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28

The Viking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ulian D. Richards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揭秘北欧海盗／（英）理查兹（Richards, J.D.）著；徐松岩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89-2

Ⅰ．①揭…　Ⅱ．①理…　②徐…　Ⅲ．①海盗－历史－北欧　Ⅳ．①D753.0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6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刘爱春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9-2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朱利安·D.理查兹，约克大学考古学教授、考古数据资料库主任。曾主持过多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和德比郡内希思伍德的维京雄师阵亡者公墓遗址的发掘工作；已出版多部有关维京人的论著，如《维京时代的英格兰》。

译者简介

徐松岩，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亚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先后出版了《古代海盗行为述论》、《论雅典帝国》等论著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史》等译著，在《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图　目

图1　红发埃里克：丹麦高档啤酒

图2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

图3　出自耶灵的如尼石刻。

图4　艺术家心目中的菲尔卡特古堡

图5　在比尔卡发现的墓冢

图6　海泽比鸟瞰图。

图7　奥塞贝格舰船

图8　俄罗斯和东方

图9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活动范围

图10　在约克铜门的挖掘现场

图11　北约克郡的米德尔顿武士

图12　鸟瞰伯赛湾的村镇遗址

图13　在劳塞岛的维斯特尼斯发现的男性舟葬墓。

图14　法罗群岛的特约努维克海湾

图15　北大西洋地区殖民航线图

图16　兰斯梅多斯遗址复原图

图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张征兵海报

图18　文兰地图

图19　约维克街景

译者序

“鲜红的夕阳，漆黑的骷髅旗，沾满血污的战刀以及成堆的让人睁不开眼的黄金。”海盗的故事总是那么迷人，千百年来，它为文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海盗行为是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特种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上以野蛮的方式否定野蛮的具体表现。在古希腊，人们通常把那些下海寻求生计的男子称为“海盗”，并无贬义。在原始社会末期，古代各族普遍把对外掠夺作为正常的谋生手段；如果借用英雄时代日耳曼人的话来说，那就是：能用流血的方式取得的东西，决不用流汗的方式取得。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英雄和强盗几乎没有区别，战争和贸易常常混在一起，殖民和劫掠往往相伴相随。在后世文献中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很可能就是某些部族所顶礼膜拜的英雄！在耕地稀少、纬度较高而又濒临海洋、盛产木材并且拥有许多天然良港的斯堪的纳维亚，处于军事民主制度下的当地人，从8世纪到11世纪，开创了一个盛行劫掠的“维京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京时代以9世纪末10世纪初为界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主要活动是劫掠财物、人口；在后期，则以殖民、贸易为主。维京人长达数百年的海外开拓活动，对于中世纪的欧洲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维京人在不列颠、欧洲大陆西部、南部、东部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割据分散的欧洲连成一体，建立了一个更广阔、更巨大的欧洲；其次，维京人开辟多条海陆贸易新商路，用生产、贸易和掠杀强化了各地的联系，给“黑暗时代”的欧洲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欧洲诸民族的融合和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维京人的海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次浩劫。他们在各地肆意劫掠、血腥杀戮，必然破坏当地人安定的生产生活，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甚或沦为他们的奴仆；同时，大量精壮劳力的外出也给斯堪的纳维亚本土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海洋意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包括海洋经济意识、海洋领土意识和海洋国防意识等内容，而西方文明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西方文明中的海洋意识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来自于西方古典文明；二是对自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海洋文化的继承。虽然这两种社会背景迥然不同，但在民间，人们却往往都对勇于探索、不怕牺牲的海盗们持肯定态度，因而总是把海盗和勇敢无畏的探险者联系在一起。

本书是一部研究被称为“北欧海盗”的维京人的学术专著。作者J. D. 理查兹是约克大学考古学教授，国际知名的维京文化研究专家，曾亲自主持和参与多处维京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本书中，他熟练地运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内，以简练优美的文字，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历史上维京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确当地评述了后人特别是近现代学者对维京人的种种新诠释；该书汇集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为近年来“北欧海盗”研究中的精品之一。

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匠心独运，以地域为基础，从维京人的故乡斯堪的纳维亚开始，逐步扩展到周边地区，每一章都各自围绕一个主题。第一章为引论，考察了“维京人”一词的来源及历史；第二章考察了维京人起源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第三章探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分别展示他们的居住地——农村和城镇——的发展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成长；第六章考察维京人向海外开拓和扩张的状况。随后几章进行了区域性个案研究，分别考察了维京人在英格兰、爱尔兰海、北部和西部诸岛、北大西洋地区以及格陵兰和北美洲的殖民活动。作者旨在展示那些至关重要的考古证据，并利用个案研究成果来考察各种环境下殖民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其现实意义。第十二章通过讨论“维京人”在19、20世纪各种背景下如何被重塑，着力强调今日之人对于昔日诸民族的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正如理查兹教授所指出的，维京人远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全部。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是兼营渔猎的农耕者、心灵手巧的手工业者和不畏艰险的经商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于欧洲造船技术的进步有着重大贡献，同时也不乏高雅的生活情趣和艺术品位。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维京人”的理解也愈加多元化：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心目中的“维京人”，有文学家、艺术家塑造的“维京人”，有街头巷尾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维京人”，也有广告商、旅游开发商、电子游戏商以及某些极端分子着力打造的“维京人”，如此等等。无论如何，读完Julina. D. 理查兹教授这本小书，你一定会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进而对“北欧海盗”有新的理解。

徐松岩

2008年5月于重庆

第一章
维京人〔1〕的过去与现在

每年2月，英格兰北部城市约克的学童们都会穿上维京人的传统服装，庆祝当地一年一度的约维克维京节〔2〕。节日期间，英雄传奇故事再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昔日的战斗场面再现于舞台之上，人们还在乌斯河上举行维京长舟竞赛。维京人昔日的劫掠行径已为人们所淡化。比起生活在9世纪的先祖们，现代约克商人对维京人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笔者写作此书的时候，顾客们可以在城外的服装加工店设计定制维京长夹克，可以在博德斯书店和沃特斯通书店选购有关维京人的书籍，可以在当地的电影院里欣赏由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和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主演的电影《维京人》，还可以在咖啡馆和快餐店里享用舟状面包和维京主题三明治。尽管这一节日始创于1985年，但节庆活动的主办者却宣称它可以上溯到“原始维京人”所举办的一个仲冬节——约莱布罗特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到约维克这样的维京主题景点来旅游的游客数量逐年减少的事实。

在约克城，维京人的影响至今犹存。虽然这座城市更多地保留了罗马人、诺曼人以及中世纪建造者的遗迹，但只要你翻开电话簿，就会看到一系列具有维京特色的企业——约维克商业集团、约维克环卫服务公司、约维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约维克船运公司、约维克制冷设备厂以及令人有些胆寒的维京驾校——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很多。显然，维京精神在当代已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而且不仅仅是在约克城。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在马恩岛，在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在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本土，都是如此。

不过，“维京人”一词是一个内涵不定的概念——在不同场合下，维京人曾是劫掠者、商人、手工业者、诗人、探险者、民主人士、政治家或勇士。这个概念出现的年代相对较近，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起初仅用以指海盗活动，后来作为人种学术语用以统称一个民族，之后作为年代标签有了维京时代的说法。正是由于这些变化，该词在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的冰岛以及19世纪的英格兰，含义皆有所不同。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维京人”一词的含义更多地源于后来的重塑与改造，与其代表的原初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本书力图解构这一术语，同时也力求展示其持续受到重视的原因。我们将特别关注最近30年来的考古发现，以便从中了解生活在9、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各民族的真实情况、他们拓殖的区域及其现实意义。

维京人：其人、其事、其时代

“维京人”一词最早是在古英语中使用的。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3〕中，该词出现过三次，意为“劫掠者”，显然是指沿海地带的劫匪，而不是绿林强盗。在遭受斯堪的纳维亚人袭掠的其他国家，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语，而西方观察者对这些侵袭者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比较关注这些侵袭者的宗教或宗教信仰缺失的情况，他们因而被归入异教徒之列。在《爱尔兰编年史》中，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与本地居民迥异而称他们为“噶依尔”或“外乡人”。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则根据这些人大体来自哪里而称其为“北方人”或“丹人”，不过在使用这些称呼时人们往往不加区别，并未考虑其实际的起源之地。最后，或许是因其作为较引人注目，他们被称为“海盗”。

图1　红发埃里克：丹麦高档啤酒

最初，斯堪的纳维亚人自认为是某些特定地区的居民，诸如日德兰人、西福尔人、霍达兰人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首领，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民族观念。他们的军队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各地的兵士组成，是奥拉夫（Olaf）、斯韦恩（Svein）、索凯尔（Thorkel）或克努特（Cnut）的追随者。尽管如此，他们却操着相同的语言（语言学家称之为“古诺尔斯语”），在服饰、艺术和宗教等方面拥有同一种文化。随着民族认同感的逐步增强，他们开始使用民族称呼。后来，“丹麦人”〔4〕就用于指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挪威人”〔5〕则用于指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及至11世纪，“维京”（viking）作为词根再次出现于古诺尔斯语之中，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所侧重的意义有所不同。在《克努特挽歌》中，作者称克努特的军队为víkingar，以突出其凶猛；该词亦在11世纪的如尼石刻〔6〕上出现过，用以描述那些在海外劫掠、在家乡受到尊崇的儿孙们，以及当地的小混混。到了13世纪，在《冰岛人萨迦〔7〕》中，该词被用来指海盗，但这个词在西欧中世纪文献中的使用并不普遍。19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维京人”一词才在斯堪的纳维亚得以广泛使用。1807—1808年，近代英语中才第一次收录了这个词；1828年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推出《海盗》一书，此后该词再度流行开来。

关于“维京”这个术语的实际来源，一直存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无论是古英语还是古诺尔斯语中的词形，均从一个表示“撤离”、“离开”的普通日耳曼语动词发展而来；有人则认为，该词与古冰岛语中意为“海湾”或“小河”的vik一词有关；也有人认为，该词是指那些居住在奥斯陆峡湾一带Vik或Viken地区的居民，他们为了摆脱丹麦人的控制，开始侵袭英格兰；另有人则认为，该词源自vika一词，意为“轮值或替班水手”；还有人认为，该词源于古冰岛语动词vikya，意为“避开”，或源自于古英语中的wic一词，指“兵营”。

无论“维京”一词的词源是什么，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显然并不是海盗；只有那些从事海盗劫掠活动的人才算是名副其实。但若因此而放弃使用这一术语显然也不合适，因此，本书一般仅限于用它来描述那些从事劫掠或者其他战争行为的人，在现代语境下作为形容词或名词也用以指那些被模式化的“维京人”形象。其他情况下会使用较为中性的术语——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且按照惯例，用“挪威人”来指那些居住在北大西洋地区、传承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传统的民族，这些人未必来自于挪威。另外，本书中也会使用更为确切的术语“爱尔兰－挪威人”〔8〕或者“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反映所讲述的常常是一种文化杂交特征。

作为年代学术语，“维京时代”出现在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19世纪40年代，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用以标示手工艺品。后来，这个术语又在迪谢吕（du Chaillu）的《维京时代》（1889）和彼得·索耶（Peter Sawyer）的《维京时代》（1962）中相继被采用。在某些作家的笔下以及在一些休闲读物中，维京时代被描绘为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非凡的时代，一种伟大的文明，堪比希腊或罗马时代。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维京时代始自何时。

由于发现了更早的相互接触与来往的证据，维京时代再也不能以793年林迪斯凡遭袭掠这一事件作为其确切的起点了。在8世纪挪威人的墓葬中，已经发现有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手工制品。无论它们是劫掠品还是交易物，都证明此前北海地区已有跨海交通往来。瑞典人也早就在波罗的海一带进行扩张，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许多与“维京时代”相关的特征早在8世纪初就开始出现了。它们包括：城镇的发展、权力的集中、从简单交换到市场贸易的转变、生产的增长以及海外联系的增多。实际上，人们对维京时代起点的争论意见分为两派：一些人将劫掠行为视为维京人活动的关键特征，认为维京时代始于8世纪90年代以后；另一些人则强调向外扩张、国家形成以及其他明确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从8世纪初开始出现的。

自9世纪30年代开始，维京人对西欧的侵掠有所加剧。841年，维京人在都柏林建起了一个营寨。9世纪50年代，他们曾攻击法兰克和西班牙；从60年代起，他们开始进犯俄罗斯并在那里拓居。从70年代晚期起，维京人开始在英格兰建立永久性定居点，并且在马恩岛、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法罗群岛和冰岛建立殖民地。他们在1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定居格陵兰岛；公元1000年前后，他们还曾航抵文兰〔9〕和北美洲。而要确定维京时代何时结束也是困难重重。它常与英国历史年表上的某些具体事件相关：有人认为维京时代结束于1042年，这一年英格兰最后一名斯堪的纳维亚籍国王哈瑟克努特（Harthacnut）去世；有人认为是结束于1066年，当时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r Hardrada）在斯坦福桥败北。然而，在那之后斯堪的纳维亚人依然在苏格兰、爱尔兰和马恩岛等地生活，虽然侵略性的军事活动在11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停止了。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也在北大西洋地区得以延续，在冰岛和格陵兰岛延续到14、15世纪，而在这些地区的某些地方，维京文化特征甚至存留至今。

既然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维京人”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的，它将涉及上述所有地区和历史时期。本书不仅关注维京人在中世纪和现代是如何被重新诠释的，而且也将探讨在8至12世纪期间各种地理环境下，其文化特征是如何形成并不断融合发展的。

本书展示给读者的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维京人编年史，而是主要以地域为依据加以谋篇布局，从斯堪的纳维亚开始，再扩展到外围地区，但每一章都围绕一个具体主题展开。第二章考察维京人的起源地；第三章探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第四章和第五章将展示其居住地——农村和城镇——日益加深的复杂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成长；第六章以事实证据来说明维京人高超的航海本领，并且开始探讨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欧和俄罗斯的海外扩张。随后几章是一系列个案研究。第七章论及英格兰，第八章考察爱尔兰海区域，第九章考察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第十章考察北大西洋区域，第十一章关注格陵兰和北美洲。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力图把那些出自这些地区的重要证据介绍给读者，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另一个目的，则是利用个案研究来考察各种环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探讨该关系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通过考察“维京人”在19和20世纪各种背景下如何被重塑或被重新利用，着力强调今日之人对于昔日诸民族的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以前，种族群体通常被认为是孤立存在的文化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立体；如今，我们认识到文化其实就存在于跟其他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对比中，文化的界定是通过比较它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异同来实现的。人们可以运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以及丧葬习俗来确立自己的民族特征。在殖民活动中，殖民者可以采取种族隔离、融合、同化或灭绝等各种策略，以使自己在新的环境下融入当地社会。当代人印象中的维京人是否真正存在过？抑或是被构想出来，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形而呈现为各种不同的身份——如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爱尔兰－挪威人、冰岛人或罗斯人〔10〕等？这里包含着关于近代欧洲的一些重要信息。欲知更多详情，且见下文分解。

注释

〔1〕维京人（Vikings）通常被笼统地称为“北欧海盗”，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一部分。——译注，下同

〔2〕约维克维京节（Jorvik Viking Festival），又译“约维克北欧海盗节”，Jorvik是维京人用语，同英文中的York。

〔3〕《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原书采用编年体，以古英语写成，是记载公元前50年至公元1154年英格兰历史的唯一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学价值。

〔4〕丹麦人，又译“丹恩人”。

〔5〕挪威人，又译“诺尔斯人”。

〔6〕如尼石刻，刻有如尼文字或诗歌的石碑，如尼文是北欧等地的一种古文字。

〔7〕萨迦（Saga），是关于中世纪冰岛和挪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轶事传闻等的北欧传说。

〔8〕爱尔兰－挪威人，又译“希伯诺－挪威人”。

〔9〕文兰，位于北美洲，其具体位置尚有争议。

〔10〕罗斯人主要指居住在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与自8世纪起大批侵入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瓦兰吉亚人”（主要是瑞典人和一些芬兰人）相互融合而成。

第二章
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

要想理解维京时代，就有必要从斯堪的纳维亚入手，考察那里自8世纪或更早时期开始所发生的变化。只有通过考察斯堪的纳维亚本土的文化和社会情况，才有可能弄清其是如何向外扩张的，以及在各海外殖民地又是如何被改造和同化的。

“斯堪的纳维亚”一词最早出现于老普林尼〔1〕（Pliny the Elder，卒于公元79年）的《自然史》中，他称那里是“水上的险地”。今日的斯堪的纳维亚包括丹麦、挪威、瑞典，一般也把芬兰包括在内，虽然芬兰语属于另一个语族。尤其是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他们都把其民族的起源追溯到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面积占欧洲大陆总面积的12％，但其人口却只占欧洲总人口的3％，广袤的半岛腹地人口一直都比较稀疏。即使在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总人口也几乎不超过1,700万。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丹麦有500万人；其次是瑞典，有800万人；挪威有400万。在维京时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很可能与此相仿，只是密度更低一些。定居点广泛分布在瑞典南部、挪威和丹麦，只有瑞典的密林地带、挪威的山区和日德兰半岛的滩涂之地人迹罕见。

在维京时代之初，现代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并不存在。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诸王国，人们已接受这样一种基督教观点，即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不然。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中，古老的部落组织依然存在，它们由众多贵族掌控，由一位酋长临时统治。

及至10世纪，那些经年累月在欧洲征战的斯堪的纳维亚军队首领们重返故土，竭力传播和培育新观念。人们逐渐皈依了基督教，王权得以确立。到了12世纪，贵族们设法将原本建立在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权力通过特权、公文和法律重新确定下来，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及至1200年，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按照西欧的模式建立起了各自的民族国家。

因此，维京时代被视为是这些国家获得各自民族身份的时代。由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因而测定考古学证据的确切年代对于说明这些国家早期的社会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围绕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和维京时代的国家形成进程问题，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们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我们将考察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乡村日益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城镇的出现，但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其地理状况。

“丹麦”（Denmark）之名来源于其人民的称呼“丹麦人”（Danes），虽然-mark这个后缀的含义晦涩不明。今天的丹麦包括日德兰半岛、菲英岛和西兰岛〔2〕，还有500多个小岛以及波罗的海的博恩霍尔姆岛〔3〕。然而，在维京时代，斯科讷岛、霍兰岛和布莱金厄岛也隶属于丹麦，直到1658年这些地方才被割让给瑞典。其南部边界位于日德兰半岛南端，也就是如今的德国北部。在维京时代，丹麦的领土被大片的橡树林和山毛榉树林所覆盖，虽然也有沙丘和石南荒原。丹麦境内的任何地方距离海洋都不超过55公里，其居民便藉此以谋生。文化革新首先是从日德兰半岛开始的；当10世纪丹麦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现时，这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王权的主要中心。

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538/539—594）在其《法兰克人史》中写道：公元515年，一支丹麦舰队在国王克罗奇莱克（King Chlochillaich）的统率下，从海上入侵高卢。至于这些丹麦人来自哪里、他们的国王统治的疆域有多辽阔以及他在那里行使着何种权力，人们都不得而知，尽管格列高利明确地称这位丹麦国王为“勒克斯”〔4〕。此外，6世纪的史料中提到，丹麦人实力强大；普罗科匹厄斯〔5〕（Procopius，约500—565）向我们讲述了赫鲁利人在前往斯堪的纳维亚途中，是如何穿越丹麦人的境域的。但解读此类著述时需要注意：我们不应当把中世纪晚期或者罗马人的“国王”或“民族”概念强加于其他历史场合。

罗马人的影响波及到了日德兰半岛，这可以由铁器时代丹麦墓葬中的高规格外交礼物反映出来，不过斯堪的纳维亚地处罗马帝国境外，赠送这些礼物旨在保证帝国边疆的安全；这些礼物似乎也使那些地方酋长们的权力得到了巩固，酋长们得以在礼物经济中享有经济权力，也许还建立起了一直延续到维京时代的权力关系。这些礼物最终并非是留在酋长手中，因为酋长的职责是把礼物呈献给诸神。这些礼物还需放在当时的战争观念形态下考量。在这种观念里，战利品都是要敬献给沼泽之神的。日德兰半岛的伊勒鲁普和艾斯博尔出土的文物正是当时的献礼。这些宝藏对于统治阶层的确立及合法化具有特殊意义，他们代表族群与诸神进行沟通。

在7、8世纪的史料中，仅有零星资料涉及丹麦人及其诸王。不过，我们知道，身为乌得勒支主教的传教士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在690至714年间，曾经造访统治着“丹麦原始部落”的国王翁根杜斯（King Ongendus）。只有到了8世纪末，尤其是在9世纪上半叶法兰克人的编年史中，才有了关于丹麦诸王的较为完备的资料，他们成为查理曼〔6〕（Charlemagne）及其后继者的劲敌。里面提到了一些国王的名字，其中包括古德弗雷德（Godfred）。从其描述来看，当时的丹麦似乎已经囊括了斯科讷岛和奥斯陆峡湾周边地区。

图2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

考古证据表明，8世纪时，日德兰半岛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中央集权。位于日德兰半岛以东海域的萨姆斯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坎哈夫，有一条长500米、宽11米的运河，运河两岸树木林立；它是连接该岛屿西部海域与东部一个海湾的通道。坎哈夫运河容许吃水深达1.25米的船只由海港向西航行。树木年代研究表明：该运河建于726年，约在750年整修过，一直使用到885年。

在日德兰半岛南端，有一道长14公里的防御工事——丹麦边墙。该工事扼守住了夹在东部的施莱湾与西部的沼泽地区之间的石勒苏益格通道，这些沼泽地分布在向西注入北海的河流周围。这条防卫墙始建于737年，808年国王古德弗雷德在位时期进行了扩建。丹麦边墙不太可能是纯粹的防御性设施；它极有可能兼具控制人口和牲畜出入的作用。这些都是王权统治下修建的重大工程。但是，如果我们仅依据这些孤立的事例就得出8世纪时的那个国家已与现如今的丹麦相类似的结论，则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使用“丹麦”这个名字的是约克城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931—956年任职），其后在出土于耶灵的两件10世纪的王室如尼石刻上再次出现。从10世纪中叶起王位的连续更替状况我们已经知悉：从老戈尔姆（Gorm the Old）开始，之后，王权在他儿子青齿王哈拉尔〔7〕时期有所扩大，哈拉尔在10世纪60年代初征服了挪威，987年被驱逐。老戈尔姆的孙子八字胡王斯韦恩（Svein Forkbeard）以及他的曾孙克努特，都曾率军侵袭英格兰，后者还当上了英格兰国王（1016—1035年在位）。到10世纪末和11世纪，盎格鲁与丹麦之间有了经常性的接触，英格兰和丹麦也开始进行工匠间的互换与交流。

青齿王哈拉尔（Harald Bluetooth，约卒于987年）

青齿王哈拉尔是国王老戈尔姆之子，八字胡王斯韦恩之父，克努特之祖父。在古诺尔斯语中，他的名字（Blåtand）大概意为“黑色面庞”。在竖立于日德兰半岛中部的耶灵的一件早期如尼石刻（约960年）上，哈拉尔宣称，他统一了丹麦和挪威，并使丹麦人皈依了基督教。在耶灵，还有两座高大的墓冢。北冢已被移走，只剩下一个银制高脚杯。20世纪70年代，人们从耶灵的教堂中发掘出一座10世纪的墓室，墓室中有一具散落的男性遗骸。北冢现在被认为是哈拉尔在大约959年修筑的，以纪念他的父母，他同时还竖起了一块如尼石刻。后来他改信基督教后，便将北冢以及那块如尼石刻移进了教堂，并修建了南冢，而南冢后来成了他自己的衣冠冢。

哈拉尔兴建了若干大型公共设施。这些工程应当置于丹麦人与日耳曼皇帝交战的背景下去考察。968年，他将丹麦边墙与海泽比连结起来，建了一道木墙对其加以扩建和重修。979—980年，他在朗宁－恩厄建起了一座横跨瓦埃勒河谷的大桥。该桥路面长720米，宽5.5米；大桥由1500多根橡木加以支撑，此路想必是用于军事目的。

10世纪80年代，他在王国境内各战略要地修筑了一系列环形堡垒——它们一般按其所在地命名，如西兰岛上的特雷勒堡古堡，但是也有例外，如日德兰半岛中部的菲尔卡特古堡、菲英岛的诺涅巴根古堡、以及日德兰半岛最北部阿格斯堡的一座未竣工古堡。每一座堡垒都是按照规整的几何设计图修筑的。其环形城墙是用土和草混合夯成的，外围有V字形壕沟环绕，在东、南、西、北各方向均建有城门。城门之间由用木料铺成的街道相连，每座城门又和堡垒内的另一条路相接。堡垒的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方位均建有四方广场，广场周围建有拱形大厅，其中住人的只占四分之一。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在特雷勒堡和菲尔卡特古堡的护城墙之外发现了墓地。这些堡垒无疑代表了为哈拉尔王权效力的地方势力之中心，但是它们仅使用了大约10年，而且只有菲英岛的堡垒发展成了主要城镇。建造这些堡垒的成本似乎极为高昂，每个堡垒都有至少16个华丽的大厅，大厅里有凸墙和门廊，门廊尽头设有房间，美轮美奂。然而，它们却被用作储藏室和作坊间，哈拉尔的虚荣心由此可见一斑。

“挪威”（Norway）之名得自于Norvegur一词，即“北方之路”，指其西海岸航线。因布满了难以计数的峡湾，这条海岸线呈锯齿状；其直线距离为3,000公里，而其实际长度达20,000公里。西海岸地区山峦耸立，在维京时代，其人口局限于峡湾上游的狭窄岩架和小平原地带，各聚居地之间相对隔绝，孤立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挪威境内有超过一半的面积位于海拔600米以上，但仅有少数几处坡度较缓的沃土地带人口集中。它们分别是：位于西南部的耶伦、位于东南部的奥斯陆峡湾以及位于东北部的特伦德拉格。时至今日，可耕地面积也仅占其陆地面积的3％；森林覆盖率达23％，这里有铁矿，有取之不尽的木材，还有野生动物，包括鹿、驼鹿、狼、熊和狐狸。北部沿海的哈尔戈兰一带，人口稀少；这里的挪威人从萨阿米人那里收取贡物。海洋为此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在最北部海域有鲸、海豹和海象。

