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两通电话和一场葬礼

母亲的小遗产

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兔子与小鸡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婚礼靓照

老破车

绿缎胸罩

圣诞节礼物

软绵绵软耷耷

胁迫之下

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

黄色橡胶手套

小型便携式复印机

在精神病医生的座椅里

我妈妈戴了顶帽子

黛女士与劳斯莱斯

婴儿监控器

红色犁具厂

心理学家是个骗子

那位女士失踪了

模范公民

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

神秘男人

人类精神的胜利

全都会被改造

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航空式金丝边眼镜

最后的晚餐

两段旅程

我向太阳敬礼

鸣谢

乌克兰拖拉机史

[英] 玛卡琳·柳薇卡 著

邵文实 译

中信出版社

两通电话和一场葬礼

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父亲与一位离过婚的妖艳迷人的乌克兰金发女郎坠入爱河。他时年八十四岁，而她三十六岁。她就像枚毛茸茸的粉红色手榴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

这一切都始于一通电话。

我父亲那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声音通过噼啪作响的电流一路传了过来。“好消息，娜杰日达。我要结婚了！”

我记得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子就大了。老天爷，这是在开玩笑吧！天啊，他疯了！天啊，你个蠢老头儿！我可没把这些念头说出口。“哦，这真不错，爸爸。”我说。

“是啊，是啊。她要带着儿子从乌克兰来。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Ternopil）。”

乌克兰！他叹息着，呼吸着记忆中那收割后的干草和盛开的樱桃花所散发的袭袭香气。可我分明嗅到一股来自新俄国的经过人工合成的怪味道。

她名叫瓦伦蒂娜，他告诉我。可她更像维纳斯。“波提切利的出水的维纳斯。金色的头发，迷人的眼睛，上等的乳房。你是不看不知道啊。”

长大成人的我是心胸宽广的。多甜蜜啊——这最后的迟放的爱的花朵。可身为女儿的我怒火中烧。好你个叛徒！你个好色的老畜牲！我妈去世才不过区区两年。我义愤填膺，却又难忍好奇。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她——这个僭越了我母亲地位的婆娘。

“她听上去很棒啊。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她？”

“结婚以后你就见着了。”

“我觉得如果我能先见见她会更好些，你说呢？”

“你见她做什么？又不是你要娶她。”（他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可他以为自己能够侥幸脱逃。）

“可是，爸爸，你真的认认真真地想过此事吗？事情似乎太突然了。我是说，她一定比你小不少。”

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以免流露出任何不赞同的讯息，就像一位老于世故的成年人在与一个爱调皮捣蛋的小顽童打交道。

“三十六岁。她三十六岁，我八十四岁。那又怎样？”（他发的是“咋样”的音。）

他的声音里有申斥的味道。他已经预感到我会提这个问题。

“这个，年龄差异真是不小啊……”

“娜杰日达，我绝想不到你会如此庸俗。”（他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俗！）

“不，不是的。”他让我奋起自卫，“只是……可能会有问题啊。”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爸爸说。他已经预见到了所有的问题。他已经认识她三个月了。她在塞尔比（Selby）有位叔叔，她已经通过旅游签证前来探亲。她想在西方为自己和儿子创造新生活，一种美好的生活：工作清闲，薪水优厚，汽车拉风——绝非拉达或斯柯达——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得是牛津剑桥，其他一概不考虑。顺便说一下，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她有药剂学的文凭。她会轻而易举地在这里找到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一旦她学会了英语的话。在此期间，他帮她学英语，她则收拾屋子并照顾他。她坐在他的膝头上，听任他抚弄她的乳房。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我没听错吧？她坐在我父亲的膝头上，而他在抚弄她那上等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

“哦，那个……”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不颤抖，却止不住地怒火中烧。“……生活中真是惊喜连连。我希望这对你有好处。可是，瞧啊，爸爸，（实话实说的时间到了。）我能明白你为什么想娶她。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她为什么想嫁给你？”

“得，得。是啊，是啊，我知道。护照。签证。工作许可。那又咋样？”哇里哇啦的争辩的口气。

他已经把一切都算计好了。当他越来越老、越来越虚弱时，她会照顾他。他会为她遮风挡雨，在她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之前，会把自己微薄的养老金分给她用。她的儿子——顺便说一句，他可是个出类拔萃的有天分的孩子——天才——会弹钢琴——将接受良好的英国教育。到了晚上，他们将一块儿谈论艺术、文学、哲学。她是个有文化的女人，不是唠唠叨叨的农村婆娘。他已经探出了她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顺便说一句，她在所有方面都与他意见一致。她，像他一样，欣赏结构主义艺术，厌恶新古典主义。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是婚姻的重要基础。

“但是，爸爸，难道你不觉得她嫁个跟她年龄相仿的人对她会更好些？有关部门会意识到这是移民婚姻。他们可不蠢啊。”

“唔。”

“她可能依然会被遣送回国的。”

“唔。”

他不曾想过此事。这让他放慢了步伐，但并没有让他停下前行的脚步。你瞧，他解释说，他是她最后的希望，她逃脱迫害、贫困和卖淫的唯一机会。乌克兰的生活对她这样一位娇嫩优雅的精灵来说太残酷了。他一直在读报，报上的消息令人齿寒。没有面包，没有厕纸，没有糖，没有下水道，没有正直的公众生活，偶尔才会有电。他怎么能坐视一个可爱的女人忍受这一切而不管？他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地掉头走开？

“你一定得明白，娜杰日达，我是她唯一的救星！”

这是真的。他试过了。他已经倾尽全力。在他忽然想到亲自娶她之前，他把周围的人全都搜索了一番，想为她找个如意郎君。他接触过斯特帕南哥夫妇，这老两口都是乌克兰人，他们的独苗儿子至今还养在家中。他接触过格林威先生，他是个鳏夫，住在村子里，他的儿子尚未娶亲，时不时地去探望他。（顺便说一句，他属于敏感型。是个工程师。不是寻常之辈。与瓦伦蒂娜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两家人都一口回绝了：他们都太小心眼了。他就这样对人家说了，用的是斩钉截铁的口吻。现在，无论是斯特帕南哥夫妇还是格林威先生都再也不搭理他了。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乌克兰社区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他们同样都是小心眼儿。他们不曾留意她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他们只纠结于过去，乌克兰民族主义，Banderivtsi。她是个思想解放的摩登女郎。他们四处散布有关她的下流谣言。他们说她卖了她母亲的山羊和母牛去买化妆品，整天涂脂抹粉，一心想勾搭西方男人。他们全都在胡说八道。她母亲只养过鸡和猪——从未养过山羊和母牛。这只会证明这些闲言碎语是多么愚蠢。

他咳嗽起来，在电话那头喀喀作响。他为此事与所有朋友都闹翻了。如果需要，他也会同自己的女儿们断绝往来。他将孤独地与全世界作战——孤独地，只有那个美妇人站在他的身边。他的言语几乎无法传达他的崇高思想带给他的激动。

“可是，爸爸……”

“还有一件事，娜迪娅。别告诉薇拉。”

此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自打在母亲的葬礼上与我姐姐吵过一架后，我已经两年没同她说过话了。

唉，到底该怎么办？就让他去自讨苦吃吧。

***

也许事情在那通电话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它始于两年前，在那个他现在就坐于其中的房间里，我母亲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而他则因悲伤而变得精神恍惚，在房子里四处徘徊。

窗户打开着，微风吹过飘拂的半刺绣的亚麻窗帘，带来前院里薰衣草的芳香。窗外有鸟儿的啼鸣、街上行人的声响，邻家女孩与男友正在家门口调情。在暗淡、干净的房屋中，我母亲拼命地喘着粗气，一小时又一小时，她的生命就这样在悄悄流逝。我给她喂了一匙吗啡。

这里有死亡的橡胶装备——护士的乳胶手套，床上的防水床单，纯橡胶拖鞋，一盒甘油栓剂像黄金子弹似的熠熠生辉，带有多功能盖子和橡胶足尖的便桶，那里面如今盛满了一种漂浮不定的发绿液体。

“你还记得吗……？”我讲述着她和我们童年时代的故事，一遍又一遍。

她的眼中闪出微弱的光芒。在一次清醒时，她把手放在我手里，嘱托我说：“照顾可怜的科尔亚。”

她晚上死去时，他在她身边。我还记得他痛苦的号啕：“还有我！还有我！把我也带走！”他的声音滞重，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他的四肢僵硬，像是被一阵痉挛所窒息。

早晨，在她的尸体被抬走后，他一脸茫然地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显得失魂落魄。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知道吗，娜杰日达，毕达哥拉斯原理除了数学论证外，还有种几何学论证。瞧它多美啊。”

他在一张纸上画着些直线和三角，把它们用小符号连接起来，一面嘴里咕哝着，一面解着方程式。

他完全丧失理智了，我想。可怜的科尔亚。

***

在母亲临死前的几个星期，她忧心忡忡地斜倚在医院的枕头上。她身上插着些导线，导线的另一端连着个监视器，这东西记录着她可怜的心跳情况。她牢骚满腹地抱怨着多人病房的状况：仅用粗糙的花帘子围起来的私人空间，不时传来的哮喘声、咳嗽声和老男人的呼噜声。年轻的男护士走上前来，在她萎缩了的乳房上放置导线，让它们不经意地暴露在病号服外。他的手指短而粗，漠然无情，她在他的手指下畏缩着。她只是个生病的老女人。谁会在乎她的想法？

终止生命比你想象的要难，她说。在你能宁静地离开前，还有那么多事要考虑。科尔亚——谁来照料他呢？她的两个女儿不行——她们聪明伶俐，可总是争吵不休。她们将来会怎样呢？她们会寻找到幸福吗？那些一表人材却最终一无所成的男人们会为她们的生活埋单吗？三个外孙女儿——那么漂亮可爱，都还没有丈夫。虽说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解决，可她的精力却越来越不济了。

母亲在医院里立下了遗嘱，当时我和姐姐薇拉都站在她床边，因为我们谁也不信任谁。她颤抖着一笔一画地写下遗嘱，两个护士充当了证人。多年来，她是那么强壮有力，现在却变得虚弱不堪。她又老又病，但她的遗产，她一生的积蓄，却在合作银行里生命旺健地脉动不已。

有一件事情她十分肯定——遗产没有爸爸的份。

“可怜的科尔亚，他缺乏理智。他有太多的疯狂想法。最好是你们俩对半分。”

她用自创的语言说话——乌克兰语中夹杂着少量这样的词汇，如手握搅拌器、吊袜腰带、绿指桌之类。

当医院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她再也无能为力时，他们决定让她出院，好让她听其自然地死在自己家中。最后一个月里，我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我周末前去探望。就在最后那个月的某个时间，乘我不在之机，我姐姐拟了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外孙女（也就是我女儿安娜，她女儿爱丽丝和亚历山德拉）之间平均分配，而非在我姐姐和我之间分配。我母亲签了字，两位邻居充当了证人。

“别担心，”我在母亲闭眼前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悲伤，我们会想你，但我们都会没事的。”

但我们并非没事。

***

母亲被埋在村里的教堂的墓园里，那是块新开辟出的地方，紧邻旷野。她的坟墓位于一排干净整洁的坟墓的最后一座。

三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外孙女儿：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将玫瑰花掷入坟茔，然后又撒入一抔抔泥土。尼古拉，被关节炎折磨得佝偻着身子，黄馘槁项，两眼空洞，倚着我丈夫的胳膊，一副欲哭无泪的哀伤模样。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信仰和希望，也就是我姐姐和我，则准备为我母亲的遗嘱争他个你死我活。

当参加葬礼的宾客们回到屋中，就着冷点心垫肚，喝下乌克兰烈酒Samohonka，变得醉眼朦胧之时，我和姐姐则在厨房里相互横眉冷对。她身上穿的黑色丝绸编织套装购自肯辛顿某家专营二手服装的精明谨慎的沽衣小店。她的鞋子上有几个小金环，Gucci的手提包上有个小金搭扣，脖子上则挂着一条精致的金项链。我则穿着从救济商店淘来的混搭黑衣。薇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副鸡蛋里挑骨头的模样。

“没错，一副农民打扮。我看。”

我四十七岁，大学讲师，但我姐姐的声音立即将我变回长着个怪鼻头的四岁女孩。

“农民有什么不好。咱妈就是农民。”四岁女孩顶嘴道。

“没错。”大姐头说。她点燃一支烟。烟雾盈盈袅袅地盘旋上升。

她弯腰将打火机放入Gucci包中，我瞥见她脖子里的金链上挂着个盒式小坠子，坠子塞在她的套装翻领里面。它看上去式样陈旧，古色古香，与薇拉的时装很不搭调。我瞪大了眼睛。眼泪溢出我的眼眶。

“你戴着妈的坠子。”

那是母亲从乌克兰带来的唯一珍宝，小得足以藏在裙子的褶边里。那是她父亲在婚礼上送给她母亲的礼物。在小盒坠里，他俩的照片依稀地笑望着彼此。

薇拉同样盯牢了我。

“这是她给我的。（我无法相信。母亲知道我爱这个盒坠，我对它觊觎已久，没什么东西比它更让我动心的了。薇拉肯定是偷来的。绝没有别的解释。）现在，对遗嘱你到底有什么意见？”

“我只想让事情公平些，”我啜泣道，“这有什么错？”

“娜杰日达，你从救济商店光淘衣服就够了，难不成你的想法也是从那里淘来的？”

“你霸占了那只小盒坠。你强迫她签了那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外孙女之间平分，而不是在两个女儿之间平分。这样，你和你家里人就得到了双份。贪得无厌。”

“你当真的啊，娜杰日达。你这样想，真让我大吃一惊。”大姐头精心修剪过的眉毛颤抖着。

“跟我发现了事实真相时相比，你的惊讶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怪鼻头有气无力地哭诉道。

“你当时并不在场，不是吗，我的小妹妹？你跑去干你的大事去了。拯救世界。追求事业。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你一贯如此。”

“你在她最后的日子里用你离婚的事不断地折磨她，还说你丈夫如何如何残酷无情。当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你却在她床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大姐头弹了弹香烟灰，夸张地叹了口气。

“你瞧，你们这代人的问题，娜杰日达，就是你们只浮于生活的表面。和平。爱情。劳工政权。这全是理想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你们能够承受得起不负责任这一奢侈品，因为你们从来看不到生活内部的黑暗。”

为何我姐姐那拖腔拖调的上流社会的语调让我如此义愤填膺？因为我知道那都是假的。我们挤过一张单人床，穿过院子去上厕所，用撕成方块的废报纸擦屁股，我了解这一切。她可骗不了我。但我也自有办法刺痛她。

“呵，让你烦扰的是黑暗的内心吗？你何不去做下心理辅导？”我建议道，巧妙地运用了我那最具专业性的“让我们明智点儿”的口气，我那“看我现在多么成熟”的口气，我常用这种口气来对付我老爸。

“请你别用你那种社会工作者的口气跟我说话，娜杰日达。”

“接受精神治疗。与黑暗的内心作斗争，将它驱赶到光天化日之下，免得它到头来把你吞噬掉。”（我知道这会让她恼羞成怒。）

“辅导。治疗。让我们大家都来谈谈自己的问题。让我们大家彼此互相拥抱，从而感觉更加良好。让我们来帮助弱势群体。让我们将所有的钱都捐给正在忍饥挨饿的孩子们。”

她恶狠狠地咬了口夹鱼子的烤面包。一滴橄榄油飞溅到了地板上。

“薇拉，你正在经历丧亲之痛和离婚之苦。难怪你感到这么大的压力。你需要些帮助。”

“那全都是在自欺欺人。说什么在社会的下层，人们生活艰难，地位卑下，无依无靠。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鄙视社会工作者。”

“我可以想象。不过，薇拉，我可不是社会工作者。”

我父亲也是怒气冲冲。他把我母亲的死归咎于医生、我姐姐、扎德查克夫妇，还有割了我家屋后的长草的男人。有时，他则责怪他自己。他漫无目的地到处晃悠，嘴里一面嘟囔抱怨个不停：假如不是这个，假如不是那个，我的米罗契卡就不会死。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小家庭，长久以来都是依靠我母亲的爱和甜菜根汤才凝聚起来的，现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父亲独自住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靠罐头食品过活，把看报纸当饭吃，仿佛这样惩罚自己就能让她活过来似的。他不会来与我们一起住。

有时我会去探望他。我喜欢坐在埋葬着我母亲的墓园中。墓碑上刻着：

柳德米拉·马耶夫斯基

1912年生于乌克兰

尼古拉挚爱的妻子

薇拉与娜杰日达的母亲

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的祖母

石匠在把所有这些字都刻在墓碑上时着实费了番周折。墓园里有棵樱桃树正在开花，树下有条木凳，木凳面向着一块方正干净的草地，草地的一半变成了新辟的坟地，一道由山楂树构成的篱笆将草地与一块麦田分隔开来，麦田之外还有麦田、土豆田、油菜田，一望无垠，直至天际。我母亲来自大草原，这开阔的地平线让她觉得轻松自在。乌克兰国旗由两种颜色的长方形构成：上蓝下黄——黄色代表玉米田，蓝色代表天空。这辽阔平坦、单调普通的干沼泽地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只是天很少像她的故乡那么蓝。

我想念母亲，但我的悲伤正开始渐渐平复。我还有丈夫和女儿，还有位于别处的生活。

我父亲悄然地徘徊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的房子周围。这是座小而难看的现代房屋，石子墙面，一侧有间水泥预制板构建的车库。屋子的三面都是花园，我母亲在花园里种植玫瑰、薰衣草、丁香、耧斗菜、罂粟、三色堇、铁线莲（“杰克曼二世”与“里昂村庄”两个品种）、金鱼草、委陵菜、桂足香、猫薄荷、勿忘我、芍药、南庭芥、姬唐蒲菖、风铃草、岩蔷薇、迷迭香、鸢尾花、百合花，还有一种开着成串的紫色花朵的紫藤，它们挤挤挨挨地种在一起，仿佛植物园里的插枝。

花园里有两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三棵李子树、一棵樱桃树和一棵柑橘树，其中柑橘树芳香袭人的黄色果实在村子里最近二十年来的展览中获奖无数。在后院，在花圃和草坪之外，有三块蔬菜地，我母亲在那里种了土豆、洋葱、花豆、蚕豆、豌豆、甜玉米、西葫芦、胡萝卜、大蒜、芦笋、莴苣、菠菜、卷心菜和芽甘蓝。在蔬菜与蔬菜之间，长着野生的小茴香和欧芹。在菜地的一边是块浆果植物区，种着木莓、草莓、罗甘莓、红醋栗和黑醋栗，还有一棵樱桃树，它们都被圈在我父亲编的网中，目的是不让那些肥肥胖胖、贪嘴偷吃的鸟儿们来啄食。但还是有些草莓和木莓逃出了大网，在鲜花盛开的地界上繁衍生息。

院子里有座温室，里面有株茂密繁盛的紫葡萄树，葡萄树下是一垄垄的西红柿和柿子椒。温室后面有一个积雨桶、两个盆栽棚、一堆混合肥料和一堆让村人眼红不已的粪肥。那是堆营养丰富、疏松易碎、发酵充分的牛粪，是另一位乌克兰园丁送的礼物。我母亲把这堆肥称为“黑巧克力”。“来啊，我亲爱的小东西，”她会对着西葫芦低声耳语道，“来点黑巧克力吧。”西葫芦们一顿狼吞虎咽，然后长啊长啊，长个不停。

每当我父亲走出屋子，来到花园时，他总会看到我母亲的身影，她正弯腰侍弄着西葫芦，伸手去绑红花菜豆，那身影透过温室的玻璃若隐若现。有时，他会听到她在呼唤他，声音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回荡着，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而每当他想起来她根本就不在那里时，伤口就会再次迸裂开来。

***

第一通电话的几天后，我接到了第二通电话。

“告诉我，娜杰日达，你觉得一个八十四岁的男人还能生小孩吗？”

看到他是怎样开门见山的了吧？他一贯如此。不跟你闲聊天，不说“你好吗？迈克和安娜都好吧？”不跟你拉呱天气如何如何。每当他纠结于什么了不起的大主意时，没什么琐碎无聊的事情能让他耽搁片刻。

“这个嘛，我不能肯定……”

他为何要问我？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不想让这突如其来的感情刺激将我拖回那些怪鼻头的日子里，那个时候，父亲还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的批评反对还会轻而易举地让我受到伤害。

“假如能的话，娜杰日达，”不等我挖好防御工事，他已喋喋不休地说了下去，“你觉得孩子智力不健全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呀，爸爸，（停顿一下，深呼吸，让语气听上去兴高采烈和通情达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女人的年龄有多大。女人的年龄越大，孩子患唐氏综合征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种学习能力欠缺的疾病——俗称先天痴呆症。”

“唔，（他不喜欢这病的发音。）唔。但也许这是个机会，我们应该抓住。你看，我正琢磨着，假如她是英国公民的母亲，加上又是英国公民的妻子，他们肯定就不能将她驱逐出境……”

“爸爸，我认为你不应该匆匆忙忙地……”

“因为英国司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它兼具历史的命数和负重，人们也许会说……”

他一向跟我说英语，怪腔怪调，又文绉绉，但相当实用。工程师的英语。我母亲对我说乌克兰语，柔声细语，急缓高低的元音交替变化无穷。母语。

“爸爸，别说了，想想吧。你难道真想这样干啊？”

“唔。我想干什么？（他的发音是‘我想干啥’。）当然生个这样的孩子不会那么简单。技术上讲，也许有可能……”

我父亲与这娘们性交的念头让我大倒胃口。

“……困难的是，液压升降机的功能不再那么健全了。但也许与瓦伦蒂娜……”

他津津乐道的生殖场景真让我受不了。就像是在说，从各个角度看看，试试大小。“……你怎么想？”

“爸爸，我不知道要想什么。”

我只想让他住嘴。

“是啊，与瓦伦蒂娜一起也许有这可能……”

他的声音变得虚幻起来。他在想自己怎么给这个孩子当父亲——应该是个男孩。他要教他如何用第一定律证明毕达哥拉斯原理，如何欣赏结构主义艺术。他要同他讨论拖拉机。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智力上低人一等，却又不像女人应该的那样娇媚柔弱，充满女人味儿，而是两只声音刺耳、顽固任性、举止失礼的动物。这对男人来说是多么不幸啊。他从来不曾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望。

“我想，爸爸，在你匆忙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你应该听取一下法律上的建议。也许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你想让我跟律师谈谈吗？”

“得，得。（行，行。）你最好与剑桥的律师谈。他们与各个种类的外国人都打过交道。他们一定对移民事宜有所了解。”

他对人持有一种分类学的态度。他没有种族的概念。

“Ok，爸爸。我试着找找，看有没有移民方面的专职律师。在我给你回话前，千万别轻举妄动。”

***

律师是个年轻人，来自一家内地城市事务所，精通自己的业务。他写道：

如果你父亲结婚，那么他就必须向内政部提出妻子的居留申请。为了获得批准，她得申明以下几点：

1.婚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确保她进入或留居英国。

2.他们已经见过面。

3.他们打算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永久生活在一起。

4.他们能够在不申请公共基金的情况下独立生活，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主要问题是由于年龄上的悬殊差异，由于婚姻是在她即将离开英国之前缔结，内政部（或是大使馆，假如她在离开英国后提出申请的话）有可能相信，此次婚姻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移民。

我将这封信转发给了我父亲。

律师还告诉我，如果婚姻持续五年以上，或者有个婚生孩子，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我没对父亲提起这事。

母亲的小遗产

我母亲在楼梯下有个储藏室，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食物：一听听的鱼、肉、西红柿、水果、蔬菜和布丁罐头，一袋袋的糖（砂糖、细砂糖、冰糖、红糖），面粉（普通粉、自发粉、全麦粉），米（布丁米和长颗粒米），通心粉（普通通心粉、短而卷曲的通心粉、细面通心粉），小扁豆，荞麦粉，干豌豆，燕麦，一瓶瓶的油（菜籽油、葵花油和橄榄油），腌菜（西红柿、黄瓜、甜菜根），一盒盒的麦片（主要是小麦片），一箱箱的饼干（主要是巧克力消化饼干）和一板板的巧克力。在地板上，瓶子里和坛子里的是一加仑一加仑黏稠的淡紫色液体，它们用李子、红糖和蒜瓣制成，仅仅一杯就足以让最资深的老酒鬼（这在乌克兰社区里大有人在）昏睡达三个小时。

楼上床底下的滑轮箱里贮存着蜜饯（主要是李子）和成罐的自制果酱（李子、草莓、木莓、黑醋栗和柑橘的各种混合物）。在种植棚和车库里，用硬纸板制成的水果箱里装满了最新采摘的苹果，品种有布拉姆莱斯、巴斯美人和格雷威斯等，全都用报纸独立包裹，散发出芬芳的果香味儿。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的表皮会泛白，果肉会皱缩，但用来做薄皮苹果卷和布林饼还是很不错（被风吹落的果子和有损伤的果子在它们落下时就被挑出、切碎并煨炖了）。一网袋一网袋的胡萝卜和土豆连同上面的泥土一起贮藏着，一捆捆的洋葱和大蒜悬挂在外屋的阴凉处。

当我父母于1979年购买了一台冰柜后，没过多久，里面就摞满了用塑料冰激凌桶装着的豌豆、蚕豆、芦笋和浆果，每个桶上都贴着标签，标明日期，并定时循环。就连小茴香和欧芹都用塑料纸卷成小捆贮藏备用，这样在一年中的无论什么季节，都不会再有匮乏之虞。

每当我对这些储备物资大加嘲笑，说它们足够供养一支军队时，她就会冲我摆摆手指说：

“这是为了以防你的托尼·本[1]成为执政者。”

我母亲了解意识形态，她也了解饥饿。在她二十一岁时，斯大林发现可以把饥荒当作政治武器来对付乌克兰富农。她知道——此种知识在她在英国生活的五十年里从未被忘记，而且又从她身上渗透到了她孩子的心中——她确定无疑地知道，在乐购超市和消费合作社堆得高高的货架和存得满满的柜台后，饥饿依然在游荡徘徊，它撑着骷髅的身躯，睁着空洞的眼睛，伺机而动，一旦你放松警惕，就将你摄入囊中。它会伺机抓住你，把你推上火车或大卡车，或是推进四处奔逃的人群中，将你送上另一次旅途，那旅途的终点通常总是死亡。

战胜饥饿的唯一方法是贮存和积蓄，这样就总有东西可以让你吃喝，有些小东小西来打点贿赂它。我母亲拥有着非比常人的节俭的激情和门道。她为了买袋糖，会沿着商业街走上半英里，就为了能便宜一个便士。她从来不买自己能动手做的东西。我姐姐和我都曾因穿着用买来的零布头自己缝制的裙子而觉得羞惭不已。我们渴望吃垃圾食品和白切片面包，却被迫忍受传统食谱和自制面包。她没法自己做的东西，就只准买二手货。鞋子、外套、家居用品——总是别人先拥有过它们，他们先选择了它们，使用过它们，然后再丢弃它们。假如你不得不买新东西，那东西必得是用最便宜的价格能买到的，最好是减价的或特价的。水果是快变质的，罐头是有凹痕的，式样是过时的，是去年的风格。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会妄自尊大，我们不是那种傻头傻脑的人，将钱浪费在表面文章上，母亲说，因为每个有教养的人都知道，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是唐卡斯特（Doncaster）一家拖拉机厂的绘图员，每天都去上班。他挣工资，购买其他有工作的男人都会买的东西——新衣服（那件衬衣怎么了？我可以补补嘛），照相机（谁需要照相机？），电唱机和黑胶唱片（真是挥霍无度！），书籍（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好书），DIY工具（为了在家里制作些疯狂的东西），家具（在消费合作社用更便宜的价钱能买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新摩托车（开起来像个疯子）。每周他会给母亲一笔固定的、不能说吝啬的钱以供家用，然后花掉剩下的部分。

于是，经过五十年的节俭、储藏、焙烤和制作，母亲从父亲每周给她的钱中积下了一笔几千元的小存款。这是她刺向饥饿之眼的武器，是她在黑夜里聊以自慰的安全感，是她留给孩子们的安全的礼物，以防饥饿竟致找上我们。可是，当一份礼物变成一个诅咒时该怎么办呢？因为，让我们惭愧的是，我姐姐和我为了如何分配她这笔小小的遗产而吵得不可开交。

经过在葬礼上的暂且隐忍之后，姐姐和我用充满怨恨的信件彼此狂轰滥炸，在电话里恶言相向，毒液横飞。事情一旦开始，就再无停歇之时。

***

有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当时安娜已经上床，迈克不在家。她想让我与她共同签名，以便能取出些钱来帮她的一个女儿买公寓。我让电话铃响了九下才拿起听筒，因为我知道是她的电话。别理它！别理它！一个理智的声音在我脑海里说。但最终我还是拿起了电话，于是我们以前从未说过的伤感情的话喷涌而出。而话一旦出了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你对她连哄带骗，让她签了那份附议文件，薇拉。你偷了她的小盒坠。（这真是我吗？这个对姐姐如此恶言相向的人？）妈妈对我们俩爱得一样深。她想让我们分享她的身后之物。”

“现在的你真是荒谬可笑。”她的声音像破裂的冰块一样尖厉刺耳，“她只能把盒坠给我们中的一个。她把它给了我。因为在她需要我时，我就陪在她身边。每当她需要我时，我总会在那里。而你呢——她最喜欢的，亲爱的小家伙——你最终还是辜负了她。（哎哟！她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她的小妹妹？）正如我预料中的一样。”

我俩都认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的外交哲学。

“妈妈爱我。她怕你，薇拉。是的，我们全都怕你——你的尖酸刻薄，你的喜怒无常。多年来你对我颐指气使。可是你再也不能对我这么做了。”

说出这样的话来本该让我觉得自己变得成熟老练了，可是并没有。它让我觉得自己又变回到了四岁。

“面对问题时你总是逃之夭夭，你一生都在这样做，娜杰日达。玩弄政治，玩弄你那些可悲的小把戏，假扮聪明，妄想凭一己之力把世界拉入正道，而别人则在脚踏实地地从事着真正的艰苦工作。你就会往后一靠，把一切都留给我来担当。”

“你就会破门而入，不劳而获。”

“总得有人负起责任来，但显然那不会是你。你没有时间来照顾妈妈。噢，不，你太忙于你的那些丰功伟绩了。”

（砰！她击中了要害。我没有丢下一切赶到母亲身边，这种内疚感已将我吞噬殆尽。现在，她迫使我处于守势，但我得以攻为守，迎头痛击。）

“啧啧，听听你说的，你这个一生连一天班都没上过的人！只知道伸手向老公要钱。（嘭！我来了一记低拳。）我一向都不得不自力更生。我重责任，重承诺。妈妈她明白。她老人家知道什么是艰苦工作。”

“那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作——不是你这种涕泪横流娇喘吁吁浪费时间空想改良的胡说胡闹。种菜也比这有用些。”

“你不明白什么是工作，对吧，薇拉？大佬迪克过去总在你身边，他腰缠万贯，拥有在一定时期内按预定价格买卖股票的特权，每年的红利不少，会玩些聪明的小把戏，会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然后，当一切开始变糟时，你就试图榨干他的每一个便士。妈妈总是说她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你对他太卑鄙了。（哈！我得分了。）这是你自己妈说的话，薇拉！”

“她不知道我遭的是什么罪。”

“她知道你遭的是什么罪。”

电话因我们的怒火而嘶嘶啦啦地噼啪作响。

“你的问题是，娜杰日达，你满脑子装的都是些胡说八道，所以你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

“我四十七岁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薇拉。我了解这个世界。我只是在从不同的角度看它。”

“四十七岁也没什么不同。你还是个小毛孩。你永远都长不大。你总是想当然地占有一切。”

“我也知回报。我工作。我努力为大众谋幸福。比你做过的多多了。”那个四岁小毛孩子又尖声尖气地哭诉起来。

“哎呀，我的老天啊！努力为大众谋幸福！你可真崇高！”

“那看看你呀，薇拉——你只知道营私自肥，损人利己。”

“我不得不学着为自己而战。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姑娘们。你不知道什么是艰难困苦，当然容易高高在上。一旦你落入陷阱，你就得为寻找出路而战。”

（唉，求你了！她还要继续那些战争时期的老生常谈！为什么她就不能忘了它呢？）

“什么样的陷阱？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那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看看现在的你吧！充满仇恨，扭曲变态，就像条患了黄疸病的蛇。（这时，我拾起了社会工作者的口气。）你需要学着忘掉过去。”

“别给我来这一套新时代嬉皮士的胡说八道。让我们只谈现实问题吧。”

“我宁愿把钱捐给乐施会，薇拉，也不愿你的敲诈勒索得逞。”

“乐施会。多么可悲啊！”

于是母亲的那笔小遗产就留在了银行里，在那之后，我和姐姐两年都没再说过话，直到一个共同的敌人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

[1]托尼·本（Tony Benn，1925-），英国劳工党政客，“停止战争联盟”主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是英国政界声名卓著的左翼领袖人物。———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那么你收到律师的信了吧，爸爸？”

“唔。收到了。收到了。”

他显然没有心情闲聊。

“那你怎么想的？”

“啊，这个么……”他咳嗽起来。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自然。他不喜欢在电话上交谈，“这个，我已经把它给瓦伦蒂娜看过了。”

“那她说什么了？”

“她说什么？那个……”又是一阵咳嗽声，“她说法律不可能把一个男人同他的妻子分开。”

“但是难道你没读律师的信吗？”

“读了。没有。不过，她还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她所相信的。”

“可是她所相信的是错的，爸爸。错的。”

“唔。”

“那你呢？你是怎么说的？”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调。

“这个，我能说什么？”他声音里有一丝无奈，仿佛他已经向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缴械投降了。

“那么，你可以说，你认为结婚根本不是个好主意。难道你不能这么说吗？”

我的胃因恐惧而紧缩起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是想把这场婚姻进行下去，而我不得不接受并忍耐它。

“啊。是的，不是。”

“你是什么意思啊，是，又不是？”怒气在我的喉咙里蹿动着。我竭尽全力，以保持我声音的悦耳动听。

“我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能说。”

“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瞧啊，娜杰日达，我们要结婚了，就是这么回事。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我可以看出，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显得那么活跃和兴奋。

这不是他第一次怀有拯救穷苦的乌克兰大众的幻想。他曾有过一个计划，想追踪已经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家族成员，把他们全都带到彼得伯勒来。他给全乌克兰的市政厅和乡村邮政局写信。回信雪片般飞来，那些言语支吾的“亲戚们”都想让他兑现他的建议。母亲坚决制止了这一切。

现在，我看到他的精力全都重新指向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他们将成为他的替代家庭。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这语言是如此之美，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诗人。风景是如此美丽——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蓝漆的木屋，金色的麦田，银色的白桦林，缓缓流淌的宽广河流。用不着回到乌克兰老家，乌克兰将来到他的家。

我探访过乌克兰。我看到的是水泥房屋的街区，还有河流中的死鱼。

“爸爸，乌克兰不像你记忆中的那样。它现在大不相同了。人也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歌唱——只唱伏特加之歌。人们只对购物感兴趣。西方的商品。时尚。电器。美国的商标品牌。”

“唔。随便你说。也许是这样的。但假如我能拯救一个可爱的人……”

他又来这一套了。

然而有个问题。她的旅行签证三周后到期，父亲解释说。

“而她还必须从丈夫那儿拿到离婚文件。”

“你是说她是有夫之妇？”

“她丈夫在乌克兰。是非常聪明的类型，顺便提一句。理工学院的院长。我跟他通过信——甚至还跟他通过电话。他告诉我说，瓦伦蒂娜将会是个出色的妻子。”他的声音里有种扬扬得意的轻快调子。那位不久就将成为前夫的人会将离婚文件传真给伦敦的乌克兰大使馆。与此同时，我父亲会为婚礼做准备。

“但是如果她的签证三周后到期，听上去好像你已经来不及做这些了。”（我巴不得。）

“这个么，假如她不得不回去，那么我们就等她回来时再结婚。对此我们绝无异议。”

我注意到“我”已经变成了“我们”。我意识到，这个计划酝酿已久，只是到了最后几个阶段才让我知晓。如果她必须返回乌克兰，他就会给她写信，她将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回来。

“可是，爸爸，”我说，“你读过律师的信啊。他们也许不允许她回来。难道她就不能嫁给其他的人，一个稍微年轻些的人？”

没错，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还有另外的结婚候补计划，我父亲说。通过一个居家看护机构，她结识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在一场车祸后完全瘫痪了。他，顺便提一句（爸爸说），是个体面的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过去是位教师。她一直在照看他——洗澡，喂饭，如厕。假如她作为我父亲的未婚妻遭拒的话，她就将安排作为一位“换工”被邀请回来照看这位年轻人。这种工作在移民条例中依旧是允许的。在她得到允许作为“换工”留居期间，他将爱上她，而她将嫁给他。这样，她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将得到保障。但这对于可怜的瓦伦蒂娜来说无疑是终身劳役，因为他完全得依赖她，一天二十四小时，而我父亲的要求却很少。（爸爸说。）我父亲知道这一切，因为她已经邀请他去过她工作的那家人家，还给他看了那个年轻人。“你看他像什么样？”她对我父亲说，“我怎么能嫁给那样的人？”（当然她只会用乌克兰语说这话。）不行，我父亲希望把她从那终身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将做出牺牲，亲自娶她。

我苦恼焦虑。我好奇得要命。于是我将两年的怨恨搁在一边，给我姐姐打了个电话。

***

我头脑混乱地宽容大度，薇拉则毫不妥协。我举棋不定，她则果敢坚决。

“噢，天啊，娜杰日达。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我们得阻止她。”

“但假如她能使他幸福……”

“别那么荒谬了。她当然不能使他幸福。我们谁都看得出来她所追求的是什么。说真的，娜杰日达，为什么你总是站在罪犯一边……”

“可是，薇拉……”

“你必须会会她，提醒她靠边站。”

我给父亲打电话。

“爸爸，为什么我不能来见见瓦伦蒂娜呢？”

“不，不要。这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犹豫起来。他一下子想不出借口。

“她不会说英语。”

“可我会说乌克兰语啊。”

“她很害羞。”

“在我听来，她不怎么害羞。我们可以讨论叔本华和尼采。”（哈哈。）

“她得工作。”

“那么，我可以在那之后见她。等她下班后。”

“不，这不是关键。娜杰日达，我们最好别再说这事了。再见。”

他挂了电话。他在隐瞒什么。

几天后，我再次给他打电话。我换了个策略。

“嗨，爸爸。是我，娜杰日达。”（他知道是我，但我想让自己听上去友好些。）

“啊。是啊，是啊。”

“爸爸，迈克这周末有几天假。我们何不来看看你呢？”我父亲欣赏我丈夫。他可以同他谈论拖拉机和飞机。

“唔。得。那很好。你们什么时候来？”

“星期天。我们会来吃午餐，大约一点钟。”

“好吧。成。我会告诉瓦伦蒂娜的。”

我们刚刚在一点之前赶到，希望能逮到她，但她已经出去了。家里显得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母亲活着时，家里总是摆着鲜花，桌上铺着桌布，锅里炖着美味佳肴。现在，鲜花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用过的杯子，成摞的报纸、书籍，以及还没扔掉的东西。桌面裸露在外，是暗褐色塑料贴面，胡乱铺着报纸，上面是大块的走了味的面包和等着人扔掉的苹果皮。还有股哈喇油的难闻气味。

然而，我父亲却显得精神十足。他兴高采烈，神采奕奕。他的头发已经大部分变成了银色，而且稀少了许多，如今已经长长了，被扎在脑后。他的肤色红润，似乎结实了些，有几颗斑点，仿佛他一直在院子里待着似的。他的双眼放光。他招待我们吃了午餐——鱼罐头，西红柿罐头，黑面包，然后是东芝苹果。这是他的独家特供——从花园里摘来的苹果，去皮，剁碎，放入耐热玻璃盘中，在微波炉（东芝牌）中烹制至黏稠坚硬。由于对自己的发明引以为傲，他不断地给我们添啊添啊添的，还给了我们一些带回家。

我有些担心——吃这么多罐头对身体能有好处吗？他会不会饮食失衡啊？我检查了一下他冰箱和食物储藏室的内容，有牛奶、奶酪、燕麦片、面包和大量的罐头。除了东芝苹果和一些锈斑点点的香蕉，没有其他新鲜水果和蔬菜。但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我开始开列购物清单。

“你应该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爸爸。”我说。他满足于只吃花椰菜和胡萝卜。他不再吃冻豌豆和蚕豆——它们让他咳嗽。

“瓦伦蒂娜给你做饭吗？”我问。

“有时也做。”他在闪烁其词。

我抓起抹布开始清理污垢。所有物体的表面都蒙着厚厚的灰尘，黏糊糊的褐色斑点溅得到处都是。书籍无处不在：历史、传记、宇宙学，有些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从公共图书馆借的。在前厅的桌子上我发现了几张纸，上面是他纤细执拗如大钉似的笔迹，还有许多增加和涂改的痕迹。我看手写体的乌克兰语很费劲，但从文字的排列方式来看，我敢说那是首诗。我父亲在十四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是首关于一座于1927年在第聂伯河上兴建的水利发电站的颂歌。在基辅接受工程师培训时，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的乌克兰诗人圈子，这个圈子已被视为非法，因为当时正在强制推行俄语为苏联的通用语言。我很高兴他还在写诗。我甚至有些骄傲。我将那些纸张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把桌子擦干净。

在相邻的房间里，迈克倒在一把扶手椅上，眼睛半睁着，手里端着杯李子酒，脸上竭力保持着倾听的表情，而我父亲则在说着什么，声音单调沉闷。

“在这美丽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是场可怕的悲剧。恶魔已经吞吃了她的心脏。”

他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贴了张欧洲地图。俄国和德国的版图上画满了条条杠杠，用笔如此之重，以至于纸张都被刺穿了。纳粹党徽、帝国之鹰、镰刀和斧头等粗拙的图案上覆满了愤怒狂躁的涂抹笔触。随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渐渐达于高潮，我父亲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并颤抖起来。

“假如我能够拯救哪怕一个人——一个人——出此可怕境遇，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件有德之举吗？”

迈克咕哝着一些外交辞令。

“你瞧，米哈伊尔，”他的声音里有了种掏心掏肺的、男人对男人说话的语调，“孩子只能有一个母亲，但男人可以有许多情人。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同意吗？”

我竖起耳朵想听清迈克的回答，但只听到模糊不清的嘟囔声。

“我能理解薇拉和娜迪娅的不快。她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但一旦她们发现瓦伦蒂娜是多么美丽的女人，她们就会接受她的。（噢，我们会吗？）当然，当我最初认识我的第一位妻子柳德米拉时，她也是漂亮的，当时她还很年轻。我也救了她，你知道。有几个男孩想偷她的溜冰鞋，他们围攻她，我挺身而出，为她主持了公道。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没错，充当女人的护花使者是男人的本能。（哎呀，饶了我吧！）如今，对于这位瓦伦蒂娜，又是个恳求我的帮助的美丽女人。我怎么能够路见不平，掉头而去？”

他开始讲述他把她从何种恐怖中拯救出来的故事。有关乌克兰社会的传言是，商店里没有食物。唯一的粮食是人们在自家地里种的——就像过去一个样，人们说。乌克兰货币已经跌到了谷底，而且每天还在继续下跌。哈尔科夫（Kharkiv）爆发了霍乱。白喉正在席卷顿巴斯（Donbass）。在日托米尔（Zhitomir），一位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歹徒攻击，被切掉了手指，只为抢走她的金戒指。在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切尔诺贝利周边森林里的树木遭到砍伐，被做成具有放射性的家具卖到了全国各地，于是人们在自己家中也会被辐射。在顿涅茨克（Donetsk），十四名矿工死于一场地下大爆炸。在敖德萨（Odessa），一个男人在火车站被捕，警察发现他的手提箱里有一块铀。在利沃夫（Lviv），有个年轻女子宣称自己是基督再世，妖言惑众说世界将会在六个月之后毁灭。比法律和秩序的外在崩塌更糟的是理智和道德原则的崩塌。一些人求助于古老的教堂，但更多的人求助于他们从西方引进的新兴的幻想教堂，或是求助于占卜者、千年至福说、突发横财的幻想、自我鞭笞者。谁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是相信谁。

“假如我能拯救哪怕一个人……”

“够了，行行好吧！”我把抹布掷向他。湿淋淋的抹布落在他膝上，“爸爸，你在这里就没让自己陷入过意识形态的困境中吗？瓦伦蒂娜和她的丈夫过去都是党员。他们有权有势，安逸富足。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过得好好的。她要逃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你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不是吗？”

“哦哦。”他捡起抹布，心不在焉地用它擦了擦额头，“哦哦。”

我意识到，关于瓦伦蒂娜的这件事其实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见见她？”

“等上完她那一班后，她会来这儿的，大约五点钟。”我父亲说，“我有东西要给她。”他伸手去拿放在餐柜上的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显然塞着些文件。

“那么我何不乘机抽空去给你买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等她回来后一起喝茶。”兴高采烈、通情达理的语气。英国人的语气。将我与所有的痛苦和疯狂隔离开来。

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在瓦伦蒂娜工作的那家养老院外停下车。我母亲临死前曾在这家养老院里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我把车停在外面的路上，然后没有走前门，而是绕到一侧，从厨房的窗户向里望去。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搅拌炉子上的什么东西。这是她吗？厨房旁边是餐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正聚在那里喝茶。几个神情厌倦的少年穿着充当围裙的罩衫，推着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四处走动着。还有一些人拿着装有食物的盘子，但他们离得太远，看不清楚。现在，一些人正从前门出来，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们是工作人员还是来探望老人的亲属？无论如何，我在找什么？我在找某个像我父亲描述的人——一个金发碧眼、胸脯丰满的美妇人。这里没人像她。

我到家时，父亲正处于痛苦状态中。她打电话来说，她不来了。她要直接回家。明天她要回乌克兰。他必须在她走之前见见她。他必须把礼物给她。

那个信封没有封口，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几张纸，纸上是同样难以辨认的笔迹，还有一些钞票。我看不出有多少。我腾地火了起来。我的眼前一片血红。

“爸爸，你为什么要给她钱？你的养老金都不够养活你自己。”

“娜杰日达，这绝对不关你的事。为什么你对我处理我自己的钱这么不安呢？你是觉得没有钱留给你了吧，啊？”

“你就看不出她在骗你吗，爸爸？我觉得我应该叫警察。”

他屏住了呼吸。他怕警察，怕当地市政厅，就连每天都会在前门露面的那个穿制服的邮差他都怕。我把他吓住了。

“娜杰日达，你为什么这么冷酷？我怎么养了这么个铁石心肠的怪物？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他说的是‘向’）见到你了。你不是我女儿！”他猛地咳嗽起来。他的瞳孔在放大。他的嘴唇上挂着几滴口水。

“哎哟，别再演戏了，爸爸。你以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你还记得吗？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你认为我太过左倾了。”

“就连列宁也写道：左派共产主义是幼稚的。”（咳嗽咳嗽。）“幼稚病。”

“你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你说‘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可是，瞧啊，我还在这儿。还在忍受你的胡言乱语。”

“你过去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你们所有那些个打着愚蠢旗帜和横幅的学生革命者。你知道托洛茨基干了什么？你知道他杀了多少人？用的是什么手段？你知道吗？托洛茨基是个怪物，比列宁还坏。比薇拉还坏。”

“爸爸，就算我是托洛茨基分子——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的——你这么对自己女儿说话也是不好的。”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那种伤害所带来的震惊——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但它其实与政治无关，它关乎意愿——他的意愿与我的完全相背：他身为父亲对我发号施令的权利。

迈克出来做和事佬了。

“得了，尼古拉，我肯定你不是那个意思。得了，娜杰日达，没必要再翻旧账啦。你俩都坐下来，让我们谈谈这事。”

他擅长此道。

我父亲坐下来。他的身体在哆嗦，他的牙关紧咬。我从儿童时代就记得这副模样，我真想给他一拳，或是远远地逃开。

“尼古拉，我觉得娜杰日达有一点说到了点子上。帮她来英国是一回事，但如果她向你要钱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是给她买票的钱。假如她要回来，她就得有钱买票。”

“但假如她真的在乎你的话，在她走之前，她就会来看你，不是吗？她会想来跟你告别。”迈克说。

我一言不发。我置身事外。让这个傻老头儿下地狱去吧。

“喔。也许是这样。”

我父亲显得很不安。不错。让他不安好了。

“我是说，你被她所吸引，这可以理解，尼古拉。”迈克说，（这是什么话？可以理解？过后我们得谈谈这事。）“但我认为有点令人怀疑的是，假如她真的想嫁给你的话，她为什么不想见你的任何家人？”

“喔。”我父亲没有像对我那样与迈克争执。迈克是个男人，因此必须报以尊重。

“她不是一直在工作吗，她挣的钱是怎么用的？用那些钱买票应该足够了。”

“她有债要还。假如我不给她买票的钱，也许她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还有我写给她的几首诗。我想让她读一下。”我意识到，而且迈克也同时意识到，他彻底坠入了爱河。这个愚蠢的大傻瓜。

“那么，她在彼得伯勒住在哪里？”迈克问，“也许我们可以去拜访她。”他现在像我一样担心起来。也许还被激起了好奇心。

我们挤进汽车，我们全部三个人。父亲穿上了他最好的外套，将牛皮信封塞进里面的贴胸口袋里。他指引我们来到市中心附近的一些红砖排屋旁的狭窄街道上。我们在一栋房子外停下车，这房子有个三柱门，一条凹凸不平的沥青石子路通向门口。我父亲一闪身就下了车，急匆匆地顺着小径走去，把信封紧紧抓在身前。

我平心静气地看了他一会儿。他看上去是那么衰老，腰弯得那么厉害，步态是那么蹒跚，这让我大为震惊。但他的眼神明亮激动。他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回应。他再按门铃。然后再按了一次。然后再按。一次比一次时间长。过了好一会儿，随着一声刺耳的响声，一扇上下推拉窗打开了。我父亲满怀渴望地抬头望去。他举起了那个信封。他的手在颤抖。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期望看到一位长着硕乳的美丽的金发女郎，但是，从窗子里伸出来的是个男人的脑袋。他四十来岁，毛茸茸的褐色头发，穿着白衬衫，领口敞开着。

“滚开，行吗？给我滚开！”

我父亲一言不发。他用颤抖的手送出那只信封。

那个褐色头发的男人睬都不睬那信封一眼。

“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吗？先是律师的信，然后在她上班时纠缠她，现在又跟到家里来了。你让她很不安。现在马上给我滚，别来打扰她！”他恶狠狠地关上了窗子。

我父亲似乎在原地缩成了一个小点。迈克揽住他的肩，把他领回汽车边。我们回到家时，他还几乎无法说话。

迈克说：“我觉得你从那里逃出来真是幸运，尼古拉。你何不明天把钱再存回银行，然后忘掉她呢。”

我父亲木然地点点头。

“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到家了？”他问迈克。

“不，不，”迈克说，“任何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都会失去理智。”他捕捉到我的眼睛，于是向我抱歉地笑了笑。

我父亲略微高兴了一点儿。他的大丈夫气没有受损。

“那么，我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说得很对。”

现在，天色已晚。我们告过别，准备长途驾车回剑桥去。当我们正往外走时，电话铃响了，我们听到我父亲用乌克兰语在交谈。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他的语调让我有些怀疑——一种踌躇的、温和的语调。我想我该停下来，听一听，干涉一下，但我累了，我想回家。

“你知道那信封里有多少钱吗？”迈克问。

我们行驶在暮色中，离家还有一半的路程，一面讨论着当天的事情。

“我看到有一叠很厚的钞票。也许有一百英镑，我猜。”

“我碰巧注意到最上面的钞票是一张五十英镑的。如果你到银行去取钱，他们通常不会给你五十英镑的钞票。他们给你十英镑或二十英镑的。除非你要取很多钱。”道路曲折，他因全神贯注而皱着眉头，“我想也许我们得弄清楚。”他一个急刹车，将车停在一个村庄的红色电话亭外。我看到他摸索硬币，拨号，交谈，往电话机里填硬币，继续交谈。然后他回到车上。

“一千八百英镑。”

“什么？”

“在信封里。一千八百英镑。可怜的老家伙。”

“可怜的老傻瓜。那一定是他全部的存款。”

“很显然瓦伦蒂娜给他打了电话，试图让他把钱存进她的户头。”

“那么她对读他的诗歌没什么兴趣喽？”（哈哈。）

“他说他明天会把钱重新存进银行。”

我们继续往前开。这是周日的傍晚，路上看不到其他车辆。

夜幕现在已经降临，太阳隐没到了云层后面，几道夕阳的余晖发出奇异的光芒，横过天际。我们将车窗摇下，乡村的味道扑面而来——山楂树、峨参、青贮饲料。

我们到家时已大约十点。迈克又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我从电话分机上听着他们的交谈。

“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安全到家了，尼古拉。你确定明天能去银行吗？一想到你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过夜，我就很不安。你能把它放在其他安全些的地方吗？”

“是的……不……”我父亲被弄得焦虑不安起来，“假如我干脆把它给了她呢？”

“尼古拉，我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存进银行，就像你说过的那样。”

“可是如果这样做太晚了呢？假如我已经给了她呢？”

“你什么时候给她的？”

“明天。”他有点迷糊，口齿也变得不清起来，“明天。今天。这有什么关系？”

“坚持住，尼古拉。一定要坚持住。”

迈克穿上外套，抓起车钥匙。他看上去极其疲倦。第二天凌晨，他拿着信封回到家，将那一千八百英镑安全地放在抽屉里他的袜子下面，准备明天拿去银行。我不知道那些诗歌的下落如何。

兔子与小鸡

我不能肯定瓦伦蒂娜在什么时候给我父亲灌了迷魂汤，让他把钱交出来，但她最终得到了那笔钱。

我知道得把此事告诉薇拉，但有什么东西让我踌躇不前。每当我给父亲或姐姐打电话，都像在穿越一道桥梁，在桥这一头的世界里，我是个肩负责任和义务，并有一定权利的成年人，但在桥的另一头，却是我的儿童时代，我任由其他人的意愿所摆布，而对他们的意愿，我既无法控制，又不能理解。大姐头是那个朦胧不清的世界的绝对君王。她的统治没有丝毫的犹豫或怜悯。

“我的天啊，他真是个白痴啊！”当我对她说起瓦伦蒂娜和装钱的信封时，她惊叫道，“我们得阻止他。”大姐头一如既往地斩钉截铁。

“但是，薇拉，我觉得他是来真的了——关于她。而假如她使他幸福……”

“真是的，娜杰日达，你太容易受骗上当了。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类人。移民，寻求政治避难者，经济移民。随你叫他们什么。能最终找到这里的总是那些最坚定不移、最冷酷无情的人，随后，当他们发现找个好工作并不容易时，他们就会走向犯罪。如果她来并且住下来，难道你看不出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她从乌克兰回来。”

