出份额与省级以下政府之和大致相当，而现有的保障权利安排意味着较低层级政府将来的支出责任会更大。相比之下，中央的责任比例非常小（参见Martinez-Vasquez and Qiao，2011等）。

税收收入方面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自1994年的财税改革后，中国的大部分税收收入被中央拿走，包括大部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权力很小，既不能选择税基，也不能决定税率。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各种收费及土地收入，但仍远不能满足支出需要。由于中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和土地价值相差悬殊，这还导致各地的地方政府在履行支出义务的能力方面差距过大。

地方政府的支出需要与税收收入间的缺口，通过两个主要途径来填补。第一个是各种形式的预算外收入，其中土地出让和出租收入是主要来源。由于土地对潜在使用者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政策许可与监管规定，这些增加收入的办法可能导致腐败问题，或者损害地方居民的利益，下文还将详述。

第二个弥补缺口的办法是通过政府间转移收入，从中央政府到省级，再向下划拨。某些转移收入反映了预先设定的公式，例如，各省可以获得代中央征收的增值税收入的25％。其他一些转移支付则完全是随意裁量的。尤其是对省级以下政府的转移收入。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这些转移支付使地方收入之间的差距究竟扩大还是缩小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的转移支付中有一部分是税收返还，它高度取决于各省代表中央征收的增值税与所得税的增长率（参见Lin，2011）。这种设计加上巨大的收支缺口，使省领导有很大的激励去促进附加值与收入的增长。以上两种重要机制，结合地方领导人的职业生涯考虑，加重了中国体制的增长导向。

经济决策的分权化

中国取得惊人的经济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强烈的激励机制。这个机制的两个主要特点分别是分权化以及推动增长的对上负责制。

尽管中央目前缺乏制度性的权力约束机制，集权化的政治权力依然面临强大的制约。其中的主要机制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以及除税收以外的政策的决策权都被分散到地方的层级和部门。正如许多中国问题评论家所强调的那样，地方政策具有很强的增长导向（如Xu，2011），并造成了大量的政策尝试（可参见Maskin、Qian and Xu，2000；Roland，2000）。地方政策帮助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并允许投资企业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制度。外国企业还带来了通过国际供应链获得海外市场和技术的机会。这些地方政策有利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生了激烈的地方竞争，有的学者称之为保护市场发展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Qian and Weingast，1997）。分权化体制创造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环境，成了对企业有利的条件。这对于某些生产支持领域的政府能力建设尤其重要。

然而，单靠分权化并不能保证增长导向，除非还有促进增长的问责制。这种问责制来自上文讨论的两个机制：地方领导人的职业生涯考虑以及鼓励税收增长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经济分权化加上一元化的党领导，给地方领导人（包括党委书记以及省长、市长）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可以用于最大限度地刺激经济增长。人事提拔中的对上负责制以及转移支付体制让地方领导人具有强烈的动力，利用手中的工具，在经济增长方面争取最好的成绩。

这种公共治理架构还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偏重于特殊方向，其中物质资本、建筑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某个地区的土地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投资的多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严重依赖很可能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Mingxing and Ran，2007）。

增长下滑

上述增长战略很好地促进了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增长率下滑可能带来的后果则存在激烈讨论。如果执政党不能继续给民众提供高速增长以及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其支持度可能下降，并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还有，过分关注增长率的问责制可能带来其他风险，导致政府的政策不能对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增长的副作用迅速做出响应。

过分关注增长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环境退化就是突出案例，如大城市的严重空气污染、废水排放污染，还有职业安全问题，如煤矿安全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太多。最近的研究发现（Jia，2012；Jia and Nie，2011）这些问题不但与增长有关，而且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职业生涯和激励机制。一个基本的机制在于，由于官员的提拔是向上负责制，这就不鼓励他们关注污染和职业安全条件恶劣等问题。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在政策制定与监管实施方面地方的自主权过大，让地方官员有可能通过合谋从私人企业那里分享租金，而以环境保护和职业安全为代价。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突出问题是，市场联邦制体制造成了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各地的政策相互竞次，形成了放松监管的激励。由于地方官员不会把当地的政策对其他地区的负面影响内部化，会导致地区间资源的错配。 [13] 此类问题还将在下文详述。

挑战

虽然增长业绩非常突出，现在的下滑趋势却值得重视，这将是我们强调的挑战的重要因素。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中国面临的两个主要挑战：维持经济增长，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变化做出政策响应。在我们看来，要想成功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对政府能力进行新的投资，正如本文第2节所述，如果有恰当的制度架构调整作为支撑，改革将是可信而且有效的。

4. 增长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了杰出成效，然而挑战依旧存在。在本节中，我们将对增长面临的挑战展开讨论，并思考如何通过提高政府能力和开展相应的制度改革来加以应对。

中国的增长模式

中国出色的增长成绩主要依赖要素积累，尤其是物质资本。中国已经把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回报率更高的工业部门，借助劳动力优势，大规模扩张低成本的制造产品出口，并且在品种广泛的众多细分市场上成为成熟的制造商。在此过程中，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制造能力转移也使中国大为获益。

这个转轨过程得到了政府能力提升的支持。中国政府积极参与扶持制造商和建造基础设施。如上文所述，政府设计的机制给了政府官员们刺激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城市化的兴起、劳动力供给的扩大，使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的大规模投资变得非常必要。而分权化的决策机制促进了这个进程。

这个转型过程尚未完成。中国依然有大约40％的劳动力用于农业，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就业比例仅限于个位数。然而，提高国民经济的资本劳动比的有关措施可能遇到瓶颈，很难相信高达—45％50％的投资率可以持续下去，同时不会造成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或者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中国还把大量信贷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大型项目，而损害了小型私人企业的利益（Song、Storesletten and Zilibotti，2011）。还有迹象显示，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会鼓励消费增长，而削弱投资，这是全球总需求恢复平衡的措施的一部分。如果出现对人民币重新估值的压力，这方面的问题会尤其严重，但即使没有汇率调整，随着工资的提高，中国仍将面临东亚和南亚更为贫困的国家在低成本制造业方面的更大压力。从中期来看，甚至非洲国家也可能进入此类市场。

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还会受到潜在的短期和中期冲击的威胁。作为高度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体，中国可能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的冲击，比如前些时候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此类事件可能冲击中国的出口市场，而中东或其他地区的冲突导致的短缺则可能造成原材料价格飞涨。经济冲击也可能产生于内部，假如像1990年代的日本那样，高价值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可能给四家主要银行造成长期问题，继而制约它们给大型投资项目提供融资的能力。

中国的增长模式的趋势性下降或遭受的突然冲击，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继而导致社会稳定形势恶化。

中等收入陷阱？

某些中国问题的观察家认为，该国可能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Lim et al，2011；World Bank，2012）。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二战”以后，只有很少数国家从中等收入状态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跳跃式地跨越其他高收入国家，则更加罕见。例如，根据PWT version 6.3的结果，在2006年人均收入最高的40个国家之中，有27个在1960年的排名也位居前40位。如果排除石油输出国，则只有希腊、韩国、中国台湾和斯洛文尼亚在这50多年中成功加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不过如前文所述，希腊在高收入国家中的地位目前可能已受到威胁，其低下的政府能力导致欧元区危机的冲击更趋恶化。

中国已经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并且有决心对经济进行重组与转型，发展创新和更先进的生产部门。具体来说，2011—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概要列出了三个重点部门，医疗、技术和能源。文件中还明确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与环保、清洁能源汽车、新材料和下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其大致目标可以理解为是要把沿海地区从世界工厂改造为包括研究开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集成产业区，大幅增加研发支出以及专利数量。

这一目标要求对增长模式进行大幅调整。中国目前已经在通过配套化的公共资本建设和劳动力技能升级，来防止资本回报率下降。与五年规划的战略相似，内生增长模型强调创新和技能积累对防止投资回报下降和促进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关于转型的建议还包括扩大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

不过，我们将会指出，对政府能力进行支持性的投资，将有助于中国成为更具创新的经济体，而治理架构的改革将帮助推动这些投资。

对结构性变化的管理

结构性变化会带来受益者和受损者。某些经济体之所以会陷入特殊的产业结构而难以升级，一个原因就在于可能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太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受损者不但要求保护和补贴，而且希望阻碍创新者和新加入者。例如，去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就给全球的富裕国家提出了特殊挑战。失业率的提高往往会打击特定地区，并严重影响那些年龄太大、难以重新进行技能培训的工人，从而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许多国家陷入停滞，正是因为它们没能结成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来应对经济变化，同时照顾好受损者的利益。目前某些南欧国家面临的困难抉择，从本质上说就属于此类，可能危害这些国家的增长前景。

产品和服务的集体提供有助于顺利地管理好结构调整过程。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失业保险，受调整影响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有太大下降。因此，福利国家可以成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种手段。对政府集体服务能力进行投资，可以有效地减轻经济转型过程带来的痛苦。为缓解中国面临的结构调整问题，对政府的收入支持体制进行投资尤其必要。

更难以处理的还是结构调整给精英阶层造成损失的情形。在痛苦的结构调整中，普通工人会上街示威，而受到损失的精英们往往会采取更加隐蔽的行动，例如，利用贿赂或政治影响力。假如潜在的受损者与腐败的官员们联合起来，有良好管理的结构调整就可能难以实现。此外，下文将会指出，转轨还需要一系列有助于建设新型政府能力的措施，而某些现有的经济精英们可能将这些行动视为威胁。

这些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也是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的挑战的一部分。中国的增长导致一部分传统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而其他某些国家则抗拒这样的结构调整。只有那些成功完成变革的国家，才妥善应对了挑战，并成功攀升到经济价值链上的更高位置。

改进司法能力

走向高技术、创新型的经济体，所需要的政府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进司法体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要有效实现这一点，必须依赖可靠的司法体制，为潜在的投资者创造可靠的公平竞争环境。中国很明智地把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合资企业当作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但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对推动这个过程已构成了障碍。

中国将要面临的经济转型，还要求对金融体制开展根本改革。中国的金融市场依然相对不发达，投资主要来自四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贷款或者企业的利润留存。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比银行贷款更为发达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资源配置，如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等。依靠这些更为发达的私人金融工具也要求改进司法能力，投资者必须相信他们对资产的权利在必要时能得到公正地执行。发展风险资本和鼓励创业企业的其他金融工具，也需要加强投资者保护，改进这些领域的司法能力还大有空间。 [14]

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司法体制中更为普遍的、影响其效率和信誉的弱点。尽管最近有所改进，中国的法官数量和教育水平仍相对落后（如Liang，2012）。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地方官员拥有干预本辖区内的法庭裁决和法官任命的权力。这就造成了第2.2节所谈到的可信性问题。从原则上说，有效的投资者保护和合同执行必须依靠坚决落实法律规定，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相关方的利益。但在实践中，上级官员的随意干预加上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可能严重制约这样的公正裁决，其结果将导致严重的可信性问题，无法在法律面前实现平等。对同一地区的不同人，或者对不同地区的同一个人，情况都可能如此。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投资者保护和其他司法权力授权给独立的司法机构。就像借助独立的中央银行才能可靠地实现低通货膨胀政策那样，可能只有独立的法院体制才能实现可靠的司法服务。

补充性的制度改革

如上文所述，目前的制度架构对通过结构调整来维持增长所必需的政府能力投资造成了障碍。

要加强支持市场发展的政府能力，尤其是鼓励创新以及深化和拓展金融市场，自然需要司法改革。许多观察家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在最高领导人的政策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个关键。然而，尽管是必要条件，仅有司法改革还是不够的，中国所需要的其实是多线程的办法，包括对其他制度同时开展改革。而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各种制度改革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互补性。

加强市场支持，在金融部门和其他方面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样的综合改革不可能仅仅依靠各种立法来实现。也不仅是采取行政措施的问题，例如培训更多的法官，或者提高其工资待遇等。如上文所述，要想建立可靠的司法体制，实现公平竞争，让不同参与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其根源还是在于制约政府官员对司法过程的干预。解决可信性问题的最可靠办法是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具体来说，这关系到法院和司法体制与政治领域脱钩，不允许各级政府官员解聘法官或者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成功的司法改革要求显著减少政府其他部门对司法事务的干预权，由此可以看到，司法改革关系到治理架构的改革，需要由其他独立机构来给行政权力施加更大的制约。

有效利用现有的政府能力

为保障上述改革在各级政府得到落实，司法能力建设的很多任务必须在政治中心完成。但这还不足以创造出更多的司法服务能力，因为还必须在地方的决策层面得到有效运用，以支持市场发展。而后者未必会自动变成现实。例如，此前有关金融市场的政治基础的研究认为，精英集团未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往往是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通过原来的地位能获取的租金（如Rajan and Zingales，2003）。后来有研究者则强调说，如果统治集团有足够的财政收入能力，那样缺乏效率的结果也未必会出现，因为充足的财力可以使精英集团把共同利益最大化，然后利用税收体制进行再分配安排（Acemoglu，2006；Besley and Persson，2010）。但如上文的第3节以及后文所述，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尤其薄弱。因此，要充分发挥司法改革的效果，就要求开展相应的财政改革，尤其是把所得税和增值税等税基较宽的税收权力从中央调整到地方，扭转1994年改革以来的收入集中化趋势。

一个有关的问题是，中国的地方经济精英可能不欢迎有助于法治建设的司法能力的运用，因为这可能直接关系到其私人利益。此类情形可能损害效率，减少经济收益（Besley and Persson，2011）。没有人真正知道此类问题有多么根深蒂固，但与地方政府腐败有关的问题在中国已得到充分和广泛的认识，并成为中纪委若干行动的调查对象。

根据国家之间的腐败感受指数的国际排名，中国位居中游。最知名的一项国际调查——国际透明度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1）把中国排在2010年的第78位。没有哪个体制能完全杜绝腐败，然而地方官员的决策权过大，加上对下负责机制薄弱，以及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致使中国形成了结构性的腐败问题。这就意味着，成功的司法改革和财政改革，如果能结合地方治理架构的改革，使地方官员受到独立法院的严格监督，将更加卓有成效。此外，还可以借助民众的力量，允许他们更多地表达对腐败的关注。进一步说，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强地方官员的问责制，可以考虑把选举制度提高到村以上的级别。

强化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

由于经济政策和制度的高度分权化，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也要改进司法能力和财政能力。正如第2节所述，有凝聚力的治理架构可以有效地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政府在集体服务、财政收入和生产支持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因为权力制衡会使公共支出的收益惠及广大民众。反过来这又会促使政府更愿意对集体服务和财政收入能力进行投资，并使得支持市场发展的司法能力投资也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市场支持能力的改善会扩大未来的税基。正如图1所述，财政收入能力与司法能力之间的互补性，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税收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能更有效地给投资者提供产权保护与合同执行的服务。

从这些观点来看中国，可以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第一，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把税收权力下放给地方，从而更好地平衡地方层面的税收与监管，也可以带来相似的互补性，增加地方对司法能力和财政能力的投资。第二，地方层级的治理架构改革，通过引入权力制衡来约束行政机构的行动，也可以促进对地方政府能力的投资。

5. 政策响应方面的挑战

本文第2节强调指出，有效政府的一个表现是对经济或社会领域新出现的政策挑战，具有迅速响应的能力。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某些非经济增长类型的挑战。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将着重分析哪些投资和改革可以增强政府的应对能力，然后讨论如何对制度架构进行调整，来支持这一进程。

不平等问题

中国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令人瞩目的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最突出的差距是在城乡之间，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农村地区的3倍以上。城乡不平等的扩大非但反映在收入上面，也表现在医疗和教育等政府服务的供给上。由于中国各地的城市化速率不同，城乡差距还表现在各省市之间的差距扩大上。在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豪富人群，他们利用企业家才能或特殊地位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功。同时也导致中国的不平等状况急剧恶化，30年前的基尼系数仅为0.3左右，如今已接近0.5，远高于欧洲和北美国家，接近拉美国家的水平。 [15]

收入差距必须得到控制，否则会影响社会的效率和稳定。但事实表明，若干高收入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尤其是最近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时期，金融部门的财富积累受到许多公民的质疑，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等抗议行动。这些情况表明，较大的经济差距可能对政治影响力较大的精英阶层有利，使得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不正常地联合起来。

在中国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有人批评说，某些地方党政官员借助其对政策的影响力，给他们自己或家人谋取私利。 [16] 如上一节所言，这些行动可能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导致企业与地方官员的联盟，并阻碍未来的经济变革，保护其现有的租金利益，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可能导致普遍的不满情绪和政治动荡（Alesina and Perotti，1996），并引起对收入再分配的强烈要求（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如果由于财政收入能力薄弱，不能够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体制来实现这样的再分配，社会上可能出现采取更激进的行动的呼声，例如剥夺财产权等，那样可能严重损害经济体制的运行。

要想实现包容性增长，恰当地处理好收入差距是一项核心任务。税基较为广泛的累进税制所反映的思想是，收入较高的人也应该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关于什么是恰当的累进税率的讨论，不但反映了不同利益的冲突，也与社会的价值观有关，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有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的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基尼系数测算）与英国相当，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的收入分配状况比英国更为平等（Atkinson，2012）。

要想控制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借助与累进税制有密切关系的另一种不同办法。那就是对医疗和教育等集体服务的提供进行积极投资，并且以税基广泛的税收作为资金支持。相应的，这要求对政府的集体服务能力和财政收入能力进行具有互补性的投资。

在很大程度上，再分配政策可以而且应该在中央层面制定，但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很大一部分再分配任务必须在省级或者以下层级实施。但本文第3节已经指出，地方政府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财力，而且还面临其他支出压力，因此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再分配行动。这显示了另外一种互补，关于再分配的决策安排，可能要求改革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给予省级和省级以下政府在税率和税基方面的更大授权。

为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避免社会冲突和经济损失，可能要求通过增加税收和再分配力度，来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以某种方式照顾弱势群体。很重要的方面是，再分配决策不能受到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碍。利用改革来约束行政机构的权力，由独立的法院来监督，有助于防止上述现象，改进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与本文第4节讨论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一样，司法与政治制度的改革将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不管在收入再分配上采取何种最终决策，开展公开讨论并依靠翔实的分析都是非常必要的。智库的作用以及公正的媒体报道对于提高讨论质量和明确政策选项很有帮助。 [17] 类似的分析和讨论还可以用于财政收入能力方面，为寻求更有效的税收体制，防止逃税漏税，律师与经济学家们需要联合工作，以制定恰当的税收建议，并且尊重司法管辖，这对于国际商贸的税收问题显得尤其重要。

有关收入差距讨论的总体结论，与本文第4节大体相同。要想有效应对目前的挑战，需要开展治理、司法和财政领域的综合改革。

污染问题

中国面临严峻的污染问题，对民众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可参见Vennemo et al，2009）。目前的制度架构在某些方面给应对污染的挑战制造了困难。如本文第3节所述，经济决策的分权化加上治理架构的安排导致政府过于偏向投资拉动的增长。一个机制是官员任命和提拔决策是对上负责制，导致地方领导人有追求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另一个机制是中央的税收返还取决于地方代表中央所收取的税收的增长。这些机制导致决策者有很强的激励去追求投资拉动以及高能耗的经济增长，而不太注重考虑高能耗和高污染带来的环境后果。

长期的发展经验表明，缺乏凝聚力的体制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控制污染（Barrett and Graddy，2000）。在少数高收入国家，人均碳排放水平很高，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但有着较强凝聚力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大多数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本与收益平衡。实现此类平衡的机制，根据具体的治理架构而有所不同。在西欧国家有助于新党派进入的选举制度下，绿党势力的兴起，把环境因素更多地带入公共政策。而在其他体制下（例如美国），新党派的进入更为困难，试图影响环境政策的利益集团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西欧国家推出了许多环境监管措施与政策，利用这些议题成为政治创新者的公民联合行动在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经过环保积极分子的努力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除了政治决策过程以外，全国性的讨论可以让更多公众关注此类事件，对于污染的治理也能有所帮助。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中，某些国家的讨论被更多人了解，让居民家庭和企业为应对此类问题的成本做了更好准备。在相关的科学研究受到怀疑时，只能依靠开放的公众讨论，让那些没有相关利益的人参与进来。媒体对于推进这样的独立讨论也非常重要。

从原则上说，利用恰当的政府干预、借助环境税与监管措施的结合来控制污染并不复杂。不过在实践中，制定这样的政策并有效实施，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层面。

那么，哪些改革有助于提高中国应对污染问题的能力呢？部分答案类似于本文第4节所讨论的增长面临的挑战。向更为发达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型、更多依赖消费而非投资的结构调整，本身就有助于应对污染的挑战。事实上，最近的两个五年规划都已经强调了走向环境影响更小的增长策略，然而，由于现有的能源密集型和煤炭密集型产业结构的惯性，仅关注结构调整本身还是不够的。

因此，还有一部分答案在于改变中国的治理架构所包含的激励机制。由于广泛的经济分权，要想更严格地执行中央制定的监管规范，还需要在省级和省级以下政府的日常监管决策中加以落实。实现该目标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强对标准执行的司法监督，使地方领导人面对潜在压力，如果他们在环境保护监管上疏忽大意或者与企业合谋，将可能面临法律审判。但要改变地方领导人的增长导向的行为，如果能有独立的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并有独立的法院负责执行，上述威胁才会变得更为现实。这也回应了我们之前的看法，即改革需要更多地限制地方领导人的任意裁决权，同时增强对独立法院的授权。

应对污染挑战的另一个补充措施，是直接改变地方领导人的问责机制。从原则上说，可以调整目前的经济增长指标在提拔和考评上的权重，充分和明确地纳入环境保护目标。但在实践中，这一方法可能面临若干障碍，有关污染和环境损害的信息，在较高的政府层级上可能逐渐被损耗，部分原因是这些信息所依据的数据，在地方层级进行收集时可能被操纵。相比之下，本地居民往往比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污染损害更知情。由于充分掌握了这些信息，本地居民能够更好地权衡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果地方领导人在当地选举中更多地对下负责，本地的信息优势就能得到充分利用，以改变当地领导人的激励机制。这可能需要允许县里或市里的居民有权罢免对于当地污染负责任的领导人，而拥护有更多环保声誉和计划的候选人。如果当地的媒体能够不受现任领导人的操纵，客观地报道污染现状，并引导有关的政策讨论，此类选举的效果将会更好。还可能考虑的选项是，创造地方领导人业绩对比标杆，让民众能把当地的污染情况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样的比较机制对于卫生领域的政策有很强的影响力（Bjorkman and Svensson，200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增长以外的目标，也可以开发和公布对地方官员的业绩考评指标。这反映了更为广泛的政策讨论，即关注GDP指标能否对决策者产生良好的激励。某些国家也在考虑对国民账户体系进行修订，如通过所谓的绿色账户体系明确纳入环境破坏等指标。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需要考虑互补性的改革，包括治理架构的改变，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平衡。

老龄化

中国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而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较为有限。在目前的制度下，老人的赡养主要由更年轻的家庭成员负责，与此同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未来逐渐减少的工作人口必须承担赡养更多老人的义务。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每一对工作的夫妇需要照顾8位老人。这种负担的增加需要收入以及资源的支持，以满足老年人日益扩大的医疗需求，从而给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造成威胁（Song et al，2012）。目前来看，较为富裕的城市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雇员，能够享受一定的社会保障。就在最近以前，公共养老计划在农村地区得到扩展，但发展速度并不快（World Bank，2012，Chapter 5）。在医疗领域，中国的公共支出仅相当于GDP的1％，不但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3％的平均水平。 [18] 与社会保障情况相同，医疗服务的提供也严重倾向于较为富裕的城市地区。

当然，许多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建立和扩大现收现付式社会保障或医疗服务项目时，这相当于从较为年轻和富裕的人那里征税，再把收入转移到较为年迈和贫困的人群。不过，可持续的项目需要预测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状况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转移支付。此外，用逐渐减少的劳动力来支持老龄化人口，依然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由于年轻人最终将成为少数，他们的经济利益也需要与老年人的经济利益进行权衡。有凝聚力的治理架构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找到这些解决办法，从交换中获取利益，让老年人得到更好的保障，也使年轻人在年老之后可以得到相称的待遇。从富裕人群到贫困人群的再分配项目，也会出现类似的矛盾关系。大多数有凝聚力制度架构的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和普遍的计划，以不同形式支持养老。

在这方面的集体服务领域，增强政府能力涉及几个步骤。首先，需要更好地分析政策选项和趋势，以支持开展公共讨论。尽管政策选项的种类较为多样，还是可以利用公共讨论来增强大家的认识，即任何现有制度，都必须由年轻的工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负担其成本。其次，还需要对集体服务体制进行投资。核心问题在于，这样的体制应该有多大的覆盖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公共体制的特征。第三，增强财政收入能力，是任何公共保障体制实现可持续性所必需的。

与之前讨论的其他挑战相似，我们同样需要解决激励和制度问题。如前文所述，现有的对上负责制强化了中国的增长倾向性。重视增长也就意味着更多地关注年轻工人的利益，而非年老的退休人群，由于缺乏对下负责制，老年群体的利益要求不能在政策制定中自动得到更大的权重。为了让领导人（尤其是通常比中央领导更为年轻的地方领导人）更为重视老年人的利益，可能需要治理架构和财政安排方面的改革。开展选举改革，使其能够更好地代表所有公民的利益，也可以增强政府的集体服务能力，以做好对老年人的服务。

在现有制度下，改进针对老年人的集体服务能力，与本文第3节所讨论的财政制度的另一方面有所冲突，也就是中国的政府支出与收入安排的不匹配问题。前文已经提到，省级和省级以下政府承担了大部分集体服务的责任，但其财政能力薄弱，难以提供更为充分的资金。这样的安排造成中国各地的收益、风险和责任分担不均，意味着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这方面的集体服务的部分责任。由于应对老龄化挑战涉及省级或省级以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计划，还要求开展改革，把财政控制权归还这些层级，使得地方领导人不但有激励而且有能力来促进集体服务能力和财政收入能力的建设。

读者从上文应该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体思路，应对目前的挑战需要综合性的改革，其中涉及治理架构的调整。

突发事件

最后一个有关政府响应能力的重要领域是，在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发生时提供公共支持。中国的地理现状决定了其较容易遭受自然灾害，某些地区经常遇到洪灾和旱灾，甚至在同一年份相继出现，地震的发生也非常普遍。在过去，中国曾经成功地应对过许多自然灾害，如2008年的四川地震。但这些事件在任何国家都会制造紧张，而且自然灾害通常比较难以预测。有效的政府响应未必总能做到，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表现就广受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体制的效果最好。不过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如果公民不能公开讨论灾害和冲击的原因，并且要求当时的领导人对其行动负责，政府的公信力也有可能受到损害。

突发事件的处理经验表明，媒体的存在和独立性有助于改进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效果。例如，有研究发现（Besley and Burgess，2002）报纸发行量更大的印度各邦对旱灾、洪灾和食物短缺的反应更为积极。还有的研究指出，国际的减灾行动也有类似情况（Stromberg，2007）。当然，媒体的存在与政府的响应能力之间并没有自动联系。有人为此对比过肯尼亚和中国的案例（Brass and Hassid，2011），结果发现，虽然肯尼亚媒体的自由度更大，却因为其他制约因素影响了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府机构相比而言更有效率，但问题在于对于负责机构可能没有足够的媒体监督。显然可以考虑开展相应的改革，结合司法监督以及对下负责制，面向受到自然灾害直接影响的民众，给予地方领导人更强的行动激励。

制度改革的一般经验

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解决收入差距、污染、老龄化和突发事件等各种问题。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可以有效降低社会不稳定的风险，现有的官员任命和选拔机制造成的对上负责制，缺乏司法监督和选举问责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的激励更倾向于经济增长，而不是处理好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这就制约了政府的政策应对力。现有的媒体管控体制也是地方官员与民众关系疏远的因素之一，制约了地方官员对下负责的可能性。

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平衡，如果独立的法院能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司法监督，如果能更明确地划分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的界限，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扩大地方选举的范围，使公民能充分表达对政策的赞成或反对态度，以及他们对经济增长和其他目标的取舍，也有助于改善政策应对的效果。中国最基层的地方政府采用直接选举方式已有很长历史。同时其他制度改革也可以对早期的选举改革形成支持，使政策更加顺应民众的现实需求。增强媒体的活跃度，对发布有关政府业绩的信息、改进公共讨论的质量，以及对环保和老龄化等问题的公共参与可能都有帮助。财政改革则可以给地方政府更大的税率和税基自主权，以更好地匹配支出责任与应急支出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央可以通过再分配措施发挥支持作用，改善公共服务的集体供给，以应对收入差距和老龄化的挑战。

6. 结论

我们强调改善政府的能力如何能够支持增长与促进福利。促进政府在集体服务、生产支持与财政收入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也是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同扩大市场范围、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存量一样。这些能力建设要求给予政府恰当的激励，部分取决于现有的治理架构。我们特别指出，需要有产生制衡效果的、对政府行动进行监督的制度。不过，我们并不认为存在类似“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安排。顺利建成高凝聚力社会的所有国家，每个所走过的道路都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国如果要对制度进行改革，也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的可持续道路。

中国虽然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支持经济改革和政策改革的司法能力依然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有担心认为，如果不进行改革，司法能力的薄弱可能给上文提到的增长挑战与政策响应挑战造成更大阻碍。增强司法体制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地方决策方面），可以限制权力滥用的状况，并有助于提高保护知识产权与执行合同的改革的可信度，至少在金融市场上是如此。改革还能够帮助实现中国维持增长率的目标，把生产转移到价值链更高的部分。通过支持这些结构调整，司法能力的提高可以间接帮助解决投资导向的能源密集型增长带来的其他问题，如污染和职业安全等。在我们看来，司法能力建设是中国下一步制度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对后续的其他制度改革产生互补效应。然而仅有司法改革还是不够的，除非能够结合可靠的问责制度改革，以及减少地方领导人对司法过程进行干预的措施。在适当时机，还可以增强媒体的参与，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有关信息，以促进改革的推进，并改进政府的响应能力。

司法领域的政府能力提升还将有助于帮助其他领域的政府能力建设。在集体服务领域，老龄化会带来巨大挑战。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大力改革中国的老年服务能力，特别是公共社会保障和医疗计划。作为对此类改革的支持，又要求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类似的，通过广泛的累进税制来应对收入差距方面的挑战，需要对税收征管能力进行投资。加强司法监督，破除级别、身份和政治面貌的影响，对任何没有履行税收义务的人进行严格处理，会对此产生积极作用。

由于现有治理架构形成的内在激励机制，治理改革将是关键挑战。经济分权化给地方官员赋予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工具，由此导致的投资拉动的能源密集型增长模式，较好地帮助中国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在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与发展中，这些制度应该如何进行改革依然是重要课题。可能需要能够更好实现经济增长、改善环境和保障工作安全的平衡增长模式与对下负责制，来取代过分强调增长的对上负责制。

由于持续的经济分权化，还有一个风险是，地方政府与老牌企业合谋，试图阻碍结构调整，维持其现有的租金收入。要消灭此类风险，就意味着加强司法监督与政治制衡，约束地方官员的权力。

中国可能还需要对政府的税收与支出责任不匹配问题进行反思。为解决老龄化与收入差距问题，可能需要把更多的集体服务供给以及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再分配的责任向上转移给中央或省级政府。但这同时也要求给予省级以下政府更多的税率和税基的自主权，使它们能够更好地承担支出责任。加强地方财政能力，还可以给地方官员更大的激励，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司法能力。扩大地方的税基自主权，还可以减少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从而削弱通过扭曲行动来影响土地价值的动力。

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了明智与远见，然而制度改革之路依然是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凭借过去35年取得的出色成绩，中国可以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深入改革。

（余江 译）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Timothy Besley，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获欧洲经济学界的YrjJahnsson奖；Torsten Persson，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前主席、现任委员，Persson教授是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主要研究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制定，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本文的核心思想曾由作者在2013年12月18—19日“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宣讲。——编者注

[2]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World Bank，2012，Chapter 3，Table 2），中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当，但公共医疗支出仅为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3] 世界银行的营商调查（Doing Business Survey）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国际排名。其结果表明，希腊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以税收收入测算）在172个国家中排名第108位，生产支持能力（以投资者的司法保护程度测算）在173个国家中排名第153位。

[4] 税收收入的数据来自IMF，产权保护指数的数据来自ICRG。虽然这些是反映财政收入能力和司法能力的特殊指标，但其他测算方法也能得出类似的相关关系。

[5] 根据2000年的Penn World Tables，把所有国家分为数量相等的三个组别。

[6] 高收入国家中有少数例外，情况较为特殊。其中有3个石油输出国，巴林、科威特和也门，它们的税收收入比例较低，但司法保护程度较好。塞舌尔则有着较高的财政收入能力和较低的司法保护能力。巴哈马的收入水平较高，但这两个方面的政府能力均较为薄弱。

[7] 频繁程度是指1816年或更晚的国家独立以来发生冲突的年份所占比例，根据Correlates ofWar的数据库计算。出现负值的原因在于，测算时控制了政府能力的其他决定因素。

[8] 根据有关研究（Persson and Tabellini，2003），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从总统制走向议会制，或者从多数选举制走向比例选举制，将使政府总支出增加相当于GDP的5％，普及性的福利支出增加约一半。

[9] 图1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来自Baunsgaard and Keen（2005）。

[10] 参见Besley and Persson（2012）。

[11] 参见Lieberthal（2004）。

[12] 有研究认为，这是不通过选举来任命官员而使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些体制的共同特征（Besley and Kudamatsu，2009）。

[13] 自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4）以来，这是个引发广泛讨论的主题。参见Young（2000）和Holz（2009）等。

[14] 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调查，中国在投资者保护与合同执行等核心指标上排名约在80—100名之间。

[15] 参见Atkinson（2012）、Dai et al（2010）和Gustafsson et al（2008）。

[16] 如陈良宇和刘志军等案件。

[17] 对英国来说，最近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是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2011）组织的Mirrlees Review项目，对全国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广泛研究。

[18] 参见Lim et al（2011），World Bank（2012，Chapter 3，Table 2）。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达龙·阿西莫格鲁 [1]

我今天用我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写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的视角，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起源和未来。我从任何角度都算不上一个中国专家，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国家如何进行经济改革、脱贫致富的例子。许多需要进行深层次结构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因而任何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都要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我和罗宾逊合作发展出的理论框架对中国的确有一些启示，我在此与各位分享。

我演讲中将要讨论的问题是，回望过去，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展望未来，之前的成功能否延续，使得中国从中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中高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学范畴，因为这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当我们要试图理解经济增长的轨迹时，社会做出的经济选择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政治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为经济选择是有其政治基础的，而经济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发生的。政治，是我将着重讨论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增长经历，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经济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自由，至少同样自由；另一种理解是中国通过非常精心设计的、智慧的国家干预和实验，找到了适应其历史、文化和国情等方面的正确发展配方。关于后一种解释，经济学的文献中有多个不同版本。两种理解都有一些正确的方面，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转向市场经济，价格体系首先在农村经济，然后在城市经济中发挥作用；同样，要说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还有所缺失，国家仍在经济中占据主导性作用，也没有错。

但我认为，用这两种极端的看法理解中国增长，都是片面的，因为中国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经典的庇古型国家，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解读都忽略了政治的问题。为什么做出改革的选择？什么时间做出这些选择？为何在1970年代以后才变得可行？哪些因素使得改革得以持续？它们未来又可能如何发展？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问题，正是我和罗宾逊十几年来所研究的，这些研究都总结在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这些问题也强调了，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选择。因为首先它们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并且关于要做什么选择经常包含一些重要的矛盾冲突，有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为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可能是政治利益冲突，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发生制度性变革，通常会有一些赢家和一些输家。

分析框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这些问题的框架，其核心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我下面迅速概括一下。经济制度指的是管理社会中经济交易的制度，我们将其分为攫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和包容型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当然这只是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分析和思考问题，现实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攫取型经济制度的特点包括不安全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壁垒，不公平竞争，阻碍市场运行的管制。这些特点往往有利于某些内部人或是社会中某些有权有势的政治群体。与攫取型经济制度相反，包容型经济制度包括安全的产权保障；零壁垒的行业进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政府支持市场，维护合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具有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公民都能公平参与经济活动。最后这一点与早前菲利普·阿吉翁和托尔斯滕·佩尔松的演讲中提到的“社会流动性”问题，是同样的道理。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将论证，包容型经济制度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经济制度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所以还得考虑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将政治制度分为攫取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集中于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手里，缺乏权力的约束、监督和平衡，缺乏法治，这种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经济制度，它的极限是极权。与攫取型政治制度相对，包容型政治制度，可以用“多元主义”（pluralism）最好地概括：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布，无论谁当权，政治权力都要受到不同集团、不同形式的约束和监督，包括选举、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等。

图1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组合

用图1的2×2矩阵来描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有4种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组合，如攫取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类型相同的国家往往稳定，虽然还不至于坚不可摧。但是那些处在反对角线类型的国家一般来说不太稳定。为什么呢？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有包容型的经济制度，却有攫取型的政治制度，那么总有一天，开放的经济体系和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要么经济体系趋于封闭，要么政治权力更广泛分布。用一种更简化的、可能有些许误导性的方式来概括，长期的经济增长要求有经济自由。之所以说这是简化了的，是因为包容型经济制度不仅要求有经济自由，还需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制度性基础。但用简化的语言说，如果想要有经济自由，那么必须得有政治自由，否则经济自由不可能持久，它会不完整、不稳定。

从制度的视角来考虑增长，为什么包容型制度（包容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的组合）对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以阿吉翁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而创新依赖于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不同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能够为创新而竞争，新的创新企业能够不受制于老的创新企业，这些都是包容型经济制度的标识。也就是说，创新需要有包容型经济制度来支持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即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新人代替旧人，新企业打破旧的垄断。这就需要有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等制度来保证一方面老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护，另一方面老企业不会通过现有的优势，打击新的创新者。

攫取型制度（攫取型经济制度和攫取型政治制度的组合），顾名思义，就是一小部分人用以攫取社会不同群体的资源的制度。该制度得到权势很强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因为他们从中受益。虽然不像包容型制度那样包容竞争、鼓励创新，但攫取型制度常常显示出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旦主导了社会，并不会转瞬即逝，自动消失。有两大机制来解释为什么攫取型经济制度能够长存。一个“经济输家”观点，比如那些可能因为新技术而失去垄断地位的企业，它们往往会认为，取代攫取型制度的新变革将使其在经济利益上受损，因而尽力阻碍变革。另一个是“政治输家”观点。既得利益集团认为那些“创造性破坏”及其相关的政治变革将侵蚀其政治权力，改变使其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社会结构。如果一个专制政权，特别依赖于社会的某一个部门，或是某一类企业，或是社会中某一种组织，那么转向包容型制度过程中的社会剧变也会从该政权手中夺走权力，让它难以继续统治社会。综上所述，没有理由认为攫取型经济制度会自动消失。

攫取型制度并不见得和经济增长互不相容。事实上，不管哪个集团、哪个政党、哪个专制者、哪个精英掌权，其他方面忽略不计的话，他们都同样希望看到更多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钱做想做的任何事，意味着统治合法性的增强，因为社会对你会更满意，也意味着更大的威望。所以这些都说明，不管是谁掌权，不计其他因素，都会希望看到更多的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其他因素并不能忽略不计，因为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与那种极端不均的政治权力分布是不相容的。这样说来，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想象到，攫取型经济制度下可能的经济增长类型。这种经济增长不能威胁到社会中那些政治上有权有势的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增长要有利于社会中现有的企业和精英；运用的是已有的创新，从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说得更具体一些，虽然攫取型制度不能产生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从而不能维持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但是攫取型制度能够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个部门。在投资拉动型经济中可以这样做，但对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只可能在之前的众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释放出来的初期产生高速的增长。随着更多的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型增长的收益也将迅速降低。而一旦完成了追赶，必须转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如佩尔·克鲁塞尔之前提到的，这个转变虽然应该是一个平滑的过渡过程，不是从0到1，但通过这种平滑的转变后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由创新来驱动，这时攫取型制度中有限的包容性将对创新以及经济持续增长形成约束。当“创造性破坏”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时，新的利益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增大，攫取型制度中的统治集团面对的变革压力也将加大。因为当“创造性破坏”变得更加普遍后，它对统治集团的政治权力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除了创新的政治环境，我们还需要考虑创意和创新的源泉。创新需要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的结合，这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课题。从数据上看，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创新国家，推动科技前沿、改善消费者福利、促进生产率提高，最要紧的不是有多少专利技术或创新，而是少部分真正有改天换地影响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整合之前没有整合起来过的创新，或者是真正地改造了某个领域的创新。这些创新从何而来？当然有很多决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创新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开放和自由。

图2描绘的是国家层面上，控制了许多因素后，包括人均GDP、教育、国家的专利总数等，个人主义（横轴）与创新质量（纵轴）的关系。个人主义指的是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追求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创新质量的衡量指标是专利的引用数。可以清晰看到，个人主义对创新质量有相当大的作用。

图3描绘的是国家层面上，经理人平均年龄（横轴）与创新质量（纵轴）的关系。一个国家对新想法的开放程度越高，社会结构越不分等级，那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就越容易上升。试将一些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组织形式，包括印度和我的祖国土耳其——我想中国可能也属于这个类型，虽然我并不是中国专家——与美国相比，像Facebook（脸书）这样的公司能够迅速发展，打破常规，正是一个国家开放程度，甚至可以说是叛逆性的开放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经理人的平均年龄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企业组织方式。其他方面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我们研究了创新的极端程度、“超级明星”式的创新、创新的原创性和多样性等等。不过我们的回归分析不只聚焦于此，我想指出的是，这也跟我要说的下一点相关，与科技前沿的距离的问题。一国与科技前沿的距离越近，个人主义和其他因素就越重要。

图2 个人主义与创新质量

图3 经理人平均年龄与创新质量

我下面讨论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经济如何增长。这里我想举一个关于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子：苏联式奇迹。西方曾有很多人很迷恋苏联，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因为苏联在经历过一段经济停滞之后，也经历了一段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它通过重新配置，让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提高了投资率和生产率。现代人往往忘了这一高速增长时期，因为1960年代末期后，苏联经济开始出现问题，但在此之前，人们真的是对苏联模式印象深刻。我最推崇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他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创始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都有过崇尚苏联模式的想法。我谈这个不是因为我要跟萨缪尔森对着干，我想说的是，连他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他的1961年版的《经济学》一书，将经济学首次引入了本科教育。在这本书中，萨缪尔森认为苏联会比美国增长更快。他说，虽然美国可能更让人青睐，因为美国拥有民主体制，但是苏联的经济会增长更快。他预测说苏联经济不仅会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而且还会在人均GDP上超过美国。你可能认为后来他会认识到自己预测的错误，但事实上他不是唯一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到了《经济学》1967年版出版时，萨缪尔森只改变了一些说法，他把苏联经济会超越美国的时间给改了。预测苏联经济将超越美国这点没变，只不过实现的日子要晚一些。直到1970年代，人们才认识到苏联经济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攫取式的经济，那时人们才开始跟这种攫取型制度保持距离。

苏联奇迹的覆灭，恰恰是因为不能改革攫取型制度，从建立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追赶型经济转向一个创新型经济。我想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越接近科技前沿，就越需要改变制度，因为那些可以促进资源重新配置、甚至为其提供便利的制度，并不能帮助国家转向“创造性破坏”，转向创造新产品、新流程这样的创新经济。

可能有人认为，中国不必多虑，苏联是一个特例，它是一个极权国家，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型，这个特例不适用于其他国家。这种观点其实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假说——不用管政治，不要担心这些深层的制度变革，只要经济增长，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会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看数据，这个假说没有依据。图4中，横轴是人均GDP的变化，纵轴是民主程度的变化。无论怎么处理数据，你都不会看到二者有正相关的关系。那些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得更加民主的趋势。原因很简单，这取决于经济增长到底是哪一种类型。如果经济增长是苏联式的，那就不能产生新的利益、新的社会结构，就不会产生那种对政治变革、也就是民主化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将是经济停滞。

图4 人均GDP的变化与民主程度的变化

关于中国，我想简要提几点。如我所说，我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但我想简要提几点会对我的演讲主题有帮助。我和罗宾逊在介绍我们的书时，不管是对学者还是对一般大众，我们往往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中国呢？中国是你们的理论的例外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你看中国历史，有很多地方都很符合我们的分析框架的一些特征：关于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中国对创新不够开放，虽然中国有很多科技创新，但中国的制度并不够开放，不足以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并使得组织和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事件，经济制度变化是改革开放后施加于中国的。如果放眼更大的背景，虽然其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经济开放，我想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处于攫取型经济制度下的增长，它只是利用了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没有去改变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追赶型增长，如前所说，无疑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中国也在这个阶段做得非常成功。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层面看到这点。比如从资源配置方面的指标，可以看到中国很多产业在这些指标上做得非常好，资源错配的现象随时间减少。但追赶型增长，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因为顾名思义，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这种技术的采纳和改进，到工资开始增长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现有增长方式的潜力将枯竭，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而创新需要我前面说过的那些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但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要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托尔斯滕·佩尔松之前也是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关键时刻”可能有多重意思，我们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尝试给予其一些具体含义。中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中国在之前那种增长模式下做得非常好，但这种模式很快就要失去动力，除非中国能从更深层次改变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这需要中国从利用技术转向产生技术，需要出现细分类型的产品、新工艺流程和新的根本性的创新。我想这种可能性并不小，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中国企业在上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但这只有在制度不会成为其严重的限制的条件下才能成真。换句话说，这要求中国的制度升级到包容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支撑创新和“创造性破坏”。

关于中国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而我想也应该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更宏观的视角中看，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也就是我和罗宾逊的书中尝试提炼的，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关于中国未来会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的新线索。

[1] 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经济增长和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曾获2005年克拉克奖。Acemoglu教授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创新以及就业等领域做出了基础性贡献。近年来，Acemoglu教授专注于研究制度对政治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他的新书《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受到广泛赞誉，是近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书籍之一。我们曾经发表了他关于地理和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文“贫富的逆转：现代世界的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见《比较》第40辑），关于经济政策建议的论文“经济学对政治学：政策建议的陷阱”（见《比较》第70辑）。本文由张罖根据阿西莫格鲁教授在2013年12月18—19日“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录音整理，李一南审校。

中国应构建现代福利国家

佩尔·克鲁塞尔 [1]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均GDP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总量翻了8倍，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快速增长是由投资拉动的，经济结构也由传统行业迅速转变成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相比而言，瑞典花了100多年才实现了类似的转变。当前的中国已经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以就业比重衡量，国企比率不足50％。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增长，但仍然是一个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依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将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左右，增长潜力仍然很大。我们预期，这个差距将完全弥合。现在的问题在于，怎样彻底赶上，怎么用最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为此，我们需要理解前进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首先，追赶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但距离前沿越来越近，追赶就越来越困难。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可能引发严重错误；其次，中国需面对两个层面的结构转型，一是中国自身在赶超世界前沿时发生的结构转型；二是世界经济结构本身快速的结构转型。就后一点来说，自1980年代以来，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结构转型，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生产的形态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次，中国还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环境压力增大等挑战。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闭目塞听，而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刚才胡舒立主编在开场介绍中谈到，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我本人也欣喜地发现，在过去5—10年里，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和中国的发展开始感兴趣，并与中国学者共同研究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个人预计这种交流将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方案里的改革清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谈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挑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改革措施，其中就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一个福利国家。我所使用的“福利国家”这个词，可能和改革方案中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我认为概念是一样的。

在这个简短的介绍之后，我将着重谈一谈福利国家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福利体系是可取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有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将对比关于福利国家传统的和现代的观点。

关于福利国家的传统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再分配的载体，福利政策就是将财富和收入从不太需要的人向更需要的人进行再分配的政策。这种再分配基于公平和意识形态，再分配体系中包含高额的税收，并且税率是累进的。换句话说，传统的福利国家本质就是征税，富人的税率比穷人高，其中常见的政策工具有：

（1）失业保险。本质上是基于就业情况的再分配，就是将就业人员的收入重新分配给失业人员。在预算中，失业保险所占的比例通常不高，但通常是福利体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2）社会救助。本质上是基于收入的再分配，就是将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领取这种救助须通过收入调查，当可支配收入低于某一标准时才有资格。

（3）社会保障。也就是养老金系统，本质上是基于年龄的再分配。传统的福利体系中，养老金就是将财富从年轻的工作者向年老的退休者的再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金也可以理解为自己向自己的收入转移——年轻的时候将钱交给年老退休的人，年纪大退休之后，再从那时年轻的人那里领取。

（4）实物转移支付，比如教育、医疗和儿童看护，这些在预算中都占了很大比例。在瑞典，医疗和教育都是全民免费，大学生还可以从学校得到低息贷款。

（5）各种管制。这些管制本身不是转移支付或收入再分配，但是目的却是将由市场经济决定的收入分配朝着更有利于穷人的方向改变。举例来说，工资分布压缩使得不同的人工资差距缩小，工资的分布变得更紧；租金管制使得租金不能高于某一标准。

关于福利国家的现代观点

现代观点与传统观点的差异，不在于福利国家的政策工具，而在于建立福利国家和制定福利政策的目的。现代观点认为，福利政策的根本目的，更多地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收入再分配。下面我展开谈一下现代观点：

第一，可以把收入再分配看成是一种保险。当我上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未来我是否能有幸成功，有一份高收入；我也不知道未来是否会面临失业。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希望有一份保险。但是对于这些重要的保险，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市场是无法提供的。这时，政府就可扮演保险人的角色。总结一下第一点，福利政策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填补保险市场失灵带来的空白。

第二，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很多风险是无法避免的。当经济增长点从旧的行业转向新的行业，工人需考虑是否应承担风险，转入新的行业；企业家同样也需考虑是否承担风险，在一个全新的行业投资。现代福利国家应通过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和企业家承受风险的意愿。这也是现代观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福利政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举例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许多摩擦，使得一方面找工作的人很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不一定能招到最合适的人。在这一双向寻找的过程中，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供需双方能更好地匹配，生产效率将提高。按照现代观点，福利国家的保险计划，应使得（1）找工作的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找；（2）用人单位的标准也可以相应变得更苛刻。同样的道理，当某人在跨行业、跨地区找工作时，寻找工作的时间可能变得更长，福利政策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

第四，以上几点都是关于福利政策支出的一面，我现在谈收入的一面。显然，福利政策项目需要通过税收来支持，大家也都意识到税收是有成本的——它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没有意愿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也不愿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中学习。关于现代福利国家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政府需尽一切可能，减少税收总量和税收的累进率。

以上是关于福利国家的现代观点。接下来我将结合中国的背景，谈一下如何运用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政策工具，构建现代福利中国。

现代福利国家的政策工具

1. 失业保险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增长和持续的结构转型，我预计增长和转型还将长期持续。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面临失业风险。这不仅包括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面临选择该入哪一行的年轻人，也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人，后者可能需从一个行业转入另一个行业，这种情况可能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多次发生。政府显然需要处理结构转型过程中带来的失业风险。如果工人不从淘汰的行业转到新兴行业，这些本该被淘汰的行业就会陷入停滞，这些行业支撑的就业是人力资本的浪费。为了支持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设计失业保险体系需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保险金需占就业时工资的很高比例，并且可以持续足够长时间，使得工人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敢于改换工作地点，敢于改变工作行业。

提供失业保险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让失业的人在失业期间努力寻找工作并且努力接受培训，而不是只接受失业保险金而不工作，这需要政府做一些监督工作。政府需特别注意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即工人长期不工作或留在本应被淘汰的行业中引发的人力资本贬值。欧洲在1970年代就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被称为欧洲硬化症——大量的失业工人长期不就业，并且被认为无法再就业。出现这个问题有许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养老金体系太慷慨了，并且政府的监督根本不起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欧洲的工资分布被政府严重压缩，最低工资被设得太高，使得公司认为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型时雇人太贵。

2. 社会保障

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引发的赡养比例（dependence ratio）提高。与大部分国家不同，中国还面临着年轻人和老人的收入差距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西方传统的社保体系是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采用的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 system），即年轻的人向政府交税，税收收入用来为年老的人支付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的问题在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每个年轻人平均需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面临的税收负担越来越重，对年轻人的工作意愿的扭曲也越来越大。正是由于这些问题，西方国家有些已经放弃现收现付制，有些正在改革。所有国家改革的方向都是或多或少地采取一种新的养老金组织方式——完全累积制（fully funded system）。

完全累积制有以下特点：（1）工人年轻时每月储蓄一定数额，用来支付自己退休以后的养老金；（2）这些储蓄通常由政府经营的养老投资基金来管理；（3）养老金体系与政府财政预算和税收没有关系。

通常，养老金改革都是从现收现付制改革为完全累积制，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税收调节引导储蓄。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体系里，年轻人不需要自己存钱来支付自己的养老金，而是预期未来的年轻人来支付。在这个体系里，并没有一个为自己养老存钱的社会规范。这就意味着，改革初期，需要通过税收调节，鼓励年轻人为自己存款养老。

（2）养老金的管理。在完全累积制的养老金体系里，本质上是个人在管理自己的养老金。他们需要选择储蓄多少，需要自己投资或者选择交给哪一（几）家养老投资基金，需要了解投资基金的风险和收益。这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在改革的过程中，投资专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帮助。

（3）在改革开始时，老人的养老金本该由年轻人来支付；改为完全累积制后，老人的养老金需来自年轻时的储蓄，这显然不可能。在两种体系变革的时候，一定避免向老人违约的问题。

具体到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改革，我个人也有一些思考。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特点，也将是未来几十年的特点。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尽管完全累积制优于现收现付制，至少二三十年以后是这样，但是我不认为现在改为完全累积制是一个最优选择。为什么呢？如果中国还将快速增长，未来的中国人与现在的中国人财富差距将会非常大，我们需要照顾现在的中国人的利益，应该将未来人的财富再分配到现在。因而，我个人认为，中国可以延迟或者逐步改为完全累积制。我不认为这样做会很难，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通过现收现付制，将一部分现在的储蓄转化为养老金给老年人消费，可以降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储蓄率的差距。

3. 健康医疗、教育和儿童看护

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几项福利政策在旧的福利国家观点中只是权利或者意识形态范畴的概念，但是按照福利国家的现代观点来理解，这些福利政策对提高经济效率至关重要。中国如果能够运用好这些政策，将受益匪浅；而如果不能为全民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潜在的损失巨大。中国幅员辽阔，未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可以出生在任何地方，他们可能现在处在偏远地区，可能是女人，是少数民族。按照福利国家的现代观点，政府应该投资于这些未来的人才，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我们也该认识到，这些福利政策可以避免社会分层，消除社会紧张，保持政治稳定。

在现实中，许多国家都忽视了这些基本的福利政策。瑞典早前做得不错，现在也退步了。这给了中国一个成为最前沿的现代福利国家的绝好机会。请一定确保设定一个很高的健康医疗、教育和儿童看护的最低标准。

4. 管制

管制的存在形式很多，通常与福利政策相关的是工资管制和租金管制。当今学界和政策界对于管制达成的共识是，应该避免管制存在，收入再分配应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

5. 个人破产

最后我想谈一下个人破产，我认为它是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你可以将它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允许个人破产，而在美国是允许的。不允许破产意味着债务将跟随着债务人一生，直到债务偿还或者债务人死去。不允许破产的好处在于能够使想要借债的人承诺不会去借无法偿还的债；而允许破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很好的社会保险。就美国最近的经验来看，允许破产引发了很多问题。许多贷款投资楼市的人在危机后都选择了违约和破产，这种行为使得楼市危机影响更大更深。我认为，在允许私人破产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很可能是个坏主意，而允许私人有限破产可能是个好主意，我的建议是后者。

以上是我用现代福利国家观点，结合中国的背景，对各种政策工具的介绍。

总结

我认为中国可以从构建旨在提高效率的福利国家中受益匪浅。我的观点与中国的改革计划不是相对的，而是一致的。如胡舒立主编刚才提到的，凝聚改革共识和支持非常困难。我认为就福利体系改革而言，提高效率是一个很容易达成的共识。如我之前所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将催生更大的收入差距和更大的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构建现代福利体系来解决。另外，我认为中国储蓄率高的重要原因是存在很多市场无法提供的保险，而政府也没有提供，这使得中国人做了大量的预防性储蓄。通过构建一个旨在提高效率的现代福利体系，高储蓄率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中国正在进行的构建一个从无到有的福利体系不仅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选择最有效率的福利体系的巨大机会。须知，如果一开始选择了一个不太有效率的福利体系，将来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改革。

我个人认为以上各点对于前进中的中国至关重要。

[1] Per Krusell，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克鲁塞尔教授是新宏观经济学创始人，是公认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军人物。其研究涉及宏观经济学各领域，在科技发展、宏观经济政策、政治经济、收入不平等、就业以及气候变化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等。本文由李一南根据克鲁塞尔教授在2013年12月18—19日“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

碳税
中国和世界的三重红利

约翰·哈斯勒 佩尔·克鲁塞尔 [1]

没有综合性、长期型和全球性的视角，就无法正确地分析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措施的影响。比如，欧盟的一项碳排放税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产生影响，而且这一影响极为长久。

我们对气候与经济的研究已持续了大约五年，研究领域集中在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和长期增长。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我们拥有许多必要的技能和工具，以分析气候和经济问题。

然而，我们的知识还远远不够。显然，如果不了解推动气候变化的科学关系，就无法开展气候和经济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不是专家。因此，我们与瑞典气象和水文研究所、伦德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进行合作，这些都是在跨学科的Mistra SWECIA项目下完成的。

与自然科学不同，我们的气候和经济模型还必须描述人类行为。因为人类有远见，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的行为，因此，经济模型必须考虑对未来的预期，这使我们的研究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在将现有的气候模型整合进经济模型之前，必须做极端的简化。在这一简化过程中，Mistra SWECIA项目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同事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帮助我们对主要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恰当的浓缩。

本文将叙述我们在Mistra SWECIA项目的气候和经济研究中得出的大量结论。我们将主要发现归纳为八个要点：

1. 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气候变暖，但程度未知。

2. 根据已有的估算，即使尚不能完全确定，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损失也将是极为显著的，虽然从全球视角来看，还称不上是灾难性的。

3. 现有知识不足以评估那些未必出现的全球损失的风险，虽然这些损失有可能更为重要。

4. 气候变化引致的代价在地理分布上极不平均，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较为贫困的，有可能遭受灾难性的损失。

5. 化石燃料的使用具有“外部性”，仅靠市场无法应对。全球碳排放税是解决这一市场失灵的最佳政策工具。

6. 按照已有的估算，最优的碳排放税是有限的，不高于现有一些国家征收的水平，比如瑞典。

7. 引入全球碳排放税不会威胁经济增长和福利。

8. 对传统石油征税，至多对气候产生有限的积极影响。对开采成本很高的煤和非传统化石燃料的使用征税，效果显著，即使不在每个地方都征收这种税。

对我们而言，在研究项目开展之前，上述任何一个论点，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受各自背景和知识的影响，肯定有些读者会认为其中一些论点并不重要。然而，很难认为所有的要点都是不重要的。这些论点当然都是暂时性的，新的研究肯定会使我们对其中一些做出修改。我们的气候和经济项目报告仍在进行中，当我们从自己或他人的研究中了解更多时，我们关于这一议题的观点也可能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将上面列出的论点称之为“判断”，而不是“结论”，正是为了突出这种不确定性。

一、科学背景

二氧化碳像水蒸气和甲烷等其他气体一样，短波的电磁射线，比如光线，比长波的射线，比如热，更容易透过。随着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进来与出去的射线之间的平衡会改变。这一机制很容易在实验中验证，1903年瑞典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万特·阿伦尼斯早在1896年就将其称之为“温室效应” [2] 。根据阿伦尼斯的实验，提高二氧化碳水平会引起温度的提高，提高的幅度与二氧化碳水平提高的比例成正比，即两者呈对数线性关系。尽管直接的温室效应在实验中是可以测定的，但二氧化碳水平提高对地球温度产生的最终影响，很难确定。这是因为更多的二氧化碳产生的直接影响会导致一系列反馈机制，这会加强或减弱最初的影响。通过升温，二氧化碳增加会使大气中含有更多的水蒸气，减少甲烷，这会加剧温室效应。减缓北极冰层的形成，则会减弱地球将射入的太阳光反射出去的能力，这也会增强二氧化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全球平均气温的提高，可能有助于云层的形成，这可以增强对射入阳光的反射，从而减弱直接影响。有很多多少已为人所熟知的反馈机制的例子，有些预计会增强直接影响，有些则会弱化。很难对反馈机制的强度进行评估，这使气候变化与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们最常见的观点是，反馈机制总体上会加强二氧化碳浓度提高的直接影响。

我们和其他研究人员经常使用的一个合理估计，就是二氧化碳浓度每增加1倍，全球平均气温大约升高3摄氏度。然而，相关分析必须考虑到，这一数字是相当不确定的。

反馈机制不一定保持不变的强度，也未必不受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可以想象，在地球已经变暖时，有些使之增强的机制才刚开始发挥作用。如果的确如此，二氧化碳浓度提高的影响一开始还看不到，但是，一旦达到某一特定水平，温度将会加速提高。这可能引发所谓的“引爆点”。换句话说，如果全球气温超过某一特定水平，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更高的均衡水平，以致即使没有进一步的排放，地球的气候也会“倒向”新的均衡，全球气温会更高。如果能够确定这一特定水平，那么不超过这一水平就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就我们所知，气候学家对于这一水平有多高，乃至从全球来看，这一水平是否真的存在，还没有形成共识 [3] 。有些区域性的引爆点，可以使当地的气候条件发生急剧改变，但在进行全球范围的加总时，一种平滑的（对数）线性关系似乎仍是合理的估计。

另外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来自随时间的变化，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植物、土壤和海洋都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一直在这些介质之间流转，比使用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高出很多倍。这也会产生影响不确定的反馈机制。比如，更高的二氧化碳水平和气候变化都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进而影响存储二氧化碳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一半都留在了大气、海洋和生物中。有很多迹象表明，随着排放量的增加，这些介质储存更多二氧化碳的能力在下降。 [4]

二、气候危害

如果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没有重要影响，气候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没有意义。这种影响如何测量？气候危害是显著的，还是根本就不是一种危害，甚至还是人类福利的增加，这些争论的结论显而易见吗？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探寻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政治干预如何从全球范围改善人类的福利。

与投入有关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资源相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因此，这方面的知识相对稀少和零散，也就不足为奇了。

1. 两种不同方法

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可以称为“自下而上型”，另一种可以称为“简约型”。

“自下而上型”研究的思路，是先列出认为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的各个领域。比如，比较明显的领域包括农业、洪灾、海岸侵蚀、健康影响等。接下来，每个领域都进行单独的研究，以评估气候不同程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可能损失。这项工作完成后，将研究得出的所有气候损失加总起来，计算总量，并用损失函数的形式来表示，用于表明全球和各个地区在不同的气候变化水平下，遭受的损失强度。后者通常概括为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

对此需要注意的是，危害不仅局限于那些可以按照市场价格用货币来衡量的影响。气候变化会影响健康、闲暇的价值以及很多并不在任何市场上交易的价值。然而，为了将所有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成本加总在一起，所有影响都必须以相同单位来衡量。这样的评估在经济成本收益计算中很常见，比如，在交通事故中挽救了一条生命，就可以归为某一特定的货币值，虽然人类的生命肯定无法在市场上交易。

确定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做一些实验，为各个国家随机“分配”不同的气候变化。这样可以估计出气候与经济影响之间的可信的函数关系。

由于很多气候与经济的关联机制都是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的，可能需要在大量不同的星球上做实验！当然，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所谓的“自然实验”，比如气候的随机变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应用。

这形成了“简约型”方法测算气候变化对经济有何影响的基础。按照这一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气候波动，使用统计方法将这些波动与经济结果的变化联系起来。比如，一个国家偶然遭受一段时期的酷热天气，同时也经历了糟糕的GDP增长，然而，这样的案例确实存在吗？

自下而上型研究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决定经济与气候之间关系的直接机制的信息。这可能形成更多可靠的结果，也可能为我们依据经验做进一步推测提供了机会，比如分析比当前观察到的更显著的气候变化。当然，这一方法的主要劣势在于，很难确定是否穷尽了所有预想的影响机制。这一方法的关注点通常是局部影响。然而，由于缺乏基础研究，气候变化带来的冲突成本和动植物的全球变化常常被忽略。

使用简约型方法，更有可能抓住全部的重要机制。但是，它无法描述统计关系背后的实际机制，因此，更难进行归纳和外推。当然，气候的历史变化不能涵盖未来气候变化的所有可能情景。既然两种方法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就应当互为补充地使用这两种方法。

2. 气候研究

气候和经济模型化的先驱威廉·诺德豪斯，也曾基于自下而上的方法，最早开展有关气候危害的一些研究，确定了七种不同的气候危害类型 [5]，即农业；能源、林业和旅游等其他生产部门；海平面上升；健康；休闲和娱乐；迁徙和生态系统；自然灾害。在汇集了大量有关这些领域遭遇危害的研究之后，这些研究被归总为一个函数，用来刻画全球总损失（用占GDP的比例表示）。

诺德豪斯损失函数的最新版本见图1 [6] 。我们可能发现，随着气温上升，这条曲线变得越来越陡峭。这意味着损失增加得比气温更快。这是文献中的一个常见结论，但是，如果气温升高得比历史数据显示的更多，其结果如何，我们当然知之甚少。

图1 气候损失（作为全球平均气温增长的函数）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本页脚注[7][8]。

《斯特恩报告》 [7] 和其他一些方法都使用的所谓“PAGE”模型，也运用了一个损失函数，其中损失也增长得更快。与很多其他方法不同，这一模型试图考虑各种参数值的不确定性，以使模型尽可能贴近现实。这一点是通过定义一个区间来实现的，由此，在这一区间里，模型的参数值是随机得到的。比如，可以假定损失由气温升高的某一乘方来决定，乘方的值可以从给定的区间

上随机取得 [8] 。由此，通过每次设定不同的参数，可以进行大量的模拟。这是一种对模型预测值的不确定性进行估计的方法。

欧洲委员会为欧盟实施了一项自下而上的研究。这个名为“PESETA”的研究项目，估计了各类气候变化对欧洲不同地区的影响 [9] 。估计的损失包括沿海的损失、洪灾损失，以及农业、健康和旅游业的损失。在考察这些损失时，欧盟被分为五个地区，瑞典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一起，被划分为北欧区。对于这一地区，实际的估计结果是，至2080年，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是正的，即欧洲气温上升大约5度，全球气温上升大约3度，大致相当于总消费的0.5％。对于南欧，估计影响是负的，大致相当于年消费的1.5％。

至于“简约型”方法，到目前为止还很少从全球视角进行研究。一项著名的研究 [10] 将136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每年平均气温的变化联系起来。这项研究区分了GDP水平和增速的变化，发现气候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负向关系。气温每上升1度，会导致增长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但是，只有在贫困国家才是如此。

虽然仅凭五十多年的资料，不可能就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但这种影响不会随着时间而减弱，然而，这些结果并非不可辩驳。本文作者之一（佩尔·克鲁塞尔）与耶鲁大学的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所做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表明，气候变化对GDP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对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3. 每吨二氧化碳造成的恒定损失

上面已经说明，气温上升会导致气候损失的加速增加。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气温取决于二氧化碳增加的百分比。这表明某一特定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导致温度上升的速度是递减的。按照标准的假定，比如诺德豪斯损失函数所使用的假定，气温升高对损失的影响是递增的，而二氧化碳浓度对气温升高的影响是递减的，这使得二氧化碳浓度与损失之间的关系是等比例的。因此，大气中每增加一吨二氧化碳所产生的总经济影响，是近似恒定的，与气温水平无关。这种经济影响可以由某一百分比的GDP损失来表示。

基于诺德豪斯确定的标准，我们计算出每增加10亿吨二氧化碳，每年会使全球GDP降低2.4‰个百分点。目前空气中碳含量大约是8000亿吨，与化石燃料时代开始之前相比，大约增加了2000亿吨。应用二氧化碳浓度与损失之间的比例关系，2000亿吨二氧化碳导致的损失约为全球GDP的0.5％，或接近每年4000亿美元 [11] 。

三、气候和经济模型

由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两个明显的结论，人类通过使用化石燃料影响气候；这种对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遭到不可忽视的损害。