9世纪80年代，挪威首次由西福尔之王即金发王哈拉尔（Haraldr Finehair）实现了统一，领土包括挪威南部和沿海地带，但不包括较远的北部地区。哈拉尔大约于930年去世，王位由其子，声名狼藉的血斧王埃里克（Erik Bloodaxe）（参见此处）继承。挪威和瑞典接壤，也有一小段边界与丹麦相接，但是陆路交通的不便使当地居民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海洋，寻求向西发展。第一批有史可稽的袭掠不列颠群岛的维京人，很可能来自于挪威西部的霍达兰岛，而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则主要是挪威人。

图3　出自耶灵的如尼石刻。铭文写道：“哈拉尔国王竖立此碑，以纪念其父戈尔姆，其母蒂拉。正是哈拉尔掌控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并且使丹麦人皈依了基督教。”

图4　艺术家心目中的菲尔卡特古堡；该古堡还有四分之一尚未挖掘。

“瑞典”（Sweden）之名来源于瑞典中部的斯维尔人（Svear）。今天的瑞典境内有多种地貌，其土壤和气候条件各有不同。位于斯科讷岛以北的斯莫兰高地人口稀少，它在维京时代是瑞典与丹麦的天然分界线。斯莫兰高地以北森林浓密、土地肥沃的中部低地被分成两个区域：前者是斯维尔地区，以乌普兰为中心；后者即戈塔尔地区，在瓦纳尔以东。再往北，诺尔兰地区有森林带，也有岩石嶙峋之地，那里同样是居民稀少。在波罗的海地区，哥得兰岛和厄兰岛上都有沃土良田，它们在维京时代均为特别重要的战略据点。瑞典南部属于海洋性气候；而北部冬季异常寒冷，多冰雪，时至今日其57％的陆地仍为针叶林所覆盖；这样的自然环境为生活在维京时代的人们从事狩猎和捕鱼活动提供了条件。

波罗的海上的国际贸易逐步发展起来，向南和拜占庭建立了联系。瑞典的维京人倾向于东进，虽然曾几次西征过英格兰和诺曼底。整个9世纪的史料中提及了多位统治比尔卡的国王，但是其掌控领土的具体范围却不得而知。直到11至12世纪期间瑞典才实现了统一，这也是东哥得兰与西哥得兰长期权力斗争的结果。

在瑞典和挪威的北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萨阿米人开始有了接触和来往，只不过有关维京时代的历史著作对萨阿米人鲜有提及。及至19世纪，对维京人的研究成了一个专门的历史学科，人们通过研究一个民族的民俗、神话和历史，来追溯该民族的祖先和血统。史学家为萨阿米人建立了人种志，把他们作为一个由外来的、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组成的族群来加以研究。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萨阿米学者和知识分子开始为他们的文化正名，斯堪的纳维亚较为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开始审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和萨阿米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与相互影响。墓葬资料表明，在维京时代，萨阿米人向南的活动范围已远至其现代地域以南地区；在乌普兰的温德尔和瓦尔斯高地区维京时代之前的墓葬中所发现的桦树皮制品，被认为是此地有萨阿米人存在的证据；对其饮食方面的考证表明，萨阿米人以远在其天然居住地以南的驯鹿为食。在现代斯堪的纳维亚，“非西方民族”的移民问题成为了一个重大政治议题，而考古发现表明：在维京时代，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地区比邻而居。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就处于欧洲的边缘地带，不仅地理位置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虽然存在地区性差异，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诸民族皆因邻海而居而表现出某些相似性，这一点有助于他们形成一种超越国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首次出现于维京时代。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将探讨维京文化特征的种种表现形式。

注释

〔1〕老普林尼，古罗马科学家，著有《自然史》等。公元79年，在考察维苏威火山时遇火山爆发而身亡。

〔2〕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屿，是该国首都哥本哈根所在地。

〔3〕博恩霍尔姆岛，丹麦东部的一个岛屿，位于瑞典附近的波罗的海，17世纪成为丹麦的一部分。在此前的不同时期分别由丹麦、瑞典和吕贝克商人统治。

〔4〕勒克斯（rex），拉丁语，意为“王”。古罗马人称其王为“勒克斯”。

〔5〕普罗科匹厄斯，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著有《查士丁尼战争史》和《秘史》等。

〔6〕查理曼大帝（742—814年在位），768—814年为法兰克国王，其中800—814年为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大帝或查理一世。

〔7〕青齿王哈拉尔，又译“蓝牙哈拉尔”。哈拉尔酷爱吃蓝莓，牙齿常常被染成蓝色，因而获得了“蓝牙”的绰号。现代的蓝牙技术即由此得名。

第三章
异教徒与基督徒

人们对维京人的成见主要源自其富有侵略性的异教信仰。一些维京劫掠者进犯毫无防卫能力的修道院之所以备受指责，不仅仅是因为抢掠这些地方的财富轻而易举，更直接的原因是，这些地方信奉基督教。“异教”本身通常被用作一个蔑称，本书一般会避免使用这个词。新近的研究对基督教传入之前存在的诸多信仰的性质及其对其他宗教的借用进行了考证。皈依基督教不再被视作是一次性的教化行动，尽管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们喜欢把它描述为一步到位之事。事实上，皈依基督教是一个渐进过程，在中世纪早期多元信仰并存的社会里，基督教与更古老的信仰共生并存。

维京人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在艺术上也有所体现。在21世纪的西方社会，人们通常将艺术区分为应用性艺术和纯艺术，并将艺术家的活动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分离开来。用现代概念衡量的话，所有维京艺术都属于应用性艺术，有时被视作是对实用器物进行装饰的艺术。但是，维京时代的装饰纯粹是功能性的吗？它是否蕴含了思想意识成分？在其他文化中，这种纯艺术与应用性艺术之间的区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

类型学研究经常通过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动物饰品的演变来确定物品的年代，也用以勾勒维京社会和文化扩展的轨迹。这些动物饰品是文明的印证，表明维京人尽管进行破坏掳掠，却也不失品位。近年来，一些考古学家如比约恩·米勒（Bjorn Myhre）已开始从民族象征和民族身份的角度研究艺术风格，而这些则是维京特色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方式。另一些考古学家则关注装饰图画可能包含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例如，动物饰品可能反映出图腾崇拜的某些信息。然而，有一个重要事实不能忘记——我们对维京艺术的了解通常来源于金属器皿和石器等易于长久存留的物品；木器和织物则鲜有存留；人们身上可能刺有的精美文身则根本没有任何遗存。

皈依基督教之前的信仰体系

在我们看来，“宗教”包含了一系列的信条和行为规范，这些信条和行为规范体现了所崇拜的思想，并由男性或女性神职人员加以解释和宣讲。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传入之前没有人懂得这些。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宗教”更多地是一种“信仰体系”，即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仅仅是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其诸神的崇拜并不是绝对的崇拜，甚至连无条件的拥护都谈不上，根本不像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传说，世间万物都将在“世界末日”终结，所有的凡人和神祇都将丧身火海。根据这种信念，我们行为的结果先前早已注定，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重要的是我们以何种行为方式去面对它。

对于现世与来世之间的界限，维京人并无严格的界定；人兽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也不甚明晰。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超自然的力量分为许多等级。神族有两系：一是埃西尔神族，包括主神奥丁（Oðinn）与雷神托尔（Thor）；一是瓦尼尔神族，包括尼约尔德（Njord）、弗雷（Freyr）和弗蕾娅（Freyja）。诸神还有侍从，如瓦尔基里〔1〕、奥丁的渡鸦以及巨人、小矮人、精灵、山神、幽灵、小鬼等等。巫术以及塞欧教（seiðr）习俗也是维京人信仰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尼尔·普赖斯（Neil Price）指出，塞欧教相当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萨满教〔2〕，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部分习俗可能是从萨阿米人那里习来的，因为萨阿米人有着与其相类似的特点。一些随葬物品，如金属和木制的手杖、形如椅子的银制护身符和动物面具，可以表明墓葬主人的职业。

在丹麦菲尔卡特的环形古堡的墓地中，有一个墓室据考证是一个女巫的坟墓。安放她尸体的棺材是一辆四轮货车。她没有按当时的习俗佩戴一对胸针，但是戴有两个银趾环和一个哥得兰匣形胸针。有人认为这表明她来自波罗的海地区。她的随葬器物包括一只盛水果的青铜碗、两只角制酒器和一把铁制烤肉叉，似乎还有一根木制手杖。此外，还有一些护身符（其中一个是形如椅子的银制护身符）、一个羊皮袋子（大概用来装莨菪籽）和一只玻璃酒杯。在她的脚边，有一只上锁的、里面装有布料的橡木箱、一把剪刀、一块石板磨刀石、一个陶制锭盘、一块小猪下颌骨以及一堆猫头鹰吐出的食丸。

在奥塞贝格，从一座舟葬墓棺（参见此处）中出土了两具女性遗骸，一个大约死于25岁，另一个大约死于50岁。年轻女子生前可能是一位公主，年老者可能是其奴仆。不过，墓葬中的其他物品表明墓的主人至少有两个身份，一是公主身份，二是高级女祭司身份，而且这两个身份可能属于同一个人。两张小挂毯描绘的巡游场景上面还有费蕾娅和奥丁的像，一些随葬品表明这些挂毯描述的不仅仅是神话，而是确有其事。这些物品包括：一个装有巫师手杖的橡木柜、两盏与挂毯中所描绘的在巡游中使用的灯具相似的铁灯、五只木制动物头像和一辆雕有群猫像的小车，而猫是弗蕾娅的圣畜。

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丧葬习俗似乎不止一种，而且因区域不同存有明显差异。不过，无论是火葬还是土葬，通行的做法是：给死者穿戴齐整，为其佩戴饰物，并以一定的日用器皿作为陪葬品。其目的似乎是为其来世的生活作准备，当时的人们认为来世与现世大同小异。在奥丁神一派的信仰里，被杀死的武士墓穴中须有其武器作陪葬品，富人们则以他们的马匹、狗和奴隶陪葬。陪葬舟船、马车或马匹表示通向来世。若无法以整条船来陪葬，则可用一块刻成船只形状的石头代替。

在挪威和瑞典中东部许多地方，火葬是最流行的丧葬形式；而在丹麦（日德兰北部除外），火葬则极为罕见。在瑞典，火葬在温德尔时代前后盛行，并（与舟葬）一直持续到维京时代。火葬墓冢通常集中在农场四周。骨灰或者直接放进墓坑，或者放进袋子、陶器或金属容器中，抑或是撒在地面上。迄今所知的火葬形式多种多样。在日德兰南部与中部地区以及挪威北部地区，土葬自维京时代之初即已盛行。遗体可以直接埋在地下，也可以置于棺材、墓室或车辆中。与人们的普遍想法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墓葬的随葬物品都较少。9世纪的墓葬最简朴，刀具是最常见的随葬物，男性和女性墓葬中均是如此。10世纪时，丹麦出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富有骑兵的墓葬，其随葬品包括武器和骑马装备。在12世纪前的瑞典墓葬中，随葬品也时常可以见到。

图5　在比尔卡发现的墓冢

神殿和祭场

基督教传入以前的宗教活动可能大都在旷野和神圣的小树林中举行。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提到的位于旧乌普萨拉的所谓异教神殿，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宴会厅，在特定时间里，异教庆典在此举行。虽然其名称中使用的词缀hof可用来表示“专作举行宗教仪式之用的建筑物”，如冰岛的霍夫斯塔济（Hofstaðir），但这个异教神殿并非专用来举行宗教仪式。

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新发现了一些建筑，表明在某些地方出现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宗教和祭祀活动。在瑞典的弗罗桑岛（又叫弗雷岛）之巅有一座中世纪教堂，在这座教堂的地板下发掘出了似乎是用于献祭的小树林的遗迹。在中世纪圣坛之下有一棵已经腐朽的桦树的残迹，此树是人为砍伐的。在树根四周有一大堆兽骨，这些兽骨是在此树未倒之前就积累起来的，包括五只全熊、六个驼鹿头、两个牡鹿头以及绵羊、猪和母牛的尸骸。这些尸骸以前可能是挂在树上的毛皮或全尸。据碳定年法测定，这些献祭活动发生在10至11世纪；而那座石结构的教堂则建于12世纪末。

在瑞典东哥得兰地区的博尔格，有一处酋长农庄，庄内附带建有一座圣祠。该建筑早在8世纪之初就已投入使用，尽管大多数仪式活动发生在10世纪。它由两个房间组成，中间由一条走道隔开；在东墙边上有一个石台，可能是一个柱基，有神像置于其上。在房屋的西南部发现了两个圆环，除此之外并无别的发现。圣祠四周的地面铺有大石板，上面是一堆圆环，共98件，还有未焚化的动物遗骨和炉渣75千克。这些圆环似乎曾用于悬挂锤子或斧头形状的护身符；这些护身符在墓葬中亦时有发现，通常单个地出现。其中的一些还未完工，表明它们正是在此地进行加工的。与之相比邻的三处沙土地面的建筑物，曾用于金属加工。

兽骨中有大量的颌骨和颅骨，也许是祭牲的遗骸。此外，还有大量的马匹，且有至少10只犬，外加幼犬与狼若干，还有少量的猫、海狸、獾、狐狸、马鹿、鹅以及其他一些更普通的家畜家禽。母猪骨与公猪骨各在一处：公猪（可能代表司性欲之男神弗雷）被置于壁炉处，母猪（可能代表司性欲之女神弗蕾娅）则与悬挂护身符的圆环放在一起。11世纪时，这座圣祠遭到毁坏，变成了一层厚厚的瓦砾。13世纪时，一座石结构教堂在距离此地以东100米的地方建了起来，但此前可能还建过一座木结构教堂。

皈依基督教

鉴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信仰体系与基督教有诸多差异，皈依基督教既是形成新意识形态的过程，又是化解宗教矛盾冲突的过程。传统观点认为，皈依基督教是在王权的指导下完成的，首先是丹麦（965年，青齿王哈拉尔统治时期），然后是挪威（995年，奥拉夫一世统治时期），最后是瑞典（1008年，奥洛夫·舍特科农［Olof Skötkonung］统治时期）。但是，研究认为：基督教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基督教才得到官方承认；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这一过程大致是同步进行的，尽管存在着区域性差异。

与基督教最初的接触很可能是早期传教活动的结果。在8世纪早期，有一位在弗里西亚〔3〕任职、名叫威利布罗德的英格兰修士，其传教活动曾远至丹麦。据阿尔昆〔4〕（Alcuin）记载，他很可能曾渡海前往里伯，并受到国王翁根杜斯的欢迎，但最终因收效甚微，不得不放弃传教努力，带着30名男童返回弗里西亚。

据里姆伯特（Rimbert）的《安斯加尔传略》记载，829年瑞典东部斯维尔人的一位国王请求法兰克帝国皇帝虔诚者路易一世（Louis the Pious）派遣传教士到他的国家，因为他的许多臣民想要皈依基督教。来自科尔韦修道院的两位修士，一位名叫安斯加尔（Ansgar），一位名叫威特马（Witmar），受遣来到比尔卡。他们成功教化了比尔卡的行政长官海里加尔（Herigar），没过几年就建成了一座教堂。847年，当地发生暴动，神职活动被暂停，直到854年才得以恢复。其后安斯加尔重建传教团，并获准建造教堂和指派牧师。865年安斯加尔去世。但据不来梅的亚当记载，936年又有一个新的传教团组建起来。汉堡－不来梅大主教乌尼（Unni）曾造访老戈尔姆及其子青齿王哈拉尔，他也曾到过比尔卡并在那里去世。948年或更早些时候，乌尼的继任者阿达尔达格（Adaldag）任命了海泽比、里伯和奥胡斯三地的主教。

在斯堪的纳维亚墓葬中发现的基督教物品通常被认为是劫掠品，但有人认为这其中至少有一些反映了早期传教活动的情况。这些物品包括：十字架或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挂坠30多件，8、9世纪时的权杖5件（出自海泽比、隆城、黑尔戈、斯塔万格以及塞特内斯），圣物箱6个以及弗里西亚或泰廷陶罐约15个。这些陶罐大都饰有银箔十字架，并且与基督教圣餐礼有关，很可能用于贮藏和度量圣餐用酒。从9世纪比尔卡的一些墓葬中也出土了5个同样的陶罐。在一座东西朝向的女性墓室中，也发现了一个同样的陶罐，此外，还发现了一个带有鱼形底座的爱尔兰悬钵和两枚十字状的方头胸针。

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女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人认为皈依基督教对女性来说是一场灾难。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没有女神，只有男性才能主持宗教活动。但是，安妮－索菲·格拉斯隆德（Anne-Sofie Gräslund）及其他一些学者们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对女性的排斥是后来的事，在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女性发挥过重要作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对女性是有吸引力的，诸如禁止杀婴、上帝面前男女平等、女性亦可进入天堂等。而瓦尔哈拉英烈祠〔5〕则不然。大多数十字架挂坠和泰廷陶罐是在女性墓葬中发现的；在如尼石刻的修建方面，女性发挥了关键作用（见下文）。

基督教化的痕迹在墓葬遗物中随处可见。虽然基督徒墓葬中依然包括衣饰，但随葬品的数量已有所下降。1868年，在马门发现的一座10世纪丹麦富人墓穴就带有向基督教过渡的典型特征。其随葬品包括一张游戏桌和一把上好的镶银斧头（此外没有别的武器），还有一支放在棺材中的大蜡烛。树木年代测定表明，此棺下葬于970—971年之间，恰恰是耶灵王朝皈依基督教后的5至10年间。

早期基督教会将火葬视为异教活动而加以禁止，因而在10世纪时火葬逐渐减少，只在部分地区仍继续存在。在瑞典乌普兰地区的瓦尔斯塔，在梅拉伦河谷有一处典型的农场墓地，其中有大约70个墓葬，多数葬于约800—1150年间。其中葬于9—10世纪期间的所有墓葬都是火葬，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受到了来自比尔卡的基督教化的影响，虽然出土的随葬物，如玻璃杯、来自法兰克、弗里西亚和斯拉夫的陶器、来自阿拉伯的硬币和砝码以及来自欧洲大陆的刀剑等等，都表明此地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

950年前后，土葬仪式传入这里，但火葬继续存在，直到12世纪中期或更晚时候才消失。这时候，土葬中的尸骨虽为东西朝向，但仍包含了异教因素，如带有随葬物品、雷神托尔的锤形护身符以及食品供奉；尽管如此，土葬仍可以看作是基督教信仰传入的标志。1100年前后，在此墓地的北端地势较高之处又出现了一处墓群。这处土葬墓群嵌在一座9世纪中期的大墓之中。人们在这座大墓中央挖出一个直径6米的坟坑，在其中嵌进3座箱形石墓室。先前的火葬土层被置于所嵌入墓室的四周，墓冢四周镶以栏石。不幸的是，这三座箱形石墓室后来均被盗，但有一个小的铁十字架和一串用水晶和白色石英制成的饰珠幸存了下来。具有象征意义的墓葬布局既与先前的首领墓葬保持了一致，也传达出了与12世纪时的火葬共存的基督教符号体系的象征意义。

纪念性的如尼石刻出现于10世纪，成为纪念死者的一种新方式。在瑞典，维京时代如尼石刻现存2,500块；在丹麦（包括瑞典南部），约有250块；在挪威，约有65块。如尼石刻在瑞典中部的乌普兰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共有1,300块；其中超过60％的碑铭的年代可以上溯至当地建立主教辖区的时代，即11世纪晚期。比吉特·索耶（Birgit Sawyer）认为，如尼石刻还可以发挥世俗功能，如确保遗产的继承和对土地的所有权等。事实的确如此，但绝大多数如尼石刻同时也是基督教纪念碑。超过半数的石刻都以十字架来装饰，超过200块石刻上载有这样的祈祷文：“愿上帝拯救他/她的灵魂……。”一些如尼石刻提到了整个地区对基督教的皈依（参见此处）。早期教会将建造桥梁作为一种赎罪形式，类似于慈善捐赠和朝圣。大约有150块如尼石刻作为纪念碑竖立在桥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55％的如尼石刻是由女性修建的。

对如尼石刻年代的测定再次表明基督教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人们认为，9世纪时安斯加尔在比尔卡建了一座教堂，但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最早的教堂建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许多乡村教堂最初是作为私人拥有的小教堂出现的。这些建于10世纪的小教堂为木结构，仿照的是英格兰稍早时期兴建的教堂的样式。据文献记载，之后在12、13世纪时石结构的教堂大量涌现。有些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留了圣祠的功用和地位。例如在挪威中部特伦德拉格地区一个名叫迈尔的地方，有一座存留至今的石结构教堂，约建于1150—1200年间。其前身是11世纪建成的一座木结构教堂，而这座木结构教堂本身就是建于基督徒墓葬之上，这表明此地还有一座更早的教堂。第一座教堂建于一处文化遗址之上，在这处文化遗址上发现了4个柱洞和19件黄金箔片，此地可能是9世纪一个公共宴会厅或祭拜中心所在地。

总之，虽然“异教”活动与信仰体系已成为我们今天界定维京人时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但是，对于生活在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基督教传入之前的信仰只是其生活的一个方面。这些信仰并不具有排他性，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诸王们很快就欣然接受了基督教，通过它使其统治合法化。不过，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外殖民者在某些情况下把丧葬仪式作为保持其独特民族文化特色的手段，以应对当地文化同化的压力。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斯堪的纳维亚乡村拓居地的变迁情况。

注释

〔1〕瓦尔基里，传说为奥丁的婢女。

〔2〕萨满教，亚洲北部某些民族的泛神宗教。

〔3〕弗里西亚，在今日的荷兰。

〔4〕阿尔昆（732？—804），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盎格鲁－拉丁语诗人、教育家和高级教士。

〔5〕瓦尔哈拉英烈祠，位于阿斯加尔，是勇士死后的安息之所。

第四章
乡村的变迁

考古学家研究了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早期国家的发展情况，认为这些国家的出现是铁器时代晚期社会和经济日益发展的结果。对国家产生之前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其南部地区）进行金属探测的结果表明人们逐渐在该地区定居下来，且定居形式日益多样化。

在铁器时代，挪威和瑞典的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些孤立的农庄，农庄内有几小片低矮的住房区以及配屋〔1〕。9世纪以前，在丹麦和瑞典南部地区，就出现了一些流动性较大的村落和独立的农场，但有证据显示10—11世纪时出现了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到12世纪时，近代风格的定居点才建立起来，这样的地名都以-toft、-torp或-by结尾。

丹麦和瑞典南部地区

人们曾认为丹麦在500—800年间处于一个衰落时期。而近期的考古发掘却显示，这是一个繁荣时期，社会阶层日益分化；许多定居点被废弃，并非是因为社会的衰落，而实际上是人们的居住点日渐集中的结果。考古研究和金属探测的结果还表明定居点的社会等级结构其实相当复杂。

从6世纪起，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开始出现大批具有专门功能的定居点。一些地方似乎被用作了生产基地和码头，它们是由一些想用剩余产品来换奢侈品的显赫家族所建。其中许多地方还兼具宗教功能，像乌普兰的黑尔戈〔2〕，哥得兰岛上的帕维肯，菲英岛上的古杜姆、斯特兰狄－甘姆托福特以及霍夫德，西兰岛上的博斯隆讷、西埃厄斯堡和内斯，以及日德兰半岛北部的赛伯松和波赛巴肯。

在菲英岛东南的古杜姆，有一个铁器时代的村落群，面积达1平方公里，由50多个农场组成。在这里发现了7,000多件金属器物，年代都在200至1000年间，其中包括6件金器和5件银器，证明这里是当地的权力中心。这些农庄的主人当中有很多是工匠，他们在此制作金器、银器，锻造青铜器。村落的主建筑物是一座铁器时代晚期的宏伟厅堂，主人是贵族，为罗马帝国效力。附近的海港城市伦讷堡是他们对外贸易的港口。古杜姆也兼有一些宗教功能，“古杜姆”的字面意思就是“诸神之家”。尽管从6世纪起这个地方就开始衰落，但这里的贸易和制造业一直延续到维京时代。

在斯科讷地区的乌帕克拉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也发展成为了铁器时代的一个中心区，其贸易、制造业和宗教等功能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被位于其以北5公里处的隆城所取代。人们在这片40公顷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些金属器物，有阿拉伯和卡洛林王朝的钱币、小的古德谷伯（一种用于宗教仪式的金箔衬纸）许愿堆，还有染制手工制品用的染料和袖珍护身符。

内斯遗址在7世纪晚期至9世纪之间有人类活动。这里有20多座木结构厅堂，还有70来家作坊，它们肯定是被用作了纺织间，因为每间木棚里都有织机压石和纺锤。在遗址的低洼处还有57个柳条环绕的地坑，用于浸泡亚麻。为了便于换水，人们挖掘了一条150米长的水渠。在几处地坑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鹿角，在加工之前人们要先把这些鹿角进行浸泡。另有证据显示，在赛伯松的贸易和制造中心区有300多家作坊，人们分区作业，有从事纺织的区域，还有从事铁器和其他金属器物制造的区域。

在日德兰半岛上的沃巴瑟，考古学家首次进行了足够大面积的考察来展示当时人们走向聚居的进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维京时代末期，最终形成了永久性的村庄。1974—1992年间，共发掘了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遗址。发掘结果显示，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1世纪，这片聚居地在不同时期至少发生了8次迁移，都是当地居民迁徙和重建过程中的一部分，为的是更好地利用可耕地。到8世纪，此地已经有7家面积大致相当的封闭农庄，皆建有围墙，它们大都位于道路的两旁。每个农庄都有一个主厅，主厅分隔为若干房间，通常在主厅的一端还有一些牛棚。主厅的周边建有作坊，有的还有水井，其中一处还有一家铁匠铺。