“但他是那么意志坚决。我不敢肯定我们能够阻止得了……”

我夹在两种坚定不移的意志——他的和她的——之间无所适从。我一生都得面对这种局面。

我姐姐给内政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她要把事情形诸文字。如果被我父亲知道了，他决不会原谅她，一如他以前决不宽恕她的任何行为，于是她写了封匿名信：

她拿旅游签证来到此地。这是她的第二次旅游签证。她一直在非法打工。她儿子在一家英国中学注了册。三周前，她的签证即将到期，于是她打起了结婚的鬼主意。她企图嫁给马耶夫斯基先生，以便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

然后她打电话给位于基辅的英国使馆。一个口音独特的年轻人用沉闷无趣的声音告诉她，瓦伦蒂娜的签证已经得到批准。在她的申请里没有什么表明她应当遭到拒签。但对于以下问题该怎么办……？薇拉列出了她在信里指出的问题。那年轻人从电话那头送来个类似于耸肩的声响。

“所以你看，我就指望你啦，娜杰日达。”大姐头说。

几周后，当迈克、父亲和我坐在父亲家中吃午餐时，我又旧话重提。火腿罐头，水煮土豆，水煮胡萝卜。他的日常饮食。他怀着骄傲为我们准备了这些。

“你收到过瓦伦蒂娜的信吗，爸爸？”（闲聊天的交谈语气。）

“收到过，她写过信。她很好。”

“她现在在哪儿？她跟丈夫言归于好了吗？”

“是的。她现在一直留在那里。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顺便说一句。理工学院院长。”

“那么她有何计划？她会回英国吗？”保持距离的明智语气。

“喔。也许吧。我不清楚。”

他很清楚，但他不想说。

“那么那个褐色头发的人是谁啊？就是那个从窗户里伸出头来的人，他对你可真是粗鲁。”

“啊。那是鲍勃·特纳。一个很体面的人，顺便说一句。一个土木工程师。”

我父亲解释说，鲍勃·特纳是瓦伦蒂娜在塞尔比的叔叔的朋友。他在塞尔比有座房子，他和妻子住在那里，在彼得伯勒的房子是他母亲的，他就把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安置在那儿。

“那么你觉得他与瓦伦蒂娜是什么关系？”这在我看来显而易见，但我正试图引导他通过一种柏拉图式的对话去看清事情的真相。

“啊，是的。是有种关系。他甚至有娶她的可能，但他妻子是不会与他离婚的。当然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

“这种关系当然没有结束，爸爸。难道你看不出别人在利用你吗？”我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但他根本没在听。他的眼中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他已经变成了个八十四岁的少年人，只听得见自己愿意听的话。

“顺便说一句，他为我的归化入籍付了钱，”他咕哝着说，“所以当我娶她时，我会是个英籍人士。”

当他娶她时。

“可是，爸爸，你扪心自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鲍勃·特纳要为你的归化入籍付钱？”

“为什么？”一丝自得的微笑，“为什么不呢？”

我的柏拉图式的对话没能走多远，于是我换了种态度。我求助于大姐头的精神威慑力。

“爸爸，你有没有就与鲍勃·特纳的这笔交易同薇拉谈过？我想她会非常不安的。”

“为什么我该同她谈？这事跟她绝对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的眼睛重新调整了焦距。他的下颌抽搐起来。他被吓住了。

“薇拉在担心你。我俩都答应过妈妈要好好照顾你。”

“她只会把我往死里照顾。”

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水煮胡萝卜的颗粒在屋内四处飞溅，落在了墙上。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在童年时代的阴暗王国中，我姐姐是高高在上的女王，我父亲是被放逐的王位觊觎者。很久以前，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交战。时间过去了太久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第一次冲突是为了什么，而他们可能也早已忘记了。我父亲做出了战术上的撤退，退入自己的领地，这领地由车库，他那些用铝合金、橡胶和木头组合起来的构件，他的咳嗽和他的崇高理想组成。他会时不时地发起反扑，对我姐姐发起气势汹汹的突然袭击，而等她离开家后，袭击的对象就成了我。

“爸爸，你怎么老是说薇拉的坏话？你们两个为什么总是吵个不停？为什么你们……”

我犹豫着没有说出“仇恨”这个词。这字太狠了，太不能挽回了。我父亲又开始咳嗽起来。

“你了解这个薇拉……她的脾气太可怕了。你该看看她是怎么纠缠柳德米拉的——你必须把遗产都留给外孙女儿，你必须立个遗嘱附件。一直纠缠，就连她弥留之时都不停止。她太看重钱了。现在，她又想让我也立那样的遗嘱，将遗产分给三个外孙女。但是我说不。你怎么想的？”

“我认为你应该将遗产对半分。”我说，我不会中他的圈套的。

哈！这么说大姐头还在为了遗产玩诡计——尽管能分的只有这所房子和他的退休金债券。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的话。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有种感觉，过去发生过某种可怕的事，没人会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即使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还是个小毛孩：太过年轻，所以无法理解。我相信他说的关于她获取遗嘱附件的事是真的。但现在他耍的是另一个把戏，想把我拉拢到他那一边，反对我姐姐。

“假如我立个遗嘱，等我死时，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和米哈伊尔，你觉得怎样？”他说，突然变得神智清楚起来。

“我仍然认为你应该将财产对半分。”

“假如你这样说的话。”他恼怒地叹了口气。我拒绝被耍。

他偏向于我，这让我暗自得意，但我得小心谨慎。他太反复无常了。曾经，很久以前，我是爸爸的乖女儿、轻摩实习生、学徒工程师。我努力回想着我曾经爱着他的时候的事情。

有段时间，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轻型摩托车的后座上——“小心啊，卡廖沙！”母亲会喊——然后我们在长而直的沼泽地小路上咆哮前行。他拥有的第一辆车是250cc的弗朗西斯·巴内特，是他用废旧零件重装的，每个零件都是用手清洗并复位。然后是一辆通体闪着黑色光芒的350cc的文森特，然后是一辆500cc的诺顿。我过去常常像念咒语一样背诵这些名字。我还记得当我听到道路尽头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时，我是怎样扑向窗子的，随后，他会走进屋来，风尘仆仆，戴着护目镜和老式的俄国皮制航空帽，说：“谁想来骑摩托？”

“我！我！带上我！”

但那是在他发现我没有工程学方面的天赋之前的事了。

***

午饭过后，父亲打起盹来，我乘机找出园林剪，打算到花园剪几枝玫瑰拿到母亲坟上去。天一直在下雨，花园里有股生根发芽的味道——一种野性的、无序的生长。红玫瑰枝枝蔓蔓地攀上了我家与邻居家间的篱笆，挣扎着从盘旋缠绕的杂草中露出头来；在小茴香和欧芹曾经不请自来落地生根的地方，荨麻正在抽枝发芽。母亲种在小路边的薰衣草丛已经长高了，花茎稀疏而纤细。花圃中，罂粟和耧斗菜沙沙作响的褐色种球与兰柳挤作一堆，贪婪地将枝丫伸向她曾喂给它们的那堆“巧克力”。唉，她会叹息着说，花园里总有干不完的事。总有什么在生长，也总有什么要被割掉。人连半会子工夫也歇不下来。

坟地也一样，是个生死相并的处所。一只花斑猫已经在此画地为疆，正巡视着将墓园与玉米地分隔开来的树篱。一对画眉鸟在一处新坟上啄食着土里的虫子。在她的坟墓后面，又出现了五处新坟，也就是说，自打她死后，村子里又死了五个人。我读着这些新坟的墓碑。至亲至爱的……妈妈……悲伤地与生命告别……安息在基督身边……在永恒中……有只鼹鼠一直在跟埋葬虫一起忙碌着，地上时不时地冒出堆土来。母亲坟上有个鼹鼠洞。我愿意相信，那只胖头胖脑、皮毛黑亮的鼹鼠会在黑暗的地下温暖舒适地偎在她身边。在她的葬礼上，牧师说她去了天堂，但她知道，她将来此，进入地下，成为蠕虫的餐点。（千万别伤害一只虫子，娜杰日达，它是园丁的朋友。）

母亲洞晓生死。有一次，她从市场上买了只死兔子回家，在案板上剥去皮，掏出内脏。她掏出它那红彤彤、血淋淋的内脏，将一只麦管插入气管，往兔子的肺里吹气。我看着兔子的肺就那样一起一伏，不由瞪大了眼睛。

“瞧啊，娜杰日达，这就是呼吸。我们有呼吸，就说明我们活着。”

另一次，她买回一只活鸡。她把它带到后花园，将挣扎着想要逃脱的鸡夹在膝间，倏地一下就扭断了它的脖子，手法干净利落。那鸡抽搐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

“瞧啊，娜杰日达，我们就是这样死的。”

无论是兔子还是鸡，都被加上大蒜、青葱和花园里种的各种香草炖成了一锅香喷喷的肉，等肉被吃得一干二净后，骨头又用来烧了汤。物尽其用，无一浪费。

***

墓园里那株野生樱桃树下，我坐在长凳上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可我越是努力地回想过去，就越是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故事。我小时候，母亲常会给我讲些家族的故事——但只讲那些结局美好的。姐姐也给我讲故事：她的故事千篇一律，就是好人（妈妈，哥萨克）加坏人（爸爸，共产党）的那一套。薇拉的故事总是有头有尾，中间还有起承转合，并且是非分明。有时，父亲也给我讲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糊，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我更愿意听妈妈和姐姐的故事。

我也要讲个故事。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既不是个快乐的家庭，也不是个悲哀的家庭，不过就是那种大家凑在一起，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渐渐衰老的家庭。在我的记忆中有过那么一段时光，我和姐姐彼此相爱，爸爸和我彼此相爱。也许竟然还有一段时光，爸爸和姐姐也彼此相爱——我记不得了。我们都爱妈妈，而她也爱我们大家。我是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手里紧紧抓着只小花猫，它的照片现在还搁在壁炉架上。我们说的话跟邻居迥异，吃着跟邻居不一样的食物，工作勤勤恳恳，决不去打扰任何人，我们总是循规蹈矩，这样秘密警察就不会在深更半夜找上门来。

有时候，小小的我会穿着睡衣坐在黑暗中的楼梯的上方，支起耳朵竭力想听清爸妈在楼下房间里的谈话。他们在说些什么呢？我只能捕捉到只字片语，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语调的急促。有时，当我走进某个房间，注意到他们的语气突然变了，脸上暂时浮出了笑容。

他们是在谈论另一段时光、另一个国家吗？他们是在谈论发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与我的童年时代之间的事情——某种可怕到务必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

姐姐比我大十岁，一只脚已经踏入成人世界。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大家说起这些事情时，总是低声地交头接耳，从不正大光明地说出来。她知道大人的那些可怕的秘密，光是听说它们就吓得她心惊肉跳。

既然母亲已经去世了，大姐头就成了家庭档案保管员、故事讲述人、叙事监管者，正是这些东西定义着我们的存在。这个角色高高在上，让我既妒且恨。我想，这一次，我要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讲出来。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我对母亲了解多少？柳德米拉（米拉，米罗契卡）·米特洛凡诺娃1912年生于诺瓦亚·阿来克桑德里亚（Novaya Aleksandria），这是个驻军小镇，现在划归了波兰，但当时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地区。她父亲名叫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是位骑兵军官，一位战争英雄，同时又是个亡命之徒。她的母亲索尼娅生下柳德米拉时只有十九岁，她是个见习教师，一位幸存者。

奥切雷特考一家不是贵族，但属于富农阶层，来自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地区，生活在一个khutor（移居区）的边缘，耕种着位于苏拉河（SulaRiver）东岸的约三十公顷的土地。他们是勤勤恳恳地劳作、痛痛快快地喝酒的哥萨克人，不知怎的积攒了足够的财富用以支付必要的贿赂，从而获得了有利可图的契约，为沙皇军队提供马匹。反过来，这又使得他们存了足够的钱用以支付数目更加可观的钱财，从而确保他们的长子，也就是米特洛凡，能在陆军军官学校里谋得个差职。

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似乎是一名出色的士兵：无所畏惧，又小心谨慎，热爱生命，但尊重死亡。从贵族中提拔出来的军官几乎不将农民当人看，与他们不同，奥切雷特考以军队为念，珍惜士兵的生命，只有当必有斩获时才会铤而走险。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摸爬滚打和血雨腥风，他衣锦还乡，享誉无数。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16年的东部前线，当时，他腿部中弹，依旧拖着伤腿爬过纳洛克湖（LakeNaroch）的一处沼泽，前去营救身陷沼泽的沙皇的表兄，因为春天的到来使湖滨解冻，将数英里的湖滨变成了混浊的泥塘。奥切雷特考将那位年轻贵族拖到安全的地方，并抱着他穿过暴风骤雨般的炮火。

鉴于他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沙皇亲自为他授勋，皇后还用手拍了拍小柳德米拉的头。两年后，沙皇和皇后死去，奥切雷特考便成了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奥切雷特考既没有参加沙俄的白军，也没有参加苏维埃的红军。与此相反，他带着索尼娅和三个孩子——我母亲柳德米拉现在已有了弟弟妹妹——回到了波尔塔瓦，将他们留在位于khutor的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中，自己则离开家乡，前去与发动了反叛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军并肩作战。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时机：既然俄国正值内讧，行将四分五裂，这也许是让乌克兰脱离帝国魔爪的有利时机。

在那些年里，柳德米拉几乎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有时，他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回家，总是精疲力竭，又饥又渴，而且清晨一到即匆匆离去。“千万别跟人说爸爸来过。”她母亲会这样小声地交代孩子们。

与内战相伴随的是一系列血腥的屠杀和报复，它们令人毛骨悚然，似乎人类的灵魂已经死去。没有哪个乡镇，哪怕是最小的村庄，能逃过一劫，家家户户无一不受到牵连。历史书籍讲述了将延宕不去的死亡痛苦强加于人的种种新方法，它们个个堪称奇思妙想。天才的想象力被嗜血的欲望所利诱，发明出前无古人的酷刑；过去的邻居反目成仇，认为对于彼此，仅用子弹枪杀都太过仁慈。但我父母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及这些可怕的故事：我是他们弥足珍贵的和平宝宝。

当母亲讲起她童年时代的早期生活时，它总是被描述得如诗如画——漫长的夏季，炙热的太阳下，她们光着脚丫在田野上奔跑，或是将瘦伶伶的身体浸泡在苏拉河水中，又或者，把牛赶到远处的牧场，一整天都逗留在外，从黎明直至黄昏。不穿鞋子，不穿短裤，也没人来管束她们。牧草长得葱郁茂密，足以藏身，草色青翠惹人，上面还零星地点缀着红花白朵。天空湛蓝湛蓝，玉米地金黄一片，一望无垠。有时，从很远的地方，她们能够听到枪炮的射击声，能看到浓烟从燃烧的房屋上升腾而起。

***

父亲站在乌克兰地图前，正在滔滔不绝地向唯一被他逮住的听众（迈克）发表为时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演讲，他说起乌克兰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农业以及航空工业。他的学生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中，面朝地图，眼睛却凝视着演讲人头顶上方的某处。他面若桃花，手里轻晃着一杯母亲自制的李子酒。

“人们时常忘记，内战并非仅仅是白军与红军间的对峙较量。至少有四支外国军队参与了企图控制乌克兰的战争：苏维埃红军，俄罗斯皇家白军，趁火打劫发起入侵的波兰军队，以及扶持斯科罗帕德斯基傀儡政权的德国军队。”

我在厨房里一面切着准备做汤的蔬菜，一面竖起耳朵听着父亲的声音。

“乌克兰人要么听命于前哥萨克阿特曼家族的领导，要么团结在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马赫诺的周围。他们的目的都既简单又不现实：把乌克兰从所有这些占领军的铁蹄下解救出来。”

母亲的可口靓汤的秘诀在于很多的盐（他俩都患有高血压）、一大块黄油（他们不担心胆固醇），以及从园子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大蒜和香草。我可没本事做出这样的汤来。

“娜杰日达的祖父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加入了阿特曼·图图尼克领导下的一支军队，成了他手下的二把手。他们与西蒙·佩特卢拉的‘乌克兰执政内阁’（UkrainianDirectoire）结成松散的联盟共同作战。顺便插一句，奥切雷特考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一脸大胡子，眼黑如炭。我见过他的照片，当然，我没见过他本人。”

在炖汤时，她会往汤里放几茶匙halushki——一种用生鸡蛋和粗麦粉调制的面糊，加入盐和香草打紧——面糊被制成松松的团子，入口即碎。

“内战结束时，这位奥切雷特考逃到了土耳其。现在，索尼娅的哥哥帕维尔——顺便说一下，他是个相当出色的人，是铁路工程师，修建过从基辅到敖德萨的第一条铁路——跟列宁是朋友。有鉴于此，他写了几封信，于是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得到大赦，恢复了名誉，在基辅的军营当上了击剑术的教官。我就是在基辅第一次见到柳德米拉的。”

他的声音完全嘶哑了。

“来吧，爸爸，迈克，饭做得了。”

***

在从瓦伦蒂娜返回乌克兰到她重新入境英格兰的这段时间里，我父亲经历了快速的个人成长过程，而且思维极其活跃。他开始文思泉涌，诗作迭出，写着诗的纸片在房间里随处可见，上面全都有着同样的潦草难辨的西里尔文笔迹。我辨认出了一两个“爱”字，但我实在集中不了精力去读它们。

他每周都写信给身在乌克兰的瓦伦蒂娜，除了写信，他还打电话，有时跟她交谈，有时跟她那位聪明智慧型的丈夫交谈。我知道这些电话都很长，因为我看到了电话账单。

尽管如此，他对我和姐姐却吞吞吐吐。他不想听任我们摆布。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九月，薇拉去看了他一次。她向我描述了她的探访。

“屋子污秽肮脏。他把报纸当饭吃。他除了苹果什么也不吃。我试图劝他加入长者住屋计划，可他说你不让他那么做。我无法想象，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娜杰日达。我猜你是担心，假如他卖掉房子，你就得不到你那份遗产了。真是的！你的强迫症真是太严重了。这所房子现在对他来说太大了。我想给他找个保姆，但他断然拒绝。说到这，我想起了另一件恶心事——我想弄清他同那婊子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了，可他根本绝口不谈。他就知道转移话题。真不知道他中了哪门子邪。他的行为古怪到了极点。我们真该咨询一下医生，看是不是该给他做个鉴定，你觉得呢？他好像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我把电话听筒从耳边拿开，任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向我描述了大姐头的来访。

“我看到汽车开进车道，看到她下了车，然后向房子走来，你想得到吗，娜杰日达，我禁不住拉了裤子。”他说这话，就像他的大肠不是长在他肚子里，而是一种与他毫不相关的自然力量似的。“你看，这个薇拉，她是可怕的独裁者、暴君，就像斯大林。她总是缠着我不放。必须这么做，必须那么做。为什么我非得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人？我就不能自己做回主吗？现在，她又说我必须得住长者住屋。我承担不起长者住屋。对我来说太昂贵了。我最好待在这儿，住在这儿，死在这儿。你对她说，我就是这样说的。对她说，我希望她再也别来看我了。你和迈克可以来。”

等我和迈克下次再去看他时，我们发现，房子和院子跟我姐说的没什么两样。一层稀薄的尘网让所有的白色漆面全都变得灰蒙蒙的，并与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粘连在了一起。起居室里到处都是被风吹落的苹果，它们被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浅盒子或纸板箱里，盒子和箱子堆在桌子上、椅子上、餐柜上，甚至衣橱顶上，使屋子里弥漫着它们烂熟的果味。果蝇在格雷威斯和巴思美人苹果上嗡嗡盘旋，这些苹果正在变软，已经开始发褐，生出斑斑点点的霉斑，因为我父亲眼睛太近视了，所以根本注意不到它们。他坐在桌子的一头，拿着小刀，削皮，切片，将它们弄成东芝苹果大小的苹果堆。我注意到，他的面色比以前红润多了。

“哈罗！哈罗！”他热情地迎接我们，“那个，没什么新鲜事。优质的苹果！瞧啊！”他给我们端上东芝微波炉烹制出的黏稠混合物，“今天我们得去图书馆。我已经预订了几本书。我现在对工程技术世界观这档子事很感兴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整合进了新型机器设计中。”

迈克露出印象深刻的样子。我抬眼去看天花板。父亲锲而不舍，就像个耕田的老农，顺着褐油油的犁印般的想法，勇往直前地说下去。

“你看，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生产关系嵌入在生产机器中。拿拖拉机为例。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拖拉机是由个体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坊里制造的。现在，它们在装配线上生产，在装配线的终点站着个拿秒表的人。他测量整个过程（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过程’）。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工人就必须更加辛苦地工作。现在，再来看一个耕田的人。他独自坐在驾驶室里。他移动操纵杆，拖拉机开始犁地。他顺着地面的坡度行进，他要顾及土壤和天气。他相信，自己是这个过程的主人。但在这块田的另一头，站着个拿秒表的人。他观察拖拉机驾驶员，记录他的直行和拐弯。于是犁一块田就有了固定的时间，人工工资就按此分配。现在，你瞧，在这个计算机数字化控制的时代，就连拿秒表的人也成了多余的，秒表本身将被整合进仪表板中。”

他亢奋得有点疯癫地挥动着小刀。蜷曲的苹果皮从桌上滑落到地毯上，被踩成了香糊糊。

***

“这是睾丸激素激增的缘故。”迈克说，这时，我们正跟着我父亲穿过彼得伯勒繁忙的周六清晨的街道，“你看，他的背挺直了，关节炎也好多了。我们几乎跟不上他的步伐。”

这是事实。父亲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在拥挤的人群中急急穿梭，腾挪自如，一心一意地只惦记着一件事。他是要到公共图书馆取他的书。他走起路来虽然是拖着脚，却倒脚很快，身子从臀部开始弯曲，双手垂于两侧，脑袋向前伸出，牙关紧咬，双目直视前方。

“唉，你们男人全都一个样。你们认为性是万能良药。”

“它的确包治百病。”

“真好笑，可当我同我的女性朋友谈起我父亲和瓦伦蒂娜这档子事时，她们都大感惊骇。她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遭到盘剥的脆弱老头。可同我说到此事的所有男人——无一例外，迈克，（我摇了摇我的手指。）他们的反应全是这种心照不宣的诡异微笑，这种略带欣赏的咯咯笑。噢，这家伙。他可真行啊，简直是返老还童啦。祝他走运。让他享受他那点儿乐子吧。”

“你必须承认，这对他有好处。”

“我什么也不承认。”

（跟迈克争论与跟薇拉和爸爸争论相比更令人沮丧。他总是理智得令人抓狂。）

“你敢肯定自己没点清教徒的做派吗？”

“我当然不是！（我是又怎样？）这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我只是想让他变得成熟点儿。”

“他正在变得成熟，以他的方式。”

“不，他没有，他正在变成毛头小子。一个八十四岁的毛头小子。你们一起全都变成了毛头小子。挤眉弄眼。推推搡搡。好一对大奶子。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我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但你看得出这对他有好处，这新的两性关系。它使他获得了新生。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老话：你可以活到老，爱到老。”

“你是说好色到老。”

“哎呀，也许也包括色欲在内。你爸爸只不过希望实现所有男人的梦想——躺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怀中。”

“所有男人的梦想？”

那晚，我与迈克是分床睡的。

***

我父亲在图书馆预订了几本十九世纪工程师的传记：约翰·富勒、大卫·格雷吉、查尔斯·布雷尔、费斯肯兄弟。在瓦伦蒂娜的丈夫，也就是那位睿智型的理工学院院长的鼓励下，他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并书写自己的大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第一辆拖拉机由一个名叫约翰·富勒（JohnFowler）的人发明。此人是个贵格会教徒[1]，智慧超群，野心勃勃。无论是伏特加、啤酒还是葡萄酒，他都一滴不沾，就连茶水都不曾濡湿过他的双唇。正因为如此，他的大脑异常清醒。有人可能会称他为天才。

富勒是个大好人，他把拖拉机视为一种工具，以此将劳苦大众从艰辛困苦、报酬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欣赏精神生活之美。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断完善自己的计划。

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然后辛辛苦苦地将它翻译成英语（他在高中学过英语和德语），好让迈克能够看懂。他英语的书面表达能力之好令我吃惊，尽管有时我得助他一臂之力。

富勒发明的第一辆拖拉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拖拉机，因为它不曾拖犁。不过，它是一部构思巧妙的机器。富勒的拖拉机由两部分别置于田地两端的发动机构成，发动机由一根环形钢索连接，钢索上装有犁片。当发动机转动时，钢索就会拖着犁在田间上下来回地行进，上下来回。上下来回。

父亲的声音时高时低地嗡嗡作响，就像一只心满意足、满载而归的大黄蜂。房间里暖意十足，弥漫着丰收的味道。窗外，略呈紫色的夕阳的余晖笼罩着田野。一辆拖拉机正在缓慢地颠簸前进，已将烧为灰烬的麦茬翻入土中。

[1]贵格会教徒（Quaker），又称公谊会教徒，教友会教徒，它是基督教教派之一，反对暴力，宗教仪式简单，无神职人员。

婚礼靓照

尽管薇拉和我竭力阻止，瓦伦蒂娜和她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还是于三月一日返回了英格兰。他们在拉姆斯盖特入境，持的是为期六个月的旅行护照。没有一个基辅的英国使馆人员反对他们获取签证，也没有一个拉姆斯盖特的入境官员哪怕是粗粗地检查一下他们的护照。一回到彼得伯勒，他们就搬进了鲍勃·特纳的家。瓦伦蒂娜在教堂附近的一家旅馆找了份工作，并立即开始着手实施嫁给我父亲的计划。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通过数小时的电话交谈拼凑出来的。

父亲企图对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把我和姐姐都蒙在鼓里。每当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但他不善撒谎，所以总是轻易露馅。他忘了自己对我们分别说过什么，而且他以为我们还是不跟对方说话。但我们已经开始情报共享。

“到头来他当然还是把一千八百英镑拱手相送了，薇拉。他把它们存入她的户头，而她毫不客气地将它们一取而空。她不在这儿时，他一直定期给她寄钱。”

“真的啊！太过分了！”大姐头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那肯定是他大部分的养老金。”

“他还寄钱给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买从利沃夫到拉姆斯盖特的长途车票。后来她又对他说，她还需要更多的钱办理奥地利的中转签证。”

“妈的话绝对是正确的，”薇拉说，“他毫无常识。”

“等他把钱花光了，就不得不罢手了。”

“也许吧。也许这仅仅是个开始。”

父亲不仅仅将这位一贫如洗的乌克兰美妇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而且还责无旁贷地坐到了抚养她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儿子的位置上。

斯坦尼斯拉夫现年十四岁，一直被视为未来将自主开业的心理学家。我父亲花了一笔小钱给他测了下智商，于是乎得到一张证书，上面宣称他是位天才。基于此，这孩子（顺便提一句，他还是个天才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在彼得伯勒的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他这样聪明绝顶，怎能屈尊莅临当地的综合中学，那是只有那些农民兄弟的子女才适合去的地方。）

花大价钱将自己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一所一流学校的我姐姐对此怒不可遏。将我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当地综合学校的我也同样怒不可遏。我们的愤怒使得电话线嗞嗞地直冒火花。我们终于有了共同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生命为代价所揭示出的那样，婚姻绝不仅仅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事情，它还关乎两个家庭。薇拉和我都不想让瓦伦蒂娜进入我们的家庭。

“我们得正视此事，”薇拉说，“我们不想让如此平凡的人（这可不是我说的！）顶上我们家族的姓氏。”

“噢，得了，薇拉。我们的家族也并非不平凡。我们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家族，与别人家没什么两样。”

我开始向大姐头那自我任命的家族历史的守护人身份发出了挑衅。她当然不干了。

“我们来自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娜杰日达。我们可不是什么暴发户。”

“但奥切雷特考家是——那什么？富农……”

“农场主。”

“……变成的马贩子。”

“养马人。”

“总之是哥萨克人。有点野蛮，你得承认。”

“斑斓多彩。”

“而马耶夫斯基家是教师出身。”

“祖父马耶夫斯基是教育部长。”

“不过六个月而已。而且是个并没真正存在过的国家的。”

“自由乌克兰当然存在过。说真的，娜迪娅，你为什么对凡事都抱着如此消极的看法呢？难道你认为自个儿是历史的奴婢？”

“不，但是……”（这当然正是我的想法。）

“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听到她在摸索香烟，“我还是个小姑娘时，索尼娅外婆常对我说起她婚礼的故事。那才叫婚礼呢，可不是我们老爸正打算进行的这可怜巴巴的破事儿。”

“可你瞧瞧日期吧，薇拉。新娘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他们彼此相爱。”

这算什么？难不成大姐头私下里是个浪漫主义者？

***

母亲的母亲索尼娅·布拉祖克嫁给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时芳龄十八，她的婚礼是在有着金色穹顶的基辅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的。她身穿一袭白色结婚礼服，轻纱笼面，脖子下垂着个漂亮的金盒坠，长长的棕发上戴着洁白的花冠。尽管她身材纤瘦，你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已经有孕在身。她的长兄帕维尔·布拉祖克，铁路工程师，后来是列宁的朋友，把她交给了新郎，因为她父亲太虚弱了，撑不过整个仪式。她的才当上医生的姐姐舒拉是女傧相。她的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向她抛洒玫瑰花瓣，当她亲吻新郎时，禁不住泪如泉涌。

奥切雷特考家的男人们大步流星地踏入教堂，他们穿着马靴、刺绣衬衫和式样奇特、宽松下垂的裤子。女人们身着色彩浓烈的衬衫，小跟靴子，头扎色彩艳丽的发带。她们一起站在教堂后面，像簇刺目耀眼的花束。婚礼结束时，她们兀然离去，没有给牧师一文小费。

布拉祖克家的人对新郎的家人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粗俗无礼，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他们饮酒过量，还从不梳头。奥切雷特考家觉得布拉祖克家的人是娘娘腔的城里人，是土地的背叛者。索尼娅和米特洛凡可不管各自的父母作何感想。他们已经成就了自己的爱情，而他们爱情的结晶即将到来。

***

“1953年的时候，它不出意料地被推倒了。”

“你说什么？”

“金色穹顶的圣米迦勒教堂。”

“谁干的？”

“当然是共产党啦。”

哈！看来这浪漫故事背后还是有潜台词的。

“爸爸和瓦伦蒂娜是相爱的，薇拉。”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娜迪娅。你怎么老也长不大啊？你等着看吧，她要的是护照和工作许可证，还有他剩下的那点儿钱。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只不过被她的肉体迷住了。这是他唯一的话题。”

“他说起拖拉机来也是滔滔不绝。”

“拖拉机和乳房。你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她那么恨他？）

“那么咱爸咱妈的关系怎样——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吗？你不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种权宜婚姻？”

“那可不同。时代不一样。”薇拉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活下去，必须得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可怜的妈妈——得与爸爸终老，毕竟她挺过来了。多么残酷的命运！”

***

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时，她父亲被捕了。那时离肃清运动达于其可怕的巅峰还有几年，但事情还是按照恐怖所惯有的方式发生了——深更半夜传来敲门声，孩子们在尖声哭泣，外婆索尼娅·奥切雷特考穿着睡衣，乱蓬蓬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背上，向军官们苦苦哀求。

“别担心，别担心！”外公在被捆走时，回头喊道，他身上只穿着起床时的衣服，“早晨我就回来了。”他们再也没见到他。他被带到了基辅的军事监狱，他在那里受到的指控是，曾秘密训练乌克兰民族运动战士。这是真的吗？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他从未接受过审讯。

六个月的时间里，柳德米拉和她的弟弟妹妹每天都陪母亲带着食物去监狱。他们把东西交给站岗的警卫，满心希望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能送达父亲手中。一天，警卫说：“明天你们不必再来了。他再也不需要你们的食物了。”

他们很幸运。在肃清运动的后期，不仅是有罪之人，就连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凡是被怀疑与他的罪行有牵连的人，都会被送去改造。奥切雷特考被处决了，但他的家人得以幸免。不过，留在基辅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柳德米拉被从大学的兽医课程中除名——她现在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的弟弟妹妹被学校开除。他们搬回khutor，挣扎度日。

谋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波尔塔瓦的农田是整个苏联最肥沃的土壤之一，农民还是得忍饥挨饿。1932年秋，军队掠夺了全部的收成。就连下一年的玉米种子都被夺走了。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真是缺德透顶的胡说八道，”母亲说，“唯一的精神就是让自己活下去。吃。吃。明天也许就什么都没有了。”）

农民吃掉了自己的牛、鸡和羊，然后是自己的猫和狗，然后是大老鼠和小耗子；再后来，没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草。在1932年到1933年那场人为的饥荒中，整个乌克兰有七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被饿死。

索尼娅·奥切雷特考是幸存者。她用从野地里挖来的草和野生酢浆草做稀汤。她挖山葵的根和洋蓟的块茎，还在菜园里找到几个土豆。这些都吃完后，他们陷入困境，于是开始吃生活在屋顶茅草中的老鼠，然后是茅草本身，后来他们就咀嚼皮革做成的马具，以压制饥饿带来的苦痛。当他们饿得睡不着时，他们常常会这样唱道：

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下是牧场，

那绿油油的牧场啊，物产富饶。

人们犹如生活在天堂。

在邻村，有个女人吃掉了自己的婴孩。她疯了，游荡在乡村小道上，嘴里哭喊着：“可她已经先死掉了。吃了有什么关系？那么胖乎乎的！不吃多浪费？我没杀她！不！不！不！她已经先死掉了。”

khutor的偏远救了他们的命——即使有人想起他们，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已经死了。1933年，他们想方设法地弄到一张通行证，长途跋涉地到了卢罕斯克（Luhansk）（不久后这里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格勒），索尼娅的姐姐舒拉就住在那里。

舒拉是位医生，比索尼娅大六岁。她有点冷幽默，头发被染成红色，对奢侈的帽子情有独钟，笑起来咯咯的（她抽用自家种的烟草手工卷制的香烟），嫁了个上了年纪的丈夫——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朋友——他可以拉关系走后门。他们住在镇子边上一栋老式木屋里，屋檐上雕有花纹，有蓝色的百叶窗，花园里种着向日葵和烟草。舒拉自己没孩子，所以对索尼娅的孩子倾注了过分的热情。当索尼娅找到份教师的工作，带着两个小点儿的孩子搬进城里的一间小公寓时，柳德米拉留在了舒拉姨妈家。舒拉姨妈的丈夫给她在卢罕斯克的机车厂找了份工作，她要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吊车司机。柳德米拉对此心不甘情不愿。她跟大吊车能有什么沟通？

“干吧，干吧，”舒拉姨妈催促道，“你会成为一名无产者的。”

起先，熟练掌控那些大型机器，让它们在自己的指挥下运转自如，是件让人兴奋的事。随后它就变成了例行公事。然后就变得乏味得要命。她再次梦想成为一名兽医。动物闻上去有生命的气息，摸起来非常温暖，应付和征服它们远比控制用杠杆就能操控的冷冰冰的机器令人激动。（“大吊车和拖拉机跟马比起来是多么可悲的事啊，娜迪娅！”）那时的兽医只给大型动物做手术——有价值的动物——母牛，公牛，马匹。（“光是想一想，娜迪娅，这些英国人会花上一百英镑去救一只从街上捡来的猫或狗的命，还什么都不为。真是心肠好到笨！”）

她给基辅的大学写信，然后收到一大堆需要填写的表格，要求她详细写明她自己、她父母及祖父母的职业——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现在，只有那些工人阶级的后代才能上大学。她心情沉重地寄出了表格，对于它们如石沉大海的结果毫不惊讶。她二十三岁，她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死胡同。然后，她收到了那个跟她同过学的奇怪男孩的信。

***

婚礼，如同葬礼一样，为家庭戏剧提供了完美的表演场所：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和象征性习俗，并为趋炎附势提供了乔装打扮纷纷亮相的机会。据薇拉讲，我父亲的家族不赞成他娶奥切雷特考家的女儿。虽说那姑娘，柳德米拉，长得挺水灵，娜迪娅奶奶说，可也相当野，而且退一步说，非常不幸的是，她的父亲是“人民的公敌”。

从索尼娅外婆的角度而言，她觉得我父亲家族的人有些自命不凡，举止怪异。马耶夫斯基家族是一小部分乌克兰知识阶层中的一员。祖父马耶夫斯基，也就是尼古拉的父亲，个头相当高，白发飘飘，戴副小眼镜。在1918年乌克兰独立运动短暂的兴盛期里，他甚至担任了六个月的教育部长。斯大林掌权后，乌克兰自治思想遭到灭顶之灾，他成了基辅一所乌克兰语言学校的校长，是自愿捐款活动的组织者，不断受到来自有关机构的重重压力。

正是在这所学校，母亲与父亲初次相遇。他们同班。尼古拉总是第一个举手的孩子，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柳德米拉觉得他全知全能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

尼古拉·马耶夫斯基与柳德米拉·奥切雷特考于1936年秋在卢罕斯克的结婚登记处结婚。他们同为二十四岁。婚礼没有金色穹顶，没有鲜花或钟声。主持婚礼仪式的是位身材滚圆的党的女官员，她身着深绿色套装，白衬衣似乎不大干净。新娘子没有怀孕，也没人流泪，尽管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

***

他们曾经相爱过吗？

不，薇拉说，她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她需要一条出路。

是的，父亲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也是最精力充沛的。你真该看看她生气时的黑眼睛。在溜冰场上，她滑起冰来就如同一位女王。看她骑在马背上的样子，真是令人荡气销魂。

不管他们是否相爱，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那么，爸爸，关于柳德米拉，你还记得些什么？告诉我吧，当你们初次相遇时，她是个什么样子？（我在尝试使用怀旧疗法。我暗自希望，如果母亲的形象充满他的头脑，就会将那个入侵者从他头脑中抹去。）第一眼看去，她可爱吗？她漂亮吗？”

“是的，确实漂亮。从各方面说，都相当漂亮。可是，当然没有瓦伦蒂娜漂亮。”

他坐在那里，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几缕银发散乱在磨损了的衣领上，用深色包装胶带粘起来的眼镜架在鼻尖上，使我看不大清他的眼睛。他那因关节炎而肿大的手捧着一大杯茶。我真想冲上去，抢过茶杯，泼他一脸的水。但我意识到，他对自己的话有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根本一无所知。

“你爱她吗？”（我的意思是，他是否更爱她一些。）

“呵，爱情！爱情是什么！没人能明白。在这一点上，科学得向诗歌举手投降。”

***

父亲没邀请我们参加婚礼，但他无意中说出了日期。“现在没必要来。一切都OK。你们可以在六月一日以后来。”他说。

“我们有四周的时间来阻止她。”姐姐说。

但我犹豫不决。他的快乐和新展现出的生命活力让我感动。再说，我满脑子都是迈克的看法。

“也许事情会很好。也许她会照料他，让他在晚年享受到幸福快乐。这总比进养老院好些。”

“发发慈悲吧，娜迪娅。你想也别想，当他年事已高、口水直流、大小便失禁时，那种女人会陪在他身边？她会把他的财产席卷一空，然后溜之大吉。”

“但我们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等他老了以后，你和我都不会照看他，是吧？”（最好把事实摆出来，尽管这其中的坦率令人刺痛。）

“我为母亲尽了全力。对父亲，我感到的是种责任感，除此之外没别的。”

“他不是那么容易去爱的人。”我竭力让自己听上去不是在指责谁，但她听上去觉得就是如此。

“这跟爱毫无关联。我会尽自己的义务，娜杰日达。正如我真心希望你也会。即使那意味着不让他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白痴。”

“我确实不能全天候地照料他，薇拉。我们一直都在争论。这快让我疯了。但我希望他没事——希望他幸福。如果瓦伦蒂娜让他幸福……”

“这不是幸福不幸福的事，娜杰日达，这是钱的事。你就看不明白吗？我猜，因为你那左倾思想，无论是谁想来宰割劳苦大众，你都会举双手欢迎。”

“左倾跟这事扯不上边儿。关键在于，什么才是对他最好的。”（自鸣得意的口气。瞧见了吧？我可不是像姐姐那样的法西斯分子。）

“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我说过其他什么吗？”

***

姐姐又给内政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她，必须把她的话变成书面形式。于是她写了，以匿名的形式。她给父亲将在那里进行婚姻登记的登记处打电话。登记处人员对她的话深表同情。

“但你要知道，假如他到头来仍决心一条道走到黑，我对此绝对没辙。”登记处人员说。

“但她跟她的乌克兰丈夫的离婚——显而易见，离婚是到最后一刻才完成的。而且他们离婚后，她又回去跟他住在了一起。”

“我会查看一下相关材料，但如果全都符合程序……”

“还有翻译的问题。她不得不在最后一刻请伦敦的一家代理机构翻译材料。他们也许会把离婚诉讼的终局判决与日后才生效的离婚判决混为一谈。”我姐姐是个离婚专家。

“我自然会认真查看的。但我不懂乌克兰语，材料上怎么写，我就得怎么看。他是个成年人。”

“他干的可不是成年人干的事。”

“呵，好吧。”

她听上去就像个典型的官僚作风的社会工作者，我姐姐告诉我。她会尽力，但当然她必须恪守规定。

我们驾起想象的翅膀，出现在婚礼之上，在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溜了进去，那对新人正站在祭坛边。

“我要穿黑套装，”薇拉说，“就是我在母亲葬礼上穿的那件。当牧师说：‘如果有人知道有任何原因或法律上的障碍……’我们就从后排大声喊出……”（我一直想那么干。）

“但我们说什么呢？”我问姐姐。

我俩都僵住了。

***

父亲与瓦伦蒂娜于六月一日在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因为瓦伦蒂娜是天主教徒。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迁就了她。（女人天生缺乏理性，他说。）

他给了她五百英镑买结婚礼服：奶油色聚酯纤维丝质地，紧紧地包着腰部和臀部，领口有内缘翻边，上面装饰着褶边蕾丝，从那里，你可以瞥见一对若隐若现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我已经看过了婚礼照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是如何上蹿下跳地瞎忙一气，以确保他雇来的摄影师抓取到最好的角度。他想向所有那些嘲笑她的说长道短的怀疑论者炫耀她，他的战利品。她则需要这照片给移民官看。

牧师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我父亲说，看着就像个一脸雀斑、头发直立的十几岁的少年。当他为这对古怪的夫妇的结合祝福时，他会作何感想？他知道新娘子离过婚吗？还是他仅仅觉得有点儿不安？扎德查克夫妇，新娘子仅有的乌克兰朋友，也是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天主教徒。会众中所有其他乌克兰人，也就是我父亲请来参加婚礼的我母亲的朋友，都是从东部来的东正教徒。我猜牧师的年轻和雀斑证实了他们对天主教的所有怀疑。

她塞尔比的叔叔也在团体照里，还有斯坦尼斯拉夫，以及一些她工作时结识的朋友。他们都有一副面对丑行若无其事的嘴脸，身着盛装，得意扬扬。鲍勃·特纳没有出席。

婚礼之后，那些大约两年前在参加过我母亲葬礼后坐在前屋的人现在又回到这所房子，用伏特加为这对幸福的夫妇干杯，一点点地啃食着从乐购超市买来的点心，一面窃窃私语……我不知道，我不在那儿。但我可以想象那些闲言碎语，那些飞短流长。只有他年龄的一半。瞧她那胸脯——瞧她是怎么让它在男人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她脸上的化妆油。那自欺欺人的老头子。丢人现眼。

老破车

婚礼后的三周，我依然未曾目睹我新来的后妈的真容。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来见见那位幸运的新娘子？”我问父亲。

“先不要来。先不要来。”

“可什么时候？”

“先不要来。”

“为什么先不要来？”

“她现在还不住这儿。”

“不住那儿？那她住哪儿？”

“别管她住哪儿。反正不在这儿。”

倔老头儿。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但到底我还是发现了。我套他的话。

“这算哪门子老婆？甚至都不跟丈夫住一起？”

“过不久她就来了。三周后。等斯坦尼斯拉夫的学校课程结束后。”

“学校课程结束了又能怎样？假如她爱你，她现在就该在这儿。”

“可他的房子离学校近。这对斯坦尼斯拉夫来说更方便。”

“霍尔街？鲍勃·特纳住的地方？这么说她还跟特纳住在一起？”

“是的。不是。但现在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她向我保证过。”（他一字一句地说——保证过。）

傻瓜。被人骗得团团转。现在跟他争什么都没用。

到我们去探望时，已时值八月，天气炎热。田野四处是联合收割机的隆隆声响，它们像巨大的蟑螂一样上下颠簸爬行。一些农田已收割完毕，巨大的干草捆包裹在黑色的聚乙烯袋子里，散乱地躺在庄稼残茬上，就像一些从巨型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剑桥郡的这些个收获场景毫无诗情画意的成分。机械式树篱修剪机已现身户外，用来割倒丛生在灌木篱笆边的野蔷薇和荆棘。不久就要到在玉米地烧秸秆的时候了，土豆田和豌豆田也将喷洒化学落叶剂。

然而，母亲的花园依旧是鸟类和昆虫的避难所。树上挂着沉甸甸的果实——还没熟，会让你肚子痛——胡蜂和飞蝇已经在被风吹落的果子上大快朵颐，贪吃的雀鸟享受着小昆虫的盛宴，画眉鸟在掘食蛆虫，嗡嗡叫的肥肥的大黄蜂奋力钻进指顶花张开的唇瓣中。花圃里，粉玫瑰和红玫瑰与旋花类植物在为争夺地盘而一决高下。楼下饭厅里，面朝花园的窗户敞开着，父亲坐在窗边，鼻子上架着眼镜，膝上搁着本书。桌子上铺着台布，而不是堆着报纸，花瓶里插着些塑料花。

“嗨，爸爸。”我探过身去，亲了亲他的脸颊。胡茬很扎人。

“嗨，外公。”安娜说。

“嗨，尼古拉。”迈克说。

“哈哈。你们来了真好。娜迪娅。安努斯卡。米哈伊尔。”

一一拥抱。他看上去挺精神。

“那么，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外公？”安娜问。她崇拜外公，认为他是个天才。为了她，我掩饰他的种种怪癖、他令人生厌的性觉醒、他不讲个人卫生的小毛病。

“挺好。挺好。我就要写到最有趣的部分了。履带拖拉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我把水烧上吧，爸爸？”

“那跟我说说履带拖拉机。”安娜的话语里绝无讽刺之意。

“啊哈！你瞧，在史前时期，大石头是用树干做成的木头滚子进行搬运的。瞧。”他在桌子上把削尖了的2H铅笔排成一排，又在上面放上本书。“一些人推石头，而另一些人——等石头已经运上了滚子——他们得从石头后面把树干抱起来，再跑过去把它们放在石头的前面。就履带拖拉机而言，这种滚子的运动是由链条和联动装置来完成的。”

爸爸、安娜和迈克轮流推着铅笔上的书，将铅笔从后面移到前面，速度越来越快。

我走进厨房准备茶点。我把茶杯放在托盘上，将牛奶倒入奶壶中，然后到处找饼干。那么她在哪儿呢？她在家吗？她还在躲着我们吗？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足蹬高跟露趾凉拖，悠悠然地穿过花园向我们走来。她的步态慵懒，神情高傲，似乎无法忍受她得屈驾接见我们的搅扰。牛仔布迷你裙短到大腿，粉色无袖上衣紧裹着肉感的胸部，两只硕乳随着她的行走而不停地上下颠动。我瞪圆了眼睛。她就那么明目张胆地炫耀着那凹凸有致的奶白色肉体。她滚圆的身体几近于肥胖。等她走近点儿时，我看到她的头发是碧姬·芭铎式的乱发，扎成马尾，蓬松地堆在裸肩之上。头发是染成浅色的，在发根一寸左右处呈现出褐色。脸庞宽大俊秀。高颧骨。大鼻孔。眼距宽，眼睛是糖浆的那种金褐色，勾着埃及艳后式的眼线，在眼角处高高挑起。嘴唇上噘，几乎像在讥笑人，唇上涂着浅蜜桃色口红，口红溢出了唇线，似乎在有意夸大双唇的丰满。

骚娘们。臭婊子。贱货。这婆娘已僭取了我母亲的位置。我伸出手去，挤出一丝笑容。

“哈罗，瓦伦蒂娜。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无力，没有回握。长长的指甲上涂着与口红颜色相配的蜜桃色珠光指甲油，闪闪发亮。我从她眼睛里看到自己——矮小，干瘪，黝黑，平胸。不是个真正的女人。她冲迈克微笑，一种娇慵的坏笑。

“你喜欢伏特加吗？”

“我泡了一壶茶。”我说。

她在房间里晃荡时，我父亲的眼睛直盯在她身上。

我十六岁时，父亲禁止我化妆。他命令我上楼去，把脸上的妆卸掉后才能出门。

“娜迪娅，假如所有女人都往脸上涂脂抹粉，想象一下，就不可能再有自然选择这一说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物种的丑化。你不会愿意让此事发生的，是吧？”

多么睿智聪达啊。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个普普通通的父亲那样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喜欢？现在瞧他那对着这涂脂抹粉的俄罗斯骚货直流口水的样子。也许他现在近视得太厉害了，看不清她化着浓妆。也许他认为，她天生就长着浅蜜桃色嘴唇和埃及艳后般的黑色吊梢眼。

这会儿在门口又出现了一个身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略胖，布满雀斑的孩子气的脸，有豁口的门牙，卷曲的褐发，圆眼睛。

“你一定是斯坦尼斯拉夫。”我脱口问道。

“没错，我是。”可爱的豁牙笑容。

“见到你真好。我听说了你好多事。我们大家来一起喝茶吧。”

安娜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但面无表情。他比她小，所以没兴趣。

我们有些尴尬地围桌而坐。斯坦尼斯拉夫是唯一显得放松的人。他向我们说起他的学校，他喜欢的老师，他最不喜欢的老师，他喜欢的球队，他喜欢的流行音乐组合，他在巴拉顿湖丢掉的防水运动手表，他的新耐克复古鞋，他喜欢的食物（意大利面），他的担心（如果他发胖，别的孩子会讥笑他），他周六去参加的聚会，他朋友盖里新得的小狗。他的声音充满自信，音调悦耳，口音讨喜。他是彻底的轻松自在。其他人一言不发。那无法言说的凝重像浓重的乌云般笼罩在我们心头。屋外有零星的雨滴落下，我们听得到远处的雷声。父亲关上窗户。斯坦尼斯拉夫兀自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喝完茶，我端着茶杯向水槽走去，准备清洗，但瓦伦蒂娜示意我走开。她往她那浑圆的、指尖呈蜜桃色的手上套上橡胶手套，穿上一条褶边的围裙，在碗里搅起肥皂泡。

“我做，”她说，“你走。”

“我们去墓地。”父亲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斯坦尼斯拉夫说。

“别，斯坦尼斯拉夫，求你了，留在家帮妈妈干活。”

他下次一定会对我们说起他喜欢的坟场。

等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又喝了一杯茶，然后就到了晚饭时间。瓦伦蒂娜会给我们做饭，父亲说，她是个好厨师。我们坐在桌边等着上菜。斯坦尼斯拉夫对我们说起一场他连进两球的足球赛。迈克、安娜和我礼貌地微笑着。父亲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容光。与此同时，瓦伦蒂娜穿上她的褶边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热了六盘即食的速冻食物，烤肉片上浇着加有豌豆和土豆的汤汁，将它们看似丰盛地摆在桌上。

我们沉默地吃着。你可以听见我们在与那黏稠的经过重新加热的肉格斗时，刀刮盘子的声音。就连斯坦尼斯拉夫也有几分钟没说话。父亲吃到豌豆后，开始咳嗽起来。豌豆皮卡住了他的喉咙。我给他倒了杯水。

“很好吃。”迈克说，一面环顾四周，期待有人附和。我们都咕哝着表示赞同。

瓦伦蒂娜露出胜利的笑容。

“我用的是现代烹调法，不是农民烹调法。”

饭后甜点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山莓酱冰激凌。

“是我喜欢的。”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地咯咯笑着说。

他向我们一一细数他喜欢的冰激凌口味。

父亲在一只抽屉里摸索了半天，这会儿拿着一叠纸走过来。那是他写的书的最新一章，我已经帮他把它翻译成了英语。他想读给迈克、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听。

“你应该听些个关于我们挚爱的祖国的事。”

但斯坦尼斯拉夫突然想起他得赶做一些家庭作业，安娜先前已去村子买牛奶，瓦伦蒂娜则在旁边的房间里煲电话粥，所以只有迈克和我跟他一起坐在敞亮的客厅里。

在乌克兰历史上，拖拉机扮演着一种矛盾的角色。乌克兰过去是个农业国家，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充分发挥其农业潜能，机械装置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引进这一机械的方式却名副其实地令人恐怖。

他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那些没有写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字句都被压缩进他正在读的文字中。

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着城市无产者的增加，俄国开始变为工业国。这些无产者是从农村招募来的农民。但假如农民得离开乡村，又有谁来种田供养城市人口呢？

斯大林对这一两难困境的回答是，农村也必须城市化。于是所有土地都被集体化，成为大农庄，取代农民的小农场，按照工厂模式运作。这被称为Kolkhoz，意为集体农庄。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的运作最为苛严。过去农民耕地用的是马或牛，集体农庄用的则是铁马，这是当时人们对第一辆拖拉机的称呼。尽管制造粗糙，性能不稳，车轮是铁制履带，没有轮胎，这些早期的拖拉机仍可以干二十个人的工作。

拖拉机的到来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使耕作原来用以分割农民个人土地的分界地带的土地，从而形成大的集体农庄成为可能。因此这就预示着富农阶级，也就是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全线终结，他们被斯大林视为革命的敌人。铁马破坏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而拖拉机工厂则在乌克兰兴旺发达。然而，集体农庄却没那么有效率，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农民的抵制，他们要么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要么暗地里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

斯大林的报复冷酷无情。饥饿就是他使用的工具。1932年，乌克兰的全部收成被掠夺一空，全部运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供应工厂里的无产阶级——否则革命如何继续进行？产自乌克兰的黄油和大米在巴黎和柏林市场上出售，西方的好心人对苏维埃的生产奇迹啧啧称奇。但在乌克兰的乡村，人们却在忍饥挨饿。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未被记录的巨大悲剧，直到现在，这一悲剧才得以揭示……

他停了下来，静静地把纸张拢在一起。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镜片太厚，以致我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恍然觉得那里有泪光闪现。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能听到瓦伦蒂娜还在隔壁房间里喋喋不休地煲电话粥，从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传来隐隐的音乐声。在远处，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七下。

“干得好，尼古拉。”迈克赞叹道，“斯大林欠下了太多的血泪账。”

