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理想国译丛001

书号：978-7-5495-5499-7

著者：（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译者：江红（译），阎克文（校）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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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本套译丛关注转型正义，集中译介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当是转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倘若读者能够静心阅读并体会个中精义，并让它们长存于心，这也算是译介者为这个国家播撒一些面向未来的种子，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宽阔前景。

——熊培云

一个新政权诞生之时，有时会发生大清洗，通过流血与恐怖，使对手或反对派屈服。而在南非，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大清洗，是让每一个造恶者与受难者，都获得心灵上的洗礼。看起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实质则是一个人与自己和解，征服自己内心中的魔性，恢复人性。通过当事人对真相的还原，通过忏悔与宽恕，使每一个人获得解脱与新生。“用特赦换取真相，用真相换取和解”，这就是南非伟大的政治创举。

——吴祚来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放到了聚光灯下。在那些听证会上，德斯蒙德·图图表达了我们共同的痛苦和悲伤，也传递出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图图大主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

——纳尔逊·曼德拉

作者简介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1986年当选圣公会开普敦大主教（南非圣公会最负盛名的职位，是南非首位黑人大主教），1995年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促成南非的转型正义与种族间的和解。图图被广泛认为是“南非的道德良心”，现为“国际长者会”成员，与一群世界领袖人物以他们的智慧、善良、正直和领导力在全球倡导人权。

1984年，图图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09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2013年，获邓普顿奖。

内容简介

南非曾是一片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最为深重的土地，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黑人与白人之间堆叠了数百年的压迫、仇恨和冤冤相报的杀戮。幸运的是，南非不仅有曼德拉这样的伟人，还有改变了南非甚至也改变了世界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以他的深邃智慧和无畏的精神，向世界解答了南非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何以在“纽伦堡审判”和“全民遗忘”之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以赦免换取罪恶真相的完全披露，实现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和解，走出以血还血的漩涡，走出撕裂的历史。书中有诸多怵目惊心的悲惨故事，以及因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无处不在的不平等，但在揭露加害者的邪恶、凶残、麻木的同时，也展现了震撼人心的人性的闪光。

修复未来，南非的创举，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思维。无论国家或是个人，勇于揭开历史的疮疤，挤出淤积其中的脓血，才能真正康复，真正迎接全新的未来。

书中另配有14幅精选的图片。

导读
修复未来

文 熊培云

每个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都会有些灵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运！1991年，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女士因为反种族隔离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1993年，黑白双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对手德克勒克作为促进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书作者图图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几年前我在台湾旅行，在书店里偶然读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时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义、自我价值、自尊、爱与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即你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当然它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宽恕他人的基础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几个简单的群己权界的概念，但它们是所有权利观念的起点。好社会同样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针对人与制度的双重建设。而我有幸在图图大主教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双重努力。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这同时是一本悲欣交集的书，很多细节在我读后一直难以释怀。

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至于喜极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第3—5页）。

南非民主化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让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了政治上的“南非梦”。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宽恕与和解，让南非从种族隔离的伤害中复原而不是冤冤相报。图图大主教深刻地认识到潜在的危险，他担心新生的南非因为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废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将新南非变成一座新的废墟，那么宽恕与和解就不仅不是软弱，而且是另有广阔前途。

图图大主教的这种忧虑及其远见，与曼德拉不谋而合。曼德拉后来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别回忆到自己走出监狱并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后的心路历程—南非绝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你若真心热爱自由，就必须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时，也拯救加害者。因为在一种罪恶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

“人们只记得恨是爱的邻居，却忘记了爱也是恨的邻居”—后德克勒克时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这古老的诅咒，他们弃绝了冤冤相报，而是选择了宽恕与和解。在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试图以修复未来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经过漫长的讨论，南非最终没有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模式，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因此“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的暴力活动曾经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的问题。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图图的话说，这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第34页）。

种种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这些也都是作者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图在书中特别对比了两种司法的区别：

在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着想，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与此相比，在非洲的传统法学中还有一种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Ubuntu），努力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在图图看来，乌班图精神是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关怀他人且常有怜悯之心。在乌班图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相信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无论加害者愿意与否，他在实施加害时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样是重要的。宽恕并非不问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大法官萨克斯。有关他“温柔的复仇”的故事，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切。

萨克斯是犹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经因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价。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国外的时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员设置的汽车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尽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宽恕与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动者。条件是，作恶者必须说出真相。

当年意图谋害他的特务亨利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曾经失魂落魄地找到萨克斯。两人虽谈了许多，但萨克斯对亨利说：“除非你到真相委员会说出一切，否则我不会与你握手。”事隔多日，两人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当亨利表示自己已经前往真相委员会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机会与萨克斯握手时，萨克斯便立即答应了他。

这是一个暗含隐喻的姿势—萨克斯没有用幸存的胳膊为失去的胳膊复仇，而是用它握住敌人的手。据说，亨利离开宴会回家后痛哭了两个星期。这个细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图图对人性与道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压迫和谎言，绝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萨克斯同样注重修复的价值。在《断臂上的花朵》一书中记录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回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违宪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质疑，相关结语明确指出应对那些作恶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事实上，宽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图图认为宽恕在要求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同时，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像我在解读影片《天堂五分钟》时所揭示的，复仇者未必能获得大仇得报时的“五分钟天堂”的快感，却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推进了挤满仇恨的地狱。在此意义上，没有宽恕何止是没有未来，连现在也不会有。

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着力推进的是全社会政治和解，是对一个错误和悲伤的时代的纠错，而不是对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请大赦者的行为在特定期间内（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并且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大赦。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条件是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并遵守适配原则。这不是说要宽恕一切罪恶，而是对坏制度下人的一种宽恕与救济。

南非的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它过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所有旧的罪恶也自动清零、一笔勾销了。受害者出于感情因素对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清算转为清零”的模式也让那些处于转型期国家的人们心怀忧惧—不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这个可被宽恕的前景会不会鼓励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借着这种“政治宽恕”进一步胡作非为？

对此忧虑，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反驳：假如加害者与被害者没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权力的那一刻即意味着要将自己和同僚送进地狱，他们将如何计算自己的利害，这个国家的历史又将在冤冤相报中倒退与徘徊多少年？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从上述角度来理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承认制度与文化相关，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就应该看到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

本套译丛关注转型正义，集中译介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当是转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关内容，我还会在另两本书的序言中加以补充。倘若读者能够静心阅读并体会个中精义，并让它们长存于心，这也算是译介者为这个国家播撒一些面向未来的种子，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宽阔前景。

2014年8月6日

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理想国译丛002

书号：978-7-5495-5490-4

著者：（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译者：谭振学（译）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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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他是南非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公正、公平和尊严的化身。曼德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激励着各国人民，促使他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奥巴马

曼德拉堪称我们的“全球公民典范”，是“联合国最高价值的生动体现”。

——潘基文

直至今日，曼德拉或许仍是全世界最受爱戴、最受尊敬的唯一的国际性人物。他不懈地为相互指责的人们的和解而战，为消除怨恨而战，为平息冲突而战；还为健康，为教育，为每个孩子有权开启一份更美好的人生而战；他不断启迪着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几代人。

——科菲·安南

他在一间牢房里度过了近30年，却丝毫未被怨恨侵蚀。他被全世界奉为传奇，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不允许曾经承受的任何侮辱将他的心变冷。

——奥普拉·温弗瑞

曼德拉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

——秦晖

较之于传奇偶像色彩，《漫漫自由路》呈现出的纳尔逊·曼德拉更为人性化。

——《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世界最著名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之一，20世纪最传奇的自由斗士，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前主席。199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自2010年起，联合国为表彰曼德拉对和平与自由作出的贡献，将其生日7月18日定为“曼德拉国际日”。

内容简介

曼德拉并非生而渴望自由，但当他逐渐认识到南非黑人和其他族群的不自由之后，他的一生从未停止过为自由而斗争。他加入非国大，创建秘密武装组织“民族之矛”，领导南非人民反抗白人专制，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在40多年史诗般的斗争历程中，即使是漫长的27年铁窗生涯，他也从未片刻停止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从未放弃过胜利的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南非告别了种族隔离制度，消弭了种族间的差异；南非变成了全体南非人的南非，不分种族与肤色；南非人走向了自由和平等，获得了民主与和平。

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直到1994年当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这部自传中完整记载了他70多年的漫漫自由之路。这是一部有关斗争、学习与成长的史诗。他的智慧与善良，超越种族的胸怀，超脱仇恨的宽容，以及永不屈服的勇敢之心，堪为人类的楷模。

导读
光辉岁月

文 熊培云

一切个人传记必然是“断章取义”的。这未必是坏事。曼德拉愿意以“Long Walk to Freedom”为主题来回溯自己的一生，既是为了在书面上为自己的人格赋予意义，也是在表明他对自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他生死以之的志业。

早先读《漫漫自由路》的时候，我也注意到网上有一些关于曼德拉的负面评价。比如他脑子里还有些列宁、斯大林式国家主义的东西，作为总统不懂市场经济，等等。批评者感叹曼德拉在破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促进族群和解方面光彩照人，其他细节却被世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过依我之见，上述细节即便是事实，历史也会将它们慢慢淡忘。世人乐于铭记的还是那个意义最大化的曼德拉。正如乔治·华盛顿虽然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蓄奴经历，但这些并不影响美国人将他尊为国父。没有谁是完人，英雄、圣人、伟人都不是。你我肉身凡胎所能企及的“完人”高度，也不过是尽量做个能完成自己某一天命的人。前提是，你还要知道自己有何天命，因何而往。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只是有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何天命，或虽知其天命，大多又都辜负了自己的天命。就后者而言，他们不是死在人生的结尾，而是死在人生的中途。曼德拉的幸运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天命，并且坚持到了人生最后。此天命就在于让四分五裂的南非走向团结与自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了解他的优点远比缺点更重要，因为他的某些缺点已广泛地存在于同时代人物当中，而他在完成天命时所具有的良知、勇气在同时代却是屈指可数的。

《漫漫自由路》是一本关于南非黑人争取自由历程的书。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曼德拉曾谈到自己并非生来就渴望自由，因为他生下来就是自由的。那时候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奔跑，在村旁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这些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发现生活中的不自由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这种不自由感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而当他意识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他开始担负自己的天命，开始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

曼德拉的传奇主要集中在两段人生：一是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坐了二十七年牢，二是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动南非族群和解。这两段人生在本质上一以贯之，都是避免一个国家处在事实的分裂之中。作为新南非的领导者，曼德拉更希望建立起一套制度，使“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希望太阳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监禁，这一剥夺人类自由的刑罚，比起直接戕害身体的刑罚貌似进步。米歇尔·福柯将监禁视为精神的刑罚，其作用主要在于规训，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曼德拉又是幸运的。他不仅没有被训服，反而在二十七年后破茧而出。

曾经关押过他十八年的罗本岛监狱如今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并被人称为“曼德拉学校”。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监禁岁月里，曼德拉更好地理解了自由和奴役。一方面，他从对自己的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因为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恨的囚犯，他们被锁在幽暗人性的铁窗背后。两种解放所针对的，都是被束缚的人性。曼德拉洞悉人性中被遮蔽的光亮。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定的仁慈和慷慨。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既然恨是后天学来的，那么爱也一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而且爱在人类的心中远比恨来得更自然。

获得自由的人，同样要经受自由的考验，才能真正拥有自由。对自由的理解让曼德拉变得宽宏大量，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天命。“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回想人类历史中的无数革命与苦难，这段话尤显意味深长。笔者相信，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翻身做主人，而在于让这个国家从此不生产奴隶。

在《漫漫自由路》中，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与曼德拉精神有关的词汇：勇敢、仁慈，以及心怀希望。这些品质也并非与生俱来。如其所述，“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读马丁·路德·金的传记时也深有体会。这是一种在恐惧面前让自己免于恐惧的自由。

曼德拉曾经在法庭上念完自己四个多小时的稿子后，静静等待死刑判决。但只要是活下来了，哪怕是在监狱里，也要积极生活—哲学意义上，我们谁又不是在狱中求存呢？在此，我愿意将他的狱中生活概括为“小处安身，大处立命”。

相信许多人都在在曼德拉身上看到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的影子：坚守心中的维度，不被监狱体制化，与恶周旋同时坚守底线，相信人性中的善。此外，力求从小处着手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曼德拉和狱友们不仅一度争取到了《经济学人》杂志，还给自己开辟了网球场。甚至，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监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块菜地。1982年，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穆尔监狱后，有了更大的菜园，近900株植物让他变成了一个“菜农”。种植菜园成了曼德拉在狱中最愉快的消遣，也是他“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些植物的荣发生长除了给了他耐心和时间感，还有其他意义。而且，曼德拉很快注意到，当狱警吃了囚犯种的番茄后，举起皮鞭的手不再那么有力了。

历史上任何直接针对人性的改造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有希望的变革是将人性置于美好的关系（制度）之中，让人性之恶得到规避，人性之善得到弘扬。所以说，不是人坏，是关系（制度）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坏的关系（制度）彻底改变之前，人必定甘于束缚而无所作为。若真如此，新关系（制度）也必然无从建立。

曼德拉谙熟“小处安身”的道理，他很快意识到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前者会以不合规定（制度）为由拒绝给你一条毯子，但走廊内的那位狱警可能会二话不说，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条毯子。这样的交往在曼德拉眼里意义非凡—狱警身上那些若隐若现的人性，虽然短暂无比，但作为人性永不熄灭的火种，却能给他无穷信心。另一方面，监狱里的这些“小处安身”，也是曼德拉“与敌人对话”的开始，所谓“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

当然，上述权宜之计和细碎的希望并不能掩饰苦难本身，肩负天命者还必须于“大处立命”，融入时代的洪流。熟悉南非转型历史的人知道，南非最终能够平稳转型，仍决定于那是一个敌友双方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一合力，远非曼德拉一人所能完成。除了大主教图图、流亡律师奥比·萨克斯，更有白人政府时期的当政者德克勒克。人势已有，时势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东欧剧变，苏联无力支持非国大，一直拒绝对话的非国大能否与南非白人政府走向谈判桌？如果德克勒克是个铁血的独裁者，曼德拉又是否可以平安地走出监狱？

从这些方面说，曼德拉和南非是幸运的。1993年，放下权柄的德克勒克与走出监狱的曼德拉同时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彰显转型时期当政者与反对派联手推进的积极意义。相较于曼德拉，许多人并不熟悉德克勒克也获过诺奖，大概是因为前者人生实在过于传奇，以至于闪现在德克勒克身上的人性的光辉被部分遮蔽了。对于德克勒克，图图大主教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有较为公允的评价—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当然，幸运同样给了德克勒克。如果德克勒克遇到的是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的人，他也可能无所作为。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曾经有人问他，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他，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一句话：埋葬在这里的是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