沃巴瑟的农庄数目在300年间没有多少变化。学者们根据这个事实，认为该地居民不是自由独立的土地所有者而是大农庄主或当地地主的佃户，而这些主人要么自己直接经营农场，要么通过管家来管理农场。在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此地的建筑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主建筑物为大型拱式厅堂所代替，其建筑风格见之于特雷勒堡古堡。农场上有了单独的牛棚，最大的农庄有5间牛棚，至少可以饲养100头牛，还有一个冶炼炉和一个青铜铸造坊。11世纪，聚居点最后一次迁移，搬到了现在的村落所在地。

日德兰的其他遗址，诸如赛津、特拉别格和奥姆加德以及斯科讷的菲尔波那，尽管发掘规模不如沃巴瑟，但情况都类似（包括拱式厅堂）。在菲尔波那，几代人居住的廊式长屋在11世纪时被特雷勒堡式的房屋取代。11世纪，在日德兰北部的林霍尔姆-霍耶，人们在风沙聚积的沙地上建起了新的村落，就位于先前居民的墓地之上，村落为拱式厅堂式的建筑。百年之后，这些11世纪的建筑又被风沙所覆盖。

在中世纪的初期，整个北欧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永久村落取代流动居住点的过程。究其原因，学者们提出过种种解释，包括人口的压力限制了聚居点的迁徙，进而促使人们划定领地范围。在村落发展的同时，也相应形成了不同的教区，建起了永久性石结构教堂。村落的发展与粮食产量增长有关，也与财富逐步演变为对土地而非动产如家畜的所有权有关。与此同时，王权控制力的加强也相应地要求人们固定住所，以保证稳定的赋税收入。尽管仅仅依据考古资料还不可能证明丹麦的封建制起源于维京时代，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一时期在权势阶层的积极推动下，领主制和土地占有制是有所发展的。

若干定居点反映出从7世纪起出现了权力日益集中的情况。托福特加德（位于西兰岛）、斯勒英厄（位于西霍兰岛）这些维京时代的贵族居所就是在原有定居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两处遗址中，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器物都集中在厅堂区一带。

西兰岛西部的齐斯遗址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定居点，它位于齐斯湖畔，距海岸7公里，从海上溯河而上可抵达这里。学者们用金属探测法对该地进行了探查，并从1995年起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在发掘的第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一座建于6—7世纪的带有长廊的大厅堂，内墙用白色泥灰粉刷过。此厅堂建在一个封闭院落里，旁边另有两栋大房子和其他一些小房间以及作坊。厅堂在7世纪中叶毁于大火，人们在其遗址之南重建了一座坚固的拱式厅堂。该建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未修建牛棚。此外，尽管围墙的旁边建有一间铸造作坊，但却未发现有任何农用建筑物的迹象。及至8世纪，人们重建该厅堂，扩大了整个院落的范围，并在围墙的正中修建了一座宽阔的大门以方便四轮马车顺利进出。9世纪时，人们再次重建主厅，并扩建了院落。到10世纪时，该庄园的面积扩充达到顶点。人们建起了一座新的特雷勒堡式厅堂，新建了若干其他居所以及几处两端有出口、可能是用作停放马车的车棚。然而，仍没有发现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1977年，考古学家借助金属探测器发掘出一条重1.8千克的金项圈，其所属年代为公元10世纪。这个项圈价值不菲，可换500头牛，可能是国王赠送给其忠实扈从的礼物。后来发现此物正是在该宅院的大门外发掘出来的。齐斯最新的考古发现是一枚国王哈瑟克努特在位时发行的硬币，其年代约为公元1035年。

齐斯不是一个农业聚落的遗址，这里几乎没有牲口棚，居住于此的人所需食物极有可能是由该地区的附属农场提供的。其经济基础则依赖贡赋、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庄园外面南北方向都有许多作坊和贸易区，占地面积达2—3公顷。半地下的作坊达70多家，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店大概在领主的保护下做买卖。在作坊里，金银匠制造各种金银饰品，他们把铜制成胸针；其他的手艺人制作玻璃球、琥珀珠链和梳子。考古学家们在此发现了100多枚钱币，最早的一枚是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古银币，还有一些8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兰克的货币，而大多数是9至10世纪的阿拉伯钱币。钱币的分布表明，贸易就在这里进行。

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了一枚9世纪中叶的拜占庭铅质印章，上面刻有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名字，和在海泽比及里伯发现的印章一模一样。狄奥多西是拜占庭掌管军备、负责征兵的长官。拉尔斯·约尔根森（Lars Jørgensen）认为，狄奥多西可能曾在德意志北部和丹麦采购过铁器或是征招过雇佣军。

齐斯可能是一处贵族甚至是王室的居住地。在这个庄园的院墙之内集攒了许多武器和骑射装备，包括马刺、马勒及大量的箭头、剑鞘等。在中央大厅的附近，还出土了许多法兰克和卡洛林时期的酒器。此外，从这个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包括雷神托尔的锤子在内的袖珍护身符、火石和微型长矛等，这些物品可能是置于室内的一处祭祀场所。“齐斯”一词是根据战神提尔来命名的，意为“提尔之岛”。19世纪，人们在湖底发现了约50件刀剑、战斧和长矛。有些器物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600年左右，即定居点初建之时，有些器物是9、10世纪的，它们可能是献给战神提尔的典型祭品。齐斯的考古发现表明，维京时代的领主有如下职责：负责从军事上保护当地的安全；控制市场的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主持宗教祭祀仪式（包括在大厅举行宴会）等。

最后要说的是，在罗斯基勒（位于西兰岛）附近的旧莱伊尔，人们在发掘过程中还对传说中的丹麦王室所在地进行了一番考察。7—10世纪时，该定居点包括两个功能区：其中居住区有50栋房屋，包括4座大厅（每座长约48米）；另一个是由众多作坊和货亭组成的手工业区。在这里共发现了4,000多件器物，包括镀金的珠宝、首饰盒、钱币、砝码、银锭、铜锭、模具、骑射装备、进口珠宝、宝石托以及原产于卡洛林和盎格鲁－撒克逊的玻璃。该聚落在同一地点存续了大约300年之久，这是非同寻常的，而莱伊尔也被视为一处王室的居所。

挪威

在丹麦和欧洲大陆，都有广袤的田地供人们耕种，贵族有可能置办大量地产。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沼泽、森林、河流和山谷遍布，大田庄难以管理，而独立的小农场则更为可行，因此自6世纪起，挪威基本的定居结构一直保持未变。在挪威南部以及大西洋沿岸往北直到特罗姆瑟一带，那里的部落首领进行着经济再分配，把贵重物品分配给族人，族人用粮食向他们交租。在挪威南部的耶伦地区，可耕地都得到了精耕细作。比约恩·米勒认为，酋长领地的划分在6世纪就已经出现，各领地多以某个山堡为中心。从那时开始出现的豪华墓葬，是辨识这些部落领地的依据。从铁器时代到维京时代，建筑风格基本没有变化。农庄里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带廊长屋。同一屋顶下，既住着一大家子人，又有牲口圈。

在挪威北部，这种混合型的农业经济与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存。此文化传统与以渔猎为生的萨阿米人相关，他们渔猎的范围包括峡湾深处、内陆和极北之地。这种社会被认为是一种流动的、平均分配的社会，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它却鲜见于挪威文献，因为挪威文献更倾向于记载维京式的生活方式。灵恩峡湾附近的交界地带以南是挪威人的墓葬，以北是萨阿米人的墓葬。在该地区地位显赫的挪威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萨阿米人的珠宝，这可能表明在挪威人和萨阿米人的显贵阶层之间存在着通婚的情况。在这两个民族交界的地方所出土的大批文物中，既有挪威人的器物，也有萨阿米人的器物，表明双方可能在边界谈判时交换礼物。酋长制的瓦解和基督教传入前存在的宗教信仰的终结，或许还造成了挪威人同萨阿米人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

挪威博尔格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维京酋长制下的生活方式维持了至少300年。罗弗敦群岛位于北极圈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北的居住地，从博尔格到丹麦南部边界的距离与那里到罗马的距离是一样的远！

这里原有的长屋是在5—6世纪用木料和草坯墙建成的。而到7世纪时，长屋被扩建成一间廊式厅堂，长约80米，宽为7.5—9米。两排木桩支撑着屋顶，将整个厅堂分成三个长廊区；厅堂共有5个房间，5个入口。这座厅堂使用了300年，及至被拆除时，其建筑风格一定很过时了，尽管年代久远的传统建筑是统治家族权力长葆的象征。

虽然这里地处极北之地，但由于峡湾暖湿气流的作用，气候并不是那么严酷。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是他们饲养的牛群，这可以由巨大的牛棚而得到证明（虽然人们也种植一些大麦）。从出土的铅坠和渔钩可以看出，渔业对他们也很重要，鳕鱼干的交易无疑居于重要地位。在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炼铁炉渣，或许铁匠铺内曾进行过金属的锻造，尽管铁是从挪威南部运来的。这里的人们还进口皂石，并制作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如纺锤、钻头、网坠、织机压石等。人们还制作多种颜色的磨石，这是他们从海泽比人那里学来的。从这里发掘出的其他物品还包括两个泰廷陶罐的碎片和十二三个8—10世纪的玻璃器皿，有些饰有金箔。这些东西的主人显然受到了北欧贵族宴饮习俗的影响。外来器物是权力和声望的标志。在挪威，类似的外来物只见于凯于庞厄。因此，学者们常把博尔格的情况与奥塔雷的记叙（约890年）联系起来。奥塔雷无疑曾造访过此地，尽管据考证该农庄的主人是一位名叫托雷·约尔特（Tore Hjort）的酋长。大型船库的遗址表明，该酋长所拥有船队的远航能力与奥塔雷的船队不相上下。尽管这里没有发现海象骨，也没发现与萨阿米人相关的手工艺品，但他们的经济基础或许大同小异。

奥塔雷（Ohthere）

奥塔雷，又名奥塔尔（Ottar），挪威商人。他在9世纪晚期曾晋见阿尔弗雷德大王¹（King Ælfred）。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交谈时用的是何种语言，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翻译人员，但阿尔弗雷德确曾询问了奥塔雷的生活方式和游历情况，然后命人用英语记载下来。

奥塔雷的家乡远在挪威最北部，位于北极圈之内，他的农庄可能与在博尔格发掘的农庄大致相似。由于土地贫瘠，其收入主要来自捕猎驯鹿。他也从事猎鲸和猎捕海象的活动，并且从邻近的拉普人那里收取贡赋。贡赋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可能是海象牙和毛皮），因而奥塔雷拥有自己的船，时常向南行驶，进出北欧的市场进行贸易。

奥塔雷告诉阿尔弗雷德，他生活的地方是人类所能到达的最北端。但在它以南有一个叫做凯于旁厄的贸易集镇。他说，在天天顺风的情况下，白天航行，晚上歇息，至少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那里。在任何时候，船都必须沿海岸行驶。他还说，从凯于旁厄到海泽比的贸易城还需5天的时间。

10—11世纪，酋长的居所被3栋比原来小得多的房屋所取代，使得这里更像是一个农庄。这或许表明当地的权力结构经历了剧变，变化与挪威王权的兴起有关。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贵族中心区走向衰亡、定居点分崩离析的情况有些相似。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和基督教时期，博尔格一直都是一个宗教中心。厅堂的正屋似乎是用来进行宴饮、举行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的地方。大部分外来器物，包括悬钵的一些残片、5张古德谷伯以及一个金制的手稿阅读指示棒，都是在正屋的北角发现的，主座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因此，厅堂在特殊场合下也许还被用作异教神庙，当地的酋长兼宗教首领和世俗长官之职于一身。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里的宗教习俗是否一直延续了下来，但重要的是，时至今日，当地的教区教堂仍坐落在博尔格。

可以看出，在维京时代，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乡村的居住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出社会日益复杂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以及场所的功能逐步专门化的事实。这些发展变化绝非只是在维京人内部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却为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好了准备，也为其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定居模式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出现了一种新型聚居点——城镇。这就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配屋，如谷仓或堆放杂物的房屋等。

〔2〕黑尔戈，梅拉尔湖中的岛屿和市场，曾是瑞典乌普兰国王的财富和权力中心。

第五章
城镇与贸易

尽管就北欧大部分地区而言，中世纪早期是城市重建和复兴的时代，但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城镇的发展，对于改变维京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依然有着特殊的作用，而且也使人们更加认同他们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早先的研究，受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的启发，认为城镇是经济发展，尤其是长途贸易的结果；但是，如今学者们逐步改变了看法，认为城镇的兴起是当地权力结构的产物。他们认为，城镇市场和国际贸易港口的建立，都与王权的加强及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建立有关。持这一观点的考古学家们竭力想要找到最初的城镇。近期的发掘将具有城镇特点的遗址出现的年代一再推前，甚至回溯到铁器时代。有关这些早期城镇的证据主要来自于现在的丹麦、德国北部、瑞典南部和挪威南部地区。直到中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的大片地区都未出现城镇。

我们已了解到，自6世纪起，围绕着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沿海地带，已形成了一些早期的商贸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尽管这些中心还算不上城镇，但已被归入原始的城镇中心区的范畴。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城镇的定义虽存在诸多争议，〔1〕但城市化这一概念，必定要包含一定程度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早的城镇之一，是地处日德兰半岛南部的里伯，建城时间大约在704—710年间。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该城镇由若干相连的小块区域组成，规划得井井有条，城镇周边围有枝条编成的篱笆，以小护城壕与外界隔开。这些小块区域是由第一批来到此地的商人设计规划的，学者们常常将此作为王权支持和组织城镇规划的直接证据。城内厚厚的细沙层曾被认为是人们特意铺设用以平整地面的，但如今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由风吹积而成的。埃里克·克里斯琴森（Eric Christiansen）反对把里伯城的建立归结为国家行为，认为它是商人们彼此合作的结果，而国王只是力图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而已。

或许里伯只是一个季节性的集市和手工业中心而非永久性居住地，因为学者们没有发现任何坚固建筑物的遗迹，只有一些半地下的茅舍和作坊。在这里，一些专业的金属工匠制作多种多样的珠宝饰物，还有些工匠用从意大利北部进口的小块镶嵌玻璃制作玻璃珠。他们还从莱茵兰进口手推磨石料和陶器。从8世纪起，他们也开始铸造一种英格兰古银币，该银币上铸有所谓的怪物沃登（Woden）的头像。自9世纪早期开始，有人从挪威进口埃兹堡的板石磨刀石和皂石碗。这些物品中许多都销往了半岛腹地，有30多处遗址中都发掘出了进口器物。同时，牛则被卖到里伯，供那里的人们消费，也许是由那里再出口。人们在发掘中，发现有厚厚的牛粪层。及至9世纪中期，里伯城周围出现了护城壕。然而，壕沟宽仅2米，深1米，无法起到防御的作用，因而似乎只是以此表示这是一个商贸区，处于王权的保护下，王室对该地有征税权。

7世纪，瑞典王国兴起于瑞典中部大湖区附近，最早的城镇建立于比尔卡。此城地处梅拉伦湖的比约克岛，在原始的城镇生产中心黑尔戈以东12公里处。在海峡对面的阿德尔索岛上，有一座王室庄园的遗址。虽然比尔卡离此地有一定的距离，但学者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比尔卡就处在这个王室的管辖之下，向其纳税。17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比约克进行了首次发掘，而1871至1890年亚尔马·斯托尔佩（Hjalmar Stolpe）的发掘发现了极其丰富的进口物品。但要完全确立比尔卡的发展进程，仍有待于最新的研究。

8世纪中期，比尔卡在水上和陆上都加强了城防。最早的城墙是一个半圆形壁垒，上有6处开口把城垣分割成7段，可能设有城门并通过城墙上的塔楼进行防卫。城墙向北一直延伸到梅拉伦湖的港口，并和水中的一连串木桩相连。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在城镇建立之前，人们就已经在城墙附近的台地上修房建屋。通过对一栋建于400—700年间的长屋进行发掘，人们发现，在城镇建立之前，这里和外界已经有了颇为广泛的商业联系。

还有一个小堡垒（即博尔格），也用来护卫整个城镇。堡垒的墙体用土坯和石头砌成，周边围有木栅栏。人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铆钉，表明此堡垒在修建时使用了造船技术，或是使用了大量船板。堡垒在750年左右即城镇建立时首次进行了加固，但在9世纪被大火夷为平地，此后人们重建堡垒并增加了高度，但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时又一次遭遇火灾。堡垒之下是驻防区，在此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在驻防区之下的两块岩石间的坡地上修有石头平台，10世纪时人们在较高的平台上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厅堂，似乎是想把它作为长期驻军的议事大厅。三对粗大的柱子撑起了屋顶，在屋子中央形成了一片开阔的空间。在大厅内部靠墙的地方，发掘出了盔甲、锁子甲、盾牌和长矛等武器装备，它们曾经是靠墙摆放着的；另外还发掘出了刀剑、箭簇、斧头及马具，锁和钥匙的发现说明屋里还曾经放过箱柜。从发掘物的分布可以推断，主座在大厅西面。驻防军从堡垒可以直抵海边，因而堡垒建在这里，必定是为了抵御进犯比尔卡城的海上来敌。在军队驻防地的正下方，可以看到有两处用橡木搭建的码头，说明他们已经把军用码头和商用码头分开使用。在比尔卡还发现了若干处墓地，斯托尔佩发掘出了1,100座墓葬，其中的119座随葬品颇为丰富。上述情况表明，比尔卡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与外界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与里伯不同，比尔卡似乎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有人居住。该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多次袭击，而人们也一步步加强了城防。

《法兰克皇家编年史》在记述9世纪初国王古德弗雷德的活动时，曾提到雷里克这个城镇。该城镇极有可能与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大斯特罗姆肯多弗遗址有关。20世纪90年代，这里发掘出了258座墓葬（其中6座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舟葬坟墓），从中可以看到撒克逊、弗里西亚和斯拉夫等多种文化的影响。此地的建筑以半地下的作坊间为主，引人注目的是这里有一连串用木栏围起的大坑，可能是用来漂染织物的。自8世纪20年代起，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加工地，但直到8世纪60年代，人们对其进行了一定规划后，该城镇才呈现出城市的某些特征。公元808年，丹麦人与斯拉夫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古德弗雷德摧毁了雷里克，把商人迁往海泽比。

海泽比（德语为Haithabu）的字面意义为“欧石南之地”。它地处日德兰半岛的南部，位于丹麦边墙之端，成为了扼东西方贸易之咽喉。人们在海泽比的贸易生产活动最早始于8世纪，那时人们修建了第一批码头，许多作坊开工生产。9世纪时人们开始铺设一些横平竖直的街道，与小河平行，将围栏围起的大小规整的建筑区分隔开。和比尔卡城类似，这里也为半圆形的围墙所环绕，且有一个堡垒进行防卫。港口由安插在水中呈半圆形排列的木桩来防护。在城墙内发现有2,000—5,000座墓葬，城外更多。墓葬的主人主要是男性，尽管墓主人大多为穷人，但也发现了几座10世纪的奢华墓室。据估计，10世纪时，生活在海泽比城的人口有400—1,000人，〔2〕他们直接或间接以贸易为生。他们进口各种原材料，进行多种手工业生产，包括从瑞典进口铁矿石炼铁，从迈恩地区进口火山岩磨石料来加工石磨，还生产青铜珠宝饰品、鹿角、骨器、皮革、木制品、玻璃球和琥珀珠。从9世纪初起，海泽比人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

图6　海泽比鸟瞰图。弯曲的围墙清晰可见；最北端的那片茂密的林地，是俯瞰全城的山寨遗址所在地。

挪威第一个被考察的城镇是地处奥斯陆峡湾西岸的凯于庞厄。这个地名的字面意思为“市场”，也就是奥塔雷的游记中的Sciringesheal。达格芬·斯基雷（Dagfynn Skyre）近来在此地的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在规划出单块的专门用地之前，这些地方曾在短时间内作为流动手工制作场所。在规划之后，人们才在这些地方建起了全年使用的永久性建筑物，时间大约在9世纪初。然而，到了10世纪，这座城镇就遭到弃置，或许又变成了一个季节性的集市。凯于庞厄与其他地方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在此地交易的商品包括：用莱茵河地区陶罐装的产自德意志的酒（以及角形玻璃酒器）、丹麦或斯拉夫出产的蜂蜜、挪威的磨石等。凯于庞厄的居民还把白银熔化制成各种银器。发掘物中有一些金银器物，包括一张法兰克的书衬和一枚爱尔兰胸针，它们可能是劫掠所得。

在凯于庞厄的腹地，有一个大农场出现在了许瑟比－特约凌，农场内有一座拱式厅堂，厅内发现了若干进口的红玉髓小珠及一些玻璃酒器。难道这就是该地行政长官的大厅？这里还有不少风格各异的墓地，包括一大片火葬墓地以及一小片高规格的舟葬墓地。一些学者们认为，火葬反映了当地人的丧葬习俗，而舟葬或许是丹麦商人的习俗。对凯于庞厄码头的树木年轮进行年代测定表明，凯于庞厄大约建于803年之后。学者认为，海泽比和凯于庞厄大概都是9世纪初由丹麦国王古德弗雷德所建，其目的是控制海峡另一端的疆土。

最后，自10世纪后期起，斯堪的纳维亚的城市化过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的组织日益复杂，教堂的影响日渐加深。奥胡斯建于公元900年左右，在10世纪几度被称为主教辖区。该城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来的，整个城镇占地仅4公顷，其中一面临海，另一面为半圆形的城垣所环绕。学者们据此推断，王室推动了该城的建造，将其作为一个军事要塞，城内居民的日常活动在其庇护下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10世纪末，瑞典比尔卡城的地位为西格图纳所取代，但最初西格图纳与东部地区鲜有联系，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直到11世纪才重新得以发展。700米长的街道两旁，规划出了两排狭长的居住区。995年左右，瑞典最早的钱币就是在这里铸造出来的，但到中世纪晚期，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梅拉尔湖周边地区的斯德哥尔摩。另外，瑞典的隆城、挪威的卑尔根和奥斯陆，大致都建于11世纪初期。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北的城镇位于特隆赫姆，或名尼达罗斯。考古发掘证明此地有一处王家庄园，还在后来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作为城镇中心区域的地方发现了当地一些部族首领零星的活动痕迹。但一般认为，此城是由奥拉夫一世于10世纪90年代末建立的。大多数永久性建筑物建于10世纪晚期，城区被均匀地分成小片。11世纪中期，在河滨城区用木头搭建起了第一个真正的码头，从1050年前后起，这里开始铸造硬币。特隆赫姆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尤其是朝拜奥拉夫二世（St Olav）的朝圣活动开始后，其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至11世纪末这里已建起了7座教堂，1152—1153年设立了大主教辖区。1973—1985年，学者们在此发掘出一段60米长的中世纪大道。这条大道最初为砾石路面，与河岸平行；11世纪中叶时，人们将其加宽并铺上了木板。临街建筑是些一室或两室的大屋，可能租给商人和工匠作联合作坊或仓库。建筑区的中央一带是居民住宅，里面有靠墙的长椅和壁炉。其他的房屋，包括浴室、厨房、储藏室和公厕，都位于住宅区的后面。

斯堪的纳维亚各地城镇出现的时间虽各不相同，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王权都曾为城镇的发展提供过有利条件。这些城镇并非极具维京特色，在整个北欧，忙碌的商人和工匠随处可见，他们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海外扩张，为权力的集中和商人阶层的成长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

注释

〔1〕如皮雷纳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城市：其居民不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一个从事商业和工业的地方；城市要具有法人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他认为中世纪和近代城市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和城市组织。参阅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2〕国际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居住人口达到5,000人左右的，可以称之为“城市”。由此看来，维京时代早期的这些聚居点，宜称为“城镇”。

第六章
漂洋过海——远洋航行和海外扩张

乘风破浪的长船、龙形的船头、船舷的护盾、红白相间的船帆，说起维京人，人们就会想到这些东西。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阿尔昆对维京人于793年突袭林迪斯凡的实际既恐惧又愤慨，震惊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袭击居然是从海上发动的。”对于8、9世纪的修士来说，维京人就是一些来自海外的异教徒。那时，陆路交通异常艰难，海上航行明显更为容易，维京人的海外开拓真有那么传奇吗？

11世纪的巴约挂毯，用卡通的形式描绘了用船运送一支中世纪早期的军队及其马匹和粮草的情景。那船据信与载着维京劫掠团伙的船很相似。毕竟，诺曼人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头目罗洛（Rollo）的直系后裔。那张挂毯展示了用“木砖”，即厚厚的木板建造的舰船，船帆色彩鲜艳。这些舰船可以被拉曳到倾斜的海滩上，桅杆可以拆卸。

1880年，在挪威的戈克斯塔德发掘出一座舟棺，这一考古发现，不仅可以证实挪威人有着高超的航海本领，还深化了维京人作为勇敢无畏的探险家、航海者和造船能手的形象。1893年，戈克斯塔德舰船的复制品从卑尔根启航，28天后到达纽芬兰。1904年，挪威第二座舟葬墓在奥塞贝格发掘出土，其精雕细琢的龙骨展示了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艺术活力。这一发现激发了挪威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挪威当时正处于争取独立斗争的最后阶段，并最终在1905年赢得胜利。据树木年轮可以确定，这艘奥塞贝格船大约建造于820年，可以容纳30名桡手，是现存最古老的帆桨并用船。此前的舰船只能靠划桨航行。虽然大概早在7世纪时舰船上就出现了龙骨，且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波罗的海哥得兰岛上的岩画中也已经出现了帆，但现在还未发现有比这艘奥塞贝格船更早的船桅保存下来。大约在834年，这艘船被用作舟棺，来安葬一位挪威公主。即使依照9世纪的标准，这艘船也有些特别，但由于缺乏其他发现，再加上是作为奥塞贝格重要的考古发现陈列在奥斯陆舰船博物馆，地位特殊，这艘王家舰船便作为维京船的“样船”摆放在那里。