气候和经济模型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预测工具，比如预测未来经济和气候如何发展；二是作为实验室，评估不同的政策对经济和气候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一个典型的气候和经济模型由三部分组成，即气候模型、碳循环模型和经济模型。这三部分以多少有些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参见图2。

图2　气候和经济模型中三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碳循环决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动态路径，由经济模型中产生的碳排放来决定。二氧化碳浓度反过来又通过温室效应，影响气候模型中的能量平衡，这决定了气候如何演化。气候导致各种损害，从而影响经济。当然，这些相互影响可以设定得复杂一些或简单一些，但是我们将上述循环关系视为气候和经济模型复杂程度的合理的最低水平。这样的模型常被称为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s）。

然而，很多用于回答有关气候和经济问题的模型，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整合在一起的，因而缺乏必要的内在一致性。例如，科学模型经常将碳排放的变化路径视为给定，进而在此基础上计算对气候的影响，没有考虑气候变化会反作用于经济，并影响碳排放，由此产生的碳排放路径就会和模型预先假定的路径有所不同。

1. 综合性气候模型

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可用的综合性气候模型 [12]，用一个方程来描述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这一方程基于前面提及的阿伦尼斯的研究。这一方程表明，气温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对数成正比，其比例为一常数，即二氧化碳浓度每提高1倍，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度。上面已经提到，这一比例关系常被称为气候敏感度，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允许它以或高或低的概率，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

2. 碳循环模型

作为最低要求，碳循环模型必须描述在某一碳排放路径既定的情况下，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如何随时间变化。在我们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估计，即在20年内，使用化石燃料形成的一部分（一半）碳排放被植物和海平面吸收，另外一部分（五分之一）在大气中留存数千年，其余部分缓慢沉入深海 [13] 。

我们利用更复杂的模型，允许气候对碳排放有如上所述的反作用，以此来检验我们所做的简单估计的有效性。

3. 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必须描述长期中经济如何发展，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模型还要能够描述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随着时间变化，税收和其他政策如何影响化石燃料的使用。当然，复杂程度不同的模型都可以用在这里。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对特定的能源部门进行较为详尽的描述。那些只用于描述能源供应的模型，缺点在于不适合将广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化。

我们选择将简单而又著名的索洛模型进行直接扩展，以此作为长期增长模型的基础。扩展主要包括，除资本和劳动外，将燃料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我们还假定，储蓄率由具有前瞻性的居民来决定，这些居民的目标是实现个人福利的最大化。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就是损失函数，如上面讨论过的，这一函数需要刻画由更高的全球气温所导致的生产率损失。

四、最优碳税

至少从1920年阿瑟·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著作出版以来 [14]，人们已经熟知，应对外部性（比如碳排放引起的气候损失）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根据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征税。通过征税，碳排放者面临着私人收益和外部成本（税收）之间的取舍，如果税率合理，最优排放水平可以实现，就像有一个有效的碳排放市场在运行一样。

从理论上说，如何对化石燃料征税，与对其他具有外部性的商品进行征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在实践中，这与很多其他污染略有不同，因为这一外部性是全球性的，而且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

前面我们已经表明，对二氧化碳影响的一个合理的近似估计，就是大气中每增加1单位二氧化碳会导致一定的损失，这一损失可以表示为GDP的一定比例，并独立于GDP水平和全球的平均气温。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近似估计，我们可以根据新的知识对这一估计进行修正；而且，我们必须允许常数比例的损失值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一近似估计仍是一个有益的起点，以对全球碳排放税的合理水平进行清晰的分析。

前面已经讲过，大气中每增加10亿吨二氧化碳，会使全球GDP每年降低2.4‰个百分点。我们用希腊字母γ代表这一常数。当前全球GDP接近75万亿美元，这一损失相当于每10亿吨二氧化碳使GDP减少18亿美元，或每吨二氧化碳使GDP减少1.8美元。

如果1吨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只停留1年，然后就消失，每吨1.8美元的排放税意味着外部性在市场上被内部化了。但是，由于1吨二氧化碳排放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远长于1年，税收也必须考虑未来的损失。为了恰当地对化石燃料的碳排放进行征税，我们必须计算当前的某一边际排放量所导致的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损失值。

为此，必须考虑两方面内容：首先，1吨碳排放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很重要，停留的时间越长，造成的损失越大。更具体地说，我们需要知道，1吨碳排放在未来各个时点，有多少会留存在大气中。其次，即使按照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每吨碳排放造成的损失是恒定的，我们也必须确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GDP比例表示的既定损失，当前价值是多少。这是必要的，因为使未来损失内部化的碳排放税（以下简称碳税），是在排放发生时的今天征收的。

1. 碳衰减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采用碳循环模型，描述多排放1吨碳，如何影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未来变化路径。然而，大多数碳循环模型如此复杂，以致无法用几个参数来表示。因此，为了说明碳衰减如何影响最优排放税的水平，我们选择上述的近似估计作为代替。

我们首先假定1吨碳排放中某一特定份额φL（以20％作为基准）永远留在大气中 [15] 。其次，假定一定的比例1－φO（以50％作为近似估计）立即消失。第三，假定剩下的部分φO（1－ φL）以恒定的衰减率融入深海，衰减率为每10年φ（我们采用2.3％，即每300年衰减一半）。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参数将是决定最优碳税的关键因素。

2. 贴现

如何估计未来的福利，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经典问题。威廉·诺德豪斯 [16] 认为，市场数据可以为这类评估提供基础。通过观察市场如何为某只将来需要支付一笔特定款项的证券定价，比如一种债券，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市场参与者如何为将来可能的消费进行估价。

另一方面，尼古拉斯·斯特恩 [17] 认为，对于我们应如何为未来的收入和损失定价，市场无法提供良好的指导，因为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价值，我们对此的评价未必与市场参与者相同。

我们还需要评估未来数百年产生的消费损失，如此长期的债权在市场上即使存在，也很难找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从市场数据中推算出人们对不久的将来所使用的贴现率，也绝不能意味着我们对未来几百年间产生的损失进行贴现时，应该使用相同的贴现率。

虽然贴现率的选择牵扯道德问题，我们很快还会回到这一话题，但仍有一些内容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客观分析。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应如何看待如下事实，即后代可能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从福利的角度来看，可以合理地认为，一个穷人失去了某些资源，比一个富人失去了这些资源，更为糟糕。这是因为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假定是，一个人消费的越多，一单位边际消费的价值就越少。在这里，我们有关损失与GDP成比例的假定，将会给这一分析提供很大帮助。

因此，我们对未来某一特定时点的损失的评估如何受那时的收入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更高的收入水平（更高的GDP）意味着损失将会更大，因为就像诺德豪斯以及其他人的研究那样，我们假定损失与GDP成正比。这会导致今天高估损失。另一方面，更高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减少1单位消费导致的福利损失较少，因为高收入意味着高消费，进而1单位边际消费的价值更低。

因此，在评估未来的消费损失时，未来更高的收入产生了两种作用相反的影响，使用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我们可以表明实际上两者正好可以相互抵消。这意味着1吨大气中的碳在未来某一时间造成的损失值，与那时的收入水平无关 [18] 。

3. 最优碳税公式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计算最优碳税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对于未来每一时点，我们都可以计算出大气中每增加1吨碳所造成的损失。这以常数γ乘以当时的GDP来表示。然后，我们将这一数值乘上现在排放的碳在未来那一时点仍留存的部分。这一计算可以得出现在排放1吨碳导致的未来某一时点的损失。

接下来，通过计算所有这些未来损失的总现值，我们可以得到最优碳税。根据上面我们给出的假定，可以由以上这些计算得出下面最优碳税的公式 [19] ：

在上述公式中，T t是t时期每吨碳排放的最优税率，Y t是t时期的全球GDP，φL是排放1吨碳永久留在大气中的部分，1－ φO是立即消失的部分，φ是其余部分被深海吸收的速度。因此，排放1吨碳被深海缓慢吸收的部分为（1－ φL）φO，即括号中第二部分的分子。

最后，ρ常被称为主观贴现率。这部分的贴现与不同时期消费的变化无关。因此，它衡量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推迟到未来的消费相比，我们偏好现在消费的程度。具体而言，ρ衡量的是未来的福利值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的速度。如果ρ为每年1％，这意味着当前的福利在一年以后会贬损1％。

如同上面讨论的，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道德和主观因素，特别是在我们评估后代的福利时。因此，对于正确的ρ值应该是多少，我们没有采取绝对的态度，虽然我们注意到，在讨论气候变化或其他一些问题时，使用的ρ值通常在0.1％—2％之间。然而，这一范围非常宽泛，通过计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未来的福利值相当于当前值的一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主观贴现率为0.1％，则有关估值的半衰期约为700年，或大约20代人。但是，如果贴现率为2％，则半衰期仅为大约35年，或者说只需要一代人。按照后者，我们根本无需考虑700年后发生什么。那时，我们当前福利的估值将会提高100万倍 [20] 。

我们由公式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碳税与GDP成正比。这意味着税收会随着GDP线性增加。碳税与气候的变化γ也成正比。我们早先已说过，对于气候变化的程度，远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我们需要从很多重要的方面对γ值进行更新。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应与γ以相同的比例调整。

相似的，对控制碳衰减的参数赋值，也可能随着新的知识进展而改变。比如，若排放的碳有更多比例永久留在大气中，最优碳税就应该提高。如果更少的比例直接从大气中消失，或者大气中的碳被深海吸收的速度下降，碳税也应提高。按照我们以前的讨论，这些影响都是预期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对其进行定量评估。

4. 税收水平

根据上面选取的参数，并假定全球GDP为75万亿美元，计算出的最优碳税显示在图3中。横轴代表主观贴现率。纵轴左侧代表每吨碳以美元计价的税收，纵轴右侧代表每吨二氧化碳以瑞典克朗计价的税收。需要注意的是，消耗1吨煤，还需要消耗2.67吨氧气，才产生3.67吨二氧化碳。因此，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征收1000瑞典克朗，如果用每吨碳来代替的话，相当于征收3670瑞典克朗 [21] 。

图3 最优碳税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们对未来关心得越少，即贴现率越高，税率就会越低。与上面我们计算得出的每吨1.8美元的年损失相比，以上面任何贴现率来计算，税率都高得多。因此，税率主要是由未来的损失决定的，而不是短期气候变化的作用。

我们也注意到，上面公式得到的结果与斯特恩和诺德豪斯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虽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模型，但在其分析中主要的区别在于对主观贴现率的选择有所不同。斯特恩使用的是每年0.1％的贴现率，代入我们的公式，得出的结果是每吨二氧化碳征收890瑞典克朗的税。这与斯特恩本人提出的碳税很接近。使用每年1.5％的贴现率，我们的公式表明，碳税应为每吨二氧化碳102瑞典克朗，或每吨碳57美元，这与诺德豪斯的分析较为接近 [22] 。

有趣的是将我们的结果与瑞典的碳税作比较，即每吨1100瑞典克朗。与斯特恩采用的非常低的贴现率得到的结果相比，这一税率较高。最后，比较一下最优碳税与欧盟的排放权价格，后者对征收碳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价格最近跌倒了每吨略高于4欧元，远低于最优碳税，即使按照极高的贴现率计算最优碳税，也是如此。

排放权价格自实行以来，经历了显著波动。这一波动与二氧化碳所致危害的估计结果的变动无关。这表明使用数量限制而不是直接税，有其不利之处。如果使用数量限制，政策制定者不仅要估计二氧化碳的危害，还有估计减少排放的代价。后者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化，并且在短期和在长期区别很大。因此，一个最优的数量限制将随着时间而变化，即使二氧化碳造成的危害是不变的。

确定数量限制如何随时间变化，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我们无法确定减少碳排放的代价，政策就可能犯严重错误。按照我们的观点，这是使用数量限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识别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或气温的引爆点或临界水平，就应采取数量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不超过门槛值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很难判断税收与排放数量的关系，直接的数量限制会更好一些。

5. 气候损害与经济增长

大多数气候和经济模型都假定气候损害会影响GDP水平，而不是影响GDP增长速度。在我们的最优碳税公式中，很容易将增长效应包含在内。如果将增长效应纳入公式的话，对计算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增长效应是永久性的或至少是长期的情况下。

上文假定，二氧化碳排放会增加大气中碳的数量，每增加2000亿吨碳，会使全球GDP下降0.5％。按照1％的贴现率，如果对永久的经济增长产生1％的影响，就需要对其征收相同的税收。换句话说，如果现在增加2000亿吨碳，对增长产生的永久性影响是对GDP水平产生的影响的1／10，即每年降低增长速度0.05个百分点，税收就应是原来计算的10倍。很容易看出，测度如此小的影响是极为困难的。这显著增加了最优碳税的不确定性 [23] 。

6. 初始二氧化碳浓度的重要性

在我们的计算中，假定新增的碳从大气中消失的速度，与大气和海洋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无关。这一假定是有疑问的，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时候，因为较高的浓度会降低吸收更多碳的能力 [24] 。

然而，在《自然》杂志一篇著名的论文中 [25]，作者表明这一影响被以下事实所抵消，即更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对能量平衡的影响是递减的，大气变暖的速度由于海洋升温缓慢而减缓。这一证据的要点是，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与累积的碳排放数量大致成正比。根据上述论文，预计的影响是，每排放1万亿吨碳，会使气温上升1.5度 [26] 。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排放了大约5000亿吨碳，这应使气温上升大约0.75度。给定损失和气温之间的关系，这一结果可以作为计算最优碳税的基础。如果我们假定，不管气温有多高，气温的某一上升可以导致相同的损失，那么，计算就很简单。如果我们假定随着气温的升高，新增的损失会越来越大，那么，最优碳税就与上面的计算不同，就取决于我们对未来排放的估计。如果未来使用的化石燃料多，边际损失就会更高，这就需要提高现在征收的碳税，反之亦然。

五、最优碳税会威胁经济增长和福利吗？

在合理水平上引入碳税，对经济会产生重要影响。更高的能源价格会降低GDP，因为能源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投入。在短期内，能源使用与GDP几乎是成比例的，急剧减少能源使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关掉机器，减少交通等服务。因此，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即能源税会威胁经济增长和福利。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引入合理的全球碳税对经济增长只有有限的影响。

能源使用与GDP成正比，在稍微长一点的时期，并不准确。相反，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使用其他生产要素替代能源，潜力巨大，由此会增加每单位能源所创造的GDP数量。在短期（几年时间）内，能源开支占GDP的份额会随着能源价格的变动而发生明显的波动。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一份额是非常稳定的，变动仅有几个百分点。这表明，如果能源价格上涨，比如由于征税的原因，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潜力非常大，可以在生产没有大幅下降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点。

同样，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也可以说明，能源替代的可能性很大。图4显示了发展水平和气候条件大致相同的一些国家的能源效率，衡量的是每单位能源创造的以美元计价的GDP（所有能源都换算为千克燃料油当量）。深灰色的柱状显示的是每个国家在2003—2011年平均的能源效率。

图4 能源效率：每单位能源（每千克燃油当量）创造的GDP（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美元，2005年不变价格）

从图4中可以看到，各国能源效率有非常大的差异，最低值与最高值之比超过了1∶5。我们还注意到，包括芬兰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也有显著差异。丹麦的能源效率超过芬兰2倍，瑞典比芬兰高出30％，但比挪威低20％。我们相信，这些差异反映了能源获取和政策方面的不同导致的能源价格差异。

1. 政策有效吗？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以下判断：气候变化的危害在世界上的分布极为不均。这意味着不同国家对于合理的碳税应是多少，会有不同的意见。理论上，通过某种设计合理的国际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消除不同的意见。这样，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引入上述计算得出的碳税而获益良多。然而，除了政治因素以外，有几个原因使这样的体系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重要的是，分析碳税在一些个别地区实施，而不在其他地区实施，这会有何影响。分析引入全球性或区域性碳税，对于化石燃料的使用有何影响，也很有意义。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技术进步提高了经济中的能源效率，化石能源的使用会发生何种变化。

2. 常规石油：供给有限

为了分析刚才提出的问题，关键是将供给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常规石油的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这与生产者的开采成本关系不大，而是由常规石油数量有限这一事实决定的。在这样的市场上，从长期来看，供给是有限的，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除非征税高到采油无利可图。在这样的供给条件下，税率切实可行的全球碳税不会影响消费者的价格，而是以减少利润的形式由生产者承担。这样，消费就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这也适用于科技发展，其作用与税收相似，会减少需求，即需求曲线向内移动。如果供给没有弹性，即供给对价格不敏感，需求的这种变化只会影响生产者接受的价格，而不会影响使用数量。

我们的推理可由图5来说明。征税或发现新的节能技术会使需求曲线向内／向下移动，即从D1移至D2。由于供给曲线（S）是垂直的，均衡数量保持不变，价格下降，直至供求相等，这时的均衡数量与需求曲线移动之前是一样的。

图5 供给缺乏价格弹性时的供给和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或科技发展不会影响总的使用量。虽然图5描述的只是静态的计算结果，长期结果也可以做相似的推理。在任一给定的时间，只要石油价格没有降到开采成本的水平，所有石油迟早都会耗尽。如果碳税随时间变化，石油的使用也会随之改变，在税率降低时推迟石油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尽管相对有限。如果供给像上文描述的那样，是完全无弹性的，仅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征税，效果甚至会更小，这同样适用于局限于某些地区的科技发展，比如引入节能汽车。如果一个地区，比如欧盟，征收碳税或引入节能汽车，会使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轻微下降。价格下降会导致需求增加，抵消了引入碳税的地区石油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有人可能认为，数量限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地区通过数量限制减少了需求，也会导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全球需求保持不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常规石油，我们将其定义为一种供给有限的商品，且相对于价格，开采成本很低。然而，对于其他化石燃料，特别是煤，情况很不一样。

3. 煤：供给取决于价格

与常规石油的数量相比，煤的数量极大。因此，煤的价格主要反映生产者的开采成本。如果一个国家发现了常规石油，就可能由此变得富有，但发现煤就不会。因为煤的运输成本相对于价格较为昂贵，大部分煤都是在产地消费掉的。在这样的供给条件下，碳税是在全球征收还是在一个区域征收，带来的影响就会非常不同。因为煤的价格接近开采成本，如果引入碳税的话，降价的空间不大。因此，对大部分当今的煤炭开采，不需要征收特别高的碳税就可以使其变得无利可图。每吨煤50美元的碳税，与现在的开采成本差不多高，对煤的使用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因为煤炭市场不是全球性的，欧洲的碳税不会导致其他地区，比如中国，用煤量的增加。对于提高能源效率或以绿色能源替代煤的技术发展降低对煤的需求，上述分析也是完全适用的。对煤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价格下跌，从而使煤炭开采利润下降，进而减少煤的使用。

市场的均衡见图6。与图5的区别在于，在这里假定供给受价格的影响。更低的价格意味着在销售量相同的情况下，利润减少了。在图5中，征税和科技发展以相同的方式，使需求减少，但是在图6中，由于供给取决于价格，均衡的数量从Q1降至Q2。

图6 供给具有价格弹性时的供给和需求

因此，由我们的推理可以得出结论，通过碳税或其他政策工具影响常规石油的使用是困难的，或者不可能的，但绝对可以影响煤的使用 [27] 。

注意到以下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常规石油的剩余数量对气候变化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大气中碳的数量已由大约6000亿吨增至8000亿吨。仍未开采的常规石油的数量估计在2000亿吨左右。即使所有这些石油都被用光，对气候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28] 。

煤的储量据估计至少是常规石油的20倍，这使煤对气候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因此，如此众多应对气候威胁的政策，都徒劳无益地指向常规石油及其最终产品（如汽油和航空润滑油）的使用，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

4. 新的化石燃料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煤和常规石油，其供给结构可以视为两个极端。近年来，高油价与技术进步一起，导致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些新化石燃料的出现，例如，深海石油、油砂和高压水砂破裂法采油。从气候角度来看，有理由对这些新化石燃料的出现予以密切关注，因为这些资源的潜在数量非常大。

另一方面，现在这些化石燃料的新来源开采成本很高，这意味着征税会对其使用产生影响。与常规石油不同，合理的碳税以及取消补贴，应该不会导致这其中的某些技术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六、中国的碳税

气候变化影响全世界，但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所受的影响有很大区别。气候变化产生的经济后果，其地理分布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甚明了。然而，现有的有限知识表明，中国可能受到的影响要比其他很多国家小一些。如若如此，有人可能认为，减少全球碳排放，防止气候变暖，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而言是有限的。

但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不仅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也会有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影响，尤其是对空气质量。乔根森等人（Cao、Ho and Jorgensen，2013）的研究表明，碳税对中国的福利和健康具有极为有益的影响，且不会危害经济增长。他们使用了一个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进行模拟，分析引入中等水平的碳税，即每公斤碳征收0.1元人民币，会产生何种影响。碳税会极大地减少煤的使用，提高生产的能源效率。由于这一碳税与汽油价格相比很低，但与煤的价格相比要高得多，运输服务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由颗粒物（PM2.5）污染引发的急性死亡病例会大幅降低。碳税还会显著增加政府的额外收入，约相当于当前政府收入的3％。这些税收足以用来冲销征税对GDP产生的少数不利影响，比如减少其他征税。

对每千克碳征收0.1元人民币，这一碳税明显低于我们在考虑后代利益的情况下计算得出的全球最优税率。给定上述中国的情况，从狭义的国内角度来看，对中国而言，这一碳税有可能低于最优水平。另一方面，快速引入一个更高水平的碳税所引起的短期摩擦成本，没有包括在我们的计算中。由于这类成本的不确定性，第一步先采用中等税率可能是明智的。朝着最优碳税迈出的一小步，当然要比迈一大步却跌了跟头强。然而，应该有意识地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提高税率，为此制订明确的计划，对于加速提高燃料效率，发展能源生产的其他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有重要的证据表明，引入碳税会使中国受益良多，可能比很多国家甚至是大多数国家，收益都会更大。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惊人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减少碳排放是全球为遏制气候变化而努力的关键。这也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现在就可以利用的双赢机会。

预测碳税的经济后果，比预测长期碳排放的具体路径要容易得多。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税收比配额要好得多。我们认为，这对任何一个地区都适用，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结构变革的国家。我们也相信，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重点应放在国际碳税上，而不是放在气温上限和暗含的全球排放路径（implied global emission paths）上。以全球排放路径为起点的关于各国配额的国际谈判，本质上是一个零和博弈，这使得达成一致意见变得非常困难。就广泛的全球碳税达成妥协，成功的概率可能更高一些。现在，中国可以帮助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回到正确轨道，并率先广泛引入碳税。如上所言，中国引入碳税以应对气候变化，会使世界其他地区广泛受益。但是，展现为全球福利做出积极贡献的雄心壮志，会为中国带来无形且宝贵的益处。此外，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特别是煤的使用，对中国国民的福利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碳税可以产生三份红利。

（南开大学 郭金兴 译）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John Hassler，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瑞典财政政策委员会副主席、Bellagio小组成员以及欧洲经济顾问团成员，研究领域包括最优税收体系、最优社保体系、收入再分配以及气候变化。Per Krusell教授的介绍见本辑第67页《中国应构建现代福利国家》一文。文为Mistra-SWECIA项目（一个研究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跨学科项目）第五期报告，提交给2013年12月18—19日的“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

[2] Arthenius（1896）.

[3] 也可参见Lenton et al（2008），关于更通俗的科学描述可参见Levitan（2003）。

[4] 也可参见Matthews、Gillet、Stott and Zickfeld（2009）。

[5] Nordhause发展了得到广泛应用的气候与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DICE）和气候与经济区域综合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RICE）。这些模型在诺德豪斯的主页（http：／／aida.wss.yale.edu／～nordhaus／）上有详细介绍。

[6] 参见Nordhaus（2013）的DICE模型，其形式极为简单。损失等于1－1／（1＋0.002131×T2），T为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

[7] Stern（2007）.

[8] 具有代表性的是假定在1.5—3之间的三角形分布，以2作为模型的值。

[9] 参见http：／／peseta.jrc.ec.europa.eu。

[10] Dell、Jones and Olken（2012）.

[11] 正式来讲，这是一个预期值，因为诺德豪斯假定，造成重大损失的“灾难”是小概率事件。

[12] 参见Golosov、Hassler、Krusell andTsyvinski（2014），关于区域层面的分析，参见Hassler and Krusell（2012）。

[13] 这是基于IPCC（2007，第25页），可以总结如下：“进入大气的二氧化碳，大约有一半会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消失，还有30％在几个世纪内消失，剩下的20％会在大气中停留数千年”。

[14] Pigou（1920）.

[15] 实际上，这些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会停留数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经济计算中可以近似地表示为“永远”。

[16] Nordhaus（2008）.

[17] Stern（2007）.

[18] 核心的假定是，效用是消费的对数。进而，边际效用与消费成反比，这抵消了损失与收入成正比的假设。为使上述结论成立，消费必须也与收入成正比，但是，由于在大多数长期增长模型中以及在现实中，储蓄率变化幅度并不大，储蓄率的变化从数量上来看并不重要。然而，如果效用函数比对数函数还要弯曲，一个更高的（更低的）收入增加会导致更高的（更低的）贴现率，反之则反是。

[19] 参见Golosov、Hassler、Krusell and Tsyvinski（2014）。

[20] 1.02－700接近百万分之一。

[21] 碳的分子量是12，氧的分子量是16。二氧化碳分子量和碳原子的分子量之比为（12＋2×16）／12，近似等于3.67。

[2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发现2011年全球对化石燃料消费的补贴达到5230亿美元（World Energy Outlook，2012，Factsheet），每年全球碳排放量超过90亿吨，这意味着化石燃料使用得到的补贴大致相当于应对其征收的税收。政治家们找到了正确的数字，但符号是错的。

[23] 这也表明其他一些可能对增长产生长期影响的措施，比如税收和教育政策，也会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影响福利。

[24] 作为Mistra SWECIA项目的一部分，对该领域的广泛研究正在进行。

[25] Matthews、Gillet、Stott and Zickfeld（2009）.

[26] 作者的研究还表明，在95％的置信区间内，每万亿吨碳导致温度上升1—2.1度。

[27] 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有人买断现有的石油资源，并永不开采。

[28] 如果使用上面的粗略估计，并假设使用石油所释放的碳有一半迅速地被海面和地球吸收，气候敏感度为3，则温度的提高将是3*ln（900／800）＝0.35度。

经济学课件IV：
税收的比较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税收那么少？

蒂莫西·贝斯利 托尔斯滕·佩尔松[1]

在大量的主流公共财政文献中，征税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征税限制的传统研究很少将这些限制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而是主要聚焦于激励约束机制带来的限制，而激励约束机制与信息不对称或者政治及政治制度有关。但是，仅激励约束机制并不能解释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税收水平的巨大差异。低收入国家的税收一般占GDP的10％—20％，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在40％左右。

从本质上讲，我们对这些特征的看法和100年前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类似。他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财政史首先是整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影响源自国家运行必需的经济血液(税收)，以及对其(税收)运用所带来的结果。”为了充分理解税收、经济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需要考虑驱动发展进程的动力。贫穷国家因为某些特定的原因而贫穷，同时这些原因也有助于解释它们在增加税收方面的软弱无能。

我们首先分析税收占GDP份额如何随一国人均收入和税基宽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就一国税收占GDP份额的决定因素，构建了一个基准模型。和许多经济学基准模型一样，该模型很有用，不是因为它能直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而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思考能从模型中得出哪些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我们回到最初的焦点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税收那么少？我们先考察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相关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政治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脆弱的制度、支离破碎的政体以及由于新闻媒体软弱而导致的信息透明度缺乏。另外，社会和文化因素，比如国家认同感弱、缺乏对规范的遵从，也可能遏制税收的征集。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建议采用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来考察这些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当然，对低收入国家税收的研究也让我们了解了促使税收水平高低的一般性动力，但并不止于此。税收权的演进不仅对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很关键，而且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和支撑市场经济的能力也至关重要。另外，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往往携手同行，因为参与式政治体制的公民要求对不断增加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管理。因此，征税权远不止于增加税收，它是国家发展的核心。[2]

经验性特征

现有的一些事实材料有助于开启我们的讨论。我们将通篇考虑国家层面的税收，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税收。图1根据米切尔(Mitchell，2007)的研究数据绘制而成，显示了税收水平和结构(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的18个样本国家[3] 中是如何演变的。对于其中的15个国家而言，图1还显示了从工资中直接扣缴所得税的情况，这是利用企业征集税收从而提升所得税的一项重要技术创新。

图中阴影部分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政府扩张的一般性趋势。可以说，20世纪见证了历史上国家能力最大幅度的扩张，至少在增加税收能力方面。图1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每次世界大战期间，税收都会大幅增加；还有一个显著之处在于，“二战”期间采取直接扣缴所得税的国家数量翻了一番。财政社会学一直认为战争在增强财政能力方面很重要，特别是辛兹(Hintze，1906)和梯利(Tilly，1990)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图1 18个样本国家税收收入、所得税和直接扣缴所得税的演变

注:图1显示了20世纪18个样本国家中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如何演变的。对这些样本国家，我们从理论上假定可以进行跨国和跨时期的比较。我们给出了18个国家未加权的平均数。数据中包括了直接扣缴所得税的情况，其中，芬兰、新西兰和挪威的数据缺失。阴影部分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数据。我们只考虑国家层面的税收，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税收。

资料来源:根据Mitchell(2007)的研究数据绘制

图2 国家层面的税收和收入

注释和资料来源:图2描绘了税收占GDP的份额(来自Baunsgaard and Keen，2005)与人均GDP对数(来自Penn WorldTable)的关系，都是2000年左右的数据。处于右下角的三个离散值是石油国家巴林、科威特和阿曼。

图2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观察税收份额和人均GDP之间关系的窗口。它描绘了总税收占GDP的份额(来自Baunsgaard and Keen，2005)和人均GDP(来自Penn World Table)的关系，都是2000年左右的数据。根据收入水平，样本国家被分为三组。根据图中显示，税收份额和收入呈现正相关。处于图中右下角的三个离散值是石油国家巴林、科威特和阿曼。

图3描绘了18个样本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不同时期5年移动平均税收份额(来源于Mitchell，2007)和国民收入(来源于Maddison，2001)的关系。这里，不同时期的观察值不同。图中显示，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显示的趋势相似。今天高收入国家的税收要比低收入国家的税收高，同时今天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的份额和发达国家一个世纪前的情况非常相似。

图3 20个时段18个样本国家在全球层面的税收和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和注释:和图1中的18个样本国家一样，图3描绘了20世纪税收份额5年平均数和国民收入的对照情况。这里，不同时期的观察值不同。

图1和图3显示了财政史的演变路径，这有助于说明图2中当前国家的情况。许多文献都阐释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不断扩张的趋势，但实际上在低税收国家中，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走向繁荣。尽管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和瑞士在一定程度上税收水平要低一些，但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高不少。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走过的路也差不多，都伴随着国家权力和征税能力的扩张。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路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以及支撑市场经济和提供非市场产品的国家能力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这并不是说大政府(一个花掉公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收入的政府)就一定好。但是，我们认为，创建必要的制度来支持和维护市场经济，不仅能使公民受益，也会带来寻求高水平税收的激励。实际上，高税收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考察税收形式的结构性差异。贸易税和所得税代表着对行政管理能力的两种极端要求。征收贸易税只需观察边境的贸易流动情况，但征收所得税则需要一个包括监测、执行和遵从等内容的更为复杂的系统。说明这种差别的一种方式是观察任何税收水平下，贸易税和所得税分别占财政收入的份额。下面两个图描述了这种差异:图4是2000年的横截面数据，图5是20世纪的时间序列数据(资料来源同图2和图3)。在这两个图中，我们把所得税的份额作为纵轴，贸易税的份额作为横轴。从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两种税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分别与整个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高收入国家更多地依赖于所得税，很少采用贸易税的形式。而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更多地采用贸易税。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大量和收入无关的异质性。图5表明从贸易税转向所得税是税收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当和图2、图3比较时，我们发现图4和图5中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显示出相似的特征。

图4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所得税与贸易税的情况

注:该图描绘了2000年分别在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所得税占GDP份额和贸易税占GDP份额的情况。

资料来源:Baunsgaard and Keen(2005)以及Penn World Tables

图6用另一种方法说明了为什么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有着不同和较窄的税基:它描绘了1990年代67个样本国家最高法定所得税率(Gordon and Lee，2005)与所得税占GDP份额的情况(Baunsgaard and Keen，2005)。图中显示，不同组国家之间的最高法定所得税率(纵轴)大致相同，表明不同的税收收入(横轴)主要取决于不同的税基。该图表明，拓宽税基而不是改变税率，才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增加税收收入的关键。

图5 20个时间段内18个样本国家的所得税占比和贸易税占比

注:对于图1中的18个样本国家而言，该图描绘了全球所得税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纵轴)和贸易税在世界总收入中份额(横轴)的5年平均值的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同图2和图3

图6 不同收入国家的最高法定所得税率和税收占GDP比重

注释和资料来源:图6描绘了1990年代67个样本国家的最高法定所得税率(Gordon and Lee，2005)和1999年不同收入国家的所得税占GDP比重(Baunsgaard and Keen，2005)。

表1 对因变量“税收占GDP份额”的描述性回归

注释和资料来源:因变量为税收占GDP的份额。“高收入”为虚拟变量:当一国在2000年时人均收入处于前三分之一时，它取值为1；“低收入”也是虚拟变量，当一国收入处于底部三分之一时，取值为1。战争的平均年数是自1816年(或者独立日)到2000年间发生外部战争的年份所占的比例，采用战争相关数据库中的国内战争和国家间战争这两种办法进行测量。民族分裂来自Fearon(2003)的研究。行政制约测量了自1800年(或者独立日)到2000年之间的平均值。腐败指数是对2006年透明国际腐败认知指数中每国所有得分进行标准化后的值(0代表着高腐败，1代表着低腐败)，用标准差来划分。产权保护指数用1997年国际风险指南7分制来衡量。括号中是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这些粗线条的数据比较展示了一些有用的共同特征，但也展示了大量的异质性，这表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对这种共同性和异质性做进一步分析。为了开展这一讨论，我们通过对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提炼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经验规律。这些回归分析有助于描述性分析，但对因果关系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原因一方面在于聚类问题，也就是说，在某一方面做得好的国家往往在其他方面也做得很好；另一方面在于变量问题，有些变量可能被认为是“控制”变量，但实际上影响了最终结果的决定。尽管如此，观察这些数据仍然是一个有益的开端，同时提供了一些有助于思考因果机制的指南。

在表1中，因变量是税收占GDP的份额。第1列以不同方式再现了图2中的核心发现。它显示，就税收占GDP的份额而言，那些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处于前三分之一的国家要比处于中间三分之一的国家平均高13个百分点，而比低收入国家要高17.5个百分点。

在第2列中，我们主要考察一个历史变量和一个社会文化变量。历史变量是战争年份在一国历史中所占的年份比例［用战争相关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 database)记录的开始年份或者国家定义的独立日］。我们发现过去的战争和税收之间呈正相关。社会文化变量是来自费伦(Fearon，2003)的民族分裂。民族构成越多，税收越低。

第3列显示了与表示政治制度的常用指标即行政制约(来自Polity IV数据库)的相关性。当我们测算一个国家自进入数据库或者独立以来行政制约的历史平均值时，我们发现它和税收份额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第4列探讨了衡量政府有效性的两个指标:透明国际腐败认知指数，值越低意味着腐败程度越高，值越高意味着腐败程度越低；以及用国际国家风险指南衡量的产权保护指标。这两个指标都和税收收入有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存在一些决定政府有效性的共同因素。

最后，在第5列中，我们同时考察了所有变量。此时，人均收入变量变得不再显著，但是与行政制约和产权保护的相关性仍然很强。当然，在解释数据特征方面，这并不是要赋予这种强相关性任何特殊地位，而且这种有条件的收入相关性并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或者某些关键因素的共同决定作用。理解这些发现，需要对导致这些变量间相互作用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进行讨论。

一个基准模型

为了思考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这么低，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基准模型入手。假定政策制定由一小群公民控制。这些在位集团拥有一系列税收工具来提高财政收入，用于转移支付项目或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于是，我们预期税收将被提高到某个点，在这个点上，统治集团增加更多税收用于政府开支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增加更多税收带来的边际成本，而边际成本取决于税基的弹性。税基的弹性包括导致净损失的标准因素，以及避税和逃税产生的漏损效应。

这方面最著名的模型来自梅尔泽和理查德(Meltzer and Richards，1981)的开创性论文［也可以参见Romer(1975)和Roberts(1977)的前沿论文］。这些作者假定增加税收的动力是再分配(唯一的税基是收入，没有逃税和避税问题)并且由中位选民控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边际收益取决于平均收入(决定了财政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随税收增加而增加)和中位收入(决定了在提高税收时，作为核心集团的选民失去收入的比率)之间的差异。边际成本取决于总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这是净损失的唯一来源。在这种背景下，不平等程度更大的国家(用中位收入和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来定义)收税将会更多。

使用基准模型的意义在于，澄清产生某种结果所隐含的具体假设条件，帮助我们系统地思考这些假设条件是否真正适用或者需要进一步的修正。举例而言，在思考美国政府的规模方面，这一基准模型是不是有意义的出发点，还非常值得商榷。美国中位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左右，平均收入在7万美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由税收再分配和中位选民驱动的模型表明，美国税收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应该是高收入国家中最高的，而不是最低的。因此，尽管税收的再分配动机仍然很重要，但似乎还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方法来理解这种动机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梅尔泽和理查德(1981)研究框架中的核心假定甚至存在更多的问题。首先，政策制定可能并不代表中位选民的利益，尤其是很多低收入国家压根儿就没有民主制度。第二，出于政治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再分配可能并不是将资源从富裕人群转移到低收入人群或者中产阶级，资源可能会被转移到关键的政治集团手中，而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最低收入人群。第三，如果不考虑税收的非再分配动力——特别是优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可能会扭曲这一模型的结果。第四，正如之前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第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逃税和避税的活动空间是关键因素。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说明这五个问题提供了理解发展中国家低税收的一种方法。

在发展中国家掌权的动力远远超过税收决策的能力。另外，统治集团很少受到制衡机制的约束，有极大的自由度和方法去扩展自己或者亲信的权力。事实上，建立在税收再分配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的政治类型要比在典型的低税收环境下政府干预类型的破坏力低得多。这从指标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产权保护和税收呈正相关，腐败程度和税收呈负相关。财政再分配的真义在于它提倡一个相对公开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实行的是法治，同时政策不是选择性适用或任意适用。

最后，梅尔泽和理查德(1981)的框架本质上是静态的，它建立在给定的税收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相反，正如前面提到的，熊彼特的观点则强调税收嵌入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之中，并且与它们相互作用。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制度机制。

经济结构

低收入国家一般都有一个很大的非正规部门和许多小规模的企业。这些国家也极有可能依赖于少数自然资源或大宗商品并接受外国援助。这一系列因素经常促使低收入国家实行低水平的税收和窄税基。

非正规和小规模的公司

贫穷经济体中，对大规模非正规部门很难征税(La Porta and Shleifer，2014，他们讨论了非正规部门有着强烈的避税动机)。考虑到小规模非正规企业的数量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到处可见的街边小贩或者村里的商店，这些非正规企业及其业主的收入很难衡量，在缺乏正规交易记录的情况下，对他们的交易进行征税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从跨国分析来看，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和税收收入有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图7说明了这一点，它显示了非正规经济的规模(Schneider，2002)与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比重(Baunsgaard and Keen，2005)之间的对比关系，两个变量数据都来源于2000年左右以来的75个国家。

图7 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关系

注释和资料来源:图7比较了非正规经济的规模与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比重之间的关系，两个变量的资料来源为2000年以来的75个国家的数据。

拥有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使拓宽税基变得不大可能。它也意味着和税收水平相关的应税收入的弹性要比其他国家高，也就是说，当一个拥有大规模非正规部门的国家的政府试图增加税收时，报告给政府的应税收入实质上可能会下降。

因此，扩大正规部门的规模是一国发展过程中增加税收的关键。尽管随着经济增长，非正规部门的相对规模会逐步萎缩，但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导致更多的正规部门，因为政府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逐步构建一个功能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增强企业在正规经济下运作的吸引力，并且如果这些企业希望受益于正式的法律体系，它们就不能避税或逃税。另外，信用体系的建立、旨在保护产权的土地登记和合同的有效执行会将经济活动纳入税收当局的视野范围。这一点在地籍调查(表明所有权和土地的价值)中特别明显，地籍调查开始也是出于税收目的。例如，现代瑞典的地籍调查可以追溯到1530年，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为了征税引入了这一手段。斯科特(Scott，1998)强调了土地确权在欧洲税收史上的重要性。

非正规企业一般都比较小:在不依赖正式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它很难发挥出规模经济的优势，难以出口或者成为大公司，或者最终成为跨国公司。正规企业可以作为增加税收的基础，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运作(它们拥有银行账户或者外部投资者要求它们具备财务透明度)同时税收当局可以利用它们来扣缴员工所得税。正像克莱文等人(Kleven、Kreiner and Saez，2009)所强调的，扣缴所得税也有利于对个人和企业的税收记录进行交叉核查。

外国援助和资源依赖

在税收决策的标准框架中，政府只负责对其开支融资。贫穷国家税收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接受了大量的外国援助，这些援助在GDP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常常比国内税收还要多。另外，流向最贫穷国家的外来援助更多。例如，根据世界发展指数，1962—2006年间，外来援助占低收入国家总收入的平均份额大约在10％左右。获得外来援助降低了这些国家采取措施增加国内税收的激励。

这一观点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国家的税收可以采取使用费的方式。2000年，在低收入国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家石油出口收入超过了GDP的20％。在经济严重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国家，外援的比重仍然很大。

对于那些有大量其他收入来源的国家，来源于宽税基(比如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税收要比其他国家低。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詹森(Jensen，2011)的研究表明，在政府总收入中，自然资源租金每增加1％，税收占GDP的份额就会降低1.4％。尽管我们知道这些研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但是大量的外国援助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全有可能弱化从国内征税的激励。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项目的主要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事务部积极鼓励各国政府按照法律要求和能够保留记录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有助于增强这些国家的财政能力。如果对援助的依赖事实上减少了来自国内的税收，从其负面效果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最多只能算是次优政策选择。

政府行动的失败

综合起来，这些经济因素表明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非正规经济、来自自然资源或者特殊商品的收入、外来援助等因素共同导致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税收占GDP比重较低，税基较窄。随着经济增长，政府面临着重构和扩大税基的挑战。

即使经济增长对扩大税收网络和税基很重要，但它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征集较高的税收。例如，皮凯蒂和钱楠筠(Piketty and Qian，2009)认为，自1986年以来，在印度，不断增加的税收豁免导致所得税收入一直停留在GDP的0.5％左右。如果要通过拓宽税基来增加税收，例如采取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方式，需要有意识地改变税收体系和征缴机制，以反映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税收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收入，在1978—1994年间不断下降，因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收入，而这些国企的相对规模不断萎缩。然而，中国的税收收入在1994年税制改革后又开始逐步增加(参见世界银行2012年报告第三章)

要利用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优势，需要政府在改善税收体系方面进行投资。图1给出了一个重大财政创新的例子，即从工资中扣缴所得税。实现这一步，需要政府改变相应的政策以及确保能够有效遵从。没有这方面的措施，所得税可能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显著增加。通过增加营业税或者引入增值税来拓宽税基，也需要直接的政策改变，这些都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动出现。

也就是说，结构性变化和正规市场、正规企业规模的增加会减少这类投资的成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潜在的税收红利，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实际上逐步进入纳税范围。但是，这种变化能否真正带来更多的税收，还取决于政府的决策。这些决策反映了当地的政治制度，接下来我们将对此加以讨论。

有些结构性改变也可能会带来政府收入的减少。例如，那些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的政府，可能会失去铸币税。试图放松管制或实行经济私有化，也会降低政府之前拥有的隐性税收，特别是当工资和价格实行自由化之后。在那些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这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可以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逐步使用营业税的现代税收体制，逐步摆脱将土地租赁作为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当转型伴随着经济增长时，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被掩盖起来。但最终，需要通过有意识的改革构建一个有效的税收体制。

政治制度

从表面上看，在投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低收入国家的需求明显要比高收入国家高。事实上，“二战”以来的国际援助运动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另外，成立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公共项目的资源。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而言，发展中国家为了投资基础服务而增加税收的动机应该很强烈。

但是，增加的税收是否用来满足最有需求的人群取决于政治均衡。反过来说，这取决于当地的政治制度如何决定取得政权的统治集团怎样制定政策，以及统治者面临的约束。谁拥有政治控制权直接影响着税收水平和税收种类方面的决策，这些决策取决于统治集团所认为的政治成本和收益。另外，政治也对税收如何分配产生影响，这反过来又影响对高税收的政治支持率。

权力的低竞争度

尽管我们应该防止一概而论，但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富裕的精英阶层控制着政治是事实。这些精英群体受到各种制度机制的保护，包括权力的继承、军事政府和政党的精英控制。在这些精英群体的治下，政策会更多地迎合中位收入以上的群体，这降低了征收累进税的激励。精英群体控制的政府也影响着财政收入如何使用。正如梅尔泽和理查德所建议的，以及赫斯特得和肯尼(Husted and Kenny，2007)的实证研究所支持的那样，如果对权力的竞争变得更公开，我们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再分配性累进税。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的研究，历史上扩大选举权的改革反映了富有的精英统治集团害怕革命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

梅尔泽和理查德(1981)的基准模型假定税收收入是平均分配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选择性再分配。例如，高等教育支出更加向精英群体及其家庭倾斜，但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有可能用于穷人。在某种程度上，富裕的统治集团更喜欢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使用财政体制进行再分配的需求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精英控制政治往往会导致更少的公共支出。

薄弱的制衡机制

对现任统治集团的制衡有助于推动政府开支更加偏好公共利益。一个强大的立法机关往往会寻求广泛的联盟，从而抵消行政机关的狭隘性。独立的司法也可以借助法定的服务提供义务或者运用基于权利的主张和裁决来扩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然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权力竞争方面受到极大限制，既包括对选举权的限制，也包括对谁来执政等方面的限制。低收入国家在对行政机关的制衡方面也比较弱。例如，根据经常使用的政体IV指数，2000年，就政治制度对行政机关的制约而言，在人均GDP最低的三分之一国家组中只有7％的国家得分比较高，而人均GDP较高的三分之二国家组中有40％的国家得分比较高。

虽然经济学家们总是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论证投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等普惠型公共支出项目是值得的，但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确定这类公共支出项目的必要性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主要来自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公共服务的提供反映出低效率和腐败的双重问题。大量的宏观事实表明，在国家层面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越多，腐败的程度也就越低。当然，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解释，但存在直接的逻辑支撑。制衡机制应该通过对公共开支决策进行审查和建立必要的审计系统，为消除腐败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因此，不难发现在低腐败和税收水平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性，正如表1和图8

图8 腐败和财政能力

注释和资料来源:我们利用透明国际2006年的腐败认知指数，0代表着高腐败，10代表着低腐败。税收份额数据来自Baunsgaard and Keen(2005)。

(较高的清廉指数对应着较低的腐败认知)所显示的。这种相关性部分是由于当腐败的政府增税时，会面临较大的抵制。然而，它也从多个维度反映出政府效能的一些共同决定因素，在我们2011年的文章中，我们称之为“发展集群”。政府不同方面的能力协同演化，既是因为政府总体能力的提升，也是因为一些潜在的共同因素，比如制度。

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研究开始关注低收入国家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是否可以减少腐败并提升服务质量。得出的结果莫衷一是。在这些研究中，奥肯(Olken，2007)从一个随机的现场实验中找出了一些减少腐败方法的证据，这个实验是对印度尼西亚的600多条公路项目，计算官方运作成本和独立工程师估计的成本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奥肯的研究显示，社区监督机制看似并不起作用。然而，雷尼卡和斯文森(Reinikka and Svensson，2005)研究了乌干达的报纸运动，该运动旨在通过向父母提供信息以监控当地政府如何分配教育补助金，从而实现减少公共资金被侵吞的目标。这个研究发现，通过社区监督，学生入学率和学习成绩都有显著提升。这些微观研究表明一国制度的细节和具体方法对反腐至关重要。

对于腐败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寻租的官员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并不喜欢“漏损”少的公共支出项目。一些公民也会从带来腐败的公共服务特权过程中获益。尽管，这种受益的可能是少数，他们也会抵制旨在减少腐败的改革。伴随无处不在的腐败，一般公民可能不会支持较高的税收政策以及很好地遵从现有的税收政策。下一部分将研究能够具备支持税收意愿的文化和规范。

文化、规范和身份认同

在税收遵从方面，除了自阿林厄姆和桑德姆(Allingham and sandmo，1972)的开创性论文所强调的成本——收益分析外，纳税的内在动机和对法律的遵从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不同社会科学的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讨论了纳税的伦理价值，比如，戈登(1989)提到了个人道德，科威尔(Cowell，1990)提到耻辱，埃拉尔等(Erard and Feinstein，1994)提到了罪恶和羞耻感，波斯纳(Posner，2000)提到税收遵从方面的规范，托尔格勒(Torgler，2007)提到税收道德规范。把这些主张统一起来的一种观点是，创建一种善于遵从的文化可能是增加税收的关键。因此，低收入国家税收水平低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的纳税伦理规范要比高收入国家差。缺乏强有力的遵从规范，意味着任一法定税率水平下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要比预期的少。

然而，对这些观点及其经验分析上的重要性，还没有达成很强的共识，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举例而言，高度腐败或者感觉某种税收体制不公平，可能会阻碍遵从规范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深层次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而不是社会规范。有意义的是规范一旦建立，可以成为个人遵从决策的策略性补充。特别是，如果规范的产生是基于纳税是一种道德行为的信念，这可能会成为遵从的转折点。这种乘数效应可能会反过来促进对改善法律规则、强调正规企业重要性、加强税收监控和产权登记等方面的投资。

要正确地评估这些可能性，需要更多地研究纳税的个人物质动机和社会动机间的相互作用，但迄今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为了从经验层面考察社会规范对税收的重要性，还需要开发出一个能够做出清晰预测的模型，特别是纳税的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间的相互作用。

梯若尔等人(Benabou and Tirole，2011)提供了一个一般性模型，在该模型中，与规范相联系的社会动机(来源于对获得社会声誉的渴望)可以加强(挤入)或者削弱(挤出)与法律相联系的强烈的个人动机。贝斯利、詹森和佩尔松(2014)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动态拓展，并将它应用于分析英国地方产权税的遵从。通过在总体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现场实验，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在税收遵从方面存在相当多的社会规范，同时个人动机与社会规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

税收遵从规范的出现也可能部分来源于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在许多羸弱的国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也相对较弱。这为理解辛兹(1906)和梯利(1990)关于税收和战争相联系的经典观点提供了一种视角。这与财政收入和战争年份之间的正相关性也相一致。图1显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税收显著增加，这一点在战后并没有改变。在一些国家，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共同利益的来源之一，包括劝说公民接受高税收以及建立一种缴税的规范(例如，Feldman and Slemrod，2009)。如果税收遵从规范能够长期存在，财政收入的效应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图1表明了这种规范具有持久性，而不是两次战争期间的短暂现象。

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解释民族分裂和税收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反映在著名的观点中，即非洲殖民政权所人为设计的国家边境导致了民族分裂政策，产生了不良的发展后果(例如，Easterly and Levine，1997)。但是分裂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和政策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随着时间推移改变民族认同感。贝茨(Bates，1974)认为，非洲后殖民国家的独立驱动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伴随着先前存在的民族对国家赞助的争夺。当民族间矛盾紧张到要爆发内战时，会增加族群间的仇恨，并减少国家认同感。

国家建设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拓宽税基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前瞻性的制度投资。政府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税基以及实行什么样的行政和遵从结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引入工资扣缴所得税，这对于拓宽税基很关键(就像图1所显示的那样)。另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投资于税务当局的组织建设和培训。因为这些政策有着长期影响，我们(2009，2001)称之为财政能力投资。

按照这种动态的观点，当前关于引入或修正税收体制的决策将影响未来的税收水平。旨在减少因税基扩大导致的所得税“漏损效应”的投资，将会提高未来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会改变未来政府利用所得税来增加收入的激励机制。这种情况表明，可以把财政能力投资作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举措。

税收和弱政府

税收在国家发展中曾经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贯穿整个历史，财政收入方面的斗争一直是国家权力斗争的核心。在现代宪政政府的纲领性文献英国《大宪章》中，拥有增加税收的权力是其核心。它使那个时代的政府走向税收设置的中央集权制，议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法国财政国家(fiscal sfata)发展演变的历史解释(Dincecco，2011)认为，税收设定的中央集权是更为晚近的现象。这种观点认为，税收是国家强制权的关键方面。因此，它和一个国家范围内法律和秩序的建立紧密联系。

那些在提升财政收入比重方面失败的国家，往往也不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如表1所示)。税收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基于规则的财政征收方式。市场关系是财政的基础。因此，渴望获得税收的政府，也有激励去建立支撑正规市场运作的制度。例如，建立一个正规的金融市场将有效增加企业和个人税收。因为法治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市场的功能，财政能力的建设是从其他维度提升政府效能的补充方式。

最终，税收不仅和国家强制权的构建有关，而且改变了执行国家强制权的方式。国家过去带有更多伤害性去攫取财政资源的方式，被基于规则和更加友善的征税方式所取代。

但是，在现代高收入国家中，税收占GDP比重很高，这不仅仅是因为强制权。在这些国家，政府面临许多法律和实践约束，包括被选下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规范逐渐演变成支持广税基和相当大程度的税收遵从。那些希望政府税收能够被合理花费的公民，要求政府更加可问责和更加透明。

对于现代低收入国家而言，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并不仅仅是拥有技术专长的问题。政府制度和税收体制协同演进，税收可能会反作用于政治体制的发展(Levi，1988)。软弱和不可问责的政府不可能有强大的动力去构建财政能力，他们的民众也不可能很好地遵从规范。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问题，既可以产生好的均衡路径，也可以产生坏的均衡路径。

国家建设的顺序

许多组织向那些希望提升税务当局运作水平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基于随机干预的证据很容易说明政策的某些特点。例如，在卡恩等人(Khan、Khwaja and Olken，2014)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财产税务部门的合作中，将财产税单位分成一个具有三类绩效的支付体系或控制组。他们发现，受到激励的单位平均税收比控制组高9个百分点。随机控制实验的更多证据表明，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看到这些实证数据后，是否愿意改变。

最后，最重要的观察还是本文开头所强调的基本事实:从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税收结构看，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当时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高收入国家没有太大不同。这一事实表明，低税收可能反映了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也有助于解释这些国家为什么贫穷。从这个方面看，最重要的挑战在于采取措施去鼓励发展，而不是仅仅关注如何改善税收体制。

(徐兰飞 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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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mothy Besley，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Torsten Persson，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Ragnar Sderberg讲席教授。

[2] 非经济学家关于税收和经济发展的讨论经常关注这一主题(比如，Brutigam、Fjeldstad and Moore，2008；Levi，1988)。

[3]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芬兰、爱尔兰、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为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征收那么多的税？

亨利克·克莱文[1]

到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美国游客常常对如下现象感到困惑:尽管通过扭曲性税收和转移支付实施了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这些国家仍然位居高收入国家之列。实际上，无论依据人均收入，还是依据其他大部分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这些国家均居世界最高之列。无论对经济学，还是对那些认为大规模再分配政策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而加以反对的人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成功都提出了重要问题。

作为讨论的基点，表1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税收与所得税税率，与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例与所得税税率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在60％—70％之间，而美国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仅为43％。当考虑到所谓的“参与税率”，即劳动参与基础上的有效平均税率，它综合考虑了所得税、工资税、消费税以及根据家计调查(mean-tested)确定的转移支付等因素造成的扭曲效应，这种差别更加明显。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参与税率”大约为80％，这意味着因为更高税率和更低转移支付的综合效应，一个普通在岗工人能够增加的消费支出仅占其收入的20％。相比之下，在美国考虑了税收和福利体系的全部效应之后，一个普通工人可以保留其收入的63％。

表1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选定对照组国家的税收收入与税率

注释与资料来源:税收收入/GDP(来源:Index ofEconomic Freedom，Heritage Foundation)与税收份额(来源:OECD Tax Revenue Statistics)两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参考OECD税收分类数字，我们定义所得税＝1000＋2000＋3000，财产税＝4000，消费税＝5000。所得税包括对收入、利润、资本利得(1000)，社会保险费(2000)征收的税以及对工资和劳动力征收的税(3000)。最高边际所得税率(来源:Piketty、Saez and Stantcheva，2014)这一指标对德国而言是2011年数据，而对其他5个国家则是2010年数据。在线附录中关于图1的注释详细说明了参与税率的计算方法。这一指标对美国和德国而言使用的是2010年数据，而对其他4个国家则使用2009年的数据(来源:OECD National Account，OECD Government Revenue Statistics，OECD Social Expenditure Statistics，Penn World Table 7.0)。

本文将探讨如下问题: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何能在实施极高税率的同时，仍然在税收遵从、真实经济活动等指标上表现优异？有什么政策设计的具体特征能够解释这种组合效果？或者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什么特质使之对一套给定的扭曲性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不那么敏感？如果政策选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就可能对那些用经济增长为其高度不平等辩护的社会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若不然，那些反对更多再分配政策的人可以放心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一个不能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复制的特例。

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本文接下来的三部分考察政策设计的三个维度。第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税制能够非常广泛地覆盖第三方信息报告，拥有非常普遍而发达的信息跟踪手段，确保逃税保持低水平。第二，这些国家的宽税基进一步激励避税保持低水平，有助于应税收入相对于边际税率保持适度弹性。第三，补贴或者工作互补品——包括儿童保健、老年保健、交通、教育——的公共供给激励了高水平的劳动供给。这些劳动互补品的公共供给意味着有效劳动供给的扭曲没有表1所蕴含的税收——转移支付所造成的扭曲那么严重。

我们也会以社会与文化影响的跨国证据来检验“斯堪的纳维亚人与众不同”的假说。大多数此类问题的公共争论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诸如道德、规范及信任这样的社会动机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国家之间经济结果的差异。我们考察了税收与社会动机指标之间的跨国相关关系。尽管这些相关关系相当显著，支持斯堪的纳维亚人有更强的社会动机，但这些证据最终仍难以解释斯堪的纳维亚的高税收。特别是，现有的社会和文化动机指标对相关经济结果是否有独立的因果作用并不清楚，换言之，我们并不清楚社会和文化动机指标究竟是经济结果的副产品，还是那些导致了相关经济结果的更深层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副产品。

本文将斯堪的纳维亚狭义地定义为丹麦、挪威和瑞典三国，以区别于包括芬兰和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尽管本文的很多结论适用于所有北欧国家，把重点放在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仍然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更相似。

第三方信息和逃税

现代税制的实施和管理非常依赖雇主与金融部门提供的第三方信息，因为雇主和金融部门代表其雇员和客户直接向政府报告应税收入。如果纳税人和第三方之间不存在合谋，那么第三方报告的应税收入便没有逃税的空间。更广泛一点说，即使没有建立明确的第三方报告体系，税收执法也可以从纳税人与第三方代理人的市场交易所生成的信息中获益。这些信息是可证实的，是基于信用卡、贷款合同、商业合伙等非税目的所生成的，税务机关有可能获取这些信息以构建真正的税基。在克莱文等人(Kleven、Kreiber and Saez，2009；Kleven、Knudsen、Kreiber、Pedersen and Saez，2011)的两篇论文中，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证明，当且仅当第三方信息包括很大一部分应税收入时，税收执法才能成功。事实上，第三方报告对税收遵从的重要性早已经被税务从业人员、税务律师及经济学家普遍讨论过。

为了说明这一点，图1绘出了对自我申报收入(自雇收入、外国所得收入等)部分的个人所得逃税规模的估计。这些估计值来自克莱文等人(2011)对丹麦税务审计所做的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图1显示了总收入的逃税率(用实线表示)以及第三方报告的收入的逃税率(用虚线表示)，两个比率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自我申报收入的逃税率。45度线代表一个基准——总逃税率恰好等于自我申报收入所占的比率。图1显示自我申报收入的总逃税率明显递增，而第三方报告的收入的逃税率则总是接近于零。换言之，通观自我申报收入份额的分布，个人在第三方报告的收入中是近乎完美的守法者，而同时在自我申报收入中则为严重逃税者。克莱文等人(2011)指出丹麦的总逃税率极低(占收入的2.2％)，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大约95％)都经由第三方信息报告，其中逃税率几乎为零。

图1 自我申报收入部分的逃税

注:以正的逃税率为条件，并将自我申报收入的部分分为十等分，该图显示了对总逃税率(全部未申报收入的部分)与第三方报告收入时的逃税率(未申报的第三方报告收入部分)的估计。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在原始来源中找到。

资料来源:Kleven、Knudsen、Kreiner、Pedersen and Saez(2011)

图1也显示，丹麦仅靠自我申报收入的个人(通常是自雇人员)逃税率大约是50％，因此即使完全不存在第三方报告也远远低于完全逃税。有两个潜在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做不到完全逃税。第一，自雇人员受制于使完全逃税不可行的其他衍生信息。例如，对信用卡交易或银行转账产生的收入隐瞒不报是有风险的，因为税务机关能够通过审计发现这些收入。这些信息跟踪手段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并存在国别差异，会对税收遵从产生强烈的副作用。事实上，现金交易逐渐转向信用卡交易可能最终会消除大多数逃税行为，即便对自雇人员也是如此。第二，还有可能的是，诸如守法义务的内在动机或社会动机，以及支付“公平份额”(fair share)的意愿也限制了个体完全逃税。本文后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丹麦的证据与美国的证据在定性上是一致的。美国国税局(2012)最近的税收遵从研究估计，很少或无信息报告的收入的逃税率是56％，有大量信息报告的收入的逃税率是8％，而既有大量信息报告又有代扣收入的逃税率则是1％。尽管美国不同类型收入的逃税率之间的差异与丹麦一样明显，但美国所有类型收入的平均逃税率更高。研究方法的差异能够部分解释两国逃税率的差异，但不能解释全部差异(Kleven et al，2011)。

这种微观证据显示第三方信息对税收遵从非常关键，但它本身并不能揭示第三方信息的变化对解释不同国家的税收是否重要。考虑到自雇收入是主要的纯自我申报收入，以及在大多数国家的宏观数据中可以找到自我雇佣数据，这为简单测度世界各地税制的自我申报程度提供了可能。图2A描绘了税收占GDP的比例与各国劳动力中自我雇佣比例的关系，其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丹麦、瑞典和挪威。这张图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税收与自雇工人比例显著负相关，证明第三方报告的覆盖率是税收的关键决定因素[2] 。第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位于该图的左上角表明，其巨额税收能够部分被第三方报告的高覆盖率所解释。第三，即便在自我雇佣情境下，各国税收仍有巨大差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明显的例外:与具有相似自我雇佣水平的国家相比，其税收异常巨大。

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图2A的例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用自我雇佣来测度自我申报是不精准的。这个测度不能解释第三方报告在雇员自我申报方面的有效性差异，也不能解释更普遍的衍生信息之间的差异。我们把“逃税型工作”的雇员比例纳入自我申报的测度指标来研究图中显示的第一个方面。例如，受雇于一家发廊的理发师或者受雇于建筑公司的木匠能够轻易地以现金方式获得提供服务的回报，这些现金收入在第三方报告体系之外，可以逃税。一般而言，对于由单个工人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与受雇的企业处于隔离状态)来说，此类逃税是可行的。未申报工作的调查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可参见Eurostat，2007)。

为了探讨这一观点，图2B绘出了税收收入对自雇工人与向消费者提供劳动密集型服务的“逃税型工作”雇员(参见图注中的定义)的合并份额。这个修正强化了税收收入(tax takes)与自我申报之间的负相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自我申报指标所反映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例外的程度。

A.税收vs自我雇佣的比例

图2 各国税收与第三方报告

B.税收vs自我雇佣与逃税型工作雇员的比例

注:该图显示的是最近可得数据年份的国家层面观测值。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家或者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例高于20％的国家不在考察样本之中。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是2012年给定国家税收收入在名义GDP中所占份额(数据来源:Economic Freedom Index，Heritage Fund)。在如上两个图中，“自我雇佣比例”被粗略定义为所有非雇员(包括自雇人员、雇主以及不可分类工人)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World Bank)。在图2B中，“逃税型工作雇员部分”是指向消费者(部分地)提供劳动密集型服务的雇员部分(资料来源:ILO)。这些逃税型部门是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代码(ISCI codes)来定义的。其中，4F是建筑业；4G包括零售业，批发业，汽车、摩托车以及个人与家庭用品的修理；4I包括旅馆与餐饮业；4S是其他服务业；4T包括私人家庭雇员(保姆、厨师、园丁等)。图2A和图2B中都画出了回归曲线。

总之，各国内部的微观证据以及跨国的宏观证据都明确表明，劳动所得收入的第三方信息的可获得性在税收遵从以及一国的全部税收中起着关键作用。

税基、避税与应税收入的弹性

评价税收政策的一个关键参数是应税收入对边际税率的弹性。这个弹性足以计算税率变化的收入效应，且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计算无谓损失，因为它考虑了税收引起的所有行为反应。重要的是，该弹性不是一个只取决于偏好的结构性参数，它也取决于最终由政策选择所决定的避税与逃税机会(Slemrod and Kopczuk，2002)。实际上，应税收入弹性取决于税基的宽度以及减免税等手段隐含的避税范围(Gruber and Saez，2002；Kopczuk，2005)。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高税收是否反映了由宽税基与低水平避税导致的低应税收入弹性？

克莱文和舒尔茨(Kleven and Schullt，即将发表)分析了这个问题，提供了丹麦应税收入对边际税率弹性的准实验图形化证据。我们运用25年多时间内丹麦实施的一系列税收改革证明，丹麦的应税收入弹性比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小得多。图3复制了文章中的两张图，分别显示了劳动收入(图A)与资本收入(图B)对1987年所得税大改革的反应。这次改革重新定义了税率与税基，导致不同纳税者的边际税率发生了非常大的不同变化。改革导致个人边际净税率(也就是1减去边际税率)在－20％—42％之间波动，这比《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带来的变化还要大(Gruber and Saez，2002)。图3比较了因税改而被减税的人(用实线表示)与被增税的人(用虚线表示)各自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变化。该图令人信服地证实，在税改之后的3—4年应税收入的反应逐渐增强。当我们运用双重差分估计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or)解释应税收入反应的逐渐增强时，图形化证据对应的长期劳动收入弹性为0.21，对应的长期资本收入弹性为0.28。

A.劳动收入对1987年改革的反应

B.资本收入对1987年改革的反应

图3 丹麦应税收入变化的图示证据

注:该图展示了作为1987年税制改革的减税和增税结果，1982—1993年之间有经验组别工人的劳动收入(面板A)与资本收入(面板B)变化。该图基于这一时间段内观测到的个人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位于1986年的垂线定义为税制改革的前一年(改革法案1986年在国会通过，税率变化从1987年开始)，在所有收入水平组别中，将1986年的收入标准化为100。两图都显示:在改革之前的年份，收入趋势是完全平行的，然后从1987年(改革引致税收变化的第一年)开始出现严格的分化。税制改革的大部分效应在3年之内就会实现。该图报告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弹性的双重差分估计值(括号内为标准差)，比较了1986—1989年间面临减税与增税的个人组别。两个图中的双重差分估计量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被解释变量是收入的对数值，解释变量分别为改革后的时间虚拟变量、减税组虚拟变量与边际净税率的对数值，后者以改革后虚拟变量与减税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工具变量。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原始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Kleven and Schultz(即将发表)

来自1987年丹麦税收改革的证据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这次改革已有近30年之久了，据此推导出的各个弹性在丹麦现行税制下可能缺乏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1980年代之后丹麦的税基已经扩大了很多。事实上，克莱文和舒尔茨(即将发表)指出，如果关注1990年代与2000年代这些更近的丹麦税收改革，估计出的弹性会更小。对丹麦更近时期的弹性估计值降到了0.05—0.15内，这比引用率最高的美国0.4—0.5的应税收入弹性估计值更小［参见Saez等人(2012)的研究］。比较小的应税收入弹性使丹麦可以在不招致更大经济效率损失的前提下征收更高的税。