为自己尽责，在我看来就是“以己任为天下”，就是“以不负自己之天命而不负世界”。曼德拉的上述遗言让我想起刻在伦敦西敏寺地下无名墓碑上的文字：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这是块改变了曼德拉一生的墓碑。几十年前，他因为看到这篇碑文而茅塞顿开，从此放弃了急功近利、以暴易暴的思维，努力于让自己成为亲友和同胞眼中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终于因为改变并坚持那个最好的自己而改变了他的国家。我不确定这段传闻是否属实，但我确定西敏寺已经在2014年3月宣布将为曼德拉安放纪念石，因为这位黑人的确改变了世界。

曼德拉是一个传说，他将以意义曼德拉的形式在世界流传。2013年初，我在美国开始第二次为期一月的旅行。为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非暴力抗争史，我横穿大陆，多次搭乘了夜间巴士赶往下一座小城。在那一次次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中，伴我最多的歌声是黄家驹为曼德拉出狱而写的《光辉岁月》。记得有个晚上，当大巴车穿行至一片雪地山林时，耳畔正好传来“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时竟至热泪盈眶。

一个来自东方的游子，在美国的风雪中怀想起远在非洲的曼德拉，这是一幅怎样穿透黑夜的人类精神交流图景？我们总是盼着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迎来光辉岁月，其实光辉岁月并非只在将来，更在我们承受并拒绝苦难之时。

2014年8月8日

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理想国译丛003

书号：978-7-5495-5835-3

著者：（南非）奥比·萨克斯

译者：陈毓奇；陈礼工（译）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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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奥比・萨克斯长期主张所有人的尊严皆应予以尊重，不同社群的能力与价值皆应予以肯认，充分体现法治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其一生致力为民主自由的南非带来法治，无论作为政治运动工作者、律师、学者乃至于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在在都努力经由法治的实践来愈合过去撕裂社会所带来的创痛，以建立一个尊重多元，拥抱民主价值、社会正义与基本人权的社会。

——2014年度首届“唐奖”法治奖颁奖词

美国现任大法官鲁思·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在2012年初访问过几个中东国家，在埃及开罗时曾有记者问她：“埃及正准备制定新宪法，美国宪法有何借镜之处？”没想到金斯堡的回答却是：“如果我现在要草拟一部宪法，我参考的范本会是南非宪法，而非美国。”

——王健壮

萨克斯大法官为南非新宪法中包含的社会经济权利做了明确的辩护，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设置给出了严谨的逻辑分析，任何对南非感兴趣的人都会对此感佩不已。

——《外交杂志》

作者简介

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1935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21岁取得法学学士后开始执业，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单独监禁、凌虐168天，后被迫流亡英国。1990年，他回到阔别24年的南非，4年后曼德拉当选首任民选总统，奥比・萨克斯参与起草的新宪法获得通过，他成为新成立的宪法法院大法官，在各项涉宪案件的审查工作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

内容简介

南非宪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作为宪法法院法官，萨克斯以其特殊的个人经历与对宪法深刻而又温情的解读，剖析各种跨族群、跨国界的司法争议，确保每一个人，不论善恶，都能享有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获得真正的自由。书中处处可见他对“人性尊严”的坚守。他期盼种族大和解、为弱势族群的权利据理力争、统合法律论辩与人文关怀、笃信“人就应当被当人对待”的理念。几乎对每一个涉及宪法层面的案件，他都给出了更符合宪法价值的论辩意见，他的每一段判词都是他释宪工作折射出来的思考记录。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见并未受限于法条规定的形式与逻辑推理，而是着重凸显了他身上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正是这些努力，使南非这片被认为不可能孕育宪法正义的土地生发出了“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最先进的思想”，从而实现了社会转型。

导读
英雄救美

文 熊培云

古希腊的时候，有个叫芙丽涅（Phryne）的人体模特，据说是雅典城最美的女人。因为“亵渎神灵”，芙丽涅被送上了法庭，她面对的将是死刑判决。关键时刻，辩护人希佩里德斯（Hyperides）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她褪去了衣袍，并对在场的所有市民陪审团成员说：“你们忍心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

这是古典时代有关美与正义的最动人的故事。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肉体之美（芙丽涅）和精神之美（希佩里德斯）的双重感召下，雅典法庭最终宣判芙丽涅无罪。19世纪法国画家热罗姆（Jean-Leon Gerome）曾经为此创作了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场面香艳生动，不愧为世界名画。不过，这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实在太过浪漫，以至于让人觉得不真实。据说芙丽涅被释放后，雅典通过法律，禁止被告在法庭上裸露胸部或私处，以免对法官造成影响。

本文将要重点介绍的是另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它发生在近几十年，而故事的主角正是《断臂上的花朵》一书的作者萨克斯（Albie Sachs）。

1935年，萨克斯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个立陶宛犹太裔移民家庭。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年少立志，愿投身于人权事业。十七岁，在开普敦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曾参与抵制恶法运动（Defiance of Unjust Laws Campaign）。几年后，作为人权律师，萨克斯成为南非当局的眼中钉，并因此被拘禁和刑讯逼供。1966年，出狱后的萨克斯被迫流亡海外。

然而厄运并未因为流亡而结束。1988年4月7日，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律研究的萨克斯惨遭汽车炸弹袭击。虽然大难不死，他却丢掉了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而凶手正是南非当局派来的特务。萨克斯在他的自传里生动地回忆了自己醒来时的情景。他像天主教徒在胸前画十字架一样，对自己进行“眼镜、睾丸、钱包、手表”式的检查：

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体，我的阳具还在！我的老鸡鸡啊！（当时我独自一人，这么说应该无伤大雅吧。）这家伙曾经带给我许多的欢乐与哀愁，我相信往后它也会继续带给我许多欢乐或悲伤。接着检查蛋蛋，一、二，两颗都在！既然在医院中，也许我该称它们为睾丸以示尊重。我弯曲手肘，人又有了欲望是多么的美好，其次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萨克斯将自己近乎荒诞的反应归功于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自己肢体的残缺没有一点悲伤，只是因为他知道空洞的悲伤已经于事无补。既然他以推进南非人权状况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对于任何可能付出的代价也早有心理准备：

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

莎士比亚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而勇士一生只死一次。萨克斯显然无愧于勇士的荣誉。按说，如此遭遇足以在精神上毁掉一个人，让他从此丢掉初心，陷入复仇主义的深渊。然而，这颗汽车炸弹不但没有摧毁萨克斯，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加平静而昂扬的生命。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心地美好的人在此打击下难免以牙还牙，甘于同流合污，与敌同沉。而萨克斯几乎没有做太多的思想斗争便救出了自己。早在第一次被拘捕时，萨克斯就意识到自己与南非白人政权的较量是意志与品格的较量。因为抓捕他的人对他的折磨已无关他手上的信息，而只是想打垮他。“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比我强大。”然而，即使是作为一个牢笼中的弱者，他也不希望与囚禁他的人互换角色。他必须将自己从复仇的野蛮中救出来，必须呵护好内心高贵的东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憎恨的是一种坏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坏制度中各扮角色的可怜人。作恶者人性的世界已经坍塌了，而萨克斯人性的世界还在。那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如果他也像敌人那样以剥夺别人的自由为目的，那他就等于爬进敌人的战壕，与他们为伍了。

在《断臂上的花朵》中，萨克斯曾这样重申自己的理想与道义—“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囚禁、施加酷刑在那些曾对我们如此的人，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虽然肉体之我被迫害者做了减法，但在遭此劫难之后，萨克斯知道如何坚定信念，为精神之我做加法。“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这是我在萨克斯书里读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在这里我听到的是一个人在惊魂初定后立即找回的责任心。对制度之恶不同常人的理解，对同代人苦难命运的广泛同情，对内心美好世界的坚守不移……如果不是这些观念与责任心，萨克斯也不可能绕开冤冤相报的复仇，重新踏上康复南非的道路。

后面有关南非转型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被囚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1990年被德克勒克请出监狱。同年，萨克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祖国。四年后，曼德拉当选总统，并指派萨克斯担负新南非的宪法法院大法官。大法官卸任后，萨克斯著书立说，经常去世界各地演讲，分享南非转型经验与宪政成就，为那些深陷仇恨的国家愈合伤口。

维克多·雨果说过，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一个屡遭来自祖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没有因此憎恨自己的国家，反而不断要求提升自己的德行，并召唤同类，这在南非并不少见。南非能够平稳转型，正是有赖于那些长年斗争的人彻底放下了心中仇恨，走向和解。一个渐渐达成的共识是，南非或许需要复仇，但它指向的绝不是人，而是人心中不义的观念与现世不公的制度，包括仇恨本身。关于这一切，读者很容易在曼德拉和图图的宽宏大量中找到共鸣。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导下，身为大法官的萨克斯与当年参与汽车炸弹谋杀的亨利握手言和，为此亨利回家哭了两个星期。新制度将原来的迫害者还原为普通人。曾经的作恶者终于回归内心，如今眼泪汪汪。新南非无法做到将原来的迫害者统统关进监狱，也不能建立在大规模扩建的监狱之上，而应该奠基于一种全新的观念和制度。以复仇为目的的清算不仅会使新南非国父们的理想显得缺少诚意，而且会让这个国家因为冤冤相报而永无宁日。在此意义上，宽恕不仅具有道义内涵，而且是理想南非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萨克斯曾在书中谈及自己的理想追求，“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在个人恩怨与理想之间，萨克斯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他“温柔的复仇”。而且，这种“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萨克斯不辱天命。由于恶法和恶政的存在，他曾经由法律的研究者变成了“法律的敌人”，而现在他作为大法官成为新南非法律忠实的捍卫者。在这个犹太裔南非白人的主导下，南非宪法确立了废除死刑，保障同性恋婚姻权利、艾滋病人权利等若干原则，成为“最受世界尊敬的一部宪法”。在萨克斯看来，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法律必须像人一样拥有灵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人要有法的精神，却对法缺少人的精神置若罔闻。

写作此文，并不是为萨克斯歌功颂德。我更愿意将他“温柔的复仇”视作人类历史中的宝贵经验。毕竟，从远古的同态复仇到博弈论中的报复平衡，从近现代仇恨煽动下的革命、战争到今日的核威慑，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复仇史。而萨克斯“英雄救美”的意义，在于时刻提醒那些有着远大理想的人，如何做到不违初衷，不借口恶人的过错而让自己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

转型期南非的政治精英能放下仇恨，固然有时代整体氛围的影响，但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个体选择的堆积。除了从流亡者到大法官的萨克斯，还有甘愿放下手中权力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主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大主教图图，从监狱里走出来的黑人政治领袖曼德拉……这些新南非的国父无一不在向世人昭示他们的意义并发问：当世界坍塌之时，个人如何守卫自己心中的世界？在死握权柄与扬言报复之间，交战中的精英该以怎样宽广的心怀去带领受伤的人民？

还是让我们回到芙丽涅的那场审判吧。人类为自己创立思想和制度，同时不得不接受它们的奴役。芙丽涅自法庭平安归来，让世人看到“渎神罪”的弹性，也看到了由此而生的种种悲喜剧—与其说它们是来自上帝的威仪与审判，不如说是源于人类的自我裁决。当然，这既包括群体对于个体的群裁，也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审视和自我意义的抉择。

我不得不承认，与希佩里德斯那场古老的英雄救美相比，萨克斯在20世纪的“温柔的复仇”更让我为之动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救救他的故事，它还有着关于人生美学的深广内涵。萨克斯用他一生“温柔的复仇”，昭告身怀理想的人如何听从天命的召唤以抵抗不幸的命运。萨克斯是不幸的，他因为追求世界之美而不得不面对身体的残缺。萨克斯又是何等幸运！他没有因为憎恨而失去内心之美。而真正的英雄救美，就是同时对世界之美和内心之美担起责任。

最后说点感谢的话。几日来先后为曼德拉、图图和萨克斯的中文版图书撰写序言，倾听他们卓然于世的心声，对我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耀。记得昨夜，当我沉浸于这最后一篇序言的写作时，外面台风呼啸，暴雨难歇，今早醒来已是天朗气清，极目千里。大自然竟是如此应景，想必这也是读者合上“南非转型三部曲”时的感受。依我之见，无论是曼德拉、图图，还是我最后着重介绍的萨克斯，他们能够在抗恶的过程中不与恶同沉，都是基于以下思想与信念：作恶者嚣张于一时，但并不掌控这个世界，包括你高贵的灵魂。作恶者表面不可一世，实际卑微十足，他们唯一能负责的只有自己的罪恶。而你真的可以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另有乾坤，当作恶者负责恶时，你必须负责美—美到作恶者暗淡无光，美到作恶者为自己流泪，美到作恶者为你鼓掌。

2014年8月11日

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理想国译丛004

书号：978-7-5495-5529-1

著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陈高华（译）；孟凡礼（校）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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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福山以清晰的文笔和令人惊心动魄的反思和想象力，告诉我们过去在哪儿，我们现在在哪儿，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将要去哪儿。他以对政治哲学和政治现实的驾驭，让我们在每日新闻之外深刻把握我们处境的意义。

——艾伦·布鲁姆

很少有一本书的命运，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样“坎坷”。自 1992 年出版以来，它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二十多年过去，也许有必要重温此书，以这二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去反思此书的是非对错，也以此书为一个坐标去分析时代的走向。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内容简介

随着“冷战”结束，狂乱的二十世纪终于趔趔趄趄走到终点，福山重提过去几个世纪来伟大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将通向什么样的终点？相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正处身在哪儿？

在本书中，福山提出，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福山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当代思考，既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哲学教育，又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命运这些最深刻问题的发人深思的探寻。

导读
历史漫长的终结

文 刘瑜

很少有一本书的命运，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样“坎坷”。自1992年出版以来，它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二十多年过去，也许有必要重温此书，以这二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去反思此书的是非对错，也以此书为一个坐标去分析时代的走向。

毫无疑问，对《历史的终结》热烈的拥抱或批判，源于它爆炸性的核心结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

历史怎么可能终结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放眼望去，二十年来，有东欧转型的“阵痛”；有俄罗斯、委内瑞拉此类国家民主的倒退；有宗教极端主义在很多地区的兴起；有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有“中国模式”的崛起；更不用说今天我们在中东、泰国、乌克兰等地所看到的各种“民主”乱象……如果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终结”之后还有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发生？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布尔乔亚是“最后的人”，那么这“最后的人”之后为什么还会有本·拉登这样的宗教极端分子、查韦斯这样的“反西方强人”、屠杀图西族的胡图族人，或者以经济发展为由拒绝政治西化的无数中国人？

这些批评当然有它们的道理。显然，冷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西化”。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复兴，还是“反新自由主义”话语的高涨，或是“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委内瑞拉模式”等“其他道路”的兴起，都显示出一种意识形态“突围”的努力。但是，基于这些现象对此书进行的批评，似乎都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这本书本身，不如说是这本书的标题。也许是因为，大多批评者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的标题。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一本论著，而不是一个宣言。更公平也更有收获的，或许是进入这本书内在的理路，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它被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对其进行评说。