1957年，丹麦国家博物馆从罗斯基勒峡湾海底打捞出5艘舰船，使这种状况有了改观。这些舰船在11世纪70年代被凿沉，目的是封锁峡湾在斯库勒莱乌的入口，保护在罗斯基勒的王都。虽然舰船的装置已被拆掉，并且经过了多次维修，但这些舰船可以说明，到11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的船舶已根据不同的需求，细分成了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专用于战争、帆桨并用的细长型战船，有空间更大、更坚固的载物帆船，还有用于捕鱼和摆渡的小船。

图7　奥塞贝格舰船；1904年9月21日，发掘人员在发掘现场

“斯库勒莱乌2号”是一条细长型战船，船长近30米。船体的设计主要考虑的是速度快，能装载下60—80人以及劫掠物品。船桅可以卸下，这样它既能在江河中逆流而上，也能在桥下航行。然而，树木年轮的分析证明，这艘作为伟大维京时代象征的舰船，却不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建造的。事实上，该船建造于都柏林地区，时间大约是在1042—1043年。它可能已在爱尔兰海域航行了至少20年，然后才被维修（修补该船用的也是爱尔兰木材）并带到了罗斯基勒。船板用优质橡木制成，也许是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为当地一位酋长建造的，以便这位首领参与挪威人在都柏林的正常活动——买卖奴隶或是在爱尔兰、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金钱交易。

“斯库勒莱乌5号”也是一艘长船，但要小得多，造船工艺也要粗糙些。这艘船约于1040年在丹麦东部造成，能容纳26名桡手。底部船板起初是用新橡木建造的，但船弦由橡木、梣木和松木拼装而成，还用取自其他舰船的船板修补过。这艘船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很可能是一艘“莱当”船。“莱当”船是当地村民的徭役，他们不但要交付船只，还要配齐26名桡手。这种见于12世纪史料的兵役是否起源于维京时代，仅靠“莱当”船还无法证明。但这种船只确实说明，斯堪的纳维亚的水手，和后来的海员一样能干，有条破船就能在海上航行。

相对于其长度而言，“斯库勒莱乌1号”船体要宽大得多，代表了远洋商船的发展情况。船体中部有一个货舱，能容纳多达40—50吨的货物。只有船头和船尾有甲板。桅杆被牢牢地固定着，船靠风帆推进。虽然该船最多可以搭载12名船工，但它只有在无风或进行机动操作时才用桨。这艘松木船1040年前后造于挪威西部，在1060—1070年间维修过两次，后一次维修用的是产自斯科讷岛的橡木。

斯库勒莱乌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舰船的认识，但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在罗斯基勒博物馆进行扩建以把这些古船置于室内保存时，又有9艘舰船被发现，这些船的年代跨越维京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其中一艘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战船：1997年发现的“罗斯基勒6号”长约36米，大概在1025年之后的某个时间造于丹麦。桅杆上配备了一面横帆，面积将近200平方米，它可能有多达78个桡手的座位。此船用最优质的木材造成，工艺精湛，是财富和权力的产物，只有社会最上层的人士才能拥有。

在海泽比港口也发掘出一艘类似的船。人们认为，能容纳60名桡手的“海泽比1号”造于当地，是一艘王家舰船。这艘船制作工艺精良，橡木板长度超过10米，铆钉铆得异常密实。建造这样的舰船，需要技术熟练的船匠、巨大的树木和足够多的铁。该船沉没时大概只使用了5至25年，可能在1000年前后港口遇袭时被用来火攻敌船，不幸被烧毁。相比之下，“海泽比2号”很可能属于斯拉夫人或撒克逊人，约于975年造成，只是一艘低等的货运船。船体的一部分是用旧船板拼装的，就连船肋也是取自于另一艘船，由于尺寸不合而需要用一些小木块来支撑。

总的来说，过去50年考古所发现的舰船和舰船碎片，不但进一步印证了维京人出色航海家的形象，还揭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它们不只是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舰船，更是一系列的投资行为：有修修补补的舰船，也有高贵华丽、适合作为公主舟棺的船只。研究表明，在靠海为生的诸民族中，从撒克逊人和弗里西亚人的桨船到各种专门用途的舰船，船只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不过，研究还表明，在整个爱尔兰和北海地区，船只都按公认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建造。“斯库勒莱乌2号”长船建于爱尔兰。11世纪初，在荷兰的蒂尔港，一艘用英格兰橡木制造的“维京”船被烧毁，木料用来建造港口护岸。

对于许多生活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人来说，海洋知识一直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来说，要想外出，唯一的通道就是海路，因而海洋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挪威的国名正是来源于其西海岸一条航线的名称，即Norvegur。而航海术语“右舷”则来源于船只右侧安装的一个控制方向的舵，即“转向舵”。在挪威，已经得到确认的近代之前的船库〔1〕超过850个，其中有250个集中在挪威的西南部，还有500个集中在挪威北部。虽不能确切地断定它们属于维京时代，但其中有200—300个船库很大，放一艘渔船太富余，很可能是用来放长船的。有证据表明，这些船库还被用于举行宴会。有人认为，它们的分布揭示了当时的军事情形，当时的军事制度与早期酋长制有关，后来发展成了军事徭役或“莱当”制度。

没有精密的导航仪器，海上航行就要依靠对洋流、地标和星辰的观测。维京时代的水手们，只要有一个简单的方向盘，就能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沿同一条纬线航行，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办法要求在大部分旅程中可以看到太阳，在北大西洋地区这个条件可不容易满足。人们通过测量航速并结合起航的时间来确定所处的经度，是很晚之后（18世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一艘挪威船带上方向盘，就可以从卑尔根启航，向正西航行，驶向设得兰岛；或者先沿海岸向北航行，再向西航行直到冰岛。1948年，在格陵兰岛的纳萨尔苏瓦克发现了半个木制圆盘，上面有等距刻痕，证明类似的航海工具确实存在。但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发现圆盘的地方据说是一个本笃会〔2〕女修道院遗址，这东西可能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忏悔盘。

那么，那些流传已久的北欧海盗故事可信吗？维京人的船帆并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还有巴约挂毯上的图案。戈克斯塔德船和“斯库勒莱乌5号”的船舷上，都有可以悬挂盾牌的板条。龙首船仅存在于岩画和文学作品中，在考古学上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一个从奥塞贝格发掘出的兽头床柱！龙首船可能只是现代人脑海里的维京人传统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一个熟练掌握航海技术的民族的存在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舰船和航海技术使得他们在9世纪末到11世纪期间，从斯堪的纳维亚拓居到各地。

海外扩张

历史学家努力想找出维京人对外扩张的原因，对其前后的扩张活动作出统一的解释，但他们扩张的动机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和演进的。人口增长大背景下对匮乏资源的争夺是其向外扩张的根本原因，最初可能是为寻找财物，后来发展成为寻求新的土地。

维京人到底是劫掠者还是商人？争论一直不休，但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在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权力的集中是以礼物交换经济为基础的。部落酋长有特权，能获得外来物品。首领地位的确立，靠的就是向下一级级地分发财物，奖励扈从。维京时代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的动产财富匮乏，驱使他们向海外扩张。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首领们，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那里收取贡赋，反过来又通过向扈从馈赠礼物赢得社会地位，获得他们的拥戴。如果礼物不好筹措，首领们便会武力掠夺。在后来的萨迦文学中，强悍的首领被刻画成“赠镯者”，他们赠送银镯给他们的扈从，以此确保和酬谢他们的忠诚。在维京人的家乡和受其劫掠的地区，典型的考古发现就是银藏。

公元900年前后，当爱尔兰－挪威维京人被从都柏林驱逐时（参见此处），他们随身携带着军队的“薪饷柜”，但在905年，他们被迫将其放入一个有铅质内衬的箱子中，埋在库尔达尔的里布尔河畔，并且未再取回。一支国际考察队花了几十年时间最终将其收集了起来。银藏中大约共有7,500枚钱币，包括5,000枚当时发行的维京钱币、大约1,000枚盎格鲁-撒克逊钱币，以及约1,000枚法兰克和意大利钱币。此外，还有约1,000根银条及一些白银饰物，其中包括一些完整的爱尔兰银镯。这里出土的白银总重量约为40千克；估计现在价值30万至400万英镑。

库尔达尔银藏可能是通过贸易和劫掠活动积累起来的。例如，他们劫掠爱尔兰获取奴隶，再在约克出售。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他们拥有政治控制力的地区的贸易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不仅进行奢侈品的贸易，也越来越多地从事大宗普通商品的买卖。同时，他们也在东西方贸易中充当中间商。在穆斯林侵入地中海、封锁了传统贸易路线之后，他们通过波罗的海和俄罗斯开辟新的商路。经济扩张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人口增长、制造业发展和新财富的积累——通常源于劫掠和贡物。事实上，在同一语言和文化区域内，交易更容易进行。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政治统治也推动了经济增长。

像奥塔雷这样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领主们，会涉足若干不同的经济领域。他们在国内收取贡品、礼物，在那里社会义务与金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聚藏财物只是其积累充当交换礼物的财富过程的一部分。贸易商们定期交易，换取奢侈品（尤其是白银），赢得朋友，影响权势人物，并收买同盟者。但是，当他们来到一片繁荣的北欧市场上进行货物和奴隶交易时，会碰到从未见过、也许将来也不会再见到的商人。在这里，需要靠王权而不是靠社会责任来确保公平交易，经济交易活动也从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王权控制下的货币铸造，对于推动纯粹的金钱交易活动而言变得非常必要。

随着礼物交换重要性的下降，获得土地所有权显得比获取动产财富更加重要了。聚藏财物活动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局势最终太平了，而是因为政权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土地和不动产，而非领土和扈从，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后期维京人对外侵略的目标，就是占领新的领土以定居。北大西洋地区有大量人口稀少、尚未开发的土地，但在不列颠群岛，他们不得不从当地居民手中夺取土地。他们利用当地权力间的平衡，千方百计在当地人之间周旋。尽管在英格兰也有文献记载证明，那些维京人的首领用现金买过地，但他们常常能够摧毁国王或修道院的权力基础，轻而易举地从他们那里掠取土地，分配给他们的扈从。这时，白银主要用于商品买卖，而不再用于竞争性的馈赠。

维京人在西欧

史料记载西欧第一次遭到维京人袭击是在8世纪末。无论是欧洲大陆、北欧还是爱尔兰海域，所遭遇的袭击都大体相同。那些没有设防的沿海和沿河地区，包括一些修道院和集市，是维京人袭掠的首选目标。他们通常驾两三只舰船组成小股武装，一般在冬季风暴来临之前返乡。在8世纪90年代，他们袭掠了诺森伯里亚的修道院，799年入侵卡洛林帝国。维京人第一次袭击爱尔兰海岸发生在795年，记载中第一次袭掠腹地发生在830年前后。从9世纪30年代开始，较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袭击弗里西亚群岛（近代尼德兰）海岸，并且洗劫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多雷斯塔〔3〕这个富庶的贸易城在834—838年间，连续四年遭到洗劫。

维京军队敏于利用当地的派别对立和他们的弱点。840年虔诚者路易一世去世后，卡洛林帝国被他的儿子们瓜分。〔4〕得知卡洛林帝国内战，且拥兵自重的军阀们意欲划分自己的地盘，维京首领们趁火打劫，加速了这一分裂过程。841年，维京人洗掠了鲁昂。845年，巴黎交付了7,000磅白银才免于洗劫。有一支维京舰队在852年和853年分别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驻扎越冬。这支舰队继续利用这些水道活动，直到秃头查理二世〔5〕（Charles the Bald）修筑了设防的桥梁，并且采取措施保护城镇和修道院，才迫使维京入侵者把注意力转而集中到英格兰。

850年，维京人的军队第一次在英格兰境内越冬，标志着这些机动性极强的军队的持续袭掠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65年，文献中首次记载了“丹麦金”〔6〕的交纳情形，当地人以此换取和平。这个时期维京人在欧洲袭掠活动最有力的证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里发现了成千上万枚卡洛林帝国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钱币。

维京人对财富的掠夺必然也会削弱卡洛林帝国的实力，但除此之外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法兰克几乎没留下多少影响和痕迹，找到的考古证据少得可怜。从塞纳河下游直到鲁昂有一些受斯堪的纳维亚影响的地名，但是几乎所有的手工艺品都只见于西北部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诺曼底的情况和英格兰一样，本地法兰克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互影响，迅速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诺曼文化。这里沿海地区也有少量墓地，包括10世纪安葬于布列塔尼的格鲁瓦岛的舟棺。在舟葬的长船之内还有一条小船，这口舟棺先是沿着立石组成的行进道被拖曳了一段路，然后被装满陪葬品，包括武器、骑射用具、金银珠宝、象牙赌具、匠人的工具和农具。一名成年男子和一个少女——也许是殉葬者——被置于舟棺之内。长船周围围上24面盾牌，然后被付之一炬。虽然在人们对维京人的传统印象中这种仪式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却是迄今所知把焚烧舟船作为埋葬仪式一部分的唯一例证。事实上，这一仪式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大多数武士皈依基督教之后，是他们面对普遍存在的同化，重构信奉基督教之前身份的一种举动。

在不列颠群岛和北大西洋地区的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殖民地，还有关于保留和重塑维京人民族文化特色的其他实例。这些内容是以下诸章要讨论的主题。不过，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扩张的情况。

东扩

在丹麦和挪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蜂拥西进的同时，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则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在那里，他们接触到的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关于维京人的出现对俄罗斯发展的意义，一直没有定论，具体的观点也随着俄罗斯国内政治以及东西欧关系的变化而摇摆不定。一种意见认为，欧洲区域内的俄罗斯大城镇的建立要归功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即所谓的“诺曼主义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俄罗斯是由斯拉夫族的后裔建立起来的（“反诺曼主义观点”）。至于哪种意见占上风就要看当时是亲西欧还是反西欧的观点更流行了。这些立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860—862年应邀前往俄罗斯中心地区去维持秩序的那些被称为罗斯人的身份问题，即他们究竟是斯拉夫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毋庸置疑，来自波罗的海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活跃于俄罗斯各大河航线上，如顿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他们通过陆路，把船舶和货物从一条河流转运到另一条河流上，这样可以到达里海和黑海，并且最终通达富庶的拜占庭；然而，他们到这里是来交易还是来劫掠呢？瑞典100多块如尼石碑记下了有哪些人命丧东方，包括跟随一个名叫英瓦尔（Ingvar）的首领出征的许多不幸者，但却极少提及他们出征的目的和意图。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地，都发现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器物以及拜占庭的丝织品，还有超过6万枚阿拉伯人的钱币，但是这些东西究竟是战利品、饷银、贡物，还是通过贸易所得呢？

事实上，可能四种来源都有。10世纪的阿拉伯文献中提到，罗斯人在保加尔地区〔7〕贩卖毛皮和奴隶。旅行家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注意到了他们奇异的服饰和奇特的丧葬习俗，包括拿奴隶女孩作陪葬品。他还提到，罗斯国王有一支由400名勇士组成的个人侍从队伍。拜占庭（今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有一支瓦兰吉亚近卫军，是由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组成的。860年，维京人对拜占庭发动了一次史上有名的袭击。910—912年，一支由16艘舰船组成的舰队以里海为基地，袭击了阿巴斯昆，杀死了许多穆斯林居民。

那么，考古学证据对于我们理解维京人这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了解他们的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帮助呢？斯堪的纳维亚诸族在俄罗斯生活的最确凿证据是他们的墓葬。迄今已发现26座舟葬墓，其中10座地处早期商港旧拉多加附近的普拉昆。有些墓主社会地位很高，有些墓主是妇女，说明他们是一个定居的群体。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涅兹多沃，有一个约有3,000个墓冢的大型公墓，人们大约发掘了其中的600座墓葬。这些墓葬展示了丰富多样的丧葬习俗，其中有80％采用火葬，20％采用土葬，有一些还筑有墓室。这里还有11座舟葬墓，其中一些是火葬，这在斯堪的纳维亚是没有的。超过一成的墓葬中有武器陪葬，还有一成多有秤和阿拉伯钱币。随葬品最丰富的是那些有墓室的墓，这些墓葬中不仅有斯堪的纳维亚的珠宝、大锅、宝剑和角制酒器，还有来自拜占庭的舶来品。事实上，在格涅兹多沃的墓葬主人似乎至少有三类：一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是10世纪的）；二是斯拉夫人，他们的火葬墓要么是空荡荡的，要么仅有少许随葬物，如小刀、陶器和珠子等，但有一些墓主人是戴着东斯拉夫风格的金属环的女性；三是戴着摩拉维亚首饰的波罗的海居民〔8〕。

同样在位于斯摩棱斯克附近的特捷尼哥夫，有更多带墓室的墓，很多是男女合葬，男性遗骸周围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武器和腰饰，但女性没有佩戴斯堪的纳维亚的胸针。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那些与重要中心地区相关的墓地里，墓葬中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器物，或者是有当地生产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物品。总体来说，这些墓葬既不是特别奢华，也没有显得与其他芬兰、波罗的海和斯拉夫习俗的墓葬格格不入。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只是这个多民族杂居群体当中数量相对较小的一分子，被当作居住集体中的定居者。他们当中有雇佣士兵，也有商人，两者还不好区分。

考古研究结果显示，在900—1200年间，俄罗斯的定居方式大致是一脉相承的。定居点分布在河流和湖泊附近，周边是大片绵延不断的森林，这就是中世纪罗斯的文化景象。尽管在9世纪末到11世纪再到13世纪之间，乡村定居点迅速增多，但是比起大片的荒无人烟之地，已经开发的地区还是很小的。

第一批城镇坐落在河边或位于河道附近。斯堪的纳维亚人东进至旧拉多加后便分为了两路，一路去往伏尔加河，一路去向第聂伯河。旧拉多加并没有濒临容易遭到突袭的开阔水域，而是位于沿沃尔库霍夫河〔9〕逆流而上12公里的地方。城镇濒临峡谷，建于高高的河岸上，城区面积约65万平方米，周围的泥土城墙可为该城镇进一步提供防护。根据树木年轮测算，城镇最初是760—840年间在一片未开垦过的土地上建起来的。当时建起了一些大房子，其中有些似乎是作坊间，工匠们在那里加工玻璃、青铜和鹿角。然而，这些用原木搭建、以凹槽和楔子相连接的圆木屋，并不属于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却很像较早时期居住在该地区的芬兰人的房屋。而且，最早的建筑大多数从本地取材，也有一些东西是从斯拉夫人那里买来的，另外还有少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器物，如早期的椭圆形胸针。梳子是当地产的，看上去是出自那些流动的手艺人之手，这些人也在波罗的海地区揽活。大约在860年，这个定居点被大火焚毁，但很快得以重建，并在9世纪末筑起了石墙以加强防护。这里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器物，在那之后的比之前的要多，其中有一根刻有如尼文的挪威手杖。在普拉昆附近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舟葬墓也属于这一时期。

图8　俄罗斯和东方

鲁里克-哥罗狄什科的一个山寨在9世纪时成为一个行政、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中心，交给一个斯堪的纳维亚部族首领的贡赋可能也在此收取。这个山寨后来可能被诺夫哥罗德，即斯堪的纳维亚人所说的霍姆加德尔取代了。根据《尼斯特编年史》〔10〕记载，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正是在862年定居于此，处于留里克王朝统治下，虽然此前已有斯拉夫人在那里居住了。考古发掘显示，该地有一条蜿蜒的主街，由木料铺成，到1600年前后又用新木板重新铺设过。不过，除了少量珠宝之外，这里没有太多明显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物品。

在格涅兹多沃，有一处占地4公顷的居住点，9世纪时未设防，在900—925年间建起了沙垣和木墙。到1000年时，这个山寨之内有一片墓地、一个不规则的居住区和手工业加工区。工匠们加工铁和其他金属、制作珠宝饰物以及用来铸造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胸针的模子。他们还用三重焊接技术来制造铁刀。斯拉夫人并不懂这门技术。在格涅兹多沃逐渐衰落、其地位被斯摩棱斯克所取代后，这门技术便失传了。和那些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贸易据点不同，格涅兹多沃缺乏规划，似乎也没有自己的外围区。因此，它没有发展成为一座城镇。

而基辅则发展成为了中世纪俄罗斯的中心。这个城镇建于882年，坐落在第聂伯河西岸，正好位于河道的狭窄之处。据拜占廷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七世〔11〕记载，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初夏之时聚集在这里，然后在6月启程前往拜占庭。据说这个城镇由斯堪的纳维亚王子统治，但考古证据却表明那里的居民主要是斯拉夫人。

总之，公开政策〔12〕实施之后的观点认为，是内部（主要是斯拉夫的）因素的增长和外部来自西方（斯堪的纳维亚）的刺激协调作用，共同推动了中世纪俄罗斯的发展。在瑞典人到达这里之前，当地斯拉夫人的经济和社会已经有所发展。维京人刺激和扩大了贸易，但也有其他民族参与其中。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他们习取了很多当地习俗，融入了一个活跃的混合族群，既进行贸易，又进行劫掠，也就是从事“侵略贸易”。而这个折中的术语究竟是指集市上的讨价还价，还是指武力勒索，有时还真说不清楚。

注释

〔1〕船库，原为停放小舟的房屋，亦有供人小憩之处。

〔2〕本笃会（Benedictine），天主教一批修会的联合组织。它们遵循圣本笃（7世纪英格兰基督教教士）制定的规章。该词也指本笃会的修士或修女。

〔3〕多雷斯塔，位于弗里西亚群岛，有重要的市场和铸币厂。

〔4〕经过数年的争夺战，843年，虔诚者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三分，从而奠定了近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疆域的基础。

〔5〕秃头查理二世，虔诚者路易一世的幼子，帝国三分后成为西法兰克之王。

〔6〕“丹麦金”（Danegeld），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为向丹麦侵略者进贡而征收的税金，后来亦指盎格鲁－诺曼国王征收的赋税。

〔7〕保加尔地区，位于伏尔加河拐弯处。参见图8。

〔8〕指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的居民，包括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

〔9〕沃尔库霍夫河，在俄罗斯境内，向北注入拉多加湖。

〔10〕《尼斯特编年史》，又称《俄罗斯初期编年史》，即《往年纪事》。古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尼斯特是其编著者之一。

〔11〕君士坦丁七世，即君士坦丁·波菲洛格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著有《帝国行政论》一书，是关于罗斯人和瓦兰吉亚人的史料来源之一。

〔12〕公开政策（Glasnost），前苏联采取的让政府更具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让信息更为广泛传播的政策和做法，1985年由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起。

第七章
英格兰的外来定居者

当今的英格兰居民普遍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他们的祖先而维京人显然是外来者。也许英格兰人对维京人那种不受道德观念束缚、无忧无虑的生存方式暗怀钦羡之心，但除了极少数鲁莽之人自称他们具有维京血统外，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维京人是其祖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与丹麦人基本都来自同一地区，只是比他们早到了约400年，但英国的语言、法律、习俗、统治管理制度，甚至英格兰的乡村都透出一股盎格鲁－撒克逊风情，而并非北欧或斯堪的纳维亚风情。正是英格兰的第一位国王阿尔弗雷德，把相互交战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联合了起来，共同抗击维京入侵者。793年时，共有4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东英吉利亚、麦西亚、韦塞克斯和诺森伯里亚；到900年时，就只剩韦塞克斯了。

不过，因为阿尔弗雷德的书吏们把这些历史事件记录在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而维京人并未记载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无疑是片面的。如今，历史学家们不大愿意接受韦塞克斯人的一面之词了。虽然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的规模尚有争议，但其积极的影响已得到普遍承认。考古学家们强调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英国的城市化、工业发展以及乡村定居方式的改变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人们能够从那些新型手工艺品和艺术风格中，了解到一种糅合了盎格鲁和斯堪的纳维亚特征的文化。现今的学童要学习和认识种族的多样化，在历史课上要了解多次出现的劫掠潮和移民潮，每一次浪潮都对民族个性特征的形成有所贡献。随着英格兰和丹麦在政治上的再次联合，这也是自克努特以来的第一次政治联合，维京人的形象也大有改观。

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定居规模的学术讨论已发展成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方面，有些学者把英格兰的历史看作是一部遭到一波接一波外来入侵的历史；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英格兰的历史是一部其本身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历史。至于外来移民规模要取决于你赞同下面哪一派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移民仅仅是一小撮掠占土地的上层人士，有些则认为有大批移民随劫掠者蜂拥而入。问题部分还在于不同类别的证据都未能连贯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每个学派的观点都各不相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录了9世纪70年代在丹麦人和英格兰人之间有三次土地分割——分别在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和东英吉利亚。根据886年签署的《韦德莫尔条约》，阿尔弗雷德与丹麦人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条约》写道：“沿泰晤士河上溯，之后再沿利河上溯，直至利河之源，再沿直线到达贝德福德，然后沿乌斯河到华特灵大道”。这条线以北和以东的地区，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丹麦法实施区”，那里是丹麦的法律和习俗盛行的地区。

地名研究者们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式地名的分布与“丹麦法实施区”的区域范围具有某种一致性。以约克郡为例，该郡有210个地名以-by（古诺尔斯语中指“村落”）结尾；林肯郡有220个，大多数是与古诺尔斯语中的人名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值得强调说明的是这些地名的分布只表明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并不能说明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分布情况。古英语与古诺尔斯语这两种语言很相似，大多数交易中人们都能明白彼此所表达的意思，不需要广泛的双语化或专业的译员。尽管这样，但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丹麦法实施区”，一定分别存在着说这两种语言的社区团体。及至10—11世纪，两种文化广泛地融合起来，两种语言也相互借用。地名证据出现得较晚，大多数地名首次见于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1〕，而这时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操古诺尔斯语的人们之间的文化融合已经有长达200年的时间了。