丹麦的应税收入弹性为什么那么小？一个原因是第三方信息报告的广泛覆盖导致逃税现象几乎不存在。实际上，与工薪阶层相比，自雇人员的应税收入弹性要大得多，但是自雇人员在整个劳动力中占比低意味着他们不会对整个经济的平均应税收入弹性有大的影响。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宽税基使得通过税前扣除、收入转移等手段减少纳税义务的空间有限，从而导致合法避税处于低水平。为了探究这一点，克莱文和舒尔茨(即将发表)比较了广义收入(定义为总劳动收入与总资本收入之和)的弹性与净应税收入(定义为广义收入减去税前扣除、税收减免、损失与其他扣减项)的弹性。研究发现美国应税收入弹性比广义收入弹性更大，二者之间的差异被解释为反映了更窄的应税收入基数中的额外避税机会(Gruber and Saez，2002；Saez、Slemond and Giertz，2012)。相比之下，克莱文和舒尔茨发现丹麦的应税收入弹性仅比广义收入弹性稍大，表明丹麦的避税反应更小。我们指出这是较少提供税收减免的宽税基和对收入不同成分采取不对称税务处理导致的结果，这种不对称处理表现为对负所得课征的税率远低于正所得。这种对税基中的正负成分做不对称税务处理的做法极大地弱化了纳税人寻求避税策略的激励。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前文讨论的应税收入弹性估计值代表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反应，即以工作为条件的收入反应，因此不能解释诸如劳动参与、退休以及移民之类的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反应。对后者而言，如克莱文等人(Kleven、Landais、Saez and Schultz，2014)所分析的，对最高收入人群征收高税率的潜在成本是高技术人才移民外国。我们发现，在丹麦，外国移民的移民弹性更大，而丹麦本国人的移民弹性则非常小。也就是说，尽管高税收不鼓励高收入外国人移民丹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鼓励丹麦本国人移民外国。这对一国的总体税收能力是重要的，因为本国人在一国人口与税收中占压倒性的比例。

支出政策:转移支付和工作补贴

不考察税收如何支出，就无法完全理解税制的效率。税收支出可能强化或者减轻税收扭曲，税收扭曲取决于税收支出的结构。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基于家计调查的转移支付项目支出庞大，从而对有工作形成了隐形税收，因此强化了税制自身的扭曲。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在工作互补品(包括儿童保健、老年保健与交通)的公共供给与补贴方面花费甚巨。这些政策相当于为参与工作的成本提供补贴，激励了劳动供给并减轻了税收扭曲(Rogerson，2007；Blomquist、Chris-tiansen and Micheletto，2012)。此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教育支出巨大，这对长期的劳动供给具有互补作用，从而潜在地抵消了部分税收的扭曲效应(例如，Bovenberg andJacobs，2005；Heckman andJacobs，2012)。本节提供了关于这些观点的跨国证据并得出了一些政策含义。

在本节中，我们聚焦劳动供给的广延边际，即人们是否参加工作，它通常被视为理解劳动总供给的关键边际(例如，Rogerson，1988；Rogerson and Wallenius，2009；Chetty、Guren、Manoli and Weber，2013)。在转向讨论用于补贴工作的政府支出之前，我们考虑一下税收与转移支付对劳动参与造成的扭曲。如上所述，参与税率是测度这种扭曲的适宜指标，参与税率考虑了所有劳动税、消费税以及基于家计调查或者工作调查的转移支付。因为参与税率是平均税率，所以相比于和工作时长相关的边际税率，可以用宏观数据更精确地测算。

具体而言，我们将每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参与税率计算如下。运用经合组织的岁入与国民账户统计数据，我们计算了所得税率、雇员和雇主的工资税率以及包括增值税、销售税(或营业税)与货物税的消费税税率。运用经合组织的社会支出统计数据，我们计算出了社会福利率，即对每个无业人口的转移支付支出占每个参与工作者的劳动收入的比例，而转移支付是家计调查型或者工作调查型的。我们的福利率(benefit rate)包括所有的社会救助福利(现金与实物)、失业保险及残疾保险。获得这些税率与福利率指标后，我们将其合并成一个单一的税率指标τ，它刻画了工人的消费额与公司的劳动成本之间的差额。也即是说，如果一个人就业获得工资，设雇主的劳动力成本为1，那么工人的消费能够增加1－τ。[3]

我们估计税率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使用易获得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出大量国家许多年的税率估计值。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它们与更精确的税收扭曲测算结果(通过模型化每个国家的税收福利制度、应用微观数据来取得)的吻合程度如何。使用这样的微观方法，克莱文等人(Immervoll、Kleven、Kreiner and Saez，2007)估计了1998年15个欧盟国家的参与税率，因此我们能够对这一组国家特定年份的微观税率和宏观税率进行比较。本文在线附录的图A1显示，两种税率测算结果紧密相关，无论是和基于普通工人的微观税率相比，还是和基于最低收入人群的微观税率相比，都是如此。为什么宏观参与税率大体上描述了不同地方的劳动收入分配？这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参与税率都呈扁平状，而这样的结构源于家计调查型转移支付(主要在收入分配的底部制造扭曲)与累进所得税(主要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制造扭曲)的综合效应。参与税率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呈现的扁平状特性进一步强化了宏观税率的相关性。

图4画出了20—59岁人口的就业率与净参与税率1－ τ之间的关系。图4A考察的是总就业，而图4B考察的是女性就业。忽略掉潜在的混杂因子，就业率与净税率应当正相关，但是图4显示各国的这对变量实际上负相关。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由于税收与社会救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征收特别高的参与税率，但是这些国家的显著特点是就业率非常高。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女性通常被认为对那些激励有更强的反应。女性税收——转移支付激励与就业之间的

图4 不同国家的就业率vs参与税率

注:该图显示的是最新数据可得年份的国家层面观测值，其中不包含非OECD成员国。图4A的纵轴描绘了总人口中20—59岁人口的就业率，图4B的纵轴描绘了女性人口中20—59岁人口的就业率(数据来源:OECD Labor Force Statistics)。横轴描绘了脚注2中定义的净参与税率，并且运用了在线附录图A1的注释所描述的方法计算得到。两个图都画出了回归直线。

相关性甚至比全部人口中二者的相关性更高，虽然图4不能给出一个因果解释，但它确实提出了问题:公共财政文献应该更多地关注税收与转移支付的广延反应。图4表明，要么是对税收——转移支付扭曲广延反应的微观估计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要么是那些某国估计出来的效应(例如，基于以往税收改革立法所带来的效应)并不适用于全球。无论在哪种情形下，现有文献好像都忽略了更大的图景。

这些图形所显示的关系与大量宏观经济学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文献指出各国的劳动供给与净税率正相关，并且劳动供给的弹性很大(例如Prescott 2004，；Davis and Henrekson，2005；Rogerson，2007；Ohanian、Raffo and Rogerson，2008)。大部分此类文献考虑总工作时长(因此将集约边际与广延边际混为一谈)，但也有一些文献像我们那样独立考虑了广延边际。切蒂等人(Chetty、Guren、Manoli and Weber，2013)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中的元研究(meta-study)计算了净税率的广延边际弹性为0.17，并指出这与微观经济学文献相当一致。相比之下，我们的数据则表明广延边际弹性显著为负。

为什么我们的结果与以前的宏观经济学文献那么不同？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宏观研究不解释家计调查型转移支付对劳动供给的实际效应。第二，多数宏观经济学文献使用1990年代的数据，低税收国家与当时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与现在相比更为强劲[4] 。有趣的是，当纳入1995年并排除转移支付后，总就业率与净参与税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变为弱正相关。这表明:宏观经济学文献中税收与劳动供给之间呈现的“真实”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巧合，源于对激励的错误估计以及研究者所选择的时间段。最后，要指出的是，多数宏观经济学文献考虑总就业而不是分别考虑男性就业与女性就业。若我们只关注女性就业，排除转移支付并考虑1990年代，就不足以推翻跨国数据中显示的就业与净参与税率的负相关关系[5] 。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广延边际上带来了非常大的税收——转移支付扭曲，为何还能在就业上表现如此强劲呢？一般来说，两个可能的原因是文化和激励。也就是说，或者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独立于激励因素之外，能够促进劳动参与；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着促进劳动参与的非税收激励因素。图5通过呈现就业率与“劳动参与补贴”之间的跨国关系，来探讨非税收激励因素所起的作用。“劳动参与补贴”源于儿童保健、学前教育及老年保健等项目的公共支出。尽管这些项目通常是普适性的(向工作和不工作的家庭同时提供)，它们还是降低了工作互补品的价格，有效地补贴了劳动供给。也就是说，参加工作的家庭在照顾幼儿与父母上需要更多的支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保健、教育等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图5所显示的跨国相关关系传递出符合预期的信号，在学前教育、幼儿保健以及老年保健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支持与就业率正相关。此外，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其他国家支出了更多的“劳动参与补贴”(约为总劳动收入的6％)，所以它们在图中呈现异常。因为育儿津贴针对养育幼儿的女性，所以她们的劳动参与弹性最大，图中的平均相关性(无论是基于总人口还是基于全体女性)可能低估了这些补贴对就业的重要性。

图5 国家间的就业率vs劳动参与补贴

注:本图为最新数据可得年份的国家层面观测值，不包含非OECD成员国。图5A的纵轴描绘了总人口中年龄在20—59岁人口的就业率，图5B的纵轴描绘了女性人口中年龄在20—59岁人口的就业率(数据来源:OECD Labor Force Statistics)。横轴描绘了劳动参与补贴(占劳动收入的比例)，被定义为对儿童保健、学前教育、老年保健的公共开支。每个图中都画出了回归直线。

从广义上讲，国家通常分为两类:一类国家税收——转移支付扭曲较小，同时对儿童保健与老年保健的补贴也很少(比如美国以及南欧国家)；另一类国家税收——转移支付扭曲较大，同时对儿童保健与老年保健的补贴也很多(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自然提出了何为最优政策的问题。面对广延的劳动供给反应，最优所得税研究文献主张对收入分配的低端人群征收低的、甚至负的参与税率(Saez，2002)，美国针对低收入工薪家庭的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被视为贯彻该主张的实例。劳动所得税抵免与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一直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誉为成功的范例，但我们看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没有实施此类重大项目，劳动力市场仍表现强劲。研究这些问题的理论文献存在一个缺陷，即忽视了可能的补贴儿童保健以及参加工作的其他固定成本，该缺陷限制了这些研究用于充分评估有关劳动所得税抵免或者更一般的低参与税率的规范讨论。

为了评价劳动所得税抵免与育儿补贴相比的合意性，我建立了一个容纳两种政策工具的广延边际最优税收模型(Kleven，2014)。该文提供了两个简单却富有启发性的发现。第一，假设育儿需求与工作正相关，育儿补贴促进了劳动供给，因此提高了收入再分配的效率。在此框架中育儿补贴的最优性符合最优税收理论的经典观点，即要求对劳动供给互补品征收低税率或负税率(例如，Corlett and Hague，1953；Atkinson and Stiglitz，1976；Christiansen，1984)。第二，因为育儿补贴代表对劳动参与的补贴(通过降低劳动供给在广延边际上的总实际扭曲)，直接减少了通过诸如劳动所得税抵免之类的政策对劳动参与征收低税率或负税率的需要。如果最优育儿补贴数量很大，那么在现实条件约束下就难以证明劳动所得税抵免之类政策的合理性。

当然，除了这些最优税收因素，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理由证明儿童保健、学前教育的公共供给有其合理性。例如，有观点指出这些活动代表了对早期教育的投资。这些方面的原因将会提高最优补贴的水平，从而强化我们的观点。

总之，上述经验与理论分析表明，诸如儿童保健、学前教育、老年保健等工作互补品的公共支出，可以对低收入阶层提供更有效率的支持，同时弱化了通过劳动所得税抵免对最低收入人群征收低参与税率的合理性。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做法(对工作互补品提供大量补贴，不实施劳动所得税抵免)是正确的，而美国的做法(对工作互补品提供很少补贴，实施大规模的劳动所得税抵免)是错误的。至少，当考虑如何改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效率时，将讨论的范围超越税收与转移支付工具而延伸至这里所强调的支出端的政策工具是有益的。

社会与文化影响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征收更多的税，部分原因在于其诸如道德、规范与信任等内在动机或社会动机。讨论这些动机的文献通常被归类为“税收道德”项下(Luttmer and Singhal的论文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个主题)。有一些微观证据显示，社会激励对税收遵从是重要的(例如，Dwenger、Kleven、Rasul and Rincke，2014)，更一般地说，对公共品供给也是重要的(例如，DellaVigna、List and Malmendier，2012)。然而，不同国家之间税收道德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税收征管的跨国变化，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观点。对社会与文化因素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税收征管与收入再分配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本节提供了一些描述性、提示性的证据。

图6中的跨国证据显示税收/GDP之比与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指标之间的关系。图6A考虑了对信任的一个标准的态度测试，也就是对“多数人是否可信”这个问题的平均反应，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信任与税收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图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它们的信任水平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高。这些证据证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更强，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其居民愿意缴纳更高的税收。关于这种关系有两点附加说明值得注意。第一，格莱泽等人(Glaeser、Laibson、Scheinkman and Soutter，2000)指出，这些对信任指标的调查研究在预测值得信任的行为(trustworthy behavior)方面比预测信任行为(trusting behavior)方面表现得更好。因为诚信可能是更适合用来测度税收遵从的内在动机，所以上述观点对税收遵从而言并不一定构成问题。第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关于信任的信念是否代表着“结构性的”文化态度，或者这些信念是不是我们试图理解的更深层制度与经济均衡的内生结果(也可参见Fehr，2009)。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信任水平比其他地方更高这个事实，与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逃税与犯罪率较低的理性预期是逻辑一贯的。

图6B探究了如下观点:为面向穷人的再分配提供融资的纳税意愿一定程度上由纳税人对穷人的观念所决定。此处我们考察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即人们生活贫穷是因为懒惰、缺乏意志力，还是因为社会不公。相信“穷人是懒惰的”与税收之间弱负相关。如果我们控制住人均收入，或者将样本中的低收入国家剔除，那么相关性会更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图中的位置依然十分特殊，丹麦、挪威、瑞典这三个国家中仅有10％—15％的人持有“穷人是懒惰的”观点，这个比例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低。这方面的另一个极端样本则是美国，有超过60％的人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由其自身的懒惰所致。

图6 国家间的税收vs社会和文化因素

注释与资料来源:该图显示的是最新数据可得年份的国家层面观测值。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或者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份额超过20％的国家被排除在样本之外。税收/GDP比例是2012年给定的国家税收收入与GDP之比(数据来源: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Heritage Foundation)。图6A:对“大多数人是否可信”这个问题(此问题仅有是或否两个答案)的加权平均调查反应(数据来源:World Values Survey)。图6B:对“人的贫穷是否是因为其懒惰或者缺乏意志力，或者是因为超出个人所能控制的环境因素(不公正、运气等)所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加权平均调查反应。图6C:社会资本指数由对如下变量的主成分分析所获得，这些变量包括:(1)公民参与率:作为一个组织的活跃成员这样一个二元指标的加权平均值(直到数据最新可得的年份，数据来源:World Values Survey以及各个波动曲线数据)，(2)2000年之后选举的选民投票率，不包括欧洲议会的选举(数据来源:Voter Turnout Databas，IDEA)，以及(3)谋杀率的倒数(最新可得年份的数据，数据来源:UNODC)。图6C仅仅包括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定义为PolityⅡ得分高于零的国家(数据来源:Polity IV)。图6D:2012年为慈善事业捐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源World Giving Index，Charities Aid Foundation)。每个图中都画出了回归直线。

图6的两个分图则从对社会动机的态度测试转向行为测试。图6C考察了一个社会资本指数，该指数是按照戈茨(Rupasingha and Goetz，2008)的精神所构建，并被帕特南等人(Putnam，2007；Chetty、Hendren、Kline and Saez，2014)用作例子。具体而言，我们考虑了一个将公民参与率、选民投票率、犯罪率(用谋杀率代表)三项因素合并而成的指数。我们的样本仅考虑了民主国家，因为选民投票率仅在这些国家有意义。如图6C所示，社会资本指数与税收显著正相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资本指数非常高。

最后，图6D探讨了如下假设:通过缴税对公共品与收入再分配的强制融资会挤出通过慈善捐赠的自愿捐款。例如，阿列西纳等人(Alesina、Glaeser and Sacerdote，2001)在评估美国与欧洲的福利状况差异时，就强调了这些效应的重要性。如果挤出效应显著，那么将弱化以下观点:拥有高税收与慷慨社会福利的国家的人民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有强的社会动机。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愿意考虑不同国家的慈善捐助金额，但不幸的是，在很多国家这些信息是不可得的。作为替代，图6D使用全球捐款指数(World Giving Index)中的数据，画出了税收与慈善捐赠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该图并未显示出强制征税与自愿捐赠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未显示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那些交税更少的人更少参与慈善捐赠。当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或者国际社会调查项目中的有关问题(比如慈善组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时，我们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

如果我们转而考虑捐赠金额，那么不存在税收——慈善捐赠之间的挤出效应可能就不成立了。例如，相比欧洲国家，美国人慈善捐助金额更大(交税更少)。根据慈善捐助基金会(2006)发布的数据，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美国为1.67％，英国为0.73％，德国为0.22％，法国为0.14％。不幸的是，此项研究未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尽管这些数字与不同国家都存在税收——慈善捐赠之间的挤出效应是逻辑一贯的，重要的是要注意，相比于税收与GDP之比，慈善捐赠与GDP之比是极小的。即使我们假设慈善捐赠的所有跨国变化都反映了税收——慈善捐赠之间的挤出效应(上限)，慈善捐赠金额的证据对理解不同国家税收与公共品供给的变化也不具备数量上的重要含义。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享一些能增进纳税意愿的社会、文化态度与规范，这些跨国证据是提示性的，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但我们可以说高额税收与一些社会凝聚力指标，如公民参与率、选民投票率、信任、低犯罪率等紧密相连。因此，与通常的做法相比，这些不同的因素亟待更为综合地处理。

结论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何能将异常高的税收与世界上表现最强劲的一些经济绩效结合在一起？更为广泛的问题则超出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设计一个筹集高额税收并将逃税与劳动力市场扭曲保持在适度水平的税收征管体系可能吗？或者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否具有一些特质使其他国家很难模仿其骄人绩效？

我们不敢说对这些大问题提供了详尽的、确凿的答案。描述性的跨国证据证明社会与文化因素确实起作用，尽管我们远未能够完全解释这些证据。不过，我们的讨论也识别出一套具体政策，这些政策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斯堪的纳维亚之谜，那就是使用发达的信息跟踪来促进税收遵从，使用宽税基来限制合法避税的范围，对工作互补品提供大规模的公共支出。事实上，这些因素可能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社会与文化因素可能使得制定这类政策更为容易，反过来社会与文化规范本身可能也由政策与制度设计所驱动。

当我们继续努力去理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成功并从中得出经验时，值得记住的是这些国家有一些具体的特征。它们很小且具有同质性，种族与宗教多样性是有限的，人力资本处于高水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暴力冲突的影响。尚不清楚的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到的经验对像美国这样多样性且不平等的大国具有多大程度的政策含义。当然，在美国实施本文建议的政策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不同的(实际上这也正是本文为什么从观察显著的政策差异开始的原因之一)，并且依赖于政治可行性；这些政策的效果及其恰当的设计在美国也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复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可能是不现实的，也不一定可取。我们的观点是，对认真思考如何在征税和再分配收入时减少逃税、避税、劳动供给降低等扭曲的国家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会为如何扩展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启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孙凤仪 译 银温泉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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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nrik Jacobsen Kleven，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文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Volume 28，No.4，第77—98页，2014。本文的在线附录数据和其他内容请访问:http://dx.doi.org/10.1257/jep.28.4.77。作者感谢Raj Chetty、Bas Jacobs、Lawrence katz、Claus Kreiner、James Poterba、Emmanuel Saez以及JEP编辑团队的有益评论和讨论。还要感谢Jan Luksie的出色研究协助。

[2] 当然，这些国家间相关关系并不必然是因果关系。当仅仅使用自我申报的程度来解释税收时，最明显的遗漏变量是那些反映了税制特征的变量:法定税率和税基。值得注意的是——遗漏法定税率最有可能导致我们低估第三方报告的重要性。如果更高的法定税率提高了自雇人员的比例(这种职业有利于逃税，因此在高税率下变得更具有吸引力)，增加了税收(假定税率低于拉弗曲线上使得税收收入最大化的那一点)，那么它就减弱了自我雇佣与税收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3]参与税率的计算方法如下：将所得税率定义为 τ i ，对雇员(工人)的工资税率为 τ pw ，对雇主(工厂)的工资税率为 τ pf ，消费税率为 τ c ，福利率为 b 。劳动市场进入所引致的额外消费Δc受制于预算约束：，其中，是工厂的总劳动力成本,W是工人的税前收入。因此，参与税率τ可以被定义为: 。这一表达式(以及作为其基础的预算约束)使用了如下事实:把基础税率与ht福利率率τi，τpw，τpf，b根据宏观统计数据计算成工人税前收入的比例。本文在线附录（见网http://e-jep.org）中图A1的注释提供了计算的细节。

[4] 上文显示的广延边际上的税收与劳动供给之间令人惊讶的相关性不会延续到集约边际中去。在线附录图A3显示了不同国家的工人平均年工作小时数与“1－最高边际税率”正相关。

[5] 通过说明图4中的回归直线如何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遗漏的转移支付、考虑不同年份，本文在线附录中的图A2(在线网址http://e-jep.org)证明了这两点的重要性。

经济学课件V：
如何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1]

楼继伟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的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同学们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90年代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人口红利也释放得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有很多弊端，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该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要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国际上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本市场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元，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字：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负增长，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五到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增长主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它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80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过程。还有一条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以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长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挡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有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种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均收益，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

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一一业的些生产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两个重要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城市，形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造成了住房价租比（即房价和租金之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

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 ，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北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家有20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10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从国际经验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

蔡昉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根据我们的预测，假设仍然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由于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减缓、物质资本形成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等，“十三五”时期平均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在“十二五”时期7.6%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到6.2%。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我们固然应该学会适应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但是，正确引导新常态将有助于及时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速度。重新思考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借鉴相关的国际经验教训，结合作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将揭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引领新常态，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

一、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增长潜力

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说过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这里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幅度，都表现为社会总产出（GDP）的一个特定损失。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这源都句话的意是稀缺资源，配置到哪个领域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思无疑是提醒人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托宾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

在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需求不足。根据“趋同原理”和东亚经济体的经验，他认为，中国通过加大投资刺激需求，预期的增长潜力可达8%（林毅夫，2011）。撇开一些从“回归均值”假设出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格外悲观的预测不说（如参见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8%的增长潜力与本文作者从供给方预测的潜在增长率相比，判断相差大约1—2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目前超过63万亿元的GDP总量计，这种不同判断意味着GDP每年有超过1万亿元的差别，因此，与此相关的争论可以具有“万亿元之争”的显著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低于其潜在增长能力，研究如何填满这个“奥肯缺口”不啻为十分重要的话题。

问题在于，与作者所做的估算进行比较，迄今为止各年份的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例如，作者估计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2013年为7.48%，2014年为7.14%。如果2015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左右的GDP增长，则仍然在潜在增长能力（6.86%）之上（参见图1）。采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方法验证经济发展阶段，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也可以较好地解释减速的原因。

图1 经济增长率的几种情景

不仅如此，由于体制障碍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根据本文作者的测算，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均衡人口发展，可以产生的提高潜在增长率效果，也可以高达未来GDP总量的1—2个百分点，改革红利颇为不赀（Lu and Cai，2014）。可见，托宾把“哈伯格三角”与“奥肯缺口”相对立，与当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改革与增长具有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的性质如出一辙。

无疑，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此，理论上说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例如，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更快增长的生产率，都可以通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消费者预算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其购买能力，实现“萨伊定律”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收入增长可以放宽家庭的预算约束，使原来消费不起的产品数量成为可能，投资扩大导致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增强企业的供给能力，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不过，对中国来说，实实在在的增长源泉来自改革对生产要素供给、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创新动力的激发，因为需求因素向供给因素的转化是有约束条件的，因而是有限的。

首先，消费需求可以完全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封闭经济，即在不考虑进口产品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国外竞争者仍然可以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则这个消费需求的扩大还不能转化为潜在增长率。例如，中等收入者和富裕群体具有足够强劲的能力购买高质量生活用品甚至奢侈品，但是，国内生产者却无法以可接受的性价比提供，因此，至少在短期内，这种需求尚不能转化为国内企业的供给能力，因而也不能提高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其次，投资需求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不存在产能过剩。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许多产业存在规模庞大的产能过剩，并且因此积累了金融风险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扩大只能诱导出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不是潜在增长能力的提高。归根结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由竞争性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需求，在特定的阶段上，对以往的基础设施欠账给予补课是必要的，甚至一定程度的超前发展也是可行的，但是终究要以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为限度。

二、生产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当我们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结构调整三个方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时，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种已经显现出来的现实，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或生产率驱动转换，是预期达到的新常态目标，而结构调整则是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的唯一途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

因此，为了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遵循库兹涅茨演进方向，或者说必须是以生产率提高为取向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目前存在着三种潜在的危险，使得产业结构调整违背生产率提高方向，甚至成为逆库兹涅茨式的，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逆流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由于改革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是资源重新配置，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接近一半，一旦出现逆库兹涅茨变化，生产率增长速度将显著减慢，潜在增长率进一步被抑制，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就会加重。

首先，人口转变趋势导致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各种研究都表明，农民工的增量主要来自每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少年，大体上可以由年龄在16—19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代表；而在现行户籍制度下，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城镇社会保障，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开始返乡。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户籍在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新增农民工数量很快将小于返乡人口数量，形成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例如，根据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16岁（大约为初中毕业）到19岁（大约为高中毕业）的农村人口，2015年为3513万人，到2020年将减少到3055万人，净减少458万。事实上，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下降到2014年的1.3%（图2）。

观察图2显示的潜在和实际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变化及其关系。在2014年之前，两者都呈现增长的态势。根据预测，—1619岁农村人口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随后将进入负增长。与此对应的是，外出农民工的人数逐年减少，增长速度显著下降。实际上，这一趋势背后的农民工人口特征变化早已显现。例如，在2008—2012年期间，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已经从30.0%提高到40.7%，同期—40岁以下农民工比重下降，其中1620岁农民工所占比重从降。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同一现象。如果我到下.7%!104.9% 们用城镇常住人口减去城镇户籍人口，其差额便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工）。根据相关数据计算，2014年在城镇的常住农民工，（新进入的）16—20岁的人数为1411万，（临近退出的）40—45岁人数为2706万。根据图中揭示的以往两者变化之间的关系，外出农民工数量是否已经或者在不久之后达到峰值，进而也进入负增长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希望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完全遵循人口变化所规定的轨迹，则必须在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即通过改革延缓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供给的拐点。

图2 外出农民工数量及其增长潜力

其次，经济周期使农民工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常态，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和工资持续上涨，引导农村青少年在初中毕业后（甚至许多人从初中辍学）匆忙加入非农就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与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的行业，这些行业现实地或者潜在地存在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风险。如果遭遇经济波动，这些农民工将遭遇周期性失业的冲击。由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技能要求，根据欧洲的经验，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例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几乎对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导致周期性失业高企。进一步，由于许多国家青年就业者在人力资本积累上的不年足DF-X，，形主要成发与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不相匹配的情况，失业得以延续。直到达国家的平均失业水平，仍然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高1倍以上。2013中国经济已于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在农民工尚未获得失业保险等城市社会保障覆盖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的进展状况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的人口特征，使得他们已经无法利用农业作为其就业蓄水池，所以，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变动和社会风险并发的现象一旦发生，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将丝毫不亚于在欧洲所表现的严重程度。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产生的做大蛋糕效应，通常具有抑制或缓和社会风险的作用；或者反过来看，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经济增长发生一定程度的减速也容易应付。而最危险的时候莫过于经济增长减速与社会风险的同时发生。

第三，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消长导致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速减慢，特别是与劳动力成本提高有关的制造业增长速度下降，以及与房地产降温有关的建筑业增长速度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增长相对快，比重有所提高。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第三产业，例如，从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比）来看，2013年第二产业为1.45，第三产业则为1.22。因此，劳动力的这种产业转移，产生劳动生产率总体下降的效果。从根本上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例如，如果是随着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从直接制造过程的产前和产后两端衍生出生产性服务业，其发展表现为技术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行业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必然较高，而且是创新驱动的结果。相反，如果是制造业相对萎缩导致工人转向低端服务业，或者仅仅是“营改增”造成的统计口径的变化，则不会产生库兹涅茨演进效果。

保持产业结构调整按照库兹涅茨演进方向进行，通过结构升级优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按照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和比较优势变化方向，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好，归根结底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实现的，既包括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此消彼长，也包括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人为保持夕阳产业或想当然地选择新型产业，或者维系僵尸企业，都是违背生产率原则的。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已经显著地削弱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减慢，导致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迅速上升。数据分析显示，中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 （即中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该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了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 。

此时，发现和获得新的比较优势，政府职能固然不能忽视，更重要的则是，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意味着必须容忍能够淘汰落后产业和落后产能的增长速度下降。与此相关迫切需要的改革，是着眼于给企业制造竞争压力，促使政府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推动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行业和地区流出去，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推动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防止制造业过早、过快地流到具有潜在人口红利优势的国家。

传统的东亚发展模式可以用“飞雁模式”来概括，即作为领头雁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借助国际市场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资则转向其他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皆是如此。然而，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并且区域间有着巨大发展梯度的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这些特征和优势，使得中国未来的发展完全有条件突破传统的东亚飞雁模式。首先，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国内版飞雁模式，赢得调整的时间从而延长人口红利；继而在部分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同时，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实现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2015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图片，把“中国制造”比喻为一条技术复杂度越来越高的巨龙。这其实预示着中国从飞雁模式到飞龙模式的创造性升华。

三、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

曾任世界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的青木昌彦教授，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进入一个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Aoki，2012）。其实，从实证研究看，不必等到库兹涅茨发展阶段之后，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各种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都得出人力资本具有的显著贡献。未来人力资本仍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我们的计算表明，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整体人力，可以在未来为中国贡献大约0.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Lu and资本水平，2014）。这个贡献幅度对于一个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旨在努力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数字。

而且，这里所说还仅仅是人力资本的数量。大多数利用增长账户或生产函数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一般都只是用教育数量指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得出的结果都很显著，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都不是很大。经济学家马纽利等人最新的研究表明，一旦考虑到教育的质量，人力资本便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完整且充分的解释变量，其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大幅度提高，甚至比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还大（Manuelli and Seshadri，2005）。可见，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从数量上提升教育水平，关键是增加新一代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一般来说，在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很高的情况下，继续大幅度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依靠学前、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则在于以何种教育模式，以怎样的效率，教授学生什么知识和能力。一般来说，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操作性职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把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然而，当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条件下，对只有通过通识教育才能获得的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乃至非认知能力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模式选择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比例应该如何确定。我的同事在分析跨国数据时发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规律，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含义。

首先，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上升更快一些，形成人均收入与职业教育相对比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按照这个统计“规律”，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高中阶段上，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率（职普比）平均为0.52:1.00，而中国的该比率高达0.80:1.00。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形成过高的职普比，则意味着中国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仍然较低的时候，就过度发展了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更加侧重通识教育、培养学习能力和就业的软技能，有利于培养在产业结构急剧变化中善于适应和调整的劳动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善于创业创新的人力资源。因此，扩大职业教育者，以及的政策力度应该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考虑到产业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发展新阶段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其次，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许多以具有发达的职业教育著称的国家，近年来职普比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在1998—2012年期间，高中阶段职普比在德国从1.82:1.00下降为0.93:1.00，在韩国从0.67:1.00下降到0.24:1.00。这种趋势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经济学家埃克豪特等人（Eeckhout et al.，，2007）发现，在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也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分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从而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需求增加的同时，发达国家更加侧重于科学、技术、设计和管理等创新型劳动者的培养。

中国在进入并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两种与人力资源相关的变化，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会诱导出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一是转向创新驱动的迫切性提出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下，上述变化给中国带来特别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替代劳动，机器设备替代劳动者也好，老一代机器人替代劳动者也好，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过程通常是缓慢的和渐进的，以便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相适应。但是，新一代机器人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融合到一起，便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律，指挥机器人工作的芯片更新速度远远快于工人技能的转换，因此，替代的来临和实现速度将大大快于以往。因此，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着一个人力资本培养与机器人技术的时间竞赛，人力资本要领跑在机器人前面，即使不能最终战胜后者却至少赢得一定时间，所以必须加强着眼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人力资本培养，而不是很容易就被机器人打败的具体技能。

四、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赶超

当前，人们对世界经济有一个判断和一个期待。这个判断是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下行的长周期之中，或者如一些人用“新平庸”所概括的趋势之中；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蓄势待发，期待其给平庸的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契机。虽然本文无意为这个判断和这个期待给出确定性的一般答案，然而，我认为，无论上述判断是否成立，上述期待是否可以成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全球环境和科技条件绝不悲观，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当然，能否抓住相应的战略机遇，取决于决策者的信心、决心和方机遇期略。向正确的政策选择。

西方经济学观察到的长周期，例如以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命名的长波理论，是以科技变迁为起因，资本存量调整为内涵，以利率波动为表现的长期经济增长波动现象，主要是依据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做出的判断。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可以观察到某种与长波理论预期相符的经济周期表现，也不再必然影响全球经济的整体趋势。诚然，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显著，但是，经济多样化和多极化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也越来越成为必然。

例如，虽然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疲弱，美国经济却显示出较强劲的复苏趋势；在部分金砖国家增长势头放缓的同时，中国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而印度也开始加快增长步伐；国际投资者概括的诸如“新钻11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和“薄荷4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都可能利用方兴未艾的人口红利实现超越周期的增长表现。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组成的“新七国集团”，GDP总量已经于2014年超越了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法国和日本组成的原有“七国集团”。所以，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做出关于经济周期的判断，并不必然反映全球经济趋势和走向。

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过三次科技革命，分别是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动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然而，科技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却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稍纵即逝的，而是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更久（久到可以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年头重合）。因此，被冠之以“科学技术革命”的这几次大事件，产生的是具有“通用技术”性质的新技术及其在各个领域反复经历开发、应用、再开发、再应用的过程，在两次科技革命之间不断掀起创新浪潮。例如，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琼斯的计算，美国在1950—199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80%的贡献来自以前发明的科学创意的应用（转引自Cowen，2011）。不过，这种不构成科技革命的创新活动，也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有赖于在研究和教育上的大规模投入。

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后，处于科技前沿的发达国家会率先应每般来说一一，用快经济增长，随后，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后起国家相继跟进，新科技加应用新科技加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所以，越是距离上一次科技革命时间较久，越是临近新的科技革命前夜，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科技的机会窗口越大，赶超的成功率反而越高。就总体科技发展水平来说，中国尚未处于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也意味着我们仍然具有较明显的后发优势，即利用现有科技成果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创新驱动增长。无论下一次科技革命的重点领域是什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都必然是中国充分挖掘现有科学技术存量，实现弯道超车的巨大支撑性技术。

美国经济学家柯文曾经做过一个判断，即互联网等新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具有攫取公共资源，投资于仅仅使少数人获益的“私人产品”领域的性质，因而不能有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他还用这一判断来解释美国经济的减速（Cowen，2011）。可惜他的这个判断被后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证明是大错特错了。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恰恰呈现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显著地降低了创业和创新的成本。这方面，不仅体现在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所论证的因生产成本显著降低（甚至到零）而改变了生产者进入门槛，还体现在因交易费用显著降低而改变了消费者的选择能力。

过去，从事任何创业和创新活动，首先要有一定规模的投入，即需要支付一个临界最小初始投资，表现为沉没成本。实际上，这个沉没成本的规模有时是相当大的，以致小投资者难以承受。在这个沉没成本的投入期间，很多初创者如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可能就夭折了。但是在互联网、物联网时代，很多沉没成本只需一次性支付，任何人一旦支付了这个沉没成本以后，个人排他使用还是吸引大家都来使用，对提供者来说是没有差别的。无论使用的人有多少，初始投资者不仅不会有损失，可能还有收益。这个时候对那些用户来说就变成零边际成本的时代。因此，每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如时间、技能、创意都可以按照按需供给的方式得到利用。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真正具有了分享经济的性质，因此，赶超国家可以从科技革命中获益，以降低了的门槛利用科技成果，从而保持更明显的后发优势。

发挥后发优势并不意味着推行赶超战略。后发优势理论的始作俑者格申克龙（2012）发现，后起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倾向于政府过度干预、更多倚重大企业和产业结构不平衡，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格局。事实上，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大多提出类似的政策建议结果，因此形成的僵化体制本身就一部分，妨碍了实际的赶超结果。因此，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科技赶成为问题的超步伐，也要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特别是通过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从挑选赢家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参考文献

Aoki M.，（2012）Five Phases of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Japan and Korea，Part I，in Aoki，M.，T.Kuran and G.R.Roland，eds，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Cowen，Tyler（2011）The Great Stagnation：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Got Sick，and Will（Eventually）Feel Better，New York：Dutton，pp.20.22.

Eeckhout，Jan and Boyan Jovanovic（2007）Occupa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13686.

Lin，Justin Yifu（2011）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China Economic Journal，vol.4，no.1，pp.1.14.

Lu Y.and F.Cai，（2014）China’s Shift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he Reform Dividend，in L.Song，R.Garnaut and F.Cai（eds），DeepeningReformfor China’s Long Term Growth and Development，ANU E Press，Canberra，pp.27.50.

Manuelli Rodolfo E.and Ananth Seshadri，（2005）Human Capital and the Wealth ofNations，Department ofEconomics，University ofWisconsin，Madison，May．

Pritchett Lant and Lawrence H.Summers，（2014）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NBER Working Paper，No.20573.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攀登效率高地[1]

刘世锦

一、我国经济转型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

过去的一年，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此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实际经济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经济增长延续回落态势，7.4%的增长为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趋缓；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有所下滑，尚属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雾霾天气的“浓度”和广度使人们更加切身感受到环境压力的挑战，而单位产出的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大幅下降；金融财政风险较多显露，但仍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消费超过投资，服务业超过工业，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些讲了许多年的转型变化已经和正在发生。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说，还是从国际比较说，均属不易。

然而，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程，那么近期正在进入下半程，很可能面临更困难的局面、更严峻的挑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的发展平台，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是关键所在。

二、有关新常态的三个理论议题

一是“已有技术约束下的长期有效需求边界”。近几年我们在对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的研究中，观察到一种一致性很强的现象：“二战”后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典型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在人均GDP达到11000G.K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1990年价格）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刘世锦等，2011）。由于这是一种经验性研究，开始时我们并不能肯定它具有规律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中的逻辑结构也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与增长速度回落相对应的，是工业和投资比重峰值的出现。从需求侧观察，作为终端产品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钢铁、煤炭、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产品，也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需求通常被看成短期问题，但这里的需求峰值，是以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为时间变量来观察和判定的。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出现需求峰值？实质上是由人类社会已有的技术水平决定的。举例说，现代化的楼宇建设需要钢材、水泥和其他建材，如果人类发明了效能更高、成本更低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构成住房需求峰值的就可能不是人均住宅面积30多平方米，而可能是60多平方米以至更多。但在技术边界未变之前，在充分动员资源的前提下，人们按照需求偏好，能够分配给居住的资源只能是目前达到的水平，也就是“已有技术约束下的长期有效需求边界”。住宅需求峰值出现后，相关的工业和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会合乎逻辑地出现。当然，技术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长期有效需求边界是由供给决定的。

近年来供给侧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蔡昉等，近年来在此问题上存有争议，但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的下降，工资2管尽08）。0水平的快速上升等证据，均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再加上长期有效需求边界的出现，几个拐点性变量不期而遇。它们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联，如何导致了增长阶段转换？显然，都是些非常有趣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将有助于回答近期争议颇多的后起经济体的追赶路径问题。无疑，中国作为后起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标杆国家如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购买力平价指标，还是现价美元指标，都可以人均收入水平对这种差距加以度量。但有差距与是否保持高速是两个不同问题。后起国家的追赶进程将会经历若干不同的增长阶段，背后是发展环境与增长动力等基本面因素的改变。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都不能证实有差距就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的观点，把二者简单等同显然忽略了另外一些影响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

二是“转型再平衡”。需求峰值与增长速度峰值相对应，当达到需求峰值时点后，增长的减速过程也就开始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基础设施、房地产、耐用和易耗消费品等“终端产品”的生产链条加长了。技术含量越高的终端产品，其背后的中间投入品链条通常越长。终端产品和中间投入品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当终端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品进入快速增长期后，中间投入品会形成自我循环过程，即所谓的投资“加速效应”。而进入减速过程后，是否会出现方向相反的“加速效应”，值得关注。其次，在“后峰值”增长率与成熟经济体稳定增长率（这种增长基本上是以新换旧的替代性增长）之间，将会有一个过渡带，减速后的第一个“底”或均衡点会落在何处，需要观察分析。还有，当中间投入品的增速放缓，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部分竞争力差的企业将会以关闭、被收购等方式出局。如果说高速增长期比的是企业的扩展能力，进入减速期后则比的是企业的生存能力，特别是企业盈亏平衡点与行业平均水平的距离。其结果，行业内企业数量减少，集中度提高，得以生存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大，规模经济或专业化优势得以提升。

这样，我们可以提出“转型再平衡”的概念，指由过去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时的平衡。这一平衡的达成将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在需求侧，原有终端产品减速“触底”，也就是到达一个新的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平台；第二，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主要是新的终端产品形成并扩展于需求侧的变化；第三，在供给侧，适应终端产品的减速增长，中间投入品行业完成相应调。在此过程中，一种可能是新终端产品的增长可以弥补原有终端产品减速留下的缺口而有余。以往曾经出现的新“三大件”取代老“三大件”，住房取代家用电器等，就属这种情况。然而，这次调整中已经难以找到替代住房、基础设施等的新终端产品了，这正是高速增长回落的原因所在。当需求侧的终端产品总体上得以稳定，供给侧的中间投入品也完成相应的减速调整，新的供求平衡将得以达成。

三是“转型期的宏观政策组合”。增长阶段的转换是一个过程，有的国家历时较短，有的国家则表现为较长时间内的反复。能否实现较为平稳的转换，对宏观调控的战略和策略均为大的考验。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既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至关重要。从高速增长平台转到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平台是规律使然，但实现平稳转换又要求在此过程中防止人为拉高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为实现短期平衡，灵活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除了保障必要的流动性外，货币政策也起到改善预期的作用。而对稳定终端需求、防止过快下滑，财政政策则更为直接和有效。货币政策侧重短期问题，财政政策侧重中长期问题，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搭配。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缩的议论较多。表面看，有的月份CPI已经低于1%，PPI则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增长，似有通缩之像，但与成熟经济体由于流动性不足而出现的通缩相比，则大不相同。中国目前所出现的价格低迷，是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与减缓了的终端需求相比而出现的严重过剩所导致的。在这些行业经由洗牌实现相对收缩，进而达到减速期供求平衡以前，价格和企业盈利能力都难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这个时候仅仅增大货币供给，而不力推严重过剩产能的退出，很可能陷入“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循环，延缓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加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且推迟优秀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

三、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及其变化

生产率水平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所在。中国以往30多年的高速经济追赶，要素投入持续增加是首要推动因素，生产率提升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等（Perkins et.al.，2008）的研究认为，1978—2005年期间中国生产率年增长率达到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40%。国究中心课题组的最新测算表明，1978—2013年我国生产率年均增院发展务研长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

中国以往30多年生产率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技术追赶；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的流动，等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博斯沃斯等（Bosworth et.al.，2008）的一项研究发现，1978—2004年间，中国劳动力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在1个百分点以上，占生产率提升总水平的30%左右。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过去30多年五分之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结构变化，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种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贡献1.6个百分点。

虽然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但不少研究发现，近些年来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比如，我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速比之前30年平均水平下降了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近两年出现了降幅加大的迹象。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近年来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规律相吻合。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发达国家，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特别是接近高收入门槛、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时期，这一规律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规律背后的深层原因是，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都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

对比其他成功追赶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符合经济追赶的一般规律，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迈向成熟状态的前奏。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选用目前国际上公认程度高、跨国和跨时可比性较好的“宾州大学世界表8.0”数据集。经过比较分析发现：（1）美国等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相对比较稳定，一直保持在1%左右。（2）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日韩等后发追赶国家生产率都出现由较高增速向较低增速的转变。日本在1960—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5.58%，随后则开始大幅下滑，1973—1980年生产率甚至出现负增长；韩国在1980—1990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增速接近3%，之后回落至1%以下。（3）我国生产率增长，与日韩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表现出相同趋势1980—2007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2007—2011年下滑至1.6%。左右。

其次，我国近几年的生产率增速放缓，除后发追赶的规律性因素之外，也有另外一些规律性因素和我国自身的特殊因素。例如，经济下行时期通常生产率增速较低，具有顺周期特点；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大力度投资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

再次，我国近年来生产率增速放缓与拉美国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从发展阶段来看，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明显早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生产率增速大幅下滑，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时这些国家人均GDP仅达到4000国际元左右。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超越了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所处的阶段。我国目前生产率增速下降，与日韩增长阶段转换时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相类似。其次，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我国目前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大相径庭。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刘世锦等，2011）。这一战略降低了国内产业的创新动力，加之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工业化进程难以推进，大量劳动人口长期滞留在传统经济部门，无法分享发展成果，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另外，进口替代战略还导致拉美国家大量对外举债，同时国内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匮乏，最终诱发了债务危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工业化已趋于完成，生产率增速放缓主要源于结构变化潜力的规律性相对收缩。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生产率表现，推断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

四、进一步提升要素生产率：三种增长类型

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可以识别出三种增长类型。一是“初次扩张型”（primary expansion）增长（简称P型增长），指后发经济体利用已有的某种技术，将生产活动扩展到新的领域，属于已有技术的平面扩张。这主要是指利用现代技术发展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业、服务业，但在传统的农业领域也有类似的扩展活动。二是“追赶标杆型”（after benchmarking）增长（简称A型增长），指在已经采用某种技术的领域或行业，相对落后的企业缩小与领先企业差距的活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平均水平”，处在平均水平或之上的企动这。里业，持续生存和发展前景才较为明朗；另一个是“最佳实践”，也就是处在行业领先位置上的标杆企业所达到的状态，其他企业将努力缩短与最佳实践的距离，并驾齐驱抑或实现超越。三是“前沿拓展型”（frontier expansion）增长（简称F型增长），指“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产生人类社会未曾有过的新技术，从而向前拓展已有的增长可能性边界。

促成后发经济体高速增长的主要是P型增长，越是后发，高速增长的空间越大，因为有更多的已有技术可被利用。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亦是如此。在较近的一个时期，A型增长有所增多，以及些许F型增长。随着中国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此后的中速增长，P型增长明显收缩，重点将转向A型增长，F型增长也会增加，但有较大不确定性，尚难担当主角。通常所说的提高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A型和P型增长；而创新，在A型增长中主要是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等；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源头创新等，则体现在F型增长之中。

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长新动力，较近一个时期重点在A型增长，较长一个时期F型增长的比重将上升。

在A型增长框架下，要素生产率有多种提高方式。

第一，通过放宽准入，纠正由于体制原因而导致的行业间要素生产率差异。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中国行业之间要素配置依然严重扭曲，通过放宽准入，进一步推动行业间的要素流动，将会显著提高要素生产率水平。重点是带有行政型垄断特点的基础产业，如石油、铁路、电信等领域的改革，通过“放大”，即允许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进入，加强竞争，形成“鲶鱼效应”。

第二，在前述的行业减速过程中，通过关闭、重组等方式，挤出低效率企业，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水平。

第三，在原有技术架构之下，通过改进设备、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包括所谓的“机器换人”，降低成本，提升质量和效益，缩小与“最佳实践”的差距。

F型增长在中国已经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前景，这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改造。近年来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成长起来一批站在前沿的创新型企业。但这仅仅是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即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体经济的改造与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过程不期而遇，将催生大量新实联网对互的生产流程、业态和商业模式，使中国这一轮产业重组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类似故事大不相同。另一个特点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互联网＋”的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推广环境。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和改造、严重过剩行业洗牌、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三重因素叠加，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成功机会。

绿色发展也是F型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发展目标转型和激励机制建设是其中要点，也就是说，要使“绿水青山”能够有效地变为“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的诸多成果，如目标设定、资产重新定价，相关的技术、工艺流程、管理方法、商业模式等，都将拓宽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界，并且使创新活动直接伸展到生态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

五、“缓冲性”宏观政策与“效率导向”改革措施的协同配合

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在触到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说均衡点之前，下行压力始终存在。在经济转型的上半程，主要遇到是认识问题，相当多的人对增长阶段转换缺乏理解，或者将其看成是短期回调，“熬一熬”仍会重归高增长轨道；或者以为用行政手段能够避免调整，并未认真考虑尊重并顺应客观规律。进入下半程后，短期内下滑过快的可能性加大。一旦意识到增速放缓难以避免，很容易反过来形成过度悲观预期，加上重化工业减速过程中的自我循环特点，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乱作为”得到抑制的同时出现的“不作为”，使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从前面讨论过的减速再平衡过程看，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其中的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增长。所以，投资增速触底，可通俗地描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房地产投资回落到位，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这时的一个显著标志，很可能是产业严重过剩行业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结束所谓的“通缩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状态，在此背景下，政策应致力于“稳”、“退”、“进”。“稳”主要是稳住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已有终端需求的大头；“退”是指严重过剩行业的低效企业的退出和重组；“进”则是P型增长中尚有初次扩张空间的新行业，如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A型增长中提升要素生产率活动，以及F型增长中的创新。

在增速短期过快下滑的压力下，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一方面可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快落”，另一方面，这种宽松又必须是谨慎、节制的。如果宽松超过一定限度，将会推迟应有的调整，延续并再加大潜在风险。“度”的把握是关键所在，要提供一个缓冲带，但又要顺应潮流，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短期平衡均在其中。高质量的宏观调控将为结构转型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不能也不应承担直接推动结构转型的职责，而这正是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协同配合的涵义所在。

这一时期的改革应当坚持效率导向，为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相关重要关系。由此着眼，一批改革应当摆上优先位置。

第一，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提供还有一定空间，但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前提是清理、规范已有的地方融资平台，形成有约束、可监督、可持续的新机制。在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的推开也应加快。

第二，在金融领域打破刚性兑付，在严重过剩产业行业加快低效产能退出和转产。经济转型进入下半程后，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和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中累积风险集中显露的可能性增加。在大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将风险释放于局部。一直捂住不让出小事，最后就可能出大事。与此相适应，在严重过剩行业，重点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建材等行业，采用“减产配额加退出基金”等方式，促使低效产能较快而平稳地退出或转产。这是加快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必过的一关。

第三，基础产业领域切实“放大”。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投资潜力，是下一步稳投资、稳增长的重点。可以寻找一些改革的突破口，比如以在上海自贸区建设国际石油交易中心为契机，打通国内外石油市场易和投资；拿出部分商业潜力大的铁路项目，以现代公司制度的投，放开贸融资和运营方式吸引外部投资者；电信领域引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等。这类改革的一个特点是“边际竞争”，在增加投资的同时，提高整个行业包括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近期通过合并以增加国企竞争力的做法值得斟酌。为了避免所谓的海外“无序竞争”，通过划分海外市场、集中招标等方式即可解决。必须明确行政性垄断与市场性垄断的区别，不增强市场竞争，人为地通过合并把企业“做大”，很可能导致降低而非提高国企国资竞争力的结果。

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一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毋庸置疑，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重视城市规划尤其保护农民利益都非常重要，但这并非由计划者的主观认定，而必须受到市场信号的制约和检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减缓，而城市资源下乡的动力明显增强。应顺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大一点的空间。同时，通过土地确权和合理流动，使农民在土地资源上的权益恢复到应有水平，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重点是推出和实施三个“清单”。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扩大“负面清单”的实施范围。“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相对应，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不大“管用”，需要相应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代之以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扩大企业决策时的选择空间。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社会性监管，并将监管中的合规性作为一种政府信用加以管理。

第六，使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是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的伟大变革，其重要性已渐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例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收益善可度生态补量、偿可货币化、可市场化，并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相同或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仍具有高增长潜力，只因体制机制原因得不到发挥，如果改革到位，中国将重返高增长轨道。这种看法除了对增长阶段理解有误外，对改革与增长关系的认识也不准确。有些改革，如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确实能够带来新的投资，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有些改革，如落实八项规定、反腐败、地方融资机制的改革等，将会减少浪费性消费、低效和无效投资等，对短期增长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改革有一个共性，即提升效率，对长期增长是有利的，将会带来实实在在、没有水分、高效率且体现公平正义的发展。因此，“效率导向”应当成为判定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尺度，成为经济转型关键期改革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刘世锦等，2011：《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

3.刘世锦等，2013：《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中信出版社。

4.刘世锦等，2014：《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中信出版社。

5.Bosworth Barry and Susan M.Collins，2008，“Accounting for Growth：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2.

6.Perkins，D.，and T.Rawski，2008，“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in Brandt，L.，and T.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本文系《中国经济十年增长（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的导言。

中国趋紧的劳动力市场与未来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孟昕[1]

1.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显著下降，然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持续增长。根据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调查数据，2012—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实际增速为7.7%，而农民工的月均实际工资水平增长约12.3%。其他一些小型调查也反映出了这一问题。例如，全球投资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对2013年移民工资增长水平的研究结果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Miller and Gatley，2014） [2] 。

许多人认为，这一实际工资增长表明，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即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但是，我一向认为，城市中的低技能劳动力短缺是或明或暗的城乡移民制度限制的结果。本文运用最新家庭调查汇总数据，讨论实际工资水平上涨的原因。同时，本文还将讨论，把中国城市劳动力供给短缺误读为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再加上传统的城乡二元思维以及政治家们不希望看到在大城市中出现贫民窟，很可能给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2.城镇化战略与产业升级政策

一直以来，中国在总结西方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开辟一条新的城镇化路径。自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中国政府始终认为，农民应“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换句话说，中国希望有计划有控制地推进城镇化战略，并且主要致力于小城市的扩张，以防止出现大城市病，比如贫民窟的形成。

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农业部门开始，不久之后，农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使农业部门出现了大量劳动力剩余。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如何安置？当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是被禁止的。唯一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办法就是在当地发展非农产业。因此，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政府制定政策支持农村非农部门发展，使得乡镇企业遍地开花（Meng，2000）。1980—1995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从9.4%增长到26.3%。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鼓励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此举增加了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为适应这种新形势，政府逐渐放开了僵化的城乡移民限制，允许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然而，20多年之后，这些外出打工人员仍然不被城市所接纳。其中一个原因是潜在的财政负担以及公共财政体系调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农民应“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以避免“城市病”的发生。中国新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新规划》）也体现了这一观念，并且强调今后要以有序建设小城镇，来容纳未来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呼应的是大城市的产业升级政策。据认为，中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其产业结构应该由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主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应该基于创新和高端技术，而不应该基于廉价劳动力。中国在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认为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已经耗尽，并且中国“”从雇用低技能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工厂转向雇用高端技术人才的“室”的时代已经来临。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沿海城市已界实验世经推进产业升级政策，逐步淘汰低附加值企业和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政策正在对工资、劳动力供给以及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产生日渐显著的影响。

3.农民工工资变动及其原因

3.1事实

自2009年后，尽管中国实际GDP增速开始放缓，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却呈上涨趋势。图1显示，多数农民工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增速相对于实际人均GDP增速出现了过快增长，这说明尽管经济增长呈下行趋势，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却不断上升。

图1 人均GDP增速和农民工工资增速

资料来源：真实人均GDP增长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农民工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真实工资根据RUMiC调查。抽样包括每一年调查的农民工抽样（RUMiC新抽样）。用来计算真实收入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各省具体年度的CPI，以2000年为基期（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较高的工资增长率可能是劳动力构成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若受教育工人的比例不断增加，工资增长将不能很好地反映同等水平工人的应得报酬，而可能反映的是这种工人素质的增长。为排除这种可能性，本文对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外出年数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工人工资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中，历年的固定效应系数可反映标准化后的年工资增长情况。图2将这些系数与农民工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未调整的实际工资增速放置在同一图中，显示了标准化后的工资增长速度与未调整的工资增长速度虽略有不同，但其增长趋势是一致的。

图2 未调整的工资增速与标准化后的工资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农民工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实际工资取自RUMiC调查数据。抽样包括每一年调查的农民工抽样（RUMiC新抽样）。调整后的工资增长率得自作者自己的估算

3.2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

实际工资水平加速上涨的原因可能有两点：（1）劳动力短缺；（2）政府对工资的直接干预。该部分将探讨这两种可能的原因。

3.2.1劳动力短缺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汇总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有7.7亿劳动力。其中72%有农业户口，在5.53亿农业户口人口中，51%或2.85亿人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2.69亿人从事非农业生产，这其中有1.66亿人为外出务工人员（迁移地包括小的县市） [3] ，剩余的1.03亿人在临近乡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这不同于大家普遍认为的中国有2.60亿外出务工人员，2013年的实际数字仅为1.66亿人（见表1）。换句话说，2013年，只有30%的农村户口人员迁移到县市，剩余70%的农村户口人员没有外出务工。这些数字表明，如果制度环境能够改善，并且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能够减少，未来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空间还很大。

表1 2013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家庭调查数据也展示了同样的情况。北京大学2012年开展了一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4] ，在被调查的16—65岁的14630个农村户口人员中，大约22%的农村户口人员外出找工作[5]，28%的人在当地从事非农业就业，其余的人50.3%）只从事农业生产（见图3A和图3B）。家庭调查数据再次表明中国目前仍拥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资源。

图3A　2012年不同用工部门农村户口人员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CFPS（2012年）自行计算

图3B 不同年龄段农村户口人员中的迁移劳动人口、非农业劳动人口及农业劳动人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CFPS（2012年）自行计算

然而，目前国内的学者和政策界人士一般认为，中国的大量农业劳动力供给不具备在城市工作的能力，因此不是城市可以实际挖掘的劳动力供给源。这种观点经常使用的证据是，这些工人平均年龄偏大，而且受教育程度较低。这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描述在一定程度是符合事实的，但它忽略了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当这些工人年轻时，很大部分曾在城市工作过。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RUMiC）农村家庭调查的数据表明，在所有曾经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人中，34%目前已返回农村（孟昕，2013）。如果不是政策性歧视阻碍了他们和家人在城市定居，这些农民工可能留在城市，从而积累人力资本以及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中国对迁移的限制不仅直接导致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劳动力短缺，而且，如果户口和迁移的政策改变，目前已经迁入城市的农民工就不需要在年龄变大时返回家乡。这将减少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率，显著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并提高农民工的平均技能水平（孟昕，2012）。

第二，即使目前不在城市就业的工人是低技能的，他们也是中国拥有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些人需要找到其他谋生方式。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有效地利用本国现有的人力资源，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然而可悲的是，当前的政策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讨论这一问题。

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汇总数据和北京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均表明，中国至少有50%的农村户口人员目前仍从事农业生产，另外20%的人员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业生产。鉴于近年来农业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中国农村地区将有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近日，我们通过对湖北某村庄的调查了解到，该村庄虽处于农忙时节，当地大部分人却整天打麻将，而且我们被告知这一现象在当地相当普遍。如果能够消除制度限制和对迁移人员的歧视，这些农村闲置劳动力（指由于要照顾小孩或老人等家庭原因而闲置的人员）可能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从而改善城市劳动力供给状况（孟昕，2012）。

3.2.2城市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

毫无疑问，近年来城市就业人员已经感受到重重压力，在他们看来，劳动力短缺正在加剧。然而，迁移人员实际工资上涨是否预示着劳动力市场状况趋紧？表2展示了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所采用的三种衡量失业率的方法。不可否认，鉴于迁移人员很难享受到城市失业福利，大部分留在城市的迁移人员都有工作，也就是迁移人员的失业率通常很低。不过，通过对比不同年份的失业率，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在工资高增长年份，样本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对趋紧。

表2 不同方法衡量的失业率

三种衡量失业率的方法主要涉及以下问题：第一，常规性问题即当前就业状况；第二，考察调查者前一周是否至少工作了1小时；第三，回顾性问题，考察调查者过去12个月中的失业次数，本文对此定义了一个虚拟变量，若调查者在过去12个月中至少失业了一次，则令虚拟变量等于1。 [6]

表2显示，用第一种方法衡量的失业率虽然轻微上升但仍相对较低。 [7] 用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衡量的失业率相对高一些。如果我们考察过去12个月中至少失业一次的工人比重，则这一时期的失业率位于7%——14.5%。其中，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和2009年）的失业率最高。危机之后，虽然2011年和2013年工资增长最快，但这些年份的失业率也分别高达9.8%和12%。

这些结论似乎表明，虽然城市劳动力日益短缺，但失业率却没有明显下降。劳动力的日益短缺也很难解释过去六年特有的城乡移民的工资增长模式。

3.2.3最低工资效应

中国于1993年发布了第一个最低工资标准条例，截至1994年7月，它已成为中国劳动法的一部分。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价格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差别很大，中央将设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权力下放给了各个省、市政府。最低工资标准法规规定，地方政府应按照自己当地的最低生活费用、生产率、失业率、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当地的平均工资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2004年，中国对最低工资标准条例进行了修订，违规罚金率从原来拖欠工资的20%—100%涨到拖欠工资的100%—500%。 [8] 根据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率不应少于13%（Lau and Narayanan，2014）。

在我们调查的15个城市中，过去的二十年里，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了三倍（见图4）。在开始阶段，不同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差别不大，但2005年以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别逐渐扩大，这表明地方政府在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上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Wang and Gunderson，2011）。

图4　15个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15个被调查城市的政府官方网站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六年中，中国许多沿海城市做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低技能、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这些城市。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是很难执行的，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往往不具有约束力。经济学家经常观察工资的分布，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参见Brown，1999；Alatas and Cameron，2008）。

本文通过图5A和图5B来考察中国的最低工资法是否具有约束力。由于不同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各不相同，不同年份也存在差别，本文将月度工资和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的工资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且将工资分布的最低标准设定为0。如下公式所示：

标准化个人工资＝（个人i在j城市的工资－j城市的最低工资）/j城市的标准化工资图5A绘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在月工资分布中的位置，而图5B绘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在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分布。后者代表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如果最低工资标准具有约束力，它应该对这一群体工人的影响最大。比较这两个图，显然最低工资标准对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有约束力的（是否有约束力表现在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有较大的上升）。更有趣的是，当分别绘出沿海和内陆城市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见图6），沿海城市的上升要比内陆城市更为明显。

最近渣打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接受调查的珠三角的356家公司中，60%以上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是2013年工资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这些公司中的10%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工资水平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52%的公司回答说，最低工资标准产生了一些影响，并导致它们超过原计划提高工资（Lau and Narayanan，201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有一定的约束力。然而，问题在于，最低工资增长的效应有多大，是否这一效应只限于略高于或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情况，还是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具有溢出效应，影响了工资分配。

图5 最低工资标准与工资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RUMiC（2008—2013年）自行计算

图6 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的最低工资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RUMiC（2008—2013年）自行计算

本文采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最新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检验，主要方法是通过修正纽马克等人（Neumark、Schweitzer and Wascher，2004；Stewart 2012，）的模型，对以下两个方程进行估计。

方程（1）采用截面数据，检验当年最低工资水平对当年收入水平的影响，方程（2）检验前两年最低工资水平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影响。

方程（1）中，lwijt表示t时个体i在j城市月均收入的对数；lmjt表示t时j城市最低工资的对数。

D（.）是一个包含7个虚拟变量的向量，表示个人i在工资分布中的位置。其中，工资分布被定义为。第一个虚拟变量包含个人工资低于或等于最低工资的情况，对于第二个虚拟变量，若个人工资位于工资分布的5百分位至10百分位，则虚拟变量等于1。第三个虚拟变量包含了20百分位的情况。接着的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40百分位和60百分位。最后一个虚拟变量代表最高百分位的情况。

Xijt向量是一个包含年龄、平方项、受教育年限、性别、外出年限等的个人工资控制变量。CPI用于衡量价格变动情况。δj代表城市固定效应，θ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Tj是j城市的时间趋势向量，意在消除城市经济增长趋势。

方程（2）中，除因变量（指月均工资）和自变量（指特定年份城市最低工资）与方程（1）不同外，其余变量与方程（1）的含义相同。

两个方程代表了工资分布中不同百分位上最低工资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理论上而言，对那些个人收入接近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人，这一影响是最大的，并且，随着个人收入对最低工资偏离程度的加大，其影响逐渐减弱。

本文在估计方程（1）时所用样本为所有挣工资工人的总样本，在估计方程（2）时所用样本只包括信息可获取时长在1年以上的样本（面板样本），方程（2）的样本量小于方程（1）。另外，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城市及不同年份均有所不同，所以回归方程的标准误差只限定于特定城市的特定年份。表3中的第1列数值为方程（1）的回归结果。总体而言，所有分组的影响作用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中，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小组显著性最强。对该小组中的个体而言，最低工资水平每增加10%，个人收入将增加9.8%，几乎是完全溢出。当个人收入位于工资分布紧接着的5个百分位时，最低工资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下降至5%左右。当偏离进一步扩大时，影响力将下降至3.9%。

表3 方程（1）和方程（2）的部分估计结果

在分析相关关系时，关键的问题在于，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引起工资增长，还是最工低资标准的增长只是简单地回应平均工资的增长？统计学没有一种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估计过程中，尝试引入包含城市固定效完美的方应、年度固定效应和城市特定时间趋势的内生效应。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政府有可能改变政策（从而影响城市效应），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为进一步减少最低工资的因果效应，方程（2）检验了最低工资变动对不同百分位上的工资变动的影响。检验结果可参见表3的第3列数值。考虑各种变化（要求面板数据）使我们的样本数据减少了约一半，为确定两种检验结果的差异并非来自样本的差异，我们用面板样本给出了方程（1）的估计结果（见表3的第2列数值）。结果显示，在采用面板样本数据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水平的影响有所强化，但影响程度随收入百分位变动的趋势没有改变，然而，方程（2）的估计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影响力有显著下降。在5至10百分位上，同一个城市最低工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影响仅不足60%（为58%）。随着收入工资分配的阶梯上升，最低工资的影响降至38%。从30百分位开始，最低工资的影响变得更小（13%—20%），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些结论（见图7）说明，最低工资条例对那些处于最低工资水平（图5B中的峰值）和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人群有显著影响。当工资水平超过前两个十分位时，其效应一定程度上开始减弱，但在整个工资分布中仍较为明显。20百分位之后，最低工资变化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再显著。

图7 最低工资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估算（见表3）

3.2.4农业补贴和农村福利规定

农民工工资的高速增长可能与农业补贴制度的变化及农村福利的增加密切相关。农村收入和福利的增加会提供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和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同时促使城市农民工的工资上涨。

在过去10年中，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问题，中国对农业进行了极大的补贴并大大增加了农村福利。2004年，中国彻底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农村户口人员的各种农业补贴也相应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13年补贴“农业生产”的总成本达2000多亿元，相当于农业户口人均360元（国家统计局，2014）。而作为使农村更加富裕、更加宜居战略的一部分，农村的社会福利也逐渐到位，包括免费教育、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补贴。

总的来说，政府的许多政策，包括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农业补贴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城市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成本的上升。另外，那些诱使城市农民工短缺的各种政策也加剧了城市低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涨。

4.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及其面临的挑战

近几十年来，政府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已经受到各界强烈的批评，这使得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国务院最近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新规划》）的原因之一。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对城市病抱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致使《新规划》不能摆脱历来的“有序建设小城镇”的基本思想。在《新规划》中，“将农民挡在城市之外”的观念已演变成“将农民挡在大城市之外”的新观念。但这并非真正的进步。事实上，这一新的城镇化战略可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就像旧有的城乡移民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一样。