一

仔细阅读此书，会意识到，当我们用当前“民主国家的乱象”以及“威权国家的韧性”来批驳福山时，是基于对此书的误解。事实上，即使是二十年前，福山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现象将在“历史终结”之后持续存在。他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准确预测了此类现象的长期性，比如，“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出现，而新生的民主国家也不都安全稳定。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正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国家则受阻于先前的经济混乱这一可怕的遗产。东亚的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虽然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化，但仍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挑战。相对而言，像中东那样的地区，自由革命仍未波及。而像秘鲁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严重问题的压力之下，重新恢复独裁，这是完全可能的”（见本书第65页）。也就是说，无论是转型的痛苦、民主的倒退、历史和经济对民主化的制约，还是“威权式增长”的诱惑，福山在作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论断时都从未否认。

问题在于，“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见本书第66页）。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到冷战结束之后，自由民主这种观念已经没有了显著的替代方案。不错，今天世界上还存在参差不齐的意识形态，比如，“中国模式”的崛起就是一个有力例证。但即使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捍卫者，大多也只是试图论证“中国模式”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性原则”加以论证，更没有多少人会像当年“输出革命”一样，充满激情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

同样，我们今天的确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独裁者，但是，从这些独裁者要么以“民主外衣”来装饰其独裁，要么以“紧急状态”或者“特殊情况”来为其独裁辩护来看，即使是独裁者也承认“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否则，何以当代世界上那些最著名的威权统治者—萨达姆、金正日、米洛舍维奇、穆加贝等等—都要披上“选举”的外衣？在“自由民主”这一合法性话语尚未普及的时代和国家，专制者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比如，朱元璋或者乾隆从不觉得为了赢得民心，需要举行哪怕虚假的选举。同样，今天即使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也要表明他们这么做是“紧急状态”下的暂时戒严或管制，也往往要承诺举行选举—比如最近，对泰国实行军管的军方宣布他们将在一年之后允许选举。

二

即使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的确在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合法性，但是，我们何以知道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胜利”不是历史周期性循环中的昙花一现？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它“终结”了历史？

这触及了此书的核心观点。福山指出，或者说，福山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指出，历史根本上而言，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动，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体制、法西斯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可以看出，福山的论证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并不是从自由民主制“社会功能”的角度为之辩护。虽然他指出了经验上自由民主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但由于这种相关性的不稳定性和循环性，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以此为基础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论证。事实上，他指出，如果人们关心的仅仅是满足欲望和理性的“经济”指标，也许自由民主制并非最佳选择：“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见本书第16页）

也就是说，为了找到一种衡量制度“稳定性”—如果“优劣”这个词太扎眼的话—的尺度，他必须诉诸一种超历史的标准，而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类的社会学标准。这个标准，在他看来，就是人性中普遍的寻求“承认”的心理需求。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仅仅用“理性人”的概念来理解人性，但是福山借助柏拉图的观点指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那种普遍流行的“经济人”的人性观，恰恰忽略了人寻求“激情”的那个部分。无论古代王族发动战争，还是现代人勤奋工作，都不能简单地用“理性人”来解释—除了逐利，也是为了追求荣耀—即“承认”。

固然，在自由民主制获得普遍合法性之前，人们也通过其他政治制度寻求承认。无论奴隶制、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其创立和维持都是某些人追求承认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严格等级制下的“承认”是不能令人满足的。首先，它不是相互的—奴隶主对奴隶、君主对臣民、贵族对农奴的承认远不及反方向的承认，而这种不均衡构成“社会矛盾”，“矛盾”则推动制度演变。其次，即使是奴隶对奴隶主、臣民对君主、农奴对贵族的承认，由于它建立在强制和依赖的基础上，也是不能令人满足的。武力威胁或者利益收买下的“爱戴”并没有自发基础上的“爱戴”来得甜蜜—只有对方是具有伦理选择能力的自由人，其“承认”才真正给我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这合乎我们的经验感受—一个美丽姑娘真正爱上了某个男人“这个人”，而不是被他用枪胁迫或者用钱收买，她的爱才真正令这个男人感到由衷的满足；如果所有学生都自主选择留在一个老师的课堂上聚精会神听讲，而不是因为老师要点名、老师可能给低分才留下来，这个老师获得的“承认”才真正令其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社会的弱者，而且社会的强者，也需要通过自由民主这种社会形态来得到最有意义的“承认”—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历史不是终结于冷战结束，而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即“人民主权原则”通过战争得以确立之际。事实上，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此后的历史不会有国家间的战争或者制度间的竞争，而是说人类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被找到并开始通过强力传播。此后的历史，则是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的传播史。即使是共产主义这种制度，貌似是自由民主制的对抗者，其实更像是其变异体—同一“人民主权原则”下的不同制度衍生物，并由于其制度形式和制度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被淘汰。至于法西斯制度，则更像是制度演进过程中暂时的“返祖现象”—毕竟，即使是历史进步论者，也不会认定这一进步一定会以线性方式前进。

三

即使我们将“承认”作为衡量政治均衡性的尺度，在平等、相互和有意义的基础上将“承认”制度化，自由民主制真的做到了吗？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兴起以及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受挫代表着“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的话，福山更关注的或者说更担忧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似乎在他眼里，“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对自由民主制并不带来根本性的威胁，因为“后历史世界”军事、经济、科技乃至文化工业的绝对优势不但足以抵挡这种挑战，还很可能—正如过去二百多年历史所显示的—通过一个也许漫长曲折但最终渗透扩展的过程征服“历史世界”。我们当然有理由不相信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宗教极端主义会逐渐消退，但是，福山指出，几百年前，西方世界的人们也不相信基督教引发的狂热和战争可以从政治舞台上逐渐退出。“宽容”和“理性”是可以习得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习得的过程甚至会比历史上进展得更快—虽然它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福山花更大力气真正严肃对待的，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即，自由民主制是否真的能带来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承认”？如果不能，那么自由民主制衰败于“内爆”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被“历史世界”摧垮的可能性。事实上，对此提出怀疑的有两种角度。

首先是左派的角度。是的，“平等的承认”给人带来尊严上的满足，但是自由经济之下人们并不平等。无论是今天全球显而易见的贫富差异，还是哪怕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都是不容否定的现实，否则世界各地“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不会这么有市场，各种形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会席卷全球。对此，福山的回应角度，是试图区分“问题”与“矛盾”。不错，自由民主国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不平等这个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根本性的“矛盾”。之所以不构成根本矛盾，是因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具有内部纠错功能的机制，能够在制度内部解决这些“问题”，无需诉诸制度更替本身。比如，二十世纪福利制度的兴起，即是自由民主制这种自我调校能力的一个体现。相比之下，其他政治制度则由于权力结构的缺陷，缺乏如此之有弹性的自我调校空间，而这正是它们一一衰败的原因。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欧美各国为赤字问题而焦头烂额，看到风起云涌的左派运动和抗议，看到各国政府首脑常常低到令人尴尬的支持率，不禁会怀疑福山是否低估了来自左派挑战的能量。有人说民主是“好政策的军备竞赛”—不错，政治竞争激发自由民主国家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民众既要求享受高福利又不许政府提高税收，既无法忍受通货膨胀又要求政府刺激经济，当“权利”这个概念被无限延展……这种“政策的军备竞赛”是否会触及“自我调校能力”的边界则成了一个问题。

但就当年而言，更令福山感到棘手的，并不是左派对“承认的政治”的质疑，而是右派对它的质疑。典型的右派会认为，不错，自由民主制带来了“平等的承认”，但是“平等的承认”是不合理的。在一个人人能力、智慧、德性不平等的世界里，为什么要“平等地承认”每一个人？在这里，福山大量地引用了尼采，因为在尼采看来，自由民主国家代表着“奴隶”的绝对胜利。当我们把“承认”与“成就”脱钩，“平等的承认”就成了价值相对主义的外衣—如果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也可以理直气壮要求社会“平等的承认”，那么这种“承认”的价值何在？

如果说福山可能低估了左派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那么在这里他似乎又高估了右派的挑战。如果说尼采、托克维尔等人在民主制度兴起之初将“自由民主制”等同于“奴隶或庸众的胜利”的悲观看法情有可原的话，今天，这一制度及其后果逐渐清晰呈现之后，仍抱有同样的悲观则未免是一种傲慢。事实上，至少就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而言—虽然我们未必能保证以后会依然如此，“精英主义”的社会冲动及其带来的创造力并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比之历史上更为拓展了：无论是乔布斯这样的商业精英，还是乔丹这样的体育精英，或者海明威这样的文学精英，无论是个人电脑这样精巧的科技产品，还是心脏搭桥手术这种精湛的医疗技术，或者人类对月球乃至火星的探索，都显示自由民主制未必扼杀人的创造力、勇气和技艺，只是将过去往往由出身决定的机械精英主义替换成了现在更与能力相联系的有机精英主义。现代自由民主制下，“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并没有同等地获得乔布斯、乔丹或者海明威所获得的“承认”—无论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后者所得到的“承认”远大于前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自由民主的胜利并非如尼采所言，就意味着“奴隶的胜利”。它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容纳承认的差序格局—承认智慧甚于承认平庸，承认勤劳甚于承认懒惰，承认勇气甚于承认软弱。

或许自由民主制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它既包含了“自由”，又包含了“民主”。福山乃至尼采的悲观，也许是因为他们眼中的民主只能是“不自由的民主”。左派厌恶“自由”所驱动的不平等，而右派厌恶“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权利。如果一个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迟早内爆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如果一个制度只有“民主”，那么它也可能很快由于“多数暴政”而活力衰竭。但是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恰恰由于其内在张力而获得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结合是动态的—今天可以为了增进福利加税，明天可以为了增加活力而减税，也是多样的—欧洲、美国、日本各国，民主和自由结合的方式并不相同。只要这种动态性和多样性持续存在，自由民主制就仍然具有相当灵活的适应性。如果有一天自由民主制陷入系统性危机，多半也是因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被一方的绝对优势打破。

四

在左派、右派的质疑之外，对自由民主制还有一种不满，或许可以称之为“无名的”不满。这种不满与现实问题比例如此不当，以至于很难说是什么具体社会问题导致了这种不满，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后历史世界”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导致了这种不满。福山书中提到两个情形，一个是一战爆发之前德国许多民众的好战情绪；一个是1960年代法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两个情形中，无论是“要求战争的德国游行民众”，还是“饱食终日却高举毛语录的法国学生”，与其说困扰他们的是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如说是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所带来的空虚和无聊。

在这个意义上，就算历史到达了“终结”，但人性中或许有一个部分，永恒地渴望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终结”之后布尔乔亚式“最后的人”。“历史”意味着矛盾，矛盾意味着冲突，冲突激发人的力量、英勇和意志，而“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在前人所开拓的道路上，根据他人制定的交通规则做一个规规矩矩的行人。“历史”意味着拓荒的悲壮，“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耕种的枯燥。一战前呼唤战争的德国人，1968年的法国学生，甚或今天西方国家那些永远在“抗议”的青年，在表面的具体诉求之下，根本上他们所表达的，或许是对错过“历史列车”的愤恨，以及驰骋于“历史”原野的渴望。对他们来说，“承认”不仅仅意味着权利，还意味着确立权利的权力。这种创造历史的英雄情结，或许将终结“历史的终结”，使其“从头再来”。

而自由民主制的特点，又为这种“无名的不满”提供了发酵和释放的土壤。开放性是自由民主制的最大优势，但同时也恰恰是开放性，使其腹背受敌。福山引用雷韦尔的观点表示：“一个以持续批判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是唯一一种适于生活的社会，但也是最为脆弱的社会。”（见本书第31页）自由滋生怀疑，民主滋生反抗，当怀疑和反抗积蓄到一定程度，自由民主制就可能被摧垮，而摧垮它的，并不是其他意识形态或制度的竞争，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的巨大成就。换言之，自由民主制的衰败将源于它自身的成功。

或者这种担忧过于悲观。一方面，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成就英雄主义的渴望都能在不同领域找到释放途径—也许你无法成为成吉思汗或者列宁，但是如前所述，你还有可能成为乔布斯、乔丹或者海明威。无论商业、艺术、文化、体育乃至政治领域，成为一个创造者、一个英雄、一座“历史的丰碑”，都不无可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布尔乔亚这种周期性的自厌，无论带来多大的风浪，似乎最后都重新回归甚至强化了自由民主制的轨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周期性的自厌可以说是一种阀门机制，通过循环释放民众过剩的政治激情，帮助实现自由民主制的稳定。换言之，这种“无名的不满”就算能暂时中断“历史的终结”，它也不会将历史重新带回起点，只是使其打个趔趄，然后重新恢复平衡而已。

二十年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质疑。然而，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没有过时，仍然保持着与当下世界的高度相关性—甚至可以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先锋性和前瞻性。这或许是因为，就其问题意识而言—自由民主理念是否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某种极致—要作出回答，二十年是一个过小的时间尺度，甚至，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都不足以产生确切的答案。当然，我们可以表达困惑：如果如福山或者科耶夫笔下的黑格尔所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亡，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这种“终结”本身是有意义甚至令人欢呼的？历史到底是终结了，还是换了一个起点开始了“第二季”征程？这样的问题，也许唯有时间能慢慢给出回答。我们从这本书的命运所能学到的，无非是在智识判断上的谦卑。如果说将一种源起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傲慢，那么，对政治实践中如此伟大的探险冷嘲热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理想国译丛005

书号：978-7-5495-5511-6

著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毛俊杰（译）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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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福山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形成过程，福山的主题仍旧很宏大，但他能够准确地找出富有启示意义的细节，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很少有像这一部这样让人手不释卷。

——《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

这本书有很好的文笔，聪明的想法以及有趣的信息。可以看到作者为此作了贯穿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海量阅读。本书所试图覆盖的范围，几乎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样雄心勃勃。

——《科学》杂志（Science）

野心勃勃、旁征博引、雄辩滔滔，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领袖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一种试图对人类政治生活之“必须”进行的古往今来、无所不包的论述，也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流变之“复杂”所做的大线条概述，更是对自由民主的宪政政体之“终结”历史做出的通观性的强势论证。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内容简介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导读
重新带回国家

文 刘瑜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而不符合21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挑衅：对从技术性细节出发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一可能性的质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

一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2004年的《国家建构》，到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到2008年的《信任：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二十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二十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

客观地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编按：本书译为“负责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参见本书第24页）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参见本书第25页）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二

“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 （参见本书第137页）。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其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那么，为什么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二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

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索马里的经济一团糟。

同样，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姑且发明这个词）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因素对王权的制衡，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它从未失去其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13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如此之强大，王权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此外，福山还对没有国家能力保障的“法治”发展表示质疑。他对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法治在英国的生根不完全是“自发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国王、后来的教会还是诺曼征服之后的中央权力，都曾相当大程度上诉诸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

三

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二十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何以如此？福山与中国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即，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因为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参见本书第436—437页）

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他强调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制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则对王权几乎是彻底依附。

因此，从价值上而言，似乎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对世界各地情势的总体判断使他现在更强调国家能力—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而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作为基本秩序的维护者，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但如果脱离语境，将这种强调应用于那些国家能力已经超强甚至过剩的国家，就成了认识上的刻舟求剑。