图9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活动范围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是很难考究的。在英格兰北部高地，像里伯尔海德那些孤立的农庄，经常被认为是殖民者的家园。再往南，出现了像戈尔索遗址中所发现的拱式厅堂，这可能是新斯堪的纳维亚地主的住宅——虽然该建筑的外形和结构并非是什么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在沃勒姆－珀西，人们在一个中世纪庄园遗址中发现有波尔式皮带配饰——可能是在挪威制造的。这个村庄最初在10世纪的时候，可能是被规整地划分成了若干区域。10世纪时，乡村聚合的过程一直在整个英格兰低地重复进行，这也许是持续进行的土地私有化进程的一部分。以前归国王或者教会所有的大地产，被分割成较小的地产，由地主们分别占有。无论在“丹麦法实施区”还是在韦塞克斯，同样的情况都在发生；它并非是维京人劫掠的一个直接结果，尽管对修道院的侵扰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归属的混乱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

金属探测人员的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移民定居模式的认识。维京时代的英格兰居民开始喜欢上了批量生产的铜合金服装饰物。虽然有些饰物依然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造型，如圆形胸针，但它们常常被装饰成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因此代表着一种混合文化，可以称之为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所发现的器物中还有一些是全新的类型，如铜合金制成的小铃铛，可作护身符或者服装饰物。虽然它们在斯堪的纳维亚本地并不出名，却发现于相隔甚远的冰岛、苏格兰和约克郡等地的拓居地遗址中，也许是代表着一种在爱尔兰海地区发展流行起来的时尚的传播。在英格兰东部，也发现了大量按照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喜好生产的金属器物。尽管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也只能有限地改变我们的语言，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珠宝饰物。这些发现物表明，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10世纪的英格兰已被广泛接受。

在东约克郡的科坦，我发掘了一个最初为金属探测人员所发现的定居点。在8—9世纪，这里曾有一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农庄，可能是附属于德里菲尔德王家地产的一处偏远农庄。这里的居民曾是一个贸易网络的一分子。此地还发掘出了大量诺森伯里亚的小面额铜合金硬币，或称为斯狄卡斯（stycas）。在9世纪末或10世纪初，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农场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处新规划的农场，里面有矩形牧场，还有一个相当气派的大门入口。从新主人的服饰判断，他们很可能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殖民者，由于诺森伯里亚的铸币厂已经停止生产，他们无法再用钱币来做买卖，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向西与约克郡以及向南越过亨伯河与林肯郡用称量金银块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他们在新农场只居住了几代，然后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这里后来成了一个有所规划的中世纪村庄。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也给该地区的城镇带来了重大变化，并且客观上推动了自罗马人统治不列颠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复兴进程。在麦西亚和韦塞克斯两地，人们奉国王之命建立起城镇防御系统（即burhs），以对抗维京人的威胁。这些城镇既是民政管理中心，也是教会管理中心，城里建有铸币厂。在某些地方，如切斯特、格洛斯特、埃克塞特和温切斯特，罗马人的旧址被重新设防；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利用天险加以防御。除此以外，在克里克莱德、沃灵福德和牛津等地，新的防御工事是在罗马城防的基础上建成的，许多这样的城镇成为了重要的市场。在切斯特，一个爱尔兰－挪威人商人群体在罗马人的城堡和迪河之间定居下来。

尽管维京人的袭掠活动起初扰乱了一些地方如汉威克（南安普敦）、伦敦威克（伦敦）和约弗威克（约克）〔2〕通过城镇市场组织起来的贸易，但这些城镇在10世纪时都曾繁荣一时。大多数贸易据点都位于罗马要塞的围墙旁边或内部，其后这些城镇都得到快速发展。其中，约克是最有名的，在铜门（参见下一页的图10）有一条建于10世纪早期的大街，还有四幢为众多商人、手工业者和工匠所用的公寓。在50年之内，城镇空间的短缺——当时英格兰许多城镇都面临这一问题——促使该地搭建起许多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地下室用于存放原料和成品，楼上用于居住、加工制作和贸易。这个城市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到900年时，约克的新维京统治者已在铸造他们自己的钱币了。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宣传目的，以表明维京人的王国和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一样值得尊重，而钱币铸造的数量也反映了交易的高度发展。到1000年时，约克的人口可能已达1.5万人，依靠内地供应食物，如谷物、动物和海产品等。据《圣渥斯沃尔德传》记载，该城市“因各地商人带来的珍宝而富裕起来，尤其是那些丹麦商人”。

在英格兰中东部地区，丹麦人自己建立了一系列的市镇据点，即所谓“自治五市镇”：德比、莱斯特、林肯、诺丁汉和斯坦福。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这些城镇有什么地方具有鲜明的斯堪的纳维亚特色，它们可能是按照英格兰的城镇模式建立的。某些新的工业在它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比如斯坦福釉陶的生产。它们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贸易者移居的结果。但是，为了满足新城镇市场的需要，整个英格兰农村的“茅舍”手工业，逐步被以城镇为基础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所取代。

尽管维京时代的英格兰兴旺繁荣，但是维京人本身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英格兰，明显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特点的坟墓相对而言很少。这种情况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即与那些大西洋边缘的居民不同，这里的大多数定居者没有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下葬。例外的地方大都集中在西北部和坎布里亚。在这些地区，斯堪的纳维亚特征似乎保留得更长久一些，因为大多数定居者都居住在分散的农庄里，死后就地埋葬。一些单独的坟冢常以武器作为随葬品，它们一般都在19世纪被发掘，如在阿斯佩特里亚、弗罗斯特的赫斯科特以及克劳夫敦霍尔等地的遗址中所发掘的。他们的丧葬习俗与人们在马恩岛（参见此处）上所发现的类似。唯一的一处公墓在2004年被一位金属探测员发现，它位于一个小山坡上，俯视卡莱尔附近一个名叫坎惠斯敦的村庄。墓地中仅有6座墓，四座男性的和两座女性的，随葬品有武器和珠宝。其中一座男子的坟墓上耸立着一个坟丘。

在英格兰的低地区和东部一带，这样的坟墓极其罕见，它似乎表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很少反映在丧葬仪式上。在这些地区，已建成的定居点中可能经常会有新来者加入，他们死后可能被埋葬在已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墓地中。近期在唐克斯特附近的阿迪克勒斯特里特发掘出了另一处墓葬，展示了不同的情形。这位妇女下葬时戴着一对不相称的椭圆形胸针（其年代为9世纪晚期），墓中还有一把铁刀的残片和钥匙或类似弹簧锁的东西。有一只铜合金小碗放置在她的脚边，可能是来自凯尔特西部的产品。对她的牙齿进行同位素分析表明，她来自挪威的特隆赫姆地区，也可能来自苏格兰东北部。在附近没有发现定居点的痕迹，也没发现其他坟墓，所以她肯定是被单独埋在这里的。

图10　在约克铜门的挖掘现场

血斧王埃里克（Erik Bloodaxe，卒于954年）

血斧王埃里克，维京人的首领及诺森伯里亚国王，是金发王哈拉尔一世之子，西福尔之王（872？—约930年）。有关其生平的可靠资料很少，我们只知道954年他被逐出约克，可能在斯坦莫尔地区、在罗马人所开辟的通往坎布里亚的道路上被杀。他的名声源于其在萨迦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10世纪不列颠群岛上的一位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国王来说的确不同寻常。据说，埃里克从12岁就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涯，在一次远征白海的途中遇到了他的妻子贡希尔（Gunnhild）。他父亲死后，他杀死了他的几个兄弟和对手，当上了挪威国王，直到后来被他的弟弟哈康（Hákon）废黜。埃里克随后到了奥克尼，然后前往诺森伯里亚，最后居住在约克直至被驱逐。埃里克在《埃吉尔萨迦》中还作为精神变态者和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Egil Skallagrímsson）的敌人出现过。尽管因为埃吉尔的一首赞美诗，埃里克饶了他一命，但鉴于他那非同寻常的抢掠与杀戮生涯，人们通常给予埃里克负面的评价。这也体现了现代人对维京世界的看法。

其他的例外情形来自与那支于873—874年曾在雷普顿越冬的维京雄师有关的两处宏大墓地。在占领了位于雷普顿的麦西亚王家神殿之后，维京雄师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D形营盘，利用特朗河来保护D形营盘平坦的一面，把盎格鲁－撒克逊教堂的塔楼用作门楼。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权力可以通过与神圣的事物建立联系而获得，有几座放置了陪葬品的坟墓是紧挨着殉难的圣威格斯坦（St Wigstan）的圣祠安葬的，其中包括一名死状惨不忍睹的武士之墓。在这座编号为511的坟墓中，死者是被长剑刺入大腿内侧并被利器刺穿眼窝而丧命的；从他胸腔内部所受的创伤可推知其内脏可能被挖掉了。他的随葬品包括一把断剑和放在带羊毛衬里的剑鞘里的一把小刀和一把钥匙。他的脖子上戴着银制的托尔神的锤形护身符，一根寒鸦腿骨和一根野猪的獠牙安放在他的两腿之间，它们也许分别是奥丁和弗雷二神的象征。在营盘之外靠西的一个地方，维京雄师还亵渎了第二座陵墓，他们将这座有着两间墓室的陵墓夷为平地，在其中一间墓室的中央埋下了一位很重要的武士，并把至少250具遗骸改葬在他的周围。4名年轻男子可能作为殉葬者，被埋在这个墓冢的毗邻。在这个遗骸堆里，男性占80％，有人认为他们是维京武士；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他们可能是遇袭身亡或坟墓遭到盗掘的盎格鲁－撒克逊修士。

我曾在希思伍德发掘过一处战争墓地，也有可能是维京雄师阵亡士兵的墓地。它位于希思伍德东南方向4公里处的一个海角上，从这里可俯视雷普顿和朗特河冲积平原。在那一片坟墓中，有59座墓冢现在是可辨的。其中一些墓冢是建在死者火葬柴堆之上的。搜遍所有的火葬灰堆，仅仅找到一些焚烧过的刀剑和盾牌的碎片，还有作为祭牲的马、狗的骨灰和一些残肉。另一些墓冢乍看上去空空荡荡的，但在其中一座墓中发现了象征性祭品：一些焚烧过的骨头的碎片，还有一个环状胸针。这些墓冢也许是那些在异地战死并被火化的兵士们的衣冠冢，所以只有他们的一小包遗骨和个人用品被带回希思伍德墓地埋葬了。在不列颠群岛，希思伍德的火葬墓是极其独特的，不由使人们想起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的葬礼仪式；似乎是某些军人感到突出他们的维京特色是十分重要的，而其他人则更愿意被安葬在麦西亚圣地附近。虽然希思伍德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雷普顿的墓地直到10世纪仍在使用，斯堪的纳维亚特色的坟墓继续埋葬于此，这里还竖起了一个拱形墓碑（参见此处图）。

无骨人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约卒于873年）

伊瓦尔是865年入侵英格兰的维京雄师的首领之一。据说，他是845年率军洗劫巴黎的那位朗纳尔·洛德布罗克（Ragnar Lodbrok）（绰号为“皮革短裤”）的儿子。在后来的萨迦文学中，他被描述成一个缺骨之人。这是朗纳尔被第二位妻子诅咒的结果，她警告他要过三个夜晚他们才可完婚，但是朗纳尔迫不及待要马上完婚，这样就有了伊瓦尔。有些人认为“无骨”是“无子女”的误译，但是传奇故事中的确讲到了伊瓦尔不能行走，只能让别人用盾牌抬着走。这暗示他患有“脆骨症”。

867年，伊瓦尔在约克击败了诺森伯里亚人，他们的国王奥斯伯特（Osbert）在交战中被杀；而伊瓦尔的对手艾尔（Ælla）则按照一种称为“血鹰”的祭祀仪式被处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他们把血鹰刻在艾尔的背上，然后从他的脊骨处切断全部肋骨，再猛力扯出他的肺。”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被接受，常被当成后来的民间传说或是一种误译。

873年，伊瓦尔死于都柏林。据传说，他的遗体被运回英格兰。马丁·比德尔（Martin Biddle）和伯斯·克约拜－比德尔（Birthe Kjølbye-Biddle）都认为伊瓦尔就是那名被葬在雷普顿陵墓中心的勇士，但很多人怀疑此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9世纪的坟墓的确很少，及至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居者的后裔可能已放弃了在坟墓中放置随葬品的做法，转而改用独特的石制纪念碑来标识他们的坟墓。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他们借用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尔兰人在墓地上竖立石制十字架的风俗，并将其转换，变成了乡村墓地创建者坟墓前竖立的个人纪念碑。例如，在北约克郡的米德尔顿有一组武士十字架墓碑，其中一个十字架正面刻的是一位全副武装的武士，背面是一只龙形圣兽；还有一个十字架上展示的是一个狩猎场面。

所谓的拱形墓碑所反映的是另一种新创的纪念碑。这些低矮的墓碑是拱式的，宛如拱式的会堂；有些墓碑的两端有一对圣兽把守，有时被认为是一对戴着口套的熊。他们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早期在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坟墓前横放着的石制墓碑，比如在约克的明斯特所发现的石制墓碑，其中就杂糅了爱尔兰神殿的要素。尽管在远至苏格兰北部和英格兰西南部的地方也发现过这样的坟墓，但它们集中分布在北约克郡，在约克和都柏林这些维京国王管控的领地范围内。十字架和拱形墓碑是在1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这也许反映出爱尔兰－挪威移居者的后裔被从都柏林驱逐之后，从爱尔兰来到了这里。对他们来说，保持维京人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十分重要的。

新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领主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许多雕塑品所表现的都是基督教和皈依基督教之前的主题，比如在坎布里亚的格斯福斯发现的十字架，其正面刻的是一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图像，画面中的众人身着斯堪的纳维亚服饰，反面则是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他们也是10世纪和11世纪教堂大量兴建的原因。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有一种大教堂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小型的修道院为大型地产所有者服务。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来此定居期间，这种体系彻底瓦解，新的土地拥有者在自己的地产上建起了私人小教堂，这些教堂当中有许多都发展成为向当地居民开放的教区教堂。在沃勒姆-珀西，有一些8、9世纪的雕刻，也许与较早时期的大教堂有关，但到了10世纪，人们在新址上兴建了一座小型的木结构教堂。11世纪时，这座教堂被扩建成拥有单独的中殿和圣坛的石结构教堂。此教堂成为了早期庄园主下葬的首选之地，一些坟墓前还摆放了石板作为标志；许多早期葬于教堂周围的坟墓经过碳定年法测定为10世纪的坟墓。在科克达尔的盎格鲁－撒克逊大教堂遗址中出土的日晷上，刻写着一段古英语铭文，对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私有化进程进行了生动描述。它讲述了加玛尔（Gamal）的儿子奥姆（Orm）——都是古诺尔斯语中的名字——怎样买下了那座即将垮塌的大教堂，并于1055—1065年间，即斯坦福桥战役发生前的10年间，在原址建起了一座新教堂。

图11　北约克郡的米德尔顿武士

综上所述，在英格兰，现有证据表明，现在至少200年间，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诸民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复杂的同化，并且造就了多种混血身份。以下诸章将探讨不列颠群岛其他地区的情况，在那些地区，当地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还没有获得如此程度的发展。

注释

〔1〕《末日审判书》，亦称《土地清丈册》或《最终税册》，是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在位）下令进行的对全国土地调查情况的汇编。

〔2〕括号中是三个古英语地名相应的现代称呼。

第八章
爱尔兰海周边地区的劫掠者和商人

同时代的文献史料，很少提及爱尔兰海周边区域。但是，这一带对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劫掠者和移居者来说，却颇具战略重要性。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坎布里亚，本章我们将集中考察斯堪的纳维亚人曾在爱尔兰、威尔士和马恩岛定居和生活过的证据。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赫布里底群岛，它构成了这个文化带的北部边际。在苏格兰西南部以及索尔韦湾附近，也有斯堪的纳维亚人曾在此活动的证据。9世纪30年代，在惠特霍恩，有一座大型修道院（鲜见于文献记载）遭到焚毁并被废弃。后来，到9世纪时，此地被一个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有关的群体占领。11世纪时，这里成为了一个繁荣的贸易据点，出现了一些常见于都柏林地区的方形木屋建筑。自铁器时代起，这些地区因为便利的海上交通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的人们拥有爱尔兰－挪威人的混血身份，这是当地凯尔特人和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互杂居的结果。

爱尔兰

到8世纪晚期，爱尔兰已经成为一个艺术、文学和学术中心。尽管没有统一的王权，爱尔兰的上层人士却逐渐形成了爱尔兰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基于语言、文化和宗教之上，并且通过宗族家谱和起源神话加以界定和印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新来的维京人则被视为“噶依尔”，即外乡人。尽管人们认为维京人在建造爱尔兰主要城镇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他们依然被视为外来者，而爱尔兰人追根溯源，认为自己是凯尔特人的后代。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跟在英格兰的情况一样，一种混合文化在爱尔兰发展起来。尽管外来移民中有许多人都拥有挪威人的血统，但他们不大可能都是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迁移过来的，同时他们也部分地接受了凯尔特人的文化，因此他们常常被称作爱尔兰－挪威人。

劫掠修道院的似乎不只是维京人。在基督教时代早期的爱尔兰，劫掠活动时有发生。在795年挪威人首次洗劫雷什鲁（可能是安特里姆郡的拉斯林岛）之前，有稽可查的爱尔兰劫掠者所进行的袭掠活动至少有30次。直到10世纪初期，挪威人和爱尔兰人还总是能够清楚区分开来的；之后，这种区别逐渐模糊起来。那些袭掠活动与在英格兰所发生的袭掠情形大致相同。自9世纪30年代起，劫掠活动由针对沿海地带修道院的定点袭击，转为依靠更庞大的舰队向腹地发起全面而系统的征伐。他们还修筑了加固设防的军营，即所谓朗弗茨营寨（Longphorts）。

841年，挪威人在利菲河的一个交汇处构筑了一个要塞，被称为都柏林（Dubh-Linn），意即“黑水潭”。在奥拉夫（Olaf the White）的统治下，都柏林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小王国；直至902年挪威人被爱尔兰联军驱逐，“遗弃了大量的舰船，伤残甚重的他们，狼狈逃窜”，可能逃往英格兰西北部去了。可是好景不长，在短暂的和平之后，新的袭掠活动卷土重来。917年，挪威人在都柏林重建据点；到10世纪中叶，都柏林控制了大片的内陆腹地。据文献史料记载，都柏林成为了当时的奴隶贸易中心。12世纪60年代，诺曼人征服了爱尔兰，挪威人的诸城镇便成为英格兰国王的财产。到12世纪时，爱尔兰当时所有的建筑都归功于挪威人，因为据信爱尔兰人根本没有能力修建它们。威尔士教士兼作家吉拉尔杜斯·康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1146—1223）写道：“爱尔兰人不懂得构筑城堡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以树林作据点，以沼泽为壕沟。”

19世纪时，维京人最初构筑的都柏林被重新发掘。在都柏林城内以及附近地带，至少发现了4处公墓和大量单个的坟墓，总计大约有70—80个男性墓葬以及约10个女性墓葬。所有这些墓葬的时间，据估计都在841年到902年这60年间。最集中的墓葬区是1841年发现的，位于吉尔梅因汉监狱附近的铁路路堑之下；第二大墓葬区在沿山脊再往西800米处的岛桥。在这两处地方，后下葬的坟墓插在了原有的无陪葬品的基督教石棺坟墓之间。所有的墓葬均为土葬，在这里出土了约40把剑、20支矛和盾牌，还从妇女服饰上发现了几枚椭圆形胸针。某些随葬物品，包括秤砣和秤杆，表明了当时商贸活动的存在；其他随葬品还有剪刀、镰刀、火钳、镊子、纺锤以及针线盒。

由于城市改造的原因，随后的考古发掘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都柏林，尤其注重考察该城市的起源。10世纪时，这个城镇筑起了土围墙；到11世纪，在这条围墙之外又筑起了一道更厚重的土围墙；1961—1981年，研究者们在其主街、酒馆街和伍德奎因等地进行了大范围的发掘。发掘结果表明，从更早期开始居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爱尔兰－挪威人。用木桩和枝条搭建起来的住房和作坊，在其他地方未发现直接与其相似的建筑，它们可能属于爱尔兰风格，或者是10世纪重建时受到英格兰风格的影响。这些房屋内部用木桩支撑着屋顶，墙壁是用枝条和泥巴建成的，墙角是圆形的，每一面山墙都开有一个房门。屋内有一中央壁炉，靠墙放有窄板凳，有时在两边会有一些小室。

在菲沙堡街进行的大范围考古发掘表明，先后有不同的人在那里定居，9世纪晚期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建筑后来被爱尔兰－挪威风格的建筑所取代。这些建筑都建在这条街沿线的14个相邻规划区里，时间约从920年起直到11世纪。由于在这些建筑物周围没有发现马厩和牛棚，这里所发现的牲畜骨头说明这些肉类肯定是从城镇外围其他地方运来的，尽管芬巴·麦考密克（Finbar McCormick）根据所发现的大量猪骨推测居民房屋的后院是用于养猪的，且可能反映了食物供应并不太稳定。在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王国控制着的约克广大地区，养猪的比例要低得多，它与海泽比的情况类似，可能同样表明单凭内地提供食物是不可靠的。

2004年，在爱尔兰东南部伍兹敦地区的河流旁，发现了另一个朗弗茨营寨定居点：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带壕沟的围场，9世纪时被重新规划。这个定居点遗址中，有木结构房屋，还有许多船只残迹和造船用的物品，其中包括大量的铁铆钉。这里发现的铅秤砣超过170个，还有金属加工的痕迹。在围场外的一座坟墓里，发掘出了剑、斧、矛、盾等兵器以及磨刀石和环形胸针，这也表明9世纪中期爱尔兰－挪威人开始活跃于此，他们在此居住的时间大约到1050年终止。发掘显示，之后在距此约2公里远的沃特福德，人们沿皮滕街兴建了14个城镇小区。在劳斯郡的安那加桑，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定居点。该定居点为河堤和壕沟所环绕，呈不规则圆形。据编年史记载，这个定居点建于公元841年。

爱尔兰－挪威人在这些半城镇中心区〔1〕以外活动的证据很少，而且爱尔兰乡村似乎没有爱尔兰－挪威人定居的证据，80％已知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墓葬，都位于都柏林周围5公里范围以内。尽管环形城堡和湖上住宅中发现了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特色的物品，但却不能确认它们以前就是挪威人的住所。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个爱尔兰－挪威人的乡村遗址是一个海港，是他们在10到12世纪初的居所。比金岛位于凯里郡以西海岸附近，与教堂岛上的早期修道院所在地相邻。比金岛上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该岛被认为是中世纪早期挪威人的一个定居点，当时他们正处于文化融合的第二阶段。然而，新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是否真的有两个阶段提出了质疑，并且还确认它是一个具有爱尔兰－挪威特征的遗址，因为这里有如尼石刻，还有一些爱尔兰－挪威的手工艺品。这个定居点有8栋房屋，还有一些牲畜棚。其中一栋有一个半地下建筑，被认为是爱尔兰本土的建筑传统和地窖式建筑特色相互融合的表现，而这种地窖式建筑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城镇传入的。

其他证据也表明，爱尔兰－挪威人的定居点只分布在爱尔兰南部和东部，在那些半城镇中心区，不过，他们与那些控制着乡村腹地的当地国王结成了联盟。在爱尔兰，发现了许多处爱尔兰－挪威人的银窖，包括53处没有银币但有臂圈和银锭的银窖、16处存有钱币和金属制品的银窖以及41处贮藏钱币的银窖，其中以东英吉利亚和诺森伯里亚铸造的盎格鲁－撒克逊钱币和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钱币为主，也有阿拉伯的钱币。约翰·希恩（John Sheehan）已经确认，那些发现有钱币的银窖分布在爱尔兰东部和南部，而那些没有钱币的银窖，则遍布整个爱尔兰，位于非爱尔兰－挪威人控制的区域；许多银窖发现于环形城堡中，那是当地酋长的据点。极少数银窖中发现有一些零碎银块和硬币，表明那时候曾有贸易活动和传统经济活动出现。但是，大多数银窖显然与缴纳贡金相关，并非与贸易有关。爱尔兰－挪威人与当地的统治者结成军事同盟，互换礼物也许就是结盟过程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臂圈，可能就是来自都柏林的贡金，他们试图收买爱尔兰诸王，以达到与其结盟的目的。

威尔士

威尔士的居民一般只注意到他们过去是凯尔特人，而对维京人则几乎没有兴趣。9世纪时，威尔士由数个独立的王国组成，它们是部分地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的，这些本土的统治阶层通常被视为威尔士人的祖先。除了沿海地区以外，古代挪威人几乎没有对威尔士产生什么影响，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影响的地名也较少。考古发掘的证据，只有少量零星的手工艺品，如在亨加斯特尔（在斯旺西区）发现的玻璃珠子和在凯尔文特（在蒙茅斯郡）发现的一枚环形饰针。除了少量的墓葬，几乎没有定居点方面的证据。在这些墓葬中，有一座是1932年在塔拉克雷（位于弗林特郡）的一间新房子的污水池中发掘出来的，这座石板坟墓内有一具遗骸，随葬品是一个铁矛头；1945年，在安格尔西郡的本利奇海滩，又发现一座单人墓，里面有一些棺材铁钉和一把鹿角梳子。唯一的拱式墓碑是在兰德维-阿伯－阿斯（在锡尔迪吉恩）发现的，还有在彭芒（在安格尔西郡）和迈恩-阿奎凡（在弗林特郡）所发现的十字架，这些都展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除了个别聚居地之外，维京人也许对于威尔士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尽管文字史料匮乏，并且只有少数几则史料记载了劫掠活动的情形，但维京人和威尔士人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着广泛的接触，而且他们也建立了一些定居点。第一次见于记载的劫掠活动发生在852年，波伊斯郡的辛根（Cyngen）为“异教徒”所杀，这些异教徒可能就是指维京人。大约从950年起，随着圭内斯郡和德胡巴斯之王海韦尔·德达（Hywel Dda）的去世，出现过一系列集中的劫掠活动，这一时期刚巧与954年血斧王埃里克被逐出约克的时间吻合。随后，维京人的军队侵袭沿海的低地区，袭掠彭芒、凯尔-盖比（在霍利海德附近）、陶因（在圭内斯郡）和圣戴维等宗教中心（在967—1091年间袭掠达11次之多）。987年，威尔士南部遭到一支军队的袭掠，侵袭一直持续到1002年，直到当地人同意缴纳白银他们才罢休。在威尔士发现了11个银窖，全都分布在沿海地区。19世纪晚期，在安格尔西郡的红沃夫湾的一个银窖中发掘出了5个银臂圈。近期马克·雷德克纳普（Mark Redknap）在兰伯德罗克附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提供了关于维京人活动状况的重要证据。