4.1城乡移民限制、产业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的30年里，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禁止城乡迁移。尽管过去3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促使政府放松了城乡移民限制，城市农民工仍然受到歧视，他们仍被认为是暂时的迁移人员。由于这些歧视政策，农民工及其家人很难永久性在城市定居。中国这一独具特色的城乡移民问题使员的流动率非常高。假定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为35年，则平均来看，中国迁移人这些农民工待在城市的时间不到10年，或者说不到其工作年限的三分之一。若他们很难将家人也带到城市生活，就势必会返乡结婚生子。当他们的父母生病需要照顾时，这些人也需要返回家乡。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事件不应影响他们的工作年限，但这确实发生在中国的农民工身上，因为他们很难与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较高的流动率减少了城市农民工的存量，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

这种短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政府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政府自己造成的短缺，当然也不会系统性地改变限制性的移民政策。相反，政府会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升级政策，并且开始向高科技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引导中国走服务驱动型经济。为响应此号召，许多沿海城市开始用最低工资政策排斥低技术含量的产业。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数据展示了这一变化。在过去六年中，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样本城市数据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化。2007年（在第一波调查前）和2012年 [9]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在15个城市开展的流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这些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一，这些被调查城市的农民工总数下降了18%。第二，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作的农民工比例从27%下降到15%，而在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工作的农民工增加了相同的比例。图8给出了中国沿海和内陆城市农民工产业结构的变化。该图表明，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均有所下降，且沿海城市下降更多。

除了制造业部门农民工数量的显著减少，我们还观察到农民工职业的变化（见表4）。鉴于职业种类多样，本文将2008年、2009年和2013年三个调查年度的不同职业进行归类。在这一时期，农民工从事私营业主、专业人员及其他白领工人的比例从10%增加到20%，而与此同时，从事生产工人的比例从27%下降到17%。更为重要的是，私营业主和其他白领工人的受教育年限平均高于生产工人。农民工这一职业分布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城市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增长高于低技能工人。这是与产业升级政策相适应的。

图8 产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RUMiC（2008—2013年）自行计算

表4 职业分布

资料来源：RUMiC调查数据（2008—2013年）

据我们观察，农民工总数的下降以及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人比例的显著下滑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许多工厂已经被城市强迫关停或迁移。我们最初在2007年设定了城市边界。为了建立完整的样本框架，确保我们的调查具有代表性，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小组走访了每个城市的边界。城市边界的确立要求方圆1公里内无建筑物或工厂。我们在边界范围内将城市划分为网格，并随机选取格块开展人口普查。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许多工厂破产倒闭，还有一些工厂迁移离去，为更好地把握迁移效应，我们重新划定了边界。调查结果发现工厂迁移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非常小。2012年的人口普查也是基于2009年的新边界。随着城市的扩张，这一边界效应可能越来越明显。

第二，许多制造业工作岗位被挪到更小的城镇，这些小城镇不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覆盖范围内。中国有五个层级的城市：分别是省级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城镇。在我们调查的15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属于前两个层级，余下的属于第三个层级。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08—2012年间，制造业雇佣人数占整个非农产业的比重从27.6%下降到24.8%（减少了2.8个百分点），而制造业雇佣人数占整个城市非农产业的比重仅轻微下降了不到2.3个百分点，原因是第一种测量方法包含小城镇而第二种不包含小城镇，这似乎说明，即使制造工厂移到小城镇，此效应也不大。 [10]

第三，中国城市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产业升级政策，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我们很难准确衡量三种不同效应的规模，尽管我们已经明确，当前时期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以及低技能劳动力均开始下降。

4.2潜在挑战

4.2.1产业升级引起的劳动力市场摩擦

上述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产业升级，大中型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已经或将会大幅度下降。那么这是否就解决了中国城市目前低技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从而实现了低技能劳动力新的供需平衡了呢？具体而言，有两个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1）是否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真的“用完”了，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是否解决了“短缺”问题？（2）如果不是，在产业升级政策改变劳动力需求类型的情况下，那些留在农村的低技能劳动力是否还能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本文关于劳动力供给的讨论涉及第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国目前城市劳动力的短缺是否是由于政策制约造成的。本文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毕竟，中国目前仍有50%以上的农村户口人员主要从事农业工作，而根据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发展前景看，中国农业生产是不需要2.83亿劳动力的。事实上，很多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都没有充分就业。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一年工作154天（孔涛、孟昕、张丹丹，2010）。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也表明，全职农业劳动力在2012年的工作天数仅为6.5个月，这既包括繁忙季节也包括非繁忙季节，因而总体应相当于150个工作日。 [11] 假设中国一个全职工人应该一年工作300天，则中国目前2.83亿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有一半应该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上述计算仍较为保守，毕竟，中国未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会不断提高。近期我们在湖北某村庄调研时，当地的村长告诉我们，村里正在与一个农业公司协商，该农业公司雇佣14个人专职种植4000亩农田。该村目前约有1000亩农田，每年每亩净收入约1300元。农业公司已经同意以每年每亩1300元的价格租种该村所有农田。此项交易对该村有很强的吸引力。据村长所言，许多附近的村庄都将土地承包了出去。如果协议达成，所有该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都将成为剩余劳动力（约300人），并且他们在村里将无事可做。

这些农民可以到城市就业吗？从短期甚至中期来看这似乎很难。当前16岁至65岁劳动人口（不含在校生和退休人员）中，尚未就业的人口分别占城市和农村总人口的29%和27%。虽然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并不高，但尚未就业的人口比例却相对较高，这也许反映了受挫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的比例很高。这种情况使城市对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吸收更加不易。

另外，当前农业劳动人口的技能水平可能并不适应城市产业升级后的工作岗位。表5A比较了农业劳动人口与非农业劳动人口（或迁移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分布状况。在农业劳动人口中，略高于60%的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甚至更低，而在非农业劳动人口和迁移劳动人口中，高于65%的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在实施产业升级政策前，相关指标已经表明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且城市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开始增加。产业升级政策的开展进一步恶化了低技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状况。

表5A 不同部门农村户口人员的受教育分布状况（全部样本）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2）

表5B 不同部门农村户口人员的受教育分布状况（30岁至45岁样本）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2）

表5C 不同部门农村户口人员的受教育分布状况（30岁以下样本）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2）

有人可能会说，那些留在农业部门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年纪较大，而当这些老年人退休，年轻人应能更好地适应城市对较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比较了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受教育分布状况（表5B和表5C）。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农业劳动人口，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都非常低。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农村户口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越有可能从事非农业劳动或者迁移外出，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 Vi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时间和代际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产业升级政策持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面转换也很难临的状况将会恶化。另外，农村教育质量的低下也阻碍了农村技能劳动力的供给。

总体来看，那些目前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可能不久之后便会从农业部门解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而当前的产业升级政策将非常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改善。

4.2.2小城市政策及其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战略到底能否解决问题？当地乡镇能否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

《新规划》中提到：继续“严格限制”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落户。人口在300万—500万之间的大城市，描述落户条件的用词很模糊：“合理落户”。文件称对人口在100万—300万之间的城市户口限制可以合理放开。对于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户口限制可以有序放开。对于地方乡镇，没有任何户口限制。政府的意图似乎是将农民工从大城市引流向中小城市，同时鼓励许多当前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搬迁到地方乡镇。然而，文件中并没有指明具体措施或参考方向。例如，对那些已经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能否获得那里的户口，或者他们是否要搬迁到中小城市，《新规划》并没有明确的政策。

尽管《新规划》大篇幅地描述了不同层级城市的户口许可限制条件，却很少提到在那些容许农民工定居的小城镇里工作机会将来自哪里。一个适当的、合理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由个人选择去适合他们发展和生存的城市。换句话说，如果容许人们选择，他们自然会迁移到他们能够获得就业机会的城市。但《新规划》却用户籍政策来指导人们能在哪里定居，而不管是否有工作机会。鉴于中国经济的计划色彩已日渐淡化，中央计划者是否有能力设计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很值得怀疑的。

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可以有别的办法。例如，可以在大城市周边建立卫星城，或者重新让工业回归中小城市。但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调整的成本。作为备选方法之一，使用政策指令这一中国政府习以为常的做法或许只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面。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重要的是了解每一种方案的潜在成本，而在《新规划》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事实上，即便是将目前和今后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民迁移到当地小乡镇也容易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何时迁移？一旦迁移，他们的就件不是一业机会将从哪里来？许多案例表明，这样的城镇化会导致当地社区的衰败，并造成劳动力闲置。如果农民不放弃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他们收到的土地租金可以维持他们在乡镇的日常生活。然而，长期来看，大批闲散劳动力将成为大问题。因此，人口迁移必须同时考虑就业机会。

除了小乡镇的经济活力（如小乡镇距离投入和产出市场太远）这个常规问题以外，长期来看，农民迁移到当地小乡镇对人力资本积累也有影响。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大城市的工人比在小城市的工人更少改变职业和行业（Bleakley and Lin，2012）。这是因为在小城市中同一职业或行业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其结果是，在人口密集度低的地方，个人不能变得太专业，不然的话，如果离职或被解雇就将面临找不到另一份工作的风险。因此，长期来看，鼓励小城镇发展将抑制人力资本投资。

5.结论

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本国制度的约束。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问题给中国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本文把最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现象，如农民工强劲的工资增长，与过去和当前的制度约束和政策抉择联系起来，讨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的挑战。

本文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城市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由政策引致的一种现象。然而，过去几年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错误理解和讨论，导致了特殊的政策方向，这又反过来使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新的摩擦，也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挑战。

（山西省统计局晋中市调查监测中心 张彩琴 译）

[1] 孟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感谢Bob Gregory对本文所提的意见以及Sen Xue的研究协助。本文为作者提交给保尔森基金会 （Paulson Institute）的政策备忘录。感谢作者和保尔基金会同意我们刊发此文。———编者注

[2] 文章未指明数据来源。

[3] 中国的城市分四个管理层级，这也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规模。它们分别是： （1）省级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2）省会；（3）地级市；（4）县级市。

[4] 由于资金限制，RUMiC城乡家庭调查于2011年中止。另外，RUMiC调查与国家统计局调查使用的样本相同。鉴于当前很多人对抽样偏差的争议，有必要在一个不同的抽样框架下独立开展调查，以对该争议做出检验。

[5] 该比例与采用RUMiC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比例接近（孟昕，2012）。

[6] 就业状况问题是让调查者对下述10个选项做出选择：1.工作；2.退休再就业；3.失业；4.退休；5.护工（house worker）；6.家庭劳力；.残疾；8.在校；9.寻找工作；10.其他。16岁至65岁的调查者中，没有选择上述第4、5、、8和10个选项的人被界定为劳动力。选77第（3或第9个选项表示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另外，所有算作劳动力的人还要回答两个问题：1）前一周是否有偿劳动至少1小时？（2）若没有，为什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1.休假；2.在校；3.失业。本文将有偿劳动不足1小时的人界定为失业。

[7]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总体样本包括追踪样本（称为老样本）和每年新加入的样本（称为新样本）。后者对当年而言更具代表性。详见孟昕（2013）关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样本代表性的论述。表2仅列出了新样本的调查结果。总体样本的调查结果与新样本基本一致，具体可联系作者获取。

[8] 新条例还规定，补贴和奖金不计算在工资内（Frost，2002；Zhao and Zeng，2002；Wang and Gunderson，2011）。

[9] 为建立RUMiC调查抽样框架，RUMiC团队在15个被调查城市中的随机选择网格内进行了普查。对每个网格的每个工作地，包括街头小贩都进行了采访，询问工厂、商店、施工现场、餐厅、市场，还有在大街上的农民工数量（见https：//rse.anu.edu.AU/rumici/普查过程的详细讨论）。在2012年底我们重复了这个普查过程，以确保我们的样本继续有代表性。

[10] 被调查城市制造业部门岗位减少差异的真实原因，以及这一阶段我们对汇总数据的观测尚不明朗。

[11] 此处假设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在旺季，三分之一在正常季节。

经济学课件VI：
财富、债务、不平等和低利率四大趋势与启示

财富、债务、不平等和低利率
四大趋势与启示

阿代尔·特纳[1]

2008年金融危机的危害很大，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产出比危机前下降了10%—15%：而一些国家的平均实际工资甚至要低于10年前的水平。

但是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一些问题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显现。美国收入最低的25%群体人均实际工资在过去25年间未有上升。虽然金融危机源于近20年的信贷增长过快，但是产出并未同步快速增长，只是温和地增长。我们的经济似乎迷失了方向。因此，后危机时期仅集中于金融体系或危机的直接原因，不足以解决一些根本缺陷。

本文将着重讨论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的四大趋势，这些趋势本身也非常重要，对公共政策和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分别是：

·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收入最低的20%群体实际工资并未增长，同期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提高了3倍，在其他经济体中，不平等的发展趋势虽然没有如此极端，但方向大体相同。

·持续上升的财富收入比。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Piketty）所言“财富又回来了”。18世纪和19世纪积累的财富约为GDP的6倍；20世纪中叶下降到3—4倍；目前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又回到了6倍。

·不断攀升的私人部门杠杆率。莱因哈特和罗高夫（Reinhart and Rogoff）的计算结果表明，22个发达经济体的私人部门杠杆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上升到危机前的170%。目前，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杠杆率迅速上升，中国尤为迅猛。

·逐步走低的实际利率。20世纪80年代后期，投资者购买与指数挂钩的英国或美国20年期政府债券，无风险实际回报率约为3.5%，而2007年，约为1.5%，危机之后下降到零。

图1 逐步下降的利率

这些趋势具有极端重要性，本文主要观点包括：

· 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趋势、形成原因以及四大趋势之间的重要关联，我们就无法理解2007—2008年的危机以及危机之后缓慢和脆弱的经济复苏。

· 旨在遏制金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政策将是无效的，除非这些政策能够应对经济生活的这些根本变化。

· 理解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是回答萨默斯命题的关键所在，即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外，发达经济体是否面临着长期停滞这样一个长期性命题。

本文将逐一考察每个趋势，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发挥作用，也会指出这些趋势对经济理论和公共政策的启示，并在最后讨论长期停滞的问题：长期停滞是指什么？是否存在？以及这四个趋势与长期停滞之间的联系。

这里先提出几个相关指标有助于厘清本文的主题，我倾向于认为：

· 股权价值源于投资，财富积累源于储蓄……而事实上相当部分股权价值并非来自于投资，财富积累也并非源于储蓄。

· 银行吸收储户的存款，并通过贷款为资本投资融资……而实际上银行创造货币和购买力，大部分贷款与资本投资无关。

· 在“新经济”中实物资产的重要性下降……而实际上土地价值在总财富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 经济增长将提供广泛的繁荣……但是，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可能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需要建构新的经济理论和公共政策方法。

一、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税前收入不平等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急剧上升，总体上沿着两个维度。

· 在几个国家，尽管不是所有国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均值或中位数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在一些国家甚至未能分享到以“均值上升”表示的繁荣。

· 几乎在所有国家中，虽然程度有所不同，收入最高10%群体的收入与中位数的偏离度越来越大，而收入最高1%群体比最高10%群体中的其他人的收入增长更快，处于塔尖的0.1%或0.01%群体更是如此。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反映了：一是工资性收入（earned income）的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增加和工资份额下降的趋势。这与财富增加的重要性相关（第二节详细讨论）。该趋势将扩大不平等，因为相对于工资收入分配，财富和资本的收入分配更不平等。

这些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许多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 在收入分配底端，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无疑发挥了作用，来自于中国等低收入国家的竞争降低了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市场价值。此外，工会力量的下降也是因素之一，而工会力量下降也部分归因于全球化。

· 在收入分配的顶端，不断变化的社会习俗非常重要且自我强化。高管薪酬是在非常不完善的市场中设定的，其中，规范、基准和比较扮演了主要角色。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平均越高，给首席执行官支付高工资就越具有合理性。

· 在高收入群体中，发达经济体日益“金融化”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美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1950年的2.5%上升到2008的8.3%（Greenwood and Scharfstein，2012）。金融部门的薪酬增速远远快于其他行业相同技术水平的工人的收入增速（Philippon and Reshef，2011）。在收入最高1%群体中，金融家收入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足够的证据表明，发挥作用的最根本因素可能是技术，而不是全球化或金融化，并且该因素在未来的作用会更加突出。 [2]

我们通常认为，市场经济会产生类似于水涨船高的效果。工业革命之前，经济或是不增长，或是增长非常缓慢，感知到的生活水平提高需要用去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工业革命之后，每一代人的人均产出都显著提升。1000—1820年之间，西欧的人均产出年增长率大约0.1%，而1820—2000年间年均达到1.5%（Maddison，2001）。

技术进步推动人均产出增加，使得生活水平上升成为可能。技术摧毁了一些工作，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勒德（Luddite）的担心（机器将导致工人的永久性贫困）未成为现实。

一直到20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技术进步不仅与充分就业相互兼容，而且所有群体的收入均至少会有一定上升。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速远远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速（R.C.Allen，2009）。在1800—1830年间，英国平均实际工资并未增长，许多人的工资反而明显下降。在1830—1860年间，工资增长仍然落后于人均产出增长，不断繁荣的绝大部分收益被资本所有者获得。只是在19世纪后40年，平均实际工资才加快增长，几乎所有人均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说明，人均产出的增加与所有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取决于资本与不同类别的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使用资本自动替代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容易程度、生产新资本品的容易程度和成本、生产资本品需要的劳动力类型（熟练或不熟练）、是否需要熟练劳动力来操作资本品。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产生的持续繁荣几乎惠及发达经济体的每个人，这一事实可能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和一般成长规律，而是应用具体技术的偶然结果，尤其是机电制造技术。

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内在地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可能会对要素收入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

试想一下，30年前，有人发现了一套咒语，使你能够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聊天，比如咒语“急急如律令123约翰”，借助这套咒语，不管约翰身在何处，你都可以和他聊天。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呢？

只要发现者足够智慧，在披露该咒语之前获得了知识产权，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知识产权律师、他的奢侈品供应商以及他的团队组织者都会做得很好，也会有很多人为其团队提供服务，但通话过程本身并不会雇用人，因为正如本文所述，你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说咒语。

信息和通信技术当然不是纯粹的魔法，但它们的经济影响相对于机电技术而言更接近于魔法。通用汽车公司高峰期雇用的员工超过80万人，而微软员工只有10万、苹果只有8万、谷歌只有5万。脸书（Facebook）市值高达1700亿美元，员工仅有5000人，最近脸书投资190亿美元收购了Whatsapp，该公司只有55名员工（见图2）。

脸书的“资本资产”是确保系统运行的“机器”，该机器由年均500个软件工程师花费10年建立起来 [3] 。这种5000人/年的“资本投资”与以前的汽车产业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在汽车生产出来和汽车公司股东分红之前，汽车制造商需投资建厂，还需要投资建立钢厂以生产用于制造汽车的钢材。然而，仅仅32个工程师开发和维护的WhatsApp软件却支撑了190亿美元的市值。

图2　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财富和就业

由脸书公司付费

信息和通信技术固有的经济特征和潜在影响都非同寻常，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最近出版的《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是一本非常优秀、影响很大的书，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特征：

· 硬件成本的直线下降。1965年英特尔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发表了著名的论断，花费1美元购买的集成电路运算能力将每年翻番。后来他修改为每18个月翻番。但是，无论间隔时间长短是否精确，显然我们面临着呈数量级变化的技术进步，比先前开发的技术的进步速度要快10倍。超级快节奏不仅仅指处理能力，还体现在硬件能力的关键方面，如储存和通信带宽。

· 软件复制的边际成本为零。事实上一旦一个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生产出来后，复制另一份或10亿份的成本接近于零。这在汽车还是制造汽车的机器生产领域都是不可能的。

· 网络外部效应的极端重要性：大家都用微软的原因是我们都使用微软，青少年都使用脸书的原因是所有青少年均使用脸书。

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鲜明特点的经济影响很大，并且在未来将进一步增强。

他们认为，这些技术将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红利”（bounty）：目前由不熟练或熟练劳动力操作的业务将加速被自动化取代，并且能够提供许多超出我们想象的新产品和服务。他们认为，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巨大经济影响的冰山一角。

但是，他们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信息和通信技术将进一步扩大不平等。

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不平等的影响源于该技术对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的工资以及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

· 对于非熟练或低技能工人，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很高。根据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论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技能为基础的技术变化持续推进，有效机器人技术和事务性工作自动化的发展将减少对低端工人的需求。其他领域（如面对面的个人服务）可能会出现更多就业机会，但相对实际工资率可能较低。

· 对于技术工人，演进模式可能充满变数。按照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描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目前所谓“技术工作”的自动化处理。最近的一项分析表明，“审计和会计师”工作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与“商品零售人员”和“电话销售”被取代的可能性大体相当（见图3）。但是，在人的技艺与计算能力协同的领域，影响将是积极的，技能的回报率将持续上升。

图3　2010—2030年，自动化导致岗位流失的概率

资料来源：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C. Frey and M Os- brne （2013）

· 特别是，非常高技能的回报率可能会很高，如明星和超级巨星，或类似群体，虽然数量很小，但拥有很高的收入和巨额财富，比如我想象中的那名发现了远程聊天咒语的女子。

· 在顶端也越来越难以区分丰厚的回报是源于技能还是资本，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并不清晰：一方面，理论上，如果新的资本硬件价格急剧下降，相对充裕的资本的回报率会下降，而稀缺技能的回报率将上升。如果信息和通信技术硬件以非常单纯简单的形式销售出去，我们的确看到了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的情形：随着新带宽的成本快速下降，许多在最初互联网热潮中安装光纤设备的公司出现了亏损甚至破产。另一方面，该效应可能会被异常强大的网络外部性、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所抵消。只要脸书存在，以较低成本复制其硬件和软件的事实对竞争态势和股权价值创造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比尔·盖茨、杰夫·贝索、马克·扎克伯格以及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精英的财富是否应该被定义为高技能回报、高技术回报或是源于赢家通吃的网络外部效应的租金，这点并不清晰。 [4]

但是，不管用哪种最佳方式去理解，结果都是巨额财富积累并非源于较多的储蓄/投资，也就是说，企业家及其背后的资本持有者并没有延迟消费，也没有大量的长期人力投资。

因此，信息和通信技术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看到的不平等日益扩大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并且在将来还会进一步扩大不平等。它扩大了较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收入差异，为拥有非常高技能的劳动力、运气以及市场主导地位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在不受信息和通信技术直接影响的部门，受其他因素影响，差异不断扩大和巨星回报不断增加的趋势也同样存在或将进一步加速。

未来经济必将变成信息和通信技术密集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成为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工人。事实上，我们可以自动处理许多工作，这本身可能使未来经济中的“高接触”（high touch）和“高科技”（high-tech）一样重要。 [5]

· 许多就业机会被自动化取代，同时出现其他工作。按照定义，新涌现的工作将履行个人化的面对面服务功能，而技术几乎无法承担此类工作。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未来10年间增速最快的就业领域包括“家庭健康助理”，“食品准备和服务工作”，“个人和家庭护理”，“护理助手、勤务兵和服务员”（BLS，2012）。虽然这些“亲密接触的工作”吸纳的就业数量很大，有助于保持合理的就业水平，但大多数情况下其相对工资水平较低。

· 同时，由于技术有助于提高平均收入，尤其是如果技术为富人提供更快速的收入增长，消费者在价值取决于主观判断的商品上花费的比例将上升，如设计、时装或品牌等。虽然只需很小的“投资”，但这往往会为高技能人群带来更高的回报，因为这些人群可以创建设计或品牌以抓住人的注意力和忠诚度。

· 在收入分配的最顶端。超级巨星的回报增长，不仅限于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家，而且包括体育明显和艺术精英，尤其是超级名模。有些非物质、非自动化特征的工作回报也会大幅度上升，如体育竞技、艺术创意和健身美体活动。

我们的经济将走向“高科技”和“高接触”，但这两个领域不平等将越来越严重，并且这两个领域中的巨额财富积累并非来自于高投资。

关于不平等的小结

当然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前文所论，还有其他重要的不平等驱动因素，包括经济的金融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不平等显著扩大，并且还存在一些固有的技术因素使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二是这些技术因素正在形成“无须投资就创造出股权价值”的现象。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与金融问题相关。本文第三部分将证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推高杠杆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杠杆率的上升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在讨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第二部分将重点讨论财富收入不断上升的现象。

二、财富归来

过去40年间，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财富收入比急剧上升。托马斯·皮凯蒂的近作《21世纪资本论》，及其与祖克曼合作的论文，探讨了原因和影响 （Piketty and Zucman，2013）。

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尽管程度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平均财富收入比（W/Y）约为300%—400%，而目前该比例约为600%。从更长观察期来看，法国和英国的该比例经历了U形变化轨迹，19世纪该比例约为600%，到20世纪中期下降到300%—400%，目前又回到了约600%左右（见图4、图5）。

图4　1700—2010年法国的资本变化轨迹和分解

资料来源：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T.Piketty（2013）

图5　1700—2010年英国的资本变化轨迹和分解

资料来源：同图4

“资本回来了”，这是皮凯蒂和祖克曼文章的标题。这为什么会发生？在数学上可以用两个因素来解释。

解释1：净储蓄和s/g的关系

W/Y上升源于均衡关系效应：W/Y=s/g。其中：W是财富，Y是收入，s是净储蓄率，g是收入增长的速度。

上式并非精确的会计表达式，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均成立，但它是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必须存在的一种关系。如，在一个经济中，如果W增速与Y增速相同，那么W/Y将保持稳定。

如果s/g ＞ W/Y，财富积累的速度将快于收入，W/Y将上升，直至达到均衡点。

因此，W/Y上升的一种解释是随着人口增速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将趋于下降。前工业化时期财富收入比非常高的原因是人口扩张和技术进步均较慢。20世纪中叶W/Y均衡水平下降的原因就是人口显著增加和技术进步，这意味着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现阶段该比例有可能上升。 [6]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解释看起来有些奇怪。如果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全社会是否会自发地同比例减少储蓄率，因为积累资本的需求也会收缩。如果人口停止扩张，我们是否至少会不再建造新的房子？如果g下降，s不随之下跌吗？

但是，皮凯蒂的研究基于如下事实：国民总储蓄并非人们对支持总需求的资本积累率做出集体理性决策的结果，而是个人受生命周期动机（储蓄是为了保证舒适的退休生活）或赠予动机（将财富留给继承人）驱动设定其财富积累目标的结果。

如果储蓄是由这些因素驱动的，储蓄率就独立于增长率，因此较低的增长率也会导致较高的均衡W/Y值。

财富与收入的比率可能因此增加，因为即便增长率和增长潜力下降个人仍继续储蓄。如果未来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据皮凯蒂推测，W/Y值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解释2：资产价格上涨速度更快

在上述解释中，财富积累源于实际净储蓄和净投资，因为当前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储蓄/投资而不是消费。因此，W t ＋ sY t=W t ＋1，即：期初的财富加上本期内的储蓄（未消费的收入）等于期末财富。

但是，即便没有实际储蓄，财富也会增加，如果构成“财富”的资产价格上升快于其他目前计入“收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皮凯蒂的计算结果表明，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尽管并非所有发达经济体），这种效应在财富积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实际上没有储蓄的财富积累案例并不少见。如图6所示，1990—2010年间，如果财富增长仅源于储蓄，英国的W/Y会从314%下降到250%，但相对价格效应使得W/Y上升了270%。

图6　1990—2010年英国财富积累分解

据皮凯蒂的计算，“净储蓄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对不同国家W/Y上升的解释力有所差异 [7] 。如图7所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资产价格上涨加速对W/Y上升的贡献度超过了100%；也就是说，如果财富增长等于实际储蓄，W/Y将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和加拿大的净储蓄对W/Y上升的贡献度超过100%。在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约45%—70%的增长可由净储蓄来解释，其余部分源于相对价格效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同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皮凯蒂本人也正确地强调，他的研究并不能提供所有的答案，但是将激发对该问题更深入的探索。但是，这些数字表明，相对价格效应可能非常重要，而且至少三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一事实。

图7　不同国家财富积累贡献分解

其一，皮凯蒂称之为“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和社会大动荡时期，资本资产有时被战争摧毁，有时被没收，或被课以重税。股票及其他价格因极度不稳定受到了压制，因此，W/Y可能被压低到其均衡值之下。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混乱消退以及财产所有权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有利，所以，如皮凯蒂分析，W/Y恢复到s/g的基本面。

但还有另外两种解释，皮凯蒂自己的数字也显示，其中一个解释至少在部分国家有很强的解释力：

· 第一，与前述脸书的现象有关，市值为1700亿美元的公司的“资本投资”仅相当于5000个工程师1年的工作量。如果我们将财富创造分解为可识别的“净储蓄”要素和剩余项，剩余项将占主导地位。对于享受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外部性或品牌主导效应的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来说，这种情形属实。对于那些已经开发出价值不菲的基于品牌的时装公司和设计公司而言，大体也是如此。

与皮凯蒂的“反弹效应”显著不同的是，在现代“高科技、高接触”经济中，资本投资/储蓄对股票价值上升的解释力越来越弱。我们实现了没有积蓄的财富积累，因为我们无须投资就可以创造股权价值。

第二，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该影响在一些国家更为显著，实际上已经发挥主导作用。

图4和图5展示了过去三个世纪里英国和法国W/Y的变化轨迹与不同类型财富的贡献，从中可以看到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土地作为一种财富，其重要性在19世纪不断下降；二是房地产作为财富源泉之一，过去40年间重要性不断上升。

目前这两个国家的房地产占国民财富的比例超过了50%，而过去40年间W/Y的显著上升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价值上升。

土地/房地产在总财富中的份额经历了明显的U形变化。但是，事实上这并非一个资产类别的重要性先降后升，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资产类别，只是碰巧都与土地相关：

· 19世纪的趋势反映了土地作为粮食生产的一个要素，其重要性相对下降，因为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份额下降。 [8]

· 过去40年间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反映了住宅和商业地产价值的上升，特别是城市房地产价值的上升。

但是，按照现代房地产数据，土地——特别是城市土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可得数据并不完备，但至少在英国，房屋建造成本不能解释大部分住宅房地产的价值，但可以通过其占用的土地来解释：房地产增值的绝大部分源于土地的增值。

在座的各位想想自己的房屋或公寓，情况就清楚了。你们的房子或公寓市场价值与1990年相比，上升了好几倍，更不用说与1970年相比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房屋或公寓早在1990年就已建成了，用于重建和翻新的净储蓄/投资只是房屋增值部分的很小比例，即便是新建的房屋或公寓，建造成本占当前市场价值的比例也很低。

与脸书的故事差不多，我们在没有资本投资/储蓄的情况下实现了财富积累，但这次所涉及的资产是特定位置的土地。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尽管程度非常不同，住宅和商业地产及其隐含的城市土地的价值增长显著快于国民收入，因此W/Y上升。 [9]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这种影响解释了绝大部分W/Y的上升。在一些新兴国家也一样，特别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和土地价格对财富积累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出现土地价格大幅度上升的情形？我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消费者偏好效应；二是投资资产效应。

消费者偏好效应反映的事实是：随着人们总体上变得更加富裕，他们用于获得特定位置土地所有权的费用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获取生活在舒适区域的权利。

· 对许多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小于1：随着收入上升，人们用于购买更多的电视、洗衣机或食品的开支不会同比例上升。

· 然而，对于特定位置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却显著大于1。

· 同样，对海滨酒店而不是较远的酒店、对靠近滑雪胜地的宾馆而不是山下的宾馆的需求也遵循相同的规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最方便区域的写字楼的需求，以吸引高技能的员工。

但是，如果特定位置的理想土地的供应缺乏弹性，那么土地价格就是唯一的选择。

· 物业/城市土地的租金占收入比例通常会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

· 物业/城市土地的价值通常上升，有时会成比例上升（如果相关利率/折现率保持稳定）；如果相关利率/折现率下降，甚至会加速上升（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详见第四节）

因此，在增长的发达经济体中，由于如下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W/Y有着内在的上升趋势：

· 对特定区位的土地需求有着高收入弹性；

· 特定区位的土地供给则高度缺乏弹性。

这意味着，即便一个国家人口稳定、没有新建房屋，“新储蓄/投资”在住房财富积累中未发挥任何作用，房地产占总财富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反过来导致财富收入比越来越大。

投资资产效应。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偏好效应本身会使房价增速高于收入增速。然而，一旦观察到这种现象，追求资本利得的住房“投资”将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随着房产成为投资标的，未来资本利得预期对房价的影响不亚于消费者的实际住房需求对房价的影响。 [10]

· 这种极端现象在伦敦、迪拜、新加坡、香港及其他全球性城市的高端住房市场上显而易见：购买大型豪华公寓，却很少居住；住房成为财富的主观象征，其价值上升是因为寻求资本收益的买家认为后续买家将支付更高的价格。

· 同时，英国还形成了快速增长的“购房出租”市场，住宅房产显然成为倍受投资者青睐的“资产类别”。

· 然而，投资资产效应更普遍地在许多住房市场中发挥作用，而不限于高端市场和明确的商业投资。许多美国次贷借款人从租房转向购买住房，目的是追求资本收益；过去几十年中，英国年轻人购买住房，期望获得资本收益，或是担心如果住房价格涨幅过大将遭受机会损失。“搭上住房市场这班车”与住房作为投资标的相关。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很多人来说，住房兼具两种属性：它既是消费品，也是最重要的投资资产。

但是，该效应的显著程度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几乎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房地产占总财富的比例都比较高，且不断上升。但是，在英国和法国，财富积累中的房地产价格效应要远远大于德国，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效应远超加拿大。过去几十年间，英国人通过购房来储蓄，德国人却未这样做。

国家之间出现差异的原因值得深入分析。通常人们认为，高人口密度将使城市土地供应更加无弹性。然而，尽管法国人口密度较德国低，但房地产对法国的重要性高于德国。澳大利亚是人口密度极低但城市地价较高的典型例子。经济地理和社会偏好的具体情况似乎很重要，包括：哪些地区更理想，高收入群体倾向于集中在一个主要城市（伦敦或巴黎）还是分散居住（德国城市）等。

但是，即使房地产对财富积累的作用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并非同等重要，但是，它的普遍性足以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综合前文所述原因：（1）对特定区域的房地产需求有高收入弹性；（2）特定区域的房地产供给缺乏弹性；（3）获取资本利得的投机性欲望；（4）强烈渴望生活在理想区域；（5）未来价格趋势的预期受到近期实际趋势的显著影响，几乎所有投资类资产都有这种趋势。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房地产的价值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高波动性，特定区域的城市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实际上不能有效形成有意义的“均衡”或“理性”价格。

小结和启示

皮凯蒂的研究指出了财富和收入之间关系的重要发展趋势：

· 总体上看，W/Y上升了；

·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放缓，而这又部分源于“反弹效应”；

· 部分反映了“无须储蓄和投资就能创造财富”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其中包括：（1）无资本投资的股权价值创造，如脸书现象；（2）

特定区域的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特别是不可再生的土地价值上升。皮凯蒂本人初步指出，整个21世纪，全球W/Y将延续目前的上升势头（见图8）。如果我在前文强调的那些特定因素非常重要，上升的幅度可能显著高于他的推断。

图8 1870—2100年世界资本收入比

资料来源：同图4

W/Y上升具有深刻的影响。即使W/Y稳定在目前的较高水平上，更不用说进一步上升，也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直接影响金融稳定。

更大的不平等。几乎在所有社会，相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言，财富分配不平等更加严重。随着财富重要性的上升，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

· W/Y上升使得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较高的W/Y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较高：按照某些生产函数的设定，的确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随着资本积累量上升，资本回报率会下降 [11] 。但皮凯蒂的研究表明，资本要素所占份额在发达经济体中有所增加。由于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资本份额的上升加大了总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的不平等。

· 正如皮凯蒂正确地强调的，如果储蓄的税后回报率超过增长率（r ＞ g），财富不平等可能会自我强化。由于富裕群体的消费支出占比较低，更加容易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积累财富；而占有财富较少的人更有可能使用资本收入以支持消费。

日趋加剧的不平等本身就值得高度关注。第三节将进一步讨论，不平等的加剧还可能推高杠杆率，并加大失稳的风险。

更多的不稳定。 W/Y的上升还会直接带来不稳定的后果。

· 私人财富水平的变化诱发消费和投资支出水平的变化，从而影响宏观经济； [12]

· W/Y越高，任何给定比例的财富变化对支出流量乃至收入的潜在影响也就越大；

· 但是，如果总财富增长主要由房地产驱动，由于房地产价值是高度不确定的且潜在波动性大，危害将被放大。

可见，即便经济体中只有股权合同没有债务合同，不断上升的W/Y和房地产不断上升的重要性也可能使经济更不稳定；然而，如果杠杆率很高且上升，潜在的不稳定性将进一步加剧。

三、私人部门杠杆率的持续攀升

过去几十年见证了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杠杆率的上升，由于不平等和W/Y的变化趋势有所差异，不同国家之间杠杆率变化也存在显著差异：

· 美国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持续上升，私人部门债务占GDP比例从大约50%上升至180%左右（见图9）。

图9 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杠杆率

资料来源：Mcculley and Pozsat

· 英国经历家庭部门杠杆率的急剧增加，家庭部门债务占GDP比例从1964年的15%上升到2008年的95%（见图10）。

图10 1964—2009年英国家庭储蓄和贷款

资料来源：Bank ofEngland，Tables A4.3，A4.1

· 然而，在德国，至少在近20年中，私人部门杠杆率增长非常有限，先是轻微的增加，然后有所下降（见图11）。 [13]

但平均而言，过去几十年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显著增加。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杠杆率也出现了快速上升。

图11 1991—2010年德国私人部门的杠杆率

私人信贷占GDP的百分比增加。这意味着，私人信贷增长超过名义GDP的增长。 [14] 但是，危机之前信贷快速增长并未导致通胀率超过央行的目标。从实现名义需求增长和实际产出增长更符合潜在增长率的角度来看，快速信贷增长似乎是必要的。 [15] 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两难问题：我们似乎需要信贷增速高于GDP增速，以实现最佳的经济增长，但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危机和危机后的经济衰退。

然而，危机之前主流观点却认为，这种信贷集约型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杠杆率上升实际上是中性的或者是良性的：

· 中央银行和现代货币理论信奉的信念是：实现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足以保证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实体经济部门总资产负债表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细节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忽略。

· 金融理论同时强调债务合同的正面效果。实证研究似乎也表明，提高银行信贷占GDP比例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金融危机证明，危机前的信条彻头彻尾是错的。我最近在法兰克福的演讲（Turner，2014）中主张：

· 过度的信贷增长是金融动荡和危机的关键驱动因素。

· 一旦危机发生，私人部门的杠杆水平就显得至关重要：杠杆率越高，债务积压就越严重、影响就更持久，后危机复苏就越慢和越脆弱。

· 超过一定限度的过高私人部门杠杆率是危险的。

私人部门杠杆率的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是后危机经济深度衰退以及复苏脆弱和缓慢的根本原因。本节重点讨论杠杆率上升与不平等加剧以及财富性质的变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在讨论细节前，先来认识两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是银行创造货币；二是大多数贷款并未履行经济学和金融学文献中描述的功能。

银行创造货币

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论文通常描述银行如何吸收储户存款和贷款给借款人，然而，对银行究竟是做什么的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创造了信贷货币和购买力。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它们可以创造无限的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多少以及控制其创造能力的机制极其重要。 [16]

多数信贷未用于投资

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也倾向于用以下语言来描述银行的作用：家庭将钱存入银行，银行借钱给企业为备选投资项目融资。金融理论认为，债务合同的正收益包括：银行使资本投资的融资更加容易，保证资本在不同投资机会之间更有效率的配置。 [17]

然而，这远远不够。发放贷款为资本投资融资只是银行所作所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银行还借钱为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融资，使人们能提前消费未来收入，银行还借钱用于够买现有资产，尤其是房地产。

估计多少贷款被用于执行每种不同功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1）贷款（对商业地产公司）种类繁多，其中可能包括对新实物投资的贷款和购买现有资本作为投资房产的贷款；（2）贷款的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比如住房抵押贷款既驱动现有住房价格上涨，也为新房屋投资提供了激励；（3）个人贷款也同时服务于不同目的，尽管程度不同，一方面是实现生命周期消费平滑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投资于现有资本资产获取资本利得的手段。

但是，在理论上区分这些不同类型的贷款是重要的，认识到在一个“投资”低或者完全用股权融资的国家，杠杆率可能会很高并且上升，这也非常重要。事实上，想象出一个没有任何新的住房投资，但住房抵押贷款很高且上升的经济体，并非不可能。

关于英国信贷分类的一个合理估计结果表明，在全部银行贷款中，执行教科书和学术文章论述的“为新资本投资融资”功能的不到20%（见图12）。

图12　2009年英国债务分类

我在法兰克福的演讲中指出，其他类型的信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危机之前的增长是信贷密集型的，以及为什么信贷快于名义GDP增长并非必要，应优化政策工具避免再次发生。 [18]

就本文而言，重要的启示包括：一是房地产贷款在扩大金融不稳定方面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这既是第二部分讨论的W/Y变化的结果，也是驱动因素。二是贷款为消费融资也不利于金融稳定，同时也是第一部分讨论的不平等加剧的结果和驱动因素。

（1）对现有房地产的贷款

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以及许多新兴经济体）中，住宅和商业地产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泰勒等人（Moritz Schularick and Alan Taylor，即将发表）的研究表明，住房抵押贷款占比通常为50%—70%，商业房地产贷款占比为20%—25%。

这种贷款将产生三种后果：（1）金融不稳定的最重要驱动因素；（2）有助于解释无通胀的信贷快速增长现象；（3）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在总财富中的重要性上升（如第二节所讨论）

房地产贷款和金融不稳定

房地产贷款部分用于为新的房地产投资融资，如建造新的住房、办公室和购物中心。但是，多数贷款，在一些国家绝大多数贷款，被用于购买现有的房地产。

虽然，在西班牙和爱尔兰，危机之前快速增长的信贷促进了房地产建设市场的繁荣，并推高了现有资产的价格，英国也经历了抵押贷款和房屋价格的快速膨胀，但房地产市场净投资只有少量增长。

信贷快速扩张甚至能够带动非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繁荣和萧条。 [19] 但是，当信贷被用于为购买不可再生的资产——如特定位置的土地——融资时，自我强化循环的危险性将明显上升，唯一的选择就是土地价格。

对供给固定或无弹性的房地产提供贷款极易受到自我强化循环的冲击。（1）在繁荣时期，信贷快速增长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借贷双方的净资产，并创造资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因此信贷需求和供给进一步扩大。（2）衰退时期，信贷和资产价格下跌也同样自我强化。

因此，对现有房地产的贷款，无论是否伴随着新房屋建设热潮，在几乎所有金融危机和危机后经济衰退时期均扮演了核心角色。

无通胀的信贷快速增长，但制造了严重的债务积压

房地产贷款（实际上是土地贷款）的重要性及重要性不断上升有助于解释无名义需求上升的信贷快速增长现象，而名义需求上升事关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中央银行必须做出回应。但是，核心在于为购买现有房产提供贷款不会直接带来新投资和新消费，这点不同于为新资本投资提供贷款：

· 它可能通过三种渠道产生间接影响。“托宾Q”效应可能刺激新的房地产建设：通过投资组合再平衡和托宾Q效应投资于其他资本品；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

· 但缺乏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间接影响与贷款发放规模完全成比例。· 至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景，高信贷、高物业价格和高货币供给量对支出增加的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

尽管对现有资产的信贷快速扩张在危机之前未导致名义需求膨胀，然而，一旦危机发生，它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债务积压效应，房地产价格走势的预期将被突然逆转，并且风险厌恶情绪增加。

因此，较高且不断上升的房地产杠杆率不是未来通胀的前瞻性指标，却是预测未来金融危机、债务积压和后危机衰退的一个强有力指标。

贷款、房地产和财富

如第二节所述，发达经济体的大多数财富是房地产。而财富增值主要源于土地价格的上涨。如本节所论，大多数银行贷款用于房地产融资。这两个事实是关联的和自我强化的。

第二节描述了房地产/土地价格相对于收入增长的两个驱动因素：一是对特定位置的住房需求有着高收入弹性，住房和商业地产被视为投资资产；第二个驱动因素是杠杆率的进一步推动。

即便没有杠杆推动，城市房地产价值/土地价值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潜在波动性大。杠杆可能会有影响，也的确产生了影响。一是它可能通过房地产/土地价值的周期性波动提高均值，从而进一步推高了W/Y。杠杆率和房地产财富的上升的确有可能自我强化：更高的资产财富支撑更高的杠杆，并且更高的杠杆为财富增值提供了推动力。二是杠杆作用肯定会加大房地产/土地价格的潜在波动。

事实上，综合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消费和投资驱动了房地产需求，二是私人银行信贷的潜在无限供给，三是特定位置的城市土地供给缺乏弹性，我们可以发现，城市房地产/土地没有均衡价格，并且房地产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注定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驱动力。

澄清：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信贷肯定对社会有益

这里，我想澄清我说过以及未说过的一些观点。对我的早期观点 [20] 的一些回应都假设我主张：（1）银行不应该发放房地产贷款；（2）商业地产开发和投资对社会无益。

再次，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不认同上面任何一种说法。

事实上，我认为，消费者固有的偏好和技术进步将引领我们走向新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下，房地产占财富的比例将上升，房地产开发占总投资的比例将很大且不断上升。

我还认为，稳健的商业和住宅地产开发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未来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可能扮演有益于社会的重要角色，即便在一个经济中没有建造也不需要新的住宅房地产投资。

经济的房地产/土地密集度提高不可避免，但我们应意识到，如果任其发展，房地产/土地密集度越高的经济也越不稳定、越不平等。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干预。

（2）不平等招致杠杆：“让他们负债”

第一节讨论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不平等的扩大反过来可能是经济增长信贷密集度提高的驱动力之一。

凯恩斯担心，发达经济体可能遭遇长期停滞。他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心理真相，从人类的先验知识和具体的经验事实，我们可以确信……一般而言，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倾向于增加消费，但消费增长不会超过收入的增长，这是一个规律”（Keynes，1937）。他认为，这种趋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适用于整个社会，并因此担心，事前预想的总储蓄会抑制事前必需的或预想的总投资，进而导致总需求不足，这就需要政策来应对。

经验对凯恩斯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一个人们关心其相对地位以及绝对消费水平并且利用广告来刺激需求的经济体中，既缺乏必要的理由也没有证据表明总储蓄率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发达经济体的储蓄率倾向于降低。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一个社会中，相对于穷人而言，富人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有可能较低，将较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因此，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储蓄倾向上升，总需求紧缩，除非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信贷可能就是其他因素。富人的储蓄倾向较高，但他们的储蓄可以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渠道转化成发放给穷人（或至少“不那么富裕”的人）的贷款，这些人试图维持或增加消费，尽管实际收入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 [21]

事实上，这种信贷流动及其支持的消费支出并未产生超额需求：相反，它使需求维持在一个与经济增长不会加剧不平等相对应（无信贷增长）的水平。但是，它不可避免将导致杠杆率上升和严重的潜在债务积压效应。

因此，不平等的加剧可能导致信贷密集型增长和金融不稳定。1934—1951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1951）认为，不平等的加剧确实在1929年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大萧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有学者（Michael Kumhof and Roman Rancière，2011）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其中的动力机制，他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和2008年危机前几十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不平等效应的重要性。 [23] ，[24]

拉詹（Rajan，2010）的著作《断层线》）表达了相近的立场，其中一章的题目就是“让他们负债”。面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美国政治体制无法或不愿制定其他抵消政策的情况下，向更广泛的人群发放住房抵押贷款似乎就是解决方案，但正是该解决方案导致了金融动荡。

此外，它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而原本它是被用来应对不平等的。

杠杆化导致不平等：信贷获得和信贷依赖

波动的资产价格与有差别的信贷获取途径共同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与财富分配底部和顶端之间的不平等。

资产价格波动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杠杆率上升也会产生收益和损失。但是，初始财富很少的穷人很可能面临较高的利率，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上，可能借助更高的杠杆。此外，他们更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疲软带来的收入损失的影响。因此，在经济下行期，他们更容易陷入房产净值为负且被止赎，从而丧失了在后续景气时期挽救损失的机会。

因此，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有产生累退式分配效应的系统化趋势，这种效应是否存在以及程度多大有待进一步分析。但是，要注意的是，在英国，全国各地最近周期性的房价上涨收益似乎均被“购房出租”的业主和未借住房抵押贷款的自住业主获得，而不是用贷款购买自住房的人（见图13）。 [25]

图13　2003—2013年英国住房财富的变化

资料来源：Savills，Private landlords gain the most from rising propety market，，18 January 2014

更一般地说，债务合同是非状态依存合同，并不取决于一个项目或借款人的经济实力，历史上债务合同发挥了恶化初始不平等的作用。经济状况方面微小的初始差异，如收成好坏和不同农户应对短期财务压力的资源可得性不同，导致贫富之间的借款合同，这可能会导致长期的依附关系，甚至成为债务的奴隶（Graeber，2011）。 [26]

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中，有一种危险就是，穷人对高利贷的依赖越来越强，例如“发薪日贷款”，这可能会加剧不平等，也是不平等的后果。消费信贷的好处据称是：在永久性收入约束下平滑了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但是，如果大量借入高利贷，永久性收入本身会显著下降。

杠杆也会对处于收入和财富分配顶端的人群发挥重要作用。在资产价格振荡的环境中，大部分财富增值源于相对价格效应，以优惠价格获得大量信贷是得到超级回报的关键。对于许多俄罗斯寡头，包括控制银行的寡头，有更优越的途经获取优惠价格信贷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能以极低价格购买资产的关键所在。

但是，更一般地来说，在W/Y不断上升、价格波动的经济中，获取低价信贷购买现有资产可能是财富不平等的一个自我强化的动因。其逻辑如下：

·财富为借贷提供了抵押品，在经济上行期杠杆提高了资产回报；

·因此，如果一些资本资产的相对价格（尤其是特定位置的理想房地产）有上升的趋势（即q＞g）；那么，容易获得贷款的投资者很有可能获取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回报（即使没有杠杆，r也大于g；若有杠杆r更高）；

·财富差距将显著地扩大。

四、实际利率走低

实际利率下降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结论最没把握的领域，但最起码我会提出近乎合理的假设。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长期实际无风险利率，即指数挂钩债券（买index-linked bond）的实际到期收益率，显著下降。1989年，英国的投资者购20年指数挂钩金边债券可以获得超过3%的实际到期收益率，到2007年收益率下降到1.5%，随后下降到0以下，目前约为0.75%。

长期走势本质上难以辨识。20世纪80年代之前尚未发行指数挂钩债券。因此，在估计事前的必要或预期（required/expected）真实回报率只能借助于比较事后实现的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然而，如果某一时期，通胀率经历了较大的意外变化，该方法不够稳健。戴维·迈尔斯（David Miles，2005）提出了一个可能成立的观点，今天的实际利率显著低于整个19世纪的水平，他运用可靠的技术方法从事后实现的收益推断出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波动较小。因此，目前我们面临的实际利率可能低于整个现代市场经济历史上的典型利率。

实际利率下降最容易解释的部分是目前的利率已经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2008年危机后有时还是负利率。债务积压和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危机对市场驱动的长期利率形成下行压力。理论上，大规模的公共债务发行是一种抵消力量，但利率上升苗头已经被央行行动所抵消，包括短期利率处于零界、影响中长期利率预期的前瞻性指导以及采用量化宽松压低长端收益率等。

但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间实际利率已经出现了大幅度降低。那么，为什么实际利率会出现长期下降呢？理论上的原因一定是，相对于事前预想的投资而言，事前预想的储蓄增长较快。 [27] 因此，各种解释主要探讨的是事前预想的储蓄上升还是事前预想的投资下降。

关于储蓄方面的解释通常围绕中国和其他经常账户盈余较大的国家。伯南克（2005）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超过中国的高投资率，导致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由此压低了收益率。事前预想的全球储蓄率可能因此超过预想的全球投资率。该解释部分是可信的，中国经济再平衡无疑是全球宏观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优先政策考虑。

但中国贸易顺差足以对全球储蓄/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也仅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年前后，而实际收益率的下降在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可能需要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下降给出替代解释或补充解释。

萨默斯主张在他提出的“长期停滞”框架下讨论该问题。按照他的观察，实际利率在危机前10年已经下降到历史低谷，当时信贷快速增长，但通胀目标和增长潜力、名义和实际经济增长只达到一般水平，未出现过快增长。他认为，原因可能是潜在投资需求较低。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9）的报告为萨默斯的假说提供了一些支持。该报告认为，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占GDP比例下降而不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推动了实际利率走低。许多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投资确实有下降的趋势。许多大型企业都坐拥大量的现金。事实上，许多企业已经成为金融资产的净持有人，而不是金融体系的净借款人。在英国，商业房地产行业之外的企业借款占GDP比重在过去25年间持续下降，有些部门，如制造业，已经成为银行体系的净存款人（见图14）。 [28]

图14　1987—2008年英国不同部门贷款情况

资料来源：ONS，Finstats

关于这种现象，安德鲁·斯迈泽（Andrew Smithers，2014）提出了一种可能解释。他认为，现代薪酬惯例对经理人产生了逆向激励，有利于金融工程技术而不是实际投资。

但另一种解释是，第一节讨论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导致许多资本品价格下跌，使得许多企业面临投资需求的下降。

· 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作为许多公司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引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根据摩尔定律，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价格持续下降，复制软件的成本为零。

· 因此，事前预想或必要的商业投资总需求下降，带动实际利率下降。

就此而言，第一节讨论“无须投资的股权价值创造”现象可能是20年来实际利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低利率反过来又对第二节所讨论的W/Y、第三节讨论的杠杆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不稳定产生影响。

· 实际利率下降意味着相对于资本收入而言，资本价值更高。因此，进一步推高W/Y，抬高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 [29] 统计数据表明，1980—2010年间法国房屋租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5%上升至10%，反映了消费者偏好效应。租金上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被低利率进一步放大。反过来，价格上升产生的预期带动了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的投资。

· 低的长期利率也促进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些抵押贷款参照长期利率定价的市场，如美国。因此，直接刺激了杠杆率上升。

· 此外，低的长期利率进一步推动了“逐利行为”，创造出对抵押贷款证券、其他证券以及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的需求。养老基金等长期投资者面临着仅1.5%的无风险实际收益率，而不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3%以上的收益率，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投资银行的诱惑。投资银行家们声称，精巧的结构化（clever structuring）以及使用衍生工具创造的证券，可以获得额外收益同时又不必承担更大的风险。

因此，低实际利率放大了技术因素对W/Y上升的总体影响：

· 在“无须投资的股权价值创造”环境中，低迷的资本品需求压低实际利率；

· 但是，低实际利率进一步推动了资产价格更快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

· 因此，“无明确储蓄的财富积累”（无须延迟消费）现象被放大；

· 并且，通过杠杆率的上升进一步放大影响，刺激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而杠杆率上升原本是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举措。

通过储蓄为新资本投资进行融资的需求下降，驱动利率下行，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一道，为借款购买现有房地产提供了激励。

下面两个问题对该假设提出了挑战：一是为什么购买现有房地产的信贷需求上升未能抵消资本投资需求下降的影响，使均衡实际利率不变；二是发达国家投资需求真的减少了吗？

现有房地产、信贷需求和利率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见附录2，这个问题最近由劳伦斯·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中提出。我的答案本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信贷、货币创造以及现有资产价格的上涨，对事前（或事后）的储蓄和投资平衡没有必然影响，从而对均衡利率也没有必然影响。因为：

· 如第三节所强调，银行并非借出现有的钱，而是重新创造货币和信贷；银行信贷创建自己的资本金，无人被诱导去推迟消费，以使贷款成为可能；

· 贷款购买现有房产以及房地产价格上升，对名义需求的上升（无论是投资形式，还是消费形式）都没有必要的、直接的和完全成比例的影响；

· 因此，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低利率能够刺激房地产信贷和资产价格暴涨，但扩大信贷并不一定会抵消利率上升的趋势。

但投资需求真的下降了吗？

我们发现企业投资占GDP的比例下降；但许多评论家相信，发达经济体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如交通运输、电力供应或绿色能源。我们能够调和该观点与企业投资需求下降导致实际利率下降的假设吗？

这里的答案可能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投资，不同类型的投资受非常不同的价格趋势的影响，不同因素决定了实际投资是否符合社会最优水平。尽管需要公共政策给予更大支持的大量投资需求未被满足，但是为纯粹的私人非房地产行业提供融资的投资需求可能正在下降，

因此，我提出一个初步的假设，该假设区分“房地产”投资、“机械”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 这里的“机械”是指各种形式的设备、机器人、信息系统、软件和应用程序等，在多个行业（制造、零售、传媒）中，纯粹的私人企业需要进行投资以提供商品和服务。平均而言，由于第一节讨论的技术因素的影响，这些投资的单位成本正在快速下降，总体上这类投资不存在未满足的需求； [30] 所需投资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因此实际利率已经降低。

· 同时，房地产投资（住宅及商业）占私人企业投资的比例不断提高；建造成本并未因信息和通信技术而下降。但是，在该类投资中，私人金融体系已经充分满足了社会最优的投资需求。事实上，考虑到金融体系发放房地产贷款的强烈意愿，现有房地产和新房地产建设中的信贷与资产价格周期的相互关联性，该类投资中偶尔还会出现过度投资的危险。

· 但是，占比不断上升的社会最优投资主要在“基础设施”领域，实现此类投资的最佳水平可能需要一些组合，包括：合理设计监管框架（例如，与未来能源市场竞争和价格相关的监管安排）、公私合营，以及某些情况下纯粹的公共投资。如果这些要求做不到位，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因此，我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密集型资本品价格下跌导致纯粹私人企业投资占GDP比例下降，私人企业对非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当充足，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可能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

然而，由于不同类型投资的需求和供给平衡的变化趋势不同，以私人“机械”投资占全部投资的主导地位为起点，每个国家的投资的动态演化路径将有所不同。

五、复杂的相互关联性、根本性因素和新/旧经济

·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非凡进展扩大了不平等，并导致了无须投资的股权价值创造。不平等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增长信贷密集度（credit intensity）上升；无须投资的股权价值又推高W/Y值；

· 但是，快速技术进步也推动了收入上涨（尽管分配不均），扩大了对品牌、设计以及特定位置的房产的需求，并推动了W/Y的进一步上升；

· 科技驱动的资本品成本下降导致了事前投资需求降低，进而压低了实际利率。这反过来又推动杠杆率上升；高杠杆率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又推高了杠杆率；

· 攀升的 W/Y反过来扩大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 债务契约和获取信贷以及信贷定价能力差异反过来加剧了不平等；

· 经济增长的信贷密集度上升，推高了杠杆率，进而导致金融动荡、债务积压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

理清这些多重和自我强化的关联，对识别发挥作用的根本性要素非常有用，本文提出以下四个要素：

· 信息和通信技术。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分析是深刻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非常独特且有强大的经济效应。他们描述的趋势终点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自动化处理所有可以自动化的事务——由太阳能供电的机器人执行越来越多的功能，而且更关键的是，将建造更多机器人来执行更多的功能。这个终点也许非常长，甚至直到永远，仅存在于科幻小说。 [31]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到达这个终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这提供了凤凰涅?（nirvana）的机会，即永久和彻底地解决生产方面的挑战。但是，它也可能创造出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对不可再生资产的所有权和继承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沿着这个方向走得越远，社会可能越不平等。

· 消费者偏好。事关经济增长的消费者偏好不是未经加权的所有消费者偏好的均值，即不是一人一票，而是按照分配不均的收入进行加权平均的偏好。如果至少有一部分人非常富裕，我认为，他们花费在大品牌和设计考究的商品和服务上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将不断提高，并竞相获取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尤其是特定位置的房产。他们也可能出于生命周期方面的动机或遗赠动机，而储蓄一定比例的收入，在其他人不储蓄的情况下，这仅能勉强维持名义需求不下降。

· 信贷和货币。银行可以无限创造信贷和货币。其中，如果无限的信贷和货币转换为投资或消费支出，将构成名义GDP的一部分，仅受制于央行的通胀目标。但是，如果它被用来竞争现有资产的所有权，将导致杠杆率和资产价格的急剧上升，直到危机爆发。

· 无供给弹性或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本资产。新的资本投资难以扩大这些资产的供给。土地及土地上的房产是最重要的不可再生资产。但是，品牌和知识产权也很关键。建一个新的脸书不需要许多工程师的劳动：但脸书1700亿美元的市值是由其品牌、知识产权和网络外部效应来支撑的。

我认为，这四个因素对现代经济的形式和活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那么，现代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 高科技和高接触。在机器人、软件和应用程序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的经济体中，品牌、设计和不可再生的土地具有很高的价值。同样，如果一个经济体中，能自动化处理的功能都自动化了，就业将集中在那些不能自动化处理的领域，如面对面服务，当然很多情况下，工资较低；

·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财富又回来了”，就将看到无须投资的股权价值创造和无须储蓄的财富积累；

· 除非我们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否则这些趋势将加剧不平等；

· 除非我们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否则更容易出现动荡。

奇怪的是，与20世纪中期的经济（当时的经济得益于第一机器时代的成熟）相比，现代经济在某些方面（当然不是全部）更类似于前工业社会。财富又回来了，土地又回来了，资本继承更重要了。

六、对经济学的启示

现代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没有对2008年金融危机发出任何预警。更糟糕的是，主流学说仍强烈主张只要通胀低且稳定，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没有影响，或者说，金融深化和创新对强化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支撑现代宏观经济和金融学的许多假设和方法都应接受挑战并做出改变。本文提出的四个假设值得特别关注，并且也需要进一步整合不同领域的经济学思想。

· 资本资产存量。基于皮凯蒂的开创性研究，资本存量的重要性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如皮凯蒂指出的，各国关于资本存量统计方面的发展远落后于国民收入和账户流量方面的发展。这反过来反映并导致了有关资本存量、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产组合以及相对价格变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缺乏理论内核。

· 经济租。租金的作用，如从不可再生资本获得的收入，也值得密切关注。随着房地产占总财富的比例上升，房地产租金占收入的份额上升。在“高科技、高接触”的现代经济中，源于品牌、知识产权以及具有网络外部性收益的市场地位的收入份额有可能进一步提高。18世纪和19世纪初，当时土地在总财富中的份额很高，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认为，租金收入的确定显然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现代经济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 私人信贷、货币创造以及债务合同。相当惊人的是，银行在创造信贷、货币和购买力方面的作用竟然没有写入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早期的经济学家，如维克塞尔、哈耶克和费雪的见解被遗忘或忽略了，明斯基的著作被边缘化了。这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奇怪失忆” [32] 必须予以纠正。债务存量以及私人杠杆水平都极端重要。

· 技术、不平等和宏观经济。许多经济学家讨论了不同技术的潜在影响。其他一些人对收入分配给予特别关注。但是，至少直到最近，这些研究尚未与宏将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以识别技术对金融体系的动态变化、总存量和宏观稳定的潜在影响。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划分这些领域有个重要意义：一是通过长期历史趋势的经验分析和抽象的数理理论，来洞察当今经济发展的动态特征；二是早期经济学家的见解也常常引发与当前经济相关的思考。经验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对我们理解现代经济面临的挑战，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七、政策启示

2008年危机之前的政策未能阻止危机的爆发。危机期间启动了重大的金融改革。这些措施包括：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标准，更有效的银行处置程序，应对衍生品交易风险的措施，以及诸如栅栏（ring fencing）等结构性措施。我密切参与这些改革长达四年半时间，看到了这些改革取得了很多成果。

不过，尽管这些改革弥足珍贵，但仍不足以确保金融和经济体系的长期稳定，当然，也不足以应对本文讨论的各种趋势所带来的广泛挑战。

除了金融体系本身的改革计划之外，还需要有更全面的政策变化，以下几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

· 减少不平等，至少控制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的势头。不平等本身不仅很重要，而且对金融稳定也有重要影响。然而，面对第一节所讨论的技术发展趋势，实施证明标准的政治反应“提高人们的技能”是不够的。 [33] 如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非所讨论的，可能需要更直接的再分配政策，如设定较高的最低工资来保证公民的收入。

· 管理房地产密集型经济的发展动态。正如前文所述，事实上现代经济中许多投资指向了房地产，房地产贷款占比高是特有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并控制该趋势所带来的潜在不稳定。与新房供应及其税收相关的政策，很有可能与专门针对金融体系的改革一样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 管理信贷创造的数量和结构。不同类型的信贷执行不同经济功能，自由金融体系不可避免地创造出“太多错误债务”。仅使用利率工具无法抑制这种趋势。 [34] 一系列量化的宏观审慎工具，更有效地整合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核心。最近在法兰克福演讲中，我列出了一些必备的政策工具，包括：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权重校准要高于纯粹从私人评估信贷风险得出的结果；对贷款人和借款人施加约束，如设定最高贷款价值比和贷款收入比等。

八、关于长期停滞的讨论

如何看待长期停滞？我们真的面临长期停滞吗？如何定义长期停滞，它与本文讨论的四个趋势有何关系？

我认为，当使用该术语时，区分三个不同的命题非常有用。

· 首先，2008年危机之后的复苏如此缓慢和脆弱，根本原因是债务积压效应非常大，但这本身并不表明我们面临真正的长期问题。

· 其次，从供给端来看，我们可能面临着可实现的生产率增长必然放缓现象，这与技术驱动的不平等加剧共同发挥作用，将导致一些人无法享受任何繁荣增长带来的好处。罗伯特·戈登认为，放缓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第一节的讨论，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分析为新技术扩大不平等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尽管他们对新技术引导经济转型的能力持乐观态度，似乎与戈登对生产率平均增速的悲观观点相矛盾，但两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绝对。我们可能面临着“所有能易于自动化处理的经济功能被自动化取代的过程将加快”的情形，因此，面对面服务行业在就业和经济产出中的占比将上升，这些功能本质上无法自动化。按照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67）对不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所做的分析，急剧的技术变革不仅伴随着不平等的扩大，而且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平均增速将放缓。但是，无论给出什么答案，都涉及供给端而不是需求端，但至少在初期“长期停滞”是一个需求端的概念。

· 第三，2013年11月劳伦斯·萨默斯在IMF经济论坛提出了一个命题：在2008年危机之前，“自然的均衡利率已经显著下降至零以下”，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实现全部生产能力和充分就业方面实际上是无效的。他指出，低利率导致了“太多的货币、过度借贷、过量财富”，但没有通胀压力，失业也未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因此，“即使很大的泡沫也不足以创造出超额总需求”。

我在这里提出第三个命题的一个变体：

· “机械”价格的大幅下降推动企业投资需求下降，进而带动均衡利率下降。

·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若未被增加的借贷所抵消，可能会导致消费需求下降。

· 利率下跌不仅推动了消费信贷增加，还刺激房地产繁荣，其结果一部分是建造了新不动产（从而抵消了潜在总投资需求下降），一部分纯粹用于购买现有房产。

因此，按照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停滞”定义，危机之前的数年间我们并未经历需求不足。但是，我们观察到的充足需求伴随着私人杠杆率的上升，最终必然导致危机、债务积压和危机后的衰退。

我们曾经面临“长期停滞”的可能性，但通过扩大增长的信贷密集度来抵消其影响。而眼下，我们正在由此导致的后果中挣扎。

（银监会审慎规制局 王胜邦 译）

附录1：有关债务的问题

本附录将简要介绍涉及债务合同的经济作用和意义的几个关键问题，详细内容可参见：Escaping the debtaddiction：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y in the post crisis world（Turner，2014）。

附图1表明，私人部门杠杆率与GDP的百分比在迅速提高，然而在本轮危机之前，主流的传统理论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中央银行与现代货币理论都基本相信，保持较低和稳定的通胀率就足以实现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而金融体系以及实业部门总资产负债表的细节则大体上无须关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曾在2012年10月承认，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忽略金融体系的很多细节”。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当时也提到，主流的货币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考虑金融中介的影响，货币、信贷和银行在其中未能发挥显著作用”（King，2012）。

那时的金融学理论强调债务合同的积极作用，以解释为什么非状态依存债务合同能帮助开展资本投资，如果从储蓄者到企业家的资金流动必须采取股权融资的形式，这些资本投资可能无法实现（Townsend，1979）。 [35] 那时的实证研究则倾向于认为，提高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Levine，2004）。主要的担心是，在某些新兴经济体，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可能过低了。