四

问题在于，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对于思想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体现政治发展的观点，并在这个意义上把美苏归为一类而不是两类国家。他的这一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1989年，苏联及其阵营的垮台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

当福山频繁地将国家能力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会最后崩坍—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分散化、封建化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与问责使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对比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及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将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使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书中指出的，“马尔萨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和“后马尔萨斯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换言之，即使历史上国家能力曾经是政治各维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个已经彻底变迁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则并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理想国译丛006

书号： 978-7-5495-5686-1

著者：（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译者：于金权（译）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78.00元

点击书名即可购买：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蒂莫西·加顿艾什是我们时代最敏锐的政论作家，本书展现了他对众多宏大主题的杰出思考，这些精彩的文章是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最清晰的洞彻。

——约翰·辛普森

蒂莫西·加顿艾什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叙述风格，将历史学家的知识深度与新闻记者的直觉结合到一起，能在描述真实事件时赋予它小说家的想象力，人们常用两个矛盾的短语来形容他的写作——“现在的历史”、“事实的文学”。

——许知远

作者简介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伯林教授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为《卫报》《泰晤士报》《纽约书评》等报刊撰稿，并出版多本著作。代表作有We the People、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Facts are Subversive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蒂莫西·加顿艾什最新一本融历史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一体的文集，收入作者2000～2009年发表在《纽约书评》《卫报》等媒体上的文章。作者追踪世界大事，从东欧的“橙色革命”、英国与欧洲及欧盟关系的演变，到伊斯兰主义的兴起、“9·11”、美国大选及反恐，再到缅甸、伊朗等非西方国家的新动向，其足迹几乎遍及全球，深度挖掘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给当下事件的报道以历史的深度，并赋予它们文学化的表达，同时探讨作家与事实的关系。本书集中体现了加顿艾什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

导读
老英国自由派的犹豫

文 梁文道

一

据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这句话简单直接，似乎大家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甚至还能同意。但只要稍稍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其实问题重重。例如，它似乎隐含了一个标准，一个什么事情能被写进历史的标准；难道只有今天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事实才够得上历史的殿堂吗？当然不，因为我们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在判断什么事情才有新闻价值的时候，总是已经先有了一套预设，而这个预设又总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明天的史学家凭什么要全盘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呢？此所以重大的史学进展往往和新史料的发掘相关；那并不只是新发现了一批被人遗忘的文档那么简单，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从未想过要入档留存的东西当成史料。比方说树木的年轮，前人可曾觉得这是诉说他们那个时代事实的重要线索吗？可今天的史家已能学会在一片树林的年轮里判读过去气候变化的痕迹，从而掌握往昔人们生活劳作背后的自然条件。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说，今天的新闻固然可以是未来的历史，但对今日新闻标准的疑问更有可能是未来历史学者的重点。

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只是事实如何发掘，更是事实到底可以证明什么的问题。自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种忽略事实与证明之关系，转而强调事实被诠释被叙述的倾向（或者可以叫做后现代倾向），就渐渐又变成史学主流的趋势了。因为什么算是史料，什么叫做事实，基本上是个看你把它们放在什么框架之下叙说，又如何叙说它们的问题。毕竟，任何时代的人用以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视界及价值标准，都是一些可以说出来的叙事，并且还可以不断重新叙说。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讲“故事”、“叙述”和“书写”乃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几乎恨不得把历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说似的纯粹叙述技艺。相反，依旧坚守某种单纯甚至天真的事实之力量，则是不合时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实即颠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书，因为它连书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书序言里所讲的，他依然相信“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这是真的吗？事实本身就具有这样的颠覆性吗？还是说编纂事实和安排事实的新叙事使得事实颠覆？

加顿艾什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过英国《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后来在《卫报》有固定的专栏，而且还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曾经长年住在东德、波兰和捷克，跟哈维尔与瓦文萨变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认为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身边的顾问，穿梭于学院、政坛和大众媒体之间，其著作读者不计其数。老和他笔战的新左派史学大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带着贬义地）说他是冷战末期推倒东欧共产政权最有力的一个声音。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才译出了他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读者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可我还是长年阅读他的著述。且引一句当今左派大红人齐泽克的话：“尽管他是我的政治对手，我也一直认为他那些丰富的精确观察仍是值得阅读的，可以作为东欧沧桑剧变的可靠材料来源。”的确，整个英语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东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本行领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动人的著作《档案》（The File）当中，他回到德国翻查公开了的斯塔西档案，发现不少当年圈子中的朋友原来都是秘密警察的线人，曾向当局报告他这个英国人的言行和心理，这个发现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满阴郁气氛的溯往旅程，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情谊的脆弱与极权社会最深处的秘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外国人都会有的；就算有，也不会有他那种专业史学训练所赋予的识见和涵养，好把这个经历写成一部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分量十足的深度回忆。

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作比。布鲁玛的对象是日本和东亚，而加顿艾什则可说是东欧的布鲁玛。他俩都是记者型的学者，或者反过来说是学者型的记者。从奥威尔开始，记者就已经取代了那种会渲染异国风情和浪漫化自身经验的传统外游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从未去过的曼德勒写成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比较可靠也比传统学者有趣的外国知识来源。所以当前市面上介绍各国情况的非虚构书籍当中，那些驻外记者的作品总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晓得怎样和公众读者沟通，又有长年的第一手经验，有的甚至还具备了相当不错的学养。加顿艾什和布鲁玛就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是20世纪后期大众传媒国际化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有点像人类学家，在祖家和他乡之间迂回，因此往往能在一段距离中清醒观察本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另一个框架之中考察省视。当然，加顿艾什同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德国史的了解要比许多德国百姓厚实得多，于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时候就有了一道从往昔深处照下来的微光。

然而，《事实即颠覆》并非典型的加顿艾什。因为东欧在他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写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缅甸，甚至香港。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凭什么去写那些他没有长住过的土地？又凭什么去和当地人沟通（访谈是记者获得事实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晓当地语言一向是学者型记者的基本要求。加顿艾什会波兰文、捷克文与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吗）？他甚至从来不是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他怎能写那么多关于欧洲穆斯林的评论呢？当所有通向事实的管道都不是那么扎实，当事实本身都难以获致的时候，事实还可能有颠覆的力量吗？

二

虽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教书，是个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学院里的理论发展似乎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不会像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那样，在史学方法论上细致探讨事实、证明与修辞的关系。他用心的事实问题，是种更接近新闻记者专业关怀，更贴近常识意义，或许因此也更容易为人理解—同时也更容易犯错—的问题。比如在谈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拥有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当成事实。结果呢？他自然错了。在整个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个不好笑的笑话一样。不只如此，加顿艾什在那篇文章里头竟还说道：“萨达姆政权是当今世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之一。他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还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推翻他对他的国家和该地区而言都是福音。无论战后的伊拉克会多么混乱—肯定会混乱，就像战后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样—它几乎已经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实却颠覆了他当年的判断，这大概是所有时事评论家的尴尬。

《事实即颠覆》原书出版于2009年，加顿艾什本来有机会删掉这篇他自己都很后悔当时弄错了事实的分析；可他没有。一来，就像他所讲的，错了就是错了，不掩过乃是道德义务。二来，我猜让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饰地在那篇文章题目里头就已经表达出来的态度；它叫做“为骑墙派辩护”。也就是说，尽管他相信“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是个事实，相信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的伊拉克一定会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轻言美国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反战派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也很说得过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不要忘记，那可是个黑白多么分明的时刻。布什声称：“你要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他们那边。”中国则有人一边看着电视里的世贸大楼倒塌一边拍手叫好，同时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署宣布“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战或不战，义或不义，几乎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而加顿艾什居然要为骑墙派辩护？没有立场？那你写这篇东西干什么？他的解释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热情洋溢，过分简单地相信复杂的两难处境中的一面，即使这样确实可以让电视更好看。”他甚至认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态度：“我的直觉是，如果你在黑夜中为托尼·布莱尔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将基本上坦承这种自由派的犹豫不决。”“自由派”，就是这里头的关键词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像时下中国许多施密特及施特劳斯的信徒所以为的那样，是批没有价值倾向的虚无论者。最起码，自由主义者要相信言论的自由。好比加顿艾什，他可以同情欧洲穆斯林的处境，但他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信仰受到冒犯，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跑去杀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画家。而且他还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主张“所有神明的信奉者与那些坚持没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广场上试一试”；所以他比较不赞成法式启蒙运动的路子，干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头罩还是十字架项链—出现在广场之上。这样的自由派会拥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当年他要和哈维尔等东欧异见分子站在一起，主张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派还会看重一些最显眼的事实矛盾，不屑于理会对那些矛盾的各种深奥辩解，所以他要说前东德禁止了自己国歌的歌词（因为它歌颂“统一的德国”），是对自己覆灭的恐惧（因为它害怕会被西德统一）。我们知道，除了前苏联和前东德，这世上还真有些政权害怕人民过度认真对待国歌与执政党的党歌，而且居然有人辩说那是“复杂国情与时代的错位，不能简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加顿艾什这种自由派看来，你担心人民把国歌当真，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问题，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烦不是价值虚无，而是对付不了种种身份认同困扰背后的激情。在英国人算不算是欧洲人这个大题目上，懂得欧洲并且亲近欧洲的加顿艾什分析过其中各个应该考虑的条件之后，再度摆出了骑墙的态度：“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还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身份认同也好，政治立场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确的结论，可加顿艾什这种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却只能提供倾向。他欢迎前波兰和前捷克政权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个转型的困难。所以他当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当成神祇来朝拜的人那样，不顾现实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愤慨现实的人，走上怀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国家主义的道路。像加顿艾什这般的自由主义者，总是要在信念支撑的理想倾向与层出不穷且困扰理想的事实之间，进退犹豫。

由于《事实即颠覆》离开了加顿艾什熟悉的安全地带，因此他在这部文集里头变得更像那些什么国家的事都能够畅谈一番的“国际问题专家”，这部书于是就更能考验他身为记者、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能耐了。又由于他在事实材料的拥占上不具优势，所以带动他写作的信念和倾向就会变得更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战。他是个记者，把自己的写作类型规定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误会，这不是福柯所说的那种“现在如何成为现在的历史”，而是冷战“围堵理论之父”乔治·凯南推介的学术与新闻的混合写作），所以他当然要发掘事实，最大程度地亲近现场。但他究竟是个历史学家，就算不爱谈太过哲学化的史学方法论，却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从现场带回来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期间，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灯剧院一间奇特的玻璃墙房间里会面，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一本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记得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历史一样，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记忆问题就是见证人问题的核心所在……记忆是一个可以重新加工的CD，会受到不断地加工，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让我们感到更加舒服。

历史学家加顿艾什疑虑的，大抵就是这种舒服，把事实裁剪修整得较为合体，较为符应论点逻辑的舒服。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所疑虑的，则是让自己皈依某个既定立场的舒服。他宁愿让理想和倾向不停在现实上头对焦，找不着安稳的落脚之处；他宁愿让现实持续地发出噪音，扰动理想世界的安宁。所以他总在犹豫、进退。在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或许就是这本书值得当今国人一读的理由。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理想国译丛007

书号：978-7-5495-4504-9

著者：（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译者：沈力（译）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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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在西方欢度圣诞节的时候，庞大的苏联帝国正式宣告解体。这本书描写的正是一个帝国的陨落轨迹，通过看起来颇富戏剧性的巧合，描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作者挑战高难度，用整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日子。他利用大量第一手文档，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充分解释这天一切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补充了大量背景，由宏观入局部，突显了这一天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

作者简介

康纳·奥克莱利（Conor O’ Clery），曾为《爱尔兰时报》驻莫斯科、伦敦、北京、纽约、华盛顿通讯记者。因报道苏联解体和九一一事件，两次获选为爱尔兰年度最佳记者。另著有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

内容简介

苏联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却是通过政令解散的。

爱尔兰记者奥克莱里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在本书中，他以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为框架，围绕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将苏联最后六年的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人心向背，用细致可靠的描写，表现得清晰而传神。

苏联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身上。每个人都看着他们，“就像狼群等着最强壮的两头狼对峙”，看谁会成为领导者。卑微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脾性，宽宏大量也不是叶利钦的风格。两人从最初的联手合作，到后来的冲突不断，终于变得势同水火，各不相让。最终，戈尔巴乔夫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人民，在自我认识上更加糟糕，而叶利钦则在动物般的直觉下，听到了远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

导读
帝国末日的回忆

文 梁文道

历史上有些时刻总是被人夸大它的意义，乃至于染上了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天，几乎每一个美国的中年人都能说得出那一天自己干过些什么，刚刚听到新闻时第一反应是什么，以及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似乎这天是他们记忆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节点，甚至还因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相反的，有一种明明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时候却丝毫无人在意，没有人能够记起那一刹那的详情，因此也就没有足以炫耀给子孙的个人故事。例如恺撒跨过卢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随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共和湮灭的关键时刻呢？还有一些早就被预告过，也早就被期待的时刻，每个人都晓得这一天迟早要来，为它做足准备，甚至还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仪式典礼。但结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个日子并没有太大分别，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稳。事后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1997年7月1日，十多年后，我和朋友追忆当天情景，发现大家都还记得其中一些细节，只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因为它太空洞了，完全没有预想中的起伏波动，更加没有那种觉得自己正在见证历史的郑重和肃穆。

更怪异的例子是199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七点三十分，克里姆林宫一座绿色圆顶建筑，有两个工人从屋顶活板门爬了出来，降下那面红色的锤子镰刀旗，然后像餐厅侍应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红场上人群三三两两，不是出来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来的观光客，没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没有大批媒体记者带着镜头和闪光灯涌到现场。那面胡乱被人收起来的旗帜已经在此飘扬了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天。二十世纪最强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惊人也最大胆的乌托邦实验计划，就此告终。如此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时刻，怎能如此草率？

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苏联的崩溃都是一件头等大事。但为什么我们关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记忆却是如此淡薄？就连许多俄罗斯人也都无法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而他们那时候的心境便和我们在1997年7月1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苍白，一点也不觉得那天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楚；莫非身处历史关键时刻，可能也会有越近核心，感觉就越是模糊的情况？

然而，许多年后，由于人类记忆的游戏，也许过去已久的事情反而会变得丰富起来；甚至连原本寡淡无措的心境也开始被一种叙事上的浪漫需要所带动，变得浓稠有味。比方说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气晴朗而干燥，可是一个克里姆林宫里的工作人员却记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只有一场没完没了的冬雪，才足以折显出这命定一日的悲剧感呢？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王朝的覆灭，事后回想，总是带着这种悲剧式的美感。那种悲凉和沧桑，足以叫人暂时抽离出那个时代的诸多不可爱，以及那个王朝的一切过愆，是种非常单纯的形象审美。好比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无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从来拒绝承认对方的东正教宗主教与天主教枢机，终于最后一次穿上华丽的祭袍，在千盏烛光摇曳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联合弥撒，祈求临终前的垂怜。“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夜枭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低鸣”，无论它多么的可鄙，多么的罪有应得，一个帝国的殒落至少值得这么一首凄凉的哀歌吧。