红沃夫海湾是一个天然大港，兰伯德罗克的定居点修建在一条通往码头的天然道路旁，距海大约1公里，毗邻一处天然的甘泉。7—8世纪，当地人开始把这里作为定居点，在外围挖掘壕沟、筑起堤岸，里面建起了许多木结构建筑，其中包括属于当地风格的环形圆屋和方形门厅。9世纪，对其外围又进行了加固，以大块石料建起的围墙厚重宽大，人们可以在上面行走，也暗示了安全防御的升级。在居住区里面，至少有6间9世纪晚期到10世纪初时的方形门厅，其中3间有门槛横梁，两间有铺过石地板的痕迹。这些建筑物的形式以及靠墙的长凳都显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这些房屋之间有宽约3米的石铺路相连，经由石阶可以到达一个圆形的泉水池。

从这个定居点出土了大量家畜骨头以及一些磨刀石，这表明该定居点有其农业基础，但兰伯德罗克也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这里出土过来自坎特伯雷和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硬币、卡洛林钱币以及一枚阿拉伯钱币迪拉姆〔2〕的残片；另有19个铅秤砣和9块碎银残片。11枚10世纪的环形饰针、4个装饰用的小青铜铃和波尔式的腰带扣〔3〕的发现，都显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另外发现的一块末端有铜箍、呈头盔状的大磨刀石表明了主人的武士身份。这里还有炼铁的地方，人们发掘出了1,300颗铁钉，包括用于修理舰船的铆钉和50多块刀片。此外，这里还曾铸造铜合金、银、铅等非铁金属，生产鹿角和皮革制品。在定居点的围墙外，有5具尸体被随意抛弃在壕沟里。其中一个男子压在一个小孩的上面，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左眼遭到过利器的伤害。另外一个成年人脸朝下，双手被绑在前面。他们一定是劫掠活动的受害者。由于兰伯德罗克是一个早期王候领地或庄园的中心，且在9—10世纪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集中地，因此这些尸骸很容易被视为维京人袭击并且可能占领过此地的证据。

马恩岛

马恩岛第一次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实体，是和西部群岛一起出现的，当时正处于其首位挪威国王戈德雷德·克罗文（Godred Crovan，1079—1095年在位）统治之下，随后又经历了几位些继任的挪威国王的统治，直到1266年，它被挪威割让给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痕迹遍及马恩岛的大部分地区，即使现在的马恩岛民也对自己的维京传统引以为豪。马恩岛民的议会——丁瓦尔德（the Tynwald）就源于挪威人的公众露天集会，至今人们仍在一处称作圣约翰的丁瓦尔德山岗（Tynwald Hill）的地方举行每年一度的集会，公布前一年已通过的法律。许多人认为，这里基本的区划单位（Treen，每个单位中都有个小教堂Keeil）来自挪威语，但也有人推测它们可能是来自挪威语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虽然有人宣称斯堪的纳维亚因素的影响仅限于统治阶层和大土地所有者，但一直有人坚持认为，与大量保留下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相对应的必定是相当数量的挪威人定居点，马恩岛民甚至在某一时期内全都说挪威语，直到1300年前后盖尔语〔4〕被重新引入，情况才有所改变。

从考古学上说，要发掘出那些可能已深埋于现代农场下的挪威人定居点的遗迹，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他们后来重新占据的海角如克隆克－尼－麦尔留和克洛斯－尼－乔拉，以及高地牧场中的多利什－卡伸和布拉艾德以外，考古发掘的遗址寥寥无几。鉴于挪威人建筑风格有着一脉相承的持续性，这些遗址的年代都难以确定。

关于墓葬的记录可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这样一个小岛上，墓葬数量超过25个，算是比较多的了。许多墓葬位于低矮的土丘下，俯视大海，似乎表明存在着对土地所有权的竞争，借助地形来表明对农场的所有权是很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考古学家格哈特·伯苏（Gerhard Bersu）作为一名敌方的侨民被拘留在马恩岛，获准在许多遗址地进行发掘，其中包括巴拉杜尔。在那里他发掘出一座舟葬墓，此墓重叠在基督教的一个公墓之上，搅乱了几个邻近的墓葬。该船是一只小划艇，墓主人是一名男性。随葬的物品有骑具和一些服饰物品，包括一个卡洛林王朝时期的银皮带扣和一枚爱尔兰－挪威人的环形胸针。墓冢边还竖起了一根结实的木桩，上面覆盖着一层动物骨灰，它们是作为祭牲被焚化的。

格哈特·伯苏在西北海岸的巴拉狄尔也发掘出一座墓葬。墓室的底部安放着一名青年男子的棺材。他的随葬品中有一把断成三段的剑，放在剑鞘里，外面裹着他的外套。墓穴里还有一面残缺不全的盾牌和两支长矛。墓葬的上面也堆起了坟冢，里面也有火化过的祭牲的骨灰；一同下葬的还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她是被利剑砍掉脑袋而死去的。墓冢之上也安插了一根大木桩。

马恩岛上的这些墓葬以及附近的其他墓葬，属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它们不像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坟墓，但却成为了维京武士墓的典型代表，比如年轻男子死后下葬时，会携带成为瓦尔哈拉英烈祠中的一员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武器、坐骑、猎狗，甚至他们的奴隶女仆。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面对最先来此的殖民者，强调和宣扬他们的维京人身份，对于确立他们的角色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似乎是很有必要的。

相比之下，在圣帕特里克岛的皮尔所发掘的一处早期公墓里，超过300个石棺墓葬中只有7个有一些随葬品，并且大都是服饰品。其中只有一位所谓“异教徒女士”的随葬物品特别丰富，有项链、梳子、小刀、剪刀、编织袋和烧烤叉或女巫权杖。尽管如此，她并没有佩戴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服饰，人们由此推测她是一位本地的凯尔特女子，嫁给了外来的移居者。皮尔公墓似乎代表了另外一种同化策略；几代人以后，爱尔兰－马恩岛民中的上层分子就被安葬在教堂的墓地里，并竖起石头十字架。跟在英格兰一样，当挪威人到来之时，当地已经开办了众多石雕艺术学校，他们皈依基督教后，在930—1020年间制造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十字架。这些十字架往往杂糅了基督教的元素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话元素。在科尔克－安德烈亚斯教堂里，有一个圆锥形的头盔，上面是西古尔格德（Sigurd）正在火焰上烧烤三片龙心肉。他的嘴里含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正在品尝龙血，这是对基督教圣餐礼的一个粗俗的比喻。第二个十字架一面展示的是奥丁神，还有他的长矛和渡鸦，他的脚踩在狼形怪物芬里厄（Fenrir）的下颚上；另一面则是一个人手捧一本书和十字架的基督教故事场。

许多十字架上都刻写有如尼铭文。其内容大都是纪念性的文字，铭文按照同一模式撰写：“N竖起这个十字架以示对M的纪念。”在提到的44个人的名字当中，有22个是挪威人的名字，11个是凯尔特人的名字。某些十字架是为了纪念妇女而立的，如在科尔克－安德烈亚斯发掘的一个例证：“黑面桑都弗尔竖立这个十字架，以纪念其妻阿玲布约。”最早遗留下来的如尼铭文是属于10世纪的，它们清楚地显示了当地与挪威的联系，但同时也显示出挪威人逐渐吸纳接受了一种含有凯尔特元素的西方传统，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

因此，在爱尔兰海周边区域内不可能存在一种纯粹的维京文化，这与在英格兰的情形是一样的。我们注意到劫掠者和原定居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彼此适应和融合，有时会着重强调彼此的文化差异，并常常由此形成新的文化规范。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向北探索，去探访一些据认为挪威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地区。

注释

〔1〕半城镇中心区（semi-urban centres），大概是指那些设防的定居点。

〔2〕迪拉姆，摩洛哥、阿联酋、埃及等国之货币单位。

〔3〕波尔式的腰带扣，可能是挪威风格的产品。

〔4〕盖尔语，在现代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等地使用，还有部分盖尔人也说盖尔语。

第九章
维京人与皮克特人：是种族屠杀还是种族融合？

要说明北部诸岛和西部诸岛上挪威定居点的特征，就需要全面完整地展现挪威人和本土皮克特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即由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到和平的种族融合的过程。现代遗传学方面的证据印证了人们大规模移居北部诸岛以及小规模移居西部诸岛这一事实。但无论是遗传学证据还是地名，都难以说明移居发生的准确年代。在中世纪，凯尔特人可能重新定居于赫布里底群岛；同时，很多奥克尼和设得兰岛上居民的祖先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可能和该岛长期与挪威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有关，这种联系可能始于维京时代之前。从考古证据来看，大规模移民后，挪威人在政治、语言及文化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当地土著和外来移民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共存，并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表现。

赫布里底群岛

赫布里底群岛与马恩岛一衣带水，组成了一个王国，处于群岛领主统治之下，它们继承的都是挪威的传统，包括船役和有着瓦叠式外壳的船只的痕迹等。有学者认为，尽管这里的地名是盖尔语和古挪威语的混合体，但语言学的证据显示，几乎所有说古挪威语的人口后来都说盖尔语了。

许多考古学的证据是很久前发现的，其价值有着局限性。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坟墓，它们常常是由于沙丘受侵蚀后而被偶然发现的，如科伦塞岛上的马赫伦遗址和艾莱岛上的巴林比遗址。我们可以确信，死者下葬时身着斯堪的纳维亚服装并佩戴传统饰物。在科伦塞岛的吉洛兰湾和奥龙赛岛上的卡恩－阿珀莱克，死者是被安葬在划艇里的。最近在刘易斯岛上的尼普遗址上发掘出了一个小社群的公墓。葬在这里的有男人、妇女和儿童，有些墓葬中有随葬品，有些则没有。通过对一位埋葬于10世纪晚期、身着传统挪威民族服装的中年妇女的牙齿进行同位素分析，得出结论她是在苏格兰西部长大的。作为第二代外来移民，在她死后，其亲属们仍然给她穿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服装，这是颇有意味的。与在马恩岛上的情形一样，赫布里底群岛上的挪威定居者似乎是通过强调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服饰和习俗来保持他们的民族文化特色；与马恩岛不同的是，在赫布里底群岛妻子们似乎也同样遵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习俗。

在绿草覆盖的沿海沙质低地的沙丘中也已发现了挪威人的定居点。近期在北尤伊斯特岛和南尤伊斯特岛〔1〕的发掘结果也显示了相似的情形：土著居民的土地被占，使得其文化难以延续。在北尤伊斯特岛的乌达尔，新来的殖民者首先在此地的最高点上修建了防御围墙，然后在5个定居点高地和皮克特人农场的废墟上，盖起了具有典型挪威特色的长屋。这里还出现了新的挪威风格的陶器、金属手工制品和梳子，还引入了用于烘烤大麦饼的陶瓷大浅盘，表明定居者的烹饪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在南尤伊斯特岛，定居点遗址遍及沿海沙质低地。这表明，虽然农场从史前时代就一直被原地保留了下来，但新的手工艺品和新的建筑是在挪威人到来后出现的。在基尔－菲埃多尔，10世纪的木结构厅堂标志着当时的建筑出现了大变化，已与当地的建筑传统分道扬镳，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吃颇具特色的大麦饼。在伯尔尼什，在10世纪挪威人修建农庄的时候，皮克特人的一个长期定居点被夷为平地，而且建房者们在铺设地板之前可能还大吃过一顿。到11世纪晚期时，他们就住在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拱式厅堂里，这种厅堂长20米，地基用坚固的石头筑成，石料都是从毗邻的皮克特人的建筑物上强行拆下来的。伯尔尼什的居民更为富有，他们从韦塞克斯进口陶器，还制作鹿角梳子。他们或许也传递出了文化融合的信息。尼尔·沙皮斯（Niall Sharples）认为，一个挪威人的遗骸堆得到精心安葬，那是因为他与房屋的主人之间有某种密切的私人关系，而重建的房屋覆盖在此前建筑之上，以表明与从前祖辈们的联系。

奥克尼

《芬丹〔2〕传》乃是来自9世纪欧洲大陆的原始资料，是当代关于奥克尼当时定居情况的最重要的文献。它记述了当时从奥克尼的挪威贩奴者手中逃走的一位爱尔兰贵族，随后留在了一位主教那里，那位主教据认为是个皮克特人；此事件发生在840年前后。而人们普遍接受的有关该地起源的传说却记载于大约1192至1206年间写成的《奥克尼萨迦》中。书中叙述，奥克尼在9世纪被从挪威逃亡的厄尔·龙瓦尔德（Earl Rognvald）占据，书中还生动地描绘了挪威人在当地生活的画面。可以肯定，从9世纪中叶到12世纪，奥克尼是这个挪威人控制的半独立王国的政治中心，其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凯斯内斯地区。直到1468年，此地才被作为丹麦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Denmark）嫁妆的一部分送给了詹姆斯三世〔3〕（James III），成为苏格兰领土的一部分。

少数几个地名、刻有皮克特语言符号的石头以及一些定居点显示，在挪威人到来之前，当地曾经有皮克特人居住，但后来几乎所有地方都被代之以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只有少数几个本土地名保留了下来。挪威人的影响遍及那些最小的农庄以及每一处景观，但看不出有什么相互的影响。

在伯赛湾周围数个遗址上的发掘结果表明，位于海角上的当地人的权力中心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被挪威人占领了。据《奥克尼萨迦》记载，厄尔·托尔芬（Earl Thorfinn）“在伯赛湾有一处永久性住所，他在奥克尼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大教堂，并成为了奥克尼的首位主教”。在9世纪后期，皮克特人的建筑被挪威人长方形的建筑取代。挪威人修筑了许多坚固的挪威式厅堂，内有靠墙长凳和箱形床架。当时奥克尼岛上已经有了铁器加工，人们还掌握了熔化白银的技术。但这里居民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他们从巴克奎农场等海湾地区的农场运来大块的牛肉和羊肉。尽管皮克特人的手工制品依然在使用，表明了居住人群的某种连续性，但是皮克特人持续了几代的独特的“8”字形结构的分格式建筑逐步为长方形厅堂所取代。在桑迪岛上的普尔地区，两个文化群体间的交汇重叠一度曾清晰可辨。一些居民利用挪威的建筑材料，特别是皂石，对皮克特式的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

图12　鸟瞰伯赛湾的村镇遗址

在奥克尼，约有130座墓葬已经确认属于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这一数量与大量的移民人数是相对应的，也反映了这里定居点的分布比在赫布里底群岛上的更为广泛。尽管绝大多数证据是在19世纪发现的，且相关记载也较匮乏，但可以确定所有这些墓葬均出现于850至950年之间。

劳塞岛上的维斯特尼斯公墓的发掘年代相对较近。公墓中包括32座土葬坟，但有随葬品的只有8座——男女各有4座。其中一座坟墓埋葬着一位20多岁的母亲和她的婴孩。这位母亲佩戴了一对椭圆形的挪威胸针和一串珠子，同时还佩戴了一枚引人注目的凯尔特人的环形金银胸针。这位富有的妇女可能是最初的创始家族的首领。另外有两名男性武士分别被安葬在两艘小划艇里。其中至少有一人死于战争，他背部身中4箭。其余的人都葬在石棺里，没有随葬品，他们可能代表了挪威时代以前的坟墓。这些坟墓上都用巨砾作了标记，因而没有一座坟墓遭到挪威人毁坏。在同一个海角上，还有一栋船屋和一个农庄，农庄里有一个大厅堂，厅堂里面的壁炉两边安放有靠墙的低矮长凳，还有两个圈养家畜的圈栏：一个喂牛，一个养羊。

图13　在劳塞岛的维斯特尼斯发现的男性舟葬墓。船首和船尾都装满了石头，船舱中间安放遗体。

1991年，在桑迪岛上的斯卡尔，人们在一个低矮的崖岸边上发现了另外一个舟葬墓，它是因受风化侵蚀而裸露出来的。这是一艘小划艇，从船缝中的火山岩颗粒可以断定，此船是在挪威建造的，后用大船运到了奥克尼。其中，一位年过七旬的妇女被安葬在中间，她的随葬品有一个枫木匣子、铁制的烧烤叉或者编织的压条，还有一个属挪威北部风格的精致鲸须胸襟饰物。与她一同下葬的有一个约10岁的小孩，在船尾还有一具30多岁男子的遗骸，该遗骸是被强行塞进这里的；实际上，为了把他塞进去，可能还把他的脚折断了。尽管如此，这个男子并不是奴隶，他的随葬品有一把梳子、一柄剑、一个箭囊以及22块用于赌博的鲸骨牌。虽然这些物品可能暗示这是一座9世纪晚期的墓葬，但根据碳定年法测定，遗骸的年代可能接近于10世纪中叶，这表明许多器物都是世代相传的；同时也表明在面对挪威殖民者日益增强的基督教化时，该族群力求保持其古老的文化和宗教特色。

在圣马格纳斯湾和狄尔尼斯，早在10世纪就出现了私人的石砌小教堂。到11世纪，整个奥克尼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去兴建教堂。在纽瓦克湾的长方形石建筑之上，后来建起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周围大约有250座坟墓，另外还有两座坟墓嵌在教堂的地板之下。在石头地板之下发现了两枚10世纪的钱币，而对墓葬出土物所做的20次碳定年法测定结果都表明下葬时间与10世纪中叶公墓风俗出现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有人认为，在奥克尼所出现的地名巴巴，代表了幸存下来的皈依基督教的皮克特人的聚居区，早期挪威人皈依基督教正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然而，到公元900年，皮克特人在政治、语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已经明显被超越了。他们的贵族已被挪威人的军事首领所取代，只有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残留的本土要素。

设得兰

《奥克尼萨迦》中只是偶尔提及了设得兰，但一般认为它是与奥克尼同时被殖民化的，并且与挪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迄今为止，在这里的考古发掘研究中，还没有发现挪威人的遗址。我们对该岛的了解，主要是来自1934年亚历山大·柯利（Alexander Curle）在贾尔绍夫所发掘的第一个被确认为不列颠群岛上的挪威人的农庄。贾尔绍夫虽然被描绘成是一个城镇，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农庄，多次被重建；在这里挪威人的长屋与皮克特人的圆形石塔〔4〕毗邻而立。在古斯卡特尼斯，荒废了的圆形石塔内也发现有挪威人的手工艺品，这表明在斯卡特尼斯和贾尔绍夫，皮克特人的农庄中心区可能也成为了挪威人的目标。尽管仍然种植大麦和燕麦，但当地的经济还是发生了转变，其中包括新引进的亚麻种植技术（可能用亚麻来织造渔网）以及海产资源的集中开采。

斯蒂芬·斯图曼·汉森（Stefan Stumann Hansen）在安斯特岛进行实地考察，试图勾勒出当时挪威人的概况。如今这个岛上的人口已大为减少，现有居民仅600人左右。尽管如此，还是在30多处地方发现了挪威建筑物的废墟，其中哈马尔、桑威克和索特堡这几处已经进行了发掘。但这些遗址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在安斯特发掘了少量带有陪葬品的墓葬，例如克里伯斯维克的墓葬中发现了属于9世纪的物品。定居可能始于那个阶段，但许多定居点长期存在，并一直沿用到14、15世纪。

大多数定居点都建有典型的挪威人长屋，里面有靠墙长凳、中央壁炉；皂石容器、纺锤锭盘〔5〕以及网坠等设备也很常见。由于设得兰早已没有树木，因此建筑物里用作主梁的木材肯定是进口来的。在安德霍尔发现了一座拱式厅堂，其基石就是取自铁器时代的圆形石塔和其他皮克特人的建筑物。其中一端有铺砌的地板和排水沟，说明这里曾被用作牲畜的圈栏。在这里用大量木材来建造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长屋并不经济实用。而皮克特人在建造房屋时，倾向用石料而不是木料。对于这些外来定居者来说，长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其民族文化特色的一种体现，使他们可以有“在家里的感觉”，来表达一种归属感，与本地的其他群体形成对照。

相关的经济变化也表明挪威人控制了奥克尼和设得兰。詹姆斯·巴雷特（James Barrett）业已证明在挪威人来此地之前，渔业主要限于沿海地区，后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海上捕捞，海产蛋白在食物中所占的比重显著增加。基本生存方式的这种根本改变，很可能是大范围殖民化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少量外来移民团体的影响。这一点从鱼类的消耗量上反映得尤为明显，食用鱼大概是较下层群体的消费习惯。跟语言和服饰的改变不同，当地居民大可不必去尝试新的经济活动，除非人口的变化使其成为必要。因此，渔业的快速发展肯定与大批外来移民的独特文化习惯有关，如果没有发生种族屠杀，那也必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替换。

尽管挪威的文化传统在北部诸岛和西部诸岛的政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将这些传统视为是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传入的则是非常错误的。外来族群已经显示了文化融合的迹象，而原住民的文化元素亦得以保留，或被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变化，至少在社会下层是如此。要考察没有原住民的处女地的拓居情况，我们就必须探索更远的地方：北大西洋地区。

注释

〔1〕北尤伊斯特岛和南尤伊斯特岛是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两座岛屿，属于苏格兰。

〔2〕芬丹（Findan），出生于爱尔兰，被挪威人捉到奥克尼充当奴隶，后逃往苏格兰，继而前往罗马，成为本笃会的修士，在瑞士隐居20余年。

〔3〕詹姆斯三世，苏格兰国王（1460—1488年在位）。

〔4〕指在苏格兰北部及其附近岛屿上发现的史前圆形石塔。

〔5〕纺锤锭盘，指用以调整手纺车速度的小飞轮。

第十章
北大西洋地区的殖民活动

在北大西洋地区民族文化特色形成过程中，维京人的殖民活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多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视作维京人的家乡。本章将展现自公元800年到1400年间，从法罗群岛到冰岛的殖民活动，以此考察维京人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从斯堪的纳维亚保留了下来，同时探讨13、14世纪的萨迦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它们。

法罗群岛的殖民活动

法罗群岛，字面意思为“绵羊群岛”，由18个岛屿组成，在设得兰西北290公里处，距离挪威西海岸675公里。这里现有人口约4.5万，他们引以为荣地保留着挪威人的传统，包括声名狼藉的捕鲸活动。法罗人有自己的语言，是介于挪威语和冰岛语之间的一种斯堪的纳维亚语。19世纪时，法罗人开始寻根问祖，分别把目光投向了爱尔兰隐士、挪威流放者和巴斯克捕鲸人。领导法罗群岛地方自治的政治家乔安妮斯·帕图森（Jóannes Patursson，1866—1946）推动了法罗群岛考古的进程。而贡献更大的是国立博物馆（建于1952年）的馆长斯韦里·达尔（Sverri Dahl，1910—1987），他发掘出第一件被认为是出自维京人之手的工艺品：一枚在特约努维克海边墓葬里发现的环形胸针。

公元825年，爱尔兰籍的迪库尔（Dicuil）在亚琛的查理曼宫，编辑完成了当时最前沿的地理学著作《论世界的测量》。迪库尔提到，从不列颠出发，向北航行两天，可以到达几个小岛；其中一些岛屿在爱尔兰隐士来定居前，一直荒无人迹。过了100年，居住在这里的那些爱尔兰隐士被海盗赶走。在这些岛屿上，到处依然是成群的绵羊和形形色色的海鸟。尽管迪库尔没有道出这些岛屿的名字，但一般认为他所提及的就是法罗群岛。从法罗语中尚存的些许盖尔语痕迹以及保留下来的由爱尔兰隐士命名的地名来看，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挪威人的拓居或殖民活动（landnám，字面意思为“土地占领”）发生在公元9世纪。

据《法罗群岛萨迦》（约于1200年成书）记载，重要的殖民活动发生在9世纪70年代，当时格里穆尔·坎班（Grimur Kamban）为逃避挪威的金发王哈拉尔的迫害，来此避难。然而，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爱尔兰隐士的考古证据，而且人们也注意到，法罗语中的盖尔语成分不可能是8世纪爱尔兰隐士定居的结果，因为他们无法生儿育女，传承文化！对法罗语中存在盖尔语痕迹的另一种解释是，那些最初的维京定居者是来自于北方诸岛或爱尔兰岛的第一代或第二代挪威人。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些流传下来的语言方面的证据反映了公元650年前后人们在该地区的活动，但现在这种观点已被推翻，人们认为最早的时间应该是在大约875至900年之间。

法罗群岛上的考古发掘极少。1941年，在克维维克发掘出一座挪威人厅堂和一个牛棚，在这里发现了谷物种植的痕迹，此牛棚最多可以容下12头牛，同时有证据表明当时仍有捕捉海鸟和鲸鱼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在托夫塔尼斯发掘出一处属于10世纪的定居点遗址。虽然木材短缺，长屋仍然是这里的挪威人典型的木建筑。大多数出土物品都是舶来品，包括700多件皂石制品、油石、磨石、一个木制游戏盘、两枚环形胸针以及有一只可能来自都柏林的黑玉手镯。