“干得好，爸爸。”我的赞扬比迈克的要牵强。所有这些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东西都让我心绪不宁——似乎既过时又不相干。田地里的农民，丰收时的民谣，祖国母亲：这一切都与我何干？我是个后现代的妇女。我了解结构主义。我丈夫会做大麦粥。那么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这种意料之外的情感牵扯？

后门发出“咔嗒”的声响。安娜回来了。瓦伦蒂娜结束了电话交谈，溜进来跟着大家一起喝彩，拍手时仔细地留意着她那珠光晶莹的手指尖。她满意地微笑着，仿佛这部文学杰作是由她本人写就的。她亲了亲他的鼻子。“Holubchik！”小企鹅。父亲顿时变得红光满面。

随后到了我们回家的时刻。我们一一握手，做吻颊状。这次探访相信是成功的。

***

“那么她什么样儿？”姐姐在电话里问。

我描述了那迷你裙、发式、妆容。我的语调是中立的，训练有素的。

“哦，天啊！我就知道！”薇拉喊道。

（我是多么享受这牢骚的盛宴啊！我这是怎么啦？我过去可是个女权主义者。现在，我似乎正在变成《每日邮报》太太。）

我向她描述那洗碗的手套，那粉红色珠光指尖。

“没错，没错。我全都料到了。”她的声音因愤怒而有些颤抖。

因为种花植草和做饭做菜，母亲的手粗糙黝黑。“我能看出她是哪种女人。他娶了个骚货！”（这可不是我说的！）

“可是，薇拉，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哈！瞧我是多么理性和成熟啊！）无论怎样，那种穿着打扮在乌克兰的意义有所不同——它象征着与农民的过去决裂，仅此而已。”

“娜迪娅，你怎么能那么天真？”

“一点也不，薇拉。去年有个乌克兰社会学教授来访问，她也完全是那种打扮。她看到我的多数朋友都不化妆，穿着牛仔裤或运动装走来走去，而她却渴望穿名牌服装，这让她很不安。她说这是对女性的背叛。”

“嗯，是这么回事。”

我姐姐宁愿死也不愿穿牛仔裤（当然名牌牛仔裤除外）或运动装。其次，她宁愿死也不愿穿高跟露趾凉鞋和牛仔布迷你裙。

我向她讲起即食的冷冻饭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令人悲哀的是，他可能压根没注意到有何不同。”她咕哝着说，“可怜的妈妈。”

***

在我们的探访之后没过多久，他们婚姻的首次危机就爆发了。瓦伦蒂娜要买新车——不是什么二手车。一定得是好车。至少一定得是梅赛德斯或捷豹。宝马也OK。请别提什么福特。车是用来送斯坦尼斯拉夫上他那贵族学校用的，那里的其他孩子乘坐的都是绅宝或路虎。我父亲看中了一辆他买得起的性能良好的二手福特嘉年华。瓦伦蒂娜可接受不了福特嘉年华。她连福特护卫舰都看不上眼。他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给我说说你的想法，娜杰日达。”他恼怒地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觉得福特嘉年华听上去刚刚好。”（我开的是福特护卫舰。）

“可她看不上。”

“那么，你想干吗就干吗吧。”无论怎样，他会那么干的。

我父亲在银行里有笔小钱。那是他的养老金债券，是三年期的，但见鬼的是，那位女士想买辆新车，而他想充大方。他们最后一致同意买辆旧罗孚，大得足以满足瓦伦蒂娜的虚荣心，老得足以让我父亲买得起。他把养老金债券换成了现金，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给了瓦伦蒂娜买车。他给了我女儿安娜两百英镑以资助她上大学，因为她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高中课程。我对此感觉不安，但也不是太不安。我对自己说，假如他没把钱给安娜让她上大学，他就会把钱给瓦伦蒂娜买辆梅赛德斯。

“这是用以弥补那个遗嘱附件的差异的。”他说，“这钱不会给薇拉的女儿，只给安娜。”

我很不安，因为我知道大姐头会暴跳如雷。但我想对那遗嘱附件进行报复。

“太好了，爸爸。等她上大学时，她会用得着的。”

现在，他把钱花得精光——他一文不名了。

当我把外公的礼物告诉安娜后，安娜兴奋极了。

“噢！他真是太酷了。不知道他会不会给爱丽丝和莱克希上大学的钱？”

“我想会吧。”

那辆罗孚让瓦伦蒂娜满心欢喜。它豪华闪亮，金属绿色，有着3公升的发动机，依旧散发着昂贵雪茄烟味的真皮座椅，胡桃木的仪表板，还有186000英里的里程数。他们开着它招摇过市，与停在斯坦尼斯拉夫的学校外的那些绅宝和路虎们比肩而停。瓦伦蒂娜执有一张在捷尔诺波尔考取的驾照，有效期为一年。我父亲说，她从未参加过驾驶考试，但她用她母亲的小农场出产的炸猪扒买到了驾照。他们去探访扎德查克夫妇和她的朋友夏洛特，还有她在塞尔比的叔叔。然后车就出毛病了。离合器老化。父亲给我打电话。

“娜杰日达，请你借我一百英镑付修理费。等我领了养老金后还你。”

“爸爸，”我说，“你应该买那辆福特嘉年华的。”

我寄给他一张支票。

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姐姐。她打电话给我。

“那车怎么啦？”

“我不知道。”

“他想借一百英镑修理刹车。我对他说，瓦伦蒂娜就不能用自己挣的钱去修？她挣的钱够多的了。”

“那他怎么说？”

“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害怕向她开口。他说她需要把钱寄回乌克兰给她生病的母亲。你可想而知，”她的声音因恼怒而发出脆裂声，“每当我批评她时，他就跳到她那一边替她辩护。”

“也许他还爱着她。”（我依旧是个浪漫主义者。）

“没错，我猜他是爱着。我猜他是爱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男人都这么愚蠢。”

“扎德查克太太对她说，为妻子的车付修理费是丈夫的责任。”

“责任？多么动听啊！真够少见的！这是他对你说的？”

“他问我我的想法。很显然，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使我成了妻子权利方面的权威。”我不敢肯定我姐姐对女权主义有何见解。

“咱妈从来不喜欢扎德查克夫妇，是吧？”薇拉沉思自问。

“我认为那是因为他的骄傲。他无法开口向女人要钱。他认为男人应当是挣钱养家的人。”

“那他就开口向你和我要，娜杰日达。”

“但我们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女人，是吗？”

迈克给他打电话。他们就液压刹车系统的优缺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在电话上谈了五十分钟。大部分时候迈克都是在听，只是偶尔说：“嗯。嗯。”

***

一个月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危机。瓦伦蒂娜的姐姐要从乌克兰来。她是来亲眼见识瓦伦蒂娜在信里描述的西方的美好生活的——优雅现代的房子，传说中的汽车，有钱的鳏夫丈夫。她一定要开车去希思罗机场接她。我父亲说，那辆罗孚无法开去伦敦再开回来。发动机在漏油，油又从刹车片上流下去。发动机还冒烟。一只座椅塌了。车商修补和抛光过的地方铁锈纵横。斯坦尼斯拉夫对问题作了总结。

“汽车不够大牌。”他说这话时，脸上有丝甜甜的笑容，那笑近乎于讥笑。

瓦伦蒂娜转向我父亲。

“你不是好男人。你有钱小气鬼，答应钱，钱坐在银行里。答应车，老破车。”

“你要气派的汽车。大牌的车。看上去气派，就是开不了。哈哈。”

“老破车。破老公。啊呸！”她吐了口唾沫。

“你从哪儿新学来的这个‘破’字？”我父亲问。他不习惯于被颐指气使。他习惯于为所欲为，被甜言蜜语所哄骗。

“你工程师。为什么你不修车？破工程师。”

我父亲从我记事起就在车库里拆卸和重装发动机。可他再也没法钻到车肚子底下去了：他的关节炎不允许他那么做。

“跟你姐说，让她坐火车过来。”我父亲反唇相讥，“火车。飞机。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都要更好些。老破车。当然是老破车。是你要的。现在弄到手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破炉灶。厨房里的炉灶是我妈在时就有的，现在已经老旧。只有三分之二的灶眼还能出火，烤箱定时器坏了，尽管烤箱还能用。三十多年来，母亲用此炉灶呈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厨艺，但这不会给瓦伦蒂娜的姐姐留下深刻印象。这炉灶是用电的，只要不是傻瓜，人人都知道，电炉灶没有煤气炉灶气派。列宁自己不就承认，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加上电气化吗？

我父亲同意买新炉灶。他喜欢花钱，可他没钱可花了。炉灶只能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他在消费合作社看到一种特价炉灶。瓦伦蒂娜把尼古拉塞进老破车里，带着他进城去买气派的炉灶。一定得是烧煤气的。一定得是深色的。哎呀，深色炉灶不包括在特价产品里。它要花上两倍的价钱。

“瞧，瓦伦蒂娜，是完全一样的炉灶。一样的旋钮。一样用煤气。什么都一样。”

“在苏联，所有炉灶都是白色的。破炉灶。”

“但厨房里什么都是白色的呀——洗碗机白的，冰箱白的，冷冻机白的，橱柜白的——你说说为哪样非得买个深色炉灶呢？”

“你有钱小气鬼。你想给我破炉灶。”

“我老婆用它烧饭用了三十年。比你做得好多了。”

“你老婆农民奶奶。农民奶奶，农民做饭。对文化人来说，炉灶非得是烧煤气的，非得是深色的。”她说这话时语速很慢，带着强调的口吻，仿佛是在向个傻瓜复述一种基本常识。

我父亲为了一个文化人的炉灶签了分期付款协议。他以前从未借过钱，那种违法的强烈恐惧令他激动得有点犯晕乎。母亲活着时，钱都是存在一个装太妃糖的罐子里，藏在亚麻油地毡下的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只有当钱存够了，才会拿去买东西。总是用现金。总是在消费合作社。合作社的印花贴在一本书里，也保存在那块地板下。到后来，当母亲发现假如把钱存在建房互助协会能拿到利息时，建房互助协会保证金也是以地板下的现金为开端的。

还有一个问题：房子是脏的。破吸尘器。过时的初级阶段的吸尘器不能好好地吸尘。瓦伦蒂娜看到一则给文化人用的真空吸尘器的广告。蓝色。圆筒状。瞧，不用使劲儿推。就是吸啊，吸啊，吸。我父亲又签了另一份分期付款协议。

父亲把这些告诉我，他当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也许这些情况还另外有个让瓦伦蒂娜更喜欢的版本。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不想听。我想象着我父亲的样子，他弓腰驼背，弱不禁风，因无能为力的愤怒而颤抖不已，于是我的内心充满了正义的怒火。

“你看，爸，你必须得勇敢地面对她。告诉她她不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嗯，”他说，“得。”他说是，但他的声音缺乏自信。他愿意向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听众发牢骚，但他不想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爸爸。”

“但你不能因此就责备她。她相信所有西方的政治宣传。”

“那她必须得学着去了解真相，不是吗？”我的声音酸溜溜的。

“可是，还是那句话，你最好别对薇拉提起此事。”

“当然不了。”（我都等不及了。）

“你看，娜杰日达，她不是个坏人。她有些不正确的思想。不是她的错。”

“我们走着瞧。”

“娜杰日达……”

“什么？”

“你不要跟薇拉说这事。”

“为什么不？”

“她会笑话我的。她会说，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我敢肯定她不会的。”（我知道她会。）

“你了解这个薇拉，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自己被身不由己地吸入了这场好戏中，回到了我的儿童时代。它抓住了我。就像文化人的吸尘器。吸啊，吸啊，吸啊。我被拖进了过去的吸尘袋中，那里面满是结成块状的灰色记忆，所有东西都没有形状，隐约不清，由裹在远古的积尘里的东西构成的模糊的块状物——到处都是积尘，它淹没我，活埋我，塞满我的肺部和双眼，直到我没法看，没法呼吸，几乎叫不出声。

“爸爸！你怎么老是这么气薇拉？她做过什么？”

“啊，那个薇拉。她总是那么专横霸道，甚至她还是个婴儿时就是如此。用小铁拳紧紧抓着柳德米拉。紧紧地攥着。吸啊，吸啊，吸啊。那么个坏脾气。就知道哭。就知道喊。”

“爸爸，她只是个婴儿。她也没办法。”

“哼。”

我的内心在呐喊：“你应该爱我们。你理应爱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坏！那才是正常的父母的所作所为。”但我不能把它大声地说出来。而且，不管怎样，她也没办法，不是吗？跟着娜迪娅奶奶，喝着她做的稀汤，伴着她严厉的惩罚长大。

“我们全都身不由己。”我说。

“哼。当然这个心理学（他发的是‘身’理学的音）决定论的问题是个有趣的讨论话题。例如，莱布尼茨，顺便提一下，他是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他相信一切在创始之初就决定好了。”

“爸爸……”

“得，得。她还老是抽烟。甚至在米拉的尸床边抽烟。香烟是多么强有力的暴君啊。”他意识到我的耐心正在越来越稀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娜迪娅，我差点因为香烟而死掉？”

这是种拙劣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计谋，还是他已经彻底地精神错乱了？

“我不知道你还吸烟。”

我父母全都不吸烟。不仅如此，当我十五岁开始吸烟时，他们是那样大惊小怪，闹得鸡犬不宁，以至于我从来不曾彻底上瘾，而且几年后就戒掉了，为了证明我的一个论点。

“哈！因为我不吸烟而侥幸活了下来，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它们差点要了我的命。”他的声音换成了一种放松的叙述口吻。他现在冷静了下来，开着他的拖拉机驶过过去那坎坷不平的犁沟。“你瞧，战争快结束时，我们进了那个德国集中营。在那里，香烟是人人追逐的硬通货。假如我们工作，我们会有报酬：这么多面包，这么多油脂，这么多香烟。所以不抽烟的人就能用烟来换吃的、穿的，甚至还能换像肥皂和毯子这样的奢侈品。因为香烟，我们总能吃得饱，穿得暖。这就是我们活过那场战争的原因所在。”他的眼睛盯着我脑袋后面的某个点上，“薇拉，不幸的是，现在当然是个吸烟者。她有没有告诉过你她是怎样初次与香烟打交道的？”

“没有，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样闲聊时，我有点走神了。现在我意识到，我应该集中注意力，“关于薇拉和香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阵长长的沉默。

“记不得了。”他望着窗外的人行道，开始咳嗽起来，“我告诉过你，娜迪娅，关于那些船用锅炉的事吗？说没说过它们有多么巨大？”

“别提那些锅炉，爸爸。请把刚才关于香烟的事说完。发生了什么事？”

“记不得了。没什么可记的。过去发生的事太多了……”

他当然记得，但他就是不说。

***

瓦伦蒂娜的姐姐来了。村子里的一个人去希思罗机场接的她，我父亲给那人五十英镑，让他开着自己的福特嘉年华去伦敦载她回来。她不是瓦伦蒂娜那样的金发，而是黑发，打成小卷，精心地束在颈后。她穿着货真价实的毛皮大衣，精巧别致的皮鞋，嘴唇弯弯，唇色猩红，小而前噘。她向那房子、那炉灶、那吸尘器、那丈夫投去冷冷的、睛光闪烁的一瞥，然后宣布，她要住在塞尔比的叔叔家。

绿缎胸罩

又一场危机。这次是电话账单。费用超过七百英镑，几乎全都是打到乌克兰的电话。父亲给我打电话。

“能否请你借我五百英镑？”

“爸爸，这事就到此为止吧。为什么我得为她打到乌克兰的电话付钱？”

“不光是她。斯坦尼斯拉夫也打了。”

“那么，他们俩都是。他们不能拿起电话就打，跟朋友煲电话粥。告诉她，她必须用自己的工资付电话费。”

“嗯。对。”他放下了电话。

他打电话给我姐姐。

她打电话给我。

“你听说电话费的事了吗？说实话！下次又会是什么？”

“我对他说，他必须让瓦伦蒂娜掏钱。我可不会给她贴钱。”我的口气是那种报纸上的读者投诉的腔调。

“当然这正是我对他说的，娜杰日达。”我姐姐在使用读者投诉腔方面甚至更胜我一筹，“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她不能付电话费，因为她得付买车的钱。”

“但我想她的车是他花钱买的。”

“另一辆车。一辆拉达。她要买下它带回乌克兰。”

“那她有两辆车了？”

“似乎是这样。当然这些人——他们是共产党。很抱歉，娜杰日达。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他们总是拥有他们想要的，每种奢侈品，每种特权，现在他们再也不能在那边敲那个体制的竹杠了，于是他们想跑到这边来，敲我们的体制的竹杠。哎呀，抱歉……”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薇拉。”

“你看，在这个国家，共产党人是无伤大雅的小人物，留胡须，穿凉鞋。但一旦他们拥有了权力，刹那间就生出了一种全新的邪恶个性。”

“不对，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一个样，薇拉。有时他们称自己是共产党，有时是资本家，有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不管怎样，他们需要的就是紧紧抓住权力不放。俄国的前共产党人就是现在的工厂大老板。他们都是真正的奸商。但那些职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像瓦伦蒂娜的丈夫那样的人，却遭受了最严酷的打击。”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赞同我的看法，娜杰日达，说实在的，我不想就此争论下去。我知道你其实同情的是什么。但我一眼就能看穿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可你连见都还没有见过他们。”

“可我能从你的描述中看出来。”

蠢猪一个。跟她争吵没一点儿意义。但甚至在我们建立了新的联盟时，她还是不假思索地批评我，这仍让我耿耿于怀。

我打电话给父亲。

“啊，”他说，“没错，那辆拉达。她给她哥买的。你瞧，她哥住在爱沙尼亚，但他被驱逐出境了，因为他没能通过爱沙尼亚语的考试。他是纯种的俄罗斯人，你瞧。说的是纯粹的俄语。爱沙尼亚语他连一个字都不会说。但在独立之后，这个爱沙尼亚新政府想把俄罗斯人全都赶出去。所以她哥不得不走。现在瓦伦蒂娜，她说乌克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说得都很流利。斯坦尼斯拉夫也一样。词汇量很大。发音标准。”

“说说那辆拉达。”

“啊，是啊，拉达。她哥有辆拉达，你瞧，它被毁了。他的脸也被毁了。一天晚上，他去钓鱼，从冰洞里钓鱼。很冷，长时间坐在雪地里，等鱼上钩。爱沙尼亚非常地冷。于是，为了让自己暖和些，他喝了伏特加。酒现在当然不是用在拖拉机上的柴油或汽油的那种燃料了，但它具有某种供热特性。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吧，代价就是这个。他喝得太多，在冰上滑了一跤。毁了拉达，也毁了他的脸。但我自问，为什么我要帮这样一个人？他不仅不是乌克兰人，而且是个连爱沙尼亚语考试都通不过的纯俄罗斯人！告诉我这道理。”

“于是她就给他买了辆新拉达？”

“不是新的。二手货。不是太贵，顺便说下。一千英镑。你瞧，在这个国家，人们不认为拉达是多么时尚的车。（他说‘时尚’这个词时，用的是法国腔。他总幻想自己会说点法语。）相对于发动机而言，车身太重了。油料燃烧不充分。老式传动装置。但在乌克兰，拉达不错，因为有大量备件。也许它甚至不是买给她哥的。也许她会卖掉它，从中捞上一把。”

“也就是说她开着两辆车到处跑。”

“不。拉达停在车库里。罗孚停在行车道上。”

“但她没钱付电话费。”

“啊。电话。问题就在这儿。聊得太多了。丈夫、兄弟、姐妹、母亲、叔叔、阿姨、朋友、表亲。有时用乌克兰语，但大多是用俄语。”仿佛用乌克兰语聊天他就不在乎支付电话费似的，“不是充满智慧的言之有物的聊。是毫无意义的瞎聊。”如果聊的是尼采和叔本华，他就不在乎支付电话费了。

“爸，告诉她，如果她不付电话费的话，电话就会被掐掉。”

他办不到。他招架不了她。或者，也许他并非真想那么做。他只是想抱怨一下，以获取我们的同情。

“你必须对她更强硬些。”我感觉得到他在电话那头的抵触，但我坚持说下去，“她不明白。她以为在西方，人人都是百万富翁。”

“啊啊。”

几天后，他又打电话来了。罗孚又出毛病了。这次是液压制动系统的问题。噢，还有它没通过年检。他需要借更多的钱。

“等我一拿到退休金就还你。”

“看见了吧？”我冲迈克发火道，“他俩都彻底疯了。他们两个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呢？”

“想想如果真是那样该多么无趣啊。”

“哦，我想我能忍受一点点的无趣。我就是不想要这一切——不要在我此生中。”

“好啦，气大伤身，因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事情还会变得更糟。”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冰啤酒，倒进两只玻璃杯中，“你得给他机会让他找点乐子。你不应该干预其中。”

后来，我直后悔我没有多些干预，早些干预。

我意识到，光在电话上纸上谈兵是不行的，是到了再次探访的时候了。这次我事先没通知父亲。

我们到时，瓦伦蒂娜不在家，但斯坦尼斯拉夫在。他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做功课，埋首于书本之中。他很用功。乖孩子。

“斯坦尼斯拉夫，”我说，“这车怎么回事啊？它好像招来一大堆的麻烦。”

“哦，没事儿。现在一切正常。全搞定了。”他笑着说，露出豁牙来，很是可爱。

“但是，斯坦尼斯拉夫，你就不能劝劝你妈，让她买辆小点但更可靠的车，而不是这辆外表光鲜、花费巨大的大家伙？我父亲没那么多钱，你也知道。”

“哦，它现在没问题了。它是辆挺不错的车。”

“但假如你们有辆更可靠的车不是更好吗，比如说福特嘉年华？”

“哦，福特嘉年华不是好车。你知道的，在我们来这儿的路上看到了一场可怕的车祸，一辆福特嘉年华撞上了一辆美洲虎，结果福特嘉年华被美洲虎压了个稀巴烂。所以大车还是好多了。”

他是当真的？

“可是，斯坦尼斯拉夫，我父亲负担不起大车。”

“哦，我想他能。”可爱的微笑，“他有足够的钱。他给了安娜一些钱，不是吗？”眼镜滑到了他的鼻尖上。他把它推上去，然后抬眼看着我，冷冷地直视着我的眼睛。也许他不是那么乖。

“是的，只是……”我能说什么？“……那全在他自己。”

“一点儿不错。”

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瓦伦蒂娜闯了进来。她呵斥斯坦尼斯拉夫不该跟我说话。“别跟这个报丧的偷偷摸摸的没奶头的乌鸦说话。”她忘了我会说乌克兰语，抑或她根本就不在乎。

“没关系的，瓦伦蒂娜，”我说，“我要找的是你。我们能到楼下去吗？”

她随我来到楼下厨房里。斯坦尼斯拉夫也下了楼，但瓦伦蒂娜把他打发到了隔壁房间，在那里，我父亲正向迈克详细解释不同制动系统的安全特性间的差异，固执地对那辆罗孚的特殊问题避而不谈，而迈克则竭力想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

“为什么你想找我谈？”瓦伦蒂娜跟我面对面地站着，距离有点儿太近了些。她的唇膏是艳红色的，溢出了唇线，显得有点脏污。

“我想你知道原因，瓦伦蒂娜。”

“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

我原计划来一场理智的讨论，一番冷静的条分缕析的逻辑争论，终之以和蔼体恤地听她承认错误，她微笑着，可怜兮兮地同意，事情必须有所改变。但我所能感到的只有一股失去理智的冲天怒火，我的论点论据全都弃我而去。血直冲上我的脑袋。

“你就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吗？”我不知不觉地使用起混合语言，一半英语，一半乌克兰语，劈头盖脸地脱口而出。

“啊，羞耻！啊，羞耻！”她哼着鼻子说，“你羞耻。我不羞耻。你为什么不去你妈坟上？你为什么不哭，不带花？你为什么在这里添乱？”

一想到我妈躺在冰冷的地底下无人过问，而这个篡位者却在她的厨房里作威作福，我的怒气就不由得又飙高了一节。

“你竟敢提我妈。别用你那满口喷粪吃连袋煮食物的臭嘴提她的名字！”

“你妈死了。现在你爸娶了我。你不喜欢。你制造麻烦。我明白。我不蠢。”

她说的也是混合语言。我们像两只杂种狗一样相互咆哮着。

“瓦伦蒂娜，在我父亲连修一辆车的钱都付不起时，你为什么要开两辆车？当他向我借钱付账单时，你为什么还要往乌克兰打电话闲聊？你告诉我！”

“他给你钱。现在你给他钱。”那张血盆大口嘲弄道。

“为何我父亲要给你买的车付钱？给你付电话费？你有工作。你挣钱。你应该为这个家做点贡献。”我已经让自己逐渐进入一种义愤填膺的状态，话语冲口而出，咄咄逼人，一些英语，一些乌克兰语，胡乱地掺杂在一起。

“你父亲什么都没给我买！”她探身向前，冲着我的脸大叫大喊，她离我那么近，以至于我能感觉到她的唾沫星子像雨点般落在我的皮肤上。我可以闻到她的狐臭和发胶的味道。“没车！没珠宝！没衣裳！（她说‘衣裳’时，发的是‘衣长’的音）没化妆品！没内衣！”她猛地把T恤往上一拉，那对惊人的硕乳像对子弹头般从一副内嵌金属丝、绸子肩带、莱卡镶格、蕾丝缀边的火箭发射器般的绿缎胸罩中勃然而出。

“全我买的！我工作！我买！”

当事情涉及胸脯时，我不得不缴械投降。我失语不言。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我听到隔壁房间里父亲的声音还在嗡嗡作响。他在告诉迈克铅笔在太空里的故事。这故事我以前听过无数遍了。迈克也是。

“在早期的太空旅行中，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在失重实验中。美国人发现，一般的钢笔在没有地心引力的情况下都写不出字来，所以没法做笔记和保持记录。科学家们进行了密集的强化研究，终于发明了能在没有地心引力的情况下写字的高科技钢笔。在俄国，科学家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发现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他们用铅笔代替了钢笔。就这样，俄国人把铅笔带入了太空。”

父亲怎么能对正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置若罔闻？

我转向瓦伦蒂娜。

“我父亲是个天真的人。笨，但是天真。你把自己的钱全都花在惹火的内衣和惹眼的化妆上了！是不是因为我父亲满足不了你，嗯？是不是因为你在追另一个男人，或者两个或三个或四个，嗯？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过不了多久我父亲也会知道的。我们走着瞧！”

斯坦尼斯拉夫大声嚷嚷道：

“哇！我不知道娜杰日达会说这样的乌克兰语！”

随后门铃响了。迈克去开门。是扎德查克夫妇。他们站在门前，手持鲜花和自制蛋糕。

“请进！请进！”迈克说，“你们正好赶上喝茶。”

他们在门口犹豫不决。他们已经瞥见瓦伦蒂娜怒冲冲的脸。（胸脯已经重新遮起来了。）

“请进。”瓦伦蒂娜绷着脸说。毕竟，他们是她的朋友，而且她也许还需要他们。

“请进，”我说，“我去把水烧上。”我需要时间重整旗鼓，让自己喘口气。

尽管已是十月，天气却温暖和煦，阳光明媚。我们准备在花园里喝茶。迈克和斯坦尼斯拉夫搬出帆布折叠长椅和摇摇晃晃的露营桌子，把它们安置在李子树下。

“你们来太好了。”爸爸对扎德查克夫妇说，一面靠回到咯吱作响的帆布椅里，“不错的蛋糕。我的米罗契卡过去常做这种。”

瓦伦蒂娜对此嗤之以鼻。

“乐购超市卖的更好吃。”

扎德查克太太立即进入防御状态。

“瓦伦蒂娜，你怎么在乐购买蛋糕？你为什么不自己烤？女人都应该烤蛋糕。”

瓦伦蒂娜还处在与我交锋的一触即发的状态中。

“我没时间烤。成天工作挣钱。买蛋糕。买衣服。买汽车。没用的小气鬼丈夫不给钱。”

我担心T恤又会被撩起来，但她只是猛地把胸脯冲我父亲的方向挺了过去。受到惊吓的他向迈克投去求助的眼神。迈克的乌克兰语知识不足以让他明白事态的发展，所以他不幸地又回到蛋糕的主题上，一个劲儿地迎合着扎德查克太太，方法是又给自己切了一大块蛋糕。

“唔。真好吃。”

扎德查克太太面若桃花，神采飞扬。她拍拍他的大腿。

“你能吃。我喜欢男人能吃。为什么你不多吃点，尤里？”

扎德查克先生对此嗤之以鼻。

“太多蛋糕让人长胖。你胖，玛格蕾特卡。有点点胖。”

扎德查克太太对此嗤之以鼻。

“胖总比瘦好。瞧娜杰日达。她像吃不饱饭的孟加拉女人。”

我对此嗤之以鼻。我收紧肚子，义正辞严地说道：“瘦好。瘦健康。瘦人多长寿。”

他们全都转向我，报之以哄堂大笑。

“瘦是饿！瘦是饥荒！每个瘦子都会死！哈哈！”

“我喜欢肉肉的。”父亲说。他把干枯的手抚慰地放在瓦伦蒂娜的胸脯上，并轻轻捏了一下。血涌上我脑袋。我跳起身，不巧勾住了桌子腿儿，使茶壶和剩余的蛋糕都滑落到了地上。

茶会不欢而散。

扎德查克夫妇走后，还得洗洗涮涮，还有些脏亚麻桌布得洗。瓦伦蒂娜往涂着桃红色珠光指甲油的手指上戴上橡胶手套。我把她推到一边。

“我来洗。”我说，“我不在乎弄脏我的手。你显然是太出色了，做不了这个。对我父亲来说太出色了，你不这样想吗？不过，还没好到不花他钱的地步。嗯？”

她发出一声尖叫：“狐狸精！乌鸦！滚出我的厨房！滚出我的家！”

“不是你的房子！我妈的房子！”我回叫道。

父亲连忙跑进厨房。

“娜杰日达，为什么你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呢？不关你的事！”

“爸爸，你这个疯子。先是说瓦伦蒂娜花光了你所有的钱。借我一百英镑。借我五百英镑。然后又说我不该多管闲事。清醒点儿吧。”

“我说借钱。我没说管闲事。”他咬紧了牙关。他攥紧了拳头。他开始摇晃。我记得他这个样子曾让我充满恐惧，但我现在比他高了。

“爸爸，为何我要把钱给你，让你把它们花在这个贪得无厌谎话连篇涂脂抹粉的……”婊子，婊子，婊子！我心里想。但我的女权主义者的嘴不会把它说出口。

“滚！滚出去，再也别回来！你不是我女儿，娜杰日达！”他用惨淡疯狂的眼神盯着我。

“好啊，”我说，“我无所谓。不管怎样，谁会要你这样的父亲？你就搂着你的肉胸脯的老婆睡吧，别再来给我找麻烦。”

我抓起自己的东西冲出门去，走向汽车。没过一会儿，迈克跟了出来。

当我们离开彼得伯勒的郊区，驶向开阔的乡村时，迈克以开玩笑的方式斗胆说道：“你是何等疯狂的家伙啊。”

“闭嘴！”我尖叫道，“请你闭嘴，别多管闲事！”随后我顿觉羞耻。我已向疯狂缴械投降。我们在寂静中向家驶去。迈克搜索着收音机，寻找舒缓的音乐。

圣诞节礼物

我们此次探访过后没过多久，一天晚上很晚时，斯坦尼斯拉夫打电话给我姐姐。他在父亲的电话簿上发现了她的号码。

“求求你。你一定得想点办法……这些可怕的争吵……整天大叫大嚷……”他在电话里啜泣不已。

薇拉确实是想办法了。她打电话给内政部。他们告诉她，要把事情的原委写下来。她急忙给我打电话。

“这次我俩都要参与，我俩都要签字。我不会让他玩让我俩窝里斗的把戏。我不会让你因为什么都不做而唱红脸，而我则出力不讨好，结果在他的遗嘱中根本没我的份儿。”

“也许吧。”我说，“我先给他打电话。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想做让我俩都后悔的事。”我没能为了他保持足够的警惕性，这让我感到内疚。

我给父亲打电话。我听到电话里细微的“噼啪”声，然后是他拿起电话时气喘吁吁的声音。

“哈罗？啊，娜杰日达。你打电话来很好。”

“你还好吗，爸爸？”

“哦，跟瓦伦蒂娜处得不怎么好。有些问题。她现在的表现像是她不喜欢我……说我是贱骨头……应该被压扁的虫子……应该被关得远远的低能儿……应该被埋在地下的行尸走肉……诸如此类的。”他断断续续地咕哝着说，一面咳嗽个不停。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吱吱哎哎地说出的这些词句引起了他的痛楚。

“噢，爸爸。”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但他听出了我声音中责备的语气。

“当然这并非全是她的错。内政部迟迟没有下文，这让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她的工作也很繁重，白天在养老院干活，晚上还要在旅馆干活。她累了，人一累，就容易发脾气。”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气她，也气他。

“但是，爸爸，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任何人，除了你。”

“别告诉薇拉，好吗？她会说……”

“爸爸，薇拉知道。斯坦尼斯拉夫给她打过电话。”

“斯坦尼斯拉夫打电话给薇拉？”

“他在电话里直哭。”

“太糟了。太糟了。那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至少在她的申请批下来之前我们还会生活在一起……在那之后，他们就会离开，我就会归于宁静。”

但姐姐和我不会抱侥幸心理。我起草了一封致位于克罗伊登（Croydon）月亮大厦的内政部移民局的信，在信里罗列了瓦伦蒂娜嫁给我父亲的前后经过，以及她与鲍伯·特纳的关系。我不再在意是否表现得像个善良的开明人士。我只想这女人走开。我描述了他们的起居安排——分开的床——以及这场婚姻未得以完成的事实，因为我相信有关部门会认为插入性性交就是婚姻的全部。我对信中一板一眼的语气感到满意。

今年早些时候，杜波娃太太获得了第二个为期六个月的签证，于三月经由拉姆斯盖特抵达此地。她再次搬入特纳先生的家。她与我父亲于六月在彼得伯勒的天主教堂结婚。

婚礼之后，杜波娃太太并未搬去与我们的父亲同住，而是继续住在位于霍尔街的特纳先生家。学期结束后，杜波娃太太（现在的马耶夫斯基太太）和斯坦尼斯拉夫搬进了我父亲的家。尽管如此，她与我父亲并不同居一室，所以这场婚姻从未得以完成过。

起初，一切似乎运行正常。我们相信，尽管杜波娃太太（现在的马耶夫斯基太太）对我们的父亲也许没有浪漫之爱，至少她会心地善良，照顾一位年老体弱的老人安度晚年。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情况就开始恶化。

写信时，我一面备感内疚，同时又有种暗觉释然的喜悦。花园里的犹大之吻，无问责的恶意祝福。我父亲肯定永远也不会知道。迈克和安娜肯定永远不会知道。瓦伦蒂娜会怀疑，但永远也不会确定无疑。

我要求内政部的秘密通信人不公开我们的身份。我签好字后，把信寄给了姐姐。她签过字后，将信寄给了内政部。信件如石沉大海。几周后，姐姐打电话过去，被告知信件已被存档。

下次我再打电话给父亲向他询问情况时，他避而不谈。

“一切OK。”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没有任何异常。”

“不再吵架了？”

“没有任何异常。夫妻嘛，吵架是正常的。不是太坏。”随后他开始谈起航空学，“你看，在爱情里就如在航空学中，一切都取决于平衡。长而薄的机翼使上升速度大为提高，但代价是要损失更多的重量。同理，争吵和偶尔的坏脾气是爱情的代价。在设计机翼时，成功的秘诀在于获得提升力和拖拽力间的系数。对瓦伦蒂娜来说也是如此。”

“你是说她有大量的提升力，但她多少是个拖累。”（哈哈。）

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因为他在竭力思索我的话中之意。

“爸爸，”我说，“别再说什么航空学了。你看不出来我在担心你吗？”

“我没事。但我的关节炎又犯了。这潮湿的天气。”

“你愿意我和迈克过来看你吗？”

“不，现在不。过一阵子，也许。过一阵子。”

我姐姐更未得到认真对待。

“他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而再地这样做。我真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她说，“我们该找个医生，给他开份精神不正常的证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他结婚时脑袋不清醒。”

“他一直是那样的。他现在并不比过去糟。你知道他一直有点疯疯癫癫的。”

“当然那是事实。相当疯。但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更糟。他跟你说到瓦伦蒂娜了吗？”

“没当真谈。他说他们还会争吵，但没有任何异常。还记得他过去常和妈吵架吗？要么是事情得到了解决，他们安然相处，要么是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事情有多么糟糕。他担心你会笑话他，薇拉。”

“哦，我当然会笑话他了。他还能指望什么？可他还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能让这个可怕的女人随便欺负他。”

“他说一切正常。但他听上去不是那么好。”

“也许他打电话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呢。我这是突然想到的。”

圣诞节给了我们需要前去探访的借口。

“这是圣诞节啊，爸爸。过圣诞时，家人总是团聚在一起的。”

“我要看看瓦伦蒂娜怎么说。”

“不要，只需告诉她我们要来就行了。”

“那好吧。但不要带礼物。不要给我礼物，我也没礼物给你们。”

这“不送礼”的主意源于他母亲，也就是娜迪娅奶奶。我的名字就是随她起的。她是个乡村女教师，一个严厉而虔诚的女人，有一头乌黑的直发，这头发直到她七十岁时才开始变白（我母亲说，这是蒙古血统的确定无疑的表征）。她是托尔斯泰的积极追随者，把其曾在当时俄国知识界风靡一时的疯狂信念奉若神明：农民精神的高贵，自我否定的美丽，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我母亲说，她婆婆关于婚姻、养儿育女和做面团布丁的最佳方法等方面的宣言让她吃尽了苦头。）不过，不过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父亲曾给我制作过多么好的礼物啊。有用西印度轻木制作的飞机模型，它们以橡皮筋为动力——整条街的人都跑出来看它们飞。有次是个带检修坑的车库，检修坑是用木头做的，用铆钉钉上铝片；车库里还有台升降机，由一条橡皮筋操控，可以把小卡丁车送到房顶上；还有个弯曲的坡道，以便你可以把它们再滚下来。有次圣诞节的礼物是一座农家庭院，一个“khutor”，就如我们在乌克兰的家——一块漆成绿色的硬质纤维板，围以上了漆的院墙，院门带有铰链，开合自如；院子里有座农舍，有门有窗，可开可关，还有个小小的牛栏，牛栏有斜坡的屋顶，里面是用印模压铸的牛和猪。我茫茫然地回想着这些礼物。我真是好久没想起过这些我曾热爱的、与我父亲有关的东西了。

“但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也许他们喜欢礼物。”他说，“他们真是十分传统，你知道的。”哈！他不把他们当成读尼采著作的知识分子了。

我很享受给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挑选礼物的过程。我给瓦伦蒂娜包了瓶特别便宜的劣质香水，那是我在一次商场促销中免费得来的。我给斯坦尼斯拉夫挑的是件淡紫色的涤纶衫，它是我女儿从一次学校杂物拍卖会上带回家的。我精心地把它们包起来，上面还装饰着小弓箭。我们给我父亲的礼物是一些巧克力和一本关于飞机的书。他其实一直喜欢礼物，尽管他说他不喜欢。

我们在圣诞节下午开车前去。天灰蒙蒙的，寒冷刺骨，仿佛白色圣诞节已被这样的天气接管了似的。家里昏暗惨淡，又脏又乱，不过我父亲已把几张圣诞节贺卡（包括一些去年留下来的）挂在横拉于天花板的绳子上，让房间里有了点亮色。家里没吃的。圣诞节晚餐他们吃的是买的现成包装的、只需微波炉加热的火鸡胸脯肉切片，外加土豆、蚕豆和肉汁。连点儿剩饭都没有。搁在炉子上的锅里有些灰白色的冷了的煮土豆，还有些煎鸡蛋的残渣。

我想起过去的圣诞节晚餐：一只肥大的火鸡，鸡皮酥脆咸香，油汪汪的汁水直往外冒，火鸡胖鼓鼓的肚子里填塞着大蒜、墨角兰和麦糊，围以烤葱和栗子，喷香诱人，自制的葡萄酒让我们全都醺醺欲醉，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即使是冬天，上面也摆着鲜花，还有傻里傻气的礼物，还有欢笑和亲吻。这女人霸占了我母亲的地盘，偷走了圣诞节，代之以连袋煮食物和塑料花。

“我们何不全体到外面去吃顿饭呢？”迈克说。

“好主意。”父亲说，“我们可以去印度餐馆。”

我父亲喜欢印度食物。村子里有家名叫喜马拉雅的餐馆，位于冷冷清清的购物中心里，这个购物中心是20世纪60年代加盖的混凝土建筑。母亲去世后，父亲有一阵子就靠他们递送的外卖度日，并因此认识了餐馆的经营者。

“比政府递送的食物好吃，”他会说，“好吃多了。”直到有一天他吃了过多的咖喱肉，引起身体的不适，他曾乐呵呵地向每一个愿意听的人描述其恶果。（“辣着进去，辣之又辣地出来。”）

我们是餐馆中仅有的顾客：迈克、安娜、我、爸爸、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暖气之前一直关着，房间冰冷。有股子泛潮和尿骚的刺鼻味道。我们选了张最靠窗的桌子，但外面没什么可看的，只有车顶的霜色和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在明暗闪烁。餐馆里贴着栗色的植绒墙纸，羊皮纸灯罩上绘有印度的主题图案。背景音乐是一家当地流行音乐广播电台播放的爵士节拍的圣诞节颂歌。

餐馆老板像迎接久违的老朋友般欢迎我父亲的到来。父亲向他介绍了我、迈克和安娜。“我女儿，我女婿，我外孙女。”

“那这两位呢？”老板指的是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他们是什么人？”

“这位女士和她的儿子是从乌克兰来的。”爸爸说。

“她是谁啊？太太吗？”很显然，流言蜚语已传遍了村子，现在他想证实一下丑闻。他想让自己成为闲言碎语的中心。

“他们从乌克兰来。”我说。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是的，太太。“我们可以看菜单吗？”

失望之余，他取来菜单，砰地一下放在桌子上。

“我们能点瓶酒吗？”迈克问，但餐馆没有卖酒的执照。

我们只能空口干杯了。

我们开始点餐。我父亲热爱印度咖喱羊羔肉。我女儿是素食者。我丈夫喜欢非常辣的菜。我喜欢烤箱焙出的菜。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以前从未吃过印度食物。他们再三斟酌，一副屈尊纡贵的样子。

“我只想吃肉，很多的肉。”瓦伦蒂娜说。她从英式食物一栏中选了一客牛排。斯坦尼斯拉夫选的是烤鸡。我们等着上菜。我们听着流行音乐和DJ喋喋不休的唠叨。我们望着车顶闪烁的霜色。餐馆老板站在吧台后，小心翼翼地望着我们。他在等什么？

安娜紧挤在迈克身旁，开始把他的餐巾折成一朵精致的折纸花。她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就像过去的我一样。看着他们在一起的样子让我觉得既悲伤又喜悦。

“那个，”迈克说，“又是圣诞节了。大家一起出来吃饭不是很好吗？我们应该经常这样做。”

“太好了。”我说。他对那封写给内政部的信一无所知。

“你得到什么好礼物了吗，斯坦尼斯拉夫？”安娜问，她的声音因为圣诞节带来的兴奋而喜不自禁。她也对那封信一无所知。

斯坦尼斯拉夫得到的礼物有短袜、肥皂、一本关于飞机的书和一些磁带。去年他得到了一件带毛领的黑夹克。真毛。前年他得到的是他父亲送他的溜冰鞋。

“乌克兰更好，圣诞节。”瓦伦蒂娜说。

“那你为什么不……”我竭力管住自己的嘴，但瓦伦蒂娜知道我想说什么。

“为什么？为了斯坦尼斯拉夫。全都是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夫必须有好机会。在乌克兰没有机会。”她转向我大声说，“在乌克兰，只有流氓妓女的机会。”

迈克同情地点着头。安娜变得安静了。斯坦尼斯拉夫露着他那可爱的豁牙笑。吧台后的餐馆老板已静悄悄地走开。我父亲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是在千里之外的拖拉机上。

“在共产党制度下要更好吗？”

“当然要更好。曾经是好生活。你不明白现在统治国家的是些什么人。”

她糖浆色的眼睛中有种沉重呆滞的神情。今天是她两周来头一次休息。黑色的眼线糊了妆，跑进了她眼睛下方的褶皱中。如果我不小心，就会开始对她感到同情。妓女。荡妇。连袋煮食物。我想着母亲，硬起心肠。

“我以前的学校要更好。”斯坦尼斯拉夫说，“更多的学科。更多的家庭作业。但现在在乌克兰，如果你想通过考试，就必须得给老师付钱。”

“那么你的新学校没什么特别之处了。”我干巴巴地说。迈克在桌子底下直踢我。

“跟我的学校没什么两样。”安娜唧唧喳喳地说，“我们总得用苹果贿赂老师。”

斯坦尼斯拉夫显出吃惊的样子。

“苹果？”

“开玩笑的。”安娜说，“你们国家的孩子不给老师送苹果吗？”

“苹果从不，”斯坦尼斯拉夫说，“伏特加，是的。”

“你是大学老师？”瓦伦蒂娜问我。

“是的。”

“我想帮斯坦尼斯拉夫进牛津剑桥大学。你在剑桥大学工作。那么你帮忙？”

“我是在剑桥工作，但不在剑桥大学。我在英吉利理工大学。”

“英吉利大学？这是什么鬼学校？”

我父亲从桌子那头倾过身来耳语道：“理工。”

瓦伦蒂娜扬了扬眉毛，叽哩咕噜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

我们的菜上来了。餐馆老板在给瓦伦蒂娜上菜时，似乎在她身边逗留了好一会儿。她冲着他抛她那糖浆色的媚眼，但那只是种心不在焉的调情。时间已晚，我们都太饿了，全然不再顾及礼貌。印度咖喱羊羔肉都是精肉，我们不得不把它切成极小的片给我父亲吃。蔬菜咖喱里面除了卷心菜外就没有蔬菜。迈克的辣咖喱太辣了。斯坦尼斯拉夫的烤鸡又干又硬。瓦伦蒂娜的牛排像片木头。

“大家都还满意吧？”餐馆老板问。

“真好吃。”迈克说。

吃完饭后，迈克开车载父亲、安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回家，我和瓦伦蒂娜则走回去。人行道上滑溜溜的，我们彼此搀扶着对方，起先是为了平衡，但过了一会儿，这种搀扶就变成了相依相伴。尽管吃得不怎么样，但一些时令性的祝酒辞还是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印迹。地球和平，愿全体男同胞心想事成，歌颂清澈天空中的圣诞节天使。我意识到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一切都还好吧？”我问。

“好。事事如意。”

“但那些争吵是怎么回事？你们似乎经常吵架。”我竭力让自己听上去中立，友好。

“谁告诉你的？”

“瓦伦蒂娜，这事无人不晓。”我不想出卖斯坦尼斯拉夫，而且我也不想把我父亲拉扯进来。

“你父亲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她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无法像她那样与我父亲朝夕相处。我开始后悔写了那封给内政部的信。

“他总是给我找麻烦。”

“但是，瓦伦蒂娜，你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你知道老年人会难处些。”

她期望怎样？一个优雅的老绅士，成天给她送礼物，有一天静悄悄地死去？那不是我那强硬执拗、喜爱争吵、固执己见的老父亲。

“你父亲还要难处。成天咳啊咳啊咳的。神经有问题。洗澡有问题。尿尿有问题。”她转向我时，月光照在她那斯拉夫人轮廓鲜明的俏脸上，高高的颧骨，弯曲的嘴唇，“而且一天到晚地，你知道，亲嘴亲嘴，摸这里，这里，这里……”她戴手套的手隔着厚厚的大衣摸着自己的胸脯、大腿、膝盖。（我父亲做那事？）我忍不住想笑，但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对他好点儿。只需这样就行了。”

“我好，”她说，“像对我自己的父亲。你不担心。”

她在冰面上滑了下，于是更紧地抓着我的胳膊。我感到她温暖而富美感的大块头的身体瞬间碰到了我，还闻到那浓烈的甜香的香水味，我的圣诞节礼物，她把它喷在了自己的脖子前后。这个取代了我母亲位置的女人。

软绵绵软耷耷

我父亲很兴奋。移民局的调查员来登门拜访过了。过不了多久，瓦伦蒂娜的移民身份就会得以确认，他们的爱将被永远封存。没有了让他们提心吊胆的被驱逐的恐惧感，误解将会烟消云散，他们又会回到初次相爱时的美好时光。也许会更好。也许他们会组建一个新家庭。可怜的瓦伦蒂娜一直以来是那么焦虑，这让她有时显得急躁易怒，但过不了多久，他们的麻烦就会适可而止。

调查员是个中年妇女，穿平底系带的鞋子，留中分的头发。她夹着棕色的公文包，谢绝了我父亲喝茶的邀请。他带她到处参观。

“这是我的房间。这是瓦伦蒂娜的房间。这是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你看，人人都有大房间。”

调查员记录下每个人的住处。

“这是我的桌子。你看，我宁愿独自吃饭。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在厨房吃饭。我自己做饭——瞧啊，东芝苹果。用东芝微波炉做的。富有维生素。你想尝尝吗？”

调查员礼貌地谢绝了，又做了些笔记。

“我能见见马耶夫斯基太太吗？她什么时候下班回家？”

“她回家的时间总是不固定。有时早些，有时晚些。你最好先打电话。”

调查员再次做了笔记，然后她把笔记本放进棕色公文包，跟我父亲握手告别。他看着她的蓝绿色小菲亚特消失在道路的转弯处，然后打电话向我报告最新消息。

两周后，瓦伦蒂娜收到一封内政部的来函。她要求留居英国的申请被驳回。调查员没有发现真实婚姻的证据。她对我父亲大发雷霆。

“你个蠢头蠢脑的白痴。你的回答没一个是对的。为什么你不给她看你写的情诗？为什么你不给她看结婚照？”

“我为什么要给她看情诗？她又没有要求看诗，她要求看卧室。”

“哈！她看你不是好男人，进女人的卧室。”

“你不是好女人，把丈夫关门外。”

“你在卧室想干什么，嗯？笑死人！你个软绵绵软耷耷。你个软趴趴软遢遢。软绵绵软耷耷软趴趴软遢遢！”她奚落着。她把脸使劲地凑近他的脸，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软绵绵软耷耷！软趴趴软遢遢！”

“住嘴！住嘴！”我父亲叫道，“滚！滚！滚开！滚回乌克兰去！”

“软绵绵软耷耷软趴趴软遢遢！”

他把她推开。她也回手推他。她块头比他大。他跌倒了，胳膊重重地撞在柜角上。一块淤青出现在手臂上。

“你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你向女儿哭去！救命啊，救命啊，娜迪娅，薇罗契卡！老婆打我！哈哈！丈夫应该打老婆！”

也许他会打她，如果他能的话，但他不能。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助。他的内心充满绝望。第二天，等她上班去后，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他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似乎大声说出来都会引起伤痛。我表达了关切之情，但我不由暗自得意。我对官方对插入性的看法上的判断不是正确的吗？

“你瞧，这属于勃起功能障碍，娜迪娅。有时男人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没什么，爸爸。她不应该像那样嘲笑你。”傻瓜，我想。他还想期望什么？

“别告诉薇拉。”

“爸爸，我们也许需要薇拉的帮助。”

我以为这故事会是出吵吵闹闹的滑稽剧，但现在我发现它正朝着吵吵闹闹的悲剧发展。他以前没告诉我是因为他打电话时她就在旁边听着。还因为他不想让薇拉知道。

我竭力忍着不脱口而出“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傻瓜”，但我打电话给薇拉，她把它替我说出来了。

“但其实我要怪你，娜杰日达，”她接着道，“你不让他去长者住屋。如果他去了长者住屋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谁也预料不到这事……”

“娜迪娅，我预料到了。”她的声音中回响着大姐头的胜利感。

“OK，这么说你真是聪明绝顶。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从中摆脱出来？”我扮了个嘲讽的鬼脸，她在电话那头看不见。

“有两种可能性，”薇拉说，“离婚或驱逐出境。第一种又昂贵又不保险。第二种也不保险，但至少爸爸不必为此付钱。”

“我们不能两者兼得吗？”

“你真是与以前判若两人啊，娜迪娅。你那些女权主义的观点都哪儿去了？”

“别老翻旧账，薇拉。我们本该联手才是，但你就是不能让自己对我表现得客气点儿，是吧？我算是明白了为何爸爸一向什么都不告诉你。”

“没错，那么他是另一个白痴。妈妈和我是家里的务实者。”

看到她是怎么声称对母亲的遗产拥有所有权的了吧？不仅仅是装满瓶瓶罐罐的橱柜，也不是金盒坠，甚至不是她追着不放的银行户头里的钱；不，是对性格、对天性的继承，我们就是为此争夺不休的。

“我们从来不是个非常务实的家庭。”

“你们社会工作者用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功能障碍性家庭。也许我们应该向市政厅申请一份补助金。”

尽管开始谈得不是很顺畅，我们还是同意分工协作。薇拉，作为家里的离婚专家，将联系律师，而我则负责找出与移民和驱逐相关的法律条文。在脱掉我那无跟的软底鞋、踏进腾布利奇韦尔斯[1]的“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的细高跟鞋之初，我感觉很不舒服，但没过多久，新鞋就贴合了我的脚。我发现瓦伦蒂娜有权上诉，随后如果她被驳回，她有权再次上诉到特别法庭。她还有权得到法律援助。她显然终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

“也许我们该给《每日邮报》写信。”我在扩展自己的角色。

“好主意。”薇拉说。

在离婚的前沿阵地，我姐姐有个狡黠诡诈的计划。一场各执一辞的离婚官司将会错综复杂，而且花费巨大，她离过婚，所以她灵机一动，想到了获取婚姻无效判决的主意——“未完成故非婚姻”的观点在十六世纪曾风靡欧洲皇室。

“你看，婚姻从未真正存在过，所以根本不需要离婚。”她向彼得伯勒律师事务所的乳臭未干的见习律师解释说。他以前没碰到过这种事，但他答应要查一下。他在试着通过电话从我姐姐那里获取关于未完成的细节时显得结结巴巴，口齿不清。

“老天爷啊，”她说，“你到底需要多少细节？”

但尽管它对欧洲皇室有用，却对我老爸无用——只有当一方抱怨另一方无能或拒绝完成婚姻时，未完成婚姻才能成为婚姻无效判决或离婚的基础，那位见习律师在一封措辞笨拙的信中写到。

“哦，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薇拉说，她一向以为她对离婚的事无所不知。

当我父亲提出离婚时，瓦伦蒂娜报以哄然大笑。“我先得到护照签证，然后你得到离婚。”

父亲也一直对离婚这个主意很逃避。他害怕他们会问起他软绵绵软耷耷的问题。他害怕全世界都发现他的软趴趴软遢遢。

“最好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娜迪娅。”他说。

***

尽管承受着压力，他还是设法完成了他的拖拉机史的另一章，但这一章的笔调有点沉郁。迈克和我二月初去看他时，他把我们带到起居室，那里依旧堆满了上一年的苹果，像冷库一样寒冷。他大声地把它读给我们听。