爱尔兰记者康纳·奥克莱利（Conor O’ Clery）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天》里，也记下了类似的场面：晚上九点，参议院大厦的外面只有司机和少数几个保安，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外的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幕僚在厅里喝闷酒。“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于是戈尔巴乔夫的下属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请来三百多名国内外媒体代表，办一场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以及宣告苏联政权终止的招待会。酒店的总管一开始非常害怕这件事会得罪当权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敢接下这笔生意。没有人怪得了他，因为他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共产党时代人民对于当权者的那种惯性恐惧。好在这家酒店有西方资本合营，这个总管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预订。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下属自嘲地总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私有化还是有点用处的”。

最早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中国读者见识了以单独一年为主题的历史书写方式，后来我们陆续看到林林总总的类似著作，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最近几年，又有不少艺高胆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难度挑战，干脆用整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日子，奥克莱利这部大作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难度在于重构那一天从早到晚发生的时间，必须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档，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少一点材料，都没有办法用细节铺陈出一本书的分量。同时，那些文档和访谈得来的记录，还必须经过冷静的审视与对照，否则，囿于记忆的错误、有意无意的扭曲增删，真相就会蒙上一层迷雾，难以还原。而且，说是一天，但为了充分解释这天一切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突显这天的历史意义，你还得补上大量背景，就像黄仁宇动用了他对整部中国历史的理解来说明万历十五年一样，由宏观入局部，方得以小见大之效。奥克莱利以非凡的耐性和细心去克服上述困难，虽然难说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丰硕了。难怪此书一出，英语世界的评论普遍称善。

可是，无论你如何强调历史脉络和各种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你把焦点放在一天，你就很难不遵循传统，放大当事主角的作用。如果用棋局比喻历史，这种写法就会很自然地把个别棋子的位置和功能当成重点，多于今日学界强调的棋盘上的形势。所以，读罢此书，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觉得苏联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后又变成当前这副模样，原来多半是两个人的问题；这两个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辕北辙，大部分时间都在缠斗不休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者常常借着其他当事人的口，引导读者猜想，要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没有那么急进，又或者叶利钦没有做过某个决定，事情会不会不像今天这般局面。也就是说，这两个大人物的个性与抉择，很有可能是后来历史发展的主因。

习惯“长时段”思考问题的人，或者会反驳，指出就算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苏联的实际情况也会为它自己生出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不过，历史确实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分的苏联观察家看来，1991年8月发动的政变是合逻辑的，因为这种政权就是会有一股力量试图扑灭改革得过了头的火苗。假如苏联是垮在这场政变所诱发的内战或革命的话，那也完全合乎预期，因为没有人相信苏联还能以另一种方式—一种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后来真实的结局那样—完蛋。偏偏还有一个大胆冲动的叶利钦，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就使得那次很合预期很合逻辑的政变无疾而终。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搅动“长时段”趋势的个体？

为什么直到1990年，连中情局那些理该很懂趋势的专家还都预估苏联还能够再活一段日子，一转眼，这个曾经支配半个地球的强权就突然消解得无声无息？奥克莱利大概就是想用这本书来回答大家，那是因为我们站得还不够近，看不见两个关键人物的表情，以及脸孔背后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重要。从苏联国旗的沉降，新旧政权交接时的紊乱，到戈尔巴乔夫最后所面对的众叛亲离，隔着距离，我们可以像欣赏悲剧一样地来感慨这一系列帝国瓦解的败象。但对俄罗斯人而言，关于这一天，他们记住的却是越看越窝囊的戈尔巴乔夫在辞职演说中的虚弱形象。自此之后，这个毫无美感可言，丝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叹的日子，就成了许多俄罗斯人创伤性的集体回忆。有些人忽然“记起”那天自己是多么的愤怒，而不是欢呼庆祝。自此之后，他们开始期待另一个形象，一个能替他们雪耻复仇的强人形象。

2014年9月6日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理想国译丛008

书号：978-7-5495-5808-7

著者：（英） 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毛俊杰（译）

出版时间：2014.09

定价：1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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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耳语者》中的故事情凄意切，令人心碎。在描写人类的残忍、人才的浪费，以及信任和信念的滥用上，甚至会让读者胆战心惊。这是费吉斯的非凡成果，既高度概括，又充满真知灼见，详尽解说了形形色色的人对于苦难和生存的见证。

——《莫斯科时报》

费吉斯也许是英语世界中最卓越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之一，保存和理解噩梦般的苏维埃世纪是他一生的追求……他尽量捕捉那个黑暗时期的实质，其成果就是这本感人的《耳语者》……充满人性，像置身于悲惨世界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之中。

——《波士顿环球报》

《耳语者》是苏维埃人民最好的文学纪念碑之一，足以与《古拉格群岛》和沙拉莫夫的散文相媲美。它是斯大林恐怖下人际关系的百科全书，引人入胜。

——《新政治家》

真了不起……那些获释的流亡者和家人，历经做秀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医生事件、反犹镇压、赫鲁晓夫的解冻，因害怕招致进一步的惩罚，一直保持缄默。现在，终于可在费吉斯先生的杰作中听到他们的声音。

——《纽约太阳报》

一部杰作……多亏了费吉斯，那些幸存者得以克服缄默，喊出了超越耳语的心声。

——《纽约时报》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像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耳语者》作者费吉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

——徐贲

作者简介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1959～），英国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及苏联历史的著作——《耳语者》《娜塔莎之舞》等，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等，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并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

内容简介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 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导读
沉默的记忆

文 许知远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相信苏联帝国将存续上千年。不过，她仍写下了两卷、超过1500页的回忆录。其中有关于她死于古拉格的丈夫—或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也有对自己日常生活挣扎的记录。

既然上千年都无法让人读到，回忆与书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她可以用此来回避与对抗这压抑、残酷、粗糙的现实，确认自身的存在。

谈起苏联时代的生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罗茨基总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们象征了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

但在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The Whisperers）中，你读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书的“导言”中，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引用到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故事。她不是选择记住，而是主动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富农”之女，她在亲人的死亡、饥饿、流放中度过童年。18岁时，她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她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伪造了文件，成功地进入了一所医学院。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她进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个政党让她家破人亡），积极地工作与生活，谁也看不出她的过去，不仅同事与朋友不了解她的过去，甚至两任丈夫也都一无所知。

大约5年前的冬日，我几乎同时读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希望对抗希望》与这本《耳语者》。那时，我正着迷于苏联与纳粹德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们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在剑桥的书店里，德国与俄国题材的书籍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似乎代表着这个热衷于经验与常识的国家对这两个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别兴趣。而对我来说，这些“非理性”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对我自身困惑的回应。

倘若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爱与勇气，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遭遇似乎更让我接近历史的普遍经验。在《耳语者》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在俄国的著名人权组织Memorial的协助下，奥兰多·费吉斯收集到数百份家庭档案，它们既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也有照片、实物，作者还对经历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它们构造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与人们面对悲剧时活下去的欲望。

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再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他自己身边的革命者殒命。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体系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的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你或者对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人成为了告密者，他们成了某种秘密警察。他们变成了特殊的“苏维埃人”，一种因极权统治而被彻底扭曲的人群。他们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

奥兰多·费吉斯用很多生动的例证来展示这种转变的挣扎。当然，这些故事不仅有挣扎，更有主动的合作。主动成为一名合作者与加害者，意味着你更安全，减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几率。

幸好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预言不准确，这个政权在她死后不到10年就坍塌了，但很可惜，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她的回忆录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终都获得出版，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一股记忆浪潮也泛起，斯大林时代的暴行被不断揭露出来，普通人也开始起身控诉—记忆可以被一时压制，却不会彻底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这股集体记忆转化成了巨大的历史力量，集体回忆造就出一个共同体，缓解了个体的恐惧，它也使苏联的合法性彻底消失。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说得没错，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但这记忆也注定是褊狭与肤浅的。它仅仅演变成一桩黑白分明的道德剧，其中更细微与深层的描述、分析尚未展开。

感谢奥兰多·费吉斯的努力，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叙述了这些故事。所有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会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们遭遇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亲历者却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体验。

奥兰多·费吉斯很可能是当今俄国历史研究的首席权威（至少在英语世界），将近20年来，他对俄国的近代历史作出了各种探究。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学家不同，他的兴趣不在于外交、政治结构，而在于文化、社会心理、个人情感。也正因此，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抓住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遗症尤其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努力来修复。普京的再度上台、他的强硬姿态，再度证明“潜入内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尔还有局部复活的冲动。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理想国译丛009

书号：978-7-5495-6290-9

著者：（荷）伊恩·布鲁玛

译者：倪韬（译）

出版时间：2015.01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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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零年，即1945年，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伊恩·布鲁玛对这一年的记录不仅生动，富有同情心，且极具感染力。布鲁玛将一堆色彩斑斓的重要主题编织在了一起：伴随胜利一同到来的普天同庆和性解放，战败后接踵而至的反攻倒算，以及在一场惨绝人寰的全面战争后对一个和平、公正和保障人权的世界的憧憬。他的故事背景横跨整个世界，西起荷兰，东至日本，笔下男男女女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再普通不过的芸芸众生，他们捡拾起一个破碎世界的碎片，为了子孙后代，将其重新拼接成型。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人，布鲁玛在这部精彩纷呈的历史书里，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以赛亚·伯林传》作者）

“伊恩·布鲁玛以荡气回肠的笔调，记述了二战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惨剧、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和彻头彻尾的蠢事。除此之外，他还描写了和平来临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世人是如何应对上述局面的。即使是在将近70年后，他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依然有着不能承受之重，让人不忍卒读。”

——布莱恩·乌尔库哈特爵士

作者简介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1951～ )，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现任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民主、人权与新闻Henry R. Luce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面具背后》（又名《日本之镜》）《罪行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伏尔泰的椰子》《传教士和浪荡子》《异议分子》《西方主义》《发明日本：1853—1964》《零年：1945》等。

内容简介

《零年》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这一变革的规模几乎难以想象。纵观全球，大城市沦为一片废墟，饿殍遍野，人口大幅衰减，生活颠沛流离。人们开展了大范围的无情报复。与此同时，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成过去，光复掀起了无以伦比的喜庆狂潮，人们前所未有地纵情欢乐。1945年的一系列事件孕育了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运动、日本和平主义以及欧盟。战胜者将社会、文化和政治“再教育”强加给战败者，力度之大，几乎史无前例。这种做法多半未经过深思熟虑，但正如伊恩·布鲁玛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以事后之明来看，这些举措实际上还是较为开明、人道和有效的。

这部作品布局宏大，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书中，作者信手拈来地谈及亚欧两地的影视艺术作品。也许没有人比伊恩·布鲁玛更适合撰写《零年》这本书了，这是他的力作。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文 许知远

一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 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 “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上帝的尘埃》（God’s Dust），到90年代的《罪行的报应》（The Wages of Guilt）、《伏尔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再到《坏分子》（Bad Elements）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The China Lover）……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 S. Naipaul）、保罗·塞罗克斯（Paul Theroux）、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行的报应》中的陈述：“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 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一位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波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七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四十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三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理想国译丛010

书号：ISBN 978-7-5495-6642-6

著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唐磊（译）

出版时间：2015.06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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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福山并不悲观。他分析了近几个世纪里发生大断裂时的社会起伏，并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中的创造性同过去一样，会在大断裂之后带来新的和谐。

——《宏观历史》杂志（Microhistory）

你是否还在担心违法犯罪率的上升、虐童案件的增加以及已在过去三十年里主导公共生活的愤世嫉俗风气？福山告诉我们不需要担心：他认为我们即将迈入新的纪元，在那里，民众、公共机构以及领导人会为更为道德的生活而努力。

——《华盛顿邮报》书评（Washington Post）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中叶以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迈入了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在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进步给经济和社会的传统运行模式和组织方式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旧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也遭到严重的冲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表现为犯罪率、离婚率、未婚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社会信任度的明显降低，福山将此种种与“社会资本”有关的指标的恶化现象总结为“大断裂”。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了发达社会大断裂的出现？这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宿命？它们又是如何走出大断裂的？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

在福山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尽管造成了传统权威和社会规范不同程度的消解，但基于个体理性和竞争关系自发产生的互惠利他合作仍然是形成各种形式社会联结和社会资本的基石。在新技术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促成了社会网络的兴起，使得社会资本对于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更大，但等级制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山相信，即使面临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型，社会秩序始终都会在既有等级制又有自发性的源泉中产生。大断裂不可避免，但社会规范的重建也始终可期。他列举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断裂乱象逐渐消退、社会资本重新积累的若干证据，对此结论进行了说明。

在本书中，福山一如既往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表示了信心。他认为，现时代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对社会资本的持续需求，长远看，它也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社会资本以满足其需求。他甚至对技术发展能够帮助人类生活实现人的整全性表示出乐观。在社会和道德领域表现出的历史周期性，需要也终将通过人类自身重建社会秩序的强大能力来克服。

导读
西方的危机？

文 刘瑜

经常有人抱怨：为什么老有西方人“唱衰”中国？动辄中国即将崩溃，没看见中国正乘风破浪大步前进嘛。其实，西方知识界不但老有人“唱衰”中国，“唱衰”西方自身也是他们的传统。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奥威尔的《1984》，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比比皆是的“资本主义衰亡论”，过去一百年来，从某些人的角度看，西方的崩溃似乎是随时随刻的事。

《大断裂》乍一看也是一部“唱衰西方”之作。“唱衰”的角度与同时期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球》类似：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在流失，而“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乃至市场）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一旦“社会资本”被侵蚀，民主和市场的未来就时日无多了。

“社会资本”意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而民主的良好运作就依赖于上述社会资本的丰富。从参加教会活动到成立羽毛球小组、从组织读书会到为临终老人做义工，社会生活中来回穿梭的人际交往与联结，即使与政治毫无关系，也是在为民主制度输送给养与水分。民主的“秘密”不是“制度”约束与激励，更不是开明精英，而是—至少根据一些人—“社会资本”的丰富。

然而，《大断裂》显示，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独自打保龄球》提供的论据是很多社团的成员数量在减少、人的社交生活在萎缩等等，而《大断裂》则主要集中于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不同的角度，都指向同一个焦虑：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社群主义的衰退，西方是否会出现制度危机？

福山在《大断裂》的后半部分试图寻找答案。答案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自下而上式的—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一旦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有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的能力；关于这一点，福山大量借助于生物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旧的社会资本之衰落很可能是一个危机，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自发合作达至善治具有相当的社会条件（比如长时段的重复博弈），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府还可以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危机解决方式。

所以，归根结底，福山并没有真正“唱衰西方”，而只是拉响警报，然后指出逃生的出路在哪里。

事实上，后来的历史演变以及更多研究—此书出版于1999年，至今已经十五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一种更“乐观主义”的态度。美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也恰恰是福山采集数据的时间之后）一直持续下降，欧洲各国也大体如此。离婚率近二十年也是稳中有降。至于美国人的社团参与精神，许多研究显示，的确参与工会、教会这种正式组织的成员大大减少了，但是一种非正式的、松散的、水平的社会交往正在崛起—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密集“结社”。某种意义上，垂直型社团的减少以及水平型社团的增加，这是一个进步而非问题。换言之，“社会资本”不是衰退了，而是转型了。