图14　法罗群岛的特约努维克海湾：这里有一处挪威人公墓遗址

冰岛：早期民主还是环境灾难？

大部分冰岛人会告诉你，他们的先祖最初是从挪威移民过来的，始于874年，第一位拓殖者是因戈夫·阿纳森（Ingólfr Arnarsson）。根据传说，当因戈夫顺海岸进行探险时，他从船的高座上将一根木棒抛向大海，然后循着木棒漂流的方向，一直到达了后来成为冰岛首都的雷克雅未克。据说，第一批移民是为了逃避金发王哈拉尔的暴政，从挪威迁居过来的。据类似的说法，这里有一些爱尔兰隐士，但挪威人初到这里后不久，他们就离开了。930年，即殖民时代之末，挪威人颁布了一部特别的法典，在辛格维里尔确立了一种名为“阿尔庭”（Althing）的露天国民集会制度。这就是关于冰岛国家起源的传说。据此传说，冰岛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阿尔庭”就相当于他们最早的国会。

事实上，关于冰岛的殖民活动的传统说法见于两份文献，这些文献至少是在殖民活动发生300年后写成的，文献中的说法继而成为中世纪萨迦的基础，而19世纪的冰岛民族主义又是以此为基础的。牧师阿里·索吉尔松（Ari porgilsson）所著的《冰岛人记》（约写于1122—1133年）着重描述了冰岛宪法和教会的发展。此后，写于13世纪的《定居记》记载了约400名殖民者的名字和经历。现在，人们认为它在描述冰岛的历史概况时还想要试图为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模式提供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因而不能再被视作是对9至11世纪冰岛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记述，尽管冰岛的萨迦以这些记述为基础。

实际上，冰岛距苏格兰（795公里）比距挪威（950公里）更近一些，第一批殖民者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更有可能来自于不列颠群岛。考古学方面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爱尔兰神父活动的遗迹，虽然《冰岛人记》提到，在挪威殖民者到来前，他们就居住在冰岛。不过，现代DNA研究结果显示，冰岛人基因库中可能有约20％起源于爱尔兰海地区。这项研究还表明，大约有75％的男性祖先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而只有37.5％的女性祖先是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由此也印证了这样的说法，即第一代殖民者中可能有来自爱尔兰的妇女和奴隶，构成了一个爱尔兰－挪威族群。有些地名可能也说明挪威人在移居冰岛之前就与爱尔兰和苏格兰有了联系和接触，其语言中有从盖尔语中借用的词汇，比如公牛。有人甚至认为，作为冰岛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主义情感核心的萨迦，其文化源头实际上就是爱尔兰人那些口口相传的诗歌。

冰岛人的早期墓葬也反映出了爱尔兰人对冰岛早期居民服饰的影响。尽管这里已知的属于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墓葬有316座，但其中大多数都发掘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并且记述的详细情况也各不相同。墓葬中那些可以辨别出性别的遗骸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大约为二比一。冰岛人的墓葬沿袭了挪威人的一般传统，但坟墓建造得较为简陋粗糙，并且没有竖碑。现在所发现的5座舟葬墓，都是用小划艇作为棺材。这些墓葬通常都是在农场附近的低矮土丘下发现的，大多数位于小型公墓之中，它们也许是家族的公墓。除了近来在摩斯菲尔附近的胡尔都霍尔发掘的墓葬外，跟苏格兰一样，这里没有发现火葬的痕迹。在这些墓葬中都发现了饰品和武器，但大多数墓葬中只有几件随葬品，没有一座墓的随葬品是很丰富的。与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的是，随葬品中工具极为罕见，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原材料，且工具制造业水平低下。铁非常短缺，常被重复利用。另一方面，男性墓主人多以其矮种马来陪葬，有的则以他们的狗来陪葬。几个女性墓葬反映出了定居者混杂的文化渊源。在科恩萨的一座女性墓葬里，随葬品包括一对舌形胸针和一只小铃铛；在哈夫布甲那斯塔尔的另一座女性墓葬中，随葬品包括鲸须饰针、三叶形胸针和一个环形胸针；而在科洛普尔的一座墓葬里，发现了可能是产自不列颠群岛的环形胸针和皮带扣。

图15　北大西洋地区殖民航线图

传统上认为，冰岛最早有人居住是在874年，但如今这个时间已变得不太可信。一些保存完好的农庄在火山喷发时被湮没，火山灰年代学可以让我们从火山堆积层中得出确切的年代信息。20世纪90年代，碳定年法测定后得出结论，认为冰岛可能早在公元7世纪或者8世纪就已经有人居住。但是，这样确定出的年代也有问题，因为那些用来测定年代的木炭可能来源于古代的木材。如此以来，这些测定出来的年代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另一方面，大部分考古学家现在认为，殖民活动可能始于870年之前稍早些时候。在890至900年间，由于拓殖者大量砍伐桦树以扩大牧场面积，快速激进的殖民活动导致树林面积剧减而牧场面积大增。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新社会的创建过程，而不再是殖民活动发生的年代本身。

《定居记》或许确为早期殖民模式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尽管冰岛的陆地面积超过10.3万平方公里，但其中心地区是因火山喷发而形成的荒漠，全岛只有1/6的地方适于人类居住。《定居记》提到了598个农庄，除了其中11座，其余的全都得到确认，沿海岸线分布。这种分布情况的形成似乎是由于第一批殖民者占领了大片适于耕种的良田，随后将其中一些分给了他们的亲友，这些亲友则成为他们经济上的附庸和政治上的追随者。及至11世纪，冰岛已有约4,000个农庄，在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的时间里，这个数字一直保持稳定。11世纪晚期，冰岛人口可能约在4至10万人之间（现在其人口为25万）。后来的人就只能耕种大庄园之间的小块土地。中世纪的冰岛社会不是由自给自足、分散独立、地位平等的农民组成的，而主要是由几百个有权有势的农庄主组成，每一个农庄主都控制着其土地上大量的人口，他们借助对土地的所有权把3,000多名小农和佃农束缚在各自的土地上，并对他们进行政治统治。及至12世纪，教堂的出现和什一税的开征，更加巩固了这一局面。

第一批农庄里有用草坯和石头构筑起来的传统长屋，其中仍使用了大量的木材。这些房屋的墙壁呈拱形，长屋一头有房门，中间有一个壁炉。这种基本的长屋类型，经过发展和改进，分隔成了多个单间，在长屋后面还另建有小屋。在斯通，发现了另外两间屋子，一间当时被用作乳品间，另一间也许是公厕或是冷藏室。海克拉火山喷发时，火山灰将斯通完全湮没了。长屋的这些变化似乎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一方面是适应气候条件，尽量减少外墙的裸露，同时也是为了应付建筑木料日益紧缺的问题。

土地所有权既是经济势力的基础，也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岛上居民的日常生计，主要靠饲养牲畜，辅之以渔业和打猎，而不是谷物种植。似乎与快速而集中的殖民活动相伴的是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10世纪时，随着草木的剧减，自由觅食的动物不得不被奶牛所取代，在霍夫斯塔济，猪和山羊相对于牛的比例不断下降。不过，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牛都圈养在家里，它们的生存取决于有没有饲料。在冰岛东北的斯瓦尔群岛，羊的饲养自最初阶段起就非常重要，但是当气候恶化、欧洲进入“小冰期”后，捕猎海豹也变得重要起来。在斯瓦尔岛上，虽然没进行谷物种植，但人们收集干草来作饲料和铺地板，用泥煤来作基床、燃料和建筑原料。人们也采集野生的浆果，如越橘、岩高兰果以及那些可以食用的籽粒和叶子。

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 1178—1241年）

斯诺里·斯图鲁松是冰岛的一位诗人、学者兼政治家。他从3岁起，就在冰岛的文化中心奥迪学习。他是一位政治领袖，曾两次担任“阿尔庭”的议长。斯诺里的农场在冰岛西部的雷克霍特，位于一个广阔而富饶的河谷的中部，一些最富饶的农场也在这里。一个狭长的“过道农场”〔1〕被发掘后，证明这里的人至少从事两项重要活动：剪羊毛和除虱！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些谷物，但肯定是从欧洲进口的。斯诺里所从事的事业使他树敌甚多，其中包括挪威国王哈康，后者于1241年将他杀死在雷克霍特的地下室。

斯诺里如今的重要地位源于他的文学作品。他编辑了《挪威王列传》一书，尽管其中包括了根据萨迦写成的虚构章节，但仍不失为一部关于早期冰岛和挪威历史的重要著作。斯诺里也是散文集《埃达》的作者，这部著作中记载了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吟唱诗的一些片断。另外，他也可能是《埃吉尔萨迦》的作者。

关于早期冰岛历史的学术讨论所关注的主题，已从先前的殖民活动和移居起源，转到了更现代、更具21世纪特色的环境灾难上。据估计，由于滥砍滥伐和过度放牧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冰岛超过60％的原始植被遭破坏。日益寒冷的气候条件加剧了环境恶化，维京文化体制在经济、人口和社会结构诸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家族成员因为迁徙而流散各地，新的体制如农业合作社便取代了先前的家族保护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服务体系。

总之，在北大西洋地区的殖民地，文化的演变最终取决于环境因素，而并非是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的结果，当然最初迁徙来此的移民也绝不是纯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族群。对维京文化特性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后来的起源传说所赐，在当时的情形下，向斯堪的纳维亚寻根问祖从政治角度而言显然更有利。

注释

〔1〕过道农场，大概指大农场之间的一些小农场。

第十一章
世界的边缘：格陵兰和北美洲

格陵兰是维京殖民地中完全孤立的岛屿，有着最极端的环境条件。人们对格陵兰殖民地建立过程的了解，也来自于后世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冰岛人记》（写于1122—1132年）一书。该书详细记录了981—982年间，红发埃里克在被逐出冰岛后的三年流放期间，是怎样踏堪西部海岸的。三年之后，他说服了300名冰岛人同他一道乘坐25艘舰船重返格陵兰岛，但最后只有14艘到达。这些殖民者分成了两组：人数较多的一组在埃里克的带领下定居于西南海岸，后来这里被称为“东拓居区”，人数较少的一组则沿荒凉的海岸线向北继续航行650公里之后才登陆，建立了“西拓居区”。

11到12世纪的文献资料中提到在“东拓居区”约有190个农场，而“西拓居区”也有90个。在殖民活动的高峰期，格陵兰岛上大约有2,000—4,000人居住，自始至终大约有2.5万—3.5万人在格陵兰岛上定居过。因为后来这里没有再出现新的殖民活动，挪威的定居模式得以完好保存下来。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约250个农场和20座教堂。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草地进行放牧，这里的农场同冰岛的一样被山丘和沼泽分隔开来，分散在各处，一般都相距几千米。这里不能种植谷物，但可以饲养家畜。人们花费大量精力去收集冬天的草料，因为整个冬季家畜都需要在圈内饲养。4月，冬季结束的时候，农场就开始忙碌起来。格陵兰人靠猎捕海豹来补充他们的食物供给，在考古发现的遗骨中，海豹的骨头大约占了35—70％。每一个农场都要用一些海豹肉来喂养体型硕大的狗，这些狗通常用来放牧羊群，当然也作看家之用。农场饲养的狗还包括领主的猎狗，这些狗冬天被分到不同农场去喂养，到了夏天再集中起来供领主们猎取驯鹿之用。格陵兰人还到冰岛和欧洲去进行交易，用毛皮和海象牙换取谷物、盐和铁。

20世纪90年代，在加尔－昂德尔－桑德特（简称GUS）发掘出一处保存完好的“西拓居区”大型农场，展示了典型格陵兰农场的全貌。这个农场初建于1000年左右，后来几经改造，一直到1350年前后这里都有人住。该农场有38间房屋，其中12间直到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都还一直在使用。房屋是木结构的，所用的木料包括浮木〔1〕和新木材——许多木料肯定是从文兰、西伯利亚或挪威进口的。这些房屋皆为斜顶，屋顶下边缘搭接在支撑柱上，表面盖着草皮。在永久冻土层里残存的木头中，没有发现家具，由此可以推测最后的居住者带走了大部分对他们有用的物品。这些居民饲养绵羊以剪取羊毛，养山羊和母牛以挤奶，挤出的奶被装在桶里。格陵兰人还猎取野兔、海豹和驯鹿，考古学者从一间14世纪的织布房遗址里发现了野牛、棕熊的毛皮，说明这些格陵兰人还到过北美洲。

红发埃里克（Eirik the Red，约950—1003年）

埃里克是个典型的维京人。他长着一头红发，富于进取，勇于开拓，是一个大无畏的首领；他还是一位目光远大的民主人士、一个好丈夫和一位可敬的父亲。根据《埃里克萨迦》记载，他出生于挪威，但因为他父亲托瓦尔·阿斯瓦尔德（Thorvald Asvaldsson）犯谋杀罪而遭流放，全家被迫逃往冰岛。981—982年，埃里克因为一宗谋杀罪再次被驱逐而逃离冰岛，在被流放的三年里他沿格陵兰岛的海岸线进行了探险。984—985年，他又返回格陵兰，并在“东拓居区”建起了布拉塔里德庄园或者称为“陡峭之坡”。埃里克的头衔是“至高无上的酋长”。根据推测，他的农场大致位于卡西亚苏克，1932年在这里发掘出一个大农场和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据说是由埃里克的妻子特约迪德（Thjodhild）修建的，她皈依基督教后就搬出了自己的农场。1003年，埃里克死于由当时新移民带入的一种流行病。根据《埃里克萨迦》记载，埃里克有4个子女：女儿名叫弗雷迪斯（Freydis），3个儿子分别是托瓦尔（Thorvald）、托尔斯坦（Thorsteinn）和探险者莱弗·埃里克松（Leif Eiriksson）。

大胆闯荡：维京人在北美洲

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哥伦布之前500年左右，维京人就已经发现了美洲，他们在那里与陌生的土著不期而遇。这种说法引发了近代人的探险热，也激发了当代人对太空的探索热情，电视系列片《星际旅行》就是这种探索的科幻版。但遗憾的是，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考古学证据很有限，其中一些还是虚构的。关于维京人发现美洲的说法是基于萨迦里的一些传奇故事，首次记载出现在发现美洲200年之后的传奇故事中。这些传奇故事起初被视为写实的历史文献；后来人们认为它们只是中世纪人虚构出来的。现在的观点则介乎二者之间，认为萨迦中可能保存了某些事实，但可能对部分事实有所美化和混淆。维京人发现美洲的故事，也许是对这块大陆进行了数十年的系列探索和接触后形成的一种半神话的演义。

在《格陵兰人萨迦》（约写于1200年）和《埃里克萨迦》（约写于1210—1230年）中出现的两处最初的记述，依据的似乎是同一则原始资料，但实际记述的内容则大不相同。在《格陵兰人萨迦》中，文兰的发现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布亚尔尼·黑尔尤尔弗松（Bjarni Herjolfsson）在从挪威到格陵兰的途中迷失了航向，意外地发现了位于格陵兰岛西南方向的这片不为人知的陆地。后来，约在公元1000年，红发埃里克的儿子莱弗，又对布亚尔尼所发现的陆地进行了探索。他考察了一些新的地区，将它们命名为赫卢兰、马克兰和文兰，并在文兰建立了根据地。莱弗·埃里克松和他的船员在那里过了冬，翌年春天才回到格陵兰。他的哥哥托瓦尔再次返航继续沿美洲海岸踏勘，但是与怀有敌意的当地人相遇，双方发生血战，托瓦尔中箭身亡。而在《埃里克萨迦》中，并没有提及布亚尔尼，迷失航向并首次到达新大陆的是莱弗·埃里克松。随后对新大陆的探索，则归功于冰岛商人托尔芬·克尔塞夫尼（Thorfinn Karlsefni）。但是在接下来的三个冬季里，由于频频遭到印第安人的侵扰，他的探险队便返回了故土。

关于文兰的具体位置一直颇有争议。从拉布拉多到佛罗里达，各种说法不一，但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在纽芬兰岛。文兰是当时探险所到达的最南边的陆地，赫卢兰可能就是巴芬岛〔2〕，马克兰就是拉布拉多中部。但文兰这个名字本身还存在问题。不来梅的亚当在1075年提到过它，明确指出这个地名源于当地发现的野葡萄，但这种野葡萄不会生长在纽芬兰岛上。不过，也许是亚当犯了一个错误，挪威语中的“文兰”（vinland）一词里，i是一个短音而不是长音，其意思是“天然草地或牧场”；另外也有人指出，既然在新不伦瑞克或圣劳伦斯河地区都有野葡萄，在文兰肯定也有。

20世纪60年代纽芬兰岛最北端的兰斯梅多斯遗址〔3〕被发现后，认为纽芬兰就是文兰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有根据了。该遗址首次提供了维京人抵达了北美的确凿的考古学证据。在一块狭长的梯田地带，有一个小型的挪威人定居点，这个定居点被一条小溪所分隔。另外，三种类型的建筑已经得到确认。三座大型的厅堂里都有多间屋子，在外形和布局上都具有明显的冰岛特色。这些房屋具有10世纪末房屋的一般特征，但缺少11世纪以后出现的房屋的细节特征。每一座厅堂都包括一个或多个房间，分别供人们吃饭、睡觉和进行社交活动；每一个房间的中部都有一个壁炉，沿墙安放着长椅；每座厅堂都有一个作坊间和一个大的储藏室。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是货物装船转运前的集散储存地，转运的货物包括坚果、葡萄和上好的硬木。在地板层中发现的灰胡桃木不是本地出产的，应该是来自魁北克或者新不伦瑞克地区。

在厅堂的周围有三座稍小一些的窑洞式建筑。这些房间里有壁炉，说明它们可能被用作寝室，也许是奴仆们的住所；但是在其中一间小屋里发现了19枚铅锤，说明它曾作过存放渔具的储藏室。在其中一座较大的厅堂旁边，有一间长方形的小房子，这种小房子是那些很有实力的农场为依附劳动者修建的。在小溪的另一侧，在距离这些房子较远的地方有一个炼铁场，里面有一个简易的熔铁炉，附近还有一个炭窑。居住在这一带的土著民族并不懂得冶铁术，对挪威人的垃圾堆层进行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得出一个结论：人们在此遗址上居住和活动的年代为990—1030年间的几率达95％。有证据表明此前和此后都有印第安人在兰斯梅多斯居住过，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处于同一时代或者其居住时代相互重叠。

从他们住处睡椅的尺寸来估计，厅堂总共可以容纳77—92人。最大的两座厅堂在其尽头都有一个私人寢室，冰岛的庄园主就住这种房间。这个遗址的房屋分为三组，说明这些人可能是三艘舰船的船员，每艘船大约30人。这个遗址发现的是结构坚固的建筑，而并非简陋的棚屋，因此是为整年居住而修建。但是，那里只有少量垃圾堆，也缺乏房屋维修的证据，这表明人们只是在这里短期居住。这里没有牛圈、马厩或者其他畜圈，也没有公墓。遗址中也没有食用家畜后遗留的骨头，而此地消耗的肉食主要是海豹和鲸鱼。此处的遗留物品极少，可见离开这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离开时也很有秩序。在此仅发现了少量的个人物品，其他出土的东西大都与房屋的修建和船只的维修有关，包括3千克的废铁、铁炉渣、废铆钉，还有木头残屑和碎片，其中包括一块可能是用于修补小船的补丁。

图16　兰斯梅多斯遗址复原图

萨迦中提及的莱弗·埃里克松建立的定居点可能是在兰斯梅多斯，这个结论似乎是合理的。只有像莱弗这样的首领才能建立这样的据点，其建筑的规模意味着它不太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定居点，尤其是考虑到修建这个定居点本身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在它修建之时，整个格陵兰岛的人口只有约2,500人；如果没有估计错的话，那么兰斯梅多斯的人口就占了整个格陵兰殖民地总人口的10—20％，而且大多数可能都是刚进入劳动年龄的男性。挪威人似乎不大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去建立一批这样的定居点。

兰斯梅多斯无疑起到过门户作用。从格陵兰到位于美洲的南方资源地路途遥远，意味着这里是一个过冬的好地方，在返回之前可以在这里获得补给。从布拉塔里德到兰斯梅多斯的距离超过3,000公里，如此长距离的航程，大约需要一个月，这样一年之中能用来探索的时间就仅剩下一两个月了，因为只有在6月到9月他们才可以出航。因此，这个遗址应该是格陵兰殖民地的探险者在探索和考察北美地区有哪些资源时修建的。然而，它未能成为长久居留点，因为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包括路途遥远、大海变幻莫测、来自心怀敌意的土著的威胁、兰斯梅多斯资源匮乏而那些有用的资源距离又太远，不值得消耗大量人力和时间去获取它们。木材和酒可以从欧洲获取，且欧洲还可以提供奢侈品、食物、家庭联系以及宗教方面的更多的资源。与欧洲相比，新世界基本不具备什么优势。格陵兰殖民地本身很小，不足以再分立出一个小殖民地，要么全部移居到文兰，要么所有人都不迁移。当他们决定离弃兰斯梅多斯的时候，北美的探险之旅也随之结束。

假如把跨越北大西洋的航程与纽芬兰到格陵兰的距离作个比较，那么人们对于挪威人在北美洲登陆，可能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但是，挪威人到访北美，除了对现代美洲人的心态有影响外，对当地土著居民有没有长远的影响呢？无论是《埃里克萨迦》还是《格陵兰人萨迦》中都有章节描述挪威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和平贸易。在《埃里克萨迦》中，记录了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用红帆布与当地人交换毛皮的情形。尽管没有在北美洲发现可以表明挪威人和当地人有直接接触的遗址，但在原住民的遗址中发现了来自挪威的物品，其数量和分布情况表明，挪威人与北美洲的接触要比萨迦中记载的多。总的来看，这些证据材料说明双方的接触虽然层面相当广，但却断断续续，并没有证据显示有从格陵兰劫掠得来的挪威货物在此进行长途贸易。尽管有接触，但双方在接触过程中却鲜有文化方面的交流，他们对彼此的文化都很陌生，显然都认为仿效对方的技术或行为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衰落与离弃

关于格陵兰殖民地遭到离弃的时间和原因，学界一直有颇多争论。这些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殖民地代表了维京人的一种不寻常的失败。随着殖民地的荒废，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扩张的步伐也就停止了。1497年，约翰·卡伯特〔4〕（John Cabot）“重新发现”了纽芬兰。欧洲人对北大西洋的认识中真的存在一片未知区域吗？

14世纪40年代，伊瓦尔·巴达森（Ivar Bardarson），一位来自特隆赫姆的牧师，来到格陵兰，接管了在加达〔5〕的教堂。当他回到挪威时，他讲述说：到14世纪50年代中期，他已有很多年没有听说有关“西拓居区”的事情了。伊瓦尔组织了一次探索考察，但他的船队只发现了一些废弃的农场和一些半野生动物，根本没有发现人的踪迹。因此，人们相信“西拓居区”在14世纪中期就已被废弃了。关于“东拓居区”，最后的一条文献记录是，1406年，一艘冰岛货船从挪威出发后，途中遇到了风暴和浓雾，最终来到了格陵兰。这些船员在“东拓居区”的农场里生活了4年，其中一人还在瓦尔希的石结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1410年，他们返回挪威，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东拓居区”的情况，它大概在1450年被完全废弃。

关于这些殖民地被废弃的原因，人们提出过多种假说。其中一种假说认为，由于气候越来越恶劣，驯鹿改变了其迁徙路线，而那些定居者却被他们圈养的家畜限制在了一个地方。还有就是牧草状况恶化和西海岸与欧洲被完全隔绝。然而，这些证据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在现代学者看来，这样的环境决定论解释太过简单了。“小冰期”不可能摧毁挪威人的殖民地，因为密集的寒潮在1600年之前并没有出现，而到那时这些殖民地已经完全消失了。另一方面，植物的减少或者是因为挪威人过度放牧而造成的。

第二种假说认为，格陵兰人遭遇了疾病，且营养不良，甚至有可能是遭到了黑死病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所有格陵兰人的骨骼分析表明，他们除了变得日益依赖海洋动物外，个个都很健康。

第三种假说认为与欧洲贸易的中断是殖民地荒废的主要原因。因为到14世纪，印度出产的象牙和俄罗斯出产的毛皮已经很容易就能获得，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因而受到削弱。

第四种假说认为，殖民地的荒废是由于挪威人与伊努伊特人之间的竞争日渐加剧所致。据写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挪威历史》记载，挪威猎人与那些“用海象牙作投射武器并且使用锋利的石刀”的斯克莱令人（skraelings）之间发生过激烈的武力冲突。尽管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伊努伊特人的袭击是造成挪威人人口剧减的唯一原因，而且他们到达时，这些殖民地可能早就被废弃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挪威人的遗址中显然并没有发现伊努伊特人的手工艺品和工艺的痕迹。挪威人既没有借鉴伊努伊特人的木架蒙皮船和皮艇，也没有模仿他们的穿着风格；同时，挪威人也没有掌握伊努伊特人的渔叉捕鱼技术以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

毫无疑问，缺乏适应能力似乎是挪威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挪威移民固定生活在一处，仅仅依靠零星的小块牧地来养活家畜。他们没有靠海吃海，海豹上岸之后，他们才用棍棒去追打猎取；但伊努伊特人则驾船出海猎捕海豹。这儿的挪威人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之中，这个社会由有权有势的酋长和教会公职人员控制。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依赖于农民向地主、教会和挪威国王缴纳的赋税。

教会在当地很有势力。这里建造的教堂达20座以上，教堂的彩色玻璃、大钟和法衣随处可见。教会的权力中枢在加达，在这个已知世界的边缘成立了一个主教管辖区，并为纪念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而建造了一座小型石结构教堂。主教的宅邸建筑群中包括一个什一税仓库，里面所发现的25只海象的头骨和5条独角鲸的头骨反映出了什一税的征收额度。两处分别可以圈养150头牛的大型牛圈则展示了经济权力的集中。对主教遗骸（根据他的权杖确认的）的分析表明：主教和他的教民不同——他通常食用陆生圈养动物，而不是海豹肉。2000年，托马斯·麦戈文（Thomas McGovern）将格陵兰殖民地遭废弃的原因，归于殖民者单一地实施欧式畜牧政策：

当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面临着环境和社会架构等多方面的挑战时，格陵兰岛上的挪威人并未选择进行革新，而是继续强调和固守自己的传统，始终没有放弃被他们视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东西，结果是其殖民地最终消亡。