这种积极看法逐渐受到了挑战。莫利兹·舒拉里克和阿兰·泰勒发现，本轮危机前半个多世纪中私人部门杠杆率的提高与增长率之间没有正向关联的证据（Schularick and Taylor，2009）。国际清算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塞切蒂（Steve Cechetti）则认为，私人部门杠杆率同增长率之间是倒U形关系，在某个区间向上攀升，但超出一定水平后则下降（2012）。

附图1 1950—2011年发达经济体私人信贷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Financial and Sovereign Debt Crises：Some Lessons Learned and Those Forgotten，C.Reinhart&k.Rogoff，2013

这些结论非常引人关注，很显然，正是债务合同的“非状态依存”特性使它们极具价值，也使它们带有危险性。

在经济上升周期中，债务合同会蒙蔽我们，其风险水平表现得低于实际程度。如明斯基与哈耶克所述，对投资具有重要影响的债务融资能够造成投资周期（Minsky，1986；Hayek，1929）。安德烈·施莱弗等人指出，正是由于债务合同通常能得到全额偿付，投资者们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忽略概率分布结果中下降的尾部，对于信贷类证券的投资往往是因为对风险的忽略而存在（Gennaioili，Shleifer and Vishny，2010）。如果不是因为此类效应，就不会有那么多贷款提供给美国的次级贷款借款人，然后被打包成信贷证券，再卖给投资者。

可是到经济下行期，一旦信心降低，贷款人对风险的警觉性提高，债务合同的存在就可能给经济带来强烈的通货紧缩效应。欧文·费雪在经典的债务——通缩论文中描述了这种影响背后的三类效应：

·破产和违约的刚性约束会导致商业活动中断，带来低价拍卖的亏损。伯南克（2004）就观察到，“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下，从来不会出现破产”。而在现实世界中，违约会造成经济活动的中断。

·如果银行遭受了损失，或者银行及投资人的风险规避态度突然提高，必要的债务滚动以及新的贷款供给会遇到麻烦。

·债务积压效应，高杠杆率的借款人（家庭或企业）为了支付债务而减少消费或投资。

债务积压效应尤其突出，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指出，这种效应源自净债务人和净债权人的不对称反应，前者会感觉到有削减支出的必要性，后者则没有相应增加支出的愿望（Eggertson and Krugman，2012）。

另外有研究认为，该效应是对日本20多年来持续经济增长低迷和通货紧缩的最好解释（Richard Koo，2008）。在20世纪80年代的信贷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于1990年破灭后，日本的企业判断自身杠杆率过高，下决心削减债务规模，如果公共预算的赤字不能产生抵消作用，由此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就会造成严重衰退。实际结果是政府债务与GDP的比重大幅提升，总债务达到230%，净债务也达到130%。

然而日本的高杠杆率并未消失，只是从私人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

债务积压效应同样可以解释其他发达国家在2008年危机后的增长缓慢和虚弱现象，它们也出现了杠杆率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类似现象。

与危机前的正统理论的乐观假设相反，目前有充分的证据认为：

·信贷的过快增长是金融不稳定和危机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一旦危机爆发，私人部门杠杆率的大小非常关键，杠杆率越大，债务积压效应就越深入和持续，危机后的复苏就越缓慢和虚弱。

·超出一定水平的过高的私人部门杠杆率很危险。本轮危机前的理论认为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对增长有正面影响，但这只在某个区间内适用，例如30%肯定比10%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不过理论和实证研究都不认为这种相关关系是线性的、没有限制的。

附图1所显示的债务杠杆率提高及其在危机后的债务积压效应，正是2008年危机的破坏性如此严重的最重要的原因。

附录2：房地产开发与现代经济中的贷款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房地产在全部财富中占有的份额都较大且仍在增长，对房地产的贷款在全部贷款中也占大部分。这对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需要考虑到特殊地段的房地产及其所在的地块缺乏供给弹性。因此，对房地产的贷款具有形成自我强化的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的巨大潜力，如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中央银行对此缺乏反应，最终可能造成危机、危机后的债务积压、去杠杆化和经济衰退。

当然，这并不代表对房地产开发的贷款不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而是说我们面临如下挑战：

·房地产在现代经济体中必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有效发展对社会福利的最优化至关重要。

·然而，经济体中房地产密集度提高的内在趋势会给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对此需要进行充分认识和有效管理。房地产开发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必然提高，这是因为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两方面的效应。

·机器对于提高生产率、创造繁荣一直十分重要，这还将继续下去。广义的机器是指软件和硬件的各种组合，如制造设备、运输设备、信息系统等，可以帮我们自动完成以前需要人工执行的经济活动，或者以自动方式完成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活动。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和软件复制的低成本，许多机器类型的价格大幅下跌。可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如住房、办公室、桥梁、公路和购物中心等，却没有显示出类似的成本下降的趋势，因此其相对重要性在提高。

·消费者偏好的影响。随着人们的富裕水平普遍提高，他们在如何支配更多收入方面需要做出选择。某些支出类型的收入弹性较低，某些较高。收入弹性大于1的类型包括竞购地段优越的住房，以及餐厅、宾馆等需要房地产或基础设施投资的消费服务。这种消费者偏好进一步导致，随着社会的富裕，房地产在资本资产存量和投资流量中的相对重要性提高。

·住房和商业地产的品质，包括创造引人入胜的城市空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蕴含更多设计元素等，对人们生活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食品和基本住房等较为基础的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的社会。鉴于房地产的重要性，对房地产的贷款必然在全部银行与非银行贷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在房地产资本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通常来说，金融学理论认为，非状态依存债务合同可以把股权融资无法撬动的储蓄动员起来 （参见附录1）。房地产开发获得的贷款是此类对社会有益的“资本投资贷款”的一个组成部。

房地产抵押还通常用来给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企业会把这些资金用于非房地产的资本投资项目。各种产业部门的许多中小企业都利用房产抵押来获取贷款。

住房抵押市场虽然与新的资本投资无关，但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假设某个人口零增长的社会已经拥有足够的住房存量来满足消费者偏好，则住房存量的总投资将等于折旧，新的净投资等于零。

·此类社会有可能不需要住房抵押市场，但必须依靠高度远离现实的同质性假设，如果所有人在收入分配阶梯中所处的位置都与其父辈和祖辈相同：如果所有人都把同样比例的收入用于住房服务；如果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年龄上去世，如果所有家庭都只有两个子女；如果同样面积和品质的住房在全国任何地区的售价都相同；如果不存在遗产税，或者至少只拥有一套住房的人免征遗产税。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设想，住房资产的代际转移完全通过继承来实现，例如，祖辈在90岁时去世，把同等数量的住房留给30岁的孙辈。

·但如果在家庭规模、死亡年龄、相对于继承的收入水平、相对于收入的住房消费偏好、地区分布等维度上存在异质性，那么住房抵押市场就能在代际间资产转移、同代间住房资产交易、生命周期消费水平最优化熨平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帮助作用。

·即使整个住房抵押市场与经济中的新投资完全无关，也可以发挥对社会有益的上述作用。

把房地产开发或房地产借款进行妖魔化的任何想法，因此都是荒唐的。

然而，正是由于房地产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认识和应对相关的风险也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些风险可能来自对现有房地产的过度贷款，或者给新的房地产开发提供的过度贷款。在实践中，这两类现象通常存在交织和关联。

·即使新的建设活动没增加，对现有房地产的贷款也可能带来经济不稳定，可能引起自我强化的周期现象，最终引发危机、债务积压效应与通货紧缩。即便在危机前没有更多投资或消费的加入，此类贷款也能引发上述危险，附录3将具体分析这种可能性。英国在危机前出现的信贷泡沫就主要（但不完全）是现有住房资产的价格膨涨。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对现有房地产的贷款往往会导致过度建设的泡沫，现有住房或商业地产的价格提高，会增强开发商启动新项目的激励。例如本轮危机前，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的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此类情形。接下来，过多的建设项目又会加重债务积压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各国经济必须应对把建筑业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经济部门的挑战。

因此，对房地产的贷款在各个发达经济体都占全部贷款的很大比重，我们同时又必须注意到自由金融体系存在对房地产贷款过多的倾向，超出社会最优水平，这在经济上升周期特别明显，从长期的平均数来看也是如此。

关键在于，对房地产的贷款还会带来潜在的社会外部性影响，而私人部门针对贷款风险的评估对此未予关注。所以，公共政策必须对市场体系的这种倾向加以纠正，我之前的研究讨论过可行的政策杠杆（Turner，2014），其中包括：

·把房地产贷款的资本金要求提高到内部收益率为基础的私人风险评估之上。

·利用反周期的累进资本金要求和特定部门要求（只针对房地产贷款）来放慢房地产贷款与资产价格膨胀。

·对贷款人和借款人同时实行限制，例如，采用贷款——价值比最高值或贷款——收入比最高值，或执行严格的承销标准，禁止基于未来房产价格升值的做法等。

附录3：现有房地产、信贷需求与利率

第四节讨论了实际利率的下跌，从逻辑上说这必须来自事前的储蓄意愿相对于事前的投资意愿的增加。第四节的假设是，由于资本品价格降低，事前的投资需求下降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另外还认为，利率下降可能刺激购买现有房地产的贷款数量增加。

然而这显然会带来如下问题：为什么购买现有房地产的信贷需求增加没有被资本投资需求减少所抵消，使均衡利率可以维持不变，或者至少不会下降那么多？

我认为答案在于：信贷和货币创造以及现有资产的价格提升，并不会给事前（或事后）的储蓄和投资意愿带来必然的变化，因此也并不会给均衡利率水平带来必然的影响。这是因为：

·第三节已强调支出，银行不是把现有的资金借出来，而是在重新创造货币和信贷：银行贷款能创造自己的资金来源，不需要任何人推迟消费就能制造出这些贷款。

·给购买现有房地产提供贷款，以及房地产价格抬升，并不会给投资或消费形式的名义需求扩大带来必然、直接和完全同比例的影响。

·因此存在这样一种不对称性：低利率会刺激房地产信贷和资产价格上涨，但借贷增长未必会带来促使利率提升的反向作用趋势。

本附录将对前两点提供更详细的解释。

银行贷款创造自己的资金来源

假设初期的银行体系有100元贷款，89元存款，11元股本，此时满足10%的资本金要求。再假设由于未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预期改变，或者利率下跌，社会上用贷款来购买现有房地产（供给量保持不变）的需求增加。

假设新增加了10元贷款，使贷款余额变为110元，存款变为99元（卖家通过销售房产得到了资金），股本仍为11元。在贷款增加时，房地产的供给量不变，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此后，贷款要继续增加会受到资本金要求的限制。

不过到这个时点，我们已看到贷款和存款都有扩张，而储蓄并未增加。

如果某些存款持有人打算把对银行的债权转变为股权，则这个货币创造过程还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可见，银行贷款与存款的增加并不要求任何人把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并不要求推迟消费，也就不需要通过利率的提高来吸收更多储蓄。

这种情形对投资和消费也不会有任何直接影响，其直接效应只是导致贷款余额的增加、存款余额的增加，以及现有房地产价格的提高，而投资或消费并无变化。

可能的后续效应

不过，货币数量的增加及房地产价格的提高可能对投资、消费乃至利率造成连锁效应，有可能导致：

·现有房地产价格提高可能刺激新的房地产建设项目，这需要更多的贷款来支持。与购买现有房地产的贷款不同，新建项目会给经济中的名义总需求带来直接影响，其本质就是托宾的Q效应：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超出了重置成本，由此促进了投资。

·现有房地产的价格提高及存款余额增加，可能刺激其他经济部门的投资，这是因为：（1）货币收入增加的人可以用钱来购买股权等其他资产；（2）导致其他经济部门的股权的市场价格超出重置成本（托宾Q值＞1）；（3）产生新的投资的激励。如果这些情形出现，名义总需求会增加。

·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居民家庭的财富增加，不管是以房屋资产形式还是变现形式存在，都会刺激消费的增加。

通过上述三种途径中的任意一条，名义需求都可能增加。此时，如果经济处于接近产能满负荷的状态，则会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以通胀率为调控目标的中央银行可能会相应提高利率。

不过尽管可能存在上述效应，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完全同比例输出的，或者说没有理由认为对现有房地产贷款产生的连锁效应同增加的贷款数额相当。部分的贷款增加可能只会导致贷款、货币与资产价值等存量的上涨，而并不伴随着投资或消费的流量的增加。

所以，对现有房地产的贷款可以用来解释私人部门杠杆率提高、却未对通货膨胀目标带来显著威胁的现象。

然而，这种情形下的私人部门杠杆率提高虽然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却增加了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债务积压和危机后衰退的可能性。

这个论点背后的关键理论基础是：

·长期市场利率反映的是事前的储蓄意愿同投资意愿的相互作用。

·信贷与货币创造并不要求或未必导致储蓄或投资的同比例变化。

（余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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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air Turner，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经济思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是作者2014年3月26日在伦敦城市大学CASS商学院发表的演讲

[2] 随着中国实际工资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上升，全球化对贸易部门非技术工人工资的影响会下。

[3] 脸书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的准确数量无从知道。但是，2010年7月该公司透露：“每个工程师对应100万用户，这一数字还在稳步上升。”当时，脸书拥有5亿用户，说明工程师约500人。假定工程师的数量自2004年公司成立时一直增加，目前脸书用户高达13亿，即便工程师与用户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也意味着仅有1300个工程师。脸书这些年投入的工程师人超过5000人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公司市值为1700亿美元，每个工程师年均3400万美。

[4] 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国民收入中“工资收入”和“资本回报”的区分也越来越不清晰，如高技能员工越来越多被给予股票期权作为薪酬，股票期权价值上升。

[5] 参见特纳（2012）“危机后的经济学”，以及特纳（2011）“只有资本”的详细讨。

[6] 即便Brynjolfsonn和McAfee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总生产率的增长潜力还是有可能下降，尽管信息通信技术能显著改进自动化部门的生产率，使这些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上升，然而对于本质上具有面对面特征的部门而言，生产率提高则非常困难。因此，综合Brynjolfsonn和McAfee以及Robert Gordon的观点，可实现的总增长率有可能下降。

[7] 要注意的是，未直接估计“相对价格效应”，但将它作为“净储蓄效应”的剩余项。

[8] 此外，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提升了土地产量也压低了土地价格，对新世界广袤土地的竞争也导致欧洲土地价值的下降。

[9] 租金和资本价值均上升，但是由于房地产价值和租金具有特定的W/Y，显著高于整个经济体平均W/Y，因此，一个经济体的房地产密集度越高，总W/Y就越高。

[10] 参见Dorling （2014）有关英国住房如何成为投资资产以及该趋势的启示

[11] 如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通常使分析更加方便，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仅在基础技术条件未发生变化时方能成立。

[12] 这些影响有可能是严重不对称的。经济上行期，净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引起消费和投资的同e但是，在后危机的下行阶段，债务积压（产生严重的紧缩效应。

[13] 然而，一定程度上，德国经济增长也是信贷依赖型的，只不过信贷增长发生在其他国家。在贸易和资本市场紧密联系的世界中，相对于全球信贷密集度的提高，单个国家数据差异的意义较小。

[14] 总体而言，在危机之前的20年中，由于前期的通胀率较高，发达经济体名义GDP年均增长5%左右，但私人部门信贷每年增长10%—15%，有时增长得相当快。

[15] 中央银行目标是名义总需求增长率与2％的通胀率一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一致。其政策工具是利率，部分通过信贷市场发挥作用。与通胀目标兼容的信贷创造速度会超过名义GDP增速。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以降低信贷增长，理论上名义GDP增速会降低，同时通胀也会下降，实际增长率将低于潜在增长率。

[16] 参见Tuner （2013）有关该议题早期文献的讨论。

[17] 参见Levine （2004）、Townsend （1979）、Rajan and Zingales （2003）、Gertler and Kiyotaki （2010）以及Turner （2014）。

[18] 三个原因，包括本文未加论述的全球失衡。

[19] 参见Hayek （1929）和Minsky （1986）。这种可能性部分源于投资品生产的长周期，使得供给和需求之间缺乏现实联系，以及企业家对投资品的现行市场价值上升不可持续所做出的应对。

[20] 参见特纳（2010）：《银行正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载《比较》2010年第3辑（总第48辑）。——译者注

[21] 有关穷人或至少不太富裕的人（中等收入或收入较高但未能加入收入快速增长行列的人）通过借款试图维持消费超过其收入水平的动机，Robert Frank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了讨论，见Frank（2001），Frank（2007），Frank、Levine and Dijk（2010）。

[22] 他描述这个过程如下：1929—1930年间，一根巨大的吸管将已经创造出来的一部分财富不断输送到少数人手中，服务于他们的资本积累。但是，由于大众消费者的购买力被拿走了，储户们对产品并无有效需求，而这些有效需求是资本积累再投资于修建新工厂的必要条件。结果是，如纸牌游戏一样，随着筹码越来越集中到个别人手中，其他人只能靠借入筹码参与游戏。当信用断裂时，游戏就停止了（Eccles，1951，第76页）。

[23] 在Kumhof和Rancière的模型中，不平等是指收入最高5%人群和其他95%人群之间的差距。这可能充分反映了实际情况。从定量的角度来看，源于不平等的信贷强度的重要驱动因素不仅来自真正的穷人的行为，而且源于中等收入（不太富裕）群体向少数高收入群体支出模式看齐的努力。

[24] Bordo and Meisner （2012）认为，总体而言，不平等、信贷膨胀和金融危机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声称，不平等加剧确实对2008年危机的爆发发挥了作用。Van Treeck （2012）整理了相关文献并指出，在一个不平等问题不受欢迎且信贷可得性被视为美国梦一部分的政治环境中，危机之前永久性不平等而不是阶段性不平等的实际程度及其潜在重要性均被低估了

[25] 非常大量的收益被那些拥有房产且又未借入住房抵押贷款的人获得，这部分反映了这些人通常出现在伦敦高端市场上，该市场的价格急剧上。

[26] 这是非状态依存合同固有的特征。公平结果是伊斯兰禁止借债的基础。

[27] 参见第二节的观点，储蓄并非理性集体决策过程的结果。

[28] 参见Turner （2010）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The Future of Finance”。

[29] 还包括政府和公司债券。

[30] 小企业创新报告。

[31] 媒体评论认为，Jeremy Rifkin的新书《零边际成本社会》试图描述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趋势的终点（Rifkin，2014）。他还指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合作共享和资本主义陨落” （Col- 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在摩尔定理和零复制成本的影响下，如果资本品价格持续下跌，这将会成为现实。一个可能的启示是通过投资或储蓄积累起来的资本的回报率将消失。但是，如果在一个经济仍有本质上不可再生的资产，如理想的城市土地或蕴藏关键原材料的土地，如果品牌、知识产权和网络外部性效应导致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即便相关资产在理论上能以较低的价格复制，结果就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陨落，而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变形体。

[32] Turner （2013）讨论了这种奇怪失忆症的思想根源。

[33] 提高技能之所以不够，是因为赢者通吃效应。在许多行业中，高回报被那些拥有极高技能的获得，无论所有员工的平均水平如何。

[34] 参见Turner（2014），他认为，这取决于不同行业对利率变化反应弹性的差异。

[35] 该观点涉及股权合同面临的“昂贵状态检验”问题：投资者事前无法对项目的经济前景进行有效评估，甚至在项目完成后也无法完整评估收益，所以潜在的投资者相对于企业家和借款人处于弱势地位，而非状态依存债务则能够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

经济学课件VII：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还有待时日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还有待时日[1]

杰弗里·弗兰克尔[2]

1.引言

最近有报道在广泛吹嘘：“中国将在今年取代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这种论断完全错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还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此类说法是基于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CP）在2015年4月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该研究项目的工作具有极高价值，我本人就一直在期待着他们每6年发布的最新估计数据，并用于自己的研究，包括涉及中国的内容（Frankel，2006，2010）。在2005年之前，这些数据收集成果通常反映在佩恩表中（Penn World Tables）。

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数据是利用购买力平价汇率来比较各国的GDP，而非采用实际汇率（见图1）。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水平，这样做是对的。但如果我们要测算某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则并不合适。在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时，必须要看人民币能够在世界市场上买到多少东西。购买力平价所反映的则是人民币能够在中国国内买到多少产品和服务。

图1 中美两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

注：分别基于实际汇率和ICP汇率（生活成本测算值），均换算为美元。

由此得到的结论是，以两个标准来看，中国离超越美国都还有不小差距：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以购买力平价汇率测算），中国经济的总规模（以实际汇率来测算的GDP）。当然这并不否认中国经济取得的惊人增长成绩，过去30年的10%左右的增长率的确是个历史奇迹（Prasad，2009）。

按当前汇率，美国的经济总量依然接近中国的两倍，或更准确地说多出。不过实现赶超的日子并不遥远。如果采用较为大胆的假设，中国的年实际增长率保持比美国高出5%，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每年提高3%（因为通货膨胀率较高），那么中国将在2021年超过美国。很快，但并非迫在眼前。

2.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使用和误用

国际经济学家们对购买力平价和汇率带来的问题并不陌生。这个技术性问题让人烦恼，却又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的产值是以本国货币人民币计算，而美国的产值是以美元计算。我们该如何对两国的数据进行换算，使其可以比较？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当期汇率，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乘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GDP，就能得到以美元计算的结果。

然而人们会指出，如果想测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必须考虑到那里的许多服务更为廉价。同样数额的人民币，如果在中国消费，会比在国外能购东西。国际贸易中交易的某些产品在各国的价格相近，例如美国和中国的T 恤衫都很便宜，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可以从中国进口。同样，中国的石油价格和国外差不多，也是因为进口的关系。可是像理发这种还不能进入国际贸易的服务，在中国的价格就比美国低很多。因此，如果要比较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须像国际比较研究项目那样，把本地的购买力考虑进来。

3.购买力平价的正确使用

购买力平价测算方法可以有多种用途，例如，分析哪些国家的政府在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做得更为成功。第二个用途是，结合生产率水平，评估某个国家的货币价值是否被“低估”（Cheung，2012；Cheung et al.，2010；Subramanian，2010）。第三个用途是，帮助判断某些国家是否会着手控制污染，国际上的数据表明，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万美元（今天的美元价值）时，二氧化硫排放的转折点就会到来（Frankel and Rose，2005）。中国目前就处于这个位置。

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即便用购买力平价来测算，中国尽管已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还是个较穷的国家（Pethokoukis，2014）。中国的人均收入刚超过阿尔巴尼亚，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相当，在全球195个国家的排名中，多米尼加正好处于中间的第97位。多米尼加和阿尔巴尼亚并不引人关注，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会那么强烈呢？部分原因是中国是个活力十足的经济体，但不仅如此，中国还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把中等水平的人均收入乘以10多亿的人口基数，就会得到庞大的总量。是巨大的人口基数与中等收入水平的结合，给了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

为什么我们认为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富裕，但不仅如此，如果仅以人均收入为标准，那么摩纳哥、卡塔尔、卢森堡、文莱、列支敦士登、科威特、挪威和新加坡都会排到美国之前。

如果是进行这种比较，采用实际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进行测算，结果并无太大不同。这个技术选项，对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排名的影响并没有对国家经济规模排名的影响那么大。原因在于，购买力平价汇率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这个现象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relationship，Balassa，1964；Samuelson，1964）。

如果让人们自由选择愿意成为哪个国家的国民，那些最富的国家可能是首们不会把摩纳哥、文莱或列支敦士登视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因为它们的规模太小。美国成为经济霸主，因为它既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又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4.购买力平价的误用

同样，人们也普遍关心中国的经济规模或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对比，尤其是挑战者是否已取代了上届冠军的地位（Subramanian，2011a）。在我看来，购买力平价汇率不是进行此类比较的最佳指标。原因何在？

在讨论经济规模或经济实力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要回答如下一些问题：

从跨国公司的视角来看，中国市场有多大？

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视角来看，人民币是否将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Frankel 2012；Subramanian，2011b）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他多边组织的视角来看，中国能贡献多少金额，以及相应地该得到多少投票权？（Frankel，2014）

从在南海与中国存在纠纷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军队能够购买多少艘战舰？

对上述问题，以及涉及经济总量的大多数其他问题，我们会采用以当前汇GDP总量。

有时人们会反驳说，利用当前汇率来测算会让国际比较受到经常发生的汇率大幅波动的干扰。的确如此。不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导致的巨大测算误差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大。采用五年期汇率平均值来取代某一年的汇率是个好办法，对这段时期的中美跨国比较，结果没有很大不同。即使当汇率波动较大时，结果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统计因素的干扰也不算大。

（余江 译）

参考文献

Balassa B. （1964）. The PurchasingPower Parity doctrine：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2（6）：584 －596.

Cheung YW （2012）.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The case of the Chinese Renminbi. CESifo Working Paper：Moneta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3797.

Cheung YW，Chinn M. D. ，Fujii E. （2010）. Measuring misalignment：Latest estimates for the Chinese yuan. In：Simon Evenett （ed. ），The USSino Currency Dispute：New Insights from Economics，Politics and Law. A VoxEU. org Publication，April.

Frankel J. （2006）. On the yuan：The choice between adjustment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 and adjustment under a flexible rate. CESifo Economic Studies，52（2）：246 －275.

Frankel J. （2010）. On the yuan：The choice between adjustment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 and adjustment under a flexible rate. In：Simon Evenett （ed. ），The USSino Currency Dispute：New Insights from Economics，Politics and Law. A VoxEU. org Publication，April：51 －60.

Frankel J. （2012）.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historical preced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27：329 －365.

Frankel J. （2014）. IMF reform and isolationism in the US Congress. East Asia Forum，29 January.

Frankel J. ，Rose A. （2005）. Is trade good or bad for the environment？Sorting out the causa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7（1）.

Pethokoukis J. （2014）. Sorry，China，the US is still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AEIdeas，30 April.

Prasad E. S. （2009）. Is the Chinese growth miracle built to last？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03 －123.

Samuelson P. A. （1964）. Theoretical notes on trade problem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46（2）：145 －154.

Subramanian A. （2010）. New PPPbased estimates of Renminbi undervaluation and policyimplication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olicy Brief，No. 10 －8.

Subramanian A. （2011a）. 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ubramanian A. （2011b）. Renminbi rules：The conditional imminence of the reserve currencytransiti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orking Paper，11 －14.

World Bank （2014）. 2011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Summary Results Release Compares the Real Size of the World Economies. 29 April.

[1] 本文最早发表于www.VoxEU.org网站。为促进讨论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Frontiers of iin China（FEC，《中国经济学前沿》）定期发表经济学家们撰写的有关中国和其他转型经济体的观点。本文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代表FEC的意见。———原文编注

[2] Jeffrey Frankel，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1]

白重恩 张琼[2]

一、引言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经济增长率由2000—2007年间的年平均增速10.51%迅速下降至2008年的9.6%；之后随着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经济增速在2009年触底后有所反弹，但2011年以来再次急转直下。2011—2013年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23%，远低于1979—2007年间年平均9.97%的水平。[3]

对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解释和未来走势的判断，一直是国内外高度关注和广泛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源于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等的影响，一旦这些因素的影响消失，中国经济又将重回高增长模式。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源于趋势性的变化以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降档增长”将成为新常态，同时进一步的改革对防止经济过度降速至关重要。

在相关争论中，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人力资本的增长（更多和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适龄劳动人口）、物质资本的增长以及生产效率的改善。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中国物质资本投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政府大规模刺激计划以及相关宏观政策所导致的投资大规模增长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下滑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双重下降。1979—2007年间中国扣除要素投入增长之后的生产效率年平均改善速度约为3.78%，而2008—2013年间生产效率的年平均改善速度仅为1.40%。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其增长速度下降的缘由非常清晰：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全民普及“义务教育”政策已实施多年，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更高。因此，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动机制的深入分析来理解其增速下降的原因，即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进一步判断其未来走势的关键。

为此，本文首先基于增长核算分析框架，分别从技术效率、要素有效使用和配置效率三个维度，考察了我国1978—2012年间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其随时间变化的内在影响机制[4]；之后对2008年以来生产效率下降的源泉进行了分解，并模拟了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最后从生产率角度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走势。研究发现：首先，从对技术效率改善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对外开放程度对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收入水平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其次，存货规模和劳动参与率通过影响要素的有效使用量，分别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再次，从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的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和国有程度对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筑安装投资对生产效率影响为负，设备购置投资的影响为正，总的投资率对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为正；最后，没有发现生产效率受到显著的负向周期性影响。综合而言，“后发优势”不断减弱、对外依存度大幅下降、投资率攀升且向建筑安装投资倾斜、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和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均是我国2008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周期性影响不是主要因素。此外，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率大幅上升，不利于生产率的提升和居民消费增长。我们认为，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必然趋势，同时进一步的改革对防止经济过度降速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的方法，各有利弊。一种方法是将上游生产环节的产出作为下游生产环节的要素投入，对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效率都进行讨论，并且只考虑实际投入使用的要素的生产效率。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结果，但问题是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我们现在所占有的数据不能满足对所有环节进行这样分析的要求，而不对所有环节进行分析就难以全面讨论政策含义。另外，这样的方法本身不能解释从潜在的要素投入到实际的要素投入的转化效率，这也会影响政策讨论的全面性。在本文中，我们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占有量———也就是潜在的基本要素投入———出发，考虑这些基本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效率。这样做，我们统一考虑所有生产环节的综合效率，同时，我们认为要素未得到充分使用也应该视为效率损失，从而统一考虑将潜在要素投入转化为实际要素投入以及将实际要素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综合效率。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的综合生产率，结合这些地区在不同时间的特征，来定量分析影响生产率的因素，并基于从中的发现来全面讨论政策含义。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在给定数据可获得性的情况下，为了全面地讨论政策含义所能使用的最好方法。

本文接下来章节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要评述国内外学者关于“生产率及其估算”以及“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三节给出本文的逻辑分析框架；随后的第四节简要讨论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后基于垂直分解思想识别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相关因素；第五节基于反事实研究法对近年来生产率变动的源泉进行分解；最后一节简要总结。

本节将从两个角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与梳理：一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估算的讨论；二是关于要素使用效率变动影响因素的相应思考。

1.“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估算”研究述评

最为普遍使用的全面综合度量要素投入使用效率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魁奈（Quesnay，1766）关于“生产率”的定义，意指平均每单位投入所能得到的产出水平；其成型可以追溯到丁伯根（Tinbergen，1942）的跨国定量比较研究。索洛（Solow，1957）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中，将产出增长中不能用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部分（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与“全要素生产率”相联系，系统地提出了TFP的测算方法。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1956）在其研究中指出，基于统计核算得到的“生产率”包含了生产过程中与产出相关但不能核算为要素投入的各种可能因素，实际上相当于对“我们无知的度量”。随后众多学者沿着这一思路对索洛方法进行了拓展，但目前源于索洛的TFP测算方法仍然最为流行。

国内学者对TFP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初，进行了不少源于我国实际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史清琪等（1985）较早地开展了度量我国技术进步的研究，但较为系统地借鉴国外增长理论和方法考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TFP演进问题，则始于199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称得上“百家争鸣”。大致而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估计TFP增长率方面，而对TFP变动影响因素分解的关注相对较少。

一般而言，TFP估算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估计方法”和“要素投入度量”这两大问题。对于前者，理论上自然离不开如何选取合适的生产函数以较为贴近地描述“投入—产出”生产过程，以及探讨不同生产函数之间的内在联系。经验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投入和产出数据中的信息来揭示其背后所暗含的生产过程。目前经验研究中被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方法有很多，如基于索洛（1957）的参数估计的生产函数法或增长核算法、源于法雷尔（Farrell，1957）的确定性生产前沿或爱格纳等人（Aigner等，1977）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法、源于查尼斯（Charnes，1978）的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源于卡夫等人（Caves等，1982）的Malmquist指数法等。这些方法本身各有优劣；但对于考虑TFP变动内在机制的研究而言，增长核算方法可能更为合适（Barro＆Sala－i－Martin，1995；Barro，1999）。

对于后者，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测算物质资本存量和考虑劳动力投入时是否包含人力资本因素。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我国TFP时重心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本存量估算上；相关方面的研究基本选择“永续盘存法”（Goldsmith，1951），分歧主要表现在：首先初始资本存量和折旧率的假设千差万别（任若恩和刘晓生，1997）；其次是直接估算总的物质资本存量（张军和章元，2003；张军等，2004；Perkins＆Rawski，2008），还是先单独估计所谓的“建筑安装”和“设备购置”物质资本存量，然后加总得到总的物质资本存量（Bai等，2006；白重恩等，2007）。

在相关研究中，人力资本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被纳入增长核算框架当中，是目前TFP相关研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一方面，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Mankiw等，1992），但经验研究中的“人力资本”指标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标准，从而学者对测度人力资本的方法也各执一词。目前，关于我国不同时期人力资本水平较为代表性的研究有陈钊等（2004）。除“人力资本存量”估计本身之外，对于TFP相关研究而言，更为复杂的是如何正确考察其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本身是综合考虑劳动力质量之后的劳动要素投入的度量，因而基于增长核算框架估计TFP时应该将其作为要素投入予以考虑；但与此同时，人力资本也可能通过不同途径对TFP产生影响（Benhabib＆Spiegel，1994；魏下海和张建武，2010），因为人力资本不仅决定了经济体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Romer，1990a），同时也影响了其向其他经济体学习的能力，进而影响其技术追赶和扩散的速度（Nelson＆Phelps，1966），从而在考虑TFP影响因素时似乎也是不可回避的话题。综合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可能包含在要素“有形”投入中，也可能是要素“无形”使用效率的重要构成；而在学者对其具体影响机制有全面认识之前，相关研究是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投入在估计TFP时纳入，还是包含在TFP影响因素当中，这两种做法都有其逻辑支持基础。

2.关于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TFP本身即代表对我们“无知”的度量，因而理论上并没有很好的框架来表明这一指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在经验研究中，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会影响TFP增长率外，学者对“投入—产出”生产过程的认知、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以及所使用的数据中暗含的“测量误差”等都会对最终的TFP产生影响。尽管系统地直接考察TFP影响因素或内在波动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但从不同视角出发来间接审视TFP增长率的研究依然不少。

早期的研究主要从不同角度对TFP变动或“技术进步”的原因进行探讨。如阿罗（1962）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干中学”效应与“溢出”效应。罗默（1990b）指出企业有意识地通过研发活动将技术进步“生产”出来，这是TFP不断提高的主要源泉。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与国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往来使得外商直接投资（MacDougall，1960）和进出口贸易行为（Grossman＆Helpman，1991；何元庆，2007）为技术溢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要素配置问题对于我国TFP研究而言非常值得关注。虽然单纯从要素配置角度来解释TFP变动的研究不多，但是从要素错配角度理解国别经济差异却是近年来经济增长文献的重要发展（Jones，2011）。班纳吉等（Banerjee＆Duflo，2005；Restuccia＆Rogerson，2008）都试图从理论或经验上指出低收入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源错配，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差异。对我国来说，制度变迁或政策调整等对资源错配问题的纠正可能是我国释放增长潜能的重要源泉（Hsieh＆Klenow，2009；Brandt等，2012；罗德明等，2012）。

三、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介绍估计我国全国和省际层面TFP的方法，然后阐述选取TFP影响因素及构建相关指标的基本逻辑。

1.关于TFP估计的方法

虽然估计TFP的方法很多，但对于“考察TFP影响因素”来说，增长核算方法为较优之选。具体而言，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方法基于对产出（Y）与物质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之间所满足的生产函数关系的假设，即假定（其中α为资本收入份额，A即为所谓的TFP），可以得到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TFP增长率的方法：

（1）上述生产函数意味着，即TFP增长率可以通过产出增长率、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以及资本收入份额所满足的上述关系估计得到。

（2）上述生产函数的变形意味着，从而TFP增长率也可以采用产出增长率、资本产出比（K／Y）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以及资本收入份额所满足的上述关系来估计。

（3）上述总量形式的生产函数转换为人均形式（其中y、k、h分别为Y、K、H所对应的人均形式），从而有，意即TFP增长率也可以等价地通过人均产出（y）增长率、人均物质资本（k）增长率、人均人力资本（h）增长率以及资本收入份额所满足的上述关系予以估计。

考虑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稳态增长路径上的“资本产出比”为常数，从而当“资本产出比”发生变化时意味着结构发生了变化，并对应着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第二种方法。

2.关于要素使用效率影响因素的选取与指标构建[6]

在我们看来，全要素生产率意指考虑了可以定量测算的、“有形”的要素投入量之后与产出相关的剩余部分，因而扣除数据方面的影响，TFP或者整个经济体要素使用效率，大致与以下两个方面三类影响因素相关：要么是要素投入量中的有效使用或开工率发生变动，从而表现为既定“名义”要素投入量不变时产出增加或减少；要么是单位要素的生产力提高或降低，此时给定要素“名义”投入量和“有效”使用量，产出水平也会相应发生变动。而对于“单位要素生产力提高”本身而言，则既有可能源于“技术进步”等带来的生产能力的提升，也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变迁等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释放，但最终要么表现为要素整体生产力提高，要么表现为同一要素在不同地方的生产力存在差异从而使用结构（或要素配置结构）发生变化时，单位要素总的生产力有所提高。

出于这一逻辑，我们将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讨论，并将与要素整体生产力提高相关的因素归结为“X－效率”（或技术效率）因素（Leibenstein，1966），与要素有效使用程度有关的因素归结为“要素有效使用”因素，而与配置结构变化导致要素总生产力变动有关的因素归结为“配置效率”因素。

更具体而言，第一类因素（与X－效率或技术效率相对应），包括通常理解的“技术进步”（包括中性、资本节约型以及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也包括制度或法治水平等，相当于经济运行的“润滑剂”或“阻凝剂”，从而这类因素会对经济体中不同部门的资本和／或劳动的使用效率同时产生影响。

我们主要考虑“相对收入水平”和“对外依存度”两个指标。前者对应于与“相对收敛”经济增长理论相关的“赶超效应”；后者则用于表征各省对外开放水平，以反映其受益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技术溢出”的程度。其中“相对收入水平”（L.lnrelativeGRP）用“上一年度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7]，“对外依存度”（ftd）定义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第二类是与影响要素有效使用程度相关的因素，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在估算我国TFP进而识别其影响因素时，较好的做法是将总的物质资本存量（无论其投入生产与否）和总的适龄劳动人口（无论其就业与否）作为相应要素投入的近似度量，这是因为：一是将使用数量和使用效率尽可能地分离，所估计的TFP更贴近其为“要素投入（量）之外余值”的真实含义。虽然与产出真正相关的是物质资本的流量使用和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在岗就业人口，但物质资本存量不被完全使用或者适龄劳动人口未充分就业本身也隶属于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二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面和供给面上的因素分离开来，因为供给面上的因素主要影响要素的（长期）投入量，而需求面上的因素则主要影响要素的（短期）有效使用。

我们引入“存货规模”、“劳动参与率”与“人力资本强度”三个指标，来分别衡量用于非生产性的资本积累与适龄劳动人口实际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程度，以及人力资本强度变化使得劳动力有效使用量变动的影响。其中“存货规模”（inventory）定义为“存货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均以不变价计）之比”，“劳动参与率”（lpr）定义为“从业人员总数占15—64岁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人力资本强度”（princomp＿hc）则定义为“各省各年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年龄别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合成因子”。

第三类因素，与要素配置效率相关，借鉴于考察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虽然相关方面的统计数据不够全面，从而局限了这方面影响的正确测定，但仍可以通过选取合适指标来部分地捕捉这方面的影响。具体而言，不同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发生变动，如政府规模扩大，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城镇化进程使得要素更多地流向城市，或者第三产业部门相对比重上升等，都可能意味着即便这些部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使用效率本身没有变化，最终总的要素使用效率也会相应发生变动。

我们主要考虑“政府规模”、“国有经济比重”、“投资率”与“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其中“政府规模”和“国有经济比重”用于度量“政府干预”程度，“投资率”主要考虑生产投资品和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要素使用效率的差异，“投资结构”试图体现投资于“建筑安装”和“设备购置”的效率的差异，“产业结构”则用于反映不同产业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城镇化进程”与“人口迁移”反映与之相关的要素流动的影响。

具体而言，“政府规模”（govsize）定义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国有经济比重”（soe）定义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部门投资所占比重”；“投资率”（inv＿rate）定义为“资本形成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建筑安装投资规模”（inv＿construc）与“设备购置投资规模”（inv＿equip）分别定义为“建筑安装固定资产投资”与“设备购置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产业结构”包括“第一产业所占比重”（prim）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third）两个指标，分别定义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城镇化进程”定义为“城镇化率的增长率”（urgr），其中“城镇化率”定义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迁移”因素则包括“迁入率”（migratein）和“迁出率”（migrateout）两个指标，用于度量人口在不同地区流动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部分地修正估计“适龄劳动力人口”与“人力资本存量”时，由于缺失详细数据假定“不存在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偏误。

四、TFP影响因素识别

与上述框架相对应，我们首先估计各年各省TFP，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上述相关因素对要素使用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1.省际TFP

基于增长核算分析框架估计TFP时，首先需要估计按不变价计的产出、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存量和按不变价计的物质资本存量。对于每一项指标而言，在选用数据时我们统一遵循“越新发布数据越准确”的基本原则，相应的估计方法与过程简述如下：[8]

（1）各省各年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我们根据各省各年以可比价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及各省2012年以现价计的地区生产总值，得到以2012年不变价计的地区生产总值。

（2）各省各年资本收入份额。具体而言，我们所采用的资本收入份额为“不含生产税的资本收入份额”，因为在生产环节所征收的税为资本和劳动要素共同创造的收入。值得一提的是，增长核算方法要求计算TFP增长率时前后两年的资本收入份额相同。但对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如果直接假定1978—2012年间各省相应资本收入份额均不变，这一假定可能有些太强：这不仅忽略了各省收入分配格局的历史变化，也模糊了各省间的相对变化差异。因此，我们采用折中的办法：在计算各省各年TFP增长率时，仅仅假定该年资本收入份额与上年相同。即，在计算某省i第t年TFP增长率时，所采用的资本收入份额为该省第t年与第t－1年资本收入份额的算术平均值，以此类推。

（3）各省各年人力资本存量。据我们所知，大规模统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普查或抽样调查较少，直接估算各省各年人力资本存量数据较为困难。我们采用如下思路进行估计：首先分别估计各省各年以岁计的详细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各省各年年龄别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其次基于联合国将15—64岁人口作为适龄劳动人口的界定标准，计算各省每年15—64岁人口的总受教育年限（以年龄别人口数为权重，各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加权求和），并以此作为各省各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近似估计。

（4）各省各年物质资本存量。参照Bai等（2006）和白重恩等（2007），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各省各年按不变价计的物质资本存量。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分别估计各省各年按不变价计（以2012年作为基年）的“建筑安装”和“设备购置”物质资本存量，然后加总得到各省各年以不变价计的总的物质资本存量。

基于上述思路得到的相应指标，我们估计各省1978—2012年间各年TFP增长率，图1给出了所有这些TFP增长率的分布情况［含“频数分布（左轴）”与“Kernel拟合（右轴）”两种］。为了比较，我们在图1中同时给出了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投入一部分时估计得到的TFP增长率（以tfphc表示），以及将人力资本作为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重要因素时估计得到的TFP增长率（以tfpwp表示）的分布。[9]

图1　1978—2012年间省际TFP增长率分布情况

我们发现无论是以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后的总人口受教育年限作为要素投入，还是以15—64岁适龄人口作为要素投入来估计，最终得到的TFP增长率非常接近。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以tfphc为分析起点，并比较其与以tfpwp（此时将人力资本纳入到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当中）为考察对象的分析结论，以互相印证和补充。

2.相关因素对TFP增长率影响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采用常见的IPS检验（Im等，2003）来考察所形成的面板数据中各变量的单位根问题和协整问题[10]。更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混合回归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上述相关因素对要素使用效率变动（TFP增长率）的影响。

（1）以tfphc为分析对象

表1的第一部分（第1—5列）首先给出了以tfphc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第1列包含上述我们所提及的三类因素的所有变量。估计结果表明，与“X－效率或技术效率”有关的指标，“相对收入水平”（L.lnrelativeGRP）以及“对外依存度”（ftd）分别对生产率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与正向影响。这与直观印象相符：前者与“追赶效应”相对应，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时“后发优势”相对越不明显；而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则有利于学习和引进其他经济体的先进技术，也有利于通过贸易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与“要素有效使用”相关的两个指标中，“存货（相对）规模”（inventory）对tfphc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劳动参与率”（lpr）存在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我们的直观印象相符。存货规模上升意味着更多的产出用于积累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存货”，从而降低了要素“名义”投入的有效使用量；而劳动参与率上升则意味着更多适龄人口进入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从业人员，此时要素“名义”投入的有效使用量增加。

与“配置效率”相关的指标中，“政府规模”（govsize）对tfphc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直观相符：政府干预通常被认为不利于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国有经济比重”（soe）对tfphc存在统计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源于我们所选取的指标为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经济部门所占比重、从而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经济活动中的国有经济的占比；也有可能源于如下一正一负两方面的传导机制：对于正向机制而言，一是“国有经济”有溢出正外部性（Bai等，2000），二是所谓的“摘好桃子”现象所表征的同步相关关系：当经济中“好桃子”多了的时候，会同时表现为“国有经济”规模扩张与生产率上升；对于负向机制而言，则与文献讨论中常见的“国有经济”因为垄断等导致要素投入和使用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批判相一致。

投资结构“建筑安装投资”（inv＿construc）与“设备购置投资”（inv＿equip）对tfphc存在统计不显著的U型和倒U型的影响[11]；“产业结构”（prim与third）、“城镇化率增长率”（urgr）与“人口迁移”（migratein与migrateout）等指标对tfphc的影响统计不显著。

表1 TFP增长率影响因素识别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考虑到细分投资结构各指标的估计系数基本统计不显著，我们接下来不再区分不同投资类型，而是以“投资率”（inv＿rate）为视角加以考察。表1第2列中同时包含“投资率”及其平方项，以度量“投资率”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由于“投资率”的二次项系数不显著，我们在第3列中只包含“投资率”（inv＿rate）。考虑到“人口迁移”（migratein与migrateout）指标在部分年份数据缺失且其估计效果不显著，我们略去这两个指标重新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第4列。第2—4列结果中各相关变量的估计系数与显著性程度与第1列结果非常接近。

对于快速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我们所分析的时间跨度（1978—2012年）可能存在的结构性跳跃：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对tfphc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比较典型的如“投资”，在中国发展的早期，“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等非常有利于资源重新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则有可能由于“投资—消费”失衡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在第5列中，我们以2003—2012年为考察区间加以分析。选择这个时段的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后正好各占这一时段的一半。我们发现，其他各变量的估计基本与之前的分析相一致，此时“政府规模”（govsize）对tfphc的影响不再统计显著[12]，而“投资率”（inv＿rate）则对tfphc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产业结构”（prim与third）则分别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13]

（2）以tfpwp为分析对象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人力资本因素既可以作为“要素有形投入的重要构成”，也可以作为“要素无形使用效率的重要源泉”，从而作为影响TFP变动的因素来加以分析。表1的第一部分（第1—5列）给出了前一种情形的分析结论，我们接下来将考虑另一种情形，意即，估计TFP时将适龄人口作为要素投入量，而将人力资本作为影响TFP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接下来将tfpwp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人力资本强度”（princomp＿hc）作为“要素有效使用量”相关影响因素之一，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的第二部分（第6—7列）。

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强度”（princomp＿hc）对TFP增长率tfpwp存在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相比于表1的第一部分中各相应结果而言，以tfpwp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人力资本强度”（princomp＿hc）纳入解释变量当中，其余各变量对TFP增长率的影响与之前的分析相一致。

尽管已有文献在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有形投入还是无形使用效率方面存在一定分歧，我们倾向于认为表1的第一部分更为清晰合适：因为我们之所以基于垂直分解思想来识别各因素对要素使用效率（TFP增长率）的影响，这固然与TFP为“对无知度量的黑匣子”从而并无其内在波动机制的理论表述相关，更重要的考虑则是我们囿于数据不能直接地进行细致分解，从而直接考虑这些因素对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但人力资本存量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估计得到的（正如我们之前的尝试一样），尽管这一指标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以tfphc为标准来考察2008年以来我国生产率下降的主要源泉。

五、近年来生产率下降源泉分解

我们在这一节考察2008年以来与2007年以前相比TFP增长率的跳跃程度，以及这一跳跃有多少可以被2008年前后各影响因素的变化来解释。

我们首先根据全国层面上2003—2012年间各年的TFP增长率（以tfphc衡量）[14]，“相对收入水平”（L.lnrelativeGDP）[15]、“对外依存度”（ftd）、“劳动参与率”（lpr）、“投资率”（inv＿rate）以及“产业结构”（prim与third）共计6个影响因素的相应数据，[16]比较“2003—2007年”与“2008—2012年”两个考察区间内相应指标的不同。我们关心2008年前后TFP增长率跳跃中不能被时间哑变量解释的部分，也就是TFP增长率的跳跃与时间哑变量跳跃之间的差，在多大程度上分别能由上面的6个影响因素解释以及各个因素的解释力度有多大。为此，我们计算各影响因素对TFP增长率的影响效果，[17]分析各影响因素2008年前后的跳跃对TFP增长率跳跃的解释比例。表2给出了相应的结果；上面的6个因素的变化的影响几乎可以解释TFP增长率跳跃与时间哑变量跳跃之间的差的全部（解释比例约为101.04%）。

表2 我国2008年前后TFP增长率经过时间因素调整的跳跃幅度及可被解释比例

注：（1）tfphc的“变化量”根据时间因素进行了调整（2003—2012年间时间哑变量基本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03—2007年间各时间哑变量估计的平均值比2008—2012年间各时间哑变量估计的平均值小0.03，从而意味着根据时间因素调整后的tfphc的“变化量”为其本身的跳跃（－0.03）减去时间哑变量的跳跃（0.03）之差，即为－0.06。（2）“变化对TFP的影响”为“变化量”与表1的第5列中相应变量的估计系数的乘积。

之后，我们基于“反事实研究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CFA）在比较静态分析框架下详细分析我国近年来（2008—2013年间各年）生产率变动的内在机制。具体而言，这一“反事实研究法”的基本思路是：对任意一个待考察的影响因素，假定整个考察期内该因素各年的取值均与其考察期的初始值水平相同（意即，假定该因素在整个考察期内不发生变化），代入表1中该因素的估计系数，从而得到各年“不考虑该因素时序上变化”的预测值（即所谓的“不含该因素”的CFA预测值），并将其与实际数据进行对照，从而揭示出在考察期内该因素对于TFP增长率的解释力度。更具体而言，对于任意一个待考察的影响因素x而言，考察期内各年“不含x”的CFA预测值的计算公式如下：，其中tfpt为相应各年实际值，βx为该因素对生产率边际影响的估计值（即表1相应因素的估计系数），xt和x₀分别表示该因素在考察期内相应各年以及初始年份的取值。在这里，之所以称为“比较静态分析框架”，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各指标假定不变时的传导影响，以与我们随后将展开的动态还原分析相区分。[18]

在这里的分析中，我们以表1的第5列为基准。考察“相对收入水平”（L.lnrelativeGDP）、“对外依存度”（ftd）、“劳动参与率”（lpr）、“投资率”（inv＿rate）以及“产业结构”（prim与third）6个指标的影响。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来验证所选取的6个指标在2008—2013年各年间对TFP增长率变动的综合解释力度。图2同时给出了这6个指标对此轮生产效率显著下降的综合作用（“不含时间趋势”曲线），以及综合考虑周期性因素之后这6个指标对2008—2013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的拟合效果（“含时间趋势”曲线）。其中“不含时间趋势”曲线为基于表1的第5列的相应估计系数，以及这6个指标在2008—2013年间的相应取值计算得到的估计值，而“含时间趋势”曲线则在“不含时间趋势”曲线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表1中第5列中相应年份哑变量的估计值进行周期性调整。[19]

图2表明，同时考虑2008年以来的结构性因素（6个指标的拟合值）以及短期周期性因素（用时间哑变量估计值进行相应调整）之后，“含时间趋势”曲线在2008—2013年间与“实际数据”曲线保持了非常好的同步相关性。这一结果支持了之前基于面板数据和垂直分解思想来识别TFP增长率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幅度的分析结论的合理性。“不含时间趋势”曲线则意味着是结构性因素（只包含所考虑的这6个指标时）使得同期TFP增长率在此期间不断下降，而非周期性因素。“不含时间趋势”曲线与“含时间趋势”曲线的差别反映了在投资之外的政策和其他没能考虑的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作用。

表3则基于反事实研究法详细给出了2008年以来这6个指标分别对此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其中，“CFA预测值”分别对应于假定相应指标在2008—2013年间均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不变，而所有其他因素与实际情形相同时的估计值，其与“实际数据”的差异即可视为相应因素对要素生产效率变动的边际影响。

图2 2008—2012年间我国TFP增长率变化趋势及影响源泉

表3 2008—2013年间我国TFP变动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对影响大小比较

注：表中“实际数据”为2008—2013年间全国层面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hc），“CFA预测值”为假定相应指标在2008—2013年间均保持在2007年的相应水平上不变，而所有其他因素均取实际值的估计值，各数据与相应的实际数据相比即度量了该因素对全国层面上的生产效率改善速度的综合影响。

综合而言，表3结果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使得“赶超效应”不断减弱，以及“对外依存度”、“劳动参与率”、“投资率”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应变化，都对同期我国要素生产效率的改进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冲击，这一影响远远超过了“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带来的正面影响：如果2008—2013年间这6个因素均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不变，则同期我国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应各年将分别比实际值高出0.016、0.035、0.045、0.054、0.065和0.074；并且相关负面冲击因素中，“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对外依存度”，“第三产业比重”影响次之，然后为“投资率”与“劳动参与率”。

由此看来，考虑到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位居全球第一，其进一步增加以提升要素生产效率的空间有限；我国人均收入增长率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高于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投资率居高不下且劳动参与率短时间内难以迅速提升，均意味着我国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将成为较长时间内的必然趋势，我国寻求新的生产率提升突破口以促进经济增长之路任重道远。在相关方面，坚持对外开放以实现潜在生产力提升，辅之以简政放权和加快资源优化配置来不断释放潜力，并通过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以提高要素有效使用，都是提升我国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六、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的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所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这段时间内尽管生产效率改善的速度大幅下降，我们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情况会是怎样。由于投资的增加是刺激计划的主要内容，我们在本节中将以“投资率”（inv＿rate）这一指标为重点分析对象，基于“反事实研究法”动态还原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的作用。相较于之前的“反事实研究法”而言，本节分析将考察“投资率”（inv＿rate）变动的动态传导影响。

具体来说，我们的做法如下。我们依然假定2008—2013年各年投资率（以及投资用于“建筑安装”和“设备购置”的比重）均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不变，而其他所有指标均取实际值。[20]我们首先根据表1第5列中的估计系数估计2008年的TFP增长率，并重新估计2008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水平，之后根据经济增长率与TFP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增长率以及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意即，来估计2008年的GDP。[21]然后我们基于估计得到的2008年的GDP和假设的2009年的投资率来估计2009年的TFP增长率，并重新估计2009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水平，接着重新基于上述经济增长率计算公式得到2009年的GDP。以此类推。之后我们基于相应的CFA预测值，计算了2008—2013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更进一步，我们通过假设2008—2013年各年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均取实际值，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即投资率）则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不变，基于新的估算得到的GDP数据得出各年的“居民消费支出”，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2008—2013年各年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22]

图3分别给出了上述方法得到的“经济增长率”、“TFP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增长率”以及“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CFA预测值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结果。图3首先表明，2008年以来我国大幅上升的投资率水平有效地缓减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速的负面冲击，尤以2009年最为明显：如果2008—2013年间我国投资率维持在2007年41.6%的水平上不变，则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8.20%、6.56%、9.27%、8.32%、7.07%和7.79%，分别低于实际数据1.40、2.64、1.13、0.98、0.63和－0.09个百分点。图3结果同时表明，投资率大幅上升对同期TFP增长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分别使得TFP增长率下降了0.12、0.44、0.74、0.86、0.92、0.98个百分点），但却非常有利于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分别上升了2.24、3.28、3.40、2.37、2.46和2.71个百分点）。此外，对居民消费支出而言，投资率大幅上升在2008—2010年间非常不利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分别使得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下降了5.11、6.93和1.51个百分点），但在2011—2012年间由于经济总量进一步扩大而使得居民消费支出呈现一定的同步增长趋势（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增加了0.73和2.18个百分点），2013年模拟的消费支出增长率相比于实际数据又有所降低（低0.12个百分点）。

图3 2008—2013年间我国大规模投资的影响

综合而言，图3结果表明，2008—2013年我国投资率水平大幅攀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不变，虽然整体上有力地缓减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但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也抑制了居民消费支出。并且，经济刺激计划等带来的大规模投资并未逆转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

七、主要结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对其原因的解释和未来走势的判断，一直是国内外高度关注和广泛争论的问题，其答案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经济减速属于短期周期性波动，而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将成为较长时间内的结构性趋势。实际上，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双重下降。前者的影响机制非常清晰，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全民普及“义务教育”政策已实施多年，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更高。因此，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即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进而判断其未来走势的关键。

在以往关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讨论中，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对全国、地区或部门层面上的生产率进行了估计，部分研究基于指数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进行了分解，并将其与我国改革开放背景中的制度变迁等“改革红利”联系起来理解我国经济增长。但相关研究的TFP估计千差万别，争议主要集中于方法的选择、可信数据的选用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方面。正基于此，我们通过详细梳理相关历史数据，借鉴和发展评估要素使用效率指标的相关方法，构建较为一致可比的指标数据集，估计了我国各省和全国层面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首先基于面板数据并借鉴垂直分解思想，从技术效率、要素有效使用和要素配置效率三个维度，识别了我国要素使用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之后基于反事实研究法，对2008年以来我国全国层面上要素使用效率波动的源泉进行了分解，并模拟了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我们发现：首先，从对技术效率改善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对外开放程度对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收入水平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其次，存货规模和劳动参与率通过影响要素的有效使用量，分别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再次，从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的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对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筑安装投资对生产效率影响为负，设备购置投资的影响为正，总的投资率对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为正；最后，没有发现生产效率受到显著的负向周期性影响。综合而言，“后发优势”不断减弱、对外依存度大幅下降、投资率攀升且向建筑安装投资倾斜、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和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均是我国2008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周期性影响不是主要因素。此外，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率大幅上升，不利于生产率的提升和居民消费增长。我们认为，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必然趋势，同时进一步的改革对防止经济过度降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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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Solow R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 （3）：312 －320.

［44］Tinbergen J. Zur theorie der langfristigen wirtschaftsentwicklung （On the Theory of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42：511 －549.