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真的那么洪水猛兽？到底什么是个人主义？是指每个人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是指将每一个“他人”也理解为一个“自己”，其权利、尊严与利益不能被某种集体主义的口号或诉求所吞没？前者似乎只能被称为“自我主义”，后者则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比如，不能以阶级斗争或者爱国主义的名义凌辱或虐待他人—哪怕地主或所谓叛徒，也应当享有法律权利与尊严。

如果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人本主义”而非“自我主义”，那么个人主义果真与“社会资本”相矛盾吗？显然并非如此。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持续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在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走向一个“后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更认同平等（比如更鼓励女性工作权利）、更宽容（比如对同性恋）、更有创造力、更热衷于参与和表达—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型，被他们称为“解放价值”的崛起。这些“解放价值”（平等、宽容、创造力和参与），不正高度近似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但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这其实没有那么难以理解。人们之所以对“个人主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往往是因为他们将个人主义理解为“我的权利，你的责任”，但真正的个人主义，本身也内嵌着“我的责任，你的权利”这一原则。正是对“我的责任，你的权利”的价值认可，催生人们的参与精神与分享意识，而这正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转的文化基础。

正是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哀叹社会资本的流失，更没有必要因此匆匆断定“西方的没落”。据我观察，在有自由的地方，社会危机通常总有出路，因为自由允许并鼓励试错与纠错，从而避免了故步自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没落论”，与其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唱衰”，不如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福山的《大断裂》也同样如此。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理想国译丛011

书号：ISBN 978-7-5495-7094-2

著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毛俊杰（译）

出版时间：2015.09

定价：98.00元

点击书名即可购买：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很少有一本长达600页的政治学著作会以一个悬念结尾，福山三年前出版的史诗般的政治学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就留下了一个有待回答的巨大问题……《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就是他给出的答案……福山丰富的真知灼见使他堪称民主问题写作的泰斗。

——《金融时报》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一个作者在他分析与写作能力巅峰提供的一部魄力十足的著作。这项计划始于重写并更新塞缪尔·亨廷顿1968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但是福山比亨廷顿出色之处在于，他能够用一种迷人的散文风格传达复杂的思想，他集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和精彩的讲故事者于一身。现实世界的某些事情正陷入混乱不堪，让人想不到严肃的政治学还可以如此好看。

——《华盛顿邮报》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内容简介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最新著作，是其上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姊妹篇，作者在上一卷里将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前人类时代，概述政治制度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叙述的历史截止到法国大革命；本卷接着讲述第一卷遗留的故事，探讨这三大组件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和互动。

在这第二卷中，福山继续以社会如何发展出强大的、非人格化的、负责的政治制度为核心，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层功能障碍等事例，描绘了国家、法治与民主负责制这三大制度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顺序的不同而有不同结果。他讨论了政治腐败的治理，检视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政治遗产，并大胆估计未来民主如何应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

导读
如何到达丹麦

文 刘瑜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到达丹麦？当然，在这里，“丹麦”不是特指丹麦这个国家，而是指一种美好如童话般的状态。具体到政治上，就是一个国家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一

沿袭《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看法，福山的基本出发点是：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这看似一句“正确的废话”，其实不然。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这个维度的意义。所以，他的“政治三维论”表面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核心却是要为“国家建构”这个政治维度“正名”。

在书中，“国家建构”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家失败”；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希腊意大利今日的债务危机；还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美国当代的政治僵局。当然，国家建构的问题，不仅仅可能“太少”，也有可能“过多”：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国家建构”剂量过大走火入魔了；而今天的中国，在福山看来，也是国家建构有余，而另外两个维度不足。

什么是“国家建构”？概括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能力，一个是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autonomy）。前者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后者涉及政府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光是拳头硬还不行，还得有“一览众山小”的超脱地势。

与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的，在这本书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依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私利”的逻辑取代“公益”的逻辑。其表现是权力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绑架—在美国，可能是那些组织性非常强的游说集团，在非洲，可能是某个强大的部落甚至家族，在希腊意大利，则可能是积重难返的公有部门。总之，当政治家和官僚机构不能从局部的、特殊的利益当中挣脱，而是被其俘获，依附主义就产生了。依附主义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标志。

二

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走向了“国家建构”，而有些则陷入“依附主义”？成功的国家建构，从福山的论述中，可以梳理出三个由来：

第一是战争。军事压力迫使一个国家在征税、人口管理和军事建设方面加快步伐：中国国家建构方面的“早熟”与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相关；欧洲各国近代以来的频繁战争也是它们走出封建主义、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动力。相比之下，拉美国家之间缺乏持续性、高强度的战争，所以拉美国家的问题一直是国家能力不足；同样，非洲长期以来的地广人稀与地形地貌，也使得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没有形成国家建构的压力。

第二是政治改革。为什么同样是早发宪政国家，希腊至今深陷依附主义，而美国的国家建构则相当成功？原因是19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政治改革，以考试制的公务员体系取代了“政党分赃”式的职位分配制，而希腊却始终没有发生这个关键的“龙门一跃”。这种分叉又何以出现？美国19世纪后期高速的经济发展重组了社会阶层，新兴的经济集团不满旧式的分赃制，推动了政治改革，而希腊所经历的是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即所谓“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精英阶层没有根本的“换血”，始终寄生于政府和公有部门，并且这个寄生阶层越来越大，引发今天的债务危机。

第三是民族认同。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如何说服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万里之外的黑龙江人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如何让一个佐治亚人和一个马萨诸塞人被同一面国旗感动？同样，如何让一个基库尤人（Kikuyu）和一个卢奥人（Luo）将其历史上的身份感置于“肯尼亚”这个字眼之下？共同的民族认同往往极大压缩国家建构的成本，而民族认同本身也往往被建构：政府强行推行的共同书面语、宗教、经典文本、各种“主义”、宪法，都是形塑民族认同的方式。在这个方面，福山对尼日利亚和印尼进行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国家，认同感“揉捏”的成败很大程度影响了国家建构的成败。

三

对“依附主义”的起源，福山则强调一点：早熟的民主制度，即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发展，是依附主义的温床。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他以美国早期的历史为例，展示当时公职如何被执政党当做“战利品”瓜分，而这种瓜分的动力恰恰是民主机制—从1830年代的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赢得选票，候选人承诺选战胜利后分配公职给支持者。在福山看来，今天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悲剧逻辑类似，都是选票逻辑推动了公共职位与资源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攫取”（captured），而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又始终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发生。

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最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而不是之后—没有强大自主的官僚机构与借民主通道前往“分食”的各路人马对抗，选票逻辑只会将公共资源变成被哄抢一空的政治自助餐。更何况“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财力、组织资源丰富的人群往往抢得最大的一块饼，而他们却往往不是最饥饿的人群。

但这可能也是此书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福山试图梳理出一个“民主—依附主义”的逻辑时，他显然忽视了专制之下的依附主义问题。甚至，某种意义上，民主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或然性的（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能够通过改革摆脱“政党分赃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丹麦”），而专制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是必然的。专制，几乎根据定义，就是为“片面的”利益服务的—这种片面性可以体现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部族、一个教派、一个党或者一个阶级。当政府权力与一个片面的利益结合时，就构成了“庇护—依附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试图把秦汉时期（以及后来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时代）的中华帝国描述成一个中立的、非人格化的、自主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时缺乏说服力—的确，从暴力垄断的角度而言，大一统王朝中国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大，但是从政府的不偏不倚性角度而言，一个“家产官僚制”如何可能真正做到中立、自主、非人格化？当袁崇焕和崇祯帝发生冲突、岳飞和宋高宗发生冲突时，官僚机构如何保持“中立”？

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再进行“国家建构”，而且民主制度框架的存在促进了国家建构。众所周知，美国18世纪末就有了代议民主的基本框架，而它真正的国家建构—碍于强大的州权传统与政党分赃制—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渐进发生。正如福山自己所说，政治改革是美国国家建构的动力之一，而美国19世纪末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票给议员带来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改革呼声如此之强大，政治家不可能再装聋作哑。

民主问责可能促进国家建构，至少是提高官僚机构质量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格外有意义。在福山列举的国家建构的主要动力中，有战争、政治改革与民族认同。今天，刻意发动大规模战争来促进国家建设既不现实也很可能得不偿失—总不能现在一斧头把阿富汗劈成七份，然后说，“你们先打两百年吧，没准能打出一个秦始皇，两千年后阿富汗的崛起将势不可挡”；同样，认同的形塑，即在族群世仇的基础上建构共同的民族认同，又岂是朝夕之功？反倒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改革，可能成为官僚机构摆脱依附主义成本相对低、见效相对快的动力。

固然，民主可能滋生新的依附主义形式。福山书中所说的利益集团、游说集团爬满美国政治躯体的现象，的确存在。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却值得思考。正如一个美国政治分析家指出，“我们，你，我，他，都是各种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一个清华大学女教授，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教师协会”、“北京居民菜价补贴协会”、“公立医疗保障项目组织”、“职业女性平权协会”等各种游说集团所代表。某种程度上，游说集团是代表性的一种形式—相比专制体制下隐秘的、黑箱里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公共资源游说，民主和法治体系下，游说至少可以更规范、更透明—比如在美国，所有的游说人士和集团必须公开登记，而所有的政治家都不得收受游说人员超过20美元的礼物。更根本而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否则民主可能带来的“游说集团”现象就不可能完全禁绝。当然，一定的改革可能缓解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比如缩小政府职能），继续改革也仍有必要，但是将民主所滋生的广泛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现象，当做一个道德上黑白分明，因而解决办法一目了然的问题，显然忽视了任何改革可能带来的价值互换性。

四

那么，到底如何“到达丹麦”？总结福山的看法，一是国情论，二是顺序论。

“国情论”不难理解。既然“丹麦”意味着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之间的相互平衡，那么，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应当“缺啥补啥”。对那些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主与法治但欠缺国家建构的国家，就应该努力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在当代，此类国家似乎是福山笔下的多数，从非洲到拉美，从印度到希腊，似乎都应该着力于此；而对那些国家能力有余但是法治与民主发展不足的国家（在福山笔下，中国是一例），药方则是另外两条维度的加强。

“顺序论”则是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答案，在书中若隐若现。就政治发展三个维度的顺序而言，英国似乎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情形：法治 （大宪章时期就有萌芽） →国家建设（都铎王朝下的王权兴起） →民主（19世纪普选权的扩散）。法治的基础使王权的壮大不至于绝对，而国家能力的基础又使得民主不至于造成社会失序。政治发展的顺序不对—根据福山—平衡就很难实现。比如，那些民主先于国家建构的国家，往往陷入依附主义。“法治先于民主”，更是清晰明了的“英国经验”。当然， “顺序论”并非福山先生的独创，中外学界已经有一批学者这样论述（例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先法治，后民主”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答案看似清晰，换到操作性层面上，依然引发说得好听却没用的困惑。首先，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政治发展三维度哪个强那个弱、哪个前哪个后，自有其历史路径和路径依赖，而历史不能改变。即使“顺序论”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也不可能让—比如希腊—为了进入一个英式的、正确的政治发展顺序而取消选举、取消中央政府的权力，而集中精力在希腊先发展“贵族对国王的契约式限权”；我们也不大可能劝说独裁者穆加贝取消津巴布韦的伪选举，同时自己也宣布放弃权力，然后找一块空地与该国的纳税大户先打一架，再签订一个“大宪章”。

更重要的，是政治发展三维度内在的紧张关系。“顺序论”基于一个假定：当“好东西”依次进场的时候，先到的那个“好东西”不会阻挠后面的那个“好东西”到来，而后到的“好东西”又不会破坏前面的“好东西”。这种假定过于乐观。国家能力十分强大时，统治者似乎没有理由坐在头盖巾中温柔等待民主的到来；而民主到来时，也未必会温顺地投入国家能力的怀抱—卡扎菲政权下的利比亚，“国家能力”不能不算强大，然而当民主至少从形式上到来时，民主与国家能力不是相互叠加，而是相互摧毁。

事实上，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从顺序论的角度有六种可能的组合，这使得任何过于简洁的“模式”显得可疑。比如“先法治后民主”这个说法—不错，英国的确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这似乎是对顺序论最有利的支持。问题在于，英国同时也是先有法治，后有国家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建构是发生于法治这个框架之内—忽视“先法治后国家建构”这个前提试图复制英国的“先法治后民主”，极可能导致认识上的刻舟求剑。在那些国家建构已经极端发达的地方，那些“国家能力”本身已经成为法治最大障碍的地方，还是否有可能“先法治，后民主”？站在1939年的德国，或者1937年的苏联，是否可能“先法治，后民主”？还是，这种情形下，只有通过民主进程弱化极端的国家能力，法治才可能从重压之下拓展出呼吸的空间？在此类国家，法治与民主与其说应该遵循“顺序论”，不如说只能遵循“同步论”。

当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药方”有没有用以及多么有用，政治问题不等于智识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于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药方”并非不知，只是难为：利益的、观念的、资源的束缚使得“通往丹麦之路”异常艰难。但是对于福山这样的研究者而言，或许智识中的游戏乐趣已经足够精彩，政治上的回音只是锦上添花？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政治家能够采取行动，政治能够造成巨大的改变—更好或者更坏。书中关于哥斯达黎加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身处中美洲地带，周边国家当代史上充满血腥战乱、政变、高度贫富悬殊，而这个国家能够在过去六十年保持和平、民主与环保基础上的发展，原因—根据福山—就在于不同派系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接受了宪政限权。历史上哥斯达黎加不是没有过内战与政变，但是1940年代保守派与左派“各让一步”的妥协使政治发展得以可能。看来，无论什么政治配方、以什么发展顺序出现，政治家的妥协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到达“丹麦”之前，还是要先到“哥斯达黎加”去。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理想国译丛012

书号：978-7-5495-7045-4

著者：（荷）伊恩·布鲁玛

译者：倪韬（译）

出版时间：2015.09

定价：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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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罪孽的报应》是一部耐人寻味的“政治游记”，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而布鲁玛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

——徐贲

本书堪称一次巨细靡遗的全方位报道：布鲁玛的笔下勾勒了幸存者和退伍老兵，政客们，左翼和平主义者和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审判者和被审判者的故事。《罪孽的报应》副标题是‘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但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它是一次探究之旅，关于在我们这个世纪，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在各个方面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

——《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1951～），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现任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民主、人权与新闻Paul R.Williams教授，为《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金融时报》等多家重要媒体撰写评论。作品涉猎广泛，最新著作有《零年：1945》《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等。

内容简介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文 徐贲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的一些游历作品，可以称其为“政治游记”（political travelogue）。梁启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欧美进行考察，他是带着中国问题去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然而，布鲁玛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学习、工作，还是在德国游历，他起初并没有“研究战争”的想法，这个目的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罪孽的报应》便是他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次大战本身的书，而是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一 战争与国家罪孽