若干处遗址都提供了挪威殖民地消亡的考古学证据。14世纪中期在加达的主教宅邸建筑群中，在其狗窝的地板上和住所的卧室里，发现了9具残存的猎狗的遗骨，埋在坍塌的房顶木料下。在加尔-昂德尔－桑德特，农场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被废弃。一只孤独的山羊晚归后，因为没有人饲养，活活地在外面饿死了。再后来，屋顶部分倒塌后，一伙伊努伊特人来到这里，并在这个废弃的农场建筑里扎营过夜，但是他们不小心引发了火灾，匆匆逃离时留下了一些物品。在加尔-昂德尔-桑德特附近，在代号为W54的遗址中，生物考古学研究揭示了农庄毁灭的秘密：因为那些在农场地面下层喜温的虫子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生活在表层喜食腐肉的虫子。食品储藏室里所剩的就只有牛蹄了，不过其中还混有一些雷鸟和北极兔的足。在食品储藏室外面的走廊上，发现了一条大猎狗的部分遗骨。其骨头上的刀痕表明，这条忠实的猎狗生前为其主人奉献了最后的晚餐。

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中，那些饥饿难耐的14世纪移民，坚守着彼时彼地已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这与9世纪那些好战的国王显然大不相同，他们很看重维京一词被赋予的一系列文化表现方式。到最后一章，该言归正传了，让我们看看后世的评论家是怎样看待历史上维京人所扮演的这些不同角色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评论家们用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维京人形象的。

注释

〔1〕浮木，或称流木，指漂浮在水中或被水冲上岸的木头。

〔2〕巴芬岛，加拿大东北部的一个大海岛。

〔3〕兰斯梅多斯遗址，这里有欧洲人第一次到达美洲时留下的历史遗迹。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4〕约翰·卡伯特（1450？—1498？），意大利裔探险家，于1497年率领英国远征探险队发现了北美大陆。

〔5〕加达，格陵兰岛埃纳尔峡湾主教辖区，那里有一个大教堂。

第十二章
对维京人的重塑

本书开篇就已指出，“维京人”一词在9—10世纪时并不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语。如今人们心目中的维京人形象与其说是基于历史真实，倒不如说是基于新近对“维京人”一词的认知和了解。在随后篇章中，我们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了解了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维京时代”，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及其殖民地的那些民族的文化特征。但是，维京人在各个时代都被重塑，本章将考察维京人在近现代被重塑的情况。

19世纪的维京人——浪漫主义的复兴

16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早期历史感兴趣，事实上，人们对维京时代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奥利·沃姆（Ole Worm）1643年出版了《丹麦遗址》一书，详细介绍了丹麦境内的历史遗址，但学术界对其兴趣仍然有限。欧洲人更加关注其古典历史及希腊和罗马的辉煌文明。然而，自18世纪晚期起，维京人开始再次引发人们的兴趣，当然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文化英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视为野蛮人。维京人及其他中世纪早期文化，为卢梭〔1〕（Rousseau）的“高贵的野蛮人”提供了不少欧洲本土的实例。

在丹麦和瑞典，当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遭受屈辱性的失败之后，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变得尤为浓厚。1807年，纳尔逊（Nelson）炮轰哥本哈根；1809年，俄罗斯从瑞典人手中夺走芬兰。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爱国的浪漫主义情结在许多国家的民众中萌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知识阶层感到有必要重振维京时代的那种生机和力量。于是，维京人的历史成为他们维系民族意识的纽带。1808年，尼古拉·格伦特维（Nikolai Grundtvig，1783—1872）的《北欧神话》在丹麦出版，掀起了向丹麦教育体系中灌输维京精神的运动。今天，他被普遍认为是终生学习的创始人。格伦特维按年代顺序用萨迦的形式讲述维京神话，力图确立并提升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的地位。1811年，哥特协会在瑞典成立，其目的为激发爱国精神，鼓励考古研究。参加者均为男性，宣扬“哥特人在古时候用角器饮酒”。于是，角状酒器成为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中产阶级餐厅中的流行摆设。哥特协会的成员包括埃里克·古斯塔夫·盖伊尔（Erik Gustaf Geijer）和以塞亚·泰格奈尔（Esaias Tegnér），前者在其诗歌《维京人》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由农民与高贵国王和谐相处；后者是浪漫主义诗歌《弗里蒂奥夫萨迦》的作者。

尽管诗人与学者们经常聚在一起吟诵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与歌，但他们还得仰仗考古学的研究与发现来向人们展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维京时代。墓冢是明显的人造之物，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1820年，在耶灵发掘出了一座王陵；第二座王陵在1861年被发掘。1846—1847年和1874年，在旧乌普萨拉地区，有三座大型墓葬被发掘；1852年，在波尔发掘出一座舟葬墓。1873—1895年间，斯托尔佩在比尔卡地区发掘出1,000余座古墓。大约与此同时，在斯堪的纳维亚，奥斯卡·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第一次使用“维京时代”一词来指公元800—1050年这段时期。

农业的改良和深耕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快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造就了一代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将自己视为瑞典人或丹麦人，而不再是当地农业区的居民。直至1814年，挪威才从丹麦分离出来；但它随即又成为瑞典的一部分，直到1905年赢得独立。这时，挪威的民族主义情感特别强烈，地区性的方言研究也被作为证据，证明与丹麦或瑞典相比，挪威与维京传统和古诺尔斯语的联系更为密切。

总之，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形象具有一系列特征，其中有些影响深远。首先可以确认的是，从800年到1050年，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现过一种同质的维京时代文化。从一种宏观的进化论角度看，这个维京时代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样，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维京人的过去完全属于斯堪的纳维亚诸民族，历史的主角是早期的维京国王们，特别是那些完成过统一的国王。只要可能，有关他们的历史都会基于文献资料，并通过考古发现加以说明，其主题是维京人的政治统一、航海活动以及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到了20世纪，维京文化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伟大文明”之一，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兴起上。不过，相比他们所共有的语言和文化，地区间的差异是次要的，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展示了这一点。

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维京人起初也被认为是古典时期前的蛮族文化的代表。但很快，英雄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便与人们对北欧世界重新燃起的兴趣以及向北欧寻祖问宗的努力结合在了一起。

在不列颠，维京人的重塑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意识、英勇观念和开创精神相关联。维京精神与维多利亚时代企业家和探险家的开创精神相应相合。于是，古诺尔斯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得以复兴，它们同古典语言一样成为大学的科目，尤其是在北部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利兹，还有专门捐资开设的讲座。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也进一步激发起大众的兴趣，拉斐尔前派画家开始将注意力从古典人物转向挪威人和日耳曼人的英雄。甚至一些风景画也以此为主题，对他们来说，湖区〔2〕就是一幅凝固的维京时代风景画。1892年，旨在研究北欧的维京学社成立，并开始推出《萨迦读本》，这是第一本致力于维京研究的期刊。他们特别关注日耳曼神话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联系，这也促进了对维京雕塑的研究，因为它们既描绘异教神话中的重大事件也刻画基督教中的许多场景，强调两者并行存在。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与有角头盔

理查德·瓦格纳利用一系列传奇故事及其他资料，编成《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并在1869—1876年间首次公演。他对有关挪威人的资料进行了加工整理，将两个故事结合在了一起：一是西古尔德的传说，二是拉格纳罗克的传说，即挪威诸神的毁灭，写成了一部融合了日耳曼神话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混成作品。作品中有角头盔的形象很受大众欢迎，他在该剧中塑造的亨町（Hunding）就戴了这样一顶头盔。在其后的戏剧创作中，有角头盔常伴瓦尔基里神，而最初的时候瓦尔基里戴的是带翼头盔。瓦格纳与他的服装和背景设计师卡尔·埃米尔·多普勒（Carl Emil Doepler）可能是从关于古代前维京时代日耳曼人的台剧中借用了这种服饰观念，并首次在原创于1865年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剧本中加以使用。

事实上，维京人是在19世纪首次获得有角头盔和带翼头盔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开始用艺术来表现神话故事，把日耳曼、凯尔特和古典的主题混为一体。斯韦德·古斯塔夫·马尔姆斯特罗姆（Swede Gustav Malmström）在为《弗里蒂奥卡萨迦》（1820—1825）的某个版本画插图时，为维京人的头盔安上了角，这也许是借用了斯堪的纳维亚史前岩壁艺术的某些观念。许多维京时代的人物形象都佩戴着有角头盔，但在奥塞贝格舟葬墓的一张挂毯上，他们在巡行仪式中则又扮成一副萨满教信徒的形象。遗存下来的有角头盔属于铁器时代，是19世纪60年代在泰晤士河边的滑铁卢桥附近挖掘出来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部分维京武士在作战时的确戴有头盔，但只是简单的圆锥形之物，如在瑞典的耶尔蒙布所发现的，又或如米德尔顿十字架上所描绘的。

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对挪威人在苏格兰的历史很感兴趣，将其小说《海盗》（1828）的开场场景置于设得兰一个他称作“贾尔绍夫”的地方。一系列儿童读物也陆续出版发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兰坦（Ballantine）的《无畏者埃灵》（1869），以及萨拜因·巴林－古尔德（Sabine Baring-Gould）的《被逐者格雷特》（1890）。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在撰写关于维京人的学术著作。1841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出版了《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3〕一书。在该书中，他将奥丁神作为强健有力、具有感召力的领袖的象征；1875年，他又出版了《挪威早期诸王》一书。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年）

威廉·莫里斯是一位设计师、作家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早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就对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莫里斯很欣赏那些挪威英雄，又跟随埃里克·马格努森（Eiríkr Magnússon）学习冰岛语，他们合译了一系列萨迦故事。他于1870年和1873年两次远航冰岛，这两次经历对他的艺术、诗歌和政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冰岛史诗《西古尔德与沃尔松》于1876年公开出版。莫里斯的拉斐尔前派艺术运动中的友人们，特别是伯恩-琼斯（Burne–Jones）和福特·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其绘画中有不少表现的是浪漫的维京主题。但对于莫里斯来说，挪威人还是兢兢业业的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之一，莫里斯身处1886—1887年不列颠政治动乱的中心。他的空想小说《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入门教本，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lee）与战后的福利国家。20世纪70年代，莫里斯关于环境的观点使他被公认为绿色政治的创始人之一。

威廉·科林伍德（William Collingwood，1854—1932年）

在牛津大学攻读人文科学期间，威廉·科林伍德得到了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赞助。1876—1878年，他在斯莱德学习，后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并兼任罗斯金的秘书，常随罗斯金四处游历考察，在科尼斯顿，他们也是毗邻而居。19世纪90年代，科林伍德一面提高绘画技能，一面定期在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文物与考古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后来他成为该刊编辑，之后又升为主编。科林伍德为挪威的传说所吸引，认为坎布里亚郡的湖区所展示的就是一幅挪威风景图。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包括《小托尔斯坦》（1895）与《女奴》（1896）。1897年，他访问冰岛，之后与乔恩·斯蒂芬森（Jon Stefansson）一起出版了《在冰岛英雄传奇村庄朝圣》。他是维京俱乐部的成员并担任俱乐部主席，他对英格兰的挪威文化的艺术部分特别感兴趣，致力于建筑石雕的雕绘与编目。在去世前不久，他出版了《诺曼时代之前的诺森伯里亚十字架》（1927）一书，这也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然而，总的看来，在英国历史学家的笔下，维京人往往是以危险狡诈的蛮族人形象出现的，借以衬托他们的英雄阿尔弗雷德大王。至于操日耳曼语的大不列颠统治者及其支持者将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祖先，这一点并不奇怪。对于英格兰人而言，直到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是自己的祖先，称呼时用“我们”，而维京人则是外人，提到时则称“他们”。斯堪的纳维亚人仅在英格兰的部分区域定居，随后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重新征服”。在英格兰王国的统一进程中，它只如同一个短暂的插曲，与诺曼征服〔4〕不同，维京人的入侵并没有造成长期的根本性变化。

另外，在英格兰的维京人中没能产生一位历史学家；后人只能通过西撒克逊人的编年史来了解他们的活动状况。只要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同西撒克逊人编年史的真实性，那么维京人在历史上的角色就势必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童被教导，是阿尔弗雷德大王赶走了入侵者，统一了国家，并创建了不列颠海军；他能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尽管烤糊过他们的糕点。另一方面，维京人也被描绘成可敬可畏的对手，到19世纪末，他们几乎还被视为其所劫掠土地上的施惠者。他们被认为具有敢于冒险的高贵品质，在许多地方还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创立者。

维京人与纳粹分子

在德国，纳粹分子对维京人的诠释则是用心险恶。19世纪后期，瓦格纳的神秘主义与尼采〔5〕（Nietzsche）的超人哲学相结合。一些德国人开始自认为是“优等种族”（即Herrenwolk）。维京人成了他们的祖先和效仿的典范，他们认为自己一定会击败其他国家的那些劣等民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后，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将这些观念融入了政党的政治主张中。纳粹分子力图把自己与斯堪的纳维亚所谓的雅利安民族联系在一起。他们在1933年掌握政权之后，开始征讨现代“颓废”文化，用他们自己的雅利安文化观念系统地取而代之。这种雅利安文化是基于维京文化、古挪威神话、瓦格纳作品以及日耳曼农民文化基础上的。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党）的心目中，维京人金发碧眼，是清白谋生的典范。纳粹主义有一种非常极端的主张，即试图用古老的日耳曼诸神的异教思想，来取代基督教信仰。20世纪30年代，海泽比的考古发掘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沦为德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纳粹党人希望籍此强调与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紧密联系，但这种联系事实上是没有多少依据的。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右翼团体也吸取了类似的理念。挪威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5—1944年间，利用挪威西福尔郡的波尔公墓作为政治集会的背景：

我们在此相聚，因为这里安葬着将挪威统一成一个王国的人们。这些人将挪威的威名传遍了全世界。正是这些人，在俄罗斯建立了国家，并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大英帝国。

北欧新纳粹集团刻意宣扬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宗教信仰，并对一些维京遗址肆意妄断，特别是那些和民俗仪式有关的遗址，如旧乌普萨拉遗址。他们想籍此为自己的主张寻求理论上的合理合法性。

美国的赝品

对于许多现代北美居民而言，向欧洲寻根问祖已成为他们寻求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人已找到证据，表明他们的祖先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就已经从欧洲移居北美，一些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创造证据。

1879年，一名瑞典移民到达了明尼苏达州的道格拉斯县，定居在肯辛顿镇。1898年，他宣称自己在田间挖地时发现了一大块如尼石碑，高约0.8米，位于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树根下。铭文写道：

8名哥特人和22名挪威人出航，到文兰以西的海上探险。从此石碑向北经过一天的航行，我们来到两个多石的海湾附近扎营。一天，我们出去捕鱼，返回时，发现了10具血迹斑斑的尸体，死者都是我们的同伴。AVM〔6〕使我们避开了恶魔。我们离开这座岛屿有14天的时间，当时安排了专人值班担任警戒，看护舰船。1362年。

不久，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的著名如尼文字学家就宣布，这块如尼石碑是一件赝品，因为其文字记载毫无意义。不过，在1948—1953年间，此石碑作为一件珍贵的人工制品在史密森博物馆展出。到1950年，至少有24块如尼石刻的碑石被援引为挪威人在北美定居的证据。随后，肯辛顿的如尼石碑被证明是在19世纪末用一种在明尼苏达有售的凿子雕刻的，人们也找到了那位农民，他是一名业余如尼文字爱好者，藏有大量有关如尼文的书籍。但是，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如尼石刻博物馆，这件肯辛顿石碑仍作为获奖展品展出。

图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张征兵海报

所谓文兰地图的真实性则是一个更具争议的话题。1965年，耶鲁大学出版了这幅地图，并公开拍卖，据称拍卖价高达100万美元。这是一幅用钢笔和墨水在薄薄的羊皮纸上绘成的世界地图。所表现的旧大陆与中世纪的地图一致，并按习惯在大西洋中绘出了一些虚构的小岛。但它还包括了北大西洋上的两个大岛，一个为格陵兰岛，另一个标注为“文兰，由布亚尔尼和莱弗共同发现”。据推测，这幅地图是在德国或瑞士绘制的，很可能与1431—1449年的巴塞尔天主教会议有关。

事实上，这张地图也可能是一件赝品，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图中的格陵兰被绘成了一个岛屿，但到1902年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岛屿。其次，北大西洋东部是基于16世纪葡萄牙地图绘制的，而这些葡萄牙地图直到19世纪晚期才受到广泛注意。最后，芝加哥实验室对墨迹的检验结果显示，其中含有一种最早于1917年才开始使用的钛颜料。事实上，如今这种墨迹在地图上的残留日益减少。但是，像所有上佳赝品一样，文兰地图也不会善罢甘休。1986年，地图上的墨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再次被进行分析。检测结果为，墨水中仅含有微量的钛，墨水与羊皮纸出现的时间与早前所称的15世纪是吻合的。肯辛顿的如尼石刻和文兰地图的有趣现象表明，对于那些愿意相信它们的人们来说，科学证据不再重要，只具有从属地位。

图18　文兰地图。这是15世纪的一幅用钢笔和墨水绘制的世界地图，文兰之地标注在左上角。

正如在撰写历史过程中常出现的情形一样，这一切也都掺杂了政治情感。美国人一直在试图寻找能证明其祖先是欧洲人的证据，而早期的努力是以牺牲北美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人们无法接受当地伟大的建筑成就乃是野蛮文化的产物；而这种野蛮文化却几乎遭到了白种人的毁灭。所以，对于19世纪的殖民者来说，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说法是非常重要的。石结构建筑和墓冢被援引为维京人活动的证据，而不被认为是复杂精妙的古印第安文化或伊努伊特文化的杰作。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遗物仍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移民区域，但发现遗物的地带一再扩展，直到整个美国东部沿海地区。

如今所传达出的信息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具有欺骗性。尽管能够被确认的维京人遗址仅仅只有加拿大的兰斯梅多斯遗址（参见此处），但在2000年，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还是举办了一场以维京为主题的展览会，以纪念莱弗·埃里克松抵达美洲的历史性航行1,000周年。为配合这次展览还出版了一本书（菲茨休与沃德编撰，2000），并由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作序。这位前第一夫人指出，维京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和宗教活动；而挪威人在格陵兰消失则可能是环境治理不善的结果。该书的主编认为，在美洲的确缺乏维京人长期定居的证据，但他们指出（参见此处）：

也许，双方接触的最重要结果是使得美洲印第安人熟悉了欧洲人的习惯、行为和物品，这对他们日后的交往互动非常有帮助。

约维克、DNA与今天的维京人

在21世纪，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和北美洲，维京人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含有维京元素的书籍畅销、电视节目受欢迎，人们利用维京元素为商品作广告、吸引人们参观博物馆。当人们决定在约克建造一座新型博物馆时，其所选主题既不是罗马人，也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维京人。该博物馆于1984年开放，来约维克维京中心的游客在第一年就超过了80万，名列三大旅游景点之首。随后，约维克又斥资400万英镑对其加以整修，2001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宣布其重新开放，不久就迎来了第1,200万名游客。如今，游客们受邀回到过去，乘坐时光车，穿越10世纪的约维克，感受真实的维京时代。这里配备的背景声音系统、定向气雾喷雾器以及机器鸡，都可以为21世纪的游客提供真实的维京生活体验。

对于想寻求更为刺激的维京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昔日再现演剧团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它们在今天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北美洲迅速发展。这些演剧团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有些人特别注重形象细节，容不得服饰有任何年代错误；有些人只想找个合法的理由酣畅淋漓地打一架；有些人则是两种需求兼而有之。甚至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死亡拓荒者”的后裔也组建了一支维京演剧团。虽然部分演剧团最初都集中表现维京武士和强盗的形象，但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也在作出调整，现在他们也表现由商人、工匠和妇女儿童组成的维京群体。在不列颠，1971年成立的挪威电影和历史剧协会——“维京人”——是成立时间最长的再现黑暗时代的演剧团。他们定期出现在英格兰的文化遗址上，在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中临时出演战斗人员。协会成员被严格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如奴隶、半自由民、自由民和贵族。协会有成员600余人，其网址为www.vikingsonline.org.uk!

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还体现在金属测定上，这成了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另一种方式。在英格兰东部与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金属测定成为流行的喜好，并开始提供证据，证明当地曾为人口稠密的维京定居点。官方规划对各种考古遗物记录建档，并开始在公共领域（www.finds.org.uk）发布有关信息。无疑一些金属探测员是因为政府的财政资助而投入这项工作，有悖于考古工作者的精神；但也有许多人是因为对历史真正感兴趣而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的。

图19　约维克街景

还有些人相信，他们就是维京人，或者是维京人后裔。人们以为，确定维京基因是可行的。DNA研究误导了他们，提升了他们的期望。我不时收到信件和电子邮件，寄信者以为通过自己的头发颜色、家族姓氏或性格气质，就能证明他们是维京移居者的直系后裔。事实上，尽管我们可以通过DNA得出较有说服力的有关群体倾向性的结论，但我们很难得出任何关于个体的结论。从头发颜色或颅骨形状辨认维京人的方法更不可靠，因为人的体格特征只不过是基因的近似值，尽管血型可以提供与DNA检测较为接近的结果，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001年，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一项基因调查，从许多地方采集人类DNA样本。他们主要选取小城镇，被测试者需要将其男性谱系向前追溯两代人，而且这两代人仍与其生活在同一乡村。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后来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且假定从1066年诺曼入侵到20世纪之间人口流动的范围并不大。该调查研究关注的是只有男性才携带的Y染色体。在现代挪威采集的样本代表挪威的维京人，从丹麦采集的样本则代表丹麦的维京人。检测结果令人失望，但也不足为怪。在历史的长河中，英格兰东部屡屡遭受来自大陆毗邻地区的侵略。仅仅一部分的移民有史可稽，而大多数史前时期的移民并无文献记载。在英格兰，调查组在辨别撒克逊人与丹麦入侵者的DNA时遇到困难。苏格兰沿海岛屿提供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生活最确凿的证据。在北部诸岛和西部诸岛，以及苏格兰内地遥远北部地区，发现了挪威人的基因特征。在设得兰和奥克尼，60％的男性拥有挪威人的DNA。不过，要在现代居民中建立DNA的传播年谱是极其困难的。其他研究成果还发现，中央湖区与德比郡东北部的现代人的DNA与周边地区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与丹麦人的DNA更接近。

人们也试图研究出土遗骸的DNA，不过这类DNA受污染的几率很高。的确，最近一项检测的结果似乎表明，出自雷普顿的维京武士来自于非洲！虽然检测技术不断改良，但目前它们或许仍不可靠。牙齿的氧和锶同位素分析似乎更有前景。简单地说，我们饮用的水决定了我们是谁，孩提时代饮用水的化学成分会保留在牙齿里。（包括挪威在内的）部分地区地质环境独特，由此可以测定出当地饮用水的特征，并通过这种方式，将那些曾生长在此地的人确认出来，如那位来自阿迪克勒斯特里特的挪威妇女（参见此处）。

然而，我们在谈及“维京血统”或“维京基因”时，要避免将种族与民族文化特色混为一谈。基因并不决定我们所操的语言和所穿戴的衣饰，而文化因素同DNA一样，是决定我们是谁的重要因素。我们也深刻意识到，基于生物种族而形成的观念是很危险的。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已采用“民族”一词来表达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认同。

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有一句名言：“每个时代都会拥有其巨石阵〔7〕”。其意思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巨石阵成为德鲁伊特神殿、飞碟着陆点，或者天文日历。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维京人的故事。根据我们的期望，维京人由高尚的野蛮人、劫掠者和盗匪，变为强奸犯、和平交易者、企业家、探险家、早期民主人士，或者宜家的销售员工。这本小书试图结合新近的考古研究成果，来追寻这支在9—11世纪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的重要信息及其扩张的轨迹，这些扩张活动将他们与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体系连接起来。笔者考察了维京这个术语在他们身上的演化过程，以及自冰岛萨迦到21世纪独具吸引力的文化遗产，他们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塑。

我们会在不同场合遇到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他们所表现的维京人的特性会迥然不同，因而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加以修饰和限定。一名10世纪早期诺森伯里亚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可能仍然保留着挪威人的口音，但已经引入了不少英语。当他步入日益兴隆的约维克的城区市场时，他将看到新的酒窖和木屋店铺，与昔日的盎格鲁－撒克逊房屋或丹麦房屋有所不同。他可以在约维克为他的英格兰新娘购买新胸针，这种饰品融合了两种时尚元素，既不同于其母亲佩戴的式样，也不同于家乡妇女所佩戴的式样。当他去世时，如果家境殷实，他可以指望在其墓前竖立一座石碑，既不同于其父之墓，也不同于英格兰人之墓。如果说维京人的研究对我们而言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那就是民族文化特色这一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更加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阐明新特色形成的情境及表现方式；不仅对维京人的研究如此，对所有社会的研究都是如此。

注释

〔1〕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2〕湖区（Lake Discrict），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风景区，包括坎布里亚山脉和大约15个湖。

〔3〕《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亦译作《英雄与英雄崇拜》。在该书中，卡莱尔将人类自古以来的各种英雄归纳为6种类型，奥丁就是第一类即“神话型英雄”的代表。

〔4〕1066年，以诺曼底公爵威廉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出兵征服英国，并对其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在英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

〔5〕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

〔6〕AVM，即Ave Maria，“万福玛丽亚”，为基督教的祈祷文。

〔7〕巨石阵（Stonehenge），又称索尔兹伯里石环、史前石桌、斯通亨治石栏等，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主体由几十块巨大的石柱组成，约建于公元前4000—前2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自发现以来，人们对其建筑过程和作用有过多种推测。

大事年表

他们是横行北大西洋海域的劫掠者；是四处寻找宝藏的探险家；是心灵手巧的手工业者；是不畏艰险的商人……不同的背景下，“北欧海盗”有着不同的身份。到底何为真实的历史？

朱利安·D．理查兹教授借助近代考古发现，结合现代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全面地考察了维京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北欧海盗”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