[1] 本文早期版本曾在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和《比较》编辑室联合举办的内部研讨会上展示，与会专家（按讨论先后排序，排名不分先后）吴敬琏、钱颖一、余永定、张平、王小鲁、伍晓鹰、许宪春、岳希明、袁堂军等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

[2]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张琼，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3] 我们基于2012 年不变价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估算了各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关估算方法和数据来源我们将随后详细阐述。

[4] 全国层面数据可以更新到2013年，地区数据目前只能更新到2012年。

[5] 关于本节的详细讨论，请参考白重恩和张琼（2014）。

[6] 关于各指标数据来源及处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白重恩和张琼（2014b）。

[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2012年不变价人民币计，“美国人均GDP”以2009年不变价美元计（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这一指标意味着我们总是将美国作为各时期的生产率前沿。

[8] 以下如无特殊说明，我们所采取的数据首先来源于NBS网站，然后以《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等补充。

[9] 我们比较了这两个序列与其他研究［如Perkins & Rawski（2008）等］的估计结果，发 现虽然所采用的数据不同、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存在一定差异，但最终的结果非常相似（差异主 要体现在初始和截尾年份）。

[10] 常见的LLC（Levin等，2002），IPS（Im等，2003）以及Hadri（Hadri，2000）检验都可以用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但LLC检验和Hadri检验要求平衡面板数据，我们这里构建的各个指标部分省某些年数据存在缺失情形，从而并不适用。

[11] 实际数据中这两个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均位于U型与倒U型曲线的顶点所在位置的左侧，意味着这两个指标如果存在影响，则分别主要表现为负向和正向的影响。

[12] 这与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向“改善民生”等领域（从而有利于整体经济中要素潜在生产力的释放）倾斜相呼应。

[13] 表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均低于“第二产业”，前者是比较显然的，后者则可能是因为“第三产业”中包括了“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等生产效率不高的部门。

[14] 选择这一时间跨度是因为正好可以将其等分为“2003—2007年（2007年以前）”和“2008—2012年（2008年后）”两个考察区间。

[15] 即为“上一年度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的自然对数值”。相关计算过程和数据来源见前述讨论。

[16] 这6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在表1的第5列中统计显著。相应指标的估计方法与数据来源见前述讨论。

[17] 以表1的第5列中的估计系数为准。

[18] 譬如，如果“投资率”在2008年发生变化，则2008年的TFP将发生变化，从而影响2008年的GDP，进而影响2009年的TFP（因为2009年的TFP增长率与2008年的GDP相关），并影响2009年的GDP。

[19] 2013年这5个指标的地区数据不全从而无法给出相应的预测值。由于对全国数据进行拟合时，没有对应于全国数据的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而省际面板数据中变量和全国层面时间序列相应变量的平均值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两类数据的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值存在一定出入。为了更好地揭示“含时间趋势”曲线对实际数据的拟合效果，在图形中“实际数据”以左轴为基准，而“含时间趋势”与“不含时间趋势”曲线以右轴为准，这一做法本身不会对结论产生任何影响。

[20] 在这里的分析中，我们统一地忽略了价格因素；GDP和物质资本存量都以不变价计（2012年为基年）。

[21] 由于这里估计时GDP会影响资本产出比，进而影响资本产出比增长率；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代入“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中来计算GDP增长率。我们采用迭代求解的方法，所找到的GDP增长率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率”计算公式中左边的“GDP增长率”与右边的“资本产出比增长率”等相平衡的值。

[22] 与“政府规模”和“对外依存度”均取实际值的CFA分析保持一致。

经济学课件VIII：
处理高债务

处理高债务

卡门·莱茵哈特 文森特·莱茵哈特 肯尼斯·罗高夫[1]

1.概述

在有关经济发展前景的讨论中，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是个核心议题。在2008年的严重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半数国家经济衰退后，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略有进展，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却在急剧膨胀。我们之前已完成的长期历史研究表明（Reinhart and Rogoff，2009），公共部门债务与名义GDP的比值已达到（除世界大战期间外的）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规模不仅已接近私人债务的历史峰值，而且外债规模也达到或接近历史峰值，同时许多国家还伴随着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的严重赤字。我们之前的另一项研究（Reinhart、Reinhart and Rogoff，2012）分析了此类问题的四重债务并存的特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完整的政策选项，使公共债务与经济总值的相对水平在长期回归正常区间，当然这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决心。在2007—2008年危机之后的头五六年中，当时的政策讨论都着眼于使债务与GDP的比值以多快速度提升，并持续多长时间，而非控制债务规模。不过除了中期稳定策略外，我们还需要兼顾更远期的议题和政策选项。

大致来说有两类债务削减的策略。第一类是传统方式、官方的标准做法，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基本预算盈余、将政府资产私有化等。第二类则属于非传统方式，包括债务合同重组、制造出其不意的通货膨胀、征收财富税，以及压抑私人金融活动等。发达国家历史上对后一类方式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许多观察家的选择性记忆。鉴于许多国家政府目前的初始债务负担之大（包括缺乏资金积累的养老金负债和对私人债务的隐含担保），部分国家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并行采用上述两类减债策略。总体来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22个发达经济体在中央政府债务缩减方面有过丰富的传统策略和非传统策略的先例可资借鉴。

如果债务是受国内法律体系约束（因此更容易修订期限），债权是由国内居民拥有（更容易帮助政府实现部分违约），以本国货币发行（有可能通过出其不意的通胀来部分消化），则政策选项通常来说更为宽松和丰富。本文自始至终将突出这些重要的区别特征。

下节将通过更长期的历史视角来分析近期的金融危机前后的债务状况变化。我们的观点是，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的相机抉择行动所致，这使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债务激增之后，各国试图将债务负担逐渐稳定在极高的水平上，并希望在长期最终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将梳理这段债务积累历史，因为其起源和变化与最终的解决方案密不可分。

本文其余部分是根据政策选项来组织的。首先分析传统策略，这些通常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官方盟友们的建议的核心内容。第3节将介绍最受青睐的首选策略，即促使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债务的预期市场实际利率。 [2]

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二又四分之一世纪的三次政府债务巅峰期之后，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减轻了债务负担。不过，这几次债务巅峰主要是全球军事冲突所致。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Reinhart、Reinhart and Rogoff，2012），在冲突过后的和平时期，军人回归民用产业以及战时开发的技术投入生产，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就当前来说，高债务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所以应慎重对待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升的假设。详细理由可以参见我们的另一项研究（Reinhart and Rogoff，2009）。 [3]

我们分析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政府债务的利率可能被压低，而不是像过去的战后时期那样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根据巴罗——瑞茨（Barro－Rietz）模型提出的一种观点，消费者和政府都关心应对重大灾难（如战争、瘟疫、金融危机）等未来的外部风险。第二种可能性是，政府会压抑国内的私人金融活动，以控制政府债务的利率水平。这样做的本质是一种财富税，而非利率小于增长率的幸运结果。

本文第4节将会探讨，高债务负担可通过积极创造基本财政账户盈余来削减。在凯恩斯之后，实现财政盈余的主张经常被带有争议性地称为“紧缩”，甚至逐渐减少赤字的政策如今也会被称为紧缩。一种极端立场认为（Alesina and Ardagna，2009），如果一开始就面临过分自信的大政府，那么强调压缩支出的政府紧缩反而会有扩张经济的作用。另一种极端立场则认为（DeLong and Summers，2012），紧缩措施在经济衰退期对增长极其有害，会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减少（因为高财政乘数效应和延长的滞后效应），甚至带来财政赤字的增加。中间立场主张，政府应在危机后的多年内逐步控制大额赤字，创造更大的空间利用债务融资去支持教育和基础设施等促进生产率进步的投资。

本文第5节将介绍，对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的国家而言，私有化或者说出售政府资产特别重要。但是，如果私人部门在提供有关服务的效率上不比公共部门高，则出售公共资产对政府的长期预算约束没有直接好处。如果出售价格太低，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转向探讨各国在实践中经常采用、却几乎都不被国际机构认可的非正规策略，包括债务重组、通过出其不意的通货膨胀来削减实际负担或者利用金融压抑来降低债务的实际成本等。

第6节将分析债务重组以及彻底违约的可能性。需要提醒的是，此类现象并不仅限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以前的研究指出（Reinhart and Rogoff，2014），发达国家在“二战”前减记债务是种常见而重要的做法。债务重组和违约更多发生在外债，因为此时不存在通货膨胀和金融压抑等更“柔性”的选项。即便如此，有时这种做法也会发生在国内债务上，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在大萧条期间取消黄金本位兑换的承诺（Reinhart and Rogoff，2009）。

在本文的第7节，我们将简要分析以出其不意的通胀作为事实违约的措施，这也是“二战”结束时的日本和法国等国大张旗鼓做过的。1970年代的发达国家同样普遍采用过，但由于债务负担较轻，通胀率较低，力度也较小。

下一个政策选项是财富税，某些学者将其视为发达国家终结债务累积问题的一种可能手段（Elmendorf and Mankiw，1999）。还有人分析了欧洲各国政府在“一战”和“二战”结束后征收一次性财富税的经验，结论是此类行动会因为政治压力和资本外逃而打折扣（Eichengreen，1990）。我们则着重分析金融压抑问题，它可以理解为更直接地针对政府债务的持有人征收的一种财富税。我们认为金融压抑可能是“二战”之后利率与增长率之差（r－g）维持在较大负值上的一个原因（详细论述可以参见Reinhart and Sbrancia，2014）。

在完成历史追溯后，结论部分将对上述政策思路进行综述。

2．从更长期视角看近期的债务状况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关政府债务大举扩张的新闻标题吸引了关注。政府出手为私人企业的错误负责，经济疲软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和必要支出增加，还有刺激计划的推行，都导致借款大量增加，与危机前的情况颇为相似（Reinhart and Rogoff，2009）。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许多国家后续推出了紧缩计划，其目的是减缓债务累积的步伐。

我们将利用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所发现的历史视角，回顾若干国家过去七年的债务状况变化。对于这里要展开的分析思路，先做两个必要的提示。

首先，本节部分内容报告的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总量统计数据，也就是说，我们的观测单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在给定年份的宏观经济指标。我们没有总结全球层面的信息，也没有根据GDP规模做加权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关心的经济现象———各国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高债务———是在国家层面或类似国家的经济体层面发生的。

加总信息更适合回答不同性质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世界市场出清的领域。分析各国的年度数据有可能导致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指未加总数据带来的分析结论与同样数据加总后的分析结论出现偏差）。对我们来说，这是因为加总信息会掩盖各国内部的变化，给既定问题带来错误回答。我们倾向采用的国别加权方法是此类研究中的常用手段，当然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法。

其次，本文从头至尾主要采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包括公共债务的长期历史记录（IMF，2013）。[4]我们以前的研究曾利用过自己创建的公共债务数据库（详情参见Reinhart and Rogoff，2008，2009），该数据库在网上公开，并提供了具体解释（Reinhart，2010）。总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的研究成果（包括其首期发布，IMF，2010）借鉴了我们引用的原始资料，内容同我们的数据库也非常接近。一个实际情况是，利用多个质量不一的数据来源来构建数据库，会涉及很多主观判断，当然也可能在未来做重新修订。

图1中的两个部分反映的是一般政府预算结余的变化（柱状）和公共债务总量的累积（曲线），对应名义GDP的比值，包含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数据跨越的时期相同，由此很容易看出，应对本轮危机的财政措施主要是在发达经济体出现的现象。这些国家有着大型金融中心、过度膨胀的私人债务以及大量账面财富被蒸发。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拥有更为成熟的自动稳定机制，也更倾向于主动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杠杆进行干预。其结果导致总债务与名义GDP的比值提高了30个百分点，达到105%的高度。

相反，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业的依赖程度没那么高。陷入衰退的某些国家大多是因为受到贸易伙伴国的拖累。事实上，它们的公共债务水平仅仅是在低得多的起点上稍有增加。 [5] 在经济衰退期和起初势头并不明显的复苏期，债务有所增加并不令人意外。何况跨期熨平消费的理论本来就认为，应该在收入水平暂时低于长期预期值时出售资产或者借入资金。

图1 一般政府预算结余的变化和公共债务总量的累积（相对于名义GDP的比值，%）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10/14）

当然，严重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并非都是暂时性的。我们之前的研究总结了20世纪后半叶各次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表明在危机爆发10年后，人均实际GDP水平的中间值比危机爆发10年前得到的趋势值要低15%。表1显示，上一轮危机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调低了4年前预测的发达国家潜在产出增长率。该表的右边两列显示了《世界经济展望》（WEO）在2010年10月和2014年10月做预测的西方七国在2014年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我们从来不曾真正观测到总供给的增长，但2014年的预测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至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是这样认为的。在这四年中，IMF调低了西方七国中六个国家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意大利和日本的降幅达到半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6]只有德国的增长前景被调高，也是公共债务总额与GDP的比值下降的唯一国家。在总供给扩张的预期较高时承担的债务，后来遇到增长预期意外下调后会显得尤其沉重。此外，如果发生意外的通货紧缩，债务的实际负担也会显著加重。

总公共债务（相对于名义GDP）与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预测

 资料来源：IMF，Fiscal Monitor（10/14）a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various）

对于理解债务变化的一个启发是，我们观察到预算赤字的扩大及随后的部分收缩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政策选择，而非商业周期。图2中的两个部分反映了一般政府预算平衡（横轴）以及其中的相机抉择部分（纵轴）的变化，利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达经济体的样本数据（IMF Fiscal Monitor）。 [7] 左图反映的是这些指标在2007—2010年的情况，右图是2010—2013年的情况。

至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政府财政平衡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各国的决策导致，只有爱尔兰是因为衰退幅度太大。如果将该国排除在外，图2中的两个财政概念的简单回归结果表明，由于所有国家的周期性衰退以及各国内部的一对一挤出式的相机抉择行动，总体上看使预算赤字与GDP的比值提高了2.25个百分点。[8]我们强调造成赤字的政策选项与周期因素的差异，是因为这对于采取何种稳定债务比率的策略至关重要。如图2所示，在许多情况下，相机抉择的政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图2 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预算中实际部分与
相机抉择部分的变化（相对于名义GDP，%）

资料来源：IMF Fiscal Monitor（10/14）

各国财政状况在2010—2013年的改善遵循了同样的规律，爱尔兰依旧是例外。这个时期各国的变化更具异质性，简单回归分析能提供的解释较少，无法说明预算平衡中的普遍改进因素。需要注意的是，相机抉择支出的变化有十分之七传递到财政平衡结果中，这与德龙等人的结论相反（DeLong and Summers，2012），他们认为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传递效果要小得多，甚至有负向影响。

如上文所述，关于各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来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的合理性，并无太多争议。但对后续逐步消减预算赤字的决策的后果，不同观点却有很多。一种思路认为，官员们采取此类措施是在浪费资金，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借款成本处于极低的水平。另一种推测是，官员们在面对高债务继续扩张的边际成本和收益时，有更多的考虑（如风险管理）或更长远的考虑。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在危机后的政策调整都是最优选择，也不能充分解释为何许多国家的政府非常不情愿更多投资于高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本来可以在长期里尽量增加产值，从而降低长期债务与GDP的比值。

让我们吃惊的是，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都倾向于避免相对于GDP的高债务水平的长期持续。这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也已经强调过（Reinhart、Reinhart and Rogoff，2012）。有人所理解的错失良机，或许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从这个角度出发，图3上半部分提供的债务累积密度函数反映了发达经济体的债务与GDP比值的出现频率（根据IMF的历史数据库）。[9]从现有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分析看，该比值保持在100%以下的情况在历史上占83% 。而且这仍可能低估了政治上对高债务的厌恶程度，因为上述采用的各国年度数据会夸大少数国家长期债务持续期的影响。

图3 发达经济体的总公共债务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IMF Historical Public Debt Database（2013）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例如，Reinhart、Rogoff and Savastano，2003；Reinhart and Rogoff，2009），国别因素———历史、制度、私人债务和外债水平以及缺乏资金积累的养老金负债等———对于任何国家对高公共债务的容忍度都是绝对重要的核心影响因素。然而，鉴于高债务持续期相对罕见，对跨国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也同样有必要。

图3的下图显示了各国的债务数据在特定百分位（50%、80%、95%）上的分布情况，突出了样本揭示的对持续高债务率的厌恶状态。最底部的虚线对应于3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95%百分位的分布状况，表明有53%的样本国家对100%的债务与GDP比值有着95%的百分位读数，或者说有47%的样本国家政府在5%的时期能容忍这个水平或者更高。[10]在更长期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的概率将越来越小，只有27%的国家能在20%的时期维持100%或更高的债务率（中间的虚线），只有3%的国家（即英国）能在50%的时期维持这样高的债务率（实线）。此外，在“一战”前的样本数据中，荷兰的高债务比率也是较突出的。

历史上的帝国出现这种特例有许多原因（可参见Reinhart、Reinhart and Rogoff，2012）。例如，在很多时期这些殖民国家有来自海外的大笔净收入，英国与荷兰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主要共同点就包括大量的帝国收入。卢卡斯曾设计了一个精致的理论案例，解释规模可以给帝国的霸权带来重要回报（Lucas，1990）。这方面的佐证是，英荷两国与其他列强当时非常重视殖民地资产的经济和战略价值，19世纪的军事行动中，十分之九有英国的参与。[11]对帝国获得的狭义直接回报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则更为复杂，有的研究认为回报水平一般（Davis and Huttenback，1988），有的认为较高（Edelstein，1981）。麦迪森则判断，在19世纪印尼的国内净产值中，有15%—20%被欧洲人（主要是荷兰殖民者）拿走（Madison，1989）。

在帝国时代结束后，现在的官员们似乎习惯于遵循前人的做法。各国政府在困难时期接受高债务负担，之后再采取措施削减债务。或许这只是表明官员们在重复前代人的谨慎，或许有其他力量在发挥作用。当然，对债务的容忍度随时间变化是完全可能发生或者确实发生了的，例如，可能是出于对金融全球化现象的响应（Azzimonti、de Francisco and Quadrini，2014）。而另一方面，缺乏资金积累的养老金债务以及政府对长期增加的私人债务的隐含担保，则可能导致公共债务的容忍度降低（Arcand、Berkes and Panizza，2012）。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图3没有考虑到公共债务的期限结构，而这对于评估财政安全度当然是个关键因素，并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如Rodrik and Velasco，1999）。

下面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个关键问题，并探讨削减债务的七种方法：经济增长、紧缩、私有化、重组或拖欠、出其不意的通货膨胀、财富税以及金融压抑。

3．策略清单上的优先选项：高出利率的增长率

许多学者注意到（Barro，1979；Ball and Mankiw，1995；Bohn，2008），在实践操作中，某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曾经能够有效利用政府债务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来偿付很大部分债务。他们通常把这种做法视为一种谜题或者陷阱，警告那些在利率小于增长率时期玩弄债务庞氏游戏的政府：可能在今后遭遇利率的突然提高，不得不采取剧烈而痛苦的财政紧缩。

这个问题最好分为两个部分来分析。首先，是否有可能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率来解决债务问题？其次，即便在增长保持正常的情况下，政府能否只靠很低的利率来降低债务收入比？我们将慎重分析利率与增长率的关系，因为这是无论规模大小的发达经济体具有特殊性的核心理由。

有关债务与增长率的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研究文献综述参见Reinhart、Reinhart and Rogoff，2012），平均来说，高债务时期的GDP增速不及低债务时期。[12]几乎所有经验证据都支持我们最初的猜想（Reinhart and Rogoff，2010a，b）：在债务GDP之比较高的尾部，平均增长率低于正常时期。[13]这并不意味着高负债的经济体无法通过结构改革来大幅提振增长率，也不代表高负债国家应该放弃高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会在短期导致债务增加，但在长期能降低债务收入比。上述研究带来的一个警示是，高负债国家的历史增长记录非常复杂。在政策层面上，让人迷惑的是为什么在面临高债务负担时，若干能促进增长的策略未能被有效采用。

紧随“二战”之后的时期值得特别关注，因为那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全球债务积累规模最大的时期。本文概论中已经谈到，战后的经济增长会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而加快，包括战争期间产值的下降幅度（使后来的产值从较低的基础上递增），军队在战后复员（导致劳动力的超快增长），战时的军事发明被投入民用，还有在饱受破坏的欧洲和日本，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实物资本投资能获得特别高的回报。“二战”之前是大萧条时期的尾声，当时的金融困境和增长低迷可能拖累了基础科学创新在民用经济中的应用速度。某些研究生产率增速的历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这些因素对于解释发达国家的生产率为何在1970—1980年代普遍慢于1950年代非常重要（Ferguson and Wascher，2004）。但即便考虑到所有上述因素，有关债务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依然发现，高债务同高增长并没有正相关关系，许多研究甚至认为存在负相关。

我们之前的研究认为（Reinhart and Rogoff，2010b），对“二战”结束时与近期金融危机后的中央政府负债的比较研究，忽略了经济中其他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当前的环境下，总债务水平要高得多，这既是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高出很多，也是源于私人部门债务的大幅膨胀。[14]1946年时的公共债务与名义GDP的比值为116%，私人债务的比值仅为45%，其中一半是在非金融部门。15年的大萧条与全球军事冲突导致私人信贷陷入停滞。此后，美国政府债务的缩减使得私人部门的借款欲望增加，居民家庭、企业和金融中介共同将私人债务推高到远超出政府总债务的水平。

另有研究指出（Reinhart and Sbrancia，2014），异常低的负事后实际利率，而非异常高的经济增长率，才是解释各国政府在“二战”后能够缩减债务水平的关键因素，后文还将对此做详细讨论。研究者发现，如果美国和英国只是支付零实际利率（远低于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在1945年后的10年间，两国的债务GDP之比的下降也不会像实际情况那样迅速。

金融压抑可以通过两类不同机制与降低政府借款率联系起来。第一种，增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和限制会提高私人部门的中介成本，由此导致必须把市场利率压低才能产生同过去相当的总需求水平。第二种，如果金融压抑像税收一样对增长产生制约，或者通过挤出私人资本而使公共债务水平增加，那么稳态的实际增长率会比过去低。根据标准的消费熨平方程，较低的增长速度对应着较低的短期利率水平。 [15]

有关消费决策的课题值得深入探讨，以分析有哪些其他因素能帮助解释：政府债务的极低利率甚至负实际利率在降低战后债务水平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罕见灾难的恐惧可以解释为什么居民家庭愿意接受低利率，以及为什么政府愿意维持低负债水平（à la Barro，2006；Rietz，1988）。还有研究表明（Barro，2006），由于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造成的消费大幅下降等外来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答梅赫拉——普雷斯科特股权溢价之谜（Mehra－Prescott，1985；equity premium puzzle）。

巴罗的很多参数化研究不是针对所要求的股权回报的提高，而是针对无风险利率水平的下降。利用标准随机增长模型（如Obstfeld and Rogoff，1996），以高于3%的效用函数的无风险实际利率水平作为风险、增长和消费的标准参数选项时，巴罗发现如果引入罕见消费灾难的因素，实际利率会下降到1%。巴罗通过分析20个发达经济体在较短时期内出现大幅产值下滑的概率（15%甚至更高）来调整模型运行，发现此类灾难的发生概率约为每年1.7%。 [16]

可是，巴罗并没有详细分析此类罕见灾难是否会使实际利率水平压低到负值，当然他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里将更多展开讨论，尤其是针对本文第7节要记录的“二战”之后的时期，政府债务支付的期限加权平均实际利率经常显著为负。这个基本观点可以用最简化的巴罗模型来表述，也可利用梅赫拉——普雷斯科特模型（结合分时期效用与经常性的相对风险规避偏好）。外生的产值会遵循一个基本趋势，同时受到标准正态分布的冲击和帕松分布的罕见灾难冲击的双重影响。当罕见灾难爆发时，产值水平会出现一次性的永久性下跌，但对增长率趋势没有影响。罕见灾难冲击属于非对称性质，只有负面风险。决定无风险实际利率的公式如下（参见Barro，2006）：

r＝p＋θγ－（1/2）θ2σ2－p·［（1－q）·E（1－b）－θ＋

q·E（1－b）1－θ＋q·Eb－1］（1）

其中，r代表无风险利率，θ 代表相对风险规避系数，σ 代表增长冲击 （正态分布）的方差，ρ 代表时间偏好，γ 代表趋势增长率，b代表罕见灾难爆发时的永久下跌幅度，p代表罕见灾难的概率，q代表罕见灾难时期无风险债券发生贬值的概率。经验表明，债券贬值在战后时期尤其容易发生（违约或者通胀），目前也依然是应对罕见灾难的重要措施。

巴罗（2006）的研究把罕见灾难的概率p设定为0.017，等式（1）中的其他参数分别为：q＝0.4，θ＝4，ρ＝0.03，γ＝0.025。b的中位值为0.29，而计算等式（1）中的系数p当然需要知道灾难的完整概率分布，因为 这个项具有高度非线性特征。等式（参数以及巴罗对1b）中右侧的期望算子取决于罕见灾难的发生于否。根据这些的历史分布的估计，等式（1）中p的系数值为－5.3，预期实际利率（扣除违约损失后）r为0.035（Table V，column 2，in Barro 2006）。按照罕见灾难的概率p的协变系数－5.3计算，如果概率从0.017，的基准水平提高到0.025，那么预期实际利率会降至－0.007［＝0.035－5.3（0.008）］（Table V，column 4，in Barro，2006）。如果概率提高一倍，达到0.034，预期实际利率会降至－0.055［＝0.035 5.3（0.017）］。

当然，这些计算都假定b的分布不会随罕见灾难概率的提高而改变，此外对产值水平的影响是永久性的。不过，后来的研究采用了更为普通的效用函数（Barro，2009）、随时间变化的灾难概率（Gabaix，2012）和更为复杂的灾难冲击。在附录B中，我们解释了利率对罕见灾难概率的敏感性的计算方法，采用巴罗的递归效用模型（Barro，2009），相对风险规避的协变系数并不局限于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我们还利用了拓展后的灾难概率的分布结果（来自Barro and Ursua，2012），罕见灾难的定义放宽：导致产值下降超过10%。这使得p的变化对r产生的影响有所减小，从－1.54到－3.26，而非之前的－5.3，不过基本的定性结论仍有稳健性，即灾难概率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实际利率水平的极大反应。

当瑞茨（1988）首先指出罕见灾难可以解释低实际利率时，梅赫拉等人的研究（Mehra and Prescott，1988）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对外部事件的预期波动性过大，可能意味着实际利率的相应变动也会过于剧烈。他们提出，根据瑞茨设计的模型，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化解这样的大事对实际利率水平会有巨大影响。[17]巴罗（2006）则认为，情况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战争对无风险利率的影响同衰退等其他灾难截然不同，政府债务违约在战争时期要普遍得多。实际上从跨国历史样本来看，债券与股票的损失率大体相当。而在衰退时期，债券却是好得多的避险选择。可以证明，由于银行危机与瘟疫的爆发从本质上说往往都出人意料，管理此类事件的预期的过程可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经历过大萧条的那代人在很长时期内相当担心类似事件重演。在“二战”后多年，储蓄者与投资者都还清楚记得“一战”之后的短暂繁荣期紧接着10年大萧条。对灾难的恐惧有助于解释大萧条之后的实际利率低迷现象，这种观点当时已经被诺德豪斯的研究提到（Nordhaus，1974）。[18]在接连经历了“一战”、1918—1919年大流感、大萧条和“二战”———英国和瑞典等国在1920年代早期的严重衰退甚至都不用提———之后，我们不难理解“二战”之后的人们相当害怕尾部风险。事实上，的确有若干危机指标显示战后时期也伴随着风险，尽管还不到之前的讨论所说的那种尤其危险的程度，可参见沃切尔（Wachter，2013）。[19]

如果由于担心影响整体经济的灾难性事件，导致利率远远低于增长率，这并不必然说明政府应该在正常时期被动地接受债务/GDP之比下降，而从来不追求基本预算盈余。假设政府对灾难风险的评估与公众相同，因为政府在危机中（金融危机或者战争）很可能需要大量借款，所以它有充分的理由把债务水平压低，以免在未来最需要展现借款能力的时候遇到借贷困难。

其他不太符合巴罗——瑞茨理论的解释还包括：债务的组成特征发生变化；富裕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导致储蓄率较高的富裕人群的资源增加，而贫困人群的信贷受限制较多；全球增长趋势的预期减慢；以及世界人口老龄化等。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分解，可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4）。显然我们可以设想同样的某些效应也曾出现在“二战”后的时期，不过即使“二战”后数十年的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当时绝不属于增长缓慢期。而且与今天的缓慢人口增速相比，当时是人口爆炸期。

根据罕见灾难理论的说法，按净值计算的均衡市场利率可能低于通常水平。然而其他因素（尤其是金融压抑）也可能发挥了至少同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点在下文还将介绍。对近期来说，新兴市场的高储蓄率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 [20]

4.基本预算盈余

处理高债务的第二类观点是通过积极的政策，把债务缩减到正常水平。尽管有欧洲国家在2010—2013年的经历，但对债务的实证研究表明，基本预算盈余的规模同公共债务/GDP之比存在正相关关系。波恩（Bohn，1998）的经典论文发现美国的长期历史时间序列数据中存在这样的强烈显著相关关系，而且是在控制了商业周期与临时性政府支出剧增（例如在战争时期）的情况下。[21]

巴罗（1979）则认为，最优政策管理政策应着眼于在长时间里熨平税收扭曲效应，这与关于消费熨平的永久性收入假说非常接近。如果使政府支出水平保持不变，那么最优选择就是在衰退期保留赤字，在扩张期实现盈余（此时的福利水平更容易承受高税率的扭曲效果）。在战争时期，由于经常性支出远远超出正常水平，各国政府普遍出现赤字。根据同样的逻辑，政府应该在支出低于正常水平的和平时期实现盈余。但重要之处在于，政府不能只因为债务水平高而必须实现盈余。

另有学者指出（Blanchard，1984；Bohn，1998），如果政府可以获得的税收占GDP的份额有所限制，那么上述的简单规则必须进行修改。在这里，债务/GDP之比是通过预防性储蓄动机而独立进入计算的。更普遍地说，我们已从实证中看到，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能假设，无论其债务水平有多高，它们总能从市场中获得借款。这方面的案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早期救助过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现有实证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由于数据缺乏，很难完整分析整体经济中的更广义的负债状况，包括政府预算外债务与（在困难时期可能转化为公共债务的）私人债务。[22]有学者认为（Obstfeld 2013，），金融体系规模增长强化了对政府保持财政谨慎的需要，以便在危机时期给金融业提供可靠的支持。

这里我们需要回顾图2显示的政府财政构成分解的变化。根据回归趋势线，预算结余同GDP的比值从2007年到2010年由于相机抉择行动发生了1比1的恶化，另外有二又四分之一个百分点的恶化是由于其他因素，可能是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衰退。这表明，财政赤字部分源自主动的决策，而此类决策中有部分在2010—2013年被取消，平均来说，那段时期的预算/GDP之比的改善中有70%应归功于相机抉择。此外，紧缩很难成为长期趋势，至少不会表现为政府规模缩小。如图4所示，IMF所追踪的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支出同GDP的比值，从1950年代早期的20%左右提高至2000年代的约40%。相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政府支出的急剧上升幅度来说，近期的下跌幅度只有其三分之一。

政府在面临高负债时可能需要保持基本预算盈余，这或许是来自市场的压力，或许像最富裕的发达经济体那样，更多是因为政府决定调低债务轨迹水平，以便在爆发严重危机时最大限度地保留扩张债务的可能性。围绕紧缩的实际讨论应该集中在时机和策略上。

如上文所述，德龙和萨默斯（DeLong and Summers，2012）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当经济落入流动性陷阱时，紧缩可能会弄巧成拙，甚至导致赤字进一步增加。他们的论证集中在就业的滞后效应上。如果政府在就业不足的时候试图压缩债务水平，将导致更多的工人永久性地离开劳动力队伍，导致长期的趋势产值和财政收入下降。[23]

图4 部分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相对于GDP的比值

资料来源：IMF Fiscal Monitor（4/14）

另有研究认为（Alesina and Ardagna，1998），如果采取减少政府支出而非增加税收的措施，紧缩政策可以在提高增长率的同时迅速减少预算赤字。在他们描述的世界里，政府已变得过分庞大、自负和低效。如果是这样，则旨在提升长期效率的紧缩政策将意味着税率会在长期下调，从而刺激投资和增强信心。要使紧缩财政政策实现提高产值的效果，他们隐含的假设是，当财政状况薄弱的政府收紧支出政策时，需要放任中央银行采取更为宽松的扩张性货币政策。IMF（2010）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但更为强调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中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那么继续加强财政紧缩很可能不会有好结果。

上述的两个理论都很关注财政紧缩政策的时机与策略。在有学者提出的（Alesina－Ardagna）财政紧缩中，存在正反馈效应，随着增长率提高，债务将大比例削减。不过在德龙——萨默斯的理论中，紧缩政策是自我毁灭的，不但会导致收入增长轨迹下调，还会提升债务增长轨迹。因此在正常时期，紧缩政策的确会导致债务/收入比下降，尽管或许没有1比1那么大的效应。无论如何，财政紧缩政策通常会涉及期内和跨期以及分配方面的影响权衡，还需要其他主动政策来帮助缩减债务。

5．私有化

受到债务困扰的国家，往往在官方机构的正式计划中把公共资产（如国有公用事业公司、土地等）的私有化纳入进来。但重要的是，不要把私有化可能带来的效率改进同政府财政收入的长期改善混淆起来。如果政府运营公用事业的效率和受监管的私人垄断机构相当，那私有化不会带来效率的改进。即使政府能在资产出售中获得公平的价格，即使能在短期内减轻债务，长期预期收益仍会减少。私有化可以作为应对短期流动性难题的有效手段，但与本文讨论的其他政策工具不同的是，它未必能缓解政府的长期预算约束问题。

这表明，私有化发挥实际影响有两个可能的渠道。第一个是，政府作为公共资产的保管人本身不那么称职，官员们为寻租，很可能存在腐败和浪费。还有，官员们往往受到采购监管规定和劳动法规的限制，而难以有效配置资源。或者说，我们可以把政府经营的企业视为本来是效率不错的机构，但为了实现其他政策目标而背负了某些监管负担。将此类资产出售，可以借此调整相关政策，使国民产值达到更高效的水平。

第二个可能的渠道是，通过私有化可以把高价值但低流动性的资产变现，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将获得改善，从而增强应对投机性债务冲击的能力。这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有趣问题。

6．债务重组与违约

主权国家的违约历史，我们之前的研究已做过深入讨论（Reinhart and Rogoff，2009），包括外债违约（定义为受外国法律管辖的债务）和内债违约（受国内法律管辖）。对于由外国人持有、以外币发行、受外国法庭审理的债务而言，可采取的应对选项远远少于由本国人持有、以本币发行和受本国法庭审理的债务。当某个国家失去市场信任、没有国际救助的时候，解决其外债的唯一选择可能只有违约和债务重组，不可能通过印钱来制造外币通货膨胀来减轻外债。显然，欧元区里的单个成员国原则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外国法庭也更少会听命于债务国政府。如果在1930年代由英国法律来裁决美国的债务问题，法庭会允许放弃金本位制吗？该条款是保证美国国债持有人可以选择按每盎司20美元的价格换取黄金，而不要美元。外国债权人不可能像国内债券持有人那样被恐吓，例如，制定某些监管和约束，强迫本国居民以远低于自由市场的利率水平持有政府债券。

当债务被外国人持有、以外币发行时，债务国面临展期风险。对于内债，中央银行或者财政部总能靠印钱来买回到期的债券。由于本国货币发行的债务的展期风险比外债小得多，发行国的应对选择就更为丰富，包括调整基本预算、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征收各类财富税等。

尽管发行本国货币债务的各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被市场强迫技术违约，但如果通货膨胀预期失控，它们仍面临通货膨胀风险和名义利率飙升风险。有些天真的观点认为，通胀预期可以通过通胀目标瞄准来精确锚定，而不会损害中央银行应对展期风险的能力。某些学者已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Aguiar、Amador、Farhi and Gopinath，2013），在他们的模型中，维持通胀控制信心和消除内债展期风险之间存在两难取舍的关系。当通胀目标控制过于严格时，中央银行可能无法发行足够的货币来预防展期危机，政府将面临展期风险。而当缺乏可信的控制通胀承诺时，政府完全不会有展期风险，但面临持续的高通胀风险。

在这些学者的模型中，最优政策是瞄准一种中间状态，预期通胀率较低（但高于最优承诺水平），而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消除展期风险。有人认为，在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特殊情况下，上述的取舍难题不复存在，因为在零利率水平上，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消化所有债务，而不会提高通胀预期。[24]这种看法在少数情况下成立，但多数时候未必。一方面，如果政府的反通胀承诺很严格，那么严重的展期问题仍会将中央银行逼入困境，无法在不放弃严格的反通胀承诺的情况下继续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如果反通胀承诺不严格，当私人部门在偿债问题上达成一致看法时，货币很容易形成通胀预期。或者说，量化宽松不是一个处理债务信心崩溃的可无限采用的选项，除非中央银行愿意承担通胀预期急剧提高的风险。

除了用通货膨胀外，发达国家还会出现直接违约吗？当然，如我们之前的研究所示（Reinhart and Rogoff，2009），今天的许多发达国家在早期历史上经常对外债违约，“二战”的部分参战国曾在战争中违约，特别是日本和德国。我们的研究表明（Reinhart and Rogoff，2014），在1930年代，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在“一战”中欠美国政府的债务有大量违约，部分英联邦国家在“一战”中欠英国的债务也存在违约。尽管此类债务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比较独特，违约似乎也没有严重影响债务国在私人市场上的信誉（或许是因为私人债务被视为事实上的优先级），但仍然是确凿的违约事实。

另有研究指出（Qian et al.，2011），虽然在“二战”到2010年间没有发达国家发生直接的债务违约，却出现了若干需要IMF救助的紧急事件，特别是英国在1956年、1967年和1976年发生的状况。所以即使在欧元区危机中的希腊违约事件爆发之前，已有若干发达国家曾遇到市场的约束，明显不符合“发达国家不会违约”的想当然假设。[25]

随着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和养老金负担的持续膨胀，以及通货膨胀目标制变得日益严格，我们仍然有待观察，是否所有国家都已永久性摆脱了直接债务违约的可能性。

7．出其不意的通货膨胀

只要债务是以本币发行，那么从原则上讲，通胀就总是大幅削减债务的一个可能选项。当然，以通胀来消化债务的选项，对债务的期限结构、影响价格刚性的基本制度以及货币当局能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速度都很敏感。在所有政府债务都属于极短期的极端情况下，采用此选项的政府必须产生突然的快速通胀，否则私人部门将在到期债务滚动时预期到通胀的爆发，并要求成比例地提高名义利率来寻求补偿。

即便是非常严格的反通胀目标制度，也可能在面临足够强烈的政府支出压力的情况下崩溃。在“一战”爆发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执行金本位制，该制度在5个世纪的多数时期确保了全球价格的长期稳定。然而“一战”的紧急状况诱使各国放弃了该制度，其他国家则采取高通胀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胀能否作为现代和平时期的债务累积的终极解决手段，目前还没有结论，但依然是可能的手段之一。令人担心的是，这个选项不能在公众中展开讨论，否则就会破坏出其不意的需要，而是要由中央银行来直接执行。

8．财富税和金融压抑

如前文所述，财富税可以引入政府的税收政策，来扩大基本预算盈余。我们在这里单独讨论这个税种，是因为如果对财富存量征收大笔的一次性税收，可以使政府迅速减轻债务杠杆，比对收入流征税快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IMF Fiscal Monitor，2013）讨论过在欧洲实行10%的财富税的建议，作为解决经济杠杆率过高的一个机制，但最后的结论非常谨慎。

广义上的金融压抑，是一种使用范围普遍得多、更为隐蔽、也涉及相当数额的财富税。当代的关于债务问题的讨论很少承认，1945—1980年代早期全球盛行的金融压抑体制似乎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帮助减轻或盘活了许多发达国家在“二战”时期积累的天量债务，包括美国在内。

这样的压抑机制，使得政府可以享受利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红利，其差额幅度远超出以市场为基础的风险判断所应要求的水平。 [26] 即使在1970年代，当通胀明显具有较大的未预期成分的时候（令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意外），像美国的Q条例（Regulation Q）等金融限制措施似乎在减缓私人部门对高通胀的调整上发挥了突出作用。这种调整放缓反过来让政府支付的实际利率远低于正常水平。

有学者针对1945—2008年12个国家的政府债务的特征和构成开发了一个详细的新数据库（Reinhart and Sbrancia，2014），其中有关公共债务组成的数据反映了不同期限债务的实际构成，以及可市场化债务与非市场化债务的构成（后者包括证券化债务以及直接的银行贷款）。利用如此综合的数据，他们量化分析了金融压抑发挥的影响。

他们的逐年计算测量了由于通胀的累积，导致债务的利息和本金的实际价值的缩水程度，也就是说，通胀的突然爆发导致的实际支付价值的减少，可以影响最长期的债务的期限。把通胀成本分摊到整个债务存量后，可以解释为什么通胀的好处可以延续那么长时间。这个看法与其他人的研究结论不同（如Hall and Sargent，2010）。此外，与另一个测算模型（Hilscher et al.，2014）一致的是，出其不意的通胀在结合金融压抑时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

图5显示了这里涉及的部分国家的情况，左侧的柱状图是关于它们在“二战”时期积累的大量债务，并且没有在战后利用通胀爆发来迅速降低实际负担（与日本和德国不同）。这些国家是利用对政府债券持有的税收来逐步减轻债务。左侧的柱状图显示的是，由于债务的负回报导致实际债务缩减的年份所占的比率。

图5 1945—1980年公共债务清偿的时间和规模

资料来源：Reinhart and Sbrancia（2014）

右侧的柱状图则是这些“清偿”年份里的平均实际负利率。显然，样本国家在战后用了相当长的时期才化解掉债务余额的真实价值，平均的负实际利率按绝对值计算超过2%。在法国，战后的35年中大约四分之三的时期，债券持有人的财富在连续缩水，这些年中的实际利率平均为－9%左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小心讨论过的财富税的规模相去不远。

9．从历史视角看债务削减

我们在本文和之前的相关研究已经指出，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实践中采取了比人们通常印象要广泛得多的办法来削减高债务。债务重组、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压抑等非传统方法在很多情况下被采用。那么，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简单地依靠增长率超过利率、无痛苦地削减长期积累的超高债务吗？历史经验对此观点并不充分支持，因为创造这个差额的机制有时会带来风险，影响增长。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应该是分析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债务是如何削减的，把债务削减分解到不同政策类型的结果。不过，对此进行综合性的整理和分解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只是提示，我们关于过去二又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债务/GDP之比的数据库表明，有数十个时期，发达国家的债务/GDP之比曾持续下降（例如在超过5年时期下降了15个百分点）。尽管当时的背景可能比现有状况更为有利，但传统政策措施在许多场合下似乎仍不足以达到目标。当然这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

10．结论

财政政策对经济有许多复杂的影响，而且如巴罗（1997）的研究强调的那样，把此类影响简化为总需求分析并不容易。政府的资源投入哪里，决定如何征税，都是极为重要的议题。不考虑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成本收益，只关注基本预算是不够的。而在这样的综合评估中，对风险有潜在作用的重要事件也会显著影响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行为。

总之，理论研究发现，高债务对资本存量、增长和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或许保持谨慎的公共债务水平的最重要动机，就像奥博斯菲尔德（Obstfeld，2013）认为的那样：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是最后的救助方，而且需要保持充足的能力可以突然发行大量债务以应对灾难（战争、金融危机或其他）。

官员们正是这样行动的。他们并不轻易负担过高的债务。如果环境允许，他们通常会使债务增长保持稳定，并希望在长期把债务相对于收入的规模降下来。这方面的例子包括7国集团和20国集团每次公报发表的传统政策，以及过去经常采取的相当于财富征收的非传统政策等。发达国家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数十次大幅债务削减经历传递的信息也表明，各种手段都可能采用。

如果私人部门的错误不是由各国政府来承担，2008年危机以后的债务削减或许也可以完成。如今，在救助成为事实之后，这对某些国家来说似乎已不可避免。与当前情况最贴切的描述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22年对当时由于世界局势导致的大量盟国债务的评论，即使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那时的债务造成的浪费程度也高出一个层级。杜勒斯解释说，当时应该“清理那些永远不可能收回的纸质债券和贷款，这些债务的存在一直困扰着政治和经济局势”（Dulles，1922）。

对目前面临的压力还不到最紧急时刻的发达国家的官员来说，已经陷入困境的同行可以提供警示。在现实世界中，政府从经济中抽取税收的能力存在限制，保持应对战争、瘟疫或金融危机的迅速借款能力具有很高的期权价值，官员们会合乎情理地表现出与普通人类似的预防性储蓄行为。正如本文所强调的那样，政府为削减债务可以有很多政策选项，而不仅是收紧预算，当债务较高并在增加时，决策者很有必要弄清楚他们最后可以有哪些选项，包括传统的与非传统的。

附录A 一般政府预算的链式规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类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反映了发达国家的一般预算根据多种影响后的调整，包括实际预算结余、基础预算或实际预算减去利息支出后的结余，以及周期调整后的基础预算结余（减去了利息支出和周期调整的部分之后）。最后一项反映的是财政政策中的相机抉择部分。

从我们的研究目的出发，更清楚的做法是处理好三类预算组成部分：相机抉择政策（DIS）、利息支出（INT）以及周期性支出（CYC）。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和我们的需要联立起来：

ACT＝CAP＋（ACT－PRI）＋（PRI－CAP），或者

ACT＝DIS＋INT＋CYC.

后者的报告数据如下，包括2007—2010年以及2010—2013年的两个四年时期。

附表　2007—2010年以及2010—2013年的一般预算结余变化的构成

资料来源：IMF，Fiscal Monitor（2014）

因篇幅所限，略出附录B的推导模型，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余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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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men M.Reinhart，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金融体系Minos A.Zombanakis讲席教授；Vincent Reinhart，摩根土丹利美国首席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公共政策Thomas D.Cabot讲席教授。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86 （1），April 2015，543 － 555。Copyright® Elsevier，www.elsevier.com。

[2] 我们强调“预期”，是为了特别区分趋势性均衡实际利率较低的情况，不同于政府能通过快速通货膨胀在短期压低实际利率的情况。我们强调“市场”，是因为在实践中，负债沉重的政府往往建立了一套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和约束机制，在有意无意之间，可以大幅压低政府债务的实际利率。参见Reinhart and Sbrancia （2014）。

[3] 金融危机后增长率可能较慢，这可能有很多原因，至少会受到私人部门去杠杆过程的影响。有学者认为（Frieden，2014），对于应该由谁来承担金融危机造成的沉重负担问题，各方会激烈斗争，因此债务危机自然会引发政治动荡。另有研究发现（Mian、Sufi and Trebbi，2010），实证数据表明金融危机后政治分裂程度会增加。

[4] 除了数据库（Historical Public Debt Database）之外，IMF的数据来源还包括：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和Fiscal Monitor （FM）。

[5] 有研究证明（Reinhart、Rogoff and Savastano，2003），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在公共债务水平比发达经济体低很多的时候就会陷入麻烦

[6] 估计潜在产出的大多数纯统计学技术在周期性衰退后会自动下调估计值，哪怕衰退事实上是外生因素导致的。不过，IMF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单纯依赖统计工具来估算潜在产出。

[7] 我们利用了一个链式规则来分解IMF对于实际预算、基本预算和周期调整后的基本预算结果，以区分其中的相机抉择部分、周期部分和利息部分。附录A解释了图中涉及的30个发达经济体的情况和数据

[8] 我们之前的研究提到（Reinhart and Rogoff，2009），历史上危机后债务激增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衰退的程度，而非反周期政策力度。

[9] 这里的国家集合与附录表格中列举的Fiscal Monitor的样本一样。如前文所述本文直接采用了IMF的历史数据库，而在我们的其他研究中采用的则是我们自己的从1800年以来的数据。IMF数据库中的第一个世纪（18世纪）的观测值，主要是由英国提供的。

[10] 这个比值与100%的差额反映的是，在相应百分位的概率水平上，有多大比例的国家处于高债务状态。

[11] “Correlates of War”，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Accessed on August 20，2014.

[12] 关于以前的有关债务和增长关系的研究，参见Checherita and Rother （2012）。

[13] 我们之前的研究可以解释（Reinhart and Rogoff，2010b），平均数的差距并不意味着存在必然的分界线。

[14] 这里参考的研究是Buttiglione、Lane、Reichlin and Reinhart （2014），其中描述了本轮危机后全球经济总体的高债务率的持续，并讨论了稳定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水平的政策。

[15] 的确，如果居民家庭是风险规避型，那么增长率下降会导致实际利率的更大比例下降。

[16] 巴罗在以后的研究中（Barro and Ursua，2012）拓展了数据库范围，在产值之外加入了消费（因为消费要进入效用函数），并且对灾难的定义不那么严格（产值下降10% ，而非15%）。由此得到的产值灾难的概率为3.5% ，消费灾难为3.7% 。我们注意到，还有其他许多有关罕见灾难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其中瓦其特的研究明确引入了随时间变化的灾难风险，这与本文的研究有明显关联。

[17] 近期的研究认为（Julliard and Ghosh，2012），罕见事件对股票溢价的解释给不同股票的回报造成了过多相关性。

[18] 参见Nordhaus （1974，第200页）。他指出，“用什么来解释资本成本的急剧下跌？我认为，答案似乎在于整体经济环境和对新的大萧条的恐惧的逐步消散之中。在股灾之后许多年，投资者仍会理所当然害怕此类事件重演。即使到了1955年3月，这种恐惧或许已应该消退的时候，加尔布雷斯教授关于大萧条可能重演的观点仍足以使市场陷入短暂的恐慌———或许这就是他的本意”。诺德豪斯的注释21引用了加尔布雷斯的话：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1929 （2d ed.，Houghton Mifflin，1961）。

[19]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关于灾难事件可能长期影响投资者和市场行为的观点，与更一般的理论是一致的。例如有的研究（Zhang、Brennan and Lo，2014）认为重大灾难事件对风险规避行为有显著影响。

[20] 例如参见Bernanke （2005）和Caballero （2006）。塔纳在对财政可持续性研究进行深入总结时得出结论（Tanner，2013）：如果没有金融压抑，关于政府可以依靠增长率超过利率的因果证据并不可靠。

[21] 另外参见Mendoza and Ostry （2008）、Ghosh et al.（2011）和Mauro et al.（2013）。

[22] 这就是危机为何经常孪生爆发的原因，这个术语来自Kaminsky and Reinhart （1999）。

[23] 当然，德龙等人的分析没有考虑衰退期的熊彼特式破坏性创造具有正向的滞后效应。如果金融危机本身最终就会导致严重的信贷泡沫扭曲，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进行重组改造。

[24] 例如，Krugman （2014）指出，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不足以造成严重问题，但在大型的外国中央银行抛售债务时会造成何种广泛反应，我们还远不清楚。

[25] 当然，自2010年以来，希腊的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都出现违约，几个欧元区国家对官方债务进行了重组，塞浦路斯的重组包括对银行存款人的债权减记。

[26] 为什么使用“压抑”（repression）这个含贬义的术语？部分是由于对这个术语的创造者的尊重（McKinnon and Shaw），部分是因为官方机构的用语而采取的对称说法。数十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对资本流动和其他金融活动实施的限制措施都被认为具有压抑性质。

经济学课件IX：
货币政策的未来

货币政策的未来[1]

查尔斯·比恩[2]

十四年前我离开伦敦经济学院，作为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当时英格兰银行尚未承担决定利率的责任，同时却放弃了银行监管的职责；在我任期即将结束的当下，英格兰银行发生了很大变化：银行监管职责重新回归，并建立了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我在英格兰银行从事经济政策的经历可谓非常奇特，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前七年非常乐观：经济平稳增长，失业率较低，通胀率与预期目标接近，货币政策委员会偶尔将银行利率调高或调低25个基点，经济沿着正常轨道运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段不寻常的宏观经济稳定被称为“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但是，后七年间“大稳健”突变为“大灾难”（Great Tribulation）：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了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通胀率超过了5%。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利率降到了英格兰银行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为进一步促进需求，英格兰银行通过购买资产向市场注入了货币，规模相当于GDP的四分之一。尽管如此，整个经济产出还只是缓慢地向危机前的峰值接近。本文将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政策创新；二是危机推动的货币政策框架变化。

一、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政策创新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首先，为保证金融市场功能的运作，中央银行的改革涉及延长央行贷款的期限、扩大合格抵押品种类以及交易对手范围。在英格兰银行，我们还通过回购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并引入特殊流动性计划（Special Liquidity Scheme，SLS），使得银行以流动性较差的按揭贷款支持证券（MBS）为抵押品借入高流动性的国债。之后，我们又出台了贷款融资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FLS），给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鼓励银行扩大信贷规模。其中，部分机制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框架的组成部分，将继续沿用；但诸如特殊流动性计划、贷款融资计划等新工具，因其特殊性，只能短期内发挥作用。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利率接近于零界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了非常规手段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具体形式包括：实施明确的引导以压低未来利率预期，通过扩大货币储备为大规模资产购买提供融资——概括起来就是“量化宽松”。

（一）引导利率预期

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央银行对利率预期的引导[3]。通过实施“长期低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可以借助降低未来名义利率和提高通货膨胀的手段，实施最优但动态不一致的利率措施，以提升当期需求。其动态不一致性的原因在于，未来出现所承诺的通货膨胀情形并非一定是合适的。从长期来看，我并不相信这种动态不一致政策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实施，因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可能捆住接替者的手脚。

当然，所有中央银行都会提供有关经济前景和政策决定性因素方面的指导以影响预期。一些中央银行，例如新西兰储备银行和瑞典央行，甚至为它们自己的政策做预测。2013年8月之前，货币政策委员会都没有对公众提供类似的引导，以防这被误解为与经济状况无关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更倾向于通过季度通货膨胀报告中的前景规划和预期，为公众提供隐性引导。

然而，2013年8月，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提供更多的关于中央银行反应函数的明确引导是有益的。其目标并非学术界所言的提供更多刺激，我们的目的是确保经济复苏不会被市场利率过早的上升而扼杀在萌芽之中，尽管经济已经明显摆脱了危机的边缘。

随后，我们说，除非出现通胀预期的迅速上升或金融体系稳定性面临风险的情形，在失业率下降到7%之前，货币政策委员会不会支持政策利率上升。选择失业率是因为其与当前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不确定性——生产力复苏的空间直接相关。金融危机之后，生产力一直非常脆弱，我们尚未完全理解具体原因。如果生产力复苏，随后失业率缓慢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在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之前仍有较大空间维持宽松政策。相反，如果生产力依然脆弱，失业率却快速下降，提高银行利率的时间应较早一些。

自2013年8月明确引导实施以来，短期市场利率呈上升趋势，但经济指标的超预期强劲表现可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并且，具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市场不仅已经理解了引导的含义，而且企业部门已经准备扩大员工招聘并进行更多投资。

在这个过程，失业率下降速度快于预期。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间失业率已达到7%的临界水平。基于这种预期，2014年2月的通货膨胀报告提供了进一步的引导，货币政策行为不仅取决于导致货币政策委员会开始实施紧缩的条件，而且取决于随后可能的演化轨迹。

当失业率作为实施非紧缩政策的有用条件变量时，何时实施紧缩政策的决定，就需要考虑经济处于萧条边缘时期的其他特征。既需要考虑劳动力市场，如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失去信心的员工和原本就未充分就业的人群，又需要考虑企业内部的状况。

经济萧条的数量定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潜在产出无法被直接观察而只能间接推算。但是，考虑到政策传导的时滞，货币政策制定者们不可避免地会做出判断，如与通胀目标一致的可持续的就业水平，经济萧条的程度。

我们的中心观点是：目前萧条程度大约为GDP的1%—1.5%，虽然该估计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我还应强调这只是短期概念，仅与未来1年左右的通胀压力有关，不包含较长时期内经济快速增长过程形成的生产力内生性增长。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2—3年内弥补这个缺口，同时将通胀率维持在2%的目标值左右。

我们还说过：即便政策利率需要上升，上升过程也只能是缓慢的，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将显著低于危机前5%的均值。这反映了以下因素：一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带来的阻力和欧元区持续疲软的增长；二是中国高储蓄对于全球利率下行的持续压力；三是危机之前风险溢价的过度压缩。

（二）资产购买

在政策利率下降到其有效下限的情况下，资产购买成为经济刺激的首选工具。在该方案中，商业银行获得了37.5亿英镑的英国长期国债，大致相当于GDP的25%，包括2009年3月到2010年2月间购买的20亿英镑，2011年10月到2012年11月间购买的17.5亿英镑。通过压缩金边国债的期限溢价，资产购买显著拉低了长期安全利率，并且由于投资者重新调整投资组合，资产购买也降低了高风险资产的风险价差。此外，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也有助于扩大贷款供给。最后，资产购买也可能强化市场的观念，即货币政策会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宽松——这就是所谓的“信号渠道”（signalling channel）。

英格兰银行工作人员分析表明，第一轮资产购买使长期利率下降大约1个百分点[4]；其他的研究发现美联储的资产购买产生相似的效果。第二轮资产购买的效应难以单独分离出来，因为部分影响在规划重新启动时已反映在市场定价中，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影响会较小一些，因为当时的市场情形与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市场完全崩溃的情形已大为不同。另外，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目前评估的主要结论是，该规划对GDP的最大影响为2.5%，并且使通货膨胀上升略超过1个百分点。

尽管有证据说明，资产购买可以降低长期利率并且可以刺激需求，那么它是否应该成为中央银行锦囊中的一个永久性利器？或者被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我认为有很多原因可以说明，它仅应在政策利率达到有效下限时被作为应急武器使用。首先，与调整短期政策利率相比，我们更难把握其影响；并且，如我刚才所讲，当市场正常运转的时候，其影响可能比较小。其次，若中央银行经常参与大量国债交易，将使自己暴露在财政当局的压力之下，同时参与者可能担心国债会被永久性货币化。

这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另一个话题，即如何退出目前我们购买的大量资产。我们曾承诺，至少在政策利率第一次上升之前，我们会维持现有规模，包括对到期国债的再投资。但是，在此之后，随着经济部分地回归常态，我们将开始压缩资产组合的规模并回收与此相关的银行储备。

理论上，我们可以采用等待国债自然到期的方法。但由于国债的期限相对较长——资产组合的加权平均期限超过12年，让其整体自然到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虽然在政策利率高到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维护需求之前，英格兰银行不会主动出售所持有的国债，但如果情况恶化，在某个时候，我们仍有可能主动出售国债以从市场回收流动性。主动出售国债将产生收益率上行的压力，尽管上行压力将小于资产购买带来的收益率下行的压力，因为市场已正常运转。

此外，与过去相比，风险厌恶的上升以及监管规则的变化，也意味着商业银行希望持有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规模将显著增加，危机之前，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已下降到1%以下。这产生了对国债以及其他易于出售或回购的高流动性资产的新需求。这有助于减轻英格兰银行压缩国债规模导致的收益率上行压力。

尽管这听起来比较乐观，但是我不认为，中央银行从目前非常规的刺激政策中退出的道路会一帆风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无论中央银行的沟通和解释工作做得多么好，新数据的起伏不定以及状态依存的反映函数将使得退出过程中市场利率更易波动。

我们已经看到，2013年春季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消息后市场反应的敏感度，以及随之而来对其他国家的连锁效应，尤其但并不限于新兴经济体。不同国家利率曲线的移动的相关性很强，不仅长端利率如此（这点并不奇怪），而且即便是国内货币政策主导的短端利率也呈现很强的相关性。

退出道路崎岖不平的另一个原因源于起点。近期许多金融市场的隐含波动率达到了历史最低，这与发达经济体极低的国债利率一起，推动了市场“逐利”活动的再次兴起，并刺激了套利交易。分开来说，这让人们回想起金融危机之前发生的令人恐惧的故事。类似于“突然失控”（taper tantrum）的情形，虽然其导致短期波动但不会产生致命伤害，也可能使得投资者滋生自满情绪并低估风险。

在某个阶段，市场关于不确定性的认识将不可避免地恢复常态。这很可能与高风险资产的价格下跌相关，并且会受到下列事件的推动，包括：乌克兰事件的发展、中国金融体系的断裂、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退出等等。但是它终究会在某个时点到来。

我们在退出道路前行至少会遇到一些小的麻烦。但是，也有好消息：与危机之前相比，商业银行资本更加充足、杠杆率更低、交易对手的透明度更高、我们也能够更有效地处置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因此，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金融风险已显著下降；然而，那些通过累计外币债务为巨额外部赤字融资的新兴经济体可能更加脆弱。

二、货币政策框架的变革

危机之前，中央银行传统思维是，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本质上是互补的。通过锚定预期，维持价格稳定有助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波动下降应该有助于减少金融不稳定。这说明，银行监管者应该要求单家金融机构遵循负责任的借贷政策。

如今，有一种倾向性观点认为：将关注价格稳定性作为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存在致命缺陷，未意识到在一些情况下它不利于金融稳定。在危机之前的若干年里，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发展非常平稳，资产市场也保持稳定。特别是，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伴随着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的上涨，金融体系的信贷迅猛扩张。即便实体经济没有相应的上升，资产市场仍呈现繁荣的景象。对于一些人来讲，虽然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对于维持价格是必需的，但会鼓励激进的逐利行为，从而对信贷市场和资产价格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虽然该指责有真实的部分，但我认为将货币政策视为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危机诱因是不对的。许多因素同时发酵才能形成猛药。导致安全资产收益率降低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中国的高储蓄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积累了更多的外汇储备而导致对美国国债的更广泛需求。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是，“大稳健”自身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因为低波动性使得市场参与者低估尾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稳健”埋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宏观经济特点加剧了危机，包括：复杂证券市场的发展，这种债券在压力情形下难以合理估值，并且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将金融机构联系在一起；证券化载体的使用伪装了杠杆率，这些载体使用的首要目标就是监管套利；不合理的薪酬计划鼓励冒险行为，以致在大多数时候能产生可观的利润但在某些时候却导致巨大的损失；有缺陷的风险管理；虚弱的融资结构；用于吸收损失的高质量资本严重不足等。

这就是说，过去几年的经历确实说明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金融稳定问题。危机之前，国际清算银行的比尔·怀特（Bill White）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杠杆率积累过度并且／或资产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逆风而行”，将利率维持在高于为维护短期价格问题所必要的利率水平[5]。就像为限制产出波动中央银行愿意接受暂时偏离通货膨胀目标一样，中央银行也应该为了缓解信贷周期而愿意接受暂时的目标偏离。实质上，如果能因此而减少资产价格破坏和信贷危机的规模或者频率，接受稍许短期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是值得的。该观点与很多中央银行家的观点相反，特别是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他对用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处理金融失衡的可行性持质疑态度；他认为，货币政策应关注事后效果，最小化后续负面影响——所谓的“清理”方法（cleaning approach）[6]。

“逆风而行”的逻辑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适度的货币紧缩能否有效地减弱已经形成的信贷繁荣。事后看来，危机之前的政策利率过低并维持了过长时间，尤其是美国，而实证分析表明，大幅度提高政策利率才能对信贷扩张速度产生有意义的影响[7]。为阻止未来金融调整可能导致的风险而有意识地诱发衰退，只有勇敢的中央银行行长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人们对其他政策工具感兴趣的原因，宏观审慎政策更适合抑制危险的金融失衡和保持金融稳定。为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我们真的需要其他一个或一系列工具，来配合货币政策。在危机之后的新安排中，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些新政策。

有几种潜在的宏观审慎工具可用来应对周期性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来增加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另一类用来抑制杠杆率累积。另外，有些措施针对性更强，有效措施影响更宽泛一些。

关于宏观审慎工具，首先想到的例子就是《巴塞尔协议III》确立的逆周期资本要求。它强迫银行在信贷繁荣阶段持有额外的高质量吸收损失能力，在随后的下行阶段可用于吸收损失，从而增强了银行稳健性。由于这样做提高了银行资金的边际成本，逆周期资本要求也有助于阻止杠杆率累积。解释债务融资成本低于股权融资的原因还包括：对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隐性补贴，对债务的优惠税收政策。并且，除违约外，债务收益是固定的，但股权收益始终是变化的。这些因素使得债务对一些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尤其是经济繁荣时期，因为此时违约率较低。

通过设置不同风险权重来提高银行特定资产的资本要求的效果有所不同，因为此举改变了不同贷款的相对吸引力。如果提高风险最高的特定行业的资本要求，不仅会增加银行的稳健性，而且会鼓励人们选择发放更安全的贷款。这种做法具有事前特征。

最后，有些工具直接与借款行为相关，例如设定贷款／收入比和抵押率（贷款／价值）上限，以及限制银行资产组合中高贷款／收入比和抵押率的贷款份额，新西兰储备银行最近推出了这种措施。通过对高风险贷款的直接限制，这些工具先发制人的特征更加明显。

重要的是，虽然货币政策较为适合处理由工资低迷和价格调整诱发的问题，良好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处理特定金融市场失灵问题，比如风险的低估。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典型的结合方式参见图1。图1左半部分较为传统，描述了商品和服务市场。IS线代表总需求，需求是R（政策利率）和K（宏观审慎政策）两个变量的减函数。PC线是扩展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其中通胀预期锚定在通胀目标上[8]。对于任意给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一组冲击，可以通过图1右半部分中向右下方倾斜的PS线（价格稳定）相对应的R和K组合实现通胀目标。投资倾向的增加导致的需求上升将使得PS线向右移动。

图1 商品市场均衡

关于信贷市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重点关注可贷资金从家庭部门流向企业部门的资本支出。但是，统计数据表明，这类贷款在英国银行总资产中的占比很低，大部分贷款是为购置资产提供融资，特别是房地产。考虑信贷需求和供给时不应忽视该因素。如图2左半部分所示，CD线代表需求，CS线代表供给。需求随借款成本（RB）下降而减少，供给随银行债务（包括存款）收益（RD）增加而上升；为简单起见，RD随政策利率（R）变化而变化。此外，RB和RD之间的价差表明，违约预期不仅会发生在最终借款人身上，金融中介也有可能发生。信贷繁荣时期，价差通常大幅度收缩；信贷紧缩时期，价差显著放大。我们假设宏观审慎政策（K）或者降低信贷需求，或者扩大RB和RD之间的价差，或者两者兼备，无论如何，都减少信贷规模（C）。

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特征是只要调整了名义工资和价格并且通货膨胀在目标值上，产出就可以维持在可持续水平；但是，不能如此简单地描述金融稳定的特征。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政策当局心中存在一个与未来可接受的金融稳定风险一致的最大杠杆率水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向右下方倾斜的FS（金融稳定）边界线（如图2右半部分所示）。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给定的宏观审慎政策，都存在一个最低的可接受的政策利率。投资人和借款人感知的风险下降（风险偏好上升。——译者注）将导致过度繁荣，使得FS线向右移动。

图2 信贷市场均衡

将PS线和FS线放在一起，如图3所示，可用于分析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两条直线的斜率取决于政策利率和宏观审慎政策对总需求和信贷量的相对影响。经慎重选择和优化设计的宏观审慎政策对信贷规模的影响较大，但对总需求量影响较小；这使得FS线相对平滑。此外，政策利率的变化也通过信贷之外的渠道影响总需求（例如汇率），因此，PS线较为陡峭似乎具有合理性。在两条直线不平行的情况下[9]，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可以同时实现。

在图3所示的结构下，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追求价格稳定以及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追求金融稳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外，在这种安排下，无须任何主动协调：在整个过程中，每个工具都可以独立确定，因为其他工具会自动趋于均衡点（A）。也就是说，适当的协调和信息交流能够实现效率。英格兰银行同时设置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和金融政策委员会，并且许多成员同时在两个委员会任职，有助于协调和信息沟通。

图3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

有些冲击会涉及两类政策的同时紧缩。例如，考虑到家庭、企业和投资者的“非理性繁荣”。乐观情绪的上升导致家庭部门和企业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信贷需求的上升和信用利差的减少。如图4所示，这时PS线和FS线都会向右移动，两种政策都在紧缩。

图4 非理性繁荣

在其他情况下，政策工具反向移动可能是适当的。例如，有利的供给冲击通常会带来通货紧缩压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会产生降低利率的需求，所以价格稳定曲线会向左移动。但这可能鼓励信贷增加和利差缩小，导致金融稳定曲线向右移动。如图5所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宽松的，宏观审慎政策是紧缩的。虽然表面看来两种政策相互矛盾，但实际上重新平衡政策组合是完全恰当的。

图5 有利供给冲击

然而，这种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价格稳定、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实现金融稳定的观点过分乐观，实则还有一些重要的条件。相对于利率变化的影响而言，我们在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经验却少得可怜。并且，受到政策影响的市场参与者总会想方设法规避约束，如将业务转移至监管范围之外。美联储理事斯特恩曾指出，货币政策并非解决金融稳定问题的利器，但是它确实有“无孔不入”的优点[10]。所以，在金融稳定风险出现初期，货币政策很可能是用来对付它的唯一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回到了从前：为降低前行路上更严重事情的发生概率，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自觉地“逆风而行”，超调短期通胀目标。

这种思想现已体现在财政部长设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规则中，用于确定每年的目标。规则明确：“保持通货膨胀处于目标值的努力可能出现加剧金融失衡的情形，为此金融政策委员会需要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金融稳定风险。金融政策委员会的宏观审慎政策是应对这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委员会可以暂时偏离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也要求货币政策委员会应考虑金融政策委员会的行动；反之亦然。

三、总结

我在英格兰银行工作的前七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稳定，后七年经历了金融剧烈动荡和经济深度衰退。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我在内，曾以为已经成功解决了驾驭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教训非常深刻，同时也受益良多。我们应该建立有效的审慎监管框架以补充货币政策。今天的政策制定要比十四年前复杂得多。

旧约《创世纪》中，约瑟夫给法老解梦之后，在埃及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在位期间他保证在七个丰年中储备充足粮食，以备之后七个荒年之需。未来的中央银行家应该记住这条格言，它讲述了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银监会国际部 王胜邦 译）

[1]本文为英格兰银行副行长Charles Bean 2014 年5 月20 日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演讲。本文的翻译和发表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授权，但英格兰银行不对翻译稿的准确性负责。英格兰银行保留最终版权。———编者注

[2]文中所有标题为译者所加，以方便读者理解。———译者注

[3] 参见Paul Krugman （1998），“It`s Baaack：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pp 137 － 205；Gauti Eggertsson and Michael Woodford（2003），“The Zero Bound on Interest Rates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4 1，pp 139 － 235；Campbell，J R ，Evans，C L ，Fisher，J D ，＆ Justiniano，A（2012），“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ederal Reserve Forward Guidance”，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pp 1 － 80。

[4]对于英国的研究，参见Michael Joyce，Matthew Tong and Robert Woods 2011），“The United Kingdom`s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Design，Operation and Impact”，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51 （3），pp 200 － 212。对于美国的研究，参见Joseph Gagnon，Matthew Raskin，Julie Remache and Brian Sack （2011），“The Financial Market Effec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Large － Scale Asset Purchas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7 （1），pp 3 － 43。

[5]例如William White （2006），“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205。

[6]Alan Greenspan （2002），“Opening Remarks”in Rethinking Stabilization Polic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7]Charles Bean，Matthias Paustian，Adrian Penalver and Tim Taylor （2010），“Monetary Policy after the Fall”in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The Decade Ahead，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8]在文献中，信用摩擦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影响潜在产出，参见Vasco Cúrdia and Michael Woodford （2010），“Credit Spreads and Monetary Policy”，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42（S1），pp 3 － 35。为简化起见，本文对该效应进行了概述

[9]原文为两条直线不重合（coincide）。译者认为，两条直线重合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均能同时实现，这已经被危机证伪了。根据上下文分析，应该为不平行，因为在不平行情况下，两条直线的交点意味着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同时实现，也就是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状态。———译者注

[10]Jeremy Stein （2013），“Overheating in Credit Markets：Origins，Measurement，and Policy Responses”，在圣路易斯联储的演讲，2月7日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1]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今天我将谈一谈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我选择这一话题是因为这应该也是当下中国人思考的核心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讨论这一问题是有益的。在富裕国家中，现代法定货币（fiat money）和财政政策体制是金融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金融部门则引导储蓄得到高效的利用。这些国家有复杂的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中又有很多不受集中控制的机构。可以说，在现代富裕国家，金融部门的重要作用就是将储蓄导向经济中的各种复杂活动。

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高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但是美国、英国、欧洲和以色列及很多其他富裕国家的金融体系都经历了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了拥有一定独立性的中央银行，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美国曾经数次尝试建立中央银行，其间，有好几个准中央银行机构都消亡了。尽管美国现在有了联邦储备体系这一看似稳定的中央银行，但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具有优越性的原因、它带来的好处，以及它的工作原理，仍然没有得到理解和认可，甚至在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占主导的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了解一点美国新闻，你就会知道在美国政治谱系中，有一部分人严厉批评美联储，并扬言要实质性地改变这一制度架构。因此，这一制度架构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不再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富有争议了。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央银行呢？毕竟，美国在19世纪的好几十年中并没有中央银行。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时承诺摧毁当时的中央银行，他确实这样做了，这并没有终结美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努力重新引入中央银行并最终取得成功。为什么各国最终都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呢？

中央银行有两大主要任务：稳定价格和充当最后贷款人。这些是对社会有益的目标，但是自由市场自身并不关心这些目标。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央银行需要巨大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会招致滥用。稍后我会更详细地讨论中央银行需要哪些权力。

那么，为什么稳定价格很重要呢？为什么这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目标呢？我们确实没有能够准确解释为什么价格稳定很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有很多关于经济周期和产业组织的正式模型。我们没能对保持价格稳定的重要性给出量化概念的正式模型，尽管保持价格稳定很重要这一理念已被广泛接受。我们可以从定性的角度解释它为什么很重要。在任何价格稳定的地方，人们都是用当地货币计价来签署合同，并据此安排金融交易。他们借钱时会指定当地货币，贷方也会在合同中指定借方在某一时间归还某一数额，同样以当地货币计价。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人能够确定借款归还时的单位货币价值是多少，那么指定在某一日期借出某一数额的款项，并在某一日期归还某一数额款项的合同就会变得不那么有用。同样，劳动合同有时是明确的跨时间合同，尤其是工会合同，有时是隐含的跨时间合同。工人知道，他们工作之后，工资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幅度变化，这其中隐含的概念是稳定的名义工资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真实回报。拉美国家有几十年通货膨胀率高企且变幻莫测，一些欧洲国家在“一战”和“二战”之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者不会再用名义条款签订合同，你不会看到贷款合同，很多事务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或者合同开始包含视通货膨胀率而定的条款。19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5%—10%，此时工会合同开始包含工资视价格上涨幅度而定的条款。但是，这是有成本的，同样我们不知道成本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价格稳定时，人们重新签订标准的贷款合同；当价格不稳定时，人们很少这样做。我们还可以看到，当通货膨胀率很高且变动不居时，工会和雇主就合同中视通货膨胀率而定的条款讨价还价，但是一旦价格稳定，合同中的这些条款就会消失。这告诉我们合同中包含这一条款一定有成本，如果没有成本，为什么不是所有合同始终都包含视通货膨胀率而定的条款呢？所以，我们可以直观地知道，修改以当地货币单位签署的合同来反映当地货币真实价值变化的风险，是有成本的，尽管不知道成本的确切数额。这就是为什么价格稳定是公共产品。

最后贷款人制度又如何呢？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最后贷款人功能并不那么重要。当资金主要依靠人际关系网络流通时，借方和贷方都非常了解彼此。他们在同一个家庭，住在同一个城镇，他们有很多途径来直接了解彼此的可靠程度，因为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或者有政府资助的大型基础设施，不需要距离型（arm’slength）的金融合同。在资金主要以这种方式流动的体系中，流动性危机很难出现。但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信用风险评估和资金投入完全相脱离，人们创建标准化的、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下面我举例说明，为什么我需要一个银行账户。在美国普林斯顿，当我走进一家商店买三明治时，我需要现金、支票或者信用卡。我去过一个三明治店，那里不能使用信用卡，需要签银行支票。事实上，多年前我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生活时，住处附近有一家小型副食店，你可以进去买面包、咖啡等，店主认识你，知道你住在哪里，他只需要记下你拿了什么东西，你可以每周或每月跟他结一次账。这就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信用。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互相认识，需要保护自己的信誉，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在我买东西时当即收钱。但是在我现在所处的现代化大型超市，不能像这样赊账。如果我去一个有恒定人流的机场饭店，人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就不可能赊账。随着金融系统的不断发展，从杂货店的记账单交易发展到现金或信用卡交易，商人不再需要对我有很深的了解，这种模式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专门评估信用风险、将非流动性资产（如银行贷款）转化为流动性资产（如支票账户或借记卡账户）的金融中介机构应运而生。银行贷款的价值取决于借款人是谁。我们很难确定贷款价值，除非银行清楚地知道借款人履行还款承诺的风险。但是，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或储蓄账户非常类似，它们更多地取决于银行的整体信誉。所以当我走进一家三明治店时，我不会再打欠条，店主也不会接受，我会向他出示我签的银行支票，这也是一张纸，但是相较于我打的欠条，他更愿意接受这张支票。原因是银行会以某种方式将我的存款转移过去，或者我将现金存入银行，设立一个活期存款账户而不是靠通常的信誉，这样银行就将我的欠条转化为更容易评估出信用风险的金融产品。金融中介机构将非流动性资产、特定资产转化为同质的、便于交易的流动资产，这使储蓄能够在国内不同行业的陌生人之间自由流通。但是，这样做会制造出挤兑的可能性。