拖拉机的早期制造者们梦想把刀剑变为犁头，但随着本世纪的精神变得黑暗，我们发现，正相反，犁头将变成刀剑。

哈尔科夫机车厂（TheKharkivLocomotiveFactory）曾为了满足新经济计划的需要周产拖拉机1000台，如今根据国防部人民委员K.J.伏罗希洛夫（K.J.Voroshilov）的命令，搬到了乌拉尔山以外的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转而生产坦克。

首席设计师是米哈依·科锡金（MikhailKoshkin），他曾在列宁格勒研究所学习，在基洛夫发电厂（KirovPlant）工作至1937年。他是位谦谦君子，他的天才被斯大林用于，你也许可以说是滥用于，创建苏联军事霸权。科锡金的第一辆坦克，A20，依靠初始的履带行驶，配备有45毫米的大炮和可以抵御炮弹的装甲。当大炮的尺寸增加到76.2毫米，装甲也变得更厚时，它被更名为T32。T32在西班牙内战时亮相，在那里，尽管其操纵性能得到一致称赞，却因装甲较薄而变得易受攻击。由此又诞生了具有传奇性的T34，许多人认为它是战争的转折点。它拥有更厚的装甲，而为了抵消增加的重量，它成为第一辆配备了铸铝发动机的坦克。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变得越来越颤抖，他不得不时不时地停下来，好让自己喘口气。

在1940年2月的恶劣天气中，第一辆T34开往莫斯科，接受苏联领导人的检阅。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因为它如此平稳地驶过首都那车辙纵横、冰雪覆盖的鹅卵石路面。

然而，可怜的科锡金没有活到看见他的创造物投产的那一天。在这次旅途中，由于长时间暴露在恶劣的天气里，他患上了肺炎，于几个月后去世。

设计由他的学生兼同事亚历山大·莫洛佐夫（Aleksandr Morozov）最终完成，莫洛佐夫是个闯劲十足、英俊潇洒的年轻工程师，在他的指导下，第一批T34坦克于1940年8月开下了装配线，不久之后，成百上千辆的坦克从装配线上开了下来。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以前主要以生产拖拉机著称的车里雅宾斯克被更名为坦克格勒（Tankograd）。

窗外，太阳西下，沉入了冰雪覆盖的犁沟，现在它们全天都不再化冻。恣意摧残着树木枝条的狂风从东英吉利海岸的平原吹来，东英吉利海岸平原的风是从大草原吹来，而大草原的风又是从乌拉尔山吹来。

我父亲为了抵御寒冷，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地裹得严严实实，戴着无指手套和毛线帽，穿着三双袜子，看上去挺暖和。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透过厚厚的眼镜片读着自己的文章。他身后的壁炉台上搁着我母亲的画像。她正越过他的肩膀向窗外的田野和地平线望过去。为什么她要嫁给他，这个有着褐色的眼睛、卷曲厚实的头发和神秘的微笑的喜欢沉思的年轻人？他曾是个闯劲十足、英俊潇洒的年轻工程师吗？他让她着迷的是他那些关于自动传送的言谈和由机油构成的礼物吗？

***

“她为什么嫁给他？”我问薇拉。

离婚专家太太与“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一直以来都通过电话交流信息，我们间的语气已变得十分亲热。我们从谈论我们父亲与瓦伦蒂娜的婚姻转向谈论我们父母的婚姻，现在我看到通往过去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我想推开它。

“那是在潜艇指挥官在赛巴斯托波儿（Sebastopol）被杀之后。我猜她是害怕孤单一人。那是个让人担惊受怕的年代。”

“什么潜艇指挥官？”

“来自黑海舰队。她与他订了婚。”

“妈妈跟一个潜艇指挥官订过婚？”

“你不知道？他曾是她生命中的至爱。”

“不是爸爸？”

“你认为呢？”

“我不知道。”怪鼻头呻吟着说，“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与此相关的任何事。”

“有时不知道更好。”

“咔嗒”一声，大姐头关上了通往过去的门，并转动钥匙把它锁了起来。

[1]腾布利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是英国肯特郡（Kent）治下的一个地区，此处当指英国国会众议院的腾布利奇韦尔斯议会选区，该地区的选民多数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

胁迫之下

瓦伦蒂娜对移民局的裁决提出上诉的时间定了下来。突然间，我父亲发现他原来并非那么全然无能为力。上诉将于四月在诺丁汉举行。

“我不去。”父亲说。

“你要去。”瓦伦蒂娜说。

“你自己去。我为什么要跑到诺丁汉去？”

“你个蠢货。如果你不去，移民局的官僚会说，你丈夫呢？为什么你没丈夫？”

“告诉官僚我病了。告诉他们我不去。”

瓦伦蒂娜听取了自己在彼得伯勒的律师的建议。他告诉她，假如她丈夫不去，她的案子将会遭到严重质疑，除非她能提供他生病的证据。

“你脑袋有病。”瓦伦蒂娜对我父亲说，“你造太多麻烦。太多疯子话。太多亲嘴亲嘴。不是好八十四岁人。医生必须写信。”

“我没病，”我父亲说，“我是个诗人和工程师。顺便说一句，瓦伦蒂娜，你应该记得，尼采本人就被那些智力比他低下的人当成疯子。我们去找菲格斯医生。她会告诉你，我脑子没病。”

那位说话柔和、接近退休年龄的乡村女医生已为我母亲和父亲看了二十年的病。

“好啊。我们去找菲格斯医生。然后我会告诉菲格斯医生口交的事。”瓦伦蒂娜说。（什么？口交？我父亲？）

“不不！瓦尔娅，为什么你非得把这种事跟谁都说？”（他似乎不在意跟我说！）

“我要告诉她八十四岁丈夫想口交。软绵绵软耷耷丈夫想口交。”（求你了爸爸——这让我觉得有点想吐。）

“求你了，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发了善心。他们改为去找另一个医生。瓦伦蒂娜和扎德查克太太裹胁着我父亲坐进老破车。她们想在他改变主意之前赶到医院，所以行色匆匆，以至于他的大衣扣子都扣错了顺序，鞋子也穿反了。他没戴远视眼镜，而是仍戴着看书用的眼镜，所以从他眼前掠过的一切都模糊不清——雨，刮雨器的摆动，雾气蒙蒙的车窗，他们经过的树篱的朦胧轮廓。瓦伦蒂娜坐在前面，以她自学成才的疯狂的驾驶方式开着车，而扎德查克太太则坐在后排，紧紧抓着尼古拉，以防他决定打开车门跳出去。就这样，他们飞速奔驰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上，冲过泥坑时水花四溅，让几对野鸡夺命而逃。

他们没带他去找村卫生院的菲格斯医生，而是去了邻村，那里有同一家卫生院的另一个分支，但由不同的医生坐诊。她们原指望看到的是那个中年印度医生，但坐在那里的却是个代理医生。波洛克医生是个年轻人，红头发，长得很漂亮。我父亲不想和她讨论自己的问题。他眯着眼，透过自己雾气蒙蒙的眼镜费劲地凝视着她，试图在不引起她注意的情况下把鞋子倒换过来。瓦伦蒂娜包揽了所有的对话。她认定眼前这个年轻女人会同情她的遭遇，于是开始说起有关我父亲的古怪行为的一些细节——咳嗽，东芝苹果，拖拉机的独白，持续的性要求。波洛克医生专心地看着我父亲，注意到那古怪的鞋子、那凝视的眼神、那扣错扣子的外套，并问了他许多问题：

“你结婚多久了？你有性障碍吗？你到底为什么来找我呢？”

我父亲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然后他转向瓦伦蒂娜，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因为她把我带来的！这个地狱的魔鬼！”

波洛克医生拒绝写信给移民局，告诉他们我父亲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出席瓦伦蒂娜的上诉法庭。但她确实告诉我父亲，她会为他约个时间，让他去彼得伯勒地区医院咨询一位精神病医生。

“看吧！”瓦伦蒂娜胜利地说，“医生说你疯了！”

我父亲一言不发。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你认为我疯了吗，娜迪娅？”第二天，他在电话里问我。

“那个，爸爸，说实话，我确实觉得有一点儿。我觉得你娶瓦伦蒂娜就是疯了——当时我没这么说吗？”（我想说哈哈！早告诉过你了！但我咬住了自己的舌头。）

“哈，那不是疯狂。那只是个小错误。任何人都会犯错。”

“没错。”我说。我仍在生他的气，但我也为他感到难过。

***

“这一切都关口交什么事？”我问薇拉。我们又在交换情报，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变得十分亲密。

“哦，它是玛格雷特卡·扎德查克的馊主意。很显然，瓦伦蒂娜告诉她，我们正寻求未完成基础上的婚姻无效判决。”

“但他们真的……？”

“很抱歉，娜杰日达。这太恶心人了，我不想谈。”

不管怎样，我还是从爸爸那里找到了答案。瓦伦蒂娜一直以来跟她的朋友玛格雷特卡·扎德查克无话不谈，而扎德查克太太也有一两件事要告诉她。老马耶夫斯基太太是个狡黠而节俭的女人，她说。当她死时，她已攒下了一大笔钱。有上万英镑。全都藏在这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为什么那个小气丈夫不把钱给她？小气丈夫在告诉我这件事时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会把整个房子翻个底朝天，而她连一便士也找不到。

扎德查克太太还教给了瓦伦蒂娜一个新词：口交。在英国十分流行，扎德查克太太说。你会在所有的英国报纸上读到这个词。好乌克兰人不口交。小气丈夫在英国生活的时间太久了，读英国报纸，打起了英国人的口交的主意。口交是好的，扎德查克太太说，因为有了口交，人人都知道是真实婚姻，小气丈夫不能说不是真实婚姻。

扎德查克太太还告诉了她一件事——如果她与那个打老婆的小气丈夫离了婚，因为口交，她将保证能得到房产的一半。那是英国的法律。在大发横财的梦想的激励下，她与我父亲来了个当面锣对面鼓。

“我先得到护照签证，然后我就离婚。等我离了婚，我会得到一半的房产。”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他说，“我们把房子分开。楼上归你和斯坦尼斯拉夫，楼下归我。”

现在我父亲开始画图——楼下平面图，楼上平面图，要锁起来的门，要开的通道。他在几张方格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草图。在邻居的帮助下，他把自己的床搬到了楼下堆满苹果的起居室里，也就是我母亲去世时待过的房间。他告诉薇拉，那是因为他爬楼太费劲。

但那屋子太冷了，他又因为那些苹果而不愿开暖气。他开始咳嗽和气喘，于是瓦伦蒂娜，因为害怕他在她的英国护照得以圆满（他的原话）之前死掉，带他去看菲格斯医生。医生告诉他，他晚上需要保持暖和。他的床搬进了挨着厨房的餐厅，在那里，总控供暖锅炉可以一天到晚地开着。这屋子以前是敞开式的，但他要求迈克给他安个门，因为他害怕瓦伦蒂娜会在夜里谋害他（他的原话）。他在这个房间里起坐，睡觉，吃饭。他使用楼下为母亲设置的小卫生间和淋浴室。他的世界已压缩到一个房间的跨度，但他的思想依旧自由地驰骋在全世界犁沟纵横的田野上。

***

爱尔兰，像乌克兰一样，是个拥有广阔乡村的地方，因毗邻一个更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而备受煎熬。爱尔兰对拖拉机史的贡献在于它天才的工程师哈里·佛格森（Harry Ferguson），他出生于1884年，出生地靠近贝尔法斯特（Belfast）。

佛格森是个聪明而淘气的人，他对航空术也充满了激情。据说他是第一位在大不列颠建造并驾驶自制飞机的人，时间是1909年。但他不久就开始相信，促进有效的食品生产将是他对人类独一无二的贡献。

哈里·佛格森的第一张双刀犁安装在用福特T型汽车改装成的拖拉机的底盘上，恰如其分地起名为“爱神”。这种犁装配在拖拉机的后部，通过独具匠心的平衡弹簧装置，它可以由驾驶员使用座位旁的操纵杆随意调节上下高度。

与此同时，福特公司也在发展自己的拖拉机。佛格森的设计更为先进，使用了液压连杆，但佛格森知道，尽管自己有工程方面的天才，光靠他本人还是无法实现梦想。他需要一家大公司来生产他设计的拖拉机。于是他与亨利·福特达成非正式协议，只以握手为凭。这个福特—佛格森伙伴关系给世界带来的新型福特牌拖拉机远胜于以前所知的任何机型，是所有现代型号的拖拉机的先驱。

然而，这个以握手缔结的协议在1947年亨利·福特二世接替了父亲的帝国之后就分崩离析了，他开始生产一种新型的福特8N拖拉机，使用的是佛格森的系统。佛格森那开朗愉快的天性与美国商人的无情无义无法合拍。问题于1951年由法院裁决。佛格森要求得到2400万美元，但只得到了区区92.5万美元。

在永不言弃的精神的作用下，佛格森有了一个新想法。他与位于考文垂的标准汽车公司接触，计划把先锋牌汽车改装成拖拉机。但这一设计不得不加以改良，因为战后汽油实行的依旧是配给制。佛格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把汽油驱动的发动机改为柴油驱动的发动机，他的成功使著名的TE20得以问世，英国生产了超过五十万辆这种型号的拖拉机。

佛格森因把我们时代的两个工程学方面的伟大成就结合在一起而名垂后世：拖拉机与家用汽车，农业与运输，两者都对人类的快乐安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我父亲最终还是为了瓦伦蒂娜的上诉去了诺丁汉。她是怎么说服他的？她威胁说要把口交的事抖出来给官僚们听吗？她把他枯瘦的脑袋温柔地揽在自己的一对子弹头中间，往他的助听器里柔声细语地灌迷魂汤了吗？我父亲对此只字不提，但他自有一个诡诈的计划。

他们乘火车去的诺丁汉。瓦伦蒂娜已经为这一场合置办了新装：一套海军服套装，带粉色涤纶丝衬里，与她的口红和指甲的颜色正相配。她的头发高高地堆在头上，形似一只黄色蜂窝，为了保持发型不乱，使用了别针和发胶加以固定。我父亲穿着他结婚时穿的那套衣服，里面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衣，衬衣的领子已磨损，最上面的两粒扣子是用黑线缝上去的。他头上戴了顶绿色鸭舌帽，他把它称之为他的“lordovskakepochka”（意为“贵族戴的帽子”），那是他二十年前在彼得伯勒的消费合作社买的。瓦伦蒂娜用厨用剪刀帮他剪短了头发，以便让他看上去整洁些，她帮他端正领带，甚至还在他的腮帮子上啄了一口。

他们被领进一间漆成淡棕色的色调沉闷的房间，房间里坐着两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和一个穿灰色羊毛衫套装的女人，他们坐在一张棕色桌子后，桌上放着几捆文件、一只玻璃水瓶和三只玻璃杯。瓦伦蒂娜被要求先发言，然后被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她详细地叙述了她和我父亲是如何在彼得伯勒的乌克兰人俱乐部相遇的，他们是如何一见钟情的，他是如何用诗歌和情书向她求婚的，他们是如何在教堂结婚的，以及他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

等轮到我父亲发言时，他轻声询问他是否能去另外的房间。移民局小组成员商量了一下，但结论是不能，他必须当众讲话。

“我将在胁迫之下发言。”他说。他们向他询问了一系列相同的问题，他的回答与瓦伦蒂娜的如出一辙。在他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他说：“谢谢你们。现在我想让你们记下来，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胁迫之下说的。”

他在拿她的英语水平当赌注。

一阵急促的记录，但小组成员谁都没有抬起过头，或者与我父亲对视一下。瓦伦蒂娜轻轻扬了扬一只眉毛，但脸上还带着她固定不变的微笑。

“什么意思，‘瞎迫’这词儿？”他们在等回家的火车时，她这样问他。

“它的意思是爱情，”我父亲说，“就像法语里的tendresse。”

“啊，holubchik。我的小企鹅。”她眉开眼笑，又在他腮帮子上啄了一口。

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

“你是怎么猜到扎德查克太太知道婚姻无效判决计划的？”薇拉问。离婚专家和“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又把脑袋凑到了一起。

“瓦伦蒂娜一定看了律师的来信。”

“她在偷看他的信件。”

“看上去是这样。”

“我得说，考虑到她那净打鬼主意的花花肠子，我对此一点也不吃惊。”

“这是个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游戏。”

下次我们再去看父亲时，我把迈克抛在到处是苹果的起居室里的拖拉机独白里，我自己则消失在楼上，去翻瓦伦蒂娜的房间。她现在占据了过去是我父母卧室的房间。那是间昏暗、丑陋的屋子，里面摆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沉重的橡木家具，衣橱里仍然塞满了我母亲的衣物，两张一模一样的床上铺着黄色的灯芯绒床单，窗帘是我父亲挑选的，淡紫色、黄色和黑色构成鲜亮逼人的现代派图案，在赭色亚麻油地毡的正中是块方形的蓝色地毯。对我来说，这个房间，这个我父母关系的隐秘私室，一直都是个充满神秘与不安的地方。所以我大吃一惊地发现，瓦伦蒂娜已经将其改变为好莱坞式的闺房：毛茸茸的粉色尼龙靠垫，套着镶有花边的套子的纸巾盒，化妆品和化妆棉，墙上贴着扑闪着大眼睛的孩子的画像，床上堆着让人不由得想要搂抱的可爱玩具，梳妆台上摆着香水瓶、护肤水和润肤霜。这些东西似乎都来自邮购目录，有几份这样的目录就摊开在地板上。

但房间的最大特色是凌乱。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报纸、衣服、鞋子、脏杯子、洗甲水、化妆品瓶子、面包皮、头发刷、美容用具、牙刷、短袜、饼干盒、珠宝、照片、糖纸、小摆设、旧碟子、内衣、苹果核、橡皮膏、目录、包装纸、黏牙的糖果，它们全都乌糟糟地堆在梳妆台上、椅子上、那张空着的床上，并且还漫漶到了地板上。化妆棉，到处都是一团团的化妆棉，上面涂有红色的口红、黑色的眼影、橘色的腮红、粉色的洗甲水，散落在床上、地板上，被踩进蓝色地毯里，与衣服和食物交杂地糅为一团。

房间里有股子怪味，除了交杂在一起的甜腻腻的香味和工厂化学用品的味道外，还有点其他东西的味道——某种由人体器官和细菌所散发出的味道。

该从何处下手呢？我意识到我并不确定自己要找什么。估计在瓦伦蒂娜下班和斯坦尼斯拉夫做完周六要干的事情回家之前，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从床开始。那里有些照片、几份看上去挺正式的文件、一份临时驾照申请书、一份她工作的养老院的解除雇佣关系的表格（我注意到，两份文件上的姓氏的拼写不同）、一份麦当劳的工作申请。照片很有意思——瓦伦蒂娜穿着件露肩晚礼服，精致地包着头巾，站在一个皮肤黝黑、粗壮结实的中年男人身旁，此人看上去比她要矮好几英寸。有时，他的胳膊搂着她的肩，有时他们十指相扣，有时他们冲着镜头微笑。这男人是谁？我仔细地研究着照片，但怎么看这人都不像鲍勃·特纳。我捡起其中的一张，把它塞进口袋里。

床底下，在一个乐购超市的购物袋里我有了下一个发现：那是一捆我父亲用他那难以辨认的字迹写就的书信和诗歌，其中还夹有某人对它们的英语翻译。“我亲爱的……至爱的……美丽的女神维纳斯……胸脯像熟透的桃子（我的天啊！）……头发像乌克兰金黄的麦田……我全部的爱与忠诚……至死和死后都属于你的。”翻译的笔迹看着像个孩子的手笔，字母写得又大又圆，字母i上面的点是个小圈。斯坦尼斯拉夫？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谁会是这些翻译的目标读者？我注意到，其中的一封信上既有文字也有数字。出于好奇，我把它抽了出来。我父亲罗列了他的收入，提供了他所有养老金和全部储蓄账户的细节。那蜘蛛腿一样纤细的数字爬满了整页的纸。“钱不算多，但足够舒适地生活，而一切都将是你的，我至爱的”，他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所有这些都用那孩子的手整齐地抄译了下来。

我又把它读了一遍，我的怒火在燃烧。我姐姐是对的——他是个傻瓜。我不应该责怪瓦伦蒂娜侵占他的钱——他多多少少是把钱拼命地塞给了她。

现在，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抽屉。抽屉里一样乱成一团。我仔细地检视了混杂在一起的内衣、外衣、黏糊糊的糖纸、护肤水的瓶子、廉价的香水。在一只抽屉里，我发现张便条：“周六见。我全部的爱，爱里克。”在它边上，埋在两个小摆设下面的，是块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它的外壳发灰，向后卷曲，粉红发黑的干火腿肠碎片猥亵地从里面伸了出来。

就在这时，我听到汽车的刹车声。我迅速从瓦伦蒂娜的房间溜出来，进了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这里过去是我的房间，我还有些东西留在衣橱里，所以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到这个房间来。斯坦尼斯拉夫比瓦伦蒂娜要整洁。我没花多长时间就意识到，他是凯莉·米洛和“男孩地带”的乐迷。这个“音乐天才”满屋子都是“男孩地带”的磁带！窗下的桌子上是些学校的课本，还有张书写纸。他在用乌克兰语写信。亲爱的爸爸……

随后我意识到厨房里又多了两个声音——不是迈克和我父亲的，而是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在对话。我轻轻关上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门，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在厨房里拨弄着某种连袋煮的美味佳肴，烧滚的水溢了出来，滴在炉子上。烤架下，两条干瘪的香肠正开始冒烟。

“哈罗，瓦伦蒂娜。哈罗，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能肯定此时使用什么样的礼仪才合乎时宜：你当如何跟某个正在收集你父亲的情报，而你刚刚翻过她抽屉的人说话？我选择了英国方式：礼貌地打招呼。）上班辛苦吧？”

“我一向工作努力。太多努力了。”瓦伦蒂娜粗声粗气地回答。我注意到她现在有多胖。她的肚子胀得像只气球，她的两颊绷紧而且鼓了起来。斯坦尼斯拉夫倒像是瘦了。我父亲因为有迈克在场，鼓起勇气出现在门边。

“香肠烤煳了，瓦伦蒂娜。”他说。

“你不吃，你闭嘴。”她将一条湿抹布朝他的方向弹了弹。

然后她把连袋煮扔进盘子，用刀子把它们切开，让里面内容不详的东西涌泄出来，在它们旁边搁上香肠，往上面浇点番茄酱，随后脚步嗵嗵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斯坦尼斯拉夫一言不发地跟在她后面。

***

钢笔要比抹布有力量，父亲写下他自己的复仇之语。

在从和平技术转变为战争武器方面，就拖拉机而言，没有比瓦伦蒂娜坦克的问世更悍然的了。这种坦克由英国发明，但在加拿大生产，那里的许多乌克兰工程师精通于拖拉机生产。瓦伦蒂娜坦克的得名，源于它的第一辆坦克诞生于1938年的圣瓦伦蒂娜日，也就是情人节。但它毫无可爱之处。老式变速箱使它显得笨重不堪，可它是致命的，是个货真价实的杀人机器。

***

“哇！”当我向薇拉描述那个火腿三明治时，她这样叫道，“不过当然了，你还能指望这样一个懒婆娘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我无法描述那种味道。我对她说起那些化妆棉。

“真是太恶心人了！在妈妈的房间里！但你就不曾发现其他什么东西？没有关于她的移民身份和离婚建议的律师来信？”

“我什么也没发现。也许她工作时随身带着呢。家里没任何迹象。”

“她一定是把它藏起来了。当然了，从她那高度发达的罪犯脑子里你也只能期望有这一出了。”

“但是听听这个，薇拉。我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看了看，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我猜不出来。毒品？假钞？”

“别傻了。不是的，我发现了一封信。他正写信给他在捷尔诺波尔的父亲，说他在这儿真的一点也不快乐。他想回家。”

黄色橡胶手套

当然，瓦伦蒂娜发现了“胁迫”的真正含义。斯坦尼斯拉夫告诉她的。更糟的是，就在同一天，她发现了一封来自移民局的信，通知她，她的上诉再次被驳回。

她把刚从厕所出来的我父亲逼入困境，我父亲弓着身子，笨拙地想要逃脱。

“你个活死人！”她尖叫着，“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瞎迫’！”

她戴了副黄色橡胶手套，手里拿着块抹布，抹布刚洗完碗，非常湿，她开始用它弹击他。

“你个无用的缩脑壳缩鸡巴的驴，”啪，啪，“你个又干又瘪的老山羊的臭大粪的烂渣子！”

她弹击着他的腿和伸出来用于招架或是哀求的双手。他向后仰着，发现自己被压在厨房的水槽上。越过她的肩膀，他可以看到炉灶上煮着的一锅土豆正在冒泡。

“你个我要把你踩得稀巴烂的小爬虫。”啪，啪！煮土豆的水蒸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他依稀地闻到一股焦煳味。

“瞎迫！瞎迫！我给你看看什么是瞎迫！”愈战愈勇的她开始把抹布弹向他的脸。啪，啪。抹布的一角碰到了他的鼻梁，将他的眼镜打落在地。

“瓦勒契卡，求你……”

“你个不够一嘴的狗咬狗吐的老骨头！呸！”

她用一根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的指头戳他的肋骨。

“你怎么还不死啊？你早就该躺在柳德米拉边上，死人挨着死人。”

他浑身颤抖，他可以感觉到肠子里那熟悉的搅动。他担心她会弄脏自己。烧土豆的臭味弥漫在空中。

“求你瓦勒契卡，亲爱的，小企鹅……”她步步进逼，黄手指又是戳又是扇的。那锅土豆开始冒烟。

“过不了多久你就要滚回你该去的地方了！在地底下。在瞎迫下！哈！”

按门铃的扎德查克太太救了他。她进了门，对形势迅速作出判断，然后将一只胖嘟嘟的手劝阻地放在她朋友的胳膊上。

“走，瓦尔娅。别理这个一无是处的小气口交疯子丈夫。走，我们去逛街。”

随着老破车消失在街角，我父亲先抢救那锅燃烧的土豆，再爬进浴室解手。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他的声音尖锐，呼吸急促。

“我想她真的会杀了我，娜迪娅。”

“她真的说了那话吗，什么回到坟墓里去之类的？”

“用俄语。全是用俄语说的。”

“爸爸，语言并不重要……”

“不，正相反，语言至高无上得重要。语言里不仅包括了思想，也包括了文化价值观……”

“爸爸，听我说。求你听我说。”他还在念叨着俄语与乌克兰语间的不同，我的思绪则胶着在瓦伦蒂娜身上，“只要听一下子。尽管这对你来说有点困难，好消息是她还没有得到批准留下来。这意味着也许不久她就会被驱逐。只要我们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但与此同时，如果你害怕跟她住在一个房子里，你就必须来跟我和迈克一起住。”我知道他不会来的，除非他真的绝望了——他痛恨任何破坏他的固有习惯的做法。他从未在我姐姐家或我家的屋檐下住过一个晚上。

“不，不。我要留在这里。如果我离开家，她就会换锁。我就会出去，她就会进来。她已经在说这样的话了。”

等我父亲说完再见，退回到他那上了闩的屋子后，我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我打给了内政部：克罗伊登的月亮大厦。我想象，在那辽阔的、坑洼不平的月球表面，空旷而寂静，唯有无人接听的电话响着阴森诡异的铃声。电话响了大约四十下后，终于有人拿起了听筒。一个遥远的女声建议我把提供的信息写下来，并告诉我，档案是保密的，不能与第三方进行讨论。我试着解释我父亲的绝望境遇。只要他能够知道一点相关的进展就成：瓦伦蒂娜是否能再次上诉，她什么时候会被驱逐出境。我一个劲儿地求她。那遥远的声音软了下来，建议我试试主管彼得伯勒的当地移民分局。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村里的警察局。我描述了湿抹布事件，解释了我父亲所处的危险境地。警察并不为所动。他遇到过更糟的情形。

“你这样看好了，”他说，“这只不过是夫妻之间的小吵小闹，不是吗？这种事天天都有。如果每次夫妻吵架警察都介入的话——那么，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你似乎正不请自来地干涉你父亲的私事。你显然与他娶的那位女士不对眼。但假如他想提出投诉的话，他会自己打电话的，不是吗？就我们所知，与她在一起时，是他人生最愉快的时光。”

在我的脑海里的画面是：我年事已高的老父亲，佝偻着身子，骨瘦如柴，拼命躲闪着湿抹布的袭击，而瓦伦蒂娜，身高马大，体态壮硕，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站在他的上方哈哈大笑。但在那警察的脑海里则是另一番想象。突然间，我恍然大悟。

“你认为那是场性游戏——那湿抹布？”

“我可没那么说。”

“你是没说，但你是这样想的，不是吗？”

警察接受过对付我这种人的训练。他彬彬有礼地化解了我的怒气。最后，他答应等他巡逻时会顺道去我家，我们只能谈到此为止。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姐姐的。薇拉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她火冒三丈。

“臭婊子。该进监狱的母狗。可他真是蠢到家了。他是罪有应得。”

“别管他是不是罪有应得了，薇拉。我认为我们得把他弄出来。”

“我们最好是把她弄出来。一旦他出来了，他就再也回不去了，那房子就被她霸占了。”

“肯定不会的。”

“你知道那句话——现实占有，败一胜九。”

“这听上去像是出自扎德查克太太的法律书上的某页。”

“这对我来说也一样——当迪克开始犯浑时，我只想躲得远远的，但我的律师建议我耐心等待，否则我就会失去房子。”

“但迪克没打算杀你。”

“你以为瓦伦蒂娜想杀爸爸吗？我认为她只想吓唬吓唬他。”

“她肯定已得偿所愿。”

一阵沉默。在背景声里，我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爵士乐。音乐停止了。一阵鼓掌声。然后薇拉用她那大姐头的声音说：“有时候我真不明白，娜迪娅，是否存在受害者心态这么档子事——你知道的，就像在自然王国一样，每个物种都有其统治阶层（她又来了）。也许他天生就该受欺负。”

“你是说那倒是受害人的错了？”

“那个，是的，从某个方面说。”

“但当迪克犯浑时——那不是你的错。”

“那当然不是一回事了。在与男人相关时，女人始终是受害者。”

“这听上去像是危险的女权主义者说的话，薇拉。”

“女权主义？噢，亲爱的。我只认为这是常识。但当一个男人听任自己被女人打时，你必须得承认，事情有些不对劲。”

“你是说丈夫打老婆就OK了？那正是瓦伦蒂娜的看法。”我情不自禁。我仍然会激怒她。如果我不小心点，这次谈话就会像过去一样，以我们中的一方砰地挂上电话而告终。“当然，你有你的道理，薇拉。但也许它只是身材和力量的问题，而非个性和性别的问题。”我姑息地说。

一段停顿。她清了清喉咙。

“这正是让人困惑的地方，娜迪娅。那么，也许它不是种受害者心态。也许只是因为老爸天生就是个招引暴力的人。妈妈没告诉过你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故事吗？”

“没有。说给我听听。”

***

1926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走出家门，穿过市中心。他脖子上挂着双溜冰鞋，口袋里揣着煮得又老又硬的鸡蛋和一片面包。太阳已露出脸来，刚下过的一场雪轻落在装饰华丽的阳台上，雕刻出梅尔尼科夫大街那些颓废派房屋的女像柱，让从金色穹顶传来的周日钟声变得压抑沉闷，一如婴儿枕头般无邪地安居于娘子谷（BabiYar）的坡地上。

就在他刚穿过梅尔尼科夫桥朝运动场走去时，从街对面扔过来的一只雪球从他耳边呼啸而过。当他转过头来看雪球是从哪儿来的时，另一只雪球正中他的面门。尼古拉上气不接下气地在雪地里摸索着自己的帽子。“嗨，嗨，尼古拉什卡！尼古拉什卡，聪明鸡巴！你爱谁，尼古拉什卡？手淫时你想着谁？”

折磨他的人是两三年前就辍学了的索温科俩兄弟。他们一定有十三四岁了——与我父亲同龄。他们是剃着光头的大头小子，与母亲和三个姊妹一起住在火车站后的两间房子里。他们的父亲死于一场发生在戈梅尔（Gomel）附近的森林事故。索温科太太靠替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俩男孩穿的都是他们母亲从自己顾客的洗衣袋里抢救出来的别人不要的衣服。

“嗨，屁股脑袋！你爱不爱拉尔娅？你爱不爱柳德米拉？打赌你爱卡特娅。你有没有给她看过你的鸡巴？”

那个大点儿的孩子又扔过来一只雪球。

“我谁也不爱。”我父亲说，“我只对语言和数学感兴趣。”

男孩们伸出冻红的手指，吠叫着他们的嘲弄。

“嗨，他不爱女孩，那么你是爱男孩喽？”

“只因为我不爱女孩，就说我一定爱男孩，这不合逻辑。”

“你听到了吗？不合逻辑！你听到了吗？他有个逻辑鸡巴！嗨，嗨，尼古拉什卡，给我们看看你的逻辑鸡巴。”

他们穿过马路，沿着人行道尾随着他，越来越近。

“让咱帮他把鸡巴凉一凉！”

他们突然轻轻地跑起来。小点儿的兄弟悄然赶上前来，将一捧雪猛地顺着他的屁股塞进裤子。尼古拉试图跑开，但人行道背叛了他。他跌了个嘴啃地。两个男孩按住他，骑跨在他身上，把整捧整捧的雪糊在他脸上，塞进他的脖子里和裤子里。他们开始拽他的裤子。大点儿的男孩抓住他的溜冰鞋开始拉。尼古拉又惊又怕，尖叫着，一个劲儿地在雪地里挣扎。

就在此时，有三个身影出现在街头。面朝下趴在地上的他分辨出那是个高个儿女孩手拉着两个小点儿的孩子。

“救命！救命！”尼古拉喊道。

当那三个看到这场骚乱时，变得犹豫起来。他们是该跑开呢，还是该插手干预？随后，那小男孩突然朝前冲去。

“放开他！”他叫道，一头撞向两兄弟中小点儿的那个。高个儿女孩全力以赴，开始拽大点的男孩的头发，“你放手，你个胖猪！放开他！”

他摆脱她的袭击，用双手抓住她的手腕，尼古拉乘机挣脱了出来。

“那他是你男朋友喽？你爱他吗？”

“滚开，否则我就叫我爸来，他会用军刀切掉你的手指头，再把它们塞进你的鼻子。”她的眼睛闪着烈焰。

那个小女孩把一捧捧的雪揉进他们的耳朵里。

“把它们塞进你的鼻子！把它们塞进你的鼻子！”她尖声尖气地叫着。

兄弟俩扭动着身体横冲直撞，咧嘴大笑着抓住姑娘们。再没什么比一场激战更让他们欢喜的了，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冷。他们头顶上的天空蓝得像知更鸟的蛋，太阳在雪地上熠熠生辉。随后大人的身影出现了。他们叫喊着，挥舞着棍子。索温科兄弟把帽子拉下来盖住耳朵，疾速地跑掉了，他们像雪兔一样又快又灵活，谁都没抓住他们。

“你还好吧？”高个儿女孩问。那是他的同学柳德米拉·奥切雷特考，还有她的弟弟妹妹。他们的脖子上也挂着溜冰鞋。（当然了，索温科兄弟太穷了，不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溜冰鞋。）

到了冬天，基辅的运动场就会泼上水，地面马上就会上冻，把运动场变成个户外溜冰场，全基辅的年轻人都会穿起溜冰鞋。他们嗖嗖地四处滑动，炫耀，跌倒，推搡，滑翔，跌进彼此的怀抱。在莫斯科或内战的许多血腥前线发生的事都无关紧要：人们依旧相遇相识，一起滑上几圈，然后陷入爱情。于是尼古拉和柳德米拉抓着彼此戴着连指手套的手，穿着溜冰鞋旋转，一圈又一圈——天空、白云和金色的穹顶都在随着他们旋转——越转越快，笑得像个小孩子（他们依然只是小孩子），直到他们头晕目眩地跌倒在冰面上，一个压着一个。

小型便携式复印机

我下一次去看我父亲时是在一周过半、一早过半之时，没有迈克与我同行。那是个温暖宜人、阳光明媚的春日，前院的郁金香正破土而出，树梢上冒出点点新绿。在母亲的花园里，芍药已经长出，将它们猩红色的拳头从花圃中纵横蔓延的杂草中伸了出来。

当我在屋外停车时，我注意到有辆警车停在那里。我走进厨房，发现瓦伦蒂娜和村警正在一边喝咖啡一边说笑。在刚呼吸过春天的清新空气后，屋子里面热得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燃气锅炉还开着，而所有的窗户都关着。两个人恼恨地抬头看着我，仿佛我惊扰了一次私密的幽会。瓦伦蒂娜下身穿一条合成弹力纤维的迷你牛仔裙，上身穿一件粉嫩的绒毛短衫，口袋是用白缎做成的心形。她翘着二郎腿坐在一个高凳上，无跟露趾拖鞋在她没穿袜子的趾尖上很随意地晃荡着。（荡妇！）那警察懒洋洋地坐在靠墙的椅子里，两腿向外伸着。（懒汉！）我进去后，他们陷入了沉默。我作了自我介绍后，警察站起身来与我握手。他是村子里的巡警，正是我在电话里与之说起湿抹布事件的那个人。

“正好路过就来查看一下你爸爸。”他说。

“他人呢？”我问。

瓦伦蒂娜指了指迈克装的那扇用以分隔厨房和起居室的临时性的门，起居室现在就是他的卧室。我父亲将自己锁在屋内拒绝出来。

“爸爸，”我哄着他说，“是我啊，娜迪娅。你现在可以把门打开了。没事的。有我在这儿。”

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拉门闩的咔哒声，随后我父亲现出身，向门外扫视着。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瘦得可怕——瘦骨嶙峋——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使得他的头看上去简直就像个骷髅。他的白发长得很长，散乱地垂在颈后。他腰部以下什么都没穿。我注意到他裸露的小腿和膝盖萎缩得多么厉害，它们是铅白色的。

就在那一刻，我瞥见那个警察与瓦伦蒂娜交换了一下眼神。瓦伦蒂娜的眼神说：看到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吧？警察的眼神说：我的天哪！

“爸爸，”我耳语道，“你的裤子呢？请你穿上裤子。”

他指指地上的一堆衣服。他什么话也不用多说，因为我已经能嗅出发生了什么。

“他把屎拉在自己身上。”瓦伦蒂娜说。

那个警察拼命想把一丝不自觉的笑容憋回去。

“出什么事了，爸爸？”

“她……”他指向瓦伦蒂娜，“她……”

瓦伦蒂娜扬了扬眉毛，重新翘起二郎腿，一言不发。

“她做了什么？爸爸，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朝我泼水。”

“他冲我大喊大叫。”瓦伦蒂娜噘着嘴说，“喊坏事。说坏话。我说闭嘴。他不闭嘴。我泼水。只是水。水不疼。”

警察转向我。

“似乎是半斤对八两，各有各的错。”他说，“普通的家庭纠纷。难辨是非。”

“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说。

“据我所见，没有犯罪行为。”

“但保护弱者不是你的职责所在吗？光是看一看——用你的眼睛。假如你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你总能看出身材和力量的不同吧。他们甚至没法比，不是吗？”我再次注意到瓦伦蒂娜胖了有多少，但尽管如此，也许正因如此，她身上还是有种吸引力。

“你不能因一个人的身材就逮捕他。”警察的眼睛简直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当然，我会继续留意的，如果你爸爸想让我这么做的话。”他的眼睛从瓦伦蒂娜那里转向我，再转向我父亲。

“你跟斯大林的警察没两样。”我父亲突然用一种高亢而颤抖的声音说，“整个国家机器的体制只为保护强权，欺压弱小。”

“假如你那么想的话，我很遗憾，马耶夫斯基先生。”警察礼貌地说，“但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你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瓦伦蒂娜重重地从高凳上蹦下来。

“我去上班的时间到了现在。”她说，“你打扫你爸爸的屎。”

那警察也告别离开了。

我父亲陷入他的椅子，但我不让他休息。

“爸爸，请穿上条裤子。”我说。他那死尸般的裸体上有种可怕的东西让我不忍看他。我无法正视他的眼睛——既挫败又倔强。我无法忍受从他房间里散发出的恶臭。我毫不怀疑瓦伦蒂娜也无法忍受这一点，但我必须硬起心肠：这是她自找的。

在我父亲清理自己时，我又搜寻了一遍房间。她的律师来信一定藏在某个地方，里面有有关她移民上诉的信息。她把自己的信件放在哪儿呢？我们得知道她在计划做什么，她要在这里待多久。让我吃惊的是，我在起居室里，在桌上的一堆烂苹果中间，发现了一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我之前没把它放在心上，认为它只是电脑的一个部件，也许属于斯坦尼斯拉夫。

“爸爸，这是什么？”

“哦，这是瓦伦蒂娜的新玩具。她用它复印信件。”

“什么信件？”

“这是她最近的疯狂行为，你知道。复印这个，复印那个。”

“她复印你的信？”

“她的信。我的信。可能她认为这很摩登。她复印所有的信。”

“但是为什么？”

他耸耸肩：“也许她认为有复印机比用手写更气派。”

“气派？多蠢呢。这说不过去。”

“你知道圆形监狱理论吗？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完美的监狱设计。看守看得见一切，从各个角度，而他自己却不为人所见。所以瓦伦蒂娜知道有关我的一切，而我对她一无所知。”

“你在说什么呢，爸爸？那些信和复印件都在哪儿？”

“也许在她房间里。”

“没有，我看过了。也不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

“我不知道。也许在车里。我看见她把什么东西都放在车里。”

老破车就停在车道上。但钥匙在哪儿？

“不用钥匙。”我父亲说，“锁是坏的。她把钥匙锁在行李箱了。我用螺丝刀撬开了锁。”

我注意到这辆车也没有贴圆形纳税证。也许因为那个警察在这里，她没敢开它。在后备厢里，我找到了个硬纸盒，里面全是文件、档案和复印件。这正是我要找的。我把它们拿回到起居室，坐下身读起来。

纸盒里有那么多的文件，我简直要被淹没了。我从最初的信息全无一下子变成了信息过剩。据我所见，那些信未经有序整理，不曾按日期、通信人或内容加以归类。我开始随意地将它们抽出来。纸盒最上面，一封移民局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中罗列了他们拒绝她的上诉的理由——里面没有提及我父亲有关在胁迫之下的声明，但有一段话解释说，她有权进一步上诉到一个特别法庭。我的心直往下沉。这么说，上一次的上诉不是路的尽头。还要有多少次上诉和听证？我用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把信复印下来，以便给薇拉看。

现在我看到了我父亲写给她的诗歌和情书的复印件，包括那封详细开列了他的存款和养老金细节的信——用乌克兰语写的原件和翻译件都被复印了下来，并订在一起。为什么？给谁看？有一封信是彼得伯勒地区医院的精神病咨询医生给我父亲的信，里面提及与他约定的时间。约定的时间是明天。我父亲对此只字未提。他收到信了吗？她复印了该信（为什么？），但没有退还原件。

有些信是从乌克兰来的，可能是她丈夫写的，但我只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乌克兰文，而且我现在也没时间看它们。

更多的是我父亲的信件——这一封是那个见习律师关于获取婚姻无效判决的困难性的信件。这一封是他写给内政部的相关人士的，宣称他对她的爱，坚持说他们的婚姻是真实的。信上签署的时间是4月10日——就在诺丁汉的上诉法庭前不久。它也是在胁迫下写的吗？这一封是他的医生菲格斯写来的，建议他需要再去一趟，去拿一个新处方。

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我发现了一些婚礼照片的复印件——瓦伦蒂娜对着镜头微笑着，朝我父亲躬下腰去，以便露出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乳沟；我父亲眼睛睁得大大的，咧着嘴笑得像朵花似的。在同一个信封里还有一份结婚证的复印件和一份内政部入籍信息单。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信——瓦伦蒂娜的律师来信，上面的日期仅仅是一周前，他同意为她代理于9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她的入境事务审裁处听证会的相关事宜，还建议她申请法律援助。九月！我父亲绝对坚持不了那么久。信的末尾是个警告：

给你的建议是：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给你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因为这将对你的案子大为不利……

我太过投入了，差点没听见后门打开的声音。我意识到有个人进了厨房。我迅速把所有的信和文件归拢到一起，胡乱地把它们塞回盒子，然后四处张望看可以把它们藏在哪儿。房屋的角落里有个大冰柜，是我母亲存放她的所有蔬菜和香草的地方，现在瓦伦蒂娜用它来储藏她的连袋煮晚餐。我把它们塞到了那里。门开了。

“咦，你还在这儿。”瓦伦蒂娜说。

“我只是在收拾收拾。”我的声音是抚慰性的（没一点烦她的意思——我很快就走了，然后她就会留下来跟我父亲在一起），但她把这当成一种蔑视。

“我太多工作。没时间做家务。”

“是这样。”我漫不经心地倚着冰柜。

“你爸——他没给钱我。”

“但他给了你一半的养老金。”

“养老金不好。养老金能买什么？”

我不想与她争论。我只想让她离开，以便我能继续查看那些信件。但随后我意识到，她也许是回来吃她那连袋煮的午餐的。

“你想让我给你做午饭吗，瓦伦蒂娜？你可以上楼去休息一下，我来做饭。”

她很惊讶，语气软了下来，但拒绝了我的建议。

“我无时间吃。只吃三明治。（她发的是‘三民记’的音。）我来取车。下班后我要跟玛格蕾特卡去彼得伯勒买东西。”

她砰地关上门驱车而去，我留了下来，守着一盒冰冻的文件。

我复印了那封律师来信，但就在那时我看到只剩两张复印纸了，于是我停了下来。我把一张结婚照连同我复印的东西一起塞进自己的手提袋，然后把其余的文件放回到盒子里。

就在我正这么忙活着时，另一张纸映入我的眼帘。那是封布达佩斯的女性美容机构的来信，收件人是彼得伯勒霍尔街的一位瓦伦蒂娜·杜波娃太太。信中用英语向她表示感谢，因为她是令人尊敬的顾客，并告诉她已经收到所支付的用以做隆胸手术的3000美元。信上署的是帕维尔·纳吉医生的花体字签名。我从日期判断出，这一定发生在婚礼前的几个月，也就是说是在她回乌克兰期间。我回想起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3000美元相当于1800英镑多一点儿。这么说我父亲一定已经知道这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一定已经知道，而且一定巴不得为此付钱。

“爸爸，”我冲他叫道，语气柔和，以便不泄露我那噌噌直往上蹿的怒火，“爸爸，这是什么？”

“唔。是啊。”他看了看信，点点头。他没什么好说的。

“你真是疯了。真幸运，你明天与精神病医生有约。”

我把那盒冷冻过的信藏在我父亲的床下，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得尽早找机会把它们放回她的汽车后备厢，不能让她看见。我想我应该留下来自己做这事，但时间已是傍晚，而我只想离开回家，回到心地善良、心智健全的迈克身边，回到我那井然有序的家里。我给他做了干酪通心粉——像白蛆一样，食之无味，但他不戴假牙就能吃动。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等他吃完，我与他告别。当我从小道转进主路时，对面一辆车凶悍地高速驶过弯道。一个车前灯是破的。前排坐着两个眉开眼笑的身影：瓦伦蒂娜和玛格蕾特卡逛街回来了。

在精神病医生的座椅里

我父亲对精神病医生的拜访大获成功。咨询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那位会诊医生几乎没插一句嘴。他是那种最文明、最智慧的医生，我父亲说。一个印度人，顺便说一句。我父亲对他大谈运用于拖拉机的机械工程与运用于人类心灵的斯大林所倡导的心理学工程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让他着了迷。他同情叔本华对于疯狂与天才之间的联系的观察，但不愿意被拖入尼采所谓的疯狂是否是梅毒所造成的辩论，尽管他被迫承认，我父亲的论据中具有某种优长之处：尼采的天才只是被庸众误解了。他问我父亲是否相信自己正遭到迫害。“不，不！”我父亲叫道，“只是被她胁迫罢了！”他向门指了指，瓦伦蒂娜正潜伏在门后。（医生想看看我是否患有妄想症，我父亲说，但我当然不会上这个当。）

瓦伦蒂娜对自己被挡在咨询室门外很是不满，因为她相信正是她第一个让我父亲的疯狂得到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当我父亲带着胜利的喜悦红光满面地走出来时，她更是恼羞成怒。

“非常聪明的医生。他说我没疯。你才疯了！”

她闯入精神病医生的诊室，开始滔滔不绝地责骂他。医生叫来了医院的护工，她被请出门去。她暴跳如雷地离开，一面转头把对印度人的侮辱性评论投掷过去。

“OK，爸爸，那么对精神病医生的拜访是一次成功。但你的头是怎么回事？你那伤是哪儿来的？”

“啊，这也是瓦伦蒂娜的杰作。她在没能证明我是疯子后，就企图谋害我。”

他描述了另一番不大体面的场景。当他们从医院带门廊的出口出来时，还在相互叫骂。她推了他一把，他失去了平衡，跌倒在石头台阶上，摔得头破血流。

“快点，”瓦伦蒂娜说，“你个蠢头蠢脑的摔跟头男人。快快快上车回家。”

一小群人已聚集在他们周围。

“不，滚开，杀人犯！”我父亲胡乱地挥着双臂叫道，“我不跟你回家！”他的眼镜跌落在地上，一只镜片摔碎了。

一个护士走出人群，查看了我父亲头上的伤口。伤口不深，但血流如注。她拉起他的一只胳膊。

“可能还是赶快去急诊室看看比较好。”

瓦伦蒂娜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胳膊。

“不，不！他我丈夫。他OK。他上车回家。”

两个女人展开了拉锯战，我父亲站在中间，一个劲儿地提出抗议：“杀人犯！杀人犯！”旁观者越聚越多。护士叫来了医院的警卫，我父亲被带到了急救室包扎伤口，瓦伦蒂娜依旧死死地抱着他的胳膊不放。她不会让他跑掉的。

但我父亲拒绝与瓦伦蒂娜一起离开急救室。“她想杀我！”他冲每一个能听得见他声音的人叫喊。最终，医院叫来了一个社会工作者，我那头上裹着引人注目的绷带的父亲获许在所寄宿公寓过夜。第二天，他被一辆警车护送回家。

他到家时，瓦伦蒂娜正笑容可掬地等着他。

“来啊，holubchik，我的小企鹅。我亲爱的。”她拍着他的脸颊说，“我们再也不吵架了。”

警察被她迷住了。他们接受了她提出的喝茶建议，在厨房里坐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时间，一面谈论着老年人的脆弱与愚蠢，以及适当地照看他们的重要性。警察们举出老年人被找上门来的罪犯诈骗和在大街上被抢劫犯撞倒的实例。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这么幸运，有这么个可爱的妻子照顾他。瓦伦蒂娜表达了对这些残忍暴行的恐惧。

也许她真的后悔了，我父亲说，因为等警察走后，她并未对他大发雷霆，而是拉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脯上，用手指轻轻地抚摸它。她甚至没有责备他拿了她那盒文件并把它藏在床底下。（当然她发现了它们——当然我父亲不曾设法把它们放回到汽车后备厢里。）又或者某个人（扎德查克太太？）已经向她解释了律师函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

我已把律师函的复印件送给离婚专家看过了，而她则送给“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一张剪报。上面讲的是一个在英国居住了十五年的刚果男人的故事。他现在被驱逐出境，因为多年前他是非法入境，即使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开了家公司，成了当地社区里的名人。当地教会已发起一场为他鸣冤叫屈的运动。

“我认为潮流转向了。”薇拉说，“人们终于觉醒了。”

我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觉醒了，而是睡着了。月亮大厦里的遥远声音睡着了。遍布各地的领事馆里的沉闷声音睡着了。诺丁汉的移民局三人小组睡着了——他们只是像梦游者一样做做样子，根本于事无补。

“薇拉，所有这些什么驱逐出境之类的劳什子，还有这些运动呀或读者来信呀之类的高姿态——都只是在制造行动的幻象。在现实情况中，在大多数事例中——什么结果都不会有。根本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场猜字游戏而已。”

“我当然早料到你会说这话，娜杰日达。你的同情心总是泾渭分明。”

“这不是同情不同情的事，薇拉。你听我说嘛。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一直认为他们会驱逐她。但他们不会的。是我们必须得驱逐她。”

穿着“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的细高跟鞋已经改变了我的走路方式。我过去对移民一直持开明态度——我猜我只是觉得让人居住在他们想居住的地方没什么不好。但现在我想象着成群结队的瓦伦蒂娜从各地海关蜂拥而出，在拉姆斯盖特，在费力克斯托，在多佛，在纽黑文——倾船而出，目的明确，心无旁骛，疯狂不已。

“但你总是站在她的一边。”

“再也不会了。”

“我猜这是因为你是个社会工作者，你情不自禁。”

“我不是社会工作者，薇拉。”

“不是社会工作者？”一阵沉默。电话噼啪作响，“那么你是什么？”

“我是个讲师。”

“那么——一个讲师！你都讲些什么？”

“社会学。”

“这不还是的——我就是这意思。”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不是一回事。”

“不是吗？那它是什么？”

“它与社会相关——社会中的不同力量与群体，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有各自的行为表现。”

一阵停顿。她清了清喉咙。

“可是这很不错哦。”

“哦，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又是一阵停顿。我可以听到薇拉在电话那头点香烟的声音。

“那么瓦伦蒂娜为什么会有她那样的表现？”

“因为她感到绝望。”

“啊，是的。绝望。”她深吸了一口气，抽了口烟。

“还记得我们绝望的时候吗，薇拉？”

临时收容所。避难中心。我们挤在一起睡的单人床。厕所在后院的、用废旧报纸当厕纸的排屋。

“但人要多绝望才会去犯罪？或是甘当妓女？”

“女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走向极端。我为了安娜会做同样的事。我肯定会的。你为了爱丽丝或莱克希不会这么做吗？妈妈为了我们不会这么做吗，薇拉？假如我们陷入绝境的话？假如别无选择的话？”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娜迪娅。”

***

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刚果男人。我想象着那夜半的敲门声，那快跳出胸腔的心跳，那掠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对视。抓到你了！我想象着朋友和邻居聚集在人行道上，扎德查克夫妇挥动着用来擦拭眼睛的手帕。我想象着一杯咖啡，还冒着热气，因主人的匆忙离去而遗留在桌上，它慢慢变凉，然后结了一层皮，然后终于干成褐色的壳。

迈克不喜欢“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她与那个他娶的女人判若两人。

“驱逐出境是种残酷卑鄙的待人方式。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第二天，我打了移民局顾问服务处给瓦伦蒂娜的来信上边的电话号码。他们给了我一个东米德兰兹机场地区的号码。令人称奇的是，接我电话的正是那个在我父亲婚后去探访他的夹棕色文件夹开蓝色菲亚特的女人。她惊讶于我的来电，但她立即就记起了我父亲。