对孩提时的布鲁玛来说，头号敌人是德国人。他于二次大战结束了六年之后出生在荷兰，对德国的“敌人”意识是他那个国家的成年人传递给他的。尽管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一直到四十岁出头，布鲁玛才开始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这时候，他作为学生和编辑已经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呆了许多年。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 他对德国人的相同追问也随之产生。因此，《罪孽的报应》中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显得更加深入、透彻，对于作为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后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

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他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这是一部由个人游历观察、见闻、对话、访谈，以及对文学、电影、大众文化作品和知识分子争论等相关话题之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记”。书可以一段段分开来阅读，随处都有亮点。但是，那些似乎独自成章的部分之间有着多重议题联系，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从二次大战结束至今，这些问题一直是世界乃至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历史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不是一部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却以其翔实的具体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学者中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回应。

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这令人想起蒋百里在日本发行的学生杂志《浙江潮》上以笔名“飞生”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批评。梁启超提出用铸造新民、改造国民文化来改造中国政治。蒋百里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 蒋百里认为，政府容易改变，但国民性则积重难返，“不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万不可期”。他主张：“治乱国，则当用简单之法……教野蛮柔弱之国民，则当简单直捷，以鼓励其前进之气。”梁启超写了《答飞生》回应道：“大抵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欤，抑有新民而后有新政府欤？此二说者，殆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语，同一理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能够通过改变政府来改变国民性固然好，但现在的政府不足以依赖，怎么办？还不是非得“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不可吗？所以，“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

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宪政，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对此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布鲁玛警告：

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 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都尤其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二 差别的宪政与政治成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战后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布鲁玛指出，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他们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参考和新语言），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和争论中成熟起来的。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德国人能从宪政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而日本人则做不到。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他们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无法像雅斯贝尔斯或哈贝马斯那样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布鲁玛在文中曾一笔带过这种缺失的“公共发声”：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不能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日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三 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政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的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标志着日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时也是政治上不能成熟的必然后果。

布鲁玛从政治而非文化的角度提出德、日两国的浪漫民族主义问题：“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德国人更有理由对浪漫民族主义恋旧，但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布鲁玛在观察中发现，“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在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正如布鲁玛所看到的，“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他的书里穿插着许多这样有趣的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巴伐利亚州高中的学生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德国人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1956年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

四 “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

（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 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五 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军事力量）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认识纳粹德国与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纳粹德国是现代极权的一党统治，它的宣传和组织对人民所进行的洗脑是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宪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布鲁玛指出：“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构成它的是“神轿”“官吏”“浪人”三种角色），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 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天皇不是希特勒，但这不是为天皇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心理作用所驱使的行为—以活生生的无辜者为对象的杀戮和残暴—也是同样罪恶的。

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义的。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二战侵略战争进行历史化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绝对过去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宪政和自由民主）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这不仅是针对日本的二战罪责，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政府过失或罪过。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政府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绝对过去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 Guilt of Nation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xviii）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档案：一部个人史

理想国译丛013

书号：ISBN 978-7-5495-7048-5

著者：（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译者：汪仲（译）

出版时间：2015.09

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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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档案》一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加顿艾什追踪许多当年持续跟踪、监视并密告他的人，本书因此更接近惊悚小说的味道，然而，较惊悚小说更胜一筹之处在于，《档案》所述皆为真人真事！

——《苏格兰周日报》

完美融合谍报惊悚小说、冷战史、自传与哲理思索于一书……笔触优美，探讨严肃而不失幽默讽刺。

——《英德书评》

《档案》重现20世纪80年代中欧变化的手法，从未见于其他任何书籍。这是一本传家之作，当我们的子孙问起中欧共产主义政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当他们怀疑优美的英语写作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答案就在《档案》之中。

——英国《独立报》

作者简介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写作者之一，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中东欧当代史专家，著有《波兰革命》《档案：一部个人史》《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等。

内容简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轻的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但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踪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并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了厚达325页的秘密档案。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开放，作者重访东德，根据东德国安部为他建立的档案和自己的日记，一一寻访当年那些监视他的人，重建青年时期的一段记忆。他惊讶地发现，彼此立场不同的人，往往对相同的经验持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忆；于是，穿越各种回忆的迷雾，探寻自身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的真相，就成了本书写作的动力，最终促成了这样一本动人心弦的著作。

这是一部将个人回忆与历史探索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的纪实作品，读来引人入胜。

导读
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文 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更常为人所知的是其俗称“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战性个人管制”，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国人似乎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精确定义，就连情报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会有这么古怪的辞典）。此类管制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而关于加顿艾什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就是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斯塔西”如此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不如。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维稳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Erich Mielke］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管理。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然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在这种情形底下，加顿艾什怀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实在是情有可原。那时他正在牛津攻读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第三帝国时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了搜集资料前赴东柏林留学。等他到了之后，便发现历史即在眼前，遂把关注范围移向当代。后来他以研究和评论德国及中欧事务闻名，得知“斯塔西”密档公开，自然想要回来查看自己是否属于“作战性个人管制”的范畴，同时加深了解他所喜爱的德国，以及看看当局对于“他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得档案之后，他以熟练记者的技巧逐一回访监视过他的线人（也就是他当年的朋友）和负责联络那些线人的“斯塔西”官员；又以历史学家的素养细心检索相关文献，解释其中的出入与歧义。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档案》（The File）这本书的主线。它是本奇怪的自传，在自己的日记和记忆，以及他人的秘密报告笔录之间穿梭来回。它又是本微观史述，恰如加顿艾什自言，为那个前所未见的系统和在它管辖下的社会“开了一道窗口”，令读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国家”这四个字的实际分量。

不难想象这本书以及其他一切近似体验当中的情绪：发现事实之后的震惊，被出卖之后的痛苦，被背叛之后的不信任，被揭发之后的沮丧、自责与否认。所以很多德国人都说“够了”，应该停止“高克机构”的档案公开工作，它已经毁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关系，过去的且让它过去，历史的伤口就留待遗忘来修复好了。不过，这并不是今日德国人做事的风格，何况这是个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过两次极权统治的国家。包括加顿艾什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惊人的秘密警察系统，是因为它有一个在纳粹时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础，所以德国不认真清算自己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总是喜欢比较德国和日本，夸奖前者坦白对待纳粹的罪行，却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近二十年来在处理东德历史上的细致（尽管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做得不够彻底）。

与其抱怨“高克机构”的做法过火，不如想想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难道没有它，前东德的百姓，就会继续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吗？不，他们很可能只会继续猜疑下去。就像书里头一个老头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除了这个老人，当年到底还有多少人怀疑过自己身边的人呢？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它的双重性质要求国民也要以双重态度来对待它，在表面上爱它爱得要死，在心里则怕它怕得要死。结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个体；这就是它的深层腐败，东德政权大厦的散砂地基。

对“斯塔西”而言，恐惧不只是用来对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还是吸收线人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加顿艾什就找到了一个纯粹出于恐惧才来监视他的线民。这人竟然是个英国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东德娶了太太，住了下来。“斯塔西”大概觉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于是开门见山地威胁他，谎称“他们从西柏林的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这么一来，他就得借着合作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则的话，他会被驱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远分离。

又有些时候，恐惧出现的形式并非如此具体。比方说这本书里头其中一个色彩最丰富的线人“米夏拉”，面对加顿艾什二十年后的质问，她坦承自己的恐惧：“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接触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细节都说了出来。”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点出了一种更广泛的恐惧，似乎每一个人都会暗暗担心体制对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当局眼中到底是不是个危险的人。于是一旦他们真的找上门来要你合作，你反而变得放心了，并且想用积极的表现去换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类本能需要，正是“斯塔西”以及它所捍卫的体制成功的原因。还是这个“米夏拉”，身为画廊经理，她时时需要出国看展交易，这本是很自然的职业需要；然而，在人民没有出入境自由的东德，它就成了特权与诱饵。和“斯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换取这种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十分寻常的权利，去美国看展览，到西欧去开会。和当局合作，得到的并不一定是什么锦衣华服，不一定是什么权势地位；在这种体制之下，合作所换来的往往就只是这样或那样的“方便”而已。

一旦开始合作，那就是一条灰度无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难知道界限何在，很难把握话该说到什么程度才不会太过违背自己的原则与良知。有些线人会试着把“斯塔西”要求的报告变成自己“从内部发挥影响”的手段，长篇大论地分析局势，与负责跟自己接头的特工探讨国家政策的问题。可是到了最后，对方真正关注的其实全是他自以为不重要的“无害”细节，比方说某某人最近在什么地点说过什么话，某某人又在什么时间见过什么人；他们不必你为国家出谋献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实资讯，一些能够让他们在既定框架下分类整理、诠释分析的材料。多数线人都以为自己“觉悟”很高，给出来的东西不会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斯塔西”将会如何使用和判读你那些不伤大雅的信息？“米夏拉”在和接头人谈话的时候便常常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聊天，“以表现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诚的公民、‘事无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或许她从来没有想到，所有她说的一切，都被如此详细地记录成文字”。对方也许只不过是轻松地问一句：“你继女最近怎么样了？”她则轻松地招出继女有个西德男友；如此闲散的家常话，可能会带来她想也想不到的后果。

虽然大家活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组事实，但每一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事实的角度是不同的。“斯塔西”这类机构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辨识敌人，找出引致风险的因素，于是他们解读事实的心态就会变得很不简单了。加顿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画廊欣赏包豪斯展览，对这个展览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这么好的展览为什么不出画册。很自然的问题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们怎么理解：“这问题的提出暗示，‘G.’（加顿艾什的代号）希望能够从‘IMV’（‘线人米夏拉’的简称）口中听到，因为文化政策的关系，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之类的话。”

加顿艾什是英国人，这个身份在“斯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坏人”，他就会越看越有“坏人”的样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会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须专案处理专人负责。于是一场朋友间的畅谈打成报告交上去，“斯塔西”人员会用慧眼看出它的“军事作业价值”。加顿艾什在东德四处走动，找人聊天，有时会透过已识的朋友来结识人，有时以英国媒体记者的名义提出正式采访，又有些时候则回到留学生的身份；在“斯塔西”看来，这种本来很正常的多样身份（谁没有好几个身份？谁不会用不同的身份来对应不同的处境与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顿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们的档案记录里头，他们还会把加顿艾什替之撰稿的英国杂志主编称为他的“长官”。看到这个“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等级含意”的词，加顿艾什不禁感慨：“他们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们竟将这种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个人背后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

加顿艾什在这本书里表现得相当坦诚。正因如此，读完之后，我居然感到当年“斯塔西”对他的怀疑原来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他就像当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记者，同情他们在东欧认识的异见分子，在能力范围内会尽量协助他们。他又是那种典型的公学出身的牛津人，向往过有着辉煌传统而又优雅神秘的英式间谍生涯，一度报名加入“MI6”（“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单位），甚至因此在英国安全部门留下了“自己人”的档案。这人分明就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而且就连英国相关部门都误会他是能和他们合作的“朋友”，“斯塔西”监控他又有什么错呢？

是的，他们没错。问题只在于“斯塔西”不只监控有嫌疑的外来人员，他们还监控自己人——每一个东德国民。就像曾经引起关注，拍得十分好莱坞的那部电影《窃听风暴》（直译为《他人的生活》）所显示的，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监视，也都可能正在监视他人；于是他们难免就得出卖以及被出卖。被出卖的人，有时候可能只是个侍应，因为服务态度不善，充当线人的客人就把他写进报告，利用这小小权势恶意报复。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出卖身边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个人该当如何理解这林林总总的出卖？难道出卖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爱情、背叛亲情……）也能够是对的吗？加顿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访的涉外情报人员，皆能理直气壮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为去外国当间谍，还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之内，是无可置疑的卫国行动。可是反过头来看管自己人的线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对质问，他们往往要不就是否认，要不就是转移责任。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理想国译丛014

书号：978-7-5495-7193-2

作者：（美）卡蒂·马顿

译者：毛俊杰（译）

出版时间：2016.01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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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这本书很有力量，绝对吸引人……《布达佩斯往事》具有最好的侦探小说所有的磁性和兴奋点。如果它真是小说的话，那么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纽约时报书评》

马顿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勇敢、痛苦、幸存和澄清的故事。她采用一种直接、清晰的散文风格，细致表现了极权国家中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个真实案例，以及如何从中逃离出来。……这是个凄惨的故事，马顿讲述得非常精彩！

——《华盛顿邮报》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冷战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长达20年的档案，所揭开的一部隐藏了几十年的家庭历史和时代侧记。

冷战时期，苏联集团中的匈牙利，秘密警察通过庞大的告密网，试图全面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作者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记者，他们的报道是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一家移居美国后，匈牙利政府却又异想天开地试图招募他们当间谍，而美国也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监控。书中不只还原了马顿夫妇被告密者包围的经历和遭遇，他们的抗争、坚守、脆弱和勇气，也展现了他们情感和内心的矛盾——夫妻之间相互的感情背叛与灾难中的支撑，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与亲情，人性的坚强与软弱，从而使得这本书更为丰富、复杂，具有血肉。

作者简介

卡蒂·马顿（Kati Marton），美籍匈牙利人，幼年随她的父母移居美国，获匈牙利政府最高文职奖。著有六部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隐藏的权力：塑造我们历史的总统婚姻》《大逃亡》等。

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文 徐贲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一 恐怖与暴力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二 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这种国家一面以“秘密”的名义对外封锁一切被它视为“不方便”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一面千方百计地打探每个国民的隐私，不只是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而且还想抓住他们的弱点和把柄，将之用作要挟、控制的手段，讹诈他们，把他们变为权力统治的顺从帮凶。帮凶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随时随地充当政府的眼线，监视别人，向政府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策动和强迫人们相互告密是专制权力一箭双雕的统治策略，它既能尽量获取隐秘的情报，又能有效瓦解任何团结抵抗的可能。

一个人因为害怕被周围的人，尤其是朋友和亲友告密，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因而变得彻底孤立、渺小、无助。“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虑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告密必须制造一个告密的环境，告密是一种典型的犬儒行为，告密的人并不以告密为荣，所以总是偷偷告密，但他又并不真的以告密为耻，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告密。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序言里指出，告密在1953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他称之为“暗箱作业”，“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

《布达佩斯往事》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进行告密的，不仅有他们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他们所去的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马顿先生被捕后的狱友，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一开始，“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过”。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给马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很难知道告密者们的真实动机（那应该是复杂而纠结的），不过他们有的确实十分“尽责”，汇报事无巨细，详尽到了令卡蒂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卡蒂感慨地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许多告密者都是被威逼的，卡蒂在记叙他们时，没有怨恨，也没有道德谴责。她的父母也能理解一些告密者的处境，甚至同情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组织上交代的告密任务。卡蒂回忆道：“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埃陶，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