当一种资产被广泛认为是标准化且低风险的，那么购买者就会在缺乏必要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抢购它，但只要人们对这一情形稍有疑虑，流动性危机就会爆发。当人们开始认为某些银行可能破产时，就会出现挤兑。如果你有银行存款，当你知道某些银行可能破产时，你就会有很强的动机将存款取出来或者转存到你认为没有破产风险的机构。当然，如果很多人同时决定将他们的钱从银行系统中取出来，这就会变成一个自我验证的预言。人们预期银行可能不稳定，最后真的导致银行不稳定，因为所有人同时开始取钱。尽管经济学著作中有很多关于银行破产的正式模型，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仅仅会发生在银行，2008年就是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发生了挤兑。它们被称为证券化债务，这些以抵押贷款池为基础的证券被不断交易，好像它们是同质且无风险的。金融中介机构计算出一种方法，能够将那些需要用专业技术进行单独估值的抵押贷款池转化为人们会将其等同于国库券的聚合工具，国库券是同质性很高、风险很低的证券。但是，当很多人都持有这种热销的证券时，万一他们需要偿还某种债务，或者人们开始怀疑这些证券是否如他们当初认为的那样风险很低时，每个人都试图卖掉这些证券，就如2008年美国的情形。很多曾经看重其热销（或者说流动性强）的公司也想要立刻卖掉这些证券，并将其转化为国库券或者联邦储蓄系统存款，结果导致证券价值下降。由于流动性紧缩和方便用于金融交易的资产供给迅速萎缩，经济至少会短期地、部分地倒退到人际关系型金融模式。经济中不记名的、同质的流动性就会大量流失。

自从第一批同质化证券交易以来，这类事件在金融市场上就经常发生，交易中的证券开始退回到最初的品种。英格兰银行可能最先发行了能够大范围交易的股票，它最初是一家旨在收购英格兰国王发行的债券，并以此为支撑向公众发行股票的机构。有了这一金融市场和股票的革新之后不久，英国的很多贸易公司开始销售股票。领头的便是南海贸易公司，它很早便在金融市场上制造出一个经典的泡沫和崩溃。此类危机中的最近一次是大萧条，在大萧条之前，西方国家还有一些常规性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的共同特点是资产价格迅速上升，流动性很快蒸发。流动性危机的本质是，即使总体上看资产是安全的，也不再具有流动性，因为人们认为其中有些资产最终会变得不安全。资产无法被快速出售，因为任何买主都需要花时间研究它。

以前看重资产流动性的人们开始抛售那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资产，并将这些资产转换为更安全的其他流动性资产，从而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此时，如果有一家机构进入市场并买走这些被低估的资产，尽管其中有一些资产是有风险的，但如果大部分没有风险，是安全可靠的，那么在低价时买入并持有这些资产直到可以出清，就有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这样做也可以防止价格下跌，从而防止金融系统崩溃。

然而，只有大型私人机构才能做到给正在遭受挤兑的资产进行价格托底。如果只是在高价时少量买进，那是无法为该资产进行价格托底的。进行价格托底的机构必须宣布，它将在当前价格下，全部买进其他人卖出的证券。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收购极限，而且这个极限并没有大到难以测试，那么进入市场进行价格托底的努力就会失败。如果该机构价格托底的努力失败，就会停止购买价格继续下跌的证券，而对托底机构来说，尽管是一家大型机构，也会成为此次挤兑的受害者。托底机构购买了价格下跌的资产后，如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托底，就会冲击它本身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让私人机构介入救助是有风险的，可能介入的私人机构在评估风险时，仅仅着眼于私人利益。它购进这些证券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不是以切断流动性危机有利于整体经济为出发点。历史上也有私人部门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例子，但是他们倾向于多家大型机构联合组织行动。美国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危机，JP摩根组织纽约多家大型银行介入并结束了流动性危机。但是应该看到，第一，联合这些银行是要耗费成本的；第二，如果担心金融体系内的竞争，那么以这种方式来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会鼓励最大的银行和每家银行联合制定价格。如果它们打算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介入，的确需要这样做，但是，在其他时候，大型机构联合其他银行制定价格是反竞争的，会造成福利损失。

所以，理想的最后贷款人是有法定债务支持的中央银行，我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也是理想状态的。下文我会讲到中央银行可能变得不理想。中央银行不可能遭受挤兑，因为它只承诺用货币（currency）支付存款类负债，它还可以印刷货币。如果中央银行的存款人前来要求兑付，中央银行不承诺支付，除非是可以印刷的纸币。所以中央银行不同于任何私人银行，后者不可能拒绝偿付其负债。如果人们想要将存在中央银行的带息存款转为现金，而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印刷纸币来满足这一需求，那么货币的价值就会下降，这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虽然中央银行确实有支付存款利息、向提取现金的存款人支付现金的合同承诺，但是，中央银行并没有保持币值稳定的合同承诺。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保持币值不会降至零的能力，有赖于它能否获得有税收权的机构（如美国的财政部或国会）的支持。美国、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当前的中央银行没有直接征税的权力。它们不能从收入或销售额中提取税收，但它们有另一个收入来源——铸币税，也就是印刷钞票的能力，这实际上是对公众持有货币征税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税收的基础是货币，如果货币的价值降为零，或者接近于零，铸币税就几乎无效了。唯一能够保证货币最小价值的方式是有一个机构在背后支持，如财政部或国会，它们愿意用自身的税收权力来防止货币价值降至某一底线以下。如果存在这样的支持者，中央银行的存款和货币就是理想的流动资产。它们是完全同质的，除非政府错误地给债务附加不同的条件，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出现过，但是，在美国，无论什么时候发行国库券，都是根据给定条件发行的，你不必知道序列号后才知道是否可以购买。购买者无须研究国库券，因此，它们总是流动的，而且它们有政府的税收做担保，真实价值不会降为零。

在中央银行出现之前的金本位制下，平均通货膨胀率比在法币体系下要低。那些想要废除中央银行、恢复金本位制的人通常会以此为理由。但是，金本位制下价格和利率的短期波动幅度要比法币体系下大，而且这些波动与实体经济的衰退相一致。上文曾提到，在美国，关于中央银行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不得不定期借款为农作物融资的西部农民将东部的银行家视为对手。西部农民认为他们的贷款利率太高了，他们支持较低的利率。他们知道低利率会带来通货膨胀，他们喜欢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会减少他们需要偿还的贷款的实际价值。他们认为创建由东部银行家运营的中央银行对他们不利，这会为东部银行家创造机会限制竞争进而收取更高利率。

另一方面，农民们很清楚，在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循环中，周期性危机可能恰好发生在他们需要借款或还款的时候。因此，他们也知道，建立一个能够稳定价格的机构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能够熨平价格和利率波动的中央银行将以稳定的速率为不断增长的经济供应货币。如果经济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要保持价格稳定，货币存量就需要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增长的货币存量可以用来购买商品，不需要征税。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控制实际资源的这种能力就是铸币税。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税收是一种巨大的权力。在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国家，铸币税较少。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铸币税会增大。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它们通过直接征税增加收入的能力有限，所以就更倾向于将铸币税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当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时，铸币税会成为一大重要收入来源。这对于掌控铸币税这一收入来源的人来说是有益的，但是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是有成本的，因为高通货膨胀率会使以名义价格计价的合同更不确定，并带来更大的成本。

中央银行作为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受权判断是否发生了危机，需要购进哪一类资产以支持该类资产。此类决策不能交给活跃的立法机构或中央委员会，因为在危机时期，行动迅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受权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有权自行决定应该购进哪种可能遭受挤兑的资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权力有被滥用的倾向，因为有权在危机中采取行动的中央银行可能宣布：陷入财务困境行将破产的公司会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央银行将出面救市。如果没有其他人购买问题公司的股票或向该公司发放贷款，中央银行就会介入。这一权力可以向经济中的公司和个人，或者他们倚仗的政治派别，转移利益。实际上，铸币税和介入市场支持某些资产这两种权力可能被滥用，也确实被反复滥用。我们通常过多地关注美国、英国等大国、富国，直到前几年我在研究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时，才认识到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出现赤字，也就是市场净值为负，是常见现象，尤其是在穷国，这种情况更普遍。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政治体系会出面救助那些人们认为在政治上不希望倒闭且有政治影响力的个人或大公司。如果中央银行正确地介入流动性危机，它通常是可以获利的。当很多人出于流动性考虑抛售某些资产导致其价格人为下跌时，中央银行买进这些资产，就有可能在将来获利。出于政治压力向资不抵债的公司提供贷款的中央银行最后会发现它持有的是无法转卖或只能以很低价格转卖的不良资产，然而，中央银行的干预一再采取后一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在美国和英国已经长期不再使用，却在世界其他国家经常出现。换言之，宣称给这些私人发行的资产提供支持对金融稳定很重要的权力极易被滥用。

因此如何设置一种制度，在赋予中央银行这些权力的同时，能够限制政治人物滥用这些本应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力，防止他们损害公共利益获取私人利益。一大原则是广受关注的财政政策应该与货币政策分开。对财政资源、政府收入、税收优惠的争夺一直存在，也绝不会结束。人们谈论税收体制改革、讨论财政体制改革，但这些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关于公共资金的优化使用和适度政府规模等问题通常很难有统一意见。

在美国，新闻自由使我们能够深入观察并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运作的。你会发现，国会对一个议题的投票与对另一个议题的投票之间有稳定的联系。你会看到，在制定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其中一方的搅局导致妥协难以达成。如果货币政策及其财政影响成为这种持续博弈和斗争的一部分，过度通货膨胀或滥用权力救助私人机构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目前在美国、英国、欧洲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其货币政策机构——中央银行被明确赋予保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职责。在美国等一些国家，中央银行还会承担保持就业稳定的职责。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什么，而在于这些职责是明确的，不涉及在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挑挑拣拣。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金融稳定、物价稳定，或许还有就业稳定。这就意味着中央银行的正式职责中不包括挑选特殊公司和行业，并为这些公司和行业提供信贷，也不包括达到财政部设定的铸币税目标。中央银行应该是透明的，它应该说明它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与它的授权之间的关系。新闻界和学术界都应该对这些行为展开严谨可靠的公开讨论和批评，这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可见到。货币政策的透明、政策制定机构会议记录的公开、明确的经济预测的公开，以及预期货币政策会如何助益中央银行维持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分析，所有这些内容在设定了明确的通胀目标的国家都会被记录和公开，在美国也是如此，尽管美国表面上并不明确地要求通胀目标制。

中央银行产生的铸币税不应成为其特定政策目标的一部分。当中央银行调节利率、改变货币供应量时，铸币税会波动，所以铸币税会时高时低。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部分就是财政部和国会不能举办听证会质问为什么今年的铸币税下降了。中央银行不应该认为它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会因为铸币税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而受到质询。同时，中央银行不应该参与信贷分配。中央银行应该尽可能多地持有广泛交易的标准化资产，这样它在交易时就不会被视为对特定地区或个人带来收益或成本。目前普通的货币政策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出现危机时，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购进身处困境的特定行业或公司的资产，之后它会受到批评：你们能证明合法吗？你们能够证明这些交易真的是依据最后贷款人职能吗？适当的最后贷款人干预通常不会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中央银行所购资产的价值只是暂时处于低位。所以，要建立具有这些特征的制度困难吗？简洁的答案是“对”，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创建独立的中央银行需要政治家和利益集团的相互克制，否则他们可能滥用铸币税或最后贷款人干预的权力，或者至少尝试获得这些权力的手段。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必须意识到，不要为了个人利用这些权力杆杆，并建立制度将这些问题的决策与财政政策常见的扰动隔离开，这对他们所有人都有利。

有人会说，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和政治家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克制来创建这种制度，可能就不需要这些正式的权力约束了，因为有这样尽职尽责的政治家就不需要这些制度了。对于这个论点，我想说的是，在利益集团相互展开负责任的互动，并达成交易之前，中央银行是不可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要求利益集团承诺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设立正式界限最初可能很困难，但是制度一旦建立起来，随后再延续这些承诺就不那么困难了。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些对中央银行的批评，呼吁改变中央银行制度，但是，这样做并不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一定会比维持现行制度困难得多，况且，美联储基本上成功地履行了它的职责。

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请注意，我在这里讨论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与诸位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看到的有所不同。我的论点基于如下理念：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为了控制各政治派系在争夺财政资源时引发的利益冲突。我的论点并不是用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博弈来论证中央银行制度安排的正规论点，也不是经济学中常用的最优代理人模型。相反，它是从政治视角出发的论点：要创建一个拥有必需的权力来稳定价格并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干预市场，同时又不会滥用这些权力的机构，独立的中央银行是可选的一种制度安排。

目前，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一些误解。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一些拉美国家，曾爆发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以低利率为不断扩张的政府债务融资。这关系到财政当局对中央银行施加压力，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有人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视为中央银行与财政当局之间不再有机构上的联系，并禁止财政赤字货币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被认为基本上是病态的，需要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完全分离。这实际上使财政政策当局和货币政策当局之间的对话更加困难。这一观点似乎隐含在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当中。货币政策通常会带来财政后果。它不仅会产生不同水平的铸币税，而且利率化会通过未偿付的名义债务改变真实的财政负担。看一下欧洲，你就会发现欧洲国家的债务负担率（债务占GDP之比）大不相同。结果就是欧洲中央银行对平均利率的任何调整都必然在高负债国家和低负债国家之间转移资源。

铸币税问题也令人担忧。独立性应该是政府的一种承诺：只要货币政策决策符合中央银行的授权，就不能让货币政策的财政效应影响货币政策决策。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任何联系都不是一种单向的禁令。特别是如果货币政策成功地将利率保持在低位，铸币税可能很低，甚至为负，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资源顺理成章地从财政部流向中央银行，而不是通常以铸币税收入的方式从中央银行流向财政部。负的净铸币税确实出现过，特别是在那些中央银行的资产中有一大部分是以外币标价的国家，在中央银行持有外币标价的资产且经济高度开放的国家中也是如此，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余额很可能为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央银行稳定价格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除非所有人都相信财政部会在中央银行难以为继时出面支持它。最后贷款人职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欧洲中央银行承诺它准备购买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成功地避免了这些债券的挤兑风波。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制造了一种风险，即欧洲个别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有违约风险。不同于美国和英国等以本币发行债券而没有真正违约风险的国家，欧洲国家确实有违约风险，通过干预防止挤兑，欧洲购进很多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以后可能会更多。这可能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问题。尚不清楚欧洲现行的制度结构是否能产生必要的财政后盾（fiscal backing）。

我和马尔科·德尔－内格罗（Marco Del Negro）曾区分中央银行的财政支持（fiscal support）和财政后盾。所谓财政支持是指：人们相信，如果铸币税收入下降至一定程度需要财政部注资时，财政部会这样做。所谓财政后盾是指：如果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就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增加财政盈余；如果名义利率有稳定在零值的危险，就需要运用财政政策无限扩大名义债务。

这些都是隐含的承诺，如果人们确信这些隐含承诺，上述相机抉择的措施实际上可能不会实行或很少实行。欧洲中央银行成立时，并没有考虑货币政策的财政后果，因此其货币政策必然会在欧洲货币联盟的各国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需要财政后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欧洲央行并没有获得可能需要的财政支持。其结果是，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欧洲央行迫使金融市场面临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不知道欧洲央行会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财政支持和财政后盾，这会造成不幸的后果。

最后我说一下中国。我并不是研究中国金融体系及其改革的专家。据我所知，中国的金融体系变化非常快，很多我了解的政策可能明天就会被废止。而且，中国的金融体系似乎过于碎片化，远非通常意义上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所能概括。对货币政策的传统描述依据的是如下理念：存在着适用于所有地区和部门的单一“政策利率”。这可能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因如此，将控制通货膨胀和最后贷款人职能与信贷配置分离开来就变得很困难。将这两者相分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尝试着这样做。中国的金融体系正迅速变得越来越复杂。私人部门正在从事金融中介的创新，随着金融体系的继续发展，流动性危机可能爆发，政府需要对此加以规范和控制；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创建一个能够稳定价格、稳定金融体系而又不会滥用权力的中央银行。

（贺瑞珍 译）

[1]Christopher A Sims，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根据作者2015 年5 月20 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职能及影响（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引言及研究动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起一些独立机构，这些机构旨在促进健全的财政政策。尽管这些机构在职责范围、任务以及制度模式方面各异，但它们在法律授权上都具有以下相似之处：对财政政策的公共讨论具有直接贡献，一般都是政治中性的，扮演着政府的“看门狗”角色。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委员会在制定政策工具时不拥有决策权。与货币政策领域独立的中央银行不同，它们仅仅是制定健全的财政政策的促进者，而非决策者。最早使用“财政政策委员会”一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IMF，2005；Debrun、HaunerandKumar，2009）。目前，已有许多类似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机构在发挥作用，绝大多数在发达国家。

由2008—2009年经济危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使各国开始关注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在可预见的将来，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数量很可能持续增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建议以及技术援助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在欧盟，2013年1月1日出台的“经济暨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委托一个国家层面的“独立机构”来监管（或者说至少是评估或确定）各国的财政政策，该机构为每个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经济预测，以便各国编制更为准确的预算（第2部分第3节）。欧盟的相关规则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包括2011年11月的“对预算框架的规定”（requirements for budgetary frameworks）以及2013年5月末开始实施的所谓“两部立法”（two-pack）。

在实施习惯法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近也创立了财政政策委员会，无疑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新兴经济体，大量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开始出现，还有一些在筹备中。如欧洲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非洲的肯尼亚、南非均先后成立了财政政策委员会。然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一些较小的发达经济体——不得不考虑一些约束条件来决定是否成立类似的机构。

本文通过对一些一手数据的分析，旨在为设计一个有效率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提供操作指南。因此，本文总结了最近的经验以及分析框架。综合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特定国家财政政策委员会提升财政绩效的有效性；（2）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职责范围；（3）财政政策委员会预期可以实现的功能；（4）最能促进财政政策委员会有效运作的特征；（5）确保其效率的前提，突出表现在公共财政管理过程的特征，以及与财政政策委员会目标一致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本文提供了目前为止可获取的有关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最全面的研究结果。[1]现有的研究一般关注某个别国家（如Debrun、Hauner and Kumar，2009；Camlfors and Wren Lewis，2011；Von Hagen，2010；OECD，2013）。本文的创新点是，对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效率及其决定性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介绍了目前各国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概况，在经验介绍、制度形式以及政治和经济背景等方面都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论述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理论基础，对财政政策委员会进行了定义，并讨论与定义相关的机构模式；第二部分描述现有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主要特点；第三部分运用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从多维度展示了财政政策委员会具有效率的实证证据；最后一部分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实践指导。

理论基础、定义以及模型

A.经济文献中的财政政策委员会

政策偏差及可能的对策

30多年来，大量文献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理性和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会选择不受欢迎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与最优政策之间会存在偏离，对这种偏离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都极其丰富。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通胀偏差）、监管政策（监管过多或过少取决于具体情况）和结构政策（现状偏差）。

在财政政策领域，最常见的两种偏差是，过度赤字导致负债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以及花费暂时性意外收入的倾向（繁荣时期的顺周期性）。这反映了政府协调各不同选区竞相索取收入池时的失败（即所谓的公共池塘问题），政治家们的连任考虑（连任不确定性导致的短视，或选举前的机会主义支出），或普通大众不能完全了解政府的预算约束（“财政幻觉”）。[2]后一个问题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在这些国家，短期的过度消费可能导致储蓄不足。由于政策偏差总是源于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不足，所以，最优政策的共同点在于搞对激励。

一般来说，克服政策偏差依赖于以下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制定规则。规则旨在对政策选择施加直接而持久的约束，（在政策制定者的良好控制下）对那些与政策工具密切相关的变量施加限制。比较突出的例子有：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对货币总量增长的限制，以及欧盟法律规定的政府赤字和债务的最高限度，或美国大多数州的平衡预算规则。

授权独立机构。另外一种方式是授权一些独立机构来行使政策工具。该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严格保证机构的独立性；对机构有明确的授权，并据此进行问责；机构有充分的自主权来设定政策工具，以达成其政策目标。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行使货币政策，也许是授权方式的最佳案例。

施加影响和进行劝说。更为柔性的制度安排主要适用于以下两类政策：（1）不适合采取规则控制（主要是因为它们内在的复杂性和不易量化，比如结构政策）；（2）因某些规范性原因不能从政治范围以外得到授权（主要是因为它们本质上具有收入分配效应，比如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柔性制度安排包括：国际或是超国家机构以及“监督”机构的日常监督活动（其角色是通过分析信息和建议来丰富公共政策讨论）。

财政政策委员会属于第三类。因此，将它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两者有本质的不同（Debrun，2011）。

独立的财政机构VS财政政策委员会

财政政策规则通常被认为是解决过度赤字问题的制度性方案。这些规则通过对债务、赤字和支出进行定量限制，来解决财政挥霍问题（如Fabrizioand Mody，2006；Debrunetal，2008；IMF，2009）。然而，经验表明，在面临不利或异常环境，或是缺乏预算程序支持时，这些限制往往缺乏灵活性，而且可能因特定事件的压力而遭终止乃至废除，这最终会危及规则本身的信誉。

鉴于财政规则存在以上困难，一些学者提议建立独立的财政机构。类似中央银行，这些机构将有权对预算赤字或公共债务设立有约束力的限制。每个预算年度，它们能够使用特定的税收杠杆，来确保公共债务符合规定。[3]这类主张的理论依据与货币需求不稳定导致货币政策规则失效之后支持中央银行独立的论据相类似（Thomson，1981；Rogoff，1985）。

然而，支持财政政策授权的理由既没有规范基础也没有实证基础，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不存在独立的财政机构。从规范的角度看，财政政策的所有方面（包括赤字在内）都具有收入分配效应（在个人、社会群体及代际），这就排除了向非选举产生的政策制定者们的授权。[4]从实证的角度看，财政授权本身很可能缺乏可信性。事实上，财政决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经常造成过度赤字和债务问题事前无法避免（比如对决策者的个人最优化）。[5]因此，政策制定者从不认为将财政政策授权给一个独立机构是一种可取的做法，这也解释了类似机构还没有出现的原因（Debrun，2011）。

接下来将要讨论的是，在加强财政框架约束力的过程中，如何在财政领域施加影响、进行劝说。有少量但越来越多的文献认为，独立的财政机构，或者说“财政政策委员会”，能够在缺乏授权的情况下，更好地激励政策制定者选择合理的财政政策。第一，通过提高政治周期的透明度，财政政策委员会能够改进民主化的可问责性，且阻止财政政策的机会主义（比如选举前的拉票）。第二，通过独立的分析、评估以及预测，这类机构能够使公众对某些政策路径的后果有更好的认识，有助于解决“财政幻觉”问题。因此，财政政策委员会可以提高实施不合理政策和违背承诺的信誉成本和选举成本。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财政政策委员会能够提供经济预测，从而提高预算的准确性。比如，对经济结构的预测或评价，从而避免政府部门利用技术漏洞来规避财政规则。

B.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定义和运行模式

我们需要一个广义的财政政策委员会，以涵盖很多文献中提到的一些相关机构。与中央银行不同的是，中央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统一的目标和工具，而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目标、任务以及机构形式取决于影响财政政策的各种原因及形形色色的偏见（bias），以及财政政策的政治特性，因为财政政策深受政治的影响。正如下一小节将论述的，文献中提及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可根据其职责范围、任务定义以及机构设计的特性（法律上独立的程度、规模以及与其他公共机构的关系）划分为多种类型。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财政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主要任务是引领财政政策的公共辩论。[6]这表明，它可以脱离党派影响，依靠授权和公共资金来完成其目标。通常认为，通过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问责，财政政策委员会能够健全财政政策，从而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进一步的研究试图解释，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作用应该是什么？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独立性真正意味着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5，第4页）指出，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包括：对财政政策的形势提供独立分析，为制定无偏的财政预测做准备，以及发布对财政政策的“规范判断”（建议）。

OECD指出，“独立性”与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无党派特性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工作本质上应该是高瞻远瞩的。

本文对财政政策委员会做如下定义：

财政政策委员会是一个拥有法定授权或行政授权的永久性机构，它能够根据与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相关的宏观经济目标、中短期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其他官方目标，不受党派影响独立、公开地评价政府的财政政策、计划及政策效果。另外，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1）通过提供预测或审慎的关键参数，力促政府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使用无偏差的宏观预测和预算预测；（2）确认财政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可能的话提出建议；（3）协助、监督赤字率控制、债务率控制等财政规则的实施；（4）估算新政策提案的成本。

以上定义涉及多种制度安排，但突出了我们期望财政政策委员会应该发挥的一些关键职能。

a.财政政策委员会不必是一个类似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机构。“独立”一词主要是为了保证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无党派特征，或是运作上的独立性，而非政策授权所要求的法律意义上的严格分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此定义下，拥有行政授权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可以成为“独立”的机构。一般来说，毋庸置疑，财政政策委员会的首要目标是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它应当将官方政策目标作为其评估的基准。[7]因为使用它自己的基准会令其陷入党派之争，进而破坏其合法性。因此，根据上述定义，财政政策委员会应该设立在相关部委或国会，并由它们问责，而且现有的某些机构，如审计署或中央银行，也可以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合作。

b.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不同于审计。首先，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工作本质上是宏观经济层面的，而审计主要是法律与微观经济层面的。第二，财政政策委员会在规划和政策制定阶段发挥关键作用，而审计仅限于事后评估。

c.财政政策委员会可以遏制一种不良倾向，即根据过分乐观的收入预测以及对支出项目不切实际的成本估计，来编制预算。不准确的预测会削弱数字财政规则（numerical fiscal rules）的效力，并破坏其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d.财政政策委员会受权评估政策并提供建议。尽管规范性要求可能使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但是，这些要求将政策争论聚焦于各种政策选择的经济合理性和财政合理性，因此对那些需要就决策达成一致意见的国家来说，可能非常有用。此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极具争议的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政策制定者可能认为，中立的观点有助于达成一致意见，而财政政策委员会恰好可以提供这样的中立观点。

e.财政政策委员会和财政规则可以相得益彰。学术文献倾向于将财政政策委员会和财政规则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应该取代后者。这种论点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央银行来类推财政政策委员会，但上文已经驳斥了这一点。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详细说明财政政策委员会和财政规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作用。

总体来说，本文的定义与目前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三种机构模式相一致。

a.独立机构，这种模式最接近于学术文献中提到的模式。除了任命程序和问责机制外，财政政策委员会与政策制定者不存在有组织的联系，而且，有完备的财政责任法保障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独立性。

b.政府或立法机构下设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既包括有明确授权且严格保证其独立性的法律上独立的实体，也包括作为议会内部的机构（经常被认为是议会的预算局）或某个部委内部的机构。后一类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在预算过程和公共讨论中持无党派立场，由此获得的声誉使之具有运作上的独立性。

c.与其他独立机构相关的财政政策委员会。这些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审计机构以及独立的统计机构。这种模式可以让财政政策委员会独立于其主管机构，并获得规模经济，但是必须有明确的程序，以避免因主管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分别授权所带来的混乱。

C.其他机构

其他机构也会参与财政政策的公共讨论。中央银行会评论财政政策，也会就关键政策工具的可行性，甚至特定的政策表达它们的观点；审计署有时会事先分析政策和财政项目；一些国际组织也将对财政行为的分析和评论作为其日常监督工作的一部分；来自金融机构或是智库的分析师也会公开其预测和评论，尤其是当预测和评论能够影响市场状况或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誉时，就会对预算决策产生重要影响。[8]

然而，财政政策委员会在促进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方面有其独特的地位。与评论财政政策的其他机构不同，财政政策委员会获得了参与政策辩论和预算过程的官方授权，这增强了财政政策委员会政策评估和分析的声誉效应。授权还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由于这种合法性，可以促使政府听从财政政策委员会或向财政政策委员会做出解释，即使法律上并没有强迫政府这么做。

财政政策委员会概况

A.财政政策委员会：数量增加，种类多样

自2005年以来，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数目在快速增加。1960年，仅有一个国家（荷兰）成立了财政政策委员会，在接下来的30年里，4个国家（丹麦、德国、美国、比利时）采取了这种机构形式。2005年开始，其数目开始剧增，截至2013年2月，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数目达到29个（图1）。[9]新成立的包括2007年瑞典的财政政策委员会，2008年加拿大的议会预算办公室，2009年斯洛文尼亚和2010年罗马尼亚的财政政策委员会，2010年英国的预算责任办公室，2011年葡萄牙的公共财政政策委员会，2011年爱尔兰的财政咨询委员会，2009年肯尼亚、2012年澳大利亚、2012年意大利、2013年南非的议会预算办公室，2013年法国的公共财政高等委员会。2014年，智利正式建立了财政政策委员会，西班牙在2014年底完成有关财政责任的财政机构的立法工作。尽管目前建立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但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建立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图1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数量

资料来源：IMFFiscalCouncilDataset

专栏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政策委员会数据库

本文整理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数据库，包含了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现存的财政政策委员会，以及到2013年1月底已经实施主要法律文本的委员会，以及事实上或法律上已经消失了的委员会。数据库使用了多种数据来源，包括财政责任法、财政政策委员会网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报告，以及各国当局的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此亦有贡献。对欧盟和OECD成员国来说，数据库源自欧盟委员会财政机构数据库和OECD为独立的财政机构起草基本准则所使用的背景国家资料。数据库既包括一些信息，比如委员会的名字和简称，成立日期，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主要任务和用来影响财政政策的工具；还包括一些机构特征，比如保证独立性，问责性要求，人力和财政资源。在描述性和经验分析中使用的主要变量如下所示：

独立性：

法律上的独立：财政委员会不受政治干预的独立性是有法律保障的（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

预算保障：当存在以下情况，则视为存在预算保障：（1）预算由中央银行制定；（2）预算为立法部门总体预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避免行政机构的干扰）；（3）在预算拨款中独立一项作为保证；（4）采用通常适用于独立机构（比如监管机构）的其他保障方式。

财政规则监管：委员会是否被授权监管数字化财政规则的实施（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

较高的媒体影响力：这一变量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出版物的数量、媒体对相关报告的引用等对职员进行的评估结果。在欧盟成员国中，数据库收集的是欧盟的评价结果。

预测评估：委员会是否被授权对预算规划中的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

成本核算：委员会是否被授权对影响财政政策的措施和改革进行成本核算（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

数据库中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名单

（续表）

注：·南非和意大利议会预算办公室设立时预计会执行到2014年底。智利2013年设立了财政资讯委员会。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职权和任务

尽管各国成立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独立的监督，促成合理的财政政策，但是，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功能在不同国家之间仍具多样性。除了这些共同的目的，各国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设计反映了其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同时也反映了影响相机抉择型财政政策的具体原因以及各种形式的偏差。尽管如此，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委员会具有如下经济上重要的特征：包括职权或职能、履行这些职能需要执行的任务，以及与治理相关的基本制度特征。我们的分析还将区分“老一代”（在2005年以前建立）和“新一代”（在2005年及以后建立）财政政策委员会。这种区分的理论基础是，新机构的设计可能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关于财政政策委员在改善财政政策行为方面有何潜在作用的学术争论；[10]在其他政策领域，如中央银行业务或对银行业、能源业、媒体等特定部门的规制和监管中，政治上独立的机构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

与上面提到的定义相一致，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图2）。

a.对财政政策、政府计划以及政策成效的独立分析、评估和监督。这包括对政府的年度或中期预算提案进行评估，确保其与官方目标（如财政政策规则中体现的目标、公共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相关风险）相一致。通常，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宏观经济分析着重定位在通过引导公众讨论来促成合理的财政政策这一最终目标上。财政政策委员会还根据总量目标和指标（aggregate objectivesandtargets），对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成效做事后评估。更一般地，财政政策委员会还要研究公共财政的健康状况，以及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比如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或税收支出的限度。

b.制定或评估宏观经济政策及／或预算预测。评估宏观经济和预算预测意味着，一旦政府基于预算计划的预测与财政政策委员会的预测出现重大差异，财政政策委员会有权公开批评最终的预算偏差，或者政府有（法定的或事实上的）义务“遵从或解释”。财政政策委员会还受权编制宏观经济预测，以用于预算编制；或者设定某些重要的假设和参数，比如对某些会严重影响预算的商品设定审慎的价格水平（要么该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要么是因为对此类商品有大量补贴）。

c.评估预算和政策议案的成本，包括竞选纲领。除了预测宏观经济和收入，财政政策委员会还要客观地评估特定支出项目或政策措施。

d.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该职能可能是一般性的，也即有权对它所选择的任何政策给予评论和提供建议；也可能是具体的，也即局限于必须经协商一致来解决的特定问题。一般性职能更适用于那些本来就有大量公共讨论且对政策制定有相对共识的国家。对于不平等地区间某些收入的共享等问题，决策者之间的利益分歧很大因而必须达成共识，这时，特定职能就十分有用。在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在与非再生资源收入的地区和代际分配相关的问题上，中立意见也能避免不合意的政策偏差。

尽管本文认为所有的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常规职能是广泛的监督，但是在上述提及的很多其他职能上，各国则有更多的差异。例如，荷兰的经济政策分析局发挥着广泛的预测和成本核算职能，但是，它对政府的预算没有决策权。相比之下，瑞典和爱尔兰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有规范分析的职能，但不行使预测和成本核算职能。一些国家则在不同机构之间实行分工。在比利时，联邦规划局主要关注有关宏观经济的条款，而财政高级委员会（公共部门的借款限制部门）发挥着监督作用，且必须提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中央和地方实体之间的最终财力分配是否符合一般政府规则。

最近成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职能更清晰地定位于监督财政政策的合规性，测算政策实施的成本。尽管大多数财政政策委员会依然执行实证分析、评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宏观经济预测等职能，但新成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职能范围更加广泛（图2）。其职能范围是原先成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的两倍之多。这一趋势与大量财政规则的使用密切相关，考虑到新规则授予财政政策委员会监督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独立权力，这种趋势有望持续下去（专栏1）。新成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另一个共同的职能是估算政策议案的成本。

图2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职能范围（相对频率）

资料来源：同图1

各国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发挥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这些广泛职能。

a.首先，财政政策委员会参与预算预测，包括提供一套宏观经济和收入预测，政府有义务运用这些预测对预算假设做单纯的技术评估。例如，荷兰政府使用的是由委员会预测的宏观经济、收入和支出数据，而比利时政府的预算必须依据联邦规划局的宏观经济预测。在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核心使命是提供5年期经济和财政预测，财政部必须受制于“遵从或解释”条款，也就是说，财政部若不采纳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必须公开说明不采纳的原因。在美国、加拿大以及丹麦，财政政策委员会的预测仅作为官方预测的参照物。在其他一些地方，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功能仅限于对政府经济和预算预测做出事前或事后评估，包括预测所使用的潜在假设和模型。比如，瑞典财政政策委员会最近评估了对政府的预测。

b.鉴于各国权利型福利制度（entitlement regimes）面临的挑战，大多数财政政策委员会不仅做年度预测，还要做经济的中长期预测。比如，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会进行10年期的经济预测，而在英国、加拿大、韩国以及丹麦，委员会还会分析长期（40—75年）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c.核算政策措施的成本，近一半的财政政策委员会都行使该职能，且各具特色。这些核算包括简单的对税收和支出政策的成本核算，也包括对某个特定政府政策或对国会议员提出的特定政策的成本核算。对于那些财政政策委员会设在立法机构下的国家，后一种成本核算相当常见，如韩国、墨西哥及美国。[11]在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主要核算政府现有项目的成本，仅对部分提案进行成本核算。荷兰的经济政策分析局隶属于经济事务部，需要对所有部门的新政策提案做出回应，并对其中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必须评估政府估算的税收和支出，这是起草预算提案的一部分，但不对具体的政策提案进行成本核算。在澳大利亚和荷兰，财政政策委员会不仅对立法部门或政府部门的提案进行评估，还包括评估竞选前的政治纲领对预算和经济的影响。

虽然财政政策委员会不能有效约束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权，但它们可以行使其他职能。比如，分析公共支出的效率或效益，促进政府各机构间的协调。在韩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扮演着重要的评估角色，且对提高政府项目（现有的或是规划中的）的效率和效益提出建议。在斯洛文尼亚，财政政策委员会需提供一份有关公共支出效益的年度评估。尽管这些活动仅限于中央政府，[12]但有些国家的财政政策委员会也会对州、地方政府以及公共企业相关的财政问题提出建议。在葡萄牙，公共财政政策委员会需要评估自治区、地方政府以及公共企业的财务状况；而在奥地利，政府债务委员会分析财政运营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及与所有公共机构的关系。在比利时，财政高级委员会对每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提出建议，确保符合一般政府规则。

总体来说，财政政策委员会主要通过公共讨论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而较少直接干预预算过程。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公开报告通常对媒体有重大影响，这是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工作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声誉影响的关键渠道（图3）。相比于新成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那些老一代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更可能受益于可靠的独立性声誉和专业能力。以提供有“遵从或解释”效力的预测的形式直接参与财政政策的情况很少见。有趣的是，在2005年以后建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中，约有一半的委员会定期向政府部门正式咨询或举行议会听证会，这使它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政策制定者。但是，还没有一个财政政策委员会可以直接或间接否决预算。

图3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目标和发挥影响的渠道（相对频率）

资料来源：同图1

独立性、可问责性和治理

“财政政策委员会独立于党派影响”这一点通常都被写入禁止政治干预的法律条文中，尤其是新建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图4）。大多数财政政策委员会都享受这种保护，其中包括：对委员会管理层及职员设定严格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要求，[13]委员的任期不可超过常规立法机关的任期（legislative term），以及制定相关程序以减少出于政治动机任命委员。独立性还意味着委员会可以自由开展它认为对履行其职权所必需的分析，还可以自由选择其沟通策略。大多数财政政策委员会都受益于这些保护，但是这些保护在新成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中尤其普遍，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他们还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高专业水准。这可能还反映了学术争论逐渐趋向于强调财政政策委员会需要享有和央行相当的法律保护。

要让财政政策委员会在运作上保持独立，就必须保证它享有的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和其职权范围相一致。与中央银行不同，财政政策委员会没有自己的收入，因而它们需要最小化政治原因导致资源变化的风险。事实上，掐断资金是政府钳制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方式之一。在这点上，有一定历史的委员会比新的委员会资源更多，这部分反映出公共制度动力学中固有的惯性（图4）。虽然各国情况不一，2005年前成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通常人员更多。有一定历史的委员会预算保护也较好，不容易受到政府报复性的预算削减。对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资源保护包括由议会投票决定的单独的预算体系、多年度拨款，甚至通过中央银行等渠道来筹集预算外的资金，如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14]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法律独立性、资金保障往往与其特定的监管、评估任务以及高的媒体影响力相关。表1展示了具有不同特征组合的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比例。对大多数财政政策委员会来说，如果有某种形式的预算保障，意味着其独立性的法律保障强，媒体影响力也高（大约80%）。相反，法律上独立性不强的财政政策委员会虽然有一定的媒体影响力，其资金来源仍有可能受到削减。因此，财政政策委员会的预算是否有保障，补充说明了它是否有真正的独立会可的性的。

图4 独立性的各个方面

资料来源：同图1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独立性通常是有保障的，但只有少数财政政策委员会受问责制的约束。就像中央银行一样，明确的可问责性要求意味着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负责人应该定期接受国会各委员的质询，明确的报告程序以防委员会出现重大的预测错误，以及对委员会的表现实行独立监督，包括同行评审和自我评估[15]（如加拿大、英国和斯洛文尼亚的做法）。

表1 财政政策委员会特点的相关组合

资料来源：IMFFiscalCouncilDataset，以及作者的计算

至于财政政策委员会治理的其他方面，比如管理层的任命、决策规则，没有呈现明显的趋势（图5）。财政政策委员会的管理层通常由政府任命，虽然政府的任命权有时也会受到限制，比如在瑞典，即将离任的委员会主席有权提名继任者。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国会来选择委员会成员，这是避免委员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强有力保障。在一些极少数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领导人（headofstate）或独立机构，如中央银行和审计署任命。一旦成立，许多财政政策委员会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决制来决策。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成员可以公开提出异议。在相当多的国家，尤其是已经建立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国家，委员会主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5 治理的各个方面

注：左右图图1“主其席他有”决包策括的高权层力领，导或由者国有家最领终导话人语和权独，立或机者构在任决命策的中情占况据。重要位置； 2通过董事会共识或多数决来决策；3在委员会中公开表述不同意见。

B.财政政策委员会和财政规则

大多数国家将财政政策委员会与财政规则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将它们视为相互替代。有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文章，呼吁用有决策权的财政政策委员会代替财政规则（例如，Fatasandothers，2003；Wyplosz，2005）。然而，财政政策委员会经常与财政规则相伴而生，这可能是因为这种强硬的机构在实践中很难令人接受，而且，现实中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软权力（softpower）也不能期望它完全替代财政规则的约束作用。恰恰相反，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能够相互强化。有趣的是，大多数设立了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国家也有大量的财政规则（大约80%），且在这些国家，大部分（约3／4）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有权监督财政规则的执行（图6）。

图6 财政政策委员会和财政规则

资料来源：IMFFiscalCouncilDataset，以及作者的计算

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设立往往是在实行大量财政规则之后。在过去20年里，许多国家制定了财政规则，但是对财政政策委员会日益感兴趣却是最近的事，超过一半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是在2005年以后建立的。因此，在大多数国家，引入大量财政规则之后，财政政策委员会才开始活跃起来（图7）。仅在少数几个国家（比利时、丹麦、德国、斯洛文尼亚、荷兰、美国和墨西哥），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建立先于大量财政规则的引入。这些趋势与以下两点相一致：一是人们逐渐意识到实施财政规则的难度，二是复杂的财政规则越来越多，包括用结构性术语表述的财政规则、受技术条件影响的例外条款，以及与自动纠错机制相关的财政规则。[16]

图7 财政政策委员会和财政规则：排序

资料来源：同图6

财政政策委员会承担的一系列职能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将财政规则和财政政策委员会结合起来。

a.财政政策委员会有助于解决“财政幻觉”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打破财政规则的过度财政赤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财政幻觉”抑制了遵守规则的激励。陷入“货币幻觉”的选民对政府的预算约束机制理解不够（也就是说，目前的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未来的政策），这意味着遵守财政规则是有潜在选举成本的。[17]因此通过让公众和决策者了解合理的公共财政的优点，财政政策委员会有助于营造稳定的氛围，有助于使选民及其代表的激励相一致。

b.通过执行其预测和成本核算职能，财政政策委员会能够解决法律上的漏洞，不守承诺的政府通常会利用这些漏洞来规避财政规则，比如高估预期收入，低估计划支出以及滥用例外条款。

c.同样，财政政策委员会可以为执行更复杂的财政规则（如结构平衡规则）提供无偏的支持。通过事后评估财政规则得到遵守的情况，也可加强明确的财政规则执行程序，包括惩罚。因此，通过推动不受短期党派压力影响且更明智的财政规则的执行，财政政策委员会可以提高财政规则的可信性、透明度，进而使财政规则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另外，财政规则可以为财政政策委员会提供客观的评估基准，进而促进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工作。大量的财政规则使财政政策委员会避免陷入有争议的基准选择。当然，从委员会的最终目标和国家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来看，只有财政规则能够带来合理的赤字和政策走向时，这一论点才适用。（未完待续）

（马雪 李琼 汪德华 译）

[1]另一份研究是由OECD 高级预算官员工作组编制的“成立独立财政机构的原则”，但是，这份研究主要是案例研究，参考的国家也有限，该文指出了成立财政政策委员会时主要应该考虑的因素，包括在政治关系和运作上的独立性、可信度、透明度及有效的沟通策略。又见Kopits（2011）。

[2]关于“财政幻觉”的讨论，见Calmfors （2005），Morris、Ongena and Schuknecht （2006），Debrun、Hauner and Kumar （2009）。

[3]根据Debrun、Hauner and Kumar （2009）的调查，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的研讨记录，从21世纪初期开始，欧盟财政框架的压力越来越大，出现了大量成立独立财政机构的建议。

[4]Alesina and Tabellini（2003）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解释了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基本的杰斐逊原则究竟是什么。这些研究表明，对于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的政策，授权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工具，但不能作为一个主要工具来解决公平问题。

[5]换句话说，与货币政策的承诺问题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时间不一致性，事后可能造成高通胀，但过度赤字是政治体制的顽疾，在决策者眼中，过度赤字在事前就是最优的。

[6]这和Wren-Lewis 的定义差不多（https：/ /sites google com/site/sjqwrenlewis/fiscal-councils）。

[7]这一般也是政府机构行为的指南。

[8]比如在英国，财政研究机构的研究都是高度公开的，公众讨论也很广泛。在奥地利，政府一般使用WIFO的预测，该机构是由私人投资建立，且在奥地利享有很高声誉。

[9]注意，在比利时和斯洛文尼亚，分别有两个财政政策委员会：一个执行预测功能，一个执行咨询功能，关于比利时的讨论见Bogaert et al （2006）。

[10]von Hagen and Harden （1995），Eichengreen、Hausmann and von Hagen （1999），Calmfors（2003），Fatàs and others （2003），Wren-Lewis （2003），Castellani and Debrun （2005），Wyplosz（2005），Leith and Wren-Lewis （2006）。

[11]韩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国会讨论的议案和单个议员提交的税收提案做了400 项成本核算，同时，还以5 年为期限考察新的立法如何影响政府收支（OECD）。在墨西哥，公共财政中心对来自立法机构及其议员的提案或修正案做成本核算。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如下政策提案进行成本核算：所有提交给国会的拨款议案；国会各委员会的提案；以及预估立法中提议的联邦指令对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或私人部门造成的成本；政府项目的中短期成本。除此之外，国会预算办公室还要根据已确立的预算约束条件，追踪单个立法和追加立法的成。

[12]在美国，一些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其自己独立的财政政策委员。

[13]大多数财政政策委员会聘请国外专家担任高管，这既可以强化人们对委员会独立于政治的认识，又可以获得更多人才。

[14]一般来说，很多国家都不允许中央银行为财政政策委员会提供资金。但是，在斯洛文尼亚，中央银行可为政府提供担。

[15]这在芬兰、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很常见。

[16]比如，在欧盟的财政改革框架中，欧盟委员会要求，财政政策委员会需评估“纠正机制”的条件是否满足，引发该纠正机制的条件是否满足免责条款。委员会同时要求，在这些情况下（2012年第342条），政府须遵守“遵从或解释”条款。

[17]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公众的信息有限，政府就会为了增加连任机会，而投机取巧地增加赤字（Debrun，2011）。

经济学课件X：
对城市系统的分析

对城市系统的分析
大城市是否过大？[1]

克劳斯·德斯梅特 埃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2]

1.引言

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备受争议。据联合国预计，截至2025年全球将有近50亿人居住在城市化地区。许多城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其规模将出现爆炸性增长。例如，在未来10—15年，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人口预计将增加50%，接近1600万人（UN-Habitat，2010）。相应的，人们开始不断争论，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是否可取，这些政策是否能让大城市的居民以及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重要的是，争论并不是针对城市化本身，也即人们到底应该迁移到城市还是待在乡村，而是关于大城市是否制造了一些通过合理政策可以避免的大麻烦。人们向城市聚集为的是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设施。世界上的许多大都市，如洛杉矶和孟买，都有较高的生产力，并且都邻近水域。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道路拥堵、高犯罪率和空气污染等问题开始出现。大规模人口带来的拥堵会多快侵蚀效率和舒适度，取决于政府对道路基础设施、排污系统、清洁水源和安全保障的治理能力。不同的城市在效率、舒适度和治理能力上存有差异，因此，我们很难估计一个城市的最优规模。我们需要分析工具来帮助我们评估政策利弊，进而考察一项政策是会阻碍还是会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估城市政策时必须基于政策实施所在地的规模，也就是规模依赖型政策（scale-dependent policies）。

在分析大城市是否已经过大这一问题时，政策制定者们通常侧重于深入分析某个特定城市，如墨西哥、开罗、上海等。然而，任何一个城市都不是一座孤岛：[3]改善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吸引周边城市的居民迁移至此，相反，当某个地方出现负面冲击时，当地居民也可能迁移到别的地方。因此，考虑这类城市政策的一般均衡特性至为关键。也就是说，在做出是否使中型城市更具吸引力的决策时，政策制定者们需要了解该项决策对小型城市和大城市会有怎样的影响。[4]

因此，有必要运用城市体系的定量模型，这些模型在解释问题的一般均衡特性方面足够复杂，但其结构和数据要求足够简单，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所用。在以前的论文中（Desmetand Rossi-Hansberg，2012），我们研制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在本文中，我们首先简要介绍这一分析框架的核心内容，继而讨论政策分析所需的数据（对有兴趣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原文附录提供了一个更为详细的方法论指导），之后，我们会阐述如何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缩小大城市的规模和扩大中型城市的规模是否能增加福利？实施使城市效率和舒适度更加均衡的政策是否有实际意义？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会如何影响这些国家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具有国别特性。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有着不同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因此，本文将对以下三个国家的城市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作为基准的美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国（亚洲最大、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墨西哥（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政策问题是，减少城市特性（city charateristics）的空间差异会如何影响城市规模分布。许多国家支持平衡的空间增长，并试图减少不均衡发展。空间聚集常常被冠以怀疑的眼光，许多国家的政策旨在减少空间差异，以形成不那么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当减少不同城市间的生产率差异时，我们的定量分析显示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的反应。对美国而言，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性会降低，大城市开始变小，小城市开始变大。在墨西哥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墨西哥城在变小，但还没有其他城市能够取代它。中国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城市在规模分布上变得更加分散，这意味着将出现更大的大城市。虽然直观上看，减少空间差异可以使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性降低，但中国相反的情况则说明模型分析十分重要。否则，政策可能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旨在降低城市规模分散程度的政策可能实际上使城市规模更加分散。

在减少城市特性的空间差异时，我们发现美国和墨西哥的福利效应十分有限，而中国的福利效应相当明显。这反映出一直困扰中国的显著的生产力空间差异以及户籍制度下的人口流动性限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和经济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我们没有发现墨西哥有类似的效应，原因可能是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且空间扭曲较少。

第二个政策问题是，针对落后城市的政策是否比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政策更加有效。政府可能会选择改善边远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或者鼓励企业迁移到特定地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帮助经济下滑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Glaeser and Gottlieb，2008）。另一个例子是欧盟的结构性基金，旨在给人均收入低于特定水平的地区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补贴。另一些政策则是支持特定规模的城市。例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对小型城市有所侧重，原因主要是基于政府“控制超大城市，适度发展中型城市，鼓励发展小型城市”的政策思路（Kamal-Chaouiet al.，2009）。我们的结论显示，针对小型城市的政策不如针对落后城市的政策有效。“鼓励发展小型城市”，正如中国过去所做的那样，可能并无根据。当然，要针对落后城市出台政策，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基于不同特性对城市进行排序，我们的模型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本文还分析全国性冲击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作为例证，我们评估了墨西哥1994年危机的影响，结论显示，危机期间城市间生产率的差异扩大。这说明，一国最大的城市，如墨西哥城，与其他较小的城市相比，冲击对其的影响较小。由此看来，大城市更易于消化吸收经济冲击。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部分简要说明理论框架，并且讨论所需数据。第3部分以美国为基准进行方法论分析。第4部分对中国和墨西哥进行比较分析。第5部分是结论。附录部分可以帮助读者具体了解分析过程。

2.一个城市体系的简单框架

要分析不同政策如何影响一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我们所需的分析框架应该考虑到每个城市都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对一个城市的冲击也会影响其他城市。例如，改善中型城市的基础设施不仅会增加这些城市的吸引力，而且对更大的城市也有影响。分析框架还应该考虑到，城市规模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生产率、基础设施、治理能力等。这些不同的决定因素相互关联，若单独改善城市某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我们（2012）开发出了这样一个城市体系模型。下文将概述这一模型。对有兴趣采用这一方法论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原文附录可作参考。

在我们（2012）的模型中，一个国家有许多城市，因此该模型不适用于研究单独某个城市的创建或毁灭。在模型中，每个城市有三个特性影响其规模：

（1）效率。一个城市的生产率指的是城市的产出效率。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城市的生产率外生给定，也可以假定生产率（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其规模，因为经济具有集聚效应。换句话说，较大的城市可能变得更大，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生产率，然而，也有可能是，更大的城市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

（2）舒适度。一个城市的舒适度指的是能改变城市作为居住地的吸引力，但不直接影响城市生产率，也不扭曲劳动力市场的那些因素（积极的或消极的），包括天气、自然特性（接近水源）、污染、犯罪、文化和体育活动，以及其他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

（3）过度摩擦。随着城市的扩张，更多的道路拥堵也会不期而至，从而制约了城市的人口容量。但是，即使是相同规模的城市，也不是所有东西都一样。一些城市在处理拥堵问题上比其他城市效率更低，这可能反映出如下事实，即相比于其他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不善于提供能缓解拥堵的基础设施，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地方税率或其他扭曲。我们所说的城市过度摩擦指的就是在考虑城市实际大小的情况下，那些仍超过我们预期的种种扭曲。

一个城市若有着更高的效率、更舒适的环境和更少的过度摩擦，那么这个城市将会进一步扩大。当然，单独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特性，也取决于和所有其他城市的比较。一个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城市，若相比之下还有许多更高生产率的城市，那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也会相对较小。如果没有人愿意（或能够）迁移，城市体系就处于均衡状态。这并不是说城市间的工资水平应该均等化。即使能够零成本迁移，人们也可能愿意接受一个舒适度较高但工资较低的城市。许多国家存在限制移民的情况，如中国。在我们的模型中，一个限制移民进入的城市舒适度就会更差。对此，本文将在讨论我们就中国得出的一些研究发现时，回到人口迁移这一问题上来。

我们2012年的模型对数据的要求相对较低，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优势。我们用收入、工作时长和资本（资本不是必须项）来确定效率；用收入、消费和工作时长来估计一个城市的扭曲程度，之后，我们将该城市的扭曲程度与同等规模的城市可预期的扭曲程度加以比较，便可以得到一个城市的过度摩擦状况；最后，我们使用城市人口数据，并将城市实际规模与模型中生成的规模相匹配，来确定一个城市的舒适度。原文附录中详细提供了这三个特性的具体确定方法。

最重要的是，不同层级城市的人口、收入、消费、工作时长和资本等数据能足以识别城市规模扭曲的决定因素。收集这些数据相对容易。表1对美国、中国和墨西哥的这些数据做了说明。一些大都市数据，如美国的城市GDP、中国和墨西哥的城市人口数等，可直接从国家统计部门获取。另外一些大都市数据，如美国和墨西哥的工作时长，需要基于微观数据。即使不用微观调查数据，我们也需要在城市层面汇总相关数据。例如，美国的许多城市数据都是由下属县（counties）的数据汇总生成，墨西哥的许多城市数据都取自下属市（municipalities）。

为了使辖区间的数据可比，有人建议使用地理单元划分法。在美国，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MSAs）能反映有意义的经济地理因素，这种方法比使用县或地方（places）更可取。在中国，地级市成为包含所辖农村地区的一个都市区域，并且遍布全国，这与美国的大都市统计区不可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用地级市所辖分区（只包括城区）而非地级市本身的原因，目的就是能使之与美国的大都市统计区可比。对于墨西哥，我们依然用大都市区的概念，这与墨西哥国家统计局（INEGI）的界定一致。

一旦我们能衡量一国所有城市的上述三个决定因素，就可以进行反事实的政策模拟。例如，我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中国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降至美国的水平，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会缩小还是扩大中国超大城市的规模吗？会改善中国民众的福利水平吗？哪些城市的福利会增加，哪些城市的福利会损失？假定未来10年里，技术扩散会缩小中国不同地区的生产率差异，上述问题就都与政策制定者们有关。

表1 相关变量

3.美国的城市系统——基准

大城市必须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舒适宜人或高效运转，否则，它们很难成长为现在的规模。但是，城市的变大也伴随着拥堵成本，政策常旨在通过改善落后地区，降低城市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点，可以加快高产出投资（提高效率），提升作为宜居城市的吸引力（提升舒适度），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减少过度摩擦）。与平滑商业周期政策类似，区域性政策也试图平滑空间差异。

要分析这类政策的作用，我们首先来看美国的情况。美国可以为比较中国和墨西哥的情况提供一个很好的基准。为获得区域性平滑政策的最大潜在效应，我们的反事实政策分析要把三个城市特性（效率、舒适度和过度摩擦）的空间差异完全消除，方法是用加权平均人口来设定它们的值。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当完全消除上述三个特性的空间差异时，城市规模分布会有什么变化，对单个城市的发展有何影响，以及整体福利的变化。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政策可以完全消除空间差异，但这样做可以为我们提供政策可实现的最大作用。

图1显示了我们的分析结果。其中，左上图显示了实际的城市规模分布，其他三个图分别显示了消除三个城市特性的空间差异时，实际的城市规模分布与反事实模拟的城市规模分布。图中的横轴表示人口规模的对数，纵轴表示城市规模变大的概率的对数。对于横轴上给定的城市规模，它所对应的纵轴表示大于给定规模的城市占比。较陡的斜线说明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性较低，也就是小城市变大而大城市变小。这是描述城市规模分布的一般方法，尽管该方法强调分布的上尾部（uppertail），而且更重要的是，齐普夫定律（Zipf’slaw）显示的城市规模分布是一条斜率为－1的直线（类似于图1左上角所述的美国情况）。

图1 消除城市特性差异后的反事实模拟（美国）

通过比较实际分布与反事实模拟分布，我们发现，在城市规模分布中，效率和舒适度差异的效应有限，而过度摩擦差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确，当效率和舒适度差异消除后，反事实模拟分布几乎没有改变实际的城市规模分布，也就是说，即使所有城市的效率和舒适度都相同，城市规模分布也不会改变很多（排除一些城市变得很小的情况）。相反，如果所有城市的过度摩擦状况相同，城市规模的分散程度将更小，不同城市的规模将比现实更加趋同。就如分解不同增长因素的相对作用一样，这一方法也可以被理解为分解不同城市特性的相对作用。这一分解说明，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多是过度摩擦差异导致的结果。

消除城市特性差异相当于消除城市空间差异。商业周期文献在分析平滑跨期冲击如何增加福利时所使用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消除空间差异对福利的影响。如图1所示，这些福利效应都比较小：若所有城市的效率相同，福利将增加1.2%，若所有城市都有相同的舒适感，福利将增加0.2%，若所有城市的过度摩擦状况相同，则福利增加0.9%。从消费等价（consumption equivalence）的角度来看，相应的数字将是12%、2%和9%。虽然增幅较小，但正的福利效应也符合我们的预期。消除空间差异将使人们在空间分布上更加均衡。假定拥堵成本随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空间差异的消除将增加福利。正如之前提到的，从政策角度来看，福利增加是有上限的。的确，完全消除空间差异的可能性很小，城市的一些特性受自然和地理条件限制，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另外，本文的反事实模拟还假定人们的迁移成本为零，这与实际情况也有很大出入。

由于城市特性可能与城市规模有关，消除空间差异常被认为是一种规模依赖型政策，而且相对于中小城市，这一政策对大城市的发展影响更大。例如，图1显示，效率均等化可以使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性降低：大城市变小而小城市变大。这种情况下，洛杉矶的人口可能减少29%，纽约和芝加哥的人口可能减少77%和46%。就此而言，消除效率差异的政策就是能让小型城市比大城市更多受益的规模依赖型政策。消除过度摩擦差异的政策也是规模依赖型政策。然而，一个城市的舒适度与其规模关联不大。例如，当舒适度均等化时，一些城市可能受损（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人口将分别减少8%和42%），而另一些城市可能获益（纽约和费城的人口可能分别增加44%和39%）。

虽然消除效率差异和舒适度差异对城市规模分布的效应有限（从反事实模拟分布和实际分布中看不出区别），上述提到的城市案例说明，城市大小排序会有变化。例如，当均等化所有城市的效率时，纽约从美国最大的城市下滑为第六大城市，被里弗赛德、洛杉矶、芝加哥和菲尼克斯等超越。美国目前最大城市里弗赛德的人口与纽约人口大致相当。城市的变迁表明，在看似稳定的城市规模分布背后，人口的再配置正悄然进行。利用戴维斯等人（Davis and Haltiwanger，1992）的方法把新工人计入总人口，我们发现消除效率差异可以使37%的人口实现再配置，而消除舒适度差异和过度摩擦差异相对应的数值是20%和44%（人口再配置的情况在图1各分图的上端给出）。

需要注意的是，消除差异政策对福利的不同影响是建立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假定之上。如果考虑迁移成本和再配置效应，消除差异政策带来的温和的正福利增加可能消失甚至变负。实际上，许多城市将遭受大的冲击，即使存在迁移成本，人们也可能选择迁出。这将很容易把温和的福利增加变成大的福利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旨在减少空间差异的区域性政策可能收效甚微：它们在强迫许多人迁移的同时可能伴随着明显的福利损失。

4.中国和墨西哥的比较

4.1 中国

（1）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

对于美国，我们发现即使消除效率（或城市规模的其他决定因素）的所有空间差异，福利的增加也十分有限。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情况。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城市化快速推进，众所周知，中国的空间差异要比美国大得多，例如，中国处于80百分位的城市的生产率比处于20百分位的城市的生产率高出71%，而同样的数字在美国是32%。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其空间差异将收敛到成熟经济体如美国的水平。对于要做出长期决策（如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和规模）的政策制定者，有必要了解中国未来的增长将如何影响其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因此，与其分析消除空间差异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不如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当中国城市特性的差异程度与美国相同时，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将如何变化。

图2 城市特性差异降至美国水平时的反事实模拟（中国）

图2给出了分析结果。具体来看，在右上图中，我们将中国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降至美国水平，但没有改变人口加权平均效率。左下图和右下图也分别对舒适度和过度摩擦进行了类似处理。结果显示，降低空间差异的福利效应相当明显。当中国城市间的效率差异与美国相同时，福利将增加17.7%。类似的，当舒适度差异降至美国水平时，福利将增加22.6%。从消费等价的角度来看，所对应的数值还要更大。与美国不同，这些数值说明降低空间差异对中国的福利有较大的正效应。在分析美国的情况时，我们假定完全消除空间差异，而在分析中国的情况时，我们仅假定将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由此看来，中国的分析结果更令我们振奋。如果我们完全消除中国的空间差异，像美国的反事实模拟一样，福利效应将会更大。例如，就效率而言，中国的福利增幅将达到55%，而美国则仅增加1.2%。

对于将效率的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大城市，我们发现，北京的人口数将减少87%，上海将减少88%。除了重庆（人口数将增加46%），其他多数大城市都会流失人口。这是否意味着，当技术在中国不断扩散时，中国的大城市将会消亡？答案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图2所示的可能是一种相反的情况：降低效率差异将使城市规模分布更加分散，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城市将会更大而小型城市将会更小。因此，与美国不同，平滑美国城市间的效率会使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更加均衡，而中国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一结论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说明我们有必要在多因素决定城市规模的模型框架下分析政策，否则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旨在降低城市空间差异的政策可能反而使城市规模分布更加分散。

北京和上海的城市规模缩小似乎与城市规模分布可能更加分散的直觉不相符。一些舒适度较高而效率较低的中型城市将变成新的大城市，而且比现在的北京和上海还要大。中国的三大城市会变成安徽六安（预测人口1600万）、重庆（预测人口1500万）和四川巴中（预测人口1300万）。除了重庆本就是大城市外，其他目前的大中型城市人口都在100万至200万。但是，因为它们的舒适度高于平均水平而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因此提高它们的效率可以使它们变成大城市。

将舒适度的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也可能导致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更加分散。这是因为中国许多较大的城市舒适度反而较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过去和现在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移民限制。的确，如果大城市通过限制人口流动人为地控制规模，根据本文的模型，这些城市的舒适度将会较低。以一个预测规模应该比实际规模更大的高效率城市为例，在这样的城市里，模型中的一些其他因素阻碍了该城市的进一步扩大，而这一因素又反过来使城市的舒适度降低，结果是，许多具有较高效率的东部沿海城市，它们的舒适度反而较低。若提高这些城市的舒适度，它们将迅速扩大。广东的一些城市就是如此，这些城市构成改革开放时划定的经济特区。若提高舒适度，深圳的人口将达到2700万，广州的人口将增加64%。这一发现与亨德森等人（Au and Henderson，2006）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大城市还太小。众所周知，人口迁移限制在中国并不是时时处处都适用。《世界发展报告》（2009，第221页）曾列举了重庆和成都的例子，认为它们实施的完全是一种基于城镇化的增长策略。如果这些城市从政府推崇的城乡移民政策中受益，反映在我们的模型中就应该具有较高的舒适度。这也与我们的结论基本一致：降低城市间舒适度的差异，将使重庆的人口减少83%，成都的人口减少46%。

虽然人口流动限制源于户籍制度，但并不是所有限制都与政策有关。随着城市的发展，住房要重建改造，城市其他基础设施也需要重建。这一“随发展而建”的模式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只会逐渐收敛到它的稳态人口水平。深圳就是如此：尽管模型预测深圳的城市规模还太小，但我们很难区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限制，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受“随发展而建”的约束。深圳曾被认为是中国自1979年以来发展最快的城市（《世界发展报告》，2009），但很难发展得更快，即使这座城市没有移民限制。其他城市问题也影响了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包括严重的空气污染，而且中国比美国更为明显。另外，在本文的模型中，污染对舒适度的作用为负，它会降低人们在城市（如北京）居住的意愿。由此看来，中国一些大城市较低的舒适度也可能是环境问题造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降低效率或舒适度的空间差异可能使城市变得更大，且带来巨大的福利增加。更高的人口流动也归功于舒适度差异的收窄，使大城市进一步扩大。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和高效的管理手段在空间上不断扩散，城市间的效率差异也必然会变小。因此，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中国将出现更多更大的大城市。

（2）城市政策

本文在前一部分重点考察了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空间演化方向，接下来我们将分析特定城市政策的效应。一项基本城市政策是改善落后地区的生存条件，另一项基本政策是支持特定规模的城市快速增长。前一项政策主要针对生产率落后、舒适度较低或治理能力较弱的城市。例如，欧盟的结构性基金主要用于补贴人均收入低于特定水平的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又如，中国先发展沿海城市再发展内陆城市的战略。在中国，选择先发展哪些城市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例如，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城镇化战略主要基于“控制超大城市，适度发展中型城市，鼓励发展小型城市”的政策思路，虽然近年来这一政策已逐渐被淘汰（Kamal-Chaoui et al.，2009）。

表2 中国的城市政策

以下，我们来分析上述两类政策的效应，也即使落后城市受益的政策以及使不同规模城市受益的政策。表2给出了分析结果。第1行估计了改善落后城市生存条件的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城市按效率水平排序，之后取最末四分之一的城市，将它们的效率提高20%，由模型预测可知，这些城市的福利将增加4.9%。相应的，提升舒适度和减少过度摩擦也有正的福利效应，分别为13.7%和0.2%。后3行显示了第二类政策的效应，即分别改善小城市（最末四分位城市）、中等城市（第二个四分位城市）和大城市（最上四分位城市）的政策效应。有两个结论较为显著：第一，改善落后城市比改善小城市更加有效。例如，将小城市的舒适度提升20%可使福利增加4.5%，而将落后城市的舒适度提升20%可使福利增加13.7%。第二，对比不同规模的城市政策效应可知，政策所针对的城市规模越大，政策效应越明显。我们对此当然不感到惊讶，因为提高大城市的效率（或其他城市特性）比提高小城市的效率（或其他城市特性）受益的人群更多更广。例如，将大城市（约140万人口）的效率提高20%，福利将上升12.1%，而同样的政策若针对小城市（少于50万人口），则福利仅可增加2.0%。

从预期收益的角度来看，上述结论说明政策制定者应该致力于改善大城市。当然，这些政策还存在实施成本的问题，而且城市大小不同成本也不同。因此，只有这些城市的实施成本都相同时，我们才能得出结论：政策针对大城市效果更佳。例如，假设有两个孤立的城市，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城市来修建高速公路以贯通全国，那么，我们可能倾向于选择较大的城市，但是，很多其他政策很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加，如修建基础设施或者改善学校势必会增加城市人口，从而使成本加大。因此，提高大城市的效率比提高小城市的效率需要更多的资源。

表3 人口加权特性不变时的中国城市政策

为剔除特定政策使更多人受益（实施成本也因此更高）的政策效应，表3对同样的城市政策进行了分析，只是保持了人口加权的城市特性不变。换句话说，事先维持总效率不变，只改变效率在城市间的分布，如此，一些城市的收益将建立在其他城市的损失之上。[5]我们用类似方法分析舒适度和过度摩擦。显然，依靠城市特性确定政策对象比依靠规模确定政策对象更加有效。实施这项政策需要基于不同特性对城市进行排序，我们的模型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进一步分析可知，基于规模分类的政策很难清晰地确定政策对象。例如，从舒适度角度来看，针对小城市的政策更加有效，而从效率角度来看，针对中等城市的政策效果更明显。到底何种城市受益最大将取决于不同规模城市不同特性的分布。

除了福利效应，这些政策还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图3显示了效率改善时模拟的城市规模分布。这对应于表2中的城市政策。所有政策（除了针对大城市的政策）都倾向于让大城市变小。例如，如果效率最低的四分位（quantile）城市将效率提高20%，中国最大的城市仍是上海，但人口会下降21%。其他两个大城市北京和重庆的人口也将分别下降22%和6%。

图3 不同城市政策的反事实模拟（中国）

4.2 墨西哥

（1）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

在分析了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后，我们现在来看作为拉丁美洲重要经济体的墨西哥。我们首先提出一个和中国一样的问题：当墨西哥的城市特性差异与美国相同时，墨西哥的城市规模分布将会怎样？图4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与中国相比，墨西哥的福利效应相对较小。如果墨西哥城市间的效率差异与美国相同，墨西哥的福利将会增加0.1%，而在中国是17.7%。就舒适度而言，墨西哥的效应略大些，为0.8%，但仍小于中国的22.6%。

效应变小的主要原因是，与中国相比，墨西哥的情况更接近美国，尤其是城市效率方面。墨西哥80百分位上的城市的生产率比20百分位上的城市的生产率高出43%，而中国和美国分别是71%和32%。这意味着，技术扩散在墨西哥更加明显，从而降低了空间差异。就舒适度而言，较小的福利效应意味着墨西哥的人口流动限制小于中国。当我们比较完全消除不同城市特性的空间差异在中墨两国所产生的福利效应时，我们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如下结论：与中国相比，墨西哥的空间结构更接近于美国。例如，就效率而言，完全消除空间差异后，墨西哥的福利将增加0.7%，而在美国和中国分别是1.2%和55%。

图4 城市特性差异降至美国水平时的反事实模拟（墨西哥）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降低空间差异如何影响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本文研究发现，把效率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时，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将更加分散，而墨西哥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墨西哥城的人口将减少17%，由原来的1920万人减少为1600万人。这与美国的情况基本类似，在美国，降低空间差异也会导致纽约城市的规模缩小。然而，墨西哥与美国不同的是，没有其他城市可以代替墨西哥城，一些中型城市可能变大，但很难达到墨西哥城的规模。例如，莱昂市的人口可能从140万人增加到230万人，其他一些中型城市的人口也会增加（普埃布拉增加16.5%，阿瓜斯卡连特斯增加34.2%，阿卡普尔科增加115.6%），这些都相对好理解，比如，阿卡普尔科是墨西哥舒适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一旦提高它的效率，这座城市将迅速扩张。

当降低城市间舒适度差异时，效果会非常不同。许多大城市的人口将下降，如瓜达拉哈拉的人口将减少56%，但墨西哥城的人口会从1920万人增加到2740万人，提华纳的人口也会从150万人增加到630万人。这反映出后两个城市的舒适度较低。我们再次重申，本文所说的舒适度应从广义层面来理解。任何阻碍城市发展但不扭曲劳动力供给的特性都界定为低舒适度。例如，污染和复杂的地形会阻碍墨西哥城的发展，它们就可以被认为对舒适度有负作用。

（2）城市政策

和分析中国时一样，我们现在来看两种类型政策的效应——针对落后城市的政策和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政策。表4给出了墨西哥的分析结果。如果我们将效率最差的四分位城市的效率提高20%，模型预计墨西哥的福利将增加0.4%，提升舒适度的类似政策将使墨西哥的福利增加0.7%，而降低过度摩擦的政策没有显著作用。至于规模依赖型政策，小城市的状况改善20%带来的效应非常小，福利仅增加0.1%，而大城市的效应相对较大，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墨西哥与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任何一种政策的福利效应都相对较小。

结论再次表明，针对大城市的政策效果更加明显，这不足为奇。与中国一样，如果我们控制住改善大城市的状况能使更多人受益，就会发现最好的政策是针对最落后城市的政策。如表5所示，提升最落后城市的效率可以使福利增加0.2%，而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政策仅可将福利增加0.1%或更少。

表4 墨西哥的城市政策

表5 人口加权特性不变时的墨西哥城市政策

（3）墨西哥变化中的城市规模分布

至此，我们已经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城市体系，显然，我们的方法论还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时间上的城市体系。当我们把墨西哥的空间效率差异降至美国水平时，墨西哥的福利先从1989年的0.2%增加至1994年的0.6%，再从2000年的0.3%降至2005年的0.1%。[6]

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对城市效率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接下来将以此为背景进一步考察上述结论。如前所述，不同地区的效率均等化会以大城市为代价，推动中等城市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福利的正效应越大，效率差异越大。若真是如此，城市规模分布的时间走势（temporalpattern）就会显示，效率差异在经济危机期间会有所扩大，也就是说，相比于小城市，大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小。数据可以证实这一观点：效率对数的标准差先从1989年的0.27上升到1994年的0.32，之后开始下降，2000年为0.23，2005年为0.16。此外，比较墨西哥城市效率随时间变动和随规模变动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除了1989—1994年相关系数为正外，其他年份都为负，说明大城市比小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小。这可以从墨西哥城市的反事实模拟中看出。我们已经知道，效率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对墨西哥城具有负效应，但这一效应在1994年更为明显。模型预测，1989年和2005年墨西哥城的人口分别变动－11%和4%，但在1994年的危机年份，模型所预测的变动值要大得多，为－53%。

除了分析危机的空间影响，本文还试图研究墨西哥城市体系的长期空间发展趋势。效率差异的缩小意味着，随时间推移，效率在空间上有收敛倾向。事实上，截至2005年，墨西哥的效率空间差异已收敛至美国水平。另外一个我们观察到的长期趋势是墨西哥城舒适度的恶化。如果墨西哥城的舒适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它1989年的人口要下降41.7%，而到2005年这一趋势则完全扭转：舒适度同样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却要增加40.0%。

5.政策性结论

本文用一个简单的城市体系模型进行了政策分析。我们的分析重点是美国和其他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墨西哥。以下是本文得出的一些政策性结论。

第一，降低城市之间的空间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城市会变小。如果效率在空间上更加均衡，墨西哥的大城市将减少，但中国的大城市会增加。大城市是否减少取决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多个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中国，许多中等城市的舒适度较高但效率较低，提高这些城市的效率能促进它们快速壮大，甚至超过中国目前已有的大城市。换句话说，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可能下降，但其他城市可能超越并替代它们。相反，墨西哥城的人口会下降，但仍是墨西哥最大的城市。

第二，在一个成熟经济体如美国，完全消除空间差异的福利效应很小。鉴于政策不太可能完全消除城市间的差异，这些小的效应可以理解为政策效应的上限。另外，如果考虑减少空间差异政策带来的人口再配置成本，这些小的正福利效应可能会变成负的。这意味着，致力于降低美国城市间差异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

第三，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城市空间差异更大。随着中国和墨西哥的进一步发展，它们的空间差异将收敛到发达经济体（如美国）的水平。效率空间差异降至美国水平，可以使中国的福利增加17.7%，使墨西哥的福利增加0.1%。中国较大的福利效应可以归因于城市间较大的效率空间差异，而墨西哥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类似的政策，如降低舒适度的空间差异，可以使中国的福利增加22.6%，使墨西哥的福利增加0.8%。中国较大的福利效应似乎与户籍制度下的人口流动限制有关。考虑到技术在空间上的扩散和人口流动限制的取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一定会从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再配置中受益。墨西哥的效应较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且没有明显的人口流动限制。

第四，城市政策常常关注改善落后地区的条件或重点支持特定规模城市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政策实施成本不随规模增加的情况下，针对落后城市的政策更加有效。在分析不同规模城市的政策效应时，我们发现针对大城市的政策效果更佳，因为大城市的受益人群更多更广。我们常看到的发展中国家支持小城市的政策一般而言并无根据。因此，为了使政策实施基于城市特性而非城市规模，我们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对不同特性的城市进行排序。本文的模型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第五，全国性冲击有明显的空间效应。本文对1994年墨西哥经济危机的分析发现，危机扩大了城市间的效率差异。这意味着，相比于小型城市，墨西哥的大城市（如墨西哥城）受到的冲击较小，也就是说大城市更易于消化吸收全国性冲击。

第六，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对城市系统的定量分析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单独分析一个城市的政策而不考虑它对其他城市的影响本身具有误导性。尽管实施这一框架所需要的数据有限，我们仍希望这一框架可以为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

（山西省统计局晋中市调查监测中心 张彩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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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laus Desmet,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教授，Esteban Rossi-Hansberg,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和伍罗德·威尔逊学院教授。

[2]本项目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中心的支持(批准号:RA-2009-11-015)，原文见Glaeser and Joshi-Ghani 编著的，The Urban Imperative:Towards Competitive Ci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因篇幅所限,本文附录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 citicpub.com.