“我直觉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说，“你爸爸似乎如此地，那个……”

“我知道。”

她听上去人不错——比我父亲对她的描述好多了。

“不只是卧室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一起做任何事。”

“但现在会怎样？它会如何收场？”

“这我无法告诉你。”

我得知，假如有驱逐出境这档事的话，执行它的不会是移民局服务处，而是内政部指挥下的当地警察局。每个地区都有在当地警察局上班但专司移民事务的警官。

“与你说话很有趣，”她说，“我们探访当事人，把报告存档，然后他们就消失在了稀薄的空气中。我们通常不会知道事情的结果。”

“哦，什么结果都还没。”

我给彼得伯勒中央警察局打电话，要求与专司移民事务的警官通话。他们让我找斯波尔丁警察局。他们给我名字的这位警官没上班。第二天我又把电话打过去。我本以为这个名叫克里斯·提德斯维尔的人是个男人，没想到她原来是个女的。当我对她说起我父亲的事时，她实事求是地说：

“你可怜的父亲。你碰上恶棍了。”她的声音听上去年轻清脆，带着泛沼泽地区的口音。她听上去不够老，似乎没处理过多少驱逐案件。

“听我说，”我说，“等事情结束后，我打算就此写本书，你可以成为里面最终将她绳之以法的年轻英勇的警官。”

她笑起来。“我会尽力而为，但你别指望一口气就吃成胖子。”在特别法庭开庭之前，她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也许会有基于同情的上诉。只有在那之后，才会有驱逐许可，也许会有。

“听证会结束一周左右给我打电话。”

“你可以是电影里的女主角，由朱丽娅·罗伯兹扮演。”

“你听上去有点儿气急败坏。”

***

瓦伦蒂娜能把这种小企鹅咕咕咕外加摸胸的政体维持到九月吗？不知怎的我很是怀疑。我那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父亲能够靠吃火腿罐头、水煮胡萝卜和东芝苹果，再时不时地挨点打地活到那时吗？似乎不大可能。

我给姐姐打电话。

“我们不能等到九月。我们必须把她弄出去。”

“没错，我们忍得太久了。说真的，我要怪……”她停住了嘴。我几乎能听到话到嘴边又戛然而止的刹车声。

“我们得齐心协力，薇拉。”我的语气是安抚性的。我们现在相处得是如此融洽，“我们只需劝说爸爸重新考虑他反对离婚的理由。”

“不，还有比这更急的事。我们必须先申请一项驱逐令，让她立即滚出家门。离婚的事可以往后靠靠。”

“可他会同意吗？现在他们又回到摸胸状态了，他说变就变的。”

“他疯了。不是一般地疯。不管那个精神病医生怎么说。”

***

这不是我父亲首次由精神病医生给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在此之前至少有过一次，那是大约三十年以前，当我正处在被他称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阶段。我是偶然发现这事的。我趁父母不在家之机在他们屋子里翻箱倒柜——就是那有着沉重的橡木家具和不调和图案的窗帘、现在已被瓦伦蒂娜变为自己的香闺的同一个房间。我想不起当时是在找什么了，但我发现了两样让我震惊的东西。

第一样，躺在其中一张床底下的地板上，是个皱巴巴的橡胶袋子，里面盛着黏糊糊的发白液体。我惊恐地盯着它。这是最为私密的排泄物。这是我父母性交的无耻证据，薇拉和我就是这种不止进行过两次的行为的产物。我父亲的精液！

第二样是一份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的报告，时间是1961年。它藏在梳妆台的一只抽屉里的文件中间。报告写到，我父亲要求看精神病医生，因为他正遭受着对他女儿（我，不是薇拉！）的病态仇恨的折磨。这种仇恨是那样萦绕于心，挥之不去，耗时耗力，以至于他害怕这是精神疾病的先兆。精神病医生与我父亲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我父亲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生活经历，他因为她的共产主义观念而恨她一点也不奇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读着报告，越来越惊讶，然后变得愤怒，既对我父亲，也对那个不知姓名的精神病医生——他做出了简单的选择，没有听到我父亲的呼救声。愚蠢透顶——他俩都是。我母亲的家族遭受了无以言表的不公正对待，她远比我父亲更有理由恨我成为共产党人，但她从未停止过爱我，即使是在我最乖戾张狂的时候，即使是在我说出的话肯定伤到了她的要害之时。

我把文件放回抽屉。我用报纸把那只用过的避孕套包起来，扔进垃圾箱，仿佛这样我就能够设法保护我母亲不受它那无耻内容的伤害似的。

我妈妈戴了顶帽子

舒拉姨妈接生了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薇拉于1937年3月出生在卢罕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她是个可怜的孩子，哭起来声音尖锐，揪心揪肺，仿佛随时都会断气似的，搅得尼古拉六神无主，心烦意乱。舒拉姨妈宠爱柳德米拉，但不喜欢尼古拉，而她那位身为共产党员和伏罗希洛夫将军的朋友的丈夫也不喜欢他。在舒拉姨妈家的生活变得剑拔弩张。脾气说发就发，门撞得“砰砰”作响，声音一个比一个高，木头房子就像个音箱似的发出回响。几周后，柳德米拉、尼古拉和小婴儿薇拉就撤离此处，去与柳德米拉的母亲（现在她当了外祖母，大家都叫她索尼娅外婆）同住，那是个有三间卧室的新公寓，水泥建筑，位于城市的另一端。

公寓里紧凑而拥挤。尼古拉、柳德米拉和婴儿占据了一个房间；另一间屋子里住着索尼娅外婆；第三间屋子租给了两个学生。弟弟妹妹都在外地上大学，但当他们回来时，就得与自己的母亲挤在同一间屋子里。没有热水——有时连冷水也没有——而且尽管饥荒已有所缓和，但粮食依旧紧缺。新生儿不停地啼哭哀号。她使劲地吸吮着乳头，但有病在身又患有贫血的柳德米拉根本没有奶水喂她。

索尼娅外婆会把婴儿搁在膝上，上下颠着她，唱道：

在高加索山那边，我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嘿！

马扎尔人在前进，在前进。嘿！

舒拉姨妈说：“拿一只苹果，往里面戳入铁钉，放一晚上，然后拔出钉子，吃掉苹果——这样一来你就能摄取到维生素C和铁。”

尼古拉在卢罕斯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公寓里闲荡，他写诗，让每个人都觉得碍手碍脚。婴儿不停的啼哭搅得他心神不宁，他又搅得柳德米拉心神不宁。1937年冬天，他返回了基辅。

***

就在同一年，柳德米拉终于获准去基辅的兽医学院上学。也许开吊车的工作起了作用，终究把她变成了一个无产者。但现在它似乎是个残酷的玩笑：带着个新生儿，丈夫又有了工作，她不可能去上学。

“去吧！去吧！”舒拉姨妈说，“我来带薇罗契卡。”

柳德米拉不得不作出选择：丈夫和兽医学院，还是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舒拉姨妈给她买了新大衣和火车票，还给了她一顶奢侈的帽子，帽子上带有绢花和面纱。柳德米拉在火车站吻别母亲和姨妈。小薇罗契卡紧紧依偎着她，啜泣不已。柳德米拉上火车时，大家不得不把她抱回家。

“那你再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那是将近两年后了，”薇拉说，“她在基辅一直待到战争开始时。随后她来接我。哈尔科夫太危险了。我们去了戴斯谢夫（Dashev），与娜迪娅奶奶住在一起。在乡下要安全些。”

“你见到她一定很高兴。”

“我没认出她。”

一天，一个蓬头乱发的瘦女人走进家门，把薇拉搂在怀中。孩子开始又踢又叫。

“连你妈妈都认不得了，薇罗契卡？”

“她不是我妈妈！”薇拉喊道，“我妈妈戴了顶帽子。”

***

我们还有张母亲戴着那顶帽子的照片，帽子上的面纱掀在后面，她的脸上浮现着少女般的微笑。它一定是我父亲在她刚到基辅后不久给她拍的。我是在一捆老照片和信件中找到它的，它们就放在我有次在里面发现精神病医生的信的那只抽屉里。那封信早就找不着了，但照片放在起居室的一只鞋盒子里，周遭是散发着腐烂气味的苹果、装满连袋煮晚餐的冰柜、小型便携式复印机，以及那台文明人的吸尘器，它是外国货，在国内买不到集尘袋，现如今被抛置在角落里，盖子敞开着，垃圾从它那文明的肚子里溢了出来。

这间屋子依旧是个争议地带。瓦伦蒂娜在家时，她会坐在这里，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旁边还摆着个电暖气（我父亲把房间里的散热片修过了，好让它不散热，为的是保护他的苹果）。我父亲看不懂电视，大多数内容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会坐在自己屋子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或是看书。但当她上班离家后，他喜欢坐在这里，与他的苹果和照片待在一起，或是眺望窗外犁沟纵横的原野。

五月的这个潮湿的下午，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喝茶，一面看着雨水从窗户上滂沱而下，并且抽打着花园里的丁香树。我努力想把谈话从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的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转向有关离婚的讨论。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主意，爸爸。但我认为这是你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

他停住嘴，皱起眉毛看着我。“为什么你现在要提离婚的事，娜迪娅？那该是薇拉，她是那么热衷于离婚。香烟和离婚。呸！”

他的牙关紧咬，搁在大腿上的患关节炎的手指痉挛不已。

“薇拉和我意见一致，爸爸。我们认为瓦伦蒂娜会继续虐待你，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全。”

“你知道吗，当薇拉第一次发现还有离婚这档子事时，她就立即试图说服柳德米拉跟我离婚。”

“真的吗？”这事我还是头回听说，“我敢肯定她不是当真的。小孩子总会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她是当真的。她确实是当真的。她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让米罗契卡跟我离婚。现在是让瓦伦蒂娜和我离婚。现在你也来了，娜迪娅。”

他用那执拗的眼神直愣愣地盯着我。我可以看出，这场谈话将无疾而终。

“但是，爸爸，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了六十年。你肯定能看出来，瓦伦蒂娜跟妈妈不是一样的人。”

“很显然，这个瓦伦蒂娜，她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她对历史一无所知，甚至对刚刚过去的年代也知之甚少。她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产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有人的观念都是埋葬过去的一切，全部向西方看齐。为了建设这样的经济，人们必须不停地买新东西。新的欲望必须尽快得到培植，就如老的理想必须尽快遭到埋葬一样。这就是她总想买时髦东西的原因。这不是她的错，这是种战后心态。”

“但是，爸爸，这不是她折磨你的借口。她不能如此虐待你。”

“女人一漂亮，就能让你原谅她许多事。”

“噢，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他的眼镜滑落在鼻尖上，角度十分荒唐地架在那里。他的衬衣没有扣到喉咙处，露出伤疤周围新生的白色汗毛。他身上有股久未梳洗的酸溜溜的味道。他确实不是你的唐璜，但他毫不自知。

“这个瓦伦蒂娜，她像米拉一样美，像米拉一样意志坚强，但她的天性里还有一种不为柳德米拉所知的残酷因素，顺便说一句，这是俄国人的特性。”

“爸爸，你怎么能拿她跟妈妈比？你怎么竟然能用同样的口气说出她的名字？”

我不能原谅的就是他的不忠。

“你把妈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现在你又在侮辱对她的回忆。薇拉是对的——妈妈早就该跟你离婚了。”

“一团糟？回忆？娜迪娅，为什么你总想无事生非？米罗契卡死了。这当然令人难过，但现在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该是开始新的生活、新的爱情的时候了。”

“爸爸，无事生非的不是我，而是你。我的一生中，妈妈的一生中，我们都不得不忍受你的疯念头，你的无事生非。你还记得当你想把全乌克兰的人邀来与我们一起住时，妈妈有多不安吗？你还记得当妈妈需要一台洗碗机时，你却买了辆新诺顿吗？你还记得你离家出走，想坐火车回俄国的时候吗？”

“但那不是因为米罗契卡。那是因为你。你那时是个疯狂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而且即使我是，我也只有十五岁。你是个成年人——理应是。”

然而，他确实是因为我才试图离开家，坐火车回俄国的。他收拾好那只硬纸板做的褐色行李箱——他就是拎着它离开乌克兰的——站在威特尼火车站的月台上。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那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一面不停地自言自语，时不时不耐烦地看看手表。

妈妈不得不去求他。

“尼古拉！科尔亚！科廖沙！快回家吧！科尔卡，你要去哪儿呀？”

“我在等火车去俄国！”想想他脑子里的戏剧性姿态，他那直冒火花的眼睛，“为什么不呢？到处都一个样。如今他们把共产主义带到了这里，真不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要离开俄国。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冒那么多的风险。现在就连我的女儿也在助纣为虐，要把共产主义带到这里来。”

是的，那全是我的错。我在1962年和我的朋友凯茜一起去了格林汉姆公地[1]（1981年，我又去了那里，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前去抗议在那个核基地部署氢弹的计划，结果遭到逮捕。我们在那里，拿着排水管，扎着头巾，戴着帅气的遮阳镜，露天坐在新铺设的引道上。当警察来把我们一个个带走时，我正在读恺撒大帝的《高卢战记》（GCE[2]的指定教材）。我也许一直在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做法向政府发起挑战，但我还是我父亲的女儿，我还在做我的拉丁文家庭作业。

有人弹起西班牙吉他，于是大家开始唱起歌来：

难道你听不见氢弹的隆隆轰鸣，就如厄运的爆裂声？

它们将天空撕成碎片，

坠落时又把大地变成坟冢。

是的，我可以听到氢弹的轰鸣声。我可以看见空中闪闪发亮的坠落物，我可以感觉到怪雨的纷纷降临。我真的相信，假如我们不摆脱那些氢弹，我将活不到长大成人。但是，我还是在两头下注，在准备我的GCE考试。

其他所有人都比凯茜和我大。有些人留着乱蓬蓬的长发，光着脚，穿着褪色的牛仔裤，戴着墨镜。有些人是友善的贵格会教徒模样，穿着朴素的鞋子和毛衣。当警察抓着他们的手和脚把他们拖进货车（他们似乎已用光了囚车）时，他们还在继续唱着歌。凯茜和我没唱歌——我们不想显得很愚蠢。他们已经在当地的小学组建起一个临时审判庭。我们坐在婴儿尺寸的椅子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被叫到法庭的长凳上。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关于战争的罪恶的演讲，然后被罚款3英镑，外加2英镑诉讼费。轮到我时，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说，所以我只被罚了3英镑。（讨价还价！）我在年龄问题上撒了谎，因为我不想让我父母发现，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现了。

“科尔亚，”我母亲哀求道，“她不是共产党，她只是个傻姑娘。快回家吧。”

我父亲一言不发，眼睛一直盯着火车铁轨上的某个点。下一列火车还有四十分钟到站，是到恩斯罕和牛津的，不是去俄国的。

“科廖沙，去俄国要走很远的路呢。看啊，至少先回家吃点东西。我做了好吃的甜菜汤。还有kotletki——你最爱吃的kotletki，加上从菜园里摘来的菠菜和豌豆，再来点小土豆。来填饱肚子就好，然后你就可以去俄国了。”

于是，他一面嘀嘀咕咕地表示着自己的愤怒，一面听任自己被领着，顺着两边是荆棘和荨麻的泥泞小路，回到我们居住的那座涂着小鹅卵石的半独立式住宅。他不情愿地向冒着热气的汤碗低下头去。然后，她又把他哄上了床。所以他根本没有离开家。

相反，我离开了。我离家出走，住到了凯茜家。他们住在位于白橡树绿地的一座长而低矮的科茨沃尔德式的石头小屋里，屋子里到处是书、猫和蜘蛛网。凯茜的父母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不在意凯茜去游行，事实上他们还鼓励她去。他们谈论成年人的事，比如英国是否应该加入欧共体、谁创造了上帝等。但房子里冷如冰窖，吃的东西稀奇古怪，猫会在晚上跳到你身上。几天后，我母亲过来，把我也哄回了家。

多年后，我还能记起格林汉姆公地新铺的碎石沥青路面上那热烘烘的太阳的味道，还有凯茜房间里的那股发霉的味道。只有我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仿佛有某种隐晦但重要的东西被遮盖了起来，只剩下余怒未消的表面。他是谁，这个我一生都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但这全都是过去的事了，娜迪娅。为什么你对所有的个人历史都抱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关注呢？”

“因为这很重要……它界定了……它帮助我们理解……因为我们可以学到……唉，我也说不清楚。”

[1]格林汉姆公地（Greenham Common），美国驻英格兰纽伯里附近的空军基地，1981年一些妇女在此建立和平示威营，试图阻止在这里部署导弹，但未成功。后基地关闭，至1991年导弹已被全部撤离。

[2]GCE（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通用教育证书，一种使用英语教育系统国家的考试制度。

黛女士与劳斯莱斯

有人送了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一只猫。他们叫它黛女士，是以威尔士王妃黛安娜的名字为它命名的，因为她是他们极其仰慕的人。它是扎德查克太太的邻居送的，更像个小猫咪而非大猫——很难说像它的名字那般漂亮。它的皮毛是黑色的，上面夹杂着无规则的白点，有着淡粉色的眼眶和湿漉漉的淡粉色鼻头。

黛女士（他们发的是“来滴滴”的音）积极肯干，把家中所有柔软的陈设都撕了个遍。几周后，大家才发现它是个小公猫，而非小母猫（我母亲永远不会犯这种错误），并开始到处撒尿。如今，家里除了腐烂的苹果味、吃了一半的连袋煮晚餐的霉味、廉价的香水味以及空气不流通的老年人房间里的臭味外，又增添了公猫的尿骚味。还不仅仅是尿味。没人教黛女士使用便盆，而在下雨天，当它做出决定，由于自己身份太过尊贵，不能屈身去花园里方便时，也没人为它收拾打扫。

我父亲、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都非常喜欢黛女士，它能身手矫健地跳向窗帘，能向空中跳起四英尺高去抓吊在绳子上的纸片。只有薇拉和我不喜欢它，但我们又不住那儿，所以我们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

黛女士成了他们的代理子女。他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为它的聪明才智和美丽动人而啧啧称奇。要教它用第一原理证明毕达哥拉斯定律肯定只是个时间问题。

***

“他甚至根本就不考虑离婚，薇拉。他们手拉着手坐在那里哄那个恶心人的小猫。”

“真的吗，这太过分了！我告诉过你我们应当给他弄份证明的。”大姐头说。

“那正是瓦伦蒂娜想要的。”

“那么，她想的对，虽说她很恶毒。她显然又让他变得对她俯首帖耳了，直到她拿到护照。男人就是这么愚蠢。”

“薇拉，你想让妈妈与他离婚是怎么回事？”

“你在说什么？”

“他说你企图说服妈妈跟他离婚。”

“我吗？我不记得了。多遗憾呢，我没能成功。”

“不管怎样，其结果是，这让他很讨厌离婚的念头。”

“我看我得亲自出马去跟他本人谈谈了。”

***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事让他改变了主意。某天一大早，他打来电话，开始大叫大嚷地说些胡言乱语，是关于大劳莱还是什么的。我急着去上班，所以我催他晚点再打电话。但他终于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了：

“那个劳莱就坐在前院里，在草坪上。”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什么劳莱？”

“劳莱！劳斯莱斯！”

瓦伦蒂娜已经达到了她梦想中的西方生活的最高点——她拥有了一辆劳斯莱斯。它是辆4升的房车，是爱里克·派克以500英镑这一最低价卖给她的（我父亲付的钱）。她现在有辆拉达停在车库里，一辆罗孚停在车道上，还有辆劳莱停在草坪上。这些车没有一辆有行车证或是买过保险。她仍然没有通过驾驶考试。

“这个爱里克·派克又是谁啊，爸爸？”我想起了我在那个放有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的内裤抽屉里发现的折起来的小纸条。

“实际上，此人是最有趣的那种类型。他曾经是皇家空军飞行员。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现在他是个卖二手车的。留着一脸大胡子。”

“他跟瓦伦蒂娜非常要好吗？”

“不，不。我不这样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她对汽车根本毫无兴趣，除了将之作为自我炫耀的交通工具。实际上那是辆很不错的车。出自格拉斯维恩女士的庄园。我相信它多年来一直被用作农用汽车，拉干草、羊、化肥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几乎像个拖拉机。现在需要修理修理了。”

迈克看到那辆劳莱时，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它歪歪斜斜地斜卧在起居室窗前的草地上，像只断了翅膀的天鹅。它看上去就像没了汽车悬架一样。褐色的液体从它的肚子底下渗漏出来，污染了草地。它的油漆曾经是白色的，如今则是补漆、填充物和铁锈的拼凑物。他和我父亲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拍拍这里，敲敲那里，不断地摇着头。

“她想让我修理它。”我父亲说，无助地轻轻耸了耸肩，仿佛他是童话里的王子，被美丽的公主要求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对爱情的考验。

“我想它是修不好了。”迈克说，“再说了，你到哪去弄配件呢？”

“确实是，它是需要些配件，即使那样，你也没有任何把握让它跑起来。”我父亲说，“真是遗憾。像这样的汽车应该永远奔跑在路上，但它过去显然遭受过虐待。不过，多漂亮啊……”

就在此时，瓦伦蒂娜从屋子里现出身来。尽管已时值六月，天气很是暖和，她却穿着件很大的收腰宽肩皮大衣，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将它裹住身体，一副电影明星的派头。她现在长了太多的肉，以至于大衣在肚子那里几乎都扣不住了。她脖子周围有圈光闪闪的珠子不时地发出光亮，在光线不清的时候，你会把它错当成钻石。斯坦尼斯拉夫穿着短袖衬衣，背着她的包走在她身后。

当她看到我们三人站在院子里打量着她的劳莱时，她停下了脚步。

“是辆不错的车，对吧？”她这话是冲我们所有人说的，但眼睛却看着迈克，等着他的回答。

“是的，一辆非常好的车，”迈克说，“但可能更适合摆在博物馆里，或是成为收藏家的对象，而不是在路上开着跑。”

“哈罗，瓦伦蒂娜，”我逢迎地笑着说，“你看上去很优雅。你要出门吗？”

“上班。”就这一个词。她甚至都没把头转向我。

“你怎么看啊，斯坦尼斯拉夫？你喜欢这车吗？”

“哦，是的。它比Zill强多了。”有缺口的牙闪着光，“瓦伦蒂娜最终总能得到她想要的。”

“汽车是坏的。”我父亲说。

“你修车。”她悍然地说。然后想起来应该对他好点，于是弯下腰拍拍他的脸，“工程师先生。”

工程师先生把他佝偻的身子伸展到所能伸展的最长高度。

“劳斯莱斯坏了。拉达坏了。不久罗孚也坏了。只有走路不会坏。哈哈。”

“不久你坏了。”瓦伦蒂娜说。然后她瞥了我一眼，轻声笑了笑，仿佛在说：只是个玩笑罢了。

她开着罗孚带着斯坦尼斯拉夫走了，在身后留下一团浓烟和着火的气味。在迈克和我父亲继续注视着那辆劳莱的时候，我走进屋去，查找黄页。

“哈罗，是爱里克·派克先生吗？”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那声音既油滑又粗粝，像燃烧的机油。

“我是马耶夫斯基先生的女儿。你卖给他辆车。”

“啊，是的。”粗粝地咯咯笑，“瓦伦蒂娜的劳莱。来自格拉斯维恩庄园，你晓得。”

“派克先生，你怎么能做那种事？你知道这车甚至开不了。”

“这个啊，小姐，呃……女士，呃……你看，瓦伦蒂娜说她丈夫曾经是个天才的工程师。航空学。你看，我碰巧对飞机略知一二。”油滑而粗粝的声音变得推心置腹起来，“你看，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一些顶尖的航空学带头人就出自乌克兰。西科斯基——发明了直升机。洛金斯基——影响了米格式战斗机。我在朝鲜时亲眼见识过它们的飞行，你知道。优秀的小型战斗机。所以当瓦伦蒂娜对我提起她丈夫，说他是如何许诺说，他会立即让它跑起来时……相信我，我有怀疑，但她很会说服人。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父亲已经看过它了，他说他修不了。也许你可以来把它弄走，并把他的钱还回来。”

“五百英镑对辆劳莱老爷车来说是很好的价钱。”

“如果它开不了的话就不是。”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派克先生，我了解情况。我知道你和瓦伦蒂娜的事。”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咔嗒”声。然后是拨号音。

***

黛女士喜欢劳莱。汽车后排座位旁的一扇窗子没关紧，它可以从那里挤进去。它还邀请自己的朋友来此做客，在奢华的真皮座椅上，它们的晚会通宵达旦，然后再到处洒点尿液，以示曾到此一游。黛女士的女朋友是个羞答答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花斑猫，没多久花斑猫就显示出明显的怀孕迹象，它喜欢蜷缩在司机的座位上，把自己的爪子探入柔软的皮革中。

六月，雨水多得不合情理。雨下啊下啊下的，直到草坪变成泥水的汪洋。劳莱越陷越深，人工种植的草和杂草都长得高过了它。黛女士的女朋友已经在劳莱的前排座椅上产了仔——一共四只——都还睁不开眼，一个个软绵绵的，张着毛茸茸的小嘴咪咪叫着，吮吸着它们瘦骨伶仃的妈妈的奶，一面用爪子有节奏地拍着妈妈的肚皮。爸爸、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对它们着了迷，试图把它们弄进家门，但女朋友又叼着它们后脖颈上的皮，把它们一个个全都搬了回去。

***

在小猫产仔后没多久，薇拉来探访了爸爸。她开着自己那辆被撞得歪歪斜斜的高尔夫GT敞篷汽车从普特尼出发，这辆车是大佬迪克在还爱着她时送给她的爱情信物（当然那时它还没被撞过）。她于正午时分到达，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都不在家，爸爸则坐在扶手椅里打盹，收音机开得震天响。他醒过来，发现她正高高地站在自己面前，不由发出一声尖叫：“不！不！”

“噢，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安静点，爸爸。我们这周已经上演了足够多的情景剧了，谢您了。”薇拉用她那大姐头的声音厉声呵道，“马上！”她扫视了一下四周，仿佛瓦伦蒂娜就藏在某个角落，“她人呢？”

父亲坐在椅子里，两手紧紧抓着扶手，一言不发。

“她人呢，爸爸？”

他演戏般地双唇紧闭，直愣愣地凝视着前方。

“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我大老远开车从普特尼来，想把你从自找的麻烦中解救出来，你却连句话都不想跟我说。”

“你让我安静，所以我就安静。”他又把嘴巴紧紧地闭了起来。

大姐头把屋里的每个房间都巡视了一遍，出来时把门关得砰砰响。她甚至还看了屋外的厕所和温室。然后回到我父亲坐着的那个房间。他一动没动。他的嘴唇还紧闭着。

“真的，娜迪娅，”她告诉我，“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瓦伦蒂娜要拿杯子里的水泼他了。我真想也那么做。我猜他是想证明自己有多聪明。”我什么话也没说。我的双唇紧闭。我正努力控制着自己不笑出声来，“当然再让他开口说话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只需问他有关科罗廖夫和空间计划的事就可以了。”

“那最后到底怎样了？你见到瓦伦蒂娜了吗？”

“但我认为她相当出色。那么……生机勃勃。”

很显然，大姐头和瓦伦蒂娜一见如故。瓦伦蒂娜欣赏薇拉的风格和耀武扬威的做派。薇拉欣赏瓦伦蒂娜显山露水的性活力和她的冷酷无情。她俩一致同意，父亲是个可怜虫，是疯子，卑鄙无耻。

“但那桃红色珠光指甲呢？那高跟露趾凉拖呢？那草坪上的劳莱呢？”

“啊，没错。当然了，她是个骚货。是个罪犯。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欣赏她。”

我的心直往下沉。我曾一直期待着这样的对峙：扎德查克婚姻宝典对离婚专家；绿缎火箭筒对Gucci手提包。我意识到自己曾是多么指望着让大姐头来对付瓦伦蒂娜。现在我意识到，她们在某些方面是一丘之貉。

“可怜的爸爸。我知道他有点古里古怪的，但我不会说他卑鄙无耻。”

“瞧他给所有人招来的这些个麻烦——我们，有关当局，甚至瓦伦蒂娜。到最后，她会意识到自己最好傍的是其他人。假如他从一开始就能说个不字倒好些。他还真觉得自己配得上一个三十六岁的骚娘们呢。如果这不是卑鄙无耻，你说这是什么？”

“但那是她勾引的他。她奉承他。她让他觉得自己年轻性感。”

“他让自己被奉承，因为他打心眼里相信自己高人一等。他觉得自己聪明过人，能够战胜体制。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你什么意思？”

“有好多事你都不知道，娜迪娅。你知道他差点害得索尼娅外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吗？”

“我记得爸爸跟我说过的一个故事——全都是关于乌克兰航空设计的先行者的。我还记得妈妈讲的故事，说的是索尼娅外婆的牙是如何被人踢掉了。”

***

1936年从基辅的航空研究院毕业后，我父亲想去哈尔科夫大学，洛金斯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着喷气推进方面的先期研发工作。但事与愿违，他被送到了东部位于乌拉尔山脚下的彼尔姆（Perm），在一所苏联空军训练学院任教。他恨彼尔姆：到处是醉醺醺的士兵，没有充满智慧或文明的生活，离家数千英里，离柳德米拉数千英里，她当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弄回家呢？尼古拉打起了鬼主意。他应当让自己通不过安全检查。在必须填写的一大堆表格中，他在其中的一份上告诉当局，他娶了人民公敌的女儿为妻。而只不过是为了把自己放在更严重的境地，他又为柳德米拉生造出个哥哥来，说他是个反革命恐怖分子，住在芬兰，一心想推翻苏联政权。

有关当局几乎不敢相信他们的失误。他们自然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反革命哥哥的事。他们逮捕了索尼娅外婆，对她进行了连续数日的严刑逼供。这个大儿子在哪儿？为什么在她的档案里对他只字不提？她还隐瞒了什么？她是不是像她死去的丈夫一样，是心存不轨的人民公敌？

索尼娅·奥切雷特考侥幸逃过了1930年的劫难，当时她的丈夫被逮捕并枪毙。但那些只是大清洗的第一波涟漪。到1937年，逮捕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枪毙对于人民公敌来说已太过仁慈——他们将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和再教育。

舒拉姨妈出面营救。她告诉审讯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她是如何在1921年前往诺瓦亚·阿来克桑德里亚，为她姐姐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母亲柳德米拉接生。她签了一份保证书，声明索尼娅·奥切雷特考在此之前从未怀过孕。这得助于舒拉的丈夫是伏罗希洛夫的朋友。

但幸存下来的索尼娅再也没能从她为期六天的审讯中缓过劲来。她前额上的伤痕就在眼睛上方，她的门牙被敲掉了。她曾经矫健轻盈的步伐变得笨重拖沓，动辄痛楚不已，她的眼睛经常神经质地眨个不停。她的精神垮了。

***

“舒拉姨妈当然自此之后对他恩断义绝。他们无处可去，于是回去与索尼娅外婆同住在她的公寓里。真的，那是不可原谅的。”

“但索尼娅外婆原谅了他。”

“她是为了妈妈的缘故原谅他的。但妈妈从未原谅过他。”

“她到最后肯定已经原谅了他。她与他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她是为了我们才与他一起生活的。为了你和我，娜迪娅。可怜的妈妈。”

我很困惑——这是真的吗？还是薇拉把自己的戏剧投射进了过去的时光？

“可是，薇拉，难道这意味着你将坐在那里，听任瓦伦蒂娜虐待我们的父亲？撕扯他？也许甚至谋杀他？”

“不，当然不了。说真的，娜杰日达，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认为我会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管。我们必须捍卫他，为了妈妈的缘故。虽说他一无是处，可他还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我们不能让她获胜。”

（所以，大姐头还和我在一条船上！）

“薇拉，为什么父亲总是提你抽烟的事？他曾提到过有关香烟的事。”

“香烟？他跟你说起过香烟？”

“他说你沉迷于离婚和香烟。”

“他还说什么了？”

“别的没说什么。为什么？”

“忘掉它。它不重要。”

“显然它很重要。”

“娜迪娅，为什么你总与过去的事情过不去？”她的声音紧张刺耳，“过去肮脏不堪。就像个下水道。你不该在那里玩。别管它。忘掉它。”

婴儿监控器

瓦伦蒂娜接到了她姐姐从塞尔比发来的结婚邀请信。她把它拿给我父亲看，在他鼻子底下晃动着它，同时发出几声恶毒的嘲弄。与邀请信一起寄来的信里描述说，准新郎是个医生，四十九岁，已婚（不再是已婚了，当然），有两个上中学的孩子（都在私立学校），一幢好房子，带漂亮的花园和能停两辆车的车库。那个没奶子的老婆正在寻衅滋事，但丈夫太爱她了，所以没问题。

车库里停的车一辆是美洲虎，一辆是雷诺。美洲虎不错，瓦伦蒂娜说，但比不上劳斯莱斯。雷诺比拉达稍好些。不过，她姐姐的信激起了瓦伦蒂娜对她的钱多小气鬼一无是处丈夫和他使她陷入其中的二流生活方式的新一轮不满。

我父亲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不时停下来，猛烈地咳嗽一阵。我一面听着，一面不由自主地朝对面的迈克望过去，他正跷脚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杯啤酒，看第四频道的新闻。他看上去是那么体面，那么友善，头发有点发白，开始有了点微凸的小肚腩，但英俊依旧，那么可爱，那么——像个丈夫。但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念头掠过我的脑际。

这意味着什么？

现在，随着又一阵的咳嗽，我父亲的电话来到了要点之处。瓦伦蒂娜需要更多的钱，于是他必须变卖一些不动产。但他能有何不动产呢？只有那房子。啊！在房子后面有块很大的空地，什么用处都没有。这个他可以卖。（他在说母亲的花园！）

他已经与一位邻居讨论过了，那邻居愿意以三千英镑的价格把它买过去。

我的心现在狂跳不已，我的眼睛因为愤怒而视线模糊，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必须控制自己的声音。

“别匆忙行事，爸爸。不用急。也许这个姐姐的未婚夫到头来也是个小气鬼。毕竟他必须得负担他妻子和上私立学校的孩子的生活费。也许那位妻子会分到美洲虎，这位姐姐到手的是雷诺。也许瓦伦蒂娜将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只需等等看就好。”

“喔。”

至于卖母亲的花园——我的牙关紧咬，以免让话语冲口而出——这类事往往比它们表面上看去的要复杂得多。房产契约得重签。有可能大部分的钱都给律师费吞了。邻居提出的价钱——啊呀，那真是少得可怜。如果他有建筑许可证，在那里再盖间房子，那块地岂不会翻上十倍的价格。想想瓦伦蒂娜该有多高兴呀。（建筑许可证要花成百上千年的时间。）

他是不是愿意让我咨询一下律师呢？他是不是想让我就建筑许可证的事与市政厅联系一下？我是否该同薇拉谈谈？

“嗯。律师可以。市政厅可以。薇拉不可以。”

“但薇拉很有可能会发现的。想想她该会多么不安。”（他知道我的意思是狂怒。）

***

薇拉的确发现了。是我告诉她的。她既不安，又狂怒。

她开了两个小时的汽车从普特尼赶到彼得伯勒。她到达时，还穿着家常穿的拖鞋（罕见地不曾关注细节）。她雄赳赳气昂昂地径直走向邻居家（那是幢难看的仿都铎式房屋，比我父母的房子大多了），把门敲得砰砰响，然后与他来了个正面交锋。（“你该看看他的那张脸。”）那邻居是个退休在家的生意人，是园艺方面的业余爱好者，正在园艺学校学习，他在薇拉劈头盖脸的进攻下瑟瑟发抖。

“我只是想帮帮忙。他说他有些资金上的困难。”

“你帮不上忙。你是在帮倒忙。当然，他是有资金上的困难，因为他那个吸血鬼老婆。你该留意他，而不是鼓励他。你是什么样的邻居啊？”

他老婆听到了吵嚷声，来到门前。她身穿两件套的运动衫，戴着珍珠首饰，手里端着杜松子酒和奎宁水（就是这俩邻居充当了母亲遗嘱附件的证人）。

“怎么了，爱德华？”

爱德华作了解释。他老婆扬起眉毛。

“这是我头回听说此事。我还以为我们存钱是为了去乘船旅行呢，爱德华。”然后她转向薇拉，“我们是替马耶夫斯基先生感到担心，但我们不想介入其中。是吧，爱德华？”

爱德华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薇拉得拉拢他们，所以放缓了语气。

“我敢肯定这完全是场误会。”

“是的，一场误会。”

爱德华抓住了救命稻草，退到老婆身后，他老婆则走上前来，取代了她丈夫在门口的位置。

“她似乎不像个良家妇女。”她说，“她在院子里做日光浴，穿着……穿着……”她向后偷偷瞄了丈夫一眼，声音变成了耳语，“我看到过他从楼上窗子里往外看。还有一件事，”她的语调是很机密的那种，“我觉得她有外遇。我看到一个男人……”——她噘起嘴唇——“……开车来接她。他把车停在树荫底下——马耶夫斯基先生从窗子里看不见——然后按喇叭等她。她跑出来，穿着盛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我母亲过去常说的那样。”

“谢谢你告诉我这事，”薇拉说，“你总是这么帮忙。”

***

瓦伦蒂娜一定是看到了薇拉的车，因为她正在车道上等着她，堵住了她的去路，双手叉腰，准备恶战一场。她上下打量着薇拉。她的眼睛在薇拉穿着拖鞋的脚上停留了一会儿，唇际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笑意。薇拉也向下看了看。（“我那时才意识到我犯了个多么大的错误。”）瓦伦蒂娜穿着双高跟鞋，这让她裸露的肌肉发达的小腿肚子看上去就如拳击手的二头肌。

“你到邻居家去干什么，麻鼻头？”瓦伦蒂娜质问道。

薇拉不理她，一路推进到了厨房，厨房里全是水蒸气，所有窗户都蒙了一层水雾。水槽里堆放着没洗的碗碟，有什么东西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爸爸在门口徘徊，穿着条海军蓝尼龙工装裤，肩带交叉在他单薄佝偻的背上。

“我跟邻居谈过了，爸爸。人家对买妈妈的花园没什么兴趣了。”

“薇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你就不能不管我？”

“因为如果我不管你的话，爸爸，这只秃鹫就会把你的肝脏啄食掉。”

“鹰。鹰。”

“鹰？你说什么呢？”（“说真的，娜迪娅，我以为他彻底疯掉了。”）

“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因为他带来了火种。”

“爸爸，你不是普罗米修斯，你是个可怜巴巴、糊里糊涂的糟老头，因为你自己的白痴行为，把自己变成了这只母狼的猎物……”

瓦伦蒂娜一直在旁边听着，脸上的乌云越积越厚，这时发出一声低沉的号叫，曲起胳膊恶狠狠地撞了薇拉胸部一下。薇拉向后踉跄了一步，但没有摔倒。

“瓦尔娅，求你了，不要暴力。”父亲哀求道，试图分开两人。他这完全是自不量力。

“你个狗吃了脑子的老弯棍，你进房子你住嘴。”瓦伦蒂娜也撞了他一下，他绊在迈克安的门框上，佝偻着斜靠在那里。瓦伦蒂娜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在父亲鼻子前面直晃悠。

“我有房间钥匙！哈哈！我有房间钥匙！”

父亲伸手去抓它，但她把它举在他刚刚够不着的地方。

“你要钥匙干吗？”她奚落着他，“你进房间。我锁不锁。”

“瓦尔娅，求你把钥匙给我！”他可怜巴巴地向上跳了跳，企图抓住钥匙，然后落回地面，发出一声啜泣。

薇拉也试图去抓——“噢，你怎么敢！”——但瓦伦蒂娜把她推开了。

“我有麦克风！”薇拉叫道，“我会录到你犯罪行为的证据！”

她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个小巧的手持录音笔（你不得不佩服她！），把它打开，举到瓦伦蒂娜的脑袋上方。

“现在，瓦伦蒂娜，请你把我父亲房间的钥匙还给他，并试着表现出平和文明的行为举止。”她用一种清晰的录音语调说道。她比瓦伦蒂娜高，但瓦伦蒂娜有高跟鞋的优势。瓦伦蒂娜去抢录音笔，差点就抓到了它，但她分了神，因为就在那当口，父亲又去抢她另一只手上的钥匙。在前后夹击之下，她尖叫一声，跳向空中（“就像迪克过去常看的功夫片中的镜头”），然后猛地落将下来，一只高跟鞋的鞋跟落在薇拉穿着拖鞋的脚上，另一个跟勾到了父亲膝下的小腿。父亲和薇拉都被压垮了。录音笔掉到了地上，滑到了灶台下的地板上。薇拉向录音笔扑去。瓦伦蒂娜把父亲推进他的房间，扭着他的手抢过钥匙，把门锁了起来。薇拉向瓦伦蒂娜发起进攻，拉扯，扭打——现在她俩都倒在了地板上——试图从瓦伦蒂娜手中把钥匙抢过来，但瓦伦蒂娜更强壮，把钥匙紧紧攥在握成拳头的手中，并把手放在身后，从地板上站了起来。败下阵来的薇拉挥动着录音笔说：

“我已经全都录下来了！你说的每个字都录下来了！”

“好啊！”瓦伦蒂娜说，“这就是我想说的，你个婊子养的狐狸精没奶子。你没奶子，你嫉妒。”她把手放在胸脯下，淫荡地将它们往上挤在一起，噘起嘴做出亲了几下的样子，“男人喜欢奶子。你爸喜欢奶子。”

“求你了，瓦伦蒂娜，”薇拉说，“控制一下你自己吧。没必要说下流话。”

但她知道自己被打败了。她把头抬得高高的，但内心却被羞辱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被锁起来的门背后，父亲像只受到鞭打的狗一样抓挠着，啜泣着。

***

“噢，薇拉！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你真棒。女英雄。你录了音吗？”

“录音笔里没磁带。那只是虚张声势罢了。除此以外我还能做什么？”

后来，在她出门前，瓦伦蒂娜打开了父亲房门的锁，但她还留着钥匙。

父亲又拉了自己一身。

“他不由自主。他真不该穿工装裤。”

“哦，是的，他做得了主——当然，不是指失禁，而是指他的痴迷。他不顾一切地紧抓着它不放——它带来的兴奋，那魅力。他还为了维护她而反对我，你知道。”

“我知道。”

“那你知道我还发现了什么吗？在他床底下的插座上插着个婴儿监控器。”

“天呢。他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是她，不是他。另一个插在她楼上的房间里。这是一种靠主电路工作的聪明玩意儿。这意味着，她能够听到他在房间里说的每个字。”

“但他会自言自语吗？”

“不会的，傻瓜，我是说当他在电话上跟我们说话时。”

“哦。”

红色犁具厂

我想是那个婴儿监控器最终发挥了作用。父亲已经同意离婚。我负责找一个合适的律师——他要有足够的权威来对阵瓦伦蒂娜的那帮人多势众的法律援助律师，这些人会把我父亲逼入绝境，而非仅仅是装装样子，然后伸手要钱。

“不要那个和我谈婚姻无效判决的年轻人。他毫无用处。”离婚专家太太说，“必须是个女的——她会对现状感到愤怒。不要最大的事务所，因为他们会把小案子交给新手去做。不要最小的事务所，因为他们缺乏经验技术。”

我在彼得伯勒法律街区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走，察看黄铜名牌上的姓名。一个名字能告诉你什么呢？不多。我就是这样找到的劳拉·卡特尔。

我第一眼见到她时，几乎想立即站起身，径直走出门去。我肯定自己犯了个错误。她似乎太过年轻，太过善良了。我怎么能同她讨论什么爱奶癖、什么口交、什么软绵绵软耷耷？但我错了——劳拉·卡特尔女士是只母老虎：金发碧眼、鼻子俏丽的英国玫瑰模样的母老虎。我一面介绍情况，一面注意到她精巧的鼻子在因愤怒而抽搐。等我说完，她简直暴跳如雷。

“你父亲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尽快把她从家里弄出去。我们要立即申请强制令，同时为离婚收集证据。三辆车很好。爱里克·派克的纸条很好。医院的小插曲简直绝了，因为那是公共场所，会有大量证人。是的，我认为我们能在九月的特别法庭申诉之前把事情安排妥当。”

我第一次把父亲带到卡特尔女士的办公室去时，他还是穿着那件破旧的结婚礼服和用黑线缝扣子的白衬衣。他采用古老的俄国礼节，弯腰去接她伸出的手，因为腰弯得太低了，他几乎跌倒。她被迷住了。

“多善良的老绅士啊。”她用她那英国玫瑰的声音对我喃喃说道，“有人居然想利用他，真是可耻。”

然而，他却所见不同。他在电话里告诉薇拉：

“看上去像个黄毛丫头。她能懂些什么？”

“你懂些什么，爸爸？”大姐头反唇相讥，“如果你懂一点点事的话，就不会陷入今天这个地步了。”

卡特尔女士还很关注那台神秘的小型便携式复印机和失踪的医生的预约信。

“她也许想证明你父亲病了——病得太厉害，所以没法出席特别法庭。或者她也许想找证据证明他精神有问题——头脑混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些翻译过的诗歌呢？”

“那将用于证明他们间存在真实的爱情关系。”

“这个诡计多端的狐狸精！”

“哦，我估计是她的律师让她这么做的。”

“律师会干这种事？”

卡特尔女士点点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是七月中旬，九月份的特别法庭听证会过去似乎一直遥遥无期，突然间像是已近在眼前。卡特尔女士安排了一个私人侦探去送交文件。

“我们必须有证据证明离婚申请被送交到了她本人手里。否则她会声称自己从来没收到过。”

薇拉自愿提出那天到场，以确保能证明是瓦伦蒂娜本人收到的离婚申请。现在好戏即将开场，她可不想错过了。我父亲坚持说她用不着来，他毕竟是个有智慧的成年人，可以自己掌控局面，但他的要求被驳回。圈套布好了。

那位侦探是个个子很高、皮肤很黑、长相颓废的男子，在事先约定好的时间，他带着一脸早上刚刮过，现在又长出来的胡须茬子出现在家门口，把门敲得咚咚响。

“噢，一定是邮递员！”薇拉喊道，她六点就起床为这场好戏作准备了，“有可能是给你的包裹，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向门口冲去。她刚才正在洗早饭时用过的餐具，所以还戴着她那镶褶边的围裙和黄色橡胶手套。

侦探把信封重重地塞到她手中。瓦伦蒂娜一脸困惑。

“离婚申请？我没要离婚啊。”

“不是，”侦探说，“申请人是尼古拉·马耶夫斯基先生。是他要跟你离婚。”

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随后，她像个狂怒的火球般爆发了。

“尼古拉！尼古拉！”她冲我父亲尖叫道，“尼古拉，你个疯狂狗吃掉脑袋进坟墓的死人！”

我父亲已经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

她转过身来又去找那个私人侦探，但他已砰地关上黑色宝马的门，伴着轮胎发出的刺耳声响绝尘而去。她转向了薇拉。

“你个母猫狗狐狸吃生肉的丑老太婆！”

“我很抱歉，瓦伦蒂娜，”大姐头用她后来向我描述的平静而理智的声音说，“但你这是咎由自取。你不能到这个国家来到处招摇撞骗，不管被你骗的人有多愚蠢。”

“我不骗！你骗！我爱你爸爸！我爱！”

“别傻了，瓦伦蒂娜。快去见你的律师吧。”

***

“哦，薇拉，真是太棒了！事情真的都这么顺利吗？”

如果说我对落入圈套大惑不解的瓦伦蒂娜有过片刻的同情的话，它也是转瞬即逝。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离婚专家太太说。

***

但瓦伦蒂娜的律师有一招卡特尔女士未曾料到的锦囊妙计。在卡特尔女士的要求下，第一次法庭听证会已被提前，在这次听证会上将讨论把瓦伦蒂娜逐出家门的强制令。我和我姐都没法到场，所以我们只能从劳拉的叙述里了解事情的经过。她和我父亲很早就到了法庭。法官到来。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到来。法官开始诉讼程序。瓦伦蒂娜站起来。

“我不懂英语。我必须要翻译。”

法庭上一片慌乱。文书四处奔忙，紧急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但就是找不到会说乌克兰语的翻译。法官推迟了听证会，定下了新日期。我们损失了两周时间。

“唉，哥们儿！”卡特尔女士说，“我应该料到这招的。”

***

八月初，原班人马再次聚集，只是这次多了位从彼得伯勒乌克兰人俱乐部来的中年妇女，她同意来当翻译。我父亲得替人埋单。她对瓦伦蒂娜和我父亲的事一定有所耳闻——方圆数英里以内的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此事——但她面无表情，不露声色。我也请了一天的假去了那里，以便为劳拉和爸爸提供道义上的援助。那是酷热难当的一天，他们结婚才刚过一年。瓦伦蒂娜穿着海军蓝镶粉边的套装——也许就是她出席移民局特别审判小组时穿的那件。我父亲还是穿着他的结婚礼服和用黑线缝扣子的白衬衣。

卡特尔女士描述了湿抹布、那杯水和医院台阶等事件。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汇聚着被压抑的情感，因她所描述的可怕事件而显得严肃庄重。她低下头，目光低垂，几乎是觉得抱歉似的抛出了最后的撒手锏：一份由精神病医生出具的报告。瓦伦蒂娜情绪激动、言语丰富地提出抗议，指责我父亲撒了恶毒的谎，说她爱自己的丈夫，还说她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和儿子栖身。

“我不是个坏女人。他有妄想症！”

在向自己的听众提出申诉时，她把头发甩过来甩过去，挥动着双手，把空气搞得很紧张。那位翻译使用第三人称，把她的话翻译成了平铺直叙的英语。

现在，轮到我父亲站起来回答问题。他的声音是那样虚弱而颤抖，法官不得不让他把说的话重复了好几次。他说的英语准确而正式，是工程师式的英语，不过也加入了一点儿聪明的戏剧色彩：他抬起颤抖的手指着瓦伦蒂娜说：“我相信她恨不得杀了我！”他皱巴巴的西装、厚厚的眼镜片和虚弱的说话声音使他显得瘦小干瘪，神情困惑。法官裁定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必须在两周之内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搬出家门。

那天晚上，父亲和我开了一瓶窖藏了四年的母亲酿的黑李子酒以示庆贺。软木塞啪地冲出瓶口，直击屋顶，在石膏板上留下个凹痕。那酒喝起来有点像止咳糖浆，直冲脑袋而去。父亲开始向我讲起他在基辅的红色犁具厂的日子，宣称除了今天，那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不到三十分钟，我俩都昏睡过去，父亲是在他的扶手椅上，我则趴在餐桌上。那夜很晚的时候，我被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发出的声响惊醒过来，他们正蹑手蹑脚地上楼，一面轻声说着什么。

***

尽管精神病医生宣布我父亲头脑清醒，但瓦伦蒂娜还是比她意识到的更接近事实，因为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才能觉察到妄想症的真实特征。1937年，当我父亲从卢罕斯克回到基辅时，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妄想症的瘴气中。

它渗透到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缝隙中：它腐蚀了朋友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夫妻关系。敌人无处不在。假如你不喜欢某人卖给你猪仔时的方式，或是他看了你女朋友一眼，或是他向你索要你欠他的钱，或是考试时他给了你低分，你只要向NKVD（人民内务委员会）打个小报告，他就会遭到清除。假如你喜欢某人的老婆，只要向NKVD打个小报告，西伯利亚的劳动定额就会帮你扫清障碍。无论你多聪明、多有天赋，也无论你可能有多爱国，你仍然会对某人构成威胁。假如你太聪明，你肯定是个潜在的叛徒或破坏分子；假如你太笨，你一定迟早会说错话。从最低层到最高层，没有人能躲过妄想症的来袭，实际上，那个在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力的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就是患妄想症最严重的人。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

1937年，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因被怀疑是破坏分子而被捕，此事震惊了整个航空学世界。他未被囚禁在劳改营，而是在他自己所在的莫斯科的研究所，和他的整个设计队伍在一起，被迫在非人的条件下继续工作。他们睡在武装警卫监视下的集体宿舍，但被喂的是最上等的肉和大量的鱼，因为据信大脑需要好的营养才能很好地运转。每天一小时左右，工程师们被允许走进研究所屋顶上的一个被圈起来的空地去放风。从这里，他们能够看到自己设计的飞机在头顶上的天空中盘旋翱翔。

“不只是图波列夫，”我父亲说，“还有凯尔伯、留里卡、阿斯托夫、巴提尼、洛金斯基，就连航天飞机之父科罗廖夫都未能幸免。”突然间，航空工业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

“彻头彻尾的低能儿现在成了主管！工程师们建议建造一个使用汽油的小型两驱应急发动机来取代笨重的四驱发动机，用以在飞机发电机失灵时启动其电子系统，结果他们的建议被禁止，理由是一步就从四驱到两驱太危险。他们被命令建造三驱发动机！三驱发动机！哈哈哈！”

或许是因为图波列夫的被捕，又或许是因为妄想症的有毒影响，但也就是在这时，我父亲开始改变自己的拥戴对象，从翱翔于蓝天苍穹的航天事业，转向俯首于黄土大地的拖拉机世界。于是，他在基辅的红色犁具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红色犁具厂是个没有妄想症的地方。它依偎在第聂伯河一处弯曲的河岸的怀抱中，远离主要的政治中心，继续着自己那卑微谦下的工作：生产农用器具、建筑机器、锅炉和大桶。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军事情报。没有什么是保密的或最先进的。因此它成了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诗人和只想呼吸自由空气的人们的天堂。我父亲的第一个设计项目是一台混凝土搅拌机。它很美。（他旋动着双手以说明它的运动。）然后是一架双刃犁具。（他上上下下地滑动双手，手掌朝外。）夏天的夜晚，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们会脱掉衣服，在环绕在工厂区域的宽阔的河水里游泳，河床是沙地。（他精力充沛地示范着蛙泳。李子酒确实已经冲进他脑袋里了。）他们吃得也很好，因为他们有副业，可以修理自行车、摩托车、抽水泵、手推车，无论谁从后门带来什么东西，都会拿面包和香肠作为报酬。

我父亲在红色犁具厂从1937年一直干到1939年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我母亲上了位于基辅郊区的兽医学院。他们住在一所两室的公寓里，公寓在位于多罗勾直特斯卡街的一座灰泥抹墙的“新艺术”房子的一楼，与他们同住在此的是安娜和维克多夫妇，他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他们那条路的尽头是梅尔尼科夫大街，那是条宽阔的林荫道，它在经过古老的犹太人公墓后，径直通往娘子谷那树木丛生的陡峭山谷。