还有一位叫豪洛希·梅琳达的朋友，她是马顿先生的秘书，她的未婚夫叫豪洛希·贝拉，是一位在德国纳粹时期保护过马顿的老朋友。秘密警察胁迫梅琳达监视并汇报马顿家的情况，威胁说，如果梅琳达不汇报马顿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逮捕贝拉。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顿夫妇。马顿先生说，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来。可是，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蠢，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真相，梅琳达也会有危险。于是，马顿先生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卡蒂记叙道，“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像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当时匈牙利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三 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卡蒂确实在档案里看到了许多她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包括他们在被捕前就已经出现的婚姻裂痕。她也看到了自己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父亲如何在监狱里进退失据、落寞彷徨、唾面自干、检讨认罪、软弱屈服、绝望放弃，甚至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母亲也同样“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卡蒂更在乎的还是父亲，他是个体面、矜持、自尊心和荣誉感很强的人，但是，在权力的威逼下，为了保全妻女，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了。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然而，卡蒂的父亲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

卡蒂的父亲有过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这是她从档案里，而不是从她父母那里得知的。她写道：“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最后也是“筋疲力尽”、“心胆俱裂”。父母没有告诉卡蒂过去的“英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狱经历让他们看穿了“英雄”？

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成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神学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顿先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卡蒂的话来说，“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卡蒂在叙述这段往事时说，“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和后代有救赎的作用。在马顿夫妇双双被捕之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反倒是一场牢狱之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重新爱上彼此，直到生命结束，“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理想国译丛15

书号：978-7-5495-8550-2

著者：（英） 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李广平

出版时间：2016.08

定价：6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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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家推荐

古拉格不仅是发生于某个特定时刻与地点的人道灾难，也是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遭遇。很可惜，除去少数作家，比如杨显惠、高尔泰的记录，我们从未知晓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是怎样度过这些岁月，我们从未知晓我们的列夫与斯维塔的故事。

——许知远（著名媒体人，作家）

这是必然要惊艳读者的一本书：迄今为止，以斯大林的古拉格劳改营为背景的爱情未见于任何一本书中。本书开创了古拉格爱情的先河，并且作者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这本书不仅将在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将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罗伯特·马西（《凯瑟琳大帝》的作者）

当今世界，有尖端技术，无清芬话语，且看书信在当年那残酷的世道里发挥神威，维系了两人的爱情。本书像宝石一样精美。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

文情并茂……费吉思精选出这么多信加以诠释，让这些信讲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极其详尽地再现了古拉格这个冷酷丑恶的世界，它吞噬了数百万生命……第二个故事写的是两个人，他们下定决心，决不能离散。

——英国《卫报》，尼尔·阿舍森

费吉思近距离聚焦两个生命，让那个极权政权的黑暗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野蛮残暴的政权如虎狼当道，列夫和斯维特拉娜看似走投无路、束手待毙，但他们内心充满希望。

——英国《苏格兰人报 》，约书亚·金

本书记述了主人公的爱情、勇气和坚韧，极其令人振奋……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记载，也是一个极为动人的爱情故事。

——《快报》，阿琳·里德

这些信件揭示出一个卑鄙、野蛮、无知和恐怖的世界，比宏大的历史小说更加感人，更加明白。最高尚的人和最卑鄙的人都在信中昭然若揭。那个世界给爱情设置障碍，但爱情避开了这些障碍，令斯大林无可奈何。

——英国《独立报》，奥利佛·布洛

作者简介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1959～），英国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他《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等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等，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并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两位俄国青年，列夫和斯维塔。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他俩拆散了14年，他们人散心不散，坚守着爱情。1941年6月，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联猝不及防，一溃千里。列夫·米申科热爱祖国，报名参战，可是不久即被敌人俘虏，战争期间一直关押在德国。战后，爱国者列夫也像无数苏联战俘一样，立刻被苏联政府抓了起来，被控告犯了叛国罪，判处死刑。好在又一次福星高照，死刑减为十年劳改，他被押回苏联古拉格服刑。列夫服刑的劳改营在俄罗斯边远的蛮荒之地，冰天雪地，绝望无助。幸有勇敢的人们慨然相助，这一对恋人得以绕过看守检查，秘密通信。1946年到1954年，列夫和斯维塔彼此写信一千二百多封。这些信件竟然奇迹般保存了下来。费吉斯教授以这些宝贵的信件为素材，进一步采访了列夫和斯维塔及其家人朋友，并且参考档案史料，终于把书中两位主人公的遭遇栩栩如生地写了出来。

这本书是一个爱情故事，文情并茂，读来令人戚戚然。关于人们之间爱情美好的书很多，但如本书者，真实记录没有任何想象、纯粹是特殊时期感人肺腑的爱情，这样的作品是少之又少。本书告诉我们，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不管时代如何不测，坚强忠贞的爱情总是一股感人的力量，可以穿越雾霾的时空，是人们活下去的心灵基石。这样美好的爱情，给那个特殊的时代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人性的天空依然如此美丽美好美妙。但是这本书又远远超出了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它向世人证明，人性、人的尊严、正义感、忠诚、勇敢，是摧毁不了的。

那个特殊时代的一切，无论美好还是丑陋、脆弱还是坚强，都在信中。

导读
一切皆在信中

文 许知远

一

列夫决定写信给斯维塔。

有五年时间，他们没有见面了。不要说见面，就是音信也几乎全无。1941年7月，尚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列夫参军，到前线抗击入侵的德国人。他运气不佳，当年冬天，就被德军俘虏。他熬过了在战俘营的岁月，抵制了成为德军间谍的压力与诱惑。盟军的胜利却没改变他的命运，他被视作通敌者，先是被宣判死刑，然后又减刑为十年劳改，被发往伯朝拉劳改营。

这似乎也是这个家族的不幸遭遇的延续。列夫·米申科出生于1917年1月21日，这也是一个革命之年，先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接着是布尔什维克获取了权力，他们声称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四岁时，他就目睹双亲无辜地死于混乱的内战，他们都被视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姨妈与祖母带大他。他也像同代人中的很多一样，个人的丧失、痛苦被淹没于革命的亢奋洪流中，列夫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讲话，加入了共青团，成为社会主义试验的拥护者。

他的直率性格，经常给他招致麻烦。在1937年，就读莫斯科大学时，他因顶撞军训教官，被扣上了“从事反革命托洛茨基宣传鼓动，反对工农红军的指挥队伍”的罪名。多亏三位同学挺身而出的辩护，他才逃过劫难。

这劫难却拉近了他与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的距离。他们是物理系的同学，出了些小状况的恋人，列夫喜欢亲切地叫她斯维塔。斯维塔比列夫幸运，他的父亲是一位橡胶专家，尽管对于这个新制度尚有保留，却因技术能力在工业界而获得暂时的安定。不知何故，或许是斯维特拉娜偶尔会发作的忧郁症，他们在大二时的关系冷淡下来。但斯维塔听说到列夫的麻烦，立刻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接下来的几年，一定是人生中最曼妙的时光，他们一起逛街、看电影，读阿赫玛托娃与布洛克。

直到这一切被战争突然中断。莫斯科与柏林的短暂联盟，最终在1941年破裂，列夫主动参了军。斯维塔最后一次得到列夫的消息，很可能是列夫上前线的最后一刻，他最后来探访，结果只见到了她的妈妈。她曾写信给军事当局，询问列夫的消息，结果石沉大海，她也从列夫的奥尔加阿姨得到过“失踪了，下落不明”的消息。

自己人的审讯远比敌军更难熬，斯大林的苏联似乎比希特勒的德国对列夫更为残酷。对斯维塔的记忆多少帮助了列夫。在又一个严酷审讯之夜后，他梦见了她，看见她“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儿，也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这个梦发生于1945年9月10日，这一天也是斯维塔二十八岁的生日，它或许是列夫潜意识中的告别，他们再不可能相见了。但他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他活了下来。

“斯（即斯维塔）的家人好吗？”在给奥尔加姨妈信的结尾处，他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到了她，叮嘱姨妈，不用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是1946年6月，他已在伯朝拉呆了三个月。这个劳改营也是遍布辽阔的苏联疆域内的数量众多的劳改营中的一座，它们像这个红色帝国中散布的“群岛”。自1930年代初设立以来，古拉格就成为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制度普通人变成囚徒，然后将囚徒变成奴隶劳工，以完全漠视他们基本权利的方式榨取他们的价值。

在这些群岛中，伯朝拉因它的地理位置而与众不同。它位于北极圈内，一年中有九个月处于漫长的黑夜中。列夫在其中的木材厂做工。就在他即将被重体力劳动与糟糕的营养摧毁前，他幸运地遇见了斯特列里科夫，他是木材厂的一个附属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将物理学出身的列夫调入干燥车间做技术员。新环境让他逐渐恢复了体力，也恢复了某种信心。他本已决定不再联系她——“这个女人，已经五年没音讯了，还给她写信干什么？她也许死了吧。或许是放弃了列夫，移情别恋”，即使这一切都不是，这封信也可能给她招致危险。他不再是那个年轻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囚徒。他甚至不敢直接联系她，试探性地给姨妈写了封信。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则又明确地对姨妈说：“我现在是给你写信，不是给她写信，因为，我不想给她增添负担。让她平静地生活吧，我不想给她添乱，既不想让她回想起过去也不想让她惦念我的现在，我想让她无忧无虑。”

所有的担忧随即被证明是多余的。8月8日，收工的列夫收到了斯维塔的信。“列夫，遇事要看行为的动机，不要看行为的后果，我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怪罪你了，怪你音信杳然。”她干巴巴的表达方式一点没变，没变的是她的热情与思念。她袒露自己的思念之情，也简短地汇报几年来的生活。在结尾处，她强烈地要求继续通信，并想给列夫邮寄包裹。

频繁的通信持续了八年，一共有一千二百多封信。在其中，除去表达无尽的思念，也谈论自己的工作、生活、朋友，看到景物、内心的感受，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斯维塔勇敢而执着，她不仅把思念寄托于纸上与未来，还要去探望列夫。距离莫斯科四千五百公里的伯朝拉不仅路途遥远，更重要的是，仅仅作为女朋友，斯维塔是没有资格探望列夫的，而未经许可探访一个劳改者则是非法的，它会给她的工作、生活都带来莫测的风险。

她做到了。八年中，两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在围绕着这些信件与偶尔的探望展开。她等到了他重获自由。两人结婚，生下两个孩子。他们的生命也延续得足够长，不仅挺过了严酷的斯大林时代，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穿越到了普京时代，分别于2008年与2010年去世。

二

奥兰多费吉斯在2007年的“纪念碑”组织，看到这些信件时，被它的规模与连续性惊呆了。这也是矢志于收集斯大林时代档案的“纪念碑”组织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一宗私人档案。

费吉斯正在进行《耳语者》的写作，他要探究在恐怖、压抑的斯大林时代，普通俄国人的内心世界。这些信件则变成他的下一个写作计划。在很多人谈论了古拉格群岛之后，这些信件成为这一历史事件最私人化的记录。

出生于1959年的费吉斯或许是这一代人中最好的俄国历史学者。比起苏联作家们，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多了旁观者的全局、清晰；比起英文世界苏联题材的历史作家，他写得更好，更有一种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性。他对俄国历史的描述，偶尔让人想起史景迁对中国的书写，他们都是非凡的叙事者。

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一个辉煌的俄国文明，如何迅速地被摧毁，变得野蛮化，也看到狂热的意识形态如何造就扭曲的世界，更有普通人在面对巨大恐惧时的应对之道。

而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爱与信念是如何保护滋养一个人，不仅帮他度过最痛苦的时光，也是瓦解看似坚不可摧的极权制度的过程。

它也呈现了极权系统的复杂性，即使在充满了谎言、背叛的环境中，这对恋人仍遇到了热心的帮助者，协助他们寄送信件、安排会面。所有的日常行为，都变得惊心动魄，也意义非凡。即使他们二人身受如此苦难，也对苏联保持着复杂的情感，似乎也为这个国家取得的成就欢呼，却不愿意将自己的困难与这些成就联系在一起思考，思考它们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夜里好像全城都被它照亮了，非常漂亮”，她在信中描述莫斯科大学主楼的辉煌，似乎没意识到它也是古拉格的奴隶劳工们所建造的。列夫则在观看一部关于连接伏尔加河与顿河的运河建造（它同样由古拉格劳工所建）的纪录片时，感慨地说：“人类的智慧真不简单，把成千上万个想法转化成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奇迹……我没有别的想法，只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钦佩。”

可能正是这种思考的断裂，保护了他们，使得他们免于陷入精神分裂的痛苦。他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两个人的爱情上，爱情成了他们的避风港，躲避外界的动荡与严寒。他们也都倾力于眼前的目标上，他们的儿子尼基塔回忆说：“我爸不给我们讲古拉格的暴行，但是他爱给我们讲遇事应该怎么办，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原则，以劳改营里的真人真事为例，给我们现身说法。首先，永远不要自叹命苦……第二个原则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只是临时的暂住，都要做长久打算，就仿佛要在那里永久定居似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帮他度过了难关。这或许也正是苏联时代的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生存智慧，一个螺丝钉的智慧。

这本书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风入松书店第一次看到了《古拉格群岛》，厚厚的三卷本，令人生畏，却无意翻阅。不管是书中的内容，还是作者索尔仁尼琴，都引不起我的太多兴趣。与这套书排列在一起的，还有一套中国知识分子文丛，关于反右运动、牛棚生涯，同样的，我也没有半点兴趣。那时，我想这些往事与我有何关系，更何况它是残酷、丑陋、令人不安的往事。那时我正沉浸于拥抱一个新时代的热望之中这个新时代由互联网、全球化所驱动。这个新时代的哲学是，抛弃过去，直线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固执地相信，古拉格群岛，就是一个分散的岛群，它位于苏联的某一个入海口附近，该离西伯利亚不远吧。

我忘记了是怎样逐渐克服掉这种知识与情感上双重无知的，或许与历史的残酷因素再次浮现有关。也是在这样逐渐觉醒的意识中，我开始对俄国历史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它怎样从一个沙皇专制掉入革命的浪潮，当它摆脱乌托邦、享受暂时的自由之后，又怎样回到一种新型的威权之中；在这戏剧性的历史起落中，个人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残酷记忆不会自动消失，倘若它们得不到正视与清理，常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演。更重要的是，这些残酷与挣扎，也正是我们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帮我们确立什么是美好、崇高、善良、自由，什么才是最值得追逐的东西。

在书中，有一个有趣的、可能被忽略的描述。在伯朝拉劳改营火车站旁，布满了破烂的小胡同，很多中国移民聚集于此，人称“上海”。这些中国人是怎样移居到这块严寒之地，又怎样面对这场苏联社会主义试验的，一定是个非凡的、被遗忘的故事。这个“上海”也提醒我们，中国发生的相应历史，我们的那些右派改造农场……

古拉格不仅是发生于某个特定时刻与地点的人道灾难，也是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遭遇。很可惜，除去少数作家，比如杨显惠、高尔泰的记录，我们从未知晓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是怎样度过这些岁月，我们从未知晓我们的列夫与斯维塔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