[3]正如诗人John Dunne 描述的那样：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4]关于企业动态变化和产业政策的文献也对该问题有所关注。例如，补贴小企业而非大企业的政策是否可取(参见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

[5]当然,若假定政策可导致人口流动，则事后的总效率也会不同。

[6]2005年的数字与图3略有不同，因为此处的城市样本数略少。

印度城市建设的私营化
古尔冈的启示

施卢蒂·拉贾戈帕兰 亚历山大·塔巴罗克[1]

城市世界的新型城市

1950—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翻了两番，到2050年还会再增加1倍。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和城市化率的提高都比发达国家迅速。例如印度，其城市人口将在2000—2050年内增长2倍。2015—2030年该国的城市人口会增加2.68亿。[2]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0年）估计，这种人口扩张速度需要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包括每年修建7亿—9亿平方米的商业和住宅空间（相当于一座新的芝加哥城），以及25亿平方米的公路和7400公里的地铁。

这些数字隐含的问题并不在于扩张所需的开支。总人口和城市人口（其生产率高于农村地区）的增加以及国家生产率的提升，很可能产生远大于支撑人口膨胀所必需的财富。真正的问题在政治和组织层面。目前许多欠发达国家，包括印度，仍然处在腐败高发、效率低下的状态，特别是在城市管理方面。

明智而有前瞻性的政治机构和行动者，可以在发展之前做好规划，给未来的街道、下水道、供电（地下通道）和公园预留空间，从而大大降低城市转型的成本。如果事先得知下水道等各种接入点会设置在哪里，私人开发商甚至可以提前计划好如何连接主要下水道。不巧的是，即将出现城市大规模扩张的发展中国家缺少预先规划的成功经历。事实上，有远见、能干、独立且廉洁的官员在任何地方都属凤毛麟角。

我们也许期待深谋远虑又热心公益的政府机构和规划者给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智慧的城市规划。但是，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内，建立数百座新的大城市。[3]指望发生这种史所罕见的巨大转变似乎并不明智。那么还有别的选择吗？本文将探讨私人城市规划（private urban planning）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替代政府规划。

我们以印度古尔冈市为案例，研究国家无法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和城市规划时，私人部门如何接手这些事务。在古尔冈，私人部门填补了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造成的许多缺口。但是，有些缺口仍然大到非私人部门所能弥合。

古尔冈概述

古尔冈是哈里亚纳邦的一个行政区，位于德里的西南部（见图10.1）。1979年古尔冈从哈里亚纳邦人口较多、较发达的法里达巴德划分出来时，差不多就一个村庄那么大。当时，法里达巴德已经是四通八达、公用事业完善的强大工业城市，而古尔冈基本上还是荒郊野地，没有地方政府、公用事业和运输系统。正如《纽约时报》（Yardley，2011）强调指出的，划分之后，两个地区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法里达巴德一直在努力挣扎，古尔冈却繁荣兴旺，翻滚着后自由化时代的增长巨浪，成为印度的信息技术（IT）枢纽和增长最快的中心城市之一。

1991年，古尔冈市已有约12.1万城市人口；到了2001年，城市人口扩增到87万，2011年达150万（1991年人口普查）。[4]截至2013年，近半数《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古尔冈开展业务，包括美国运通、通用电气、摩托罗拉、戴尔、IBM、微软和谷歌。世界各地的许多龙头企业也选择在古尔冈建厂（《印度斯坦时报》，2013年a版）。就这样，古尔冈成为印度年轻中产阶层工人进军高新技术产业的首选地。伴随这些工人而来的是各种便利设施。古尔冈有43座购物商场（包括“印度购物中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商场之一），豪华的公寓高楼拔地而起，辉煌的摩天大厦栉比鳞次，还有7个高尔夫球场，外加至少6家五星级酒店。

图1 古尔冈和法里达巴德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

古尔冈被誉为“印度的新加坡”，[5]但与新加坡不同，古尔冈的公共基础设施很差。那儿没有全市范围内的下水道、供水、供电系统。污水通常都往附近的河流或空旷地排放。地下水严重匮乏，并且正在迅速枯竭；停电已成家常便饭。此外，古尔冈的公共交通设施落后，甚至等同于没有（虽然2013年开通了一条直达德里的地铁）。公共场所警力不足，治安也很糟。一句话，从私人部门的发展来看，古尔冈是蛮像新加坡，但就公共部门的发展而言，它和印度其他城市一般无二。

古尔冈：历史与发展

古尔冈爆炸性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哈里亚纳邦解除了对征地程序的限制，以及古尔冈是没有地方政府的奇怪城市。在1990年代初关键部门自由化之后的高增长时期，限制的解除和古尔冈邻近德里的自然优势（德里自身就深受限制所累），让私人开发商抓住机会兴建住宅和办公园区，修建各种设施，从而满足了印度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产业的需求。

土地征收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随着城市向外扩张、周边土地变成了城市用地而增值，土地逐渐被农民转卖给了建筑商。印度的这个过程显得更具政治性、更繁复也更缓慢，因为转换和购买农业土地进行非农开发建设受到诸多限制。这里我们只做简要概述（更多详情参见Palit and Bhattacharjee，2008；Morris and Pandey，2009）。

依照一般规则，每位土地所有者必须根据关于城市和邦的具体分区法律申请非农用途权限，而且每宗申请都会按不同情况考虑。非农用途许可（NAC）通常只授予某个特定的非农用途，而不是土地附带的一般权利。换言之，农民不能在取得其土地的非农用途权利后，再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任意买家。想把土地作为非农用地卖掉的农民，必须先找到有土地使用预定计划书的买家，然后为那项具体用途申请非农用途许可。卖家、买家和国家之间玩的是一系列高交易成本的讨价还价博弈，并不依靠土地市场；各方都有大把机会进行威胁、要挟或拖延。因此，个人买家和卖家往往并不处理这些事务，唯独那些有能力应对政府机构的大公司最终能获得邦政府的非农用途许可。而且，获得非农用途许可只是第一步。要想切实建造些什么或改变土地用途，开发商还得弄到“土地用途变更权”（CLU）。土地征收和开发的整个过程通常需要闯过政府设置的层层关卡。

虽然对私人开发商来说，购买农业用地、转换用途极其困难，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漏洞。印度被殖民时期的《1894年征地法案》，允许国家和各邦政府凭借征用权，以任何公共目的或根据第4节第（1）款，为某个公司征购土地。最近推行的《2013年土地征收法案》也有类似规定。私营公司同样免受该土地征收法案的限制，只需得到邦政府的许可就能获取土地。

在哈里亚纳邦，立法机关已通过若干法律，使私人企业能够为推动乡镇发展大规模征地。首先，在1970年代，哈里亚纳邦政府取消了烦琐的非农用途许可要求。接着，1977年《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授权法案》准许该邦收购农业用地以促进城镇发展。同时，特许私人开发商依照1975年《哈里亚纳邦城市地区发展与监管法案》连片开发各乡镇的大小地块。古尔冈简易的征地程序有助于私人开发商聚集土地，也意味着私人部门可以更容易在该地区修建道路和高速公路。由于古尔冈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所以几乎没人反对把土地转为非农用途（Debroy and Bhandari，2009）。

1977年《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授权法案》批准成立了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HUDA），这个统一机构主要负责协调城镇和产业规划。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创建之前，一大堆部门和法律管理着规划过程的各个方面，极少相互协作。

哈里亚纳邦政府素以施行“单一窗口”审批广受赞誉，其简化程序对获得改变土地用途的许可要求很低。理论上，政府仍须根据各种分区条例、各种法律和各个部门，要求开发商申请土地用途变更许可。[6]然而，无论是1977年的《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授权法案》还是2005年的《哈里亚纳邦经济特区法案》，都允许政府做出例外规定。

地方政府

和古尔冈一样，哈里亚纳邦的法里达巴德也得益于简便的土地征收和开发程序。不过，除邦政府外，法里达巴德还有市政府。而大部分是农业荒地的古尔冈在发展初期，既没有市政府也没有其他什么“地方机关”（ULB）管理城市规划和公共物品。

根据《印度宪法》“第七十四次修正案”（1992）的第12项，承认地方机关作为代议民主制的第三级机构的法定地位，并授予它们管理城市规划的权力，包括调控土地使用、建设道路和桥梁、处理供水和垃圾，以及地方政府的其他行为。按照1991年印度政府所做的人口普查，古尔冈并不符合城市发展部给一个地方政府设定的标准[7]；哈里亚纳邦政府也没有宣布古尔冈属于城市地区，也即，在1991—2001年人口普查期间拥有5万以上人口。古尔冈成了“漏网之鱼”，2001年以前一直未被归为城市；直到2008年，新的分类才要求古尔冈设立市政机关。

由于古尔冈没有地方机关，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握有允许土地流转的关键否决权，也是给私人土地开发商发放牌照的主要权力中心。重要的是，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还是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局长。因此，制定土地管理相关决策的责任，全落在了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办公室（CMO）手上。[8]

垄断性腐败和系列、竞争性腐败

为获得土地用途变更许可而导致的腐败在印度大多数城市已成常态，古尔冈也不例外。通常，与哈里亚纳邦政府有关联的中间人先向私人开发商借来大笔贷款，取得必要的土地用途变更许可，接着从农民那里买下土地，然后把土地转让给私人开发商。由于土地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不断上涨，古尔冈的腐败现象尤其猖獗。即便如此，在古尔冈获取土地用途变更许可，仍然比其他城市容易。因为顶层的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掌控着土地用途变更许可证的发放，法律或监管上的复杂性相对很小。所以，对开发商来说，问题无非就是给土地设定适当的价格并收买必要的当事人。

把哈里亚纳邦的发展和印度其他地方相比较，可以发现“垄断性腐败”与“系列、竞争性腐败”之间的重要区别。腐败的垄断者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收费”（即贿赂），这不至于杀死下金蛋的鹅。相反，如果开发商必须支付一系列独立的费用，每项费用都是达到最终目的所必不可少的，那这些费用的总和很容易超出单个垄断者最大化收益的费用，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系列垄断者并不考虑自己的收费对其他收费者的利润造成的影响（Shleifer and Vishny，1993；Gardner et al.，2002；Heller，2008）。

治理古尔冈的只有一个垄断者：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办公室。集中控制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督促部长办公室不至于把收费率提高到自断财路的地步。与此相反，法里达巴德的决策和收费分散在众多官僚机构，总费用令土地开发减至低于租金最大化的水平，因而对所有人都造成了损失。

私人开发商

古尔冈成为新兴城市的历程，始于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问题。最初的时候，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DLF）是印度独立后德里的首批开发商之一。成立于1946年的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积极发展德里的街区，直到私人开发商被1957年设立的新德里开发局挤出（Debroy and Bhandari，2009）。新德里开发局严格按照社会主义规划的控制机制管理土地供应和需求。区域划分和土地使用规则约束了德里的土地供应，从而加剧了稀缺性，反过来又导致违法建筑激增，几乎所有类型的建造和土地分配都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由于2007年以前《德里总体规划》未曾做过修改，因此合法开发房地产的机遇一缩再缩。企业和市民于是转向附近的法里达巴德和古尔冈，寻求便宜的土地和更大的发展机会。

1979年，随着古尔冈与法里达巴德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开始在古尔冈购买土地。既靠近德里，又离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不远（仅相距15公里），古尔冈称得上得天独厚。1981—1982年，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和另一个总部设在德里的房地产巨头“安萨房地产”（Ansal Properties），获得哈里亚纳邦政府的批准，开始建造大型私人住宅区。古尔冈由私人部门引领走上发展之路就此拉开帷幕。

除开发住宅区外，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还聚集大片地块以备商业之用。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古尔冈渐渐发展为德里的工业区和住宅区，但进展缓慢。古尔冈的工业时代，从1982年一家印度—日本合资企业的成立开始，即马鲁蒂铃木汽车公司及其附属工厂。另一个重要的合作是1980年代中期，“英雄汽车”和本田在古尔冈设厂制造摩托车。诸如汽车零部件、电信设备和时尚服装等不同行业的若干厂家纷纷效而仿之，开始来古尔冈开创业务。

随后，增长令古尔冈蜕变为印度信息技术/商务流程外包（IT/BPO）的主要中心之一，古尔冈市从此突飞猛进。1989年，时任通用电气公司CEO的杰克·韦尔奇会见了印度电信部长和总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接着，通用电气与印度公司联手，在印度掀起外包革命（Solomon and Kranhold，2005）。1991年的改革开放了印度经济的各行各业，国内厂商不得不面对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然而，服务行业和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如商务流程外包）成了最重要的出口产业。迅速崛起的出口导向型信息技术/商务流程外包行业需要大量场地，这正是大型私人实体都愿意在古尔冈提供的东西（Debroy and Bhandari，2009）。例如，美国运通公司就效法通用电气，在古尔冈建立了自己最大的全球信用卡业务。信息技术行业的工人迁移到古尔冈后，公司在该地开展业务日益变得更具成本效益。古尔冈展翅高飞，紧接着开启了类似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孟买的宝莱坞、加利福尼亚的硅谷等工业城市的传奇产业集聚过程（Glaeser，2008）。

一般而言，这类跨国企业租赁的土地都是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等私人开发商开发好的商业园区。园区按照大公司的规格来建设，时时考虑到要运作的业务类型和必备的基础设施。在所有的这些商业园区，充足的电力后备（以确保停电时能无间断运作）、安全人员和基础设施、停车场、餐厅等一应俱全。这也意味着，跨国企业不必纠结于在印度设立业务时要遇到的征地问题（Chatterjee，2013）。

当代古尔冈的城市政府

2008年，古尔冈市政公司（MCG）创立，但是它的权力有限。[9]如今由古尔冈市政公司直接控制的，只有以前受市政委员会管辖的旧古尔冈区（约35平方公里），和以前由村务委员会（panchayat）[10]管理的37个小村庄。

按理说，一旦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或私人开发商修建道路、公共设施或排水系统等，他们就要把这些建设交给古尔冈市政公司维护。然而，对于如何监管迄今所进行的土木工程和仍然悬而未决的任务，这两者之间既没有制定时间表，也没有达成协议。现在还不清楚古尔冈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维护责任由谁承担。在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负责开发和维护的区域，该局与市民之间显然没什么关系。如果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管辖区域的市民想投诉卫生、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缺乏的问题，他们找不到救济机制；而古尔冈市政公司虽有明确的救济机制，却没有相应的权力（Singh，2012）。

鉴于古尔冈的发展混乱又随意，各类权力掮客从事城市治理时冲突频发，古尔冈市政公司的管辖权也一直含糊不清，在《印度宪法》“第七十四次修正案”划定的领域内几乎没有任何权威。古尔冈分别由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市政公司和私人开发商控制的三块领地，毫无协调可言。

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私人部门的应对

在古尔冈，私人部门已经介入解决公共部门造成的许多恶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私人供应商建立私人下水道、用水、供电和安全系统，以弥补公共部门在这方面的失职。表面看来，这些私人付费系统运作良好，但表象之下的成本其实相当高。譬如，私人污水排放系统通常不是连接官方的下水道，而是输往定期倾倒（有时是非法倾倒）的贮水池。私人水井很常见，水被储存起来，但地下水一直在枯竭，于是储存的水越来越贵。私人供电远比公共系统可靠，但始终小于有效的生产规模，而且污染过度。私人安全系统能较好地保护中产阶层，可公共场所不受保护，这一反差甚至伤及那些有保护的人，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卑微心态。下面我们来详细探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

污水处理

用水和污水处理事务是古尔冈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古尔冈2008年被选定为城市地区之前，并没有任何用水、污水处理和排水系统方面的总体规划。这一结构性混乱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全市缺乏统一的用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结果，居民根本不能视污水处理为理所当然，因为那儿往往没有连接到公共污水管道的排放系统。甚至就算有那么一条连接管道，公共工厂的污水处理也常常无济于事。古尔冈贫民窟居民的公共健康与卫生条件尤其恶劣，他们没有厕所，从其他地方非法排放的污水又令他们苦不堪言。公共区域的非法污水排放和各类水体也开始污染地下水。科学环境中心（CSE）估计，到2021年，古尔冈每天将产生5.33亿升污水，但每天只有能力处理2.55亿升（CSE，2012年，第117—125页）。该研究中心的苏尼塔·纳拉因（Sunita Narain）预测，古尔冈市终有一天会“溺死在自己的排泄物中”。

古尔冈有两个公共机构按行政区划供应用水和处理污水排放：哈里亚纳邦政府的公共卫生和工程部（PHED）负责旧城区（市政范围），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负责新城区。公共卫生和工程部表示，旧城区约80%的人口已经接上官方的污水处理系统。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工程部则把新城区分为四个区。据该机构称，I区、II区和III区的下水道总长度约74公里，其中92%已经铺好并发挥作用。IV区的下水道有40公里长，已铺设32公里；剩下的下水道工程由于卷入官司而被延搁。一些新的聚居地仍然没有或只有部分连上主排污管道；例如，连上主管道的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开发的区域目前仅为40%。总的来说，古尔冈只有约1/3地区连接了官方下水道。

位于汉瓦普尔（Dhanwapur）和贝汉普尔（Berhampur）的两个公共污水处理厂，负责古尔冈那1/3幸运地连接了主排污管道的地区。可这两个工厂都不能有效运作。2012年3月，哈里亚纳邦污染控制委员会向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发出通知，责其维护不力。他们在随机抽样检验处理后的废水时，发现每升水中含有182毫克的水污染物；而城市污水经三级处理后，水污染物含量的平均值应为每升20毫克或更少。在古尔冈，甚至连处理后的废水也还是废物。

住宅和商业公园的私人开发商已经提供部分废物处理服务，以应对公共排污系统的缺失。大多数公寓区的建设都包括一个污水处理厂。一旦要处理垃圾，油罐卡车就会把垃圾运到亚穆纳河。通常，公寓居民要给这项服务付费。同样的，诸如简柏特（Genpact）等工业园区也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他们在工业园区内铺设下水道并处理垃圾。经处理过的废水一部分重新利用，其余的送进处理设施或排放到河流中。然而，不是所有的私人开发商都有污水处理厂。很多楼盘在小区范围内建有下水道，但那些管道并没有连接主下水道或污水处理厂。在这些私人开发区，管理者把污水排入化粪池，然后要么把化粪池运往公共处理设施（如前所述这些设施都不太管用），要么非法倾倒在公共区域（TNN，2010）。

精瑞集团（UNITECH Group）一位维修工程师（他要求匿名）解释说：

我们联系油罐车公司为我们的建筑提供运输化粪池的卡车。官员和油罐车运营商之间显然十分了解彼此。油罐车经常把未处理的废弃物倒在古尔冈以外非正规分配的荒地。官员们则装聋作哑。再说了，污水处理厂早就垃圾遍布，哪还有地方堆那些废弃物。大家都别无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私人开发商收费运走家庭和社区的污水、废水，这对于那些居民不失为更好、更清洁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贫民窟和旧古尔冈村庄的居民没有任何下水道系统，简直就是在垃圾里打滚。然而，私人服务并未解决废弃物管理的问题。开发商只是远远避开私人住宅区，把处理和未处理的废弃物倒进大家看不见的公共区域或河流。无论垃圾是被非法倒在空阔场地，还是装进处理设施排放到河流里，这套废弃物管理系统都污染了地下水和河水等共同资源，更何况目前它还运作不良。

供水

在古尔冈，供水的责任随行政区划变化：公共卫生和工程部负责旧城区（市政范围），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负责新城区。后者为自己的辖区采购用水和处理水方面的事务，另外还要给负责旧城区水供应的公共卫生和工程部运水。总体来看，只有2/3的古尔冈居民能享受到自来水，但供应时断时续。考虑进这一供水不足，总共有70%的居民（包括连接了自来水供给线的人[11]）依靠私人部门提供地下水（Yadav，2012）。

私人供水商解决水短缺问题并非免费。古尔冈居民得花钱购买饮用水和其他用途的水。私人运水车绕行于住宅区和社区，给每户人家的水箱加水。如果是公寓楼，建筑工人有时也会在工地装个管井，合法或非法抽取地下水供那里的居民使用。

因此，尽管居民愿意支付私人水供应，可私人供水商还是在不断消耗古尔冈的地下水。《古尔冈发展任务》（Mission Gurgaon Development）的维奈·杉克（Vinay Shanker）估计，古尔冈的3万口钻井有一半是非法的（CSE，2012）。据新德里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的果哈尔·马哈茂德博士称，古尔冈每年约消耗3万公顷地下水，超过了2万公顷的年度上限（也可参见TNN，2013a）。显然，古尔冈正以远高于雨水补充的速度抽取地下水。

除住宅用地外，非法和滥用地下水的另一原因是古尔冈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为此，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高等法院勒令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停止发放新建筑许可证，以减少建筑施工的需水量（Kumar，2012）。

认识到严重缺水，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宣布了一项解决方案：在古尔冈建立一个单独的水管理机构，通过雨水收集以及污水、废水处理来增加水供应（Dhar，2013）。2013年10月1日，古尔冈市政公司从公共卫生和工程部接过古尔冈的供水管理。于是，古尔冈市政公司要负责整个管区的供水，城市发展局的管区、私人建筑区和工业发展公司的工业区除外。市政公司接手以来始终没为古尔冈提供一套统一的污水处理系统（TNN，2013a）。新成立的市政公司委员会的某位成员（他希望匿名）说：“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不过是设立了新的水利管理机构，好让市政公司有更多部门可以责怪。水在印度是一个严重到任何首席部长都不会放弃控制权的问题。这只会制造更多官僚作风，人民将继续忍受私人水罐车。”

供电

印度大多数城市地区的电力供应严重短缺，古尔冈是其中最受影响的一个。电力主要由两家国有电厂生产：一家在亚穆讷格尔，是产能600兆瓦的燃煤火力发电厂；另一家在希萨尔有两个发电机组，每个机组也有600兆瓦的产能。哈里亚纳邦的国有电力公司DHBVN，每天为古尔冈输送约1600万千瓦时的电力。古尔冈消耗DHBVN负载的33.9%电量，并为DHBVN贡献40.4%的收入。DHBVN的职员表示，电力供应只能满足75%的需求（Raina，2012）。估计古尔冈居民和企业的这一短缺数字还会更高，因为他们经常要面对10—12小时的停电，尤其是在温度可高达45摄氏度以上的夏季。

私人公司缓解了由国家为每一类工业、商业和住宅用途配电所引起的电力严重短缺。工业部门消耗45%的电量（Singh，2013）；它们会遇到停电情况，有时只能在下午和晚上的非高峰时段获得电力供应。中小型企业最受停电和高电费的影响。其中有些企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准备迁出古尔冈（Alam，2013）。大型制造厂则用相对高效的大型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

商业园区占32%的电力消费。这些公司主要开展的是信息技术/商务流程业务，绝对不能因为任何停电而导致停工，所以都准备了大型柴油发电机以保证连续的电力供应。比如拥有员工11000名、三班倒日夜工作的简柏特，就用12台柴油发电机连续发电。它一个夏季每天约耗去5000升柴油；运营成本因此增加了50%（Raina，2012）。

私人住宅区通常也使用柴油发电机给自己提供备用电力，或者每户家庭装上发电器或逆变器，以应对夏天10—12小时的停电问题。私人小区对这项服务收取额外费用，不同住宅园区打广告时都会宣称他们的备用电力达100%或80%，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会给私人家庭提供任何备用电源。

私人部门发电满足了一定的需求。大体上，古尔冈的私人部门发电量差不多有2000兆瓦特，超过了公共发电量（Bureau，2013）。公共和私人发电量加起来大于古尔冈的需求，但是电力供应效率低下。正如公共交通工具短缺可能会造成消费者过度投资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闲置的私家车，公共发电的不足已经导致消费者过度买进大多数时间都闲置的发电设备。目前，私人发电商还无法把它们的电力卖回给电网——电网会先把生产分配给成本最小的供应商，从而弱化过度投资的激励并提高效率。

古尔冈的供电总成本很高，因为所有供应商都使用昂贵的柴油发电机，污染也比大型发电厂严重。工业厂房使用柴油发电机需获得许可，柴油机的类型、允许的发电量等均有明文规定。但是，小型住宅社区或个人提供了法定限度之外的大部分电力，他们在自家后院使用柴油发电机，而那些发电机没有得到适当的监管。结果，古尔冈空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氧化亚氮浓度超高。

根据《印度斯坦时报》最近一项预测性调查，61%的古尔冈居民认为，古尔冈的电力配送应该像德里那样完全私有化；80%的人表示愿意给私人公司支付额外费用以获得持续的电力供应（Jha，2013）。

犯罪

古尔冈的整体犯罪率稍高于德里和法里达巴德，尤其是盗窃。2012年，古尔冈发生了82起谋杀案，法里达巴德发生72起（NationalCrimeRecordsBureau，2012）。比较起来，这个数字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大致相同，但明显低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这两座美国城市和古尔冈同等规模。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通常比私人场所更加糟糕。

私人保安公司在古尔冈比比皆是。上justdial.com（印度的一个搜索引擎）快速搜索，可以查找到几十家保安公司，譬如G4S，它也是美国一家领先的私人安全服务提供商。私人住宅有保安人员不足为奇，住宅区、公寓楼、商场、街道、商店和工作场所，到处都有私人保安。古尔冈总共约有35000名私人保安，而公共警察仅3100名（Yadav，2011）。

企业一般都负责职工的安全和交通。简柏特有350名私人司机，受雇前他们都得通过预选。这些司机每天大约要跑10万公里，运送1万名员工上下班。员工每天在网上预订服务，获取所分配车辆的“车票”。在停车场，一块大屏幕上列出汽车列表及分配给它们的乘客，和机场很类似。简柏特给每个员工的私家车安装GPS设备（全球定位系统），并雇用保安夜间护送女员工回家（Yardley，2011）。

一些商务流程外包业务为女员工建立了全天候应急控制室和热线电话。这些举措试图为女性打造一个平行于警察系统的“安全第一环”，构成一种专门的内部机制以确保员工的安全（Ahuja，2013a）。

客观地讲，私人保安业在古尔冈非常奏效。保安对于中产阶层固然有益，但无可否认，对于穷人就不那么有用了，这在印度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但主观上，许多中产阶层并没感到安全，反倒觉得自己生活在被犯罪行为重重包围的私人安全岛上。[12]

私人保安保护路经古尔冈的人们，就像美国官员到巴格达要带私人警卫一样。与巴格达不同的是，古尔冈就其城市规模而言还算和平且相对安全。然而，这种安全体系导致了不安全的感觉：让人觉得私人安全服务提供商没有动力做出改变。一种不同的保护体系或可减轻这种不安全感。私人治安管理体系可用于保护更大范围的街区或地区，而不是保护个人和特定场所。例如，在过去168年里，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总有一支私人警察队伍专门保护闹市区；而最近在奥克兰的一些街区，私人警卫变得越来越普遍（Stringham，2009；Kane，2013）。美国成千上万的房主协会都与私人安全公司签有合同。不过，居民购买安全保障时需要某个集体组织或更具包容性的统一组织的帮助。稍后，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

消防站

消防管理是私人部门业已介入的另一领域。2008年市政公司接手时，古尔冈这个在1500平方公里范围内拥有400栋高层建筑（15米以上）、7000多个工业单位的城市，只有14辆公共消防车、23名消防员应对潜在的突发事件。印度联邦政府规定，城市地区每5万人须配备1辆消防车和5名消防员。按照这一规定，古尔冈市政公司应至少需要42辆消防车和210名消防员。政府还要求，如果发生火灾须在三分钟内响应（Chowdhury，2009）。难怪古尔冈的公共消防员要花上更长的25分钟才有所行动。2010年，古尔冈市政公司决定购买消防自行车以克服交通拥堵问题，缩短响应时间。

除了要解决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古尔冈还得努力摸索正确的基础设施类型。在高层建筑救人和灭火需要有相应的高层建筑设备。古尔冈有两个液压泵，能让水达到的最大高度为40米，不及其最高建筑的一半。市政公司于是通过一项提案，准备购买101米云梯以扑救高层建筑的火灾（Ahuja，2010）。但提案尚未付诸实施。消防部门还向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申请在古尔冈每五公里设立一个消防站，但这项策略也一直未见动静。不过，大多数大型商业和住宅园区都已签订消防协议，一些是租用当地场所的跨国公司要求的，一些则是市民和居民要求的。

在古尔冈，除了三个国营消防站的设备外，私人公司拥有6辆消防车。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也签了消防协议，它旗下的各楼宇都有消防设备。2012年，该公司在古尔冈区的数码城和“DLF五期”成立了印度首家私人消防站，安装了专门处理高层建筑的设备。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消防站有两个90米高的液压平台，能够把水送达古尔冈最高的建筑物。此外，该公司还给每个消防站配备两辆消防车，每辆车能携带18千升的水。有120名消防员向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的消防安全负责人汇报工作，主要负责应对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区域的情况，维护设备、系统和人员的一切费用都由公司承担（DLF Press Release， 2012）。

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不仅提供消防队，其消防站的设备也比别的地方好，譬如孟买，顶多只能负责70米的高度。公司消防管理团队的一位成员（他希望保持匿名）对私人消防站的兴起做了如下解释：

政府的设备就是个笑话。他们想用pichkari[13]扑灭高层建筑的火灾。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可不会那样做。我们有价值上亿卢比[14]的投资必须保护。现在我们总算建立了一支世界级的消防队。

当被问及非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地产发生的火灾时，他解释说：“古尔冈发生火灾事故对所有人都绝非好事。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现在就是古尔冈的代名词，古尔冈发生火灾会玷污我们的名字。”

道路和交通

古尔冈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配送可谓一塌糊涂。那里没有统一的道路建设和维护机构。[15]古尔冈的公路系统缺乏保养；直到最近都不曾出台有关公共交通（不论是大众运输还是巴士服务）的规定，因而导致道路堵塞日益严重；古尔冈并非所有地区都与德里地铁的公共交通系统连接。在私人住宅区，每户家庭至少有一辆车（经常是每位家庭成员一辆），另外这座城市每个月都有6万辆汽车上路。可怜的通勤族上下班时都要靠机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或泛滥成灾的私家巴士。

大约在2005—2009年间，古尔冈平均每千人只拥有1.6公里铺好的公路。[16]相比之下，旧金山市每千人约拥有10公里，而且公路质量更高。到了2013年，这一状况仍未见好转。问题不止于公路太少，公路质量差、交叉路口和收费站规划不善也令人头痛。公共场所的道路往往没有正常工作的交通灯或交通警察。即使是最好的公共道路也还是有弊病。比如长28公里、印度最现代化的德里—古尔冈收费高速公路，质量好是好，但收费系统效率太低，时常导致塞车，天天都得排两次超过一公里的队等上一小时才能通行，搞得某新闻机构憋不住质问，“德里—古尔冈收费公路是不是世界第一糟？”[17]所以不久前法院下令暂停收费，直到当局能想出办法解决收费站拥堵的问题（Ahuja， 2013b）。

在古尔冈的私人住宅区，道路的质量都比较过硬。譬如，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和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正在古尔冈修建一个有16条国道、8.3公里长的道路网络，用于连接国道德里—古尔冈高速公路，以及古尔冈通往德里地铁和新建快轨的主要道路。这个网络主要连接的是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的工业和住宅开发区。[18]

古尔冈还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和一支车队（哈里亚纳“路路通公司”，Haryana Roadways），但运作都很不正常。公交车队没有覆盖重要路线，发车不够频繁也不够可靠，难以成为市民使用的主要交通方式。大约150人支撑这支拥有超过250辆汽车的车队，另外自1993年以来，公共汽车总站就不曾增添新的服务，而且公交车司机短缺。截至2013年年中，哈里亚纳“路路通公司”仅运营110辆公交车，两班轮换跑15条路线（Hindustan Times，2013b）。

填补这一缺口的又是私营部门：公共汽车、三轮车和出租车运营商，其中很多人没有执照。这些私人交通工具常常是车上塞满2倍于建议载客量的乘客，因为人们的交通需求很高，尤其是在较贫穷的社区。大多数公司会为员工提供或者外包班车服务，同时还有自己的车队，可供为了配合国外客户日程安排而非常规上班的员工使用。2013年，哈里亚纳邦政府宣布一项新政策，帮助古尔冈组建了一支私人车队，包括批准21条新的跨区巴士路线，以及给90个私人运营商发放牌照（TNN，2013b）。

由于人口众多、商业园区稠密，古尔冈是发展大运量快速交通系统的理想之地。德里地铁接通德里和古尔冈；可古尔冈政府并没有发展交通系统，给古尔冈所有地区连上那些车站。新近的古尔冈快轨由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和“基础设施租赁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IL＆FS）承建，后者是一家大型基础设施发展公司，而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则为快轨提供必要的土地。这条长5.5公里的通道，把德里地铁的Sikanderpur站和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开发的一块重要地产“DLF三期”连接了起来，在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的其他住宅和商业开发区都有中间站（Joseph，2013）。这是印度第一个完全由私人投资的地铁系统。造价将近110亿卢比，花30个月才结束了始于2013年11月中旬的第一期施工。早期发展阶段完成之后，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把它的股份卖给了“基础设施租赁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如今该项目已经以公私合营的模式启动（IndiaToday，2013）。预计第一年将有10多万乘客乘坐地铁出行，古尔冈的碳排放量因而有望减少9万吨（Dabas，2013）。

印度国情下古尔冈发展的失败

人们经常谈起古尔冈的种种失败，却鲜少在恰当的背景下讨论那些事实。古尔冈欠缺一个紧凑的城市规划，但城市发展已经大大超出印度几乎所有城市的规划努力。整体上，印度城市都没能提供适当且安全的基础设施以满足印度人民的需求。[19]虽然古尔冈的公共污水处理骇人听闻，与它那些金碧辉煌的私人住宅和工作场所形成鲜明对比，可是按照印度的标准，它实际上还超越了平均水平。想想看，在印度5161座城市中，有4861座甚至连局部污水处理系统都没有。在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印度另外两座大型高科技城市），将近50%的家庭没有污水连接管道（Ahluwalia，2011）。2009—2010年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整体卫生质量排名显示，古尔冈在423座印度大城市中列第88位（Ministry of Urban Development，2009—2010）。它在哈里亚纳邦位居第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古尔冈的排名远高于其姐妹城市法里达巴德（第240位），这两座规模相当的城市同在一个邦，相距仅41公里。

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水供应情况都很差。一半城市没有管道供水系统，这些城市只有一条管道供应，每天持续供水时间从1小时到6小时不等（Ahluwalia，2011；Nelson，2011）。印度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地下水枯竭问题。哈里斯（Harris，2013）指出，该国仅仅是给梅加拉亚邦的260万居民提供安全用水就已经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幸亏那里的雨水几乎比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多，这表明并非全是环境造成的问题。

停电在古尔冈司空见惯，可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又何尝不是这样。2012年7月，印度发生世界上最大的一场电力故障，当时有6.8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0%）陷入黑暗之中（Sharmaetal.，2012）。对于那些获得电力供应的人来说，停电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何况印度还有3亿多人根本没用上电。

公共交通方面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城市发展部的《印度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报告》称：“2009年，印度85座拥有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只有20座提供城市公交服务”（Ahluwalia，2011）。报告进而指出，这个问题不仅仅与贫困有关，因为印度的公共运输率还不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一半。相反，其原因更在于投资不足，税收结构对公共交通抱有偏见，以及多个重叠监管机构的种种恶劣官僚作风。印度只有少数城市具备大运量客运系统。

25%的印度村庄道路交通仍然十分落后。[20]印度200万公里的公路中，只有96万公里算是铺建好了，而约有100万公里则是粗制滥造。印度的53条国道大致承担40%的总道路运输量。交通拥堵是所有城市地区的严重问题。

分析：外部性内部化的失败

古尔冈私人开发的成功与失败，有力支持了标准的经济模型：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公司都会受到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挑战。我们选用“挑战”一词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失灵（Beitoetal.，2002）。私人企业已经解决大部分的挑战，它们提供了污水处理、水、电、公路、交通、安全保护、消防等商品。但解决并非一定就是克服，而且某些挑战唯有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攻克。犯罪预防一直很到位，火灾预防可以说比公共部门的服务要好，但几乎没人会认为古尔冈的污水处理、用水、交通和电力系统已经达到最优水平，即使这些服务有时已优于印度的平均水平。

政府未能给古尔冈提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理论上，用水、污水处理、道路和供电可以由私人自然垄断行业规模化地提供，尽管价格可能会很高。但古尔冈没有发展自然垄断行业，而是建立了一个竞争性的私人供应商系统。私人PDF-XChange Viewer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出现两个失灵：第一，水、电、污水处理等价格虽然都很接近边际成本，但由于没能利用规模经济，平均成本高得离谱。第二，供应商的竞争产生了过度污染、污水乱排和地下水耗竭等负外部性。那么为何私人部门无法做得更好？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两个失灵。

自然垄断行业

为什么古尔冈没有发展自然垄断行业，至少在水、电和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方面？一座城市在发展后建设基础设施比在发展前建设要昂贵得多。在城市发展之后，谈判通路权、挖路建造用水和污水管道、架设或埋设电缆等事务，都必然需要多方参与。谈判成本随着参与者的增多而提高；相比于用预先计划的留置权购买土地作为未来基础设施的留用地，如果参与者的许可成为必要条件，抵制者就处于更强势的地位。

政治交易成本同样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提高。发展开始之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等各层级也将拥有更大的权力进行寻租，有时甚至不需要建设基础设施。在一次采访中，某位古尔冈市政公司前员工（他要求匿名）解释了政治因素如何增加交易成本并阻碍合作：

不同的私人开发商有不同的政治庇护。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与国会和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办公室关系密切，所以获得最大的照顾和利益。其他开发商则与当地的MLAs或民众党（Lok Dal，现在是反对派）过从甚密。所有开发商都无法在失去政治靠山的情况下顺利运作，因此各自都处于相反的立场。

Sushant Lok（由ANSALS集团开发）居民福利协会的市民领导告诉我们，腐败意味着政府官员可以从资源短缺中捞到实际好处，因为“政府把权力转移给了它的各个机构”。这一说法令人想起苏联的政治经济，当时他们普遍出现短缺现象，因为短缺为政治精英创造了租金（Smith，1976；Shleifer and Vishny，1992）。我们的采访对象还透露，有些私人公司同样可以从某项失败的合作中获得好处。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古尔冈与纽约的发展。在1807年，只有曼哈顿南部进行了城市化，当时纽约只有8.5万人，纽约市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给整个岛修筑道路和公共广场（Angel，2012）。委员会成员制订了一项7倍的扩张计划，准备搞一场好几十年难得一见的扩张（规划区域的人口可望最终超过200万）。曼哈顿确实扩张了，不过，街道、下水道、公园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共通行权早已就绪，大大降低了扩张的成本。实质上，纽约市议会是在一层“不确定的面纱”下规划了未来的游戏规则，这令他们产生更强的动机为效率和共同利益未雨绸缪。可一旦面纱被揭开，“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就错过了（Buchanan and Tullock，［1962］1999）。

交易成本似乎是关键障碍，因为诸如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等最大开发商提供的基础设施都与他们的经营规模相称。私人开发商为开发区修建下水道甚至小型污水处理厂，但他们不与其他开发商合作共同建立更大的污水处理系统。供水和供电的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大小私人企业建造公园、绿化带，美化环境，提供犯罪和火灾预防。然而，私人开发商大多无法通过与邦政府或其他开发商合作，提供超出自己物业界限（property line）的公共品。

古尔冈是座新城，随着高速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注意力转向解决城市系统中的各种问题，也许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合作。譬如最近，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和“基础设施租赁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就已经在合作，着手建设印度第一条私人投资的地铁：古尔冈快速地铁系统。其第一阶段主要连接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的办公室和住宅区，但这对整个古尔冈都有好处。这段地铁现在由以西门子有限公司为首的另一私人财团运营和维护。此外，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还在进行一个新的公路工程，最初只是想连接公司的各期开发区，但也可能会延伸到其他地方。然而，更广泛的初始规划或许已经大大降低了城市扩张后基础设施建设的交易成本。

公地悲剧

虽然私人企业的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等服务供不应求，可它们也一直在滥用公共资源：倾倒废弃物，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地下水，制造柴油烟雾污染空气。

主要问题在于国家无力防止集体财产被盘剥侵占。古尔冈有太多国家机构，而国家执法力度又太弱。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古尔冈市政公司等这类政府机构，经常违反政府设定的规范，却又无法执行阻止往公地倾倒垃圾的规章制度。建立更强而有限的政府是一项解决方案（Hardin，1978），但还有其确保私人开发商不向公地倾倒垃圾的方法之一是公地私有化（Coase，1959，1960；Demsetz，1967）。科斯（Coase，1959，第14页）认为：

私人企业体系若要正常运作，除非创建资源产权，完成此步骤后，想使用资源的人就得付费给业主才能获得资源。这样一来，混乱消失了；政府也不复存在，当然，除了一套必要的界定产权和仲裁纠纷的法律制度。在古尔冈，私人开发商能很好地管理他们的物业。你不会听到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把污水废水倒到ANSALS集团的地盘这种事情。倾倒垃圾的案例都有共同的特征，国家是共同的合伙人。鉴于古尔冈飞涨的土地价格，土地和水体私有化将确保开发商为了保护他们的投资，而强制内部化其垃圾倾倒产生的外部性。共享资源没了，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还有一种解决方法是改进地方机构，彻底解决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Ostrom，1990）。古尔冈已经逐渐出现一些公民组织、环保团体和居民福利协会，监督共享资源。比如，公民组织已经运用司法作为工具，防止建筑用地过度开采地下水。然而，古尔冈的民间团体发展迟缓。一个飞速变化的城市地区，新近到来的人们又几乎没有互动经历，想进化为管理良好的完美共享空间还为时尚早（Ostrom，1990）。

未来的新城市：迪斯尼乐园和詹谢普尔的经验教训

如果政府有更大的规划和远见，古尔冈原本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愿望归愿望，不等于现实。有没有其他途径，既可以表现得更好又不失其可行性呢？对于古尔冈在匮缺适当基础设施情况下的发展历程，简柏特非执行副总裁普拉莫德·哈辛（Pramod Bhasin）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他指出，“现在的重点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切……我们自己给自己提供防卫、交通、电力、教育和培训。有时我想跟他们说，把这座城市交给我们，我们能经营好它”（Kumar and Misra，2012）。那么，把一个城市交付私人部门管理可行吗？

回想起来，开发商总会在自己的物业界限内建设基础设施。如果这一物业界限得以延伸，基础设施也将随之发展。特别是，如果政府允许甚或提出要求，那么比所有竞争性城市大得多的首批土地交易可能早就由某个企业单独操作。从较大的城市化地区寻求租金最大化的单个企业，将更有动力建设诸如污水处理、水、电等基础设施，而且会覆盖其权限范围内的整个区域。

迪斯尼世界：像酒店一样的城市

这种系统在现实中有样例吗？当然有。我们来看看佛罗里达州的芦苇河改善区（Ree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即众所周知的迪斯尼世界发源地。在1960年代，迪斯尼买下2.5万英亩（约100平方公里，略小于旧金山）尚未开发且杳无人迹的佛罗里达州偏远地产。这块土地没有基础设施，最近的供水线和电源线都在数英里外，并且当地政府没有建设基础设施的资源。1967年，佛罗里达州立法机关和迪斯尼世界公司创建了一种新颖的治理形式。立法机关设立了一个特殊税收区：芦苇河改善区（RCID），实质上就是将治理权让给迪斯尼世界公司。[21]

芦苇河改善区有权控制规划、分区、建筑、水、废弃物处理、机场、道路、消防、公用事业和保安工作。那里已经铺就和维护215公里的道路，每天为迪斯尼乐园带来25万客人。该区还修建了107公里的水道。芦苇河改善区每年为数百万来客处理火灾预防和紧急医疗服务。地区有自己的发电和配电系统、水处理装置和回收中心、饮用水生产和分配系统、天然气输送系统，有公共交通系统——巴士、渡轮和单轨铁路，年载客量达数百万（在迪斯尼世界内以及机场和迪斯尼之间），还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4万间酒店客房、上百家商店和餐馆，以及让迪斯尼闻名于世的游乐设施和景点。迪斯尼每年收集6万吨垃圾，30吨铝、纸、钢罐、纸板和塑料容器以供回收利用。垃圾处理系统别出心裁，采用地下真空管将垃圾抽到集中处理站。

迪斯尼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因为这些能增加迪斯尼世界的价值。更一般而言，地方公共物品的收益可以资本化为土地租金（参见Mieszkowski and Zodrow，1989；Scotchmer，2002）。事实上，当人口达到最佳水平，土地租金税收将覆盖公共产品服务的全部价值，即所谓的“亨利·乔治定理”（Arnott and Stiglitz，1979；Foldvary，1998）。直观地说，游客愿意付更多的钱游玩有趣、运作良好、干净、安全和吸引人的地方。而在这点上，游客和居民没有什么区别。迪斯尼世界就像一座城市，一座酒店式城市，当地居民只不过比其他城市居民的停留时间更短而已。酒店也生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场所、下水道、中央供热和照明、安全等。酒店式城市是把我们在酒店看到的竞争和创新，用于造福城市的更大地区（MacCallum，1970，2002；Foldvary，1994）。

迪斯尼世界是最大的私人管理机构之一，但在美国，还有成千上万业主联合会、规划社区、共管公寓楼和合作社这类的典型私人小机构。2012年，这些民间组织治理大约2590万套住房、6340万居民（Foundation for Community Association Research，2012）。这些治理机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从安全保障，到积雪清除、垃圾收集、公共交通，有时甚至提供医疗中心等其他基础设施和服务（Nelson，2005；Agan and Tabarrok，2005；Beito et al.，2002）。

詹谢普尔：由私人部门运营的城市

并非只在印度之外才能找到私人城市治理有方的例子。私营乡镇詹谢普尔，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印度城市之一。詹谢普尔是极具远见的商人贾姆谢吉·塔塔（Jamshetji Nusserwanji Tata）的构想所得，他前往美国游历了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接着回到印度创办塔塔钢铁公司。花费数年时间寻找理想位置后，在一片几乎无人居住的荒郊野地，詹谢普尔横空而起（与迪斯尼世界如出一辙）。塔塔写信给儿子谈到了这座城市的设计：

务必铺设绿木成荫的宽阔街道，种那种能快速成长的树木。确保有足够的空间铺设草坪，建造花园。预留大片地区以作足球场、曲棍球场和公园之用。为印度教庙宇、伊斯兰教清真寺和基督教堂保留区域。[22]

塔塔的意图既精明又富有人道主义。迪斯尼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娱乐景点）是为了吸引游客；塔塔钢铁建设基础设施是为了吸引工人。詹谢普尔蓬勃发展成了一个企业城市，如今它是贾坎德邦最大的城市（人口130万），也是该地区强劲的工业重心。1907—2004年间，包括供水、污水处理、电力甚至教育等市政服务，全由塔塔钢铁的城市部门提供。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詹谢普尔的扩张逐渐超出塔塔的租赁范围，基础设施的质量开始下降并导致了2003—2004年的改造。

在2003—2004年，塔塔钢铁的独资子公司詹谢普尔公共事业和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USCO）脱离出来，负责整个詹谢普尔地区的服务。治理更大的区域是复杂的事情，但大致类似于迪斯尼和芦苇河区的管理，毕竟塔塔员工是与较大的治理机构保持互动和联结。

人们普遍承认詹谢普尔拥有全印度最好的城市基础设施，JUSCO则被视为模范供应商。全球市场调研公司ORG Marg Nielsen据其2008年的生活质量指数，把詹谢普尔评为印度第二好的城市；2010年，印度城市发展部考查了441座城市的环境卫生和清洁程度，詹谢普尔名列第七。举个例子，该城市的水质量好到打开水龙头即可直接饮用——这在印度真的非比寻常。詹谢普尔的总供水量远高于印度的平均水平。在2008年的全球水质量评比中，JUSCO成为公认的“印度次大陆最高效的水服务提供商之一”（Chiplunkar et al.，2012）。

詹谢普尔的电力供应达99.42%，居印度最高水平，只有孟买可与之媲美。除了可靠的电力供应，詹谢普尔的关税也比其他城市低（Chattoraj，2006）。詹谢普尔这块租赁地，始终是印度唯一一座污水在排放前100%获得回收和处理的城市。

对比詹谢普尔和古尔冈，有学者（Sridharand Verma，2013）指出，古尔冈这样的印度城市已经功能失调，因为它们常常多个机构互相扯皮，争吵谁应该提供道路、公园、水管道和污水处理，又似乎没人知道答案；而当局只会一味推卸责任。但詹谢普尔成功了，经由塔塔钢铁之手，从起先只是单独一个所有者，到现在的JUSCO，这座城市拥有集利益和责任于一身的单独供应商。最终结果是，它能综合而协调地提供世界级公用事业服务，包括供水、供电、废弃物管理和公民服务。[23]

印度其他私人部门的开发区

拉瓦萨（Lavasa）也是一座私人规划城市，由印度最大建筑商之一的印度斯坦建筑公司（HCC）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建造。这座私人山城约100平方公里，位于浦那市之外。拉瓦萨仍然在发展，将开发五个小乡镇，以打造住宅区、商业区和无污染工业区。总体规划紧绕可持续的城市生活理念。由于环境部设置了重重监管壁垒，拉瓦萨的发展推迟了好几年，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个城市就会取代浦那之类的城市。

另一个例子是班加罗尔电子城43英亩的印孚瑟斯园区。这是一座为其2万名工人建造的自给自足的城市，建有商店、酒店、餐馆、健身俱乐部和一个高尔夫球场。园区维护得很好，风景如画，有自己的道路、下水道、水电供应、垃圾处理，还提供园区内使用的免费自行车交通工具。印孚瑟斯园区是私人开发商在其物业界限内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民服务的绝佳样本。园区外的地区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作为全球最成功的一家印度公司，印孚瑟斯已经分别在浦那、班加罗尔和迈索尔依样建造了类似的园区。

设立在印度的跨国企业一直忙于复制这些园区，以便提供可靠的相关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有的已经在印度城市完全消失，有的则是国家供应不足。

给未来城市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迪斯尼世界和詹谢普尔等实例中得到什么启示？迪斯尼世界大约100平方公里（不完全城市化），这么大的城市足够把大多数的外部性内部化，并尽可能地利用必要的规模经济使成本降到最优水平。詹谢普尔的塔塔租赁区较小，约39平方公里，而较大的市区则有150平方公里左右，可是詹谢普尔偏偏比迪斯尼世界更城市化。古尔冈占地730平方公里（不完全城市化）。这样看来，古尔冈有7个迪斯尼世界或5个詹谢普尔那么大。

如果当初大规模出售古尔冈的发展权，那么该地区大概能建成5—7座具备竞争意识的自营城市。在这个系统内，国家的作用是让大家可以拍卖大块大块的土地。一旦出现这样的地块和相关的土地开发权，私人开发商就会提供其物业界限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作为自营社区，竞争性城市将有充分的激励进行投资，特别是规划适当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由于同一区域内有5—7个社区，竞争的压力会降低租金，并高效率地最大化净收益（Buchanan and Goetz，1972；Sonstelie and Portney，1978）。在较大的城市，竞争企业可以转租和运营像居住区和商业区这样的小块土地，而核心城市则制定规则以内部化各种外部性。竞争的私人治理机构也会试验和创造新规则，然后通过城际学习四处传播（Romer，2010）。基础设施可以完全由各个城市自行建设，但因为有5—7个交易者，交易成本可能会低到足以支持建立合作项目，包括城市间的外部性控制。城市或许也会把特大型项目（譬如供电）外包给其他城市或私人企业。[24]

大规模出售一揽子权利看来是可行的。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所需要的权力，不会比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办公室建立古尔冈所需要的权力多，另外开发之后要求提供的基础设施更少。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兴起的迪斯尼世界和詹谢普尔共同表明，建立这种系统不无可能，而且也极具吸引力。

结论

当古尔冈解除了对征地和土地开发的限制，开发商很快报以巨大的生产力，建设了住宅、办公室、工厂、商店、高尔夫球场和娱乐中心等私人产品。他们还提供丰富的私人服务；另外，有一群新型的印度中产阶层工人精英涌入古尔冈，享受那里的现代式生活。然而，古尔冈和印度许多地方一样，缺少一个愿意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以提供供水、污水处理、电力以及执法和消防等服务，从而能够跟上私人发展进度的政府。

对于所有这些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缺乏，私人开发商做出积极主动的响应；相比印度的平均水平，产生的净结果还算良好但不是很大。公共部门既没有建设基础设施，也没有制订计划，为未来基础设施预留道路用地。私人开发商没有建设跨物业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监管执法的失败也让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把公地当成了垃圾堆积场，不论是用于排放污水还是污染空气和耗竭地下水。

然而，私人开发商的确会在整个物业范围内兴建基础设施。因此，产生更多基础设施和规划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扩大物业界限来降低交易成本。迪斯尼世界和詹谢普尔这两个实例证明，如果物业界限扩展到整座城市，私人开发商将会内部化各种外部性，并规划和建设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基础设施项目。

世界城市人口一直在急剧增加。在接下来的50年里，那些如今还没有或很少有人烟和基础设施的地方，将建立起许多人口达数百万的全新城市。大多数的城市发展会发生在政府资源匮乏、规划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古尔冈的情况明示了当国家机器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时，私人部门供应的范围和限制。古尔冈、迪斯尼世界和詹谢普尔给出启示：要创建私营竞争性城市体系，可以把私人发展的积极驱动力和最佳城市规划的部署及预见能力结合起来。一座私营城市应建设基础设施以吸引居民和获得收益。在单个区域内建立若干私营城市，或可创造出一种竞争的私营城市系统，用于建设、竞争、革新和实验。

（颜超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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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ruti Rajagopalan，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 College 经济学助理教授；Alexander Tabarrok，Mercatus Center 经济学Bartley J.Madde 讲席教授、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2]综合考量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中期预测）和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前景2011》的评估。

[3]一些新城市将包含在旧城市的行政区域内。

[4]1991年古尔冈的人口数量。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and Census Commissioner（网站），Delimitation Comission of India（网站），Population Census India（网站），2001年。

[5]例如，2008 年9 月2 日的印度新闻， “Gurgaon now called ‘India’s Singapore’。”http://news oneindia in/2008 /09 /02/gurgaon-the-millennium-city-of-india-1220353969.html。

[6]包括the Haryana Apartment Ownership Act（1983），the Haryana Apartment Ownership Rules（1987），the Haryana Ceiling of Land Holdings Act（1972），the Haryana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Urban Areas Act（1975），the Haryana Industrial Estates（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Act（1974），the Haryana Municipal Act（1973），the Haryana Municipal Building Bye-Laws（1982），the Haryana Restrictions on（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Colonies）Act（1971）（这一法案后来被废除），the Punjab New Capital（Periphery）Control Act（1952），和the Punjab Scheduled Roads and Controlled Areas Restriction of Unregulated Development Act（1963）。

[7]这些标准包括：最小人口5000 人；应有至少75％的男性劳动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人口密度至少为400人/平方公里。

[8]没有城市地方机构造成古尔冈出现三种城市发展类型：第一，由城市发展局直接建设而由首席部长启动的发展项目；第二，私人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这些也要由首席部长批准；第三，哈里亚纳邦工业发展公司（HSIDC）控制的用于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地区。古尔冈发展成了四部分：古尔冈旧村庄（不受城市区划法规的影响）；城市发展局用地，主要为商业区和政府用地；哈里亚纳邦工业发展公司的工业区；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建造的商业区和住宅区。

[9]实际上，新成立的古尔冈市政公司连办公场所都没分配到，邦首府权力中心一直拒绝放弃控制权。2012 年12 月，哈里亚纳邦政府从古尔冈市政公司调任市政委员、总工程师和执行工程师（Joseph，2012）。除了借任命官员把持权力外，邦政府还吝于给古尔冈市政公司分配预算（Joseph，2012）。

[10]“panchayat”字面上的意思是，由当地社区挑选并认可的五个（panch）睿智而德高望重的长辈举行的“集会”（ayat：“伊斯兰教戒规”的通译）。不过，集会的形式多种多样。传统上，这些集会解决个人和村庄之间的纠纷。现代印度政府已经将一些行政职能分散到地方层面，授权村庄选举村务委员会。

[11]由于严重缺水，甚至连接了自来水的居民每天也只有几个小时能接得到水。他们也得靠私人水罐车弥补不足。

[12]中产阶层经常讨论古尔冈的犯罪现象。例如，参见http：//iamgurgaon.org。

[13]pichkari是一种印度玩具水枪。

[14]crore是印度卢比的一种度量单位。1crore为1000万卢比，1000crore 就是100亿卢比。

[15]众多国道（尤其是从德里延伸出来的公路）穿过古尔冈。这些公路由印度联邦政府和国家公路管理局（NHAI）修建和维护。古尔冈的公路列入不同的行政区域，包括分别由城市住房发展局、工业开发公司和古尔冈市政公司修建和维护的道路。理论上，既然成立了古尔冈市政公司，所有由城市住房发展局和工业开发公司修建和维护的道路都该移交古尔冈市政公司负责，私人修筑的道路和城镇也应如此，但目前还没有如此运作。尽管归古尔冈市政公司管辖，所有私人开发的乡镇，如德里租赁与融资公司城、南方城（South City）、Sushant Lok（第一期）和Palam Vihar等，仍然由各自的建造者维护。私人开发商继续修建和维护自己区域内的公路，因为国家没有接管那些土地，或是还无法维护已经接管的公路。

[16]见Debroy and Bhandari（2009），他们根据各种人口普查的增补内容，得出总道路长度为1635公里。

[17]http：//www.scoopwhoop.com/news/is-the-delhi-gurgaon-toll-road-the-worst-in-the-world.

[18]http：//www.dlf.in/dlf/wcm/connect/infra/Infrastructure/Infrastructure/Projects/Infra＋Projects/DLF－HUDA＋Expressway ＋ Gurgaon/.

[19]Tathagata Chatterji 感叹说，在过去的40 年里，约有1000 多套总体规划为兴建各种城市做好了准备；然而，几乎找不到实例从更好的市政设施角度判断城市生活质量已有所改善（Chat-terji，2003）。

[20]http：// www.badroadsinindia.com/.

[21]从技术上讲，RCID和WDWC是独立实体，但RCID监事会由土地拥有者按一英亩一选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而WDWC拥有该行政区98％的地产。

[22]‘History of Tata Steel，1907—2007’ http：//www.tatasteel100.com/heritage/history/histo-ry15.asp.

[23]也可参见Sinha and Singh （2011），他们认为詹谢普尔的成功源于私人规划者总会反思当时的主流想法，并能修改计划以顺应发展中城市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印度的城市规划比较死板，常常还是过时了的。

[24]例如，参见Bish （1971）关于洛杉矶县外包和共同提供的讨论，该县有数百个谈判单位，远比此处所预想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