***

我第二天醒来时，头痛欲裂，脖子僵硬。父亲已经起来了，正在摆弄着收音机。他精神旺健，劲头十足，立即就想继续说他没说完的关于图波列夫的命运的话题，但我让他住了嘴，然后用水壶烧上水。有种什么东西预示着房子里的寂静。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出去了，那辆罗孚从车道上消失了。当我端着一杯茶在房子里穿梭漫步时，我注意到，瓦伦蒂娜房间里一些零七碎八的东西似乎被清理掉了，一些瓶瓶罐罐从厨房里消失了，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也不见了。

心理学家是个骗子

法院的强制令一经下达，我就每天打电话给父亲，看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是否已经搬离，而他的回答总是老一套：“搬了。没有。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们搬走了一部分东西，但留下了其他的。他们在外面过一两个晚上，然后又会回来。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住在哪里，或是他们何时回来。他们的行动非常诡秘。瓦伦蒂娜在上楼或去厨房遇到他时，不再跟他打招呼——她干脆当他不存在。斯坦尼斯拉夫则会把目光移开，吹起不成调子的口哨。

这种无声的战争比言语之争更糟糕。我父亲开始崩溃。

“也许我会要求她留下来。她不是那么坏的人，娜迪娅。有一些优秀的品质。只是有些不正确的观念。”

“爸爸，别傻了。难道你不明白，你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就算她不杀你，你也会得心脏病或是中风。”

“嗯，也许吧。但死在一个你爱的人手中不是要好过孤独地死去吗？”

“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怎么竟然还幻想她曾爱过你？想一想她过去是怎么对你的吧，想想她说过的话，那些推搡，那些吼叫。”

“确实，这是种性格缺陷，顺便说一句，它是典型的俄国人的心理特征，他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而非最后一种手段。”

“爸爸，我们大家东奔西走地好容易得到这个强制令，现在你却突然想改变主意了。薇拉对此会怎么看呢？”

“哦，薇拉。假如瓦伦蒂娜没有要我的命，薇拉也肯定会的。”

“谁也不会要你的命，爸爸。你会长命百岁，你会写完你的书。”

“嗯。是啊。”他的声音激动起来，“你知道，在‘二战’期间，还有件很有趣的进步，那就是半拖拉机的发明。这实际上是个法国人的发明，既雅致又精巧，非常出色。”

“爸爸，请你仔细听我说。假如你现在选择与瓦伦蒂娜住在一起，我就再也不管你了。下次你再也别向我或薇拉求助了。”

我真是太生气了，所以第二天我没给他打电话，但到了后半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听听这个，娜杰日达！”他在电话那头大喊大叫地说，声音里带着激动的嘶嘶声，“斯坦尼斯拉夫的GCSE[1]成绩。英语B！音乐B！数学C！科学C！技术C！历史D！法语D！只有宗教研究是A！”

我可以听到斯坦尼斯拉夫在后面微弱的抗议声，还有我父亲的嘲弄声：“C等！哈哈！C等！”

现在我听到一声震天骇地的尖叫声，那是瓦伦蒂娜插了进来，然后是一声撞击，紧接着电话变得死寂一片。我试图打回去，但那边是忙音。我打了一遍又一遍。我开始变得惊慌不安。大约二十分钟后，电话那端有了拨号音，但无人应答。我穿上外套，抓起车钥匙。我最好去救他。然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我父亲总算拿起了听筒。

“哈罗，是娜杰日达吗？是的，真相大白是好事。替斯坦尼斯拉夫写智商报告的心理学家是个骗子。斯坦尼斯拉夫不是天才，甚至连聪明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中不溜儿。”

“噢，爸爸……”

“没什么借口可推脱的。要说是英语成绩，那还说得过去，就连科学也许因为有语言要求，也算是个理由。但数学是纯粹的智力测验。C等！哈！”

“爸爸，你没事吧？我听到的那声撞击是什么声音？”

“喔，只是轻轻撞了一下。你看，她无法面对真相。她儿子不是天才，但她不相信这点。”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还在你跟前吗？”

我想让他住嘴，在她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

“没，出去了。买东西去了。”

“爸爸，法院给你出具强制令已经两周多了。为什么他们还住在那儿？现在他们应当已经搬走了。”

我很清楚瓦伦蒂娜另有一个根据地，也许在某处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家，她和斯坦尼斯拉夫还有那个小型便携式复印机都可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为什么她还要在我父亲身边出没？

“有时在这儿，有时又不在。今天走了，明天又回来了。你知道，这个瓦伦蒂娜不是坏人，但她就是接受不了那孩子不是天才的事实。”

“那么她到底有没有搬出去？她住什么地方？”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爸爸？”

接着，轻声地，几乎带着悔恨似的，他咕哝道：“C等！”

***

薇拉一直在托斯卡纳度假，于是我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最近两周所发生的事。我描述了法庭里的场景、劳拉·卡特尔的发言，以及父亲的指控介入。

“太好了！”薇拉喊道。

我描述了瓦伦蒂娜那热烈但莫名其妙的爱情宣言，以及我们的李子酒庆祝会。

“我俩都喝得有点晕晕乎乎的了，然后他开始说起他在红色犁具厂的日子。”

“哈，是的，红色犁具。”薇拉那大姐头的声音让我很不爽，仿佛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似的，“你当然知道，到头来他们全都被出卖了。有个他们帮他修自行车的人向NKVD告发了他们。厂长和大部分职员都被强行遣送到了西伯利亚。”

“噢，不！”

“所幸的是，那是在爸爸离开之后的事了。一个邻居出卖了安娜和维克多，他们死于娘子谷。你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当然。”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每个人到最后都被出卖了。”

我过去一直以为在说起我父母的生活时，那将会是个快乐的故事，一个喜悦战胜悲剧的故事，一个爱情战胜不可能的故事，但现在我发现，幸福只是转瞬即逝的片刻，要在它们溜走之前抓住并好好庆祝。

“薇拉，我发现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快地背叛彼此？你原本以为，在面对压迫时，他们应当表现得坚定不移。”

“不，不，那是种不谙世事的观点，娜杰日达。你瞧，这是人性的黑暗面。当某个人拥有权力时，没什么权的人总是试图逢迎讨好他们。看看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讨好瓦伦蒂娜的样子，就连她虐待他时也是如此。看看你的劳工党政客们巴巴地向资本家（她发的是‘死本家’的音）‘抛媚眼’（她发的是‘霉—眼儿’的音）的样子，他们原本发誓要把他们推翻在地的。当然，并非只有政客如此，在整个动物界也都是如此。”

（噢，大姐头，你的鼻子怎么那么灵，能嗅出那些个腐蚀的、肮脏的、腐败的、妥协的事物。你是从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悲观地看问题的？）

“他们不是我的劳工党政客，薇拉。”

“那么他们笃定不是我的。也不是妈妈的，如你所知。”

是的，我那慷慨大度心慈手软喂人食物直至其吐的妈妈全心全意地支持的是撒切尔夫人。

“我们别谈政治了，薇拉。我们似乎总是意见不一致。”

“当然，有些事太恶心人了，最好是不谈它们。”

我们转而为移民局特别法庭听证会制订计划，这听证会无声无息地逼近了我们，一转眼只剩两周时间了。薇拉和我非正式地互换了角色。我现在是离婚专家太太，至少，我的工作是留心离婚方面的事宜。薇拉扮演的是“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的角色。她扮演这个角色绝对超级棒。

“秘诀，娜迪娅，在于一丝不苟的计划。”

***

薇拉已经参观过特别法庭的审判庭，调查了情势，与传达员交上了朋友。她已经联系过特别法庭办公室，在没有真切地告诉他们她代表的是马耶夫斯基太太的情况下，已经确保到时候会有一位翻译。

我南下伦敦去参加特别法庭，因为我不想错过好戏。薇拉和我在一家咖啡馆碰了面，这家咖啡馆就位于爱斯林顿区的那座将要举行特别法庭的大楼的对面。尽管我们常通电话，这还是我们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一次实际会面。我们上下打量着对方。我特地打扮了一下，穿了件从慈善商店买的当季的夹克衫，白衬衣，黑裤子。薇拉穿了件时髦的打了褶的短上衣和土黄色亚麻西装裙。我们小心翼翼地倾向对方，在彼此的脸颊一侧虚虚地啄了啄。

“见到你真好啊，娜迪娅。”

“见到你也一样啊，薇拉。”

我们像是脚下踩着鸡蛋壳似的谨小慎微。

因为到得很早，我们找了个位于法庭后部的座位。法庭在一间有着色调沉郁的橡木嵌板的房间里，太阳的斜晖从窗户渗进来，因为窗户太高，你无法看到窗外的景象。听证会开始前的几分钟，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才走进法庭。瓦伦蒂娜精心地装扮过自己：那件镶着粉边的海军式涤纶衫不见了。她穿了件白色长裙，黑白两色棋盘格花纹短上衣，裙子是低胸的，露出了乳沟，但因为剪裁得当，遮掩了她的庞大身躯。在她蓬松的金发上方是顶白色衬黑丝绸剪花的药丸盒式小帽。她的唇膏和指甲是血红色的。斯坦尼斯拉夫穿着他所在的豪华私立学校的校服，打着学校配发的领带，头发刚剪过。

她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发出一声低吼。陪她进来的是个年轻的金发男子，我们判断他是她的辩护律师，他循着她的视线也看到了我们。他们一边就座，一边轻声交谈着。他的西装是如此入时，领带是如此鲜艳，我们敢肯定他不是彼得伯勒的小伙子。

人人都精心打扮，只有三位法庭审判员例外，他们又过了几分钟后才出现，穿着非时尚的宽松下垂的裤子和非时髦的打了皱的上衣。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瓦伦蒂娜的辩护律师立即起身，为自己的当事人申请翻译。审判员们商量了一下，向书记员咨询过后，一位身材胖大、头发卷曲的女子从边门走了进来，坐在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前面，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叹息声。现在，那位大律师又站起身，指着坐在后面的薇拉和我，反对我们在场。他的要求被驳回。最后，他又一次站起来，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绘声绘色的演说，谈到瓦伦蒂娜与我父亲之间的爱情角逐，他们是如何在彼得伯勒的乌克兰人俱乐部的社交集会上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他是如何向她求婚，用情书和情诗对她进行狂轰滥炸——年轻人向空中挥舞着一团复印件——他们是如何幸福，直到两个女儿——他指向我和薇拉——开始干涉。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大约十来分钟时，出现了一阵骚动，传达员拿着几张纸冲了进来，把它们放在审判团主席的面前。他浏览了一番后，把它们传给了审判团的另外两位成员。

“如果不是因为患有胸腔感染，再加上他年龄极大，身体虚弱，使他今日无法前来此地，否则他就会亲自来证实他对我的当事人的爱情。”年轻人的声音达到了最高点。主席礼貌地等他说完，然后举起传达员送进来的文件。

“我会认为你的演说极具说服力，爱里克森先生，”他说，“假如不是就在此刻，我们收到了马耶夫斯基太太的丈夫在彼得伯勒的律师发来的传真，上面有他填写的一份有关你的当事人的离婚申请的细节。”

瓦伦蒂娜跳起身，转向薇拉和我坐着的方向。

“都是这邪恶巫婆姐妹干的好事！”她叫喊着，一面把猩红色的指甲插向空中。

“请听我说，大人先生，”她双手相合，摆出祈祷的姿态，向主席请求道，“我爱我丈夫。”

那位翻译对自己被置于这场好戏之外大为不满，这时插嘴说道：

“她说那对姐妹是邪恶的巫婆。她想说她爱她丈夫。”

薇拉和我默不作声，显得循规蹈矩。

“爱里克森先生？”主席问。

年轻人金发下的脸已涨得通红。

“我想申请几分钟的休庭时间，以便我与我的当事人磋商一下。”

“批准。”

他们从法庭鱼贯而出时，我可以听到他气咻咻地对瓦伦蒂娜说着些什么，像是“……你让我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十分钟后，爱里克森先生一个人回来了。

“我的当事人撤回她的申诉。”他说。

***

“你看到他冲我们挤眼睛的样子了吗？”薇拉说。

“谁啊？”

“那个主席。他挤眼睛了。”

“不会吧！我没看见。他真的挤了吗？”

“我觉得他真是性感。”

“性感？”

“很英国的那种，皱皱的。我真是喜欢英国男人。”

“但不是迪克。”

“我们初遇时，迪克很英国，皱皱的。当时我喜欢他。在他遇到普西芬妮之前。”

在薇拉位于普特尼的公寓里，我们比肩而坐，脚搁在一只宽大的沙发上。在我们前面的矮桌上有两只玻璃杯和一支几乎空了的冰白葡萄酒瓶。轻柔的背景音乐是戴夫·布鲁贝克演奏的曲子。在法庭联盟之后，我回到这里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公寓被漆成清冷的白色，配以浓白色的地毯，非常小巧但极其昂贵的家具。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

“我喜欢你的公寓，薇拉。它比你和迪克一起过时住的那间好多了。”

“你以前没来过吗？当然没有。那么，你也许可以再来的。”

“希望如此。或者，也许你会到剑桥去度个周末。”

“也许吧。”

当薇拉与迪克一起生活时，我去过他们家一两次——到处都是精致的木头和优雅的墙纸，在我看来很是自命不凡，又阴暗沉闷。

“她撤回了申诉——你觉得那意味着什么，薇拉？她会彻底放弃吗？或者，你是不是觉得这仅仅意味着她会申请另日开庭？”

“也许她会就此消失进入罪犯聚集的黑社会，那才是她本来就该去的地方。毕竟，假如他们能找到她的话，就只会驱逐她。”

薇拉点上一支香烟，并且甩掉了鞋子。

“要么，它可能仅仅意味着她会回去做爸爸的工作，让他放弃离婚的打算。我敢肯定，假如她方法得当，他会乖乖照办的。”

“他无疑是够蠢的。”薇拉注视着香烟末端变得越来越长的一截烟灰，“但我认为她会隐姓埋名，把自己藏在某个秘密窝点，靠骗取福利和充当妓女为生。”那截烟灰无声无息地落入一只玻璃烟灰缸。薇拉叹了口气，“要不了多久，她就会抓住另一个牺牲品。”

“但爸爸可以在她缺席的情况下离婚。”

“让我们这样希望吧。问题在于，他为了摆脱她得付多少钱。”

我们一面说着话，我的眼睛一面四下打量着房间。壁炉上有瓶淡粉色的芍药花，旁边是一排照片，大多是薇拉、迪克和孩子们的，有些是彩照，有些是黑白照。但有张照片是深褐色的，装在银色相框里。我的眼睛瞪直了。这可能吗？是的，没错。它是母亲戴帽子的那张照片。她一定是从起居室的盒子里把它拿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她对此一声不吭？我感觉到我的脸颊上升起了怒色。

“薇拉，那张妈妈的照片……”

“哦，是的。很可爱，是吧？多么妩媚的帽子。”

“可它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那帽子？”

“那张照片，薇拉。它不是你的。”

我跳起身，碰翻了我的酒杯。桌上出现了一汪白苏维浓酒，然后它又滴到了地毯上。

“怎么了，娜迪娅？它只是张照片，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我必须得走了。我不想错过末班火车。”

“可你不在这过夜了？小房间里的床都铺好了。”

“很抱歉。我不能留下来。”

怎么了？它只是一张照片。但是是那张照片！但为了它值得失去一个刚找回来的姐姐吗？当我坐在最后一班回家的火车上，当火车飞快地驶过越来越暗的田野和森林时，我一面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影子，这些念头一面在我脑海里穿梭往来不已。车窗里的那张脸在朦胧的光线下失去了色彩，它有着与那张深褐色照片里的脸相同的形状和轮廓。当她笑起来时，那微笑也是相同的。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薇拉。

“真是对不起，我不得不急急忙忙地离开。我忘了有个大清早的约会。”

[1]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是英国学生完成第一阶段中等教育所参加的主要会考。

那位女士失踪了

在那次搞砸了的特别法庭的几天后，爱里克·派克开着辆大大的蓝色沃尔沃房车前来拜访我父亲的家。他和我父亲友好地坐在房间的后部，讨论着航空学，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则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将他们装在黑色垃圾袋里的全部财产堆进汽车后部。迈克和我在他们正打算离开时到了。爱里克·派克与我父亲握手告别，然后坐在司机的座位上，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一起挤坐在乘客座位上。我父亲在门口逡巡。瓦伦蒂娜摇下车窗，将头伸出窗外喊道：

“你自以为聪明，工程师先生，但你等着。记住，我总能得到我想要的。”

她啐了一口：“呸！”汽车已经起步。唾沫落在了车门上，在那里挂了一会儿，又黏糊糊地滑到了地面上。然后他们离开了。

“那么你没事吧，爸爸？一切都还好吧？”我拥抱了一下他。他羊毛衫下的肩膀瘦骨嶙峋。

“没事。是的，一切都好。干得不错。也许有一天我会打电话给瓦伦蒂娜，寻求和解。”

现在，我第一次听出我父亲的声音里有种新语调：我意识到他是多么孤独。

***

我打电话给薇拉。既然父亲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我们就必须制订计划，看怎么赡养他。大姐头一个劲儿地要求给他弄份鉴定，然后将他送到托老所去。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娜杰日达，虽说这想法不那么容易令人接受。我们的父亲是个疯子。他下次再捅出什么疯狂的娄子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最好把他放到他再也不能惹麻烦的地方去。”

“我不觉得他是个疯子，薇拉；他只是有点古怪。太古怪了，以至于不适宜住在家里。”

不知怎的，我无法想象父亲以及他的苹果、他有关拖拉机的言论、他的古怪习惯能够与托老所的惯常规定很轻易地磨合。我提议考虑长者住屋，在那里他会有更多的独立性，也许更适合他。薇拉表示同意，还特别强调地补充说，这是当务之急。她觉得自己已经获胜。我暂时由她去了。

***

在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离开后，我从他们的房间里清理

出的垃圾装了满满十四个黑塑料垃圾袋。扔掉了肮脏的棉絮、皱

巴巴的包装材料、装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有洞的紧身裤、报纸杂志、邮递目录、垃圾邮件、不穿的鞋子和衣物。扔掉了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几个苹果核、发霉的猪肉馅饼，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床下找出的，就在我有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的相同位置。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我有了个意外发现——床底下有—只装满了色情杂志的手提袋。嘘，嘘。

随后我把注意力转向浴室。借助于一只金属丝编的衣架，我从浴室地漏处勾出了堵塞在那里的一团纠结在一起的黏糊糊的金发和褐色阴毛。一个人怎么能制造出这么多的脏乱来？我一边清理，脑子里一边闪过一个念头：瓦伦蒂娜终其一生，都得有个人跟在她后头给她擦屁股。

我开始打扫厨房和储藏室，清理掉灶台和灶台周围的墙壁上的油垢——油垢厚得我要用刀子才能刮下来——倒掉食物的残渣，擦掉地板上、架子上、操作台上的黏斑，在这些地方洒落着一些不明身份的液体，从来没人擦拭过。盆子、坛子、罐子、袋子，都被打开过，尝过，然后里面的东西就留在那里发霉。一罐果酱开着盖扔在储藏室里，罐子已经开裂，变得像岩石般坚硬，紧紧地黏在架子上，当我试图把它拔下来时，罐子在我手中裂得粉碎，尖利的玻璃碴跌落到地板上，与旧报纸的残骸、空的食物蒸煮袋、洒掉的砂糖、破裂的面团壳、饼干渣和干豌豆混杂在了一起。

在水槽下，我发现了一堆藏在那里的鲭鱼罐头——我数了数，总共有四十六听。

“这是什么？”我问父亲。

他耸耸肩。“买一赠一。她喜欢。”

你能拿四十六听鲭鱼罐头怎么办？我不能扔了它们。要是妈妈会怎么做？我拿着它们，把它们分发给村子里每一个认识的人，又把剩下的送给了牧师，让他给穷人。在那以后的好几年，每到收获节，一听听的鲭鱼罐头都被堆成一小堆，摆放在祭坛前。

在外屋，在一只硬纸箱里，有几包饼干。全都打开了，满地皆是饼干渣和包装纸的碎片。在另外一个角落里，有四条发霉的白切片面包。还是老样子，所有的包装都被撕开了，里面的东西四散开来。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干？随后我注意到有个褐色的大家伙在角落里疾驰而过。

噢，我的上帝呀！打电话给市政厅，快！

在起居室、厨房和储藏室里，摆放着一碟碟的食物和牛奶，那是给黛女士准备的，但不合它的口味，于是那些碟子也被遗留在那里，在八月的炎热中被腐蚀。有一只碟子上已生出褐色的蘑菇状赘生物。牛奶已经发酵成绿色奶酪似的黏液。我把那些碟子浸在了漂白剂里。

我通常不是个觉得打扫卫生是种放松疗法的女子，但这一次的清扫让我有种象征性的净化感，就像在彻底清除一个试图将我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的外来入侵者。这感觉很爽。

***

我很小心地不向薇拉提及父亲曾说过要与瓦伦蒂娜和解的事，因为我知道，假如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无疑地把他推回到瓦伦蒂娜的怀抱中的话，那就是他与大姐头间的对峙。但不知怎的，我说漏了嘴。

“噢，大傻瓜！”我能听见她在斟酌字眼时的吸气声，“当然，你们社会工作者很熟悉这种受虐妇女依附着自己的施虐者不放的综合征。”

“我不是社会工作者，薇拉。”

“不是，当然，你是社会学家。我忘了。但假如你是个社会工作者的话，那一准是你会说的话。”

“也许吧。”

“所以我才认为把他弄出危险地带这么重要，是为了他好。否则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下一个出现的不择手段的人的牺牲品。你不该找找长者住屋了吗，娜迪娅？说真的，我觉得是到了你开始承担起一些责任的时候了，就像我对妈妈做过的那样。”

但我父亲下定决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新获得的自由。当我提起长者住屋的可能性时，他说他要留在他现在住的地方。他太忙了，顾不上考虑搬家的事。他会好好打理这个家，也许还会把楼上瓦伦蒂娜住过的老房间租给一位合适的中年女士。而且接下来他还有书要写。

“我把半拖拉机的事给你说完了吗？”

他伸手拿起行距很密的A4大小的便条簿，那上面现在几乎写满了他的大作。他读道：

半拖拉机的发明者是一位名叫阿道夫·凯格雷斯（Adolph Kegresse）的法国工程师，他曾在俄国工作过，在沙皇的车队担任技术指导。1917年革命时，他设法回到了法国，在那里继续完善他的设计。半拖拉机的构成原理很简单：车辆的前半部分使用一般的轮胎车轮，后半部则使用履带。半履带拖拉机、骑兵战车和装甲汽车在波兰军队里特别流行，据认为它们很适合在该国管理不善的道路上行进。阿道夫·凯格雷斯与安德鲁·雪铁龙（AndréCitroёn）的历史性联盟据说是所有全地形车辆现象诞生的鼻祖。在当时，这些似乎会带来农业和重型运输业方面的革命，但可叹的是，它们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诅咒之一。

***

在我进行过大扫除之后，只有两样保留下来的东西会让我父亲想起瓦伦蒂娜，要挪动它们可并非易事：黛女士（还有它的女朋友及女朋友的四只小猫）和草坪上的劳莱。

我们一致同意，黛女士及其家属应该留下来，因为它们能陪伴我父亲，但它们吃喝拉撒的习惯应该得到控制。我举双手赞成弄一个猫便盆，但大姐头坚决反对。

“这绝对不可行。谁来倒便盆？唯一可行的做法是——得有人教它们不能在屋子里随地大小便。”

“但怎么做？”

“你抓住它们后脖领子，使劲揉里面的脊椎骨。这是唯一的办法。”

“喔，薇拉，我可干不了。爸爸肯定也不能。”

“别这么弱不禁风的样子，娜迪娅。你当然干得了。妈妈对我们养的每只猫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它们全都那么干净温顺的原因。”

“但我们怎么知道是哪只猫干的呢？”

“每当有大小便时，你就把它们的脊椎骨全都揉一遍。”

“全部六只？”（听上去就像是某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的事。）

“全部六只。”

于是我照做了。

它们的饮食也得到了合理化。我们只在门廊的后部给它们喂食，一天两次，如果它们不吃，食物就会在第二天被扔掉。

“你记得住吗，爸爸？”

“记得住，记得住。一天。我只保留一天。”

“如果它们还饿的话，你可以给它们些干的猫饼干。它们不会有味道。”

“体系化的方法。先进的技术性喂养。很好。”

市政厅派人来下了鼠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有四只毛茸茸的褐色尸体肚皮朝上地躺在外屋。迈克把它们埋在了花园里。猫被禁止睡在房间里或劳斯莱斯里，一只衬着瓦伦蒂娜的旧套头衫的盒子放在外屋供它们使用。黛女士在新领地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揉脊椎骨期间还有一两次曾试图要抓挠我，但不久它就学乖了。

黛女士的女朋友原来是个明星——友善温顺，柔情蜜意，习性清洁。我父亲决定叫它瓦柳西娅，以此来纪念瓦伦蒂娜。他在中午打盹时，它会在他的膝上蜷缩着身体呼呼大睡，毫无疑问，他曾希望瓦伦蒂娜会那么做。我们在村里的邮局贴了告示，昭告众人，有可爱的小猫免费送给好人家。此举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红利是，村子里有不少老太太，她们曾是我母亲的朋友，会顺道来访，欣赏小猫，并驻足与我父亲聊天，而在那之后，她们也会继续时时前来拜访，也许是受到了那依然萦绕在房子周围的丑闻气息的诱惑。他相当不礼貌地向薇拉评论说，他发现他们间的谈话冗长乏味，但至少他对她们很礼貌，而她们也会留意他。牧师也来拜访过，为那些鲭鱼罐头向他表示感谢，它们已经被捐赠给从东欧来的一个寻求政治避难的家庭。渐渐地，他正在重新融入社区。

在汽车方面，事情就没这么顺利了。一天晚上，老破车神秘地消失了，但劳莱还停在前院草坪上。尽管我父亲为它付了500英镑，瓦伦蒂娜却持有钥匙和文件，没这两样东西，它就既不能被卖掉，甚至不能被拖走。我又给爱里克·派克打了电话。

“请问我能与瓦伦蒂娜通话吗？”

“你是谁呀？”那油腔滑调的声音说。

“我是马耶夫斯基先生的女儿。我们以前通过话。”（我本该准备个假名字和一篇封面报道的。）

“我希望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那个……太太……小姐……我真无法想象，你为什么认为瓦伦蒂娜会在我这儿。”

“你开车载着她驶入了夕阳。还有她的全部家当。记起来了吗？”

“我不过是给她帮帮忙而已。她不住在这儿。”

“那么，你把她带到哪里去了？”

没有回音。

“求你了——我怎么才能联系到她？她留下些东西，我觉得她也许还想要。而且不断有她的信件送来。”

一阵沉默后，他说：

“我会给她留口信，让她与你联系。”

几天后，我父亲收到封瓦伦蒂娜的律师寄来的信，说所有通信都应转至他的办公室，而所有联络都将只能通过他来进行。

***

我能够理解我父亲一定会感觉到的那种孤寂，因为，很奇怪，我也有同感。瓦伦蒂娜曾经是我生活中如此庞大的身影，以至于她的消失留下了巨大的空洞，在这个空洞中，问题就如惊弓之鸟般地纷至沓来。她消失在了何方？她在哪里工作？她下一步有何计划？她的朋友是谁？她和什么样的男人或男人们睡觉？是有一连串的低级偶遇呢，还是有那么个特别的人——一个友好天真的英国小伙子，他发现她的异国情调令人魂不守舍，可又太过害羞，不敢向她调情？还有斯坦尼斯拉夫——他把新弄到的色情杂志藏在何处？

这些问题耗尽了我的心力。我的想象力创造了一幅又一幅的画面：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潜伏在彼得伯勒某个肮脏的去处，住在一间摆放着刨花板家具的出租屋内；或者，连同他们的垃圾袋一起挤在一个粘满苍蝇卵的寄宿屋的阁楼里；或者，也许住在一间由情人支付房钱的装潢时髦的爱巢里；曾经属于我母亲的锅碗瓢盆都像气泡一样消失了，厨房里弥漫着连袋煮的水蒸气，他们吃东西时，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就放在他们身旁。他们何时吃饭？他们是否出门？和谁一起出门？或者，如果他们闭门不出，谁会在夜半三更来敲他们的门？

我开车一次次地经过扎德查克夫妇在村子里的房子，观察老破车是否停在外面。没有。我问邻居他们是否见到过瓦伦蒂娜或斯坦尼斯拉夫。他们没有。邮局的那个男人和街角商店的那个女人一直没见过他们。送奶工送奶时也没见过他们。

我陷在对瓦伦蒂娜的寻找中不能自拔。每当我驾车驶进村子或经过彼得伯勒时，似乎都能瞥见老破车消失在每个小巷中。我猛踩刹车，或突然掉头，使得其他司机恼怒地冲我直按喇叭。我对自己说，这是因为我需要知道她的计划——她是否会对离婚提出质疑，她想要多少钱，她是否会首先遭到驱逐。我说服自己说，我需要找到她是因为劳莱和还是不断充斥着邮箱的给她的邮件——大多数是垃圾邮件，提供的是骗人的一夜暴富计划和可疑的美容治疗。但实际上，占据了我的内心的是种燃烧不已的好奇心。我想了解她的生活。我想知道她是谁。我想知道。

一个周六的下午，在极度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前去监视爱里克·派克的家。我是根据电话号码簿和市区明细图找到他家地址的。那是座现代新乔治亚风的带平台的房屋，坐落在位于由相同的平房构成的死巷中的一个斜坡草坪的背后，门边有白色圆柱，门柱上有狮子头，铅制窗，车道上有盏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燃气灯（转成电灯了），房前挂着大量悬吊的花篮，淡紫色的喇叭花从花篮里铺垂出来，还有个大水池，池上有喷泉，水里有锦鲤。车道上有两辆车——那辆巨大的蓝色沃尔沃房车和一辆小小的白色阿尔法·罗密欧。没有瓦伦蒂娜的罗孚的迹象。我把车停在稍远处，打开收音机，等候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一个女人从房子里现出身来。她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四十几岁的样子，浓妆艳抹，高跟鞋，我注意到，她的紧身裤下还有条细细的金脚链。她径直向我的车走来，做手势让我摇下车窗。

“你是私家侦探吗？”

“喔，不是，我只是……”我的想象力抛弃了我，“我只是在等个朋友。”

“因为如果你是，你可以滚你妈的蛋了。我已经有三周没见过他了。全都结束了。”

她转过身，雄赳赳地向房子走去，她的高跟鞋戳进了咯吱作响的碎石路面。

又过了片刻，一个男人出现了，他站在门口，瞪视着我的方向。他个子很高，体格粗壮，留一把浓密的黑胡须。当他开始顺着车道向我走来时，我迅速转动钥匙，发动汽车，驶离了那里。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有了个主意。我绕道去了霍尔街，去了鲍勃·特纳的家，我们曾往那里送过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但房子完全空了，门前插着此房出售的牌子。我从窗户向里窥视，网眼窗帘还挂在窗前，但我能看出，里面没有家具。一个邻居看到了我，将顶着一头卷发夹子的脑袋探出门外。

“他们全都走了。”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

“哦，他们老早以前就走了。我想你指的是里纳克一家。上周走的。去澳大利亚了。真是幸运。”

“你认识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吗？”

“不怎么认识。制造了许多噪音，他和她深更半夜地在房子里嬉耍喧闹。真不知道那小伙子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你不知道她现在住哪儿吗？”

“上次我听说她嫁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性变态。”

“性变态？你敢肯定吗？”

“那个，一个肮脏的老男人。特纳先生是这么称呼他的——‘瓦伦蒂娜的肮脏老男人’。碰巧他有好多钱——人们是这么说的。”

“人们是这么说的？”

卷发夹子下水汪汪的眼睛眨了眨，然后继续凝视着我。我迎着它们的凝视。

“她嫁给了我父亲。”

那两只眼睛又眨了起来，然后看着地面。

“你试过乌克兰人俱乐部吗？她偶尔会去那里。”

“谢谢你。这是个好主意。”

我认出乌克兰人俱乐部登记处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她是玛丽娅·克诺科夫，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葬礼上。我们相互拥抱致意。她好几周没见到瓦伦蒂娜了。她想知道我为什么找她，为什么她没跟我父亲住在一起。

“涂脂抹粉的洋娃娃。我从未喜欢过她，你知道。”她用乌克兰语说。

“我也从来没喜欢过她。但我以为她会照顾我父亲。”

“哈！她只会照顾他的钱！你可怜的妈妈，她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全都让那个女人花在了脂粉和透视装上了。”

“还有车。她买了三辆车，你知道。”

“三辆车！真是蠢啊！除了两条好腿，谁会需要更多的东西？告诉你吧，她穿着那些尖尖的鞋子是走不了远路的。”

“现在她消失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她。”

她放低声音，变成耳语，将嘴贴近我的脸颊。

“你试过帝国饭店吗？”

帝国饭店不是真正的饭店，而是家酒吧。它也不是真正的帝国，尽管褐红色的德拉龙室内装饰和桃花心木的镶板让人联想到它有此伪装。独自进酒吧仍旧让我觉得尴尬，但我还是在吧台买了半杯掺了柠檬汁的啤酒，端着它走到一个角落，我可以坐在那里观察整个房间。酒吧里的顾客多是年轻人，非常吵闹；男人们喝瓶装的窖藏啤酒，女人们喝伏特加酒后水或白葡萄酒，他们隔着整个房间彼此大呼小叫，发出震耳欲聋的调笑声。他们似乎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们对酒吧老板直呼其名，拿他颇像秃头的发式开涮。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怎么能适应得了这种地方？我注意到，在大厅的远端，有个年轻人正在收拾桌子上的玻璃杯。他留着有些长的卷发，穿着骇人的紫色聚酯纤维套头衫。

当他来到我的桌前时，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绽开一脸友善的微笑。

“嘿，你在这儿呀，斯坦尼斯拉夫！真高兴见到你！我不知道你在此打工。你妈在哪儿？她也在这里打工吗？”

斯坦尼斯拉夫没有回答。他收拾起我那还是半满的玻璃杯，消失在了吧台后面的房间里。他再也没露面。过了一会儿，那个酒吧老板走过来要求我离开。

“为什么？我不会找碴儿的。我只是在静静地喝酒而已。”

“很显然你的酒已经喝完了。”

“我还要要一杯。”

“瞧啊，快给我滚蛋，行吗？”

“酒吧应当是公共场所，你知道。”我试图保持我中产阶级的体面。

“我说，滚。”

他朝我倾过身，离我是那么近，我都能闻到他呼吸里的啤酒味。他那秃头似的发式突然间变得不是那么好玩了。

“好吧。那么，我会把这个饭店从我的推荐表上划掉。”

当我发现自己再次置身于人行道上时，时间已是黄昏，但天气依旧延续了午后阳光的温暖。已经有两周没下雨了，酒吧的后院散发着啤酒味和尿骚味。我惊讶地感觉到，当我去取车钥匙时，我的双手在发抖，但我还不打算就此放弃。我偷偷溜到后面，从碗碟洗涤处的敞开的窗户往里窥视。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或瓦伦蒂娜的迹象。我听到里面有个粗声大嗓的声音在打电话：“嘿，秃子伊德——出了什么事？”秃子伊德回答，“哦，有个老母牛在威胁职员。”我坐在一只空桶上，觉得疲惫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这一天的全部遭遇都在我脑子里怦然乱撞：这么具有侵略性。没它我也可以照样过。我爬进车里，没有回我父亲的家，而是径直把车开回剑桥的家，开回有迈克在的家。

***

薇拉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在打黑工。这就是他不想让你问问题的原因。当然，斯坦尼斯拉夫也有可能不到在酒吧打工的年龄。”

（噢，大姐头，你有着怎样的本能，能够挖出那些隐藏的、肮脏的、虚假的东西。）

“还有那个在爱里克·派克家中的女人？”

“很显然，当他在与瓦伦蒂娜搞外遇时，他老婆也有外遇。”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薇拉？”

“你怎么就会不知道呢，娜迪娅？”

模范公民

自1946年来到英格兰后，我父母就一直是模范公民。他们从不触犯法律——就连一次也没有。他们太害怕了。填写那些语意模糊的表格着实让他们烦恼：假如他们答错了怎么办？他们害怕去申请福利：假如要来检查怎么办？他们太害怕了，以至于不敢去申请护照：假如不让他们再次入境怎么办？那些胆敢向当局发起挑衅的人也许会被送上没有回程的长途火车。

所以想象一下当我父亲收到因没有支付车辆消费税而邮寄来的法庭传票时是多么惊恐不安。警察发现老破车停在一条小街道上，车上没有贴圆形纳税证。他是这辆车的登记持有人。

“你看，因为这个瓦伦蒂娜，我平生第一次成了罪犯。”

“没事的，爸爸。我敢肯定这是个误会。”

“不，不。你什么都不知道。人们会因误会而丢掉性命。”

“但在彼得伯勒不会。”

我打电话给司机及车辆登记处向他们解释情况。我告诉电话那端说，我父亲从未开过那辆车，以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也不能再开车。我做好了准备与一个冷漠的官僚打交道，但那个声音——苍老的，女性的，发元音时带有约克郡口音——是温和而同情的。突然间，我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倾倒出整个故事：那隆过的胸脯，那黄色橡胶手套，那用炸猪扒买的驾驶证。

“噢，我的天啊！噢，我从没听说过！”那温和的声音喁喁细语道：“可怜的人儿！告诉他别担心。我只是会给他一张小小的表格填一下。他只要提供她的姓名和地址这些个细节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在这儿。他不知道她的地址。我们得通过律师与她联系。”

“那么，写下律师的地址。这样就成。”

我为父亲填了表，他签了字。

几天后，他又给我打电话来。一夜之间，老破车重新出现在车道上。它的两个轮子压在草地上，就停在那辆正在锈蚀的劳莱旁。它的一只后胎瘪了，司机一边的后侧车窗破了，司机座位旁边的门变了形，用细绳绑在门柱上，所以司机得从副驾那边上车，再爬过变速杆。没有圆形纳税证。与此同时，那辆拉达从车库里消失了。

“真是活见鬼了。”我父亲说。

现在前院有了两辆车，它们停的那位置使得我父亲不得不从扎人的火棘篱笆前挤过去才到得了前门。火棘刺会勾住他的外套，有时还会刮到他的脸和手。

“这真是荒唐。”我对父亲说，“她必须把车开走。”

我给卡特尔女士打电话，于是她写信给瓦伦蒂娜的律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打电话给一个二手车商，提出以超低价格把车卖给他们。他对劳莱很感兴趣，但当我告诉他没有相关文件时，他立即退缩了。我甚至没有提到我们也没钥匙。

“但是难道你们不能来把它们拖走，就用它们的零件或废金属料？”

“你得有登记材料，哪怕是要拆毁一辆车。”

***

瓦伦蒂娜的律师已经不再给我们回信。如何才能在我们连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说服瓦伦蒂娜把车移走呢？薇拉推荐了贾斯汀，就是那个给瓦伦蒂娜递送离婚文件的一脸短髭的人。我以前从未雇用过私人侦探。这主意似乎很棒——是电视惊悚片里的人干的买卖。

“我亲爱的，你会发现，他相当地令人振奋。”薇拉说。

“但是难道她认不出他吗？难道有辆黑色宝马车停在她屋外她会发现不了？”

“喔，我敢肯定他会秘密前往的。很有可能他有辆老福特护卫舰专门用于这种场合。”

我通过卡特尔女士联系了贾斯汀，在他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下了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留言，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些什么。几分钟后，他回了我电话。他的声音低沉而自信，带点他试图消除掉的沼泽地区的口音。他很肯定他能帮助我。他在警察局和市政厅都有线人。他记下了我能给他提供的所有细节，他以不同的方式拼写名字、她的生日（除非这个也是假的）、她的国民保险号码（这是我在汽车后备厢里的一份文件上发现的）、斯坦尼斯拉夫的姓名和年龄，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鲍勃·特纳和爱里克·派克的一切。但他似乎对讨价还价更感兴趣。我是想按结果付费呢，还是按天付费？我选择按结果付费。她的地址多少钱，她工作的细节多少钱，能够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有关情人的证据要多付。放下电话后，我又高兴又激动。如果贾斯汀能够发现这些信息，那这价钱就很是便宜了。

***

在我忙于设法摆脱那辆劳斯莱斯时，我父亲正在为另一种机器大唱颂歌。

战争结束时期在拖拉机史上是个异常先进和进步的时期，因为刀刃重新装进了犁头，饥饿的世界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喂养自己。据我们现在所知，成功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唯一希望，而在这方面，拖拉机扮演了主角。

美国人在欧洲的工厂和人口几近消灭时才参战。美国的拖拉机过去在技术的完善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拖拉机，现在，它们占据了中央舞台。其排头兵是约翰·迪尔（JohnDeere）。

约翰·迪尔本人是个铁匠，佛蒙特州人，他身高马大，壮如公牛，1837年，他亲手改造了一架钢犁，用它来翻开美国大草原的处女地是最完美不过的了。因此可以说，正是迪尔拖拉机，而非战后电影院里的那些光彩照人的傻牛仔们，开辟了美国西部。

他的经商天分一点也不亚于作为一个工程师的天分，因为通过与买方讨价还价和向他们提供资金，到他1886年去世时，原来那个小作坊已经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

约翰·迪尔著名的双缸式376立方英寸柴油发动机既经济实惠又便于操作。但到1935年出口到全世界的却是非凡的G型拖拉机，它在成为战后时期一大特征的美国经济优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十月初的一天下午，我父亲暂时停下他的伟大工作，在前面房间的扶手椅上午睡，就在这时，他意识到有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渗入了自己的梦中。那是一种柔和的、不断重复的机器的嗡嗡声——相当悦耳，他说它让他想起了自己那台老弗朗西斯·巴内特在一个露珠晶莹的清晨挣扎着想要发动时的情景。他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听着那声音，回忆着那台弗朗西斯·巴内特、那蜿蜒的苏塞克斯车道、那穿过发际的风、那鲜花盛开的灌木树篱散发的芳香、那自由的味道。他留神地倾听着，心情愉悦，随后他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么轻，几乎难以觉察，一种微弱的耳语声——交头接耳时的说话声。

他的感官现在完全警觉起来。房间里有人。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睁开一只眼睛。有两个身影正在窗户附近移动。当他们走进他的视线时，他认出了他们：瓦伦蒂娜和扎德查克太太。他赶紧把眼睛又闭了起来。他听到她们的移动声、她们的耳语声，还有另一种声音：沙沙的纸声。他睁开另一只眼。瓦伦蒂娜正在洗劫梳妆台的抽屉，那是他存放所有信件和文件的地方。她时不时抽出一张纸，把它递给扎德查克太太。现在他听出了那另外一种声音：嗡嗡的机器声。它不是弗朗西斯·巴内特，它是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

他浑身僵硬。他不由自主。他把两只眼睛都睁开了，发现自己正直愣愣地瞪着瓦伦蒂娜那双描着埃及艳后式眼线的糖浆色眼睛。

“哈！”她说，“尸体复活了，玛格蕾特卡。”

扎德查克太太哼了一声，把更多的纸塞进复印机。它又开始发出嗡嗡声。

瓦伦蒂娜弯下腰，让自己的脸逼近我父亲的脸。

“你自以为聪明。不久你就会死，聪明的工程师先生。”

我父亲发出一声尖叫，他事后形容说它就如同“尾部排气声”。

“你已经像个死尸了——不久你就会是。你个死狗。你个会走路的骷髅。”

她向他弯下身，双手撑在他头两侧的椅子上，使他动弹不得，而扎德查克太太则继续复印卡特尔女士的来信。等她复印完毕，她把文件捆在一起，拔下复印机插头，将它们全都塞进一个乐购手提袋。

“走吧，瓦兰卡。我们要找的都有了。让那个臭东西挺尸去吧。”

瓦伦蒂娜在门口停住脚，向他抛了个飞吻。

“你个活死人。你个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

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

也许瓦伦蒂娜知道，也许是灵机一动的猜测，但我父亲确实是从坟地里溜出来的人。

那是在1941年的夏天，德国军队横扫乌克兰，红军向东败退，一路上烧桥毁田。我父亲与自己的军团在基辅。他是个不情愿的士兵。他们把一把刺刀塞在他手中，告诉他他必须为祖国母亲而战，但他不想打仗——不为祖国，不为苏联，不为任何人。他想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拿着计算尺和空白纸张，对着阻升比方程式苦思冥想。但他没有这样做的时间——没有时间做任何事，除了拼刺后奔跑，射击后奔跑，冲向掩体奔跑，奔跑了又奔跑。往东，穿过波尔塔瓦收获季节的金色麦田，在炫目的蓝天下，军队在奔跑，最终在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结。只是他们追随的旗帜不是黄和蓝：它是猩红加上艳黄。

也许这就是原因，或者他只是受够了，我父亲没跟他们走。他从军队里开了小差，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在城里一块枝繁叶茂的僻静之处有座古老的犹太人墓园，他钻进一座坍塌的坟墓，把沉重的骨头重新安置在自己身后，就栖身在那儿，与死人脸挨脸。有时，当他蜷伏在黑暗中时，能够听到丧亲的犹太人在他头顶上方哀哀哭泣。在阴冷潮湿的寂静中，他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月，靠着随身携带的食物为生，等这些吃完后，就吃蛆虫、蜗牛和青蛙。他喝的是下雨后地上留下来的一点点积水，他一面思索着自己与死亡有多么接近，一面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

除此之外，并非完全黑暗：墓石间有条缝隙，阳光在一天里的某个时段会透射进来，当他把眼睛贴近它时，透过缝隙，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可以看到墓碑，它们半掩在夹杂着粉红玫瑰的丛生杂草之中，再过去，是一棵樱桃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正在成熟的果实。他开始痴迷于那棵树。从早到晚，他看着樱桃成熟，而他却在黑暗的地下捕捉蛆虫，用一把树叶或草裹住它们，好让它们变得容易下咽。

终于有一天——一天夜里——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当黄昏降临时，他爬出了藏身之所，爬上了树，扯下满把的樱桃，把它们塞进嘴里。他吃了又吃，汁水顺着他的下巴流下来。他把果核吐得到处都是，直到衣服上沾满樱桃汁，就像鲜血一样。他似乎怎么也吃不够。然后，他把樱桃装满口袋和帽子，溜回到自己的地下洞穴中。

但有人看到了他。有人告发了他。破晓时分，士兵来把他拖了出来，把他当作间谍逮捕。当他们抓住他并把他粗暴地塞进卡车时，他肚中成团的酸樱桃加上被捕所带来的恐惧感使他丢人现眼地拉了自己一身。

他们把他带到位于城市边缘的一家老精神病院，那里是他们的司令部。他们把他锁在一个窗户上布满栅栏的空房间里，让他坐在自己的一身恶臭中等候审讯。我父亲不是个勇敢的人，不属于英雄类型。他知道德国人对待乌克兰俘虏是多么粗鲁残暴。在那种情形下，你或我会怎么做呢？我父亲用拳头打碎一扇窗户，然后用一块尖利的碎玻璃割了自己的喉咙。

德国人没有轻易地放过他。他们找来个医生，一位上了年纪的乌克兰精神病医生，他留在医院里照顾自己的病人。自从他在医学院上学时起，他就从未缝合过伤口。他用普通针线粗针大脚地把我父亲的喉咙缝起来，留下一道参差不齐的伤疤，从此以后，他一吃东西就咳嗽。但他救了我父亲的命。他还对德国人说，我父亲的喉咙遭到了无法修复的伤害，这个人受审时是绝不可能说话的，而且他无论如何都不是间谍，而是个疯子——以前的精神病人，过去就曾意图自残。于是德国人释放了他。

他留在医院里，得到老精神病医生的照料，同他下棋，谈论哲学和科学。随着夏天过去，德国人也继续前进，向东去追逐红军。当他认为安全时，他溜走了，越过德国人的战线，向西，向着戴斯谢夫走去，去与家人团聚。

但母亲和薇拉已经离开了。在我父亲回来的两周前，德国人占领了村庄，将所有体格健全的年轻的成年人都推上火车，把他们运送到德国的军需厂干活。他们被称为Ostarbeiter：从东部来的工人。他们曾想把薇拉留下来——她只有五岁——但母亲大吵大闹，所以她也跟来了。父亲在戴斯谢夫待到直至体力恢复，然后他重新上路，登上火车，追随她们到了西部。

***

“不，不是的。”薇拉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些是李子，不是樱桃。抓住他的是苏联内卫军，不是德国人。德国人是在那之后才来的。当他回到戴斯谢夫时，我们还在那儿。我记得他回来时的情形，喉咙上带着可怕的伤口。娜迪娅奶奶照看着他。除了汤，他什么也不能吃。”

“可他亲口对我说……”

“不，他先去了西部，上了辆去德国的火车。当他告诉他们自己是个工程师时，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他让人来接妈妈和我。”

这就是我家是如何离开乌克兰的故事——两个不同的故事，我母亲的和我父亲的。

“那么，他是经济移民，不是政治避难者？”

“娜迪娅，求你了。为什么你现在要提这些事？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考虑离婚的事——而不是这么无休止地揭过去的伤疤。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学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她声音里有隐情，仿佛我触动了某根神经。我有可能伤到她了吗？

“我真抱歉，薇拉。”（我真的抱歉。）

我渐渐明白：大姐头不仅仅是个硬壳。我真正的姐姐是个不同的人，某个我才开始了解的人。

“现在，”她的声音平稳下来。她控制住了自己，“你说瓦伦蒂娜复印了他所有的文件。她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她要在自己的离婚听证会上使用它们。你必须马上告诉劳拉·卡特尔。”

“我会的。”

当我把复印文件的事告诉卡特尔女士时，她义愤填膺。

“有些个律师几乎比他们那些不诚实的客户好不到哪儿去。假如这些文件在法庭上出现，我们就得反戈一击。那个私人侦探有进展没有？”

***

贾斯汀兑现了他的诺言。大约一周后，他打电话来说，他已经追踪到了瓦伦蒂娜：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住在帝国饭店上方的两个房间里。她在吧台后工作，而斯坦尼斯拉夫则洗盘子。（我已经猜到这些了。）她还申请了社会安全补贴和住房补贴，在诺维尔街租了个连栋房屋，她正在把此房屋转租给一个歪打正着地晃进了帝国饭店来喝酒的加纳实习听力师。她有情人吗？贾斯汀不大肯定。他发现有辆深蓝色沃尔沃在附近停过一两次，但没有过夜。爱里克·派克是帝国饭店的长期顾客。没有可以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

我对贾斯汀千恩万谢，给他寄去了一张支票。

我给薇拉打电话，但她的电话占线，我在等着的时候，决定给斯波尔丁警察局的克里斯·提德斯维尔打个电话。我告诉她特别法庭上的撤诉，并告诉她瓦伦蒂娜现在和儿子一起住在帝国饭店，并且俩人都在那里打黑工。

“嗯。”克里斯·提德斯维尔用她那清脆的年轻姑娘的声音说，“你是个不错的侦探。你应该当警察。我来看看我能做什么。”

薇拉对贾斯汀的发现非常高兴。

“你看，这证实了我一直相信的事。她是个罪犯。不满足于仅仅毁掉爸爸，还想毁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那个加纳人是怎么回事？也许他也是个寻求政治避难的人。”

“贾斯汀说，他是医院里的实习听力师。”

“那么，他仍然可以是个政治避难者，不是吗？”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在租她的房子。也许她也正在毁掉他。”

薇拉和我相差十岁——这十年给了我甲壳虫乐队、反越战示威、1968年的学生暴动，以及女权主义的诞生，它教给我要视所有女性为姐妹——所有女性，除了我姐姐，也就是说。

“也许他正在把房子里的房间转租给其他政治难民。（她真是没完没了。）你看，当你走进这个阴暗的罪犯世界时，你发现那里有一层又一层的谎言，你必须既聪明又坚定才能找出事实的真相。”

“薇拉，他是个实习听力师。他为聋人工作。”

“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娜迪娅。”

曾经，并不是很久以前，大姐头的态度会让我义愤填膺，火冒三丈，但现在，我会从它们的历史语境下看待它们，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冲自己微笑。

“当我们刚来这儿时，薇拉，人们也可能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正在毁掉这个国家，大喝免费橙汁，吃国家卫生局的鱼肝油增肥。但他们没有。人人都对我们很友好。”

“但那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当然，我们首先是白人，我可以这么说，但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我们工作努力，做事低调。我们学习语言，融入社会。我们从不申请福利津贴。我们从不触犯法律。”

“我触犯过法律。我吸食过大麻。我在格林汉姆公地被捕过。爸爸变得如此不安，以至于他试图坐火车回俄国。”

“但那正是我要说的，娜迪娅。你和你的左倾朋友们——你们从未真正感谢过英格兰所给予你们的——稳定，秩序，法律法规。如果你和你那类人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同俄国没什么两样了——到处是排队买面包的长龙，人们的双手被砍掉。”

“那是阿富汗。砍掉双手也是法律法规。”

我俩都提高了嗓门。我们正在转入老一套的争执中。

“随便什么吧。你明白我的观点。”她轻蔑地说。

“我在英国长大成人让我最感激的是它的宽容、自由、日常的友善。（我在空中摇着手指，以此来强调我的观点，尽管她看不见我。）还有英国人总是为受压迫者挺身而出。”

“你把受压迫者与乞丐混为一谈了，娜迪娅。我们是穷人，但我们从不是乞丐。英国人相信公正，公平竞争。就如板球。（她对板球知道什么？）他们按规矩比赛。他们有种与生俱来的纪律感和秩序感。”

“不，不。他们相当无组织无纪律。他们喜欢看小人物向世界伸出两根手指。他们喜欢看大人物遭到报应。”

“正相反，他们有种保存完善的阶级体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看到我们是如何长在同一屋檐下却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了吧？

“他们拿自己的统治者开玩笑。”

“但他们喜欢强有力的统治者。”

假如薇拉提到撒切尔，我就会挂电话。一阵短暂的沉默，我们都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我向我们共有的过去求助。

“还记得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女人吗，薇拉？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什么女人？什么公共汽车？你在说些什么？”

她当然记得。她不曾忘记柴油机的气味，刮雨器的嗖嗖声，公共汽车把刚落下来的雪变成烂泥时那不稳定的左右摇摆；车窗外的彩灯；1952年的圣诞夜。薇拉和我，裹得严严实实地以对抗寒冷，在后排座位上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边。一个穿皮大衣的好心女人从走道那边斜过身子，把六便士塞在母亲手中：“给孩子过圣诞节。”

“那个给妈妈六便士的女人。”

妈妈，我们的妈妈，没有把硬币摔到她脸上；她喃喃地说：“谢谢你，女士。”然后把它放进了钱包。真丢人！

“哦，那个。我认为她有点醉了。这事你以前提起过一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要提它。”

“就是那个时刻——远非那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把我变成了一个终身的社会主义者。”

电话那头沉默着，有一刻，我认为她已经挂了电话。然后她又说：“也许正是它把我变成了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神秘男人

薇拉和我决定一起到帝国饭店外面去堵瓦伦蒂娜。

“这是唯一的办法。否则她会一直躲着我们。”薇拉说。

“但她也许一看到我们转身就跑。”

“那我们就跟着她。我们会追踪到她的老巢。”

“可如果她和斯坦尼斯拉夫在一起怎么办？或是爱里克·派克？”

“别这么孩子气，娜迪娅。必要的话我们就叫警察。”

“难道先让警察出马不是更好些吗？我跟斯波尔丁的那个女警官谈过了，她似乎真的很同情我们。”

“你还在相信法律会撵她走吗？娜迪娅，假如我们不做这事，没有人会做。”

“好吧。”尽管我提出反对，但这主意还是让我很兴奋，“也许我们能安排一脸胡茬的贾斯汀也到那里去。只是作为后援。”

但就在我们商量出合适的时间之前，我父亲打电话来了，情绪显得相当焦虑不安。他发现一个神秘男人在房子周围游荡。

“神秘男人。从昨天起。窥视每扇窗户。然后消失了。”

“可是爸爸，他是什么人？你应该叫警察的。”

我警觉起来。事情似乎很明显，有人在为入室盗窃做前期的侦察。

“不，不！不要警察！绝对不要警察！”

我父亲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一向不怎么样。

“那就叫邻居，爸爸。一起面对他。问清楚他是什么人。他最有可能是个窃贼，在看你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

“看上去不像窃贼。中年人。矮个子。穿棕色西装。”

我大为好奇。

“我们周六来。在那之前，锁好门窗。”

我们在周六下午三点左右到达。那是十月中旬。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一团湿地的雾气潮湿朦胧地笼罩在乡间的田野之上，鬼鬼祟祟的，像是从下水管道和水路里钻出的幽灵。树叶已开始变黄。院子里落了厚厚一层被风吹落的果实，苹果、梨、李子，一小群蝇虫在它们上方盘旋飞舞。

我父亲正在窗边的扶手椅上睡觉，他的头向后仰着，嘴张着，一丝亮晶晶的唾液从嘴巴流到了衣领上。黛女士的女朋友蜷缩在他的膝上，长着斑纹的肚子静静地一起一伏。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气息弥漫在房子和花园上空，像是被童话里的女巫施了咒语，沉睡的人在等待被一吻惊醒。

“哈罗，爸爸。”我吻了吻他瘦得皮包骨头的粗短脸颊。他惊醒过来，那只猫跳到了地板上，发出欢迎的呜呜声，在我们的腿上直蹭。

“哈罗，娜迪娅，迈克！你们来得好！”他伸出双臂来欢迎我们。

他变得多单薄啊！我曾希望在瓦伦蒂娜走后，事情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他开始长肉，打扫房间，一切都恢复常规。但什么都没变，除了一个巨大的瓦伦蒂娜形状的空洞如今落座在他心中。

“你好吗，爸爸？那个神秘男人在哪儿？”

“神秘男人已经消失了。从昨天起就再没看到过。”

我必须承认，我感受到了失望之痛——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激发起来。我把水壶放在炉灶上，在等水开之际，我信步走出屋外，开始收集被风吹落的果子。父亲至今还未进行他的年度仪式：采摘，贮藏，削皮，东芝微波炉加工，这让我很担心。自我忽略是心情抑郁的信号。

迈克在另一把舒服的椅子上落座，摆出倾听的架势。

“那么，尼古拉，你的书进展如何？你还有那种口味绝妙的李子酒吗？”（他对那种李子酒表示出的兴趣已经超出了我喜欢的程度。他难道不曾意识到它是种危险的东西吗？）

“啊哈！”我父亲大叫道，一面递给迈克一只玻璃杯，“现在到了拖拉机史上一段非常有趣的时期。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时期，整个世界都集聚于一个市场，众所关注的是资本的显著增长。如果谈及拖拉机工程学，我的有关看法如下……”

我从未发现他的看法是什么，因为那时迈克已经向李子酒缴械投降，而我已经步出可以听到他说话声音的范围。我在哀悼母亲的花园。看到四年的忽略造成的恶果已经显现，这让我十分悲哀；然而，它又是一场超级丰沛的劫难。在如此肥沃的土地上，一切都是那么根深叶茂：杂草郁郁葱葱，爬藤横行霸道，草坪的青草长得高如野草地，落下来的果实在腐烂，长出奇异的斑斑霉菌；飞蝇、蚊子、黄蜂、蠕虫和缓步虫在果实上大快朵颐，鸟儿们则在大吃蠕虫和飞蝇。

在晾衣绳下，半掩在草丛中，一块亮闪闪的布跃入我的眼帘。我弯下腰，贴近了去看。是那只绿缎胸罩，现在它的颜色几乎已经褪尽。一条受惊的地蜈蚣急急忙忙地从一个巨大的罩杯中钻了出来。冲动之余，我把它捡了起来，试图去读商标上的尺寸。但商标也褪色了，被洗衣粉、阳光和雨水冲洗掉了。手中拿着这褴褛的旧物，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失落感。SictransitGloriamundi。[1]

我不清楚是什么让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但就在那一瞬，我的眼睛捕捉到一种动静，也许是个飞逝的身影，就在房子的一侧。随后它消失了，也许它只是一道棕色的影子，或是某个穿棕色衣服的人翩然一现。那个神秘人！

“迈克！爸爸！快来！”

我冲进前院，那里依旧被两辆正在生锈的汽车统治着。起先，那里似乎没人。随后，我看到有个人静静地站在丁香树下。他又矮又胖，棕色卷发，穿着一套棕色西装。很奇怪，我觉得他似曾相识。

“你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一言不发，也没有走向我。他安静得令人不可思议。不过他并不令人害怕。他的脸色坦然，显得彬彬有礼。我走近了一两步。

“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断到这儿来？”

他还是不吱声。随后我记起自己以前在哪里见过他：他就是我在瓦伦蒂娜的房间里发现的照片上的那个人——用胳膊搂着她裸露的双肩的男人。他比照片上的人要老点儿，但绝对是他。

“求你了，说话啊。告诉我你是谁。”

沉默。随后迈克和爸爸出现在门口。迈克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现在，那人向前走了几步，伸出手说了一个词。

“杜波夫。”

“啊！杜波夫！”我父亲冲上前，抓住他的双手，欣喜若狂地用乌克兰语连连说着欢迎辞令，“尊敬的德诺比理工学院院长！著名的乌克兰顶级学者！大驾光临，蓬荜生辉。”

没错，他正是瓦伦蒂娜的那位智慧型丈夫。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也就马上认出了他与斯坦尼斯拉夫的相似之处：棕色的卷发，矮小的个头，还有，当他现在步出阴影时，那带有酒窝的微笑。

“马耶夫斯基！大名鼎鼎的一流工程师！我很荣幸地读了你寄给我的有关拖拉机历史的大作。”他用乌克兰语说，一面使劲上下摇动着我父亲的双手。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了。他不会说英语。我父亲向他介绍了我们。

“米哈伊尔·路易斯，我女婿。出色的工团主义者，电脑专家。我女儿娜杰日达。她是个社会工作者。”（爸爸！你怎么能这样！）

在喝茶和吃我在食品柜里发现的一包过期饼干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发现了这个神秘男人来访的目的。原因很简单：他来找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并带他们回乌克兰。他从英国收到的来信让他越来越担心。斯坦尼斯拉夫在学校里不开心，他说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很懒，沉迷于性，无休无止地吹嘘自家的物质财富，而且学校的学术水平很低。瓦伦蒂娜也不幸福。她把自己的新丈夫描述为一个喜欢施暴的、患有妄想症的人，她正在想法与他离婚。既然现在他见到了令人尊敬的绅士般的工程师（他已与这位工程师就拖拉机的话题有过富有启发性的通信），他倾向于相信，她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就如她过去有时会那么做的那样。

“人们是会原谅一个美丽女人的小小夸张的。”他说，“重要的是原谅一切，而现在是到了让她回家的时候了。”

他是通过与莱斯特大学的一个交流项目来到英国的，目的是增加他在超导方面的知识，他已经获准有几周额外的休假。他的使命是找到妻子（尽管他同意与她离婚，但他从未认为她不再是自己的妻子），向她求婚，赢回她的芳心。

“她曾经爱过我——她肯定会再次爱上我的。”

在他有空时，他就乘火车从莱斯特过来，躲在屋子外面，想给她来个意外重逢。他已走遍全城，成为乌克兰人俱乐部主席的帮助对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还是没有出现，他恐怕自己也许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她。但是现在——既然他遇到了杰出的马耶夫斯基和他迷人的女儿和出色的女婿——现在也许他们会帮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可以看出我父亲变得僵硬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这位著名的乌克兰顶级学者同时也是个爱情竞争对手。对他来说，他自己与瓦伦蒂娜离婚是一码事，有人从他鼻子底下把她抢走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这事你必须找瓦伦蒂娜谈。我的印象是，她下定决心坚决要留在英国。”

“是啊，对于这样一朵美丽的鲜花，此时的乌克兰的风是有些粗狂和凛冽。但事情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有爱的地方，就总是有足够的温暖让人的心灵绽放。”那位智慧型丈夫说。

“扑哧！”我忍俊不禁地把一口水喷进了自己的茶杯，但设法假装是打了个喷嚏。

“有个意想不到的障碍，”我父亲说，“俩人都消失不见了。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她甚至把两辆车都丢在了这里。”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大叫道。所有人都转头盯着我，就连迈克也不例外，他对目前发生的事一个字也不明白。我父亲瞅准了我，对我怒目而视，像是在说：我看你敢告诉他。

“帝国饭店！他们住在帝国饭店！”

***

周六下午，彼得伯勒所有的酒吧都宾客盈门，满是购物者、生意人和游客。帝国饭店生意兴隆。一些常客把饮料端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聚集在门口周围，谈论着足球。我把福特护卫舰泊在几码之外。我们决定派迈克先去侦察——他会混迹于人群之中。他的任务是找出瓦伦蒂娜或斯坦尼斯拉夫，如果看到他们，他就不引人注目地溜出来，向杜波夫发信号，后者随后上前发起爱情攻势。他和我父亲正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表情激动。不知怎的，大家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

片刻之后，迈克出现了，手持一品脱啤酒，报告说里面没有瓦伦蒂娜或斯坦尼斯拉夫的踪影。里面也没有人像我描述中的秃子伊德。车座后传来两声失望的叹息。

“让我瞧瞧！”爸爸说，一面用他患有风湿病的手指挣扎着想扭动门把手。

“不，不！”杜波夫喊道，“你会把她吓跑的。还是我去看！”

我很忧虑，父亲似乎坐上了另一辆情感过山车。我担心杜波夫这位竞争对手的出现刺激了他的男性自尊心，重新点燃了他对瓦伦蒂娜的兴趣。他知道她对自己不好，但他无法抵御那让他身不由己的磁力。傻老头儿。事情只会以眼泪收场。不过在他的乖张行为之下，我能感觉到有种更深层的逻辑在驱使着他，因为杜波夫身上有着与瓦伦蒂娜同样的磁力、同样诱人的精力。父亲同时爱着他们俩：他在爱着爱情本身的生命节拍。我能够理解那种迷醉，因为我也有同感。

“你俩都闭嘴，留在原地别动。”我说，“我去看看。”

后车门被用儿童安全锁锁住了，从里面是无法打开的，所以他俩在这件事上都别无选择。

迈克在门边找了个座位。一群年轻人挤在电视屏幕周围，每过几分钟就发出齐声的低吼。彼得伯勒队正在主场作战。迈克的眼睛也固定在电视屏幕上一动不动——他的那品脱啤酒现在已喝下去一半。我走向吧台，环顾四周。迈克是对的——没有瓦伦蒂娜、斯坦尼斯拉夫或秃子伊德的踪影。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喝彩声。有人进球了。有个男人正在吧台的另一端倒酒，他一直低着头，这时也转向了电视，就在这时，我们的眼神相遇了，我们立即就认出了彼此。那是秃子伊德——但他不再是秃子了。几撮蓬松散乱的灰色茸毛盖住了他的头顶。他的肚子变大了，开始越过皮带向下垂去。在打从我上次见过他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真够放纵自己的。

“又是你。你想干什么？”

“我在找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我是个朋友，不过如此。我不是警察，假如你担心这点的话。”

“他们走了。逃跑了。月夜。”

“噢，不！”

“显然是你上次把他们吓跑的。”

“但肯定……”

“她和那小子。俩人都走了。上周末。”

“但是你是否知道……”

“显然她认为我配不上她。”他用悲伤的眼睛看着我。

“你的意思是……”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现在，给我滚，行吗？我有家酒吧要经营，我得靠我自己。”

他又转身背对着我，开始收集玻璃杯。

***

“噢，不，走了！”后排座位上的两个情敌发出沮丧的喘息声，接着，一阵闷闷不乐的沉默笼罩在车上，几分钟后，一声长长的颤抖的叹息打破了这沉默。

“得了，得了，瓦洛佳·西蒙诺维奇。”我父亲用乌克兰语喃喃道，一面伸出胳膊搂住杜波夫的肩膀，“像个男人！”

我以前从未听到过他使用教名。现在他和杜波夫开始听着像是从《战争与和平》中出来的人物。

“唉，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像个男人就是要成为一种软弱而容易犯错的动物。”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需要振作精神。”迈克提议道，“为什么我们不进去喝一杯呢？”

比赛结束后，人群已四散开来，我们设法找来足够的凳子挤在一张桌子周围，甚至还为爸爸找了把带靠背的椅子。酒吧里的喧闹声超出了他的承受力，于是他退回到一种双眼圆睁的茫然状态之中。杜波夫把自己肥大的屁股搁在小圆凳上，双膝张开保持平衡。他抬着下巴，神情警觉，呼吸着酒吧里的酒气。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在扫视着人群，不断向所有的入口处投去满怀希望的目光。

“大家都想喝什么？”迈克问。

父亲要了杯葡萄汁。杜波夫要了一大杯威士忌。迈克又要了一品脱啤酒。我其实想要杯茶，但我还是来了杯白葡萄酒。秃子伊德为我们服务，他不知为何用一只托盘把饮料端到了我们的桌子上。

“干杯！”迈克举起杯子，“为了……”他犹豫起来。对于这样一群行色各异、欲望和需求相互抵触的人，使用什么样的祝酒词才合适呢？

“为了人类精神的胜利！”

我们全都举起了杯子。

[1]拉丁语，意为尘世荣耀，就此消逝。

人类精神的胜利

“人类精神的胜利？”薇拉发出轻蔑的鼻息声，“我亲爱的，那很可爱，但相当天真！让我来告诉你，人类精神是卑劣而自私的，唯一的冲动就是保护自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纯属多愁善感。”

“你总这样说，薇拉。但如果人类的精神是高贵而慷慨的——富有创造力、同情心、想象力，超乎世俗——所有这些我们为之努力的东西——有时它只是没有强大到足以击溃世界上所有的卑劣与自私，那会怎样？”

“超乎世俗！真是的，娜迪娅！你以为卑劣和自私来自哪里，如果不是来自人类精神的话？难道你真的相信世界上潜伏着一支恶魔军队？不，那恶魔来自人类内心。你看，我知道人们内心深处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不知道喽？”

“你很幸运，你一直生活在幻想和柔情的世界里。有些事不知道最好。”

“我们必须同意保留各自的不同意见。”我觉得自己的精力在渐渐枯竭，“不管怎样，她又消失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这个。”

“可是你有没有试试另一个房子——诺维尔街上那个聋子政治避难者住的地方？”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去了一趟，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房子漆黑一片。”

疲惫像张湿毯子般罩住了我。我们已经说了快一个小时了，我没精力再去吵了。“薇拉，我现在最好是去睡觉。晚安。”

“晚安，娜迪娅。别把我说的话太放在心上。”

“我不会的。”

但是，薇拉的这种阴暗的见识困扰着我。如果她是对的，那该怎么办？

***

尽管是情敌，爸爸和杜波夫却打得火热，在我父亲的大力邀请下，杜波夫搬出了他在莱斯特大学学校公寓里的单间房屋，在我父母以前的卧室、后来的瓦伦蒂娜的卧室里安下了家。他的全部财产都装在个小小的绿色帆布背包里，他把它仔细地收在了床脚边。

一周三次，他赶火车去莱斯特，深夜再赶回来。他向我父亲解释超导方面的最新进展，一面用铅笔画出整洁的图表，上面标着神秘的符号。我父亲双手直摇，声称他1938年就预测到了这一切。

杜波夫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起得很早，为我父亲准备茶点。他清理厨房，每次吃完饭都会把东西收拾好。他收集院子里的苹果，我父亲教他用东芝微波炉的加工方法。杜波夫宣称他一生中从未尝到过这么美味的东西。他们成晚地谈论乌克兰、哲学、诗歌和工程学。到了周末，他们就下棋。当我父亲长篇大论地读着《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的章节时，杜波夫全神贯注地听着，甚至还会提出聪明的问题。事实上，他可以成为完美的妻子。

像我父亲一样，杜波夫也是个工程师，尽管他是个电气工程师。他以前逡巡在院子周围寻找瓦伦蒂娜时，有的是机会研究那两辆废弃的破车，而劳斯莱斯也迷住了他。然而，与我父亲不同的是，他确实能够钻到底盘下面去。他的诊断是，它病得不是太严重：机油箱漏油是因为塞子掉了。至于悬架下陷这个有可能最严重的问题，他相信，是因为弹簧托架断了。它跑不起来的原因有可能是电气方面有问题，也许是发电机或是交流发电机的问题。这问题他会修。当然，如果找不到瓦伦蒂娜和车钥匙，它还需要新的点火装置。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父亲和杜波夫决定拆下引擎，清洗所有零件，把它们摆放在铺在地上的旧毯子上。迈克也应征帮忙。他花了两个晚上上网和打电话，试图找出某个后院里有辆相同的劳斯莱斯的金属废料经销商，最后终于锁定一个在利兹附近的，开车去要两个小时。

“其实，迈克，你不必一路跑到那里去，你知道的。那车有可能怎么修都没用。”

他一言不发，用一种迷离而固执的眼神看着我，我有时会在父亲的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也被弄得神魂颠倒了。

爱里克·派克自愿来修理弹簧托架。周日，他开着那辆蓝色沃尔沃到来，带着电焊枪和防护面具。他一脸胡茬，戴着大大的皮手套，勇敢地用钳子抓起烧得红彤彤的金属，用榔头使劲捶打它，这时的他看着可真帅啊！其余的人站成半圆形，在安全距离之外欣赏地注视着他。干完之后，他在空中挥舞着炽热的托架好让它凉下来，没留神让撑在工具箱上的电焊枪还开着，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毁掉了火棘树篱。接下来，幸运的是，下雨了，于是他们四人挤在厨房里，仔细研究迈克从网上下载的技术手册。这情形太过男性化了，超出了我喜欢的程度。

“我要去趟彼得伯勒，”我说，“去买点东西做晚餐。大家想吃什么？”

“带点啤酒回来。”迈克说。

当然买东西只是个幌子。我其实是去找瓦伦蒂娜。我能肯定，当秃子伊德说她离开了时，他并没有撒谎，但她能去哪里呢？有一会子，我漫无目的地开车到处转着，透过嗖嗖作响的挡风玻璃上的雨刷的间隙向外窥看，在空荡荡的周日街道上穿梭往来，那街道上依旧充斥着周六晚上的垃圾。我已经有了个路线：爱里克·派克的家，乌克兰人俱乐部，帝国饭店，诺维尔街。路上，我去了家超市，把我认为父亲和杜波夫也许会喜欢的东西装了一推车：许多又甜又腻的蛋糕，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肉馅饼，已经洗净切好的冷冻蔬菜，面包，奶酪，水果，拿出来拌拌就能吃的沙拉，罐头汤，甚至还有冷冻比萨——我从连袋煮食品货架上拿的——外加几扎六罐装的啤酒。我把买的东西装入后备厢，又沿着固定路线开车绕了一圈。就在我第二次即将驶过帝国饭店时，一辆半停在人行道上的绿色汽车映入我的眼帘。它是辆拉达——事实上，它看着很像瓦伦蒂娜的拉达。

不可能吧。

就是。

***

瓦伦蒂娜和秃子伊德面对面坐在大厅一角的一张圆桌旁。门上镶有玻璃，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看到她。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胖。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她的眼妆糊掉了。接着我看到它不只是糊了，它流到了她的下巴上：她在哭。当秃子伊德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他也在哭。

“噢，看在上天的分儿上。”我想尖叫，但我后撤一步，一声未吭，就那样看着他们隔着桌子手拉着手，恬不知耻地哭泣。他们的眼泪突然让我莫名其妙地怒火中烧：他们哭个什么劲呢？

随后，有人推开我，走进大厅，于是他俩都抬起头来，正看到我站在那里。瓦伦蒂娜叫了一声，跳起身来，当她这么做时，外套从她肩上滑了下来，我清楚地看到我以前就应当看到的——我以前确实看到过但没有意识到：瓦伦蒂娜怀孕了。

我们面对面地站了片刻。我俩都一言未发。然后秃子伊德挪步上前。

“你难道看不见我们在说话吗？你就不能别来打扰我们吗？”

我不理他。

“瓦伦蒂娜，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丈夫从乌克兰来了。他住在我父亲那儿。他看到你会高兴的。还有斯坦尼斯拉夫。他有事想当面告诉你。”

然后我转身离开了。

***

当我回到父亲家时，天色已晚，雨也停了，在空气中留下潮湿的雾气以及神秘的秋季霉菌的气味。也许是暮色所造成的幻觉，整个房子显得比以前要大，花园也更开阔，从种着一排丁香树的道路向后移了。我用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那辆劳斯莱斯开走了。四个男人也走了。

我本以为自己会高兴，但我却只感到气愤。他们就是那个样子，享受着他们男人的乐趣，而我则在做着默默无闻却相当重要的家务——重新补充食物和饮料供给。非常典型。还没有人前来为我大师级的侦探工作向我表示祝贺。好吧，有一个人会欣赏我的努力的。我烧上水，脱掉鞋，给我姐姐打电话。

“怀孕了！”薇拉叫起来，“荡妇！贱货！但听着，娜迪娅，也许这只不过是另一个把戏。我敢打赌，那里根本没孩子，只是在衣服底下塞了只枕头。”

我姐姐的讽世能力一向让我感到惊愕。不过……

“看上去相当真实，薇拉。不光是肚子，还有她的站姿，浮肿的脚踝。除此之外，她体重不断增加已经有段时间了。我们只是没有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罢了。”

“但怎么可能呢！干得好，娜杰日达，总算把她找出来了！（这是从大姐头口中说出来的话，那可是真正的称赞。）也许我最好来一趟，亲眼看看。”

“随你便。我们很快就会有发现的。”

我喝完茶，开始把买的东西从后备厢中卸下来，就在此时，我听到有辆车停在了我身后。我转过身，满心以为会看到四个笑得龇牙咧嘴的男人从一辆白色劳斯莱斯中爬出来。但那是绿色的拉达，还有坐在司机座位上的瓦伦蒂娜。

她把车停在布满褐色油污的草坪上，费力地从驾驶座上走下来。她的肚子巨大，她那壮观的胸脯充盈着奶水。她已将头发梳理整齐，重新化了妆，喷了香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古老魅力的气息，看到她，我身不由己地感到高兴。

“嘿，瓦伦蒂娜。真高兴你能来。”

她一言不发，推开我向屋后走去，厨房的门是开着的。

“喂！喂，瓦洛佳！”她叫道。

我跟着她进了屋子，现在她转向我，恼怒不安地抿着嘴巴。

“这里没人。你对我撒谎。”

“他在这儿，但他出去了。如果你不相信，就去卧室看看。他的包在那儿。”

她雄赳赳地走上楼去，将门恶狠狠地打开，她用的力气是那么大，以至于门砰的一声撞在了墙上。然后是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我上楼去找她。我发现她坐在以前属于她的床上，将那个绿色小帆布包搂在怀里，仿佛它是个婴儿。她木然地看着我。

“瓦伦蒂娜。”我在她身边坐下来，将一只手放在搁在她肚皮上的帆布包上，“你有孩子了，这真是个好消息。”

她没吱声，还是那么两眼空洞地望着我。

“孩子的父亲是伊德吗？帝国饭店的伊德？”我在得寸进尺，她知道这点。

“为什么你什么事都要插上一手？嗯？”

“他似乎像个很好的人。”

“是个好人。不是孩子爸。”

“哦。我明白了。真可惜。”

我们肩并肩地坐在床上。我朝着她，但她两眼直视前方，凝神想着心事，眉头紧蹙，只留给我她那俊俏而野性的侧影。她双颊通红，嘴巴紧闭，皮肤散发出孕妇特有的光泽。她那糖浆色的眼睛深处似乎闪烁着变幻莫测的光芒。我看不出她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像这样坐了多长时间，直到一辆汽车停在外面的声音惊醒了我们。那辆白色的劳斯莱斯停在了路上，因为院子里除了拉达和老破车外，已没有其他空间可供使用。四个男人爬出车子，笑得龇牙咧嘴的，像是脸上有只大西瓜，一面用交杂的语言急促地说着些含混不清的话。透过窗户我看到，当我父亲看到停在草坪上的拉达时，他举起了双手。他把杜波夫招呼到身边，激动地指出它的工程学特征，而杜波夫似乎急切地想找出它的主人身在何处。爱里克·派克正抓住迈克的胳膊肘，同时用另一只手打着急切的手势。他们从视线里消失了，然后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从走廊和起居室里传到了楼上。

接下来楼下一片寂静——像是突然间被彻底拔掉了插头似的。然后只有一个声音——瓦伦蒂娜的声音。

“是孩子爸我丈夫尼古拉。”

等我走下楼时，他们全都聚集在起居室里。瓦伦蒂娜面朝房间直挺挺地坐在那把米色机织绒面扶手椅上，一如坐在宝座上的女王一般。杜波夫和我父亲肩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我父亲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杜波夫把头埋在双手中。爱里克·派克蜷身坐在窗边的脚凳上，朝着所有人怒目而视。迈克立在沙发后面的角落里。当我溜进屋，站到他身边时，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我的肩。

“先停一下，瓦伦蒂娜，”我插嘴说道，“你不可能因为口交而怀孕，你知道的。”

她向我投来令人畏缩的眼神。

“你怎么知道口交？”

“那个，我知道……”

“娜杰日达，求你了！”父亲用乌克兰语插进来。

“瓦兰卡，亲爱的，”杜波夫说，声音里腻满了爱意，“也许是上次你在乌克兰……？我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了，但如果有爱，所有的奇迹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也许这孩子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团聚，好向我们祝福……”

瓦伦蒂娜摇摇头。“不可能。”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爱里克·派克一声不吭，但我看到他在暗中数着自己的手指。

瓦伦蒂娜也在数。她的眼睛从杜波夫转向我父亲，又从我父亲转向杜波夫，但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门铃大作。门没锁，秃子伊德突然破门而入，身后紧跟着斯坦尼斯拉夫。伊德穿过起居室，直奔瓦伦蒂娜坐着的地方。斯坦尼斯拉夫立在门边，眼睛盯着杜波夫，一面笑着，一面眨眼想去掉泪水。杜波夫从那头向他示意，并在沙发上朝我父亲那边挤了挤，空出位置来让斯坦尼斯拉夫坐在自己身边，伸出胳膊搂住了他。

“好啦，好啦。”他喃喃地说道，一面揉着那孩子的黑色卷发。

斯坦尼斯拉夫的两颊变得粉嘟嘟的，一滴眼泪从眼睛里滚落下来，仿佛融化在了父亲温暖的触摸里，但他什么话也没说。

秃子伊德已经像个主人般地站到了瓦伦蒂娜的椅子边。“现在，瓦儿，来吧！（他叫她瓦儿！）我想是到了你把实情告诉前夫的时候了。他反正迟早都会发现的。”

瓦伦蒂娜不理他。她盯着我父亲的眼睛，一面用两手抚摸着胸脯，然后落在肚子上。爸爸发抖了。他的双膝开始颤抖。杜波夫斜过身，将一只多肉的大手搁在我父亲那瘦削多骨的手上。

“科尔佳，别傻了。”

“不，我不傻，你才傻。谁听说过一个孩子要怀十八个月的！十八个月！哈哈哈！”

“谁是孩子的父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将成为孩子的父亲。”杜波夫安静地说。

“他说什么？”秃子伊德问。

我翻译了一下。

“不对，它绝对他妈的重要！我有权利。父亲有权利，你知道。告诉他们，瓦儿。”

“你不是孩子爸。”瓦伦蒂娜说。

“你不是孩子爸！”爸爸插话道，眼睛里有种疯狂的神情。“我是孩子爸！”

“只有一个答案。孩子得做亲子鉴定！”门口传来一个冷酷的声音。薇拉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谁都没有听到她的动静。现在她迈步走进房间，向瓦伦蒂娜走过去，“如果当真有个孩子的话！”

她猛扑向前，去摸瓦伦蒂娜的肚子。瓦伦蒂娜尖叫一声，跳了起来。“不！不！你个霍乱病吃孩子女巫婆！你手别碰我！”

“天杀的她是谁？”秃子伊德转向薇拉，抓住了她的胳膊。

杜波夫趋步向前，搂住瓦伦蒂娜的双肩，但她轻轻把他拂开，向门口走去。

在门口，她停下身，在手提包的深处摸着什么，然后掏出一把挂在钥匙环上的小钥匙，把它扔在地板上，朝它啐了一口。然后，她扬长而去。

全都会被改造

“那么你认为谁会是父亲？爱里克·派克还是秃子伊德？”

我在上铺，薇拉在下铺，这房间以前是斯坦尼斯拉夫的，再以前，是安娜、爱丽丝和亚历山德拉来访时睡的地方，再在那以前，是我和薇拉还是小姑娘时共有的房间。一方面，我们两人都在这里让我们感到惊奇不已，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世上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有一点例外：过去通常是薇拉睡上铺，我睡下铺。

透过单薄的石膏板墙，我们能听到隔壁房间里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互叙十八个月的离情时所发出的男性的低沉而模糊的声音。那是种轻柔的、和善的咕哝声，夹杂着突然迸发出的大笑。从楼下房间里传来父亲断断续续的鼾声，那声音长而刺耳，令人焦躁。迈克在前屋，很不幸地蜷缩在那张双人沙发上。幸运的是，在临睡前，他喝了相当多的李子酒。

“还有另外一个人，”薇拉说，“你忘了她刚来时跟她一起住过的人。”

“鲍勃·特纳？”我是没想到这一点，不过既然薇拉说到了，我就想起了那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那个伸出窗外的脑袋、我父亲佝偻着身子的样子，“那是两年多以前了。不可能是他。”

“不可能？”薇拉厉声说。

“你是说她在结婚后还是不断与他幽会？”

“这有那么奇怪吗？”

“我想不是。”

“你会认为她能干得更好些。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真的。”薇拉沉思地说，“她相当有魅力，以一种放荡的方式。那么又来了，跟那种女人睡觉是一回事，娶她为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杜波夫娶了她。而且他似乎是个体面人。杜波夫还爱着她。而我认为她其实也爱他——从她一听说他在这儿就冲过来的做法来看。”

“可是她为了爸爸把他给甩了。”

“西方生活的诱惑。”

“现在她以为凭着孩子之类的胡话就能回到爸爸身边——他是那么痴迷于生儿子的想法。”

“可是换位想一想，为了一个像爸爸这样的男人抛弃了你爱的生活，然后发现他甚至称不上富有。他所能提供的只有一本英国护照——而且是鲍勃·特纳为此付的钱。难道你对她不觉得有一点点抱歉？”

薇拉沉默了片刻。

“我不能说我有。在录音机事件后就没有了。怎么，你这样觉得吗？”

“有时会。”

“但她也可怜我们，娜杰日达。她觉得我们又蠢又丑——还平胸。”

“我不明白的是，杜波夫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他似乎那么……有洞察力。你会认为他能看穿她。”

“看的是她的乳房。男人全都一个样。”薇拉叹息道，“你没看见秃子伊德跟在她屁股后头的样子吗？可怜！”

“但你看见秃子伊德的车了吗？你看见爸爸和杜波夫注视她的样子了吗？”

“还有迈克。”

瓦伦蒂娜离开后，秃子伊德冲进花园，用一种凄惨的呜咽声叫着：“瓦儿！瓦儿！”但她连头都没回一下。她砰地关上门，开着拉达绝尘而去，只留下一股刺鼻的蓝色尾气在院子里盘旋不去。秃子伊德挥舞着双手，顺着公路追着她跑。随后他跳进自己停在路上的汽车——一辆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美式凯迪拉克敞篷汽车，淡绿色，有尾翅，还有多处镀铬——追着她驶过村子。父亲、迈克、杜波夫和爱里克·派克都站在窗前注视着他的离去。然后他们全都埋头畅饮我买回来的啤酒。大约一个小时后，爱里克·派克也走了。然后他们拿出了李子酒。

“薇拉，难道你不认为爸爸有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吗？他这年纪的男人有过生孩子的。他在一开始的确亲口谈过这事。”

“别傻了，娜杰日达。光是看看他就知道了。此外，正是他提出性交不圆满的问题的。我认为秃子伊德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想想，竟和一个叫作秃子伊德的人有牵扯！”

“我期望他还有一个名字。不管怎样，如果爸爸与她离婚，我们就没牵扯了。”

“如果！”

“你认为他可能依然会改变想法？”

“我肯定。特别是假如他让自己相信那孩子是个男孩。因口交受孕，或是通过某种柏拉图式的思想交流。”

“他肯定不可能那么蠢。”

“他当然可能，”薇拉说，“瞧他至今为止的行为记录。”

我们自鸣得意地咯咯笑起来。我既觉得离她很近，又觉得离她很远，黑暗中，我在她的上方支起身。我们小时候常拿父母开玩笑。

时间一定至少是凌晨三点了。隔壁房间的咕哝声已经停止。我几乎快要睡着了。黑暗让人感觉到适意，包裹着一切。我们是如此接近，甚至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不过阴影遮盖着我们的脸，就如在告解室中，所以不会暴露表情、评判或羞耻。我知道也许再也不会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

“爸爸说在德拉钦西集中营，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某件与香烟有关的事。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我等她继续说下去。过了一会儿，她说，“有些事不知道最好，娜杰日达。”

“我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告诉我吧。”

***

德拉钦西集中营是个巨大、丑陋、混乱、冷酷的地方。被征召来为德国战争服务的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劳工，从低地国家来此接受再教育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来此送死的吉卜赛人、同性恋者、罪犯、犹太人，疯人院的病人和被捕的反战分子，全都脸挨脸地住在低矮的、爬满虱子的钢筋水泥造的兵营里。在这样的地方，唯一的秩序就是恐怖。恐怖的规则在每个层面上都得到强化，每个社区和准社区都有自己有关恐怖的等级制度。

所以，在劳工的孩子中间，居于最高等级的是个名叫和基什卡的年轻人，他骨瘦如柴，一脸狡诈。他一定有十六七岁了，但他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小，这也许是源于饥饿的童年时代，也许还因为他有种维持的习惯。和基什卡一天要抽四十根烟。

尽管个头矮小，和基什卡却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个由大孩子组成的小集团，他们唯他马首是瞻。这其中有他的死党，一个名叫瓦连科的畜生；两个人高马大但不怎么聪明的摩拉维亚小子；一个名叫莱娜的眼神疯狂的危险女孩，她似乎总有很多烟抽——这就是说，她同警卫睡觉。为了保证和基什卡及其小团伙的香烟供给，其他孩子就得“交税”——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偷父母的香烟，再把它们交给和基什卡，再由他把它们分发给自己的团伙。那些不“交税”的人就要遭受惩罚。

在集中营的所有孩子中，只有害羞得像只小老鼠的小薇拉从不交香烟税。这怎么能成？薇拉辩解说，自己的父母不抽烟，他们用香烟来换取食物和其他东西。

“那么你就得从别人那里去偷。”和基什卡说。

瓦连科和两个摩拉维亚小子笑起来。莱娜挤了挤眼睛。

薇拉忧心忡忡。她到哪里去找香烟呢？她趁兵营没人之机溜了进去，在放在床下的可怜物品中翻找。但有人发现了她，赏了她一记大耳光。因绝望而麻木了的她等待着接下来的抽打，她站在院子一角，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尽管她当然知道，无论她躲在哪里，他们都会把她找出来的。然后她注意到门边钉子上挂着件夹克。那是一名警卫的夹克——警卫本人在那边的院墙边，眼睛望着别处，正在抽烟。她敏捷得像猫一样，将手伸进夹克的口袋，找到了几乎一整包的香烟。她把它藏在了裙子的袖口里。

后来，当和基什卡来找她时，她交出了香烟。他大为高兴。军队香烟里的烟草含量比那些施舍给劳工的垃圾要高多了。

如果薇拉只偷了一两支烟，也许整个故事就会截然不同。但那个警卫当然会注意到整包香烟都不见了。他手拿皮鞭在院子里大踏步地走来走去，每次挑选一个孩子审问。没烟抽让他焦躁恼怒。谁看见了那个贼？一定有人知道。假如他们不坦白交代，整个街区都要受罚。父母也不例外。没人能逃得过。他咕哝地说着一个改造区的存在，没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孩子们以前也听说过那种流言，他们被吓坏了。

是和基什卡本人指证了薇拉。

“求您了，先生。”当警卫拧着他的耳朵时，他趴在地上哭喊道，“是她——那边那个瘦女孩——是她偷了它们，然后把它们分给了所有孩子。”

他指着小薇拉，她正安静地坐在一间棚屋的门边。

“你，是你吗？”

警卫抓住小薇拉的衣领。她不知道否认。她开始哭。他把她拖进警卫室，锁上了门。

母亲从工厂回来，一发现薇拉不见了，立即开始四处找她。有人告诉了她该去哪里找。

“你女儿是个偷东西的小老鼠。”警卫说，“得有人给她点教训。”

“不，”母亲用支离破碎的德语哀求道，“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那些大孩子强迫她干的。她要烟干什么？您看不出她是个多蠢的小东西吗？”

“愚蠢，是的，但我需要我的香烟。”警卫说。他是个大块头，说话慢吞吞的，比母亲年轻，“你得把自己的给我。”

“对不起，我一支也没有。我拿它们换了东西。你看，我不抽烟。下周等再发给我们时，我把它们全都给您。”

“到下周还有什么用？下周你又会有其他的借口。”警卫开始在她们的腿边轻轻地甩动皮鞭。他的脸和耳朵都已涨得通红，“你们乌克兰人是不知道感恩图报的猪猡。我们把你们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我们把你们带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给你们吃，给你们活干。而你们一心只想着从我们这里偷东西。好啊，你们必须得到教训，不是吗？我们有个改造区，是专门为你们这样的害人精准备的。你们听说过F区吗？你们听说过我们在那里是怎么精心照料你们的吗？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知道了。”

人人都听说过有关改造区的谣传，它由一排四十八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水泥屋子组成，屋子半埋在地下，像是竖起来的棺材，孤零零地位于再教育劳改营的一侧。冬天还要再加上凄风苦雨的折磨，到了夏天，则是极度的干渴。有人看见，等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后从那里拖出来的人个个都疯疯癫癫，瘦如骷髅。比那时间再长点的，据说，没有人是被活着拖出来的。

“不，”母亲哀求道，“可怜可怜我们吧！”

她抓着薇拉，把她拖进自己的裙子里。她们蜷缩在墙边。警卫步步进逼，将自己的脸贴近她们。他的下巴上有层稀稀拉拉的金色茸毛，那是他的胡茬，它们在闪着光。他一定才二十出头。

“您看着像是个好心的年轻人。”母亲乞求道，不熟悉的德语单词让她说话结结巴巴的。眼泪涌进了她的眼眶，“求您了，可怜可怜我们吧，年轻人。”

“是的，我们会可怜你们的。我们不会把你和孩子分开。”她们能够感觉到从他那牙齿畸形的嘴巴里飞出的唾沫星子，他急促不清地说着，因自己手中的权力而激动不已，“你会跟她一起去，害人虫妈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你没有姐妹？难道你没有妈妈？”

“你为什么要提我妈妈？我妈妈是个好德国女人。”他停顿了片刻，眨着眼睛，但他的兴奋激动太过强烈了，或者他的想象力忘记了他。

“我们会教你怎样教孩子不偷东西。你会接受再教育。还有你的害人虫丈夫，假如你有的话。你们全都会被改造。”

***

黑暗包裹着我们。然后我听到从下铺传来一声隐约的、几乎听不见般的鼻息声。我静静地躺着，竭力想分辨出那是什么声音，因为那是种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声音，一种我拒绝倾听的声音，一种我从未想过有可能存在的声音。那是大姐头的哭声。

将来有一天，我会向薇拉问问改造区的事，但现在不是时候。或许我姐姐是对的：可能有些事不知道最好，因为一旦知道了，它们就再也不会被人忘却。母亲和父亲从未告诉过我改造区的事，我是在对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一无所知的状态下长大成人的。

他们是如何怀着深锁在心中的可怕秘密度过自己的余生的？他们怎么还能种植蔬菜，修理摩托车，送我们上学，担心我们的学习成绩？

但是他们那么做了。

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爸爸，求你明智些，”大姐头把牛奶罐砰地放在桌上说，“你不可能是那个孩子的爸爸。为什么你就不想想，当我提出做亲子鉴定时，她为什么要跑开？”

“薇拉，你一直是个多管闲事的独裁者。”父亲说，一面在小麦片上浇上多乳脂的奶皮，再在上面盖上一大堆糖，“别管我。马上回伦敦去。求你走开！”他的双手在颤抖，但还是试图把东西塞进嘴里，然后他开始咳嗽，将小麦片喷到了桌子那头。

“求你有个大人样子，一生就这么一次。你脑子进水了？你不是孩子的父亲，你自己就是个孩子。看看你的所作所为——你变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婴儿！”

“一种婴儿般的无序！哈哈哈！”他用勺子敲着桌子说，“薇拉，你越来越像列宁了。”

“亲子鉴定是个好主意。”我狡黠地插嘴说，“因为那样就不仅可以知道你是否是孩子的父亲，而且可以知道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啊哈，”他停止了咳嗽，“好主意。男孩还是女孩。好主意。”

薇拉向我投来赞赏的一瞥。

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在前院劳斯莱斯打开的引擎盖下一心一意地打造着父子间的纽带。迈克还在前屋睡觉，只是已从沙发上掉到了地上。薇拉、父亲和我在后屋里吃早餐，这里现在既是餐厅又是他的卧室。倾斜的阳光透过蒙着灰尘的窗户照进屋里。父亲还穿着睡衣，那是件自制的古怪衣服，本身是件格子图案的维耶勒法兰绒旧衬衫，他又用一片佩斯利螺旋花纹呢棉绒布把它加长了，用缝扣子的黑线将它针脚粗大地缝在衣襟上，前面用棕色鞋带系起来。它的领口敞开着，他那治愈后就留下的伤疤上竖着银色毛发，在他说话时冲我们直眨眼。

“可是……”他谨慎地把眼光从我这里转向薇拉，然后又转向我，“……亲子鉴定只有等孩子生下来后才能做。到那时用不着测试，是男孩是女孩就一目了然了。”

“不，不。亲子鉴定在孩子出生前就能做。Inutero[1]。”薇拉看着我的眼睛说，“娜杰日达和我会为此付钱的。”

“哼。”他看上去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仿佛认为我们在骗他似的。（好像我们会骗他！）

就在此时，信箱发出了响动。早晨的邮件来了。它们是一大堆邀请你开信用卡账户的银行来信、健康美容产品的诱人推荐、赢取巨额奖金的许诺或已经赢取待人认领的奖金（爸爸：“她多幸运啊，赢了这么大一笔钱！”），上面的收信人都写着瓦伦蒂娜，只有一封是给我父亲的，那是卡特尔女士的来信。她提醒他离婚听证会将在两周后举行，并附上了瓦伦蒂娜律师的提议：只要支付两万英镑作为最终的和解费用，就不再反对离婚，不再对我父亲的财产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两万英镑！”薇拉叫起来，“这真是骇人听闻！”

“不管怎样，你弄不到两万英镑，爸爸。所以就这样。”

“嗯。”爸爸说，“如果我卖掉房子，住到养老院去，也许……”

“不行！”薇拉和我异口同声地喊道。

“要么也许你们俩，娜杰日达，薇拉，也许会帮一个蠢老头……”

显然这个要求让他很烦恼。

“不！不！”

“但是如果事情闹到了法庭上……”我思索着大声说道，“法院会怎么判？”

“那个，当然他们会得到一半的财产，”离婚专家太太说，“假如他是孩子的父亲的话。假如他不是，那么我预计，就算他们能得到些什么，也是微不足道。”

“你看不出来吗，爸爸？这正是她现在提出和解的原因。因为她知道孩子不是你的，法院什么都不会判给她。”

“嗯。”

“这是个奸诈的诡计。”离婚专家太太说。

“嗯。”

“我有个好主意，爸爸。”我说，一面安慰性地给他的茶杯续满水，“为什么你不给劳拉·卡特尔女士打电话，说你很高兴支付两万英镑作为最终的和解费用，条件是瓦伦蒂娜愿意进行亲子鉴定，而且发现孩子的确是你的。当然是我们付钱。”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公平的？”离婚专家太太说。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公平的，尼古拉？”迈克说。他已经醒了，正站在门口用双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壶里还有茶吗？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父亲看着迈克，迈克向他鼓励地眨了眨眼，又点了点头。

“嗯。好吧。”父亲轻轻耸了耸肩，表示投降。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公平的？”卡特尔女士在电话那头说，“但是……你敢肯定……？”

我朝父亲望过去，他正一面喝茶，一面皱着眉头想心事，睡衣上加长的佩斯利棉绒衣襟只能部分地遮住他那患有关节炎的肿胀的双膝、那皮包骨的大腿，以及上面……我拒绝再想象下去。

“是的。相当肯定。”

***

斯坦尼斯拉夫领着杜波夫去找瓦伦蒂娜。早晨不知是什么时候，他们开着劳斯莱斯一起不见了。

杜波夫回来时，时间已是午后，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一脸的阴霾。

“那么告诉我们，她住哪儿？”我用乌克兰语问道。

他摊开双手，手心向上。

“对不起，我不能说。我答应过。”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爸爸需要知道。”

“她很怕你们，娜杰日达和薇拉。”

“怕我们？”我笑起来，“我们有那么可怕吗？”

杜波夫圆滑地微笑着。“她怕被送回乌克兰。”

“但乌克兰有那么可怕吗？”

杜波夫想了一会儿。他的黑眉毛拧在了一起。“目前是的，它是可怕。在目前，我们亲爱的祖国正掌握在罪犯和黑帮手中。”

“对，对，”父亲插话道，他一直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削苹果，“这正是瓦兰卡所说的。但告诉我，瓦洛佳·西蒙诺维奇，有着如此智慧的人民，怎么会允许发生这一切？”

“啊，这是因为我们所反对的野蛮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本性，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杜波夫用他那平静的、智慧型的声音说，“那些来自西方的顾问向我们展示如何建设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他们的楷模是早期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贪婪模式。”

迈克捕捉到“美国式资本主义”这个词，现在他也想插进来。

“你说的没错，杜波夫。这全是因为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垃圾。骗子恶棍掌握了全部财富，把它合并进所谓的合法生意中。然后，如果够幸运的话，我们剩下的人会分得一小杯羹。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他们全都是从强盗式资本家起家的。现在他们的百万美元基金闪烁出太阳般的光芒。（再没什么比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更让他觉得享受的了。）你能把我这番话翻译一下吗，娜杰日达？”

“其实不行。我会尽力而为。”我尽力而为。

“还有些人争辩说，这种黑帮阶段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杜波夫加了一句。

“真是太绝妙了！”薇拉喊道，“你是说，那些黑帮是被故意带到那里的？”（要么是她的乌克兰语生了锈，要么是我的翻译比我认为的还要糟。）

“不完全是。”杜波夫耐心地解释说，“但那些黑帮类型已经存在于那里了，它们的掠夺本性被控制在文明社会的组织手中，一旦那个组织分崩离析，它们就像新犁过的田野上的杂草一样疯长起来。”

他说话的方式中有种恼人的迂腐气息，有点像父亲。通常这会让我烦躁不安，但我发现他变得越来越热切。

“但是你能看到出路吗，杜波夫？”迈克问。我翻译过去。

“暂时来看，没有。长远来看，我会说有。就个人而言，我赞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汲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好的方面。”杜波夫搓着双手说，“只要最好的，米哈伊尔·戈尔多诺维奇。你同意吗？”

（迈克的父亲名叫戈顿。如果它有个对等的俄语词汇的话，谁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

“是的，当然，你可以在一个具有强有力的工会运动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那么做，比如瑞士。（这可是迈克的老本行。）但这在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能做到吗？”

他要求我翻译。我真希望自己不曾介入翻译这档子事。我俩都已旷了半天工，我们该动身了。假如再这样下去，我们接下来又要拿出李子酒了。

“啊，我们处在一种大大的两难境地。”杜波夫怀着深沉的斯拉夫人的情感叹息道，他那黑色鹅卵石般的眼睛紧盯着自己的听众，“但乌克兰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目前，唉，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的一切。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垃圾。（我身不由己地翻译着。迈克点着头。薇拉走到窗边，点上一支烟。父亲还在削苹果。）如果我们能够将古拉格[2]的恐怖记忆忘掉，那么我们就能够开始重新发现我们以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好东西。那么这些顾问的本来面目就会暴露无遗——真正的强盗资本家，他们掠夺我们的国有资产，建造美国人的工厂，我们的人民将在工厂里为了微薄的工资干活。俄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所有这些人——他们看着乌克兰时，看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除了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随着对自己的话题变得越来越兴奋，他的语速也越来越快，一面不断地挥舞着大手做着手势。我有些跟不上他了。

“我们曾经是由农民和工程师组成的国家。我们不富裕，但我们够吃够用。（父亲在角落里热切地点头，削苹果皮的刀子悬在半空中。）现在那些敲诈勒索者们在掠夺我们的工厂，而我们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则飞往西方国家追寻财富。我们国家的出口业是把我们美丽的女人卖进妓院，以满足西方男性的贪婪欲望。这是个悲剧。”

他暂时停住了嘴，环顾四周，但没人说话。

“这是个悲剧。”迈克终于开了口，“在那个领域，一向有大量的悲剧存在。”

“他们嘲笑我们。他们认为这种腐败是我们的天性。”杜波夫的声音重新平静下来，“但我要争辩说，那只是被强加于我们的经济类型的典型特征。”

薇拉一直站在窗边，越来越不耐烦地看着这场谈话。

“但那样瓦伦蒂娜会觉得适得其所。”她宣布。我向她投去“住嘴”的眼神。

“但是请告诉我，杜波夫，”我问，如果此时我的声音里带有了一点恶意，那我也管不了了。“你将怎么去劝说某个像……像瓦伦蒂娜那么敏感的人回到那么个地方？”

他两手一摊，耸了耸肩，但嘴角闪出一抹微笑。

“还是有些可能性的。”

***

“迷人的人。”迈克说。

“喔。”

“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见解，对于一个工程师而言。”

“喔。”

我们回家的路才走了一半，我三点还有门课。我应当思考女性与全球化的问题，但我也在思索杜波夫所说的话。母亲和薇拉在用有倒刺的铁丝围起来的集中营；瓦伦蒂娜在护理院、在帝国饭店的吧台后像奴隶似的干着时间长、报酬低、三班倒的工作，在我父亲的卧室做苦役。没错，她贪得无厌，掠夺成性，蛮横无理，但她也是个受害者。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我想知道事情会如何收场。”

“喔。”

我是幸运的一代。

***

我不知道杜波夫在接下来的两周是如何展开他的爱情追求的，但父亲告诉我，他每天都开着劳斯莱斯出门，有时是早晨，有时是晚上。等他回来时，他会表现出神情各异的喜悦与快乐，尽管有时他的情绪似乎更抑郁些。

而每当我父亲在离婚的事情上开始生出二心来时，也正是杜波夫维持着我父亲的离婚决心，这种情况在最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会说，“薇拉和娜杰日达在成长阶段曾受益于您的为人父母的智慧。斯坦尼斯拉夫也需要跟自己的父亲在一起。至于那个小宝宝——一个年轻的孩子需要一个年轻的父亲。请满足于您已有的那些孩子吧。”

“你自己也不那么年轻，嘿，瓦洛佳·西蒙诺维奇。”我父亲反唇相讥。但杜波夫总是很平静。

“的确不。但我比您年轻多了。”

瓦伦蒂娜的律师给卡特尔女士回了封信，坚决拒绝考虑亲子鉴定，但同意接受低至五千英镑的最终和解费。

“我该怎么说？”父亲问。

“我们该怎么说？”我问薇拉。

“你有何建议？”薇拉问卡特尔女士。

“给两千英镑。”卡特尔女士说，“这很可能是法院会判给的数额。特别是在有通奸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同意。”薇拉说。

“我来跟爸爸说。”我说。

“OK。如果你们想这样的话。”我父亲不情愿地说，“我可以看出来，人人都在跟我作对。”

“别这么傻了，爸爸。”我打断他的话，“唯一跟你作对的是你自己的愚蠢。你得感谢周围有这么多人把你从自己造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OK，OK。我什么都同意。”

“那么等你上了法庭，别再说‘我是娃他爸’之类的胡话了。没有亲子鉴定，没有‘娃他爸’，OK？”

“OK。”他咕哝道，“娜杰日达，你正在变成薇拉那样的怪物。”

“噢，住嘴，爸爸。”我砰地放下了电话。

这时离法院听证会只剩一个星期了，人人都变得有些紧张。

[1] Inutero，拉丁语，意为在子宫内。

[2] 古拉格，指苏联时期的劳改营。

航空式金丝边眼镜

离法庭听证会只有一天了，还是没有从瓦伦蒂娜的律师那边传来的有关两千英镑提议的回复。

“我猜我们得一路走到底了，看看法院会怎么判。”

是卡特尔女士标准的英国玫瑰的口音里带有点神经质的颤抖，还是我自己的神经在跟我玩把戏？

“但是你是怎么想的，劳拉？”

“说不准。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

相对于十一月而言，天气暖和得不可思议。法院是座低矮的现代建筑，有着高大的窗户和桃花心木的嵌板，它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这阳光有种棱角鲜明的水晶般的质感，使得一切都似乎既尖利又虚幻，如同在电影里一般。厚厚的蓝色地毯消弭了脚步声和说话声。空气是经空调加热过的，有点太暖和了些，还有种上光蜡的味道。就连盆里的盆栽植物都绿得有点过头，不像是真的似的。

薇拉、爸爸、卡特尔女士和我坐在法院外指定给我们使用的很小的等候区域里。薇拉穿了件淡桃色精羊毛绉绸套装，上面缀着乌龟壳制成的扣子，这听上去挺可怕，看上去却漂亮得令人瞠目。我穿着出席上次听证会时穿的外套和裤子。卡特尔女士穿的是黑西装白裤子。父亲穿着他的结婚礼服和同一件白衬衣，从上往下数的第二粒扣子是用黑麻线缝上去的。衬衣最上面的纽扣不见了，领子用一条古怪的芥菜色领带拢在一起。

我们全都紧张得要命。

现在来了个戴假发穿法袍的年轻人。这将是我父亲的出庭律师。卡特尔女士介绍了我们。我们一一握手，而我立即就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想知道，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的年轻人？他在法院的制服下显得默默无闻。他的举止敏捷欢快。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查过法官的名字，他的名声是“强健的”。他跟卡特尔女士消失进了里面的房间，薇拉、爸爸和我独自留了下来。薇拉和我不断朝门的方向看，想知道瓦伦蒂娜何时到达。杜波夫昨晚没回家，今天早晨父亲几乎干脆拒绝前来彼得伯勒，当时的场面很是尴尬。我们很担心一旦见到她后，会对他的决定有何影响。薇拉忍受不了紧张的心情，匆匆走到外面去抽烟。我留下来坐在父亲身边，拉着他的手。父亲正在潜心观察一只棕色的小虫，它在一株盆栽植物的茎上跌跌撞撞地爬着。

“我认为它是胭脂虫的一种。”他说。

接下来，卡特尔女士和那位出庭律师回来了，传达员带我们进入法庭，与此同时，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在法官的席位上坐了下来，他有着银灰色的头发，戴副航空式金丝边眼镜。还是没有瓦伦蒂娜或她的律师的踪影。

出庭律师站起身，解释了离婚理由，据他所知，离婚并未遭到反对。他请法官留意结婚时的氛围，详述了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异，以及我父亲在丧亲之后的哀伤状态。他提到一系列的联络人。法官做着笔记，在他的航空式金丝边眼镜后显得高深莫测。出庭律师现在说起一些有关强制令的细节，以及接下来的违令行为。我父亲使劲地点着头，当律师说到前院中的两辆车所造成的痛苦时，父亲叫道：“对！对！我卡在篱笆上了！”律师在重述我父亲的故事时使用了一种令人愉悦的技巧，把他说成了英雄式人物，比他自己的讲述要强多了。

他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就在这时，法庭门外出现了一阵骚动。门开了一条缝，传达员把脑袋探进来，对法官说了些什么，法官点了点头。然后门豁然洞开，走进法庭的是——斯坦尼斯拉夫！

他把自己收拾一新，穿着校服，头发用水梳得油亮。他拿着个文件夹，在他进门之时它突然打开了。在他摸索着捡拾文件时，我瞥见了我父亲的情诗及其孩子气的翻译的复印件。我父亲跳起脚，指着斯坦尼斯拉夫说：

“是为了他！全是为了他！因为她说他是个天才，必须接受牛津剑桥教育！”

“请坐下，马耶夫斯基先生。”法官说。

卡特尔女士向他投去恳求的眼神。

法官一直等到斯坦尼斯拉夫镇静下来，然后请他走到法官席位边。

“我代表母亲来此发言。”

父亲的律师跳起身，但法官做手势让他坐下。

“让这个年轻人说话。现在，年轻人，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母亲没有出庭吗？”

“我母亲在医院。”斯坦尼斯拉夫说，“她在那里生宝宝。是马耶夫斯基先生的宝宝。”他露出他那有酒窝的豁牙笑容。

“不！不！”薇拉跳起身说，“那不是我父亲的宝宝！那是通奸的结果！”她的眼睛在喷火。

“请坐下，小姐……呃……太太……呃……”法官说。他的眼睛与薇拉的碰到了一起，并注视了它们一会儿。是因为激动地发烧，还是我真的看到她脸红了？随后她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卡特尔女士急速而潦草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把它递给出庭律师，他立即举步上前。

“曾经有个提议，”他说，“如果做了亲子鉴定，证明孩子是他的，就支付两万英镑。但这提议被拒绝了。对方提出了一个更低的数额，没有亲子鉴定的条件。这提议被马耶夫斯基先生拒绝了。”

“谢谢。”法官说。他做了些笔记，“现在，”他转向斯坦尼斯拉夫说，“你解释了你母亲为什么没来法庭的原因，但不是为什么你母亲没有出庭的原因。她没有辩护律师，或是诉状律师吗？”斯坦尼斯拉夫犹豫起来，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法官让他大声点。“有不同意见，”斯坦尼斯拉夫说，“跟那个律师。”他脸色血红。

我左侧传来一声很大的咳嗽声。卡特尔女士把脸埋进了手帕里。

“请继续说，”法官说，“是什么不同意见？”

“关于钱。”斯坦尼斯拉夫低语道，“她说那不够。她说他不是个非常聪明的律师。她说我必须来找你，多要些钱。”他的声音很痛苦，眼睛里有了一抹泪光，“我们需要钱，你看，先生，为了孩子。为了马耶夫斯基的孩子。我们还没有住的地方。我们需要回家。”

啊！法庭里一阵屏声静气的沉默。卡特尔女士闭起了眼，仿佛是在祈祷。薇拉神经质地扯着一粒乌龟壳纽扣。就连爸爸也呆若木鸡。最后，法官终于开了口。

“谢谢你，年轻人。你完成了你母亲交给你的任务。让一个年轻人在法庭上大声说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做得好。现在，去坐下来吧。”他转向我们其余的人，“我们是否该休庭一小时？那里有个咖啡机，我相信，是在门厅里。”

薇拉匆匆走出去抽烟。法院是禁烟场所，但如大多数此类建筑一样，它的外面有处可扔烟蒂的区域，虽无正式许可，吸烟者还是可在此聚集。父亲不想喝咖啡，而要苹果汁。法院里哪儿都没有苹果汁，所以我走到外面，看是否能在附近的小店里找到一盒。

路边稍远处有个报摊，我正朝它走去时，突然瞥见斯坦尼斯拉夫消失在街角。他似乎很急的样子。我不假思索地悄悄经过报摊，赶到街角，看他往哪里去。斯坦尼斯拉夫已经差不多走到路的尽头了。他过了马路左转，径直穿过大教堂周围的场地。我跟上去。现在我不得不跑步追赶，因为他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等到了那里，我看到有条窄巷通往一些商店的后面，然后通向一排迷宫般的破烂的连排房屋。我不知道城里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斯坦尼斯拉夫连影儿都不见了。我站在那里环顾四周，觉得自己相当愚蠢。难道他知道我在跟踪他？

现在我意识到，我的时间所剩无几。我连忙走回来，途经报摊时，停下来买了盒带吸管的苹果汁。我抄近路穿过停车场，从法院的后面向它走去。此处有个存放垃圾箱的隔断，它的后墙上挂着架金属防火梯。在左侧二楼的位置上，我可以认出身穿时尚的桃色套装的薇拉的身影，她正斜靠在栏杆上吞云吐雾。她旁边还有个人，一个穿西装的高个子男人，他正悄悄地用脚碾灭香烟。等我走近点时，我看到他就是那个法官。

卡特尔女士和父亲一起等在里面。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盥洗室，现在他情绪很是激动，摇摆于希望（“法官会判给她两千英镑，我会归于安宁，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和失望（“我会卖掉全部家当，进养老院”）之间。卡特尔女士尽量地安慰着他。当我把苹果汁递给他时，她长出了一口气。他用吸管的尖部将盒上的锡箔捅开，贪恋地吸了起来。随后薇拉回来了，坐在父亲的另一边。“嘘，嘘！”她说，试图让父亲把吱吱作响的吮吸声放轻点。他不理她。突然，就在最后一刻，斯坦尼斯拉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满头大汗。他去哪儿啦？

传达员打开门，我们都被召进法庭。几分钟后，法官回来了。气氛紧张得让人难以忍受。法官落了座，清了清喉咙，欢迎我们回来。然后他宣读了自己的判决。他说了大约十分钟，发音清晰，字斟句酌，每当说到“离婚案原告”“裁决”“申请”“救济”这些字眼时，都会略作停顿。出庭律师的眉头舒展开来。我相信自己注意到了卡特尔女士的嘴角动了动。我们其余人都一脸茫然地看着——就连离婚专家太太也一样。我们对他说的话根本连一个字都听不懂。

他说完话，法庭里一片寂静。我们像是被施了魔法似的坐在那里，就如同那冗长难解的宣判词对整个法庭施了魔咒一般。低低的太阳将一缕斜晖透过高窗投射进来，照在法官航空式眼镜的金丝边框上和他的银发上，使他像个天使般闪闪发光。随后，寂静的魔法被一声很大的咕噜声所打破。那是父亲，他用吸管吸完了最后一点苹果汁。

是我的想象呢，还是法官那谜一样的脸上的确露出了一丝释然的微笑？随后他站起身（我们都站了起来），迈着穿着又黑又亮、碾过烟蒂的皮鞋的双脚，不声不响地走过蓝色地毯，走出门去。

***

“那么他说了些什么？”

我们都聚集在门厅里，围在卡特尔女士身边，喝着从机器里买来的装在聚苯乙烯的杯子里的咖啡，尽管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咖啡因。

“那个，他同意马耶夫斯基先生离婚，这正是我们所要求的。”卡特尔女士喜笑颜开地说。她已脱去黑外套，在她那英国玫瑰的腋窝下有一圈汗渍。

“那钱呢？”薇拉问。

“他未做判决，因为没人提出来。”

“你是说……”

“通常而言，离婚的同时会签署有关经济方面的协议，但既然她没有出庭，也就没谁为她争取。”她竭力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但斯坦尼斯拉夫是怎么回事？”我仍然不放心。

“一次很好的尝试。但这需要正式的行为，加上正确的陈述。我认为保罗正在给斯坦尼斯拉夫解释此事。”

那个年轻的出庭律师已经脱去了假发和法袍，正坐在角落里的斯坦尼斯拉夫的身边，一只胳膊揽着他的肩膀。斯坦尼斯拉夫哭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父亲一直在心情迫切地听着我们的谈话，这会儿他欢天喜地地拍手称快。

“什么也没得到！哈哈哈！太贪婪了！什么也没得到！英国法官是世界上最好的！”

“但是……！”卡特尔女士竖起手指发出警告，“但是她还是能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赡养费。尽管在这种情形下，也许向孩子的父亲提出要求更合常情，假如她知道谁是父亲的话。还有，假如……假如……”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等着。她恢复了镇定，“假如她能找到代理律师的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离婚专家太太问，“她不是有律师吗？”

“你知道，”卡特尔女士说，“我本不该告诉你的，但在彼得伯勒这么个小城，法律界的人都相互认识。”她停顿了一下，露齿而笑，“而且，到目前，无人不知瓦伦蒂娜。她几乎把城里的事务所都走遍了。大家全都受够她了，还有她那些荒唐的要求。她不接受任何人的建议。她满脑子以为自己理所当然该分到一半的房产，除此以外的什么话她都听不进去。然后她坚持认为她理当得到法律援助，为她在法庭上争取财产——如此倨傲地穿着皮大衣到处乱逛，一副渔夫老婆的做派，要这要那的。还全指望法律援助。法规是相当严格的，你们知道。一些事务所会为此做点努力，如果能从中盈利的话。但假如他们没按她说的去做，她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这必定是当我们提出两千英镑的和解费时所发生的事。我敢打赌，她的律师建议她接受这数目。”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会接受的。”

“但法官不可能知道这点啊。”

“我想他判断得出来。”卡特尔女士轻笑着说，“他不傻。”

“强健！……”薇拉喃喃地说，目光迷离。

***

在经过法院的那番激动之后，等我们回家时，房子里显得冷清而阴暗。冰箱里没吃的，暖气也关掉了。脏锅、脏盘子和脏杯子堆在水槽里，还有更多的盘子和杯子堆在桌子上，甚至没有放到水槽里去。还是没有杜波夫的影子。

父亲的精神一进家门就变得萎靡了。

“我们不能把他独自留在这里。”我对薇拉耳语道，“你今晚能留下来陪他吗？我不能再旷一天工了。”

“我也这样想。”她叹息道。

“谢谢，姐。”

“没事儿。”

当父亲听说了这个安排时，他短暂地抗议了一下，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情况必须加以改变。等薇拉出去买东西时，我陪他一起坐在前屋。

“爸爸，我要去找个长者住屋。你不能独自住在这儿。”

“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不要长者住屋。不要老人院。”

“爸爸，这房子你住着太大了。你没法让它保持干净。你支付不起暖气费。在长者住屋，你会有间自己的小公寓。还有个管理员来照顾你。”

“管理员！呸！”他举起手，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娜杰日达，今天在法院，英国法官说我可以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现在你说我不能住在这儿。我必须再上趟法院吗？”

“别傻了，爸爸，听我说。”我把一只手搁在他手上，“最好现在搬，趁你还能在你自己的公寓里打理一切，你有自己的门，可以用自己的钥匙锁起来，这样你在里面干什么都可以。你有自己的厨房，可以做自己想吃的东西。你有自己的卧室，别人谁都不能进去。还有你自己的私人浴室和盥洗室，就在卧室旁边。”

“哼。”

“我们会把这房子卖给好人家，把钱存在银行，利息足够用来付房租了。”

“哼。”

我可以看出，在我说话时，他的脸色松动了。

“你想住在哪儿呢？你想留在这里，靠近彼得伯勒，好离朋友和乌克兰人俱乐部近些吗？”

他一脸的茫然。有朋友的是母亲。他有的是崇高的理想。

“还是你想搬到剑桥来，这样可以离我和迈克近些？”

沉默。

“OK，就这样，我在剑桥找找，这样你能离我和迈克近些。我们也能够常去看你。”

“嗯。OK。”

他坐进朝着窗户的扶手椅，把头仰靠在一只靠垫上，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暗影渐渐覆盖越来越黑的田野。太阳已经落山，但我没有拉上窗帘。暮色渗入了房间。

最后的晚餐

我到家时，迈克不在家，但安娜在。我听到她在客厅里通过电话聊天，声音清亮，不断发出轻快的欢笑声，我的心因爱而悸动起来。我一直很小心地不告诉她太多关于我父亲、瓦伦蒂娜和薇拉的事，而每当我谈到他们时，通常都会弱化我们间的不和。我想保护她，一如我父母保护我。为什么要让她去承受所有那些老生常谈的不幸事情呢？

我踢掉鞋子，冲了杯茶，打开音乐，拿着一叠报纸躺倒在沙发上。是该读点什么了。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安娜把脑袋伸了进来。

“妈，你有时间吗？”

“当然。什么事？”

她穿着低腰的紧身牛仔裤，肚子露出一大截。（为什么她要穿成这样？难道她不知道男人是什么货色吗？）

“妈，我想跟你谈谈。”她的语气很严肃。

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我因为太过关注于我父亲的剧情发展而忽视了自己的女儿吗？

“OK。我听着呢。”

“妈，”她在沙发那头坐下来，就在我的脚边，“我跟爱丽丝和亚历山德拉谈过了。我们上周一块出去吃了午餐。刚才我就是在跟爱丽丝打电话呢。”

爱丽丝，薇拉的小女儿，比安娜大几岁。她们从未亲近过。这是种新情况。我感到一阵忧虑的刺痛。

“哦，那很好，亲爱的。你们说了些什么？”

“我们在说你——还有薇拉姨妈。”她停顿了一下，注视着我故作惊讶地睁大的眼睛，“妈，我们认为那很蠢，就是你和薇拉姨妈之间的长期不和。”

“什么长期不和啊，我的心肝？”

“你知道的。关于钱。关于外婆的遗嘱。”

“哦，”我笑道，“你们干吗要说这个？”（她们怎么敢？谁告诉她们的？准是薇拉在胡说八道了。）

“我们认为那真的很蠢。我们不在乎钱。我们不在乎谁拿那钱。我们想我们大家在一起，像个平常的家庭——我们在一起，爱丽丝、莱克希和我。”

“亲爱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难道她认识不到，正是钱使我们免于忍饥挨饿？）这不光是钱的问题……（难道她认识不到时间和记忆是怎样造就一切的？难道她不知道说出来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一旦以一种方式说出来后，就不可能再改弦更张了？难道她不知道有的事必须加以掩盖和埋葬，好不让它们所带来的羞耻玷污下一代人？不，她还小，而凡事皆有可能。）但我猜这值得一试。那薇拉呢？不是最好有人告诉薇拉一声吗？”

“爱丽丝明天会跟她谈的。那么，妈，你怎么想的？”

“OK。”我伸出手去拥抱她。（她真瘦啊！）“我会尽力而为。你该多吃点东西。”

她是对的。这是很蠢。

***

剑桥附近的长者住屋全都要排队等候，但在我能去探访它们之前，我又接到一个电话。

“杜波夫回来了。瓦伦蒂娜带着孩子回来了。斯坦尼斯拉夫回来了。”

他的声音很激动，也许是焦虑。我分辨不出来。

“爸爸，他们不能住在那里。这太荒唐了。再说，我以为你已经同意考虑长者住屋的事了。”

“没错。这只是暂时的安排。”

“暂时是多久？”

“几天，几星期。”他咳嗽着语无伦次地说，“到该走的时候。”

“去哪里？什么时候？”

“求你了，娜杰日达，为什么你要问这么多问题？我告诉你，一切都OK。”

等他放下电话，我才意识到忘了问他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或者他是否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我可以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但我已经知道自己必须去那里亲眼看看，感受同样的气氛，以满足我的……什么？好奇心？不，那是种饥渴，一种痴迷。接下来的周六，我一大早就动身出发，内心充满了期待。

***

我到时，那辆拉达停在路上。老破车和劳斯莱斯在前院，杜波夫正在那里用金属棍捣鼓着什么。

“啊，娜杰日达·尼古拉娃！”他给我来了个熊抱，“你是来这里看孩子的吗？瓦尔娅！瓦尔娅！看看谁来了！”

瓦伦蒂娜出现在门口，仍然穿着晨衣和一双绒毛高跟拖鞋。我不能说她看到我显得很高兴，但她示意我进屋。

前屋里有个漆成白色的木制婴儿床，里面有个熟睡的小宝宝。眼睛闭着，所以我无法分辨它们的颜色。小胳膊伸在被子外面，搁在脸颊边，攥着小拳头，拇指朝外，指甲像个粉色的小贝壳似的闪闪发亮。嘴张着，沾着口水，一呼一吸地，还发出细细的鼾声，脑门上长着茸毛的皮肤随着呼吸的节奏在一起一伏。

“噢，瓦伦蒂娜，孩子真漂亮！他……她……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

现在我注意到，宝宝的被子上绣着粉红色的小玫瑰花，小衣服的袖子也是淡粉色的。

“她真美！”

“我也这样认为。”瓦伦蒂娜的脸上散发出骄傲的光芒，仿佛孩子的美是她一个人的功劳似的。

“你给她取名字了吗？”

“叫玛格蕾特卡。跟我的朋友玛格蕾特卡·扎德查克同名。”

“噢，好可爱。”（可怜的孩子！）

她让我看小床旁边椅子上的一堆带花边的粉红色婴儿衣服，它们用柔软的涤纶纱编织而成，工艺复杂。

“她织的。”

“真漂亮！”

“它还是最著名的英国首相的名字。”

“对不起，你说谁？”

“‘它’切尔夫人。”

“哦。”

宝宝醒了，睁开双眼，看着站在小床边俯身看着她的我们，她的小脸皱了起来，又似哭又似笑。“嗄，嗄。”她说，嘴角边流出道白色的口水。“嗄，嗄。”然后脸上出现了两个小酒窝。

“啊！”

她真美。她会拥有自己的生活。以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她的错。

父亲一定是听到我来了，因为现在他满脸放光地走了过来。

“你能来真好，娜杰日达。”

我们拥抱。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爸爸。”这是实话。他的体重增加了一些，而且他穿了件干净的衬衫，“迈克问候你。他很抱歉他不能来。”

他进来时，瓦伦蒂娜没理他，现在，她一言不发地趿上她的高跟拖鞋离开了屋子。我推上门，对爸爸耳语道：

“那么你怎么看这孩子？”

“是个女孩。”他也耳语着对我说。

“我知道。她不是很可爱吗？你弄清楚谁是父亲了吗？”

爸爸眨了眨眼，露出一脸顽皮的样子。

“不是我。哈哈哈。”

从楼上房间传来重金属乐的轰鸣声。斯坦尼斯拉夫的音乐品位显然已从“男孩地带”走向成熟。父亲看着我的眼睛，用两只手捂住耳朵，做了个鬼脸。

“堕落的音乐。”

“你还记得吗，爸爸，在我十几岁时，你是怎样不许我听爵士乐的？你说它堕落。”

我突然想起他疾风暴雨般地冲进地窖把电线总闸关掉的样子。我的那些冷酷的青春期的朋友们是怎样哧哧窃笑的！

“啊！”他点点头，“也许它是堕落。”

不许听爵士乐，不许化妆，不许交男朋友。怪不得我一到有能力时就开始反叛。

“你是个可怕的父亲，爸爸。一个暴君。”

他清了清嗓子。“有时暴君要好过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不要其他方式呢？为什么不要谈判协商和民主政治？”突然间，这场谈话变得过于严肃了，“我是不是该让斯坦尼斯拉夫把它关掉？”

“不，不。没关系。明天他们就走了。”

“真的？明天走？他们去哪儿？”

“回乌克兰。杜波夫在搭车顶行李架。”

前院突然传来汽车引擎的咆哮声。是那辆劳斯莱斯发动的声音。我们走到窗前去看。劳斯莱斯在那里抽动着，车顶的确已经固定好了一个结实的自制行李架，车顶有多长，行李架就有多长。杜波夫已经把引擎盖掀了起来，捣鼓着引擎，让它转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微调。”父亲解释道。

“可这辆劳斯莱斯能开到乌克兰吗？”

“那当然。为什么不能？”

杜波夫抬起头，看到我们在窗边，于是挥了挥手。我们也向他挥了挥手。

***

那天晚上，我们六个人围坐在那间卧室兼餐厅里的桌子边吃晚餐：父亲，杜波夫，瓦伦蒂娜，斯坦尼斯拉夫，玛格蕾特卡，还有我。

瓦伦蒂娜草草做了五份连袋煮的洋葱汁牛肉切片，外加冰冻豌豆和微波薯片作为配菜。她已换下了晨衣，但还穿着那双高跟绒毛拖鞋，一条有松紧的裤子，裤子在鞋跟下有环圈，使裤子紧紧地裹着臀部（等着我告诉薇拉！），还有一件粉蓝色紧身高圆领的套头衫。她精神亢奋，对人人都报以微笑，除了父亲，他的那份牛肉切片端上来时，是啪的一声放在他面前的，严格地说，所用的力气比所需要的要多了那么一点点。

父亲坐在桌子一角，忙忙碌碌地把所有东西都切成小块，在把它们放进嘴里之前，都要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豌豆皮刺激了他的喉咙，他开始咳嗽。斯坦尼斯拉夫坐在他旁边，脑袋低埋在盘子里默默地吃着。在他那次法庭蒙羞之后，我觉得挺对不起他，所以竭力想跟他说话，但他只回答是或不，并避开了我的眼睛。黛女士和女朋友在其前女主人来访的短暂期间已经将它们曾经的精心训练全都抛在了脑后，正徘徊在桌子周围，喵喵叫着要吃的。人人都慷慨施惠，尤其是父亲，他把晚餐的大部分都给了它们。

杜波夫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小心翼翼地将小宝宝托在自己的臂膀上，用奶瓶给她喂奶。瓦伦蒂娜的上等乳房显然只是个样子货。

***

吃完饭后，我负责洗碗，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则上楼去继续收拾东西。父亲和杜波夫回到前屋，几分钟后，我也加入到他们之中。我发现他们正在仔细研究着几张纸，在纸上画着技术图解——一辆汽车停在一根立柱旁，几道直线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他们放下纸张，父亲拿出了自己大作的手稿，在扶手椅中坐下身，鼻子上架着他那用胶带粘在一起的老花镜。杜波夫坐在他对面的双人沙发上，手里依然抱着熟睡的小宝宝。他往一边挪了挪，让我坐在他旁边。

每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都必须被心怀尊重地正确使用。拖拉机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

他慢悠悠地读着，用的是乌克兰语，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以期获得戏剧性效果。他的左手像指挥家的指挥棒一样悬在空中。

尽管拖拉机起初是为了把人类从日复一日的艰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由于草率大意和过度使用，它也把我们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这种情况在整个拖拉机史上层出不穷，但最振聋发聩的例子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我前面说过，是拖拉机开辟了西部大草原。但那些接踵而至的人不满足于此。他们相信，既然使用拖拉机能够使土地丰产，那么拖拉机使用得越多，土地就会产出越多。可悲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拖拉机必须始终被当作大自然的辅助者来使用，而非大自然的驾驭者。拖拉机的工作必须与气候、肥沃的土壤及农民的谦恭精神相和谐，否则它就会带来灾难。而这正是发生在中西部的事情。

西部的新农场主们不研究气候。确实，他们抱怨雨水稀少，暴风不断，但他们不留意警告。他们垦田，再垦田，因为他们相信，开垦的田地越多，就会带来越多的利润。然后暴风袭来，刮走了被开垦的全部土壤。

20年代的风沙中心，以及它所带来的极端困境，最终导致了经济混乱，这种混乱在1929年的美国股票交易市场崩溃时达于极点。

但还不只如此，世界性的动荡不安和破产风潮进而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兴起的因素之一，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几乎使人类走向毁灭。

所以我把这种思想留给你，亲爱的读者。使用工程师们发明创造出的技术，但要心怀谦卑，多加思索。决不要让技术成为你的主人，也决不要利用它去统驭他人。

他手臂一挥，结束了朗读，看着自己的听众等待喝彩。

“太棒了，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杜波夫拍手叫好。

“太棒了，爸爸！”我大声喝彩。

“嗄嗄！”婴儿玛格蕾特卡叫起来。

随后父亲把四散在地板上的手稿一页页地收集在一起，用一张牛皮纸包起来，又用绳子扎好，然后把它递给杜波夫。

“请你，瓦洛佳·西蒙诺维奇，把它带回乌克兰。也许在那里有人会想出版它。”

“不，不。”杜波夫说，“我不能拿它，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你一生的心血。”

“嘿！”父亲谦虚地耸了耸肩，“现在它完成了。请拿着它。我还有另一本书要写。”

两段旅程

我一大早就醒了，脖子僵硬。昨晚的选择是，要么跟斯坦尼斯拉夫一起睡上下铺，要么睡那张双人沙发，我选择了后者。天才蒙蒙亮，天空呈现出石板色，阴沉沉的。

但屋子里已经到处乒乓作响，乱成一团。父亲在浴室里唱歌。瓦伦蒂娜、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正匆匆忙忙地往车上装东西。我冲了一杯茶，站在窗边看着。

劳斯莱斯的承载力真是惊人。

装了两个巨型垃圾袋，里面的内容不详，瓦伦蒂娜将它们使劲地推进后备厢。装了斯坦尼斯拉夫收集的两纸箱CD，还有他的CD播放机，揳在后排座位下的两大包一次性尿布中间。装了两个行李箱，还有杜波夫的绿色小帆布背包。装了一台电视机（他们从哪搞来的？）和一只深煎锅（同上）。装了一箱五花八门的连袋煮食品，还有一箱鲭鱼罐头。装了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装了那台文明人的蓝色吸尘器（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和杜波夫已经把它调适为可以使用普通垃圾袋），还有妈妈的高压锅（她怎么敢！）。

现在后备厢装满了（砰！），他们开始往车顶的行李架上装东西。搬出上了漆的木制婴儿床，它已经被拆解开，用绳子捆在了一起。一、二、三——起！——上去了一只巨大的玻璃纤维行李箱，大如小型衣柜。搬出了——肯定不行的——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被压得直不起腰来，吃力地抬着它走过院子——屈膝，斯坦尼斯拉夫！屈膝！——那台深色的、非农民的、非用电的炉灶。但他们怎么把它抬到车顶去呢？

杜波夫已经用粗绳和结实的帆布被单搭建了个有点像起重机的装置。他把绳子挂在屋前路边的白蜡树的一根大枝上，然后拽着它，使它稳稳地支撑在树的分叉处。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把炉灶放低，放在绳子边的帆布兜上。然后瓦伦蒂娜跳进拉达，杜波夫指挥她把车开到炉灶前面，绳子的另一端被拴在了汽车保险杠上。随着她一点点地向前移——“慢点，瓦兰卡，慢点！”——炉灶升入空中，摇摇晃晃地悬吊在那里，杜波夫稳住它，直到他示意她停车。拉达冒着烟，引擎剧烈地轰鸣着，但手刹被拉起来了。现在劳斯莱斯掉了个头——驾驶室里坐着的是斯坦尼斯拉夫！——开到了在帆布兜里直摇晃的炉灶的正下方。父亲已经走到前院，正帮着杜波夫指挥方向，使劲地挥舞着胳膊——向前一点——向后一点——停！

杜波夫向瓦伦蒂娜示意。

“现在向后倒，瓦兰卡。轻点儿！轻点儿！停！”

瓦伦蒂娜控制离合器的能力欠佳，所以炉灶嗵的一声落了下来，但劳斯莱斯，还有杜波夫的车顶行李架，撑得住它。

人人都在拍手欢呼，包括涌到街上来看热闹的邻居。瓦伦蒂娜走出拉达，蹬着高跟拖鞋（难怪她的离合器控制能力有待提高），迈着小碎步，朝杜波夫走过去，在他的腮上啄了一口——“Holubchik！”斯坦尼斯拉夫摁了摁劳斯莱斯的喇叭——它发出低沉而老于世故的声响——大家再度欢呼起来。

接下来，帆布把行李架上的所有物品都包了起来，用绳子捆好，就这样。他们准备出发了。瓦伦蒂娜的皮大衣铺在后座上，上面搁着用毯子层层包裹的婴儿玛格蕾特卡。大家相互拥抱亲吻，除了父亲和瓦伦蒂娜，他们设法不声不响地互相避开了。杜波夫坐在司机的座位上。斯坦尼斯拉夫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瓦伦蒂娜坐在后排的婴儿边。劳斯莱斯的引擎像只大猫似的发出心满意足的“突突”声。杜波夫挂上挡。他们出发了。父亲和我走到路中间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拐了个弯，消失在视野中。

***

事情真的会就这么结束吗？

还有些扫尾工作要做。幸运的是，瓦伦蒂娜把拉达的车钥匙留在了车里，于是我把它开进车库。杂物箱里是些文件，还有——真让人惊讶——老破车的文件和钥匙。它们对父亲来说没多少用处，因为他的驾照早过期了，而菲格斯医生拒绝在更换驾照的表格上签字。

厨房里，母亲的旧电炉灶已经重新被安置在那个煤气炉灶的位置，似乎还能用，就连那个以前坏掉了的灶眼也能用。还有些清扫工作要做，但规模不像上次那么大。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双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运动鞋，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前面的卧室，有几件散乱的衣物、大量包装纸、空手提袋，以及粘着化妆品的脱脂棉球。一个手提袋里装满了纸张。我大致看了看——它们就是我曾经放进冰柜的那些文件。我注意到，里面有结婚证和结婚照。在她前去的地方，她用不着它们了。我该把它们扔掉吗？不，还不要。

“你觉得难过吗，爸爸？”

“瓦伦蒂娜第一次离开时难过。这一次，没那么难过。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但也许我不曾让她快乐。也许跟杜波夫一起生活她会更幸福。杜波夫是个好人。在乌克兰，也许他会富裕起来。”

“真的吗？为什么？”

“啊！我把我的第十七项专利送给了他！”

他领我走进起居室，拉出一盒文件。它们是些技术图纸，细致入微，精准严密，还有我父亲用象形文字般的数学符号做出的注解。

“我一生中注册了十六项专利，全都有用，没一项挣钱的。最后这个是第十七项——没时间注册了。”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拖拉机的刀杆。这样一来，一台拖拉机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犁、耙、喷药装置——每样装置都能很容易地相互更换。当然，类似的东西已经有了，但这项设计是最优秀的。我已经把它给杜波夫展示过。他明白它怎么用。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

天才还是疯子？我不知道。

“我们喝点茶吧。”

***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后，父亲在他那起居室兼卧室的桌子上摊开张地图，仔细研究着，并用手指指点着。

“看。这儿，”他指着说，“他们已越过费利克斯托（Felixstowe）前往汉堡。再从汉堡到柏林。在古本（Guben）越过边境进入波兰。然后是弗罗茨瓦夫（Wroclav）、克拉科夫（Krakow），在普热梅希尔（Przemysl）过边境。乌克兰。家。”

他变得十分安静。

我盯着地图。与他用手指比画的路线相交叉的还有另一条用铅笔标上去的路线。汉堡到基尔（Kiel）。然后那条线从基尔南下，进入巴伐利亚（Bavaria）。然后又向北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Brno）。奥斯特拉瓦（Ostrava）。越过边境进入波兰。克拉科夫。普热梅希尔。乌克兰。

“爸爸，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旅途。乌克兰到英国。”他逆向循着那条线比画着，“同样的旅途，不同的方向。”他的声音吃力而沙哑，“看，南边这个靠近斯图加特的地方是辛得尔芬根（Zindelfingen）。柳德米拉当时在戴姆勒－奔驰汽车的组配厂工作。柳德米拉和薇拉在这里待了近一年。1943年。”

“她们在那里干什么？”

“米拉的工作是给飞机引擎安装燃料管。一流的引擎，只是有时飞起来太重了。升阻比不行。可操控性欠佳，尽管机翼设计上的一些有意思的新发展有点儿……”

“好的，好的。”我打断他，“别管什么飞机了。告诉我在战争期间发生的事。”

“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人死了——就这个。”他牙关紧咬、眼光执拗地盯着我，“那些最勇敢的人最先死去。那些活下来的人……”他开始咳嗽，“你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死了有超过两千万的苏联公民。”

“我知道。”不过这个数字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无法了解。在那无以计数的血和泪组成的汪洋之中，何处是地标，何处是熟悉的方向？“但我不认识那两千万人，爸爸。告诉我你和妈妈还有薇拉的事。在那之后你们怎么了？”

他的手指沿着铅笔线移动着。

“这里，基尔附近，这是德拉钦西。我在这里的集中营待过一阵子。造船用锅炉。柳德米拉和薇拉在战争快结束时来的。”

德拉钦西：它恬不知耻地坐落在地图上，一个黑点儿，从那里延伸出代表道路的红线，仿佛它跟其他任何地方都没什么两样。

“薇拉说了些有关改造区的事？”

“啊，那是个不幸的时期。完全由香烟引起。我告诉过你，我认为，我能活下来得感谢香烟。对吧？但我没告诉你，我还几乎因为香烟而丢掉性命。因为薇拉的香烟冒险。幸运的是那时战争结束了。英国人恰好及时赶到——把我们从改造区拯救出来。否则我们肯定活不到今天。”

“为什么？什么……？多长时间……？”

他咳了好一会儿，回避着我的目光。

“幸运的还有，解放时我们在英国辖区。另一个幸运之处是柳德米拉的出生地，诺瓦亚·阿来克桑德里亚。”

“为什么说那是种幸运？”

“幸运是因为加里西亚（Galicia）以前是波兰的一部分，波兰人允许留在西方。根据丘吉尔—斯大林协议，波兰人可以留在英国，乌克兰人要送回去。多数被送往西伯利亚——多数都死了。幸运的是米罗契卡还留着出生证，那上面显示她出生于前波兰。幸运的是我有几份德国工作的文件。说我来自戴斯谢夫。德国人将西里尔字母变成了罗马字母。戴斯谢夫（Dashev），戴斯则沃（Dasze-wo）。听上去发音差不多，但戴斯则沃位于波兰，戴斯谢夫位于乌克兰。哈哈。幸运的是移民局官员相信了。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多的幸运——足够持续一生了。”

在四十瓦电灯泡的昏暗光线下，他皱缩的脸颊上的线条和阴影深如伤痕。他看上去多么苍老啊。小时候，我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个英雄。我以他的坟墓逃亡为耻，以他飞往德国为耻。我希望自己的母亲是个罗曼蒂克的女英雄。我希望他们的故事由英雄救美构成。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看到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活了下来，就这样。

“你看，娜杰日达，活着就是胜利。”

他挤了挤眼，笑嘻嘻地让嘴角和眼角都呈现出刀疤似的皱纹。

***

父亲上床睡觉后，我给薇拉打了个电话。时间已晚，她很困，但我需要交谈。我从轻松的话题开始。

“那孩子真是漂亮。是个女孩。他们叫她玛格特蕾卡，跟撒切尔夫人同名。”

“但你发现谁是父亲了吗？”

“杜波夫是父亲。”

“但他不可能……”

“不，不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父亲样儿。”

“但你没发现谁是真正的父亲吗？”

“杜波夫是真正的父亲。”

“真是的，娜迪娅。你真是没救了。”

我知道她的意思，但在我看到杜波夫拿奶瓶的样子后，就失去了对生物学上的父母身份的兴趣。我转而向她说起那粉红色蕾丝花边的婴儿衣服、那有松紧的脚跟下有环圈的宽松裤子、那最后的连袋煮食品构成的晚餐。我描述了他们是如何把不用电的炉灶弄上车顶行李架的，大家是怎么大声欢呼的。我透露了十七项专利的秘密。

“真的！”她在我说话时时不时地嚷道，而我一直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胆敢向她问起改造区的事。

“我难以忘怀那孩子是多么可爱。我本以为自己会恨她的。（我曾想象，当我向婴儿床望去时，就会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她堕落的印迹会闪现在她脸上。）我以为她会像个迷你版的瓦伦蒂娜，一个带尿布的泼妇。但她就是她自己。”

“婴儿会改变一切，娜迪娅。”电话那头传来摩擦声，还有慢慢的吸气声。薇拉点上了一根烟，“我还记得你出生的时间。”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我等着她接下来评说某些陈年往事，但只听到她长长地呼出口气，接下来是沉默。

“薇拉，告诉我……”

“没什么可说的。你是个漂亮的婴儿。现在我们都去睡觉吧。很晚了。”

她没告诉我，但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

曾经有一个战争宝宝和一个和平宝宝。战争宝宝出生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冲突的前夜，出生在一个已经饱受饥饿蹂躏、在一个患有妄想症的暴君的疯狂钳制下快要窒息的国家。她总是哭，因为她的妈妈没有奶水喂她。她的爸爸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也没说多少。不久他就离开了。然后她妈妈也离开了。她被一位老姨婆所抚养，姨婆十分溺爱她，她也渐渐爱上了姨婆。但当战争爆发时，姨婆所在的那座工业城市也陷入危险境地，于是她妈妈来领她，把她带到了一个村子，与她父亲的双亲住在一起，在那里她应当是安全的。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老姨婆。

战争宝宝的爷爷奶奶是对古里古怪的老夫妇，在如何养育孩子方面的看法十分固执。他们还要照顾自己女儿的孩子，一个长得胖乎乎圆滚滚、整天嘻嘻哈哈的小女孩，名叫娜杰日达，比自己的表妹年长几岁，她的父母住在莫斯科。她与自己的外婆同名，是她外婆的掌上明珠。战争宝宝是个身材瘦小、没精打采的孩子，安静得像只小老鼠。她会一连几个小时地站在门边，等着母亲的归来。

战争宝宝的母亲将自己的时间分摊给战争宝宝和战争宝宝的父亲，他住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很少前来探望她，因为他有重要工作要做。她妈妈的探访常以与娜迪娅奶奶的争吵而告终，等妈妈离开后，奶奶就会给战争宝宝讲巫婆和恶魔是如何吞食不听话的孩子的恐怖故事。

战争宝宝从不淘气，事实上她几乎根本不说话。不过，她有时会泼洒牛奶或摔坏鸡蛋，然后她就会遭到惩罚。惩罚并不残酷，却非同寻常。她会被罚在墙角站上一个小时，手里举着摔碎的鸡蛋壳，或是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今天我洒了牛奶。”娜迪娅表姐会冲她扮鬼脸。战争宝宝一言不发。她静静地站在墙角，举着自己的破坏罪证。她站在墙角，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其中最糟糕的是让她到鸡舍里收鸡蛋，因为有只可怕的小公鸡总是两眼喷火、鸡冠通红地看守着那些鸡蛋。当它站直了身子、拍动着翅膀发出啼鸣时，几乎与战争宝宝一样高。它会猛地冲上来啄她的腿。怪不得她总是会摔坏鸡蛋。

有一天，战争的风把战争宝宝的妈妈吹回到村子：她回来了，而且没有离开。晚上，战争宝宝和她的妈妈一起依偎在床上，妈妈给她讲外曾祖父奥切雷特考和他那匹名叫雷霆的令人叫绝的黑色战马的故事，讲索尼娅外婆在金色穹顶大教堂的婚礼，讲杀死巫婆和恶魔的勇敢孩子的故事。

妈妈和娜迪娅奶奶仍然会吵架，但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因为妈妈每天都要去当地的集体农庄上班，那里亟需她的兽医技能，尽管她只接受了三年的培训。有时她能拿到钱，但农场经理更多时候会付给她鸡蛋、小麦或蔬菜。一次，一头母猪的肚子被母牛用角顶破了，她用黑色普通缝衣线把猪肚子缝合起来，因为到哪儿也找不到手术用的缝合线。母猪活了下来，等她产了十一头小猪后，他们给了妈妈一头让她带回家。

然后士兵来到了村子——德国兵，然后是俄国兵，然后又是德国兵。一天下午，村里的钟表匠及其家人被塞进一辆没有窗户的大卡车中带走，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的大女儿，一个十四岁左右的漂亮文静的女孩，在士兵到来时设法逃了出来，娜迪娅奶奶接纳了她，把她藏在鸡舍里（那只怕人的公鸡早已被炖着吃了，它会踢人的脚变成了最美味可口的鸡汤）。尽管娜迪娅奶奶是个严厉的女人，但她知道是与非，而把人装在没有窗户的大卡车里带走是错的。后来有天晚上，有人放火烧了鸡舍。没人知道是谁干的。钟表匠的女儿和剩余的两只鸡被烧死在烈焰中。

最终，战争的风把战争宝宝的父亲也吹回了家。一天一大早，天还黑着时，有个身形憔悴的男人来到家门口，他的喉咙上有道正在化脓的可怕伤口。娜迪娅奶奶惊叫起来，开始祈祷上帝的怜悯。马耶夫斯基爷爷进村去向某人行贿，让他把原本是为士兵们准备的药品给他一点儿。妈妈蒸煮破布，清洗伤口。她夜以继日地守候在他身边，让战争宝宝出去和娜迪娅表姐玩。有时，战争宝宝会蹑手蹑脚地进到他的房间，他让她坐在床上。他会紧紧攥着她的手，但一言不发。几周后，他的伤口愈合得足以让他在房子里四处走动。然后，一如他神秘地到来那样，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不久之后，轮到战争宝宝和妈妈也离开的时候了。德国兵进了村，将所有青壮年劳力都带走，把他们送上了火车。他们带走了战争宝宝的妈妈。他们要把战争宝宝留下来，但妈妈大吵大闹，于是他们也让她跟着走了。那是辆没有座位的货车：所有人都挤坐在稻草捆上或地板上。这趟火车之旅持续了九天之久，只有酸面包可吃，水少得可怜，厕所就是放在车厢角落里的水桶。但大家都很激动。

“我们会去一个营地，”战争宝宝的妈妈说，“在那里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会工作，会有好东西吃。也许爸爸也会到那儿。”

让战争宝宝大失所望的是，那个营地并非像妈妈所描述的哥萨克的露营地那样由一圈帐篷和拴着的马匹构成，而是由水泥建筑和高大的铁丝网构成的迷宫。不过，战争宝宝和妈妈还是有床可睡，有东西可吃。每天，妈妈和其他女人一起被卡车带到一家工厂工作，她们在那里装配飞机引擎，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战争宝宝被留在营地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些孩子都比她大得多，此外还有个说话她听不懂的警卫。她会一连几个小时地向铁丝网外张望，寻找将把妈妈带回家来的卡车。到了晚上，妈妈总是累得没力气给她讲故事。黑暗中，战争宝宝紧贴着妈妈，听着她的呼吸声，直到俩人都进入梦乡。有时候，在夜里，她会被妈妈的哭声惊醒，但到了早晨，妈妈会像个没事人似的起床洗脸，然后去工作。

然后有一天，战争之风把妈妈和战争宝宝吹到了另一个营地，爸爸在那里。那个营地跟第一个很像，但更大更可怕，因为那里除了乌克兰人，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人，而看守还拿着皮鞭。在那个营地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你最好忘掉它——最好压根不知道它曾经发生过。

然后，突然间，不再是战争时期，而是和平时期。家人登上一艘大船，渡过大海，到了另一个国家，那里的人说着一种好玩的语言。尽管他们还是在一个营地里，但那里有更多的食物，而且人人都对他们很友善。似乎是要庆祝和平的降临，另一个宝宝降生在这个家庭。她父母给她取名为娜杰日达，跟那些他们留在身后的娜杰日达们同名，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希望”。

和平宝宝的出生国刚刚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尽管时局艰难，但到处充满希望。有能力工作的人会向所有人伸出援手；需要帮助的人能够获得所需；孩子们能够得到牛奶、橘子汁和鱼肝油，以便他们能长得强壮。

和平宝宝贪婪地吞咽着所有这三种液体，长成个执拗倔强、桀骜不驯的人。

战争宝宝长成了大姐头。

我向太阳敬礼

阳光河岸长者住屋的复合式建筑坐落在剑桥南郊一个安静的半封闭的小区里。它是个不高的现代建筑，专为老人设计，由四十六间公寓和平房组成，带一个护养得很好的大花园，花园有草坪、大树、玫瑰花圃，甚至还有一只定居于此的猫头鹰。有个公共大厅可供居民们一起看电视（父亲扮了个鬼脸），一起喝早咖啡（“但我宁愿喝苹果汁！”），还可以参加其他各种活动，从室内舞蹈（“啊，但你应当看看米罗契卡是怎么跳舞的！”）到瑜伽（“啊哈！”）。它归属于一家慈善信托机构，以非赢利的价格出租给那些幸运地能够排在等候名单前列的人。管理员贝弗利是个中年寡妇，染成黄色的头发蓬松柔软，笑声低沉沙哑，胸脯极其丰满，在许多方面都似乎是瓦伦蒂娜的老年翻版，只是更为温良和善些。也许这正是为什么阳光河岸成为我父亲的长者住屋首选的原因。

“我就去那里，”他坚持说，“不去别处。”

当然得排队，于是已经非常喜欢父亲的贝弗利告诉我，最好的办法是拿到医生的证明——最好不止一份。菲格斯医生欣然地开了证明。长者住屋正是他所需要的，她说。她描述了父亲的虚弱状况、走到村里去买东西的距离、他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困难、他的风湿病和间歇性头昏。信中充满同情和个人色彩，很让人感动。但这就够了吗？我还能去找谁呢？凭借一时冲动，我写信给彼得伯勒地区医院的那位精神病医生。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回信，是写给相关人员的。在那位精神病医生看来，马耶夫斯基先生头脑健全，没有痴呆迹象，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但医生担心，“长期独居，与社会缺乏定期接触，也许会导致他的精神状况的恶化”。在他看来，“一种精心结构的、具有非干扰式监护的社交环境会让马耶夫斯基先生继续独立地生活许多年”。

这封信在长者住屋的等候名单上起到了作用，但也让我很是失望。那个健谈的、欣赏尼采的、非妄想症患者的哲学家及其大嘴巴的、比他年轻许多岁的妻子哪里去了？那位精神病医生是否还记得那次我父亲详详细细地向我描述过的咨询，还是他的信只不过是对常规问题的公事公办的回应，只是简单地瞥了一眼助手记录的病历就挥笔写就的？也许他是在恪守为病人保密的指导原则，还是因为他太忙了，所有病人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像？也许他见过太多的疯子，所以我父亲甚至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也许他知道，只是不想说。我想打电话去问他——我想问他那个问题，它长期以来郁积在我内心深处，不曾得到过明确表达：我父亲……正常吗？

不。别管它了。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

圣诞节前不久，薇拉和我花了几天时间一起去家里收拾打扫，以备把它投放入春季市场。有那么多的东西要检查、清扫、处理，以至于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能如我所愿地亲密交谈。到了晚上，我睡在那张上下铺的上方，薇拉则睡在瓦伦蒂娜以前的卧室。

薇拉擅长与律师、房产经纪人、建筑商打交道，我就让她去打理那一切。她让我处理汽车，给猫找新家，清理父亲说他在新家要用的东西（他的所有工具，首先别忘了那些钳子，一把用优质钢材做的卷尺，一些厨房用具，尖刀，当然他必须保留自己的书籍，还有照片，因为既然他关于拖拉机的书已经写完了，他正在考虑写自己的回忆录，还有他的录音机，还有录音带，对，还有皮制飞行头盔，还有妈妈的缝纫机，因为他已经计划用瓦伦蒂娜没带走的电动开罐器的马达把它变成电动的，顺便说一句，那开罐器从来都不怎么好用，还有弗朗西斯·巴内特的变速箱，它被包在油渍渍的布里，放在车库后面的工具箱中，也许还有几件衣服），以及适合放入他的微型小公寓的东西（不要太多）。

像这样并肩工作，我意识到，薇拉和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它不是基于交谈，而是基于实践——我们学会了如何成为伙伴。一切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可以着手于自己的生活了。好吧，不能说是一切。

一天下午，当太阳已经西沉但仍挂于天际之时，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墓地探望母亲的坟墓。我们从她的花园里剪下了最后几支玫瑰——楚楚动人的冰山白玫瑰，入冬时正是它的花期——还有一些常绿枝叶，将它们插入墓碑旁的陶制花瓶中。我们坐在枝条光秃的樱桃树下的长凳上，目光越过没有篱笆的广阔原野，向地平线的方向眺望。

“薇拉，还有件事我们得理清楚。是关于钱的事。”我的手心在冒汗，但我稳住了自己的声音。

“哦，别担心，我已经立了个利息很高的银行户头，我们还可以建一个直接转账服务账户，让它直接与住房协会挂钩，用以支付租金和其他开支。我们可以共同署名。”

“不，不是那个。妈妈的钱。她遗嘱上留下来的钱。”

“好吧，我们为何不把它加到那个账户里去？”

“OK。”

就是这样。

“还有那个盒坠——我不在意你留着它，薇拉。那是妈妈给你的。”

***

在父亲搬入阳光河岸前，我给他发布了小型动员令。

“现在，爸爸，你必须试着与其他住户和睦相处。你明白吗？在你自己的公寓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但当你跟别人在一起时，你必须努力表现得正常些。你不想让他们觉得你是疯子吧，是吗？”

“得，得。”爸爸不高兴地嘟囔道。

迈克觉得我有点杞人忧天，但他不了解我所了解的——他不了解与众不同的人会有何遭遇，那个引人注目的人，那个人人都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人。此外，我还拿走了父亲那件自制的用佩斯利螺旋花纹呢加长的睡衣，给他买了身普通睡衣。

圣诞节前一天，一大早，迈克和我就去阳光河岸探望父亲。我们敲了门，但没人回应，于是我们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哈罗，爸爸！”

我们发现他浑身一丝不挂，四肢着地地蹲在一张铺在地板中央、窗户前面的垫子上。所幸的是他的公寓未被监督。所有家具都被推到了墙边。

“爸爸，怎么……？”

“嘘！”他把一根手直竖在嘴边。

接下来，他依旧蹲着，向垫子后方伸出一条瘦骨嶙峋的腿，然后是另一条腿，把身子压低，直至肚子紧贴垫子地趴在那里。他趴了一会儿，喘了喘气。他屁股上的皮肤松垮垮地向下垂着，呈珍珠白色，几乎是透明的。现在他用前肢将身体推离地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双手合拢，掌心相向，两眼紧闭，好像是在祈祷。然后他将身体伸展到他的佝偻的身躯所能伸展的全部长度，伸出双臂，尽量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高度，深呼吸，然后将他那枯萎的、高龄的、愉快的赤裸身体转向我们。

“你们看我昨天学到了什么？”

他再次举起双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在向太阳敬礼！”

鸣谢

许多人都为此书的完成贡献了力量。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给予我的耐心鼓励和良好建议。特别感谢萨拉·怀特（Sa-rahWhite）、特萨·皮金斯（TessaPerkins）和莱斯莉·格拉斯特（LesleyGlaister），感谢克利斯（Chris）和阿里森·泰士利（Alison Tyldesley）在历史和语法方面对我的帮助，而且没有他们，我的猫将会孤独致死，还要感谢伊芙琳（Eveline）和帕特里克·里斯瓦尔（PatrickLessware），我在他们位于托特尼斯的可爱家中完成了最后四章的写作。感谢比尔·汉密尔顿（BillHamilton）的友善和其明智的建议，感谢利维·迈克尔（LiviMichael）、简·罗格斯（Jane Rogers）、朱丽叶·安娜（JulietAnnan）和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在小说内容方面的许多有益评论。还要感谢所有维京、企鹅和A.M.海斯的工作人员的鼎力相助。最后，感谢许多写手（他们通常都隐姓埋名）在网络上发表的关于拖拉机和航空学的帖子为我提供了灵感。我在下面列出了那些我要特别感谢的人的名单。

http：//www.battlefield.ru/library/lend/valentine.html

尼尔·M.克拉克（NeilM.Clark）（1937）：《约翰·迪尔：他把钢制犁具带给了世界》，载于http：//members.tripod.com/～Rain-beau/deere.html。

http：//www.deere.com/en＿US/compinfo/history

无名氏：《哈里·弗格森：其人与其机器》，《昨日拖拉机杂志》，http：//www.ytmag.com/articles/artint262.htm。

菲利浦·古奇（PhillipGooch）：《查尔斯·布瑞尔＆桑斯公司简史》，塞特福特，英格兰，www.gooch.org.uk/steam/history。

http：//www.jacksac.freeserve.co.uk/valentine＿tanks.htm

雷奥尼·洛沃维奇·凯尔伯（LeonidLvovichKerber）：《斯大林的航空集中营：安德烈·图波列夫与大清洗时期的回忆录》，冯·哈德斯蒂（VonHardesty）主编，史密森学会出版社，美国空军少校大卫·R.约翰逊（MajorDavidR.Johnson）评论，见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apjoo/winoo/kerber.htm；保罗·约瑟夫逊博士评论（DrPaulJosephson），见

http：//muse.jhu.edu/demo/tech/40.1brkerber.html。

迈克尔·拉奈（MichaelLane），见http：//www.steamploughclub.org. uk/history.htm。

http：//www.morozov.com.ua

PIBWL军事基地http：//derela.republika.pl/index.htm，资料来源：

1.靳·塔兹扬斯基（JanTarczyński），K.巴尔巴斯基（K.Bar-barski），A.约恩查（A.Jońca）：《PojazdywWojskuPolskim—波兰军用交通工具— 19181939》，阿贾克斯；普鲁兹科夫，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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